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晋0110行初216号原告苗志峰，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被告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迎泽一大队，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起凤街**。法定代表人张文斌，大队长出庭负责人姚继平，副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瑜，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迎泽一大队专职法制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峰，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大队大队长。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的负责人姚继平及其诉讼代理人王瑜、杜晓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编号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原告于2019年7月29日0时50分，在建设路火车站地下通道（南向北）处，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实测值：50.0毫克/100毫升，标准值：20毫克/100毫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被告对原告采取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诉称，被告认定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事实错误并且执法程序违法。2019年7月29日0时50分，原告驾驶车牌号为×××的车辆通过建设路火车站地下通道南向北处时，遇到被告对驾驶车辆的司机进行酒精检测，原告对被告的执法积极配合，经呼气酒精测试后，仪器显示测量值为50.0毫克/100毫升。被告认定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对原告作出了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原告于2019年7月28日20时30分左右仅仅饮半杯红酒（约五六十毫升）后叫代驾回家，休息了近4小时到2019年7月29日00时，在原告确认体内不含酒精后，原告才驾驶机动车去接孩子。原告在被告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后，对该凭证记载内容明确在当事人签名处签了“苗志峰有”的字样，表示原告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但在场民警未理会原告提出的异议，未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带原告到医疗机构进行抽血化验，直接扣留了原告的驾驶证。被告认定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原告认为，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并非原告本意，而是服从和配合被告交警工作流程，不代表原告承认事实。被告无视原告的异议，在未对原告进行抽血化验的情况下，认定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证据不足，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编号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被告辩称，一、原告存在违法行为。2019年7月29日0时50分，被告在建设路火车站地下通道（南向北）处，驾驶×××小型轿车，实施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告民警使用呼气酒精检测仪对原告进行酒精检验，原告多次拒不配合，阻挠被告执法工作，经多次劝导后，原告才配合酒精检验，实测值为50毫克/100毫升，明显属于饮酒驾车。被告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扣留了原告驾驶证。二、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强制措施程序正当，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对在该凭证上签字所产生的后果也应有认知能力，故原告在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亲笔签字系认可的表现。原告所述的在该凭证当事人签名处签有“苗志峰有”的字样，表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被告认为，从该凭证当事人签名处来看，原告签名字迹潦草，无法从肉眼准确识别出原告签名含有“有”的字样，况且原告对该检验结果有异议也应在现场明确向被告民警表明其意见，或可以直接要求对其检验体内酒精含量。据此，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原告采取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郭宇平、杜亚伟的人民警察证。证据2、编号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据3、呼气酒精测试结果确认书。证据4、现场照片。证据5、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6、原告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证据7、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证据8、光盘一张。证据9、《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证据10、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对出厂编号86C05662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的检定证书。证据11、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的合格证。证据12、姜炜的人民警察证复印件。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1中郭宇平的证件和证据12姜炜的证件有异议，该二人的职务显示其均不是被告的民警，故依法没有交通执法权，不能开具涉案行政强制措施。二、对证据2和证据3有异议。原告已在证据2中签写了“苗志峰有”；证据3中签写了“苗志峰有”和“我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无意义”。三、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四、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仅提供了郭宇平的执法记录仪，没有提供姜炜的执法记录仪。五、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如下：原告虽对民警郭宇平、姜炜的执法资格提出异议，但鉴于二人有公安部监制的人民警察证，且开具的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有被告的印章，被告也认可二人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该异议不予采纳。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院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9日0时50分，原告驾驶×××小型轿车在建设路火车站地下通道由南向北行驶时，被被告现场执勤的民警郭宇平等人进行酒驾检测。经民警现场询问，原告承认其在2019年7月28日20时许饮用少量红酒。被告民警遂在现场使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多次对原告进行酒精检验，均未成功。随后被告将原告带至山西中西医结合医院拟对原告抽血化验体内酒精含量时，原告表示可以配合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经检测，原告实测值为50毫克/100毫升。因原告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被告民警在核实原告身份信息及相关证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原告开具了编号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原告当场并未提出口头异议，仅在《呼气酒精测试结果确认书》本人意见栏中填写“我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无意义”，在被测人无异议签名栏中填写“苗志峰有”；在《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签名栏中填写“苗志峰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对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人，应当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一）当事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的；（二）当事人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的；（三）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四）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无异议的，应当签字确认。事后提出异议的，不予采纳。”本案中，被告民警使用呼气酒精检测仪对原告进行酒精检验，实测值为50毫克/100毫升，已达到饮酒驾车的标准，被告依法对原告采取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虽提出其在《呼气酒精测试结果确认书》《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标注“苗志峰有”等字样，是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提出的异议，被告未对其进行抽血化验，认定原告饮酒驾驶机动车并扣留原告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但根据被告提供的《呼气酒精测试结果确认书》《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资料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在查获现场多次对呼气酒精检测拒不配合，在被告将其带至医院准备对其抽血做体内酒精测试时，原告明确表示可以配合做呼气酒精测试；呼气酒精测试仪器显示实测值为50毫克/100毫升时，原告未对该结果口头提出异议，民警让其在上述确认书和涉案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字时，原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其所签的“苗志峰有”等字迹确属不易辨认，结合原告认可的其在被查获前四小时左右曾饮酒，且该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已被相关部门检定为合格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的该意见不应被采纳。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苗志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苗志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边晓婷人民陪审员  郭丽芳人民陪审员  刘 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邢竹阳书 记 员  车秀耘书 记 员  车秀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