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3民终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现住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法定代表人：潘根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福元，内蒙古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吴红顺，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东，内蒙古明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药通因与上诉人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被上诉人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政府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2018）内0304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安药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上诉人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梅、康福元，被上诉人乌达区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药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二、四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修改土地承包合同行为与本案无关。合同涂改与2011年7月份认定的拆迁亩数无关。承包合同上的100亩是真实的。上诉人只是将熟地60亩进行过改动。2004年上诉人拿到合同进行修改目的是为了多种地，而非征地时为了多补偿。征地时是现场测量的为准，应是120亩。上诉人进行了新开垦土地。上诉人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订立补偿合同。上诉人给测量人的好处费主观目的不在于多要补偿面积，而是测量人不告诉上诉人实际测量面积。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虽然上诉人被判决了行贿罪，但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取得不正当利益。本案事实是上诉人承包的合法土地已经被依法征收，被上诉人应继续履行合同，将剩余补偿费支付给上诉人。乌达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是正确的。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首先，上诉人当时对合同亩数的修改，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不正当的补偿利益。其次，上诉人向测量人员行贿，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符合合同法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最后，上诉人前后陈述矛盾，上诉人自述行贿是为了得知土地亩数，但已经存在合同亩数，就不存在需要知道测量亩数的必要性，所以，上诉人存在占有不当利益的心理动机。乌达区人民政府答辩称，自己不是适格主体，一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撤销第三项，改判安药通返还多领取的200万元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既然已经认定征收补偿协议无效，那么，按照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予以返还补偿款。安药通答辩称，一审认定合同无效错误，判决理由难以成立。该合同应继续履行。乌达区人民政府当庭表示对此无答辩意见。安药通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请求：判令被告方支付拖欠的征收土地补偿金1235884元，并承担逾期支付所产生的利息392187.19元，共计1628071.1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土地承包和土地面积情况的基本事实。1、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1998年1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与原国营乌达农场五分场签订了一份编号为“87”的《乌海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共计承包耕地17.7亩，承包期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计30年。2、2003年12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与乌海市乌达区乌兰乡泽园新村村委会（现更名为乌兰淖尔镇泽园社区）签订了一份《乌海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载明原告承包泽园新村农业土地100亩，其中熟地60亩，生地40亩。承包期自1997年12月25日至2027年12月25日计30年。该承包合同的附图标明，安药通所承包的土地位于黄河西侧，与案外人薛某、郭某的承包地南北方向上上下相邻。3、以上“1”、“2”两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所载明的土地面积，总计117.7亩（17.7亩+100亩，其中耕地17.7亩，熟地60亩，生地40亩）。4、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在诉讼中还指出，2009年10月14日，乌兰淖尔镇政府与其签订了一份《乌兰淖尔镇关于修建防洪堤砂石通道占用土地的补偿协议》，乌兰淖尔镇政府修建防洪堤砂石通道时，占用其24亩土地，当时只对青苗进行了补偿，而对土地本身未予补偿。据此，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主张可获得补偿的土地面积应当增加24亩。但未向该院提交相应的土地承包合同。以上1-4中的合同、协议，就是原告（反诉被告）主张可获得补偿的土地亩数的基础性依据。（二）关于承包土地征收和补偿款支付情况的基本事实。2009年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该工程乌达淹没区土地和房屋征迁工作也在2010年12月启动。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所承包的相关土地被划定在征收土地范围内。1、乌达淹没区土地征收工作尚未启动时的2009年10月14日，乌兰淖尔镇政府与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签订了一份《乌兰淖尔镇关于修建防洪堤砂石通道占用土地的补偿协议》，乌兰淖尔镇政府因修建防洪堤砂石通道，占用征收其24亩土地，当时只对青苗进行了补偿，而对土地本身未予补偿。补偿协议写明了“待黄河水利工程征地拆迁正式启动后，再按照黄河水利工程征地标准结算差价。”原告（反诉被告）据此要求在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淹没区征收土地时一并予以补偿。2、2011年2月25日，因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土地征收项目需要，双方签订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被告方征收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耕地6.02亩，征迁款173376元已足额支付，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该6.02亩耕地的基础性依据为1998年1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与原国营乌达农场五分场签订的编号为“87”的《乌海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即该合同总计17.7亩耕地中的6.02亩被征收，余11.68亩未予征收。3、2011年7月27日，因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淹没区项目的需要，原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区征迁安置办公室（临时性机构，后被撤销，职能职责和权利义务划归被告乌达土储中心）与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再次签订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以26800元/亩的补偿价征收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承包土地111.68亩，加上青苗补偿款和奖励金额，协议确定应给予安药通土地补偿款3235584元，征收部门同时收回了安药通持有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和一份乌兰淖尔镇征地补偿协议。据此，土地征收部门已实际向安药通支付补偿款2000000元，余欠1235884元未予支付。以上三份补偿协议，是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补偿款及利息的基础性依据。（三）双方当事人诉争对抗中的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事实的审查认定。被告（反诉原告）乌达土储中心对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所依据的农业土地承包合同和征收补偿协议之本身不持异议，但重点对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于2011年7月27日与征收部门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并据此提起反诉，请求依法认定该补偿协议无效、判令原告（反诉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补偿款2000000元。1、被告（反诉原告）乌达土储中心抗辩指出，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据以主张承包土地面积为100亩的、于2003年12月25日与乌海市乌达区乌兰乡泽园新村村委会签订的《乌海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是被安药通篡改过的承包合同。2013年10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接受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分局的委托，针对此份《乌海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关土地亩数进行了物证鉴定，作出了“内公物证鉴字〔2013〕444号”《鉴定书》，提出的鉴定意见为：1、原“0”被改为“6”；2、被改为“6”前面的“1”被擦刮掉；3、“100”的第一个“0”和被改为“6”的“0”与“100”的第二个“0”、“60”的“0”和“40”的“0”的书写习惯相互有明显差异。同年10月30日，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分局将此鉴定意见书面告知了安药通，并赋予其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的权利。但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未提出异议，在公安机关调查的过程中承认该合同中的土地亩数被其改动过，同时在本次诉讼过程中也不否认改动的事实，解释为“早在2004年4、5月间，为了多种些土地而对原土地承包合同进行过‘修改’，将承包合同外的自行开垦和未开垦的土地都填写了进去，但改大了的土地的面积和实际占有使用的土地的面积是一致的，没有影响到征收补偿协议的真实性。”2、被告（反诉原告）乌达土储中心抗辩指出，当年负责土地征收工作的经办人中，负责实地丈量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实有土地的工作人员罗梦华、贾睿蛟，接受了安药通的行贿，共计60000元。为此，安药通被以行贿罪判处刑罚，追究了刑事责任；罗梦华、贾睿蛟被以受贿罪判处刑罚，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另外，在2011年7月27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上“初审”栏中签字的负责初审工作的夏会忠，也被追究刑事责任。一份补偿协议上的几乎全部的相对人都因违法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反诉原告）有理由对该补偿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提出质疑。上述事实，有已生效的相关刑事判决书在案为凭。对此，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不否认行贿工作人员的事实，解释为“行贿不等同于诈骗，主观恶性小，行贿的目的是想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土地丈量面积，且之所以行贿是因为工作人员向其索贿。”“原告（反诉被告）实际占有使用的土地的面积和工作人员实测土地面积以及补偿协议确认的土地面积之间是一致的，其行贿的行为并没有导致征收土地面积的扩大性改变，没有因此获得不当利益。”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提供了相关刑事案件中办案机关对罗梦华、贾睿蛟的询问笔录，以及乌海市中级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用来支持其上述解释。3、关于土地性质不同补偿标准不同的事实，双方当事人都认可，不持异议。即耕地、荒地，熟地、生地，承包地、非承包地，在该项目的土地征收过程中，补偿方案所赋予的补偿标准有明显差异，耕地、熟地、承包地的补偿金额大于荒地、生地、非承包地的补偿标准，甚至非承包地、自垦荒地都不在补偿范围内。另外，经该院审查，2003年12月25日，安药通与乌海市乌达区乌兰乡泽园新村村委会签订的《乌海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03年12月25日”，而承包期却“自1997年12月25日开始至2027年12月25日”，且只有安药通个人持有，泽园新村村委会（现泽园社区）不能提供对应的承包合同。4、2015年7月14日，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曾向该院提起对被告乌达土储中心和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区征迁安置办公室的民事诉讼，同样要求判令二被告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向其支付承包土地补偿款1235584元。之后，经审查，该院将该案整体移送到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分局，2018年初，公安机关又将此案退回该院，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随即撤回起诉，在变更被告当事人和调整诉讼请求后，重新向该院提起对乌达区政府、乌达土储中心的民事诉讼。5、基于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淹没区征迁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违法犯罪等种种问题，2012年下半年，乌海市成立复核组，对淹没区相关征迁项目进行了全面复核，集中整治伪造篡改土地承包合同、行贿征迁工作人员、原始航拍图外超面积征收土地、低补偿标准的土地按高补偿标准的土地进行补偿等情形。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因行贿、更改合同等问题而被确定为此次复核工作的工作对象，但复核组未就其性质作出最终定性结论。6、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不是补偿协议的相对人，原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区征迁安置办公室是临时性工作机构，已撤销，其职能职责、权利义务划至乌达土储中心，乌达土储中心是依法成立的事业法人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本案诉争补偿协议的后补相对人。7、本案诉争的补偿协议中涉及到的土地和其他相关土地，库区形成后均已被淹没，已不具有重新测量、复核、定性的现实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的主要类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承包土地被征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获得相应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合法取得。我国农村土地或者国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形式上应当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要求必须约定承包期、承包土地性质用途、承包土地面积、承包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当事人都不得擅自变更、修改（篡改）合同内容，确有必要变更修改合同内容，须向合同相对人说明情况、充分协商、依规依法进行，承包合同的相对人一方如果擅自变更修改合同内容，其行为将不受法律保护。就本案而言，原告（反诉被告）当然享有其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取得的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承包经营期内遇到土地征收时，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也就是说，依法成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土地权利的根本和基础。但问题是，被告（反诉原告）乌达土储中心否认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所持有的2003年12月25日乌达区乌兰乡泽园新村村委会签订的《乌海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针对性的提出了该承包合同被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篡改的事实，以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和安药通的自认为据加以佐证，并经该院依法审查认定，该承包合同确实是安药通篡改过的合同。尽管安药通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所谓“篡改”实际是当时特定情形下的“修改”，但安药通的解释无法推翻该承包合同被涂改过的事实。一方面，无证据证明该承包合同不是在土地征收期间涂改的；另一方面，该合同相对人也不能提供相对应的合同加以印证，而且该合同落款形成的时间与约定承包期的起始时间存在较大出入，不能排除“涂改时间是在土地征收期间”、“涂改且是扩大性涂改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补偿费用”的可能性。那么，被告（反诉原告）对该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提出质疑就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可信度显著。这是其一。其二，在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形成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向实地测量土地面积的工作人员行贿以及实地测量土地面积的工作人员受贿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通过已生效的相关刑事判决所固定。这就出现了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性问题。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自述，“之所以向工作人员行贿，是因为工作人员索贿和其本人想知道丈量后的土地面积是多少才实施的”，但这些解释太过勉强，不足以被采信。一方面无论对方索贿与否，行贿本身是违法犯罪行为，是基于通过不法手段获取非法利益而发生的，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行贿工作人员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这样的结论，其目的是非法的、不当的；另一方面，土地丈量结果是要按照工作程序对外公开的信息，无需通过行贿的方法获取，行贿人同样回避不了“行贿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指向。之外，作为征收土地的工作人员，决定受贿是对行贿人非法意愿在行为上的回应和附随，这样的“默契”、“合意”，导致的结果就是最终所形成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有效性，至少不能排除补偿协议存在虚假、不实情形的可能性。而不合法的补偿协议作为合同类的权利义务凭证，自签订之时就是无效的，不被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都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据此，该院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中的“确认双方2011年7月27日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无效”之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提出的“支付剩余补偿费并承担逾期支付利息”之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同时，鉴于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有承包土地被征收”的事实不可否认，其取得对应补偿的权利不可否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在无法进一步核实被征收土地的实际面积、性质和适用何种补偿标准的现实情况下，该院酌情认定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已取得的2000000元补偿款属于暂时“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在本案中不予调整，双方当事人可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予以进一步明确，对被告（反诉原告）乌达土储中心关于返还2000000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关于原告（反诉被告）提出的被告乌达区政府和被告（反诉原告）乌达土储中心的诉讼主体的问题，经审查，乌达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乌达区政府的起诉。乌达土储中心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安药通的诉讼请求。二、确认原告安药通与被告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2011年7月27日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无效。三、驳回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关于返还土地征收补偿费2000000元的反诉请求。四、驳回原告安药通对被告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政府的起诉。本诉案件受理费1945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安药通承担（已预交972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承担（缓交22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供。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安药通通过修改合同亩数以及通过行贿手段获得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已经丧失合法性。上诉人安药通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客观成立，其对征收补偿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后果过错显著。一审判决对2011年7月27日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无效认定于法及事实有据，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安药通认为其违法行为与该合同无关联以及应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安药通确有承包土地被征收的客观事实，依据诉讼经济原则，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在现阶段就已经查清的部分事实作出先行判决的处理方式于法有据。土地征收应属于行政法律规范调整范畴，上诉人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征收活动权利义务承继者应进一步核实安药通被征收土地的实际面积、性质和适用何种补偿标准等征收项目，落实最终的补偿金额。因此，其要求上诉人安药通返还200万元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于事实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对于征收细节显然在本案中难予调整、确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252.64元（安药通已预交19452.64元，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预交22800元），由上诉人安药通负担19452.64元，由上诉人乌海市乌达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负担2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谷丰审判员 高美兰审判员 田 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田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