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住所：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丰造纸厂内。法定代表人：杨航，系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鸣，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A238。法定代表人：黄伟，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征，北京星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以下简称工业学校）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5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业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被上诉人智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伟及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工业学校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云0112民初5981号民事判决；2、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3月17日签署的《补充协议》；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因重大误解而签署的《补充协议》，应当予以撤销。2018年3月17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伟拿着一份《财务顾问协议》和一份《补充协议》找到上诉人，自称正在与上诉人进行洽谈合作事宜的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厦门倍凡公司）是被上诉人推荐来的，要求上诉人支付财务顾问费用。当时，因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之间的洽谈十分顺利，加之上诉人曾委托过被上诉人帮助寻找合作伙伴，上诉人误以为厦门倍凡公司是被上诉人推荐的，便草率的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上签了字。事后，经上诉人向厦门倍凡公司核实，才发现厦门倍凡公司根本就不认识被上诉人，也不认识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伟，因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伟的误导，上诉人对行为性质、当事人等产生了错误认识，误认为厦门倍凡公司是被上诉人推荐来的才与被上诉人签署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系上诉人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应当予以撤销。二、本案《补充协议》显失公正，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之间的合作，系通过微信名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将上诉人熊剑校长的电话推荐给厦门倍凡公司的吕淑贞女士，由吕淑贞与熊剑直接联系取得相关资料及现场尽调、谈判等工作，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之间的接洽过程，没有被上诉人的参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财务顾问协议》1.1.1条：“为甲方引进人股权投资的资金方。具体投资条件乙方协助甲方与投资方协商确定。”1.1.2条：“为甲方推荐有意对甲方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司，协助投资方案的确定。”2.2.2条：“乙方有权自主选择组建财务顾问团队，开展财务顾问的各项工作，自行承担组建财务顾问团队,完成委托事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应确保委派人员达到履行其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乙方委派人员应以职业谨慎和勤勉尽责的态度提供本协议所约定的服务内容；”等服务事项。同时,《财务顾问协议》1.1.3条约定：“凡是由乙方为甲方推荐投资方包括上市公司，如在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对甲方的股权投资，则甲方均须按本协议相关约定分别支付乙方财务顾问费用”。3.1.1条约定：“乙方在成功推荐并引进第1.1.2条约定的股权投资公司且甲方与此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且完成并购的情况下，财务顾问费为融资额的3%(百分之三)”。虽然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并没有完成并购，厦门倍凡公司也没有完成投资，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财务顾问费用。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即将与厦门倍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机，在没有履行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或比例尚未成就的情况下，利用经办人杨航的大意、没有经验，骗取杨航签署了《补充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上诉人系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学校，厦门倍凡公司并没有完成并购，若履行该补充协议，将会给上诉人造成严重损害，本案《补充协议》显失公正，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因重大误解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显失公平的《补充协议》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智韬公司辩称，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6年4月起就建立起合作关系，合作期限内被上诉人引荐了四家企业，其中包含了厦门倍凡公司。双方于2018年3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双方自建立委托关系以来，一直在对接各项事宜，期间一直存在沟通交流，且上诉人的盖章、审批签字均有正规的流程。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不属于重大误解。第三，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引进了1.2亿的投资款，按照标的的3%收取服务费，对上诉人整体而言，被上诉人的收费并不过高，并不属于显失公平。第四，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引进资本后，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支付服务费，因此被上诉人诉至法院。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及本次上诉实际是为了拖延支付我方的服务费用。因此，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工业学校向一审法院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2018年3月17日签署的《补充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8年3月1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约定原告就其拟进行的股权融资、投资、融资租赁等资本运作事宜，委托被告协助其进行，并同意在被告完成委托事项的前提下，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相应财务顾问费用。合同第一条约定“财务顾问服务内容1.1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就甲方本次融资项目，为甲方提供融资顾问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1.1.1为甲方引进股权投资的资金方。具体投资条件乙方协助甲方与投资方协商确定。1.1.2为甲方推荐有意对甲方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司，协助投资方案的确定。1.1.3凡是由乙方为甲方推荐投资方包括上市公司，如在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对甲方的股权投资，则甲方均须按本协议相关约定分别支付乙方财务顾问费用”，合同第3.1条约定“乙方在成功推荐并引进第1.1.2条约定的股权投资公司且甲方与此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且完成并购的情况下，财务顾问费为融资额的3%（百分之三）”，另该份合同对其他事项亦进行了约定。原被告双方在该份协议尾部进行了签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签字。2018年3月17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推荐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的股权投资方，且股权投资款为1.2亿元（大写:壹亿贰仟万元整）。鉴于甲方此次股权投资是为将来上市做准备，故在支付财务顾问费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双方商定本次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费为总计348万元（大写：叁佰肆拾捌万元）。第一笔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将于2018年3月20日以前支付给乙方。剩余248万元（大写：贰佰肆拾捌万元）待甲方与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捆绑上市后一周内一次性支付”，原被告双方在该份协议尾部进行了签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签字。2018年5月7日，倍凡公司向原告出具《说明》写明“我司……与云南昆明工业学校联系，系由微信名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现微信签名）与我司吕淑贞女士微信添加联系，对方把学校熊剑校长的电话推荐给吕淑贞。其后，由吕淑芬与熊剑直接联系取得相关资料及现场尽调等工作。特此说明”。另查明，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6月23日期间（白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原告的校长熊剑沟通往来，其中，黄伟于2017年4月7日11时49分向熊剑发送文件名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3%”的文件，后熊剑回复“黄总你好，刚刚问过杨校了，他说中介费2%，要么你跟他具体谈谈”，另双方就昆明工业学校的财务、业务资料中内容进行了沟通。2017年7月10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黑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原告的校长熊剑沟通往来，其中，黄伟于2017年7月10日向熊剑发送消息称“厦门倍凡资本本次过去云南工业学校考察的企业”、“下周订好票后我联系您”，2017年7月23日黄伟告知熊剑“熊校，周三他们过去两人”，2017年7月25日黄伟再次询问熊剑“熊校，他们已订好机票跟您联系了吧”，熊剑回复“已经联系上了”，后，熊剑微信告知黄伟“黄总，厦门的三个人下午三点的飞机回去，已经走了”。除上述聊天内容外，黄伟及熊剑通过微信就倍凡公司前往原告学校考察的住所、接送事宜进行沟通，熊剑亦向黄伟告知其与“杨总”去厦门的行程，黄伟询问“熊校，这次去厦门谈的怎样”，熊剑称“还可以，下周具体出合同了”，且双方通过微信就倍凡公司的收购意见、估值、合作方案等与熊剑亦进行了沟通，黄伟通过微信向熊剑发送内容标题为《财务顾问协议》文件照片、账户信息，熊剑向黄伟发送委托书模板，另熊剑告知黄伟“黄总，把合同盖章寄过来，走流程”。且黄伟向熊剑发送了微信备注名为“吕淑贞学校收购”的微信用户与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微信用户之间的聊天记录截图，反馈“吕淑贞学校收购”的意见及合作意向，熊剑回复称“吕总一直在跟我联系”。2017年3月1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白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沟通往来，其中，2017年4月17日黄伟向该用户发送信息称“你好，云南昆明工业学校15000在校生，去年6000万利润，收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回复“可以考虑”、“有详细资料吗”，黄伟回复“一会资料发你邮箱”、“我一手”，此后，“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向黄伟发送名片照片，称“我换公司了”，名片内容为李扬深项目合伙人并写有联系方式等信息，除上述聊天内容外，黄伟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通过微信就原告的资料、报表等内容进行了沟通，黄伟将其与熊剑之间关于原告学校情况的聊天记录发送给“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告知黄伟“黄总，7月份可以实地考察云南昆明学校”。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黑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沟通往来，其中，黄伟向该用户发送消息称“倍凡资本是你介绍的吗，现在看一直和学校联系，大概30%股份”，该用户回复“是的”，此后双方就倍凡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意向、进度、合作方案、合同签订进度进行了沟通，另“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将其与备注名为“吕淑贞倍凡资本”的微信用户之间关于倍凡公司与原告合作的聊天记录发送给黄伟，黄剑亦将其与熊剑之间关于原告与倍凡公司之间的合作进度的聊天记录发送给“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018年4月10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伟与原告的副校长熊剑以及自称姓于的人员及自称为小李的人员在原告处进行了谈话，各方就顾问费的支付进行了协商，熊剑称“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你和我签合同，我就对你，你给我开发票。理论上是这个程序，现在他找过来，也是你介绍他来的嘛，我也不认识他，这个事情就出现了争议”、“他是他们，小李他们跟厦门那边联系，你这边黄伟跟我联系了”、“跟我们学校这边联系，合同是跟你签。合同里面的条款，也是说介绍他们厦门的给我们的，初审的这个事情是你引荐的你推荐。但是他们说这个事情是他们推荐的，这个当中是不是有矛盾”，黄伟回复“因为从签合同来说，就是我们公司跟校方这块签订，至于我们跟小李也好或者底下哪一方也好，那是我们跟他有合同，……”，另熊剑与黄伟等人就税费及顾问费在“老曾”、“小李”之间的分配也进行了沟通，熊剑提出“也包括小李这边也好，黄总这边也好。当着面话都是这么讲的。来拿钱。我准备好钱，你们协商好，协商好了，过来，大家都认可思维方案，十分钟的事情，钱一分收条一打完了，如果说没有说话，你来，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不好弄……”。庭审中，原告陈述其认为其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系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且该协议显失公平，其据此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另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原告陈述若一审经审理认定的《补充协议》的效力与其主张的效力不一致，其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此外，庭审中，被告陈述其在与学校达成合作后，与李扬深建立联系，并与李扬深共同为原告寻找合作的资本方，之后李扬深向其推荐了倍凡公司，在原告与倍凡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其与李扬深有明确的分工，由其与原告进行接洽，由李扬深与倍凡进行接洽，李扬深的微信名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以其基于重大误解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协议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该《补充协议》，因此，原告应就其主张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原告主张《补充协议》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７１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原告一审法院提交《说明》、《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被告从未参与其与倍凡公司之间的接洽及合作过程，其对《补充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但就其举证而言，首先，《情况说明》的出具人曾定宇并未出庭进行陈述、其陈述内容与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矛盾，且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采信；其次，倍凡公司出具的《说明》，虽能够证明倍凡公司的吕淑贞经由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介绍与原告取得联系，但该内容亦能与被告提供的其与熊剑及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互印证，能够佐证被告主张其通过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与倍凡公司进行接洽、沟通的事实的真实性，《说明》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未参与原告与倍凡公司之间的接洽。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从未参与其与倍凡公司之间的接洽及合作过程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这一事实不予采信。另，庭审中，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伟自2016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与原告的副校长熊剑就原告融资事宜、原告与倍凡公司的合作协商事宜直接进行接洽、沟通，录音材料亦可以证明原告的副校长熊剑认可其一直与黄伟就与倍凡公司合作一事进行对接，据此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就原告融资、及与倍凡公司合作、顾问费用等问题存在长期、直接的沟通，《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原告就《补充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并不存在错误认识，原告对其行为后果亦不存在错误认识，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认为其因重大误解订立《补充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其据此请求撤销该《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原告主张《补充协议》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认定为显失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构成显失公平应具备以下条件：1、一方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2、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本案中，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显示原被告之间就财务顾问费的收取比例进行过议价、协商，原被告双方自愿协商并确定了财务顾问费金额，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于合同的签订和定价更具优势地位，亦未证明原告对合同的签订和定价不具经验，更未举证证明《补充协议》确定的财务顾问费用明显地高于市场定价标准，明显违法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补充协议》显失公平不予采信，对其据此请求撤销该《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昆明工业学校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云南昆明工业学校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北京市正阳公证处（2019）京正阳内民证字第9118号公证书；证据二：北京市正阳公证处（2019）京正阳内民证字第9120号公证书；证据三：邮件附件-部分资料。欲证明，2017年4月9日、6月21日、7月30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熊剑发送的《昆明工业学校资料》及《昆明工业学校补充资料》。被上诉人收到熊剑的资料后及时在内部进行分配，交代给团队李扬深。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引进资本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质证，上诉人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认可。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其经法定公证程序作出，本院予以采信。对一审确认的法律事实，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3月17日而不是“2018年3月1日”，“双方就昆明工业学校财务、业务资料中内容进行了沟通”不是事实，第六页第二段、第三段以及第七页的第一段、第二段，这部分的事实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无异议。二审中，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归纳诉辩双方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认定为显失公平。”。关于重大误解。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黄伟自2016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与上诉人的副校长熊剑就上诉人融资事宜、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的合作协商事宜直接进行接洽、沟通、对接。双方之间就上诉人融资及与倍凡公司合作、顾问费用等问题存在长期、直接的沟通，《补充协议》的签订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陈述“误以为厦门倍凡公司是被上诉人推荐的，便草率的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上签了字”，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就《补充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并不存在错误认识，对其行为后果亦不存在错误认识，其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故上诉人以其因重大误解订立《补充协议》请求撤销，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显失公平。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显示双方之间就财务顾问费的收取比例进行过议价、协商，且双方就财务顾问费收取比例和金额达成合意，签订了协议。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于合同的签订和定价更具优势地位，亦未证明上诉人对合同的签订和定价不具经验，更未举证证明《补充协议》确定的财务顾问费用明显地高于市场定价标准，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其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故上诉人以显失公平签订《补充协议》请求撤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苏萍审判员  古维贤审判员  贾 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张微波书记员李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