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64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天马镇童子山。法定代表人：周志杭，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超，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康，男，汉族，1981年1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长乐市。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凯里闽源锰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凯里市炉山循环经济区。法定代表人：李水官，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颖、苏苗苗，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一审第三人：陈诗明，男，1980年1月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长乐市人，住长乐市。上诉人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凯里闽源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源公司”）、一审第三人陈诗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6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传唤，上诉人都钢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超、陈建康、被上诉人闽源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颖、苏苗苗、一审第三人陈诗明到庭参加质证、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都钢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关系，进而判决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关系。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第三人通过陈剑明向被上诉人购买硅锰合金，再转卖给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任何合作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管理者和营销工作人员相互之间并不认识，正如陈剑明一审中陈述：除第三人外，其并不认识被上诉人的任何工作人员。上诉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硅锰合金，第三人系货物贸易中间商，称其可以购买硅锰合金再销售给上诉人，上诉人与第三人建立买卖关系。第三人通过其表哥认识能够提供硅锰合金货源的陈剑明，并通过陈剑明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硅锰合金，若陈剑明系被上诉人的职工，则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买卖关系。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不禁止作为自然人的第三人从事硅锰合金贸易，第三人以中间商人的身份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货物再加价转卖给上诉人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并不罕见，符合交易惯例。客观上，在2016年4月前，第三人与上诉人便形成硅锰合金买卖关系，为此上诉人提供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0日双方的分段结算汇总清单，结算汇总清单显示上诉人已经将全部货款向第三人支付完毕，第三人也不持异议。上诉人提供的所有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人员汇总明细显示林为刚系上诉人的员工，而第三人并非上诉人的员工，该证据印证第三人的行为并非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另外，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方式为财务人员林为刚转账支付给第三人和第三人父亲陈本林，第三人通过本人及其父亲的账户将购货款支付至陈剑明的账户，此支付方式进一步印证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无职务行为或委托关系，第三人与上诉人形成买卖关系，同时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或陈剑明）形成买卖关系。二、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买卖关系的第三人出示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等事实的真相。上诉人要求第三人出具部分货物的增值税发票，而第三人个人无开具增值税发票资格，故第三人请被上诉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按税务要求，增值税发票要与合同、公司账户收付的货款对应，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并将开票金额通过公司账户转入被上诉人的公司账户。正如被上诉人所诉称“被上诉人为配合上诉人增值税发票抵扣的需要，签订了四份未反映真实交易的《硅锰合金购销合同》”。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证实，陈剑明将发票的票面金额转账支付至林为刚账户，同日上诉人将该款通过公司账户转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因开票所承担的税点款项支付给陈剑明（或通过第三人支付)。双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证实，被上诉人从2016年4月便开始开具增值税发票，而开具发票需要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等开票信息，为开票需要第三人取得上诉人的以上资料并通过微信转发给陈剑明。第三人向陈剑明出具资料并非洽谈业务需要，一审法院认定“陈诗明与陈剑明洽谈业务时出具都钢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第三人取得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及上诉人通过公司账户向被上诉人公司账户转账等情形均系因出具增值税发票发生的，一审法院回避事实真相，以此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另外，如上所述，上诉人财务人员林为刚向陈剑明支付的款项，是向被上诉人退还的开票税点款项。林为刚向陈剑明支付的款项金额极少，即使其向陈剑明支付了一点货款，也是受第三人的委托指示支付的，凭此也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关系。因第三人通过陈剑明向被上诉人购买货物又专卖给上诉人，上诉人当然要对第三人所销售的货物进行检验，第三人也要与陈剑明进行结算，第三人通过微信向陈剑明传送收到货物的地磅单，同时将标注有“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厂材料送检单”字样的材料发送给陈剑明，正好印证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或陈剑明）形成买卖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关系的证据，不尊重客观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无任何事实基础。如上，基于增值税发票的取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并通过公司账户向被上诉人的公司账户转入票面金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达成买卖合同，双方的管理者及营销工作人员并不认识，双方从未就货物数量、单价、运输方式及货款的结算和支付等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进行协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形成买卖关系。第三人并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上诉人也未委托第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货物，上诉人与第三人进行货款结算并将货款支付给第三人，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系买卖关系，而非委托关系。被上诉人通过陈剑明向第三人销售货物，第三人与陈剑明之间进行结算并将货款支付给陈剑明，若陈剑明系被上诉人的职工，则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买卖关系。第三人与陈剑明之间及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结算单价并不一致，第三人通过陈剑明向被上诉人购买货物后加价转卖给上诉人，从中赚取利润。一审法院认为陈诗明对外进行的购买行为实质上是受都钢指示，陈诗明的意思表示即为都钢公司的意思表示，行为后果应由都钢公司承担，并由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违背客观事实，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通过陈剑明向被上诉人购买硅锰合金再加价转卖给上诉人，第三人对该事实也完全认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形成买卖关系，本案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却无视客观事实，若依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思路，则无中间商人的概念，但凡中间商人从第三方购买货物后转卖，不用评判买方与中间商人的法律关系，无论买方是否向中间商人支付完毕货款，中间商人对第三方的欠款均由买方承担。显然，一审判决背离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违背市场交易规则。被上诉人闽源公司辩称，一、购买方不是陈诗明，而是都钢公司。陈诗明不是以个人名义向闽源公司购买硅锰合金，而是以都钢公司名义购买，四份《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地磅单、收货单、送检单、都钢公司财务人员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均能证明购货方是都钢公司，而不是陈诗明。本案中，陈诗明仅是都钢公司的代理人，而不是独立的中间商。陈诗明向闽源公司提供都钢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资料，并发送都钢公司收货后的地磅单、收货单、送检单，表明其是为都钢公司采购硅锰合金，而不是个人采购。二、《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应陈诗明要求签订和出具。都钢公司的上诉观点前后矛盾，都钢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法律未禁止公司与个人签订购买合同，陈诗明购买货物后加价转卖给都钢公司符合交易惯例”，而后又称“都钢公司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因陈诗明个人不能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陈诗明要求闽源公司与都钢公司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都钢公司在购买硅锰合金时，应已考虑需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若不需要，则可选择任何出卖方，若需要，则应选择可以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卖方。本案中，都钢公司在明知陈诗明不能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还向陈诗明购买硅锰合金不符合常理，也不能满足都钢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求。若都钢公司与陈诗明存在真实买卖关系，则当其需要发票时，完全可以请陈诗明到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不是要求没有买卖关系的闽源公司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关于银行流水的问题。都钢公司上诉称：“都钢公司财务人员支付的款项极少，主要是陈诗明及其父亲在支付，故是陈诗明与闽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从都钢公司的支付方式，可以看出：都钢公司在支付货款时，不是从公司账户支付，而是从个人账户支付，即账户使用不符合规定。既然都钢公司的财务人员可以代表公司支付货款，为何陈诗明及其父亲不是受都钢公司的委托，在收到都钢公司财务人员支付的货款后，转付闽源公司呢？因此，银行流水并不能否定闽源公司与都钢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四、关于日记账、工资表、交易货款明细、账簿资料清单、税务检查通知书等问题。首先，都钢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非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不论陈诗明是否系都钢公司员工，都不影响其代理都钢公司向闽源公司采购硅锰合金。第三，都钢公司提交的资料，不排除陈诗明除了代理都钢公司向闽源公司采购硅锰合金外，另外以个人名义与都钢公司发生经济往来。本案中，买卖合同相对方是闽源公司和都钢公司，而不是闽源公司与陈诗明、陈诗明与都钢公司。陈诗明仅是作为都钢公司的代理人，向闽源公司采购硅锰合金，陈诗明的行为是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都钢公司承担，虽然缺少授权书和部分购销合同，但都钢公司已实际收到硅锰合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闽源公司与都钢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闽源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都钢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一审第三人陈诗明未作二审答辩。闽源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判决都钢公司支付闽源公司货款2515834元，并从案件受理之日起以前述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直至都钢公司支付完货款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都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剑明系闽源公司职工，具体负责销售业务。2016年4月初，陈剑明与陈诗明就买卖硅锰合金事宜进行洽谈，双方口头约定数量、单价、运输方式、交货地址等。交易过程中，陈诗明向陈剑明出具都钢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货物运输到都钢公司后，陈诗明通过微信向陈剑明传送收到货物的地磅单，同时对货物进行检验，并将标注有“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厂材料送检单”字样的材料发送给陈剑明。2016年5月至11月，都钢公司财务人员林为刚通过其私人账户多次向陈剑明私人账户支付部分货款。另外，都钢公司还通过公司账户向闽源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交易期间，应都钢公司要求，闽源公司与都钢公司分别于2016年6月11日、7月4日、10月13日、11月13日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各一份，并由闽源公司向都钢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2016年12月15日，尚有货款2515834元未结清，陈剑明与陈诗明口头约定付款方式为货到后15天内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闽源公司与都钢公司是否成立买卖关系。因陈剑明系闽源公司销售人员，其对外开展的销售行为应认定为公司行为。关于陈诗明在本案的行为如何认定问题。从该院查明的事实看，陈诗明在与陈剑明洽谈业务时出具都钢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对收到的货物以都钢公司名义进行检验，同时，都钢公司又通过陈诗明将其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意思传达给闽源公司，并与闽源公司签订《硅锰合金购销合同》。以上事实表明陈诗明的行为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制于都钢公司。另外，从支付货款的方式上看，既有通过都钢公司财务人员私账进行支付的情况，又有通过都钢公司账户进行支付。综合上述理由，陈诗明对外进行的购买行为实质上是受都钢公司指示，陈诗明的意思表示即为都钢公司的意思表示，行为后果应由都钢公司承担。由此可以认定闽源公司与都钢公司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都钢公司应向闽源公司支付剩余的货款2515834元。关于闽源公司请求都钢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2515834元为基数，从案件受理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至都钢公司支付完货款之日止），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闽源公司的该项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同时，闽源公司要求计算损失的起止时间为该院受理案件之日，该时间晚于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其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将计算的截止日期确定为义务人支付完全部货款之日更能保障权利人利益。则闽源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被告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凯里闽源锰业有限公司货款251583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2515834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3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50%罚息的标准计算至被告支付完全部货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63元，由被告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都钢公司提交如下证据：①调取账簿资料清单、税务检查通知书、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收完税证明，拟证明日记账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②日记账、现金付出凭单、工资表、和陈诗明交易货款明细、电子银行回单，共同拟证明：1、陈诗明从凯里闽源锰业公司进货，再卖给上诉人公司的货款是有差额的，陈诗明有获利的事实，2、上诉人卖除尘灰给陈诗明的事实，说明上诉人与陈诗明是买卖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的事实；3、没有发放工资给陈诗明，其不是公司员工的事实；4、陈诗明的亲兄弟陈诗进是上诉人的职工且享有工资和各项补贴；5、证明上诉人与陈诗明的交易货款已结清的事实。③（2017）川民申3585号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72号民事调解书、协议书，拟证明：上诉人只对轧钢车间等生产车间实行内部承包，对生产原料的采购没有实行承包制。④证明，拟证明陈本林与陈诗进、陈诗明是父子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闽源公司二审未提交证据。一审第三人陈诗明二审提交居民户口簿供本院参考，载明案外人陈本林与案外人陈诗进及陈诗明系属父子关系。本院经组织质证，对上诉人都钢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①，都钢公司提交的调取账簿资料清单、税务检查通知书、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收完税证明的拟证明目的，与本案待证事实即陈诗明与都钢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性。对于证据②，都钢公司提交的日记账、现金付出凭单、工资表、和陈诗明交易货款明细、电子银行回单的证明目的，闽源公司在庭审质证时不予认可，证据仅能从外观上体现林为刚为付款人分别于2016年8月17日对收款人陈本林汇款15万元、于2016年9月16日对收款人陈本林汇款45万元、于2015年10月17日对收款人陈本林汇款3.11万元、于2016年12月4日对收款人陈本林汇款20万元、于2016年8月27日对收款人邱宋玲汇款41.1583万元的银行转账支付行为，至于该银行转账支付行为与本案诉争事实关联与否，都钢公司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而且从汇款时间来看，也与本案诉争的硅锰合金买卖行为发生时间出入过大、不相吻合。邱宋玲与本案是否有关，都钢公司亦并未加以合理解释说明。故本院对都钢公司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③，都钢公司提交的（2017）川民申3585号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72号民事调解书、协议书系另案争议，从证据文本上看尚不能得出其证明目的，并且而言，该证明目的与本案待证事实即陈诗明与都钢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性。对于证据④，都钢公司向本院提交福州市长乐区文岭镇阜山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9月1日出具的陈本林与陈诗进、陈诗明之间亲属关系《证明》，首先，村民委员会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等同于有权作出亲属关系认定的主体——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该《证明》在证据的来源取得上不合法。其次，该证明目的与本案待证事实即陈诗明与都钢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性。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买卖合同作为商事行为，应遵循交易外观主义，以保护交易善意相对方的权益。本案中，在卷书证即分别于2016年6月11日、2016年7月1日、2016年10月13日、2016年11月13日签订的四份《硅锰合金购销合同》均明确载明供方为闽源公司，需方为都钢公司，并均加盖双方公司印章，说明双方在闽源公司主张的诉争交易之前均缔结了相应的书面合同。虽然本案闽源公司一审诉请的欠付款项并无直接对应的由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但闽源公司提供了过磅单予以印证，同时结合其前述缔结书面合同的交易习惯，及闽源公司一审所提交的由陈诗明经手的在产品名称、车号均相吻合而载明到场重量与过磅单并无过多悬殊的地磅单，及闽源公司向都钢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交易凭证可予证实，都钢公司属于闽源公司硅锰合金销售的实际需方。陈诗明在与闽源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剑明通过微信进行洽谈业务时，出具了都钢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账号与税号，并在收到货物后以都钢公司名义进行检验，即闽源公司在一审提交的陈诗明微信发送都钢公司员工陈剑明标注为“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场材料送检单”予以印证。故从在卷证据及交易外观来看，即便陈诗明客观上并非都钢公司员工，或未受都钢公司委托或授权代理，但就闽源公司而言，亦有充分合理理由相信陈诗明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因此，尚欠闽源公司硅锰合金的买卖价款应由被代理人都钢公司支付。都钢公司主张陈诗明作为中间商分别与闽源公司、都钢公司建立买卖关系，而都钢公司与闽源公司之间缺乏买卖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亦与本院查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都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63元，由上诉人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欧阳平审判员 王 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罗维书记员杨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