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终1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小田，女，汉族，1958年3月29日出生，住湘潭市雨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方芳，女，汉族，1984年8月28日出生，住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慧，湖南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耕，男，汉族，1965年8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坤，男，汉族，1963年5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求良，男，195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耕，男，汉族，1964年3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来，男，汉族，1948年9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明，男，汉族，1960年4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主初，男，汉族，1950年11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望明，男，汉族，1981年5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周玉坤、刘求良、刘春耕、刘凤来、刘玉明、周主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耕，男，汉族，1965年8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周玉坤、刘求良、刘春耕、刘凤来、刘玉明、周主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望明，男，汉族，1981年5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上诉人郑小田、王方芳因与被上诉人刘新耕、周玉坤、刘求良、刘春耕、刘凤来、刘玉明、周主初、刘望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2019）湘0381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小田、王方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2019）湘0381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请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刘新耕提交的村委会证明认定政府要求将征收补偿款统一打在养殖户账上错误。被上诉人刘新耕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中认定了钓鱼平台征收款全部登记在刘新耕一人名下，与实际登记的情况相符合，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刘新耕承包的钓鱼平台权属应以登记的承包人为准，属于其一人所有，而非八被上诉人共同所有。而且该证明的内容十分不全面，对征补偿金额、分配方式以及分配情况均无说明，无法达到被上诉人刘新耕承包的钓鱼平台等设施属于八被上诉人共有的证明目的。2.一审法院认定证人甘某的证言错误。该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证人在作证时表示自己在法院裁定前就知道争议钓鱼平台有多个股东，但没有表示或证明该证人在法院裁定前就知情的材料，证人在当庭作证时才进行说明，无法排除其串通之嫌疑。证人证言仅是证人的一面之词，故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3.一审法院认定刘新耕对其他被上诉人出资和出工的手工记账以及刘新耕购买制作平台材料的收款收据错误。刘新耕提交的手工记账、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已无法确认，若存在出资应该出具相关收付款凭证,仅凭个人手工记账无法证明其他被上诉人存在出资行为，无论其它被上诉人是否出工都无法达到钓鱼平台为多人共有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收款收据上无收款单位公章，不能确认开具时间，也无法达到钓鱼平台为多人共有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且，该份证据的提交时间也尚存疑问，如果被上诉人持有该份证据，为何在之前未向法院提交。综上，上诉人的原审诉求于事实有理，于法有据，恳请贵院依法裁判，判如所请。刘新耕答辩称：刘新耕名下的钓鱼平台不是承包的，而是知道拦库要退出，政府可能会补偿养殖户的养殖设施的情况下，刘新耕本人没有经济能力，与其他合伙人八股平均集资5000元，补偿后八股平均分配，这种情况也不只被上诉人一例，这是当地的民俗和实际情况，象农民几个人合伙买头牛，合伙造一艘渔船等，都是口头协议，为首的人手工记账，不会有什么正式发票、合同之说。村上、镇政府都知道这种情况，在湘乡市人民法院的听证会和一审诉讼中都作出了情况说明和证明。长庆村党支部副书记肖贤武是刘新耕等人所在原长羊村的原书记和村长，栏库退出时他是分管领导，对情况比较清楚，村主任甘某只是后来才了解的这个情况。关于刘新耕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在另案诉讼时承诺不管法院判决刘新耕出多少钱都不会找刘新耕要，所以在该案中刘新耕根本没有辩解，刘新耕本人对该案的判决是有异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周玉坤、刘求良、刘春耕、刘凤来、刘玉明、周主初、刘望明答辩称：刘新耕没有钱搞钓鱼平台，就八个人一起出了4万元现金。搞钓鱼平台时周玉坤、刘求良、刘春耕、刘凤来、刘玉明、周主初、刘望明不知道有官司。八人是口头合伙，没有写合伙合同，这种情况在乡下很普遍，只是刘新耕买东西的时候留了些凭证。另外，周玉坤的儿子在部队十年，他爱人得了癌症，等着这笔钱治病。现在政府一直把钱挂着，没打给他们。郑小田、王方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准许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即继续提取被告刘新耕名下的在湘乡市毛田镇人民政府的钓鱼平台征收补偿款88816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2月，本案八被告每人投资5000元，在被告刘新耕承包的水库栏库存内新建了300平方米左右的钓鱼平台供他人钓鱼使用，约定收益由8人平均享有和分配。后人民政府要求限期拆除水库所有的栏库、网箱及钓鱼台等设施，政府给予设施投资人相应的征收补偿款。由于设施投资人人数众多，人民政府及村组基层组织在办理征收补偿款过程中，要求将拆除设施及相应补偿款登记在实际承包经营者名下。本案八被告共同投资的钓鱼平台拆除后人民政府给予征收补偿款共计88816元，也登记在承包人刘新耕名下。法院在执行郑小田、王方芳与刘新耕生命权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湘0381执515号执行裁定，提取刘新耕在湘乡市毛田镇人民政府的征收补偿款88816元。被告刘新耕收到执行裁定书后，将情况告知了本案另外七位被告。七被告遂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湘乡市人民法院提取此款用于偿付刘新耕的个人债务，损害了七被告的利益，请求法院停止对该征收款的执行。法院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9）湘0381执异10号执行裁定，认为本案争议的钓鱼平台虽然登记在被告刘新耕名下，但相关事实证明该征收补偿款并非刘新耕个人所有，而是八被告按份共有，刘新耕仅享有该88816元征收补偿款的八分之一。将原裁定提取的钓鱼平台征收补偿款88816元变更为11102元。二原告不服该裁定，遂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钓鱼平台，是一个非依法审批建造的水上构筑物，在政府作出要求拆除并适当补偿的行政决定前，钓鱼平台没有在有关部门登记符合实际情况。根据村上的证明及证人甘某的证言，政府在作出拆除补偿决定时，为了工作的方便，对合伙建造的栏库和钓鱼平台，统一要求登记在承包养殖户名下，导致本案所涉钓鱼平台的征收款都登记在被告刘新耕一人名下，但村上工作人员事先知道这个钓鱼平台是数人合伙的，在丈量的时候也有另外数名被告参与。综上所述，本案诉争的钓鱼平台征收补偿款虽然登记在被告刘新耕名下，但事实上该征收补偿款并非刘新耕个人所有，而是本案八位被告按份共有，被告刘新耕只享有该征收款的八分之一。因此法院根据另外七位被告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2019）湘0381执异10号执行裁定，将原裁定提取刘新耕征收补偿款88816元变更为11102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的主张和证据可以排除法院对88816元征收补偿款的八分之七部分的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小田、王方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原告郑小田、王方芳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湘乡市毛田镇羊古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章的“证明”（2019年6月2日）载明了如下主要内容：肖贤武和甘某在当地政府对案涉钓鱼平台进行拆除补偿前负责丈量工作，当时按政府要求将平台设施的数字计在刘新耕名下，案涉钓鱼平台是刘新耕等八户，每人筹资5000元搭建的，当时议定如征收则按股分钱。此外，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钓鱼平台补偿款是否属于刘新耕个人的财产。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刘新耕承包了水府庙库区栏库从事养殖业，但案涉钓鱼平台是一个非依法审批建造的水上构筑物，在政府要求拆除并给予适当补偿的行政决定作出前，钓鱼平台没有在有关部门办理登记，因此，不能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认定案涉钓鱼平台属于刘新耕个人所有。刘新耕等人为证实案涉钓鱼平台不是刘新耕一人所有，而是八人共有，提交了内部形成的证据即刘新耕的记账本等，该部分证据与湘乡市毛田镇羊古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章的“证明”以及湘乡市毛田镇羊古村村民委员会、湘乡市毛田镇人民政府共同加盖公章的“证明”所载事实相印证，出庭证人甘某亦证实了案涉平台是多人合伙的，且其参与了丈量工作等事实予以证实，因此，一审认定案涉钓鱼平台是刘新耕等八人合伙搭建，但是当地政府补偿时是登记在刘新耕一人名下有事实依据，一审据此认定案涉钓鱼平台的补偿款由刘新耕等八被上诉人按份共有，刘新耕只享有八分之一正确。综上，上诉人郑小田、王方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郑小田、王方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 莉审 判 员  曾波毅审 判 员  周 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何腊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