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2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向荣，男，1947年7月24日，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生，男，195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意娣，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向荣因与被上诉人张文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向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张文生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张文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向荣与张文生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协议内容。《合作协议》签订后，张文生依约支付了第一次的50万元设备定金，刘向荣收款后，向设备所有人亚某购买了涉案设备，并支付了150万元设备款。依据刘向荣与亚某签订的《购销合同》，设备到货后，刘向荣应于收货后15日内支付剩余货款，延期付款的，需按照金额的2％/月向供货方支付滞纳金。刘向荣延期支付超过三十日的，供货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刘向荣除了需要支付违约金外，还要向供货人返还产品，已经支付的款项作为赔偿。但是，依照刘向荣与张文生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第二次付款100万元作为设备尾款，待设备到货后由刘向荣与张文生各出资50万元。故未支付的50万元实际上应当由张文生支付，对此造成的违约责任也应当由张文生承担。（二）关于设备价值的问题：张文生主张合同中约定的质子气体生成设备并不值人民币二百万元，报关单上只显示港币三千元。根据刘向荣提供的《购销合同》（经中文翻译及公证）可知，3000元仅是质子态气体生成器的硬件机器的价格，另外，该产品的专利技术研发费用价值一百万元，运行软件驱动程序价值五十万元，德国专家来华指导费用价值二十二万元，设备十年维护费用价值二十六万元，运费及其他费用价值一万七千元，合计总价值为二百万元。该产品享有的发明专利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合作协议》上约定的价格，张文生正是知晓此价值并觉得该产品具有远大的市场前景才与刘向荣签订《合作协议》。（三）关于《合作协议》约定事项：该《合作协议》应从整体上来看，先需要刘向荣与张文生履行出资的义务，购买设备后，张文生应当在广东省外组建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如果张文生履行了组建企业的义务但组建不了，才适用协议的第7条。现在的情况是，张文生并未履行先行付款义务，故协议第7条的退款是不适用的。张文生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另补充，第一次付给刘向荣四十万元之后，张文生就提出要看设备具体的清单才付最后的十万元。张文生把德国方面提供的所有的具体的清单都看过以后，其认为没有问题，才按照后来的预期晚了大概半个月左右付完十万元，即前后付款这段时间里，张文生是具体了解过整个机器的内容，整个具体的清单张文生是同意的，最后才付款。张文生辩称，不同意刘向荣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对刘向荣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向荣承担。1.刘向荣的上诉状里面提到的三点上诉理由都是不成立的。首先，刘向荣认为其已经向亚某签订了合同，支付了相应的货款给亚某。根据一审张文生提供的证据，刘向荣与亚某原来是同一个公司的生意合作伙伴，而且刘向荣支付的费用是否已经真实支付给亚某，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他们是专利共同发明人，其中是包括亚某和刘向荣，刘向荣认为已经付清了购买涉案设备的款项给亚某，而不提供相应取款、存款证明，没有事实依据。2.刘向荣认为其买这套质子气体生成设备除了设备款之外，还应该包含专利技术研发费用一百万元、运行软件驱动程序价值五十万元、德国专家来华指导费价值二十万元、设备十年维修费费用价值二十六万元、运费及其他费用将近17000元，合计共两百万元，但是刘向荣和张文生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其实是双方共同购买这个设备的合同，是一个买卖合同，买卖设备并不存在协议里有刘向荣所主张的专利程序指导、发明专利价值无可估量等等的费用，并不包含上述费用。刘向荣所主张的价值内容，其上诉状第三条关于合作协议约定事项，是与事实不相符的。至今为止该设备还是由刘向荣保管，张文生没有接收。张文生也没有按照合作协议另行成立一个企业，采用涉案设备进行生产。根据刘向荣提供的报关单显示，其提供的质子气体生成器的价值才3000元的港币。与张文生签订的两百万的合同价值相差几十倍，因此其设备不符合合作协议的约定，张文生有权退要求退回设备款。张文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向荣返还500000元及利息41204.17元（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7月2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刘向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8日，张文生与刘向荣签订《合作协议》，协议载明刘向荣为甲方，张文生为乙方，约定双方合作出资2000000元用于购买一台德国进口质子气体生成设备（以下简称质子设备），其中，由甲、乙双方各出资1000000元；质子设备总价2000000元，共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付款1000000元作为设备定金，由甲、乙双方各出资500000元支付，第二次付款1000000元作为设备尾款，待设备到货后，由甲、乙双方各出资500000元支付；质子设备每小时设计产气量为1000升，预计每月可以生产85万瓶650毫升质子饮用水；质子设备维修保养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拥有除广东省外的任何范围生产质子水的权利；由乙方组建的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由于结业、倒闭、政府政策改变或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质子设备无用途时，“乙方可以按折旧价向甲方退回质子设备购买费用（乙方支付部分）”；“如果乙方6个月内未能组建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的，允许乙方要求甲方退回质子设备购买费用（100万元人民币）”；在实际开展有关质子饮用水生产销售时，双方需另立补充协议说明，该补充协议一经签署视为本《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张文生于2017年6月9日向刘向荣交付400000元，于2017年7月26日向刘向荣交付100000元作为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第一次付款1000000元中由张文生出资500000元的款项。此后，刘向荣告知张文生涉案的质子设备已由其购回，经刘向荣通知，张文生到刘向荣住处查验了该设备，现该设备仍由刘向荣保管。2018年11月9日，张文生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芙蓉派出所（以下简称派出所）报案。同日，张文生在派出所询问过程中称：“我被人诈骗了，来派出所报案的”。在随后的询问过程中，张文生答：“到了2017年9月份（具体日期不清楚）刘向荣从德国购买了一台进口质子设备，我便到他住处验货那台质子机器，我看见刘向荣从德国买来的质子机器货不对板，并且那台机器没有进口的单据资料，我向他要报关税单（半年后他的女婿才提供一张海关的进口货物报关单给我）”等。2018年11月15日，刘向荣在派出所称询问过程中答：“达成协议后，机器由我方从德国购买回来，到了2017年10月16日，质子机器从德国进口回来，我便叫张文生验机器，张文生对质子机器没有质疑，而张文生说要在清远开水产，（签订合议前张文生说是在江西开水厂的）我没有同意，因为当时我们合作说好我公司和对方合作机器是不能在广东省范围生产用水的，张文生便要求退回够开机器的钱”等。2018年12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对张文生上述提出控告的被诈骗一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我局经审查认为，属经济纠纷，未符立案条件”。刘向荣提供证据3，即购销合同（经中文翻译及公证），拟证明刘向荣向亚某购买的整套质子设备的总价值为人民币2000000元。张文生对此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购销合同载明：刘向荣为需方，亚某为供方，定购产品为“质子气体生成设备”，产品名称包括6项，分别为专利技术研发费、质子态气体生成器、运行软件配置、德国专家指导费、设备维护费、运费及其他费用，对应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3000元、500000元、220000元、260000元、17000元，总金额为2000000元。刘向荣提供证据5，即收据（经中文翻译及公证）；拟证明刘向荣于2017年6月16日及2017年11月10日向亚某共计支付1500000元人民币货款。张文生对此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用现金支付如此巨大的款项是不符合交易习惯的，亦不符合我国进口相关货物的有关规定。刘向荣提供证据7，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拟证明质子气体生成器为德国进口设备。张文生对此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关联性认为，报关单上注明是启运地区香港，装货港是香港；报关单收发货人，消费使用单位、申报单位都与刘向荣无关，亦与刘向荣作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鹤山市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关，报关单上有合同协议号SFCANAE1710002，但是刘向荣所陈述的依据与亚某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没有合同协议号的。该报关单载明：收发货人为深圳市幸福安康贸易有限公司，消费使用单位为广州衍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报单位为广州开瑞运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合同协议号为SFCANAE1710002，净重：75千克，商品名称、规格型号为“质子态气体生成器”“生产质子态氢氧混合气体用”“用于还原水的清洁度”“无牌”，数量及单位“1台”“1套”，原产国为德国，目的国为中国，单价为3000元，币制为港币。一审法院认为，张文生与刘向荣签订《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如果张文生在6个月内未能组建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则张文生有权要求刘向荣退回质子设备购买费用。《合作协议》虽然约定，第二次付款1000000元作为设备尾款，待设备到货后再支付，由张文生与刘向荣双方各出资500000元支付；但张文生提出刘向荣购回的设备价值远远达不到2000000元，并要求刘向荣提交设备的进口报关单和税单。对此，刘向荣提供了报关单，但报关单没有显示与刘向荣有关的或与刘向荣主张的设备卖方亚某有关的信息，且该报关单记载的货物价格3000元港币与《合作协议》约定的质子设备总价2000000元相差甚远。刘向荣提供的证据，购销合同（经中文翻译及公证）虽然载明总价2000000元，但其中的专利技术研发费、运行软件配置、德国专家指导费、设备维护费、运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970000元（注：应为1997000元，一审存在笔误），而此1970000元（注：应为1997000元，一审存在笔误）费用并没有在《合作协议》约定。综上，张文生在刘向荣未能对涉案设备作出价值为2000000元或与2000000元相近的情况下，有权拒绝继续向刘向荣支付设备尾款500000元，其拒绝继续向刘向荣支付设备尾款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鉴于涉案设备现在仍由刘向荣保管，张文生也没有在《合作协议》约定期限内组建与涉案设备有关的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张文生请求刘向荣返还5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从2017年7月26日起的利息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9日作出判决：一、刘向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文生返还款项500000元；二、刘向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文生支付利息（利息以上述款项50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该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案受理费4606元，由刘向荣负担（受理费张文生已预交，一审法院不予退回，由刘向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张文生）。二审中，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另查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刘向荣是鹤山市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刘向荣一审提交的《发明专利证书》显示，“一种低压电化分离水分子装置及其方法”的发明的专利权人为刘向荣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鹤山市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向荣与亚某均是发明人。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刘向荣是否应向张文生返还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设备价值，《合作协议》约定设备总价2000000元，且设备维修保养工作由刘向荣负责，并未约定有其他费用。刘向荣主张的设备价格除硬件机器3000元外，还包括专利技术研发费、运行软件配置、德国专家指导费、设备维护费、运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997000元，并无合同依据。而且，既然约定了设备维修保养工作由刘向荣负责，则不可能再向所谓的亚某支付设备维护费。再以其中的专利技术研发费来说，从刘向荣一审提交的《发明专利证书》来看，“一种低压电化分离水分子装置及其方法”发明的专利权人为刘向荣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鹤山市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向荣与亚某均是发明人，可见该专利技术为刘向荣的公司所拥有，《合作协议》对此并无披露，显然刘向荣主张设备价款中包括1000000元专利技术研发费，缺乏合同依据。刘向荣提交的报关单，未能显示与刘向荣有关或与刘向荣主张的设备卖方亚某有关，且该报关单记载的货物价格仅为3000元港币，与《合作协议》约定的设备总价2000000元完全不相符合。故刘向荣在本案中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设备价值2000000元，张文生有权拒绝继续向刘向荣支付设备尾款500000元，刘向荣要求张文生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不应予以支持。《合作协议》约定，如果张文生6个月内未能组建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的，允许张文生要求刘向荣退回质子设备购买费用。该退还费用的约定明确具体，现张文生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组建与涉案设备有关的质子饮用水生产企业，退款条件已经成就，张文生请求刘向荣返还5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具有合同依据，一审予以支持正确。综上所述，刘向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12元，由上诉人刘向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