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1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太宁，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黎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波，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乳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茂钧，男，197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原审被告：荣成市和兴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石岛区蚧口路**。法定代表人：林红春，董事长。上诉人孙太宁因与被上诉人于波、孙茂钧及原审被告荣成市和兴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兴船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3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太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于波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关于“威海纳德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德豪公司）出借公章、孙太宁以纳德豪公司的名义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并购买了原告的变压器”的认定，显然系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规定，一审判决依据和兴船业公司、纳德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茂钧的陈述以及上诉人参与了货物交接和付款，在无任何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纳德豪公司出借公章、孙太宁以纳德豪公司的名义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并购买了原告的变压器”的认定，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系事实认定错误。2.和兴船业公司、孙茂钧的陈述均与事实不符。(1)和兴船业公司称其与纳德豪公司签订《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时及实际施工具体经办人均为孙太宁，与事实不符，签订合同及施工经办人是纳德豪公司工作人员张强，孙太宁是纳德豪公司的临时工作人员，不存在借纳德豪公司公章、以纳德豪公司名义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一审法院已经查明《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系和兴船业公司与纳德豪公司签订，合同上盖有双方公章，有《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在卷可查，足以证明孙太宁并非签订《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的主体。退一步讲，即使孙太宁是签订合同及实际施工具体经办人，也仅能证明孙太宁经办了纳德豪公司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宜及参与了施工，但不能证明孙太宁是签订合同的主体，和兴船业公司对其陈述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2)孙茂钧称纳德豪公司成立后，公章一直由孙太宁和张强保管，与事实不符，孙太宁并未保管纳德豪公司的公章，孙太宁并不清楚该公章由谁保管。孙茂钧对其陈述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3.孙太宁确实参与了货物交接和付款，但参与货物交接的并非只有孙太宁，还有纳德豪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孙太宁虽向邹晓转款10000元，但系代纳德豪公司付款，另外25000元由张强而非孙太宁直接付给于波，于波对此明确知情。孙太宁参与货物交接及付款并不能证明是孙太宁购买了于波的变压器，孙太宁是在纳德豪公司的安排下，通过邹晓与于波联系购买于波的变压器，故与于波形成买卖变压器关系的是纳德豪公司，于波应当向纳德豪公司主张权利。因纳德豪公司系一人公司，在2019年7月12日被孙茂钧申请注销，故于波应向孙茂钧主张权利，而无权向孙太宁主张权利。因此，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及购买于波变压器的均是纳德豪公司，而非孙太宁，孙太宁不存在“借用纳德豪公司的名义及公章进行经济活动”，于波无权向孙太宁主张权利。二、于波并未按照约定提供S11-630KVA变压器，违约在先，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不应被支持。孙太宁再次强调，与于波存在买卖变压器关系的是纳德豪公司，而非孙太宁，于波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与孙太宁之间存在买卖变压器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孙太宁与于波之间存在买卖变压器关系，于波的诉讼请求也不成立。根据约定，纳德豪公司向于波购买的是与损坏的S11-630KVA变压器同型号、同容量的变压器，约定的付款金额也是购买S11-630KVA变压器的金额。但实际上，于波提供的变压器却是S9-630KVA变压器，根本不符合约定，且其提供的变压器铭牌虽然是S9-630KVA，但经专业人士查看认为该变压器是S7-800KVA淘汰款变压器。无论是S9-630KVA变压器，还是S7-800KVA淘汰款变压器，均与S11-630KVA变压器的价值相差很大。在于波违约在先，提供的变压器与约定严重不符的情况下，其无权按照约定主张价款，即使主张价款，也应根据其实际供应的变压器的价值确定价款。一审判决仅以“被告孙太宁在接收该变压器时未提出质量异议”为由，认定孙太宁应按照S11-630KVA变压器的价值向其支付19000元，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三、于波在一审诉讼中自愿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其无权再向孙太宁主张任何权利。一审判决在认定“纳德豪公司出借公章、孙太宁以纳德豪公司的名义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并购买了原告的变压器”的基础上，认定孙太宁与纳德豪公司应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说明一审判决认为孙太宁和纳德豪公司均负有向于波付款的义务，但于波在一审诉讼中自愿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即使孙太宁承担付款责任，因于波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孙太宁也在于波放弃债权的范围内免除了付款义务。因为系纳德豪公司与于波约定了变压器买卖事项，纳德豪公司是债务人，于波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意味着放弃主张价款的诉讼请求，其无权再向孙太宁主张任何权利。四、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继而导致司法裁判错误。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孙太宁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于波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另，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当庭宣判时向上诉人孙太宁送达了民事判决书，按法律规定，孙太宁应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出上诉，但孙太宁于2019年8月15日才提出上诉，超过法定的上诉期限。孙茂钧辩称，2016年案外人张强找到被上诉人孙茂钧，称上诉人孙太宁在电业局上班，不能申请公司，要用孙茂钧的名字注册公司，后孙太宁用孙茂钧的名字注册了纳德豪公司，由孙茂钧担任法定代表人，孙太宁以纳德豪公司的名义揽活。孙太宁与被上诉人于波、和兴船业公司买卖变压器一事，孙茂钧不清楚，也与孙茂钧无关。和兴船业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于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交付S11-630KVA变压器1台；2.判令被告支付运费2800元；3.诉讼费及为解决此事往返乳山荣成的交通费及误工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如下：请求判令被告孙太宁赔偿原告损失19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7年10月26日，被告和兴船业公司与纳德豪公司签订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一份，合同内容为：和兴船业公司委托纳德豪公司对和兴船业公司高压35KV电器设备变压器、避雷器、高压开关柜、综自保护等设备提供试验服务，项目总价格为30595元等，双方在合同上盖有双方公章，但未有具体经办人签字。诉讼中，被告和兴船业公司称，签订合同的经办人及现场施工负责人均是被告孙太宁。2017年11月19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的原因造成和兴船业公司的一台型号为S11-630KVA变压器毁损，同日，被告孙太宁通过案外人邹晓介绍向原告购买变压器一台，双方约定购买的变压器与毁损的变压器进行置换，再付给原告差价款35000元，并约定货到付款；2017年11月20日凌晨1时许，原告将型号为S9-630KVA变压器运至被告和兴船业公司配电室，被告孙太宁通过微信向邹晓转款10000元，邹晓将此款转付给原告，原告同时收到现金25000元，对此，原告称该25000元系被告孙太宁支付，孙太宁辩称系纳德豪公司的张强支付，原告当日未能按约定收到毁损的S11-630KVA变压器。收到原告的变压器后，纳德豪公司即用该变压器替换了毁损的变压器，并在和兴船业公司使用至2018年初，后毁损的变压器修好后，该变压器被替换回来。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孙太宁索要S11-600KVA变压器未果，遂成诉。另查，纳德豪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23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孙茂钧，持股比例为100%。2019年7月12日该公司被孙茂钧申请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为原告是与被告孙太宁还是与纳德豪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纳德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述该公司成立后，公章一直由孙太宁和张强保管，被告和兴船业公司在庭审中也陈述其与纳德豪公司签订合同时及实际施工具体经办人均为被告孙太宁；其次，与原告发生货物交接、付款的经手人也是孙太宁，因此，可以认定系纳德豪公司出借公章、孙太宁以纳德豪公司的名义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并购买了原告的变压器，孙太宁与纳德豪公司应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原告自愿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与孙太宁之间虽然约定了用毁损的变压器置换购买的变压器，但毁损的变压器经修复已在和兴船业公司处使用，置换已不可能，且原告诉讼中也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相应的价款，被告孙太宁在庭审时认可用来置换的变压器价值在18000元至20000元之间，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孙太宁支付19000元，证据充足，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被告孙太宁虽然辩称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但其是借用纳德豪公司的名义及公章进行经济活动，按照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其辩称理由不当，于法无据，对该辩称不予支持；其辩称原告交付的变压器系淘汰产品且与双方约定的不符，由于被告孙太宁在接收该变压器时未提出质量异议，并且已进行了实际使用，诉讼中其又拒绝提供原告的变压器存放地点，对其辩称无法认证，因此，被告孙太宁的上述辩称，证据不足，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被告孙太宁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人民币19000元。案件受理费370元，由原告负担95元，被告孙太宁负担2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向上诉人孙太宁送达了民事判决书，孙太宁于8月15日提出上诉。另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19）鲁10民终578号于波与孙太宁、和兴船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案外人邹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邹晓陈述，变压器是孙太宁买的。发货前孙太宁通过微信支付给邹晓10000元定金，邹晓通过微信转付给于波。于波交付变压器并经验收后，孙太宁又支付了25000元余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孙太宁是否是案涉变压器的买受人，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孙太宁提出上诉是否超过法定上诉期。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孙太宁是否是案涉变压器的买受人，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出卖人于波虽未与买受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于波已交付变压器，买受人已支付价款，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变压器的买受人是孙太宁还是纳德豪公司。孙太宁上诉主张，与原审被告和兴船业公司签订《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的人员及施工经办人均是纳德豪公司工作人员张强，孙太宁仅是纳德豪公司的临时工作人员，不存在借用纳德豪公司公章、以纳德豪公司名义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孙太宁并非签订《35KV预防性试验项目合同》的主体。退一步讲，即使孙太宁是签订合同及实际施工具体经办人，也仅能证明孙太宁经办了纳德豪公司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宜及参与了施工，但不能证明孙太宁是签订合同的主体，和兴船业公司对其陈述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孙太宁并不清楚纳德豪公司成立后公章由谁保管。孙太宁虽参与货物交接和付款，但参与货物交接的还有纳德豪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孙太宁虽向邹晓转款10000元，但系代纳德豪公司付款，另外25000元由张强而非孙太宁直接付给于波，于波对此明确知情。孙太宁参与货物交接及付款并不能证明孙太宁购买了于波的变压器，孙太宁是在纳德豪公司的安排下，通过邹晓与于波联系购买于波的变压器，故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及购买于波变压器的均是纳德豪公司而非孙太宁，孙太宁不存在“借用纳德豪公司的名义及公章进行经济活动”，于波无权向孙太宁主张权利。于波提供的变压器，不符合双方约定，且其提供的变压器是S7-800KVA淘汰款变压器。于波违约在先，提供的变压器与约定严重不符，其无权按照约定主张价款，即使主张价款，也应根据其实际供应的变压器的价值确定价款。一审判决仅以“被告孙太宁在接收该变压器时未提出质量异议”为由，认定孙太宁应按照S11-630KVA变压器的价值支付19000元，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于波在一审诉讼中自愿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即使孙太宁承担付款责任，因于波放弃对纳德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孙太宁也在于波放弃债权的范围内免除了付款义务，其无权再向孙太宁主张任何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变压器的买受人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于波起诉主张，孙太宁通过邹晓介绍向于波购买变压器，并与损毁的变压器进行置换，孙太宁再支付差价款3.5万元。案外人邹晓证实，变压器是孙太宁买的。发货前孙太宁通过微信支付给邹晓10000元定金，邹晓通过微信转付给于波。于波交付变压器并经验收后，孙太宁又支付了25000元余款。于波的上述主张与邹晓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表明案涉变压器的买受人为孙太宁而非纳德豪公司；其次，即便按孙太宁所述，孙太宁参与付款及货物交接并不能证明孙太宁购买了于波的变压器，孙太宁是在纳德豪公司的安排下，通过邹晓与于波联系购买于波的变压器，故与和兴船业公司签订合同及购买于波变压器的均是纳德豪公司而非孙太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纳德豪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孙茂钧称，不清楚于波与孙太宁、和兴船业公司买卖变压器事宜，案涉变压器买卖行为与其无关，亦即纳德豪公司并未授权孙太宁买卖案涉变压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孙太宁购买案涉变压器的行为亦未得到纳德豪公司的追认，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孙太宁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亦不存在适用表见代理的余地，本案不存在纳德豪公司向孙太宁授权的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孙太宁的付款及交接变压器行为不能形成具有代理纳德豪公司的客观表象，相对人于波在主观上亦不存在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孙太宁有代理权。因此，通过本案证据和事实，应当认定案涉变压器的买受人为孙太宁，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孙太宁承担。关于上诉人孙太宁上诉称向于波购买与损坏变压器型号不符，不符合双方约定，且是淘汰款变压器。于波无权按照约定主张价款，即使主张价款，也应根据其实际供应的变压器的价值确定价款。对此，本院认为，于波与孙太宁并未就案涉变压器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孙太宁并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变压器型号。本案口头合同履行过程中，于波通过案外人邹晓以微信方式告知了孙太宁变压器型号及实物照片，变压器运到现场并交接后，孙太宁不仅未提出异议，且支付了余款25000元，孙太宁又不能提供案涉变压器的存放地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孙太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孙太宁提出上诉是否超过法定上诉间的问题。被上诉人于波主张，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当庭宣判时向上诉人孙太宁送达了民事判决书，按法律规定，孙太宁应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出上诉，但孙太宁于8月15日才提出上诉，超过法定上诉期间。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向孙太宁送达了民事判决书，上诉期间开始的时日不计算在上诉期间内，本案的上诉期间应自2019年8月1日开始计算，截止8月15日上诉期间届满，孙太宁于8月15日提起上诉，未超过法定上诉期间。综上，上诉人孙太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元，由上诉人孙太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