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民终31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国彦，男，197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籍辽宁省建平县，现住大庆市萨尔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生，男，1961年4月3日出生，汉族，大庆中蓝化工职工，住大庆市让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娟，黑龙江中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大庆市红岗区杏树岗镇敬老院。法定代表人：姚国彦，合作社总经理。原审被告：刘瑞林，女，198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大庆市萨尔图区。上诉人姚国彦因与被上诉人张春生、原审被告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晟润合作社）、刘瑞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姚国彦，被上诉人张春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娟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晟润合作社、刘瑞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国彦上诉请求：1.撤销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合作饲养蓝狐的关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给付未销售蓝狐毛皮货款的责任。2016年12月6日，上诉人代表晟润合作社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大庆晟润蓝狐养殖合作社协议书》，约定：晟润合作社负责为被上诉人有偿提供蓝狐一个周期原料，及时送达乙方养殖场地，确保营养保鲜，提供养殖技术；张春生负责提供蓝狐养殖场地，笼具、种狐、仔狐以及蓝狐的饲养管理，必须具备蓝狐的饲养条件；张春生负责每年12月10日向晟润合作社预付下一周期仔狐养殖原料的全部费用，晟润合作社负责被上诉人的仔狐成品回收销售。上诉人提供仔狐的饲料、并在仔狐成熟后帮助销售蓝狐毛皮。上诉人为张春生出具的欠据仅是收蓝狐毛皮的估算款，并不是上诉人购买毛皮的欠款。上诉人与张春生之间实质是合作关系，上诉人提供蓝狐饲料，被上诉人饲养蓝狐，待蓝狐成熟后上诉人负责销售，回收提前投入的饲料款项，因此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现因蓝狐毛皮滞销，上诉人不能按照预估价格出售蓝狐毛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当共担风险，即使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也应是返还蓝狐毛皮，而不是货款。张春生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大庆晟润蓝狐养殖合作社协议书》约定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仔狐成品回收销售，2017年11月26日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养殖场回收仔狐，共回收893只，经清算上诉人姚国彦应给付被上诉人货款380000元，但上诉人迟迟未给付货款，经被上诉人多次索要，姚国彦及刘瑞林于2018年1月10日给被上诉人出具380000元欠条一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本案中张春生已按养殖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上诉人自2017年11月26日从被上诉人处回收蓝狐，并于2018年1月10日出具380000元欠条，至今未付货款，已构成违约。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晟润合作社、刘瑞林未参加诉讼，未陈述意见。张春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给付货款380,000元（大写：叁拾捌万圆），并以38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11月27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时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要求被告姚国彦、刘瑞琳、大庆市晟润蓝狐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付货款320,000元及利息（以32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计算从2017年11月27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6日，姚国彦（甲方）与张春生（乙方）签订了《大庆晟润蓝狐养殖合作社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一、甲乙双方的责任义务：1、甲方负责为乙方有偿提供蓝狐一个周期原料的供应，及时送达乙方养殖场地，确保营养保鲜，提供养殖技术。2、乙方负责提供蓝狐养殖场地、笼具、种狐、仔狐以及蓝狐的饲养管理，必须具备蓝狐的饲养条件。3、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营养配方的要求定量饲喂（每只蓝狐一周期用料量240斤-250斤（含老母1:5）。不得私自添加补充添加剂及相关附料，以避免营养冲突失衡，影响仔狐健康生长（除仔狐无不正常情况外，如近亲）。二、甲乙双方有偿责任：1、乙方负责每年12月10日向甲方预付下一周期仔狐养殖原料的全部费用，预付原料款为2500元每吨，预付费用标准为种狐数量的6倍量，按每只300元预付。2、甲方负责乙方仔狐成品回收销售，日期为11月15日-12月5日期间。⑴回收价格，每只蓝狐体重达到20斤（含20斤）以上，皮毛质量达标的以当前市场最高价格回收。每只蓝狐低于20斤的价格另议。⑵如市场价格低于养殖成本400元（饲料240斤×1.25元=300元，配种1:5为20元，费用80元），每只蓝狐体重达到20斤（含20斤）以上，皮毛质量达标的甲方以每只400元回收，每只蓝狐低于20斤的价格另议。3、甲方回收乙方蓝狐的标准为：乙方饲喂每只蓝狐一个周期的原料不得低于240斤（含母狐1:5）。三、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协议，如有异议交由司法部门解决。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姚国文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了大庆市晟润蓝狐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章，张春生在乙方处签字并按手印。2016年12月6日，刘瑞琳为张春生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今收到饲料预定款298，800元（贰拾玖万捌仟捌佰元正），收款人刘瑞琳”。2018年1月10日，姚国彦、刘瑞琳为张春生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今欠张春生现金款380，000（叁拾捌万元正），欠款人刘瑞琳、姚国彦”。现原告以原告与三被告之间是蓝狐养殖合作关系，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是夫妻关系，第一被告是第三被告的负责人。被告承诺尽快付款，但直至今日三被告也未向原告付款，原告无奈提起本案诉讼，望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另查：大庆市晟润看护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系姚国彦，该企业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2018年1月10日，被告刘瑞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62×××66向原告张春生账号62×××11转款3837元；2018年2月10日，刘瑞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62×××36向原告张春生账号62×××11转款8，000元；2018年7月2日，刘瑞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62×××66向张春生账号62×××11转款20,000元；2018年7月6日，刘瑞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62×××66向张春生账号62×××11转款20,000元；2018年7月9日，刘瑞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62×××66向张春生账号62×××11转款10,000元；；2018年9月6日，刘瑞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62×××36向张春生账号62×××11转款10,000元，被告姚国彦据此抗辩已经偿还原告张春生蓝狐货款共计71，837元，原告认可被告姚国彦已偿还货款68，000元，其认为剩余的3，837元是原告与被告姚国彦、刘瑞琳签订欠据时，先期支付蓝狐货款的零头而后才出具的整条380,000元。本院依法释明后，原告就此主张，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合同的实际相对人是谁。关于买卖合同相对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其一，2016年12月6日，被告姚国彦与原告张春生在签订《大庆晟润蓝狐养殖合作社协议书》时虽在该协议中加盖了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章，但原告张春生并未将饲料预定款298,800元支付到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账户，而是将其款项给付了被告姚国彦的配偶刘瑞琳，并由刘瑞琳为其出具了收据；其二，原、被告在进行蓝狐收购买卖最终结算时，是由被告姚国彦、刘瑞琳于2018年1月10日为原告出具的欠条，该欠条亦没有加盖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章；其三，被告姚国彦、刘瑞琳为原告出具欠条后，刘瑞琳是用其个人中国农业银行卡多次偿还原告张春生的货款，双方在买卖合作期间并未使用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账号。综上，本案买卖蓝狐合同实际相对人应是原告张春生与被告姚国彦、刘瑞琳。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姚国彦、刘瑞琳应当对尚欠的蓝狐货款承担给付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主张被告姚国彦、刘瑞琳与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资金混同，要求被告大庆市晟润蓝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尚欠蓝狐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主张，现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尚欠蓝狐货款的金额是多少。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告张春生与被告姚国彦、刘瑞琳于2018年1月10日双方签字确认的欠条可以认定：双方最终核算蓝狐货款结算金额为380,000元。此后被告刘瑞琳先后五次通过其个人银行账号向原告张春生个人账号内转款71，837元，原告张春生对被告刘瑞琳已经偿还货款金额71，837元中的68，000元予以认可，剩余一笔3，837元不予认可，原告主张该笔款项不在蓝狐货款380,000元内，因原告就此主张，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姚国彦、刘瑞琳欠原告蓝狐货款总金额应为380,000元，扣减已经偿还的71,837元，被告姚国彦、刘瑞琳尚欠原告张春生蓝狐货款的尾款总计应为308，163元。三、关于利息如何计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买受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违约金的，出卖人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本案中，原、被告就付款期限及逾期违约金或者利息约定不明，视为没有约定，现原告主张以32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自2017年11月27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酌定调整应当以实际欠付货款308，163元为本金基数，按照中国人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本院酌定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4日为原告主张权利之日。综上，原告张春生与被告姚国彦、刘瑞琳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及时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逾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判决：一、被告姚国彦、刘瑞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春生货款308,163元及逾期利息（以308163元为本金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2016年12月6日，姚国彦与张春生签订的《大庆晟润蓝狐养殖合作社协议书》中约定：姚国彦（甲方）负责为张春生（乙方）有偿提供蓝狐一个周期原料的供应，提供养殖技术，负责乙方仔狐成品回收销售；约定了回收价格、回收蓝狐的标准；张春生负责提供蓝狐养殖场地、笼具、种狐、仔狐以及蓝狐的饲养管理，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营养配方的要求定量饲喂，不得私自添加补充添加剂及相关附料，负责每年12月10日向甲方预付下一周期仔狐养殖原料的全部费用，预付原料款为每吨2500元。从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上看：双方系各自经营、各负其责，并非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合作事务；双方各自承担养殖费用及各项支出、各自出资，并非共同出资；对养殖蓝狐产生的亏损等经营风险双方各自分别承担，并非共担风险；对养殖蓝狐的收入即经营利润由双方各自享有，并非共享利润。因此，姚国彦与张春生之间并非合伙关系。因《大庆晟润蓝狐养殖合作社协议书》明确约定姚国彦负责张春生仔狐成品回收销售，且于2018年1月10日与刘瑞琳共同为张春生出具了欠条，故上诉人姚国彦应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综上，上诉人上诉称其系帮助被上诉人销售蓝狐毛皮，其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据仅是收购蓝狐毛皮的估算款，并不是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蓝狐毛皮的欠付货款，其此主张无充分证据证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922元，由上诉人姚国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子路审判员刘放审判员郑丽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顾婉婷书记员王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