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387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满良，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有智，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刘满良之子。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爱仙，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刘满良之妻。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柴艺，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娟，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全良，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占川，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刘全良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果梅，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刘全良之妻。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玉珍，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倘不浪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倘不浪村。法定代表人：刘长明，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刘满良、刘有智、张爱仙因与被上诉人刘占川、刘玉珍、刘果梅、刘全良、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倘不浪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倘不浪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3民初5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双方在二审中均无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故依法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满良、刘有智、张爱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的诉讼请求；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全良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争议的3.2亩旱地在2017年被征收时承包户内家庭成员包含刘果梅、刘占川错误。1.依据原审判决书认定:1983年,倘不浪村委会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刘补旺为户主承包了倘不浪村的土地,其承包户内成员为:刘补旺、徐兰枝、刘拴良、刘拴良的配偶及子女、刘满良、张爱仙、刘有智、刘全良、刘玉珍共10人。刘有智为独生子,按照政策,刘有智按双方承包土地。至此,刘补旺承包户内10人承包了11人的土地,包含涉案争议的3.2亩旱地。之后,刘拴良及其配偶和女儿从刘补旺农户中划分土地单独耕种。刘果梅、刘占川并非刘补旺承包户内的成员。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经过倘不浪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研究,倘不浪村委会确定对于旱地部分,不作任何调整,继续以一轮土地承包农户进行二轮承包。依据上述事实,可以确定涉案争议的3.2亩旱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不做任何调整,该土地的承包人仍然按照一轮土地承包农户进行,即二轮土地承包时,争议的3.2亩土地承包户内成员为:刘补旺、徐兰枝、刘满良、张爱仙、刘有智、刘全良、刘玉珍七人。同样,不包含刘果梅、刘占川。虽然二轮土地承包时,刘果梅、刘占川、刘全良承包了2.4亩水地,是与村委会之间形成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但二人并不是刘补旺承包户内的成员。刘果梅及刘占川并非该3.2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人,3.2亩旱地以及征地补偿款均与刘果梅、刘占川无关。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刘满良承包的土地应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并将刘满良排除在征地补偿款权利人之外,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1990年,刘满良将户口迁入城镇,但直至今日,刘满良的承包地并未被村委会收回。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在承包期内,只有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才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刘满良承包户中,不存在刘满良全家迁入设区的市且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情形,因此,本案不存在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的情形。刘满良仍为承包经营权人。土地被征收时,刘满良作为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取得征地补偿款。2.收回承包地的主体应当是发包方村民委员会,而非原审法院，且收回土地如何分配,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程序决定,原审法院直接将土地分配给刘果梅、刘占川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直接将刘满良承包地收回并直接将收回的承包地进行分配,严重侵犯了刘满良的合法权益。三、涉案争议的3.2亩旱地中,刘有智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分得双份承包土地,但在分配征地补偿款时,按照其他人和刘有智平均分配,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适用法律错误。上述规定解决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而并不是指承包户内成员之间的分配方案。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是针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户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款。如果本案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刘果梅、刘占川所应该参与分配的征地补偿款不应仅限于涉案3.2亩旱地的征地补偿款,而是整个倘不浪村所得的补偿款,应当将整个倘不浪村所得的征地补偿款拿到本案中进行分配。原审法院对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当改判。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辩称，刘满良、刘有智、张爱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玉珍述称，没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倘不浪村委会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立新增人口刘果梅、刘占川享有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2．对该承包土地（3.2亩）征收补偿费按现有承包户内农业人口数平均分配（户内共6人，其中刘有智、刘占川均已领取独生子女证，应为双份），土地补偿费每亩17万元×3.2亩，合计54.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补旺与徐兰枝系夫妻关系，1983年倘不浪村委会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刘补旺为户主承包了倘不浪村的土地，其家庭承包户成员为刘补旺、徐兰枝、刘栓良（刘补旺的次子）及其配偶和女儿、刘满良（刘补旺的三子）、张爱仙（刘满良的妻子）、刘有智（刘满良的儿子）、刘全良（刘补旺的四子）、刘玉珍（刘补旺的女儿）共10人。刘有智为独生子，按照当时的政策，刘有智按双份承包土地，因此，刘补旺农户按11人承包土地。之后，刘栓良与其配偶及女儿从刘补旺农户中划分土地单独耕种。1986年8月21日，刘果梅因与刘全良结婚将户口迁入刘全良户内。1986年11月19日，刘全良与刘果梅的儿子刘占川出生，落户于刘全良户内。1990年，刘满良将户口迁入城镇。1997年7月，刘补旺去世。2008年8月，徐兰枝去世。1998年倘不浪村委会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部分承包户的旱地已经被征用，并领取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根据“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研究，倘不浪村委会确定对该村水浇地进行重新分配，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对于旱地部分，不作任何调整，继续以一轮土地承包农户进行二轮承包。以刘全良为户主与倘不浪村委会签订《呼和浩特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倘不浪村委会将2.4亩水浇地发包给刘全良，其家庭承包户成员为刘全良、刘果梅及刘占川。刘补旺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的3.2亩旱地，由刘满良和刘全良共同耕种。2017年，案涉3.2亩旱地被征收，倘不浪村委会应分配给该农户补偿款54．4万元。刘满良领取27．2万元，刘玉珍领取6.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其争议的焦点为：一、刘果梅与刘占川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刘果梅与刘占川是否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益。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刘全良作为家庭代表与倘不浪村委会签订了《呼和浩特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并依法获得了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刘全良家庭承包户成员为刘全良、刘果梅以及刘占川，即刘果梅、刘占川已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要求确立刘果梅、刘占川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无需法院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本案中，争议的3.2亩土地为倘不浪村委会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刘补旺为家庭代表的农户承包经营，在二轮土地承包时该部分土地未作任何调整，但该农户内的家庭成员发生变化，刘果梅与刘占川分别因结婚、出生落户在刘全良户内，成为该家庭成员，理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因此，刘果梅与刘占川应当享有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益。关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争议的3.2亩土地为以刘补旺为家庭代表的农户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承包的土地，该农户内的家庭成员有刘补旺、徐兰枝、刘栓良及其配偶和女儿、刘满良、张爱仙、刘有智、刘全良、刘玉珍。后刘栓良一家三口从该农户承包的土地中另外划分部分土地单独耕种，刘补旺和徐兰枝先后去世，刘满良将户口迁出倘不浪村委会，该农户内承包的土地应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且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份额相应增加。2017年，争议的土地被征收时，该农户内的家庭成员为张爱仙、刘有智、刘全良、刘玉珍、刘果梅、刘占川，现刘全良、刘果梅及刘占川要求倘不浪村委会按照农户内家庭成员6人分配征地补偿款，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倘不浪村委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征地补偿款271999元；二、驳回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40元，由倘不浪村委会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即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农户家庭全体成员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作为承包人承包集体的土地，与本集体经济组织订立承包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的每一个成员亦应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家庭承包的方式中，由于是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故户内部分家庭成员的变动，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的变动，而是由该承包户内现有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本案中，刘全良的妻子刘果梅及儿子刘占川于1986年落入承包户内，故其家庭承包户内现有成员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刘满亮等上诉人以刘果梅、刘占川在一轮土地承包时未在承包户内为由认为其二人不具有承包土地经营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是其集体农户唯一的生活来源，征地补偿款本质上系对失地农户的补偿，一审法院以刘满良为非农户口，并按照土地被征收时该承包户内现有的家庭成员分配征地补偿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满良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引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是针对承包人全家迁入城镇落户的情况，并非针对承包户内个别成员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的情形，且无论倘不浪村委会还是一审法院，均不存在其所谓的收回刘满良承包地的情况，故刘满良等上诉人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存在错误。对于承包户内独生子女成员是否享有双份承包地的问题，即便按照发包方倘不浪村委会当时政策，承包方户内存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会多分配一份土地，这也是对该承包户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鼓励，并非是针对户内个别成员的鼓励。该承包户多分得的土地份额由哪个家庭成员享有由户内所有成员共同协商确定，与发包方无关。一审法院在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各个家庭成员占有土地份额的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刘全良、刘果梅、刘占川应取得的征地补偿款数额进行裁判并无不当，并未侵犯刘有智的相关权益。综上所述，刘满良、刘有智、张爱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上诉人刘满良、刘有智、张爱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伏 春审判员 张雪杨审判员 张 喆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袁江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