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10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水英，女，1957年6月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上海，男，1981年10月7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良宝，男，1986年3月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坤，女，1986年12月2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宝莲，女，1973年5月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亚芬，女，1966年11月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林，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以上陈上海等六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顺添，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陈上海等六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梅，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水英因与被上诉人陈上海、黄良宝、陈玉坤、彭亚芬、洪宝莲、黄建林（以下简称陈上海等六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水英，被上诉人陈上海等六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顺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水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令陈上海等六人赔偿其所有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918.9162万元，后在本案二审期间要求增加赔偿费用51.6433万元，共计赔偿总费用为970.5595万元。事实与理由：1、2016年3月9日上午，9点左右，我于北京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刑满释放，我的两个儿子来接我，陈上海等六人到北京来扰乱治安，开警车过来挡在监狱外面硬是要我们母子跟他们走，我们母子不同意，陈上海等六人便一路强行对我们拖拉阻拦，一路跟随、追逐，硬要把我们抓上车。10点左右，追到了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地铁附近，不管边上人群众目睽睽，也不顾我是个老年妇女，陈上海等六人故意对我拖、拉、抬、拽、踢打，并把我抓抬起来摔过去，大脚踢过去，强行将我摔倒车里，把我的腰一锥体给摔折了，造成我瘫痪（法医鉴定为轻伤）。车辆开到厦门市翔安区已经是第二天晚上9点左右，我要求陈上海等六人送我去中山医院住院治疗，陈上海等六人不管我的死活，将我们母子扔在厦门市翔安高速路口就不管了。我随后向北京警方报警，警方回复是人要回到北京才能处理。无奈我只能忍痛在两儿子的护送下先去了厦门市中山医院检查治疗，结果是骨折。之后我们返回北京，到北京市天宫院派出所报案。我是被陈上海等六人伤害至骨折瘫痪，所需赔偿费用在一审诉求的基础上增加：护理费364375元、误工费121458元、住宿费9800元、伙食补助与营养费19600元、水电费1200元，共增加516433元，连同一审诉求共计9705595元。陈上海等六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许水英的上诉请求。1、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们给许水英造成伤害，生效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刑终650号刑事裁定书已经明确认为许水英起诉我们犯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且现未提供新证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们对许水英身体造成伤害。2、许水英要求我们赔偿经济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我们未对其身体造成伤害，其次许水英虽然被评定为轻伤二级，但该轻伤二级的损伤与本案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证明，申请因果关系鉴定又拒不提供2007年之前的相关病情病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许水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上海、黄良宝、陈玉坤、彭亚芬、洪宝莲、黄建林赔偿我因本案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等费用共918.9162万元,包括：残疾赔偿金（按五级计算）1663655.4元，护理费、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补助与营养费、交通费、治疗费及医药费、器具费、水电费等共计478.3162万元，精神损失费440.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水英因刑事犯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服刑地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北京市女子监狱。2016年3月9日，许水英刑满释放。根据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有关部门的工作安排，陈上海等六人前往监狱外接许水英。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提供的陈上海等六人口供反映：时值当年两会时期，在徐水英释放当天，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司法局马巷司法所所长陈上海、福建省厦门市马巷派出所民警黄良宝、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司法局马巷司法所工作人员陈玉坤、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民警黄建林、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信访局协管员洪宝莲、彭亚芬（此二人已离职）根据中央政法委、福建省政法委的要求，到北京市女子监狱去接重点帮教对象许水英，当时许水英之子林春木、林春想也在监狱外准备接其母许水英。陈上海与黄良宝上前亮明身份后，说明来意，但许水英拒绝随其六人离开，后陈上海等六人在带离许水英上车过程中发生肢体接触。派出所出警后，最终许水英及两儿子均随陈上海等六人上车，车辆连夜驶回福建省翔安区境内时，许水英及儿子在车辆驶出高速后下车。2016年3月11日，许水英及儿子返回北京。2016年3月13日，许水英去大兴区人民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软组织挫伤、腰椎手术后状态、腰1椎体压缩骨折，并于同日去天宫院派出所报案。2016年5月22日，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许水英外伤致腰椎体骨折，构成轻伤二级。2016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审查认为许水英被伤害一案不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标准。2018年7月20日，许水英以自诉人身份以陈上海、黄良宝、陈玉坤、洪宝莲、彭亚芬犯故意伤害罪，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控诉，该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京0115刑初952号刑事裁定书，其中载明：经审查认为，自诉人许水英控告陈上海、黄良宝、陈玉坤、洪宝莲、彭亚芬犯故意伤害罪，缺乏罪证，且提不出补充证据，故依法应驳回起诉。自诉人许水英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京02刑终650号刑事裁定书，经审查认为，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上诉人（原审自诉人）许水英起诉陈上海、黄良宝、陈玉坤、洪宝莲、彭亚芬犯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且未提供新的证据，故许水英的上诉理由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自诉人许水英对陈上海、黄良宝、陈玉坤、洪宝莲、彭亚芬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另查，许水英原系肢体残疾二级，残疾证发放时间为2007年5月。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于2016年3月对许水英诊断中均显示许水英腰椎存在术后状态。双方争议焦点为许水英的轻伤二级与陈上海等六人与其肢体接触有无因果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许水英表示根据其提交的照片等证据，足以认定陈上海等六人对其进行了身体伤害，不申请进行因果关系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许水英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陈上海等六人对其实施了身体伤害并造成其轻伤二级的后果。许水英2007年即取得了肢体残疾二级的残疾证，且根据双方陈述及有关医院诊断证明，许水英腰部存在陈旧伤情，陈上海等六人对许水英提出的伤害存在合理性怀疑。在司法鉴定机构对许水英作出伤残成因及伤残等级鉴定之前，法院既无法确定其所诉伤害与陈上海等六人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亦无法确定其各项赔偿标准。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法院多次要求其提交2007年之前就相关病情就医的病例及相关证据，但其坚持认为与本案无关，在此前提下，无法确认陈上海等六人与许水英的肢体接触造成了许水英轻伤二级的损害后果；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陈上海等六人称将许水英从北京接回，系由当地政府主持的接回工作，并抽调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提供协助。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有关证据能够确定陈上海等六人带回许水英系履行职务行为，许水英起诉陈上海等六人，主体不适格，综上，许水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全部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许水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许水英表示对于其所受轻伤损害是否与陈上海等六人有关不申请因果关系鉴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许水英所受伤害是否是陈上海等六人所造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许水英于2007年即已取得肢体残疾二级的残疾证，且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于2016年3月对许水英诊断中均显示许水英腰椎存在术后状态，故可认定许水英腰部存在陈旧伤情。现许水英虽经鉴定，认定为外伤致腰椎体骨折，构成轻伤二级，但因其拒绝就其椎体骨折与陈上海等六人是否有关进行鉴定，故本院难以认定其身体所受之伤系陈上海等六人所致，亦无法确定赔偿标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许水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许水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739元，由许水英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保河审 判 员 石 磊审 判 员 李 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