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4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缪宝水，男，1954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江干区，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法定代表人李建明，局长。再审申请人缪宝水因诉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浙01行终46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缪宝水申请再审称：一、本案被申请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干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认定事实部分，仅表述了申请人到北京××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进行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虚假事实，并未认定申请人是否确实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并未认定申请人如何实施扰乱何种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及情节，且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上述情节。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申请人从北京××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走过并不是去上访，只是依法行使出行自由权利经过北京××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这些公共通行区域而已，根本不是进行上访。众所周知，北京××广场、府右街等地区是公共通行场所，根本不能上访。在北京××广场、府右街等地区上访，根本不可能被接待。二审法院和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去北京××广场、府右街等地区上访，严重违反常识和常理，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三、被申请人江干区公安分局要对申请人作出案涉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必须要有申请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且情节较重的前提条件，但是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明本案的核心事实“申请人有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如何扰乱的公共场所，情节是否较重？”，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明显不清楚。四、所谓的“扰乱”是指“使混乱，使慌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一般有以下几种：在公共场所故意违反公共行为规则，聚众起哄闹事；进行非法游行或者静坐示威，造成交通阻塞，秩序混乱；阻止、抗拒有关工作人员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等。情节较重，一般是指造成较大的影响，较严重的后果，如交通堵塞等情形。本案中，申请人并没有在公共场所故意违反公共行为规则，聚众起哄闹事或进行非法游行或者静坐示威，造成交通阻塞，秩序混乱或阻止、抗拒有关工作人员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等行为，申请人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陷入混乱，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中的人员陷入慌乱，所以本案的事实很清楚，申请人没有扰乱任何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无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十日的处罚决定，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显属滥用职权，实体上存在根本违法，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不依法给予认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五、因申请人没有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而且申请人是经过北京公安许可进入公共场所参观游玩，且无任何其他违法行为，同时北京公安机关为了帮助申请人，所以将申请人送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进行临时救助，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而对申请人进行救助帮助，这充分说明申请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充分证明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治安管理处罚行为，所以被申请人以“北京公安机关对申请人进行救助的行为”为据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明显是滥用职权，实体上存在根本违法。六、本案事实很清楚，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无权管辖本案。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完全是滥用职权，行政乱作为。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有权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假如本案有扰乱公共场所的违法事实，那么违法行为地都是在北京，本案中，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属于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那么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无权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1.在北京公安机关未移送至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管辖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无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移送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据此，退一步讲，如果案涉违法行为存在，那么由于违法行为地北京公安机关才是违法行为的第一发现人，此时，如果北京公安机关认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更适宜，可以移交，但北京公安机关从来没有移交过该案件，所以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对本案根本没有管辖本案的职权依据。2.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并不符合更为适宜的条件。申请人缪宝水与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有利益冲突，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不适宜管辖本案。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曾多次配合地方政府打击报复申请人，多次对申请人进行非法拘留，申请人依法实事求是向有关机关反映信访问题，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滥用执法权，所以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理应回避，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如何更适宜管辖？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肆意对本案进行管辖是在对申请人反映问题的野蛮打压。七、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的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本案中，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辩权利的前提下依法进行了申辩，申请人申辩后，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根本没有听取申请人的意见，也根本没有进行复核，所以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2.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4日对申请人的所谓违法行为进行立案，但迟至2016年3月11日才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且亦未依法送达，程序上明显存在违法。八、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的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实体上和程序上均严重违法，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仅确认被申请人的程序违法，却对被申请人的实体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拒不依法撤销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亵渎了司法公正，实属公权力对申请人的二次伤害。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错误如下：1.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和二审以《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为依据作出行政判决存在严重的适用错误。首先，被诉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因为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2015年9月4日发生的事情，2016年3月11日作出行政处罚，期间长达180多天，严重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30天期限，这样的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是如何确定轻微？其次，由于被申请人的错误行政行为进而导致申请人被强制限制人身自由10天，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为这样都没有对申请人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件为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处罚都没有对申请人产生实际影响，那么什么样行政行为才是真正的产生了实际影响？2.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判决错误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量罚适当。2015年9月4日申请人跟其他公民一样经过北京当地公安许可进入公共场所参观游览，申请人并未在该公共场所进行任何上访活动，更别说非法上访。而且当天现场由很多的北京公安在场，如果申请人当时进行任何非正常上访活动，必然会遭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严重警告和处罚，事实上并未有上述情况发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缺乏必要的证据证明申请人存在违法事实，而一审判决凭空认定事实，二审判决予以认定，导致了最终的错误判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剥夺了申请人的行政诉讼权利，其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行终460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申请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江干公安分局未作答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江干公安分局作为缪宝水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对居住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治安案件进行处理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缪宝水明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仍结伙到该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秩序。缪宝水选择2015年9月4日全国庆祝抗战胜利大阅兵及全国两会期间结伙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被诉行政处罚认定缪宝水行为构成扰乱公共秩序，且情节严重，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备事实依据，且量罚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江干公安分局于2015年9月4日接到报警后予以受案登记，依法履行了传唤、调查、取证程序，并向申请人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后，于2016年3月11日才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已超过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规定，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合理事由，属于程序违法。但该程序违法未对缪宝水的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并无不当。缪宝水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缪宝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缪宝水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玉岳审判员  楼缙东审判员  周进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