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12民初12204号原告：张富美，女，汉族。原告：韩小木，男，汉族。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陈浩，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女，汉族，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红丽，女，汉族，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张富美、韩小木诉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富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陈浩，被告平安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崔红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富美、韩小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合计101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保险合同关系，2013年10月23日，投保人毛立德（系原告张富美之配偶、原告韩小木之子）以其本人为被保险人向被告投保了人身保险，并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其中投保主险为平安护身福终身寿险（分红型）（1106），保险期间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为15万元；投保附加长险为护身福意外险（1108），保险期间为3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投保人同时约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张富美与韩小木。2019年4月23日晚，毛立德在其小女儿卧室的阳台看书期间，无意中发现刚封的阳台窗户胶条脱落，于是决定自行维修，后意外从阳台处坠楼，经到场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后确认死亡。根据云南省急救中心于2019年4月23日11:30出具的《医疗尸检建议书》显示，毛立德系因高空坠楼死亡。次日，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向原告出具了毛立德的死亡证明书。根据合同约定，被保险人意外身故的，被告应当按照先前核定的基本保险金额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由于被保险人在先前投保期间身患重疾已申请理赔过重疾险14万元，故扣除上述金额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万元保险赔偿金。事发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提出了理赔申请，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拒不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原告认为投保人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投保人已按时足额交纳了保险费，被告理应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赔偿金。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毛立德系高空坠楼意外身亡，被告拒绝理赔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现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平安人寿辩称：首先，2013年10月3日投保人毛立德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申请投保，投保险种为平安护身福终身寿险（主险），基本保额15万，附加险：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基本保额14万，平安附加护身福意外伤害保险，基本保额100万，豁免重疾，C12、意外医疗A，基本保额1万、健享人生A基本+可选，3份，生存受益人为毛立德，身故受益人法定。投保人于2013年10月24日缴纳了第一年保费8667.07元，合同生效时间追溯至2013年10月4日零时。2014年5月7日，毛立德向被告申请变更受益人，将法定受益人变更为指定韩小木、张富美为身故受益人，受益比例各为50%，该保单受益人变更于2014年5月13日生效。毛立德于2014年5月14日至2014年6月4日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5月21日行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被诊断为直肠恶性肿瘤。被告于2014年7月21日按照理赔决定的内容向毛立德支付了重疾理赔款及利息共计140036.25元。毛立德自2014年5月至2018年7月因直肠癌放疗、化疗多次向被告申请疾病医疗，被告共计赔付医疗保险金74879.69元。其次，2019年4月24日张富美拨打95511向被告报案，称毛立德于2019年4月23日坠楼身故，并告知客服人员警察已出警，警察说有可能是自杀。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申请被保险人意外身故保险金，并主张毛立德因维修窗子胶条坠楼。被告经调查了解，毛立德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4日因直肠癌粘液性癌术后复发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月20日因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2月12日因肠梗阻、直肠癌术后等原因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3月17日至2019年4月16日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被诊断为直肠癌术后复发并腹腔广泛转移、癌性肠梗阻。2019年4月24日，被告走访了事发小区人员，被告知死者从家中跳楼。2019年4月24日被告工作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拍照、证据采集，发现事发窗台距离地面约130厘米，窗子宽约40厘米，窗子高约90厘米，该设计不宜致人意外坠楼。2019年4月24日被告工作人员对张富美进行了询问，张富梅告知事故发生时自己在洗澡，当时并没有提及毛立德系修理窗户胶条意外坠楼。2019年4月24日，被告通知张富美共同委托鉴定机构对毛立德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张富美明确告知不同意鉴定。被告调查人员走访了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矣六派出所，派出所警官告知可以明确为自杀，但不做定性，毛立德在事发前几天就有自杀意图，被其妻子和母亲拦下；现家属没有异议，认为毛立德就是忍受不了病痛，选择跳楼自杀。刑侦提供了部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毛立德上身见多处治疗伤口，身上插着导管。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理赔决定，理赔内容为按护身福条款计算给付身故保险金1万元，给付交清增额保险284元，给付累积红利及利息19.84元，保险责任终止。该保险单合计给付10303.84元。经审核，被保险人本次事故意外依据不足，故难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因原告不同意被告作出的上述理赔决定，目前理赔款10303.84元暂未支付给原告。第三，毛立德死亡后，云南省官渡区刑侦并没有立为刑事案件，所以毛立德未发生被他杀的意外事件。对于毛立德系自杀还是意外坠楼，结合本案证据，被告认为毛立德系在被确诊为直肠癌术后复发并腹腔广泛转移，可能因忍受不了病痛折磨，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根据《平安附加护身福意外伤害保险合同》2.3免责条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该免责条款已加阴影重点提示了投保人，投保人多次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向其提供投保产品的条款、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故被告已尽了告知义务。综上，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毛立德遭受了意外事故伤害，被告拒付意外伤害保险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原被告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予以佐证。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微信聊天记录、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在校证明、毛立德驾驶证申请延期检审证明、淘宝网购买电动轮椅交易明细、证人毛某证言。原告提交上述证据系欲证明毛立德并无自杀动机，由于证人证言与张富美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包括证人在内的二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出具的申请书的内容相矛盾，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对于其余证据，因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其证明内容，故本院对其不予确认。2、（2017）吉民终933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3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书、（2019）陕0524民初827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毛立德向被告投保的情况2013年10月3日，毛立德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申请投保，投保险种为：护身福终身寿险，基本保额15万，保险期间终身，交费年限30年，每年保费3780元；护身福重疾，基本保额14万，保险期间终身，交费年限30年，每年保费1484元；护身福意外，基本保额100万，保险期间至70岁，交费年限30年，每年保费2400元；豁免重疾C12，保险期间30年，交费年限29年，每年保费405.07元；意外医疗A,基本保额10000元，保险期间一年，交费年限一年，每年保费78元；健享人生A（521）基本+可选，3份，保险期间1年，交费年限1年，每年保费520元，上述一年保费合计8667.07元。同日，毛立德签字确认《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该确认书第一条约定：“本人确认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及贵公司代理人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条款，并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上述内容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为枚红色加粗字体，其余内容为加粗字体。同时，毛立德在该份确认书上亲笔抄录“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毛立德于2013年10月24日缴纳了第一年保费8667.07元，合同生效时间追溯至2013年10月4日零时。2014年5月7日，毛立德向被告申请变更受益人，将法定受益人变更为指定韩小木、张富美为身故受益人，受益比例各为50%，该保单受益人变更于2014年5月13日生效。平安附加护身福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部分内容如下：第2.2保险责任条款：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被告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第2.3责任免除条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第9.3条意外伤害条款：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上述2.3条的内容已用黑色标记。二、毛立德治疗及理赔情况2014年5月14日至2014年6月4日，毛立德因直肠癌入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2014年6月10日，毛立德因上述治疗向被告申请重疾理赔，并获得赔付140036.25元。毛立德因直肠癌化疗先后于2014年9月9日至2014年9月13日、2014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4日、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1日、2015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25日、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4月7日、2016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21日、2016年10月31日至2016年11月4日、2017年1月9日至2017年1月19日、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2月28日、2017年8月21日至2017年8月28日、2017年9月19日至2017年9月25日、2017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1月22日、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3月24日、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4日、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6日、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10日在医院治疗，并针对上述治疗向被告申请疾病医疗理赔，获得赔付。2019年3月17日，毛立德入住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病理诊断为：（直肠癌转移病灶、腹腔转移肿瘤、腹壁转移病灶）转移性粘液腺癌。该院出院记录记载：患者保守治疗效果欠佳，于2019年3月27日为毛立德行“剖腹探查、腹腔转移瘤活检、小肠造瘘、肠粘连松解、回肠末端减压术”。2019年4月16日，毛立德出院。三、毛立德死亡情况2019年4月23日10时30许，毛立德从其居住的曲靖市麒麟区（以下简称1101号）小卧室的窗户坠落死亡。2019年4月23日11:30云南省急救中心向原告出具医疗尸检建议书，载明：“毛立德因高坠伤？死亡。为进一步明确死因，我中心建议进行尸检。请家属慎重考虑，决定是否尸检。如决定尸检，建议在48小时以内（从死亡时计）进行。”同日11:48，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向张富美进行询问，内容如下：“问：说说你丈夫的外貌特征。答：身高172CM左右……。问：你丈夫为什么要跳楼？答：“因为毛立德于2014年在昆华医院检查出直肠癌，2019年3月27日在红会医院再次检查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还做过一次手术，之后就回家休养，压力大就跳楼自杀了。问：说说事情经过。答：2019年4月23日10:30左右，因为我丈夫毛立德检查出直肠癌晚期，由我和他母亲照顾，我吃完饭就去卫生间洗澡了，出来就发现毛立德已经从卧室窗子跳下去，我下去看见我丈夫脸朝下躺在地上了，我问母亲毛某他怎么没有看管好毛立德，他母亲说是他儿子让他去厨房拿本书，之后他就跳楼自杀了。毛立德4月22日晚上就出现过想要跳楼的情况，被我发现及时制止。”同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对事发现场进行勘验，并形成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其中对于1101号房小卧室的勘验情况记载：“小卧室内东侧见一阳台，阳台东面南侧及北侧见各开有一扇玻璃窗，南北两扇玻璃窗窗框底部距离地高均为125厘米，其中北侧玻璃窗的内扇为纱窗向室内一侧呈开启状，外扇玻璃窗向室外一侧呈开启状，北侧玻璃窗开启大小为95×53厘米；其中南侧玻璃窗的内扇为纱窗呈关闭状，外扇玻璃窗向室外一侧呈开启状。”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居刑事侦查大队十中队出具的《现场照片》第9页的第二张照片显示，小卧室阳台北侧开启的玻璃窗的窗框下沿黑色胶条有部分脱落。2019年4月23日，毛立德的女儿、妻子张富美、父亲韩小木、母亲毛某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出具申请，载明：“我们是毛立德的直系亲属，于2019年4月23日早上10:30知道毛立德在观云海小区悠苑6栋2单元1101因患癌症晚期无法忍受，从11楼跳楼身亡。我们对毛立德的死亡无异议，不同意公安机关对尸体进行解剖。现我们家属申请处理尸体，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我们家属来承担。”2019年4月24日8：07，张富美拨打被告的报案电话，张富美和客服部分通话记录如下：客服：“是否有火化。”张富美：“现在暂时还没有火化，死亡证明今天中午才能开出来”。客服：“有没有明确原因，比如是他自己坠楼不是疾病还是公安局那边还没有把原因鉴定出来”。张富美：“公安局那边看了，就是有可能是他自杀、跳楼，因为他有癌症”。客服：“那我就先登记身故原因不详好吧”。张富美：“如果他就是跳楼、自杀跳楼呢”。客服：“我们报案只是先登记，到时候由我们理赔部门审核”。2019年4月24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书，载明：死者毛立德于2019年4月23日发现死亡，尸体已经公安机关检验完毕，现由其家属办理有关死者善后事宜。四、庭审陈述庭审中，原告张富美陈述：1、其之所以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陈述毛立德是自杀，是因为当时心情紧张，只是自己的猜想，认为毛立德可能是自杀。2、张富美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陈述毛立德曾于2019年4月22日出现过跳楼的想法不是事实，当时张富美向派出所陈述的是毛立德让张富美为他打水洗脚，后来毛立德就说要出去走走。由于在做询问笔录时张富美不停地接电话，所以没有仔细看询问笔录的内容就签字了。3、询问笔录中记录的“我问母亲毛某他怎么没有看管好毛立德，他母亲说是他儿子让他去厨房拿本书，之后他就跳楼自杀了”不是事实，事发后张富美没有和毛某沟通过。4、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矣六派出所出具申请书中载明毛立德是自杀是为了取得死亡证明，尽早让毛立德入土为安。5、毛立德尸体火化当天，毛某告知亲属毛立德在小卧室看书时发现窗户胶条脱落，故让毛某为其取夹子，待毛某取回夹子时发现毛立德不见了，只看到一双拖鞋在阳台上。6、原告主张的保险金101万元包括原告根据护身福险应获得的1万元及原告依据护身福意外险应获得的100万元。被告陈述：1、被告依据护身福险可向原告理赔15万元，因已理赔14万元，故还可向原告支付1万元。2、被告不应向原告理赔护身福意外险100万元赔偿金的原因是有两个，一是毛立德死亡系意外事故的依据不足；二是依据平安附加护身福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3责任免除条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即毛立德系自杀的可能性较大。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毛立德向被告投保了包括护身福终身寿险（基本保额15万）、护身福意外险（基本保额100万）在内的险种，并签订了合同，故毛立德与被告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同时因合同内容（包括各险种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毛立德与被告之间成立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的保险金包括根据护身福险应获得的1万元及依据护身福意外险应获得的100万元，由于被告对向原告支付1万元的保险金无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当依据护身福意外险支付原告意外身故保险金100万元。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其拒绝支付保险金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毛立德系意外身故，二是毛立德自杀的可能性较大。对于被告的上述抗辩，根据平安附加护身福意外伤害保险条款9.3条（以下简称9.3条）关于意外伤害的定义以及2.3条第2项（以下简称2.3条第2项）免责的约定，本院认为被告提出免责的理由应基于毛立德是自杀的推断，理由为：针对9.3条的规定，意外伤害包括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根据云南省急救中心出具的医疗尸检建议书，“毛立德因高坠伤？死亡”，即并未明确毛立德坠落的原因。结合被告的抗辩，如果要认定毛立德的高坠伤属于意外伤害，即要排除属于“非本意”。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可以排除毛立德死亡系他杀，因此要认定“非本意”，依据2.3条第2项，即是认定毛立德系自杀。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虽然包含两方面，但实质即是认为毛立德系自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被告举证证明毛立德系自杀。针对本案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可以认定毛立德为自杀，理由如下：1、从主观方面来看，毛立德有自杀的意图，其认识到了死亡结果，并且自主决定追求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首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毛立德于2014年5月14日因直肠癌住院治疗，之后毛立德一直持续进行治疗，至2019年3月17日，毛立德被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直肠癌转移病灶、腹腔转移肿瘤、腹壁转移病灶）转移性粘液腺癌，根据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出院证明的记载，毛立德此前的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由此可看出毛立德的病情并未好转，已经出现病灶转移。根据张富美于2019年4月23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因为毛立德于2014年在昆华医院检查出直肠癌，2019年3月27日在红会医院再次检查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还做过一次手术，之后就回家休养，压力大就跳楼自杀了”，“我问母亲毛某他怎么没有看管好毛立德，他母亲说是他儿子让他去厨房拿本书，之后他就跳楼自杀了。毛立德4月22日晚上就出现过想要跳楼的情况，被我发现及时”）、包括二原告在内的毛立德家人向公安机关出具的申请（“因患癌症晚期无法忍受，从11楼跳楼身亡。我们对毛立德的死亡无异议，不同意公安机关对尸体进行解剖”）以及张富美于2019年4月24日向被告客服的回答（“公安局那边看了，就是有可能是他自杀、跳楼，因为他有癌症”，“如果他就是跳楼、自杀跳楼呢”），由于上述陈述与毛立德的病情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毛立德已有自杀意图。其次，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毛立德坠楼时精神状态健全，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其对死亡的结果是明知的，其也应当能够遇见从11楼坠落导致死亡的概率很大，却仍然追求、放任这一结果发生。2、从客观方面来看，毛立德通过自己的行为终结生命。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毛立德系让其母亲毛某为其取书，即毛立德是将其母亲支开留其一人。根据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显示，毛立德坠楼的房间阳台仅有北侧的内扇纱窗和外扇玻璃窗是开启的，即毛立德应是从该扇窗户坠落。由于开启的玻璃窗窗框底部距离地高125厘米，根据张富美的陈述，毛立德的身高（172厘米）以及毛立德坠楼后穿的拖鞋在阳台上，故可推断毛立德应是在其控制和支配下坠楼。3、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虽然没有认定毛立德为自杀，但亦并未认定系意外死亡，根据毛立德的家属向公安机关出具的申请书来看，公安机关对其家属提出的自杀的意见亦并未提出异议。由此，根据本案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毛立德系自杀。至于庭审中二原告认为毛立德系因修理窗户胶条坠楼的主张，首先上述主张与此前张富美向公安机关、被告客服人员以及二原告向公安机关提交的申请书相矛盾；其次，根据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照片来看，窗户脱落的胶条是在窗框底部，而窗框底部距离地面高度是125厘米，毛立德身高是172厘米左右，因此毛立德因修胶条不慎坠楼不符合常理及科学依据。鉴于上述分析，因本院已认定毛立德系自杀，故本院应继续分析针对免责条款被告是否尽到了提示义务。由于《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第一条已经用加粗及枚红色字体标注了被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毛立德本人亦亲笔抄录了已阅读保险条款，且2.3条免责条款亦用黑色标记，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尽了提示义务。综上，因毛立德系自杀，且被告已向投保人履行了2.3条第2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故被告无需依据护身福意外险向原告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依据护身福险支付保险金1万元的诉讼请求，由于二原告系各占50%，故本院判令被告支付二原告保险金各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富美保险金5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韩小木保险金5000元；三、驳回原告张富美、韩小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45元（二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富美、韩小木承担6920元，由被告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对方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 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坝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