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87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炳祥，男，195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炳荣，男，1961年8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匡春燕，上海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梅芳，女，1958年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钱钱(系戴梅芳之子)，男，1983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炳芳，女，195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蓬海，男，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菁，女，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安妮，女，2008年9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理人：张菁(系史安妮之母),女，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理人：史蓬海(系史安妮之父)，男，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翠英，女，196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玮龙，男，198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系戴玮龙的妻子)，女，198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平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米诺，男，201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理人：戴玮龙(系戴米诺之父),男，198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凯鸣，男，1981年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红，女，195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凯鸣(系王春红之子),男，1981年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晶晶，男，199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雯雯，女，198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峰(系陈雯雯的丈夫)，男，198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周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雄。上诉人戴炳祥、戴炳荣因与被上诉人戴梅芳、史蓬海、张菁、史安妮、戴炳芳、戴晶晶、陈雯雯、王翠英、戴玮龙、戴米诺、戴凯鸣、王春红，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闸北一征所)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初21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炳祥、戴炳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戴炳祥、戴炳荣的诉请，按照2017年10月8日签署的分配协议中所写的进行分配。二、一审、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支付。事实和理由：1、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戴梅芳的代理律师何锦秀是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律师，该所已经与戴梅芳和戴炳荣签了追究史蓬海刑事责任的委托协议，所以何锦秀律师接受本案的委托违反了竞业禁止的规定。一审审理程序违法。2、一审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在一审审理中，原审被告均称在2017年10月份有过一份动迁分配协议，当时是暂时无法提供该份材料的原件，请求法院延迟判决，但是一审法院没有等待。3、龚家宅路XXX弄XXX号房屋动迁所得款不应作为遗产分割，对按五分之一份额分配不予认可。4、2018年5月29日动迁分配协议是为了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史蓬海非法侵占这样一个事情，并不是变更了2017年10月8日的分配协议。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方案，实际上是签署了两份，一份协议是为了向公安局报案，底下没有作备注；另一份底下有备注，说明这份协议，仅仅是为了向公安机关报案用的。所以本案应该根据2017年10月份的动迁分配方案分配。5、戴炳祥、戴炳荣均是聋哑人，请求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被他人侵占。戴梅芳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戴梅芳和戴炳荣在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签的委托协议，因为戴炳荣已经解除协议，何锦秀律师接受委托并不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二、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方案是每个人都保存一份，底下是没有备注的。并提交戴梅芳本人留存的一份和戴晶晶留存的一份。该协议是当时所有权益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戴炳祥、戴炳荣提交的底下有备注的二份协议，应该是后面添加上去的，是伪造的。三、一审判决上说即使有2017年10月8日的协议原件也是被2018年5月29日动迁分配补偿协议所覆盖，所以应按2018年5月29日动迁分配补偿协议进行分配。戴炳芳称：同意戴炳祥、戴炳荣的意见。应按照动迁的政策分配动迁所得款。2018年5月29日那份协议就是为了抓史蓬海才签的字，自己没有拿这份协议。应该按照2017年10月份的那份协议进行分配。戴晶晶提交书面答辩称：戴梅芳提交的2018年5月29日动迁分配补偿协议，是五个权益人商量好签字的，一人保留一份，是大家的真实意思表示，手写部分系戴炳祥、戴炳荣擅自添加上去的。请求法院维持原判。陈雯雯辩称：要求维持原判。戴玮龙、戴米诺、戴凯鸣、王春红均称：同意上诉人的诉请。王翠英、史蓬海、张菁、史安妮均未发表意见。闸北一征所未发表意见。戴梅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上海市静安区龚家宅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20,244,479.24元，史蓬海支付戴梅芳征收补偿款4,048,895.85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戴树生(1928年2月18日报出生，2016年8月22日死亡，未留有遗嘱)与刘菊英(1928年1月30日报出生，2014年5月23日死亡，未留有遗嘱)系夫妻关系，生育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戴金芳(2016年7月11日死亡，未留有遗嘱)五个子女，戴树生、刘菊英二人父母已先于二人去世。史蓬海、张菁、史安妮分别为戴炳芳之子、之媳、之孙女。戴炳荣与王翠英系夫妻关系，戴玮龙、戴米诺分别为二人之子、之孙子。戴炳祥与王春红系夫妻关系，生育戴凯鸣。戴金芳于1998年2月17日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调解与案外人陈来顺离婚，二人育有一子即戴晶晶、一女即陈雯雯，后戴金芳未再婚。系争房屋原为戴树生、刘菊英婚后购买的私房，二人将房屋由2层翻建为3层，房屋产权于1993年8月25日登记至戴树生名下(所有权来源翻建扩建)，土地证载明使用人为戴树生。系争房屋于2017年12月2日被纳入北站新城项目征收范围，此时系争房屋内共有3册户籍，其中一户为戴梅芳、史蓬海、张菁、史安妮、戴炳芳、戴晶晶,一户为戴炳祥(户主)、王春红、戴凯鸣，一户为戴炳荣(户主)、王翠英、戴玮龙、戴米诺。2017年12月23日，史蓬海与闸北一征所签订动迁协议，载明：房屋私房，用途居住，认定建筑面积73.3㎡；计算居住困难货币补贴的折算单价为26,000元/㎡；房屋价值补偿为6,537,770.62元(评估价格4,345,077.4元、价格补贴1,303,523.22元、套型面积补贴889,170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条件；装潢补偿为21,990元；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其他奖励补贴为搬家费补贴1,099.5元、家用设施移装费补贴2,500元、居住协议签约奖励423,300元、早签多得益奖励30,000元、居住均衡实物安置补贴1,832,500元、限定选房补贴733,000元等。后原审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出具二张结算单，其中结算单一载明居住搬迁奖励80,000元；结算单二载明房屋价值补偿6,537,770.62元、装潢补偿21,990元、搬家费补贴1,099.5元、家用设施移装费补贴2,500元、居住协议签约奖励423,300元、早签多得益奖励30,000元、居住均衡实物安置补贴1,832,500元、限定选房补贴733,000元、签约搬迁利息105,462.6元、居住提前搬迁加奖120,000元。2018年4月18日，原审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向史蓬海发放征收补偿款9,901,123.6元。同年5月7日，原审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向史蓬海发放征收补偿款10,343,355.64元。一审法院另查明：1.关于系争房屋的居住情况。审理中，戴梅芳称，1990年代时系争房屋由戴树生夫妻、戴炳祥一家、戴炳芳、戴金芳、戴梅芳、戴炳荣一家居住；后来戴树生夫妻购买房屋后搬走，2002年戴炳祥购买房屋后也搬走；戴炳荣一家1997年左右搬出居住，部分房屋由戴炳荣出租；戴晶晶于2002年搬走，与戴树生夫妻、戴金芳共同居住；2002年之后只有戴炳芳一人住至动迁；对戴炳芳所述戴炳祥的居住情况认可。戴炳芳称，其1994年江西插队回来后住在二楼至动迁；戴炳祥住在一楼至2013年搬出，后其将一楼出租；戴炳荣住三楼至2000年搬出，后其将三楼出租。戴晶晶称，其认可戴梅芳所述居住情况，对出租情况不清楚。戴炳荣、张菁、史安妮、戴凯鸣、戴炳祥、王春红称，认可戴炳芳所述居住情况。2.2018年5月14日，戴炳芳向戴梅芳出具《保证书》，载明：对于龚家宅路XXX弄XXX号的动迁中，戴炳芳从委托人史蓬海……的浦东发展银行……中获得壹佰柒拾伍万元和史蓬海……的工商银行……中即将取得的贰拾万元(以实际收到为准)共计壹佰玖拾万元(其中贰拾万元以实际收到为准)。由于动迁权益人正在通过诉讼或其他途径追索动迁款项。戴炳芳承诺之后当追索到的动迁款的实际金额超过壹仟万时，才主张分割超过壹仟万部分的权益。……若对于国家法院判决对于史蓬海侵占动迁款的诉讼结果需要戴炳芳执行以及拍卖本人房产(房产地址：上海市西藏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本人服从法院或其他司法机构对于该房产的执行。3.2018年5月29日，戴梅芳与戴炳芳、戴炳祥、戴炳荣、戴晶晶订立《动迁补偿分配协议》，载明：龚家宅路XXX弄XXX号房屋原所有权人戴树生于2016年7月11日去世但未留下遗嘱，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案涉房屋按法定继承处理。戴树生的配偶、父母均已去世，系争房屋动拆迁款应由戴炳祥、戴炳芳、戴梅芳、戴炳荣和戴晶晶继承。之后，5个继承人委托史蓬海办理动拆迁相关事宜，史蓬海在2018年4月18日及2018年5月7日共收到龚家宅路XXX弄XXX号房屋的动迁款20,245,322.7元，并携款失联。委托史蓬海收款的5位委托人均未曾指使史蓬海动用或取走这笔动迁款(20,245,322.7元)。除了戴晶晶获得1,700,000元，戴炳芳获得1,750,000元之外，其他权益人均未从该笔动迁款中获得任何款项。现5位权益人经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按照每人20%的份额分割这笔动迁款，即每人能从该笔动迁款中获得20,245,322.7元*20%=4,049,064.55元。其中戴梅芳和戴炳荣一共可以取得8,098,129.1元。特此约定。审理中，戴梅芳称，上述《动迁补偿分配协议》是大家在戴炳祥家商量好主文后打印出来签字的，不是为了找到史蓬海。戴炳芳称，该协议主文内容是大家商量好再打印出来签字的，只是为了找到史蓬海，从未同意按照五分之一的比例分割。戴炳荣称，其看过该协议，但没看内容，签协议就是为了找到史蓬海。戴炳祥、王春红、戴凯鸣称，主文内容是大家商量好的，当时为了抓史蓬海，很着急，不了解内容就签字了。陈雯雯称，其对该协议不知情。4.史蓬海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5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分两笔向戴炳芳支付1,750,000元。审理中，戴炳芳称，史蓬海向其直接支付了征收补偿款1,820,000元，另外70,000元是张菁从史蓬海银行账户支付的，保证书中的1,950,000元没有全部领到。戴梅芳称，戴炳芳实际领取了1,950,000元。5.2018年5月7日，史蓬海向戴晶晶通过银行转账700,000元。戴晶晶于2018年7月17日法院组织的证据交换中称，其已取得征收补偿款1,700,000元，除2018年5月7日史蓬海向其转账支付700,000元外，还曾于2018年4月18日向其以现金形式支付征收补偿款1,000,000元。2019年4月9日庭审中，戴晶晶称，当时为了让大家同意各得五分之一，才在《动迁补偿分配协议》上承认已经取得1,700,000元；史蓬海曾于2018年3月29日向其出具《借条》借款600,000元，后其实际向史蓬海转款595,000元，5,000元算作利息；2018年5月7日史蓬海向其转账的700,000元中包含该600,000借款，还款后史蓬海将借条收回。为此，戴晶晶向法院提供了三张转账凭证(2018年3月7日转账45,000元、2018年3月26日转账100,000元、2018年3月30日转账450,000元)及借条复印件。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王春红、戴凯鸣表示，对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但对借款情况不清楚。陈雯雯表示，对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对借条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戴晶晶取得的1,700,000元中包括600,000元借款。6、2002年3月14日，刘菊英、案外人章某某与拆迁单位就虬江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虬江路房屋)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载明：房屋私房，建筑面积71.15平方米，应安置人数6人，即刘菊英、戴梅芳、戴金芳、戴晶晶、章某某、章钱钱，安置119.61平方米；提供益丰新村XXX号XXX室、益丰新村XXX号XXX室、共康四村XXX号XXX室，共211.64平方米，独生子女2人，共照顾建筑面积20平方米；支付补偿款18,457.64元。后共康四村XXX号XXX室房屋(建筑面积59.69平方米)由刘菊英取得，益丰新村XXX号XXX室房屋(建筑面积76.02平方米)由戴梅芳取得，益丰新村XXX号XXX室房屋(建筑面积75.93平方米)由戴金芳取得。审理中，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王春红、戴凯鸣均称虬江路房屋为刘菊英名下私房，但无法提供相应证据。戴梅芳称，对虬江路房屋是否是刘菊英私房不清楚。审理中，戴炳芳称，本案征收补偿分割应依据2017年10月8日的《动迁分配方案》分割，但无法提供该份材料的原件。戴炳荣称，本案征收补偿分割应依据2017年10月8日的《动迁分配方案》分割；其没有收到过史蓬海支付的征收补偿款。戴炳祥、王春红、戴凯鸣表示，其内部不需要法院分割，本案征收补偿分割应依据2017年10月8日的《动迁分配方案》分割；其没有收到过史蓬海支付的征收补偿款。审理中，戴炳芳向法院提供《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戴梅芳、戴金芳他处分过房屋，系争房屋由戴炳荣、戴炳祥、戴炳芳居住，其中戴炳荣住三楼、戴炳芳住二楼、戴炳祥住一楼。经质证，张菁、史安妮、戴炳荣、戴凯鸣、戴炳祥、王春红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戴梅芳及陈雯雯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因戴炳芳未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且部分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系争房屋产权虽登记在戴树生一人名下，但为戴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产权，故系争房屋应属于戴树生与刘菊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各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产权份额。后刘菊英去世且未留有遗嘱，其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应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即戴树生、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戴金芳均等继承，即每人继承可得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后戴金芳去世且未留有遗嘱，故其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应由戴晶晶、陈雯雯共同继承。后戴树生去世且未留有遗嘱，故戴树生享有的十二分之七的产权份额应由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戴金芳均等继承，各可得六十分之七的产权份额，戴金芳继承可得的六十分之七的产权份额应由戴晶晶、陈雯雯代位继承。故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戴金芳各享有系争房屋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其中戴金芳产权份额由戴晶晶、陈雯雯共同继承。现系争房屋被征收，戴梅芳及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戴晶晶、陈雯雯作为房屋产权人有权取得相应征收补偿份额。虽然系争房屋被征收时在册户籍为13人，但考虑到系争房屋被征收前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只由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实际控制或居住使用，故史蓬海、张菁、史安妮、戴玮龙、戴米诺、王翠英、王春红、戴凯鸣作为非产权人，无权分得征收补偿。张菁、史安妮、戴炳荣关于征收补偿应由户籍在册人员均分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动迁补偿分配协议》的效力。该协议由戴梅芳及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本人签字确认。考虑到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各享有系争房屋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且在系争房屋被征收前实际控制使用系争房屋，在此情况下该四人在分配协议中仍仅主张各取得五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此系其对于自身权益的处置，且并未造成戴晶晶、陈雯雯可得征收补偿份额的不当减少。基于此，虽然该协议未经陈雯雯签字确认，但该协议关于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各可得五分之一征收补偿款的约定，为该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协议关于戴晶晶一人可取得五分之一征收补偿款的约定，侵害了陈雯雯的权益，应属无效。戴炳芳、戴凯鸣、戴炳祥、王春红虽称该户就征收补偿于2017年达成过分配方案，但均未向法院提交该《动迁分配方案》的原件；同时，退一步讲，即便该四人所称《动迁分配方案》真实存在，考虑到2018年5月29日的《动迁补偿分配协议》形成时间在后，此应视为相关当事人变更了关于征收补偿分配的约定，故戴梅芳及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各自所得份额应以2018年5月29日的《动迁补偿分配协议》为准。综上，系争房屋所得征收补偿款中，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各可得4,048,895.85元，应由戴金芳取得的征收补偿款为4,048,895.84元。鉴于史蓬海已实际领取全部征收补偿款且戴炳芳已于审理中自认其自史蓬海处领取了征收补偿款1,820,000元，故史蓬海还应向戴梅芳支付征收补偿款4,048,895.85元，向戴炳芳支付征收补偿款2,228,895.85元，向戴炳祥、戴炳荣各支付征收补偿款4,048,895.85元，戴金芳可得的征收补偿款亦应由史蓬海支付。考虑到戴晶晶、陈雯雯对于戴金芳遗产份额的继承意见不一，故法院对戴金芳可得征收补偿款的继承问题，本案中不予处理，对戴金芳可得征收补偿款的继承及戴晶晶自史蓬海处已领取款项的结算问题，当事人可在继承案件中一并查明处理。史蓬海、张菁、史安妮、王翠英、戴玮龙、戴米诺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于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闸北一征所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史蓬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梅芳征收补偿款4,048,895.85元；二、史蓬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炳芳征收补偿款2,228,895.85元；三、史蓬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炳荣征收补偿款4,048,895.85元；四、史蓬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炳祥征收补偿款4,048,895.85元；五、确认上海市静安区龚家宅路XXX弄XXX号房屋所得征收补偿款中的4,048,895.84元属于戴金芳的遗产。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申请费5,000元(戴梅芳已预缴)，由史蓬海负担。案件受理费114,420.8元(戴梅芳已预缴)，由戴梅芳、戴炳芳、戴炳荣、戴炳祥各负担28,605.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戴炳祥、戴炳荣提供了三份证据。1、戴梅芳和戴炳荣与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签订了追究史蓬海刑事责任的委托协议，该所何锦秀律师在本案一审时接受戴梅芳的委托，违反了竞业禁止的规定，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确实是为了抓到史蓬海而签了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2、提交了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要求按此进行协议分配。3、提交了戴炳祥、戴炳荣留存的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该协议底部有戴炳荣书写的备注，说明仅仅是为了向公安机关报案用的。戴炳芳、陈雯雯、戴玮龙、戴米诺、戴凯鸣、王春红对上述三份证据表示没有异议。戴炳芳还称：2018年5月29日这天就签了二份动迁分配协议，一份是为了向公安机关报案用的，自己没有拿协议。戴梅芳认为：1、戴梅芳和戴炳荣与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虽然签订了追究史蓬海刑事责任的委托协议，但未正式接受委托，故何锦秀律师在本案一审时接受戴梅芳的委托，并未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2、对戴炳祥、戴炳荣提交的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底部手写部分不认可。辩称：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是一份打印件，由各方当事人签名后每人留存一份。底部手写部分是戴炳荣后面添加编造上去的。并向法庭提交了戴梅芳和戴晶晶留存的底部没有戴炳荣书写的备注部分内容的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3、2017年10月8日的这份动迁分配协议的效力已被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所覆盖。本院经审理查明，在一审审理期间，戴梅芳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这是一份打印件，底部没有戴炳荣书写的备注部分内容。戴炳祥、戴炳荣和戴炳芳都称是为起诉史蓬海立案用，不作为分配依据，当时未能提交有戴炳荣书写的备注部分内容的动迁分配方案。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间为动迁利益的分配，先后于2017年10月8日和2018年5月29日签订过二份动迁补偿分配协议。争议焦点是按哪份分配协议执行。关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戴炳祥、戴炳荣和戴炳芳均称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方案，实际上是签署了两份，一份协议是为了向公安局报案，底下没有作备注；另一份底下有备注，说明这份协议，仅仅是为了向公安机关报案用的，应按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执行。为证明此观点，戴炳祥、戴炳荣各提供了一份在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底部有戴炳荣书写备注部分内容的动迁分配协议。又提供了戴梅芳和戴炳荣与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签订追究史蓬海刑事责任的委托协议一份，佐证当时有共同追究史蓬海刑事责任的意愿，从而推定出签订该份分配协议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抓史蓬海，而不是按此协议执行。而戴梅芳则认为，其在一审审理中已将该份动迁分配协议提交法庭。戴炳祥、戴炳荣和戴炳芳虽然均称是为向公安机关报案用的，但未提交出底部有戴炳荣书写备注部分内容的协议书作为反证。二审中提交的此部分内容是后来添加的，应按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执行。关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当事人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戴梅芳称，各当事人在签订协议后，每人留存一份，戴梅芳和戴晶晶提交了自己留存的协议，底部是没有戴炳荣书写备注部分内容的；戴炳祥、戴炳荣各人都向法庭提交了有戴炳荣书写备注部分内容的协议；戴炳芳当庭称当时只签了二份协议，一份底部没有备注部分内容的，报案用，自己没拿。综合上述意见，戴炳祥、戴炳荣向法庭提交的有戴炳荣书写备注部分内容的协议，与自己承认当时只签了二份协议的说法相矛盾，且没有得到其他当事人的认可和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证实；戴炳芳虽称当时只签了二份协议，但认可有一份协议底部是没有备注部分内容的；戴梅芳所称当时所签的协议，底部是没有备注部分内容的，得到了戴炳芳、戴晶晶的认同，可信度相对较高，应予采信。另，陈雯雯在二审中提出要求维持原判，说明其也同意按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执行。一审法院根据在案的事实和证据所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戴炳祥、戴炳荣上诉主张应按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动迁分配协议执行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20.80元，由戴炳祥、戴炳荣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徐琛审判长  刘建颖审判员  高 胤审判员  范勇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蔡剑燕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