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2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女，1975年12日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强，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平，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女，198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成都市武侯区正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策亮，成都市武侯区正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白某，男，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上诉人吕某因与被上诉人唐某、原审第三人白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唐某立即返还不当得利100767.86元，并从每次取得不当得利资金之日起，按照年利率4.75%的标准支付资金占有利息，直到被上诉人返还全部不当得利资金时止（截止2018年7月2日被上诉人须支付上诉人资金占有利息损失5737.9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唐某承担。二审中，吕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唐某立即返还吕某不当得利104437.86元并支付截止至2018年7月2日的利息5967.69元。事实和理由：一、吕某所举证据已充分证明唐某取得100767.86元无合法依据，且导致了吕某的财产损失，本案构成不当得利；二、唐某称其取得资金不属于不当得利，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在唐某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擅自推定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法院以第三人白某未提出异议，进而推定唐某取得100767.86元不属于不当得利缺乏法律依据；五、唐某应当返还不当得利及相应利息。 唐某辩称；1.吕某只出示了唐某取得白某款项的证据，唐某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属于合法取得的证据；2.吕某主张唐某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举证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唐某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白某之间存在合法经济往来，即使有所得也是合法收入，且唐某也曾向白某转款42012元。 白某未发表答辩意见。 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唐某返还不当得利款100767.86元；2.判令唐某从获取不当得利资金之日起至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75%向吕某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吕某与白某于2003年4月28日登记结婚，2018年2月13日签订《离婚协议》并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共同财产仅有银行存款与位于成都市仁和时代春天的房屋及家具、家电、收藏品。如任何一方有隐瞒、虚报、转移婚内共同财产，另一方发现后有权取得对方所隐瞒、虚报、转移的财产的全部份额。白某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1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陆续向唐某支付款项若干。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转账凭证截图、银行流水明细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并致他人损失而获利。吕某所主张的100467.86元款项的付款人为白某。白某并未对唐某收款提出异议，应推定白某系基于某种付款事由向唐某付款，没有证据证明唐某收取白某支付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故对吕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吕某对唐某是否应当返还款项有争议，应当选择其它法律关系另行诉争。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吕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3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15元，由吕某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吕某提交载明姓名为白某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户口号码621××××5111），拟证明白某在其与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唐某转移财产89237.86元，唐某取得该笔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唐某质证称，该证据属于白某个人所有，上诉人取得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且该证据只能证明白某与唐某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明该款项是不当得利，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连续记载了白某招商银行账户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5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信息，且加盖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清江支行的印章，唐某亦就该证据表示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证据合法性问题，该证据载明的银行流水期间基本处于白某与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唐某虽对证据的合法性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亦予以采信。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10月12日期间，白某通过其招商银行（户口号码621××××5111）向唐某（622××××5025）转账16笔，合计金额88237.86元（2016年11月20日转款15000元；2016年12月20日转款5200元；2017年1月29日转款10000元；2017年2月9日转款3670元；2017年2月13日转款1500元；2017年2月23日转款3800元、8312.86元；2017年2月28日转款2000元；2017年3月20日转款3800元；2017年4月27日转款3670元；2017年5月9日转款5000元；2017年7月1日转款10000元；2017年7月2日转款10000元；2017年9月22日转款3663元；2017年10月9日转款2222元；2017年10月12日转款1400元），其中2017年2月9日转款的3670元未在本案一审中提出。 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唐某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不当得利的具体数额。 不当得利系指一方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进而造成另一方利益受损。吕某主张唐某取得白某所转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对此举出了唐某取得白某转款、转款时间处于吕某与白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等证据，能够证明唐某取得利益并导致吕某利益受损的基本事实。唐某辩称其与白某之间有生意合伙关系，因此取得白某转款具有合法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唐某应对该抗辩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唐某提交了与微信名为“百玛朵吉”的微信聊天截图，但因微信名不具有唯一性，不能证实聊天截图中的“百玛朵吉”与白某系同一人，且聊天记录中亦无双方就合伙经营形成合意、日常管理、盈余分配等相关内容，故唐某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与白某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对其取得白某转款具有法律根据的反驳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吕某关于唐某取得白某银行转款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吕某主张唐某取得的不当得利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白某通过其招商银行（户口号码621××××5111）向唐某（622××××5025）16笔，合计89237.86元；二是白某通过微信向微信名为“紫轩”的2笔转款合计15200元。本院认为，对于银行转款部分，因2017年2月9日的3670元转款并未在本案一审中提出，属于二审新增的诉讼请求，而唐某亦明确表示不愿意就该新增诉讼请求进行调解，故本院二审对此不予处理，吕某可以另行起诉。因此，银行转账部分的金额为85567.86元（89237.86元-3670元）。对于微信转账部分，因无证据证明“紫轩”即是本案被上诉人唐某的微信名，吕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唐某收取了该微信转款，故本院对微信转款部分金额不予支持。对于唐某有关通过微信向白某转款42012元的抗辩理由，承前所述，唐某提交的其向“百玛朵吉”的微信转账记录亦不足以证实其向白某存在转款的事实，且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也无收款方姓名及账号，因此对唐某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根据该条规定，唐某应当返还该85567.86元不当得利及相应孳息。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孳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为宜，孳息期间从唐某取得每笔不当得利款项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 综上所述，上诉人吕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 二、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某返还不当得利85567.86元及相应孳息（孳息的计算方式为：分别以取得的每笔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每笔款项取得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各笔款项孳息计算方式参见附表。）； 三、驳回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43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15元，由吕某负担243元，由唐某负担9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30元，由吕某负担486元，由唐某负担19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冬琦 审判员  孙 睿 审判员  陈丽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