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9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俊玮，男，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燕玲，女，195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锡权，男，197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煜明，广东六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黄初有，女，193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苏俊玮、邓燕玲与被上诉人苏锡权、原初被告黄初有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5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俊玮、邓燕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俊玮、邓燕玲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苏锡权提交的1992年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上所载土地使用者“苏锡根”变更为“苏锡权”，在变更后虽印有坦背镇国土所土地证变更章，但在1995年颁发的房产证仍登记为苏锡根，未有更正登记，苏锡权一审时亦当庭承认房子并非自己所建，而是父亲苏志行所建。此外，根据苏俊玮、邓燕玲及苏锡权分别前往中山市土地房产产权档案馆、中山市国土局及房产局，均显示权利人为苏锡根，故苏锡根才是真实的权利人，一审法院在办证的主管部门不承认苏锡权为权利人，亦不认可更正章及更正的原因真实、合法、有效的前提下，认定苏锡权为实际权利人，是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苏俊玮、邓燕玲在一审时提交了涉案宅基地及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显示苏俊玮、邓燕玲均为权利人的继承人，有权就宅基地上的房屋在继承时遭受的损害向侵权人提起诉讼。涉案房屋实际建设于苏锡根服兵役前，时间大约为1975年左右，建完后邓燕玲曾与苏锡根短暂共同居住过，其后便因为苏锡根外出服兵役，由苏锡根父亲苏志行代为打理，但宅基地确实为苏锡根与其父苏志行共同筹建，并在苏锡根服兵役前建完，与苏锡权没有丝毫的关系，因当时尚未具备办证的前提，故有关证照都是在90年代后办理。2.苏锡权在一审时提交的土地证及房产证，仅有土地证印有更正章，如若更正章属实应当为房产证也申请更正，苏锡权非但未为房产证办理更正，相反有关部门均认为其并非实际权利人拒绝为其办理变更登记，也未确认土地证所记载的更正章是否真实。且在1995年颁发的房产证仍登记为苏锡根，未有更正登记，对此苏锡权辩称后来发证时没有看就收起来了，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如苏锡权提交的土地证上的涂改及更正章为真实，其明知有关部门可能存在错误登记的情况下，怎会在其后的房产证下发时不审慎检查？因而，苏锡权应当知道房产证登记的并非自己，那么如果苏锡权被侵害了合法权益，理应采取向有关部门进一步投诉、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或要求父亲苏志行、兄弟苏锡根签署协议明确该情况。然而，事实是苏锡权在所谓的20多年间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护其合法权益，该情况表明苏锡权并非实际权利人，其企图隐瞒侵占苏俊玮、邓燕玲房屋之事实，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另外，一审法院在庭审后给予了苏锡权30天的期限用以向有关部门调取证明其为权利人的证据，苏锡权非但无法提交任何证据，甚至经苏锡权亲自前往中山市自然资源局、中山市东升镇自然资源局分局办理查档及更正手续，前述行政机关均以存档的产权人登记不是苏锡权为由拒绝办理。由此可见，行政主管部门既翻阅了档案确认权利人为苏锡根，亦不确认更正章为真实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在行政主管部门尚不承认苏锡权为真实权利人前提下，认为行政主管部门未在登记底册上作更正的可能性，以此为由替代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更正章的效力，是超越职权的行为，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引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认为“农村村民一户一宅、面积不得超过有关规定，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土地的，村集体可以收回土地”，但未考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而获取宅基地及建房的时间远早于土地管理法颁布时间，前述规定均无法适用到本案，相反根据苏俊玮、邓燕玲提交的法律依据明确了苏锡根作为权利人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一审法院错误的援引建房法律事件发生时尚未生效的法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于纠正。1999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前，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合法取得的宅基地或因合法取得房屋而占用的宅基地，按照批准面积予以确权登记，亦即非农业户口也可以合法取得宅基地，更何况苏锡根分得宅基地和建房的实际时间早于服兵役迁出的时间，因此苏锡根取得涉案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权利没有任何法律障碍，无论是否进场落户，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仍应予以保护。苏锡权辩称，苏俊玮、邓燕玲提出上诉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存在继承的发生，认为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处理诉争的房产，但是不成立的。继承是基于合法的个人财产才可发生的，不是个人的合法财产就不存在继承，涉案的住宅用地和房产，不是苏锡根的个人合法财产，故不存在苏锡根的财产继承的法律关系，住宅用地是村集体分配由家庭内部调整给家庭成员所有，相关费用是由苏锡权支付的，苏锡根没有支付过任何的费用，苏锡权已经多年居住使用，期间均没有产生任何纷争，房屋是苏锡权出资修建并居住使用，所有权不存在争议。因此，涉案房产与苏锡根没有法律关系，与苏俊玮、邓燕玲没有法律关系。房屋的证件存在笔误问题，只是当时办证时的工作人员的笔误、苏锡权父辈的笔误，发现问题后，已及时的办理了更正，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中山市国土局及房产局的存档档案中没有进行最后的更正笔误，是该部门的失责及工作人员的失责，苏锡权是没有过错的。综上所述，涉案土地及房屋是苏锡权所有的，苏俊玮、邓燕玲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亦不存在份额之争及继承的发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初有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苏锡权立即停止侵占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观栏管理区4队之宅基地，清除宅基地上的房屋、院墙等地上附属物，返还侵占的233.89平方米宅基地；2.苏锡权向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赔偿擅自拆除房屋的损失；3.苏锡权向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支付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按每月1000元计算）。一审诉讼过程中，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放弃其第2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初有与苏志行（已故）是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三个儿子即苏锡超、苏锡根（2017年3月13日死亡）、苏锡权及七个女儿。邓燕玲、苏俊玮分别是苏锡根的配偶、儿子。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提交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2017年12月22日打印）反映，苏锡根名下登记有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观栏管理区4队的宅基地使用权（划拨集体住宅用地）（下称涉案宅基地），面积为233.89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为121002300230，登记时间为1992年12月28日；1995年12月6日，涉案宅基地上又登记了建筑面积为109.6平方米的2层自建房屋，房产登记字号为17－4191。苏锡权提交的房产证反映，登记字号为17－4191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苏锡根，房产证号为粤房证字第××号。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房屋已被苏锡权拆除，并重新建设新的房屋；苏锡权名下没有其他宅基地。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提交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2018年1月22日打印）反映，苏志行名下登记有位于中山市××镇××栏村××队的宅基地使用权（划拨集体住宅用地），面积为214.96平方米，土地证号为12××180218，登记时间为1992年12月28日；1995年12月6日，该宅基地使用权上又登记了建筑面积为123.34平方米的2层自建房屋。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苏锡权提交的土地使用证（1992年12月28日填发）反映，涉案宅基地在土地使用证上所载的土地使用者已由“苏锡根”变更为“苏锡权”，在变更后的“权”字上，加盖有长方形的“坦背镇国土所土地证更正章”。统一收据（中山市财政局收费）反映，1993年7月16日收取苏锡权土地证测绘审核（233.895平方米）费用35.40元。现金收入单（中山市财政局收费）反映，1993年7月16日收取苏锡权“表格3元邮票5元.2元×90方180元.3元×33.895方101.30元”，共289.30元。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土地使用证上所加盖的更正章无法核实真实性，统一收据的收费时间在土地使用证办证时间之后，现金收入单对应的面积与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的面积不符。苏锡权提交由若干证明人出具的证明两份，拟证明苏锡根个人的情况及涉案宅基地错误登记的情况。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对两份证明均不确认，因该两份证明属证人证言，苏锡权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当庭称，苏锡根的户籍于1981年迁出中山市××镇××栏村××队，苏俊玮、邓燕玲的户籍均不曾在中山市××镇××栏村××队；村集体没有分配宅基地给苏锡根，涉案宅基地是苏志行分给苏锡根的，但不清楚苏志行是如何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涉案宅基地原来上盖的房屋由苏志行出资建设；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的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由苏志行办理，一直在中山，苏锡根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均未曾持有过；如苏锡权所述，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因错误登记而长期处于未更正状态，其却未积极向有关当事人或政府部门寻求救济、主张权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其不属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也无相反证据证明其为真实的权利人。苏锡权当庭称，涉案宅基地是村集体分配的，原来上盖的房屋由其父苏志行于1986年出资建设，现在上盖的房屋系由其出资拆除重建；其与苏锡超的户籍均一直在中山市××镇××栏村××队；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分配给苏锡权，另一处登记在苏志行名下的宅基地及上盖房屋分配给苏锡超；村集体仅分配了上述两处宅基地，苏锡根因当兵迁出户籍未分配宅基地；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的办证均由苏志行经手，错误登记后的更正手续亦由苏志行经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本案中，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以苏锡权侵占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并将原上盖房屋拆除重新建设房屋为由，诉讼请求苏锡权停止侵占涉案宅基地，并排除妨害，将新建房屋清除后返还涉案宅基地，支付涉案宅基地的占用费，同时放弃了赔偿原上盖房屋损失的诉讼请求，即其诉讼请求保护的物权对象为涉案宅基地。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有权通过诉讼等方式请求物权保护的主体应为物权的权利人。因此，研判本案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物权保护主张是否成立，首先应确定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是否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物权，也是用益物权。虽然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不动产物权的一种似乎也应适用该款关于登记生效的规定。但因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有其特殊性（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针对宅基地使用权还特别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六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现实生活经验可知，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村民建设住宅使用的，分配时一般以户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同一户内的村民均应按人均标准分配给予相应的份额（即每户分配的宅基地面积按人均标准、人数确定）；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登记时通常由一人代替户内全部实际权利人作为权利人，但不能据此排除其他实际权利人的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定情形下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具体到本案中，虽然根据2017年12月22日打印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反映，涉案宅基地登记的权利人为苏锡根，但该权利登记存在如下疑点：首先，如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自认，苏锡根的户籍早已迁出，村集体没有分配宅基地给苏锡根；苏俊玮、邓燕玲的户籍不曾在该村集体，不可能享有村集体分配宅基地的权利。故苏锡根不可能因村集体分配或代配偶、儿子持有而直接取得涉案宅基地。如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所述，涉案宅基地是苏锡根、苏锡权的父亲苏志行分给苏锡根的，但不清楚苏志行是如何取得涉案宅基地的。而结合前述分析及苏志行、黄初有的家庭情况（夫妻二人生育有三个儿子、七个女儿），不排除村集体早期向其户内分配超过十人份额的宅基地的可能，而且因为该户人数多，也存在将分配给该户的宅基地分割成两处的可能（结合苏志行名下另有一处宅基地的事实）。在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查实的场合，无法确定村集体早期分配给苏志行户的宅基地是否包含有苏锡根的份额。但即使包含有苏锡根的份额，其一人的份额也不可能有涉案宅基地如此大的面积（233.89平方米）。故若如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所述，涉案宅基地是苏志行分给苏锡根的，则无论苏锡根是否享有自己的份额，涉案宅基地也应包含有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虽然苏志行作为家长或户主当时可能有权决定将某一家庭成员（苏锡根）登记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但其无权将其他家庭成员的宅基地份额全部分给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苏锡根），更无权将有宅基地份额的家庭成员的份额分给没有宅基地份额的家庭成员（苏锡根，在其不享有份额的场合）。因此，鉴于宅基地权利的特殊性，即使涉案宅基地的物权登记状况属实，也不能充足有效地证实其真实的权利归属情况。其次，苏锡权抗辩称涉案宅基地系错误登记权利人为苏锡根，后已经坦背镇国土所更正为苏锡权，与其提交的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证反映情况表面相符。因该土地使用证为原件，虽然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表示土地使用证上所加盖的更正章无法核实真实性，但亦没有证据反映该更正章虚假。故无法排除确实存在登记错误，当时相关部门仅在土地使用证上作更正，未在登记底册上作更正的可能性。另外，从合理性的角度分析，若苏锡权抗辩所称登记错误属实，则可以解释为何苏锡根没有分配宅基地或仅分配一人的份额（没有其配偶、儿子的份额）却登记有涉案宅基地如此大的面积（233.89平方米），也可以解释为何苏锡根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均未曾持有过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证，却由苏锡权持有。另外，因苏锡根已死亡，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以苏锡根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案物权保护诉讼，但其并未主张已通过继承方式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权利。而且，鉴于宅基地权利的特殊性，在涉案宅基地原上盖的房屋已于苏锡根死亡前灭失的场合，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是否能通过继承方式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权利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在原宅基地分配的对象即村民家庭成员发生变化且其上盖房屋灭失，不存在因继承房屋所有权而占用原宅基地的场合，村集体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综上所述，因涉案宅基地的权利登记存在疑点，真实性无法认定，且即使属实，也不能充足有效地证实其真实的权利归属情况，不能证实涉案宅基地的权利有部分或全部归属苏锡根。同时，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亦未通过继承方式依法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权利。因此，不能认定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其在本案所提物权保护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和认定，并对其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驳回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苏俊玮、邓燕玲为证明黄初有称涉案房屋是苏锡根的，向法庭提交黄初有的录像光盘一张；苏锡权质证认为其不能证实任何法律问题、不能证实房屋是苏锡根所有、不具有证明效力。苏锡权提交黄初有的书面意见一份，拟证明一审起诉不是黄初有的真实意思表示。苏俊玮、邓燕玲认为黄初有本人是不识字的，没有办法确认黄初有是对文字内容知情，苏锡权也没有拍视频证明其有对文字内容讲解，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的相对性审查规则，本院二审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涉案宅基地在登记机关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权利人为苏锡根，而苏锡权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显示经过手写修改、加盖更正章后的权利人为苏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无论苏锡权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上更正章是否属实，均应认定涉案宅基地登记在苏锡根名下。苏俊玮、邓燕玲请求苏锡权停止侵占并返还涉案宅基地，根据一审中苏俊玮、邓燕玲的主张，其是以苏锡根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而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的，因此本案首先应审查苏俊玮、邓燕玲是否享有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故登记权利人对涉案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其次，宅基地使用权归属于用益物权，尽管用益物权具有财产的性质应允许继承，但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具有无偿性、人身依附性和福利性等特性，是一项特殊的财产，其财产属性大为减弱，人身属性居于强势地位。本案中，由于登记在苏锡根名下的旧房屋已被拆除，旧房屋的物权已消灭，新建房屋非苏锡根所建，本案仅涉及登记在苏锡根名下的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可否继承问题，而目前苏俊玮、邓燕玲不具有宅基地使用权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不应享有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权利，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原规划和管理秩序的破坏，有损其他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因此，无论苏锡根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否合法、合理、程序是否正当，苏俊玮、邓燕玲均无权继承，无权基于继承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苏俊玮、邓燕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苏俊玮、邓燕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