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125民初5002号 原告：杨为菊，女，196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法定代理人：朱某1，男，196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系原告杨为菊的爱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安徽曲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受定远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定远县总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定远县定城镇幸福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125688120894H。 法定代表人：王远近，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晴晴，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仁，男，198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系医院职工。 原告杨为菊与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为菊的法定代理人朱某1及原告杨为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的委诉讼代理人穆仁、朱晴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为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前期医疗费25363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杨为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前期医疗费47333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25日，原告杨维菊因弟弟在定远县总医院就医中与院方发生矛盾，原告前去医生办公室为其沟通，在和医生交流过程中，因医生言语不当刺激到原告，原告当场突发脑出血，当即入院治疗，后因病情严重，辗转多家医疗治疗，花费医疗费若干，现为植物人状态。事情发生后，原告家属向定远县曲阳派出所报警，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遭到拒绝。上述事实，有病历、医院诊断证明、出警记录等证据资料证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特具此状，请求贵院依法判决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杨为菊为支付其诉讼请求向法庭举出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 证据二、接出警情况登记表一份和视屏资料两份，证明本案事实的发生及事发后曲阳派出所出警调查； 证据三、病历资料和医药费发票九份，证明事发后原告从2018年4月25日到2019年1月11日治疗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253630元。 出庭做证的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当时原告说原告表弟在做手术的，原告来找医生问问情况的，大概八点多，原告就进去与医生理论几句，也没大声吵，医生不搭理原告，后来原告从医生办公室气喘吁吁的出来，后来就到护士站对面的病房去了，其也去看看什么情况，原告说她表弟插的管子好脏，没说两句话就趴床头了，一头就倒到床底下了，其和其他人到护士站找轮椅车子去检查，后来打扫卫生的给了一个小车子，其帮忙把她托到车上，然后说打电话给其家人。其在现场，但是不在跟前，具体说话内容没听清。其就听到说手术做的不好，说什么转院。吵的，但是没有听到大声吵。其没听清楚，理论了几句。 出庭作证的证人沈某的证人证言：原告是其妻子的表嫂；其是在医院做手术的。其在医院住院做胆囊手术，出现术后肠漏，与院方谈转院，当时其不能走路，其在病房，其看到她来了与其妻子一起去护士站十分钟左右回来了，回来她俩又出去了一会，去护士台交涉，然后回来靠在床边，就晕倒了，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第一次是去护士站找医生，第二次出去我不知道做什么的。大概最多二十米，隔一个门斜对面就是护士站。当时其在病房不能走路没法出去，所以没看到，但是其听到外面吵。 出庭作证的证人朱某2的证人证言：当天早上准备转院到合肥，其表嫂来了，来的时候是好好的，医生查房，她问情况，说医生是主治医生应该跟着，然后医生就走了，医生查完房后表嫂找他说应跟着去，后来医生去办公室了，其表嫂就跟着去了，医生说医院安排他去就去，不安排他去就不去，这时候来了一个开救护车的，拿一张单子让我们签字，我们不签，他说不签字我们就走不了，当时语气很不好，然后紧接着就去病房了，晕倒时候其在现场，其帮忙抬到床上的，然后送到九楼。表嫂到病房后没说什么，当时晕倒的时候病房有很多人，其也不认识，王某在场。表嫂到病房后因为很生气，没说什么话。 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对上述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关于证据一，无异议，原告户口是农业户口； 关于证据二，接出警情况登记表系曲阳派出所出具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记载的内容有异议，登记表上的内容系原告单方陈述，派出所并未对该案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处理结果； 关于证据三，1、通过病历，证明了患者既往有高血压三级极高危、糖尿病，高血压三级极高危是极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突发脑出血是其自身疾病导致的；2、倒数第二次和倒数第五次有票据原件，其余均没原件，从复印的票据上看已经报销过了，且没有那么多发票。原件发票金额是103523.8元。 关于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质证意见，证人一边称与医生发生争吵一边又说听不清他们讲什么，又说他们声音不大，足以说明证人并未看到真正的经过而是靠其主观推断及庭审中原告的丈夫带有引导性的回答；2、证人也说到医生没有搭理她，原告与其表弟并不是直系亲属，其无权向医生询问伤者的任何病情及隐私问题，在此情况下医生处于对病人的隐私保护没搭理原告是正确的做法，且证人也陈述到当时医生没有搭理她，足以说明我院医生并未与原告发生争执。 关于证人沈某的证人证言质证意见，证人应当对自己看到的事情如实陈述，本案证人并没有在现场，也并没看到整个事情经过，其证言并不能反映出任何事情的真相。 关于证人朱某2的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从证人证言陈述整个过程也没有反应出原告与医生发生争执吵架，相反，是在原告无理取闹，原告并不是伤者沈某的直系亲属也并不是长期在医院照顾伤者的家属，从原告陈述也可看出其当时仅仅是前去探望沈某。当时沈某医疗纠纷院部已经知道，需不需要医生陪护是由医院决定，医生回答没问题；120救护车医生拿着单子是转院的告知书，因为每个转院的都要有转院告知，告知转院途中的风险及告知事项，所以要签字；当时的医生办公室的摄像由原告报案后，派出所已经拿去，当时派出所已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申请法院调取派出所当时的调查记录。 被告定远县总医院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不属实，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所受伤害系被告导致，从原告提供的病历可看出原告的病是其自身疾病导致；根据原告的病历及钢材原告代理人提到的原告没有任何高血压病史，若原告没有高血压病史则不可能在病历中出现高血压，根据原告代理人陈述看出原告一直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就没通过药物控制高血压，更充分说明原告随时都可能发生脑血管疾病的意外，只不过不幸的是原告突发疾病是在我们医院，若不在我们医院突发可能后果更为严重。故不能因为原告曾与我们医生沟通且恰好在医院突发疾病就认定为是我们医院医生的过错，这显然有违公平、公正原则。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与被告医院医生发生争吵也不可能因为争吵导致被告瘫痪中风。根据三位证人证言可看出医生没有与原告发生争吵，也没有用刺激性的语言刺激原告，只是正常的为转院的沟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4月25日原告杨为菊因其表妹婿沈某在被告定远县总医院住院治病，前去探望。沈某需转院治疗，原告杨为菊就转院陪护问题与医生理论了几句，医生不愿搭理她；随后，救护车的驾驶员就有关转院手续，要求沈某的妻子朱某2签名未果，其说不签字就走不了，然后原告杨为菊“气喘吁吁”的与朱某2就回到了沈某的病房。原告杨为菊回到病房刚说了几句话就趴到床上了，随后就滑到了床下了。原告杨为菊在现场的王某、朱某2等人的帮助下被送去急救。原告杨为菊先后在定远县总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治疗多次治疗。2018年4月30日的定远县总医院出院诊断为:原告杨为菊为左基底节区脑内血肿并破入脑室，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二型糖尿病等；原告杨为菊出院情况：患者中度昏迷等；出院医嘱为转上级医院治疗。2018年5月17日原告杨为菊的安徽省立医院出院诊断：颞叶以及基底节出血、颅内血肿清除术后、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2型糖尿病肺部感染、气管切开术后、胸腔积液、鼻中隔骨折、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可能；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患者因“患者系头痛、呕吐伴意识不清5天。”；入院后查体:神志不清，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光反射迟钝等。2018年6月21日安徽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出院诊断：1.左侧基底节出血术后左额颞烦骨局部缺损，2.气管切开术后，3.肺部感染，4.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5.2型糖尿病，6.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可能；入院时情况:系（代）“脑出血”术后22天伴意识障碍入院，查体：浅昏迷，营养一般，平车推入病房，被动体位等；出院医嘱：继续住院治疗。2018年8月29日安徽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再次出院诊断：1.左侧基底节出血术后左额颞颅骨局部缺损，2.气管切开术后，3.肺部感染，4.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5.二型糖尿病，6.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可能；入院时情况:患者系“（代）‘脑出血’术后1月余伴意识障碍。”；入院查体：意识朦胧，被动体位，左侧额颞可见一弧形手术切口，愈合可，局部可见一大小约10*10001颅骨缺损，骨窗压力稍高，双侧瞳孔直径约3mm，对光反射迟钝，颈软，气管造瘘口愈合可，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少许湿啰音等。原告杨为菊在上述医疗过程中共产生医疗费用422407.01元，通过“新农合”补偿、“2018年理赔赔案”、“12579”理赔等共报销了375073.18元，尚有47333.83元医疗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来看属于一般的侵权责任纠纷。通过本案的审理可知，焦点问题如下：一、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在此次纠纷中是否存在过错；二、本案可否适用公平原则，由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给予适当补偿。 关于焦点问题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杨为菊因其表妹婿沈某在被告定远县总医院住院前去探望系人之常情，在沈某称其手术后出现了问题，要求转院治疗，其向院方询问有关转院事宜也属正常。当然原告杨为菊与沈某的主治医生就转院有关事宜“理论几句”应当属于正常的交流，争吵几句也无可厚非；因原告杨为菊要求主治医生转院随从，关于转院事宜医院有相关规定，医生“不搭理她”也是可以理解的。双方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过错可言。原告杨为菊所患三期高血压病属慢性疾病，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形成，自己应当知晓，且属极高危，最忌情绪激动，但原告杨为菊未能正确对待其与沈某的主治医生的“理论”，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气喘吁吁”回到沈某病房后病发。虽然原告杨为菊未申请对发病原因进行鉴定，但从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杨为菊病发系“左基底节区脑内血肿并破入脑室”。原告杨为菊系三期高血压，属极高危，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极易诱发脑部出血，在当时情况下病发应是其自身原因所致。作为沈某的定远县总医院的主治医生，并不知道沈某的亲戚原告杨为菊有极高危的三期高血压，主观上也无伤害的故意或过失，同时也没有伤害的行为。原告杨为菊认为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的主治医生“言语不当”刺激了她，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该医生并没有言语不当之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杨为菊要求被告定远县总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问题二。本案系一般的侵权责任纠纷，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可否适用公平原则，要求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给予一定的补偿，值得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该条从法条体系解释角度，不是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而是对损失分摊的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采用的是“二元论”，要么是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公平原则不能构成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可无论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抑或损害后果的具体分担，都充分体现公平原则的社会功能。但就本案来讲，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可知，该条文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的限缩解释，只适用于基于过错责任的侵权案件而且对方当事人并非承担责任只是给予补偿，同时要求“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才可以适用本条。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杨为菊并不是为了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前去“理论”的，其因病发受到伤害，也是自身原因所致。若适用公平原则要求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给予补偿，确实过于牵强附会，且不利于优化医疗环境，可能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滋长，误导了民众对社会现象的评判，故本案不应适于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原告杨为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应予以支持。原告杨为菊病发后，始终处于昏迷或意识朦胧状态，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且“被动体位”应为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人，其爱人朱某1作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应为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第1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为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计200元，由原告杨为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保林 人民陪审员  傅延康 人民陪审员  胡 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梅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5.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人。 157．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由受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