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90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慧棠，女，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丽丽，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春，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旭峰，男，196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香港辉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金钟道**统一中心****。法定代表人：梁玉尧，职务董事。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慧棠因与被上诉人湛旭峰、香港辉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辉煌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39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慧棠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决确认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于2002年1月28日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3.判决香港辉煌公司协助将坐落于广州市东山区恤孤院路9号的房产过户至苏慧棠与湛旭峰名下；4.判令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忽略上诉人提供的各项证据，遗漏重要案件事实，未结合当时的时间背景判定被上诉人湛旭峰炮制涉案交易的性质和目的，导致错误判决。1.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湛旭峰炮制涉案交易时的婚外情背景及事实进行查明，导致对涉案交易目的判断有误。2.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及证人丘某的证言等多份证据显示被上诉人香港辉煌公司的股东情况、公司管理等均与被上诉人湛旭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证明涉案交易为被上诉人湛旭峰与其亲属串通的虚假交易、被上诉人湛旭峰为香港辉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一审判决直接忽视上述情况，直接导致涉案交易定性不清、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涉案房屋控制权归属，且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涉案交易知情的情况下，仅以双方当时为夫妻关系推断上诉人知晓涉案交易，又以上诉人在法律知识缺乏情况下书写的离婚诉状为由推断上诉人认可涉案交易，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4.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14-15两份离婚判决书，被上诉人湛旭峰一审证据2离婚案件一审庭审笔录、证据14离婚案卷宗均证明上诉人自始至终是主张涉案房屋的产权、认为应在离婚案件中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一审判决却未提及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及庭审笔录中的任何内容以用于认定相关案件事实，而一直抓住上诉人因未聘请律师自行书写的意思模糊的离婚诉状内容断章取义而认定上诉人是追索涉案房屋的价款而非产权，进而认定上诉人对涉案交易进行了追认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上述重要的证据内容漠视不理直接导致对上诉人是否追认涉案交易这一事实未能查明、从而错误裁判。5.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在一审中对于合同价款是否支付的举证不能及陈述的支付细节的种种矛盾都可以判定涉案交易购房款并未实际支付，涉案交易为虚假交易，一审法院却对重要事实模糊处理，导致案件关键事实未能查明。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适用错误。（1）关于“恶意串通”：本案中从当时交易的背景、交易的主体、交易的过程这些根据案件书面证据显示的内容来看，从证人丘某证言中提及关于被上诉人湛旭峰炮制涉案交易的目的来看，被上诉人香港辉煌公司是被上诉人湛旭峰及其亲属（即香港辉煌公司股东湛某、梁玉尧）串通之后注册成立的，涉案交易是被上诉人湛旭峰及湛某串通促成的；（2）关于权益受到损害：综合整个交易结果及现状来看，两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已经支付或收到了房价款，仅有的证据就是湛旭峰自行书写的证据，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根据本案证据，香港辉煌公司的名义股东为湛旭峰的亲属，涉案房产及香港辉煌公司一直在湛旭峰的控制之下，那么涉案交易的最终获益人为湛旭峰及其亲属，上诉人的利益受到了完全的损害。（3）关于“知情”：本案中，首先，两被上诉人无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对涉案交易是知情的、更无法证明上诉人对交易的目的和结果是知情的。其次，湛旭峰主动要求的笔迹鉴定结果却直接证明了上诉人当时是不在交易现场的且未书写任何文件，与证人丘某所述上诉人不在交易现场的证言相符，两被上诉人是虚假陈述。即使不能完全证明上诉人不知情但至少也能证明上诉人当时对涉案交易是否存在可能不知情。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当时对涉案交易的存在是知晓的，但是其并不知晓交易的真是目的是湛旭峰为了转移共同财产、更不知晓交易会损害其利益，故未对涉案交易以诉讼等公开方式提出异议。上诉人真正知晓其权益受到损害应该是双方离婚案件诉讼判决之后，此时其已无法通过夫妻财产分割的方式获得利益。故上诉人是否知晓、何时知晓涉案交易存在并不影响涉案交易的性质和最终结果，也不能抹杀湛旭峰与其亲属的恶意串通行为，也不能抗辩上诉人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法证明己方不知情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追认权的适用错误，未考虑权利行使期间。从整个离婚案的庭审笔录、判决书内容来看，上诉人一直坚持涉案房产所有权未发生过变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上诉人从未追认过涉案合同。即使一审法院套用追认的说法，上诉人在离婚诉讼中的模糊的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发生追认涉案交易的法律效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当属于无效合同，故不适用于效力待定合同的追认范畴。3.一审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房屋于1993年已被确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涉案房屋应当受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关于涉案房屋的出售应当遵循文物保护法的规定。（2）涉案房屋在2000年11月30日由湛旭峰通过拍卖竞买获得，成为私人所有的文物（文物保护单位），故湛旭峰处置涉案房产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涉案房屋作为文物是严禁出售给外国人的。（3）被上诉人香港辉煌公司为香港注册的公司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外国人”，属于文物保护法严禁出售的对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该合同同样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湛旭峰于二审答辩称：一、涉案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一）苏慧棠对涉案交易知情且同意；（二）苏慧棠在知道涉案合同及结果后，并无提出异议；（三）涉案合同所约定的房产转让价款为当时正常的市场价，单就涉案合同来说，对苏慧棠不产生任何权利损害。二、涉案物业在转让时，是湛旭峰和苏慧棠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对于涉案交易来说，苏慧棠属于一方当事人而非“第三人”如果套用苏慧棠关于“对涉案合同不知情”的说法，对涉案合同应适用“无权处分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的规定，即使苏慧棠认为湛旭峰在涉案交易是对涉案房产没有完整的处分权，也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二）事实上，苏慧棠也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以及涉案房产过户的结果进行了追认。第一，苏慧棠自认在2002年对涉案合同知情的情况下，在近十四年的时间内都未对合同的效力提出过任何异议，可见苏慧棠对涉案合同的认可。第二，苏慧棠在2009年离婚诉讼的二审过程中，曾有过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以及涉案房产转移的结果予以确认的表述，其要求追索的，是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收房款，这与本案的主张完全是南辕北辙；第三，根据湛旭峰二审提交的证据显示，苏慧棠曾于2008年5月向湛某发电子邮件询问涉案房产出租的相关事宜，这不仅能够证明苏慧棠已认可涉案合同的效力以及涉案房产转移的结果，还能证明苏慧棠关于“其一直误以为仍以业主的身份控制和管理涉案房产”的陈述纯属谎言。三、香港辉煌公司已在涉案合同签订后向湛旭峰和苏慧棠支付了全部交易款项。而且，交易款项是否支付的问题属于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债务问题，与合同效力无关，故不应在本案中审理。四、苏慧棠称湛旭峰是香港辉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任何依据。五、涉案合同并未违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一）涉案房屋交易是经过房管部门全面审查后才办理交易、过户登记手续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二）我国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第二章所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在2002年被修改为“不可移动文物”，第五章所规定的“私人收藏文物”在2002年修改为“民间收藏文物”，二者并无交集。结合本案，涉案房产于1993年被政府定性为“文物保护单位”，故此只受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第二章所调整，该章节中，并无禁止转让给外国人的相关规定。（三）如前所述，苏慧棠称涉案物业应适用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纯属偷换概念。被上诉人香港辉煌公司于二审答辩称：对于湛旭峰是否香港辉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问题。第一，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湛旭峰是香港辉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二，香港辉煌公司是香港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的问题，应当适用香港的法律处进行认定。国内的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因此不应该在本案中审理。苏慧棠向一审法院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于2002年1月28日签订的《广州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香港辉煌公司将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9号的房屋过户至苏慧棠及湛旭峰名下。事实和理由：苏慧棠与湛旭峰于1993年3月31日登记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湛旭峰于2000年11月通过拍卖的方式以1976100元的价格购买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9号的房产，并于2001年2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将房屋登记在湛旭峰名下，但湛旭峰在未经苏慧棠允许的情况下，于2002年1月28日独自与香港辉煌公司委托自然人丘某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后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在涉案房屋过户后，苏慧棠才了解到相关情况，湛旭峰告诉苏慧棠因涉案房屋当时已被认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为了避免房产被政府征收所以其特意成立香港辉煌公司作为境外公司用以代持涉案房屋，而香港辉煌公司的股东湛旭峰的妹妹湛某和其另一个妹妹湛旭菁的丈夫梁玉尧，上述两人也是代苏慧棠和湛旭峰持有公司股份的，湛旭峰为香港辉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涉案房产的实际产权也没有改变，仍为苏慧棠与湛旭峰共有的产业。苏慧棠信以为真，此后与湛旭峰共同仍以业主的身份控制和管理涉诉房屋。但在2010年苏慧棠与湛旭峰离婚过程中，苏慧棠才意识到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处置涉案房屋的上述行为实际是湛旭峰企图通过虚假交易蓄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湛旭峰在与苏慧棠婚姻关系期间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于2001年8月27日生育非婚生子女，正是由于非婚生子女的出生导致湛旭峰担心事情暴露影响离婚后财产分配，故与其亲属串通将涉案房产转移。湛旭峰的虚假交易行为导致苏慧棠在二人离婚诉讼中无法正常分割涉案房产，苏慧棠合法权益受到极大损害。苏慧棠认为涉案房屋于1993年8月被认定广州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认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香港辉煌公司为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属于法律意义的外国人，是被禁止购买个人私藏文物的。湛旭峰与他人恶意串通、虚假交易，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并在法律明文禁止下将涉诉房屋转移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损害国家和苏慧棠的合法权益且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该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苏慧棠与湛旭峰于1999年3月31日登记结婚。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湛旭峰于2000年11月30日通过拍卖竞得涉诉的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9号房屋，后该房屋登记至湛旭峰名下。香港辉煌公司属于2001年12月7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香港公司注册条例注册的有限公司。根据该公司于2002年1月25日通过的书面决议案记载，公司董事局成员为梁玉尧及英确代理人有限公司，股东为李乃玲、梁玉尧。另，日期为2009年2月19日《公司注册资料证明》记载，香港辉煌公司的现任股东为梁玉尧、湛某。香港辉煌公司于2002年1月25日通过书面决议案，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以港币9586240元向湛旭峰购买广州市恤孤院路9号物业，委托丘某为公司合法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一切买卖上述物业手续，并授权丘某签署买卖合同等一切有关文件和领取产权证。2002年1月28日，湛旭峰（卖方）与香港辉煌公司（买方）的委托代理人丘某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涉诉房屋以港币9586240元的价格出售给香港辉煌公司，签订合同时买方已按房地产交易价20%即港币1917248元作为定金支付给卖方，余额港币7668992元应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房地产过户之日支付给卖方；等。现涉诉房屋已登记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一审庭审中，苏慧棠表示其没有参与涉诉房屋交易过户至香港辉煌公司，其是在办理产权证数月后，在家里发现房产证。苏慧棠表示其曾就房屋出售事宜向湛旭峰提出异议，湛旭峰向其答复称涉诉物业是文物保护单位，为了避免征收及如征收之后能得到赔偿，所以由湛旭峰亲属控制的香港辉煌公司持有物业，并将香港辉煌公司的印章及涉诉房屋产权证原件交由苏慧棠保管，苏慧棠认为产权证仍在自己手里，所以对此没有进行明确的认可和法律上的梳理。为此，苏慧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湛旭峰于2007年5月10日、6月8日、9月14日写给苏慧棠的信件。2.香港辉煌公司的印章原件照片、涉诉房产证原件照片、涉诉房屋的契税、完税证、印花税凭证原件、契税纳税申报表原件。3.香港辉煌公司于2004年10月31日与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签订的《关于终止葵园托管的协议书》，其中甲方香港辉煌公司签署人为湛旭峰签名。4.香港辉煌公司于2006年与案外人就涉诉房屋签订的《借用协议》。5.案外人唐运良于2008年期间出具的收据若干张，其中记载收到苏慧棠支付的自2004年起葵园的相关费用、每月薪金、水费、电费、卫生费、治安管理费等。6.湛某于2002年1月23日致英确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函。7.梁玉尧于2002年1月30日出具的信托声明，声明其在香港辉煌公司名下的9800股并不属于其本人，该股份所有人是湛某，其仅仅是实益拥有人的代理人。8.梁玉尧于2002年1月29日《致香港国内税务部门印花税办公室官员的函》，记载确认香港辉煌公司自2001年12月7日成立以来没有进行任何固定资产、土地资产或投资。9.湛旭峰于2007年7月20日、10月1日、10月20日、2008年4月29日寄送给其母亲及苏慧棠的信件。11.2002年2月7日，湛旭峰（甲方）与案外人李乃玲（乙方）、见证人湛某签订《协议书》，乙方以人民币96000元整通过香港辉煌公司向甲方购买涉诉房屋全栋物业2%产权，一年后如该房地产仍未售出，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原价另加签订协议书之日起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回购该房地产的2%产权等。12.证人丘某的证人证言，其是苏慧棠和湛旭峰的朋友，香港辉煌公司是湛某和妹夫成立的公司，湛旭峰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交易的时候是湛旭峰及其妹妹让其作为香港辉煌公司代理人，到房管局办理手续时候其才参与交易，当天办手续有湛某、湛旭峰和其本人，苏慧棠并没有去。其认为苏慧棠与湛旭峰是夫妻关系，应该清楚买卖情况，过户之后房屋由湛旭峰管理控制。关于房屋价款支付的情况。湛旭峰表示房屋款项已经全部收齐，房款是在香港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的，是苏慧棠直接与湛某进行操作，转账至其和苏慧棠联名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中，但因为交易已经超过七年无法调取交易明细。此外，湛旭峰表示出售房屋的钱一部分用于办理移民，其他款项用于购买晓港路和祈福新村物业及其他投资。香港辉煌公司表示其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因交易已经过去16年，无法提供相关交易记录，并提交湛旭峰于2002年3月6日作出的《履行合同记录》，记载湛旭峰已于同日全额收到买方房价款港币9586240元整，已全部履行合同，房产证移交买方。苏慧棠表示其不清楚也未参与交易，对交易的情况不清楚，且湛旭峰所述房款用途与苏慧棠提交证据相矛盾，移民费用在2001年10月6日已经到了新西兰，并提交：1.苏慧棠与湛旭峰的香港恒生银行联名账户2000年10月月结单，拟证明两人有足够资金能力支付投资移民资金，无须借款；2.两人在香港汇丰银行联名账户2002年度月结单，拟证明该账户在2002年7月16日存款为480966元港币，未显示该账户存在大笔款项转入转出记录，有关购房汇款交易不存在；3.李文彬会计所于2005年10月28日出具收据，收到香港辉煌公司款项。拟证明香港辉煌公司曾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审计账目，涉诉房产作为该公司唯一最大投资，如果交易确有发生，必然有香港转账记录或内部财务记录。湛旭峰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不予确认，苏慧棠没有提交该证据的原件，且该证据上也无恒生银行的盖章。其即使是真实的，里面的相关存款也是湛旭峰与湛某的借款，且该证据仅仅是2000年10月当月的账单不能体现整段时间账户上的资金情况；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苏慧棠与湛旭峰的联名账户有好几个，不仅仅是只有该账户。涉案房款是分散转到苏慧棠与湛旭峰的几个联名账户上；对于证据3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我方无关。香港辉煌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是湛旭峰与苏慧棠的账户，我方无法确认其三性；证据3的三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苏慧棠拟证明的内容。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湛旭峰表示在涉诉房屋交易过户时是苏慧棠主导的，其亦有到场，其中两份《广州市房地产买卖、登记申请表》及《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部分文字内容是苏慧棠书写。苏慧棠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上述文件除落款签名以外的手写字样是湛某书写。为此，苏慧棠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对上述文件手写字体与湛某笔迹进行对比鉴定。湛旭峰亦提出鉴定申请，认为上述文件部分文字是苏慧棠书写。一审法院经摇珠程序确认由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苏慧棠撤回鉴定申请。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粤明鉴[2017]文鉴字第2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上述检材并非苏慧棠书写。苏慧棠质证认为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鉴定书证明苏慧棠对于房产交易不知情。湛旭峰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该检材与样本书写内容相隔16年，而人的写字习惯，力量使用都会随着时间有一定程度改变，有可能影响鉴定准确率。实践中大部分机构都拒绝作检材和样本相差10年的笔迹鉴定，我方在鉴定之前也向鉴定机构提供了由苏慧棠书写和检材时间相隔时间较短的样本。但是笔迹鉴定中鉴定人没有使用该样本；2.鉴定报告的鉴定样本量是不足的。大量不同速度、不同字体的对比样本才能充分展现书写人的写字习惯和写字模式，本案中不需要鉴定的苏的签名是由苏本人分别写了快速、慢速样本各25份，总书写了50份样本。而真正需要鉴定的字体才一共书写了两份样本。而且也没有分不同的速度书写；3.笔迹鉴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常有同一鉴定出现不同结论的例子，并非100%准确。故我方对笔迹鉴定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4.我方申请作笔迹鉴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苏慧棠是知道和同意涉案交易的，虽然现在笔迹鉴定无法证明苏慧棠在办理交易过户的时候在现场，但是并不意味着苏慧棠不知道和不同意该交易。香港辉煌公司质证认为对鉴定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具体同湛旭峰的陈述。鉴定样本量不足，检材与样本书写时间间隔16年，鉴定有很强的主观性。即使笔迹鉴定被采用，也最多只能证明所申请鉴定的那部分并非苏慧棠所写，不能完全排除苏慧棠在现场，更不能排除其知情并同意。为此，湛旭峰预付鉴定费170246元。另查明，涉诉的恤孤院路9号房屋（逵园）于1993年8月被评为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13年3月5日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查明，2009年，因离婚纠纷，苏慧棠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离婚起诉书中记载，苏慧棠提出诉讼请求包括请求判令对广州市恤孤院路9号物业的（应有产权）应收房款苏慧棠享有追索权等，该案起诉书中记载“2002年湛旭峰在未经苏慧棠同意的情况下将涉诉房屋办理过户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在物业转走之后苏慧棠才知道，所以到现在为止该物业所有的维修、管理都是双方处理）而且转让时到今天并未收取任何房款。该债权属夫妻共同财产。苏慧棠应享有追偿权”。此外，苏慧棠在该案中提交湛旭峰购买涉诉房屋的收款收据、完税证明、湛旭峰与香港辉煌公司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契税完税证等。在该案2009年11月27日开庭过程中，湛旭峰表示涉诉恤孤院路9号物业已经转卖。审理过程中，苏慧棠于2010年1月11日向经办法官寄送材料，其中记载财产分割意见包括涉诉房屋的应收房款苏慧棠享有追索权。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29日作出（2009）番法民一初字第159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苏慧棠提起的诉请请求包括请求对涉诉房屋享有追索权。该判决认为涉诉房屋由于产权转移先于苏慧棠提起诉讼，就离婚案件性质而言，不宜处理涉及产权纷争的事宜，苏慧棠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处理，并判决准予苏慧棠与湛旭峰离婚等。苏慧棠、湛旭峰均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慧棠在上诉书中提出上诉请求包括请求判令对广州市恤孤院路9号物业的（应有产权）应收房款苏慧棠享有追索权，并在上述书中记载“涉诉房屋从转让到今天，并未收取认可房款，该债权属夫妻共同财产，苏慧棠应享有一半债权”。湛旭峰在2010年11月2日的庭询笔录中表示“恤孤院的房款已经收了，在02年左右，这些房款已经用于购买晓港路的房产以及古旧家私和外币存款”。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7日作出（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0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关于广州市恤孤院路9号房屋的处理等问题，原审法院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予以确认。综合认定苏慧棠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因湛旭峰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申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案申请再审的期限截止至2012年12月16日，湛旭峰于2013年10月21日才提出再审申请，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裁定驳回湛旭峰的再审申请。苏慧棠于2016年9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涉诉的恤孤院路9号房屋为苏慧棠及湛旭峰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湛旭峰于2002年1月28日与香港辉煌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现房屋已登记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苏慧棠认为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损害苏慧棠利益，且涉诉合同违反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故起诉要求确认上述买卖合同无效。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述：首先，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以通谋为必要前提。但它并不必然指当事人通谋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通谋后为虚伪表示。就本案而言，苏慧棠以其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谋实施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侵害其物权。一方面，苏慧棠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事实是清楚的。苏慧棠与湛旭峰原为夫妻关系，苏慧棠对于湛旭峰购买涉诉房屋是清楚知情的，即清楚知晓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苏慧棠所述，其对湛旭峰将房屋出售并不知情，但在房屋出售后的数月后就清楚该情况，即苏慧棠早在2002年就清楚房屋已经过户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从本案查明的证据来看，虽然经鉴定显示苏慧棠本人并未在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的相关材料上签名或填写资料，但此并不足以证明苏慧棠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行为不知情。另一方面，苏慧棠表示其认为湛旭峰是香港辉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导致其错误认为其以业主身份控制和管理涉诉房产。但事实上，苏慧棠早在2009年提起离婚诉讼时，已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在苏慧棠向该院提交的起诉书、诉讼材料中，明确载明其主张为“对于涉诉房屋应收房款享有追索权”。并且，在提起该案上诉时，再次明确提出该诉讼主张。即苏慧棠不仅知晓涉案房屋出售的事实且对此事实一直未提出过异议，且在离婚案件中就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亦仅提出对应收房款的追索权，苏慧棠的上述行为，实际是明确认可将房屋转让给香港辉煌公司。苏慧棠于本案中提出的诉讼主张显与其前述行为相矛盾。至于涉案房屋买卖的款项是否实际支付或支付的具体金额属于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债权问题。苏慧棠于本案中主张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将涉案房屋恢复登记至苏慧棠与湛旭峰名下，实际是就涉案房屋的物权提出主张。诚如一审法院前文分析，涉案房屋已办理过户登记至香港辉煌公司名下，苏慧棠主张的该物权行为发生的原因行为应属无效亦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涉诉的买卖合同有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1991年6月29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该法并未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出售。该法在2002年10月28日修订后，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给外国人。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应当根据其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由当地人民政府出资帮助修缮的，应当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而涉诉物业于1993年被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涉诉合同于2002年1月28日签订，故本案应适用于1991年6月29日施行的法律规定，故本案涉诉合同并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因此苏慧棠以湛旭峰、香港辉煌公司恶意串通，且涉案房屋的买卖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为由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要求恢复涉案房屋登记至苏慧棠与湛旭峰名下，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湛旭峰于本案诉讼过程中预付的鉴定费用，因湛旭峰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本案对该鉴定费用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苏慧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8904元、保全费5000元，由苏慧棠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苏慧棠于一审申请证人丘某出庭作证，目的为证明苏慧棠与湛旭峰的关系，买卖合同和涉案交易的真实情况。证人丘某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作证称，其与苏慧棠、湛旭峰是朋友，交易时其作为香港辉煌公司的代理人。在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时，有湛某、湛旭峰和其，苏慧棠本人没有去。苏慧棠对买卖情况是清楚的，苏慧棠与湛旭峰是夫妻。其不清楚交易购房款是否支付。苏慧棠于一审期间述称，涉案房屋在其取得房产证至2××08年双方离婚诉讼之前一直由苏慧棠和湛旭峰管理，后因湛旭峰入狱至特定期限的后期一直由苏慧棠实际管理控制。苏慧棠于二审期间述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项的无效法定事由。苏慧棠于二审期间，申请证人丘某再次出庭作证。根据《广州市房地产买卖、登记申请表》（2002年1月29日申请，2002年2月21日完成审批手续）记载，涉案房屋交易经初审认为：湛旭峰拥有该屋9号房产权，现卖与香港辉煌投资有限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同意购买）。权属清楚，证件齐全、无须补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拟同意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经审批，同意按评价过户并登记发证。二审期间，湛旭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苏慧棠于2008年5月4日向湛某发出的电子邮件（附公证、见证）。拟证明苏慧棠在邮件中向香港辉煌公司的股东湛某请示涉案物业的出租事宜，并提请将租金划入湛某（香港辉煌公司）的账户。证明苏慧棠已认可涉案合同的效力以及涉案房产转移的结果，也和苏慧棠在庭审过程中关于“其一直误以为仍以业主的身份控制和管理涉案房产”的陈述自相矛盾；证据2.苏慧棠在新西兰诉讼中的证词、证据（附公证翻译件）。拟证明苏慧棠在新西兰与湛旭峰的诉讼案件中，提交的一份证据中有显示苏慧棠所使用的电子邮箱地址就是ｓｕｈ×××＠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证明证据1的电子邮件是由苏慧棠发出的。香港辉煌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3.香港联合秘书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湛旭峰并非香港辉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没有在香港辉煌公司担任过任何职务。对上述两份证据，苏慧棠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份证据是由2008年发生的，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进行提供。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香港辉煌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注册的公司，本案属于涉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合同纠纷处理。因涉案房屋位于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以涉案房产所在地作为连接点确定准据法，本院确认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一、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问题。苏慧棠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存在的无效事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及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证人丘某已在一审作证称苏慧棠清楚知道涉案房屋出售给香港辉煌公司事宜。涉案房屋在出售给香港辉煌公司并办理变更过户后，由湛旭峰、苏慧棠长期实际管理控制。苏慧棠在前述离婚诉讼中的起诉状及上诉状中均明确要求分割涉案房屋的房款。由此可见，苏慧棠知晓且没有反对涉案房屋的交易并在离婚诉讼中以主张分割房款的方式对该交易予以追认。苏慧棠主张涉案房屋交易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如前所述，香港辉煌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公司，属于香港企业，不是外国企业。涉案房屋交易过户已经广州市房屋管理部门审批同意。这证明涉案房屋买卖过户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依法应属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91年6月29日修正）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形，对于苏慧棠主张的合同无效事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苏慧棠的申请，因证人丘某已经于一审开庭审理期间出庭作证，二审期间再次出庭作证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接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904元，由上诉人苏慧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毅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