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25行终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个旧市洪森矿业有限公司。所在地：个旧市大屯镇大王家寨。法定代表人杨继红，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古心沺，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班青，云南优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州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地址：个旧市中山路96号。法定代表人邹长兴，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卫林，国家税务总局个旧市税务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达初，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州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个旧市洪森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州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依法成立的经营有色矿产品、黑色金属矿产销售、仓储的自然人投资有限公司。原个旧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系负责税务稽查及查办督办税收重大违法案件的职权机关。2017年11月29日，该局根据个旧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转办函及娄星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2017]（稽）协40号协查函，对原告于2016年11月－12月取得“娄底市卓信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133份增值税发票进行检查，查明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2229056元，经立案调查，确认原告行为属偷税，于2017年12月5日先行扣划原告应缴税额2230000元，滞纳金因原告帐面无钱未予扣划。2018年5月18日该局作出个国税稽处［2018]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8年5月29日送达原告，责令原告补交上列税款及滞纳金，并在该决定书中，明确告知发生税收争议，可在提出税收担保后申请复议。2018年6月2日原告向该局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其中1－5项内容均属公司资金困难、尚欠对外债务、无法筹措应缴滞纳金等公司现状的陈述，仅有第6项列出公司法定代表人位于个旧市××路××号房××套，但未明示为担保财产，该情况说明也未经该局以税收担保书面确认。原告于2018年7月12日向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税务局申请复议，2018年7月18日复议机关下达了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申请决定书。2019年1月11日，被告依法设立，原国家税务总局个旧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法定职权转由本案被告承接。一审法院认为，原个旧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系负责税务稽查及查办督办税收重大违法案件的职权机关。2019年1月11日，本案被告依法设立，原国家税务总局个旧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法定职权转由本案被告承接，故被告适格并负有本案所涉法定职责。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个国税稽处［2018]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已书面告知原告发生税收争议，可在提出税收担保后申请复议。作为规范性行政处理决定书，法律并未要求将担保申请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一并载明或写入决定书中，故被告已履行权利救济的告知义务。“情况说明”中1－5项内容均属公司资金困难、尚欠对外债务、无法筹措应缴滞纳金等公司现状的陈述，仅有第6项列出公司法定代表人位于个旧市××路××号房××套，但未明示为担保财产，故不能等同且代替担保申请。原告称被告工作人员已作口头确认，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被告已依法全面、正确履行对原告作出税收决定后提起复议及诉讼前的担保告知义务。原告怠于行使该权利，致其复议提起权丧失，应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原告之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个旧市洪森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个旧市洪森矿业有限公司负担。宣判后，洪森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存在多项程序违法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了救济权利的告知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办公场所并未粘贴相关担保要求，也无相应告知书。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情况说明”的性质，依法应予纠正。四、一审法院在（2018）云2501行初6号案件尚未出具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在本案中直接对（2018）云2501行初6号案件的事实进行了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口头辩称，上诉人在接到稽查局处理决定书后并未提出担保问题，“情况说明”中未提及担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查明的事实如下：2018年5月18日原个旧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个国税稽处［2018]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洪森公司于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222905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该公司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2229056元定性为偷税。追缴该公司2016年应补交增值税2229056元，并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责令洪森公司补交上列税款及滞纳金。该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5月29日送达洪森公司，决定书中明确告知发生税收争议，可在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后申请复议。2018年6月2日洪森公司向该局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其中1－5项内容均属公司资金困难、尚欠对外债务、无法在15天内筹措应缴滞纳金等公司现状的陈述，仅有第6项列出公司法定代表人位于个旧市××路××号房××套，但未明示为担保财产，该“情况说明”也未经该局以税收担保书面确认。洪森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向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税务局申请复议，2018年7月18日复议机关下达了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书。2019年1月11日，原国家税务总局个旧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法定职权转由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州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接。洪森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未办理担保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判决被上诉人依法为其办理纳税担保并重新给予复议期限。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除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或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情形外，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中，洪森公司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后，因无法按时缴纳税款和滞纳金，需要进行担保，必须向行政机关提出担保申请，且提出的申请必须内容明确。洪森公司虽然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但该“情况说明”未明确洪森公司的目的是什么，也无法看出其担保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无法也无权利去揣测该“情况说明”为一份提供担保的申请，该“情况说明”不能视为洪森公司向被上诉人提出担保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上诉人洪森公司无证据证实其已向被上诉人提出过担保申请，不能提交被上诉人存在不作为的材料，其起诉无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行初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个旧市洪森矿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个旧市洪森矿业有限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莫云辉审判员  王宏伟审判员  高 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何鼎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