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4678号原告：苏州立勤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东庄路29号。法定代表人：侯彦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小明、何平，江苏鸿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玮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相城大道789号1-11003室。法定代表人：张奉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建华，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立勤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玮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鲁超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州立勤电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供货欠款、成品库存货款共计650362.56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将上述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自愿调整为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供应线束，被告经对账确认欠原告供货款218410.56元及成品库存货款431952元，共计650362.56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供货欠款及成品库存货款无果，对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原告向法院起诉，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苏州玮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交易方式为被告下单，原告根据被告要求供货。其对于原告主张欠款218410.56元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主张欠付货款的利息不予认可，双方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对于原告主张的成品库存货款不予认可，双方并未就此库存进行交易，原告的主张并无依据。经审理查明，原、被告自2017年9月开始业务往来，由原告根据被告要求为被告定作线束产品，规格分别为（125/105)、（130/110)、（75/55)、（70/50)四种。双方业务往来流程为：被告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向原告下单，原告按照被告要求进行生产，由原告负责送至被告指定的客户即上海XX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处，如被告法定代表人在该公司就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字，如果不在该公司送货时就不签送货单。双方定期对账，对账后由原告向被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自2017年10月28日至2017年11月28日就上述四款线束产品，累计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112441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载明的四种规格的线束数量为：规格为（125/105)1032200、（130/110)1940000、（75/55)2060300、（70/50)884000。就上述货款，被告尚欠原告218410.56元。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12月向被告出具库存对账确认函，其中载明：截至2018年12月17日，原告为被告备货的四种规格的线束产品，分别为：（75/55)的线束的数量为806300个，单价0.18元（含税），金额为145134元（含税）；（130/110)的线束的数量为805200个，单价0.2元（含税），金额为161040元（含税）；（125/105)的线束的数量为339900个，单价0.2元（含税），金额为67980元（含税）；（70/50)的线束的数量为321100个，单价0.18元（含税），金额为57798元（含税）。“本函仅为复核库存之用，并非我司催交货之要求，若库存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交完，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奉碧在“数量证明无误处”签名确认。对此，原告称该确认函系其业务员至被告处交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之前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到原告仓库清点过数量。被告称双方并未实际盘点，被告只是配合原告核查账务。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确认函、库存对账确认函、图纸、照片及本案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庭审中，原告称被告通过邮件以及微信、电话向原告下单，原告按照被告要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比较小，被告的需求量比较大，原告为了及时交货，一般都是按照被告要求生产备货。后按照被告通知的时间交货，当月对账，后由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双方口头约定付款时间是当月付款，最迟次月月底前付款。所谓备货实际上就是被告下订单，要求其生产，并等待被告通知再交货。据此，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于2017年9月21日及29日发送给原告的电子邮件。两封邮件附件均为采购订单。其中9月21日的电子邮件附件中的采购订单载明：订单日期为2017年9月19日，采购产品的物料为线束（125/105)，单价0.2，采购数量500000，交货期2017年9月27日；线束（75/105)，单价0.18，采购数量500000，交货期2017年9月27日。9月29日的电子邮件中的采购订单载明：订单日期为2017年9月19日，采购产品的物料为线束（125/105)，单价0.2，采购数量500000，交货期2017年10月9日；线束（70/50)，单价0.18，采购数量500000，交货期2017年10月9日；线束（130/110)，单价0.2，采购数量810000，交货期2017年10月9日；线束（75/55)，单价0.18，采购数量810000，交货期2017年10月9日。对此，原告称上述订单中尚有部分产品，被告未通知交货仍在库存中。经质证，被告对上述电子邮件无异议。另，原、被告确认除了上述2封电子邮件外，被告均以电话等口头形式向原告下订单，明确交货期、数量、交货地点等。2、自2017年10月12日至2017年11月24日的送货单，日期分别为2017年10月12日、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19日、10月21日、10月26日、10月30日、11月1日、11月3日、11月6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3日、11月17日、11月18日、11月21日、11月24日。上述送货单中只有2017年10月12日、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21日、10月26日的送货单收货人处签有“张奉碧”，其余送货单收货人处均未有签名。送货单底部载明了共计4联，第1联白色为供方存根、第2联红色为客户联、第3联蓝色为供方销售联、第4联黄色为供方财务联。其中载明了四个型号的线束产品，经统计数量分别为：（125/105)1032200、（130/110)2371800、（75/55)2519600、（70/50)884000。对比，增值税发票载明的数量，其中型号为（125/105)、（70/50)线束产品与发票载明的数量相同。型号为（130/110)、（75/55)分别比发票载明的数量多431800、459300，合计891100。对此，原告称之所以送货单上型号为（130/110)、（75/55)的线束产品比发票载明的数量多，系因其提交的送货单中包含了部分返工后再行送货的数量，实际送货数量与发票数量是一致的。经质证，被告称对签有“张奉碧”的送货单无异议，其他未签字的送货单如与发票数量一致的予以认可，否则无法确认，亦无法核实原告每次的送货数量，且原告送的产品中有部分已退回，故其认为送货单载明的数量与发票载明的数量之间的差额系被告退回产品的数量，原告库存的货物应系退回的产品。据此，提供了2017年10月12日、10月14日、10月19日、10月21日的送货单，上述送货单载明的客户料号、品名规格、数量等与原告提供送货单相同，不同点在于：2017年10月12日的送货单（第2、3联）在线束（75/55）146600一栏后面手写有“退回”；10月14日（第2、3联）的送货单在线束（130/110）124500一栏后面手写有“退回”；10月19日的送货单（第2、3、4联）在线束（130/110）192000一栏后面手写有“退124500”。原告提供的上述3张相同日期的送货单均为第4联，且未载明退回情况。对此，被告称上述送货单系其保存的所有送货单。原告对被告提供的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送货单中载明的退回情况系被告事后自行添加不予认可，其提供的送货单中确实包含了退回后返工再向被告交付的部分，但其现在难以区分哪张送货单中包含了返工后重新送货的部分，原告交付的产品均由被告现场检验，如果不合格就不收，如张奉碧在现场就是检验之后再签送货单，有的送货单因张奉碧未在现场即使有退回，也没有注明，故原告库存中并不存在被告退回的产品。被告称有张奉碧签字的送货单都是当场检验之后签字确认，原告提供的产品如果需要返工再交付，确实还要签订送货单。3、原告员工雷某某与被告法定的代表人张奉碧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雷某某于2018年1月16日称“对啦，你说的年前这两个货各要交50万套，还交吗？”，张奉碧回复“先不要，等生产了再说，可以先做好，注意不要有问题”。雷某某称“我现在130/110、75/55这个库存有80万套。125/105、70/50有27万套。125/105、70/50这个还用备下去吗？做够50万套。”张奉碧回复“先不要”，雷某某回复“好的”。2018年12月11日，雷某某通过微信称：未付款金额为218410.56元，成品库存431952元，并发送了产品明细表。张奉碧回复“只能等呀“。雷某某回复：“已开票未付款部分218410.56元+你要求生产的未交的部分431952元。我们这个部分敞开来谈，你先把218410.56元先付给我，431952元部分我们再为你放置一年，至2019年底。原材料部分60267.6元我们立勤自己来承担，你先帮我把已开票的22万帮我处理完，也算是帮我渡过难关。”张奉碧回复“我现在要是过得去，也不会出来给人家打工了，我现在没办法才在别人公司上班的”。后雷某某称“我们还是协助把这么多的你要求生产的库存我们自己来压一年，说真的，作为小弟，我感到我真的是做到够义气啦”。张奉碧回复“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跟XX怎么说，如果他们给面子的还好，不给面子我也拿他没办法呀；我们应该像个好办法”。雷某某回复“说真的张总，我雷某某也算是一直当你是大哥，包括我一直陪你去XX施加压力，我都无话可说；包括你要我生产的这么多的库存，40多万啊，虽然一直压在我这边，我都没有怨你；我还可以帮你再压一年，原材料部分，我至少亏了2-3万元，我也没有埋怨你，但是你要帮我分担一部分；我们还是协助把这么多的你要求生产的库存我们自己来压一年，说真的，作为小弟，我感到我真的是做到够义气拉；你告诉我怎么一直对外，改怎么处理，你说个方案”。张奉碧回复“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呀”。经质证，被告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并未明确确认要支付库存货款，亦不能证明系被告要求原告生产了库存产品。4、原告法定代表人侯彦立、雷某某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奉碧于2018年10月26日的谈话录音2段。主要内容系双方就库存问题进行商谈，其中张奉碧说到“谁也没想到他（欧XX）突然停掉呀，刚刚把那个交完，后面就没订单，那边欧XX已经接到一百八十万的订单了，但是突然停下来以后，欧XX订单没下过来；当时正准备下订单了，突然跟我说是后面立马停掉了，欧XX订单是有一百八十万；它的订单是有的，OFO订单是下给它（欧XX）了，它没有下给XX，但是如果说欧XX找OFO买单，订单下过了，你这一百八十万肯定要买进来，至少你订单下给我了呀，对不对，我负责备好了呀，以后后面出现这个库存的问题了，你欧XX，找欧XX，你订单下给我了，我库存备好了，（我）买单，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后原告法定代表人说“那基本上就是六十多万就定型在这里了”，张奉碧回答“对啊，等启动”。原告法定代表人问“那不启动呢？”，张奉碧回答“不启动到后面他买单嘛，这东西库存也包给他了，还有一个，欧XX他肯定不会干的，我的那么多库存，你订单下给我了，我肯定要你消化的呀，你家问我要我肯定问你要呀，对吧？”。原告称上述录音反映被告向其客户报备货物是80多万，所以其按照被告要求生产了80多万的货物，即目前的库存产品。经质证，被告认为2018年年底，被告法定代表人确受原告员工雷某某的邀请一起商讨如何应对上述企业产品停产事宜，当时双方也是随便聊聊，没有承诺一定会消耗库存备货，只是说了后期项目可能会再启动，启动了才会消耗吸收库存备货，还有就是原告交的货已经超过其下过的订单。就超出订单的已经开票的货款被告法定代表人与雷某某一起至XX公司催要货款时，均承诺等对方消耗完产品后再付款。录音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并未讲原告的库存备货是被告下的订单。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录音中称被告将库存备货的数量清单报给上游厂家，期望上游厂家生产恢复时优先吸收使用。其认为原告库存备货系原告自身根据市场及客户的需求主动作出的生产安排，并非被告要求。故原告生产的风险不应转嫁给被告。原告库存产品还包含不良品及逾期交货的产品。对此，原告称双方并未约定代被告客户消耗完所有产品后再由被告支付其款项。另，关于库存产品，原告称库存对账确认函载明的价格包含了17%的增值税，现增值税税率调整为13%，故后续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税率应为13%，相应的含税价格可由法院依法予以调整。本院认为，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图纸为被告加工特定的产品，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关于已开票部分欠付的货款，被告称双方约定待被告客户消耗完相应产品后再付款，原告不予认可，因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付款时间，原、被告虽有争议，但即便如被告所述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则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对此，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证明在诉讼前已多次向被告催要货款。故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已开票部分的剩余货款218410.56元，本院予以支持。另，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就原告库存产品，双方是否形成了合同关系，即被告有无要求原告进行生产。从双方整个交易过程来看，被告仅仅在起初的业务往来中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过2份订单。根据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产品数量，原告向被告交付的产品早已超出上述2份订单的数量。庭审中，双方亦确认随后的交易往来中被告均通过口头形式下订单。故从上述交易过程来看，不应仅以书面订单认定双方的合同关系。因涉案产品均为定作产品，并非一般通行货物，如被告要求原告进行生产，并按照原告事后以被告通知的数量、规格交货，则应认定双方就相应产品形成合同。对此，首先，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虽然有些送货单没有被告人员签名，但被告亦无法陈述清楚原告每次送货的数量及时间，而上述送货单形成的时间与原告开具发票的时间基本吻合，故送货单中载明的送货时间及数量可信度较高。从送货时间来看，原告每次送货间隔较短，最初的几次送货亦未按照被告最先发送的2份订单载明的交货日期。被告称原告有逾期送货的情形，但纵观双方人员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被告从未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故本院对被告陈述难以采信。由此，上述送货模式，与原告所述被告需求量大，要求原告先行大规模生产，后按照被告通知送货基本相符。第二，原告员工雷某某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奉碧在微信聊天过程中，多次提到“库存产品系按照被告要求生产”，并要求被告予以解决。被告法定代表人均未否认。此外，双方于2018年1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直接的反映被告会事先要求原告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第三，原告人员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奉碧的谈话录音中，根据张奉碧所述，可以反映系因上游企业突然停止接单导致其客户停止收货，同时张奉碧也提到要等客户启动相关项目，相应的库存已经由客户下单，要由客户消化。这一陈述与原告所述被告口头下订单，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生产备货的情形相一致。第四，就原告库存产品，被告以书面形式进行了确认。按照一般常理，如原告的库存产品与被告无关，被告不会对库存产品予以确认。被告称其只是配合原告核查账务，与常理不符。同时，上述确认函中载明的各类型号的产品数量明确、具体，被告对此予以确认，可以表明被告对于原告之前的库存生产情况实际上是清楚的。更能印证，被告此前已通过口头方式下单的事实。第五，涉案产品系定作产品，并非市场通行产品，一般情况下，企业在未接到客户生产通知时，不会大规模的生产。综上，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证据优势明显，可以证明原告的库存产品系按照被告要求生产，并按照被告要求陆续送货。故本院认定就原、被告就原告的库存产品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上述产品虽然现在尚未交付被告，但责任并不在于原告。据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相应的价款。根据库存货物对账函，被告应支付的价款为431952元。但该价款系包含了17%的增值税，现因增值税税率调整为13%，原告亦确认开票税率为13%。据此，本院调整上述价款为417184.41元（431952/1.17*1.13）。该款应由被告支付原告。相应的发票，应由原告开具给被告，对此，本院不予理涉。由上所述，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价款合计635594.97元。因被告未及时付款，现原告主张上述货款（包含已开票及库存产品）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库存产品，具体的规格、数量应以双方确认的库存对账确认函为准，该函载明的产品应由原告交付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州玮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苏州立勤电子有限公司价款人民币635594.97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原告苏州立勤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库存确认函载明的产品（产品规格、数量等，详见库存对账确认函）交付给被告苏州玮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04元，财产保全费3772元，合计人民币14076元，由原告苏州立勤电子有限负担176元，被告苏州玮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鲁 超人民陪审员  支建华人民陪审员  顾小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吴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