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34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士生，男，197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现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健，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成琦，男，199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建，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士生因与被上诉人冯成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5民初3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士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健、被上诉人冯成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士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豫1525民初3411号判决书，发回重申或依法改判；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该猪场处置决议无效。2014年上诉人因刑事犯罪羁押于固始县看守所，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伙同张玉林、张亚非多次预谋后，为侵吞我“中陈养猪场”，多次由律师邓波、张亚非多次到看守所让我签订猪场处置协议，均被我拒绝。律师邓波和张玉林到看守所对我进行威胁，声称：“有大老板来收购你的猪场，猪场可卖300多万元，快签、快签。”隐瞒了我购买猪场的被上诉人，由于我不认字，又来自于看守所相关人员的压力，当时在空白处置协议上签了我的名字（见固始县公安局刑警大队2018年3月1日对张玉林的讯问笔录，该笔录清楚地反映出生猪为600多头，其中母猪200多头，其价值远远大于30万元。和2014年9月16日对律师邓波的讯问笔录证实，该处置协议为空白协议，前几次我拒绝后由政法委副书记张玉林亲自到看守所给张士生施加压力后签署）。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发回重申或者改判。一审法院认定我欠被上诉人59万元，猪场处置协议是律师邓波带入看守所，由张士生签名，处置协议的购猪款由被上诉人从上诉人欠款59万元中扣除错误。1、我欠被上诉人59万元不错，该款已与兴隆食品有限公司转让股权相抵销，即上海的供货渠道及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我在羁押期间已通过律师签售于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的登报股份转让的声明可证实，所以说该59万元的债务与兴隆食品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相抵销，即债已抵销已消灭。2、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签订的合同无效，该猪场上诉人投资500多万元，当时的生猪700多头，其中母猪200多头，小猪500多头，价值100多万元，而被上诉人利用我在羁押期间和张玉林串通，利用律师邓波进出看守所期间，伙同张玉林对我实施压力所签订的一份空白协议，该协议不是我真实意思表示，且显失公平。二审法院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定该协议无效。需要说明的是，张玉林进看守所后，说该猪场卖可卖300多万元，有大老板购买，请法庭注意的是，合同第二条是一个混合模糊性条款，即经过评估商量后处置。结合本案事实，请求法庭依法认定该协议无效。三、一审法院以该生猪的价格是双方协商同意的结果和时隔多年生猪已不存在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张士生的家属在生猪夜里被拉走后，当时选择报警和上诉人张士生刑满释放后，向相关部门反映，充分地说明该协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冯成琦辩称：一、上诉人诉称的该“猪场处置决议”无效，是完全错误的。1、该协议是在双方清楚明白、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没有任何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原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恶意串通的事实。2、上诉人诉称：“律师邓波和张玉林到看守所对我进行威胁”的说法是一面之词，没有证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常理，①律师邓波是上诉人花钱聘请的刑事辩护律师，与上诉人客观上有利害关系，按常理没有理由恶意损害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审中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律师威胁、隐瞒自己的事实，纯属一面之词。②张玉林政法委副书记，答辩人是在上诉人被关押后，才刚刚认识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书记，只听说是上诉人的哥，与上诉人关系密切，帮上诉人处理有关事务，与上诉人关系亲密，答辩人仅和其见过几次面，按常理张玉林也没有理由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至于上诉人说的“张玉林亲自到看守所给自己施加压力”不知是否有证据，按法律常理，张玉林应该见不到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故上诉人的言辞，让人无法理解，原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故其说辞不能成立。③答辩人交给上诉人聘请的刑辩律师的《猪场处置协议》，是答辩人已经当时按上诉人的要求签过名，并注明所有生猪价格26万元的完整决议，但在上诉人签名时认为价格低了，改成了30万元的价格，该事实说明了当时交给其刑辩律师的并非空白的协议。上诉人说其刑辩律师邓波的笔录可以说明协议内容是空白的，不是事实。相反，显然不是事实，却证明了律师在维护上诉人（××）的利益而作出作有利于上诉人的陈述，从上诉状中不难看到，上诉人前面说律师威胁他与后面又说律师维护他的说法，前后矛盾，不是事实，贵院不应采信。④关于生猪数量，假如张玉林真是政法委副书记，但其既没有参与养殖，也没有参与管理，对于生猪多少头，黑猪多少头，产子老母猪多少头，后背小母猪多少头及小白猪，小仔猪多少头的说法不真实，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说假如《猪场处置决议》签名处当时是空白的，但决议的内容，条款是清楚明白的，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又是法人，不可能不知道签名认可后的结果。故依据上述四点，上诉人关于决议无效的说法不能成立，不是事实。二、上诉人称的59万欠款已和股权抵清，是错误的。1、股份转让协议只是双方的意向，答辩人没有在合同上签名认可，双方的协议根本没有成立，也没有转让的事实，答辩人也没有获得任何利益。2、答辩人因证件丢失而登报声明，不是股份转让的声明，上诉人偷换概念，是错误的说法。3、上诉人诉称：“合同第2条是一个混合模糊性条款”是错误地认为和理解，该第2条内容是“待猪场固定资产评估完成后，甲乙双方以评估价格作为参考，经过协商确定猪场固定资产的具体价格，待乙方确定购买后，乙方按协商后的价格列出还款计划。”该条款清晰、明白，没有任何歧义。原审答辩状中已详细阐述，在此不再重复，依据上述3点，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故抵销之说，不是事实。三、上诉人诉称：“在生猪被拉走后，其家属报警。”的行为和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安机关接受上诉人的报警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最终认定不是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合法行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充分证实了决议之合法，有效。否则，公安机关不会对公然拉走价值2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不予立案，不作处理。四、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本案均不符合，原审判决的认定是正确的。最后一点，上诉人至今仍欠答辩人的29万元的债务未还，答辩人已准备起诉。张士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4年9月2日签订的《猪场处置决议》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生猪723头（大母猪120头、小母猪41头、小白猪388头、小黑猪194头）。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原告张士生在固始县杨集乡××村霸王××村民组投资固始县中陈养猪厂，期间向被告冯成琦借款50万元，并约定利息。双方于2014年4月经固始县公证处公证，原告张士生下欠被告冯成琦借款59万元，并同意分期分批支付。2014年7月，原告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于固始县看守所，因暂无能力对猪场进行继续投资经营，委托案外人张玉林将猪场对外处置，2014年9月2日原告刑事辩护律师邓波将《猪场处置决议》带入固始县看守所交由原告张士生签字，协议条款内容如下：“一、甲方将猪场所有生猪卖给乙方，生猪价格30万，购猪所用款项由甲方所欠乙方借款中扣除。二、待猪场固定资产评估完成后，甲乙双方以评估价格作为参考，经过协商确定猪场固定资产的具体价格，待乙方确定购买后，乙方按协商后的价格列出还款计划。三、评估基准日定为2014年8月26日。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人：甲方：固始中陈养猪场法定代表人张士生签名乙方：冯成琦签名2014年9月2日。”2014年9月5日晚，被告冯成琦及其父亲冯建顺将猪厂生猪拉走出售，后原告亲属向杨集乡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鉴于上述双方的实际情况，未予处理。原告张士生刑满释放后，于2018年2月14日向固始县公安局控告冯成琦、冯建顺以诈骗方式获取其生猪，且冯成琦将其家中电视、洗衣机等物品盗走。2018年7月9日固始县公安局依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张士生称原、被告之间经公证的债务因转让固始县兴隆食品公司的股份及上海易初莲花超市的供货权，已全部抵销。被告冯成琦不予认可，原告张士生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猪场处置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协议内容具体、明确，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期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以“生猪价格过低、猪场未处置、被告等人恶意串通欺骗其签订空白合同”等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告张士生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猪场处置决议》中约定生猪出让价格为30万元，是对猪场所有生猪的出让，虽未注明生猪具体头数及斤重等数据，但价款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事隔多年，生猪早已被处置，原告要求返还723头生猪无事实依据，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原告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依据，对此辩解，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士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张士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士生提交了三组证据：2019年8月7日张亚飞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用花生厂的股权抵偿欠冯成琦的债权59万；2012年12月4日张士生出具的借条，拟证明债权债务已经清偿；邓如佩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上诉人羁押期间被上诉人把上诉人的猪拉走了。冯成琦质证称：张亚飞的证明和本案无关，对真实性有异议，上面只是说的花生厂的内容，假使是真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花生厂的股权转让事实已经成立；借条证明张士生欠被上诉人59万的事实，由于当时对借条不放心双方去公证处做了公证，作出了公证书，借条应该销毁，我们拿的公证书证明了欠我们59万的事实，在原审中相关证据已经提交；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邓如佩的身份有异议，没有出示邓如佩的有关身份证明，对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邓波是上诉人刑事辩护律师和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即便是一个空白的协议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证明不了猪场的处置协议是无效的，被调查人说的处置协议是空白的，不知道哪里空白，这不是空白协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2019年8月7日张亚飞出具的证明与一审期间的2019年4月22日张亚飞出具的证明材料内容基本相同，不属于新证据，且其不能证明张士生已用花生厂的股权抵偿欠冯成琦的59万，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借条原件虽在张士生处，但因其已经过公证，仅凭持有借条原件不能证明债权债务已经清偿，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调查笔录系张士生申请的证人的陈述，其申请的是邓波，身份证载明的是邓如佩、笔录上签的也是邓如佩，张士生称邓如佩就是邓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邓如佩的陈述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猪拉走，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猪场处置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期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张士生称，张玉林、张亚非多次预谋，邓波、张玉林通过到看守所进行威胁、隐瞒，张玉林施加压力等方式使其签订的《猪场处置协议》，该协议无效。经查，原审中张亚非的《证明材料》和固始县公安局对张亚非的《询问笔录》显示，张士生和冯成琦的父亲冯建顺协商转让花生厂，未涉及本案处置猪场。二证据和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声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固始县兴隆食品有限公司登记信息亦不能证明张士生已清偿所欠冯成琦借款。原审中固始县公安局于2014年9月16日作的《询问笔录》中邓波陈述，张士生认为合同上原来28万太少，不同意，后来改成30万，其没说啥，要求将猪场价格评高一点，签了协议；固始县公安局于2018年2月24日作的《询问笔录》中邓波陈述，邓波将《猪场处置协议》念给张士生听，其听后没意见签字；邓波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显示，张士生看完同意后签字。邓波的《询问笔录》和《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张士生知道《猪场处置协议》的内容且自愿签字。固始县公安局于2018年3月1日作的《询问笔录》中张玉林陈述，张士生被刑拘后，其母亲在猪场照应，其母亲因没有钱买饲料给张玉林打电话，张玉林联系将猪卖给冯成琦父子是想让猪有人管，以免饿死，损失更大。张玉林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张玉林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张玉林在《询问笔录》亦陈述，冯成琦父子讲，如果张士生知道猪场是卖给他们，张士生是不会同意的，张玉林没有将买主是谁告诉张士生，张士生签《猪场处置协议》时乙方签名处为空白；邓波在《询问笔录》和《证明材料》中亦陈述张士生签《猪场处置协议》时乙方签名处为空白。结合张士生未清偿所欠冯成琦借款的事实，上述陈述与《猪场处置协议》中“一、甲方将猪场所有生猪卖给乙方，生猪价格30万，购猪所用款项由甲方所欠乙方借款中扣除。”相矛盾，故张士生称其签《猪场处置协议》时乙方签名处为空白、如果知道是冯成琦父子买猪场将不卖的理由不成立。综上，《猪场处置协议》系由双方当事人自愿签字认可，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称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欠被上诉人的59万元已因将兴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而抵销，猪被拉走后上诉人家属报警和上诉人后来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些可以证明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显示公平，协议中的第二条是混合模糊性条款。经查，上诉人提交的《声明》系因证件丢失登报声明而非股权转让声明，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固始县兴隆食品有限公司登记信息亦不能证明股权转让，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欠债务已抵销。协议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前文已论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协议显示公平。另外，协议中的第二条规定“二、待猪场固定资产评估完成后，甲乙双方以评估价格作为参考，经过协商确定猪场固定资产的具体价格，待乙方确定购买后，乙方按协商后的价格列出还款计划。”根据该条的规定，其不是要求与第一条一起履行，上诉人关于此条款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张士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士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洪审判员 芦 倩审判员 韩 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