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棠乐路******。法定代表人：胡文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勇，广东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四寿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军辉、陈鹏，广东国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四寿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2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银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刘四寿向银莱公司支付服装加工费54245.5元及利息（以54245.5元为本金，从起诉日起计至清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四寿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没有尊重银莱公司与刘四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伙关系结算产生的《欠条》、加工合同关系及刘四寿书写“凭证”中关于刘四寿“23号老伍取款1000元买马”“已拿（其含义是刘四寿向银莱公司取款的意思）7000元、5000元、3000元”“烫工转账2400元”“买马打赌1000元”“合计19400元”的记载。事实上“凭证”是基于《借条》《欠条》为前提条件而产生的，没有《借条》《欠条》，“凭证”是不可能产生的，银莱公司与刘四寿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就会形成即时清结的现状。“凭证”所列明的各项费用为45266.5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可以冲抵《借条》《欠条》中任何一项债务，然而，刘四寿在主张《借条》《欠条》的债权时已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刘四寿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向银莱公司支付了“凭证”中所列明的债务，据此，结合“凭证”是由刘四寿手写，表达了“凭证”是刘四寿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凭证”中的债权债务是没有清结的。被上诉人刘四寿答辩称：银莱公司的主张已经过诉讼时效，银莱公司一直没有主张加工费。原审判决认定刘四寿拖欠的加工费也是不属实的，不是仅凭银莱公司的一张“凭证”来认定是双方的对账单。银莱公司应举证证明刘四寿拖欠银莱公司加工费的事实，而不是由刘四寿举证不拖欠其加工费的事实，银莱公司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银莱公司的诉讼请求。银莱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四寿向银莱公司支付服装加工费54245.5元及利息（以54245.5元为本金，从起诉日起计至清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刘四寿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银莱公司、刘四寿之间于2013年至2016年2月份期间存在加工关系，刘四寿提供原材料给银莱公司，由银莱公司为其加工服装。银莱公司、刘四寿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银莱公司将刘四寿提供的材料交由其他工厂加工，加工完成后由刘四寿到工厂提货，双方之间一般没有送货单等书面凭证。另查，2014年4月17日，银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文华曾向刘四寿借款3万元，并向刘四寿出具了《借条》。同时，因银莱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华与刘四寿曾合伙做生意，双方通过结算后确认胡文华尚欠刘四寿42620元款项，胡文华于2015年2月17日向刘四寿出具《欠条》。2018年6月，刘四寿以上述《借条》《欠条》通过诉讼方式向胡文华追讨款项，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粤0111民初773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刘四寿的诉请。原审庭审中，银莱公司表示，2013年至2016年2月份期间，刘四寿共欠银莱公司加工费合计54245元，因银莱公司欠刘四寿款项，故银莱公司一直未向刘四寿主张加工费。期间，银莱公司曾向刘四寿偿还过部分借款，再加上刘四寿欠银莱公司的加工费，银莱公司以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但刘四寿以《借条》《欠条》起诉至法院要求银莱公司还款，故现银莱公司亦要求刘四寿支付拖欠的加工款。围绕自己的主张，银莱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一份刘四寿手写“凭证”，该“凭证”上写有“文华”及各类衣物的件数、单件金额及总金额，同时写有“合计25866.5元”。另，该“凭证”上写有“23号老伍取款1000元买马”“已拿7000元、5000元、3000元”“烫工转账2400元”“买马打赌1000元”“合计19400元”等内容，该“凭证”底部写有“总计为45266.5元”（25866.5元+19400元）。银莱公司表示，该“凭证”是双方发生矛盾时清算后刘四寿向银莱公司出具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凭证”中的“合计25866.5元”是刘四寿应向银莱公司支付的服装加工费，“合计19400元”是胡文华已向刘四寿偿还的款项。银莱公司述称上述45266.5元即是刘四寿应向银莱公司支付的服装加工费的一部分。同时，银莱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2016年2月4日的《送货单》，该送货单显示总金额为14445元，上面有银莱公司手写内容“减去借支5466元，实付加工费8979元”，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刘四寿的签名，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银莱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华的签名。银莱公司表示，因刘四寿去工厂提取该笔服装时，工厂需要银莱公司的确认，故开具了该张“送货单”，且工厂需要预先支付部分费用，故刘四寿先向对方工厂预付了5466元的款项，剩余8979元款项记载在送货单上，“实付”的意思为刘四寿还应向银莱公司支付的金额，并非已经支付的金额。银莱公司表示，刘四寿共欠银莱公司的加工费即为45266.5元及8979元两笔，合计54245.5元。原审庭审中，刘四寿表示，银莱公司、刘四寿之间确实存在加工关系，但刘四寿每次提货时均以现金的方式向银莱公司结清了加工费，故不清楚双方之间共产生的加工费总金额。刘四寿承认对方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凭证”确实是由刘四寿所写，但只是刘四寿自己对各项支出的一个记录，并非银莱公司、刘四寿之间的对账单，是银莱公司偷取的刘四寿的记录本中的其中一页内容。银莱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确实是刘四寿的签名，但该笔加工费亦已经结清，送货单上的“实付”即表示刘四寿已经实际支付。刘四寿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手写《凭证》，内容为：没有凭据的现金、交结及工厂加工费，已结清。立字为据，双方签名生效。签名人员为胡文华、刘四寿，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刘四寿表示，该《凭据》不包含银莱公司向刘四寿出具了《借条》《欠条》的两笔款项。胡文华称该《凭据》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再查，银莱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文华。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刘四寿向银莱公司提供材料，银莱公司负责加工生产后再送货给刘四寿，刘四寿给付加工款项给银莱公司，故本案银莱公司与刘四寿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银莱公司、刘四寿对于银莱公司已完成加工服装加工的义务没有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四寿是否已经向银莱公司支付了加工费？关于银莱公司主张的加工费用，原审法院分无“送货单”和有“送货单”两部分进行分析。关于无“送货单”的加工费。银莱公司主张该部分加工款项的依据是刘四寿手写的一张“凭证”。该张“凭证”系由刘四寿手写，银莱公司主张系银莱公司、刘四寿之间的对账单。原审法院认为，对账单一般是由交易双方核对往来账款的凭证，一般应由交易双方签名或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但银莱公司提供的该“凭证”没有银莱公司、刘四寿双方的签章，也没有具体的落款日期。同时，该“凭证”上除服装各项费用罗列外，还有买马打赌及其他记载不详的费用罗列，该部分明显不能认定为是刘四寿对于服装加工费用的记载。故无论刘四寿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双方已结清加工费的证据是否真实，在刘四寿对该“凭证”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银莱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刘四寿尚欠其加工费用未支付，仅依据该“凭证”主张刘四寿尚欠其加工款项45266.5元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故即使银莱公司主张的该部分加工费用没有超过刘四寿抗辩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依然无法认定刘四寿尚欠银莱公司45266.5元加工费用没有支付。关于2016年2月4日“送货单”上的8979元加工费的认定。对于该笔费用的金额，双方均没有争议，争议的问题是该笔费用刘四寿是否已实际向银莱公司清付。送货单上手写的“实付加工费8979元”银莱公司称应按照“刘四寿实际应向银莱公司支付的费用为8979元”理解，刘四寿则主张是按照“刘四寿已实际向银莱公司支付了8979元”理解。关于以上争议，原审法院分析如下：送货单是银莱公司向刘四寿交付货物的重要凭证，在刘四寿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该笔加工费用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送货单上的“实付加工费8979元”应按照银莱公司述称的“刘四寿实际应向银莱公司支付的费用为8979元”理解。关于该笔款项是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银莱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四寿于2018年6月份起诉银莱公司归还借款时，银莱公司曾向刘四寿主张对账清偿加工费用，故该笔款项的诉讼时效在2018年6月份发生阻断，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刘四寿尚欠银莱公司加工费8979元，刘四寿未及时偿还上述加工费，已构成违约，银莱公司要求刘四寿及时支付加工费8979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银莱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2019年6月4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刘四寿支付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费8979元及利息（以8979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8元，由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负担553元，刘四寿负担25元。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二审庭审时，黎定华出庭作证称：“我与上诉人在2014-2015年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我与被上诉人以前是朋友关系，2015年我与被上诉人斗地主的时候，被上诉人输了2400元，所以我找被上诉人要，被上诉人让我找胡文华要，因为胡文华欠被上诉人钱，胡文华就将钱打给被上诉人，具体是转账还是给现金不清楚，被上诉人就给我2400元现金。”银莱公司认为证人的陈述可以采信，证人的陈述与“凭证”里面的2400元是相互印证的，证明有2400元这回事。刘四寿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能采信，证人身份无法核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针对银莱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银莱公司诉请刘四寿支付的为加工费，银莱公司对刘四寿是否拖欠加工费负有举证责任。银莱公司提交的“凭证”没有刘四寿的签名，对于银莱公司如何取得该“凭证”双方各执一词，银莱公司无充足证据证实该“凭证”是刘四寿出具给银莱公司用于结算的。经查，“凭证”中的19400元明显不属于加工费的性质，故对该笔费用本院不予采信。“凭证”中的25866.5元，只是记载了该金额的构成，该金额是否是双方对于加工费结算的确认及是否属于刘四寿拖欠该加工费并无详细记载，因此银莱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至于二审证人证言只涉及非加工费部分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刘四寿拖欠银莱公司加工费的事实，且根据证人所述，“凭证”中2400元是因银莱公司法定代表人拖欠刘四寿的款项才向刘四寿支付该款项，与银莱公司主张刘四寿拖欠其2400元的陈述并不相符。上诉人银莱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1.66元，由上诉人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