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5民终7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乌苏市头台乡大丰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头台乡振兴路**。 法定代表人：胡长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俊，男，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头台乡。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明，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宁夏壹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平安西街中银家园**综合楼**房/div> 法定代表人：孟凡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芸、马莉，宁夏鸣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乌苏市头台乡大丰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大丰收合作社）与被上诉人宁夏壹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可农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2019）宁052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的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大丰收合作社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壹可农业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有误，对证据的采信不符合证据规则。1、关于面积：2017年4月15日，双方签订的《绿色植保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种植2年枸杞面积3170亩；具体测量为3160亩(参见社员信息登记表)，该表也是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所举证据，不存在2017年5月19日上诉人增加技术服务面积400亩的情形。虽然有时在表述时出现过3570亩的表述，但仍应以实际的3160亩为准。2、关于防治效果：被上诉人防治病虫害种类包括：蚜虫、木虱、瘿螨、负泥虫、白粉病、炭疽病等。在协议履行中被上诉人对木虱、蚜虫、瘿螨等无法防治，甚至出现枸杞树枯萎、死亡。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八、九中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旭鹏、吴兆凯、王建明，可直观反映现场状况及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向上诉人的承诺内容。但一审判决对防治效果的认定出现重大错误。一审判决仅表述“(证据八)虽然能反映部分枸杞叶面有蚜虫、木虱、黄叶”，“但无证据证明该枸杞就是被告需要植保服务的地块，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问题在于现场照片中第3、4、21、22张明显可见枸杞树叶面满布蚜虫、木虱；现场照片第l、2、5-20直观反映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旭鹏、吴兆凯在农户地里查看的情况，枸杞树因病虫害落叶、枯死的事实。被上诉人的两位工作人员与上诉人合作社的众多人员都在场的情形下，该地块不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防治地块，又会是什么地块?被上诉人并不否认王建明、刘旭鹏系其工作人员，但被上诉人将防治不力的责任归咎于上诉人没有道理。录音及视频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合作社的地块自当年4月起一直在做试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现场了解了农户受损的状况，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认可其对损失有责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王建明答应治好秋果出来再给钱。根据协议第六条约定被上诉人应指派一名合格的技术员全程现场指导，对被上诉人前期的每次防治，各地块的状况、效果等事项，均有上诉人的执行代表陈小俊签字的书面确认病虫害及不良效果记录，该类文件目前均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应全部提供出来，前期防治效果如何一目了然。因王建明、刘旭鹏二人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故其对上诉人“治好秋果出来再给钱”的承诺当然对被上诉人构成约束力。3、关于服务期：协议第三条约定服务期限自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20日，但根据现有证据，被上诉人因自身对病虫害防治不力，对木虱、蚜虫、瘿螨等无法防治，甚至出现枸杞树枯萎、死亡的状况，一审判决也认定“反映部分枸杞叶面有蚜虫、木虱、黄叶”。上诉人合作社及所属各农户作为枸杞树的产权人，依靠种植枸杞所产收入养家糊口，岂能坐视自家枸杞树受害而无动于衷?自2017年4月中旬起，虫灾持续不断。因被上诉人防治不力，2017年7月初，蚜虫、木虱、瘿螨大量爆发，虫害蔓延，导致枸杞树落叶、无法采收，被上诉人无计可施，7月l5日至28日期间，被上诉人未提供技术服务，8月6日晚间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竟然偷偷将库房内的农药拉走。因此，被上诉人并未按协议约定的期间提供技术服务，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防治效果。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服务至2017年8月7日没有依据。4、关于服务验收：根据双方签订协议第九条：双方于2017年7月下旬共同对枸杞进行采样，但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检测报告与协议约定不符，其仅采取的是胡长江地块，并非全部合作社成员地块；采收时限不符合协议约定，协议约定为七月下旬，此次采样为6月，欧陆公司接收日期及检测日期均为2017年7月2日，与协议约定均不符。另按照约定合作社80％及以上土地产出的枸杞，均应当达到产品检测达标，自七月初起病害大面积爆发，2017年7月12日双方共同采样并封存的包括胡长江、吕立强、陈小俊、赵良飞等人枸杞样品(封存处均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旭鹏签名)，被上诉人却不送检。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刘旭鹏为其工作人员并不否认，仅称已于2017年7月2日已送检，对该样品不需要再检测。而一审判决却表述为刘旭鹏的签名无证据证实。违反基本的证据认定规则。二、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矛盾。l、本案为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一条规定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一审判决以该法条裁判本案本身并无问题，但被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作为受托人完成了约定服务项目、解决了合同约定的地上病虫害防治及用于方案实施的农资产品并达到约定的效果。因此被上诉人应提供其已如约履行了农业技术服务且服务质量合格的证据，但案件事实是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后被上诉人束手无策，拉走药品弃之不顾。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思维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提交证据的审核、判断与采信与否，并未遵守前述规定。三、上诉人在一审时的反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极为明显，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根据现实情况继续履行己无可能，因此要求被上诉人将已收取的款项全部返还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反诉请求，仅仅为上诉人损失中的很小一部分，有充分的证据，应当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壹可农业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关于防治面积，2017年4月15日，双方签订两份《绿色植保协议》，合同约定协议期限为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20日，协议价款由第一份中的824200元变更为第二份的928200元，单价为260元无变更，即协议面积由3170亩变更为3570亩。在田间确认单中大丰收合作社执行代表陈小俊分别在2017年4月9日至7月10日8份田间确认单上签字，均认可服务面积为3570亩，且在壹可农业公司与大丰收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胡长江的聊天记录中也能体现，大丰收合作社认可增加400亩服务面积为马元民100亩，陈新河300亩，共计3570亩。大丰收合作社向壹可农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函》中，大丰收合作社自认“贵公司指派刘刚作为技术指导负责人，负责我合作社位于新疆乌苏市头台乡×××3570亩2年生枸杞的绿色植保专业化防治”，故原审法院认定服务亩数为3570亩正确。2、协议签订后，在履行协议期间，壹可农业公司指导大丰收合作社用药多次，共计花费价值数万元的药品，且欧陆分析技术服务（苏州）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为所有扫描的农药未检出，壹可农业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积极履行了义务。3、原审法院将服务费按照时间截点算至2017年8月7日壹可农业公司认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壹可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丰收合作社立即向壹可农业公司支付欠款586679.8元及违约金140803元（违约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0月20日计算至2018年10月20日共计12个月，586679.8元×2％×12个月=140803元），以上两项共计727482.8元，2018年10月20日后的违约金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大丰收合作社承担。 大丰收合作社反诉请求：1、判令壹可农业公司返还大丰收合作社已支付的植保费用244840元，并自实收收款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2、反诉费由壹可农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4月15日，大丰收合作（乙方）与壹可农业公司（甲方）签订了二份《绿色植保协议》，约定植保地点均为：乌苏市头台乡大丰收种植农民合作社位于头台乡西戈壁村，种植2年枸杞面积为3170亩（具体面积见附件“乌苏大丰收合作社社员信息登记表。实际面积以甲方入场后，甲方与乙方社员具体测量为准”）；绿色植保的范围及内容：甲方为乙方提供零农药残留要求的农作物地上病虫害技术指导及用于方案实施的农资产品。乙方基地地上病虫害种类包括：蚜虫、木虱、瘿螨、负泥虫、白粉病、炭疽病等。合作期间乙方承诺提供植保机械，日作业面积不低于1000亩，保证防效的情况下（药液有效着液量80%以上）平均每亩用水量不超过49升；协议期限：自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20日；协议价款由第一份《绿色植保协议》的824200元变更为第二份《绿色植保协议》的928200元。即：协议价款：以大包干方式乙方每亩枸杞向甲方支付260元，共计928200元（不含税）费用，具体服务总费用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2017年4月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100000元；第二次付款：乙方收到甲方发货通知且货运单后在提货前向甲方支付64840元；第三次付款：乙方在收到年第二次药剂提货单后（5月初），在提货前向甲方支付206440元；第四次付款：采果初期送样检验（7月15日）后乙方收到合格的检测报告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185640元；第五次付款：2017年9月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185640元；第六次付款：乙方于协议截止前向甲方付清尾款185640元。服务方式：甲方指派一名合格的技术员全程现场指导。1、提前以文字或邮寄形式将作业通知书/确认单提交乙方，并由双方存档。甲方联系人刘刚，乙方联系人陈小俊。上述甲乙双方联系人作为本协议权利义务的执行代表，双方邮箱可作为文件材料送达地址。2、现场指导防治方法，配药及喷施等关键技术，并监督实施。每次防治作业完成后，双方以直接送达或邮寄形式对田间作业通知书/确认单确认存档。4、若因特殊原因无法按通知单进行作业，或乙方认为甲方计划不合理，需于作业前三天通知甲方，由双方共同商定变更方案。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药品质量监督：1、甲方所使用防治药物、生物制剂应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检验合格证，不得使用未经审批或达不到国标的产品；2、乙方可对甲方使用的药物进行取样封存，取样可在甲方药品入库时进行。服务验收：甲乙双方于2017年7月下旬共同对枸杞进行采样。采样方式：由甲乙双方共同采摘鲜果五千克单独烘干（或由各农户与甲方共同采样），甲乙双方各留存一份，剩余枸杞按地块面积混样后取200克以快递形式送至欧陆集团进行检测，检测农药残留项目列表为欧陆SP931及SP934共计约650余项，检测结果达到零农残标准，枸杞产品达到零农残，检测费用由乙方支付，如果甲乙双方对检测结果存在异议，则双方进行再次采样送检，检测费用由过错方承担。权利和义务中约定：乙方应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及时付款，乙方如出现逾期付款的情况，按合同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进行处理。乙方合作社由数家社员组成，故枸杞验收采样过程中，双方可对乙方每一社员所种植不同地块进行取样并进行留样。违约责任：乙方应按时付款，如有延期，则每日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如因特殊原因未能按时付款，双方可进行友好协商，书面重新确定付款日期，甲方也可在书面约定达成后，选择终止合同，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与甲方无关等。合同签订后，刘刚在乌苏大丰收合作社社员信息登记表中签字确认枸杞面积3170亩。后壹可农业公司开始为大丰收合作社进行技术服务，并将2017年4月9日、4月20日、5月6日、5月22日、6月3日、6月13日、6月23日、7月10日的田间作业通知/确认单送达给大丰收合作社，大丰收合作社执行人员陈小俊予以签字，其中陈小俊在2017年6月13日的田间作业通知/确认单中注明“前段时间技术员不下地考察，我们不懂，等发现虫子叫了才来，最近来了以后才下地考察，导致前段时间菜寄虫灾害，枸杞果子虫眼多，技术指导跟不上，望以后跟进，2017年6月27日”。对2017年7月28日的田间作业通知/确认单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给大丰收合作社。合同履行中，大丰收合作社分别于2017年4月6日、4月25日、6月30日、7月13日向壹可农业公司支付植保费用5万元、114840元、5万元、3万元，共计支付植保费用244840元。2017年7月13日，欧陆分析技术服务（苏州）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一份，内容为：“乌苏市头台乡大丰收种植农民合作社、宁夏壹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样品描述：枸杞，样品包装：密封塑料瓶，样品接收日期：2017年7月2日，检测开始日期：2017年7月2日，检测结束日期：2017年7月13日，结果：所有扫描的农药未检出”。2017年8月7日，陈小俊向乌苏市公安局头台派出所报警，头台派出所干警出警，处警情况登记表记载:?“警情发生时间为2017年8月7日11时05分，出警时间为2017年8月7日11时21分，处警情况为：“接到报警后，我所民警迅速到达现场经了解：乌苏市头台乡大丰收种植农民合作社与宁夏壹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防虫害合同，该公司在乌苏市头台乡的工作人员是吴兆凯、刘旭鹏，两人在未告知陈小俊的情况下将部分农药拉走，民警告知报警人走司法程序解决”。2017年8月11日，壹可农业公司以快递的形式将“关于合同履行的联系及催款的《联系函》”发给大丰收合作社，《联系函》内容为：“根据我司与贵社签订的《绿色质保协议》内容，我司为贵社从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提供符合零农药残留要求的枸杞地上病虫害技术指导并提供农资产品，现就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宜致函贵社：一、截至目前，我司一直按时开展技术指导并提供药剂，如约履行义务。2017年7月双方依据协议约定，共同对枸杞进行了取样并送检，检测结果符合协议约定，检测机构已将报告发送双方……综上，请贵社于三日内付清欠款，或与我司达成还款计划，并落实农户的配合工作，我司将继续给予防治方案计划及药资。否则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后果由贵社自行承担，我司有权选择终止合同”。2017年8月25日，大丰收合作社给壹可农业公司发送《工作联系函》，内容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绿色植保协议》约定，贵公司指派刘刚作为技术指导负责人，负责我合作社位于新疆乌苏市头台乡×××3570亩2年生枸杞的绿色植保专业化防治，但在具体防治过程中，贵公司存在如下问题，并造成我合作社巨大损失，具体表现在：一、根据《绿色植保协议》第二条绿色植保的范围及内容的约定：贵公司应为我合作社提供零农药残留要求的农作物地上病虫害技术指导及用于方案实施的农资产品……但自2017年6月，枸杞地里木虱大面积爆发，贵公司技术人员无法给出有效防止方案，并非部分农户未按要求进行防治……故贵公司的联系函中将责任归于我合作社部分农户的说法根本不成立……三、在防治中途，贵公司指派前来防治的人员，于2017年8月9日夜间趁我方不备，将防治所需的全部农资产品运走，防治人员早已于8月10日离开乌苏，鉴于前期我合作社已付款，该类产品的所有权已不归属贵公司，更不是防治人员的个人财产，因此我合作社已向警方报案。因此，贵公司所称的我合作社尚欠贵公司款项，没有依据”。2017年9月4日。壹可农业公司以快递的形式给大丰收合作社发送《终止合同函》，内容为：“贵社自第三期付款就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之后一直逾期支付植保费用，至今拖欠我司款项人民币叁拾肆万贰仟零捌拾元整……我司在之前的《联系函》中提出：‘请贵社在三日内付清欠款，或与我司达成还款计划，并落实农户的配合工作，我司将继续给予防治方案计划及药资’的提议，贵社已明确拒绝，这使我方利益严重受损，故鉴于贵司拖延付款时间长、款项大，且明确拒绝支付植保费用，已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我司根据《绿色植保协议》第十条第一款的约定，终止与贵社签订的《绿色植保协议》”。之后，大丰收合作社再未向壹可农业公司支付植保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壹可农业公司与大丰收合作社签订的《绿色植保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保护。《绿色植保协议》签订后，壹可农业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大丰收合作社提供服务，服务期间，大丰收合作社执行代表陈小俊分别在壹可农业公司2017年4月9日至7月10日8份田间作业通知/确认单上签字。大丰收合作社分四次向壹可农业公司支付植保费用244840元。欧陆分析技术服务（苏州）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为所有扫描的农药未检出。双方均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方式：“甲方指派一名合格的技术员全程现场指导，提前以文字或邮寄形式将作业通知书/确认单提交乙方，并由双方存档。甲方联系人刘刚，乙方联系人陈小俊。上述甲、乙双方联系人作为本协议权利义务的执行代表，双方邮箱可作为文件材料送达地址”的约定，壹可农业公司对2017年7月28日的田间作业通知/确认单于2017年7月28日以电子邮件发给大丰收合作社，显示邮件发送成功，符合双方的约定。壹可农业公司在未告知大丰收合作社执行代表陈小俊的情况下于2017年8月7日11时05分将所剩部分农药拉走后，大丰收合作社也自认自该农药拉走后壹可农业公司再未提供植保技术服务。壹可农业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给大丰收合作社的联系函中所称的我司为贵社从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提供符合零农药残留要求的枸杞地上病虫害技术指导并提供农资产品明显与事实不符。后壹可农业公司又在同年9月1日给大丰收合作社的终止合同函中明确大丰收合作社未在联系函中提出的三日内付清欠款，明确拒绝支付植保费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终止了与大丰收合作社签订的《绿色植保协议》。综上，壹可农业公司为大丰收合作社停止提供技术服务的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8月7日。根据双方签订的《绿色植保协议》和大丰收合作社给壹可农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函》中大丰收合作社自认的“贵公司指派刘刚作为技术指导负责人，负责我合作社位于新疆乌苏市×××3570亩2年生枸杞的绿色植保专业化防治”内容，壹可农业公司为大丰收合作社提供绿色植保服务的枸杞亩数应为3570亩。按照合同的约定服务时间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20日共计193天，根据约定的植保费用928200元计算，每天的植保费用为4809.3元，壹可农业公司服务到2017年8月7日，实际服务天数119天，大丰收合作社应付植保费用572306.7元，大丰收合作社已付244840元，还应支付壹可农业公司植保费用327466.7元。故对壹可农业公司要求大丰收合作社支付植保费用586679.8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327466.7元。对壹可农业公司要求大丰收合作社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合同履行当中已经终止了合同，故对壹可农业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大丰收合作社以壹可农业公司植保服务枸杞面积为3160亩，壹可农业公司在履行合同中严重违约，给其造成损失，要求驳回壹可农业公司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大丰收合作社以合同履行中其支付的3万元在转账凭证上明确记载为植保费用，并非农药款，不应在已付的植保费用中扣除，且壹可农业公司起诉的农药款并非其合作社社员购买，壹可农业公司应另行起诉的辩解意见成立，予以采信。故对壹可农业公司要求大丰收合作社支付农药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大丰收合作社反诉要求壹可农业公司返还已付植保费用244840元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大丰收合作社以壹可农业公司提前终止合同，对合同终止后的服务费不予承担的辩解意见成立，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六十条、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大丰收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壹可农业公司植保费用327466.7元；二、驳回壹可农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大丰收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074元，由壹可农业公司承担4862元，大丰收合作社承担62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486元，由大丰收合作社承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大丰收合作社向法庭提交通话录音整理资料一份。证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王建明一直在场，且一直将上诉人的一块地做实验，反映了枸杞树上有虫子及树大面积死亡的事实，且王建明答应秋收后再支付植保费。 经质证，被上诉人壹可农业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壹可农业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大丰收合作社二审提交的录音整理资料系对一审资料的补充，本质上不是新证据，对其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一、二审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对于服务的土地面积，虽然现在出现了两份不一样的合同，但在壹可农业公司为大丰收合作社提供具体农业服务过程中，由双方人员签字确认的多份田间作业通知单上均注明服务面积为3570亩。在后期双方为服务费的支付及病虫害的防止来往函件中，大丰收合作社亦自认壹可农业公司为其提供的绿色植保专业化防治工作的土地面积为3570亩，故原审法院对土地的面积认定正确。关于服务期限如何界定的问题，双方提交的田间作业通知单上显示壹可农业公司为大丰收合作社最后一次提供技术服务是在2017年7月28日，结合2017年8月7日大丰收合作社因壹可农业公司工作人员私自拉走农药的报警记录及2017年8月25日大丰收合作社给壹可农业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函内容，可以确定壹可农业公司在2017年8月7日以后再未向大丰收合作社提供技术服务，故原审据此认定服务期限并无不当。至于防止效果，虽然大丰收合作社提交的照片及录音资料能够反映在后期枸杞树的确存在病虫害及枯死的情形，但对于造成此种后果的原因因双方未进行鉴定，现无法认定完全就是由于壹可农业公司服务不到位所致，故原审根据壹可农业公司提供的服务期限结合合同约定的费用标准判决大丰收合作社支付下欠服务费亦无不当，对大丰收合作社上诉认为应支持其反诉请求及原审认定土地面积、服务期限、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大丰收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23.07元，由上诉人乌苏市头台乡大丰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宏 审判员  孙 静 审判员  杨 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李红艳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