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5民终36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海斌，男，汉族，1957年2月20日出生，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芹（系秦海斌妻子），女，汉族，1957年7月20日出生，住邯郸市峰峰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诺德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勇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文智，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海斌因与被上诉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0582民初1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海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芹、被上诉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司文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秦海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0582民初178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还重审或者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理赔金60万元并支付从2018年4月28日起至起诉之日的利息20227元（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牌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我国，保险合同属于民商合同的一种，其设立、变更或终止时具有保险内容的法律关系。因此，保险合同不仅适用于保险法，也适用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本案中，上诉人的投保人在投保时，《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与变更后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名称没有变化，是同一个险种。根据法理，合同变更的效力为：原有的合同失去效力，新的合同替代原来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履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上交的理赔资料里保险合同中保险单第一页注明“补发次数（1）补打时间2018-2-24，自保单补发之日起原保单作废”的字样。根据这些有效证据，就足以认定要以补发合同为准。另外，上诉人经打客服电话95××2进行咨询，客服人员答复也是按三倍给付理赔额。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合同上以及被上诉人的客服答复，都充分说明发生理赔应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合同为准（第七页2.4.4身故保险金按本合同基本保额的3倍给付）。被上诉人的《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于2015年3月17日报中国保监会申请变更，且没有改变原来保险合同条款的保险名称，从法律上说，全部将原来所有的这个险种变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在本案中，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如果一方不同意变更合同内容，则保险合同不能变更。本案中，被上诉人将《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自行变更，也没有征求上诉人的投保人个人意见，理应承担自行变更后的保险合同条款因变更带来的一切后果。被上诉人在变更保险合同条款时，首先应征得上诉人的投保人同意，才能去变更该险种的保险合同条款，如果被上诉人没有征得上诉人的投保人同意，自行变更保险合同条款，并且也已经报中国保监会批准，同时变更后的原合同条款就已经失效，新的保险合同（即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合同）条款替代原来的保险合同条款，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条款就应该适用新的保险合同（即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合同）条款了。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8根本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上诉人的投保人缴纳4年保费，未见到保险合同，心里发慌，到被上诉人公司理论，被上诉人公司张经理当场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保单申请。随后上诉人的投保人收到保险合同（就是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那份合同），该合同共28页，合同注明“自保单补发之日起原保单作废”字样。发生理赔应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合同为准（第七页2.4.4身故保险金按本合同基本保额的3倍给付）。诚然，被上诉人在将《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变更并报中国保监会批准时，精算了各项数据。但该险种在得到批准实施时，应该及时通知上诉人的投保人，变更所缴保险的数额。况且上诉人在交给被上诉人保险单第一页明明白白地写着交费期间5年，交费频次：年交；保险费50000元；首期保费合计：伍万元整。递交理赔资料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也没有说补缴保费，直到在一审法庭上上诉人才知道保费变化的事情。众所周知，保险合同是制式合同，上诉人的投保人根本无法变动任何一个字。被上诉人要求补缴保费根本不合理不合法。这明显就是误导消费者；被上诉人从来没有通知上诉人的投保人，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未通知投保人变更缴费数额，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其变更合同条款所带来的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在获得中国保监会批准《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变更时，就应当适用新的《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就应当予以补发。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点，2014年9月份，秦玉勤作为投保人，为自己购买了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额为30万，合同于2014年9月16日成立，合同条款2.4.4身故保险金第二款约定，被保险人自年满18周岁保单周年日以后身故，我们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180日内因疾病身故，我们无息返还所交保险费，本合同效力中止。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导致身故，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中止。2018年4月9日，被保险人秦玉勤死亡，同年4月27日，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秦海斌向我司提出理赔申请，我是根据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作出理赔结案通知书和批单、合同处理，批注之后，支付了被答辩人身故保险金30万元，合同已经中止。因此答辩人已经依约履行了支付保险金的义务。第二点，被答辩人诉请所依据的合同条款并不是投保人与我司之间的合同条款，是其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开网站查询打印的，此条款是我司于2015年3月17日向中国保监会进行产品备案后才开始使用的。投保人投保当时和我司所订立的保险合同并没有按照合同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的约定，投保当时的合同条款约定的非常明确，即按本合同基本保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现我司已经依此约定履行了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按基本保额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条款是我司产品升级后，于2015年3月17日经保监会备案后才开始使用的，适用于备案之后新签署的保险合同，并不适用于之前已经订立的保险合同。第三点，涉案的保险产品于2015年3月份升级后，按照新条款2.4.4的约定，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相对应的是保险费的增加，按照费率表所载标准，以被保险人侵权为例，若按变更后的合同条款享受30万元保额三倍的身故保险金，每年需缴纳保险费125220元，计算方式为2015年7月7，年龄为60周岁，每1000元的保额保费为417.4元，保额为30万元，每年交纳保险费的计算公式为30万除以1000乘以417.4，等于125220元，但秦玉勤并没有按照此标准缴纳保险费，而是按照每年5万元的标准交纳保险费，这进一步印证了被答辩人要求按照变更后的条款享受保险利益，但却没有按照变更后的保险费率缴纳保险费，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也缺乏必要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在主观上混淆了保险产品升级和保险合同变更的区别。第一，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答辩人和投保人所签署的保险合同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更，涉案保险产品升级后，双方也并未就原保险合同进行过任何变更，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将已有的保险产品提高保费和增加保额进行产品升级，这是个保险公司普遍的通用的一种商业模式，是保险行业的惯例，而且现在各个保险公司存在大量的原保险产品和升级后的保险产品。对于我公司而言，本案涉案的保险产品并不仅仅是秦玉勤一个投保人，假如任何一个投保人都如被答辩人一样要求按照升级后的保险要求三倍保额的赔付，却不考虑原产品和升级后的产品之间每年75220元保费的巨大差距，这个非常明显的不具有合理性。第二，答辩人提交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明确记载秦玉勤于2018年2月23日以保单丢失为由申请补发了新保单，但被答辩人却在上诉状中虚构了保单补发的真实原因，不补发、丢失的保单仅仅是将保单重新打印，不等于是重新签订保险合同。被答辩人运用利己的片面的思维方式，错误的将保单补发，理解为了保险合同的变更，本案被答辩人在涉案保险合同中仅仅是受益人，并不是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其对投保人秦玉勤和答辩人签署的保险合同存在理解上的错误，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上诉人作为受益人，其对投保人以保险人之间订立合同的合意并不清楚，从投保人以答辩人订立保险合同后，至投保人、身故，一直是按照2014年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履行的。综上所述，答辩人已经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上诉人要求三倍赔偿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秦海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金60万元，并支付从2018年4月28日起至起诉日利息20227.5元（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时止），以上共计620227.5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9月，秦玉勤作为投保人，在被告处为自己购买《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一份，身故保险金受益为本案原告秦海斌，该合同所涉基本保额为30万元，2014月9月16日该合同成立。该合同条款2.4.4“身故保险金”第二款约定：“被保险人自年满1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以后身故，我们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180日内因疾病身故，我们无息返还所交保险费，本合同效力终止；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导致身故，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2018年4月9日被保险人秦玉勤去世，被告理赔给原告秦海斌身故保险金30万元。原告秦海斌认为被告应该按照合同条款即基本保险额的三倍支付身故保险金90万元诉至本院成讼。原告提交证据1,百年人寿保险股份公司保险单一份，2014年9月7日投保，投保人是秦玉勤，被保险人也是秦玉勤，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是原告，基本保额是30万元，年交费是5万元。证明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的成立。证据2,百年人寿保险股份公司保险条款，证明保险理赔标准，该保险条款第2.4.4（2）证明被保险人可以按本合同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保险金，给付后本合同终止。证据3,被保险人生前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保险人的基本情况。证据4,村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一份，证明被保险人于2018年4月9日晚9点去世。证据5,被保险人死亡注销证明一份，该证据由沙河市公安局綦村派出所出具，证明被保险人死亡。证据6,火化证明一份，邢台市殡仪馆出具，证明被保险人于4月11日火化。证据7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和被保险人的关系，系姐弟关系。证据8,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卡流水明细一份，证明2018年4月28日被告支付被保险人死亡的基本保额是30万元。证据9,被保险人生前居住村委会的证明一份，证明被保险人生前长期生活在沙河市。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应按基本保额30万元的三倍给付原告保险金，但被告只支付了30万元，仍有60万元及利息没有给付。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保险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保险单明确记载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为2014年9月7日，交费期间五年，年交保费5万元。对证据2保险条款，1，此保险条款并不是秦玉勤投保当时的保险条款，此条款是2015年3月17日经保监会备案之后变更的条款。2，此保险条款不是保险公司在秦玉勤投保时向其提供的条款，系原告方通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开网站查询到的信息，我们对条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此条款是从2015年3月份之后才开始实施的条款。3，秦玉勤的保险合同适用订立当时2012年11月中国保监会备案的条款，根据当时条款2.4.4的约定，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照基本保额支付身故保险金，并没有三倍的约定。对证据3、4、5、6、7、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恰恰证实了保险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30万元的身故保险金。被告提交证据1,2014年9月份秦玉勤投保时《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此条款的备案时间是2012年11月，证明被保险人秦玉勤投保时的合同条款2.4.4约定的身故保险金数额为合同约定的基本保额。证据2,《保险单》，证明秦玉勤和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于2014年9月7日生效，9月16日成立，合同约定的基本保额为30万元，年交保费5万元。证据3,《理赔申请书》、《结案信息表》、《理赔结案通知书》、《批单-合同处理批注》，证明保险公司已经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了30万元的保险金。证据4,2015年3月17日《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变更备案资料，证明涉案保险的合同条款和保险费率于2015年3月17日经保监会备案进行了变更。证据5,2015年3月17日变更后的《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此条款与原告方提交的证据2内容相同，从此条款明确看出在条款的右上方明确写明2015疾病保险，此条款从2015年3月份才开始实施，和此条款的备案时间是完全一致的，证明原告起诉主张3倍保额的保险金依据的是2015年3月份才开始实施的合同条款，并不是秦玉勤于2014年9月投保时的合同条款。证据6,2014年9月份秦玉勤投保时的保额表，证实被保险人投保后一直按照保额表所记载的标准每年交纳5万元的保费，保额为30万元（被保险人为女性，投保时的年龄段位是56－60,交费期间为5年，每1000元保费的保额为6000元，保额30万元，每年交纳保险费的计算公式为30万元÷6000元×1000元＝5万元，按照保额表所得出的计算公式与原告方提供的保险单所记载的30万元基本保额所对应的交费期间、交费年限及每年交纳保险费的数额完全一致。证据7,2015年3月份保险合同条款变更后所对应的保险费率表，证实2015年3月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费率变更后，保险合同2.4.4约定按基本保额的3倍赔付保险金，相对应的是保险费的增加，按照费率表所记载标准，以被保险人秦玉勤为例，若按照变更后的合同条款享受30万元基本保额3倍的身故保险金，每年需交纳保费125220元（2015年秦玉勤年龄为60岁，每1000元保额的保费为417.4元，保额为30万元，每年需交纳保险费的计算公式为：30万元÷1000元×417.4元＝125220元），但秦玉勤并没有按此标准交纳保险费，而是按照每年5万元的标准，也就是原合同的约定交纳的保险费，从此进一步印证了原告按照变更后的保险条款享受利益，但实际情况是被保险人并没有按照变更后的保险费率交纳保险费，保险费之间的差距巨大，原告的主张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也更加缺乏必要的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证据8,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证实秦玉勤于2018年2月23日以保单丢失为由申请补发了新保单。原告质证意见：《百年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变更备案资料，原告认为原条款的变更是对旧条款的否定，因为该险种的名称未变，还是原来的名称，既然是变更，那么旧的保险条款就应当作废，投保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保险条款执行，但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没有及时通知投保人，存在重大过错，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适用名称未变的新的保险条款。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民事责任。秦玉勤生前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被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有效合同。秦海斌作为该保险合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在秦玉勤去世后享受该保险权益。该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身故保险金赔偿额为基本保险额30万元。原告诉请所依据的是保险条款变更后的赔偿标准，变更后的条款是基本保险额的三倍，但秦玉勤与被告之间所约定的是一倍保险额，年缴费额为5万元，变更后的条款对应的年缴费额要远远高于5万元，如果按照变更后的条款理赔秦玉勤所签订的合同实属不合理，且秦玉勤生前也没有进行合同的变更，故原告依据变更后条款理赔标准来对应其变更前的合同要求支付90万元的赔偿金属于缺乏证据支持，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确认被告所提供的证据，确认被告已履行了保险合同确定的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秦海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2元人民币，减半收取5001元人民币，由原告秦海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按照2015年的合同条款向秦海斌支付理赔金及利息。 投保人秦玉勤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2014年签订保险合同时，双方依据的是2012年备案的合同条款，明显不是2015年备案的合同条款。在合同双方均没有主张合同变更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原合同条款履行。另外，投保人一直是按照2012年备案的合同条款交纳保险费，现受益人秦海斌要求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按照2015年备案的合同进行理赔，违反了合同约定，按照诚实守信、公平公正、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本院对秦海斌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秦海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2元由上诉人秦海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易然 审判员  乔 鹏 审判员  刘素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刘西超 书记员路敬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