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4民终36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会禄，男，194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现住济南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彬，男，197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城区，现住乐陵市。上诉人罗会禄因与被上诉人王旭彬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1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会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全部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是法律工作者。司法部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是法律工作者从事法律服务的行为准则。该法规中没有禁止代理行政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根据责任法定的原则，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行为不违法。所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代理收费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并不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虽都是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但是有着质的区别，发改委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司法部制定颁发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并行法规。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所确定的行为规范来判断确认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服务行为是否合法显然是错误的。二、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是经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认可并指派的并不违反《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从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公函可以确定。其代理行为是经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和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次审理认可同意的。三、上诉人出庭代理诉讼的身份是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写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上诉人的身份是济阳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自认无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无需举证。上诉人是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为被上诉人履行代理义务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四、上诉人受被上诉人之委托，自2011年9月到2016年7月份，历时五年，代理了五个诉讼程序，完成了委托事务，达到了委托目的。至今未收到一分钱的报酬，没听到一声感谢，反而赔上了数千元的费用，得到的是被欺骗，实在是让年迈之身感到心寒。一审法院判决有失公平原则，助长不诚信的行为。综上所述，要求被上诉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上诉人的代理费、支出的费用、违约金和诉讼费用，共计七万元。敬请贵院依法公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打击欺诈和失信之歪风。王旭彬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方给我代理的是劳教通知书上被没收的这部分钱，但实际被没收的钱我并没有拿到。罗会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诉讼代理费6万元；2.支付办案经费5000元；3.支付违约金5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王旭彬在与德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和德州市公安局没收被告942614元一案中，自愿委托罗会禄为其诉讼代理人，其权限为：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代为起诉、反诉和上诉；代收法律文书；代收返回的罚没资金。2011年6月9日原、被告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同时被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被告）以收到退还款额的30%付给乙方（原告）作为代理费，办理该案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如有违约，罚违约方5000元。原告自接受被告的委托后以委托人的诉求为已任，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经过诉德州劳教委、德州市公安局一、二审和驳回重审的一、二审，五个诉讼程序（中间还申请中止审理一次），历时近五年的诉讼代理，终于迫使德州市公安局认错、退款。德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2010）第62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中决定：其（王旭彬）用于非法活动的资金942614元由德州市公安局依法予以没收。德州市公安局依据这一决定将该笔款非法转入自己的账户。因王旭彬坚持将这笔款退还给自己处理，德州市公安局则认为这笔款是合伙人的，应直接退给各个合伙人，为此争执不下，待判。被告王旭彬于2016年7月25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一审裁定视为撤销。被告王旭彬曾告知原告说德州市公安局退给他20万元。在德州市公安局同意退回没收的942614元后，被告自愿撤诉，应视为对该笔款进行了处分，从而证明被告对这笔款具有了支配权利，掌握该笔款的所有权。被告撤诉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7日，原告罗会禄与被告王旭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被告王旭彬因与德州公安局行政处罚没收财产一案，委托原告代为诉讼事宜。双方自愿达成代理协议内容如下：“一、乙方（罗会禄）接受甲方委托，在该案中为甲方（王旭彬）委托，在该案中为甲方的诉讼代理人，代为甲方参加诉讼，调解事宜。二、乙方必须认真负责，按时参加诉讼，千方百计的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乙方陈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的证据、证人。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有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权中止代理。四、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收法律文书和财物。（包括现金）五、收取代理费的方式：风险代理：甲方以收到退还款额的30%付给乙方作为代理费。六、办理该案的经费由甲方承担。七、为保证该合同的履行，甲方必须将处罚文件（原件）和交罚款的证明、受处罚人的身份证交给乙方办案使用和保管至结案。八、甲方负责出具经本人签名摁指印的《退还保证金申请书》。九、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甲乙双方签字始至本案结案止。十、更改合同条款，需双方协商一致。十一、如有违约，罚款违约方伍仟元整。甲方：王旭彬，乙方：罗会禄，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签订上述委托合同后，2011年11月份，罗会禄作为王旭彬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王旭彬起诉德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政诉讼一案的审理，后该案撤诉。在（2012）德城行初字第17号案件中，罗会禄作为王旭彬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该案于2012年10月22日德城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王旭彬的诉讼请求。王旭彬上诉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2013）德中行终字第2-1号案件罗会禄仍作为王旭彬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德州中院于2015年4月10日撤销德城区人民法院（2012）德城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发回德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2015）德城行初字第36号案件由罗会禄作为王旭彬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2016年3月8日德城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王旭彬的起诉，原告王旭彬上诉至德州中院，在（2016）鲁14行终103号案件中，罗会禄以济南市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身份作为王旭彬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王旭彬于2016年7月25日撤诉，德州中院予以准许。2016年7月26日，德州市公安局退还给王旭彬现金2300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行政诉状、行政答辩状、（2012）德城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书及其行政判决书、（2013）德中行终字第2-1号行政裁定书、（2015）德城行初字第36号行政裁定书、（2016）鲁14行终103号行政裁定书、撤诉申请书、2016年7月12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收到条、发还清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照《律师法》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实施行政处罚：（一）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或者收费合同规定的；（二）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责是按照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要求，开展法律服务…”，第四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第三十三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相关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十五）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虽然本案原告身份系法律工作者，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亦应按照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要求，开展法律服务，对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已作出明确规定。且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然而行政诉讼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若允许行政诉讼案件进行风险代理，代理人便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谋取胜诉判决，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此，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令禁止行政诉讼中实行风险代理。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原告，及济南市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及专业部门，应当知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条文内涵。故，原告主张的其以济南市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与被告签订的行政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条款。且《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上位法渊源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二十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则系对风险代理收费的政府指导规定。因此，结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及人员进行风险代理收费，应遵守上述规定，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及即使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原告，亦不应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在代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过程中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另外，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可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而本案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却系原告罗会禄以个人名义与被告王旭彬签订的，该合同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相关规定。综上，原告主张的其以济南市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与被告签订的行政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按合同约定的风险收费条款取得相应报酬，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以法律工作者身份为被告代理案件，并提交了2016年7月12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及2016年7月11日济阳法律服务所出具的（2016）民代字第36号公函，而该证据仅可证明原告在（2016）鲁14行终103号案件中以法律工作者身份参加诉讼，并未证明在（2012）德城行初字第17号案件、（2013）德中行终字第2-1号案件及（2015）德城行初字第36号案件中以何身份接受委托。如原告在（2012）德城行初字第17号案件、（2013）德中行终字第2-1号案件及（2015）德城行初字第36号案件中以公民身份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然而2010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同时，本院认为公民代理诉讼问题涉及诉讼制度，不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范的问题。据此，原告要求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诉讼代理费6万元，及支付违约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办案经费的问题。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原告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确实在案件审理中付出了劳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因代理行为实际产生的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但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并未对实际产生的费用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办案经费5000元证据不足，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收集相关证据后另行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会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原告罗会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称其作为法律工作者，其代理行为不应适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应当适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与《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虽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与《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工作者不能在行政案件中进行风险代理，但是行政诉讼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若允许行政诉讼案件进行风险代理，代理人便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谋取胜诉判决，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代理合同，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条款。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自认其签订代理合同时是以个人名义签订，且以个人名义代理被上诉人参加过诉讼。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涉案代理合同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相关规定。依据2010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且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个人进行公民代理诉讼问题涉及诉讼制度，不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范的问题。故对上诉人以个人名义签订有偿法律服务合同，并以此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用及违约金的诉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确实在案件审理中付出了劳动，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因代理行为实际产生的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但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并未对实际产生的费用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办案经费5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可待收集相关证据后另行诉讼。综上所述，上诉人罗会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罗会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祥波审判员  魏 涛审判员  赵立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立琛书记员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