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8民终40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地址：榆林市榆阳区。负责人：刘震云,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艳丽,陕西文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宝,男,199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定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园园，陕西言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悦，女，2016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定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少峰，男，196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定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禹秀丽，女，196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定边。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宝,男,199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定边县。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大宝、刘悦、朱少峰、禹秀丽保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825民初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上诉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被保险人朱囿瑞系心肺疾病猝死，不属于祥瑞A款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理赔范畴，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猝死”与本案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是两个相反的概念，根据保险对意外伤害保险的定义可知，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也即，被保险人朱囿瑞不论基于何种原因导致的死亡，只要是猝死的，不属于意外伤害的保险范围，被上诉人无权按照意外伤害保险进行理赔。二、对保险免责条款上诉人已经尽到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首先，一审中，针对本案“猝死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应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但一审法院对该焦点问题并未作出明示，反而避重就轻，笼统认为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实属不当。其次，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己通过纸质卡单、电子网络投保等形式，对免责条款通过加黑、加粗等形式尽到了明示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免责条款完全有效，故上诉人对被保险人因猝死提出的保险身故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以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检验记录”一份，欲证明被保险人朱囿瑞属于意外伤害致身故的目的。但恰好相反，该份证据中法医检验载明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考虑朱囿瑞符合心肺疾病猝死的特征”，也即该检验结论包含两部分内涵：1、被保险人属于猝死；2、具体猝死的原因为心肺疾病所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保险人朱囿瑞属于一般意外伤害。并且，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所举朱囿瑞的户口注销证明可知，朱囿瑞的死亡原因系各种疾病死亡，而非意外伤害。再者，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关于被上诉人邻居的谈话笔录，也仅能证明朱囿瑞在如厕时发生的事故，并不能证明具体的死亡原因，也即到底是意外滑到还是突发疾病死亡。最后，被上诉人报案后，上诉人对该死因有疑惑，故提出尸体解剖，但被上诉人等家属拒绝，并己下葬，上诉人客观上无法举证。一审法院仍以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朱囿瑞在生前有其他的潜在的疾病或机能障碍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承担朱囿瑞属于一般意外伤害导致死亡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对抗辩理由举证不能且无过错的情形下，仍要求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显属不公，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故依法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刘大宝、刘悦、朱少峰、禹秀丽辩称，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朱囿瑞的死亡原因是否应认定为猝死。本案答辩人已提供证据证明朱囿瑞在身故之前身体状况良好，不患有任何疾病，被答辩人无任何相反证据证明答辩人之妻朱囿瑞在身故前存在身体疾病或技能障碍，因此，被答辩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朱囿瑞的死亡特征符合“意外伤害”所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所导致的身体伤害。故朱囿瑞的死亡应认定为意外伤害。朱囿瑞的死因经陕西省定边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未能得出准确结论，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朱囿瑞的死亡原因不明。而保险条款也未能对死亡原因不明的处理方式作出明确约定。依据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如被保险人不能证明朱囿瑞系疾病死亡，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本案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进行理赔。刘大宝在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未就免责事由对答辩人进行明确告知，未履行告知义务，就此项告知义务，应由上诉人举证。在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明确告知免责条款的情况下，即使朱囿瑞的死亡为猝死，上诉人也不能免责，况且朱囿瑞确系意外伤害死亡，故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刘大宝、刘悦、朱少峰、禹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与朱囿瑞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效;2、判决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履行保险义务,在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保险金额120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6日朱囿瑞（已故）在被告处投保祥瑞A款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卡号为：z，保险期间为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12月26日，保险合同约定被告的保险责任为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120000元，未指定受益人。2018年12月9日朱囿瑞在入厕时身亡，经陕西省定边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表检验，结论为“结合案情调查及现场勘查情况，考虑朱囿瑞符合心肺疾病猝死的特征”。另查明，2017年12月24日朱囿瑞在被告处还投保健康无忧重大疾病保险C1款，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方式为年交4740元，受益人为原告刘大宝。在朱囿瑞身故后被告以非意外身故向原告刘大宝赔偿保险理赔金24万元，其中包含疾病前十年的身故关爱保险金40000元。还查明，原告刘大宝系朱囿瑞生前丈夫，刘悦系朱囿瑞之女，朱少峰系朱囿瑞父亲，禹秀丽系朱囿瑞母亲。一审法院认为，朱囿瑞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内容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辩称，被保险人朱囿瑞的死因系猝死，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不在理赔范围内，并且被告已经对被保险人朱囿瑞按“疾病身故”对原告进行了理赔，原告不能即以被保险人朱囿瑞疾病身故要求被告理赔，又以意外身故要求被告理赔。本案中被保险人朱囿瑞在如厕期间死亡，陕西省定边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其死亡原因的结论为“结合案情调查及现场勘查情况，考虑朱囿瑞符合心肺疾病猝死的特征”。对该检验记录检验人蒋浩释义称，该记录系为排除被保险人朱囿瑞存在他杀可能性出具的结论，不能完全认定朱囿瑞的死亡系心肺疾病猝死。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伤害释义为“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主要且主要原因导致的身体伤害，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对猝死释义为“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的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发死亡，属于疾病身故”。朱囿瑞的死亡符合突发的、非本意的客观事实，陕西省定边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其死亡原因的结论又不能确切认定朱囿瑞的死因系心肺疾病猝死，且无证据证明朱囿瑞在生前有其他潜在的疾病或机能障碍。故综上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与朱囿瑞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效。二、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120000元。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涉案保险是通过网络进行激活生效，根据网络激活的常规操作，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明示的提示义务，符合《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故免责条款有效。本案朱囿瑞的死亡经陕西省定边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尸表检验载明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考虑朱囿瑞符合心肺疾病猝死的特征”。这种情况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规定的承担责任的情形。猝死仅是死亡的一种形式，并不能证实死亡的直接原因，猝死属于双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故上诉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刘大宝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刘大宝对朱囿瑞是否因意外伤害死亡以及死亡与该意外伤害间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刘大宝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朱囿瑞系因意外伤害而死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5民初6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大宝、刘悦、朱少峰、禹秀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共计5400元，由被上诉人刘大宝、刘悦、朱少峰、禹秀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光亮审判员  闫 虹审判员  高锦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马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