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03行初105号原告余蜀萍，女，194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渝中区。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法定代表人米佳，局长。出庭负责人蔡永忠，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喻开渝，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蜀萍诉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渝中区社保局）撤销行政行为一案，于2019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渝中区社保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建议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蜀萍，被告渝中区社保局副职负责人蔡永忠及委托代理人喻开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4月2日，被告渝中区社保局针对余蜀萍提出的六项诉求作出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主要内容为：一、关于1991年至1999年期间的工伤医疗费、工伤工资及其他相关费用；二、2000年至2004年期间的工伤医疗费、工伤工资等费用；三、2007年至2013年老工伤纳入社保之前的工伤医疗费没能报销。以上三个问题均属于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前应享受的工伤待遇，而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0]210号)文件第六条之规定，余蜀萍所提出的工伤医疗费、工伤工资及其他相关费用，均应和原单位沟通处理，或者依法诉讼处理。四、关于余蜀萍所述2004年之前原单位少发工资5万多的问题。被告回复称余蜀萍和单位之间存在工资发放方面的纠纷不属被告管理范畴，余蜀萍应和原单位沟通处理，或者依法诉讼处理。五、余蜀萍所述养老金纳入社保统筹时，纳入基数不对。《工伤人员退休待遇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渝劳社办发[2000]16号）明确：1996年10月1日前受伤的工伤退休人员，其退休待遇的计算办法，原则上仍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及相关政策执行。余蜀萍于1995年2月办理工伤退休，退休待遇按国发[1978]104号执行。国发[1978]104号明确：符合工伤退休条件，饮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发给，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给一定数额的护理费，护理费标准，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饮食起居不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给。经查询显示：当时档案资料及单位申报标准工资是180元。所以余蜀萍的待遇计算是正确的。六、关于工伤纳入社保统筹过后的问题。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0]210号）等文件精神和余蜀萍的《重庆市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审核确认表》，将余蜀萍的老工伤疾病于2013年4月开始纳入统筹管理。自纳入工伤统筹以来，余蜀萍所患“脑外伤后遗症、脑外伤精神病”以及腰部疼痛等由工伤引发疾病的相关医疗费用已由工伤基金按规定报销支付。（一）关于余蜀萍所述纳入参保统筹的伤病不对问题。被告不是纳入统筹办理的申报单位、也不是审核确认单位，而是负责统筹费用的核算和纳入统筹后的待遇审核，余蜀萍如果认为“纳入统筹的伤病不对”，应联系用人单位按政策规定处理。（二）关于余蜀萍所述不该做关联鉴定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重庆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渝人社发[2012]185号）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如果余蜀萍认为其他疾病是由工伤引起，所产生医疗费应由工伤基金支付，需要按上述规定要求前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职工疾病与工伤关联的确认”，对鉴定结论不服，可以按照上述《重庆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再次鉴定。（三）关于余蜀萍所述脑外伤、骨质疏松、T波不正常工伤不报销，是自己拿钱在治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纳入统筹后，被告对于余蜀萍的“脑外伤精神病，腰部疼痛”等疾病，一直审核支付相关的药品费和检查治疗费，但工伤保险基金并不支付非工伤引发的疾病的医疗费。余蜀萍如认为骨质疏松、T波不正常等疾病是由工伤引起的，应该按照规定进行“疾病与工伤关联的确认”，如鉴定确认疾病和工伤相关联，工伤基金按规定支付治疗该疾病的费用；否则，工伤基金不予支付相关费用。原告余蜀萍诉称，被告至今未履行社会保障的权利与义务，其作出的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侵犯了原告享受工伤待遇的权利。被告根据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渝中区人力社保局）提供的渝中劳鉴（初）字（2015）235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导致原告不能治疗工伤病情。原告12年来治疗“脑外伤综合症”、T波长期不正常的费用均由原告自己支付，原告腰伤经过劳动能力鉴定也只能作疼痛治疗，而不能作康复治疗，并且原告的社保卡不能治疗工伤结算。渝中区人力社保局行政不作为及行政乱作为，导致原告29年无法享受工伤待遇的原因如下：1、2008年4月23日渝中区人力社保局发给原告工伤证，工伤受伤部位不是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的病种，而且注明无护理依赖，违反国家规定的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的病情才能享受社会保障以及护理费的相关规定，从而导致原告不能正常治病；2、1995年2月违反工伤退休审批规定，导致原告至今享受国发[1978]104号文件的养老标准（原告于1993年至1999年由企业行文为工伤休假期，原告早已退出了工作岗位），该行为违反劳动法规定，应依法撤销；3、1997年原告病情加重再次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经劳鉴（97）工伤138号鉴定表，劳动鉴定委员会同意，医院鉴定为符合国家GB/T16180—1996《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是标准第四级，医院鉴定病种有脑外伤精神病、脑外伤综合症、腰2陈旧性骨折、脑动脉供血不足、白血球减少（药物反映）。因此，原告的工伤治疗病情是有法律依据的。市社会劳动保障局都函告企业，原告也告知了渝中区人力社保局办理了工伤证有工伤保障的相关政策，但渝中区人力社保局不与原告工伤参保，原告在2007至2013年期间无法治疗工伤，自己购药处理用了七万多元。4、2005年渝中区人力社保局无法律依据转移原告医患关保人，导致原告无法维权；5、被告于2000年时发放养老金，渝中区人力社保局提供的养老金仍然是依照1995年违法的病退养老金标准，将原告工龄缩短了3、5年，原告20年加养老金损失了多少钱（20年×12月×400元+工龄工资就有十万元；工伤护理费27年×12月×1000元/月，按1000元工资算就有324000元）；6、渝中区人力社保局在2013年用老工伤参保无法律依据，而且为原告参保病种仍为原始受伤部位，导致原告无法治疗工伤，而且在2015年给原告作非法的关联鉴定，从原告已诊病的费用中扣除，原告损失1500余元，另外还损失7200元。原告的用工单位在1991年至1999年期间，差原告工伤工资5万多，在2007年至2013年间未报工伤医疗费7万多。原告在此期间的“脑外伤综合症”于1991年鉴定过，医嘱也告知随访需治疗，由原告自己承担，9年×12月×200元（企业核实过）=21600元；治腰费用1992年旧伤复发开始至2005年鉴定14年×12月×500元=84000元；瘫痪2年，730天×150元=109500元；儿子13岁未成年抚养费每月300元，12月×5年×300元=18000元；1990年至1999年损失职工医疗补贴，9年×12月×80元=8640元；就医诊疗费用、交通费用，9年×12月×100元=10800元；住院补贴，930天×30元=27900元。以上费用是原告享受劳动保险条例应得到的工伤待遇。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渝中区社保局作出的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并对原告29年未享受工伤待遇给予有效的行政回复。原告余蜀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劳鉴（97）工伤138号《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表》、区鉴字（91）356号《重庆市市中区职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表》、劳鉴[94]92号《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表》，拟证明原告的工伤长期没有得到治疗。被告渝中区社保局辩称，2018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余蜀萍工伤待遇的请求》并口头提出了养老金的问题，文中提出：被告对其工伤执行标准由渝中区人力社保局提供是错误的，应终止渝中区人力社保局的这个标准，并列出了4点理由。对此，被告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渝中社险信[2018]15号《关于余蜀萍同志信访问题的回复》。原告不服起诉到法院。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6日开庭审理，由于原告的诉求不明，原告主动作出撤诉申请。庭审后，本着对参保人员负责任的态度，经原告本人同意，被告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25日与其进行当面沟通，并就原告提出的诉求作了详细记录，归纳为六个要点，由原告本人签字确认。针对原告这六项诉求，被告于2019年4月2日作出了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并送达给了原告。据资料显示：余蜀萍，女，1949年10月出生，于1995年2月在重庆商业储运公司办理工伤退休，其档案记载单位申报的标准工资是180元。1997年8月原告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复查，于1997年11月鉴定结论认定为工伤第四级。2013年4月，被告按重庆市文件规定将原告的老工伤纳入统筹管理。被告作出的回复内容正确、程序合法，主要依据是：1、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渝办发[2010]210号《关于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按规定缴纳老工伤人员统筹费用的次月起，老工伤人员发生的符合我市工伤保险政策规定和基金支付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不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其他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以及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前应享受的工伤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2、渝劳社办发[2000]16号《原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工伤人员退休待遇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明确：1996年10月1日前受伤的工伤退休人员，其退休待遇的计算办法，原则上仍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及相关政策执行；3、渝人社发[2010]132号《重庆市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实施意见》关于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的办理程序；4、《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以及“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5、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子文件渝人社发[2012]185号《重庆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劳动能力鉴定，是指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据申请，组织医疗卫生专家，依据国家工伤职工伤残鉴定标准，对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技术性等级鉴定”和第四条“劳动能力鉴定包括以下内容：……(五)工伤职工疾病与工伤关联的确认”。原告诉状内容针对的主体不是被告，并且已经过了行政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被告不是将原告的工伤待遇纳入统筹办理的申报单位、也不是审核确认单位，而是负责统筹费用的核算和纳入统筹后的待遇审核工作。从原告诉状内容看，其意见针对的不是被告，并且提出的六点要求也不属被告管辖范围，原告诉状提到的六点原因在被告回复中已经回答得很清楚明确，在此也不重复；并且从时效看其反映的是数年前至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也远远过了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故原告的理由不成立。综上，被告的回复内容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求主体错误、时效超过，内容也不成立，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渝中区社保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关于余蜀萍工伤待遇的请求》，拟证明原告曾提出诉求情况；证据2、渝中社险信字[2018]15号《关于余蜀萍同志信访问题的回复》，拟证明被告依法依规作了回复；证据3、（2019)渝0103行初4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原告撤诉；证据4、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对原告作出的《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调查笔录》，拟证明被告调查并归纳和明确了原告6点诉求；证据5、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拟证明被告针对其6点诉求作了回复；证据6、《重庆市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增减变动花名册》，拟证明原告退休时间为1995年2月；证据7、劳鉴（97）工伤138号《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表》，拟证明原告于1997年进行了工伤等级复查，被认定为第四级；证据8、原告余蜀萍的《重庆市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审核确认表》，拟证明被告将原告纳入老工伤统筹管理的依据。法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渝办发[2010]210号《关于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渝劳社办发[2000]16号《关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工伤人员退休待遇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渝人社发[2010]132号《重庆市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实施意见》、《工伤保险条例》、渝人社发[2012]185号《重庆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渝中区社保局提交的证据1-8真实、合法，可以证明案件的一些基本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余蜀萍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虽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但能证明本案的客观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2日，余蜀萍向渝中区社保局提交了《关于余蜀萍工伤待遇的请求》，该局于同年7月23日作出渝中社险信字[2018]15号《关于余蜀萍同志信访问题的回复》并予送达。余蜀萍对上述回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征求双方意见，渝中区社保局要求余蜀萍在进一步明确其请求事项的情况下，同意撤销该回复后重新作出回复，余蜀萍亦同意该意见并撤回了起诉。2019年3月25日，渝中区社保局对余蜀萍进行了询问，归纳了余蜀萍的请求事项具体为以下六项：1、从1991年至1999年的工伤医疗费、工伤工资及其他相关费用；2、2000年至2004年的工伤医疗费和工伤工资；3、2007年至2013年纳入社保之前的医疗费7万多元没能报销；4、2004年之前原单位差工资5万多元；5、养老金纳入社保统筹时（2000年左右）纳入的基数不对；6、工伤纳入社保统筹过后存在的问题：（1）参保的病不对头，（2）不该做关联鉴定，（3）脑外伤和骨质疏松、T波不正常是自己拿钱在治疗。余蜀萍在笔录上签字确认。2019年4月2日，渝中区社保局作出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并于同月4日送达余蜀萍。余蜀萍不服该回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第八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和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举报、投诉，应当依法处理……”《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履行下列职责：......（四）按照规定管理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五）按照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据此，被告渝中区社保局作为本辖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原告余蜀萍投诉的相关社会保险待遇核定及支出等事项进行处理是其法定职责。本案被告虽然对原告的请求事项再次进行询问并由原告签字确认认可，但从该笔录反映的内容看，原告某些投诉请求事项仍不明确具体，另一方面，本案被告举示的员工增减变动花名册、劳鉴（97）工伤138号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表、重庆市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审核确认表三份证据，尚不能达到证明被告所辩称的核查内容、投诉事项是否成立等目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余蜀萍投诉的内容包括了不同时期的事项，首先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相关规定，而不能仅用投诉事项之后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作为依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于2019年4月2日作出的渝中社险信字[2019]3号《关于余蜀萍相关问题的回复》，责令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行为。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代伟人民陪审员  黄乾玉人民陪审员  罗永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 助理  刘晓蒙书 记 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