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57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中路1438号。法定代表人：冯海仓，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河北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爱玲，女，197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红（系唐爱玲之妹），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上诉人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以下简称供水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爱玲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6）冀0606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供水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被上诉人唐爱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供水总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并改判原一审判决书第二项内容：不予支付被上诉人工资差额500元，不予给付加班劳动报酬63，619.46元及二倍工资差额11，990.5元，共计76，109.96元；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被上诉人唐爱玲工资差额500元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差额500元是2008年1-10月份的差额，判决认为当时最低工资标准为750元，与实发的700元每月低50元，10个月差额500元。但事实是，2008年75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从2008年7月1日起执行的，2008年7月1日前执行的最低标准是680元，与被上诉人2008年1-6月实发的700元工资相较，被上诉人2008年1-6月的工资是高于当时的最低标准的；另外2008年7-10月的工资每月700元，低于最低工资的50元已于2009年4月补发给了被上诉人，每月补发50元，共计补发200元。故上诉人不应再行给付被上诉人工资差额500元，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被上诉人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加班报酬63619.46元无事实、法律依据，不应支付。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加班没有证据支持，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判定支付。加班费支付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因生产需要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劳动给予的补偿。本案中，被上诉人照顾的是其父亲，其工作本身与被上诉人生产没有直接关联，不是上诉人的生产需要，且在8小时工作之外，被上诉人作为被照顾人的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也是法定义务，况且被照顾人也非被上诉人一个子女，另外其父亲唐德斌本身每月领取的工伤保险给付了生活护理费。综合上述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根本没有要求其加班的情况下，仍主观判定给付其63，619.46元的法定休息日、节假日的加班费，无事实、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不应支付被上诉人二倍工资差额11，990.5元。《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用人单位的初次用工行为，是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不满一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支付二倍工资。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用工之日即2008年1月1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显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适用范围，一审法院机械地适用法律有违立法本意，错误地适用法律，故不应给付被上诉人二倍工资差额11，990.5元。唐爱玲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被上诉人工资差额500元，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500元工资差额证据由上诉人提供，依法经过开庭质证、法庭辩论、法庭调查核实，法律程序合法。上诉人陈述补发200元事实与法庭调查事实相违背,应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庭后对庭审笔录核实认可并签字,故上诉人诉请第一项无证据支持，与事实相违背，应驳回上诉，支持一审判决。2.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被上诉人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加班报酬63,619.46元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护理岗是供水总公司安排,其工作内容护理其父亲唐德斌日常生活,也是由供水总公司指定并认可的。被上诉人是供水总公司员工，应享有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利,不能因为工作对象特殊性是被上诉人父亲就剥夺被上诉人休息休假权利。上诉人陈述唐德斌工伤待遇发放与被上诉人劳动争议案无关；一审法院在第三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供法定休息日、节假日证据依法进行了质证。经过法庭辩论、法庭调查核实，被上诉人未休假而加班的事实。供水公司代理人也如实回答法庭询问,庭后被上诉人及代理人、供水公司代理人均对庭审笔录核实认可并签字。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二倍工资差额11,990.5元应予以支持。上诉人错误理解劳动合同法第82条，不能以此为由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被上诉人与供水总公司在2008年只签订了一次一年期劳动合同,而后至今未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多次找供水公司领导要求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均被总公司领导拒绝。供水公司违法行为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故应驳回上诉。唐爱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与原告订立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判令被告缴纳自2002年9月至今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包括原告应缴纳的部分。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未休假加班费（周六日、未休年休假、法定休假日、延长工作时间）合计359,913.88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二倍工资（2002年9月至2016年6月）合计金额329,473.06元。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最低工资标准差，合计金额55,020.64元，并给付赔偿金275,103.2元。6.判令被告为原告补发（2002年9月—今年）奖金、津贴补贴合计金额254,348元。7.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被告违反《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的经济补偿金金额14，132.85元。8.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被告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二条（一）款、第三条（一）（二）款的赔偿金189,539.07元。9.判令被告依法为原告办理住房公积金手续，并建立账户缴纳费用（自2002年9月至今）。案件审理期间，唐爱玲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按照河北省每年的“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且结合被告《工资管理规定》及在岗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与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被告按照河北省的“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每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向原告给付法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带薪年休假工资526,887.72元（自2002年9月至2018年12月）。3.给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84,124元（2002年9月至2018年12月，2008年除外）。4.给付“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每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与原告实发工资差额283,125.4元。5.被告给付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加付赔偿金810,013.12元，以上2-5项被告继续给付至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被告足额赔付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但又在该项下约定了合同起止时间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甲方安排乙方从事“护理工作”，工作地点“保定市”，执行标准工时工作制（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工资按照计时工资支付，工资标准每月700元，绩效工资（奖金）根据乙方实际劳动贡献确定。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签订其他劳动合同，原告仍继续从事原工作，被告仍继续向原告发放工资等。2016年原告向保定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假加班费（周六日、未休年休假、法定休假日、延长工作时间）合计：347,870.74元，被告支付原告二倍工资（2002年9月至2016年3月）合计317,498.64元，被告支付原告最低工资标准差合计53,574.18元，并给付赔偿金267,870.9元，被告为原告补发（2002年9月—2015年）奖金补贴合计250,538元，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违反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金额11,253.14元，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82,582.18元。市劳动仲裁委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自2002年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法中可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对原告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双方之间在2008年后未续签合同，视为双方继续按照2008年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不属于未签订书面合同支付二倍工资的情况，对原告双倍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工作是在护理人员护理的基础上进行辅助工作，不受被告考勤制度的管理和约束，也无被告要求加班的证据，对原告加班费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绩效工资属于不确定事项，原告未主张确定数额，对原告要求奖金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向原告发放的工资扣除了个人缴纳的保险费用，应发金额不低于历年最低工资标准，对原告要求补发差额及给付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双方之间劳动合同并未解除，对原告要求给付经济补偿金及经济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裁决被告为原告补缴2002年9月至2016年3月31日欠缴的社会保险，其中的个人应缴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原告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法院。原告父亲唐德斌原在被告处工作，因工伤一级伤残退休，无行动能力，原、被告均认可自2002年原告开始从事护理唐德斌的工作。原告据此主张被告与原告自2002年已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不予认可，称2002年至2008年期间原告属于被告下属劳服公司的职工。另原告当庭提交录音证据表明其向被告提出请假并要求安排其他人进行护理，被告未予许可。另查，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自2008年起，原告应发月工资分别为2008年:1-10月为700元，11月为750元，12月为780.5元，月平均工资为710.87元，日平均工资为32.68元；2009年：1-3月为750元，4月为1，150元（去除补发200元），5-10月为950元，11月为960元，12月为1，480.5元（去除补发250元），月平均工资为924.2元，日平均工资为42.49元；2010年：1-10月为1，200元，11月为1，210元，12月为1，230.5元，月平均工资为1，203.37元，日平均工资为55.32元；2011年：1-9月为1，200元，10月为1，500元（去除补发900元），11月为1，500元，12月为1，530.5元，月平均工资为1，277.54元，日平均工资为58.73元；2012年：1-12月为1，500元，月平均工资为1，500元，日平均工资为68.96元；2013年：1-11月为1，500元，12月为1，830元（去除补发300元），月平均工资为1，527.5元，日平均工资为70.22元；2014年：1-6月为1，800元，7-11月为2，000元，12月为2，030.5元，月平均工资为1，902.54元，日平均工资为87.47元；2015年：1-11月为2，000元，12月为2，030.5元，月平均工资为2，002.54元，日平均工资为92.07元。扣发社会保险后，原告实发月工资分别为2008年（9月开始）：610.04元，610.04元，660.04元，690.54元；2009年：1-3月为660.04元，4月为1，060.04元，5-10月为860.04元，11月为870.04元，12月为1，390.54元；2010年：1-10月为1110.04元，11月为1，120.04元，12月为1，140.54元；2011年：1-9月为1，092元，10月为2，292元，11月为1，392元，12月为1，422.5元；2012年：全年均为1，392元；2013年：1-11月为1，338.86元，12月为1，956.36元；2014年：1月为1，625.86元，2月为1，782元，3月为1，802元，4-6月为1，624.54元，7-11月为1，824.54元,12月为1，855.04元;2015年:1月为1，824.54元，2月为1，810.33元，3月为1，830.33元，4-7月为1，810.33元，8-11月为1，819.16元，12月为1，849.66元:2016年:1-3月，5-7月为1，989.07元,4月为2，009.07元，8-11月为1，898.46元，12月为1，928.96元;2017年:1，686.77元、2，056.77元、2，616.65元、1，962.38元、1，962.38元、1，977.38元、1，977.38元、1，977.38元、1，977.38元、1963.82元、1，963.82元、1，994.32元；2018年:1-7月为1，963.82元，8-11月为1，929.42元。在2008年至2015年底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过部分加班工资，分别为2009年清明节发200元，12月发250元，2011年10月发900元，2013年12月发300元，共计1，650元。另查，保定市最低工资月标准为：2008年750元（2008年7月1日起实行），2010年900元（2010年7月1日起实行），2011年1，100元（2011年7月1日起实行），2012年1，320元（2012年12月1日起实行）,2014年1，480元（2014年12月1日起实行），2016年1，650元（2016年7月1日起实行）。保定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16年4月20日的关于原告的《医疗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首次参保的时间是2003年1月1日，单位为被告；保定市失业保险管理中心2016年9月6日出具的《失业保险职工参保缴费证明》显示原告首次参保时间是2006年1月1日，单位是被告。2016年12月2日被告向法院提供书面情况说明，称原告于2008年1月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08年7月被告为原告办理医疗保险，按照医保最低缴费年限女25年的规定，原告预缴费年限为234个月，距离最低年限相差66个月，故被告为原告补缴医疗保险，自2003年1月开始，后于2008年9月停保。保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对该说明表示情况属实，并盖章确认。2016年12月9日，劳服公司亦出具证明，称自2002年9月原告在劳服公司领取工资，2008年由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在为其办理保险时，需补交2002年至2008年期间由公司承担的份额，由劳服公司承担，是以被告名义缴纳。原告当庭称与被告在2002年签订过劳动合同，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未对此提供证据。对被告提交的劳服公司2002年至2005年工资表，原告申请笔迹鉴定，后又撤回该申请。本案诉讼期间，原、被告对原告2002年-2008年医疗、养老保险缴纳发生纠纷，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限令被告为原告缴纳2002年-2008年医疗、养老保险费，被告以原告在2002年-2008年期间在劳服公司工作，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起行政复议，原告以劳服公司已解散，被告作为主管部门负有用工主体责任辩解，经保定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维持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决定。被告未就此进行行政诉讼，现该决定书已生效。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相关规定，全年法定休假日包括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共11天，另有妇女节半天。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认可原告的工作内容是在家护理其父亲唐德斌，但工作内容并不影响劳动合同性质，同样不影响原告作为劳动者的一切合法权利，不影响被告作为用工单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故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奖金津贴福利在劳动仲裁中并未提出，应先行申请劳动仲裁，一审法院认为，经核对劳动仲裁裁决书，原告在劳动仲裁时已对该项内容提出请求，故对被告该辩解不予采纳。原告在审理期间要求变更诉讼请求，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时，被告并未提出异议，反而对此要求了举证期，视为被告接受原告的变更申请，故被告在开庭审理时又对此提出异议，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自2002年即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在劳服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自2002年起即在被告处工作，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原告当庭提供了社保部门有关原告社会保险的记录、证明等，缴纳社保是证明劳动关系存在证据之一，但并非充分证据，且医保部门对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予以确认，证明原告的社保缴纳是劳服公司用了被告名义进行的，故原告应进一步提供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与被告之间存在提供劳动与支付报酬，管理与接受管理等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现原告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其主张在2002年即已在被告处工作的意见，不予采纳。双方均认可原告自2002年就在从事护理唐德斌的工作，故一审法院采纳被告意见，确认2002年至2008年原告在劳服公司工作。被告是劳服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双方虽均为独立法人，但双方也是关联企业，通过被告的当庭答辩，原告于2002年开始从事护理唐德斌的工作，与劳服公司发生劳动关系，即是被告进行的安排，而2008年原告由劳服公司转入被告工作，也是被告作为用工单位进行的安排，转入前后原告的工作未有任何变化，仍是护理唐德斌，与在劳服公司一致，故原告工作单位的转换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被告作为劳服公司的主管单位及原告的现工作单位，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对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应自其2002年到劳服公司开始连续计算，至本案立案时已14年。被告辩称原告订立的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原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仅需满足“（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任一条件即可，而并未限制劳动者之前的劳动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故原告的劳动合同虽为以护理唐德斌为工作内容的劳动合同，但其已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其主张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按照河北省每年的“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且结合被告《工资管理规定》及在岗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订立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对于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其中并未对劳动报酬的具体待遇作出强制性规定，原、被告对原告的相关待遇应以保障原告合法劳动权益为原则，通过相互协商具体确定，不宜由法院以判决的方式确认，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因被告在2008年以前与原告不是直接发生劳动关系，而是依法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仅应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过程中对2008年以前发生的经济补偿或赔偿金承担责任，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其要求被告给付2002年至2008年期间的工资差额、休息日双倍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等，并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按照河北省每年的“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来计算工资及工资差额、各项补偿，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其中包括了企业对劳动者劳动报酬数额确定的权利，在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其他单位、个人均无权干涉，现我国法律仅规定了企业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被告发放的工资数额不低于该标准即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原告要求以更高的标准发放工资，应以与被告协商一致订立劳动合同为前提，否则并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同时“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收入标准是国家对医护行业具备专业知识及从业资格的工作人员收入的汇总统计，并非工资标准，且原告也并非具有从业资格的该行业工作人员，故原告以“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收入标准计算工资收入的主张并无依据，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据此为标准要求的补偿金及赔偿金数额亦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发放的工资不符合工资组成及公司内部《工资管理规定》的工资组成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为劳动合同关系，在合同中双方对工资进行了约定，该约定虽与工资组成的规定不一致，但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双方应据此遵守。原、被告在2008年达成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标准为700元，之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仍维系劳动关系，依法视为双方按照2008年劳动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在履行过程中，被告多次为原告涨工资，原告接受，双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视为双方认可工资标准的变更，双方按变更后的工资标准履行，予以支持。同时被告确定的应发工资标准，除2008年1-10月外，其他均高于同期河北省确定的保定市最低工资标准，故被告除应对2008年1-10月按照每月50元差额共计500元进行补偿外，其他工资发放并无违法，不存在工资差的问题。原告要求与其他职工同工同酬，并提交了其妹唐晓红的收入情况等证据，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从事同种工作时，不分性别、年龄、民族、区域等差别，只要提供了相同的劳动量，就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本案中，唐晓红在被告水厂工作，与唐爱玲并非同一工种，同一工作岗位，不属于同工范畴，不能以此进行参照。原告从事的护理唐德斌的工作，并无他人与原告一样从事该工作，故原告不存在同工不同酬问题，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法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带薪年休假工资，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工作内容是护理唐德斌，而唐德斌系一级伤残，生活无自理能力，需要他人全天护理，虽被告没有明确安排原告加班，但因被告只安排原告一人从事护理工作，无人替班，导致原告在休息日、节假日实际无法休息，也无法实现带薪休假，通过原告提供的与被告人事管理部门的通话录音，原告要求请假时，被告也未应允或安排他人替班，变相造成原告加班。考虑到原告本身系唐德斌女儿，护理唐德斌也有作为女儿履行赡养义务的因素，且加班行为与履行赡养义务行为之间无法分割，故酌定原告在法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的加班时间按50%计算，自2008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每年按照54周计算法定休息日共54天（54×2×50%），按照每年5.75天（11.5×50%）计算原告法定休假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故被告应按照日平均工资的200%支付原告休息日的加班工资，按照日平均工资的300%支付原告法定休假日的加班工资，因原告各年度中各月份工资并不一致，酌定按照原告应发工资的年日平均工资计算。综上，结合原告的各年度的日平均工资，被告应支付的法定休息日的加班工资为：2008年3529.44元，2009年4，588.92元，2010年5，974.56元，2011年6342.84元，2012年7，447.68元，2013年7，583.76元，2014年9446.76元，2015年9，943.56元，共计54，857.52元；被告应支付的法定休假日的加班工资为：2008年563.73元，2009年732.95元，2010年954.27元，2011年1，013.09元，2012年1，189.56元，2013年1，211.29元，2014年1，508.85元，2015年1588.20元，共计8，761.94元。关于带薪年休假，我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开始实施，其中第五条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故自2008年1月1日开始，被告应对原告应休未休的年休假支付300%报酬。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故至2012年9月，原告工作满10年，其中2008年至2012年9月原告年休假按照每年5天计算，自2012年9月后原告年休假按照每年10天计算。我国《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综上被告应对原告补偿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当时日平均工资×年休假天数×300%）为：2008年490.2元，2009年637.35元，2010年829.8元，2011年880.95元，2012年（因原告9月前后年休假时间变动，酌定按7天计算）1，448.16元，2013年2，106.6元，2014年2，624.1元，2015年2，762.1元，共计11，779.26元。综上被告应向原告补偿法定休息日工资、法定休假日工资、带薪年休假工资合计75，398.72元，另被告已向原告发放过加班工资共计1，650元，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73748.72元。被告辩称已为唐德斌发放护理费，在原告护理之外，唐德斌可另行聘请护理人员照顾，原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唐德斌发放护理费与原告护理唐德斌的工作在法律上并无直接关系，且在事实上，根据近年护理人员行业收入标准，被告发放的护理费也不足以聘用其他护理人员，故被告该项答辩，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对因未订立书面合同支付双倍工资，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约定了具体的期限至2008年12月31日，期满后双方应依法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虽维系了劳动关系，却至今未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被告应当在2009年1月31日前与原告再次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未能签订，被告应承担向原告支付2009年2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鉴于被告已足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被告还需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共计11，990.5元。自2010年2月1日起双方被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自动履行，原告仍要求被告支付双倍工资，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加付赔偿金，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的规定，被告未及时支付原告法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带薪年休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2008年1-10月工资，确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但原告应首先就被告拖欠其劳动报酬、加班费的违法行为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在劳动行政部门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后，用人单位仍未支付的情况下方能在本案中主张，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劳动行政部门已就此责令被告支付而被告在限期内仍未支付，故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应付补偿支付至实际全部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各项补偿与原告各年工资密切相关，但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供原告自2016年起的应发工资证据，同时原告工资事实上不断浮动，补偿数额不能按已有证据具体确认，一并判决并不利于保护原告正当权益，故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依法与原告唐爱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被告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唐爱玲工资差额500元，加班劳动报酬73，748.72元，二倍工资差额11，990.5元，共计86，239.22元。三、驳回原告唐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保定市供水总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判决的500元工资差额。2008年7月1日起保定市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50元，此前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680元。被上诉人唐爱玲2008年1-10月工资为每月700元，其1-6月的工资高于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20元，其7-10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50元，上诉人供水总公司应补齐7-10月4个月的工资差额200元。一审判决认定500元工资差额有误，应予以纠正。上诉人供水总公司主张2008年7-10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已于2009年4月补发200元，被上诉人唐爱玲不予认可。经核实，2009年4月所发200元为清明节加班工资，上诉人供水总公司主张已补发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63，619.46元法定休息日、节假日的加班报酬。上诉人供水总公司虽没有明确安排被上诉人唐爱玲加班，但因其一人从事护理工作，客观上不能同一般职工一样安排休息日、节假日休息，一审考虑到其工作照料的对象是其父亲，酌定按50%计算其加班时间相对客观，上诉人供水总公司主张不应支付加班劳动报酬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11，990.5元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分别对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一年内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作出惩罚性规定：支付十一个月的二倍工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用人单位初次用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支付二倍工资的期间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而超出一年则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一审判决查明，双方在2008年以前不是直接发生劳动关系，2008年双方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此后虽未续签，但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双方应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被上诉人唐爱玲主张给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前提条件已不存在，一审判决上诉人供水总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1，990.5元错误，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上诉人供水总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6）冀0606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被告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依法与原告唐爱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驳回原告唐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6）冀0606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唐爱玲工资差额200元、加班劳动报酬73，748.72元，共计73，948.7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保定市供水总公司负担1元，被上诉人唐爱玲负担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保定市供水总公司负担8.5元，被上诉人唐爱玲负担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鹏壮审判员  张 力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雅超书记员沈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