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林礼，男，195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五简路**重庆咨询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2028633655。法定代表人：何文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灵，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曦，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常林礼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渝0105民初4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林礼，被上诉人工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灵、赵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林礼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常林礼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劳动关系终止的起算时间，常林礼对一审判决有完全不同的理解。1.常林礼于2017年4月26日的《诉求书》要求工管公司给工伤后续治疗费，归还2016年4月28日常林礼单方面签字劳动合同书，补齐长期拖欠常林礼的工资，私压常林礼的证件，四年的年休假补齐。以上事实都属违法，并不是要求终止劳动关系。2.此事不解是在常林礼追究工管公司以2013年9月22日劳动合同第十条代扣代缴常林礼保险，工管公司不但大幅度每月扣走常林礼工资3700元以上，不全部上缴社保，也不退还，实际是贪污常林礼工资。也未按月每月缴纳常林礼的五险一金，一审法院不去追究贪污的工管公司却一再偏袒工管公司。如什么请求超过仲裁时效，判决没有事实依据。2016年4月28日应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在这里不认可了（工管公司到开庭之日才签字盖章，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常林礼认为是假合同，实际是该合同内，笔写内容一直未让常林礼知道，还有该劳动合同书应该签字盖章后给常林礼一份原件，但是到今天未给，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为了偏袒企业少付常林礼2、8万元经济补偿金）。法律有公平公正，有实事求是，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这里又隐瞒了不认可该劳动合同的存在。3.常林礼于2016年11月7日在高科集团二期工程项目部下班打卡，地滑身负工伤，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和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二、以上事实和法律条文都证明一点，一审法院认定的仲裁时效、仲裁时间的起始不正确。贪污是事实应追究到底。偏袒贪污，掩盖贪污事实，是错误，这样做应该是知法犯法。三、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为证，一审法院计算劳动关系终止之日和到仲裁时效之日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第九页第二段应在仲载时效期内，例如现有一个案例还在高院有三个多月了，还有个案例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半年多了，都未判决，请问是否在拖时间差。常林礼提出两项损失（企业以代扣代缴贪污常林礼工资事实是存在）应没什么时效期，案例如某人贪污国家人民币若干万元，请问时效期是多少年？四、一审判决第九页第三段“另，根据查明的事实，工管公司未从常林礼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工资中扣除社会保险费用”，怎么样查明的，如果判决此类案例的审判员和法官们未搞清楚劳动工资关系和劳动工资计算所应具备的依据，例如（2017）渝0105民初25040号判决书，至今还在检察院。1.工管公司通过工商银行发放给常林礼的工资历史流水账属合法工资，理解性错误，审判人员根本未搞清楚什么是实际工资，合情、合理、合法工资及关系，常林礼当时认可本人实际获得工资是工商银行的发放历史流水明细，它并不等于合情、合理、合法常林礼应得的工资。2.审判人员根本未按劳动工资关系和劳动工资计算方案审理案件，也可以说未按劳动人事的法律法规计算和执行。第一、常林礼与工管公司2013年9月22日签订劳动合同书；第二、公司和国家要求发放的劳保福利文件，还有职工工作考勤表，双休和法定节假日考勤，社会保险费、税收等总和。五、还有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多扣除的公积金及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多扣除的工资均没有事实依据，这里判决也是与（2017）渝0105民初25040号判决一样一个是乱编，一个是不编说无事实依据。常林礼实际提供了相关事实依据：1.2013年9月22曰签约的劳动合同书第九条和第十条，2.还有相关的福利文件，3.职工工作考勤表，4.社会保险局提供的常林礼代扣代缴的五险一金情况，5.工商银行个人工资明细。以上证据说明工管公司应该提供2013年至2017年的福利文件，职工工作考勤表，双休和法定节假日考勒表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是由工管公司单位提供，都属上交和下发文件，全掌握在工管公司手里。一审庭审中，工管公司对常林礼于2017年11月提供的原始考勤表不认可，但是当时的法官未要求工管公司提供全部真实考勤表，原因是按照常林礼提供考勤计算工资，工管公司就无法乱计算常林礼的工资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由于常林礼未向法院申请由工管公司提供证据，由一审法院的支持违法变成假合法化。同样一审法院也在后来判决书按违法计算常林礼的工资，知法犯法就从这些方面而来。如招聘会上工管公司一人诱导招聘方四人，当时签约劳动合同在公司总部，却说是工地项目上。重庆三级法官先生们的业务就是这样不严谨。六、一般劳动工资计算应是每月合同工资（7000元/月）。福利工资〔每天外地区出差补贴（永川区50元/天，应为1500元/月）、每天生活补贴（永川区20元/天，应为600元/月）、每月交通费、每月项目管理补贴（常林礼管理三个项日所以补贴费为600元/月）、每月职称费（100元）、每月书报费（150元）、每月电活费（200元）、每月的洗理费（150元）、每年日生费（200元）、每年清凉饮料费等（230元）〕。双休、晚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等都应在考勤表中反映出来，不全面都应该是违反劳动法规定，减去每月请各种假，减去每月代扣代缴的五险一金和工资税收，才能算是常林礼获得合情合理合法工资，同时利用合情合理合法工资与工商银行工资历史明细流水账对比，证实一点工管公司以代扣代缴为名每月贪污常林礼工资3000元以上，贪污是未上缴未退还。（2013年9月22日后至2016年5月常林礼一直在永川分管三个项目，未请过一天假，双休日、法定节假日都是在永川项目上加班），2016年5月20日调重庆市高科总部项目部至2017年6月20日离开。江北区现场补贴每天20元（每月为600元）、现场生活补贴每天20元（每月为600元）只是现场管理一个项目无交通和项目管理费。2017年6月20日后常林礼一直为其工伤评残、医疗治疗、报销。到今天工伤的各项补贴、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险还在重庆市社保局、法院未得到答复。但是一审法院：1.拖时间，2.一案变为七个案例，贪污案还有仲裁时效时间规定为一年，贪污案还要有追逃时间吗?一审法院搞偏袒，有法律法规不执行，天理在哪？七、合法工资与工商银行发放给常林礼工资历史流水明细对比就是工管公司每月少计算，多代扣常林礼血汗钱，未按每月缴纳社保，未按劳动合同工资购买社保，福利总和3700元、五险一金700元，工管公司每月贪污常林礼工资，（时间2013年9月22日至2016年5月20日常林礼工作在永川，2016年5月20日在江北区）还大家一个清洁的蓝天。法律的守护者，希望正义、公平、公正多一点。八、2013年9月22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若干条未执行，后又强行出台补充劳动合同书2014年10月和2016年4月28日续签劳动合同书（合同内人工填写部份内容常林礼不知道）。工管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常林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管公司退还从工资中多扣除的社保费及公积金费用8687.90元〔（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以及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期间养老保险个人应缴部分273.60元/月+医疗保险个人应缴部分68.40元/月+失业保险个人应缴部分17.10元/月）×（在职期间的47个月-已缴纳社会保险的38个月）+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及2017年3月至2017年6月期间公积金个人应缴部分341元/月×（在职期间的47个月-已缴纳公积金的31个月）〕；2.判令工管公司支付未缴社保导致常林礼产生的损失40990元〔（47个月-38个月）×2017年5月个人和单位共同应缴纳社保费数额3420元+公积金340元×10个月×2+公积金341元×5个月×2〕；3.判令工管公司赔偿在2013年9月22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未按照每月7000元缴纳社会保险而造成的损失76147.48元{养老保险费44463.60元〔（7000元/月-3420元/月）×27%×46个月〕+失业保险费1646.80元〔（7000元/月-3420元/月）×1%×46个月〕+医疗保险费18344.80元〔（3580元/月×11%+5元）×46个月〕+工伤保险费10868.88元〔（7000元/月-3420元/月）×6.6%×46个月〕+生育保险费823.40元〔（7000元/月-3420元/月）×0.5%×46个月〕}；4.判令工管公司退还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以代扣代缴的名义多扣的工资89900元〔（每月以代扣代缴名义扣发的金额3000元-700元）×43个月，700元为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各项费用个人应缴部分之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2日，常林礼与工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6年11月20日，常林礼与工管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后双方建立劳务关系，最终，双方于2017年5月20日终止劳务关系。工管公司为常林礼缴纳了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2014年7月至2017年5月期间（共计38个月）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为常林礼缴纳了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共计38个月）的医疗保险，并于2014年8月1日在公积金管理中心为常林礼开设账户，且于同月18日为常林礼缴纳2014年8月的公积金680元，公积金一直缴纳至2017年2月。2017年4月26日，常林礼向工管公司提交《诉求书》，要求工管公司提出工伤后续费用（医疗费）的处理办法、解决工伤带病工作的补假问题、补齐2013年9月20日签订合同的全部工资（转正后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的欠发的工资、工伤期间少发的工资）、返还劳动合同和相关证件。2017年11月7日，常林礼就经济补偿金、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支付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分管永川项目的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等纠纷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北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而后该委以常林礼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常林礼遂诉至一审法院，同时诉至一审法院的还有要求工管公司为其补缴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公积金以及要求工管公司返还公积金。一审法院另查明：1.工管公司从常林礼2014年1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181.60元、失业保险22.70元、医疗保险47.40元，从常林礼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08.80元、失业保险26.10元、医疗保险54.20元，从常林礼2014年8月至2014年12月每月的工资中扣除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公积金340元，但未从常林礼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的工资中扣除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或公积金；2.2015年1月至2月每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08.80元、失业保险26.10元、医疗保险54.20元、公积金340元；2015年3月至5月每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08.80元、失业保险26.10元、医疗保险56.20元、公积金340元；2015年6月至12月每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27.40元、失业保险28.40元、医疗保险60.90元、公积金340元；在常林礼2015年6月的工资中还补扣了养老保险128元；3.2016年1月至2月每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27.40元、失业保险28.40元、医疗保险60.90元、公积金341元；2016年3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27.40元、失业保险28.40元、医疗保险63.90元、公积金341元；2016年4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27.40元、失业保险28.40元、医疗保险61.90元、公积金341元；2016年5月至11月每月由工管公司代扣代缴应由常林礼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261.60元、失业保险16.35元、医疗保险70.40元、公积金341元。2018年3月7日，常林礼向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江北区社保局）投诉工管公司未在2013年9月、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2017年6月期间为其缴纳养老保险，未在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2014年4月至2014年7月、2017年6月期间为其缴纳医疗保险。江北区社保局于同年4月4日书面答复常林礼称，已通知工管公司为常林礼补缴上述期间的医疗保险，同时表示工管公司应当为常林礼补缴上述期间的养老保险，但由于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以不能补缴养老保险，可以通过合法渠道主张损失。同年9月27日，常林礼再次向江北区社保局投诉工管公司多扣除其社会保险费，未按照其任职时间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同年11月27日，江北区社保局书面答复常林礼称，将尽快联系工管公司履行医疗补缴的相关手续。2018年5月7日，常林礼再次向江北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工管公司为其补缴工伤保险费、报销后续发票、支付交通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而后该委亦以常林礼超龄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常林礼又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先后作出相应的裁定、判决。现前述裁定、判决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月31日，常林礼向江北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工管公司支付其代扣代缴的工资、损失、转正后的工资以及停工留薪期待遇。同日，该委仍以常林礼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一审庭审中，常林礼还陈述：1.工管公司没有为其缴纳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以及2017年5月之后的社会保险；2.工管公司在2017年7月6日扣了一个保险262元，但该次保险在6月份的时候就扣了，所以扣了2次，故主张47个月；3.虽然工管公司在2017年5月20日将解除通知送达给他，但其在2017年5月21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仍然在工作，也在做工作交接，2017年6月21日才离开公司。一审庭审中，工管公司还陈述：1.常林礼2014年2月和2014年3月的医疗保险费用中应由常林礼个人承担的部分是该公司给常林礼支付的，并未从常林礼工资中扣除；2.2015年6月补扣的养老保险128元是由于社保基数调差导致的，所调整的区间包括了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具体为25.6元/月×5个月；3.常林礼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所缴纳的社保费用中需由常林礼个人承担费用是从常林礼的报酬中扣除的；4.2013年期间并未从常林礼的工资中扣除公积金。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向常林礼释明，其诉讼请求中包含了与工管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只能审理一种法律关系，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常林礼表示其坚持认为其与工管公司在2013年9月22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根据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主张本案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一个案件中只能审理一个法律关系，而本案是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社会保险纠纷，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常林礼坚持其与工管公司在2017年6月20日之前一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其与工管公司产生的劳动争议。因常林礼与工管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1月20日终止，而常林礼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包括了2016年11月21日之后的期间，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涉及2016年11月21日之后的期间对应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常林礼可另案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常林礼的诉讼请求可以分为要求工管公司退还多扣的工资（第一、第四项请求，常林礼主张工管公司应返还从工资中多扣除后欲缴纳个人应承担的社保费用及公积金费用，该部分实际上是从工资中代扣代缴，故也属于退还多扣的工资的范畴）和要求工管公司赔偿其损失（第二、第三项请求）两部分。对于退还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相应的仲裁时效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常林礼在2017年4月26日向工管公司提出《诉求书》，要求工管公司补齐2013年9月20日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的工资，此时其主张权利的行为起到了中断仲裁时效的作用，故其主张工资的请求的时效从2017年4月27日重新计算，至2018年4月26日届满，而常林礼在2019年1月31日才再次提出退还工资的请求（2017年11月7日常林礼要求支付工资的请求不涉及本案退还工资的范畴），故该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工管公司退还多扣除的社保费用、公积金及其它多扣的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要求工管公司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常林礼在2018年3月7日向行政机构投诉工管公司未如实为其缴纳社保的问题，相应的问题于2018年4月4日被行政机关核实，且告知常林礼可主张损失，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损失部分的时效从此时开始计算，常林礼于2019年1月31日提起劳动仲裁，该行为未超过仲裁时效。但是由于常林礼未举证证明其具体的损失金额，故一审法院对其请求判令工管公司支付未缴社保以及未按7000元/月的基数缴纳社会保险而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根据查明的事实，工管公司未从常林礼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工资中扣除社会保险费用、其它月份所扣除的费用均未超过3000元并为常林礼缴纳了2014年1月的医疗保险及其它月份的社会保险、在2014年8月1日才为常林礼在公积金中心开立账户并从当月按照扣除的金额实缴公积金，故常林礼要求工管公司退还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多扣除的社保费用、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多扣除的公积金及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多扣除的工资均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亦不能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常林礼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常林礼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常林礼于2016年11月20日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与工管公司的劳动关系依法于当日终止，此后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本案系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社会保险纠纷，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常林礼并未变更其诉讼请求，仍坚持其与工管公司在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在本案中处理该期间的劳动争议。基于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所对应的常林礼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并告知常林礼可另案主张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当。本案中，常林礼要求工管公司退还从其工资中多扣除的社保费、公积金费用以及以代扣代缴的名义多扣的工资，实质上属于要求工管公司退还其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常林礼的上述请求的仲裁时效应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常林礼于2017年4月26日向工管公司提出《诉求书》，要求工管公司补齐2013年9月20日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的工资，此行为起到中断仲裁时效的作用，即常林礼主张工资请求的仲裁时效应从2017年4月27日重新计算，至2018年4月26日届满。常林礼在2019年1月31日向江北区劳动仲裁委提出要求裁决工管公司支付其代扣代缴工资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和工管公司关于仲裁时效的抗辩，对常林礼要求工管公司退还多扣除的社保费用、公积金及其它多扣的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常林礼在本案中提出要求工管公司支付其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的损失和未按照每月7000元缴纳社会保险而造成的损失，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具体的损失金额，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常林礼要求工管公司支付未缴社会保险以及未按7000元/月的基数缴纳社会保险而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常林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常林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孟琼审 判 员 刘润荔审 判 员 万 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王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