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14行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云海,男,195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代理人程小龙（程云海之侄），197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代理人谌伟，仁寿县钟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嘉南路二段**。 法定代表人辜文超，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人瑕，四川达宽（仁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科，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付田，男，196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程云海因不服被上诉人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2行初14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原告程云海与第三人刘付田之妻程淑群（曾用名程秀英）系叔侄关系。1994年8月14日，原告与第三人及其妻签订《遗赠扶养协议》。1999年中秋节后，第三人夫妻将在原告旧房里的东西搬到新建的房屋后，原告认为程淑群嫌弃自己，以此为由向仁寿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遗赠扶养协议。仁寿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24日作出判决，撤销原告与第三人及其妻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2000年5月17日，第三人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并提供了土地登记申请书、证明以及征地批复。原仁寿县国土局进行了地籍调查、界址调查、宗地图等，并进行了权属审核，确认该宗地权属来源合法，界址清楚无争议、面积准确后，为第三人办理了土地登记，并由仁寿县政府登记造册并向第三人颁发了仁国用（2000）1××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1××9号国土证）。 另查明，原告程云海与第三人刘付田因门市引发纠纷，经仁寿县钟祥镇鼓（古）匠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受理后，于2016年5月23日至6月16日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第三人出示了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随即通知原告并向其出示了证书复印件，于2016年6月16日向双方出具了不具备调解资格的告知书。原告对被告为第三人登记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证的行为不服，遂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撤销第三人的（2000）1××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判令被告撤销第三人的仁房权证钟祥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后经该院释明，原告当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另查明，根据2019年2月25日《中共仁寿县委、仁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仁寿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仁委发〔2019〕5号），原仁寿县国土资源局的职权由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 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原仁寿县国土资源局的职权现由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故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程云海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第三人刘付田提交的钟祥镇鼓（古）匠村委会情况说明及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告知书，可证明原告于2016年6月16日即知道被告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向第三人颁发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是从行政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并非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行政行为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原告至迟应当于2017年6月15日提起诉讼，其于2019年5月5日提起诉讼已经明显超过起诉期限，应不予支持。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程云海的起诉。 上诉人程云海上诉称，原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系不动产登记争议，被上诉人在2000年向原审第三人登记颁发1××9号国土证时，未告知上诉人，本案应适用20年的起诉期限；2.原审第三人提供的鼓匠村委会情况说明和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告知书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 被上诉人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程序合法。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因门市引发纠纷，经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5月23日至6月16日调解，于6月16日向上诉人及第三人出具了告知书，告知书载明因原审第三人持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调解委员会对此调解不具有调解主体资格，告知双方通过诉讼解决。因此，上诉人至迟应于2017年6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刘付田述称，一审裁定正确。 经审理查明，1994年8月14日，上诉人程云海与原审第三人刘付田及其妻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上诉人将自己的财产赠予原审第三人夫妻，原审第三人夫妻从接到财产之日起无条件负责上诉人的生养死葬。1995年10月，上诉人取得位于钟祥镇案涉土地的使用权。2000年5月26日，原土地使用权登记颁证机关仁寿县政府为原审第三人刘付田就案涉土地作出仁国用（2000）1××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并颁证，该登记载明，土地坐落于钟祥镇，面积92平方米。2016年5月23日，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就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发生纠纷，上诉人向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但从5月23日至6月16日期间，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程小龙与原审第三人均未同时到过该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因此期间原审第三人向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提供了自己享有的1××9号国土证复印件及房产证，6月16日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作出告知书，以“因刘付田说他持有征地协议、土地使用证、房产证，本社区调委对此调解不具有调解资格”为由，告知双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本院调查核实，鼓匠社区调解委员会在调解期间，未向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出示过案涉1××9号国土证。2019年7月4日，鼓匠社区居委会向原审第三人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就前述告知书出具情况作如下说明：调解过程中刘付田出示了土地使用证、房产证，调委会收到证书后通知程云海并向其出示了证书复印件，之后该委于2016年6月16日出具了告知书。经本院调查核实该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该《情况说明》的出具人鼓匠社区文书李某陈述：刘付田要求向其出具情况说明时，李某说2016年5月23日至6月16日期间进行调解自己可以作证，刘付田的土地证复印在社区，自己曾告知程小龙，刘付田已提交土地证，程小龙可以查看，但程小龙拒绝看，说刘付田作假，但时间是6月16日的告知书送达给程小龙后；李某同时陈述，前述事实无书面记载，是口头告知。 再查明，上诉人程云海于2018年11月1日在被上诉人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印了1××9号国土证的登记审批表。2019年4月16日，程云海以仁寿县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因仁寿县行政区域内不动产登记职能的变更，本院立案后，程云海申请变更被告为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院遂作出（2019）川14行初65号行政裁定，将案件移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管辖。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程云海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1××9号国土证登记行为虽发生于2000年5月，但上诉人程云海非该登记行为的相对人，被上诉人仁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能举证证实上诉人知道该登记内容的时间。虽原审第三人刘付田主张上诉人于2016年6月16日即知道案涉土地登记的内容，但其提供的告知书并未载明登记内容。根据本院核实查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民事纠纷在鼓匠社区调解期间，调解人员未向上诉人出示过1××9号国土证。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中关于调解过程中刘付田出示了1××9号国土证后，调委会通知程云海并向其出示了证书复印件的内容与本院调查核实的内容不符，不能证实上诉人知道原审第三人持有1××9号国土证的时间，且该情况说明系李某的个人证言，无相关记载相印证。故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上诉人知道1××9号国土证的内容和知道时间。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日在被上诉人处复印了1××9号国土证的登记审批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起诉期限应从此时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一年。上诉人于2019年4月就1××9号国土证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主张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程云海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裁定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2行初141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继兵 审判员  高 莉 审判员  姚俊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沈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