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881民初3687号原告：杨军，男，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原告：杨彬，男，196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原告：杨伟，男，196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原告：杨杏，女，195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原告：杨云，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存映，广东宪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锦忠，男，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被告：管修平，男，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地址：湛江市开发区乐金路19号上景中心B座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0791178189W。负责人：刘岚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婷，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军、杨彬、杨伟、杨杏、杨云诉被告邓锦忠、管修平、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依职权追加了管修平为共同被告。本案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存映、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锦忠、管修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付原告137171.7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31日，管修平驾驶邓锦忠的粤Ｇ×××××号小型轿车从横山往高桥方向行驶，0时00分许，行经G325线481KM＋500M（青平镇世明大酒店门前路段）时，与从左往右横过道路的行人罗某发生碰撞，造成粤Ｇ×××××号小型轿车损坏、罗某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廉江市交警大队处理，作出廉公交认字［2019］第4408811201900034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管修平、罗某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原告的损失如下：1、罗某的死亡赔偿金：42066×5＝210330元；2、丧葬费53289.5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4、家属处理后事交通费、误工费等5000元，合计338619.50元。被告管修平持有“Cl”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粤Ｇ×××××号小型轿车的车辆所有人为被告邓锦忠，向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100万），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因此原告的损失（338619.50-110000)×60%＝137171.70元，由各被告依法承担赔付义务。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辩称：一、保险信息。涉案车辆粤Ｇ×××××车在我方仅投保商业险，其中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00万，购买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邓锦忠。二、粤Ｇ×××××车被保险人方未及时报案致使本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等无法查清，调查核实事故发生时邓锦忠很可能为案涉车辆的驾驶员且属于醉酒驾驶，存在驾驶员调包顶包行为，根据保险法规定和保险条款约定，我方不应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一）未及时报案我方不承担商业保险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31日，但粤Ｇ×××××车向我方保险报案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相差2个多月致使我方无法对现场进行查勘以及固定证据，特别是对驾驶人以及驾驶人精神状态难以确定，无法确定实际驾驶人、无法确定实际驾驶人是否饮酒、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这些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八）项也进行了和保险法第二十一条同样的约定，商业保险条款第三十条也明确约定被保险人需要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粤Ｇ×××××车被保险人方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情况下，延迟2个月左右才进行报案，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难以确定，符合保险法和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我方不应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二）经调查核实本事故存在酒驾驾驶员掉包行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虚报事故，根据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约定，我方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根据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做出的事故《调查报告》核实，事故发生时邓锦忠一直在事故现场，事故认定书记载的司机管修平是在事发后一个小时左右才到达事故现场的，邓锦忠、管修平所述互相矛盾、错漏百出，据此判断邓锦忠在事故发生时就是粤Ｇ×××××车驾驶人，并属于醉酒驾驶，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让管修平顶包司机。《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免责条款约定，我方对本事故造成的任何损失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三、我方不同意承担保险责任，在此基础上对原告主张的部分损失有异议：1、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十）项约定，商业三者险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交强险下主张，且受害人罗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原告主张过高。2、处理事故交通费、误工费。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实际误工损失，也未提供有关联的交通费发票证实实际产生的交通费用，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四、诉讼费。我方与原告既没有侵权关系，也不存在合同关系，诉讼费属于原告诉讼成本，我方不同意承担诉讼费。针对五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邓锦忠没有答辩。被告管修平辩称：我已收到法院追加为我为共同被告的通知书和应诉材料，我自愿放弃相应的答辩期和举证期。我对交警调查处理、认定事实没有异议，交警处理结果清楚，合理合法，没有异议。我对阳光保险公司派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调查有异议，阳光保险公司派人来调查无中生有，不合法。我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我对交强险保险公司已赔付十一万给对方受害人，合法合理，没意见。五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杨军、杨彬、杨伟、杨杏、杨云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主体；2、居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与罗某为母子/女关系；3、交通事故认定书，用以证明事故责任、保险；4、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用以证明罗某因交通事故死亡；5、邓锦忠身份证，用以证明被告主体；6、行驶证、驾驶证，用以证明车辆行驶资格、驾驶资格；7、保险单，用以证明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阳光保险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调查报告，用以证明据调查报告核实，本案事故发生时邓锦忠很可能为案涉车辆的驾驶员且属于醉酒驾驶，存在明显的驾驶人调包顶包嫌疑，根据保险法规定和保险条款约定，我方不应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2.商业保险条款，用以证明保险条款有约定了事故后被保险人需要及时报案，对于延迟报案导致事故无法查清的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另外约定了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并且以加黑加粗黑体字形式进行标示，证明我方已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庭后，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涉案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包括受案登记表、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询问笔录、检验鉴定等。被告邓锦忠、管修平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对原告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调查报告，案发时实际司机应为邓锦忠，不是管修平，事故时也没有监控录像，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管修平是司机不准确，存在酒驾掉包的嫌疑，保险不应承担责任；对证据四至七无异议。原告对保险公司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不认可，有异议。首先，保险条款因为是单方的条款，不是法律法规，所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营业执照，是企业身份，是不具备对交通事故的调查资格，所以不具有调查权，甚至是违法的；第三，盛孝君是什么人身份不明，首先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不是本案的代理人，同样是无权调查取证的，因为交通事故处理规定，交通事故的调查取证是交警部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廉江市公安交警大队接到报警后连夜出警，已经采取措施并且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因对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责任已经划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交强险11万元的赔偿已经给了原告，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认定书，没有提出有掉包等行为。被告提供的调查取证是违法的，无权的，所以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是不合法的。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涉案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五原告及被告邓锦忠、管修平均无异议。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一）交警卷宗未能真实客观地查清和记录本事故实际驾驶人，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故事实和责任的证据。首先，根据事故现场查勘笔录记载，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31日0时0分，而查勘时间是1月31日2时10分至1月31日3时0分，查勘记录的当事人签名一栏记载“行人死亡，轿车驾驶人不在现场”。事故发生时间和查勘时间相隔两个多小时，且查勘时驾驶人不在现场，两个小时时间为邓锦忠和管修平实施恶意串供、冒名顶替驾驶员身份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条件，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驾驶人理应保护现场救助伤员等，其离开现场的行为存疑。其次，交通卷宗中管修平的询问笔录与我方调查报告中管修平的询问笔录、邓锦忠询问笔录明显矛盾。交警卷宗询问笔录中管修平称“其在事故发生后打电话给邓锦忠，邓锦忠到达现场后报警”，而在调查报告询问笔录中又称“事故发生后是自己报警，邓锦忠是否到现场不清楚”，调查报告邓锦忠询问笔录称“其在事故发生没有去过现场”，二人的前后笔录相互矛盾。最重要的是，事故发生后一个多小时内邓锦忠一直频繁通话，根据调查的通话基站定位显示邓锦忠一直在事故现场，与其自述的不在现场的笔录矛盾。另外，根据管修平通话基站定位显示，管修平在1月31日凌晨00时51分36秒也就是事故发生后快1个小时之后才到达的事故地点，与其自述的车辆一直是他驾驶并一直在事故现场的说法完全矛盾。综上所述，邓锦忠极有可能为涉案车辆的驾驶员且属于醉酒驾驶，存在驾驶员顶包嫌疑，交警卷宗未能查明本事故实际驾驶人，根据《最高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交通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且有《调查报告》推翻本案交通事故认定的实际驾驶人，我方认为法庭不应采纳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管修平是驾驶人的结论。本案存在驾驶人调包的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约定商业险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未及时保险报案我方不承担商业保险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31日，但粤Ｇ×××××车向我方保险报案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相差2个多月致使我方客观上已无法有效回溯核实驾驶员事故当时的状态（驾驶员身份以及是否存在酒驾醉驾毒驾等），特别是无法确定实际驾驶人、无法确定实际驾驶人是否饮酒、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这些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粤Ｇ×××××车被保险人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情况下，延迟2个月左右才进行报案，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难以确定，符合保险法和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我方不应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本院对上诉证据进行认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案卷材料予以确认，认为被告阳光保险公司提交的《调查报告》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理由是：从调查程序的形式合法性来看，第一，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接受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委托对涉案的交通事故及车主、驾驶员进行保险公估，但该调查报告未能提供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调查员盛孝君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证，无法认定该保险公估的合法性；第二，对管修平和邓锦忠进行询问，只有盛孝君一人进行调查，不符合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的法定条件；第三，调查员通过特殊途径调取邓锦忠138××××4259的通话记录、基站定位以及邓锦忠与女友麦亚菲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定该通话记录及基站定位的真实性，且涉嫌采用非法手段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故本院不予采信。虽被告阳光保险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申请调取管修平、邓锦忠的通话记录及基站定位，但因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该案属于民事案件，本院无权调取，故作出不予准许的通知。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31日，管修平驾驶邓锦忠登记所有的粤Ｇ×××××号小型轿车从横山往高桥方向行驶，0时0分，行经G325线481KM＋500M（青平镇世明大酒店门前路段）时，与从左往右横过道路的行人罗某发生碰撞，造成粤Ｇ×××××号小型轿车损坏、罗某死亡的交通事故。罗某当场死亡，经广东省廉江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尸体检验，符合重型颅脑损伤死亡。该事故经廉江市交警大队处理，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廉公交认字［2019］第4408811201900034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管修平、罗某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管修平在交警两次对其询问交通事故发生经过时均称：“2019年1月31日晚上，我驾驶粤Ｇ×××××号小型轿车从横山方向往高桥镇方向行驶，大约00时00分左右，我正常行驶在我行驶方向右侧车道上（道路分为对向四车道），我驾车行驶行至事发路段时，我看到在我行驶方向的对向车道路外有个影子，我就驾车减速慢行，这时对向车道有灯光照射过来，随后我听到我车辆有异响，我就驾车靠路外停车下车查看，我发现我撞到一位行人了。接着我就打电话给车主邓锦忠到现场，不久车主邓锦忠到现场后就报警了。不久对方家属也到现场说要打司机，我由于害怕我就跑到旁边藏起来，随后派出所民警到现场我就出来跟着派出所民警回到清平派出所了。跟着你们就把我带回这里调查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粤Ｇ×××××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是邓锦忠，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向阳光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率。本案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限内，驾驶员管修平的驾驶证及邓锦忠的行驶证均在有效期内。另查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付了11万元给五原告，邓锦忠垫付了46800元丧葬费。死者罗某是城镇户口，于1941年9月9日出生，于2019年2月2日火化，其丈夫及父母均先于罗某死亡。杨军、杨彬、杨伟、杨杏、杨云是罗某生育的五个子女。再查明，邓锦忠于2019年3月25日才向阳光保险公司报案。当日，阳光保险公司就委托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对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存在酒驾掉包及其他保险违约情形进行调查。因邓锦忠、管修平开庭时不到庭，庭后邓锦忠于2019年10月23日主动到本院说明情况，本院制作一份调查笔录。邓锦忠称：“当时不懂发生交通事故后要立即报保险，我等交警处理后再报保险，等交警处认定书就开始报保险了。当时签保险合同时，没有提供保险条例给我。”邓锦忠对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调查公司调查的不是事实，调查公司不是正规公司，而且调查公司的人员都是来路不明的人，没有经过正规部门批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二十六条第（八）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上述免责条款作了加粗加黑字体显示。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阳光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阳光保险公司辩称不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主要理由是被保险人未及时报案且存在酒驾驾驶员掉包行为，为此提供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调查报告》。对此，本院上述已作出了详细的认证分析，该调查报告的调查程序和形式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阳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即管修平、罗某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其次，阳光保险公司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主张不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虽该责任免除条款作出了加粗加黑字体显示，但阳光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且邓锦忠称未收到保险条款，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该责任免除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阳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60%赔偿责任。五原告作为死亡受害人罗某的近亲属属于赔偿权利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本院认定五原告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210330元。死者罗某是城镇户口，于1941年9月9日出生，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年满75周岁，死亡赔偿金按5年计算得42066元/年×5年=210330元。2、丧葬费53289.50元。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得106579元/年÷2=53289.50元。3、精神抚慰金42000元。死者罗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由管修平承担60%的赔偿责任，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2000元。4、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3394元。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31日，罗某于2019年2月2日火化，酌定五原告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期为3天，五原告均是城镇户口未举证收入情况，按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8年度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合计为5人×3天×（58258元/年÷365天）=2394元。五原告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以上损失合计309013.5元，扣减交强险已支付的11万元（精神抚慰金预先赔偿），余下199013.5元（309013.5元-110000元），被告管修平按60%责任比例需赔偿119408.1元（199013.5元×60%），再扣减被告邓锦忠已支付的46800元丧葬费，还需向五原告赔偿72608.1元。因肇事车辆粤Ｇ×××××号小型轿车向被告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故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应向五原告赔偿保险金72608.1元。被告邓锦忠、管修平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保险金72608.1元给原告杨军、杨彬、杨伟、杨杏、杨云。二、驳回原告杨军、杨彬、杨伟、杨杏、杨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22元，由五原告负担717元，被告管修平负担8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莫华存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韦丽珍书记员许婷婷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