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新建路10郝蓓楼****。法定代表人：张福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该公司员工，住公司宿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牛铭亚，男，1953年11月19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峰，山西泽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瑜，山西泽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牛铭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被上诉人牛铭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峰、李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6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牛铭亚的所有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牛铭亚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牛铭亚的起诉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牛铭亚多年来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益，且2018年上诉人成立工作组解决该事宜作为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工程已于2001年6月竣工，依据《民法通则》135条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在2003年6月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但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03年6月前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在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本案是否存在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情况下，就直接笼统地认定被上诉人多年以来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益，造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显然过于武断，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330850.14元及按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纪要》中出现的32万工程款及《工程预(结)算书》，确定被上诉人工程垫资数额为330850.14元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所称的“原、被告双方认可的《工程预(结)算书》”，上诉人从未认可过该证据，上诉人在质证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该《工程预(结)算书》系山西华工安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00年12月30日出具，显示的工程地点为太原市新建路10号，但山西华工安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3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均是被上诉人牛铭亚，工程施工期间上诉人的门牌号为太原市新建路42号，直到2004年9月15日上诉人的门牌号才由新建路42号变更为新建路10号，且该证据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为工程垫资330850.14元。因此，上诉人出具的《工程预(结)算书》明显系伪造的证据，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以《会议纪要》中冯俊萍表述的“公司通知财务科有32万工程款要挂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实属断章取义，《会议纪要》中冯俊萍完整地表述是“公司通知财务科有32万工程款要挂账，由于没有专业发票，专业审计，所以未给予挂账"，从完整的表述来看，当时被上诉人主张的32万工程款缺乏相应的证据，根本不符合挂账要求，故未给予挂账，明确反映出上诉人对该32万工程款的不认可。且上诉人曾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账目和票据进行审计，但也因为被上诉人的账目和票据过于混乱，最后也没有审计结果。一审法院依据(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按月息1分5厘支付利息，但该文件只是当时上诉人准备采取的措施，该文件并没有实施，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集资协议等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集资。故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判决上诉人按照18%的年利率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50393元的借款及按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借款时，未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是否实际支付借款等要素进行审查，仅在认定证据时对被上诉人提供的250393元的单据以“单据皆有个人签字及单位盖章，且结合被告多次就原告任职期间的财务借款和欠款等遗留问题进行专会讨论等客观事实”为由，采纳了该组证据，并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50393元的借款及利息。但该组证据中出现的个人签字，均是被上诉人牛铭亚自己的签字，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盖有上诉人单位财务印章的单据所涉金额虽有100393元，但上诉人的财务部门并没有关于向被上诉人借款的相关记录，且每笔单据对应的发票均有山西华工安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加盖的公章，日期显示为2001年，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3日，该组证据明显系伪造，依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对该组证据进行片面的认定，对伪造的发票只字不提，更是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认定一带而过，根本没有对下判的理由和依据进行分析、说明。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且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借款的情况下，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推定，并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50393元的借款及利息，实属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没有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之规定，法院不应支持利息。一审法院直接参照(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按月息1分5厘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牛铭亚辩称，一、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在2001年至2018年，多次向被答辩人主张，请求被答辩人支付答辩人垫付的工程款及借款。根据答辩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2017年7月5日的会议纪要表明，（1）2001年至2007年期间，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牛铭亚的主张，多次和答辩人沟通协商；（2）2007年，被答辩人认可了案涉工程改造中，答辩人垫付了工程款；（3）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牛铭亚的主张多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协调处理。被答辩人于2015年至2018年，针对答辩人的主张也多次开会讨论，并形成六份会议纪要，认可了答辩人为被答辩人垫付工程款及借款的事实。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第137条的规定，本案因答辩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经中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答辩人工程垫付款是经被答辩人认可的，双方共同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被答辩人支付答辩人330850.14元工程垫付款，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被答辩人在《工程预（结）算书》中加盖公章，表明被答辩人认可该结算书的内容及金额。被答辩人所出具的2017年7月5日的《会议纪要》表明：（1）该纪要是被答辩人为解决答辩人垫付款及借款等遗留问题所出具的；（2）《会议纪要》中冯俊萍的表述只是其作为财务科长所提出的个人财务建议，并不能代表公司，也不能表明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垫付工程款的事实；（3）被答辩人原财务科出纳明确表明答辩人的垫付款已做账待处理，这表明答辩人垫付款是有相关凭证和证据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33条、137条的规定，《工程预（结）算书》、《会议纪要》是双方合意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原判决据此认定被答辩人应当支付答辩人330850.14元工程垫付款，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三、案涉工程改造期间，答辩人作为工程总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按照（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关于集资的规定，共借款250393元给被答辩人用于公司日常开支。一审判决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借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下发的（2000）晋电子器第26号和（2000）晋电子器第27号文件确认，答辩人为涉案工程总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工程改造期间，答辩人作为工程总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按照(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关于集资的规定，共借款250393元，被答辩人用于公司日常开支。被答辩人在答辩人一审中所提交的借款相关证据上均予以签字或盖章，能够证明，借款事实是被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构成借贷法律关系，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明确、充分。根据《合同法》第206条、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被答辩人作为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应偿还答辩人借款本金250393元及自2001年1月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判决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借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四、答辩人依据被答辩人（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所垫付的工程款和借款，属于双方约定的集资款的返还范围，被答辩人应当依照约定向答辩人还本付息。被答辩人（2000）晋电子器至第19号文件，确定案涉改造工程项目的集资款的利息按照1分5厘的利率随工资按月发放。答辩人依据此文件，在工程改造期间垫付了工程款项和借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合同法》第207条，一审判决被答辩人按照年利率18%向答辩人支付工程垫付款和利息的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牛铭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垫资款及借款1340951.58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1.5%计算，从2001年1月起计算至全部集资垫付款全部还清日止，暂计至起诉日2019年4月为4468050.8元）。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牛铭亚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山西华工安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0年12月30日出具的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办公楼维修、加固、扩建、装修工程的《工程预（结）算书》，证明该工程造价为330850.14元。被告质证认为，该结算书虽为原件，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上面盖的山西华工安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章，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而该项工程预结算书上显示时间为2000年12月30日，显示的地点是太原市新建路10号，而在2000年的时候工程地点是太原市新建路42号。虽然该结算书上盖有案外人山西华工安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印章且被告单位地址显示为太原市新建路10号，但根据庭审核实情况及被告在该结算书上盖章的事实，被告对该结算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二、原告牛铭亚向本院提交了经被告公司原总经理李克荣签字确认的原告为被告改造工程项目垫付的款项相关票据、被告原综合办公主任李勇签字并确认的相应票据，共计218513元、被告原司机张勇毅签字确认的票据，共计338376.03元、原告牛铭亚为被告改造工程项目垫付的款项，共计116764元，证明：1.李克荣于改造项目施工垫资审核签字期间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被告公司行为，李克荣签字确认，由原告垫付的款项为145055.41元（包括前施工方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书面认可由原告代被告垫付的退款10万元）；2.李勇、张勇毅和原告于改造项目期间签订确认，由原告垫付的款项，分别为218513元、338376.03元、116764元，共计673653.03元。以上款项共计818708.44元。被告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上述报销单据粘贴单皆由相关人员签于被告公司案涉工程改造期间，且案外人李克荣系被告单位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牛铭亚系案涉工程总负责人、案外人李勇系被告单位原综合办公主任、案外人张勇毅系案涉工程实际经办人，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即证明该款系原告垫付资金不予认可。三、原告牛铭亚向本院提交了民生银行回单（32万元）、民生银行回单（54万元）、晋商银行存折（16.7026万元）、银行存折（约20万元）、原告2000年9月5日向张静英借款10万元借条、2000年9月2日向李红斌借款5万元的借条、2000年9月1日向李惠萍借款8万元的借条、在2000年9月1日向李惠兰借款4万元的借条、在2000年9月3日向张淑英借款7万元的借条、2001年1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借款期间原告牛铭亚每月按时向出借人支付借款利息的汇款收据（其中张静英支付480700元、李惠萍支付109200元、李惠兰支付55500元、李红斌支付108100元、张淑英支付87500元，以上共计841000元利息），证明原告因改造工程实际筹集资金总计156.7026万元且因改造工程垫资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为84100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由于无法证明上述证据与本案所涉的工程有关联，故本院对其不予采纳。四、原告牛铭亚向本院提交了18张单据，证明：1.被告按照约定向原告按月实际支付工程垫资利息且认可原告垫付工程款的事实；2.截止到起诉之日，原被告双方就原告垫付的费用仍未结算，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均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而非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利息。由于该份证据均是借款单，且被告不认可款项是支付给原告的利息，故本院对其不予采纳。五、原告牛铭亚向本院提交了共计25.0393万元的单据，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因上述单据皆有个人签字及单位盖章，且结合被告多次就原告任职期间的“财务借款和欠款”等遗留问题进行专会讨论的客观事宜，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认可被告向原告借款250393元。六、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被告与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原告与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承包经营协议》以及《关于撤出原“山西电器维修城协议”协议》，证明：1.2000年4月28日被告与山西友联实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被告提供场地，山西友联实业公司装修后对外招商，合作期间所出现的债权债务均由山西友联实业公司承担；2.原告与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承包经营新建路42号办公楼，楼房的装修由原告负责，原告既是被告公司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又与友联共同承包经营该项目，原告不能证明其为被告垫付的资金数额。原告牛铭亚的质证意见为：1.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作协议是被告与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工程改造项目签订的合作协议，而且在2000年7月双方已经解除合作关系，与原告所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无关联，无法证明被告所说合作期间所出现的债权债务均由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承担；2.对《联合承包经营协议》及《关于撤出原“山西电器维修城协议”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被告的证明内容。因被告所提交的三份协议均系本案原、被告分别与案外人山西友联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无关，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七、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0年12月29日至2001年4月17日被告向范小兵借款时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五份，证明被告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借款有严格的流程和工作规范，借款时会与贷款人签订相应的《借款协议书》。原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因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八、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借条》、《现金交款单》、《收款收据》、2013年度至2018年度的《明细分类账》记账页、2013年度至2019年度的《记账凭证》及相应借款单据、2000年至2018年度被告为原告之子牛栋缴纳社保费的《社会保险缴费计算表》，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累计290600元，且2000年-2018年度，被告为原告之子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共计142886.73元。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因上述证据涉及的事实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自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本案中，原告牛铭亚于2000年3月1日-2001年5月31日期间为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垫付商场改造项目工程款的事实客观真实。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威斌在2017年7月5日召开的《关于如何妥善解决原器材公司牛铭亚2000年4月至2001年5月任职期间的遗留问题》会议中明确表述2007年“做了相关预决算，当时确认大约为32万元，牛铭亚当时也接受了这个数字”，同时，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原财务科科长冯俊萍亦表述2007年“公司通知财务科有32万工程款要挂账”，结合原、被告双方认可的《工程预（结）算书》，本院确定原告为被告支付工程垫资款为330850.14元。原告牛铭亚多年来一直向被告主张自己的权益，且2018年被告成立工作组着手解决该事宜，造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故原告牛铭亚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垫资款的利息，原告主张根据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应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本院对此主张予以支持，故本院支持利息以330850.14元工程款为基数，从2001年1月1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进行计算。关于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及利息计算问题，本院支持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数额为250393元。原、被告双方虽未约定借款利息，但根据原告在当时的身份，应视为被告单位向职工吸收的集资。故原告主张根据（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部分支持原告牛铭亚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牛铭亚工程款330850.14元并支付该款从2001年1月1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牛铭亚借款本金250393元并支付该款从2001年1月1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牛铭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向法庭提供证据为：证据一：2019年10月16日范小兵情况说明。证明：25万元并非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证据二：关于集资情况的说明。证明：19号文件下发后，并没有发生集资行为。被上诉人牛铭亚的质证意见为：以上两份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证据一：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范小兵本人未出庭，无法证明真实合法性。且范小兵所写的情况说明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当时向公司支付了集资款。上诉人的证明内容中，钱都是范小兵的钱不予认可，其次，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范小兵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能够证明范小兵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与本案完全无关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该说明所列内容不予认可。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为上诉人所出，不具有证明力。且该集资说明没有其他能够证明当时职工集资没有开展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看，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牛铭亚多年来一直向上诉人主张自己的权益，在2017年006号山西国控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会议纪要中也表明2013至2016年间公司也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协调处理此事，并于2018年上诉人成立工作组着手解决该事宜，故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牛铭亚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二、关于被上诉人支付工程垫资款金额的问题。根据上诉人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威斌在2017年7月5日召开的《关于如何妥善解决原器材公司牛铭亚2000年4月至2001年5月任职期间的遗留问题》会议中的表述，以及上诉人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原财务科科长冯俊萍的表述，结合加盖上诉人公章的《工程预（结）算书》，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支付工程垫资款为330850.14元合理。三、关于借款的问题。上诉人虽否认有案涉借款的存在，但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皆有个人签字及单位盖章的单据，结合上诉人多次就被上诉人任职期间的“财务借款和欠款”等遗留问题进行专会讨论的客观事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向诉人借款250393元并无不妥。四、关于利息的问题，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2000）晋电子器字第19号文件，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及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463.02元，由上诉人山西省电子器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铁柱审判员 唐 璐审判员 安源生 二O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