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6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索学义，男，1978年1月6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江苏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爱玲，女，197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上诉人索学义因与上诉人杨爱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382民初745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索学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上诉人杨爱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索学义上诉称：1、杨爱玲在明知在园人数仅有80余名的情况下，严重虚报学生人数，违反合同约定，索学义有权基于双方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要求杨爱玲返还26万元转让费并赔偿损失；2、索学义从未接收过幼儿园的钥匙和园内任何资产，签订合同当天双方就因杨爱玲虚报在园人数问题发生了纠纷，后经公安机关处理。整个过程中双方未就园内资产进行交接，一审法院却将所谓保管涉案财产的义务强加于索学义，毫无道理和依据。3、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即使法院强行认定该协议无效，也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双方相互返还。杨爱玲存在隐瞒、欺骗行为，索学义无过错，一审却认定双方各自承认50%的责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双方解除《幼儿园转让协议》，并由杨爱玲返还转让费26万元及双倍赔偿共计52万元。被上诉人杨爱玲答辩称：1、关于幼儿园在园人数问题，杨爱玲无论是在微信转让广告、双方签订的意向书以及正式合同书都没有在园幼儿为119人的约定。自2016年6月26日起，索学义夫妻俩曾多次来园查看现场，能够看到幼儿园幼儿人数及经营状况。6月27日索学义要求提供考勤表和幼儿花名册，都能够证实在园人数为85人；2、关于幼儿园的财产及设备交接问题，一审中索学义当庭回答幼儿园的钥匙已在签合同的时候交由他保管，有庭审笔录为证。转让合同起草打印是索学义一人所为，杨爱玲未做任何更改，合同明确约定“甲方不得转移园内财产及设施”，如果没有设施设备以及装修装潢等，索学义不会拿出27万元转接涉案幼儿园。3、索学义和房东签订的协议里写到幼儿园房内物品甲方（房东）自主处理，乙方（索学义）放弃所有物品，幼儿园里如果没有设施设备等资产，索学义何谈放弃所有物品一说，可见索学义对很多事实的陈述都是虚假的，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杨爱玲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中关于转让办学资质部分无效是错误的，因为转让内容只是幼儿园的资产、设备、教学软件等，并不包括办学资质。证件过户给乙方相当于变更单位法定代表人，不代表办园资质的变更；2、即使转让协议被解除，杨爱玲损失的不仅仅是幼儿园的资产设备等，还有办学资质被取消的损失，上述两项损失均是由于索学义的过错所致。所以以上两项损失均应由索学义承担，一审认定杨爱玲亦对此承担责任显然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索学义答辩称：1、本案的焦点一是杨爱玲是否虚报学生人数，二是幼儿园的设施设备双方有无交接。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在2016年7月1日合同签订当天，索学义核实发现杨爱玲提供的119名学生花名册上有部分孩子不是该园学生后，即就此问题与杨爱玲交涉，无果后当晚报警，杨爱玲明确向公安机关陈述，实际在园学生是80多人，但提交的名单是100多人，足以证实杨爱玲虚报了人数。在园学生人数是索学义接受涉案幼儿园的核心要素，因此才特别在双方的转让协议中就此问题作出了明确约定；2、索学义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接受涉案幼儿园的任何财产，如前所述在签订协议的当晚索学义即报警，公安机关认定双方是经济纠纷告知诉讼处理后，索学义便提起诉讼，也就是在2016年7月1日之后，索学义就没有踏入涉案幼儿园，双方不存在财产交接的可能。事发当天，索学义看到杨爱玲把幼儿园的钥匙放在大厅的桌子上，但索学义一直没有拿。杨爱玲称双方进行了交接，由索学义执笔列单杨爱玲签字，清单由索学义保留。如果是双方确实进行了财产交接，交接清单显然应当由杨爱玲保留，而不可能由索学义保留。杨爱玲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索学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解除《幼儿园转让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转让费26万元，并按合同约定对原告进行双倍赔偿，共计5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16年6月26日，原告索学义之妻张玲芳（乙方）与被告杨爱玲（甲方）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草拟）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邳州市的央士国际幼儿园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贰拾柒万元，乙方于2016年6月27日上午支付甲方定金贰万元。2016年7月1日，原告索学义（乙方）与被告杨爱玲（甲方）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位于邳州市地址的央士幼儿园所有权转让给乙方，转让费用为贰拾柒万元。为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须遵循以下条款：“1、甲方保证所转让幼儿园的合法真实性，幼儿园各种证件资料真实、有效、齐全，不弄虚作假，无任何债权债务。无事故安全隐患。2、甲方需保证提供的幼儿考勤表、花名册、交费收据的真实有效性，不虚报人数、不造假。3、……4、……以上4条如甲方违约，则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追还转让费并要求甲方作出双倍赔偿。5、自转让之日，幼儿园经营权归乙方……6、签订合同之日，乙方付给甲方贰拾陆万元，双方办理交接，甲方将幼儿园经营事宜及园内资产、资料转移给乙方。余款壹万元，待甲方将各项证件（《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卫生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过户给乙方后，乙方2小时内一次性将余款打入甲方提供的账户…”。原告索学义于2016年6月28日支付被告定金2万元，于2016年7月1日支付被告24万元，共计支付转让费26万元。被告杨爱玲也将幼儿园钥匙交给原告。2017年7月1日晚，原告索学义及其家属张玲芳与被告杨爱玲因幼儿园人数是否造假等问题发生争执，原告报警，邳州市公安局新城区派出所出警并对双方进行谈话。后原告以诉请理由诉至法院。另查明，2016年6月26日，原告索学义的家属张玲芳（乙方）与朱辉（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承租甲方邳州市门面。2017年1月26日，原告索学义（乙方）与朱辉（甲方）签订《退租协议》一份，约定解除原签订的邳州珠江东路22号门面房屋（原央士幼儿园）租赁协议，甲方退还乙方部分租金壹拾万元整。房间内物品甲方自主处理，和乙方没有关系，乙方放弃所有物品。甲方保证于2017年3月10日前退还所退租金壹拾万元整。现幼儿园相关资产去向不明。再查明，涉案幼儿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5年4月至2018年4月，校长为杨爱玲；《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杨爱玲。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幼儿园转让协议》、《房屋租赁协议》、调查笔录及一审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应予确认。一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关于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效力问题；2、关于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能否解除问题；3、关于合同解除后相关损失如何承担问题。1、关于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该条规定明确表明，民办学校的办学资质是禁止转让的，当事人约定转让办学资质的内容应为无效。从本案协议内容上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包含幼儿园资产转让和幼儿园办学资质（即协议中约定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过户及幼儿园经营权事项）转让两个部分。关于幼儿园资产转让部分的协议，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法律无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但是幼儿园资质转让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行为，涉及该部分内容的协议应属无效。如受让人符合办学条件，可以在接手相关资产后申请变更登记或重新申办社会办学许可证，但不得在买卖协议中约定转让资质或办学许可证。故该转让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合同的效力。2、关于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能否解除问题。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被告虚报幼儿园人数，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但双方未书面约定幼儿园在园人数，在产生争议后双方表述不一，各执一词。原告方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关于人数为119人等内容均为原告的家属张玲芳在通话中自己陈述，被告并未认可给予肯定答复，公安机关的录像资料也仅说明双方对于学生在园人数有争议，不能直接认定被告存在虚报幼儿园人数的行为。另外，幼儿园人数争议并非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决定性因素，现有幼儿园人数不能代表将来的生源情况。幼儿园教学设施是否先进、师资力量是否雄厚、教学管理是否规范等因素均可以影响幼儿园的经营状况。原告购买涉案幼儿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幼儿园的经营权，但幼儿园经营权并不是在其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款后当然取得，而是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后才能经营。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自转让之日起原告取得幼儿园经营权及转让办学许可证等内容，该约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原告不能因此取得幼儿园经营权。现原告无法依据幼儿园转让协议获得幼儿园经营权，也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有权解除合同。3、关于合同解除后相关损失如何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上所述，原告因不能依据幼儿园转让协议取得幼儿园经营权，有权解除合同，请求退还转让费，并根据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分担损失。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应认定双方对于合同解除的过错各承担50%的责任。因本案合同解除法律上的原因是幼儿园办学资质无法转让，而非原告主张的虚报人数，故原告主张双倍赔偿转让费5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可以主张返还转让费26万元及部分利息损失，同时原告应当返还被告幼儿园相应资产，如造成被告损失，其也应当根据过错分担。涉案合同在2016年7月1日签订合同后原告已经支付约定转让款26万元，被告也将幼儿园钥匙交给原告，应当视为合同已经履行，原告接收了幼儿园相应资产。在发生争议后，原告提出解除合同，但其在被告持有异议并且已经产生诉讼的情况下应当妥善保管幼儿园资产。原告未履行相应责任，反在与朱辉签订的《退租协议》中放弃幼儿园相关资产，导致涉案幼儿园资产现在去向不明，对幼儿园资产流失，原告具有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在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后未及时同意，对资产流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但由于资产已经交付原告并由原告控制，其责任相对较小。关于合同解除后相关损失如何承担。如合同解除，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转让费26万元并赔偿其部分利息损失，但原告也应当返还被告相应幼儿园资产，造成被告方其他损失的，也应当按照过错赔偿。但因为原告未妥善保管其取得被告的幼儿园资产，造成资产流失，无法返还被告，故原告不能主张被告返还其支付的全部转让费，应根据其过错及不能返还部分价值等因素予以相应扣减。因双方在合同中仅确认涉案幼儿园转让费用为27万元，未明确幼儿园资产和办学资质所占比重，交接幼儿园时也未对资产列明清单，综合考虑双方因为本案各自损失情况及对于合同解除、幼儿园资产流失各自过错等方面因素酌定被告应返还原告转让费12万元。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部分有效，但因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自转让之日起原告取得幼儿园经营权，该约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原告不能因此取得幼儿园经营权，也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但因为原告未妥善保管其取得被告的幼儿园资产，造成资产流失，无法返还被告，故原告不能主张被告返还其支付的全部转让费，应根据其过错及不能返还部分价值等多方因素予以相应扣减。遂判决：一、解除原告索学义与被告杨爱玲签订的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二、被告杨爱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索学义转让费12万元；三、驳回原告索学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原告索学义负担6000元，被告杨爱玲负担300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二是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关于涉案《幼儿园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问题，上诉人索学义与上诉人杨爱玲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是为了取得幼儿园的经营权，进而在经营过程中获取应得利益。但双方协议中的约定涉及到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过户及幼儿园经营权事项的转让，该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第七项的禁止性规定，该条规定明确禁止民办学校的办学资质的转让。故该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部分无效，上诉人索学义因此不能取得幼儿园经营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索学义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当。关于涉案责任比例的划分，本案上诉人索学义、杨爱玲均是有经营幼儿园经验的从业人员，对于造成转让协议的部分无效，双方均有责任。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对园内资产是如何交接的、是否有交接清单，目前双方各执一词，但均无相应证据证实己方主张。致于幼儿园的钥匙是否交接，索学义在2016年8月8日、2019年5月5日的两次庭审中承认是其将钥匙交给王老师的，由此可以认定幼儿园的钥匙已经由杨爱玲交于索学义，因此无论是否发生纠纷，索学义均有义务妥善保管园中资产。但其未履行相应义务，且在与幼儿园所涉房屋房主朱辉签订《退租协议》亦明确表示“放弃所有物品”，由房主自行处理，故而导致了园中资产去向不明，对该部分资产的流失，索学义过错较大，一审认定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亦是公平的。综上，上诉人索学义、上诉人杨爱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0元，由上诉人索学义负担9000元、上诉人杨爱玲负担9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慧娟审 判 员 曹 健审 判 员 赵东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曹 嘉书 记 员 杨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