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刑初24号公诉机关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管敏政，男，196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本科，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归案前系东莞市塘厦镇正处级干部（退休）。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8年7月20日被东莞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9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委托辩护人黄炽标，系广东理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辩护人王兆峰，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2019〕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管敏政犯受贿罪，于2019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管敏政及辩护人黄炽标、王兆峰到庭参加诉讼。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两次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审理期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后建议本院恢复审理。本院于公诉机关建议恢复审理的次日起重新计算本案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管敏政于1998年12月任中共东莞市道滘镇党委副书记，2002年2月任东莞市民政局副局长，2007年3月任中共东莞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2011年6月任中共东莞市塘厦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2016年4月任东莞市塘厦镇正处级干部，2018年3月退休。管敏政于1984年至1998年在东莞市卫生局工作期间，结识了在东莞市从事医药经销生意的商人戴伟生（另案处理）。2001年底，戴某1生找到管敏政提议与管敏政等人合资成立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医药），并由管敏政利用其身为东莞市民政局副局长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为振东医药的经营提供关照。管敏政同意合作后，经与戴某1生多次商议，最终确定了公司的基本架构和股份比例。戴某1生按照商定结果于2002年5月，登记注册成立了振东医药，公司注册资本为388万元。管敏政未实际出资，以其妻子黄某2的名义登记占有振东医药20%的股份，对应77.6万元出资款均由戴某1生代为支付。振东医药成立后，管敏政先后利用其担任东莞市卫生局局长等领导职务的职务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多次为振东医药向东莞市黄某1人民医院等医院、卫生机构等负责人员打招呼，为振东医药在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经营活动方面提供帮助。2002年至2016年，被告人管敏政共收取振东医药股份“分红款”1459.3637万元。2016年3月，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以2.73亿元收购振东医药70%股份（包含登记在黄某2名下的20%股份）。截至2017年5月，管敏政通过转让上述股权，已实际收取转让款4896.597万元。综上，被告人管敏政共计获得违法所得6355.9607万元。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应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管敏政无视国法，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贿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在法庭上，被告人管敏政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王兆峰提出：1、戴某1生向管敏政贿送价值77.6万元干股时，管敏政未担任卫生局局长职务，该受贿行为与管作为卫生局局长的职务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联系。管敏政仅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2、管敏政虽构成受贿罪，但其是被动受贿，且属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人因此而谋取的利益大部分是合法利益。3、管敏政有自首情节，无犯罪前科。4、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分红款及股权转让款6300余万元并非全部都是违法所得，其中应考虑管敏政妻子担任振东公司高管时的资历、能力和时间投入所应得的合法回报。辩护人黄炽标补充提出：管敏政受贿的数额为77.6万元，且该77.6万元作为振东公司20%股权所产生的分红、收益等孳息应为2180万（分红680万+股权转让1500万），并非公诉机关指控的6355.9607万元。被告人管敏政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会议记录表、公司内部事务审批请示材料、通知文件等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管敏政于1998年12月任中共东莞市道滘镇党委副书记，2002年2月任东莞市民政局副局长，2007年3月任中共东莞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2011年6月任中共东莞市塘厦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2016年4月任东莞市塘厦镇正处级干部，2018年3月退休。管敏政于1984年至1998年在东莞市卫生局工作期间，结识了在东莞市从事医药经销生意的商人戴伟生（另案处理）。2001年底，戴某1生找到管敏政提议与管敏政等人合资成立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医药），并由管敏政利用其身为东莞市民政局副局长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为振东医药的经营提供关照。管敏政同意合作后，经与戴某1生多次商议，最终确定了公司的基本架构和股份比例。戴某1生按照商定结果于2002年5月，登记注册成立了振东医药，公司注册资本为388万元。管敏政未实际出资，以其妻子黄某2的名义登记占有振东医药20%的股份，对应77.6万元出资款由戴某1生代为支付。振东医药成立后，管敏政先后利用其担任东莞市卫生局局长等领导职务的职务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多次为振东医药向东莞市黄某1人民医院等医院、卫生机构等负责人员打招呼，为振东医药在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经营活动方面提供帮助。2002年至2016年，被告人管敏政共收取振东医药股份“分红款”1459.3637万元。2016年3月，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以2.73亿元收购振东医药70%股份（包含登记在黄某2名下的20%股份）。截至2017年5月，管敏政通过转让上述股权，已实际收取转让款4896.597万元。综上，被告人管敏政共计获得违法所得6355.9607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证实：（一）证人证言1、陈某的证言：2008年我担任企石医院院长前，管敏政作为市卫生局局长曾经到我们医院指导工作，我从那时就已认识管敏政了。企石医院在2008年以前已经和振东医药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我知道管敏政的老婆在振东医药公司上班，是振东医药公司股东之一。振东医药是我们院西药和医疗机械耗材的供货商之一，除了振东公司之外，我们还和其他公司有合作，部分药品的采购是以谁的报价低谁得的方式进行。我任院长期间，因为知道振东公司与管敏政之间的这层关系，所以在同等报价等符合正常程序情况下，医院会优先选择振东医药作供货商。2、谢某的证言：2008、2009年左右，振东医药公司老总戴某1生到黄某1人民医院找过我，并向我介绍了一下他们的业务，我因此而认识戴某1生。也是大概在2008年，因为根据广东省的规定，医院要定期对药品以及相关配送业务的供应商进行招投标。当时戴某1生以为我们黄某1人民医院会取消他们振东医药公司的配送业务，后来，我和管敏政吃饭，或者是打电话过程中，管敏政曾向我表示让我关照一下振东医药公司，说我觉悟不高，暗示了我一下。但是我担任院长后从来没有打算更换医药配送公司，全是由药事委员会组织专家集体决定的。之后，到了当时的药品以及相关配送业务的供应商进行招投标时，振东医药公司也被药事委员会选上并且投标选上了。（二）同案人的供述1、黄某2的供述：2002年5月，我和戴某1生、梁某华、沈某、黄某3环五人合作成立振东医药公司，我以现金77万多元出资，占股20%。振东医药公司成立后，我担任公司的仓储、运输和质量管理等工作，上述工作也需要我审批。公司的财务问题我是知晓的，但现在时间长了，我不记得了。之所以和这几个人合作是因为何某与我老公管敏政是各自单位的团委书记，互相认识，所以就一起合作了。我用于向振东公司出资的钱是戴某1生帮我垫付的，他还说该笔钱不用我还了。2007年时，我跟戴某1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我在公司的20%股权作价1500万元卖给戴某1生，并且去工商部门变更了股东的工商登记资料。至2014年，戴某1生一直没有把1500万元给我，我就用该1500万元重新买入振东医药公司的20%的股份，恢复我的股东身份。到2016年3月份的时候，我将振东公司的20%股份全部卖给华润公司。在2007至2014年期间，我应该还有收到振东公司给我的分红或者奖金，这段时间之所以我不是股东仍得到分红和奖金，是因为分的这些钱是振东公司2002-2007年度赚的利润，当初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赚到的利润都作为流动资金周转了，07年以后补发给我。戴某1生通过他的个人账户多次转账大额资金给我，这是公司给我的分红及奖金。分红是按照股东的股份比例分配的，而奖金是给公司副总经理以上或者在公司工作的股东发的奖金，每人的金额都不同。振东公司给我发的奖金数额是我和戴某1、梁某华、沈某几个人商量定下来的。经我辨认，侦查人员调取的我尾号为0010东莞银行账户收到戴某1生5笔转账共计400万元，是振东医药给我的分红和奖金。我在上述0010账户收到戴某1生8笔转账共计680万元也是振东给我的分红和奖金。另外，华润医药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转账给我的3793637.59元是振东2015年10月就确定要给我的分红款，从2002年至2016年，振东公司共计支付给我的分红及奖金共计14593637.59元。我尾号为2268的东莞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2016年5月4日收到振东泰捷公司转账32613630元，2016年5月27日收到振东泰捷公司转账8191345.42元，2017年5月11日收到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8160995.08元，共计48965970.5元，是我将20%振东公司股份卖给华润公司后，华润公司支付给我的股份转让款。大概在2016年3月份，振东医药被华润医药收购，我在公司的所有股份也全部卖给了华润医药公司。我记得一共卖了3.9个亿，我占20%，具体金额以查证为准。2017年，我用了1000多万元在深圳购买了一间写字楼，以我女儿管津莹的公司名义购买的，因为该销售公司只将写字楼卖给公司，所以管津莹就成立了这家公司。当时我从银行账户转账到销售方那去的。2015年我用了1000多万元在东莞农商总行旁边的一间写字楼，叫嘉宏大厦的地方购买了几百平方米的写字楼，我只是汇了钱过去，还没有签正式合同。我还于2018年7月19日，转了200万元给叔仔管德权，给他用于还债。我还用了钱装修东城山庄的别墅，转了一部分钱到我的中国银行账户内用于购买金融产品，转了300万元给女儿管津莹用于炒股，还有一部分钱留在银行账户中。指认笔录一：黄某2指认出其名下尾号为0010的东莞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情况，该账户从2007年9月28日至2014年1月15日分13笔共收到转账1080万，汇款人分别为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沈某、戴某1生。上述款项的摘要信息均仅显示为“转账”，并非“工资”。黄某2的工资均是以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的名义支付。指认笔录二：黄某2指认出其名下尾号为2268的东莞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情况，该账户从2016年5月4日至2017年5月11日分3笔共收到转账48965970.5元，汇款人分别为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上述款项的摘要信息为“股权转让款”；于2016年8月23日收到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汇入的红利款3793637.59元。2、戴某1生的供述：上世纪90年代时，我在一次交际饭局上结识管敏政。振东公司成立之前，我都是挂靠其他公司或者广州的医药公司，在东莞各医药、卫生机构销售药品、器械，等于是这些医药公司的编外业务员。当时东莞市场比较排外，外地的医药公司在东莞不好做，我就想着在东莞成立一家自己的医药公司，节省经营成本，更好的打入东莞市场。在成立振东公司之初，考虑到我是一个外地人，还是找本地的领导一起来入股比较好，这样以后公司有什么困难也好叫人帮忙解决。于是在2001年，我去找管敏政，跟管说想在东莞成立一家公司，希望他可以介绍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来做，这样我就有靠山。管说可以，没过多久，管敏政就答复我说他老婆黄某2可以入股公司，还说何某的老婆梁某华也会一起入股公司。我听到后很高兴，觉得何某和管敏政的老婆入股，将来公司的经营困难可以找何和管并利用二人的权力和影响力来帮忙解决，生意肯定会很好做。我在公司筹备期间，与梁某华、黄某2一起碰面商量过公司的基本架构和股份占比，当时确立60%股份由我支配，黄某2占20%，梁某华占20%。确立股比后，我就去筹备工商注册登记，我之前就已约定帮梁某华和黄某2支付了出资款，后来我就以上述二人与我女友沈某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当时在凤岗镇的一家中国工商银行开），然后把他们各自占股20%的77.6万元注册资金分别转到梁某华与黄某2的新开设的账户上。然后我再用她们的账户把资金转到振东医药的验资账户上，除了黄某3环之外，其他人的注册资金均由我支付。我为上述人员出资的原因是因为希望何某和管敏政能够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振东公司经营出力。所以上述各77.6万元的出资款相当于是送给他们的。2003年或2004年的一天，梁某华和黄某2有跟我讲过需不需要她们把钱给回给我，我表示不用，还写了收据给她们二人，告诉对方不用把钱给我了。何某与管敏政肯定是知道他们的妻子没有实际支付出资款的。第一，公司成立前我就跟管敏政表达过会帮他们支付出资款，不用他支付，我相信管会告诉何。第二，我与梁某华、黄某2沟通时有讲过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意思就是不用他们来支付，他们应该同各自的丈夫说了。振东公司成立后，梁某华、黄某2没有实际参与振东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都是我在做，她们也不懂，但是她们都在公司上班。梁某华作为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黄某2作为副总经理分管后勤工作。她们都领取工资，数额以具体发放工资数为准。公司对外经营由我主要负责，但是公司有重大事项或者碰到困难，需要找人帮忙或去医院找人公关时，我会同她们商量，意思就是让他们去想想办法，有需要时可以让何某与管敏政来帮忙。振东公司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计划增资1亿，最后只增资了6000万元，钱是通过公司的流动资金账户转入我们（戴某1生、管敏政与黄某2）三个人的账户再转进公司验资账户进行增资的，上述账户是振东公司成立后（2004年或2005年），一些行政性、事务性收费需要现场刷卡，不能收现金，并且由于业务量增加，一些不用开具发票的收入或者一些厂家返利收入都会存入内账，形成振东公司的内账。公司初期使用沈某的东莞银行账户作为公司内账，后来使用我的东莞银行（尾号为0010）的存折账户作为公司内账。振东公司的分红分为公账账面分红和内账分红两种。2013年与2015年进行的公账账面分经都是经过股东会决议的分红。2013年的账面分红由于梁某华、黄某2都离开了公司，故只有我、沈某、黄某3环三人进行。2015年的账面分红则由当时的股东我、梁某如、黄某2、沈某、戴某2五人进行。公账账面分红一切都按照有关规则进行，分红数额也是有据可查的，以监察机关查证的数额为准。内账分红由财务人员在年底大概估算公司当年的内账利润情况，计算出当年能从内账中进行分配的金额，将资金份额按照股权占比固定在股东名下。然后我们股东需要用钱的时候，相互口头知会一下，然后安排财务人员从内账上转账到股东的个人账户上。实际上，这个“内账奖金分红”就是股东在内账中分配利润，简单说就是在内账中分钱，并没有太正规的流程或审批手续。大家支取的时间可能并不固定，也可能没有把自己的份额完全支取。我与梁某华、黄某2从内账上分钱的数额也以监察机关查证的数额为准。2007年时，由于管敏政要调任卫生局当局长，作为家属，黄某2不能在有关医药企业持股，因此想将自己的20%股份由我替她代持。于是我们签订了两份协议，一份是为了不想出具新的资产评估报告给工商局证明增值部分，所以我们交给工商部门的转让协议，上面的转让价格是原始的77.6万元，而实际上我们内部也签了一个协议，上面写的转让价格款是1500万元，而非77.6万元。但这份1500万元的协议并非黄某2真正要我履行的，我不希望黄某2退出公司，也不觉得她将股权转让给我是真的退出。因此，我一直没有把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黄某2，她也没有向我追收过。这份1500万元的协议相当于是不需要履行的，只是黄某2担心我没有保留她的股东权益，担心我把她的股份吞了。因此她才希望我们把内部协议的转让款价格定得高一些，对她更有保障。黄某2与我商量的时候已说了股权转让是由于管敏政任职回避的问题，等到管任职结束后会再取回股权。大概2007年，我和管敏政吃饭时他也跟我明确黄某2会把股权转让给我是暂时的，以后他会让黄某2重新持股。期间，黄某2曾请过一段时间的病假，其余时间她都是在公司有事情时回来，不会固定每天都来上班。除了病假，其余时间她的工资都没有停发过。在黄某2将股权转让给我期间，我还是坚持从内账中给黄某2发工资。因为黄某2并不是真的想退股，所以她的股东权益从未中断，在没有中断时候大概还分红了600多万。大概到了2014年，由于管敏政调离卫生系统后的回避期已结束，黄某2与我沟通后，我就按照之前与黄某2的约定，给回20%的股份她。按照公司注册资本6388万元的20%，即按照1277.6万元价格转给了黄某2，她持股的比例不变。管敏政有为振东公司的经营提供过帮助：一是约在2003年，管敏政在一次饭局中将东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莫某介绍给我认识，并让他照顾一下我们公司的生意，过后我们公司与东莞市人民医院都保持很好的生意关系。二是在2008年，东莞市黄某1医院院长谢某新上任。有一次，我听说黄某1医院可能会把一些药品耗材的进货从我们公司换成谢某的朋友公司进行，停掉我们的产品。但由于我不认识谢某，我便将该事向管敏政说了。管说会帮我找谢某，叫他们不要换进货公司，后来黄某1医院没有把我们公司的产品换走。三是2010年，有一位做骨科耗材的厂家找到我，说想我介绍东莞市中医院的院长郑志文给他认识，想向郑推销骨料耗材，成功后让我公司负责配送。但我与郑志文交往不多，我便跟管敏政说了。管敏政后来有跟郑志文沟通，叫我直接跟郑志文联系。不过后来由于耗材不适合他们医院使用，这次生意也没有谈成功。在此之前的2004年，管敏政有介绍郑志文给我认识，也有和他说让他关照振东医药公司，往后我们公司与东莞市中医院的生意往来情况都保持得比较好。四是2014年，我们公司负责配送的输液产品厂家告诉我，大岭山医院的院长叶建勋要把这些产品换掉，用其他厂家的产品。我就把这个事情在公司跟黄某2说了，叫她帮我跟管敏政说一下，让大岭山医院不要更换产品，黄某2答应了。后来大岭山医院没有全部换掉，只更换了一半，另外一半还仍使用由振东医药配送的产品。五是因为追回医院的货款一直较难，我有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管敏政，让他跟相关医院打招呼，尽快帮我们安排货款。具体打过招呼的医院有东莞市中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黄某1医院、大岭山医院。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向何某夫妇、管敏政夫妇各送了振东医药的77.6万元注册资金，拉他们入股，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结成利益共同体，本意是为了感谢他们，但实际上是铸成大错。3、何某的供述：戴某1生是广东普宁人，振东医药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2001年下半年，我担任东莞市委秘书长后，管敏政打电话约我吃饭，说介绍一个老板给我认识，我由此而结识了戴某1生。2002年春节后的一天，管敏政夫妇约我和老婆梁某华在莞城花园新村的一家餐厅吃饭。期间，管敏政说戴某1生想在东莞成立一家医药公司，戴某1生请他老婆黄某2参股该公司，然后问我老婆有无意向一起合伙。当时我说梁某华从未接触过药品行业，不懂这方面的业务，可能不是很好。但管敏政接着又说，戴某1生很熟悉医药行业的业务，公司的经营方面均由戴某1生来负责，她们俩负责内务管理就行。梁某华熟悉财务，负责把好财务工作搞好就行了，如果可以，戴某1生就去办理相关手续，也不用梁出面。后来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与梁某华商量了一下就同意让她入股，然后他们就去筹办成立振东医药公司的事情了。确定参股后，有一次，梁某华对我说，戴某1生与黄某2他们已经与她商谈过，确定了振东公司股东架构。戴某1生是大股东，她和管敏政老婆黄某2各占20%，还有2个小股东。公司的注册资本是300多万元，婆梁某华占20%股份，需要交纳人民币77.6万元的注册资金。我们实际上没有出资，在筹备成立振东公司期间，我老婆同我说过，戴某1生跟他们明确她与管敏政老婆的出资款均由戴某1生先出。后来，我也打了电话给管敏政核实梁某华的注册资金出资情况，管敏政也跟我明确了是梁某华和管敏政的出资款由戴某1生来出。我当然知道戴某1生之所以为梁某华给77.6万元的出资款，主要是因为戴看中了我作为市委领导的身份，有地位、影响力、手中握有权力。戴某1生通过这种方式输送利益给我，以后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找我出面帮忙解决，对公司发展有利。我自己也是一时糊涂，有了贪念，才会接受他给予的这77.6万元的出资款。戴某1生并没有亲口对我说过不要我们出资，这种事情，戴也不好当面对我讲，但是他有跟梁某华说过由他来先出资，实际上就是不用我们出资，他知道梁某华会跟我讲的。梁某华到了振东公司后担任副总经理，主要是作财务工作。因为我的工作较忙，所以也没有过问梁在振东公司上班的事情。2007年时，市委决定调管敏政回卫生局当局长，因为任职回避的原因，管敏政的老婆就从振东公司退股，办理了退股手续。但我老婆并没有一起退出。黄某2退出股份的事情，梁某华回家后就同我说了，当时我主要考虑到我并没有分管医疗卫生系统，所以不需要回避，所以继续待在公司的话每年巨大的利益分红。直到2010年初，因为梁某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岳父母身体也不好，需要时常去看望，加上我女儿也快回国了，梁某华就向我提出退出振东医药股份的想法，我同意了。梁某华就直接和戴某1生商谈了，后来梁某华告诉我戴某1生收购了她持有的20%股份，转让价格为1500万元，戴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付款。后来退出股份后，梁某华就在家休息了几个月。有一天梁某华对我说，戴某1生打电话给她希望她能够继续回去上班，我也同意了，后来梁就回振东公司继续上班了。当时梁某华说戴某1生以1500万元的价格回收她所持有的20%股份，采用分期方式支付，但后来我才知道，戴某1生一直没有给付转让款。我是真心想退股，退股的原因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不想过于劳累。退股后梁某华又回去上班主要是戴某1生跟她讲过，担心她离开了，将来公司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不好找我帮忙解决。我之所以同意，也是因为梁某华经过几个月的调理，身体慢慢好了。我也想着虽然已经退出了股份，但戴某1生肯定不会亏待她，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就同意她回公司上班。后来事实也是这样，在梁某华退出股份继续在振东公司上班期间，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每年戴某1生都会通过分红等方式分钱给梁某华，这些梁都有跟我说过，但具体是多少钱我并不清楚（大概有几百万），我知道这些钱就是戴某1生通过梁某华给予我的利益，当做感谢我给予振东公司的帮助或者作为以后需要我帮忙时的投资。2011年下半年，管敏政调离市卫生局，去塘厦镇担任党委书记。好像是调离市卫生局三年后就不再受任职回避规定的限制，到了2013年，梁某华回家后告诉我，振东公司正在开始筹备上新三板的事情，他们经过商量，黄某2和她可以重新入股，回购之前他们各自占有的20%股份，回购价格是之前的转让价1500万。因为当时管敏政调离卫生系统未够三年，所以梁某华先回购股份，黄某2等管敏政的回避期满三年后再回购。我就问梁某华1500万元的回购股权款怎么给，当时梁说之前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戴某1生一直拖欠着还没有支付，这次刚好相互抵销，也就是不用另外出钱了。当时我考虑到如果公司能够上新三板，收益肯定会更大，我当时就已到政协任职了，回购的影响不大，就同意了老婆回购股份。管敏政调离市卫生局满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14年，他老婆黄某2也办理了股份回购手续。重新入股之后，还和以前一样，占20%股份。重新入股的时候，也同样没有出资，因为之前1500万元的退股款戴某1生一直没有支付，所以重新入股时，也就不需要另外出资了。2016年，振东公司被华润医药公司收购了，收购了70%股份，我们的20%股份全部出售。按照估价，20%股份可以分到7000多万元的利润，但是利润是分期给的，他们有签对赌协议，只有每年的利润达到预期才全部兑现。我们现在已经分了大概5000多万的利润，全部存在我老婆的银行账户里面。2002年我刚到市委，作为年轻的厅级干部，是很有前途的，戴某1生送股份给我，也是想利用我是市委领导的身份，利用我的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做生意提供帮助，以后遇到问题和困难都可以找我帮忙。同时把我和管敏政的老婆都拉到他的公司，有问题也可以找管敏政解决。管解决不了的，可以找我来解决。我们的老婆都在他的公司，我们帮他，也等于帮我们自己，因为生意做得好，我们自己也有好处，等于是利益一体化。所以直到2010年我们退股之后，戴某1生还继续通过分红等方式给我们以好处，以这种方式输送利益给我，表示我为振东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帮助的感谢，现在想想自己没有出资而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是自己的私欲与贪念在作怪。4、梁某华的供述：振东医药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2012年左右，振东医药更名为广东振东泰捷医药。在该公司成立前，时任东莞市民政局副局长管敏政和管的妻子黄建芳邀约我丈夫何嘉琪及我到东城区花园新村附近的餐厅吃饭。期间，管敏政说有个朋友叫戴某1生，想成立一家医药公司，想叫我们一起参加，并表示如果我们想入股的话，由戴某1生去办理相关手续，不需要我们出面办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因为我当时没有工作，所以内心倾向于参股。我征求了何某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于是我打电话给管敏政说想去戴某1生的公司去上班。在公司筹备期间，戴某1生占45%股份，我和黄某2分别占股20%，公司注册资金为388万元，按股份比例我需要缴纳77.6万元，后来上述钱款系戴某1生帮我缴纳的。在此期间，我曾问过戴某1生怎么样把股金给他，他说不用我给钱，钱又不多，后来何某因此事也找过戴，戴说不用我们实际出资，由他搞定就行了。意思就是振东医药的20%股权是戴某1生送给我们的，我只去振东公司上班，管敏政和戴某1生都曾经对我说过，其实不用我去上班也可以的。据我所知，戴某1生是拿了我的身份证资料，在凤岗镇的银行开了户，支付了77.6万元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再从我的账户中转了77.6万元作为出资款汇入股振东公司，所以实际上我出资款就是戴某1生帮我出的。2007年，黄某2说管敏政担任了东莞市卫生局局长，不适合再持有振东公司的股份，希望退出。于是戴某1生、黄某2和我三个人一起商量，印象中戴某1生还提出可以1500万元购买黄某220%股份，后来他就跟黄某2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以1500万元收购黄某2振东公司20%股份。到了2010年，考虑到年纪已经大了，我向何某提出退出振东公司股份的想法，何也同意了。于是我就向戴某1生提出辞职，戴某1生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经我说明原因，也同意了。经双方协商，由戴某1生以当时收购黄某2的股权的价格，即1500万元来收购我在振东公司2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给我，我也把这个情况也跟何某说了。我离开公司几个月后，戴某1生又跟我说没人帮忙管理行政事务，比较乱，请求我还是回公司帮忙管理，上班时间由我弹性安排。我考虑大家合作过不好拒绝，于是又回到公司上班。到了2013年6月，戴某1生与我及黄某2商议，称业务不断扩大，公司未来发展一片大好，且我和黄某2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不如以1500万元的价格再次将股份转回到我和黄某2名下，就是让我与黄某2每人继续持有公司20%股份，这样就不用付款给我们了。我回家与何某商量后同意了戴某1生的提议，随后就跟戴某1生重新签订了协议，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当时黄某2提出，管敏政离开东莞市卫生局局长位置时间不长，不方便持股。后来黄某2到了2014年，才重新持有公司的股份。在2010年4月左右，我打算退出振东公司股份时，戴某1生跟我说为了公司的更好的发展，公司计划增资。我当时没有提出异议。戴某1生并没有跟我说具体如何增资，增资的钱怎么来，因为我后来退出了振东公司的股份，所以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也不需要我以股东身份签名去变更工商登记。我并没有出钱给振东公司增资过，后来我才知道增资的钱是戴某1生出的。2010年4月2日振东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是为了变更公司工商登记所用，决议由我转让振东20%股份给戴某1生。振东公司注册资本从388万元增加到6388万元，具体分几次增资我并不清楚。因为这段期间我并非是振东公司名义上的股东，所以并不需要作为股东签名同意，只是在2010年4月左右，戴某1生跟我说公司计划要增资。到了2013年我重新持有振东公司股权时，才知道公司注册资本已增资到了6388万元。2002年至2016年，戴某1生不时会发一笔钱给我，有时说分红，有时说是奖金，实际上都是分红性质的，这些钱一般是从戴某1生的银行账户上支付给我的，曾经也从沈某等人的银行账户上支付过给我。2016年，华润公司收购我在振东医药的股份，戴某1生从公司银行账户分了一大笔钱给我。2010年至2013年我名义上退出振东公司的股份，但实际上一直没有正式离开振东公司，该期间戴某1生继续给我分红了400万元。他这样做主要还是看中了何某手中的职权，想通过这种方式继续感谢并讨好我们。我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也跟何某说过了。后来在2016年，我在振东公司的股份以7800万元的价格卖给华润医药后，我一共从公司拿了总计4881.8488万元。2018年7月份左右，管敏政被东莞市纪监委叫去问话，回来后需要给纪监委复函解释入股振东公司的事情。后黄某2就约了我和戴某1生到振东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商量如何解释我们出资入股的情况。当时戴某1生建议我们说是我们拿现金到凤岗交给他的，但我觉得这样讲行不通，之后我们便离开了公司。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黄某2又约我到旗峰公园散步。我说不能按戴某1生说的那样讲假话，如果拿出那么多现金就没必要再交给戴某1生，再存进自己的账户。黄某2就提议我们一起说在振东公司的车库把钱交给戴某1生的，我对这种方式也没有同意，认为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后来我们就各自回家了。（三）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管敏政的供述：我在任东莞市卫生局副科长时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戴某1生。2001年时，戴某1生向我提议，想与我合作成立一家医药公司。到了2002年，我才同意与戴某1生一起成立振东医药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80多万元，因我的领导身份问题，我便以老婆黄某2的名义与戴某1生合作，但我与黄某2二人均未出资，由戴代为垫资77万多出资款。当时黄某2占股20%。2007年，我担任东莞市卫生局局长后，为了避嫌，我就让黄某2在工商登记上将公司的20%股权以1500万元的转让给戴某1生。2014年5月，戴某1生又将振东医药公司20%股份转到黄某2名下。2016年，振东医药公司被华润公司收购，黄某2名下在振东公司20%的股份也卖给了华润公司。振东医药公司成立后，有过几次增资，注册资本从成立时的388万元，增加到6388万元。增资过程中，我也没有出资。但我听黄某2说过，后来增资的钱是向戴某1生借的，本息从公司的利润里面分期扣除。振东公司大概从2003年开始分红，直到2016年，戴某1生基本上每年都有分红给我们。每年的股权分红约3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虽然在2007年时，黄某2将振东公司20%的股份转让给戴，但他实际上没有支付1500万元的转让费，所以还是每年以分红的形式给我们钱，也即实际上戴某1生通过这种方式变相维持黄某2在公司的股东地位。到了2014年，我已经不再担任市卫生局局长，不需要避嫌了，戴某1生又将20%股份转回到黄某2名下。2016年，振东医药被华润公司收购，股权收购总价大概3亿元，黄某2名下占公司20%的股份，扣除税费后，我们可获得4000万元，但这笔钱华润公司并非一次性付款，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全部收购款。振东医药公司有靠我的影响力帮助发展的，成立公司之前，我在卫生局当过副局长，又在道滘当过镇长，在民政局担任副局长，后又任卫生局局长，又到塘厦镇担任党委书记，所以戴某1生就利用我的影响力帮助其公司发展。戴某1生跟东莞市好多医疗机构的领导都认识，他也到处跟人讲我和何某的老婆在振东医药公司做股东，让人知道公司的背景。我记得2007年之前，戴某1生有时约了一些医院领导吃饭，我也有参与。另外，在振东公司遇到困难时，我也会主动帮过忙。如黄某1医院院长谢某新上任后，要停止与振东公司的业务，更换其他公司来做，戴让我跟谢某说。我找了谢某吃饭，跟谢说了这事，让他关照一下振东医药公司。还有就是在追收振东医药公司货款方面，戴也有时说过有些医院的货款不好追，让我想办法解决。我就连同其他医药公司的货款问题，召开过全市医药公司会议，要求医院尽快落实货款问题，并且对振东医药公司合作的比较大的几家医药公司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有特别的跟他们的负责人交代一下，让他们尽快支付。黄某2有参与振东公司的经营，但她在振东医药公司仅负责行政、财务、后勤及仓储等工作。大概在2018年7月6日，我被纪监委调查人员调查，问到在振动医药公司是否有出资，我说有。回家后黄某2给我出了个主意，建议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因为这件事如果被组织查出来我可能要被追究责任，黄某2也明确知道我们是没有出资的），让我记住以后只要有人问题出资的问题，就说我们有出资，并说出资中有50万元是从我岳父那里借的。后来黄某2也有跟梁某华交代这个事情，让她口径与我们的保持一致。接受组织调查后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何某，约他在盈峰茶室见面，当时只有我与黄某2、何某、梁某华四个人。我跟何、梁说了接受问话的经过，关于振东医药公司成立、股东、有无出资等情况，后来我就问如何回复，解释入股振东医药的事情。当时我觉得何某的神情不是很好，有些担忧，还说如果他出事，就是振东这里出事。后来我就让黄某2和梁某华起草复函的事情，主要是黄某2执笔，四人各提了些建议。（四）书证1、验资报告两份：①由东莞市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于2002年5月23日出具，证实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的出资情况，其中，戴某1生占股45%，出资174.6万元，沈某占股10%，出资38.8万元，梁某华占股20%，出资77.6万元，黄某2占股20%，出资77.6万元，黄某3环占股5%，出资19.4万元。②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广东分所于2012年5月21日出具，证实截止2012年5月21日，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6388万元，戴某1生占股85%，出资5429.8万元，沈某占股10%，出资638.8万元，黄某3环占股5%，出资319.4万元。2、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内部协议及补充协议:由管敏政向监察机关提供，证实作为转让方（甲方）的黄某2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戴某1生于2007年4月2日订立股权转让内部协议。主要内容为：黄某2将其持有的振东公司的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77.6万元），以1500万元转让给戴某1生。戴某1生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且同意以现款形式分期支付黄某2转让款。同时，黄、戴某3还约定以“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报工商局，此举是为了方便工作，实际上二人按该内部协议执行股权转让事宜。2014年4月16日订立，作为转让方（甲方）的戴某1生与作为受让方（乙方）黄某2再次订立内部协议。主要内容为：因戴某1生资金周转方面原因，无法履行2007年4月2日与黄某2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即2007年协议书），现双方协商，同意将戴某1生持有的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65%股份中的占公司20%的股权以等值转让给黄某2。即日生效，同时2007年4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失效。3、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梁某华退股、入股说明等：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梁某华于2010年4月21日把其持有的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77.6万元）转让到戴某1生的名下。后戴某1生于2013年6月27日把其持有的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振东公司前身）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277.6万元）转让到梁某华名下。4、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黄某2退股、入股说明等：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黄某2于2007年4月24日把其持有的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77.6万元）转让到戴某1生的名下。后戴某1生于2014年6月6日把其持有的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振东公司前身）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277.6万元）转让到黄某2名下。5、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证实2007年4月3日，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发起公司变更登记申请，申请将股东戴某1生、梁某华、黄某2、沈某、黄某3环变更为戴某1生、梁某华、沈某、黄某3环（即对黄某2除名）。同时，聘请黄某2为监事。6、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增资说明及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该公司变更后的名称为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实收资本增加资金数为五次，其中，2010年4月21日实收资本从388万元增至2388万元；2010年5月12日实收资本从2388万元增至3388万元；2011年6月3日实收资本从3388万元增至4388万元；2011年7月7日实收资本从4388万元增资至5288万元；2012年4月9日实收资本从5288万元增至6388万元。以上增资方式以货币形式，均为各股东个人资金增资，公司账面上并未发生以未分配利润用于公司增资的情况。7、黄某2在振东医药分红情况说明、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2013年、2015分红方案：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2002年至2015年振东公司共计分红两次。第一次在2013年，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红：戴某1生，按比例85%，分得约1452万元，沈某按10%分红，分得约170万元，黄某3环按持股5%分红，得到约85万元。此次分红期间黄某2为非持股股东，故不在分红方案之内。第二次是在2015年，梁某华分红按20%比例分得约474万多元；黄某2在2015年第二次分红时分红约474万元。8、黄某2工资、奖金的说明：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黄某2自2002年至2015年期间在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变更后名称为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上班领取工资，其中自2002年至2015年的应发工资为人民币685573元；实发工资为人民币643981.11元。其中2011年3月至2012年没有年终奖。2002年至2008年6月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08年7月至2015年从现金转为由东莞银行代发。黄某2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没有上班，所以该段时间没有工资，同时2011年至2012年没有年终奖金。9、梁某华工资、奖金说明：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梁某华于2002年至2015年在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上班领取工资，应发工资为857383元，实发为约794079.21元。10、广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由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出具，证实2016年3月23日，转让方戴某1生、梁某华、黄某2、戴某2、沈某，将其持有的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转让总价款为2.73亿元。其中黄某2转让的股份占总股份的20%（对应出资额1277.6万元），其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账户为东莞银行尾号为2268的个人账户。11、评估基准日资产情况：证实被评估单位广东振东泰捷医药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价值8078.48万元，账面价值为6727.81万元。12、股东会决议：证实2015年10月28日，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戴某1生、梁某华、黄某2、戴某2，沈某参会决议）：同意将振东公司截止2015年6月30日账面未分配利润23710234.95元按照股东比例分配。其中黄应分得4742046.99元。有股东签名确认。13、营业执照：证实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情况，其注册资本6388万元，法定代表人戴某1生，经营范围为药品、医疗器械等。14、付款流水账单：证实2016年4月12日，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以尾号为0352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广东振东泰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尾号为2688的东莞银行账户转账2730万元；4月22日转账5920万元；4月25日转账5000万元。15、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等:证实管敏政的基本身份情况，其无犯罪前科。16、管敏政的职务任免材料：证实管敏政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及其任职经历：1994年3月至1998年2月任东莞市卫生局副局长；1998年2月至1998年12月任东莞市卫生局副局长、篁村区委副书记（挂职）；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任东莞市道滘镇党委副书记；1999年1月至2002年2月任东莞市道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2002年2月至2007年3月任东莞市民政局副局长；2007年3月至2011年6月任东莞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2011年6月至2016年4月任东莞市塘厦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正处级）；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任东莞市塘厦镇正处级干部，2018年3月退休。17、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证实振东医药公司的基本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戴某1生，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辉煌商务大厦****和**。销售范围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医疗卫生信息咨询等。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为，戴某1生占股45%，出资174.6万元，沈某38.8万元，占股10%，梁某华占股20%，出资77.6万元，黄某2占股20%，出资77.6万元，黄某3环占股5%，出资19.4万元。18、《2002年至2016年医院业务销售额情况说明》：证实东莞市振东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29日，同年7月开始启动业务。公司的医院业务销售额自2002年至2016年逐年增长，2002销售额为817509.58元，至2016年达96576115.43元。19、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证实东莞市监察委员会以东纪监立（2018）223号立案决定书，于2018年7月20日对管敏政涉嫌严重违纪、受贿犯罪问题立案审（调查）。同日对管敏政采取留置措施。20、到案经过：由东莞市监察委员会出具，证实2018年7月17日，东莞市监察委员会收到省纪委转来关于反映东莞市卫生局原局长管敏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2018年7月20日，东莞市监察委员会以涉嫌严重违纪及受贿犯罪对管敏政立案调查。同日，调查组工作人员到管敏政住处将其带到市监察委接受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到案后，管敏政能够积极主动配合组织调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供述。另查明，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管敏政通过其亲属（或亲属名下公司）向司法机关全额退缴受贿所得人民币77.6万元；同时声明同意以深圳市南山区方大广场（一期）2号楼一单元9层907、东莞市东莞大道13号嘉宏振兴大厦18层09号、10号房产及管敏政、黄某2名下被司法机关冻结的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作为管敏政应退缴的违法所得，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上述事实有管敏政的讯问笔录、管敏政妻子黄某2提交的确认书、银行转账单、情况说明、认购书、购房合同等证据证实。关于辩护人王兆峰、黄炽标所提的辩护意见，经查：1、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即该罪的犯罪主体是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但本案中被告人管敏政自接受戴某1生贿送的77.6万元入股资金时起便已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管是担任卫生局局长之前还是之后，其利用自身职权为振东公司谋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振东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从振东公司、戴某1生等人处获得巨额分红，该过程是连续的，是典型的受贿行为。辩护人提出管敏政在本案中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是错误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概念及犯罪构成，该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公诉机关指控黄某2收取的6300多万分红款及股权转让款的性质问题。根据同案人戴某1生、何某及被告人管敏政的供述可知，黄某2（及何某妻子梁某华）并无任何医药行业从业经验，黄某2虽在振东公司上班，但仅负责公司的后勤、财务及仓储等工作，没有参与公司核心业务的经营管理。华润医药公司出具的黄某2、梁某华的工资、奖金的说明、银行流水清单等书证证实，黄某2作为振东公司的普通员工一直有正常领取工资，其历年的工资额度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且呈历年递增的趋势，足以体现黄某2在振东公司上班期间的劳动付出。戴某1生等三人另有供述，戴某1生之所以一方面主动为黄某2垫付出资款，另一方面让黄某2在振东公司上班，直接动机是看中黄背后、其丈夫管敏政公职地位及手中权力。如戴某1生供述：“黄某2她们都领取工资，公司的对外经营由我负责，公司碰到困难，需要找人帮忙或找人公关时，我会找她们商量。”管敏政供述：“他（戴某1生）到处跟人讲我和何某的老婆在振东医药人公司做股东，让人知道公司的背景。……戴某1生一直给我们分红，以实际上维持黄某2在振东公司的股东地位。”何某供述：“我们的老婆都在他的公司，我们帮他，也等于帮我们自己，因为生意做得好，我们自己也有好处。……我们形成了利益的一体化。”综上所述，黄某2持续地从振东公司取得的分红及后来转让股权取得的转让款，均可归结于振东公司成立之时其持有的该公司的20%股权，而该20%股权黄某2、管敏政一方并未实际出资，且管敏政持续性地利用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及职权为振东公司的经营提供了帮助。上述所有分红及股权转让款本质上属于以权钱交易为基础而不断衍生的利益，基础的违法性亦导致这些收益的违法性，故这些分红及股权转让款均应认定为违法所得（包括黄某2所谓的其中途退股时戴某1生承诺支付的1500万）。辩护人所提的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分红款及股权转让款6300余万元并非全部都是违法所得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被告人管敏政是否构成自首。根据东莞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到案经过，监察机关是在接到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转来的案件线索后，到管敏政的住处将其带走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故管敏政不存在自动投案之情形。另根据管敏政、梁某华的供述，在管敏政被采取留置措施之前，纪检监察机关已就管入股振东公司一事向管核实，但管当时未如实供述。黄某2得知后，则与梁某华合谋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审查。由此可知纪检监察机关在对管敏政采取留置措施之前已基本掌握其涉振东公司的受贿线索，即使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也不构成自首。本院认为，被告人管敏政无视国法，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管敏政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悔罪，积极退赃，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管敏政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中可以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并在量刑时有所体现，不能成立的部分本院不予采纳，前已阐明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管敏政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8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19日。罚金须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二、随案扣押的被告人管敏政退缴的赃款人民币77.6万元，予以没收，由本院上缴国库。三、责令被告人管敏政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355.9607万元，扣除管敏政及其亲属（或其亲属公司）在审判阶段退缴的房产深圳市南山区方大广场（一期）2号楼一单元9层907、东莞市东莞大道13号嘉宏振兴大厦18层09号、10号及银行存款（以查封清单为准），剩余部分继续向被告人管敏政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黄运祎审判员  陈婉筠审判员  黎梓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饶含垚方彩凤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