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1民终2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四军，男，198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重庆市荣昌区人，农民，现住吐鲁番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敏江，男，198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彭水县人，农民，现住吐鲁番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利，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重庆市荣昌区人，农民，现住吐鲁番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权，新疆建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朝宽，男，198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现住吐鲁番市。 原审被告：吐鲁番市希望农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吐鲁番市高昌区二堡乡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艾尼娃尔·热合木吐力，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吐鲁番市高昌区二堡乡政府党委委员、常务副乡长。 上诉人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因与被上诉人李朝宽以及原审被告吐鲁番市希望农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希望农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法院（2018）新210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四军、唐利及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权、被上诉人李朝宽、原审被告希望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艾尼娃尔·热合木吐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上诉请求：撤销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法院（2018）新210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驳回李朝宽对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所判错误。一、2017年6月到12月期间，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三人已实际退出承包地，李朝宽已收回土地。1.杨四军与李朝宽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两年，到2016年6月10日止；而2016年到2017年，双方在未重新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按照原合同又履行了一年，一直履行到2017年6月30日；杨四军并非无缘无故去种植大棚，宋敏江、唐利也是如此，但2017年合同期满以后，经李朝宽通知，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就再未种植大棚。而非一审认定的拒绝退出承包地。2.在2017年7月，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三人均己回四川老家，不存在阻碍李朝宽种植的问题，如果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均拒绝退出土地，其就不会回老家，因为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回去的时间正是整理土地的关键时间。而这段时间李朝宽已在进行土地整理，并已实际收回了土地。二、退一步讲，如果本案中有错也是希望农业公司的错误。2017年乡政府说大棚已收回，让希望农业公司重新同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签订合同，于是希望农业公司作为发包方于2017年8月8日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且向乡政府交纳了土地承包费，但由于李朝宽的阻碍，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并未种植，而是由李朝宽在种植、管理。如果李朝宽认为是希望农业公司侵犯了其土地承包权，其应当要求该公司承担责任，而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三人无关。三、大棚种植辣椒的土地整理时间是在每年的6、7月份，李朝宽在2017年6月份就开始整理土地了，8月20日左右就应该整理完毕，而李朝宽在8月23日也没有整理完土地，因为从杨四军与李朝宽的对话视频就可看出土地仍未整理，这说明是其自己不想种植，或有其他自己的原因未种植，而不是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未让其种植。四、李朝宽订苗的证据也是伪造的，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其就没有打算种植辣椒，怎么可能存在辣椒损失呢，其所谓损失是虚假的。五、鉴定意见书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因为：1.意见系李朝宽单方申请做出，有倾向性。2.鉴定的依据不充分，没有事实依据。3.鉴定的数据均为鉴定部门依据经验推断，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六、可得利益损失属多因一果，李朝宽不能证明系杨四军、宋敏江、唐利造成其不能种植，损失也不是确定的，也没有法律规定李朝宽可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七、权属与实际占有是两回事。虽然双方在2017年对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有争议，但在2017年6月以后，李朝宽已实际占有并控制了本案争议的土地，不能因为(2017)新2101民初1973号判决，就认为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实际占有该土地，这种认定是武断的。八、本案程序错误。李朝宽起诉请求第2项要求希望农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一审法院却按按份责任来判决，其判决结果超出了诉讼请求的范围。 李朝宽辩称，一、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通过李朝宽提供的证据及原审查明的事实，已经证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明知希望农业公司对李朝宽经营的39座大棚没有发包权，却故意与其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并以此拒绝退出李朝宽的承包地，而造成了李朝宽2017年6-12月期间39座大棚无法栽植预定的辣椒苗，使之遭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二、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通过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的答辩中陈述“2017年8月乡政府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就证明了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于2017年8月正在实施侵占李朝宽承包大棚的事实；通过在(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以及李朝宽在本案原审中提供的一张实况光盘，就证明了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曾于2017年6-9月多次阻挠李朝宽整理和种植大棚的事实；通过李朝宽提供的(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向原审法院递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就证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截止2017年12月还在强占着李朝宽承包大棚的事实。由此可见，杨四军、宋敏江、唐利自2017年6月至12月，一直以与希望农业签订了大棚承包合同为由，强占李朝宽39座大棚，造成无法耕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偶然短期回原藉办事，不能证明就是退出了李朝宽的大棚。2.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对李朝宽实施侵权行为时，均为智商正常的成年人，也明知李朝宽是39座大棚的合法经营权人。岂能在他人错误的纵容下，作出违法之事。显然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强占大棚，完全是出自个人故意。3.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自2017年6-12月一直强占着李朝宽的大棚，造成李朝宽无法整理大棚土地；通过李朝宽提供的辣椒苗订购票据，已经证明了李朝宽无法栽种的事实；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也不能证明李朝宽不想种植大棚的事实。4.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未提供出相反证据对李朝宽的订苗证据是伪造的予以驳斥；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朝宽根本不打算种植辣椒的事实。5.李朝宽委托司法鉴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也未对李朝宽提供的司法鉴定提出重新鉴定的请求。6.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没有证据证明李朝宽大棚的可得利益损失，除其非法阻挠而造成无法种植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原因是导致李朝宽损失的因素；通过李朝宽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自2017年6-12月，多次阻挠李朝宽种植大棚的事实。7.通过李朝宽在(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案中陈述“三被告…于2017年6月30日开始强占大棚”，结合杨四军、宋敏江、唐利陈述“2017年8月跟乡政府签订合同”的事实，至2017年11月22曰下判，到李朝宽于2017年12月27日申请执行，就己证明了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强占39座大棚的时间。另外，通过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收到(2017)新2101民初1973号判决后未提出上诉和申诉的事实，就证明了该判决是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8.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原审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对案件作出自由裁量。另外，希望农业公司对本案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说明是服判的。综上所述，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为此呈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的上诉人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希望农业公司述称，1.二堡乡的大棚是政府贷款组建的，是国有资产，农业公司的成立是经过吐鲁番市委同意的且公司的成立也是为了管理大棚存在的，农业公司是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同意收取相关的大棚租赁费，所以所谓农业公司没有出租权的说法不能成立，且农业公司与李朝宽签订的合同推翻了李朝宽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大棚的种植是要经过农业公司管理的。2.我方不接受李朝宽的损失全部由我方承担，农业公司也是根据与李朝宽的合同管理的李朝宽的大棚种植，根据合同约定李朝宽是擅自转包给个人导致的损失，李朝宽原审起诉的损失数额也是不合理的，数额过高；原审判决我方承担李朝宽温室大棚经营损失61044.36元，我方是不认可的，当地管理大棚，是李朝宽不听从管理导致的后续损失，我公司不应当承担李朝宽的损失。 李朝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共同赔偿李朝宽温室大棚经营损失305221.8元。2.判令希望农业公司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2013年6月14日，李朝宽经与吐鲁番市高昌区二堡乡布隆村委会协商一致，签订了一份《二堡乡布隆村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土地承包合同》，随之该村委会便将其二堡乡2010年度设施农业温室大棚K6区（南片）大棚，共计80座自然棚，占地228亩，承包给了李朝宽经营，每亩土地租金600元，期限为13年，至2026年6月30日止。经李朝宽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三人协商一致，于2014年6月13日双方签订了期限为两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李朝宽将其中39座大棚承包给了杨四军、宋敏江、唐利耕种，并口头约定由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继续种植39座大棚至2017年6月30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做如下认定：一、杨四军于2017年8月18日与希望农业公司签订了《二堡乡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希望农业公司）将二堡乡2017年度设施农业大棚K6区大棚，共计39座，占地111.15亩，承包给乙方（杨四军）经营，承包期一年，至2018年6月29日止。约定土地租金为每亩600元，每个棚收取管理费1000元。杨四军承包的39座大棚就在本案李朝宽承包的80座大棚之内，故双方发生了纠纷。二、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提供机票行程单、视听（视频）光盘、照片、欠条、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其三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日、6月29日、5月22日就已经返回四川老家，并不能阻止李朝宽整理土地、李朝宽于2017年6月29日就已经实际管理大棚的事实。结合李朝宽提供的（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中杨四军的辩称及判决内容“判令被告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停止侵害，退还原告所承包经营的温室大棚”，并不能证明该39座大棚于2017年6月30日前已向李朝宽交付，由李朝宽实际管理的事实。三、李朝宽提供的《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朝宽2017年6月到12月期间39座大棚没有种植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05221.8元，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以单方面委托鉴定、结论不科学为由予以抗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四、在审理（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民事案件过程中，该案承办法官曾到二堡乡政府调查了解，2017年3月份开始，高昌区二堡乡政府将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委托给被希望农业公司代管；故才出现杨四军与希望农业公司签订大棚承包经营合同一事。 一审法院认为，李朝宽、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分别针对同一标的各自签订了承包合同，导致双方之间产生矛盾，均不愿退出经营，2017年9月李朝宽将杨四军、宋敏江、唐利诉至法院，要求三人立即排除干扰、消除妨碍、停止侵占李朝宽承包二堡乡布隆村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土地的经营权，法院判决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停止侵害，退还李朝宽所承包经营的温室大棚。李朝宽与布隆村委会签订的《二堡乡布隆村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土地承包合同》于2013年签订，已经履行多年，目前仍在合同履行期内。在没有重新明确发包主体的前提下，对李朝宽与布隆村委会签订的《二堡乡布隆村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土地承包合同》仍应受法律保护；而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明知李朝宽对该地块大棚享有承包经营权，仍与希望农业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并以此合同为依据，拒绝退出承包地，侵犯了李朝宽的正常经营权，造成李朝宽2017年6月到12月期间39座大棚没有种植其预定的辣椒苗，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对李朝宽实施损害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着过错，且三人均不能证明各自没有过错，故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对李朝宽的损失赔偿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因争议标的属二堡乡布隆村集体土地，而温室大棚主要由政府主导建设。高昌区二堡乡政府将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委托给希望农业公司代管，而希望农业公司并未进行事先调查了解，而导致针对同一土地与不同部门签订承包合同的情形，在李朝宽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产生纠纷后，希望农业公司对此并未及时进行有效的协调，故对造成李朝宽的损失赔偿应承担次要责任。综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为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三人平均承担对李朝宽承包的温室大棚造成的经营损失80%的赔偿责任，希望农业公司承担经营损失20%的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四军赔偿原告李朝宽温室大棚经营损失81392.48元、被告宋敏江赔偿原告李朝宽温室大棚经营损失81392.48元、被告唐利赔偿原告李朝宽温室大棚经营损失81392.48元。二、被告吐鲁番市希望农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李朝宽温室大棚经营损失61044.3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四军、宋敏江、唐利是否应对李朝宽的温室大棚经营损失承担赔付责任，以及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1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赔付数额的认定依据。 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上诉称，其三人在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实际退出涉案的39座大棚，李朝宽对此已实际收回并占有控制；其三人并未侵犯李朝宽对39座大棚的权利。通过已生效的（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明知李朝宽对涉案大棚享有承包经营权期间，仍在2017年6月30日后就涉案大棚与李朝宽纠纷，并随之与希望农业公司就涉案大棚签订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拒绝退出；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判令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停止侵害，退还李朝宽涉案的大棚；故本院认定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侵占李朝宽涉案的大棚且存在主观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 关于损失认定方面，李朝宽于2017年12月16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就本案所涉39座大棚在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没有种植的可得利益损失申请鉴定，鉴定中心依据李朝宽就涉案大棚的承包合同、已生效的（2017）新210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为资料依据，结合相邻大棚种植辣椒投入情况及经济效益的现场调查，并注明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到现场后不久离开的事实，最终作出【2017】第0104号鉴定意见为李朝宽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39座大棚没有种植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05221.8元。对于【2017】第0104号鉴定意见，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在庭审中对其真实性认可且明确不要求重新鉴定，李朝宽亦提供了就涉案大棚当时买苗的证据佐证准备种植但因杨四军、宋敏江、唐利侵占原因无法实现导致了相应损失。故本院对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1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予以采纳。一审按照责任比例对杨四军、宋敏江、唐利、希望农业公司就涉案损失承担相应责任，亦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杨四军、宋敏江、唐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63元，由上诉人杨四军、宋敏江、唐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劲松 审判员  南 斐 审判员  王纳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兰保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