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庆林，女，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明，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军，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明，湖北襄江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慧，湖北襄江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丽燕，女，197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堃，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庆林因与被上诉人刘志军、潘丽燕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1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庆林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明，被上诉人刘志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明，被上诉人潘丽燕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庆林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168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刘志军、潘丽燕2014年9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樊城区七桥白庄路2幢2单元5层2室（建筑面积为160.96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樊城区字第**）房屋、襄州区财苑路4号（东方龙城）2幢1单元16楼3室（建筑面积为107.95平方米，房房产证号为襄州区字第**）屋、一辆车牌号为鄂Ｆ×××**的奥迪车分割给女方潘丽燕的约定；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志军、潘丽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曾庆林没有证据证明主债务人襄阳金鹿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鹿源公司）不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错误。曾庆林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金鹿源公司所有的32处房产被查封的证据，并且金鹿源公司欠农行1亿多元的债务，完全可以证明金鹿源公司已不具备还款能力。2.刘志军作为金鹿源公司高管和债务担保人，对公司的债务及还债能力是非常清楚的。刘志军在得知公司没有还债能力，其作为担保人会连带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刘志军和其妻子潘丽燕协议离婚，并将夫妻所有共同财产均分割给潘丽燕，明显是逃避恶意债务的行为。3.一审判决认为离婚协议属于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范畴是错误的。离婚协议不仅仅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其本质上仍是双方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如无法律明确规定，应遵循合同法的精神。4.一审判决认为对离婚协议享有撤销权的是离婚当事人是错误。离婚协议的约定只能约束离婚双方，不能对抗第三人，本案刘志军、潘丽燕通过离婚方式转移财产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的债权，第三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请求撤销该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部分的约定。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是错误的。曾庆林向法院提供的《查封房地产明细》是4个担保人在提供担保的时候提供的，并且明细上没有刘志军的财产信息，曾庆林并不知道刘志军、潘丽燕离婚的事实，更不知道刘志军财产转移登记的情况。因此，本案并未过除斥期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刘志军、潘丽燕通过离婚协议，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严重损害了曾庆林的合法债权，曾庆林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刘志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接受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曾庆林的上诉请求。潘丽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庆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1.曾庆林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其没有证据证明襄阳金鹿源公司不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错误，属于断章取义，而是没有证据证明在刘志军与潘丽燕离婚时，金鹿源公司没有偿还借款的能力。2.离婚财产分割存在众多因素，应当从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作用、感情状况、付出程度、过错程度、对妇孺的照顾等方面综合考虑。本案刘志军并未将全部财产分割给潘丽燕，离婚协议虽然将奥迪车分割给潘丽燕，但该车一直由刘志军控制，并由刘志军出售，刘志军在离婚时也享有部分财产权利。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婚姻财产分割撤销之诉主体应为男女双方，婚姻外的第三人提起撤销离婚协议之诉缺乏法律依据。4.本案已超过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曾庆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刘志军、潘丽燕2014年9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樊城区七桥白庄路2幢2单元5层2室（建筑面积为160.96平方米，房产房产证号为樊城区字第**，证号为襄阳国用（2014）第330502041-39号）房屋、襄州区财苑路4号（东方龙城）2幢1单元16楼3室（建筑面积为107.95平方米，房产证房产证号为襄州区字第**）一辆车牌号为鄂Ｆ×××**号奥迪车分割给女方潘丽艳的约定；本案诉讼费由刘志军、潘丽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庆林与金鹿源公司、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立案，案号为（2015）鄂襄阳中民四初第00030号，并于2018年8月3日作出判决，判决书认定：2013年11月8日，贷款人曾庆林与借款人金鹿源公司以及保证人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签订（法人）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同意向其发放贷款，金额为1500万元。贷款用途为周转。贷款期限为一年，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凭证为准。曾庆林于2013年11月8日向借款人金鹿源公司出借款项1160万元，曾庆林在出借款项1160万元的同日收取还款60万元，属于预先收取利息的情形，实际借款数额应当认定为1100万元。曾庆林于2013年11月13日向借款人金鹿源公司出借款项240万元，曾庆林共计向借款人金鹿源公司出借款项1340万元。曾庆林于2013年12月9日收取还款56万元。金鹿源公司欠曾庆林借款本金13091005元。曾庆林与保证人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在（法人）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对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判决：一、襄阳金鹿源实业有限公司向曾庆林偿还借款本金13091005元及其利息（截止2015年2月7日的利息数额为3580909元；自2015年2月8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3091005元为基数，利率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至五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确定，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在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襄阳金鹿源实业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曾庆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该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曾庆林于2015年2月9日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查封、冻结金鹿源公司、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价值2020万元的财产，曾庆林并提供了李福润、余杰、梁汉江房地产信息。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四初第000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襄阳金鹿源实业有限公司、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价值2020万元的财产。并于2015年实施完毕[（2015）鄂襄阳中执保字第00072号]。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志军、潘丽燕于1994年4月8日结婚，2014年9月18日在民政局协商离婚，财产处理：1、存款：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2、房屋：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房屋两套（樊城区七桥白庄路2幢2单元5层2室房产证号房产证号为樊城区字第**；苑路4号（东方龙城）2幢1单元16楼3室房产证号为房产证号为襄州区字第**）。3、车牌号为鄂Ｆ×××**号奥迪车归女方所有。4、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2014年9月28日鄂Ｆ×××**号奥迪车转移登记李璐所有，2014年10月8日樊城区七桥白庄路2幢2单元5层2室房屋登记为潘丽燕单独所有，2014年10月15日襄州区财苑路4号（东方龙城）2幢1单元16楼3室房屋登记为潘丽燕单独所有。一审法院认为，一、金鹿源公司是曾庆林的借款人、主债务人，刘志军是保证人、从债务人；二、正如曾庆林借款给金鹿源公司时相信金鹿源公司有能力、会偿还借款一样，刘志军提供保证时也是相信金鹿源公司有能力、会偿还曾庆林借款。所以，不能认定刘志军作为从债务人有逃避债务之故意；三、曾庆林没有证据证明刘志军、潘丽燕离婚时，主债务人金鹿源公司不具有偿还曾庆林出借款项能力，故更不能说刘志军离婚时有逃避债务之故意；四、刘志军、潘丽燕离婚是真实的，非假离婚，刘志军、潘丽燕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基于其婚姻、家庭实际情况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基于曾庆林所称的逃避债务。这可从刘志军、潘丽燕婚姻中男女双方身份、角色、情感状况、付出程度、过错状态、程度等方面作出正确判断，而不能按市场交易对价偏离刘志军、潘丽燕婚姻现状作出不正确认识。且刘志军在离婚中也没有放弃财产、无偿转让财产。所以，不能认定刘志军、潘丽燕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是逃避债务之行为；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此可见，刘志军、潘丽燕离婚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范畴。既然离婚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范畴，曾庆林就无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条款对刘志军、潘丽燕离婚协议行使撤销权；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对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享有撤销请求权的为离婚当事人；七、刘志军、潘丽燕2014年9月18日在民政局协商离婚，2014年9月28日鄂Ｆ×××**号奥迪车转移登记李璐所有，2014年10月8日樊城区七桥白庄路2幢2单元5层2室房屋登记为潘丽燕单独所有，2014年10月15日襄州区财苑路4号（东方龙城）2幢1单元16楼3室房屋登记为潘丽燕单独所有。曾庆林诉金鹿源公司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2月9日申请财产保全，保全对象包含刘志军财产，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四初第000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金鹿源公司、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价值2020万元的财产。该裁定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5年上半年实施完毕。且曾庆林在提供给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房地产明细》中，提供了四个保证人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中的三个保证人李福润、余杰、梁汉江的房产信息（房产证号、面积），唯独没有提供刘志军房产信息，说明曾庆林在其与金鹿源公司、李福润、余杰、梁汉江、刘志军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对四个保证人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曾庆林知道四个保证人谁有房产谁没有房产。故曾庆林2015年上半年理应知道刘志军、潘丽燕财产转移登记情况。而曾庆林理应知道刘志军、潘丽燕财产转移登记情况之日距曾庆林本案起诉刘志军、潘丽燕已逾四年，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间。基于上述七点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曾庆林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曾庆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00元，由曾庆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志军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2015年5月11日王某出具的《借款还款资金来源》、金鹿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丁莎出具的《情况说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376号民事判决书，拟对其一审提交的刘志军对王某享有债权的证据予以补强，证明刘志军在离婚时分有债权，不存在离婚时将所有财产分割给女方的事实。经质证，曾庆林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不能达到刘志军欲证明的目的；潘丽燕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该组证据所反映的债权，即为依离婚协议约定中“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分割给刘志军的财产。经审查，该组证据尤其是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可以反映刘志军名下享有对外债权在其离婚后仍为由其个人享有，即刘志军依离婚协议“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分有对外债权，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曾庆林未提交新证据。潘丽燕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37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6月12日，赵炜与刘志军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刘志军享有的全部债权（9920966.66元）转让给赵炜，并通知了襄阳天和国端家俱实业有限公司，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债务人实施了有损于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即构成撤销的具体事由有三个：债务人放弃到期债务；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本案中曾庆林主张刘志军与潘丽燕离婚中将所有财产全部分割给女方，属于刘志军将其应当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让给女方的情形，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事由。但是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虽然刘志军与潘丽燕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房屋两套归女方所有、车牌号为鄂Ｆ×××**号奥迪车归女方所有，但是，该协议还约定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刘志军依据离婚协议约定分得了对外债权。曾庆林关于刘志军将全部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让给女方的事实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志军关于撤销刘志军与潘丽燕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不符合撤销事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离婚协议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范畴问题。刘志军与潘丽燕签订的离婚协议，既包含子女抚养、解除婚姻关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内容，也包含财产分割即有关财产关系的内容。该离婚协议应认定为复合型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有关财产分割的内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变更民事财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关于“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规定，是对离婚协议的一方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赋予请求撤销的权利，而非对债权人撤销权的限制。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不属于合同法调整范畴及提起离婚协议撤销权诉讼主体只能是男女双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虽然曾庆林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曾庆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曾庆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