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2民终24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若芳，女，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凯庭，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分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85号金融大厦。 负责人：陈伟乔，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洋，男，198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公司员工，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萍，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号。 负责人：周武，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伟，男，198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系该分行员工，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红基金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五岭大道73号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675室。 法定代表人：欧金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太平，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举，男，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斐，女，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山，男，汉族，1958年2月23日出生，系黄斐父亲。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玲（曾用名何琳），女，198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敏，男，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丽珍，女，汉族，1952年4月19日出生，系姜敏母亲，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小彪，男，197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利华，女，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琴，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慧玲，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上诉人易若芳、建行株洲分行、光大长沙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杨举、黄斐、唐太平、何玲、黄利华、姜敏、邱小彪、汉红基金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8）湘0211民初3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易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及高凯庭、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洋及杨萍、上诉人光大长沙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与被上诉人唐太平、被上诉人黄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山及被上诉人姜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丽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杨举、何玲、黄利华、邱小彪以及汉红基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唐太平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本庭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8）湘0211民初355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改判建行株洲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仅是推介，与各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二、光大长沙分行明知投资没有任何收益进入到托管账户之内，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对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按基金公司的指令划款，应当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三、投资人易若芳明确知悉合同条款的相对性，对高收益回报基金产品忽视本身存在的风险，对自身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光大长沙分行辩称：一、光大银行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管理办法是针对公募基金，本案属于私募基金，不适用两法。光大银行的托管行为在2012.11月至2013.11月期间，国家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私募基金进行约束，光大银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二、光大银行与基金公司以及管理人签订的三方协议仅约定了光大银行应当保证资金安全，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进行相关的划款，即使光大银行划款行为违反托管协议约定，也是基金公司向光大银行主张违约责任，且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光大银行按指令划款违反合同约定或损害基金公司利益建行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 易若芳辩称：一、易若芳等人是建行的VIP客户，因建行的客户经理针对性推销保本保息的基金且承诺有建行担保才购买基金。整个过程中，投资人没有与基金公司有任何接触。二、建行发行基金，有批准、审查义务，投资人没有任何过错，投资人不可能知道建行发行的基金没有经过批准。 黄斐、唐太平、姜敏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杨举、何玲、黄利华、邱小彪以及华泰基金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光大长沙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8）湘0211民初3559号民事判决，改判光大长沙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或发回重审。2、光大长沙分行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增加诉讼请求，且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合并审理不当。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易若芳的资金根本不在托管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资金范围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托管义务不同于监管责任，光大长沙分行已经履职，无需承担责任。 建行株洲分行辩称：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释明后，增加的是当事人，并不是增加诉讼请求。 易若芳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黄斐、唐太平、姜敏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杨举、何玲、黄利华、邱小彪以及华泰基金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易若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湘0211民初3559号民事判书第一、第二项，改判基金公司承担投资本金外还应承担利息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止，并判决建行株洲分行、光大长沙分行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1、合同无效应当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一审以刑事判决确定的金额确定民事损失仅为本金是错误的。2、建行株洲分行的民事行为是代理销售，其应当知道且明知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3、光大长沙分行是建行申请追加的，由法院依法处理。 建设株洲分行辩称：36个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为受害人的上诉人之一的易若芳，已经在刑案中明确了损失金额，应当以该金额作为受损金额，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建行没有义务对各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光大长沙分行辩称：本案中光大银行和各原审被告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合同关系，故不能追究光大银行的合同违约责任；资金从未进入过光大银行的账户，各投资人在和汉红基金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之前，光大银行与汉红基金公司的托管合同早已于2013年11月解除，投资款均进入了建行的账户，故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依据。 黄斐、唐太平、姜敏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杨举、何玲、黄利华、邱小彪以及华泰基金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易若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以1500000元为本金按年化收益1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2月8日起至2015年8月7日投资收益共计90000元，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1500000元及自2015年8月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止（截至2018年8月7日利息为270000元），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8月7日起至实际偿还本息之日止的违约金损失（截至2015年11月7日为67500元），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建行株洲分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建行株洲分行连带承担偿还投资本金及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7日，被告唐太平联系代办公司办理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基金项目管理活动、投资项目管理活动及咨询服务，注册资本3000万元。登记股东为被告黄斐（占注册资本的45％，替被告黄利华持股）、被告何玲（占注册资本的30％，替邱小彪持股）、唐凤姣（占注册资本的25％，替被告唐太平持股）。被告黄利华任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事务。邱小彪任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策划、指挥募集华泰基金，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唐太平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黄斐任法定代表人、会计，被告姜敏任董事长助理，被告何玲任副总经理，被告杨举任总经理助理，其四人具体负责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常事务，同时兼任基金经理，负责募集基金前期准备工作，与银行、客户联系并推销基金等工作。之后，被告黄利华安排被告黄斐等人通过代办人员先后注册成立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湖南华泰鑫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华泰基金公司吸收投资者出资入伙的平台；注册成立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接收资金的平台。 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对华泰基金公司进行考察后，2013年5月2日，被告黄利华代表华泰基金公司与建行株洲湘江支行签订《顾问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由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为华泰基金公司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和投资项目，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华泰基金公司向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支付募集资金的1.5%作为顾问费；如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华泰基金公司推介优质项目，顾问费为推荐项目投资金额的1%；后期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荐项目，并协助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得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顾问费为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的收益分红的5%。签订《顾问协议》后，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行长王炜的协助下，邱小彪及姜敏、何玲、杨举、黄斐等人于2013年5月在建行株洲湘江支行召开了华泰母基金推介会，建行株洲各支行的20余名营销主管参会。会上邱小彪对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母基金进行推介，内容包括华泰母基金投资方向、投资期限、年化收益率、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等，并表示经建行客户经理向客户推荐购买华泰基金的，向客户经理给付投资额1％的佣金。会上邱小彪等人还发放了《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要建行营销主管带回各支行向建行客户进行宣传和推荐。2013年8月，被告黄利华找到建行株洲分行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主任付皓，经付皓同意，邱小彪安排姜敏、杨举、何玲、黄斐等人两次在建行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晨会上向建行客户经理宣传、推介华泰基金，并发放《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 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也未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的情况下，违反政策规定，未实际确定投资项目，对投资者不经审查。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安排被告杨举、何玲与建行各支行联系。被告建设银行株洲分行下属各支行营销主管、客户经理通过电话联系、现场宣传、发放资料等方式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建行长期客户等不特定投资者推销汉红基金，承诺投资年化收益率12％，由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保本保息，无任何风险。在被告建设银行株洲分行下属支行客户经理的推介下，本案原告易若芳于2014年2月7日在建设银行株洲分行营业厅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签署《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原告自愿成为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汉红基金公司，执行合伙人为汉红基金公司，担保公司为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投资方向和目的为对中国境内优质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高额利润分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易若芳承诺出资总计15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当日缴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汇入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的账户。基础年收益不超过12%，基金届满36个月或60个月时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超额收益的20%或30%分配超额收益。本产品结构化设计保本保收益，年化收益率12%，购买期限为18个月；合伙企业迟延支付有限合伙人出资或者收益，每逾期一日支付应付出资或者收益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签订入伙协议当日，原告依约向协议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向原告出具《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确认函》。确认原告的出资金额为150万元，投资期限为18个月，年化收益为12%，从2014年2月8日起息。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向原告支付占出资额150万元的12%的收益18万元。自此之后再未向原告支付收益，也未退还投资本金。 此后，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甲方）与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乙方）签订《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基金托管人；由甲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本财产的投资运作，乙方负责安全保管托管账户内的现金资产；乙方应安全保管银行托管账户资金，未经有效指令，不得擅自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资产；乙方应完整记录托管账户资金的划拨和往来情况，并妥善保存甲方提交的付款依据等文件资料；乙方应及时执行基金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发出的划款指令，办理基金的资金往来，并对管理人的投资划款进行监督；乙方应保存与基金托管业务有关的会计记录、账册、档案和其它相关资料；乙方因违反本协议导致托管账户基金资金损失的，承担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退任而免除；基金托管人根据《投资监督事项表》的规定对基金管理人发送给基金托管人的划款指令进行审核，如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不符合规定，则可以拒绝执行划款指令；托管费按托管规模0.3%/年的比率收取（年托管费不足30万的，则按30万/年标准收取）。 2015年6月至9月，被告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6年7月26日，被告邱小彪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依法审理后，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书》，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7）湘0211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分别认定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邱小彪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发行基金的名义变相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资金，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其中黄利华、唐太平对4346.35万元负责，杨举对4311万元负责，何玲对1711万元负责，黄斐对791万元负责，姜敏对620万元负责），责令邱小彪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5657.952386万元。本案原告所投资的资金在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金额范围内。原告认为其经济损失并未得到完全赔偿，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吸收资金后，除向基金投资人返还部分投资收益外，邱小彪主要用于支付汉红基金前期吸收客户资金、邱小彪个人及其公司开销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2、各被告的责任如何确定？具体分析如下：关于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手段予以救济，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竞合，且该刑事判决对涉案财产的处理结果已涵盖前述认定的应返还财产的范围，就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被害人已获得公力救济。在此情况下，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另行对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中不再处理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问题。 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系通过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投资汉红基金，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汉红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利用汉红基金公司发行基金的行为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告投资的资金在生效刑事判决中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金额，故上述《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依据该协议的约定主张合同期内的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按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因原告的损失已在刑事案件中予以确认，而刑事案件确定的损失不包含利息损失，故本案中亦只认定本金损失。原告依据该协议已获取的18万元投资收益，应冲抵其本金损失。至本案判决前，因刑事退赔尚未启动，故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为扣除已返还收益的本金损失，即132万元（150万元-18万元）。之后如刑事退赔的金额能够确认并支付原告，对于原告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则应当在本案确定的损失中予以核减。 关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被告汉红基金公司作为与原告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的相对方，系吸收原告投资资金的直接责任主体。其控制人和高管以签订该协议的形式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其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华泰基金公司应向原告赔偿财产损失132万元。关于被告建设银行株洲分行及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的赔偿责任问题。原告系建行株洲分行的长期客户。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向原告推介投资产品时，应向原告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提示相关风险；并应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对投资产品的合法性及相关风险进行审查，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原告自主选择。但是，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未经相关部门的批准、备案，也未明确投资项目，建设银行株洲分行应对该情况进行审查。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向原告推介该私募基金，并向原告介绍该基金产品保本保收益，误导原告做出投资决策。原告基于对建行株洲分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充分信任购买了该私募基金产品，造成了投资损失，建行株洲分行的行为对原告构成侵权。该侵权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虽与原告不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其作为汉红基金的托管行，其职责在于保证基金的财产安全；并应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其对基金投资人实际上具有财产保管及代投资人对基金运作进行监督的义务。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与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基金托管协议时对汉红基金公司及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运作是否合法合规进行了合理审查。签订基金托管协议后，未对汉红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合理监督。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在对汉红基金资金托管过程中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亦具有因果关系，也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与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作为汉红基金的销售银行与托管银行，在本案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对汉红基金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其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也应为在被告汉红基金公司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上述情由及对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酌情认定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一、限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易若芳赔偿投资损失132万元（如果刑事退赔启动，原告易若芳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在上述损失中予以核减）；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易若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148元，由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共同承担14708元，由原告易若芳承担744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二、上诉人易若芳主张投资本金以外还应承担利息是否成立？现分析如下： 关于本案的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建行株洲分行上诉称建行株洲分行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仅是推介，与各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光大长沙分行明知投资没有任何收益进入到托管账户之内，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对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按基金公司的指令划款，应当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投资人易若芳明确知悉合同条款的相对性，对高收益回报基金产品忽视本身存在的风险，对自身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该上诉理由与其一审答辩理由基本一致，故本院对一审认定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及理由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光大长沙分行的上诉理由也与其一审所述基本一致，故本院对一审认定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及理由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其提出的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且合并审理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了释明，且并无违法之处，故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其提出的易若芳的资金根本不在托管协议范围的问题，因二审中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易若芳主张投资本金以外还应承担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意见，损失赔偿数额应包括本金和利息。一审法院之所以没有计算利息是出于对投资人应自行承担一定投资风险的考虑，其没有支持的做法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本案系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以及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因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引发的民商事案件，“卖者尽责、买者自负”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原则。适当性义务给予责任主体建行株洲分行、光大长沙分行非常严格的法定责任，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资金一旦进入了金融管道，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和服务者的风险责任便已存在，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严格适用责任原则，划分责任承担比例并无不妥之处。金融消费者即原审原告在从事本案的高风险金融活动中对于自身可能存在的风险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935元，由建行株洲分行负担11720元，中信长沙分行负担8920元，易若芳负担2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文胜 审 判 员 李少华 审 判 员 张晓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伍 露 书 记 员 叶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