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分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负责人：魏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炷昌，甘肃清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杰，女，1972年8月1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鸿雁，北京市瑞晶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俊生，男，1983年8月29日出生。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住所地保定市百花西路**负责人：邢运江，经理。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div>负责人：王兵，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春杰、李俊生，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6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炷昌、被上诉人王春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鸿雁、被上诉人李俊生到庭参加诉讼。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平安保险北经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故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我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王春杰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方面，原判无视涉案保险合同已被合法解除的事实，判决我公司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我公司于2018年4月初知晓涉案车辆投保时提供虚假材料，且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涉嫌犯罪后，不仅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且行使了法律赋予的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根据原保监会的规定，保险公司不能办理跨省的保险业务。李俊生或者高玉杰显然是清楚这一行规才使用变造、伪造的行驶证，将该车变成甘肃省籍的车辆进行投保的。同时，李俊生和高玉杰向我公司投保时采用的是电话投保方式。我公司只能从形式上对投保人提交的行驶证及其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审查，没有义务和能力判断其真假，而判断投保车辆是省内车辆还是省外车辆，只能以车辆的号牌号码为依据，不可能根据车辆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码进行辨识。据此，我公司认为，涉案车辆不符合我公司的承保条件，我公司有权解除合同，遂于2018年4月27日在《甘肃日报》上发布了解除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保险合同的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时限是3个月，但截至目前，无论是李俊生还是高玉杰，均未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该合同显然已被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据此，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一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问题只字未提，对我公司提供的载有解除合同通知书的《甘肃日报》这一书证置之不理，仅拿保险合同（副本）、投保单等证据以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码一致为由认定“应为同一辆车”，据此认定该“大货车在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三者险100万元”，并最终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明显适用法律不当。车辆是保险的标的物，不可能自身进行投保活动，投保人应当是他的权力人，李俊生没有投保，投保的高玉杰又不知是何许人也，这样的保险合同也可以作为确定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吗？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纠正。另一方面，在有保险公司参加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质上是替代责任。相对于受害人来说，就是代为求偿权，而这种替代责任或者代为求偿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权责任主体对受害人负有侵权赔偿责任，二是保险公司与侵权责任主体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且替代责任或代为求偿的范围，以侵权责任主体对受害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大小以及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为限，所以保险公司的责任仍属于合同责任，责任之有无或大小，应当、也只能依据保险合同确定，只不过保险公司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亦即赔偿对象可以不是合同相对方。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中，王春杰所诉的涉案×××号车辆的所有权人即李俊生未向我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等保险。也就是说，对于我公司而言，李俊生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我公司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不存在由我公司代替李俊生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至于王春杰以×××号车辆的商业三者险的保单为据要求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显然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该保单载明的被保险人是高玉杰，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李俊生不是×××号车辆商业三者险的被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高玉杰系×××号车辆的权利人，事故发生时高玉杰对肇事车辆并不具有保险利益，因而在发生事故后均不得向我公司请求赔偿。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故特此上诉，恳请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王春杰辩称：李俊生所有的车辆在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投保车辆和事故车辆为同一车辆，故其应承担保险责任。关于登报解除合同，其在一审时未提供证据，单方解除合同要有法定事由，且其单方登报解除合同是不成立的。李俊生辩称：认可一审法院判决，该起交通事故引发三人受伤及车辆损失，共四个案件。车损部分已经由法院判决并生效，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承担了保险责任。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不同意承担该案赔偿责任，亦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用。王春杰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李俊生、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赔偿我医疗费23029.63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3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误工费30000元、交通费2000元、财产损失1000元，合计75329.63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4日23时50分，史补昌驾驶大货车（车牌号：×××）由西向东行驶至北京市房山区阎周路小十三里北口，王春杰驾驶小客车（×××，内乘王占辉、王立民）由南向北行驶，史民驾驶大货车（临牌号：×××）停驶，史补昌驾驶的大货车前部与王春杰驾驶的小客车相刮后，王春杰驾驶的小客车右侧又与史民驾驶的大货车相撞，造成三车损坏，王春杰及乘车人王占辉、王立民受伤。此事故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良乡大队处理，认定史补昌为全部责任，王春杰、史民为无责任。事故发生后，王春杰经北京北亚骨科医院住院治疗13天。出院诊断：1、头部外伤，2、胸壁挫伤，3、左手、左腕批复严重挫裂伤，4、左腕屈肌腱部分断裂，5、做中指、环指背伸肌腱部分断裂，6、颈部软组织损伤。另查明，根据人保金昌分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保险合同(副本)、投保单记载，被保险人高玉杰，车牌号（×××），在人保金昌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三者险100万元。车牌号（×××）车辆的车架号是×××，发动机号是×××。车牌号（×××）车辆与史补昌驾驶的大货车（车牌号：×××）车架号、发动机号相同；该车在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史民驾驶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史补昌是李俊生雇佣的司机。王占辉为王春杰驾驶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原审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确定史补昌为全部责任、王春杰、史民为无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史补昌是李俊生雇佣的司机，此交通事故发生在受雇佣期间，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雇主李俊生承担。史补昌驾驶的大货车在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在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故应先由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平安保险公司系无责车辆的承保公司，应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李俊生予以赔偿。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辩称，王春杰所诉涉案车辆（车牌号：×××）在其公司投保的情况不属实，没有查询到投保的信息，未对（车牌号：×××）车辆承保任何险种，王春杰以车牌号（×××）车辆商业第三者的保单要求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向法院提供的保险合同(副本)、投保单载明：被保险人高玉杰，车牌号（×××），在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100万元。车牌号（×××）车辆的车架号是×××，发动机号是×××。车牌号（×××）车辆与史补昌驾驶的大货车（车牌号：×××）车架号、发动机号完全相同，应为同一车辆。且发生事故后，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已对王春杰驾驶的损坏车辆进行了定损确认。据此，可以认定史补昌驾驶的大货车在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三者险100万元，此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之辩解意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本次事故造成三人受伤，故对保险限额的使用由法院酌情确定。王春杰主张的合理损失，法院予以确认。过高或不合理损失不予支持。王春杰的合理损失经法院根据本案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核算为：医疗费22989.63元（医疗费票据）、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13天，每天100元）、营养费1500元（根据三期评定考虑30天，每天50元）、护理费3650元（根据三期评定考虑30天，住院13天，每天150元；出院17天，每天100元）、误工费15000元（根据三期评定考虑90天，每月5000元）、交通费500元，合计44939.63元。上述损失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无责项下承担400元、死亡伤残无责项下承担1750元，合计2150元；由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承担4000元、死亡伤残项下承担17400元，合计21400元；由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21389.63元。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春杰伤后损失215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春杰伤后损失21400元。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春杰伤后损失21389.63元。四、驳回王春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提供2018年《甘肃日报》，称对高玉杰投保的×××车辆已登报解除了机动车辆的保险合同。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对王春杰的损失应否承担保险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玉杰在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投保的车辆与李俊生的事故车辆发动机号、车架号相同，故应认定李俊生的车辆在该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现车辆在保险期内发生事故，人保财险金昌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人保金昌分公司在为车辆承保时未对车辆信息进行审核，视为其接受事故车辆的该种投保方式，现其不同意承担保险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登报声明解除合同一节，本院认为，保险法第十六条确有关于“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但同时还规定了“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且还有“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因不排除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对此种投保方式知晓，故其单方登报声明解除合同，本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确定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各方当事人未提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人保财险保定分公司、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了二审诉讼的相关权利，本院予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人保财险金昌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保河审 判 员 石 磊审 判 员 李 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