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9)粤13刑申34号卢志辉：你因贩卖毒品罪一案，对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刑一终字第254号刑事裁定书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本案一、二审庭审程序虚化，庭审质证形式化，请求再审是由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在本案审判过程中，首先，申诉人卢志辉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了一、二审的全部过程，可以非常负责的讲，本案庭审程序虚化、庭审质证形式化。本案的公诉人除了通读了一遍起诉意见书外，从未当庭出示过有关卢志辉和其他被告人涉嫌贩卖毒品的任何证据。法庭根本没有完成公诉人与卢志辉当庭辨认、质证、查实等程序，法庭举证、质证完全流于形式。在本案裁定中何来法律规定的“确实、充分”的证据。其次，本案的证人在庭审中从未到过庭。本案为了给卢志辉定罪量刑正是采信了大量的所谓“证人证言”。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且，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证言、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强烈要求证人依法全部出庭，以辨其证言的真伪。以上申诉人卢志辉所讲全部属实，愿负法律责任，并且，有一、二审的庭审法庭录音、录像可以作证。二、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采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收集本案被告人的口供，属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申诉人卢志辉和本案的其他被告人，在一、二审中多次向法庭提出，公安机关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的口供，并致使多名被告人受伤，如：被告人宋昶、应有军就有明显的外伤。申诉人卢志辉的辩护律师也多次向法庭申请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予理睬，而二审法院却仅凭公安机关的一纸证明就草率认定，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法依规，无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二审法庭显然对事实缺乏调查。从被告人送入看守所的体检报表中清楚的可以看到，被告人李正东、卢志辉、覃双被送入看守所时，身体无外伤；被告人宋昶被送入惠州市看守所时双手手指淤伤；被告人应由军被送入惠州市看守所时，双肩可见散在淤青。但公安机关的一纸证明解释则是，在抓获被告人宋昶是，因宋昶拒不戴手铐，民警强行给其上手铐，在宋昶的手上留下伤痕。被告人应有军上警车时逃跑，被民警追上按倒在地，其背部擦伤。从以上可以明显看出，惠州市看守所所体检报表中记录的被告人宋昶、应有军的受伤之处与公安机关解释的受伤之处不是同一个地方。惠州市看守所所体检报表中记录的被告人宋昶、应有军的受伤之处与公安机关解释的受伤之处不是同一个地方。其次，申诉人卢志辉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在当时公安机关的抓捕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人拒捕和逃跑的情况，这些有当时被抓的七名人员可以作证，同时，也有酒店和惠州市惠城区的视频监控录像记录了当时公安机关的这次抓捕过程。综上所述，公安机关在说谎，再从被告人宋昶、应有军在公安机关受伤的情况，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在这次办理案件过程采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收集本案被告人的口供，属非法言词证据，法庭未依法依规调查取证，明显袒护公安机关，故请求再审法院依法对上述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三、本案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李正东向申诉人卢志辉购买毒品，即卢志辉没有向被告人李正东贩卖毒品。在本案所有被告人的询问笔录中，仅有被告人李正东的供述中提到“在2013年3月跟申诉人卢志辉拿过两次货，分别为300个和500个麻古。”首先，这是孤证。其次，其毒品的去向明显不合常理。被告人李正东讲，300个麻古卖给了一个叫“老蒋”的，但“老蒋”只是一个代号，且公安机关并未抓到“老蒋”来证实李正东所供述的真假性。另外500个麻古被偷了，这就更不合常理了。公安机关无任何证据证明李正东所讲属实，就将卢志辉认定是李正东的上线。在2013年5月13如10点19分到10点35分被告人李正东辨认笔录中提到“卢志辉是麦地凯雅酒店8103房参与吸毒人员及所贩毒品的上线。”未有其他人对其说法予以证实，更无其他证据可以作证。相反，从本案被告人李正东在毒品犯罪行为中的作用来看，其说法明显是在转移侦查机关的视线，虚构事实。对此，有被告人覃双、宋昶、应有军的供述予以证实被告人李正东贩毒。所以被告人李正东才是本案毒品犯罪的主要人员、上线，其因畏罪而虚构事实来转移侦查人员的视线，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对其将卢志辉向贩卖毒品，是麦地凯雅酒店8103房参与吸毒人员及其所贩卖毒品的上线予以佐证。四、对申诉人卢志辉随身包内缴获的毒品，侦查机关取证程序不合法，对此项指控证据应予排除，此项指控事实不成立。从申诉人卢志辉在2013年5月13日15点29分至2013年5月17点35分第5页的询问笔录中提到“在现场有一位穿便装的警察拿起我的手包问过这是谁的，我看过去发现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但我看是我的包我就说是我的，于是他打开包翻查到靠里面后问我说这是什么？我伸头去看，他说看什么看，都是你的东西，于是又要我把头低下来。等我被带到公安机关时，警察在我随行的手抓包内翻出了一小包白色晶体物品，一小包红色药片状的物品，一张锡箔纸。”可见侦查机关并未在现场让卢志辉确定其随身包内的物品是否有其所讲物品，只是到了公安机关办案中心后才告知搜出毒品，显然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根据公安部第127号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对查封、扣押的物品、文件应当场清点，开列扣押物品清单，并由侦查人员、见证人，物品持有人签名。本案中侦查机关并未当场制作扣押清单，而是在公安机关制作的，制作时间将近四十分钟的延迟，而且，卢志辉也未在扣押清单上签名。虽然侦查机关在之后依照惠州市人民检察院的退查要求，分别讯问了其他当时被抓的嫌疑人关于“谁的随身包，有没有放东西到随身包里，有没有看到谁放东西到随身包里。”其他人也一致回答“没有”，但是，这些证据以及公诉人员在开庭时的解释均不足以否定该项证据的非法性。所以，能否认定卢志辉随身包内的物品是否为其本人所有，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情形暂且不提，该份证据因取证非法，属“毒树之果”，应予排除，二审裁定认定此项犯罪事实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五、二审法院认定吴长芬住处锦源国际518房缴获的毒品为卢志辉所有，缺乏确实充分的事实依据，予以纠正。首先，从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卷证据14，犯罪嫌疑人指认毒品亲笔签供，第72、73页明显可以看到，吴长芬已确认从其租住处锦源国际518房搜出的毒品均为其所有，并没有提到是卢志辉房子其租住处的。其次，锦源国际518房是吴长芬长期租住的地方，申诉人卢志辉并没有该住处的钥匙，吴长芬供述中也讲到每次卢志辉去该住处就是在客厅玩玩电脑，没有在他的住处住过，这些从卢志辉本人和吴长芬的供述中均可得到印证。再次，证人朱懿亮、蔡春龙的证言都说到帮卢志辉去锦源国际518房搬过箱子，并未说见到过毒品，而且都是从锦源国际518房搬出去，并非搬到锦源国际518房，并且都说明了锦源国际518房将箱子搬到了泰美镇的一农村房内，然而侦查机关又未从卢志辉搬到泰美镇农村房的箱子里查获到有毒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定锦源国际518房内的毒品是卢志辉的，毫无逻辑可言，更拿不出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佐证。最后，证人吴长芬本身就是贩毒人员，其贩毒的时间、次数、数量均较长、较多、较大，且从其为争取立功表现，检举揭发刚从另案犯张吉星处购买了300克冰毒的事实来看，推定在其出租屋锦源国际518房中的毒品是吴长芬本人的更为合理，从而更能排除对卢志辉的合理怀疑。综上，锦源国际518房的毒品不管是从当事人自认，证人证言，还是案件审定合理性上来看，均不足认定为申诉人卢志辉所有。六、申诉人卢志辉与负责侦办本案的民警张卫星有过结，所有，本案对卢志辉的证据收集上明显缺乏公平、公正。2013年5月13日，申诉人卢志辉当时因一时之气，威胁了办案民警张卫星，民警张卫星当场就放出了狠话，说要“搞死”卢志辉。这些都有当时在场的人员覃双、吴长芬、宋昶等多人可以作证，并且有惠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留置室的视频监控录像记录了当时的一切。因此，张卫星就利用手中的职权采用非法的手段收集卢志辉有罪的证据，歪曲事实真相，对卢志辉进行打击报复。不知他采用了什么手段，让本案的其他被告人都来指证申诉人卢志辉有贩卖毒品的行为。但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到他们讲的都并非事实，不是听说卢志辉在贩卖毒品，就是信口开河讲些没有具体时间、地点、交易人员姓名无法查证落实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吴长芬、覃双两人讲卢志辉带他们去湖南长沙，将毒品贩卖覃双的姐姐，吴长芬、覃双两人供述讲他们当时都在场，可吴长芬贩卖了200克，而覃双则讲贩卖了1000克，从数量上就是足以证明他们在撒谎。民警张卫星无非就是想采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方法来认定卢志辉贩卖毒品的事实。综合上所述，本案中公诉机关所质控的申诉人卢志辉贩卖毒品的事实，均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申诉人卢志辉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失当，二审开庭审理并没有解决一审遗留下来的问题，控方未提出新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四项之规定，申诉人卢志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要求对本案重新审理，特请求再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及其效力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还本人清白。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本案的证据是否经过质证的问题。申诉人卢志辉称，本案一、二审庭审程序虚化，庭审质证形式化。经查，根据原一审法院庭审笔录显示，在调查质证过程中，公诉人已经向法庭出示了本案的证据，申诉人卢志辉及其辩护人也已经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发表过质证意见并在庭审笔录上签名予以确认。根据原二审法院庭审笔录显示，原公诉机关及上诉人卢志辉、覃双、宋昶、应有军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因此，本案的证据经庭审已示证、质证，且原一审、二审的庭审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故对申诉人卢志辉主张庭审程序虚化及庭审质证形式化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申诉人卢志辉称，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采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收集本案被告人的口供，属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经查，根据一审与二审的卷宗等材料，没有证据证实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有违法行为。至于申诉人卢志辉称，被告人宋昶、应有军有明显的外伤，公安机关亦出具《情况说明》对原审被告人宋昶、应有军的伤情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法依规，无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申诉人主张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采用刑讯逼供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申诉人卢志辉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的问题。申诉人卢志辉称，原审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申诉人卢志辉犯贩卖毒品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查，根据一审与二审的卷宗等材料，申诉人卢志辉犯贩卖毒品罪，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缴获毒品、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相互映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申诉人卢志辉有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故申诉人卢志辉的主张原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其犯贩卖毒品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判决应予以维持。特此通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