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1，男，汉族，1950年5月14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丽洁（上诉人之女），住河北省保定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2，女，汉族，1948年3月10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丽洁（上诉人之侄女），住河北省保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汉族，1951年3月14日出生，住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河北日方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某1、丁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继承纠纷一案，前由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7）冀0606民初4015号民事判决，丁某1、丁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1日作出（2018）冀06民终5105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撤销（2017）冀0606民初401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冀0606民终1186号民事判决。丁某1、丁某2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某1、丁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丽洁、被上诉人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某1、丁某2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终11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该房产由丁某1、丁某2继承。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调取证据，调取的证据不能证明四份公证书依法有效。一审判决对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四份公证书，以保定市直隶公证处对上诉人提出复查申请的答复〔（2017）保直隶决字第2号公正复查决定书〕作为一家，认定四份公证书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证明四份公证书依法有效。其一、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调查收集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证据的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调取的(2017)保直隶决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即不属于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也不属于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违法取证，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其二、上诉人在收到(2017)保直隶决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保定市公证协会提出了书面投诉。2017年10月17日保定市公证员协会已做出《关于终止处理公证投诉的通知》通知内容为，由于所涉公证事项已由莲池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根据相关规定我会研究决定终止处理你的投诉。因此保定市直隶公证处做出的(2017)保直隶决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不是上诉人公证投诉的最终处理结果。其三、原保定市公证处是保定市直隶公证处的前身，保定市直隶公证处对原保定市公证处做出的公证认为办理公证符合程序规范,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依法有效，在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视重要证据，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11月13日丁士林所立遗嘱为合法有效的遗嘱是错误的。事实上，1997年11月13日所谓丁士林做的公证遗嘱是违法的,不成立的,系伪造。1、丁士林和刘淑卿对坐落于保定市厚福盈街小区6-3一101号的房产当时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公证机关在房产没有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即作出公证，该公证内容违法，是无效的公证。2、该遗嘱没有丁士林签字或按手印，遗嘱内容也非丁士林所写，只有所谓丁士林的印章，该印章可以随时刻印。3、1997年11月13日，当时丁士林73岁,身患脑梗塞后遗症十余年。4、对于刘淑卿于1997年11月13日同日所做的遗嘱,公证机关也存在着违法的行为。该遗嘱在出具时刘淑卿对该房产也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公证机关在房产没有产权证明的的情况下，即作出公证，该公证内容违法，是无效的公证。对于刘淑卿的遗嘱也没有代书人，公证书没有写明该遗嘱由谁代书，因此也证明了该公证遗嘱是无效的。且刘淑卿在遗嘱中三次将继承人丁士林写成“刘士林”，且只在其中一处进行了更改，并加盖了刘淑卿的个人印章，上诉人发现该印章与同日刘淑卿在公证申请表中所用手章不一致，由此可以判断刘淑卿所立遗嘱及公证过程均不是她个人行为，系伪造，不具有法律效力。5、2001年12月12日，保定市公证处做出的(2001)保证民字第670号公证书程序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保定市公证处做出的(2001)保证民字第670号公证书，公证房屋归刘淑卿一人继承，该份公证书违反了司法部于1991年施行的《公证程序规则(试行)》有关规定，(2001)保证民字第670号公证书程序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刘淑卿一人获得本案争议房屋的全部产权属违法取得。且刘淑卿在丁士林去世16年间从未向上诉人丁某1和丁某2出示过丁士林的遗嘱及公证书，丁士林和刘淑卿遗嘱和公证书均是在2017年8月15日刘淑卿去世后由被上诉人刘某向上诉人丁某1提供的，被上诉人刘某故意隐匿丁士林和刘淑卿遗嘱及公证书长达16年。6、(2001)保证民字第671号公证书的公证遗嘱也是无效的，因为该公证书在公证过程中，没有谈话笔录，也没有录音、录像。不符合《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制作谈话笔录。7、一审无视上诉人提供的保定市直隶公证处伪造公证案卷的相关证据，判决错误。2019年3月一审开庭前，上诉人丁某1重新向保定市莲池区法院提交了调取本案涉及的几份公证书案卷资料的申请，一审法院经调查取证向上诉人丁某1提供了，案卷号为3406的保定市公证处卷宗,在编号为:二00一年保证民字第670、671号公证案卷的第22页，是一份2001年12月12日制作的刘淑卿的公证谈话笔录，案卷显示记录人和接谈人均是杨某。经比对本案2017年度冀06**民初4015号一审案卷，第00077页的案卷资料，这同样是这份670和671号公证书共用的这份《谈话笔录)》，这里接谈人却变成了杨某和王洪年，这份谈话笔录上人为增加了王洪年的签名。一审案卷中的这份公证谈话笔录的证据，是上诉人丁某1和丁某2的代理律师王春霞和代理人丁丽洁，于2017年10月18日去保定市直隶公证处调取的，并在2017年10月一审时提交给保定市莲池区法院的。在2019年3月29日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丁某1、丁某2的代理人丁丽洁，当庭向参与庭审的审判长、书记员、人民陪审员出示了上述两份证据。上诉人提交的一审答辩状和代理人丁丽洁提交的沟通函和代理词中均向一审法院陈述保定市直隶公证处伪造公证案卷的事实，然而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无视保定市直隶公证处伪造公证案卷的相关证据，在判决书中仍做出“且二被告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公证书违反法定程序，对公证书的效力应予确认”的判决，是错误的。基于上述事实，2001年12月12日，刘淑卿所做的遗嘱对无权处置的坐落于保定市的房产归侄女刘某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刘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1、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并无不当。本案在发还重审后，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认为案件审理需要遗嘱见证的相关材料，故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依职权调取的见证材料作为本案的证据并无不当。2、本案涉案房产为房改房，在公证书中提及了丁士林、刘淑卿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向被上诉人借款后将本案的涉案房屋己经买断，因此在设立公证遗嘱时，丁士林、刘淑卿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且截止至目前，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涉案房产的产权提出过异议或被产权管理部门予以撤销，故此公证内容并不违法。3、根据公证书显示，在1997年11月13日公证员杨某系到丁士林的家中，见证了丁士林在遗嘱上的盖章行为，从而在公证书中体现了“在丁士林的家中，在前面的《遗嘱》上盖章”的表述，因此，盖章行为是丁士林的真实意思表述，与签字或按手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另外，公证遗嘱有别于自书遗嘱，遗嘱书写人是否为立遗嘱人本人并不影响公证遗嘱的效力。至于上诉人所称遗嘱系伪造的表述，被上诉人并不认可，在没有证据证明伪造遗嘱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法律并没有规定言语不清者禁止设立遗嘱的条款，丁士林作为保定商场退休干部，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能够识文断字。虽然生前患有脑梗导致言语不利，但并非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上诉人所称“神志不清、无表达能力”的表述，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5、公证遗嘱有别于自书遗嘱，遗嘱书写人是否为立遗嘱人本人并不影响公证遗嘱的效力。在刘淑卿于1997年11月13日设立遗嘱时，涉案房屋已经根据房改政策将房屋买断，虽然没有取得房产证，但并不影响房屋归丁士林、刘淑卿所有的实质内容以及二人对房屋所设立遗嘱的权利。6、当事人在申请公证时，公证处对于利害关系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存在争议，自然有其审查方式，《公证程序规则(试行)》当中并没有规定公证处在受理公证事项时必须告知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义务，因此公证处依据丁士林生前所做的遗嘱将涉案房产公证由刘淑卿继承并无不当。7、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本案四份公证书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直隶公证处以（2017）保直隶决字第2号复查决定书认定丁士林、刘淑卿具有思维意识及语言表达的行为能力，遗嘱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办理公证符合程序规范，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有效。因此，上诉人已经通过法律程序对公证书的异议采取了救济措施，并最终认定为合法有效，现上诉人以公证遗嘱无效为由提出上诉，无证据及法律依据。二、本案公正遗嘱合法有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均体现了公证书的证明性质，即公正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正证明的除外。本案所涉及的四份公证书，均是遗赠人丁士林、刘淑卿生前对其自有房产设立遗嘱进行处分行为的意思表示的证明，证实了设立遗嘱的时间、地点及遗赠人在遗嘱上签章的真实性，对于遗嘱内容，二被告没有提供遗赠人处分生前遗产的相反证据，无法推翻公正证明内容，因此应当遵循遗赠人的遗愿，将涉案房产由刘某个人继承。2、公正遗嘱的效力问题。首先,(97)保证民字第275号证书遗嘱与本案无关。1997年11月13日，丁士林、刘淑卿互立遗嘱,先去世人的所属本案房产由后去世的配偶继承。虽然275号公证书的遗嘱中存在姓氏书写错误的瑕疵，但不影响整体的意思表示，完全能够确定继承人特指的为丁士林，且没有歧义。丁士林、刘淑卿互立遗嘱是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是以先去世作为遗嘱生效的前提条件，因丁士林先于刘淑卿去世，故刘淑卿所设立的条件未达成，因此275号公证书中的遗嘱未生效，与本案遗嘱继承无关联性。其次，(97)保证民字第274号公证遗嘱合法有效。该公正是对丁士林设立遗嘱过程的证明，丁士林亲自在遗嘱上签章，足以证明遗嘱内容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签章的行为与签字、按手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丁士林作为保定商场退休干部，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能够识文断字，即使生前患有脑梗导致言语不利，但并非丧失语言表达以及认知能力，上诉人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对“无法完成设立遗嘱”的抗辩意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在一审中丁士林、刘淑卿为何向刘某借钱购房而没有向上诉人提及“资金不足需要帮助”的答辩疑问，上诉人应当扪心自问是否履行过赡养义务，而本案的证人能够清晰的解释了设立遗嘱的缘由。另外。从刘淑卿接受继承以及刘某接受遗嘱的时间上，刘某在刘淑卿去世得知遗赠后便及时通过诉讼主张了权利，并没有超出继承法规定期限,不存在谁隐瞒谁的问题。再次,(2001)保证民字第670、671号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否定公证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需有相反证据，被告不能依据主观推测而否定遗嘱的内容。丁士林、刘淑卿对其生前自有财产设立遗嘱，没有侵害到任何人的利益，也没有通知法定继承人义务，对于遗产房屋来讲，立遗嘱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形成利害关系人，与遗产房屋也并没有争议。丁士林于2001年11月17日去世，同年12月12日刘淑卿在公证处办理继承及遗嘱公证，根据公证处的要求，刘淑卿提供了相应材料，最终给刘淑卿出具了公证书。上诉人提及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与派出所注销证明上公证员的签字时间，并不排除为做完公证后相关材料入档的时间，其并不影响公证的程序及内容。最后，公正遗嘱并未强制要求自书遗嘱。公证遗嘱有别于自书遗嘱，遗嘱书写人是否为立遗嘱人本人并不影响公证遗嘱的效力。三、关于公证程序问题。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公证程序规则(试行)》当中亦有此相关规定。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本案四份公证书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直隶公证处以(2017)保直隶决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定丁士林、刘淑卿具有思维意识及语言表达的行为能力，遗嘱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办理公证符合程序规范，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有效。因此，上诉人已经通过法律程序对公证书的异议采取了救济措施，并最终认定为合法有效，如果仍然对复查决定存在异议，可采取其他法定措施，或者提供其他相反证据推翻遗嘱内容，本案在未撤销公证书或确认无效之前，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坐落于保定市房屋（产权证号：保定市产权证北市区字第002017216）由原告继承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丁士林和刘淑卿结婚，二人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被告丁某1、丁某2是丁士林的亲生子女，原告刘某是刘淑卿侄女。1997年10月5日丁士林与刘淑卿购买了坐落于保定市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丁士林，房屋所有权证号：保定市房权证北市区字第**）。1997年11月13日丁士林与刘淑卿在保定市公证处分别进行遗嘱公证，如果任何一方先于对方去世，将涉案房产及其他所有财产中属于先去世一方的部分由在世一方继承。2001年11月27日丁士林去世。2001年12月12日刘淑卿在保定市公证处进行公证，继承了涉案房产，并立下遗嘱，将涉案房产和其所有其他财产全部由原告刘某继承。2002年12月23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淑卿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保定市房房权证北市区字第**）2017年8月15日刘淑卿因病去世。另查明，被告丁某1、丁某2对保定市公证处作出的四份公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并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2017年9月12日保定市直隶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认为公证书中立遗嘱人丁士林、刘淑卿具有思维意识及语言表达的行为能力，遗嘱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办理公证符合程序规范，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有效，对公证书不予撤销。一审法院认为，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公证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坐落于保定市房屋原为丁士林、刘淑卿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有权利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丁士林、刘淑卿经公证机关办理公证遗嘱，丁士林将房产中属于其个人部分指定由刘淑卿一人继承，该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无需征求其他继承人的意见。丁士林去世后，涉案房产归刘淑卿个人所有，刘淑卿留有公证遗嘱，将其个人房产及其他所有财产指定由原告刘某继承，该公证遗嘱同样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公证遗嘱办理。原告刘某要求判令争议房屋由其继承，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庭审中，被告丁某1、丁某2辩称，遗嘱公证的公证程序违法，遗嘱内容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公证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遗嘱公证的公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刘某无权获赠涉案房产，但二被告未提交足以推翻公证遗嘱的证据，公证遗嘱是依遗嘱人的申请办理的，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两位被继承人丁士林、刘淑卿在办理公证遗嘱时存在意识不清、表达不清的情形，对二被告所称遗嘱非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不予采信；且二被告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公证书违反法定程序，对公证书的效力应予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坐落于保定市房屋归原告由原告刘某继承，归原告刘某所有。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复印件，证据一上诉人调取的2001年12月12日谈话笔录，接谈人是杨某、王洪年。证据二、原审法院调取的2001年12月12日谈话笔录，接谈人是杨某。两份笔录除了签字不一样之外，其他都一样。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诉人谈话笔录的解释不认可，没有证据。没有页码编号的上诉人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其自己提供的谈话笔录无法证实来源问题。退一步讲假设王洪年三个字是后填上去的并不影响公证遗嘱的效力问题。按照公正程序在公正完毕后整理卷宗时可以对相应的文件进行整理完善。认可东金庄法庭调取的，不认可自己提交的。原审法院调取的谈话笔录，被上诉人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上诉人自己调取的谈话笔录，未加盖公证处的公章，被上诉人亦不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公证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本案诉争房产保定市房屋系被继承人丁士林、刘淑卿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有权利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且符合法律规定。1997年11月13日丁士林、刘淑卿经公证机关办理公证遗嘱，丁士林将房产中属于其个人部分指定由刘淑卿一人继承，该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无需征求其他继承人的意见，原审法院对公证遗嘱予以认定并无不当。2001年11月17日丁士林去世后，诉争房产归刘淑卿个人所有，2001年12月12日刘淑卿留有公证遗嘱，将其个人房产及其他所有财产指定由被上诉人刘某继承，该公证遗嘱同样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公证遗嘱办理。故原审法院将争议房屋由由被上诉人刘某继承继承并无不当。上诉人丁某1、丁某2主张遗嘱公证的公证程序违法，遗嘱内容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公证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遗嘱公证的公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未提交足以推翻公证遗嘱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丁某1、丁某2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丁某1、丁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丁某1、丁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鹏壮审判员  张 力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马巧灵书记员甄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