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99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杨园纺机路**。负责人：代士玉，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荣，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堂，男，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蓓，湖北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俏意，女，196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钢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李福堂、石俏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8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行钢城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福堂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福堂、石俏意承担。事实与理由：建行钢城支行对涉案贷款审批履行了审慎义务，依约发放贷款并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案涉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有效。从建行钢城支行的贷款审批流程来看，建行钢城支行依照《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消费额度贷款办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办法》规定的贷款程序，办理了涉案贷款事项。从涉案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情况来看，房屋管理部门受理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申请，并依法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建行钢城支行为抵押权人。李福堂辩称，建行钢城支行陈述的事实没有依据。李福堂在戒毒所不可能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石俏意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福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石俏意于2006年12月6日以李福堂名义和建行钢城支行签订的借款金额为200000元的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建行钢城支行、石俏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福堂与案外人石季芳系夫妻，石俏意系石季芳之妹。2006年12月6日，“李福堂”与建行钢城支行签订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建行钢城支行向“李福堂”提供的最高额抵押贷款额度为人民币200000元，双方约定贷款额度有效期间为15年，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为登记在李福堂名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百合苑505栋3单元3层2室房屋，房屋建筑面积92.88平方米。合同签订当日，“李福堂”、“石季芳”与建行钢城支行共同填写了武汉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表，就上述房屋的抵押办理了他项权证。当日，建行钢城支行向李福堂账号为28×××30建设银行卡上转账200000元。李福堂认为其对上述借款及抵押并不知情，也未委托他人办理，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李福堂于2006年11月9日因吸食毒品由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送至武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六个月，后于2007年5月9日执行戒毒期满出所。石季芳于2005年6月9日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刑事拘留，后被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于2010年9月8日刑满释放。案涉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订立时间为2006年12月6日，合同当事人为“李福堂”与建行钢城支行。该合同自订立时发生效力。武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及武汉市女子监狱均出具了相关公文书证证明李福堂及石季芳当时正被羁押，无法在建行钢城支行办理贷款业务及房屋抵押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此可以认定合同并非李福堂所签。李福堂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合同非李福堂签字，建行钢城支行主张系李福堂签字，应提供证据。一审庭审中，建行钢城支行陈述原告“李福堂”及其妻子“石季芳”当时在银行网点办理业务，并无银行工作人员前往武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或武汉市女子监狱办理任何手续，“李福堂”也并未委托任何人办理借款手续，当时银行工作人员在网点对两人身份进行了“面检”。然而，建行钢城支行却未能提供“石季芳”的身份证复印件，仅核对了“石季芳”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该凭证上并无“石季芳”照片），建行钢城支行陈述当时根据李福堂及石季芳的“结婚证”对二人“面检”进行身份核对，但银行留存的“结婚证”却为1987年8月29日签发的结婚证，“结婚证”上照片与2006年申请银行贷款时“石季芳”的照片明显不同。建行钢城支行陈述当时对二人进行了征信查询，且当时征信并不需要人民银行进行查询，在本行就可进行征信查询，但建行钢城支行亦无法提供“李福堂”或“石季芳”授权银行查询征信的相关资料。建行钢城支行存档资料中，“李福堂”或“石季芳”签字的贷款资料，均无二人所按的手印。建行钢城支行陈述李福堂尾数为9300的存折与尾数为6678的银行卡系一一对应关系（卡折存款互通），但建行钢城支行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后给予的充分补充举证期限内未提交当时“李福堂”在该行柜台办理存折及储蓄卡的相关资料。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后，要求建行钢城支行出具“该笔贷款200000元发放后资金进出情况”的相关证据，建行钢城支行在第一次庭审后给予的充分补充举证期限内不予提交。建行钢城支行陈述因“李福堂”申请的贷款为消费贷款，因此无须对抵押房产进行实地查询，但该行向武汉市江岸区房管局出具的承诺书中却载明“……对抵押的房地产我行工作人员到现场亲自核实无误，如有不实引起的一切后果，我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经济责任”。此外，建行钢城支行对具体是何人去武汉市江岸区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亦表示不知情。综上，建行钢城支行未尽到审慎核查的义务。现有证据已经能够证明上述合同中“李福堂”的签名并非李福堂本人所签，武汉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表上的签名亦非李福堂、石季芳本人所签，李福堂已经就该事实尽到了举证责任，建行钢城支行有义务对“该合同确系李福堂所签订”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但经过一审法院释明，建行钢城支行不申请鉴定，应由建行钢城支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述合同中“李福堂”的签名并非李福堂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为，既然上述合同中“李福堂”的签名并非李福堂本人所签，该合同的内容是否为李福堂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对李福堂发生法律效力，均有待李福堂的追认。因李福堂并未追认上述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对李福堂不发生法律效力。建行钢城支行辩称该合同系李福堂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建行钢城支行未就此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判决：借款人为“李福堂”、贷款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签订时间为2006年12月6日，最高额抵押贷款额度为人民币200000元的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案涉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06年12月6日，当时李福堂、石季芳均被羁押，无法在建行钢城支行办理贷款业务及房屋抵押手续，一审综合本案事实，认定案涉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上“李福堂”的签名并非李福堂本人所签，并判决该合同无效，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采信标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建行钢城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薇审判员 李 瑜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赖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