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3民终18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法定代表人：方胜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伟，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雅丽，天津得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强盛钢模板建筑器材租赁站，住，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桥前行八百米路南东院/div>经营者：廉淑英，女，196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海，男，该租赁站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雪静，上海申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强盛钢模板建筑器材租赁站（以下简称强盛租赁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0民初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建七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强盛租赁站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强盛租赁站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诉讼时效，应当从董立产出具的第一份说明即2014年1月9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显然已过诉讼时效期限。2.关于付款，2012年1月19日之后应以558661.42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不应以全部为基础计算违约金。3.关于违约金，本案在租赁合同中未约定违约金，对于620000元对账单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仅适用于本张对账单，不能类推适用于其他对账单；本案应以558661.4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此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判决。强盛租赁站辩称，请求驳回中建七局的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1.一审认定的起诉未超诉讼时效期间，是完全正确的。2.一审法院认定中建七局已付款970000元系租赁费，而非折价款也是完全正确的。3.关于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运用了合同条款目的解释的原则，探求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其结果是公平的。强盛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建七局支付强盛租赁站租金10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中建七局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1月29日，强盛租赁站与中建七局签订《周转料具租赁合同》，约定：中建七局向强盛租赁站租赁钢管、扣件等物资用于中建七局承建的河怡花园工程，其中钢管每米日租金0.008元，原值14.5元，扣件每个日租金0.005元，原值4.2元，山型卡每个日租金0.002元，原值1.2元，碗扣架每米日租金0.023元，原值22.6元，丝杠每米日租金0.03元，原值20元，提货单、退还单一并作为合同附件；合同期限从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直到中建七局将租赁物全部归还，并将租金及各种费用全部结清后完毕；合同期满，中建七局应及时、如数归还租赁物，不能如数归还的应做出赔偿；钢管中建七局不负责维修，由强盛租赁站自行负责，扣件由强盛租赁站清理及维修，损坏附件另行赔偿；租金计算从提货之日起到退货之日止，中建七局租赁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须每三个月向强盛租赁站结清以前租金的50%，余款在2007年12月31日前结清，不结清者视为违约；如二期工程继续使用租赁物按本合同执行，如有其他条件另行协商处理；春节期间强盛租赁站按实际天数停收租赁费，见中建七局报停通知；在双方履约的过程中，由中建七局提出的增加租赁物，可以向强盛租赁站提出口头申请，租金结算以合同履行的实际收发料单为依据进行，双方商议签订的各种书面协议、条款及书面文件均与原合同一起有约束力。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天津河怡花园项目部”印章，金光俊在签约人处签字。合同签订后，强盛租赁站陆续向中建七局供应租赁物。2010年12月30日，强盛租赁站向中建七局提交四张对账单，具体情况为：第一张对账单载明“经甲乙双方对账核实，暂截止到2010年12月28日，乙方下欠甲方租赁物明细如下：钢管3米236根、接头扣件430个、转向扣件165个、木跳板3米40块、木跳板4米76块，原值25961.96元”，甲方处有董立国签字，乙方处写有“请材料员对账后报我处董立产”；第二张对账单载明“经甲乙双方对账核实，暂截止到2010年12月28日，乙方下欠甲方租赁费用明细如下：租赁费185748.99元、修理费3774元，合计189522.99元”，甲方处有董立国签字，乙方处写有“请材料员对账董立产”；第三张对账单载明“经甲乙双方对账核实，暂截止到2010年12月30日，乙方下欠甲方租赁物明细如下：1米钢管654根、1.1-1.2米钢管1146根、1.3-1.4米钢管103根、1.5-1.6米钢管735根、1.7-1.8米钢管488根、2米钢管455根、2.1-2.2米584根、2.5-2.6米钢管608根、3米钢管681根、3.5-3.6米钢管231根、3.7-3.8米104根、4米钢管464根、4.5-4.6米钢管1023根、4.7-4.8米307根、6米钢管1033根；接头扣件3069个、十字扣件19504个、转向扣件1751个；钢管1.1-1.2米5根、1.5-1.6米钢管19根、1.7-1.8米钢管140根、2.5-2.6米钢管6根、3米钢管64根、4米钢管16根、4.5-4.6米钢管37根；接头扣件30个、转向扣件150个。以上货物共计价值620000元，双方同意按620000元给付，如2011年2月2日前不能给付以上款，继续计算租赁费，双方同意。付款日期为：2011年2月1日之前”甲方处有董立国签字，乙方有金光俊签字，左下方写有“甲、乙双方认可数量，由七局支付董立产”；第四张对账单载明“经甲乙双方对账核实，暂截止到2010年12月28日，乙方下欠甲方租赁费用明细如下：租赁费693068.97元、修理费107.5元，合计693176.47元”，董立国在甲方处签字，金光俊在乙方处签字，对账单左下方写有“甲、乙双方认可数量，由七局支付董立产”。中建七局于2011年2月24日支付200000元，于2011年3月24日支付150000元，于2011年4月7日支付150000元，于2012年1月19日支付470000元，共计970000元。强盛租赁站先后向中建七局出具两张金额分别为500000元、470000元的收据，收据上标注的款项用途均为“租赁费”。董立产于2013年1月14日向强盛租赁站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1、与江苏建工小金租赁费问题已付完。2、与中建七局单独费用另算。强盛租赁站与七局账目待算（建工小金除外）”。董立产在2014年1月9日、2015年1月6日、2016年1月6日、2017年1月4日分别向强盛租赁站出具说明一份，内容均为待对账。诉讼过程中，中建七局称董立产是涉案项目的负责人，金光俊是下属分包单位江苏省建工劳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第一、二张对账单上提到的材料员是指金光俊、康颖，中建七局只认可有材料员签字的对账单。关于四张对账单的关系，强盛租赁站称金光俊、董立产代表中建七局分别负责涉案项目的不同楼号，有金光俊签字的对账单是金光俊负责楼号使用的租赁物，没有金光俊签字的对账单是董立产直接负责楼号使用的租赁物，因建筑市场租赁单价有变更，当时对两部分租赁物租金就分开计算了，对账时的提货单、退货单也是分开的，现在提货单、退货单因时间太长已经找不到了。中建七局称，强盛租赁站在2010年12月30日向董立产送了四张对账单，第一、二张对账单没有金光俊签字，要求材料员进行核对，核对完成后由金光俊签字，形成第三、四张对账单，后两张对账单包含前两张对账单的内容。关于中建七局已付970000元的性质。强盛租赁站主张该款项支付的是对账单确认的全部租金以及下欠租赁物后续发生的租金。中建七局主张该款项支付的是第三张对账单确认的租赁物折价款620000元，剩余350000元支付的是第四张对账单确认的租金。关于对账后发生的租金数额，强盛租赁站称根据第一张对账单确认的下欠租赁物情况，2010年12月29日至2012年1月17日发生租金18228.98元，2012年1月18日至2019年2月18日发生租金122583.97元，合计140812.95元；根据第三张对账单确认的下欠租赁物情况，2010年12月29日至2012年1月17日租赁费是128582.08元，2012年1月18日至2019年2月18日租赁费是864672.68元，合计993254.76元。为核实本案案情，经双方同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了董立产，董立产述称：我自2006年至2012年年底在中建七局承建的河怡花园项目担任负责人，江苏省建工劳务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劳务分包单位，金光俊是该公司的劳务队长，康颖是中建七局材料部的工作人员，强盛租赁站是同一天给我的四张对账单，我先签署了“请材料员对账”的两张对账单，后董立国、金光俊签完字后，我再签署的另两张对账单。后来强盛租赁站的员工找到我，提出账目不清，让我书写说明，我当时已经离职，就书写说明让强盛租赁站去找中建七局对账。一审法院认为，强盛租赁站与中建七局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以对账单形式确认了租金欠款和下欠租赁物明细。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一、第一、二张对账单与第三、四张对账单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二、强盛租赁站能否依据第三张对账单继续主张租金；三、强盛租赁站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对账单内容分析，第一张对账单与第三张对账单载明的租赁物型号、数量差异很大，第二张对账单与第四张对账单载明的租赁费、修理费数额亦差异悬殊，从常理推断，如果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强盛租赁站作为建筑器材租赁行业的从业者，不可能在提供第一张对账单时遗漏如此大量的租赁物，也不可能在提供第二张对账单时漏算如此巨额的租金，强盛租赁站作为主张租金一方，其行为不符合常理；从对账单形式分析，双方确认对账单均为一式两份，双方各持有一份，如果中建七局的主张能够成立，在形成最终对账单时，应当将第一、二张对账单收回或销毁，或者在第三、四张对账单上应对前两张对账单的处理有所表述，但中建七局未向强盛租赁站主张退回对账单，前后两组对账单亦无法体现关联性；从董立产于2013年1月14日出具的说明分析，“江苏建工小金”与“中建七局”属于两个账目，前两张对账单上只有董立产签字，后两张对账单有金光俊签字，这与强盛租赁站解释的金光俊、董立产分别负责不同楼号能够相互印证；强盛租赁站在最后一次庭审时提交了两组租赁业务对账汇总表，2006年11月29日至2007年11月30日的汇总表均为金光俊签字，2007年10月31日至2008年11月30日的汇总表部分为康颖签字，两组汇总表存在时间重合部分，但租金、在租物资明细、提货日期存在明显不同，加之中建七局认可康颖系其材料员，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存在两笔租赁业务同时进行的情况。经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第一、二张对账单与第三、四张对账单为并列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中建七局未按期支付租赁物款项，强盛租赁站依据第三张对账单载明的条款继续计算租金。因此，解决该争议焦点首先应当明确该条款的性质。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租赁关系的建立和持续是以租赁物存在为基础，如果租赁物已不存在，承租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时已不存在继续计算租金的依据。本案中，在双方对下欠租赁物明细、数量、原值形成一致意见之时，即表明双方具有确认租赁关系终止、解除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此时租赁物或已损坏、丢失，由中建七局支付相应的赔偿款，租赁物或已归中建七局所有，由中建七局支付相应折价款，总之，租赁物在双方形成合意时已客观上不存在。在此情形下，双方约定继续计算租赁费，并不能发生恢复租赁关系、继续计算租金的效果，中建七局因违约所支付的款项不具有租金性质，应当属于违约金。因此，强盛租赁站依据该条款要求中建七局支付的租赁费实际属于中建七局因逾期支付租赁物折价款产生的违约金，只不过该违约金是按照租金的方式进行计算。关于第一、二张对账单数据的真实性，强盛租赁站将租金、下欠租赁物明细以对账单形式提供给中建七局，尽管董立产在对账单中有对账的表述，但该表述内容是董立产对其材料员提出的要求，是中建七局的内部流程管理问题，对强盛租赁站没有约束力，况且强盛租赁站在提供详细数据后，中建七局至今未提出异议，亦未告知对账结果，董立产多次出具的说明能印证强盛租赁站多次寻求与中建七局对账的事实，故该部分账务不清的责任应由中建七局承担，一审法院对该两张对账单记载的数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中建七局应当承担四张对账单中租金、未退还租赁物折价款的支付义务。关于中建七局已付款的性质，第一张对账单未约定租赁物折价款的付款期限，第三张对账单约定为2011年2月1日，另两张对账单的计租期限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应视为租金期限约定不明，由于四张对账单均为履行同一租赁合同形成，第一张对账单应推定适用第三张对账单约定的付款日期，而第二、四张对账单计算的租金，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在2010年底前支付完毕，故租金的付款期限早于租赁物折价款的付款期限，再者，强盛租赁站向中建七局开具收据注明的付款用途均为“租赁费”，中建七局对此未提异议，强盛租赁站主张中建七局支付的款项均为租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一张对账单的租赁物能否继续计算租金的问题，因中建七局长期未支付租赁物折价款，亦未退还相应租赁物，已给强盛租赁站造成实际损失，不继续计算租金导致双方利益明显失衡，故该部分租赁物应当推定适用第三张对账单的违约责任条款，以计算租金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强盛租赁站主张的金额，对账单中的违约责任条款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强盛租赁站依据未退还租赁物明细、数量、租金单价制作的租金费用明细表客观、真实，其主张的租金数额符合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强盛租赁站主张本次诉讼的租金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18日，在本次诉讼前，强盛租赁站因诉讼能力、法律认知水平等因素使其无法知晓争议条款的性质，其在中建七局违约后根据该条款继续主张租金符合一般人的行为处理方式，且中建七局确实存在长期未支付未退还租赁物折价款的事实，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经过本次诉讼，强盛租赁站知晓双方租赁关系已经终止，其已对所主张的款项性质明知，在后续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应当及时向中建七局主张租赁物折价款以减少损失，而不是通过违约条款持续向中建七局主张违约金，况且中建七局已支付对账部分的租金，基于公平原则考虑，一审法院认定强盛租赁站本次主张的租金是中建七局整个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金，而非某个特定阶段的违约金。强盛租赁站在本案审理终结后，应当及时向中建七局主张未退还租赁物的折价款，不应再以计算租金方式继续主张违约金。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建七局主张自最后一次付款之日即2012年1月19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强盛租赁站提供的董立产出具的五份说明反映出强盛租赁站每年均向中建七局主张了权利，中建七局以董立产离职为由予以否认，由于董立产是涉案项目负责人，对账单能够体现董立产具有代表中建七局与强盛租赁站办理结算的权限，中建七局未举证证明强盛租赁站对董立产丧失代理权这一事实知情，强盛租赁站就同一业务往来多次与董立产联络符合一般对账流程，董立产出具的说明对中建七局具有约束力，该组说明足以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董立产最后一次出具说明是在2017年1月4日，诉讼时效应自该日起重新计算三年，强盛租赁站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中建七局的时效抗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津市强盛钢模板建筑器材租赁站违约金10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90元，由被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期间，强盛租赁站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超诉请裁判的情形；三、一审判决关于付款情况以及违约金数额的认定是否准确。关于焦点一，中建七局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限。经查，本案中董立产最后一次出具说明的日期是2017年1月4日，中建七局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强盛租赁站此时已知晓董立产离职或不能代表中建七局的情况，故依据该说明的出具仍然能够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上述日期起重新计算三年，强盛租赁站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建七局相关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关于焦点二，中建七局主张一审法院超诉请判决。经查，本案中强盛租赁站一审诉请中建七局支付其租金1010000元。通过审查全案可知，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租金及因租赁关系产生的违约金存在概念混淆，一审法院从公平原则出发，兼顾本案当事人诉讼能力以及案件客观事实，认定强盛租赁站在本案中主张的租金实质上是中建七局在整个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金，该种处理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判决结果未超出强盛租赁站一审诉讼请求数额。一审判决较为公平、合理，并无明显不妥，中建七局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关于焦点三，中建七局主张本案应以558661.4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经查，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对账过程是连续的，与双方《周转料具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紧密相关。双方并未在《周转料具租赁合同》中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式进行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在对账过程中所作的如不能如期给付相关款项则“继续计算租赁费”的约定，继而认定该条款要求中建七局支付的租赁费实际属于中建七局因逾期支付租赁物折价款产生的违约金，违约金是按照租金的方式进行计算，该认定较为客观、合理。中建七局相关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建七局所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晨审判员 郭 雄审判员 苗法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姜楠书记员符笛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