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终8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庞伟丽，女，197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闲路2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0470123101X。 法定代表人：丁坚华，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希，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庞伟丽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7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原审裁定认为，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庞伟丽原系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在编人员，其于1996年被授予一级警员警衔，于1999年被授予专业技术三级警司警衔，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应以人民警察身份另行处理，不属于本院受案范围。故庞伟丽的起诉，不符合起诉必须的条件，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19年8月12日裁定：驳回庞伟丽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庞伟丽。 庞伟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753号民事裁定书；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予以重新审理；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属于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一）本案属于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辞退发生的争议，系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因此人民法院对没有涉及签订聘用合同的人员，可以审理辞职、辞退这两种涉及终止人事关系的纠纷。属于1997年《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规定的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辞退发生的争议”。（二）一审关于上诉人“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应以人民警察身份另行处理”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并非《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人民警察，而是一名事业编制的警察学校的音乐教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提高人民警察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完善公安机关人事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制定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辞退，是指公安机关对已不具备人民警察条件，不适合在公安机关继续工作的人员，解除其与公安机关任用关系的一项人事行政管理措施。”说明其适用对象应当是《人民警察法》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人员，上诉人显然不属于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也不属于《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人民警察。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条款系对人民警察范围的法定规定。第六条列明的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职责分工第四十条规定“人民警察实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并享受国家规定的警衔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以及保险福利待遇”。前述条款系对人民警察职责、待遇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上诉人作为一名事业编制的警察学校的音乐教师，从未享受过上述待遇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所列范围。综上，上诉人属于事业编制人员，被上诉人也属于事业单位，违法辞退，理应属于人事争议受理范围。二、被上诉人系违法辞退上诉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浙高法【2006】348号）规定：“十一、因事业单位作出辞退、减少劳动报酬和计算工作人员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人事争议，事业单位对决定的有无及内容和执行情况等负举证责任。十二、事业单位对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辞退等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对于追索劳动报酬等人事争议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根据上述规定，对于该辞退决定的依据及合法性，被上诉人负有举证义务，如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应当承担败诉的后果。根据上诉人收到的《辞退人民警察通知书》中写明“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浙公政治【2000】304号《浙江省公安机关分离民警培训实施意见》的要求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五条第八款，经研究决定，你自即日起被辞退。可凭此通知到杭州市警校领取辞退费和到市人才中心或户口所在区就业管理处登记申请就业。”审批机关系杭州市公安局。时间是：2001年3月30日。该《辞退人民警察通知书》存在如下错误：一、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二、据此法律适用条款错误；三、事实认定错误；四、程序错误。因此被上诉人系违法辞退。第一个错误：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该通知书适用的依据为：《浙江省公安机关分离民警培训实施意见》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1、《浙江省公安机关分离民警培训实施意见》是规范性文件，无权对辞退行为作出规定，该意见中规定“对不按规定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或试岗不合格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辞退”，但是，却没有“有关规定”的依据，完全是违法的。辞退行为关系到自然人个体的切身权益，依法应由法律规定，必须是法定事由，经过法定程序。在法律制定出台之前，由行政法规来制定。另外，该意见的培训对象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而上诉人系事业单位法人的在编音乐教师，不属于其培训对象范围。2、上诉人不属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的适用对象。该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提高人民警察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完善公安机关人事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制定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辞退，是指公安机关对已不具备人民警察条件，不适合在公安机关继续工作的人员，解除其与公安机关任用关系的一项人事行政管理措施。”说明其适用对象应当是《人民警察法》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人员，上诉人显然不属于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也不属于《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人民警察。针对上诉人身份，辞退决定应当依照的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第二个错误：适用法律规范条款错误。上诉人被违法辞退的依据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五条第八款，具体内容如下：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错误比较严重又不宜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应当予以辞退：（八）不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上级决定和命令，指的是人民警察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在依法执行公务、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守的。与人民警察职责无关的、非执行公务的行为，不属于法定的“上级决定和命令”范围。“三项教育”末位淘汰离岗培训活动非人民警察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也不是人民警察执行公务行为。“三项教育”末位淘汰离岗培训系针对98年以来公安机关问题民警的惩罚性培训（离岗培训期间，除保留基本工资外，停发岗位津贴、奖金），和人民警察履行职责、执行公务无关，不属于上级决定和命令事项范围，又如何能将其定性为上级决定和命令范围内呢？第三个错误：事实认定错误。（一）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确定为“三项教育”末位淘汰离岗培训人员没有事实依据。2000年9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项教育”活动，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根据杭州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开展了这项活动。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被上诉人在“三项教育”活动开展中采取的措施是：2000年11月9日，对校内全体教工进行了民主测评，测评内容是政治思想、工作态度、工作实绩和纪律作风四个方面，采用百分制无记名打分的方法进行测评。上诉人和另一位同事得到了全校最低分。上诉人被学校确定为离岗培训人员。学校确定上诉人为离岗培训人员的主要事实和依据是，上诉人在民主测评中得分相对较低。被上诉人根据民主测评结果来进行评定离岗培训人员，主张测评结果与实际情况是比较一致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事实，严重错误。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采用校内教工民主测评方式对上诉人进行打分，不公平，和真实情况背离。在“三项教育”活动开展前，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上诉人一直是处于休产假、被借调到其他单位工作的状态，并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学校教工并不了解上诉人的实际工作表现，甚至部分教工因为上诉人工作时间短、长期未在校的客观情况，可能都不认识上诉人。基于前述实际情况，被上诉人采用百分制无记名打分的方法进行测评，对上诉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无法客观真实反映出上诉人的真实工作情况。更何况三项教育离岗培训考察的时间是针对98年以来工作情况活动。2、对于上诉人借调到西湖公安局实习锻炼一年的情况，学校【2000】38号文件有明确规定，“外借或在外实习半年以上教工，还要在实习工作单位进行测评”。在“三项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被上诉人依照规定应当到上诉人所在的外借工作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和测评；采纳西湖公安分局关于上诉人的年度考核评定结果。而上诉人在下派西湖公安分局实习锻炼期间以优异表现获得考核评定优秀。但是，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未依照【2000】38号文件规定到西湖公安分局对上诉人实习锻炼期间的工作表现进行调查了解和测评，也未采纳西湖公安分局的测评结果。3、上诉人自进入被上诉人处工作以后，上诉人工作表现一贯良好。上诉人作为一名音乐教师，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不仅提升自身业务能力，还为校争光。被上诉人在进行所谓的民主测评时，无视真实情况，违背自身的文件规定，故意忽略上诉人取得的工作成绩。此外，对于该事实，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一是被上诉人要提交“三项教育”活动开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二是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确定为离岗培训人员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和具体事实。（二）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不服从组织决定，拒绝参加“三项教育”离岗培训班学习，给予辞退处分，没有依据。被上诉人违法将上诉人认定为离岗培训人员，并据此要求上诉人参加“三项教育”分离培训学习，系违法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即使退一步来讲，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未参加培训学习，对此，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需提供证据证明通知上诉人参加培训、告知培训的时间地点、培训期间的书面记录等事项。虽然被上诉人行为违法，上诉人依然配合被上诉人工作，在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培训期间，上诉人因身体原因而被迫休假（工资条、实际公费医疗外诊急诊医药费报销汇总表和医院病历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此是知情并同意的，发放了上诉人的病假工资，并对上诉人的看病费用进行了报销。因此，不存在“拒不参加”培训的情形。第四个错误：程序错误。结合本案事实，被上诉人作为事业单位法人辞退上诉人，既无法定事由，也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是违法行为。被上诉人从未出具过任何正式的辞退文件，上诉人收到的《辞退人民警察通知书》，系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而非被上诉人。上诉人非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也不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机关工作人员，不适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被上诉人依据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的通知书，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辞退上诉人，明显系程序违法。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决，撤销原裁定，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据此，人民法院受理的人事争议范围是有限的，并非所有人事争议均可受理。本案中，一方面，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在2003年前确系事业单位，但已于2003年改革为直属于杭州市公安局的正处级机构。另一方面，庞伟丽虽请求确认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2001年对其辞退行为违法，要求撤销辞退决定，但其要求恢复其教师岗位，并恢复其享受与1995年同时到警校参加工作同事的待遇。而且，庞伟丽曾于1996年被浙江省公安厅授予“专业技术一级警员警衔”、1999年被晋升为“专业技术三级警司警衔”。故庞伟丽的诉讼请求，实质是要求恢复其人民警察身份和待遇。该诉讼请求，超出了人民法院人事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原审法院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缪 蕾 审判员  茹 愿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妮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