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4民终9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敏才，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银行职工，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海，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元，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农军，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壮族，个体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剑，广西得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农江，男，1966年7月5日出生，壮族，公务员，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原审第三人：覃天寿，男，1963年5月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上诉人梁敏才因与上诉人农军、被上诉人农江和原审第三人覃天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敏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海、上诉人农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剑、被上诉人农江、原审第三人覃天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敏才上诉请求：1.撤销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698号民事判决；2.判令农江、农军将合伙收益分配给梁敏才186994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天等咘务屯造林结算明细》（以下简称结算明细）的内容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结算明细明确合伙组织由梁敏才、农江两人负责造林开支错误。结算明细中并没有载明合伙组织由梁敏才、农江两人负责造林开支的内容。事实上，合伙组织资金由梁敏才和农江负责出资，具体的苗木采购、种植、除草、施肥管理开支均由农军负责，而不是由梁敏才和农江负责。（二）一审判决认定结算明细还明确先搁置双方有争议的农军一方自己开支的8万元，即四人按所占股份分担，农江、梁敏才各分担32000元，农军、覃天寿各分担8000元是对造林结算的错误解读。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所得收益是指砍伐或出售林木所得金额扣除投资本息后的余额，而造林及经营管理所需资金由梁敏才和农江负责，农军和覃天寿不出资。2012年转让第一代林木承包砍伐实际收入为130万元，在进行收益分配结算时，农军提出其为受让方承担费用56000元且另行开支了8万元，应按130万元-56000元-8万元=1164000元进行结算，梁敏才均不予认可，为此产生争议。而结算明细中关于先搁置双方有争议的农军一方自己开支的8万元的表述为“经梁敏才与农江商议，按搁置争议，解决事实事项的原则，先搁置农军一方自己开支的有争议的8万元，先解决余下的那部分投资及分成款。现结算各方暂得款分别是：1.梁敏才236994元-32000元=204994元；2.农江67877元-32000元=35877元；3.农军、覃天寿分别为：47564元-8000元=39564元，并非一审的上述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梁敏才应收回的成本及利润为516737元+190257元=706994元，扣除已得52万元及分担有争议的32000元，还应分得154994元是对结算明细内容的错误解读。三、一审判决认定庭审中各方确认农江掌握合伙收益38万元与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确认结算明细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结算明细记载农江收支情况为“农江收到梁敏才转给28万元和收到农军给付的20万元，扣除退回第一任老板林木押金5万元后，农江掌握合伙收益为43万元。”在庭审中，农江提供的证据证实除上述款项外，其还收取了第二任林木老板的转让款15万元，两项合计农江掌握合伙收益为58万元。扣除其应收回本钱及分成后尚掌握合伙收益58万元-497877元=82123元，因此，一审判决确认农江掌握合伙收益38万元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判决结果不能令人信服，为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农军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在合伙收益中扣减56000元，梁敏才应承担56000元的40%即22400元，农军尚应支付梁敏才的合伙收益金为154994-22400=132594元，而非154994元。事实和理由：合伙承包的林木转让费约定为130万元，但在砍伐过程中，受让方被村民敲诈了12万余元，受让方提出该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即56000元，故林木的转让费实际到账仅为1244000元，而非130万元，一审判决没有在合伙收益中将56000元扣除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农军的上诉请求。 农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 覃天寿述称，梁敏才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林木受让人并没有将56000元支付给其本人，对农军的上诉没有意见。 梁敏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军、农江将合伙收益分配给梁敏才1869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30日，梁敏才（乙方）与农江（甲方）、农军（丙方）及覃天寿（丁方）签订《合伙种植速丰桉合同书》，约定由四人合伙开发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咘务屯的土地，用于种植尾叶桉，农江担任合伙实体的负责人，梁敏才任会计，农军任出纳；由农江、梁敏才负责第一苗全额均等出资种植、管理的资金，农军、覃天寿不出资，负责组织施工和日常管理。所得的收益为扣除投资、出资方利息后净额按所占份额进行比例分成，其中，农江、梁敏才各占40％、农军、覃天寿各占10％。合同签订后，梁敏才、农江按合伙协议约定出资，农军、覃天寿进行管理。2012年2月23日，农江、梁敏才代表合伙组织与宁乃壮等人签订《林木转让协议书》，将位于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咘务屯合伙种植的820亩速丰桉林以143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宁乃壮采伐第一代林木，由于转让的林地中有26亩未能实际砍伐，双方同意扣除每亩5000元共计13万元后，受让方向合伙组织支付转让款130万元。后宁乃壮在砍伐期间又将林木的砍伐权转让给李长端、李自宏。2018年7月20日，经梁敏才与农江组织结算，两人签字确认了结算明细，该结算明细明确合伙组织由梁敏才、农江两人负责造林管理开支。合伙组织在2006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总支出824357元，其中梁敏才出资516737元，农江出资307620元；合伙收益为130万元，合伙总利润为475643元（130万元-824357元）。按照合同约定，梁敏才、农江各应得利润190257元，农军、覃天寿各得47564元。结算明细还明确先搁置双方有争议的农军一方自己开支的8万元，即四人按所占股份分担，农江、梁敏才各分担32000元，农军、覃天寿各分担8000元。在庭审中，各方确认梁敏才掌握合伙收益52万元，农江掌握合伙收益38万元，覃天寿从农军处分得4万元。其余的合伙收益均由农军掌握。综上，梁敏才应收回的成本及利润为516737元＋190257元=706994元，扣除已得52万元及分担有争议的32000元，还应分得154994元。 2019年4月29日，梁敏才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申请人农江、农军名下的财产；以186994元为限，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农江、农军名下的财产。申请人梁敏才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左中信支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担保金额186994元）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桂1402初6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申请人农江、农军的财产；二、以186994元为限，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农江、农军名下的财产。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 一审法院认为，梁敏才与农江、农军及覃天寿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合伙种植速丰桉合同书》对各方出资、管理及利益的分配等事项进行约定，该合同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梁敏才提供的结算明细尽管只有农江、梁敏才签字，但结算单上确认的事项有支出有收入，甚至对有争议的部分支出也进行了分摊，数字细致明确，农军分给覃天寿的4万元跟结算明细中确定的覃天寿应得的利益分成也基本一致，说明合伙各方经过了详细地对账，且事后认可结算明细中明确的事项并遵照执行。故应认定该结算明细事后得到了合伙各方的认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农江、农军及覃天寿辩解结算明细没有合伙成员农军、覃天寿的签字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不予采信。结算明细中已经认可各方按所占股份分摊有争议的8万元开支，故梁敏才主张不认可这部分的开支不能扣减，不予支持。农江、农军及覃天寿主张合伙收益中应扣减56000元，但结算明细中并没有该项支出，且农军在庭上仅提供了李自宏的证言，缺乏其他证据相印证，不予采信。庭审中已查明合伙收益由农军掌管，农江掌管的部分尚不足其应分得的份额，故梁敏才诉请农江将合伙收益分配给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一、农军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敏才支付合伙收益金154994元；二、驳回梁敏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梁敏才负担346元，农军负担1674元；诉讼保全费1455元，由农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梁敏才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的《天等咘务屯造林结算明细》草稿，用于证明案涉的结算明细经最终核实确认后才作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林木受让方向梁敏才、农江、农军及覃天寿的合伙组织支付的林木转让款是130万元还是1244000元问题，本案中，虽有受让方李自宏出具证明材料一份，用于证实其仅向梁敏才、农江、农军及覃天寿的合伙组织支付1244000元的林木转让款，但其未出庭接受各方的质询，且该证明无相应的证据佐证，为单一证据，故以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自宏向梁敏才的合伙组织支付的林木转让款为1244000元。因此，农军提出林木受让方支付的转让款为1244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林木受让方向合伙组织支付转让款130万元属实，本院予以确认。2.梁敏才二审提交的《天等咘务屯造林结算明细》草稿及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的异议，指向的均是案涉结算明细的内容，本案中，虽然农军和覃天寿认可以农江、梁敏才为代表与宁乃壮等人签订《林木转让协议书》处理合伙财产，但对于案涉的结算明细，因合伙人农军和覃天寿均未予签字确认，至今也未予以追认，该结算明细属于效力待定状态，尚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对各方当事人针对该结算明细所提的异议，本院不予评述。一审法院将该结算明细作为定案依据，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分析，一审认定的事实除将结算明细作为定案依据有误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请求的，不予审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梁敏才、农军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梁敏才、农军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本案合伙收益是多少，梁敏才应得的收益金额是多少，款项应当由农军一人支付还是农军与农江共同支付。 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合伙种植林木期间总支出为824357元，其中梁敏才出资516737元，农江出资307620元，林木成林转让后，受让人向合伙组织支付的转让款为130万元。对于农军收取转让款后称为找人找关系销售木材已自行支出8万元，虽然梁敏才不予认可，但在其制作的结算明细记载“经梁敏才与农江商议，按搁置争议，解决事实事项的原则，先搁置农军一方自己开支的有争议的80000元，先解决余下的那部分投资及分成款。”可以确定农军支出的80000元是否属实，双方是存在争议的，以本案现有证据本院亦无法查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80000元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各方当事人可另行协商解决或在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另行主张。故此，本案应分配合伙收益为395643元（130万元-824357元-80000元），根据《合伙种植速丰桉合同书》约定，梁敏才占股40%，故其应分得的收益金额为158257元（395643元×40%取整），但由于梁敏才在本案诉讼前已实际领取合伙款项52万元，其实际出资516737元，尚余3263元（52万元-516737元），故在本案中梁敏才实际应分得的收益金额为154994元（158257元-3263元）。 梁敏才上诉主张农江掌握合伙收入58万元，扣减其应收回出资款和分成后，尚余82123元（58万元-497877元），因此应由农江与农军共同向梁敏才支付合伙收益分配款，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在二审庭审中，农军也自认合伙剩余款项均由其保管。农军上诉请求合伙收益款应扣减林木受让方要求合伙组织承担被村民敲诈损失的一半即56000元（130万元-1244000元），亦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梁敏才、农军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梁敏才、农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然有误，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40元，由梁敏才负担3680元，农军负担3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德清 审 判 员 韦金彪 审 判 员 杨凤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黄海健 书 记 员 李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