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7民终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汉阳区鹦鹉大道**。法定代表人：刘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新，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阳光，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南，女，196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凡，男，198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纯，女，199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湖北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晶轩，男，198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红昌顺物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廷瑞优米空间第******房/div>法定代表人：孙细红,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武汉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玉南、王思凡、王纯、陈晶轩、武汉红昌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昌顺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3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现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武汉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3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改判人保武汉公司在交强险与商业三责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受害人王元林的身份属于司机，不属于第三者，不存在转化问题，上诉人依法和依约均不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已经对交强险的赔付范围进行强制性的制度设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不能成为交强险的赔偿范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我国行政法规明确将“被保险人”排除在交强险保障范围之外，交强险的制度设计中第三人应为被保险人之外的受害人，受害人王元林作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依法属于被保险人，故上诉人在交强险范内对被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含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均是涉案保险合同组成部分，涉案保险合同条款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之一，上诉人在交强险与商业三责险范围内均不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在附于交强险保单背面的涉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保协条款〔2006〕1号）的第五条明确约定了交强险保险范围，即“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其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亦明确约定了“第三者”的范围，即“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二十二条约定了商业三责险的赔偿责任范围，即“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约定了商业三责险不予赔付的损失范围，即“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本车车上人员的人员伤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也规定了责任保险的赔付范围，即“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综上可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保险条款的规定和约定，我国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制度设计中第三人应为被保险人之外的受害人，而被保险人是需要特定化的概念，只有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才能确定，驾驶人，也就是说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在事故发生时属于被保险人的范畴。驾驶人并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付对象。由此可见涉案事故发生时属于涉案商业三责险中“第三者”的范围，也不受该险种保障，上诉人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依法、依约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关于商业三责险的判决于法无据。三、受害人王元林在事故发生时的瞬间虽然在车下，但其身份为司机而非第三者范围，事故一经发生则其身份、地、地位就已经固定存在身份转化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其从车上人员转化车下第三者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且逻辑混乱。1.关于司机是否应成为交强险中的第三者范围，司法解释起草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第232页进一步提出“至于司机下车查看车辆状况时，被未熄灭的车辆碾压致死的情形”，争议更大。这种情况，驾驶人本人就是被保险人，且对机动车有实际的控制力，同时，因行为人自己行为造成自身受损害，对其赔偿不符合我国交强险的规定，故我们倾向认为，在现有法律规定下，这种情况下的驾驶人不属于“第三者”，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之规定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作为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并不认同司机下车查看车辆状况时被车辆碾压致死的情形下“车上人员”向“第三者”转化。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其倾向性观点应当得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响应。因此，本案死者王元林自然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交强险条款所规定和约定的“受害人”范围，则上诉人承保的交强险在本案中对死者王元林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理，亦不属商业三责险赔付范围。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起草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特别集体编著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该书在第224页载明“交强险的第三人，是指交强险之被保险人对之负有损害赔偿责任之人”，同时在第225页进一步载明“机动车驾驶人因其本人的行为，造成自己损害，他不可能成为其本人利益的侵权人，并对自己的损害要求自己保险的赔偿。因此，被保险人作为驾驶人时，不能纳入第三人的范围，驾驶人可以通过购买意外伤害险来承保自己遭受的损害”。3.通过原审法院的庭审调查，王元林是原审陈晶轩雇佣的，事故也是发生在工作期间。原审原告可以通过劳务纠纷另案起诉雇主陈晶轩承担赔偿责任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原审法院不顾法律及法理畸形偏袒受害人家属，和稀泥式地判决有履行能力的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治之道。侵权法调整的是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如果侵权人与受害人同属一人，即“自已对自己侵权”，根据侵权法的基本原理，不论行为人对自身之损害系故意为之或放任发生，其损害结果均应由行为人自负。根据上述理论，驾驶人作为车辆的操作者，因过错发生交通事故产生损害，其行为本身即是损害产生的直接原因，这种因果关系不因驾驶人物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本案事故发生时，驾驶人王元林虽然下车，但其停车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其对该车并未丧失实际控制能力，不论其在车上还是车下，均无法改变其自身的危险驾驶行为是事故发生原因的事实。受害人王元林的身份仍为车辆驾驶人，不属于该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理赔对象。与本案类似的均认定司机即使下车后仍不能转化为第三者的诉讼案例，均可作为贵院正确理解相关法律条文的参考资料。（1）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704民初3335号案例。司机方胜下车检查车辆受损状况，随后李天辉驾驶的重型半挂货车行驶至事发地点左躲不及，与方胜发生碰撞，造成方胜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方胜负事故主要责任，李天辉负事故次要责任。这份由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于同样的案情，竟然出现了同一个人民法院同案不同判的行为，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司机方胜不属于第三者，自己驾驶车辆的承保公司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最后，这个案子上诉到了贵院，贵院作出了（2019）鄂07民终246号民事判决，对于原审法院作出的司机下车后不能转化为第三人的法律观点予以认可维持。（2）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3民终704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申1986号案例。司机下车查看车况被本车翻车致死后家属起诉保险公司交强险等索赔近60万元案，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家属全部诉请，家属不服向湖北高院申请再审，湖北高院亦作出（2018）鄂民申1986号民事裁定驳回家属再审申请，家属仍不服向检察院申诉，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作出随检民（行）监〔2019〕42130000015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4532号、（2019）鄂01民终2462号案例。武汉中院二审判决均认定司机不能成为第三者获得本车交强险与商业险的赔付；（4）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再1336号案例。该院就申请再审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掇刀支公司与袁中芬等交通事故再审一案认为“车上人员”与“第三者”不存在身份转化问题而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再审裁定。上诉人认为关于司机不能转为为第三者的问题已经成为法律界的共识，毫无争议，上述文书作为附件，均可作为贵院正确理解相关法律条文的参考资料。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以交强险与商业三责险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最后，上诉人认为受害人王元林确实应当得到同情，但不能为了满足受害人家属的赔偿请求而无视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不能为了得到同情和获取赔偿以及“所谓的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而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所有的赔偿均应当在法律框架内依法进行，这才是走向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陈玉南、王思凡、王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陈晶轩、红昌顺公司赔偿陈玉南、王思凡、王纯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74380.50元；人保武汉分公司在保险责任内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抚慰金在强制险范围内优先支付。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24日23时52分许，王元林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安能物流园内，将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头北尾南停放在42号仓位上，王元林下车步行绕至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尾部时，因王元林停车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致使其所驾驶的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向后溜行过程中将王元林撞到挤压受伤，王元林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次日死亡。2019年7月5日，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交通大队认定王元林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另查，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系陈晶轩所有，挂靠在红昌顺公司经营，该车在人保武汉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损失未得到赔偿，为此，陈玉南、王思凡、王纯诉至法院。陈晶轩一审时辩称，肇事车辆系其所有，挂靠在红昌顺公司经营，车辆已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其已经赔付陈玉南、王思凡、王纯30万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赔偿金额。人保武汉分公司一审时辩称，陈玉南、王思凡、王纯要求人保武汉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本案受害人系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受害人王元林在事故发生时的瞬间虽然在车下，但其身份为司机而非第三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4日23时52分许，王元林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安能物流园内，将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实载13160kg，核载8505kg）的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头北尾南停放在42号仓位上，王元林下车步行绕至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尾部时，因王元林停车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致使其所驾驶的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向后溜行过程中将王元林撞到挤压受伤，王元林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次日死亡。2019年7月5日，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交通大队认定王元林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另查明，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系陈晶轩所有，挂靠被告红昌顺公司经营，该车在人保武汉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额100万元，不计免赔），陈晶轩已赔付陈玉南、王思凡、王纯30万元。陈玉南系王元林妻子，王思凡、王纯系王元林子女。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损失未得到赔偿，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王元林因本案事故死亡，其亲属即应得到相应民事赔偿。本案事故系受害人王元林步行至车辆尾部发生，王元林身份已转化为车外第三人，故人保武汉分公司依法应承担对第三人的保险赔偿责任。因诉请损失保险可足额赔偿，故陈晶轩及其挂靠单位红昌顺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该院依法核定损失分别为：1、死亡赔偿金689100.00元（34455元/年×20年）；2、丧葬费30280.50元（60561元/年÷12月×6月）；3、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4、处理事故交通及误工费酌定5000.00元。共计774380.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人保武汉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玉南、王思凡、王纯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支付保险赔款474380.50元。二、人保武汉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晶轩支付保险赔款300000.00元。三、驳回陈玉南、王思凡、王纯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人民币5772.00元由被告陈晶轩、红昌顺公司共同承担。在本院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间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王元林受害时是否属于第三者，人保武汉公司是否应在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现评判如下：本院认为，一、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机动机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立法目的来分析，交强险制度是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其立法目的是将本该由肇事个体承担的赔偿责任扩大到社会保险机制中去分担，从而降低受害人得不到赔偿的风险，让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不因致害人的赔偿能力不够而丧失抢救良机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是采取自愿投保制度，其目的是确保第三人即受害人因意外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从保险人处获取救济，其意义在于发生事故时能够转移风险，弥补机动车强制保险赔付金额仍显不足的问题。上述两种制度的设立均是为不特定第三人利益而订立。二、涉案王元林受害时是否属于第三者。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该条例第五条规定，“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将驾驶员排除在受害人之外，从立法的目的和意图来分析，这里的驾驶员应特指正在操纵控制车辆或使用车辆的人员，因此，从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接点上分析，本案王元林作为驾驶员停车离开被保险的车辆后应属于第三者。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机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而上述条款中并没有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将机动车驾驶员列入到被保险人之中，由此可见，在《机动机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被保险人已将机动车驾驶员排除在被保险人之外。3、《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四）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本人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该条设定保险人免责条款并未阐明造成人身伤亡的原因，对于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来说明显不公。因此，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就本案而言，对于上述保险人设定的免责条款，属于保险人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应作出不利于人保武汉公司的解释。结合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来分析，事故发生时已近夜晚十二点，王元林将车停放在停车位上并行至该车之后，此时其已不再驾驶控制和使用该车，故在“事故发生瞬间”其身份应不再是投保车上的车上人员，而属于车下人员，其身份已转化为“第三者”。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致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综上，本案中，人保武汉公司应在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该公司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相关判例，本院认为，判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及驾驶员在事故中所处的地位与本案并不相同，故此，人保武汉公司上诉认为，本案受害人王元林的身份属于司机，不属于第三者，不存在转化，该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及赔偿款如何支付问题。1、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因王元林停车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致使其所驾驶的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向后溜行过程中将王元林撞到挤压受伤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认为，受害人王元林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其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作为雇主陈晶轩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安全管理责任。据此，本院酌情认定王元林及雇主陈晶轩对涉案事故各负50%责任。2、涉案鄂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又挂靠于红昌顺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情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红昌顺公司应在陈晶轩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规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人保武汉公司应对投保人陈晶轩在本次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由于各方在二审阶段都认可一审法院确定的损失数额合计774380.5元，因此，上述款项先由人保武汉分公司向交强险限额内向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支付赔偿金122000元，余款652380.5元,根据王元林及雇主陈晶轩对涉案事故各负50%责任划分，由陈玉南、王思凡、王纯应自行承担326190.25元（652380.5元×50%），陈晶轩承担326190.25元（652380.5元×50%），红昌顺公司在陈晶轩承担损失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因陈晶轩已先行赔付陈玉南、王思凡、王纯30万元，故陈晶轩、红昌顺公司还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向陈玉南、王思凡、王纯赔付26190.25元（326190.25元-300000元）。因本案诉请损失保险可足额赔偿，故陈晶轩及其挂靠单位红昌顺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即由人保武汉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向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支付保险赔款26190.25元，向陈晶轩支付保险赔款30万元。综上所述，本院对人保武汉分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判决如下：一、维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晶轩支付保险赔款30万元）；二、变更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支付保险赔款148190.25元(其中交强险限额赔偿12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26190.25元)；三、驳回陈玉南、王思凡、王纯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72元，由陈玉南、王思凡、王纯承担3463.2元，陈晶轩、武汉红昌顺物流有限公司承担230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7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8607元，陈晶轩、武汉红昌顺物流有限公司承担26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文审判员张开审判员刘岳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丁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