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蕾，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代理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阳，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共同代理上述两上诉人。上诉人姚华、上诉人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以下简称张家港汽车站）、上诉人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汽集团）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11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姚华一审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负担。事实和理由：赵琴收取集资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赵琴收款行为即张家港汽车站收款行为。1.赵琴系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科长，以单位名义在张家港汽车站公告栏张贴购买“鑫科基金”的通知。公告栏钥匙有专人保管，公告落款为财务科，公告内容、张贴地点、落款与姚华之前购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一致。关于33万性质，姚华从未见过委托理财合同，也未签订委托理财合同，姚华始终认为是集资款。2.赵琴向姚华出具了加盖“苏汽集团张家港汽车站发票专用章”的收据，且“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二年期满后本金及利息均付至赵琴个人卡上，张家港汽车站员工均未对集资款付至赵琴个人账户提出异议。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财务管理制度混乱，应承担责任。3.赵琴收取集资款后打给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行为属于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赵琴上述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一审认定赵琴上述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有误。如姚华知晓赵琴是个人投资行为，与张家港汽车站无关，根本不会追加投资购买“鑫科基金”。4.张家港汽车站为推卸责任，让赵琴将盖有“苏汽集团张家港汽车站发票专用章”的收据以还本付息为由骗取，出具一份仅有赵琴个人签名的收据，并主张是赵琴个人债务，与张家港汽车站无关。一审法院对姚华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未予采信有误，张家港汽车站近60名员工均是看到照片中显示的公告通知后将鑫科基金收据交至财务科。60名员工涉案金额近千万，已多次信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姚华的上诉请求。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辩称，姚华与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姚华资金用于本人购买理财产品，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仅提供便利帮助姚华购买理财产品。最后一期款项由姚华交给赵琴用于购买鑫科基金，属于姚华与赵琴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与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无关。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以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与姚华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为由驳回姚华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姚华负担。事实和理由：1.姚华与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张家港汽车站仅向姚华提供了“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的信息并告知员工可以出资购买，属于义务帮忙，张家港汽车站收到姚华等职工款项后即交给苏汽集团工会，再由苏汽集团工会办理购买理财产品事宜，张家港汽车站未处理任何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事项。2.姚华等职工投资“鑫科基金”与张家港汽车站无关。赵琴在单位公告栏张贴购买“鑫科基金”的通知、开具收据并加盖“苏汽集团张家港汽车站发票专用章”，均是赵琴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个人行为。且，赵琴收取款项后以个人名义投资于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并成为该公司合伙人，故赵琴上述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姚华应向赵琴主张相关权利。姚华辩称，坚持上诉意见。姚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返还姚华集资款33万元及利息（其中5万元自2016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0万元自2016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8万元自2016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8.5%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华原系张家港汽车站职工，现已退休。张家港汽车站系苏汽集团的分公司。2011年9月17日，姚华向张家港汽车站银行帐户存入5万元，并在存款凭证上注明“集资”。2011年9月22日，张家港汽车站将包括姚华交付的5万元在内的资金共计473万元打给了苏汽集团工会，用于购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转帐凭证摘要及用途栏均注明“集资款”。2012年10月8日，苏汽集团工会将“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的投资收益473328.47元打给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收到后又将该款打给了张家港汽车站。张家港汽车站即将上述投资收益分配给了姚华等出资人，其中姚华取得收益5003.47元。2013年9月30日，苏汽集团工会将投资收益473000元打给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收到后又将该款打给了张家港汽车站。张家港汽车站即将上述投资收益分配给了姚华等出资人，其中姚华取得收益5000元。2014年9月29日，苏汽集团工会将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5203000元打给了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收到后将其中1427000元打给了张家港汽车站，将3776000元打给了景宇军。张家港汽车站安排人员将上述投资收益分配给了姚华等出资人，其中姚华取得收益5000元，本金5万元未收回。上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三年期满后，张家港汽车站又通知包括姚华在内的职工，有“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可以购买，姚华即未收回原先投资的本金5万元，转而购买了该产品。2015年10月16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赵琴收到“华荣H1402信托”的投资收益837178.36元。10月19日，赵琴将其中837000元打给张家港汽车站，张家港汽车站收到上述投资收益后分配给了姚华等出资人。2016年10月17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赵琴收到“华荣H1402信托”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1013.7万元。赵琴将投资收益分配给了姚华等出资人。上述“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二年期满后，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于2016年10月14日在单位公告栏张贴通知，内容：华荣H1402二年期投资于10月15日到期还本付息，因周六银行不转帐，故苏州17日付款，请大家将收据交到财务科办理还款手续。另有“鑫科基金”投资一年期，年化收益率8.5%，有需要的到财务科办理手续，风险自负。姚华得知该信息后，未将原先的5万元本金收回，并另于2016年10月18日、10月24日向赵琴个人银行卡汇款28万元，将共计33万元转而投资“鑫科基金”。赵琴向姚华出具收据二份，确认收到姚华33万元，并注明“鑫科投资8.5%,风险自负”，收据上盖有“苏汽集团张家港汽车站发票专用章”。2017年10月，“鑫科基金”产品一年到期后，赵琴将姚华的二张收据收回交给了张家港汽车站，并于2017年10月20日又向姚华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姚华33万元，注明“鑫科投资8.5%,风险自负，已投一年”，收据上没有加盖任何印章。嗣后，姚华等人因本息未能如期收回引发矛盾。自2017年12月起，兑付款项由苏汽集团工会监管后分发给职工，姚华收到56100元。上述事实，有现金存款凭条、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投资收益发放凭证、张家港汽车站的通知、收据、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姚华认为，张家港汽车站向其集资5万元，“苏州绕城高速”及“华荣H1402信托”两个集资项目的利息其已全部收到（本金未收到），其中“华荣H1402信托”集资项目的收益系由财务科长赵琴通过个人银行卡收取、支付，此后张家港汽车站要求其将集资款28万元支付到赵琴的个人银行卡，赵琴的收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未与任何单位签订过委托理财合同，其与张家港汽车站之间不是委托理财关系。姚华为证明其主张成立，除了提交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无异议的证据之外，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证人袁某、许某出庭作证：1.照片打印件一份，主要内容：华荣H1402二年期投资于10月15日到期还本付息，因周六银行不转帐，故苏州17日付款，请大家将收据交到财务科办理还款手续。另有鑫科基金投资一年期，年化收益率8.5%，有需要的到财务科办理手续，风险自负。落款“财务科10月14日”。姚华陈述，该通知由张家港汽车站于2016年10月14日在单位公告栏内张贴，是公司行为，其看到这份通知后，才将原先集资的5万元转为“鑫科基金”，同时又向汽车站交了28万元，汽车站向其集资33万元购买了“鑫科基金”。2.照片打印件一份，主要内容：上期鑫科投资和恒信投资即将到期，请大家把收据交到财务科，办理相关手续，落款“财务科2017.10.12”。姚华陈述，该通知由张家港汽车站于2017年10月在单位公告栏内张贴，是公司行为，当时其已退休，财务科长赵琴到其家中将二份收据取走，并告知其过二天将本息打到其银行卡上，但之后其没有收到集资款本息，赵琴随后于10月20日向其重新出具了收据。3.姚华的工商银行帐户交易明细，反映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5月18日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姚华认为，该交易明细可反映其只拿到了集资款的利息，没有拿到本金，利息是由汽车站发放的，并不是赵琴个人发放的。4.证人许某（原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出纳）出庭作证，许某反映，2011年9月，苏汽集团公司向职工集资购买苏州绕城高速产品，期限三年，利息1分，其将集资款打到张家港汽车站帐户，三年期满后其拿到了利息，本金没有还。其当时已退休，财务科打电话问其要不要继续投，其同意的，财务科就重新开具了收据，期限二年，利息0.9分，二年期满其只拿到了利息，本金没有还。财务科又打电话问其要不要继续投，其同意的，2016年10月财务科重新开具了收据，期限一年，利息0.85分，一年期满后，赵琴到其家中将收据取走，后来其没有拿到本金，赵琴又重新向其开了收据。5.证人袁某（张家港汽车站职工）出庭作证，袁某反映，2016年10月其在汽车站公告栏内看到一个通知，意思是向职工集资，其就到财务科办了集资手续，赵琴开给其三张收据。经辨认，确认姚华提交的证据1即是其看到的通知。在此之前，其还参加过一次张家港汽车站的集资，那次集资的本金和收益其已全部拿到。张家港汽车站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法看出是其向职工发出，事实上其没有向职工发出投资鑫科理财的通知；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能证明该通知张贴在单位公告栏；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姚华收到的利息是其支付，也看不出是谁支付；证据4，许某与姚华有相同的诉求，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许某的证人资格有异议，其已将投资收益支付给姚华，其仅起到中间人的作用，不是由其集资或受托理财；证据5，袁某与姚华有相同的诉求，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袁某的证人资格有异议，该证言只能证明袁某也购买了与姚华相同的理财产品，不是由其集资或受托理财。张家港汽车站认为，其曾协助包括姚华在内的职工购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代为向职工统一收款、缴款、接受并派发兑付款及收益，至2016年10月，其已如期将本金及收益全部发放给包括姚华在内的职工。姚华于2016年10月18日、10月24日支付的28万元，是打给赵琴个人的，赵琴出具的收据上也注明“本收据需加盖财务专用公章及出纳员章”，但该收据上并没有加盖财务专用公章及出纳员章，仅盖有发票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仅能在开具发票时使用，赵琴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与单位无关，其对姚华等职工购买“鑫科投资”产品并不知情。张家港汽车站为证明其主张，除了提交姚华无异议的证据之外，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苏州市交通局《关于发行“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的函》复印件一份，反映2008年8月5日，苏州市交通局致函给苏汽集团，要求苏汽集团将2008年预计认购“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的认购数在8月15日前报苏州市交通局财审处。2.《通知》复印件一份，反映财务科于2014年9月15日发出通知，内容：华荣H1402信托是绕城项目结束后的接力项目，是太湖管委会委托的基建项目，是苏州交通局旗下企业专购，比2011年绕城项目缩水50%，投资有风险，请大家审慎投资，有需求的到财务科登记，截止日9月27日。张家港汽车站认为，其向员工告知了“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职工可以自愿购买。3.2018年1月19日，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向苏汽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张家港汽车站部分员工参与投资未如期兑付的情况通报”一份，反映2016年10月、2017年1月，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赵琴通过单位公告栏向员工宣传“鑫科基金和榆林基金”，部分员工未将投资的“苏州绕城股权信托”及另一理财产品的本金取回，进行了滚动投资。截至2018年1月18日，参与投资员工收到的鑫科基金投资款（911万元）兑付金额的3%即118.43万元。4.2017年10月27日，赵琴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反映，赵琴是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2016年10月其通过王健的介绍、自己考察，引进了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把相关信息告知了有意向的员工，并说明了风险自负，有投资意向的员工就把钱打到其卡上，集中在一起进行了投资，该项目是其个人进行宣传，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5.2019年3月22日，苏汽集团工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2005年9月，经苏州市政府批准，苏州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了“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三年一期。2011年9月该公司发行了第三期，苏州市交通局发函各下属单位，由各单位组织职工认购，认购款统一由各单位汇至我单位，再由我单位统一汇至苏州信托有限公司，其中张家港汽车站职工认购的理财产品总额为473万元。我单位已将每年的理财收益付至苏汽集团张家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再由工会委员会付至张家港汽车站，由汽车站发放给职工。2014年9月，理财产品到期，我单位已将张家港汽车站职工认购的本金和收益全部还本付息。2017年10月，赵琴向职工宣传的理财产品未能如期兑付而引发职工群体矛盾，职工因担忧已兑付款项的安全，故请求我单位介入监管资金安全，自2017年12月起，已兑付的款项即由我单位统一监管，并将逐步兑付的款项分发给职工。其中通过我单位清算中心分发给姚华的款项为56100元。6.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工商登记信息，反映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12月11日，赵琴认缴出资额911万元，于2017年5月8日登记为合伙人。张家港汽车站认为，赵琴认缴的出资额911万元与张家港汽车站职工交付给赵琴购买“鑫科基金”的金额一致，证明赵琴将收取的资金用于自己设立公司，并未购买“鑫科基金”理财产品，赵琴向职工收取款项的行为与其无关联。7.2016年10月24日，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复印件[编号：2016（股）XKFY80161]、补充协议复印件、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66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反映2016年10月24日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投资911万元成为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投资期限一年。同日，赵琴向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打款911万元。一年到期后后赵琴未能收到本金和收益，遂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投资本金和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4月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确定由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财富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期支付赵琴本金657万元等。8.2017年1月10日、2017年1月17日，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复印件二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二份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二份，反映赵琴二次投资金额分别为300万元，其余内容与证据7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姚华质证意见，证据1，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张家港汽车站并未告知其有这个通知；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没有收回集资本金，通报内容与事实不符，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无权就本案事实作出认定；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赵琴签名的真实性，该证据实质是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苏汽集团工会与张家港汽车站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赵琴与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赵琴是同一人；证据7、8，真实性不予认可，如果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能提交证据原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认定，该组证据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姚华提交的证据1，姚华认为张家港汽车站在单位公告栏内张贴过该通知，证人袁某也证实了该事实，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的《情况通报》内容也印证张家港汽车站在单位公告栏张贴过宣传“鑫科基金”的通知，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姚华提交的证据2，姚华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及张贴在张家港汽车站公告栏，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姚华提交的证据3，反映姚华从结算中心收取的金额为56100元，与苏汽集团工会出具的证明所反映的内容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4.姚华提交的证据4、5，证人许某、袁某虽系张家港汽车站的员工，也有投资款未收回，与张家港汽车站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我国民诉法规定，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且该二人的证言也不是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姚华还提交了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二人的证言可以作为证据使用。5.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1，该证据系复印件，且通知时间是2008年8月5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6.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2，张家港汽车站未能证明已向姚华等职工发过该通知，姚华也不认可收到该通知，一审法院不予采信。7.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3，该证据系由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在调查后出具，反映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反映的内容一致，可以作为证据使用。8.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4，该情况说明仅有赵琴签名，赵琴未到庭作证，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采信。9.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5，该证明系由苏汽集团工会出具，反映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反映的内容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10.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6，该证据反映赵琴认缴出资911万元，与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的情况通报反映的赵琴向鑫科基金投资911万元及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中的投资金额911万元、一审法院调取的赵琴工商银行帐户明细反映的2016年10月24日打给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11万元完全一致，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证据使用。11.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7，其中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均系复印件，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66号民事调解书虽系复印件，但经一审法院核实与原件一致，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反映的内容，与一审法院调取的赵琴工商银行帐户明细反映的打款时间、金额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12.张家港汽车站提交的证据8，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对上述证据的认定，结合其他证据，补充认定以下事实：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合伙人为中财富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4日，赵琴出资911万元，于2017年5月8日登记为合伙人。一审法院认为，姚华与张家港汽车站之间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理由：1.2011年8月，张家港汽车站通知包括姚华在内的职工可以出资购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姚华为此出资5万元，张家港汽车站将姚华等职工交纳的资金转交给了苏汽集团工会，三年投资期满，张家港汽车站又通知姚华等职工，如有意愿可以继续购买“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姚华即将本金5万元转投此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于2016年10月份到期。在此期间，张家港汽车站每年均将投资收益分配给姚华等职工，未从中获取收益，该两次投资均是张家港汽车站的单位行为。2.“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二年期满后，张家港汽车站的财务科长赵琴以财务科的名义在单位公告栏发布《通知》，告知职工“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到期后，另有“鑫科基金”可以投资，期限一年，年化收益8.5%，有需要的到财务科办理手续，风险自负。为此，姚华未将本金5万元收回，另又向赵琴个人银行卡转帐28万元，赵琴向姚华出具了收据，并加盖了张家港汽车站的发票专用章，后赵琴将向姚华等职工收取的款项打给了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该公司合伙人。赵琴作为张家港汽车站的财务科长，以单位名义发布《通知》、向姚华等职工收款，并在收据上加盖张家港汽车站的发票专用章，可以认定赵琴的上述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赵琴收款后将资金打给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且该次投资与张家港汽车站的前两次投资理财具有延续性，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次投资也是张家港汽车站的单位行为。3.从2016年10月14日的《通知》内容来看，内容中并没有张家港汽车站向姚华等职工集资的意思，而且还明确职工自愿购买，风险自负。姚华将33万元交张家港汽车站购买该理财产品，实际就是认可了该通知，双方之间实质上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姚华委托张家港汽车站购买“鑫科基金”，张家港汽车站作为受托人已按姚华的要求处理了委托事务，且张家港汽车站没有从中获取收益，也没有证据证明张家港汽车站对姚华的损失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2016年10月14日的《通知》，明确了投资风险自负，故姚华的投资损失应由姚华自己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姚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96元，由姚华负担。二审调查后，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向本院邮寄如下材料：1.1996年9月苏州汽车客运总公司职工登记表、2010年12月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职工登记表，人员为赵琴，部门财务科，丈夫为许浩，证明赵琴、许浩是夫妻关系。2.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工商信息，载明该分公司负责人为许浩，成立于2016年5月24日，总公司是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信息，其中包含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该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数额5700万，投资比例47.5%。本院将上述材料邮寄姚华，姚华书面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上述证据均非新证据。2.职工登记表均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未有出具单位加盖公章，无法证明赵琴、许浩是夫妻关系。3.工商信息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姚华未授权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将集资款汇入赵琴个人账户，也未授权赵琴购买任何理财产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1.职工登记表系赵琴作为张家港汽车站员工登记形成，张家港汽车站作为赵琴用人单位提交，姚华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并无必要，在姚华未提供反驳证据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职工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信息系经登记的公开信息，本院对上述登记信息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提交的职工登记表、工商信息等证据在案佐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张家港汽车站向姚华等职工发布“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信息并代为收取职工投资款、将投资款交给苏汽集团工会统一购买理财产品、向职工分配投资收益，赵琴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名义向张家港汽车站职工发布“鑫科基金”理财产品信息并收取职工投资款、将款项用于购买“鑫科基金”，上述行为属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范畴，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实质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属于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本案中，姚华因“鑫科基金”到期未能兑付与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产生争议，诉至法院。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在于，赵琴行为性质如何认定。姚华认为，赵琴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应视为张家港汽车站行为。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认为，赵琴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与单位无关。对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或其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本案中，赵琴未经张家港汽车站授权对外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名义发布“鑫科基金”理财产品信息，通过赵琴个人账户收取姚华追加投资款、出具加盖“苏汽集团张家港汽车站发票专用章”的收据，后又以其个人名义通过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的形式购买“鑫科基金”，赵琴上述行为并非履行职务，亦与履行职务无内在联系，应属于赵琴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赵琴上述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姚华作为普通职工，基于赵琴财务科科长身份、赵琴以财务科名义对外发布“鑫科基金”理财产品信息并向职工出具加盖有“苏汽集团张家港汽车站发票专用章”收据的行为，结合“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的既有事实，姚华有理由相信赵琴有代理权。赵琴上述个人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张家港汽车站理应受到约束。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二在于，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应否向姚华返还投资款。姚华认为，张家港汽车站属于集资行为，因姚华等职工不知晓集资款去向故集资行为无效，且根据赵琴、苏汽集团负责人及姚华的协商结果，苏汽集团承诺归还集资款。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认为，张家港汽车站没有集资行为，姚华追加投资“鑫科基金”款项直接交付赵琴，应向赵琴主张权利，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未承诺归还姚华投资款，因涉及员工较多，故一直积极想办法为员工讨要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张家港汽车站向职工发布购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信息并代为收取职工投资款、将投资款交给苏汽集团工会统一购买理财产品、向职工分配投资收益，其告知范围仅限于本单位职工，并非针对不特定对象，且未向职工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张家港汽车站上述行为不具备集资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赵琴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名义向职工发布“鑫科基金”理财产品信息并收取职工投资款项，同上分析，亦不构成集资行为。姚华等人通过公告内容知晓“鑫科基金”购买信息并追加投资款项，赵琴已将其收取的投资款项用于购买“鑫科基金”，应当认定赵琴作为受托人已经处理委托人事务。赵琴的个人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对张家港汽车站有效。姚华要求张家港汽车站返还投资款的观点，与赵琴已将投资款用于购买“鑫科基金”的事实不符。姚华认为经多方协商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承诺返还投资款，依据不足，本院碍难采信。综上，上诉人姚华、上诉人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就法律关系定性、赵琴行为性质认定不当，应予纠正，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2元，由上诉人姚华负担6996元，由上诉人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9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维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 莉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