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73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西支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爱国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37706159844。负责人：王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峥，河北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柱，天津陈宝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洋，男，1979年3月28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艳丽，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庚，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西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洋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1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西支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105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不服金额833164.59元）。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协议书中已写明其给付受害人家属款项系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垫付的意外伤害保险金；汽车运输队为王某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被上诉人先行垫付后受害人无条件配合被上诉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且对受害人一方约定违约金为40万元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并未对受害人赔偿，本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系不当得利。二、本案受害人不属于第三者，商业三者险不承担赔偿责任。1、受害人王某被车上所载货物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并未与车辆发生任何接触，其所受伤害并非我司投保车辆压碰撞所致，故我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非意外险，仅对第三人遭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保险责任，第一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直接毁损，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从保险条款可以看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责任保险、是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的补充，对第三人遭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六条已作出明确规定。3、本案受害人王某不属于第三者，第三者责任险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的规定司机属于被保险人，不可转化为第三者。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以看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才构成侵权行为，因本人的行为造成自身损害，不构成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行为，也就是说自己不能既是侵权案件的侵权人又是受害者。本案中王某对自身伤害负全部责任，并未侵害他人权益，不存在第三者，故侵权法律关系不成立。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六十五条第四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受害人并非第三者，责任保险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的受害人事实数额过高，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受害人社会关系证明及户口本等证据均为复印件，不具有法律证据效力。受害人户口本显示为农业家庭户，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无法律依据。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并无证据证实。受害人对自身的损害负全部责任，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数额证据不足，上诉人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吴洋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就王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失对王某家属足额进行了赔偿，依法有权直接要求上诉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向死者家属垫付交通事故赔偿款110万元。为证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与死者王某家属签订的协议书、公证书、知情协议书等书证。公正协议书中载明“被上诉人向王某家属支付死亡赔偿金”系向王某家属支付因交通事故至王某死亡而产生的损失，并非意外伤害保险金。且付款的事实有打款凭证，知情协议书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支付死者王某家属赔偿款11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觇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因此，被上诉人依法有权直接要求上诉人就上述损失予以赔偿，是适格主体。二、王某发生保险事故时依法属于涉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合同中的第三者，上诉人应当依约在该险种责任限额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一）、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结合保险条款约定，驾驶人王某伤亡损失依法属于第三者责任险赔付内容。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是：“王某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发现货物泄漏，下车查看货物的过程中，被坠落的碱包砸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案涉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毫无疑问，本案中死者王某属于因事故而遭受人身伤亡的人，但不是涉案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关键是，在本次事故中，王某系下车查看货物的过程中被本车货物坠落砸中致死，人身伤害事故发生的瞬间，王某已经置身于被保险机动车辆之外，显然不是“本车车上人员”。王某在本案中的情形完全符合涉案保险合同关于“第三者”的定义。因此，可以确定，王某是第三者责任险合同中的第三者，上诉人依法应当在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二）、上诉人认为王某系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不属于第三者而不予理赔的观点不能成立。死者王某保险事故发生前确系涉案保险车辆的“驾驶人”，但此事实并不影响王某在涉案保险事故中的“第三者”身份。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在停驶状态，王某被砸伤时，并没有在该车车体内或车体上，而是在车体以外。毫无疑问，驾驶人只有在车上时才有可能驾驶车辆，行使驾驶职能，取得驾驶人身份，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致死的王某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驾驶人”，必须以该人在人身伤亡保险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并驾驶车辆即为“驾驶人”，在车下即为“第三者”。同时，由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涉案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驾驶人”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驾驶人”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因此在意外事故发生时王某的“驾驶人”身份已经转换成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第三者”。（三）关于上诉人上诉状2.3中引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本案中被上诉人投保上诉人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与不计免赔险均系商业险，并非交强险。且涉案车辆的交强险保险公司针对本次保险事故已经实际赔付被上诉人112227.24元。三、被上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依据充分，于法有据。（一）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经过法庭质证，具有证明效力。死者王某户口本上的地址为天津市汉沽区茶淀镇留庄2街**，登记时间1997年12月1日，该户户口本上虽载明王某为农业户口，根据国务院于2009年10月21日作出《关于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中“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可见汉沽区已经于2009年划归天津市滨海新区，相应户户口性质也应调整为城镇户口，，地址同为汉沽区的王某家属王月在2019年3月2日最新核发的户户口本上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此，死者王某系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执行城镇户户口赔偿标准。险事故发生在天津，被抚养人为李桂祥一人，抚养人为三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天津高院于2019年7月2日发布的损害赔偿数额参考标准、河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2019年5月31日发布《河北省201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数据》，确定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859520元（天津城镇标准42976元/年*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163275元/3=54425元（天津城镇消费支出32.655元/年*5年）；3、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4、丧葬费35816.5元（河北省2018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1633元/年*半年）；5、家属误工费11938元（河北省2018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969元/月*1个月*2人）；损失共计1011699.5元，减去强制险已经赔偿部分112227.24元，保险公司应给付被上诉人899472.26元。因天津高院于2019年7月2日发市了最新的损害赔偿数额参考标准，结合本案，请求法院判决上诉人按照最新标准赔偿被上诉人损失899472.26元。（二）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同死者家属与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然，保险公司拒绝承担责任，拒不赔付。死者家属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无法得到合理的赔偿，在痛失亲人后精神再度遭受打击，情绪失控，既无精力亦无财力处理死者丧葬事宜，被保险人鉴于此情况，秉持中国传统“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思想，与王某家属签订110万元赔偿协议，赔偿家属损失，帮助死者家属妥善处理丧葬等善后问题。根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确定的赔偿款项数额为1011699.5元，该金额与协议赔偿款项110万基本相符，且原告实际支付110万元赔偿款，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899472.26元于法有据。综上所述，请求贵院适用天津高院及河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最新发布的赔偿标准，对赔偿金额部分依法改判，同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吴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0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日11时5分许，王某驾驶冀Ｊ×××**处车辆沿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院内成品道南库17号门门前成品道由西向东驶出装货平台时，由于观察不周，车上所载超宽货物碱包底部外缘与墙体外缘发生刮擦，造成所载货物底部包装袋破损，案涉车辆行驶至成品道南库18号门门前时，发现货物泄漏后，下车查看情况抢救泄漏的碱面过程中，由于碱面泄漏，造成承重强度减弱、丧失，导致位于上部的碱包货物坠落，将王某砸伤，后经永久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该事故经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认定死者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作为案涉车辆的实际车主与死者王某的家属就该事件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原告向死者家属王月、李桂祥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火化费等全部费用总计110万元，并就该赔偿事宜在天津市汉沽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原告于签订协议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月、李桂祥支付了110万元费用。此外，案涉车辆分别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及被告处投保交强险与商业险，其中商业险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并投保不计免赔特约险一份。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处于两份保险的保险期间内。2014年4月26日，经原告的挂靠单位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协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向原告的挂靠单位就该事故赔偿112227.24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案涉车辆的商业险保险公司，对该起事故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双方就此事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公司应当对第三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就本案所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范畴的问题，首先，在交通事故当中，驾驶员、车上人员以及第三者的身份概念并非绝对概念，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其应视为在一定时空下的临时身份，该种身份随着时空变化而存在转化，而定性的关键则要看事故发生时这一特定时间内受害人所处的位置，结合近因原则，看导致损失的最直接、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本案中虽然死者王某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但该事故系发生在车辆停驶状态下，其被砸伤致死的意外事故发生时，王某并未在该车车体当中，而是在车体之外，因此，其在意外发生时并不应认定为驾驶员，其身份已发生转化，即已成为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第三者身份；其次，《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一条约定：“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本公司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但该条款中并未对何种情形属于“使用被保险车辆”作出明确解释和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按照通常理解，“使用被保险车辆”不仅应当包括车辆在行驶中的使用，也应当包括车辆处于静止状态时装货或卸货的使用。本案中，原告所有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系用来运送货物，而运送货物系该车的使用方式之一，故并不能狭义地认为车辆在行驶中才属于使用车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同时规定了不利解释原则，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将运送货物的过程理解为对被保险车辆的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法解释原则。因此，本案事故虽并非交通事故，但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应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约定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赔付义务。故原告有权就该事故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就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因王某已在事故中死亡，且其未满六十周岁，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计算王某的死亡赔偿金，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就该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死者王某的户户口簿中注明为农业户口，其住所已实际处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范围内，且王某系从事道路交通运输业，并未从事农业生产，故原告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201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278元计算，王某应获死亡赔偿金总额为805560元。《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王某之母李桂祥在王某死亡时已逾七十五周岁，故作为王某的被扶养人，其生活费应按照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五年进行计算，即30284元/年×五年，共计151420元，又因李桂祥扶养人为三人，故王某应承担的扶养费为50473.33元。对于王某的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据此，结合按照河北省2018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年均工资68717元计算六个月，王某的丧葬费数额应为34358.5元。此外，因王某已死亡，本案中原告虽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家属的误工证明，但根据民事法律公序良俗原则，结合死者当地习俗，一审法院酌定按照十五日计算，其计算标准按照河北省2018年度平均工资标准，一审法院酌定其亲属为操办王某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按5000元计算。因王某已死亡，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按5万元计算，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以上各项费用总计945391.83元。对于该笔费用，应由被告及原告投保交强险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承担。因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已向原告赔偿112227.24元，故被告还应向原告赔偿833164.59元，由于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为100万元，该数额并未超过保险限额，故就该笔数额，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遂判决：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西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洋保险理赔款833164.59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死者王某作为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在特定情形下能否被认定为案涉车辆的“第三者”，其相关损失能否由本车所投的商业三者险赔偿。本院认为，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范围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死者王某作为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其对案涉车辆（即被保险机动车）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因自身过错造成自身受到损害，如再由商业三者险赔偿，则与侵权责任应由侵权人承担的法律规定和精神相悖，故不应认定驾驶员王某为案涉车辆的“第三者”，其相关损失不应由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中赔偿，从而被上诉人就其向死者王某家属赔偿的款项也就不能向上诉人追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10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32元，均由被上诉人吴洋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常秀良审判员  李 霞审判员  付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贺洋书记员赵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