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再17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宋绍荣，男，196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宗小平，男，197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义建，男，196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保（系胡义建之兄），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以上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玲，江西鑫淼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章玉龙，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章振宇，男，197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惠，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因与被申请人章玉龙、章振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终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5日作出（2019）赣民申6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宗小平、胡义建及胡义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保、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玲，被申请人章玉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被申请人章振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阮光达受让股份是否支付转让款的问题，二审法院以协议未注明转让款而现有证据不足予认定阮光达支付了转让款的认定事实错误。（二）一、二审法院认定章振宇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明显错误。从两审查明事实可知章振宇在再审申请人与章玉龙合伙经营云南省石屏县何保寨煤矿（以下简称何保寨煤矿）期间，参与了煤矿的经营管理，其明知该煤矿的股东情况，但其却受章玉龙一人委托对合伙财产擅自处分，其代理行为具有违法性。章振宇未经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同意，擅自将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股份转让，损害了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权益。（三）由于被申请人的恶意转让行为给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造成损害，章振宇与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于2012年12月10日签订的转让款分配协议具有对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合伙转让款分配和补偿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即便认定2012年12月10日的转让分配协议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已经清楚，可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根据法院查明的章振宇获取的转让款139万元，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也应得139×75%-70＝34.25万元。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终205号民事判决和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7）赣0502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一审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章玉龙辩称，（一）本案再审申请人对二审生效判决申请再审的程序是错误的。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是基于一审法院发回重生后的判决，经过了一次再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没有权利申请再审，法院不应该受理该申请，如果受理也应终结审查该申请。（二）关于二审法院是否认定阮光达实际支付了转让款，该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按照2012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来履行，并不是阮光达是否支付了转让款。二审法院对阮光达是否支付转让款也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认定的，再审申请人并没有证据证明阮光达支付了多少转让款，而是主观臆断79万元就是转让款，79万元转账并没有备注支付的种类。（三）章振宇不是本案的合伙人，不应成为本案合伙协议的适格当事人。（四）章振宇2012年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分配协议，没有经过章玉龙的授权，章玉龙事后也没有追认，该协议不具有约束力。该协议是在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受理、立案，非法干预的情况下产生的违法合同，不具有合同的合法性，该协议是无效的。对章玉龙无法律效力。（五）再审申请人认为218万元付给了章振宇或章玉龙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其不能主观臆断。章振宇辩称，同意章玉龙的意见。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章振宇并不是合伙人。2012年协议的签订是公安机关主持的，该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协议写明了章振宇受章玉龙的全权委托签订该协议，再审申请人明知章振宇是没有权利来签订该协议的，事实上章振宇也没有受到章玉龙的委托。2012年章振宇和再审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得到章玉龙的授权和追认，二审中章振宇参与庭审是明确了当时签订协议是被迫的。再审申请的法律依据均不能适用于本案。章玉龙2008年转让给毛朝彬60万元的时候，章振宇是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情况的。本案是合伙纠纷，在没有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判决返还多少款项，显然是不合理的。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对章振宇的再审申请。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章玉龙、章振宇连带返还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何保寨煤矿转让分配款160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3年7月1日起至返还转让分配款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月28日，乙方何永刚与甲方何保寨煤矿签订承包协议书，约定何永刚承包何保寨煤矿矿界范围内的煤炭开采经营权，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28日至2035年1月28日止，承包费共计63万元；2005年1月30日前煤矿处于探矿阶段，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何保寨煤矿生产许可证》和《何保寨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件，费用由乙方承担等等。2005年6月9日，甲方何永刚与乙方章玉龙签订《石屏县何保寨煤矿转承包协议书》，约定何永刚将何保寨煤矿的开采和经营权转让给章玉龙，承包期限自2005年6月9日至2035年1月28日止等等。2005年5月，章玉龙邀请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共同投资经营开采何保寨煤矿，并口头约定四人各占25%股份。2005年9月20日，经四股东章玉龙、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表决通过《何保寨煤矿股东决议》，同意聘请黄建林为该矿技术负责，技术入股资金十万元，扩股按5%增扩，章玉龙、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签字同意，黄建林在股东决议上签字。后因何保寨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办理下来，该煤矿一直未开采经营，作为入技术干股的黄建林成为股东的条件不成就，其实际上尚未成为何保寨煤矿的股东。为办理有关手续和为经营做准备，章玉龙先期投入部分资金，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入伙后又投入部分资金。章振宇在煤矿当司机。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于2006年11月离开煤矿。2008年3月15日，章振宇受章玉龙委托，甲方章振宇与乙方阮光达签订《关于何保寨煤矿合作经营的协议》，约定甲方将何保寨煤矿9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300万元，甲方保留10%的股份。2008年8月8日，章振宇受章玉龙委托，章振宇与阮光达作为甲方与乙方毛朝彬签订《关于石屏县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将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毛朝彬，约定转让价为478万元，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乙方支付60万元给甲方章玉龙（章振宇），支付218万元给阮光达，乙方在办理完何保寨煤矿《采矿许可证》后支付甲方50万元，办理完《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支付甲方150万元，该200万元归甲方章玉龙（章振宇）享有，在取得证书后的一个月内付清。后因未取得相关证书，毛朝彬未支付其余的200万元给章玉龙（章振宇）。2008年7月14日，胡义建向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刑侦队反映何保寨煤矿投资情况，随后几日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又找到宗小平、姚志刚、宋绍荣了解案情，并制作询问笔录。2012年10月23日，渝水区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到云南省石屏县找到张自祥了解其外甥毛朝彬与章振宇关于何保寨煤矿转让事项，张自祥向刑侦队提供了毛朝彬与章振宇2008年8月8日签订的何保寨煤矿转让协议书。办案民警随后找到章振宇。2012年12月10日，在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主持下，甲方章振宇与乙方胡义建签订《协议书》：一、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230万元；二、付款方式为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当天甲方付给乙方70万元整，其余160万元于2013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三、甲、乙双方结清款后，乙方所涉及的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否则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四、何保寨煤矿上的所有债权债务自甲方付清款后与乙方无任何关系；五、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留档，双方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章振宇将70万元转入渝水区公安分局指定的一个私人账户，胡义建于2012年12月12日在渝水区公安分局领取30万元、2013年5月8日领取30万元、2014年1月21日领取10万元。另查明，2006年1月4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告（第1号）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名单（第三批），其中云南省第175号为何保寨煤矿。一审法院在庭审时要求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提供有关何保寨煤矿的合伙投入资金、转账凭证等材料及合伙事务账本，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在一审判决时尚未提供。双方在合伙期间的出资情况无法查清。一审庭审时经当庭征求双方意见，双方均不同意组织合伙清算。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负担。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7）赣0502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一审诉请；二、一、二审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查明：阮光达于2008年3月15日转款79万元给章振宇。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关于章振宇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首先，相关各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在2005年9月20日《何保寨煤矿股东决议》里没有章振宇的签名；其次，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向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的陈述，均未提及章振宇是何保寨煤矿的合伙人；第三，阮光达向新余市渝水公安分局陈述，其在与章振宇签订何保寨煤矿转让协议的时候，章振宇持有章玉龙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第四，胡义建在一审法院再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章振宇不是何保寨煤矿的合伙人；本案的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故章振宇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关于2012年12月章振宇与胡义建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力。首先，章振宇不是合伙人；其次，2012年12月章振宇和胡义建签订的协议书虽然描述“现章振宇受弟弟章玉龙全权委托与宋绍荣、宗小平全权委托人胡义建就转让费分配问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但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未提供章玉龙的授权委托书，事后也未得到章玉龙的追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该协议对章玉龙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三，章振宇和胡义建签订的协议是就何保寨煤矿转让费分配的协议，何保寨煤矿章振宇共转让了两次，一次是转让90%的股份给阮光达，转让协议上没有注明转让费多少钱，通过调取当事人相关笔录和银行转账记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阮光达支付了转让款给章振宇或章玉龙；第二次转让是章玉龙（章振宇）和阮光达一起将何保寨煤矿转让给毛朝彬，按照合同约定章玉龙（章振宇）要收到转让款260万元，实际只收到60万元，因无法办理《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剩余款项无法取得；第四，章振宇非何保寨煤矿合伙人，在既没有章玉龙的授权委托书，事后也没有得到章玉龙追认的情况下，章振宇和胡义建于2012年12月签订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不予认可。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关于章玉龙在再审时提出本案不应进入再审问题。在本案再审审查时，章玉龙并未提出该意见，本案已进入再审程序。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本案经审查确实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再审不存在程序错误问题。关于2012年12月10日章振宇和胡义建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应认定为有效，章玉龙应依据该《协议书》向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支付剩余转让费16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理由包括如下六点：第一，应认定该《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实际上为章玉龙。虽然《协议书》抬头及落款处“甲方”显示为“章振宇”，但该《协议书》中明确“现章振宇受弟弟章玉龙全权委托与宋绍荣、宗小平全权委托人胡义建就转让费分配问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双方达成”，由此可见，该《协议书》实质上是章振宇代表章玉龙所签订，其实际上的签订主体为章玉龙。第二，章振宇代表章玉龙签订该《协议书》，对章玉龙具有约束力。本案一系列证据显示，章振宇有权代表章玉龙处理何保寨煤矿重大事宜。章振宇代表章玉龙签订该《协议书》，并未超出章振宇一直以来代表章玉龙处理何保寨煤矿相关事宜的范畴。1、2008年3月15日，章振宇作为甲方，阮光达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关于何保寨煤矿合作经营的协议》，章振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2、现有证据显示，上述协议签订后，阮光达于2008年3月15日转款79万元给章振宇，该款项为煤矿经营权转让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章玉龙虽辩称该79万元已用于经营并称相关票据已交付给了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在2006年11月已离开煤矿，阮光达在2008年3月15日才转款79万元给章振宇，该转款事实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是通过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阮光达、章振宇、章玉龙在农业银行自2008年3月至2008年8月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才知晓。章玉龙的上述辩解意见，难以成立。3、2008年8月8日，阮光达、章玉龙（章振宇）作为甲方，毛朝彬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关于石屏县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约定甲方将何保寨煤矿的承包经营权及现有的设备设施一次性转让给乙方，章振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4、上述协议签订后，毛朝彬向章振宇支付转让款60万元，向阮光达支付转让款218万元。第三，2012年12月10日的《协议书》已经得到部分履行。《协议书》签订后，章振宇已按协议约定将70万元转入渝水区公安分局指定的一个私人账户，胡义建于2012年12月12日在渝水区公安分局领取30万元、2013年5月8日领取30万元、2014年1月21日领取10万元。第四，章玉龙并未及时就2012年12月10日的《协议书》提出异议。如果章玉龙不认可章振宇代表其签署的上述《协议书》，或者认为上述《协议书》存在无效、可撤销的事由，其本应在知晓有关情况后，及时向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提出异议，或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无效或撤销。章玉龙在庭审时称其2013年知道上述《协议书》的签订情况，但直到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于2014年7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时，章玉龙仍未就《协议书》提出异议。第五，导致何保寨煤矿经营权转让款无法查清，责任在章玉龙方。本案中，2008年后发生的一系列何保寨煤矿经营权转让行为，均是章玉龙、章振宇操作，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并未参与。章玉龙在转让何保寨煤矿经营权后，亦未将转让情况告知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存在隐瞒情形。何保寨煤矿经营权转让款的具体数额，章玉龙、章振宇应该知晓，并应掌握了相关证据材料。但从历次审理的情况看，章玉龙并未作出如实陈述，亦未提交收取转让款的凭证。对于何保寨煤矿经营权转让款无法查清，责任在章玉龙方。公安机关对张自祥、阮光达、章振宇的询问笔录、章振宇在二审庭审时的陈述显示，2008年3月15日，章振宇、阮光达签订《关于何保寨煤矿合作经营的协议》后，阮光达称向章振宇支付了转让费160万元，章振宇则称具体数额记不清了；2008年8月8日，阮光达、章玉龙（章振宇）、毛朝彬签订《关于石屏县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后，阮光达收到了毛朝彬支付的转让款218万元；在上述两份协议签订期间，因何保寨煤矿开采证等手续没有办下来，并没有进行开采。综合考虑上述协议签订间隔时间、转让款支付和煤矿并未实际开采的情况，可认定章振宇向阮光达转让煤矿取得的转让费应该远远超过79万元，否则章振宇不可能在没有收到阮光达相应转让费的情况下，会同意毛朝彬支付218万元转让费给阮光达。在此情况下，依据2012年12月10日的《协议书》判令章玉龙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第六，章玉龙逾期付款，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根据2012年12月10日《协议书》约定，章玉龙应在2013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剩余转让费160万元。因章玉龙未按期付款，客观上造成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产生了损失。章玉龙占用转让费未及时支付，应自2013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综上，原一、二审法院直接驳回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申请再审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相应再审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终205号民事判决和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7）赣0502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二、章玉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支付160万元转让款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7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共计38400元，由章玉龙负担30000元，由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负担8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雪林审判员  李振峰审判员  邓名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徐苹书记员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