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9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张家口市宣化区高速北口崇秀西街。法定代表人：陈东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纲，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兖矿东华（上海）国际贸易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叶盛路**A-888H。法定代表人：钱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帅达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2-1-402/div>法定代表人：阎力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永军，河北天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徐塘村iv>法定代表人：赵永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宪军，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强，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同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徐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703民初749号民事判决，徐塘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冀07民终236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该判决，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追加兖矿东华（上海）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兖矿公司）、石家庄帅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作出（2018）冀0703民初98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秦同公司、兖矿公司、帅达公司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秦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纲，上诉人兖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张波，上诉人帅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永军，被上诉人徐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宪军、梁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703民初98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为徐塘公司支付我公司16226337.44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2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塘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2012年12月22日，徐塘公司与自己的常年供煤客户石家庄中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2013X20130001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中天公司向徐塘公司月供30000吨电煤，铁路运输费由徐塘公司负担，结算方式包括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数量以中天公司煤场过磅为准，发生争议由中天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2013年10月22日，徐塘公司为履行该合同，向中天公司开出商业承兑汇票两张，每张票面金额1000万元，共2000万元。后徐塘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承诺交易关系真实合法，故该分行在2013年10月24日即予以贴现；2014年3月4日徐塘公司归还贴现银行2000万元。2、2014年4月至7月间，徐塘公司煤炭采购部的负责人张志勇，在中天公司的黄彦刚的陪同下，来到张家口市宣化区我公司住所地。张志勇称：徐塘公司是大唐公司的下属发电厂，需要大量的电煤，秦同公司可以每月向徐塘公司发送电煤6到8列。我公司见如此大型电厂的煤炭采购经理，当然奉若上宾，安排张志勇等入住宣化阳光大酒店，每天车接车送。期间，张志勇还曾因醉酒闹事将该酒店的浴室玻璃打碎。我公司按照张志勇的指示，立即着手组织电煤，向铁路运输部门申请车皮，同时四处筹钱，以便大量购煤。3、2014年4月20日、24日，我公司以宣化紫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公司）的名义，通过铁路运输，向徐塘公司发送电煤2列，105节车皮，共计7168吨，价值3528878.08元。我公司分别以紫光公司的名义通过铁路运输，向徐塘公司发送以下电煤：2014年5月17日至22日发送电煤6列，320节车皮，共计21595吨，价值10401850.62元。2014年6月1日至7日发送电煤6列，318节车皮，共计21389吨，价值10460522.25元。2014年7月26日至31日发送电煤3列，160节车皮，共计10803.1吨，价值5765815.19元。4、结算煤款时，我公司出于对徐塘公司作为大型国企的信任，按照徐塘公司的指示，向其出具了盖有我公章、名义发货人紫光公司运输专用章的《委托结算函》及货权转移《证明》，但是徐塘公司并未将该4、5月份的煤款给付其指定的中天公司，当然中天公司也未将该近1400万元煤款给付我公司。后我公司经过诉讼才知道，徐塘公司拒付的理由是该4、5月份的电煤，加上中天公司倒流给其的退款450万元（于2014年4月28日倒流退款300万元，6月27日倒流退款100万元，8月25日倒流退款50万元），以及中天公司结算3698吨煤款1633850.36元，抵顶了上述徐塘公司开出的2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款。显然该抵顶行为是徐塘公司与中天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我公司利益的无效合同行为，由此我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以及与中天公司之间的所谓煤炭买卖合同均应为无效合同。故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五十八条、五十九条的规定，由徐塘公司返还我公司的全部煤款。5、对于6、7月份的9列电煤，我公司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结算，没有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去签订任何形式的《煤炭购销合同》，没有向任何单位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我公司曾与帅达公司签订过一份以汽运方式向山东魏桥电厂供煤的《煤炭购销合同》，帅达公司为此向我公司购买煤炭并陆续支付1400万元，我公司向帅达公司开具133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基于以上事实，我公司认为：一、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帅达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判令兖矿公司、帅达公司向我公司支付电煤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认定我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判令徐塘公司向我公司支付电煤款。如果徐塘公司的确将本应属于我公司的煤款支付给第三人，其可另行起诉兖矿公司、帅达公司，要求退还相应款项或者要求兖矿公司、帅达公司继续履行与其之间的煤炭购销合同。二、一审已经查清本案并不存在所谓的连环购销合同关系，应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判令徐塘公司支付相应电煤款。帅达公司已明确否认其就本案涉及电煤与我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徐塘公司所称的所谓的连环购销合同不成立。买卖合同是双务、诺成合同，即使帅达公司单方认为与我公司就涉案电煤有合同关系，在没有我公司承诺认可的情形下也不能成立，兖矿公司、帅达公司无权结算属于我公司的电煤款。三、我公司向徐塘公司供应电煤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只是因为结算而人为的划分为4、5月份8列一批，6、7月份9列一批。一审判决就全案事实查明予以认定，就应对全案综合分析评判，通盘考虑，而不应截取片段，机械认定。从全案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案实质是徐塘公司为掩盖其违规开出金额为2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所形成的巨大财务漏洞，假意以长期购买我公司煤炭之名，诱使我公司向其供应价值3000万元的电煤。在其利用我公司供应的电煤和中天公司倒流退款填补了《商业承兑汇票》的漏洞后，就停止了我公司的供煤。显然属于徐塘公司与中天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我公司利益的无效合同行为，而6、7月份的供煤是整体恶意串通的一部分，是徐塘公司为掩盖恶意无效合同而饰演的障眼法。因此，徐塘公司基于无效合同行为取得我公司的30157066.14元电煤，应当予以返还我公司，不能返还应当照价赔偿损失。即使假设认定我公司从帅达公司处取得的1400万元中有1200万元与徐塘公司有关，徐塘公司至少也应当返还我公司不低于18157066.14元的电煤款。四、我公司对徐塘公司违规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并恶意以我公司供应电煤填补其财务漏洞的一系列行为本不愿提，只是想要回自己的煤款，把外借他人的款项还清。而在被逼无奈，只得将事实全盘托出，以求二审法院还我公司一个公道。五、一审判决实际上遗漏了应当追加的另一当事人中天公司，该公司与帅达公司是关联公司。如要真正查清本案事实，中天公司是不可或缺的主体。综上，一审判决结果失当，恳请二审予以纠正，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塘公司辩称：一、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秦同公司对证明其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秦同公司对其提出的其与我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我公司应当向秦同公司支付煤款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并向提交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秦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中，秦同公司无法提供书面买卖合同证明其诉讼请求，在其提交的证据中仅《北京铁路局货票》光盘、华北铁路计量行宣化称重公正计量站检测报告及我公司《煤炭结算通知单》中涉案6、7月份煤炭运输情况的证据内容与本案存在关联，其余证据均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在上述三项证据中，《北京铁路局货票》及《华北铁路计量行宣化称重公正计量站检测报告》仅能证明发货人、收货人分别是秦同公司与我公司、货物的基本状况。而我公司出具的《煤炭结算通知单》系我公司向兖矿公司就同一批次煤炭发送的结算通知，其内容恰恰能够佐证我公司就同一批次煤炭与兖矿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供货、付款义务。需注意的是，秦同公司曾与我公司、中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提交过上述证据材料，欲以此证明其与我公司之间分别就4、5月份与6、7月份多批次煤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秦同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分析后，作出(2016)冀民终4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认定我公司承担秦同公司在2014年6、7月份所发运煤炭的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不能排除该批煤炭在从秦同公司运输到我公司中间存在其他买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本案中，秦同公司并未提交任何新的证据，因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证据材料的分析结论对本案的直接适用意义。结合上述司法解释及分析，秦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秦同公司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向我公司发运了涉诉九列煤炭，无法证明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就诉争煤炭交易达成了书面或口头协议；双方就货物、供货数量、质量、价款等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了合意；发货、收货、结算等行为系因秦同公司与我公司建立了直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此，秦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秦同公司主张的交易模式及流程，完全不符合交易习惯,明显有悖常理。秦同公司所描述的交易流程为：在没有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无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其委托案外人紫光公司直接向我公司发运煤炭；我公司收到煤炭后，秦同公司委托其他具备交易资格的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代为结算。我公司、兖矿公司所描述的交易流程是：我公司通过招标或比选等采购方式选定煤炭供应商，与煤炭供应商兖矿公司签订书面煤炭购销合同；兖矿公司组织货源并按照采购方指令发运煤炭；我公司接收煤炭并验收，通知供应商开具发票，支付煤款。秦同公司多次强调我公司为“大型国企”，出于信任，才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就向我公司供煤。然而，正因为我公司为大型国企，其交易流程才更加合法、完整、严谨。本案诉争煤炭交易的货款数额巨大，我公司并未与秦同公司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流程，也不符合大宗煤炭交易的正常模式。我公司之所以接收涉诉批次9列煤，是基于我公司与兖矿公司之间的《煤炭购销合同》。综上，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既不存在书面买卖合同关系，也不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对本案基本事实的分析存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仅能概括为以下三项：第一，秦同公司向我公司发送了两批煤炭；第二，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就该批煤炭进行了结算，我公司向兖矿公司支付了煤炭款项；第三，兖矿公司收到煤炭款项后，向帅达公司支付了部分煤炭款。我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上游卖家即兖矿公司，并与兖矿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只要兖矿公司提供的货物符合合同的约定，我公司并不会干涉兖矿公司如何组织货源，即货物来自何人、出自何地。秦同公司将煤炭运至我公司，我公司收到货煤虽为客观事实，但我公司是基于与兖矿公司的合同关系，接收兖矿公司组织供货单位发送的煤炭，并向兖矿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次数不能以实际交付的表象动作为准，即交付是一个瞬间动作，但其中的法律关系可能是多重的。在本案诉争煤炭交易中，秦同公司交付煤炭的行为包含诉争煤炭交易流程中各环节参与方与其相对方依据双方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所实施的履行行为。秦同公司向我公司交付煤炭的行为仅是诉争交易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是帅达公司向兖矿公司、兖矿公司向我公司交付煤炭两个履行行为的外在表现，而非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因交付、接收行为直接建立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以“原告将煤炭运至被告处，被告实际收货且对数量及质量均未提出异议，并支付对价煤款是客观事实”、“货物所有权转移只有一次，即由秦同公司转移给我公司”为由，认定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系对本案基本事实的错误分析。我公司未上诉是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但不是对一审法院分析基本事实结论的认可。三、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分别就6、7月份煤炭采购事宜签订了书面《煤炭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供货数量、单价、供货时间、发站地、接收地等详细内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我公司所提交的各项证据，并结合兖矿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就同一批次煤炭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以上证据远远超过了“使秦同公司所主张的‘其与我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达到真伪不明状态”的证明标准，应当认定秦同公司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因此，我公司与兖矿公司之间就同一批煤炭签订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足以推翻秦同公司的主张。综上所述，秦同公司未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秦同公司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也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依法驳回秦同公司的上诉请求。兖矿公司陈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秦同公司在上诉状基本事实部分的陈述中的内容，足以证明其知晓中天公司与徐塘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秦同公司系通过中天公司向徐塘公司通过铁路运输发送的煤炭，该事实与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2014)石民三初字第00273号民事判决中中天公司的庭审意见一致，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一致，能够证明秦同公司明知其不可能与徐塘公司直接签订买卖合同，即与徐塘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中天公司，而非秦同公司。基于与本案同一情形，秦同公司虽然向徐塘公司发送了煤炭，但不可能与徐塘公司直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直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货物所有权转移一次的基本事实错误。二、本案为连环购销合同，应当驳回秦同公司的诉讼请求。帅达公司陈述：认可秦同公司的上诉意见。兖矿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703民初9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我公司不承担责任。二、原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由秦同公司、徐塘公司、帅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货物所有权并非转移只有一次，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秦同公司一直未能提供与徐塘公司之间存在书面或口头买卖合同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对合同的一般条款进行了规定，秦同公司提交的货票仅是运输合同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与徐塘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货票中没有确定单价，缺乏合同的必备条款，不符合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要件。从徐塘公司煤炭采购的交易背景分析，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2014)石民三初字第00273号民事判决书中中天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原审庭审时徐塘公司代理人发表的意见，可以证明徐塘公司在采购煤炭时，仅从包括中天公司、我公司在内五家入围企业处购买煤炭，不可能在秦同公司处采购煤炭，与秦同公司产生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2、2014年4月、5月份煤炭系徐塘公司与中天公司、中天公司与秦同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供应煤炭，且该宗交易模式已经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三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的买卖合同关系，由此亦说明秦同公司对于通过入围企业向徐塘公司供应煤炭的事项是明知的。2014年6月、7月份向徐塘公司供应大宗煤炭没有签到书面合同，明显与常理不相符，亦无法对直接供应煤炭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3、秦同公司主张与徐塘公司的业务是通过入围企业中天公司介绍，因2014年4月、5月份煤炭结算不能，所以2014年6月、7月份的煤炭由秦同公司单独直接向徐塘公司供应。既然秦同公司已经知道2014年4月、5月份煤炭款出现无法结算的风险，其还有没有可能在不与徐塘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的情况下直接供应煤炭，所以，秦同公司陈述的内容与常理不符，也不可能出现其陈述的情况。本案只涉及2014年6月、7月份煤炭交易争议的事实和主张，秦同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其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提交的证据相比，不存在任何新的证据，本案应当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认定的内容为裁判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错误。(二）本案应当认定涉案货物系帅达公司、我公司、徐塘公司之间连环销售合同项下的标的物。本案追加我公司、帅达公司的目的是确认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连环销售合同关系。原审中，我公司、徐塘公司提供了《煤炭购销合同》、银行付款回单（后附检测报告）、邮件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涉案货物的车次号、检测报告、付款均一一对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由宣化直接运送至徐塘公司。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合同交易各方均向合同相对方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财务账目均已平账等方面综合分析，足以认定本案货物系帅达公司、我公司、徐塘公司之间连环销售合同项下的标的物，我们存在连环销售买卖合同关系，本案货物的所有权转移了至少三次，各合同相对方之间连环贸易关系事实清楚，三方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各合同相对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理。(三)我公司就本案所涉货物不欠付任何货款，不应再向秦同公司支付货款。1、综合案件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货物系徐塘公司与我公司、帅达公司之间的连环购销合同关系，我公司已经明确陈述除直接支付至帅达公司的1200万元货款，剩余货款支付给了与帅达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其他公司，不存在欠付本案货款。且原审法院亦未将我公司就本案货款支付的情况作为审理的重点，在未就我公司支付的全部货款情况进行全面审查的情况下，认定我公司就剩余4226337.44元至今未向任何单位支付，明显无事实依据。2、原审法院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重点应当是各方之间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和合同标的物履行的情况，我公司作为第三人是配合查清本案各方合同关系的客观事实，而没有义务必须举证说明货款已经全部支付及支付的细节。即使从原审证据上分析，诉争的货款存在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也不能否定各方当事人之间连环购销合同的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货款，加重我公司重复付款的责任。综上，我公司无义务向秦同公司支付货款。(四）原审法院认定的秦同公司货款价值无事实依据。徐塘公司出具的煤炭结算通知单系与我公司之间合同结算的依据，我公司提交的与帅达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能够证明我公司基于本案货物每吨盈利7块钱，各合同相对方之间的贸易均存在利润差额，原审法院不能按照徐塘公司向我公司出具的结算通知书认定的价值作为秦同公司货物价值的依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案件审判中，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规则，只有出现无法律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形下，方可适用法律原则，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基于公平原则不符合法理。综合案件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货物系徐塘公司与我公司、帅达公司之间的连环购销合同关系。我公司与秦同公司之间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即使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货物系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我公司无法律事实获利徐塘公司货款，该款项属于徐塘公司与我公司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而不应当基于公平原则，由我公司向秦同公司付款的法律义务。(二）我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我公司与秦同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逾期付款的法律义务，亦不知道应当向秦同公司支付货款，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没有给秦同公司造成任何的损失，判决我公司承担违约金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告不理”原则是指对未经起诉的事情法院不予受理的诉讼原则，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必须有原告请求或被告反诉，法院才能受理案件并进行审理；第二、在审理中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原告起诉或被告反诉的范围的约束。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即诉讼内容与标的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在审理中，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现代民主社会尊重公民权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院诉讼程序的发生取决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充分体现了国家在司法领域的公权对私权的保护。秦同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徐塘公司给付电煤款16226337.44元及利息3134928元”，并没有请求我公司向其支付电煤款，原审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超出了秦同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二）本案系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的我公司，根据秦同公司的诉讼请求，我公司在原审法院的诉讼地位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审法院直接判决由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秦同公司辩称：对于兖矿公司的上诉请求我公司也对本案提起上诉了，应该由徐塘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兖矿公司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由法院认定，兖矿公司同时也负有连带支付的责任。兖矿公司主张的事实、理由与实际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认定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徐塘公司对此没有提起上诉，这也是本案我公司认为应该详细查明的一点。6月、7月份的煤，我公司运输给徐塘公司，徐塘公司凭什么与兖矿进行结算，兖矿依据的是什么。兖矿公司认为是连环买卖，这次交易中，这个有相应的货权的合同，就是委托结算的证明文件。而且我公司也清楚地听到徐塘公司说如果打破这种交易关系，那么直接有供货关系。如果是连环交易必须有证明这批货是你的，但是兖矿和徐塘的陈述中没有体现。兖矿上诉不应当承担任何款项，但其陈述在徐塘给兖矿结算了以后，其中1200万元支付给了帅达公司，剩下的款项支付给了其他单位。具体支付什么单位，需要证据证明。帅达公司辩称：本案涉案煤炭不存在连环购销合同关系，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徐塘公司辩称：一、我公司基本认同兖矿公司上诉关于我公司与秦同公司不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的内容。二、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就涉诉煤炭分别2014年6月1日、2014年7月7日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双方对煤炭的供货时间、供货数量、货物价格、发站地、收货单位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约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后兖矿公司负责安排供货，我公司组织收货。货物交付完毕后，兖矿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为我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9张，我公司则向兖矿公司出具《煤炭结算通知书》，并支付了全部煤炭款。应当认定我公司与兖矿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且已经得到实际履行。三、兖矿公司与上游卖家帅达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否履行完毕，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兖矿公司为上游卖家，并最终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只要兖矿公司交付的货物符合双方约定，我公司并不会对兖矿公司如何组织货源及与上游卖家的交易进行干预。我公司按照与兖矿公司之间《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向兖矿公司支付全部煤炭款后，即已完成关于本次煤炭交易的全部合同义务。兖矿公司与其上游卖家帅达公司之间或帅达公司与其他上游卖家之间的合同内容、债权债务关系等事宜，均与我公司无关。因此，不应由我公司承担超出与兖矿公司《煤炭购销合同》以外的付款义务。综上所述，兖矿公司与上游卖家因涉诉煤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我公司无关，就不应承担超出《煤炭购销合同》以外的付款义务。帅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冀0703民初98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2、本案的上诉费由秦同公司、徐塘公司、帅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买卖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我公司与秦同公司之间仅存在关于汽运煤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经结算完毕，而本案涉及的9列电煤我公司与秦同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买卖合同，亦未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兖矿公司给付我公司的1200万元，系我公司向秦同公司购买煤炭的货款，属于张冠李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该笔款项系兖矿公司向我公司支付的合同预付款，与秦同公司无任何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秦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判决我公司承担给付责任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合商事习惯，破坏交易惯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而本案的煤炭销售行业默认的交易习惯是“三方交易”，即除去买卖合同相对的双方外，只存在一个第三方从中赚取差价，一审法院不顾行业惯例，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我公司系“三方交易”中的任何一方的情形下，判令我公司作为“第四方”加入本案合同关系之中，明显有违交易习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将我公司列为合同当事人，并判令承担本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秦同公司辩称：对于帅达的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帅达公司与兖矿之间的合同与我公司无关，本案不是连环购销合同。徐塘公司辩称：一、帅达公司关于“兖矿公司向其支付的煤炭款项系另一买卖合同的预付款”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兖矿公司称已按照其与帅达公司之间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将部分煤炭款项支付给帅达公司，该煤炭款项系用于购买6、7月份向我公司发送煤炭的款项。尽管帅达公司以“上述煤炭款项系基于兖矿公司与帅达公司另一买卖关系所支付的煤炭预付款”为由予以否认，但其一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帅达公司单方否认不应影响法院通过现有证据材料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二、帅达公司否认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不应被采信。我公司、兖矿公司所描述的交易流程是：我公司通过招标或比选等采购方式选定煤炭供应商，与煤炭供应商兖矿公司签订书面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供应商组织货源并按照采购方指令发运煤炭，我公司接收煤炭并验收，通知供应商开具发票，我公司支付煤款。本次煤炭交易的流程基本如下:1.我公司招标、确认中标单位为兖矿公司；2.兖矿公司按照我公司的需求签订合同；3.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合同；4.我公司要求兖矿公司供货；5.兖矿公司要求帅达公司供货；6.帅达公司安排秦同公司发货；7.秦同公司向帅达公司发货、发送称重检测报告；8.帅达公司向兖矿公司发送称重检测报告，要求付款；9.兖矿公司按照称重检测报告支付煤款；10.帅达公司收到兖矿公司的煤款后，当日即向秦同公司支付煤款；11.我公司向兖矿公司结算、支付煤款。上述交易流程符合大宗煤炭交易的惯例，且能够合理解释帅达公司为何向兖矿公司发送涉案9列煤炭的称重检测报告，而兖矿公司在收到该称重检测报告后向帅达公司支付涉案煤炭的煤炭款项。因此，帅达公司否认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刻意曲解事实，不应被采信。三、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分别就6、7月份煤炭采购事宜签订了书面《煤炭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供货数量、单价、供货时间、发站地、接收地等详细内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我公司与兖矿公司基于该《煤炭购销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已得到妥善履行，我公司无须就涉案煤炭向兖矿公司以外的上游卖家支付煤炭款项。综上所述，我公司已经按照与兖矿公司之间成立的购销合同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应当依法驳回帅达公司的上诉。兖矿公司辩称：一、从我公司与帅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发货的凭证、电子邮件等综合分析，双方的交易模式为帅达公司先向我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即徐塘公司发送煤炭，我公司再向帅达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帅达公司上诉称支付的1200万元为合同预付款与客观事实不符，而是基于发送货物后支付的本案连环购销合同项下煤炭的货款。二、帅达公司陈述的交易习惯无证据予以证明，行业中不存在默认“三方交易”的行业惯例，煤炭行业交易习惯中至少存在三方交易，从而能够说明秦同公司主张与徐塘公司存在两方交易的陈述与客观事实和行业习惯所不符。秦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电煤款16226337.44元及利息3134928元（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按照张家口市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月息0.84%计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原告提交的铁路货票及轨道衡计量单内容显示，2014年秦同公司以宣化紫光公司的名义向徐塘公司发送两批煤炭：第一批时间为4月16日至5月31日，发送28691吨，价款约1300多万元；结合徐塘公司同期结算单，第二批分别是6月1日至7日，电煤6列318节车皮，计21339.73吨，7月26日至31日，电煤3列160节车皮，计10803.1吨，参考徐塘公司同期结算单随行就市的价格，第二批煤炭总价款为21339.73吨*490.19元+10803.1吨*533.72元=16226337.44元。依据被告徐塘公司及第三人兖矿东华陈述，双方经济往来采用滚动结算的方式，被告徐塘公司已将上述款项支付给第三人兖矿东华。另根据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及宣化法院调查取证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兖矿东华收到煤款后又将其中的1200万元支付给帅达公司，剩余4226337.44元至今未向任何单位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告作为煤炭所有权人将其煤炭运至被告处，被告实际收货且对数量及质量均未提出异议，并支付对价煤款是客观事实。本案货物所有权转移只有一次，即由秦同公司转移给徐塘公司，应视为买卖关系成立，被告应该在合理期限内支付相应价款，煤炭价格根据惯例随行就市，可以参照同一时期结算价格计算。被告收到本案涉诉煤炭后，支付了对价煤款至兖矿东华公司，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对此事实被告徐塘公司与第三人兖矿东华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徐塘公司不宜重复支付煤炭货款，故原告秦同公司请求被告徐塘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第三人兖矿东华虽然与被告徐塘公司签订书面购销合同，及二第三人之间亦有相对应的购销合同，但二第三人均未依约履行供煤义务。且现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煤炭所有权人原告与二第三人有合同关系或者委托结算关系。第三人兖矿东华并非煤炭所有权人或委托结算人，则被告徐塘公司针对特定标的，即本案诉争的2014年6、7月的电煤支付的煤炭款项，兖矿东华即无权收取。同理，帅达公司亦非该笔款项的正确权利人，其在收到上述1200万元后，虽于2014年5月19日至7月28日向秦同公司转账六次，共计付款1400万元，但根据帅达公司陈述，该1400万元款项给付的是2014年3、4月份向山东魏桥电厂发运的汽运煤款，与本案的涉案煤款无关，原告对此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故而，可以认定帅达公司至今未将已收取的本案涉诉煤炭价款1200万元支付给原告秦同公司。综上，因煤炭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秦同公司，被告与第三人兖矿东华，二第三人之间虽签订购销合同，但二第三人对原告煤炭价款均没有任何主张权利的合法依据，基于公平原则，二第三人应将已收取的对应煤款足额支付原告。故二第三人应就被告付款金额范围内各自向原告履行支付所差款项的义务。因二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应依法承担因此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利息自原告第一次主张权利即在石家庄中院起诉之日（2014年12月9日）起开始计算为宜。综上所述，案经调解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第三人兖矿东华（上海）国际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购煤款4226337.44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12月9日开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第三人石家庄帅达商贸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购煤款1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12月9日开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968元，由第三人兖矿东华负担35935元，第三人帅达公司负担1020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根据2013年1月1日，铁路车站为宣化站（甲方）、产权单位为张家口市宣化宏程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使用单位为秦同公司（丙方）签订了北京铁路局《铁路专用线共用运输协议》的约定、2014年1月6日，秦同公司（甲方）与宣化紫光公司签订《户头租赁协议》的约定、2014年1月24日，北京铁路局丰台货运中心（甲方）与秦同公司（乙方）签订《路产张有祥租用户头》，其中约定，秦同公司租用了张家口市宣化宏程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宣化站及北京铁路局铁路专用线，并借用宣化紫光公司在宣化铁路局的户头对外发运煤炭业务，也即在本案中，秦同公司以宣化紫光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发送煤炭业务，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秦同公司享有或承担。秦同公司以中天公司、徐塘公司为被告，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其中包括了本案2014年6月至7月的煤炭款）28829935.24元及逾期利息3856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该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4）石民三初字第0027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徐塘公司向秦同公司支付购煤款28829935.24元及利息（自2014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28829935.2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秦同公司对中天公司的诉讼请求。徐塘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2016）冀民终4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裁定其中认为：“原审认定徐塘公司承担秦同公司在2014年6、7月份所发运煤炭的还款责任证据不足。秦同公司向徐塘公司主张该批煤炭款的依据为《煤炭分析报告汇总台账》及载明发货人为宣化紫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轨道衡称重记录》等相关材料,与徐塘公司不存在直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书面合同,双方也不存在有关煤炭结算数量及价款等买卖合同必备条款的约定,不能排除该批煤炭在从秦同公司运输到徐塘公司中间存在其他买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况且,仅依据发货凭证向徐塘公司主张煤炭款也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故认定徐塘公司向秦同公司支付该批煤款证据不足。相反,根据徐塘公司提交的其与兖矿东华(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及结算凭证等相关证据,本院也不能排除徐塘公司就该批煤炭与兖矿东华(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就2014年6、7月份的煤炭,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后秦同公司于2016年7月6日向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作出（2016）冀01民初409号民事裁定，准许秦同公司撤回起诉。秦同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向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起诉，徐塘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宣化区法院裁定驳回了徐塘公司提出的异议。徐塘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冀07民辖终15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宣化区法院对本案审查后认为，不适宜审理该案，向本院提起管辖申请。本院作出(2017)冀07民辖16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审理，宣化区法院将本案移送到桥西区法院审理。另查明，徐塘公司主张，2014年6月-7月共收到兖矿公司供煤12列，共计42602.83吨，已支付兖矿公司全部煤款。徐塘公司已向兖矿公司支付煤款7420万元。秦同公司主张，徐塘公司于2014年6月-7月收到的由宣化发出12列煤炭，其中有9列,共计31894吨,是其以宣化紫光公司的名义,从自己承包的铁路专用线通过铁路运输向徐塘公司供应的,并未收到该煤款；另3列煤炭，并非其发送，是“宣化运达发煤站”的名义发送的。兖矿公司已付讫的六张收款单位为帅达公司的《付款审批单》中，针对合同编号为2014YKDHSH-0013号合同四次的付款审批单付款合计是900万元；针对合同编号为YKDHSH-0018的2014年7月28日、7月31日两张付款审批单付款合计300万元。当事人没有按照《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提交“供方必须经需方业务人员短信同意后，方可请车、发运”的短信证据。兖矿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3日、6月5日、6月9日、6月26日、7月28日、7月31日支付帅达公司货款合计1200万元。兖矿公司主张该款系给付的是2014年6月、7月的煤款；帅达公司主张收到了该款，但该款系兖矿公司给付的煤炭预付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兖矿公司、帅达公司之间是否具有或形成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秦同公司主张徐塘公司给付货款16226337.44元及利息是否有依据及应由谁给付；二、中天公司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法院是否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及判决兖矿公司承担责任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以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合同的具体履行、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货款的实际支付、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当事人的其他约定等因素及约定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综合确定。秦同公司主张，其向徐塘公司发送了煤炭，徐塘公司对货物予以接收，与徐塘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徐塘公司应当给付货款；徐塘公司主张，其与兖矿公司之间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并已将涉案货款全部支付，不能再行超付承担给付秦同公司货款的责任；兖矿公司认可徐塘公司的该主张，并主张其与秦同公司没有关系，与帅达公司之间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并将部分货款1200万元支付帅达公司；帅达公司主张其与秦同公司在2014年6月、7月间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收到兖矿公司的1200万元系兖矿公司的预付煤炭款。在本案中，根据北京铁路局于2014年6月1日至7月30日的18张《货票》内容，证实了秦同公司以宣化紫光公司发运了涉案9列煤炭的事实，也证实了徐塘公司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9列煤炭的货物所有权为秦同公司的事实。秦同公司虽然未与徐塘公司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其作为煤炭所有权人将其煤炭运至徐塘公司，徐塘公司实际予以收货，且对数量及质量均未提出异议，并将货款对价支付兖矿公司，应视为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的买卖关系。徐塘公司主张与秦同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当得到支持。因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未签到书面合同，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具体协商的煤炭价格，但根据本案情况及惯例随行就市，可以参照同一时期结算价格计算，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货款为16226337.44元并无不当。因秦同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收到货款，其主张自第一次于2014年12月9日在石家庄中院起诉之日计算利息损失符合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以次日起开始计算并无不当。因秦同公司与徐塘公司之间形成的系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徐塘公司因与兖矿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认为应当向兖矿公司履行给付涉案货款的义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徐塘公司不应当承担重复支付煤炭货款，所以原审法院对秦同公司请求徐塘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兖矿公司虽然与徐塘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也与帅达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但兖矿公司、帅达公司均未依照《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供煤义务。且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煤炭所有权人的秦同公司与兖矿公司、帅达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或者授权其进行结算。徐塘公司针对特定的标的即本案诉争的2014年6、7月的煤炭款项，兖矿公司无权接收该笔款项；同理，帅达公司亦无权接收该笔款项。帅达公司在收到上述货款1200万元后，虽于2014年5月19日至7月28日向秦同公司转账六次，共计付款1400万元，但根据帅达公司陈述的该1400万元款项给付的是2014年3、4月份向山东魏桥电厂发运的汽运煤款，与本案的涉案煤款无关，秦同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认定帅达公司至今未将已收取的本案涉诉煤炭价款1200万元支付给秦同公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兖矿公司、帅达公司收取涉案煤炭价款均没有合法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兖矿公司、帅达公司应就收款金额范围内各自承担向秦同公司履行支付所差款项及相应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关于中天公司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问题。秦同公司主张，中天公司与帅达公司是关联公司，中天公司是不可或缺的主体，一审应当追加为当事人。首先，秦同公司在两次一审及本院二审中均未申请追加中天公司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其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中天公司与涉案标的有利害关系，须中天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故秦同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支持。二、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及判决兖矿公司承担责任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兖矿公司主张，秦同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徐塘公司给付煤款及利息，并没有请求其支付货款，故判决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超出了秦同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且其在原审法院的诉讼地位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审法院直接判决由其承担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经过审理，认定兖矿公司对秦同公司的主张承担给付责任，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兖矿公司的主张没有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本案标的较大，属于大宗数额交易，秦同公司在没有与徐塘公司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就向徐塘公司发送煤炭，而徐塘公司认为其履行的是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予以接收货物，并向兖矿公司支付货款；兖矿公司也向与其具有《煤炭购销合同》关系的帅达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故本案当事人在履行如此较大数额标的的交易中，均没有尽到足够高的注意义务，致使在发生纠纷后，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故各当事人在以后的交易中，均应当遵守法律及相关规定，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秦同公司、兖矿公司、帅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379元，由上诉人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7968元（已缴纳70000，缓交67968元继续缴纳），由上诉人兖矿东华（上海）国际贸易公司负担40611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帅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进审判员 梁金前审判员 姜建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向东书记员徐忠媛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