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三圣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73659020XY。法定代表人：潘先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加垚，重庆佰锐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海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大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552002960J。法定代表人：王允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国树，重庆市北碚区江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王学松，男，198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国树，重庆市北碚区江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李可蓉，女，汉族，1964年12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北碚区。上诉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海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潮公司）、原审原告王学松及原审第三人李可蓉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9民初5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三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加垚，被上诉人海潮公司及原审原告王学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国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驳回海潮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海潮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中，海潮公司与三圣公司之间不存在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海潮公司作为原审原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海潮公司的起诉。三圣公司与海潮公司无任何书面或事实运输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凭三圣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李可蓉之间签订的《对账确认单》的内容，便认定三圣公司与海潮公司、王学松之间存在事实运输合同关系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第7页认定事实“李可蓉长期和三圣公司存在货运业务往来，具体由李可蓉组织包括渝Ｂ×××**号、渝Ｂ×××**号、渝Ｂ×××**号等分别属于不同车主所有的14辆货车长期为三圣公司运货。三圣公司将运费直接支付给李可蓉，再由李可蓉分配给相关车主”错误。3.李可蓉于2017年11月28日向三圣公司出具“运输加油委托”，委托13台车辆在三圣公司处加油，油费在运输费中扣除。出具委托后，持续至2018年7月，李可蓉前述13台车辆一直在三圣公司处加油，李可蓉在一审庭审中对这一事实均予以认可。三圣公司与李可蓉之间结算运输费（截止2018年2月金额为808538.80元）后，三圣公司以给李可蓉车辆加油的形式支付了70余万元的运输费，并于2019年2月3日再向李可蓉支付10万元运输费，三圣公司已超付李可蓉运输费。海潮公司、王学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可蓉未作陈述。海潮公司、王学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圣公司支付海潮公司、王学松运输费52507.22元；2.诉讼费用由三圣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学松（甲方）和海潮公司（乙方）于2015年8月4日签订《合同》，约定甲方将其购买的斯达-斯太尔牌重型自卸货车以乙方名义登记上户，车牌号为渝Ｂ×××**号，将该货车挂靠乙方从事道路货运业务。该车行驶证登载所有人海潮公司。李可蓉长期和三圣公司存在货运业务往来，具体由李可蓉组织包括渝Ｂ×××**号、渝Ｂ×××**号、渝Ｂ×××**号等分别属于不同车主所有的14辆货车长期为三圣公司运货。三圣公司将运费直接支付给李可蓉，再由李可蓉分配给相关车主。对于运费，三圣公司和汽车运输户代表李可蓉于2018年9月19日签署《对账确认单》进行结算。《对账确认单》载明：一、三圣公司上一个财务会计张峻峰移交账目为：截止于2017年8月26日前未支付运输费：壹佰壹拾陆万肆仟贰佰陆拾元整（1164260元）。注：1.以上款项已扣除2017年11月25日前所有汽车加油款（张峻峰负责）；2.2017年12月、2018年1月共计油款205721.20元；3.2018年2月支付李可蓉等运输费15万元；4.三圣公司欠付运输费用1164260－205721.20－150000＝808538.80元。二、2017年9月—2018年1月31日对账且支付款项：运输发票开票单位重庆泽仁，金额1113021，已付款1113021，付款日期2018年2月；运输发票开票单位重庆雷霆，金额299044，已付款299044，付款日期2018年2月；运输发票开票单位重庆庭中，金额475913.65，已付款475913.65，付款日期2018年2月。小计1887978.65，已付款1887978.65。三、2018年2月—2018年6月重庆鑫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孜公司）运输费账目：“挂账日期3月13日，挂账金额251565.99，备注：未付款；挂账日期4月9日，挂账金额19273.31，备注：未付款；挂账日期4月9日，挂账金额75988.20，备注：未付款；……”。小计1538698.41，备注：未付款，已开票1538698.42。2018年2-6月油款645883.34元，应付款892815.07元。备注：2018年7月未对账，运输户共计加油款70080.05元。四、周洪青税款7580.82元，该款项在三圣公司结算中已在2018年1月前李可蓉等运输费中扣除，但该款项需公司出具属于运输车辆负责的相关手续。五、目前三圣公司应支付2018年6月25日前运输费用总和808538.80＋892815.07＝1701353.87元。对于上述《对账确认单》载明各分项内容，李可蓉解释：第一项所涉运费，属于李可蓉组织14辆货车给三圣公司运货，李可蓉开发票给三圣公司，三圣公司将运费直接支付给李可蓉，再由李可蓉分配给14辆货车这一合作形式期间产生运费；第二项所涉运费，属于李可蓉组织14辆货车给三圣公司运货，以重庆泽仁等运输公司名义开发票给三圣公司这一合作形式期间产生运费，和本案无关；第三项所涉运费，属于李可蓉组织14辆货车给三圣公司运货，三圣公司和鑫孜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由鑫孜公司开发票给三圣公司，三圣公司将运费支付给鑫孜公司，再由14辆货车从鑫孜公司处领取运费这一合作形式期间产生运费，和本案无关；第四项所涉税款，系李可蓉帮周洪青垫付税款，已经扣除，和本案无关。对《对账确认单》第一项载明三圣公司欠付运费808538.80元，海潮公司、王学松和李可蓉一致认可三圣公司已通过承兑汇票（2019年2月3日）直接支付李可蓉10万元，尚欠708538.80元。对此，三圣公司则认为《对账确认单》第一项载明内容即使属实，三圣公司也已通过承兑汇票（2019年2月3日）支付李可蓉10万元、向李可蓉2017年11月28日委托加油货车加油累计约70万元的形式将该笔808538.80元运费付清，且已超付。一审另查明，李可蓉开具给三圣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备注栏载有运输车辆车牌号。其中开票日期2017年9月11日，票号04003483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备注栏载明运输车辆：“渝Ｂ×××**……渝Ｂ×××**”。一审还查明，《对账确认单》所涉货车实际车主于2019年4月15日签署《关于运输费分配的意见》，对《对账确认单》第一项载明三圣公司欠付运输费用808538.80元进行了分配，其中渝Ｂ×××**号货车应分得52507.22元。庭审中，海潮公司、王学松陈述因双方系挂靠关系，应以海潮公司名义收取货款，请求判决三圣公司将本案货款支付给海潮公司。另外，关于李可蓉和本案所涉渝Ｂ×××**号货车车主之间的关系，海潮公司、王学松和李可蓉一致陈述，李可蓉系代表人，代表渝Ｂ×××**号货车车主和三圣公司进行货物运输业务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海潮公司、王学松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运费，三圣公司是否付清《对账确认单》第一项载明运费。对此，作如下评析。关于海潮公司、王学松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运费。其一，《对账确认单》载明内容清楚明确。从单据名称来看，《对账确认单》全称为“三圣公司与李可蓉、尹红等十四家汽车运输户运输费用对账确认单”，并未表述成“三圣公司与李可蓉个人运费对账确认单”，故《对账确认单》第一项承运人权利义务并非指向李可蓉个人，而是14辆货车车主，三圣公司对此也清楚了解和知悉。从外观形式上看，《对账确认单》各分项内容表述清楚明确，具有各自特点，所涉运费来历和构成与李可蓉陈述双方合作的不同阶段亦能高度印证。从内在逻辑上看，《对账确认单》各分项内容权利义务相互独立，彼此并不矛盾，与李可蓉的解释亦能相互印证。其二，从双方合作过程来看，李可蓉长期组织包括渝Ｂ×××**号货车在内14辆货车为三圣公司拉货，渝Ｂ×××**号货车车辆号牌亦出现在李可蓉开具给三圣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中。14辆货车实际提供运输服务，车主最终获取运费，故14辆货车车主系运输合同的实际承运人，而非李可蓉。其三，从本案所涉渝Ｂ×××**号货车车主情况来看，登记车主为海潮公司，并非李可蓉。综观上述三圣公司和14辆货车之间运输活动客观表现及行为特征，显系另外13辆货车车主委托李可蓉作为代表，集中处理与三圣公司之间运输事务，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这一认定，和海潮公司、王学松和李可蓉在本案一致陈述的李可蓉系代表人，代表渝Ｂ×××**号货车车主和三圣公司进行货物运输业务往来这一主观意见相契合。故在和三圣公司的运输业务中，李可蓉系代理海潮公司处理和三圣公司之间相关运输业务，且海潮公司从未表示过与此相反的意见。本案讼争运输合同承运人为海潮公司，托运人为三圣公司。双方之间订立的运输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海潮公司提供了运输服务，有权主张运费。王学松不具备道路货运资质，其同意由海潮公司收取本案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三圣公司是否付清《对账确认单》第一项载明运费。《对账确认单》第一项清楚载明所涉运费系截止2017年8月26日未支付运费（已扣除2017年11月25日之前加油款）。在扣除2017年12月、2018年1月加油款之后，再扣除2018年2月已付运费，最终结算金额为808538.80元，故本笔808538.80元款项性质系单纯的运费。考虑到《对账确认单》第三项内容将紧接第一项扣除油款时间的2018年2-6月油款已进行了处理，故三圣公司陈述以加油款形式支付了《对账确认单》第一项载明运费808538.80元之中约70万元这一抗辩理由无法成立。对上述808538.80元运费，本案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三圣公司已付10万元，故三圣公司还余708538.80元未付。参照《关于运输费分配的意见》，海潮公司应分得52507.22元，占总运费808538.80元的比例为6.4941%。鉴于三圣公司已付808538.80元之中的10万元，三圣公司应在本案支付海潮公司的运费为46013.22元（708538.80元×6.4941%）。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三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潮公司运费46013.22元；二、驳回海潮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王学松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2元，减半收取计556元，由海潮公司负担69元，三圣公司负担487元。二审中，三圣公司以新证据为由，申请提交三圣公司混凝土领（退）料单，以此证明三圣公司基于原审第三人李可蓉的委托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之间给李可蓉个人所有的13台车辆加油冲抵包括本案诉争费用在内的李可蓉应得的运输费70余万元。李可蓉委托加油的13辆车辆中包括海潮公司的渝Ｂ×××**牌照的车辆，证明李可蓉与三圣公司结算之后三圣公司在2018年2月至7月持续以加油的形式向李可蓉支付了运费，即使法院认为海潮公司的渝Ｂ×××**牌照的车辆是李可蓉代表与三圣公司履行合同，则该加油委托也应该是李可蓉代表13位实际车主与三圣公司签订，三圣公司实际产生的加油费用应当从运输费中扣除。海潮公司、王学松对三圣公司举示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予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一审法院判令三圣公司支付的是运费，与油费无关。本院认为，因该证据材料系原件，且海潮公司、王学松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有关证据材料证明王学松案涉车辆发生的有关加油费用应自本案讼争费用中予以充抵，本院认为该加油费用不应予以充抵，具体理由于裁判理由中再予叙明，故对该证据材料不采纳作为为二审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11月28日，李可蓉向三圣公司出具《运输加油委托书》，载明因业务需要，长期委托书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车辆在三圣公司处加油，数量以实际加油签收为准，并在当月运输费用中扣除。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对账确认单》第一项承运人权利义务并非指向李可蓉个人，而是14辆货车车主，三圣公司对此也明确知悉。该《对账确认单》各分项内容表述清楚明确，有关债务相互独立，所涉运费来历和构成与案涉其他证据及李可蓉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王学松虽为实际承运人，但案涉渝Ｂ×××**号货车登记车主为海潮公司，王学松亦同意海潮公司收取案涉运输费用，故一审判决判令由海潮公司受领案涉运输费用并无不当。关于是否应自案涉争议的运输费用中充抵三圣公司所主张的加油费用。根据已得查明的事实，李可蓉在于2017年11月28日即案涉对账确认单出具后再出具《运输加油委托书》，载明案涉车辆在三圣公司处加油费用在当月运输费用中扣除，并未明确约定自已经得以结算确认的运输费用中充抵。现海潮公司根据三圣公司已经确认的对账确认单主张有关运输费用，依法应得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三圣公司可以就其主张的加油费用另行起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三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4元，由上诉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余彦龙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