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9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纯开，男，197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相宇，重庆竞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天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双龙湖街道顺义路****整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52968853。法定代表人：王陆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源，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廖纯开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天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天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渝0112民初9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纯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相宇、被上诉人重庆天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纯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廖纯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重庆天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廖纯开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重庆天康公司安排其工作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系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廖纯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共举示了包括农业银行工资发放明细、送货单、重庆天康注塑车间生产日报表、重庆天康公司发放的供应商进厂证、工作场地照片、工友书面证言、重庆天康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重庆天康员工内部微信群聊天记录、（2018）渝0112民初24220号民事判决书、证人余某的证言等在内的10余份证据。以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锁链，完全可以达到廖纯开的证明目的。特别是其中证人余某的证言以及其本人状告重庆天康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反映了廖纯开的进厂经过、工作持续时间、重庆天康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廖纯开的工作情况、工资发放情况等，并可与廖纯开举示的其他证据一一印证，充分反映了案件基本事实。且在一审判决中，没有双方对证人余某的证言和民事判决书内容的质证记录，也没有对上述证据是否采纳进行说明。因此，廖纯开认为一审判决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廖纯开举示的供应商进厂证、检验报告等证据与重庆天康公司公司没有关联性，系认定事实不清，且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重庆天康公司与杭州天康空气滤网厂（以下简称杭州天康厂）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即王陆明。即使廖纯开在工作期间部分生产的，确为杭州天康厂的产品，但不排除上述二公司之间存在代工行为。再结合重庆天康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为苏贤明，而廖纯开举示的检验报告上有苏贤明的亲笔签字。足以认定，廖纯开是在重庆天康公司的管理和指派下从事的生产活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廖纯开作为普通员工，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举证能力明显不如重庆天康公司。重庆天康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无法举示廖纯开工作期间的员工名录、考勤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证据。在廖纯开完成初步举证，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后，一审法院仍要求其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加重了廖纯开的举证责任，系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重庆天康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廖纯开并非重庆天康公司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廖纯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重庆天康公司立即向廖纯开支付二个月的经济补偿金8200元；2.请求判令重庆天康公司立即向廖纯开支付其未与廖纯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51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天康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8日，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塑料制品、五金、模具。廖纯开陈述其工资由重庆天康公司员工苏贤明和杭州天康厂派往重庆管理的人员许淼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9年3月14日，廖纯开向苏贤明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被拒收。廖纯开（申请人）遂以重庆天康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仲裁庭审时，廖纯开称2018年10月9日在工作过程中受伤，2018年11月25日以重庆天康公司未购买社会保险、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由向重庆天康公司口头提出离职。该委经审理认为，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4日作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2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廖纯开的全部仲裁请求。廖纯开不服仲裁裁决，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廖纯开主要举示了以下证据：1.农行借记卡交易明细，证明重庆天康公司管理人员许淼、苏贤明在2018–2019.1.2期间每月向廖纯开发放工资的情况，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及廖纯开的月平均工资。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对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廖纯开的证明目的，转账不能代表公司支付工资。2.2017.4.18–2018.11.1《送货单》，证明廖纯开入职时间是2017.4.18，以及廖纯开在重庆天康公司处持续工作1年半以上。3.《天康注塑车间生产日报表》，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2、3的三性均不认可，可以看出是廖纯开单方面制作，其中三张日报表在日期上有明显改动；即使生产报表真实，从申请人的工作内容来看，生产产品为空气过滤网及网片，该项业务不属于重庆天康公司的经营范围，正好该项业务属于杭州天康厂，而非重庆天康公司。4.廖纯开的《供应商进厂证》、重庆天康公司向廖纯开同事发放的《供应商进厂证》复印件，证明廖纯开及其同事以重庆天康公司业务员、司机的身份向重庆美的制冷设备公司送货时的进厂证件，证明了双方的劳动关系。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进厂证并非重庆天康公司的，单位名称显示为杭州天康，故重庆天康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廖纯开工作单位应为杭州天康厂，而非重庆天康公司，达不到廖纯开的证明目的。5.廖纯开在重庆天康公司工作场地的照片，证明目的同上。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可以看出生产产品为空调过滤网，不属于重庆天康公司的经营范围，而是杭州天康厂的经营范围；重庆汇聚钢结构钢模厂的照片与本案无关；6.何某、黄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原件，证明廖纯开的入职时间，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的劳动关系存在。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对三性不予认可，不符合证人出庭的要求。7.重庆天康公司向廖纯开出具的《杭州天康出货检验报告》，上面有重庆天康公司经理苏贤明的亲笔签名，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的劳动关系。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该报告为杭州天康厂的，并非重庆天康公司，重庆天康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检验项目、内容均属于杭州天康厂的经营范围，不属于重庆天康公司的经营范围。8.重庆天康公司内部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苏贤明是重庆天康公司的管理人员，发布工作安排；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三性均不认可，因微信内容及名字均可单方制作。9.杭州天康厂的工商信息，证明重庆天康公司与该司系同一法定代表人，反映重庆天康公司企图规避法定用工的行为。重庆天康公司质证认为，三性均认可，通过廖纯开举示上述所有证据，均可显示廖纯开是在为第三方杭州天康厂提供劳务或劳动，与重庆天康公司无关，其生产产品检验报告均显示为杭州天康厂的生产经营范围，包括其代表该厂与其他厂房有业务往来的代表证件均显示为第三方。一审法院认为，廖纯开主张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就基本事实有证明义务。廖纯开举示的《送货单》《天康注塑车间生产日报表》没有重庆天康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确认，真实性不能认定。廖纯开出示的重庆天康公司微信群无法确认为重庆天康公司所建，群里人员身份亦无法确认。廖纯开举示的银行转账明细未注明为工资，不能确认发放的是工资，不排除转账双方存在其他资金往来的可能。相反廖纯开举示的进厂证加盖的单位系杭州天康，非重庆天康公司，廖纯开举示的《杭州天康出货检验报告》也非重庆天康公司产品。因此，廖纯开举示的证据缺乏与重庆天康公司的关联性。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本案中，廖纯开所从事的是生产空气过滤网相关工作，而空气过滤网是由杭州天康厂生产，这与廖纯开举示的产品包装相一致，重庆天康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生产空气过滤网。廖纯开未举示由重庆天康公司公司安排其工作的有效证据，缺乏劳动关系应有的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的实质要件。综上，廖纯开从事的工作不能证明系重庆天康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也没有提交接受重庆天康公司管理的依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廖纯开基于劳动关系的全部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廖纯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按规定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廖纯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1.廖纯开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余某与重庆天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的（2018）渝0112民初2422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载明，苏贤明于2018年3月进入重庆天康公司担任经理一职。2018年8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苏贤明进行了询问，苏贤明认可自己为重庆天康公司经理。重庆天康公司针对上述民事判决书陈述，苏贤明向廖纯开转账不能证明其代表重庆天康公司向廖纯开发放工资，且苏贤明有可能在其他单位也从事管理工作。2.廖纯开在一审中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证人余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余某曾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4年劳动关系，期间介绍廖纯开于2017年4月18日到重庆天康公司工作，并与廖纯开一起从事注塑机工作。周春燕走之前，工资是以现金方式发放；周春燕走之后，由许淼发放工资；后来由于余某已经离开重庆天康公司，故不知道苏贤明是否发放工资，但苏贤明通过转账方式向其妻子发放过工资。苏贤明只在重庆天康公司上班，没有在杭州天康厂上班。重庆天康公司给海尔等供应空气过滤网。重庆天康公司建立了工作群，但余某在2018年从该群中被删除。重庆天康公司在一审中对证人余某的证言质证认为，其证言不是客观真实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尽管（2018）渝0112民初24220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苏贤明于2018年3月进入重庆天康公司担任经理一职，但廖纯开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苏贤明有权代表重庆天康公司向其发放工资。因此，廖纯开在一审中举示的农行借记卡交易明细虽能证明苏贤明向其转账的事实，但并不能据此得出苏贤明系代表重庆天康公司向廖纯开发放工资的结论。从廖纯开在一审中举示的杭州天康厂的工商信息可知，杭州天康厂与重庆天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为同一人，但属于两个独立的法人，廖纯开并未举证证明苏贤明系代表重庆天康公司在《杭州天康出货检验报告》上签字。故《杭州天康出货检验报告》与重庆天康公司不具有关联性，该检验报告及杭州天康厂的工商信息亦不能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廖纯开在一审中举示的工作场地照片，未能体现廖纯开在重庆天康公司的工作场景。故上述照片亦无法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外，廖纯开在一审中举示的《送货单》《天康注塑车间生产日报表》《供应商进厂证》、重庆天康公司内部微信群聊天记录等，均不能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已就此进行详细评述，本院不再赘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中，廖纯开仅提供了证人何某、黄某的书面证言，并未就上述证人未出庭作证作出合理说明，故何某、黄某的书面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余某已从重庆天康公司离职，且与重庆天康公司曾发生过劳动争议，即余某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人证言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何某、黄某、余某的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上述证言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廖纯开既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从事的工作系重庆天康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也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接受重庆天康公司管理的事实，即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廖纯开与重庆天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廖纯开基于劳动关系而提出的要求重庆天康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廖纯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廖纯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朱华惠审 判 员  邓 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王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