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终12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海涛，男，195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恋，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友良，男，1968年5月3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住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技芝，湖南正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红旗商贸城西街**。法定代表人：丁海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彩虹，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海涛因与被上诉人李友良、原审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吉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9）湘0321民初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海涛的委托代理人刘恋，被上诉人李友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曾技芝，原审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彩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海涛上诉请求：1、撤销湘潭县人民法院（2019）湘0321民初22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概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错误。根据恒盛公司作为甲方与李友良作为乙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款到之日起至2015年7月30日止，2015年7月30日以后，双方的法律关系由借款公司自动转为了工程保证金退还关系，不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形，一审判决利息从2015年1月29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计算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并未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1、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公司财务与丁海涛的个人财务并未混同（1）涉案借款由公司借取，由公司使用，并未混同丁海涛的个人财产。被上诉人是按照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指示将涉案借款存入丁海涛个人账户，该笔借款仍然属于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借款。其次，涉案借款全部用于了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开支，并未用于丁海涛个人开销。即使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存在财务未走其公账，而是走的丁海涛的私账的情形，也只是违反了某些行政管理方面的规定，不能说明丁海涛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混同，因为两者财产可以严格区分开来，该账户完全用于公司，并未用于个人。（2）丁海涛只是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小股东，对公司并无完全控制权。根据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可知，丁海涛在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仅占10%的股份，另外湘潭岳塘区宝塔街道办事处云盘村村民委员会占股80%，李伯经占股10%。丁海涛作为一个小股东不可能完全控制该公司，更别说该种控制达到了使公司丧失独立性的程度。（二）原审被告并未逃避债务，上诉人并未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首先，通过上诉人的举证可知，丁海涛涉案账户资金全部用于了公司开支，并未涉及公司的资金无故转移至丁海涛个人账户的情形。其次，目前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公司存在资不抵债，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相反由本案可知，丁海涛个人及原审被告的财产均用于了宝塔街道云盘村的征拆，若国土储备中心收储该宗土地，那么应向原审被告支付对应的三通一平费用，该费用对应的主体是原审被告，而非丁海涛个人，而且该费用完全足以偿还涉案借款，并未损害被上诉人债权。三、被上诉人从未提出《公司法》第二十条的主张，人民法院径行适用，显失公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友良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正确。（1）《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条约定只有转为工程保证金以后该400万元借款才不计算利息。（2）《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工程项目不仅没有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开工，而且至今都一直未开工，该笔400万元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的条件一直未成就，也就一直未转为工程保证金，一直属于借款。（3）既然丁海涛及恒盛公司未按其在《合作框架协议》第三条所承诺工程项目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开工，则该400万元借款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实际属于逾期未归还的借款。一审判决按《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月息1分的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完全正确。二、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丁海涛公款私存，公款私用，出借银行账号，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李友良的利益。（1）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公司股东及高管不得有公款私存，公款私用，出借银行账号等行为。（2）丁海涛实施了公款私存，公款私用，出借银行账号等法律禁止的行为。丁海涛作为恒盛公司的股东及高管（董事、法定代表人），在和恒盛公司共同向答辩人借款时，将自己的个人账户提供给答辩人而未提供恒盛公司的公司账户。公款私存，公款私用，出借个人银行账号给恒盛公司，违反了法律规定。让答辩人有理由相信是恒盛公司和丁海涛共同向答辩人借款。丁海涛以此逃避债务，造成答辩人400万元借款本息无法收回，损害了作为债权人的答辩人的利益。（3）丁海涛实施公款私存，公款私用，出借银行账号等法律禁止的行为，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因此，丁海涛作为恒盛公司股东及高管（董事、法定代表人）对其公款私存，公款私用，出借银行账号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不光应给与行政处罚，依法还应承担民事责任，与恒盛公司连带清偿本案借款400万元借款本息。2、丁海涛作为恒盛公司的股东及高管（董事、法定代表人）与恒盛公司账户混同，资金混同，财务混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李友良的利益。（1）丁海涛虽为恒盛公司的小股东，但也是恒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和实际控制人，本案借款由丁海涛一手操纵。从丁海涛与答辩人联系、沟通本案借款事宜，到指定将本案借款打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到实际使用、支付本案借款，再到未及时归还本案借款时丁海涛个人对答辩人承诺归还借款本息等行为，均能证明丁海涛作为恒盛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有实际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导致本案借款行为公私不分，让答辩人相信丁海涛与恒盛公司为共同借款人。（2）丁海涛与恒盛公司账户混同，资金混同，财务混同，丁海涛作为恒盛公司的股东及高管（董事、法定代表人），其既主张本案400万元借款系恒盛公司所借（答辩人不认可），却又把该笔借款存入其在招商银行个人账户中。从其提交法庭的银行流水显示，该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数额特别巨大，合计收入为43282461.25元，合计支出为43323069.67元，仅仅从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2月21日的银行流水就显示，该账户在该期间的收入就达15747454.67元，支出达15799468.67元。如此巨大的资金往来，丁海涛均未举证证明哪些属于恒盛公司资金，哪些属于丁海涛个人资金。就拿本案400万元借款来说，丁海涛个人账户收到答辩人转账的400万元借款后，又与何玲、袁娜及李献忠、何瞿、袁涛、丁叮等发生多笔往来，且用途复杂，丁海涛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该借款全部用于了恒盛公司。故丁海涛与恒盛公司的账户混同，资金混同，财务混同是显而易见的。（3）丁海涛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李友良的利益。丁海涛公款私存，公款仅用，有多笔支付款项不能举证证明用于恒盛公司，存在其个人资金与公司资金混同，个人与恒盛公司财务混同。恒盛公司一直未偿还本案借款本息，没有偿还能力，丧失了商业信誉。而丁海涛的前述行为明显严重损害了作为债权人的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令丁海涛与恒盛公司对答辩人该4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一审期间虽未明确提出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等法律，但一审法院适用该法律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审判，不存在显失公允。答辩人一直坚持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丁海涛和恒盛公司为共同借款人，应当对答辩人的该400万元借款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答辩人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已经告了，而非“不告”），一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等法律的规定判决丁海涛与恒盛公司连带偿还答辩人的该400万元借款，既“告”了又审“理”了，并未超出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哪来的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综上所述，丁海涛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李友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丁海涛、恒盛吉安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156万元（暂计至2018年4月29日，之后利息按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丁海涛系被告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26日，被告恒盛吉安公司（甲方）与原告李友良（乙方）签订一份《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为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建设需要，经友好协商，签订协议如下：1、甲方向乙方借款400万元整，月利息1分，借款期限自款到之日起至开工之日止。乙方保证借款于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到甲方指定账上。到开工之日此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不再计算利息。甲方按月计算利息，到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甲方承诺将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的主楼2#楼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形式为大包干方式承包，结算标准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固定单价1450元包干结算。合同按统一标准另行签订，并由甲方统一安排挂靠单位3、甲方承诺工程项目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开工，如果在2015年7月30日之前项目仍未开工，甲方退还乙方400万工程保证金，同时项目的主楼2#楼仍然承包给乙方施工等。4、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5、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本合同履行完毕后失效。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在甲方盖章签字处盖章，被告丁海涛与原告李友良也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字确认。2015年1月29日，原告李友良按照被告提供的一张“丁海涛招商银行湘潭支行62×××25”并加盖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公章的账号说明，将400万元转入被告丁海涛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62×××25账号内。被告丁海涛于同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李友良人民币肆佰万元整是实”，落款为“借款人丁海涛（湘潭恒盛吉安置业公司）”，该《借条》上还注明了被告丁海涛身份证号码及“转入银行账号：招商银行湘潭支行丁海涛62×××25”。后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未能按期开工，原告李友良多次电话或短信联系被告丁海涛要求还款，被告丁海涛则表示在积极融资贷款设法归还所欠原告款项，但一直未予兑现，项目也始终未开工。原告遂于2018年5月8日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丁海涛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62×××25账号于2014年10月22日收到案外人李献忠汇入的2000000元，并于同日通过该账号将2000000元转账给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该账号在2015年1月29日收到原告李友良汇入的4000000元后，于同日转账1974000元给案外人李献忠；于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0日、2015年3月10日、2015年4月13日、2015年4月14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12月18日分十一笔共计转账735468.67元给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财务出纳何玲，而何玲的账号在收到被告丁海涛转入的款项后将部分款项附言工资转账给了丁海涛、丁薇等人，另有2015年2月2日附言其他费用转账丁叮100000元和现金支取30000元的流水记录；于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0日分两笔共计转账850000元给被告恒盛吉安公司；2015年2月12日转账50000元给案外人何瞿；2015年2月16日转账400000元给案外人袁娜，经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云盘村民委员会证实，该款项系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作为业主单位直接支付给征拆对象袁娜之父袁水波的征拆款；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8日分四笔共计转账150000给案外人袁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作为甲方与原告李友良作为乙方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和被告丁海涛于2015年1月29日向原告李友良出具的《借条》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对向原告借款4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被告丁海涛在《合作框架协议》和《借条》上的签字究竟是作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是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根据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于2015年1月26日与原告李友良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该笔借款系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为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建设需要向原告李友良借款40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款到之日起至开工之日止，恒盛吉安公司承诺将该项目的主楼2号楼承包给李友良施工，李友良则保证借款于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到恒盛吉安公司指定账上，到开工之日此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原告李友良于2015年1月29日将400万元转账至被告丁海涛个人账户，这与《合作框架协议》上约定的打款时间是相符的，且被告方提供的打款账号上加盖了恒盛吉安公司公章。在原告李友良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曾达成另一借款合意的情况下，原告李友良于2015年1月29日根据加盖了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公章的付款账号进行打款及被告丁海涛于同日出具由其个人签名但备注了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名称借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对前面所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实际履行，被告丁海涛在《借条》上的签名系其作为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但法律规定，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我国实行的银行账户实名制度也要求，公司应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告丁海涛作为被告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向原告李友良借款时将自己的个人账号提供给原告而未提供公司账号，该个人账号在收到原告李友良转账的400万元后，又与公司员工何玲、拆迁对象袁水波之女袁娜及案外人李献忠、何瞿、袁涛等发生多笔资金往来，且用途复杂，导致无法清楚区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被告丁海涛辩称其支付给公司财务何玲的款项均用来发放恒盛公司员工工资，但其提交的何玲的银行流水中有部分并非以工资项目支出，其所辩称的转账给李献忠的1974000元系偿还公司借款、支付给何瞿的50000元系替公司发放伙食补助等意见也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在原告李友良多次要求还款后，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虽承诺积极融资贷款偿还，但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仍未能兑现，已严重损害债权人李友良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告丁海涛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利息，根据法律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李友良请求按《合作构架协议》约定的月息1分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超出年利率24%的标准，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辩称该笔款项在2015年7月30日后转为了保证金不应再计算利息，但《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项目开工之日此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不再计算利息，如果在2015年7月30日前项目仍未开工，甲方退还乙方400万元”，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该项目至今并未开工，两被告的辩论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友良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29日起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丁海涛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720元，由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丁海涛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丁海涛向本院提交一份湘潭市恒盛吉安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丁海涛只是该公司的小股东，对公司无控制权。李友良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证认为：丁海涛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对方当事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丁海涛提交的该份证据不符合提交证据的法定要求，故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借款利息计算及丁海涛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当。本案中，丁海涛作为恒盛吉安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友良与原审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应原审被告恒盛吉安公司的要求将400万元款项汇至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海涛的个人账户，但丁海涛未对该笔款项为何汇入其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丁海涛收到款项后并未将全部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在丁海涛个人账户的款项，丁海涛主张亦用于公司支出，可见丁海涛作为股东的资产与公司资产难分你我，互为所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难以分辨，属于财产混同，公司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原判决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认定丁海涛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并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利息问题：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400万元借款期限自款到之日起至开工之日止，月利息1分。因该工程项目至今未开工，涉案400万元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的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依《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月息1分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丁海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60元，由上诉人丁海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焱审 判 员  李亚勤审 判 员  陈新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陈 玲所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