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14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共青团西路34号。法定代表人：耿庆睦，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庆余，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柯楠，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庆睦，男，1944年2月1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即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耿庆睦。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庆余，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柯楠，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10号天佑大厦26楼。代表人：贺小电，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琪，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滔，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2民初12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1.被上诉人返还律师费8万元，按照年利率4.9%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5年5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差旅费损失1万元；3.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礼道歉。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委托合同约定完成委托事项，未尽职尽责，指派的律师谢阳因刑事犯罪在工作初期就被采取强制措施。截止到上诉人起诉时，委托合同尚未终止，但被上诉人早已停止工作，且未履行报告职责。（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资料不是谢阳和接替他工作的律师独自完成，而是东源公司委托的被上诉人律师和其他律所律师共8名律师完成，被上诉人派出的律师和其他律师共8名，全部是所谓“死磕派”律师，违背了上诉人聘请律师初衷，故上诉人指派的律师有瑕疵，是不合格律师；（二）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罗列的工作内容仅为前期准备工作，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作文件几乎没有被上诉人信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完成了委托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同时一审判决明确记载“两位律师均完成了一定的委托事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未促使相关部门就委托事项予以立案”，该记载内容表明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完成工作内容和完成委托事项认定不清；（三）被上诉人指派的承办律师谢阳在2015年7月12日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秩序罪被长沙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6年1月8日，谢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2017年12月26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选择服务律师时并未尽职尽责，指派的律师在开展工作之初就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严重影响上诉人委托事项办理进程和结果；（四）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明确约定合同终止条件为委托事项办理完时终止，但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声称双方委托协议已经于2016年12月1日终止，并自行停止为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违反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二、该案一审审理期限超出法定审理期限，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辩称：一、被上诉人已尽职尽责履行《委托协议》的义务，不存在履约过错。（一）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谢阳律师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代理，但被上诉人及时指派陈以轩律师参加了之后的代理工作，且另行指派律师的行为得到了上诉人同意。该事件实际并未导致上诉人受损，也未导致《委托协议》无法履行；（二）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多次赶赴淄博积极参与上诉人所聘律师团队的沟通协调、法律研讨、现场勘探等工作，并采取了刑事控告、行政投诉或起诉、民事诉讼等法律手段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完成的工作可见一审提供的证据。故被上诉人所指派的律师为履行《委托协议》约定，几乎穷尽一切法律手段，不存在丝毫懈怠。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是上诉人聘请律师团队的一员，对上诉人委托事项所取得的工作实绩既是律师团队的工作成果，也是被上诉人律师劳动成果的体现。二、根据实际情况，《委托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委托协议》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委托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竭尽所能以各种合法方式维护上诉人权益，但相关部门并未采信或听取被上诉人律师出具的意见。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并非被上诉人律师消极怠工或业务能力不足。因此，虽然代理案件所取得的效果未能完全符合当事人期待，但被上诉人律师已履行合同中的全部义务，上诉人也已支付律师服务费，《委托协议》实际已履行完毕。三、上诉人请求返还8万元律师费于法无据。（一）被上诉人律师已为处理上诉人的相关纠纷，提供了专业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果，有权收取费用；（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协议》是独立于上诉人与刘卫国律师之间的《委托协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协议》第三条约定律师服务费8万元，该款项支付并不附有特定条件。《委托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被上诉人不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作出任何承诺。故即便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未能尽如上诉人所愿，上诉人也没有权利要求返还上述款项。（三）即便认为双方之间《委托协议》未履行完毕，《委托协议》的解除也是由于上诉人原因造成的，不存在可归责被上诉人的理由，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被上诉人无需返还8万元律师服务费。四、被上诉人意图通过恶意诉讼损害被上诉人名誉。第一，上诉人污蔑被上诉人指派律师为“死磕派”律师，被上诉人律师接受上诉人委托后，并无“死磕”行为；第二，上诉人对代理结果不满意认为律师存在失职行为后，未与被上诉人进行沟通协商就向法院起诉，并将案件进展停滞归咎于被上诉人，与事实不符。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解除我方与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之间订立的委托协议；请求判令该所返还律师服务费8万元，并按照年利率4.9%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请求判令该所支付差旅费损失1万元；请求判令该所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7日，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与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订立《委托协议》，约定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卫国律师作为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与张恪、山东圣发置业有限公司等之间涉及故意伤害、合同诈骗及经济纠纷诸案的代理人；刘卫国律师可根据案情的需要，选择其他7位律师协助完成代理事项，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应及时按照其要求与相关律师订立委托协议；自本合同订立之日起的3日内，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须向刘卫国及其他7位律师各支付律师服务费8万元，向刘卫国、刘金滨各支付律师顾问费6万元，预支付案件差旅费、会务费等5万元，上述费用全部支付给刘卫国，再由其转付给相关律师，其中差旅费、会务费的费用多退少补；之后，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还须于实际回款之日起的5日内，按实际回款的9%另行加付律师服务费。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年5月8日，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与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订立了《委托协议》，约定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因张恪、山东圣发置业有限公司涉及故意伤害、经济犯罪等争议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现委托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代理相关法律事务，该所指派谢阳律师具体承办；律师服务费为8万元，由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委托刘卫国律师支付；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须严格遵守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勤勉尽职开展受托工作，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与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进行沟通交流。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5月26日，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向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8万元。在处理委托事项期间，谢阳律师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被迫终止代理工作，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遂重新指派了陈以轩律师继续履行《委托协议》约定的义务。2015年5月7日，耿庆睦出具《授权委托》，委托陈以轩为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主张，陈以轩律师容易采取极端措施完成委托事项，代理思路与政府相对立，其并不认同。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认可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指派的两位律师均完成了一定的委托事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未促使相关部门就委托事项予以立案，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方的原因造成，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的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故耿庆睦、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可解除委托合同。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谢阳律师虽在处理委托事项期间，因个人原因被迫终止了代理工作，但该所又重新指派了律师继续履行义务，耿庆睦也予以同意。两位律师在受托期间，均完成了一定的委托事项。虽相关部门并未就委托事项予以立案，但未予立案存在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可能，如基本事实不符合立案条件、相关部门与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同认识等，并不能简单认为未予立案的原因系受托人的原因造成，这需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方的原因造成，故不宜归责于该所。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又主张，陈以轩律师容易采取极端措施完成委托事项，代理思路与政府相对立，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从《委托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8万元律师服务费并不以案件的结果为转移，而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价。在本案中，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为委托的法律事务进行了一定的工作，虽与委托人的意见产生分歧，但不能就以此否认律师在此期间所做的工作。综上，应认定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不具有过错，无须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耿庆睦、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与湖南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之间订立的《委托协议》；二、驳回耿庆睦、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主要是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收取的8万元律师服务费是否应当返还。对于上诉人耿庆睦、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评述如下：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对其委托事项未尽职责，不是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独自完成，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作文件几乎没有被上诉人信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完成了委托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等理由。第一，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谢阳、陈以轩一审出庭陈述的情况，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完成了一定的工作。虽然上诉人委托事项的办理结果未能达到其预期，但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应当告知委托人该委托事项办理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用明示或者暗示方式对办理结果向委托人作出不当承诺。委托协议第六条亦约定了被上诉人不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作出任何承诺。上诉人的委托事项未在相关部门立案，存在多种可能，未予立案亦属于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之一。上诉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使用合理法律手段维护委托人权益或直接导致不能立案的后果。第二，上诉人就其委托事项委托了多名律师，从委托协议上约定的内容来看，并未约定所有工作均应由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完成，工作文件上是否有被上诉人信息不是判别工作是否系被上诉人指派律师完成的条件。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失当，存在“死磕”行为，谢阳在开展工作之初就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严重影响上诉人委托事项办理进程和效果的理由。经查，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谢阳虽然在处理委托事项期间，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而终止代理工作，但被上诉人又重新指派了陈以轩律师继续履行与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协议，谢阳与陈以轩均在受托期间完成了一定的委托事项。《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二十七条规定，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有权根据法律要求和道德的标准，选择完成或实现委托目的的方法。目前未见证据证明谢阳和陈以轩在办理上诉人委托事项中受到有关部门惩戒，不能判断谢阳和陈以轩在完成委托事项时选择完成或实现委托目的的方法，是否有违法律要求和道德的标准。综上，上诉人提出的该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协议需上诉人完成委托事项才能终止，被上诉人自行停止提供法律服务，存在违约的理由。经查，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称2016年12月1日耿庆睦在刘卫国律师办公室告知案件已委托其他律师代理，双方终止委托代理协议，但未见上诉人在此后仍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委托协议的证据。上诉人提出的该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超出法定审理期限，程序违法的理由。经查，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8年11月7日，结案时间是2018年12月17日，并未超审限。且判决收到的时间并不影响判决的公正。上诉人提出的该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未支持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要求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返还8万元律师服务费的请求并无不当，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9元，由淄博东源实业总公司、耿庆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邓 安审判员  邓 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彭伟康书记员彭伟康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