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0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众诚鑫汇汽车共享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路**凯旋门广场******。法定代表人：吕祝，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祝，男，198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黄冈市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景峰，男，198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湖北众诚鑫汇汽车共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诚鑫汇公司）、吕祝因与被上诉人阮景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诚鑫汇公司、吕祝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阮景峰的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阮景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将阮景峰2017年底转账给众诚鑫汇公司作为二级代理人的1万元培训费用错误的认定为2018年2月所签合同的车辆租赁费用，与真实情况不符。该笔1万元费用系阮景峰与众诚鑫汇公司签订《驾无忧产品代理协议》时依照代理协议的约定向众诚鑫汇公司支付的代理费，该费用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众诚鑫汇公司向阮景峰出具的收据上明确写明为培训费不予退还，阮景峰当时是认可的。2、一审法院将吕祝受到阮景峰及其家人胁迫下所出具的欠条认定为吕祝对公司外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与事实不符。吕祝与阮景峰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欠条系吕祝受到阮景峰及其家人胁迫所出具，欠条内容由阮景峰书写，不是吕祝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吕祝并未表示与众诚鑫汇公司共同承担对外债务，一审法院认定吕祝与众诚鑫汇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是因阮景峰在使用租赁车辆过程中因车辆无故下落不明而向众诚鑫汇公司要求赔偿引起，租赁车辆是因阮景峰自身原因还是众诚鑫汇公司原因而下落不明，一审法院应在查清所有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裁判，而要查清事实真相的难度较大。且本案牵涉融中行资产管理（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中行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吕祝在刑事案件中是被害人，收取阮景峰的钱交给了融中行公司。其次，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在一审规定时间内提交了重要的证据即阮景峰与众诚鑫汇公司签订的《驾无忧产品代理协议》。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既不组织双方质证亦未在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认定。故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众诚鑫汇公司并未违反《汽车租赁协议》约定，一审法院在未查清租赁车辆是否因众诚鑫汇公司原因而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错误的判决由众诚鑫汇公司承担返还车辆使用费用，于法无据且该笔款项系租赁车辆租赁费用并非借款不存在需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吕祝与阮景峰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下认定吕祝与众诚鑫汇公司财产混同，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阮景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万元费用不是培训费或代理费，众诚鑫汇公司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培训。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欺骗阮景峰购车且车辆被案外第三人索取后，自愿向阮景峰出具欠条，欠条和录音证据都表明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有共同清偿欠款的意思表示，无任何证据证明有胁迫出具欠条的事实。案涉车辆为案外第三人所有，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未举证证明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或有权使用人，案涉车辆无法继续使用是众诚鑫汇公司、吕祝原因导致，应当由众诚鑫汇公司、吕祝举证证明案涉车辆下落不明的责任人是谁。阮景峰有证据证明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欺骗其他人来交纳所谓租赁费、代理费、培训费等，其他债权人也起诉了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阮景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阮景峰与众诚鑫汇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代办协议》、《转租赁协议》已经于2018年7月6日解除；2、判令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共同向阮景峰返还欠款67800元；3、判令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共同向阮景峰支付欠款的利息损失，以6780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直至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阮景峰为使用小汽车，经人介绍到众诚鑫汇公司洽谈。2017年12月3日，阮景峰向众诚鑫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吕祝转账1万元。众诚鑫汇公司向阮景峰出具金额为1万元的收据一张，收款事由为“培训费”（不予退还）。2018年2月6日，阮景峰与众诚鑫汇公司签订《汽车租赁代办协议》、《转租赁协议》。同时，阮景峰还与案外人武汉中大协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协作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合同》；阮景峰还签署《委托扣款授权书》、《征信查询授权书》。案外人中大协作公司向阮景峰出具《首付款及履约保证金收取确认书》。当日，阮景峰向吕祝支付5.6万元，众诚鑫汇公司向阮景峰出具金额为5.6万元的收据一张，收款事由为“交传祺GS4两驱精英版押金”。上述《汽车租赁代办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众诚鑫汇公司将其取得租赁权的汽车交与阮景峰使用或对外出租，租期一年，阮景峰需付押金5.6万元，期满无息退还。协议附件写明了车辆品牌、型号。《转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众诚鑫汇公司以阮景峰的名义向案外人中大协作公司购买车辆，众诚鑫汇公司承担首付款和每月月供，三年后车辆归众诚鑫汇公司所有，协议写明车辆为上述传祺小汽车。《车辆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为：阮景峰向中大协作公司购买上述传祺牌小汽车，价款145600元，首付款14560元；支付首付款后车辆所有权视为转移给买方，但车辆仍由卖方占有。当日，阮景峰将上述小汽车从4S店开走。2018年6月，阮景峰将车辆开至湖北省嘉鱼县时，在阮景峰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被他人开走。阮景峰就此多次找吕祝协商未果。2018年7月6日，吕祝向阮景峰出具欠条一张，写明欠阮景峰6.9万元。2018年10月30日，吕祝向阮景峰转账1200元。此后，吕祝未向阮景峰还款。一审法院认为，众诚鑫汇公司以客户名义向中大协作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车，购车手续均以客户名义办理，然后再以自己的名义将车辆出租给客户。众诚鑫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祝从中收取“培训费”、押金等费用。众诚鑫汇公司以上异常经营方式，增大了客户的风险，有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及欺诈之嫌。显然，在众诚鑫汇公司未按月向中大协作公司支付购车款时，车辆存在被中大协作公司收回的可能。本案中，阮景峰与众诚鑫汇公司签订合同后，向吕祝个人共支付1万元“培训费”、5.6万元押金，并取得了车辆的使用权。但在合同约定的一年期限尚未届满之时，车辆被他人开走，阮景峰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阮景峰与吕祝就此多次协商未果。吕祝在此情况下向阮景峰出具的金额为6.9万元的欠条，应视为吕祝代办众诚鑫汇公司与阮景峰协议解除此前签订的《汽车租赁代办协议》和《转租赁协议》。对阮景峰要求确认上述协议于2018年7月6日解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吕祝出具的欠条，虽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但阮景峰对欠条的内容予以认可。吕祝作为众诚鑫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体负责阮景峰租车事宜，并实际收取了阮景峰所付的全部费用。吕祝向阮景峰出具欠条，应视为其自愿与众诚鑫汇公司对公司外部债务并存地承担清偿责任。吕祝在出具欠条后偿还1200元，尚欠67800元。一审法院对阮景峰要求众诚鑫汇公司、吕祝共同返还67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因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未按期还款，阮景峰要求众诚鑫汇公司和吕祝自2018年7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众诚鑫汇公司辩称的双方签订的合同未解除，也不承担返还钱款义务的辩称主张，与吕祝所出具的欠条内容不符，该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吕祝辩称公司债务与其个人无关，此与吕祝个人收取阮景峰费用并出具欠条表示愿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不符。吕祝辩称该欠条被阮景峰逼迫所签，其提供的视频资料并不足以证明阮景峰及配偶向其催讨债务的方式使吕祝受到胁迫。因此，一审法院对吕祝的上述辩称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阮景峰与众诚鑫汇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代办协议》、《转租赁协议》于2018年7月6日解除；二、众诚鑫汇公司、吕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阮景峰67800元；三、众诚鑫汇公司、吕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阮景峰支付逾期利息（以678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6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返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748元，由众诚鑫汇公司、吕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众诚鑫汇公司、吕祝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序。结合证据交换和质证意见，本院评议如下：1、对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提交的《驾无忧产品代理协议》，阮景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对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提交的众诚鑫汇公司与融中行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代办合作协议》、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5民初4911号民事判决、吕祝向案外人郑瑞、李立转账的明细、众诚鑫汇公司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李立签字的收款凭证、联名报案证词，阮景峰表示这些证据均是众诚鑫汇公司、吕祝和案外人之间发生形成，不清楚真实性，也不认可关联性。本院认为，《车辆租赁代办合作协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2018）鄂0105民初4911号民事判决查明“东风鸿泰汽车共享服务分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至2017年12月20日期间，分两批陆续向融中行公司履行租赁合同的经办人李立指定的取车人吕祝、胡爱明和杨武交付37台租赁车辆”，该时间早于涉案《汽车租赁代办协议》等一系列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期间，亦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同理，众诚鑫汇公司、吕祝亦不能说明其向李立转款及李立签字的收款凭证、联名报案证词与本案的关联性。关于吕祝向案外人郑瑞的转款，吕祝称郑瑞是中大协作公司工作人员，该转款系向中大协作公司支付涉案车辆的首付款，但吕祝并未提交中大协作公司授权郑瑞代收款项的证据，也未举证证明郑瑞与中大协作公司的关系，无法证实其转款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众诚鑫汇公司提交的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对方户名仅显示“江*司”，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提交的该组证据均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众诚鑫汇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为吕祝。本院认为，众诚鑫汇公司与阮景峰签订的《汽车租赁代办协议》、《转租赁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转租赁协议》约定，众诚鑫汇公司以阮景峰名义向中大协作公司购买车辆，并由众诚鑫汇公司承担购车首付款和每月月供。阮景峰与中大协作公司签订《车辆购买合同》后，中大协作公司交付了车辆，但几个月后，车辆即被他人开走。对此，众诚鑫汇公司表示，车辆首付款和前几个月的月供均由众诚鑫汇公司支付，但其后就无钱支付月供。因《汽车租赁代办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尚未届满，车辆即被他人开走，该租赁合同实际已无法履行，且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不按期支付月供的法律后果应由众诚鑫汇公司承担，故阮景峰有权解除案涉《汽车租赁代办协议》、《转租赁协议》。吕祝作为众诚鑫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阮景峰出具欠条，确认应退还阮景峰6.9万元的行为，亦表明众诚鑫汇公司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退回基于合同关系收取的押金等费用。扣除已退回的1200元后，众诚鑫汇公司还应向阮景峰返还67800元。吕祝、众诚鑫汇公司主张系受胁迫出具欠条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出具欠条是众诚鑫汇公司、吕祝的真实意思表示，众诚鑫汇公司、吕祝辩称确认欠款中有1万元为培训费，不应予以退还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吕祝出具的欠条中还约定了每月利息2.7%，如三个月内欠款全部还清，利息不计。因众诚鑫汇公司未在3个月内还清欠款，应向阮景峰支付利息。阮景峰诉请众诚鑫汇公司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利息，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阮景峰一审起诉主张吕祝与众诚鑫汇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应就众诚鑫汇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财产不混同的举证责任在于公司股东。本案中，众诚鑫汇公司为一人公司，吕祝有多次代公司收付款项的行为，其并未就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混同进行举证，应当对本案中众诚鑫汇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众诚鑫汇公司、吕祝称本案案情复杂，涉及刑事案件，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涉及另案刑事案件。关于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所称一审法院对其提交证据未予质证的问题，经查阅一审案卷，众诚鑫汇公司、吕祝未在一审举证期间和庭审中提交该《驾无忧产品代理协议》，也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本院二审期间已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其称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无事实依据。众诚鑫汇公司、吕祝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众诚鑫汇公司、吕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6元，由湖北众诚鑫汇汽车共享服务有限公司、吕祝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文审判员 黄 浩审判员 吴伶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