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终9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和平，男，198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彦彦，女，198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山东巽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静，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法定代表人：吴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媛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显，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和平、李彦彦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金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初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和平及其与上诉人李彦彦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被上诉人新力金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媛媛、孙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和平、李彦彦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新力金融公司赔偿刘和平、李彦彦投资损失6600万元;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等由新力金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准日应为2018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自揭露日起，换手率达到100%之日为基准日。本案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2日，新力金融股票换手率达到了100%，且本案开庭系在2018年3月22日之后，故应将2018年3月22日确定为基准日。而《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系自揭露日起至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的，才以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占卫东案在开庭时累计成交量虽未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但该案在开庭时揭露日也尚未确定，故原审以《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为依据认定基准日为2017年10月20日错误。另外，《规定》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揭露日前卖出股票的投资人损失不属于索赔范围。占卫东系在揭露日前卖出股票，其依法不具有索赔资格，故占卫东案实质上并不具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性质，原审将不同性质案件的开庭时间作为认定本案基准日的依据错误。二、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刘和平、李彦彦的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新力金融公司于2015年2月18日公布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后，股价从2015年2月17日的收盘价20.81元涨至2015年3月9日的36.51元，涨幅为75.44%，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造成刘和平、李彦彦以极不公平的价格购买新力金融股票。2017年4月1日立案公告发布后，新力金融股票三天内跌幅达25%，而同期上证指数平稳，说明市场对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反应明显。在新力金融公司没有举证证明该期间股价暴跌系其他原因所导致的情况下，应认定刘和平、李彦彦的损失与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判决片面认定新力金融股票在揭露日后个股表现明显优于大盘、同行业及“其他金融业”的个股走势,并据此推断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刘和平、李彦彦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新力金融股票在揭露日后反常上涨,在换手率达到100%后失控下跌,人为操盘迹象明显。因投资者只能通过证监会立案调查才能获取人为操盘的相关证据,故让刘和平、李彦彦就此节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违反举证规则。新力金融公司答辩称：一、刘和平、李彦彦在原审中认可《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之日即2017年9月1日为揭露日，可见刘和平、李彦彦也认为立案调查公告并未揭示本案虚假陈述，市场并未因此知悉、了解虚假陈述。二、刘和平、李彦彦主张本案基准日为2018年3月22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开庭审理”，是针对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同一虚假陈述行为所引发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系列案件而言，而非针对某一个投资者提起的诉讼，在先投资者提起的诉讼如已开庭审理即应认定为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开庭审理”。如果以个案开庭时间对系列案件的基准日进行分别认定，就会发生相同的交易行为存在不同的基准日，从而导致损失的计算方法存在不同。2018年1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就占卫东、杨成华等人对新力金融公司提起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进行首次开庭审理，但截至该日，新力金融股票累计成交量尚未达到其可流通股股数的100%，根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应以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0日为本案虚假陈述的基准日。三、原审判决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与刘和平、李彦彦的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正确。1.刘和平、李彦彦的损失是其投机行为导致的投资风险。2015年2月18日是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当时正处于2015年中国A股“大牛市”。2015年1月5日，A股市场上涨3.58%，此后4个月持续冲高。2015年4月底至6月12日创下近七年半新高5178.19点，至此，A股涨幅达32.33%。新力金融股票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之前已经开始大幅上涨，在2015年2月6日复牌当日涨停后，至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一个交易日，新力金融股票就已经从11.20元（2015年2月5日）上涨至20.81元（2015年2月17日），涨幅高达85.80%。而刘和平自2015年3月16日起共购买新力金融股票749万股，其中74%的股票是集中在2015年上半年购买，可见，刘和平买入新力金融股票是受2015年“大牛市”的影响，在新力金融股票与大盘同步暴涨之后，盲目从众追涨，建重仓集中高价买入股票，故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应自行承担。李彦彦首次买入新力金融股票的时间为2016年11月，此时距离虚假陈述行为已有一年半时间，虚假陈述行为难以诱导李彦彦买入新力金融股票，李彦彦的投资决策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无关，因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也不应由新力金融公司赔偿。2.刘和平、李彦彦的投资损失是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造成的。2015年下半年，中国股市震荡下行，上证指数从5178.19点一路下探至2850点才止跌，跌幅达45%。2015年6月1日，沪深两市的总市值为71.16万亿元，而到9月22日，两市总市值已经缩水至46.88万亿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两市总市值蒸发24.28万亿元。2016年1月4日和1月7日，由于A股市场实施“熔断”机制，上证指数发生异常于同一时期其他交易日的大幅下跌，同时该两日A股市场均由于“熔断”而导致交易时间大幅减少。在本案揭露日2017年9月1日至基准日2017年10月20日期间，国内方面，2017年前8个月固定投资增速创1999年以来新低，经济下行压力大。国际方面，2017年9月21日，标普全球评级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同期美联储宣布全面紧缩货币政策使美元指数重新走强，国内资本或将长期净流出，对中国股市构成利空。上述事实表明刘和平、李彦彦的投资损失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存在关联性。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皖民终525号、（2019）皖民终704号生效判决，已认定本案立案调查公告之后的股价下跌属于正常的股价波动，与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无关。据此，刘和平、李彦彦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四、新力金融股票涨跌是证券市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无任何人为操纵的因素，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也从未认定新力金融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违法违规行为，刘和平、李彦彦关于新力金融公司存在人为操盘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和平、李彦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力金融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刘和平、李彦彦造成的投资损失共计6600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由新力金融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新力金融公司原名称为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上交所上市的股份公司。新力金融公司公开发行的证券代码是600318，证券简称“新力金融”。2015年2月18日，新力金融公司发布《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该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的—德润租赁”章节中载明“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已完成资金贷出计划，融资租赁资产运营状况良好，报告期内均正常收取客户租金、利息和服务费”。2017年3月30日，新力金融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的《调查通知书》（皖证调查通字1711号）。《调查通知书》载明，“因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2017年4月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均刊登了《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5）。2017年8月31日，新力金融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安徽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5-1至6号、5-8至9号）。《告知书》主要内容：经查明，新力金融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如下：一、新力金融2015年年报虚增收入和利润。新力金融在2015年年报中少计提安徽省东方金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河）项目债权2015年度减值准备30225000元，虚增2015年利润30225000元。2015年12月，新力金融将控股子公司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租赁）当期收到淮南市荣胜昕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荣胜）支付（第三方代付）的属于2014年度的利息22323287.68元、2015年1-4月（原巢东股份受让德润租赁等资产前）利息13200000元，合计35523287.68元计入当期收入，虚增2015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35523287.68元。综上，新力金融2015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35523287.68元，占2015年度营业收入的2.59%，虚增利润65748287.68元，占2015年度利润总额的23.66%。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情形。二、新力金融未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新力金融通过借用第三方的手段将相关债权转让给控股股东子公司，隐瞒关联交易，规避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在新力金融2015年、2016年年报中予以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情形。三、新力金融未按规定履行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义务。德润租赁是东方金河项目债权的实际所有人。2015年12月，德润租赁以安徽汇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东方金河，要求对方偿还相关债务及律师代理费合计195269183元，诉讼标的金额占上市公司新力金融最近一个年度（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5.98%，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有关重大诉讼的披露标准，而新力金融未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及时披露其控股子公司德润租赁的上述重大诉讼，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情形。四、新力金融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披露不准确。新力金融（原巢东股份）在2015年度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第四节交易标的中披露“报告期内，（备注：德润租赁）均正常收取客户租金、利息和服务费”。与淮南荣胜于2014年6月停止付息，截至2015年4月30日（原巢东股份重大资产收购完成日）累计欠息35523287.68元的实际情况不符，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情形。综上，安徽证监局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拟决定：责令新力金融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责任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2017年9月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72号），公告完整载明了新力金融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具体事实。2017年9月18日，新力金融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安徽证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基本一致。（二）2017年3月28日，新力金融公司收到安徽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9号《关于对新力金融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决定书》主要内容：经查，截至2016年6月30日，你公司子公司德润租赁对东方金河、淮南荣胜等公司的融资租赁应收款已经逾期，但子公司未按照公司制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导致你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出现错误，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安徽证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请你公司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改正。你公司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财务核算管理，强化风险控制，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2017年3月29日，新力金融公司发布关于收到安徽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1）。（三）刘和平于2015年3月16日后多次买入并卖出新力金融股票，截至2017年9月1日，仍持有新力金融股票。李彦彦自2016年11月24日起买入、卖出新力金融股票，截至2017年9月1日，仍持有新力金融股票。（四）新力金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拟以2016年年底总股本2420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0股。2017年3月30日，新力金融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2017年4月27日，新力金融公司公布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7号），确定2017年5月4日为除权除息日和现金红利发放日，2017年5月5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正式上市流通。本次变动后，新力金融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84000000股。（五）2017年9月1日当天可流通股股数为484000000股。新力金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首次开庭对系列案件中的占卫东诉新力金融公司一案进行审理，此前新力金融股票累计成交量未达到其可流通部分的100%。新力金融股票2017年9月1日收盘价12.16元（不复权），2017年10月20日收盘价13.33元（不复权），在此期间股价上涨9.62%；上证指数2017年9月1日收盘指数3367.119点，2017年10月20日收盘指数3378.648点，在此期间上证指数上涨0.34%；新力金融股票所属“其他金融业”2017年9月1日收盘价8.8932元，2017年10月20日收盘价8.8831元，在此期间下跌0.11%；在此期间，“其他金融业”的其他7家上市公司：民生控股下跌7.86%、陕国投A下跌7.59%、民盛金科下跌2.32%、熊猫金控上涨0.44%、爱建集团上涨0.35%、中航资本下跌4.08%，安信信托上涨9.25%。刘和平、李彦彦明确其主张的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是2015年2月18日，揭露日是2017年9月1日，基准日是2018年3月22日，基准价是25.60元/股。新力金融公司认为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是2015年2月18日，揭露日是2017年9月1日，基准日是揭露日后的第30个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0日。原审法院认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在一般侵权纠纷案件中，受害人主张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应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其一，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其二，存在受害人遭受损失的损害后果；其三，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属于特殊的侵权纠纷，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对重大事件虚假陈述的侵权行为、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投资人损失的认定，应结合侵权纠纷的构成要件、《规定》及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认定。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刘和平、李彦彦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一）新力金融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根据《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本案中，安徽证监局已作出﹝20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新力金融公司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员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新力金融公司亦认可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故新力金融公司存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二）新力金融公司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及基准日的认定问题。1.实施日的认定。本案双方均认可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5年2月18日。根据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新力金融公司于2015年2月18日发布《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之时虚假陈述其收购的标的公司德润租赁“报告期内正常收取客户租金、利息和服务费”，安徽证监局﹝20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新力金融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披露不准确，该披露不准确的行为发生于新力金融公司发布《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之日，即2015年2月18日。刘和平、李彦彦主张的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新力金融公司认可的实施日与法院认定一致，故依法予以确认。2.揭露日的认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判断股票价值。在依法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时，应全面考虑揭示内容、揭示方式以及揭示后股票价格的波动等因素，同时考虑揭示的内容是否与虚假陈述行为人此前作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一致，能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对投资人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刘和平、李彦彦与新力金融公司对揭露日的认定观点一致，均认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之日2017年9月1日为揭露日。对此认为，新力金融公司公告其收到安徽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即2017年9月1日，是新力金融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因该公告是新力金融公司对安徽证监局向其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全面披露，内容完整，且披露的内容与安徽证监局在此后认定新力金融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一致，此次公告是对新力金融公司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完整的披露，首次明确了新力金融公司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具体事实，应当认定2017年9月1日是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3.基准日的认定。《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根据上述规定，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证券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将虚假陈述的欺诈效应进行消化，基准日也即是虚假陈述的消化日，是法律拟制的虚假陈述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被逐渐消化的时间段的截止点。确定虚假陈述基准日的目的，是用来将投资人所受损失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是不同投资人认为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同一虚假陈述行为造成投资损失所提起的赔偿诉讼。在该系列案件的审理中，基准日与实施日、揭露日均属于法律事实的认定，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所引发的系列案件，对基准日的认定应当具有一致性。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新力金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后，于2018年1月26日首次进行开庭审理，在2018年1月26日开庭审理前新力金融股票累计成交量尚未达到其可流通部分的100%，故本案的基准日应认定为揭露日即2017年9月1日后的第30个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0日为计算投资差额损失的基准日。（三）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刘和平、李彦彦投资股票受损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该司法解释实质是对因果关系的推定，减轻了证券市场投资人在该类特殊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和平、李彦彦买卖新力金融股票的时间符合上述规定。但该《规定》第十九条同时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由此可见，如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系因虚假陈述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则价格波动引起的投资者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新力金融公司抗辩认为刘和平、李彦彦的投资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造成。对此认为，证券市场本身是高风险市场，由于股票价格受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所属行业前景、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大盘走势、庄家操纵以及投资人心理影响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股票价格有较大波动性，与投资行为相伴随的投机行为，加大了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上述司法解释同时考虑了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投资者损失的情形，并将该情形作为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标准。而系统风险是与市场整体运行相关联的，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引发的风险。在确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因果关系时，应将包括系统风险在内的其他因素导致投资人的损失排除在外。而系统风险存在与否，可以通过个股的走势与市场的综合指数、同类板块指数得到反映。通常情况下，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市场会作出强烈反应，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股票价格向真实价值回归，以消除虚假陈述对市场的扭曲效应。本案中，新力金融股票在揭露日当日不跌反涨，在揭露日2017年9月1日至基准日2017年10月20日期间，新力金融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涨幅9.62%；而在此期间，上证指数仅上涨0.34%，新力金融股票所属的“其他金融业”下跌0.11%；新力金融股票个股表现明显优于大盘、同行业及其所属的“其他金融业”的其他个股走势。在此期间，新力金融股票没有出现股价暴跌或恐慌性抛售的情形。由此可见，刘和平、李彦彦的投资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无法认定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刘和平、李彦彦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刘和平、李彦彦相关损失的认定。鉴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因虚假陈述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刘和平、李彦彦作为股票投资者，在其投资购买股票时理应注意到相关的投资风险，对投资风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另刘和平、李彦彦主张律师费，但其该项主张无具体数额，亦无证据证明费用发生的合理性并已实际发生，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和平、李彦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76800元，由刘和平、李彦彦负担。二审期间，新力金融公司提交一份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2017）皖01民初63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院2018年1月26日同时对占卫东、杨成华等五人提起的新力金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进行首次开庭。刘和平、李彦彦对该份判决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新力金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后，于2018年1月26日首次对占卫东、杨成华等人提起的五起诉讼进行了开庭审理，其中，杨成华持有的新力金融公司部分股票系于2017年9月1日揭露日之后卖出，与本案基本情况相符。就杨成华的起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7）皖01民初638号民事判决，认定杨成华的投资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无法认定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杨成华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决驳回杨成华的起诉。该案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2.2015年1月5日为当年首个开盘日，上证指数当日收盘点位为3350.519点，上涨3.58%。2015年6月12日，上证指数触及新高5178.19点，较2015年1月5日上涨1827.67点，涨幅54.55%。自2015年6月12日起至2017年9月1日揭露日，上证指数从5178.19点跌至3367.119点，跌幅34.97%。自2017年9月1日揭露日起至2017年10月20日，上证指数从3367.119点上涨至3378.648点，涨幅为0.34%。新力金融股票价格自2015年2月6日至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2月17日，股价从11.20元上涨至20.81元，涨幅为85.80%。自2015年2月17日股价从20.81元涨至2017年9月1日揭露日的24.5235元，涨幅为17.84%。自2017年9月1日揭露日至2017年10月20日，股价从24.5235元上涨至26.8831元，涨幅为9.62%（上述股价均为自2015年1月5日全流通向后复权价）。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根据相关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认定新力金融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和揭露日分别为2015年2月18日和2017年9月1日，对此，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基准日如何认定；2.新力金融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刘和平、李彦彦投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基准日的确定，刘和平、李彦彦主张自揭露日起，新力金融股票换手率达到100%之日，即2018年3月22为基准日，占卫东案的开庭时间不应作为认定本案基准日的依据；新力金融公司主张自揭露日起至系列案件首次开庭之日止，新力金融股票尚未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故应以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0日为本案的基准日。经审查认为，《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确定为基准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法律规定基准日的目的是将非因虚假陈述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排除在赔偿之外，以对投资者进行相应合理赔偿。现实中，由于虚假陈述行为往往会引发系列诉讼，而作为相互独立的各投资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以及人民法院对个案的开庭时间又多不一致，故若以个案的开庭时间来确定受虚假陈述影响的股票是否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将会造成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而提起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赔偿标准不一致。而系列案件的首次开庭意味着人民法院对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系列诉讼进入审理阶段，故将系列案件的首次开庭时间作为确定受虚假陈述行为影响的股票是否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的时间节点，则会避免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系列诉讼的赔偿标准不一致的结果，且符合基准日认定应当具有唯一性的特点。具体到本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新力金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后，于2018年1月26日首次对占卫东、杨成华等五起系列诉讼进行开庭审理，其中，杨成华所持新力金融股票系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买入，揭露日之后卖出，与本案案情相似，故原审法院将系列案件的首次开庭日即2018年1月26日作为确定新力金融股票是否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的时间节点准确。自2017年9月1日揭露日至2018年1月26日首次开庭日，新力金融股票累计成交量尚未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将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0日认定为基准日。据此，原审判决对案涉基准日的确定正确，刘和平、李彦彦关于2018年3月22为基准日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本案中，在新力金融公司虚假陈述日之前，中国A股市场已形成普涨态势，2015年1月5日，上证指数为3350.519点，当日涨幅3.58%，此后持续冲高，至2015年6月12日，创下新高5178.19点，上涨1827.671点，涨幅达54.55%。而新力金融公司股票在Ａ股市场普涨的态势下，自2015年2月6日至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2月17日，股价从当日的开盘价11.20元涨至20.81元，涨幅为85.80%。自2015年6月12日起中国Ａ股市场出现震荡下行，上证指数从5178.19点跌至2017年9月1日的3367.119点，跌幅达34.97%，其间，新力金融股票也随大盘上下涨跌。自2017年9月1日揭露日至2017年10月20日基准日，上证指数从3367.119点上涨至3378.648点，涨幅为0.34%，新力金融股票从24.5235元涨至26.8831元，涨幅为9.62%。从上述数据以及原审法院查明的同类板块股票的涨跌幅可以看出，新力金融股票在虚假陈述行为之前、虚假陈述行为之日至揭露日期间的表现一直优于大盘的走势，在揭露日以后，新力金融股票非但没有暴跌，反而出现上涨，并稳定地保持优于大盘和同类板块股票价格的走势。由此可见，刘和平、李彦彦的资产损失系因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及个人操作原因造成，与新力金融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并无关联。据此，刘和平、李彦彦关于其损失与新力金融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要求新力金融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刘和平、李彦彦关于新力金融公司股票在揭露日后反常上涨,在换手率达到100%后失控下跌,存在人为操盘迹象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和平、李彦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1800元，由刘和平、李彦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听波审判员  卢玉和审判员  方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孙 多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