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金兵，男，1985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枣阳市，现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玲，湖北鸣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晓英，女，198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枣阳市，现住枣阳市，系枣阳市第四实验小学教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双，男，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枣阳市，现住枣阳市，系枣阳市第四实验小学教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斌，枣阳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孔金兵与被上诉人赵晓英、王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鄂0683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孔金兵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孔金兵上诉称：1、请求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孔金兵原审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对杜道文的调查笔录中，杜道文称：“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打电话问孔金兵催要购房款。”此时杜道文并未提供其与孔金兵相应的电话通话清单，电话内容更是不得而知。紧接着在一审卷中第88页杜道文清楚地陈述：“2017年正月十几，我从襄阳回来，听我母亲说孔金兵在装修涉案房屋，我就找孔金兵要购房款，孔金兵还是给我说让我找赵晓英要钱。”从而得知杜道文当面找孔金兵要钱的时间是2017年农历正月十几，阳历应该是2017年2月，此时杜道文才向孔金兵主张权利，显然此时上诉人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而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2月22日合同签订后将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杜道文便向孔金兵催要购房款，以此为起算点计算诉讼时效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一审中孔金兵提供了中国移动通讯电话客户清单，其中孔金兵（手机号码137××××8455）与赵晓英（手机号码159××××3505）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3月5日两次通话，以证明孔金兵向赵晓英主张权利，赵晓英庭后单独质证认为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孔金兵因其子女上学多次找过赵晓英帮忙，双方互有电话往来属正常，因此否认孔金兵在2019年2月26日、2019年3月5日通过电话向赵晓英主张过权利。赵晓英质证时孔金兵及其代理人并不在场，对赵晓英的质证意见没有机会质疑、发问和反驳。一审法院仅凭赵晓英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该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孔金兵主张过购房款的的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上诉人孔金兵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按期提供了中国移动通讯电话客户清单，一审法院不仅在庭后私下出示此证据单独让被上诉人赵晓英质证，也未让上诉人对赵晓英的质证意见进行过辩论，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五十条：“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之规定，故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违反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孔金兵主张权力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该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2018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的诉讼时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我国现行的诉讼时效有普遍、特别、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也为普通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普通诉讼时效由二年变为三年。根据以上一审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民法总则》实施之日是2017年10月1月，本案中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时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的诉讼时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即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而不应适用第一条规定。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孔金兵按照要求按期提供了中国移动通讯电话客户清单，赵晓英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既然通话内容不能得知，赵晓英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且孔金兵的孩子也并未转过学，也不可能向赵晓英提起转学之事。但一审判决第五页及第六页载明：“通话记录仅显示通话时间、次数，但无通话具体内容。”既然无通话集体内容，一审法院为何认定赵晓英质证说的通话内容就属实呢？显然偏袒被上诉人，违反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赵晓英、王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孔金兵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共同返还不当得利16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22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原告在“58同城”网上看到一条被告赵晓英发布卖房信息，电话联系被告赵晓英，其称在砖瓦社区有一房屋卖，并领我去看房子。经口头协商，于2016年2月22日，原告将160000元购房款打入赵晓英的账户（有打款凭证为证）。然后原告发现该房赵晓英无处分权（但房款已付），后原告只好与杜道文（真正房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并告知赵晓英将购房款转给杜道文，赵晓英至今未转款，给原告带来了经济损失，并带来了生活不便。特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裁决。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5月20日，枣阳市太和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兴公司）取得枣阳市城乡规划局颁发的地字第201005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证载明：用地位置民主西路南侧，用地性质工业用地，用地项目名称办公、厂房。2011年12月30日，太和兴公司取得枣国用（2011）第1784号）土地使用权证书。2012年4月16日，太和兴公司取得枣阳市城乡规划局枣规许代字[2012031]号枣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代理证许可，准予建设位于民主西路南侧的办公、车间、仓库。后，太和兴公司变更其中7.5亩土地使用性质为居住用地，并开工建设政和佳园小区。2012年12月6日，太和兴公司向杜道文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主要内容为：现委托杜道文代表我公司对外出售我公司开发的位于枣阳市南城办事处砖瓦社区居委会太和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建设的房屋。委托权限：代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收售房款，代为办理房屋买卖相关手续等。2016年1月，孔金兵在“58同城”网上看到一条赵晓英发布的出售枣阳市南城办事处砖瓦社区居委会政和佳园小区3栋2单元602室的卖房信息，经双方电话联系，并经双方现场看房后，孔金兵与赵晓英达成了购房意向，最终商定案涉房价160000元。2016年2月22日，孔金兵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将160000元购房款转入赵晓英的银行账户。2016年2月22日，由赵晓英在场，买方孔金兵（乙方）与卖方杜道文（甲方）签订了一份售房协议书，该协议主要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枣阳市南城办事处砖瓦社区居委会太和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三号楼由西向东2单元6楼602室（建筑面积132平方米）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面积以房产测定部门为准，多退少补；双方约定上述楼层总价款人民币217800元；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定金人民币217800元；甲方保证该房产合法，权属清楚，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已交纳土地出让金），办理房产证由甲方提供房产总证手续，分户费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应在2016年2月22日交付给乙方，交房后乙方付清余款。协议签订后的同日，杜道文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了孔金兵，孔金兵因未直接付款，当时杜道文有事到襄阳，将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因购房款未支付，便找孔金兵催要购房款，孔金兵仍未支付，2018年，杜道文停止孔金兵在案涉房屋生活用水，但购房款还是未付。2019年3月，孔金兵等人找到赵晓英，反映停水的情况。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孔金兵提交了中国移动通信客户清单，其中孔金兵（手机号码137××××8455）与赵晓英（手机号码159××××3505）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3月5日两次通话。拟证明其向赵晓英主张过权利。赵晓英质证后认为，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孔金兵因其子女上学多次找过赵晓英帮忙，双方互有电话来往属正常，该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孔金兵主张过购房款的事实。孔金兵自愿放弃利息主张。赵晓英申请追加施光涛、杜道文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原审法院审查其申请的理由不成立，通知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该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2018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的诉讼时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我国现行的诉讼时效有普通、特别、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也为普通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普通诉讼时效由二年变为三年。本案中，2016年2月22日，孔金兵与杜道文签订售房协议书，双方约定在协议签订的当日交付房屋并支付购房款，因当时杜道文有事到襄阳，将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购房款未支付，杜道文便向孔金兵催要，孔金兵此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应在此时（诉讼时效起算点）二年内向赵晓英主张权利，即从2016年3月至2018年2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诉讼时效为三年，本案诉讼时效可计算至2019年2月，即诉讼时效截止时间点为2019年2月。孔金兵在2019年4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虽然孔金兵提供了中国移动通信客户清单，其中孔金兵（手机号码137××××8455）与赵晓英（手机号码159××××3505）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3月5日两次通话。拟证明其向赵晓英主张权利。赵晓英质证后认为，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孔金兵因其子女上学多次找过赵晓英帮忙，双方互有电话来往属正常，该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孔金兵主张过购房款的事实。通话记录仅显示通话时间、次数，但无通话具体内容。同时，孔金兵在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前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向赵晓英主张过权利。综上，孔金兵的诉讼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赵晓英、王双抗辩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相应主张予以支持。孔金兵自愿放弃利息主张，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孔金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原告孔金兵负担（已交纳）。二审经审理查明：杜道文系太和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开敏之子。原审法院调查案外人杜道文时，杜道文称：“涉案房屋是孔金兵从我手中购买，合同签订后孔金兵对我说，涉案房屋购房款217800元由赵晓英支付，我当时同意了，赵晓英也同意了。2016年2月22日合同签订后，我就和我妻子、孩子去襄阳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打电话问孔金兵催要购房款，孔金兵说让我找赵晓英要购房款。2017年正月十几我从襄阳回来，听我母亲说，孔金兵在装修涉案房屋，我就找孔金兵要购房款，孔金兵还是给我说，让我找赵晓英要钱。我说房子是你购买的，我就找你要。因为购房款一直没有给我，我就在去年把涉案房屋的水电停了，目的是为了让孔金兵把购房款给我”。赵晓英针对杜道文的调查笔录发表质证意见时称：“杜道文将涉案房产首先出售给段志龙，段志龙又将该房产出售给宋春贤，宋春贤又将该房屋出售给施光涛，施光涛将该房产抵偿给赵晓英，因为杜道文将涉案房产卖给段志龙后，段志龙仅向杜道文支付了极少部分房款，杜道文无法向公司其他股东交差，才逼迫孔金兵向上追索房款。赵晓英与杜道文之间互不相识，赵晓英不可能代替孔金兵收付房款”，为此，赵晓英提供了其与施光涛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另查明：案外人杜道文在未收到购房款的情况下，于2018年2月，停止了上诉人孔金兵在涉案房屋的生活用水，上诉人孔金兵为此向枣阳市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报警。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赵晓英获得该160000元有无合法根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以及孔金兵要求赵晓英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上诉人孔金兵在“58同城”网上看到赵晓英发布的卖房信息后，于2016年2月22日与案外人杜道文签订一份《售房协议书》，并于当日向被上诉人赵晓英的银行账户转款160000元。由于涉案房屋的《售房协议书》系上诉人孔金兵与案外人杜道文签订，被上诉人赵晓英与上诉人孔金兵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赵晓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和施光涛对涉案房屋享有处分权，同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杜道文和上诉人孔金兵签订售房协议之前已转让过该房屋，加之，涉案《售房协议书》上也未注明由被上诉人赵晓英收取购房款，更未表明杜道文与上诉人孔金兵签订售房协议是为了以后方便办理房产证，因此，被上诉人赵晓英收到上诉人孔金兵支付的购房款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故上诉人孔金兵上诉请求赵晓英返还购房款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虽然杜道文2016年2月在签订《售房协议书》一周后向上诉人孔金兵催要过房款，但上诉人孔金兵并不知道被上诉人赵晓英未将该款交付给杜道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上诉人孔金兵“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起算时间应从杜道文停止上诉人孔金兵在涉案房屋生活用水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上诉人孔金兵于2019年4月19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其诉求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孔金兵上诉称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孔金兵上诉还称，其一审中提供了与赵晓英通话记录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经查阅卷宗，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时，赵晓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程序并不违法，上诉人孔金兵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683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赵晓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孔金兵160000元；三、驳回孔金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共计5250元，由被上诉人赵晓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建东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肖 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