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1民再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文华，女，195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华，安徽恒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成，男，196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明光市，现住安徽省明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大木，安徽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文华因与被上诉人王利成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皖1182民初3745号民事判决，周文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皖11民终390号民事判决。王利成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皖民申99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皖11民再2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皖11民终390号民事判决及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7）皖1182民初3745号民事判决，发回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重审。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皖1182民再1号民事判决，周文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华，被上诉人王利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大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文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9）皖1182民再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再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周文华没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其按借款约定的期限内向借款人王军实际支付30万元”，是错误的。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6）皖1182刑初14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军诈骗周文华30万元的事实，王军不服，上诉至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生效判决已认定王军诈骗周文华30万元，证明上诉人周文华已支付30万元借款。2015年12月22日王军被明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王军供述“这两张借条都是其亲笔写的，是通过张建国借的钱，约定利息10日5分，（月利率1毛5分），2014年9月29日的数额为30万元的是本金，2014年10月31日数额为23万元的是少张建国的利息转成本金的。这两张借条其并没有和周文华见面，是其打条子给张建国的，怎么转到周文华手里的我不清楚，其所有借张建国的钱，都是其打借条给张建国的，借条上并无债主姓名，也就是说借条上的甲方是空白，至于其打的借条张建国给谁其不清楚”。“借条中23万元由其弟弟王进签字担保，30万元那张是其同学王利成签字担保的”。上诉人认为，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应当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明光市人民法院（2019）皖1182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借款期限时间与实际银行打款时间不一致，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生效和借款实际支付的认定，30万元的借款本金只能对应2014年9月29日借款合同。依据主债务人王军2015年12月22日在明光市公安局的供述材料，被上诉人王利成在承诺书上和王军分别签字确认以及上诉人在银行的打款流水，以上证据形成了该30万元只能对应2014年9月29日借款合同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王军借上诉人30万元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相关事实。虽然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29日至2014年10月13日，该事件与上诉人打款的时间不一致，但王军在明光市法院和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供述，其均称该30万元是借上诉人的，王利成为该3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3、借款合同是真实的，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案涉30万元借款合同，先由刘文英通过张建国借款给王军，张建国给其一张出借人为空白的3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借款日期已载明为2014年9月29日至2014年10月13日的借款期限，后刘文英撤单，周文华加入，通过银行向张成辉（张建国侄子）汇款25万元以及5万元现金共30万元借给王军，张建国将该案涉借款合同交给周文华。王军于2016年1月19日在明光市看守所询问室供述称：“案涉2014年9月29日其与周文华30万元借条，签名是真实的，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再审判决认定“王军在给周文华的电话中否认收到王利成担保的3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4、原再审判决自相矛盾。原审认定“证明了周文华在原先的放贷人刘文英撤单后，接手刘文英，于2014年10月20日通过转账及现金交付的方式分别给张建国25万元及5万元，共计30万元，而后，张建国又将30万元交付给了王军”。而判决的最后结论却变成，合同没有生效，上诉人没有付款，这种判决完全错误。5、借款合同日期与打款日期不同，符合一般常理。本案中，银行交易明细、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1刑终刑事裁定书证实，周文华于2014年10月20日通过银行向张成辉汇款25万元，以及加上5万元现金共计30万元交给张建国，张建国扣除10天的利息1.5万元，王军实得28.5万元。王军向周文华出具30万元借条，王利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表明，周文华于王军之间的借款及王利成对该借款所作的担保，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涉案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军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王利成答辩称：本案借款过程事实查明准确，1、上诉人于2014年10月20日将25万元转给张建国的侄子张成辉，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建国已经将该款转交给王军，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声称是2014年9月29日自己将30万元现金交给王军，是虚构事实。被上诉人作为担保人的借款合同上有明确的借款期限，利息的计算方式与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借款的利息、期限完全不同。2、在滁州市中院（2018）皖11民再21号案件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说明其手中的借款凭证不是从刘文英手中转移过来的，现上诉状中有说是接手刘文英，与事实不符。周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3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3月19日至，利息为28.8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利成与借款人王军系同学关系，2014年9月29日，在王军的要求下，王利成自愿为王军提供担保，并在当日的借款合同担保人一栏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该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29日起至2014年10月13日止；借款利息，自收到借款本金之日起至本金实际归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法定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时明确被告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在合同的第四项，关于该借款已付款行、账号、票号等栏下，均为空白，对借款是否交付王军、什么时间交付以及交付的方式该合同均未载明。庭审中，经对周文华于2016年6月26日在明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质证，证明了周文华在原先的放贷人刘文英撤单后，接手刘文英，于2014年10月20日通过转账及现金交付的方式，分别给张建国25万元及5万元，共计30万元，而后，张建国又将30万元交付给了王军；并由张建国于次日将借款合同转交给了周文华的过程。也确认了原告周文华是在2014年10月20日将30万元借款转给张建国，次日才拿到借款合同，而被告王利成于2014年9月29日为王军签字担保时，周文华尚未投钱的事实。同时，该份陈述还能证明，王军在给周文华的电话中，否认收到过包括本案涉及由王利成担保的30万在内的两笔钱，并特别说明“是张建国拿他打出冲抵利息的借条把我的钱截留了”。另查明，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的（2016）皖1182刑初143号判决，判决王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30万元；对王军犯罪所得账款8089500元予以追缴。王军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3月13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认定王军从周文华处所得的50.3万元属于诈骗所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借款合同是否生效，被告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双方诉争的借款合同系王军与周文华两个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该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提供借款时生效；依此条规定，由于原告周文华没有证据能充分证明其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借款人王军实际支付了30万，因此由被告王利成担保的2014年9月29日的借款合同并没有生效；而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王利成的担保责任免除，被告也因此不承担担保责任。就本案而言，周文华是以自己作为放贷人直接起诉担保人，并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此原告应举证证明其是否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实际支付以及以何种方式向王军支付了30万，但是，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借款以转账及现金的方式交付给了张建国，至于张建国是否将30万全部或者其中一部分交付给王军，原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借款人王军收到由王利成担保的3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单独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一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是，原告周文华是在2014年10月20日将30万元借款转给张建国，次日才拿到借款合同的，而此时已过了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一个多星期，由于经张建国转手向王军放贷的不只有周文华一人，所以不能据此认定王利成担保的30万元就来源于周文华。故对原告周文华主张判决被告王利成偿还其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文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40元，由周文华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是：本案中王利成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从本案的法律关系和事实上来看，本案是周文华以自己作为借款人向担保人提起诉讼，要求担保人直接承担还款责任的案件。周文华在原一审起诉状中称，其在与王军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当日向王军支付了30万元借款，该陈述与其2014年10月20日向张成辉银行卡转款25万元的支付时间、方式、数额均不一致。2015年6月26日公安机关询问周文华笔录，周文华陈述：“我的53万元是借给张建国的，再由张建国借给王军。是张建国对我宣传，钱借给他，他再借给明光市农业银行信贷部主任王军，用于过桥。不仅利息高，而且安全。张建国给我的利息是九分，他再借给王军的利息是一毛五分。他要赚取六分钱差价。在高利诱惑及王军确实是银行正式职工觉得放心的情况下，我才愿意借钱给他们”。“我和王军不认识，是通过张建国的宣传知道王军这个人”。“我具体投钱是从2014年10月20日开始的。2014年10月20日，我转账25万元给张建国（是从我的农合行卡上转到张建国侄子张成辉的农合行卡上，是张建国安排我这么做的）。当天又凑了5万元现金，在张裕公司交给张建国。第二天张建国交给我一份借款合同，合同书上借款人是王军签名，担保人栏是王利成签名。口头约定月利息9分，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日期。但是借款合同的日期是2014年9月29日”。“后来王军跑了后在给我的电话中说他根本没有拿到我这两笔钱。是张建国拿他打出冲抵利息的借条把我的钱截留了。也就是说张建国截留了我53万元，根本没有交给王军”。周文华在一审开庭笔录中陈述:借款是我自己存的。这笔借款是张建国介绍的，钱是借给王军的。我之前并不认识张建国，是通过王军介绍认识的。25万元是通过转账的方式打入张建国侄子张成辉卡中，钱是从我儿子张健储蓄存折上，时间是2014年10月20日，5万元是通过现金的方式给张建国的。2014年9月29日王利成去签订担保合同时王利成、王军、张建国还有我都在场，都是在张建国办公室。王军以现金的方式给过一次27000元，是在韩山路张建国处。利息算到2015年3月19日。从以上周文华的陈述看，其陈述明显前后矛盾，对于借款的对象、借款的经过、款项交付等情况陈述的前后不一。刘文英在明光市公安机关陈述其先后共5次通过张建国借款给王军36万元，张建国将5份由王军签字、王进担保的借款合同交给刘文英，该陈述与王利成提供的5张借款凭证的总金额、借款时间以及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6）皖1182刑初14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王军向刘文英借款的事实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刘文英与王军之间并不存在借款金额为30万、担保人为王利成的借款合同。张建国2014年3月30日、6月30日两次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周文华借款实际支付给了刘文英，刘文英将其对王军的30万元债权及其与王军签订的由王利成担保的《借款合同》转让给了周文华，张建国在描述债权转让事实时使用“好像”、“应该”等不确定词语，且前后两次对借款过程等事实描述不一致，不足以认定刘文英将债权转让给周文华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周文华在本案中提供的与王军签订的《借款合同》仅能证明周文华向王军提供30万元借款的合意，且该份《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29日起至2014年10月13日止。周文华提交的证据其是在2014年10月20日才通过银行转账将25万元及现金5万元交给张建国，张建国于次日将该《借款合同》交给周文华。周文华没有证据证明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履行了诉争《借款合同》项下30万元款项支付给了王军，且周文华向张建国交付款项时，王利成担保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已届满，周文华转账金额与诉争《借款合同》约定的金额不一致，并且并不是直接转账给王军，结算的利息与王利成担保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也不相同，故周文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周文华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按涉案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向王军实际交付了30万元借款，故王利成担保的2014年9月29日的《借款合同》没有生效，作为该《借款合同》的担保人王利成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对周文华主张王利成偿还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周文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40元，由上诉人周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乃康审判员  蔡太传审判员  桑泽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