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20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文黎大道******。 法定代表人：陶绍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立荣，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梅，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绍军，男，197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全慧、何龙，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海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旅游先行试验区分公司，住所，住所地海南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文黎大道******div> 上诉人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陶绍军、原审第三人南海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旅游先行试验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公司旅游先行试验区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8民初1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南金大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立荣、被上诉人陶绍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全慧、何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南海公司旅游先行试验区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大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求。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上诉人依法不具有对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上诉人亦不属于本案“合同纠纷”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受理该案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其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不仅仅是持有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司49%股份的大股东，同时也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对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提起的要求公司向其支付经营利润的诉讼，等于是自己告自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审原则，对于此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民提字第143-1号民事裁定书具有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的裁判要旨明确认定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具有同一性，相互之间不能直接诉讼，如果允许法定代表人对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法人进行诉讼，则无异于自己起诉自己，显然于法于理均不成立，一审法院在受理及审理该案中只注意到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股东，却忽视了被上诉人同时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这一客观事实，显然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其二，作为一审被告的上诉人亦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被告，被上诉人告错了对象。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过程刻意隐瞒了有关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事实，导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案由错误。本案的实际情况是：2019年4月2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另一个股东海南金大洲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洲商业公司)就被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目标公司)49%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金大洲商业公司相关事宜已达成转让协议，并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在此背景及前提下，为解决被上诉人在具体负责目标公司经营期间产生的税后利润收益归属及税务负担等事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另一个小股东秦某三方于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日签订了该份《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已产生的利润分配及各项税费负担责任，因而该份协议只是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或者附件，并非单独成立且独立履行的协议，本案的纠纷性质(案由)应属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受让股权的另一股东金大洲商业公司才是真正适格的被告，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故意隐瞒这一足以影响本案定性的案件客观事实，导致一审判决认定案由错误，从而错误认定上诉人公司为适格被告。二、从实体法层面，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财政奖励金属于金大洲公司的利润没有依据。众所周知，企业的利润指的是税后纯利润，本案涉诉该笔财政奖励金属于上诉人公司的收益之一，但并非可供股东分配的税后纯利润，该笔收益尚未提取企业所得税。虽然当事人在3月13日《股东协议》及4月26日签订的《公司协议》有约定企业所得税的负担责任，但根据我国税法及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诉人应缴交的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需根据被上诉人在2019年度的实际经营状况由经营企业于次年(2020年)三月底前向税务机关申报，主管税务机关在2020年5月份底前核查后扣缴，已按月扣缴的企业所得税多还少补，故该笔企业收益尚不属企业税后纯利润，可供股东分配的税后纯利润的具体金额需待下年度五月份税务核查完毕，实际扣缴后方能确定具体金额，一审判决认定该笔财政奖励金1299097.66元为金大洲公司的税后纯利润，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因被上诉人拒不配合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违约在先，上诉人依法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即上诉人有权在被上诉人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拒绝被上诉人对该笔奖励金的支付要求。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最核心证据，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秦某三方于2019年4月26日签订的《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该协议只是上诉人三股东于同日达成并签订的金大洲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或附件)，并非单独成立且单独履行的独立协议，其履行需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为前提。由于负有先履行义务的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达成后拒不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该笔政府财政奖励金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尚未到账(第三人于2019年8月6日才将该笔财政奖励金1299097.66元拨付至上诉人账户)，根据《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一方未履行之前，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故上诉人有权在被上诉人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拒绝被上诉人对该笔奖励金的支付要求。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未能全面查清本案纠纷完整事实情况下，错误认定本案的案由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从而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3、14条规定，错误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诉讼主体适格，错误认定各股东对诉争的该笔财政奖励金收益归属被上诉人没有异议，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受理该案程序违法，且实体处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慎审明查，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陶绍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答辩人和被答辩人是适格的原、被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将被答辩人金大洲公司列为被告。上诉人提交的最高院的案例无论从事实、适用法律上都与本案无关，没有任何指导意义。2.股权转让与本案无关，被答辩人意图混淆事实。被答辩人二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金大洲商业公司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也是未生效的协议。3.答辩人已经缴清所有所得税款，缴清所有税款后，陵水政府才会将奖励金打入原审第三人的账户。而且，答辩人在金大洲公司也预留了450687.69元企业所得税款。 南海公司旅游先行试验区分公司述称，我公司与金大洲公司及陶绍军之间不存在财务纠纷，金大洲公司是我公司的会员企业，双方于2018年7月5日签订《会员单位入场合同书》，按照合同约定，我公司已于2019年8月6日扣除相应款项后已将剩余财政奖励金1299097.66元拨付至金大洲公司账户，我公司已经履行完应尽的合同义务。金大洲公司与陶绍军之间的争议与我公司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陶绍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将暂存于第三人平台的财政奖励金1440345.83元支付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金大洲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及再生品销售等，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有三位股东，其中原告陶绍军持股49％，秦某持股2％，金大洲商业公司持股49％。原告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未实际控制公司。2018年7月5日，被告与第三人南海分公司签订会员单位入场合同书，利用第三人的商品交易平台进行商品交易。同时，双方签订了《会员单位入场合同补充协议书》《财务代理服务协议书》，约定：被告月度纳税总额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时，第三人收取被告获得的财政奖励金的2.5％作为发展扶助金；为维护公共关系，被告另产生其所获得的财政奖励金的1％作为其他费用；被告承诺入驻第三人平台每年缴纳50万元以上发展扶助金，若达不到自动补齐50万元发展扶助金；被告向第三人支付财务服务费，每周期21600元。2019年3月13日，原、被告及秦某签订了《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政府的奖励金到达金大洲公司的财政奖励金账户后，扣除该笔奖励金所对应的甲方（被告）收益后，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将奖励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转给乙方（原告）指定的账户，并由其支配。”该协议还约定了各项税费的缴纳义务。2019年4月26日，原告、被告及秦某又签订了《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其中第三款约定“…奖励金到账3日内…甲方（被告）将乙方（原告）、丙方（秦某）应得的收益转入乙方、丙方指定的账户内…作为乙方、丙方收益，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扣减或截留。”2019年6月26日，秦某出具《确认书》，明确放弃对该笔财政奖励金的处分权，由原告领取和支配。原告签订协议后，负责经营废旧金属回收业务，扣除各项税费后，产生的财政奖励金为1440345．83元，扣除财务代理费46600元、不足50万元的补差额款94648．17后，第三人于2019年8月6日将余款1299097．66元拨付至被告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陶绍军系被告金大洲公司的股东，涉案财政奖励金属于金大洲公司的利润，原告请求分配财政奖励金实为分配公司利润，本案案由应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的规定，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故被告金大洲公司为本案适格主体。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政府奖励金，经第三人南海分公司确认，扣除各项费用后余款1299097.66元为金大洲公司应获得的财政奖励金，已拨付至该公司账户。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奖励金数额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协议》、《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证明金大洲公司三股东及公司之间已对涉案财政奖励金形成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该方案应是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他人利益，属于有效协议。原告主张已依照协议缴纳了应负担的税费，也支付了公司应扣留的利润款，金大洲公司未提出明确的反驳意见，该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纳。原告既已履行义务，金大洲公司又无正当理由拒付利润款，故应按分配方案向原告付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陶绍军支付财政奖励金1299097.66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1.56元，原告陶绍军负担1500元，被告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担7381.56元。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股权转让协议》2份、《公司章程修正案》1份、《股东决议》1份，拟证明2019年4月26日，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秦某二人将各自名下所持有的金大洲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了金大洲商业公司；为解决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前所负责目标公司经营期间产生的税后利润收益归属及税务负担等事宜，金大洲商业公司、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秦某三方才于同日签订了《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因此《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只是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或者附件，并非单独成立且独立履行的协议。被上诉人陶绍军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因该协议仅有一方当事人签字，未成立亦未生效；对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东决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股权转让协议》仅有股权出让方被上诉人陶绍军及案外人秦某的签字盖章，没有股权受让方金大洲商业公司的签字盖章，亦没有落款日期，因此该协议尚未成立。《公司章程修正案》仅有陶绍军及秦某的签字，修正内容处均为空白，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股东决议》由陶绍军、秦某及金大洲商业公司签字及盖章，对该决议的真实、合法、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上诉人金大洲公司（乙方）与原审第三人南海公司旅游先行试验区分公司（甲方）于2018年7月5日签订的《会员单位入场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承诺为乙方争取更多的政府扶持优惠待遇，甲方承诺为乙方争取如下标准的优惠待遇：1.乙方月缴纳增值税总额≥2000万元，甲方按乙方缴纳增值税总额地方财政提留部分的95%为乙方申报财政扶持奖励；2.乙方月缴纳增值税总额≥1500万元但＜2000万元，甲方按乙方缴纳增值税总额地方财政提留部分的92%为乙方申报财政扶持奖励等。《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金大洲公司应缴的增值税、附加税、印花税，由陶绍军缴纳；政府的财政奖励金到达金大洲公司的财政奖励金账户后，扣除该笔奖励金所对应的金大洲公司收益后，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将奖励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转给乙方（原告）指定的账户，并由其支配。”《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约定：“陶绍军已预缴企业所得税220627.78元，另在公司账户内预留450687.69元。陶绍军经办业务的企业所得税，以公司年度报表中应缴企业所得税金额为准，从陶绍军预留款项内多退少补，陶绍军缴纳的所得税款所获得的财政奖励金，金大洲公司应立即转到陶绍军指定的账户，作为陶绍军、秦某的收益。”2019年4月26日，金大洲公司的股东陶绍军、秦某及金大洲商业公司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委托李小红为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免去陶绍军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 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金大洲公司与被上诉人陶绍军的诉讼主体身份是否适格；二、被上诉人陶绍军请求上诉人金大洲公司支付财政奖励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上诉人金大洲公司与被上诉人陶绍军的诉讼主体身份是否适格的问题，被上诉人陶绍军为上诉人金大洲公司持股49%的股东，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的财政奖励金为金大洲公司经营所得利润，陶绍军依据其与金大洲公司的另外两个股东金大洲商业公司、秦某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的《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协议》，请求金大洲公司支付财政奖励金，实为请求分配公司的经营利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为本案适格的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的规定，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故金大洲公司为本案适格的被告。至于金大洲公司关于陶绍军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起诉公司的主张，因陶绍军与金大洲商业公司、秦某达成《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依据的是其公司股东的身份，而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且陶绍军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已于2019年4月26日被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免除，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上诉人陶绍军请求上诉人金大洲公司支付财政奖励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金大洲公司主张股权变更登记及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是其向陶绍军支付财政奖励金的前提条件，因陶绍军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未支付完企业所得税，其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予支付财政奖励金。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截止二审庭审之日，陶绍军与金大洲商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金大洲商业公司未签章而未成立，且金大洲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陶绍军负有股权变更登记的先履行义务，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协议》“金大洲公司应缴的增值税、附加税、印花税，由陶绍军缴纳；政府的财政奖励金到达金大洲公司的财政奖励金账户后，扣除该笔奖励金所对应的金大洲公司收益后，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将奖励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转给乙方（原告）指定的账户，并由其支配”及《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协议》“陶绍军已预缴企业所得税220627.78元，另在公司账户内预留450687.69元。陶绍军经办业务的企业所得税，以公司年度报表中应缴企业所得税金额为准，从陶绍军预留款项内多退少补，陶绍军缴纳的所得税款所获得的财政奖励金，金大洲公司应立即转到陶绍军指定的账户，作为陶绍军、秦某的收益”的约定，陶绍军已预缴部分企业所得税，并在公司账户内预留了款项作为公司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根据双方多退少补的约定，陶绍军预缴、预留的资金如不足以支付企业所得税，金大洲公司可另案主张。金大洲公司以纳税作为支付奖励金的前提，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该笔奖励金是否应先扣除金大洲公司收益的问题，陶绍军在一审中主张其已向金大洲公司另行支付了收益款，金大洲公司在二审中对陶绍军是否已向其支付收益款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事实不予审查。如陶绍军未实际向金大洲公司支付收益款，金大洲公司亦可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3.11元，由海南金大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杰 审判员 陈玫伊 审判员 杨 洁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蔡汝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