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25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甘碧婵，女，汉族，1987年7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甘碧龙，男，汉族，1992年10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锋，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娜，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海艳，男，汉族，1959年4月27日出生，户籍住址：吉林省梅河口市，现在广东省广州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朝晖护老院，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部分、三层全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402572351615D。法定代表人：谭小玲，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叔权，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红，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甘碧婵、甘碧龙因与被上诉人郑海艳、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朝晖护老院（以下简称朝晖护老院）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0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碧婵、甘碧龙上诉请求：1.郑海艳赔偿死亡赔偿金936520元（46826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判决朝晖护老院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朝晖护老院对郑海艳赔偿义务的5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比例过低，请求予以调高；4.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郑海艳、朝晖护老院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没有查清、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判决对甘碧婵、甘碧龙不公，应当依法予以改判、撤销。一、本案属于独立提起的民事诉讼，甘碧婵、甘碧龙请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应予支持。本案属于独立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交纳标准与案件审理期限都是按照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交纳与审理，本案的赔偿范围也应按民事诉讼的规定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重伤害或者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基本上不能得到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而在单独民事诉讼中，这些诉讼请求可以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朝晖护老院所承担50%补充赔偿责任的比例过低，请求法院予以调高。朝晖护老院作为养老机构，对甘某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甘某的日常生活进行照料、护理及看管，保障其在养老院场所内不受到伤害。而本案中，甘某在养老院中因琐事与郑海艳发生争执到郑海艳的故意殴打，造成甘某倒地后颅脑损伤死亡。首先，朝晖护老院有看管、防护老人的义务，发生纠纷应及时阻止；其次，朝晖护老院在事故产生后应尽到及时救助的义务。而在该伤害事件发生过程中，朝晖护老院没有工作人员在场履行看护、管理职责，以致该二人发生纠纷时未能及时进行有效劝阻。且，根据证人黄某出庭陈述，甘某发生摔伤后，朝晖护老院的当值医生没有在岗，仅是由其为甘某实施检查和采取抢救措施，但从黄某的资格证书可知，其仅具有初级护理学资质，并非医学专业人员，不具备判断甘某伤情的能力，而甘某受伤的部位为头部，朝晖护老院亦承认甘碧婵曾向其告知过甘某既往的病史，并清楚甘某曾患过中风，故朝晖护老院应该对甘某头部受伤后采取的救助措施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且黄某亦陈述有提醒需送院救治，但朝晖护老院在甘某摔伤后虽然有通知甘某的亲属甘碧婵前来，但并未立即采取转送医疗机构救治的措施，直至甘碧婵到达朝晖护老院后才派车将甘某送院就医，而从急诊挂号单显示的就诊时间可知距离事发已超过1个多小时，造成客观处理上存在延缓的情况，增加甘某伤情加重的可能性，朝晖护老院在此次事件中未尽到适当的管理职责以及履行安全，甘碧婵、甘碧龙认为一审判决朝晖护老院对郑海艳赔偿义务的5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比例过低，请求法院予以调高。基于以上全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甘碧婵、甘碧龙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支持甘碧婵、甘碧龙的上诉请求。朝晖护老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不予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应纳入赔偿范围。本案是因郑海艳的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诉讼，虽为独立提起的民事诉讼，但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因刑事案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中不得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甘碧婵、甘碧龙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二、朝晖护老院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认定朝晖护老院承担50%的赔偿义务错误。《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朝晖护老院入住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即朝晖护老院为开放式护老院，仅提供日常的生活照料（不是专人一对一护理）、简单的医疗保障、文化娱乐方面的服务。”朝晖护老院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日常照料义务。2017年11月17日，被害人甘某与郑海艳发生肢体冲突后，朝晖护老院的工作人员立即劝告制止并扶起被打倒地的甘某，立即联系值班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及甘碧婵，并报警处理。朝晖护老院已经在第一时间处理被害人甘某与郑海艳的冲突，未违反相应的护理等级要求，并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甘碧婵、甘碧龙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郑海艳未发表答辩意见。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请求：1.郑海艳赔偿医疗费36913.16元（暂计自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23日期间的医疗费）；2.朝晖护老院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郑海艳、朝晖护老院承担。甘某死亡后，甘碧婵、甘碧龙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并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郑海艳赔偿医疗费135810.72元、护理费3900元（住院26天×150元/天）、伙食补助费2600元（100元×住院26天）、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936520元（46826元/年×20年）、丧葬费55280元（110560元/年×0.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误工费7000元；2.朝晖护老院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郑海艳、朝晖护老院承担。朝晖护老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甘碧婵、甘碧龙向朝晖护老院返还已垫付的医疗费70000元；2.甘碧婵、甘碧龙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2月4日，朝晖护老院作为甲方，甘某作为乙方，甘碧婵为付款义务人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朝晖护老院入住合同》，约定由朝晖护老院提供日常的生活照料（不是专人一对一护理）、简单的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方面的服务。其中，特别约定条款载明：老年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老年性疾病，若因乙方自身原因而导致摔伤、骨折、误伤、痰堵、呕吐窒息、食物堵塞喉咙、打架致伤、跳楼、自杀、突发性死亡、擅自外出走失及走失后的连带事故或乙方不能与甲方工作人员配合而出现损伤或不可抗力因素的意外事故等（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地震、台风等造成乙方伤亡的），所产生的费用及责任由乙方或丙方承担；乙方在入住期间因突发疾病或由于自身原因造成身体伤害事故等紧急情况，甲方将及时通知丙方并尽所能力立即采取必要救助措施；如无法联系丙方或来不及经过丙方的同意，甲方有权直接实施紧急救助，由此产生的事故责任和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急救费用、医药费用、治疗费用等）均由乙方和（或）丙方共同承担等内容。随后，甘某入住朝晖护老院处。2017年11月17日14时许，郑海艳在朝晖护老院内因琐事与同在该护老院生活的甘某发生矛盾，郑海艳用拳头打了甘某一拳，造成甘某倒地受伤。甘某受伤后，被送至珠海市人民医院救治。根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外科急诊挂号单，该票据的打印时间显示为2017年11月17日15：28。甘某在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记载“入院日期：2017年11月17日20：00；主诉：被人推到摔伤头部致意识障碍6小时；现病史：患者6小时前于养老院被他人推倒，枕部着地，具体受伤经过不详。伤后出现意识不清，无法交流，双眼上翻，脸色发青，伴左枕部软组织擦伤流血，护工予冰敷后通知家属，养老院派车送入我院急诊科就诊。急诊以“闭合性颅脑外伤”收入我科……；既往史：健康状况一般，2010年、2016年因脑梗死予我院治疗好转出院……；体格检查：浅昏迷状态，卧床，查体不能合作，无皮下出血，头颅大小正常，左枕部软组织擦伤，局部肿胀，少量渗出血性液体，鼻腔内、外耳道无异常分泌物……”。入院诊断为：1.闭合性颅脑外伤、双额叶脑挫裂伤，颅内多发血肿；2.蛛网膜下腔出血；3.左枕部软组织挫伤、右侧额颞顶叶、左额顶枕叶多发陈旧性脑梗塞；4.双侧基底节区、放射冠腔隙性脑梗塞；5.老年性脑萎缩等。2017年11月19日，珠海市人民医院因甘某的病情随时可能出现恶化，可能出现心跳呼吸停止，向甘某的家属甘碧婵发出《病重（危）通知书》。根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甘某于2017年12月12日在珠海市人民医院因“闭合性颅脑外伤并脑瘫形成”而死亡。甘碧婵、甘碧龙提供了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于2018年1月25日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内容载明：该局聘请有关人员鉴定，对甘某被殴打死亡进行死因鉴定，鉴定意见为：甘某符合主要因枕部遭受钝性暴力（如倒地时枕部着地）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自身多发性陈旧性脑梗死可为辅助死因。双方对该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均未提出异议。2018年3月2日，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以珠检公诉刑诉【2018】323号起诉书指控郑海艳犯故意伤害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8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402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海艳因琐事与被害人甘某发生争执并殴打甘某，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造成甘某伤亡的后果，由于疏忽大意未能预见，致甘某倒地后颅脑损伤死亡，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遂判决被告人郑海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前述刑事裁判已于2018年8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根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户口簿，显示甘某属于非农业户口，甘某与甘碧婵、甘碧龙分别系父女、父子关系。另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离婚证》，载明甘某与案外人杨福娣于1999年8月16日登记离婚。另外，甘碧婵、甘碧龙称甘某的父母甘耀群、黄社布（身份证姓名为黄社带）均先于甘某死亡，并提供了户口登记表和常住人口登记卡为证。根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医疗费票据及挂号单，显示甘某于2017年11月17日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产生的门诊医疗费共计503.84元，其中社保基金支付共计295.65元，个人缴费共计208.19元。根据珠海市人民医院的住院费用明细单，显示甘某的住院医疗费总额为134924.38元，住院费周期为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2月15日，清单打印日期为2017年12月17日，总费用中显示包括了特级护理费2977.8元、Ⅰ级护理费150元，尸体料理费58元。甘碧婵、甘碧龙称住院医疗费中包括了甘某死亡后，拔管、尸体放置太平间等费用，并确认甘某已发生的住院医疗费134924.38元中仅预付了住院押金27000元，并未办理住院费用结算手续及开具医疗费票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了珠海市人民医院在2017年11月22日开具了一份《收据》，载明收到甘某款项98.7元，但未列明费用支出明细。甘碧婵、甘碧龙提供了珠海市人民医院健康陪护中心于同日开具的一份《收据》，载明收到甘某在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21日共5天陪护费共计750元。甘碧婵、甘碧龙称，甘某从2017年11月22日开始进入珠海市人民医院ICU救治，直至甘某死亡当天即2017年12月12日。此外，甘碧婵提供了一份《个人情况说明》，内容称甘某在2017年11月17日因被人殴打入住珠海市人民医院治疗，至2017年12月12日抢救无效离世，入院治疗共26天，医疗费共134924.38元，目前已支付医疗费27000元，还有107924.38元未结清，家属甘碧婵经与珠海市人民医院协商，医院经考虑病患家属经济困难给予同意甘某暂未结清的费用在出院后一年内结清，并备注由于甘某未结清剩余部分的医疗费，所以医院系统暂时无法出具相应的发票。该份说明上加盖有珠海市人民医院清单专用章、收费专用章和证明专用章。甘碧婵、甘碧龙提供了珠海市嘉宝华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显示甘某购买医用护理垫支出了88元，以及购买金达克宁、百多邦等药品支出费用98.1元。甘碧婵、甘碧龙提供了中山市华润万家便利超市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开具的发票，显示甘某购买纸巾等日用品支出了22.7元。甘碧婵、甘碧龙还提供了珠海市殡葬服务中心开具的发票，显示甘碧婵支出了治丧用品费75元，但称该笔费用已计入其主张的丧葬费当中。另外，根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交通费票据，显示分别在2017年11月22日、2017年11月25日和2017年12月1日产生了出租车费用共计91.4元，以及甘碧龙在2017年11月18日乘坐大巴从东莞厚街到珠海的车费65元。甘碧婵称其在珠海市政府热线工作，每月工资收入大约4000元左右，因甘某受伤后情况危重，需要家属24小时在院陪同，为此其在甘某住院期间未能正常上班，因而产生了误工损失，另外，因甘某死亡后进行死因鉴定，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在2018年1月25日出具了《鉴定意见通知书》，所以甘某的后事是在2018年1月28日后才开始办理，其为处理丧葬事宜向单位请假，导致2018年3月份发放的工资仅为500多元，故酌情主张误工损失共7000元，并提供了其名下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为证。该份交易清单显示，甘碧婵名下账户在2017年11月“代发工资”汇入3999.72元；2017年12月“代发工资”汇入3273.46元；2018年1月“代发工资”汇入3855.03元；2018年2月“代发工资”汇入3395元和3644.55元；2018年3月“代发工资”汇入505.29元；2018年4月“代发工资”汇入6924.03元。朝晖护老院主张其在甘某受伤送院救治后，已向甘碧婵预付了7万元，其中2万元汇入珠海市人民医院的收款账户作为甘某的住院押金，另外5万元以现金和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甘碧婵，并提供了甘碧婵分别于2017年11月19日和2017年12月7日出具的《收条》以及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押金单为证。甘碧婵对朝晖护老院提供的两份《收条》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对朝晖护老院支付的上述费用表示认可。再查明，朝晖护老院称案外人黄某是该院的工作人员，并提供了黄某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该证书载明：黄某的专业名称为卫生，资格级别为初级（师），类别为护理学，批准日期为2014年5月25日。朝晖护老院还提供了黄某的《护士执业证书》，该证书载明：执业地点为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朝晖护老院，首次注册日期为2008年12月31日，有效期到2018年12月31日。诉讼中，朝晖护老院向一审法院申请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黄某出庭陈述：我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朝晖护老院从事护士工作，日常工作包括给入住的老人打针、发药、量血压等。朝晖护老院有设立专门的医护室，有两名医生和包括我在内的三名护士。医生是单独排班，三名护士24小时三班倒。2017年11月17日下午2点左右，护老院的护士梁惠敏跟我说有个阿叔（甘某）摔倒了，我就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即二楼大厅，这里并未安设监控。事发当天只有我和护士梁惠敏在院里，当天下午值班的医生因有事外出了，当时不在护老院里。到场后我看见甘某坐在凳子上，有一个护工阿姨搀扶，甘某当时是清醒的，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但甘某原来患有老人痴呆、高血压，之前曾中凤，精神上不太正常，喜欢到处走，说话不清楚。我当时有问甘某哪里不舒服，因甘某语言表达不了，他并没有回答我。我问过郑海艳关于甘某如何摔倒的，他说是往后摔倒的，我认为应该是头部摔到地上了。头部受伤的人直立坐着是会有影响的，我于是将甘某放到床上，之后给他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只是头部有轻微的皮外伤，没有其他明显的外伤和流血，我立刻给他进行消毒和包扎，并测量了血压、体温、脉搏，还帮他吸上氧气，这时甘某的脸色稍微好了一些，之后我陪同在旁等待家属前来。因为对于突发事件一般都是要第一时间告知亲属的，当时我也有建议送医院救治。我听同事梁惠敏说，她有打过“120”，但因救护车一直没来到，所以护老院就派车将甘某送去医院，送院时我和其他护士没有一同前往，梁惠敏之后打电话通知“120”不用到朝晖护老院。甘碧婵在庭审中陈述：我父亲甘某因在2016年1月患过中风，所以说话不太流利，语言方面只会两、三个字的表达，能走，肢体和精神方面都没有问题，入住时我有将甘某既往的病史告知过朝晖护老院。在事发当天大约下午2点20分左右，我接到朝晖护老院的电话，当时电话里我询问朝晖护老院的工作人员甘某有无受伤，工作人员说甘某头部有受伤，我又问有无流血，工作人员说有流血但是冰敷了，然后我问是去医院还是去护老院，工作人员说等我到现场再说。我大约在2点40分左右到达朝晖护老院，当时看到甘某赤脚坐在轮椅上，神情发呆，不认识我了，工作人员说有进行过冰敷和包扎，但我没有发现有包扎的情况。之后朝晖护老院派了一台车和一名护工与我一起将甘某送去医院。朝晖护老院的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据了解，甘某在2017年11月17日凌晨到郑海艳的房间聊天，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甘某又找郑海艳聊天，郑海艳突然推了甘某导致其倒地，工作人员是听到甘某倒地声音后，立即赶过去制止郑海艳进一步实施加害行为，二人发生纠纷很突然，没有明显的争吵。郑海艳和甘某发生纠纷的地点是在护老院的二楼大厅，是给老人看电视和活动的场所，场地内未有安设监控，事发当时有无工作人员在场，代理人不清楚。之后，工作人员发现甘某有轻微枕部擦伤，神志方面与平常无异，于是护老院就安排医护人员给甘某做检查处理，并报了“110”和通知家属甘碧婵，“120”是何人何时报的，代理人不清楚。甘碧婵在电话里是要求警察到场认定责任后再将甘某送院救治，之后，甘碧婵很快到达护老院，护老院就派车和安排两名工作人员陪同甘碧婵将甘某送医院救治，从事件发生到送院救治大约是半小时左右。一审法院认为，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郑海艳于2017年11月17日在朝晖护老院内因琐事与同在该护老院生活的甘某发生矛盾，郑海艳用拳头打了甘某一拳，造成甘某倒地受伤，最终导致甘某因颅脑损伤而死亡，该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402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根据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载明甘某的死亡原因主要是因其枕部遭受钝性暴力（如倒地时枕部着地）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自身多发性陈旧性脑梗死为辅助死因。双方对甘某的死因鉴定结论均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可知，郑海艳用拳头击打甘某的行为是导致甘某发生摔倒，继而造成甘某颅脑损伤的根本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郑海艳应当对甘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前述论述，造成甘某死亡的根本原因是郑海艳实施的加害行为所致的，朝晖护老院并非共同加害行为人，故其无须对甘某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但朝晖护老院作为提供老人托养服务的经营者，与甘某、甘碧婵签订了《珠海市香洲区光明街朝晖护老院入住合同》，并接受甘某入住该护老院，双方之间已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朝晖护老院对甘某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护理等服务的同时，还应对甘某负有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对于朝晖护老院是否应对甘某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问题，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养老机构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做好老年人安全保障工作。上述规定中已对养老机构的值班制度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而朝晖护老院为入住老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生活照料等服务，理应按照相关规定，对入住老人履行相应的管理、保护职责。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郑海艳于2017年11月17日下午2点左右在护老院内用拳头击打甘某的起因是双方因琐事发生矛盾，但在该伤害事件发生过程中，朝晖护老院并没有举证证明有工作人员在场履行看护、管理职责，以致该二人发生纠纷时未能及时进行有效劝阻。而且，根据证人黄某出庭陈述，甘某发生摔伤后，朝晖护老院的当值医生没有在岗，仅是由其为甘某实施检查和采取救治措施，但从黄某的资格证书可知，其仅具有初级护理学资质，并非医学专业人员，不足以具备判断甘某伤情的能力，而甘某受伤的部位为头部，朝晖护老院亦承认甘碧婵曾向其告知过甘某既往的病史，并清楚甘某曾患过中风，故朝晖护老院应该对甘某头部受伤后采取的救助措施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且黄某亦陈述有提醒需送院救治，但朝晖护老院在甘某摔伤后虽然有通知甘某的亲属甘碧婵前来，但并未立即采取转送医疗机构救治的措施，直至甘碧婵到达护老院后才派车将甘某送院救治，而从急诊挂号单显示的就诊时间可知距离事发已超过1个多小时，造成客观处理上存在延缓的情况，增加甘某伤情加重的可能性，据此，鉴于朝晖护老院在此次事件中未尽到适当的管理职责以及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朝晖护老院辩称是甘碧婵要求警察到场确定责任后再送院救治，甘碧婵对此不予认可，并称是朝晖护老院要求其到场后再作处理，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己方主张，而对于朝晖护老院主张在事发后曾有拨打“120”，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朝晖护老院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外，朝晖护老院还主张根据入住合同的约定以及甘碧婵签署的《承诺书》，写明甘某入住护老院期间发生打架致伤等情况，其不承担产生的费用和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据此，由于前述条款单方面事先免除了朝晖护老院在履约过程中自身可能须承担的赔偿责任，故该免责条款应为无效，因此，朝晖护老院的该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根据甘某的死因鉴定结论，因甘某自身多发性陈旧性脑梗死为辅助死因，虽然该因素不是导致甘某颅脑损伤而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亦是甘某死亡的诱发因素之一，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当事人的行为、过错程度、本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力以及甘某的死亡原因，酌定由郑海艳对甘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90%的民事赔偿责任，朝晖护老院对郑海艳的上述赔偿义务在5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关于本诉部分。甘某在朝晖护老院居住期间因被郑海艳用拳头击打导致摔倒，致甘某因颅脑损伤而死亡，甘碧婵、甘碧龙作为被侵权人甘某的近亲属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对甘碧婵、甘碧龙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中均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中不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也规定“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本案虽然属于独立提起的民事诉讼，但系因郑海艳的犯罪行为而起，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相同，故应当适用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同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因此，对甘碧婵、甘碧龙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医疗费。（1）根据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费用明细清单，显示甘某在该院产生的住院医疗费总额为134924.38元。该份清单上显示费用周期虽是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2月15日，但甘碧婵、甘碧龙对此解释是因甘某在2017年12月12日死亡后，尸体处理以及停放医院太平间会产生相关费用，所以住院医疗费计算时间截至2017年12月15日，该解释有一定合理性，而朝晖护老院若对上述费用发生的必要性、合理性持有异议，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反驳，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对甘碧婵、甘碧龙主张甘某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产生的住院医疗费总额为134924.38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该笔医疗费用，虽然甘碧婵、甘碧龙仅向珠海市人民医院预付了其中的27000元，其余费用107924.38元尚未结清，但考虑该笔费用是甘某在该院就医期间实际发生的费用，甘碧婵、甘碧龙在此后必然要付清给医院，故可认定系因本次事件产生的损失，赔偿义务人应予赔付。（2）对于甘某在事发当天发生的门诊医疗费503.84元，其中的295.65元已通过社保基金支付，并非甘碧婵、甘碧龙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应认定为其二人的损失，故对该部分医疗费应予扣减。但对个人缴费的部分208.19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3）对于甘某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98.7元，提供了该院于2017年11月22日开具的《收据》为证，虽然未列明费用支出明细，但目前无证据显示该笔费用的发生与甘某住院治疗无关，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4）对于甘碧婵主张为甘某购买纸巾等日用品支出的费用22.7元以及购买医用护理垫支出的88元，考虑甘某在治疗期间确有需要使用卫生护理用品，且金额亦在合理范围之内，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费用合计110.7元予以采纳。（5）对于甘碧婵主张为甘某到药店购买金达克宁、百多邦等药品支出的98.1元，因上述费用发生的时间均是在甘某住院治疗期间，而甘碧婵、甘碧龙并未能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嘱证明证实需自行院外购药，因此不能证明所购药品与甘某的治疗有关，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费用98.1元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甘某的住院病历资料以及居民死亡医学（推断）证明书，显示甘某受伤后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的天数为26天，甘碧婵、甘碧龙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2600元，符合规定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本案中，甘某受伤入院后，经诊断为闭合性颅脑外伤等伤情，治疗期间确有需人陪护的必要，而根据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护理费收据，显示甘某在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21日因聘请护工陪护，为此产生了护理费750元，考虑该费用标准并未超过本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的劳动报酬标准，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甘碧婵、甘碧龙的庭审陈述，甘某是从2017年11月22日进入ICU治疗直至2017年12月12日止，因该期间产生的护理费已在住院医疗费中收取，且甘碧婵、甘碧龙并未有提供医疗机构的医疗证明证实甘某所需陪护人员的人数，也没有举证证明额外产生了其他护理费支出，故一审法院对甘碧婵、甘碧龙请求的其余护理费金额不予支持；5、交通费、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根据上述规定，对于甘碧婵、甘碧龙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中，乘坐出租车产生的费用合计91.4元均发生在甘某住院治疗期间，金额亦在合理范围之内，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其余的交通费用，由于不属于上述规定交通费的赔偿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在甘某死亡后，考虑其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和误工损失，根据甘碧婵提供的工资发放银行流水记录，另结合本案的相关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300元、误工费3000元；6、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2017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10560元的标准，甘碧婵、甘碧龙请求丧葬费55280元，符合规定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核定的上述损失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和丧葬费共计197363.37元，应由郑海艳向甘碧婵、甘碧龙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177627.03元，朝晖护老院对郑海艳的上述赔偿义务在50%即88813.52元的范围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反诉部分。朝晖护老院主张在甘某受伤后，已垫付包括住院押金在内的款项共计70000元，甘碧婵、甘碧龙对该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朝晖护老院要求甘碧婵、甘碧龙返还款项7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分析认定，朝晖护老院对于一审法院确定郑海艳应承担的赔偿义务，需在88813.52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鉴于朝晖护老院需承担补充责任的赔偿金额目前尚不能明确，则其要求甘碧婵、甘碧龙返还已垫付款项的金额也不能确定，且朝晖护老院已垫付的款项也未超出其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朝晖护老院主张甘碧婵、甘碧龙返还款项7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朝晖护老院可待赔偿责任金额确定后，另循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郑海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甘碧婵、甘碧龙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和丧葬费共计177627.03元；二、对于判决第一项赔偿内容，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朝晖护老院在88813.52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甘碧婵、甘碧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朝晖护老院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4196元，由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甘碧婵、甘碧龙负担1420元，郑海艳负担12776元。反诉费1550元，由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朝晖护老院负担。二审时，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各方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甘碧婵、甘碧龙请求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二是朝晖护老院承担50%补充赔偿责任是否过低。关于焦点一。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根据该条规定，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外，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包括死亡赔偿金。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该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不论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均应适用相同的赔偿的标准，否则势必会导致同样行为不同处理的问题，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影响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甘碧婵、甘碧龙要求郑海艳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还是在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均缺乏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如一审所述，甘某的死亡结果是郑海艳实施的加害行为所致，朝晖护老院并非共同加害行为人，故其无须对甘某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但朝晖护老院作为提供老人托养服务的经营者，对甘某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护理等服务的同时，还对甘某负有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甘某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行为、过错程度、本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力以及甘某的死亡原因，酌定由郑海艳对甘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90%的民事赔偿责任，朝晖护老院对郑海艳的上述赔偿义务在5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论述详尽充分，在此不予赘述。甘碧婵、甘碧龙主张朝晖护老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比例过低，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甘碧婵、甘碧龙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3元，由甘碧婵、甘碧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陈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