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77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鸿昌，男，195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祥平，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燕飞，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森柏阮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沙溪镇象角村象新三路****，组织机构代码78941212-4。法定代表人：胡某，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女，197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某，男，2004年10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理人：胡某(被上诉人阮某的母亲)，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住所地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组织机构代码70763713-6。主要负责人：曾广洺，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梅，该行员工。上诉人朱鸿昌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森柏阮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简称工行中山分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鸿昌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1.胡某对森柏阮公司所欠朱鸿昌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阮某在继承阮洪润遗产范围内对森柏阮公司所欠朱鸿昌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工行中山分行对森柏阮公司所欠朱鸿昌借款本息承担补充清偿责任；4.判令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工行中山分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朱鸿昌与保证人阮洪润、胡某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并据此判决胡某、阮某无需承担保证责任错误。（一）2012年6月12日，朱鸿昌与工行中山分行、森柏阮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森柏阮公司向朱鸿昌借款850万元，代表森柏阮公司签订合同的是胡某。同日，朱鸿昌与阮洪润、胡某签订《保证合同》，阮洪润、胡某为森柏阮公司向朱鸿昌借款8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二）上述《保证合同》第4.1条规定：“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项下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据《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主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6月11日。因此，阮洪润、胡某的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即至2015年6月11日。（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第二款分别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因此，本案虽然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对借款两次展期，但并未加重债务人的债务，也未超过保证期间。朱鸿昌于2015年6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保证期间，阮洪润、胡某依约依法需对森柏阮公司所欠其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森柏阮公司资产与阮洪润、胡某个人资产明显存在混同。两次续展期限合同均由胡某签订。2016年5月18日，阮洪瑜代表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与朱鸿昌签订《协议书》，代表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向朱鸿昌偿还420万元债务。森柏阮公司在一审庭审答辩时自认该420万元是胡某个人委托阮洪瑜还款。本案由始至终胡某、阮某对承担保证责任并无异议。朱鸿昌在与胡某通过微信联系协商时，胡某对该债务确认并承诺偿还。二、一审认定工行中山分行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一）朱鸿章与森柏阮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一直由工行中山分行在操作。工行中山分行以朱鸿昌受托人身份在负责操作与森柏阮公司之间借款合同的履行。两次续展合同也是工行中山分行经办人梁雄伟操作。基于对工行中山分行的信任，朱鸿昌对工行中山分行要求配合的工作一直全力配合。由始至终都是工行中山分行代理朱鸿昌在操作跟进与森柏阮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业务。2015年5月6日的会谈录音足以证明该事实。（二）工行中山分行存在如下违约及违法行为：1.不按照《委托贷款通知书》指定时间、账户放款；2.没有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第27条规定及时向朱鸿昌如实全面报告借款人、担保人的真实状况，导致朱鸿昌对森柏阮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现状一无所知，特别严重的是工行中山分行隐瞒阮洪润已于2013年12月30日死亡及另一担保人胡某已移居美国的事实，没有及时采取追收措施，导致出现朱鸿昌借款本息至今不能收回的严重后果；3.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24条、《委托代理协议》第22条、第24条规定，贷款到期前，受托人应向借款人催收借款本息，并做好通知记录，未按时归还的，应向借款人、担保人追讨，采取有效措施，追收借款本息。但受托人并无履行上述职责，导致朱鸿昌借款至今无法收回；4.制作和提交不真实证据，推卸责任，损害朱鸿昌利益；5.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工行中山分行的业务经办人梁雄伟一直对朱鸿昌采取隐瞒、欺骗手段，损害其利益。（三）一审判决以工行中山分行工作人员郑凯雄及梁雄伟未到庭接受本案当事人及法院质询为由，不认定朱鸿昌提供的录音证据，违反法律规定。（四）工行中山分行的行为损害了朱鸿昌利益，必须依法对朱鸿昌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朱鸿昌补充上诉意见：一、对一审判决森柏阮公司应向朱鸿昌清偿借款5405000元及利息无异议。二、关于胡某的责任承担问题。1.胡某承担责任的方式从原来的担保责任转为共同清偿责任。胡某原来的担保责任未届满，胡某在2012年6月12日签订了《保证合同》后，一直以其行为履行了担保责任；2.2016年5月18日的《协议书》对胡某有法律约束力；3.微信聊天记录、《协议书》可以证实胡结兹对朱鸿昌的借款850万元及利息表示愿意清偿，胡某、森柏阮公司、阮某是共同债务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借款人森柏阮公司与其股东存在资产混同，依《公司法》规定胡某对公司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胡某是本案借款的债务人，应与森柏阮公司共同向出借人朱鸿昌归还借款本息。由于阮洪润死亡，其遗产继承人阮某需在继承阮洪润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工行中山分行辩称，一、朱鸿昌在工行中山分行仅办理了一笔委托贷款，即借款人为森柏阮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发放、于2013年6月9日还贷结清的850万元贷款。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委托代理协议》，工行中山分行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朱鸿昌所称的我行不按照指定放款、报告借款人状况、催收本息等，均没有事实依据。二、森柏阮公司一审时辩称森柏阮公司与朱鸿昌之间的借款已经还清，朱鸿昌起诉森柏阮公司与事实不符。但朱鸿昌又提交其与森柏阮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作为补充证据。显然，上述展期协议存在造假的嫌疑，即使签章真实，也是事后补签的，与森柏阮公司的原答辩冲突、与案件的事实不符，再者，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朱鸿昌与阮洪润之间的个人汇款，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森柏阮公司与阮洪润是独立的不同的法律主体，森柏阮公司无权确认朱鸿昌与阮洪润之间的个人汇款是原委贷款的展期。三、朱鸿昌在工行中山分行办理的委托贷款业务从未办理续期或展期，我行从未收到任何的续期或展期申请，我行也没有与对应当事人签订委托贷款展期协议，朱鸿昌提供的《委托贷款展期协议》对我行没有约束力。四、关于朱鸿昌提供录音作为证据，工行中山分行在一审质证中已经明确：不确认录音的真实性、不确认录音中有梁雄伟、郑凯雄的声音；同时，该录音内容并没有明确提到本案纠纷，其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五、工行中山分行提供的证据为真实、有效的证据，且在一审质证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朱鸿昌认为我行“制作和提交不真实证据”是朱鸿昌虚构事实、恶意诬蔑。六、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合同签订后，朱鸿昌即同日经工行中山分行通过委托资金专户将850万元借款划拨至阮洪润帐户内”有误，事实上，上述合同签订后，朱鸿昌经工行中山分行通过委托资金专户将850万元借款划拨至盔森柏阮公司账户，该资金划付符合《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朱鸿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森柏阮公司立即偿还借款5405000元给朱鸿昌；2.判令森柏阮公司从2016年6月1日起至清还借款之日止按借款金额5405000元以年利率9%计付利息给朱鸿昌；3.判令胡某对森柏阮公司所欠朱鸿昌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阮某在继承阮洪润遗产范围内对森柏阮公司所欠朱鸿昌上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5.判令工行中山分行对森柏阮公司所欠朱鸿昌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2日，朱鸿昌（委托人）与工行中山分行（受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即委托人提供贷款资金，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定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贷款。委托人同意对委托贷款展期的应提前15天通知受托人，并与受托人、借款人签订展期协议。原贷款有担保的，受托人接到委托人的委托贷款展期通知后，委托人需提前10天通知担保人与受托人续签担保合同。应与委托人、借款人签订展期协议；若展期贷款是担保贷款的，须接到委托人续签担保合同的通知后，与担保人续签担保合同，才能办理展期手续。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工行中山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朱鸿昌委托工行中山分行贷款850万元给森柏阮公司；委托贷款金额为85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2年6月12日至2013年6月11日止；年利率为9％的固定利率，在贷款期限内保持不变；委托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贷款担保人为阮洪润、胡某；委托人同意借款提前还款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受托人为借款办理提前还款手续；委托人要求将收回的贷款本息划入以下委托资金专户：名称：朱鸿昌，开户行：工行石岐支行，账号：62×××05；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工行中山分行有权按委托人书面指令在本合同利率基础上，根据违约金额和违约期限，按每日50‰计算罚息。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时，朱鸿昌与阮洪润、胡某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阮洪润、胡某为森柏阮公司履行上述借款合同义务向朱鸿昌作担保。保证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保证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上述合同签订后，朱鸿昌即于同日经工行中山分行通过委托资金专户将850万元借款划拨至阮洪润账户内。借款合同履行期将至，因森柏阮公司无力偿还本金，经协商，朱鸿昌（委托人）与森柏阮公司（借款人）于2013年6月8日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展期协议》，约定：鉴于借款人借款仍需继续使用，同意对以上两方于2012年6月10日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进行展期；展期金额为850万元，展期后贷款重新划到借款人指定放款账号；展期后，贷款期限至2014年6月11日止。2013年6月9日，森柏阮公司出具金额为850元的支票偿还上述借款本金，该款经工行划拨至朱鸿昌的委托资金专户。收到上述款项后，朱鸿昌即于当日再汇款850万元至阮洪润账户内。上述展期协议履行期将至，因森柏阮公司仍无力偿还借款本金，经再次协商，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于2014年6月1日再次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展期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展期至2015年6月11日止。上述借款到期后，由于森柏阮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且朱鸿昌认为上述债务形成于阮洪润与胡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遂诉至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阮洪润于2013年12月30日在中山市死亡。阮洪润父亲阮文佐、母亲徐秀娟、女儿阮祖蓝于2014年4月10日在中山市石岐公证处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自愿放弃继承阮洪润的遗产。阮洪润的遗产由其妻子胡某、儿子阮某继承。又查，本案诉讼过程中，案外人阮洪瑜代表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向朱鸿昌偿还债务420万元。2016年5月18日，朱鸿昌与阮洪瑜、廖惠英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阮洪瑜代表债务人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偿还420万元给朱鸿昌。同年5月31日，朱鸿昌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阮洪瑜代胡某还借款420万元。但是，双方对该款的还款性质存在分歧，森柏阮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应为偿还涉案借款本金，朱鸿昌则认为该款应先抵偿拖欠利息1105000元（计算方式：1.2014年12月21日至2015年5月20日期间利息850万元×9%÷12个月×5个月=318750元；2.2015年5月21日至2016年5月20日期间利息8500000×9%=765000元；3.2016年5月21日至2016年5月30日期间利息850万元×9%÷12个月÷30天×10天=21250元;上述合计：318750+765000+21250=1105000元），余款3095000元（420万元-1105000元）用以偿还借款本金。再查，朱鸿昌为证明工行中山分行在借款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朱鸿昌与工行中山分行工作人员郑凯雄、梁雄伟的谈话录音。该谈话录音的主要内容为：工行中山分行工作人员郑凯雄、梁雄伟承诺帮助朱鸿昌处理好借款事宜。经质证，工行中山分行认为该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不能确认录音中声源来自于郑凯雄、梁雄伟，且该录音中提到的贷款很多，未明确提到涉案借款，故仅凭该份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具证明力。诉讼过程中，朱鸿昌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2015）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789-1号民事裁定，查封胡某、阮某价值900万元的财产。2016年5月31日，朱鸿昌以经庭外协商，胡某、阮某及森柏阮公司同意偿还部分债务为由申请解除查封。2016年6月8日，朱鸿昌再次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2015）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789-4号民事裁定，查封胡某价值2434982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工行中山分行、阮洪润、胡某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应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朱鸿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尚欠借款本息金额是多少;三、胡某与阮某对本案债务是否需要承担清偿责任；四、工行中山分行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于2014年6月1日最后一次续签《委托贷款展期协议》，该展期协议约定涉案借款期限展期至2015年6月11日止，故朱鸿昌于2015年6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森柏阮公司该抗辩缺乏理据，不予采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借款合同及展期协议的借款人皆为森柏阮公司，故森柏阮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㈠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㈡利息；㈢主债务。本案中，由于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以及朱鸿昌与阮洪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签订的《协议书》中均未对债务的偿还顺序作出具体约定，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阮洪瑜代表森柏阮公司、胡某、阮某于2016年5月31日向朱鸿昌偿还的420万元应先清偿涉案借款计至2016年5月31日止的欠息1105000元，余款3095000元用以清偿借款本金。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尚欠借款本金为5405000元（850万元-3095000元）。朱鸿昌主张以540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从2016年6月1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计付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中，朱鸿昌与保证人阮洪润、胡某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而终止。而后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两次签订《委托贷款展期协议》时，均未与原保证人阮洪润、胡某签订新的保证合同或由保证人出具同意继续履行保证责任的书面意见，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保证人阮洪润、胡某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据此，阮洪润的继承人阮某亦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㈠项规定：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本案中，工行中山分行与朱鸿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因主合同借款合同的履行完毕而终止。而后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展期协议》，工行中山分行并未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另，虽然朱鸿昌为证明工行中山分行在涉案借款过程中存在过错提交了其与工行中山分行工作人员郑凯雄和梁雄伟的谈话录音，但是由于郑凯雄、梁雄伟未到庭接受本案当事人及一审法院的质询，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查实，且谈话内容亦不足以证明朱鸿昌所主张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六十九条“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朱鸿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朱鸿昌要求工行中山分行对本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鸿昌诉求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森柏阮公司抗辩合理之处，予以采信。胡某、阮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举证、质证及辩论的诉讼权利，相应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六十九条规定，缺席判决：一、森柏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朱鸿昌清偿借款本金5405000元及利息（以540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从2016年6月1日起计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朱鸿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531元，两次财产保全费10000元，合计83531元(朱鸿昌已预交)，由森柏阮公司负担（森柏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朱鸿昌）。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期间，朱鸿昌提供七组新证据，证据一：森栢阮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拟证明胡某既是森栢阮公司大股东（持股70%），又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借款人与担保人的资产存在混同。证据二：朱鸿昌的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从2013年7月至2014年11月，担保人胡某、阮洪润每月均代表森栢阮公司支付利息给朱鸿昌，并于2015年12月委托阮洪润之妹阮洪瑜支付利息。证据三：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拟证明朱鸿昌与胡某（微信名为“广结善缘”）通过微信聊天方式确认以下事实：1.胡某确认涉案850万元借款未还，其同意负责偿还；2.胡某委托其小姑（阮洪瑜）负责处置其财产偿还所欠朱鸿昌借款。证据四：朱鸿昌夫妇与胡某、阮栢森代理人阮洪瑜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胡某愿意偿还420万元给朱鸿昌，并以胡某名下房屋抵顶所欠朱鸿昌债务200万元。证据五：胡某委托书，拟证明胡某委托阮洪瑜处置其名下房屋偿还债务。证据六：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收条，拟证明阮洪瑜代胡某于2016年5月31日偿还420万元借款给朱鸿昌。证据七：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山市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房屋钥匙照片、朱鸿昌接受该商品房拍摄的照片，拟证明阮洪瑜代表胡某将胡某名下位于中山市沙××镇星××路××星××花园××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表原件及房屋钥匙交付给朱鸿昌，但未办理过户手续。上述证据拟证明胡某的担保期限未届满，且其同意承担偿还借款责任，故其需要承担本案债务的连带责任。经质证，工行中山分行对证据一、二、三、五的真实性确认，不确认其关联性；对证据四、六、七的真实性、关联性不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事诉讼的相对性审查规则，本院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当事人并未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胡某、阮某、工行中山分行应否承担涉案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关于保证人胡某、阮某的责任承担问题。2012年6月12日朱鸿昌与工行中山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并出借相关借款后，朱鸿昌的委托资金专户于2013年6月9日收到了森柏阮公司的850万元还款，即该合同已于2013年6月9日履行完毕，朱鸿昌与保证人阮洪润、胡某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已履行完毕而终止。至于朱鸿昌在收取森柏阮公司850万元还款的当天又向阮洪润转账850万元，并与森柏阮公司两次签订《委托贷款展期协议》，形成了新的借款合同关系，朱鸿昌不能以双方达成新的借款合同来对抗《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朱鸿昌关于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现朱鸿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协议书等证据仅能表明胡某同意履行部分债务，不能反映胡某同意对《委托贷款展期协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阮洪润、胡某并未对新的借款合同出具同意履行保证责任的书面意见，故阮洪润、胡某并非《委托贷款展期协议》的保证人，朱鸿昌请求阮洪润、胡某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鸿昌对胡某、阮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朱鸿昌主张阮洪润、胡某个人资产与森柏阮公司资产存在混同，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因朱鸿昌主张的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范围，故对朱鸿昌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处理。关于工行中山分行的责任承担问题。如前所述，涉案《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已于2013年6月9日履行完毕，工行中山分行的合同义务已终结。之后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展期协议》并无工行中山分行的签章确认，表明工行中山分行并未参与朱鸿昌与森柏阮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故朱鸿昌请求工行中山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鸿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850元，由上诉人朱鸿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卢俊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刘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