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03行初32号原告：汪喜，男，1948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委托代理人：陈建华，系云南新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汤颖，系云南新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481号。法定代表人：唐祺，系该局局长。法定出庭负责人：房桢，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高本泰，系该局综合科科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王婧懿，系该局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原告汪喜诉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社会保险行政给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受理后，向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但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喜委托代理人陈建华、汤颖，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法定出庭负责人房祯及委托代理人高本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系死者汪红光之父，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向原告支付了汪红光工伤保险待遇及遗属抚恤金。2019年3月12日被告向云南国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以原告在大理州弥渡县社保局正常领取退休待遇为由，要求退回自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己支付的遗属抚恤金8580.6元，并决定不再按月向原告支付遗属抚恤金。原告汪喜诉称：原告与汪红光系父子关系。2018年5月9日凌晨汪红光在上班期间进行日常巡逻过程中从平台跌落导致死亡，后经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亡，被告于2018年6月开始向原告支付遗属抚恤金。2019年3月12日，被告向汪红光生前所在单位云南国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以原告在大理州弥渡县社保局正常领取退休待遇，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工亡职工供养遗属为由，要求退回自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己领的遗属抚恤金8580.6元，云南国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随即通知了原告，原告己按通知要求全额退还了已领取的遗属抚恤金8580.6元。原告于1966年1月至1970年1月在新发小学从事教师工作，后被借调到村所属大队工作，1984年4月离职回家，在家务农至今。2013年下半年，原告听说国家对曾经从事民办教师的人员有相应的补助政策，经过了解得知，补助政策有两个方案，方案一为按工作年限每年给予800元的一次性补助;方案二为分三个档次自费一次性购买社保，随后逐月领取生活补助。原告随后进行了申报并通过了审核，2013年10月原告按第三档次一次性缴纳了46692元的保费，从2013年11月开始逐月领取生活补助。从一开始每月领取541.26元到现在每月领取1090.88元，原告除领取该生活补助费外，不能享受医保等其他退休待遇，虽每月能领取生活补助费，但仅能勉强维持生计，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开支和医疗等支出之前仍需儿子主要接济，现原告老年丧子，且已经71岁，体弱多病，原告已经散失主要的生活来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原告完全符合依法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被告核定原告不符合工亡职工供养遗属的做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向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通知不予发放原告遗属抚恤金的做法，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到法院请求一、判令被告依法自2018年6月开始向原告支付遗属抚恤金；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辩称：原告之子汪红光于2018年5月9日死亡,经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由于2018年8月份汪红光所属单位前来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申报的时候提供了由汪喜所属辖区弥渡县××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无生活来源证明,根据云政发〔2011〕255号《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告支付了汪红光工伤保险待遇及遗属抚恤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现已核实原告汪喜2013年11月在大理州弥渡县社保局正常领取退休待遇,其在起诉状中也认可在弥渡县社保局按月领取退休金1090.88元,是具备生活来源人员,且除死者之外还有两个女儿，不符合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情况,因此不属于供养亲属抚恤金人员范围,不具备享受遗属抚恤金的领取资格，故被告按规定要求其退回多领抚恤金。综上,被告已严格执行了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相关政策及办理程序。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被告未在举证期内提交证据，且原告不认可被告当庭举证并拒绝质证，依法视为被告未举证。原告汪喜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一、《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汪红光于2018年5月9日死亡，已被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事实。二、《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证明被告审核同意向汪红光直系亲属支付保险待遇的事实;被告核准从2018年9月起按月向原告支付953.4元抚恤金和按953.4元/月的标准向原告补发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的抚恤金的事实。三、《退款通知》，证明被告要求原告退回已领取的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的抚恤金8580.6元的事实;被告自2019年3月开始停止向原告支付抚恤金的事实。四、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条、现金存款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3月18日按被告要求将已领取的8580.6元抚恤金存入被告指定账户的事实。五、《证明》，证明原告1966年1月至1972年12月担任过小学民办教师，原告不属于享受财政退休人员。六、《云南省企业从业人员退休证》，证明原告无工作单位，2013年起按国家相关政策自愿自费参加城镇企业社保。七、邮政银行存折交易记录，证明原告自2013年11月开始逐月领取社保、养老金及具体金额。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五、六、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已载明由本人自愿参加城镇企业社保，原告欲证明无工作单位，但对于社保来说只要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后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退休待遇，因此原告已享受退休待遇，不符合领取遗属抚恤金的条件。被告针对其“已领取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不再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观点，当庭提交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待遇的通知》，经原告质证认为，该通知属于地方规章，但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对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证据，但因原告对被告行政行为过程已提交证据并在起诉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由此可推断原告权利救济途径未受被告行政程序影响，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上，故本院依法仅对被告当庭举证并经原告质证认可真实性的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待遇的通知》予以确认。双方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的证据，本院将在综述部分进行阐述。综合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之子汪红光系云南国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职工，2018年5月9日汪红光死亡，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汪红光为工亡，被告于2018年6月开始向原告支付遗属抚恤金。2019年3月12日，被告向云南国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以原告在大理州弥渡县社保局正常领取退休待遇，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工亡职工供养遗属为由，要求退回自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己领的遗属抚恤金8580.6元，云南国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通知原告后，原告己按通知要求全额退还了己领取的遗属抚恤金8580.6元。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弥渡县××镇中心学校于2019年9月19日出具《证明》，载明原告汪喜于1966年1月至1972年12月在弥渡县××镇竹园完小担任过民办教师，并于2013年按国家补助政策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并由本人自愿参加城镇企业社保，不属于享受财政退休工资人员。弥渡县教育体育局在该《证明》上加盖印章并注明“汪喜同志不属于弥渡县教育系统正式退休教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参加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后，是否符合领取遗属抚恤金的条件？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第四十六条“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之规定，被告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作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负有核定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法定职责，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汪喜之子因工死亡，系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对象，是本案适格原告。二、原、被告双方对本案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均无争议，但对“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以及参加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后是否符合领取遗属抚恤金的条件存有争议。首先，遗属抚恤金是对因工死亡参保人员没有生活来源的供养亲属提供的社会保障性救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待遇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认定已领取职工基本养老金为有生活来源，不再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扶危济困、保障救济”的基本原则。其次，原告自认其因退休前从事过民办教师工作，并非“无劳动能力”，也因工作经历而参加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并举证证明每月从社保基金领取生活补助费，故原告虽符合“工亡职工年满60周岁父亲”这一条件，但其自身每月有固定社保补助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开支，并非没有收入且仅依靠其子汪红光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所以被告对原告在大理州弥渡县社保局正常领取退休待遇，为具备生活来源人员，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工亡职工供养遗属条件，收回已发放的遗属抚恤金并取消原告领取遗属抚恤金资格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三）关于被告向原告之子汪红光生前所在单位发出案涉《通知》，要求收回已发放给原告的遗属抚恤金是否违法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之规定，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为用人单位并非职工个人，工伤保险是对单位承担工伤责任的保障和补充，因此工伤保险支付也仅针对用人单位，由单位补齐应当承担的部分以后，向工伤保险受益人进行给付。原告此前因弥渡县××镇人民政府出具无生活来源证明而从其子生前所在单位领取了被告支付的遗属抚恤金，被告经核查发现认定有误而要求用人单位退回错发给该单位的该笔遗属抚恤金，符合行政相对性原则。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汪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文敏人民陪审员  杨晓萍人民陪审员  李 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张 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