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98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腾学富，男，197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怀军，重庆和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锋，男，198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明，重庆市璧山区丁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莉，女，197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上诉人腾学富因与被上诉人薛锋、王亚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8)渝0120民初4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腾学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怀军，被上诉人薛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明，被上诉人王亚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腾学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薛锋与腾学富、王亚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系王亚莉为多分财产而与薛锋之间虚构的债务，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以及伪造证据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的事实错误。二、王亚莉与薛锋之间的账户往来金额属于本案关键事实，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审查。而且一审中腾学富向法院申请调取王亚莉的银行账户情况，一审法院未允许，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三、腾学富持有关于吊车的收款凭证、费用报销单等原始的报账单据，能够证明薛锋支付的款项与吊车合伙有关，至于腾学富和王亚莉在吊车中究竟支付了多少金额，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四、2015年6月、7月、8月、11月转账备注并不能证明腾学富认可所有款项均是向薛锋的借款。薛锋在一审中也自认其掌控了腾学富银行卡进行支付，因此不能排除薛锋刻意进行标注。薛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亚莉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公正，应当维持原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薛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40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3月23日起至付清时止，以2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标准计算利息）；二、判决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利息175.184万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锋系王亚莉的妹夫。腾学富与王亚莉于2001年1月12日在长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其中王亚莉就职于长寿区江南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且薛锋和滕学富均当庭陈述滕学富与王亚莉在2015年期间的夫妻感情和谐。滕学富于2016年3月发现王亚莉与他人发生婚外情，双方感情因此出现问题，后双方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第四条债务的处理载明，“双方约定其它在亲朋好友处借款由各自承担（详见借款明细），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权和债务，如对外负有债务的，则由负债方自行承担”，且该协议中并未载明案涉借款情况，但双方并未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滕学富于2018年7月11日诉至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要求与王亚莉离婚。后经该院主持调解下，双方于2018年9月25日协议离婚，其中第五条对部分债务进行了处理,即“（2018）渝0115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及（2018）渝0115民初166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余额由王亚莉负担;（2018）渝0115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余额由滕学富负担。”但不包括本案所涉债务。根据前述三个民事判决书以及（2018）渝0115民初491号民事调解书中所载明的内容可知，滕学富分别于2014年11月9日在王亚莉的舅舅周荣康处借款10万元，于2015年3月7日在王亚莉的舅舅周荣华处借款10万元，于同年3月8日在王亚莉的舅舅周荣光处借款55万元，且滕学富均向出借人出具了借条。后因滕学富未偿还借款，上述出借人均诉至法院，要求滕学富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经审理后，长寿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对上述借款事实均予以确认，并判决要求滕学富归还尚欠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另外，滕学富与王亚莉于2015年4月27日在樊英处借款40万元，且共同向樊英出具了借条。后因二被告未归还完本息，樊英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归还尚欠本息，后经长寿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为此，该院制作了（2018）渝0115民初491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1月至9月，薛锋向滕学富转账共计226万元，向王亚莉转账共计14万元，共计240万元，其中薛锋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于2015年1月25日、2月2日、2月8日、2月14日、2月18日、3月9日、3月21日、3月21日、3月22日、3月29日向腾学富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4万元、1万元、30万元、3万元、18万元、30万元、30万元、20万元、80万元，以上合计226万元。同时，薛锋通过其银行账户于同年5月1日向王亚莉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且王亚莉于次日分两笔（每笔5万元）将上述款项转账至滕学富的银行账户内，后于同年9月29日向王亚莉的尾号3861招商银行信用卡转账4万元，且滕学富当庭陈述其确实使用了该张信用卡，但王亚莉也在用，薛锋有时也在用，而王亚莉当庭陈述该张信用卡由滕学富在使用，但薛锋当庭陈述其从未使用过该张信用卡。同时查明，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单中所载明的内容显示，除了上述转款记录外，薛锋与滕学富之间在2014至2016年期间存在大量的资金转账往来记录。针对前述转款240万元的问题，薛锋诉称前述款项系滕学富、王亚莉因巴中项目需资金周转向其所借的借款，同时约定了月息2%，后双方经结算后对借款本息进行确认，并对还款进行了约定，其中2015年1月25日至2018年3月22日尚欠利息175.184万元，且其举示了由王亚莉出具的2015年1月25日、2月2日、2月8日、2月14日、2月18日、3月9日、3月22日、3月29日、5月1日、9月29日借条复印件（分别载明借款金额为10万元、4万元、1万元、30万元、3万元、18万元、80万元、80万元、10万元、4万元，且均约定月息2%，在借款人处王亚莉签名均系王亚莉本人所签，滕学富签名也系王亚莉代签）10张以及2018年3月22日的借条、欠条及《还款协议书》各1份予以证明，其中2018年3月22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薛锋（身份证号：5002271984********）人民币本金240万元（大写：贰佰肆拾万元整）。该款系2015年1月25日10万、2015年2月2日4万、2015年2月8日1万、2015年2月14日30万、2015年2月18日3万、2015年3月9日18万、2015年3月21日30万、2015年3月21日30万、2015年3月22日20万、2015年3月29日80万、2015年5月1日10万、2015年9月29日4万的借款本金总和。以前的借条全部作废。利息按月息2%计算。借款人（签字）：王亚莉、滕学富”；同日的欠条载明，“今欠到薛锋借款利息175.184万元，该款是从2015年1月25日至2018年3月22日止的利息（本金240万元整）。欠款人（签字）：王亚莉、滕学富，2018年3月22日”;同日的《还款协议书》载明，“甲方（债权人）：薛锋，乙方（债务人）：王亚莉、腾学富……第一条甲乙双方经书面核实，确认如下事实：2015年乙方为投资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房地产开发项目，向甲方借款。甲方向多位第三方出借人处借款后，将款项转借给乙方（……）；甲、乙双方经对账确认，截止2018年3月22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人民币4151840元。其中，本金人民币240万元整，利息人民币175.184万元整。第二条……1、乙方承诺于2018年5月22日前偿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4151840元……3、如果乙方未按上述时间足额给付，乙方就余款未履行部分按月息2%计算支付逾期利息于甲方，直至还清为止。……甲方签字：薛锋，乙方签字：王亚莉、腾学富”。前述借条、欠条以及《还款协议》中王亚莉签名均系王亚莉本人所签，滕学富签名均系王亚莉代签，且签字时滕学富均未在场，且薛锋与王亚莉当庭均称，2018年3月22日王亚莉出具汇总借条后，上述2015年期间出具的10张借条原件就销毁了。王亚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滕学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并称王亚莉在给薛锋出具汇总借条后，其没有得到我确认的情况下将上述10张借条原件撕毁，这恰恰能够说明上述借款是虚假的。对于2015年期间10张借条的出具情况，庭审中，薛锋称，二被告是夫妻，且他们的资产都在王亚莉名下，找王亚莉出具借条较为稳妥。且当时在我转账给滕学富后，滕学富交待我直接找王亚莉对账就可以了，且当时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也是王亚莉当家，所以我就只找王亚莉签字，没有找滕学富签字。王亚莉称，我们家庭财产均登记在我名下，我的可信度更高些，滕学富因工程的一些借款绝大部分都是我签字。薛锋找我出具借条时，滕学富没在，我就签字了，我们基本都是借款当时就出具借条给薛锋的，但我都告知过滕学富的，要么是滕学富打电话给我，让我出具借条，要么我电话告知滕学富的。对于薛锋及王亚莉陈述的前述情况，滕学富辩称，我们家庭财产确实登记在王亚莉名下，但上述借款是虚假的，系薛锋和王亚莉双方捏造虚假的借条，并有利于王亚莉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且薛锋和王亚莉的陈述均不属实，我没有叫王亚莉代写我的名字和出具借条。同时，根据滕学富所举示的会议记录中所载明的内容显示，薛锋作为会议记录人参与了由滕学富分别于2015年3月23日、3月26日、3月27日、5月6日、5月19日主持的工作会议，对此，滕学富辩称其与薛锋在上述会议期间在一起，而根据薛锋所举示的借条时间有3月21日、22日，薛锋均有充分时间找我出具借条，但却找王亚莉签字，这能说明案涉借款是虚假的。而薛锋对此陈述不予认可。另外，滕学富还辩称，我对外借款包括向我和王亚莉的亲戚借款都是以我自己名义借款，其中向王亚莉舅舅周荣康、周荣光、周荣华以及我姐姐滕学英、我亲大嫂喻小兰、我二姐夫蒋兴全的借款都是以我本人去借的，没有王亚莉的签字，而在向我朋友向志文、樊英借款时，他们要求我们夫妻共同签字，才是我们共同签字确认，同时也能说明王亚莉陈述我对外承建工程大部分的借款都是她签字的情况不属实，为此，滕学富举示了其个人于2014年1月11日出具给张奎的欠条（金额84500元）、于2014年9月10日出具给幺姐（滕学英）的欠条（金额70615元）、于2014年12月8日出具给蒋兴全的借条（金额16万元）、于2015年2月25日出具给滕学英的欠条（金额1.5万元）、于2015年10月15日出具给向志文的借条（金额37.2万元）、于2017年1月14日出具给喻小兰借条（金额22.8万元）各1份（以上均为复印件），（2018）渝0115民初1663号、（2018）渝0115民初1664号、（2018）渝0115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8）渝0115民初491号民事调解书各1份，2018年4月7日住房租金收据、樊英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5月28日、6月21日出具给腾学富的收条复印件各1份予以证明。而薛锋和王亚莉均质证称，除了长寿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和调解书及其所涉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对于2018年3月22日汇总的借条、欠条以及《还款协议》的出具情况，庭审中，王亚莉称，在2018年3月22日我出具汇总的借条、欠条等时，我没有告知滕学富，因为这次是对之前借款的汇总，且那时候滕学富也不愿意给薛锋出具借条了，因为在汇总之前薛锋也催过滕学富结算，但他一直不来。薛锋也当庭称其在2018年3月22日当天没有给滕学富打电话，但是之前打了电话给滕学富，也去找过他，要求他来对账的。关于在没有告知滕学富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如何确认前述汇总的借条、欠条以及《还款协议》中尚欠借款本金、利息以及还款时间的问题。王亚莉称，因为薛锋一直在催我们还钱，我就认为我们没有偿还薛锋的钱。利息是我和薛锋两个人计算的。《还款协议》是我做的承诺。当时我估计滕学富项目上的钱可以支付100万元，另外，巴中项目上巩强平可能要补偿滕学富1千万元，且我处理一部分我们房产就可以还款了，但后来卖房子时滕学富不签字就没有处理房产，截至2018年5月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偿还给薛锋。对于前述转款240万元的问题，庭审中，滕学富辩称薛锋向其转账的226万元，其中一部分系薛锋归还其垫付的吊车款120万元以及分配的合伙经营吊车利润51万元，为此，滕学富还陈述，因我要做的巴中项目缺乏资金，2015年1月初我与薛锋就三台合伙吊车作了总结算，三台吊车投资都是我出的，我一共垫资120万元，薛锋一分钱也未出，其负责管理，三台吊车都赚了钱的，我们最后协商的结算结果是，薛锋将我之前垫付的120万元还给我，还要支付三台吊车的利润51万元，薛锋也分了51万元利润，但双方签字的总结算单据也被王亚莉带走了；第二部分系薛锋归还的借款15万元。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在我银行账户里取的几十万元，其中拿了15万现金借给了薛锋，具体借款时间也记不清楚了。当时因为薛锋称其做苗木需要资金，且当时薛锋出具了借条，后来我与薛锋在2015年1月初对合伙吊车总结算时，我就把借条还给他，他就销毁了；第三部分系薛锋投资恒发公司（巴中项目）的投资款40万元。上述款项都是在2015年1至3月份转的，具体每部分的款项都是混同支付的，没有具体分开，当时转钱的目的是因为我巴中项目需要资金。最后，对于薛锋转给王亚莉的14万元，我不清楚。而王亚莉称滕学富的上述陈述不属实，我们没有对合伙吊车结算，滕学富也没有投资120万元；同时，薛锋也称滕学富的上述陈述不属实，合伙吊车双方没有结算，且我从没向其借款15万元。关于前述三台合伙吊车的情况，滕学富辩称其与薛锋合伙购买了三台吊车，各占50%股份，且共同经营，由薛锋将账目报给滕学富审批，同时称还有一些单据不在了，是被王亚莉拿走了，所以仅剩下这部分单据，为此，滕学富举示了借款人均为薛锋的还款计划书3张（载明的贷款类型均为总对总工程车辆贷款，贷款金额分别为368000元、598000元、196000元，还款时间分别从2010年6月20日、2011年7月21日及2012年6月21日开始，贷款期限分别为24期、36期、36期，还款周期均为按月还款），2015年3至5月份16H、25K5吊车的包括收款凭证、费用报销单、收据、原始记录等在内的报账单据（其中收款凭证中制证处有薛锋签名，会计主管处有滕学富签名，其他部分单据也有薛锋的签名）予以证明。而薛锋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滕学富的证明目的。该账目是薛锋的，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滕学富手里，也不知滕学富是什么时候将其名字加上去的；王亚莉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还款计划书是三台吊车的贷款和还款情况，但这些不是薛锋交给滕学富的，怎么在其手里也不清楚，但这些账目王亚莉看过并清楚，是之前薛锋交给王亚莉的。对于前述三台合伙吊车的情况，王亚莉称，2010年6月份购买16H吊车（16吨）时候，当时我们与薛锋说的合伙，各占50%的股份，我们出资款是12万元，该车裸车价大概是58万多元，购买该车首付是刷我的卡，其它的费用（包括部分首付款、上户、保险及装饰等费用）都是薛锋出的，挣的钱都是用于吊车的月供。当时因为生意比较好，2011年7月份，薛锋和我们商量说再购买一辆吊车，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钱，所以薛锋自己筹资金买一台25**吊车（25吨），该车裸车价大概是100万元左右，购买该车的款项主要是薛锋用他的房产在外面的贷款以及借款，当时我们与薛锋约定，该车挣的钱也与16H吊车（16吨）共同结算，共同参与利益分红，但是我们共同偿还薛锋因购买该车借款的利息。2013年，我们在长寿办理一个预制厂，所以腾学富叫薛锋在2013年7月份去买一辆小型10吨吊车，也是薛锋自己筹款购买的，该车也是与前两车一起结算，但是由于业务不好，薛锋就将该车卖了。我参与了这三台吊车的经营，而且账目都是我在做，账目都由我放在家里保管，后来被腾学富将所有账本藏起来了，今天只拿了一部分出来。但三台车都是处于亏损状态，挣的钱都用于还借款，没有分红。薛锋对于王亚莉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而滕学富称，王亚莉的上述陈述不属实，2010年、2011年、2013年三台吊车我都投了资的，我占50%的股份，我一共投资120万元，含垫付的所有吊车的首付款、吊车装置费以及启动资金（三台吊车运行期间的周转资金），我投的钱大部分是现金，具体每次给多少我记不清楚了，王亚莉曾经通过刷卡给付吊车的费用我也不清楚，但是王亚莉没有管理吊车的账目。关于案涉巴中项目及薛锋出资的情况，根据双方的当庭陈述以及举示的证据显示，该项目系滕学富与巩强平合伙开发，且该二人为此于2015年3月6日签订《合伙开发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综合市场协议书》，后为便于该项目实施而成立了巴中市恒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发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滕学富，登记股东为滕学富和巩强平）。2015年5月18日，滕学富和巩强平对恒发公司开支情况进行确认，截至2015年5月18日，滕学富分4笔进账共303万元、股东巩强平进账80万元，共计出资383万元；而薛锋作为隐名股东于2015年3月与滕学富合作，占股5%，并参与了该项目的经营管理。同时，薛锋当庭称王亚莉也参与了该项目的经营管理，但滕学富和王亚莉均称王亚莉并没有参与该项目的经营管理。后薛锋于2017年9月找到滕学富补签了《隐名股东协议书》，即薛锋作为甲方（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与作为乙方（显明股东）的腾学富于2017年9月1日补签《隐名股东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巴中市恒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实际出资股东，出资金额为40万元，在公司实际拥有股份比例为5%……乙方作为公司显明股东，代甲方持有甲方在公司5%股份，并在工商机关以乙方名义对甲方的股权予以登记……”。对于薛锋的出资情况，庭审中，滕学富陈述，2015年3月21日、22日，薛锋向其转账支付了40万元，但该笔款没有单独转账，而是混同之前退还合伙吊车垫资款一并转的，且当时我也没有出具收据。而薛锋陈述，当时协商出资40万元，但因为恒发公司两个股东对账后实际投资383万元，薛锋向腾学富转账了14万元（具体为2015年9月19日转账9万元，同年9月26日转账2万元和30001元），另外薛锋为恒发公司垫资十多万元费用，其中一部分也作为入股金额，实际入股金额为20万元，滕学富也没有出具收据。同时，根据薛锋所举示的对私客户对账单显示，薛锋通过其尾号7108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5年9月19日转账9万元、于同年9月26日转账2万元和30001元。而腾学富陈述，薛锋支付的上述14万元不是投资款，是薛锋与自己的其他资金来往，具体是什么记不清了。对于案涉借款240万元的资金来源问题，审理中，薛锋诉称其系从第三方简正伟、张运华（又名张华，通过其朋友邓剑波的母亲刘云芳转账出借）、潘洋建（通过其妻子徐荣德转账出借）、薛兰（通过其妹妹薛祖连转账出借）、罗昌学、孙田、曾维高等人处借钱后再借给滕学富的，且举示了有王亚莉签字确认的附件1薛锋在第三方出借人借款金额、时间、姓名清单一份予以证明。王亚莉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清楚上述情况；而滕学富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不清楚薛锋向第三方的借款情况。同时，根据薛锋提交的对私客户对账单中载明情况显示，2015年1月25日，简正伟向其转账10万元，同日薛锋将该款转给了滕学富；同年2月13日，简正伟、刘云芳分别向其转账10万元、20万元，薛锋于次日将30万元转给滕学富；同年2月24日，简正伟向其转账10万元；同年3月8日，徐荣德向其转账4.9万元，同日，薛祖连向其转账3万元、2万元，薛锋于次日将18万元转给滕学富；同年3月18日，罗昌学向其转账50万元，薛锋于同年3月21日将30万元、30万元转给滕学富；同年3月22日，曾维高向其转账10.28万元、2万元，薛锋于同日将20万元转账给滕学富。关于案涉借款的利息支付情况，庭审中，薛锋诉称腾学富向其共支付了利息25.2万元，其中针对2015年2月14日借款本金30万元共支付了12笔利息，每笔6000元，具体转账支付了3.6万元（分6笔），其他方式支付了3.6万元，且薛锋收到后转给第三方简正伟；2016年1月14日、1月28日各转账8万元和10万元系剩余210万元借款的利息，且薛锋收到后转给第三方张运华。且前述利息已在起诉金额中予以扣除,该利息系按照月利率2%计算得来。为此，薛锋举示了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13张予以证明。同时，根据薛锋所举示的前述账户明细中所载明情况显示，滕学富分6次向薛锋的账户各转账6000元，即于2015年3月27日转账6000元，6月27日转账6000元（转账备注为“给利息30万的”），7月25日转账6000元（转账备注为“利息”），8月27日、11月2日各转账6000元（转账备注均为“还款”）以及12月3日转账6000元，并于2016年1月14日、1月28日各转账8万元、10万元（转账备注均为“还款”）；另外，薛锋还通过该收款账户于2015年4月27日、5月26日、6月27日、7月25日、10月26日、12月2日以及2016年1月6日、1月29日、2月24日向简正伟的账户各转账6000元，且于2016年1月28日向张运华账户转账202000元（转账备注：归还借款）。王亚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可薛锋的前述陈述；而滕学富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我确实转给薛锋这些款项，但不能说明薛锋借款给我，也不能说明我向薛锋支付了利息，且账户转账备注为利息或还款的情况，有可能是薛锋拿我的卡去转账并做的备注，而对于薛锋支付给第三方的款项，与我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薛锋与滕学富、王亚莉是否建立了借款金额为24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根据双方所举示的证据以及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出借人薛锋与借款人滕学富、王亚莉已建立了借款金额为24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体评析如下：一、从案涉借款的单据出具上看，薛锋已举示了王亚莉当庭认可的由王亚莉以自己和滕学富名义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25日、2月2日、2月8日、2月14日、2月18日、3月9日、3月22、3月29日、5月1日、9月29日借条复印件（分别载明借款金额为10万元、4万元、1万元、30万元、3万元、18万元、80万元、80万元、10万元、4万元，且均约定月利率2%）10张，2018年3月22日汇总的借条、欠条以及薛锋与王亚莉共同签字确认的《还款协议书》各1份。而滕学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辩称其没有叫王亚莉代写其名字和出具借条，且王亚莉在给薛锋出具汇总借条后，其没有得到我确认的情况下将上述10张借条原件撕毁，这恰恰能够说明上述借款是虚假的，系薛锋和王亚莉双方捏造虚假的借条，并有利于王亚莉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但鉴于2015年期间薛锋和滕学富、王亚莉有良好的亲戚关系和生意合作关系，且滕学富与王亚莉在该期间有和谐的夫妻关系，加之该期间在亲朋好友处确有借款发生以及其家庭财产登记于王亚莉名下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薛锋和王亚莉在庭审中所作的关于2015年期间10张借条的出具情况以及关于2018年3月22日汇总的借条、欠条及《还款协议书》的出具情况的陈述存在一定可能性和合理性。同时，滕学富也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薛锋和王亚莉为有利于王亚莉在离婚时多分财产而捏造了上述借款。二、从案涉借款的银行转账和使用情况上看，2015年1月至9月，薛锋向滕学富转账共计226万元，向王亚莉转账共计14万元，共计240万元，其中薛锋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于2015年1月25日、2月2日、2月8日、2月14日、2月18日、3月9日、3月21日、3月21日、3月22日、3月29日向腾学富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4万元、1万元、30万元、3万元、18万元、30万元、30万元、20万元、80万元，以上合计226万元。同时，薛锋通过其银行账户于同年5月1日向王亚莉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且王亚莉于次日分两笔（每笔5万元）将上述款项转账至滕学富的银行账户内；后于同年9月29日向王亚莉的尾号3861招商银行信用卡转账4万元，且滕学富当庭自认其使用过王亚莉的尾号3861招商银行信用卡。经与前述10张借条所载明的内容比较，上述转账的时间和金额与10张借条的时间和金额较为吻合。三、从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上看，审理中，薛锋诉称其系从第三方简正伟、张运华（又名张华，通过其朋友邓剑波的母亲刘云芳转账出借）、潘洋建（通过其妻子徐荣德转账出借）、薛兰（通过其妹妹薛祖连转账出借）、罗昌学、孙田、曾维高等人处借钱后再借给滕学富的，为此举示了有王亚莉签字确认的附件1薛锋在第三方出借人借款金额、时间、姓名清单一份予以证明。同时，根据薛锋提交的对私客户对账单中载明情况显示，2015年1月25日，简正伟向其转账10万元，同日薛锋将该款转给了滕学富；同年2月13日，简正伟、刘云芳分别向其转账10万元、20万元，薛锋于次日将30万元转给滕学富；同年2月24日，简正伟向其转账10万元；同年3月8日，徐荣德向其转账4.9万元，同日，薛祖连向其转账3万元、2万元，薛锋于次日将18万元转给滕学富；同年3月18日，罗昌学向其转账50万元，薛锋于同年3月21日将30万元、30万元转给滕学富；同年3月22日，曾维高向其转账10.28万元、2万元，薛锋于同日将20万元转账给滕学富。四、从案涉借款的利息支付上看，薛锋诉称腾学富向其共支付了利息25.2万元，其中针对2015年2月14日借款本金30万元共支付了12笔利息，每笔6000元，具体转账支付了3.6万元（分6笔），其他方式支付了3.6万元，且薛锋收到后转给第三方简正伟；2016年1月14日、1月28日各转账8万元和10万元系剩余210万元借款的利息，且薛锋收到后转给第三方张运华。且前述利息已在起诉金额中予以扣除,该利息系按照月利率2%计算得来。为此，薛锋举示了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13张予以证明。同时，根据薛锋所举示的前述账户明细中所载明情况显示，滕学富分6次向薛锋的账户各转账6000元，即于2015年3月27日转账6000元，6月27日转账6000元（转账备注为“给利息30万的”），7月25日转账6000元（转账备注为“利息”），8月27日、11月2日各转账6000元（转账备注均为“还款”）以及12月3日转账6000元，并于2016年1月14日、1月28日各转账8万元、10万元（转账备注均为“还款”）；另外，薛锋还通过该收款账户于2015年4月27日、5月26日、6月27日、7月25日、10月26日、12月2日以及2016年1月6日、1月29日、2月24日向简正伟的账户各转账6000元，且于2016年1月28日向张运华账户转账202000元（转账备注：归还借款）。而滕学富辩称其银行账户转账中备注为利息或还款的情况，有可能是薛锋拿我的卡去转账并做的备注，但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五、从滕学富对于案涉借款240万元的答辩意见上看，首先，对于滕学富辩称其不清楚薛锋向王亚莉转账14万元的情况，但经一审法院查明，王亚莉在收到薛锋向其转账的10万元后的次日便将该笔款项转账给滕学富，且滕学富也自认使用了王亚莉用于收取薛锋转账4万元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加之2015年期间滕学富和王亚莉的夫妻感情和谐，据此，滕学富应当知晓上述转账14万元的情况。其次，对于滕学富所辩称的薛锋向其转账226万元系其他款项的意见，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滕学富辩称226万元中的一部分系薛锋归还其垫付的吊车款120万元以及分配的合伙经营吊车利润51万元，且该两笔款项均为双方在2015年1月对三台吊车所做的总结算时得出，但薛锋和王亚莉对此均予以否认，且腾学富对此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2、腾学富辩称226万元中有15万元为薛锋归还的借款，但薛锋和王亚莉对此均予以否认，且腾学富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该借贷关系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对于该项辩称意见也不予采信；3、针对腾学富辩称的226万元中有40万元为薛锋投资恒发公司的投资款的情况，虽然双方于2017年9月1日补签的《隐名股东协议书》中载明薛锋出资40万元，但薛锋称其实际出资20万元，并说明了组成部分，为此，双方对薛锋实际投资金额发生争议。同时，因滕学富当庭辩称包括该投资款40万元在内上述三部分款项均是在2015年1至3月份转的，具体每部分的款项都是混同支付的，没有具体分开，但滕学富并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三部分款项系由薛锋混同支付的，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中的40万元系薛锋应支付的投资款，故，一审法院对于该项辩称意见不予确认。综上，案涉借款事实发生于2015年，是在腾学富与王亚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亚莉对案涉借款事实予以认可，且在借条、欠条以及《还款协议书》上以自己和滕学富名义签字确认。腾学富虽未在上述单据上签字，但其实际收到了薛锋向其转账的226万元以及王亚莉在收到薛锋向其转账10万元的次日向其转账的10万元，也使用了王亚莉用于收取薛锋转账4万元的招行信用卡，且其在向薛锋支付的部分款项中转账备注为“给利息30万的”、“利息”以及“还款”等字样，结合借条载明的情况以及薛锋的陈述，应视为其向薛锋支付了部分利息。同时，滕学富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薛锋和王亚莉为有利于王亚莉在离婚时多分财产而捏造了上述借款，更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所辩称的薛锋向其转账226万元系其他款项这一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薛锋将案涉240万元出借给滕学富、王亚莉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双方当事人已建立了借款本金为24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后，滕学富和王亚莉作为借款人未按约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行为属于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对于薛锋要求滕学富和王亚莉偿还本金240万元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对于薛锋主张的利息问题，首先，薛锋与王亚莉共同确认的借条等单据中均约定了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对于薛锋和王亚莉共同确认截至2018年3月22日尚欠利息175.184万元，但案涉借款实为10笔借款的汇总，根据每笔借款的金额、出借时间、约定月利率以及已支付利息等情况，且经一审法院核算，案涉借款在2015年期间共产生利息449560元，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各产生利息576000元以及从2018年1月1日至同年3月22日期间共产生利息131200元，以上共计173.276万元，扣除薛锋自认已支付的利息25.2万元，尚欠利息148.076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滕学富、王亚莉应当支付薛锋截至2018年3月22日的尚欠利息148.076万元以及从2018年3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而对于薛锋主张利息中超过部分27108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腾学富、王亚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薛锋偿还借款本金240万元，同时支付截至2018年3月22日的尚欠利息1480760元以及从2018年3月23日起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薛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007元、申请诉讼保全措施费5000元，共计25007元，由被告腾学富、王亚莉承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限二被告随上述案款一并支付原告）。”二审中，上诉人腾学富向本院举示证据如下：证据1.三方合作协议书，拟证明腾学富与薛锋有其他经济往来，2015年部分转款为薛锋投资协议国家电力安装项目的投资，并非为借款。证据2.转账支票及收据，拟证明巴中项目报销了薛锋垫款，证明薛锋在一审中说用巴中项目垫款冲做了对巴中的出资是虚假陈述。证据3.王亚莉与腾学富的QQ聊天记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离婚协议书是王亚莉在2016年12月3日起草的，该协议书中明确与薛锋共同投资占50%的吊车有收益，并非王亚莉在一审中的陈述为亏损，且明确对薛锋没有债务，故薛锋的借款债务是虚假的。证据4.薛锋与腾学富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薛锋与腾学富之间有经济往来，薛锋在长达几年的聊天和接触中没有提及借款的事宜以及补签借条事宜，与常理不符，案涉借款是2018年初虚构的。证据5.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腾学富与薛锋之间有大量经济往来，一审认定的转款无备注，不能确定为借款。证据6.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王亚莉为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在2018年初以倒签的方式获得证据。被上诉人薛锋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薛锋虽然签订了该协议，但薛锋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总投资也只有5万元，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只能证明薛锋报销了其中一部分费用，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属于新证据，该协议书没有双方签字，而聊天记录与本案借款无关，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聊天记录的内容大部分是传资料，大部分是截图，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也不属于新证据；微信截图中也反映了薛锋向腾学富追款的事实，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5，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已举示，一审法院已经做出了认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与薛锋无关，是王亚莉与腾学富之间的事，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王亚莉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最后结算是腾学富和李志华在结算，他们结算后的利润未分给薛锋，总投资不超过5万元。对证据2不清楚。对证据3只是当时草拟的离婚协议，此协议是按照腾学富的要求写的，通过QQ传给腾学富看，一审中上诉人提交过，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证据5不清楚。对证据6，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举示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举示的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上诉人腾学富向本院申请对薛锋名下从2011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的银行账户明细及王亚莉名下从2011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的银行账户明细进行调查取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方式提出。而上诉人腾学富没有向一审法院明确提出上述书面申请，其在二审中当庭提出该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其未对调取上述证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作出充分的说明，故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薛锋与腾学富、王亚莉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现评析如下：首先，涉案借款事实发生于2015年，是在腾学富与王亚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亚莉对涉案借款事实予以认可，且在借条、欠条以及《还款协议书》上以自己和滕学富名义签字确认。其次，腾学富虽未在上述借据上签字，但其在约两个月时间里实际收到了薛锋向其转账的226万元以及王亚莉在收到薛锋向其转账10万元的次日向其转账的10万元，也使用了王亚莉用于收取薛锋转账4万元的招行信用卡；且其在向薛锋支付的部分款项中转账备注为“给利息30万的”、“利息”以及“还款”等字样，结合借条载明的情况以及薛锋的陈述，足以认定腾学富向薛锋支付了部分借款利息。最后，滕学富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王亚莉为多分财产而与薛锋之间伪造证据、虚构涉案借款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其所辩称的薛锋向其转账226万元系其他款项这一事实。因此，本院认定薛锋与腾学富、王亚莉之间建立了借款本金为24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腾学富、王亚莉向薛锋偿还240万元借款及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腾学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14元，由腾学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太平审 判 员 赵 青审 判 员 李 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潘国伟书 记 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