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2民初3595号 原告：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住所地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平海村，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D。 法定代表人：王朋云，该单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敢、王贞贞，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欧玉辉，男，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锋，福建品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三人：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住所地莆田市机关5号楼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Y。 法定代表人：张健，该站站长。 原告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与被告欧玉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于同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302民初5837号民事判决。原告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不服，提起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闽03民终1241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同年7月26日重新立案后，依法追加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贞、被告欧玉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锋、第三人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法定代表人张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欧玉辉返还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费用共计10982.85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欧玉辉负担。事实和理由：其单位系国有企业，黄建辉原系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黄建辉在担任其单位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欧玉辉与其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擅自向社保部门申报欧玉辉为职工，并为欧玉辉缴纳养老和失业保险费9381.5元、工伤保险费261.68元（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故请求判令欧玉辉返还。 欧玉辉辩称：一、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欧玉辉于2007年入职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至2011年6月底，并于2011年7月1日到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于2017年10月31日离职。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系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的下属机构。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在诉状中自认欧玉辉的社会保险关系挂靠在其单位名下，故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二、欧玉辉在本案中不存在串通或者恶意损害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利益的行为。欧玉辉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建立事实劳动关系。该二单位委托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以原种场的名义为欧玉辉缴纳社保，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导致劳动关系与社保关系分离。在此过程中，欧玉辉确系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员工，依法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并未因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所谓的挂靠社保关系而额外取得社保费用。因此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所诉无理，应予驳回。且即使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的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 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述称，其与欧玉辉之间于2016年10月31日已解除劳动关系，该日之后欧玉辉的工作与其无关，其亦不知情；其与本案无关，也不清楚欧玉辉与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之间的关系，其不应作为本案的第三人。 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欲证明其诉讼主体适格。2、莆田市监委莆监建【2018】7号监察建议书，欲证明欧玉辉并非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职工；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为欧玉辉缴纳保险费用系案外人黄建辉非法为其缴纳的事实。3、保险明细，欲证明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已为欧玉辉缴纳保险费的事实。欧玉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至少从2013年就已知道权利受侵害，现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表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审查认为，因欧玉辉和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欧玉辉围绕反驳请求依法提交了一、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2民初493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欧玉辉于2007年入职于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至2011年6月底，并于2011年7月1日到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于2007年10月31日离职。二、《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机构职责，欲证明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系莆田市渔业局下属机构。三、《民事上诉状》，欲证明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在诉状中自认欧玉辉的社会保险关系挂靠在其单位，故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欧玉辉在社保期间也经过依法登记和备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恶意骗保的行为。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与本案无关，欧玉辉在2007年就职于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和2011年就职在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两个单位是平级关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和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是平级关系，不能因为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与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是上下级关系就认定与本案的纠纷有关；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该上诉状明确写明是黄建辉的非法挂靠才缴纳了非法的社保费用，黄建辉非法将欧玉辉的社会保险关系挂靠在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故本案系不当得利情形，并非欧玉辉所说的系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委托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代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和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对欧玉辉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三无异议；对证据二，认为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已于今年7月划归给正鑫集团，与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已经没有关系。 本院审查认为，因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和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对欧玉辉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可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未提供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和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均为莆田海洋与渔业局的下属单位。欧玉辉于2007年9月入职于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至2011年6月底，并于2011年7月1日到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于2017年10月31日离职。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共计为欧玉辉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9381.5元；2011年11月至2018年7月，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共计为欧玉辉缴纳工伤保险1339.69元；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共计为欧玉辉缴纳生育保险261.66元。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及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原法定代表人均为黄建辉。2018年3月，黄建辉因涉嫌职务违法问题被莆田市城厢区监察委员会政务立案。2018年5月，黄建辉被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开除公职。同年7月，黄建辉被本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同年9月13日，莆田市监察委员会向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出莆监建[2018]7号《监察建议书》，要求该局督促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立即追回为非该单位职工缴纳的社保等费用。本案庭审时，欧玉辉说明其现在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支队工作。 本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因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在为欧玉辉代缴养老、失业和工伤等保险费用期间，欧玉辉系在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或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而并未在其单位工作，非其单位员工。且莆田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或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也未委托其代为缴纳欧玉辉的养老、失业和工伤等保险费用，即其无义务为欧玉辉缴纳上述费用，故欧玉辉取得上述费用没有合法依据，得到不当利益，且造成了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的损失。因此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主张欧玉玉辉属不当得利，现要求其返还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欧玉辉返还后可向有义务为其缴纳上述保险费用的单位主张权利。因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至2018年7月还在为欧玉辉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且莆田市监察委员于同年9月才向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出监察建议书，要求该局督促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追回为非该单位职工缴纳的社保等费用，故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现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欧玉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莆田市平海僧帽牡蛎原种场不当得利款人民币10982.85元及该款自2018年11月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75元，由欧玉辉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新福 人民陪审员  林建华 人民陪审员  林素红 二Ｏ一九月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江琦敏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