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27民初1120号原告杨玉周，男，汉族，1936年3月29日生，云南省会泽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原告何发兰，女，汉族，1938年7月12日生，云南省会泽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原告杨珍，女，汉族，1984年4月10日生，云南省会泽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原告杨林，男，汉族，1985年11月16日生，云南省会泽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原告杨兵，男，汉族，1991年3月11日生，云南省会泽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守涛，系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朱国刚，男，汉族，1982年7月3日生，云南省巧家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委托代理人胡静静，系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南城县宏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城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聂绿军，系该公司经理，男，汉族，1975年9月29日生，住江西省高安市上湖乡付背村披聂自然村**。身份证号码：3622221975********。住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金山口江南汽车城店面。委托代理人谢伟红，系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高安支公司”）。法定代表人游先锋，系该公司经理。住所：江西省高安市桥北路**。委托代理人陈浩，系江西筠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玉周、何发兰、杨珍、杨林、杨兵与被告朱国刚、南城运输公司、人保高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平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珍、杨林、杨兵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守涛，被告朱国刚及其委托代理人胡静静、南城运输公司委托代理人谢伟红、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浩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本案其他伤者还未起诉，故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中止审理，于2019年11月6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11月7日9时许，杨某驾驶云Ａ×××**微型面包车（同车载徐开林、邓家富、柳成龙、柳发连、龚庆万及包继祥6人）由会泽县迤车镇驶往昆明方向。12时53分许，杨某驾车以74km/h的车速行驶至杭瑞高速公路K2180+15M处时，因疲劳驾驶，致所驾车前部撞于前方同向停放于道路右侧应急车道内由朱国刚驾驶的赣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尾部，造成云Ａ×××**号车驾驶人杨某及乘车人徐开林、邓家富、柳成龙现场死亡，乘车人柳发连受重伤，龚庆万、包继祥两人受轻伤及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此事故经云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交巡支队昆曲大队出具的云公交巡昆曲认字[2017]35号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杨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认定驾驶人朱国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认定乘车人徐开林、邓家富、柳成龙、柳发连、龚庆万及包继祥无责任。被告朱国刚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和被告南城运输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均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同时该车投保于人保高安支公司，因此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应在其责任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判令：1、由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302889.2元（其中丧葬费47844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52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其责任限额内承担110000元；2、由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被告朱国刚辩称：1、关于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杨某应承担百分之八十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原因分析驾驶人杨某驾驶行驶系不合格的车辆上道路行驶，且在疲劳时仍继续驾驶车辆，与此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驾驶人朱国刚驾驶未安装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在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内停车，与此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在此次事故中，朱国刚驾驶的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内，旁边有四条行车道，现场道路为直线上坡，视线良好。在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发现该车辆的存在，并采取制动措施。在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车速技术鉴定意见书中指出，杨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时的车速约为74km/s，而且未在路面上留下制动印记。可以由此推测，在事故发生前，杨某基本上未采取减速措施，才以74km/s的速度撞上静止停放的车辆，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其次，杨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云南省高院关于审理人参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记纪要》规定因出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的借用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借用人没有能力赔偿或者赔偿不足部分，由出借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出借机动车存在瑕疵或者出借人对借用人有无驾驶资质或依当时情形是否存在不宜驾驶的具体情况未尽审查义务致人损害发生交通事故的，出借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此次事故中，杨某驾驶的车辆实际上为杨珍所有，而该车辆前两轮轮胎花纹不同、行驶系不合格也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2、死亡赔偿金的赔付标准有待确定。杨某的户口簿中，户别为农业家庭户口。在该户口簿中，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杨某进行过过户别变更。虽然被答辩人提供了农转城的相关证明，但同样有迤车派出所印章的户口簿和证明材料，却存在矛盾的地方，希望被答辩人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证明，明确杨某是何年何月何日进行农转城，或者提供农转城的相关档案材料，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赔付标准；3、丧葬费已实际支付。2017年11月10日，双方就丧葬费已达成协议并实际支付30000元（朱国刚垫付10000元，人保高安支公司垫付20000元），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丧葬费的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解决，被答辩人不得再就丧葬费的相关事宜与答辩人发生纠纷；4、关于杨某父母生活费问题。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因此抚养费为8027元×5年÷3×2=26756元；5、关于杨某亲属办理丧葬费事宜支出的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应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来确定具体数额或者由法院提供实际情况酌情认定数额；6、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根据法院的规定，赔偿权利人要求赔偿义务人在支付死亡赔偿金的同时支付抚慰金的，应结合案件事实考虑是否予以支出。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提出的精神抚慰金过高，恳请法庭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的数额；7、答辩人依法为事故车辆在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万的商业险。因此，本案依法由答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承担。若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由答辩人已经垫付的赔偿款项共计11000元，应在保险人向答辩人支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并由保险人向答辩人支付该笔款项；8、被答辩人合理的诉讼主张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南城运输公司辩称：1、答辩人南城运输公司是因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而对车辆赣Ｆ×××**号车进行的落户登记所有人，并不是该车的实际使用人或经营者。实际车主杨兴兵与答辩人南城运输公司之间为此签订了一份《汽车落户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上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公司没有实际经营该车辆，只是买卖关系而登记为车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汽车落户期间，应当由车辆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起诉答辩人公司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告杨兴兵以答辩人公司名义已就该车向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的不计免赔第三者责任商业险，本案原告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侵权人和车辆受让人承担；3、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律依证据据实计算，不合理、无证据、超标准的诉请不应当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公司虽然是赣Ｆ×××**号的登记车主，但是居于汽车买卖关系而进行的落户登记，依法不应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原告起诉答辩人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南城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辩称：1、我公司已经支付110000元的交强险金额，本案中不承担交强险责任；2、原告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计算；3、原告亲属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4、根据保险条款25条第三项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导致机动车危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故我公司拒绝在商业险责任赔偿；5、诉讼费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为证实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户口本、火化证、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企业信息查询结果单，欲证实原被告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2、交通事故认定书，欲证实此次交通事故被告朱国刚负次要责任，杨某负主要责任，及杨某因此次事故死亡的事实；3、农转城证明，欲证实杨某为城镇户口，其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4、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欲证实杨某父母尚在，杨某父母有3个抚养义务人；5、社保卡，欲证实被告杨某系城镇户口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朱国刚对上述第1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杨某、杨玉周、何发兰是农村户口；对第2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认为杨某驾驶的车实际所有人是杨珍，杨珍应承担连带责任，南城运输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第3组证据不予认可，杨某2012年农转城不明确，属于没有明确属实的事实，与户口簿的证明内容是相冲突的；对第4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第5组证据不予以认可，该社保卡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是2012年农转城的。被告南城运输公司质证意见与被告朱国刚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1组证据中户口簿上可以认定杨某的户口簿没有进行农转城的登记；对第2组证据关于肇事车辆改装的问题认为是生产的改装，不是车辆登记人和使用人所为，并且该两个行为不是事故的原因；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与户口簿相矛盾，从形式上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名，如果是属于农转城还应当出具其他证据来证明，居民户口只是户口簿性质的一种新说法；对第4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第5组证据社保卡的关联性有异议，只是一个社保卡，无法证明是属于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对上述第1组、第3组、第4组、第5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南城运输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2组证据，认为肇事车辆进行改装。为证实其主张，被告朱国刚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协议书、收据，欲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丧葬费30000元，及原告不得再就丧葬费的相关事宜与被告发生纠纷；2、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欲证实被告支付的1000元；3、询问笔录，欲证实杨某是在家务农，没有在城镇工作及车辆所有人是杨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车速鉴定书，欲证实杨某在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没有进行减速；5、保险报案记录单，欲证实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责任；6、行驶证，欲证实赣Ｆ×××**的车辆是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应承担责任。经质证，原告对上述第1组证据认可，原告收到3万元的丧葬费，但是不认可协议内容，在本案中丧葬费系按2018计算；对第2组证据收据三性予以认可，认为不在我方诉请范围内；对第3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询问笔录第二页最后说的很清楚杨珍已经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父亲杨某，没有强制性要求过户，故杨珍不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第4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5组、第6组证据三性认可。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对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第5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6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按照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进行约定，并不是所有登记车主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朱国刚垫付的3万元，也有我公司垫付的，但是没有分配是那一方；对第2组证据同意原告的意见；对第3组证据无异议；对第4组、第5组、第6组证据同意被告南城运输公司的意见。为证实其主张，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汽车落户协议书、借条、pos单，欲证实赣Ｆ×××**号车系杨兴兵购买后登记在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名下，被告公司只是登记车主，不是实际车主和实际经营者；2、承诺书、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欲证实杨兴兵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经营者，已将肇事车辆出卖给我公司，并承诺本案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与被告南城运输公司无关，由其自己承担；3、保险单两份、杨兴兵身份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复印件，欲证实赣Ｆ×××**号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及该车系杨兴兵购买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上述第1组证据三性均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实此车挂靠在南城运输公司，车的保险及过户等相关手续都是南城运输公司代理，杨兴兵只是实际车主，故南城运输公司应当承担其挂靠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对第2组证据，认为承诺书是南城运输公司与杨兴兵为了逃避责任所写的，故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3组证据三性均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即该车系杨兴兵购买的事实不认可。被告朱国刚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朱国刚与南城运输公司是挂靠行为，故南城运输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对第2组证据承诺书当时南城运输公司答应168000元的价格回收，但开到江西的时候以有交通事故为由，扣车调解后给10万元，扣下6万元在南城运输公司，朱国刚属于挂靠关系，故应当进行立案处理；对第3组证据朱国刚与被告南城运输公司是挂靠关系，应当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对第1组、第2组、第3组证据无异议。为证实其主张，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欲证实条款第25条第三项机动车改装加装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诉讼费保险公司不承担；2、投保单、签收单以及投保声明，欲证实投保人已经收到投保条款，已经向投保人详细介绍免责条款，投保人已经详细明确免责条款及加盖公章，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经质证，原告对上述第1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此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约定；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我方与被告南城运输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方认为事故认定书上写的很清楚，加高行为不是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朱国刚对上述第1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此事故不是加高造成的，故不能用此免责条款，也没有明确已经告诉此条款；对第2组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无法证实保险公司明确告知南城运输公司免责条款的规定，不适用此条款。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对上述第1组证据保险单签收单并非包括免责条款的签收，不能证明保险人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提示与解释说明的义务，因此免责条款不生效，此条款内容与本案无关，投保时保险公司对车辆进行审查即使车辆与登记相关不符，保险公司审查时仍然承保，说明投保人已经说明了车辆状况，改装状况也不是事故的原因，不是条款当中约定的，因改装导致危险加重的情节，因此该免责条款对本案不生效。本院对上述证据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予以分析认定。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7年11月7日12时53分许，杨某（在本案事故中已死亡）驾驶云Ａ×××**微型面包车（载徐开林、邓家富、柳成龙、柳发连、龚庆万及包继祥6人）由会泽县迤车镇驶往昆明，杨某驾车以74km/h的车速行驶至杭瑞高速公路K2180+15M处时，因疲劳驾驶，致所驾车前部撞于前方同向停放于道路右侧应急车道内由被告朱国刚驾驶的赣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尾部，造成云Ａ×××**号车驾驶人杨某及乘车人徐开林、邓家富、柳成龙四人当场死亡，乘车人柳发连受重伤，龚庆万、包继祥两人受轻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检验，云Ａ×××**微型面包车的行驶系不合格，赣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存在未安装后下部防护装置，反光标识不合格、货箱箱体改装加高的违法行为。经交警部门现场勘验后分析认定杨某（已死亡）驾驶行驶系不合格的车辆上道路行驶，且在疲劳时仍继续驾驶车辆，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告朱国刚驾驶后下部防护装置不合格的车辆，且在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内停车，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认定杨某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朱国刚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徐开林、邓加富、柳成龙、柳发连、龚庆万及包继祥无责任。云Ａ×××**号车的车辆登记所有人虽为杨珍，但该车事发前已出售给其父亲杨某，该车在中国平安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沾益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赣Ｆ×××**号车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为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在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限额的商业第三者险，被告南城运输公司以被告朱国刚与杨兴兵系该肇事车辆的合伙购买人为由，于庭审后申请追加杨兴兵为共同被告，但已明显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间。事故发生后，被告朱国刚为杨某垫付了急救车和尸体处理费用合计1000元。2017年11月10日，被告朱国刚与原告方代表杨林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被告朱国刚先行支付原告方丧葬费30000元（系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垫付的30000元），被告支付该款后，原告方代表杨林应向被告出具收据，双方均认为关于丧葬费的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解决，双方不得再就丧葬费的相关事宜发生纠纷。另查明：杨某（已死亡）于2012年农转城为城镇居民，其父亲杨玉周和母亲何发兰共生育三个子女（即杨某、杨加会、杨加仙）。本院认为：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害者仅请求合伙挂靠人一人承担赔偿责任，且申请追加其他合伙挂靠人超过法定期限的，可由该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该合伙挂靠人承担责任后可向其他合伙挂靠人按内部约定追偿。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最后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死者杨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朱国刚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朱国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朱国刚驾驶的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故本案原告方的损失应先由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再由人保高安支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朱国刚和杨某按责任划分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朱国刚（合伙挂靠人之一）和被告南城运输有限公司（被挂靠人）形成挂靠关系，故被告南城运输有限公司和被告朱国刚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后可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关于本案责任比例划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以杨某承担70%、被告朱国刚承担30%为宜。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依法应包括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两项，其中：（1）、原告主张的杨某死亡赔偿金619920元（30996元/年×20年），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杨玉周、何发兰）生活费65200元（19560×5÷3×2），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本案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依法应为685120元（619920元＋65200元）。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对原告主张的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合计10000元，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考虑到确需实际开支，本院酌情予以支持2000元。对原告主张的丧葬费47844元（95688÷12×6），因双方已达成协议，且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交强险伤残死亡赔偿责任限额内已支付，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692120元（含精神抚慰金500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住宿伙食误工等费用合计为687120元，因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交强险伤残死亡赔偿责任限额内已赔偿原告丧葬费30000元，故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交强险伤残死亡赔偿责任限额内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由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206136元（687120元×30%=206136元，未超过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精神抚慰金5000元，由被告朱国刚和被告南城运输公司承担1500元（5000元×30%），由原告自行承担3500元（5000元×70%）。被告朱国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被告南城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朱国刚和其他合伙人追偿。对被告朱国刚主张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朱国刚其余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南城运输公司主张其不是实际使用人或者经营者，不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南城运输公司其余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主张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或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主张被保险车辆改装加装未及时通知保险人，故商业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因本案肇事车辆改装加装不是造成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故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人保高安支公司其余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杨玉周、何发兰、杨珍、杨林、杨兵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06136元。二、由被告朱国刚和被告南城县宏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杨玉周、何发兰、杨珍、杨林、杨兵精神抚慰金1500元。被告朱国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被告南城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朱国刚和其他合伙人追偿。三、驳回原告杨玉周、何发兰、杨珍、杨林、杨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2014元，减半收取1007元，由原告杨玉周、何发兰、杨珍、杨林、杨兵承担705元，由被告朱国刚和被告南城县宏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元3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郭 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熊洊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