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16行终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池县罗渡电站。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罗渡镇河街62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何艳青，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克虎，四川圣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岳池县罗渡镇兴罗街160号。 法定代表人杨鹏，镇长。 委托代理人阳勇,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郑志钧，四川天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岳池县罗渡电站因镇政府行政补偿，不服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3行初3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岳池县罗渡电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艳青、委托代理人周克虎，被上诉人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阳勇、郑志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5年1月8日，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甲方）与岳池县罗渡电站（乙方），就修建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分洪渠建设中将影响岳池县罗渡电站发电的相关问题，签订《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与岳池县罗渡电站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二、分洪渠建设影响发电站发电时间为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共7个月。三、根据岳池爱众电力有限公司核算电量，物价局定价0.275元/度，7个月总计发电量433818.18度，补偿资金人民币119300.00元，此款在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附属物款项中列支。若未完工，超期竣工影响发电，按照丰水季3万元/月补偿。……。2016年9月15日，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甲方）与岳池县罗渡电站（乙方）签订《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与岳池县罗渡电站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一、……2015年1月8日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的补偿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二、分洪渠建设所影响电站发电2014年12月01日至2015年06月30日期间，补偿金维持原补偿协议约定，共七个月补偿人民币119300.00元（已实际支付）。三、原2015年01月08日补偿协议第三条“若未完工，超期竣工影响发电，按丰水季节30000.00元/月补偿”变更为：2015年07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共六个月按15000.00元/月补偿；2016年01月01日以后直至工程结束按丰水季节30000.00元/月补偿。四、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所损毁岳池县罗渡电站引水渠200米，补偿人民币2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补偿款，提起本次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2016年9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向原告一次性支付补偿金107万元。 另查明，2016年9月，被告通过通知原告交回案涉补充协议书的方式，单方决定解除案涉补充协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对原告作出《告知函》，其上载明“我镇于2016年9月15日与你签署《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与岳池县罗渡电站的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9月解除”。 原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结合本案，被告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为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建设，与原告签订案涉《渠江岳池县罗渡城区堤防工程修建分洪渠与岳池县罗渡电站的补充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是请求被告依法履行行政协议。根据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结合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已于2016年9月，通过收回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方式，单方决定解除案涉补充协议；同时，庭审中，法庭调查时，被告仍坚持解除案涉补充协议，庭审后，被告亦再次作出书面《告知函》，明确表示其与原告签署的《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9月解除。故，原告诉请履行的行政协议客观上已经不复存在，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原告经本院当庭释明后仍坚持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履行该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解除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是否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给予补偿，原告应当另案主张权利。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岳池县罗渡电站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岳池县罗渡电站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1月8日、2016年9月1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严格按照协议配合被上诉人的拆迁、施工工作。同时，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履行了部分补偿款。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解除。首先，行政协议一旦签订就应严格执行；其次，行政协议解除的程序应符合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同时也要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本案行政协议执行后，被上诉人若要解除协议，应通过行政文件通知相对人解除。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解除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其解除的法定程序应当是，以书面形式作出解除补充协议的行政行为，并说明解除的正当理由和法律依据，告知相对人的法律救济途径。至今，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关于解除补充协议的相关行政文件。故补充协议未依法解除。再次，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收回补充协议的行为等同于解除协议，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的行政协议是否解除？原审法院应通过审查被上诉人解除行政协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合法性、合理性后作出认定，而不是在认定解除的情况下，告知上诉人就解除的合法性另案主张权利。2.即使解除了协议，亦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给予补偿。原审法院未给予判决补偿。三、原审法院程序错误。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告知函》进行质证，而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达了《告知函》，属于程序错误。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履行行政协议及补充协议。 被上诉人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所诉称2016年9月15日与答辩人就案涉工程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解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5年01月08日签订《补偿协议》之后，双方曾于2016年09月15日签署了《补充协议》，根据答辩人单位的工作流程，该补充协议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由于该补充协议最终未能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经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沟通协商后，该补充协议已全部由答辩人收回，并进行了销毁处理，故被答辩人诉称《补充协议》已经解除。二、即便答辩人所诉称2016年9月15日与答辩人就案涉工程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属实，被答辩人的诉求也不成立。（一）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被答辩人诉称补充协议约定“1.原2015年1月8日补偿协议第三条“若未完工，超期竣工影响发电，按丰水季节30000元/月补偿”变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共6个月按15000元/月补偿；2016年1月1日以后至工程结束按丰水季节30000元/月补偿”。但由于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1月20日期间，案涉工程并未施工，并未影响被答辩人正常发电。故该约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二）补充协议的内容应理解为按照丰水期的月数乘以30000.00元/月，作为施工期全年的补偿标准。理由如下：一是河流的水量变化分为枯水期、平水期、丰水期，根据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岳发改[2018]919号文件，岳池县丰水期六至十月，共计五个月。补充协议中只约定了2016年1月1日以后，直到工程结束，按丰水季节30000元/月补偿。并没有平水期和枯水期补偿的内容，故从补充协议内容来看，只能理解为施工期间全年补偿标准为丰水期的月数乘以30000.00元/月。二是根据被答辩人2011年至2015年期间的发电量来看，五年共计发电总量为3333200度，按照0.275元/度的单价，共计电费916630.00元，平均每年电费收益183326.00元。如按照30000.00元/月的补偿标准，被答辩人每年电费收益为360000.00元，超出被答辩人的实际损失近1倍，与被答辩人实际受损情况明显不符。三是对施工期间全年补偿标准按照丰水期的月数乘以30000.00元/月计算不符合客观实际。由于案涉工程不仅属于民生工程；而且该工程也有利于保障被答辩人供电设施的安全，被答辩人会因此获益；加之在分洪渠施工过程中停止发电的期间，被答辩人的也会大大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按照丰水期5个月乘以30000元/月的标准，年补偿总额为150000元，已达被答辩人年均收益的81.8%（150000÷183326）。故对施工期间全年补偿标准按照丰水期的月数乘以30000.00元/月计算与被答辩人受损情况相符。（三）被答辩人应当对答辩人罗渡镇人民政府先行支付的补偿款119300.00元予以退回或者用于抵扣后期的补偿费用。2015年元月8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补偿协议》第二条约定“分洪渠建设影响电站发电的时间为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共7个月”。《补偿协议》第三条约定“根据岳池县爱众电力有限公司核算电量，物价局定价0.275元/度，7个月总计发电量433818.18度，补偿金人民币119300.00元”。根据该协议，答辩人于2018年1月8日向被答辩人支付了补偿金人民币119300.00元。由于种种原因，分洪渠建设工程实际进场施工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期间并没有组织施工，也没有影响被答辩人发电。从爱众公司提供《罗渡电站发电量统计情况表》可以看出，被答辩人2015年3-12月均在正常发电，2015年度全年的发电量为558000度，甚至高于2011年439200度的全年发电量。虽然，被答辩人2015年1、2月未发电，但并非答辩人的原因所致。由于枯水期和设备检修等原因，被答辩人在以往年份也存在12月、1月、2月不发电的情况，如2012年12月、2013年1、2、3月、2014年12月、2015年1、2月。由此可见，由于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补偿费期间，协议所涉工程并未施工，也未影响被答辩人正常发电，故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此期间的补偿费119300.00元，针对被答辩人而言，属于不当得利。被答辩人应当对答辩人先行支付的补偿款119300.00元予以退回或者用于抵扣后期的补偿费用。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判决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在一审程序中，答辩人提供了情况说明、周远贵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实答辩人已于2016年9月，通过收回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方式单方决定解除案涉补充协议。被答辩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一审诉讼代理人何艳青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将补充协议在签订后不久就交回给了答辩人，同时承认交回给答辩人的是补充协议的彩印件。这正好能够印证答辩人提供证据证实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被答辩人的不诚信。一审庭审结束后，答辩人主动联系与被答辩人协商处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答辩人通知被答辩人再次声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9月解除的事实和观点。该通知系答辩人对补充协议已近解除的再次声明，并不属于答辩人新举示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在组织质证并未不妥。相反，由于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解除，而被答辩人请求补偿107万元依据的是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在补充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其请求的补偿数额缺乏补偿的依据。为此，一审法院向被答辩人释明被答辩人诉请履行的行政协议客观上已经不复存在，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被答辩人可直接要求答辩人进行损失补偿，可被答辩人仍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继续要求履行补充协议，并继续依据已经解除的补充协议要求答辩人补偿。为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判决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于2016年9月解除，以该《补充协议》已经不存在为由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3行初313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重审。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勇 审 判 员  冯烈钢 审 判 员  叶官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陆 萍 书 记 员  吴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