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4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纪某，女，197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强，厦门市禾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某，男，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洪，福建法正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炳勋，福建法正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某，男，195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纪某因与被上诉人洪某、原审第三人曾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6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纪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强，被上诉人洪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洪、朱炳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纪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洪某返还纪某47万元，利息损失26.32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自2010年3月14日至2019年7月14日，暂计9年4个月，合计74.88万元。实际应计算至洪某返还全额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洪某承担。事实和理由:纪某婚前购买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北路74号508室房产，并于2006年10月13日进行公证，约定该房产为纪某个人所有。2010年3月14日纪某将该房产转让给王旻，洪某指示王旻将售房款转入曾某账户。2010年7月21日曾某将房款10.14万元转入洪某账户，2010年7月28日洪某收受曾某给付房款16万元，2010年9月12日洪某收受曾某给付房款21.4万元，合计47.54万元，均被洪某卡存至其尾号为960＊的工商银行存折上，且与洪某个人账簿记录款项金额、日期、来源完全吻合。纪某一审曾向法院申请对洪某账簿内容进行笔迹鉴定，但一审未予鉴定。该房产为纪某婚前购买，且已进行公证约定为纪某个人所有，根据物上代位性，纪某对该房产享有的权益及于该售房款，该财产的属性不变，其权属不因纪某对房产处置是否知晓、也不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而混同，纪某对此事的知晓并不等于同意，与作为金钱的种类物无关。本案是特定的售房款47万元，并非是广义上的金钱属性，该售房款已实际转入洪某账户且得到洪某的自认，洪某已构成对纪某的侵权。 洪某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从纪某对家庭财产的管控、一审自行提交的银行存折、洪某手写家庭开支记账本、以及一审开庭时曾某对本案讼争售房款是夫妻共同进行投资理财的事实陈述等证据，均可清楚地证明：纪某一直掌控并支配着婚前财产与夫妻家庭财产，对上述财产享有完全地自主支配权与决定权，洪某占为己有的事实不存在。1.婚后双方财产由纪某管理，包括以洪某开户的全部银行卡、银行存折以及家庭开支记账本均由纪某保管并控制，一审开庭时纪某已向法庭提供了上述原件，能充分证明财产掌控权在纪某手中，洪某缺少私自将其款项据为己有的条件。洪某祖籍三明，系厦门监狱的一名狱警，2006年年初，已是大龄青年的洪某通过厦门某婚介所与厦门户籍的纪某相识，经过短暂接触后，双方即于当年11月办理结婚登记。由于纪某性格较为强势，加之洪某为了给予纪某足够的安全感，更好的维护夫妻关系与家庭关系，毅然同意婚前按纪某的要求，于2006年10月13日与其签订了《财产协议书》并进行公证（约定本案讼争房产归纪某个人所有，按揭款和尾款由洪某个人全部承担）。纪某对经济有强烈的控制欲，自结婚时起，就要求洪某上交工资卡，从每月工资报酬到单位下发的上万元的年终奖，一分不少全部由纪某控制。同时，对洪某极其吝啬，经常不给洪某最基本的生活费。更不能让洪某理解的是，纪某多次拒绝洪某请求，用工资报酬支付即将逾期的夫妻共同债务。纪某在整个家庭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一直掌管、支配着所有财产含个人婚前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后感情破裂导致双方诉讼离婚。纪某一审开庭时提交了家中洪某手写记账本原件，体现了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洪某记载的婚后家庭生活共同开支与理财明细，所有款项均为夫妻二人公开知晓并支配处分的全部共有财产，洪某无任何隐瞒。纪某在一审第二次开庭质证中又提交了以洪某开户的银行存折原件，也能说明了银行存折与记账本由纪某保管与掌控婚前财产及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2.曾某在一审开庭时对案涉房款47万元的使用用途、交付对象所提交的证据与陈述已详细说明了该笔款项为纪某与洪某夫妻二人共同进行投资理财使用的事实，洪某将案涉房款据为己有的事实不成立。曾某在一审庭上已陈述：向纪某与洪某二人返还47万余的款项的性质为夫妻双方二人共同前往第三人处向其投放的理财款，双方定时前去收取利息，曾某在返还利息与本金时，大多数时候也是当着夫妻二人的面支付现金，部分通过银行转账至洪某的卡中（卡与对应的银行存折都在家中，由纪某控制）,充分证明：曾某将该款项返还的对象是纪某与洪某夫妻二人，不是洪某一人。即纪某对此款项使用并不仅仅是知情还有积极作出决定的行为。二、婚后，纪某与洪某的财产未约定夫妻财产分别制，仍为夫妻财产共同所有制。纪某对于个人财产部分并没有单独自由处置，单独开具账户存于个人名下另行管理，亦没有约定婚后花费婚前财产的，在离婚时应从共同财产中优先支付该项婚前财产作为返还而是自愿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投资理财与生活开销使用，早已与婚内共同财产发生混同并消耗殆尽，请求返还在法律和事实上已不能履行。1.婚后，纪某长年不上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洪某一人每月几千块的微薄工资收入养家明显不够。纪某掌控着家庭全部财产，对其案涉房款与婚内共同财产有绝对控制权与决定权，然纪某放弃另行开具专有账户存于个人名下进行管理，同时也没有在婚内与洪某另行签订任何明确案涉售房款权属归纪某所有的相关协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纪某婚内对个人财产的权利的放弃，已经用行为表明与洪某重新约定了，改变了该案涉售房款的性质，将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使用，属于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案涉售房款在之后长达8年的夫妻共同生活中不仅产生混同且也慢慢消耗殆尽。3.婚前财产混同后，洪某没有进行任何财产转移，私自据为己有进行个人消费，而是作为家庭财产开支一笔笔进行如实记录并按期领出交付纪某用于家庭开支和个人花销。本案为典型的纪某放弃婚前财产的处置，使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发生混同并消耗殆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笔款项使用用途明确具体，双方都是参与用于投资理财投放民间借贷款项、炒期货及用于共同生活开支的主体，所赚取款项和消耗的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使用。婚前财产变现后的售房款已是种类物，在婚后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投资与生活消费，不再是有形物，不得再进行处理，除非不是种类物的消费品属于可以保值产品另当别论，故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离婚诉讼过程中，纪某至始至终并没有提出存在婚前财产需要返还存有争议的事实，证明已认可已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消耗或发生混同使用掉。离婚过程中未提出任何争议，离婚后，因反悔并企图通过曾某转账的10.14万元至洪某账户，以此咬定洪某据为己有，主张洪某返还已消耗完毕的投放家庭使用的个人财产，对洪某而言属于法律与事实上不能履行，显然也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同意将其共同投放于理财及共同生活开支的行为背道而驰，与事实明显不相符合。四、纪某提起返还婚前财产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案由应为婚前财产诉讼，但以离婚后财产纠纷提起诉讼，其法律关系与案由发生错误。且纪某提起的诉请属于债权请求权，非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为从纪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两年，纪某于2010年3月将房屋变卖后，若洪某将其案涉款项据为己有，另作他用并不交出，纪某自此应当在2010年9月12日收到曾某最后一笔21.4万元款项时起，请求洪某返还或以起诉等方式主张权利，事隔九年之久，纪某从未主张也未提起诉讼，期间早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应予以驳回上诉请求。五、纪某请求返还婚前个人财产违反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纪某反悔行为，用转账说明洪某据为己有请求返还，严重违反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该案钱款来往转账到谁的银行账户并不是直接衡量洪某据为己有的关键证据，重要的是由谁实际控制着该银行账户、支配和使用着里面的款项。本案洪某并没有控制家庭共同财产，连卡和存折都是交给纪某使用和管理，因此不存在洪某占有纪某个人财产一说，一审判决正确。六、纪某在本案中未能提供洪某据为己有的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的不利后果。本案纪某只提供了涉案款项存折与记账本，两组证据均无法反映洪某据为已有的事实，结合纪某自行提供的证据与第三人的举证与陈述反而能充分证明，洪某不具有据为已有的事实，纪某应当对其举证承担不利后果。七、对纪某在上诉理由中指向的讼争房产物上代位性的回应。婚前购买的讼争房产，出卖后，财产的属性已经发生变更，物权转化为债权，属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没有变化。物上代位性是指担保物权人在担保期间就债务人担保的财产发生的毁损、灭失或被征收等，享有的优先受偿权。（物权法第174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该条所规定的是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即担保物权标的发生毁损、灭失后产生的代替物仍然属于担保物权标的，物权效力及于该代替物。）本案涉案款项不是担保财产，纪某与洪某也没有产生担保关系，纪某更不是讼争房产的担保物权人，何来的优先受偿权？因此纪某无权并不能参照物上代位性对对该房产的售房款享有权益，其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第三人曾某未提交书面意见。 纪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洪某返还纪某49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6%，自2010年3月14日至洪某实际返还止；2.判令洪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洪某、纪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8年7月17日双方婚姻关系终止。 2006年7月29日以纪某名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线工作办公室华东组驻福建省办事处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购买该办事处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小东山雪梨星光2期第6幢Ｂ梯508号）。 2006年10月13日，纪某、洪某签订《协议书》并经厦门市公证处（2006）厦证字第2155号公证书公证，约定“关于甲方（纪某）于二ＯＯ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购买的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小东山雪梨星光2期第6幢Ｂ梯508号房产及以我们甲、乙双方名义购买的厦门市思明区蓉芳里22号202室房产（该房产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市建设支行按揭之中），现我们自愿约定：上述二套房产归甲方个人所有，不作为其与乙方（洪某）的夫妻共有财产，上述房产的按揭款和尾款均由乙方个人承担。” 2010年3月14日纪某、洪某共同与案外人王旻签订《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将案涉房产以4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王旻。2010年3月22日鹭江公证处出具公证书（2010）厦鹭证内字第01926号，对前述转让协议进行了公证。2010年3月22日案外人王旻将部分购房款47万元通过建设银行转账至第三人银行账户之中。纪某、洪某共同向案外人王旻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购房款47万元。 另查，第三人曾某系纪某的姨父。第三人配偶纪淑英与纪某养母纪瑛凤系姐妹。 此外，纪某、洪某曾向第三人借款16万元，后陆续归还2.7万元及4.3万元，尚余借款9万元未归还。2010年3月22日纪某、洪某指示案外人王旻将售房款47万元转账至第三人账户，委托第三人代为理财。2010年4月21日，第三人向纪某、洪某归还本金10万元，并按2%的利率支付利息9400元，共计109400元，款项支付至洪某的银行账户。洪某记账还显示，5月22日向第三人支付16万元。6月22日向第三人支付2万元，7月6日向第三人支付2万元，7月17日第三人返还2万元，7月21日第三人返还10.14万元，7月28日第三人返还16万元，9月12日第三人返还21.4万元，2010年10月28日，第三人通过转账方式向洪某的账户支付利息1000元。期间，双方经协商一致将纪某、洪某向第三人借款尚余尾款9万元与二人寄存于第三人处的款项相互冲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案涉房产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2、49万元房款是否由洪某占有、使用。 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讼争房屋在纪某、洪某登记结婚之前取得，双方的协议书约定讼争房屋归纪某所有，系对上述事实的确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属纪某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焦点二。纪某主张洪某将49万房款占为己有。但根据在案证据显示，纪某、洪某在售房之前已与第三人有经济上往来，即有向第三人借款，亦有将款项存放第三人处收取利息。现查明，案外人是遵从纪某、洪某指示将购房款项存入第三人账户，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对于洪某与第三人之间一系列的经济往来，纪某明知并同意的情况具有极高盖然性。因此，无论是洪某向第三人转账或收取第三人的款项，其持有、处分包括售房款项在内的相关财产，均应认定为纪某已知晓并同意。作为种类物的金钱，在上述财产的流转过程中，售房款项已经与同为金钱形式的其他夫妻共同财产混同，现纪某单独就售房款项47万元提出主张，认为洪某将该款项占为己有，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纪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洪某未提交新的证据。纪某提交了案外人纪淑英、曾珊珊转账给洪某的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补充证据，证据显示，纪淑英于2010年12月27日向洪某转账50000元和1000元，曾珊珊于2010年8月21日和2010年11月26日分别向洪某转账6000元和1000元，该证据用于证明原审第三人曾某通过其配偶纪淑英及女儿曾珊珊将款项转给了洪某。洪某质证认为，因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记录是单条的。本院认为，纪某提交证据即使为真实，因涉及案外人与洪某的经济往来，在案外人纪淑英、曾珊珊及原审第三人曾某未予认可情况下，款项的性质和用途无法认定，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纪某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洪某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持异议。纪某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持有如下异议：1.原审判决书第五页所载明的曾某与纪某、洪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均是曾某向洪某个人归还款项，并非向纪某归还；2.纪某对“双方经协商一致将原、被告向第三人借款尚余尾款9万元与二人寄存于第三人处的款项相互冲抵”的事实不予认可。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没有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对纪某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持有异议的部分，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判。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纪某的上诉主张及被上诉人洪某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洪某是否应返还纪某讼争的个人所有售房款49万元及相应利息。本院具体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本案讼争的售房款的数额认定。 纪某、洪某婚前约定讼争房产为纪某婚前个人财产，该意思表示真实，于法有据，一审认定讼争房产为纪某婚前个人财产是正确的，该房产的相应售价款也为纪某个人所有。纪某主张讼争房产的售价款为49万元，且被洪某占为己有，但在案证据证明仅47万元售房款由买主王旻转账给纪某、洪某指定的第三人曾某收受，纪某无法举证证明洪某收取了余款2万元。且纪某、洪某及曾某的陈述可以证实，上述47万元用于向曾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及委托曾某理财，曾某之后分别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纪某、洪某交付本金与利息，至2010年年底将最后余款5万元转账返还洪某，因此，曾某返还纪某、洪某款项的数额与讼争的售房款数额已发生了变化，纪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曾某返还给洪某的款项为49万元。 其次，关于洪某是否私自占有、处分了47万元售房款的问题。 第一，二审中纪某先是确认对纪某、洪某将售房款47万元委托给曾某理财的事实无异议，后又称不知晓洪某直接叫王旻将款项转给曾某的事情，称“所有材料是今年诉讼才知道”，该陈述明显前后不一致。且曾某是纪某的姨丈，其一审中也确认是纪某、洪某用于向曾某偿还借款本金且共同委托其理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本院对纪某有关不知晓售房款47万元转给了曾某的主张不予采信，并确认纪某、洪某将售房款47万元用于向曾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及委托给曾某理财的事实。 第二，纪某主张对洪某与曾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知情，直至2012-2013年才知道47万元已被洪某拿走。本院认为，纪某于2010年3月份指定王旻将售房款47万元转账与曾某并委托部分款项用于理财，却主张于2012-2013年才知道47万元款项被洪某拿走，也即其在委托曾某理财之后的2-3年期间对该款项不闻不问，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也与与其具有亲近关系人曾某的陈述相互矛盾，本院难以采信。一审认定纪某对洪某与曾某之间一系列的经济往来是明知并同意的情况具有极高盖然性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纪某在明知并同意由洪某领取曾某返还款的情况下，并未设立专用账户保管该款项，在长达多年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向洪某讨要该款，已以实际行为默认了洪某对售房款的处分。且双方均证实两人婚姻存续期间并无分别财产制的约定，由于货币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在多年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款项已经与双方的工资、收入等货币发生混同，用于夫妻二人的共同生活中，不存在返还的现实基础。故纪某主张洪某将该款项占为己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纪某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纪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一帆 审判员  周宗良 审判员  许 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江泽蓉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