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2刑初97号公诉机关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李征，男，1982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汉族，研究生文化，无职业，住长沙市天心区。2015年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6年3月9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5月2日被抓获，同年5月3日被刑事拘留，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邢鑫，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以长芙检公诉刑诉［2019］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征犯合同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于2019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征及其辩护人邢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合同诈骗罪：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期间，被告人李征虚构事实，假借“长沙盛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沙欢途客运有限公司”、“湖南路路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郴州韩资伊爱卫星监控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先锋国际融资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分别简称“盛达公司”、“路路顺公司”、“欢途公司”、“韩资公司”、“先锋公司”）签订合同，骗取“先锋公司”合同款共计人民币6663298.08元；2、2018年5月2日，公安人员在抓获被告人李征时，从其随身携带的挎包内查获30.73克甲基苯丙胺毒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征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系累犯，并提供了相应证据，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百四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李征辩称：没有假冒身份、虚构事实签订合同，没有私刻印章，没有私自处理车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非法持有毒品罪无异议。被告人李征的辩护人提出：1、李征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李征系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合同；涉案的假印章（除被告人李征自认的“先锋公司”印章外）的来源、涉案车辆的去向，李征与先锋、欢途、路路顺、盛达、韩资、财新等公司、网约车司机之间的关系均未查明，从现有证据不能推定出李征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李征对非法持有毒品罪能如实供述，请求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征及其辩护人对证人周某、廖某、李某1、李某2、曹某1、文某、刘某1、谢某、曹某2、严某、谭某、朱某等人的证言均提出异议；认为欢途公司自行委托所作的印章鉴定不具备证明效力，该印章即使为假也不能证明系李征伪造；辩护人当庭提交了《股权代持协议》拟证明李征代持“盛达公司”部分股份；提交了“先锋公司”出具的收据、发票拟证明“先锋公司”与“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系正常的业务关系。经审理查明：一、合同诈骗的事实2015年被告人李征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6年3月9日刑满释放。当时网约车市场兴盛，被告人李征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从事网约车租赁经营为由，欺骗“先锋国际”分别与“长沙欢途客运有限公司”、“湖南路路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郴州韩资伊爱卫星监控有限公司”、“长沙盛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汽车租赁合同》，骗取“先锋公司”融资款共计人民币5663298.08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5月被告人李征得知“长沙松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达公司”）拥有“优步”平台（网约车平台）的授权，因李征系刑满释放人员，李征邀请朋友廖某、李某1共同收购“松达公司”，并由廖某任法定代理人，李征系实际控制人。李征盗用“松达公司”员工黄某、文某的身份信息注册成立“湖南柯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亿公司”）。李某1出资购买十台凯美瑞轿车后，李征用“柯亿公司”名义出具发票。李征将“先锋公司”的张某1介绍给“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李征向周某提出：“松达公司”以十台凯美瑞轿车作抵押向“先锋公司”融资，用融资款购车，以扩大经营规模；因“松达公司”无营运资格，需将十台凯美瑞车上户到“盛达公司”，借用“盛达公司”的名义向“先锋公司”融资，所贷款项全部由“松达公司”归还。2016年7月18日，“盛达公司”与“先锋公司”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46112811），“先锋公司”审核后将融资款1193150元发放至“盛达公司”，并由“盛达公司”转至“松达公司”。李征将该款用于归还李某1的购车款。“先锋公司”在该十台凯美瑞轿车上安装了ＧＰＳ定位装置。李征将凯美瑞轿车租给客户，客户支付首付并按月支付月供。上述资金一部分付到“松达公司”用于抵扣李某1的购车款，一部分直接由被告人李征收取。李征共向“先锋公司”支付了6期月供（54451＊6），共计人民币326706元。李征将湘Ａ×××**号凯美瑞轿车租给廖某，用于抵扣之前欠廖某的欠款；2017年3月8日被告人李征以“盛达公司”的名义与李某2签订《长沙盛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将三台凯美瑞轿车（湘Ａ×××**、湘Ａ×××**、湘Ａ×××**）租给李某2，承租期三年，李某2依合同向李征支付了三台车的首付款共计人民币8万元。之后李征将车载ＧＰＳ拆除并将车从李某2处收回。2、被告人李征在与“先锋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某1接触过程中，称可以介绍汽车租赁公司与“先锋公司”做融资租赁业务；被告人李征在与“欢途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某1接洽过程中自称是“先锋公司”的业务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帮助“欢途公司”从“先锋公司”取得贷款（即由“先锋公司”提供资金给“欢途公司”购买汽车，“欢途公司”将车租赁给客户，以收取的租金分期归还“先锋公司”的购车款）。2016年6、7间曹某1为扩大业务，遂找李征帮忙，并将“欢途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后交给李征。被告人李征持加盖了公章的“欢途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称是“欢途公司”的员工，到“湖南长久博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腾公司”）联系采购轿车，并以“欢途公司”公司名义与“博腾公司”签订购车合同。曹某1先后在被告人李征提供的三份《融资租赁合同》（编号分别为46113369、46113803、46114494）上签字、盖章，该三份合同由李征提交“先锋公司”审核通过。曹某1多次向李征询问放款情况，李征均称还在审核中。“先锋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博腾公司”转入融资购车款共计人民币3379775元。被告人李征持加盖公章的“欢途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伪造盖有“先锋公司”印章的《代付证明》，冒用“欢途公司”名义，分三次从“博腾公司”提走共计41台轿车，“先锋公司”在车上均安装了GPS定位装置。该41台车全部由李征掌控并处置。李征持伪造的加盖“长沙欢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公章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委托戴某办理上牌业务，将一部分车辆上牌至“欢途公司”名下。2016年8月29日被告人李征通过与李某2签订合同的方式，将湘Ａ×××**号捷达轿车租给李某2，李某2按合同约定将首付款5万元付至李征指定的文某账户；被告人李征将湘Ａ×××**号大众汽车卖给刘智辉（该车现在刘智辉名下）；胡兵、李权分别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车平台购买了湘Ｆ×××**号、湘Ｆ×××**号大众轿车（该两台车分别在胡兵、李权名下）。此外，被告人李征还将18台车租给“长沙亲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美公司”）。“亲美公司”承租期间13台车被“抢”，被告人李征称是他与金融公司有纠纷，并以全部置换18台车为由将剩余的5台开走。“46113369”号合同归还月供6期（30731.25元*6）、“46113803”号合同归还月供5期（62834.59元*4，63334.59元*1）、“46114494”号合同归还月供4期（每期还款金额为55685.3元*4）贷款，共计还款721801.72元。3、2016年12月，曹某1将“路路顺公司”的相关资料交给李征，并于2016年12月27日在李征提供的合同上签字（合同编号46115585）。李征持“路路顺公司”的资料，自称是“路路顺公司”员工，与“湖南华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公司”）签订采购20台大众速腾小型轿车的购车合同。“先锋公司”审核后，按合同约定向“华洋公司”转入融资购车款共计1708269元。2016年12月，被告人李征在与“郴州韩资伊爱卫星监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接洽时，谎称是“先锋公司”的业务经理，采取上述相同方式欺骗“韩资公司”在《先锋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合同》上签字（合同编号47116581）。“先锋公司”审核后，按合同约定向“华洋公司”转入融资购车款共计509400元。被告人李征伪造“先锋公司”的“代他人付款授权书”、“路路顺公司”的承诺函，用“先锋公司”支付的以上两笔购车款，分两次在“华洋公司”提走15台大众速腾轿车，“先锋公司”在每台车上安装了ＧＰＳ定位系统。“华洋公司”安排的送车人员按李征的要求将车送至长沙市桔园立交桥下的停车场内。被告人李征在桔园立交桥下停车场，将湘Ａ×××**速腾轿车以12万余元卖给吴某（该车现登记在吴某名下）；被告人李征在长沙一家典当行将湘Ｃ×××**号大众轿车卖给赵于璇（该车现登记在吴某名下）；周朗、王西平分别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车平台购买了湘Ａ×××**号、湘Ａ×××**号大众轿车（该两台车现分别登记在周朗、王西平名下）。2017年2月8日归还“46113369”号合同月供1期61549.93元、2017年2月28日“47116581”号合同月供1期17238.34元。被告人李征从“速腾公司”、“华洋公司”提走的共计56台轿车，均未送到“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韩资公司”，所有车辆均被李征自行处置。案发后，“先锋公司”通过ＧＰＳ定位找回登记在“欢途公司”名下的牌照号为湘Ａ×××**、Ａ0Ｂ17Ｇ、Ａ0Ｂ17Ｋ的三台轿车。因被告人李征未按期归还月供，“先锋公司”先后找到“盛达公司”、“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韩资公司”。“先锋公司”得知实情后，已联系不到李征，遂向公安机关报案。案发后，承租凯美瑞轿车的龙胜欢向“先锋公司”支付了尾款人民币95000元。对于本案其他涉案车辆的下落，公安机关已根据购车发票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在车辆登记系统中进行了查询。原登记在公司名下的，因无法确定实际使用人，无法找到车辆；登记在个人名下的，根据所系统中预留的电话因无法联系，查找不到下落。另查明，因李征盗用黄某的身份信息注册成立“湖南柯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黄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3月17日，公安机关在“松达公司”的办公室查获“湖南柯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长沙盛达汽车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等多家公司印章。经鉴定，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26日李征提车时向华洋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上加盖的“湖南路路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李征委托戴某办理上牌业务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上加盖的“长沙欢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公章系伪造；李征与李某2签订的《长沙盛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上加盖的“盛达公司”印章系伪造。二、非法持有毒品的事实2018年5月2日，公安机关在抓获被告人李征时，从其随身携带的挎包内扣押了白色晶体一包、红色药丸一包、白色颗粒三包。经鉴定，扣押的白色晶体一包净重19.88克、白色颗粒二包共净重10.85克、红色药丸净重3.77克，均从中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另有一包的白色颗粒净重30.75克，未检出海洛因、氯胺酮、甲基苯丙胺成分。上述事实，有下列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1、受案登记表、报案材料证明案发的经过；2、查获经过证明，2017年3月17日，公安机关在“松达公司”的办公室查获了包括“湖南柯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长沙盛达汽车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在内的多家公司印章；3、“先锋公司”、“盛达公司”、“松达公司”、“柯亿公司”等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证明，（1）公司的基本情况；（2）“柯亿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7日，法定代表人黄某，股东为黄某、文某，该公司现已被撤销；4、《长沙盛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收条、长公物鉴（文某）字［2018］48号鉴定文书证明，（1）李某2承租三台凯美瑞轿车，并向李征支付了三台车的首付款共计8万元；（2）合同上加盖的“盛达公司”印章系伪造；5、承诺函、长公物鉴（文某）字［2017］1050号鉴定书证明，（1）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26日李征分别向华洋公司出具《承诺函》称：“路路顺公司”向华洋公司定购20台速腾车，已支付定金4万元，“先锋公司”已为“路路顺公司”支付二笔购车款1708269元、509400元，“路路顺公司”委托李征全权办理购车事宜，发票统一开具购车方李征；（2）经鉴定该二份承诺函上加盖的“湖南路路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公章的印文与相同内容的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6、《机动车业务委托书》、湘鉴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李征委托戴某办理上牌业务时提供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其上加盖的“长沙欢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公章的印文与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7、“先锋公司”与“盛达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及附件、电汇凭证、凯美瑞轿车的购车发票，（1）“盛达公司”以十台凯美瑞轿车为抵押向“先锋公司”申请贷款，汽车租赁合同上预留的客户联系人秦小珍的手机号码（158××××****）实际是李征的手机号码，该十台凯美瑞轿车的发票由“柯亿公司”开具；（2）2016年7月22日“先锋公司”支付“盛达公司”1193150元，2016年7月26日“盛达公司”将此款转至松达公司；8、“先锋公司”与“欢途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三份、《新车定购协议》、转账记录、“博腾公司”出具的发票证明，“先锋公司”根据合同向“博腾公司”支付购车款用于购买41辆汽车；9、“先锋公司”与“路路顺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转账记录、“路路顺公司”与“华洋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华洋公司”出具的发票证明，“先锋公司”根据租赁合同向“博腾公司”支付1708269元用于“路路顺公司”购车，支付509400元用于“韩资公司”购车；“路路顺公司”与“华洋公司”签订购买20台速腾车的合同并支付4万元定金，合同总金额为2933200元；“华洋公司”实际提供15台汽车，发票上购买方名称为李征；10、银行业务凭证证明，“先锋公司”放贷了收回贷款的情况；11、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1）“先锋公司”融资贷款购买的56台车辆和“盛达公司”用于抵押贷款的10台车辆的登记信息；12、《长沙松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1）2016年8月29日松达公司与李某2签订合同，李某2承租湘Ａ×××**大众捷达轿车，合同约定首付款5万元付至文某的银行账户；（2）该车系从博腾公司购买并上户至“欢途公司”名下；13、证人周某（“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1）李征自称是做网约车业务的海归、已收购“松达公司”，张某1是“先锋公司”的老总；（2）因“松达公司”无营运资格不能上营运车牌。李征想将十台凯美瑞车上户到“盛达公司”。2016年7月，李征提出以车抵押借用“盛达公司”名义从“先锋公司”融资，贷款归“松达公司”还，并承诺三个月后将车过户到“松达公司”；（3）2016年7月22日“先锋公司”的贷款到“盛达公司”账户后，他即按李征要求转至“松达公司”；（4）“先锋公司”告知还款逾期时，他已联系不上李征。2017年2、3月听说李征在“先锋公司”的其他几笔业务也出了问题；（5）他在李征的办公室发现了伪造的“盛达公司”印章，遂向公安机关报案；（6）李征曾提出“松达公司”、“盛达公司”相互代持股权，他未同意；后来李征以需要向老板交差为由，让他在《公司代持股协议书》签字，盖手印。“盛达公司”与“松达公司”不是合作关系，也没有相互代持股份；14、证人楚凰的证言证明，（1）“松达公司”是其丈夫曹青松和朋友一起注册的，“优步”平台给“松达公司”开放了注册端口。李征收购“松达公司”是想利用“优步”平台，使“盛达公司”取得平台的授权；（2）李征自称是“盛达公司”的股东，曾提出“松达公司”与“盛达公司”互持股份合作，但只是一种说法；（3）10台凯美瑞上户到“盛达公司”后，“松达公司”帮助客户在“优步”平台注册网约车；15、证人廖某（“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协议证明，（1）2016年5、6月期间，李征说想做网约车生意。因李征刚出狱不适合开公司，让他担任“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成立“松达公司”的目的是通过“优步”平台承接网约车业务，获取返点；（3）李征说帮周某借钱买了十台凯美瑞，“松达公司”与“盛达公司”合作的事他没有听说过；（4）他租了一台凯美瑞（湘Ａ×××**）轿车。因李征欠了他的钱，首付6万元直接冲抵了李征的欠款。2017年春节，李征找他借车，后来一直没有归还；16、证人李某1（“松达公司”股东）的证言证明，（1）2016年4、5月，李征提出合作做网约车业务，称已谈妥收购“松达公司”；（2）李征不是“松达公司”的股东，自称是“盛达公司”的人，代表“盛达公司”与“松达公司”谈业务；（3）他投资约180万元购买了10台凯美瑞，上户到“盛达公司”。李征通过以租代售的方式将车卖了，他的购车款已全部收回；（4）李征要他出资以“松达公司”名义购买“盛达公司”的股份，但没有谈成，双方也没有签订协议；17、证人刘某2（先锋湖南分公司经理）的证言证明，（1）李征促成“先锋公司”与“欢途公司”签订了三份融资租赁合同、与“路路顺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李征伪造“先锋公司”的代付证明从“博腾公司”、“华洋公司”将融资购买的车提走。2017年2月“先锋公司”发现问题后，李征当时表示会想办法解决；2017年5月以后联系不到李征了；18、证人张某1（“先锋公司”业务经理）的证言证明，（1）2016年3、4月经中介介绍认识李征。李征称已联合长沙几家汽车租赁公司经营网约车，想与“先锋公司”做融资租赁业务。他经手与李征做了“盛达公司”、“欢途公司”的业务；（2）2016年5、6月间，经李征介绍认识“盛达公司”的周某。李征说与“盛达公司”是合作关系，准备收购“盛达公司”，已购买十台凯美瑞车牌上在“盛达公司”名下；19、证人冯某（“先锋公司”的法务人员）的证言证明，（1）发现贷款逾期后找过李征但无效果，后来根据ＧＰＳ定位找回了三台车；（2）直到案发，“先锋公司”才知道合同上预留的手机号码（158××××****）是李征的；20、证人杨某（原“先锋公司”业务经理）的证言证明，（1）李征与很多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关系都很好，他认为李征是大老板；（2）李征是张某1的客户。张某1离职后，李征是他的客户。“路路顺公司”的业务流程与之前“欢途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同，李征都很清楚；21、证人张某2（“先锋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公司所有融资车辆将安装了ＧＰＳ；22、证人曹某1的证言和辨认笔录证明，（1）“路路顺公司”、“欢途公司”实际都是他经营的；（2）李征自称是“先锋公司”的业务经理，可以帮助办理融资业务。他提供了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给李征；（3）“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的租赁合同都是李征带到公司来的，他在上面签字盖章时，未一一细看；（4）没有与“华洋公司”签订购车协议；也没有委托李征到车行提车；（5）李征到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时提供的“欢途公司”的委托书是伪造，他已向星沙派出所报案；（6）李征说有笔业务款只能打到公司账户，要他帮忙代收，这种情况做生意是常有的。“欢途公司”收了“亲美公司”共四笔款，有三笔代收款在案发前已按照李征的要求转出；（7）他多次询问贷款的事，李征均称审核未通过。2017年3月，“盛达公司”的周某说被李征骗了，他认为“先锋公司”未给他们公司放款不存在被骗。不久，“先锋公司”找他还钱，他才知道贷款早已审批下来了；23、证人张某3（“欢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1）“欢途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曹某1；（2）曹某1说通过“先锋公司”的业务经理李征做融资租赁的业务；（3）“欢途公司”与“亲美公司”没有业务往来，是帮李征代收“亲美公司”的业务款；24、证人刘某1（“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和辨认笔录、《担保协议》证明，（1）李征自称是“先锋公司”的业务经理；（2）“韩资公司”想通过“先锋公司”贷款购买10台捷达车。2017年1月24日李征拿了协议到公司，他在协议上签字并提供了相关资料；（3）过了2、3个月一直没有贷款的消息，李征的电话也打不通。直到2018年初，银行说公司征信有问题，他才知道贷款被李征骗走；25、证人戴某（原长沙通运达汽车服务公司员工）的证言和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8月25日帮李征办理了5台车的上牌手续，后来又办理了一些。李征说是“欢途公司”的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公章；26、证人严某（“博腾公司”客户经理）的证言证明，（1）2016年7月李征出示了“欢途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称“欢途公司”要采购一批车用于网约车业务，并已与“先锋公司”谈妥融资购车；（2）一天快下班时，李征拿了几份协议让他签字。签完后又全部带走；（3）“先锋公司”先后汇了三笔车款。李征提车时，提供了加盖公章的“欢途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先锋公司”的代付证明。李征自己带人来提的车，来回提了好几次；27、证人谭某（“华洋公司”销售经理）的证言和辨认笔录证明，（1）李征自称是“路路顺公司”的总经理、股东，出示了公章、营业执照，并与“华洋公司”签订了销售协议；（2）按公司规定，提车需要出具统一格式的《代他人付款授权委托书》、《承诺函》。李征提供了加盖了“路路顺公司”公章的《承诺函》，加盖“先锋公司”公章的《代他人付款授权委托书》；（3）“先锋公司”于2016年12月、2017年1月向“华洋公司”付两笔购车款。李征分两次提走15台车；（4）“华洋公司”应李征的要求派人送车至李征指定的桔园立交桥下，李征支付了200元／人的劳务费；28、朱贤俊（“华洋公司”的销售人员）的证言证明，李征要求公司安排人员帮助送车，他们按照李征的要求将车开到浦园路桔园立交桥下的停车场；29、证人曹某2（曹某1的儿子）的证言证明，（1）2016年下半年在父亲曹某1的公司见到李征，李征自称是“先锋公司”做金融的。他跟着李征学习了2、3个月，主要是开车送李征办事；（2）有一次李征要他帮着去提车，一起去提车的还有好几个人，他们把车从4Ｓ店开到了桔园立交桥下的停车场；（3）他帮李征代收过二、三笔钱，钱到账后就将钱转到李征提供的“先锋公司”账户；30、证人谢某（“亲美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明、租车明细单的证言证明，2016年夏天，李征自称是“欢途公司”老板，可通过以租代售的方式提供70-80台车，由“亲美公司”通过按揭的方式付租金，三年以后车子归“亲美公司”。“欢途公司”共提供了18台车。2017年4、5月期间，其中13台车被抢了，李征说是他本人与金融公司之间有矛盾，并提出将这18台车全部置换。李征安排人将5台车开走，后来联系不上李征。这18台车的租金按李征的要求支付到“欢途公司”的账户或指定的账户；31、证人李某2的证言、汽车租赁合同二份、收条证明，（1）2016年8月通过李征从“松达公司”租赁了一台捷达车（湘Ａ×××**），付了5万元和2个月的月供共2000元到李征指定的文某的账户；（2）2017年3月通过李征从“盛达公司”租了三台凯美瑞轿车（湘Ａ×××**、湘Ａ×××**、湘Ａ×××**），共付给李征8万元；（3）后来李征将捷达车和凯美瑞车的ＧＰＳ拆除，车门锁也换了，费用都是李征出的。之后李征又说要将凯美瑞车收回并承诺退钱给他。但收车后李征没有退钱给他；（4）李征自称是“盛达公司”的股东，158××××****是李征的手机号码；32、证人文某（“松达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1）他在“松达公司”开车。公司的日常工作归李征负责；（2）他跟李征去提过两次车，“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的人都没到场。在博腾4Ｓ店直接将捷达车开到河西的一家典当行了；（3）他从“松达公司”离开后，黄某说李征用他和黄某的名义注册了“柯亿公司”；（4）因李征说坐牢刚出来，不能办银行卡，借用他的银行卡转款；（5）凯美瑞的车以租代售的方式卖给了客户，捷达车有的直接抵押给了典当行，有的租给了“亲美公司”。李征让他到“亲美公司”开过几台车回来，放在“松达公司”，这些车后来去哪里了他不清楚。3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1）在“松达公司”工作了2个多月，李征是实际控制人。车子租出去的、卖出去的都有；（2）李征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以他的身份证注册了“柯亿公司”，他通过行政诉讼才注销；（3）李征以“柯亿公司”名义开具十台凯美瑞轿车发票，为此“柯亿公司”欠了几万元税金，他对此不知情；34、证人吴某的证言、《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1）2017年2月经做二手车的朋友介绍找李征买车，全新的、价格比4Ｓ店便宜。他购买了一台速腾轿车（车牌湘Ａ×××**），车价12万余元，加上牌共13万余元。钱转到李征指定的账户；（2）他在桔园立交桥下与李征交易的，当时现场还停了十余台车；（3）该车是原是上牌在“路路顺公司”名下的；35、电话笔录共六份证明，（1）胡兵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车平台以7万元购买了湘Ｆ×××**号大众汽车；（2）李权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车市场以8万余元购买了湘Ｆ×××**号大众汽车；（3）周朗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车市场以约14万元购买了湘Ａ×××**号大众汽车；（4）王西平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车市场购买了湘Ａ×××**号大众汽车；（5）赵于璇在长沙一家典当行从李征手上以约13万元购买了湘Ｃ×××**号大众汽车；（6）刘智辉在李征手上购买了湘Ａ×××**号大众汽车；36、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明，2016年1月喝茶时经人介绍认识“松达公司”的老板李征，正好周某也在场，他顺便向周某介绍了李征；37、证人曾某（湖南新干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在行业协会聚会时认识李征，很多人都说李征是“先锋公司”的业务经理。他想通过以车抵押贷款做现金流，将相关资料交给了李征。但是有一天，李征带了一帮人到公司，李征说“新干线公司”是他的，所以“新干线公司”不同意找“先锋公司”贷款了；38、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1）对涉案车辆根据购车发票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在车辆登记系统中进行了查询，能查明下落的已制作笔录附卷；（2）原登记在公司名下的，因无法确定使用人，无法找到车辆；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在系统中留的电话有的已无法联系；39、扣押经过、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证明，2018年5月2日，公安机关在抓获被告人李征时，从其随身携带的挎包内扣押了白色晶体一包、红色药丸一包、白色颗粒三包；40、长公物鉴（毒品）字[2018]554号检验报告、毒品称量照片、疑似毒品称量登记表证明，扣押的白色颗粒一包净重30.75克，未检出海洛因、氯胺酮、甲基苯丙胺成分；扣押的白色晶体一包净重19.88克、白色颗粒二包共净重10.85克、红色药丸净重3.77克均从中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41、（2015）开刑初字第00231号刑事判决书、（2015）长中刑一终字第00655号刑事裁定书、释放证明书证明，2015年6月11日被告人李征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6年3月9日释放；42、被告人李征的户籍资料证明李征的基本情况。被告人李征及其辩护人对周某、廖某、李某1、李某2、曹某1、文某、刘某1、谢某、曹某2、严某、谭某、朱某等人的证言均提出异议，认为上述人员与被告人李征有利害关系，其陈述、证言的内容均不是事实。经查，上述证人均与李征有过直接联系，可以证明与本案事实相关的情况。被告人李征及其辩护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人员与李征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未提供与上述证人证明内容相反的证据。从全案的证据体系、言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情况、言词证据与书证的印证情况看，上述证据能证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且取证程序合法，应予采纳为定案证据。被告人李征及其辩护人对以上证据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欢途公司”自行委托所作的印章鉴定意见，不具备证明效力，该印章即使为假也不能证明系李征伪造。经查，湖南鉴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欢途公司”发现李征冒用“欢途公司”名义办理上牌手续后，于2017年4月13日委托鉴定的。鉴定机构通过对提取的检材印文与“欢途公司”提供的样本印文，使用司法鉴定技术规范ＳＦ／ＺＪＤ0201003-2010《印章印文鉴定规范》，经徕卡三维高级立体显微镜检验，发现检材印文系复印形成，且印文尺寸小于样本印文；两者在图文布局、图文笔形态、搭配位置、边框防伪等细节上均有明显差异。从而得出检材印文系伪造的结论。该鉴定意见书附有样本印文、检材印文的特征比对表；湖南鉴真司法鉴定中心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客观、检材真实，作出的鉴定结论具备证明效力。检材印文系从《机动车业务委托书》上提取，从该委托书的内容上看，是“欢途公司”委托戴某到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戴某的证言已证明被告人李征自称“欢途公司”员工，持该份委托书委托他为“欢途公司”办理车辆上牌业务。虽然被告人李征未交代假印章的来源，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李征假冒“欢途公司”员工，持伪造的委托书委托戴某以“欢途公司”名义办理轿车上牌业务。被告人李征的辩护人对鉴定提出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当庭提交了《股权代持协议》，拟证明李征代持盛达公司股份，与盛达公司是合作关系。经查，该份证据上仅有周某的签名，“盛达公司”未盖章。周某的陈述中对《股权代持协议》已作出说明：李征曾提出“松达公司”、“盛达公司”相互代持股权，周某未同意；后来李征以需要向老板交差为由，让他在《公司代持股协议书》签字，盖手印，而此后李征既未出资收购，双方也无业务合作。“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某对于“松达公司”与“盛达公司”合作之事未听说过；“松达公司”股东楚凰称李征曾提出两家公司互持股份进行合作，但仅仅是一种说法；“松达公司”股东李某1称李征曾要他出资以“松达公司”名义购买“盛达公司”的股份，但双方没有谈成，也没有签订协议。故周某的说法得到以上多名证人的证实，辩护人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不能证明李征代持“盛达公司”股份，“松达公司”与“盛达公司”不是合作关系。辩护人提交的“先锋公司”向“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出具的收据、发票，拟证明“先锋公司”与“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系正常的业务关系。经查，被告人李征以需要通过单位账户收款、自己刚出狱不久为由，先后找证人曹某1、文某、曹某2等多人借账户过账；证人李某2和文某的证言证明，李某2将租赁捷达车（湘Ａ×××**）的5万元首付和2个月的月供付至李征指定的文某的账户；以上多份证据证明李征找人借账户过账的事实。证人谢某证明“亲美公司”的租金按照李征的要求付至“欢途公司”账户或其他指定账户。因此，辩护人提交的这几份证据所涉及的资金，实际出资人并不是“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而是李征以借账户过账为名，收取的车辆实际承租人缴纳的租金，相关款项转至“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公司后，再转至“先锋公司”。因此，辩护人提交的收据，不能证明“先锋公司”与“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之间有融资租赁的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人民币5663298.08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系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李征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非法持有甲基苯胺34.5克，其行为构成了非法持有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征非法持有毒品30.73克，系计算错误，应予纠正。被告人李征及其辩护人辩称李征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经查，在骗取“先锋公司”给予“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的贷款过程中，首先，被告人李征以虚假的身份骗取合同双方公司的信任。该事实除与本案相关的多方证人证明外，本案案外的“新干线公司”总经理曾某也能证明。李征对曾某谎称是“先锋公司”业务经理，在与“先锋公司”接洽过程中又谎称是“新干线公司”的负责人。“新干线公司”在发现李征的欺骗行为后，及时停止了与“先锋公司”的商谈业务；其次，被告人李征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持虚假的手续从“博腾公司”、“华洋公司”提车56台。该56台车没有交付“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第三，该56台车全部在李征的控制之下，并由李征处置。“华洋公司”工作人员谭某和朱贤俊，购车人赵于璇、吴某、刘智辉，参与接送车辆的曹某2、文某等均证明，李征未将车辆送至“欢途公司”、“路路顺公司”，而是将车存放于桔园立交桥下或河西的典当行等处，采取或租或售的方式自行处理；文某、谢某证明李征以置换为名安排人将车从“亲美公司”开回“松达公司”；多名购车人、租车人均是直接通过李征租车或购买车辆，车款、租金均直接付给李征或其指定的账户。在骗取“先锋公司”给予“盛达公司”的贷款过程中，李征谎称以十台凯美瑞抵押贷款，由“松达公司”承担还款义务，骗取“盛达公司”周某的信任；在“先锋公司”放款后，将“先锋公司”贷款和卖车款、车辆租金用于归还李某1的购车款。证人廖某、李某1、李某2均证明，李征私自处理作为抵押物的车辆，导致“先锋公司”丧失对抵押物的管理、控制。被告人李征称没有假冒身份、虚构事实，没有私刻印章，没有私自处理车辆的辩护意见；其辩护人提出李征系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合同的辩护意见，均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征为了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其通过诈骗取得的，处于其支配、控制下的车辆的处置情况和去向，拒不交代，导致涉案大部分车辆下落不明。本案车辆的去向是被告人李征对于其犯罪所得财物的处理，不影响对被告人李征的定罪量刑。辩护人是出本案事实不清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征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以内，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李征如实供述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事实，依法可对其非法持有毒品罪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李征一人犯两罪，依法应当实行并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百四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征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罚金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30年11月1日止。）二、责令被告人李征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单位先锋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员  吴晓佳人民陪审员  毛一原人民陪审员  廖水月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罗秋月书记员陈玲文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四十八条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