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7刑初29号公诉机关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下称黔南州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董穗生，男，1954年9月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案发前曾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贵州省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9月27日退休，四川省平昌县人，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阳市。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看守所。辩护人张羽，贵州全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龙澄，贵州全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黔南州人民检察院以黔南检公诉刑诉〔2018〕3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穗生犯受贿罪，于2018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黔南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何可炼、杨光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穗生及其辩护人张羽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黔南州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董穗生在担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省食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个人及伙同他人收受现金、干股贿赂，折合人民币4466.2万元。具体为：个人收受贵州龟龄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龟龄寿公司）20%干股，经鉴定价值200万元，收受该公司股东杨某1所送现金6万元；个人收受贵州康某1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康某1公司）30%干股，后该公司股东楚平以150万元回购，董穗生最终获得100万元；伙同罗某1、胡某2（分别为省食药监局注册处处长、稽查处处长，均另案处理），收受贵阳杏林堂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杏林堂公司）股东江某1（另案处理）所送该公司72%干股，每人占股24%，后三人将干股变现3355.2万元；个人收受贵州高某2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高某2公司）实际控制人晁某1所送该公司30%干股，经鉴定价值300万元；伙同胡某2收受贵州远程制药有限公司（下称远程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程某现金150万元；伙同胡某2收受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汉方公司）股东姚某现金100万元；个人收受贵州民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民能公司）股东汪某1现金45万元；收受郑某2现金140万元；个人收受国药控股黔南州有限公司（下称国药黔南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所送该公司20%干股，后变现20万元。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据此，认为被告人董穗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董穗生辩解收受康某1公司贿赂应以100万元为犯罪数额，收受江某1所送杏林堂公司75%干股，但该起共同受贿数额应按实得金额1100万元计算，对其余指控无异议；提出有自首、立功、自愿全部退赃、工作成绩突出等情节，请求给予减轻处罚。辩护人辩护意见与被告人董穗生一致，并提出董穗生实际获得赃款836万元，但自愿按照检察机关建议的退赃数额1554.4万元退清了全部赃款。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董穗生在担任省食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个人及伙同他人收受现金、干股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21642321.20元。一、个人收受龟龄寿公司20%干股，经鉴定价值200万元；收受该公司股东杨某16万元2010年，贵州省医药集团和平兴业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1找到董穗生，欲将金芪温补酒药品生产文号再注册后进行生产，希望董穗生帮助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董穗生答应并分别给时任省食药监局药品注册处处长罗某1、副处长李某1生打招呼，要求加快办理进度。2012年10月31日，省食药监局审核通过并对该药品生产文号进行了再注册。为感谢董穗生帮助，杨某1在2011年春节、2011年中秋节、2012年春节期间分三次到董穗生贵阳医学院家中送给董穗生6万元，每次2万元。2012年，金芪温补酒生产文号再注册成功后，杨某1与陈某2、胡某1准备筹建龟龄寿公司生产该酒。为使龟龄寿公司筹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杨某1找到董穗生帮忙，董穗生安排时任省食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副处长郑某1办理，后省食药监局审核通过了龟龄寿公司筹建申请。为感谢董穗生的帮助和今后公司在生产经营中继续得到董穗生关照，杨某1、陈某2、胡某1商定将成立后龟龄寿公司25%的股份作为干股送给董穗生，董穗生表示同意。2013年8月13日，龟龄寿公司成立并通过中介代理注册资金1000万元，董穗生安排陈某1为其代持股份，股权登记显示陈某1出资250万元占股25%，但实际董、陈某7均未出资，也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13年11月6日，因杨某1用于入股的基酒出现质量问题，龟龄寿公司股东商议变更股权比例，董穗生同意将持有的25%股份变更为20%，并安排陈某1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公司从成立直到案发，并未进行过分红。经鉴定,龟龄寿公司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11月30日止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值均为1000万元。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金芪温补酒药品文号注册、变更生产企业材料、龟龄寿公司筹建相关材料，证实：金芪温补酒在2005年2月3日获得了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B20050018），生产企业为贵州港澳龟龙保健药品有限公司。后经港澳公司与贵州源和药业有限公司协议，将金芪温补酒的生产企业变更为源和公司生产，省食药监局于2012年3月12日审核批复，同意金芪温补酒的生产企业变更为源和公司，由源和药业（法定代表人杨某1）于2012年4月24日提供报告和相关材料，向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再注册，2012年10月31日董穗生签字审核通过。2013年4月8日，龟龄寿公司向省食药监局申请筹建，并提供了投资协议书、招商引资合同等材料，省食药监局于2013年4月15日审核批复，同意筹建龟龄寿公司，同年9月27日，龟龄寿公司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后经源和公司与龟龄寿公司协议，将金芪温补酒的生产企业变更为龟龄寿公司，同年10月9日食药监局审查批复同意。2.委托持股协议及银行打款凭证、借款协议及终止借款协议、情况说明，证实：杨某1与陈某1于2013年7月28日和2016年4月15日分别签订委托持股协议，陈某1持有的20%的龟龄寿公司的股份是杨某1委托；陈某1回购的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龟龄寿公司20%的股份、以60万元收购陈某2持有的龟龄寿公司6%的股份均系杨某1购买，委托陈某1代持。2016年4月28日和2016年5月27日陈某1分别给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打款200万元和10万元；于2016年4月28日向陈某2打款6万元；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向陈某1打款200万元。陈某1（甲方）与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乙方）分别于2014年2月18日和2016年4月16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和终止借款协议，内容为甲方向乙方借款200万，期限从2014年2月21日至2016年2月20日，甲方用持有的20%的龟龄寿公司股份做抵押，并转让给乙方，甲方到期未归还，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如到期归还，乙方将20%的龟龄寿公司股份变更至陈某1名下。后双方约定甲方在2016年4月31日前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10万元，乙方将抵押物20%的龟龄寿公司股份转让给甲方。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29日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该公司受让陈某1持有的龟龄寿公司的股份，以及后面转让给陈某1都是董穗生的委托，转进转出的资金都是形式上的，双方都未出钱。3.龟龄寿公司工商登记、股权变更、股权转让材料，证实：龟龄寿公司于2013年8月13日登记成立，从事酒剂生产，位于夏云工业园**地块，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经贵州诚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实收资本为1000万，其中陈某2出资150万，占股15%；胡某1出资200万，占股20%；陈某1出资250万，占股25%，杨某2出资400万，占股40%。2013年11月6日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陈某1转让其名下5%的股份给舒达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份变更为20%，出资额200万元，并进行了变更登记；2014年2月18日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陈某1将其持有的20%的股份转让给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金额200万元），并进行了变更登记；2016年4月17日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陈某1以人民币200万元回购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龟龄寿公司20%的股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60万元购买陈某2持有的龟龄寿公司6%的股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至此，陈某1持有的公司股份变更为26%，并进行了变更登记。4.代理记账协议书、龟龄寿公司财务材料，证实：龟龄寿公司委托贵州启成财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为其财务顾问，启成财务咨询公司提供了2013年至2017年龟龄寿公司资产与负债情况材料，其中有发放的工人工资表，利润分配表（未产生产品销售收入，未产生利润）。（二）证人证言1.杨某1证实：2010年左右，舒达义找我商量重新注册金芪温补酒国药准字号，因为他手里有这个酒的配方，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注册过国药准字号，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期了，就需要到省药监局办理相关手续。因为我和省食药监局的罗某1和董穗生都认识，就去找他们帮忙。为了让董穗生能尽力帮忙，我在2011年春节、2011年中秋节、2012年春节前后三次到董穗生在贵阳医学院的家里分别送给他2万元，共计6万元。后面省药监局受理了我重新注册金芪温补酒国药准字号的申请，经过审查通过后，就把这个申请提交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了尽快让该文号再注册审批下来，我多次找到董穗生，请他帮忙催促。董穗生都是答应的，说会安排注册处尽快和总局协调把我的药号审批下来。在2012年10月，金芪温补酒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程序，我顺利拿到了该酒的国药准字号。我找到贵州源和药业来投资建厂生产该酒，贵州源和药业兼并了港澳公司，并向省食药监局提出该药号的再注册申请，后来金芪温补酒药号批文才下来，贵州源和药业想要退出，我就与陈某2、胡某1等成立了龟龄寿公司，龟龄寿公司兼并了贵州源和药业酒剂生产线，用于生产金芪温补酒。开始我们商量成立一个公司生产金芪温补酒，由陈某2和胡某1出资3000万元，占股30%;我以金芪温补酒的国药准字号知识产权和舒某的200吨金芪温补酒基酒、我个人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龟龄寿”商标作价6000万元入股，占股70%,（因为在之前我曾经和舒达义有过约定，我的这70%股份中舒达义有10%的股份）。我们将龟龄寿公司筹建申请提交省食药监局后，我去董穗生办公室，请他帮忙打招呼能快审批下来。董穗生也是答应帮忙的。之后，龟龄寿公司的筹建申请就顺利的批下来了。我和陈某2、胡某1商量从我的股份里面拿25%的干股给董穗生，他们两个同意，一是为了感谢他在金芪温补酒重新注册国药准字号和公司筹建方面的帮忙，二是他作为局长，今后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也能提供帮助。我约董穗生在贵阳市箭道街一家叫做雅园茗品的饭店吃饭，说为了感谢他，想在龟龄寿公司成立以后送25%的公司干股给他，他推辞不要，我一再坚持，他同意接受。因为他是国家工作人员，他安排陈某1帮他代持这个股份。我与陈某1联系好后，办理了工商手续，我还让陈某1写了一份代持股份的协议（上面的签字是我签的），表明他是为我代持股份，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为了掩盖董穗生在企业持股的情况。我的股份是由我女儿杨某2代持的，后面公司的股份进行过变更，第一次变更是因为舒达义的基酒没有检验合格，我的作价出资就没有那么多了，我的持股比例就下降了，陈某1代董穗生持的股份变更为20%，第二次变更登记是在2014年2月左右，董把陈某1代持的龟龄寿公司20%的股份转到上海铭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后来我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并顺利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下半年，我因为欠陈某21100万元的债务一直无力偿还，陈某2就让我用已转到陈某2名下的龟龄寿公司21%股份来冲抵。我认为其股份按6000万的出资比例要值1300万元，这样冲抵我不划算，我找到董穗生商量以欠我200万元为借口，找陈某2再拿200万元出来，董穗生是答应的。但陈某2和董穗生沟通后，陈某2不愿意出200万元，愿意拿3%的股权抵200万元的账。陈某2又让董穗生拿出150万元再从他那里购买3%的股权，这样他们搞公司更有信心。董穗生不想要，就找到我商量由我来买陈某2说的这3%股份，董穗生给我说他筹150万元帮我购买这3%的股份。我是答应的，我说以后经济条件好了会尽快还他150万元的。后来，董穗生就筹了150万元代我购买了陈某23%的股份。这6%的股份，由董穗生和陈某2商量先放在陈某2那里，到时候让陈某2再把这6%的股份一并转让给陈某1。最后一次是在2016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陈某2将他龟龄寿公司40%的股份当中的6%转到了陈某1名下，铭久公司也在同时将龟龄寿公司20%的股份转回到陈某1名下，陈某1名下的股份变成了26%,共中20%是董穗生所得干股，6%是我的股份。后面药酒都没有真正销售过，没有盈利，也没有分过红。2.陈某1证实：代董穗生持有的龟龄寿公司的股份变更情况和分红情况与杨某1证言一致。另证实，2013年8月，董穗生说他和一个朋友成立一家公司，叫我帮他代持公司25%的股份，我同意了，后面是我和杨某1、杨某2、陈某2一起去平坝工商局办理的登记，我没有出过一分钱。后面我将代董穗生持有的20%的股份以200万元的价格转给上海铭久公司是董穗生安排的，铭久公司给我工行卡上打了200万元，然后我又取出来给了铭久公司的徐某。后面铭久公司又将龟龄寿公司20%的股份转给了我，这次是官某和我一起打款210万元（其中10万元是以利息的名义打的）给铭久公司，我听官某说这210万元是徐某的，用来过一下帐。后面我和官某又打了60万给陈某2，买了他龟龄寿公司6%的股份。3.陈某2证实：送董穗生龟龄寿公司干股的情况以及陈某1代董穗生持有的龟龄寿公司的股份变更情况和分红情况与杨某1证言一致。另证实，董穗生和陈某1都没有出过一分钱，2014年底，董穗生通过官某1汇款150万元给我购买我龟龄寿公司3%的股份，另外3%的股份董穗生转了60万元给我，我取出来还他了的，实际就是一个过账行为。4.胡某1证实：与杨某1证言基本一致。另证实，陈某2转6%的股份给陈某1。董穗生没有参与公司管理与经营。5.杨某2证实：持股的事情与杨某1讲的一致。涉及到公司股份的一些文书及表格需要签字都是我父亲叫我签的，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参与龟龄寿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我没有在龟龄寿公司分过红，没有在龟龄寿公司领取过报酬。6.郑某1证实：药品安全监管处主要有以下监管职责：一是药品生产许可管理，就是药品生产许可的行政审批，具体包括《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发、换发、变更；二是药品GMP认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包括环境评估、技术质量标准、质量管理规范等），龟龄寿公司筹建批复、药品生产许可是我具体经办的，《关于同意核发贵州龟龄寿药业有限公司筹建的批复》《关于同意核发贵州龟龄寿药业有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报告》是我拟稿、经办的，我将报告拟好后呈送给董穗生局长审批同意后，先发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给龟龄寿公司，当时龟龄寿公司的厂房还没有建好，生产设施设备和检验仪器设备还没有安装，专业资格人员还没有配齐，制度还没有完善，按规定，是不能核发《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也不能发。因为我们局长董穗生多次给我打招呼，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在董穗生局长办公室，他说龟龄寿公司这家企业不错，来投资不容易，作为监管部门能帮的要尽量帮，能变通处理的要变通处理，审批要加快进度，另外，我和董穗生局长一起出差调研时董穗生局长也说过，要尽量帮助龟龄寿公司。7.罗某1证实：省食药监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处主要负责药品、化妆品的注册相关工作，药品批准文号(行业内部简称药号)的注册工作以及药号再注册、药号补充申请的审批工作。金芪温补酒的药号是2005年由国家食药监总局再注册的，应该是在2010年进行再注册，当时的药号所有者贵州港澳龟龙公司没有按期申请再注册，这个药号就会被国家食药监总局放在问题库里面并锁定，不会被注销，但是要再注册的话，需要省局和国家总局协调，得到国家总局同意后，我们再走正常的再注册程序，进行药号再注册。2012年上半年，金芪温补酒药号转到了贵州源和药业有限公司名下，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杨某1。4月份，源和药业向我局提出金芪温补酒药号的再注册申请，注册处李某1生具体负责办理，我作为处长进行签批，后报分管局长罗祥斌和局长董穗生签批。2012年10月底再注册申请得到了批准，药号效力就恢复了。2013年10月份这个药号转到了龟龄寿公司。在申请药号再注册过程中杨某1来找过我和董穗生局长，后董穗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了解金芪温补酒药号再注册的开展情况，叫我尽快安排相关工作，叮嘱我尽快办理。我办理过程中也是按照董的要求去做的。后我找到李某1生，叮嘱他尽快办理，给企业做好服务。8.李某1生证实：与罗某1证实内容基本一致。另证实，在金茂温补酒药号申请再注册期间，董穗生局长在办公室给我说过，药号是我们贵州省的社会资源，要积极和国家食药监总局对接，恢复问题库里面的药号，要加快药号再注册的办理工作，后面我也到国家食药监总局汇报协调过。9.官某证实：董穗生的爱人龚某是我爱人黄某2的亲戚，我们都叫他舅舅。惠朋公司是2013年6月左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股东有我占股95%，官某1占股5%,我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我和官某1都没有实际出资，注册资本500万元全部是董穗生出的，我和官某1都只是代董穗生持股，他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在2014年9、10月份，董穗生给我说他安排我姐姐官某1转账150万元给龟龄寿公司的老板陈某2，并拿了50万元现金给我，剩下的100万元让我从惠朋公司中他的钱里面出，之后是我将50万元现金和惠朋公司的一张支票拿给我姐姐官某1，她将150万元全部存在她的卡上后，转到了陈某2的账上；在2016年4月，我在龟龄寿公司任会计，董穗生让我开车送陈某1和徐某去办理龟龄寿公司的股权变动手续，将股份从上海铭久公司变更到陈某1名下，我按他的要求开车送陈某1他们去办理了，徐某当时取了210万元拿给陈某1，我和陈某1将这210万元存入徐某的银行卡，把钱打到上海铭久公司账上，我记得是在盐务街的工商银行办的，是转让股权用来过账的；在2016年4月，龟龄寿公司的老板陈某2拿60万给我，让我交给陈某1后从银行转账给陈某2。我记得是第二天，我在盐务街的工行把钱交给陈某1，陈某1就在银行将钱存给了陈某2。另证实，我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七张银行卡用来给董穗生存钱和购买理财产品，现在董穗生放在我这的钱购买的理财产品还有2000万，其中用尾号6263晋中银行卡购买的理财产品1000万元，用尾号5268贵阳银行卡购买的理财产品600万元，用尾号9998工商银行卡购买的理财产品400万元。10.官某1证实：给陈某2打款150万元的情况与官某讲的一致。另证实，董穗生介绍我到贵州龟龄寿公司当过会计，公司购置土地花了约400万元，建厂房、办公楼、购买设备的资产应该有200多万，公司的员工有20多个，我离职之前，龟龄寿公司只搞了试验性生产，没有产品销售，没有盈利。董穗生在龟龄寿公司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龟龄寿公司的经营管理。11.徐某证实：与杨某1和陈某1证言基本一致。另证实，2014年初，我朋友张某1给我说，他岳父董穗生在龟龄寿公司有20%的股份，请我们公司帮忙代持一段时间，以后再转回去，我表示同意，后面我是和陈某1对接的。（三）被告人董穗生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1年下半年，杨某1来找我，因债权债务原因，他可以取得龟龄寿公司药酒的生产和销售权，但是要恢复药酒生产需要我帮忙，资金他可以招商引资，我当时想龟龄寿药酒是贵州一个老品牌，长期放置在国家局问题库里面最终会被注销，我当时就答应帮忙，并要求他按正规程序办理。在后面的一段时间，为了加快审批程序和药酒文号的审批，我多次给罗某1处长和李某1生副处长打招呼，要求他们提供方便，抓紧办理，必要时跑国家总局，我还给安监处的郑某1打招呼，希望他在原则范围内抓紧办理，后来杨某1说他找到一个投资商陈某，资金已经没有问题了。大概在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杨某1来我办公室，他跟我提到他获得了金芪温补酒的药品生产文号,但该文号没有重新再注册，现在在问题库里面，他请我想办法帮他重新注册该药酒的国药准字号,并向我承诺,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办下来，他肯定是会好好的感谢我，我答应帮忙。在此期间，为了得到我的帮助，在2011年春节、2011年中秋节、2012年春节，杨某1分别三次到我医学院的家里，从他手提包里拿出2万元给我，共计6万元钱。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金芪温补酒已经提交再注册的报告，我把时任药品注册处处长罗某1叫到我办公室，向她咨询了药号再注册的程序和金芪温补酒药号再注册的情况,我告诉罗某杨某1来找过我，希望得到帮助，要求罗某1和注册处要尽量帮助杨某1把该药号再注册工作完成，罗某1表示会按我的要求去办。过了几天，我又叫罗某1到我办公室，了解金芪温补酒药号再注册的开展情况，我要求罗某1尽快安排相关工作，具体的经办工作让罗某1交给注册处的李某1生来办理。随后，我叫药品注册处具体经办的李某1生来我办公室，我对李某1生说要帮助恢复杨某1金芪温补酒药号，加快药号再注册的办理工作。李某1生表示会按我的要求去办。2012年10月，该文号通过再注册审批程序，文号也得以恢复。2013年,杨某1找到浙江商人陈某2、胡某1准备成立龟龄寿公司。大概在2012年底或者2013年初，龟龄寿公司筹建申请提交省食药监局后的一天,杨某1来到我办公室，请我帮忙打招呼能将筹建申请尽快审批下来。我答应。之后,我让负责审批龟龄寿公司筹建工作的时任省食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副处长郑某1来我办公室，我对郑某1说，龟龄寿公司这家企业要筹建，能帮的要尽量帮，审批要加快进度。郑某1表示会按我的要求去办。龟龄寿公司的筹建、核发《药品生产许可证》，选址建厂等事项上，我都是全力推进的，我还到龟龄寿公司夏云工业园区开过现场办公会,全力解决企业相关问题。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杨某1约我到箭道街雅园茗品酒楼吃饭，说要给我公司20%的干股，在他多次要求下，我就同意收下了，并请陈某1帮我代持，开始占股为25%，后面变更为20%，杨某1和陈某1签订了持股协议，其实这20%的股份是我的。2014年2月份左右，因为陈某1在云南做生意，如果遇到龟龄寿公司需要他签字的时候还要从云南回到贵阳，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他觉得很累，无法兼顾，就向我提出能不能找其他人替他持股，当时我也同意了。我找了我女婿张某1的亲戚张宇轩,他是上海铭久公司的股东。我安排陈某1把代持20%股份转到铭久公司帮我代持。2014年下半年，杨某1因为欠陈某21100万元的债务一直无力偿还,陈让杨某1用共21%股份来冲抵。杨某1认为不划算，找到我商量以欠我200万元为借口，找陈某2再拿200万元出来。陈某2不愿意出200万元，和我沟通后，愿意拿3％的股权抵200万元的账。陈某2和我商量了两三次，要我少出点钱，拿出150万元再从他那里购买3%的股份，我不想要，经我和杨某1商量后我就筹了150万元（我拿了5万元现金给官某，叫他从我存在惠朋公司的钱里面拿100万元）帮杨某1从陈某2那里买了3%的股份，杨某1答应会归还的。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我让铭久公司把20%股份又转回到陈某1这里，同时陈某2将他名下6％的股份也转让给陈某1，所以陈某1在这一次股权变更中是26%的股份。实际上这26%的股份当中有20%的股份是我的干股，剩余6%是杨某1的。（四）鉴定意见，证实：贵州铭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黔铭建司所鉴字[2017]第06号鉴定意见书、贵州恒鉴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贵州恒鉴（2017）（估）字第107号鉴定意见书载明，截止2013年8月31日,龟龄寿公司总资产评估值1000万元、总负债评估值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值1000万元；资产评估增值0元、负债评估增值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0元。截止2013年11月30日，龟龄寿公司总资产评估值1000万元、总负债评估值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值1000万元；资产评估增值0元、负债评估增值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0元。二、个人收受康某1公司30%干股，后被以150万元回购，其中50万元因董穗生案发未实际支付2011年，贵州益佰制药总裁办原主任楚平与其朋友陈某3商议共同投资成立贵州康某1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医药商品。为顺利通过省食药监局各项审批，加快进度，楚平请董穗生帮忙，董穗生答应并分别给时任省食药监局药品市场监管处处长孙某1、副处长安某打招呼。2012年1月21日康某1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为感谢董穗生在康某1公司成立过程中的帮助和今后公司在生产经营中能继续得到董穗生关照，楚平与陈某3商定将公司30%的股份作为干股送给董穗生，董穗生接受并安排陈某3代持，其未出资，也未参与经营管理。2013年3月5日，陈某3因与楚平经营理念分歧，便将其个人持有的康某1公司35%的股份协议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楚平，后退出康某1公司。按董穗生安排，2013年3月18日，陈某3将代董穗生持有的康某1公司30%干股转由陈某1代持。后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一直未分过红。2016年9月20日，楚平通过陈某1与董穗生商定其以150万元回购董穗生在康某1公司持有的30%干股，后楚平与陈某1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楚平资金紧张，经董穗生同意后楚平与陈某1达成分期付款协议，并分两次支付了100万元给陈某1，陈某1得钱后在贵阳医学院董穗生家中将100万元交给董穗生，董穗生从中分给陈某130万元“辛苦费”。因楚平第二次付款后不久董穗生即于2017年6月9日主动向省纪委投案，董穗生未得到剩余50万元。2018年5月15日，经询问楚平，其表示当时确因资金紧张一次拿不出150万元，现愿意争取在检察机关起诉前配合查缴剩下的50万元，随后将50万元交到检察机关。该起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公司筹建申请、审批、GSP认证材料，证实：证实康某1公司于2011年11月9日向省食药监局申请筹建，省食药监局于2011年11月24日批复同意筹建，2011年12月27日同意对该公司颁发《药品经营许可证》，并对公司进行了相关的认证。2.公司工商登记、股权变更、股权转让材料，证实：康某1公司于2012年1月21日成立；2013年3月5日陈某3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35%的股份给楚平，2013年3月18日陈某3转让30%的股份给陈某1；2016年9月20日陈某1将30%的股份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楚平。3.收条、打款凭证，证实：楚平打款100万元给陈某1。（二）证人证言1.楚平证实：我和董穗生都是安顺行署大院的子弟，很早就认识了，2011年左右，我和朋友陈某3（原来贵阳市富水北路星巴利咖啡厅的老板，也和董穗生是朋友）商议成立一家医药销售公司，但当时我们想成立公司的时候，省食药监局对成立医药销售公司的管理审批已经很严了，通常情况下不再批准成立新的公司，我报上去也成立不了，我就找董穗生帮一下忙，能让公司顺利的成立，董穗生表示同意。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我、陈某3和董穗生在贵阳市富水北路星巴利咖啡厅吃饭的时候，又谈到了成立医药销售公司的事，董穗生对我和陈某3说现在可以去申报成立公司了。在申报过程中，因为审批程序很严格，我多次请董穗生帮忙协调，董都是答应帮忙的。为了加快审批进度，我也找董穗生请他催下，董穗生也同意帮忙。大概在2011年12月左右，康某1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获得了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GMP证书。后面有一次我、陈某3和董穗生在贵阳市富水北路星巴利咖啡厅吃饭，我和陈某3告诉董穗生我们公司已经顺利的成立了，感谢董局长的帮助，要给他30%的股份表示感谢，因为董穗生不方便出面，由陈某3代持这30%的股份，董穗生表示同意。2012年初，康某1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是500万，是请代办公司办理的，事实上没有实际出资，陈某365%的股份里面有她替董穗生代持的30%股份，我是总经理，占股35%，后来陈某3出了七、八十万，我出了五、六十万，公司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经营理念不同，陈某3和我就决定不再合作，由我用100万收回陈某3的35%的股份，大概是在2013年2、3月，我就和陈某3去做了公司变更登记，我任董事长、总经理，占股70%,陈某3占股30%,是代董穗生持有的。过了一段时间，董穗生给我说，他让一个叫陈某1的人帮他代持股份，我就和陈某1去金阳市政中心办理了股权变更。后来因为公司多次需要贷款，要由股东签字担保，陈某1开始不愿意了，并多次提出要我收回他持有的康某1公司30%的股份，说这也是董穗生的意思。我和陈某1写了协议书，约定陈某1把康某1公司30%的股份转给我，我分三次总共出150万元收购这些股份，在2017年年底前付清款项。2016年10月份左右，我就和陈某1在金阳市政大厅办了股权变更手续，把他帮董穗生代持的30%股权转到我名下。公司没有分过红、陈某1和董穗生也没有出资，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管理与经营。大概在2016年9、10月，我和陈某1联系，和他一起在油榨街机场路口的中国银行，从我在中国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打了50万元到陈某1指定的账户（具体陈指定的是谁、哪家银行不记得了）;2017年5月份的一天，我和陈某1联系，和他一起在大营坡黑马市场对面的贵州银行，从我在贵州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打了50万元到陈某1中国银行的账户。到目前为止，只支付了100万元，还有50万元没有支付。2.陈某3证实：董穗生收受干股的事实与楚平证言一致。3.陈某1证实：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董穗生打电话让我到贵阳医学院他家里找他。我到他家后，董穗生告诉我，他在一家叫康某1的医药公司占有股份，让我帮他代持，同时董穗生还给我讲公司盈利的话他会拿点好处给我，我也同意了。他给了我楚平的手机号码，说到时候我就配合楚平去做股权变更，把董穗生的股份划到我名下，后与楚平去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另证实，当时与陈某3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的，股份变现的确是董穗生的意思。第一次楚平转款是转在我朋友向某的卡上的，后来向某大概在二十天左右分多次将这50万元通过取现、转账给我，共中有十多万是转账到我工行卡上的，最大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取现29万元，是我和向某一起去取的，取款后，我就将这29万元和之前向某取交给找的钱一起拿35万元送到董穗生医学院的家中交给董穗生，剩下的15万是董穗生给我的辛苦费。第二次楚平打了50万元到我个人的中国银行卡上（尾号是5364），我分两次取款35万元给董穗生的，剩下的15万是董穗生给我的辛苦费。我总共得了30万。4.孙某1证实：省食药监局市场监管处（后改为流通管理处的工作职能主要是负责对药品流通企业的申办进行许可并对该类企业监督管理等，康某1公司的申办工作是在2011年下半年进行的，当时我是药品监管处的处长，安某是我们处的副处长，该公司申办工作我们是按规定进行的。在2011年左右，国家对申办药品流通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只提出了相应的精神，但没有具体要求，所以我们贵州省在该项工作上就比较谨慎，所申办药品流通企业工作卡的比较严。我记得在康某1公司的申办过程中，董穗生叫我到他办公室了解工作情况，由于我刚到市场监管处，对处里面的情况不熟悉，于是我就将副处长安某叫上，一起到董穗生的办公室。到了他的办公室之后董穗生向我们了解新办药品流通企业的程序，安处长给他介绍，并将新精神告诉了董穗生，也表明只有精神没有具体文件。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处接到了包括康某1公司在内的几家公司申请开办药品流通企业的材料，我拿起材料和安处长一起到董穗生的办公室汇报，董穗生看了这些申办企业的材料后明确指出按老标准审批，国家提出的新精神既然没有文件可以不用考虑，并叫我们尽快办理。后面董穗生还多次向我了解康某1公司申办药品流通企业的情况，并指示我尽快办理，我说好的。之后康某1公司的申办工作很顺利地进行，在验收环节，我们处是由安处长带队进行验收的，也很顺利。在2011年年底，我们局下发了同意颁发康某1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通知。如果董穗生不给我们打招呼的话，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新精神，康某1公司不一定能申办成功；另一方面，即使申办成功，申办工作不会这么快，也不会这么顺利。5.安某证实：与孙某1证言基本一致。6.向某证实：陈某1用其银行卡接收他人转款50万元，与陈某1证言一致。（三）被告人董穗生供述与辩解，证实：与楚平、陈某1证实内容基本一致。另证实，我拿了30万元辛苦费给陈某1，其余的70万元，大概有35万元我交给我侄儿官某帮我保管,剩余的35万元我给了我现在的女朋友朱华使用。三、伙同罗某1、胡某2收受杏林堂公司股东江某1所送该公司72%干股，经鉴定价值10532321.20元，每人占股24%，变现后董穗生个人获利400万元杏林堂公司因需要国药准字号进行药品生产、销售，2011年6月左右，股东江某1找到董穗生和时任省食药监局下属稽查局局长胡某2、时任注册处处长罗某1帮忙，董穗生与胡某2、罗某1答应。2011年年底，董穗生等三人与江某1商定，帮助转入药品生产文号到杏林堂公司并在该公司各自占有24%干股，由江某1代持，江某1同意。后董穗生出面给贵州神奇药业集团董事长张某3打招呼，要求转让精乌颗粒等三个药品生产文号到江某1的杏林堂公司，张某3答应无偿转让，药品生产文号转让成功以后，需要进行再注册和相关GMP认证，董穗生与胡某2、罗某1均在职权范围内提供相关帮助，使得杏林堂公司转入的药品生产文号能顺利的进入生产环节。2013年8月，江某1将其所有的28%杏林堂公司股份作价1680万元，转让给贵州盛世龙方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2，张事前不知道董穗生等三人持有的股份系干股。张某2将杏林堂公司更名为贵阳大汉制药有限公司，该公司全部股份由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持有，原来由江某1代持的董穗生、胡某2、罗某1在杏林堂公司72%的股份，转入贵州大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比不变，按照胡某2的安排，由王某1、黄某1及其母亲代泽娥代持，按此方式间接持有贵阳大汉制药有限公司72%股份，后江某1补充出具书面委托持股协议给王某1、黄某1。经董穗生、胡某2、罗某1与张某2商定，2016年8月5日，张某2将大汉公司的全部股权以6500万元的价格卖给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其中1300万元约定需待相关药品手续审批成功才予支付，至案发时尚未审批成功，故海南伊顺应付5200万元，扣除大汉公司负债1840万元后，海南伊顺实际支付给大汉公司3360万元），张某2得到转让款后，扣除了自己收购江某1股份时所支付的1680万元及经营成本，给了胡某21100万元给三人分配，胡某2将其中400万元交给董穗生。杏林堂公司、大汉公司成立后一直未分红，董穗生、胡某2、罗某1均未出资，也未参与经营管理。经鉴定，杏林堂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净资产（所有者权益）14628223.90元。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委托持股协议、指定转让代持股份授权书，证实：江某1与王某1于2013年12月22日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代持贵州大汉公司72%的股份。2016年11月17日，江某1指定王某1将其代持的贵州大汉公司72%的股份转给黄某1，江某1与黄某1于2016年11月18日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代持贵州大汉公司72%的股份；2016年8月5日，海南伊顺公司以6500万元的价格收购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签订了转让协议。2.工商登记材料、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记录，证实：杏林堂公司、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以及与孙某2、孙某3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达成后江某1给孙某2、孙某3打款情况；江某1、江某2于2013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情况。3.批复、公司兼并材料、药品补充申请材料及批件、药品再注册批件、GMP认证材料、不予注册药品品种名单，证实：杏林堂公司兼并贵州神奇制药公司兰花咳宁片和精乌颗粒、石吊兰片药品、兼并其他几家公司部分药品生产线的相关情况；对兼并来的药品补充申请变更生产企业、变更相关的药品说、包装等，后申请对兼并的药品再注册，进行GMP认证，均得到了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的批复。从贵州省不予注册药品品种名单来看，兼并的部分药品的确属于不予注册药品。4.投资及往来款项情况说明、财务凭证、杏林堂公司GMP认证材料、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动情况，证实：2011年6月至2013年期间杏林堂公司的投资及往来款项情况、公司的财务情况、杏林堂公司进行生产线、药品GMP认证情况、大汉制药公司、杏林堂公司的资产负债、利润、现金流动情况。5.情况说明、付款凭证、公司往来账目，证实：海南伊顺药业公司以6500万元的价格全资收购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后更名为贵州健瑞安药业有限公司；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与江某1、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伊顺药业公司的公司往来账目情况。6.《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证实：根据该办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杏林堂公司兼并的其他公司的药品再注册工作不符合规定，间接证实董穗生、胡某2、罗某1等人为再注册提供了帮助。（二）证人证言1.江某1证实：杏林堂公司是我父亲江某2大概在2003年和另外两个股东孙某3、孙某2投资成立的，注册资本是150万元，后面增资到1500万元，我给董穗生、胡某2和罗某1都说过。2011年3月份，我实际支付给孙某378万元左右，给孙某2130万元左右，把他们手中的股份全部转到我的名下。2011年5、6月份的一天，我去省食药监局办事，正好碰见胡某2，我给胡某2说在经营一家杏林堂公司，生产中药饮片，但是因为没有国药准字号品种，准备去找下有没有闲置的或者在问题库里的品种。之后胡某2打电话给我说我搞药品生产企业，没有药品文号会很困难，他和董穗生、罗某1作为省食药监局的领导，可以给我解决药品文号的问题，但他和董穗生、罗某1要在杏林堂公司占点干股，我当即表示同意。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董穗生、胡某2、罗某1在贵山饭店吃饭，在吃饭期间，我对董穗生、胡某2、罗某1说，杏林堂公司土地、厂房和设备都是具备的，但是没有国药准字号品种，希望董局、胡局、罗处能帮忙找到合适的品种转入杏林堂公司，我会拿出杏林堂公司的股份送给他们三个人作为感谢。董穗生、胡某2、罗某1都表示愿意帮忙。席间，我们还约定，需要董穗生作为省食药监局局长出面协调的就由他出面协调处理，涉及药品监管方面的问题由胡某2处理，涉及药品收购的事情就由罗某1处理。我负责杏林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2011年年底的一天，我和胡某2、罗某1在省政府后面的一家餐馆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聊到了杏林堂公司持股比例的事情。胡某2说按四个人算，各自占25%，罗某1接着说如果按四个人算，每人25%，江某1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她们三人再各自拿出1%给我，我就占28%,她和胡某2、董穗生就各自占24%。我和胡某2、董穗生都同意这个分配方案。他们三个的股份都是我代持，在工商登记上没有体现，他们三个并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公司也没有分红。过了一段时间，罗某1果然筛选出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包括兰花咳宁片和精乌颗粒在内的三、四个药品品种，我和罗某1将这个情况告知董穗生，董穗生就出面和张某3沟通，神奇药业答应将兰花咳宁片和精乌颗粒在内的三个品种无偿转让给杏林堂公司，具体是张某3安排他儿子张某4和我对接并办理的相关手续，后面我又自己与几家公司协商也获得了几个药号，我们在与这几家公司签订兼并生产线协议时都将签订时间提前了，第一是可以以这个协议时间作为客观理由将上述药号从拟撤销、拟吊销范围内提出。第二在进行关键环节GMP认证的时候能够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1998版）来认证，标准低了，认证就能顺利通过。如按2010版认证标准就会很高。这个事情是我、董穗生、胡某2、罗某1共同商量的。两次GMP认证过程现场检查过程中，我了解下来，两次的现场检查员都是我熟悉的人，比如杨某8、张某6、何某1、王某4、张某7等人，所以现场检查这一关就比较顺利通过。在杏林堂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因为要付工资、设备改造等事项，我记忆中我向胡某2、罗某1、董穗生借过钱，每人大概十来万元左右，我向他们承诺公司效益好之后，会还给他们的，但是后面公司一直没有获利，我就一直没有还给他们。我没有打欠条，因为他们三人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朋友，我都是认这个账的，所以没有欠条。胡某2告诉我需要在账上体现一下他们的投入，就把他亲戚许某的名字告诉了我，之后在杏林堂公司做账的过程中，我就按胡某2的要求就用许某的名义借款给杏林堂公司，实际这些钱都是我的。在杏林堂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我和董穗生、胡某2、罗某1产生了矛盾，我就想把我28%的股份转让出去，在此期间，胡某2也告诉我，他们三人想把杏林堂公司卖出去。我和胡某2沟通之后，胡某2说他去找人来买我的股份，后来，胡某2联系到了贵州柏强制药的老总张某2来收购我杏林堂28%的股份，至于胡某2和张某2怎么沟通的我不清楚。最终张某2以1680万元收购我杏林堂28%的股份。后来我杏林堂公司名称变为了大汉制药公司，至于董穗生、胡某2、罗某1三人72%的股份，是张某2收购了还是继续找人代持，我不清楚，只是胡某2找我签了一份股份代持协议，协议基本内容就是我代持的在大汉公司的股份转由一个姓黄的人代持。2.胡某2证实：收受干股的缘由和占股的过程、为杏林堂公司提供的帮助与江某1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2013年下半年，我给韩某提到了我、董穗生、罗某1在江某1的杏林堂公司占干股的事情，想把林堂公司卖掉，将我们的干股变现，并让他去问问他们贵州盛世龙方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某2有没有兴趣来收购杏林堂公司。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韩某打电话告诉我说张某2愿意购买杏林堂公司里面属于江某1的28%的股份，我把这个情况向董穗生和罗某1讲了，他们也很高兴，后来张某2用1680万元购买了江某1在杏林堂公司的28%股份，然后将杏林堂公司更名为贵州大汉制药有限公司，后我就和董穗生、罗某1商量我们72%的股份转给韩某为我们代持，到时候我们给韩某点好处，他们同意了，后面我们72%的股份就转到了韩某妻子王某1的名下，但是在工商登记上王某1的名字并没有直接体现在大汉制药公司，而是登记在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里面，因为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是大汉制药公司的股东，王某1通过在贵州大汉投资公司里面占股，就相当于在大汉制药公司里占股了，这样转了一道手也比较安全，不容易被查出来，我们后来委托江某1和王某1补签得有一份股权代持协议，协议体现的是大汉制药公司的72%的股份是王某1帮江某1代持的。大概在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罗某1、董穗生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提起目前大汉制药公司年年都是亏损的一个现状，就给董穗生和罗某1表示干脆我们找人来把我们的这些股份卖了，还能把股份直接变现，也不用天天都去操心大汉制药的那些烦心的事情了，董穗生和罗某1对我的这个想法也表示赞同，过了几天，我就打电话找到张某2，告诉他我、董穗生、罗某1三个人都不想大汉制药公司里面做了，想把大汉制药公司的72%的干股变现，张某2表示他会尽力去找买家来收购我们的股份。大概在2016年6、7月份，韩某打电话告诉我现在大汉制药公司这边已经找到买家了，是海南的一家公司，目前还在商量价格，我把这个事情给董穗生和罗某1也说了的，大概在2016年8月，张某2就代表大汉制药公司和海南的那一家公司签订了收购协议，内容大概是海南的那家公司以6500万元收购大汉制药公司全部股份，整体兼并大汉制药公司，协议签订后海南那家公司第一次打4000万给大汉制药公司，张某2因和韩某有一些矛盾，不想让韩某妻子王某1帮我们三个人来代持股份，后面我和董穗生、罗某1商量后就找了我干儿子黄某1来帮我们代持的股份，黄某1后来也和江某1补签得有股权代持协议，后面公司登记上面体现的是黄某1和黄某1的母亲，这是按张某2的要求办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张某2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罗某1找他借了200万元，是张某2打到罗某1的朋友卡上的，后来罗某1又通过她朋友的卡打还给了张某2，但是张某2又把这200万元打到了罗某1朋友的卡上。后面第一次在2017年春节左右，张某2在龙港百盛的停车场拿了200万给我，第二天我到董穗生家里给了董穗生100万，我自己得了100万；第二次大概是在2017年3月份，张某2在龙港百盛停车场拿了300万给我，我到董穗生家里给了董穗生100万，同时我对董穗生说我们之前答应了韩某帮我们代持股份我们是要感谢他的，所以我想从罗某1和你这里每人拿30万元，我拿40万元，我们三个凑成100万元给韩某，董穗生听了之后表示同意，于是他就从我给他的装有100万元人民币的旅行包里拿出了30万元给我，我收下钱后就离开。罗某1是过了两天才到我家拿的钱，她拿钱的时候我也讲了要在她那里拿30万出来给韩某表示感谢，她也同意并拿了30万给我，后面我将这100万拿给韩某了。第三次是大概在2017年4月上旬，张某2在龙港百盛停车场拿了200万给我，第二天我就将这200万全部拿到贵阳医学院董穗生家给了董穗生，第四次是大概在2017年4月下旬，张某2在龙港百盛停车场拿了200万给我，这一次的钱我自己留下了，没有分给他们。第五次是在2017年的5月底，张某2在龙港百盛停车场拿了200万给我，这一次的这200万元我是准备拿给罗某1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和罗某1一直都比较忙，我就一直没有给罗某1，所以就将这200万元放在我家里面的，过了不久罗某1就出事了，所以这200万元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给罗某1，罗某1知不知道这个事我不是太清楚。这些钱就是我们所占的大汉制药公司股份变现的钱。3.张某2证实：与胡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我和王黎共同出资购买了杏林堂公司28%的股份，各占14%，但我和王黎都不是以本人的名义购买的，我以君之堂制药有限公司出纳张华敏的名义购买，股份张华敏帮我代持，王黎是以濮实的名义购买，股份由濮实代持。4.罗某1证实：与胡某2、江某1证实情况一致。另证实，我向国家总局整体汇报过，希望国家总局能够对我们省的药号支持，对未按期再注册药号能够放宽，省食药监局和企业能够给国家总局一个客观的解释就行，所以杏林堂公司这六种药号最后得到国家总局的通过并予以备案。当时我着急用钱，张某2就打了200万元在我朋友郭楠楠的卡上。5.李某1生证实：贵阳杏林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某1，原来是我们省食药监局的同事。从2011年开始，杏林堂公司陆续兼并了贵州神奇制药有限公司颗粒剂、片剂生产线、贵州贵宝药业有限公司片剂生产线、贵州翔鹤药业有限公司糖浆剂生产线和整体兼并贵州奇力达制药厂。相关的注册工作是在我们局药品注册处办理的，经办人就是我。神奇制药的兰花咳宁片、石吊兰片；贵宝药业的复方草玉梅含片；翔鹤药业的复方麻黄碱糖浆、苑叶止咳糖浆；奇力达厂的复方透骨香药乳这六种药号在其有效期届满前未向我局提出药品再注册申请，属于不能再注册的范围，应当将这几类药号纳入问题库（拟撤销、拟注销范围），该药号一旦属于不能进行再注册范围，不管该药号属于哪个企业，是否进行了药号转移，都是不能进行再注册工作的。当时是我们药品注册处的时任处长罗某1向国家总局协调后，将这六种药号从问题库提出来，安排我们处对该六种药号进行了药品再注册工作，我们一般称这种方式为“恢复药品再注册工作”，这六种药号的再注册批件得到国家总局备案通过，但是这种操作模式是不符合规定的。罗某1安排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没有提反对意见，而且杏林堂公司开展兼并相关生产线、兼并相关企业，转移药号、办理恢复药品再注册工作以及之后的GMP认证等工作都得到我们时任局长董穗生、罗某1等人的大力支持。6.孙某2、孙某3证实：2003年9月左右与江祖怡在贵阳市乌当区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贵阳杏林堂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在2005年3月各追加投资33万元并把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到150万元。2011年3月，江某1实际支付孙某2135万元左右、支付孙某378万元左右就把公司的股份转到了他的名下。7.许某证实：江某1提到的胡某2提出以许某的名义在公司账目上做账的事情，其从不知情，也没有和杏林堂公司有过任何经济往来。8.蒋某证实：我不认识许某，你们给我看的杏林堂公司2011年6月2日、2012年1月3日、2012年4月9日、2012年6月9日的财务凭证．是我按照江某1的要求在做账时写的许某分三次借款36万、一次18万给公司，但是许某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没有借钱给公司。这四笔款实际都是江某1本人通过银行转账转到公司招商银行账户或者拿现金来公司借给公司的款。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之内）的一天，江某1来找我对我说，许某本来是准备借款给公司的，后来没有借，这个钱实际是他本人借款给公司的，没有必要再在财务账上挂许某的借款，所以我重新开了江某1借款给公司的收据把许某的收据从财务凭证上撤下来，但是记账凭证忘记更换了。9.高某1证实：杏林堂公司于2011年底和2013年7月两次在我们认证中心进行技术认证（包含GMP认证），两次我都作为经办人组织选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但是两次我都没有随机筛选。在这两次选定现场检查的技术人员时，我们认证中心时任主任鲍某都给我打过招呼，提了几个人的名字，建议由这几个人作为技术人员（何某1、张某6和杨某8、王某4、张某7和李某1生）进行现场检查，我是按他的要求来做的。10.陈某4证实：在2011、2012年这段时间，杏林堂公司兼并了贵州省多家制药公司的生产线以取得相关药品文号，该公司取得的相关药品文号及生产线需要GMP认证，上述工作都是我们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办理的，我们安监处根据省食药监局时任局长董穗生的指示对该公司兼并相关生产线进行了批复，最后的GMP认证也是我们安监处在办理。我们审查合格后，交给省食药监局药品审评认证中心进行技术审查符合要求，派员进行现场检查合格后，将相关资料提交中心的专家组进行确认，合格后报省食药监局安监处审核，交分管局长审批，最后再交局长签批，颁发GMP证书。11.郑某1证实：在杏林堂公司准备开始办理兼并事宜时董穗生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江某1的杏林堂公司准备兼并其他企业的生产线，你们安监处主要是你在具体负责办理，你要尽量帮帮他。要我们安监处审核资料后，最好下个批复，后面其他部门就好按照程序开展工作。我记得在2011年初我刚从稽查局调到安监处工作，在办理杏林堂公司兼并贵州奇力达药业有限公司片剂生产线的过程中，杏林堂公司提供的材料缺少双方的协议，于是我就向江某1提出没有协议是不能办的，之后董穗生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支持，协议他们后补，你把材料收了先办，于是我就按照董穗生的指示先把材料收了。后面在GMP认证过程中董穗生局长再次给我和我们安监处打招呼，要我们安监处支持杏林堂公司。12.张某3、张某4证实：二人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2010或2011年的一天，董穗生打电话给张某3，张某3安排其儿子张某4按董穗生的要求和杏林堂公司去办理药号兼并手续。最后转让了公司的精乌颗粒、兰花咳宁片、石吊兰片的药号，都是无偿转让的，没有收取转让费用。转让时形成的会议记录张某3和张某3妻子文邦英都签字的，相关的资料也是江某1做好了拿来签的。13.韩某、王某1证实：帮胡某2、董穗生、罗某1代持股份，与胡某2证实情况一致。14.黄某1证实：与胡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我和我母亲在贵州大汉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份是我干爹胡某2找我帮江某1代持的。（三）被告人董穗生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占有杏林堂公司72%干股的缘由、为杏林堂公司提供帮助、将股份变现后其所得钱财与胡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四）鉴定意见，证实：贵州铭建司法鉴定所对杏林堂公司2011年6月至2011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面面值，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江某1对杏林堂公司投资金额及往来款项金额的鉴定，出具黔铭建司所鉴字[2017]第7号鉴定意见书。杏林堂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经清查核实后账面总资产27,321,723.84元、总负债12,693,499.94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14,628,223.90元（其中实收资本1,500万元：江某11,000万元，江某2500万元），净资产减少的原因是杏林堂公司账面经营亏损371,776.10元。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31日止，经清查，江某1对贵阳杏林堂制药有限公司投资金额及与该公司往来款项金额为：实收资本1000万元，其他应收款1270万元，其他应付款49.685万元。其中：1、实收资本1000万元、以土地作价投资100万元、以货币投资900万元。2、其他应收款1270万元：江某1借款1270万元。3、其他应付款49.685万元：为借江某1款余额49.685万元，该余额形成为杏林堂公司借江某1款179万元（包含以许某名义借款126万元），归还江某1借款129.315万元（包含归还姚源杰借款80万元）。四、收受高某2公司实际控制人晁某1所送该公司30%干股2011年11月左右，晁某1准备成立高某2公司，需要到省食药监局进行审批，希望得到董穗生帮助，董穗生答应。在高某2公司成立过程中，晁某1提出送给董穗生30%高某2公司股份，董穗生答应。2011年12月15日，高某2公司成立，董穗生给时任省食药监局医疗器械处处长唐某1打招呼，要求加快办理高某2公司生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品种申请事宜，相关审批资料报送到董穗生后，董穗生均签字同意。2012年3月23日，按董穗生的要求，晁某1将高某2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龚某，由龚某为董穗生代持，董穗生未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至案发时，董穗生未在高某2公司分红。经鉴定，高某2公司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止净资产（所有者权益）1000万元。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股东会会议记录、股权转让协议、相关银行账户凭证，证实：高某2公司是2011年12月15日成立的，注册资本1000万；2017年10月10日公司会议通过,将公司300万元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曾某，龚某不再担任公司股东，相应的公司章程修改，显示龚某不再是股东；2012年3月23日公司股东会议通过，将赵某所持有的400万（40%）中的300万（30%）的股份转让给龚某，并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公司2012年3月23日、2013年8月21日、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16日公司的章程修正案显示，龚某出资300万，占股30%。2.生产许可相关材料、公司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的申报材料及备案材料、生产场地证明文件、公司员工基本情况表，证实：高某2公司获得了相应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许可证；公司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的申报材料以及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疗器械审查情况，最后由董穗生签字同意；公司租用贵州王胎药业有限公司的场地和设备，并签订协议；公司有从业人员30人。（二）证人证言1.晁某1证实：高某2公司是在2011年12月办理的工商登记，登记时赵某占股40%（400万元）、李某2、何某2、曾某占股20%（200万元），实际股东是我（实际占股91%）、曾某（实际占股5%，即50万元）、李某2（实际占股4%，即40万元），2011午11月高某2公司成立过程中，有一次我去董穗生的办公室找董穗生汇报我们在龙里县建医疗器械厂成立医疗器械公司的事情并邀请他到龙里县实地考察指导，在交流中董穗生向我提出在公司占300万元的股份，我考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接着我就去做公司其他股东的工作，把公司300万元的股份送给董穗生，董穗生是叫龚某来帮他代持这300万元的干股，持股比例为30%，这个股份是在2012年3月的这次股权变更时确认的，具体是把原赵某400万元持股40%中的300万元持股30%转让给龚某，转让时龚某、董穗生都没有支付过任何费用。直到2017年10月，因为董穗生被查，我和公司股东商量就决定先把龚某代董穗生持有的干股通过工商变更到曾某名下，由曾某帮我代持，具体是李某2去办理的，我和龚某都没有去现场办理。在高某2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我请董穗生多关照、支持企业的生产发展，所以公司在办理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等报批过程中很顺利。龚某、董穗生都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没有实际出资过，我们公司在这几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都没有分过红。2.龚某证实：我没有在高某2公司上过班。但是我帮董穗生在高某2公司持有300万元（30%）的股份。2012年3月份的一天晚上，董穗生打电话给找说有家公司要转股份给他，并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让我过几天去找对方签字办手续，帮董穗生代持这个公司的股份。后面我是和李某2联系的，在贵阳市万东大桥下面的工商局办理的手续，李某2让我签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内容是高某2公司将赵某300万元的股份转给董穗生，这次转让我没有支付任何费用。2017年10月初的一天中午，晁某1打电话给我说之前代董穗生持有的股份要转出来，我说该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但是后面他们也没有找我，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3.唐某1证实：高某2公司是2011年年底成立的，实际老板是晁某1。高澄公司最初是租用贵州王胎药业有限公司位于龙里县谷脚镇医药工业园区的闲置厂房生产天津泛美公司的三类医疗器械品种血液透析粉。在申办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之前，晁某1和董穗生局长就很熟悉，在办理过程中董穗生局长喊我到过他的办公室，说这个血液透析粉是填补贵州空白的品种，要我们医疗器械监管处积极支持高某2公司，同时与天津市食药监局多沟通、协调，尽快让这个产品在贵州落地、批量生产，我也按照董局长的要求，加快资料审查、现场审查的进度，很快将审查工作完成并出具审查意见报分管副局长审核，最后报董局长审定签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4.李某2证实：与晁某1、龚某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晁某1当时并没有告诉我转让给龚某的股份到底是给谁的，直到案发后我才知道龚某是帮董穗生代持的高某2公司的30%的股份。5.赵某证实：与晁某1证实情况一致。另证实高某2公司注册登记是代办公司去办理，注册资金1000万元也是代办公司去找来验资的，验完资后这1000万元注册资金就抽回去了。公司的实际投资是后来晁某1陆续投资的。2012年3月，按晁某1的安排，我将代持的40%股份转让30％给龚某，签订了转让协议的。6.晁某2证实：我在高某2公司投资了50万元，前一段时间，检察院在调查公司的事情，我才听我哥晁某1说起，原来在公司占股的龚某是董穗生的亲戚，我觉得从我前夫赵某的名下转给龚某的股份就是给董穗生的，董穗生和龚某都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公司一直亏损，也没有分过红。7.晁某3证实：在2012年3月23日在省工商局办理高某2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时我见过龚某一次。在办完工商登记之后我问我哥晁某1，怎么有个叫龚某的股东，我哥才告诉我龚某是代省食药监局局长董穗生持股的，董穗生要高某2公司30%的股份，他没有办法，为了公司的发展，就给董穗生30%高某2公司的股份，董穗生和龚某都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8.曾某证实：与晁某1讲的一致。另证实当时晁某1给我们股东讲过董穗生要占干股的事。9.李某3证实：高某2公司是2011年12月成立的。我是2013年3、4月份进入高某2公司任会计，高某2公司至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一直都是投钱，大概投入了7000万左右，没有盈利，没有分红。我在高某2公司工作期间，没有收到龚某的投入资金。（三）被告人董穗生供述与辩解，证实：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晁某1来我办公室，对我说他准备搞一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厂房设在龙里县并请我有时间可以实地考察指导一下，并请我在他们公司的相关审批资料上报到省食药监局时，给他帮忙打招呼，能顺利通过审批，我答应了。之后，我到高某2公司实地考察，晁某1全程陪同，我告诉晁某1他们公司的发展看来很不错，要好好干。晁某1说需要董局多多支持才行，并提出送给我高某2公司30%的股份，我推辞了一下也就答应接受了。过了一段时间，晁某1找到我，对我说该公司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的申请资料已经报到省食药监局医疗器械处了，请我给相关负责人打招呼，帮助顺利审批，我答应了。之后，我把时任医疗器械处处长唐某1喊到我办公室，我告诉唐某1，晁某1的高某2公司申请的许可证和医疗器械品种，我们作为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在审批上要尽量关照，帮晁某1办快一点。唐某1答应按我的要求去办。之后，高某2公司不管是公司生产许可和产品注册都很顺利，审批资料按程序陆续报到我这里，我也都签字通过。晁某1打电话给我说，他送给我30%的股份，请我安排一个人来签字办理相关手续。我就安排我前妻的侄儿龚某来代我持有晁某1所送的高某2公司30％干股，工商手续我让龚某和晁某1具体去办。事后龚某告诉我，他和晁某1已经办理好相关工商手续，30%的股份已经转到他的名下了，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实际上龚某名下的高某2公司30%的股份就是晁某1送给我的股份。我和龚某都没有在公司投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也没有分过红。（四）鉴定意见，证实：贵州铭建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高某2公司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止经清查核实后总资产11355721.10元、总负债1355721.1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1000万元（其中实收资本1000万元：赵某400万元、何业蓉200万元、李某2200万元、曾某200万元），鉴定评估后高某2公司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止总资产评估值11355721.10元、总负债评估值为1355721.1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1000万元，资产评估增值0元、负债评估增值0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0元。五、伙同胡某2索取远程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程某150万元2011年9月2日，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制药公司）生产的“抗妇炎胶囊”药品被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海市食药监局）抽检不合格，拟将“抗妇炎胶囊”予以质量公告，并发函给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协查。远程制药公司的股东程某得知此事后通过胡某2找到董穗生，请董穗生帮忙，让“抗妇炎胶囊”不上质量公告，董穗生答应并联系时任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王某2解决此事，王某2答应帮忙。2011年10月27日，董穗生安排胡某2以贵州省食药监局稽查局名义复函至上海市食药监局稽查处，建议不把“抗妇炎胶囊”列入上海市药品质量公告，最终上海市食药监局未把“抗妇炎胶囊”列入质量公告。后胡某2和董穗生商量以打点上海方面关系为由向程某索要150万元。2011年11月22日，程某从公司备用金中拿出150万元，与胡某2、唐某2一起去到上海，同时胡某2安排李某1也去到上海，冒充上海市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后唐某2将150万元交给李某1，李某1将钱带回贵阳交给胡某2，胡某2在董穗生贵阳医学院的家中拿了75万元给董穗生。董穗生、胡某2二人共同受贿150万元。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工商资料、核查函及附件、复函、注册资料，证实：远程公司是合法成立的，生产的抗妇炎胶囊是通过正常程序注册生产的，该药在2011年9月2日被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为不合格药品，拟对该药品予以质量公告，并请贵州省食药监局协助核查该药品。2011年10月27日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给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复函，建议不对该药品上质量公告。2.《食品药品案件协查管理规定》，证实：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请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协助核查以及协助核查之后进行复函系依照该规定。3.管理细账和凭证，证实：远程公司提供的管理费用明细账和相关记账凭证显示，胡某2、杨某3、程某于2011年10月20日乘飞机从贵阳到上海，票价1310元，是以刘卫东购票的名义冲抵的；胡某2、董穗生、程某于2011年11月14日乘飞机从贵阳到上海，票价3380元，是以刘卫东机票的名义冲抵的；胡某2、唐某2、程某于2011年11月22日乘飞机从贵阳到上海，票价3380元，是以刘卫东购机票的名义冲抵的。（二）证人证言1.程某证实：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药品生产企业，主要生产抗妇炎胶囊等，股东是我和刘卫东，2011年8、9月份的一天，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崇明所抽查出我们公司生产的抗妇炎胶囊有超出该药品处方之外的成分，经过上海市局复核后仍属于不合格。后上海市局就通知贵州省药监局稽查局来我公司抽查抗妇炎胶囊并封存样品，并告诉我们按程序上海市局那边要上质量公告。我很着急，想到和胡某2关系比较好，就找他帮忙。过了几天，我就到贵州食药监局找到胡某2，并告诉他抗妇炎胶囊被检查的相关情况，想请他和上海市局那边协调一下，使抗妇炎胶囊不上质量公告，胡某2答应了并说有消息通知我，过了几天，胡某2打电话给我说不上质量公告这个事情难度很大，董穗生局长和上海市局那边的领导很熟，请他出面协调，我就说董局能出面最好了。第一次是2011年10月底的一天，胡某2叫我和杨某3（时任食药监局稽查局副局长）一起去上海，我们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白某来接我们，胡某2叫我拿了两箱茅台酒去找上海市局的王局长，到了上海以后，是胡某2一个人去的王局长家里，酒也是他拿去的。第二次是2011年11月中旬左右，我和胡某2、董穗生一起去上海，也是白某来接我们，我和胡某2住的是一个酒店，董穗生是住的另外一家酒店，在去酒店的途中，胡某2告诉我上海市局的人不见被抽检厂家的人，让我把资料交给他，他和董穗生去办就是了，后面我就把资料交给了他。晚上，胡某2就打电话叫我去董穗生那边的酒店，我和胡某2就一起去的（叫什么酒店我忘记了），董穗生对我说，已经给你协调好了，不上质量公告。以后不要出乱子了，我说好的，谢谢董穗生局长的关心，帮了我们公司的大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第三次是2011年11月下旬左右，胡某2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胡某2说需要200万元的协调费来打点上海那边的关系，我就说这个协调费有些高了，胡某2说最少150万元，我就说可以，我会把钱准备好的。过了几天，胡某2又叫我和他见面，见面后，胡某2说董穗生局长差不多已经和上海市局那边的人联系好了，让我把150万元现金带上，和他一起去上海，我说好的。我回到公司后，以借支的名义准备了150万元（具体是以谁的名义借支的忘记了），用一个大拉杆箱装起的，之后，我和胡某2、唐某2一起去上海，入住酒店以后，胡某2来到我的房间说上海市局会派一个人来酒店拿钱，让我做好准备，我说好的。过了没有多久，胡某2又来我的房间对我说，车已经来了，他告诉我车牌和对方的手机号码、戴鸭舌帽等特征，我说好的，随后我到唐某2的房间，告诉他把150万交给胡某2的那个朋友，我回到房间，胡某2就在我的房间窗户边，一直看着唐某2把钱放到指定的车才离开的，唐某2回来后告诉我拉杆箱已经拿给对方了，是一辆出租车。2.胡某2证实：与程某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上海市局那边根本就没有要程某拿钱，这150万实际上就是我们以打点上海市局为借口向程某索要的。当时去上海那边假冒上海市局来帮我们拿钱的人是贵州康某2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某1，是我安排的，我要求他去的时候要说普通话、要戴帽子等。得到钱后我拿了1万元给李某1，我自己得了74万，剩下75万我用手提包装好打车送到董穗生家，告诉他这是我们以打点关系找程某要来的钱，董穗生接过装有75万现金的手提包后我们闲聊了一下我就离开了。3.王某2证实：我在2000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间任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2011年9月左右，我们上海崇明食品药品检验所确实检测出贵州远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抗妇炎胶囊有超出药品处方之外的成分，经上海市局复核后，属于不合格，然后市局向贵州食药监局发函，准备将抗妇炎胶囊上质量公告，请贵州省食药监局协助核查该药品。2011年10月左右，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希望我支持一下贵州企业的发展，并希望我们上海市局不将抗妇炎胶囊上质量公告。我告诉他贵州作为西部偏远地区的企业在上海发展我肯定支持，并告诉他我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去我们局稽查处了解情况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些困难，因为这个药毕竟存在问题，如果贵州食药监局回复核实的确是我们调查的情况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上质量公告的。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向董穗生电话回复了，他告诉我还是希望手下留情，我说好的，需要贵州食药监局给我们一个回函，这个回函如果能够给远程制药说一些好话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不上质量公告。他说好的，他会安排的。在2011年10月底，贵州省食药监局给我们上海食药监局回函，我们收到回函后就没有将抗妇炎胶囊上质量公告了。4.李某1证实：与胡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2009年至2013年年底，我任贵州康某2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我将钱从上海带回来后数了一下，有150万。5.唐某2证实：我受程某的安排，将装有150万的拉杆箱交给胡某2的一个朋友。6.白某证实：与胡某2、董穗生等人去上海。7.杨某3证实：与胡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我和胡某2去上海回来后，他叫我以稽查局的名义给上海食药监局稽查处进行复函，建议他们不要上药品质量公告，我回到贵阳后就照做了。（三）被告人董穗生供述与辩解，证实：向程某索要150万元的缘由、商议过程、拿到150万的经过以及所分得的钱款与胡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联系上海市食药监局的过程与王某2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六、伙同胡某2索取汉方公司股东姚某100万元2012年6月左右，汉方公司准备将下属多家制药企业进行资源整合，涉及内部药品生产品种及生产线调整，需要省食药监局进行相关审批和认证。姚某负责该整合事宜，找到董穗生、胡某2、罗某1，请他们在审批手续办理及认证过程中给予关照，董穗生答应并让姚某与胡某2、罗某1对接。董穗生给时任省食药监局安监处副处长郑某1打招呼，要求在审批和认证过程中关照汉方公司的整合事宜。2012年12月5日，省食药监局下达了同意汉方公司整合的批复。经董穗生、胡某2、罗某1商定，由胡某2向姚某提出需200万元到北京打点国家食药监局专家，姚某称经费不足先拿100万元，胡某2告知董穗生，董穗生同意。2012年11月26日，胡某2称其到福建出差，要求姚某与其一起去，然后再去北京，姚某同意，与此同时，姚某安排了汉方公司副总经理张某5将事先准备好的100万元现金拿到北京。张某5于2012年11月27日乘飞机从贵阳抵达北京，将100万元现金交给姚某，后姚某将100万元现金交给胡某2。胡某2拿到钱后打电话给董穗生报告，董穗生安排其女婿张某1从胡某2处拿走这100万元并存入张某1名下银行账户，后张某1陆续将这100万元给了董穗生。胡某2回到贵阳以后，董穗生在贵阳医学院家中拿了50万元给胡某2。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回单证明、存款凭证，证实：从胡某2处得到100万元后分别存入了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的卡上。2.工商登记资料、请示、股东会会议记录、生产许可相关批件、存取款记录，证实：汉方公司是合法成立的。贵阳高新区管委会在2012年11月13日向省人民政府提出恳请支持汉方公司整合资源的请示，分管领导也在该请示上作出请穗生局长支持解决的指示。汉方公司向省食药监局申请了相关项目变更，并提供相应的材料，省食药监局于2012年12月5日下达了同意汉方公司整合的批复。张某5安排财务人员直接从汉方公司财务直接提现10万元，另从汉方公司分两笔转账到下属的贵州基诺美医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贵州明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每家公司各转45万元，共计90万元。3.认证相关材料，证实：省食药监局对汉方公司下属的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贵州新汉方制药有限公司的GMP认证情况以及一些药品的补充批件。4.轨迹信息，证实：胡某2、姚某于2012年11月26日乘坐飞机从贵阳飞往福建、胡某2、姚某于2012年11月29日乘坐飞机从北京飞往贵阳、张某5于2012年11月27日乘飞机从贵阳飞往北京。（二）证人证言1.姚某证实：2012年12月，汉方公司对下属的汉方药业、汉方制药、德昌祥三家公司进行生产线整合，就是对企业所属药品进行分类生产，这项工作是省食药监局在负责审批和办理。2012年6月份左右，汉方公司的领导层邀请省食药监局领导在贵山大酒店林城印象酒家吃饭，我们这边有我、公司董事长邓某、股东龙显峰、股东张某5，省食药监局有董穗生局长、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管处陈某4处长、注册处罗某1处长、稽查分局胡某2局长等，大家一致认为组建新汉方思路很准确，想法很好。经过沟通，董穗生决定，具体如何操作主要由我和罗某1联系。后面我就去找罗某1，她说要得到北京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最后要由局领导安排、协调才能办成，我就去找到董穗生，把罗某1的这一说法告诉了他，他告诉我叫我们按照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同时他表示汉方公司的事情他和省食药监局肯定会大力支持和关心，过了几天我就联系胡某2，并把我找罗某1的情况给胡某2表述，我特别向胡某2强调了这个事情要经北京相关部门的审批。于是胡某2告诉我如果要去北京他陪我去，胡某2还告诉我他找董穗生商量。在这期间，我和董穗生、罗某1、胡某2吃过几次饭，罗某1提出这个生产线整合的事情要到北京打点专家，他们两个都说是的，要跑北京去协调，我都答应说没有问题，但是都没有提具体金额。在2012年11月的一天，胡某2和我有次见面，他告诉我汉方公司生产线整合打点北京专家的事情，大概需要200万元人民币，我告诉他可以，我先拿100万元去打点，后续的100万元缓一缓。我问他是他陪我去还是罗某1陪我去，胡某2告诉我他陪我去，叫我准备好现金。后面是在2012年11月底的一天，我和胡某2先坐飞机去福建，后从福建坐飞机去北京，现金是张某5给我送去北京的。我和张某5见面后，他将一个拉杆箱给我，告诉我这是我叫他准备的100万元，当天晚上8、9点钟，我将拉杆箱交给胡某2，告诉他钱交给他，他来处理，他说好的。第二天他如何处理的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必要去过问。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们中午见面后，胡某2给我说事情处理好了，我说处理好就行，我们就一同回贵阳了。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上半年，汉方集团的生产线整合办理了生产许可证变更，之后，陆续对相应的药品、生产线进行了GMP认证并对药品进行了分类。2.胡某2证实：与姚某证实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我与我们省食药监局时任局长董穗生、还有罗某1以感谢北京专家的名义，向汉方集团副总经理姚某索要了100万元，这件事是我们三个共同商量的，后面是叫张某1去北京收的这100万元。回贵阳后，在董穗生的家里董穗生拿了50万的现金给我。这段时间罗某1在住院，董穗生应该没有拿钱给她。后面姚某也没有再给剩下的100万元。2012年12月初，董穗生局长专门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省食药监局要大力支持汉方公司进行生产线整合。3.郑某1证实：我们药品安全监管处主要有以下监管职责：一是药品生产许可管理，就是药品生产许可的行政审批，具体包括《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核发、换发、变更；二是药品GMP认证。汉方公司药品生产线整合过程中，我负责生产线变更的审批经办工作。在办理的过程中，时任食药监局局长董穗生和时任注册处处长罗某1都给找打过招呼。有一次在打羽毛球的时候，董穗生给我说汉方公司的整合、变更工作我们要尽量支持，帮助该企业尽快办理相应的程序。后面我也是按他的要求办的。4.罗某1证实：与姚某、胡某2证实情况一致。另证实，我没有得到一分钱。5.张某5证实：与姚某证实情况一致。另证实，我作为分管汉方公司及下属公司财务工作的总经理，这100万元是我安排财务人员从汉方公司分两笔转账到下属的贵州基诺美医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贵州明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每家公司各转45万元，共计90万元，我再分别从这两个下属公司将这90万元提现出来，另外，我直接从汉方集团财务直接提现10万元，后面在集团的账上就列的是“姚某的费用”。6.张某1证实：大概在2012年年底，我岳父董穗生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到北京联系省食药监局稽查局时任局长胡某2（我们之前认识的），和他一起办件事，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我答应了。到北京后，我和胡某2联系，得知他住在贵州大厦，第二天我租了一辆轿车开到贵州大厦后就联系胡某2，胡某2随后从酒店出来，还拉了一个拉杆箱，他直接把箱子放在车上，并跟我说箱子里面是钱，叫我收好。我拿到钱后就打电话告诉了董穗生，他叫我先保管好，他也没有告诉我是什么钱。我到酒店里面数了一下，是100万元。我记得当时按我岳父董穗生的指示在工商银行存了40万元，交通银行存了30万元，中国银行存了30万元（并附当时存款的凭证），都是我的卡。后来我岳父董穗生安排我将一部分钱陆续打到了他指定的账户，他还让我拿了一部分现金给他。（三）被告人董穗生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与胡某2、罗某1证实情况一致。另供述，姚某送的这100万元，我一直放在张某1那里的。七、个人收受民能公司股东汪某145万元2010年7月左右，汪某1准备参加省食药监局下属的贵州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下称检测中心）设备招投标，便找到董穗生，希望董穗生给招投标的负责人打招呼，能让其中标，并承诺中标之后给予感谢，董穗生答应，并给检测中心负责设备招投标的陈某5打招呼，要求帮助汪某1中标。陈某5按董穗生要求，帮助汪某1顺利中标。2012年12月左右，汪某1与董穗生经过商量，由汪某1购买两台手机和两张手机卡，将其中一台手机和一张手机卡拿给其丈夫余某，另外一台手机和一张手机卡拿给董穗生，董穗生随后便给了陈某1。2012年12月6日，余某将汪某1从自己账户中取出的45万元通过手机联系后在贵州省委附近交给了陈某1，同日，陈某1将钱存入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后将卡交给董穗生。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存取款凭证、证明，证实：汪某1在2012年12月6日取款45万元；陈某1在2012年12月5日办理工商银行卡号为62×××24的银行卡，以及2012年12月6日存款45万元，该卡经常使用，有大额的存取款。2.公司注册、变更资料、招投标资料、财务凭证，证实：贵州民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爱诗伦科贸有限公司、贵州泰生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贵州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项目招投标相关情况，以及前述公司在贵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项目招投标中提供的资料、中标的标段、购买相应设备的情况，贵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支付设备款项的情况。（二）证人证言1.汪某1证实：贵州泰生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是我个人出资于2010年7月在云岩区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注册资本100万；贵州民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我个人出资于2010年10月在云岩区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贵州爱诗伦科贸有限公司是我个人出资于2011年6月在贵阳市南明区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注册资本100万。这三家公司都是由我实际控制、经营管理。2010年7月，我准备做医疗器械方面的生意。有一次我去省食药监局办理泰生公司的一些审批手续时，找到董穗生局长帮忙打招呼办理审批手续，在董穗生的办公室,董穗生告诉我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有一批检测设备要招标购买，让找去做。之后,我才出资成立了贵州民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爱诗伦科贸有限公司去参加招投标，为了这批检测设备投标的事情，我到省食药监局找过董穗生局长两三次,董穗生告诉我他会给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分管技术的副主任陈某5打招呼，讲我是他的熟人,在招投标的时候关照我。后来，我为这批医疗器械检测设备供应的事找过陈某5副主任二三次，并且告诉他，我用来参与投标的公司有哪些，请他在招投标时给予关照，陈某5副主任答应帮忙。在投标过程中，我还找了贵州雄蜂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峥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贵州大盛电器技术有限公司、贵阳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来参与投标。其中峥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我同学张某9的、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我朋友罗某4（张某9的哥哥）的。最后投标结果，2011年9月6日的招标，民能公司中标C包和E包，中标价分别为280.3万元、148.35万元,爱诗伦公司中标D包，中标价为488.615万元，2011年12月23日的招标，民能公司中标A2包，中标价为120万元。为了感谢董穗生局长的帮忙，2012年底我说拿45万元给董穗生，他同意了，并叫我去买两张不记名的手机卡和两部便宜的手机，他和我分别安排两个人用这两张不记名的手机卡去对接办理，董穗生告诉我准备好钱以后直接打这个电话，有人会和我对接的。2012年12月6日，我从贵阳省府路交通银行取了45万元现金，打电话给我丈夫余某，让他驾车到省府路附近来接我，接到以后我拿我之前购买的其中一台手机和装有45万元现金的深色手提袋给他,并且让他拨打手机里面的号码,联系好后将装有45万元现金的深色手提袋给电话里面的那个人，我们驾车一起到了公园西路与市府路交接口，我就驾车离开了。回家以后，我丈夫余某告诉我东西已经交给那个人，把拿回来的手机交给我。2.陈某5证实：贵州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2011年通过招投标采购过1000多万元的医疗器械检测设备，2011年9月6日招标，C包（中标总价为280.30万元）和E包（中标总价为148.35万元），2011年12月23日招标的A2包（中标总价120万）的中标供应商贵州民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9月6日招标的D包（中标总价488.615万元），中标供应商贵州爱诗伦科贸有限公司的老板都是汪某1。我是这两次招标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和采购人代表。在招标的过程中，省食药监局时任局长董穗生给我打招呼说汪某1是他的晚辈，准备来做我们省器械检测中心的医疗器械检测设备供应业务，她才开始做这行，也不容易，能关照就关照，能帮忙就帮忙，但要按招投标程序办，我也答应董局长的要求。在招投标之前，有很多公司来找我咨询这批医疗器械检测设备供应的事，我都以这批器械检测设备是“十一五”计划专项资金超过2年，时间紧、利润低、安装验收、售后服务要求高等各种理由让这些公司感觉供应这批医疗器械检测设备很困难，让这些公司知难而退，实际上最后这些公司也没来参与招投标，来投标的公司都是汪某1喊来的，评标的时候，我作为评标委员会的成员和采购代表，我给汪某1的公司打分时适当偏高。3.陈某1证实：我记得是2012年12月份左右有一天董穗生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家（贵阳医学院里面家属区502室）有事。我到后，董穗生叫我以我的名义开张银行卡给他使用，他经常出差不方便用他自己的银行卡，我同意了。同时董穗生还交给我一个很便宜的小手机，说他有个朋友要拿袋资料给他，叫我帮他取回来，到时对方会打这个手机联系我。我离开董穗生家后，坐车到西南电脑城对面恒峰步行街楼下的工商银行，以我的名义存了100元现金开户办理了这张尾号为62×××24的工商银行卡。第二天我在市府路口一家花店边上吃蛋炒饭，刚吃完董穗生拿给我的手机就响了，我接通电话对方是个男的，他问我在哪里，说有东西拿给老板，我就说我在西南电脑城对面市府路口一家花店附近，他说他在附近马上过来把东西拿给找，他还特别强调他头上戴着帽子，联系好后没过多久我们就在市府路口一家花店旁碰头了。来人40岁左右，戴个帽子，个头比我高，还戴眼镜。他把手上的一个深色手提袋交给我，我把手机给他看了一下，他就接过手机离开了。我打电话给董穗生说东西已经拿到了，董穗生说让我把东西全部存在他叫我帮他开的银行卡里面，之后再把银行卡拿给他就可以了。接着我就到恒峰步行街工商银行把袋子里面的钱全部存在我尾号为8424的工行卡上，一共是45万，存好后第二天我就把这张卡给董穗生了，之后这张卡就一直是董穗生在管理和使用，只是有大额资金交易需要我去办理时董穗生才通知我去办理，直到今年5月份董穗生叫我把卡里面剩余的10万元取出来交给他以后，他才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我保管。4.余某证实：与汪某1和陈某1证实情况一致。5.汪某2、谢某、彭某、胡某3、王某3、罗某2、陈某6证实：2011年的时候是汪某1喊去帮忙参加贵州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的设备供应项目的招投标，汪某2是以贵州泰生医疗器械有跟公司的名义，谢某是以贵州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名义，彭某是以贵州雄峰科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胡某3、王某3是以贵州爱诗伦科贸有限公司的名义，罗某2是以贵州峥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名义，陈某6是以贵阳大盛电器技术有限公司的名义，他们都不是这几家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受这几家公司的委托。（三）被告人董穗生供述与辩解，证实：受贿金额、事由、取得受贿款的方式与汪某1证实情况一致；利用职权为汪某1参与招投标的事与陈某5证实情况一致；取得受贿款的方式与陈某1证实情况一致。八、个人收受郑某2140万元郑某2系重庆筑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重庆筑维公司）、贵州博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贵州博程公司）、海南瑞德仪器有限公司（下称海南瑞德公司）实际负责人。2009年的一天，郑某2找到董穗生，提出准备参加贵州省食药监局下属的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下称食药检所）设备招投标，希望董穗生给招投标的负责人打招呼。董穗生答应并给时任药检所所长鲍某打招呼，要求帮助郑某2顺利中标，鲍某答应。鲍某按董穗生要求，帮助郑某2的重庆筑维公司、贵州博程公司、海南瑞德公司陆续中标设备采购项目。为了感谢董穗生的帮助，郑某2于2010年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分三次送给董穗生共计14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2010年1月8日，董穗生和郑某2在贵州省委附近一个咖啡馆见面，郑某2送给董穗生60万元，董穗生安排其朋友杨某4将钱拿走并存入杨某4的银行卡中，后杨某4根据董穗生安排将60万元取出交给董穗生。（二）2011年3月16日，董穗生安排胡某2及妹夫李某4在海口市国贸附近收受郑某260万元，胡某2回贵阳后在董穗生贵阳医学院家中将60万元交给董穗生。（三）2014年12月左右，郑某2在海口市渡海路外滩中心1号楼A座2301其家中送给董穗生20万元。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书证1.工商资料、招投标相关资料，证实：海南瑞德仪器有限公司、重庆筑维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博程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省食药监局采购设备的招标情况以及前述公司中标情况。2.购销合同、付款申请，证实：郑某2以海南瑞德仪器有限公司、重庆筑维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博程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投标并中标，并与省食药监局签订购销合同，采购的设备验收合格后，省食药监局向贵州省财政厅申请付款、省财政厅收到申请后按申请打款。3.存取款凭证、流水，证实：杨某4工商银行卡（卡号62×××93）2010年1月8日存款40万元，有杨某4签名。郑某2于2010年1月8日在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取款64万元，有郑某2签名；郑某2于2011年3月16日在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取款43万元，有郑某2签名。4.轨迹信息，证实：胡某2、李某42011年3月15日乘坐飞机从贵阳飞往海口。（二）证人证言1.郑某2证实：2004年，我在海口注册成立海南瑞德仪器有限公司，后来股东变更成为我公司的员工卢某和我，由卢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至今，但我一直是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卢某没有实际出资，只是我委托他担任法人代表，这家公司至今都还在经营。2009年，我在重庆注册成立重庆筑维科技有限公司，我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是我和我贵州的一个朋友余忠，但我是实际出资人，余忠没有出资。2008年左右，我在贵州注册成立贵州博程科技有限公司，我记得股东有卢某，由卢某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出资人是我，卢某没有出资，另外一个股东也没有出资。大概在2009年，我通过海南省食药监局的朱某介绍，认识了贵州省食药监局局长董穗生，在2009年上半年，我打听到贵州省食药监局要采购一批药品检测设备。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和海南省食药监局朱某所长、贵州省食药监局局长董穗生在贵阳吃饭,我向董穗生局长表达了想做贵州省食药监局的药检测设备的招投标想法，希望他多关照，他说可以，说这个事情是省局下属单位食品药品检验所的鲍某所长具体负责，叫我具体去和鲍某所长对接。有一次我和董穗生局长、鲍某所长一起吃饭的时候，听董穗生局长大概介绍了我和他的关系，谈到设备采购的事情时,董穗生对鲍某说，小郑人不错，原则范围内多关照一下。没过多久，我就把我参加投标的企业名称、设备技术参数等信息告诉了鲍某所长，之后就进入招投标程序,我的重庆筑维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博程科技有限公司都参加了贵州省食药监局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设备的投标，并中标了，金额大概800多万元。做完这次项目设备生意以后,贵州省食药监局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和董穗生局长的关系很近，所以之后我出资设立的海南瑞德仪器有限公司去参加贵州省食药监局的项目投标都十分顺利,每次参加投标，他们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一些项目做，所以从2009年到2013年期间，我从贵州省食药监局那里得到了约2500万元左右的项目。所有这些业务都是我去谈的，卢某虽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只是挂名，没有实际出资，只是我谈好业务后,他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例如交投标书、参加开标、签订合同等。在2010年1月份的一天，我打电话给董穗生，说有点东西给他，并约他在贵州省委附近西湖路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约定好后，我就到西湖路的一家交通银行从我的银行卡内取了64万元现金，然后我用一个软包的拉杆箱装了60万元钱，准备和董局长见面后送给他。我们在咖啡馆的一间包厢里见面后，我向董局长说了一些感谢他的话，希望他以后继续关照我。然后我又给董穗生说，我旁边拉杆箱里面是60万元钱，是感谢他的，希望他收下。董局长没有说什么，然后当着我的面打了一个电话，接着一个中年男人进入我们的房间，将装有60万元钱的拉杆箱拿走了。我和董穗生又坐一会后各自离开了。2011年3月份，我打电话给董穗生，说有点东西想拿给他，问他怎么安排，董穗生说他安排个人到海南来，到时候把东西拿给那个人就可以了。没过几天，还是2011年3月份，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贵州来的朋友，董局长安排来看我的，我明白对方是董穗生安排来拿钱的人，我和对方约好第二天上午在海口市的国贸附近见面。第二天我和他安排来的人见面，我去国贸附近的交通银行从我的银行卡内取了43万元，加上我手里面的现金17万元，凑足60万元,用一个旅行手提袋装好后放在我开的车上。我把钱准备好没多久，前一天和我联系的人打电话给我，我们约好在国贸见面，到了约定的地点，电话确认身份后，我请他上了我的车，并和他闲聊了几句，我问了下董局的近况后,就把装有60万元的旅行手提袋拿给了他，然后我又开车把他送回了他住的酒店，他拿着装有60万元现金的旅行手提袋下车了，我就开车离开了。2014年底，我和董穗生电话联系,我得知他在海口,我就邀请他到我家做客,并说给他准备了点东西,要拿给他。没过多久,董穗生就来到我位于海口市渡海路外滩中心1号楼A座2301家中，我们闲聊了一下，谈了我这几年在贵州食药监局的业务情况，并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在与贵州食药监局业务往来方面的关照。我就从家里面的备用金中拿出20万元，用一个手提布袋子装好，拿给董穗生，董穗生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2.胡某2证实：2011年2、3月份的一天，省食药监局局长董穗生打电话叫我晚上去贵阳医学院他家（院长楼502室）一趟，说有点事找我。当天晚上我就按照董穗生安排去他家找他，当时董穗生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见面后董穗生对我说：“老胡，有件事你去海南一趟”，我问董穗生是什么事，董穗生说“朱某上次介绍的他的同学小郑，我帮了小郑的忙，小郑非要感谢我，你找一个可靠的人和你一起去海南把事办了，你和小郑认识，到海南后你就不要和小郑见面了，让和你一起去的那个人去把东西拿回来就行了”。我听董穗生这样说我就明白他是叫我去帮他拿钱，于是我就问董穗生大概有多少，董穗生说有几十个，我答应并让董穗生等我安排好了再和他联系。说好后我就离开董穗生家。第二天我就联系我妹夫李某4，他说有空和我一起去海南，于是我就打电话跟董穗生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董穗生说“好的，我把小郑的联系电话发给你，你让和你一起去海南的那个人给小郑打电话，就说是贵阳的来看看老朋友，对方就明白了，你把和你一起去的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发给我，我发给对方就可以了。”我说好的，之后我帮李某4新买了一张电话卡并把电话号码发给董穗生，董穗生也把小郑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接着我订好机票，过了几天我就和李某4一起坐飞机到了海南，找了一家酒店住下，并让李某4打电话联系董穗生拿给我的那个号码的人，约好在酒店附近见面。第二天9、10点左右，李某4提着一个大的旅行袋回来，他说，和对方见面了，对方问和董穗生是什么关系，他就扯其他的话题应付过去了，当天我们坐飞机回到贵阳，我打电话给董穗生讲事情已经办好了，说明晚给他带过去，他说好的。第二天我就拿着旅行袋去董穗生家（医学院院长楼502室），我把旅行袋交给董穗生，董穗生打开袋子后用手点了几下数（我估计有60万元）之后从袋子里面随手拿了两捆钱给我，我说老板不用了，董穗生说我拿给你的你揣着就行了，董穗生拿了一个手提袋给找，我把这两捆钱装进手提袋拿着就离开了。3.鲍某证实：2009年我是省药检所所长，药检所大约有八九百万的药检设备国债专项资金，这些药检设备需要招投标，我是这次招标的采购小组成员，也是评标委员会成员。当时郑某2到省药检所找到我，表示想供应这批国债专项资金的药检设备，我已听说他到处宣传他和我们老板（董穗生局长）关系很好，郑某2对我说话也很强势，所以我对他很反感，同时，根据郑某2提供的设备品牌及价格，我们认为他提供的这些设备不是一流设备，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对他的要求反映较冷淡。此后郑某2多次找过我，也多次打我电话，我对他是能躲就躲，电话能不接就不接，后来郑某2可能就去找董穗生局长。我印象中，在此期间为这批药检设备供应的事，董穗生局长给我打过两次招呼，第一次是我向董局长汇报关于郑某2想做这批仪器设备的采购问题，董穗生局长问我郑某2供应这批设备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考虑，反正要经过招投标，要走程序，同时表示他对这次郑某2想供应设备也没有办法，也是受人之托。之后，郑某2又来找我谈过，因为郑某2提供的设备并不理想，谈得并不顺利，我记得我还建议郑某2代理其它品牌的设备，郑某2表示他代理的就是这些设备，这些设备比较好。后来，郑某2又找我谈，董局长也在场，我记得这次是在郑某2请我和董局长一起吃饭的场所，具体在什么地方记不清楚了，当时董局长很不高兴并表示说与郑某2有关的人（我的印象中大意说的是指郑某2的长辈或领导）对他有恩，以前帮过他，郑某2的设备能考虑的就考虑，并要求加快进度。因为董穗生是我们局长，是我们省药检所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虽然我非常为难，但是我不得不答应。董穗生当面给我打招呼之后不久，郑某2就将他要供应的设备技术参数提供给我们省药检所，并要求我们省药检所按他提供的设备技术参数制定采购的药检设备的招标技术参数，我们省药检所并没有将郑某2提供的设备技术参数作为采购的药检设备的招标技术参数，而只是作为参考，制定了涵盖郑某2提供的设备技术参数的药检设备招标技术参数，有利于郑某2的公司竞标。另外，我也加快推进这批药检设备技术参数的制作和上报。有次招投标是2009年10月12日开标的，招投标情况材料中的C包（中标价329万元）中标人重庆筑维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是郑某2，A包（中标价538.80万元）中标人贵州博程科技有限公司老板是否是郑某2我不能确定，在投标之前郑某2告诉过我他用来参加投标的公司名称，但是我现在记不清楚了。4.李某4证实：与胡某2证实的到海口拿钱的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那个人拿蛇皮口袋给我后，我打开口袋看了一眼，里面是钱，但我没有数里面是多少钱。5.卢某证实：与郑某2证实情况一致。另证实，我只是郑某2公司的员工，是郑某2叫我挂名法定代表人。6.杨某4证实：你们给我看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户名杨某4，卡号62×××93，收款金额40万元，客户签名杨某4，日期2010年1月8日，这笔钱是董穗生安排我存的钱。就是存钱这天，董穗生打电话给我说一会有人要在贵州省委附近的西湖路旁的咖啡馆拿一笔钱给他，让我帮他去拿一下，并让我在咖啡馆等他。董穗生到了咖啡馆后，我就在咖啡馆外面等他。没过多久董穗生打电话给我，让我进咖啡馆的一间包房，包房里还有一个中年人，董穗生让我把那个中年人旁边的一个拉杆箱（深色，材质记不清了）拿走，我就把拉杆箱先拿走了。过了一会，董穗生又安排我把里面的钱先保管好，听他通知再处理，之后我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有60万元人民币。当天，我就先把箱子里面的钱存了40万元到你们刚才出示给我看的那张工行卡上，剩下20万元我暂时保管在我的手里大概过了几天，董穗生叫我把钱拿给他，然后我就把钱筹足60万元拿给了董穗生。（三）被告人董穗生供述与辩解，证实：受贿金额、事由、取得受贿款的方式与郑某2证实情况一致；利用职权帮助郑某2参与招投标与鲍某证实情况一致；取得受贿款的方式还与胡某2、杨某4证实情况一致。九、个人收受国药黔南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20万元2012年，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某准备成立国药控股黔南州有限公司，找到董穗生，希望董穗生在公司筹建审批方面提供帮助。董穗生答应并给时任省食药监局市场监管处处长孙某1打招呼，要求在筹建审批中关照周某。省食药监局在2011年10月8日对筹建国药控股黔南州有限公司作出了同意的批复。2012年2月16日公司成立，周某为表示感谢并希望以后得到关照，将20%公司干股送给董穗生，董穗生同意后，安排江某1为其代持该股份。董穗生未出资，也未参与经营管理。2015年10月，因他人欲入股国药控股黔南州有限公司，周某与董穗生商量，让董将20%股份退出，给予20万元补偿，董穗生答应，并安排江某1从周某处收了20万元。江某1在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高新路一家咖啡厅将20万元交给董穗生。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借条、药品经营许可证及审批材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等，证实：李某5于2012年2月13日打了一张200万的借条给江某1。省食药监局在2011年10月8日对筹建国药控股黔南州有限公司作出了同意的批复，公司于2011年12月27日取得了药品经营许可证，于2012年2月16日成立。公司股东会议记录上面有江某1的签字。（二）证人证言1.周某证实：国药控股贵州分公司是在2010年5月成立的，我是公司的总经理。2012年，我公司想在黔南州成立国药控股黔南州有限公司，开拓市场，这必须经过省食药监局批准，所以我就请董穗生帮忙，他同意了，并叫我准备好材料交到省食药监局市场处，他会沟通好的，但是他提出想入股黔南公司，我想到他是局长我就同意了。我办工商登记的时候打电话给董说黔南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给他20%的股份，他同意了。他安排江某1来和我对接，我对江某1说需要200万，江某1说没有钱，我知道江某1只是董穗生的代言人，其实是董不想出钱，但是我也不愿意给董200万的干股，我就和董商量，如果公司盈利，我就按20%的股份分红给他，本金是我的，为了保证我200万的本金不丢掉，我就以借钱给江某1的名义让江某1入股，我叫江某1给我打了一张借条（借条是打给我老婆李某5的），然后以江某1的名义把钱存入黔南公司的账户上。2015年10月，有个叫黄某2的女商人想入股黔南公司，我就跟董商量，喊江某1把股份让出来，给他一点补偿，董同意了，就在这个月的一天，江某1到黔南公司我的办公室拿了20万元现金，同时我请他给董说一声。2.江某1证实：与周某证实的情况基本一致。另证实，是董穗生叫我帮他代持的国药控股黔南州公司的20%的股份，后面周某拿了20万元叫我转交给董穗生，我在我家对面的新添寨高新路上的一家咖啡厅将这20万元拿给董穗生以后，董拿了10万元给我作为辛苦费。3.孙某1证实：省食药监局药品市场监管处（后改为流通管理处）的职能是负责对药品流通企业的申办进行许可并对该类企业监督管理。国药黔南有限公司性质就是流通企业，该公司在2011年向市场监管处提出了申请，提交了申请表，并提交了药师的执业证书、经营药品的范围等资料，经过验收后颁发《药品经营许可证》。在这一过程中，时任省食药监局局长的董穗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了解了开办药品流通企业的相关程序，并对我说，国药控股准备在黔南开辟市场，我们要大力支持，在审批过程中要多关心、多支持，尽快帮他们把企业办下来，我作为下属就照办了，最终在2011年12月底，经董穗生的同意我们就下发了同意颁发黔南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通知。4.李某5证实：借款200万元给江某1的情况与周某证实的一致，但不知道为什么借钱给江某1。（三）被告人董穗生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1年下半年，周某来找我，说他们国药控股想在黔南州成立子公司，想请我帮忙，我答应了。我将时任市场监管处处长孙某1叫到办公室，了解国药控股申报审批情况，并对他说，国药控股进入贵州是大事，我们要支持，在审批过程中要帮他们尽快办，孙某1答应按我的要求办，之后国药控股办理公司的审批都很顺利。在办理过程中，周某给我说黔南公司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他提出让我占20%股份，我推辞一下就接受了。因为我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好出面，就叫江某1帮我代持这20%的股份，具体的手续都是他们两个去办的，我没有管。实际上我和江某1都没有投资，一直我也没有分红。2015年10月左右，周某找到我，说是国药控股黔南州公司一直效益不好，现在有人准备进来接受江某120%的股份，能不能让江某1退出来，他准备拿20万元做点补偿，我推辞一下就同意了，并叫江某1配合周某办理手续。江某1拿到这20万元以后，是在新添寨高新路上的一家咖啡厅里面拿给我的，我拿了10万元给他作为辛苦费。另查明，被告人董穗生于2017年6月9日主动到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交待了收受他人财物和干股的事实；期间，主动揭发他人受贿20万元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归案后，被告人董穗生主动向检察机关退缴现金1554.4万元。经检察机关做工作，楚平将用于回购董穗生在康某1公司干股、因董穗生案发而未支付的50万元交到检察机关；龟龄寿公司以200万元收购董穗生在该公司20%的干股，并将此款交到检察机关；晁某1以300万元收购董穗生在高某2公司30%干股，并将此款作为董穗生涉案款交到了检察机关；国药黔南州公司将董穗生在该公司占股期间公司盈利中，董穗生所占股份对应的部分165222.23元交到检察机关。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一）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6月9日，董穗生主动到贵州省纪委向组织交代问题。董穗生到案后除交待了组织已经掌握的收受贵州龟龄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干股、贵州康某1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干股、收受医药商人杨某1财物的问题以外，还主动交代收受国药控股黔南州公司股东周某、贵州民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汪某1、海南瑞德仪器有限公司股东郑某2、伙同他人收受杏林堂制药有限公司股东江某1、收受汉方药业集团公司股东姚某、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程某干股、现金等问题。（二）情况说明，证实：案发后，董穗生向纪委检举他人收受贿赂20万元，经查证属实。（三）申请书、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复函，证人楚平、官某等的证言，证实：被告人董穗生缴款情况，以及其余款项到案情况。再查明，本案事实，还有如下证据证实：（一）线索移送函、案件移送函、立案决定书、交办案件通知书，指定管辖通知书，证实：本案来源及办理程序。（二）户籍证明，证实：董穗生于1954年9月3日出生。（三）干部任免审批表、任职文件，证实：董穗生于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任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外科医生；1982年9月至2000年1月，历任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党支部书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贵州省肿瘤医院党总支书记（兼）。2000年1月至2004年2月，任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厅长级）；2004年2月至2013年5月，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09年5月起，兼任贵州省卫生厅党组成员、副厅长）；2013年3月至2016年9月任贵州省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9月，卸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16年9月27日退休。贵州省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委员。（四）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设机构情况说明、分工文件、党组会议记录、会议纪要，证实：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设：药品注册处，其主要职权：监督实施国家药品标准、临床试验管理，拟定药品、包材等地方性法规，药品申报、初审等业务；医疗器械处，主要职权：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监管；安全监管处，主要职权：药品生产环节监管：毒麻药品、精神药品监管，医疗单位制剂许可等；市场监督处主要职权：药品流通环节监管，药品广告审批等；2004年增加了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的职能，改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经局党组2002年8月21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局办公室、计划财务处；经局党组2004年2月16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局办公室、计划财务处、食品安全监察专员办公室；经局党组2004年6月15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局办公室、计划财务处；经局党组2004年8月25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局办公室、计划财务处；经局党组2005年5月18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计划财务；经局党组2005年6月20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计划财务；经局党组2006年2月27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计划财务处；经局党组2008年6月27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计划财务；经局党组2011年12月13日会议研究，董穗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分管计划财务处、人事处、离退休干部处、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省药品审评认证中心。（五）拘留证、逮捕证，证实：董穗生于2017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9月25日被执行逮捕。（六）鉴定委托书，证实：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0月9日委托贵州铭建司法鉴定所对涉案公司与案件相关的财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被告人董穗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个人及伙同他人违法收受或索取现金、干股共计折合人民币21642321.2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应当依法处以刑罚，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董穗生与他人共同商量、分工合作，利用各自职权、地位为他人谋取利益，平均分配受贿所得，作用地位相当，不应区分主、从犯，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处以刑罚。在处理远程公司不合格抗妇炎胶囊是否上质量公告，以及审批汉方公司生产线整合过程中，以打点关系为由，索要远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某150万元、汉方公司股东姚某100万元，系索贿行为，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董穗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归案后检举他人受贿犯罪，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归案后主动退清全部赃款，依法酌情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董穗生及辩护人所提收受康某1公司贿赂金额应认定为100万元的意见，经查，董穗生收受康某1公司30%干股，后楚平以150万元回购，案发前实际支付100万元，应认定收受干股时即完成受贿，150万元系双方对干股价值的确认，以此金额为受贿数额，且全部属既遂。辩护、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不应采纳。对于被告人董穗生及辩护人所提收受杏林堂公司72%干股，应当以变现时三人实际分配的1100万元计算受贿数额的意见，经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得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本案中，无证据证实被告人董穗生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得利益。证人江某1、胡某2、罗某1证言、被告人董穗生供述一致证实，2011年底，江某1将杏林堂公司72%的股份送给被告人董穗生等三人，明确约定三人各占24%，并由江某1代为持有；江某1、胡某2、张某2证言、江某1与王某1、黄某1所签委托代持股协议等证据一致证实，2013年8月，江某1仅能转让杏林堂公司28%的股份给张某2，江某1代持的72%股份则按照胡某2的要求，全部转入新公司后，先后改由胡某2指定的王某1、黄某1代持。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因董穗生等人身份特殊，收受江某1所送干股后，没有实名进行转让登记，仍由江某1代持，但应当认定此时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因此，董穗生的受贿数额应以转让行为时股份的价值计算。按照鉴定意见，截止2011年12月31日，杏林堂公司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14628223.90元，董穗生等收受的72%干股价值为10532321.20元。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干股变现后的价值3355.20万元计算受贿数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辩解意见亦不能成立，不应采纳。对于被告人董穗生及辩护人所提具有自首、立功、主动退清全部赃款等情节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董穗生虽然具有前述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其系在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之下，在四年多时间内，14次收受贿赂，其中两次索贿共计250万元，索取程某150万元后让应当上不合格药品质量公告的药品免予公告，社会危害性极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不予减轻处罚。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应采纳。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违法所得及用于犯罪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本案中，被告人董穗生实收他人现金316万元，属违法所得，应予没收；收受康某1公司干股折价150万元、收受国药黔南州公司干股后折价20万元，属违法所得，应予没收；收受龟龄寿公司20%干股、收受高某2公司30%干股，经检察机关同意，已经分别以200万元、300万元变现处置，属违法所得，应予没收；收受杏林堂公司24%干股，变现后所得400万元，属违法所得，应予没收，该次受贿变现后的尾款1300万元，因附有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好相关药品的注册手续后才予以支付的付款条件，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亦不能证实该款内有多少属于违法所得的孳息，该项事实不清，不应判令继续追缴；占有国药黔南州公司20%股份期间，对应的盈利收益165222.23元，属违法所得产生的孳息，应予没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董穗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30年9月7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被告人董穗生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口头或书面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刘 锋审判员 邹明刚审判员 姚清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法官助理张良冰书记员 聂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