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初1364号原告：张睿，男，汉族，1983年10月7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原告：郑波，男，汉族，1962年6月21日生，住昆明市五华区。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娥、卜夕雯，云南硕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普洱市东升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益智路**。法定代表人：刘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鵷、周玉娇，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王庆仙，女，汉族，1935年5月1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珍，女，汉族，1960年2月12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一般诉讼代理。原告张睿、郑波与被告普洱市东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升矿业公司”）、第三人王庆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4日、2019年9月19日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睿、郑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娥、卜夕雯，被告东升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娇、李景鵷，第三人王庆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扣除管辖异议上诉期间、鉴定期间、调查取证期间审限，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睿、郑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4780万元及利息3742150元（自2017年2月23日起至2018年6月13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合计5154215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借款本金47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4日起至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两原告借款，原告自2012年1月16日起分多笔自己打款或委托其他付款方打款至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借款到期后，被告也按时向原告归还过部分借款，但仍有大部分借款至今未还，由于被告借款后还款无规律，金额不一，双方于2017年2月23日对账并签订了《对账单》，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2月23日止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780万元。被告东升矿业公司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出借人是王家福，王家福与张睿、郑波是合伙人，遗漏了王家福的继承人，申请追加王家福继承人参加诉讼。借款主体为张卫东、王家福等，4780元债务存在，本金是3000万元，利息1780万元，是按5分、6分、1毛5计算利息，王家福与刘铸后期核对的金额是本金17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800万元，王家福死前给刘铸出具了情况说明，张睿、郑波协助刘铸筹款才产生了对账，4780万元包含了清理王家福的债务及另案华能澜沧江压覆赔偿案件帮忙的效益，形成的对账文件是谅解合作对账意向书。王家福与张云华系合伙关系，放款来源是对外借款转借款项，具体由王家福操作，赚取利息差额，是王家福出借款项给东升矿业公司，原告属于转借关系，不能直接主张借贷，款项来源于郑波是不清楚的，是存在两个借贷关系，并非是委托借款或委托转账。王庆仙述称，张睿、郑波不是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张睿、郑波与东升矿业公司之间的对账是代表王家福进行的，在没有债权转让的情形下，王家福的继承人才是本案的债权人，张睿、郑波提交的转款记录并非其本人转款的，张睿是王家福生前的员工，张睿、郑波利用王家福死亡的客观情况恶意提起诉讼，窃取他人债权，已构成刑事犯罪；东升矿业公司认可的出借人为王家福，张睿、郑波不能举证证实存在债权转让，应承担不利后果；王家福与张云华等人是合伙关系，继承人没有持有书面协议，对外有10多亿的债务，本案涉及的款项不是个人的款项，是多人集资的，王庆仙在本案中不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因没有诉讼费，不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是参加诉讼说明意见。原告张睿、郑波向本院提交或申请调查令调取了以下证据：1、对账单，欲证明2012年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6280万元，被告在收到原告借款向原告偿还过部分借款，2017年2月23日，经双方对账，并签订对账单，确认截止对账之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人民币478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中国民生银行单位账户对账单、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富滇银行业务委托书、民生银行转款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张云华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欲证明原被告达成借款合意后，原告张睿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0于2012年3月5日分别向被告指定的收款方刘铸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62×××90转账两笔共计人民币100万元；两原告委托付款方昆明神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昌公司”）通过该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4×××73、交通银行账户531078076018010080467于2012年1月16日、2012年1月17日、2012年1月19日、2012年1月20日、2012年3月5日转账至被告指定收款方云南雉津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雉津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22×××95共计人民币5500万元；2012年2月6日，转账至被告指定收款方昆明汇西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西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22×××37人民币100万元；2012年2月6日，原告共同委托的付款方神昌公司借用该公司前工作人员杨映红个人富滇银行账户62×××09、中国建设银行账户43×××06打款至被告指定收款方曾皓中国民生银行账户62×××22人民币150万元；2012年3月5日，原告共同委托的付款方神昌公司借用该公司前工作人员张卫东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3、陈权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90转账两笔共计人民币380万元；两原告共计向被告出借款项6230万元，已履行了出借义务；3、企业信用信息公司报告，欲证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铸同时也是被告指定收款方雉津公司及汇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4、交通银行昆明高新支行账户交易明细、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业务委托书，欲证明2011年12月14日，原告郑波借用昆明昊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润公司”）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云溪支行账号03×××12的账户向神昌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号24×××73的账户转款人民币1200万元，2012年1月6日，原告郑波借用昆明新广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广丰公司”）富滇银行账号93×××02的账户向神昌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号24×××73的账户转款人民币500万元；2012年1月20日，原告郑波借用昊润公司华夏银行账号4833200001819904445631的账户向昆明神昌公司交通银行账号531078076018010080467账户转款人民币500万元；原告郑波系昆明新广丰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原告郑波系昊润公司股东，昆明嘉润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两家公司实为关联公司。经质证，被告东升矿业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账单》最后一页与被告提交的证据是一致的，予以认可，前面两页原告更换过，进行了伪造变造，同一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银行流水及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杨映红支付给曾皓的款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他支付款项认可系借款，但是王家福对外出借款项，原告与王家福是否存在分配及合伙、债权转让没有证据证实，对张云华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不予认可，张云华与对方有关，说明与事实不符，有相反事实可以证实，王家福因债务跳楼，情况说明及诉讼存在串通及规避债务的可能；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刘铸并非实际控制人，还有其他股东；对证据4中交通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主体与本案无关，代付款不予认可，对电汇凭证、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业务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转款并非以郑波的名义，且仅有2200万元，与对账单6000多万元并不相符。对上述证据1、2、3、4，王庆仙对上述证据表示本案涉及的借款属于借贷进来对外放贷的款项，张睿与张云华是叔侄关系，租用昆明市丹佛典当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佛典当行公司”）名义经营放贷业务，以王家福或张云华名义借入后再以个人名义出借，款项是混同的，涉及几名个人之间是合伙关系，本案款项存在王家福的债权，是很多债权人集资给王家福的，具体打款情况其并不清楚。被告东升矿业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款合同（2012年1月16日，张卫东与雉津公司4000万）、借款合同（2012年2月6日，王家福与刘铸3000万），欲证明张卫东及王家福（总经理）均是丹佛典当行公司、神昌公司的员工，从事放贷业务，2012年，雉津公司及刘铸等人向王家福借款，在王家福安排下，雉津公司以及刘铸分别与王家福签订了借款合同；2、借款合同（2012年9月17日，王家福与刘铸、东升公司4780万元），欲证明2012年9月17日，王家福、刘铸、东升公司就双方之间的所有借款包含张卫东的进行了结算，金额4780万元；3、还款计划、东升矿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工商登记表、物品寄存清单、补偿协议，欲证明因无法还款，刘铸向王家福出具了还款承诺，还将东升矿业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王家福作为担保，以及将41件玉器质押给王家福；4、债务确认书，欲证明2014年11月29日，王家福及刘铸双方之间的债务再次结算，金额为2500万元；5、情况说明，欲证明王家福留下的遗物中，承认与刘铸之间的真实债务仅有500万元；6、谅解合作对账意向书，欲证明2017年2月23日因东升矿业公司无钱缴纳另案诉讼费，欲向张睿、郑波借钱300余万元，张睿、郑波要求东升矿业公司再次对账确认与王家福的债权，原告主体不适格，与被告并无法律关系。经质证，原告张睿、郑波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张卫东与雉津公司4000万元借款的出借方是张卫东，借款方是雉津公司，与原被告无关，无法证明张卫东、王家福均是丹佛典当行、神昌公司员工，无法确认借款合同是否张卫东所签；2012年2月6日王家福与刘铸3000万元借款的出借方是王家福，借款方是刘铸，借款合同第一页盖有东升矿业公司印章，但在签名处并无公司印章，借款主体应为王家福与刘铸个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从原告提交的汇款凭证，最后一笔转款时间为2012年3月5日，该份借款合同是2012年9月17日签订，与本案无关，该合同第六条约定王家福与张卫东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该合同中并无张卫东签字确认，该证据系被告为拖延时间、虚构事实伪造的证据；对证据3中除东升矿业公司工商登记表真实性予以认可外，其余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还款计划金额为3000万元，与同一天签订的借款合同4780万元金额不一致，王家福与刘铸之间私人的约定与承诺，与本案并无关联，王家福已经过世，无法证实真实性；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未能提交原件核对；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意向书系被告伪造，被告将手中的对账单最后一页拆分与自己制作的前两页合订形成的，该份证据编号混乱，文字表述内容对不上、词不达意，是虚假的，第一页机打主体为王家福、张睿、郑波，签订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王家福于2015年10月17日跳楼身亡，其上没有王家福继承人签名。王庆仙对上述证据表示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本案涉及的款项不是一个人的，是多名债权人的款项。王庆仙提交了以下证据：1、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在王家福死亡后，出现大量以王家福继承人及张云华等人为被告的民间借贷诉讼并经法院调解或判决，本案所涉及的东升矿业公司的欠款属于王家福等人合伙期间对外借入的经营放贷业务的款项，应偿还给借款人；2、借款合同、收条，欲证明存在大量以王家福或王家福、张云华对外借款的合同，王家福与神昌公司张云华是合伙对外经营放贷业务的关系，以丹佛典当行的名义对外放贷。经质证，原告张睿、郑波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无原件核对，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原告出借款项是2012年已经完成，借款合同及收条部分时间为2014年；被告东升矿业公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无原件不予质证，但从法律文书可以看出王家福、张云华系共同被告，是职业放贷人，对外进行融资后另行出借，本案款项也属于类似的性质。经原被告方申请，本院委托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所涉及的《对账单》、《谅解合作意向书》进行司法鉴定，作出昆锦司[2019]痕鉴字第993号指印鉴定意见书及昆锦司[2019]文鉴字第07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经质证，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本院通知神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云华进行询问，张云华陈述:张云华目前是昆明神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家福是丹佛典当公司聘请的总经理，张云华与王家福合作做丹佛典当行公司的业务，张云华作为副总经理，丹佛典当公司主要是做民间借贷，在做丹佛典当行公司放贷业务之前，张云华与王家福是朋友关系。丹佛典当行公司对外放贷的部分流水是使用神昌公司的账户进行走账的。郑波看到其有放款平台，就说来用丹佛典当行公司的平台来做放贷业务，郑波有一定的款项，将其款项对外放贷，郑波在丹佛典当行公司没有任职，郑波是广丰干菜食品批发市场的股东。张睿在神昌公司上班，属于业务员，有事情安排张睿进行经办，是张云华的侄儿子。张云华与王家福是合伙人，丹佛典当行公司的法人李汝明是王家福的朋友，委托王家福进行经营，王家福此前在银行是做贷款业务的，张云华与王家福没有签订合伙协议，是口头约定利润是平均分配，具体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由王家福来操作，张云华主要是协助王家福处理事务，没有租用丹佛典当行公司的资质，李汝明也还是来的，但是没有参与放贷业务经营，放贷款项的来源是对外借款后进行放贷，如郑波投入款项应该是有借款协议的，但不在张云华及神昌公司手上，可能在王家福那里，主要是王家福进行操作，融资进来的款项大概有8、9千万，基本上对外放贷了，基本没有收回款，部分在法院起诉了，目前还没有追回来，对王家福去世的原因张云华不太清楚。张云华与王家福合作的经营放贷业务，不存在其他合伙人员了，除了丹佛典当行公司部分款项对公的账户流水是通过神昌公司进行走账外，没有其他关系了。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涉及的款项转款经过神昌公司账户的，是郑波的钱，是郑波转来神昌公司，一般是如果有客户需要钱，我方没有款项，就与郑波商量，用郑波的钱来对外出借，款项是郑波转款给神昌公司，神昌公司再转款到客户的账户，有提前转款的也有滞后转款的情况，是王家福安排的，郑波进进出出可能有4000多万的款项，款项主要是郑波的，张睿可能有部分款项，对原告提交的神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是神昌公司出具的，对真实性是认可的。案件涉及的4780万元没有神昌公司、张云华本人的债权在其中，张云华及神昌公司不会主张权利，至于是否有王家福的债权，王家福与郑波才能说得清楚，张云华不清楚，对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应是真实的，特别是2012年9月17日的4780万元的借款合同张云华是知道情况的，刘铸是王家福的朋友，在银行时王家福就认识了，刘铸要借款作为资金周转，很快就还款了，到了时间仍未还款，郑波也比较着急，该笔款是郑波拿出来让王家福帮忙出借的，张云华与王家福没有钱，是拿郑波等人的款项对外出借的，当时王家福没有出事情，刘铸、郑波来说过借款的情况，刘铸知道该款项是郑波的款项，郑波也追刘铸追得比较紧，因没有刘铸的抵押物，才让王家福以持股的形式去保证债权的实现，因借款合同是王家福出面签订的，后续出具《对账单》的具体情况张云华不太清楚了。王家福出事后，郑波也向张云华追过款项的。对于郑波提交的通过昊润公司、新广丰公司转账到神昌公司的款项是否是当时出借的款项，时间比较长，张云华已经记不清了。本案涉及的款项不是神昌公司也不是张云华个人的款项，王家福虽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款项来源主要是郑波出借的款项。具体的操作是王家福在操作，张云华并不清楚，张云华无法区分是何人出借给平台的款项。郑波的款项是通过转账进入到神昌公司账户的，也有部分现金的情况。张睿投入的款项情况不是太清楚了，向郑波、张睿出具《对账单》可能是因向刘铸追债的原因，张睿可能也投入部分款项，目前丹佛典当行公司、神昌公司都没有经营了，公司主体还在的。张卫东、陈权、杨映红是公司工作人员，杨映红是财务，可能有合同，陈权是郑波公司人员，帮郑波管账的，张卫东也是丹佛典当行的工作人员，也是属于业务员，一般业务员是不签订借款合同的，一般借款合同借入与借出的是张云华和王家福来签订的，张卫东也是算郑波的人，是郑波派来的，来上班主要是监督款项的使用，张云华、王家福经营放贷业务款项主要来源是郑波一方的款项，张卫东目前找不到了，因债务原因2015年就下落不明了，陈权是郑波一方的人员，杨映红没有在公司了，张云华与王家福放贷业务平台上对外出借款部分正在筹钱诉讼，可能收得回来，款项主要是出借到地产公司、矿业公司等，因经营困难暂时无法还款，相关出借款项的证据张云华是持有的，是张云华对外签订合同的，准备以张云华的名义进行诉讼，目前没有收回的款项，目前生效的调解书及判决书确认张云华要承担还款责任的款项应该有几千万了，矿业公司、地产公司欠款如果能收回是可以清偿的。出借给东升矿业公司及刘铸的款项的具体款项来源及出借方向是王家福在操作，张云华并不清楚，郑波与王家福应该是有借款协议的，但目前不在张云华手上，张云华不清楚，出借款项是赚取一部分利息差额，郑波与刘铸之间的往来不太清楚，对于刘铸经营的矿被压覆进行赔偿诉讼的情况张云华不清楚。王家福还经营者一个基金公司的法人，张云华占了一定股份，可能有部分案件证据及凭证可能在基金公司。张云华与王家福合伙经营没有书面协议，前期有部分利润后面也全部贴进去了。经质证，各方对张云华陈述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认为可以说明资金来源是郑波，被告认为可以说明王家福与张云华系合伙关系，放款来源是对外借款转借款项，具体由王家福操作，赚取利息差额，是王家福出借款项给东升矿业公司，原告属于转借关系，不能直接主张借贷，款项来源于郑波是不清楚的，是存在两个借贷关系，并非是委托借款或委托转账。王庆仙认为可以说明款项是对外向多名债权人借入后转借给东升矿业公司，款项应由王家福主张并用于对外清偿债务。对上述各方提交证据中，有原件予以核对或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证据、本院制作询问笔录及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能证实各方待证观点，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经审理，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包括有原件核对且对方当事人无证据予以反驳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自认，确认与本案相关的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2月23日，张睿、郑波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东升矿业公司、刘铸作为乙方（借款人）签订《对账单》，约定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多笔，现尚未清偿完毕，经双方进行对账后，一致确认借款金额为6280万元，支付方式为由甲方或甲方委托付款方通过银行转账到乙方指定账户，具体明细如下：2012年1月16日由神昌公司账户转入雉津公司账户2500万元；2012年1月17日由神昌公司账户转入雉津公司账户1500万元；2012年1月19日由神昌公司账户转入雉津公司账户600万元；2012年1月20日由神昌公司账户转入昆明汇西经贸有限公司账户100万元；2012年2月6日转入曾皓账户50万元；2012年2月6日由杨映红账户转入曾皓账户127万元；2012年2月6日由杨映红账户转入曾皓账户23万元；2012年3月5日由神昌公司账户转入雉津公司账户500万元，2012年3月5日由张卫东账户转入刘铸账户280万元；2012年3月5日由陈权账户转入刘铸账户100万元；2012年3月5日由张睿账户转入刘铸账户50万元；2012年3月5日由张睿账户转入刘铸账户50万元；截止双方签订对账单之日，乙方已向甲方归还借款总计金额为空白表格，未载明金额情况；双方一致确认，乙方尚欠甲方人民币本金4780万元，乙方承诺会尽快筹措资金偿还，如后期乙方能提供新的还款凭证，在双方确认情况下，可扣减借款；张睿、郑波在甲方处签字，刘铸在乙方处签字，东升矿业公司在乙方处签章。对《对账单》载明的转款情况，从原告提交或申请调查令调取的银行流水中，除2012年2月6日转入曾皓账户50万元无银行流水予以印证外，其余转款有相应银行流水予以印证。原告申请追加刘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后又表示认为本案债务属于东升矿业公司的公司债务，不认为是刘铸个人债务，撤回对刘铸的追加申请。被告申请追加王家福继承人参加诉讼，经询问，王家福儿子王云出具书面意见表示放弃继承王家福遗产，也不参加诉讼。王家福原配偶（1998年登记结婚，2014年12月30日离婚）万慧表示本案即便存在夫妻共同债权，也不参加诉讼，不主张权利。王庆仙表示不放弃继承权，本院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释明，王庆仙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独立诉讼请求。神昌公司于2018年7月5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上述《对账单》中涉及的转款系张睿、郑波委托神昌公司或公司原工作人员陈权、张卫东、杨映红转款到东升矿业公司指定账户的，系张睿、郑波出借款项。2012年1月16日，张卫东作为出借方与借款方云南雉津经贸有限公司、担保方为刘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张卫东出借4000万元给雉津公司，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从2012年1月16日至2012年1月31日，刘铸系雉津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借款以转账方式直接转入雉津公司账户22×××95等内容。2012年2月6日，王家福作为出借方与借款方刘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家福同意借给刘铸30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9月5日止，借款到期后10日内，刘铸无法偿还借款，同意将个人名下所持有的东升矿业公司股权中的49%变更至王家福名下，作为后续偿还借款的保障，借款综合费用计算按同期人民银行利息的4倍进行计算等内容。2012年3月23日，刘铸出具物品寄存清单载明寄存41件手镯、手链、挂件、佛坠等在王家福处保管。王家福签字予以确认。2012年9月17日，王家福作为出借方与借款方刘铸、担保方东升矿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家福同意借给刘铸4780万元，用于偿还之前向张卫东借款，借款期限从2012年9月17日至2012年12月17日，借款综合费用计算按同期人民银行利息的4倍进行计算，合同签订后，由王家福与张卫东签订一次性债权转让协议，资金有王家福向张卫东支付，刘铸与张卫东之间原存续的借贷关系终止。同日，刘铸作为借款人，东升矿业公司作为担保人出具还款计划，载明因刘铸于2012年2月6日向王家福借款3000万元，因无法还款，按原合同约定将刘铸名下持有的东升矿业公司49%的股权变更至王家福名下，近期内偿还1500万元，剩余1500万元在两年内逐笔归还等内容。2012年9月18日，王家福与刘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家福于2012年11月20日变更登记为东升矿业公司股东，持股比例49%。2012年9月19日，王家福与刘铸签订补偿协议，约定东升矿业公司获得华能澜沧江公司淹没压覆赔偿后，刘铸以最高银行同期公布4倍利息向王家福投资3000万元，用于王家福所开展项目的运营款项，以无息贷款方式向王家福投资1000万元用于王家福开展项目的运营款项等内容。经本院委托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所涉及的《对账单》、《谅解合作意向书》进行司法鉴定，作出昆锦司[2019]痕鉴字第993号指印鉴定意见书及昆锦司[2019]文鉴字第07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昆锦司[2019]痕鉴字第993号指印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的《谅解合作对账意向书》中第三页“张睿”签名上的红色油墨指纹是张睿右手拇指所留；2、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的《对账单》中的三枚红色油墨指纹（第一页两枚、第二页一枚）是一次按印形成的，不是刘铸本人所留；3、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的《对账单》中第三页“张睿”签名上的红色油墨指纹是一次按印形成的，是张睿右手拇指所留。昆锦司[2019]文鉴字第07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对账单》上甲方处“张睿”签名字迹是张睿书写；2、《谅解合作意向书》上甲方处“张睿”签名字迹是张睿书写；3、《对账单》第1、2、3页上的打印文字是同类打印机打印，但不能确定是否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形成，第1、2、3页纸张种类相同；4、《谅解合作对账意向书》第3页与第1、2页的打印文字不是一次打印形成，但不能确定是否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形成，第3页与第1页纸张种类不同。王家福继承人王庆仙陈述王家福与张云华等人合伙经营放贷业务，张云华陈述其与王家福合伙经营放贷业务，借贷平台上存在多名债权人出借款项，郑波的款项是主要来源，具体款项操作由王家福进行，张云华无法说清款项具体来源及出借方向等，张卫东、陈权、杨映红、张睿系神昌公司工作人员，各方对张云华陈述予以认可。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以《对账单》等证据主张应由被告向其支付欠款本息的观点是否应予支持及本案应如何处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其一，原告以东升矿业公司、刘铸与张睿、郑波签署的《对账单》主张权利，其据以主张交付款项的银行流水款项转出账户主要为神昌公司及神昌公司工作人员，现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本案涉及借款系以王家福名义出借给东升矿业公司等，从被告提交的王家福与刘铸、东升矿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东升矿业公司49%的股权变更登记于王家福名下以及本院通知张云华制作询问笔录的情况，本案所涉借款系由王家福与东升矿业公司、刘铸签订借款合同并通过神昌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账户转账支付款项，在王家福去世后，东升矿业公司、刘铸与张睿、郑波签订了《对账单》，东升矿业公司辩称系因另案倾覆赔偿需要诉讼费用等原因才签订该《对账单》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二，现原告对于其与王家福之间是否存在债权转让协议未能提交证据证实，王家福继承人王庆仙虽未在本案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但明确表示认为本案债权属于王家福继承人，应用于支付对外尚欠的多名债权人的款项，被告对此也表示本案借款的相对方应为王家福，与张睿、郑波的对账仅是对债权金额的确认，且认为尚欠本金为3000万元，利息1780万元，利率标准存在月息4分的情况，而原告对于借款过程中所涉及的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情况表示不清楚；其三，从张云华、王家福合作经营放贷业务以及王家福去世后多名债权人向王家福继承人及张云华诉讼主张债权的情况，张云华虽陈述本案所涉债权属于郑波的款项或主要来源于郑波，但也表示进入借贷平台的款项其无法区分是否张睿、郑波款项还是其余债权人款项，具体操作是王家福负责等；如上所述，原告仅以现有证据主张其系本案所涉借款债权人，在存在矛盾证据的情况下，原告提交的其通过案外公司转款至神昌公司的证据所涉款项未能一一对应，本案所涉债权存在原告出借给王家福后再转借至东升矿业公司的可能性较大，但原告主张其系本案所涉债权唯一债权人的唯一性无法确定，应根据合同相对性由原告向王家福继承人主张权利，王家福向被告主张权利，对收回债权按债权人各自债权比例受偿，在原告对于其与王家福之间法律关系未能举证予以证实，原告主张本案债权因缺少债权转让或初始债权转账凭证印证的情况下，虽东升矿业公司、刘铸向原告出具了《对账单》，但仅凭《对账单》无法确认原告债权主体继受资格或系唯一债权人，原告对于其投入王家福等人借贷平台直接转借至被告的款项及份额也未能举证一一对应情况下，原告主张由被告向其偿还本案所涉债权的主张难以支持。至于本案应驳回起诉还是驳回诉讼请求，本案所涉的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已经载明了债权人，从现有证据也显示原告出借至王家福等人经营的借贷平台的款项有出借至被告的事实存在，虽然在王家福去世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对账单》，但因权利来源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有代位权及债权唯一性无法对应情况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睿、郑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951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张睿、郑波承担；鉴定费人民币26000元，由普洱市东升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法定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钱晓燕审 判 员  汪 佳人民陪审员  代丽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本福书记员李昱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