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8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莉，女，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明沁，重庆利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琪，重庆利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小棋，女，195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东来，重庆海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重庆海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莉因与被上诉人吕小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吕小棋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吕小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莉与吕小棋在本案中讼争的借款仅为190000元，且已全部偿清。1.李莉向吕小棋借款都出具了借条，双方的借贷关系均有债权凭证予以证明。李莉与吕小棋自2014年起建立借贷法律关系，除本案所列五张《借条》外，还有四张《借条》，分别为：2014年1月23日出具的金额为30000元的《借条》，2014年2月20日出具的金额为50000元的《借条》，2014年4月1日出具的金额为10000元的《借条》，2015年1月14日出具的金额为10000元的《借条》；另外，李莉在2014年8月11日收到吕小棋的服装押金20000元后，向其出具了收条一张。由于吕小棋多次采用暴力方式向李莉催收高额利息，2017年6月吕小棋报警后，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阳沟派出所传唤了李莉与吕小棋等，吕小棋2017年6月11日在派出所作的《讯问笔录》中明确确认，其每次借钱给李莉都让李莉写了借条，当时也没有约定利息。由此可见，李莉向吕小棋的所有借款均有借条，借款金额应当以有效的债权文书即借条予以认定。2.双方的交易习惯为银行转账或POS机刷卡，而非现金交付。通过李莉与吕小棋举示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到，双方自2014年以来的款项往来，包括借款、还款以及支付的货款，金额少则100元或200余元、多则10000多元不等，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和刷POS机进行的交易。可见，双方的款项往来交易习惯很明显是银行转账或刷卡，而非现金交付。3.双方在本案中的讼争借款金额仅为190000元且李莉已经偿清全部借款。本案中，2016年2月22日借款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系旧借条更换的新借条，由2014年1月23日30000元的《借条》和2014年2月20日50000元的《借条》更换而来。根据借条所载明的金额，李莉与吕小棋在本案中的借款总金额仅为190000元。另外，吕小棋及其亲属黄满于2017年6月11日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阳沟派出所所作的《讯问笔录》均明确确认，李莉所欠借款总额仅为220000元[含（2018）渝0103民初53号案件中的3万元]。同时，根据双方曾经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案件材料，也可以证明吕小棋确认了本案讼争的借款金额为190000元。二、一审法院将吕小棋转账给李莉而未出具借款凭证的799023.8元款项认定为借款，系适用法律错误。1.从转款金额和频率看，将此认定为借款与常理不符。2014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吕小棋在三年左右内转账给李莉转款多达194笔，转账时间间隔短，次数频繁，数额有零有整，且从百余元至万余元不等，但这些转款均无借条等字据，结合双方其他借款均有借条等字据的客观事实，以及吕小棋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借款就要求出借条的陈述，其行为不符合双方借款的交易习惯。与此同时，吕小棋在李莉前次借款尚未清偿的情况下仍继续多次借款，也不符合常理。2.转款799023.8元系借款性质的举证责任在吕小棋而非李莉。吕小棋主张799023.8元转款系借贷性质的证据仅有银行流水，李莉举示了《服装代销协议》以及送货单等，证明双方的转款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李莉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此时吕小棋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然而，吕小棋并未完成此举证义务，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李莉，此为适用法律错误。3.吕小棋转账给李莉而未出具借款凭证的799023.8元不是借款。如前所述，双方除借贷关系外还有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李莉在一审中举示的货单上没有吕小棋的签字，但是李莉举示的银行流水中转账时间和金额与货单记载的时间和金额绝大部分能温和，结合双方确认的《服装代销协议》足以确认吕小棋转账给李莉的该部分款项实为服装款，并非借款。三、一审法院未查清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系事实认定不清。1.李莉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背景和原因是吕小棋不断采取暴力催债的方式，要求李莉继续偿付借款的高额利息，为核对清楚双方借款还款情况，保护李莉与家人人身安全与自由，李莉向该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受理后双方进行了账目核对，但法院并未作出调解和实质审理。对账后，李莉认为还清吕小棋借款，同时经过大阳沟派出所讯问，其人身安全不再受到威胁，遂撤诉。在这次诉讼中，吕小棋反复称李莉的借款总额也是220000元[含（2018）渝0103民初53号案件中的30000元]。2.关于往来款项的性质应当逐笔核对并非笼统冲抵。一审判决除有借条部分的借款，将双方转账往来款的总额进行计算后直接进行加减，得出李莉尚欠吕小棋借款331796.8元的结论，是事实认定错误。双方自2014年以来除借贷外还有买卖合同关系，往来款众多。3.李莉转款支付给吕小棋的金额超过了其自认借款金额，并不当然推定李莉对其他无借条转款的性质认可。一是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吕小棋多次以暴力方式要求李莉偿还高额利息，李莉被逼无奈而向其转款；二是双方从未进行过对账结算，吕小棋不断催收，李莉只有不停转款；三是双方偶尔也有临时的资金拆借，因此也会有相关转款情况存在。吕小棋二审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关于借款有相应的借条，并经原审数次对账确认，所借款项经双方数次核实，一审判决正确，程序合法。吕小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莉立即归还吕小棋借款415786.8元，并支付以415786.8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2017年9月13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李莉原为服装批发商，吕小棋为服装经销商。自2014年起吕小棋经常在李莉处进购服装，双方在建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李莉因资金周转需要，经常在吕小棋处借支款项。基于前述合作关系以及对李莉的信任，吕小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李莉的借款，李莉基本上没有出具书面借条，李莉有时候也要求吕小棋借支现金，并由李莉出具书面借条。期间，部分借款李莉能够及时还款。但经吕小棋统计并与李莉对账，截至2017年7月底，李莉个人仍有415786.8元借款未归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1日，吕小棋与李莉签订《服装代销协议》，约定：李莉同意吕小棋在渝中区人民路200号进行服装代理销售，李莉为吕小棋服装销售提供货源，吕小棋向李莉支付货款等。在付款方式中，双方还约定开季后，每季新款商品中追加货品时，一律现款提货。吕小棋需要李莉提供货品（服装）需预付20000元货品保证金，如吕小棋不需要李莉提供货物时，李莉将保证金全额退还吕小棋。2015年7月27日，李莉向吕小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吕小棋现金叁万元整（￥30000），用于生意周转。2016年2月22日，李莉向吕小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吕小棋现金贰万元整（￥20000），用于生意周转，于一个月内归还。2016年2月22日，李莉向吕小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吕小棋现金捌万元整（￥80000），用于生意周转。2016年2月26日，李莉向吕小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吕小棋现金壹万元整（￥10000），用于生意周转，一个月以内归还。2016年3月27日，李莉向吕小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吕小棋现金伍万元整（￥50000），用于生意周转。一审另查明，2014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8日，吕小棋共计向李莉转账支付194笔款项，金额合计819023.8元，该819023.8元中，吕小棋通过其胞妹吕小莉的银行账户（银行账户尾号为9382）向李莉转款共计78625元。在上述819023.8元款项支付明细中，上述5份《借条》出具当日，即2015年7月27日、2016年2月22日、2016年2月22日、2016年2月26日、2016年3月27日，吕小棋均没有款项支付给李莉。与上述《借条》出具当日邻近日期（前后10日内）的款项支付情况为：2015年7月21日支付5000元，2015年7月25日支付9500元，2015年8月6日支付1800元，2016年2月23日支付3130元，2016年3月2日支付1040元，2016年3月3日支付4000元，2016年3月16日支付1350元，2016年3月20日支付5800元，2016年3月24日支付3860元，2016年3月25日支付630元，2016年3月28日支付28000元，2016年3月30日支付10000元，2016年4月3日支付490元，2016年4月4日支付490元，2016年4月6日支付2090元。另，2014年8月11日，即签订《服装代销协议》当日，吕小棋通过吕小莉的银行账户向李莉转账支付2500元、吕小棋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李莉转账支付20000元。一审还查明，2014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6日期间，李莉共计向吕小棋转账支付149笔款项，合计657227元。其中，于2016年3月22日还款4200元，于2016年3月23日还款5000元，于2016年3月24日还款20000元、10000元、6000元，于2016年3月29日还款4000元，于2016年4月5日还款10000元。一审再查明，除上述向李莉的转账之外，吕小棋还于2015年5月16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向李莉的银行账户通过POS机刷卡共计27笔，金额合计24926元。吕小棋和李莉均确认上述24926元系吕小棋向李莉支付的货款。一审审理中，李莉还举示了货单18本及货单统计交易明细文字记录，用以证明吕小棋在2014年7月6日至2017年4月22日期间在李莉处进货，货款共计547597.5元。吕小棋质证时对货单18本及货单统计交易明细文字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单据为李莉单方进行的统计，没有吕小棋签字确认，双方于2017年5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对账时，李莉并未提供该组证据，吕小棋认为该组货单系李莉为应对本案诉讼而单方制作的材料，目的是为了规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同时，虽然双方签订了《服装代销协议》，但该协议与本案民间借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在协议上也明确注明了是现款现货。一审审理中，吕小棋陈述本案所涉5张《借条》的借款均为现金出借。2014年初至2017年期间，在前期，李莉借款后，出具了部分借条，并且能够按照约定按时还款，吕小棋遂将李莉预先出具的借条归还给了李莉。本案所涉5张《借条》系2015年至2016年期间产生。此外，2017年3月30日李莉与周正书还共同出具《借条》，因该《借条》有其他共同借款人，吕小棋已另案起诉。吕小棋与李莉之间的买卖关系于2014年7月份开始至2017年4月份，双方合作的代销物为女式服装。吕小棋向李莉支付的款项中，民生银行中的POS机刷卡系支付的货款；其他款项均为吕小棋向李莉支付的借款。双方之间的其他货款，吕小棋均是现金支付。就双方之间的货款，没有统一结算。2017年6月，李莉以其向吕小棋多偿还了借款为由，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诉请吕小棋归还。之后，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对账后发现李莉仍尚欠吕小棋40余万元未归还，李莉遂撤回该案起诉。吕小棋向李莉出借的款项中，有78625元系通过其胞妹吕小莉向李莉支付。李莉的尚欠借款本金为：5张《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吕小棋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莉的借款金额-李莉向吕小棋转账支付的还款金额。本案中，吕小棋计算和主张李莉尚欠借款，计算和抵充中没有主张借款利息或逾期利息，均按相应本金来计算抵充。一审审理中，吕小莉陈述其尾号为9382银行账户借记卡是其给吕小棋在使用，该银行账户向李莉尾号为9017银行账户转账的款项是吕小棋转账给李莉的款项，与吕小莉个人无关，相应款项的权利义务均由吕小棋享有。吕小莉和李莉之间没有其他的资金往来和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审理中，李莉陈述就吕小棋所举示的《借条》，并非所有借款为现金支付。就2016年2月22日借款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为旧借条更换的新借条，该借款中有30000元产生于2014年1月23日；此外，吕小棋于2014年2月20日向李莉转账支付出借资金27000元，于2014年2月22日支付18000元，故2016年2月22日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是针对上述3笔借款的累计出具。吕小棋向李莉支付的资金中既有借款，更多数额是货款，故不能单纯以双方银行转账的差额来确认李莉对吕小棋的借款数额。就吕小棋在李莉处拿货的应支付货款，其中大部分能够在吕小棋向李莉的银行转账明细中一一核对，而且在吕小棋的银行流水中，有很多零散金额，如将该零散金额认定为借款，明显与市场交易惯例不符。就吕小棋诉称的现款现货，并非是指现金支付，而是指吕小棋拿货后要立即向李莉支付货款。双方的借款关系始于2014年，但在2016年2月至3月期间，对之前的借款及借条，吕小棋和李莉进行了重新确认。2016年3月27日之后，除临时拆借及吕小棋另案起诉的30000元外，没有发生其他借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大致在2014年7月至2017年4月份，主要货物有服装、小饰品、包包、鞋子等。吕小棋在李莉处拿货的货款，大部分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李莉举示的货单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和吕小棋的银行转账相吻合。从2014年起，双方各有80万元左右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表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主要以银行转账为主。就买卖关系的货款，没有双方确认的结算，但吕小棋每次在李莉处拿货后，李莉均有货单记账，双方服装代销合作期间，货款总金额共计547597.5元。李莉确实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对吕小棋提起过诉讼，提起诉讼的原因是双方对借款以及还款情况没有进行对账结算，而吕小棋不断采取暴力催债方式要求李莉继续偿付借款的高额利息，为核对清楚双方借款以及还款情况，李莉即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未经开庭审理，以李莉自愿撤诉终结。吕小莉银行账户支付给李莉的款项，确实是其代吕小棋支付，但不能区分是支付的货款还是出借的借款，且李莉向吕小棋的借款已归还完毕。本案中，李莉认可的全部借款本金只有220000元，吕小棋不存在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的情况，借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一审再查明，吕小棋还在一审法院对李莉提出了另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即（2018）渝0103民初53号案，该案中，吕小棋诉请李莉立即归还吕小棋借款3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案中，吕小棋诉称李莉与周正书于2017年3月30日从吕小棋处借款30000元并出具书面《借条》，明确承诺在2017年6月归还。后李莉未还。李莉辩称其实际收到吕小棋出借资金28500元（吕小棋于2017年3月31日转账支付10000元、10000元，于2017年4月1日转账支付8500元），并于借款后已经归还21500元（具体还款情况为：2017年4月5日归还3500元；2017年4月11日归还5000元；2017年4月21日归还3000元；2017年4月22日归还2200元；2017年4月30日归还1000元；2017年5月2日归还1500元；2017年5月3日归还2000元；2017年5月5日归还1000元；2017年5月8日归还100元；2017年5月12日归还1500元；2017年5月16日归还700元）。该案中，吕小棋举示了李莉、周正书于2017年3月30日向吕小棋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吕小棋现金叁万元正（￥30000），于2017年6月内归还。该案中，李莉所陈述吕小棋转账支付的28500元款项，包含在本案前述查明的2014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吕小棋共计向李莉转账支付的819023.8元中；李莉所陈述的21500元还款，包含在本案前述查明的2014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6日李莉向吕小棋转账支付的共计657227元中。该案中，李莉还陈述就2017年3月30日之前的借款，李莉已清偿完毕，李莉于2017年4月起向吕小棋的还款均是针对2017年3月31日实际出借的10000元、10000元，以及于2017年4月1日实际出借的8500元的还款。2017年9月13日，吕小棋提起本案诉讼。李莉于2018年1月15日签收本案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的款项系借款还是服装交易货款；2.本案5张《借条》所载明的借款的出借方式。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关于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的款项系借款还是服装交易货款的问题。现查明，2014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吕小棋向李莉转账合计819023.8元；2014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6日期间李莉向吕小棋转账合计657227元；2015年5月16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吕小棋向李莉的银行账户通过POS机刷卡金额合计24926元。一审庭审中，吕小棋主张上述819023.8元转账均系出借给李莉的借款，而李莉仅确认案涉5张《借条》载明的190000元和另案处理的30000元共计220000元系借款，且该借款已经偿清，其他转账均系货款。综合分析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吕小棋向李莉的银行账户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24926元系货款，双方均予以确认，与本案借款无关，亦证明双方存在以POS机刷卡方式支付货款的情形。第二，关于2014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819023.8元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莉针对其主张，提交了货单18本及货单统计交易明细文字记录加以证明。但该货单上均无吕小棋签字确认，货单统计交易明细文字记录也系李莉单方面制作，吕小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亦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李莉亦未提出其他证据佐证吕小棋欠其货款，故根据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对上述货单18本及货单统计交易明细文字记录不予采信。第三，2014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6日期间，李莉亦向吕小棋转账支付合计657227元，该金额远远超过了李莉自己认可的借款金额，说明除买卖关系外，吕小棋与李莉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根据2014年8月11日《服装代销协议》约定，吕小棋需要李莉预付20000元货品保证金。而签订《服装代销协议》当日，吕小棋亦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李莉转账支付20000元。故就该20000元款项，李莉提供了相应证据，应认定为吕小棋向李莉支付的保证金。即该20000元非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除上述20000外的其他799023.8元是吕小棋向李莉支付的货款。故李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根据优势证据原则，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转账支付的其余799023.8元款项是吕小棋向李莉出借的借款。关于本案5张《借条》所载明的借款的出借方式问题，亦即本案5张《借条》所载明的借款的出借方式是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的部分款项还是现金。一审审理中，吕小棋与李莉均对案涉5份《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针对借条的内容，李莉对5张《借条》涉及的190000元借款金额予以认可，但主张该190000元均系转账交付，而吕小棋主张系现金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合分析本案证据，根据吕小棋向李莉的转账支付明细，一方面，本案5张《借条》出具当日，即2015年7月27日、2016年2月22日、2016年2月22日、2016年2月26日、2016年3月27日，吕小棋均没有支付款项给李莉。另一方面，结合与本案5张《借条》出具当日邻近日期（前后10日内）的款项支付情况，亦没有相对应的单笔款项或者明显的数笔款项之和与《借条》所载金额相对应。故从时间、金额上不能证明《借条》所涉借款的出借方式为转账支付。现李莉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根据5张《借条》载明的内容，借款人（李莉）明确收到现金借款合计190000元，根据交易明细等证据，吕小棋也具备现金支付能力，且现金交付和转账交付均系出借借款的方式，吕小棋通过现金方式出借相应借款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根据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7日李莉从吕小棋处借到现金30000元，2016年2月22日李莉从吕小棋处借到现金20000元，2016年2月22日李莉从吕小棋处借到现金80000元，2016年2月26日李莉从吕小棋处借到现金10000元，2016年3月27日李莉从吕小棋处借到现金50000元，共计190000元。本案5张《借条》所涉借款190000元与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的款项799023.8元无关联。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吕小棋向李莉现金出借借款190000元，转账出借借款799023.8元，合计989023.8元。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吕小棋和李莉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借款后，李莉应按约偿还借款。2016年2月22日《借条》所涉20000元借款以及2016年2月26日《借条》所涉10000元借款，均约定应于一个月内归还。上述2张《借条》约定的借款已经到期。另3张《借条》所涉借款160000元与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的借款799023.8元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双方未约定抵充顺序，故就李莉向吕小棋的还款657227元，根据法律规定的抵充规则，应优先抵充已经到期的债务30000元，再按出借时间先后抵充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债务，其中，在上述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出借前的还款，应按出借时间先后抵充。经抵充，截至2017年5月16日，李莉尚欠吕小棋借款本金331796.8元未还（989023.8元-657227元=331796.8元），该部分尚欠本金均系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因此，一审法院支持李莉向吕小棋偿还借款本金331796.8元。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李莉尚欠吕小棋借款本金331796.8元未还。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或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吕小棋向李莉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计算标准未超过年利率6%，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利率标准上限不得超过年利率6%。关于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双方未就此尚欠借款约定借款期限，吕小棋可随时主张李莉还款，但应当给予对方还款必要的准备时间。吕小棋于2017年9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视为其主张债权，李莉于2018年1月15日签收本案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考虑借款金额大小和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李莉最迟应在2018年2月15日前向吕小棋还款，现李莉逾期未还款，其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依法支持李莉向吕小棋支付以借款本金331796.8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6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但利率标准上限不得超过年利率6%）。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莉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吕小棋借款本金331796.8元，并支付以331796.8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6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利率标准上限不得超过年利率6%）；二、驳回吕小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36元，减半收取计3768元，由吕小棋负担768元，由李莉负担3000元。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莉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1.民事反诉状、证据清单、图片1页、借条6张（来源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档案资料），《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3份，《询问笔录》1份、《讯问笔录》2份，借条图片3张，拟证明：李莉和吕小棋借款关系自2014年1月起建立，所有借款李莉均向吕小棋出具了书面借条；李莉和吕小棋的借款约定了月息5分、6分、1角不等的高额利息；2016年2月22日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为旧借条更换新的借条，即用2014年1月23日和2014年2月20日的《借条》进行更换；李莉向吕小棋的实际借款合计只有220000元，且已经偿清。2.《收款收据》1份、《送货单》（结账清单）9份、《送（销）货单》（退货）26份、《送货单》（退货）8份、图片24张，拟证明：在李莉与吕小棋的服装交易买卖中，交易习惯为一方向另一方出具单据对方均未签字，仅将单据其中一联交付给对方即具有效力；吕小棋向李莉出具的结账清单金额与其转账记录具有一致性，证明吕小棋转给李莉而没有出具借条的款项系货款；吕小棋店铺在售货品与送货单里面记载的商品一致，证明李莉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具有证明效力；吕小棋从李莉处进货后的退回金额高达169515元，进一步证明其转账金额为支付货款的合理性。吕小棋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中民事反诉状、证据清单、图片1页、借条6张、《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中借条图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的关联性均有异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的档案资料是因为李莉针对借条部分先行提起诉讼，吕小棋提出反诉，且在该案中，正是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对账，才发现李莉在吕小棋处的借款除了借条外还有以银行转账方式所借的款项，因为此李莉才主动提出的撤诉。《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与本案无关联性，无论是借款事实还是报案事实都不足以支持李莉的事实及理由。《讯问笔录》中显示的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而该案中并无立案决定或公安的结案说明；同时，《讯问笔录》中记载的内容同样表明双方仅仅是针对借条，而对银行转账部分没有提及。证据1均不能达到李莉的证明目的，所有书面材料中均没有显示约定了相应的利息，更没有显示所有借款均出具了借条，不能证明合计借款仅仅220000元，正是因为李莉没有还清借条和银行转账的借款，吕小棋才提起的诉讼。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送货单》（结账清单）中有5份为客户联，说明李莉并未将货物交付客户，该证据也不能看出是吕小棋签字认可的双方送货的确认。《送（销）货单》（退货）、《送货单》（退货）仍有部分是客户联，同样不能证明李莉将相应货物作退货处理。《送货单》（结账清单）、《送（销）货单》（退货）、《送货单》（退货）中均有李莉自行标注的关于款项的注明，而该注明显然是事后添写的。证据2中的图片与本案无关。3.李莉举示的证据的形成时间均是一审开庭之前，李莉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未向一审提供，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认定，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结合对事实的认定进行综合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6月17日，李莉以吕小棋作为被告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吕小棋返还李莉多偿还的借款439147元，其主要理由为：2014年至2017年3月期间，李莉向吕小棋出具了220000元的借条，双方未约定利息，但吕小棋实际交付借款仅209000元。资金拆借期间李莉陆续向吕小棋还款，当还款金额已经超过借款金额后，吕小棋通过在李莉服装店吵闹、砸毁衣服、侮辱、找收债公司恐吓等恶劣手段要求李莉继续还款，李莉迫于无奈，每月向吕小棋所提供卡号支付不定额款项。截止2017年5月，李莉已向吕小棋还款累计达648147元，远远超过向吕小棋所借款项。吕小棋在该案中提交民事反诉书，请求判令李莉归还吕小棋借款190000元及其利息，其主要理由为：吕小棋与李莉系朋友关系，李莉从2013年起向吕小棋借款，期间也归还了部分款项，至2017年6月，尚有220000元没有归还吕小棋，其中有30000元的借款人是2017年3月30日李莉与周正书。吕小棋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载明吕小棋提供的证据为：1.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49页）、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5页）、中国邮政银行查询单（3页），证明：吕小棋的银行卡从2014年起多次向李莉的银行账户转钱。2.借条5张（2014年的），证明：从2014年起李莉向吕小棋借款，其中有的借款已经归还。3.借条5张及承诺书1张，证明：李莉个人现欠吕小棋190000元借款，李莉与周正书向吕小棋借款30000元，双方在借款时约定利息。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2017）渝0106民初102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李莉撤回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于2017年7月7日作出的《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载明：匿名于2017年6月7日16：03：10报称，在解放碑海逸酒店门口，称借贷纠纷，对方不让报警人离开，求助民警。民警接警后，立即联系报警人，报警人已自愿将车开来派出所，到所后经了解，李莉借了吕小棋20多万元钱，现李莉没还，今天找到了李，而李方认为已经还完了，双方僵持不下，李方律师即报警人要接李到法院立案解决此事，吕一直坐到报警人上车，不让李离开，双方到所调解。在吕小棋于2017年6月11日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阳沟派出所作的《讯问笔录》中载明，吕小棋陈述“李莉一直在渝中区第五大道开起服装店，2014年开始，李莉陆陆续续找我借钱，金额几千、几万不定，当时因为我和李莉是朋友，关系好，我每次借钱给李莉都让李莉写了借条，当时我们没有约定利息，但是我从李莉那里拿货，李莉可以给我优惠。李莉说反正借我的钱几天、个把星期就还给我了。2015年7月27日，李莉又找我借钱，借的是人民币30000元，当时也没有约定利息。这次30000元钱一直没有还给我，然后2016年2月开始至今李莉陆陆续续又找我借钱，有的已经还给我了。只有李莉将借我的钱还了的，李莉写的借条我都当着李莉的面还给李莉了，剩下的还有19万一直没还。包括2015年7月27日，李莉找我借的3万元钱，李莉还有一共是22万元钱没还给我，李莉找我借钱的借条我一直留起的，已经给你们了。2017年1月开始，李莉借了我一共还有19万没给我，我开始向李莉要债，我就经常跑到在渝中区第五大道的门市去要账，李莉说要的要的，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推。……今年3月份，李莉又找我借钱，这次是李莉她妈妈周正书出面给李莉做担保，让我借3万元钱给李莉，当时我看到周正书担保，我同意了又借给李莉3万元钱。当时我也和李莉约定今年6月份将所有的一共22万元钱还给我。后天李莉一直没还我的钱。”二审另查明，吕小棋在一审法院对李莉提出了另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即（2018）渝0103民初53号案，要求李莉偿还借款30000元及其利息。吕小棋在二审中陈述，吕小棋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每次借钱给李莉都让李莉写了借条”的陈述，只是针对借条部分，没有涉及没有写借条的银行转账；“李莉借了我一共还有19万没给我”的陈述，是指借条没有归还的19万元。吕小棋还陈述，吕小棋出借给李莉的款项都没有约定利息。吕小棋在本案中主张其向李莉转账支付的款项均为借款，对于吕小棋向李莉的转账金额中存在元、角的情况，吕小棋解释是因为李莉在拿货的时候需要周转货款，打电话或微信告知李莉具体金额，由李莉进行转账。李莉在二审中陈述，吕小棋出借给李莉的款项都约定了5、6分的高额利息，借条载明的款项部分是现金支付，部分是转账支付。其中2014年1月23日的30000元《借条》，是现金支付的。2014年2月20日的50000元《借条》，2014年2月20日转账支付了27000元，2014年2月22日转账支付了18000元，共45000元。2015年1月14日的10000元《借条》，同日转账支付了9500元。2015年7月27日的30000元《借条》，是现金支付的。2016年2月22日的20000元《借条》，2016年2月23日由吕小莉转账支付18800元。2016年2月22日的80000元《借条》，是由2014年1月23日的30000元《借条》和2014年2月20日的50000元《借条》转的。2016年2月26日的10000元《借条》，是现金支付的。2016年3月27日的50000元《借条》，是现金支付的。2017年3月30日的30000元《借条》，2017年3月31日转账支付20000元，2017年4月1日转账支付8500元，共计28500元。除2016年2月22日的20000元《借条》约定的6分利息外，其余《借条》都是约定的5分利息，借款共有10笔。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借款本金的金额；2.李莉是否仍差欠吕小棋借款。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所涉借款本金金额的问题。李莉上诉称，本案所涉借款本金金额为19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吕小棋转账给李莉而未出具借款凭证的799023.8元款项为借款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李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首先，《最高人民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吕小棋起诉要求李莉偿还借款，称其向李莉出借的款项分为现金支付和转账支付两种方式，并举示了5张《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李莉辩称吕小棋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李莉为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成立举示了《服装代销协议》、《送货单》（结账清单）、《送（销）货单》（退货）、《送货单》（退货）、吕小棋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等证据。对于吕小棋与李莉之间存在服装购销关系的事实，吕小棋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前述规定，吕小棋仍应就进一步举证证明其通过银行转款给李莉的款项的性质系借款，吕小棋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应由吕小棋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根据吕小棋于2017年6月11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吕小棋自己陈述，其向李莉出借的每笔借款均出具有借条，2017年1月开始，李莉借了吕小棋一共还有190000元没有归还。再次，从吕小棋向李莉转账支付款项的具体金额来看，吕小棋向李莉的转账金额中存在元、角的情况，吕小棋解释是因为李莉在拿货的时候需要周转货款，打电话或微信告知李莉具体金额，由李莉进行转账，但吕小棋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向李莉转账支付的款项的金额是根据李莉的要求确定的。最后，李莉在二审中陈述，5张《借条》载明的款项部分是现金支付，部分是转账支付，但吕小棋并未足额提供相应金额的借款，且2016年2月22日的80000元《借条》，是由2014年1月23日的30000元《借条》和2014年2月20日的50000元《借条》转的。但从李莉向吕小棋出具的5张《借条》所载明的具体内容来看，均明确记载为“今借到吕小棋现金”多少元，2016年2月22日的《借条》也未载明是根据之前的两张《借条》转化而来的，且该5张《借条》所涉及的借款金额并不大，现金支付也并非不合理。故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借款本金金额应为吕小棋举示的5张《借条》所载明的190000元。二、关于李莉是否仍差欠吕小棋借款的问题。李莉上诉称，本案所涉借款本金金额为190000元，且已全部偿清。本院认为，李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前所述，本案所涉借款本金金额为190000元，李莉为证明其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举示了李莉与吕小棋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根据李莉举示的证据，从2015年7月27日李莉向吕小棋出具本案所涉的第一张《借条》之后，李莉向吕小棋转账支付的款项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90000元。根据前述规定，应由吕小棋进一步举证证明李莉仍差欠其借款尚未归还，吕小棋未举证能证明的，应由吕小棋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190000元借款李莉已经偿还完毕，吕小棋要求李莉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莉的上诉请求成立，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吕小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536元，减半收取3768元，由吕小棋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536元，由吕小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