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5民初4081号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注册地址）天津市河北区进步道37-39号及民生路48-50号一层至三层，实际经营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38号中国人寿金融中心29层。负责人：巩建，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晓娜，天津泽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建国，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与被告朱建国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晓娜、被告朱建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282390.29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4000元、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冬季取暖补贴335元；针对被告在仲裁阶段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亦请求贵院判决原告无须支付给被告。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的津劳人仲裁字［2019］第162-2号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确实系原告处员工，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为1年，被告各种仲裁请求已经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且原告已经依法支付被告工资、防暑降温费和冬季取暖补贴，不存在差额、无需另行支付；但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却裁决原告承担相应责任，该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为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朱建国辩称：1．被告自2014年3月入职，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职位是总经理助理，按照《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规定，总经理助理属于经营单位班子成员，职务工资是根据经营单位班子成员职务来确定的，作为班子成员，不考核个人业绩，只对经营单位整体达成负责；2．自2014年7月至2019年2月原告单方面对被告在既无书面形式，又无口头告知情况下，降薪7次，降职。在此期间，被告曾多次向部门主管领导、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反映，降职、降薪原因及本人劳动合同，均未得到答复，直至2019年3月17日被告以EMS形式邮寄《个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在此期间，也就是2019年2月28日原告内部私自单方面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退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分区花名册》上签章确认了，被告并不知晓。综上所述，原告已严重违反《劳动法》中相关规定，理应对被告履行相关的经济赔偿；3．原告对于《司法解释（四）》第11条规定中的内容有断章取义之嫌，该条款最引人关注的内容就是“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不予支持”，如此规定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通过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认定变更劳动合同有效，是否需要考量变更劳动合同的理由？众所周知，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是法定的，不允许当事人事先自由约定，只有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变更劳动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有（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2）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用人单位可以另行安排适当岗位；（3）劳动者不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可以调整工作岗位。以上法律法规，对于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都有明确、严格的规定，在适用过程中不完备或者事实不充分，变更行为都会被认定无效，但其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较为特殊，以此为由变更劳动合同不必审查变更劳动合同的具体原因，也最灵活，正因为灵活性，对协商变更的形式应当加以限制，因此《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采用书面形式，在用人单位与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可以使劳动者掌握一定的主动权，避免用人单位将协商变更作为“口袋条款”滥用，是对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一种保护；4．被告并非法律界专业人士，只是一名普通平凡的劳动者，只是想通过合法途径，保护好本应得到正当的合法劳动报酬。被告在劳动仲裁中和此次诉讼中，一贯是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将事实经过如实陈述，尊重仲裁结果，也尊重法院的判决，被告坚信公平、正义可以迟到，但从未缺席。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4年2月7日入职原告处，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止，约定在乙方（被告）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按甲方（原告）现行工资制度确定乙方的工资，并保证不低于当地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双方续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原告提交的工资表显示，被告入职时的月工资标准为岗位工资5500元、通讯补贴600元、交通补贴2400元、误餐补贴300元，原告后将被告的岗位工资自2014年7月调整为3302.42元，2017年2月调整为2421.07元，2017年6月调整为1848.74元，2018年1月调整为1600元，2018年4月调整为1702.65元，2018年5月调整为2000.84元，2018年6月调整为2165.74元，2018年7月调整为1600元，2019年2月调整为600元；通讯补贴自2017年2月调整为200元，2017年6月调整为100元，自2018年1月起未再发放；交通补贴自2014年7月调整为600元，2017年2月调整为400元，2017年6月调整为300元，自2018年1月起未再发放；误餐补贴2014年4月发放了220元，2014年11月、12月、2015年2月、4月各发放了240元，2015年1月发放了280元，自2018年1月起未再发放。合同中虽未注明被告的工作岗位，原告主张被告2014年3月--2014年6月任总经理助理，2014年7月--2017年1月任主管，2017年2月--2017年5月任主办，2017年6月起任经办。对此，原告提供了“免去朱建国第一支公司主管的职务”公司文件（国寿财险津干【2017】4号），且根据双方订立的合同第四条“甲方可根据经营战略调整、组织架构调整、业务发展需要和乙方的绩效考核结果等，调整乙方的岗位，乙方应服从甲方的调整，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完成甲方指派的工作内容。”被告朱建国主张自己一直任总经理助理，是班子成员。原告主张通讯补贴、交通补贴、误餐补贴均属于公司福利，根据经营状况决定支付情况，故有调整属于正常，自2018年1月起这些项目有取消的，这是原告的自主调整权，岗位工资是对应完成销售业务情况而定，但原告对于其上述主张除提供免朱建国主管的证据外，对其他调岗降薪的正当合理性未提供书面证据予以证明。经核算，被告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存在工资差额156374.90元。经查，被告于2019年3月18日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为“你司在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无故长期扣发本人劳动报酬，这已严重伤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故本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之规定，通知你司于2019年3月18日正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依法支付本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补发克扣的劳动报酬”。另查，原告提交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退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分区花名册》记载：经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原告提供的朱建国2014年3月至2019年2月工资发放清单显示，朱建国2018年7月工资发放表中补发672元，同时，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补发栏为2018年防暑降温费。原告已支付被告2018年度的防暑降温费672元，未支付2018年度的冬季取暖补贴。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973.89元。被告朱建国于2019年3月20日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9］第162-2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282390.29元；二、被申请人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4000元；三、被申请人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2018年度的防暑降温费672元及冬季取暖补贴335元。并分别向原被告送达。原告不服上述裁决，于2019年5月30日以诉称理由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庭审质证并且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对于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无须支付被告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282390.29元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结合本院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除了有任免朱建国主管的相关证据外，对被告其他职位的任免、调整，原告未能提供书面证据。对于任总经理助理岗位双方无异议，结合原告提供的工资表，本院认定被告2014年3月--2017年2月应享受总经理助理的工资，2017年3月--2019年2月应享受主办的工资。原告未就降低被告其他劳动报酬及变更工资结构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对被告劳动报酬及工资结构的调整是对应被告完成销售业务情况及公司经营状况而定，但亦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实，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结合查明事实，被告主张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存在工资差额156374.9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4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本案被告以原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结合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工作年限及仲裁请求，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4869.45元。对于原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4000元的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无须支付被告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冬季取暖补贴335元的诉讼请求，结合在案证据，原告已支付被告2018年度的暑降温费672元，未支付2018年度的冬季取暖补贴。依据《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08］17号）的相关规定，截至2019年3月18日，原告应当支付被告2018年度冬季取暖补贴335元。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无须支付被告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无须支付被告2018年冬季取暖补贴335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08］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支付被告朱建国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156374.90元；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支付被告朱建国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4869.45元；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支付被告朱建国2018年度冬季取暖补贴335元；四、驳回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光乃审 判 员  崔 伟人民陪审员  张英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章雅婵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