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建国（曾用名富法根），男，197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赵德新,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亚萍，女，197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富杰，男，199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仁爱，男，195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玉梅，女，195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跃，浙江古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富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7年富建国作为户主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建房，当时的在册人口为富建国、妻子朱亚萍、儿子朱富杰、岳父朱仁爱、岳母韩玉梅，2008年该申请通过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2010年10月15日富建国与萧山区新街镇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政府支付富建国户拆迁补偿奖励款共计2004800元，其中主房补偿费（含装修）1498918元、附房补偿费144000元、搬家费900元、电话移机费416元、空调拆装费300元、太阳能（燃气）热水器拆装费700元、宽带网迁移费416元、房屋前后附着物及清苗补偿费20000元、房屋评估费6000元、房屋签约奖68030元、无非正常装修奖236120元、房屋腾空奖9000元、其他20000元。扣除购房款及农具存放间款214000元外，其余款项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安置人口3人（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安置面积200平方米。同日，朱仁爱与萧山区新街镇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政府应支付朱仁爱户补偿163000元，安置人口2人（朱仁爱、韩玉梅），安置面积100平方米。2017年8月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浙0109民初67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富建国与朱亚萍于2014年9月分居，原审法院最终判决准予富建国与朱亚萍离婚，未对双方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后朱亚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17日裁定朱亚萍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于2017年10月19日生效。另查明：富建国户的拆迁安置协议项下，房屋评估奖6000元，按家庭常住人口3人计，2000元/人；房屋签约奖68030元，其中按主房面积计算为59030元（590.3平方米×100元/平方米），按人口计算的为9000元（签约奖1000元/人×3人+提前签约奖2000元/人×3人）；无非正常装修奖236120元（主房面积590.3平方米×400元/平方米）；房屋腾空奖9000元（按常住人口2000元/人×3人+提前腾房的按1000元/人×3人）；其他20000元、房前屋后附着物20000元，均按20000元/户计算。朱仁爱户项下的补偿款163000元系按人口计算。富建国户拆迁安置合同项下的拆迁补偿款，扣除预留款214000元，政府实际发放1790800元，其中第一笔款项1432640元由政府发放给富建国，富建国、朱亚萍领取，第二笔款项358160元由朱富杰领取。2018年富建国户下安置房予以实际安置，其中朱富杰安置140户型房屋一套，朱亚萍、富建国各安置70户型房屋一套。2018年7月朱富杰与朱亚萍的安置房屋、车位共使用预留房款160500元（房屋130500元、车位30000元）以及预留款利息76531.75元，朱亚萍还另行补交77831.75元。富建国的安置房屋、车位使用预留房款53500元（房屋43500元、车位10000元）及利息25510.58元，富建国还另行补交9307.32元。2019年2月1日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与富建国签订协议一份，双方对拆迁协议外另行发放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补偿款49630元及过渡费136000元进行分配，富建国分得49630元的四分之一、136000元的三分之一，上述款项已履行。富建国于2019年1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支付富建国财产分割款63195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一、案涉被拆迁房屋建造时的在册人口为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故该五人为该房屋的共有人。朱富杰在房屋建造时尚年幼，不可能出资出力，故其享有的房屋份额应低于其他房屋共有人。同时，因其他房屋共有人均未能提供出资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富建国、朱亚萍、朱仁爱、韩玉梅各享有22.5%的房屋份额，朱富杰享有10%的房屋份额。二、关于各当事人享有的拆迁补偿奖励款。虽然针对案涉被拆迁房屋同时签订了富建国户及朱仁爱户两份拆迁安置协议，但富建国未提供双方已在起诉前进行过分家析产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认为两份拆迁安置协议项下的款项在未分割之前均为家庭共有财产。1、富建国户合同项下主房补偿费（含装修）1498918元、附房补偿费144000元、房屋签约奖（按主房面积）59030元、无非正常装修奖236120元，上述款项共计1938068元涉及房屋面积，应在房屋共有人之间按各人享有房屋比例进行分配，即富建国、朱亚萍、朱仁爱、韩玉梅各享有436065.30元，朱富杰享有193806.80元。2、富建国合同项下搬家费900元、房前屋后附着物及清苗补偿费20000元、房屋评估费6000元、房屋签约奖（按人口计算）9000元、房屋腾空奖9000元、其他2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64900元涉及人口或户，应在五位安置人口之间分配，即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各分得12980元。3、富建国合同项下电话移机费416元、空调拆装费300元、太阳能（燃气）热水器拆装费700元、宽带迁移费416元，上述款项共计1832元，为已支出的费用或必然支出的费用，原审法院认为不宜作为共同财产分割。4、涉案当事人对朱仁爱户合同项下补偿奖励款163000元系按安置人口两人人口计算无异议，故朱仁爱、韩玉梅各分得81500元。综上，富建国应分得449045.30元，朱亚萍应分得449045.30元，朱富杰应分得206786.80元，朱仁爱应分得530545.30元，韩玉梅应分得530545.30元。5、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三人应分得的拆迁补偿奖励款共计1104877.40元，各人应分得的款项在三人应分得的款项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富建国40.64%、朱亚萍40.64%、朱富杰18.72%。富建国户下预留安置房款214000元，三人的预留房款按此比例分配，即朱亚萍享有86969.60元、富建国享有86969.60元、朱富杰享有40060.80元。6、2018年7月房屋安置，预留购房款的利息共计102042.33元，此利息应为朱亚萍、朱富杰、富建国所有，根据三人享有的预留款分配比例朱亚萍40.64%、朱富杰18.72%、富建国40.64%,按上述比例计算三人分得的利息为朱亚萍41470元、朱富杰19102.33元、富建国41470元。综上，富建国、朱亚萍应分得的款项为拆迁补偿奖励款各449045.30元，预留款利息各41470元，合计981030.60元。三、关于朱亚萍与富建国拆迁款支出金额。1、双方认可购置车辆花费300000元；2、出借他人借款200000元；3、富建国认为拆迁款中用于归还债务的款项为200000元，朱亚萍则认为用于归还债务的款项为600000元，但朱亚萍未提供归还债务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认定拆迁款中归还债务的款项为200000元。4、富建国认为用于其他生活支出的款项为103500元，朱亚萍则认为用于其他生活、医疗支出的款项为546162.20元。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朱亚萍与富建国于2014年9月开始分居，此后朱富杰一直跟随朱亚萍生活，虽然朱亚萍不能提供全部抚养费用支出凭证，但2014年9月至2016年11月期间朱富杰的抚养费客观上必然存在；同时，2010年10月签订拆迁协议后至朱亚萍、富建国2017年10月19日离婚，此期间朱亚萍个人仍存在正常消费支出，故原审法院在综合考虑上述情形,且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各方工作收入的情况下，酌情确定朱亚萍从拆迁收入中的个人生活开支、朱富杰的抚养开支共计为150000元。综上，富建国、朱亚萍共计支出的款项为预留款各86969.60元，购置车辆300000元、出借他人200000元、归还债务200000元、生活开支150000元，共计1023939.20元。因富建国、朱亚萍支出的拆迁补偿款已超过两人应分得的拆迁补偿款981030.60元，富建国无权要求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方支付拆迁补偿款。四、共同财产即浙Ａ×××××汽车的分割，应由朱亚萍与富建国以离婚后财产纠纷另案主张权利，本案中不作处理。五、关于夫妻共同债权200000元，因朱亚萍、富建国已达成分配协议，且已将款项收回，即朱亚萍分得125000元、富建国分得75000元，无须再行处理。关于朱亚萍取得的100000元借款利息，系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富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20元，由富建国承担。 宣判后，富建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朱仁爱、韩玉梅是朱亚萍的父母，富建国是上门女婿，与朱亚萍曾是夫妻关系，朱富杰是富建国与朱亚萍的婚生儿子。2012年初富建国与朱亚萍因感情不和分居生活，2017年10月17日经法院判决离婚。1986年期间，朱仁爱、韩玉梅建造了一处农村住宅，该房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坐北朝南，另一部分坐西朝东。2007年期间，经朱仁爱、韩玉梅同意，上诉人申请翻建上述房屋，但实际施工时仅翻建了其中坐北朝南的房屋。翻建房屋的费用由上诉人承担，故朱仁爱、韩玉梅与上诉人分家析产，朱仁爱和韩玉梅继续居住坐西朝东的旧房屋，上诉人家庭居住坐北朝南的新建房屋。同时，朱仁爱、韩玉梅办理了独立户口本，上诉人家庭也办理了独立的户口簿，成为两个独立的家庭户。2010年10月(离婚前)，上诉人居住的区域被政府拆迁，政府与上诉人家庭户及朱仁爱家庭户分别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朱仁爱、韩玉梅户2人获得163000元的补偿款，100㎡安置房屋。上诉人户3人获得2004800元拆迁补偿款，200㎡安置房，其中朱富杰100㎡，扣除预留购房款214000元后，政府实际支付1790800元，该款由被上诉人朱亚萍管控。目前安置补偿已经结束，政府与朱仁爱户及上诉人户分别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事项。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户3人获得的赔偿款应当与朱仁爱、韩玉梅5人分割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政府与上诉人户3人、朱仁爱户2人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时，上诉人户、朱仁爱户已经是两个户口簿，各自独立居住生活，即已经分家析产，朱仁爱户居住在坐西朝东的自建房屋内，上诉人户居住在坐北朝南的自建房屋内，无论是户口还是居住，两户都已经分家析产完毕。这是朱仁爱、韩玉梅、朱亚萍、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客观事实。正是基于此种事实，政府才分别与朱仁爱户、上诉人户签订了《房屋搬迂补偿安置协议》，分别补偿，分别安置。签订协议时，朱仁爱、韩玉梅、朱亚萍都同意案涉财产按照《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处理，才与政府分别签的合同。取得补偿款后，朱亚萍擅自将40万转给其父亲，20万转给其妹妹，改变了分家析产的状况，上诉人才与其发生矛盾，最终导致离婚。一审判决以2007年上诉人改建房屋时，“现有在册人口”一栏记载有朱仁爱、韩玉梅的名字，就认为该房屋属于5人所有，与上述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当然，目前朱仁爱、韩玉梅、朱亚萍一家人都认为签订合同前没有分家析产，基于朱仁爱、韩玉梅、朱亚萍是一家人，上诉人与朱亚萍已经离婚，故朱仁爱、韩玉梅、朱亚萍不肯客观陈述事实，上诉人也没有书面的分家协议作为证据，故希望二审法院能依据客观事实认定前述的分家析产情况，还原事实真相，依法打击不诚信行为。三、假如按一审判决认为的案涉的5人是同一家庭户，那么上诉人家庭户归还的建房等债务20万就是5人家庭的共同债务，购车的30万也是共同支出，15万家庭开支也是共同消费，上诉人户获得200余万补偿款后，应当先扣除上述共同费用，再分割共有财产，而一审判决认为5人分割财产，上述债务仅由上诉人及朱亚萍2人承担显失公平。上诉人户获得的补偿款为2004800元，朱亚萍使用20万元用于归还建房时拖欠的债务，购车支出30万元，其他共同生活支出103500元，朱富杰支出15万元，总计支出753500元，假设按照一审判决认为的，上诉人户与朱仁爱户是同一家庭户，从未分家析产，那么上述债务就是5人家庭的共有债务，家庭共有财产扣除共同债务，剩余1251300元。上诉人分得22．5％，即281542．5元，扣除用于个人购房预留款53500元，还应当获得228042.5元。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四、朱亚萍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分家析产款631950元。首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错误。其次，本案应当按照3人分割家庭财产，具体计算方式：I．拆迁补偿2004800元，扣除预留的购房款214000元后，政府实际支付拆迁款1790800元。2．归还家庭债务20万元，购车支出30万元，其他支出103500元，总计支出603500元，剩余1187300元；3．其中的50％即593650元归上诉人，4．预留的购房款214000元已经转化为其他财产，不再分割，5．朱亚萍占有利息1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5万元。上诉人建造拆迁房屋时，朱富杰尚未成年，对建造的房屋没有提供任何资金或劳力资助，且其已经获得购买安置房预付款107000元(计算方式：占有家庭安置房面积的50％，故预付的214000元中的50％即107000元已经归其)，另占有了设备补偿款及上诉人自2017年7月份至今的过渡费185630元。获得的安置房屋也比上诉人多出50㎡，其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补偿。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朱亚萍向上诉人支付分家析产款631950元。 被上诉人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答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在拆迁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进行分家析产与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建房审批表，建房审批表中明确审批新建房屋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5人，而非像上诉人所陈述的双方已经进行分家析产。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当时审批建房的话，就应当是上诉人及朱亚萍、朱富杰三人进行申请审批。其次，按照农村的新建房的规定，是有老房拆除新房才能建造。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陈述的有部分没有拆，由韩玉梅、朱仁爱居住。二、1、虽然说本案的拆迁分别签订了两份拆迁合同，但是这并不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分家析产。因为朱仁爱、韩玉梅所签订的拆迁合同，仅涉及到该两人名下的人头费。该金额是按照人头计算的，对于这个事实，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也没有异议，表示认可。因此上诉人认为在拆迁前已经进行分家析产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2、关于具体开支问题。第一项一审中确定的这个20万元债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不止。但是由于没有证据，一审法院是根据上诉人自认的事实3个人的家庭支出债务是20万元。第二项的购车款30万，也是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自认的，因为车是为上诉人所用，肯定也与朱仁爱、韩玉梅无关。还有103500元也是上诉人也自认是三个人的家庭开支。一审认定还有15万元，15万元是用于朱富杰及朱亚萍的个人开支，那么显然也与韩玉梅、朱仁爱户没有关系。综上，一审将1023939.2元支出列为富建国和朱亚萍共同支出是合理的。 上诉人富建国二审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朱亚萍等人提交照片一张，欲证明拆迁的时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住在一起的。上诉人富建国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房屋不是当事人的房屋。因被上诉人朱亚萍表示房屋已拆除无法进一步举证，故本院难以确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富建国户与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补偿款的归属确定。案涉被拆迁房屋建造时的审批人口为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朱仁爱、韩玉梅，该五人为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此后各方并未分家析产，故因该房屋灭失所获得的价值补偿应属五人共有。富建国户与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就补偿款分项作了列明，补偿总金额为2004800元。朱仁爱户与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对补偿款未作分项列明，补偿总金额为163000元，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款系按人口计算。根据上述事实，原审法院将富建国户补偿款中非按人口计算部分根据建房时的贡献在五个共有人间酌情分配并无不当。富建国以朱仁爱、韩玉梅已另立户口，独立居住生活为由，主张房屋已分家析产依据不足，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富建国、朱亚萍在拆迁款中应分得的金额为898090.6元（不含预留安置房款利息）。关于预留安置房款利息，原审法院根据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三人应分得的拆迁补偿奖励款的比例分配214000元预留安置房款及利息，本院认为此种分配方案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本院认为预留款系用于购买安置房，故本院更倾向于根据富建国、朱亚萍、朱富杰三人获得的安置房面积比（70：70：140）确定预留安置房款及相应利息的归属，即富建国、朱亚萍各获得预留安置房款53500元，朱富杰获得预留安置房款107000元，富建国、朱亚萍各获得相应利息25510.6元，朱富杰获得利息51021.2元。根据该计算方式，朱亚萍、朱富杰共应获得预留安置房款及利息共计237031.8元。安置房结算清单显示指挥部安置时确定朱亚萍、朱富杰的预留款项及利息总计为237031.75元，从金额分析，本院的计算方式与拆迁安置单位的计算方式一致。故本院确定按安置面积计算预留款及相应利息归属，朱亚萍、富建国应分得的拆迁补偿奖励款及利息共计949111.8元。加上各方在2019年2月的协议中未处理的过渡费4800元/人，共计958711.8元。二、关于拆迁补偿款的支出金额。1、购车款30万元，根据富建国主张，朱仁爱、韩玉梅已分户生活，且富建国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朱仁爱、韩玉梅享有购车利益，故对富建国主张购车款应五人分摊的主张不予支持。2、出借款项20万元，双方无争议，且债权已分割完毕，本院予以确认。3、富建国、朱亚萍安置房购房款为158021.2元（仅指预留款及利息部分，未含双方离婚后补交部分）。4、归还债务款项金额，原审法院认定20万元，朱亚萍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确认。但双方并未指明该20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如全部系因建房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各方按房屋产权比例分担，富建国、朱亚萍承担其中的9万元。如非建房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富建国、朱亚萍分担。5、其他生活开支，原审法院系根据朱亚萍个人生活开支及抚养朱富杰的需要酌情确定为150000元，故富建国要求确认该款由五人共担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在2010年第一笔拆迁补偿款领取后至2017年10月19日富建国与朱亚萍离婚前，朱亚萍存在其个人生活消费及朱富杰抚养费的合理支出，在2010年第一笔拆迁补偿款领取后至2014年9月富建国与朱亚萍分居前，富建国的正常消费支出亦应作相应扣除，原审法院未考虑富建国分居前的生活消费支出不当，确定朱亚萍生活消费支出及朱富杰抚养费开支过低。综上分析，即使20万元全部为建房所负债务，在扣除购车款、出借款项、购房款及还款后，富建国、朱亚萍的拆迁补偿款仅余约21万元，从拆迁款分配至富建国、朱亚萍离婚时隔近7年，朱亚萍主张该剩余款项用于生活开支具有一定合理性。三、从分家析产纠纷的一般处理思路看，本院认为富建国不能以若干年前的财产作为目前分家析产的标的，如其有证据证明朱亚萍存在转移隐匿财产行为的，朱亚萍应当对此作出合理说明，但在本案中转给朱仁爱的40万元经办人即为富建国，朱亚萍不存在转移隐匿的行为。富建国主张朱亚萍转存给其妹妹20万元，但双方均未提供相关的转存记录，即使转存属实，且该款项朱亚萍妹妹未归还朱亚萍，如前所述，拆迁补偿款中本应有朱仁爱、韩玉梅的份额，上述转款亦未侵害富建国利益。另外，2010年第一笔款项1432640元系富建国、朱亚萍共同领取，富建国主张富建国户的拆迁安置款全部由朱亚萍控制证据亦不足。综上，富建国要求朱亚萍返还其拆迁安置补偿款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15元，由上诉人富建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韦 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