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2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慧冬，女，汉族，1976年11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慧，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薇，女，汉族，1955年3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华，广东陈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蓝培生，男，汉族，1955年3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华，广东陈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可，男，汉族，1979年9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恩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雪梅，女，汉族，1958年10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国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中区**。法定代表人：刘保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中信广场**iv>法定代表人：管志宽。上诉人肖慧冬、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因与被上诉人何雪梅、广州国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振公司）、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荔集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慧冬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为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以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首次起诉日2014年10月16日至清偿之日止；2.改判一审判决第四项为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房屋涨价损失1861748.56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双倍返还房款及赔偿损失两方面存在案件事实未查清及认定错误。肖慧冬首次购房发生在2012年12月，房屋价格在2012年已确认为1160500元，首笔款项在2012年支付。而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海××路以北××台××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评估价的时间2013年10月23日，且在2013年8月27日涉案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潘某的价格是1793500元，2012年的涉案房屋的价格为1160500元，并结合肖慧冬和其他人团购的事实，价格无不合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是由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恶意串通行为导致，肖慧冬在购买涉案房屋前曾查过预案登记，与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提供的资料一致，且涉案房屋的买卖经过公证委托及受托人是位律师，肖慧冬有相信的理由。涉案房屋不能交易，完全是李小薇、蓝培生、何雪梅、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恶意串通为之，他们应承担合同无效给肖慧冬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已认定李小薇、蓝培生、何雪梅、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的恶意串通行为，诉讼费应由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共同承担。李小薇二审辩称，不同意肖慧冬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肖慧冬称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是恶意串通的行为，事实上李小薇仅认识蓝培生，他们是夫妻关系，李小薇连签订合同的许可都不认识，更不知晓何雪梅、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李小薇与许可签订协议是受到何雪梅的指示去签订，当时何雪梅称只要签完就不关李小薇的事。一审法院认定的恶意串通不恰当，也没有事实依据，肖慧冬认为恶意串通也是错误的。在何雪梅的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其与李小薇有恶意串通行为。蓝培生二审辩称，一审判决并没有认定蓝培生有何不当事实，蓝培生是应公证处的要求去签署委托许可的协议，公证处说卖房的公证必须夫妻都到场，蓝培生不认识许可，也不认识何雪梅、国振投资、金荔集团，蓝培生不可能有恶意串通行为，其也不应承担任何的赔偿连带责任。许可二审辩称，许可没有与李小薇、蓝培生、何雪梅、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审判决后，李小薇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改判李小薇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李小薇与何雪梅、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相互串通伤害肖慧冬权益错误。金荔集团与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金荔科技公司）不是同一公司，李小薇从未在金荔集团当过会计，李小薇当时是在衡阳金荔科技公司当财务部经理，2005年4月23日李小薇被衡阳市公安局逮捕，在2006年12月14日被“取保候审”释放。被取保候审释放时李小薇已经50多岁，达到条件领取社保，所以李小薇没有再回衡阳金荔科技公司工作。（二）一审认定李小薇明显存在恶意错误。李小薇不认识吴俊承此人，也不知道其在2007年代理李小薇签了（2017）海民三初字第4172号《民事调解书》，将涉案房屋给了周某1、周某2。即便是李小薇要对吴俊承的代理行为负责，从2007年到2013年已经过去六年多，当李小薇发现涉案房屋还在自己名下时，有理由相信上述调解案件不能执行。李小薇在2013年初委托许可作为代理人，首先要求许可代理李小薇领取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在领取了房地产证后才可以代理李小薇出售涉案房屋，是李小薇负责任的态度。李小薇是在2013年3月11日委托许可作为代理人，周某1、周某2是在2013年9月18日才登记或涉案房屋的权属人，而许可是在2013年10月25日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如果许可按照李小薇的授权先到房管局为李小薇办理房地产证，其就应该发现涉案房屋已经不是登记在李小薇名下，就不会发生2013年10月25日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应由许可在承担责任。针对李小薇的上诉，肖慧冬二审辩称，（一）李小薇称其不在金荔集团工作，但李小薇在（2016）粤0105民初5400号案中确认其在该公司工作，所以对金荔集团的财务情况应当是知情的。（二）李小薇混淆了涉案房屋的楼盘地址和邮政地址，涉案房屋的地址是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海××路以北××台××房，但涉案房屋的邮政地址是广州市海珠区东翠东街19号2506房，两个地址其实是一套房屋，只是预售登记是楼盘地址，产权地址是邮政地址，所以才出现了2017年已经在海珠区法院作了涉案房屋的调解，已经出让给了案外人周某1。在2013年利用预登记再办理公证委托，如果现在查询涉案房屋的预登记地址，涉案房屋仍是登记在李小薇名下，但是产权地址已经在案外人周某1名下，李小薇一直在利用预告登记去办理一系列的委托以及其他的再买卖。针对李小薇的上诉，蓝培生二审辩称，同意李小薇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后，蓝培生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改判蓝培生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蓝培生与李小薇是夫妻关系，（2017）粤0105民初7606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认定蓝培生有何不当事实。蓝培生在2013年3月11日委托许可代理出售涉案房屋，当时涉案房屋还是在李小薇名下，经过公证的委托书要求许可先领取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再去进行销售。如果许可依照委托书的授权先去领取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就会发现该房屋在2013年9月18日以后就已经不在蓝培生和李小薇的名下，就不应在2013年10月25日再与肖慧冬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还要一房二售。许可大大超出了其代理权限，责任应由许可承担责任，不应该由蓝培生承担。针对蓝培生的上诉，肖慧冬二审辩称，涉案房屋是登记在李小薇名下，应属于李小薇与蓝培生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小薇与蓝培生夫妻双方也共同去公证处办理了售房的公证，应该对涉案房屋交易不能承担责任。针对蓝培生的上诉，李小薇二审辩称，同意蓝培生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针对李小薇、蓝培生的上诉，许可二审辩称，不同意李小薇、蓝培生的请求理由。李小薇与蓝培生共同认定许可有过错是错误的，许可是按照公证委托书的权限范围和公司的指示去签订合同。涉案房屋是根据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李小薇与公司签订的协议，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归公司所有。一审判决后，许可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肖慧冬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肖慧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许可承担换全部款项的连带责任显失公平，许可对合同无效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确认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李小薇在2007年就已将房屋转受他人，李小薇在明知本案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授权许可出售，存在恶意，因此合同无效。但该情况有刑事判决书确认许可并不知情，许可对该情况不存在任何恶意。本案合同无效原因也是因为李小薇在2007年就已将房屋转售他人，而不是2013年8月与潘某签订了合同。许可就该房屋在2013年8月与潘某签订的合同已经在2017年8月7日被海珠法院认定无效，肖慧冬在2017年8月22日起诉，因此许可在2013年8月潘某签订的合同并不是本案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不是本案合同履行的障碍。许可是根据李小薇与金荔集团签订的协议，按照金荔集团的指示签订的合同，也未收取任何款项，根本不存在与李小薇、蓝培生、何雪梅、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串通损害肖慧冬利益的恶意。（二）肖慧冬支付的80万元中有50万元是购买其他房产所支付，与本案没有关联。2012年12月肖慧冬与梁甜景另外签订了购买C3-2003房的买卖合同，并于2012年12月支付房款50万元，肖慧冬提交的50万元的汇款单上注明了用途“购麟台C3栋2003房定金”。该合同不是许可签订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50万元已转化为本案的房款，该50万元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三）许可行为与肖慧冬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许可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何雪梅已在刑事判决书中确认是国振公司安排许可签订合同，许可提交的金荔集团和国振公司的证明也明确了是公司及何雪梅指示许可签订合同，涉及30多套房屋。许可因工作繁忙，何雪梅和公司管理混乱，多次出现签订买卖合同后又调换了情形，因此许可没有作相关的统计，没有留意也不知道涉案房屋签订了两份买卖合同，许可并没有欺骗肖慧冬的故意，也没有收取任何款项和获取非法利益，因此许可主观上并没有过错。（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4号案、（2017）粤刑终92号已确认涉案房屋是因为何雪梅明知该房屋2007年已转让他人无权处分，欺骗肖慧冬签订买卖合同骗取购房款。一审法院也确认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导致涉案房屋不可能出售因而买卖合同无效。因此本案中应当是知道“涉案房屋2007年已经转让的事实，与何雪梅有意思联络”，才能构成本案的恶意串通，承担连带责任，但许可对这一事实毫不知情，否则许可应当构成何雪梅的共犯而承担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许可恶意串通明显错误。刑事判决已确认肖慧冬购买房屋事宜属于合同诈骗不属于民事纠纷，一审法院错误的受理了本案。针对许可的上诉，肖慧冬二审辩称，（一）许可在（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4号案的证人证言中确认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肖慧冬。许可也确认其在签订合同时有向肖慧冬说明涉案房屋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但在签订合同时，案外人已经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涉案房屋第一个产权证在2013年9月18日已经核发了，许可与肖慧冬签订的买卖合同是2013年10月25日，也就是说签订之前已出了房产证。（二）在与肖慧冬签订买卖合同的两个月前，许可与案外人潘某在8月份也签订了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短时间内就涉案房屋签订两份买卖合同，说明许可存在严重的恶意行为。（三）关于许可陈述的80万元中的50万元，是肖慧冬在2012年12月与何雪梅接洽，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合同是C3栋2003房，当时涉案房屋不是现房可以交易的，所以后来拖延到2013年10月份，再与许可签订了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原来的不是现房就没有履行，肖慧冬一审提交的收据以及与何雪梅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均有说明。针对许可的上诉，李小薇、蓝培生二审共同辩称，同意许可的上诉理由以及许可认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是属于公司，不是属于李小薇，李小薇只是涉案房屋的代持人的观点。虽然是李小薇、蓝培生委托许可签订合同，但实际上是金荔集团在委托许可签订合同，所以许可之后的签订合同行为李小薇、蓝培生没有再过问，许可称与李小薇、蓝培生互相之间没有恶意串通的观点正确。肖慧冬于2017年8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肖慧冬与李小薇、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返还购房款80万元给肖慧冬；3.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依合同约定给付违约金60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以及何雪梅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计算，从2014年1月28日计至返还购房款之日止）；4.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赔偿因房屋上涨给肖慧冬造成的损失200万元；5.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承担以上购房本金、违约金及损失的连带责任；6.案件的诉讼费用由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1日，李小薇、蓝培生经公证委托许可等办理涉案房屋出售等事宜，该委托书中还注明：李小薇、蓝培生是夫妻关系，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等。2013年10月25日，肖慧冬（乙方、买方）与李小薇（甲方、买方）；金荔集团、国振公司（担保方、丙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交易价格1160500元；乙方分期付款；合同签订付首期款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交楼；房款支付至丙方账户；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将房地产交付给乙方占有、使用的，按照以下方式处理：逾期超过3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当返还乙方已支付房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期间的违约金；丙方对甲方在本合同的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2013年10月28日，肖慧冬（乙方）与何雪梅（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2013年10月25日星期五与卖方李小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前期付款伍拾万元，第二期付款叁拾万元，余额在李小薇交付肖慧冬房屋时一次性付清，甲方应当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个月内交付房屋给乙方，如未能按照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协助乙方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完成交易登记手续的，按照以下方式处理：逾期超过三个月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当返还乙方已付房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算作逾期违约金；等。肖慧冬分别于2012年12月11日、12月28日以及2013年10月28日向国振公司汇款100000元、400000元、300000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4号案中查明：“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何雪梅在明知不实际具有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侧、海联路以北金麟台产权的情况下，以金荔集团、国振公司的名义作担保，与被害人肖慧冬签订金麟台C3-2506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骗取被害人肖慧冬购房款共计人民币80万元。截止案发时，被告人何雪梅无法交付房屋给被害人肖慧冬，且拒不归还购房款而由其实际支配和使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何雪梅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继续追缴被告人何雪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05.746万元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追缴的财产不足以清偿被害人损失的，责令被告人何雪梅退赔，退赔数额以前述数额为限。……附被害人名单及损失数额：……肖慧冬（80万元）……”何雪梅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对上述案件作出（2017）粤刑终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某也曾因涉案房屋与李小薇、蓝培生等发生纠纷，潘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案号为（2016）粤0105民初5400号。该案中，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8月27日，许可（甲方、卖方）、潘某（乙方、买方）及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丙方、担保方）共同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的海珠涌西北侧、海联路以北金麟台C3幢2506房出售给乙方。房屋建筑面积105.5平方米；交易价格为1793500元……。另，一审法院在2016年11月发函给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查询位于海珠涌西北××海××路以北××台××房的预售登记情况，该委员会以穗国土规划协查〔2016〕626号复函如下：经查，“海珠涌西北侧、海联路以北金麟台C3幢2506房”于2000年11月1日办理预售合同备案在李小薇名下，契约号为99059497号。2007年12月11日，你院以(2008)海民执字第19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解除并注销李小薇与广州市金荔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穗房预合字第××号）；协助周某1、周某2单方办理金麟台C3幢2506房的房地产交易登记过户手续（《商品房预售合同》穗房合字第××号）。该房屋现以13登记8030583登记号登记在周某1、周某2名下，登记地址为：海珠区东翠东街19号2506房。信息核查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另查：2007年11月12日周某1、周某2诉广州市金荔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荔庄房产公司）及李小薇（第三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2007)海民三初字第4172号】，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第一、解除李小薇与金荔庄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穗房预合字××号），第二、金荔庄房产公司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与李小薇到房管部门办理上述《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穗房预合字××号）监证登记的注销（涂销）手续，同时金荔庄房产公司协助周某1、周某2办理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侧海联路以北金麟台第C3幢25层(自然层25)06房的交易过户手续（合同编号：穗房合字××号）；……。2014年6月6日，金荔集团对周某1、周某2、金荔庄房产公司、李小薇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三初字第4172号《民事调解书》等。后金荔集团撤诉。该案中，……周某1、周某2提交了《房地产权证》，载明：周某1、周某2是涉案房屋权属人，登记日期是2013年9月18日。再查：据工商登记资料反映，金荔庄房产公司：1998年6月成立时，法人为刘作超，股东金荔庄实业(70%)、越秀区建业实业公司(30%)。金荔集团：1999年1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刘作超，股东有刘作超、何雪梅，金荔庄实业公司、金荔庄房产公司、金荔投资公司，投资者分别有金荔庄实业公司、刘作超、何芷蕊、金荔庄房产公司等。2003年12月17日，法人为管志宽，投资者为金荔庄实业公司、金荔投资公司、刘作超、金荔庄房产公司等。国振公司：2009年1月成立，法人为肖理炫；2012年4月，股东为刘保光、李开汉；2013年7月，股东为刘思君、钟成。审理后，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05民初5400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潘某与许可代李小薇、蓝培生以及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于2013年8月2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二、李小薇、蓝培生、国振公司及金荔集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潘某赔偿838050元，并从2016年7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欠款利息给潘某。李小薇等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时，李小薇、蓝培生称：李小薇曾是金荔集团的财务人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8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立案时，李小薇、蓝培生下落不明，一审法院公告送达了诉讼材料。于2017年12月11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李小薇、蓝培生未出庭。后李小薇、蓝培生来法院领取诉讼材料。一审法院又于2018年11月8日第二次开庭。第二次庭审时，肖慧冬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确认肖慧冬与李小薇、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双方签订的商品买卖合同无效；2.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共同返还80万元给肖慧冬；3.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依照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的法律规定给付肖慧冬另一倍的房屋价款80万元；4.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赔偿给肖慧冬因房屋上涨的损失2261199元（评估总价减去第2项和第3项诉讼请求的金额）；5.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未能履行给付义务，依照补充协议承担违约金（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起诉之日算起，以80万元为本金）。李小薇、蓝培生坚持其答辩意见。许可坚持其答辩意见，并补充：合同所有权利义务由李小薇承担；许可对肖慧冬与何雪梅签订的协议不知情；许可对房屋买卖的违法行为并不知情。一审庭审中：一、对于向国振公司汇出首笔款项与肖慧冬、李小薇之间签订的合同之间的时间差异问题，肖慧冬表示：接洽是在2012年12月份，首期款同时给付，因为李小薇一直拖着不交房，所以拖时间，后来李小薇说有现房可以交易，才在13年达成一致意见改成涉案房屋。二、对于约定的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的问题，肖慧冬表示：这是一起团购的价格；第一套房卖给肖慧冬和其他人价格是一样，是十几户一起买，其中有一个客户买了五套，据说这个客户还和何雪梅有亲属关系。三、对于许可为何为先后签订两份买卖合同的问题，许可表示：本案涉案房屋……实际买卖是金荔集团，房屋的实际控制人是金荔集团，李小薇也是根据金荔集团的示意出售房屋，许可作为金荔集团的法律顾问，是在双重指示下出售房屋，结合案件情况可知，当时存在大批量的房产交易，许可仅作为金荔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接受指示后也无权过问，期间他交易了多少房产可能也记不清了，他作为公司员工，也没必要自己审查每一份经过公司审批后的合同。何雪梅是金荔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案的肖慧冬签订补充协议是直接和何雪梅签的，肖慧冬其实知道涉案房屋的所有情况，肖慧冬绕过许可签订协议，许可是不知情的。根据肖慧冬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州市亿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经评估，涉案房屋在2013年10月23日的市场价值为2564126元；在2017年8月22日的市场价值为3861199元。肖慧冬为此垫付评估费12910元。肖慧冬表示：对上述报告没有意见。李小薇、蓝培生表示：没有意见。许可表示：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需要对本案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李小薇在2007年就已知晓在法院主持下其与金荔庄房产公司达成解除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由金荔庄房产公司协助周某1、周某2办理涉案房屋交易过户手续的调解协议。在此情况下，李小薇已不可能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肖慧冬，但其仍与其丈夫蓝培生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授权许可出售涉案房屋，并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明显存在恶意。其次，李小薇曾是金荔集团的财务人员，金荔集团、国振公司与何雪梅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何雪梅在签订上述合同后又与肖慧冬签订了涉案房屋的《补充协议》、国振公司及金荔集团作为担保方订立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国振公司收取了肖慧冬支付的80万元，可见上述李小薇、何雪梅、国振公司、李小薇、蓝培生在此过程中相互串通。再次，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李小薇的委托代理人即许可代为签订，但在此之前即2013年8月27日，许可曾以同样的方式与潘某签订了涉案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可见许可明知涉案房屋“一房二卖”而为之，再结合许可自认“自2012年以来代理国振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及国振公司与李小薇、蓝培生、何雪梅、金荔集团之间的关系，可以推定，许可在本案涉案合同中也存在与李小薇、蓝培生、何雪梅、金荔集团、国振公司恶意串通之行为。据此，可以认定，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明知其行为会损害肖慧冬利益的情况下，故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肖慧冬，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肖慧冬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返还房款的问题。因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何雪梅、国振公司、金荔集团相互串通，故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上述国振公司因合同收取的款项，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何雪梅、金荔集团均应承担退还责任。虽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中就涉案房屋的款项对何雪梅确定的是刑事责任，即由国家机关对何雪梅追缴违法所得及责令退赔，但肖慧冬相应的民事权益也因此得到保护，即何雪梅应返还的上述款项最终是支付给肖慧冬，就此民事责任而言，肖慧冬要求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双倍返还房款、赔偿损失的问题。从国振公司出具收据的时间看，肖慧冬自支付第一笔款项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历时近一年的时间，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且国振公司出具第一笔款项收据时，李小薇、蓝培生尚未委托许可处理涉案房屋事宜。另外，《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涉案房屋的价格为1160500元，但经评估涉案房屋在上述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值为2564126元，约定的价格仅为市场价值的45%，该价格差异也与一般交易不符。虽然肖慧冬对于上述问题作出了说明，但肖慧冬自称没有和李小薇本人接触过，而且是向国振公司支付款项，却又与何雪梅签订了补充协议，可见肖慧冬在交易时应当清楚对方身份的复杂性和此次交易的巨大风险，故肖慧冬的上述说明仍不是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根据周某1、周某2在另案中提交的《房地产权证》，涉案房屋在2013年9月18日即在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已经登记在周某1、周某2名下，肖慧冬未尽审查权属的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由上可以推定，肖慧冬签订上述合同时亦非善意。因此，肖慧冬要求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何雪梅、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双倍返还房款以及赔偿房屋差价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因肖慧冬确曾支付过款项，也在刑事案件中被确认为受害人，则其已付款项的法定孳息即利息应为肖慧冬的损失，对于该部分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且该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肖慧冬起诉之日起计算为宜。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因上述合同无效，则肖慧冬要求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肖慧冬与国振公司、金荔集团以及许可代李小薇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二、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对于何雪梅因上述合同就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海××路以北××台××房应返还给肖慧冬的8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国振公司、金荔集团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肖慧冬支付上述款项从2017年8月2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四、驳回肖慧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690元，由肖慧冬负担28267.5元，李小薇、蓝培生、国振公司、金荔集团负担9422.5元。评估费12910元，由肖慧冬负担。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肖慧冬于一审提交的2012年12月11日转账凭证100000元以及2012年12月28日的转账凭证400000元，均显示用途为购金麟台C3栋2003房定金。二审中，肖慧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0月16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立案补充诉讼资料通知书，拟证明肖慧冬在2014年10月16日已向一审法院申请立案，因为涉及刑事犯罪，而民事不予立案，遂报案，刑事案件结束后，再次提起民事诉讼。2.2014年10月23日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出具的依申请信息公开答复书，拟证明肖慧冬在立案后，补充查询涉案房屋的预售证仍登记在李小薇名下，肖慧冬已尽审查权属义务，无过错。一审法院的计算利息时间不妥。李小薇、蓝培生质证称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李小薇实际上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人，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小薇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许可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也证明了肖慧冬2014年10月份去查询时，显示预购人权利人是李小薇，肖慧冬也尽了审查的义务，同样也证明许可当时签订合同时也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通过去相关部门查询显示权利人还是李小薇。李小薇、蓝培生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06）雁刑初字第193号刑事判决书；2.2006年12月14日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书（字【2006】083号），证据1-2拟证明李小薇当时的工作单位是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之前说的金荔集团财务经理是错的。3.2013年3月11日何雪梅手写的关于代持房产处置责任说明；4.2001年3月10日金荔集团与李小薇签订的协议书；5.2019年5月10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4]深仲调字第173号调解书。证据3-5拟证明李小薇只是涉案房屋的代持业主，不应承担返还肖慧冬款项的连带责任。肖慧冬质证称，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李小薇在（2016）粤0105民初5400号案中确认其是在金荔集团当财务人员。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真实性确认，但涉案房屋仍然登记在周某1名下。证据3-5与本案无关。许可质证称，对5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许可向本院提交2018年12月20日金荔集团与国振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拟证实：1.许可是根据指示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2.80万元房款中的50万元不是本案的房款。肖慧冬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国振公司是收款方，也提交了80万元的收款收据在前，后补的不予认可。李小薇、蓝培生共同质证称，对许可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其证明内容与仲裁书基本一致。二审庭询过程中，肖慧冬表示关于许可陈述80万元中的50万元问题，肖慧冬是2012年12月份左右与何雪梅接洽，其与何雪梅于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合同是C3栋2003房，并不是涉案房屋，由于C3栋2003房不是现房，所以后面拖到2013年10月份再与许可签订了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原来的不是现房不可以交易就没有履行，在肖慧冬一审提供的收据以及于何雪梅的补充协议中均有说明，肖慧冬支付的第一笔购房款10万元是C3栋2003房的购房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各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刑事判决责令退赔是否排斥当事人民事请求权；2.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应否就涉案合同无效承责；3.李小薇、蓝培生、许可承担返还房款的数额及利息起算时间的确定；4.肖慧冬主张赔偿涨价损失应否支持。现评析如下：关于刑事判决责令退赔是否排斥当事人民事请求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可见，上述司法解释并未禁止“被害人”针对“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责任主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未禁止“被害人”针对刑事裁判中确定的“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之外还存在的其他财产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故刑事裁判责令退赔并不能排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对刑事案件被告人和对案件确定的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之外的财产损失另行主张赔偿的民事权利。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肖慧冬在何雪梅的刑事案件中得到了退赔。根据法律规定，就生效刑事裁判确定的责令退赔部分，肖慧冬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得向何雪梅再提出民事诉讼，但肖慧冬仍然有权利在经过退赔未能弥补损失时，向其他负有民事责任的主体提起民事诉讼。因此，许可认为刑事案件已确认肖慧冬购买房产事宜属于合同诈骗，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错误，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应否就涉案合同无效承责问题。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李小薇在（2007）海民三初字第4172号案中经法院主持达成了与金荔庄房产公司解除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由金荔庄房产公司协助周某1、周某2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调解协议。之后，李小薇明知自己不具备出售涉案房屋的条件下，仍与其丈夫蓝培生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授权许可出售涉案房屋，并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李小薇曾是金荔集团的财务人员，金荔集团、国振公司与何雪梅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何雪梅在签署上述合同后又与肖慧冬签订了涉案房屋的《补充协议》，国振公司还收取了肖慧冬的80万元。而许可作为李小薇的委托代理人在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曾以同样方式于2013年8月27日与案外人潘某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许可明知涉案房屋存在“一房二卖”而为之，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结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实施的行为，认定何雪梅、李小薇、蓝培生、许可、金荔集团、国振公司明知其行为会损害肖慧冬利益的情况下，故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肖慧冬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李小薇、蓝培生、许可、金荔集团、国振公司应就《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承担责任，李小薇抗辩不认识代表其参加上述案件的代理人，也不知道该代理人签订了调解书，对此，并无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案中的其诉讼委托代理人所持委托授权手续的真实性。李小薇认为其不是金荔集团的财务人员，其二审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在（2018）粤01民终1837案自认是金荔集团的财务人员陈述。李小薇认为其只是代金荔集团代持涉案房屋，其在与肖慧冬签订合同时，也未对此作出披露，故李小薇否认其与金荔集团、国振公司、何雪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李小薇、蓝培生上诉认为许可在未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后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超越其授权，属于其与许可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李小薇、蓝培生以上述理由抗辩无需承责，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许可虽然是受李小薇的委托与肖慧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在上诉状中又确认受何雪梅及国振公司的指示签订该合同，本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刑二初第64号案已认定何雪梅以金荔集团、国振公司的名义作为担保，与肖慧冬签订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构成合同诈骗。不管许可是受李小薇的委托还是何雪梅、国振公司的指示签订涉案合同，其实施“一房二卖”的行为是明知，再结合许可是国振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及国振公司与金荔集团、何雪梅、李小薇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推定许可在涉案合同中存在与何雪梅、金荔集团、国振公司、李小薇恶意串通之行为，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许可二审提供证明的出具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该证明不能作为许可有权抗辩无需承担本案责任的合理依据，故许可上诉认为无需就涉案合同无效承担责任，欠缺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小薇、蓝培生、许可承担返还房款的数额及利息起算时间的确定问题。承上所述，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应就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承担责任。上述合同签订于2013年10月25日，涉案房屋为金麟台C3幢2506房。肖慧冬在一审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其于2012年12月11日、2012年12月28日支付合计50万元载明的是购买金麟台C3栋2003房，并非涉案房屋。肖慧冬也确认其于2102年12月11日与何雪梅恰谈购买签订合同的是金麟台C3栋2003房，并支付了该房第一笔购房款。而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并未确认上述支付款项为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故肖慧冬为购买其他房屋所支付的款项与李小薇、蓝培生、许可无关。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仅需就（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中确定何雪梅需向肖慧冬退赔80万元中的3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即可，一审法院判决其就退赔的8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此外，由于肖慧冬之前提出的民事诉请，并未获得法院正式受理，而何雪梅应向肖慧冬退赔涉案房屋已付的80万元已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的（2017）粤刑终92号刑事裁定予以确定，故从上述日期开始，何雪梅就应向肖慧冬履行返还该款项义务。因何雪梅至今未向肖慧冬退赔上述款项，故肖慧冬有权提出本案主张利息，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也应承担相应连带责任。因此，本院确定本案利息从2017年3月21日起开始计算，肖慧冬上诉要求从2014年10月16日计算，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肖慧冬主张赔偿涨价损失应否支持问题。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卖相对方分别是肖慧冬和李小薇，约定向国振公司支付款项。肖慧冬作为房屋的购买人，其并无就购房款支付情况与李小薇进行确认，相反，其却与何雪梅签订《补充协议》就涉案房屋已付以及购房余款等作出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肖慧冬在交易时应当清楚对方身份的复杂性和此次交易的巨大风险恰当。另外，双方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价格为1160500元，但经评估涉案房屋在上述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值为2564126元，约定价格仅为市场价值的45%，该价格差异也与一般交易不符。因此，一审法院推定，肖慧冬签订涉案合同亦非善意，据此作出驳回肖慧冬要求赔偿涨价损失诉请，并无不可，本院予以维持。肖慧冬上诉坚持要求赔偿涨价损失，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肖慧冬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6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6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国振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对何雪梅因《商品房买卖合同》就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侧海联路以北金麟台C3幢2506房应返还给肖慧冬的8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李小薇、蓝培生、许可对何雪梅因《商品房买卖合同》就广州市海珠区海珠涌西北侧海联路以北金麟台C3幢2506房应返还给肖慧冬的80万元中的3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60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广州国振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李小薇、蓝培生、许可支付上述款项从2017年3月2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其中，广州国振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以80万元为基数，李小薇、蓝培生、许可以30万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四、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60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五、驳回肖慧冬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7690元，由肖慧冬负担28267.5元，由李小薇、蓝培生、许可负担3533.5元，由广州国振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889元；一审案件评估费12910元由肖慧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622元，肖慧冬承担19535元，李小薇、蓝培生、许可承担90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