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4民终3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学峰，男，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莲，女，195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系韩学峰之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宝水，男，195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健，山东颜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学峰、孙秀莲因与被上诉人魏宝水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403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韩学峰、孙秀莲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403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审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与相关证据产生明显的矛盾。1、被上诉人并未与边临镇政府签订《渔场租赁合同书》，而是被上诉人代表陵县广播电视局与边临镇政府签订了《渔场租赁合同书》，并在公证处将该合同进行了公证。《公证书》明确：“兹证明出租方陵县边临镇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与承租方代表魏宝水于—九九六年四月三十日在陵县公证处,在我的面前,签订了前面的《渔场租赁合同书》”该公证书很清楚的描述了在二十多年前,本案所涉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以及各方当事人所派代表签订合同的详细情况。公证书最直接的证明被上诉人在合同中的法律地位,那就是承租方陵县广播电视局的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普通代理行为,而不是合同的承租方。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的落款处有原告魏宝水的个人签章，未加盖陵县广播电视局的单位印章,故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的承租方应为原告魏宝水个人。”，上诉人认为该结论缺乏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合理的解释被上诉人在承租方陵县广播电视局名称上盖其个人签章的原因,即其在行使代理人职责。所以原审法院认定的“谁盖章谁就是承租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上诉人目前居住的渔厂宿舍不包括在《渔场租赁合同书》的租赁范围之内。《边临镇养渔场固定资产接交表》中所列所有的品名中并未出现“宿舍”二字,也就是双方代表签字确认的交接内容中并不涉及原渔场的宿舍。再看《边临镇渔场平面图》在东北角台面上明确是有“宿舍”区域显示，并且以一条很明显的横线划掉了，这份平面图显示原渔场宿舍也就是上诉人自1983年就居住使用的渔场宿舍与本案所涉的租赁合同无关。原审法院认为“《渔场租赁合同书》及合同的附件边临镇渔场固定资产接交表中包括“东台面房子”14间,能够证明该14间平房系原告承包边临镇政府的边临镇渔场中包括的应有设施。后该14间平房拆除了6间,剩余8间平房,现由二被告居住使用”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接交表中第三项写的是“东台面房子”，事实上上诉人目前住的渔场宿舍在平面图中就可以看到位于东北方向的台面上，所以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现有证据相矛盾。3、原审法院置上诉人提交的重要证据于不顾,硬说没有证据证明该实际承包使用事实。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边临镇王纪口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自1983年进入渔场就被分配在宿舍居住。德州市陵城区边临镇贾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了上诉人83年进住鱼厂的事实。姜俊文、贾某1、刘连义(原鱼厂厂长)、刘延宾等九人联合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系在1983年被边临镇人民政府安排为渔场工作并居住在渔场宿舍内的事实。在本案合同签订并交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当时双方明确上诉人在渔厂宿舍的居住使用状态不因该租赁合同而发生改变。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明,可以证实上诉人在1983年就已经居住在现在的居所内。而原审法院以“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为由不予采信,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取件、照片、副本、节录本。”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并没有提出申请鉴定等要求,也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原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而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明显有违相关规定。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拒绝搬出目前居住的居所对被上诉人构成妨害的事实有误。上诉人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于1983年已经与边临镇政府达成口头协议(韩学峰和孙秀莲夫妻放弃承包鱼塘，条件是深挖鱼塘的费用由魏宝水承担，韩学峰和孙秀莲夫妻继续居住在渔场宿舍，种植房屋前后至渔场东边界的10多亩地,渔场东边界韩学峰和孙秀莲夫妻自己开荒的二亩地不在边临镇渔场范围内)，即边临镇渔场的宿舍由上诉人实际居住使用,上诉人夫妇属于边临镇集体组织内部成员,其并未依法申请宅基地。因此边临镇政府将渔厂宿舍分配给上诉人使用。在1996年边临镇政府与广播电视局签订合同时,对于上诉人对宿舍实际使用以及继续使用的事实等情况均给予了口头确认。也正是基于这一口头协议,才使得在本案所涉租赁合同签订时,双方并未要求上诉人搬出渔场宿舍。上诉人居住在现在的居所已长达三十多年之久,且在居住过程中上诉人只是正常的使用居住,并未实施任何不法的、有害的行为,何来妨害之名?上诉人不肯撤出现在的居所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边临镇政府与上诉人有口头协议,其二是上诉人再无其他居所,如若搬出只能露宿街头。上诉人的行为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而非原审法院所说的妨害。由于历史原因,上诉人与边临镇政府的口头承包协议早在1983年就已经成立生效,并且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了三十多年。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的依据强行要求上诉人搬离其居住了长达三十年之久住所,这种行为不是强拆胜似强拆!二、原审判决的审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前第一项中所述，被上诉人魏宝水只是代表广播电视局签署了本案所涉的《渔场租赁合同书》，根据合同法规定，其代理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均由被代理人承担。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不享有任何基于该合同的实体权利,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该事实直接导致被上诉人属于不适格的原告,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而原审法院不顾法律的明确规定,强行改变合同一方主体,审理本案违反了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的规定。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合同法》第十三章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本案所涉租赁合同因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认定为自然无效。原审法院却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不得低于30年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明显错误，应适用《合同法》认定本案所涉合同无效。原审法院既未查明相关事实,又适用了与本案不相关的法律规定,理应由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能依法审查核实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并故意改变歪曲证据所证明的客观事实,适用错误的法律,以达到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判决结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查清案件事实,直接改判驳回原告的起诉。魏宝水答辩称：一、本案的事实:1、我1996年承包前,边镇渔场因资金困难,无人管理,鱼塘部分淤死。50多户邻村村民私自侵占了部分房屋,开荒种地。其中就有上诉人。2、我1996年承包后,上诉人是唯一一个没有走的,这时,陵城区广播电视局局长韩俊武找到我,说和上诉人有特别关系,别让他走了。因我是广播电视局的职工,韩局长是我的领导。我就同意了,也没有让上诉人缴任何费用。1997年春,我准备养鸡,我就在八间平房前盖了两排鸡舍,能养3000只鸡。建好后,上诉人找到我说,让我养鸡吧!看在韩俊武局长的面子上,两排鸡舍让上诉人养鸡了,也没有让上诉人交任何费用。3、2003年的承包合同。2003年2月17日我和上诉人签订了《土地、设施对内承包合同》(新证据),将房屋、设施和空闲地承包给了上诉人，每年承包费2600元。上诉人也没有交承包费。2005年,我的亲侄子和上诉人的女儿结婚,更无法谈承包费问题。4、2010年我与尚明强、任勇合伙开发经营渔场,尚明强和任勇要求赶上诉人走。我说明了亲戚关系后,他们两人表示不赶上诉人走了,但必须交费用。这样,照顾上诉人,每年只增加了200元,让上诉人每年交2800元。到2016年上诉人就没有交钱,2017年秋,上诉人就去边镇贾庄村种蔬菜大棚了。二、上诉理由是错误的。1、承包人问题。承包合同落款处是乙方魏宝水的个人签章。陵城区边临镇政府2019年6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承包人是魏宝水个人。2019年9月18日陵城区广播电视台出具的证明(新证据)，证明承包人是魏宝水。2、涉案8间平房在承包范围内。陵城区边临镇政府将原渔场全部承包给了上诉人,涉案8间平房在承包范围内。陵城区边临镇政府2019年6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8间平房在承包范围内。我和上诉人2003年2月17日签订的《土地、设施对内承包合同》载明“所有房屋、设施和空闲地”,也证明了8间平房在承包范围内。2011年至2015年上诉人每年给我2800元的承包费,更证明这一点。3、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不应被采信。上诉人提供的15位群众的证明,是不是证明人写的,我表示怀疑。证明人没有到庭质证,这些证人多数是上诉人的亲戚。上诉人提供的两份村委会的证明,没有日期、没有任何人签名,仅是一张小纸条,可能也是上诉人伪造的。两份村委会的证明,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对8间平房拥有使用权。上诉人提供的五份交承包费的证明,也是我提供的证据,我没有异议。证明我2011年至2015年适当收取了上诉人承包费,2015年12月30日的证明条中,也注明北房的维修费是我出资的,证明我是出租人,上诉人是承租人。4、本案适用《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调整的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如养殖水面、四荒地等。我承包的陵城区边临镇渔场,共769.19亩,其中大部分是林地,林地600亩,渔场水面169.19亩,见2005年5月6日国家颁发的《林权证》(新证据)。所以说本案适用《土地承包法》是正确的。5、关于上诉人所称“可能会流离失所”的问题。上诉人在贾庄有二处房屋,2012年12月份拆迁时,给上诉人分了一处108平方米的楼房,还补偿给上诉人45736.8元的现金(新证据)。上诉人一直在贾庄种植10.3亩的土地,并领取小麦直补款(新证据)。上诉人还种了5亩蔬菜大棚。上诉人称“可能会流离失所”是假话骗人的。综上所述,8间平房的所有权归陵城区边临镇政府。1996年4月4日我与陵城区边临镇政府签订了《渔场租赁合同书》,取得了8间平房的使用权,承包至今。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取得了8间平房的使用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宝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从原告八间平房中搬出；2、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4月30日，原告魏宝水与边临镇政府签订《渔场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一、租赁期限自一九九六年四月至二○二六年四月，共三十年。二、场址、范围及经营方式：场址在陵县边镇境内（原边临镇渔场）。渔场范围：水面、台面及路渠等，以交接时为准，具体见交接附件。经营方式：乙方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不能建砖瓦厂，不能掠夺性经营。三、固定资产及管理，以交接时为准。见附表。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及管理，乙方在使用和管理的同时，应妥善保管和维修、维护。到期如数交还，如有人为损失如数赔偿，自然损坏，双方协商解决。四、租赁形式：在租赁期间的经营范围内，乙方有经营权、转包权和继承权，甲方有权对其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的落款处有甲方：陵县边临镇人民政府的签章，有乙方魏宝水的个人签章及打印有陵县广播电视局的名称。该合同还附有边临镇渔场平面图、边临镇养渔场固定资产接交表各一份，并于1996年8月13日在陵县公证处公证。边临镇养渔场固定资产接交表第三行注明有东台面房子14间，后拆除6间，现在为8间，即案涉争议的8间平房。该接交表中载明有接收人：魏宝水，交物人：麻树人、韩书贵、王德明。合同签订后，边临镇政府依约将合同约定的边临镇渔场交由原告经营使用。1996年原告承包边临镇渔场后，二被告使用原告承包的边临镇渔场内的东台面8间平房，8间平房位于边临镇渔场内东北角的位置，四至为东邻种植树木的台面，西邻鱼池，南邻两排鸡舍，北邻树林。二被告在使用案涉8间平房时并在渔场内养殖，2011年至2015年被告韩学峰曾向原告交纳承包费，每年2800元。现原告要求二被告从原告承包的边临镇渔场内的8间平房中搬出，二被告予以拒绝，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形成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二被告与边临镇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承包关系；三、二被告是否妨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二被告辩称《渔场租赁合同书》的承租方应为陵县广播电视局，原告只是承租方代表，不是承租方。原告主张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系其个人与陵县边临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原告系陵县广播电视局职工，签订合同时只是注明单位，该合同与陵县广播电视局没有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的落款处有原告魏宝水的个人签章，未加盖陵县广播电视局的单位印章，故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的承租方应为原告魏宝水个人。对被告辩称的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长二十年租赁期限的规定，主张为无效合同。原告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是普通财产的租赁关系，案涉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不得低于30年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名为租赁，其性质应为土地承包合同，本案《渔场租赁合同书》未违反土地承包期限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故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二被告辩称其使用案涉8间平房是基于与边临镇政府有承包关系，庭审中二被告提交的五份证明，拟证明其曾于2011年至2015年向陵县广播电视局交纳转包费，由原告收取，并辩称二被告认为只是由原告转交给边临镇政府，对此，原告不予认可，原告主张二被告与边临镇政府之间没有承包关系，原告承包渔场后因二被告找关系说人情，原告同意二被告在渔场内使用8间平房，后于2011年至2015年要求二被告适当交纳使用费，2016年至今二被告未交纳任何费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提交的五份证明只能证明2011年至2015年二被告向原告交纳了使用费，无法证明该费用是二被告向陵县广播电视局交纳的，更无证据证明该费用是二被告向边临镇政府交纳的。同时根据二被告庭审中辩称，“这样二被告在鱼塘平台土地上鸡舍继续养鸡、养猪、养羊，收益归被告，2017年开始不养了，原告不让被告养了，因此被告失去收益，现在二被告已经将鱼塘交给原告了，鸡舍不再使用，现二被告占用8间平房……”二被告虽辩称其与边临镇政府存在承包关系，主张原告无权让二被告搬出，但二被告于2011年至2015年已实际向原告交纳了费用，且也认可在原告不让其养殖时，二被告不再养殖，可见，二被告在渔场内8间平房中居住及搞养殖业事实上是服从原告的管理，如二被告辩称的其使用案涉8间平房是基于与边临镇政府的承包关系，该8间平房不在原告《渔场租赁合同书》的承包范围之内的主张成立，则二被告应当不会服从原告的管理，亦不应向原告交纳任何费用，应当直接向边临镇政府交纳，并应当只服从边临政府的管理，综上，二被告以上抗辩意见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于1996年4月30日与边临镇政府签订《渔场租赁合同书》，原告自1996年4月起对边临镇渔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案涉《渔场租赁合同书》约定承包期限三十年，因此原告现在仍然对案涉边临镇渔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二被告辩称其使用案涉8间平房是基于与边临镇政府有承包关系。1983年至1996年，二被告在原告承包该边临镇渔场之前，曾承包边临镇政府13亩鱼塘，并已在渔场8间平房内居住，被告以每亩350元/年直接交给边临镇渔场，1996年之后，按每亩90元/年。1997年至2010年，被告以深挖鱼塘付出的成本和投入的鱼苗成本等费用折抵承包费，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边临镇政府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现在在边临镇渔场内居住有合法依据。原告提交的经过公证的《渔场租赁合同书》及合同的附件边临镇渔场固定资产接交表中包括“东台面房子”14间，能够证明该14间平房系原告承包边临镇政府的边临镇渔场中包括的应有设施。后该14间平房拆除了6间，剩余8间平房，现由二被告居住使用。综合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告对案涉边临镇渔场享有合法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二被告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使用原告承包的边临镇渔场内的8间平房，均应当提交证据证明，现二被告无证据证明其继续使用边临镇渔场内的8间平房有合法依据，在原告要求其搬出该8间平房时，却拒绝搬出，二被告的行为已经对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使造成妨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搬出该8间平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二被告辩称的本案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因二被告长期使用案涉8间平房的行为一直持续存在，二被告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二被告辩称的本案纠纷依法应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的主张，本案并非是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纠纷，故二被告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韩学峰、孙秀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原告魏宝水承包的陵城区边临镇渔场内的8间平房中搬出。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韩学峰、孙秀莲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韩学峰、孙秀莲提交了边临镇贾庄村村民委员会、王纪口村村民委员会分别开具的证明，证明内容：1983年起韩学峰进入渔场工作并在渔场宿舍居住至今，家中无房。因一审中提交的该两村村委会证明没有具体日期，故二审中补充上日期后再次提交。魏宝水对两份村委会证明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证明中上诉人家中无房不是事实，公章也是伪造的，因为村里的章都是管区书记管理。上诉人韩学峰、孙秀莲申请四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王德明于1983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渔场场长，证言内容：韩学峰孙秀莲从1982年开始在渔场居住，涉案八间房是镇政府建的让上诉人在那里养鸡。证人李某是韩学峰同村村民，证言内容：1983年韩学峰在渔场宿舍居住的，涉案八间房当时镇上盖的，上面搭的都是竹竿当时都塌了上诉人自己又整修的。合同签订的时候上诉人没有搬出去的原因不清楚。证人贾某1与韩学峰是同学关系，证言内容：83年84年左右韩学峰住到渔场宿舍，他家里孩子过生日时我去过，涉案八间房是谁的我不知道。证人贾某2与韩学峰系同村村民，证言内容：我当时给韩学峰干活去的，当时房子塌了韩学峰又修的。魏宝水对四名证人的证言证明力提出异议，主张四人与韩学峰存在亲戚、朋友或同学等利害关系，证言不应被采信，边临镇政府和被上诉人均认可被上诉人全部承包了渔场，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不是证人证明而得到的，必须用购买或租赁的书面证据来证明。被上诉人魏宝水提交了六份证据，证据1、土地设施对内承包合同一份，证明韩学峰在2003年2月17日与魏宝水签订了边临镇宝水农场的合同，韩学峰承包了魏宝水一部分房屋、设施和空闲地。证据2、德州市陵城区广播电视台出具的证明，证明承包是魏宝水个人承包，与魏宝水的单位陵城区广播局没有任何关系。证据3、林权证，证明魏宝水承包的渔场林地面积为600亩。证据4、贾庄村宅基地补偿明细表一份，证明2012年12月份贾庄房屋拆迁时补偿给上诉人108平方米的楼房和45000多元的现金。证据5、2019年贾庄小麦面积核定表一份，证明上诉人有10.3亩的小麦并领取了直补款。证据6、土地承包法相关法条复印件，证明养殖水面是农村的土地。韩学峰、孙秀莲质证称，对证据1土地设施对内承包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魏宝水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出租方和盖章名称不一致。证据2德州市陵城区广播电视台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没有人员签字。证据3林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5、2019年贾庄小麦面积核定表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从涉案平房中搬出的问题。本案涉及的《渔场租赁合同书》由边临镇人民政府和魏宝水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魏宝水系渔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同时从魏宝水提交的缴纳租金单据，边临镇人民政府、陵县广播电视局出具书面证明，也进一步证明了魏宝水实际履行了该合同，即魏宝水基于合同享有对其渔场土地以及附着物的使用权。二审中，虽然韩学峰、孙秀莲主张《渔场租赁合同书》系边临镇政府与陵县广播电视局为合同当事人，并非魏宝水，但从《渔场租赁合同书》的内容看，该合同记载的承租人为陵县广播电视局魏宝水，仅有魏宝水的个人印章，并没有陵县广播电视局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陵县广播电视局不具有渔场租赁合同当事人的身份，排除了陵县广播电视局对渔场土地以及附着物享有使用权。韩学峰、孙秀莲上诉主张渔场平面图中宿舍字样上划有横线，称涉案房屋宿舍未包含在租赁范围内，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且边临镇人民政府作为出租方出具书面证明“包括宿舍（涉案房屋）在内的共计28间房屋渔场资产承包给魏宝水经营”，故韩学峰、孙秀莲关于涉案房屋不包含在渔场租赁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韩学峰、孙秀莲又主张自1983年边临镇人民政府安排其在渔场工作并居住在渔场宿舍，1996年边临镇人民政府签订《渔场租赁合同书》时，边临镇人民政府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同意上诉人在涉案房屋居住，但韩学峰、孙秀莲的这一主张与《渔场租赁合同书》、边临镇人民政府出具渔场租赁情况的证明等证据证明的内容不符，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魏宝水享有对其渔场土地以及附着物的使用权，而韩学峰、孙秀莲没有约定或者法定的事由占有渔场房屋，构成侵权，魏宝水有权要求韩学峰、孙秀莲承担排除妨碍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韩学峰、孙秀莲应从涉案房屋搬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韩学峰、孙秀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韩学峰、孙秀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书江审判员  朱吉星审判员  高世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亮书记员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