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0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江翠，女，198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样美，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恒，男，198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梦醉，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钰，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于焕芹，女，195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上诉人王江翠因与被上诉人魏恒以及原审被告于焕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2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江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魏恒的诉讼请求，并由魏恒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股权代持认定不清。1、2013年3月7日，韩巴特通过其尾号为4153的建设银行卡向魏恒汇款20万。虽然苏州瑞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法公司）的办公房租、宿舍房租以及员工工资等费用的支出从魏恒的银行账户支付，但实际上该资金来源于案外人韩巴特，也即瑞法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后，韩巴特也一直通过其尾号为2632的建设银行卡向魏恒或魏恒实际控制的上海佳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一公司）持续汇款。刘恒作为公司的核心研发人员，其研发费用均通过案外人韩巴特支付。2、瑞法公司除魏恒之外的所有员工都一致认定韩巴特才是公司的直接负责人和老板，魏恒只是负责公司的销售工作而已。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韩巴特与魏恒系同学、朋友关系，双方口头约定魏恒帮其代持股权再正常不过，魏恒写给韩巴特的亲笔信也印证了前述关系。魏恒利用名义股东的身份侵害公司利益，在和韩巴特发生矛盾又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想利用名义股东的身份侵害实际出资人的利益，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魏恒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恒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4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恒承担。后因刘恒死亡，一审法院通知刘恒的法定继承人王江翠、于焕芹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魏恒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1、判令王江翠、于焕芹在遗产范围内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4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江翠、于焕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2日，魏恒（出让方）与刘恒（受让方）签订《瑞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瑞法公司的股权中的4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对应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受让方于2016年12月22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方不再享有出让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权利，不再履行出让部分股权对应的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受让部分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魏恒、刘恒分别在出让方、受让方落款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双方对该协议上的签名为其本人的签名均无异议。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的瑞法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股东为魏恒、谢某，出资额分别为45万元、5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2月20日；修改股东为刘恒、谢某，出资额分别为45万元、5万元，出资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22日、2013年2月20日。查询日期为2018年3月15日的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载明：瑞法公司设立于2013年2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刘恒，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刘恒、谢某。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的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明细载明：参保人为刘恒，自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苏州易寻传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瑞法公司。日期为2018年9月27日的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明细载明：参保人员为魏恒，自2015年5月至10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苏州易寻传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瑞法公司；之后无缴费记录。一审法院另查明，从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调取的资料显示，刘恒的配偶为王江翠，刘恒的母亲为于焕芹。证人谢某述称，其与魏恒、刘恒都不认识，其丈夫汪某认识的，其本人未与魏恒出资设立瑞法公司，其股权是代汪某持有的。瑞法公司刚成立时签了一次字，在工商局的文件上签过字，具体签的什么不清楚了。还有一次是在2016年，也是在工商局签的字，具体签的文件内容没有细看。就魏恒与刘恒股权转让的事，谢某本人只是签字，其他不清楚。瑞法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上谢某的签字以及股权代持备忘录上谢某的签字是谢某本人的签字。谢某与瑞法公司无关，只是其丈夫在该公司。谢某本人不是瑞法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出资，只是代签名的。股权代持备忘录中，当时签字时内容看了一眼，只是帮汪某和韩巴特签字，是在2016年签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是他们让签名的。谢某对瑞法公司的出资及经营情况不清楚。证人汪某述称，其与刘恒从2012年在苏州易寻传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就是同事关系，现在也是同事关系。汪某与魏恒之前不认识，是瑞法公司成立后认识的魏恒。当时瑞法公司设立时，是汪某、刘恒、韩巴特三个人商谈的，找注册公司办理的，股东是谢某和魏恒，但没有出资，实际出资人是韩巴特。注册资本50万元，汪某认缴10%股份计5万元，由谢某代持；另外的90%是刘恒和韩巴特的，都由魏恒代持。股东就是汪某、刘恒、韩巴特三个人，登记的股东就两个即谢某及魏恒。当时找注册公司办理的相关费用是由韩巴特出的。汪某在瑞法公司享有的股权，由其妻子谢某代持。瑞法公司成立时汪某和韩巴特在一个公司上班，汪某、韩巴特都不方便持有公司股份，所以汪某的股份让其妻子代持，刘恒、韩巴特的股份就由魏恒代持，代持了90%,当时代持股份是汪某、刘恒、韩巴特一起商量的。因为汪某是公司股东，股权转让要通知。当时公司的负责人韩巴特告诉汪某,魏恒代持韩巴特股份，然后签了一份协议，让汪某放弃购买权，其他股份不变。同时,汪某称瑞法公司注册之前就已经说好由韩巴特同学代持股份，现在他同学要退出，就将股份退还给我们三个人，转让完股权后，他同学就走了。本案所涉的魏恒转让股权给刘恒的时候，汪某未与魏恒商谈过。汪某、刘恒、魏恒、韩巴特四个人在一起商谈的，谈的具体内容就是一起签个转让协议，将股权转至刘恒名下，魏恒退出，不需要支付任何价格。谈是这么谈的，后续办理的时候汪某没去，具体有无签订书面协议汪某不清楚。经一审法院询问，魏恒称，其与韩巴特、刘恒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王江翠称，刘恒的父亲先于刘恒去世，刘恒没有子女。魏恒为证明其一审主张还提交如下证据，刘恒、王江翠进行了质证：证据1、银行卡流水，证明魏恒自2013年开始至2017年1月支付了瑞法公司的办公房租、宿舍租房以及刘恒等在内的公司员工工资等费用，从而证明魏恒参与公司的管理，并非代他人持有瑞法公司股权。刘恒、王江翠质证认为，该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款项从魏恒的账户支出并不代表款项来源于魏恒。证据2、2015年至2017年魏恒任意截取的邮件5份，证明魏恒使用瑞法公司的邮箱在该期间对外进行业务联系，进一步证明魏恒并非代他人持有瑞法公司股权。刘恒、王江翠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关系，对于魏恒员工的身份不予否认。即便魏恒有职务行为也不代表魏恒是股东。证据3、魏恒与案外人韩巴特之间的微信聊天的部分截图，证明魏恒与韩巴特之间为共事、合作关系，并非代韩巴特持有公司股权。刘恒、王江翠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魏恒是否持有公司股权没有关系，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对于魏恒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3，因刘恒、王江翠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可以认定证据1、3的真实性；对于证据2，因刘恒、王江翠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魏恒未能当庭演示邮件或者对邮件进行公证，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刘恒、王江翠为证明其一审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魏恒予以质证：证据1、股权代持备忘录，证明案涉系争股权系魏恒代韩巴特持有，股权转让系韩巴特变更代持人魏恒为刘恒代为持有股权。同时，瑞法公司其他股东对案涉股权代持事实知情且认可。魏恒对该股权代持备忘录不予认可，理由在于魏恒没有签名且不知情，内容与魏恒无关。证据2、谢某与汪某的结婚证、汪某的社保公积金缴费明细，证明谢某为显名股东，系汪某的代持人；瑞法公司成立之前汪某、韩巴特、刘恒均为同事关系，汪某于2016年5月之后就职于瑞法公司。魏恒质证认为，对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谢某是否代汪某持有瑞法公司股权不清楚。证据3、赵娟的劳动合同及离职证明，证明公司的员工、股东都是韩巴特的原同事，所有的人员都是韩巴特招聘的，与魏恒无关。魏恒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亦与本案无关。证据4、韩巴特的社保卡、个税完税凭证、工商登记资料，证明韩巴特和汪某、刘恒是具有领导关系的同事关系，魏恒与其他股东和员工没有任何关系。魏恒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5、韩巴特的毕业证书、佳一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魏恒写给韩巴特的亲笔信，证明魏恒和韩巴特是大学同学关系，韩巴特当时在其他单位任职，委托魏恒代持瑞法公司股权并代表韩巴特负责具体公司事务，由韩巴特将资金转给魏恒用于公司支出。魏恒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魏恒有不同理解，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魏恒持有瑞法公司的股权系代韩巴特持有。证据6、魏恒和谢某的现金缴款单、瑞法公司进账单、瑞法公司记账凭证、中国银行明细对账单，证明2013年2月20日，魏恒和谢某分别以出资款名义交付公司45万元和5万元，该款项并非来源于魏恒和谢某，而是现金缴纳。该款验资6天后即将499980元转至魏恒账户，魏恒事实上并未出资。魏恒质证认为，对于现金缴款单及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记账凭证未经魏恒确认，股本金的支付与否与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即便未足额出资，也不能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银行明细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公司的全部款项进出。证据7、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9张，证明刘恒在2018年6月20日以及之后几日分批将45万元款项支付至瑞法公司账户作为出资，股权对应的出资款，刘恒已经如数缴纳。魏恒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待证事实不认可。刘恒一方面称其为代持股权，其又以个人名义交付了45万元所谓的出资款，即便款项由刘恒汇入，只能证明刘恒向公司汇入款项，不代表刘恒履行了出资。一审法院对于刘恒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魏恒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股权代持备忘录中的委托人韩巴特并未到庭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确认，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对于证据2、4、5、6中的现金缴款单、银行进账单、明细对账单、7，因魏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证据3，因刘恒并未提供该证据的原件，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证据6中的瑞法公司记账凭证，因魏恒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无法认定证据6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商登记备案的瑞法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瑞法公司的股东由魏恒、谢某修改为刘恒、谢某，魏恒的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2月20日，刘恒的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22日，结合当事人陈述意见，可以认定魏恒为瑞法公司的原股东。一审庭审中，魏恒与刘恒确认工商登记备案的瑞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为魏恒与刘恒本人签字，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外，双方没有签订其他的股权转让协议。王江翠抗辩称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工商备案登记，没有价款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核算过程，刘恒亦认可魏恒与其之间不存在其他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故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系魏恒与刘恒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产生法律约束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魏恒将其持有的瑞法公司90%的股权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恒，刘恒应于2016年12月22日前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魏恒。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目前瑞法公司的股东为刘恒和谢某，结合章程修正案的记载，可以认定魏恒已履行向刘恒转让瑞法公司90%股权的义务。对于魏恒向刘恒转让股权的问题，瑞法公司的另一股东谢某并未提出异议，且谢某在章程修正案上签字，无证据表明谢某就魏恒向刘恒转让案涉股权存有异议。现魏恒已履行完毕股权转让义务，刘恒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理应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一审审理过程，因刘恒已经死亡，一审法院依法通知刘恒的法定继承人王江翠、于焕芹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王江翠明确不放弃继承权，无证据表明于焕芹以书面方式提出放弃继承权，故王江翠、于焕芹应当在继承刘恒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魏恒诉请王江翠、于焕芹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至于刘恒、王江翠辩称魏恒持有瑞法公司的股权系为案外人韩巴特代持，谢某持有瑞法公司的股权系为案外人汪某代持的，因魏恒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韩巴特、汪某一致同意结束魏恒与韩巴特的代持关系，由刘恒接受瑞法公司90%的股权。刘恒系代韩巴特持有股权，其不应向魏恒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刘恒提交的股权代持备忘录所载内容为刘恒受让的股权系代案外人韩巴特持有，该内容与证人谢某、汪某关于案涉股权由魏恒代刘恒、韩巴特持有陈述意见内容相矛盾，魏恒对于代持股关系不予以认可，且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存在魏恒代韩巴特持股权的事实，故刘恒、王江翠关于案涉股权为魏恒代韩巴特持有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其次，即便魏恒代持股权事实成立，刘恒作为股权受让人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至于魏恒与被代持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主体可以另行解决。再次，刘恒、王江翠关于魏恒所代持的90%股份并未实际出资，是由刘恒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刘恒将相应股权出资款转入瑞法公司账户完成的出资，刘恒完成出资后，其有权向未完成出资的出让人主张，故本案不存在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对此，本案认为，刘恒、王江翠主张魏恒并未实际出资，对此其负有举证责任，庭审证据表明瑞法公司注册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经缴纳，至于刘恒、王江翠提出的出资后瑞法公司将出资款转给了魏恒，此为魏恒与瑞法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仅凭刘恒、王江翠提交的转账记录并不足以证明魏恒未出资，刘恒、王江翠关于其有权向魏恒主张向瑞法公司出资45万元的事实，与本案亦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理涉。刘恒提交的银行收款回单载明其向瑞法公司转账的45万元款项为出资款，与其庭审中主张受让案涉股权系刘恒代韩巴特持有股权的事实相佐，故刘恒关于其受让股权系代他人持有的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刘恒、王江翠提出魏恒抽逃出资给其造成损失，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其有权依法另行主张，本案不予理涉。于焕芹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应抗辩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王江翠和于焕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魏恒支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以本金4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8350元，保全费3020元，两项合计11370元，由王江翠、于焕芹在接受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予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江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韩巴特账号分别为62×××32、62×××53的建设银行账户流水信息，证明魏恒支付给公司运营的各项费用来源于实际出资人韩巴特。魏恒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只能证明相应银行卡与魏恒之间发生了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款项用途。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江翠、刘恒虽主张魏恒转让前持有的瑞法公司90%股权系代韩巴特持有，魏恒与刘恒于2016年12月22日签订的《瑞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仅系手续性协议，但其提交的《股权代持备忘录》未获魏恒认可，魏恒写给韩巴特的信件也未涉及代持的内容，且韩巴特与魏恒之间的款项往来性质并不明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魏恒与韩巴特之间的代持股关系且魏恒与刘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价款的约定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现魏恒已经按约转让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刘恒应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因刘恒已经死亡，且无证据表明王江翠和于焕芹放弃继承权利，故一审法院对于魏恒主张王江翠和于焕芹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等实质条件确定投资权益归属适用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时，实际出资人在未经显名程序前并不具有股东身份。本案并非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纠纷，也无证据表明存在相关纠纷，故即便魏恒与韩巴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可由双方依据内部约定另行处理，王江翠、刘恒无权以此为由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综上所述，王江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上诉人王江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李 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俊生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