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14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爱林，男，汉族，1965年4月7日生，身份证住址嘉兴市南湖区）东进村施家埭12号，诉讼确认地址为南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湘湖塑业有限公司，公司登记住所地嘉兴市七星镇（街道）东进村杨家浜**。法定代表人陆爱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嘉兴市广场路**。法定代表人毛宏芳，市长。委托代理人张凝，嘉兴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潘忠平，北京盈科（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七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湖区人民政府七星街道七星路**。法定代理人张某，主任。委托代理人章奇，七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郑一平，北京盈科（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陆爱林、嘉兴市湘湖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湖塑业公司）因要求确认嘉兴市人民政府、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七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七星街道办）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8）浙04行初181号行政裁定。陆爱林、湘湖塑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1998年4月，原告陆爱林与嘉兴市原郊区七星乡湘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关于村民政塑印厂厂房、设备转让的协议》，原告以转让款15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嘉兴市七星民政塑印厂的厂房、设备、库存材料及1995年以后的应收款。2006年12月，原告（原告称与他人共同）在受让房屋基础上设立了湘湖塑业公司（私营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8月3日、8月9日嘉兴市人民政府下属的湘家荡管委会、七星街道办共同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并分别送达了两原告。该告知书认定七星街道东××号厂房（即受让房屋）属于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在城市旧镇规划区内进行违法建设行为，责令两原告收到告知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将占地物品搬离，逾期，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同月，两原告向被告嘉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告知书。2018年2月8日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原告坐落在七星街道东××号的厂房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两分两换”搬迁评估补偿清单（退散进集）》，评估标的包括420.31㎡房屋及附属设施、装修、停产停业补偿、搬迁和过渡费等，合计459928元。原告陆爱林签字予以确认。同日，原告陆爱林、湘湖塑业公司与湘家荡投资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湘家荡投资公司对原告陆爱林所属的房屋、附属物、附属设施实施拆迁，合计补偿原告459928元，原告于2018年2月12日前搬迁完毕并将钥匙交给湘家荡投资公司。原告陆爱林、湘湖塑业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同日，原告陆爱林与东进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诺书》，原告承诺将于2018年2月12日前彻底搬离，并保证不拆旧房屋中任何附属设施，如违约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强制拆除。同日，两原告向嘉兴市人民政府撤回之前要求撤销《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的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2月11日原告向东进村民委员会交出坐落在七星街道东××号的厂房钥匙，同月12日房屋拆迁队拆除了上述厂房及附属设施。2018年6月5日原告领取了湘家荡投资公司支付的房屋拆迁补偿款459928元。庭审中，原告认为是两被告依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强制拆除了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两被告则认为是湘家荡投资公司依据《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委托拆迁队拆除了涉案厂房，两被告未参与拆除行为。此外，庭审中，本院已对两原告进行释明：其请求“依法追究嘉兴市湘家荡区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七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毛某某的全部法律责任。”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诉辩主张，引发原告涉案厂房被拆除存在两个法律行为：一是依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二是依据《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约定实施的拆除行为。虽然在原告的起诉状对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的理由是模糊的，将上述两个法律行为违法均作为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理由，但其在庭审中明确两被告是依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而两被告则坚持认为是湘家荡投资公司依据《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协定委托拆迁队拆除了涉案厂房，且两被告未参与拆除行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嘉兴市人民政府下属的湘家荡管委会、七星街道办作出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认定涉案厂房为违法建筑，责令两原告自行拆除，逾期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两被告在该告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或者根据该告知书的内容在以后实施了强制拆除涉案厂房行为。而此后，发生了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重新评估、两原告与湘家荡投资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原告陆爱林与东进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诺书》，两原告撤回对《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的行政复议申请的新的法律事实，《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明确了拆迁涉案厂房的补偿价格、腾退的时间及原告承诺接受强制拆除的意思表示，从原告2018年2月11日交付涉案厂房钥匙、该厂房于2018年2月12日被拆除及原告领取的补偿款数额，均与上述协定及承诺内容相符，故本案拆除行为应认定为依据协议实施的行为。履行双方协议拆除厂房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除拆除行为超出约定内容或者存在其他职权、程序违法等自身情况外，其合法性依附于协议合法性，因而，确定双方协议的合法性是认定拆除行为合法性的前提。虽然，原告在本案起诉中表示了协议、承诺书的签订受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等意见，但未将协议违法、撤销、无效等作为诉讼请求，同时该请求与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不属于同一个请求，诉讼当事人也不尽相同，不能在同一案件中进行诉讼，协议的合法性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原告认为被告依据违法协议实施强制拆除违法的裁判基础不成立。综上，原告主张两被告依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的事实不存在，故其要求确认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进行行政赔偿无事实依据；同时，协议的合法性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履行协议实施的拆除房屋行为合法性的裁判基础条件不具备。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㈢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陆爱林、嘉兴市湘湖塑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上诉人陆爱林、湘湖塑业公司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嘉兴市湘家荡区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和七星街道办事处共同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并分别于2017年8月3日、8月9日向上诉人发送。两份告知书认定，上诉人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嘉兴市××区东××号建造厂房，建筑面积450平方米，违法占地面积450平方米，并责令上诉人自收到告知书之日3日内自行拆除。嘉兴市南湖区七星镇东进村杨家浜村民委转置共7户，2017年8月4日社区书记叫沈水良、陆爱林来社区协商拆迁，被威胁不签协议就直接强拆厂房，后协商未达成。2017年8月5日七星人民政府组织公安、城管等上百人，未签协议的情况下直接强拆颜根毛、陈亚明的厂房，陆爱林与沈水良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被迫签下第一份补偿35万元的协议。但上诉人尚未收到有权部门送达的强拆决定书，也未得到书面告知可以复议、诉讼等方式进行救济，上诉人房屋在2018年2月12日被被上诉人强行拆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拆除行政行为超越滥用职权违法。嘉兴市湘家荡区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和七星街道办事处不具备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上诉人位于嘉兴市××区东××号的厂房及厂房内的设备系受让合法取得。但在2018年2月8日，上诉人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了拆迁补偿协议，2月12日上诉人的厂房就被强制拆除。上诉人受胁迫签订的协议是可撤销，上诉人申请撤销该合同。同时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上诉人的厂房之前，未向上诉人送达强拆决定书，未书面告知上诉人复议、诉讼之救济权利，明显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二、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所以一审法院提到协议诉讼的合法性，不是审理范围没有法律依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规范性文件及协议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而且该案件在法院立案至裁定9个多月。应在这期间发现问题，提前释明对协议书的争议，一审法院应中止该案件的裁定。三、依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该告知书是嘉兴市湘家荡管理委员会及七星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因为两被上诉人是嘉兴市下派机构无权发布公示公告等，以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对该告知书的合法性审查。依据《承诺书》争议，以上所述超过证据交换期限及属于伪证要求司法鉴定，是无效证据。依据《拆迁补偿协议》争议，以上所述违反《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予以撤销。上诉人认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提交嘉兴市法制办行政复议，但法制办偏护政府，导致上诉人救济渠道受阻，违背本人意愿签下了《拆迁补偿协议》。上诉请求：1.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行初181号的行政裁定书；2.撤销《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3.撤销拆迁补偿协议；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嘉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湘家荡管委会、七星街道办事处虽曾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但答辩人并未参与、组织、实施对涉案厂房的拆除。而本案涉案厨房的拆除实际上系履行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以及《承诺书》的约定，与《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亦无任何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七星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上诉人陆爱林、湘湖塑业公司涉案厂房拆除系依据《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的约定。协议以及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诉人也根据《协议》等约定交付涉案厂房钥匙并领收了相应的补偿款项。故上诉人认为拆除行为系依《限期诉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而实施的，与事实不符。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㈢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根据查明事实，虽然嘉兴市人民政府下属的湘家荡管委会、七星街道办于2017年的8月3日、8月9日分别向两上诉人作出并送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认定涉案厂房为违法建筑，责令两上诉人收到告知书后限期自行拆除，逾期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但此后，经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重新评估，两上诉人与嘉兴湘家荡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2月8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陆爱林与东进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诺书》，两上诉人撤回对《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的行政复议申请，且《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明确了拆迁涉案厂房的补偿价格、腾退的时间及上诉人承诺接受强制拆除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于2018年2月11日交付涉案厂房钥匙，该厂房实际于2018年2月12日被拆除。本院认为，根据案涉《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的作出时间、相关内容，本案拆除行为与上述协议及承诺内容相符，应认定系依据《拆迁补偿协议》实施的行为。同时经核查，一审已就上诉人诉称“拆除房屋行为”系依据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实施的行为，还是依据案涉《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实施的行为，作为本案争议焦点进行了释明审理，但鉴于“协议违法、撤销、无效等作为诉讼请求”与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要求予以赔偿不属于同一个请求，不能在同一案件中进行诉讼，本案中的拆除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存在超出《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内容等情况，原审裁定据此认定，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依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的事实不存在，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进行行政赔偿无事实依据；同时，协议的合法性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履行协议实施的拆除房屋行为合法性的裁判基础条件不具备，裁定驳回上诉人陆爱林、湘湖塑业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本案中，上诉人诉称案涉《拆迁补偿协议》系受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下签订应予撤销，其该主张应另行提出。本案中一审法院就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进行释明审理后作出裁定，并不存在违反诉讼程序规定情况，也不妨碍上诉人对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另行提出救济的权利，上诉人提出异议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吕柏超审判员  车勇进审判员  马良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吴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