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汉族，1967年7月24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男，汉族，1964年2月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上诉人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汉族，1937年9月15日出生，住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光，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某与被上诉人杨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某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者发回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某与郭某都在一审开庭时签署了保证书，杨某方提交的证据八不能提供证据合法来源，有非法获取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嫌疑，证据九在庭审质证中当法官询问是否是杨某本人所写，杨某律师回答：“他（指杨某本人所写）”。杨某没有拼写能力和发类似短信的习惯，杨某律师涉嫌向法庭提供违法证据和做出虚假陈述，有失诚信，却未在审判书中被提起。二、杨某律师在《原告证据清单》中列举的证据一、二、五中的2015年银行交易清单仅仅只是本案的一个单一节点证据，除了起诉状再无任何其他实质证据可以还原事实真相。而郭某在获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补充提交的2015年电话音频证据可以和银行单据组成一个郭某事先获准、银行转款、事后妥善处理的完整的证据链条，杨某律师以过举证期为由拒绝当庭质证。三、判决书中以杨某证据六中的存折单据证明郭某认可2015年2月26日取款和同年3月9日还款，却只字不提郭某提交的补充证据中第一份2015年3月9日的电话资料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郭某是在按杨某的指令要求向其指定的银行账号中汇入款项，两人通话时存款的事实都还没发生。电话内容也证明了杨某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正常，证明在转款行为中是杨某主动与郭某被动的关系，父女关系决定了主从关系一直存在，小额转款如此，大额转款更是一样。工资卡和存折由杨某持有，放置在其家中，郭某如何能从银行取得出钱，杨某方负有举证责任，未见其提供。四、判决书中对双方有无约定共同共有8263账号存款的否定与事实不符。郭某与杨某是亲生父女关系，杨某离异后一直单身，尽管杨某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父女二人自愿将各自的一部分款项存入8263账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侵害他人权益。如果8263账户不是只有双方私密掌握的银行账户，如果没有共同的约定，郭某绝不可能向8263账户存款，郭某从2011年存款至8263账户直到2015年将其转出的事实存在也足以佐证。五、判决书认定郭某存入8263账户的26万元与5231账户的33.143505万元港币互相折抵仅是杨某律师在庭审陈述中提及，在起诉书中没有任何文字表述，未见判决书中所提“对原告该项请求”。币种不同、金额不同，时间不同，双方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决定折抵，杨某方负有举证的责任，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尽管郭某提交的补充证据音频资料杨某方不予质证，当看到法官在听电话录音时杨某律师曾亲口说出杨某本人同意给予郭某的是33.143505万元港币而不是180.8万元，当庭给出前说折抵、后说给予两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有《庭审记录》为证。一审法庭仅凭金额相近，在杨某方自相矛盾的表述中选择支持折抵，却对不采纳同一方当事人另一种矛盾表述的理由避而不谈。六、尽管郭某提交的补充证据电话录音未经当庭质证，但电话录音是真实存在的事实，判决书中法庭以杨某已经77岁高龄，有多次脑梗住院记录，入院时存在反应迟钝，言语欠清的症状和电话录音内容体现症状等理由否定了对郭某有利的关键证据的作用。然而杨某方在庭审中提交的补充证据中，也就只有2013年的几份医院病例，即便按照杨某方自打的住院时间表中截至2015年7月10日电话录音以前杨某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四次、深圳市中医医院两次，病例中均未见智力异常的诊断文字。判决书仅凭2013年的住院记录和非具有专业医生资质的普通人对电话录音中的几个词语的听觉做出的主观推测就质疑2015年杨某打电话时的身体状况，明显缺乏科学、严谨的证据支撑。杨某在2013年脑梗生病手术治疗后，存在脑梗后遗症的种种表现，但截至2016年中，郭某可以证明杨某多次单独离家外出会友，然后独自返回家中，表明其行为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正常。2018年12月6日，已经81岁高龄的杨某在旁人搀扶下步入、步出法庭，按照杨某方自打的住院时间表中截至开庭之日已经有了11次住院记录（其中2015年7月10日电话录音以后五次），其律师在庭审中有杨某各种病症不断增加，病情严重到需要请专职保姆全天陪护的描述，在庭审全过程中杨某就只说了几个字，判决书中却没有任何质疑杨某表达能力思维能力是否正常的表述。判决书中用以否决郭某的补充证据时对当年77岁的杨某的病情和通话内容体现等描述在支持81岁的同一个杨某的诉求中全不见了。一个身患脑梗后遗症的杨某77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大段的通话录音与病情加重病患增多需要专人陪护的同一个人81岁时在庭审中几个字的回答，同一个自然人先后说的话，同样都没有明确给出金额，庭审中仅有的几个字的回答也没被法庭给出任何从文意理解的解释，法庭却判决支持其诉求，显失公正。七、作为新证据，郭某证据清单中的两项证据是为了证明2016年10月14日杨某打电话给郭某说需要用钱供其家人使用，给了名叫邓某的人的电话，号码是136××××，要求郭某转款14万元至邓某的账号上，在收到证据一短信通知的中国银行账号后，郭某按杨某要求于2016年10月15日在北京汇款14万元至邓某账号上，证据二中对方账号74×××88与短信中的62×××28账号经中国银行职员确认为同一账户，实名账户持有人是邓某。如果杨某当时不知道8263账号中没有钱，完全可以自己直接通过8263账号取款支付，不可能会让郭某从北京汇款，足以证明杨某知道钱在郭某处保管，8263账号中没钱；要求郭某将款直接汇至邓某账号而不是进入8263账号，可以证明杨某知道8263账号不可用。充分证实了杨某的主动与郭某的从动关系，印证了郭某双方一直共同管理共同拥有的证言，杨某起诉状所述的2017年4月13日发现账号没钱是虚假陈述。这14万元必然是从8263账号转出的180.8万元款项中支出。被上诉人杨某答辩称，一、杨某中行卡(8263)中180.8万元由郭某拿走事实清楚。1.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1月23日，其中5月9日杨某在住院期间，郭某在北京试着用拿杨某的银行卡先从柜员机取走了现金两次5000元，然后疯狂从柜员机一天连转走25笔5万元，合计126万元。2015年1月23日又想再同一天转走10笔5万元和一笔3.5万元。证明郭某前两笔，先试一下密码对不对，看到可以了就连转25笔，从心理角度很符合偷的伎俩。2.上述所转走的款都是郭某持杨某的中行卡从中行北京右安门支行取走，转入郭某的76×××27账户，有杨某取款转入银行卡信息，上面标明是“郭某”本人，郭某也认可。3.郭某在庭审上也确认了她自己取走180.8万元。二、杨某中行卡(8263)中180.8万元资金所有权属于杨某。1.杨某中行(8263)银行卡属于杨某夫妻的一生收入和积蓄，是家庭最重的资产，也是基本全部财产，由于杨某原是中行深圳分行的总工程师，没有病之前，家里存款都由杨某管理的，该银行卡主要用于炒股和炒基金所用。2.庭审时，法官亲自问杨某本人，钱是不是他自己的时，杨某本人答道“是我的钱”。3.中行卡姓名栏写的是杨某的名字，该卡的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归杨某所有。4.郭某在2011年转了26万元到杨某中行卡(8263)用于炒基金，杨某2014年1月8日、2月18日、2月21日用自己的另一张中行卡（5231)从基金账转了三笔港币26万、3万、3.4万，合计33万元港币，并将该卡和密码交给了郭某，作为还给郭某的炒基金钱。庭审时郭某也承认收到该笔款，因此，中行卡(8263)不是杨某、郭某共同账户。三、杨某要求郭某返还180.8万元合情合法。1.庭审时，法官亲自问杨某本人，要不要郭某还钱，杨某本人回答道“钱是我的，她要还我钱”。2.杨某要给郭某钱，郭某根本不需像贼一样偷偷连续在柜员机上35笔5万元，其中一天转走25笔，另一天转走10笔，应该可以一起一次性转给郭某。3.从保管角度来分析，如果父亲给的钱，卡又在手里，没有必要连续转35笔钱。4.郭某称180.8万元钱是这张中行卡(8263)杨某自愿给她，但连工资卡也给她不符合情理。而在郭某证据四录音材料文字1-4页，杨某向郭某索取郭某已取走他的工资卡里11595.90元工资，并要求郭某立即返还，证明只有一张33万元的卡(5231)是杨某自愿，其它两张是郭某偷偷拿走的。5.杨某的中行卡(8263)，没有经杨某同意，特别没有书面授权证据情况下，将属于父亲的钱拿走，既不道德，也不合法，属于一种侵占私有财产行为，郭某应主动返还，还应承担不返回其它侵权民事责任。四、双方在一审发表审辩论意见后，郭某突然拿出补充证据四录音材料，不能作为本案有效证据。1.郭某在双方原庭审调解完并发表辩论意见后，才突然拿出了证据四录音材料，杨某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同意质证。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郭某应该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该证据可靠性、合法性值得质疑。2.郭某是在2015年3月9日、4月22日、7月10日做的录音，该录音是在杨某重病期间又存在语音障碍时产生，从录音第三段细细听，郭某问杨某“我是否是你的女儿”三次，即打电话的人是不是他女儿，杨某不能认出，可见该录音内容证据真实性值得质疑。同时又是在郭某取走所有款之后6个月内发生，该录音可靠性和合法性值得质疑，知道他父亲听不懂她说什么，故意重复问杨某是否自愿给她钱，郭某明知取走其父亲的钱，怕其父亲追讨，才故意做的录音，明明是为了逃避侵权行为责任而造出的恶意假证据，证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用还父亲的钱。3.第一段2015年3月9日，讲的杨某工资卡被郭某取走，要求其追还11595.90元的事。也与杨某证据六也有郭某退回11575.90元工资钱，在庭审中郭某也确认她取了并退回。该证据也证明不了郭某取走180.8万元的合法性。4.第二、三段，2015年4月22日和7月10日,双方也没有问清楚是哪笔钱，但从录音可以听出“我转给你的”“燕负责的钱给她”，因此应该认定该谈话内容讲的是退回郭某炒基金那笔钱26万元，即杨某退给郭某33万元那张中行卡(5231)，而不是180.8万元那笔钱。5.从该录音的语调上来看，追问一个80多岁又做过脑、心脑手术的有严重语音障碍的父亲，强迫多次问否自愿给她的，都是为了给父亲“下套”，证明目的也只有一个：不用还钱。该证据明显露出犯罪后的心理急需一种弥补措施。6.法官在庭审中，亲自问杨某本人两个问题，杨某两三分钟才能反应过来并回答。在电话里难于听清楚情况下，要求杨某准确表示真实意思表示更难，因此郭某录音材料证据是一个意思表示不明确的证据。7.郭某在审判前就来到杨某面前，拼命叫杨某“阿叔”好多次，但杨某完全不理她。郭某又在庭审时主动来到杨某面前要跟其谈，杨某也怒视不理她。证明杨某见到郭某就像见到骗他钱的敌人，杨某在律师面前多次表示郭某学坏了，是她偷走了他一生的钱。五、关于上诉状第七条理由及新证据要证明共有账号无法律和事实依据。1.该条陈述郭某接到案外人邓某手机信息及付款事情，她要证明的是中行卡(8263)是共有账户，郭某在一审答辩状和庭审中答辩和反驳并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一审法官也就没有在一审庭审中审理过，也不属于一审未调查清楚的事实，肯定不属于改判和发回重审的依据。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就本案而言，一审审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3.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因为该证据发生在2016年10月14日，即将本案庭审时二年二个月之前发生的，郭某未在一审举证期间提供该证据，属于举证不能，举证不能的后果应有郭某自己承担。4.案外人邓某与郭某之间手机通讯和付款证明，上面没有杨某的名字，证明与杨某无关，即与本案无关联性。郭某要用它证明中行8263账户是共同的财产毫无证明力。5.郭某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交该证据，也没有用该事实进行过反驳，而是二审中又仅作为证明涉案账号是共有账号的理由肯定不能成立。共有账户必须有合法契约关系和法定事实(如婚姻)关系存在。而不是存取一、二笔款能判断得了的事，要不大家的很多银行账号成为别人的共有账户号？综合上述，杨某由于年龄高达80多岁，加上2013年做了脑梗和心梗手续，一直病情不稳定，一直住院治疗。现在经济困难，急需资金来救治，而郭某利用父女关系，利用为其炒基金机会26万元的退钱机会，偷偷又拿走了杨某另外两张中行卡，包括一张工资卡和一张炒股卡，并且取走属于杨某所有积蓄。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某归还款项180.8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2月26日起至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8年5月26日为35.295万元）；2.郭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杨某与郭某均确认双方系亲生父女关系。杨某在中国银行开有账号为60×××63的账户。加盖中国银行东乐支行公章的《中国银行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1年9月14日和9月30日，8263账户转入20万元和6万元，总计26万元，对方账号为76×××27。8263账户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1月23日间分多笔向76×××27账户转出共180.8万元。郭某确认确实取走180.8万元。2017年4月13日，杨某将8263账户对应的银行卡挂失。杨某在中国银行开有账号为45×××31的账户。加盖中国银行东乐支行业务专用章的《中国银行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尾号5231账户2014年1月20日、2月18日、2月21日转入港币265898.84元、港币30798.68元、港币34737.53元，总计港币331435.05元。杨某主张上述款项由郭某取走，郭某确认取走上述款项。杨某在中国银行某存折显示，2015年2月26日，该存折支出11575.90元，同年3月9日，该存折转入11575.90元。杨某称郭某在该存折取款后又返还，郭某认可取款和还款事实。杨某提交多份出院小结，显示杨某2013年1月17日至2月7日间、同年2月11日至2月24日间、同年5月2日至5月16日间、同年10月7日至10月24日间因脑梗死、冠心病等疾病多次入院治疗。郭某认为，杨某与郭某共同拥有8263账户，一直共同管理该账户，郭某将钱转入或转出，杨某知情且表示同意。郭某提交了三份电话录音，郭某主张第一份系2015年3月9日由杨某致电郭某的录音。录音中，杨某称“1508009，我想你一定把钱给进去，我不敢用呀，听到没有？”郭某称“我知道了。”杨某称“听到没有，一定……我怕那个家伙现在……出麻烦，你看有没有必要赶回去，她……马上要就明天，我因为要去医院，这样那样，我股票，这样行，你看这晴天（情况）有没有必要同顾讲这个事情，不要啊……”郭某主张第二份录音系2015年4月22日杨某与郭某的通话记录。郭某称“不是我问你要的，是你想给我的，是吗？”杨某“是我给你钱”。郭某“你给我的，你自己自愿给我的，就是你想给我。”杨某回“嗯。”郭某“……你赠予给我，也都不存在问题。……如果你想写下文字给我，意思是讲，写下字留给我，意思讲，这钱我就是给你的。我赠予给你！这个没有问题。”杨某回“嗯，嗯，嗯。”郭某主张第三份录音系2015年7月10日杨某与郭某的通话记录。杨某称“你可以知道吗？”郭某“我知道我明白，你给我的，都是你想给我的。”杨某“我来讲……讲你名……郭某，以前呢，以前呢……的确，燕负……啊负责的钱给她”。郭某“是不是你愿意给我的？是不是呀？”杨某“是呀！我现在全面嘛，给郭某嘛，的钱嘛，杨某以前，当时已经肯定的……钱给到郭某……郭……肯定了……”。郭某“还有，我是不是你阿女啊。”杨某“啊……”郭某“我是不是你阿女啊？我是不是老杨的女啊？”杨某“边这（哪个）？”郭某“我哎，我哎，是不是你阿女啊？”杨某“你……你叫边……？”庭审中，法庭向杨某询问：“杨某是否要求郭某返还180.8万元及利息”，杨某本人陈述：“是我的钱，要她还。”以上事实，有《中国银行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出院记录》、《中国银行业务单》、录音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主张郭某从杨某8263账户取走180.8万元，从杨某5231账户取走港币331435.05元，郭某对取款事实予以确认。按照《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关于“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等动产和不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杨某对其账户的存款依法享有所有权。郭某主张与杨某共同共有8263账户的存款，对郭某主张，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一般源于两种形式，家庭共同共有或按照约定共同共有。本案中，杨某与郭某均确认双方系父女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通过一起生活，一起劳动获得了8263账户的存款，相反，郭某在答辩状中陈述“因为受诸多因素制约，双方均未主动对外公开父女关系，各自维持着原来的生活状态。”由此，双方不具备家庭共同共有关系的基础，8263账户的存款不属于家庭共同共有。双方有无约定共同共有8263账户的存款？郭某提交了与杨某的通话录音，据此主张双方存在共同共有关系。杨某不认可录音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亦不能确认录音的证明力。第一，郭某仅提供了录音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案通话发生时，杨某已经77岁高龄，有多次脑梗住院记录，入院时存在反应迟钝，言语欠清的症状，通话内容亦明显体现了上述症状。在郭某询问其是否为杨某女儿时，杨某仅能以“啊”的方式进行回答。本案中，仅以通话录音认定杨某与郭某约定共同共有180万元的巨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关于“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的相关规定，也不符合杨某的身体状况。第二，录音无法明确具体表明杨某作出的意思表示。录音中虽存在“以前呢……的确，燕负……啊负责的钱给她”，“杨某以前，当时已经肯定的……钱给到郭某”的表述，但没有明确给郭某的金额。同时，从文意理解，该句话无法明确杨某作出了何种意思表示，杨某意思为以前同意将燕负责的钱给燕，现在不同意将燕负责的钱给燕？还是现在同意将以前燕负责的钱给燕？第三，郭某将款项存入8263账户，不能证明双方约定共同管理，共同所有8263账户。综上，除郭某存入26万元外，对8263账户的其他存款，一审法院认定系杨某存款。郭某取走杨某存款，侵害了杨某的财产权益，应当予以返还。由于郭某还取走了5231账户中的港币331435.05元，与郭某存入的26万元互相折抵，杨某请求郭某返还180.8万元并无不妥。对杨某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依法支持。考虑杨某没有妥善保管好财产，对于本案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对杨某请求的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判决：一、郭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返还存款180.8万元；二、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1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杨某负担4776元，郭某负担24328元。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二审中，关于杨某的尾号8263和5231的两账户内款项来源问题，杨某称是其与妻子的工资收入；郭某主张来源于杨某二人的各种收入，对于属于郭某的数额有多少，郭某称其不清楚。另查，本案一审起诉日（2018年8月23日）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00港币=87.1元人民币。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杨某主张郭某从其尾号为8263账户取走180.8万元、从其尾号为5231账户取走港币331435.05元，郭某对取款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该两账户内财产为其与杨某的共同财产，其转走该部分款项系经过杨某同意。本院认为，郭某的主张有如下不合常理之处：关于涉案账户内的款项是否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财产的问题。本院认为：一、从款项来源来讲，杨某主张账户内的款项为其与妻子的工资收入；郭某主张来源于其与杨某的各种收入，但对总款项中其收入有多少、来源何处，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二、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项财产不分份额、平等的享有所有权。我国法律规定的共同共有主要是夫妻共同共有和家庭共同共有。（一）涉案款项不属于家庭共同共有。双方当事人虽然是父女关系，但均认可基于社会舆论、家庭干涉等原因，双方并未将之间的父女关系对外公开，且杨某与郭某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故二人之间不具备共有的基础。无法基于双方的父女关系必然得出账户内的财产是二人家庭共有财产的结论。（二）本案庭审中，郭某认可其与杨某之间并无关于账户内财产共同共有的书面约定，郭某提供的录音亦无法得出二人约定共同共有的结论。综上，郭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账户内的财产属于其与杨某的共同财产，一审认定账户财产属杨某个人所有正确，应予维持。因账户内的款项属杨某个人所有，郭某无正当理由将该账户内的款项转至其个人账户，在杨某要求返还的情况下，郭某应当返还。对于郭某转走5231账户内的港币331435.05元，杨某2018年8月23日提起一审诉讼时的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为87.1，故该部分港币折合人民币为288679.93元，与郭某转入8263账户的26万元相折抵后，郭某还应返还杨某28679.93元，即郭某共应返还杨某1836679.93元，杨某在一审中要求郭某返还180.8万元，系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令郭某返还杨某180.8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杨某系花甲之年的老人，郭某亦已人过中年，本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父女感情，相互体谅、相互关爱，携手度过人生中的最后时光。但双方当事人因金钱利益之事，对簿公堂，相互攻击，使父女之情伤害殆尽，给双方之人生留下缺憾。须知人生中除金钱利益之外，尚有真心真情存在，本院希望双方能够摒弃前嫌、相互谅解，以维护父女之真情、社会之美德。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郭某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328元，由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李  卫  峰审判员 付  璐  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何明辉（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