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939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伟，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男，197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法定代表人:孔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红，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民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2民初12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伟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被上诉人好民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蒋海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黑0102民初1227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好民居公司赔偿逾期进户违约金18147.6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道里区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不以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而是主观臆定所谓时效期，判决原告当事人败诉，是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2015年5月全国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之前，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期内的原告起诉，一直不予受理立案。为落实最高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规定，一审法院才从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本同类案的起诉。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因一审法院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同类案的起诉，即引起本同类案件诉讼时效的中断，致使其他连带债权人（即本同类案件的所有原告当事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原告当事人提起诉讼以及后期参与诉讼审理的活动，均是其持续主张和实现自身主权的过程，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直到法院判决后将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才是有关程序的终结，诉讼时效期间才可重新计算。也就是说，起诉后的审理过程也是中断的持续，直到判决正生效之日，才应是中断持续时间的结束，才可重新进时效期间。作为本同类案件，一审判决后被告好民居公司上诉，中院予以驳回，驳回送达之日应该是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的时点。按实际情况推断，这一时点最早应是2016年年末。按此时点计算，时效期三年应该从2016年年末起至2019年年末止。（而真实情况可能还要延后，具体确切日期，法院可以据实予以确认。）原告当事人的起诉时间是在2018年之内，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的问题。这是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以一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为依据适用法律，而是主观臆定与这一基本事实有违的、错误的诉讼时效期，从而判决原告当事人超过时效期而败诉，致使判决结果失去了公正性。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予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主观臆定所谓时效期间，是一种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期的认定，既违背逻辑性质，又违背基本事实，更违背法律规定，是主观臆断的错误认定，从而导致严重的错误判决。《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必须是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并具有诉讼请求权时才可以起算。就本案说，原告当事人的进户之日才应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对这一时效期间的起算日期时间，被告好民居公司提供的证据，省高法（2017）黑民再30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否定。被告在法庭上也予以认可。2013年9月24日，解困小组召开会议，就延迟进户事宜提出要求，此时购房的原告当事人还没有进户，逾期进户的具体天数，即被告好民居公司应赔付赔偿违约金的数额还无法确定，权利人还不能行使诉讼请求权，也就是法律上的诉讼时效期间还不能发生，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没有发生时，也就不应有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却认定，在诉讼时效期没有发生之前，于2013年9月24日即解困小组会议要求时，诉讼时效就发生了中断，随之又主观臆定，以一审法院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同类案件起诉为时点，重新计算三年时效期，至2018年5月8日届满，从而判决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败诉。这一主观臆断的认定造成了时效中断在前，而时效期间实际发生在后的怪异，完全违背了事实的基本逻辑，这一主观认定据法律的常识而不顾，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使人难以置信是出自司法审判的职能机关。据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纯属主观臆定，即违背逻辑性质，又违背基本事实，更违背法律规定，从而导致主观臆断的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使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故意曲解相关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最后判决结论的表述是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本院受理该类案件3000余件，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故起诉超过时效期间，驳回诉讼请求。表面上看这一判决结论清楚又明白合理又合法，只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判定这一判决结论既不合情理，又违背法律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不但规定了三年为诉效时效期诉讼时效期，而且还明确规定了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计算，也就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依据此法条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才应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不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也就是自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起始的第一天必须是依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从2015年5月8日开始计算时效期的理由依法能否成立。首先从法律角度看，《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这一法律规定，重新计算时效期间必须是在中断事由消除终结之时。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诉讼时效时效因是解困小组会议要求的事由而发生中断，到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相同起诉被告案件时，时效中断时间与豫一年半有余，时效中断持续时间应以结束，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时效中断于一年半有余，中断，持续时间就应以结束吗？一审法院没有提出法律依据，时效中断于一年半有余就可以使原中断事由消除终结吗？显然不能中断事由没消除终结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就无法无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在这里只是独家说是主观臆断，时效中断，持续时间应以结束从2015年5月8日起计算。实时时效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再者，从事实的角度看，一审法院在2015年5月8日这一天只是刚刚开始受理及其同类案件的起诉，也不是审理，更不是判决，也无任何形式的公示，对社会不具有任何公示作用，而且也不是就在这一天受理了3000多起同类案件，众多原告当事人在这一天怎么就会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而应当通过起诉主张权利。这一天众多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的条件不存在，证据也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三年时效期间到2018年5月8日届满，也是主观臆断，没有基本的事实作依据，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为掩盖其审判决结论的于法无据。在最后的判决词中仅使用了故意曲解法律的手段手法来认定原告当事人起诉超过时效期间，判决原告当事人败诉，按照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及司法解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是指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日期，并不是一个期间，只是确定在具体日期，权一人是赵或者应当知道才能确认以此日期开始的三年诉讼时效期的成立，从而才能认定起诉是否超过时效期间，而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却故意不提是具体日期的哪一天具体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而是提出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却未及时主张权利，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哪一天，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一审法院没有提，他也不敢提，因为没有具体证据，也没有法条依据一审法院主观认定的在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三年诉效时效期间，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这不假，但是如果三年时效期间的算日之日2015年5月8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那么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就不能成立，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三年期间应当知道，并不等于3年期间的第一天就应当知道三年期间概念，偷换三年期间的第一天的概念，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故意曲解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这一违背法律常识的眼错误，是一审判决对法律的亵渎对原告当事人的愚弄。以上真是针对主要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的具体阐述，法律是严肃的，同时也是有情有义的，但是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法律的曲解，对事实的歪曲，对原告当事人无情无义的愚弄，上诉人为维护自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恳请贵院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依理依情秉公审理公正判决让众多原告当事人在实际的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好民居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法庭予以驳回。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王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好民居公司向王伟支付逾期进户违约金19099.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伟与好民居公司签订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伟购买好民居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路、××、××地段××单元××号房屋。此外，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王伟。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1）逾期不超过180日，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王伟向好民居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好民居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将房屋交付给王伟。一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好民居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的进户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两年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但因2015年5月8日起，本院开始受理起诉好民居公司请求给付逾期进户违约金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因好民居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对此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该情况表明许多房屋购买人因未如期进户，始终向本单位、收取其购房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或国家机关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本案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的问题。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根据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参会负责同志向本单位团购职工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市委市政府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宣传房屋性质，三是宣传没有如期进户原因，并做到三个到位，宣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到具体科室”的要求，各单位落实该会议要求的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该工作过程不应计入诉讼时效期间内，应留出一定的宣传工作时间，即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到2015年5月8日，本院开始受理因相同诉求起诉被告案件时，距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8年5月8日届满。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本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王伟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其于2018年11月22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判决：驳回王伟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王伟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房屋买卖具有特殊性，团购的组织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各购房人均为政府公务员。逾期进户的事实发生后，市解困领导小组于2013年9月24日召开市直机关职工解困住房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正确。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陆续受理的数千件同类案件，并均已审理完毕，故一审判决认定中断后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的同类案件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王伟与其它案件的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一致，并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已有数千同类情况的业户就相同问题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故应视为王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2015年5月8日起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王伟于2018年11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对此认定正确。王伟与2015年5月8日开始提起诉讼的购房人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关系，各购房人对好民居公司不存在连带债权，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元，由上诉人王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长滨审判员  柳 波审判员  万 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