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吉06民终8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法定代表人：王洪博，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双艳，吉林中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晓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松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参乡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四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君，吉林益汇律师事务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松支行，住所，住所：吉林省抚松县锦江路**div> 负责人：周宇辉，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斌，吉林靖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微，男，1970年1月28日生，汉族，该行职员，住吉林，住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南关街四委**iv> 上诉人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邓春生、沈晓玲、被上诉人抚松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松支行（以下简称抚松中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19）吉0621民初101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服务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及理由：一、服务中心作为一审原告主体适格。服务中心与本案中的担保公司、抚松中行、案外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合同约定服务中心作为委托人，担保公司、抚松中行作为受托人与借款人签订《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本案中担保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服务中心的授权范围内与借款人邓春生订立《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抚松中行替服务中心向邓春生发放借款。本案中服务中心与担保公司形成的代理关系为隐名代理，虽然，服务中心与邓春生之间没有直接签订《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但是根据《合同法》403条规定，服务中心可以作为原告行使受托人的权利，服务中心是主体适格的原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邓春生未收到服务中心支付的借款及担保公司已经履行还款属事实认定错误。1、服务中心委托抚松中行向邓春生发放借款，该借款已经发放到邓春生在抚松中行办理的银行账户当中,该部分事实有抚松中行提供的银行流水及借款借据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邓春生未收到借款事实认定错误。2、2018年10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民初421号民事案件中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债权人,服务中心作为债务人,担保公司作为服务中心的担保人，是为服务中心向国家开发银行承担保证责任，该案件当中担保公司当庭明确陈述其是为服务中心还款,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流水，且该事实已经被确认。而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服务中心依法履行职能作为债权人将款项借给邓春生扶植其小企业的发展,担保公司作为邓春生的担保人为其借款及利息向服务中心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服务中心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 邓春生辩称：对于本案借款纠纷，邓春生除了被借用信息，签过一次字外，对向谁借钱，借了多少钱等过程均不知情。邓春生也从未在抚松中行开办过银行卡及账号，也未激活过账号，邓春生从未见到本案借款纠纷中的任何款项，邓春生不是实际借款人，是受害者，不应该承担偿还本案借款责任。希望法庭查明，作出公正判决。 担保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服务中心告诉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1、服务中心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2、根据四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服务中心是委托人，抚松中行是办理借款业务发放及催收的受托人，担保公司的受托事项是对贷款资金支付审核及监督，没有贷款催收责任。3、担保公司在本案是保证人。二、担保公司已向国家开发银行偿还2300万元贷款本息中的部分贷款本息，服务中心通过47件系列案件再向担保公司主张偿还本息系重复诉讼。1、根据四方协议约定，涉案贷款的出借人是国家开发银行。2、国家开发银行诉服务中心及担保公司案，与服务中心诉担保公司发生在同一日，借款期间、数额均是2350万元，系同一事实，实际出借人与名义出借人服务中心不能就同一事实主张担保公司同时承担两份还款义务。2018年10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民初421号民事案件中，担保公司已经对国家开发银行就本案涉诉款项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本案服务中心再次要求担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重复承担保证责任。 抚松中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 服务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邓春生、沈晓玲偿还贷款本金50万元及借款期限内的利息209,990.00元，截止至2019年7月18日罚息194,750.00元，本息、罚息合计904,74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担保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由邓春生、沈晓玲和担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05月31日，服务中心与担保公司、抚松中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委托担保公司、抚松中行与实际用款人签订《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抚松中行、担保公司依照上述委托协议与邓春生签订了《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并向邓春生、沈晓玲发放借款人民币50万元，借款期限60个月，贷款年利率为8.28%,逾期贷款部分罚息利率每日按万分之五计收,贷款用途为人参种植。抚松中行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将上述借款转入邓春生账号。担保公司与服务中心签订《委托贷款保证合同》，约定担保公司为上述借款向服务中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及因债务人违约给服务中心造成的损失和所应付的其他费用。服务中心认为邓春生、沈晓玲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贷款本息,其逾期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按照合同约定向服务中心支付逾期还款的罚息。担保公司为上述欠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借款人邓春生、沈晓玲未与服务中心直接签订借款合同,服务中心亦未将所借款项直接给付邓春生,在2012年5月31日邓春生、沈晓玲与担保公司、抚松中行签订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中，服务中心也不是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服务中心、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抚松中行、担保公司于2010年6月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中无邓春生、沈晓玲贷款相关内容，该协议对邓春生、沈晓玲没有约束力，且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抚松中行负责贷款的催收工作，因此服务中心做为原告起诉邓春生、沈晓玲,主体不适格。关于本案所涉款项，在2018年10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民初421号民事案件中，担保公司已经对国家开发银行就本案涉诉款项承担了连带保证还款责任，本案服务中心再次要求担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重复承担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301.00元(已减半收取），退还原告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0年6月4日，服务中心（甲方、委托方）、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乙方）、抚松中行（丙方、受托方）、担保公司（丁方）四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各方委托代理事项：一、甲方委托丙方办理与乙方为抚松县中小企业贷款相关的委托贷款及结算业务。二、受甲方委托,丙方、丁方与用款企业签订《人民币资金委托借款合同》，丙方按委托贷款程序发放委托贷款。三、丙方根据丁方对用款企业的资金支付的初审结果，审核贷款资金支付，监督用款企业合理使用委托贷款。四、丙方负责委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催收与回收资金转账工作。其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乙方抚松县中小企业贷款的借款平台，负责统借统还，与乙方签订中小企业《借款合同》；在丙方开立存款账户及委托贷款资金专户,办理有关委托贷款及结算手续，未经乙方同意，不得转移账户。丙方的权利和义务：负责为甲方开立存款账户及委托贷款资金专户,按规定办理甲方委托贷款及结算业务,不承担贷款损失的任何风险；仅能受理丁方初审通过的资金支付申请，并按照监管部门关于委托支付的要求，审核用款企业的资金支付申请；与丁方共同负责对用款企业进行贷后监管。丁方的权利和义务：按照甲方、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及监管部门关于受托支付的标准,严格审核用款中小企业贷款资金支付依据；如乙方指示丁方暂停本项目资金支付，丁方应停止受理支付申请；为甲方构建抚松县中小企业贷款基础数据库提供基础数据，向甲方及乙方报送上月用款企业贷款情况；按照乙方有关要求，与丙方共同负责委托贷款的用途监管、贷后管理和本息催收等工作。 2012年5月31日，担保公司（委托人）、抚松中行（受托人）与邓春生（借款人）签订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50万元，期限60个月，用途人参种植，年利率8.28%。 同日，抚松中行向户名为邓春生账号转款50万元。后担保公司（甲方、保证人）与服务中心（乙方、债权人）签订委托贷款保证合同，担保公司为借款人邓春生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案一审中，邓春生自述对该借款具体情况不清楚，其名字在中行的银行卡非本人办理，对贷款去向不知情，亦未领取过1万元贴息。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四光称，其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公司业务由其父亲王锡斌实际经营。王锡斌于2018年8月去世。经向公司会计及员工了解，该贷款2350万元款项并未实际向借款人发放，款项也不知去向。 本院认为，本案服务中心提交了服务中心与担保公司、抚松中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担保公司、抚松中行与实际用款人签订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以及服务中心与担保公司签订《委托贷款保证合同》等协议，并依据上述协议起诉主张邓春生、沈晓玲偿还贷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担保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担保公司、抚松中行与邓春生签订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中明确记载：委托人为担保公司，受托人为抚松中行，借款人为邓春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故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担保公司及借款人邓春生。本案服务中心以委托人名义向借款人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故服务中心做为原告起诉邓春生,主体不适格。 服务中心主张其与担保公司形成的代理关系为隐名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其可以作为原告行使受托人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根据服务中心与担保公司、抚松中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委托方（甲方）为服务中心，受托方（丙方）为抚松中行，负责为甲方开立存款账户及委托贷款资金专户，按规定办理甲方委托贷款及结算业务。作为丁方担保公司是按照标准对贷款资金支付审核及监督，与受托方（丙方）共同负责委托贷款的监管、催收等工作。本案担保公司、抚松中行与邓春生签订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明确了委托人为担保公司，受托人为抚松中行。而《委托代理协议书》中受托方（丙方）抚松中行并未以自己的名义与贷款人邓春生签订贷款合同。因此，服务中心主张其与担保公司形成的代理关系为隐名代理，其可以作为原告行使受托人的权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赵希海 审 判 员 马立清 审 判 员 苏义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 勇 书 记 员 潘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