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5民初1540号 原告：黄崇行，男，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雄，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波，男，196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飞，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广菊，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崇行与被告陈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陈波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了异议，本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其异议，后其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被告的财产进行了保全。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崇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赵丹雄，被告陈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飞、姬广菊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崇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借款本金3500000元，利息4950000元（利息损失按照月利率2%自借款日起计算至实际款清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3月11日的利息为4950000元），前述金额合计暂为8450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1年5月7日，被告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50万元，原告于同日交付该50万元借款。2013年7月12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300万元，用于归还被告向案外人杨诚借款300万元的本金。同日，原告通过案外人赵某的银行账户转交付300万元借款，前述两笔借款被告至今未归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原告黄崇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北法院)审理的案外人宁波市亚洲姚江会餐饮娱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江会公司）诉被告陈波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已经查明原告于2011年5月7日通过银行汇款的形式出借给被告50万元；但因不涉及案外人姚江会公司与被告陈波的民间借贷纠纷，为此江北法院在该案中并未一并处理，要求原告就涉案的50万元借款另行向被告主张归还的事实； 2.《3000000元借款交付详情》、《银行账单》、《付款委托书》、《存款凭证》各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7月12日原告通过案外人赵某的银行账号交付300万元借款的事实； 3.（2017）浙0203民初16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经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12日被告向案外人杨诚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且归还本金的300万元来源于赵某的转账，是黄崇行与陈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案外人杨诚与被告陈波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无涉的事实； 4.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对私账户明细对账单一份、借条复印件一份、银行汇款单八份，用以证明原告通过案外人赵某汇给被告的300万元款项是原告于2013年7月12日先将300万元款项汇给案外人赵某的，以及原告通过案外人赵某汇给被告的300万元款项是原告向杜红刚借来的，原告向杜红刚支付了按月息二分计算的利息。 被告陈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已经通过代原告偿还郑树新款项的方式归还了原告50万元汇款；对证据2、3，原告黄崇行在（2017）浙02民终1911号案件中主张原告通过赵某账户汇款至被告账户300万元款项是受姚江会公司委托，因姚江会公司欠杨诚款项，因此通过代杨诚向被告支付300万元来归还其对杨诚的欠款，并出具了一份《关于30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现在又主张该300万元款项为原告向陈波的借款，原、被告没有借贷合意，该款不是借款而是往来款；对证据4，真实性由法院查实，但与本案无关联，既不能证明原、被告有借贷合意，也不能证明双方约定过利息。 被告陈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原告与被告间就300万元汇款，自始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以案由民间借贷纠纷起诉不当，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就原告起诉状中提及的300万元款项，原告及其利害关系人已经以不同主体的名义多次提起过诉讼；在姚江会公司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二审程序【案号：（2017）浙02民终1911号】中，原告及姚江会公司对该300万元汇款进行了描述，主张：原告通过赵某账户汇款至被告账户300万元款项是受姚江会公司委托，因姚江会公司欠杨诚款项，因此通过代杨诚向被告支付300万元来归还其对杨诚的欠款，在该案中，原告及赵某、姚江会公司还向法院出具了书面的《关于30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在本次诉讼时，原告对前案的上述主张进行了重大修改，主张“被告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350万元”；实际上，原告汇给被告的款项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其他款项往来（原告通过姚江会公司汇给被告的部分款项其实是黄兵连出借给陈波，原告及姚江会公司只是过桥，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现原告仅凭银行打款凭据即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证据明显不足。尤其是，原告在前案中主张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又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前后如此矛盾，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予以处理；在多次诉讼过程中，法院认为：“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汇款给陈波的300万元，因涉及案外人，且也不在姚江会公司起诉依据的金额范围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或认为：“基于2013年7月12日赵某通过银行存款及转账方式交付给陈波的300万元，如相关主体存在纠纷，可以另行处理解决。”被告认为，虽然上述判词对于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可以另行理直作出评判，但法院判词并不会改变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不可能从非民间借贷关系突然转换为民间借贷关系，在原告以杨诚名义主张讼争300万元不果的情况下，又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是对人民法院权威的挑战。2.退一万步而言，假设法院认为就讼争300万元在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该300万元债务已经消灭。在姚江会公司起诉被告的案件中，一、二审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汇给姚江会公司的款项，多于姚江会公司汇给被告的款项，多出了102万元，由于原告是姚江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案有关款项的计算不应与前案完全割离，即上述的102万元款项应在本案中进行扣除；被告于2014年4月29日向周建波汇款的25万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根据黄兵连的说明，姚江会公司起诉被告的案件中，姚江会公司实际用于借款的款项并没有该判决所认定的1120万元数额，来自黄兵连的260万元实际为黄兵连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3.被告已经通过代原告偿还郑树新款项的方式归还了原告50万元汇款。姚江会公司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原告及姚江会公司均承认被告已经通过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代原告偿还了50万元汇款,且多归还了5万元。郑树新在其与原告的借条中亦明确记载了该事实。因此，原告在本案主张的另外50万元借款债务也已经消灭。4.原告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且双方又无约定利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495万元，显然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陈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16）浙0205民初330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浙02民终191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浙0204民初4513号一审起诉状及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和撤诉笔录、（2017）浙0203民初1653号一审判决书、（2018）浙02民初169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的关联情况； 2.（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询问笔录》一份、原告与赵某及姚江会公司出具的二份《关于300万借款的情况说明》、（2017）浙02民终1911号《上诉状》第2、3页、（2017）浙02民终1911号《民事判决书》第2、3、7页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间自始不存在300万元的借贷合意，原告在本案的起诉行为构成虚假诉讼、虚假陈述； 3.（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的《询问笔录》第1、2页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是姚江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江会公司起诉被告的案件，与本案有牵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有些是姚江会公司对被告的借款，有些是其他款项往来； 4.（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书》第4-8页与（2017）浙02民终1911号《民事判决书》第9、11页各一份，用以证明如果法院认定讼争300万元属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款项，则在（2016）浙0205民初3307号一案中，被告多付出102万元，应作为本案的还款；2014年4月29日被告通过向周建波汇款25万元，应作为本案还款； 5.黄兵连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姚江会公司诉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案，姚江会公司实际用于借款的款项并没有该案判决所认定的1120万元数额，根据黄兵连这一证明，需要扣除260万元款项而未予以扣除，应在本案中扣除； 6.《借条》一份、银行转账记录二份、（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黄崇行）第2页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已通过承担保证责任代原告偿还债务的方式清偿了原告所主张的50万元。 原告黄崇行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3，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在（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2011年5月7日，黄崇行汇给陈波50万元款项涉及案外人黄崇行的利益，在该案中不予处理；在（2017）浙0203民初165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基于2013年7月12日赵某通过银行存款及转账方式交付给被告陈波的300万元，如相关主体存在纠纷，可以另行处理解决。”，因此本案的5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因在上述相关两案中均因主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故原告现在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不构成虚假诉讼；同时黄崇行本人也是为了想在姚江会起诉陈波的一案中一并处理这50万元和300万元款项，所以才作出的陈述和说明，且原告在上述两案中的相关陈述并没有被法院所认定，故本案的50万元和300万元款项是黄崇行实际汇给陈波的借款，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对证据4，不认可被告在（2016）浙0205民初3307号一案中多付出102万元作为本案的还款，因在该案中姚江会公司作为原告，本案是黄崇行作为原告，两案主体不一致；也不认可2014年4月29日被告通过向周建波汇款25万元应作为本案还款，因该款系陈波与周建波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原告无关；对证据5，不同意扣除黄兵连26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在（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由法院不予认定，该款项为陈波归还郑树新的利息，不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 本院依职权于2019年8月15日对赵某作了询问笔录，并在庭审中宣读并出示，赵某陈述称：2013年7月12日由其通过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转账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是黄崇行委托其转账给陈波的。这个款项的来源也是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其的。因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柜台经办人员办理业务不熟悉，所以分多笔转给陈波，总金额就是300万元。其与黄崇行是朋友关系，其给黄崇行公司提供酒水。其与陈波不认识，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关于30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赵某”签字是其所签，是黄崇行叫其签的，委托汇款是事实，其他情况其不清楚。（2017）浙02民终1911号民事案件中其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的内容系事实，与其刚才所陈述的一致。其承诺这笔钱是黄崇行的，其不会向陈波主张这300万元的款项。 原告黄崇行质证认为对上述赵某的陈述内容无异议。 被告陈波质证认为，赵某在情况说明里作了虚假陈述，要求法院追究其责任。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认证情况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 对证据1，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3，本院认为结合本院对案外人赵某所作笔录内容及原告在证据4中提供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对私账户明细对账单中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汇款300万元至赵某银行账户，可以认定该300万元款项系原告黄崇行委托赵某汇给陈波的事实，至于款项性质本院在下文中予以综合阐述；对证据4，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过利息，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待证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欲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 对证据1，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3，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性质本院在下文中予以综合阐述；对证据4，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本院认为，（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原告为姚江会公司，本案原告的主体为黄崇行，现黄崇行不同意扣除102万元，陈波如认为该案中还可要求姚江会公司返还款项，可另行主张；对于2014年4月29日陈波通过向周建波汇款25万元，应作为本案的还款，因原告不予认可，且陈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5，因原告不认可，且涉及案外人黄兵连的利益，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各方当事人可以另行理直；对证据6，因原告不予认可，且涉及到案外人郑树新的利益，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各方当事人可以另行理直。 对于本院依职权对赵某所作的笔录内容，因与其在（2017）浙02民终1911号案件所作陈述一致，而且其已经明确表示该300万元款项系受原告委托汇款给陈波，其不会向陈波主张权利，故本院对该笔录内容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2011年5月7日，原告黄崇行汇给被告陈波50万元。 2013年7月12日，原告黄崇行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赵某300万元，同日赵某受原告黄崇行的委托汇给被告陈波300万元（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账给陈波49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四笔共计199万元，2013年7月12日赵某取款49万元、51万元、1万元三笔共计101万元，同日分七笔19万元、15万元、15万元、19万元、19万元、13万元、1万元共计101万元存入陈波账户，上述合计金额为300万元）。 2016年9月20日，原告姚江会公司向本院起诉被告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姚江会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认为姚江会公司或相关方汇给两被告或相关方的1850万元，因姚江会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中400万元款项已在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东法院）主张，在该案中不再主张；2009年12月28日，日湖会汇给光大公司280万元款项涉及案外人日湖会的利益；2011年5月7日，黄崇行汇给被告陈波50万元款项涉及到案外人黄崇行的利益，本院在该案中不予处理，各方可另行理直。对于其他汇款1120万元（1850万元-400万元-280万元-50万元），两被告自认系其向姚江会公司借款，本院予以认定。 该判决作出后，姚江会公司不服，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受理。姚江会公司在上诉理由中认为：1.对于一审认定姚江会公司主张的1850万元中的400万元已经在原江东法院审理的杨诚诉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由杨诚主张，应扣除该400万元，是错误的。姚江会公司认为，该案所涉400万元借款虽与姚江会公司有牵连，但与一审姚江会公司出借的1850万元借款没有关系，而该案所涉的400万元中的300万元是由姚江会公司委托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另行支付给陈波的。在该案的审理中，杨诚对该400万元有错误理解，在起诉时错误的认为该400万元借款是其与姚江会公司、陈波、王雪梅经过债权转让而形成的。姚江会公司描述了涉及本案300万元（赵某于2013年7月12日汇给陈波的300万元）的过程：陈波、王雪梅于2011年7月向杨诚借款300万元，至2012年1月到期未还，后经协商同意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清偿2011年7月的300万元借款，并于2013年7月重新借款400万元，因当时姚江会公司尚欠杨诚债务，故杨诚要求姚江会公司向陈波、王雪梅汇款300万元，还有100万元另行支付，再由陈波、王雪梅用该300万元归还杨诚2011年7月的旧债，而姚江会公司向陈波、王雪梅的300万元汇款视为姚江会公司向杨诚的还款。于是姚江会公司委托黄崇行，黄崇行通过赵某于2013年7月12日向陈波、王雪梅汇款300万元，陈波于同日向杨诚还款300万元。上述2013年7月的400万元借款于2014年7月到期后，陈波、王雪梅仍无力还款。2016年2月，陈波、王雪梅与杨诚对账并制定了还款计划，后因未按期还款，杨诚向原江东法院起诉，杨诚意识到其在该案中混淆了法律关系而向原江东法院申请撤诉，并向海曙法院重新起诉，故上述400万元不应在该案中扣除。2.黄崇行汇款给陈波、王雪梅的50万元是受姚江会公司委托汇付，应当计入该案借款金额。为此姚江会公司提供了《关于30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关于5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明。姚江会公司还申请证人黄崇行、赵某出庭作证。 陈波、王雪梅在二审中辩称，原江东法院受理的杨诚诉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所涉的400万元已于2013年7月15日转让给杨诚，杨诚在该案中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明确2013年7月15日，姚江会公司将对陈波、王雪梅的4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杨诚并签订了《借款协议》。姚江会公司上诉称其委托黄崇行并通过赵某向陈波汇款300万元用于归还杨诚不是事实，该30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关于黄崇行汇给陈波、王雪梅的50万元，因黄崇行欠案外人郑树新款项，陈波担保，陈波为此代黄崇行归还了55万元，上述黄崇行汇给陈波、王雪梅的50万元，是用于归还陈波代黄崇行的代付款，应在该案中扣除。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1日作出（2017）浙02民终19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对于《关于30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关于5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及黄崇行、赵某的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定。该判决认为，姚江会公司起诉时主张2009年12月28日至2013年3月29日共计汇给陈波借款1850万元，其中400万元已经在原江东法院受理的杨诚诉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杨诚另行起诉，本案中不再主张。一审对原江东法院受理的400万元借款在本案中不作处理并无不当。现姚江会公司认为其未将上述1850万元中的4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杨诚，该400万元不应在本案中扣除，因为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因杨诚要求通过赵某向陈波汇款300万元，另外100万元另行支付给了陈波，合计400万元，对此二审认为，在原江东法院受理的杨诚诉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杨诚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明确载明因陈波欠黄崇行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姚江会公司大额欠款，而黄崇行尚欠杨诚400万元，故三方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借款协议》一份予以明确，并确定由陈波直接向杨诚归还400万元。而姚江会公司在该案起诉时也认为其汇给陈波、王雪梅的1850万元中的400万元已经由杨诚在原江东法院另行主张，同意在本案中扣除400万元。因此一审在本案中扣除400万元并无不当，姚江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难以支持。至于姚江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汇款给陈波的300万元，因涉及案外人，且也不在姚江会公司起诉依据的金额范围内，不宜在该案一并处理。关于黄崇行于2011年5月7日汇款给陈波的50万元款项，因黄崇行与陈波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双方还存在争议，一审认为该50万元另行处理并无不当。 2016年8月9日，案外人杨诚在原江东法院起诉陈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1月9日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杨诚于2017年3月9日申请撤诉，原江东法院予以准许。 2017年3月14日杨诚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起诉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曙法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7）浙0203民初1653号民事判决书。杨诚在该案审理中明确2013年7月15日姚江会公司将其对陈波的4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杨诚，据此杨诚与陈波以及案外人黄崇行就债权转让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签订借款合同一份。2016年2月1日，陈波出具的对账单、还款计划是针对该笔债权转让而来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所出具，至于本案中2013年7月12日赵某汇款给陈波的300万元，由相关主体另行解决。陈波、王雪梅在证据交换中答辩称：杨诚诉请的300万元借款本金实际上是从2013年7月15日4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产生的，是姚江会公司将其对陈波的4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杨诚之后，杨诚与陈波就债权转让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签订了借款合同。杨诚提供的2013年7月12日案外人向陈波的银行汇款300万元，陈波在证据交换前期认为是赵某或黄崇行与陈波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在证据交换后期就该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为该笔款项是黄崇行履行其在涉案2011年7月15日300万元借款合同中的担保责任。陈波、王雪梅在庭审中补充答辩称，该案2016年2月1日对账单，是针对杨诚与陈波之间在2016年2月1日这一事件点之前所有借款的对账，对账范围包括姚江会公司转让给杨诚的400万元债权以及2013年7月12日赵某汇款给陈波300万元所形成的债权。 至于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是针对新发生的借款，还是债权转让而来的借款，海曙法院认为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是针对债权转让而来的借款，债权转让标的为姚江会公司对陈波的债权。理由如下：1.当事人的最初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没有强有力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不宜随意推翻。根据原江东法院（2016）浙0204民初4513号案件审理中杨诚本人签字的变更诉请申请书，以及本院（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审理中姚江会公司的明确陈述，以及债务人陈波的陈述，因姚江会公司将其对陈波的4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杨诚后，杨诚与陈波就债权转让标的400万元签订了借款合同，对该事实债权转让方和债权受让方以及债务人的陈述完全一致，杨诚在该案审理中，最终经过核实也最终确认了其最初的陈述意见。2.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为400万元，且注明已经支付至陈波台州银行解放路支行账号，对此杨诚认为400万元款项确实全额出借，但仅提交了2013年7月12日的300万元汇款凭证，并未提交另外100万元的汇款凭证，杨诚对差额100万元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差额100万元不符合利息预扣的表象与可能性，债权转让不需要款项交付凭证，对此各方当事人的最初陈述，解释为基于债权转让而签订借款合同更为合理，更具有可信度。结合杨诚庭后核实后确认2013年7月12日赵某交付给陈波300万元款项实际上并非杨诚出借，以及陈波在证据交换阶段的最初陈述该笔款项是黄崇行或赵某与陈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综合考量对账单的数据形成经过等各因素，就2013年7月12日赵某交付给陈波300万元款项与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独立的债务，且2013年7月12日赵某交付陈波的300万元并非杨诚出借给陈波，就对账单与2013年7月12日赵某交付给陈波300万元款项的关系而言，对账单的结算范围不包含2013年7月12日赵某交付给陈波300万元款项。理由如下：1.陈波、王雪梅在本案证据交换阶段答辩称，杨诚起诉的300万元借款本金实际上是从2013年7月15日因债权转让而签订的400万元借款合同而来，2013年7月12日赵某的转账300万元是赵某或黄崇行与陈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证据交换后期确认该笔款项是黄崇行履行其在2011年7月15日300万元借款合同的担保责任，在庭审中又改变意见称2011年7月12日赵某的转账300万元是陈波向杨诚的借款且该笔款项已经纳入对账单进行了一并结算，陈波、王雪梅就同一问题的作出的陈述多次发生变化，在没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轻易推翻之前的陈述，2013年7月12日赵某的转账300万元是赵某或黄崇行与陈波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2016年2月1日的对账单与该笔2013年7月12日款项无关。2.审理中，陈波就对账单金额的演算过程为，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项下400万元债权加上2013年7月12日赵某银行汇款所形成的300万元债权，杨诚享有的债权本金共计700万元，陈波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归还了本金294万元，通过现金方式归还了本金106万元，故被告陈波尚欠杨诚本金为300万元。经审查，该演算过程缺乏依据，且存在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被告提交的可以认定的还款证据，被告陈波实际还款金额为321万元，并非被告所主张的400万元，被告主张还款400万元无法采信；2.即使全部还款321万元用于归还本金，被告陈波尚欠借款本金为379万元，结算尚欠本金应为379万元，与对账单中的300万元不一致，存在矛盾；3.该演算过程中的假设性前提还款全部用于偿还本金，未支付分文利息，被告所主张的行为模式于之前2011年7月15日借款合同的偿还模式（先付利息后还本金）也不同，也与被告陈波实际上已经按照月利率3%规律性支付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项下利息不符。基于2013年7月12日赵某通过银行存款及转账方式交付给被告陈波的300万元，如相关主体存在纠纷，可以另行处理解决。 该案判决后，陈波不服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浙02民终1698号民事判决书。二审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6年2月1日对账单是否包含了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二、2013年7月15日的借款合同是否约定利息以及利息如何计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二审认为，陈波在一审初期为纠正杨诚的说法，认为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并未包含在2016年2月1日对账单之内，该笔款项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又推翻以前说法，认为该笔款项一并列入对账。并且在一审中陈波对于对账单金额推演本身不能自洽。故陈波关于2016年2月1日对账单包含了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对其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2011年5月7日原告黄崇行汇给被告陈波50万元款项的性质以及该款项陈波是否已经归还；2.关于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的性质。 1.关于2011年5月7日原告黄崇行汇给被告陈波50万元款项的性质以及该款项陈波是否已经归还。 原告黄崇行认为该50万元款项系原告汇给陈波的借款，因在本院（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中，法院不予处理，故现在以原告黄崇行起诉。被告陈波认可收到过50万元款项，但认为被告陈波已经通过代原告黄崇行偿还郑树新款项的方式归还了原告50万元汇款。庭审中，原告黄崇行不认可被告陈波支付给郑树新55万元款项为代原告黄崇行归还的款项，认为是陈波支付郑树新的利息。本院认为，被告陈波认可收到过原告黄崇行汇给的50万元款项，但被告陈波提供的2014年9月19日签署的借款人为黄崇行，贷款人为郑树新，保证人为陈波的借条，借条下方有郑树新签名备注的“已由陈波身份证（3326211969××××××××）代付伍拾伍万元55万元整”，从该借条来看涉及案外人郑树新的利益，且黄崇行与陈波对该55万元款项性质有争议，因此在本案中不宜处理，各方当事人可以另行理直。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定2011年5月7日原告黄崇行汇给被告陈波50万元款项为陈波的借款，陈波理应归还，原、被告没有约定过利息或者约定不明，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姚江会公司在本院（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中已经主张过权利，原告为姚江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以视为原告已经催讨过该借款，故陈波应支付自该案立案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2.关于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的性质。 原告黄崇行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民终1911号一案中陈述2013年7月12日，姚江会公司委托黄崇行向陈波打款300万元，黄崇行于同日打款300万元至赵某账户内，又委托赵某汇款300万元给陈波，因姚江会公司欠杨诚的钱款，该300万元款项系归还杨诚的借款，再由杨诚出借给陈波的，目的是为了履行杨诚与陈波之间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交付义务。在本案中又改变陈述认为是黄崇行出借给陈波的借款。在（2017）浙0203民初1653号一案中陈波在证据交换前期认为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是赵某或黄崇行与陈波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在证据交换后期就该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为该笔款项是黄崇行履行其在涉案2011年7月15日300万元借款合同中的担保责任。在该案的庭审中又陈述2016年2月1日对账单，是针对杨诚与陈波之间在2016年2月1日这一事件点之前所有借款的对账，对账范围包括姚江会公司转让给杨诚的400万元债权以及2013年7月12日赵某汇款给陈波300万元所形成的债权。在本案中又陈述该300万元款项系陈波与黄崇行之间的往来款。 原、被告双方针对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的性质在前面相关案件中均多次改变陈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民终1911号一案对于黄崇行的证人证言以及《关于300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等均不予认定，认为至于姚江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崇行于2013年7月12日汇款给陈波的300万元，因涉及案外人，且也不在姚江会公司起诉依据的金额范围内，不宜在该案一并处理。海曙法院（2017）浙0203民初1653号一案及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1698号一案中，海曙法院和中院均认为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款项与2013年7月15日借款合同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独立的债务，且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的300万元并非杨诚出借给陈波，就2016年2月1日对账单与2013年7月12日赵某转给陈波300万元款项的关系而言，对账单的结算范围不包含2013年7月12日赵某交付给陈波300万元款项。海曙法院还认为基于2013年7月12日赵某通过银行存款及转账方式交付给被告陈波的300万元，如相关主体存在纠纷，可以另行处理解决。 本案审理中，赵某明确表示其是受黄崇行委托转给陈波300万元款项，其不会向陈波主张该300万元款项，因此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确实系黄崇行委托赵某转给陈波的款项，且在前面相关案件均未予以处理，而且被告陈波已经在海曙法院（2017）浙0203民初1653号一案中陈述本案争议的300万元系陈波和黄崇行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海曙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被告陈波未在本案中提供证据证明该争议300万元款项系陈波和黄崇行之间的其他往来款，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系黄崇行出借给陈波的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根据黄崇行在（2017）浙02民终1911号一案中作为证人出庭，可以视为其已经向陈波催讨过借款，因此陈波应支付自该案立案之日起按照年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综上，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黄崇行与被告陈波之间关于350万元款项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以催告被告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被告陈波未履行还款义务，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原告主张的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被告应支付逾期利息。据此，本院对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原、被告就300万元款项没有借贷合意的抗辩意见，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认为在（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中姚江会公司汇给被告的款项，多出了102万元，由于原告是姚江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案有关款项的计算不应与前案完全割离，即上述的102万元款项应在本案中进行扣除的抗辩意见，因该案原告的主体为姚江会公司，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认为，被告于2014年4月29日向周建波汇款的25万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因原告不认可，且涉及案外人周建波的利益，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认为，在（2016）浙0205民初3307号案件中姚江会公司实际用于借款的款项并没有该判决所认定的1120万元数额，来自黄兵连的260万元，实际为黄兵连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的抗辩意见，因涉及案外人黄兵连的利益，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认为，已经通过代原告偿还郑树新款项的方式归还了原告50万元汇款，原告在本案主张的50万元借款债务也已经消灭的抗辩意见，因原告不认可，双方对此有争议，且涉及到案外人郑树新的利益，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黄崇行借款本金3500000元，并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6年9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及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6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二、驳回原告黄崇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709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5950元，由原告黄崇行负担39729元，由被告陈波负担362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剑锋 审 判 员  陆剑峰 人民陪审员  万永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邓茹梦 附：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35×××79，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江北支行营业部。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