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城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宜城市振兴大道**。负责人：邓涛，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涛，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红武，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炜，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城支行（以下简称宜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贾红武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4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宜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涛，被上诉人贾红武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炜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宜城支行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4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改判宜城支行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贾红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宜城支行给贾红武办理信用卡符合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贾红武填写了信用卡申请表并亲自签字确认了信用卡申请表填写的信息，其签字确认刘军是其指定的联系人；2.信用卡激活过程中，需要客户提供基本信息与信用卡申请表信息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方可设置卡片查询及交易密码。且激活卡片同时，系统中预留手机号码会接收到由中国银行95566发送的卡片激活告知相关信息；3.通过调取贾红武拨打中国银行客服记录显示，其名下卡片当天在激活一个小时内，即使用其本人在中行系统预留的手机号码，修改了新的联系电话；4.在对贾红武的电话录音中其承认信用卡被刘军使用是明知的，也承认尽快通知刘军偿还欠款，2019年4月17日，贾红武为修改征信，和刘军一起到中国银行说明情况，刘军当场手写情况说明，证明当时借用贾红武信用卡使用，所欠款项由刘军偿还；5.在宜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刘军的讯问笔录中，刘军承认信用卡是贾红武收到后交付给其使用。二、贾红武明知其信用卡在正常使用，但从未向银行或公安机关报案挂失，证明其对信用卡的使用是明知的，应由其承担相关损失。三、贾红武已构成信用卡诈骗，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四、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刘军参加本案的诉讼错误。贾红武辩称，宜城支行除提交了信用卡办卡申请表和2014年12月22日电话录音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宜城支行向贾红武送达信用卡和激活程序合法。宜城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驳回宜城支行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贾红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责令宜城支行立即恢复贾红武的征信，消除因拉黑给贾红武造成的个人信用影响；2.赔偿因宜城支行拉黑造成贾红武的信用缺失损失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宜城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1日，贾红武同事刘军为宜城支行推销信用卡，鼓励贾红武办理一张中国银行的信用卡。贾红武同意后与刘军共同完成了一份《中国银行白金信用卡申请表》填写工作交给宜城支行。信用卡办好后，宜城支行不能证明信用卡交给了贾红武，也不能恳切的陈述信用卡是交给了刘军还是贾红武，不能提供贾红武指定刘军收取信用卡的授权证明，更不能证明该信用卡是按照操作规范的要求由贾红武本人通过预留电话激活的。审理中，贾红武按照一审法院要求，查询得知本案争议信用卡号为42×××89。该信用卡自2012年6月7日开始消费，2016年6月18日“转呆”，累计欠款金额177915元。宜城支行曾就信用卡欠款向贾红武主张过权利，并以欠款未还等为由向中国人民银行申报贾红武个人不良信息记录，贾红武在发现自己的征信被拉黑后也曾要求宜城支行恢复征信，因信用卡欠款至今未还，贾红武要求恢复征信遭宜城支行拒绝，引发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是：1.宜城支行发放信用卡是否符合安全管理规范要求；2.信用卡激活过程是否符合操作规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用卡管理办法》）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卡片管理制度，明确卡片、密码、函件、信封、制卡文件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密码的生成、交接、保管、保密、使用监控、检查等环节的管理职责和操作规程，防范重大风险事故的发生；发卡银行应当公开、明确告知申请人需提交的申请材料和基本要求，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发卡银行应当根据总体风险管理要求确定信用卡申请材料的必填（选）要素，对信用卡申请材料出现漏填（选）必填信息或必选选项、他人代办（单位代办商务差旅卡和商务采购卡、主卡持卡人代办附属卡除外）、他人代签名、申请材料未签名等情况的，不得核发信用卡。对信用卡申请材料出现疑点信息、漏填审核意见、各级审核人员未签名（签章、输入工作代码）或系统审核记录缺失等情况的，不得核发信用卡；发卡银行发放信用卡应当符合安全管理要求，卡片和密码应当分别送达并提示持卡人接收。信用卡卡片发放时，应当向持卡人书面告知信用卡账单日期、信用卡章程、安全用卡须知、客户服务电话、服务和收费信息查询渠道等信息，以便持卡人安全使用信用卡；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激活操作规程，激活前应当对信用卡持卡人身份信息进行核对。不得激活领用合同（协议）未经申请人签名确认、未经激活程序确认持卡人身份的信用卡。对新发信用卡、挂失换卡、毁损换卡、到期换卡等必须激活后才能为持卡人开通使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宜城支行对本案争议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贾红武在起诉状中明确表示自己向宜城支行申请过办理信用卡，但一直没有收到信用卡，宜城支行应对是否向贾红武履行交付信用卡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宜城支行认为刘军系贾红武办理信用卡的代理人，自己即使将信用卡交给刘军也符合规范要求，因此，对刘军有权接收信用卡负有举证责任。同时，宜城支行还应对激活信用卡符合操作规范要求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宜城支行对上述待证事实没有举证。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于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信用卡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利用具有授信额度和透支功能的银行卡提供的银行服务。依据其特点和功能，商业银行应持审慎经营原则，建立健全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严格实行授权管理，有效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业务风险，依法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和相关信息安全。《信用卡管理办法》对办理信用卡业务操作规范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宜城支行作为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信用卡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发卡和收单业务。宜城支行在受理贾红武办理信用卡申请并同意向其发放信用卡后，应直接发放给申请人，激活前应当对信用卡持卡人身份信息进行核对，不得激活领用合同未经申请人签名确认、未经激活程序确认持卡人身份的信用卡，新发信用卡必须激活后才能为持卡人开通使用。宜城支行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操作流程符合上述规范的要求，导致以贾红武名义申请的信用卡被激活使用形成欠款，给宜城支行造成经济损失。宜城支行以此为由拉黑贾红武征信，缺乏自己在办理信用卡过程中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办理业务的前提条件。如果宜城支行不能证明自己将信用卡交给贾红武并由贾红武激活了该信用卡，其本质就是不能证明贾红武向其“借款”且拖欠不还，其拉黑贾红武征信，必然影响社会对贾红武名誉的公正评价，导致贾红武名誉受损，构成侵权，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宜城支行要求追加刘军为本案共同被告以及贾红武构成诈骗犯罪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贾红武要求宜城支行赔偿因拉黑征信造成的经济损失2万元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规定，判决：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城支行应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贾红武涉案信用卡不良记录予以取消，恢复贾红武征信；二、驳回贾红武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城支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宜城支行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信用卡分行客户通话录音，拟证明案涉信用卡开卡和更换预留电话号码的过程。经质证，贾红武称录音中并非贾红武的声音，好像是刘军的声音，因刘军与贾红武都是宜城市地税局同事，二人关系比较好，刘军拿到贾红武的手机进行操作是存在可能的。经审查，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宜城支行于2015年3月23日向贾红武发的《上门催收函》，刘军在该函上承诺还款的保证；2015年4月22日刘军向宜城支行作出的还款承诺。拟证明宜城支行根据变更后的预留电话向当事人催款时，刘军作出还款的承诺。经质证，贾红武称该组证据其不清楚，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刘军向宜城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贾红武将其信用卡借给刘军使用，造成还款逾期，宜城支行向贾红武催收，刘军承诺还款。经质证，贾红武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其不清楚，且不能证明宜城支行是如何向贾红武送达信用卡的。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宜城支行向本院申请调取宜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贾红武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相关材料，拟证明刘军承认案涉信用卡是贾红武出借给他的事实。因贾红武信用卡诈骗犯罪系宜城支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受案，但尚未侦查终结，且刘军认可案涉信用卡系贾红武向其出借，本案已有相关证据，故对宜城支行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贾红武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贾红武与刘军共同完成了一份《中国银行白金信用卡申请表》填写工作交给宜城支行，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1日，贾红武向宜城支行申请办理中国银行白金信用卡，其与刘军共同完成了《中国银行白金信用卡申请表》填写工作并交给宜城支行。该申请表载明了贾红武的个人信息，其中预留手机号码为159××××****，该号码系贾红武的手机号码，并在申请表联系人信息栏载明了刘军的个人相关信息。2012年6月7日9时37分，案涉信用卡通过预留号码159××××****，以短信及手机操作的方式予以开通，并设置了查询密码。同日10时54分，案涉信用卡通过预留手机号码159××××****拨打中国银行客服电话的方式，在客服核实开卡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后，将预留手机号159××××****更换为133××××****。2014年12月22日11时54分，在张毅、谢文杰（中国银行信用卡中心）与贾红武的通话录音中，贾红武陈述：“当时办卡是刘军帮我办的。”“我把身份证给他了”“表是我委托刘军帮我填的”“我来催刘军（还款）”“这段时间我在找刘军，叫他赶紧把钱给我还上，行吧？”“我知道，不用你说我晓得（钱还不上会影响到贾红武）”“好，你也帮我问一下熊涛，我叫刘军也在找熊涛。因为我给刘军一说，他说这个卡在他手里，我说不管你咋弄，因为每次寄账单过来，我只收到账单，账单过来我说咋还差十几万呢？我说你赶紧给我还上。”本院认为，贾红武向宜城支行申领信用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因此成立有效的合同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贾红武称其未收到信用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信用卡发放后，当事人通过预留手机号码进行了开卡、设置查询密码及更换预留号码的操作，而预留手机号码为贾红武本人号码，且在案涉信用卡发生逾期还款后，中国银行相关人员向贾红武催收还款时，从贾红武陈述可知，案涉信用卡账单均寄送至贾红武本人，信用卡由刘军使用，贾红武也知道信用卡逾期后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贾红武称其与刘军关系好，刘军可能会拿到其手机进行开卡、密码设置和更换预留号码设置。因开卡、密码设置和更换预留手机号码，不仅需要贾红武本人手机，还需要掌握贾红武开卡的相关信息，贾红武让刘军帮其开卡，将个人身份证交付给刘军，刘军掌握其全部开卡信息，并让刘军使用其手机，因此产生对其不利的后果，应当由贾红武自行承担。故即使信用卡实际由刘军使用，贾红武对刘军使用其信用卡也是明知和同意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仍由贾红武承担。据此可以认定贾红武已收到并使用了信用卡。因案涉信用卡逾期还款，导致贾红武个人征信受到影响，并非宜城支行的行为所致，贾红武一审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宜城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4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贾红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贾红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贾红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