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383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雪洋，男，汉族，1977年6月21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毛春玲，女，汉族，1978年11月1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华，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1。法定监护人：杨胜利，男，汉族，1981年1月27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与被上诉人杨某1系父子关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兴龙，男，汉族，1998年2月1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某。法定监护人：邓丽，女，汉族，1976年12月1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与被上诉人邓某系母子关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某。法定监护人：任红，女，汉族，1973年12月13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与被上诉人赵某系母女关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2。法定监护人：任行芝，女，汉族，1972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与被上诉人杨某2系母子关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某。法定监护人：吴焕银，男，汉族，1972年4月1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淮滨县，与被上诉人吴某系父子关系。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李兴龙、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7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春玲以及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华，被上诉人杨某1的法定监护人杨胜利、被上诉人李兴龙、被上诉人邓某的法定监护人邓丽、被上诉人赵某的法定监护人任红、被上诉人杨某2的法定监护人任行芝、被上诉人吴某的法定监护人吴焕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豫1527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六位被上诉人赔偿王新强死亡损失赔偿金等费用共计737482.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游泳倡导者和提议者系杨某1、杨某2。1、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明确，在另外五位被上诉人吃饭期间，杨某1用QQ聊天的方式提议去淮河游泳洗澡，五位被上诉人同意后，杨某2遂以电话联系的方式邀请王新强去淮河游泳洗澡。2、事发前，王新强在自己家中，而除杨某1之外的五位被上诉人均在外聚会吃午饭，王新强与六位被上诉人没有见面联系，不知道饭后要去淮河游泳洗澡的事情。截至到淮河游泳前，仅有李兴龙使用杨某2的QQ号以及杨某2本人电话联系王新强，而李兴龙与王新强的聊天记录没有游泳洗澡的提议。结合被李兴龙和杨某2联系后，王新强坚决要去淮河的客观事实，以及毛春玲庭审陈述可知，王新强去淮河游泳是接受杨某2邀请，杨某2是提议者。3、一审认定六位被上诉人不是游泳倡导者唯一的依据就是六位被上诉人监护人的单方说辞，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结合公安机关卷宗记载和除李兴龙之外的五位被上诉人一审均未出庭的客观事实，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六位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逃避法律制裁。为依法查明事实，六位被上诉人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既然其不到庭，应当严格按照证据规则，认定杨某1、杨某2是提议者、倡导者。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发时李兴龙未成年证据不足。1、身份证、户口本是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定证据，身份证显示李兴龙出生于1998年，事发时业已成年。2、李兴龙提供的出生证明不能对抗经国家机关确认过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且没有补充证据证明出生证明的真实性。三、六位被上诉人对王新强溺水身亡存在重大过错。1、杨某1作为15岁的小伙子，对下河游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有基本认知，却仍然邀约涉案在内十多人去淮河游泳洗澡。2、除杨某1之外的另外五位被上诉人，明知大量饮酒对思维意识及反应能力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反复下水，对王新强溺水不能得到有效救助存在重大过错。3、李兴龙、邓某、赵某明知王新强不会游泳，却要求王新强与之一起涉足淮河深水区。4、李兴龙作为成年人，明知约架和去淮河游泳存在重大危险，却屡次用言语和侮辱性手势刺激王新强，导致王新强最终不得不赴约去淮河边，与王新强溺水身亡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四、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因被上诉人的邀约致使王新强接近极度危险区域，因被上诉人的过错致使王新强遭遇危险时不能得到有效救助，因被上诉人的种种过错行为导致王新强溺水身亡。上诉人一审起诉符合侵权四个要件，一审应当判令被上诉人在过错范围内王新强溺水死亡事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就算出于公平补偿，六位被上诉人也应当向王新强家人进行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二审依法纠正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某1的法定监护人杨胜利辩称，我孩子年龄小，当时没有联系王新强，平时说的话是没有证据的。我孩子年龄小游泳救不了王新强。王新强母亲明明知道孩子要去淮河游泳，将王新强送到后还走了。我孩子游泳半小时就上岸了，王新强还没有上岸，与我们无关。被上诉人李兴龙辩称，我不是游泳的倡导者，受害者是他父母给他送过去的，我们下去游泳时，我努力救了邓某，我没办法救王新强是因为王新强离我也很远，我也要活着。被上诉人邓某的法定监护人邓丽辩称，我孩子跟他孩子没有其他联系，而且王新强是他母亲自己给他送到淮河游泳的，我小孩也是李兴龙救上来的，我孩子也没有救助别人的能力。被上诉人赵某的法定监护人任红辩称，上诉人的代理人说我女儿打他，当初我女儿也是差点救不上来了。我小孩是一个女孩，当初十四岁，从那件事发生后，我孩子现在学都不上了，我孩子本身就是无辜的。被上诉人杨某2的法定监护人任行芝辩称，王新强用他妈妈的手机联系我们这些孩子，杨某2从小到大滴酒不沾，而且是王新强妈妈自己把他送到淮河游泳的，王新强游泳的时候离我们这些孩子很远。被上诉人吴某的法定监护人吴焕银辩称，我孩子刚满十四岁，没有照顾其他孩子的义务，而且我孩子跟王新强不认识。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六位被告连带赔偿王新强死亡损失赔偿金等费用合计737482.3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六位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2日中午，被告李兴龙、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和案外人陈天浩一起在淮滨县××岗民政路鹅杂火锅店一起吃饭，饭后几人一起到淮河准备游泳，后被告杨某1与其他几人也参与准备游泳。参与者先后坐船从淮河北岸到达淮河南岸下水游泳。其间，王新强给被告杨某2打电话，后王新强被其母亲毛春玲骑电动车送到淮河北岸，在王新强坐船到淮河南岸后，其母亲毛春玲离开。王新强到淮河南岸后也下水洗澡。洗澡过程中，有人离开。在后来的洗澡过程中，王新强与被告李兴龙、邓某、赵某四人一起向深水区走，导致四人都落入深水坑，李兴龙会游泳，先自己游上来，后其又将在挣扎的邓某拉上来，挣扎中的赵某被赶来的陈天浩拉了上来，王新强不幸溺水身亡。一审另查明，被告李兴龙的医学出生日期为2002年3月4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1、六被告是否是游泳事件的主导者；2、六被告对原告的儿子王新强是否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对于争议焦点1，从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看，六被告系一起联系到淮河游泳，不能证明六被告是该游泳事件的主导者。且六被告都没有联系邀请王新强去淮河游泳，是王新强的母亲将其送至淮河边，导致其下水游泳。对于争议焦点2，六被告是未成年人，是一个普通公民，不具有特殊身份，六被告与王新强之间也没有形成相互提醒照顾的义务，故六被告对原告的儿子王新强落水不具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另需要说明的是，被告李兴龙与案外人陈天浩将落水的邓某、赵某救起，从客观情况上来说也已经尽到了所能尽到的救助。综上，对原告方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雪洋、毛春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94元由原告王雪洋、毛春玲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李兴龙提供淮滨县城关镇中心学校出具的证明、淮滨县桂花街道办事处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证言，用于证明李兴龙是2002年3月4日出生。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质证称，被上诉人李兴龙提供的额外证据不是法定的二审新证据。学校、居委会、个人没有证明自然人年龄的资质，公民的出生年月日应当以身份证和户口本为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受害人王新强与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在事发时，均系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其自身安全应当由其监护人负责。若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履行监护职责不力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的第一时间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王新强的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监护、教育责任，具有较大过错，其送王新强至事发现场游泳应对王新强溺水身亡事件承担主要责任。同时，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事发时作为未成年人相约一起参加下河游泳的危险行为，因为是未成年人，无能力保护救助他人，因此对一起参加危险行为的他人无保护救助义务，能够避免危害的扩大。但是未成年人相约一起下河游泳本身是危险行为，对危险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相约游泳，受害人王新强也要求一起去，被上诉人未拒绝。虽然受害人王新强是由其监护人送至事发现场游泳，但是被上诉人实施了电话邀约下河游泳的先危险行为，该先危险行为是导致受害人王新强溺水死亡的诱因，因此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及其监护人应承担一定责任，不能以事中、事后不承担保护责任为由否认先危险行为与损害后果的联系。未成年人对行为的危险性事前无认识、控制能力，事中、事后也无救助保护能力，法律更有必要对事前的危险行为予以禁止，加重监护人的事前监护力度。本案中，如果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的监护人平常对被上诉人多进行一些安全教育，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就不会相约下河游泳，也不会出现受害人王新强赴约下河游泳。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具有一定的过错，且监护人也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由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王新强及监护人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上诉人李兴龙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未成年人下河游泳的危险性，虽然在事发时履行了救助义务，但是其应当在未成年人相约下河游泳的危险行为之前制止或阻止该危险行为，却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注意义务，致使受害人王新强溺水死亡，其对该案的发生具有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上所述，结合本案案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在减轻侵权人责任情况下，本院酌情确定被上诉人杨某1、李兴龙、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各承担5%的责任。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为2019年7月18日，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统计年度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的《2018年河南调查总队主要调查数据》公布的赔偿标准：河南省城镇居民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5997元/年计算。据此，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37483.8元（31874.19元/年×20年）、丧葬费27998.5元（55997元/年÷12个月×6个月）。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该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项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方式中，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因此，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再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主张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等合理费用，属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求偿项，但是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数额，本院酌情确定为11000元。上诉人的损失合计为676482.3元（死亡赔偿金637483.8元+丧葬费27998.5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等合理费用11000元）。对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所遭受的损失，被上诉人杨某1的监护人杨胜利、被上诉人李兴龙、被上诉人邓某的监护人邓丽、被上诉人赵某的监护人任红、被上诉人杨某2的监护人任行芝、被上诉人吴某的监护人吴焕银各承担责任33824元（676482.3元×5%），剩余损失由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7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书；二、被上诉人杨某1、李兴龙、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各赔偿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损失33824元，被上诉人杨某1、邓某、赵某、杨某2、吴某的赔偿责任分别由其法定监护人杨胜利、邓丽、任红、任行芝、吴焕银代为承担。三、驳回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188元，由上诉人王雪洋、毛春玲负担2934元；被上诉人杨某1的法定监护人杨胜利、被上诉人李兴龙、被上诉人邓某的法定监护人邓丽、被上诉人赵某的法定监护人任红、被上诉人杨某2的法定监护人任行芝、被上诉人吴某的法定监护人吴焕银各负担2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继田审判员  吕树利审判员  吴 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刘 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