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伟良，男，197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慧，江苏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燕，江苏苏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伟伟，男，199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东台市，暂住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中，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宏，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伟良因与被上诉人曹伟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5民初3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伟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曹伟伟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曹伟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非法债务错误定性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周伟良与曹伟伟之间是为了偿还赌资而形成的高利借贷关系，系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债务。一审判决无视周伟良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证人不清楚周伟良和曹伟伟之间借贷的具体事宜，但该证人证实了周伟良与查刻铭之间系赌友关系。查刻铭为了拿到周伟良输给他的赌资，由查刻铭找人解决此事。一审判决中，虽然周伟良没有告诉曹伟伟借钱的目的，但这是因为周伟良与其本就不认识，当日在咖啡厅出现的曹伟伟等人，均是由查刻铭联络为了解决周伟良所欠赌资而召集。一审判决中张某所言也证明，即张某、曹伟伟和查刻铭三人系先到咖啡厅的，这表明此三人系事先串通且知晓此次见面是为了解决周伟良欠查刻铭赌资的事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周伟良在一审庭审中表明，当时在咖啡厅处理赌资事宜的人员里，周伟良也只见过查刻铭，到场的其他人员周伟良均不认识，更不可能有商业经营往来，陌生人之间产生大数额的借贷关系实属违背常理。另外当时在场人数较多，周伟良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周伟良只能按曹伟伟和查刻铭等人的指示被迫写下欠条及收条。实际当日周伟良并没有收到40万现金，欠条上写明的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查刻铭的10万元也查不到。因此不应认定周伟良与曹伟伟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三、即使在不考虑债务关系合法性与否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金数额。曹伟伟主张周伟良还款10000元系利息，利息系口头约定月息2%，但周伟良对此约定有异议。因为本案系自然人之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此乃约定不明，应认定周伟良支付的10000元系偿还本金，且未约定利息。四、一审判决证据不足。1．周伟良对一审判决中曹伟伟提供借条以证明500000元合法债务存在的合法性不认可，该借条和收条不能证明其与曹伟伟之间借款关系是合法存在的。2．周伟良对一审判决中曹伟伟提供银行交易记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银行交易记录里只能证明曹伟伟曾提取现金，并没有对周伟良直接转账的记载，不能直接证明周伟良收到400000元现金。3．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口头约定月利息2%无证据证明。一审中，周伟良与曹伟伟之间就利息约定存在争议，在没有其他证据的证明情况下，应认定未约定利息，周伟良10000元还款系偿还本金。因此，一审判决仅根据上述证据认定周伟良与曹伟伟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显然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曹伟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伟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伟良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查刻铭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周伟良、查刻铭负担。后曹伟伟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周伟良归还曹伟伟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伟良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12月19日，周伟良向曹伟伟借款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其因生意周转向曹伟伟借到50万元。周伟良在下方签字、按手印，查刻铭在下方连带责任担保人处签字、按手印。同日，曹伟伟在中国建设银行苏州枫桥支行取现10万元、在滨河路支行取现10万元、在何山支行取现20万元，将现金40万元交付给周伟良，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查刻铭转账两笔5万元共计10万元。同日，周伟良向曹伟伟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因生意周转收到曹伟伟50万元，收款方式为现金40万元，向查刻铭代转10万元。周伟良在收条上签字、按手印。因周伟良未及时归还借款，曹伟伟诉至法院。一审庭审中，关于借款经过，周伟良称其与曹伟伟在借款前不认识，其与查刻铭是在出具借条前一个月才认识，查刻铭之前没有向其出借过款项，在出具借条前一天晚上，其与查刻铭、张晓东、李建明一起在张晓东租的别墅里“赌牛牛”，其输给查刻铭119万元，查刻铭要求其先给50万元现金，剩余的先欠着，其说没钱，查刻铭就说帮其介绍出借人，当天在迎春路的咖啡馆，在场人还有曹伟伟、张某、查克铭和另一个人，他们把40万元现金放在桌子上，张某给其和现金拍了照，其写好借据之后40万元被查刻铭拿走了，曹伟伟说10万元没有现金需要转账，查刻铭提出来说直接转到其卡上，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周伟良称这笔钱是其同意转账的，因为本来就说好50万元是借了给查刻铭的，所以把10万元直接转账给了查刻铭。曹伟伟称其在借款之前与周伟良、查刻铭都不认识，其与张某系朋友关系，也不知道张某是否认识周伟良、查刻铭，借款前一天在张某位于苏州高新区马浜花园的家中，张某说有一个本地人有房有车要借钱，因为张某最近做生意投资比较大，张某没有钱出借，就让其出借，说一两个月就会归还的，因为其与张某认识很久了，所以其同意出借，张某告诉其要出借50万元，最好是付现金，其从三个银行只取到40万元，到了咖啡馆，其问是不是周伟良要借钱，经确认后，其就把钱借给周伟良了，其中40万元现金给了周伟良，另外10万元是和周伟良本人确认过的，周伟良本人要求转给查刻铭的。查刻铭称其与周伟良是在2017年认识的，平时一起喝茶、吃饭，偶尔打打麻将，麻将金额为千把块钱，平时周伟良有资金缺口也会向其借款，其身上正常也会有一两万元现金，有一天周伟良想让其帮忙拆借一笔资金，两个月左右还，查刻铭就介绍张某给周伟良，让他们自己谈，后来张某对查刻铭说的话比较信任，看到周伟良第一感觉也良好，就同意借款了，后来实际出借人是曹伟伟，因为周伟良是查刻铭的朋友，所以查刻铭就担保了，40万元现金是周伟良拿走的，10万元转给其是因为周伟良之前欠其四五万元，扣除这些欠款，其余的钱其陆续归还给了周伟良，查刻铭不知道周伟良说的赌博一事，他没有参与。证人张某称其在借款之前不认识周伟良，其与曹伟伟在七八年前是同事，其和查刻铭是一起吃饭认识的，平时关系很好，2017年12月19日查刻铭给其打电话说有一个本地人要用钱，其因自己没有钱就介绍了曹伟伟出借给了周伟良，借款时其和查刻铭、曹伟伟先到的，周伟良后来到的，40万元现金当时放在桌上，其忘记了具体是周伟良还是查刻铭拿的，10万元是周伟良说要转给查刻铭的。证人李某称不清楚曹伟伟向周伟良出借款项一事，其与查刻铭、周伟良以及其他人一同赌博，周伟良输给了查刻铭不到120万元，赌钱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一审庭审中，周伟良确认其在借款时没有告诉曹伟伟借款50万元是用来还赌债的。关于利息，曹伟伟称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周伟良称第一个月的日利率为1%，之后月利率为10%，查刻铭称利息是曹伟伟和周伟良自己谈的，其不知情。周伟良称其向曹伟伟、查刻铭、张某归还过案涉借款，其中银行转账为2018年1月3日向张某转账1万元、2018年1月11日向张某转账1万元、2018年1月22日向查刻铭转账2万元、2018年2月8日向张某转账4万元、2018年2月22日向张某转账3万元、2018年4月15日向曹伟伟转账1万元，微信转账为2018年7月14日向张某转账两笔1万元共计2万元、2018年8月4日向张某转账1万元，信用卡刷卡为2017年12月30日在苏州高新区横塘双怡建材经营部刷信用卡20200元，200元是刷信用卡的手续费，于2017年12月19日给查刻铭现金1万元，于2017年12月20日给查刻铭现金1万元，以上共计190200元，周伟良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刷卡记录。对于上述款项，曹伟伟称只收到了周伟良于2018年4月15日转账的1万元，因双方口头约定了两分利息，故该转账系归还的利息，其他周伟良所陈述款项与其无关。查刻铭称其收到了周伟良于2018年1月22日转账的2万元，但该2万元系其与周伟良之间另外的往来，与案涉借款无关，其与周伟良之间有很多经济往来，对于周伟良所称给予的2万元现金其记不清楚了。张某称周伟良向其的转账与曹伟伟没有关系，其与周伟良之间有很多往来，周伟良向其借款有打过几张借条，后来把之前的借条撕了合并成一张30万元的借条，其对于周伟良向苏州高新区横塘双怡建材经营部转账的20200元不清楚，其也与该经营部无关，2018年4月22日其向周伟良转账的2万元是周伟良向其借款用于还房贷或者信用卡。此外，周伟良称曹伟伟和张某上门要债时其曾报警了，但没有出警记录。曹伟伟、周伟良、查刻铭均签署了诚信诉讼承诺书，证人李某、张某均签署了证人作证的保证书。以上事实，由曹伟伟提交的借条、收条、交易明细，周伟良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转账截屏、银行对账单，证人张某、李某的证言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曹伟伟、周伟良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二、曹伟伟是否实际出借了50万元？三、周伟良结欠曹伟伟借款本金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周伟良认为50万元的借条是基于周伟良与查刻铭之间的赌资纠纷，在写借条的前一天其欠查刻铭赌债119万元，故在查刻铭的要求下写了借条、收条。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周伟良明确其在借款时没有告诉曹伟伟这笔钱其是用来还赌债的，曹伟伟也称之前不认识周伟良和查刻铭，证人李某对曹伟伟向周伟良出借款项一事不清楚，周伟良亦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所持意见进行证明，故即便周伟良欠查刻铭赌债，曹伟伟对此事也不知情，曹伟伟向周伟良出借款项也不属于提供借款用于赌博这一违法的情形，故曹伟伟与周伟良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曹伟伟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曹伟伟确实于借款当日通过三家银行取出现金共计40万元，又转账给查刻铭10万元，支付方式与收条中载明的收款方式相一致，查刻铭陈述周伟良拿走了40万元现金也印证了这一点，周伟良称没有收到40万元现金却写了收到40万元的收条与常理不符，周伟良称曹伟伟和张某向其催讨款项时其报过警，但又称没有出警记录，又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周伟良虽然在答辩意见中称没有让曹伟伟向查刻铭转账10万元，但在最后一次庭审中确认转账10万元是其同意的，曹伟伟也提供了其转账给查刻铭10万元以及提取现金4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再次，查刻铭是否将转账的10万元或者转账的10万元与周伟良对其的欠款之差额部分归还给了周伟良，与认定曹伟伟与周伟良之间的款项交付无关联，且10万元转账系经过周伟良同意，并按照周伟良的指示支付给了查刻铭，如查刻铭与周伟良之间有经济往来，双方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本案不予理涉。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曹伟伟向周伟良实际支付了50万元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三，周伟良称向曹伟伟、张某、查刻铭归还过案涉借款，但曹伟伟仅对周伟良向其本人的转账予以认可，张某、查刻铭均称周伟良与其有单独的经济往来，且从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张某确实曾向周伟良进行过转账，周伟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张某、查刻铭支付的款项即为归还的案涉借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苏州高新区横塘双怡建材经营部支付的款项是归还的案涉借款，故对其辩称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可周伟良于2018年4月15日向曹伟伟转账的1万元系归还的案涉借款。因曹伟伟称双方口头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周伟良称利率超过月利率2%，故按照月利率2%计算，截至2018年4月15日，利息为38466元（50万*24%/365*117），周伟良归还的1万元不足利息部分，故不应折抵本金，周伟良仍结欠曹伟伟借款本金50万元。因周伟良逾期还款，故对曹伟伟要求周伟良支付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周伟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曹伟伟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7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070元，合计5730元，由周伟良负担。除一审法院认定的“曹伟伟将现金40万元交付给周伟良”的事实外，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曹伟伟主张与周伟良存在50万元的合法借款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虽然曹伟伟举证有周伟良签字的借条，但是从其举证的款项交付证据来看，其中40万元大额“借款”系现金交付，另外剩余10万元“借款”系转账给第三人查刻铭，故不能证实周伟良实际收到了50万元“借款”。退一步讲，即便形式上曹伟伟向周伟良提供了50万元款项，但是从本案曹伟伟与周伟良的关系、双方陈述本案“借款”发生的过程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看，不能排除本案“借款”系为清偿非法债务。故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曹伟伟主张的50万元借款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支持曹伟伟的诉讼请求，存在不当。综上，上诉人周伟良的上诉请求可以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致实体处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5民初37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曹伟伟全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曹伟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小刚审判员  谢 坚审判员  丁 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佳附录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