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官科，男，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荣龙，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夏文忠，男，196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薇，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珺，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四川凡今兄弟投资股份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法定代表人：丁惠宝，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诉人杨官科因与被上诉人夏文忠，原审第三人四川凡今兄弟投资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凡今投资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官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判决不得追加杨官科为（2016）川0191执129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遗漏重要事实，直接影响对股东出资情况的查证和认定。一、案件争议焦点是审查杨官科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即是否实际出资到位。出资款的认定标准不应当依据虚假的公司章程及两份验资报告，而应当依据全体股东真实意思形成的发起人决议书。一审法院漏查关键证据发起人决议书。杨官科在一审中提交大量有关验资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证明两次验资报告均系虚假的事实。1.漏查的发起人决议书不仅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而且内容恰好印证了杨官科出资缴纳行为完全按照凡今投资公司指示完成，作为股东不存在任何过错。发起人协议书约定了联名共管账户作为公司设立阶段收取股东出资款和对外支付相关费用的账户，虚假的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只是登记需要而准备的文件。2.虚假的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均不能作为认定股东是否实际出资的客观标准，司法需要查明真相，法院不能将虚假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杨官科向丁惠宝、熊建全所有的账户转账300万元的事实，根据相关的其他证据能够认定这些款项就是杨官科的投资款。1.包括杨官科在内的股东均是按照发起人协议书约定履行股东出资义务的。2.根据凡今投资公司给熊建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个人所有的三张银行卡都由公司管理和使用，用于收取股东出资款、筹备期间的各项开支和公司成立后借款发放业务等。凡今投资公司与云南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也载明熊建全的个人账户作为公司指定的资金往来专用账户，证明熊建全的个人账户由公司使用。3.夏文忠作为增资扩股的股东缴付出资款也是转账到熊建全的个人账户，又被认定为出资款，不能采用双重标准。4.杨官科交纳出资款时，凡今投资公司处于筹备阶段，尚未注册和开设公司账户。各发起人对出资款缴纳有明确约定，由联名共管账户收取，杨官科每次缴纳出资款后，凡今投资公司均出具了收据确认，公司成立后颁发了股权证，证明已经足额缴纳出资。5.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出台后，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出资不用办理工商注册，更不必验资，股东是否出资无需通过验资予以确认。6.一审法院对杨官科提交的两次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可，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已经有证据证明公司章程系虚假，股东会是否按照公司法规定召开，哪怕将股东会决议作为民事确认书性质的文本，夏文忠参加了两次股东会，已经认可公司股东出资完毕的事实。三、应当将全部股东追加为当事人，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 夏文忠辩称，一、杨官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熊建全支付的款项是出资款。1.凡今投资公司向熊建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熊建全的三个卡号用于公司提供对外借款和收取还款，不是用于收取投资款的。凡今投资公司成立之前刻制了财务印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收据不能作为证据。2.杨官科主张出资款在公司成立前被发起人或者自己侵吞，已经没有那么多款项，因此不能证明已经足额出资。二、经过工商备案的验资报告具有公示力，出资应当以验资报告为准，根据验资报告，杨官科剩余120万元出资款未缴纳。三、章程是公司成立之前由发起人制定的，发起人应当对公司章程的真实性负责，章程已经备案，具有公示效力，无需进行鉴定。 凡今投资公司未陈述意见。 杨官科2018年2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不得追加杨官科为（2016）川0191执129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凡今投资公司由丁惠宝、卢磊、潘敏等31位股东出资组建，于2012年12月10日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820万元，由全体股东分期于2017年12月5日之前缴足。其中，杨官科认购注册资本为300万元。2012年12月6日，全体股东进行第1期出资，四川天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验资报告载明：“本次出资额为764万元……截至2012年12月6日，贵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本期认购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764万元，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20%，杨官科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60万元，于2012年12月6日缴存至四川凡今兄弟投资股份公司在成都农商银行玉林分理处开立的人民币验资账户021×××04账号内人民币60万元。” 二、四川天润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3月7日作出验资报告载明：“本期出资为第2期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1528万元，应由全体股东于2017年12月5日之前缴足，其中，杨官科认缴人民币120万元”、“审验结果（三）杨官科第2期缴纳出资额人民币12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20万元，于2013年3月6日缴存至四川凡今兄弟投资股份公司在成都农商银行玉林分理处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021×××45账号内”。 三、（2015）高新民初字第893号夏文忠与凡今投资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判决凡今投资公司与夏文忠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无效，凡今投资公司向夏文忠返还5000000元，驳回夏文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夏文忠于2016年3月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6）川0191执1291号，执行中夏文忠申请追加丁惠宝、卢磊、曾家明、潘敏、杨官科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8）川0191执异33号执行裁定载明：“凡今兄弟投资公司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股东卢磊、丁惠宝、曾家明、潘敏、杨官科确定未足额缴纳出资，因此申请人夏文忠要求追加卢磊、丁惠宝、曾家明、潘敏、杨官科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追加卢磊、丁惠宝、曾家明、潘敏、杨官科为（2016）川0191执129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四、一审法院2018年2月27日作出的（2018）川0191执异33号之一执行裁定载明：“截止2013年3月6日，股东杨官科实缴出资1800000元”，“股东杨官科尚有1200000元未缴纳。” 五、为证明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即2017年12月5日之前已缴纳全部认缴资金，杨官科提交了收据2张、泸州市商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凭证。2012年8月15日杨官科从自己尾号0973账户取款30万元，凡今投资公司出具该款收据，载明为投资款。2012年9月5日、9月6日杨官科从尾号3181账户分两笔转账190万元、80万元到熊建全尾号9306账户，凡今投资公司出具该款收据，载明为投资款。 六、杨官科提交熊建全尾号9306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收到杨官科190万元、80万元两笔转账。杨官科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熊建全的招商银行账户（尾号9306）、成都农商行账户（尾号5773）、建行账户（尾号6812）三个账户实际为公司使用，特委托熊建全使用上述账户为公司办理对外提供借款和收取还款。熊建全出庭证实：自己为凡今投资公司财务经理，公司筹建初期股东的出资款缴纳至自己的账户或者丁惠宝的个人联名账户，杨官科、丁惠宝转账的款项最终进入熊建全的账户，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借款、转账等业务通过自己账户以及另一名财务赵炎的账户。 七、2015年6月19日，有夏文忠签字的股东会议记录载明，参会人员一致确认凡今投资公司股东所投资的款项，其中大约涉及5700万元本金，以及凡今投资公司对外所发生的大约2000万元借款（其中包括公司安排财务人员作为借款人），共计所涉约7700万元款项，其资金来源均为发起人股东和后面增资扩股的股东出资款，且实际早已出资到位，除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惠宝和卢磊外，公司其余股东相互之间均不得指责和埋怨（即相互不得向对方主张责任追究事项）。 一审法院认为，夏文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申请追加杨官科为共同被执行人。杨官科主张已按照认缴出资额缴足了出资，不应作为被执行人，故争议焦点为：杨官科是否已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缴纳认缴出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一方当事人已提供对股东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的情况下，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夏文忠依据其提交的验资报告，主张杨官科还有120万元未出资，故申请追加杨官科为被执行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凡今投资公司实收资本首先应当以验资报告记载为准。现杨官科所主张的向凡今投资公司缴纳出资款的行为发生在验资报告作出之前，且转款金额与转账方式均与验资报告所载不一致，为此杨官科提供了多份证据证明已按照认缴出资额缴足出资，一审法院对杨官科的证据审查如下： 首先，从杨官科提供的账户明细清单显示，其于2012年8月15日在尾号0973账户取出过30万元，杨官科主张为出资。一审法院认为，账户明细仅是账户资金动态，无法证明款项用于出资，并且该笔款项支取方式为卡取，并非凡今投资公司收据显示的转账收取，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无法认定取出的30万元用于出资。 其次，杨官科主张两次向熊建全尾号9306账户转款270万元完成出资并提交了授权委托书，根据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熊建全的账户为公司办理对外提供借款和收取还款而非收取股东出资款，这与熊建全作证时陈述的出资款打入熊建全个人账户相悖，仅能证明熊建全的个人账户为公司使用，但不能证明该账户是收取投资款的专用账户，无法达到杨官科向熊建全尾号9306账户的转款就是杨官科的出资。 最后，关于杨官科提交的凡今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据，以证明300万元出资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实际完成出资义务，应当以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为准。收据载明的款项与验资报告载明的杨官科的出资情况不一致，且形成于公司设立之前，而验资报告形成与收据之后，收据无法证明凡今投资公司已实际收到杨官科的出资款。 另外，杨官科主张夏文忠在2015年6月19日股东会议记录中认可所有股东均完成出资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凡今投资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二十日前以电话或公告或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公司各股东”，此次股东会议的发起、表决等程序，杨官科未提交证据证明是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开，因此一审法院不认可会议记录的合法性。至于杨官科提出工商登记资料中杨官科签名鉴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注册由凡今投资公司委托案外人代办，注册材料中股东签字是否本人所签，不影响注册时申请的有关公司信息的对外公示行和法律效力，笔迹鉴定与出资款是否到位不具有关联性，无需进行鉴定。 综上，杨官科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银行账户转款的事实，但无法证明这些款项作为出资款实际投入到凡今投资公司，杨官科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其已缴足认缴的出资额，案件情形符合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根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杨官科应当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官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官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质证。杨官科新提交公司其他股东出资的转账凭证，拟证明夏文忠认为出资到位的股东和杨官科采用同样的方式，将认缴的出资转入约定的私人账户。夏文忠质证认为转账凭证没有载明款项用途，不能证明用于出资，入账的个人账户也不能证明是公司用于收取出资款的专用账户。本院审查认为，转账凭证来自于金融机构，真实性能够确认，也与案件争议的出资形式和途径有关，可作为证据采纳。 根据一审在卷证据以及二审新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凡今投资公司系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公司发起人于2012年7月20日签署发起人协议书，协议第八条：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出资时间为2012年9月7日；第十条：由丁惠宝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刘益民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潘敏任筹备委员会成员。2012年8月1日，凡今投资公司发起人作出发起人决议，选举丁惠宝、卢磊、曾家明、潘敏、高明为董事。2013年1月18日，夏文忠与凡今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夏文忠作为新增股东入股500万元。后夏文忠将500万元出资款转入熊建全的个人账户，凡今投资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出资款。凡今投资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载明：“一、公司自开业至2012年12月31日止利润分配提案，（一）关于提取风险准备金有以下两种方法：1.在净利润中提取10%的风险准备金，2012年12月31日止公司取得利润491.2万元，据此要计提49万元的风险准备金；……”夏文忠在决议上签字。2013年7月4日，夏文忠向凡今兄弟公司借款640万元，与熊建全签订借款合同，由熊建全从个人账户支付。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与采信的证据一致，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必要的诉讼参加人；2.杨官科是否按照约定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对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遗漏当事人问题。股东向公司交纳认缴的出资或者认购股份的价款，是股东对公司的义务，公司债权人要求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际是代位公司主张权利，被告仅应当是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的股东，而非全部股东，因此在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时，人民法院审查的只限于被申请的股东出资情况，其他股东的出资情况不会影响被申请股东出资的认定，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杨官科主张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出资认定问题。凡今投资公司为采用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又是投资公司，按照公司发起设立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八十一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第八十四条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是有独立法人财产的企业法人，公司最初的法人财产来自于股东缴纳的出资，股东所有的财产通过缴纳出资的方式交付到公司转变为公司法人财产，是出资的实质要件。杨官科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公司章程规定发起人分期缴纳出资，不违反法律规定。 股东出资与否以及足额与否的实质标准是：股东是否将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或认购股份对价交付给公司转化为公司法人财产，以及非货币出资方式下实物资产或者知识产权价值是否显著不足。验资报告或公司章程记载未足额出资并非判断股东是否实际足额出资的充分条件，验资报告或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情况，更多是起到对外公示或便于行政机关对公司管理的作用。工商登记信息的公示力作用于公司对外关系中，夏文忠也系凡今投资公司的股东，各股东出资情况属于公司内部关系，不能仅以验资报告或公司章程记载作为杨官科是否足额出资的依据。从验资报告资金来源看，资金并非来源于股东缴纳的新一期出资，而系来源于股东的已转入的共同约定的熊建全尾号9306账户，2013年3月6日分三十笔将1528万元分别转出，正好构成验资报告记载的二期出资，这些资金系凡今投资公司的公司法人财产。 发起人协议书签署于2012年7月20日，约定的出资日期为2012年9月7日，凡今投资公司使用的收取股东转账的账户开设于发起人协议书签署之后，约定的出资日期之前收到了各股东认购股份对应款项，该账户实际用于接受发起人股东出资具有了较高的可能性。凡今投资公司使用的熊建全等人的个人账户收取了杨官科等股东的转款后，又将账户上的款项对外出借，产生的利息收益等作为了公司利润并由股东分配，夏文忠也参与了股东大会决议并分配利润，而且夏文忠向凡今投资公司借款也是从熊建全个人账户转出的资金。以上事实已经足以证明熊建全等人个人账户的资金就是公司财产，熊建全等人个人账户的资金又来源于杨官科等各股东认购股份对价的转入，杨官科已经向熊建全个人账户的转账金额和现金付款之和正好和认购股份对价相等，且出资用于公司对外出借经营活动，本院确认杨官科已经足额出资。 股东未将出资缴纳到公司验资账户，应具体审查，不应一概归于出资股东。杨官科在公司成立前就已经实际缴纳了认购股份价款，缴款时凡今投资公司尚未开设验资账户，在凡今投资公司成立后，股东已缴纳的出资款才转入验资账户进行验资，系公司的责任而非股东的责任，这种责任也是公司违反管理性规范，不是股东继续承担缴纳出资义务的依据。 杨官科已经举证证明其完成了缴纳出资的义务，其对于验资报告载明未足额出资部分，并不存在责任，杨官科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杨官科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 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追加杨官科为（2016）川0191执129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均由夏文忠负担。夏文忠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应在收到本判决十日内向杨官科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健 审判员 徐苑效 审判员 牛玉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朱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