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再36号 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祥根，男，1957年1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忆，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燕飞，女，1975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良良，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倩红，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因彪，男，1950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申诉人高祥根因与被申诉人刘燕飞、原审被告胡因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赣01民终1771号民事判决，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赣检民（行）监[2018]36000000142号民事抗诉书，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民抗1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邓高虹，检察官助理黎虹出庭。申诉人高祥根及其他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忆，被上诉人刘燕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良良，原审被告胡因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6)赣01民终1771号民事判决认定“胡湘勇于2015年3月6日的还款30万元为归还涉案借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刘燕飞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期间,高祥根提供了借条、招商银行流水单、工商银行转帐凭证、江西省农联社交易明细查询单、刘燕飞承认尚欠70万元未还的电话录音等证据证实其与刘燕飞、胡湘勇夫妻之间借贷合同成立并履行的事实,其作为出借人已完成了举证义务。刘燕飞作为借款人抗辩已经偿还部分借款应承担还款的举证责任。二审中,刘燕飞虽然提供了胡湘勇2015年3月6日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向高祥根转款30万元的转款凭证,但根据转款凭证记载,该30万元转款是分6笔、每笔5万元转入高祥根账户,胡湘勇在汇出每笔款项时均注明用途为“利息”,而按照借条上约定的利率计算,从2015年2月18日至2015年3月6日,70万元借款的利息为7466.67元,即使按约定借期一年计算,70万元借款利息也仅为16.8万元,明显与30万元数额不符。30万元银行转款凭证系书证,其明确记载胡湘勇转给高祥根的款项为“利息”,与刘燕飞主张的归还借条本金和利息的主张不相符,因而刘燕飞提供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二审法院在高祥根对新证据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高祥根,只要求高祥根承担证明30万元转款与涉案借条无关,系归还借条出具前的利息的举证责任,而不要求刘燕飞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二)高祥根对胡湘勇30万元银行转款的抗辩主张有一定证据证明且符合我国民俗对2015年3月6日的30万元转款,高祥根提出系胡湘勇归还出具涉案借条之前的利息,两人在2015年2月18日对多年借款进行结算,胡湘勇欠70万元本金和35.6万元利息,本金另行出具借条,利息当天支付,但因为胡湘勇银行账户没有足够的钱,故只先行支付了5.6万元利息,其余30万元利息等到过年之后转给高祥根。这一主张虽然与通常的交易习惯不相符,但有一定证据佐证,且符合中国的年俗习惯。 第一,胡湘勇转款凭证上明确注明30万元为利息,而涉案借条的利息与此金额明显不符,能够印证高祥根的主张。 第二,2015年6月12日,胡湘勇、刘燕飞又向高祥根借款8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双方在2015年9月29日签订车辆抵债协议书,把胡湘勇、刘燕飞所有的路虎越野车抵还80万元借款,自始至终未涉及此前转给高祥根的30万元。如该30万元确系归还70万元借款,既不在前一笔70万元借款及时予以结算、也不在后一笔80万元借款中予以减扣,有悖常理。 第三,一审时,高祥根提供了其儿子高洋2015年12月23日与刘燕飞的电话录音,刘燕飞在电话录音中对尚欠7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作出了还款计划,即“欠你们70万元,车子抵60万,剩余的还现金是没有问题的。剩下80万,借条不动,利息目前没有钱还,80万的帐我是肯定认的,我现在找人卖苗围,如果苗围能卖掉,你的钱肯定是会还掉。如果卖不掉,我也会卖树,也会还你钱。庭审质证中,刘燕飞对电话录音中通话人是其本人无异议,只是辩解当时健康状态不好,但对该辩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外,刘燕飞还主张其未参与胡湘勇对外经营活动,一审时并不清楚胡湘勇欠高祥根款项具体金额,通话录音中只是照着高洋的话来回应,这一主张与其在通话录音中清楚明确地对两笔借款作出还款计划相矛盾,在不清楚欠款具体金额的情况下即作出明确的还款承诺也与常理不合,故该主张不能成立。高祥根提供的电话录音可以印证提起诉讼时刘燕飞欠款金额为70万元的事实,且电话录音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采信。 第四,案涉借条是在2015年2月18日出具,系农历除夕,归还30万元是在3月6日,即正月十六,胡湘勇在过年期间不还钱、在元宵节后第一天将已结算但未付清的剩余利息款30万元转给高祥根,这一行为符合我国的民俗习惯。 (三)二审判决仅凭转款行为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后就认定30万元系归还案涉借款,证据审核认定违反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高祥根、刘燕飞对各自的主张均提供了一定证据证明,但均不足以否定对方,如前所述,刘燕飞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而高祥根对此的抗辩理由有一定证据证明且符合我国年俗习惯,综合案情,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明显高祥根的主张更具证据优势且更具合理性,二审判决仅凭转款行为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后就认定30万元系归还案涉借款,对证据的审核认定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民终177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高祥根申诉称，一、申请人收集到关于6笔5万元转款的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该证据证明：2015年3月6日，胡湘勇通过民生银行分6笔，每笔5万元，共30万元转账至申请人高祥根账户，以上6笔转账都写明用途为“利息”，与2015年2月18日胡湘勇向高祥根转账56000元性质、作用完全相同。故二审法院认定两笔转账性质不同有失偏颇。实际情况是：至2015年2月18日止，双方进行最后结算，结果为胡湘勇尚欠高祥根借款利息356000元、本金70万元。并且双方约定将利息即时付清，本金另写借条。因此，当日在银行胡湘勇、刘燕飞向高祥根出具了总70万元的借条，并在之后半个月时间内向高祥根支付共计356000元的利息款。二、原二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对30万元还款性质认定有误。2015年2月18日是除夕，3月6日是正月十六，元宵节后的第一天，按申请人当地风俗是大年三十要将账目清算，元宵之前将债务放下，待元宵节后才继续算账。双方大年三十当天结清账款，当天胡湘勇转账利息56000元，元宵节后第一天接着转账利息30万元此过程符合当地风俗，是典型的“交易习惯”。另外，此30万元是结算时已产生的利息，而不是结算后的“部分利息及本金”。纵然按照先本后息的债务清偿顺序，也无法区分本金和利息的具体金额。双方借款为70万元,约定利息为两分即每月利息为14000元,如果此30万元因“系在本案借款出具之后支付,故应当为归还涉案借条”那么,按月息计算则是21个月的利息,借条写明“借期暂定2年”,被申请人半个月既支付20个月的利息,此外支付30万元且没有要求出具收条,也没有在原借条上背书说明或重新出具借条。此行为明显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与客观事实不符。(2016)赣01民终字14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6月12日胡湘勇、刘燕飞向高祥根借款8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2015年9月29日,胡湘勇、刘燕飞(甲方)与高祥根(乙方)签订车辆抵债协议书。”如果胡湘勇2015年3月6日付给高祥根的30万元是为了偿还之前借款的本金,在没有重新出具借条的情况下也会在此份车辆抵债协议中说明,但双方协议约定借款依旧为80万元。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并明显错误,申请人提供新证据有充分理由推翻原审判决。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着有错必究,体现公平、公正之原则,恳请贵院提起抗诉。 被申诉人刘燕飞辩称，一、二审法院认定胡湘勇转款30万元系归还部分利息及借款本金,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高祥根起诉状诉称“……高祥根出借金额高达245万元,期间胡湘勇归还了大部分本金、结清了借款利息。”可知,在本案中70万元借条出具之前，高祥根与胡湘勇之间的利息已经结清,不存在欠付30万元利息的情形。其次、答辩人了解到高祥根除出借款项给胡湘勇外,还有多笔民间借贷债权。高祥根作为职业放贷人,如果胡湘勇欠30万元利息未支付,那么高祥根在要求胡湘勇重新出具借条时,应当要求胡湘勇在借条中备注清楚，但高祥根向法院起诉的70万元借条，并未对30万元利息情况作出任何约定，与常理不符。再次，答辩人在二审庭审中向法院提交提交30万元的转账凭证,系提前归还借款,并按实际借款计算利息。高祥根以民俗习惯为由,抗辩30万元系70万元结算前的利息,交易习惯不符,也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高祥根如主张胡湘勇归还的30万元系结算前的借款利息,应当充分举证说明胡湘勇仍30万元利息,才能认定其该主张。否则,应当认定高祥根举证责任未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主要依据认为转账的30万元中备注利息，与实际利息不符。答辩人认为该30万元中有部分为利息,虽然在分多笔转账时备注利息,但并不能据此推定30万元系归还结算前的全部利息。高祥根与胡湘勇于2015年2月18日结算后,至2015年3月6日,按照借款约定利率每月2%计算,期间实际上产生7466.67元利息。由于货币的种类物属性，30万元中的6笔转账,并不能确定哪一笔系归还利息,哪一笔归还借款本金,胡湘勇转账备注利息,并不影响归还部分借款本金的认定。二、涉案的70万元借款与80万元借款是两笔不同的款项,分开结算更符合交易习惯。如果将胡湘勇归还30万元借款与80万元借款相关联,将会对日后的两笔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产生争议。三、涉案录音之前,答辩人对胡湘勇归还30万元的事实不知情。四、高祥根主张的80万元的借款本金、利息及70万元的剩余借款本金、利息,答辩人已经全部清偿。在诉讼过程中，高祥根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伪造证据进行恶意诉讼。现高祥根仍对涉案30万元提起再审、抗诉程序，导致答辩人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综上，答辩人认为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申请,维持二审原判。 高祥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刘燕飞归还欠款70万元，并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付清款之日止；胡因彪对刘燕飞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燕飞、胡因彪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祥根与胡因彪系朋友关系，胡因彪之子胡湘勇因做绿化工程需资金周转向高祥根借款，自2010年始至今，高祥根出借金额多达245万元，期间胡湘勇归还了大部分本金及结清了借款利息。2015年2月18日经双方对帐结算后确认胡湘勇尚欠高祥根本金70万元，胡湘勇、刘燕飞重新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上写明“借条——今借到高祥根人民币柒拾万元正，按月计息2分（贰分）计算。借期赞定壹年。——此据——借款人：胡湘勇——刘燕飞——2015.2.18”。十多天后，高祥根碰到胡因彪，就让胡因彪在高祥根随身带着借条的复印件上签了名，现胡因彪签了名的借条复印件已遗失。2015年6月12日胡湘勇、刘燕飞向高祥根借款80万元并出具的借条一份。2015年9月29日，胡湘勇、刘燕飞（甲方）与高祥根（乙方）签订了车辆抵债协议书，约定“2015年6月日，甲方因企业及业务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元），现因无法偿还该债务，经双方同意，把甲方汽车（路虎越野车，车牌号：赣Ａ×××××）给乙方抵还当时的借款。”之后，双方并未以该车抵债。胡湘勇已于2015年10月9日病故。 另查，高祥根在2015年10月12日向该院申请对总金额为150万元的两笔借款进行诉前保全，案号为（2015）湾民保字第20号，保全费5000元。2015年11月23日高祥根将总金额为150万元的两笔借款按借条金额70万元和80万元分别起诉。因（2015）湾民保字第20号诉前保全案的保全费无法分割，故（2015）湾民保字第20号案的保全费5000元归于本案诉讼费用中。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还款应当要对款项是否已经交付给借款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高祥根提交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实其与刘燕飞、胡湘勇夫妻之间的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设立。刘燕飞称高祥根在2015年2月18日并未交付70万元，借款合同未生效。但从刘燕飞、胡因彪提交的2015年6月12日胡湘勇、刘燕飞向高祥根出具借款80万元的借条来看，刘燕飞的陈述存在着前后矛盾。刘燕飞在高祥根未交付7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12日再次向高祥根出具借条的行为有悖常理，而且刘燕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主张，故该院对该借款70万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高祥根以刘燕飞无力偿还债务为由要求其提前归还借款的主张，因有双方于2015年9月29日签订车辆抵债协议书为证，且该笔借款在本案开庭审理之时已过约定的还款期，故该院对高祥根的此项主张予以支持。刘燕飞与其丈夫胡湘勇是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刘燕飞对借款7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高祥根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自己出借义务，而刘燕飞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返还借款的义务，故应承担本案的全部民事责任。高祥根要求刘燕飞返还借款7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高祥根要求刘燕飞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5年2月1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胡因彪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鉴于高祥根提交的借条原件中并无胡因彪的签名，且无法提供有胡因彪亲笔签名的借条复印件，不能证明胡因彪对该笔借款作出了担保承诺，故对于高祥根要求胡因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燕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祥根借款本金70万元；二、刘燕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祥根自2015年2月18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借款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三、驳回高祥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燕飞承担。 刘燕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5年2月18日，胡湘勇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高祥根转款56000元。2015年3月6日，胡湘勇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向高祥根转款30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刘燕飞上诉称其不是本案借款主体，但其在涉案70万元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名，其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其与另一借款人胡湘勇在出具该借条时系夫妻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为共同借款人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燕飞上诉又称胡湘勇在出具涉案借条的当日及2015年3月6日还款56000元和30万元，经查，涉案借条是高祥根与胡湘勇对之前一段时间借款和还款的结算，故胡湘勇在涉案借条出具当日的转款56000元应包含在结算金额70万元之内，刘燕飞称该款为预付四个月利息，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对于胡湘勇于2015年3月6日的还款30万元，因该笔款系在本案借条出具之后支付，故应当认定为归还涉案借条，上诉人称该款本应在打借条当天就应支付因被上诉人账户无钱待到年后才支付的抗辩理由，与交易习惯不符，也未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先息后本的债务清偿顺序，截止2015年3月6日，上诉人尚欠借款本金407933.33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还应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407933.33元，及支付利息（以本金407933.33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7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2015）湾民二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二、刘燕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祥根借款本金407933.33元及支付利息（以本金407933.33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7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三、驳回高祥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共计28000元，由上诉人刘燕飞负担16000元，被上诉人高祥根负担12000元。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2015年3月6日,胡湘勇通过网络银行转账方式从其民生银行帐户向高祥根转款6笔,每笔5万元,共30万元,每笔转账款用途均注明为“利息”。二审判决书中“……上诉人称该款本应在打借条当天就应支付因被上诉人账户无钱待到年后才支付的抗辩理由，与交易习惯不符……”存在笔误，应为：“……被上诉人称该款本应在打借条当天就应支付因上诉人账户无钱待到年后才支付的抗辩理由，与交易习惯不符……” 本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高祥根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为2015年2月18日经其与胡湘勇、刘燕飞对账，胡湘勇尚欠其借款本金70万元、利息35.6万元，而其提供的借条仅能证实胡湘勇、刘燕飞欠其的借款金额为70万元，故高祥根应对胡湘勇、刘燕飞尚欠其利息35.6万元的事实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然高祥根对上述借款金额及利息是如何结算得来的无法做出合理说明，也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胡湘勇、刘燕飞是否尚欠高祥根利息35.6万元的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高祥根主张胡湘勇于2015年2月18日当日出具了70万元的借条并归还利息5.6万元，30万元利息本应在打借条当天支付但因胡湘勇账户无钱待到年后才支付，故胡湘勇于2015年3月6日分6笔每笔5万元向其转账支付的30万元系支付结算时尚欠的利息，且胡湘勇转账时均备注为“利息”，双方大年三十当天结清账款，当天胡湘勇转账利息56000元，元宵节后第一天接着转账利息30万元此过程符合当地风俗，是典型的“交易习惯”，而刘燕飞主张胡湘勇于2015年3月6日支付的30万元系归还本案70万元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对此，本院认为，胡湘勇在转账时虽备注上述30万元为“利息”，但因胡湘勇已于2015年10月9日去世，其在转账时为何备注为利息已无法查明，在高祥根的举证不足以证实该30万元系结算时尚欠的利息的情况下，仅凭民俗习惯推定该款为归还此前的利息，无事实依据，且按照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结算时会将尚欠的款项另行出具借款凭证，而高祥根并未在借条中载明该30万元利息，亦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高祥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高祥根还主张胡湘勇支付30万元未要求出具收条,也未在原借条上背书说明或重新出具借条，亦未在双方此后的80万元借款中予以抵扣，明显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对此本院认为，胡湘勇虽于2015年3月6日向高祥根还款30万元，已有转账凭证为据，但该还款行为并未还清本案70万元借款，故其于2015年6月12日再次向高祥根借款80万元也不存在抵扣的问题，本院对高祥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二审判决认定该30万元为归还本案借款利息及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拟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赣01民终177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义元 审判员  张美燕 审判员  姚永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杨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