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07行初28号 原告杨顺书，男，汉族，生于1978年8月22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被告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一环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陈华斌，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刘艳霞,绵阳市游仙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波，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顺书因认为被告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游仙区政府）不履行房屋拆迁管理行政裁决的法定职责，于2019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11日向被告游仙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顺书，被告游仙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艳霞、何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原告杨顺书向被告游仙区政府邮寄行政裁决申请书2份。绵阳市游仙区司法局于2019年5月16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裁决申请书，并于2019年6月10日对原告作出《绵阳市游仙区司法局关于个人申请行政裁决相关事宜的告知书》对原告申请的事项一并进行了告知，告知原告：对原告所申请的事项不予受理。 原告杨顺书诉称：原告系绵阳市游仙镇龙王村**合法居民，并拥有合法住所一处，另原告于2013年建成合法经营的家具厂（书杨家具厂）一个，在游仙镇人民政府征收为二环路四期建设用地前不存在抢修抢建行为。因此根据《物权法》有关规定，原告有权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和安置。被告于2019年5月16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裁决申请书》，未查清原告申请事实，未履行行政裁决的义务，仅以告知书的形式告知原告所申请事项不予受理，亦未向原告提供司法救济途径。游仙镇人民政府在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依据（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来计算原告的房屋和家具厂是不对的，是对“地上附着物”这一概念的重大误解。原告的房屋和家具厂不属于“地上附着物”，也不适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来计算其安置补偿价值。综上，被告对原告的裁决申请不予受理是不正确的。故诉请判令：1.被告依法裁决撤销原告与游仙镇人民政府所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和家具厂）；2.被告依法裁定游仙镇人民政府依据中纪办[2011]8号文件和绵府发【2016】23号文件有关规定计算原告的房屋、家具厂的安置补偿费用并一次性补足未补偿部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杨顺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2.被告作出的关于个人申请行政裁决相关事宜的告知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没有履行行政调解裁决的义务； 3.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书复印件两份，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递交行政裁决的申请； 4.原告家具厂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对家具厂具有所有权； 5.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两份，拟证明补偿安置的适用标准有误； 6.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行终86号行政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裁决，被告应该履行协调、调解义务。 被告游仙区政府辩称：1.被告无法定职责对2018年10月20日原告与游仙区游仙镇人民政府签订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进行行政裁决。因此，被告2019年6月10日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并无不当。2017年6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2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80号）批准对案涉土地进行征收，故批准征收案涉土地的是四川省人民政府而不是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被告仅具有协调的权利而无行政裁决的法定职权。2.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正是在被告的协调下，游仙区游仙镇人民政府在全额支付2018年10月20日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确定的896766元与1103232元合计1999998元外，又另行补偿了270000元，原告共计已领取2269998元补偿款。原告与游仙镇人民政府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已经了结。3.绵府发[2016]23号文件与绵府发[2012]39号文件,虽然文号与时间不同，但适用的补偿标准均是相同的，即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绵府涵[2012]200号）。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记载的拆迁安置政策为[2012]39号文件系笔误，虽有不当但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不利影响。4.关于原告依据中纪办[2011]8号文件进行补偿的诉讼请求。由于自然资源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绵阳市人民政府均未出台相应政策，中纪委也未制定具体执行办法。因此，目前按照省政府批复的补偿标准执行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游仙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2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80号）文件，拟证明四川省人民政府是批准征收案涉土地的机关。2.《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39号），拟证明绵阳市人民政府依据省政府川府土〔2017〕780号文件对征收土地进行公告。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拟证明对拆迁补偿标准有争议的，被告只有行政协调的权利，无行政裁决职权。 第二组：4.《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绵府发〔2012〕39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绵府发〔2016〕23号），拟证明：绵府发〔2012〕39号文件和绵府发〔2016〕23号文件均适用同一补偿标准即经省政府批准的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标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执行的安置政策绵府发〔2012〕39号文件对原告的实体权利并未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组：5.2018年10月20日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份、2018年11月1日的《游仙镇人民政府拆迁资金（领款单）》1份、2018年11月6日的《游仙镇人民政府拆迁资金（领款单）》1份、2018年12月18日的《游仙镇人民政府拆迁资金（领款单）》1份、2018年12月30日的《游仙镇龙王村二环路项目拆迁户统规联建安置占地面积确认表》1份、2018年12月30日的《游仙镇龙王村项目拆迁安置宅基地选宅基地结果登记表（第二批次）》1份、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的（2018）川0724行初15号行政调解书1份及调解现场照片2张，拟证明经过被告的行政协调，原告在领取了补偿协议约定的1999998元之后，另行对原告补偿了27万元并补偿了100㎡的安置宅基地。原告因拆迁补偿与游仙镇人民政府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已经了结，被告履行了法定的行政协调职责。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6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行政裁决的法定职责及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向被告申请了行政裁决，被告有义务进行协调，但被告未进行协调，也未向原告指明应向四川省人民政府进行裁定；对证据4有异议，已经废止的文件不能再适用，且23号文件对个体工商户有明确的补偿标准，被告称23号文件和29号文件适用同一标准不正确，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了影响；对证据5中领款单和登记表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27万元不是对房屋的补偿，而是当时游仙区人民政府强行把原告承包地上的风景树砍掉之后的补偿，这个补偿和房屋、家具厂没有关系；对证据5中两份补偿协议真实性认可，但是签订协议后到现在原告都未拿到补偿协议，原告通过信息公开才获得执行的39号文件，原告对补偿协议有异议；对证据5中现场照片真实性认可，但该照片是申请行政裁决前游仙区国土局的调解，不是被告的调解。 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顺书系游仙镇龙王村二社村民。 2017年6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2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游仙街道龙王村2社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2018年10月20日，原告与游仙区游仙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2019年5月，原告认为其所执行的安置政策为绵府发〔2012〕39号文件，但该文件并非绵府征地公告〔2017〕139号文件的安置补偿方案，且该文件在〔2016〕23号文件中已明确废止，而被告仍按照该文件给原告计算补偿费用不合理不合法等为由，向被告游仙区政府邮寄行政裁决申请书2份。第1份行政裁决申请书载明其申请请求为：1.请求依法裁定撤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房屋）；2.请求依法裁定被申请人依据中纪办[2011]8号的规定，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修订之前，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要参照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精神执行。据此计算出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并一次性补足未补偿部分款项计算出被申请人应该补偿给申请人的补偿款。第2份行政裁决申请书载明其申请请求为：1.请求依法裁定撤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书杨家具厂）；2.请求依法裁定被申请人依据绵府发【2016】23号文件有关规定计算申请人的家具厂安置补偿费用并一次性补足未补偿部分。 2019年5月16日，绵阳市游仙区司法局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裁决申请书2份。 2019年6月1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绵阳市游仙区司法局关于个人申请行政裁决相关事宜的告知书》，对原告申请的事项一并进行了告知，告知原告：一、申请的补偿纠纷国土部门已经进行过行政协调。二、申请的标准均是按《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绵府函〔2012〕200号）实施，没有对原告的家具厂、房屋补偿费的计算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原告所申请的事项不予受理。 2019年7月5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原告因认为游仙镇人民政府在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适用补偿标准错误，向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协议。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704行初10号行政裁定，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之规定，原告应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其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对该裁定不服，上诉至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20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7行终8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杨顺书的诉讼请求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游仙区政府是否有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裁决申请作出裁决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原告的诉请实质是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适用的补偿标准有异议，而四川省人民政府已于2017年6月6日作出《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2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对案涉土地进行征收。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之规定，本案中被告并无作出行政裁决的法定职责，故原告请求被告作出行政裁决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顺书的起诉。 本案已收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杨顺书。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幽 审 判 员  向 茜 审 判 员  严皓月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冯小娇 书 记 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