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7民终1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工人路39号。法定代表人：牟展，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航，男，1975年2月20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工，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展，女，1958年1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睿，女，1967年4月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原审被告：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开发区赛维岛。法定代表人：刘峰，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服公司）、牟展因与被上诉人文睿、原审被告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中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中服公司不承担120万元本金及全部利息、共同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文睿向赵鸿主张借款本息，按照法律规定自然人无利息约定时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服公司不是民间借贷当事人，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文睿与赵鸿均为自然人，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举证转账流水款项性质是借款，也未约定借款本金、利息、借款用途、借期等要件，文睿主张赵鸿的继承人和中服公司共同承担借款本金及利息无法律依据。二、文睿主张170万元用于中服公司经营，但未举证向中服公司借贷实际履行，也未举证转与赵鸿的款项用于中服公司生产经营，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诉讼中，文睿仅举证2015年5月与中服公司达成170万元借款及利息2.5分的《借据》（因文睿未履行出借款义务而借贷合同无效），仅能证明中服公司与文睿之间合法达成借贷合意，不能证明中服公司、文睿和赵鸿三者之间达成借款及利息转让或承接的事实。文睿主张中服公司承担还款120万元及期间利息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赵鸿不具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特殊身份，也未以中服公司名义向文睿借款或款项用于中服公司，一审混淆法定代表人与股东法律地位不同，判决中服公司向文睿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二审改判支持中服公司的上诉请求。牟展上诉请求：1.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2.改判牟展与文睿自然人民间借贷无利息；3.改判牟展归还文睿57.5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纠纷完全是由于文睿不能出示其与赵鸿之间的借条（包括本金金额，有无利息约定，借款主体，借款期限）而产生，而文睿没有承担未能提供证据的不利后果。从一审的证据看，赵鸿和文睿之间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文睿和中服公司及文睿和贵和公司的借贷纠纷没有关系。本案一审已经查明，《借据》是文睿与中服公司2015年5月签订的无效合同，合同主体明确、借款金额明确、利息约定明确，中服公司当庭陈述《借据》与赵鸿与文睿之间2014年4月转款无关，是赵鸿生病离开公司之后签订的合同，没有赵鸿的同意，赵鸿也不承担连带责任。除2017年5月赵鸿委托贵和公司以个人工资收益支付50万元还赵鸿向文睿的借款本金外，2018年8月贵和公司与文睿之间的《本金利息明细》纠纷是赵鸿去世后产生的，与赵鸿无关，赵鸿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把三个不同的借贷纠纷关联在一起是错误的。二、赵鸿与文睿之间借贷本金金额认定事实不清，银行转款流水显示，赵鸿于2012年分两次转账10万元给文睿，2013年转账10万元给文睿，而文睿2014年向赵鸿转款三笔合计170万元中应当包含文睿还给赵鸿的20万元，因此，本案的本金应为150万元，之后赵鸿通过借款等方式向文睿支付92.5万元，依照法律规定同质相互到期借款依法应当抵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牟展提供的赵鸿给文睿20万元转款凭证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文睿应承担本金金额的举证证明责任。一审要求牟展就该20万元进一步举证的要求不当，对牟展的抗辩不予采信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赵鸿合计向文睿支付112.5万元，文睿合计向赵鸿支付170万元，自然人没有利息约定情况下视为无利息，一审只认定文睿转款流水是借款，不认可牟展主张赵鸿的转款流水是借款与还款并作抵销，无法令人信服。三、文睿与中服公司、贵和公司分别约定的本金、利息中本金金额、利息起计时间均不相同，前三者均是独立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主体，任何一方不能约定第三人赵鸿承担法律责任，故前三者之间的任何约定对赵鸿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审认定赵鸿与文睿之间的借贷月利息是2.5%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文睿不出示赵鸿与其之间的借条，一审用与赵鸿无关的2015年5月赵鸿生病离开公司后文睿与中服公司的“借据”约定的月息2.5%，用与赵鸿无关的在2018年8月赵鸿去世后贵和公司与文睿之间的《本金利息明细》体现的月息2.5%，倒推2014年赵鸿与文睿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赵鸿与文睿之间的借贷关系中的利息应由他们之间的约定来认定。即使文睿与赵鸿成立借贷关系，但双方未约定利息，因此，赵鸿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转给文睿的40多万元应认定为归还的本金。四、赵鸿是中服公司的股东，与文睿转款期间不是贵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转款均是赵鸿个人账户收支，一审混同股东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判决文睿在继承范围内承担中服公司120万元还款的本金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文睿与赵鸿的相互转款如果认定为借款关系，则借款本金为150万元，在无利息约定的情况下，依法不应支持文睿的利息主张。同时，文睿与中服公司、贵和公司的借贷合同关系与牟展无关，中服公司、贵和公司无权代赵鸿作出本金及利息约定，一审亦不应当判决上述款项由牟展承担。请求二审改判支持牟展的上诉请求。文睿二审未作书面答辩。贵和公司未作书面述称。原审原告文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中服公司、贵和公司偿还原告借款120万元，利息162.75万元，并自2018年8月6日起以12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计付利息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4月6日为168000元，合计2995500元）；被告牟展在继承死者赵鸿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已发生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赵鸿（已故）生前系中服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中服公司系贵和公司股东之一，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4年6月20日至2016年1月28日期间赵鸿为贵和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28日至今刘锋为贵和公司法定代表人；2.2014年4月30日，文睿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赵鸿账户转款三笔，金额共计170万元，后赵鸿从2014年5月13日起至2015年1月5日期间，除2014年5月13日转账4万元外，自2014年6月起赵鸿均按月通过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文睿支付款4.25万元，2015年4月28日，赵鸿再次通过银行向文睿账户转款4.25万元；3.2015年5月1日，中服公司向文睿出具《借据》一份，该借据载明：“今收到文睿借款人民币仟壹佰柒拾万元整，（小写：1700000元整），借款时间从2015年5月1日起算，按贵州中服公司实际使用时间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为2.5%（月）并按月支付。借款人：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5月1日”，该《借据》加盖了“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有“刘锋”字样的签名；4.2017年5月24日，贵和公司向文睿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据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款备注为“还款还款”；5.2018年9月6日，贵和公司向文睿出具《本金利息明细》一份，该明细载明：“文睿（利率2.50%）本金：原170万元，2017年5月还本金50万元；还欠本金120万元。利息：2015年2月至2017年4月114.75万元；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48万元；利息合计162.75万元。本金120万元+利息162.75万元=282.75万元，2018年9月6日”，并加盖了“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印章；6.庭审中，文睿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贵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峰的对话录音，在该对话中贵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峰多次表示：愿意在今年内将案涉债务解决（清偿）……。一审另查明，赵鸿于2017年12月3日因病去世，牟展系赵鸿之妻，双方育有一子赵睿；赵鸿之父早年过世，其母许宗琼与其父在育有赵鸿、赵鹏二子，许宗琼在赵鸿去世后不久去世，现赵鸿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为牟展、赵睿、赵鹏三人，在查明赵鸿的遗产继承人后，一审法院相继与赵睿、赵鹏取得联系，其二人均表示对赵鸿遗产中应当继承的部分放弃继承并让与牟展，2019年7月29日，一审法院采取微信视频分别向赵睿、赵鹏进行了法律释明，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光碟，赵睿、赵鹏仍自愿对各自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自愿放弃继承并让与牟展。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应当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文睿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借据》等足以证明时为中服公司股东的赵鸿（已去世）向文睿借款用于中服公司经营之事实，故赵鸿与中服公司对借款债务理应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而现赵鸿去世，其遗产继承人中赵睿、赵鹏对各自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自愿放弃继承并让与牟展，故牟展作为尚余的遗产继承人，应当在继承赵鸿的遗产范围内，对应当承担的债务进行偿还。对贵和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定：庭审中贵和公司虽对于文睿提供的《本金利息明细》中加盖的系“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而非“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提出质疑，且对“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的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贵和公司并未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且并未对由牟展提供的加盖了“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印章的《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中的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则认为该回单证实了贵和公司接受赵鸿的委托付款的事实，综合上述证据，结合贵和公司还款事实、股东与赵鸿及中服公司间互有关系、贵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峰与文睿的谈话以及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该《本金利息明细》系贵和公司所作，且存与中服公司共同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故贵和公司应对《本金利息明细》载明的截止时间内（即至2018年8月）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借据》、《本金利息明细》以及各方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记录，可以证实案涉借款本金尚欠120万元，其利息约定为月利率2.5%，且实际支付至2015年3月（因赵鸿于2015年4月28日再次通过银行向文睿账户转款4.25万元，故该明细中记载的2015年2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利息计算应当顺延1个月），对此已经支付部分，系当事人自愿支付，且因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故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对于尚未支付的利息部分，应当按年利率24%（即月利率2%）进行计算，就截止2018年8月31日前欠款（即贵和公司应当承担部分），一审法院以尚欠款本金为基数分段计算为：1.本金170万元，自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共计26个月，计算为：170万元×2%×26个月=88.4万元；2.本金120万元，自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31日共计16个月，计算为：120万元×2%×16个月=38.4万元；剩余借款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仍应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实际还清之日。关于牟展提出的赵鸿生前曾向文睿账户转款共计20万元应当抵扣借款的抗辩，因牟展未举证证实，该转款行为与本案相关，故对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此牟展可在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文睿借款本金120万元及2015年3月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126.8万元，并以1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二、牟展对上述第一项中的债务在继承赵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三、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债务在246.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文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6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538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382元，由文睿负担1382元，由牟展负担1000元，由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9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文睿于2014年4月30日向赵鸿转账170万元，其二人之间已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借款本金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牟展主张赵鸿生前曾于2012年分两次转账10万元给文睿，2013年转账10万元给文睿，文睿2014年向赵鸿转款170万元中包含文睿还给赵鸿的20万元，本案的借款本金应为150万元。本院对此认为，首先，赵鸿转款20万元给文睿的时间，均要早于文睿向赵鸿提供170万元借款的时间，不能证明两笔款之间具有关联性；其次，从中服公司向文睿出具的《借据》以及贵和公司向文睿出具的《本金利息明细》看，均载明文睿提供的借款为170万元，进一步印证了本案的借款本金为170万元。因此，一审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为17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牟展主张应在本案中抵扣赵鸿转账支付给文睿的2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案涉170万元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如约定了利息，利息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文睿未能提供赵鸿借款170万元时的原始借据，但结合中服公司向文睿出具的《借据》以及贵和公司向文睿出具的《本金利息明细》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记录看，《借据》、《本金利息明细》中均载明170万元借款的月利率为2.5%，而银行交易记录明细也客观反应出赵鸿每月是按照月利息2.5%向文睿转账汇款4.25万元。因此，中服公司主张文睿与赵鸿之间的借款未约定利息，以及牟展主张赵鸿按月支付给文睿的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本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二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双方约定的月利息2.5%，已超过了年利率24%，但未超过年利率36%，鉴于赵鸿生前已按照月利息2.5%实际支付了2014年5月13日至2015年1月5日期间的利息，之后又于2015年4月28日支付了一个月的利息，上述支付利息的行为系赵鸿自愿支付，且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应当视为赵鸿已向文睿付清了截止2015年2月借款170万元的利息。而对于2015年2月之后的利息，一审按照年利率24%（即月利率2%）进行计算正确。因贵和公司于2017年5月代赵鸿向文睿偿还了50万元借款本金，因此，一审采取分段计算的方式，将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的利息计算为88.4万元（170万元×2%×26个月），将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31日的利息计算为38.4万元（120万元×2%×16个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中服公司向文睿出具170万元《借据》的行为应如何定性以及中服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在中服公司向文睿出具170万元《借据》前，文睿就已将案涉的170万元借款打入了中服公司股东赵鸿的个人账户。若中服公司不认可收到该170万元的借款，则中服公司不会以借款人的身份向文睿出具170万元的《借据》，也不会在出具《借据》至今仍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不向文睿主张收回《借据》或是向人民法院主张撤销《借据》。而中服公司向文睿出具《借据》的行为，恰好证明赵鸿已将该笔借款用于中服公司的实际经营，同时，也说明中服公司自愿加入到赵鸿的债务中，与赵鸿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故，一审判决中服公司与赵鸿共同承担17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另外，虽然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赵鸿与中服公司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中服公司主张其不是民间借贷的当事人、文睿未举证证实该款已用于中服公司的生产经营、中服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牟展是否应在继承赵鸿的遗产范围内对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之规定，因牟展现系赵鸿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在继承赵鸿遗产的同时，依法也应在继承赵鸿遗产的范围内，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据此判决牟展在继承赵鸿的遗产范围内对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一审判决贵和公司在借款本息246.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贵和公司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中服公司、牟展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之处，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712元，上诉人贵州中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8656元，上诉人牟展负担240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玉魁审判员  王 锦审判员  万 青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法官助理郑晔书记员詹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