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晋11行赔初6号原告闫某，男，汉族，平遥县人，住介休市。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某，职务市长。委托代理人孟某，介休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股长。委托代理人郝某，山西旭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某诉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当日向介休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介休市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闫某，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何宇雄、委托代理人孟某、郝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闫某于2019年4月20日以邮寄方式向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介休市人民政府赔偿因其行政不作为扩大了原告的经济损失，金额为181300元。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了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书。原告闫某起诉状诉称，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介政复不受（2017）1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确认属于不作为，适用法律错误)给原告加重造成的合法经济损失，并支持依据原告所递交的赔偿申请书给予赔偿，承担本案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为，2016年8月31日，介休市老城管理委员会与原告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将位于介休市后土庙广场租赁给原告经营儿童娱乐项目，期限为两年。在原告正常经营期间，介休市老城管理委员会被介休市人民政府撤销，由介休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以下简称介休市环卫局）负责该广场卫生管理。2017年5月24日介休市环卫局下发搬迀通知，限原告于2017年6月20日前将儿童游乐器材搬迁出后土庙。原告不服该通知，于2017年6月19日向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制止介休市环卫局限期搬迁通知，以防介休市环卫局采取强制措施。2017年6月22日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介政复不受（2017）1号】，致使介休市环卫局在2017年6月23日采取强制手段强行拆除了原告投资的儿童乐园，并强行扣押儿童游乐设备至今。原告认为，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已经人民法院生效文书判决予以撤销，并确认了该复议决定属于行政不作为。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没有及时阻止介休市环卫局后续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经营的儿童乐园不能正常持续经营，让原告合法收入受到严重损失并背负巨额负债和贷款不能按期偿还。因此，请求介休市人民政府赔偿因其行政不作为扩大了原告的经济损失，金额为181300元。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了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书。闫某不服该不予受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闫某提交了下列证据支持其诉求，1.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37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的【介政复不受（2017）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被依法撤销；2.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行终4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介休市环卫局2017年6月23日将原告闫某儿童游乐器材强制搬出后土庙广场的行为被确认违法。3.介休市万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介休市万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与介休市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公司、介休市老城管理委员会签订的保洁合同以及发票、租赁合同，证明介休市老城管理委员会被撤销后，订立的相关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公司的员工被遣散，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4.介休市人民政府2017年5月5日会议纪要，证明介休市老城管理委员会被撤销，原告与其签订的合同被中止，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5.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不服介休市环卫局2017年5月21日作出的儿童游乐器材搬迁通知，于2017年6月17日向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6.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介政复不受（2017）1号】【介政复不受（2017）4号】，证明介休市人民政府一直不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7.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20日向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介休市人民政府赔偿因其行政不作为扩大的原告经济损失181300元。8.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了不受理原告行政赔偿申请的决定。9.个人信用报告，证明因经济损失严重，原告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被银行列入征信黑名单，造成了精神方面的损失。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针对原告闫某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5.6.7.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9认为介休市万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该公司与相关单位签订的保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加重了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称，2017年6月17日，闫某向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认为介休市环卫局2017年5月21日向其送达的《搬迁通知》违反了合同约定，造成其经济损失。介休市人民政府审查后，认为介休市环卫局通知闫某搬迁，系根据双方订立的《场地租赁合同》作出的民事行为，该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了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闫某不服该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责令介休市人民政府受理闫某的复议申请。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了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介政复受（2017）1号】，在审查期间，得知闫某已经向左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介休市环卫局限期搬迁通知和行政强制措施违法违约，遂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介政复决（2017）4号】，驳回了闫某的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4月20日，闫某向介休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介休市人民政府赔偿因不作为扩大的经济损失181300元。介休市人民政府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八条的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复议决定只有在剥夺相对人更多的权益或者附加更多的义务，即加重原来的行政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发生错误时，才会加重侵害，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并未进入复议程序，不存在加重侵害的情形。对闫某造成侵害的行为是2017年6月23日介休市环卫局强制搬迁行为，该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闫某也已经向介休市环卫局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介休市人民政府并非强制搬迁违法行为的赔偿义务机关，原告起诉介休市人民政府属于被告主体错误。综上所述，介休市人民政府对闫某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受理是正确的，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作出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正确，提交了下列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闫某向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的内容；2.介休市环卫局于2017年5月21日作出的儿童游乐器材搬迁通知，证明闫某不服该通知提起行政复议；3.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介政复不受（2017）1号】，证明介休市人民政府针对闫某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4.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行初50－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闫某同时起诉介休市环卫局和介休市人民政府，后撤回对介休市环卫局的起诉；5.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6.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37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11行初50号行政判决；7.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介政复受（2017）1号】，证明介休市人民政府依据生效判决受理了闫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8.行政起诉状，证明2017年7月3日闫某向左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介休市环卫局作出的限期搬迁儿童游乐器材通知和强制拆迁行为违法；9.应诉通知书，证明闫某提起的上述行政诉讼已经立案；10.行政复议决定书【介政复决（2017）4号】，证明介休市人民政府驳回了闫某行政复议申请；11.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行终4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介休市环卫局2017年6月23日将闫某儿童游乐器材强制搬出后土庙广场的行为被确认违法；12.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闫某向介休市环卫局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13.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闫某向介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的内容；14.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介休市人民政府对闫某提起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原告闫某针对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介休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造成其经济严重损失，请求予以赔偿。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只对个别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闫某不服介休市环卫局2017年5月21日对其作出限期搬迁儿童游乐器材的通知，于2017年6月17日向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了【介政复不受（2017）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闫某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该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被撤销并责令被告受理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原告闫某认为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扩大了其经济损失，于2019年4月20日向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了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闫某将诉讼请求明确为请求撤销介休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的行政赔偿不予受理决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是否加重了原告闫某的经济损失？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原告闫某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是否正确？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有五种，维持、撤销、变更、确认违法，限期履行。上述五种决定中，只有维持和变更类的复议决定才会对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八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按照该规定，即使复议机关作出的是维持决定，承担赔偿义务的机关仍然是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因此，排除维持类复议决定后，只有复议机关作出变更类复议决定才会出现影响复议申请人权益的情形。也就是说只有复议机关作出变更类的复议决定且该复议决定增加了申请人的负担或减损了申请人的权益，该复议机关才会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属于不作为类的行为，该行为表明复议机关怠于行使其应履行的相关职责，作出一种程序上的拒绝，表明其拒绝对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进行实体性审查，也就是对原行政行为不予作出肯定或否定性评价，此种不作为自然就不会出现增加申请人负担或减损申请人权益的情形。因此，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本身不会对闫某产生权益损害，其只是放任了损害结果的发生。事实上对原告闫某造成损害的也不是介休市人民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而是介休市环卫局2017年6月23日将儿童游乐器材强制搬出后土庙广场的行为。上述行为已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针对该违法行为，原告已经向介休市环卫局提起了行政赔偿申请，其合法权益已经有相应的救济渠道予以保障。综上所述，原告闫某针对被告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提出行政赔偿于法无据。介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介政复不受（2017）1号】未加重闫某的权益损害，该机关不是适格赔偿义务机关。介休市人民政府对原告闫某作出不予受理行政赔偿申请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闫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闫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慧平审 判 员 刘云兰人民陪审员 李文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闫娟娟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