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72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孟艳青，男，197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鹏，山东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丽娜，山东上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相国，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祥运，山东华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孟艳青因与被上诉人邢相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6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孟艳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鹏、褚丽娜、被上诉人邢相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祥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孟艳清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鲁1326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内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100万元及利息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合伙经营关系，对此，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已经予以说明并举证。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有明显的瑕疵，其所提交的证明为借贷关系的证据都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一审中，上诉人就双方之间存在合伙经营事项予以举证和说明，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提交的重要证据，而认定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明显有瑕疵的证据，显然不当，应予改判；补充上诉意见：对于民间借贷案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及2018年第215号通知均作了明确规定，不仅要求各级法院要对借据等债权凭证以及银行流水款项的交付凭证进行审查，而且还应对出借人现金交付的款项来源、经济能力、财产变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审查，判定当事人是否系虚假债权债务，而一审法院却无视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存在的众多的疑点不进行审查，反而草率下判。一审法院对本案存在的矛盾和疑点未查清，其一在借款时间上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认的借款时间是2016年11月9日，而在庭审中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其撕毁的借条上的借款时间却是2016年11月28日，前后自相矛盾；其二在是否存在书写的借据上被上诉人的诉状自认上诉人在2016年11月9日借款时当场书写借据一份，并当场签字，而庭审时却未能提交该份证据，在以后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陈述中自认上诉人只在2019年5月4日为其补写了借条，然而被上诉人却又自行撕毁该借条，作为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如此重要的证据，被上诉人在其中也是矛盾百出，其三被上诉人自称家境并不富裕，却以当时的军人薪金水平其家中存放百万巨额现金，确实令人生疑，将百万巨资借给他人一无借据二无借款协议，而且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7月长达近2年时间从未向上诉人提及或收取分文的利息这不仅不符合交易习惯而且有悖常理，如此众多的矛盾和疑点彰显出被上诉人在刻意的隐瞒本案的事实真相，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 被上诉人邢相国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l、2016年11月9日，上诉人孟艳青以做生意资金紧张为由，向被上诉人邢相国借款100万元。后虽经被上诉人多次催要，上诉人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上诉人称双方为合伙经营，又未向一审法庭提交任何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所提交的报警记录明确记载为系其“自称”，不具有证据效力。且间接证明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银行打款证明、证人证言，微信利息约定记录并当庭提供了原始载体（手机微信记录），且其代理对打款入账证明均予以认可。在二人的多次聊天记录中均能够证明借款事实及利息的约定等内容。2．上诉人提交的自己经营中的账目来证实合伙经营关系，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和认可的证据，不具有民事证据规则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合情合理，符合法律规定。3．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银行打款证明、证人证言，微信利息约定记录等均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成立，一审判决合法、合情、合理。对于上诉人已经偿还的10万元利息，虽然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考虑到双方的关系，被上诉人主动认可。一审决书对此也已详细载明。二、上诉人只是拖延时间、滥用诉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明确要求二审法院判决不还款是想赖账进行到底。 针对上诉人的补充意见答辩如下：对于借款时间方面，实际借款时间是2016年11月9日，这个时间也是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2016年11月18日是上诉人在通过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的时间，虽然相差9天，但因为有2年的时间，不一定记得很清楚，时间以银行记录为准。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邢相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孟艳青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 邢相国提交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9页，以此主张孟艳青在与邢相国微信联系时认可欠款事实和利息约定，并答应尽快还钱，后突然消失，逃避还款。孟艳青认可是截图中与邢相国聊天的相对方，但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2018年2月27日的借条内容是邢相国一厢情愿单方拟定的，孟艳青并未出具书面借据确认；在记录中孟艳青同意归还的是双方合伙期间邢相国的出资，并非借款；邢相国也认可了通过股东或合伙人的方式解决问题，要求孟艳青一两个月归还40万元，剩余在三个月内还清；部分内容可以证明两人是合作合伙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聊天记录可以证明2016年11月18日孟艳青到广州和邢相国协商出资收储销售河沙，赚取差价，邢相国出资时间应该在2016年11月18日或之后，和其在诉状中所称的2016年11月9日不同。 2.孟艳青中国银行68×××06账户2016年11月9日至2016年11月31日的交易明细，以此主张2016年11月9日，邢相国应孟艳青借款要求，交付其现金100万元，孟艳青取出5000元，和当时邢相国的司机朱某一起，到广州市一中国银行营业部开户后存入995000元。孟艳青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是孟艳青的个人存款，不能显示是邢相国转账或是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庭审中，邢相国申请通知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陈述，在部队时，他是邢相国的司机，2016年11月9日，邢相国让他去家里拿了100万元，当场点完，他开车和孟艳青一起到广州市东风中路广东大厦中国银行支行，孟艳青拿身份证填表后办了张银行卡，从100万元中拿出一沓，其余存入卡内，后来听邢相国说孟艳青欠钱不还，对于邢相国和孟艳青之间是否有其他经济来往不了解。孟艳青认为，朱某与邢相国存在利害关系，陈述的内容不客观不真实，如果是借贷关系，100万元的数额应该由借款人出具借条或签订借款协议，并约定利率和借款期限，朱某未能说明现金的来源，不了解双方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证言不足以证明所存款项是向邢相国的借款。 3.《借条》两张，其中一张为损毁后重新粘贴，内容为：“今借到邢相国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用期两年，从2016年11月28日始至2018年11月28日止，用期两年，因经营不当，利息免收，不用计付，自2019年8月31日前归还壹佰万元整，借款人孟艳青（身份证号码），2018年11月28日。”另一张内容为：“今借到邢相国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用期两年，从2016年1月28日始至2018年11月2日止，利息……”，该借条字迹与前一借条字迹一致。邢相国主张其于2019年5月4日找到孟艳青，让他按照微信中双方确定的借条内容书写下来，孟艳青先书写了一张，邢相国看后认为没写利息，时间落款是2018年11月28日，感到很生气，就撕了让孟艳青重新写，孟艳青又写了一半内容后，趁打电话时跑了，考虑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将两张借条都保存起来，邢相国不认可撕毁的借条的内容，利息应该以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认可的年利率20%计算，并应该在2018年11月28日前连本带利一次付清。孟艳青对拼接的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陈述在2019年5月4日，邢相国逼迫孟艳青按照他事先拟好的借条版本出具借据，孟艳青书写后觉得不合适撕掉，并向平邑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警，所书写的借条中显示经营不当，利息免收，且约定的还款期限未到期，对于另一张借条不了解。 孟艳青提交平邑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于2019年6月10日出具的《接警证明》一份，内容为：“2019年6月3日11时许，平邑街道办事处西张庄二村的孟艳青来所报警，其自称在2019年5月5日与邢相国因经济纠纷给邢相国打了一张一百万的借条，后把借条撕碎扔垃圾桶里后直接离开，邢相国把借条拼接后到法院起诉了孟艳青。”邢相国不认可在书写借条过程中对孟艳青进行了胁迫。 孟艳青还提交其书写的合伙合作期间的账目照片5页，以此主张其与邢相国之间在合伙合作期间发生纠纷，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邢相国对该宗账目真实性有异议，且账目中没有邢相国的签名或者认可的内容，不能证明是两人合伙或合作的账目。 关于邢相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孟艳青承认其是截图显示的聊天相对人，对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推翻，且在质证过程中认可部分交流的内容，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孟艳青在答辩和质证过程中，认可收到邢相国给付的100万元作为“合伙投资款”，但未能证明该款的给付时间和方式，也未对其于2016年11月9日开卡存入的995000元作出合理说明，而邢相国关于给付款项的陈述和证人朱某的证言，能够与孟艳青银行账户交易情况相印证，且没有相反证据推翻邢相国这一事实主张，本院对邢相国主张的于2016年11月9日给付孟艳青1**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邢相国提交的拼接后的借条的真实性，孟艳青无异议，另一借条与该借条字迹一致，孟艳青未予否认也未申请笔迹鉴定，结合孟艳青提交的接警记录中，孟艳青对书写借条情况的自认，本院对邢相国提交的两份借条均为孟艳青书写的事实予以认定。孟艳青提交的合伙或合作账目，由其自行书写，其中没有邢相国签字或体现其认可参与经营的内容，孟艳青应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仅凭该单一证据，一审法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孟艳青亲属与邢相国曾是战友，二人因此相识。2016年11月，孟艳青准备收储销售河沙，缺少资金，与邢相国相商，邢相国于2016年11月9日给付孟艳青现金100万元，孟艳青将其中995,000元存入其在中国银行开具的账户。后邢相国需用款项向孟艳青催要，双方经多次协商，邢相国于2018年2月27日在微信中拟定了借条内容：“今借邢相国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用期两年，从2016年11月18日始，至2018年11月18日止，利息按年利率20%计息，共计本息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于2018年11月18日前连本带息一次性付清。”孟艳青回复：“可以”。2018年12月及2019年3月、4月，邢相国又通过微信或其它方式向孟艳青催要，孟艳青承诺于2019年5月1日前支付。2019年5月4日，邢相国要求孟艳青书写借条，孟艳青在书写一张借条后，双方均对借条内容不满意，将该借条撕毁，孟艳青又书写部分借条内容后离开。邢相国将撕毁的借条拼接，后以其诉求诉至一审法院。 庭审中，邢相国认可曾于2018年7月收到孟艳青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邢相国和孟艳青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孟艳青认可收到邢相国100万元款项，但认为该款项的性质是合伙或合作投资款，孟艳青在诉讼过程中未能提供双方合伙或合作的证据，而在邢相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2019年孟艳青为邢相国书写的两份借条内容中，均明显说明双方之间存在100万元借款，邢相国多次向其催要的事实，即使在给付款项初始，邢相国和孟艳青存在合伙或合作的意向，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对款项的性质进行了确定，并对还款期限不断协商，故一审法院确认邢相国和孟艳青之间借贷关系成立。 关于利息和还款期限，是双方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鉴于本案借贷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在2018年2月前双方对于借贷行为的具体内容曾有约定，邢相国于2018年2月27日在微信中向孟艳青发出的借条内容：“今借邢相国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用期两年，从2016年11月18日始，至2018年11月18日止，利息按年利率20%计息，共计本息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于2018年11月18日前连本带息一次性付清”，应是邢相国对于明确借贷关系内容的意思表示，孟艳青回复：“可以”，证实其知晓该意思表示并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借贷双方并未对协议形式作特别约定，故应认定双方在2018年2月27日对借款利率、还款期限达成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19年5月4日，邢相国又要求孟艳青出具借条，是因孟艳青未在约定的2018年11月28日还清借款本息，双方对变更合同内容的协商过程，孟艳青的书写的两张借条，其中一张被撕毁，另一张内容不完整，无论前一借条由谁撕毁，均是两人未能对该借条内容确认一致的体现，故孟艳青以此抗辩借款没有利息、约定的还款期限未届满，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应根据2018年2月27日双方的微信协商记录确定借款利息及还款期限。邢相国认可的于2018年7月收到的10万元，按照双方的利息约定，以及孟艳青在2019年5月4日书写的两借条的借款数额仍为100万元的事实，应确定为支付的借款利息，在应付利息中予以扣除。 综上所述，孟艳青为经营河沙销售向邢相国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年利率20%，邢相国要求其偿还借款本息，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孟艳青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并没有陈述双方系合伙关系的事实，同时证人证言印证了被上诉人找两位证人协调要款的情况。 被上诉人提交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7日收到上诉状的第2天下午15时左右，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家里认错的情况（包括利息、要账的经过等）。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录音的真实认可，但都是邢相国训斥我的过程，我只是听他说没有表态，但是在录音中有些话都是在套路我。经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双方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实质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之间是民间借贷还是合伙关系的认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邢相国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人证言、书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上诉人孟艳青认可收到了邢相国100万元款项，从而证实了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法律事实。但孟艳青抗辩称，涉案借款为合伙人出资的款项，双方系合伙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该条是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在诉讼证明的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证明活动为本证，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为反证。诉讼证明活动实际上是围绕本证展开的，反证由其性质决定，是用以挑战本证的证明效果，其核心是在即使有反证的情况下对本证是否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进行判断。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就本案而然，上诉人孟艳清为反驳待证事实已经不存在的法律事实，仅提交了《接警证明》、自行书写的账目及二审中的证人证言，而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上诉人孟艳清之举证责任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基于前述，上诉人孟艳青为反驳被上诉人邢相国所主张事实之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为此，一审法院认定邢相国和孟艳青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判决上诉人孟艳青承担还款及利息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孟艳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孟艳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凤金 审判员  申慧雁 审判员  翟建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建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