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5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男，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鹏，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华，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红梅，女，196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绍华，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华，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宝山，男，195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上诉人杨春、朱红梅因与原审第三人刘宝山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春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红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我方与朱红梅存在同居关系且同居时财务存在混同正确，但却错误判令我不享有对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洛溪新城裕景花园西区3街xx号房（以下简称涉讼房产）的所有权。既然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的规定，只要证明涉讼房产属于同居生活期间共同所得的财产，我方就属于该房屋的共有权人。1.双方当事人均从事服装行业，同为广州市昇格时装有限公司股东，共同经营管理该公司，且我还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理公司事务，故双方存在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的必要和可能。2.双方均确认我的交通银行存款账户40×××04发放了广州市昇格时装有限公司的员工工资，而该银行账户与朱红梅的银行账户之间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其他银行账户之间，都有多次大额款项的相互转账记录，我还代朱红梅支付过大额款项（我于2010年6月21日转账100万元给案外人卢婉萍，附言备注“朱红梅汇款”)，我还持有朱红梅的银行卡代办转大额账业务，可见双方相互信任，共同使用资金，存在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的事实。3.2003年12月朱红梅与案外人钟一闻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涉讼房产。2004年1月12日起涉讼房产登记为朱红梅个人所有，上述期间属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故可确认涉讼房产系双方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的财产。综上，双方在同居期间相互信任，财产混同，共同使用资金、共同劳动、经营和管理，而涉案房产取得的时间亦发生在同居期间，涉讼房产所有权作为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分割较为合理。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为同居关系的基础上又认定“二人合作经营昇格公司期间，存在公司与个人财务混同，双方个人帐户之间发生多次各类款项往来的情况”，相当于认同了涉讼房屋为二人同居期间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的财产。二、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讼房产于2003年12月通过朱红梅向钟一闻购买，系双方于同居生活期间以结婚为目的而购置的房产，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合意登记在朱红梅名下。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婚姻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审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支持我方上诉请求。朱红梅二审上诉及答辩称：不同意杨春的上诉，请求：1.纠正一审判决关于同居生活的事实认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不存在同居生活的事实；2.杨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不存在同居关系，一审对此认定错误。我是昇格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杨春仅是我的司机及财务人员，仅为我代持昇格公司的股权，双方之间并非真正的合作关系。杨春凭借其职务便利，搜集了本案证据材料并通过虚构事实，才提起了本案诉讼，但杨春一审举证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同居关系。二、涉讼房产由我全资购买。如前所述，我方是昇格公司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而杨春是我方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为我方调配资金，故在杨春的财务状况与昇格公司的财务混同的情况下，杨春主张其为涉讼房产出资的款项实际上均是来源于我方的款项，杨春个人根本从未出资。此外，我在一审提供的转账凭证证明我方曾向杨春转账了远大于购房款的款项，故涉讼房产的款项实际均是由我出资。三、按照“物权登记制”原则，涉讼房产现登记在我方名下，应属我所有。杨春一审诉求仅为析产，并未提出确权诉请，在没有任何判决确认涉讼房产属杨春与我方共有，或者杨春在此前并未提出确权请求的情况下，杨春无权直接请求对涉讼房产进行析产。四、双方当事人对涉讼房产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双方没有任何共同购房的意思表示。涉讼房产的《购房合同》或《按揭合同》均仅有我方的签字，如果杨春是有共同购买涉讼房产的，其不可能不在购买房屋或者在房屋办理抵押时主张其权利。五、因双方均有配偶，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1.我方购房时，双方（或一方）均有配偶，故不能认定双方是以结婚为目的购房；2.假设杨春与我方存在同居关系，但该关系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调整范围。上述《意见》所调整的对象均是“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3.“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因违反了《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及《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有关禁止重婚的规定而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杨春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双方为同居关系，但判决结果正确，我方予以接受。故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维持原审，驳回杨春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刘宝山经本院公告送达，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或举证。杨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分割杨春、朱红梅同居期间的共同共有财产：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洛溪新城裕景花园西区x街xx号房（以下简称涉讼房产），暂估算市值约200万元，以评估为准，要求按照双方各自占50%的份额进行分割，产权判归朱红梅所有，由朱红梅向杨春补偿差价；2.本案诉讼费由朱红梅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朱红梅与案外人钟一闻签订了《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朱红梅向钟一闻购买涉讼房产，交易价格为90万元，签订合同时，朱红梅已将45万元作为定金支付给钟一闻，余额45万元办理银行按揭等内容。2003年12月28日，朱红梅与中国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签署《购房抵押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03天贷二字10736号），约定朱红梅因购买涉讼房产（购房总价90万元），申请贷款45万元，并以涉讼房产作抵押担保；贷款期限10年，朱红梅应在贷款发放次月开始，每月6日供款偿还借款等额本息，还贷账号为47×××-2。广东省公证处于2004年1月8日出具编号为（2008）粤公证经字第14304号《公证书》，证明朱红梅及中国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签订前述合同的真实性。2007年2月1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出具《贷款结清证明》，载明借款人朱红梅的上述45万元借款，已于2006年12月30日提前结清。自2004年1月12日起，涉讼房产登记为朱红梅个人所有。2018年4月4号房管部门出具的《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涉讼房产【产权证号：（2017）07282045】的登记权属人为朱红梅，占有份额为全部，房屋用途为【居住】低层住宅，建筑面积259.70㎡，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2006年3月9日，昇格公司登记设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场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凤和鹭江村西大街****，杨春与朱红梅作为股东所占出资比例各为50%，杨春担任法定代表人。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单和缴费单据等显示，昇格公司与其股东杨春、朱红梅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杨春与朱红梅的个人账户之间存在大量来往帐情况。一审另查明，杨春与案外人杨晓娥于1988年7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07年5月16日登记离婚。朱红梅与刘宝山于1990年2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1月14日登记离婚。杨春与朱红梅没有就涉讼房产签订书面协议。2010年7月29日，朱红梅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抵押涉讼房产贷款的《个人最高额抵押、保证额度借款合同》，落款处抵押房产共有人为“刘宝山”签名，借款用途为“用于红棉国际时装城1625档经营周转”。对于当事人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杨春为证明与朱红梅有同居生活的事实，提交了：大量杨春与朱红梅及其家人的生活照片、录像，房屋租赁合同，购置家具家电、装修单据、水电费单据和电信办理业务回执，涉讼房产所在物业管理处出具的居住证明，2005年底至2006年初朱红梅住院治疗的相关资料、短信聊天记录等。朱红梅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否认双方同居生活的事实，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杨春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双方有同居生活的事实，虽然朱红梅提出异议，但是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也不能对杨春持有的上述证据作出合理解释，故对于杨春所称双方于2001年8月起同居生活至2010年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于双方同居生活的事实，与本案杨春主张的诉请是否有关联性，是否可充分证明杨春的诉讼主张，需结合法律规定和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二、杨春对于涉讼房产的出资情况，杨春为证明于2005年9月23日存入现金1万元至朱红梅还贷帐户用于还款，2005年10月30日支付现金5600元用于购买家电，2006年12月29日转账29万元至朱红梅还贷帐户用于提前还贷，还支付了水电费、租金等其他费用，提交了自制的汇总清单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明细等。结合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中国银行广州市番禺洛溪支行的《存款凭条》，杨春向朱红梅的还款账户共存入30万元。朱红梅认为上述存入的款项并非杨春个人支付的房款，而是双方多次往来款中发生的某一笔帐，杨春负责昇格公司日常行政及财务事宜，其个人帐户与昇格公司帐户存在混同使用的情况。朱红梅称也有多次向杨春个人账户汇入款项的情况，提交了2008年3月至2009年2月期间，付款人为朱红梅，收款人为杨春的8张交通银行个人转账凭条（其中6次由杨春在银行柜台代办）以证明。杨春质证认为，昇格公司（前身是广州市昇格服装制衣厂）经营期间杨春、朱红梅的收入没有区分，从凭证上可看出付款人是朱红梅、收款人是杨春，但实际上是由杨春亲自办理的转账，说明双方关系紧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杨春汇入朱红梅还贷帐户内的30万元，因杨春与朱红梅合作经营昇格公司期间，存在公司与个人财务混同，双方个人账户之间发生多次各类款项往来的情况，杨春未充分举证上述款项为其个人出资，朱红梅也不予认可，杨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至于杨春支出的其他费用，与涉讼房产的出资无关，杨春可另案主张。原审一审中，广东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讼房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出具了编号为[2011]131108号《评估报告》，评估市场价值为3505950元，杨春支付了评估费11265元。杨春、朱红梅对该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朱红梅认为涉讼房产是其个人所有，不同意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春要求确认涉讼房产为杨春和朱红梅共同共有的主张是否成立。杨春和朱红梅同居期间，朱红梅购买了涉讼房产并登记至朱红梅名下，在终止同居关系后，双方对于涉讼房产的处置产生了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199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第四十条“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第五十九条“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讼房产于2003年购买，2004年1月办理产权登记，朱红梅作为涉讼房产的登记权属人，依法享有对涉讼房产的所有权。杨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涉讼房产办理房产登记时未参与登记，应自行承担行为后果。杨春、朱红梅在各自有配偶期间一起同居生活，不但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嫌违法，杨春与朱红梅之间的同居关系并不受法律的保护。对于杨春所主张对于涉讼房产的出资问题，因杨春、朱红梅同居期间合作经营昇格公司，存在公司财务与个人财务混同，双方个人账户之间多次发生各类款项往来的情况，杨春未充分举证其主张的款项支付行为为其个人出资，朱红梅也不予认可，杨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使存在杨春个人出资，在涉讼房产办理过户转移登记之前，杨春并不享有对涉讼房产的所有权，朱红梅仍为涉讼房产的所有权人。杨春以同居期间对于购买涉讼房产有出资为由，要求确认涉讼房产为双方共同共有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朱红梅在与刘宝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涉讼房产并登记在朱红梅名下，对于涉讼房产是否属于朱红梅、刘宝山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因朱红梅、刘宝山并未单独主张权利，故本案不予审查。综上，杨春主张与朱红梅同居期间购买的涉讼房产为双方共同共有，并要求对涉讼房产进行分割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公布版）》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8年12月28日判决驳回杨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34065元（其中受理费22800元，评估费11265元），由杨春负担。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杨春曾以其与朱红梅之间的同居关系破裂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即要求朱红梅返还广州白马大厦一楼14xx商铺2011年度经营使用权的市场价值50%款项及支付自2011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对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5）穗番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朱红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补偿广州白马大厦一楼1407号商铺2011年度经营使用权价值40%的款项，即1364428.8元给杨春；二、驳回杨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朱红梅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1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朱红梅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民事判决均认定杨春与朱红梅于2001年8月17日起同居生活至2010年底。朱红梅表示其对上述同居关系的认定不服，已就该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目前还在申诉审查阶段。杨春表示不清楚有关再审的情况。二、朱红梅于2019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交《关于撤回上诉的情况说明》，表示鉴于一审法院驳回了杨春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没有实质意义，故其明确撤回上诉，以答辩的形式提出异议；并表示清楚且同意承担撤回上诉的法律后果，也不要求本院退还其已付的100元上诉费。三、据查册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涉讼房产现登记在朱红梅一人名下，并被一审法院以（2019）粤0113执2669号之一协助执行文书查封，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现为该房产登记的抵押权人。杨春、朱红梅均确认涉讼房产现由朱红梅占有使用。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杨春与朱红梅存在同居关系，朱红梅虽对此认定存在异议，并提起上诉，但其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关于撤回上诉的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撤回其上诉，并表示不要求本院退还其已付上诉费，属于处分自己权利，并无不可，本院予以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案对于朱红梅提出的对一审判决的异议不予审查。针对杨春的上诉，二审争议焦点为杨春以其为涉讼房产的共有权人为由，要求对该房产进行析产的请求能否成立。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规定，以及199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九条等规定可知，我国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主要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未经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不发生效力。从现有证据及一审查明事实来看，涉讼房产系朱红梅以其个人名义于2003年12月向案外人钟一闻签约购买，并以该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向银行贷款；涉讼房产于2004年1月12日起即登记为朱红梅个人所有。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朱红梅作为涉讼房产的登记权属人，依法享有对涉讼房产的所有权，合法有据。其次，虽然杨春在一审中提交了其自制的汇总清单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明细等，拟证明其于2005年9月23日向朱红梅的还贷账户存入现金1万元用于还款，于2005年10月30日支付现金5600元用于购买家电，于2006年12月29日转账29万元至朱红梅还贷账户用于提前还贷，还支付了水电费、租金等其他费用，但一方面，上述付款行为均发生在朱红梅签约购房并取得房产证之后，其中现金及转账存入朱红梅还贷账户的30万元，以及其余有关购买家电、支付水电费、租金等的款项，均不属于支付购房款的对价。另一方面，杨春亦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其在实施上述付款行为时，曾提出由其与朱红梅共同购买涉讼房产或由其占用该房屋部分产权份额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证明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故上述付款行为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最后，虽然杨春上诉主张涉讼房屋系其与朱红梅在同居期间，以结婚为目的而购买的房产，但朱红梅对此予以否认，且该购房行为发生在双方当事人各自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杨春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亦明显有违公序良俗，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分析，杨春以其曾为涉讼房产还贷款30万元及购置家电、支付水电费等为由，要求确认其为涉讼房产的共有产权人，并要求按双方各占50%的份额进行析产，由朱红梅向其补偿差价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驳回并无不当。鉴于杨春现有举证不足以推翻一审相关认定，其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00元，由杨春负担22800元，朱红梅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黄 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