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1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良，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进，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红，女，196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盼，四川经纬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佳富，四川经纬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文良因与被上诉人陶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2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文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陶红要求周文良偿还借款143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判决陶红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周文良与陶红丈夫朱伯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并未依法生效，双方不存在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关于“因上述借条出具时间为2002年，陶红陈述时间太久无法提供转账凭证并不违背常理”的认定，以及对“陶红表明因其借款时间为2008年，时间太久，无法出具银行账户的信息，且朱伯方已经去世，无法查询其银行账户信息”单方陈述予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三、陶红要求周文良支付143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朱伯方以现金方式出借100万元也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1.陶红要求周文良支付2002年借条载明的48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没有事实依据；2.陶红要求周文良支付落款日期为2008年10月3日借条中的100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没有事实依据。3.陶红称其丈夫朱伯方于2008年10月3日以现金方式借款100万元给周文良，显然不符合朱伯方的交易习惯。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陶红对朱伯方实际交付借条载明的款项负有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陶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文良全部上诉请求。1.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是成立并生效的，陶红前后分两次向周文良出借款项共计148万元，第一笔48万元于2002年出借，第二笔借款100万元。2.本案发生的时间是在16年之前，当时的财务、银行要求并不规范，所以使用现金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符合当时的要求。3.基于对周文良的信任，陶红十多年未向其主张还款，现借款将超过诉讼时效且周文良一直拒绝归还借款，不得已陶红才起诉至法院。4.周文良曾多次签字确认债务，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否认借款的事实，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 陶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文良偿还陶红借款本金143万元；2.判令周文良按143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18年6月13日按年利率6%向陶红支付借款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9月26日，周文良出具《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朱伯方人民币资金肆拾捌万元整，明细账：1.现金3万元（原开出借据作废），2.转账40万元，3.交大西南总公司保证金伍万元整。此后，周文良分别于2002年9月26日、2005年10月7日、2007年10月15日、2009年11月11日、2013年9月7日、2015年8月24日、2016年6月18日、2018年5月1日在该份《借条》上签字确认。 2008年10月3日，周文良出具《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朱伯方现金壹佰万元整”。并载明“已于2015年7月31日付伍万元整”。周文良并书写“此据周文良2008年10月3日。”提行书写“此据:2015年8月24日已于2015年7月31日付5万元周文良”，再提行书写“2016年6月18日”，再提行书写“周文良2018年5月1日”。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5月18日，案外人朱伯方与陶红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并由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28583号公证书公证，其中载明：甲乙双方于1984年3月18日登记结婚。现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订立本“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双方共同信守：甲方分别于2002年9月26日、2008年10月3日以个人名义将家庭共有财产148万元，出借给周文良，至今已归还5万元，剩余143万元。现甲乙双方约定：对周文良享有的143万元债权由乙方单独享有，乙方可单独向债务人周文良行使主张债权的权利。 2018年5月18日，案外人朱伯方、陶红向周文良出具《通知》，将上述《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内容通知给周文良，通知其将所欠余额全部支付给陶红。2018年5月19日，案外人朱伯方与陶红共同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对上述通知过程予以保全，并出具了（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28603号《公证书》。 2018年5月19日，陶红电话联系周文良（138××××1111），通话记录显示：陶红说“就是朱叔叔现在病的有点恼火，······他说02年9月份和08年10月份你在他那一共借了148万是不是？周：这个事上次朱俊来过的嘛，我晓得，这两天我专门回来了，回来了我想过来见朱叔叔。······陶：就是他说的那个事情是不是嘛。周：朱俊拿了个单子过来，我把字都签了得嘛。······周：我给朱俊专门见了面了，跟他谈了一上午，我到那去把字签了，我喊他专门给你说一下得嘛······陶：他说还剩143万是不？周：那个数字是一百四十几哇，对的。陶：一百四十几，他说还剩143万是不？周：143嘛148哟？陶：他说的是148，他说你中途还了他5万元哇，他说话都很累，等于是那么多年了，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他现在需要治病。周：嗯，嗯。······周：这个一百多万怎么回事，我刚给朱俊说得很清楚了，你也可以问一下朱俊，但是有一点你放心，我给朱俊说得非常明白，朱俊也清楚，你让他给你说嘛，好不好。陶：好嘛，他给我说的这一百四十多万是属实的嘛？周：这个钱喃，数字没得问题，但是其中有点点差异，但是没得什么也别为难的事情。······”陶红对上述录音行为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予以保全，并出具了（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29469号《公证书》。 一审法院另查明，四川大西南工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于2002年9月12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朱伯方。 一审法院认为，陶红与案外人（陶红丈夫）朱伯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并对该协议予以公证，故陶红有权就案涉债权向周文良行使债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陶红主张其与周文良之间存在48万元的借款关系，并提交2002年9月26日出具的《借条》，该借条中记载其中4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但陶红并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周文良在该份《借条》上反复确认并签字确认。周文良主张该款项不是借款，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仅提交了上述借条中记载的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周文良辩称，上述款项系双方合作的投资款，因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且周文良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对上述款项实际上进行投资的合意以及投资行为的具体履行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周文良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因上述借条出具时间为2002年，陶红陈述时间太久无法提供转账凭证并不违背常理，加之周文良事后一直持续签字确认上述借款，一审法院对陶红主张周文良应当偿还上述48万元的借款的请求予以支持。 另，陶红主张其与周文良之间还存在100万元的借款关系，并提交2008年10月3日出具的《借条》，上述借条仅记载借现金100万元，周文良分别于2015年8月24日、2018年5月1日签字确认，并签字注明“已于2015年7月31日付伍万元”；还提交了陶红与周文良的通话记录，上述通话记录中在陶红的追问下周文良是否借朱伯方148万元的前提下，周文良承认“数字是正确的，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其已经跟朱伯方之子当面解释”，陶红亦表明其因借款时间为2008年，时间太久，无法出具银行账户的信息，且朱伯方现已经去世，更无法查询其银行账户信息。周文良否认收到该笔款项，主张上述款项转至其他人账户，结合借条上记载支付方式为现金，且周文良多次确认，借条上还记载曾经的还款情况，以及陶红与周文良之间通话记录中周文良认可款项金额亦未明确否认上述款项是借款等事实和情节，可以确认上述100万元借贷事实的发生，以及周文良多次表示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对于陶红主张周文良返还剩余款项95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文良辩称并未收到上述款项，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其多次在借条上签字确认的行为，亦未提交证据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周文良申请对其在上述借条上书写“2008年10月3日、2015年8月24日、2016年6月18日周文良”的形成时间的鉴定，认为上述文字系本人书写，但其书写时间并非当日，而是在2012年左右，可以证明其应朱伯方的请求代其写假借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周文良承认上述文字系本人书写，文字的形成时间即使并非借条上书写的时间，也不足以证明其并未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故对周文良的该项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准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陶红主张周文良支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自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2018年12月29日起，以14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偿清之日止。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周文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陶红偿还借款143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8年12月29日起，以14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偿清之日止）；二、驳回陶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67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22670元，由周文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朱伯方是否向周文良履行了出借义务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现评议如下： 周文良对两份《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收到《借条》中的款项，对此，关于金额为48万元的《借条》，周文良否认收到40万元银行转款，并在上诉状中称该笔40万元系朱伯方转入了其自行设立的四川大西南工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账户，是四川大西南工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投资款，另外5万元亦是朱伯方直接支付的挂靠保证金。从周文良的上诉意见来看，其未否认朱伯方有45万元的支出，只是未支付给周文良。对此，本院认为，周文良在《借条》中明确“借到朱伯方人民币肆拾捌万元整”，其未能对于为何从2002年至2018年，八次对借款进行确认给予符合常理的解释。关于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明确“借到现金100万元”，并且在《借条》出具后，并另于2015年8月24日备注“已于2015年7月31日付5万元”，再于2016年6月18日、2018年5月1日对《借条》进行确认。一方面，以上两张《借条》均明确“借到”，并经周文良多次确认，且其在《借条》中确认曾还款5万元；另一方面，在周文良与陶红的对话中，周文良并未对案涉143万元借款予以否认，并表示“这个钱喃，数字没得问题，但是其中有点点差异，但是没得什么特别为难的事情”，其意思表示明确。基于以上理由，陶红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能够印证借款关系的成立，周文良的上诉理由除其口头陈述外，均无证据证明，且与现有证据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周文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70元，由周文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寅 审判员 陈正霞 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谢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