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62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培志（又名王培智），男，194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友，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汝龙，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家树，男，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继华，正安县芙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晓珍，系黄家树之妻。原审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商务局。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大兴路电视台旁。法定代表人：陈胜奇，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国，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王培志因与被上诉人黄家树、原审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商务局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3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培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友、曹汝龙，黄家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继华、娄晓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培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黄家树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王培志系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义务人，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⑴王培志是案涉房开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建设方，忠庄监狱只是名义上的开发主体，王培志在对忠庄监狱交付干警集资房后，剩余房屋作为支付工程款分割给了王培志，因此王培志对案涉房屋当然享有所有权；⑵案涉房屋所在第三栋系王培志投资修建，在无第三方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依法可以认定王培志系权利人；⑶在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过程中，黄家树持有的都是王培志签字的协议或者承诺，并且忠庄监狱至今未对第三栋主张权利，充分证明王培志对案涉房屋享有处分权，一审在认定王培志作出的协议或承诺有效的同时又否定王培志享有处分权，显然自相矛盾。此外，一审在审理王培志与代慧麟合同纠纷等案件中认定了王培志的权利主体资格，但在本案却置王培志系实际投资和安置义务主体的事实而不顾，认定王培志主体资格不适格错误；⑷王培志提交了案涉房屋产权证，一审否定产权证的物权效力严重违法。2.一审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⑴一审在庭审辩论结束后走访忠庄监狱形成的证据既未在庭审中出示，亦未交上诉人质证，直接作为判决依据，剥夺了第三人诉权，不合理、不合法，应予排除；⑵忠庄监狱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未追加其为第三人将导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清。黄家树辩称，合同约定为还两套房屋，当时只有这两套，所以就占的这两套。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王培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家树立即腾空交还王培志位于遵义市刘家湾干警集资楼3栋1单元8楼2号房(门牌号为××，建筑面积为106.59平方米；黄家树给王培志造成的损失，王培志另案主张）；2.案件受理费由黄家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家树系黄义勋之子，黄玥系黄义勋之孙、黄家树的侄女。黄义勋原系遵义市糖果糕点厂（以下简称遵义糖厂）职工。1995年8月2日，为了湘山综合市场的建设，贵州省遵义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与王培志挂靠的遵义长江建设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签订《联合改建旧房协议书》，约定长江公司负责投资在糖酒公司刘家湾家属区地盘修建湘山市场。1996年，忠庄监狱在红花岗区刘家湾地段拟建干警集资楼，委托贵州省遵义长江建设工程总公司第三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建司三处）承建，双方订立了《委托协议书》，协议明确了建房大致的四至界线，并明确由长江建司三处以忠庄监狱的名义办理征地等建房所有手续。长江公司以忠庄监狱的名义依法办理了拆迁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1997年1月19日，长江建司三处与遵义糖厂订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长江建司三处需拆除糖厂职工黄义勋、郭学元居住的房屋，其中黄义勋居住的公房面积47平方米，自搭房面积18平方米，郭学元居住的公房面积47平方米，自搭房面积为16平方米，以公房1：1.2，自搭房面积1：1比例还房三套，超面积补款。同时，长江建司三处还与邻近的食品公司、糖酒公司签订了拆迁还房合同。1998年1月11日，王培志与黄义勋签订拆迁自搭房协议，该协议载明黄义勋的自搭房28平方米，由于黄义勋的特殊情况，公司作特殊处理，自搭房按1平方米还1平方米，另外超过10平方内公司不收钱。王培志和黄义勋均在该协议上签署了姓名。1998年2月16日，遵义糖厂与黄义勋签订《黄义勋同志房改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遵义糖厂同意将黄义勋现住刘家湾公房47平方米、自搭房28平方米按国家房改政策进行一次性房改；遵义糖厂安置黄义勋110平方米，黄义勋现有公房47平方米、自搭房28平方米，共计75平方米，不足的面积遵义糖厂购买平方安置，参加房改，黄义勋一次性购买，并不再参加遵义糖厂房改等。前述协议签订后，黄义勋将所居住的房屋交由长江建司三处拆迁。后长江公司第三工程公司更名为遵义市高原建筑公司，该公司第六工程处在《联合改建旧房协议书》中长江公司签章处补盖印章，至此，涉案项目由该公司第六工程处承建，王培志为工程处负责人，其后遵义市高原建筑公司又更名为遵义高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原公司）。高原公司在建设工程中，首先将规划的第1栋、第2栋住宅房建成并于2000年12月经验收合格交付忠庄监狱。而用于向糖厂、糖酒公司还房的第3栋房屋在2003年上半年才主体基本竣工。其间，黄义勋等十多家被拆迁户因迟迟不能取得还房，不断上访，引起市区两级政府关注，遵义市房管局亦曾组织各方协调未果。黄义勋等十多家被拆迁户在该栋楼房水、电不通的情况下未经高原公司许可于2003年6月强行入住，黄义勋占有居住的房屋为本区刘家湾干警集资楼3栋1单元的8楼2号房屋（约106.59平方米）、9楼2号房屋（约106.59平方米）。其后，高原公司就第3栋1单元9楼2号房屋又与封正乾于1997年10月17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困难房调解协议》将该房屋移交给封正乾，封正乾于2004年12月28日向原遵义市房地产管理局（现为遵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办理房产手续，遵义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5年1月9日向封正乾颁发了遵房权证字第**房屋所有权证，后黄义勋就该房屋所有权证提起行政诉讼，经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作出（2006）红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和（2006）遵市法行终字第9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该房屋所有权证。随即，封正乾以高原公司为被告提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诉讼，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由高原公司支付封正乾人民币62000元，双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就此终结。2013年3月，黄义勋去世，此后，刘家湾干警集资楼3栋1单元的8楼2号房屋由黄家树管理使用至今、9楼2号房屋由黄玥管理使用至今。2014年，高原公司将本案黄玥、罗祝英及黄家树诉至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要求排除对刘家湾干警集资楼3栋1单元9楼2号房屋的侵害等，但因高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享有该房屋的产权，区法院判决驳回了高原公司的诉讼请求。高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另查明，遵义糖厂原为遵义市商务局下属国有企业，于2002年实施改制，并全面关闭；该厂相应资产收归国有，并由遵义市商务局负责。王培志以其于2004年12月与高原公司析产为由，在2005年1月4日取得刘家湾干警集资楼3栋1单元的8楼2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因刘家湾棚户区改造，该区域所在湘山社区于2018年3月对涉案诉争房屋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情况为黄家树为湘山路中巷10号1单元××房屋“产权人”，房屋面积110平方米。在一审庭审中，王培志主张其对涉案该栋房屋是以忠庄监狱名义办理相关建设审批手续及高原公司与忠庄监狱进行了结算，且忠庄监狱没有参与建设，分割给忠庄监狱外的房屋属于高原公司所有，为此，王培志提供了2004年11月8日由忠庄监狱和高原公司共同签章的《关于忠监狱干警集资楼建筑面积分割情况的报告》、2011年5月27日忠庄监狱出具的《证明》。前述两份证据载明的行文对象均为房管部门，涉及第3栋的内容主要为，该栋楼作为高原公司代忠庄监狱征地修建的拆迁还房（高原公司投资）、高原公司王培智负责拆迁、安置、还房的义务及拆迁安置还房第3栋一、二单元住房面积等。黄家树及遵义市商务局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黄家树认为证明了王培志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在诉讼过程中，就王培志是否是涉案项目的权利人，经向高原公司法定代表人顾福开进行核实，顾福开称，王培志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整个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都是王培志的，只是以高原公司名义完善法律手续；王培志为提起涉案诉讼要求高原公司出具了说明，因王培志担心以高原公司名义来主张权利，到时作为实际投资人无法得到实际利益；涉案权利从法律程序上与高原公司有关，但从高原公司内部利益来说是无关的，涉案项目有利益的形成是王培志个人的利益；涉案项目高原公司没有任何权利义务，也不愿意参加涉案项目的诉讼，由王培志自己主张。一审庭审后，就王培志主张其对涉案诉争房屋享有相关权利的问题，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到忠庄监狱进行调查核实，未查询到忠庄监狱与高原公司（王培智）对第3栋楼除用于安置还房外的其他房屋的所有权及处分权进行明确的证据；忠庄监狱干警也表示因第3栋楼未竣工被占用，该监狱当时的经办人也因时间太长，对具体情况也不是掌握得很清楚，第3栋楼是否分配给高原公司和王培智也不清楚。现王培志以黄家树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酿成诉争。一审法院认为，黄家树占有使用涉案诉争房屋是事实，但原、被告对如下问题存在争议：一、王培志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二、王培志是否对涉案诉争房屋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三、黄家树占有使用涉案诉争房屋是否存在过错，即黄家树占有使用涉案诉争房屋是否对涉案诉争房屋拥有的所有权或处分的权利人造成侵害；四、王培志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及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王培志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问题。王培志以黄家树侵占其对涉案诉争房屋拥有的所有权或处分为由，起诉要求黄家树赔承担侵权责任，且依据前述认定的事实及高原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论其是否真实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提起的本案侵权之诉并无不当，且王培志提起的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因此，王培志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其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黄家树抗辩王培志诉讼主体不适格，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信。二、关于王培志是否对涉案诉争房屋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问题。王培志虽系涉案诉争房屋所在项目投资人，但涉案项目以忠庄监狱名义办理征地等建房所有手续及高原公司系为该监狱代增代建，可见，该监狱是涉案项目的建设权利主体，高原公司只是承建方，并非权利主权，高原公司或其授权王培志对涉案房屋行使有关权利应当得到该监狱审核认可。在王培志提起本案诉讼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高原公司或王培志得到该监狱让渡第3栋房屋相关权利的任何明示，王培志提交的《关于忠庄监狱干警集资楼建筑面积分割情况的报告》、忠庄监狱出具的《证明》只能说明涉案工程项目有关情况、由谁履行安置义务和用于安置的房屋面积，并不涉及本案第3栋房屋所有权或处分权的让渡；同时，在王培志提交的前述两证据形成后，高原公司曾就第3栋的相关房屋提出过侵权之诉，同样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相关房屋享有产权，被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而王培志就此主张的前述权利，未进一步提供充分或新的证据证明诉争第3栋楼除用于安置还房外的房屋产权归属的问题，且对涉案诉争第3栋楼除用于安置还房外的房屋产权归属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未果；同时，在本案中，王培志提供产权证，能够证明其享有涉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这本足以证明其系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在此情况下，王培志并未直接基于其系登记的所有权人身份提起侵权之诉，而是以高原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的形式，主张其系拥有涉案诉争房屋相关权利的权利人身份主张权利，并结合其与涉案项目存在利害关系及高原公司（王培志）所负担的安置义务，说明王培志只是从法律意义和法律层面上取得了涉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不能说明其是否实际取得涉案诉争房屋相关权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对王培志主张其对涉案诉争房屋享有法律意义和法律层面上所有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王培志主张其对涉案诉争房屋享有实际所有权的事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三、关于黄家树占有使用涉案诉争房屋是否存在过错，即黄家树占有使用涉案诉争房屋是否对涉案诉争房屋拥有的所有权或处分的权利人造成侵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需以存在过错为前提。黄家树占有涉案诉争房屋并非直接占有，而是从其父亲黄义勋处继受取得占有，可见，黄家树占有涉案诉争房屋是否存在过错，即是否侵害权利人对涉案诉争房屋的权利，关键在于黄义勋占有涉案诉争房屋是否存在过错。黄义勋在2003年抢占涉案诉争房屋时，确实未取得任何人的同意或许可；仅从权利人对涉案诉争房屋享有相关权利、黄义勋抢占房屋未经权利人同意及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黄义勋的行为从形式上已构成侵权行为及应承担侵权责任。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黄义勋有受安置的权利反映，黄义勋抢占涉案诉争房屋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1、黄义勋抢占涉案诉争房屋前，黄义勋就与王培志（高原公司）、遵义糖厂之间分别存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基于前述补偿合同，王培志（高原公司）、遵义糖厂对黄义勋负有房屋安置的义务（这也是高原公司与忠庄监狱合同约定高原公司的义务），黄义勋有受房屋安置的权利，且补偿合同约定安置标的物为住房，可见，王培志（高原公司）、遵义糖厂与黄家树之间存在房屋安置的权利义务及王培志（高原公司）有交付还房的义务；2、黄义勋确实存在抢占房屋的客观事实，但黄义勋抢占涉案诉争房屋并非无事实依据和正当理由。即使王培志（高原公司）或案外的权利人享有涉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因王培志（高原公司）未按期将安置还房所在的建筑项目建设完工和未按约定期限交付安置还房等先行违约行为，才导致包括黄义勋在内的被拆迁人为实现受安置权利而抢占安置还房；黄义勋抢占的房屋以与补偿合同约定安置标的物性质一致，未超出约定安置标的物的范围，且王培志（高原公司）或案外的权利人拥有的权利也是实现安置被拆迁人还房义务的基础及其拥有的权利也不能免除其前述义务，包括黄义勋在内的被拆迁人抢占房屋的行为系通过自力救济实现受安置的权利及视为王培志义务的履行，因此，包括黄义勋在内的被拆迁人抢占房屋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法规定的损害和违法。3、黄义勋抢占涉案诉争房屋和涉案另一套房屋，系因未按约定期限取得安置还房引发，但黄义勋抢占前述房屋是否超出了受安置还房套数和面积、是否应相互补差价或返还可能多占房屋等问题，应按安置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处理和结算（还房中涉及公房问题由黄家树与第三人另行处理），不属于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范围，因此，在未按安置拆迁补偿合同约定就黄义勋应取得的还房套数和面积、是否补差价或返还可能多占房屋等问题进行处理和结算情况下，黄义勋的行为尚不构成侵权行为及不存在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四、关于王培志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及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王培志以黄家树侵害其房屋所有权，提出侵权之诉，要求排除妨碍，并非债权之诉，不论王培志的请求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项“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规定，王培志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在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故对黄家树抗辩王培志提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不予认定。王培志以黄家树侵占涉案诉争房屋为由，要求黄家树立即腾空向其交还涉案诉争房屋，王培志虽然取得了高原公司对涉案诉争房屋拥有相关权利的认可及提供了所有权登记在其名下的产权证据，但其未提供证据高原公司对涉案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等及否定其应履行的交付还房义务和推翻黄家树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并结合前述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黄家树占有房屋系从黄义勋处继受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对王培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王培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王培志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997年1月19日，遵义糖厂（甲方）与长江建司三处（乙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三、乙方还甲方安置房叁套，两套建筑面积为55平方的，壹套建筑面积为捌拾平方左右的……四、还房计算与补款办法，甲方的公房平方面积与甲方住房的自搭房面积加起来143平方，甲方拿出1万元向乙方购买30平方补贴安置户，余下的超平方面积由住户自己向乙方购买。甲方补乙方超平方面积款壹万元的时间是乙方交房手续齐全，办理房屋交证证书时甲方一次性付清”。本院认为，本案中，遵义糖厂与长江建司三处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以及与黄义勋签订的《黄义勋同志房改协议书》约定，长江建司应当对黄义勋安置还房两套，每套55平方米，共110平方米。黄义勋现有公房和自搭房共计75平方米，不足面积，由遵义糖厂向长江建司三处以1万元购买30平方补贴安置户，1万元的支付时间为交房手续齐全并办理房屋产权证时。王培志还在1998年1月11日与黄义勋就拆迁自搭房协商承诺，超10平方内不收钱。王培志作为案涉安置还房的实际施工人，负有落实拆迁安置协议的具体义务，应当在约定时间内安置黄义勋两套住房共110平方米，但却长期漠视被拆迁户合法权益，逾期数年之久不交房，造成黄义勋等人在采取上访、政府协调等措施均维权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入住水电不通、质量未检的案涉房屋十余年。其间，王培志既不主动赔偿超期还房给被拆迁户造成的损失，又不积极采取过渡房、周转房等临时还房措施妥善解决占房问题，反而以放任自流、消极懈怠的方式予以应对，严重侵害被拆迁户的生存居住权和财产权，显然存在主要过错，理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据此认为，王培志虽然取得了黄家树所占房屋的产权登记，成为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但黄家树父亲黄义勋作为被拆迁人享有的拆迁安置权利优于王培志作为实际施工人取得的物权。黄义勋抢占案涉房屋的行为追根溯源，在王培志自认负有拆迁安置义务的情形下，其现被拆迁户已经通过自助行为充分保障居住权利、形成长期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黄义勋所占两套房屋已经分别由黄家树和黄玥分别居住。如果不充分尊重现实情况，径行判令黄家树等继承人返还房屋只会造成社会新的秩序混乱，进而导致司法不公。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确立的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原则，除当事人自愿返还外，案涉房屋应当视为已形成客观返还不能的既定事实。据此，本院对王培志诉请黄家树返还房屋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四项、第六项关于“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四）返还财产；（六）赔偿损失”之规定，王培志因诉请返还房屋未予支持，其可另案就超过拆迁安置协议约定面积占房部分的房款主张损失赔偿。综上所述，王培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王培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露露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审判员  付甫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赵凯书记员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