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可丹，女，198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法定代理人：胡永孟（系上诉人胡可丹之父），男，196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庆，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倩，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法定代表人：俞榕，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余娜，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星云，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法定代表人：郑永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伟伟，男，1988年1月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单位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男，1987年6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单位宿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康万军，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涛，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少慧，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任宁，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德，男，1957年7月6日出生，汉族，该医院职工，住单位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德山，男，197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该医院职工，住单位宿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住所地宁波市。法定代表人：张益明，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维，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军，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康复医院，住所地宁波市。法定代表人：王浩宇，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车爱玲，浙江众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可丹、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集士港卫生中心）、宁波市明州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州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以下简称九六〇医院）、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以下简称九〇六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5民初4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可丹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胡可丹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共同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明显过低，存在错误，请求支持胡可丹一审诉求的赔偿责任。1、一审中虽然鉴定机构回函称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要承担同等责任，范围为40%-60%，这是仅仅从法医学进行的认定，本案中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的赔偿责任与该医学认定的责任概念不一样，最终的赔偿责任还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确定。2、一审法院单纯听信鉴定机构意见，没有从侵权法层面认定赔偿责任，根据鉴定书陈述，集士港卫生中心违反的是诊疗原则，而不是单纯的诊疗规范，面对农药中毒患者，连最重要的洗胃、阿托品化都不到位，没有履行基本的抢救措施，没让毒物迅速离开体内，造成毒物继续被吸收从而损害脑组织，却仅仅认定35%的赔偿责任明显过低；明州医院在病人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时没有实施复苏造成大脑缺氧，却判决只承担15%责任明显过低。3、在认定集士港卫生中心赔偿责任时，没有考虑到该院还存在伪造病历情况和拒绝抢救让家属回家取瓶子耽误抢救时间的情况，这两个重要因素在法医临床鉴定中并不考虑，但是法院判决中却必须要考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直接影响赔偿责任。显然，一审在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前提下作出的赔偿责任明显过低。二、一审判决在计算赔偿数额过程中也存在错误，表现如下：1、将后续赔偿年限确定为5年期限明显过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可以达到20年，胡可丹的要求并无不当，之前判决为10年的情况下，现在没有新证据情况下，改为5年，依据不足，因此，相应的后续护理费、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康复费计算过少。2、按照济南市护工平均工资100元计算已经发生的护理费和后续护理费明显过少和错误，应当按照2017年度宁波市职工平均工资65578元计算；即使按照济南市护工平均工资计算，也是每天160元，而非100元。3、鉴定费应当由侵权赔偿方完全承担，鉴定费并非胡可丹的直接经济损失，而是属于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应当由败诉方承担，侵权人即使承担部分责任，胡可丹也要缴纳全额的鉴定费用，胡可丹因鉴定产生的差旅费也应当由对方承担；集士港卫生中心支出的鉴定人出庭费用是其自身因素支出，不应当由胡可丹承担；胡可丹单独委托的鉴定费用也属于合法支出，也应当属于经济损失，一审没有让对方承担存在错误。4、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数额过低，计算方法错误。综上，请求支持胡可丹的上诉请求。集士港卫生中心针对胡可丹的上诉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明州医院针对胡可丹的上诉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九六〇医院针对胡可丹的上诉述称，胡可丹提出的上诉请求不涉及九六〇医院，不发表意见。上海闵行医院针对胡可丹的上诉述称，对一审判决第二页中载明上海闵行医院未到庭参加诉讼有异议，上海闵行医院一审时第一次到了一审法院并提交了病历，但被告知变更了开庭时间，新的开庭时间没有通知上海闵行医院。2018年9月17日第二次参加庭审，上海闵行医院在庭审中发表了意见，2018年10月份也到北京参加了司法鉴定，2019年5月20日一审法院告知上海闵行医院要宣判，上海闵行医院不能到庭，一审法院也同意，现在一审判决中这样写不正确。另，对2018年10月份北京的鉴定上海闵行医院不构成侵权，一审也判决上海闵行医院不承担责任，将上海闵行医院列为被上诉人是不正确的。九〇六医院针对胡可丹的上诉述称，根据一审发回重审后由一审法院委托的北京法源司法鉴定书，九〇六医院在患者入院后检查及采取措施是符合要求的，没有医疗过错，也与侵权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集士港卫生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胡可丹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集士港卫生中心作为医院已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但一审判决要求医方赔偿自杀患者，明显违背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基层医院的集士港卫生中心已履行救死扶伤义务，积极及时抢救胡可丹，虽胡可丹遗留一系列后遗症的损害后果，但至少救回一条生命。一审法院却判决两家医院承担150多万的赔偿，明显违背社会公平正义。这样的判决，对医院抢救自杀患者产生消极影响。胡可丹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服毒产生的后果（包括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胡可丹的服毒自杀又要抢救其的医院赔偿的行为，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二）一审法院对于医院赔偿责任比例认定错误。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人何颂跃在一审法院庭审时明确：宏观上，对两家医院行为承担次要责任没有异议，患者的责任是就高不就低。意味着，两家医院行为承担责任为20%-40%。而一审法院判决，集士港卫生中心承担责任为35%，明州医院承担责任为15%，这两家医院承担责任合计50%，明显与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以及鉴定人何颂跃出庭的质询意见不同。一审法院对医院责任认定缺乏依据。专家辅助人认为，集士港卫生中心无过错（过失），但根据无过错赔偿原则，建议在2%-5%左右范围予以考虑补偿。一审法院也应考虑专家辅助人的专业意见。（三）集士港卫生中心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已经尽到了与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不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意见，司法实践中，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来认定是否具备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医疗水准、医疗的地域因素、医疗的专门性因素、医疗上的紧急因素、医疗损害的限度、患方因素）。集士港卫生中心作为基层医院，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已经尽到了与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不存在过错。（四）胡可丹被送至集士港卫生中心医院前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后遗症。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人何颂跃出庭接受质询，其明确胡可丹服毒量超过致死量的3倍。也明确若能在现场进行催吐，医疗效果可能会有不同。胡可丹被送到医院时已经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意味着，大量服毒并未现场催吐，胡可丹产生的缺血缺氧性脑病等一系列后遗症在其被送到集士港卫生中心前已经发生并且不可逆转。（五）一审判决的赔偿费用金额不合理。残疾赔偿金应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误工期只有358天；康复费计算应以实际发生计算；后期护理费、后期残疾辅助器具、后期康复费应以实际发生为准。护理费中应一人护理足矣，无需两人护理。集士港卫生中心垫付鉴定费和鉴定人员出庭费未一并处理。综上所述，请求支持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另补充：经鉴定胡可丹为一级伤残（植物人），胡可丹呈昏迷状态，不能自主活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不能表达自己真实意思，更不可能签字。胡可丹的签名涉嫌伪造。胡可丹也没有经过法院判决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没有指定合法的监护人，其父亲的诉讼主体也不适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第189条和《民法总则》第24、28、31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经法院判决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谁作为监护人应走相应程序或出具相应材料。因此，此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委托代理人没有代理资格。胡可丹针对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辩称，一、集士港卫生中心以胡可丹系自杀患者为由，认为一审判决集士港卫生中心赔偿患者违背了民法总则是严重错误的，是常识性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要秉持公平理念，公正、平允、合理地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结合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来看，专家在鉴定时已经考虑了患者口服农药的自身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减轻了集士港卫生中心的过错，让集士港卫生中心承担次要责任，这已经体现了公平原则。在法院判决书的第12页，也可以看出，法院在判决书中采纳了鉴定机构的意见，考虑到了患者口服农药有一定责任，并且在集士港卫生中心具有“未能成功洗胃，解毒药物应用未能充分体现早期、足量的用药原则，未能及时检测胆碱酯酶”的过错的情况下，判决集士港卫生中心承担35%的责任。但是法院在认定集士港卫生中心赔偿责任时，没有考虑到该院还存在伪造病历情况和拒绝抢救让家属回家取瓶子耽误抢救时间的情况，对于胡可丹来说，集士港卫生中心只承担35%的责任也违反了公平原则，如果真的要按照公平原则，集士港卫生中心起码要承担50%的责任。2、集士港卫生中心一直主张患者系故意服毒自杀这一点来试图减轻自己的责任，明显违背了医德，也违背了医疗机构的救死扶伤的基本原则。患者只是因为一时生气才选择了服毒，但是并不代表服毒的人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3、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生命权不可以被抛弃，即使患者会预见自己服毒自杀的后果，也并不代表着医院可以放弃患者生命。医院对入院的病人，无论病因如何，都要按照诊疗规范进行诊治。4、公序良俗原则是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现在集士港卫生中心竟然将医院抢救自杀患者说成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医院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虽然患者本人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但是对于亲人来说肯定是不希望她放弃生命的，才将患者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没想到因为医院对自杀患者区别对待，怠于抢救，在最佳时间没成功洗胃，最终引发毒物吸收过多，造成最终心跳停止。如果该院及时洗胃，规范足量使用阿托品，病人就完全可以不会发生心跳停止事件，因此集士港卫生中心的过错与胡可丹的损害后果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对于集士港卫生中心的赔偿责任认定过低，集士港卫生中心应当承担35%以上的赔偿责任，其上诉所称赔偿责任过重没有道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集士港卫生中心存在医疗过错，承担次要责任，35%的比例虽然在次要责任的范围内，而且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2019年1月9日出具的回复函内容“集士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两家共同的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原因力也相当于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畴（理论数值为40%-60%）”，两家医院单纯从法医学分析可以达到60%的赔偿责任，如果再考虑集士港卫生中心伪造病历的情节，应当共同承担最少70%的赔偿责任，鉴定人出庭质询也没有突破其书面回复的40%-60%的责任，此外，该鉴定人在前一审中也出庭质询过，那时其陈述患方因素可以为40%，言下之意是两家医院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没有按照60%而是按照50%确定两家医院的赔偿责任，并没有照顾和偏向患方，因此，集士港卫生中心在上诉中说的两家医院行为承担责任为20%-40%没有道理，但是一审按照鉴定机构回函确定同等责任并没有考虑集士港卫生中心伪造病历情节，确定的赔偿责任偏低。三、集士港卫生中心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不存在过错是错误的。根据鉴定意见书，集士港卫生中心存在“未能成功洗胃，解毒药物应用未能充分体现早期、足量的用药原则，未能及时检测胆碱酯酶”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除了鉴定意见书中写到的过错，医院还存在伪造病历情况和拒绝抢救让家属回家取瓶子耽误抢救时间的情况，现在却说自己不存在过错是完全错误的，其违背的过错完全是基本的诊疗原则。此外，其医院等级及诊疗水平问题，鉴定人已经在鉴定过程中予以了考虑。四、集士港卫生中心所称患者入院前就已经发生了缺血缺氧性脑病的不可逆后遗症没有依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意见书已经分析了缺血缺氧性脑病是离开集士港卫生中心处后在120救护车上发生心跳停止后血液无法交换氧气造成的后果，病人在到达集士港卫生中心处并没有心跳停止，还是完全能够自由呼吸，如果不能自由呼吸，在集士港卫生中心处多时没有使用呼吸机情况下早就死亡了；此外，从之后的脑部CT片子看，大脑多处缺血缺氧坏死软化灶，这是典型的缺氧性坏死的表现，与农药中毒引发的后果具有本质区别。综上，集士港卫生中心认为胡可丹后遗症已经发生的观点是严重违背事实和医学的。五、一审按照城镇标准和两人护理计算完全正确。胡可丹在一审中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城镇居民的证据，均可以证明胡可丹及父母为失地农民，不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是安全正确的。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胡可丹构成完全护理依赖，需两人长期护理，一审判决护理费按照两人护理计算完全正确。综上，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事实和依据，请求驳回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补充：根据一审中后期所有的病历资料均显示和证明胡可丹系昏迷病人，因此诉讼程序中所有的签字均不是胡可丹本人所签，因此其提出的所谓的鉴定申请没有任何异议。2、胡永孟作为胡可丹的父亲参加了整个诉讼程序的签字，所有签字均是胡可丹的父亲胡永孟所签。3、根据法律规定，对监护人有争议的才能向法院起诉，本案不存在对监护人存在争议的情况，没有必要向法院另行特别程序。4、原审及前述多次程序过程中，集士港卫生中心均未对胡可丹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5、原审中多次开庭，重要开庭均是使用书面通知形式，即使缺少一次庭审的情况也应同样按照没有完全到庭的情况处理。明州医院针对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辩称，认可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九六〇医院针对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辩称，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不涉及九六〇医院，在实体方面九六〇医院不发表意见。但是对于本案胡可丹的诉讼是否有效，九六〇医院的意见是本案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诉讼。也就是说无诉讼行为能力不是必须要进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完全可以根据常识作出判断。胡可丹系昏迷病人必然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其父亲代为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海闵行医院针对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辩称，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不涉及上海闵行医院，不发表意见。九〇六医院针对集士港卫生中心的上诉辩称，根据一审法院委托的北京法源司法鉴定书，九〇六医院在患者入院后检查及采取措施是符合要求的，没有医疗过错，也与侵权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明州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明州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可丹承担。事实和理由：1、明州医院在转运前的风险告知与胡可丹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京）法源司鉴[2014]临鉴字第221号鉴定意见书，本案因胡可丹重度中毒且洗胃未能成功、病危情况下采取的转上级医院治疗符合患者病情需要。鉴定机构出具的法源医函（2015）第153号复函第二条第3点意见为：“鉴于本案患者已经医疗机构给予一定抢救措施，但未能成功抢救，具有转入上级医院继续治疗的必要性。”所以，在当时的紧急情形下，转院是必然的选择。明州医院遵循“就近原则”，及时将胡可丹转运至最近的具备抢救条件的三甲医院“宁波市第一医院”，不存在过错。明州医院在转运前是否告知风险，与胡可丹的损害结果并无因果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明州医院在解毒药物的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法源医函（2015）第153号复函第二条第3点的意见为：“120”急救人员是否应利用现场器具进行抢救，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缺乏明确规定。既然没有明确规定，那就不存在转运途中的解毒药物应用的过错。根据本案事实，集士港卫生中心曾三次对胡可丹注射阿托品，最后一次为12:40，明州医院于12：56即将胡可丹送至宁波市第一医院。因此，明州医院在十几分钟的转运途中没有继续使用阿托品的必要性和法定义务。3、明州医院的转运行为与胡可丹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鉴定机构出具的法源医函（2015）第153号复函第三条第2点意见认为：“心搏骤停是全脑缺血缺氧最为重要的原因。”“本例患者为重度有机磷杀虫药中毒，临床治疗难度大，且早期未能成功洗胃治疗，送入宁波市第一医院前一小时患者已出现神志不清，心跳呼吸骤停，入院时已呈深昏迷状态，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因此，患者遗留缺氧缺血性脑病后遗症情况与医院诊疗行为无关。”根据上述鉴定机构意见，胡可丹出现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在送入宁波市第一医院前一小时就已出现，所以后续医院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关。由此可见，在送宁波第一医院前的十几分钟内明州医院的救护车转运行为也应与胡可丹的损害后果无关。综上所述，请求支持明州医院的上诉请求。胡可丹针对明州医院的上诉辩称，一、明州医院在病人转院途中存在过错，应负赔偿责任。1、明州医院的过错在（京）法源司鉴【2014】临鉴字第1247号鉴定意见书第7页写的很清楚，明州医院就患者转运途中的风险性与救护车设备局限的矛盾性告知方面、对患者解毒药物的应用方面、对患者转运途中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的抢救和记录方面均存在不足，具有过错。2、根据鉴定意见在转运期间，医疗抢救人员应对患者密切观察，在未见患者症状明显好转或已经出现阿托品化的情况下应当继续应用解毒药（阿托品）。但是明州医院在转运期间仅仅予以继续维持集士港卫生中心的药物治疗，不符合有机磷杀虫药中毒患者早期、足量、联合、重复用药的给药原则。3、明州医院在患者出现心跳骤停时没有实施复苏造成大脑缺氧存在过错。明州医院无法证明自己在患者心脏骤停时采取了心脏复苏，根据证据学原理，应当推定明州医院没有对患者进行任何的救治，尤其是急诊医学分册明确记载：“心搏骤停”是临床最紧急的危险情况，若不及时处理，会造成脑的不可逆损害，其中大脑为4-6分钟，本案为足足16分钟的间隔，说明了病人在其中发生心跳骤停后明州医院没有及时抢救，从延误时间长度来分析完全可以造成大脑细胞大量不可逆损害，显然与本案的损害后果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认定其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不多。二、救护车尽快将患者送往上级医院是必须的，但是并不代表救护车转运期间可以忽视对患者的继续抢救。两者是不同概念。综上，请求驳回明州医院的上诉请求。集士港卫生中心针对明州医院的上诉述称，认可明州医院的上诉。九六〇医院针对明州医院的上诉述称，不发表意见。上海闵行医院针对明州医院的上诉述称，不发表意见。九〇六医院针对明州医院的上诉述称，根据一审发回重审后由一审法院委托的北京法源司法鉴定书，九〇六医院在患者入院后检查及采取措施是符合要求的，没有医疗过错，也与侵权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宁波市康复医院提交书面答辩状针对三上诉人的上诉述称，一审法院对宁波市康复医院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对宁波市康复医院作出的判决。胡可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九六〇医院、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上海闵行医院、九〇六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赔偿胡可丹残疾赔偿金1113120元、医疗费811861.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900元、误工费262851元、已经发生的护理费870864元、后续15年护理费1967340元、营养费3375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6230元、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189437.5元、康复费96万元、交通费63743.5元、住宿费120元，以上共计6335221元，九六〇医院、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上海闵行医院、九〇六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4434654元；二、判令九六〇医院、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上海闵行医院、九〇六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赔偿胡可丹鉴定费262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由九六〇医院、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上海闵行医院、九〇六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可丹于2012年5月28日上午11：35左右与人怄气喝农药昏迷，被送入集士港卫生中心抢救，给予吸氧、洗胃，应用阿托品及氯解磷定针，后在洗胃插管时未予成功，查胆碱酯酶结果为132U/L（参考值为4100－13500U/L），告病危，急呼120转上级医院。宁波市急救中心明州医院分站（明州医院的分支机构）派出急救车时间为12：17，到达现场12：34，急救初步诊断：农药中毒；一般治疗：吸氧，心电监护；药物治疗：继续维持集士港卫生中心药物治疗；急救效果：改善不明显。急救车于12：56将胡可丹送至宁波市第一医院。宁波市第一医院门诊诊断为农机磷农药中毒，给予肾上腺素、阿托品、机器洗胃，气管插管并除颤，收入ICU病房，初步诊断为：1、敌敌畏农药中毒，2、吸入性肺炎I型呼吸衰竭，3、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并呼吸性碱中毒，4、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后。该院查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考虑缺氧性脑病；给予机械通气、床边血液净化，同时给予导泻、灌肠，阿托品间断使用直到阿托品化后维持，及制酸、化痰、醒脑、抗感染、输血等，胡可丹意识浅昏迷，苏醒困难，预后差，家属决定转院至鄞州人民医院行高压氧治疗。2012年6月17日至2012年7月2日，胡可丹在鄞州人民医院予抗感染、化痰、催醒、高压氧治疗。2012年7月2日至2012年10月7日，胡可丹转入上海闵行医院治疗，7月3日CT示双侧基底节区、半卵圆区及放射冠区脑缺血改变，脑白质水肿，左侧脑桥缺血灶可能；出院诊断：药物中毒（后），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肺部感染。2012年10月7日至2012年10月24日，胡可丹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以下简称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颅脑CT平扫脑实质密度弥漫性减低，符合缺血缺氧性脑病改变，双侧侧脑室扩张，提示脑积水可能；予抗炎、活血、调脂、降压等治疗。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1月19日，胡可丹转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现更名为九六〇医院）治疗，予以脐带血干细胞治疗2次，脐带血充质干细胞治疗2次，并行营养神经、抗感染及各种康复功能锻炼等治疗。2012年11月21日至2012年11月26日，胡可丹入宁波市康复医院治疗，予以营养神经、改善脑代谢及对症支持等治疗。2013年1月19日至2013年2月26日，2013年9月12日至2013年11月4日，胡可丹再次入九六〇医院进行第二疗程和第三疗程生物治疗，出院诊断均为：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2013年11月6日，胡可丹将原济南军区总医院、集士港卫生中心、宁波市第一医院、明州医院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并形成（2013）天民三初字第454号案，该案审理中，胡可丹与济南军区总医院自愿达成协议，由济南军区总医院一次性赔偿胡可丹5.5万元，并已履行完毕。另该案审理中，胡可丹申请对集士港卫生中心、宁波市第一医院、明州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该过错与其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5年2月15日分别出具（京）法源司鉴（2014）临鉴字第221号、222号、1247号鉴定意见书。221号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集士港卫生中心在对患者胡可丹诊疗过程中，予以吸氧、洗胃，应用阿托品和氯解磷定针等处理符合有机磷杀虫药中毒的治疗原则。但医院未能成功洗胃，解毒药物应用未能充分体现早期、足量的用药原则，在患者入院后胆碱酯酶检测的及时性方面存在不足，表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患者有机磷杀虫药中毒的早期抢救以及预后具有不利影响，与患者遗留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的情况具有一定因果关系。此外，医院在就患者病情危重情况下转院的风险性告知方面存在不足，但医院在患者洗胃治疗不成功情况下予以转院治疗符合患者病情治疗需要；医院的病历书写不符合规范要求，但与患者的抢救、治疗及目前后果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集士港卫生中心在对胡可丹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次要因果关系程度范围，是否妥当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222号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宁波市第一医院在对胡可丹的诊疗过程中，其诊疗措施基本符合规范，虽然在患者缺氧性脑病需高压氧治疗与呼吸机辅助通气情况下尚不具备高压氧治疗条件方面的告知存在不足，但与患者遗留缺氧缺血性脑病后遗症的情况不具有相关性。鉴定意见为：宁波市第一医院在对胡可丹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告知方面的不足，但该不足与胡可丹遗留缺氧缺血性脑病后遗症的情况不具有因果关系。1247号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明州医院在对胡可丹的诊疗过程中，就患者转运途中的风险性与救护车设备局限的矛盾性告知方面，对患者解毒药物的应用方面，以及在患者转运途中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的抢救和记录方面存在不足，表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遗留缺血缺铁性脑病后遗症的情况具有一定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明州医院在对胡可丹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轻微因果关系程度范围，是否妥当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胡可丹、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对鉴定结论均提出书面异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分别于2015年5月5日、2015年10月14日出具了书面复函。明州医院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派鉴定人参加了庭审，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另胡可丹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时间、护理人数及期限、后续治疗费用及营养期限等进行鉴定，集士港卫生中心要求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6月1日出具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1、胡可丹目前状况达到一级伤残程度；2、胡可丹需要完全护理信赖，需2人长期护理；3、胡可丹残疾辅助器具：轮椅：800－1000元/辆，3－5年更换1次；防褥疮气垫床：300－500元/片，2－3年更换1次；双足矫形器具：200－300元/副，2－3年更换1次；成人纸尿裤：参考单价为2.5元/片，2片/天；成人尿片：参考单价为1.5元/片，3片/天。4、胡可丹原发损害已治疗终结，无需后续治疗；5、胡可丹可每周行康复治疗1次经维持现有生存状态、防止并发症发生，参考费用为800－1000元/次。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出具（2013）天民三初字第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0%的比例赔偿胡可丹1090548.03元，判决明州医院按10%的比例赔偿胡可丹334075.88元，并驳回胡可丹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和宁波市第一医院的诉讼请求。该判决送达后，胡可丹、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均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鲁01民终37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3）天民三初字第454号民事判决书，将此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重审过程中，胡可丹申请撤回对宁波市第一医院的起诉，另一审法院依集士港卫生中心的申请追加上海闵行医院、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为共同被告，并依集士港卫生中心的申请对上述医院及九六〇医院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胡可丹的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86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医院对胡可丹的诊疗行为均基本符合规范要求，不存在医疗过错，与胡可丹目前遗留的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状态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本案重审过程中，胡可丹针对其自身和医方所占责任程度问题要求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说明，该中心于2019年1月9日出具复函，主要载明：“1、关于本案患方自身因素与医方因素各自所占的责任程度问题：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患方因素起点应为40%，介于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畴（理论数值为40%-60%）。故患方自身因素与医方因素具有相近的影响程度，具体民事赔偿程度需法庭结合本案审理的综合因素裁定。2、关于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共同的责任程度问题：结合本案既往已对多家医院诊疗行为的评价情况，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两家共同的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原因力也相当于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畴（理论数值为40%-60%）。其中集士港卫生中心存在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程度范围，明州医院存在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程度范围。”另本案重审过程中，集士港卫生中心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和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均派鉴定人出庭，并对当事人所提问题进行答复，均未改变其之前的书面鉴定意见。集士港卫生中心另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专家辅助人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意见，主要载明：“1、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京）法源司鉴〔2014〕临鉴字第221号鉴定意见书和鲁银司鉴〔2016〕临鉴字第191号鉴定意见书，仅以乡村卫生院存在一点瑕疵，经验不足为依据，评定集士港卫生中心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胡可丹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原因，不妥，鉴定过错依据不足。2、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评定一级伤残、完全护理依赖没有异议；对于评定护理依赖后，需二人护理没有法律依据，后续康复费用不属于法医临床鉴定范围。3、集士港卫生中心诊疗行为已经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结果预见义务，告知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医疗诊疗规范，虽然存在一点瑕疵和不足（洗胃插管未成功），但不构成过错（过失）。4、胡可丹服用有机磷农药敌敌畏（超过致死量10倍以上）、中毒时间长，服用30余分钟到达医院时已经出现严重中毒临床表现，其损害结果完全是其自身严重中毒导致的继发症和遗留的后遗症，与集士港镇卫生中心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5、集士港卫生中心诊疗行为存在一点瑕疵和经验不足，虽然不构成过错（过失），但是根据法律有关法律规定（无过错赔偿原则），建议在2%-5%左右范围予以考虑补偿。”胡可丹针对其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举证及质证情况如下：1、残疾赔偿金1113120元,胡可丹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主张其构成一级伤残，提交宁波市被征地人员申请就业登记证2份（胡可丹、胡永孟）、宁波市鄞州区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证明3份(胡永孟、翁翠华、胡可丹)、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溪下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站证明2份、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人民政府证明1份，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中法发[2010]14号关于印发《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农村居民适用赔偿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1份、宁波市统计局证明1份，证明胡可丹及其父母均为失地农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并主张按2017年度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56元计算20年得出。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与其无关。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失地证明并不能证明其农村土地全部被征收，故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且系发回重审案件，不应按2017年的标准计算。2、医疗费811861.84元，胡可丹提交病历及医疗费单据一宗，证实其累计花费医疗费811861.84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胡可丹本身吸食农药导致，因此应当扣除治疗原发病的费用；票据中有的是收据，不予认可；医院正规的费用应提交费用清单，且应结合病历看是否合理；对九六〇医院的费用不予认可，因其是本案被告之一，且已与胡可丹达成了赔偿协议；在小医院、小诊所的费用如果没有病历予以佐证，是其自身购买的话也不予认可。3、住院伙食补助费35900元，胡可丹主张其累计住院359天，按山东省公务人员出差补助标准每天100元计算。九六〇医院认为与其无关，不同意赔偿。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计算标准过高。4、营养费33754元，胡可丹提交票据一宗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胡可丹没有对营养期进行鉴定，没有提供其需要营养的证明，也没有证据证实营养费花费情况，故对营养费不予认可。5、残疾辅助器具费26230元，胡可丹提交票据一宗予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胡可丹提供的票据为收据，不予认可，对于发票及合理的辅助费可以由法庭酌定。6、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189437.5元，胡可丹出生于1986年4月11日，至定残日年满30周岁，主张计算至人的平均寿命75周岁，赔偿年限为45年，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胡可丹所需残疾辅助器具如下：1、轮椅：800-1000元/辆，3-5年更换一次；计算为1000元×（45年÷3）=1.5万元。2、防褥疮气垫床：300-500元/片，2-3年更换一次；计算为500元×（45年÷2）=11500元。3、双足矫形器具：200-300元/副，2-3年更换一次；计算为300元×（45年÷2）=6900元。4、成人纸尿裤：2.5元/片，2片/天；计算为2.5元×2片×365天×45年=82125元。5、成人尿片：1.5/片，3片/天；计算为1.5元×3片×365天×45年=73912.5元。以上合计为189437.5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主张后续45年过长，标准过高，可以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7、康复费96万元，胡可丹主张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其每周行康复治疗一次以维持现有生存状态，防止并发症发生，参考费用800-1000元/次；结合胡可丹身体状况暂时主张20年，计算公式为：1000元/周×4周×12个月×20年=96万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年限过长，费用标准过高，应待胡可丹实际发生后主张；胡可丹到现在没有提供需要康复费用的依据，请法庭依法酌定。8、交通费63743.5元，胡可丹提交交通费票据一宗予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对交通费不予认可，认为是收款收据；且对到各地进行治疗的必要性有异议，所产生的费用为胡可丹扩大的费用，请求法院依法审核。9、住宿费120元，胡可丹提交发票一张证实其到九六〇医院复查时产生的费用，有门诊病历佐证。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胡可丹治疗肯定是住院，住宿费的发生没有必要性，不予认可。10、鉴定费用26252元，胡可丹提交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费发票两张（2万）元、济南市中医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费发票一张（3600元）、到法源、银丰鉴定产生的交通费票据9张（2172元）、住宿费发票1张（480元）予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予质证。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对于北京的2万元正规票据予以认可，对于中医医院的鉴定费用有异议，不予认可；另认为集士港卫生中心支出鉴定费及出庭费应一并处理。11、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胡可丹主张本案侵权单位为数家医院，其共同过错造成胡可丹目前为一级伤残，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长期护理，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的行为给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本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胡可丹自杀服毒产生的，该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即使支持费用也偏高。12、误工费262851元，胡可丹主张自侵权之日（2012年5月28日）计算至定残之日（2016年6月1日），共计1463天；按宁波市2017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65578元计算，除以365乘以1463，为262851元。九六〇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胡可丹应当提交近三年收入证明，应当按照当地法院的标准进行计算；另胡可丹没有收入没有单位不应计算误工损失，如果有的话也应当按照济南的标准计算，且不应按照2017年度的标准计算。13、已经发生的护理费870864元，胡可丹主张根据鉴定意见其需两人护理，护理人员为其父母胡永孟、翁翠华，从侵权之日2012年5月28日计算至变更诉讼请求之日2019年1月10日共计2418天，按照2017年度宁波市职工年平均工资65578元计算，除以365天乘以2418天乘以2人，为870864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与其无关。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认为两人护理没有依据，鉴定机构没有权利对构成伤残之后的护理作出护理人数的鉴定；计算标准应按济南市的标准，不应按宁波市的标准，且系发回重审案件，不应按2017年的标准计算。14、后续护理费1967340元(15年)，胡可丹主张根据鉴定意见其构成完全护理依赖，需要两人长期护理，护理人员为胡可丹父母胡永孟、翁翠华；胡可丹暂主张15年，从诉讼请求变更之日2019年1月10日起算；按照宁波市2017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5578元计算，乘以15年乘以2人，为1967340元。九六〇医院认为与其无关。集士港卫生中心认为应以实际产生的数额为准，故不予赔偿。明州医院认为胡可丹系植物人且生存状态不确定，故不应主张后续护理费用，另应当参照受诉地法院的标准进行计算。另集士港卫生中心原审支出鉴定费4000元及去北京鉴定的2000元费用；明州医院支出鉴定人员出庭费3500元。重审中集士港卫生中心支出鉴定人员出庭费51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胡可丹因与人怄气喝农药致昏迷先被送至集士港卫生中心抢救，后由明州医院的急救车送至宁波市第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农药中毒、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等，虽经多家医院治疗，现构成伤残一级的损害后果，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上海闵行医院、九六〇医院、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应否对胡可丹承担侵权责任及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应当依据其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诊疗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赔偿比例。九六〇医院、上海闵行医院、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的诊疗行为经具有鉴定资格的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上述医院对胡可丹的诊疗行为均基本符合规范要求，不存在医疗过错，与胡可丹目前遗留的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状态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根据该鉴定意见，上述医院无需对胡可丹承担侵权责任。关于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其过错与胡可丹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格的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依法定程序分别做出鉴定意见书，针对当事人的书面申请进行答复并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其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答复函和出庭质询情况，胡可丹口服有机磷农药量较大，为重度中毒，临床治疗难度大，预后常不良，该因素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介于同等因果关系范围（40%-60%）。集士港卫生中心未能成功洗胃，解毒药物应用未能充分体现早期、足量的用药原则，未能及时检测胆碱酯酶，对胡可丹农药中毒的早期抢救以及预后具有不利影响，其过错行为与胡可丹遗留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的损害后果具有次要因果关系。明州医院的急救车在转运胡可丹途中的风险性与救护车设备局限的矛盾性告知方面、对解毒药物的应用方面以及在胡可丹转运途中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的抢救和记录方面存在不足，其过错行为与胡可丹病情进一步加重、遗留缺血缺铁性脑病后遗症的情况具有轻微因果关系。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共同的因果关系原因力相当于同等因果关系范围（40%-60%）。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为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承担35%的赔偿责任，明州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为宜。关于胡可丹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结合其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如下：1、残疾赔偿金1113120元，胡可丹的伤残等级有鉴定意见为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胡可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虽系农村户口，但土地被征用，无法务农为生，且其户籍所在地及经常居住地均在宁波市，故其按宁波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予以支持；该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比例赔偿389592元，由明州医院按15%比例赔偿166968元。2、医疗费811861.84元，胡可丹提交了病历及医疗费单据一宗以证实，经核算医疗费为794984.81元，其中的1311元并非正规发票且无病历加以佐证，故对该部分费用的合理性和关联性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他的793673.81元均系胡可丹治疗期间的花费，系合理必要支出，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比例赔偿277785.8元，由明州医院按15%比例赔偿119051.1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35900元，胡可丹的计算方式及标准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比例赔偿12565元，由明州医院按15%比例赔偿5385元。4、营养费33754元，胡可丹提交的单据均非正规发票，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根据胡可丹的伤情，酌情支持2万元，该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比例赔偿7000元，由明州医院按15%比例赔偿3000元。5、残疾辅助器具费26230元，胡可丹提交的两张发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他的收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考虑到胡可丹的伤情及实际需要，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万元，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3500元，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1500元。6、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189437.5元，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胡可丹后续需配置残疾辅助器具，一审法院先行支持5年（自鉴定意见作出之日即2016年6月1日起算），之后发生的费用当事人可另行主张。具体为：轮椅：800-1000元/辆，3-5年更换一次，一审法院按900元/辆计算一辆，为900元。防褥疮气垫床：300-500元/片，2-3年更换一次；计算为400元×（5年÷2.5）=800元。双足矫形器具：200-300元/副，2-3年更换一次；计算为250元×（5年÷2.5）=500元。成人纸尿裤：2.5元/片，2片/天；计算为2.5元×2片×365天×5年=9125元。成人尿片：1.5/片，3片/天；计算为1.5元×3片×365天×5年=8212.5元。以上合计为19537.5元，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6838元，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2931元。7、康复费96万元，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胡可丹每周行康复治疗一次以维持现有生存状态，防止并发症发生，参考费用800-1000元/次，一审法院先行支持5年（自鉴定意见作出之日即2016年6月1日起算），之后发生的费用当事人可另行主张，900元/周×4周×12个月×5年=21.6万元；该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75600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32400元。8、交通费63743.5元，胡可丹提交的交通费票据有一部分系非正规发票，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考虑到胡可丹的病情及其辗转多地多家医院就诊的事实，交通费系合理必要支出，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万元，该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10500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4500元。9、住宿费120元。胡可丹提交的发票能够证实其复查时产生住宿费用，系合理、必要支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42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18元。10、鉴定费用26252元，其中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费2万元、济南市中医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费3600元，共计236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鉴定时所发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因系当事人自行选择去外地鉴定机构，且各方均有花费，应各自承担各自的费用。故鉴定费23600元，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8260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354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胡可丹主张数额过高，考虑到其目前的损害后果，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支持4万元，由集士港卫生中心赔偿1.4万元，明州医院赔偿6000元。12、误工费262851元，胡可丹主张至定残前一日，共计1463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未提交证实其从事的职业及实际误工损失的证据，一审法院参照2017年度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56元计算误工费为223081.4元，该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78078.5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33462.2元。13、已经发生的护理费870864元，胡可丹根据鉴定意见主张由其父母胡永孟、翁翠华2人护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主张的计算标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参照济南市护工工资每人每天100元标准、按照误工期限1463元计算，共计292600元；该费用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102410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43890元。14、后续护理费1967340元，胡可丹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主张需2人长期护理，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主张的护理费计算标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参照济南市护工工资每人每天100元标准计算；关于护理年限，一审法院先行支持5年（自鉴定意见作出之日即2016年6月1日起算），之后发生的费用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故后期护理费为36.5万元，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按35%的比例赔偿127750元，由明州医院按15%的比例赔偿54750元。另集士港卫生中心原审中支出鉴定费4000元，重审中支出鉴定人员出庭费5100元，共计9100元，系诉讼过程中的必要合理支出，胡可丹应承担其中50%计4550元。明州医院原审中支出鉴定人员出庭费3500元，也系诉讼过程中的必要合理支出，胡可丹应承担其中50%计1750元。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一并处理，在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的赔偿范围内分别予以扣除。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胡可丹残疾赔偿金389592元、医疗费27778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565元、营养费7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500元、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6838元、康复费75600元、交通费10500元、住宿费42元、鉴定费82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万元、误工费78078.5元、护理费102410元、后续护理费127750元，以上共计1113921.3元，扣除4550元，余款为1109371.3元。二、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胡可丹残疾赔偿金166968元、医疗费11905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85元、营养费3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500元、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2931元、康复费32400元、交通费4500元、住宿费18元、鉴定费3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误工费33462.2元、护理费43890元、后续护理费54750元，以上共计477395.3元，扣除1750元，余款为475645.3元。三、驳回胡可丹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宁波市康复医院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88元，胡可丹负担21508元（一审法院免予其缴纳21108元），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担15526元，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负担665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于2018年1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对胡可丹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二是胡可丹的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后续护理费、康复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的数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京）法源司鉴（2014）临鉴字第221号、第1247号鉴定意见，为一审法院委托作出，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均具有相应资质，不存在鉴定依据明显不足的情形，且鉴定机构针对当事人的书面申请进行答复并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故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应予采信。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及答复函，胡可丹口服有机磷农药量较大，为重度中毒，临床治疗难度大，预后常不良，该因素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介于同等因果关系范围（40%-60%）。集士港卫生中心未能成功洗胃，解毒药物应用未能充分体现早期、足量的用药原则，未能及时检测胆碱酯酶，对胡可丹农药中毒的早期抢救以及预后具有不利影响，其过错行为与胡可丹遗留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的损害后果具有次要因果关系。明州医院的急救车在转运胡可丹途中的风险性与救护车设备局限的矛盾性告知方面、对解毒药物的应用方面以及在胡可丹转运途中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的抢救和记录方面存在不足，其过错行为与胡可丹病情进一步加重、遗留缺血缺铁性脑病后遗症的情况具有轻微因果关系。集士港卫生中心和明州医院共同的因果关系原因力相当于同等因果关系范围（40%-60%）。一审法院综合上述因素，酌情认定由集士港卫生中心承担35%的赔偿责任，明州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胡可丹的护理费，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为胡可丹需2人长期护理，一审法院支持2人的护理费符合法律规定，集士港卫生中心上诉主张胡可丹仅需1人护理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参照济南市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支持胡可丹的护理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胡可丹的护理费数额正确。关于胡可丹的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胡可丹因本案事故导致一级伤残持续误工，其主张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胡可丹的残疾赔偿金，胡可丹提交的宁波市被征地人员申请就业登记证、宁波市鄞州区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证明、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人民政府证明等，可以证明胡可丹为失地农民，事发前胡可丹并非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胡可丹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综合考虑胡可丹的身体状况、侵权人的赔偿能力及减轻当事人诉累等因素，一审法院按照5年支持胡可丹的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后续护理费、康复费，并无不当。5年后的费用，胡可丹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鉴定费分担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胡可丹目前存在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状，呈醒性昏迷状态，经鉴定为一级伤残，胡可丹父亲为胡可丹的监护人，其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胡可丹、集士港卫生中心、明州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331元，由胡可丹负担42208元（经本院院长批准免予其缴纳），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担43688元，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负担84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维敬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宋文华书 记 员 侯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