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3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林志，男，199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银龄、李健，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房永安，男，197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房永明，女，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世成，山东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鞠林志因与被上诉人房永安、房永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林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16年4月13日，鞠林志与房永安、房永明签订的协议书是在误认为房永安、房永明持有的刘国兰遗嘱有效的情况下作出的；2.刘国兰的遗嘱是无效遗嘱，该遗嘱中没有刘国兰的签字，代书人与两位见证人对于遗嘱形成过程的陈述不一，遗嘱中代字人和日期是后续为应对诉讼添加的；3.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由房永安、房永明拟定，且有自己的律师在场，并未体现鞠林志的真实意思；4.知道遗嘱格式及内容并非鞠林志主张因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的事由，而应以知道或应当知道遗嘱无效作为撤销权行使的起算点，鞠林志是在法定继承诉讼中才知晓遗嘱无效的情况，并未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期限；5.如果按法定继承，鞠林志可分得36万元补偿款，但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鞠林志仅可分得10万元款项，该协议书明显不公平；6.房永安、房永明在鞠林志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以无效遗嘱欺诈鞠林志，并找村委工作人员及律师进行诱骗，所签订的协议书鞠林志有权撤销。房永安、房永明答辩称，1.双方订立协议时，鞠林志已年满24周岁，当兵复原，早已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协议订立时，鞠林志的母亲也在现场，时值村委集中解决房屋拆迁事宜，镇领导、村委工作人员以及镇政府聘请的律师均在协议签订现场，不存在故意下套、以欺诈方式与鞠林志签订协议的情况；2.在双方订立的协议中载明，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自愿陈述，不代表律师观点，亦载明鞠林志所得财产是根据遗嘱计算而来，所以，协议是在鞠林志明确知晓遗嘱内容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鞠林志都无权要求改变遗嘱内容。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2日，鞠林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鞠林志与房永安、房永明于2016年4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房福路（2013年12月30日去世）与刘国兰（2014年4月2日去世）夫妻育有房永新、房永明、房永安三名子女。鞠林志系房永新与梁红凤的婚生子，房永新于1996年去世。位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小邓格村房产证号威环房私字第××号房屋登记权利人为房永新、房产证号威环房私字第××号房屋登记权利人为房福路。2016年4月，上述两处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小邓格村委组织律师等工作人员开展动员拆迁、签订拆迁补偿合同工作。2016年4月13日，双方在小邓格村委会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有：“一、登记在房永新名下的房屋因环翠区人民法院的调解，该房屋归房福路所有。刘国兰去世时留有遗嘱一份，刘国兰享有的上述两套房屋的份额全部归房永明所有。现因上述两套房屋的继承分配问题重新达成如下协议。二、双方一致同意权利人登记为房永新的房屋归房永安所有，房永安在村委结算购房款时一次性付给鞠林志8万元；权利人登记为房福路的房屋归房永明所有。两套房屋的按期搬迁奖励、附属物奖励、搬迁补助共计89000元，房永明享有69000元，鞠林志享有20000元。三、本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如发生纠纷自行解决，与小邓格村委会无关”。该协议底部另标注有“本协议是甲乙双方自愿陈述，不代表律师观点，特此声明”。前述协议签订后，房永安、房永明分别与小邓格村委会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两处房屋已被拆除，安置楼房已确定，剩余补偿款因另案诉讼被暂停发放。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1.鞠林志主张其与房永安、房永明签订协议前，房永安、房永明未将刘国兰的遗嘱交付鞠林志查看，仅给在场律师看了手机照片，鞠林志没有看清楚。房永安、房永明称当时将遗嘱原件交给鞠林志查看过，所以在协议中形成相应内容。一审法院根据鞠林志的陈述，认定案涉协议形成前，鞠林志应当知悉房永安、房永明所持有的刘国兰遗嘱的格式与内容。鞠林志称签订案涉协议前没有与房永安、房永明充分协商继承房屋的份额及补偿价值，而是由在场村委会工作人员及律师计算了鞠林志可得份额并形成协议，鞠林志没有细看协议内容就签字，只知道能取得10万元，该数额与鞠林志应当按法定继承取得的价款差距很大，应认定显失公平。房永安、房永明承认系他人代为计算的鞠林志可继承取得的价款数额，具体继承房屋的比例未当场明确，但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鞠林志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应当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鞠林志称其签订案涉协议时，对刘国兰的遗嘱的效力存在重大误解，且基于该项重大误解而致房屋补偿利益的分配显失公平，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撤销该协议。房永安、房永明抗辩鞠林志签订协议过程中查看过刘国兰的遗嘱，对该遗嘱的效力情况应当明知，鞠林志签字认可取得10万元补偿款过程中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案涉协议不应撤销，且案涉协议已形成三年多时间，鞠林志即使有权撤销合同，该撤销权也已消灭。关于撤销合同的条件、撤销权的行使及撤销权的消灭，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着不同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该法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鞠林志于2016年4月13日与房永安、房永明签订案涉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系当事人对因继承而共有的两处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进行约定分配。在此协议形成过程中，鞠林志对其因继承而对相应房屋所拥有的权利状况应当明知，或者可以通过合理方式明确，鞠林志即使因对刘国兰的遗嘱的效力有误解而形成该协议，而且鞠林志可能在形成协议过程中确实放弃了部分或大部分的权益，但鞠林志于2019年5月22日方才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理由要求撤销案涉协议，明显不当。鞠林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鞠林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0元，由鞠林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主张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鞠林志以案涉代书遗嘱无刘国兰本人签名、两位见证人与代书人对见证过程中部分细节陈述不一以及刘国兰立遗嘱时行为能力欠缺等为由对遗嘱效力提出异议，并以对遗嘱效力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其与房永安、房永明依据该遗嘱订立的拆迁利益处分协议。关于遗嘱效力的问题，另案中刘国兰代书遗嘱见证人车建清、董某及代书人孙兆民均到庭证实了刘国兰订立代书遗嘱的过程，三人虽表示部分细节因时间久远记忆不清，但较为清晰的证实了代书遗嘱订立过程中的主要事实，亦在该遗嘱中签名捺印，刘国兰在该遗嘱中虽未签名但加盖了手印，鞠林志在未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质疑并不足以否定该遗嘱之效力。况且，鞠林志与房永安、房永明订立拆迁利益处分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至提出本案撤销之诉已三年有余；从协议中有关“刘国兰去世时留有遗嘱一份，刘国兰享有的上述两套房屋的份额全部归房永明所有”的内容亦可知鞠林志在签订协议时对刘国兰所立遗嘱是明确知晓的，其现提出撤销之诉显然超过了一年的时效限制。对此，鞠林志辩称其因法律知识欠缺，于2019年4月起诉房永安、房永明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中见到刘国兰代书遗嘱后方才得知遗嘱无效。但该辩解无证据证实，亦与拆迁利益处分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刘国兰遗嘱内容之事实不符。据此，一审法院对鞠林志的撤销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鞠林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时述森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蒋 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郭林涛书记员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