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汉族，1975年4月6日生，晋城市人，自由职业，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茹某，山西赛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夏匠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王某，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某，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通恒农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2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茹某，被上诉人通恒农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剩余货款80732.5元，并按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延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12月21日起到货款付清之日止）；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支付。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构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确实给被上诉人送了材料，且有被上诉人公司监管人牛军的签字认可，由此可以证实双方构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牛军在送货单签字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应由其所在单位即被上诉人来承担付款责任。2、马玉东在送货单签字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马玉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书面合同内容可以看出，马玉东承包被上诉人小厂房的土建工程为包工不包料，马玉东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代表其在施工时收到了被上诉人提供的建材材料。3、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收据不属实，很多内容为被上诉人自己手写，而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转账2万元材料款的行为可以证实与上诉人之间的事实买卖关系。被上诉人通恒合作社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过买卖合同。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经马玉东联系上诉人丈夫，给被上诉人送建筑材料，由此被上诉人并未联系过上诉人，未就买卖合同主要内容进行磋商，双方也没有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马玉东为被上诉人厂房工程的承包方，牛军不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并未见过上诉人提交的签收人为“马玉东、牛军”的送货单，也未签收过上诉人所称货物。2、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同时也担任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向上诉人汇款2万元，是基于马玉东的付款指示，所付款项为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应付马玉东的工程款，该款项和上诉人并无关联。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剩余货款80732.5元，并按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延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12月21日起到货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及时地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所谓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主张与被告工地负责人马玉东口头约定为其供货却依据马玉东与被告之间的工程合同就直接向被告追讨货款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从原告提供的销售单来看，用户名称均是夏匠，签字人为牛军、马玉东，难以确认买受人系被告。从原告所收2万元货款来看，原、被告之间既无经济往来关系，原告也未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而是马玉东出具了收到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2万元系付马玉东材料款（夏匠上下水电线款）之后被告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转付给原告的行为，与被告并无关联。因此，原告对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实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二审中，除一审已经提供的证据外，上诉人新提交2019年10月31日牛军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一份以及微信转账截屏图片一张。证明材料内容为其在2017年8月--2018年1月由上诉人以及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聘用为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工地材料数量由其确认接收，李某所送材料属实。微信截屏显示2017年10月25日，转账来自王经理2100元。上诉人当庭申请马玉东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1、认可本案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中“马玉东”的签名均系其本人签字，但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月25日的2万元收款收据，其在经手人处签字并注明该2万元系“夏匠上下水电线款”，并非被上诉人所称工程款。2、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收款收据格式不一，其不是收款人，有经办人栏的均在经办人处签字，签名系证明款项用途。3、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为包工不包料的，材料由其联系好，被上诉人自己和供应商付款结算，由其采购。4、其与上诉人以及案外人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结算只是工人工资，不包括材料款。庭后，牛军通过视频通话提供证言，内容为：1、认可上诉人二审当庭提供的书面证明材料系本人出具，认可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送货单系本人签字。2、其经被上诉人的一名黄姓投资人安排在案涉工程工地负责清点、接收材料，对于材料款支付问题不知情。3、马玉东为工程承包人，材料款是否由其负责支付并不清楚。上诉人以两审证据及证人证言证明：牛军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代表公司签收了材料。马玉东系被上诉人工程的承包人，上诉人经过马玉东将材料送至被上诉人的工地，被上诉人应当付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两审证据及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1、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送货单没有被上诉人签收，不认可曾接收材料。送货单的编号与注明的时间存在矛盾，对真实性不认可。没有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对马玉东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认可，但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结算单及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实际施工过程中，马玉东采购了所有材料，被上诉人和其结算材料款，与上诉人无关。3、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认可牛军所说黄姓人员系被上诉人的一位投资人，但法定代表人本人并未雇佣牛军，也未授权牛军在送货单上签字，至于牛军与黄姓人员之间的来往，其并不清楚。4、2019年1月2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2万元，系受马玉东指示向上诉人转账。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同时也是案外人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也与马玉东签订有合同，该款项为王某代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向马玉东支付的材料款，马玉东对此于2019年1月25日在收款收据上签字。被上诉人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以一审提交的其与案外人的结算单两份以及马玉东签字的十八支收款收据，证明被上诉人和马玉东结算并且结清，与上诉人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不用向其支付货款。上诉人对此发表的质证意见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结算单与本案无关，马玉东在收款收据上签字是作为经手人签字，不能作为马玉东收取材料款的证明。牛军确为被上诉人的员工。本院对前述证据认证意见如下：1、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马玉东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合同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合同约定由甲方（即被上诉人）按时提供材料设备。2、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由马玉东、牛军签字的送货单。马玉东与牛军均认可系该二人所签，对送货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上诉人向牛军、马玉东交付了送货单中载明的材料，用户名称为夏匠。3、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王某向其转账2万元的转账凭证。王某对该转账事实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该转账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向李某支付了2万元，转账附言为工程款。4、上诉人二审提供牛军的证人证言及微信收款截屏图片一张。被上诉人认可微信收款截屏图片，本院对该笔转账真实性认可，但仅能表明收到一笔来自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2100元转账，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上诉人向其支付工资。牛军称自己经黄姓人员安排在案涉工程中负责签收材料，送货单均为真实。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先辩称牛军并非其工作人员也无权代表公司签收材料，又称牛军为马玉东工地上的人，后又认可牛军所称黄姓人员系其投资人，而对于牛军进入合作社工作的事实抗辩转换为并非法定代表人本人聘用并授权，牛军与黄姓人员之间如何约定，法定代表人王某并不知情。被上诉人对牛军的身份几次变换说辞，最终辩称集中于强调并非法定代表人本人聘用，对于是否系黄姓投资人安排工作不置可否。本院结合黄姓人员在被上诉人处的特殊身份，以及被上诉人的抗辩内容，认为牛军在本案中属被上诉人一方人员的事实高度可信。由此可以认定，牛军系代表合作社一方签收材料，上诉人李某在案涉工程中提供了材料。5、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结算单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6、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十八支收据。该十八支收据有两种样式，其中六支为“收据”，上有收款人一栏，马玉东在其中五支的收款人一栏中签字，剩余一支注明“地板砖八号楼”，未签名。另有十二支为“收款收据”，上无收款人一栏，而是经办人栏。马玉东在其中十一支的经办人栏处签字（包括2019年1月25日的2万元收款收据），剩余一支注明“注水泵款”，未签名。十八支收据中除2019年1月25日的付款人为案外人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外，其余十七支的付款人均为被上诉人。马玉东作证称，其在该十八支收据签字仅为证明款项用途，并非收款人，但无论是“收据”或是“收款收据”，内容均清晰明确，即“今收到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人民币……系付……”。马玉东作为常年从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该收据所表达的含义及法律意义。虽十一支收据的签名在经办人栏，两支收据注明款项具体项目未签名，但该收据中并无他人签名而可能造成身份混淆，因此，马玉东在明确代表收到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收据中签字，应视为对收据内容的认可。马玉东作为证人声称签字仅证明款项用途，并非表示收款，缺乏证据支持，对该证言不予采信。马玉东认可由其签署的2019年1月25收款收据中的2万元确系李某的电线款，依据收款收据表达的意思，被上诉人主张2019年1月25日向李某转账系经马玉东指示付款的事实能够与证据内容相吻合。综上，本院二审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7月1日，马玉东与被上诉人通恒农业合作社、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分别签订了合同，合同均为“就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场地平整及修建建设工程一事达成以下协议……”，两份合同第九条均约定由合作社一方提供材料设备，马玉东承包施工。上诉人李某自2017年9月20日至2017年12月20日间，多次向通恒合作社场地平整及修建建设工程工地提供材料，由马玉东、牛军二人签收。自2017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18日，马玉东分17次向被上诉人通恒合作社签字确认收到合作社交来各类材料款。2019年1月25日，马玉东向晋城市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签字确认收到合作社材料款2万元，马玉东认可该笔款项为李某提供的材料。同日，王某向李某通过银行转账2万元。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通恒农业合作社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通恒农业合作社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李某支付剩余材料款80732.5元及利息。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是送货单、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转账记录以及马玉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由被上诉人负责提供材料的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已经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某向通恒合作社场地平整及修建建设工程工地提供了材料，但李某也自认向其联系采购材料、要求送货的均为工程承包人马玉东，除牛军与马玉东共同签收外，并未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那么，仅凭该向工地送货行为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系与被上诉人达成了买卖材料的合意。其次，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于2019年1月25日直接向上诉人转账2万元，但该笔款项却由承包人马玉东向王某签署收据，即被上诉人虽对李某转账，该转账却系向马玉东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由此，被上诉人转账的行为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履行供货义务并为被上诉人所接受。第三，马玉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由被上诉人提供材料，单从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为采购材料的主体。但本案中，在合同签订后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和上诉人李某具体协商采购事宜的系马玉东，马玉东又多次为被上诉人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合作社交来各类材料款，即从履行行为来看，难以再说工程由被上诉人负责提供材料，合同双方以履行行为对合同约定作出了变更。上诉人以该合同主张被上诉人应为自己交付材料的相对方，缺少证据支持。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缺少证明协商建立买卖合意，上诉人所列证据也未能证明送货行为系向被上诉人履行交付买卖标的物的义务并为被上诉人所接受，因此，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缺少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现向被上诉人主张剩余货款及利息的请求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8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