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0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索锐，男，1977年3月17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领，北京市中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科技创新城创新二路**。法定代表人：刘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强，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div>法定代表人：张海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索锐、上诉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因与被上诉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25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索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索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中融信托、华融证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判决认定“因索锐未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中融信托从未给出过交易指令而是索锐一方的自由操作，故索锐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不符合举证规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应当公平合理。本案中索锐自述股票买卖操作中由其自行操作，从HOMES系统的操作系统的相关说明中已经可以证实，交易指令完全由索锐个人进行操作，其已经举证；而中融信托则称其存在交易指令，那么中融信托作为实施交易指令的一方应当向法庭提供其具体交易指令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要求索锐提供中融信托没有交易指令的行为的证据，就如要求借款人自证没有借款的事实存在一样荒谬。且一审判决中认定索锐“自主决定信托资金的投资决策”，与要求索锐承担自由操作举证不利的后果自相矛盾。二、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第37期、第38期（以下简称信托合同）无效，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没有按照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依法裁判。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造成信托合同无效的责任完全在于中融信托。信托合同系由中融信托提供的格式合同；中融信托向索锐提供了中融恒生交易系统，规避有效监管；中融信托出借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中融信托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信托合同的根本原因，存在明显过错，其给索锐账户中造成397．538072万元的损失，依法应当赔偿责任。作为信托合同的一方索锐对于造成合同无效没有过错，因此不应当承担任何损失的责任。三、一审判决既然认定信托合同无效，那么除合同解决争议条款外其他条款也应无效，不能既认定合同条款无效，又认定其中有关“索锐为第一受益人”的条款有效，而自相矛盾。根据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信托合同无效，那么该合同条款除解决争议的条款有效外，其他条款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既然信托合同无效，那么有关索锐的条款也应无效。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造成信托合同无效的系中融信托，其主客观均存在过错，因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中融信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八条的规定，对信托义务存在过错，应担承担赔偿责任。中融信托违反上述规定，通过HOMES操作系统将信托财产转由委托人索锐自行管理和处分。因此中融信托违反法律规定，造成索锐的财产损失，依法应当赔偿。其次，中融信托没有履行诚实、信用、有效管理义务。没有准确、及时、完整地提供相关信息。造成索锐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华融证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有关《通知》的规定，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未与客户协商采取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逼迫索锐签订《提前终止申请》，存在过错，将或有损失变为实际损失。华融证券的行为与索锐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索锐的上诉请求。中融信托针对索锐的上诉辩称：案涉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合法有效，中融信托不存在违约行为，索锐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即使案涉信托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索锐作为合格的投资者，并且签署了风险声明，在信托合同第78页有索锐的手抄条款，其承诺因此导致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所有操作指令都是由索锐本人下达，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华融证券针对索锐的上诉辩称：华融证券不是案涉信托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方，与索锐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是本案营业信托纠纷的适格被告。华融证券为案涉信托计划提供和终止经纪服务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过错，索锐无权就其应自行承担的投资风险对应的潜在投资收益向华融证券索赔。一审法院驳回索锐对华融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本案系因索锐与中融信托之间的信托合同引起的营业信托纠纷，华融证券并非该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据此驳回索锐对华融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第一，索锐与中融信托因信托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与华融证券无关。第二，华融证券仅是信托计划的经纪服务商，为信托计划整体提供经纪服务，从未与索锐签署过任何合同或就该信托计划直接向索锐提供过任何证券经纪服务，也从未向索锐直接收取过任何费用或报酬。索锐在一审中也承认，在案涉信托合同履行过程中，索锐与华融证券之间不存在任何业务联系。可见，华融证券与索锐之间既不存在基于委托而形成的营业信托法律关系亦未形成任何其他合同关系。2．华融证券于案涉信托计划设立之初（2014年）为其提供数据接入端口服务，符合行为时的政策要求和监管规定，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情形。同时，作为案涉信托计划的经纪服务商，华融证券仅为该信托计划整体提供一个数据端口，不因索锐于2015年4月和6月认购该信托计划而增加端口。在监管政策发生变化之前，华融证券为信托计划提供端口接入服务系对整个信托计划提供经纪服务，合法合规；在监管政策发生变化之后，作为存量，华融证券每月都将该信托计划的信息报送监管部门，从未受到过任何处罚。可见，华融证券为案涉信托计划提供的经纪服务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情形。3．监管政策收紧致使华融证券被迫终止数据端口接入服务属于监管政策风险，且构成不可抗力，华融证券对此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索锐作为成熟的合格投资者既然已在其自愿签署的信托合同附件2《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中明确“本人已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信托文件，同意受上述法律文件约束并自愿承担投资本信托计划的一切风险”，则应当对信托合同明确的监管政策风险有确定的预期和承担能力。案涉信托计划系2014年设立，索锐于2015年4月认购该计划并签订《信托合同》。2015年9月17日，证监会首次在其发布的《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917通知）中明确需整顿哪些信托产品的何种经纪服务。华融证券据此终止案涉信托计划的端口接入服务具有政策依据，属于上述应由索锐自行承担的监管政策风险，且构成不可抗力，华融证券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索锐关于华融证券终止接入服务的方式违反917通知的主张纯属其主观臆断，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作为案涉信托计划证券经纪服务商，华融证券的客户系该信托计划整体而非索锐个人，对于终止接入服务后的处理方式问题，华融证券仅需与中融信托代表的整个信托计划协商，无需遵从索锐的意愿。因此，华融证券未与索锐沟通、协商终止接入服务事宜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其次，华融证券并非案涉信托合同的当事方，与索锐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华融证券不仅不可能存在917通知所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形，而且也无义务与索锐沟通、协商，更无权干预索锐自行向中融信托申请提前终止，索锐关于华融证券逼迫其签订《提前终止申请》的主张严重不符合事实，应予驳回。进一步讲，华融证券应与其客户协商承接方式是以终止接入服务为前提，即该条是对关闭端口后的处理方式的规定。而本案中，在华融证券2015年9月30日正式关闭端口前，索锐认购的信托单元已基于其2015年9月23日向中融信托提供的《提前终止申请》而终止，即华融证券采取何种承接方式均与索锐无关。4．索锐主张的“损失”是其运用信托账户内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潜在收益，不可预见且非必然发生，更与华融证券终止案涉信托计划的接入服务无关。首先，索锐认购的信托单位的终止是其依据案涉信托合同自行申请的结果，与华融证券无关。而且索锐的证据材料显示的“损失”在华融证券关闭端口服务之前就已产生，属于投资证券市场固有风险所致，应由其自行承担，与华融证券终止接入服务无关。进一步讲，索锐所谓的“损失”是建立在信托计划不提前终止、继续运用信托账户内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并获得投资收益的假设之上。索锐是案涉信托计划项下的一般委托人而非优先受益人，案涉信托合同中并未对其投资收益进行预测，也未约定其可能的投资收益。可见，索锐主张的损失显然不属于信托合同项下的可得利益损失，索锐无权依据信托合同要求华融证券赔偿。综上，一审判决驳回索锐对华融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索锐的上诉请求。中融信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信托合同有效，中融信托无需向索锐偿还43746．79元及相应利息；2．依法改判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索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及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涉案证券账户违反实名制及不得出借的规定认定错误，应依法纠正。首先，涉案证券账户均为涉案信托计划申请设立的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而信托计划是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因此涉案证券账户不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的规定。其次，涉案证券账户利用恒生资管系统设立的子账户不具有独立性，该子账户仅具有查询功能不具备交易功能，无法直接进行股票交易操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账户违反规定与事实不符。二、涉案信托计划已履行了设立及报备程序，合法合规。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设立信托计划的相关要求，中融信托为依法设立的信托公司，符合设立资管计划的主体条件，涉案信托计划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依法向黑龙江省银监局事前报告审核，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低于信托计划书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无效的条件。并且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中融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对信托计划投资限制与信托单元投资限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通过IT技术完成不同子信托单元的组合配置合法合规。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中融信托的上诉请求。索锐针对中融信托的上诉辩称：不同意中融信托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中融信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条及信托合同第三条规定，没有履行有效管理信托资产的法定和约定义务。本案属于主动型管理信托纠纷，应当重点审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否恪尽职守履行了谨慎有效的管理的法定或约定义务。信托本质上是一种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和事务委托关系。本案中融信托通过向索锐提供安装使用中融恒生交易系统，在其发送的邮件中明确了相关资金收益费用密码等相关问题，该系统实际上就是由委托人自行进行信托管理和处分，受托人没有对信托财产进行有效管理，其行为违反了法律的有关规定，没有履行法定义务。中融信托称索锐只有建议权，但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证据。索锐自述买卖操作由其自行操作，而中融信托称存在交易指令，但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交易指令的相关证据，如不能提供则可以认定这个交易完全由索锐来自行完成。中融信托违反信托合同第3条的规定系违反约定义务。信托合同第7条第2款2-1项，该条款中明确规定受托人在未接到委托人投资建议时不得行使受托人指令进行交易。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中融信托需完全依照委托人的所谓投资建议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实际上委托人自己处理信托资产、股票交易，而受托人没有任何履行管理信托财产的义务，从根本上违背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委托人投资建议不能免除受托人的法定义务，中融信托作为格式条款合同的提供者，其减轻或者免除责任条款是无效的。中融信托作为未尽审慎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融信托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已经建立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试，向消费者告知产品的收益和主要风险等因素的相关证据，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华融证券针对中融信托的上诉请求未发表答辩意见。索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融证券、中融信托共同赔偿索锐损失（含华融证券、中融信托收取的报酬）合计人民币3975380．72元（其中华融金稳盈一号第37期1552783．77元、华融金稳盈一号第38期2422596．95元）以及该笔资金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华融证券、中融信托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信托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订立及主要内容2015年4月16日，索锐（一般委托人、一般受益人）与中融信托（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第37期（编号为2014201004005001）及补充合同，合同存续期间为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止；2015年6月1日，索锐与中融信托再次订立《信托合同》第38期（编号同上）及补充合同，合同存续期间为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3日止。前述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全体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分期认购信托单位并支付信托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的规定将信托资金加以运用，投资于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并以第37期全部信托财产（人民币300万元）、第38期全部信托财产（人民币500万元）为基础资产，作出优先受益权、中间受益权（或有）和一般受益权的受益权结构化安排，为委托人（受益人）提供不同类别的投资工具。信托计划的保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服务商为华融证券。(二)投资管理方式为受托人为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财产分别设计子账户记录该期信托财产的投资运作过程和结果。各期信托财产的运用均采取委托人投资建议和受托人指令相结合的方式。（三）受托人可以分期发行信托单位，信托单位按照发行时间顺序命名为第1期信托单位、第2期信托单位．．．，第i期信托单位，受托人有权对i值进行调整。第i期的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分为第i期优先受益权、第i期中间受益权（或有）和第i期一般受益权三种类别。受托人仅以扣除第i期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为限向该期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除在满足信托文件规定的条件下向该期一般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外，全体第i期优先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未得到足额分配之前，不得向第i期一般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四）信托管理费的计算：第一部分信托管理费=第i期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费率M1*第一部分信托管理费核算日（含）起至下一个第一部分信托管理费核算日（不含）之间的天数/365。费率由《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具体规定。保管费的计算：每日应计提的第i期保管费=计提日存续的第i期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第i期保管费年费率/365。保管费年费率由《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具体规定。第i期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第i期保管费计算至第i期信托单位提前注销日。（五）信托合同的附件《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约定如下主要内容：索锐认购本合同信托计划项下第37期、第38期一般信托单位分别为300万份、500万份，认购资金分别为300万元、500万元。索锐认购的信托单位资金配比类型为C类，即一般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比例为1:2，信托单位预警线0．9元、止损线0．85元。无论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位因何种原因终止，索锐拥有的一般受益权的信托利益为该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37期、第38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第37期信托单位保管费年费率为0．2%，固定信托管理费年费率M1为0．8%。第38期信托单位保管费年费率为0．2%，固定信托管理费年费率M1为0．8%。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信托管理费及保管费计算至信托单位正常注销日，按照实际存续天数计算。该附件另规定了该期信托单位的投资限制事项。二、信托合同的履行和提前终止2015年4月16日以及2015年6月1日，索锐按照信托合同第37期和第38期的约定分别支付其认购信托资金款项300万元和500万元。中融信托开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中融恒生交易系统为涉案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位在信托专用证券账户项下开设子账户，信托合同项下每期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投资运作管理。中融信托称，索锐通过该子账户发出证券买卖的投资建议，中融信托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系统自动对索锐发出的投资建议进行审核，对于不违反合同及法律相关规定的投资建议，该交易系统审核通过后执行。索锐称，其实际控制该子账户，自行控制该期信托资金进行证券买卖，交易系统自动执行索锐的交易指令。中融信托所述索锐仅提出投资建议的主张与索锐自述不符，因索锐未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中融信托从未给出过交易指令而是索锐一方的自由操作，故索锐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015年4月16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其中第四项明确要求证券公司不得为场外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2015年7月12日，中国证监会于官网上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19号公告），19号公告载明证券公司应当严格审查交易账户及交易操作的合规性，严禁账户持有人通过证券账户下设子账户等方式违规进行证券交易。2015年8月31日，中国证监会内部下发至各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载明清理整顿工作的重点是违规接入的以恒生HOMS系统为代表的具有分仓交易功能的信息技术系统且清理整顿工作原则上应于9月30日前完成。2015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于官网上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明确需清理的信托产品类型并要求各证监局督促证券公司积极做好与客户的沟通、协调工作，不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而应与客户协商采取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同一天，华融证券向中融信托发出《关于清理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提示函》（以下简称《提示函》），《提示函》载明华融证券根据近期监管要求决定于9月25日闭市后终止数据端口对接服务。2015年9月22日16点03分，中融信托以邮件的形式告知索锐关于中国证监会内部下发《通知》和华融证券《提示函》的内容。2015年9月23日15点05分，中融信托又一次以邮件的形式发给索锐《提前终止申请》模板并将信托报酬计提至2015年9月21日。同一天，索锐签字确认《提前终止申请》。根据《中融退款数据》显示，涉案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元于2015年9月21日终止，截至2015年9月21日，第37期信托单元清退金额为144．721623万元，第38期信托单元清退金额为257．740305万元，共清退402．461928万元。中融信托自认涉案第37期于2015年5月18日收取信托管理费48131．51元，2015年12月31日退回28274．64元；涉案第38期于2015年8月7日收取信托管理费80219．18元，退回56329．26元；涉案第37期、第38期最终累计收取信托管理费43746．79元。一审法院认为：营业信托纠纷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因营业信托关系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华融证券并未案涉营业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驳回索锐对华融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索锐与中融信托之间签订的信托合同的合同效力以及后果。一、信托合同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前述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账户实名制及不得出借的规定。证券账户实名制是实现资本市场穿透式监管必要前提，是监管部门实施信息披露、市场监控、稽查执法等监管机制的重要依托，出借证券账户会给现有的监管机制造成阻碍，减损监管效能，不利于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处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本案涉及的交易形式为，中融信托为涉案信托计划申请设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恒生资管系统在该证券账户下设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期信托单元的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管理运作，每个子账户均设置相应的警戒线和止损线，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统一汇总到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向证券公司发出，每期信托单元的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一般受益人，承担不同风险。市场上一般称该种结构化证券信托产品为伞形信托。信托合同关于该种交易模式的约定，一审法院论述如下：第一，关于索锐作为一般委托人通过子账户作出“交易指令”的性质。从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形上看，各个子账户证券买卖交易均依照索锐的作出的交易指令，虽然中融信托在交易系统设置了对索锐作出的指令的负面审查清单，但是该设置是基于，中融信托设立的信托计划投资范围是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于信托计划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持有比例、对敲交易等作出了相关规制，中融信托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在信托合同约定了投资限制，并在交易系统设置负面清单其实质在于防止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依据各期信托单位的证券投资指令所作出的证券交易产生违规风险。而且中融信托在交易系统仅设置前述证券交易的负面清单仅对一般委托人作出的交易指令进行审查，并非自主作出交易决策，该设置不构成中融信托公司所称的其自主决定子账户项下信托资金的运作。此外，信托合同虽然约定中融信托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但是该约定实质在于中融信托通过该约定控制各期信托单元的资金风险，其目的亦不在于实际运作各期信托资金。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索锐实质上在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条件范围内自主决定子账户信托资金的投资决策。第二，本案伞形信托关于母子账户的账户设置，导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只能显示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运行情况，无法穿透显示子账户的运作情形。涉案信托计划项下每期信托单元的一般委托人均利用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实质上构成不同的一般委托人以信托专用账户名义进行证券交易，由此导致相关监管部门无法了解实际进行证券交易的子账户主体的具体情形，无法进行有效监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第三，关于中融信托所称其监管部门从未否定过伞形信托的效力，因此涉案信托计划合法有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其对涉案信托计划作出的结构化受益权安排、各期信托单元的伞形结构安排均不持异议。虽然信托合同订立及履行时，信托公司的监管部门为原中国银监会，但是既然信托公司安排该信托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该信托计划在证券市场的交易结构及投资行为亦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该证券交易行为亦应当收到证券市场相关监管主体的监管。本案涉及的信托合同关于证券投资交易模式的约定，实质上系中融信托出借其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其设计的证券交易形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的规定，从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信托合同无效。二、信托合同无效的后果案涉信托财产经过实际的投资运作，损失人民币397．538072万元，由原始的人民币800万元减损至人民币402．461928万元。投资人的收益根据其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匹配，愿意承担较小风险的优先受益人仅获得固定的收益，愿意承担较大风险的一般受益人是实际的投资决策方，而索锐为一般受益人，其获得扣除优先级收益后剩余信托财产，同时也承担较大的风险。投资收益与损失是在长期的市场反复博弈中形成的较为稳定和公允的均衡模式，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索锐作为成熟的投资者，对该风险安排的后果应当有确定的预期。关于信托资金发生的投资亏损，系索锐自行投资决策导致，应当由索锐负担。故索锐主张中融信托返还投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融信托收取的信托管理费，一审法院认为，信托管理费系信托公司因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收取的受托人报酬，一般依据合同约定产生。本案中，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收取的信托管理费无合同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关于该部分资金的利息，因索锐并非具有资金放贷资质的机构，其提出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其利息应当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之规定，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判决：一、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索锐43746．7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43746．79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索锐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证据及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营业信托纠纷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因营业信托关系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华融证券不属于涉案信托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据此驳回索锐对华融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索锐上诉要求华融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信托合同的效力及后果如何认定。一、关于涉案信托合同的效力根据信托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模式为，中融信托通过恒生资管系统在涉案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下再设立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个子账户均设置独立的警戒线和止损线，每期信托单元的信托资金通过子账户进行管理运作，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统一汇总到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向证券公司发出，该认定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在上述交易模式中，一般受益人实际控制子账户、自主决定子账户项下信托资金的运作。而中融信托仅按照负面清单对一般受益人作出的交易指令进行违规和违约审查，并非自主作出交易决策。同时，涉案信托计划的母子账户设置模式将导致其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只以母账户的形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结算系统进行结算。这一账户设置模式最终导致，涉案信托计划项下不同的一般受益人将以同一账户进行证券交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故中融信托关于涉案证券账户不违反实名制规定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结合涉案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和附件《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的约定：“索锐认购本合同信托计划项下第37期、第38期一般信托单位分别为300万份、500万份，认购资金分别为300万元、500万元。索锐认购的信托单位资金配比类型为C类，即一般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比例为1:2，……无论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位因何种原因终止，索锐拥有的一般受益权的信托利益为该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37期、第38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信托为伞形信托，并无不当。2015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上，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其中第四项明确要求证券公司不得为场外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证监会亦于2015年4月22日发布《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该文明确“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在此强监管背景下，索锐与中融信托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及2015年6月1日订立涉案信托合同，不仅交易形式的设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的规定，而且伞形信托有增加金融风险、破坏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证券市场不特定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信托合同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中融信托关于涉案信托计划合法合规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二、涉案信托合同无效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索锐为成熟的投资者，中融信托亦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双方均应知晓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证券投资市场具备充分的风险投资意识。关于信托资金发生的投资亏损，如前所述，索锐实际控制信托资金账户、自主决定信托资金账户项下资金的运作，且索锐与中融信托在信托合同中对于信托计划的风险及收益已经进行安排，索锐手抄条款亦表明其对于该风险安排的后果有确定的预期，故不应当再行调整，索锐自行决策导致的损失应当由索锐负担。关于信托管理费，因涉案信托合同无效，索锐当然不应当支付相应报酬，已经支付的报酬中融信托应当返还。故一审法院认定中融信托返还信托管理费及利息，索锐自担投资运作产生的损失，并无不当。综上，索锐、中融信托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39498元，由索锐负担38604元（已交纳），由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894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尚 飘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