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伟津，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嗣彦，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鲁，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坚，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国，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彬，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伟津被上诉人李伟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伟津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请求判决驳回李伟坚的诉讼请求；3.请求判决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二审诉讼费由李伟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梁伟津与李伟坚庭审中明确关于合伙解散的实际时间是2017年3月，而不是2016年11月。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关系终止于2016年11月错误，因为2016年11月所谓的清算后的数额是李伟坚单方面制作的，双方并未就11月解散合伙关系达成一致意见，且到2017年3月期间大围场并未交梁伟津实际经营，仍处于李伟坚的控制之下，所以李伟坚才可能在2017年1月运送鸡蛋花进去，并且在2017年2月25日李伟坚还在委托他人进行场地建设。(2017)粤Oll5民初2215号生效判决文书关于合伙关系认定以及工程款的判决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责任，时间已经是2016年11月之后，可证明双方合伙关系尚系存续期间。（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合伙份额各占百分之五十比例准确，但处理合伙财产时判决将一月份李伟坚投入合伙40万元径直支付给合伙一方是错误的。如果合伙解散时间是2017年3月，则1月期间送进去的鸡蛋花属于合伙期间的财产，一审判决将该部分40万元全额判给李伟坚就是错误的，况且李伟坚在诉状中就已经自认“合伙项目未分配的价值638138(花场信诚园林总价值788138元，梁伟津持有150000元的份额)”，该部分属于合伙项目，只是认为梁伟津的份额只有15万元的份额，而实际上双方的份额应是各占50％。散伙时应当平均分配合伙期间的财产，承担合伙期间的债务。（三）李伟坚未通知梁伟津现场陪同，且在梁伟津不知晓的情况下单方委托评估，其单方所作的评估结论书有失真实性、合法性。评估报告书形成时间是2017年6月，即争议大围场已经属于梁伟津管控下，李伟坚单方面在梁伟津不知情的情况下委托评估，且评估目的并非用于双方公平解决合伙争议，而是为委托人(李伟坚)了解市场价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故该评估报告书系为委托人一方私人利益所为，一审判决予以采纳，有失公正。（四）一审判决处理合伙财产分割不当，忽略各合伙人各占比例均等，计算方法有误。一审判决将李伟坚单方委托评估方出具的2017年评估价格与李伟坚2016年11月的单方面估价简单相减后，得出二者差价40万元归属李伟坚所有，这一算法没有考虑到专业估价与单方面为自身利益需求估价的区别。这样算出来的数字不客观、不合理。综上所述，李伟坚的诉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改判驳回李伟坚的全部请求。李伟坚辩称，不同意梁伟津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梁伟津的全部诉请，维持原判。李伟坚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李伟坚、梁伟津之间在信诚园林的经营存在合伙关系；2.判决梁伟津向李伟坚支付合伙项目未分配的价值638138元（花场信诚园林总价值为788138元，梁伟津持有150000元的份额）；3.判决梁伟津向李伟坚支付合伙的共同债务合计27975元；（合伙共同债务55950元，已由李伟坚承担，梁伟津应按照50%承担责任）；4.判决梁伟津向李伟坚支付利息（以694088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到实际支付之日付的利息）；5.本案诉讼费等由梁伟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伟坚与梁伟津为初中同学，双方于2013年9月份口头协商合伙经营园林。2013年9月22日，由梁伟津（承包方，乙方）与案外人原番禺区东涌镇鱼窝头村大同队（发包方，甲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位于大同队内××50亩土地经营信诚园林（双方当庭确认信诚园林前名称为“美琳园林”，也叫大围场）。具体承包范围以双方认定的规划图为准，乙方承包的土地只能用于种植之用，承包期为10年，即从（农历）2014年正月初一至2023年12月30日，前三年每年租金为136500元、第二个三年每年租金为143325元等。承包押金：乙方要支付给甲方押金每亩1500元，押金合计为75000元，该押金至合同期满且乙方无违约的不计息退回乙方。暂交押金50000元，余下25000元在2016年每月度前交。2017年1月26日，案外人东涌镇鱼窝头村大同队出具《收据》（编号0002117），内容为：缴款单位为梁伟津，项目为收土地押金，金额为25000元。（2017）粤0115民初2215号（该案中李伟坚、梁伟津均为被告）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记载“对于上述收据中所载的土地押金的交纳过程，梁伟津称是其本人以现金方式将押金交给鱼窝头村的，缴纳后村里开具了收据。庭后，梁伟津出具书面意见称上述押金是其让李伟坚代交的，事后有将该款项还给李伟坚，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中，本院向东涌镇鱼窝头村民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取证，鱼窝头村民委员会在《调查笔录》中确认：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是梁伟津与鱼窝头村股份合作经济社所签，在2016年该村大同队队长通知梁伟津缴交余下的25000元押金，但梁伟津要求村里叫李伟坚交，后李伟坚通过银行转账交了25000元押金，村里开具了上述收据；在2017年1月份之前，上述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上挂花场牌子上的联系人为梁生，之后挂了一个联系人为李生的牌子；在今年年头，李伟坚有找村里退押金，后村里通知了梁伟津过来，梁伟津拿了25000元给李伟坚，但李伟坚没有收。”以及“庭审中，两被告（李伟坚、梁伟津）确认：就万某双方是合伙关系，没有具体区分各自的份额；除了万某以及本案诉争的花场外，两被告没有合作经营的其他花场；就涉案花场土地，两被告不存在转租和分包关系；就涉案花场，两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对此，双方当庭予以认可生效判决内容，并确认由梁伟津在2013年9月23日交付信诚园林土地押金50000元；李伟坚在2016年年底支付信诚园林押金25000元。2014年1月，合伙正式成立，梁伟津出资250000元（包含租地押金50000元、2014年租金136500元，其中80000元为通过其妻子伍杏屏转账），李伟坚以树苗（李伟坚称投入树苗总价为486000元，且不包含2017年1月份的树苗款）及经营管理形式出资。双方当庭确认当时有案外人周铭文出资150000元共同参与合伙，并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梁伟津、李伟坚分别出资75000元平均获得周铭文所占份额。合伙期间由李伟坚负责经营管理以及账务明细。李伟坚从2008年6月份开始经营万某，并主张在2013年9月与梁伟津一起经营信诚园林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本后，将一部分信诚园林的花树苗移送至万某经营，因此双方只是该批树苗的合伙经营，对应的证据为手写的“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内容。梁伟津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万某是双方合伙信诚园林后以信诚园林营利的钱投入万某，从2015年2月开始合伙万某；两个花场记载同一个账本，两个花场的资金混同一起使用，梁伟津没有其他出资。2016年11月，因信诚园林经营问题，双方进行简单清算，由李伟坚找人进行估价约300000元左右（不含负债）后，手写记账单“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对此梁伟津知晓。双方确认在2017年3月份开始由梁伟津独立经营信诚园林。李伟坚主张因当时双方说好由李伟坚进行经营，所以才又在2017年1月运输一批树苗过去，共67车，价值40余万元，并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人何某称在2017年1月份有从亚运村拉了四五十车的鸡蛋花等树苗到大围花场和万某，具体拉了多少车记不清，大围花场比较多，万洲的少一点。证人何某确认曾在2017年1月17日至1月23日期间出具的收据，其中记载亚运城到大围的共24车，亚运城到大围、万洲的共26车。2017年6月14日，经由李伟坚委托，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信诚园林的苗木及建筑物现值价格评估结论书》，对信诚园林进行价格评估为788138元。此外，李伟坚、梁伟津在上述合伙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务费、运费以及建设工程费等被共同起诉。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以及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7）粤0115民初2215号、（2018）粤7012民初12号及（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其中（2017）粤0115民初2215号、（2018）粤7012民初12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法律义务已经由李伟坚履行完毕，（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结果尚未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是基于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行合伙，同样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合伙行为，因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对于李伟坚主张梁伟津依据生效判决承担合伙期间共同债务的问题，已经由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两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已经履行的判决，实际履行人可以依法向连带责任人主张追偿权，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合伙协议纠纷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李伟坚可另案主张。此外，李伟坚、梁伟津均确认双方就信诚园林存在合伙，且在多份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经对信诚园林曾经由李伟坚、梁伟津合伙经营做出过确认，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但本案双方当庭均已确认该合伙在2017年3月已经解散，信诚园林由梁伟津独自经营，故本案中无需再次确认合伙关系的存在。李伟坚的诉求实际是要求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本案的焦点在于合伙解散时的财产价值以及合伙分配比例问题：首先，需要对合伙解散时信诚园林的价值予以确定。双方确认在2016年11月进行清算时信诚园林的价值约为300000元，李伟坚当时手写的“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也印证了这一估价。但李伟坚主张在2017年1月份运送一批价值400000元的花木到信诚园林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无法明确具体的数量及金额。2017年3月开始由梁伟津独立经营至2017年6月，梁伟津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此期间引入新的花木等情况。从2016年11月估价300000元到2017年6月评估的788138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原有花木半年时间的生长情况不足以产生如此大数量的增值，且在李伟坚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就信诚园林的处理方案上，梁伟津曾表示“你开价啦！反正我已经没钱做”（32页），“不如直接D两场一起算、你开个价”（34页），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李伟坚在此期间向信诚园林运送花木以便后续自己继续经营的主张。根据李伟坚的陈述，其自认2017年1月份运送到信诚园林的一批花木价值约400000元，双方评估时的价值300000元，在无证据证明李伟坚运送的花木价值以及双方2016年11月评估时的具体价值情况下，两项相加与2017年6月评估的788138元相差88138元应当视为双方散伙时的价值以及后续增值部分。从信诚园林的经营情况来看，信诚园林在2017年1月李伟坚未运送花木前实际已经结束合伙，但由于2017年3月初起散伙后由梁伟津独立经营，此后至评估前的约三个月时间作为管理人必然付出经营管理成本，花木也存在一定的生长增值，故应当从最后的评估价格中予以适当扣减，一审法院酌定该部分为48138元。故信诚园林至2016年11月的价值酌定为340000元即为合伙解散时信诚园林的价值。其余400000元应视为李伟坚的后期花木投入部分。其次，需要确定双方的合伙比例。李伟坚、梁伟津均确认对于信诚园林存在合伙，但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或其他约定，也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关合伙比例情况的证据材料。根据双方的当庭陈述及现有证据材料来看，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或者领取营业执照，仅属于事实合伙行为，并非合伙企业。李伟坚、梁伟津确认在合伙成立时有案外人周铭文出资150000元共同参与合伙，并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梁伟津、李伟坚分别出资75000元平均获得周铭文所占份额以及双方确认2016年11月结算时信诚园林的价值300000元，同时李伟坚手写“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的情况均印证了双方在该合伙行为中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故李伟坚主张梁伟津仅持有150000元的份额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李伟坚、梁伟津双方在信诚园林的经营中存在事实合伙行为，双方对于合伙解散时的价值340000元各享有百分之五十即170000元，故梁伟津应当就获取信诚园林现有价值向李伟坚返还570000元（170000元+400000元）。但双方应当依法对合伙存续期间因经营信诚园林所负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有关利息的支付问题。本案因双方合伙行为以及经营问题导致合伙解散而引发，双方对于合伙的成立和解散都存在一定的责任，故合伙解散时应当进行清算。双方均当庭确认在2017年3月初已解除事实合伙关系，梁伟津接手信诚园林的全部资产。在没有证据证明李伟坚在合伙行为中存在违反合伙规定或者损害合伙利益等行为的情况下，梁伟津应当及时向李伟坚支付相应份额的合伙资产价值，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或延迟支付的应当计算利息。故李伟坚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梁伟津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李伟坚支付57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7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2月2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驳回李伟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8000.66元（受理费5370.44元，保全费2630.22元）由李伟坚负担1500.66元，梁伟津负担6500元（直接支付给李伟坚）。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梁伟津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双方当事人对双方就信诚园林存在合伙的关系没有争议，现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合伙解散时的财产价值以及双方实际的分配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就信诚园林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合伙比例。李伟坚于2016年11月找人对信诚园林进行估价约300000元左右（不含负债），并手写记账单“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梁伟津对此予以认可。这表明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11月时对信诚园林的资产进行过清算，信诚园林在清算时的价值为300000元。由于记账单上写明的是李伟坚需给梁伟津1500**元，而不是相反，表明当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清算后园林由李伟坚继续经营，才会出现由李伟坚给予梁伟津园林一半价值150000元的结算结果。故李伟坚主张由于当时双方说好此后由李伟坚独立经营而于2017年1月单方运输树苗至园林，符合情理，且李伟坚提供了证人证言加以证明，本院予以采纳。李伟坚主张该批树苗是其个人投入不能认定为合伙财产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案涉园林目前由梁伟津独立经营，李伟坚要求梁伟津返还该批树苗的价值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梁伟津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按照合伙比例负担了2017年1月运输到园林的该批树苗费用的一半，梁伟津上诉要求将该批树苗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配，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双方明确2016年11月份对信诚园林已清算的情况下，梁伟津上诉主张应按照2017年3月的园林价值进行分配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伟坚于2017年6月14日委托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信诚园林进行价格评估，评估价为788138元。梁伟津对评估价提出异议，但没有说明评估有何错误之处，也未能提出评估时园林的具体价值金额，也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金额。梁伟津上诉主张评估价错误，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李伟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具体的花木价值，但一审法院结合评估结果以及双方的记账单和聊天记录酌定信诚园林至2016年11月的价值酌定为340000元并判决梁伟津向李伟坚返还57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梁伟津要求驳回李伟坚的全部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梁伟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梁伟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谢灵霞张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