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9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高银，男，197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飞，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辰辰，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仁华，男，195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盐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栋才，男，197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贵，男，197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盐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兴寿，男，197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天兰，女，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平，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琴，女，196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成源，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康，男，197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上诉人秦高银因与被上诉人万仁华、罗栋才、李贵、葛兴寿、陶天兰、李晓琴、张平、秦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5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高银极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飞、孙辰辰，被上诉人万仁华、罗栋才、李贵、葛兴寿、陶天兰、李晓琴、张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牟成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秦康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高银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5民初第12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重大事实即秦高银与谁合作的认定违背常理、相互矛盾，也违背了证据认定规则。从常理上看，秦高银只可能与煤矿合作，不可能与秦康合作。证据认定与认定事实矛盾，缺乏逻辑性。既然认定加盖煤矿公章的协议、收条等是真实的，就应认定是煤矿的行为，自然就应认定秦高银与煤矿合作，由此形成的债务也应是煤矿的债务，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及于煤矿，各合伙人不管明知与否，均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后果。但其后确以秦康拥有煤矿公章属常理之事推定出与本案无关的另一个法律事实，即煤矿各合伙人不知秦高银入伙来否定前一事实以此否定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秦高银之所以认为各被上诉人与秦高银是否是合伙关系与本案无关，是因为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了秦高银的主张，也错误归纳了本案的焦点。部分事实认定违背了证据认证规则。认定了秦康所陈述的事实。以煤炭交易款、部分款项被上诉人认为代交承包费、大部分款项无转款凭证等为由，认定秦高银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错误归纳了或者遗漏了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未正确认识秦高银的主张。3.秦高银认为一审判决漠视债权人利益，庇护被上诉人的无理要求，严重侵害了秦高银的权利，显失公平、公正和道义。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没有建立在本案案件事实和证据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和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曲解之上，从而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基本审判原则，致使判决结果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了秦高银的合法利益。判决结果显失公正，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予改判。据此，秦高银特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万仁华、罗栋才、李贵、葛兴寿、陶天兰、李晓琴、张平辩称，本案争议焦点就在于秦高银与本案各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是合伙关系。各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请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秦高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万仁华、罗栋才、李贵、葛兴寿、陶天兰、李晓琴、张平、秦康共同支付秦高银投资款10425000元，并支付利息12223323.80元（截止2018年7月21日），其后的利息以未付投资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铜厂沟煤矿开业日期为2005年11月8日，经营场所盐津县滩头乡花秋村，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万仁华，经营范围煤炭自产自销。铜厂沟煤矿于2014年3月18日注销，注销原因为其他。 2011年7月1日，万仁华、罗栋才、李贵、葛兴寿、陶天兰、李晓琴、秦康作为合伙人，共同签订《铜厂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并约定铜厂沟煤矿为合伙企业，各合伙人权利、责任份额为：万仁华10%，葛兴寿10%，罗栋才25%，李贵15%，秦康10%，陶天兰20%，李晓琴10%。《铜厂沟煤矿合伙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企业盈余按股份份额分配，债务按股份份额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其余各方应按比例在十日内清偿应付的部分”。第十七条约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同时与其他合伙人签订入伙协议”。第十八条约定“合伙人依法转让其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第十九条约定“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经修改合伙协议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第二十一第约定“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2010年１月１日，铜厂沟煤矿及万仁华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秦康代理铜厂沟煤矿的生产、经营、销售业务，委托日期2010年１月１日至2014年1月１日。2011年7月18日，原铜厂沟煤矿全体股东与秦康签订《铜厂沟煤矿承包协议》，由秦康承包原铜厂沟煤矿矿井，承包期限12年，时间从2011年8月1日起算；承包费支付时间从2014年2月1日起，每年由秦康支付给原铜厂沟煤矿全体股东承包费新井老井共计500万元。 2012年11月8日秦康及铜厂沟煤矿与秦高银签订《煤矿经营合伙协议书》，共同合作经营铜厂沟煤矿。按协议约定，合作经营项目和范围为铜厂沟煤矿的所有生产销售和建设，合作期限为2012年11月8日起至2024年2月21日止，共12年；铜厂沟煤矿折价1200万元，秦高银出资720万元，占该煤矿合伙份额的60%。 2013年12月30日，秦高银与铜厂沟煤矿及秦康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约定因后续投入资金无法跟上，煤矿无法正常经营，经协商经营合同于2013年12月30日终止，由铜厂沟煤矿退回秦高银合作经营期间投入的全部资金，共计1042.５万元，支付方式为退还资金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30日，分24次付清。此款每月按2%的利息支付秦高银，利息按当月实际金额支付。 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8月6日。由秦康及铜厂沟煤矿向秦高银出具收条七张，载明收到秦高银煤矿经营权折价款720万元及322.5万，共计1042.5万元。 另查明，在四川省高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期间，秦康主动向法院说明情况。其内容为：铜厂沟煤矿股东共计七个人，秦康占10%原始股，100%的经营股，相当于秦康承包做煤矿生意。秦高银从秦康处购买了5%的原始股，折价250万元，后秦康又转让60%的经营股给秦高银，折价300万元。秦高银对铜厂沟煤矿的投入（包括融资利息）共计1000余万元，秦康收款后向秦高银出具收条共计七张。 秦康另陈述，在秦康出具给秦高银720万元的收条里多写了170万元，是为了防止煤矿资金链断裂。2011年与秦高银合伙前，秦康欠秦高银145万元，该款后来折抵了秦高银的合伙款。共计1000余万的七张收条，系由偿还秦康的欠账、替秦康交的承包费、合作亏损以及利息所构成。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秦高银与本案各被告之间是否有合伙关系。 针对秦高银与本案各被告之间是否有合伙关系的问题。秦高银诉称其投资入股原铜厂沟煤矿，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鉴于该矿已注销，各被告应对秦高银的投资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秦高银能否请求各被告承担还款责任需明析秦高银与何人存在合伙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一、本案各被告于2011年7月1签订的《铜厂沟煤矿合伙协议书》，约定七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之规定，七人之间签订的《铜厂沟煤矿合伙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个人合伙的构成要件。虽然原铜厂沟煤矿对外是以万仁华作为经营者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但不影响本案各被告之间构成合伙关系。 二、一审法院认为，各被告为共同投资获利而在协商、自愿基础上达成了合伙协议，合伙的首要特征是单个公民的联合，即人合，而人合的关键是相互信任。合伙协议一经订立，便对各合伙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各合伙人依合伙协议而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由于合伙均建立于合伙人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所以非经合伙人全体同意，不得随意修改合伙协议，不得随意退伙，不得随意转让自己的出资。增加新的合伙人，也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的这种带有一定人身性质的信任关系，正是合伙作为自然人的联合体本质特征的体现。《铜厂沟煤矿合伙协议书》第十七条“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同时与其他合伙人签订入伙协议”、第二十一条“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及第二十五条“合伙人退伙的，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之约定，正是体现了合伙人之间的这种人合性。 三、据上述分析，基于合伙的特殊性质，合伙经营期间，入伙、退伙都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本案中，秦高银出示的《煤矿经营合伙协议书》《合同终止协议书》《收条》虽有秦康签字、原铜厂沟煤矿盖章，但秦康作为原铜厂沟煤矿的受托管理者，且为实际对外承包经营者，负责煤矿的生产、销售等工作，秦康拥有原铜厂沟煤矿的公章属常理之事，并不能依上述证据就简单地推定全体合伙人均同意且知悉秦高银入伙之事。秦高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原铜厂沟煤矿的全体合伙人均同意秦康转让合伙份额及秦高银入伙，至今本案的各被告（除秦康之外）都表示对秦高银入伙经营原铜厂沟煤矿不知情。 四、根据秦康本人陈述，秦康转让合伙份额、与秦高银办理退伙事宜，并未告知原铜厂沟煤矿其他合伙人及征得他们同意；秦高银在本案庭审中认可其签订的入伙退伙协议没有其他合伙人的签字，系因为秦高银后期追讨债务，秦康才提供其与其他合伙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 据此，现有证据指向的是秦康与秦高银之间的合作关系，秦高银与本案其他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依据不足。况且，即使秦高银能证明其与其他被告属于合伙关系，合伙人之间的债务仅属按份责任，非连带责任。连带责任需法定或约定，秦高银与本案其他被告之间并未就合伙债务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秦高银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不适用合伙债务对外由合伙成员负连带责任的原则。因此，秦高银与秦康之间的合伙债务不应视为原铜厂沟煤矿的对外债务，不能当然约束本案的其他被告。 秦高银与秦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秦康虽认可转让合伙份额与秦高银并收取转让款，但秦高银所举的投资款证据中夹杂有煤炭交易款、大部分款项无转款凭证、部分款项被告认为是代交承包费等情形，秦高银可待证据充足后另案寻求权利救济。 综上所述，秦高银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驳回秦高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42元，保全费5000元,由秦高银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秦高银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对原审判决查明的“2011年7月18日原铜厂沟煤矿……承包期限12年”，认为应是秦康承包新设矿井，不是承包原矿井。2.对“秦高银从秦康处购买了5%的原始股”，认为与事实不符，是秦康单方陈述。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范围应当在一审审理的范围内。根据秦高银提出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秦高银与本案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因此，本案二审审理亦应当围绕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进行审理。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秦高银自认双方不是合伙关系，认为与秦康之间为合作关系。因秦高银与秦康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评判，当事人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一审判决认为秦高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秦高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42元，由秦高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 伟 审判员 刘 云 审判员 汪秀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赵 梅 书记员 文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