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6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宝增，男，196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肖亨通，男，199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佳玉，女，199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清奎，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凤，女，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冠博，河北榆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宝增、肖亨通、于佳玉因与被上诉人张玉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宝增、肖亨通、于佳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5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偏听偏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是错误的，采信证据有失公允，而且诉讼程序明显违法，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被上诉人张玉凤不具备债权人主体资格即原审原告主体资格，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被上诉人张玉凤虽然持借款合同、债权凭证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上诉人根本就不认识张玉凤本人，不能也不可能与之订立任何借款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被上诉人张玉凤不具备债权人主体资格。其一、上诉人肖宝增确实借过起诉书中所述三笔贷款，但合同的协商、订立、时间、地点等，均是由作为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的股东之沧州市精诚汽车维护有限公司的股东魏建成和肖宝增在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住所地沧州市新华区解放东路百合世嘉门市5-005号确定、达成和履行的，贷款的偿还也是基于魏建成的指令支付到其指定的数个个人账户。由此可见，该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事实、法律关系发生在上诉人肖宝增和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之间。换言之，该笔借贷的债权人系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债务人为上诉人肖宝增。由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之《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及《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表明，被上诉人张玉凤仅是2018年7月18日《借款合同》出借贷款（30万元）的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的指定打款人。其二、被上诉人张玉凤虽然持有借款合同这一仅有的债权凭证，但无任何河北大川典当有限公司向其转让债权的任何法律文书和凭证，也无关于与上诉人肖宝增协商、订立、履行合同以及与上诉人肖宝增关系的任何证明；更无关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明借贷事实发生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成立合法的债权人主体资格，请二审依法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关于这一点，被上诉人代理人庭审中“自认”订立合同时，被上诉人张玉凤确实没有到场，并美其名曰这是交易习惯。试问，如此巨额的借贷，如果张玉凤系贷款人，她有什么理由不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呢？她难道不知道由此而引发的法律后果吗？难道这就是张玉凤代理人所谓“交易习惯”？这明显有悖常理，是站不住脚的。上诉人所述事实，由上诉人提交的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等的工商登记档案等予以证实，并与上诉人的主张相吻合，足以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不成立原告主体资格的抗辩。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前述规定，被上诉人张玉凤应对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庭审中，被上诉人既不出庭，又不举证她如何认识的肖宝增？通过谁认识的肖宝增？与肖宝增是什么关系？如何与肖宝增订立的借款合同？为什么不在合同上签字？李岭的打款如何成了张玉凤主张权利的依据？张玉凤和李岭、魏建成、大川典当行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疑点，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和作出合理解释，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既然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唯一的《借款合同》中没有载明“债权人”，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张玉凤的债权人主体资格提出了有事实依据的抗辩，被上诉人又不能亲自出庭对前述上诉人合情、合理的异议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排除，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以避免虚假诉讼的形成而侵犯上诉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其次，肖宝增与魏建成妻子李岭及典当行工作人员刘洁、李乐的“通话录音”证实，被告肖宝增与原告张玉凤不存在任何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对于所有发生在上诉人肖宝增与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魏建成）之间的借款，包括本案的借款，均是在魏建成或其授意下的其妻子李岭及工作人员之间履行和对账。对于前述“通话录音”视听资料，审判人员竟然以“有用吗？”、“以后再说”为由予以搁置。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张玉凤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还杜撰了于法格格不入的所谓“三个方面”的“判断”，并进而以所谓李岭的“声明”予以佐证，试问，李岭的“声明”又是什么证据呢？被上诉人又拿什么证据证明所谓的“声明”是由李岭书写和出具？明明是魏建成指令李岭向肖宝增打的借款，又怎么成了“李岭通过原告指示向被告肖宝增账户转款”了呢？肖宝增根本不认识张玉凤其人，张玉凤何以“指示”李岭向肖宝增转款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说李岭的“声明”算是“证人证言”的话，不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的当庭“质询”，又何以采信呢？这不是明显的程序违法吗？二、被告肖亨通、于佳玉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如前所述，本案民间借贷基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发生在上诉人肖宝增和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之间，上诉人肖亨通、于佳玉仅是《借款合同》借款方指定收款账户的收款方，而非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与此相对等，被上诉人张玉凤仅是《借款合同》贷款方指定转款账户的转款人，而非贷款的实际发放人，不成立贷款的债权人。而且，此种约定也是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从事“货币金融服务”的“格式条款”的特别规定。所以，作为贷款人的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和作为借款人的肖宝增，均有权依照典当行“格式条款”的规定，以典当行所确认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选择指定的“转款人”、“转款账户”和“收款人”、“收款账户”，仅仅是收付款方式的约定，这恰恰体现了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严格履行，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且，上诉人据此并不享有任何的“合同利益”和所谓的“非法所得”。因此，上诉人肖亨通、于佳玉的行为是借款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而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规范和限制的对象和主体，对指定的收款人主张权利，判令其承担责任，于法相悖，是对前述《批复》的曲解。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项下所称“原告在自己具有银行卡，拥有收款能力的情况下，仍借用他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和还款，导致款项资金流向发生偏移，使原本单一的借贷关系复杂化，从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纯系主观臆断，是对前述《批复》本意的扩大解释，其所谓的“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更是杜撰和造法，其对两个在借款合同中具有同等地位的“当事人”适用“双重标准”确定其责任承担方式，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无法令人信服。事实上，上诉人肖宝增之所以指定上诉人肖亨通、于佳玉为借款合同的收款人或付款人，是因为上诉人肖宝增长期在国外经营，借款也实际用于国外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关于这一点，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及魏建成等是明知的。被上诉人所谓“出借账户”的主张与前述合同的明确约定及典当行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换言之，依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指定或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易方式、收付款方式转入或转出合同履行款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依被上诉人的逻辑，典当行指定数人向上诉人肖宝增转出款项，又指定数人接受上诉人肖宝增的还款，又应当如何解释？这岂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依前述逻辑，这不同样是“出借账户吗”？但是，与其说是典当行“出借账户”，不如说典当行非法吸收存款。由此可见，肖亨通、于佳玉依法不具备原审被告主体资格，不应当承担涉案民间借贷的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对前述二被告的起诉于法无据，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三、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偿还。不争的事实是：通过魏建成牵头，上诉人肖宝增在魏建成以其沧州市精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作为股东的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借款共计310万元。借款后，根据魏建成等的指令，肖宝增先后向其指定的李岭、李乐、李伟、张玉凤、李翠、陈启航、刘洁银行账户等共计还款2674500元，尚欠贷款425500元。以借款顺序计算，涉案贷款已偿还完毕，综合对账仍需双方当事人相互协助，以利问题的顺利解决。但所有这些，有赖于典当行或者魏建成的确认和配合方能妥善处理，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正本清源，顺理成章，只有这样，才足以体现合同相对性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为此，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了详尽的对账明细予以证实，所附单证因匆匆宣布休庭而未能出示和质证。庭审结束后，正当上诉人期盼审判人员组织相关利害人对账，期盼审判人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避免和排除“套路贷”，继续举证之时，突然接到判决，致使本应查清的真相夭折，严重增加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严重浪费诉讼资源。四、关于实现债权的费用的承担。如前所述，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借款合同》中关于“律师费”等的约定为“格式条款”，加重了合同相对人即上诉人的责任，并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采取合理的方式”予以说明，应认定为无效条款。即或“律师费”系应保护和支持的费用，被上诉人也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正式收费票据、收费依据及其完税证明，但被上诉人未予提交，径行判令给付，令人不解。五、本案审理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被上诉人对主要案件和基础法律关系陈述不清；主体资格存疑；权利义务关系不明；争议标的巨大，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上诉人肖宝增收到法院的相关手续后，因指定举证期限过短，曾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和《追加当事人申请书》，一审未予答复。对应出庭的原告，法庭未通知其出庭；对李玲的“声明”，未通知其出庭接受质询和核实；对庭下对账的合理请求，未予采纳；上诉人的举证和抗辩权未能充分行使。综上事实和证据表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有失公允，诉讼程序违法。为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提起上诉，请依法判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张玉凤答辩称，1、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具备主体资格，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可借款事实，同时借款凭证也为被上诉人名下账户，本案中上诉人也多次向被上诉人名下账户偿还相应本息，结合借款合同，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称本案借款债权人为案外人，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称的案外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没有证据证实与本案被上诉人有关，上诉人的逻辑违背日常经验法则。2、上诉人称于佳玉、肖亨通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我方认为其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其二人多次为肖宝增接收借款，而且三人之间账户密切往来，肖亨通为肖宝增儿子，于佳玉为肖宝增的会计，其二人均受肖宝增指使，结合本案肖宝增长期名下无财产事实，可见其在借款时就已经做好拒不还款的准备，而于佳玉、肖亨通在该行为中多次出借账户，为肖宝增提供帮助，转移所借款项，根据最高院批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基层院及沧州中院具有生效判例。同时，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均为单方陈述，根据证据规则第六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陈述没有相应事实，依法不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玉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肖宝增返还原告本金106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8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向本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申请被告于佳玉、肖亨通对被告肖宝增分别于2018年3月25日未能偿还的借款及2018年7月18日未能偿还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肖宝增因需要资金分别于2017年12月11日、2018年3月25日、2018年7月18日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协议三份，约定借款金额分别为20万元、150万元、30万元，其中2017年12月11日与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期内利息，2018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9月17日，亦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另，三份合同均约定如被告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原告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原告未在三份借款合同上签字，被告肖宝增在合同中签字并捺手印。2017年12月11日，李岭通过原告指示向被告肖宝增账户转款18.8万元，2018年3月26日，李岭再次通过原告指示向被告肖宝增指定的被告于佳玉账户转款150万元，2018年7月18日，原告通过自己账户向被告肖亨通账户转款30万元。被告肖宝增在收到2017年12月11日的18.8万元借款后，分别于2018年1月12日通过被告肖亨通账户向原告返还1.2万元，后又于2018年2月8日、3月10日、4月11日通过被告于佳玉账户向原告返还共计3.6万元；此外，被告又通过李岭账户分别于2018年6月5日、15日向原告还款共计90万元。就剩余款项，原告向被告肖宝增主张至今未果，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原告为实现该笔债权，聘请河北榆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诉讼代理，支出律师费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所谓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即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利害关系人。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一）原告是否存在被侵害的利益争议事实，（二）原告是否存在保护权利的争议事实，（三）原、被告是否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2018年7月18日的借款系由原告向被告肖宝增指定的被告肖亨通账户进行的转款，且备注为“肖宝增借款”，故应认定原告与被告肖宝增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原告存在保护权利的争议事实，且在被告肖宝增未按期还款后，原告存在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故应认定原告的主体适格。对于2017年12月11日与2018年3月25日的借款，该两笔款项虽系由案外人李岭进行的转款，但是通过李岭的声明，其中明确表示该两笔款项是其受原告的指令向被告肖宝增提供的借款，而被告肖宝增通过被告于佳玉向原告账户偿还款项的行为，也可认定被告肖宝增明知或应知该笔款项的实际债权人为原告，故原告与被告肖宝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为适格的主体。又因原告系该两笔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案外人李岭也通过声明予以承认，故案外人李岭无权就该两笔款项向原告另行主张还款。对于被告肖宝增辩称的实际债权人应为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的辩论意见，被告虽然提供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但其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其与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借款合同和银行转账记录，均未体现河北大川典当行有限公司在被告借款行为中的法律地位与作用，故对于被告肖宝增的该项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借款本金，2017年12月11日的借款合同虽约定金额为20万元，但原告通过李岭向被告肖宝增提供借款实际金额为18.8万元，且被告分别于2018年1月12日、2月8日、3月10日、4月11日向原告偿还共计4.8万元，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息，故该4.8万元应认定为被告肖宝增对原告借款本金的偿还，故2017年12月11日的借款尚欠本金14万元，对于原告主张借款20万元，由于其并未就其所谓1.2万元现金进行举证，故本院不予认定，仅认定借款18.8万元。对于2018年3月25日的借款150万元，原告认可被告肖宝增分别于2018年6月5日、15日偿还共计90万元，故该笔借款本金尚欠60万元。对于2018年7月18日的借款30万元，原告主张被告肖宝增未进行过还款，而被告肖宝增也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其对该笔借款存在还款的情形，故该笔借款本金仍为30万元。对于原告的利息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因原告与被告肖宝增在2017年12月11日、2018年3月25日的借款合同中并未对借款期限及借期内利息进行约定，故借期内二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利息，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肖宝增主张过该两笔款项，故该两笔借款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对于2018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因合同中约定了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9月17日，故被告肖宝增应于2018年9月18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由于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的利息请求符合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息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肖亨通、于佳玉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帐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2018年3月26日的150万元借款，被告肖宝增系借用被告于佳玉的银行账户进行的收款，2018年7月18日的30万元借款，被告肖宝增则是借用被告肖亨通的银行账户进行的收款，此外，在对2017年12月11日的18.8万元借款的还款中，被告肖宝增也是借用被告肖亨通和于佳玉名下银行账户向原告进行的还款，原告在自己具有银行卡，拥有收款能力的情况下，仍借用他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和还款，导致款项资金流向指向发生偏移，使原本单一的借贷关系复杂化，从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市场，而被告肖亨通和于佳玉向被告肖宝增提供银行账户进行使用，本身即是违反我国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其应当对出借账户部分的欠款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但因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被告肖宝增，而非被告于佳玉和肖亨通，故被告肖亨通、于佳玉可在其承担补充责任部分的范围内，另行对被告肖宝增进行追偿。对于原告的律师费主张，因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如被告肖宝增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原告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而本案系由被告肖宝增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借款偿还义务而引起，故其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对于被告辩称该格式条款无效的辩论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虽然关于实现债权费用的约定系格式条款，但该部分内容是关于违约情形出现后的处理方式，是基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责任，而被告的违约即为过错，由其过错行为而导致原告发生实现债权费用，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该约定并未单方免除原告责任或加重被告责任，也并未排除被告主要权利，故不应认定其为无效约定，故对于被告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肖宝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玉凤偿还欠款本金104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分别计算：一、以74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3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以3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9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肖亨通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30万元本金部分与被告肖宝增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于佳玉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60万元本金部分与被告肖宝增承担补充责任。被告肖亨通、于佳玉在承担补充责任后，可就其承担补充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肖宝增进行追偿；三、被告肖宝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玉凤支付其实现债权的费用8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87元，其中2186元由被告肖宝增与肖亨通共同承担、4372元由被告肖宝增与于佳玉共同承担、剩余729元由被告肖宝增单独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三十七张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由肖宝增、肖亨通、于佳玉向张玉凤、李乐、李岭、李伟、李翠、刘杰、李世铭、陈启航共计转账3249500元，证明上诉人方还款的事实。证据二，张玉凤、李岭、王凤亭向肖宝增、肖亨通、于佳玉银行转账凭证六张，拟证明2017年2月至2018年7月大川典当行指定张玉凤等向上诉人方转账3082000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该两份证据是给案外人打款的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方不清楚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上诉人将案外人的转账凭证作为向被上诉人的还款依据，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从该两份证据中可以反映出，张玉凤除本案借贷以外，多次与上诉人之间有转账记录，可见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互不相识的情形。被上诉人提交收据一张，拟证实当事人向律师事务所缴纳相应费用，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质证认为，该票据不是律师事务所专用发票，不能作为依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针对三上诉人上诉请求中关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肖亨通、于佳玉是否承担涉案借款还款责任问题、涉案借款尚欠金额问题，一审法院已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的判断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一审认律师费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律师费实际发生的金额，一审支持律师费8万元不当，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一审诉讼程序问题。经审查，本案一审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形。另，一审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肖亨通对出借账户部分的欠款承担相应补充责任，但判项部分判令肖亨通承担连带责任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肖宝增、于佳玉、肖亨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5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53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5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肖亨通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30万元本金部分与肖宝增承担补充责任；于佳玉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60万元本金部分与肖宝增承担补充责任。肖亨通、于佳玉在承担补充责任后，可在其承担的补充责任范围内向肖宝增进行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87元，由上诉人肖宝增负担6631元，被上诉人张玉凤负担6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上诉人负担12602元，被上诉人张玉风负担15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俊蓉审判员  郭景岭审判员  张 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姚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