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18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查应超，男，1972年4月20日生，汉族，居民，住屏边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丽林，男，1973年5月12日生，彝族，农民，住屏边苗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陶玉英，女，1963年3月30日生，苗族，农民，住蒙自市。上诉人查应超因与被上诉人吴丽林、原审第三人陶玉英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3民初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查应超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3民初165号民事判决；2、判令石斛征收补偿款43283.20元归上诉人所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判混淆概念，错误理解合同本意。《土地租用合同》载明“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双方约定的是国家征用涉案土地时，政府补偿上诉人搬迁苗费用的分成比例，而政府对涉案土地实施的系征收并非征用，涉案土地、石斛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不存在搬迁，自然就没有迁苗费这一项目。另，解释合同条款应首先遵循合同条款所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通常含义，即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禁止在合同约定明确的情况下肆意扩大或类推解释。本案《土地租用合同》明确约定的是政府征用行为下迁苗费的分成比例，一审偏向性的作出“征用”即“征收”，“迁苗费”即“石斛征收补偿款”的解释错误。2.原判突破合同相对性及违背合同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义务的原则。原审以其他13名石斛种植人员与土地承包户43户的合同内容及兑款情况为由，认为上诉人也应对照其他合同当事人处理涉案款项明显突破合同相对性，也违背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及自由处分权利义务原则。3.原判不支持上诉人诉求的理由矛盾且牵强。原判认为上诉人无证据证实“石斛征收补偿款”与“迁苗费”不属同一费用，但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实“迁苗费”即“石斛征收补偿款”，其也未作合理性说明或提交相应法律依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第四条载明的“搬迁费”，可证实搬迁费客观真实存在且被上诉人明知，且《补偿方案》亦载明存在搬迁和征收两种方式，再根据上诉人与吴丽林、吴丽静、吴丽仙三案中第三人陶玉英关于“当时拿范本来修改，迁苗费是迁移石斛苗的费用，没有约定青苗费”的陈述，可证实各方明知“迁苗费”与“青苗费”不属同一费用。根据上述证据，可认定“迁苗费”即“搬迁费”而非“青苗补偿费”。4.原判遗漏被上诉人庭审中多次提出修改“迁”字的抗辩主张。被上诉人在其答辩状及庭审中，均提及其提出修改“迁”字但上诉人未更改，足以说明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存在争议，且《土地租用合同》上除签字和时间系手写笔迹外，条款中共有13处手写笔迹，故被上诉人提出系上诉人打印好合同并拒绝修改的理由不能成立，且涉案合同共15份，签订时间、地点均不同，但均未对“迁”字作过更改。5.原审认定查应萍租吴丽林、吴丽仙等3农户的地（田）栽种石斛与客观事实不符。6.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如何确定真实意思时，扩大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类推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若涉案合同约定不明应视为约定不明，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归上诉人所有。7.上诉人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双方在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前就存在租赁关系，上诉人依约履行了支付租金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案所涉补偿费应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对其抗辩未提交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吴丽林辩称，1.双方订立合同时，上诉人就已埋下“文字陷阱”。被上诉人原本想在涉案土地租期届满前收回田地，自己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因上诉人称已种植的石斛不好搬又找不到合适的田地，仍愿意租用田地。被上诉人提出如要续租，在续租期间被国家征用的话，石斛补偿款就按四、六分成。后上诉人拿着复印好的合同找到被上诉人签字时，被上诉人就发现合同上的“迁”不是“青”，提出更改为“青”，上诉人说这个字其他家都没有改就不用改了，还打比方说“政府以前征用滴水苗城的土地上的石斛补偿款，如果每亩补十万元，双方就按政府补偿的总额四、六分成，你们农户就得四万元”，被上诉人从未想过会发生纠纷并签下了合同，不想却成为上诉人通过打官司骗走百姓钱财的托词，而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根本不清楚“迁”与“青”的区别，可见上诉人通过事先预设文字陷阱，哄骗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再通过诉讼达成瓜分百姓经济利益的目的。2.被上诉人提交的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是要证明老百姓缺乏法律意识，在该合同中李应超连自己的土地款都要和老板平分，但保德发老板并没有要李应超的土地款。3.案外的其他石斛种植户与其对应的农户均是按约定的分成比例处置政府的相关补偿款，已成为处理类似情况的惯例，而本案上诉人哄骗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预设文字陷阱，使被上诉人疲于应付官司目的是为了瓜分老百姓的经济利益。综上，一审基于一般理解及常识作出的判决是公正的，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陶玉英未作陈述。查应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双方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43283.20元（1.3526亩×80000元/亩×40%）归查应超所有；2.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用由吴丽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原告查应超的姐姐查应萍租吴丽林位于弯田的土地栽种石斛，双方签订租地合同。查应萍栽种石斛一段时间后，将该石斛转让给第三人陶玉英。2015年7月的一天，查应超告诉陶玉英合同租期将到期，需要重新签订合同。查应超与吴丽林联系后，于2015年7月25日提供合同范本给陶玉英，并与陶玉英一起去找吴丽林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合同对租地地名、四至界限、租期、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四条约定：“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2015年10月7日，陶玉英将该石斛转让给原告查应超，并签订《石斛转让协议》，协议对石斛面积（该面积为8.9亩，包含陶玉英与其他人租的面积）、地上设施、价格、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三条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后，乙方自己向租地者（第三方）交付租金，在乙方栽种过程中与租地者（第三方）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处理，甲方不负任何责任”。签订协议时未经过被告吴丽林同意，但吴丽林知道后对转让行为予以认可，并于2016年1月6日收取查应超交付的土地租金16800元。2018年3月，因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该土地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2018年3月8日，屏边县人民政府对屏边县国土资源局的《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进行批复，该方案对执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等进行细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了分类详细列明。其中“3.各类中草药材及猕猴桃等补偿标准：下列补偿中，分搬迁与征收补偿两种方式：以搬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农户自行处理；以征收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征用部门自行处理。石斛：1.搬迁补偿：农户同意搬迁的，铁皮石解和紫皮石斛都按一次性补偿搬迁费20000元/亩（含石斛苗迁移、地面基础当年农药化肥的费用、人工费等补偿）；2.征收补偿：（1）铁皮石斛。钢架钢棚一次性补偿80000元/亩、钢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8000元/亩、木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6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石斛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2）紫皮石斛……”。查应超所栽种的石斛系铁皮石斛，钢架钢棚，其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该地上的石斛面积为1.3526亩，每亩80000元，总额为108208元。土地被征收后，被告吴丽林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原、被告双方对石斛补偿款的40%（43283.20元）发生争议。经屏边县玉屏镇人民政府、司法所等部门组织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屏边县玉屏镇人民政府也未让领取该款。2019年2月20日，原告查应超起诉来院，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争议的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审理期间，因被告不同意调解，未能进行调解。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因第三人陶玉英与原告查应超签订《石斛转让协议》，被告吴丽林与第三人陶玉英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已转给原告查应超。庭审中，被告承认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果土地被国家征收，所补费用是否单独有搬迁费。一审另查明：1.查应超租马坤、李保明等9户农户的地（田），其哥哥查应明租赵家陆、尚明韦等3户农户的地（田），其姐姐查应萍租吴丽林、吴丽仙等3户农户的地（田），都用于栽种石斛，都签订了租地合同。2015年5月的一天，查应超电话联系租地农户李保明召集其他租地农户在李保明家协商续租地事宜。当天晚上，李保明接电话后召集了杨家安、吴利波、吴利才、吴丽仙、吴丽祥妻子黄梅、吴丽林的妻子杨红丽到自己家里，查应超夫妇和查应明的妻子三人到李保明家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农户提出来所租地可能会被政府征收，不想续租，如果要续租，要求增加租金，经过协商，租金由原来的每亩1000元增加到每亩4000元；同时吴利波提出来，在苗城建设征地的时候，如果农户与石斛种植人员约定着分成的，补给石斛种植人员的相关费用农户得分成，没有约定分成的农户不得补偿费用，要求查应超等人给农户分成，查应超等人答应了分成的要求。协商几天后，2015年5月15日晚上，查应超夫妇拿着《土地租用合同》到李保明家让农户签订，当天晚上签订了一部分合同，有部分农户的合同是后来签订的，都用的是同一个合同范本。原告查应超所提供给第三人陶玉英的合同范本系其及其哥哥查应明与其他12户农户租地（田）所用的合同范本，约定分成的条款都是写的“迁苗费”。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说知道苗城建设征地有搬迁费，第二次开庭说不知道有搬迁费。2.同一个项目征地过程中，所征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应超、查应明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各自与土地承包户43户进行分成兑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被告吴丽林与第三人陶玉英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之后第三人陶玉英与原告查应超签订《石斛转让协议》，该协议对地租等进行约定，被告对该约定予以认可，且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吴丽林与第三人陶玉英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已转给原告查应超，《石斛转让协议》签订后，《土地租用合同》由原、被告相互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已由原来的第三人陶玉英变为原告查应超。该行为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土地租用合同》虽然不是原、被告所签，但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已对合同约定的租金等规定实际履行，在土地被征收后，双方对合同第四条“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亩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中的“迁苗费”是指什么费用产生争议。在同一个项目的征地过程中，除原告及其哥哥查应明之外的其余13名石斛种植人员也与农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虽然这些合同（协议）也未准确表述分成的款项为征收补偿款，但是都已经按约定实际进行兑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中所写的“迁苗费”的理解产生了争议，原告认为合同中所写的“迁苗费”是搬迁费，同时其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被告认为是青苗费或附着物补偿费，且原告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在征地事实发生之前，当事人是无法得知是否有搬迁费的，且征地发生后原告的石斛被征收，也不存在搬迁费问题，双方签订分成条款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根据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及合同的目的，原、被告双方对《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迁苗费”应该是指石斛被国家征收后乙方得到的征收补偿款。因此，被告认为《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费用是指国家补偿给原告的所有费用的意见更符合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予以确认。原告认为合同中的“迁苗费”是指“搬迁费”的意见，不符合合同的目的，不予确认。原告主张的《补偿方案》中有搬迁和征收两种的意见与事实相符，予以确认。原告关于搬迁苗的费用就是迁苗费，迁苗费与青苗费不是同一费用，其享有的是石斛征收补偿款，与被告主张的迁苗费不是同一费用的主张，无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查应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元，由原告查应超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综合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争议的石斛补偿款应归谁享有。本院认为，本案因石斛补偿款中40%的款项归属引发争议，均向征收部门主张权利，经相关部门调解未能达成协议，该笔款项屏边县征地拆迁办公室暂未发放。诉讼中双方均主张对该款项中的40%享有权利，其实质系对2015年7月25日订立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迁苗费”的理解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迁苗费”系搬迁石斛产生的费用即搬迁费；而被上诉人认为“迁苗费”应为“青苗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对本案诉争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迁苗费”的理解，综合评析如下：1.从文义解释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即相关法律规定的土地征收补偿项中没有“迁苗费”，涉案田地的补偿方案即《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于2018年3月8日确定并下发，而在2015年7月25日订立《土地租用合同》时，政府补偿方案将采用何种补偿方式并不明确，因此《土地租用合同》约定的“迁苗费”应理解为“青苗补偿费”。2.从合同目的分析，在被上诉人吴丽林与第三人陶玉英订立《土地租用合同》的目的是在充分体现交易双方真实意思的基础上，为双方提供履行权利义务的依据。被上诉人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权人，土地收益系其主要收入来源，承包田地被依法征收意味着其丧失主要收入来源。在原土地租用期限届满前，被上诉人吴丽林结合屏边县当地的建设发展情况已经预见到涉案田地可能被政府征收，且有通过收回土地自行栽种经济农作物获得青苗补偿费的意向，在订立合同时有增加租金并按比例分配补偿费来弥补田地被征收损失的目的；第三人陶玉英也有通过延长土地租期获取石斛收益，在租期内如遇征收获取补偿费的目的，故双方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均有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相互妥协达到分配石斛补偿款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查应超因受让取得该《土地租用合同》的权利义务，该合同对上诉人查应超具有约束力。3.从习惯或惯例原则分析，屏边县在当地征收补偿过程中普遍存在原土地承包权人与种植户通过协议约定按比例分配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情形，除本案上诉人以外，其余13名石斛种植户均按协议约定从其石斛补偿款中给予土地承包权人相应的补偿，比例界于30%至50%间，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所约定的40%亦在此比例期间，符合当地交易习惯。综上，本案《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应理解为“双方对青苗补偿费的分配”。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已经对石斛补偿款的分配比例进行了约定，双方均应遵守，故上诉人查应超认为案涉石斛补偿款应归其享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查应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元，由上诉人查应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宋安娥审判员 王 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朱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