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1121行初103号原告福建正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湖东路**福建外运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154439235G。法定代表人叶树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燕蓉，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饶市信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五三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9030147633911。法定代表人黄玉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祝本忠，该局法律顾问。第三人钟冬良，男，196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委托代理人周益盛，上饶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福建正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与被告上饶市信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钟冬良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燕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祝本忠，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周益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区人社局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信人社伤认字[2018]15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2017年11月8日15时，钟冬良在信州区同心村村道蔡家田棚路段铺设电缆时，被小车撞伤，后送至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医治，被诊断为：1、左额颞部硬膜下血肿；2、右枕部硬膜外血肿；3、左额叶及颞叶脑出血；4、蛛网膜下腔出血；5、左眉弓皮肤撕脱伤；6、左额颞顶叶血肿清除术后及颅骨修补术后；7、左顶部原切口皮肤破溃感染；8、左侧内外踝骨骨折；9、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经调查钟冬良在这次事故中造成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系工伤负伤，现同意认定为工伤。原告正通公司诉称，2018年12月24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关于钟冬良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该认定书上表述了钟冬良的受伤经过和伤情。原告认为：1、我司工作人员中“钟冬良”查无此人;2、我司与钟冬良之间无劳动关系，也从未签署过任何劳动合同；3、我司未接到被告的任何工伤认定行政文书，因此，对认定书中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质疑；4、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应提交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包括事实劳动关系），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工伤认定必须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因钟冬良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的工伤认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诉请：1、要求撤销被告上饶市信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信人社伤认字[2018]15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正通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申通快递单，证明原告于2019年12月24日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2、EMS快递单及查询单，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信州区人民法院邮寄诉讼材料，未超过起诉期限；3、印章销毁证明、印章审批登记表、鉴定报告，证明原告公司印章于2016年更换过一次，此后一直使用现在的印章，第三人提供本公司加盖印章的工作证明，经鉴定印章与本公司的印章不一致。被告区人社局辩称，答辩人在2018年7月25日受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申请，并在2018年8月23日向原告邮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于2018年8月26日收到材料，但并未对本次工伤认定作出答辩。故答辩人依据事实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且向第三人进行了直接送达，2018年9月2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但未签收。后电话联系，原告于2018年10月18日派公司员工陈贵明到本局直接领取工伤认定决定书。答辩人作出《工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9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恳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及原告身份信息；2、《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认定书、证明（谢志明、邹长友、陈贵明、邓天武四人联名）、收条、原告公司出具的工作及工资证明、第三人授权委托书，证明第三人受伤经过情况及第三人申请工伤向本机关提交相关证据的事实；3、上饶第五人民医院入院记录、住院记录、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等材料，证明第三人治疗及诊断情况；4、《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信人社工伤举字[2018]第1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信人社伤认字[2018]第15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本机关依法受理申请、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并送达，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第三人钟冬良述称，1、原告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依据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其提起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应驳回原告起诉；2、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原告在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已出具了第三人在公司工作及其工资证明，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在工作中因第三人发生事故，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依法应认定工伤；3、被告受理本案工伤认定，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表》、《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在签收上述文书后对工伤认定事实均无异议，被告作出决定程序合法，综上，驳回原告诉请。对被告在举证期间提交的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1组证据无异议；第2组证据中《工伤申请表》真实性无异议，但钟冬良并非原告公司员工，我司不应对其承担任何责任，《事故认定书》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受伤地点为蔡家田棚附近路段，该路段不属于原告公司施工地点，且原告公司也不存在铺设电缆方面的施工资质，证人证言与原告公司无利害关系，原告公司出具的工作及工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上的印章经鉴定已排除为原告公司公章；第4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从未收到过该文书，且被告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律要求，原告在此期间并不在此地址办公；第5组证据《工伤认定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收到时间为2019年12月24日，在此之前未委托任何人代为收取，送达回证上陈贵明并非原告员工，被告未能证明陈贵明是受原告委托签收《工伤认定决定书》。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1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是否由被告邮寄不清楚；第2组证据证实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第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无法排除原告存在一司多印的情形。第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1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份快件单经微信扫码所反映的是快递信息未录入系统，表明该份快件并未实际邮送，且被告答辩的材料中无该份邮寄快件；第3组证据中印章销毁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质证，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排除第三人与其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同时原告均以该印章承接施工工程项目，依据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原告应当承担第三人工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快递单上的发件人即被告予以否认，且该快递单无法查证，不予采信；第2组证据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其证明效力在论理中评析。被告提交的证据在工伤行政确认程序中已经形成的事实予以采信，是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依据，其证明效力在论理中评析。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经营通信线路工程、通信管道工程等业务的企业。2017年11月8日15时35分许，案外人驾车沿信州区同心村村道由北向南行驶至蔡家田棚附近路段时，碰撞前方正在作业的工人钟冬良及路边停放的工程作业车，造成第三人受伤。2018年7月25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等证据材料。被告于2018年8月23日予以受理，并于2018年8月23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信人社工伤举字[2018]第1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收件人：福建正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六一中路**佳盛广场********在庭审中否认收到该通知书。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信人社伤认字[2018]15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向第三人予以送达，于2018年9月27日通过邮政快递向原告邮寄送达，因快递无法送达被退回。2018年10月18日由陈贵明到被告处代原告签收《工伤认定决定书》，未注明陈贵明与与原告的关系，原告庭审中否认陈贵明为其公司的员工，不认可被告本次送达有效。原告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2、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是2018年12月24日收到被告邮寄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才知道涉案工伤认定行政行为的存在，于2019年5月29日向法院递交诉讼材料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第三人对原告主张的《工伤认定决定》邮寄送达的事实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被告提供送达回证，内容：送达文书名称：信人社伤认字[2018]15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受送达人：福建正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送达地点：信州区人社局社会保障科；送达时间：2018年10月18日；送达方式：直接送达；收件人签名：陈贵明。行政文书送达适用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被告在送达回证中未注明“陈贵明”与原告的关系，且缺乏陈贵明为原告代理人的证明材料，原告否认“陈贵明”系其公司员工。被告对该决定书的送达不符合上述法定送达程序，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程序违法。原告主张于2018年12月24日才知道该行政行为存在，于2019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由于被告未能提供有效送达证据，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第三人抗辩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意见不成立。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申请工伤认定时，第三人向被告提供了谢志明、钟长友、陈贵明、邓天武等人签名的证明及收条、原告公司盖章的证明。证人证言的内容仅能证实第三人在工地发生交通事故，但不能证明在哪个单位承建的工地发生，原告公司盖章的证明内容：“钟冬良是我公司电缆铺设工，每月工资4,500元，特此证明。”（以下简称为“该证明”）该证明是本案工伤认定的主要证据。原告主张在工伤认定期间未收到被告的举证通知，是在收到被告的举证材料后才得知该证明的存在，并表示该证明的落款印章非本公司所盖印章，在举证期内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被告、第三人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于2018年8月23向原告邮寄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认为不是工伤，应在答辩期内举证，且对该证明中的印章真伪不能在诉讼期间申请鉴定。在工伤认定期间，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正当履行了举证通知义务的，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应积极履行举证义务，利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正确作出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一）受送达人在邮件回执上签名、盖章或者捺印的；……（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本案中，行政文书的送达应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等文书属于行政机关的一般公文，应交于国家邮政机构邮寄。被告通过申通快递送达，未能提供回执单，且原告否认收到，该文书是否有效送达无法确定，同时在工伤认定期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经营场所有变动的实际情况，被告主张该通知书已有效送达的事实，不予采信。由此势必影响到工伤认定事实的确定。经向被告、第三人了解该证明的来源，查明是“包工头”陈贵明盖好章交于第三人再提交给被告的，经当庭向陈贵明电话询问，其否认该事实，导致无法与原告进行核实。该证明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向原告送达，事关工伤认定主要事实的确定，本院同意原告对该证明中的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经本院委托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江西神州[2019]文鉴字第3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2018年3月7日的《证明》原件落款处的“福建正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结合第三人不能合理的说明该证明的合法来源。该证明的证明对象不成立，故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综上所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被告区人社局具有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的职权。由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因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应依法定程序重新作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上饶市信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的饶人社伤认字[2018]15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责令被告上饶市信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永进人民陪审员  官世良人民陪审员  兰冬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罗 琦提示：如不服本判决，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户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饶市农行饶东支行，账号：36×××14。特别告知：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