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民终1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治国，男，197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檀玄，安徽省东至县胜利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县城广场西路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23751650637P。法定代表人：兰生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艳，新疆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贵祥，男，196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崇仁县，上诉人曾治国因与被上诉人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沙湾公司”）、詹贵祥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4民初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治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檀玄，被上诉人沙湾棉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艳到庭参加庭询，被上诉人詹贵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治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连带清偿上诉人劳务费人民币1200000元整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为“沙湾棉花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该公司未在曾治国与詹贵祥签订的加工合同及欠条上签字盖章，不认可其与曾治国形成过任何法律关系，否认詹贵祥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代理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曾治国不能举证证明詹贵祥与曾治国签订加工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对曾治国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违背了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明显不当。第一，本案上诉人曾治国从2015年开始带领工人在被上诉人沙湾公司所隶属的秦棉分公司（收购站）加工皮棉的事实以及欠付上诉人劳务费1200000元的事实，一审判决也已经作出了认定。第二，被上诉人詹贵祥是被上诉人沙湾公司所隶属的秦棉分公司（收购站）的业务负责人，被上诉人詹贵祥的履行职务行为。无论是从表象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能充分体现出米，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行为，本案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詹贵祥的管理行为和出具欠条的行为都是代表被上诉人沙湾公司的职务行为，何况被上诉人沙湾公司也是上诉人加工皮棉的直接受益人。虽然该欠条是以被上诉人詹贵祥个人名义出具，但是从欠款事由上和《加工合同》中明显可见是棉花加工费，并非被上诉人詹贵祥的其他个人债务，故被上诉人沙湾公司应对被上诉人詹贵祥出具的棉花加工费的债务负有清偿责任。第三，本案的举证责任问题。应该根据双方的举证义务和举证能力进行合理分配，本案上诉人只能就棉花加工的事实和拖欠棉花加工费的事实依法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本案两被上诉人是何种法律关系，两被上诉人都负有举证责任，并非仅凭被上诉人沙湾公司的单方认可与否来草率认定。根据相关事实和证据线索表明，本案被上诉人沙湾公司手中应掌握有涉案棉花加工经营账目、银行流水以及出资情况、加工销售数量、销售后的资金回笼、款项支付情况方面的具体数据，能够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依法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第四，涉案秦棉分公司（收购站）隶属被上诉人沙湾公司，人、财、物均归被上诉人沙湾公司管理，如果不是经过被上诉人沙湾公司的允许和指派，被上诉人詹贵祥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在那里行使经营管理权？无论被上诉人沙湾公司如何抵赖，被上诉人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行使管理权的事实，总该有合理合法的解释，一审法院如此草率判决，如何能令上诉人信服？第五，本案上诉人的催讨费用，尽管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但符合客观事实，给上诉人造成了较大损失，一审判决应考虑酌情支持。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对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认真审查，并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要求各方依法举证，却偏听偏信被上诉人沙湾公司的片面之间，导致错误判决。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沙湾公司辩称：第一，本案的案由是加工合同纠纷，而上诉人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合同的相对方只能有一个。即被上诉人詹贵祥因为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仅有詹贵祥签字的加工合同和欠条，并且詹贵祥针对一审判决书也没有上诉，说明其承认与上诉人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故，被上诉人沙湾公司并不是本案加工合同的相对方。第二，上诉人上诉状第一点混淆视听。原审法院并未对其陈述的事实做出认定，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判决书第5页最后一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詹贵祥之间形成了加工合同关系。第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沙湾公司就被上诉人詹贵祥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才能认定，沙湾公司与詹贵祥无劳动合同关系也无代理关系，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之说，且也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向沙湾公司提供过劳务的事实。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主张没有依据。第四，根据民诉法90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案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作为原审原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詹贵祥系履行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要求被上诉人沙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即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第五，在原审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催讨的费用。第六，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詹贵祥履行的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法庭注意，在本案一审起诉之前，上诉人已经于2017年曾向法院提起过诉讼，被告只有詹贵祥一人，是因双方达成还款协议才撤诉，此事实在原审起诉状及撤诉笔录中均有陈述。所以，上诉人应该明白加工皮棉提供劳务的相对方是詹贵祥。在上诉人与詹贵祥之间产生加工合同关系当时，上诉人主观上并不相信詹贵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詹贵祥存在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詹贵祥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庭审中曾治国关于120万元的形成及结算没有据实陈述。上诉人曾经在沙湾县劳动局以及信访局举报过詹贵祥和沙湾公司，沙湾公司也是在劳动局才知道曾治国的存在。当时曾治国向劳动局、信访局陈述的120万元是曾治国与詹贵祥六七年合作有部分欠的加工费，还有部分是这两年的加工费，设备维修费，10万-20万的借款，曾治国和詹贵祥在六七年以前就认识。曾治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詹贵祥立即连带清偿曾治国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及利息壹拾壹万元整（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2019年3月13日），之后利息算至还清欠款之日起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詹贵祥承担曾治国催讨费用2万元整；3、本案诉讼费由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詹贵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5年开始，曾治国开始带领工人为詹贵祥加工皮棉。2017年1月13日，詹贵祥以“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秦棉分公司（收购站）”名义与曾治国补签了一份《棉花加工合同》，该合同分别由詹贵祥、曾治国作为甲、乙双方签字。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曾治国为詹贵祥加工皮棉，加工期限从收购之日至籽棉加工完毕为止，加工手摘棉每吨价格460元，机采棉每吨570元。2017年1月15日，詹贵祥、曾治国双方经结算，詹贵祥尚欠曾治国加工费120万元。为此，詹贵祥于当日向曾治国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曾治国皮棉加工费1200000元，壹百贰拾万元整，欠款人：詹贵祥，2017年1月15日。”出具欠条后，詹贵祥未支付分文欠款。2017年11月22日，曾治国曾向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起诉詹贵祥要求支付拖欠的加工费，2017年12月13日，曾治国向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撤回起诉。2018年6月7日，曾治国向沙湾县人民法院起诉詹贵祥、沙湾棉花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加工费，2018年9月17日，沙湾县人民法院驳回了曾治国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曾治国与詹贵祥签订的加工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詹贵祥应履行支付加工费的义务，故对曾治国要求詹贵祥支付加工费1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曾治国要求詹贵祥按照年息6%，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詹贵祥所出具的欠条，并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依据法律规定，曾治国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自曾治国第一次起诉之日起，詹贵祥应依法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故一审法院确认詹贵祥应自2017年11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曾治国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曾治国主张催讨债务费用2万元，由于曾治国与詹贵祥所签合同及詹贵祥所出具欠条对此费用并无约定，且曾治国该主张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詹贵祥在庭审时当庭答辩，认为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由于其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且本案也不属于专属管辖，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曾治国要求沙湾棉花公司承担支付加工费义务，由于沙湾棉花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该公司未在曾治国与詹贵祥签订的加工合同及欠条上签字盖章，不认可其与曾治国形成过任何法律关系，否认詹贵祥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代理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曾治国不能举证证明詹贵祥与其签订加工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者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对曾治国该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詹贵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治国支付劳务费12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被告詹贵祥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曾治国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16770元，由詹贵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都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2015年开始，原告曾治国开始带领工人为被告詹贵祥加工皮棉”有异议，认为曾治国不是为詹贵祥加工，是为沙湾公司加工的皮棉。2、对“2017年1月15日，詹贵祥、曾治国双方经结算，詹贵祥尚欠曾治国加工费120万元”有异议，认为不只是詹贵祥尚欠曾治国，是沙湾公司和詹贵祥尚欠曾治国加工费120万元。二审查明：2014年起，曾治国与詹贵祥就有加工皮棉合作业务，但双方一直未签订过合作协议，直至2017年1月，詹贵祥尚欠曾治国120万元未付，于是双方商定于2017年1月13日，詹贵祥以沙湾棉花产业有限公司秦棉分公司（收购站）的名义与曾治国补签一份《棉花加工合同》，合同经詹贵祥和曾治国签字确认，合法有效。2017年1月15日，詹贵祥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曾治国皮棉加工费1200000元，壹佰贰拾万元整。欠款人：詹贵祥”。棉花加工合同上虽有沙湾棉花产业有限公司秦棉分公司（收购站）作为甲方，但无该公司公章，且沙湾公司事后未对此协议进行追认。上诉人曾治国无其他证据能证明其为沙湾公司加工皮棉。上述1200000的欠条，只有詹贵祥一人签字，是詹贵祥以个人名义出具，与沙湾公司无关。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沙湾公司是否需要承担1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清偿责任。曾治国诉称其从2015年开始带领工人在沙湾公司秦棉分公司的加工厂加工皮棉，且詹贵祥及其他财务人员也是沙湾公司的人，曾治国有理由相信詹贵祥形成表见代理，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表见代理”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120万元是曾治国与詹贵祥签合同之前形成的费用，且双方签合同时，詹贵祥既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也未在合同上盖沙湾公司的公章，故合同不能成为表见代理的外观表象。詹贵祥的工作地点在沙湾公司秦棉分公司加工厂不足以成为表见代理的理由，曾治国以此为由不能认为是“善意、无过失的”。另，詹贵祥向曾治国出具欠条时是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曾治国当时并未提出异议要求其以公司名义出具，甚至在2018年起诉时也主张“詹贵祥租用沙湾公司棉花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秦棉分公司场地收购棉花”，可见，曾治国在交易当时并不认为詹贵祥是代理沙湾公司与其交易，詹贵祥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催讨费用，因上诉人与詹贵祥所签合同并未有此约定，且上诉人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曾治国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2015年、2016年沙湾公司所隶属的秦棉分公司的经营者情况和收购棉花的账册、银行流水往来情况；一份责令提交书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责令沙湾公司和詹贵祥提交能证明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因曾治国提出申请日期已过举证期限，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治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上诉人曾治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建华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万燕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董珍书记员揭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