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路新东方国际****。负责人：杨保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豹，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延芝，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宁，山东慎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福博，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宁，山东慎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薛超魁，男，196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延芝、郑福博及原审原告薛超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2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上诉人只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1万元的限额内承担责任(争议标的额为29429.1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关于被上诉人郑福博在本次事故中肇事逃逸事实的认定。1.被上诉人郑福博在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后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足以认定。公安机关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笔录、调查笔录等材料均是公安机关制作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依据，即公安部门依据现有的调查材料也不能排除被上诉人郑福博在事故发生后肇事逃逸的认定，故作出的有效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了郑福博“弃车逃逸”的客观事实；并且该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事故发生客观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郑福博在收到该事故认定书时并未对“弃车逃逸”这一认定提出异议，即未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复核，因此被上诉人在本案发回重审一审中提出“弃车逃逸”事实不成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作为一审法院可以通过客观证据来认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比例，但不能改变事故认定书关于客观事实的认定。2.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应当从时空界限以及逃离现场时的主观故意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进行了定义，界定为交通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即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时间界定为事故发生后的瞬间，不能无限扩大事故发生后的时间界限。本案中，被上诉人郑福博在事故发生后并未在现场停留，而是擅自离开现场。虽然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郑福博妻子拨打120及保险公司的电话记录，郑福博拨打122报警电话，但通过比较通话时间和事故发生时间的先后可知，郑福博的妻子及自己拨打相关电话的时间距离事故发生的时间有很长一段距离，即该组证据也只能证明被上诉人郑福博在事故发生并弃车逃逸后，经其近亲属的劝说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被上诉人郑福博在主观上不想损害后果进一步加大，但此时主观上的认知不能推翻弃车逃逸的事实，因为该行为发生在弃车逃逸行为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并非是在事故发生的瞬间产生。3.虽然事故认定书中记载被上诉人郑福博驾驶车辆逆向行驶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理由并不仅仅是逆向行驶这一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被上诉人肇事逃逸行为是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的直接依据。第二、交通肇事逃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不管是弃车逃逸还是驾驶车辆逃逸，均属于肇事逃逸。作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保险公司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情形在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人仅仅履行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发回重审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投保人郑某签字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单，根据投保单中记载的内容能够证实，上诉人已经将涉案车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进行了提示和告知，因此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上诉人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原告损失中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应当由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对郑某在投保单中的签字予以否认，但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中关于免责事项说明的对象及《山东省高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上诉人未向投保人郑某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一审法院的裁判依据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郑延芝、郑福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事故认定书虽认定汽车驾驶人弃车逃逸，但是该认定是因为郑福博未去交警部门接受询问所致。在一审中我方提交了郑福博拨打120、122及保险公司报案的电话记录，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事故卷宗，该卷宗现场勘查笔录中记载两驾驶人员均去医院。另外在一审中，证人郑某也根据郑福博的指示到现场配合处理拖车。以上证据能证明事发后，郑福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跟随伤者前往医院的事实，郑福博不属弃车逃逸。2.事发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14时左右，郑福博使用登记在其妻子名下的手机号拨打120的时间为13时56分零5秒，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时间为13时59分51秒和14时01分11秒，郑福博在事后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案电话，不存在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的相距时间较长，也说明郑福博没逃避责任的意图。3、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事发后驾驶员在未采取措施情况下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是本案中郑福博事发后采取了拨打120、122和保险公司报案电话，及安排弟弟协助拖车等一系列措施，不符合上诉人主张的不赔偿的情形。4、被上诉人及车辆的被保险人均没收到保险公司主张的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未将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告知被保险人及被上诉人。薛超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共计40229.1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1日14时左右，鲁Ｐ×××**号小型客车驾驶人驾驶该车在省道254线145KM处，朱老庄南盛世天湖锦绣园内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聊阳路左转弯至逆行车道时，与沿聊阳路由北向南行驶薛超魁驾驶的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肇事，致薛超魁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东昌府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鲁Ｐ×××**号小型客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后，先后有郑福博妻子孙慧的电话拨打了“120”和保险公司的报警电话，郑福博的电话拨打了“122”报警电话。本案重审后，被告郑延芝申请追加郑福博为本案被告，理由是郑福博系肇事鲁Ｐ×××**号小型客车的驾驶人。庭审中郑福博的代理人答辩认可肇事车车主是郑延芝，事故发生时车是借给郑福博使用，郑福博具有合法驾驶资格。薛超魁受伤后在聊城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17天，出院后在该医院门诊进行检查治疗，共花医疗费38719.18元。鲁Ｐ×××**号小型客车车主是郑延芝，该车以郑某为投保人在紫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保险金额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各一份，并投保不计免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原告住院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单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保险条款及保单抄件（含出险信息），肇事车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郑福博的机动车驾驶证、结婚证、郑福博与妻子孙慧名下的手机通话清单、缴费收据，证人郑某的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鲁Ｐ×××**号小型客车肇事时驾驶人的问题，有被告郑延芝、郑福博的答辩意见及证人郑某的证言，有报警电话通话清单等证据证明郑福博是肇事车驾驶人。关于郑福博肇事后是否弃车逃逸问题，经查，事发后郑福博有电话报警、救助伤员的行为，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显示“肇事驾驶人未在现场，两驾驶人员均已去医院”，证人郑某证明郑福博让其拿着车钥匙到事发现场帮着事故拖车人员处理拖车事宜。交通事故认定书虽写“鲁Ｐ×××**号小型客车驾驶人弃车逃逸”，但基于以上行为，郑福博只是未到交警部门接受询问，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鲁Ｐ×××**号小型客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不是因为肇事逃逸承担的事故责任。所以郑福博的行为不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规定的“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情形。故被告紫金保险公司的“根据商业险条款约定该事故驾驶员弃车逃逸，不在赔偿范围”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车主和投保人非同一人的问题，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应先由紫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紫金保险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予以赔偿，仍不足部分由侵权人郑福博予以赔偿。车主郑延芝出借机动车的行为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薛超魁的医疗费为38719.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10元（30元/日×17日）、交通费根据就医治疗的需要酌定200元，以上共计39429.18元。原告主张过高部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紫金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薛超魁医疗费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医疗费28719.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交通费200元，合计29429.1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薛超魁医疗费10000元；二、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赔偿原告薛超魁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共计29429.18元；三、驳回原告薛超魁对被告郑延芝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薛超魁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6元，由原告薛超魁负担20元，被告郑福博负担786元。二审中，根据被上诉人郑延芝申请本院委托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郑某”签名是否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11月8日作出山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文（书）鉴定字第320号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郑某”签名与被鉴定人郑某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鉴定结论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7年3月21日14时左右，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东昌府大队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道路事故认定书时尚未找到驾驶人，在该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鲁Ｐ×××**号小型客车驾驶人不祥，弃车逃逸,无联系方式”，原审被告薛超魁2017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也不知驾驶员是谁，只起诉了车主郑延芝，故郑福博在发生交通后逃逸的事实清楚。郑福博在一审虽然提交了报警记录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报告中手写的“肇事驾驶人未在现场，两驾驶人员均已去医院”以及证人郑某的证明，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以此认定郑福博行为不属于肇事逃逸行为证据不足。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主张根据机动车第三者保险条款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属于保险公司商业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但是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投保人郑某的签名均非郑某本人所签，由于上诉人不能证明将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并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及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6元，由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育颖审判员  李曙霞审判员  王玉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潘盼盼书记员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