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3民终15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泽华，男，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从华，富顺县富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顺县川达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东段265号-271、275-283号。 法定代表人：黄文川，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宋志蝉，女，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原审被告：徐召富，男，196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上诉人余泽华因与被上诉人富顺县川达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达石材公司）、原审被告宋志蝉、徐召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9）川0322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阅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状，依法听取了上诉人余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从华、被上诉人川达石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文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李媛、原审被告宋志蝉、徐召富的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泽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9）川0322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必要责任主体。原、被告所举示的证据充分证明富顺县富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康公司）才是本案的当然被告，而一审法院却并未追加其为被告。1.2015年8月10日由川达石材公司陈小燕与宋志蝉签订的《租赁合同》是由川达石材公司制作的，租赁设备的单价是由川达石材公司与富康公司代表人温成友协商好的，租赁物是富康公司建房需要，而非宋志婵和余泽华需要；2.所欠租赁费是富康公司建房手续不全停工期间产生的，而不是使用期间产生的。3.川达石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4份《富顺县川达租赁站租金计算清单》，其中3份都有富康公司代表人温成友和2017年就任富康公司总经理的徐召富签字确认，温成友还特别签字注明“此数据现场确认，开工时付款”。4.2019年1月23日《接（处）警登记表》,川达石材公司代表人黄文静与富康公司总经理徐召富在富顺县西城派出所达成调解意见：“2019年2月4日前由富康公司支付川达石材公司20万-30万，若未支付，川达租赁公司在2019年2月20日将钢管拆除。”说明被上诉人川达石材公司应向富康公司收取租金。5.2019年2月21日《甲乙双方审核结算表》中，富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召富备注说明得十分清楚：“富顺县富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承诺，2019年3月7日之前金城福邸项目动工付款（所有架管租金），如不付款，将钢管架子拆还给富顺县川达租赁站，期间一切费用由富顺县富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这就进一步说明钢管返还和租金给付义务应由富康公司承担。二、一审事实不清。川达石材公司提交的4份《富顺县川达租赁站租金计算清单》中，结算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本次租金为：75999.82元。该份计算清单无任何人签字确认，一审予以认定错误。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余泽华只是承包了建筑工程人工费，钢管等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受益人是富康公司，余泽华无权拆除钢管，当然就无租赁物可返还。余泽华在租金计算单、接（处）警登记表、甲乙双方结算单等证据上签字，只是对租赁物数量的确认，而不是对租金的认可。2.2015年8月10日，宋志蝉受上诉人余泽华指派在《租赁合同》上经办人处签字，该合同是富康公司温成友与被上诉人川达石材公司把租赁单位和租赁单价都说好了，合同也制作好了，去经办一下而已，合同内容根本不是余泽华的意思表示，也不是宋志蝉的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计算支付租金的单价是按照富康公司温成友他们确认的单价，而并未按照余泽华与川达石材公司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单价计算。 川达石材公司辩称，余泽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合同相对人是宋志婵代表的余泽华，与其他单位无关。报警记录是因治安纠纷产生的记录，黄文彬、陈小燕都没有在上面签字，不能动摇一审判决。1.本案不存在遗漏主体问题。2.关于算账问题。1295023元是经过多方包括证人、原审被告都认可了的，并签了字。关于合同产生的计算价差问题，合同是签了的，第一个合同是上诉人与伍井刚签的，但因价格问题，所以之后陈小燕与宋志婵又签了一份落款是同天但实际不同天的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计算清单是按照宋志婵、陈小燕签的合同计算的。3.上诉人提到结算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2月21日的结算清单没有签字的问题，该笔租金在2019年2月21日结算清单上予以了确认。 原审被告宋志蝉述称，徐召富和富康公司没有承认承担责任就不会签字，徐召富代表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的备注是什么意思要其自己解释，若其不承担责任就不应该在上面签字。关于租金自己只是经办人，只确认具体数量。 原审被告徐召富述称，自己是富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案涉工地2014年就停工到现在，政府一直在解决，但到现在都没有拿出解决的方案。工地上用的钢管是富康公司承包使用的，余泽华只是作为劳务去包的钢管，租赁费用应是富康公司付，不应该是余泽华和宋志婵付，富康公司会尽快支付。 川达石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立即返还全部租赁物；2．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给付原告租金1295023元并承担违约责任及违约金129502.30元，合计金额为1424525.3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本案的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由三被告全部承担。 事实和理由：三被告因建设四川省富顺县金城褔邸工程项目，向原告租赁管架、扣件、顶托等所需建筑周转材料及配件，并与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租赁合同》，共同约定了租赁物资费用的计算方式，三被告应当每月结付一次租金，违约承担10%滞纳金。合同签订后，原告向三被告提供了租赁物，但三被告未按约定支付租金。经双方于2019年1月23日调解协商，三被告承诺于2019年2月4日前支付20万元到30万元。逾期后，三被告于2019年2月21日再次承诺于2019年3月7日前付清所有租金1295023元，如不付款，将钢管架子拆还给原告。然而期满后，三被告至今仍然分文未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催收，三被告既不付清租金，也未归还租赁物，其违约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占用原告资金利息至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0日，原告川达石材公司（下属的租赁站“富顺县川达租赁站”）作为出租单位（甲方）的经办人陈小燕，与租赁单位的经办人被告宋志蝉作为（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第三条：租金结算方式：乙方每月日到甲方结付一次租金，违者罚10%滞纳金。第四条：经甲、乙双方共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物资费用为：钢管0.008元/米/日，扣件钢管0.007元/套/日，顶托0.04元/个/日。 合同签订后至2016年6月，原告川达石材公司向承租方指定的地点（四川省富顺县气象站）配送了其所需的租赁物，所送租赁物由被告宋志蝉及相关人员签字收货。尔后，原告川达石材公司按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制作了租金计算清单，结算日期为：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10月8日，（一）本次租金为：432566.74元，（二）上下运费：1000.90元，合计433567.64元；结算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本次租金为：76690.06元；结算日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9日，本次租金为：352269.40元；该三份租金计算清单由被告余泽华签字确认，被告徐召富在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两份计算清单上作为证人签字。结算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本次租金为：75999.82元，该份计算清单无任何人签字确认。 2019年2月21日，原告川达石材公司与被告宋志蝉、余泽华对所欠的租金进行结算。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2月21日止，共计租金为1295023元，原告川达石材公司的经办人陈小燕、被告余泽华、宋志蝉均在该结算单上签字，被告徐召富以在场人身份签字。结算单下面备注：富康公司法人承诺2019年3月7日之前金城福邸项目动工付款（所有架管租金），如不付款将钢管架子拆还给富顺县川达租赁站，其间一切费用由富康公司承担。徐召富签字。 另查明，被告余泽华系借用富顺县吉顺劳务有限公司资质，承包金城福邸建设项目中的劳务。 被告余泽华雇佣被告宋志蝉，双方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务用工协议》，协议约定：用工时间从2014年10月1日起至2024年10月1日止，乙方（宋志蝉）帮甲方（余泽华）管理财务，帮甲方签订租赁承包等协议。 还查明，在租赁期间，被告宋志蝉代被告余泽华向原告川达石材公司支付了租赁费20000元。 经原、被告双方核实，现存于四川省富顺县金城福邸建设项目（富顺县气象站）工地建筑租赁物名称、数量为：钢管74125米、扣件38359套、顶托759根。 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需解决的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徐召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争议焦点之二为：原告诉求的退还租赁物和支付租金及违约金应由谁承担。 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徐召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川达石材公司举示的证据中，租金计算清单及租金结算单上，被告徐召富均是以在场人、证人身份签字，虽结算单上，被告徐召富以富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作出承诺，但该承诺并不能代表系被告徐召富的个人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徐召富在本案中既不是租赁人，也不是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均是在场人、证人身份，因此，被告徐召富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原告川达石材公司主张要求被告徐召富承担退还租赁物及支付租金、承担违约金的义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之二为：原告川达石材公司诉求的退还租赁物、支付租金及承担违约金应由谁承担。原告川达石材公司要求被告宋志蝉、余泽华连带支付租金和退还租赁物。本案查明的事实为，被告宋志蝉系被告余泽华雇请的人员，被告宋志蝉以经办人身份与原告川达石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受被告余泽华委托签订，被告余泽华借用富顺县吉顺劳务有限公司资质，承包金城福邸项目中的劳务，该劳务工程中需租赁建筑设备，原告将案涉租赁物送至该工地，由被告宋志蝉等相关人员签收，在租赁期间，被告宋志蝉代被告余泽华向原告支付了租金20000元，由此，可以证明原告出租的租赁物实际使用人为被告余泽华。原告举示的租金计算清单和结算单，被告余泽华均签字予以确认，确认在2015年6月25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共计欠租金为1295023元的事实，因此，原告主张的租金1295023元应由实际使用人被告余泽华承担支付义务，被告宋志蝉系被告余泽华雇请的人员，其履行的职责系代表被告余泽华，被告宋志蝉不应当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宋志蝉承担支付租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主张要求被告退还租赁物，经双方核实确认，现被告余泽华实际使用的租赁物为钢管74125米、扣件38359套、顶托759根，也应由实际使用人被告余泽华予以退还。 原告川达石材公司主张要求被告宋志蝉、余泽华对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支付违约金129502.30元。原告川达石材公司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乙方每月日到甲方结付一次租金，违者罚10%滞纳金。”该条约定对承租方支付租金的时间约定不明确，且双方对租金进行结算后，在结算清单上对租金支付时间也未予约定，原告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在履行支付租金时存在有违约行为，因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宋志蝉、余泽华对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被告余泽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所欠原告富顺县川达石材有限公司的租赁费1295023元；二、限被告余泽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原告富顺县川达石材有限公司的租赁物：钢管74125米、扣件38359套、顶托759根；三、驳回原告富顺县川达石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余泽华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申请，申请调查收集余泽华于2018年8月17日在富顺农业银行自动取款机连续3次存入伍井刚账户人民币2万元的存款情况，并举示了当日通过农业银行向伍井刚账户存款9900元的存款凭条一页，证明余泽华除双方结算确认已支付的2万元租金外，另外还支付给川达石材公司钢管租赁费2万元的事实。经询问川达石材公司，川达石材公司承认收到该2万元的事实，但不认可该2万元是支付的案涉租金，认为是支付的其他工地的租金。本院认为，2019年2月21日，川达石材公司与余泽华、宋志蝉对案涉租金进行结算时，双方均认可只支付了2万元租金，一审庭审时宋志蝉陈述其代余泽华支付了2万元，余泽华亦陈述支付过2万元，后面由于富康公司没拿钱就一直未支付。因此，余泽华于2018年8月17日在富顺农业银行自动取款机连续3次存入伍井刚账户的人民币2万元不能认定为系支付的案涉租金。余泽华在二审期间对宋志蝉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并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的租金统计表、租金清单、《租赁合同》（2015年8月10日余泽华与川达石材公司伍井刚签订）再次予以提交，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经一审质证，川达石材公司除对租金统计表中载明的未退回的租赁物的数量予以认可外，对租金金额及《租赁合同》均不予认可，余泽华、徐召富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对于租金统计表、租金清单，因未经川达石材公司签字确认，除对其中载明的未退回租赁物的数量外，对涉及租金金额的部分因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应采信。对于2015年8月10日余泽华与川达石材公司伍井刚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川达石材公司先后制作了4份租金计算清单，该清单中载明了租赁物数量、单价、租金金额及上下运费。结算期间分别为：一、2016年7月10日至2017年10月8日，（一）本次租金为：432566.74元，（二）上下运费：1000.90元，合计433567.64元；二、2017年10月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本次租金为：76690.06元；三、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9日，本次租金为：352269.40元；该三份租金计算清单由被告余泽华签字确认，被告徐召富在2017年度及2018年度的两份计算清单上作为证人签字。四、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本次租金为：75999.82元，该份计算清单无任何人签字。 本案出现了两份《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均为2015年8月10日，合同编号均为NO:00001402，两份《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单价不同，其他合同内容相同，参与签字的人也不同，余泽华在其中一份《租赁合同》租用单位栏签字。双方当事人对两份合同的签订先后顺序及具体按照哪份合同进行履行各执一词。 根据送货清单、2019年2月21日川达石材公司与宋志蝉、余泽华对所欠租金进行结算的清单及宋志蝉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川达石材公司与余泽华实际发生租赁关系是从2015年6月开始。 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签订《租赁合同》是否是余泽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余泽华是否应当承担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民事责任，一审认定欠付租金的金额是否正确。二、富康公司是否系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是否遗漏了责任主体。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案证据足以证明余泽华与川达石材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租赁物已交付余泽华使用。首先，两份《租赁合同》能够证明余泽华有与川达石材公司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并且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其次，48张送货清单能够证明川达石材公司作为出租人向承租人余泽华交付了租赁物，余泽华的工作人员予以接收，川达石材公司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余泽华也对租赁物予以了占有、使用。最后，富顺县川达租赁站租金计算清单及结算清单能够证明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川达石材公司与余泽华对租金进行了结算。余泽华上诉主张签订租赁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自己及宋志蝉签字只是对租赁物数量的确认的理由既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余泽华作为承租人，在川达石材公司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后，负有向川达石材公司支付租金的义务，同时也应承担返还租赁物的民事责任。 关于欠付租金金额的认定问题。首先，应明确租赁单价。从有余泽华签字确认的3份富顺县川达租赁站租金计算清单计算租金的情况看，双方在计算确认租金时，并未完全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进行计算。因此，应以双方在计算清单中确定的租赁单价为准，并以此计算余泽华应支付的租金。其次，对于租金总额的确定。余泽华上诉认为，结算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2月21日的租金计算清单无任何人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错误。该份计算清单的确无任何人签字，但在2019年2月21日，川达石材公司与余泽华对前期欠付租金进行结算时，明确对该笔租金进行了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对该笔租金予以认定正确。2019年2月21日，川达石材公司与余泽华对前期欠付租金进行结算，双方确认余泽华欠付租金总额为1295023元，并形成结算单，该结算单有前期双方确认的租金计算清单以及送货清单予以印证。因此，一审认定余泽华欠付川达石材公司的租金总额为1295023元正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合同当事人是川达石材公司和余泽华，富康公司只是金城福邸项目的开发商，不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川达石材公司在本案中起诉余泽华，未起诉富康公司，要求其承担因租赁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富康公司也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富康公司原工作人员温成友在租金计算清单上签字、富康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徐召富代表公司在结算清单上备注以及徐召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单方表示应由富康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均不影响余泽华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不会同富康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至于富康公司是否应向余泽华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余泽华上诉认为一审遗漏了责任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20元，由余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天智 审 判 员 廖四春 审 判 员 罗 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章琴 书 记 员 徐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