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6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彩，女，195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卢丹，女，1984年1月17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男，200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2，男，201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菲露，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垵太，男，198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燕，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海珍，女，198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燕，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何垵太因与被上诉人曹海珍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7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一、改判何垵太、曹海珍连带赔偿其140365.6元；二、改判由何垵太、曹海珍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是错误的判决。一审认定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一审判决何垵太承担责任是因为其有过错，按此逻辑，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即举证应倒置。两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没有过错，尤其是曹海珍。一审法院仅凭两人的口头陈述就认定曹海珍没有过错，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何垵太和曹海珍是男女朋友关系，同时也是本案的共同被告，两人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两人仅有口头陈述不应采信。其次，何垵太与曹海珍庭审陈述中以及何垵太在与卢丹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提到了何垵太的工人李江柱夫妇参加了当晚的吃宵夜和喝酒活动，而何垵太和曹海珍均拒绝提供李江柱夫妇的身份信息。让人有足够理由怀疑两人隐瞒事发当晚的事实。且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参加当晚宵夜和喝酒活动的还不止这几个人，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清。第三，我方已提交了证据证明何垵太和曹海珍有过错，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我方提供了事发当晚曹海珍与死者吴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事发当晚曹海珍从晚上八点多就开始不断发微信给吴某3，并发了曹海珍一行人吃宵夜的图片，还说“他工人来了”、“胖子也快了”；同时我方还提供了曹海珍与死者妻子卢丹事发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曹海珍不停跟卢丹道歉说“对不起”，如果她没有过错为什么事后要不停的道歉？而何垵太在与卢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陈述“是我没有阻止我工人去买酒跟他喝的！是我没有阻止他喝酒不要开车的！是我没陪他回家的！”综上，何垵太和曹海珍在本案中是安保义务，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其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在何垵太和曹海珍。一审法院在两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认定曹海珍没有过错，显然于法无据；而仅判决何垵太承担5%的责任，也明显过轻。同时一审判决对事实未查清，对事发当晚的情况仅寥寥几字。故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不公，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何垵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何垵太没有过错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何垵太与死者吴某3是发小也是同学，两人每周聚会1次，事发当晚的聚会是日常聚会，是人情交往，属于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在聚会上喝酒助兴也是正常行为，符合日常人情交往的行为习惯。当晚聚会中，何垵太不存在劝酒行为，喝不喝酒、喝多少酒都是在场人员自己决定的。死者吴某3作为成年人，可以决定是否喝酒，喝多少酒，并且承担喝酒后的责任与风险。在聚会结束时，死者吴某3意识清醒，经鉴定其血液酒精含量为92.5mg/100ml，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此酒精含量的人意识清醒，可以辨别自己的行为，可以区分哪些行为可为，哪些行为不可为，且以何垵太对死者的了解，其酒量很好，当天喝酒后没有呈现任何醉酒状态。可见，此次聚会并不必然导致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两者只存在事实关联性，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何垵太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死者吴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吴某3无佩戴安全头盔，未开启前照明灯，驾驶摩托车碰撞设置在路上的反光警示牌、反光雪糕筒、砂石堆导致发生此次交通事故，吴某3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病历《死亡记录》显示，死者吴某3的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吴某3作为经过专业驾驶训练的持证驾车人员，清楚驾驶摩托车的正确方法及应当佩戴头盔、不能酒后驾驶车辆的法律规定，但是当天因其未开启前照明灯，导致其没有看到反光警示牌、反光雪糕筒、砂石堆，因其未佩戴头盔，导致事故发生时头部着地没有保护。吴某3在其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其作为成年人，应当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对何垵太的上诉辩称，何垵太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坚持上诉意见。何垵太对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的上诉辩称，一、本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推定有过错的情形，依法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应对其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其要求何垵太承担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作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人，应当提供被诉主体的基本信息，且本案中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只是要求何垵太承担侵权责任，不涉及其他第三人，其要求何垵太提供其他人员的信息没有法律依据，并由此推定何垵太隐瞒事实更是无稽之谈。三、何垵太邀请死者吴某3吃宵夜是社交情谊行为，该行为不会导致吴某3死亡，与吴某3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只是在时间、事实上存在关联。事发后，何垵太本着“死者为大”的原则，向其发送一些表示同情、安慰的信息，是情感联络、人之常情，不能成为推定过错的依据。何垵太是否存在过错应当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认定。曹海珍辩称，与何垵太答辩意见一致。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何垵太、曹海珍连带赔偿305031元（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1525154.71元，按20%计付）。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何垵太、曹海珍与吴某3系朋友关系。2019年1月9日晚，何垵太、曹海珍约吴某3在中山市东凤镇吃夜宵，其间，何垵太与吴某3有共同饮酒。至次日凌晨1时许，各人各自离去。吴某3驾驶粤Ｔ×××**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中山市东凤镇105国道由中山往顺德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安乐立交桥辅道时，碰撞设置在路上的反光警示牌、反光雪糕筒、沙石堆而肇事，事故造成吴某3受伤，车辆损坏。后吴某3被送往中山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于2019年1月17日死亡，死亡原因为特重型颅脑损伤。2019年3月5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某3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夜间开车未开启前照明灯，负事故全部责任。诉讼中，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表示不清楚吴某3当晚吃夜宵喝酒的具体情况。曹海珍称其当晚只是吃夜宵，并未喝酒。对此，何垵太予以确认。此外，何垵太、曹海珍表示不能提供一同吃夜宵的李江柱夫妇的身份信息。另查，吴X与李桂彩系夫妻，吴某3、吴X系二人所生儿子。吴X于2011年7月24日死亡；李桂彩于1953年5月23日出生；吴X于1985年12月15日出生。卢丹系吴某3的妻子，吴某1、吴某2系二人所生儿子。吴某1于2006年11月14日出生；吴某2于2017年3月30日出生。再查，吴某3住院抢救期间，李桂彩等人共支付医疗费69950.7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46798.65元。一审法院认为，何垵太、曹海珍相约吴某3吃夜宵，其间，何垵太与吴某3共同饮酒，后吴某3驾驶二轮摩托车碰撞设置在路上的反光警示牌、反光雪糕筒、沙石堆致特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何垵太作为共同饮酒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为本案的争点。对此问题，首先，从利益分析的角度看，共同饮酒达到一定程度，其醉酒状态导致饮酒人危险显著增加，这种增加的危险，不仅是针对饮酒人自身安全，往往也可能针对社会公共安全。通过行为使他人风险增加，则法律就应使其负有控制危险的义务。饮酒行为增加了共饮人的安全风险，共饮人之间应该相互照顾、保护，以减少该增长的安全风险。第二、从危险控制理论来看，参与人对饮酒人饮酒的多少以及在饮酒之后的状态相对清楚，因此更加可以预见到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危害，并最有可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减轻损害的程度。第三、从经济成本来说，共饮行为本身是私人的活动，除了参加饮酒的人以外，其他人或社会对于饮酒人安全的干涉能力是有限的，而由于更加接近饮酒人，共饮人无疑能够对饮酒人的行为产生直接有效地干涉，避免和减轻损害发生的成本最低。因此，对强迫劝酒，有能力而未尽保护、警告、劝阻其他同饮人勿从事危险活动的情形，应属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本案中，何垵太与吴某3共同饮酒，该先行行为使吴某3的权益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在各人一起离开前往取车时，何垵太明知吴某3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会对吴某3本人或公共安全造成危险，何垵太却自行驾驶摩托车搭载曹海珍离开，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未尽必要的警告、照顾、保护等特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虽限定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但共同饮酒人负安全保障义务，为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的要求，对此，可通过扩张解释、目的解释的民法解释方法，甚至以法律漏洞补充的方法加以解决。应注意的是，收益与风险相一致，是安全保障义务设置的法理依据之一。从行为性质上看，共同饮酒行为是出于法律层面之外的纯粹生活事实，在生活中仅起到沟通、联络感情的作用，是一种情谊行为，参与人不以此获得利益。因此，不应对共同饮酒人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过高。本案中，吴某3死亡的原因是其醉酒驾驶摩托车发生碰撞倒地造成特重型颅脑损伤所致，其作为一名成年人，应当清楚醉酒驾驶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且具有高度危险性，其未引起足够注意，且驾驶摩托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未开启前照明灯，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失大小及原因力比例，确定何垵太承担5%的赔偿责任。至于曹海珍，无证据证明其有参与共同饮酒，其没有该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对吴某3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对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请求的赔偿项目，一审法院依照相关的规定并结合其主张的适用标准，确认如下：1.医疗费23152.0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三）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四）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由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医疗费，可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向侵权人追偿，李桂彩等人再次请求赔偿于法无据。2.丧葬费46784.5元。3.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4.被扶养人生活费460519.5元。其中李桂彩年满65周岁，尚有一子抚养，按照其主张的14.5年计算，为218935.5元（30198元/年×14.5年÷2）；吴某1年满12周岁，尚由其母亲抚养，计算至18周岁，为90594元（30198元/年×6年÷2）；吴某2年满1周岁，尚由其母亲抚养，按其主张的16年计算，为241584元（30198元/年×16年÷2）。上述合计为551113.5元，因上述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前6年应按30198元/年计算，多计算的90594元（30198元/年×6年÷2）应予扣除，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为460519.5元（551113.5元﹣90594元）。5.交通费无有关的票据支持，酌定为2000元。6.吴某3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700元。7.卢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酌定为1000元。李桂彩等人均为中山市居民，其请求赔偿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缺乏理据；另李桂彩等人每天的伙食开支为必要项目，与吴某3的损害无关，其请求支付办理丧葬事宜伙食费于法无据；李桂彩、吴某1、吴某2均为被扶养人，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只计算卢丹一人。上述损失合计1353656.06元，何垵太应予赔偿67682.8元。此外，何垵太对吴某3的死亡负有一定过错，李桂彩等人因此精神受损，应给予抚慰，一审法院酌定何垵太向其赔偿精神抚慰金25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垵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赔偿70182.8元；二、驳回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38元，由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负担2262元，何垵太负担676元（该款已由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预交，一审法院不作收退，何垵太于上述付款期限内迳付给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向一审法院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事发当晚，曹海珍邀约吴某3吃宵夜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曹海珍先后发送了宵夜现场短视频和与其他参加者的聊天记录等图片，并称“他的工人来了”、“胖子也快了”，吴某3则回复“开始烧没有？”、“等一下我老婆接手孩子先”。事发后，曹海珍和何垵太与吴某3妻子卢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曹海珍向卢丹反复表示对不起，何垵太则在微信中向卢丹发送了“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是我没阻止我工人去买酒跟他喝的！是我没阻止他喝酒不要开车的！是我没有陪他回家的！你想告我坐牢就去告吧！我认罪就是了！对不起！”等联系医院治疗以及道歉的信息。二审庭审中，曹海珍承认其系聚餐活动的组织者，但没有组织饮酒，餐厅也没有买酒，喝酒的是三个男人，即李江柱、何垵太和吴某3。酒是李江柱带来的。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何垵太、曹海珍对吴某3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比例问题。现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何垵太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亲朋之间宴请聚会饮酒本属一种情谊行为，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对其他共同饮酒者不能恶意劝酒，要有善意的提醒劝诫甚至照顾义务。如果因共同饮酒者之间未能尽到上述义务，而造成其他共同饮酒者损害的，则应当视为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饮酒者本人和共同饮酒者对上述注意义务的程度看，饮酒者本人在醉酒前处于清醒状态，其对是否应当饮酒及饮酒量多少有完全的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如陷入丧失控制和判断能力的状态则主要是饮酒者自身原因所致。即便存在共同饮酒者恶意劝酒的情形，共同饮酒者也仅应承担“合理注意义务”。本案中，何垵太系聚餐当晚与死者吴某3共同饮酒者，虽无证据显示事发当晚饮酒过程中其对死者吴某3有恶意劝酒行为，亦无证据显示当晚聚餐结束时吴某3已处于醉酒状态，但其明知吴某3酒后驾驶摩托车回家存在重大风险，却不加劝阻，也未陪同或护送其回家，导致吴某3在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足以认定何垵太违反了其因先行行为而产生的合理注意义务，其依法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对吴某3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关于曹海珍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曹海珍事发当晚虽然未参与共同饮酒，但其作为聚餐活动的组织者，依法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对参加聚餐活动的人员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其明知酒后驾驶机动车存在风险，却任由吴某3独自驾驶摩托车回家，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亦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对吴某3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关于死者吴某3以及何垵太、曹海珍在本案中的责任比例问题。如前所述，何垵太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对自身的身体状况、应否饮酒、饮多少酒以及酒后驾车的风险等有完全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同时，结合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吴某3“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夜间行车未开启前照明灯”、“碰撞设置在路上的反光警示牌、反光雪糕筒、砂石堆”，导致“特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因此，吴某3应对其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何垵太的共饮行为和曹海珍的组织行为，并非吴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也即两者的行为并不会必然导致吴某3死亡的结果，两者之间仅存在间接关系。一审判决综合双方过失程度及原因力大小，确定何垵太承担5%的赔偿责任适当，但未认定曹海珍的赔偿责任错误，应予纠正。本案中，何垵太和曹海珍虽系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应对吴某3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两者之间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但其共同导致了同一损害后果，故曹海珍应与何垵太在上述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事发当晚参与聚餐活动的其他人员或其他共饮者的责任问题，由于权利人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未提出诉讼主张，依据不诉不理原则，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处理恰当。综上，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何垵太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74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74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何垵太、曹海珍连带向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支付赔偿款70182.8元；三、驳回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38元（已由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预交），由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负担2262元，由何垵太、曹海珍负担6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部分，其中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已预交上诉部分案件受理费3108元，由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负担1554元，由曹海珍负担1554元并在履行本案判决时径付李桂彩、卢丹、吴某1、吴某2；何垵太上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554元（已由何垵太预交5876元），由何垵太负担。何垵太多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322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文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唐芙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高晓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