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2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官林，男，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卒，男，198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黎明，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代表人：胡妮娜。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彤彤、张义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滨海宝利德化工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div> 法定代表人：朱纪昌。 原审第三人：杭州阳城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远大村（南围）/div> 诉讼代表人：杭州阳城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林，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裘光利因与被上诉人韩卒、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第三人滨海宝利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德公司）、杭州阳城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5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官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上海银行和韩卒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上海银行和韩卒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和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上海银行与韩卒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有误。上海银行与韩卒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虽为2014年7月29日，但王官林认为其形成时间应在2016年2月17日到2017年4月28日之间。第一，2014年9月30日，杭州萧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戴德实业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委托对阳城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审计并于2014年10月25日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报告显示：阳城公司与上海银行并未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韩卒也未有债权债务关系。说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债权已由阳城公司按期清偿，且不存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事宜。故上海银行与韩卒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并非为落款处的“2014年7月29日”，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应在2014年9月30日之后。第二，王官林提供的证据11（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显示，韩卒于2016年2月17日，以租赁的方式向法院提交2014年8月13日与艳阳公司、戴德公司、阳城公司、朱纪昌、杨建苗共同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书》，后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此租赁。若《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确为2014年7月29日，韩卒应在2016年2月17日之前或者同时提供《厂房租赁协议书》才合乎逻辑；一审法院查明，韩卒于2017年8月24日以2014年7月29日与上海银行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抵押物拍卖款优先受偿；结合韩卒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上海银行在2017年4月28日出具的《证明》，王官林认为《债权转让协议书》形成的时间点应在2016年2月17日到2017年4月28日之间。 2.一审法院未审查也未认定权利凭证持有者，致使对《债权转让协议书》的评价缺少重要的事实依据。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写明“在甲方实际收到转让债权对价款后，甲方即向乙方提供债权相关凭证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若《债权转让协议书》确系上海银行与韩卒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韩卒在庭审中的陈述，上海银行应当向韩卒交付的不仅仅有上述材料，更应该包括抵押物的他项权证，贷款结清证明和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再结合韩卒在一审法院关于处理债权转让事宜的判决（案号为：（2015）杭萧商初字第456号、（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内容，还应当包括《债权转让通知书》，并且相关权利凭证材料均应当是由韩卒持有。截至一审判决前，韩卒也未向法院提交上述相关材料，在庭审中也认可其并未持有原件。事实上，王官林在起诉时即申请法院向南阳街道调取贷款结清证明和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等相关材料原件，但一审法院以上海银行认可三性为由，不予调查。王官林认为，韩卒未提供相关材料原件，上海银行认可权利凭证及贷款结清证明和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的三性，而王官林已说明原件所在地后法院不予调查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相关材料系阳城公司持有。而相关权利凭证及贷款结清证明和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由阳城公司持有确能说明，上海银行的借款已由阳城公司清偿，故而上海银行才会把相关权利凭证及贷款结清证明和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交付给阳城公司。一审法院在评价《债权转让协议书》时缺少重要的事实依据。 3.阳城公司管理人怠于履行管理人义务致使法院对于事实的错误认定。本案纠纷有一定特殊性，王官林并不是债权债务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因上海银行和韩卒的行为损害了王官林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证据收集与取得对于王官林是不容易的。阳城公司作为借款人，并有破产管理人主持工作，理应最清楚案涉借款是否清偿，是否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宜，但阳城公司管理人陈述“公司自2014年1月之后的财务账册均遗失”，不知道管理人在没有财务账册等原始凭证时是如何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就算真的遗失了财务账册，作为管理人理应了解并清楚公司是否进行过专项审计等事宜。故阳城公司的管理人系怠于履行管理人义务，致使法院对于事实的错误认定。 4.一审法院未认定“2016年2月17日，韩卒以租赁方式对法院拍卖相关财产提出异议并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3日的《厂房租赁协议书》。2017年8月24日，韩卒以债权转让方式对抵押物拍卖款申请优先受偿并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这一节事实，系有意回避存疑的客观事实。王官林申请一审法院调取（2015）杭萧执民字第7630号案卷材料中包括了上述客观事实，且该事实在庭审也进行了审查，不管如何解释，韩卒作为诉讼经验丰富的当事人，上述行为确实存疑。一审法院未认定该节事实，系有意回避存疑的客观事实。 5.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均以上海银行和韩卒的言词为依据，否认书面证据。王官林提供的证据11（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中，2015年7月7日义蓬法庭对朱纪昌的《调查笔录》显示：“去年因为我欠外债太多，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韩卒，为了回笼资金解决企业困难，我将戴德公司的两处房产共计44000平方米租赁给了韩卒，共计租金4000000元，租期十年。租金已经付清。”；2016年2月17日义蓬法庭对韩卒《执行调查笔录》（附2014年7月8日《厂房租赁协议书》、2014年8月13日《厂房租赁协议书》，记账联、税收缴款书）显示：“朱纪昌、杨建苗因相关企业经营周转需要，在2014年7月8日前向韩卒借款合计2400万元，在2014年8月1日借款一笔1600万元；韩卒提供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记账联、税收缴款书证明，由其持有相关纳税凭证及借款转租赁的事实。”,在如此多的书面证据面前，法院依然以韩卒的陈述“考虑到实际操作过程存在权力保护的空窗期，另行协商签署租赁合同作为保护。2014年8月13日《厂房租赁协议书》中租金抵扣借款1600万元，即债权转让款1600万元。”以及上海银行和韩卒共同陈述“债权转让款系指示交付给周丽君”，而认定韩卒支付给周丽君的1600万系案涉的债权转让款，并认定其陈述具有合理性及其对借款还是债权转让款，租赁还是债权转让存在法律认识错误。一审法院系未按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正确对待当事人的陈述与书证的关系及证明力大小。 6.一审法院认为韩卒对于借款还是债权转让款，租赁还是债权转让存在法律认识错误违背客观事实。根据无讼网和浙江法院司法公开网对韩卒公开的法律文书进行检索查询发现，韩卒从2006年即开始出借款项给许多案外人，在2008年开始以诉讼的方式要求借款人、保证人等履行还款、承担担保责任等义务。据两处网站公开数据的统计，韩卒作为当事人或代理人，事发在2006年到2014年间民间借贷纠纷、保证合同纠纷、追偿权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判决案件总共19起（其中16起案件系原告、2起案件系委托代理人、1起案件系被告；其中14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3起保证合同纠纷案件、1起追偿权纠纷案件、1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可以说韩卒代理、出庭、处理过的民间借贷案件比执业两三年律师办过的民间借贷案件都多，有如此多的法律诉讼经验的韩卒，不知一审法院何以认定，其会对借款还是债权转让款，租赁还是债权转让存在法律认识错误。上述案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5）杭萧商初字第456号追偿权纠纷、（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保证合同纠纷这两个案件，从事实内容可以确认，原告并非系上述两案的原权利人，取得的权利也是通过债权转让方式，这两个案件中韩卒在债权转让时所持有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包括债权凭证（借据、借条）、原债权的交付凭证（银行凭证、收据、还款证明书、确认书等）、权利转让凭证（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凭证）、利害相关人的证人证言。若2014年7月29日真实存在债权转让行为，王官林认为：第一，根据韩卒的法律认知应当在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约定的是“2014年8月1日收到债权转让款1600万元”，而不是“借款本金人民币1600万元”；第二，既然2014年8月13日韩卒与借款人阳城公司在一起签订协议，那根据其法律认识应当会要求阳城公司确认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明知晓债权已转让的书面材料。一审法院系未审查清楚而错误的认定了韩卒存在法律认识错误的事实。 7.一审法院从案涉1600万元的支付操作分析，认为韩卒与上海银行的行为符合逻辑，忽略了韩卒与朱纪昌、杨建苗、周丽君存在的交易往来以及阳城公司是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清偿了1600万元本金及14万元利息的还款义务，并非是代为支付1600万元的转让款，致使错误的认定了本案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案涉1600万元的支付操作进行了分析，认为韩卒与上海银行的行为符合逻辑。王官林认为：第一，根据证据11（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中，2014年8月13日的《厂房租赁协议书》已明确的表示了2014年8月1日朱纪昌、杨建苗向韩卒借款1600万元的事实，1600万元的意思表示就是借款，且韩卒与周丽君之间的1600万元的往来系基于何种意思表示不明确，故应当由韩卒进一步证明1600万元往来的意思表示；第二，阳城公司是按照其与上海银行所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关于归还本金及利息的约定进行还款，所以最终还款是1614万元，而不是向上海银行代为支付1600万元的转让款。故一审法院仅以对方的陈述而认为韩卒与上海银行的行为符合逻辑并不能让人信服。 8.杨建苗的陈述前后矛盾不予采信，而韩卒在庭审中的陈述与《执行调查笔录》及书面证据相矛盾反而予以采信，一审法院的认定难以让人信服。一审法院认定“朱纪昌、杨建苗在2016年5月18日、5月31日作出对此1000万元用途自相矛盾的陈述，不合逻辑推理”，而韩卒在2016年2月17日义蓬法庭的《执行调查笔录》（附2014年7月8日《厂房租赁协议书》、2014年8月13日《厂房租赁协议书》，记账联、税收缴款书）陈述和书证与庭审的陈述自相矛盾，法院却认可庭审中的陈述并予以认定，实难让人信服。韩卒作为具有法律认识能力的债权人，作出与2014年8月13日《厂房租赁协议书》书面内容相矛盾的陈述，且该陈述对自身更有利的情况下，更能说明韩卒存在以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想让普通债权转变成享有抵押优先权的行为。 二、根据一审的庭审过程、相关证据材料以及上述理由，王官林认为，截至2014年8月1日，朱纪昌、杨建苗结欠韩卒借款4000万元，其中1600万元的借款系用于归还上海银行的到期借款，但未及时注销抵押登记。朱纪昌、杨建苗在不能归还相关款项情况下，韩卒与戴德公司、阳城公司、艳阳公司、朱纪昌、杨建苗等签订2014年7月8日《厂房租赁协议书》、2014年8月13日《厂房租赁协议书》，以借款抵扣租金方式来实现债权。2014年11月14日，阳城公司缴纳了2014年11月1日到2014年11月30日的租金收入税款，韩卒持有相关的纳税凭证。后因戴德公司等关联企业经营不善，被法院执行拍卖相关财产包括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的债权抵押物。在拍卖公告发出后，2016年2月17日韩卒以相关拍卖物已被租赁为由对拍卖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1中的厂房租赁协议书、租赁发票、税收缴款书、租赁协议书，同日一审法院对韩卒的异议做了执行调查笔录，最终一审法院执行庭未认可其租赁。随后，韩卒通过各种手段与上海银行签订了案涉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但落款时间写成“2014年7月29日”，因《债权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是倒签，故无法形成《债权转让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可以证明事后及时通知的材料，故在2017年4月28日要求上海银行出具《证明》，用以强调债权转让款1600万元已付清的事实。而后，在2017年8月24日，韩卒利用债权抵押物未注销的漏洞，以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及2017年4月28日的《证明》为依据向一审法院申请在16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抵押物拍卖款优先受偿。故上海银行与韩卒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债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系双方恶意串通，存在损害王官林利益的意思联络，故应属无效。 韩卒辩称，第1点，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一审已经认定，王官林所陈述的理由仅仅是一个推断，没有相应的依据。第2点，韩卒没有提交权利凭证的原件，对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是没有影响的。没有必要去审查原件由谁持有，同时持有该权利凭证原件并不能推断上海银行与韩卒之间存在串通。按照王官林的说法，可能认为这些原件是在阳城公司手里，那就会出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阳城公司拿到原件，上海银行的贷款也已经还清，其为什么不去注销然后重新套出一笔款项作为企业资金。如果阳城公司真的还清了贷款，作为一家经营性企业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不进行第二次贷款或者抵押。第3点，韩卒对于阳城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性是有异议的，王官林在上诉状中也提到2014年1月之后的账册没有了，本案争议发生时间以及款项支付都是2014年1月4日之后，矛盾或者交易是应该在七八月的时候，阳城公司以缺失的财务凭证形成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本案真实的法律关系以及财务往来。对第4点和第8点的内容，不再进行重复，一审判决已经讲得很清楚。第5点，这个观点韩卒在浙01民终1449号案中也讲过了，上海银行在2014年8月1日已经收到了转让对价1614万元，连本带利都清了，这笔贷款既没有出现逾期，也没有出现不良，上海银行还有什么动机或者是目的要去跟韩卒串通，帮助韩卒来做这些虚假的手续或者提供虚假的证据，这是不符合逻辑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银行辩称，一、王官林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及事实不清的8点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次答辩如下：1．王官林认为“上海银行与韩卒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成时间点为2016年2月17日之后”仅为推断，且推断并无逻辑性，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杭州萧审会计事务所于2014年10月25日出具的对杭州阳城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仅能反映阳城公司的财务情况，不能反映法律关系性质及其形成时间。故王官林以“审计报告显示阳城公司与上海银行并未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韩卒也未有债权债务”审计报告，不能得出案涉债权性质为阳城公司还款的结论，亦无法否定案涉债权转让关系的真实存在，更不能得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在2014年9月30日推断结论。（2）韩卒于2016年2月17日向一审法院执行局提交其与戴德公司、阳城公司、滨海公司、朱纪昌、杨建苗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书》主张租赁权保护，于2017年8月24日又以2014年7月29日其与上海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抵押物拍卖款优先受偿权，系韩卒选择主张权利的方式，不能由此推断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在2016年2月17日之后。况且，韩卒对其为何“先主张租赁权保护、后主张抵押优先权保护”理由在一审中进行了解释，且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9行至第14行予以认定。关于上海银行于2017年4月28日出具的《证明》，是对2014年8月1日收到《债权转让协议书》项下款项的确认，不能由此推测《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点在2016年2月17日至2017年4月28日之间的结论。在有直接证据《债权转让协议》证明签订时间的情况下，不适用以间接证据来进行推断。2.王官林以“一审法院未审查、未认定权利凭证持有者，会影响案涉债权转让评判”之观点，不能成立。债权转让后的权利凭证交付给谁，涉及债权转让协议履行的方式，不能以此作为评判案涉债权转让是否真实存在的依据。事实上，韩卒支付转让款后，上海银行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授权委托书》、土地他项权证相关权利凭证交于韩卒，一审庭审中韩卒及上海银行对此均作了陈述。另，上海银行认为：王官林以法院未向南阳街道调取贷款结算证明和注销抵押登记申请等相关原件为由，不能推断出阳城公司持有原件之结论，据此亦不能推断阳城公司清偿债务之结论。再者，上海银行已向韩卒出具了《授权委托书》，韩卒完全可依据该授权委托书向阳城公司、宝利德公司等全部债务人行使金融债权追索权，并代表上海银行收取受偿全部债权款项归其所有。3.阳城公司2014年1月之后的账册遗失，并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现有的证据依法进行认定，所以阳城公司账册遗失不会导致所谓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4.一审法院对2014年8月13日戴德公司与韩卒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书》情况，在判决书第14页予以阐述，并不存在回避该事实。5.一审法院依据书证，结合各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对事实进行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是最直接书证，体现协议双方当事人即上海银行与韩卒真实意思表示。6.王官林以韩卒曾参与多起借贷纠纷诉讼，认为其不可能存在法律认知错误，进而认为一审判决对韩卒存在法律认识错误之认定有错。上海银行认为：首先，虽然韩卒参与19起诉讼，但有13起诉讼均聘请律师代理诉讼，6起自己单独参与诉讼均为简单民间借贷，不能据此断定其不会发生法律认知错误，毕竟韩卒非法律专业人士；其次，韩卒与第三方签署租赁协议是否存在法律认识错误，系其单方行为，因上海银行并不知晓其与第三方签订租赁合同更谈不上参与，故不存在恶意串通。7.一审判决第13页对案涉1600万元的支付操作进行认定，该认定完全正确。首先，韩卒将案涉债权转让款1600万元通过阳城公司会计周丽君后最终打入阳城公司在上海银行账户之支付流程，符合上海银行与韩卒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其次，阳城公司会计周丽君将款项中途流转至戴德公司、宝利德公司，最终流转至阳城公司操作方式，韩卒及上海银行无法控制，且上海银行不知晓更谈不上参与，故上海银行与韩卒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另需说明的是，上海银行于2014年8月1日收到款项金额为1614万元，其中1600万元为韩卒支付债权转让款，14万元为阳城公司自己支付借款利息。8．一审判决认定“此系韩卒的法律认识错误，亦无法认定上海银行、韩卒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完全正确。 二、王官林认为朱纪昌、杨建苗结欠韩卒4000万元，韩卒通过租赁案涉抵押厂房方式、以借款抵扣租金，在案涉抵押房产被司法处置后韩卒向法院申请租赁权保护，在法院未支持其租赁权后，韩卒向法院申请案涉1600万元债权的抵押优先权，进而作出上海银行与韩卒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非2014年7月29日之推断。上海银行认为王官林第上述推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无逻辑性，不能成立。上海银行与韩卒之间《债权转让协议书》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是事实，不存在所谓倒签。首先，关于朱纪昌、杨建苗是否结欠韩卒4000万元，上海银行不知晓；但朱纪昌、杨建苗于2016年5月18日、5月31日在一审法院执行局两次笔录对此作出陈述是自相矛盾。其次，退一步讲，不管韩卒与朱纪昌、杨建苗及阳城公司或其关联企业之间是否发生借贷及租赁关系，就算韩卒存在先主张租赁权保护，后主张抵押优先权保护，均系韩卒单方行为，作为上海银行并不知晓亦未参与，故上海银行与韩卒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不存在损害王官林的共同意思联络。最后，有直接书面证据《债权转让协议》证明签订时间的情况下，不适用以间接证据来推断。 综上，上海银行与韩卒之间《债权转让协议书》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是事实，且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未互相串通，上海银行并未配合韩卒实施虚假表示，双方也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共同意思联络，故王官林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阳城公司述称，阳城公司的管理人于2017年开始介入阳城公司的关联破产案件，基于现有的工作条件和相应材料，管理人尽到了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不存在怠于履行管理义务的行为。法院指定后，管理人组织了相应的工作团队，在南阳市政府指引下到相关联公司办公场所、车间进行了检查，相关材料已经在2014年由当地政府指定的处分小组进行了封存。涉及本案，2014年某时间点之后的财务凭证存在缺失，管理人在接手后能碰到、看到相应的材料状况就是现在几个案件的状况，当时政府的处分小组也没有和管理人之间就几个公司现有的财务资料进行过移交或者检查、登记，所以管理人工作是基于这么一个状态而开始的，对于本案所涉第债务转让协议还有相应的财务还款凭证等，管理人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本案有四个类似的案件，在2018年第一个案件中，一审法院应原告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同参与过三家公司审计工作的审计单位进行了联系和寻找之后，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几份阳城公司收到、归还1600多万元的相应凭证。至于本案，因为经历时间过久，相关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庭参加法院诉讼，所以造成王官林在诉讼中查明相应事实存在困难，这个管理人也表示理解。一审判决是否有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判。 原审第三人宝利德公司未作陈述。 王官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上海银行、韩卒于2014年7月29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阳城公司与上海银行于2013年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向上海银行借款1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2日起至2014年8月1日止，并按照年利率7.2%计算利息。同时宝利德公司与上海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其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中山四路北侧，建筑面积为10910.49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及面积为7780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为阳城公司的16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并办理了登记。戴德公司、朱纪昌、沈美英分别与上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阳城公司的16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2014年7月29日，上海银行与韩卒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对债务人阳城公司享有的债权1600万元及抵押权等从属权利作价1600万元转让给韩卒。同日，上海银行出具《授权委托书》，写明鉴于上海银行、韩卒协商一致达成债权转让事宜，特委托韩卒代表上海银行处理与阳城公司、宝利德公司等全部债务人的金融借款债权追索受偿事宜，代表上海银行收取受偿全部债权款项并归其所有。 2014年8月1日，韩卒将1600万元汇入周丽君账户，周丽君将1000万元汇入戴德公司账户、将600万元汇入宝利德公司账户，此后上述款项均汇至阳城公司的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戴德公司汇入1000万元、宝利德公司汇入614万元），阳城公司将该账户的1614万元汇入其上海银行账户。此后，上海银行出具了贷款结清证明、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等材料，同时交付上述抵押物的他项权证，并出具《证明》确认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标的款项已由韩卒出资按约付清。 该院在执行宝利德公司相关案件过程中，依法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了宝利德公司所有的位于江苏省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中山四路北侧，建筑面积为13303.86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为10910.49平方米，无证面积为2393.37平方米）的工业房产、室内装修、附属物、证载面积为7780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等动产，最后以1547万元最高价成交（其中抵押物拍卖成交价值为10251585.70元）。该抵押物上设定的抵押权在该院办理拍卖过户手续时，尚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2017年8月24日，韩卒向该院申请在16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抵押物拍卖款优先受偿。该院于2017年9月6日制作参与分配方案，方案载明拍卖所得款项扣除抵押物拍卖款10251585.70元及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共计1422092.20元后，余款按债权比例受偿，各债权人对无抵押部分分配方案没有异议，但王官林及案外人东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王官林、王官林提出书面异议，认为韩卒受让的债权实际上已经消灭，韩卒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故请求法院重新制作分配方案。 经审查，该院认为，上海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等材料，只能证明抵押权已经具备注销条件。该院在办理拍卖过户手续时，抵押权尚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抵押权尚未消灭。韩卒受让上述债权及从属权利，成为新的抵押权人，其申请就抵押物拍卖款优先受偿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作出（2017）浙0109执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申请。 王官林及案外人东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王官林、王官林申请复议，经审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述异议为实体审查范围，不属于执行程序审查的范围，应提起诉讼，先解决债权转让是否真实、优先权是否成立的问题，继而再解决是否需要重新制作分配方案的请求，作出（2018）浙01执复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复议申请。 另查明，该院于2017年2月24日裁定受理阳城公司、戴德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宝利德公司的股东为朱纪昌、杨建苗、阳城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串通合谋实施的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认定合同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行为，需综合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结合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形、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 本案中，王官林认为，阳城公司已归还其向上海银行的1600万元借款，上海银行无权处理该债权，故上海银行、韩卒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恶意串通，形成于韩卒无法在宝利德公司的执行案件中主张租赁协议目的后。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及上海银行各类资料的出具过程分析，上海银行、韩卒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上海银行对阳城公司享有的债权1600万元（该借款于2014年8月1日到期）及抵押权等从属权利作价1600万元转让给韩卒，且上海银行于同日向韩卒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韩卒代表上海银行收取受偿全部债权款项并归其所有，借款1600万元按期归还后，上海银行出具贷款结清证明，均属债权转让的正常操作流程。至于上海银行所出具的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结合韩卒答辩意见及庭审中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违背正常逻辑推理，故无法认定上海银行、韩卒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 从案涉1600万元的支付操作分析，此款项经韩卒流转至周丽君再至戴德公司及宝利德公司、最终流转至阳城公司。上海银行、韩卒辩称出于避免银行不良债权记录的考量，采取阳城公司于借款到期日直接还款的形式处理，故韩卒将1600万元汇至指定的财务负责人周丽君账户，此后由周丽君操作最终汇入阳城公司在上海银行的账户。故对于韩卒而言，韩卒负有将款项按时足额支付至周丽君账户的义务，上海银行需审查阳城公司账户并确认案涉1600万元债权实际清偿的义务。至于周丽君收款后汇至宝利德公司账户、戴德公司账户，再由两公司将款项汇至阳城公司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最终汇入阳城公司上海银行账户的操作方式，上海银行、韩卒无从控制，且目前亦无证据表明上海银行、韩卒明知并参与此种操作方式。故从债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看，亦无法认定上海银行、韩卒存在恶意串通。 从韩卒在宝利德公司的执行案件过程中先主张租赁权再主张债权转让分析，结合执行调查笔录涉及的三份厂房租赁协议来看：2014年7月的戴德公司等三公司租赁协议，时间在案涉债权转让之前，且当时韩卒亦未实际支付1600万元，故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2014年7月的宝利德公司租赁协议，韩卒系2014年7月28日将款项1000万元汇入周丽君账户，时间在案涉债权转让及韩卒支付1600万元之前，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且朱纪昌、杨建苗在2016年5月18日、5月31日作出对此1000万元的用途自相矛盾的陈述，不合逻辑推理，故该院不予采纳；2014年8月的戴德公司租赁协议，韩卒一方已当庭确认其中写明的租金抵扣借款1600万元，即债权转让款1600万元，系注销上海银行持有的他项权证、重新登记到小贷公司的手续操作周期需要，考虑到实际操作过程存在权利保护的空窗期，韩卒与宝利德公司另行协商签署租赁合同作为一种保护。此系韩卒的法律认识错误，亦无法认定上海银行、韩卒存在恶意串通。 另，王官林认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故本案债权转让因阳城公司不知晓而未生效。阳城公司、宝利德公司、戴德公司系关联公司，且案涉1600万元款项由韩卒汇入周丽君账户后，又经三公司账户的流转，故上海银行关于阳城公司知晓案涉债权转让事宜的抗辩，该院予以采纳。 综上，上海银行、韩卒的意思表示真实，未互相串通，上海银行并未配合韩卒实施虚假表示行为，双方也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共同意思联络。王官林的诉请，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韩卒、上海银行的抗辩，合法有据，该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官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官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官林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民事判决书19份，韩卒作为当事人或代理人，在2006年至2014年间参加民间借贷纠纷、保证合同纠纷、追偿权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诉讼共19起。该证据欲证明韩卒对借款还是债权转让款、租赁还是债权转让具有法律认识能力。 证据2，阳城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一份，报告中没有出现上海银行和韩卒。该证据欲证明阳城公司同上海银行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阳城公司和韩卒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从报告可以看出阳城公司之前的160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完毕，与韩卒没有相应的关系。 经质证，韩卒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韩卒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不代表他对法律关系的认识必然是正确的，律师起诉也有可能出错，法院也有错案，所以参加过多少诉讼和认识的正确性没有关系。证据2，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韩卒认为报告的内容不能反映阳城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答辩中已经提到，王官林称这份报告可以证明阳城公司和上海银行及韩卒之间都没有经济往来，韩卒出借的资金债务人已经清偿。这么大一笔资金，如果还了，应该提供相应的还款凭证。如果没有证据，所有的推断都是假设。 上海银行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所述内容，不能以该证据断定韩卒具有法律认知能力。证据2，对审计报告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因为有一个问题，这份专项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是阳城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册，而2014年1月1日之后，一些财务账册已经遗失，所以这份审计报告是不能够全面真实第反映全貌的，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根据这份审计报告不能否认本案债权转让关系的真实性。 阳城公司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韩卒作为当事人或代理人，诉讼经验丰富，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比普通人有较多的诉讼经验，但其是否对于租赁、债权转让的具有法律认识能力，阳城公司认为无法确认。对2，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方面，因为该报告是由处置小组领导处置工作时委托而形成的，当时有关的凭证、材料是否齐全现在也无法确认，故对于阳城公司和上海银行、韩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确认。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韩卒的法律知识水平、阳城公司审计报告是否载明和韩卒之间的债权债务和认定上海银行有无串通恶意之间均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证明力均不予确认。 二审中，王官林向本院提交如下调查取证申请：向杭州萧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接受戴德实业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委托手续和对阳城公司专项审计的报告（杭萧审专【2014】10318）等材料；调取二审证据清单中的19份判决的案卷材料。上述申请事项和上海银行有无串通恶意之间均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申请均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官林并非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其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需证明上海银行与韩卒订立《债权转让合同》系恶意串通并损害了王官林的利益。上海银行和韩卒订立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以及上海银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证明》并无篡改，形式真实，载明的日期、内容和韩卒提交的1600万元转账凭证、资金流向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证明韩卒已经按照上海银行认可的途径方案清偿了阳城公司的债务并受让了上海银行的债权和抵押权。二审中，上海银行时任副行长肖鹏程亦到庭对债权转让及出具《证明》的经过、理由作了解释，能够与上海银行和韩卒提供的证据相吻合；上海银行以债权转让的方式接受韩卒代偿阳城公司债务，该债权处置方式亦符合其商业利益和正常的交易逻辑。王官林主张《债权转让协议书》系上海银行与韩卒恶意串通事后伪造，但均为推测，并未提供直接的反驳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韩卒和阳城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人之间就本案1600万元债权债务如何处理，均系其内部关系，不足以证明上海银行与韩卒恶意串通转让债权，不影响本案转让合同的效力。阳城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韩卒与戴德公司、阳城公司、朱纪昌、杨建苗等人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书》等证据只能反映上述民事主体的内部关系，韩卒先主张租赁权后主张抵押权等事实亦不足以证明上海银行与韩卒恶意串通伪造《债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损害王官林利益的意思联络，王官林主张《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依据不足。综上，王官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官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