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云03行终5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孟小兵，男，汉族，1973年5月4日生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代理人吴祥海，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地址：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西正街11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0328431320292L。 法定代表人杨占玉，所长。 委托代理人王琳、张丽芬，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孟小兵因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行政管理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行初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列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如下： 2018年9月19日，原告孟小兵在重庆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取得重庆市动物调运备案单，准备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调运60头生猪到重庆市××璜镇重庆腾驰食品有限公司。随后原告孟小兵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收购了63头生猪，起运前于2018年9月21日向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申报检疫，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受理后指派该所官方兽医雷文鹏、袁丽雄及协检人员对原告已经装在渝Ｂ×××××号货车上的63头生猪进行现场检疫，通过查验耳标和临床检查后向原告孟小兵出具了编号为NO.5301230275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确认本批动物经检疫合格，同时还将检疫情况填写在云南省动物产地检疫备案登记表中。2018年9月21日21时45分，原告孟小兵将该批生猪运至重庆市境内时，经重庆市綦江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采样后送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经实验室诊断为重大动物疫病。重庆市綦江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于2018年9月22日作出綦动防部发（2018）5号重庆市綦江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关于对孟小兵经营运输的染疫生猪实施扑杀处理的决定，对该批63头生猪进行扑杀，进行无害化处理。 审理中，经本院组织双方对赔偿数额进行调解，原告要求由曲靖市沾益区畜牧兽医局及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共同赔偿其损失16万元，曲靖市沾益区畜牧兽医局及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同意补偿原告损失50400元。因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无果。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是法律授权的负责对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的合法行政主体，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是原告孟小兵收购63头生猪运往重庆市的起运地，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作为该批生猪所在地的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受理原告孟小兵的检疫申报后，具有对该批生猪进行检疫并依法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法定职权。按照农业部《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关于检疫程序规定，检疫程序按照申报受理、查验资料及畜禽标识、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测等程序进行，经检疫合格，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本案中，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受理原告孟小兵的检疫申请后，即指派具有资质的官方兽医到达原告已收购并已装车待运现场进行检疫，通过查验耳标及临床检查后，确认检疫合格，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该行为并未违反上述法律及规章的规定。至于原告运输的63头生猪到达重庆市境内后经重庆市綦江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采样并经实验室诊断为重大动物疫病，导致63头生猪被全面部扑杀的后果与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重庆市綦江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作出的綦动防部发（2018）5号关于对孟小兵经营运输的染疫生猪实施扑杀处理的决定并不能必然证明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违法，也不能作为本院审查认定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违法的依据。因此，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农业部《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的规定，对原告孟小兵申请检疫的63头生猪进行检疫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主张要求确认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无证据证明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与原告运输的63头生猪被全部扑杀的后果及其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赔偿其损失18949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孟小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孟小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根据重庆动物检疫部门的照片，可以证明该批生猪在被上诉人检疫时感染疫病、症状明显，但上诉人仍然出具检疫合格证明。2、检疫违反《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生猪产地检疫规程》，要求将生猪运往指定地点检疫、而不是在饲养地检疫，实际上生猪装在车上也无法按程序实施检疫。3、也正因为被上诉人违反检疫程序、出具检疫合格证明违法，才给上诉人造成全部63头生猪被扑杀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或者按国家规定予以补偿。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答辩称，我们的检疫行为按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进行，检疫行为合法。据此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符合《动物防疫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规定。该批生猪不论何时何地检出疫病，均应当依法强制扑杀，该检疫行为与上诉人生猪被扑杀没有因果关系，损失不应当赔偿，但是可以依法申请国家予以补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一审中提交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 一、提交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主体资格。 二、提交编号为5301230275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申报受理单（检疫申报单）、云南省动物产地检疫备案登记表、云南省农业厅文件云牧（2012）21号《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公布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官方兽医人员名单的通知》各一份及询问笔录四份，证明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检疫申报，官方兽医按规定程序检查合格后，被告依法签发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做相应登记，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以及《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 孟小兵针对其诉讼请求一审中提交证据如下： 一、提交重庆市动物调运备案单一份，证明重庆市××区动物卫生局向原告出具备案单，备案中载明了本次运输种类为猪，起运地点为云南曲靖市沾益区，到达地点为重庆市××璜镇重庆腾驰食品有限公司； 二、提交NO.5301230275《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份（动物A），证明被告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向原告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该证明表明本批动物检疫合格； 三、提交重庆市綦江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关于孟小兵经营运输的染疫生猪实施扑杀处理的决定（綦动防部发（2018）5号），证明重庆市綦江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做出决定对该批63头生猪进行扑杀； 四、提交曲靖市沾益区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曲靖市沾益畜牧兽医局向原告出具证明，同意赔偿50400元。 五、提交《重庆创源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营运挂靠合同》、收条、运输证、机动车驾驶证、刘尧的身份证、从业资格证各一份，证明本次生猪运输是由运输人刘尧挂靠在重庆创源物流有限公司的车辆进行运输，本次运输生产的运输费共计8000元。 六、提交费用清单一份，证明本次产生费用有：购买生猪、运送生猪、联系费、生活开支总计190290元，该笔费用也是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 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经随案移送本院审查，并在二审庭审中进行了核实，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与一审时一致。 本院认为，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内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孟小兵提交的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系原告单方记账数据，无其他证据印证原告购买生猪的重量、单价及实际支付费用金额，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2018年9月19日，孟小兵在重庆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取得重庆市动物调运备案单，准备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调运60头生猪到重庆市××璜镇重庆腾驰食品有限公司，随后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收购了63头生猪，于2018年9月21日向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申报检疫，该所当场受理后，在花山检疫申报点由现场工作人员对已经装在渝Ｂ×××××号货车上的生猪进行现场检疫，出具了编号为NO.5301230275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确认本批动物经检疫合格，检疫情况填写记载于云南省动物产地检疫备案登记表。2018年9月21日21时45分，该批生猪运至重庆市境内时，经重庆市綦江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采样后送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诊断为重大动物疫病。重庆市綦江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于2018年9月22日作出綦动防部发（2018）5号文件，决定对孟小兵经营运输的染疫生猪63头实施扑杀，进行无害化处理。 孟小兵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被告出具检疫证明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8949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审另查明，实施现场检疫的人员为侯艳平、陶仙波，均为协检员，不属于云南省农业厅公布的具有官方兽医资格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由协检员出具，官方兽医雷文鹏、袁丽雄签字均由出证人代签。协检员在实施现场检疫时，仅核对了部分耳标的信息与耳标附纸相符，未全面查验生猪畜禽标示施加情况。 本院认为，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执法主体及执法人员的职责权限均由法律、法规设定。《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动物、动物制品实施现场检疫，应当指派官方兽医进行，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该规定明确了官方兽医的权限和义务。本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由协检员出具，官方兽医雷文鹏、袁丽雄签字均为他人代签，且没有证据证实官方兽医袁丽雄在检疫现场上班履行职责。第四十一条规定，官方兽医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并经兽医主管部门任命。本案实施现场检疫的人员为侯艳平、陶仙波，均为协检员，不属于云南省农业厅公布的具有官方兽医资格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由协检员代替官方兽医行使现场检疫的职权、代为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违法。 程序合法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生猪产地检疫规程》中检疫程序规定，官方兽医应当查验生猪畜禽标示施加情况，确认其佩戴的畜禽标示与档案记录相符。没有相关规定明确在检疫对象较多时可以部分抽检。本案协检员在实施现场检疫时，仅核对了部分耳标的信息与耳标附纸相符，未全面查验生猪畜禽标示施加情况，存在检疫对象漏检的情形。该规程规定，官方兽医须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畜主姓名、地址、检疫申报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并由畜主签名。本案虽对检疫作了登记，但内容不完整、没有畜主签名。检疫程序违反法律规定。 《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财产权益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也称国家赔偿责任，是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一是动物检疫存在违反《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这是动物防疫机构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二是由于动物检疫的违法行为给有关当事人造成了损害，三是动物检疫的违法行为与有关当事人所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当事人的损害是由于动物检疫员的违法行为造成的。 本案上诉人能否获得赔偿的关键是因果关系的认定。结合本案，上诉人请求赔偿的损失是189490元，包括生猪收购成本179600元、中介费1890元、运费8000元。 因检疫违法行为导致运费产生实际损失，且有驾驶员刘尧的收条证实，该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中介费系货主孟小兵联系收购生猪产生的费用，发生在检疫之前，不属于检疫违法行为导致产生的损失，且无证据证实，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生猪63头被强制扑杀，客观上造成了损失，但与检疫违法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换言之，即便该批生猪在沾益花山或者在其他地方现场检疫时发现患有口蹄疫，同样要依据农业部、财政部农医发（2016）35号文件的规定予以强制扑杀，同时国家给予每头猪800元的经济补偿。对此损失，上诉人可依法向有权机关寻求救济，申请补偿。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裁判结果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在查清事实后予以纠正。上诉人的部分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行初7-2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2018年9月21日对孟小兵收购的63头生猪实施的检疫行为违法。 三、由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孟小兵经济损失人民币8000元。 四、驳回孟小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曲靖市沾益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剑锋 审判员  唐文兵 审判员  唐 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黄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