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1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邵迪义，男，196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贝晓玲，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柳福云，女，195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琳（柳福云女儿），女，1974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琪，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迪义因与上诉人柳福云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4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迪义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邵迪义承包了柳福云的承包地，种了茶树，现承包地被征收，提前解除合同。征收单位按20000元每亩向万兴村民小组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但一审法院没有按20000元每亩支持邵迪义的上诉请求，而是按8800元每亩计算。邵迪义认为应当按照20000元每亩计算，因为邵迪义对土地进行改良、投资。邵迪义承包了柳福云的承包地是两亩，不是3.525亩，邵迪义要求柳福云支付40000元补偿款。柳福云辩称，1、邵迪义与柳福云之间既无书面、口头的土地流转合同关系，也未用事实行为确立土地流转关系，邵迪义纯属侵占柳福云的油茶林地进行个人经营。2、基于邵迪义与柳福云之间没有土地流转的任何约定，邵迪义上述有关柳福云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3、邵迪义没有任何依据向柳福云讨要油茶林地青苗补偿款。邵迪义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与柳福云有土地转包关系的前提下，将柳福云与万兴组、东兴组的诉讼判决结果拿来作为其向柳福云主张70500元青苗费的依据，是错误的。柳福云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柳福云的全部反诉请求，驳回邵迪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邵迪义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柳福云与邵迪义之间既未签订书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也无事实经营权转包经营合同关系。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柳福云在老虫坡承包油茶林地3.525亩。原判错误判定柳福云应向邵迪义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31020元。邵迪义应向柳福云支付1999年至2015年共16年的山林及油茶收益款63360元及相应利息。邵迪义辩称，柳福云出租给邵迪义经营，该事实不能被否认，一审已经查明。柳福云的上诉意见不成立。邵迪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柳福云向邵迪义支付油茶林青苗补偿款7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柳福云承担。柳福云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签署日期为1999年2月9日的《承包合同》不成立；2、请求法院判令邵迪义支付自1999年2月至2015年共16年的山林及油茶收益款63360元及利息；3、反诉费用由邵迪义承担。一审认定事实：邵迪义、柳福云均系浏阳市永安镇原永忠村万兴组村民。2005年原永忠村四新、万兴、内屋、山上四个村民小组合并成永和村东兴组，但山水田土并未合并，仍由各小组自行管理。2014年8月7日，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兴村民小组签订《征地拆迁协议》，约定征收位于开元路以南的永安兴境内的67.054亩（老虫坡）油茶林，包括征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其他补偿费在内的三项补助共计2797659元，其中征地补偿费为2521230元、青苗补偿费为147519元、其他补偿费为128910元，扣除征地补偿费的10%（252123元）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后，实际补偿金额为2545536元。同年8月25日，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万兴组签订《协议书》，约定对案涉67.054亩油茶林中种植的花木按每亩6600元的价格进行补偿，总补偿金额为442556元。2017年9月7日，万兴小组制定《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该分配明细载明：1、总补偿款为2988092元（2545536元＋442556元），村级土地管理费51000元，实际用于分配金额为2937092元。2、具体分配方案为：①油茶山青苗补偿款按20000元／亩分配；②土地费用按老人口一半、田一半进行分配；③油茶山青苗亩数按浏阳市规划勘察测绘院万兴组面积示意表为准；④组上费用78000元在土地款内平摊。3、根据分配方案计算，青苗款为1341080元（67.054＊20000元），可分配土地款为1518012元（2937092元-1341080元-78000元），其中按人口和按田亩数分配的金额各为759006元，并确定按人均10842元（老人口70人均）及按亩均10559元（水田71.88亩均）进行了分配。2017年12月5日，柳福云作为原告起诉柳福云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万兴村民小组及浏阳市永安兴村民小组，请求判令上述村民小组向其支付老虫坡油茶林的青苗补偿款80000元。2018年7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由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万兴村民小组、浏阳市永安兴村民小组向柳福云支付3.525亩油茶林青苗补偿款70500元。诉讼中，邵迪义提出（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柳福云的3.525亩茶林一直由其承包经营，并向法庭提交一份甲方署名为柳福云、乙方署名为邵迪义并于1999年2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1、甲方有2亩荒山自愿承包给乙方开垦种植；2、承包费按每亩承包四十年100元计算，合计200元，并一次性付清；3、合同期自1999年起至2039年止，共40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乙方处有邵迪义签字，甲方处签有“柳福云”字样。同时永安镇永和村万兴村民小组原组长邵国祥也在合同尾部左下方签名。柳福云对该《承包合同》不予认可，认为“柳福云”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为，且其一直不同意将案涉茶林转包给邵迪义，也没有收取承包费。邵迪义则认为，该签字虽不是柳福云签署，但系经其同意，由柳福云儿子邵劭代为签署，承包费也当即支付给了柳福云。因邵迪义、柳福云就案涉3.525亩油茶林的征收补偿款分配产生争议，永安兴村民小组遂将案涉补偿款（包含在邵迪义名下21.095亩补偿款范围内）共70500元扣留在村公账上，邵迪义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1、老虫坡茶山系原万兴组所有，1982年按在籍人口平均分配到户，但都没有办理林权证书；2、老虫坡茶山在1998年冬天，由村、组牵头统一进行了开垦、改良；3、柳福云家庭因劳动力有限，没有参与其承包山林的开垦、改良；4、自1999年开始，案涉茶林一直由邵迪义管理、经营至油茶林征收之日止；5、扣留在永安兴村民小组公账的补偿款70500元，一审法院已根据权利人的申请依据（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扣划给柳福云。另，邵迪义认为案涉3.525亩茶林中，属于柳福云的只有2亩，另外1.525亩是邵迪义自己的承包地；而柳福云认为不管案涉3.525亩茶林在谁名下，但其享有3.525亩的茶林承包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邵迪义与柳福云是否成立了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2、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多少的问题。关于是否成立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问题。邵迪义虽提交了《承包合同》，但因柳福云对该合同上的签字或委托代签行为均不予认可，邵迪义也陈述该合同上“柳福云”的签名非邵迪义本人所签，而是由其儿子邵劭代签，但邵迪义没有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承包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定，邵迪义、柳福云均不能依据该合同约定主张权利。那么邵迪义、柳福云之间是否成立了事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呢？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应当结合当事人实施行为当时的意思表示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综合判断。案涉土地系永安兴村民小组所有，属于被征收的67.054亩（老虫坡）油茶林一部分，该油茶林曾在政府及村、组的推动下，于1998年冬由村、组统筹进行了低产改造，邵迪义作为实际承包经营人有意转包柳福云的油茶林，也在当时组长邵国祥的见证下形成了《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意思框架，故邵迪义对案涉土地存在真实的转包意思表示。柳福云虽然没有在《承包合同》上签字，也没有证据证明柳福云委托了他人签字，不认可转包行为，但其对改造的时间、过程，以及邵迪义实际对案涉土地进行投入并占有、收益的事实予以认可，且柳福云陈述，因其丈夫逝世，女儿、儿子因工作或读书在外，家庭缺乏劳力，不愿意进行改造，也不愿意流转给邵迪义；同时柳福云还陈述，其承包的山林最终事实上进行了改造，柳福云在改造过程中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改造后虽找村、组反应过，但碍于组长邵国祥是柳福云丈夫的胞兄，所以就没有坚持。因此，自1999年开始，邵迪义系案涉土地的实际管理人，该土地在村、组统一改造后，邵迪义对其进行了复垦，并持续至2014年8月征收时邵迪义都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收益权益，虽然柳福云一直认为其不同意转包给邵迪义，但综合其超长时间未通过有效方法对案涉土地主张权利的情况，以及邵迪义事实上作为案涉土地的管理人来看，可以认定邵迪义、柳福云以事实行为方式确立了合同关系，双方均可依该合同主张权利。根据（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确定柳福云在征收油茶林中享有3.525亩的承包份额，虽邵迪义、柳福云对该油茶林的面积存在争议，但结合《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以及永安兴村民小组扣留争议油茶林补偿款的情况看，可以认定案涉土地即为上述柳福云承包经营的3.525亩油茶林，故邵迪义、柳福云之间以事实行为成立了涉3.525亩油茶林的经营权转包经营合同关系。由于在案涉土地经营权转包经营过程中，其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属不同主体享有，故案涉承包地的征收费用也应依各主体的性质进行区分所有，而承包地的征收补偿费是指承包经营的被国家依法定程序征收，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失地者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以及安排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等，其中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归土地实际经营权人所有。本案中，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为永安兴村民小组（万兴小组），承包权人为柳福云，经营权人为邵迪义。因此，邵迪义应享有国家对经营权人的补偿即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关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多少的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组织有权决定该补偿费是否分配和如何分配。本案中，在《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显示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费”为20000元／亩，因此系柳福云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仅对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效，邵迪义虽然也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并非基于经营案涉土地形成，而是因其另外还承包了其他土地形成，因此邵迪义对案涉征地补偿不具有直接分配资格，故扣留在村公账的70500元补偿款应由柳福云支取。由于在上述分配方案中，仅就土地补偿费在整个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分配，没有对案涉土地单独计算土地补偿费，故该“青苗补偿费”应包含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组织成员的土地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属于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应由承包经营权人所有。由于邵迪义、柳福云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征地拆迁补偿进行了特别约定，而根据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兴村民小组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及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万兴组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确认案涉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为8800元／亩（2200元＋6600元），故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为8800元／亩，邵迪义可以要求柳福云按该标准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此，邵迪义要求支付70500元青苗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同时，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案涉土地约定了流转期限及流转价款，应视为不定期、无价款流转合同，因国家征收致使流转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合同，其权利义务自然终止。审理过程中，柳福云反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不成立，因该《承包合同》一审法院未予以认定，且非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与本诉缺乏关联性，不属于反诉处理范畴，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同时，柳福云认为其与邵迪义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并要求邵迪义承担非法占用其承包地造成的损失63360元，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存在损失的依据不足，故柳福云的该项反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诉讼中，邵迪义、柳福云提出的其他意见，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柳福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迪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31020元（3.525亩×8800元/亩）；二、驳回邵迪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柳福云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564元，减半收取782元，反诉费692元，合计1474元，由邵迪义负担438元，由柳福云负担1036元。二审中，邵迪义提交《证明》一份，拟证明邵迪义只承包柳福云两亩荒山，是邵迪义在承包的荒山上重新开垦种植了油茶树。柳福云对邵迪义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均有异议。1、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柳福云与邵迪义之间没有老虫坡的油茶林地流转合同关系，邵迪义没有与柳福云签订书面合同、也不存在口头和以事实方式形成的合同关系，并且邵迪义没有向柳福云支付流转费用。柳福云老虫坡的林地是油茶林地不是荒山。证据所反映邵迪义开垦两亩荒山的事实，柳福云不予认可。2、该证据中很多证人不是万兴组的村民，他们不知道万兴组土地流转的事实，所以其证言是伪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大部分证人没有提交身份证明，无法核实其身份。总之，该证据不能达到邵迪义的证明目的。柳福云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证明》一份，拟证明1999年万兴组搞油茶垦种，关于柳福云老虫坡的老油茶林地是否流转给他人开垦，组上未讨论。1999年初，邵迪义自行将柳福云的老虫坡的老油茶林开垦后，柳福云几乎每年向村、组反映，要求帮助调解返还被占林地，邵迪义总是拒绝，并且柳福云自己也直接找过邵迪义要求返还油茶林地，邵迪义不予理睬，没有返还。证据2.《证明》一份，拟证明永安兴村民组系2005年并村后由原永忠村四新组、万兴组、内屋组和山上组合并而成，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仍按原村民组集体确定，其他组不参与本组的分配。证据3.《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拟证明洞阳镇长东村桥边村民小组与柳福云居住的完兴组同在浏阳经开区规划区范围内，桥边组的普通柴山的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300元，柳福云反诉邵迪义赔偿侵占油茶林地收益价款是有事实根据且合理合法的。邵迪义对柳福云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邵三红和邵春根对换了荒山。柳福云并没有向邵执中、邵国祥、邵力、邵曲反映老虫坡的老油茶林地被侵占。邵国祥作为1999年时任村组长，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证据2、证据3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结合全案材料及当事人质证意见，对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作出如下认证：邵迪义提交的证据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柳福云提交的证据1、3缺乏证据关联性，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柳福云应否支付邵迪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70500元及邵迪义应否支付柳福云山林及油茶收益款63360元及相应利息。围绕争议焦点应重点查清：1.柳福云与邵迪义之间是否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原判根据邵迪义与柳福云均确认涉案《承包合同》上“柳福云”的签字不是柳福云本人所签，对案涉书面《承包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定，但根据当事人实施行为当时的意思表示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综合判断柳福云与邵迪义之间存在事实山林承包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山林承包合同关系，柳福云认为其与邵迪义之间不存在事实承包合同关系，邵迪义因耕种案涉油茶林应向其支付收益款及利息的主张，没有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2.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中是否包含土地补偿费。本案中，《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中规定按老人口和田分配土地费用，涉案油茶山的承包者并未在该分配中因油茶山得到土地费用，故一审法院认为“分配明细”中的“青苗补偿款”应包含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组织成员的土地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属于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认定的补偿，应由承包经营权人取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邵迪义与柳福云之间虽存在事实承包关系，但对征地拆迁补偿未作特别约定。邵迪义应享有对涉案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分配权。另，根据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兴村民小组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及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万兴组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确认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为8800元／亩（2200元＋66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邵迪义获得31020元（3.525亩×8800元／亩）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邵迪义与柳福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7元，由邵迪义负担787元，柳福云负担1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李龙玺审判员  刘国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叶慧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