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9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强华，男，197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婷，重庆汉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栋渝，男，195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胜，重庆海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强华与被上诉人马栋渝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112民初11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婷，被上诉人马栋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强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119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马栋渝收取的2013年5月31日吴强华转账的1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吴强华在当时向马栋渝转账15万元的原因是认为其是代马某退还钢材预付款，但（2017）渝0240民初3823号案生效判决认定马栋渝于2013年3月17日向马某账户存入15万元属于借款，而非钢材预付款，也就是说马栋渝因几方对同一法律行为的不同认识而获得了双重的利益，既得到了15万元借款的债权（有生效判决的支持），又得到了15万元的退款。很明显，马栋渝获得了15万元的不当得利。其次，马栋渝获得15万元的不当得利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吴强华对本次转账的用途备注为“退款”，是基于对马栋渝有15万元钢材预付款行为在先的认识，有付款才会存在退款。但既然根据生效判决，在先的15万元根本不属于钢材预付款，那么吴强华的给付行为就欠缺了法律目的，马栋渝自吴强华处取得15万元也就没有法律依据了。最后，从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来讲，一审中吴强华作为原告已经通过转账凭证和另案判决对不当得利的“无合法根据”做出了基本的举证和清晰的说明，此时马栋渝作为被告应当举证证明自己“有合法根据”，但马栋渝并未能证明自己有权取得该15万元的退款。二、本案中吴强华有权以自己名义向被告提起不当得利的诉讼，原告主体适格。首先，不当得利诉讼的原告是因对方取得不当得利而受有损失的人。本案讼争的15万元是由吴强华转出的，吴强华是因该不当得利直接受损失的一方，并且，吴强华和马某二人是一起合伙经营钢材生意的，吴强华既可以受马某委托退还马栋渝钢材预付款，也有权自己直接退款，这并不影响其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马某也同意由吴强华直接向马栋渝主张该不当得利的债权，收回该款项。最后，吴强华的损失和马栋渝的不当获利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因此，一审判决以委托关系为由否认吴强华的诉权，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中，马栋渝抗辩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而吴强华是从另案判决生效时才知道讼争的15万元是属于不当得利的，因此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马栋渝辩称，第一、其收取的上诉人转入的15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主张2013年3月17日被上诉人转账给马某的15万元系钢材预付款这一事实客观上是不成立的，并经过民间借贷纠纷作出二审判决，同时主张2013年5月31日吴强华受马某委托退还到马栋渝账户的钱是2013年3月17日的一笔钱，那么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也是不成立的，该两笔款性质不同，且两笔款项无任何关联性。2.马栋渝收取2013年5月31日转款15万元并非没有合法根据，从转款凭据来看是退款，既然是退款，吴强华在转这笔款的时候应当知道款项的用途以及转款对象和转款性质，吴强华的认识上不存在错误。所以，在我方举示马栋渝与案外人马某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所以5月31日该15万元钱的转款不存在没有合法根据。3.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首先，上诉人是主张5月31日退款是3月17日的款项，那么其对这笔款负有举证责任，并且需要举证证明两笔款项性质相同且具有关联性，本案中上诉人未尽到两笔款项存在关联的举证责任，相反，我方举证了我们与马某或重庆市展平商贸公司存在多笔款项的往来，以及马某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陈述，也证明我们存在多笔往来款项的事实，那么2013年5月31日注明的退款，我们尽到了自己的初步举证责任，余下的举证责任仍在上诉人。4.不当得利诉讼不能简单的以付款人和收款人作为损失和得利的双方当事人，首先，按照上诉人的陈述，他是受马某的委托支付的15万元，如果存在不当得利，损失也是马某而非吴强华；其次，马栋渝收取15万元是基于对其亲家陈益民管理工地之便存在钢材往来以及其他一些业务往来而退还收取的15万元，该15万元实际受益人也不是马栋渝，而是陈益民，所以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二，本案中我们认为上诉人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因为上诉人始终坚持认为其是受马某委托在2013年5月31日向被上诉人退款15万元，之前另案中其是主张的还款15万元，根据委托关系的法律后果，是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受委托人从事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所以，如果存在不当得利，应当由马某提起涉案诉讼而非吴强华。同时，如果吴强华认为该15万元是受马某委托向马栋渝的民间借贷中的还款，也只能是马某作为案外人提起民间借贷案件的撤销权之诉，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吴强华依据自己的主张是受委托那么就没有起诉资格。第三、吴强华的所谓损失在本案中法律上是不存在的，马栋渝也没有获得不当得利，且3月17日和5月31日两笔款虽然均是15万元，但是两笔钱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所以所谓吴强华的实际损失与马栋渝收取的款项不构成有直接关联性的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最后，本案如果可以提起诉讼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上诉人在2013年5月17日退款到被上诉人账户上的这一行为参与人应当是三方，三方均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支付5月31日这笔款项的时候应当充分认识到性质、用途和转款对象，所以如果认为该笔款项构成不当得利，那么马某就应当在法定时效内主张权利。超过当时的法律规定，就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约为5.325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市展平商贸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1日，经营范围主要是销售钢材、金属材料等。公司初始登记注册资金50万元，股东为马某（出资30万元）、原告吴强华（出资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吴强华。马某与被告马栋渝系叔侄关系。马某系原告吴强华的姐夫。2011年12月27日，被告马栋渝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马某转账10万元。2013年3月17日，被告马栋渝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马某存款15万元。2013年5月17日，被告马栋渝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马某转账11.66万元。上述款项共计36.66万元。2013年5月31日，原告吴强华受马某委托通过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向被告马栋渝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并备注用途为“退款”。2017年12月31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240民初38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马栋渝支付给马某的款项共计36.66万元系借款，判决马某偿还马栋渝借款本金36.66万元、利息以及以利息转化的后期本金3.34万元。在该案中，马某抗辩，2013年3月17日，马栋渝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马某存款15万元系钢材预购款，但其委托吴强华在2013年5月31日将该款项退给了马栋渝。该抗辩的事实，因缺乏证据，未被采信。同时，在该案中，马某陈述，马栋渝与自己还有钢材购销款往来，成立重庆市展平商贸公司后，马栋渝帮其联系销售钢材后还有提成，2008年、2009年业务往来多，2011年只发生过几笔，是帮其亲家陈益明购买，2012年起双方就没有业务往来了。马栋渝陈述，没有提成这回事，自己帮陈益明打理过工程账务，期间通过自己账户与马某发生过钢材款资金往来，还有按工程合同，存在由项目业主打款到马某账户，马某再将款转给陈益明的情况，有时通过自己账户也在转款。马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3月23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4民终35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原告主张，被告向马某购买钢材，于2013年3月17日支付预付款15万元。之后，马某委托原告在2013年5月31日将钢材预付款15万元退给了被告。但因法院认定被告于2013年3月17日向马某支付的15万元系借款，故被告收到原告受马某委托支付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告于2013年3月17日向马某支付的15万元并非钢材预付款，而是被告支付给马某的借款。原告主张其于2013年5月31日退款15万元给被告，系退还之前被告支付的钢材预付款，缺乏事实依据。2013年3月17日被告支付给马某的15万元和2013年5月31日原告受马某委托向被告退款的15万元，性质不同，两笔款项并无关联。原告在2013年5月31日受马某委托向被告账户转账时，注明用途为退款，说明当时原告清楚转款对象以及款项的性质。鉴于原告与马某、马某与被告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发生多次资金往来的事实，仅凭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被告不当得利的事实。此外，原告受马某委托在2013年5月31日向原告支付15万元，原告与马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不管支付的款项性质如何，支付完毕后，委托事项完成，产生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原告受委托支付的款项如何处理，应与委托人马某协商处理，不能直接向被告主张权利，要求被告返还。对于被告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但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诉讼时效制度在本案中并无适用的必要。判决：驳回原告吴强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74元（已减半计算），由原告吴强华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吴强华提交了马某的“说明”一份，并申请马某出庭作证。对于马某的“说明”和证人证言，上诉人吴强华的质证意见为：第一、马某书写的“说明”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马某与吴强华之间系生意合伙人，吴强华既可以受马某的委托退还马栋渝的钢材预付款（定金），也可以自己根据生意的实际需要进行退款，无论是哪种形式，均不影响其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他们是生意合伙人。第二、证言可以证明2013年5月31日的15万元退款发生的原因或者说马某及吴强华一方对该15万元的主观认识是为了退还钢材预付款。第三、吴强华作为该15万元的转款人，可以以自己名义向马栋渝主张该不当得利的债权并且马某也同意由吴强华来直接主张。所以，吴强华是本案不当得利的适格原告。被上诉人马栋渝的质证意见为：第一、证人马某与上诉人吴强华系亲戚关系，其证言证明的内容与其在民间借贷纠纷中的陈述内容不一致，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二、马某本案中陈述与马栋渝不存在业务往来的事实，与马某在借贷纠纷案件中自述存在多笔往来自相矛盾，表明其今天在法庭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第三、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委托支付而非基于履行合伙人的合伙事务上的支付，两种法律关系不具有同一性，所以如果是委托支付，仍然本案上诉人不是适格主体，尽管其陈述以吴强华的名义起诉，这一名义是不行的。第四、从马某的证言中，其主张的2013年3月17日和5月31日两笔款项，之前说的是预付款，现在又说是定金，且与5月31日的退款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关联性且性质相同，所以马某的证据作为本案孤证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马栋渝收取的2013年5月31日吴强华转账的15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上诉人吴强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向马栋渝账户转账15万元，并备注用途为“退款”，能够证明转款的事实以及用途为“退款”，但不能证明该“退款”系退还的2013年5月17日马栋渝通过银行向马某的存款15万元。鉴于吴强华与马某、马某与马栋渝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发生多次资金往来的事实，仅凭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马栋渝不当得利的事实。虽然马某的“说明”和证人证言拟证明这两笔款性有关联性，但由于马某与上诉人吴强华以及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与其在（2017）渝0240民初3823号民事案件中的陈述不一致，因此不能作为认定马栋渝20**年5月31日收取的吴强华转账的1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的依据。关于吴强华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吴强华有转款的事实，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虽然在一审时其陈述是受马某的委托付款，但马某二审时明确表示对吴强华起诉予以认可，其原告主体适格。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诉讼时效制度在本案中并无适用的必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强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8元，由吴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硕审 判 员  郑 泽审 判 员  闫信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罗淋尹书 记 员  刘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