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魁锋，男，195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爱芹，山东博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海丽，女，1977年10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山东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魁锋因与被上诉人吴海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2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魁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爱芹、被上诉人吴海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魁锋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淄川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2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事、二审的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清。1、2018年6月5日，上诉人将身份证、涉案银行卡、银行卡密码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20万元转入自己账户。被上诉人对上述事实是认可的。2、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具体到本案中应为：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20万元转入自己账户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根据。结合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为货款，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截止至今，被上诉人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用来证实其将涉案款项转入自己账户的行为的合法根据。因此，在被上诉人认可私自转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转账的合法根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行为当然构成法律上的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3、上诉人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将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付被上诉人，是为了方便被上诉人收取之间约定好的借款2000元，且取款时上诉人已是60岁的年龄，其不清楚银行提现及转账的流程和区别也在常理之中。关于上诉人以及开通短信提醒一事，因上诉人从未同意过将20万元转给被上诉人，所以上诉人并未特意留意过有无20万元转账的短信记录，并且，上诉人有一段时间在国外居住，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也未使用。关于上诉人事后多笔转款给被上诉人一事，因上诉人并未留意过转账20万元的情况，因此，在被上诉人要求借上诉人其他款项的情况下，上诉人通过微信陆续转账给被上诉人，转账数额为几千元不等，也从侧面证实了2018年6月5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数额为2000元，而不是20万元。上诉人将身份证等交付被上诉人以及未及时读取短信的行为虽不可取，但并未违反任何法律的规定，相反，其行为在其年龄阶段和特定的时间内做出，恰恰是在常理之中。因此，一审法院用以上述所谓的“不符合常理”的疑点来倒推上诉人“对20万元的转款是知晓的”属于其主观臆断，是完全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涉案转账20万元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转账时上诉人不但知情，而且是协商好的。2.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明细看，上诉人账户2018年6月5日收款220100元后才给被上诉人，这符合收款后再支付货款的基本规律。3.2018年6月5日上诉人没有同被上诉人一同前往银行办理转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账户有短信提示功能，另一个原因是上诉人的账户余额笔转账余额多2万元，上诉人放心地将密码、身份证、银行卡交与被上诉人手中。4.2018年6月5日之后，上诉人通过微信多次给被上诉人较大数额的转账，且三笔转款是在上诉人所谓的知道被上诉人设置擅自转款20万元之后。5.涉案的上诉人账户一直处于使用状态，转款前有22万元刚刚进账，上诉人称转账八个月后才知道账户信息，与常理不符。6.从上诉人的银行卡消费记录看，上诉人一直在国内，而不是所说的在国外。且上诉人在一审时说没有看短信提示，可见上诉人违背常理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5月5日占有期间的利息7975元及直至返还期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曾在同一企业工作。2018年6月5日，被告吴海丽作为原告吴魁锋的代理人，持两人身份证从原告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62×××09）转账200000元至其本人银行卡中。2019年2月16日、18日、28日，原告三次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共计22000元，原告的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即为上述工商银行借记卡。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损。本案中，原、被告对于被告于2018年6月5日从原告账户转款200000元的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该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也即被告的转款行为是否系没有合法根据。原告主张，2018年6月5日其将本人银行卡交给被告，并告知取款密码，本意是让被告提取2000元借用，但被告除了在ATM机提取2000元外，又私自转款200000元，该转款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事后也未告知原告，系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但通过庭审查明，2018年6月5日从原告案涉银行卡发生的两笔款项支出是先从银行柜台转款200000元，后从ATM自助机提取2000元。ATM机提款并不需要持卡人身份证办理，而银行柜台转账200000元却是被告持原告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及取款密码完成的，果如原告所述给被告银行卡是为了从ATM机提取2000元，那为何将身份证原件也交付被告，原告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况且，从原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见，此卡于2018年6月14日支付信使费也即短信提示功能费用2元，由此可知原告的案涉银行卡开通了短信提示功能，故即使原告对被告转账情况事前不知，转款后也会通过短信提示即时得知，原告陈述至2019年2月13日打印交易明细时才得知此事，明显与事实不符；再者，被告提交的微信转款截图可证实在2019年2月13日后，原告通过已绑定了其案涉银行卡的微信多笔转款给被告，其虽称系被告向其借款，但无论是被告不认可的2018年6月5日ATM机提款2000元，还是2019年2月13日之后的微信转款22000元，原告均未能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提供证据佐证，而对于通过其同一张银行卡转给被告的多笔款项，在都无相应证据证实双方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从中截取一笔款项主张系不当得利，而其他款项主张系借贷关系，亦无理无据。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于被告于2018年6月5日从其银行卡中转款200000元一事，事前有积极的给付身份证、银行卡及取款密码等帮助完成行为，事后通过短信提示得知后非但未及时主张权利，反而又多笔转款给被告，故足以认定原告对该200000元转款是知晓的，该笔款项的给付并非没有合法根据,虽然被告对其主张此款系原告支付货款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但并不能就此推定被告取得的款项为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原告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款项的诉请证据不足，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魁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减半收取2210元，由吴魁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1月27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转账的微信交易记录，证明在转账20万元之后，上诉人继续为被上诉人多笔大额转账，以上证据能够说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转款是完全知情的。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主张证据显示转账来自林锋，林锋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无法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流水也无法证明是从上诉人银行卡中转出，另外本案为不当得利20万元纠纷，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流水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更无法证明上诉人对涉案的20万元流水是知情的。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2018年6月5日从上诉人账户转走20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转走20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从其账户中转走20万元这一客观事实，但是否违法并未进行充分举证。相反，依据2018年6月5日银行个人客户境内转账汇款业务申请书及业务回单，该笔转账系由被上诉人持两人身份证办理的。身份证、借记卡及账户密码都是上诉人交付、告知被上诉人的，若按上诉人所言仅是让被上诉人支取2000元的话，完全可以在自助提款机上进行操作，无需将身份证一并交付被上诉人。且，上诉人称于2019年2月13日才发现被上诉人转走其20万元，但是在2019年2月16日、18日、28日上诉人仍然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转款，明显与常理不符。同时，鉴于双方及其上诉人的儿子之前曾因供应焦土、透辉石等业务有过资金往来这一情况，不能排除转账20万元的正当性及合理性。 综上所述，吴魁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上诉人吴魁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桂欣 审判员  翟雪利 审判员  郭 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