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85行初55号 原告鲍艳红，女，197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杭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卫生健康局，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春秋北路**。 法定代表人蒋庆元，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华湘君，浙江天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新华，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路** 法定代表人吴玉凤，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陆应峰、营楠，该区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原告鲍艳红认为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富阳卫健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并不服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鲍艳红，被告富阳卫健局的法定代表人蒋庆元、委托代理人华湘君、于新华，被告富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陆应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鲍艳红认为被告富阳卫健局不依法查处违反《执业医师法》出具医学证明的行为违法，向被告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富阳区政府作出的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鲍艳红行政复议申请。 原告鲍艳红诉称，2018年4月18日原告鲍艳红因头部拳击伤入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治疗，接诊医师何金潮给予头颅CT及配药治疗。后因原告出现头晕、呕吐等颅脑损伤神经症状，由该院蒋中海医师收入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4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同年5月10日首诊医师何金潮在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出具“头部拳击伤，头皮挫伤”的诊断意见，并由医院门诊部盖具医疗专用章。原告因首诊医师何金潮出具的诊断证明与原告的伤情“头部挫伤”明显不符，多次向被告富阳区卫健局举报投诉，被告以信访答复形式予以处理。2019年2月原告向被告富阳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5月16日被告富阳区政府作出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从申请人举报到请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两次诉求，被申请人根据《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职责，指派两名执法人员进行受理、调查、提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的前提下，作出的处理意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其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认为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富阳卫健局对应当通过法定途径处理举报投诉事项，却以信访形式处理，于法无据，复议机关仍予以维持，确属错误。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卫生部令第53号)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辖区内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卫生行政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做好记录:(一)在卫生监督管理中发现的;(二)卫生机构监测报告的;(三)社会举报的;(四)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下级卫生行政机关报告的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卫生行政机关受理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一)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或者危害后果;(二)有来源可靠的事实依据;(三)属于卫生行政处罚的范围:(四)属于本机关管辖。卫生行政机关对决定立案的应当制作报告，由直接领导批准，并确定立案日期和两名以上卫生执法人员为承办人。对于依法给予卫生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卫生行政机关应当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案件的调查取证，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关证件。“承办人员在调查终结后，应当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合议并作好记录，合议应当根据议定的违法事实，依据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分别提出下列处理意见:(一)确有应当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依法提出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二)违法行为轻微的，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除前款第一项、第五项所述情形之外,承办人应制作结案报告,并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结案”。本案中,被告富阳卫健局在接到原告的举报投诉材料后,虽进行了受理登记,并指派两名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提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但根本没有直接领导批准的立案报告、立案日期、调查报告、本机关负责人批示的结案报告,却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或答复书的形式予以简单答复处理,程序明显违法,复议机关维持被告富阳卫健局对应当通过法定途径处理的事项,却以信访形式处理的错误做法于法无据,应予纠正。 二、医师签署有关证明医学文件必须亲自调查,属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义务。根据《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本案中,何金潮医师虽首诊了原告头部击伤的伤情,但后原告出现头晕、呕吐等神经性脑震荡症状并入院住院治疗。原告所致的后果都是头部拳击伤后致,作为何金潮医师在向公安出具医学证明文件时,必须进行调查核实。虽“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与“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的医学证明文件中的伤害后果仅有头“皮”和头“部”一字之差,但伤害后果却天差地别,致使加害人逃避了法律应受的严惩。因此,何金潮医师未经亲自调查,出具证明文件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且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依法撤销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依法确认被告富阳卫健局不依法履行查处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违法；三、责令被告富阳卫健局限期依法履行查处职责。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全球邮政特快专递面单，欲证明被告富阳区政府以邮寄方式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的基本情况。 2.门诊病历、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欲证明原告因拳击伤致头部挫伤伴头晕、呕吐等神经症状，需住院治疗的事实。 3.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欲证明何金潮医师在《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中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为“头皮挫伤”的事实。 4.富卫计信复〔2018〕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欲证明被告富阳卫健局对原告提起的违法举报事项，却以信访形式处理的事实。 5.关于鲍艳红《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事项的答复，欲证明被告富阳卫健局对何金潮医师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查处的事实。 被告富阳卫健局辩称，一、被告系本案适格主体。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因此被告富阳卫健局作为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师何金潮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负有对其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二、被告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2018年12月25日，被告收到原告鲍艳红举报信，举报“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师何金潮因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规定依法查处”。被告收到举报后，立即组织调查，对何金潮等当事人进行询问，并提取相关证据。通过调查，确认2018年4月18日，患者鲍艳红因“头部拳击伤”在何金潮医师处就诊，检查头颅CT并配药，何金潮医师出具普通处方笺，初步诊断为头皮挫伤，后鲍艳红离院。同日，鲍艳红因头晕呕吐由蒋中海医师收住入院，于2018年4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并由住院部曹廷生医师开具“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诊断证明书。2018年5月10日，因办案需要，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民警至何金潮医师处，要求其出具2018年4月18日鲍艳红因伤就诊的诊断证明，故何金潮在新登派出所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根据4月18日门诊记录出具了“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并由医院门诊部盖具医疗专用章。根据调查，2018年4月18日何金潮对患者鲍艳红进行了接诊，不能认定何金潮未经亲自诊查、调查出具医学证明文件。2019年1月4日，被告对鲍艳红的举报信作出“2018年4月18日何金潮医师对患者鲍艳红进行了接诊，不能认定何金潮未经亲自诊查、调查出具医学证明文件”的书面答复。2019年1月8日，被告收到鲍艳红提交的《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富阳卫健局立即履行查处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师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2019年1月9日被告予以受理并再次组织调查，并赴新登派出所开展调查。2019年1月9日，新登派出所出具《关于鲍艳红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的情况说明》，明确因办案需要，新登派出所民警于2018年5月10日要求何金潮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是要求何金潮医师出具鲍艳红2018年4月18日因伤就诊的诊断证明，故不需要患者鲍艳红到现场进行再次检查。而且事实上，2018年5月10日，鲍艳红早已出院，公安也不可能要求何金潮对鲍艳红现场检查并出具结果。2019年1月18日，被告对鲍艳红作出书面答复“何金潮依据公安机关要求，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的诊断意见是根据其2018年4月18日对患者进行接诊诊疗的诊断意见，不属于未经亲自诊查出具医疗证明文书的情况，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故对何金潮不予查处。 三、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2018年12月25日，原告鲍艳红以举报信形式举报，要求被告查处医师何金潮，被告收到举报后，于次日受理，并立即组织调查，前往富阳区二院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查阅病历复印资料。对何金潮、鲍艳红进行询问。并于2019年1月4日对鲍艳红进行答复。2019年1月8日，鲍艳红提交《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被告于次日受理，并在前次调查的基础上，再次组织人员进行核实，并赴新登派出所开展调查。并于2019年1月18日对鲍艳红进行书面答复。根据《浙江省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期限为20个工作日。故被告在收到鲍艳红申请书后，根据法律程序规定，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作出回复，被告做出案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四、原告鲍艳红诉讼请求于法无据。1、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一款“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本案原告鲍艳红2018年12月25日以举报信形式投诉举报，符合信访形式，故被告根据《信访条例》及《浙江省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工作管理办法》规定就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何金潮的行为不属于未经亲自诊查出具医疗证明文书的情况，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故根据《浙江省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就投诉举报事项调查结束，并书面回复原告。2019年1月8日，鲍艳红提交《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再次要求查处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被告于次日受理，并在前次调查的基础上，再次组织人员进行核实调查，并作出何金潮未违反《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的答复，并送达原告。就原告两次诉求，被告两度开展调查核实，均未发现何金潮出具医疗证明文书的行为存在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行为，亦不符合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条件。原告诉状要求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进行处理于法无据。2、原告鲍艳红要求被告查处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出具医学证明，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民警至何金潮医师处，要求其出具的是2018年4月18日鲍艳红因伤就诊的诊断证明，故何金潮医师根据民警要求在“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书写了4月18日“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该诊断意见未违反《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民警仅是要求何金潮出具4月18日因伤就诊的诊断意见，何金潮根据4月18日门诊记录“初步诊断为头皮挫伤”出具了诊断意见。而“头部挫伤、多次软组织挫伤”的诊断是鲍艳红住院后的诊断，而何金潮对该住院出院情况并不知情，也并非民警要求出具的诊断内容，故何金潮作为鲍艳红的初诊医师，对4月18日鲍艳红的诊断意见系进行亲自诊查后出具的，并未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鲍艳红要求被告查处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出具医学证明，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而且原告诉称医学证明文件致使加害人逃避法律应受的惩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对伤情的认定并非仅根据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而需要综合考量相关医疗病历等材料，如果当事人存在异议，亦可再行验伤（鲍艳红笔录“2018年5月11日派出所到我家中让我签署诊断证明结论告知书，并交给我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告诉我不同意诊断结果可以去验伤，但我后来没有去验伤”），被告向鲍艳红送达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亦明确“对诊断结果持有异议，建议申请法医鉴定明确伤情”。综上，何金潮医师根据民警的要求出具鲍艳红4月18日因伤就诊的诊断意见，并未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 综上，被告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及复议机关做出的复议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鲍艳红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阳卫健局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鲍艳红举报信、信访事件处置登记表、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EMS邮寄凭证及查询记录，欲证明原告以举报信形式举报，要求查处医师何金潮，被告于2019年12月26日受理，于2019年1月4日对鲍艳红进行书面答复，并邮寄送达的事实。 2.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投诉举报受理记录表及回访审核表、关于鲍艳红《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事项的答复、EMS邮寄凭证及查询记录，欲证明原告提交《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被告于2019年1月9日受理，于2019年1月18日对鲍艳红进行书面答复，并邮寄送达的事实。 3.门诊病历、富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日志（2019.01.10）、普通处方笺、CT检查报告单、入院记录、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何金潮和鲍艳红询问笔录及行政执法证，欲证明一是2018年4月18日，鲍艳红因“头部拳击伤”在何金潮处就诊；二是鲍艳红由蒋中海收住入院，并于2018年4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并由住院部曹廷生医师开具“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出院记录及诊断证明书；三是区二院医院资质、何金潮医师资质证明；四是被告询问何金潮、鲍艳红事实的证明。 4.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关于鲍艳红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的情况说明，欲证明2018年5月10日，因办案需要，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民警至何金潮医师处，要求其出具2018年4月18日鲍艳红因伤就诊的诊断证明。何金潮在新登派出所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记录了“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的事实。 被告富阳卫健局还提供法律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信访条例》第二条、《浙江省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 被告富阳区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2月1日，鲍艳红向富阳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申请材料不齐，富阳区政府于同年2月3日通知鲍艳红进行补正，2019年2月18日富阳区政府依法受理了鲍艳红的复议申请。因案情复杂，同年4月18日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复议决定并邮寄给鲍艳红。富阳区政府根据鲍艳红和富阳卫健局提供的证据材料，审理查明了以下相关事实：2018年4月18日，鲍艳红因头部拳击伤赴区二院就诊，接诊医师何金潮检查头颅CT及配药治疗后鲍艳红离院。后因鲍艳红头晕呕吐再次到区二院由蒋中海医师收住入院，于2018年4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2018年5月10日，何金潮医师在新登派出所因办案需要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根据门诊记录签署了“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并由区二院门诊部加盖医疗专用章。2018年12月25日，鲍艳红向富阳卫健局以举报信形式举报“区二院医师何金潮因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要求富阳卫健局依法查处。同年12月26日，富阳卫健局予以登记受理，并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对鲍艳红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提取了鲍艳红门诊病历、医院伤情检查通知书、区二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各一份，询问了鲍艳红、被投诉人何金潮，提取了何金潮执业资格证书，于2019年1月4日向鲍艳红邮寄送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9年1月8日，鲍艳红向富阳卫建局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富阳卫健局履行查处区二院医师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富阳卫健局于同年1月9日受理，再次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对该事件进行调查，新登派出所在调查过程中出具了《关于鲍艳红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的情况说明》。富阳卫健局对鲍艳红要求履职查处区二院医师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请求，作出了编号为LX20190108001的《关于鲍艳红事项的答复》。富阳区政府在鲍艳红与富阳卫健局行政复议案中，从受理、审理、事实认定、作出决定均符合《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二、被告富阳卫健局对其投诉举报事项以信访形式处理于法有据。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向被告富阳卫健局以举报信形式举报区二院医师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要求依法查处。被告富阳卫健局于同年12月26日进行了信访受理登记并调查核实，2019年1月4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富卫计信复〔2018〕2号），符合《信访条例》第2条、第14条、第33条及《浙江省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第20条等相关规定。 三、何金潮医师向公安机关出具的医学证明文件未违反《执业医师法》第23条的规定。2018年4月18日，原告鲍艳红因头部拳击伤赴区二院就诊，接诊医师何金潮检查头颅CT及配药治疗后鲍艳红离院。同年5月10日，何金潮医师在新登派出所因办案需要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根据门诊记录签署了“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并未违反《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向富阳区政府提供的应诉材料显示，原告鲍艳红与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治安行政处罚案件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业已生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行初114号行政判决书，对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在该案中提供的由何金潮医师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及诊断结论证明告知书（即证据23）经质证予以确认，根据证据的使用规则，可以在本案中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被告富阳区政府作出的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撤销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阳区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欲证明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2月1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2.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EMS邮寄凭证，欲证明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2月3日作出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并邮寄送达原告的事实。 3.补正材料，欲证明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2月12日收到原告提供的补正材料的事实。 4.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EMS邮寄凭证，欲证明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2月18日受理案件，于同日邮寄送达原告的事实。 5.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欲证明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2月22日受理案件，将提出答复通知书直接送达被申请人的事实。 6.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欲证明2019年2月25日富阳卫健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的事实。 7.行政复议决定书延期通知书及EMS邮寄凭证，欲证明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延期通知书并邮寄送达鲍艳红及富阳卫健局的事实。 8、富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欲证明2019年5月17日富阳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 9.EMS邮寄凭证、送达回证，欲证明于2019年5月17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鲍艳红及富阳卫健局的事实。 10.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诉讼案件材料和证据清单、（2018）浙0102行初114号、（2018）浙01行终982号判决书，欲证明何金潮医师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及诊断结论证明告知书已被（2018）浙01行终982号行政判决确认的事实。 被告富阳区政府还提供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信访条例》第二、十四、三十三条、《浙江省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对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两被告对证据1、3-5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民警至何金潮医师处，要求其出具的是2018年4月18日鲍艳红因伤就诊的诊断证明，何金潮医师根据民警要求在“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书写了4月18日“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与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无关。鉴于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被告富阳卫健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举报信缺少原所附的书证七页，被告富阳卫健局以信访的形式处理投诉举报，严重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关于鲍艳红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事项的答复》形式与《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卫生部令第53号）规定的程序不符，且医师在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时，除必须亲自诊查外，答复内容回避《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还必须亲自调查的强制性规定。对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门诊病历已经记载“住院治疗”、“头部挫伤，脑震荡”的事实，但何金潮医师仍依据该份门诊病历签署“头皮挫伤”的诊断意见，违反《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必须亲自调查”的法定义务。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被告富阳区政府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鉴于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三、被告富阳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复议程序无异议，但认为一是被告富阳卫健局未按《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处理，而是按信访程序处理原告举报，程序违法；二是何金潮医师未经亲自调查,出具证明文件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被告富阳卫健局未履行法定职责，所以被告富阳区政府的复议决定结果错误；三是证据10是关于不服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富阳卫健局对上述证据无异议。鉴于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8日原告鲍艳红因头部拳击伤赴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区二院）就诊，接诊医师何金潮检查头颅CT后初步诊断为“头皮挫伤”，治疗后原告离院。后因鲍艳红头晕呕吐再次到区二院由蒋中海医师就诊，门诊诊断结果“头部挫伤。脑震荡？”并收住入院。原告鲍艳红于2018年4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头部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依据“重要检查结果：2018年4月18日（事发当日）原告头颅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2018年5月10日，何金潮医师因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办案需要，在向其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上根据门诊记录签署了“头部拳击伤半天，头皮挫伤”诊断意见。2018年12月25日，鲍艳红向富阳卫健局举报“区二院医师何金潮因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要求富阳卫健局依法查处。同年12月26日，富阳卫健局予以信访事件登记受理，于2019年1月4日向鲍艳红邮寄送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调查结果及建议。2019年1月8日，鲍艳红向富阳卫建局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富阳卫健局履行查处区二院医师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富阳卫健局于同年1月9日受理，再次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对该事件进行调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在调查过程中出具了《关于鲍艳红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记载，“2018年5月10日因办案需要，我所民警汪文军等人至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师何金潮处，要求其出具鲍艳红2018年4月18日因伤就诊的诊断证明。因何金潮医师出具的系2018年4月18日其为鲍艳红受伤时的诊断结论，故2018年5月10日出具该诊断证明时，无需鲍艳红本人到场”。富阳卫健局又调取“富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日志”，根据何金潮医师的权限，以及关键词“2018.04.18”和“外科”，2019年1月10日显示的检索结果是“头皮挫伤”。富阳卫健局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了编号为LX20190108001的《关于鲍艳红事项的答复》。鲍艳红不服，向富阳区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期间查明，原告鲍艳红因不服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对侵权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又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向受理法院递交了由何金潮医师出具的《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及诊断证明结论等证据，上述审理法院对该证据均予以采纳。（2018）浙01行终982号生效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认为，“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头皮挫伤）和门诊病历、出院记录、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等在案证据相互印证，并无冲突。故富阳公安分局……以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上述诊断意见为据认定伤情……量罚并无不妥。”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鲍艳红行政复议申请。鲍艳红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本案被告富阳卫健局对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及医师何金潮的投诉举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关于医师何金潮在《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中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头皮挫伤）是否违反《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首先，原告鲍艳红受伤后的首位接诊医师何金潮通过头颅CT检查诊断为“头皮挫伤”；原告再次入院的门诊诊断结果为“头部挫伤。脑震荡？”可见所谓“脑震荡”未确诊；出院记录虽诊断“头部挫伤”，但依据的重要检查结果是“事发当日（2018年4月18日）头颅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据此，（2018）浙0102行初114号、（2018）浙01行终982号生效判决书对医师何金潮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头皮挫伤）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018）浙01行终982号生效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头皮挫伤）和门诊病历、出院记录、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等在案证据相互印证，并无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在原告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情形下，依法对医师何金潮在《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中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其次，医师何金潮在出具诊断证明结论（头皮挫伤）的具体过程中受理解以及检索权限等限制，但主观并无过错，也未影响诊断证明结论的合法性，没有造成原告鲍艳红的损害。本院认为，医师何金潮以及其在《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中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头皮挫伤）均未违反《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被告富阳卫健局2019年1月18日作出编号为LX20190108001的《关于鲍艳红事项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答复内容合法。 关于被告富阳卫健局答复程序的合法性。本案，鲍艳红先向富阳卫健局举报“区二院医师何金潮因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要求富阳卫健局依法查处。后又向富阳卫建局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富阳卫健局履行查处区二院医师何金潮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出具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被告富阳卫健局先后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和履职答复书形式告知原告鲍艳红处理结果。本院认为，被告富阳卫健局受理原告投诉和履职申请后，指派两名执法人员先后两次开展调查询问，最后在法定期限内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编号为LX20190108001的《关于鲍艳红事项的答复》中依法告知原告调查结果及救济途径，程序并无不当。 关于复议决定及程序的合法性。本院认为，被告富阳区政府2019年2月18日依法受理了鲍艳红的复议申请。因案情复杂，富阳区政府依法延长复议期限，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富政复决〔2019〕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对富阳区政府的复议决定及程序予以确认。 据此，原告鲍艳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鲍艳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鲍艳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胡晴环 人民陪审员  俞金华 人民陪审员  李土森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徐 赢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