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民终66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蕾，女，汉族，1962年8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媛媛，河南青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山，男，汉族，1963年9月19日出生，住南阳市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媛媛，河南青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粟仓，男，198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现在驻马店豫南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延全，南阳市宛城区汉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森，女，198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延全，南阳市宛城区汉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刘蕾、李成山因与被上诉人范粟仓、乔森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1303民初5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蕾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其诉讼代理人任媛媛，被上诉人乔森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延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蕾、李成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卧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303民初55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经一审庭审质证,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范粟仓、乔森通过乔森的工商银行账户陆续向上诉人刘蕾账户转账共计612000元，该612000元的转账全部针对刘蕾个人账户，与李成山并无关;2、一审判决书中出现多处将“李成山”写成“李成山”的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判断错误。1、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案涉612000元的性质系不当得利还是借贷关系中的还款,法院在判断款项性质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结合本案而言，上诉人虽未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依据债权确认协议主张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被上诉人依据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8月12日的27笔转账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并诉称与上诉人无其他经济往来，而上诉人刘蕾向法院提交了范粟仓与刘蕾之间达成的债权确认协议，证明范粟仓与刘蕾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庭审中刘蕾对该50万元的借贷事实进行了详细陈述及合理解释说明，法院应将举证责任重新归于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来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的5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证明该612000元为何不能为该协议抵账。另外，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仅依据转账凭证主张该转账系偿还刘雄民间借贷的还款，生效判决未予认定还款性质后，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主张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并提交了债权确认协议、资金来源结合转账金额证明了该转账系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之前借款，上诉人依法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仍应就该转账的还款对象并非上诉人刘蕾进行举证，而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刘雄民间借贷中刘雄当时向法庭提交的利息清单，不能代表本案上诉人刘蕾对于该转账的性质认定，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因此被上诉人仍未能就该转账系不当得利进行充分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卧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1303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书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3民终1601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未认定乔森转给刘蕾的612000元系范粟仓、乔森归还刘雄的借款，认为该转账与刘雄并无关联。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刘蕾举出范粟仓亲笔书写的债权确认协议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后，违背已生效判决书对该款项与刘雄案并无关联的认定，判定该27笔转账的目的原系范粟仓、乔森通过刘蕾的账户归还刘雄的借款，在未认定为还款后，失去了合法依据，使得一方受益，一方受损，这种判定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就被上诉人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而言，被上诉人如果抛开案涉27笔转账，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已经归还了上诉人50万本金及相应利息，更无法证明案涉27笔转账与已经结案的刘雄案有任何关联。因此，上诉人不明白一审法院从何判定被上诉人范粟仓和乔森转给刘蕾的钱是为了还刘雄的账，这个问题在一审法院评理部分并未阐明；3、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一年当中有27笔转账，可以说是经济往来较为频繁，在范粟仓、乔森与刘蕾以及另案原告刘雄之间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结合日常交易习惯来考虑，刘蕾与刘雄姐妹之间亦是此理。从乔森提交的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其转账指向账户名称系刘蕾，且并未发现任何一笔备注该转账系归还刘雄，因此在没有双方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刘蕾有理由认为该转账系归还其本人的本息；4、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签订新条撕毁旧条的情况非常普遍，范粟仓与刘蕾之间的协议系第二次出借20万元本金后签订的新协议，系债权重新确认协议，因此协议时间和金额并非原本借条的时间和金额，亦属正常；三、一审法院判决李成山不承担还款责任，却让其承担案件受理费，实属不公，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范粟仓、乔森答辩称，在刘雄诉二被上诉人一案中，上诉人刘蕾向刘雄提供了27笔共计612000元的交易明细，证明该款是二被上诉人偿还刘雄的利息，在本案中却称是二被上诉人向其偿还的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借款事实的存在，通过乔森账户向刘蕾转款初始时间是2014年9月，而刘蕾出示的协议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6日，时间、金额均不对照，且协议的内容与乔森无关，范粟仓仅是经手人，马峰至今未还；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判决中的笔误已经补正；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范粟仓、乔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612000元，并自2015年8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至款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刘雄（另案原告）诉范粟仓、乔森（另案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13日诉至一审法院，该案审理中范粟仓、乔森辩称其转入刘蕾等人账户的款项是用于归还刘雄的借款，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豫1303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辩称已向原告一家人刘蕾、刘晓栋、刘正、李成山等支付了一部分还款，一审法院认为这些还款与本案无关联，不予支持”,范粟仓、乔森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9）豫13民终16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一审庭审中刘雄自认2015年8月20日上诉人已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该30万元应当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该30万元不包含本案中乔森向刘蕾转账的612000元,范粟仓、乔森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社旗支行账户62×××92向刘蕾银行账户62×××15进行转账，分别于2014年9月15日转账10500元，于2014年9月22日转账6000元，2014年10月16日转账10500元，2014年11月10日转账15000元，2014年11月15日转账10500元，2014年12月1日转账34500元，2014年12月12日转账15000元，2014年12月15日转账10500元，2015年1月2日转账34500元，2015年1月9日转账15000元，2015年1月15日转账10500元，2015年2月3日转账34500元，2015年2月10日转账21000元，2015年2月16日转账10500元，2015年3月1日转账34500元，2015年3月10日转账21000元。随后，范粟仓、乔森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社旗支行账户62×××92向刘蕾银行账户62×××79进行转账，分别于2015年4月1日转账34500元，2015年4月11日转账27000元，2015年5月5日转账34500元，2015年5月13日转账27000元，2015年6月4日转账34500元,2015年6月13日转账27000元，2015年6月18日转账10500元，2015年7月7日转账34500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27000元，2015年8月5日转账34500元，2015年8月12日转账27000元。合计范粟仓、乔森向刘蕾转账612000元。刘蕾、李成山辩称范粟仓与刘蕾之间签订有借款协议，上述款项是范粟仓、乔森的还款行为,并提交了协议一份，上载：“经范粟仓借款于马峰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由刘蕾全部出资，马峰所还款项及利息都归刘蕾所有，范粟仓负责催要后全部转予刘蕾，特达此协议范粟仓2015年5月6日”，并提交了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5年5月1日被告取现20万元出借给范粟仓、乔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四：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的原因。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范粟仓、乔森转给刘蕾、李成山的612000元是否有法律上的合法依据。范粟仓、乔森诉称乔森转给刘蕾612000元是用于归还刘雄的借款，因在其与刘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该612000元未被认定为还款，故刘蕾、李成山持有该612000元属不当得利,刘蕾称该612000元系范粟仓、乔森偿还刘蕾的借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刘蕾、李成山应当就其与范粟仓、乔森之间存在612000元借款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刘蕾、李成山提交了协议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2015年5月1日刘雄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明，但该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6日，显然晚于乔森向刘蕾的转账时间，但协议中的借款金额也与本案中的涉案金额不一致，而且刘蕾、李成山也未能证明刘雄账户的银行流水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于刘蕾、李成山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刘蕾、李成山称乔森向刘蕾的转账与李成山无任何关系，不应列为被告。乔森的612,000元均转入刘蕾的银行账户，且乔森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刘蕾将上述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乔森将李成山列为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乔森、范粟仓转给刘蕾612000元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刘蕾持有该612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故二原告主张刘蕾返还612000元并自收款之日（2015年8月12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二原告资金占用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刘蕾返还乔森、范粟仓612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自2015年8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乔森、范粟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88.8元减半收取5694元（二原告已实际预缴5694元），由刘蕾、李成山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社旗县人民法院（2015）社民商初字第231号调解书及庭审笔录，证明范粟仓向刘蕾借款50万元后，通过乔森之弟乔威转借给马峰，刘蕾与范粟仓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南阳中福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证明范粟仓是该公司的管理人员，乔森是该公司的股东,可以证明二被上诉人通过低息借入后高息转借营利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是，调解书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无关，数额不一致；企业信息与本案无关。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豫1303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辩称已向原告一家人刘蕾、刘晓栋、刘正、李成山等支付了一部分还款，这些还款与本案无关联，不予支持”，本院作出的并已经生效的（2019）豫13民终16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一审庭审中刘雄自认2015年8月20日上诉人已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该30万元应当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即在生效的一、二审判决书中，未认定借款关系中存在利息，刘雄在当时并未上诉或申请再审，说明其对利息及与刘雄案件无关的认定并无异议，因此，二被上诉人向刘蕾账户内转款27笔共计612000元不可能是利息；二上诉人称系偿还涉及马峰之间的50万元的借款，但27笔的还款记录大多时间发生于50万元协议形成之前，此上诉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二上诉人称存在重新出具协议、撕毁旧条，但二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二上诉人也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二上诉人虽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17条提出上诉，但其主张的事实明显不能成立，因此，二上诉人没有取得该款项的合法依据，一审判令二上诉人予以返还并无不当；二上诉人称一审判决书的笔误已经一审法院裁定补正；一审判决李成山未承担返还责任，但判令李成山负担一审诉讼费确实不妥，本院在一、二审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除诉讼费用承担部分外其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1388.8元减半收取56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9，共计17083元，由上诉人刘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云华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李晓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周罡书记员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