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6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昌中元，男，1978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振芳，女，1980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彤伟，江苏加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位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男，1968年5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鸣，江苏德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昌中元、孙振芳因与被上诉人黄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中元、孙振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将2016年5月10日的股权分离协议认定是股份转让协议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对借条的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书写借条及其后的所谓补充协议是受到诱导，很显然公司根本已经不再经营，长期处亏损状态，应收帐款无法回收，公司毫无价值。借条是2017年2月1日书写，从借条上根本看不出借条与股权分离协议转让有任何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孙振芳的股权转让的认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0元转让其股份是完全合理的，公司本身就没有价值。被上诉人黄健辩称：双方在签订“股份分离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是被上诉人从公司退伙的过程，双方将退伙的金额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且对上诉人支付对价、时间都进行了约定，如果出现了逾期需要向被上诉人开出借款借据，这就是本案借条的来源。借条的实质是股权转让款，确定了归还时间和确定了资金占用的利息。被上诉人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将股份转让给了孙振芳，但是上诉人一直没有按照“股份分离协议”和借条中载明的时间支付对价，在2018年3月份又补了一张还款计划，再次明确了归还时间，但是上诉人仍然没有履行。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昌中元、孙振芳立即归还赵军本金人民币309100元以及利息人民币47374元(利息自2018年1月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2月，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月1%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昌中元、孙振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健与昌中元、案外人赵军（另案原告，以下略）合伙投资了苏州正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威公司”)。2016年5月10日，黄健与昌中元、案外人赵军签订“股份分离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如下：“截止2016.03.31，正威公司净资产151.07万元（具体金额详见清单)。现原三个股东昌中元、黄健、赵军拟分离，公司后续由昌中元一人经营。黄健、赵军退出其在公司的股份，后期将于正威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原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具体详见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明细顶目)将由昌中元一人负责，并承担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分离原则如下：1、按照现回本收益的原则。第一步，按照原始投资方式分配其各自的投入资产(车辆、现金)。昌中元分得原投入车辆(注：车辆已提折旧4.1万元)及现金50万元，黄健分得其投入资金36万元，赵军分得其现金30万元，第二步，按照各自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昌中元持有公司63%的股份，分得12.01万元；黄健持有公司10%的股份，分得1.91万元；赵军持有公司27%的股份，分得5.15万元。2、现金支付期限。为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原股东黄健，赵军拟在年底前拿走其该分得的本金和利润。如逾期需开出借款收据并需支付资金占用费，按照月利息1%进行计算；3、原公司股份变更工作。本协议至签订之日后，1个月内将原公司的股东到相城工商所进行变更。不变更也视同变更处理，后期如产生一切法律后果由继续经营方承担。”2017年2月1日，昌中元向黄健出具了借条。载明：昌中元借款赵军人民币37.91万元，本金于2018年2月15日前还清，借款内利率为每月1%，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同年6月12日，昌中元在借条下方书写“补充协议”，内容约定：1、关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出让方黄健的实际股份权益资金，受让方并未支付，继续执行上述债务的金额及付款方式执行；2、后续公司的一切权利、义务，与原股东无关、按受让方、借出方的借款进行处理。2018年3月3日，昌中元向黄健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1、2018年3月底还黄健本金20万元整和利息（利息另计算）；2、2018年4月底还黄健本金17.9万元和利息（利息另计算）。一审审理中，黄健自认，昌中元己支付了2017年的利息，在2018年分多次归还了本金人民币7万元。一审另查，昌中元、孙振芳为夫妻关系。2017年12月19日，黄健与孙振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黄健将其持有正威公司的股权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5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7年12月26日，黄健与昌中元、孙振芳在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登记，原股东由昌中元、黄健、赵军变更为昌中元、孙振芳。一审审理中，黄健举证如下：1、借条原件一份，证明昌中元结欠赵军本金37.91万，约定借款期内利息为月1%。2、还款计划原件一份，证明因昌中元拒不归还上述结欠款项，昌中元出具还款计划给黄健，约定还款计划，但是没有按照该计划履行还款义务。3、股份分离协议，证明上述借条载明的欠款来源系黄健、昌中元就投资正威公司股份分离，昌中元应当支付给黄健的款项。4、关于正威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证明我方配合昌中元、孙振芳完成了股权变更至孙振芳名下。由昌中元、孙振芳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昌中元、孙振芳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借条的日期是2017年2月1日，从借条本身看不出与双方的股份转让有关联，如果只是单纯的借条，我方认为黄健必须提供转账记录证明昌中元收到该款项，但是按黄健的意思认为该借条是由于2017年6月12日书写的补充文字，及该借条是由股权转让而形成的借贷关系，既然认为借条是基于股份转让而成立，就要按照补充协议中的约定，黄健应该具体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如是否有这样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份是多少、对价是多少、何时转让股份、何时付款等，同时，黄健还应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若没有实际履行，我方认为即使有借条也不能认为实际发生了借贷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借条的质证意见一致，昌中元是基于认知错误而书写的还款计划。即使有借条和还款计划，也不能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黄健与昌中元三方合作开公司，因为投资失败，双方协商分离，投资是有风险的，赢了分钱，输了共同承担，这就是投资原则，确实有分离协议，虽然约定了分离的原则，但并不代表就要拿回这么多钱，而是要以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是否有钱分或者没有分配，实际状况是公司没有资产，应收款无法收回，昌中元也拿不回原始的投资，还倒贴了许多资金，从分离协议中可以看出，三方是平等的股东，并不存在谁欠谁的，投资散伙本来应该就是这样。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黄健提供的材料比较多，其中很大一部份与本案无关。从材料中选择了几份有关联性的材料进行质证：1、对其他股东同意转股声明，这份声明时间是2017年12月19日，内容是同意黄健将其股份10%转让给受让方孙振芳，也就是表明昌中元放弃优先权，由昌中元及另一位赵军签字；2、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黄健，受让方孙振芳，内容是出让方将其持有的10%股份0元转让给受让方，上面有双方的亲笔签名，时间是2017年12月19日，我方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是真实有效的。从时间上看2017年12月19日，因此不管之前有其他任何承诺或约定，都没有意义，应以该协议为准；3、赵军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审理中，黄健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由股权转让转为借款。昌中元主张，本案的借贷是基于股权转让而成立的借贷，所以我方认为是股权转让关系，不属于借贷关系。以上事实，有黄健提供的双方身份信息、借条原件、还款计划、股份分离协议、正威公司工商登记部分（内档）材料复印件及一审当事人陈述、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本案中，黄健与昌中元之间签订“股份分离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认定。此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条，实际上为股权转上产生对价支付的约定。因昌中元、孙振芳为夫妻关系，故黄健向孙振芳实施的股权转让及登记，应视为黄健对“股份分离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义务的履行，昌中元也应按“股份分离协议”、“借条”上确定的义务向黄健支付股权转让款。孙振芳作为昌中元配偶，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又作为公司股东，应与昌中元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有关黄健主张的利息部分，因合同约定不明且双方并非为真实借贷关系，故不予认定。昌中元、孙振芳相关辩解，于法无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昌中元、孙振芳应支付黄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91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黄健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323.5元、保全费2302元，合计人民币5625.5元，由黄健负担625.5元、昌中元、孙振芳负担5000元。二审中，昌中元、孙振芳提交如下新证据：1、份协议书及欠款结算协议各一份，证明正威公司还有很多应收账没有收回来，但是实际上被上诉人承诺要收回应收账再进行分配的，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回这些钱。2、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证明正威公司外面欠了很多钱，被别人追债，也证明被上诉人是认缴出资，公司如果无法偿还债务的话，按照法律股东也要承担责任，所以被上诉人是愿意0元转让其股份，同时还证明该公司毫无任何价值，其股份根本不值钱。3、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一份（2018年3月21日昌中元汇给滕喆(黄健配偶)25480元，2018年2月15日昌中元汇给滕喆20000元，2018年4月20日昌中元汇给黄健20000元，2018年5月5日昌中元汇给黄健20000元，2018年7月6日昌中元汇给黄健10000元），证明我是汇钱给被上诉人的。黄健对上诉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补充的证据构不成是新证据，协议书、欠款结算协议、法院裁定书、限制消费令都发生在一审之前。在三方签订“股份分离协议”之后，签订“股份分离协议”的时候，赵军、黄健退出公司，将股份转给昌中元一人，由昌中元一个人经营公司。黄健拿到的钱也是2017年的利息25480元，后面4笔7万元是归还的本金，我们在诉状中也已经扣除了7万元。昌中元给被上诉人转这个钱就是支付股权对价。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黄健与昌中元、赵军合伙投资了正威公司，因赵军、黄健提出退股，黄健与昌中元、赵军三方共同协商签订了股份分离协议，该协议约定“…现原三个股东昌中元、黄健、赵军拟分离，公司后续由昌中元一人经营。黄健、赵军退出其在公司的股份，后期将于正威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原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将由昌中元一人负责…原股东黄健，赵军拟在年底前拿走其该分得的本金和利润。如逾期需开出借款收据并需支付资金占用费，按照月利息1%进行计算…本协议至签订之日后，1个月内将原公司的股东到相城工商所进行变更。”上述协议签订之后，黄健遂与孙振芳（昌中元配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健将其持有正威公司的股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振芳。”随后，黄健与昌中元、孙振芳在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登记，正威公司股东由昌中元、黄健、赵军变更为昌中元、孙振芳。昌中元亦按照股份分离协议的约定，先后向黄健出具了借条、补充协议、还款计划等书面材料，载明了借款金额、利息计算、还款期限等内容，再次明确后续公司一切权利、义务与原股东无关，按受让方、借出方的借款进行处理。由此，昌中元向黄健出具的借条可视为在退股过程中经双方清算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应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健以该借条向昌中元提起民间借贷之诉，符合法律规定，应该予以支持。关于孙振芳的责任，因其系昌中元配偶，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又受让了黄健的股份，现已成为正威公司股东，孙振芳与昌中元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于法不悖。至于借条中记载的借款金额，昌中元在二审中提出曾于2018年3月21日支付滕喆(黄健配偶)25480元，2018年2月15日支付滕喆20000元，2018年4月20日支付黄健20000元，2018年5月5日支付黄健20000元，2018年7月6日支付黄健10000元，黄健称25480元系支付的利息，7万元系支付的本金且在起诉时已经扣除。经核算，昌中元支付黄健的25480元并未超出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再扣除本金7万元，昌中元、孙振芳还应支付黄健309100元。关于黄健起诉时主张的其余利息，因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并未支持，黄健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本院对利息部分亦不予支持。据此，昌中元、孙振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昌中元、孙振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47元，由上诉人昌中元、孙振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柏宏忠审判员  朱婉清审判员  丁 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石寒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