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1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重庆文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春华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秦定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发艳，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山花地毯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113-1号（山花大厦）。法定代表人：刘晓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年义，男，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云，女，公司职工。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文杰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山花地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花地毯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重庆文杰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山花地毯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山花地毯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在签订合同之前，重庆文杰酒店就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过地毯图案与样品。在山花地毯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对合同条款的推定即认定山花地毯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提供过图案与样品，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符合常理。案涉合同总金额一百余万元，不是几元钱、几十元钱的产品。合同的核心部分图案和样品未经过双方签字盖章确认，没有书面文件和实物留存，就进行生产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如果案涉合同继续履行，最终交付产品时按何标准验收产品？2.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视频不能证明山花地毯公司库房里的产品是为重庆文杰酒店生产。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视频证据证明山花地毯公司的电脑系统中显示的“重庆文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合同号为“CQHT18102”，与双方签订的《山花地毯承揽合同》中载明的合同编号20181015不一致。说明该系统仅是山花地毯公司的办公系统，山花地毯公司可以任意书写，不能依据该系统记录的内容及山花地毯公司库房的货物情况即认定山花地毯公司生产的产品系为重庆文杰酒店生产。法院应调查核实山花地毯公司库房的产品按什么图案生产出来？该图案的来源情况如何？如果该图案系重庆文杰酒店提供，是以什么方式提供?是否有重庆文杰酒店签字或盖章确认?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仅凭主观推断错误做出判决。3.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地毯的规格、数量、单价及验收标准等进行了约定，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进行了磋商，签订合同时重庆文杰酒店已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过图案，山花地毯公司向重庆文杰酒店提供过样品是错误的。按照一审法院的推理逻辑，双方签订合同时对地毯的规格、数量、单价及验收标准等进行了磋商并在合同中进行了约定。但如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样品和图案有磋商和约定，也应当写进合同，或作为合同附件。但合同中没有对图案和样品进行具体约定，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图案和样品没有约定，图案和样品需要在签订合同后由双方提供，并经双方确认。4.关于交易习惯，山花地毯公司在一审时提出地毯的交易习惯为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图案和样品进行了确认，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上述交易习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该行为为地毯的交易习惯。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主张存在交易习惯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一审时山花地毯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存在对地毯图案和样品进行确认的交易习惯。5.重庆文杰酒店与后来合作的地毯生产商的交易流程是重庆文杰酒店支付预付款后，双方对图案进行确认，承揽人根据定作人的要求进行打样，双方并对样品进行封样。上述交易习惯说明，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对地毯图案和样品进行了确认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的认定亦不符合正常逻辑，因为在签订合同之前双方都还未达成是否合作的意思，而打印样品需要成本，一般在定作方支付预付款后，承揽方才会打印样品并且进行封样。6.山花地毯公司不可能生产出案涉合同约定的地毯，理由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根据定作人的要求制作产品，重庆文杰酒店作为定作人未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过地毯图案，双方也没有对样品进行打样确认封样，山花地毯公司不可能生产出产品。7.山花地毯公司称其在签订合同时提供了图案和样品，但图案和样品在何处？产品是依据图案和样品生产出来的，但山花地毯公司在一审时未提供图案和样品。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视频资料里亦看不出山花地毯公司生产的产品系依据双方确认过的图案和样品进行生产，一审法院仅依据山花地毯公司电脑里的生产系统，即确定山花地毯公司库房里的产品是为重庆文杰酒店生产，对重庆文杰酒店不公平，也不合理。二、一审法院对重庆文杰酒店提供的微信内容所涉及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核实。重庆文杰酒店提供了员工黄莉于2018年10月29日与山花地毯公司合同代理人邹阳飞的微信聊天记录“你空了把我们签的那本合同原件拿过来呦!你的发票还在我这里，这个月要完了，发票跨月就不能作废了呦!这2天抽空拿过来”，重庆文杰酒店于2018年10月29日要求山花地毯公司把发票拿回去作废，并把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退回，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山花地毯公司不认可。双方为何要退回案涉合同?发票为何要作废?一审法院没有审查核实该事实，直接认定重庆文杰酒店没有清楚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即便上述微信内容没有明确“解除合同”字样，但重庆文杰酒店提出发票作废即可以说明其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且重庆文杰酒店未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图案的行为也表明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山花地毯公司没有向重庆文杰地毯公司提供过样品，也没有催要过货款。法院现场勘查的视频证据显示交货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但山花地毯公司在此期间没有向重庆文杰酒店主张过交货，说明山花地毯公司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三、重庆文杰酒店已于2018年10月29日通知山花地毯公司的合同代理人解除合同，山花地毯公司的代理人也已经收到该通知，合同于2018年10月29日已经解除。一审时重庆文杰酒店提供了公证书、邹阳飞与黄莉的聊天记录、黄莉为重庆文杰酒店员工的证明等证据证明重庆文杰酒店于2018年10月29日已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从微信内容只能确认重庆文杰酒店要求山花地毯公司将合同原件拿回及其已经收到了要山花地毯公司开具发票的事实，但一审法院的解释方法并不能准确确定该意思表示的含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与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法院在解释意思表示时不应仅仅采用文义解释，还应结合该意思表示发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在没有对该意思表示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单纯从文字表面作出解释，不能准确解释该意思表示的内容。聊天记录清楚地记载重庆文杰酒店要求拿回合同原件、退回发票给山花地毯公司用于作废的内容，已经表达了重庆文杰酒店终止合同、停止合作的意思。该聊天内容没有其他可以理解的意思，此种解释既符合一般人的认识，也符合商业惯例。且，山花地毯公司在收到该通知后，既未再催促重庆文杰酒店提供图案，也未催促履行合同。一审法院查看山花地毯公司的生产流程记录的视频可以看到山花地毯公司生产流程制表显示阿克明地毯于2018年11月16号即检验完毕，此时山花地毯公司应联系重庆文杰酒店送货，但却未与重庆文杰酒店沟通交货事宜，与交易习惯不符。另，山花地毯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其它客户的生产系统，在“备注”栏里，客户通程国际和河南大河都备注“铺装区域：西餐”、“铺装区域：客房”，但重庆文杰酒店的备注栏显示为空白，说明因山花地毯公司已收到解除合同通知，才未就地毯的相关信息与重庆文杰酒店进行后续接洽，后续双方也没有再就案涉合同进行过沟通联系。综合以上情况，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重庆文杰酒店于2018年10月29日发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邹阳飞作为山花地毯公司的合同代理人，提供了微信作为双方沟通的联系方式，应该保证该联系方式能有效与山花地毯公司联系，故山花地毯公司不可能没有收到该聊天信息。因此，案涉合同于2018年10月29日已经解除。综上所述，案涉合同在签订后不久即解除，且双方没有就产品的图案、样品进行确认，山花地毯公司不可能生产出案涉合同的标的物，更不会存在基于合同的损失，山花地毯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重庆文杰酒店的合法权益。山花地毯公司辩称，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合同，并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该合同对于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按照交易习惯，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即已确认好了地毯图案。重庆文杰酒店未提供其与其他客户的合作模式，且即便重庆文杰酒店与其他客户有所谓的合作模式，也不能代表其与山花地毯公司的合作也采取了上述合作模式。重庆文杰酒店称已于2018年10月29日以微信聊天的方式解除了案涉合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按照法律规定，解除合同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明确的意思表示，且送达给对方当事人。一审时，山花地毯公司提供了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通讯和联系完全畅通，通过一审法院开庭之前重庆文杰酒店将发票邮寄给山花地毯公司等事实可以证实。如重庆文杰酒店明确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就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给山花地毯公司。但事实上，重庆文杰酒店从未向山花地毯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山花地毯公司按重庆文杰酒店提供的地毯图案，已经将地毯生产后，重庆文杰酒店迟迟未支付预付款。在此情况下，双方进行了电话沟通，但重庆文杰酒店在电话中亦未明确表示要解除合同，仅称酒店筹备过程中资金紧张。山花地毯公司一审时提交的书面证据、视频证据，完全能够证实山花地毯公司已按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山花地毯公司没有任何过错。重庆文杰酒店作为合同一方，无视国家法律，无视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对其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山花地毯公司一审起诉时，要求重庆文杰酒店支付预付款284220元，继续履行合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重庆文杰酒店才提出解除合同，且已采购了其他客户的地毯。在此情况下，山花地毯公司不得已只能接受解除合同的事实，但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重庆文杰酒店承担。山花地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预付款284220元；2.变更合同编号为：20181015山花地毯承揽合同第八条结算方式中的“货到工地付40%，安装验收完后支付20%，剩余款项20%安装完毕6个月内付清”为“带款提货”；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向法庭提交了书面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639287元。重庆文杰酒店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承揽合同已于2018年10月29日解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山花地毯承揽合同一份，拟证实原、被告之间订立了真实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证据二、被告工作人员黄莉于2018年10月22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签收单一份，拟证实直至2018年10月22日，原、被告双方依然在履行合同。证据三、被告于2019年3月28日向原告邮寄退回增值税发票的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一份，拟证实原、被告一直在履行合同，被告知道原告的有效地址，但一直未向原告主张解除合同。证据四、原告与案外人青岛山花地毯销售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实为了减少损失，原告将案涉地毯低价出售给案外人，造成经济损失639287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主张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已于2018年10月29日解除；对证据四不予认可，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无法证明出售的系本案案涉地毯，且原告也不可能生产出地毯。被告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山花地毯承揽合同一份，拟证实合同第五条约定地毯图案由被告提供，第七条约定验收标准为按样品验收，而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图案，原告亦未向被告提供样品，原告实际上并未生产出产品。证据二、原告工作人员邹阳飞与被告工作人员黄莉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实2018年10月29日被告工作人员黄莉明确告知原告解除合同，将合同原件退回去，发票退给原告作废。证据三、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邮政跟踪单号、解除合同通知各一份，拟证实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又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解除合同。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在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已将涉案三种地毯的样品送给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秦定文检验，秦定文认可后才与原告签订了案涉承揽合同，地毯的图案也是被告提供，原告按照被告提供的图案进行生产；对证据二的真实没有异议，但主张从该证据中无法看出原告的工作人员邹阳飞收到了该信息，且从内容上看也没有显示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被告向原告邮寄的内容系解除合同通知书，且被告邮寄的时间也晚于原告起诉的时间。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15日，原告下属的重庆分公司（承揽人，乙方）与被告（定作人，甲方）签订了一份山花地毯承揽合同，该合同约定：一、定作标的、数量及金额：彩印尼龙1200克地毯，数量为12300平方米，单价为80元/平方米，金额为984000元；阿克明地毯，数量为2100平方米，单价为135元/平方米，金额为283500元；4.5磅手工地毯，数量为480平方米，单价为320元/平方米，金额为153600元；总价款为1421100元，以上价格包含地毯、运输、搬运、安装、阻燃地垫（厚度1公分）、辅材、16%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完工数量为准）；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国标一级品；三、完工及到货地点、方式：甲方指定项目地址；四、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汽运；五、本合同之地毯图案由甲方提供，授权乙方生产/使用；六、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塑料袋包装，不回收；七、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期限：货到壹日内按样品验收，如有异议，甲方应在乙方交货之日起叁日内书面提出；八、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叁日内，甲方支付20%作为预付款，货到工地付40%，安装验收完后支付20%，剩余款项20%安装完毕后6个月内付清。2018年10月22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284220元的增值税发票三张，被告的工作人员黄莉签字确认接收。2018年10月29日，被告的工作人员黄莉向原告的工作人员邹阳飞发送短信，内容为“你空了把我们签的那本合同原件拿过来呦！你的发票还在我这里，这个月要完了，发票跨月就不能作废了呦！这2天抽空拿过来”。2019年2月19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内容为：我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与贵公司签订了山花地毯承揽合同，合同约定我公司向贵公司定作山花地毯。合同签订后，因我公司项目酒店的装修计划发生变更，相应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种类和数量也发生了变化，我公司及时通过电话通知了贵公司的工作人员取消山花地毯的定作，在电话中贵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同意解除合同，取消定作，现我公司再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山花地毯承揽合同，为此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2019年3月28日，被告将上述增值税发票以邮寄的方式退还给原告。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前往原告处查看了案涉地毯，并查看了原告管理系统中记载的该地毯的生产流程，该流程显示涉案地毯在2018年11月中下旬已全部生产完毕。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主张因被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承揽合同，故其只能将已生产出来的地毯低价销售给案外人，其中彩印尼龙1200克地毯，合同约定的单价为80元/平方米，扣除运输、搬运、安装、阻燃地垫（厚度1公分）、辅材等成本，地毯的单价为67元/平方米，原告出售给案外人的价格为33元，该地毯的实际生产量为15173平方米，原告的损失为515882元；阿克明地毯，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35元/平方米，扣除运输、搬运、安装、阻燃地垫（厚度1公分）、辅材等成本，地毯的单价为122元/平方米，原告出售给案外人的价格为65元，该地毯的实际生产量为2165平方米，原告的损失为123405元；4.5磅手工地毯，原告已按合同价格出售，故不主张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承揽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第一，原、被告签订的承揽合同何时解除；第二、原告主张的损失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由此可以看出，法律赋予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是随意的，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将解除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有效地传达给另一方，且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本案中，被告主张其已于2018年10月29日以微信的方式告知原告解除合同，但从微信的内容上，只能确认被告要求原告将合同原件拿回来及其已经收到了原告开具的发票的事实，不能确认被告告知原告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庭审中，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被告主张合同已于2018年10月29日解除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原、被告解除合同的时间应当为2019年2月19日即被告向原告邮寄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时间，在该通知书中被告明确告知了原告解除双方签订的承揽合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本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被告辩称其并未向原告提供图纸，原告也并未提供样品给被告，故原告不可能生产出地毯，也就不存在损失。而原告则主张，案涉地毯的图案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被告已经提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揽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之地毯图案由被告提供，授权原告生产/使用”，该约定应当为叙事性约定，而非设权性约定，结合合同第七条约定的“货到壹日内按样品验收”，可以说明原告在签订合同之前已向被告提供了样品，被告正是基于对样品的认可，才与原告签订了承揽合同。且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地毯的规格、数量、单价以及验收标准等，更进一步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就定作地毯的要求进行了充分的磋商，这也符合地毯定作的一般商业惯例，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为证实其损失，仅向法庭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签订的承揽合同，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且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损失，不予认可。但从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本院现场勘查的情况看，原告主张的损失确实存在，且原告主张的损失实际上是被告履约后的预期收益，也就是涉案承揽合同在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原告的经营活动在常态下应当可以获得的利润。从现有证据分析，原告在履约活动中本可盈利，但因为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产生了损失，但是经营活动的盈利有着多种不同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原告庭审中陈述的扣除运输、搬送等成本后的地毯价格，一审法院酌定原告的损失为432120元（67元/平方米*12300平方米*40%+122元/平方米*2100平方米*40%）。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损失432120元；二、驳回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55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由原告负担3551元，由被告负担9424元，反诉费5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提交其于2018年10月24日与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签订的《地毯定作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其与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地毯的交易习惯为定作方在收到预付款后对地毯图案和样品进行确认并封样。同理，重庆文杰酒店与被上诉人山花地毯公司签订的地毯交易亦是此种情况，双方并未对地毯图案和样品进行确认。经质证，被上诉人山花地毯公司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如该证据真实，恰恰能够证明山花地毯公司的说法真实，亦即地毯图案由重庆文杰酒店提供，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和使用，上述证据的相关内容与山花地毯公司、重庆文杰酒店签订合同约定的条款一致。行业规则能够说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地毯图案即已确认。重庆文杰酒店提供的上述合同未能体现其所称的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收到预付款后再确认地毯图案。另，重庆文杰酒店与其他承揽人签订的合同无论如何约定，都是其双方约定，与本案山花地毯公司与重庆文杰酒店签订的合同没有关系。再，既然重庆文杰酒店与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即签订合同，此时其已确定不与山花地毯公司进行合作，就应及时解除其与山花地毯公司签订的合同，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但重庆文杰酒店无视山花地毯公司的权利，未与山花地毯公司进行任何沟通，一审法院判决重庆文杰酒店承担所有损失合法合情。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山花地毯公司对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且即便该证据真实，亦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同是否于2018年10月29日解除；二、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是否违约，被上诉人山花地毯公司是否有经济损失及经济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合同是否于2018年10月29日解除的问题。重庆文杰酒店上诉主张，其员工黄莉于2018年10月29日与山花地毯公司合同代理人邹阳飞微信聊天时明确提出解除案涉合同，邹阳飞也已经收到该通知，案涉合同于2018年10月29日已经解除。即便上述微信内容没有明确“解除合同”字样，但重庆文杰酒店提出取回合同原件及发票作废即可以说明其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且重庆文杰酒店未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图案的行为也表明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山花地毯公司没有向重庆文杰地毯公司提供过样品，也没有催要过货款。法院现场勘查的视频证据显示交货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但山花地毯公司在此期间没有向重庆文杰酒店主张过交货，说明山花地毯公司收到了解除合同通知。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是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要安排，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合同权利义务消灭的法律后果。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达到对方当事人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重庆文杰酒店依法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关于重庆文杰酒店解除合同的时间节点，重庆文杰酒店员工黄莉于2018年10月29日与山花地毯公司合同代理人邹阳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莉称“你空了把我们签的那本合同原件拿过来呦!你的发票还在我这里，这个月要完了，发票跨月就不能作废了呦!这2天抽空拿过来”，该微信聊天内容并不能表明重庆文杰酒店有解除其与山花地毯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的意思表示。重庆文杰酒店又提出，即便上述微信内容没有明确“解除合同”字样，但其工作人员提出取回合同原件及发票作废即可以说明其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但从微信聊天内容亦不能看出重庆文杰酒店有终止案涉合同且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的内容。关于重庆文杰酒店提出的其未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地毯图案，山花地毯公司亦未提供地毯样品的问题，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二予以阐明。重庆文杰酒店又提出山花地毯公司未向其催要过货款并主张交付货物，亦表明山花地毯公司收到了解除合同通知并同意解除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通过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从重庆文杰酒店的事后行为分析，如按重庆文杰酒店所述，其于2018年10月24日即与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另行签订了《地毯定作合同》，但直至2019年2月19日才向山花地毯公司发送了书面《解除合同通知》，在《解除合同通知》中，重庆文杰酒店称“我公司及时通过电话通知了贵公司的工作人员取消山花地毯的定作，在电话中贵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同意解除合同”，但其未就电话通知山花地毯公司取消地毯定作及山花地毯公司同意解除合同提供证据证实。直至2019年3月28日重庆文杰酒店才将山花地毯公司开具的预付款增值税发票邮寄给山花地毯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重庆文杰酒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重庆文杰酒店的相应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是否违约，被上诉人山花地毯公司是否有经济损失及经济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重庆文杰酒店上诉主张，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前，重庆文杰酒店未向山花地毯公司提供过地毯图案，山花地毯公司未提供地毯样品，双方之间不存在签订合同前就提供地毯图案和样品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视频不能证明山花地毯公司库房里的产品就是为重庆文杰酒店生产。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案涉合同第八条规定“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重庆文杰酒店支付20%作为预付款……”，根据上述合同条款约定，重庆文杰酒店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20%的预付款，但重庆文杰酒店未按期支付预付款。2018年10月22日，重庆文杰酒店工作人员黄莉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山花地毯公司开具的预付款增值税发票，且未提出异议。上述事实表明，合同签订后，山花地毯公司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重庆文杰酒店接受山花地毯公司开具的预付款发票，表明其明知山花地毯公司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并表示认可。从地毯销售的市场竞争环境分析，作为地毯定作方的重庆文杰酒店具有更大的选择权与主导权，如按重庆文杰酒店所称签订合同前双方并未确认地毯图案与样品，但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反而约定了重庆文杰酒店的付款义务，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亦不符合常理。且重庆文杰酒店已认可并接受山花地毯公司履行的交付预付款发票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第五条“本合同之地毯图案由重庆文杰酒店提供，授权山花地毯公司生产/使用”为叙事性约定，并结合合同第七条约定“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期限：货到一日内按样品验收……”认定在签订合同之前山花地毯公司已向重庆文杰酒店提供了样品，本院认为并无不当。如前所述，根据重庆文杰酒店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双方已于2018年10月29日解除了案涉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在重庆文杰酒店已接收山花地毯公司开具的预付款发票，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重庆文杰酒店未按约履行支付预付款的义务，反而视双方合同权利义务于不顾，在未向山花地毯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情况下，于2018年10月24日与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另行签订《地毯定作合同》，直至2019年2月19日，重庆文杰酒店才向山花地毯公司邮寄了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重庆文杰酒店作为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赔偿因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山花地毯公司的损失。关于山花地毯公司的损失，一审时，山花地毯公司主张因重庆文杰酒店违约导致山花地毯公司将已按合同约定生产的地毯另行低价处理产生差价损失639287元，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但一审法院同时认为，如案涉合同得以正常履行，山花地毯公司应得到相应的预期收益，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酌定山花地毯公司的损失为432120元，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82元，由上诉人重庆文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