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81民初2546号 原告：徐媛媛，女，199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东，浙江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琼，浙江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财兴，男，195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晟颖，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良英，女，196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区。 被告：朱林，男，199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区。 被告：朱某1，男，201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区。 法定代理人：朱林，男，系被告朱某1父亲，身份情况同上。 原告徐媛媛与被告朱财兴、余良英、朱林、朱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7月22日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余小成与人民陪审员郑书丁、程洋冰组成合议庭，于8月29日、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媛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东、被告朱财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晟颖、被告余良英、朱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媛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对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学府七区7幢1106室、1205室、805室、4幢206室住宅，2-1幢100号、119号、124号车库及4幢11号储藏室拥有五分之一即20%的产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明确为：1、确认原告对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学府七区7幢1106室和4幢206室住宅拥有50%的产权份额；对2-1幢100号、119号、124号车库及4幢11号储藏室拥有20%的产权份额；2、坐落于江山市市区车库归原告所有；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朱财兴与余良英系夫妻关系，朱某2系朱财兴、余良英之子。原告与被告朱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双方生育儿子朱某1。原告结婚后，即将户籍从娘家江山市大陈乡早田坂村迁入江山市虎山街道江山底村石坝头**朱财兴户内。后，朱财兴与余良英离婚，原告与朱财兴留在一户，户主为朱财兴；朱某2、朱某1、余良英留在一户，户主为余良英。2017年5月，江山市虎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虎山街道）根据《江山市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江政发〔2012〕88号）、《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江山市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价格及系数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江政发〔2014〕55号）及相关文件规定，决定对原、被告户户籍所在地的江山市虎山街道江山底村石坝头**房屋进行拆迁。月18日，虎山街道分别与朱财兴、余良英签订了《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2018年4月25日，虎山街道又分别与朱财兴、余良英签订了《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由虎山街道对江山底村石坝头33号房屋通过调产安置的方式进行拆迁。其中，余良英户调产安置面积为240㎡（按每人80㎡安置），虎山街道将江山市市区学府七区7幢1205室（产权证号：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建筑面积101.99㎡）、805室（产权证号：浙20**：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01.99㎡）、2-1幢100号车库（产权证号：浙20**江山不动产权：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2-1幢124号车库（产权证号：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00152：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英户，支付安置房差价款200766.09元。朱财兴户调产安置面积为160㎡（按每人80㎡安置），虎山街道将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学府七区7幢1106室（产权证号：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0015241号，建筑：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产权证号：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0015243号，建筑面积53.5：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江山不动产权第0015242号，建筑面积97.01㎡）、及1：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权第0015242号，建筑面积52.73㎡）的安置房调换给朱财：浙20**江山不动产权第**88元。 2019年3月14日，原告因与朱某2感情不和，向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4月23日，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婚生子朱某1由朱某2抚养成人，对于本案诉争财产未及时处理。但在原告与朱某2离婚前后，朱某2与朱财兴、余良英为达到转移财产、损害原告利益之目的，将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学府******及**转让给了他人。原告认为，根据相关政策及法律规定，对于本案诉争财产，原告享有共有权，现因原告与朱某2已离婚，对于本案诉争财产，自然应在原、被告之间作出确权及分割，现诉于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朱财兴答辩称，一、分家析产是指将一个较大的家庭根据分家协议分成几个较小的家庭，同时对共有的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确定各个成员财产份额的行为。而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财产的形成，以家庭成员间的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一旦家庭共同生活条件消灭，家庭共同财产也因此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本案中，原告与朱某2原系夫妻，但已于2019年4月23日通过诉讼离婚，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及债权债务的处理亦已达成了约定。虽然朱财兴、余良英因征收安置获得房产时，原告与朱某2存在婚姻关系，但这并不是原告与拆迁安置房存在家庭共有关系的依据。案涉被征收房屋系朱财兴、余良英于1989年出资建造，当时原告和朱某2、朱某1均未出生，对该房产不存在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基础，不存在家庭共同共有的法律关系。此外，原、被告均未对调产安置的房产进行过分割或分配的约定。原告主张对案涉调产安置房存在共有关系并有共有份额的说法不能成立，且作为分家析产案件，原告主体不适格。二、根据《物权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及《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原告如认为朱财兴、余良英获得的征收调产安置房产权属及内容登记错误，可以请求撤销，重新予以登记，但原告的诉请中并无此请求。在现有产权未确认是否存在归属及内容登记错误需撤销的情况下，原告直接提出权属份额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原告认为朱财兴或余良英因拆迁安置获得的调产安置房产与其存在厉害关系，原告完全可以按照《物权法》第十九条或者《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更正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情形下申请异议登记，再提起诉讼。但在庭审中，原告明确回答其自始至终都未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出过更正申请或者是异议登记申请。现原告直接提起诉讼且诉请不当，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不管原告是否享有朱财兴或余良英名下因征收获得的调产安置房产的部分份额，违反法律程序规定的做法不可取。三、《江山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江政发〔2018〕16号）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是指在征收集体土地时，对集体土地上的合法房屋进行的征收。”第五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被征收人是指本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第十六条：“调产安置是指按照本办法规定，为被征收人提供国有土地上建造的公寓式成套住宅用房的安置方式。”本案中，朱财兴、余良英被征收的系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办理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且在征收范围内符合上述第三条及第五条的规定；被征收人仅是该房产合法的所有权人朱财兴和余良英；而其均选择调产安置的征收安置方式，调产安置房产系提供给被征收人朱财兴和余良英的，原告从始至终都没有提供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合法的被征收人，而一味的主张所谓的被安置人口。被征收人和被安置人口不管从字面理解还是上述文件中的规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群体，原告不是被征收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也不是被征收人。此外，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征收房屋后的补偿对象只能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人，且在征收个人住宅时应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朱财兴、余良英因征收获得的调产安置房，是对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所有人的补偿并保证其居住，原告以期用混淆被征收人与被安置人口概念的方式，达到认为自己对朱财兴、余良英获得的调产安置房具有共有关系的不合理不合法的目的，显然没有道理。退一步讲，如果原告的主张合理合法，那将对已形成该区域内被征收群体基本可以接受的拆迁安置公序良俗的挑战，原告的诉请是对一个庞大的被征收人群体基本利益的挑衅，这种挑衅极大损害了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激化社会矛盾，增加征收工作的难度，扰乱社会秩序，随意践踏亲情关系，原告的这种诉请完全不应得到支持。四、江政发〔2018〕16号文件第二十一条规定，被征收人选择调产安置方式的，需支付相应的对价，可见调产安置方式并不是无偿获得安置房产，且该条明确安置房产中的储藏室、阁楼、车库等不计入安置面积，须按市场评估价结算价款。朱财兴、余良英为了获得调产安置房将其两个人可获得的补偿款、各种补贴、奖励、补助、减免等款项均用于支付调产安置房及储藏室、车库的对价，在款项不足的情况下还另外支付了571857.54元，同时为办理产权证书还支付了各种税费。朱财兴根据上述规定为获得安置房产安置面积之外的车库支付了所有的对价，并办理了权属证书，现原告主张对车库享有所有权对朱财兴不公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原告已经不存在同朱财兴或者余良英的家庭关系，共有关系也无约定，那么视为按份共有。共有份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按照出资额确定，案涉调产安置房的出资额及购房款均由朱财兴或者余良英支付，原告分文未出，故而原告无按份共有的份额。五、原告主张依据江政发〔2018〕16号文件中附件2第十条的规定，对登记在朱财兴名下的调产安置房享有80㎡的房产所有权错误。首先，朱财兴原有的被征收房产有100多平方米通过征收调产安置后名下房产只有80㎡，这种做法极大损害了被征收人朱财兴的财产权利，政府文件不可能将被征收人的合法财产通过征收调产安置的方式直接分配处分，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完全是在曲解政府文件。其次，即使原告和朱财兴一户，按人均80㎡的标准计算可安置面积，该可安置面积160㎡属于被征收人朱财兴所有。再次，原告主张有80㎡的房产所有权，但其诉求中明确指出要求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归其所有，而该套房屋产权面积为103.22㎡，其诉请主张和其陈述的情况存在23.22㎡的面积差异。原告要103.22㎡房产就是原告所谓的其应该有的“合法房产面积”或者说是其“合法房产”，但原告从未支付过任何款项。最后，就算按照原告所说其户口户口与朱财兴**，兴获得可安置面积增加到160㎡。在排除原告户口户口因素的情况下，财兴一人经计算可获得的可安置面积为136.495㎡，增加了原告一个户口户口因素后，兴作为被征收人可多获得的可安置面积为23.505㎡（160-136.495），即136.495㎡应为朱财兴个人所有，而原告户口户口因素增加的23.5㎡到底是被告朱财兴个人所有还是原告和朱财兴共有？如果依据江政发〔2018〕16号文件附件2第十条的规定，则增加的23.505㎡应该属于被征收人朱财兴所有。如果该23.505㎡存在共有关系，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及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原告和朱财兴没有约定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视为按份共有，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即朱财兴支付了可获得的安置面积的所有款项，出资额为100%，其就原告户口户口因素增加的23.5㎡应获得所有的份额。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原告均对增加的23.505㎡没有权利。此外，根据江政发〔2018〕16号第二十一条第（九）项规定，调产安置的房屋直接登记在签订征收协议的被征收人名下，本案中的被征收人是朱财兴和余良英，且征收协议也仅是朱财兴、余良英在上面签字，原告并无任何权利。不动产权证登记部门也根据征收协议为朱财兴、余良英办理了相关征收安置房产的登记手续和权属证书，明确注明系单独所有，也进一步说明征收安置房产只属于朱财兴、余良英所有，原告针对朱财兴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余良英答辩称，案涉被征收房屋系朱财兴与被告一起建造，拆迁安置房屋与原告无关。 被告朱某2、朱某1答辩称，案涉被征收房屋在其出生前即已建造，该房屋与被告无关，也与原告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江政发〔2012〕88号和江政发〔2014〕55号文件各1份，并向江山市广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鲁江制作调查笔录1份。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部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阐述。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朱财兴与余良英原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生育儿子朱某2。××××年××月××日，朱某2与徐媛媛登记结婚，并于10月22日生育儿子朱某1。2017年4月18日，朱财兴与余良英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9年4月23日，朱某2与徐媛媛经法院调解离婚。 朱财兴与余良英有坐落于江山市。因江山市美丽乡村精品线整治（西入城口段）项目建设需要，该房屋属于工程红线范围内的必拆房屋。2017年5月18日，虎山街道（甲方、拆迁人）与朱财兴（乙方、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1份，约定将江山底村石坝头33号房屋交由甲方拆除，经核实、丈量被告房屋确权建筑占地面积51.09㎡，总建筑面积167.155㎡（其中确权建筑面积103.865㎡，临时建筑面积63.29㎡），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江何集建（1990）字第2394号，甲方给付乙方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及奖励合计284699.70元，乙方于2017年5月31日前自行腾空房屋并交付拆除。2018年4月25日，虎山街道（甲方）与朱财兴（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乙方可调产安置面积为160㎡，甲方将坐落于学府七区7幢1106室（建筑面积103.22㎡）、119号车库（建筑面积53.51㎡）和4幢206室（建筑面积97.01㎡）、11号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的安置房调换给乙方。其中，1106室的建筑面积103.22㎡与安置面积同等面积103.22㎡按评估单价780元/㎡计算为80511.60元；206室与安置面积同等面积56.78㎡按评估单价780元/㎡计算为44288.40元；超出被拆迁房屋安置面积15㎡以内的部分，206室建筑面积15㎡，按市场评估价格8040元/㎡计算为120600元；超出被拆迁房屋安置面积15㎡以上的部分，206室建筑面积25.23㎡，按市场评估价格8040元/㎡的110%计算为223134.12元；11号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按评估单价2412元/㎡的一半计算即1206元，为63592.38元；119号车库建筑面积53.51㎡，按评估单价2412元/㎡计算为129066.12元；上述合计安置房总价款为661192.62元。上述款项减去房屋拆迁总补偿金额284699.70元、电梯房优惠面积价款80400元、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18371.04元，乙方向甲方缴纳安置房差价款277721.88元。7月30日，虎山街道（甲方）与朱财兴（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安置给乙方的储藏室应为11号地上储藏室（建筑面积21.51㎡），而不是11号地下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现11号地上储藏室按评估单价4020元的一半即2010元/㎡计算为43235.10元，甲方应返还乙方储藏室差价款20357.28元。2018年8月3日，朱财兴将上述房地产登记到自己名下。 2017年5月18日，虎山街道（甲方、拆迁人）与余良英（乙方、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1份，约定将江山底村石坝头33号房屋交由甲方拆除，经核实、丈量被告房屋确权建筑占地面积51.09㎡，总建筑面积（确权建筑面积）103.865㎡，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江何集建（1990）字第2394号，甲方给付乙方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及奖励合计210202.05元，乙方于2017年5月31日前自行腾空房屋并交付拆除。2018年4月25日，虎山街道（甲方）与余良英（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乙方可调产安置面积为240㎡，甲方将坐落于学府七区7幢1205室（建筑面积101.99㎡）、和805室（建筑面积101.99㎡）、100号（建筑面积60.65㎡）和124号车库（建筑面积60㎡）的安置房调换给乙方。其中，1205室的建筑面积101.99㎡与安置面积同等面积101.99㎡按评估单价780元/㎡计算为79552.20元；805室建筑面积101.99㎡与安置面积同等面积101.99㎡按评估单价780元/㎡计算为79552.20元；124号车库建筑面积60㎡，按评估单价2412元/㎡计算，为144720元；100号车库建筑面积60.65㎡，按评估单价2412元/㎡计算为146287.80元；上述合计安置房总价款为450112.20元。上述款项减去房屋拆迁总补偿金额210202.05元、电梯房优惠面积价款160800元、总补偿安置面积超出实际产权调换建筑面积部分的价款261505.20元、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18371.04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安置房差价款200766.09元。2018年8月3日，余良英将上述房地产登记到自己名下。但此后，学府七区7幢住宅1205室、805室已转移登记到他人名下。 另查明，2012年12月，江山市人民政府制订出台江政发〔2012〕88号文件，就江山市区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对集体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进行补偿等进行了规定。2014年7月，江山市人民政府制订出台江政发〔2014〕55号文件，就江山市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价格及系数标准进行了规定。2018年3月，江山市人民政府制订出台江政发〔2018〕16号文件，就江山市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进行了规定。该文件第三十四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已实施的项目和签订过预拆迁安置协议的，仍可按原政策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办法自2018年3月10日起施行，《江山市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办法》（江政发〔2012〕88号）同时废止。” 结合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是原告是否属于案涉征收项目的调产安置人口及调产安置的户别。首先，原告与朱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并将户籍户籍迁入被告户，财兴、余良英于2017年5月18日才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结合江政发〔2012〕88号文件第十八条第（三）项“调产安置人口计算。调产安置按在册人口结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确定，……”。因此，原告属于案涉征收项目的调产安置人口。其次，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案涉被征收房屋调产安置人口分别为朱财兴、余良英、朱某2、朱某1及原告。2017年4月18日，朱财兴与余良英离婚后，虽然未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户口分离手续，财兴、余良英分别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和《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中，朱财兴户调产安置面积为160㎡，余良英户调产安置面积为240㎡，结合江政发〔2012〕88号文件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及本院对受委托拆迁单位江山市广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鲁江的调查陈述来看，在征收安置时原告已被列入朱财兴户的调产安置人口，在计算朱财兴户调产安置面积时已综合考虑了原告户口户口因素。告起诉要求对被告余良英户调产安置的房产享有份额予以分割，本院不予支持。 二是原告对已登记在朱财兴名下的调产安置房屋产权问题。首先，关于调产安置房屋的确认。因虎山街道与朱财兴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和7月30日签订了2份《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故本案所涉调产安置房屋的相关政策也可以按江政发〔2018〕16号文件执行。该文件第二十一条第（七）项规定“调产安置房屋中的储藏室、阁楼、车库等不计入安置面积，……”因此，原告诉请对学府七区2-1幢100号、119号、124号车库和学府七区4幢11号储藏室拥有20%的产权份额，并要求对学府七区2-1幢100号车库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江政发〔2012〕88号文件第十六条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住宅用房拆迁补偿有货币补偿、调产安置和迁建安置三种形式。第十八条规定“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按下列规定给予安置：（一）可调产安置面积计算。可调产安置面积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层次系数×面积奖励系数计算。原则上被拆迁人应当选择与可调产安置面积相等的安置房屋。不符合迁建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可调产安置面积少于人均40平方米的，按人均40平方米计算。符合迁建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可调产安置面积少于人均80平方米的，按人均80平方米计算。……”本案中，虎山街道与朱财兴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核算出的被征收房屋调产安置的面积为136.495㎡。但虎山街道与朱财兴签订的补充协议根据前述文件规定，确定实际调产安置的面积为160㎡。因此，案涉房屋征收以被征收房屋的有效产权建筑面积结合安置人口确定调产安置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调产安置面积部分确实是考虑了被安置人口的因素。第三，虽然虎山街道与朱财兴签订协议时未对调产安置房屋产权进行约定，且在事后朱财兴与原告也未就涉案房屋签订家庭财产分割内部协议，但调产安置房产的价款均来源于朱财兴，且调产安置房屋产权归属也应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征收政策紧密联系，根据江政发〔2018〕16号第二十一条第（九）项规定“在不动产权证登记中，可根据征收协议约定，将调产安置的房屋直接登记到相应的被征收人名下”，现被征收人朱财兴已将学府七区7幢1106室和4幢206室住宅登记到其个人名下，原告主张学府七区7幢1106室和4幢206室拥有50%的产权份额及学府七区7幢1106室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在庭审过程中，本院曾向原告释明，要求对于其享有的调产安置面积请求被告方予以补偿，但原告仍坚持诉讼请求，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媛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1820元，由原告徐媛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小成 人民陪审员  郑书丁 人民陪审员  程洋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晨琳 书记员徐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