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晋09行赔初1号之二原告暨诉讼代表人杨占川，男，195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委托代理人：李秉程，男，住址朔州市。原告：刘文英，女，194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李有平，男，195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杜伟，男，196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贾成，男，195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李孝功，男，195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贾权，男，194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陈文军，男，197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陈德西，男，195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李根秀，女，195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郭宏元，男，195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贾效仁，男，196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石如，男，194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赵玉清，女194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肖汉明，男，194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肖秀，男，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原告：肖顺，男，195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朔州市。杨占川、刘文英等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昆，山西辞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政府，住所：朔州市朔城区鄯阳街。法定代表人：孟维君，职务：区长。委托代理人:落来文，男，朔州市朔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润芳，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占川、刘文英等十七名原告因与被告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政府违法征收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本院（2017）晋09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晋行赔终37号行政裁定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暨诉讼代表人杨占川、及委托代理人李秉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昆，原告李有平，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落来文、刘润芳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5月15日，被告朔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政府关于神头泉水源保护工程建设用地征收的决定》（朔区政发【2012】38号），被告作出的“38号征收决定”已经被朔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撤销，为此，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该《不予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律依据，不予赔偿理由不当，应当撤销，理由如下：众所周知：在我国其“承包地”特指“基本农田”。在农村除“承包地”外，农民尚有口粮地、自留地、饲料地、蔬菜地等非承包耕地及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农业用地和宅基地、坟墓地、空闲地等非承包非农业用地。法律明文规定，拥有上述土地的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称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当赔偿。因此，被告以“......赔偿申请人杨占川等人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证明本机关作出的征收决定给其承包地造成损害的事实，从而不能证明本机关作出的征收决定与赔偿申请人所主张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显然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其认定严重错误。原告在被告提出国家赔偿期间，原告依据被告在2017年4月28日送达的【2017】第1号《补充证据材料告知书》告知的内容，向被告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被告调取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与赔偿申请人所主张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因为该证据是由被告制作和保存的，原告无法获取，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调取。但是被告拒不调取，据此，被告以“同时，赔偿申请人杨占川等人也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害结果”作出“对赔偿申请人提出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不予赔偿。”显然是错误的。原告诉请：1、恢复因被告非法批准征收土地毁坏原告耕地原状，恢复耕地耕种条件。2、赔偿因被告非法征收、使用耕地给原告造成的青苗赔偿费等杨占川7789**.1元、刘文英1875860元、李有平568466元、杜伟823745元、贾成64844元、李孝功1260688元、贾权79170元、陈文军903897元、陈德西1323910元、李根秀56173元、郭宏元653566元、贾效仁37700元、石如702088元、赵玉清469742元、肖汉明314795元、肖秀207350元、肖顺24505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新提交下列证据和依据：1、基本农田责任书，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情况说明，4、领款表，5、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政府提供的文件2010年9号文件，6、朔州市朔城区2017-2018年林业绿化工程苗木综合单价指导价听证会会议纪要一份。被告辩称，一、虽然在案证据可以证实所涉集体土地被占用的事实，但原告等人有义务举证证明每位原告的具体损失是多少。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赔偿之诉只赔偿直接损失，也就是说，本案的赔偿范围仅限于青苗补偿。三、本案案由虽为行政赔偿之诉，但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诉讼案件，而是存在相互返还的问题。本案所涉项目被撤销后，基于政府已向绝大部分村民支付了征地补偿费的情况下，村民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必须是同意返还已收补偿款，如不同意返还，则无权要求支付青苗补偿费。庭审中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责任书和土地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完全证明每个原告被占用土地的实际情况。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以此证明原告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领款表没有异议。对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政府提供的文件2010年9号文件和朔州市朔城区2017-2018年林业绿化工程苗木综合单价指导价听证会会议纪要，没有原件无法证明真实性，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针对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5月25日，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神头泉水源保护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内房屋及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朔区政发（2012）37号】和《关于神头泉水源保护工程建设用地征收的决定》【朔区政发（2012）38号】，朔城区政府决定对神头泉水资源保护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附着物进行征收，征收涉及神头街道办、神头镇的司马泊村、西神头村、东神头村、新磨村的土地。部分村民对“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不服，向朔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因被申请人朔城区政府未提交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和上级政府的批准文件，视为被申请人作出“征地决定”和“补偿方案”没有证据和依据，朔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16日作出朔政行复（2014）8号行政决定，撤销了前述“征地决定”和“补偿方案”。于同日作出（2014）10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前述“征地决定”和“补偿方案”违法。期间，征地补偿费用及青苗补偿费发放到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且部分原告领取了青苗补偿费，部分原告领取了土地补偿费。杨占川、刘文英等17名原告要求朔城区人民政府赔偿因违法征收、使用土地造成的青苗补偿费和部分树木补植费。赔偿义务机关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的（2017）朔区政赔决字1号不予赔偿决定。杨占川、刘文英等原告不服该不予赔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四条“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结合本案的证据（承包经营权证、情况说明、补偿款领取说明、领取表）互相印证，可以确认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涉案部分土地被占用的事实，损失客观存在，但现有证据不能充分确切证实损害的具体程度和损失的具体数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聂海军审判员 徐 飞审判员 张 婷 二0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银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