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津行终2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崇昆，男，195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代理人李佩佩，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付博杨，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法定代表人袁家健，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拥军，天津市红桥区司法局干部，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莹，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上诉人郭崇昆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红桥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初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崇昆及委托代理人李佩佩、付博杨，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委托代理人朱拥军、刘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8日，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东至新红桥，南至津浦铁路，西至子牙河南路，北至子牙河南路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登记在郭增文（已故）名下的私产平房住宅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建筑面积28.27平方米，该房屋位于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2018年5月8日为估价时点，对上述房屋进行了价值评估，制作了《天津市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并予以送达。在签约期限内，因房屋使用人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向被告申请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被告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8〕3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予以送达。2019年1月18日，被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更正通知》，对津红政房征补〔2018〕3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中，“产权调换的房屋坐落在天津市北辰区”，并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具有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职权。被告所举证据能够证实因天津市红桥区同义庄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需要，被告作出了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登记在郭增文（已故）名下的天津市红桥区私产平房住宅位于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在签约期限内，因房屋使用人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达成补偿协议，经房屋征收部门报请，被告作出了津红政房征补〔2018〕3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关于原告提出的补偿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的主张，《红桥区同义庄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征收补偿方案》对未登记建筑认定和处理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并参照1990年4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对未登记建筑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手续（或建筑施工执照）或有房管局进件单等材料的，认定为合法建筑，对其他未登记建筑，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原告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执照”载明的工程地点为“（红）北竹林村宝兴里3条37号”与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点北竹林村宝兴里2条37号不符，不能支持其未登记房屋具有合法证照不属于违法建筑的主张。被告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依据确定补偿面积，符合《红桥区同义庄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故原告的该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崇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崇昆负担。 郭崇昆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初40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津红政房征补[2018]3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3.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证据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提出了异议,对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认可。二、原审法院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事实认定错误，补偿不合理。上诉人的房屋实际面积是53平方米，被上诉人在没有入户实际测量的情况下，直接依照房证面积28.27平方米认定,遗漏了24平方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执照”载明的工程地点为“(红)北竹林村宝兴里3条37号”与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点北竹林村宝兴里2条37号不符，不能支持其未登记房屋具有合法执照，上诉人仅有一处房屋，由于土地使用证上登记机关将地址登记错误，将上诉人的房屋地址误写成了(红)北竹林村宝兴里2条37号，事实上也没有(红)北竹林村宝兴里2条37号这一地址，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该事实进行充分的调查,作出错误认定，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该对于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补偿价格不合理，上诉人房屋周边的房屋均价都在每平方米4万元以上,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补偿决定单价仅有36000元左右,且遗漏了上诉人房屋24平方米，此补偿决定直接降低了上诉人的生活标准。三、被上诉人的评估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并没有对评估机构进行公告，没有告知上诉人参与评估机构的选择，剥夺了上诉人对评估机构的选择,没有向上诉人作出正式的评估报告，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正式的评估报告。四、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的征收程序,征收决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房屋征收过程中，没有依法征求上诉人的意见，未依法履行告知、听证等法定程序，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征收项目未列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也不符合“四规划”;被上诉人并未组织给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征收项目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被上诉人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没有将征收补偿资金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十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征收项目不符合“四规划一计划”，征收补偿方案未征求公众意见，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未经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未专款专用。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辩称，被上诉人认可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按照证载面积给予补偿，评估价格经过了合法的评估手续作出，评估机构的选择符合法定程序，征收补偿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房屋现状照片七张（原件）；2.居委会证明（经核对原件的复印件）；3.派出所户籍证明（经核对原件的复印件）；4.1964年建筑工程施工执照（经核对原件的复印件）；5.1980年建筑工程施工执照及地形图（经核对原件的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遗漏了24平方米，街道办证明上诉人房屋实际地址是北竹林村宝兴里三条37号，土地证上登记错误，此区域没有北竹林村宝兴里二条27号，现地址宝平里55号与宝兴里37号是同一处地址。第二组证据：1.周边的楼盘价格；2.邻居与征收方签订的两份补偿协议。证明周边的房价已经达到了4万元以上，且邻居的补偿单价在8万到10万，但给予上诉人的补偿为三万多每平方米，补偿不公平。第三组证据：1.同义庄住房平房征收补偿方案。证明根据补偿方案第7页第五条24平方米是应该认定为合法建筑，而不应该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有异议，认为均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具体的意见是：第一组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一组证据2，对居委会印章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街道的证明不能更改房管局的房本记录；第一组证据3，宝兴里37号是宝平里的55号，认可这两个地址之间的修改；第二组证据4，一审期间上诉人已经提交，质证意见同一审（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第一组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评估价格作出经过合法的程序，合法有效。第三组证据，认可补偿方案本身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1、3、5、第二组证据不予接纳，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4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第三组证据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属于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另查明：郭增文系上诉人郭崇昆父亲。天津市红桥区人民委员会1964年12月31日为郭增文颁发建筑工程施工执照，面积为24平方米，工程地点为“（红）北竹林宝兴里3条37号”。上诉人在该被征收区域内仅有一处住宅，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中涉案被征收房屋地址、住宅房屋现状调查表、分户评估报告送达地址、房屋地址、居委会证明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能够认定因涉案房屋地址名称有过变更，宝平里55号与宝兴里37号、宝平里2条37号为同一处地址；上诉人提供的1964年建设工程施工执照中工程地址“(红)北竹林村宝兴里3条37号”应为本案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地址即“(红)北竹林村宝兴里2条37号”。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自认其在征收补偿程序中未向征收相关部门提交上述施工执照等证明材料。 本院再查明：案外人周清源诉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津行终131号生效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了周清源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具有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职权。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能够证实因天津市红桥区同义庄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需要，被上诉人作出了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登记在郭增文（已故）名下的天津市红桥区私产平房住宅位于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在签约期限内，因房屋使用人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达成补偿协议，经房屋征收部门报请，被上诉人作出的津红政房征补〔2018〕3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且履行了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评估程序违法、未对评估机构进行公告、以及房屋征收决定不合法等主张，本院已经针对红桥政房征字（2018）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另案作出了生效判决，认定上述征收决定合法，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未收到正式评估报告的主张，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妻子刘玉连收到了分户评估报告，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上诉人主张被诉征收补偿决定遗漏认定24平方米，被上诉人未对该24平方米房屋予以补偿错误的问题。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主张的依据1964年建设工程施工执照工程地址与本案涉案被征收房屋为同一地址。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工程施工执照’的工程地点为‘北竹林村宝兴里3条37号’与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点北竹林村宝兴里2条37号不符”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现诉讼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当依照《红桥区同义庄片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征收补偿方案》五“对未登记建筑认定和处理”（一）项的规定，对其24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认定补偿，但因上诉人在房屋征收补偿程序中未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交1964年建设工程施工执照等证明材料，被上诉人作出本案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时未对上述房屋进行认定，不存在行政过错。从充分保护上诉人房屋征收补偿合法权益的角度，上诉人可针对该处争议房屋，另行向被上诉人提出申请，由被上诉人依法认定并作出处理决定。 综上，原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郭崇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琳 审判员 王雅晶 审判员 李 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焦阳 书记员牛丽澄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