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0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大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冯承强，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冯钦柱，男，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承强，男，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告被告）：德州凯元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德州经济开发区三八路与双福大道交汇处东北角。法定代表人：徐磊，总经理。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玉菇，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新平，男，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业，山东建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大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强公司）、冯钦柱、冯承强、德州凯元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元热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新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5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强公司、冯钦柱、冯承强、凯元热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新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未依法调取杨新平及其委托律师事务所银行流水以核实律师费支付真实性。济南市律师收费市场采用普遍市场竞价方式选择律师，因而市场价格通常低于政府指导价格，以从事法律事业的检察官、法官工资收入为标准，也可知晓济南市律师收费远远低于政府指导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在此众所周知的大背景下，杨新平主张的本案22万律师费才格外不符合常理，不具备真实性。首先，杨新平在一审时已经按照政府指导价格上限收取了律师费，高达25万元，并得到法院支持，已是超乎济南市律师普遍收费标准。其次，杨新平对其与大强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并未将其定性为事实冗杂、法律关系复杂的大案、要案。其代理人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仅知情杨新平的借款合同及转账记录，对大强公司答辩的出借人系利益共同体等多项问题，一概不知情，系法庭给予杨新平代理人再次开庭机会，但彼时25万元律师费已经支付。第三，大强集团涉案较多，尤其与杨新平民间借贷同一时期的借贷纠纷在杨新平起诉时已经有6件、标的合计3000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且未通过执行方式得当债权清偿，因此杨新平的该笔债权其本人十分清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清偿，其在此情况下支出大额律师费非正常理性人所为。第四，在已经支付一审25万的律师费，二审再支出22万元律师费，实在有违常理。最后，杨新君与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属于利益共同体，双方合谋签订合同，伪造银行流水以形成法律需要的证据易如反掌，但这种操作的隐蔽性又难以被他人核查。在上述背景下，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有充足的现实意义，同时法院亦可责令掌握银行流水的杨新平主动向法庭递交证据，但一审法院枉顾众所周知的律师收费现实，未依法调取涉案证据，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程序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大强公司上诉系法律赋予的权利，而法律未就该项权利设置权利负担，杨新平要求的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杨新平要求大强公司承担律师费系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律师费属于因上诉人违约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已经支持了其律师费诉求。但大强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系基于法律规定赋予的权利，而非双方合同约定，同时法律并未就该项权利设置负担，如上诉得不到支持需要承担给杨新平造成的差旅损失。此外，我国不施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委托律师诉讼并非实现债权之必须，守约方支出律师费获得法律服务，而违约方并未从此种法律服务中获益。因此二审律师费不是杨新平的必要支出，而基于大强公司依法行使上诉权利，是杨新平提起诉讼所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杨新平要求大强公司承担因上诉产生的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律师费属于民间借贷保护的占用资金损失的范围，各项损失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即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加上杨新平主张的一审律师费已经高出年息24%的标准，二审律师费不应得到支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最高法民申1938号案件中，最高法院亦认为律师费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其他费用”，最高法以网上公示的方式公布相关案例，即追求裁判尺度的统一，否则导致法律适用混乱，无法使普通民众信服。一审法院以本案争议律师费为基数另行起算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杨新平与大强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可采用各种合法手段要回借款及所有损失（不限于诉讼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及其他损失）”，在双方书面约定及杨新平主张下，律师费属于实际损失，该损失数额是明确的，而借款人大强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承担损失即可，再以损失计算损失的利息损失，丝毫没有法律规定。此外，《协议书》约定仅是概括性约定，并未约定律师费的计算标准及支付时间，谈何律师费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以杨新平支付律师费的时间为起点计算律师费利息损失起点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杨新平辩称，涉案标的额约为535万元，杨新平实际支出22万元律师费，一审法院仅支持代理费134460元及利息，一审判决明显有利于上诉人，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1日，杨新平向大强集团出借款项5000000元，因大强集团一直未予偿还，杨新平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112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大强集团偿还杨新平借款并支付杨新平一审律师代理费250000元，凯元热电公司、冯承强、冯钦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大强集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杨新平于2018年10月17日与山东建鲁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于同年10月24日支付二审阶段律师代理费220000元。2019年4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鲁01民终53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杨新平针对上述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款借据》、《借款及保证协议》、转账记录、2016年6月16日《协议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代理费发票、农业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鲁0112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53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其主张。经质证，大强集团、冯钦柱、凯元热电公司、冯承强认为，对于《借款借据》、2016年6月16日《协议书》以及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高额的利息，且一审律师费也已得到法院的支持，该两项费用之和已经超过民间借贷法院保护的利息上限，杨新君再次支出高额诉讼费的行为是扩大损失的行为；对于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发票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时判决大强集团支付250000元的律师费，该费用是按照律师收费规定的上限收取。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杨新平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可以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民间借贷纠纷中，对于受法律保护的利息上限是否包含律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中的“其他费用”实质上仍属于借款人为获取借款而支付的成本，是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同类的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律师代理费则属于通过诉讼程序为追讨借款而产生的费用，且2016年6月16日的《协议书》中已约定律师代理费由大强集团承担。故，受法律保护的利息损失上限不应包含律师费。二、杨新平主张的二审律师费220000元是否为按照律师收费规定的上限进行的收取。根据《山东省实行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六项规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同一个案件两个以上阶段的，可以自第二阶段起在相应政府指导价基础上酌情减收服务费。因此，杨新平与大强集团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杨新平委托山东建鲁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审及二审的诉讼活动，对于二审的律师代理费理应予以酌情降低。根据《山东省实行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二项规定的分段累加计算标准，每件代理案件基础服务费为3000元；10000元至100000元收费比例上限为9%；100000元至500000元收费比例上限为6%；500000元至1000000元收费比例上限为5%；1000000元至5000000元收费比例上限为4%。截止2018年10月24日，按（2018）鲁0112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计算，涉案标的额约为5350000元，庭审中，杨新平主张涉案标的额约为5100000元，以此得出代理费为：3000元+90000元×9%+400000×6%+500000×5%+4100000×4%=224100元，该代理费数额与杨新平主张的220000元律师代理费数额相差较小，未达到酌情减收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杨新平主张的二审律师费应在律师费收费比例上限的基础上酌情降低四成，即224100元×60%=13446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杨新平提交的2016年6月16日《协议书》中约定了律师费由大强集团承担，以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鲁0112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53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大强集团应对杨新平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并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由冯钦柱、凯元热电公司、冯承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二审诉讼活动由杨新平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亦应由大强集团负担，冯钦柱、凯元热电公司、冯承强对该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二审律师代理费应在律师费收费比例上限的基础上酌情减少为134460元。杨新平于2018年10月24日向山东建鲁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相应的利息也应由大强集团承担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杨新平要求大强集团支付律师费220000元中的134460元的诉求、要求大强集团支付律师费逾期利息以及主张冯钦柱、凯元热电公司、冯承强对该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限山东大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新平律师代理费134460元及以13446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4日至判决确认的履行期间届满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二、冯钦柱、德州凯元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冯承强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即山东大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杨新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计2300元，由杨新平负担688元，山东大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冯钦柱、德州凯元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冯承强负担161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新平主张的二审律师费是否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标准是否过高，是否应该计付利息。大强公司、冯钦柱、冯承强、凯元热电公司与杨新平等人于2016年6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书中已经载明杨新平等可采用各项合法手段要回借款及所有损失（不限于诉讼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及其他损失）。大强公司在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杨新强诉至法院，由此产生的律师费依约应由大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并无不当。杨新平要求大强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律师费22万元，并提交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其于2018年10月24日支付律师代理费22万元。该费用并未超过当时《山东省实行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标准，且因系二审代理费，一审法院在律师费收费标准上限基础上又酌情降低四成。故，大强公司、冯钦柱、冯承强、凯元热电公司主张的一审法院对律师代理费计算标准过高的主张不能成立。涉案协议书中确系并未约定律师费支付时间，但该律师费依约应由大强公司承担，杨新平于2018年10月24日支付律师费后，大强公司一直未予支付杨新平，杨新平据此要求大强公司支付律师费及相应利息以弥补损失，并无不当。综上，大强公司、冯钦柱、冯承强、凯元热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大强公司、冯钦柱、冯承强、凯元热电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静审 判 员  焦玉兴审 判 员  李莎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刘绍琰书 记 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