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5行终2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徽，男，1972年7月1日出生，汉族，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农村工作办公室科员，住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住所地：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 法定代表人：杜风雷，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庆磊，山东众诚清泰（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乐芳，女，197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聊城市（体育场东门内）。 委托代理人：张仲强，聊城东昌援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高明，聊城东昌援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徽因诉被上诉人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以下简称开发区交警大队）道路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行初2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6日8时31分许，原告李徽驾驶鲁Ｐ×××××小型普通客车与第三人刘乐芳驾驶的鲁Ｐ×××××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2018年7月31日，事故处理中队向原告李徽及第三人刘乐芳送达了第3715011201800003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徽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该认定书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部分载明，发生事故后，李徽驾车逃逸至水城时被刘乐芳驾驶的鲁Ｐ×××××小型普通客车拦停。2018年8月24日，被告开发区交警队作出聊公交决字[2018]第371595—2210141460号《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原告罚款2000元；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原告记12分。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在事故处理中队民警2018年7月23日询问第三人刘乐芳时，刘乐芳称对方车辆在沿湖南路由西向东行驶过程中，变道时左前侧撞到了其驾驶车辆的右后侧，但对方车辆未停而是打方向向右跑了，刘乐芳之后将该车拦停。在事故处理中队民警同日询问原告李徽时，李徽陈述其车辆与第三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湖南路上，之后其在驾车沿聊阳路向南行驶过程中被第三人车辆拦停。根据上述笔录，原告李徽在与第三人刘乐芳驾驶车辆在湖南路发生交通事故后，并未在事故地点停车而是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在开发区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载明李徽在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至水城时被刘乐芳驾驶车辆拦停。该事故认定书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复核后予以维持。由此，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认定原告李徽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李徽罚款200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亦无不当。原告李徽虽异议称不知道车辆有刮擦，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但在原告车辆左前侧与第三人车辆右后侧碰撞，第三人对碰撞有明确感知的情况下，原告李徽无法证明其主张。在原告李徽与第三人刘乐芳发生交通事故后，两车均离开了事故现场，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是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的指认确定事故现场，两人对相关询问笔录也均签字认可，因此，原告李徽认为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认定事故地点有误的观点不能成立。被诉《处罚决定书》未涉及拦停地点，拦停地点的详细位置也不影响原告李徽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故原告李徽称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认定拦停地点有误的说法于本案无实际意义。在调查相关情况后，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向原告李徽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李徽送达。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的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在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2018年8月24日向原告进行处罚前的告知时，原告李徽明确表示不陈述、申辩，不要求听证，因此，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在告知当日即作出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在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前，针对涉案交通事故并无其他处罚原告的决定，因此，原告李徽称被告开发区交警大队的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徽负担。 上诉人李徽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上诉人逃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车辆已投保交强险，不可能因此交通事故躲避赔偿责任，故无逃逸的动机。其次，因上诉人车况老化，噪声大、敏感性差；车辆被刮擦、刮正角，不易觉察；上诉人因上班迟到心情焦躁等诸多因素，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并未注意到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车辆发生刮擦。（二）被上诉人开发区交警大队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证据并不充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指认照片、询问笔录及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事故责任认定、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被上诉人办案民警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毁坏、伪造证据，调查取证不及时、不全面，没有深入分析事故原因，影响了事故处理的公正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当场作出处罚的情形，而被上诉人却实施当场处罚，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在受理本案时未制作受案回执单，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三）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罚款2000元的同时，又告知上诉人要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罚款2000元的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开发区交警大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第三人刘乐芳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8年8月27日，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聊开公(交)行罚决字［2018］11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李徽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尚未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给予李徽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贰仟元的行政处罚。李徽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二0一九年二月十二日作出（2018）鲁1502行初203号行政判决书，以聊开公(交)行罚决字［2018］117号行政处罚决定违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为由，判决撤销了该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开发区交警大队一审提供的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材料及被上诉人对其二人的询问笔录、事故车辆照片、现场勘查笔录、交通司法鉴定意见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李徽在与原审第三人刘乐芳驾驶车辆在湖南路发生交通事故，且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并未在事故地点停车而是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后被原审第三人驾驶车辆拦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是否属于逃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并未停车，而是驾车离开。上诉人称，因其驾驶车辆老化及急忙上班等因素影响，当时并未感觉到事故的发生，但是从发生事故碰撞的损坏程度及双方发生事故所处位置，上诉人该主张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另称，其所驾车辆已投保了交强险，不可能因此交通事故躲避赔偿责任，故无逃逸的动机。但是，是否有逃逸的动机与是否投保交强险并无必然关系，正像上诉人所说，其因怕上班迟到而心情急躁，这亦可能成为其驾车离开的动机。上诉人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依法立即停车，保护现场，而是驾车离开，被上诉人据此认定其构成逃逸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开发区交警大队在对上诉人进行处罚前告知时，上诉人李徽明确表示不陈述、申辩，不要求听证，被上诉人据此于当日即作出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其“当场处罚”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被上诉人开发区交警大队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后，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基于同一事实又对上诉人作出聊开公(交)行罚决字［2018］117号行政处罚决定，且该处罚决定已被原审法院（2018）鲁1502行初203号行政判决予以撤销。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金昌 审判员  孟庆杰 审判员  李 扬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高世宁 书记员吴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