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辖终2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法定代表人：王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颖鹏，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嘉文，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娟。原审被告：郭文风。原审被告：李美珍。原审被告：刘圣。原审被告：张建志。原审被告：刘杰。原审被告：黄子春。原审第三人：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天津市河**围堤道**/div>法定代表人：赵毅。上诉人曹晗因与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及原审被告刘娟、郭文风、李美珍、刘圣、张建志、刘杰、黄子春，原审第三人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曹晗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4民初24123-1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上诉人曹晗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裁定，改裁定将本案移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管辖。事实和理由：一、《差额补足承诺函》对曹晗无约束力，广发银行系恶意起诉。广发银行以欺诈方式促使曹晗在该承诺函上签字，曹晗没有义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差额补足承诺函》是广发银行单方制作的格式文本，对其中加重曹晗义务的条款并未作出明确提示或相关说明，故该承诺函对曹晗没有约束力。二、《差额补足承诺函》从形式上看是单方允诺，双方之间未形成合同关系，广发银行依据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一般原则确定管辖即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曹晗的住所地为上海市杨浦区，其他被告的住所地均不在广州市越秀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三、《天津信托·丰裕3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也未约定原审法院有管辖权。涉案《信托合同》第27.2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议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天津仲裁裁决。”《信托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未约定原审法院有管辖权。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改判将本案移送曹晗住所地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被上诉人广发银行答辩称，首先，广发银行、曹晗、何某是分别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因此广发银行和曹晗、何某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信托合同》第27.2条争议解决条款只能适用于该合同的双方，故该条款不适用于广发银行与曹晗之间的争议。其次，广发银行提起本案诉讼的合同依据是曹晗向其出具的《差额补足承诺函》。双方均确认《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计划清算后由信托公司出具《清算报告》为确定是否存在差额补足情况的标志。《信托合同》在本案的作用仅为形成了广发银行向曹晗等人追讨差额补足款的依据之《清算报告》，广发银行系以《清算报告》为基础，根据《差额补足承诺函》而与曹晗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所审查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差额补足承诺函》而非《信托合同》，《信托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广发银行主张曹晗等人给付款项，广发银行为接收货一方即广发银行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而广发银行住所地在广州市越秀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原审被告刘娟、郭文风、李美珍、刘圣、张建志、刘杰、黄子春，原审第三人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查明：广发银行、案外人何某、曹晗作为委托人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分别签订《信托合同》（合同编号均为：合同号1417026056）。2017年9月25日，曹晗就涉案《信托合同》向广发银行出具了《差额补足承诺函》，发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承诺：不论信托计划的实际收益如何，均同意按照年化收益率[6.1%]的标准对贵行出资的所有优先级金额及收益履行补足义务等。2018年6月27日，曹晗再次向广发银行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就包括涉案《信托合同》在内的共十二个信托计划作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承诺等。涉案信托计划于2017年10月9日宣告成立，并于2018年10月9日宣告延期至2018年12月18日，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已按照《信托合同》第13.4（3）款的约定，以已变现信托财产为限按照利随本清的原则为受益人分配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2月18日的信托利益，据此，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出具了《清算报告》。现因曹晗等人均未依据《差额补足承诺函》履行约定的补足义务而成讼。本院认为，本案中，广发银行以合同纠纷为由，依据涉案的《差额补足承诺函》等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曹晗向其支付差额补足款违约金及支付违约金，刘娟、郭文风、李美珍、刘圣、张建志、刘杰、黄子春对上述差额补足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等。显然，本案争议标的是给付货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广发银行作为接收货币的一方，应以广发银行所在地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广发银行的住所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在原审法院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在没有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先于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纠纷的情况下，曹晗要求将本案移送至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审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差额补足承诺函》对曹晗有无约束力问题，曹晗主张《差额补足承诺函》是受广发银行欺诈所签且为曹晗单方允诺，故对其没有约束力。对此，首先，曹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其在签名前应当对有关承诺内容和条款予以了解和审查；且其对承诺函内容是否进行审查属于其自主行为，并不影响其签名的后果，曹晗应对其自身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曹晗未提交证据证实广发银行以欺诈方式促使其签名，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曹晗先后两次作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差额补足承诺函》，现否认真实性，亦有违诚信原则。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第三，广发银行虽未在该承诺函上盖章或签字，但曹晗表示该承诺函是由广发银行提供的版本，即广发银行对该承诺函的内容是知悉的；且广发银行已依据包括该承诺函等在内的证据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可知广发银行已以实际行为确认该承诺函的约定。因此，曹晗自愿向广发银行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合法有效，对其具有约束力。曹晗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信托合同》中争议解决方式约定的效力是否及于广发银行与曹晗之间纠纷的问题，经查，广发银行、曹晗是分别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中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仅针对各份合同所对应的签约主体之间的争议。而广发银行、曹晗并非同一份《信托合同》的共同签约主体，双方之间的争议并不当然受《信托合同》中争议解决条款的约束，即无需以《信托合同》管辖约定为前提和条件，而应按照一般管辖的原则来确定，同前述，本案纠纷应由原审法院管辖。曹晗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伍静怡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