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6民初20072号原告：茂名万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名市茂南开发区天桥路**大院****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02MA4ULN5Q34。法定代表人：戴志键，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军，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向东，广东鸿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润五丰米业（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大道金泉工业区办公楼****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794984。法定代表人：王维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婷、陈澄宇，该公司员工。原告茂名万粮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华润五丰米业（中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军、宁向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婷、陈澄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6年11月7日与被告签订《玉米销售合同》（编号：WFFZ-DG2016110224），拟向被告购进30000吨2016年早玉米（产地黑龙江，国标三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销售合同第七条“部分预付，分批提货”的约定，于2017年2月20日分2笔共向被告支付了1000万元的预付货款，但此后经原告多次催促，更于2018年2月1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进行催告，被告收到律师函后，不仅未在期限内履行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也未向原告退还预付货款。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的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11月7日签订的《玉米销售合同》（编号：WFFZ-DG2016110224）；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10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按每年6%从2017年2月20日起计至退还全部货款本金时止）；3.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第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玉米销售合同》到期，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被告不拖欠原告任何款项或货物。2016年11月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玉米销售合同》，约定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在2017年2月1日前原告从未向被告发出过订货订单，原告举证的向被告支付的1000万元，发生于合同到期后的2017年2月20日。如果原告向被告购买玉米并支付了款项，不可能不告知被告订单，也不可能时隔很久才主张。在本案合同有效期内，原告并未向被告下订单购买合同约定的玉米，也未支付任何款项给被告，双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并未履行。第二、原告举证的向被告支付的1000万元并非其与被告《玉米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而是原告受第三人委托代第三人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原告的行为属于选择性使用证据的恶意诉讼。本案的玉米交易情况为：1.2016年11月7日，被告与案外人集贤县广发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下称“广发公司”）签订了玉米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广发公司采购3万吨玉米，交付地点是集贤县忠山粮食收购有限公司（下称“忠山公司”）；2.2016年11月7日，被告委托忠山公司代为储存该3万吨玉米，玉米入库后忠山公司向被告出具货权确认书；3.2017年2月1日，被告与原告的合同到期，原告并未向被告下单购买玉米，被告着急出售玉米，回笼玉米款，在广发公司的牵线下，被告将玉米卖给茂名销售大户柯水寅；4.鉴于被告将玉米销售给柯水寅时未能签署合同，且柯水寅个人没有对公账户，为配合合同付款，广发公司与原告实际控制人戴水木商议，由原告代柯水寅付款，前提是柯水寅付款给戴水木；5.2017年2月20日，柯水寅将货款1000万元分两笔（每笔500万元）支付至原告实际控制人戴水木账户，随后戴水木操作原告的网银将1000万元分两笔（每笔500万元）汇入被告账户；6.上述交易和付款都完结后，2017年4月28日被告与原告签署《补充合同》，约定双方履行完毕权利义务。至此，原告代案外人支付的1000万元玉米款事项已处理完毕，双方没有任何争议。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的目的正是为了终结各方的权利义务，避免被人为制造纠纷。现在原告有选择性的抽取《玉米销售合同》和付款记录，隐瞒《补充合同》，用虚假的陈述向被告主张权利，企图获得不当得利，其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属于恶意诉讼。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玉米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3万吨2016年早玉米（产地黑龙江，国标三等），单价为1330元/吨，价款共计3990万元，交付地点为忠山公司院内，交付时间为2017年2月1日；合同有效期内各次交易的产品名称、产地、规格、单价、数量、货款、订单总货款按照当次交易的订单确定；合同有效期内，原告通过授权邮箱向被告发送订单，确认采购该批次产品的名称、产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付款方式为分批提货，提货前分批付款；合同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2016年11月7日，被告与广发公司签订《玉米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广发公司采购3万吨2016年早玉米（产地黑龙江，国标三等），单价为1300元/吨，价款共计3900万元，交付地点为忠山公司，交付时间为2017年2月1日前，双方依据入库单进行分批结算。2016年11月9日至12月15日，被告先后多次向广发公司账户转入款项，共计3900万元。2016年11月7日，被告与忠山公司签订《仓储服务合同》，约定忠山公司为被告提供仓储服务，包括散装平房仓1号仓和2号仓，面积分别为2400平方米和12000平方米，合同有效期从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2月1日，双方可协商续约。2016年11月9日至12月13日，忠山公司向被告出具多份货权确认书，确认被告存放的玉米共计30000吨。被告提交了一份广发公司和曾宪奎的证言，内容为：1.曾宪奎系广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广发公司与被告的业务联系人，也是原告与被告的业务联系人，2.原告所称与事实不符，在原告与被告的玉米业务中，被告不欠原告玉米款，原告支付给被告的1000万元是广发公司提供的返还被告的玉米款，3.在被告与广发公司2016年11月7日签订玉米买卖协议后，被告销售受阻，由曾宪奎牵头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玉米销售合同》（编号：WFFZ-DG2016110224），在两份合同中，广发公司系实际供货人，4.原告与被告签订《玉米销售合同》后，由于被告急于回笼玉米款，在玉米运抵大连后，以广发公司名义发给了茂名销售大户柯水寅，广发公司要求柯水寅将应付广发公司的1000万元玉米款汇给原告，原告再按与被告的合同渠道，将玉米款返还给被告，5.2017年2月19日，广发公司与柯水寅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书》，2月20日柯水寅将1000万元分两笔（每笔500万元）转给原告（戴水木），同日原告将1000万元转给被告，至此该笔1000万元业务完成，不存在原告预付被告1000万元玉米款，6.该1000万元与广发公司（包括曾宪奎）和原告（戴水木）、柯水寅（柯水寅的公司）历史债务无关。对于该证言，原告称曾宪奎的公司拖欠戴水木的货款，其通过柯水寅还款给戴水木，双方之间有历史债务，该1000万元是用于偿还戴水木公司的款项。原告提交两份证明，一份为营口华海粮油有限公司出具，内容为该公司于2017年2月11日至18日共收到广发公司玉米6866.54吨，一份为柯水寅出具，内容为其在2017年1月至2月间收到广发公司发到鲅鱼圈北站、收货人为营口华海粮油有限公司的玉米6866.54吨。原告还提交了铁路运输货票，与两份证明相印证。被告提交一份《委托付款协议书》，日期为2017年2月19日，内容为广发公司委托柯水寅将柯水寅欠广发公司的1000万元转汇给原告（戴水木）代付被告，用以偿还广发公司所欠被告玉米款。该协议书有广发公司印章和柯水寅签字。被告提交一份《补充合同》，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内容为双方签订的《玉米销售合同》（编号：WFFZ-DG2016110224）因市场相关因素的数量波动，各方同意原合同项下的数量由3万吨变更为7520吨，各方确认至本合同签署时，甲方已收到乙方7520吨货物的货款，共计10001600元，其中1600元由集贤县顺发牧业有限公司代付，且至本合同签署时，甲方亦将等额货物及合规的发票交付给乙方，因此，至补充合同签署后，双方已履行完毕权利义务。该合同加盖双方印章。原告对该协议的内容不予认可，也否认合同上原告印章的真实性，并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另，被告已向原告开具面额为10001600元的增值税发票，原告称确实收到被告邮寄的发票，但没有收到被告的货物，因为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所以就把发票寄回给被告，但被告拒收。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7年2月20日，柯水寅分两笔向戴水木转账共计1000万元（每笔500万元），戴水木分两笔向其个人担任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的广东域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域强公司”）转账共计1000万元（每笔500万元），域强公司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共计1000万元（每笔500万元），原告分两笔向被告转账共计1000万元（每笔500万元）。对于为何在《玉米销售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届满后仍向被告转账1000万元，原告称，2017年2月1日被告在忠山公司并没有3万吨玉米，因此经双方协商，在原合同期限基础上延长履行期限，待被告收购足额3万吨玉米后再通知原告支付货款。2018年1月31日，原告委托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收到函件5日内向原告交付相应数量的标的玉米，或退还1000万元预付款。律师函尾部载明的委托人联系人为戴水木。原告称戴水木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戴志键系父子关系。本院认为，《合同法》规定，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玉米销售合同》（编号：WFFZ-DG2016110224）约定的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原告在起诉本案时，合同有限期已经届满，合同已经失效。对于已经失效的合同，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解除该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2017年2月20日转账给被告的1000万元，双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原告主张为《玉米销售合同》项下的预付款，被告主张为原告系受案外人所托支付给被告的货款。孰是孰非，应当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和认定。首先，双方在《玉米销售合同》中约定的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而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万元是在2017年2月20日。对此，原告称2017年2月1日被告在忠山公司并没有3万吨玉米，因此经双方协商，在原合同期限基础上延长履行期限，待被告收购足额3万吨玉米后再通知原告支付货款。但是，根据被告提交的货权确认书，至2016年12月13日被告已在忠山公司存储了3万吨玉米。故原告所称的转账原因存疑。其次，《玉米销售合同》中约定，合同有效期内各次交易的产品名称、规格、单价、数量、货款、等按照当次交易的订单确定，原告通过授权邮箱向被告发送订单，确认采购该批次产品的名称、产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由此可见，《玉米销售合同》系总合同，双方的实际交易还需通过原告向被告发送订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交易的名称、产地、规格、数量、价格等，但原告并未提交案涉1000万元款项对应的订单。第三，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柯水寅向戴水木转账、戴水木向域强公司转账、域强公司向原告转账、原告向被告转账都是发生在同一天即2017年2月20日，也是按照前述的顺序进行，金额都是两笔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该交易记录与被告的陈述和证据、曾宪奎和广发公司的证言、广发公司和柯水寅出具的《委托付款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被告陈述的交易过程具有可信性，即被告向广发公司采购3万吨玉米，广发公司已向被告交付货物，被告已向广发公司支付货款3900万元，后被告经广发公司介绍将玉米转卖给柯水寅，因此柯水寅应付被告货款，该货款由柯水寅通过戴水木及其控股的域强公司再通过柯水寅儿子任法定代表人的原告支付给被告。第四，虽然原告对《补充合同》上的原告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补充合同中所涉及的10001600元增值税发票确实已由被告开具给原告，且原告也确认收到该发票。原告所称已将该发票退回给被告，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补充合同》上的印章是否与原告的公章一致，并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原告提出的印章鉴定申请，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合以上四点，原告对案涉1000万元的转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被告所做的解释和说明有相应的证据作为支撑，因此，本院采信被告的陈述与主张，原告主张被告退还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茂名万粮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柳  海  涛人民陪审员 林  旭  华人民陪审员 陈  耿  鑫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池晓漫（兼）书 记 员 江  伟  娣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