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云，男，195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重庆广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秋实，重庆广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索特建筑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观音岩，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09380522A。法定代表人：冯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芝，重庆道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兴云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索特建筑公司（以下简称索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9民初6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兴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邓秋实，被上诉人索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兴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9民初635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支持刘兴云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索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遗漏索特公司自认的“将案涉项目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资格主体的自然人”这一关键事实。本案庭审过程中，审判员向索特公司代理人发问:“苏建国是谁?是否承包案涉项目?罗茂强是谁?”索特公司代理人称:“苏建国不是我司员工，苏建国与罗茂强系合伙人，罗茂强在万州索特分包了案涉项目的部分工程，我司与其有分包协议，庭后提交该协议作为证据。”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索特公司自认的该项事实，对于认定刘兴云与索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一审法院直接无视该项事实。(1)由于原判中对于上述关键事实只字未提，故刘兴云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的庭审笔录和庭审录像，以证明索特公司已经自认了该项事实。(2)索特公司自认了该项事实后，称将会在庭后提交相应的分包合同作为证据。但索特公司在庭后提交证据质证时，又反悔并拒绝提交该项证据。根据民诉法“禁反言”的原则和最高法民诉证据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推定该分包合同存在，且该合同的履行期间与索特公司向“苏建国、罗茂盛”出具的加盖其“重庆市万州区索特建筑公司申基酒店项目专用章”的责任书上载明的时间一致:即该分包合同的履行起始时间至少应追溯至2012年11月2日(刘兴云在案涉项目工地开始工作的时间之前)，分包合同对应的项目工程名称为“申基酒店。2、原判引用刘兴云的陈述时存在关键错误审判决书中载明的“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受苏建国聘请…”(判决书第5页第10行)，系歪曲引用刘兴云的陈述。刘兴云在庭审中对该项事实的陈述为“…受苏建国以万州索特的名义招聘…”。结合苏建国、罗茂强以索特公司的名义向刘兴云出具的欠条，可以证明一审判决书中的该项记载是对刘兴云陈述的歪曲引用。而苏建国是否以索特公司的名义招聘刘兴云到案涉项目工地做工，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原判未对刘兴云、索特公司双方所提交的任何一项证据做出是否采信的判断。笼统的认为“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2行)，系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原判的“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部分(自判决书第3页第1行起，至第5页第12行止)，均系引用刘兴云、索特公司双方及刘兴云方证人，在庭审过程中所做的陈述、出示的证据、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没有对任何一项证据做出是否采信的判断，因此不可能对案件基本事实做出认定。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仅以“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项规定…”(判决书第5页第14行)，认为刘兴云与索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断章取义，割裂了该“通知”的整体性和各条文之间的联系，系适用法律错误。(1)该通知第一条所规定的是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一般情形。而本案中，存在索特公司将案涉项目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之情形，且该通知“第四条”对存在此情形下的劳动关系认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不能仅援引该“通知”的第一条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刘兴云所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以及索特公司在庭审中自认的事实，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一)苏建国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其以索特公司的名义招用刘兴云，自2012年6月起，在案涉项目工地从事门卫和库管工作。(二)索特公司加盖其“申基酒店项目专用章”的责任书所载明的内容，表明苏建国具有以索特公司的名义招用刘兴云的权利外观。(三)至少在2012年6月时，刘兴云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四)索特公司指派苏建国、罗茂盛对刘兴云进行管理，刘兴云遵守索特公司制定的工作制度，与索特公司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五)苏建国、罗茂强以欠条的方式承认，索特公司尚未通过其指派的案涉项目负责人，向刘兴云发放自2016年2月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的工资人民币87000元，奖金人民币4000元，共计人民币91000兀。(2)该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刘兴云提供了与(二)、(五)项相对应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而索特公司并未提供与(一)、(三)、(四)项相对应的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结合以上两点，应当援引该“通知”第四条的规定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即:只要能够认定刘兴云与自然人苏建国或罗茂强建立了劳动关系，那么就应由索特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4、一审法院以“原告于2015年3月17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判决书第5页最后一行)，认定刘兴云于该时点之后不可能与索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1)我国《劳动法》第十五条仅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时，劳动者的年龄下限。在《劳动法》的所有条文中，并没有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时，劳动者的年龄上限。因此，刘兴云在2015年3月17日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事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并非双方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无效事由。(2)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了事实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第四条规定“…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等不适用劳动法”。刘兴云的户籍为农业户口，其在案涉项目工地工作时的身份属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因此不是根据该条规定需要排除适用劳动法的对象。(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劳动合同终止。刘兴云系农业户口，不具有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主体资格，也未曾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因此本条规定不影响刘兴云作为建立劳动关系适格主体的资格。(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同意“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而《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因此，当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为用人单位提供有偿劳动的事实时，如果劳动关系的认定必须以农民工发生工伤为条件，这将是一个非常荒谬和残酷的逻辑，违反公序良俗。(5)即使认为刘兴云于2015年3月17之后，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不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也不能据此否认刘兴云于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完全无视索特公司在庭审中自认的关键事实、索特公司在庭审中的反言行为;歪曲引用刘兴云在庭审中的陈述、刘兴云所提供的完整证据链和证据优势。一审判决在没有对任何证据做出是否采信之判断的条件下，仅断章取义的错误援引《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第一条规定，做出了有利于索特公司的判决，系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5、我方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3可以证明对方在所称的竣工验收时间之后还在进行施工，我方在二审中也有补充证据说明这一点。另外我方还有证据证明2013年的时候刘兴云仍在案涉工地上工作。索特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刘兴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兴云与索特公司从2012年6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索特公司立即向刘兴云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6000元（按照3000元/月的标准，从2012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共计82个月）；3、判令索特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5000元；4、判令索特公司支付刘兴云资金占用损失（以246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5、本案诉讼费由索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3日，刘兴云向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仲裁请求：1、由索特公司立即向刘兴云支付工资117000（按照3000元/月的标准，自2016年2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共计39个月）及2016年、2017年奖金4000元，并赔偿刘兴云自申请之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计算为：以121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随本清）；2、由索特公司立即向刘兴云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246000元（按照3000元/月的标准，从2012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共计82个月）；3、由索特公司承担刘兴云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用5000元；4、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2019年5月27日，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刘兴云于2015年3月17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碚劳人仲不字（2019）第13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兴云不服，起诉来院。庭审中，刘兴云举示了：证据1、责任书两张（第一页为原件）；2、索特公司的工程签证单（内含签证单原件，收方单、剖面图、工作联系单均为复印件）3、重庆亘基混凝土有限公司送货单原件一张；4、送货单原件三张；5、工资欠条原件一张；6、手机短信打印件一张；7、工牌原件一张；8、中国邮政银行流水记录原件两张；9、补充协议原件一份。拟证明索特公司系案涉项目用工主体，苏建国系索特公司案涉项目的负责人，索特公司与刘兴云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且至今未与刘兴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索特公司对证据1、2、3、4、5、6、7、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看出索特公司及苏建国、罗茂强对其有支付工资的记录，不能达到刘兴云的证明目的。刘兴云还举示了证据10、发票，拟证明刘兴云支付律师费5000元。万州索特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需要配合代理合同才能证明是本案的律师费。庭审中，刘兴云邀请的证人尹某出庭陈述，证人在工地附近居住，证人住的地方离工地步行十分钟，从2012年2月在工地上卖盒饭，卖了一年多盒饭，因工地停工，就没有卖了。后因喂兔子的原因，经常去工地拔草，有时也在工地耍，而刘兴云在工地上是守库房、发东西，双方就认识了。证人卖盒饭的地方和刘兴云上班的地方在同一个地方，刘兴云是从2012年至2018年7月在工地上工作，停工后还在工地上守库房。证人不清楚管理刘兴云的包工头的名字，不清楚工地的施工单位是哪个。刘兴云认为证人证言具备独立性，可以证明刘兴云自2012年6月起至2018年7月止，在案涉项目工地从事看管库房的工作，并居住在案涉项目工地。索特公司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证人陈述现暂住地址，并无证据佐证，证人并不清楚刘兴云工作的情况，证人陈述刘兴云在2012年至2018年7月在工地做工，并于2018年7月出具欠条，也不清楚欠条内容，刘兴云举示欠条的时间为2016年2月，与证人所述相互矛盾。证人也不清楚刘兴云受谁聘请、管理、发放工资的情况，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应当为两人，本案刘兴云只申请一人出庭作证，故不予采信。索特公司举示了：1、建设工程竣工建设意见书（工程名称：重庆悦榕庄山地宅院，验收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2、建设工程竣工建设意见书（工程名称：重庆悦榕庄A、C区（酒店部分），验收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拟证明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不存在竣工之后再请工人的问题。刘兴云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在责任书中盖的是申基酒店项目专用章，与索特公司提交的验收意见中工程名称不符。对证据2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在未载明实际竣工日期的情况下得出验收日期2013年5月16日有异议。庭审中，刘兴云陈述其受苏建国聘请到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温泉路的悦榕庄项目的工地做工，工资由苏建国发放，工作受苏建国管理安排。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劳动者就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刘兴云与索特公司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刘兴云自述其系受苏建国的聘请到工地做工，受苏建国的管理，工资报酬由苏建国支付，刘兴云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索特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且刘兴云于2015年3月17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刘兴云、索特公司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刘兴云以劳动合同法律关系要求索特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律师费、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兴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兴云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刘兴云称，原判第5页第二段载明的我方陈述的内容不完整，我方在一审中陈述的是受苏建国以被告名义聘请到悦榕庄项目工地工作；对其余事实无异议。索特公司对原判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刘兴云对原判提出的事实认定异议，根据一审庭前会议笔录中，刘兴云陈述“原告方是在2012年6月入职，在北碚区澄江镇‘悦榕庄’的项目做工，担任的职务是门卫和库管，是苏建国以被告名义招聘过去的，工资是苏建国发放的，2014年之前以现金方式发放，发放时要签字，2014年之后是以打卡方式发放工资，并未发放完全。我24小时都在工地，是苏建国管理我。…我只知道我工作的工地是被告承包，罗茂强和苏建国都是管理我的，我只知道我在他们两个手下工作。原告方至今保管有案涉工地的全部钥匙，钥匙是苏建国交给我保管的。”，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对此描述不完整，本院对此更正为“庭审中，刘兴云陈述其受苏建国以索特公司名义聘请到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温泉路的悦榕庄项目的工地做工，工资由苏建国发放，工作受苏建国和罗茂强管理安排。”。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中，刘兴云举示证据1、由苏建国签名的2013年12月19日“重庆亘基混凝土有限公司”送货单3页，拟证明竣工验收报告载明的验收日期后，索特公司仍在继续施工；证据2、刘兴云签名的2013年北碚北泉物质配送分公司送货单，结合刘兴云一审提供的证据4，拟证明刘兴云于2013年在案涉项目工地工作；刘兴云对一审证据6，当庭展示手机实体，以与手机短信照片进行交互印证。索特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不能确认单据上的签名是否为苏建国本人所为，此外单据既无购货单位的盖章，亦无负责人或者经办人签名，不能证明刘兴云与索特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证据2中刘兴云的签字与起诉状的签字完全不同，单据也缺乏购货单位的盖章或者是负责人、经办人签名，在内容上既无法证明与索特公司、苏建国、罗茂强存在关联，也无法证明刘兴云与索特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索特公司不认可一审证据4中手机短信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手机号码不能证明是苏建国的，收短信的号码也不能确定是刘兴云的，且内容指代不明，不能达到刘兴云的证明目的。刘兴云称，我方一审没有举证是因为当时没有找到这2份证据，这几组证据能体现刘兴云收货的延续性，收货是履行的职务行为，起诉状和送货单都是刘兴云本人签字，只是不同时间段签字的习惯发生了变化。短信照片上的款项是指的我方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5，以及后来苏建国另外算了个账，发给我方，我方才认可，所以才发的这个短信，发短信的号码与我方证据1中苏建国的号码一致。索特公司称，我方的工程是2013年已经完工了，现在与总承包方重庆祐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正在诉讼中，案号是案号是（2018）渝0109民初12433号；而且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5欠条问题，刘兴云已经另案在南岸法院起诉了罗茂强、苏建国和索特公司。刘兴云称，我方另案在南岸法院起诉，是因为在本案中我方并没有要求欠条上的工资，而本案劳动关系能否确定我方也不能确定，所以为了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所以另案一并起诉罗茂强、苏建国和索特公司。二审中，刘兴云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刘兴云从2012年到2018年都是一直在项目工地上工作。王某称，我现在住在工地上，申基集团悦椿酒店工地；我是2014年11月6日进入的工地，大约1个月左右，我和刘兴云在工地认识的；是同一个工地，但是我们老板不同，我的老板是做土建工程，他的老板是做安路肩和装饰装修的工程；我是2014年在工地上的，他比我先去，他给我说他是2012年去的工地上的；听他说老板是2018年8、9月份跟他算的总账。他是今年春节前离开工地的，我们距离只有200米左右，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工地上；工地是2015年9月份停工的，之前都在施工；刘兴云手机号码159××××7325，大概60岁左右；不知道刘兴云的老板名字，看到过人；不认识罗茂强、苏建国以及索特公司，他们很少来；（你既然不认识这2个人，为什么会说很少来？）我天天跟刘兴云在一起打牌，他的老板来没有来我晓得；（你既然说你不知道刘兴云的老板是谁，为什么又说他的老板来没来你晓得？）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耍；刘兴云的工资是从2018年8、9月扎帐，那么这个扎帐的金额大概是8、9万，但是哪个时间段我不知道；我是看工地，他也是看工地，管库房；停工之前我们两个也是看工地；（2018年8、9月刘兴云是与谁扎帐？是个人还是公司？）只听他说老板与他扎帐了，不清楚是个人还是公司。索特公司认为，刘兴云在申请证人出庭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一审也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人出庭的形式，不应当采信；证人证言陈述的事实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其说的电话号码与上诉状上刘兴云的号码不一致，年龄差距也过大，在陈述刘兴云老板是谁的关键问题上表示不清楚，说不认识刘兴云的老板，也不清楚刘兴云扎帐的时间段。以及和刘兴云结账的对象是个人还是单位都不清楚；说明他根本对刘兴云的工作情况不知情，同时他提到扎帐的时间大概是2018年8、9月份，扎帐之后还工作了2、3个月，这与刘兴云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证言说的刘兴云工作时间截止2019年2、3月份有差异，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不予以认可；而且证人说工地2015年9月份就停工了，那么在2018年所谓的结算工资是与索特公司完全没有关系的。本院认为，刘兴云诉称与索特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并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需由刘兴云举证证明与索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1、2中的复印件，因索特公司未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亦不予采信。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1、2中的原件和证据7，加盖的是索特公司申基酒店项目专用章；索特公司未认可真实性；刘兴云亦未举证证明索特公司使用过该项目专用章，本院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虽然索特公司在一审中曾陈述过与罗茂强有分包协议，但是，该分包协议即使存在，亦不能达到证明刘兴云与索特公司有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3、4及二审中举示的证据1、2，为收货单位联、顾客联、客户联；从证据形式看，送货单应为送货单位在送货时，交由收货人签收，以作为送货单位结算的依据；收货人签收的一联应当由送货人持有；刘兴云在工程停工多年后，仍持有收货人签收的送货单，不符合情理，刘兴云亦未说明证据来源；对于刘兴云自称本人签收的送货单，在无送货人作证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兴云称系苏建国签收的送货单，在无送货人及苏建国作证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亦不予采信。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5，内容为：“刘兴云门卫守夜工资经结算从2016年2月至2018年7月30日止，值班人员刘兴云共计贰拾玖个月工资共计捌万柒仟元正（￥87000.-元）.另再加每年贰仟元奖励共计肆仟元奖励。共合计87000.-+4000.-=91000元整（大写玖万壹仟元整）。欠方：重庆市万州索特建筑公司，2018年6月2日罗茂强苏建国2018.6.2”该欠条并无索特公司的印章，在苏建国、罗茂强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本院无法核实欠条的真实性；且计算欠款金额的起算时间为2016年2月，刘兴云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该欠条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刘兴云与索特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6，二审中举示了手机上的短信予以佐证，内容为：+8613638355522号码2019年3月24日发送短信“刘哥你好：两次单子扣除已付的余：102250元。”因刘兴云未举证证明收发手机的号码持有人，短信内容看不出与索特公司有关，刘兴云所称的两次单子包括了证据5的欠条和另一份单子也未举证，因此，本院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采信。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8，并未显示向刘兴云支付款项的对方账户；本院采信其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刘兴云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9，并未加盖索特公司印章，不能达到刘兴云的证明目的。刘兴云在一审中的证人尹某，户籍所在地在四川省资阳市，对于自己在案涉工地附近居住工作，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刘兴云在二审中的证人王某，称是与刘兴云在同一个工地上工作，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刘兴云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刘兴云受索特公司的劳动管理和由索特公司发放工资，不能证明刘兴云与索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利之后果。本院对刘兴云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支持。刘兴云的上诉理由中，有大量涉及索特公司应当承担应该主体责任的内容，与刘兴云的诉讼请求无关，本院不予评判。综上所述，刘兴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兴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乔 艳审 判 员  刘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小忠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