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宁01民终376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吕攀成，男，汉族，司机，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吕明满，男，汉族，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进学，贺兰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建斌，男，汉族，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伏万彪，贺兰县德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吕攀成、吕明满因与被上诉人陈建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2018）宁0122民初3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攀成、吕明满上诉请求：1.撤销（2018）宁0122民初387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被上诉人陈建斌为何租房的事实和原因。3.请求二审法院查清被上诉人为什么要求第三人帮忙办理安置房的事实；4.请二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5.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时不尊重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意篡改本案诉讼的事实，并将上诉人吕攀成与第三人吕明满的关系混为一体，以推理性的方式做出不合情、不合理、更不能显示公平的合法公正判决，1998年上诉人吕攀成成家立业与第三人分房另住，经济上都是独立的，吕攀成因常年在外打工，对农村变化不了解，第三人背着吕攀成在根本没有办理任何委托手续情况下，第三人擅自将吕攀成的房屋租赁给被上诉人陈建斌。每年租金2000元，共计20000元。同时被上诉人因为是外来户，经济上很困难，不符合安置条件，多次请求第三人帮助解决安置房，第三人出于同情心答应了被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给了第三人37000元，（37000元与20000元不在一个时间段）这37000元根本不是房屋买卖行为。二、第三人私下的买卖行为无效，上诉人吕攀成、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自始至终没有签定过房屋买卖合同，一审法院故意篡改上诉人诉讼请求，这是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三、上诉人的拆迁安置房是贺兰县习岗镇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一套（50．11平方米）包括集体划拨宅基地和所有房款及费用都是上诉人交的，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该房屋是集体划拨给本村村民的宅基地，如果办理房产证必须由政府统一安排办理，在一审法院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能够非常清楚的证明，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办理产权证明是无证行为，实属事实不清。四、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善意取得作出的判决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租用了上诉人的房屋，第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签定租房协议，但被上诉人故意推脱不予签定租房协议。五、一审被上诉人的证人作的是伪证，不符合事实，在法庭上上诉人发问的问题，证人根本答不上来，但一审法院采信了该证人证言，其中证人徐某、王某与第三人有矛盾，但一审法院却偏袒办案。被上诉人陈建斌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非租赁关系。涉案房屋是上诉人拆迁安置房，面积50.11平方米，原房间45025.8元，2008年11月26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就涉案房屋口头达成买卖协议，以价款57000元将房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向第三人支付购房款57000元。并由第三人出具收条一张，载明“经济桥四社新农村50平方米房款，总价57000元”，并由当时四社社社长王某在收条证人处签字确认。房屋由第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居住至今已八年之久，并在院中加盖了平房。吕攀成在诉状中也承认涉案房屋属买卖关系。上诉人上诉状称涉案房屋为租赁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涉案房屋租赁一说显然不成立。二、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全部履行完毕。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我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三人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又是吕攀成的父亲，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第三人从未告诉被上诉人或表示他对该房没有处分权，被上诉人完全相信第三人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和处分权。该房屋虽然未办理物权登记，但不影响合同效力，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并支付了合理价款，房屋已交付被上诉人使用八年之久，属被上诉人依法善意取得该房的所有权，不应当返还。综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不是以事实和法律、证据来主张自己的诉求，而是通篇给一审法院戴了一堆莫须有的大帽子，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吕攀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与第三人私下的买卖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位于贺兰县习岗镇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一套（50．11平方米）；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事实和理由中“2015年原告从外地回来后才知道第三人将习岗镇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卖与被告的事”变更为“2015年原告从外地回来后才知道第三人将习岗镇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租与被告的事”，且原告当庭明确不主张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吕攀成与第三人吕明满系父子关系，被告陈建斌与第三人系亲戚关系。原告系贺兰县习岗镇经济桥村四社村民，2008年因宁夏园艺产业园征用经济桥村四社土地，拆迁了四社原村民的住房并对拆迁户进行了安置，其中拆迁原告原住房一栋，原告原住宅评估为167248．2元，安置房50．11平方米，房款45025．8元。安置后的房屋位于贺兰县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该房屋系小院落，有2间房。2008年11月26日，被告与第三人就涉案房屋口头达成买卖协议，并向第三人支付房款57000元，第三人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经济桥4社新农村50平方米房款，总价57000元”，并由当时四社队长王某在收条中证人处签字确认。现原告以第三人打理房屋期间未经其同意将房屋交于被告，诉至一审法院，望判若所请。一审另查明，涉案房屋没有产权证，该房屋由第三人交付被告后，被告居住至今已8年，并在院中加盖了平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个：一、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针对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中，被告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57000元系“房款”，根据日常交易习惯及生活习惯，该房款应理解为“购房款”、“卖房款”更符合文义内容及常理。原告及第三人庭审所述“房款”系房租和办事费用不符合常理，按照常理房租一般描述为“房租”、“租金”，且该房租及办事费用并未在收条中有任何体现，原告及第三人亦未提交能够证明系房租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结合庭审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该“房款”57000元为涉案房屋购房款；第二，原告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称“原告因外出务工，将房屋交于其父亲第三人打理，后第三人趁原告不在与被告协商，低价将原告安置房卖于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中有关“一方当事人在起诉状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该事实陈述与被告庭审陈述相互印证，可认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针对被告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房屋所有权中所有权能与占有权分离的情况下，不动产登记所有权人基于物权请求权主张房屋实际占有人返还房屋，关键是实际占有人是否善意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首先，原告与第三人系父子关系，原告称其长期在外务工房屋交由第三人打理，期间第三人将涉案房屋出售于被告其不知情，但其庭审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受让涉案房屋时应当知道第三人无处分权，且被告庭审称第三人系房屋所有权人，加之双方系亲戚关系，被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有权处分该房屋，并无占有该房屋的恶意；其次，根据原告出示的习岗镇人民政府的答复意见，可知原告安置房房款为45025．8元，但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的涉案房款为57000元，该交易金额并不低于45025．8元，可认定为以合理的价格转让；最后，涉案房屋原、被告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根据贺兰县习岗镇经济桥村出具的证明可证实涉案房屋系原告所有，但2008年11月26日，第三人将涉案房屋出售于被告，并交付被告，被告在涉案房屋实际居住至今已达8年之久，并在院中加盖了平房，结合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原告庭审陈述与诉状相互矛盾，并称对此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原告庭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诉前其向被告主张过返还房屋，因此，从占有角度分析，被告是有权占有，其占有具有排他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根据效率原则的考量，取得占有的被告已经达到对涉案房屋的支配和控制。综上，被告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被告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位于贺兰县习岗镇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一套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攀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攀成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吕攀成、吕明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城关派出所户籍证明。证明目的：吕明满合法取得的户籍证明，证明的时间是1997年7月1日，吕攀成合法取得的户籍证明（单独分户19年）时间是2001年2月7日。被上诉人陈建斌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目的：1.贺习集用（土）字第0092号。2.土地使用者：吕攀成。3.土地的所有者：习岗镇经济桥村。4.土地坐落：经济桥村四社。5.地号：V-2-(4)-58。6.用途：农民住宅。7.使用权类型：集体划拨。8.使用权面积：270㎡。证明的时间是1999年10月5日。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只能证明这是1999年10月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是涉案的争议房屋是2008年建设的，证明不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证据三、习岗镇经济桥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目的：1.拆迁户吕攀成。2.土地位置：经济桥村十一社，东至新房住宅，南至王保山住宅，西至冯志金住宅，北至任德科住宅。3.上诉人吕攀成的土地评估补偿费11040.1元。4.上诉人吕攀成的房屋评估补偿费137848.8元。5.上诉人吕攀成的附着物评估补偿费11759.4元。以上四项合计160648.2元。6.并给吕攀成搬家补助费、临时过渡安置费，三口人共计360元。7.并给吕攀成的临时过渡安置费，三口人18个月安置费共计3240元。以上合计3600元。证据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0日。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诉人的安置房没有争议，但是安置后第三人将安置房又卖给被上诉人，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证据四、建筑物及构筑物测绘报告。证明目的：1.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面积50.11平方米，集体划拨宅基地0.6亩，产权归经济桥村四社上诉人吕攀成所有。2.经济桥村塞上新居29号安置房，面积50.11平方米，是集体划拨宅基地0.6亩。2017年8月10日由测绘公司给出具的陈建斌名下《建筑物及构筑物测绘报告》，经查仅作为宅基地及建筑面积报告，是违法违规与人情关系的无效证据。不能用作该宅基地及建筑物权属证明（伪造证据被上诉人根本未提交法庭）。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诉人的安置房没有争议，但是安置后第三人将安置房又卖给被上诉人，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证据五、证明（房屋产权证）。证明目的：1.2008年因宁夏产业园征用经济桥村四社、十一社住房。2.其中吕明满、吕攀成等共计74户村民全部被安置到塞上新居，74户村民全部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书。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诉人的安置房没有争议，但是安置后第三人将安置房又卖给被上诉人，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证据六、证明（证人徐某作证是无效证据）。证明目的：1.郭永海于2010年11月28日当选经济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至今。2.证人徐某于2010年11月28日当选经济桥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3.徐某当时根本不是村长，所作证词与事实不符，是无效证词（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之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出庭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徐某曾经是吕明满举报过的犯罪嫌疑人，有报复思想存在）。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诉人的安置房没有争议，但是安置后第三人将安置房又卖给被上诉人，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证据七、关于吕明满反映无法办理房屋不动产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习政信答字〔2018〕104号）。证明目的：1.2008年宁夏园艺产业园征收4社土地，为配合产业园建设，经镇村两级协调，县政府同意，拆迁了4社居民住房，重新规划就地安置。选址在8社，由村委会租赁8社村民60余亩地为4社居民建设“经济桥新村”进行安置。2.安置房屋建成后，按照拆迁户每户一宅进行分配，吕攀成原住宅评估为167248.2元，安置房（50.11平方米），房款为45025.80元，房款从本人拆迁款中扣除。3.由于涉及土地承包和宅基地审批政策等问题，该片区房屋一直未办理相关土地手续，造成村民入住后的安置协议和购房合同等一直未完善。至今未给村民办理房屋过户转让和不动产登记手续。原拆迁户分配的住房权属明确，产权归拆迁户所有。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诉人的安置房没有争议，但是安置后第三人将安置房又卖给被上诉人，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证据八、录音证据。证明目的：1.一证三项：队长沈学玲利用职权隐瞒事实，自作主张，将吕攀成的房子拉于陈建斌名下。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隐瞒当事人，不讲真话（已查清）。2.(1)证人王某（曾经是犯罪嫌疑人，判过刑）在一审法院作伪证，经过查证，证人承认她本人给陈建斌签了37000元的事实。(2)她从来没有签过57000元的事实。（王某曾经是吕明满举报过的犯罪嫌疑人，他就做伪证，法院认定也是无效的）。3.经济桥村书记孙建宝证明队长沈学玲（她是队长，利用职权以权行事）将吕攀成的房屋拉于陈建斌名下造成的后果，孙建宝不知道。系队长沈学玲个人违法违规行为。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不了任何问题，证明不了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是假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上诉人吕明满、吕攀成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四、六、七、八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期间，被上诉人陈建斌提交的收条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吕明满与被上诉人陈建斌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吕攀成、吕明满称是房屋租赁关系，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吕明满系吕攀成的父亲，加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吕明满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并支付了合理对价，且房屋已经交付，被上诉人依法善意取得涉案房屋。被上诉人陈建斌年事已高，身有残疾，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吕攀成的诉讼请求处理适当。综上，上诉人吕攀成、吕明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吕攀成、吕明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卫国审判员  李玉霞审判员  程改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 静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