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12566号 原告：楼德裕，男，195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107号万达财富大厦16楼。 负责人：李乐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佳，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德裕与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荣震独任审判，于2019年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楼德裕及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楼德裕350000元；二、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2017年1月-10月的工资260000元；三、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按两年年薪计算的损失700000元；四、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收取的律师代理费42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因涉刑事案件，委托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渝佳。2017年11月2日下午，张渝佳来看守所会见原告时，就取保候审费用询问原告，原告当时反问张渝佳，取保候审为什么要收取费用？应该由律师申请吧，何况原告没有钱，如果一定要用钱来获得取保候审，那么你去问一下公安机关，或者浙江永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成公司），他们打算如何解决。2017年11月3日下午，张渝佳再次来到看守所会见原告，说取保候审要获得永成公司的谅解书，现在永成公司要价50-60万元，其费尽周折和永成公司沟通，永成公司现同意原告支付350000元后出具谅解书。原告回答，其一共只挣了250000元的辛苦钱，退一步说，如果其真的有罪，也只能将250000元交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永成公司一定要350000元，那么就不取保候审了。张渝佳随后说，原告这么好的技术，身体要紧，再说了原告家人都急着等原告出去，原告出去以后还可以挣回来的。原告回答说，挣钱这么容易吗?原告这么大年龄了，到什么地方去挣？张渝佳叫原告下一个结论，当时原告想已经不明不白关押了二十多天，家里老婆孩子也很着急，先出去对解决问题也是个办法，然后原告就对张渝佳说，永成公司如此黑心，如果一定要350000元，那么分三期付款，第一期付50000元，后两期由他们决定，如果不同意，则坚决取消取保候审，你把原告这个决定告诉我妻子。然而到了2017年11月7日，原告被取保候审出来时，才知道张渝佳不仅没有将原告的意思转达给我妻子，还欺骗原告妻子说这是我的决定，迫使原告妻子将向多位亲属借来的350000元款项作为赔偿。不仅如此，在和解协议书上甚至将原告在永成公司的劳动报酬（2017年1月-10月）260000元也放弃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作为指派律师，张渝佳应清楚刑事案件的和解必须由公、检、法机关主持，并制作和解协议书，特别要审核“合法性”、“自愿性”。既然和解协议书是张渝佳制作，为何其一直欺骗原告说是永成公司方制作。2019年3月6日晚被告才知道，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副所长邱喆告诉原告，据他们调查，这份和解协议书确实是你的律师张渝佳制作，你的财产损失，必须由你的律师负责，你去法院起诉，法院定会支持。和解协议书既没有经过原告确认，也没有原告授权委托书，而是被告指派律师用隐瞒事实、欺骗的手段叫人代签字，使原告家属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以为是原告本人决定，给原告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原告涉案的刑事案件，经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二次退侦，最终于2018年9月17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于2018年9月21日即告知张渝佳，既然已裁定原告无罪，那么其就应立即返还原告的财产，且被告应发函给公安机关，解除对原告的取保候审措施。然而直到今天，原告也没有收到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综上，被告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被告予以返还并赔偿。 被告当庭提供书面答辩状答辩称，本案原告是被告律所办理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原告家属办理委托手续时认为原告可能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律师会见后了解到侦查机关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原告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因重要书证被排除，检察院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在与永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前，被告承办律师多次在看守所征求原告楼德裕意见，当时原告最终同意补偿50-60万元，放弃剩余工资，后来家属和承办律师通过多方努力将补偿金额降到350000元并放弃剩余工资，原告家属觉得永成公司比之前坚持的条件的降低了十来万，可以接受。原告一开始的确提出首付50000元，否则不取保候审，但承办律师告知原告永成公司不会同意后，原告当场就表示同意一次性支付，后来去会见时，原告甚至同意补偿50-60万元。和解协议书一份是初稿，是承办律师在家属和永成公司谈判前所拟，一份是修改稿，是家属和永成公司谈妥之后承办律师修改的，该份协议未将放弃剩余工资条款写进去，是希望打个擦边球，留条退路，原告取保候审出来后再和永成公司协商。双方最终签字的和解协议书是永成公司的律师在第二份协议书的基础上修改的，原告家属在签字时也是仔细看过该和解协议，承办律师只是代书和解协议，不可能如原告诉称将和解协议结果强加原告。原告诉状内容中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邱喆副所长所说内容是原告编造的，和解协议书是承办律师和楼德裕从永成公司签好协议后立即送至派出所，由承办律师递交的，协议谁起草的，如何修改的邱喆根本不了解。被告的指派律师参与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收费并没有不合理，律师费约定是70000元，实际是收费50000元，扣除管理费、税金等，承办律师实际到手才35000元左右，不存在打点公安的情况。和解协议书的起草，是承办律师因委托辩护关系而延伸出来的义务，之所以签署和解协议书是为了取得永成公司的谅解，谅解是办理取保候审的前提，原告涉嫌犯罪，其具有取保候审的迫切需求，因此就永成公司的损失赔偿问题双方进行协商，协议书的内容是永成公司出具谅解书的最低要求。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即使承办律师代书了和解协议，也是根据双方协商结果起草，内容是经过家属和当事人同意，和解协议书上只有家属签字而没有承办律师签字，如果原告认为不应赔偿，可以诉请撤销和解协议，而和解协议撤销与被告接受委托事项没有关联性；至于取保候审期间的财产损失，被告既不是取保候审的决定主体，也不是实施主体，没有规定明确检察院不起诉之后承办律师应申请解除取保候审，何况检察机关对原告作出的是存疑不起诉决定，原告仍存有被再次起诉的可能。原告的案件是被告指派律师张渝佳的好朋友介绍，被告指派律师在服务过程中尽心尽责，刑拘期间会见就达5-6次，多次参与调解，多次分析讨论案情，第一时间阅卷，阅卷之后就出具法律意见书，原告取保出来后，每隔1-2周就找被告指派律师，仅核实证据就来了5次以上，该案耗时长，消耗精力巨大。楼德裕从未表示要解除委托关系，也从未对和解协议内容提出过异议，也从未向被告负责人反映过情况，在原告控告永成公司不成后突然转向被告主张损失是一种背信弃义行为，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 1、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一份，证明原告没有犯罪的事实。 2、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一份，证明被告指派律师张渝佳并未参与过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张渝佳并未看出过指控证据的任何问题，而这些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的犯罪事实。 3、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证明拘留证、传唤证、释放证都是之后到店口派出所补签的，而且是受强迫签字，张渝佳电话叫其签字的，取保候审的程序完全不合法，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由被告赔偿。 4、微信发送的和解书、谅解书各一份，证明该和解协议书是原告家属确认的，并未经过原告本人确认，该和解协议书与最后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不一致。 5、和解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指派律师张渝佳制作的该和解协议书侵犯原告财产权益的事实。 6、工程师资格证书，证明原告为工程师的事实。 7、工资记录、年薪清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在永成公司工作时年薪350000元的事实。 8、发票两份，证明原告支付被告50000元律师代理费的事实。 9、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10、收款收据一份，证明案外人永成公司收到原告350000元款项的事实。 11、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永成公司的代理律师要求其去律师事务所补签协议书是在取保候审之后的2017年11月27日。 被告为证实自己抗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 12、刑事辩护委托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妻子委托被告的执业律师张渝佳、丁天甲担任一审阶段辩护人的事实。 13、法律意见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各一份，证明被告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为原告提供过法律服务的事实。 14、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证明被告收取50000元律师费合法合规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除认为证据7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12、13、14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2认为签字的确是其妻子杨建英所签，但因原告方未拿到委托合同，故该委托合同的签订不符合程序。对证据13认为被告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法律意见书，当时被告连案卷都没有查阅，就要求原告去认罪，当时公安机关给其定的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律师事务所公函上载明的还是侵犯商业秘密罪，说明被告指派律师工作不负责任，没提供好法律服务。 上述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2、3、4、5、6、8、9、10、11，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审查后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均系复印件，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2、13、14，本院经审查后对真实性亦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原告楼德裕自2006年开始为浙江永成机械有限公司工作。2017年10月，原告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诸暨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3日，楼德裕妻子杨建英与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委托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渝佳、丁天甲担任楼德裕在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刑事辩护费用为70000元，合同有效期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一审阶段终结时止，原告实际向被告交纳了50000元，被告在公安侦查阶段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为原告提供了律师服务。2017年11月5日，为取得永成公司谅解，原告连襟霍建良与永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永成公司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与楼德裕的劳动关系，楼德裕放弃要求永成公司支付工资、薪酬，双方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一切经济问题均已结清；楼德裕同意补偿永成公司350000元，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当天一次性支付；楼德裕作出如下承诺：自愿竞业限制三周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期间不到与永成公司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就业，竞业限制期间，楼德裕不要求永成公司支付相应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永成公司的商业秘密，楼德裕永久保证不泄露，如违反承诺，楼德裕自愿承担违约金1000000元；基于上述约定及承诺，永成公司对楼德裕的行为表示谅解，并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谅解书，同意公安机关对楼德裕取保候审，并放弃追究楼德裕的其他责任。永成公司于同日向诸暨市公安局出具了谅解书。2017年11月7日，诸暨市公安局决定对楼德裕取保候审，期限从2017年11月6日起算，犯罪嫌疑人楼德裕应当接受保证人霍建良的监督。2018年9月17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作出诸检刑不诉[2018]311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楼德裕不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2017年11月5日原告连襟霍建良与永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否应由被告承担责任；二、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妻子杨建英委托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的收费是否合理。争议焦点一，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张渝佳、丁天甲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确就取保候审事宜与永成公司有过协商，张渝佳作为委托律师，针对案件向原告提出见解或建议属正常履行职责，但其在没有得到原告方委托授权的情形下并没有代表原告签署和解协议书并对原告的重大财产事项作出处理的权利。为取得永成公司的谅解，张渝佳参与与永成公司的协商事宜，并草拟和解协议书的行为系张渝佳作为委托律师履行职责行为，和解协议书实际由原告连襟霍建良（为楼德裕取保候审的保证人）代表原告签字，支付给永成公司的赔偿款350000元据原告陈述系由原告妻子交给霍建良再支付给永成公司，张渝佳并未对原告的财产及财产权利作出相应处分，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支付给永成公司的赔偿款350000元及放弃原告在永成公司的劳动报酬的决定为张渝佳作出，故指派张渝佳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的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无须就2017年11月5日与永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二、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妻子杨建英委托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的收费是否合理。根据浙价服[2011]212号《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代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律师事务所按不超过标准上限5倍的幅度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代理刑事案件收费标准：侦查阶段1500-8000元/件，审查起诉阶段1500-10000元/件，一审审判阶段2500-25000元/件。浙律协[2011]36号《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中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计适用办法》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属于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3.存在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可能的案件……。原告所涉刑事案件最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原告不予起诉，该刑事案件应认定为疑难、复杂案件，原告方实际向被告缴纳的50000元律师费并未超过收费标准，收费应为合理。综上，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返还原告楼德裕350000元；二、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2017年1月-10月的工资260000元；三、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按两年年薪计算的损失700000元；四、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收取的律师代理费42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楼德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968元，依法减半收取8484元，由原告楼德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荣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徐 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