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33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军民，男，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红，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娜，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嘉兴市哲逸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嘉兴日商投资区管委会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吕绍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伯铭，浙江君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琦里，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系该公司员工。再审申请人黄军民因与被申请人嘉兴市哲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哲逸贸易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终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军民申请再审称，一、黄军民可以提供从嘉兴市港航局调取的6.3亩《合同》、王江泾镇强力装卸码头与油车港镇上睦村经济合作社的《租赁协议》作为新证据，证明哲逸贸易公司在原审过程中提交的与莫有泉等八位村民租地《合同》中的公章系哲逸贸易公司擅自加盖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审判决认定“黄军民系接受哲逸贸易公司的指示，代为向村民等租赁土地”错误，应依法再审。（一）原审中黄军民与哲逸贸易公司分别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现黄军民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从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处获取了哲逸贸易公司在申请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时提交的6.3亩土地租赁合同作为新的证据。1.原审中，哲逸贸易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加盖有其公章的与莫有泉等八位村民《租赁合同》原件、手写明细、2012年3月28日金额为380000元的《收条》、2012年10月9日吉文向哲逸贸易公司支付两笔各100000元、2013年5月24日10000元转账记录、《关于申请补办临时码头手续的报告》及《水路交通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油车港码头堆场清退协议》等证据。2.原审判决中，黄军民申请法院向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上睦村村民委员会调取了与莫有泉等八位村民《租赁合同》，该调取的《租赁合同》上并未加盖有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同时，原审过程中，黄军民向法庭提交了其与上睦村1组集体签订的6.3亩合同原件（该份合同上并未加盖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以及该份合同第一页下方甲方代表签字处并未有村民签字，村民集体的签字均在第二页）、《赔偿清单》和通过法院向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调取的《收条》两份等证据。3.原审判决通过哲逸贸易公司持有的加盖其公章的黄军民与莫有泉等八位村民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手写明细记载内容以及黄军民与哲逸贸易公司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等认定黄军民系受哲逸贸易公司指示代为向村民租赁土地的事实。并且，原审法院最终认定哲逸贸易公司系案涉码头的实际经营者，并有权获取案涉《码头堆场清退协议》确定的设施设备补偿款。4.原审审理结束后，黄军民才从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处获得哲逸贸易公司在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时提交的一份黄军民与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签订的6.3亩土地的《租赁合同》。该份从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处获取的合同上乙方黄军民签字之上加盖有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以及甲方组代表签字处有“卜保全”签字。该份合同与黄军民手中持有的6.3亩土地《租赁合同》原件完全不一致。（二）哲逸贸易公司码头实际占用的土地是黄军民与八位村民签订《租赁合同》租赁的10.178亩土地，并不涉及黄军民与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租赁的6.3亩土地。哲逸贸易公司既未委托黄军民签订合同，又未支付租赁费用，却擅自在6.3亩土地的租赁合同上加盖公章，其目的系为向嘉兴市港航管理局申请码头经营许可证，并不能表明哲逸贸易公司与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存在租赁关系。哲逸贸易公司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有擅自加盖公章伪造合同的行为，再结合本案黄军民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推断本案哲逸贸易公司加盖公章的租赁合同系哲逸贸易公司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擅自伪造。1.哲逸贸易公司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称：其自2002年起在位于嘉兴市秀洲区堍的嘉兴市王江泾镇强力装卸码头租赁吊机和场地经营煤炭生意。2012年，王江泾镇强力装卸码头与上睦村的土地租赁合同期满后，其通过黄军民直接向村民租赁了用于该码头所用的场地、圩岸等合计10.178亩。同时，哲逸贸易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关于申请补办临时码头手续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其经营的码头占用的土地就是原王江泾镇强力装卸码头的土地。并且从黄军民获取的油车港镇上睦村经济合作社与王江泾镇强力装卸码头（法定代表人徐祥生）签订的《协议书》也可以明确王江泾镇强力装卸码头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租赁的土地面积为10.178亩，即八位村民的土地。不论哲逸贸易公司因何持有与八位村民《租赁合同》原件，可以确定的是哲逸贸易公司经营的码头所占用的土地仅限于10.178亩土地，并不涉及黄军民与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租赁的6.3亩土地。2.2012年10月22日，黄军民与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签订了6.3亩土地租赁合同。黄军民依据合同约定向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支付了第一期租金231525元。2012年10月13日，黄军民与濮建忠签订租用协议，约定：濮建忠向黄军民租用上睦村码头，租期自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0日止。2012年10月23日，黄军民与陈根林、高胜华签订《租用场地协议》，约定：租用面积按现租用面积，租期自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事实上，黄军民从上睦村上睦片1组集体处租赁了6.3亩土地，支付了租金231525元，且分别转租给了濮建忠和陈根林、高胜华两家，哲逸贸易公司从未委托黄军民，也从未向黄军民支付租金。3.哲逸贸易公司将八位村民的租赁合同与6.3亩土地租赁合同，擅自加盖公章，其目的仅系用于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并不表示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等规定，从事港口经营，应当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根据《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申请从事港口经营，应当提交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及其办公用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和资料，以证明其有固定的经营场所。黄军民从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处调取了6.3亩土地租赁合同，且发现哲逸贸易公司在该租赁合同上，同样加盖了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但该份6.3亩租赁合同与黄军民持有的6.3亩土地租赁合同原件完全不一致，黄军民持有的原件上并无哲逸贸易公司公章，以及甲方组代表签名处并无“卜保全”签字。哲逸贸易公司并未委托黄军民签订6.3亩土地租赁合同，也未向黄军民支付租金，且未实际占有使用6.3亩土地，但哲逸贸易公司却擅自盖章，形成哲逸贸易公司租用土地租赁合同的表象，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向嘉兴市港航管理局提交的这份合同同样属于伪造。（三）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哲逸贸易公司同样伪造了与八位村民的租赁合同，哲逸贸易公司与村民间并不存在实际的租赁关系，更无证据证明黄军民系受哲逸贸易公司委托与村民签订租赁合同的。黄军民与村民签订的《租赁合同》一式三份，均有黄军民的签字；但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除哲逸贸易公司持有的合同原件外，其余二份由出租方村民与见证方村委会持有的合同原件，均未加盖哲逸贸易公司公章。哲逸贸易公司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向黄军民借用租赁合同原件，且为表示其与经营码头的关系，必需加盖公章。哲逸贸易公司持有合同原件后，随时可以加盖公司公章，但其是否为租赁合同主体，还应当结合见证方及村民持有的合同原件进行判断。如果按哲逸贸易公司的主张，黄军民系受其指示代为向村民租地，为何仅有一份合同原件上盖有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另结合三份合同原件推断，如果哲逸贸易公司与黄军民之间构成隐名代理，则应该三份租赁合同均无哲逸贸易公司盖章；如果哲逸贸易公司显明委托黄军民，那么三份合同均应加盖哲逸贸易公司公章。现出租方与见证方的合同原件中，均未加盖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且结合哲逸贸易公司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擅自在6.3亩土地租赁合同上加盖公章的事实，完全能够推断8位村民的租赁合同上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也是哲逸贸易公司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擅自加盖的。二、原审判决通过对“领款”、部分租赁合同原件加盖哲逸贸易公司的公章，加盖哲逸贸易公司公章的合同原件在哲逸贸易公司处的证据，推断认定“黄军民系接受哲逸贸易公司的指示，代为向村民等租赁土地”的事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的情形。（一）从第一部分的论述，黄军民认为哲逸贸易公司持有的与八位村民的租赁合同原件上的公章是其在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时擅自加盖的。哲逸贸易公司在案涉码头经营，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因办理经营许可证的主体系哲逸贸易公司，因此，哲逸贸易公司必须提供其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用于证明其有固定场所，才会出现哲逸贸易公司持有的租赁合同单方加盖了公司公章的情形。哲逸贸易公司在原审判决中主张公章是公司交给黄军民之后，由黄军民加盖的说法无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手写明细记载的“领款”，根本无法证明黄军民是受哲逸贸易公司指示的事实。黄军民实际对外支付的金额，远远大于黄军民从哲逸贸易公司处的“领款”，完全可以证明黄军民并非受哲逸贸易公司指示的事实。根据黄军民手写明细记载：“领款”580000元：付田374042元、祥生180000元、圩岸21498元、付挖机2300元、钢筋模板11100元、泥土26710元：615650-祥生电费1482元=614168元等事项。黄军民实际对外支付的金额为614168元，即黄军民实际对外支付的金额远远大于从哲逸贸易公司处的“领款”580000元。若依据哲逸贸易公司的主张，则黄军民在与徐祥生签订《出售协议》并完成付款后已完成了指示的全部事项，为何还要对码头实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圩岸、挖机、钢筋模板等事项进行付款。再者，黄军民实际对外支付的金额超过哲逸贸易公司向其支付的580000元，超过金额达到了34168元。若按照哲逸贸易公司的主张，黄军民不仅未从中获利，还另行垫付了34168元，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因此，一、二审判决根据手写明细记载的“领款”意思表示，认定黄军民是受哲逸贸易公司指示向八位村民租地及向徐祥生购买码头设施的事实错误，再审应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认定“有关付给徐祥生的码头设施转让款及因码头设施建设支出的款项，系由哲逸贸易公司支付给黄军民后再由黄军民支付给相关人员”。但是，针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哲逸贸易公司并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1.哲逸贸易公司主张所有款项均为其支付给黄军民后再由黄军民支付给相关人员的事实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哲逸贸易公司主张黄军民系受其指示向徐祥生购买码头设施，黄军民向徐祥生支付的款项来源于哲逸贸易公司，但对上述主张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原审判决中，哲逸贸易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反而黄军民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完全可以证实其是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徐祥生支付了178000元的事实。2.哲逸贸易公司主张黄军民是受其指示向徐祥生租地及向八位村民租地的事实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审中，法院通过“在2012年至今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租期、租金等租赁关系的基本事项也均无任何书面材料予以证实”等判断认定黄军民与哲逸贸易公司是租赁关系的主张缺乏依据。但本案是哲逸贸易公司提起的诉讼，哲逸贸易公司主张的黄军民系受其指示的事实，哲逸贸易公司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案件审理过程中，理应由哲逸贸易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一、二审法院却把举证责任倒置给了黄军民。且黄军民为证明主张，在原审判决中提交了：①黄军民与徐祥生签订的《出售协议》以及180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②申请法院调取了上睦村村民委员会处留存的租地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在黄军民提交了书面证据，哲逸贸易公司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黄军民是租赁合同的承租方，黄军民是徐祥生设施设备的购买方。四、原审法院认定哲逸贸易公司是案涉码头的经营者即所有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案涉《码头堆场清退协议》确定的补偿是基于码头设施设备产生的给予设施设备所有权人的奖励，应当补偿给黄军民。2012年10月10日，黄军民与徐祥生签订了《出售协议》，约定：徐祥生将上睦村上睦片1组码头合同到期设施（场地、房屋、水、电等）一并出售给黄军民，出售金额合计180000元。2012年10月9日，黄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徐祥生的银行转入100000元；2012年11月7日，黄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徐祥生支付剩余的78000元。黄军民针对上述事实，在原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出售协议》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黄军民认为前述证据足以证明黄军民与徐祥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黄军民基于买卖合同而获得相应设施设备所有权的事实。哲逸贸易公司因与黄军民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而使用相应的设施设备，但码头的经营者与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人并不天然具有一致性，原审判决认定哲逸贸易公司是涉案码头的经营者即所有权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哲逸贸易公司在码头经营过程中增添的设施设备已另行签订补偿协议，且哲逸贸易公司已实际获得相应的补偿款。黄军民作为案涉清退协议涉及的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人，有权获得清退协议项下的补偿款。（一）黄军民提交张建良码头堆场清退协议等证据，证明码头设施设备的补偿均由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与所有权人分别签订协议予以补偿。2015年9月，案外人张建良与黄军民码头场地租用签订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2015年9月10日至2016年9月9日。2016年8月3日，张建良与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签订码头堆场清退协议，就张建良租用场地上其在经营过程中自行添附的设施设备达成补偿协议。（二）原审判决认定哲逸贸易公司系案涉码头实际经营者，有权获得案涉码头清退协议确定的设施设备补偿款系事实认定错误，黄军民作为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人应有权获得补偿款。原审通过2012年12月《关于申请补办临时码头手续的报告》、2015年4月17日《水路交通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2015年5月28日港口经营许可证以及黄军民在二审庭审中自述案涉场地租用过来后未曾添加过码头设施等证据认定哲逸贸易公司为码头的实际经营者。2016年8月22日，黄军民与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签订《油车港镇码头堆场清退协议》明确：专业设施清退奖励435000元以及在2016年8月22日前完成清退工作奖励65250元，并明确补偿是基于码头设施设备产生的给予所有权人的奖励，应当给予黄军民。且事实上，哲逸贸易公司已与油车港镇人民政府单独签订补偿协议，其在经营过程中添加的设施设备已另行获得补偿。案涉清退协议中涉及的设施设备并非哲逸贸易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增添。因此，黄军民作为案涉清退协议涉及的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人，有权获得清退协议项下的补偿款，哲逸贸易公司主张黄军民侵害其财产权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黄军民与哲逸贸易公司之间，既没有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更没有形成房屋租赁关系，黄军民从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处获取的盖有哲逸贸易公司公章的6.3亩土地租赁合同等新证据，可以证实哲逸贸易公司为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有伪造租赁合同的事实，并进一步支持黄军民的主张。且原审判决认定黄军民系受哲逸贸易公司指示、哲逸贸易公司作为经营者就是所有权人等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哲逸贸易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哲逸贸易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黄军民返还码头清退补偿款500250元。双方当事人对该款项系黄军民依据2016年8月22日其与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油车港镇码头堆场清退协议》而获得的清退补偿及奖励，以及有关金额主要是依据2016年7月29日嘉兴市天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油车港镇黄军民码头堆场评估清单》确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故确定案涉补偿款归属的关键在于明确《油车港镇黄军民码头堆场评估清单》中所列设施项目的产权归属。黄军民主张案涉项目设施产权系其所有，提交的证据是2012年10月10日黄军民与徐祥生签订的《出售协议》以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哲逸贸易公司主张案涉项目设施系其所有提交的证据包括黄军民的领款清单、黄军民的收条以及转账凭证、《客户变更用电申请表》、《杂项业务申请表》、《电费通知单》、购买相关电力设施的发票、购买镀锌管、切削板、万向轮、定向轮、混凝土的发票，现金付出凭证及清单等。比较双方当事人证据及陈述，结合案件情况，可以认定哲逸贸易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黄军民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确认案涉码头清退设施归属于哲逸贸易公司。理由如下：首先，经查《油车港镇黄军民码头堆场评估清单》列明的估价项目包括：平房、彩钢房、水泥场地道路、塘渣场地、围墙和低压线，基本属于码头固定设施，估价总金额为43.5万元。依据黄军民与徐祥生签订的《出售协议》，出售的设施包括场地、房屋、水、电等，说明案涉项目设施最初系从徐祥生处转让而来。哲逸贸易公司对此无异议，但主张是公司委托黄军民从徐祥生处受让码头设施，并提交了一份黄军民出具的领款清单。该份领款清单载明：“领款38+10+10=580000、付田374042、祥生180000、圩岸21498、付挖机2300、钢筋模板11100、混凝土26710，合计615650-祥生电费1482，计614168-580000，计34168。”哲逸贸易公司主张其中“祥生180000”即为支付给黄军民支付徐祥省的码头设施受让款，同时提交了黄军民于2012年3月2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暂收沈琦里码头租地预付款38万元，以及2012年10月9日及11月7日的转账凭证，以证明实际支付给了黄军民58万元款项。因哲逸贸易公司出具的领款单上明确载明了领款“580000”、“祥生180000”的内容，黄军民对有关领款单系其出具并无异议，也认可确从哲逸贸易公司领取了58万元，而领款单上显示该58万元包含了“祥生180000”，正好与案涉《出售协议》内容完全吻合，故可认定哲逸贸易公司实际支付了黄军民《出售协议》转让款的事实。其次，黄军民与徐祥生签订的《出售协议》显示的码头设施受让款仅为18万元，而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进行清退补偿出具的《油车港镇黄军民码头堆场评估清单》中，诉争码头堆场项目估价为43.5万元，表明在徐祥生出让码头设施之后还有新的建设和添附。但黄军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后续有新的投入。相反，哲逸贸易公司系诉争码头的实际经营人。哲逸贸易公司一审提交的《客户变更用电申请表》、《杂项业务申请表》、购买相关电力设施、镀锌管、切削板、万向轮、定向轮、混凝土发票等证据，可以证明哲逸贸易公司在诉争码头基础设施上有新的投入。最后，黄军民主张有关领款单是哲逸贸易公司去他家谈转租事宜时偷拿走的，而其收取的58万元是转租码头的租赁款，黄军民还主张其与哲逸贸易公司达成了口头租赁协议，将案涉码头部分转租给哲逸贸易公司，年租金20万元，共八年，租金总计160万元，一次性付清。然黄军民上述陈述既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在案证据显示，黄军民将案涉码头其他部分转租给案外第三人时均签订了租赁协议，其主张与哲逸贸易公司也存在转租关系，但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且案涉关键证据领款清单原件一直为哲逸贸易公司持有，黄军民称领款单是平时自己在家写写，是哲逸贸易公司乘其不备拿走的，哲逸贸易公司则称是黄军民凭此领款清单领取相应款项后留给公司的凭据，结合哲逸贸易公司实际支付黄军民款项的情况，哲逸贸易公司关于领款清单来源的陈述更合乎常理，应予以采信。黄军民申请再审同时提交了六份新的证据材料：1.2012年10月22日合同，从港航管理局获取，下面备注了“沈琦里2015年3月27日”；2.从卜保金处获取的6.3亩合同，合同落款时间也是2012年10月22日；3.（2019）浙0411民初4521号民事起诉材料的6.3亩合同，合同落款也是2012年10月22日；4.黄军民向港航管理局申请信息公开获得的6.3亩合同，合同落款时间是2012年10月22日，下面备注了“沈琦里2013年4月19日”，该份合同的乙方主体和其他三个合同不同。上述四份证据证明哲逸贸易公司为了办理码头经营许可，在2012年10月22日的合同中擅自加盖公章的事实。5.调查笔录；6.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这两份证据证明2012年合同签订期间，村里没有规定限制村民以外的个人、公司租赁码头土地，也就是哲逸贸易公司根本不需要通过黄军民租赁案涉码头。本院经审查认为，黄军民再审申请新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为证明案涉码头的租赁合同到底是黄军民租赁后转租给哲逸贸易公司还是哲逸贸易公司委托黄军民办理的租赁手续，如前所分析，本案争议关键在于确定《油车港镇黄军民码头堆场评估清单》中所列设施项目的产权归属，而不是诉争码头的租赁关系，故该六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再审申请“新的证据”的要求，不能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均不能予以认定。故此，结合本案的证据以及双方陈述，可以认定案涉清退补偿协议中的码头设施应属哲逸贸易公司所有，原审据此支持哲逸贸易公司的返还码头清退补偿款诉请，并无不当。综上，黄军民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军民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沈 妙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朱胤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