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金火，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跃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宏，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良，系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越，系公司连锁经营办公室负责人。上诉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昊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4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育才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育才公司无需支付南昊公司2014春季货款205万余元；3、南昊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具体理由如下：一、2013年至2014年期间，育才公司与南昊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此期间，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系南昊公司5-9年级美术学具的总发行商。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是国有企业，育才公司是其在深圳控股51%的连锁店。根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分工安排，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省新华书店承担全省范围中小学生的教学用书发行工作。根据深教（2013）499号以及深教（2014）74号文件的采购目录，2013年秋季与2014年5-9年级的美术学具由南昊公司供应。育才公司发行的所有政府采购目录的教学用书，根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规定，全部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统一采购。育才公司负责征订、配送。具体地说，育才公司将全市各学校的政府采购目录的教师用书订数统一报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各政府采购目录教学用书供应商签订买卖合同，对账核对确认后付款结算。除此之外，《购销合同》规定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为5-9年级美术学具在深圳市的总发行商，南昊公司不得另行在深圳市内向第三方供货。自2009年春季起至2014年春季共11学期，美术学具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采购。育才公司与包括南昊公司在内的所有政府采购目录教学用书供应商不直接签订合同，也不直接进行结算，育才公司只与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结算。由此可知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2013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更换美术学具供应商及截留订数，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前股东的个人独资企业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下称育才书店）私下交易，谋取私利。南昊公司违法行为所获权益，不应受到保护。1、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前股东串通，将本应全部上报给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的订数，截留部分私下交易。私下交易的企业名称与育才公司相仿，为育才公司前股东的个人独资企业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根据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供的2013年春季至2015年春季共5季的订数（见证据7），订单金额分别为239.96万元、255.36万元、261.73万元、524.08万元、505.95万元。其中2014秋及2015春两季500万元以上的订单金额，是育才公司新股东经营以后正常的金额。对比前三季皆不足300万元的订单金额，其差额部分，应为截留订数。前股东雇佣员工混合使用，公章交叉使用，使外人难以分辨。加之南昊公司的配合，损害了育才公司的利益。南昊公司的《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盖的是育才书店公章也印证了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前股东进行直接交易的事实。2、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前股东非法更换政府采购目录美术学具供应商。2013年至2014年期间，南昊公司为政府采购目录内的供应商，负责供应深圳市内5-9年级的美术学具，1-4年级美术学具则由粤×公司负责供应。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的前股东串通，私下更换了政府采购目录中供应商。2014年《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美术学具〉发货清单》显示，南昊公司不仅供应5-9年级的美术学具，连属于粤×公司的1-4年级美术学具也一并供应。国家课程教材非经严格程序，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版本与供应商。3、原审判决仅凭员工签名与公章所属认定育才公司签收，认定育才公司与南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此育才公司需承担2014年春季货款205万余元，是有失公允的。南昊公司在明知情况下，与前股东私下交易，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国家及育才公司的权利以牟取非法利益，其违法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三、育才公司前股东及公司管理层共同签名的《确认书》记载，2013年秋季及2014年春季，育才书店尚欠南昊公司货款尾数61.7万元及217.9万元，并承诺与育才公司无关。南昊公司应当厘清责任主体，向育才书店乃至前股东追偿货款。育才公司前股东离开前，挪用育才公司资金，同时欠下大量外债，导致无法归还南昊公司的货款。根据《确认书》显示，前股东的个人独资企业育才书店欠其他供应商、出版社的债务达1657万。其中南昊公司的两笔债务是2013秋与2014春，恰好是南昊公司主张的货款的发生时间。《确认书》强调该债务与育才公司无关。四、南昊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南昊公司提交的2014年春季最后一张发货清单所载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也即育才公司最迟应于2014年7月前付款，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南昊公司的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7月届满。南昊公司除于2017年8月29日向深圳市育才教育书面出具了《关于2013年秋、2014年春季订单结算情况》外，此前从未向育才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即使不考虑南昊公司发函的对象，其于2017年8月29日出具签署函件时，案涉债权亦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南昊公司答辩称，育才公司所称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相互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政府采购教材是政府部门为了实施九年免费教育而采取的惠民措施，但教材并非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控的，而是可以自由上市流通的商品。育才公司向南昊公司订购上述商品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规定。南昊公司向育才公司提供的教材，其价格是按照政府的采购价制定的，不存在非法利益，且所有订购的商品已经全部交付，也不存在虚假交易。育才公司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已经间接承认了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特别是《确认书》由育才公司新管理层签署，将旧的管理层期间的交易行为归属为所谓的管理层的个人行为，借此逃避公司债务，这是一种非法行为。如果这笔债务不是合法记载于育才公司合法的帐册中，那育才公司的管理层不必对此作出约定。南昊公司与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结算完毕，但育才公司仍拖欠南昊公司货款。育才公司将责任推至其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上，但这与南昊公司无关，南昊公司如实提供了产品，育才公司应当支付货款。原审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答辩称，一、2013年至2014年期间，案涉《美术学具》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统一向南昊公司采购，相应货款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南昊公司直接结算，不存在南昊公司所谓“广东教育书店代付育才公司货款”的情况，且全部货款当时均已结清，不存在任何未付款情况。2013年秋季到2014年春季，经深圳市教委审定，南昊公司出版的《美术学具》被列入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前述课本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统一向南昊公司采购并结算相关货款，南昊公司不得另行在深圳市内向第三方供货。在此期间，育才公司作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参股联营企业，根据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的授权负责前述课本在深圳地区的征订及配送工作。2013年至2014年，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南昊公司之间的所有业务均是依法依规、按约执行。2013年秋季，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报订数为305095册，结算实洋为2553645.15元，已于2013年10月10日支付完毕；2014年春季，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报订数为312695册，结算实洋2617257.15元，已于2014年3月18日支付完毕。前述报订数是先由育才公司按照正规征订流程上报给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含学校追订的数量），再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报给南昊公司的，也即这些订报数才是深圳公司真实、合法的订购数量；南昊公司据此向育才公司发货、向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开具发票，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再与南昊公司结算货款，不存在任何未付款情况，更不存在南昊公司所谓“广东教育书店代付”的情况。在此前的2017年8月29日，南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跃芳还就此亲笔致函确认：“广东省教育书店的货款已经结清，包括2013秋季和2014年春季。”二、南昊公司主张的、未经纳入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统一业务系统予以确认的货物数据，应系南昊公司与育才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并同时兼任个人独资企业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负责人的胡某恶意串通、私下订购，而非育才公司真实的订购或收货数量，南昊公司与胡某违规采购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有关政策法规。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的负责人胡某当时同时兼任育才公司的法定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南昊公司涉嫌与胡某恶意串通、私下订购案涉货物，案涉货物非深圳公司真实的订购或收货的数量。针对有关涉嫌国有资产被不法侵害的情况，此前纪委监察机关已介入调查，前股东胡某等均已被依法采取留置措施，目前相关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南昊公司与胡某的前述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非法主张不应获得支持，以免造成国有资产遭受不法侵害。被上诉人南昊公司原审起诉请求：一、育才公司支付货款2673569.04元；二、育才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8日由深圳市教育局办公室印发的深教[2013]499号《关于做好2013年秋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相关工作的通知》列明“……二、严格采购程序，执行好2013年秋季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政府采购工作的实施办法。2013年秋季，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政府采购工作，严格按照“深府办函[2012]140号”文件规定执行。（一）学生符合我市免费义务教育就读条件的，2013年秋季地方教材向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和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单一来源采购。……”该通知附件《2013年秋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价格一览表》显示一年级至四年级美术学具（上册），粤茂出版社，政府采购单价13.50；五年级至九年级美术学具（上册），南昊出版社，政府采购单价13.50。深教[2014]74号《关于做好2014年秋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相关工作的通知》列明“……二、严格采购程序，执行好2014年秋季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政府采购工作的实施办法。2014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政府采购工作，严格按照“深府办函[2012]140号”文件规定执行。（一）学生符合我市免费义务教育就读条件的，2014年秋季地方教材向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和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单一来源采购。……”该通知附件《2014年春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价格一览表》显示一年级至四年级美术学具（下册），粤茂出版社，政府采购单价13.50；五年级至九年级美术学具（下册），南昊出版社，政府采购单价13.50。南昊公司提交一张《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复印件，显示2013年7月至9月，一年级至九年级美术学具总结算金额为2319887.79元。该订单加盖了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公章，并有南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跃芳签名，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29日。育才公司提交了同样内容的《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复印件一张。2014年1-3月，南昊公司向收货单位育才书店提供一年级至七年级小学美术学具，上述货物相应的《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签收”处有危某、秦某、杨某、邓某等五人其中一人签名。2015年9月、2016年1月、2月、3月、8月、9月和2017年2月份的《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收货单位”均为“深圳育才书店”，“签收”处均加盖了“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并有危某、朱镇城等人签名。育才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育才公司提交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南昊公司出具的信函，内容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关于2013年秋季、2014年春季订单结算情况：一、2013年秋季订单总数277167套，应付2319887.79元，陆续支付1702200元，尚余617687.79元。（附件一：2013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二、2014年秋季订单总数258503套，应付2163670.11元。（附件二2014年秋季送货单）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送货单是与广东教育书店的单合在一起的，最后由贵书店另出一份广东教育书店的送货单。（附件三：2014年育才教育书店春季订单汇总，仅供参考）”，同时，南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跃芳的手写注明“注：广东省教育书店的货款已结清，包括2013秋季和2014春季。张跃芳2017.8.29日”。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关于我公司与南昊公司征订结算有关情况说明》，内容包括：“我公司是广东省教科书发行单位。2013年秋季到2014年春季，经深圳市教委审定、由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南昊公司”）出版的小学至初中《美术学具》，由我公司授权在深圳地区的参股联营企业（我公司持股为35%，其余两方股东胡某、伍某分别持股34%、31%；2017年8月16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核准登记，我公司持股比例增加为51%）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公司”）负责深圳地区征订及配送业务。有关情况如下：一、关于征订结算的业务流程。1、深圳公司将《美术学具》收订数录入我公司的报订系统，并将纸质报订单上报到我公司市场拓展部，由经办业务员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并将单据转交我公司物流信息部进行系统校对。2、我公司教材部将系统汇总的报订数上报到南昊公司，南昊公司根据我公司的报订数进行发货，并将货分批送到深圳公司的仓库，送货单据随货同行，由深圳公司仓管员查收核对无误后，盖章签名回单给南昊公司。3、当学期学校追订完毕后，南昊公司将送货单上所列品种及数量汇总统计，列明《美术学具》数量、单价、折扣等项目，与我公司对账核对确认后，南昊公司开具发票交我公司核对无误后付款。二、2013年秋季-2014年春季具体结算情况。2013年秋季至2014年春季，我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征订流程向南昊公司采购《美术学具》，并在当学期追订完毕后，根据南昊公司提交发票，我公司经核对无误后已全部予以付款，做到钱货两清，不存在任何未付款情况，更不存在原告所谓“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代付”的情况。其中：1、2013年秋季，我公司向南昊公司报订数为305095册，结算码洋为4118782.5元，结算实洋2553645.15元，已于2013年10月10日支付完毕（参见后附南昊公司出具《2013年秋季广东教育书店订单汇总》及相关提印单、追加单等凭证）。2、2014年春季，我公司向南昊公司报订数为312695册，结算码洋为4221382.5元，结算实洋2617257.15元，已于2014年3月18日支付完毕（参见后附提印单、追加单。由于2014年春季不属于中小学生起始年级学期，相比较于2013年秋季在校生人数和报订数基本固定，数据出入不大，南昊公司未按秋季方式另行出具订单汇总表）。……”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加盖了南昊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013年秋季广东教育书店订单汇总》，显示7月4日、10日订单和7月23日、9月6日、9月13日追加单，合计305095册。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一张《报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春季）提印单》和三张《报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春季）追加单》，显示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2月，合计报订312695册。2013年10月10日，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转账2553645.15元；2014年3月18日，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原告南昊公司转账2617257.15元。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的一张《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收货单位”为“深圳市育才书店”，“签收”处加盖了“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并有危某等两人签名。另查，2014年1-5月，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显示，杨某、秦某、张丕军均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缴交社会保险人员。又查，2014年1-5月，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显示，危某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缴交社会保险人员。再查，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成立于2003年12月8日，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胡某。2011年12月26日，变更住所为深圳市罗湖区××西岭××楼××楼西。2017年6月23日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深市质罗湖市监G批罚字[2017]2156号》行政处罚决定，吊销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的营业执照。2007年7月10日，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投资人胡某出具《投资人声明》发起成立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2008年3月3日该公司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伍某、胡某。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路××村××区××号××楼。2016年12月23日，地址变更为深圳市龙岗区××街道××大道××号××栋××。2014年6月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罗金火。2017年8月1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罗金火、黄晓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南昊公司为证明已向育才公司提供了涉案2013年秋季和2014年春季的美术学具，提交了《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复印件、2014年1-3月《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育才公司不认可南昊公司提交的《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复印件，但其同样将该份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欲证明南昊公司的送货单位是育才书店而非育才公司。育才公司亦不认可南昊公司提交的2014年1-3月《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认为该些发货清单中签收人非育才公司员工。关于南昊公司诉请育才公司支付2013年秋季供应美术学具的剩余货款617687.79元。南昊公司仅提交了一张《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复印件予以证实，而该订单汇总上加盖的公司印章系“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育才公司抗辩该公章显示南昊公司所供应的涉案2013年秋季美术学具的收货单位非育才公司。从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早于育才公司成立，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的投资人胡某是育才公司的发起人，在南昊公司供应涉案美术学具期间，胡某亦为育才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即使如此，在育才公司成立之后，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并未注销，仍是独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南昊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实际将涉案2013年秋季美术学具供应给了育才公司而非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其仅提交《2013年深圳育才教育书店秋季订单汇总》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因此，对南昊公司的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南昊公司诉请育才公司支付2014年春季供应美术学具的剩余货款2055881.25元。南昊公司提交了2014年1-3月《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根据该清单核算，南昊公司提供了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共计558320册，货款价值4673138.4元[558320册×（13.5元×62%）]。上述清单每份均有危某、秦某等不同自然人签名，虽育才公司不认可该些自然人系其公司员工，且出具了危某的证人证言，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送货期间，送货清单上签名的杨某、秦某、张丕军均为育才公司员工。育才公司提交的危某的书面证言中提到“……2014年春季发行季节，我被老板派往盐田港的仓库上班。我的工作地点既然不在育才书店，也不在育才公司。育才书店与育才公司的同事及临时工都代为接收南昊公司送来的美术学具。至于南昊公司的货物到底是送育才书店，还是育才公司，当时我们是不清楚的。……”由此可见，事实上，南昊公司供应的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大部分由育才公司员工签收。根据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的《关于我公司与南昊公司征订结算有关情况说明》中提及的涉案美术学具南昊公司的交货流程、《报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春季）提印单》、《报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春季）追加单》显示的报订数量及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就2014年春季报订数量所支付的货款，可知南昊公司提交的2014年1-3月《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所列的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数量558320册包含了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报订的312695册，剩余245625册（558320册-312695册）的签收主体，结合育才公司和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南昊公司关于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货物供应的举证已使得剩余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245625册系由育才公司签收这一待证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且育才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三名员工的签收行为系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代收。故法院采信南昊公司的主张。育才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育才公司提交且经南昊公司质证认可的南昊公司出具的信函内容可知，2017年8月南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跃芳就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的送货单及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已结清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部分货款作出了说明。该行为构成南昊公司诉请育才公司支付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货款诉讼时效的中断，故对于育才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法院不予采纳。因第三人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支付的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的单价为8.37元/册（2617257.15元÷312695册），故剩余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245625册的货款2055881.25元（245625册×8.37元）应由育才公司支付。一审法院判决：一、育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南昊公司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货款2055881.25元；二、驳回南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188元（南昊公司已预交），由育才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育才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7份证据，证据1是《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证据2是《关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申请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有关问题的请示》，证据3是《关于我省2018年秋季-2021年春季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出版和发行供应方式有关问题的请示》，证据1-3共同证明长期以来，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仅有的两家拥有发行资格的企业，共同负责广东省的中小学教科书发行工作。省内的免费教科书实行省级统一供应、统一结算，育才公司及省内其他企业在未经准许、同意的情况下，无权擅自采购、发行相关教科用书。证据4是《美术学具购销合同》，证据5是《确认书》（截止2014年7月31日育才公司欠付广东教育书店公司货款的情况），证据4、5共同证明案涉美术学具的采购工作一直是通过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南昊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由广东教育书店公司统一采购的方式进行，育才公司仅仅负责深圳市内的征订、签收、配送工作，并在接收货物后与广东教育书店公司进行结算，育才公司与南昊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6是《确认书》（截止2014年7月31日深圳育才教育书店欠付供应商货款的情况），证明案涉货款债务是育才公司前股东胡某与南昊公司串通，以非正规、不合法的方式私下订购、发行中小学教材所造成的，其在退出育才公司前所出具的《确认书》中已明确承认案涉债务属深圳育才教育书店所负，与育才公司无关。证据7是（2019）粤03民终78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南昊公司以“上诉人向其转账787万佘元”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事实上，该等款项与本案无关也并非货款，而是育才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胡某与南昊公司恶意串通、违规交易，非法转移、侵占的育才公司财产一部分，就此监委已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育才公司近期也将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南昊公司认可证据1-3，但不同意育才公司的证明内容，上述三份证据与育才公司一直强调的深圳市教育局发出的两份文件并不相悖，该两份文件中均明确提出地方教材向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和育才公司单一来源采购，也就是说育才公司有权提供教材，但育才公司并不印刷教材，教材由供应商进行印刷，当育才公司向南昊公司下订单时南昊公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辨别哪些是属于育才公司所称的合法采购或非法采购，因为育才公司就是政府指定的采购商。南昊公司认可证据4，但主张这份合同不能否认育才公司有直接向南昊公司采购教材的事实。南昊公司不认可证据5，因是广东教育书店公司与育才公司签署的《确认书》。南昊公司不认可证据6，主张是育才公司公司内部签署的《确认书》。南昊公司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且该判决书所涉及的案件是育才公司向南昊公司追索所谓的款项，但并未获得法院的支持，也说明本案的一审判决结合本案的证据所确定的育才公司拖欠南昊公司的货款这一事实是确定的。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一、育才公司是否与南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如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债权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南昊公司提交了2014年1-3月《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清单上均有育才公司员工危某、秦某等人签名。从广东教育书店公司提交的《报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春季）提印单》、《报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春季）追加单》中可见，南昊公司提交的该发货清单中所列的涉案2014年春季美术学具数量558320册中包含了广东教育书店公司向南昊公司报订的312695册，剩余的册数则应由清单签收主体育才公司承担责任。育才公司的上诉状中亦未对此予以否认，只是认为系其前管理人员胡某所为，并提交了胡某签名的《确认书》，主张案涉债务系育才书店所负，但胡某系育才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胡某与南昊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育才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育才公司管理人员的行为对外具有法律效力，育才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胡某签名的《确认书》仅为胡某个人确认，没有南昊公司的确认，不能对抗合同相对人南昊公司。胡某虽然亦为育才书店的投资人，但育才公司与育才书店均系独立的法律主体，本案已经认定系育才公司工作人员签署了《深圳市蛇口南昊文化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育才公司主张应由育才书店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胡某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及育才公司的征订是否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非本案的处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关于争议焦点二。育才公司与南昊公司虽存在买卖关系，但并未签订合同，双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对付款时间另行有约定。育才公司上诉主张按照南昊公司与广东省教育书店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确定付款时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育才公司与南昊公司之间的《发行合同》系在2015年8月1日签订，并不适用本案形成于2014年期间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双方认可的南昊公司出具的信函内容中，2017年8月南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跃芳说明了涉案订单的结算情况，并说明广东省教育书店公司的货款已经结清。虽然该信函中没有明确要求育才公司向南昊公司支付货款，但结算是付款的前一步骤，而且南昊公司在事隔3年之后对2013年和2014年的征订情况进行结算，也系表明了南昊公司要求付款的意愿。因此，应以此时间点计算诉讼时效，本案南昊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育才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育才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7.0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勇  忠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罗    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慎杰(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