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748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环保新材料产业园晨港路北侧、港华路西侧。法定代表人：肖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辉，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建业街39号。法定代表人：时英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瑶瑶，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兴业路88号。法定代表人：钟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海玲，女，198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系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17号康得大厦六层。法定代表人：钟玉，经理。上诉人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公司）与被上诉人荣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国资公司）、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碳谷公司）、原审第三人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集团）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得新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1082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证据不能证明康得新公司抽逃20亿注册资金。1.钟玉签名的两份《确认函》系证人证言，并非书证，不应采信。上述文件系钟玉在康得碳谷公司资金被归集至康得集团后、本案起诉前出具，系其个人对案情情况的陈述，非资金转账时形成的书证，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2.钟玉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两份《确认函》不能采信。钟玉系康得集团、康得碳谷公司、康得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调查显示，在钟玉的指令下，康得集团占用康得新公司资金未还，本案中康得碳谷公司的资金去向也与康得集团有利害关系。钟玉在确认函中陈述的“康得集团又将大部分资金划转给康得新”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因此，在钟玉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涉案两份确认函不应采信。3.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资金往来较多，在未调取双方之间银行明细的情况下，仅有钟玉签字的确认函，不能认定上诉人抽逃20亿出资。荣成国资公司提交的银行明细，仅显示资金转账至康得集团，但康得集团亦有大量资金转入康得碳谷公司银行账户。因此，康得新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两公司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对查清康得新公司是否抽逃出资及具体数额非常关键，但一审法院拒绝调取，导致事实不清。且钟玉仅陈述康得集团将大部分转出资金划转给康得新公司，但未确认具体数额，银行明细也仅显示资金转账至康得集团，未有证据显示资金转到康得新账户，因此在仅有确认函而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划转给康得新公司的资金数额，不能认定康得新公司抽逃全部出资。4.康得新公司是否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应由荣成国资公司和康得碳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康得新公司并未通过关联交易抽逃20亿出资。1.康得新公司与康得集团间的关联交易与康得碳谷公司无关。根据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证监会认定康得集团通过资金归集的方式占用上诉人的资金，从而认定康得新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构成关联交易，证监会认定的康得新公司的三家子公司并不涉及到康得碳谷公司，不能据此认定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三方构成关联交易。2.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的资金归集行为与康得新公司无关且与康得新公司之间不构成关联交易。一审已查明，康得碳谷公司加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与康得集团之间签订的《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康得碳谷公司作为现金归集的成员单位，其资金被归集至康得集团在北京银行的账户中，系康得碳谷公司配合康得集团挪用资金，上述行为康得新公司并未参与，不能认定上述行为与康得新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康得集团占用康得新公司资金的行为，康得集团归集康得碳谷公司的行为，分别属于单独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为三方关联交易，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本案证据不能证明康得新公司抽逃20亿元的出资，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荣成国资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依据证据充分。荣成国资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充分证明抽逃出资的时间、关联交易相对方、数额及相关事实，确认函系对上述事实的再次确认。1.确认函证据效力不存在瑕疵，并非孤证。确认函系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玉对其在职期间参与和了解的前述两公司抽逃出资进行的陈述和确认，该证据已经一审庭审质证且经司法鉴定确系钟玉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一审认定确认函的证明力合法有效。确认函仅属于证明抽逃出资的一环，一审法院并非仅依据确认函对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抽逃出资事实进行认定。2.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确认函系钟玉作为上述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两公司抽逃出资事实的确认，依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钟玉作为上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必然与公司存在利益关联，正是该种关联使得钟玉全程参与抽逃出资，抽逃出资系已发生事实，钟玉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其对抽逃出资事实确认的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利用关联交易将全部出资转出并未要求关联交易相对方必须与抽逃出资股东对应，也未要求抽逃出资必须返回抽逃股东的账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的方式只要是关联交易即可，若限定关联交易的相对方必须为抽逃出资的股东，则股东利用其控制的其他公司抽逃出资便无需承担责任，故康得新公司利用康得集团与康得碳谷公司的关联交易抽逃出资，应由康得新公司承担责任。上述规定也未要求公司查明被抽逃出资是否全部转移至抽逃出资的股东账户，公司实际也无法查清。本案中各公司间两两为关联关系，荣成国资公司已证明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的出资已全部抽逃且另有书面证据证明康得新公司参与抽逃且资金回流至康得新公司的前提下，如康得新公司主张其并未参与抽逃且未收到出资款项，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由康得新公司对其主张进行举证。2.无论康得碳谷公司被抽逃的资金是否系《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的原因转出，均属于关联交易。（1）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康得世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世纪公司）均属于关联方，康得碳谷公司与上述公司间的往来均属关联交易。（2）即使案涉关联交易发生的基础为《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在证监会给康得新公司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将康得集团通过上述协议归集康得新银行账户资金的行为定性为关联交易，则本案康得集团通过上述协议归集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的出资亦应同样认定为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发生原因并不影响出资全部被抽逃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得碳谷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得集团未陈述意见。荣成国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康得碳谷公司2019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康得碳谷公司办理2019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相关的法定减资程序；3.判令康得碳谷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康得新公司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康得碳谷公司2019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康得碳谷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以（2019）鲁1082民初5331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并入本案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8日，康得碳谷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系钟玉，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10亿元，康得集团占100%股份。康得新公司系上市公司，康得集团系康得新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康得新公司24.05%的股份。康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系钟玉。2017年9月29日，康得集团与荣成国资公司、康得新公司、康得碳谷公司签订《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康得集团向康得碳谷公司增资90亿元，荣成国资公司、康得新公司分别向康得碳谷公司增资20亿元，各方均以现金出资。增资完成后，康得碳谷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0亿元，其中康得集团出资额100亿元，股权比例71.42%；荣成国资公司出资额20亿元，股权比例14.29%；康得新公司出资额20亿元，股权比例14.29%。协议还约定，荣成国资公司、康得新公司的增资款应于条件全部成就、协议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足额到位；康得集团增资款应于条件全部成就、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足额到位。2017年10月30日，康得集团、荣成国资公司、康得新公司、康得碳谷公司签订《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康得集团于《增资协议》项下对康得碳谷公司认缴的90亿元增资款的出资方式调整为康得集团所持中安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康得集团以标的股份和现金缴纳其对康得碳谷公司认缴的90亿元增资，应于2018年12月底实现全部到位。2017年12月1日，康得碳谷公司股东荣成国资公司、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签署《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康得碳谷公司注册资本140亿元人民币，康得集团认缴出资额100亿元，于2025年8月8日前足额缴足货币出资；康得新公司认缴出资额20亿元，于2025年8月8日前缴足货币出资；荣成国资公司认缴出资额20亿元，于2025年8月8日前缴足货币出资。该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议报告工作；……。第十八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2018年12月，康得集团与康得碳谷公司签订《出资确认协议书》，约定康得集团同意将康得碳谷公司设立时康得集团认缴的10亿元注册资本的认缴期限调整为2019年6月底前，并承诺该10亿元认缴出资在2019年6月底前以现金方式全部缴足。2018年12月，康得集团、荣成国资公司、康得新公司、康得碳谷公司签订《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康得集团对康得碳谷公司认缴的90亿元增资，应于2019年6月底前实现全部到位。康得集团以其持有中安信的全部股权对康得碳谷增资的出资时间修改为2019年6月底前。2017年11月16日，康得集团向康得碳谷公司缴付出资款2亿元；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28日，康得新公司向康得碳谷公司缴付出资款20亿元；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1月20日荣成国资公司向康得碳谷公司缴付出资款20亿元。康得碳谷公司共计实收资本42亿元。上述出资均经过会计事务所的验资。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2月28日，康得碳谷公司在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及青岛银行威海荣成支行的账号资金被转出56笔，合计220995万元，其中219000万元款项被转至康得集团账户，1995万元被转至康得世纪公司（系康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账户。2019年6月26日，康得碳谷公司向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发出《返还抽逃出资通知书》，要求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自通知出具之日起3日内向康得碳谷公司返还全部抽逃22亿元出资款及按照年化10%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康得新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签收该函件。康得集团于2019年7月1日签收该函件。2019年7月3日，康得碳谷公司及临时授权的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董事时英勇发出《关于召开康得碳谷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召集全体董事于2019年7月4日召开董事会。2019年7月4日，康得碳谷公司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关于召开康得碳谷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的议案》。2019年7月4日，康得碳谷公司向各股东发送《关于召开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通知各股东于2019年7月19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荣成市兴业路8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会议议题为：1、审议《关于荣成国资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2、审议《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3、审议《关于解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4、审议《关于调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2019年7月19日，康得碳谷公司三名法人股东均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临时会议，并对该次会议涉及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其中针对《关于解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股东荣成国资公司、康得集团均投了赞成票，代表了有效表决权的85.715%，康得新公司投了反对票，占有效表决权的14.285%。康得碳谷公司做出《股东会临时会议决议（三）》，明确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股东会认定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抽逃全部22亿元实缴出资款，且康得集团未能按期实际缴纳其认缴的98亿元出资，股东会同意解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同意公司办理法定减资程序。另查，钟玉于2016年1月26日至2019年2月11日期间任康得新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2月11日，钟玉向康得新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康得新公司董事长职务。再查，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均书面申请加入康得集团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签订的《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作为康得集团的成员单位，其资金均被实时归集至康得集团在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康得新公司认为，该事实表明实际是康得碳谷公司自己一方的行为，配合了康得集团挪用资金。还查明，2019年7月5日，证监会对康得新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该告知书中有如下内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七条、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康得新公司合并范围内的5个银行账户资金被实时归集到康得集团，实质上系康得新公司向关联方康得集团提供资金、康得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康得新公司资金的行为，构成康得新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双方争议的主要证据如下：一、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青岛银行网上付款凭证一宗，荣成国资公司以此证实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于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利用56笔关联交易从康得碳谷公司北京银行西单支行账号和青岛银行威海荣成支行账号项下合计转移资金220995万元，其中219000万元款项被转至康得集团账户，1995万元被转至康得世纪公司账户，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从康得碳谷公司抽逃出资22亿元。康得碳谷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康得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所有银行凭证显示的款项是转账到康得集团账户和康得世纪公司账户，并未转到康得新公司账户。康得碳谷公司、康得新公司、康得世纪公司都是康得集团的子公司，互相都是关联方，且银行凭证都无资金用途说明，不能认定转账到康得集团、康得世纪公司的账户就认定康得新公司抽逃出资。二、2019年2月10日《确认函》两份，荣成国资公司以此证实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钟玉确认其在未履行康得碳谷公司内部授权、审批程序且未签署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将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全部缴付出资利用关联交易直接划转给康得新公司的关联方康得集团及康得世纪公司。两份《确认函》，钟玉分别以康得新公司及康得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确认如下事实，“一、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系康得碳谷公司的股东，康得集团于2017年11月16日向康得碳谷公司实缴出资2亿元，康得新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向康得碳谷公司合计实缴出资20亿元；二、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2月，在未履行康得碳谷公司内部授权、审批程序且在未签署任何合同文件的情形下，本人安排康得碳谷公司将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向康得碳谷公司实缴的22亿元出资款直接划转给康得集团公司、康得世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康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康得集团又将大部分转出资金划转给康得新公司，且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至今未向康得碳谷公司返还任何转出资金。因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均系本人控制的公司，上述资金划转行为已经构成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转出全部出资；三、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转出的全部22亿元出资的资金明细详见本确认函附件。确认人：钟玉，日期：2019年2月10日。”附件为《康得集团、康得新划转的全部22亿元出资的资金明细》，该明细与荣成国资公司提交的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青岛银行网上付款凭证的56笔银行转账明细一致，合计金额220995万元。康得碳谷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康得新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确认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确认函在证据形式上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应采信。其次，该确认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没有证据证实。该确认函中陈述康得集团将大部分资金划转给康得新公司，并无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且没有具体转账金额，不能仅凭钟玉的单方陈述就认定康得新公司收到款项。所附资金明细显示的款项均是转账到康得集团账户和康得世纪公司账户，并未转到康得新公司账户。因此不能证实康得新公司抽逃出资。两份确认函基本内容完全一致，都是打印件，不能排除事先通谋并签字确认，从而损害康得新公司利益。康得新公司主张该两份确认函是事先通谋形成，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三、2019年7月3日《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荣成国资公司以此证实康得集团确认其在2019年12月31日前无法缴纳到期认缴出资。该通知书载明，“……因康得集团自身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并结合股权查封冻结情况，《增资补充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二）》项下的中安信股权出资安排在2019年12月31日前无法实际履行，康得集团也不会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以任何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实际缴付对康得碳谷公司认缴但未实缴的该等90亿元出资。就康得集团在《出资确认协议》项下应于2019年6月底前足额缴纳的人民币8亿元出资款，因康得集团自身面临目前严重的债务危机，康得集团在2019年6月30日前无法实际履行，康得集团也不会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以任何其他方式实际缴付对康得碳谷公司认缴但未实缴的该等8亿元出资。就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已经实际转出康得碳谷公司22亿元实缴出资款事宜，基于康得集团自身面临目前严重的债务危机，康得集团也无法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向康得碳谷公司返还任何转出出资及资金占用费。”钟玉在该通知书中签名，并加盖康得集团公章。康得碳谷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康得新公司认为，该通知书显示签字盖章日期为2019年7月3日，但在此日期前钟玉本人已经被张家港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钟玉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排除存在通谋情况，另外该通知书中载明的与事实不符。荣成国资公司称该通知书系康得碳谷公司交付给其公司的。康得新公司对该通知书是事先通谋形成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四、2019年6月《授权委托书》，荣成国资公司以此证实2019年6月钟玉签字授权时英勇代为履行康得碳谷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时英勇有权召集并主持康得碳谷公司董事会；时英勇有权主持康得碳谷公司股东会。该《授权委托书》载明，“因本人钟玉无法正常履行康得碳谷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本人特此不可撤销地授权康得碳谷公司董事时英勇先生代为履行康得碳谷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包括但不限于行使如下权利和职责：（1）召集和主持公司股东会，并签署、接收与股东会相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通知、决议、会议记录等）；（2）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等需公司董事长行使的相关职能；（3）经授权人本人书面同意代为行使本人的董事权利／表决权，并签署、接收与董事会相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通知、决议、会议记录等）；……（6）实施与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相关的其他行为，并签署相关文件。”康得碳谷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康得新公司认为，该证据是否为钟玉本人签字无法确认，该授权委托书的签字日期是2019年6月，钟玉当时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根据康得碳谷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因此董事会能否由董事长授权时英勇召集和主持，程序是否合法，由法院依法认定。诉讼中，荣成国资公司申请对上述两份《确认函》、《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授权委托书》证据中钟玉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上述四份证据中的“钟玉”的签名笔迹与样本中“钟玉”的签名笔迹为同一人所写。另外诉讼过程中，康得新公司申请调取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集团从2017年11月16日至2019年7月19日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一审法院认为其申请无正当理由，且亦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在对钟玉签名真实性鉴定完成后，庭审中康得新公司又对《确认函》、《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中钟玉签字的形成时间提出异议，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其申请未提交基本的反驳证据，对其申请亦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的主要证据审查意见为：1、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青岛银行网上付款凭证系网上银行打印的交易记录，且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本身真实性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宗证据予以采信，是否能证明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抽逃出资，需待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2、根据一审法院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两份《确认函》中钟玉的签名均系本人所签，康得新公司称该确认函系事先通谋形成，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故该两份确认函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确认函系钟玉于2019年2月10日以康得集团及康得新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故该确认函系书证，并非证人证言，康得新公司称该确认函系证人证言，钟玉应当出庭作证，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认可。3、《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中的签名系钟玉本人所签，且盖有康得集团公章，康得新公司认为该证据是事先通谋形成，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钟玉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期间，辩护律师有权会见钟玉，故该通知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可以证实康得集团确认其在2019年6月30日前无法实际履行，也不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向康得碳谷公司认缴到期出资98亿元，也无法返还抽逃出资。4、《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系钟玉本人所签，故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可以证实钟玉授权时英勇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是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是否将缴付的22亿元出资全部抽逃；二、康得碳谷公司2019年7月19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根据上述规定，关联交易应指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发生的交易。康得集团持有康得新公司24.05%的股份，系该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康得集团持有康得世纪公司100%的股权，康得集团持有康得碳谷公司71.43%的股权，在钟玉于2019年2月11日申请辞去康得新公司董事长之前，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康得碳谷公司、康得世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钟玉，因此上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次，康得集团于2017年11月16日向康得碳谷公司实缴出资2亿元，康得新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28日向康得碳谷公司合计实缴出资20亿元，上述出资均经过验资程序。根据荣成国资公司提交的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青岛银行网上付款凭证一宗可以证实，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康得碳谷公司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和青岛银行威海荣成支行账号被转移资金56笔合计220995万元，其中219000万元被转至康得集团账户，1995万元被转至康得世纪公司账户。2019年2月10日，钟玉分别以康得集团及康得新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具《确认函》，确认在未履行康得碳谷公司内部授权、审批程序且在未签署任何合同文件的情形下，其安排康得碳谷公司将上述22亿元出资款直接划转给康得集团、康得世纪公司，康得集团又将大部分转出资金划转给康得新公司。钟玉出具《确认函》系其履行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对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发生效力。再次，康得集团及钟玉向康得碳谷公司出具的《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中明确康得集团无法在2019年6月30日前实际履行，也不会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返还转出出资，可以进一步证明出资款被转出的事实。钟玉出具的《确认函》中载明，“康得集团又将大部分转出资金划转给康得新公司，且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至今未向康得碳谷公司返还任何转出资金”，康得新公司否认收到款项，但以资金往来非常巨大为由，未提供其与康得集团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康得新公司辩称未收到任何款项，不予采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东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即系抽逃出资，至于抽逃的出资是否回流到出资方，并不影响抽逃出资的认定。最后，证监会在给康得新公司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将康得集团通过《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将康得新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实时归集到康得集团的行为，认定为康得新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康得新公司主张康得碳谷公司加入《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是康得碳谷公司自己一方的行为，配合了康得集团挪用资金，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合以上情况，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56笔资金系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将22亿元出资全部抽逃。因此，可以认定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的行为构成以关联交易抽逃全部出资，且经康得碳谷公司催告后，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返还出资；康得集团在出资期限届满后，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到期认缴出资。关于争议焦点二，康得碳谷公司董事时英勇依据董事长钟玉的授权发出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审议。康得碳谷公司通知股东于15日后即2019年7月19日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股东会临时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决议。故康得碳谷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康得新公司提出会议召集程序不合法，没有正当理由，且在2019年8月27日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其明确表示2019年7月19日康得碳谷公司股东会会议召开的程序虽有瑕疵，但对合法性没有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康得碳谷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故康得集团及康得新公司抽逃全部出资22亿元，且经公司催告后，仍未返还出资；康得集团经公司催告，仍未缴纳到期出资；康得碳谷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解除两公司的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荣成国资公司诉请要求确认康得碳谷公司2019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并要求康得碳谷公司办理股东会决议相关的法定减资程序，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康得新公司诉请确认康得碳谷公司2019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关于解除康得集团有限公司、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二、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办理2019年7月19日《关于解除康得集团有限公司、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相关的法定减资程序；三、驳回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确认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关于解除康得集团有限公司、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19）鲁1082民初5331号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130000元，由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证监会在向康得新公司发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查明2014年-2018年康得新公司与康得集团发生关联交易的数额，其中2017年为171.50亿元，2018年为159.31亿元。二审中，康得新公司提交如下申请：1.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事项，钟玉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调查结果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为由，申请中止审理；2.申请对钟玉签字的确认函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申请法院调取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明细；4.申请追加钟玉为本案被告。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钟玉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本案并非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康得新公司要求中止审理本案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康得新公司是否抽逃其在康得碳谷公司的全部出资。一、关于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否应当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根据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青岛银行网上付款凭证显示，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康得碳谷公司被转移资金220995万元，其中219000万元被转至康得集团账户，1995万元被转至康得世纪公司账户。关于该行为，钟玉于2019年2月10日出具两份《确认函》，确认系其安排康得碳谷公司将上述22亿元出资款直接划转，并认可上述资金划转行为已经构成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转出全部出资。康得新公司主张钟玉的两份《确认函》属于证人证言，且钟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本院认为，上述《确认函》系钟玉在其任职期间分别以康得集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以及康得新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具，属于钟玉履行职务代表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对事实的确认，系以其证据内容证明本案事实，并非钟玉就案件事实向有关司法机关所做的个人陈述，因此，一审将该《确认函》的证据性质确认为书证符合法律规定。康得新公司申请对《确认函》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此没有提交基本证据反驳，故对康得新公司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康得集团出具的《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已确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实际转出的康得碳谷公司22亿元实缴出资款无法返还，康得新公司申请调取康得碳谷公司与康得集团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明细，因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范围，且无调取之必要，故本院不予准许。《确认函》与银行付款凭证、《无法履行及返还出资通知书》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康得新公司与康得集团共计22亿元出资款被转出且经催告后仍未返还，严重损害康得碳谷公司权益，该行为的性质为抽逃出资。二、关于康得新公司主张其未参与实施抽逃出资行为是否成立。本院认为，首先，钟玉作为康得新公司、康得集团、康得碳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安排将康得新公司的出资款转出至康得集团及康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账户，属于其代表康得新公司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受，因此，康得新公司主张其未参与抽逃出资与事实不符。其次，证监会对康得新公司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康得集团与康得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且数额巨大，康得新公司亦认可其与康得集团间存在关联关系，康得新公司在无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将出资款转至其关联公司账户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康得新公司主张康得碳谷公司系依据其与康得集团之间的《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划转资金，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涉案款项是否依据上述协议转出，均不能否认钟玉代表康得新公司将其在康得碳谷公司的出资款转移至关联公司账户的事实，即不影响对康得新公司抽逃出资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对康得新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如上所述，康得集团和康得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康得新公司将其出资款转出至关联公司账户后，抽逃出资行为已经完成，该款项是否划转给康得新公司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荣成国资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无需对此举证证明。康得新公司主张康得集团并没有将涉案资金划转给康得新公司，应提交其公司账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康得新公司并无不当。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康得新公司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案中，康得新公司对康得碳谷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召开的股东会临时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没有异议，并且该股东会关于解除康得集团、康得新公司股东资格的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正确。至于康得新公司申请追加钟玉为本案被告，因钟玉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不属于应当追加为共同被告的情形，故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康得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李慧东审判员 马树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