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1962年8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香港九龙。上诉人朱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4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笔岗XXXXX11号的房屋进行遗产分割，判决朱某占该房屋的十分之七的份额，李某占该房屋的十分之三的份额；3.判令李某立即将该房屋属于朱某的份额过户到朱某名下，过户所需的全部费用由李某承担；4.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严重不公正等众多违法情形，恳请人民法院严格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予以撤销或者改判：1.事实上，在本案中，被继承人朱某某作为一名生于1918年(至今已超过一百年)的长辈，收养朱某与李某两个孩子的最基本情况和区别是：共收养的两个孩子分别为一男、一女，收养朱某为儿子，收养李某为女儿；分别在自己的祖籍地和出生地笔岗村收养一个、在移民后的居住地香港收养一个，在笔岗村收养朱某，在香港收养李某；分别收养一个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两个孩子，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为朱某，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为李某；那个年代采取的分别是公证和登记两种方式，在香港采用的登记方式(1969年)，在中国内地采取的是公证方式(1981年)。一审判决无视上述客观事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事实的部分时，完全无视、否认那个历史年代、当时中国内地的历史条件的客观背景，在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完全撇开、否认中国公证机关在1981年依法作出的关于本案被继承人朱某某与朱某之间的收养关系的公证书，严重有失公正、客观，也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六)己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在本案中，关于被继承人朱某某收养朱某的事实，朱某某(收养人)与朱玉湖、陈演眉(送养人)于1981年亲自前往公证机关办理了关于自己与朱某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公证。但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时却对该合法有效的公证书视而不见，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3.一审判决完全抹杀了我国公证机关在我国的收养法律制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直到1992年才正式公布实施，而且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后也只是在收养孤儿时才强制要求到民政部门登记双方收养关系才建立，直到199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才强制要求收养关系只有到民政部门登记后才成立的制度。在我国，民政部门在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后才依法开始履行办理收养登记的职能，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前，民间存在着大量无任何书面收养协议或者无进行过公证的收养行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前的收养行为和建立收养关系，收养双方如果签订了书面收养协议或者办理了收养公证，双方之间的收养关系就已经成立，办理公证已经是当时民间老百姓建立及证实收养关系的最高效力的证明方式。在我国收养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和历史背景条件下，公证机关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一审判决以自己的看法作为定案判决标准，对公证机关1981年时依法作出的公证书的法律效力视若无物，完全抹杀了我国公证机关在我国的收养法律制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4.一审判决越俎代庖，将自己当成了收养关系的“登记机关”，严重违反了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原则。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可以看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对于收养双方的收养关系，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后实施的收养行为，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依据是否办理登记而并非由法院来判决，成立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对于民政部门开始办理收养登记以前发生的收养行为，如果收养、送养双方当时已经签订了书面收养协议或者办理了公证，就已经合法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可以看到，“收养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的，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法院并非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建立的登记机关，而应当是严格依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判断收养登记机关的收养登记、公证机关关于收养关系的公证书或者收养双方的书面收养协议是否违反我国当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判决收养双方之问的收养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在我国，一般来说，对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法无规定不可为”，而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在本案中，一审判决以及李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继承人朱某某收养朱某的行为以及公证机关于1981年作出的公证书违反了我国当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越俎代庖，严重违反了我国收养法律制度方面的规定、精神和原则。5.众所周知，在一个收养关系里面，在双方建立收养关系时，收养人一般是成年人，而被收养人一般是幼儿、孤儿、小孩，被收养人享受的是被抚养的权利。在认定双方之间的收养关系时，难道你要求一个一、两岁的小孩来举证证明他自己与养父母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才是其养父母的养子女?否则就不是?一审判决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自造法律”、“自造规则”来判案，严重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6.一审判决的关于事实和法律方面的逻辑完全颠倒、错误。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关系虽然是拟制血亲，但在我国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养子女、亲生子女享受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对于亲生子女，父母一生子女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成立，难道父母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就能以此来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吗?子女就不是他们的子女了吗?同理，养母收养子女以后，因为客观条件无法与子女共同生活，便能以此为依据来否认她们的母子关系吗?综观我国的全部民事法律规定，找不到任何以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多长时间作为标准来认定父母与子女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法律依据。父母抚养子女的方式以及是否尽到抚养义务是双方成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之后应当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认定他们之间是否成立父母与子女身份关系的依据。7.“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案被继承人朱某某当时收养朱某的行为，不但没有违反我国当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社会公序良俗的良好体现，不但合法有效而且应当大力弘扬鼓励这种美德。众所周知，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仍处于比较贫困落后的情况，不少人的生活仍很艰难，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一分钱都仍然是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货币。一审判决无视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全盘否决了朱某某当时收养朱某的行为的合法性，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以及法律的公平正义。8.一审判决曲解了我国收养法律制度方面的规定的本意。关于“事实收养行为”，是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及民政部门开展办理收养登记后收养双方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前没有办理过正式手续(即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收养协议或者没有进行过收养关系的公证)，但双方又确实是存在收养事实的行为。我国收养法律制度方面的本意正是考虑到我国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背景以及社会实际，进行适当的放宽，认为不应太过苛刻普通老百姓当时的行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前的事实收养行为，即使双方没有办理过正式手续(即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收养协议或者没有进行过收养关系的公证)，对双方的收养关系的法律效力也予以认可。但一审判决却毫无法律依据地对本案的被继承人朱某某于1981年时就已经办理的收养关系的公证书不予认可，完全曲解了我国收养法律制度的本意，走向反面。试问1981年时，你自己是否已经听说过或者知道公证是什么东西了?9.一审判决完全无视本案讼争房屋的历史客观事实。讼争房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建于本案的被继承人朱某某1981年办理收养朱某的公证手续之后，且建于朱某一直居住生活的笔岗村，而李某一直居住生活在香港。对于养父母抚养养子女的方式，难道被继承人朱某某在香港买东西给李某吃用就是养，被继承人朱某某在笔岗村买东西给朱某吃用、出资建造房屋给朱某使用就不是养了?作为被继承人朱某某的养子，在被继承人朱某某生前建造房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朱某使用本案诉争的房屋被继承人朱某某都没有异议，在被继承人朱某某去世后就变成违法行为了?10.收养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被继承人朱某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被继承人朱某某当时都己同意及决定收养朱某作为养子，且已自愿前往公证处办理了正式的公证手续，证明了被继承人朱某某已承认朱某是其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了，哪有收养了别人作为儿子，养子又不是其法定继承人的道理?再说，作为一个1918年出生的老一辈女人，因一生并无生育子女，后来相继收养了子女，实现了“儿女双全”的人生梦想和心理愿望，这种为人父母的满足感以及“儿女双全”的古老思想观念，岂是法院能以她为哪一个付出了多少抚养费、与哪一个共同生活了多少天能够衡量的?11.根据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本身是有权协议或者诉讼解除收养关系的。但在本案中，被继承人朱某某收养了朱某以后，直至2005年去世，一生都未提出过解除、也未办理过任何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手续。现在一审判决竟然在被继承人朱某某去世以后说她收养的儿子不是她儿子，如果被继承人朱某某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12.一审判决严重不公。一审判决完全站在李某的立场和利益上来衡量，难道一胎子女有权否认和阻止父母生育二胎子女吗?一审判决既违背了收养人朱某某本人的意愿，又违背了送养人朱玉湖、陈演眉的意愿，更违背了被收养人的意愿。在本案关于被继承人朱某某与朱某之间的收养关系的认定中，一审判决严重不公，也严重侵犯了收养人、送养人以及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朱某的合法权益，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严格公正判决，还朱某的清白。李某辩称不同意朱某的上诉请求，发表书面答辩意见如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朱某遗产分割以及要求房屋过户的无理请求。涉案房屋权利人为李某单独所有，朱某的行为实属敲诈。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及因本案而引致李某承受的一切不必要损失费用由朱某承担。1.李某依照合法手续办理、继承妈妈遗产，经过公证处、房管局等部门的文件、程序、公证和审批才发产权证给李某。李某妈妈朱某某和她的合法丈夫李某照在1969年（当时李某一岁）已经在香港合法共同领养李某，李某自始便与朱某某共同生活，直至朱某某百年归老当日，朱某某身后事亦是李某一个人办理。朱某的上诉书完全是扭曲事实，其将1981年用作申请来港的”亲属证明”文件当作收养公证。但这份文件既不是收养公证，亦不是继承遗产公证，朱某有什么资格谋取房产?朱某某从来没有收养过朱某，更没有一日和朱某一起生活过。李某在一审阶段已提及过朱某和他哥哥朱某基合谋想谋取李某的房产，所有一审录音已明确清楚证明他们的贪婪行为。朱某在其19岁时(即是1981年)想到香港生活赚多些钱，跪地哭求朱某某申请去香港。当时朱某某帮助朱某申请来香港并做了亲属证明，但这份亲属证明只是用作申请朱某来香港之用，并不是收养公证，最终朱某去香港的申请从来没有批准过!朱某是李某的表哥，表哥为何可以分李某的房产?朱某出生至今56岁，一直在广州笔岗村生活，过往一直和其亲生父母朱某湖和陈某眉共同生活，而李某则一直和朱某某在香港生活。朱某知道拆迁事宜就和他哥哥朱某基想尽办法敲诈李某，又指使朱某基的儿子朱某华到处探听朱某某究竟何时何日身故?是否病死?在哪一间医院过身?试问如果朱某是养子的话，为何不知道自己母亲几时病故?朱某甚至连朱某某的电话号码和住址都不知道。事实上，朱某某与朱某不存在实际的抚养关系。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对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笔岗XXXXX11号的房屋进行遗产分割，判决朱某占该房屋的十分之七的份额，李某占该房屋的十分之三的份额；2.依法判决李某立即将该房屋属于朱某的份额过户到朱某名下，过户所需的全部费用由李某承担；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朱某某于1918年2月28日出生，2005年3月18日在香港死亡，其配偶李某照于1979年9月27日死亡，两人于1969年11月6日在香港登记领养李某，此外未生育子女。朱某某生前未订立遗嘱，且朱某某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另查，广州市萝岗区东区街笔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1月15日出具一份《证明》，确认朱某某为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笔岗村XXXXXX巷11号房屋（房产证号：穗集地证字第**）的所有权人。后该房屋于2018年5月24日变更登记至李某名下，房产证号为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XXXX**。一审庭审中，朱某提交了1981年广州市公证处出具的《出生证明书》与《亲属关系证明》,以此证明其系被继承人朱某某的养子，是朱某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李某对此不予认可，称该份证明仅是当时朱某为前往香港而请求朱某某办理，并提交了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的（2018）粤广广州第074XXXXXX号《公证书》，其中表述朱某某只收养李某一人，无其他子女，涉案房屋由李某一人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朱某是否为朱某某的养子。因收养系人身关系的变动，收养者与被收养者之间成立了拟制血亲关系，鉴于人身关系认定的严肃性，认定标准应当适当严格，共同生活时间不应过短。具体到本案，朱某仅提供一份《亲属关系证明》来证明自己与朱某某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朱某某之间存在实际的抚养关系或者曾经共同生活。即使该《亲属关系证明》确系朱某某为收养朱某而办理的，但朱某某长期在香港生活，而朱某从1962年出生至今均在广州生活，双方并未形成实际的收养关系，因此，不能认定朱某某与朱某之间形成了实际的收养关系。故对朱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朱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朱某提交了如下证据：1.证明；2.证人证言。上述证据拟证明朱某是朱某某的养子，朱某某是朱某的养母。朱某某在朱某小时候便收养朱某作为养子，双方的养母子关系一直存在，且直至朱某某去世都没有解除过。3.朱某某的回港证；4.朱某某日记。上述证据拟证明朱某某生前长期、频繁返回笔岗村老家与养子朱某相见，母子团聚、生活，时间跨度持续数十年之久。同时朱某某生前亦多次向养子朱某以及其他亲人哭诉李某的不是，后悔收养了李某。李某不同意朱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并发表意见称：出具村委证明的朱某明和朱某是一伙的，而且朱某申请的证人都是他的亲戚，朱某还跟他们说过如果争了李某的房产就会十个人每人分一份，李某在一审时提交的录音能证明。李某提交了如下证据：李某与朱某坤（朱某弟弟）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朱某等人想谋夺李某房产的事实。朱某不同意李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朱某的上诉请求，针对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被继承人朱某某与朱某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对此，本院发表评析意见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条规定：“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可见，被收养人应为未成年人，且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对于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前的收养关系，《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相关规定，其中第1条规定：“公证机构应当按新收养法及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认真办好收养公证、解除收养关系公证，以及其他相关公证，如收养协议、亲属关系、解除收养关系协议、声明书、委托书等公证。原收养法实施期间建立的收养关系，符合原收养法规定的，公证机构可以给予公证；不符合原收养法规定的，公证机构不得办理收养或解除收养关系公证，但可对当事人之间抚养的事实进行公证”；第6条第一款规定：“对原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事实收养，公证机构仍按《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公证的通知》（司发通〔１９９３〕１２５号）规定办理事实收养公证”另，《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公证的通知》规定，“对于收养法实施前已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申办事实收养公证。凡当事人能够证实双方确认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的，可以为当事人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收养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办理事实收养公证由收养人住所地公证处受理。”从上述的法律和规章可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前发生的收养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后应补办相关的手续，对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应以是否存在收养双方以父母子女的名义共同生活多年，且被收养人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确已消除的客观事实为标准。本案中，广州市公证处于1981年4月20日作出的（81）穗证字第4256号《亲属关系证明书》，是在原1992年收养法实施之前作出的，并非收养公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后，朱某与朱某某并未补办收养登记手续。即便朱某与朱某某通过《亲属关系证明》形成了形式上的收养关系，由于办理该亲属关系公证时朱某已成年，不符合收养的条件，对办理公证前双方是否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应以《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公证的通知》规定进行审查。鉴于被继承人朱某某长期生活在香港，而朱某出生后至今均在广州生活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朱某与朱某某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朱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因此，朱某提供证据不足以佐证朱某成年之前与朱某某形成了收养关系。从证据效力的角度分析，朱某为证明其与被继承人朱某某存在收养关系，提交了1981年广州市公证处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李某认为《亲属关系证明》系朱某早期为申请前往香港而请求朱某某办理，并非收养公证。为此，李某提交了广州公证处出具的（2018）粤广广州第074XXXXXX号《公证书》，其中表述朱某某只收养李某一人，无其他子女，涉案房屋由李某一人继承，拟证明朱某并非朱某某的养子。两份公证书的内容相冲突。朱某二审阶段提供证人证言及朱某某的日记本拟证明其与朱某某存在事实抚养关系和曾经共同生活过，李某则认为证人与朱某存在亲属及利益关系，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朱某在一审阶段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二审提交朱某明等人的证人证言并不属于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或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才形成的新证据等情形，且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小，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朱某某的日记内容亦未能客观反映其生前与朱某存在共同生活、与朱某形成事实抚养关系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综合双方证据及本院前述分析，除《亲属关系证明书》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朱某某和朱某的其他法律文件或档案资料均没有反映出双方为母子关系，仅依《亲属关系证明》不足以证明朱某与朱某某形成收养关系，朱某依法不应享有继承权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朱某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佐证其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朱某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朱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任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蔡泽冰梁珊王聪颖黄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