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7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雨，男，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菊芳，王建雨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少华，上海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鑫百乐家具厂，住所地: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鑫远大工业园。经营者：刘家俊，男196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户籍地湖北省潜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露翌，湖北溪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荣煕翔，湖北溪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雨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鑫百乐家具厂（以下简称家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07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建雨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改判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鄂01**民初1346号）由青山区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支付货款2450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此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存在事实查明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情况，并剥夺上诉人合法权利。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私自变更诉讼请求基于的基础证据。2、一审法院未完成审判流程。3、一审法院滥用职权给予家具厂无限举证权。4、事实查明的重大错误、遗漏与偏颇。5、一审法院对于证据认定的存在错误。6、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司法权利。7、上诉人提出的其他权利主张未被理会。综上，一审法院在程序上存在违法事宜，事实查明上过于厚此薄彼，并且非常明显的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意见的补充：１、家具厂是以2012年2月９日王建雨向家具厂出具的３０万欠条为基础证据，一审法院应当以欠条为基础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在未取得家具厂和王建雨同意的情况下，改为全案审查，存在错误。２、一审法院未完成审判流程。本案在第一次开庭时，一审法院指令要求双方以全部对账方式审查，在双方提供了大量送货单、汇款凭证之后法院没有再次开庭。对于事后提供的几百份送货单我方没有看到证据原件，我方仅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没有组织当面核对原件，存在错误，我方对于家具厂提供的部分销售单据不认可。在双方提供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通过了书面质证，未完成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３、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给双方延长举证期限，期限为10天，并提示为固定期限，10天延长举证期届满后，家具厂又提供了证据，我方认为超过延长举证期的证据不应当进行质证。我方在10天延长举证期内提交了证据，家具厂到一审法院质证，一审法院未将质证意见告知我方。10天延长举证期届满后，我方也有证据需提交，但超过10天的延期举证限期，我方就没有提交。４、我方与家具厂签有书面合同，如果整体审查全案，应以书面合同为审查基础。书面合同中还约定了家具厂对王建雨有装修的补贴、销售返点、其他权利义务，一审法院没有查明。５、我方对于家具厂提供的七份电脑打印单及并非侯翠翠填写的14份订货单未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均予以采信。我方认为举证责任应在于家具厂，一审法院不应以我方没有提出鉴定为由采信非侯翠翠填写的订货单。如家具厂认为订货单均为侯翠翠填写，则我方一定会提出鉴定。６、双方在2018年７月家具厂经营者刘家俊和其公司康经理到苏州市我方处进行对账，虽然最后未签订最终对账协议，但是对于过程是有书面对账记录的，仅是双方没有签字确认，我方认为双方已于2018年7月进行了最后对账，对账结果是87900元。7、王建雨于2013年至2015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家具厂应给予装励3.6万元及装修补贴。被上诉人家具厂辩称，１、30万欠条是基于双方的货物交易，一审查明双方是长期经营关系，采取滚动结算的方式进行结算。王建雨没有提交针对３０万的进行还款的完整记录。因此，在双方都不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法院基于双方的交易模式采取综合对账的方式，我方认为有理有据。２、对于王建雨认为法院收到新证据没有开庭质证的问题，第一次庭审中法院要求双方在10天举证期内提交补充证据，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双方都提供了证据，由于王建雨本人及代理人在外地，没有时间过来，一审法院单独通知我方到法院发表意见，并整理电子质证意见稿发给王建雨的律师，由于王建雨补充证据中提供的一部分支付凭证是在2017年１月之后的，2017年１月以后是采用先付款后交货的方式，我方起诉的数额仅计算到2017年１月之前。因此一审法院要求我方针对王建雨的补充证据再次补充提交2017年１月以后的14份订货单，我方将订货单原件及质证意见整理成电子稿发给了一审法院。王建雨对我方补充2017年1月以后订货单的质证意见也交给了法院，而王建雨也未向我我方出示证据原件。从一审法院判决书中陈述内容来看，王建雨对我方补充提交的订货单14份不予认可，由此可见其已发表了质证意见。２、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审理公平公正，双方对账的基础是双方均要提供证据，我方提供了全面完整的订货单，作为应付款人王建雨应当提供详细的付款凭证，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我方认可的付款金额明显大于王建雨提供的证据。在双方都按照一审法院要求提供证据以后，应该按照双方证据进行对账结算。双方交易模式本身存在瑕疵，王建雨对部分订货单予以认可，其认为是侯翠翠的字迹，而对于部分订货单不予认可，理由是不是侯翠翠的字迹，而是否为侯翠翠的字迹是王建雨单方主观认识。家具厂和王建雨交易多年，工作人员替换是正常的，侯翠翠离岗后更换了工作人员，电子订货单及手写订货单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反映内容都是一致的，王建雨仅从形式上入手否认实质，属于规避其责任。３、本案合同签订于2013年，合同有效期为一年，我方每年结算一次，该合同约定费用在当年已经结算完毕。我方提供的订货单上货款为700多万元，王建雨提供的付款凭证仅500－600万元，差距100万元以上，不应给予装励与装修补偿。家具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要求王建雨支付货款253200元；2、判令王建雨以2532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的标准，向家具厂支付利息26158.72元（自2017年1月26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20日）以及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全部货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家具厂、王建雨自2012年起存在业务往来。王建雨向家具厂采购家具。2012年2月29日，王建雨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刘家俊货款叁拾万元整（备注货款30万元），可以用鑫百乐货抵押。年底回款百分之伍拾，等第二年补齐30万元。以汇款为主要依据”。刘家俊系家具厂鑫百乐家具厂的经营者。家具厂称上述欠条系双方对2012年2月29日之前债务的结算，此后双方滚动结算支付，王建雨始终未完全清偿该笔差额，至今仍有253200元未付。王建雨对上述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欠款在后续的交易中已结清。一审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2012年1月至2018年期间订货和付款的金额。据此，一审法院指定双方将交易期间的订货及付款情况做出统计，并组织双方进行对账，双方的对账情况如下：一、双方对于供货情况。家具厂提供的订货单据：2012年1月4日至2013年1月28日开具订货单100张，销售金额2851560元；2013年2月24日至2014年1月16日开具订货单96张，销售金额1748870元；2014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5日开具订货单74张，销售金额1671040元；2015年3月2日至2016年1月26日开具订货单59张，销售金额990610元；2016年2月21日至2017年1月11日开具订货单30张，销售金额355370元。以上销售金额合计7617450元。王建雨对家具厂提交的上述订货单据，认为1、双方交易模式为，王建雨向家具厂处“侯翠翠（音）”下单，由其填写订单并安排发货。因双方未回签订单，家具厂处留存的订单均无王建雨签字。王建雨对“侯翠翠（音）”笔迹填写的订单均认可，其余不予认可；2、不认可的订单有，电脑打印的订货单7份，总计259780元。非“侯翠翠（音）”笔迹填写的订单13张，合计228930元。家具厂称，侯翠翠为家具厂单位前员工，现已离职。此外，因王建雨提交2017年1月11日后的付款记录，家具厂补充提交2017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期间订货单14张，销售金额95300元。王建雨以举证超过“法定期限”及“法院指定期限”为由拒绝质证。二、双方对于付款的对账情况。家具厂自认，王建雨截止2017年1月11日付款金额为7270780元，于2017年1月23日、25日合计付款6万元。王建雨对上述付款金额予以确认。王建雨称，除上述双方确认的付款外，王建雨在2017年1月11日后还支付136960元，最后一次付款在2018年7月9日。对此，王建雨提供相关付款记录（含2017年1月11日后支付的136960元）：1.王建雨工商银行账户（尾号3982）向王咏梅转账5809982.5元；2.沈菊芳支付宝账户向王咏梅转账46406元；3.王建雨民生银行账户（尾号6836）向王咏梅转账573600元；4.沈菊芳民生银行账户（尾号8147）向王咏梅转账50000元；5.王建雨建行信用卡支付15000元；6.王建雨微信支付16450元；7.王建雨平安银行信用卡支付45000元；8.王建雨工行信用卡支付89000元；9.田苏明支付20000元。家具厂对王建雨提供的付款记录无异议。此外，王建雨还主张家具厂应按年销售总额向王建雨提供补贴和奖励6.6万元，加上扣除二次装修款3.5万元及退货款108300元后，王建雨已不差欠家具厂任何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家具厂供货及王建雨付款的具体金额；二、王建雨应否承担逾期付款责任；三、本案诉争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家具厂供货及王建雨付款的具体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鉴于双方长期交易，对货款结算等各执一词，故一审法院指定双方统计订货单和付款的情况，进而组织双方全面的对账，以证明各自的诉求和抗辩主张。首先，对于订货单金额。经过对账，双方均认可的订货单金额为7128740元，双方的差异有二：一是王建雨对7张电脑打印订货单及13张“非侯翠翠”填写订货单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家具厂提交的订货单均采取统一格式，订货单包含客户名称、订货单编号、货品明细等要素，在王建雨承认部分订货单的前提下，对全部订货单的真实性应予认可。王建雨认为7张电脑打印单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13张“非侯翠翠”填写的订货单亦不真实，但王建雨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也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故对王建雨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是王建雨对家具厂逾期提交的14张订货单不予认可。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逾期举证，但所举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一审法院应予采纳。王建雨以家具厂逾期举证为由，拒不质证，视为放弃其权利。故对家具厂提交的全部供货凭证均予以认可，家具厂在2012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订货单金额应为7712750元（7617450元＋95300元）。其次，对于付款金额。双方对于截止2017年1月11日付款金额7270780元，以及2017年1月23日、25日合计付款6万元，共计7330780元无异议。此外王建雨主张2017年1月11日后还支付136960元，此款包含在王建雨提交的相关付款记录中，家具厂对王建雨提交的付款记录均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王建雨付款总金额为7467740元（7270780元+60000元+136960元）。综上，一审法院通过双方举证情况，认定家具厂供货金额为7712750元，王建雨付款7467740元。王建雨应向家具厂支付货款差额245010元。至于王建雨主张后续付款已清偿30万元欠条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家具厂、王建雨之间交易模式并非即时结算，而是在家具厂出具订货单后，由王建雨滚动支付。王建雨仅提供部分付款凭证，该付款凭证亦未有明确指向，无法证明后续付款已清偿30万元欠条。而且，30万元欠条系双方对2012年2月29日前债务的结算，此后家具厂持续供货，王建雨收到货物后滚动付款。因王建雨始终未完全清偿该笔差额，经对账后仍有245010元货款未付,故对王建雨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王建雨辩称家具厂应按年销售总额向王建雨提供补贴和奖励6.6万元以及扣除二次装修款3.5万元及退货款108300元等抗辩意见，因无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王建雨应否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家具厂依约履行货物的交付义务，王建雨应向家具厂支付货款。因双方一直未办理结算，也未约定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直至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才通过对账确定欠款金额。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以2450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家具厂、王建雨双方存在长期持续的买卖关系，双方滚动结算，本案诉争标的物系双方长期往来的货款差额，并无明确指向某一具体交易欠款。诉讼时效应从王建雨最后一次付款的次日起重新计算。王建雨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8年7月9日，至起诉之日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王建雨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建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家具厂支付货款2450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450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家具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745元，由家具厂负担100元，王建雨负担2645元。二审查明事实基本与一审查明一致。二审期间，王建雨提交其与家具厂于2018年2月10日至2018年9月25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家具厂在一审中提交的聊天记录不完整。家具厂的质证意见：家具厂已在一审中已提交该聊天记录，王建雨提交的聊天记录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证：一审中家具厂虽提交了其与王建雨之间的聊天记录，但不完整，家具厂对王建雨提交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另查明，2010年6月27日，家具厂与王建雨签订《武汉鑫百乐家具厂经销合同》，该合同约定双方就王建雨开设“鑫百乐”系列品牌苏州蠡口总代理一事签订协议如下：授权期限为2010年8月1日起至2013年8月1日，家具厂授权王建雨在苏州市相城区蠡口新天地1号馆2楼家具商场开设“鑫百乐”。销售范围华东区域，只限于王建雨在该授权区域内开设136平方米以上的专卖经营场地；补贴和奖励依据年度销售总额核算，A类：当年提货总金额为100万元，奖励总金额为1.2万元；B类：当年提货总金额为200万元，奖励总金额为3万元；C类：当年提货总金额为300万元，奖励总金额为4.5万元。本案中，王建雨提出七份电脑打印单的总额为259780元。家具厂与王建雨均提交了2018年2月10日至2018年9月25日微信聊天记录，家具厂人员于2018年2月10日向王建雨发信“王总啊，今天转我吧…那回去给我想点办法，我也很为验证，我们刘总说果开车去你那的”。王建雨回复“本来要来给你五万的，自己留点过年”。家具厂回复“老刘说让你转15万元，帮忙弄一下”，王建雨回复“我回去想想办法”。2018年2月11日，家具厂人员向王建雨发信“是的王总，2017年1月23号转给我3万，1月25号转给我3万，合计313200元减去6万，还欠货款253200元，你们再对一下，我说了我的账多，有点记不住，我回来看了账马上发给你了”，王建雨当日未进行回复。2018年11月20日针对家具厂提出返装修的问题时，王建雨回复“我量每年都达到，你再看看，你700万元的税票开给我，还有争议的部分到时候再说。”本院认为，双方自2012年起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因王建雨对家具厂提交的2012年2月29日欠条提出异议，认为该欠条出具后双方仍旧发生业务往来。双方认可由家具厂填写《订货单》，采用滚动结算的方式。一审法院要求家具厂提交全部《订货单》，王建雨提交全部付款凭证，对双方发生的全部业务往来及付款金额进行核对，并无不当。王建雨提出双方于2018年７月对账，对账结果为87900元，一审计算数额有误的上诉意见。经查，王建雨仅提交手写金额为87900元的账单，该账单上没有对账日期，也没有双方人员的签名，不能证明是家具厂与王建雨进行对账的结果，对王建雨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王建雨提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家具厂庭后提交的14份《订货单》的上诉意见。经查，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要求双方补充提交证据，因王建雨在庭后提交2017年1月之后的付款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家具厂补充提交2017年1月之后的《订货单》及订货单原件的电子稿。王建雨采用书面的方式发表对14份《订货单》的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为超期提交而不予质证。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补充证据已组织质证。二审中，王建雨仍对14份《订货单》拒绝质证，认为该14份《订货单》不应计入家具厂已发货数额，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对家具厂补充提交的14份《订货单》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对王建雨提出部分《订货单》上手写部分不是家具厂财务人员侯翠翠书写的，家具厂已说明是由于其财务人员发生变更而导致字体发生变化，侯翠翠仅凭其对《订货单》上书写的数字字体自行作出的判断，没有提交反驳证据证明该部分《订货单》为虚假，对王建雨提出部分《订货单》不应计算在发货数额内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王建雨提出其未收到七份电脑打印的《订货单》项下货物的上诉意见。王建雨提出双方均采用由家具厂财务人员手填的方式填写《订货单》，而家具厂认为由《订货单》采用打印或手写的方式填写。经查，家具厂提起本案的诉讼，并持有王建雨出具欠付30万元的欠条。家具厂与王建雨均提交了2018年2月10日至2018年9月25日期间微信聊天记录，家具厂要求王建雨支付货款，王建雨表示本来要支付5万元，家具厂向王建雨发出欠付货款253200元的账单后，王建雨并未回复，之后王建雨提出销售量每年达标，争议部分到时间再说的意见。从聊天内容来看，王建雨并未对家具厂提出其欠付货款的事实表示否认。在本案中，王建雨陈述其与家具厂经对账的结果为其欠付家具厂87900元货款。而王建雨又提出七份电脑打印《订货单》258080元不应计入发货金额内，按其观点计算，王建雨不仅不欠货款反而多付货款，该上诉意见明显与其出具欠条的行为、微信回复的内容，以及与家具厂进行对账的陈述相矛盾。双方在业务往来中，均采用家具厂填写《订货单》的方式，而七份电脑打印《订货单》与其他手写《订货单》的格式、项目均相同，王建雨认为其未收到电脑打印《订货单》项下货物，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王建雨提出七份电脑打印《订货单》货款不应计入欠付金额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王建雨提出其于2013年至2015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家具厂应给予装励3.6万元及装修补贴的上诉意见，经查，《武汉鑫百乐家具厂经销合同》虽约定授权期限为2010年8月1日起至2013年8月1日，但该期限届满后，家具厂继续向王建雨发送鑫百乐家具，王建雨也陆续支付货款，应视为双方继续按《武汉鑫百乐家具厂经销合同》履行。家具厂提交订货单据显示2013年销售额为1748870元，2014年销售额为1671040元，2015年销售额为990610元，依合同约定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给予1.2万的奖励标准计算，家具厂应向王建雨给予2013年及2014年的奖励额2.4万元。对王建雨认为家具厂应给予2015年奖励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王建雨应承担向家具厂支付所欠货款221010元（计算方式：245010元-2.4万元）及利息的民事责任。王建雨提出家具厂应给予装修补贴的上诉意见，其未提交证据，应待王建雨有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对家具厂与王建雨的总订货金额与已付货款进行核对与计算，事实清楚。王建雨提出销售奖励应从货款中扣除的上诉意见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王建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上诉人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鑫百乐家具厂支付货款2210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10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745元，由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鑫百乐家具厂负担412元，王建雨负担23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90元，由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鑫百乐家具厂负担823元，王建雨负担466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隽审判员 蹇鹏飞审判员 李 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鲍刚书记员褚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