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刑初28号 公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黄勇，男，1968年9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系文昌市水土保持站负责人，出生地及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文昌市,现住文昌市。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8年9月1日被文昌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同年11月29日经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日被文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4日经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日被文昌市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文昌市看守所。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琼检一分公诉刑诉［2019］ 10号起诉书、琼检一分公诉刑补诉［2019］4号补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勇犯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官韩俊、检察官助理曾维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一、贪污、受贿的事实 2012年至2013年期间，时系文昌市水土保持站（以下简称市水保站）职工的被告人黄勇与林道金、符某1（均另案处理）相互勾结，利用林道金时任市水保站站长的职务之便，以虚构青苗补偿款方式，共同骗取公款77.1万元；2015年至2018年，被告人黄勇在担任市水保持站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开发票、虚报青苗补偿款、收入不入账等方式套取、骗取、侵吞公款626.348万元；收受他人好处费3万元。 二、私分国有资产事实 2017年底，文昌市政府征收市水保站土地作为工矿仓储项目用地的补偿款拨付到站后，黄勇作为该站负责人，违反国家资产管理规定，将拨付的土地补偿款以青苗补偿款名义给该站职工发放福利，经召开职工大会讨论，共计发放款项200万元。扣除林某1等七名在职职工上缴的28万元，国有资产172万元被私分。 三、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事实 被告人黄勇担任市水保站负责人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以支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将该站5万元公款拨付给林某2；将公款80万元拨付给范某，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共计85万元。 案发后，黄勇家属代为退缴赃款13.5万元、市水保站职工退缴129万元、范某退缴80万元、林某2退缴2.5万元至文昌市监察委员会。 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共计626.34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公款77.1万元，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3万元，数额较大；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共计172万元，数额较大；身为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85万元，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黄勇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黄勇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 一、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 2012年至2013年期间，时系文昌市水土保持站（以下简称市水保站）职工的被告人黄勇与林道金、符某1（均另案处理）相互勾结，利用林道金时任市水保站站长的职务之便，以虚构青苗补偿款方式骗取公款77.1万元；2015年至2018年，被告人黄勇在担任市水保持站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开发票、虚报青苗补偿款、收入不入账等方式套取、骗取、侵吞公款626.348万元；收受他人好处费3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虚开购树发票，套取公款6万元。 2015年10月，时任市水保站负责人的黄勇从该站出纳符某2（黄勇妻子）处拿现金4.5万元购买树苗用于单位种植。同年11月，黄勇找到社会财务人员杨某帮忙开具发票，杨某按照黄勇的要求，以文昌市昌洒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开具10.5万元的购树发票,黄勇报销冲账后，将多报的6万元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5年11月，为阻止附近 村民在我站土地上建房，我购买了4.5万元树苗在该土地上种植，后我以购买树苗的名义找人开了三张发票用来报销，这三张发票的金额一张为4.5万元,另外两张的金额各3万元,我从中骗取了公款6万元。经组织辨认，我辨认出4号照片上的人是帮我开具发票的男子杨某。 (2)证人杨某（开具发票人）的证言证实，2015年某天黄勇找我开具树苗发票，我按照黄勇提供的树名、数量、金额等，以文昌昌洒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开了三张发票，共计10.5万元，经组织辨认，我辨认出涉案的三张发票。 (3)证人伍某1(水土保持站会计)的证言证实，我对购买树苗的情况不清楚，具体是谁经手购买、和谁购买以及购买了多少树苗都不清楚，站里的领导不告诉我，我也不问。购买树苗的费用是站里的出纳符某2用现金支付的，符某2付款后就拿了三张发票给我入账，她叫我在这三张发票上签上证明人，才能完善报账手续。 (4)证人符某2（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出纳，黄勇的妻子）的证言证实，我站的备用金平时都由我保管，黄勇需要用的时候他就找我拿，他叫拿多少，我就给他多少，过后他才拿票据回来交给我登记入账。你们（办案人员）出示的记账凭证中的三张购买树苗发票上经手人“符某2”的姓名是我亲自签署的。黄勇有没有购买树苗，具体买了多少，我不清楚。 (5)记账凭证、海南增值税发票载明：4.5万元、3万元、3万元共计10.5万元发票，黄勇于2015年11月17日、18日、19日在票面上签署同意开支站购买树苗费。 以上证据证明2015年下半年，被告人黄勇通过虚开6万元发票，以购买树苗款的名义骗取公款6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2、虚开购树发票，套取公款10万元。 2016年下半年，黄勇为个人花销多次从出纳符某2处拿站内公款共计10万元。2016年11月，黄勇找杨某帮忙虚开发票，杨某按照黄勇的要求，以文昌市大地苗圃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具10万元的购树发票，后黄勇以该发票报销冲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6年，我找到之前帮我 开发票的人，让其以购买罗汉松树苗的名义帮我开具了两张共计10万元的发票，之后拿给符某2、伍某1完善报账手续，冲抵之前我领取站里10万元备用金的帐。 (2)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某天，黄勇找到我，让我帮他开具两张购买罗汉松树苗的发票，每棵单价200元,数量500棵,共计10万元。我回去后，就根据黄勇提供的项目内容，以向文昌市大地苗圃有限公司购买罗汉松的名义开具了两张共计10万元的发票交给了黄勇。经对涉案的两张发票进行辨认，杨某称该两张发票就是黄勇让我开具的购买罗汉松树苗的发票。 (3)证人黄某1(文昌大地苗圃有限公司法人)的证言证实，我不认识黄勇，也不曾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做过罗汉松树苗的生意。文昌大地苗圃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自公司成立以来,公司的账目和税务等相关业务均交给杨某管理，我们公司如果需要开发票，都由杨某来办理，公司的空发票及发票专用章都在杨某的手里。 (4)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站内购买罗汉松树苗的两张发票上证明人“伍某1”是我签署的，购买罗汉松树苗的费用是符某2用现金支付的，后符某2再拿两张发票给我入账，购树的实际情况我不清楚。 (5)证人符某2的证言证实,黄勇经常叫我从保管的备用金里交现金给他，具体他拿去做什么我不清楚，过后他就拿这二张购买罗汉松树苗发票回来交给我，发票上经手人“符某2”系我亲笔签名，但具体购买树苗的情况，我不清楚。 (6)海南省增值税发票两张载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于2016年11月7日向文昌大地苗圃有限公司购买共10万元罗汉松（两张发票各5万），票据背面签有“同意开支本站买树木费5万元，黄勇，经手人符某2，证明人伍某1”。 上述证据证明2016年下半年，被告人黄勇通过虚开10万元发票，以购买罗汉松树苗的名义骗取公款10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３、虚开工程发票，套取公款23.2万元。 2017年9月，在文昌“市九大环境整治活动”中，时任市水保站负责人的黄勇委托工程老板符某3实施道路清杂工程项目，双方口头约定工程费用为6.8万元。后黄勇要求该站会计伍某1以支付工程款名义拨付给符某330万元，按黄勇授意，符某3在款到账后扣除6.8万元工程款，将余款23.2万元交黄勇本人据为已有。同年12月，黄勇找杨某按照其要求开具30万元的工程发票用于报销冲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7年9月初，我跟符某3 约定，将市水土保持站的文昌市××路清杂工程项目以6.8万元的价格打包交给符某3做。工程结束后，由于高利贷债主逼我还钱,我就叫符某3提供他的银行账号给我,然后我就叫伍某1从我站的账户里转30万元给符某3,过后我再叫符某3将多转的23.2万元取出来交给我。过了二、三个月后，我叫杨某帮我开具了一张金额为30万元的工程发票,后我交给伍某1完善报账手续,从中贪污了23.2万元。 (2)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某天，黄勇打电话叫我帮他开具30万元的树苗发票，我说30万元的发票太多,你不可能种植这么多的树苗,后黄勇就向我提供了工程承包人身份证复印件、相关合同,让我以支付工程款的名义帮他开具一张30万元的工程发票。经组织辨认，我辨认出涉案发票就是黄勇叫我开具的30万元工程款发票。 (3)证人符某3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我承揽了文昌市水土保持站的文昌市××路清杂工程项目，我和黄勇口头约定工程款6.8万元，一个多星期后工程项目结束，黄勇让我提供我的身份证复印件给他，说一些工程手续需要我的身份证复印件，黄勇还说过后会有一笔工程款转入我的农商行账户，到时告知他。2017年9月19日，该站将30万元转入我的农商行账户，次日，我取出6.8万元后,按黄勇的要求将多拨付的23.2万元取出交给了黄勇。 (4)书证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发票载明：符某3工程款30万元。该款2017年9月19日由文昌市水土保持站拨付到符某3账户，发票开具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工程名称为围墙、道路建造。（该款系先转账后报账） 上述证据证明黄勇在2017年，以支付符某3工程款的名义骗取公款23.2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4、以郑某1、符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82.5815万元。 符某1系黄勇朋友，郑某1是符某1儿媳妇。2015年至2018年间，黄勇为了筹集赌资，偿还赌债及个人开销，明知郑某1、符某1没有实际承包种植，仍多次以二人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并交代站内财务人员或由黄勇本人制作虚假的补偿费清册报账，其中：2015年12月，分别以郑某1、符某1的名义虚报15万元、20万元，合计35万元；2016年初，以郑某1的名义虚报19.0015万元；2017年1月，以郑某1的名义虚报13.58万元；2018年春节，以符某1的名义虚报1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5年至2018年期间,我为了筹集赌资，偿还赌债及个人开销，我找到符某1、郑某1，让他俩提供银行账号给我，尔后，我以符某1、郑某1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并交代站内财务人员或由我本人制作虚假的补偿费清册报账，其中：2015年12月，以郑某1、符某1的名义虚报15万元、20万元，合计35万元；2016年初，以郑某1的名义虚报19.0015万元；2017年1月，以郑某1的名义虚报13.58万元；2018年春节，以符某1的名义虚报15万元，这些钱到账后,符某1、郑某1均陆续提出来交给了我，我通过此方式共套取了政府及我站资金82万多元。 (2)证人符某1的证言证实，我和黄勇是朋友,2015年年底,黄勇拿一份补偿费清册找到我,让我在领款人处签名,并让我把我和我儿媳妇郑某1的银行账号提供给他,然后黄勇对我说,等钱到账后,让我将钱取出来交给他，我问过黄勇这样做可不可以，黄勇说让我帮他这个忙，其他的事让我不要管。2015年，黄勇以我和我儿媳郑某1的名义申领青苗补偿款共计35万元，2018年春节前，黄勇又以我的名义申领青苗补偿款15万元，这些款项转进我和郑某1的账户后，我们又陆续取出现金交给了黄勇。此外，证人符某1还证实，我没有在市水土保持站的土地上种植过青苗。 (3)证人郑某1的证言证实，我和黄勇是上下级关系。2015年底，黄勇到我家中找符某1，想借用我的账号打一笔款，不久，我的账户里汇入了15万元，钱到账后，我取出15万元交给了黄勇；2016年初，黄勇又以我的名义申领青苗补偿款19万余元，钱到账后，我按照黄勇的要求往他指定的账户里转了17万元，剩下的2万元我又陆续取出交给了黄勇；2017年初，黄勇再次以我的名义虚领青苗补偿款13.58万元，钱到账后,我取出13.5万元交给了黄勇，余下的800元我忘记是否交给了黄勇。 (4)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初,我按照黄勇的要求,以青苗补偿款的名义,从我站转了13.58万元给郑某1。 (5)书证材料 ①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等载明:2015年12月1日，文昌市水土保持站青苗补偿郑某115万元、符某120万元；2016年支付郑某1青苗补偿费19.0015万元；2017年1月支付郑某1青苗补偿13.58万元；2018年1月9日转账支付符某1青苗补偿款15万元。 ②拨付征收土地各项补偿费明细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证明书、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郑某1银行流水等载明: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1月18日为建设发射中心配套旅游项目，收回文昌市水土保持站7.133亩土地，支付郑某1青苗补偿费19.0015万元。 ③农信社取款凭条：郑某1尾号9245的农信社账户于2017年1月23日，取款13.2万元， 上述证据证明黄勇于2015年至2018年间，以郑某1、符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82.5815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５、以姚某、林某3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93.7451万元。 姚某、林某3系夫妻，二人在文昌市龙楼镇经营龙福生美食城，黄勇自2015年起多次在该美食城挂账消费。为了偿还个人挂账、高利贷欠款及个人开销等费用，2016年至2018年间，黄勇明知姚某、林某3没有实际承包种植，仍多次以二人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并交代会计伍某1制作虚假的补偿费清册报账，其中：2016年4月，以姚某的名义虚报30万元；2016年11月，以姚某的名义虚报23.7451万元；2018年1月，以姚某、林某3的名义各虚报20万元，合计40万元。上述款项被黄勇用于冲抵挂账费用及其他个人花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6年至2018年间，我经 常在姚某、林某3夫妻经营的龙福生美食城里挂账用餐并宴请向我收取高利贷的人员及社会上的朋友，加上我赌博及要还高利贷，开支比较大。2016年至2018年间，我为偿还挂账用餐的欠款及高利贷，就与姚某、林某3商量，多次以他俩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并交代会计伍某1制作虚假的补偿费清册报账，其中：2016年4月，以姚某的名义虚报30万元；2016年11月，以姚某的名义虚报23.7451万元；2018年1月，以姚某、林某3的名义各虚报20万元，共骗取公款93.7451万元。这些款项转到姚某的账户后，我叫林某3扣除我在福生美食城挂账用餐的费用后，将多余的款项取出现金或转到我指定的银行账号供我个人使用。 (2)证人姚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底至2015年初,黄勇经常在我经营的文昌市龙楼镇龙福生美食城挂账吃饭，2016年4月，黄勇通过水土保持站将30万元转进我的银行账户，林某3告知我这是黄勇转过来结账用的，并叫我将13.32万元转给黄勇，至于转款的原因我不清楚，我亦辨认了该款项转账凭证；2016年底，黄勇又从水土保持站将23.7451万元转进我的银行账户，林某3告知我这是黄勇通过市水土保持站转账支付黄勇在我店里挂账用餐的费用，林某3是否叫我取现金给黄勇，我记不清了；2018年的40万元也是黄勇转给我店内用餐挂账款项，我收到该款后，按林某3的要求从账户中取出10万元交给林某3，我与林某3并没有在市水土保持站承包土地、种植青苗。 (3)证人林某3的证言证实，2015年起黄勇经常到我店里挂账吃饭，每过段时间挂账费用就有十几、二十万元，打入我丈夫姚某账户的30万元系黄勇用于支付2016年4月以前在我店内的挂账费用，扣除黄勇实际挂账的费用后，我让姚某将13.2万元转到黄勇提供给我的账户，我记不清还有没有交现金给黄勇；市水土保持站转的23.7451万元应该是支付黄勇在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在我店里挂账用餐的费用。我现在记不清黄勇挂账的实际费用，也记不清当时有没有将钱交回给黄勇；2018年该笔涉案40万元系黄勇转给我店内用餐挂账款项，我收到该款后，扣除黄勇挂账费用约29万元，让姚某从账户中取出10万元交给黄勇的朋友了。 (4)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至2018年,我按照黄勇提供的账号、内容及金额,分别从站里以青苗补偿款的名义转给姚某30万元、23.7451万元、40万元，共计93.7451万元。姚某是否在站里土地上种植青苗我不清楚，我认为该款系黄勇用于支付其个人在龙福生美食城挂账的费用。 (5)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载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于2016年4月28日转账支付给姚某30万元青苗补偿款；于2016年12月1日转账支付给姚某23.7451万元青苗补偿款；于2018年1月9日转账支付给林某3、姚某青苗补偿款各20万元,共40万元。2016年5月4日，账号×××往黄勇银行账户×××转款13.32万元。 上述证据证明黄勇于2016年至2018年间，以姚某、林某3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93.7451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6、以李某1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18.2214万元。 2016年底，因黄勇多次在文昌市龙楼镇新昌裕商行挂账消费，该商行老板李某1催其付清欠账。黄勇为还清欠酒行的烟酒钱和个人花销，明知李某1没有实际承包种植，仍以支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让会计伍某1转账18.2214万元到李某1账户。上述款项被黄勇用于冲抵挂账费用及其他个人花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6年,我经常到李某1 经营的昌裕酒行挂账拿烟酒,几个月后,李某1催账,同年11月，我以该行老板李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共计18.2214万元，交代伍某1将这笔款项转给了李某1。该款到账后，李某1扣除挂账消费的13.2214万元欠款后，将多出的5万元取出现金交给了我。 (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黄勇经常到我经营的昌裕 商行挂账消费，拿烟拿酒。2016年11月，共欠昌裕商行13.2214万元,经我催账后,黄勇答应到时会将欠款转到我的账号里，黄勇还对我说，到时候会多打些钱到我的账号里，多出的钱叫我取出现金给他。2016年12月1日,我的农商行账户上转入了一 笔款,金额是18.2214万元,我知道是黄勇转进来的。我扣除黄勇在我商行的欠款13.2214万元后，按黄勇的要求，将多出的5万元提出现金交给了黄勇。另我和我的家人均没有在文昌市水土站的土地上种植过青苗。 (3)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12月1日,文昌市水土站以青苗补偿款的名义转给李某118.2214万元,是我按照黄勇的要求办理的，我不清楚这笔款的真正用途，也不清楚李某1是否在我站种植过树苗。 (4)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载明：李某1青苗补偿182214元，“同意开支黄勇”。该款2016年12月1日由文昌市水土保持站拨付到李某1账户上。 上述证据证明黄勇于2016年底，以李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18.2214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7、以陈秋桂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5万元。 2017年3月，因黄勇多次在文昌市龙楼镇顺发海鲜餐厅挂账消费，该餐厅老板林某4催其付清欠账，黄勇明知林某4妻子陈秋桂没有实际承包种植，仍以支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让会计伍某1转账5万元到陈秋桂账户，用于冲抵黄勇欠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7年3月，我通过虚假拨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给陈秋桂拨款5万元，用于支付我在顺发海鲜店拖欠的餐费，该款的支付手续系伍某1负责办理。该顺发海鲜店里欠款都是我个人花销，非站内工作用餐开支。 (2)证人林某4的证言（顺发海鲜餐厅老板）证实，黄勇以前来我店里吃饭，均挂账在文昌市水土保持站的名下并在消费单上签名。2017年3月，我查看了账单，黄勇一共在我店里消费了５万余元，我让他支付５万元就行了。黄勇叫我提供银行账号给他，我就把我妻子陈秋桂的银行账号写给黄勇，过段时间，黄勇就将5万元打到我妻子陈秋桂的银行账号上了。我和我妻子陈秋桂从来没有在市水土保持站土地上种植过青苗。 (3)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3月,我按照黄勇的要求,以青苗补偿款的名义将一笔5万元的款项转到顺发海鲜餐厅老板娘陈秋桂的账号上,用于支付黄勇在顺发海鲜餐厅挂账用餐的费用。 (4)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载明：2017年3月17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将青苗补偿款5万元拨付到陈秋桂账户上，进账单上载有“预留用地补偿。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8、以伍某2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8万元。 2018年2月，黄勇为了还清欠伍某2的酒钱和个人花销，明知伍某2没有实际承包种植，仍以支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让会计伍某1转账8万元到伍某2账户，上述款项被黄勇用于冲抵欠款及其他个人花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伍某2在海口经营过烟酒行,我 在他的酒行里挂账拿过酒,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伍某2叫我支付所欠的酒钱,我就通过站里以青苗补偿的方式转给伍某28万元,我叫他扣下1万元酒钱后,将余下的5万元转到我的银行账户上，2万元取出现金交给了我。 (2)证人伍某2(伍某1的儿子)的证言与被告人黄勇的供述一致。 (3)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2月,我按照黄勇的要求,以青苗补偿的名义,将一笔8万元的款项从站里转到我儿子伍某2的账上，经我向我儿子伍某2了解，黄勇曾在我儿子伍某2经营的酒行里赊账拿过酒，伍某2在站里的土地没有种植过青苗。 (4)电汇凭证载明：2018年2月9日，文昌市水土保持站支付伍某2某1苗补偿款8万元。黄勇卡号×××银行流水，2018年2月11日，从621785780002184548账户上转账5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9、侵吞林某5上缴的土地承包金6.6万元。 林某52007年起承包市水保站约230亩土地种植作物。2016年6月17日，林某5在龙楼镇纳川酒店将缴纳给该站的6年土地承包金6.6万元交给黄勇，黄勇以该站名义向林某5出具收条，后该6.6万元被黄勇用于个人消费，并未交回单位入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6年某天，林某5将承包市水保站约230亩土地的承包金6.6万元交给我，我收下6.6万元后给林某5出具了一张收据。我收下6.6万元租金后没有交回单位入账，而是自己拿去使用了。 (2)证人林某5的证言证实，2016年某天，我将承包市水土保持站6年的土地承包金共6.6万元交给该站站长黄勇，并让黄勇出具了一张地租收据。 (3)合作造林协议书、收条、收据、说明书等载明:2007年10月11日林某5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签订合作造林协议，土地面积为230亩；2016年6月17日，林某5交来地租6.6万元，落款为黄勇，文昌市水土保持站。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10、以林某5的名义虚报青苗补偿款骗取公款35万元，收受林某5好处费3万元。 2017年底，文昌市政府征收市水保站土地作为工矿仓储项目用地，征地范围涉及林某5承包的该站约180亩土地，林某5向征地工作组提出每亩1.5万元青苗补偿款的要求，因文昌市政府仅同意支付每亩8000元的青苗补偿款，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征地工作组便与黄勇协调，让市水保站从拨付的土地补偿款中按每亩7000元补足林某5要求的差额部分。黄勇经召开该站职工会议同意后，根据征地工作组提供林某5承包地被征收的实际亩数虚增50亩，按每亩7000元的标准，让会计伍某1制作补偿费清册，并于2018年1月转账163.8万元到林某5账户。后林某5按黄勇要求取出虚报的50亩青苗补偿款35万元交给黄勇本人据为己有，同时林某5还送给黄勇3万元好处费以示感谢。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文昌市政府征收市水保站土地作为工矿仓储项目用地，征地范围涉及林某5承包的该站约180亩土地，林某5向征地工作组提出每亩1.5万元青苗补偿款的要求，因文昌市政府仅同意支付每亩8000元的青苗补偿款，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征地工作组便与黄勇协调，让市水保站从拨付的土地补偿款中按每亩7000元补足林某5要求的差额部分。我经召开职工会议同意后，根据征地工作组提供林某5承包地被征收的实际亩数虚增50亩，按每亩7000元的标准，让会计伍某1制作补偿费清册，并于2018年1月转账163.8万元到林某5账户。后林某5按我的要求取出虚报的50亩青苗补偿款35万元交给我据为己有，同时林某5还送给我3万元好处费以示感谢。 (2)证人林某5的证言与被告人黄勇的供述一致。 (3)证人周某（文昌文教镇党委副书记）的证言证实， 龙楼工业园工矿仓储项目第二期征收文昌市水土保持站358.115亩土地，为了顺利完成林某5的土地征收工作，征地组与林某5商议由政府补偿8000元每亩，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再赔偿林某5每亩7000元的承包损失费，共计1.5万元每亩的事实。 (4)证人符某4的证言（龙楼工业园工矿仓储项目第二期征地工作副指挥长）与证人周某的证言一致。 (5)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政府征收该站土地后，将林某5的青苗补偿款也拨付到该站账户，需要从该站账户将该款转给林某5。后我按照黄勇交给我的银行账号、青苗补偿费清册等要求，在该清册上填写林某5青苗补偿款163.8万元。我履行报批手续后就将该款拨付给林某5，林某5的青苗补偿款是黄勇与林某5商谈确定的，我不清楚林某5在站里的承包情况，也没见过林某5与该站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 (6)林某5青苗补偿款申领相关材料有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载明：2018年1月9日，文昌市水土保持站转账支付林某5青苗补偿费共计163.8万元。补偿费清册上有黄勇等人签名。 说明书载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2017年12月经全体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因合同年限不到,对林某5承包该站的184.488亩土地以700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贴，共计129.1416万元,造成的损失由该站拨付给承包户主。 (7)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告知书、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记账凭证、财政直接支付凭证、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等载明：2017年12月8日，文昌市政府为兴建工矿仓储用地项目，收回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国有土地358.115亩，拨付给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土地补偿款为31179640元，拨付林某5青苗补偿款为1568148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11、侵吞市水保站土地补偿款28万元 2017年底，文昌市政府征收市水保站土地作为工矿仓储项目用地的补偿款拨付到站后，黄勇作为该站负责人，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将拨付的土地补偿款以青苗补偿款名义给该站职工发放福利，共计发放款项200万元，其中林某1等七名在职职工领到款项后，按照事前分配标准每人上缴4万元作为单位费用，共计28万元，该款由出纳符某2收取。后该28万元被黄勇用于偿还赌债及个人花销，并未上缴单位账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8年春节，我召开职工大会讨论青苗补偿款分配方案，方案决定站里将钱拨付到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后，每人要将4万元交回单位，并指定将钱交给符某2，该站在职职工黄某2、郑某1、董某、谢某、符某5、林某1、符某67人每人交回4万元，共计28万元，这笔款项我用于偿还高利贷、个人花销，一部分由符某2使用。 (2)证人林某1（该站在职职工）的证言证实，市政府2017年底曾征收我站300多亩土地，2018年春节前，市政府将征收补偿款拨付给我站，后来站里以青苗补偿的名义拿出一部分土地补偿款拨付给站里在职及退休职工。站里召集在职职工开会讨论分配方案，给在职职工每人拨付10万元，10万元到账后，在职职工每人需拿出4万元交回单位，个人只得６万元，退休职工每人分得5万元。我和我妻子符某6均是在职职工，钱到账后，我和我妻子各拿出４万元交回站里，该款交给了出纳符某2，实际上我站被征收土地并未种植青苗。 (3)证人符某6的证言与证人林某1的证言一致。 (4)证人符某5、郑某1、谢某、黄某2、董某、伍某3（均是在职职工）的证言与证人林某1、符某6的证言一致。 (5)证人傅某、林某6、符某7、郑某2、符某8、钟某、吕某（均是退休职工）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某天，站里经开会讨论以拨付青苗款的名义给退休职工每人发放5万元。 (6)证人伍某1（会计）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站里开会以拨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给站里在职职工每人10万，退休职工每人5万元，共计发放200万元。其中在职职工每人需将4万元交回站里冲抵白条，相关青苗补偿表系我负责制作，由符某2通知职工在表上签名捺印，款项已经拨付到位；黄勇还交代我及我女儿伍某3不需要将4万元上缴站里。事后我知道组织在调查该事，于2018年10月15日将该8万元存到站里账户。我不清楚在职职工有没有将4万元交给符某2，符某2也没有将这些钱交给我入账。 (7)证人符某2(该站出纳、黄勇妻子)的证言与证人伍某1的证言基本一致。同于还证实，董某、林某1、符某6、符某5、谢某、郑某1等六人收到10万元后又各自将４万元现金交给了我,我儿子黄某2通过转账给我4万元,我共收到28万元。这28万元并未存入单位账户，都放在我家中，后来黄勇叫我拿出一部分花了，我自己也花了一部分。此外,证人符某2还对2018年1月8日、9日海南信用社进账单、应解汇兑款项青苗补偿、2018年1月5日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郑某2青苗补偿转账支票存根等进行了辨认。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12、在开发“水保小区”项目中侵吞公款310万元 2016年间，市水保站与华夏联邦实业（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协议合作开发“水保小区”项目，协议约定项目前期的土方平整、办证以及后期建设费用全部由华夏公司负责，市水保站负责协助办理手续。后因华夏公司资金紧张，黄勇以市水保站资金支付了该项目前期办证等费用，共计323.813万元。之后，黄勇与符某1（另案处理）一起去找华夏公司法人代表李某2，黄勇以办证费是其向朋友借款垫付为名，要求李某2偿还前期办证等费用，并让李某2将款项汇到其与符某1的个人账户。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李某2陆续把偿还办证等费用款210万元转到符某1及黄勇个人账户。2017年4月，华夏公司引进重庆丽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丽君公司）与市水保站合作开发该项目。在此过程中，三方商定由李某2担保，以市水保站的名义向丽君公司借款100万元，作为李某2支付“水保小区”项目的前期办证费用。2017年4月25日，黄勇让符某1写下市水保站向丽君公司借款100万元的条据，后丽君公司将100万元转给符某1个人账户。2018年5月，李某2向丽君公司还清该100万元借款。 上述李某2及丽君公司汇入黄勇、符某1账户的款项共计310万元，黄勇未交还单位，而是将钱款用于个人私宅建设、还高利贷、赌博和个人消费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6年，华夏公司与水土保持站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合作开发后水土保持站应得40套精装修房，每套面积120平方米,其他房产全部归该公司所有，开发这个项目前期的土方平整、青苗补偿和办证等费用以及后期建设开发的所有费用全部由该公司负责，水土保持站不出资参与开发建设，只负责协助办理手续等事项；2016年12月，市国土局通知水土保持站缴纳该项目土地的不动产权证相关办理费用约280万，我先用站里的资金缴纳了该笔办证费用，该证办好后，我带符某1找李某2(华夏公司法人代表)，让李某2就垫付办证费用一事开具借条给我，并告知李某2，有钱了就转到我和符某1的银行账号。后来李某2分三次将105万元转入我银行账户，将105万元转到符某1的账户，2017年上半年，李某2为了偿还垫付办证等费用，向重庆丽君公司借款100万元，之后重庆丽君公司按我的要求将100万元转到符某1的银行账号，后来我叫符某1将转入符某1账号里的205万元都给了我,李某2支付给我站的办证、平整土地、青苗补偿等310万元费用，我没有交给站里入账，而是用于个人花销、还欠款、盖私房了。 (2)证人符某1的证言证实,李某2和重庆丽君公司打到我银行账号里的205万元,除了10万元我分多次取现金交给黄勇外,其他的195万元我都按黄勇的要求用来为黄勇操持盖私宅花完了，这195万元的用途包括买地、找工头、买材料、付工人工钱等等。 (3)证人李某2（华夏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2016年，华夏公司与水土保持站签订合作开发“水保小区”项目。协议约定项目前期的土方平整、办证以及后期建设费用全部由华夏公司负责，市水保站负责协助办理手续。后因华夏公司资金紧张，黄勇以市水保站资金支付了该项目前期办证等费用，共计323.813万元。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我按照黄勇的要求，先后将这个项目前期的土方平整、青苗补偿和办证等费用以及后期建设开发的所有费用210万元转到符某1及黄勇个人账户。2017年4月，华夏公司引进重庆丽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丽君公司)与市水保站合作开发该项目。在此过程中，三方商定由我担保，以市水保站的名义向丽君公司借款100万元，作为我支付“水保小区”项目的前期办证费用,2017年4月25日，黄勇让符某1写下市水保站向丽君公司借款100万元的条据，后丽君公司将100万元转给符某1个人账户,2018年5月，我向丽君公司还清了该100万元借款。黄勇告知我该垫付费用是他和符某1一同和其他朋友借的，转个人账户是为了方便还款。上述共310万元是我公司投入开发“水保小区”项目的前期费用。 (4)证人徐某（丽君公司股东）的证言证实，2017年4月25日，我公司按黄勇的要求将100万元转进符某1个人账号，该款项系李某2向我公司借款用于偿还“水保小区”项目前期办证和补偿青苗等部分费用。2018年5月初，李某2分两笔将100万元转到我的银行账号，该款已还给重庆丽君公司。 (5)证人李某3（丽君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徐某跟我说过，李某2和李宏军担保，让我公司借100万元给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并将借条通过微信传给了我，收到这张借条后，我叫公司出纳吴宗桂从他的个人账户中将100万元转给符某1。2018年5月初，李某2分两笔将100万元转到徐某的银行账号，徐某已经将这100万元还给了重庆丽君公司。 (6)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省非税收一般缴款书、发票等载明：2016年11月28日，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向文昌市财政局转账2815082元，支票上注有“土地价款及登记费”字样。以及向市信息与测绘服务中心转账23048元，注有“测量费、制图及资料费”字样。发票背面签有“同意开支办证，黄勇，经手伍某1，证明符某2”。 (7)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不动产证书、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关于缴纳市水土保持站预留建设用地手续相关费用的函载明：2016年6月13日，文昌市政府以文函（2016）262号文批准同意将龙楼镇文昌文场坡地段，总面积4758762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给该站，办理该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费用2838130元（含划拨成本2815082元，测绘费、制图、资料费23048元）。 (8)合作建设“水保小区”项目合同书、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借条、收条载明：2017年4月25日，借重庆丽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万元，借款人文昌市水土保持站，黄勇，连带保证人李宏年，并写有符某1个人账号；2016年12月10日，借到符某1代交华夏联邦办证费用2838130元，借款人李某2；收条载明：2017年4月12日、2017年1月18日分别收到李某2交来办证费用45万、50万。关于同意安排市水土保持站预留建设用地的批复、申请预留用地变更为建设商住用地的报告及复函，载明该项目的相关审批文件。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13、共同贪污38.1万元 2012年3月，在文昌市龙楼镇保障性住房项目征收市水保站13.058亩土地的过程中，黄勇与林道金、符某1商定，以虚构青苗补偿款的方式骗取公款三人平分。而后符某1将自己及儿媳郑某1的相关信息提供给黄勇，黄勇将信息转交林道金，由林道金虚构符某1、郑某1的青苗补偿金额，并上报至征地工作组。同年8月6日，文昌市国土局将青苗补偿款18.5万元拨付给符某1，19.6万元拨付给郑某1。款项到账后，符某1取出13万元现金交给林道金，转账15万元至黄勇老婆符某2账户，其中13万元为黄勇的分赃数额，2万元为归还欠款。该款到账后符某2告知黄勇，黄勇将款项陆续花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2年，政府因保障房项目征收水土保持站土地，我伙同符某1、林道金（原站长）以符某1、郑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套取政府38.1万元，该款到账后我与林道金、符某1平分。 (2)罪犯符某1的供述证实,2012年时，我伙同黄勇、林道金，以我和我儿媳郑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共套取政府补偿款38.1万元，其中我的账号里拨进了18.5万元,郑某1的账号里拨进了19.6万元。钱到账后，我取出现金13万元交给了林道金,转账15万元给了黄勇的妻子符某2，其中13万元是分给黄勇的赃款，２万元是归还我欠符某2的欠款，我分得12.1万元。 (3)罪犯林道金（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原站长）的供述证实,2012年我伙同黄勇、符某1，在东郊至龙楼公路项目与保障性住房项目征收该站土地的过程中，以符某1、郑某1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共计38.1万，我从中分得13万。 (4)证人郑某1的证言证实,我和家人均没有在市水保站的土地种植过青苗，2012年年初,我的家公符某1叫我提供我的银行账户给他，2012年上半年有一笔19.6万元的款打到我的银行账户里，后我按照符某1的要求将19万元转到符某1的账户里，剩下的6千元我个人支配了。 (5)证人符某2的证言证实,符某1是我老公黄勇的好朋友，符某1曾向我借过钱，2012年符某1给我转了15万元，其中2万元是符某1归还我的借款，另外13万元是符某1给黄勇的青苗钱。该15万元是转到我尾号2648的邮政账号。事后我也告知黄勇符某1转款一事,该款黄勇花了一部分，剩余的作为其家庭开支了。 (6)证人陈某、刘某、黄某3（征地工作组成员）的证言证实,我们三人是龙楼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征收工作组成员，该项目需要征收市水保站13亩多土地，与林道金约定好该站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款按照每亩包干的形式（包干的标准黄某3称3万/亩，刘某称5.5万/亩）。没有进行现场清点，林道金同意后，工作组就叫林道金将青苗户主的名单和每个户主应得的青苗补偿款报给工作组。工作组核对金额不超过约定的补偿标准，再制成青苗点验表和青苗补偿清册，然后交给林道金拿回去给站里职工签名确认，之后再拿回来给征地工作组的相关人员签名，最后报送市国土局拨付青苗补偿款。陈某还称郑某1、符某1的青苗名单是林道金提供的。 (7)保障性住房项目文件批复、征地补偿款发放等有拨付征收土地各项补偿费明细表（保障性住房项目）、文昌市政府《关于同意调整龙楼镇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用地选址的批复》文府函（2011）580号、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青苗及附着物点验表等载明：2012年文昌市政府兴建保障性住房项目征收市水保站13.058亩土地；郑某1青苗补偿费19.6万元，符某1青苗补偿费18.5万元；卡号×××（原卡号尾号“2648”），户名符某2的银行流水，2012年8月8日转入15万，对方账号×××，符某2已辨认该款系符某1转到其账户，分给黄勇的青苗款。符某1卡号×××银行流水，载明2012年8月8日，转出15万元到6210986400003002648（符某2）的账户。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14、共同贪污39万元 2013年12月，小城镇建设项目征收市××站.58亩土地的过程中，黄勇伙同林道金、符某1又采取上述手段，由符某1提供自己及妻子符某9、儿媳郑某1的相关信息，黄勇将信息转交林道金，林道金虚构符某1、符某9、郑某1的青苗补偿金额，并上报征地工作组。2014年1月23日，文昌市国土局将青苗补偿款13.65万元拨付给符某1、12.36万元拨付给符某9、12.99万元拨付给郑某1。款项到账后，符某1取出13万元现金交给林道金，分三次共计转账13万元至黄勇老婆符某2账户。该款到账后符某2告知黄勇，黄勇将款项陆续花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3年，政府因小镇建设项 目又征收我站的土地,这一次也是和第一笔一样,我在中间负责传话,我把符某1提供的虚假青苗户主名单和银行账号交给林道金,由林道金具体操作，39万元青苗补偿款到账后,我和符某1、林道金将这笔款项平分了。 (2)罪犯符某1的供述证实，2013年我伙同黄勇、林道金，以我和我儿媳郑某1、妻子符某9的名义虚构青苗补偿款，共骗取政府补偿资金39万元。该款到账后，我与黄勇、林道金各分得13万元。 (3)罪犯林道金（水土保持站原站长）的供述证实,在2013年征收商服用地项目过程中，我伙同符某1、黄勇虚构符某1、郑某1、符某9青苗补偿款共计39万元，得款后,符某1将其中13万元分给了我。 (4)证人郑某1的证言证实,2013年底，符某1拿了我的银行账户，2014年初，有一笔12.99万元的款项打到了我的银行账户，我告知符某1后，符某1叫我将4万元转到符某2的账户里，剩下的钱我分多次取出现金交给了符某1。 (5)证人符某9的证言证实,我和我的家人均没有在市水保站承包土地种植过青苗，我不清楚青苗补偿款的情况，在银行开的账户也是我丈夫符某1在管理和使用。 (6)证人符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上半年符某1给我转过三次青苗钱，其中两笔各4万，另一笔5万元，一共13万。这三笔钱系转到我尾号9203的邮政银行账户。符某1每次转钱，我都会告知黄勇。该款黄勇花了一部分，剩余的作为家庭开支了。 (7)证人郑某3、李某4、黄某3（征地工作组成员）的证言证实,大约在2013年，市政府因小城镇建设项目需要征收市水保站的土地，约80多亩，组长是郑某3，组员为李某4和黄某3，征地组与林道金约定青苗按每亩3-4万元的价格包干，由林道金报送职工名单和补偿金额，然后工作组按照林道金报送的信息制作青苗点验表，林道金再将该表交给职工签名确认，工作组成员签名确认后，报送市国土局拨付青苗补偿款。 (8)小城镇建设项目相关征地资料：拨付征收土地各项补偿费明细表（小城镇建设项目）、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青苗及附着物点验表、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记账凭证等 载明:2013年文昌市政府为兴建商服用地项目，征收市水保站86.58亩土地，该项目发放符某1青苗补偿款13.65万元、符某912.36万元、郑某112.99万元。 (9)银行流水①卡号×××，户名符某2的银行流水，2014年1月26日转入两笔4万元，对方账号为×××、×××；2014年3月30日转入5万元，对方账号×××，符某2已辨认上述款项系符某1转到其账户，分给黄勇的青苗款。上述款项共计13万。②卡号×××（符某9账户）2014年1月23、26日以及2014年3月30日青苗补偿款的打款以及款项支出流转情况。2014年1月23日打入补贴款12.36万元，2014年1月26日转入4万元到6210956400000509203账户（备注符某2）；卡号×××（郑某1账户）2014年1月23日打入补贴款12.99万元，2014年1月26日转入4万元到6210956400000509203账户；卡号×××（符某1）2014年1月23日打入补贴款13.65万元，2014年3月30日转账5万元到6210956400000509203账户。 (10)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刑初67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9年4月4日文昌市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林道金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符某1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二、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事实 2017年底，文昌市政府征收市水保站土地作为工矿仓储项目用地的补偿款拨付到站后，黄勇作为该站负责人，违反国家资产管理规定，将拨付的土地补偿款以青苗补偿款名义给该站职工发放福利，经召开职工大会讨论，发放标准为在职职工每人10万元，退休职工每人5万元，其中在职职工在领取10万元后，每人上缴4万元作为单位费用。会后由该站会计伍某1制作青苗补偿表，出纳符某2交由各职工签名捺印，并完善发放手续，该站在职及退休职工29名，共计发放款项200万元。扣除林某1等七名在职职工上缴的28万元，国有资产172万元被私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2017年年底,市政府征收文昌市水土保持站的一块土地，2018年春节前，市政府将征收土地补偿款拨付给该站，我作为单位负责人,违反国家资产管理规定，开会决定将拨付的土地补偿款以青苗补偿款名义发放给在职职工每人10万，退休职工每人5万元，其中在职职工每人还应将4万元交回单位冲抵白条，共发放了200万元。 (2)证人林某1、符某6、符某5、郑某1、谢某、黄某2、董某、伍某1、伍某3、傅某、符某2、林某6、符某7、郑某2、符某8、钟某、吕某（均是水土保持站在职职工及退休职工）等人的证言与被告人黄勇的供述相一致。 (3)工矿仓储项目征地相关材料: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告知书、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记账凭证、财政直接支付凭证、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等载明,2017年12月8日，文昌市政府为兴建工矿仓储用地项目，收回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国有土地358.115亩，拨付给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无青苗补偿）为31179640元。 (4)相关支付、转款凭证 从黄勇扣押笔记本中提取到会议记录载明:2018年1月2日，关于青苗发放问题，同意人员名单：黄勇、符某5、伍某1、符某2、董某、郑某1、林某1、符某6、谢某、黄某2、伍某3。 (5)记账凭证、银行详单、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应解汇兑款项（青苗补偿）、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转账支票存根（郑某2）及傅某、郑某2、郑某1、符某8、谢某、黄某2、符某6、符某7、林某1、符某5、董某、钟某、吕某、林某6、伍某1、伍某3等人的银行明细载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于2018年1月以支付青苗补偿的名义，支付该站共29名职工共计200万元。 (6)伍某1、伍某38万元退缴现金缴款单。 (7)文昌市监察委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关于黄勇涉嫌私分国有资产172万元的情况说明证实，经对11名在职职工和7名退休职工进行核实,黄勇涉嫌私分国有资产172万元的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8)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和车辆的处置，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以及单位价值或者批量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资产的处置，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规定限额以下的资产的处置报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将审批结果定期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9)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即事业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拨给事业单位的资产，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三、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事实 被告人黄勇担任市水保站负责人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拨付青苗补偿款，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共计8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5年下半年，黄勇通过林某2找其朋友陈伟宁操作市水保站预留地不动产权办证事宜。2018年2月，黄勇擅自决定以支付青苗补偿款的方式，将该站5万元公款拨付给林某2，作为当年帮忙办证的“茶水费”。 2、2017年底，文昌市政府征收市水保站土地作为工矿仓储项目用地，征地范围涉及范某承包的市水保站约75亩土地，征地过程中，工作组多次与范某协调青苗补偿款事宜，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也没有确定赔偿标准、数额及办理青苗补偿手续。黄勇未经核实、确认，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违反征地规定和程序，召开职工会议，擅自做出决定让站内会计制作范某补偿费清册，将公款80万元拨付给范某，造成国家经济重大损失。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实,为了该站办理70亩建设用地相关证件等手续，我在2018年以虚报青苗补偿款的方式支付5万元给林某2,作为帮忙办证的“茶水费”。2005年7月10日，范某承包文昌市水土保持站75亩土地种植树木，2017年龙楼工业园工矿仓储项目涉及范某的承包地，征地工作组多次与范某协调青苗补偿款事宜，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也没有确定赔偿标准、数额，没有相关办理青苗补偿手续。我在未经核实、确认，在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违反征地规定和程序，让会计伍某1制作范某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并开具转账支票80万元，叫范某丈夫陈太提供范某账户，于2018年2月10日将该站80万元资金转账给范某账户，造成国家经济严重损失。 (2)证人林某2的证言证实,陈伟宁为市水土保持站留用地办证,向我借了5万元，陈伟宁去世后，我向黄勇追讨该债务，2018年春节，黄勇将5万元打进我的账户，偿还陈伟宁对我的欠款。 (3)证人范某的证言证实，我承包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合同承包面积为75亩，但实际种植面积为87亩，2018年春节文昌市水土保持站有人打电话给我要了我的银行账号，没过多久我的账户里打入80万元；事前征地工作组按每亩1.5万元的补偿标准给我征地补偿，我不同意，我尚未与征地工作组确认青苗补偿。 (4)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实,我不清楚林某2是否在站里种植青苗，我是按照黄勇的要求填写青苗补偿款的金额、内容等，并完善相关补偿手续，将５万元拨付给林某2。关于向范某拨付80万元的问题,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黄勇将范某的银行账号、青苗补偿清册交给我，并安排我填写范某青苗补偿款80万元，我填写后依程序审批，并到银行办理转账手续。拨付给范某的青苗补偿款并未在站里召开职工大会讨论，范某实际承包该站土地，每年交给站里3000元的土地承包费用，其他情况我不清楚。 (5)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清册载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于2018年2月10日转账支付林某2青苗补偿款5万元;于2018年2月9日转账支付范某青苗补偿款80万元。 (6)联营合同书、会议记录、缴款书、个人汇款凭证载明:2005年7月10日，范某与文昌市水土保持站签订联营合同书，面积75亩。会议记录载明:为了解决青苗补偿款的问题，按每亩7000元拨付给林某5和陈太（范某丈夫），与会人员黄勇、伍某1、符某2等人签名同意（2017年11月29日）。该80万元范某已上缴，并存入省财政账户。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本案综合性证据。 1、（2018）海信审字第132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 鉴定结果：一、黄勇2016年度收林某5土地租金6.6万元，未在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入账做收入核算；二、2018年1月私分公款200万元后（包括郑某2），从在职职工林某1等7人中每人扣4万元，合计28万元，未在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入账做收入核算；三、2016年11月先由市水土保持站支付办证费2,815,082元及测绘费23,048元、填土方费40万元，后以借朋友钱垫付这些费用为名，向合作方索要投资款310万元，未在文昌市水土保持站入账做收入核算。 2、（2018）海信审字第133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 鉴定结果：文昌市水土保持站支出情况之鉴定对象第1-14项中，第4项及第9项（合计金额3,238,130.00元），将应收回的款项冲减专项拨款；其余12项（合计金额6,687,465.00元），列支支出（或冲减专项拨款）未取得合法、完整的原始凭证。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另审理查明:2018年9月1日，文昌市监察委员会调查人员通过龙楼镇纪检监察人员通知黄勇到该镇纪检室后，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案发后，黄勇家属代为退缴赃款13.5万元、市水保站职工退缴了129万元、范某退缴了80万元、林某2退缴了2.5万元。退缴赃款共计22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１、文昌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黄勇涉嫌职务犯罪案调查情况说明》及《关于被调查人黄勇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罪 情况的补充说明》证实，2018年6月9日，文昌市委巡察办向该委移交黄勇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线索。次日，该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站财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发现该站存在餐费支出、购买树苗等多项支出没有依据，存在违反财务制度问题。通过调取该站征地资料，结合相关人员银行账单进行分析比对，发现黄勇存在涉嫌贪污问题。2018年8月30日，该委对黄勇涉嫌贪污问题立案调查，并对黄勇采取留置措施。同年9月1日11时许，该委调查人员在文昌市龙楼镇纪检监察室对黄勇宣布立案调查，并将其带回市监察委留置区，正式对其宣布采取留置措施。在调查期间，黄勇向该委如实交代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开发票多报、虚报补偿款、收入不入账、骗取等手段在该站开支、合作开发职工保障性住房等项目方面涉嫌贪污公款626.348万元，收受好处费3万元，严重违反国家规定，私分单位资金172万元；利用职务违反规定拨付青苗补偿款造成国家经济损失85万元。涉案的四个罪名相关线索均为监察委事前掌握。 ２、文昌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黄勇涉嫌职务犯罪追缴赃款情况的说明》及退缴赃款凭证证实：①黄勇家属代为退缴赃款13.5万元已随案移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②黄勇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涉案金额成172万元,已追缴129万元,该款己随案移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③黄勇涉嫌滥用职权罪，涉案金额85万元,已追缴赃款82.5万元。80万元已随案移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2.5万元在文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专户。综上，全案己追缴赃款225万元。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共计626.34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公款77.1万元，数额巨大。此外，被告人黄勇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3万元，数额较大；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共计172万元，数额较大；身为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85万元，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黄勇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黄勇将部分贪污款项用于赌博，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黄勇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黄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 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7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90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33年8月3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黄勇退缴的赃款13.5万元、文昌市水土保持站职工退缴的赃款129万元、范某退缴的赃款80万元、林某2退缴的赃款2.5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三、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勇尚未退缴的赃款643.848万元、文昌市水土保持站职工尚未退缴的赃款43万元、林某2尚未退缴的赃款2.5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王 东 审 判 员  张奇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李 娟 书 记 员  陈茂森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没收财产。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九十六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