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终72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韵，女，195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丹，男，195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汪仁平、洪波，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裕玖，女，192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援，女，195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系程裕玖的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捷程，男，198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施韵、施丹与被上诉人程裕玖、王捷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施韵、施丹系施一平的婚生子女，施韵、施丹的母亲已于1961年因病去世。程裕玖于1956年7月3日与前夫离婚，婚内生育三子女。施一平与程裕玖无结婚登记记录。程裕玖在（2016）浙0103民初434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的调档记录，施一平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迁移证登记显示程裕玖系施一平妻子，其于1985年7月1日迁入施一平户，后该户于1989年3月29日迁入原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71号1201室。该房原属施一平所在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公有住房，1995年4月施一平填写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记载的购房者情况包括妻子程裕玖以及儿子、儿媳、孙女共四口人。同时，施一平、程裕玖所在单位均出具了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其中程裕玖实际工龄32年。1995年10月，施一平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以29605.03元的总售价购买该房。生效的（2017）浙01民终4008号民事判决认定施一平与程裕玖存在事实婚姻关系。1995年12月12日，程裕玖通过房改购入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房产，房屋产权登记的产权人为程裕玖一人。2010年9月30日，程裕玖将上述房产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捷程。2011年2月28日，施一平立下遗嘱，载明“我在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59号1201室的房屋由施丹、施韵共同继承，施丹的继承份额是三分之二，施韵的继承份额是三分之一”。另查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7）浙01民终400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及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发函调查。上述单位回复意见，体育场路359号1201室房改申请人为施一平和程裕玖，房改时使用了程裕玖房改工龄三十二年。根据当时的房屋权属登记制度，该处房产虽登记在施一平名下，但因该套房屋系房改购房，即以户为单位购买的政策性住房，如需处分该房产，应符合房改房上市交易条件。如认定施一平与程裕玖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则施一平和程裕玖在1995年以夫妻名义申请购买体育场路359号1201室符合当时房改购房政策，程裕玖在同年以单身名义申请购买朝晖一区3幢603室住房不符合房改购房政策。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将与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朝晖一区3幢603室违规房改处理问题。 施韵、施丹原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程裕玖、王捷程于2010年9月30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2、王捷程将杭州市下城区过户至程裕玖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程裕玖、王捷程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程裕玖与王捷程间的房屋转让发生在施一平生存期间，施韵、施丹未举证证明施一平对程裕玖转让房产并不知情。施一平此后所立的遗嘱并未确认其遗产范围包括杭州市下城区的共有权份额，亦未在遗嘱中表明对该房产转让存在异议，印证了施一平生前知道案涉房产已转让他人且无异议。故施韵、施丹以程裕玖、王捷程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主张程裕玖与王捷程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程裕玖名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程裕玖是否违规房改有关行政机关亦正在研究处理方案，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施韵、施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施韵、施丹负担。 宣判后，施韵、施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程裕玖与王捷程间的房屋转让发生在施一平生存期间，施一平死后所立遗嘱并未确认其遗产范围包括杭州市下城区的共有权份额，亦未在遗嘱中表明对房产转让存在意义，印证了施一平生前知道案涉房产已转让他人且无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关于证明施一平对程裕玖转让房产是否知情的举证责任分配上，认为由上诉人承担证明施一平不知情的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在诉讼法理论上，对于需要举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可以分为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本案中关于施一平不知道程裕玖转让房产这一事实，是一种否定的事实，属于消极事实，一审法院要求主张施一平对转让案涉房产不知情的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从施一平所立遗嘱的内容去推断施一平生前知道案涉房产已转让他人且无异议，完全是主观臆断的判定，缺乏事实依据。施一平生前所立遗嘱确实没有涉及案涉房屋的处置，但这并不能必然推断出其生前知道案涉房产已转让他人且无异议，除了这一结论，也有可能施一平立遗嘱的时候并不知道有案涉房屋的存在，也有可能施一平在该份遗嘱中暂未处置案涉房产等等。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3、虽然上诉人不承担施一平对房产转让不知情的举证责任，但上诉人在收到判决书后仍积极查找相关证据材料。在上诉人新发现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11月6日的《杭州市市、区属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中，被上诉人程裕玖存在隐瞒施一平及施一平生前所在单位的故意。在被上诉人程裕玖故意隐瞒的情况下，施一平对案涉房屋是不知情的，更不可能知道案涉房屋转让的事实。二、被上诉人王捷程未举证证明程裕玖配偶施一平知情并同意出售案涉房屋，且王捷程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故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1、在施一平去世后，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未经房屋共有人施一平的同意，要求确认案涉合同无效。那么被上诉人王捷程作为案涉房屋的买受人，应对施一平知情且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予以举证证明。但王捷程仅答辩称合同交易过程中程裕玖夫妻均同时在场，且时在杭州市房产交易中心监督指导下完成，却没有提供任何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买受人王捷程并未举证证明施一平是知情并同意。退一步讲，即使如被上诉人王捷程答辩所称的程裕玖夫妻同时在场，那么案涉合同上为何没有任何施一平的签章，尤其是合同尾部甲方共有权人处也没有施一平的签章？这完全不符合被上诉人答辩所称的是在交易中心专业的监督指导下完成的，也完全不符合常理。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施一平在场但不同意签字；或施一平根本不在场，对案涉房屋交易并不知情。无论哪种情况，均无法证明施一平是知情并同意的。2、被上诉人王捷程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从王捷程抗辩说甲方夫妻均在交易现场来看，其作为程裕玖的外甥，对程裕玖有无配偶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同时王捷程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又是居住在案涉房屋附近地区，其对朝晖房价也应有一定了解。但是王捷程在明知未经过房产共有人施一平同意的情形下，仍然以畸低价格10万元向程裕玖购买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王捷程与程裕玖在故意隐瞒的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行为，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在被上诉人王捷程未举证证明程裕玖配偶施一平时知情并同意出售案涉房屋，且王捷程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情形下，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程裕玖答辩称：一、民事诉讼法则全文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了证词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均已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和认定，一切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对两上诉人的再次上诉，强烈要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护公正。两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自己主观臆断，颠覆原有权利人的主观意愿，虚构、歪曲事实，应承担法律责任。二、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处理的权利，即使夫妻一方的卖方合同也是有效的。因为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有平等的处置权，在签订房屋卖房合同时，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是程裕玖以单身名义所购的房屋产权登记的产权人是程裕玖一人，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该由谁来签名。2010年施一平程裕玖夫妇说他们两人年事已高，要将身后事宜做处理，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原本也是程援的，是由程援出资购买，要在生前归还程援，程援提出由其儿子王捷程接手。由于王捷程夫妇一直没空，程裕玖拾一平夫妇多次催促于2010年9月在平海路房产交易中心以房屋买卖的方式完成房屋买卖转让更名，上诉人在下城区法院法庭上也当庭确认过，施一平生前将朝晖一区三幢603室的房屋情况及原委都告知过上诉人，并有施一平程裕玖夫妇2002年5月28日合写关于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的来龙去脉的声明，足以证明施一平对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的了解，知情，参与及处理是完全合乎常理的。三、合同法第一章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法第8条，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程裕玖、王捷程、外婆与外孙之间的产权置换，亲情交易被冠以恶意。而当下市场经济经由房产交易中心认可，依法纳税，买卖双方没有异议且都以满意的价格就此次交易的合理价格。四、2000年11月6日，被上诉人程裕玖单位发放《杭州市市、区属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登记表》。程裕玖以单身名义购买的朝晖一区三幢603室，建筑面积47平米，达不到杭州市住房标准，单位应给予发放住房补贴。程裕玖为了不使单位误将其纳入补款范畴，特向单位填表表明和施一平共同生活居住，并以夫妻名义购买的房改房体育场路359号1201室的事实。此套房屋是施一平单位自建并分配给职工的住房，填写时需施一平拿去单位盖章确认。而程裕玖非其单位职工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也非施一平单位所分配与施一平生前单位无关联。程裕玖只需如实向自己本单位填报即可。两上诉人作为新证据出示的《杭州市市、区所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无编号，也没有单位审核盖章，表格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但此表也恰恰印证了施一平程裕玖夫妇日常处理事物的平等协商，且是夫妻共同意思的表达。五、婚姻法适用核心法规第17条规定，夫或妻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两上诉人并非合同直接权利人也非房屋应有人，更无施一平亲笔授权书。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直接人责任人程裕玖尚健在，在两原告无权干涉合同的有效性，确定合同无效，一案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六、2018年3月26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已发函至中级法院对程裕玖违反房改购房政策所购房屋已经出示调查处理决定。2018年4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终审判决第十章也明确认定体育场路359号1201市房屋，属于夫妻共有权房屋。而程裕玖所购的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不符合房改政策住房保障办公室正在调查按违规处理，夫妻共有财产已经不成立。两上诉人一直以来称程裕玖为施一平的情人朋友，可见两上诉人与程裕玖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权属人不管是程裕玖还是王捷程与两上诉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权利对朝晖一区三幢603室房屋及合同指手画脚。而两上诉人对第三方不善于取得的上诉属于恶意中伤、诽谤、诬告，须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再次请求法院驳回确认合同无效的民事上诉状，尊重事实，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捷程答辩称：同意程裕玖答辩。 上诉人施韵、施丹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 杭州市市、区属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复印件）； 杭州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复印件）。 两份证据用以共同证明被上诉人程裕玖存在隐瞒其配偶施一平的故意，施一平对案涉房屋的情况完全不知情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程裕玖、王捷程认为：对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2006年单位发放的登记表，程裕玖是以单身名义购买，所以房子不需要施一平盖章。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真实性应予确认，但是否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尚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程裕玖、王捷程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在前案中的复函，程裕玖就案涉房屋的房改，因程裕玖以单身名义申请购买，违反当时的房改政策，相关部门尚在研究该违规房改房处理问题。而上述问题的处理，直接涉及相关职能部门对案涉房屋的权属及配套政策的实施，在该违规房改问题未处理前，案涉房屋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应为房屋原产权单位或部门，非本案两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施韵、施丹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条件，本案应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2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施韵、施丹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退回施韵、施丹。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退回施韵、施丹。施韵、施丹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余江中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