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15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党秋菊，女，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灯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男，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雪松，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超，男，198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上诉人党秋菊因与被上诉人闫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6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党秋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替被上诉人支付购车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通过信用卡支取41000元确系对上诉人的还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应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为其垫付购车款41732.14元，其中包括定金、首付款以及首月车贷。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6日从信用卡中支取41000元，在金额上与上诉人前期垫款吻合，无论基于客观实际还是从常理出发，均系对上诉人的还款。1.一审法院认为，王丽身份无法核实，不能证明迟伟转给王丽2000元为替被上诉人支付的购车定金；上诉人提供的迟伟与售车人王丽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迟伟为被上诉人购买车辆、支付定金以及王丽要求购车人赴铁西区北四中路（沈阳市铁西区聚品汇二手车信息咨询服务部注册地址）交款、领收据的意思表示均十分明显；2.一审法院认为，聚品汇名车开具的收款收据不能证明迟伟实际付款，亦不能证明是对被上诉人购车的付款。聚品汇名车为迟伟开具收款收据的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这与被上诉人签署的融资租赁费用明细表上所载明的首付款支付日期是一致的。收据加盖聚品汇名车公章，且上诉人一审当庭提供了原件以供核对，足以证明该单位已经确认收到迟伟支付的首付款。购车人是否为闫超，并不是收款收据所必须载明的内容，考虑上诉人及其丈夫迟伟同一时期没有其他购车行为，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充分证明该36000元系迟伟为闫超支付的购车首付款。3.一审法院认为，融资租赁费用表不能表示售车方与被上诉人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合同文件（即《车辆抵押合同》与《附件4：融资租赁回租合同费用明细表及租金支付表》）均系被上诉人签署的合同文件，上诉人非合同当事人，无法取得原件，也不清楚被上诉人是否与售车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同时，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中，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代替买卖合同是二手车商的一贯做法，其目的是为了售车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减少回款不能的风险以及规避税收等。一审法官依据融资租赁费用表，在被上诉人当庭承认购车事实的情况下，依旧对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不予确认，系严重事实认定不清；4.一审法院认为，其他微信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主张。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微信聊天证据，且能够提供原始载体供核实。上述证据不仅清晰反映出上诉人替被上诉人购车的事实，也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打款的证明，更有被上诉人在无力偿还贷款时请求上诉人继续帮其还款的明确意思表示。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数据，是法定证据的一种，即使不作为单独定案的依据，若能与其他证据相互结合印证，可以产生无异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对于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亦应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角度进行评价，一审法院概括认为“微信聊天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抗辩主张”过于武断，也直接导致事实认定不清。5.一审法官认为，上诉人替被上诉人支付购车首款后，继续替其偿还银行贷款不符合“常理”。但证据显示，购车首付款一部分由被上诉人本人支付，同时2018年5、6月份的购车贷款亦由被上诉人本人偿还。被上诉人在合作初期购买宝马牌轿车意愿强烈，并直接向上诉人提出借款买车，若不能偿还可以在年终分红时一并结算的主张。上诉人为其垫付购车款的初衷即为希望激发其忠实度和工作热情，以推动事业良好发展，因此才会同意帮助其继续还款。二、双方合作期间、除被上诉人应得工资报酬外上诉人共向其转款10万余元。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自2018年3月起党秋菊夫妇与闫超经济往来明细表》，2018年4月6日（被上诉人提取信用卡41000元之日）前，上诉人夫妇共为被上诉人支付、转款41832.14元；2018年4月6日后，截至2018年11月末，上诉人夫妇向被上诉人转款60830元，上诉款项均不包含实际支付被上诉人的工资。因此，退一步讲，即使法院不认为被上诉人41000元系对上诉人垫付购车款的还款，上诉人夫妇支付被上诉人金额亦远远超过41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付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中双方互付债务均为金钱债务，如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借款成立，则上诉人主张将双方金钱债务进行抵销，对于被上诉人不足以抵销的部分，上诉人保留向其追索的权利。闫超辩称，我与党秋菊的丈夫迟伟有工作关系，迟伟让我到他的沈阳市铁西区巨星美容美发店工作，因为我是店长,迟伟说给我配台车，并说我工作好他就给我还车贷款，如果工作不好，贷款由我自己还。我与迟伟是合伙入股关系，并不是打工人员。我们约定入股5万元，先拿出2万元，在2018年微信转账给迟伟，车的事和本案无关。党秋菊看到我手机上中信银行app，能办理贷款，问我贷不贷款，我说我不贷，她让我把钱借给她周转，因为贷款利息低。我就把钱借给她了，党秋菊每个月通过微信转账形式把贷款分期钱转给我，我再还给银行。后来党秋菊不给我转账了。车即使有问题也是迟伟找我，是我和迟伟的事，与党秋菊没有关系。闫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党秋菊偿还闫超借款及利息42060.6元；2.诉讼费由党秋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超原系沈阳市铁西区巨星美容美发店发型师，于2018年3月到店工作，2018年12月离职，期间与党秋菊系同事关系。2018年4月26日，闫超用其中信银行信用卡办理了信用卡贷款，金额为41000元，偿还方式为从2018年5月起按月还款，每月为一期，共计36期，偿还项目为每月分期手续费311.60元、B+新快线转借记卡每月1138.88元，每月共计还款1450.48元。同日，闫超将上述贷款41000元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党秋菊（党秋菊招商银行卡号为62×××97），党秋菊认可收到上述款项。2018年5月-2018年11月，党秋菊每月通过微信向闫超转款，分别为2018年5月28日1500元、6月24日1402元、7月24日1451元、8月25日1451元、9月25日1451元、10月25日1451元、11月25日1451元。闫超收到党秋菊转款后，分别于2018年5月28日偿还银行贷款1500元、6月24日偿还1401.28元、7月24日偿还1450.48元、8月25日偿还1450.48元、9月25日偿还1450.48元、10月25日偿还1450.48元、11月25日偿还1450.48元。2018年12月后，党秋菊再未向闫超转款，闫超自行于12月25日、2019年2月1日、2月25日、3月25日、4月25日、5月25日分别向银行偿还贷款1450.48元。一审法院认为，闫超通过手机银行贷款41000元后直接转账给党秋菊，党秋菊每月按照银行设定的贷款还款数额给付闫超并由闫超偿还中信银行，直至2018年11月。上述行为表明双方已经形成了借款合意，并且实际履行，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件。党秋菊抗辩称双方存在另外的借款关系，41000元系闫超因购置车辆偿还党秋菊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党秋菊提供的证据为案外人迟伟与案外人王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无法核实王丽身份，不能证明迟伟转账给王丽的2000元为替闫超购置车辆交付的定金；沈阳铁西区聚品汇二手车信息咨询服务部向迟伟开具的收据一张，金额为36000元，该证据仅为收款收据一份，不能证明实际付款的事实，更不能证明迟伟交付的车辆首付款系替闫超购置车辆所付；另外，党秋菊提供的融资租赁回租合同费用明细及租金支付表显示闫超与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关系，其他证据也仅为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充分证明党秋菊的抗辩主张，故党秋菊单凭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闫超存在因购置车辆发生的借款合意、不能证明党秋菊实际替闫超支付了购车款的事实；再者，党秋菊在收到闫超所谓偿还的购车款后，从次月起仍按照与银行吻合的还款数额替闫超偿还贷款，且仍连续几个月替闫超偿还购车贷款的行为均有悖常理。另，党秋菊开始偿还41000元银行贷款的时间并非其答辩意见中称的几个月后，而是次月起即开始偿还，其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且党秋菊所举证据中与闫超沟通的主体一直为案外人迟伟，并非党秋菊。综上，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党秋菊与闫超之间因购置车辆形成过借款关系，根据证据规则、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闫超主张与党秋菊之间的借款关系存在，党秋菊在收到闫超转账时双方已经形成了借款合意及事实上的借款关系。由于该笔借款来源于闫超银行信用卡贷款，现党秋菊已连续数月不予偿还的行为，极易造成闫超在银行信誉不良的后果，故结合本案实际，党秋菊应按每月偿还1450.48元的约定，一次性偿还闫超借款共计42063.92元（29期×1450.48元），现闫超主张党秋菊偿还42060.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党秋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闫超借款42060.6元。如果党秋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1.50元，由党秋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党秋菊提交证据一、党秋菊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一页、迟伟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一页，证明迟伟、党秋菊于2018年3月26日通过转账方式向二手车商缴付16000余元，配合一审证据收款收据二人通过现金方式缴纳剩余首付款共计3.6万元。证据二、闫超和党秋菊的微信聊天记录一页，证明闫超明确请求党秋菊代为还款。证据三、闫超工资表四页及照片一张，证明闫超每月领取5000元左右工资，工资均通过现金方式发放。被上诉人闫超质证称，迟伟让我每月完成工作任务，他说我就完成了一个月的任务，所以就给我还了第一个月的车贷款，之后车辆贷款都是我自己还的。车辆是以理发店的名义给我配的，工资我收到了，但是工资与车不是一个事，不能说给车就不发工资了。微信中我是要求对方还款，不是我向对方借钱。被上诉人闫超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闫超在办理信用卡贷款后，将贷款款项转账给党秋菊，党秋菊在收款后，按月向闫超转款，闫超每月均在收到党秋菊转款后当日如数偿还银行贷款。由此可以印证闫超主张的借贷事实成立。一审法院判令党秋菊偿还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关于党秋菊主张41000元系闫超因购置车辆偿还党秋菊借款一节，若如党秋菊所称是闫超偿还其借款，则其没有理由在接收闫超转来的银行贷款资金后，逐月按照银行分期还款额向闫超转款。党秋菊的行为与其行为表现不符。闫超主张其与党秋菊丈夫迟伟是合伙关系，因其为店长，故迟伟为其提供车辆，党秋菊亦自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即使闫超与迟伟之间因购置车辆一事存在纠纷，或党秋菊、迟伟夫妇与闫超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亦与本案中党秋菊与闫超之间的借款无关，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1.5元，由党秋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悦审判员 邹明宇审判员 刘小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任玲书记员王星丹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