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刑终1117号 原公诉机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大恩，男，199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2007年12月因犯抢劫罪被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8年12月28日刑满释放；2011年4月因犯抢劫罪被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2015年5月28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2月27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蔡胜兵，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春林，男，198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中江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吴林文，四川融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犯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作出（2019）川0107刑初41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5年底至2016年2月期间，台湾人“伟哥”（另处）纠集徐维行、曾柏叡（均已诉）等人在印度某地城郊别墅内设置电信诈骗团伙窝点，由徐维行负责话务员的招募和诈骗窝点的管理，曾柏叡负责签证办理、核算话务员业绩、账务对账、员工培训等。2016年3月起，李俊（已诉）应徐维行要求，邀约同乡朋友邓美玲（已诉）等40余人前往印度参与诈骗活动。 该诈骗团伙将话务员分为三线，分别冒充中国大陆地区银行工作人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等角色，通过网络虚拟改号技术将来电显示号码改为上述机关的电话号码，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对中国大陆地区的被害人实施诈骗。具体诈骗步骤为：“一线话务员”假冒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称被害人信用卡透支、个人身份信息可能被盗用等问题，诱导被害人让其帮忙转接公安机关报案，后由“二线话务员”冒充公安民警进行威吓、诱导，然后转冒充检察官的“三线话务员”继续对被害人进行威吓、诱导，以“资金核查”等为由，要求被害人通过网银、银行柜台或“ATM机”将资金转入其指定“监管账户”，随后将所骗资金通过洗钱机构迅速层层转移，并根据相应比例为本案诈骗团伙的管理人员进行分成，为话务员发放工资和提成。2016年3月至12月期间，“伟哥”与徐维行、曾柏叡等人采用上述诈骗方法，针对四川、云南、山东、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安徽等多个地区，并以老年人及妇女为主要对象，向共计30余万人拨打诈骗电话，诈骗金额达人民币5000余万元。 2016年7月28日至8月25日，被告人黄大恩在邓美玲（已判）介绍下进入该诈骗窝点，担任一线话务员，代号“阿浩”。 2016年7月29日，由杨小容（已判）冒充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给受害人杨某拨打电话，称其信用卡透支15860元人民币，身份信息可能被泄露，进而由二线话务员冒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民警、三线话务员冒充检察官，以身份信息泄露涉嫌犯罪为由，电话指导杨某至ATM机上英文界面操作，分别转款49950元、49987元、49710元，又叫杨某将资金转入带K宝的农业银行卡，后诱使杨某在电脑上操作农行K宝，通过木马程序，将农业银行卡内资金355110元转走，后又以缴纳保证金，叫杨某至银行柜台汇款25000元，合计诈骗人民币52.9757万元。 2016年8月5日，由宋林键（已判）冒充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给受害人徐某拨打电话，称其在武汉区江岸区办理的一张信用卡逾期。蹇军梅（已判）冒充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身份告知徐某身份信息可能被泄露，如未办理过该信用卡，应及时报警，进而由刘飞（已判）以武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张崇云”的身份告诉徐某涉嫌刑事犯罪，让其协助调查，后由三线话务员阿霖冒充检察官要求徐某将资金转入农业银行卡，后诱使徐某在电脑上操作，通过木马将徐某农业银行卡内资金21.6万元骗走。 2016年8月15日，由一线话务员冒充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给受害人郑某拨打电话，以其信用卡消费透支，身份信息可能被泄露，进而由叶胜（已判）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张诚”的身份告知郑某涉嫌网络诈骗两百多万，让其协助调查，后由其他话务员以虚构的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专案组队长“张崇云”的身份要求郑某到银行ATM机上比对人像信息，诱使郑某在ATM机上向指定的张辉分别转账10110元、9010元，损失合计人民币19120元。 2016年8月17日，由蒋道金（已判）冒充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给受害人王某拨打电话，称其信用卡透支，身份信息可能被泄露，进而由刘飞虚构的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方天邱”警官和李俊（已判）虚构的“叶国新”检察官，以身份信息泄露涉嫌犯罪，需要进行资金检查为由实施通讯诈骗，经多日电话诈骗，最终诱使受害人王某将银行卡内资金转入“监管账户”，骗得人民币959万余元。 2016年8月22日，由一线话务员冒充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给受害人向某拨打电话，称其在湖北省信用卡消费透支了15000元，身份信息可能被泄露，进而由张宇（已判）虚构的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杨杰”的身份告诉向蓉涉嫌一起诈骗洗钱案件，让其协助调查，后由三线话务员冒充检察官要求对向蓉的资金进行审查，然后电话指导向蓉进行转账操作，骗得人民币18.4万余元。 2016年4月7日至5月25日，被告人谭春林在叶发勇（已判）的介绍下到该诈骗窝点担任一线话务员，代号“红兵”。 2016年4月19日，由一线人员冒充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拨打李某电话，称其涉嫌一起重大诈骗案件，进而由罗洪波（已判）冒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赵磊”，要求李某协助调查，后由其他同伙冒充检察官诱骗李某在电脑上进行网银操作，骗取被害人李某共计人民币72.03万元。 2016年5月13日，由蹇军梅（已判）冒充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给受害人李某打电话，称其信用卡透支15860元逾期未还，身份信息可能被泄露，进而由“二线话务员”冒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民警、“三线话务员”冒充检察官，以身份信息泄露涉嫌犯罪为由实施通讯诈骗，让受害人将自己的资金转入“监管账户”，骗得人民币306.55万元。 2018年12月27日，民警将被告人黄大恩抓获归案；2019年1月3日，被告人谭春林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 另查明，被告人谭春林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获利39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被告人基本信息，银行交易记录，薪资表，出入境记录，审计报告，前科材料，（2017）川01刑初254号、（2018）川01刑初43号刑事判决书，被害人王某的陈述，同案犯涂金凤、蒋道金、邓美玲的供述与辩解及辨认笔录，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的供述与辩解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电话、网络等为媒介，采取冒用身份、虚构事实、诱导转款等手段，参与骗取多人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罪名成立。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在诈骗犯罪团伙中作用地位较低，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属从犯，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黄大恩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本案，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被告人谭春林在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当庭认罪，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关于被告人黄大恩辩称其在境外期间多数时间在休息，拨打电话数量不多，也没有获利的意见，原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对被告人量刑时将是否实际诈骗成功、非法获利等情形作为量刑情节综合予以考虑。关于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属从犯的意见与庭审查明一致，原判予以采信；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大恩系犯罪中止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黄大恩参与了该犯罪行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犯罪团伙所犯罪行承担责任，故该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其他从轻处罚的意见，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黄大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二、被告人谭春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三、继续追缴被告人谭春林犯罪所得人民币3900元，发还被害人。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大恩、谭春林均提出上诉。 上诉人黄大恩的上诉理由：1.上诉人黄大恩主观上无诈骗故意，其系被诱骗至印度，事前对诈骗活动不知情，对其他人诈骗活动也不知情；2.黄大恩系被迫打电话，不构成共同犯罪；3.黄大恩系犯罪中止，其发现系诈骗犯罪活动后，即要求回国并停止拨打电话；4.黄大恩接打电话行为未产生实际后果，未领工资，亦无业绩，所起作用小；5.原判罚金过重，其经济困难，难以负担。 上诉人黄大恩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对一审判决结果无异议，建议本院依法审理裁判。 上诉人谭春林的上诉理由为：1.谭春林系被骗至印度，发现被骗后，因护照、身份证被管理人员没收无法回国，而被迫从事诈骗活动；2.谭春林并未诈骗成功，属于诈骗未遂；3.谭春林等人是冒充顺丰快递客服人员而非银行工作人员；4.谭春林积极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上诉人谭春林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为：对原判认定谭春林所犯罪名与事实均无异议，但量刑偏重，请求对谭春林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理由：1.谭春林系被骗至国外被迫从事犯罪，参与犯罪程度低，所起作用小，社会危害小；2.谭春林等人系以顺丰快递人员或银行工作人员身份行骗存疑；3.谭春林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认罪悔罪。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大恩、谭春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电话、网络等为媒介，采取冒用身份、虚构事实、诱导转款等手段，参与骗取多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本案系共同犯罪，上诉人黄大恩、谭春林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地位较低，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属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上诉人黄大恩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本案，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上诉人谭春林在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其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黄大恩、谭春林当庭认罪，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对于上诉人黄大恩、谭春林及其各自辩护人的上诉意见与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综合评判如下：本案系电信诈骗，上诉人黄大恩、谭春林伙同他人分别冒充中国大陆地区银行工作人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等角色，分工明确且相互配合，通过网络虚拟改号技术将来电显示号码改为上述机关的电话号码，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对中国大陆地区的被害人实施诈骗。故本案中应根据黄大恩、谭春林等人参与期间对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只是在量刑时根据各被告人前往印度参与犯罪的时间、参与犯罪期间团伙诈骗数额等情况综合予以考虑。原判结合黄大恩、谭春林前往印度参与犯罪的时间、参与犯罪期间团伙诈骗数额、本人是否实际诈骗成功、非法获利等情况，并充分考虑二人系从犯、当庭认罪，黄大恩系累犯，谭春林系自首等量刑情节，判处黄大恩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谭春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量刑适当。对于上诉人黄大恩、谭春林及其各自辩护人的上诉意见与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苟 峰 审判员 邓学财 审判员 伍分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覃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