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79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火林，男，196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之千，江苏常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贵保，男，195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敏，女，197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健，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蓓，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韦多头，女，196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原审被告：韦骏（曾用名韦军），男，199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上诉人韦火林因与被上诉人孙贵保、孙敏、孙健以及原审被告韦多头、韦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8民初5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火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贵保、孙敏、孙健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韦火林与杨秀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诉争150万元用于韦火林承租的南京红太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公司）办公用房、宿舍、生产区域的装修及绿化，孙贵保、孙敏、孙健在一审中对款项用途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其次，杨秀花通过高淳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淳运输公司）向韦火林汇款50万元，高淳运输公司账务记载款项用途为支付装修工人劳务费，并未记载为借款。再次，韦火林在款项交付当日并未向杨秀花出具借条，显然与民间借贷通常做法不符。最后，孙贵保承诺红太阳公司厂房拆迁后，韦火林装修及绿化部分所得补偿款归韦火林所有，另外再给2套房屋，韦火林才向杨秀花案涉出具借条。因此，韦火林与杨秀花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即使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是附条件，现韦火林未获得补偿款和房屋，韦火林无须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韦多头、韦骏是诉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首先，韦多头、韦骏在借条上签名，未表明借款人身份，无法依据韦多头、韦骏签名，认定韦多头、韦骏系共同借款人。其次，从韦多头、韦骏签名时特意远离具借人栏目，也可以证明韦多头、韦骏不认可是共同借款人。最后，孙健断开韦火林承租红太阳公司厂房韦火林承租区域的供电线路，导致韦火林承租的冰库断电，韦多头、韦骏为了尽早恢复对冰库供电，防止冰库内物品变质，作出同意还款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孙贵保、孙敏、孙健辩称，韦多头、韦骏和韦火林均在借条上签名，可以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在孙健要求还款双方发生矛盾，警察出警过程中，韦多头、韦骏对借款事实均予以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韦火林主张案涉民间借贷关系是附条件，现条件未成就，无须承担还款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且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均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原审被告韦多头述称，其对借款事实不清楚，只是应杨秀花的要求在借条上签名，不愿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被告韦骏述称，同意韦多头的述称意见，另主张其没有从借款中获利，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孙贵保、孙敏、孙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2.韦火林、韦多头、韦骏支付利息1016493元（自2014年9月20日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26日止，利息为1246493元，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已经支付利息23万元），其余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3.韦火林、韦多头、韦骏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以及财产保全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3日，杨秀花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韦火林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2年8月20日，高淳运输公司向韦火林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2014年9月20日，韦火林向杨秀花出具借条一份，写明今借到杨秀花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月息2分，期限二年。韦火林在借条上具借人栏签名，该借条上“具借人韦火林”正下方有“韦军”字样签名，在“韦军”字样正下方约2.3cm有“韦军韦多头”并列字样签名，“韦军韦多头”字样正下方为“2014.9.20”字样。韦火林陈述“具借人韦火林”正下方“韦军”字样系其代签，“韦军”字样正下方约2.3cm处“韦军韦多头”字样系韦多头、韦骏本人签名。韦火林对该借条系附条件出具的辩称意见，未提供证据证明，孙贵保、孙敏、孙健对韦火林的辩称意见均不予认可。孙贵保与杨秀花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孙敏、孙健。2018年2月11日，杨秀花因病去世。高淳运输公司股东为孙贵保、杨秀花，该公司于2018年12月22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写明杨秀花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杨秀花于2012年8月20日通过公司账户向韦火林汇款50万元，该款为杨秀花个人财产。韦火林与韦多头原系夫妻关系，于2018年8月14日离婚，韦骏系韦火林、韦多头的儿子，韦骏曾用名韦军。2018年4月11日晚，因孙健索要借款，对韦火林承租红太阳公司厂房内的冰库停止供电，双方发生纠纷，韦火林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韦火林说“叫你爸爸来跟我讲，我欠你爸爸的钱不欠你的钱”；韦多头说“我们从来没有推卸责任或者说我们不想还钱了”“一年几十万的利息钱，条子都没打一个”“2分的利息，都是一直她妈妈在收的”；韦骏说“这个150万我们是承认的，也没有从来说不还”“我们利息每年都在还”“2分利”“每年30万的利息”等。孙健说“那这样吧，三天之前，他给我打了二万二，我退一步，你现在打七万八给我，我把电给你拉上去”。2019年4月22日庭审中，孙健陈述，报警三天之前，韦火林向孙贵保承诺要还10万元，只还了2.2万元，后孙贵保、孙敏、孙健打不通韦火林电话，情急之下断电。孙敏陈述，该2.2万元是给孙贵保的，怎么支付的不清楚，认可偿还利息2.2万元。2019年5月6日，韦火林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其本人以及孙贵保、杨秀花的银行账户自2014年9月20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期间的交易明细。经查，韦火林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孙贵保和杨秀花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1.韦火林于2015年6月30日、7月15日、9月21日、2016年5月10日分别向杨秀花南京银行账户（尾号6149）转账5万元、2万元、4.9万元、3万元；2.韦火林于2017年1月20日、3月27日、5月27日、8月10日分别向孙贵保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7250）转账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3.韦火林于2017年12月18日、12月30日分别向孙贵保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8657）转账3万元、2.5万元。审理中，韦火林提供了其与杨秀花的短信记录，杨秀花2016年3月22日发送短信“火林：今天是3月22日了，截止到3月20日本季息8.52万元，加上季欠3.7万元，共12.22万元，你什么时候给我”，韦火林2016年3月23日回复“我在成都开展销会，过几天回来，杨老师利息是否可以下调一些，吃不消”；杨秀花2016年5月10日发送短信“韦火林：3万元，你转的吗”，韦火林同日回复“是的先付电费，实在对不起，别生气，我在尽力收还”；韦火林2016年6月2日向杨秀花发送短信“杨老师我在外面，钱我把家里库存卖了今年还你几十万，最近真没有办法要到钱”。韦火林另提供了孙姓案外人于2017年10月、11月出具的3份收条（收条中孙姓案外人），载明共收到韦火林螃蟹卡90张及螃蟹5盒，认为该人受孙贵保委托在韦火林处领取，对应款项应予扣除。孙贵保、孙敏、孙健对短信记录不持异议，对收条不予认可，认为收条与本案无关。孙贵保、孙敏、孙健认为出借给韦火林、韦多头、韦骏的借款150万元系孙贵保与杨秀花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称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已归还利息23万元，在2018年12月25日庭审中孙敏陈述如下：2015年3月转账至杨秀花银行账户8万元，2016年3月10日转账至杨秀花银行账户5万元，2017年末韦火林给付孙贵保2.2万元，2018年4月韦骏及张雨蒙转账给孙健7.8万元。韦火林陈述，2016年3月10日有无给付杨秀花5万元不清楚；其2017年末给付孙贵保大于2.2万元；2015年3月给付杨秀花8万元以及韦骏和张雨蒙于2018年4月给付孙健7.8万元属实；上述给付款项均不是利息，是支付房租和水电费。在一审法院调取韦火林、孙贵保、杨秀花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后，孙贵保、孙敏、孙健认为，起诉时认可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已归还利息23万元，是在与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对账无果的情况下，根据杨秀花生前回忆所作记录，不一定准确，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更为准确，愿意按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认定归还的利息，但韦火林于2016年5月10日给付杨秀花3万元，因韦火林明确表示系支付电费，应予扣除；韦火林2017年末给付孙贵保的2.2万元，与孙健2018年4月11日在民警出警时陈述收到的2.2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已包括在韦火林于2017年12月30日转账给孙贵保的2.5万元中；对韦骏和张雨蒙于2018年4月给付孙健7.8万元予以认可。孙贵保、孙敏、孙健起诉同时申请财产保全，并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投保了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出具保单保函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孙贵保、孙敏、孙健主张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向杨秀花借款150万元，提供了借条、转账记录以及高淳运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证明。韦火林对2012年4月23日收到杨秀花转账给付100万元、2012年8月20日收到高淳运输公司转账给付50万元均不持异议，后于2014年9月20日向杨秀华出具借款金额为150万元的借条，并认可借条载明借款150万元即为其收到的上述两笔款项150万元。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转账记录以及高淳运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并且根据韦火林与杨秀花的短信记录，韦火林应向杨秀花支付利息不持异议，可以认定杨秀花与韦火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韦火林辩称借条系附条件出具的，诉争款项150万元无需归还。首先，韦火林未举证证明，孙贵保、孙敏、孙健亦不予认可；其次，与韦火林出具借条后向杨秀花承诺还款互相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韦火林确认借条中“韦军韦多头”并列字样系韦多头、韦骏本人签名，韦多头、韦骏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权利，一审法院认定韦多头、韦骏在借条上“具借人韦火林”下方并列签名。虽然借条上韦多头、韦骏的签名在韦火林签名下方并间隔一段距离，但均在落款日期上方，符合借条通常书写格式，结合2018年4月11日在民警出警时韦多头、韦骏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韦多头、韦骏在案涉借款中的身份是共同借款人。杨秀花与韦火林、韦多头、韦骏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韦火林与韦多头虽已离婚，韦多头作为共同借款人不能免除还款责任，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应承担共同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根据韦火林与杨秀花的短信记录，杨秀花作为出借人告知韦火林，截至2016年3月20日尚欠其借款利息12.22万元，韦火林、韦多头、韦骏未举证证明已按时足额支付利息，应认定韦火林在出具借条后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已大部分归还，故孙贵保、孙敏、孙健要求韦火林、韦多头、韦骏自2014年9月20日起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6年3月20日，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尚欠杨秀花借款利息12.22万元，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应自2016年3月21日起按约定月利率2%另行支付利息。韦火林于2015年6月30日、7月15日、9月21日分别给付杨秀花5万元、2万元、4.9万元，合计11.9万元，付款时间在2016年3月20日之前，无需在利息中扣除；韦火林于2016年5月10日给付杨秀花3万元，由于其短信回复杨秀花系支付电费，故无需在利息中扣除；孙贵保、孙敏、孙健称韦火林于2017年未给付孙贵保的2.2万元，已包括在韦火林于2017年12月30日转账给孙贵保的2.5万元中，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韦火林陈述该款系支付的房租和水电费，亦无需在利息中扣除。韦火林于2017年1月20日、3月27日、5月27日、8月10日、12月18日、12月30日分别给付孙贵保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3万元、2.5万元，合计16.5万元；韦骏和张雨蒙在2018年4月给付孙健7.8万元，孙贵保、孙敏、孙健认可系归还的利息；孙健在2018年4月11日民警出警时陈述“三天之前，他给我打了二万二”，虽表述为“给我打款”，但庭审中孙敏和孙健均表示2.2万元系给付孙贵保，并非给付孙健，结合孙健“报警三天之前，韦火林向其父亲承诺要还10万元，只还了2.2万元给其父亲”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韦火林在2018年4月上旬已给付孙贵保2.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26.5万元，根据付款时间以及约定的利率计算，还款不能抵扣借款本金，应在利息总额中扣除。对于韦火林提供的孙姓案外人出具的收条，主张对应款项应予扣除的意见，因韦火林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孙贵保、孙敏、孙健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孙贵保与杨秀花系夫妻关系，出借给韦火林、韦多头、韦骏的借款15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杨秀花已经去世，孙贵保作为债权共有人，孙贵保、孙敏、孙健作为杨秀花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向韦火林、韦多头、韦骏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截至2016年3月20日，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尚欠借款利息12.22万元，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此后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合计归还利息26.5万元，应先行归还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12.22万元，余款14.28万元在自2016年3月2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中扣除。孙贵保、孙敏、孙健要求韦火林、韦多头、韦骏承担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保险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一、韦火林、韦多头、韦骏归还孙贵保、孙敏、孙健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应扣除已归还利息14.28万元），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孙贵保、孙敏、孙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9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1932元，由韦火林、韦多头、韦骏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韦火林在二审中陈述：1.2011年5月，孙贵保向韦火林承诺红太阳公司厂房拆迁后给2套房屋给韦火林。2.2014年9月20日前诉争借款的利息是按月利率1.5%计算，每3个月给付一次；2014年9月20日起，诉争借款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并给付。此外，韦火林还主张于2016年5月11日向杨秀花转账3万元，请求二审中予以处理，但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韦骏、韦多头在二审中认可借条上落款日期上方的“韦军韦多头”是其各自本人真实签名。本案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韦火林、韦多头、韦骏是否为诉争借款的共同债务人，是否应共同偿还150万元及相应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韦火林收到杨秀花给付的150万元，后于2014年9月20日向杨秀花出具借条对借款事实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韦多头与杨秀花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韦多头、韦骏在借条上签名，虽离具借人有一定的距离，但均在落款日期上方，且双方在2018年4月11日警方出警时对诉争借款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综合查明的以上事实，认定韦多头、韦骏是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韦火林主张孙贵保于2011年5月承诺红太阳公司厂房拆迁后给其补偿款和2套房屋，该承诺日期远早于借款发生日期，不合常理。且韦火林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债务是附条件的，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故韦火林上诉主张韦火林、韦多头、韦骏不应归还诉争借款及相应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韦火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32元，由上诉人韦火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伟峰审判员  陈海波审判员  程俊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