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聚富圣会国际商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忠路**。法定代表人：白世鹏，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都娟，女，1964年7月3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平（都娟配偶之姐夫），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帅，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郑连斌，男，196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平（郑连斌之姐夫），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帅，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石庆铮，男，196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聚富圣会国际商务中心（以下简称聚富商务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都娟、原审原告郑连斌、原审被告石庆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6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富商务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都娟的全部诉讼请求。2.都娟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不正确。本案系都娟作为聚富商务中心的股东在其股东权未得到实现的情况下提起的救济自身权益的诉讼，应适用“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案由，本案的法律关系也应当以都娟投资聚富商务中心，确立股权投资为基础，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性投资。二、都娟在一审起诉时已自认聚富商务中心在接受其投资后出具了《聚富圣会股东投资明细表》，聚富商务中心也从未否认其股东身份，相关证据均体现都娟对聚富商务中心的投资为股权性投资，一审法院认定都娟的投资系债权性投资不正确。1.一审法院认定都娟之投资款未登记为注册资本，也未写入章程，故性质不能认定为股权性投资，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载明股权性投资必须以登记为注册资本和载入章程为成立或生效条件。处理股东与外部第三人的关系中，工商登记信息即商事外观主义起决定作用，形式重于实质，而处理企业与股东之间，企业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时，内部协议效力优于工商登记（商事外观），协议的真实意思高于形式上的登记。聚富商务中心虽未将都娟的投资列入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但在聚富商务中心为都娟出具的《聚富圣会股东投资明细表》中记载了其股东身份，即双方达成协议由都娟作为聚富商务中心的隐名股东，并以此为依据为都娟分红，该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2.2008年至2013年间聚富商务中心为都娟和其他投资人分红制作的明细表，均标注有“利润分配明细表”、“股东分红明细表”、“分红明细表”字样，标注有各个股东投资比例，股东利润分配数额，若为债权性投资，应当对都娟还本付息，不会存在分红的情况。3.聚富商务中心提交的“外欠款明细表”在各项外欠款所列数额之下，有全部股东签字字样，如都娟非聚富商务中心之股东，则不需要由包括工商登记的股东石庆铮、石力争在内的全部投资人共同签字确认，直接由工商登记的股东签字即可。既然标注了股东签字，都娟也在股东处签字确认，就代表都娟认可其系聚富商务中心的股东，同样聚富商务中心也认可都娟的股东身份。4.根据一审法院查明情况，聚富商务中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石庆铮和石力争，其均与都娟一样，依据同一份“利润分红明细表”、“股东分红明细表”、“分红明细表”中的投资比例领取分红，获得投资收益，故其与都娟均属于聚富商务中心的股东。5.债权性投资与股权性投资的区别在于债权性投资需要还本付息，出借借款时通常是有期限和利息的约定，一审法院在没有除都娟陈述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本案系债权性投资缺乏事实依据。三、都娟在一审时诉称其被聚富商务中心剥夺了投资者的权利，称未享受过任何分红和参与任何形式的经营管理，知情权也被剥夺。在聚富商务中心出具有效证据的情况下，都娟改口承认了收取过部分分红款和对一部分企业经营情况知情。都娟未做到诚信诉讼，为达成诉讼目的有编造事实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根据都娟未参与企业设立、章程制定的单方陈述作出对都娟有利的判决，对聚富商务中心不公平。四、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投资关系并退还投资款的理由，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无论聚富商务中心以何种形式设立企业，都娟均为聚富商务中心的股东，股东退出投资（退股）均有明确的法律适用条件，都娟不符合退出条件。2.关于在亏损期间是否可以分红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集体企业的股金分红要同企业盈亏相结合。企业盈利，按股分红；企业亏损，在未弥补亏损之前，不得分红。”《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一般不得分配股利。企业无利润或者税后利润不足以支付股利时，不足部分由以后年度的税后利润弥补”。故聚富商务中心在企业亏损年度不为都娟分红有正当合法理由。3.都娟拟单方面退出投资经营，解除投资关系，无正当、合法理由，根据《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登记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或者退股。”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股转让，必须经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半数以上的股东和职工同意，并办理过户手续”。故都娟无权单方解除投资关系。4.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投资关系并由聚富商务中心退还都娟的投资款，将导致聚富商务中心负债增加。在聚富商务中心已经亏损的情况下将亏损数额进一步扩大，降低企业财产净值，未考虑到聚富商务中心的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判决结果缺乏社会公平性。都娟辩称，聚富商务中心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都娟与聚富商务中心之间成立有偿性的债权投资关系，认定正确。1.都娟进行投资时，聚富商务中心尚未成立，都娟的投资款都是汇入石庆铮及石庆铮指定的其他个人账户，石庆铮也承诺“20个月回本”，显然属于通过债权投资获取收益的性质。2.聚富商务中心的章程拟定过程未让都娟参与，章程中也没有都娟为股东的认定，亦无都娟的签字，从企业内部层面上，都娟并非股权性投资。3.聚富商务中心的注册资本中明显不涵盖都娟的投资款，聚富商务中心登记的股东也没有都娟，从企业外部层面上，都娟也非股权性投资。4.都娟的投资款，没有形成注册资本，实际被聚富商务中心在装修、经营过程中使用，并据此向都娟发放分红款，进一步表明都娟与聚富商务中心系债权性投资关系。二、聚富商务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都娟与聚富商务中心之间投资关系的性质。聚富商务中心主张的股东投资明细表、股东分红明细表等均为其单方制作，缺乏证明力。双方的投资性质，应以双方实际行为进行认定。三、聚富商务中心主张的亏损系由于其财务造假、偷税逃税导致，其以亏损为由为己方开脱，违背事实。郑连斌述称，聚富商务中心提交的证据是虚假的，其经营实际是盈利的，损害了都娟和郑连斌的利益。石庆铮述称，同意聚富商务中心的上诉意见。都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都娟、郑连斌与聚富商务中心的投资关系；2.判令聚富商务中心返还投资款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05年8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05年9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石庆铮对上述投资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返还责任；4.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聚富商务中心、石庆铮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都娟与郑连斌系夫妻关系。都娟、郑连斌陈述，二人与石庆铮系朋友关系。2005年石庆铮提出其准备开设一家洗浴中心，询问都娟、郑连斌是否投资。都娟、郑连斌决定投资1000000元。石庆铮称按照各个投资人的比例计算股份并作为分红依据，保证20个月可以回本。2005年8月9日，都娟向石庆铮的账户转账500000元；2005年9月28日，郑连斌向石庆铮指定的张红账户转账250000元。此外，都娟或郑连斌还向张红账户转账250000元。后续装修、工商登记等都由石庆铮负责，都娟、郑连斌没有参与。石庆铮在双方沟通中未提出将都娟、郑连斌登记为股东，也没有将洗浴中心采取的企业形式告知都娟、郑连斌，都娟、郑连斌亦未参加企业章程的制定。石庆铮陈述，其通过石力争与都娟、郑连斌认识。关于洗浴中心的企业形式，双方未作约定。聚富商务中心系石庆铮及石力争作为股东登记设立。1000000元投资款已经转入聚富商务中心形成企业财产。聚富商务中心称，认可收到1000000元投资款。认可都娟的股东身份，但不认可郑连斌的股东身份。一审诉讼中，都娟、郑连斌称其要求解除投资合同关系的原因是，聚富商务中心从未向其提供过公司利润及经营状况报告等，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且至少在2014年后未再进行分红。聚富商务中心称，该中心自2014年至2018年累计亏损一千余万元，其没有分红具有正当合法理由。一审法院另查明，聚富商务中心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设立章程显示，该中心的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注册资本500000元，设立股东为石庆铮、石力争，分别出资250000元。2008年4月5日《聚富圣会股东投资明细表》记载了包括都娟在内共计10位股东的姓名（郑连斌未在其中）和投资额，其中都娟投资额1000000元，占总投资7.19%。明细表上有都娟的签字以及聚富商务中心的印章。在投资后，都娟、郑连斌收到分红金额244460元。聚富商务中心提交的分红明细表上都加盖有聚富商务中心的印章。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郑连斌的投资人身份。虽然都娟与郑连斌系夫妻关系，部分投资款系郑连斌账户转账支付。但是，聚富商务中心、石庆铮不认可郑连斌的投资人身份，而且《聚富圣会股东投资明细表》及相关分红明细表上载明的投资人均为都娟。因此，郑连斌作为投资人的身份不符合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投资人应为都娟。关于解除投资关系的问题。在都娟与石庆铮洽谈投资事宜时，聚富商务中心并未登记设立。根据都娟的陈述，关于企业形式、股东身份以及章程制定的事宜，都娟都未参与决策中。聚富商务中心的章程也显示，都娟并不是该中心的登记股东。上述事实表明，都娟在投资时并不以登记成为股东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投资取得收益。关于该投资的性质问题，石庆铮、聚富商务中心均提出都娟的投资款1000000元经石庆铮之手转入聚富商务中心，但是从聚富商务中心的章程来看，该款项并未登记为注册资本，那么，该款项在性质上就不能认定为股权性投资。因此，基于聚富商务中心实际使用投资款以及聚富商务中心向都娟发放分红款的事实，应认定都娟与聚富商务中心之间成立有偿性的债权投资关系。鉴于该债权性投资的目的旨在取得投资收益，但自2014年至今都娟未再从聚富商务中心取得收益，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在聚富商务中心亏损的情况下都娟不得退出投资。故都娟要求解除与聚富商务中心的投资关系并返还投资款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投资关系的解除日期，一审法院以聚富商务中心收到本案起诉状之日2019年6月17日为准。关于都娟所主张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投资关系解除前，聚富商务中心没有退还1000000元投资款的义务，都娟无权就投资款本金主张利息。投资关系解除后，聚富商务中心应支付相应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石庆铮的责任承担问题。都娟在起诉状中称，若聚富商务中心不认可都娟的投资，则说明石庆铮未将投资款用于投资，而是私自挪用。根据查明事实，聚富商务中心认可都娟的投资，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石庆铮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对都娟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都娟与北京聚富圣会国际商务中心的投资关系于2019年6月17日解除；二、北京聚富圣会国际商务中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都娟退还投资款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郑连斌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聚富商务中心主张都娟与其之间为股权性投资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首先，根据都娟述称，其投资目的为获取投资收益，对聚富商务中心的企业形式、章程制定等事项均未参与决策。其次，聚富商务中心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显示，都娟并非经登记的股东，其投资款亦未被登记为聚富商务中心的注册资本。再次，聚富商务中心主张都娟为其隐名股东，但未举证证明都娟与聚富商务中心的股东之间存在代持关系。综上，都娟投资的目的并非取得聚富商务中心的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一审法院认定都娟与聚富商务中心之间成立有偿性的债权投资关系并无不当。据此，在都娟取得投资收益的目的不能实现，且聚富商务中心未举证证明双方对退出条件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都娟有权请求解除投资关系。聚富商务中心关于都娟与其之间为股权性投资关系，都娟无权退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聚富商务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聚富圣会国际商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