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6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秀梅，女，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男，200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法定代理人：付秀梅，女，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系杜某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女，201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法定代理人：付秀梅，女，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系付某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书魁，男，194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竹英，女，194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上述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灵铃，河北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开元西街39号楼1层。 负责人：李王先，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贵华，河北九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河北九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虎奎，男，198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武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潞城市华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潞华办事处史坊村。 法定代表人：宁爱荣，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军，山西天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高红，男，198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武乡县。 上诉人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李虎奎、潞城市华通物流有限公司、高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秀梅及上诉人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灵铃、被上诉人潞城市华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虎奎、高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为659940元（一审按农民标准计算的280620元，少计算379320元）；改判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标准，上诉人杜某、付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与上诉人杜书魁、周竹英的分开计算，其中杜书魁抚养费为15710.17元，周竹英抚养费为1938.25元，杜某抚养费为81648.64元，付某抚养费为181220元，总额为297961.06元；一审计算未分开计算仅判决抚养为总额153670.5元，少计算144292.56元。结合事故责任划分，应由被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赔偿的总金额为455859.28元，二一审仅判决赔偿194053.5元，少计算了261805.78元。二、或者将本案发还重申；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所规定的情形，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为290620元。这一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计算依据错误，应当以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59940元。原告在一审中提交了死者杜向阳的工作证明，包括劳动合同，工资表等证明。该证明明确了死者杜向阳系新武安钢铁集团文安钢铁有限公司的工人，文安钢厂的地址为武安市新华大街南端，位于武安市区。上诉人付秀梅（死者杜向阳妻子）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涉县公司工作。同时上诉人还提交了租房合同、水费、电费票据，上诉人杜某的就学证明等，上诉人的租房行为在城里村委会、辖区派出所都有登记备案，证实原告付秀梅和死者杜向阳及两名子女共同生活在县城水塔路。而事故发生在杜向阳下班回县城的家的路上，如果是居住在湖楼所在地的农村，根本就不会路过事发路段。以上证据均能证实杜向阳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来源地均为城镇。庭审中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也仅仅是提出了死者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属于同一城市这一质证意见，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并没有要求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必须出在同一城镇，因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这一辩称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没有详细阐述原告证据不足的理由，仅仅以“证据不足”四个字就否定了原告方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也是对法律规定及最高院复函精神的曲解。二、一审法院判决被抚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四行：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53670.5元（11383×9＋11383×9／2）。这一数额的判定不明确，将几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计算在一起，无法分清各人应得的份额及具体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系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依据。但是该案的特殊情况在于被抚养人数较多，超过了年赔偿总额，需调整、分段计算。同时，被抚养人中的杜书魁、周竹英生活在农村，被抚养人杜某、付某生活在城镇。而死者杜向阳的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上诉人认为计算的标准应以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比较合理。那么个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方法为：首先，河北省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数据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2127元”。其次，4个人需要抚养的年限分别如下：其中杜书魁77周岁，赔偿5年；周竹英74周岁，赔偿6年；杜某9周岁，赔偿9年；女儿付某不满一周岁，赔偿18年。再次，个人的年赔偿金额为：杜书魁和周竹英育有五名子女，杜书魁、周竹英每年的赔偿数额均为22127／5（五个子女）＝4425.4元；杜某、付某每年的赔偿数额为22127／2＝11063.5元。由于赔偿金额超额了，需要分段计算：（1）前5年需计算四个人的抚养费，四个人的年赔偿总额为30977.8元。赔偿比例为：22127／30977.8＝71％，其中杜书魁为4425.4×71％×5＝15710.17元，其中周竹英为4425.4×71％×5＝15710.17元；杜某11063.5×71％×5＝39275.43，付某为11063.5×71％×5＝39275.43。（2）第6年需要计算三个人的抚养费，三个人的年赔偿总额为236552.4元，赔偿比例为：22127／26552.4＝83％，其中周竹英的抚养费为4425.4×83％×1＝3673.08元；杜某的抚养费为11063.5×83％×1＝9182.71元；付某为11063.5×83％×1＝9182.71元。（3）之后的抚养人生活费未超过年总额，其中杜某还需要再计算3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1063.5×3＝33190.5元，付某还需要计算12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1063.5×12＝132762元。最终详细明确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杜书魁15710.17元；周竹英为（15710.17＋3673.08）19383.25元，杜某的抚养费为（39275.43＋9182.71＋33190.5）81648.64元，付某的抚养费为（39275.43＋9182.71＋132762）181220元。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不客观明确，属于认定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另外，死者杜向阳正值中年，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下有两名未成年的子女需要抚养，其中女儿事发时刚满一百天，该事故给上诉人造成精神创伤特别严重，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失费25000元数额较低，判决处理事故误工费3000元也低于实际损失。以上情况希望二审法院在审理时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符合客观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还重申。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冀0426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该部分损失194053.5元。2、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明确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因本次事故被保险车辆李虎奎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依据上述合同条款约定，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的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主要理由为：一、对于驾驶员李虎奎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涉县公安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已经确定。二、上诉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对“驾驶员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保险合同免责约定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投保单等相关证据，各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该提示说明的效力应当予以认定。三、原审法院认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为格式条款，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合同条款方的解释系对上述合同条款的错误理解。依据该条款规定，只要驾驶员满足未依法采取措施、且在客观上实施了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上诉人就不应承担三者险赔偿责任。该条款并不追究驾驶员是否对该事故的发生知情与否。反之，如驾驶员对于事故的发生时明知，而离开事故现场，则属于肇事逃逸范畴。故原审以驾驶员不知道事故的发生而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对保险合同内容的错误解读。四、法律的重要作用在于指引作用。即引导一般社会公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从事社会活动，从而建立和谐、安定社会秩序。机动车事故后“离开现场”或者“逃逸”均在客观上对于加重交通事故后果等方面有严重影响。无疑与当前追求的社会秩序相背道而驰，因此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时如一味的不顾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裁决，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放任该违法行为的发生。五、原审计算抚养费错误，杜某抚养多计算半年，付某抚养费计算18年错误，多计算四个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并在正确理解保险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正确使用法律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本案的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 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答辩称，保险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司机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其开车驶入厂区属于正常的驾驶行为，不属于发生事故之后离开现场的免赔条件。对此交警部门和一审法院都能证实。死者杜向阳的收入来源于城镇，与上诉人共同租住在涉县县城，对于上诉人请求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保险公司答辩称，付秀梅等未能提供死者生前收入来源于城市的银行流水及证明其在城镇居住的合法居住证及房屋产权证书等必要证据，故其按照城镇标准主张残疾赔偿金及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证据不足。 潞城市华通物流有限公司答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 付秀梅、付某、杜某、杜书魁、周竹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因杜向阳死亡造成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处理事故误工费、医疗费、停尸运尸费、交通费、车损费等合计6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日2时许，杜向阳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沿涉县平涉线由北向南行驶至平涉线鑫森焦化厂路段时，撞至沿平涉线由南向北行驶至鑫森焦化厂门口路段左转弯进入厂区的李虎奎驾驶的晋Ｄ×××××、晋Ｄ×××××重型半挂车右侧尾部，造成杜向阳当场死亡及摩托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李虎奎驾车驶入鑫森焦化厂，离开现场）。事故发生后，杜向阳被送往涉县中医院住院抢救，花去医疗费636.26元；杜向阳于2019年3月3日死亡。2019年4月13日，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杜向阳与李虎奎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9年3月20日，支付涉县崇洲殡葬服务有限公司停尸、运尸费4500元。另查明，晋Ｄ×××××、晋Ｄ×××××重型半挂车登记车主为潞城市华通物流有限公司，实际车主为被告高红，李虎奎系被告高红雇佣驾驶员。该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一份和保险限额为105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原告付秀梅与杜向阳系夫妻关系；原告杜某、付某系杜向阳儿女；原告杜书魁、周竹英系杜向阳父母。杜书魁与周竹英共五个子女，长子杜向华，次子杜向阳，长女杜明华，次女杜华梅，三女杜献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原、被告对事故认定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予以采信。因肇事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保险公司首先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原告的损失有：医疗费636.26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所规定的情形，故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为280620元（14031×20）、丧葬费为35816.5元（71633÷2）、精神抚慰金酌定为25000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酌情支持3000元；原告诉求的停尸、运尸费4500元，已包含在丧葬费中，对此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53670.5元（11383×9＋11383×9÷2），伤残类合计为498107元。原告的损失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636.26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超过交强险388107元（498107-110000），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限额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194053.5元。保险公司辩称，事故车辆驾驶员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依据商业险保险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约定，不承担三者险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虽作出约定，该合同条款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解释之规定，应作出不利于提供合同条款方保险公司的解释，李虎奎驾驶车辆驶入场区，离开现场，是其在不知道已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发生的，该情形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件，故对保险公司的辩称，不予以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原告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636.26元；二、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原告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110000元；三、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194053.5元；四、驳回原告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提交以下证据，一、上诉人居住环境的照片、城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涉县公安局告知书、村委会的人口采集表，拟证明杜向阳、付秀梅及其子女长期居住在城镇；二、文安钢铁集团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拟证明杜向阳收入来源于城镇。保险公司质证称，关于第一组证据，照片只能反应付秀梅等人在房屋中拍照的情况，并不能反映其在该房屋居住，以及该房屋坐落情况，及属于城镇范围情况。其他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信息采集表系2019年8月8日进行的采集，该采集内容仅是付秀梅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真实反映居住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其应当提供公安机关有效居住证件。告知书不能直接证明付秀梅的居住情况。关于第二组证据，文安钢铁集团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不能直接反映杜向阳生前收入来源于城市连续满一年以上。潞城市华通物流有限公司质证称，照片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他同保险公司质证意见。采集表是在事故发生后，不能证明事发时的居住情况。村民委员会证明没有主要负责人签字，形式不合法。其他同保险公司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情况如下：关于照片，因不能证明付秀梅等人长期住在城镇的事实，缺少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城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实有人口、实有房屋信息采集表，涉县公安局告知书，均盖有相关单位印章，能够证明杜向阳、付秀梅及其子女长期住在城镇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文安钢铁集团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盖有相关单位印章，能够证明杜向阳的收入来源于城镇，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杜向阳生前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认定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及计算数额是否正确；二、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处理事故误工费的数额是否妥当；三、一审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杜向阳与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文安钢铁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炼钢厂工资明细表、涉县涉城镇城里村民委员会证明、租房合同、涉县公安局告知书等，证明杜向阳生前系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文安钢铁有限公司的工人且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即杜向阳生前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杜向阳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相关规定，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并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一审认定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及计算数额不正确，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付秀梅等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认定书记载及《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规定，因杜向阳与李虎奎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故一审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认定并无不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处理丧葬事宜的风俗习惯等，一审对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的数额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处理事故误工费数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本案李虎奎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驾车驶离事故现场，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该项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损失有：医疗费636.26元；死亡赔偿金按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为659940元（32997×20）、（2018年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1633元）丧葬费计算为35816.5元（71633÷2）、精神抚慰金酌定为25000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酌情支持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如下：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2127元，共有4个被扶养人，其中杜书魁77周岁，计算5年；周竹英74周岁，计算6年；杜某9周岁零6个月，计算8年又6个月；付某4个月，计算17年又8个月。杜书魁和周竹英育有5名子女，杜书魁、周竹英每年的赔偿数额均为22127元／5（5个子女）＝4425.4元；杜某、付某每年的赔偿数额为22127／2＝11063.5元。应分段计算：（1）前5年需计算4个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425.4×2×5＋11063.5×2×5＝44254＋110635＝154889，因前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金额154889元超出法定计算金额110635元（22127元×5＝110635），故前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支持110635元。其中杜书魁、周竹英前5年依法计算金额均为：15805元（110635÷154××××4425.4×5＝15805）；杜某、付某前5年依法计算金额均为：39512.5元（110635÷154889×11063.5×5＝39512.5）。（2）第6年需要计算3个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425.4元＋11063.5元×2＝26552.4元，因第6年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金额26552.4元超出法定金额22127元，故第6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支持22127元。周竹英第6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计算为3687.8元（4425.4÷26552.4×22127＝3687.8）；杜某、付某第6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均计算为9219.6元（11063.5÷26552.4×22127＝9219.6）。（3）之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未超过依法应赔偿的金额，其中杜某还需要再计算2年又6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7658.8元（11063.5×2＋5531.75＝27658.8）；付某还需要计算11年又8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9074.2元（11063.5×11＋11063.5÷12×8＝129074.2）。综上，杜书魁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共计算为15805元；周竹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共计算为19492.8元（15805＋3687.8）；杜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共计算为76390.9元（39512.5＋9219.6＋27658.8）；付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共计算为177806.3元（39512.5＋9219.6＋129074.2）。杜书魁、周竹英、杜某、付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计算共计289495元（15805＋19492.8＋76390.9＋177806.3），死亡伤残项下共计1013251.5元（35816.5＋659940＋25000＋3000＋289495）。杜书魁、周竹英、杜某、付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636.26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超过交强险903251.5元（1013251.5-110000），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451625.8元。 综上所述，付秀梅、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变更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451625.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付秀梅、杜某、付某、杜书魁、周竹英负担308元，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负担45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46元，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封志平 审判员  徐世民 审判员  常 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杨红娟 书记员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