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6853号 原告：何云夫，男，1951年2月2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原告：董国英，女，1961年2月3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原告：杨智媛，女，199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贤，诸暨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莫干山路************。 代表人：杨子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励萍，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洪恩，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云夫、董国英、杨智媛与被告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国英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贤、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励萍、边洪恩到庭参加诉讼。后因当事人申请和解而中止审理。本案于2019年4月23日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云夫、董国英、杨智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付原告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200000元，保险合同终止。 事实与理由：何和玲系原告何云夫、董国英之女、杨智媛之母。2015年12月14日，何和玲在被告处投保“农银爱自由两全保险”，保险合同约定基本保险费3200元，基本保险金额100000元，身故保险受益人法定，何和玲已支付首期保险费3200元。2015年12月28日，何和玲在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做“假体隆鼻术、耳软骨垫鼻尖术”，术后当日转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1月10日出院。出院后于2016年1月11日，何和玲意外身故。何和玲意外身故后，其法定代理人第一时间向被告报案。2016年4月22日，就有关意外身故之保险理赔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赔付。但被告不同意以意外身故作出理赔，只同意以疾病身故赔付受益人保险费3520元，受益人即原告对被告的上述理赔决定不予接受。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何和玲的身故属于一般意外身故，应当按保险合同条款，保险责任中的一般身故保险金确定的基本保险金金额的2倍给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由于被告拒绝赔付，原告只得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双方之间存在人身保险合同关系没有异议。原告要求赔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何和玲死亡是基于意外，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被告基于何和玲因疾病原因病故，根据保险合同疾病身故的保险责任予以理赔，并作出了相应的理赔决定书。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未如实告知自身的疾病以及相应多次就诊的情况，影响被告作出是否同意承保的决定，且事后未向被告及时报案，并将何和玲遗体进行了火化，导致此次事故的原因无法查明，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也不承担相应的理赔责任。 原告何云夫、董国英、杨智媛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1、保险合同1份，用以证明何和玲于2015年12月14日在被告处投保。基本保险费3200元，保险金额100000元，身故保险受益人法定。被告在保险期限内承担保险责任，按基本保险金的两倍给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已经告知保险人没有任何疾病。根据被告行业解释，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导致身体受到的伤害。 2、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病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出院记录，用以证明被保险人何和玲在医院进行鼻梁整容，在整容之前和整容之后没有任何疾病，被保险人出现意外不是疾病引起的。 3、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及相关证明，用以证明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是各位原告。 4、离婚证1份，用以证明被保险人何和玲与杨卫锋于2012年12月11日离婚，杨卫锋不是法定继承人。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从保险合同无法证明被保险人系意外死亡。针对原告提出的何和玲没有任何疾病，可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何和玲患有“复发性多软骨炎”，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在投保时没有向被告如实告知相关情况。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应举证何和玲基于意外死亡而不是证明非疾病引起，从资料本身来讲也无法证明被保险人系意外死亡，原告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被告保险公司为证明辩称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5、邵逸夫医院门诊病历、上海长海医院住院病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入院记录，用以证明被保险人何和玲患有“复发性多软骨炎”，经常出现胸闷、气喘等症状，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并长期服用泼尼松等激素药的事实。 6、理赔决定通知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基于被保险人何和玲系因疾病身故，作出赔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并终止案涉保险合同的理赔决定等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保险人有复发性多软骨炎只能证明被保险人有过这些疾病，在整容时是痊愈的，并不可能复发。该整容手术主刀医师是整容协会副会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被保险人在整容室被发现有疾病也不肯进行整容。只有复发性多软骨炎的既往史，并没有证明被保险人脑死亡是复发性多软骨炎直接导致的。被告应当提供其他因疾病身亡的证据。证据6、原告认为因不是原件，无法证实是否做出过真实的理赔决定。被告只是口头告知，同意赔偿正常死亡的3200元保险金，且被告对原告的理赔请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原告。 原、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原告何云夫、董国英系何和玲的父母；原告杨智媛系何和玲与杨卫锋（两人已于2012年12月11日离婚）的女儿。 2016年1月2日，何和玲与被告保险公司订立了“农银爱自由两全保险合同”一份，约定保险期间30年，缴费期间5年，缴费方式年交，基本保险金额100000元，保险费/基本保险费3200元，首期保险费合计3200元，身故保险受益人法定；其中《农银爱自由两全保险条款》第6页2.3条保险责任载明：“疾病身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按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的110%与现金价值（见10.4）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见10.5），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身故，我们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10.5条载明：“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合同签订后，何和玲缴纳了首期保险费3200元。 另查明，2014年8月，何和玲因声嘶在邵逸夫医院门诊治疗。2014年9月，何和玲因复发性多软骨炎在上海长海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4月，何和玲因复发性多软骨炎、气管狭窄、声门狭窄在上海长海医院住院治疗。 2015年12月28日下午，何和玲在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进行假体隆鼻术、耳软骨垫鼻尖术。同日22点多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于2016年1月10日出院。该院出院记录中记载：入院诊断为“呼吸衰竭（低氧血症型），复发性多软骨炎，隆鼻术后”；出院诊断为“CPR后，昏迷，脑死亡，急性上呼吸道梗阻，呼吸衰竭，缺氧性脑病，复发性多软骨炎，隆鼻术后”；入院情况（主要症状及体征）为“隆鼻术后反复抽搐伴血氧饱和度降低11小时”，出院情况，出院医嘱（用药及建议）为“目前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BIS检测提示0，考虑脑死亡，患者家属考虑后要求自动出院。”2016年1月11日，何和玲死亡。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理赔决定，赔付疾病身故保险金3520元，合同终止。该款已支付给原告。 本院认为,何和玲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农银爱自由两全保险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身故，保险公司应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本案原告主张被保险人何和玲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原、被告提供的医院病历、出院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何和玲因声嘶、复发性多软骨炎等多次就诊，其在医院进行假体隆鼻术、耳软骨垫鼻尖术后出现昏迷，急性上呼吸道梗阻，呼吸衰竭，缺氧性脑病等症状，经治疗后于出院次日死亡。根据保险条款约定，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而原告提供的病历、出院记录等不足以证明何和玲系因遭受意外伤害直接导致死亡，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原告要求被告赔付一般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本院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云夫、董国英、杨智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原告何云夫、董国英、杨智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小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蔡瑜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