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再1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恒远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广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洋白雪，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宋秀芳，女，197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君，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小刚，男，197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广林，男，197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审第三人：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广林，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济南恒远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远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宋秀芳、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广林、原审第三人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瑞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1民终3909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鲁民申353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恒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洋白雪、宋秀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君、宋小刚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广林、原审第三人百瑞公司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远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本院（2018）鲁01民终3909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二审法院认定百瑞公司注册资金增至56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2.如果判决返还960万元股权，则降低了申请人对第三人的权益和实际控制权；3.二审认定百瑞公司增资事实不能对抗再审申请人；4.二审济誉鲁会审（2016）第36号审计报告未经质证，属无效证据；5.二审庭审只有承办人一人开庭，程序违法；6.宋秀芳系第三人，一审没有判决其承担责任，其无权上诉；7.再审申请人一审主张返还73.85%的股权，二审判决返还960万元股权超出诉讼请求。宋秀芳辩称，不认可一、二审判决，应当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有效；3.股权转让时高绍武作为监事，不知情是不可能的。高广林、百瑞公司均未陈述意见。恒远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恒远公司与高广林于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高广林返还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3.诉讼费用由高广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恒远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6日，注册资本463.49万元，截止2013年2月26日，该公司股权构成为：高绍武出资409.35万元，占88.32%，高广林出资18.06万元，占3.9%，马素刚、高相平、李德钊、高振淮、董列、李汝军、袭德祥、高绍升分别出资4.51万元，各占0.973%。高广林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8月15日，恒远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股东马素刚、高相平等八位股东将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高广林。转股后，高广林出资54.14万元，占注册资本11.68%。选举高广林任新一届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高绍武担任公司新一届监事。高绍武系高广林之父。百瑞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6日，注册资本1300万元。截止2013年2月26日，该公司股权构成为：恒远公司出资960万元，占73.85%，高广林出资340万元，占26.15%。高广林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宋秀芳任监事，两人系夫妻关系。2013年2月26日，高广林与恒远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百瑞公司注册资本1300万元,恒远公司持有960万元,恒远公司将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股权转让给高广林,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由双方自行决定。宋秀芳在转让方处签名，并加盖恒远公司印章，高广林在受让方处签名。2013年2月27日，高广林办理了股权登记变更手续，将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变更到自己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恒远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要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才能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规定是为了保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忠实义务的有效履行，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高广林同时担任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两公司的自然人股东，而两公司章程中均没有允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明确规定，并且也未经恒远公司股东会这一公司权力机构作出同意，因此高广林与恒远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缺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的重大瑕疵，客观上也损害了恒远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宋秀芳称，股权转让是高广林的父亲高绍武作出的安排，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广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恒远公司诉求高广林返还百瑞公司73.85%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本案属于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宋秀芳称恒远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综上，恒远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恒远公司与高广林于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高广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恒远公司在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广林负担。宋秀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恒远公司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恒远公司、高广林承担。二审查明，1、百瑞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百瑞公司在2014年11月20日，股东由高广林变更为高广林、宋秀芳，注册资金由1300万元变更为5600万元，高广林认缴5320万元，宋秀芳认缴280万元；2、2016年4月6日，济南誉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做出的济誉鲁会审（2016）第36号审计报告的记载，百瑞公司实收资本5600万元，其中高广林5320万元，宋秀芳280万元。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二审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广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广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广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广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广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秀芳作为高广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广林。根据高广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广林和宋秀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广林与宋秀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广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秀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广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广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广林返还恒远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二审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广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属于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中，合同被确认无效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起算。因此，宋秀芳上诉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综上，宋秀芳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但是一审判决部分事实没有查明，判决结果的表述有误，二审判决：一、维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7）鲁0181民初69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即：“一、恒远公司与高广林于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广林负担”；二、变更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7）鲁0181民初69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高广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恒远公司在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为“高广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恒远公司在百瑞公司960万元的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高广林负担。再审审理中，经组织质证，当事人对二审卷宗内济南誉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济誉鲁会审（2016）第36号审计报告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高广林与恒远公司于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2.高广林应当向恒远公司返还的股权数额。对于焦点1，2013年2月26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高广林分别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没有召开股东会并征得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恒远公司与高广林约定将股权转让，导致在高广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广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秀芳作为高广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广林。高广林和宋秀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一、二审均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对于焦点2，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广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广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广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广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恒远公司提出二审只有一人开庭程序违法的问题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秀芳是否有权提起二审上诉问题，因一审判决内容涉及宋秀芳的相关权益，故本院二审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恒远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二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01民终390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树周审判员  秦华玲审判员  秦光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