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村九围村民小组，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村委会九围村。法定代表人：彭万祥，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贵坚、邱月耀，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彩浓，女，汉族，1958年10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观雄，男，汉族，1988年10月29日出生，住址：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妙铃，女，汉族，1963年2月1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远军，男，汉族，1983年4月1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远斌，男，汉族，1984年10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观生，男，汉族，1986年4月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以上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坤龙，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村九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九围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欧阳彩浓、廖观雄、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廖观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围村小组法定代表人彭万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贵坚、邱月耀、被上诉人欧阳彩浓、廖观雄、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廖观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坤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九围村小组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六位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调解协议书》有效是错误的,该协议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案涉《调解协议书》系2002年的时任上诉人村小组长彭志良单方与被上诉人方签订的:并未经上诉人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案涉协议内容涉及征地补偿的使用、分配方案,是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任何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民事合同均是无效的,因此,时任村小组长彭志良在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私自与被上诉人方签订涉及村民征地补偿利益的案涉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侵犯了法律赋予村民的自治权,是无效的。退一步说,即使《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公粮款”给被上诉人也是错误的。《调解协议书》只约定了被上诉人享受村民的同等待遇;并没有约定上诉人要支付“公粮款”给被上诉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理,村民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平等也是在规矩和公约面前平等,一审判决突破分配公约支持被上诉人的“公粮款”请求,这是不公平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系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民事合同是错误的。案涉协议中“惠阳区淡水镇法律服务所”的主体地位系该协议见证人,非人民调解组织,其不具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要求。且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即便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违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也应当乎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表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不具各法律效力。因而,一审判决仅仅选择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灰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系法律适用错误。三、案涉的上诉人村集体收益分配方式自1991年开始实施,已近30年,该分配方式经过当时村民户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现要求重新分配依法无据。被上诉人家庭自1985车全户外出在城镇生活,丢荒了原承包地。因部分村民弃耕土地,导致村集体无法保障完成国家下达的公粮任务,新桥民委员会手1987年重新调整农户承包土地。方案,将弃耕的土地调整给地少且愿意承包的农户,重新根据各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下达公粮任务,其中被上诉人一家弃耕的土地全部被新桥委会安排给其他村小组的农户,导致上诉人村小组的土地资源减少,而被上诉人没有再承包土地,也没有再缴纳公余粮。之后上诉人至今未调整农户承包地,也没有调整所属农户承担的公粮任务,至1991年止。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收益分配方式自1991年始就执行“公粮占60%+人头占40%”的分配方案,现已近30年了,该分配方案时经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是合法有效的。其中公粮占比系根据1991年村里各户完成缴纳公粮数为基数确定的，该分配公约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为上诉人的土地都是坚持耕种的农户才得以最后保存下来的,有土地才有征地补偿款。坚持耕种的农户一直坚持每年完成缴交公粮任务,对集体对国家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尽到了农户的本份,理应多得。被上诉人弃耕土地并导致上诉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减少,理应不分配按1991年缴纳公余粮数额为分配基数的“公粮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给上诉人造成了无法自解的困扰,一审判决打破了上诉人通过民主议定方式制定并实施了将近三十车的分配公约,这是绝大多数村民不能接受的，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其次,上诉人的征地补偿款早已分配完毕,要支付“公粮款”给被上诉人只能从集体的其他款项中支出,这势必损害了其他村民的权益;再者,上诉人所属村民中还有与被上诉人相同情形的村民，即87年之后没有缴交公粮但87年之前有缴交公粮，如这些村民效仿被上诉人,上诉人必将陷入无休止的诉争漩涡中无法自解。因此,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庭审中，上诉人九围村小组补充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六位被上诉人具有九围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六被上诉人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实体资格。被上诉人原户主廖芳(又名廖伟芳)及其弟廖伟荣取得公职人员身份后,在1985年离开了九围村并将户口迁出,当时廖芳还没结婚。兄弟俩在淡水城区置建了房屋。廖芳、廖伟荣弃耕原承包地,后来他们弃耕的土地由新桥委会交给政府安排给其它村民小组村民承包。至此廖芳、廖伟荣两户人与九围村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已依法丧失集体经济组织自然成员身份。1991年,廖芳、廖伟荣的配偶及子女即六被上诉人的户口迁入上诉人处,廖芳、廖伟荣的户口仍留在市区,但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未成立土地承包关系,六被上诉人亦未开展家庭承包经营,与上诉人没有形成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广东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二)维护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三)依法开展家庭承包经营;(四)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据此,六位被上诉人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实体资格。其次,六被上诉人在九围小组没有房屋,户口迁入后,从未在九围村小组居住过。因此,六被上诉人的户口是名副其实的“空挂户口”,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的规定,六被上诉八从1985年起就一直居住在淡水城区,却在1991年迂入九围村小组形成“空挂户口”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2、六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未经法定程序认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根据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此规定,六被上诉人户田在1991年迁入九围村后并非当然成为九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须依法由社委会或理事会审查,并经九围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按民主议定程序表决通过才能成为“表决成员”,但九围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从未认定其成员资格。六被上诉人户田迁入时也根本就没有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对此毫不知情,所以,当上诉人知道六被上诉人户口在1991年迁入九围村后,上诉人及绝大部分成员都深感诧异,绝大部分成员均表示反对确认六位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二、即便认定调解协议有效，上诉人向六位被上诉人分配了“人头钱”即是对协议的全面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全面履行调解协议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收益分配方式自1991年始就执行“公粮占60%+人头占40%”的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时经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该分配决议,从1991年起至今,九围村有9户责任田户参与分配“公粮钱”,13户不参与分配“公粮钱”，“公粮钱”是按户而不是人头分配的。被上诉人1991年才迁入九围村,迁入至今并未承包土地,未开展家庭承包经营,更没有缴纳公余粮,依分配决议不得分配“公粮钱”。调解协议约定六位被上诉人享受本村农业人口的同等待遇,并未约定被上诉人可以分配“公粮钱”。同等待遇即是同样适用分配决议,即指六位被上诉人享有参与分配“人头钱”而不是“公粮钱”。若超越1991实行至今的分配决议,给予被上诉人分配“公粮钱”的权利便不是享受本村农业人口的同等待遇,而是超越同等待遇了,若如此,定然激发新的严重社会矛盾。另,从调解协议第一条指名道姓的罗列出六位被上诉人享受本村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也表明,六位被上诉人仅仅参与分配“人头钱”而不是“公粮钱”,因为,“公粮钱”是按户分配的,无需指名道姓具体到人。且,自2002年调解协议签订后,六位被上诉人每次对九围村村民小组讨论村集体利益分配方案时,均到会签名确认,并领取分配的“人头钱”,足以说明六位被上诉人对调解协议约定其参与分配的是“人头钱”而不是“公粮钱”是完全认可的。因此，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调解协议有效，上诉人向六位被上诉人分配了“人头钱”即是对协议的全面履行,而无需再向其分配“公粮钱”，一审法院对协议内容基本事实的理解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欧阳彩浓、廖观雄、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廖观生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2002年12月2日,答辩人欧阳彩浓、何妙铃作为两户人的户主与被答辩人在惠阳淡水法律服务所的调解见证下,与被答辩人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新桥九围村小组同意两户六人(欧阳彩浓、廖观生、廖观雄、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在新桥九里围参与集体的利益分配并享受本村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达成协议后,被答辩人拒绝履行协议全部内容,仅支付“人头钱”给答辩人,拒不支付“公粮钱”给答辩人。惠阳区人民政府淡水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答复如下:经调查协商,双方表示同意按2002年12月2日《调解协议书》执行,被答辩人后再次拒绝执行《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惠阳区人民政府淡水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2月14日再次作出答复,确认《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确认答辩人具有同等分配待遇的权利。综上可知,《调解协议书》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合法、有效。协议中约定的同等分配待遇正是被答辩人上诉状所称的“公粮钱占60%+人头钱占40%”的分配方案。被答辩人拒绝支付公粮钱给答辩人,剥夺其在土地分红款中应享有的权利,已违反了双方协议书的约定,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作为九围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九围村的同等分配待遇,正是同等享受被答辩人实施了近30年的“公粮钱占60%+人头钱占40%”的分配方案。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颠倒事实,混绕视听,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被颠倒称所谓打破实施三十年的分配公约。被答辩人的分配方案一直都是“公粮钱占60%+人头钱占40%”,原审判决何谓打破？其次,被答辩人毫无诚信可言,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书》,被答辩人却每次在政府调解下就答应分配按协议分配公粮钱给答辩人,事后又出尔反尔,仅支付人头钱给答辩人。被答辩人将属答辩人的公粮钱分红款瓜分,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最后,被答辩人称怕陷入无休止的诉讼,答辩人认为如果被答辩人依法、依规、依协议内容履行义务,不侵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便不会陷入无休止的诉讼。陷入诉讼完全是被答辩人违法、违约的后果。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欧阳彩浓、廖观雄、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廖观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九围村小组按照其他村民的分配标准支付原告“公粮钱”分红款人民币858007.6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60273.5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上述合计人民币918281.1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欧阳彩浓与原告廖观雄、廖观生系母子关系，原告何妙铃与原告廖远军、廖远斌系母子关系；原告欧阳彩浓之夫廖芳（又名廖伟芳）与原告何妙铃之夫廖伟荣系亲兄弟。廖芳、廖伟荣兄弟原居住在新桥万年坑（当时没有成立生产队），后在该处承包了荒山；1957年迁入被告九围村小组；国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廖芳、廖伟荣兄弟（原户主为廖芳）承包了田土山地，并同九围村其他村民一样向政府缴纳了公余粮。户主廖芳1984年至1985年缴纳公粮和定购粮数额为222市斤、419市斤；同组村民廖强1984年至1985年分别缴纳公粮和定购粮数额均为324市斤和616市斤，1986年至1991年分别缴纳公粮数额均为479公斤。1986年，六原告随廖芳、廖伟荣搬迁至城镇居住，未再缴纳公粮和定购粮，但户口仍在九围村小组。1991年九围村小组土地被征收，至2017年被告九围村小组按人口向原告分配了“人头钱”，但未分配“公粮钱”。被告九围村小组按每户1986年至1991年向政府交纳的公粮数分红，2011年、2012年、2016年每公斤公粮分红分别为31.6元、41.79元、43.59元；而同组村民廖强2013年“公粮钱”和人头钱分红款合计28378.21元（其人口数为7人），2014年“公粮钱”分红款20189.85元，2015年“公粮钱”分红款20879.61元，2017年“公粮钱”分红款1387295.12元。由于原告意见很大不断向政府反映，2002年12月2日，经原惠阳区淡水镇法律服务所见证，被告九围村小组（甲方）与原告欧阳彩浓、何妙铃（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1、甲方同意乙方两户6人（欧阳彩浓、廖观雄、廖观生、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在新桥九里围参与集体的利益分配，并享受本村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2、如果乙方六人在原籍新桥万年坑的土地荒山被纳入国家征收时，其乙方的一切利益分配应纳入甲方九里围集体所有，同九里围村民同等享受分配。调解协议书有被告九围村小组当时组长彭志良的签名并加盖九围村小组公章，亦有原告欧阳彩浓签名和原告何妙铃之夫廖伟荣的签名。2012年11月1日，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书面答复原告欧阳彩浓、何妙铃：经协调，双方表示同意按2002年12月2日《调解协议书》执行。2018年2月14日，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再次书面答复原告廖观生：根据你们和九围村小组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其同意你们六人参与九围村集体利益分配，享受九围村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实际上已经承认你家六人为九围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六原告在万年坑的田地、荒山、荒地至今未被政府征收。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六人是否具有九围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六人经常居住地虽在城镇，但户口一直均在被告九围村小组，且原告于2002年与被告九围村小组签订调解协议，被告九围村小组同意原告六人参与九围村集体利益分配，享受九围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实际上已经承认原告六人为九围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对原告六人具有被告九围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六人具有九围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因原告方信访，被告九围村小组于2002年12月2日与原告欧阳彩浓、何妙铃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虽写明经“惠阳区淡水镇法律服务所”见证，实质即由“惠阳区淡水镇法律服务所”主持调解而达成的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形式。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能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应认定上述协议为民事合同。上述调解协议签订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2次书面答复原告方，被告九围村小组同意按调解协议履行，并明确，根据协议被告九围村小组同意原告六人参与九围村集体利益分配，享受九围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实际上已经承认原告六人为九围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应依法认定上述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照上述调解协议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调解协议的履行。调解协议签订后，被告九围村小组已经将六原告视为本组成员，分配了“人头钱”，履行了部分义务。但调解协议的内容约定的是被告九围村小组同意原告六人“参与九围村集体利益分配，享受九围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故原告六人参与被告九围村小组的集体利益分配，不仅仅是“人头钱”，而是“一切同等待遇”，即原告六人除了享受被告九围村小组分配的“人头钱”外，还应享受“公粮钱”的分配权利。被告九围村小组未分配六原告“公粮钱”，未全面履行“调解协议”。原告诉请被告九围村小组按照其他村民的分配标准支付原告“公粮钱”分红款，事实及法律依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公粮钱”分红款数额。原告诉请补发分配收益从2011年至2017年“公粮钱”分红款，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调取的关于九围村小组2011年至2017年“公粮钱”的分红分配详细数据，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参照被告九围村小组村民廖强等户的分红款数额，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公粮数额。原告缴纳公粮至1985年，1986年后未再缴纳公粮，而合同未明确按原告哪年缴纳公粮数为基准予以分配，按照民法理论，宜按原告最后一年缴纳公粮数予以分配，而原告请求分配公粮数为222公斤少于一审法院核对的数额，原告请求的公粮数222公斤计算“公粮钱”分红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可。2、被告九围村小组应分配给原告2011年至2017年“公粮钱”分红款分别为：7015.2元（222公斤×31.6元/公斤）；9277.38元（222公斤×41.79元/公斤）；9277.38元（222公斤×41.79元/公斤）；9357.3元（222公斤×42.15元/公斤）；9676.98元（222公斤×43.59元/公斤）；9676.98元（222公斤×43.59元/公斤）；803704.38元（222公斤×3620.29元/公斤），以上合计857985.6元。关于利息。原告诉请银行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一、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九围村民小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欧阳彩浓、廖观雄、廖观生、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2011年至2017年的“公粮钱”分红款合计857985.6元。二、驳回原告欧阳彩浓、廖观雄、廖观生、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82元减半收取6491元，由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九围村民小组负担。本案中，上诉人九围村小组向本院提交新证据：1、政府征用土地款分配方案协议书，证明上诉人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收益分配方案至1991年始就执行“公粮占60%+人头占40%”的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是经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是合法有效的。其中公粮占比系根据1991年村里各户完成缴纳公粮数为基数确定的。2、惠阳区淡水街道九围村经济合作社章程,证明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本村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条件。六被上诉人未经新桥九围村民小组或理事会审查,未经全体成员大会表决通过,不具有新桥九围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新桥九围村民小组参与分配“公粮钱”户口名册。4、九围村未参与分配“公粮钱”户口名册。证明从1991年起至今,九围村有9户责任田户参与分配“公粮钱”,13户不参与分配“公粮钱”,“公粮钱”是按户而不是人头分配的。六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三性，证据二的关联性，证据三、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一，经本院向被上诉人询问，被上诉人确认如下事实：1、被上诉人认为关于村集体分红，只存在一种方式，即”人头钱加公粮钱”，其中“人头钱”按村收益的40%平均分配给个人；“公粮钱”按村收益的60%分配给有责任田的每一户人家，并以每一户缴纳公粮的公斤数分配。2、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依据，被上诉人认为是按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进行分配，但具体是哪次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被上诉人并不清楚。3、被上诉人认可《政府征用土地款分配方案协议书》载明的内容，被上诉人要求按该协议书享受利益分配。4、被上诉人确认一直有收到“人头钱”。5、1986年停止缴纳公粮，村集体土地征收时被上诉人在村集体中还有土地，但1986年搬出村集体时就荒芜在那里，无人耕种。另查二，《政府征用土地款分配方案协议书》载明，因政府建设需要，征用九围村社员耕作责任田，经本村耕作责任田承包户多次会议讨论，耕作责任田承包户达成一致土地征用款分配方案，同意经按多次调整后以一九九零年度为准，耕作责任田户上交的农业税额（即公粮任务）为依据进行计算分配征用款额，不准再以其他任何理由提出争议，立字为据，耕作户代表签名立即生效。《政府征用土地款分配方案协议书》未有耕作户代表签名，也未签注时间。另查三，新桥管理区九围村委会粮食任务落实情况表（三）（1990年度）未有关于被上诉人上交的农业税额（即公粮任务）的记录。新桥管理区九围村委会粮食任务落实情况表（三）（1990年度）载明的家庭，在2011年至2017年九围村年终分红中均按该表载明的上交的农业税额（即公粮任务）获取了相应的“公粮钱”。另查四，2011年至2017年九围村年终分红记录载明，关于村民分红至少存在三种方式，即“公粮钱加人口钱”、“公粮钱”、“人口钱”。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九围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本院析理如下：关于《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形式。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能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应认定上述协议为民事合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违反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及违反其他部门法中的禁止性规范。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其他部门法，其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范畴，不能用作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村小组作为拟制法人，它的职权必须通过组长等组成人员的行为方可得到实施，合同相对人无权利与义务审查是否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订立合同带来的法律后果，应当对决策者进行问责，而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结果。因此，案涉《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六被上诉人是否具有九围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在2011年至2017年间，九围村小组每年年终按人口向六被上诉人分配“人头钱”，且每一年执行的村集体利益分配方案均经由九围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应视为九围村小组已认可六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关于被上诉人是否能够参与分配公粮钱的问题。首先，未证据佐证被上诉人在一九九零年上交农业税额（即公粮任务），故，被上诉人认为根据《政府征用土地款分配方案协议书》载明的分配方案，其应参与分配公粮钱的分配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九围村年终分红视不同情形，同时存在不同的分配方式，每一种分配方式均未与《政府征用土地款分配方案协议书》载明的分配方案相矛盾，且2011年至2017年间的分配方案均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被上诉人的代表亦签名确认。未有证据佐证村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分配方案，将被上诉人列为公粮钱分配对象。最后，除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前提条件外，“公粮钱”是以家庭为单位，按户进行分配且附有条件；“人头钱”是以个人为单位，按人数的多少进行分配且未附加条件。虽然《调解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被上诉人在新桥九里围参与集体的利益分配，并享受本村农业人口的一切同等待遇”，但《调解协议》未约定被上诉人可以家庭为单位的户，无条件享有分配权利。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无条件享有分配权利，故，被上诉人主张根据《调解协议》载明的内容，被上诉人应享有“公粮钱”的分配权，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参与分配公粮钱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已按《调解协议》全面履行义务，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除了享受被告九围村小组分配的“人头钱”外，还应享受“公粮钱”的分配权利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九围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欧阳彩浓、廖观雄、廖观生、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9473元（6491元+12982元），由被上诉人欧阳彩浓、廖观雄、廖观生、何妙铃、廖远军、廖远斌负担。上诉人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新桥村九围村民小组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2982元，本院予以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吕逸榛书记员朱梓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