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47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伟，男，197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彬，四川亚峰（自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永祥，男，195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原审第三人：自贡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汇东路**。 法定代表人：朱永祥，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蒋伟因与被申请人朱永祥、原审第三人自贡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3民终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蒋伟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等重大问题，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3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撤销蒋伟与朱永祥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相关诉讼费等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程序及其它问题。1.本案不存在因“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而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2.无法排除枉法裁判存在的可能性!二、对判决书查明的基本事实经过部分无较大争议，问题出在对客观证据、客观事实所指向的结果判定上。l．申请人对“查明事实”部分有三点细节意见，(1)导致未能全部收购公司股权的根本原因朱永祥一方，在蒋伟资金到位的情况下，由于朱永祥单方提出二期收购要按1:50比例进行，明显违反双方所签委托收购协议。(2)蒋伟自2014年起要求朱永祥兑现股权价值，并非要求朱永祥收购蒋伟的股权，在2014年以前，双方并未就股权价值及支付方式达成一致意见。(3)对二审“录音”及朱永祥银行流水等新证据既予以确认，却又对其待证事实不做任何评价，草率确认“与原审判决查明一致”，这是二审判决的重大瑕疵。2．判决书“说理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逻辑混淆。3．客观证据指向明确，客观事实不容颠覆。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综上，蒋伟认为该案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逻辑混淆，程序违法以及适用法律错误等重大问题，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蒋伟的再审理由及其请求，本案再审审查争议的焦点为：一、蒋伟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属于新的证据；二、2016年8月15日蒋伟与朱永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事由及是否应予撤销；三、本案审判人员审理本案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 一、关于蒋伟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属于新的证据的问题。第一组证据：胡晓刚、陈小龙、陈凯三位证人证人证言，证明他们作为公司职工对于朱永祥对公司资产转让的事情不知情。第二组证据：胡晓刚提供的与报业印务公司关于知情权的案例文书、判决书，证明朱永祥与报业印务公司不告诉任何股东公司经营信息，蒋伟不知道公司资产转让行为；朱永祥涉嫌职务侵占，相关股东向公安机关申请立案的材料，证明朱永祥将公司当作其个人公司。第三组证据：相关权利人包括公司股东等举报的投诉材料，证明朱永祥把公司当作私有财产，严重侵占公司、股东利益。本院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本案已历经一、二审程序，胡晓刚、陈小龙系报业印务公司原董事长，陈凯系报业印务公司职工，证人证言却形成于2019年6月5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新证据的情形，并且三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蒋伟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2016年8月15日蒋伟与朱永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事由及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蒋伟主张因朱永祥隐瞒报业印务公司资产整体转让的重大事实，以签订《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2010年10月30日，蒋伟与朱永祥签订《委托转让印务公司股份协议书》，约定蒋伟出资300万元，委托朱永祥代蒋伟转让第三人的股份；朱永祥在2010年10月18日转让公司股份23.7万元的51%以上，在2010年11月18日前完成第二批转让股份49%；蒋伟获得报业印务公司后，朱永祥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资质、印刷业务、印刷机械设备归朱永祥所有，长期经营，自负盈亏。土地产权、所有权、地面附着物所有权归蒋伟所有等。本院认为，该《委托转让印务公司股份协议书》本质为委托代理合同，代理事宜为蒋伟委托朱永祥代为收购报业印务公司的全部股份，但根据实际履行情况只进行了部分股权收购，委托代理事宜未按协议约定完成，即蒋伟并未获得报业印务公司的全部股份，进一步讲，《委托转让印务公司股份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内容未取得履行的前提条件。后，双方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协议书》，确认双方于2010年10月30日签订的《委托转让印务公司股份协议书》终止履行，实则是对蒋伟委托朱永祥代为收购并持有报业印务公司的全部股份的委托代理事宜进行终止。 重大误解是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本案中，应审查蒋伟对2016年8月15日《协议书》约定终止《委托转让印务公司股份协议书》的履行，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因蒋伟委托朱永祥代为收购报业印务公司的股份未全部完成，且蒋伟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206.25万元，双方对此认可；在《协议书》签订前，朱永祥已自2014年1月27日起陆续退还给蒋伟收购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6万元，并向蒋伟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00万元，蒋伟亦将朱永祥代为收购的报业印务公司股东的股权证交由朱永祥保管，双方对此亦都清楚，并且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朱永祥已经以银行转款的方式退还蒋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6万元。”该《协议书》约定206万元的款项性质与朱永祥退还款项性质一致，亦与2010年蒋伟委托朱永祥收购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相印证。进一步明确《协议书》是双方对退还股权转让款行为达成合意的书面确认，对此蒋伟应充分了解。在本案审查期间，蒋伟主张其收到的206万元款项并非朱永祥退还的股权转让款，而是报业印务公司房屋租金的收益；其再审申请书中称自2014年起要求朱永祥兑现股权价值，但对此主张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因此，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蒋伟认为在签订前述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 显示公平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方可认定为显失公平。构成显失公平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二是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在于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如果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情形，即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也不构成显失公平。本案中，蒋伟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朱永祥利用优势或者利用蒋伟没有经验而与其签订《协议书》的事实。故蒋伟认为其与朱永祥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显示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 而蒋伟主张朱永祥隐瞒其分别在2012年、2013年两次转让报业印务公司资产的行为对其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委托转让印务公司股份协议书》对朱永祥代持蒋伟股份的权利义务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但朱永祥代蒋伟收购股份且相应股份已变更至朱永祥的名下，朱永祥系名义股东，蒋伟系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在代持股期间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与本案《协议书》是否被撤销并无关联，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蒋伟可以另案主张其权利，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三、关于蒋伟所称的一审法官存在不当行为，现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所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情形。 综上，蒋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蒋伟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维秋 审判员  杨鲁静 审判员  林 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赵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