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42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秀琴，女，198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媛，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5801房自编1—12单元和5901房自编1—12单元。负责人：冯堂平，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炎林，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华，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王秀琴因与被申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01民终18313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343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民抗2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潘建明、书记员克玉辉出庭。申诉人王秀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崔媛，被申诉人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炎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理由如下：根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2018年10月25日向广州仁爱天河医院（以下简称仁爱医院）调查取得的证据，足以证明登记号为DJ00020266、日期为2015年4月29日《体检报告单》不是本案王秀琴的，而是另一同名同姓的王秀琴的。仁爱医院的电脑记录记载的“王秀琴”身份证信息，与本案王秀琴不符。体检和就医的“王秀琴”身份证号码为，出生于1988年7月1日，户籍地为湖北省××市××区××洄水沟村××组××号，职业是地质勘查人员；本案王秀琴身份证号码为，出生于1986年3月5日，户籍地为湖北省××县××镇××组。经公安机关身份证照片头像比对，两者相似度仅为38%，初步判定不是同一人。第二，2015年4月29日在仁爱医院的体检和就诊的“王秀琴”不是本案王秀琴。首先，医院电脑信息显示登记号为DJ00020266的《体检保险单》对应患者的身份信息与本案王秀琴不符。二审法院向仁爱医院医务科总管裴朵《询问笔录》记载：患者电话号码可以依患者申请修改，但体检登记号DJ00020266不可修改。保险公司提交给法院的2015年4月29日DJ00020266号《体检报告单》没有记录王秀琴的身份证号码，但检察机关调取的医院电脑信息中的DJ00020266《体检报告单》明确记录了“王秀琴”的身份证号码为,在医院电脑系统没有查询到以本案王秀琴身份证在仁爱医院的体检和就诊记录。其次，有新证据证明“王秀琴”2015年4月29日首诊到2018年4月间多次体检和诊疗记录不属于本案王秀琴。2015年4月29日上午的门诊挂号信息为：患者王秀琴，年龄29岁，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1988-07-01，门诊号MZ00017906，病历卡号13×××39。此后，“王秀琴”先后8次在仁爱医院体检和就医，7次有缴费记录，6次发生在本案一审诉讼后，就诊科室有2次是体检科，其余6次是妇科和不孕不育。其中医院电脑信息显示2018年3月4日“王秀琴”就诊后于15：08缴费31.7元(妇科)，而本案王秀琴向检察机关提交了2张2018年3月4日火车票(中午12：56动车D2358深圳到惠东站；下午17：37火车T102从惠州到河源；检察机关已向广州铁路公安核验票的真伪)，证明该就诊时间段本案王秀琴不在场。王秀琴向检察机关提交的其于2018年5月24日在番禺中心医院做的《彩色多普勒检查报告》，比对仁爱医院“王秀琴”的《彩超诊断报告单》，两份报告显示的子宫生理结构不同。综上，检察机关调取的新证据和王秀琴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体检登记号为DJ00020266的体检、就医记录属于另外一位同名同姓的王秀琴，保险公司提交给法院的2015年4月29日《体检报告单》不是本案王秀琴的。王秀琴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2015年5月1日《十××市××区中医院检验报告单》，以证明投保前未生病。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保险公司未能举证反驳其证明力。而保险公司所提交的《体检登记指引单》有瑕疵，除了电话是王秀琴曾用电话，年龄、体检号等均与本案王秀琴无关，且有新证据证明体检号DJ00020266对应的《体检报告单》为另外同名同姓王秀琴使用，原生效判决未采信王秀琴所举证据，不当。综上所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民终18313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王秀琴再审请求称：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2.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现有新证据足以证实：2015年4月29日体检的“王秀琴”并非申请人本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系伪造，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广州仁爱医院医务科主管裴朵与被申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伪造并提供虚假证据的事实。1、根据广州仁爱医院的内部管理规定及门诊记录可以证实：在医院就诊的所有患者在挂号时均有登记身份信息，但是2017年12月14日二审法官对仁爱医院医务科主任裴朵进行调查询问，裴朵却谎称在2015年4月29日11点56分进行体检的名为“王秀琴”的女性没有记录身份证号码，明显与事实不符，同时结合2015年4月29日名为“王秀琴”的体检报告及其在2016年5月3日、2016年7月2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2月23日等多次就诊及缴费记录（此时申诉人不在广州），可以确定：裴朵故意向二审法院提供虚假证言，而进行现场凋查的法官听取了裴朵的陈述，没有查看医院的门诊电脑登记系统。2、在2015年4月29日名为“王秀琴”的体检登记指引单上记录的电话号码为：131××××6203，但是此时申诉人还未使用该号码（申诉人是在2015年8月才使用该号码)，结合医院的内部管理规定，病人的登记信息只有联系电话可以更改，其他信息如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等均无法更改，结合申诉人从未在广州仁爱医院就诊过，可以证实：医院提供的2015年4月29日记录电话号码为131××××6203的名为“王秀琴”的体检登记指引单系事后伪造(为电脑打印件)。3、在仁爱医院的门诊记录中清晰显示：2015年4月29日体检的名为“王秀琴”的女性门诊号为：MZ00017906，登记的手机号码为183××××3373，结合“王秀琴”在仁爱医院自2015年4月29日至2018年3月4日的11次就诊及缴费记录，可以证实：广州仁爱医院医务科主管裴朵与被申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伪造并提供虚假证据的事实。三、原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方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和七十七条规定，本案中，仁爱医院电脑系统中清晰地记录着2015年4月29日体检的名为“王秀琴”的个人身份信息，而且有多次明确的记录，而原审法院确仅仅根据医院医务科人员明显虚假的证言及与保险公司有利益关系的业务员的证言就否定医院电脑系统中的客观证据，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申诉人2015年8月30日在平安人寿购买的是平安福(寿险)附加重疾、长期意外、一年短期意外、意外医疗险，而2015年11月5日在太平人寿购买的是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两者完全不同，2015年4月29日申诉人根本没有进行体检，何况2015年5月1日申诉人的体检报告完全正常，如何存在未如实告知自身病情的情况?综上所述，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请求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王秀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对王秀琴作出的理赔审核通知书、理赔结果通知书无效；2.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向王秀琴给付保险金20万元及逾期给付保险金的利息（自2016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5日，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签发《保险单》，载明：投保人为王秀琴，被保险人为王秀琴，生存受益人为王秀琴，受益顺序为1，受益份额100%；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11月6日零时；保险费交费日11月6日；首期保费合计3960元；险种：太平康颐金生C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年限终身，交费年期31年，交费方式年交等。王秀琴向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缴纳保费3960元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向其开具标准保费《发票》。保单所附《人寿保险电子投保单》载明：投保日期2015年11月5日，“健康告知”的询问事项中“肝区疼痛、肝功能异常、肝脾肿大、××、××病毒携带者、肝硬化、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王秀琴选择“否”；财务告知的询问事项中“在其他保险公司，您是否已经或正在购买人身保险（含意外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累计保额超过人民币30万？”王秀琴选择“否”。保单所附《电子投保确认书》中，“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系手书，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6日，王秀琴确认“投保人签名”及“被保险人签名”均系其亲笔签名，但称：一、前述《电子投保单》及《电子投保确认书》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自己的业务员代为填写；二、王秀琴投保时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询问其之前是否患病，王秀琴回答没有；三、王秀琴投保时已经告知其已投保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寿险及重大疾病险；四、签署日期为倒签。2015年11月12日，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出具《送达通知书（电子投保）》，载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已向本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本人确认已签收到下列事项的书面告知：（一）保险责任；（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责任免除；（三）保险责任等待期；（四）保险合同犹豫期以及投保人相关权益义务等，对于以上事项本人已仔细阅读及了解，并且同意遵守上述事项的相关规定等。王秀琴在投保人签字处手书签名。保单所附《太平康颐金生C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载明：第六条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90天为等待期；第七条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首次发病并经医院确诊初次患上一种或多种本合同第三十三条所定义的重大疾病，我们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同时保险合同终止；发病指被保险人出现本合同所界定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足以使一般人士引起注意并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病症，但不包括本合同生效或恢复效力前的任何疾病或症状；第十六条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30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第二十五条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费；第二十六条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等。2016年3月3日，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药学院附属医院）出具《CT检查报告》，载明：意见：肝左外叶小肝癌可能性较大，肝硬化；建议：MRI。2016年3月30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出具王秀琴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原发性肝癌、脾亢。2016年3月31年，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药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病情证明书》载明：肝脏恶性肿瘤、肝硬化，建议住院治疗。2016年4月2日，王秀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治疗并于2016年4月12日出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出具《出院记录》载明：出院诊断为原发性肝癌、慢性××、肝硬化并脾亢等。2016年4月18日，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理赔案件受理通知书》受理王秀琴的申请材料并启动理赔处理程序。2016年5月17日，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理赔审核通知书》及《理赔结果通知书》，载明：康颐金生C，解除保险合同并拒付；理赔意见：投保时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解除保险合同，本次申请歉难给付。2016年4月22日，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与王秀琴就案涉保险索赔事宜面谈并形成《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询问记录——疾病》，该询问记录载明：“请问业务员是否就投保单中健康告知和财务告知部分详细询问？”王秀琴回答“有的”；“请问业务员是否将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事项向您讲解？”王秀琴回答“有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都有与我讲解”；“请问投保单/电子投保确认书上、保险回执的签字是否您本人亲笔签名？”王秀琴回答“投保单/电子确认书、回执都是我本人签名”。王秀琴对该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一、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并没有向其详细说明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的相关内容；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仅仅简单询问了一些王秀琴之前有无患病的情况，王秀琴回答说没有，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就代王秀琴填写了相关内容。王秀琴称其在投保前曾于2015年5月1日到湖北省××市××区中医院进行血清检验，检验报告显示王秀琴不存在肝脏方面的异常及疾病，并提供湖北省××市××区中医院的《检验报告单》予以佐证。该《检验报告单》载明：王秀琴，29岁，采样时间2015年5月1日，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两项的检测结果均在参考值范围内。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对该《检验报告单》真实性有异议，并称王秀琴工作地在广州，却到十××市××区中医院体检，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对此持怀疑态度。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称王秀琴在投保前就已存在肝功能异常的情况，并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一、《广州仁爱天河医院体检报告单》载明：王秀琴，女，27岁，个人体检，体检日期2015年4月29日；体检总结：肝功五项：总胆红素，偏高；直接胆红素，偏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偏高；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偏高；体检建议：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均增高：急××毒性××，ALT和AST均显著增高，ALT/AST大于1；慢××毒性××转氨酶轻度增高，ALT/AST大于1，若ALT/AST小于1，提示慢性××可能进入活动期；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脂肪肝、肝癌等，转氨酶轻度增高或正常，ALT/AST小于1，酒精性肝病，AST显著增高；肝硬化取决于肝细胞坏死的程度，终末期可正常等。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称本案诉讼发生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处得知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给了王秀琴一个仁爱医院的体检卡，王秀琴去体检但未提交体检报告，该体检报告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去仁爱医院调查时直接向医院取得。二、《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与仁爱医院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王秀琴于2015年4月29日到仁爱医院体检，手机号码为131××××6203；三、《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代理律师曾炎林与10010联通客服通话录音》拟证明131××××6203号码机主为“王秀琴”。针对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王秀琴称：一、《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与仁爱医院的通话录音》均不能证明体检人就是王秀琴，有可能是与王秀琴同名同姓的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王秀琴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赵江河的陪同下去仁爱医院，但没有体检。二、131××××6203号码系王秀琴朋友给的，王秀琴只用了一段时间，现已经很久没有用了。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2016）粤0106民初19468号王秀琴诉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中载明投保人王秀琴的手机号码为131××××6203。一审法院认为：王秀琴向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予以承保并出具《保险单》，该保单及所附的保险条款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上述内容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王秀琴称《电子投保单》及《电子投保确认书》均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填写，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向其详细询问健康告知事项中的内容，但王秀琴确认其在《电子投保确认书》及《送达通知书（电子投保）》中亲笔签名，王秀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意识到其在《电子投保确认书》中签名的法律后果，因此王秀琴在《电子投保确认书》及《送达通知书（电子投保）》的签名应视为王秀琴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对电子投保单中内容的确认及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已尽明确说明义务，且王秀琴对如实告知义务亦清楚明了。另王秀琴在庭审中亦称其对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询问的“之前是否患病”的问题回答“没有”，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秀琴在投保时针对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在“健康告知”的询问事项中“肝区疼痛、肝功能异常、肝脾肿大、××、××病毒携带者、肝硬化、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的回答“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的问题。一、《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与仁爱医院的通话录音》、《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代理律师曾炎林与10010联通客服通话录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中关于投保人手机号码的记载以及王秀琴关于其使用过131××××6203号码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就证据高度盖然性而言，2015年4月29日《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中载明的体检人为王秀琴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王秀琴所述“与其同名同姓的人”或以“王秀琴”名义体检的其他人；因此一审法院采纳《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采信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关于《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中体检人是王秀琴的陈述。关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应承保保险责任的问题。一、根据《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中载明内容，2015年4月29日王秀琴的体检结论是王秀琴患有病毒性××。二、根据王秀琴在《人寿保险电子投保单》的“健康告知”的询问事项中的明确表示：未曾有肝区疼痛、肝功能异常、肝脾肿大、××、××病毒携带者、肝硬化、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等症状或因此接受治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秀琴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隐瞒了其患有病毒性××的事实。另，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在《人寿保险电子投保单》中将“肝区疼痛、肝功能异常、肝脾肿大、××、××病毒携带者、肝硬化、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等情况专门罗列选项进行询问，意即表明上述情况对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是有影响。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秉承最大限度的诚实守信，投保人应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本案中王秀琴故意未履行告知义务并足以影响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因此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有权对王秀琴拒绝赔偿。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的《理赔审核通知书》及《理赔结果通知书》载明“解除保险合同，歉难给付保险金”，并无不当，现王秀琴主张前述《理赔审核通知书》及《理赔结果通知书》无效、给付保险金及利息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秀琴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80元，由王秀琴负担。王秀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秀琴的全部诉讼请求。经二审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讼争双方亦明确表示没有异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王秀琴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为《王秀琴朋友与仁爱医院的电话录音》，拟证明王秀琴向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时所使用的手机号码131××××6203从未在仁爱医院预约挂号过，更未在2015年4月29日预约挂号过体检或就诊。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2015年4月29日体检报告上记载的“王秀琴”预约挂号体检的手机号码为131××××6379，为河北廊坊的一个手机号码，并非王秀琴的手机号码。体检报告上的“王秀琴”并非王秀琴本人，而是与王秀琴同名同姓的其他人。证据二为《十××市××区中医院体检报告单》，拟证明王秀琴于2015年5月1日经体检并不存在肝方面疾病。证据三为《仁爱医院出具的证明》（实为仁爱医院软件系统的查询结果照片），拟证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2015年4月29日《体检报告单》上记载的“王秀琴”在仁爱医院挂号用的手机号码为131××××6379，并非王秀琴的手机号码131××××6203。《体检报告单》上的“王秀琴”出生日期为1988年12月28日，与体检报告上记载的27岁相符合，而王秀琴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3月5日，于体检报告的日期时应为29岁，《体检报告单》上的“王秀琴”并非王秀琴。《体检报告单》上所记载的体检日期为2015年4月29日11:56:57，与证明上所记载的就诊日期一致，仁爱医院出具的证明内容与《体检报告单》记载一致，从而证明《体检报告单》上的“王秀琴”并非王秀琴。《体检报告单》上的“王秀琴”不仅于2015年4月29日在仁爱医院体检过，还分别于2016年5月3日、2016年7月2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2月23日在仁爱医院体检或就诊过，而王秀琴从未在仁爱医院就诊过。而且王秀琴于2016年3月30日已被医院确诊为肝癌，并于2016年4月2日至12日住院治疗，不可能于2016年5月3日、2016年12月22日还到仁爱医院体检。证据四为《携程机票订单详细打印单、驾驶证培训考试记录》，拟证明王秀琴于2016年5月3日乘飞机从广州飞回十堰，不可能于2016年5月3日还在仁爱医院就诊，《体检报告单》上的“王秀琴”不可能为王秀琴。王秀琴于2016年7月2日在郧县进行驾驶证的科目三考试，不可能当天还去仁爱医院就诊，《体检报告单》上的“王秀琴”并非王秀琴。证据五为《微信截图》，拟证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销售人员陈映芬所使用的手机号码138××××5680所绑定的微信的名称为陈陈（中国太平）。陈映芬在微信中明确确认，王秀琴在向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时已将购买过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的事宜告知了她，并且将王秀琴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保险合同都拿给了陈映芬看，不存在向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隐瞒已向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行为。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针对王秀琴二审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由于技术或其他方面原因，电脑软件中的资料是可以修改的，应以纸质资料为准，王秀琴体检时已自认投保时电话号码是131××××6203。对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其认为体检过程中，医院在管控上不可能很到位，对该证据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有替检的可能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检索出来的信息第二项显示年龄为28岁，但出生日期显示为2016年12月22日，由此可见这个医院的软件是有瑕疵的，所反映的内容不一定很准确，应当以纸质材料为准。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4月29日体检是王秀琴本人，之后是否本人体检没有办法验证。对证据五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不予确认，微信聊天内容显示王秀琴就同一句话问了三四次，才有一个回答“是”。由于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删除的，故有可能陈映芬所作的回答针对的是其他问题。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为王秀琴去新天医院体检时的原始登记资料，包括《体检登记指引单》及四张《检验报告单》，拟证明原始材料中登记了王秀琴的电话号码为131××××6203，体检号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体检报告单上的号码DJ00020266是一致的，登记的时间是2015年4月29日11:56:58，该登记时间与王秀琴在一审陈述的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陪同下去医院体检的时间是一致的，体检登记指引单能锁定体检人就是王秀琴本人。在第一份《检验报告单》中，肝功能五项里面清晰显示有四项严重超标。体检报告单中体检建议第7点显示是急××毒性××，王秀琴存在拿到体检报告后又回老家做了一次体检的可能。仁爱医院工作人员在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电话沟通中，提及王秀琴加做了TCT宫颈癌的筛查，从指引单里面也可以反映出做了这个项目，也印证体检的是王秀琴本人。证据二为《保险事故询问笔录》，拟证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赵江河把体检卡送给王秀琴，并陪同王秀琴在仁爱医院，即新天医院做了体检，体检报告是王秀琴自己去医院取的，赵江河并不知晓。据赵江河所知，王秀琴后来没有做过体检，仁爱医院工作人员当时要求王秀琴出示过身份证，及登记手机号码131××××6203。证据三为《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代理律师曾炎林与仁爱医院医务科的主管裴朵的对话录音》，拟证明体检报告单上的电话经本人申请是可以修改的，不同时间打印体检报告单的总检医生是现任的总检医生，且仁爱医院对体检结果的分析也认为会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王秀琴针对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的二审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体检单指引单》是新天医院的体检单，但是加盖了仁爱医院体检专用章，医院主体不一致，其中记载的体检时间与医院软件系统记载的时间有一秒钟的差异，且记载的王秀琴年龄、身高亦不相符合。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无法确认是否为赵江河所做的笔录。赵江河是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该笔录是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单方制作且较为简单，无法全面说明体检情况。对于证据三，变更总检医生与医院软件系统不相符。被体检人身份信息不能修改，系统记载的体检报告的体检人是否为王秀琴，无法证明。三、二审依王秀琴的申请，到仁爱医院调取了王秀琴的《体检登记指引单》及相关《体检报告单》，并对该院医务科主管裴朵进行了询问。其中，《体检登记指引单》、《体检报告单》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二审提交的《体检登记指引单》、《体检报告单》内容一致；裴朵在接受询问时表示：仁爱医院与新天医院是同一家医院。王秀琴曾于2015年4月29日到该医院体检，体检的项目为50元的套餐，另加做了一个宫颈TCT检查。体检结果显示王秀琴肝功能存在异常。按照当时该院的规定，体检时不强制要求体检人提供身份证进行身份信息核对，而是由体检人自报包括姓名、年龄、手机号码在内的身份信息。王秀琴预留的手机号码为131××××6203。手机号码事后是可以根据体检人的要求修改的，修改时需出示身份证，但工作人员不会对身份证上的出身年月等其他信息进行详细核对，而是主要核对身份证上的名字以及体检人自报的体检日期与该院软件系统上的记载是否一致，如一致即可按要求修改。此外，由于系统设置的原因，系统中显示的总检医生是会随着该医生的离职或调动而发生变化的，所以如出现前后打印体检报告显示总检医生不一致，属于正常现象。王秀琴的体检号为DJ00020266，该体检号是不可修改的。根据该体检号查询的结果，王秀琴2015年4月29日体检后虽有过挂号记录，但均没有进行过治疗，也未产生任何消费，而该院的挂号并不要求一定要求本人办理，也可由他人持其就诊卡代办。王秀琴对我院调取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于《体检登记指引单》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体检报告单》的体检人并非王秀琴。3.询问笔录称修改体检人手机号码及进行体检都需提供身份证核对个人信息，现医院体检单所载信息与王秀琴不符，且裴朵的陈述不符合医院的实际管理规定。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对我院调取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无论是王秀琴本人陈述还是医院工作人员的陈述的效力都不会高于当年原始《体检指引单》的效力，电脑记录是可以修改的，这一点从裴朵的陈述中也得到了证明，但纸质档案是不能修改的。因此，凭上述纸质档案足以锁定仁爱医院的体检结果是王秀琴本人的体检结果。对询问笔录陈述持异议，在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调查中，《体检报告单》里面关于肝功能五项指标的偏高已经足以提醒王秀琴，所以王秀琴才买了两份重疾险。四、王秀琴在二审庭询中陈述，其于2015年9月至11月间先后购买了本案保险及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平安福、平安福重疾险等险种，合计支付保险费约15000元。在此之前，其从未购买过其他保险产品。二审认为，综合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秀琴是否存在故意未履行告知义务，并足以影响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形。对此，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王秀琴隐瞒了其于2015年4月29日在仁爱医院的体检结果，属于故意未履行告知义务，而王秀琴则主张该体检并非其本人所做，与本案无关。针对上述问题，二审作如下分析：首先，根据仁爱医院医务科主管裴朵的介绍，仁爱医院与新天医院是同一家医院。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二审提交的王秀琴在新天医院的《体检登记指引单》与一审提交的仁爱医院《体检报告单》、相关录音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2015年4月29日上午，有人以“王秀琴”的姓名和本案当事人王秀琴的手机号码131××××6203到仁爱医院登记体检的事实。其次，结合王秀琴本人自认其曾于2015年4月29日当天到过仁爱医院准备做体检的事实，以及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赵江河在《保险事故询问笔录》中关于其陪同王秀琴本人到仁爱医院并亲眼看着王秀琴参加了体检的陈述，加之该“王秀琴”的体检项目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送给王秀琴的五十元体检套餐内容一致的情况，二审认为现有证据已足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参加体检的“王秀琴”即是本案当事人王秀琴。再次，王秀琴就《体检报告单》所提出的质疑，从仁爱医院医务科主管裴朵的情况介绍中均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如系统登记的总检医生离职或调动，会导致打印出来的《体检报告单》上显示的总检医生产生相应的变化；根据医院当时的规定，系统登记的体检人出生年月是由体检人自报的，医院不会进行核对，故体检人自报的年龄与其实际年龄可能存在出入；体检人持身份证可要求更改系统上登记的手机号码，工作人员并不会核对除姓名外的身份证其他信息；以及他人可持体检人的诊疗卡代其挂号，故系统上的挂号记录不一定需要本人到场才能产生等。最后，王秀琴提交的《十××市××区中医院检验报告单》虽然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并不足以推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及二审的调查结果。此外，从王秀琴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来看，其之前并未有过购买保险产品的习惯，但却于2015年9月至11月连续花费大额的保险费购买了两个重疾险保险产品，且在填写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关于是否已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人身保险累计保额超过30万元的询问事项中填写了“否”，隐瞒了其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事实，与一般投保人的正常投保行为不甚相符。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二审综合双方的举证及陈述，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所提交的仁爱医院相关体检记录及结果属于本案当事人王秀琴，对王秀琴关于体检当天其因已食用早餐而提前离开未做体检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体检结果显示王秀琴肝功五项中多项指标明显超标，且医院亦作出了急性、慢性、病毒性××等疾病的风险提示，故王秀琴在投保案涉保险时未如实告知上述病情已构成故意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且其行为与其后续的理赔存在直接关联，足以影响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判决驳回王秀琴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秀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80元，由王秀琴负担。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再审当中，针对抗诉机关提交的新证据情况，2019年8月14日，本院再次到仁爱医院进行调查。仁爱医院提供了以下信息：1.2015年4月29日的体检为50元套餐，包含了200多元的内容，是医院与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时专门给保险公司用的，2015年时医院只有平安保险公司这一家合作单位；2.该50元卡标注了体检项目，来医院后换成体检指引单，每张体检单对应一个ID，体检单原单的内容不能变，医院有留存，但系统的信息可以变更；3.系统里补登身份证信息以及变更电话号码是被允许的，这是对患者相关信息的补充和完善。补登身份证信息，只需要患者报姓名以及体检时间，能够对上就可以改，所以补登时不能识别同名同姓的情况，补登以后身份信息就不能再改了；4.本案调查的2015年4月29日的这次体检是在2018年2月26日下午补登的身份信息，同时变更了手机号码从131××××6379变为183××××3373。至于何时从131××××6203变更为131××××6379则暂时查不到，需要技术人员到备份库找。再审当中，王秀琴称其之所以没有体检，是因为吃了东西不能体检，后再医院转了一圈，看到妇科因为肚子不舒服进去咨询了一下，医生摸了一下说没有问题，开了单让去交费进一步做B超检查，但其没有做。其将体检卡给了一位叫李梅的朋友让她检查，但李梅有没有做，不清楚。对于2015年5月1日《十××市××区中医院检验报告单》的形成情况，王秀琴称其2015年4月29日上午离开了仁爱医院后，下午去深圳见了的朋友，并坐他的车一起回了老家，服务区时在车上睡了一会，30号上午到家。因为坐朋友的车回家，感觉不舒服，晕车厉害，所以5月1日去医院进行检查，医院让其验血和进行其他检查，其只验了血，没做其他。对于搭乘其回家的朋友，王秀琴称久未联系，故无法提供联系方式。根据王秀琴提供的《检验报告单》，肝功和血常规两项，接收时间是5月1日上午10:11，医院的报告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其中肝功报告单载明为体检，血常规报告单则载明为门诊。2016年4月1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单》载明，王秀琴出院诊断为：1.原发性肝癌；2.慢性××、肝硬化并脾亢。相关检验报告单显示，王秀琴××表面抗原、××E抗原、××核心抗体均为阳性。再审当中，王秀琴表示其虽然在多家公司工作过，但都不需要体检。对于《体检报告单》最后变更的电话号码183××××3373，本院多次尝试联系均无人接听。对于变更前的电话号码131××××6379，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陈述该电话是廊坊的电话，对方接电话时称从未到过广州。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仍然是王秀琴是否存在故意未履行告知义务，并足以影响保险公司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形。再审当中，抗诉机关提交了2018年10月25日到仁爱医院调取了“王秀琴”就医、体检的相关信息，了解到2015年4月29日《体检报告单》所关联的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均非本案申诉人的，并且关联身份证号码为的“王秀琴”还多次到仁爱医院就医，故主张2015年4月29日《体检报告单》并非申诉人的体检结果。对此，本院在再审阶段对相关事实再次到仁爱医院进行了核实，了解到该《体检报告单》关联身份证号码的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该时间在本院二审判决作出之后。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应对已有证据进行全面客观进行审核，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对于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1.本案中，王秀琴确认其在2015年4月29日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赵江河的陪同下到了仁爱医院，但否认进行了体检，理由是因为吃了东西，不能做检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在事前约好知道要进行体检的情况下，一般都会空腹，而且即使吃了东西，也有很多项目可以做，但申诉人称其到了现场没有进行任何项目检查，反而到妇科进行了咨询，让妇科医生进行了检查，不符合常理；2.《体检登记指引单》上留有申诉人确认的电话号码，同时保险公司业务员赵江河陪同且亲眼看到她体检并加了项目，本案体检项目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送给王秀琴的五十元体检套餐内容一致，且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相关录音证据能与赵江河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3.再审当中，申诉人对于2015年5月1日《十××市××区中医院检验报告单》形成过程的解释是由于头晕所以到医院进行了两项血液检查，对于医院开具的其他检验则没有再做，在没有相关病历和其他证据说明仅进行该两项检查如何治疗头晕的情况下，该《检验报告单》的说服力明显不足；4.本案中，王秀琴主张其发病的时间是2016年3月，从同济医院出院诊断来看，申诉人患有慢性××以及肝硬化，从日常生活判断，这些病症均属于慢××，非突发××变，申诉人称此前其从未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信度不高。王秀琴在从未购买过重疾险的情况下，却于2015年9月至11月连续花费大额的保险费购买了两个重疾险保险产品，且在填写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关于是否已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人身保险累计保额超过30万元的询问事项中填写了“否”，隐瞒其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事实。综上，本院结合双方的举证及陈述，认定保险公司所提交的仁爱医院相关体检记录及结果属于本案当事人王秀琴，对王秀琴关于体检当天其因已食用早餐而提前离开未做体检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体检结果显示王秀琴肝功五项中多项指标明显超标，结合同济医院出院诊断，原审认定王秀琴在投保案涉保险时未如实告知身体状况构成故意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且其行为与其后续的理赔存在直接关联，足以影响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是恰当的。审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缺乏理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粤01民终183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维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书记员 余立颖苏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