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4810号 原告：孙某1，女，194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孙某2，女，195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孙某3，女，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孙某4，女，1959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恒、张苏丰，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某5，男，194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武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红（系孙某5之女），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被告：孙某6，女，198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孙某7，男，198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保则，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与被告孙某5、孙某6、孙某7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恒、被告孙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红、孙某6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保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继承人王杏菊2017年2月29日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王杏菊位于本市西湖区房屋(建筑面积50.93平方，以下简称杭大新村房屋)由四原告共同平均继承，即各分得四分之一；2.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是王杏菊的四个女儿，孙某5是王杏菊的儿子。王杏菊于2016年8月通过房改后购得杭大新村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为0055732号，建筑面积为50.93平方米。原告方父亲孙长有于1990年1月29日因病去世，父母生有7个子女(3男4女)，其中第五子孙安平于1992年病故，有女儿孙某6；第七子孙安强于2012年病故，有儿子孙某7。长子孙某5当年插队落户在浙江金华武义安家，长期生活在外地，而四原告都居住在杭州。母亲生前在生活上有四原告每天轮换照顾，晚上有女儿陪着睡觉，极尽孝道。王杏菊于2017年2月29日立下遗嘱，杭大新村房屋由四原告共同平均继承。母亲去世后，四原告遵照母亲遗愿商议按遗嘱执行办理过户，被告拒绝认可遗嘱，且不配合相关手续的办理。根据我国《继承法》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被继承人遗嘱理应得到充分尊重和执行。本案被告不配合遗嘱的执行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三被告共同辩称：对于四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被继承人王杏菊及其配偶以及7个子女的信息，包括两个儿子已经早于王杏菊去世的事实无异议。原告主张的是2017年2月29日王杏菊立的遗嘱，被告认为该遗嘱无效，遗嘱是由法律服务所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起草，但在2017年2月根本没有29日；王杏菊早在2016年2月已经因为严重的脑梗住院，在2017年2月其没有立遗嘱的能力；据被告了解王杏菊是不会写字的，而遗嘱上有王杏菊的签字，并且该遗嘱并不符合两个见证人的形式要件，只有一个见证人。在法院确认遗嘱无效的前提下，王杏菊的遗产应当由四原告、三被告及王杏菊的儿媳余卓越继承，每人各得八分之一。原告的陈述中提到母亲生前只有四名原告轮流照顾，但不能排除余卓越照顾王杏菊13年的事实。2017年6月16日王杏菊去世后，在办理丧葬到2018年清明节，四原告一直与孙某5说是没有遗嘱的，房子由孙某5继承，但到2018年5月清明节扫墓后孙某1才告诉孙某5是有遗嘱、房屋归四原告继承，但遗嘱一直到起诉后才看到。房屋房改不是原告所述的2016年8月，而是1995年房改，房改主要用父亲孙长有一个人工龄购买，房屋应当是王杏菊和孙长有两人的共同财产，取得使用权是王杏菊和余卓越共四人的户口取得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孙长有（友）与被继承人王杏菊（1926年11月20日出生）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七个子女，即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以及孙安平、孙安强。孙长有于1990年1月29日死亡；孙安平于1992年6月22日报死亡，孙某6系孙安平之女；孙安强于2012年3月12日死亡，孙某7系孙安强之子。 杭大新村房屋一套（建筑面积50.93㎡）系王杏菊依据房改政策购得，房屋的权属证书载明为王杏菊单独所有。原、被告一致认可王杏菊购买该房屋时使用了孙长有的工龄。 王杏菊长期与儿子孙安强、媳妇余卓越、孙子孙某7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过程中，王杏菊于2010年8月19日将上述房屋过户给了孙某7。2012年孙安强死亡后，王杏菊仍继续与余卓越、孙某7共同生活。2016年2月2日王杏菊因“突发言语含糊、右侧肢体无力5小时”至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病情为“脑梗死”等，同年2月17日出院，出院情况为“患者上午如厕时突发言语不清，右侧肢体无力加重，行走时拖步，查体：神志清，言语含糊……。考虑患者卒中再发或加重会引起失语、肢体全瘫、继发性癫痫，甚至死亡，家属仍要求出院，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王杏菊出院后仍与余卓越、孙某7共同生活，后双方因赡养、房屋等问题产生矛盾，2016年5月5日杭州明珠电视台《和事佬》播出了节目组调解人员上门进行调解的实况，视频中王杏菊、余卓越、孙某7分别陈述了相关内容。当月（节目组调解后）王杏菊回到杭大新村房屋生活，主要由四原告对其进行照料。2016年8月19日，孙某7将杭大新村房屋过户至王杏菊名下，由王杏菊单独所有。原告陈述2017年4月王杏菊又发生失语、大小便失禁等症状，被送医院治疗约一周后住杭州留和医院，直至2017年6月16日死亡。 审理中四原告提交《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立遗嘱人为王杏菊，遗嘱内容有：我叫王杏菊，今年92岁，现住杭州市西湖区房屋是我通过房改后买下来的，所有权人是我的名字王杏菊；房屋所有权证为0055732号，建筑面积为50.93平方米。我丈夫孙长有于1990年01月29日因病去世。我们夫妻生有7个子女(3男4女)，其中第五子孙安平于1992年病故、第七子孙安强于2012年病故。长子孙某5当年插队落户在浙江金华武义安家。四个女儿都居住在在杭州。我现在生活上有四个女儿每天轮换照顾我，晚上有女儿陪着睡觉，四个女儿都对我很好，我打心里感谢她们。如今我年事已高，为避免今后发生家庭遗产纠纷，我趁头脑还清醒时现特立遗嘱如下：一、待我去世后，我现居住的房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建筑面积50.93平米)全部由我四个女儿个人共同平均继承。我四个女儿是：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附身份证复印件)。二、从今往后，四个女儿须对我尽到孝顺、照顾义务，并且给我养老送终。若对我不尽孝顺、照顾义务、甚至有虐待行为，那么，上述房产我将重新安排，特此说明;三、本遗嘱由王杏菊委托杭州市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封雅琴、程永健代写；四、本遗嘱一式六份，立遗嘱人一份，四个继承人各执一份，杭州市正信法律服务所保留一份，立遗嘱人签字或画押后生效。综上，我在此声明，订立本遗嘱时我神志清醒、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是我自愿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有邻居见证签字，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继承该房产的全部权益进行干涉。上述遗嘱“立遗嘱人签字”一栏处有“王杏菊”的签名，边上有“孙某1代”字样，“王杏菊”的签名上按有一枚指纹，封雅琴、程永健作为“代写遗嘱人”签了名，胡兰英作为“见证人”签名捺印，遗嘱的日期为2017年2月29日。另遗嘱中还附有《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王杏菊委托杭州市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封雅琴、程永健代写遗嘱。委托书的“委托人签字”一栏处有“王杏菊”的签名，边上有“孙某1代”字样，“王杏菊”的签名上按有一枚指纹，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原告还提交了王杏菊在遗嘱的“立遗嘱人签字”处按指纹的照片2张。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遗嘱》复印件中未有“孙某1代”字样。 原告申请胡兰英出庭作证，胡兰英陈述的主要内容有：我系王杏菊的邻居，是杭大新村的居民小组长，当天在杭大新村王杏菊的住处，遗嘱是封雅琴事先打印好从包里拿出来的，当时王杏菊与我说遗嘱弄好了，要我做个证，然后遗嘱是王杏菊拿过来一份我就签一份，遗嘱上王杏菊是签过名的，当天程永健不在场。 本院向杭州市西湖区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封雅琴进行了调查，封雅琴陈述的主要内容有：我每周在社区做值班律师半天，2017年2月王杏菊的女儿孙某1、孙某4在我值班时来联系王杏菊代书遗嘱事宜，我告知了代书遗嘱所需准备的材料；2017年2月20日王杏菊在四个女儿的陪同下来所里，我约了同事程永健一起接待，告知他们如需代书遗嘱要叫上同事，办授权委托，还另需一个见证人，问王杏菊是否要做代书遗嘱，她明确表示要做，又问了她要做怎样的遗嘱，她告诉我家里的大致情况，说四个女儿将她照顾得很好，今后这套房子归四个女儿，四个女儿也要平分；这次来主要是提交了所需全部材料，王杏菊向我口述了遗嘱的内容，把遗嘱内容定下来了，我告诉王杏菊遗嘱写好打印好会上门来给你签字。她们回去后我们打印了遗嘱内容并装订好，委托书也一起打印装订。2017年3月1日上午我拿了打印装订好的遗嘱去王杏菊家里签，当时我一个人去的，程永健有事没去，在场人有王杏菊及其四个女儿、胡兰英等，我先向王杏菊宣读了遗嘱内容，核对遗嘱内容是否有错，她表示听清楚了，因王杏菊不会签名，我让其大女儿孙某1代签了王杏菊的名字，并写明孙某1代签，由王杏菊按了指纹，遗嘱的落款时间2017年2月29日是我打印时的笔误；委托书的内容是之前来所里时说的，也是与遗嘱同时签的，签名、捺印情况与遗嘱相同；我和程永健的签名是提前签好的；王杏菊的行为能力是凭我们的感官、直觉来判断的，我和王杏菊接触过好几次，在与她交流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思路清楚；王杏菊按指纹的照片就是当天我去其家里王杏菊在遗嘱上捺印的情况。 本院还向杭州市西湖区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程永健进行了调查，程永健陈述的主要内容有：我和王杏菊至少接触过两次，两次的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一个女儿陪王杏菊来所里的，我和封雅琴在场，王杏菊说有四个女儿，因为女儿在照顾她，所以要把房子给女儿，要我们代书遗嘱，我们告知她要准备的资料；第二次我与封雅琴一起去王杏菊家里，把我们写好的遗嘱反馈给她，由封雅琴念一遍给她听，她说没什么意见，我们就回了；这个事情主要是封雅琴主办，王杏菊在遗嘱上签名捺印时我不在场，我在遗嘱上签名是在去让王杏菊捺印前封雅琴提前让我签的名；委托书是在起草遗嘱之前征求王杏菊意见，是否同意我们作为遗嘱代书人，她表示同意，其具体签名时间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在我们所里谈起要立遗嘱的时候签的。 上述事实，有王杏菊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材料、已死亡人员的相关信息材料、《遗嘱》及现场照片3张、王杏菊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住院病历、杭州明珠电视台《和事佬》节目视频、本院向封雅琴及程永健调查的笔录等证据以及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依据王杏菊所立的代书遗嘱请求继承王杏菊的遗产，被告抗辩该代书遗嘱无效，双方对遗嘱效力的争议主要涉及三方面，即王杏菊立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代书遗嘱是否具备法定形式要件、案涉遗产是否是王杏菊有权处分的个人财产。 关于王杏菊立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本院认为，王杏菊确实因突发言语含糊、右侧肢体无力而于2016年2月住院治疗半个月，出院诊断其病情为“脑梗死”，但该次住院病历未有涉及王杏菊行为能力的判断内容，王杏菊出院后在与余卓越、孙某7的共同生活中因故产生矛盾，为此《和事佬》节目组派员介入调解，从2016年5月5日节目视频来看，王杏菊住院治疗时的言语含糊症状已不存在，调解人员与王杏菊之间沟通顺畅，王杏菊意识清楚，对答切题，能正确表达其本人的意愿，同年8月孙某7还与王杏菊履行了房屋过户行为，而案涉遗嘱是在此后所立，若被告主张王杏菊订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除2016年2月王杏菊的住院病历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该住院病历不足以证明王杏菊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被告抗辩王杏菊订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王杏菊所立的代书遗嘱是否具备法定形式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首先，封雅琴、程永健系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胡兰英系王杏菊的邻居，该三人与案涉当事人无利害关系，可以作为王杏菊订立遗嘱的见证人，被告以代书遗嘱收取费用为由认为封雅琴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的意见不能成立。其次，从案涉遗嘱所载内容来看，代书人是封雅琴、程永健，见证人是胡兰英，现已查明程永健在王杏菊立遗嘱时并不在现场，故其不是见证人，而封雅琴、胡兰英两人在王杏菊立遗嘱时均在现场，系在场见证人，且其中的封雅琴是代书人，该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至少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的规定；案涉遗嘱注明的立遗嘱时间为2017年2月29日，但当年的2月没有29日的日期，代书人封雅琴陈述系笔误，实际日期应为2017年3月1日，本院认为该落款时间确有瑕疵，但对王杏菊遗嘱的实质内容并不产生影响，故本院认定王杏菊所立的代书遗嘱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第三，至于案涉遗嘱是否是王杏菊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上述三人的证言来看，能证明王杏菊将遗嘱内容事先与封雅琴、程永健沟通确定，再由封雅琴代为书写打印，然后将形成文字内容的遗嘱交由王杏菊确认，虽遗嘱内容的沟通过程及书写打印时胡兰英并不在场，且遗嘱也非王杏菊捺印确认时现场书写打印而成，但该些情形并不会对遗嘱是否成立产生影响，代书遗嘱的成立生效在于王杏菊对遗嘱内容无异议进行捺印确认之时，而王杏菊对代书遗嘱进行捺印确认既有封雅琴、胡兰英予以见证，也有相关照片予以佐证，故本院认定案涉代书遗嘱系王杏菊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王杏菊委托封雅琴、程永健代书遗嘱的委托书，封雅琴、程永健各自陈述的王杏菊委托时间虽不一致，但对本案的处理亦不会产生影响，基于王杏菊已确认了代书遗嘱，也就是认可了相关委托事项；另，原告起诉时提交的遗嘱复印件中没有代签人孙某1的签名，庭审中提交的遗嘱原件中有代签人孙某1的签名，本院以原件内容为准。 关于案涉遗产杭大新村房屋是否是王杏菊有权处分的个人财产，原、被告一致认可王杏菊购买杭大新村房屋时用了已去世配偶孙长有的工龄，被告据此认为该房屋系王杏菊、孙长有的共同财产，本院认为，王杏菊购买上述房屋及取得房屋所有权均发生在孙长有去世之后，购买时使用孙长有工龄折抵部分购房款系特定时期的政策性优惠，但并不因此产生孙长有享有房屋所有权的法律后果，故上述房屋属王杏菊的个人财产，其享有独立处分的权利，被告主张房屋系共同财产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王杏菊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王杏菊的遗产杭大新村房屋一套应按遗嘱继承处理，原告请求由四原告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继承人王杏菊的遗产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建筑面积50.93平方米)由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继承所有，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各享有四分之一所有权。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50元，由孙某5、孙某6、孙某7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黄 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朱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