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1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市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西路翠麓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0598356393C。法定代表人：彭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农黎波、彭洁茹，均系贵州巨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映虎，男，1980年9月30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县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营销服务部负责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乐，女，1982年12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县人，护士，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映虎，男，1980年9月30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县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营销服务部负责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与被上诉人余乐系夫妻关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安顺市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薛映虎、余乐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上注明:“收取最终以相关部门的票据作为决算，多退少补”，被告于2015年1月17日收取了二原告的四通费之后，被告未提供票据与原告进行结算，也未对所收取的四通费支出作公示和告知，所以是否应当收取四通费用的问题不明确。因此，本案原告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的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该裁判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1、被上诉人诉求退取四通费5600元系债权请求权且属于一次性权利，即便上诉人没有与原告结算，也不影响被上诉人在被收取四通费当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犯的事实。2、双方于2015年1月17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被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交纳了四通费。而被上诉人诉求退取四通费的依据《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于2009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早于上诉人的缴费时间且该法规为公开的地方性法规，被上诉人在其交费之日即2015年1月17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要求其交纳四通费不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上诉人在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后，被上诉人应当对自己主张在2017年才得知《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承担举证责任，然一审法院却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直接下判，该判决结果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适用错误。1、《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适用的范围是国家行政部门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行政管理行为，而并非适用民商事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系管理性规范，不能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无效，另一方面又以此作为不能收取四通费的依据，一审判决对同一个法律依据作出了相互矛盾的理解，系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以“安市价字【2008】52号《关于管道燃气初装费的批复》、安府办发【2008】22号《安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安顺区管道燃气设施建设与房屋建设同步实施意见〉的通知》、《贵州省有线广播电视网建设维护管理办法》、黔价费【2013】179号《省物价局、省广电局关于制定全省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的通知》、黔发改收费【2018】1612号《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有线电视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黔发改收费【2017】1424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降低部分供电系统对外常规作业服务收费的通知》、黔发改价格【2017】1787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新建住宅区供配电设施建设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安发改物价【2014】616号《安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安顺中心城区管道天燃气设施建设及服务收费的通知》”为依据，认为上诉人收取的费用与定价不符，同样系地方规范性文件适用错误，上述地方性规范文件系针对房地产交易管理行为，同样不适用处理民事纠纷，不应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三、双方应当依法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确定的义务。既然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纠纷，那么双方就应当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上诉人已经以“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结算单的形式明确告知被上诉人购房价款中不包含四通费，被上诉人也以签字的方式表示对费用缴纳的认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第十二条(一)城市基础设施，水、供电、燃气、电话通信、有线电视、宽带网络需要买受人自行办理开通使用费。费用由买受人承担，该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因此。该条款约定合法有效。而被上诉人诉求四通费的依据《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所制定地方性法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然一审法院以行政管理地方规范性文件来否定民事纠纷中双方对合同的约定，导致其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四、四通费符合交易习惯。上诉人提交的《有线电视安装协议》及发票、《安顺居民用户管道燃气设施安装服务协议书》、《供水工程一户一表安装结算单》及发票、《“印象安顺财富中心”项目FTTH综合接入工程施工合同》及发票均可以证明:上诉人在收取四通费后已经将该费用交纳给了水、电、燃气、通信部门，使得原告能够正常使用水、电、燃气和通信，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获利而非减损了利益。按照市场惯例及上诉人的证据可以得知: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郊供电局等部门会在房开代为收齐全部业主费用以后，再行出具发票，而不会选择自行挨家挨户收取水、电燃气等开通使用费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即便一审法院到安顺供水总公司工程安装公司等部门调取了笔录，但其否认代收及开通费用的行为因不符合交易惯例不应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依据，且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取的证据中也提到:水、电、燃气、通信部门在收到四通费用后，只要被上诉人拿着资料来就无条件将户名变更为买受人，也就是说上诉人完成了委托事项，委托所导致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五、一审判决对“四通费”理解错误。一审判决以上述安顺地方性文件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均系上诉人所提供，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以此认定四通费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的开通费用。该理解是对《合同法》的扩大解释。《合同法》第四十一条针对的是同一份合同中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但本案中无论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对四通费的承担均作出了唯一且明确的约定，且被上诉人是依据《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主张退取四通费，一审判决却以《合同法》作为依据，显然是超出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的范围，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收取的水、电、有线电视等案涉费用符合双方约定，且上诉人已按户向供电、供水、广播电视等企业交纳了相关费用的费用，买受人在交纳时亦未提出异议，进一步说明双方对案涉费用的承担是按约定履行。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导致适用的法律错误，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薛映虎、余乐二审中未答辩。原审原告薛映虎、余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将收取的四通费用5600元退还给原告；2、判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支付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今的四通资金占用费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原告当天支付了四通费用5600元给被告，根据《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前款约定的商品房价格中应包括水、电、燃气等开户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时交纳的四通费用5600元，特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请。原审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要求退还的四通费在合同中是有约定的，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2、《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是属于地方性经营管理条例不能作为法院认定合同的判定；3、就本案而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2015年1月17日,二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YXAS-D1-15-7《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开发的安顺西秀区黄果树大街印象安顺·财富中心第D幢1单元15层7号房屋出卖给二原告，房屋建筑面积为102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363120元。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交付时间和条件：（一）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6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二）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符合下列第1、2、3项所列条件：1、该商品房已取得建筑工程竣工合格证明文件；2、满足第十二条中出卖人承诺的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达到的条件；3、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应当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承诺的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规程的要求。”第十二条约定：“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的交付时间与使用条件（一）城市基础设施1、上水、下水：交付时达到使用条件至用水口；2、供电：交付时达到使用条件至入户口；3、燃气：2015年6月30日达到管道到户；4、电话通信：交付时线路敷设到户接线盒；5、有线电视：交付时线路敷设到户接线盒；6、宽带网络：交付时线路敷设到户接线盒；以上第1、2、3、4、5、6项需要买受人自行办理开通使用手续。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同日，原告薛映虎在被告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上签名并捺印，该表格中“四通费”与契税、预告登记费等代缴项目列入“住宅部分应缴费用”栏内，表格最后注明“以上费用收取最终以相关部门的票据作为决算，多退少补”。同日，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向二原告出具收据一张，注明收到薛映虎、余乐四通费人民币5600元。2016年3月5日，原告从被告处接收该房屋钥匙。嗣后，二原告以被告收取四通费的行为违反《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由，要求被告退还其交纳的四通费用未果，遂致成诉讼。庭审中，被告向本院陈述，其收取的四通费为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其收取的依据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收取，系代收；二原告认为，被告在向其收取四通费时未明确告知收取的四通费是收取的哪些项目的费用，其理解的是收取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个项目的开通费用，并表示是在2017年才知道房开商不应该收取该费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四通费条款与《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相冲突，属于霸王条款。同时查明，本院到安顺供水总公司工程安装分公司调查了解，安顺供水总公司根据与房开商签订的安装工程施工协议，为房开商开发的楼盘安装水表，费用由房开商缴纳。按每户740元的价格安装水表，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按每户1400元的价格安装新型超声波远传水表。房开商向购房者收取的四通费中包含安装水表的费用，供水公司不收取开通费或开户费，也未委托房开商代为向购房者收取费用。本院到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郊供电局调查了解，电表费（即电表的报装工料费)由房开商向供电局支付，按黔发改收费【2017】1424号文件向房开商收取电表费，即电表的报装工料费，该费用包含表箱、刀闸、表前导线及相关材料。收取电表费后不再向房开商或购房者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开通费或开户费，未委托房开商代为向购房者收取费用。本院到贵州燃气集团××市燃气有限公司调查了解，燃气公司与房开商签订安装合同，收费标准按安顺物价局《关于管道燃气初装费的批复》（安市价字【2008】52号）执行，每户按2550元收取，该费用用于管道燃气设施建设、维护、改造和更新。房开商向购房者收取的燃气费为燃气初装费，上述费用不包含开通费，用户申请开通时燃气公司向用户收取点火费（开通费）20元/户，未授权房开商向购房者收取燃气初装费。本院到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调查了解，根据与房开商签订的《有线电视安装协议》，由房开商负责支付户线安装费和基础设施费用，户线安装费按每户265元收取（从2019年1月1日起按每户260元收取），是从小区每个单元的门口用线盒到每户的门口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除此外，没有收取开通费或开户费，也未委托房开商代为向购房者收取费用。另查明，2016年2月1日，安顺供水总公司工程安装分公司出具《印象安顺财富中心小区供水工程（小区一户一表安装）结算单》，载明：由安顺供水总公司负责该小区安装施工，工程包含：住房484块水表，其余总表8块；引入管材材料费合计520185.07元，包含水表材料费；安装人工费25276.24元，其他费用56332.49元，……。2016年2月25日，安顺供水总公司工程安装分公司向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发票，注明付款方为“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项目为“一户一表”，结算项目为“材料及安装费”，总金额为人民币640984元。2018年5月22日，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印象安顺财富中心电表报装费工程结算审核报告》，报告载明：建设单位：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供电局，工程内容：电表安装。结算方式：印象安顺财富中心电表报装费工程，每户520元，476户，共247520元。2015年4月22日，贵州燃气集团××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安顺居民用户管道燃气设施安装服务协议书》，由甲方为乙方印象安顺财富中心安装管道燃气工程，总户数为484户，乙方按每户收取2550元的标准向甲方缴纳上述管道燃气设施建设费，共计金额为1234200元。2016年2月26日，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乙方）签订《有线电视安装协议》，约定由乙方为甲方的印象安顺小区安装有线电视，安装用户480户，户线安装费按物价局文件核定的标准按每户265元收取，总造价为127200元，基础设施费用共计232800元。由甲方于签订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时内一次性支付乙方全额工程款人民币360000元。2015年11月16日，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印象安顺财富中心”项目FTTH综合接入工程施工合同》，工程范围包含“印象安顺财富中心”项目每户内FTTH接入（布线及设备安装调试）、室外通信光缆及各机柜联络光缆。工程覆盖总户数为484户，合同包干总价为159720元，由甲方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产生，本案应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二原告与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为管理性规范，不能导致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无效。因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四通费”的理解。在《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里及双方签订的合同里均没有“四通”一词，原、被告对“四通费”的理解有不同解释。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项的开通费用；被告陈述其收取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收取的是该条款中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被告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中列明“四通费5600元/户”，出具给原告的收据写的是“四通”费，与其陈述存在矛盾，且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收取的各项费用与黔发改收费【2017】1424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降低部分供电系统对外常规作业服务收费的通知》、安市价字【2008】52号《关于管道燃气初装费的批复》、安发改物价【2014】616号《安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安顺中心城区管道天燃气设施建设及服务收费的通知》、黔价费【2013】179号《省物价局、省广电局关于制定全省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的通知》等文件中的定价不符，且相加费用未达5600元，被告自身不能自圆其说。因《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均系被告提供，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被告向原告方收取的“四通费”应理解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项的开通费用。因被告向原告方收取的“四通费”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项的开通费用。经本院查明四个部门没有收取开通费或者不存在开通费。被告无相关依据证实已代收代缴开通费。因此，被告收取原告的四通费无合同约定和相关规定，被告收取四通费于约于法均无合理依据，理应予以退还。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四通费，依法应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问题，《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作为行业条例，被告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熟知该条例，且在2014年4月17日，贵州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向省住建厅下发关于《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有关问题询问的答复，答复内容：“根据《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新建商品房配套的水、电、燃气、通信、有线电视等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应当包含在商品房销售价格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相关专业经营单位不得再向购房者另行收取。”因此，被告明知该费用在不能收取的情况下向购房者另行收取，收取上述费用缺乏合法有效依据，其资金占用行为必然会给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失，鉴于原告对损失具体金额并未举证证明，本院酌情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为标准予以支持，计算期限从资金收取之日即从2015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退还之日止。被告辩称是按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向原告方收取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经本院查明四个部门没有收取开通费或者不存在开通费。结合被告在庭审中收取四通费具体使用范围的陈述及提供的与各个单位签订的工程安装协议和结算审核报告，及本院到四家单位调取的询问笔录及相关文件得知，对上述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应为达到交付条件前必要的建设及安装费用，应包含在商品房价格内。被告已向原告收取房价款，再收取上述项目的建设安装费用，属重复收取。同时，《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只明确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开通使用手续，费用由买受人承担，而对各个项目的初装费或建设安装费用是否列入商品房总价款、是否由买受人承担等内容未明确作出约定。因此，被告的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称其收取“四通费”系代收性质。代收代付是指第三方受收费权利人委托、向交费义务人收费后如实转交给收费权利人，基础是收费权利人与交费义务人之间约定（设定）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本案中，根据被告与三家单位签订的安装协议及与供电公司的报装申请，交费的义务设定给被告、且已实际履行。四家单位明确表示原告开通项目不需再次交费、不存在开通或开户费，则四家单位与本案原告之间无权利义务内容。商品房买卖合同未明确约定原告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的建设安装费用的交费义务人，故代收代付不能成立。故被告的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上注明：“收取最终以相关部门的票据作为决算，多退少补”，被告于2015年1月17日收取了二原告的四通费之后，被告未提供票据与原告进行结算，也未对所收取的四通费支出作公示和告知，所以是否应当收取四通费用的问题不明确。因此，本案原告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的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退还人民币5600元给原告薛映虎、余乐。二、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人民币56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7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退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给原告薛映虎、余乐。上述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5元，由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担（该费用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向原告支付款项时直接向原告支付，原告不再向本院退取）。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安顺房地产业协会的《关于安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四通费”是否应当返还的情况汇报》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供电系统对外常规作业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黔发改收费〔2019〕248号）、《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业扩退费）各一份。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已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予以采信其真实性。本院二审确认一审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同时补充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17日签订的合同编号YXAS-D1-15-7《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2、一审判决对地方性法规的适用是否错误；3、双方是否应当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所确定的义务。4、“四通费”是否符合交易习惯；5、一审判决对“四通费”理解是否错误。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供在2015年1月17日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上签名并捺印，该表格中“四通费”与契税、预告登记费等代缴项目列入“住宅部分应缴费用”栏内，表格最后注明“以上费用收取最终以相关部门的票据作为决算，多退少补”。《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被上诉人在该《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上签名并捺印及上诉人同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据》收取“四通费”5600元时，双方对《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前款约定的商品房价格应当包括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的规定均应当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应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2015年1月17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即被上诉人应于2017年1月17日前提起诉讼，而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6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根据上述《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中关于“四通费”在表格最后注明“以上费用收取最终以相关部门的票据作为决算，多退少补”的约定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对地方性法规的适用是否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第二款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第二十七条规定：“商品房销售，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当载明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价格、交付日期、质量要求、物业管理方式以及双方的违约责任。”第二十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和商品房销售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议定；但是，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居民住宅价格，应当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自商品房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销售合同报送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在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登记。”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及相关权益、责任……（十四）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第二款规定：“前款约定的商品房价格应当包括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第三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附报送备案登记的楼盘表和商品房分户平面图。”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来看，上述地方性法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并不相抵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一审认为“原告与被告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为管理性规范，不能导致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无效。因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无适用上的错误或不当。三、双方是否应当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所确定的义务。被上诉人一审主张“根据人大常委会曾在2009年实施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前款约定的商品房价格应包括水、电、燃气等开户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时交纳的四通费用5600元”。上诉人辩称“原告要求退还的四通费在合同中是有约定的，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个项目的开通费用；上诉人陈述其收取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收取的是该条款中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而上诉人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中列明“四通费5600元/户”，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收据写的是“四通费”。然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中约定“交付时间和条件：……（二）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符合下列第1、2、3项所列条件：……2、满足第十二条中出卖人承诺的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达到的条件……”在第十二条中约定为“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的交付时间与使用条件（一）城市基础设施1、上水、下水：交付时达到使用条件至用水口；2、供电：交付时达到使用条件至入户口；3、燃气：2015年6月30日达到管道到户；4、电话通信：交付时线路敷设到户接线盒；5、有线电视：交付时线路敷设到户接线盒；6、宽带网络：交付时线路敷设到户接线盒；以上第1、2、3、4、5、6项需要买受人自行办理开通使用手续。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如果在约定期限内未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第1种方式处理：（1）以上设施中第1、2、3、4、5、6项未按时达到交付条件的，出卖人按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因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中的约定为“交付时间和条件”即“满足第十二条中出卖人承诺的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达到的条件”，在第十二条中的约定为“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的交付时间与使用条件（一）城市基础设施”及“未按时达到交付条件的，出卖人按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而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主张“四通费”为建设安装费用，应包含在建设安装费用中，一审庭审中又认为上诉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个项目的开通费用；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又陈述其收取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收取的是该条款中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然上诉人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中列明“四通费5600元/户”（“收费单位”栏为空白），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收据写的是“四通费”。因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又认为上诉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个项目的开通费用，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又陈述其收取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收取的是该条款中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水1324元、电520元、燃气2550元、有线电视750元、通信宽带330元），因双方对“四通费5600元/户”系开通费用还是包括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理解不一致，且相关单位或企业对开通费或开户费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收取的“四通费”为在约定的商品房价格之外收取了被上诉人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前款约定的商品房价格应当包括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可以认定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中的相关约定为有效条款，双方应当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所确定的义务，但该条款中并没有“四通费”的明确约定，故上诉人称其收取被上诉人“四通费”的依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中的约定，没有法律依据。四、“四通费”是否符合交易习惯。经查，上诉人称其收取“四通费”符合交易习惯，但其对其所称的“交易习惯”并未举证证明。五、一审判决对“四通费”理解是否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四通费”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没有与之对应或相同的表述。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中的约定为“交付时间和条件”即“满足第十二条中出卖人承诺的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达到的条件”，在第十二条中的约定为“本项目内相关设施、设备的交付时间与使用条件（一）城市基础设施”及“未按时达到交付条件的，出卖人按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而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主张“四通费”为建设安装费用，应包含在建设安装费用中，一审庭审中又认为上诉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个项目的开通费用；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又陈述其收取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收取的是该条款中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然上诉人提供的《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表格中列明“四通费5600元/户”（“收费单位”栏为空白），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收据写的是“四通费”。因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又认为上诉人收取的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四个项目的开通费用，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又陈述其收取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收取的是该条款中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信、宽带6个项目的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水1324元、电520元、燃气2550元、有线电视750元、通信宽带330元），因双方对“四通费5600元/户”系开通费用还是包括开通费及各个项目的表或接线盒的费用理解不一致，且相关单位或企业对开通费或开户费不予认可，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收取的“四通费”为在约定的商品房价格之外收取了被上诉人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故一审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印象安顺客户签约需缴纳费用（住宅）》均系上诉人提供，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属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当。此外，鉴于二审审理中安顺房地产业协会的《关于安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四通费”是否应当返还的情况汇报》中对“四通费”定义是指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房开企业代收代缴的购房户缴纳的供水、供电、燃气、有线电视的开通费及独立电表、独立水表费。同时说明，具体在安顺体现为燃气设施建设费2550元、有线电视户线安装费265元、独立电表费570元、独立水表费590元，共计3975元。同时补充说明，在实际收取过程中，可能存在各家房开企业代收代缴的金额高于或低于该标准的情况。且上诉人对其收取被上诉人“四通费”超出3975元的1625元部分已书面明确表示愿意退还，本院应不予干涉。综上所述，基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虽应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但上诉人二审中对其收取被上诉人“四通费”超出3975元的1625元部分已书面明确表示愿意退还，本院应不予干涉。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另，由于当事人二审中提出新证据导致改判，一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525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薛映虎、余乐退还“四通费”人民币1625元。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共计75元，由上诉人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其中25元由上诉人安顺翠麓置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直接向被上诉人薛映虎、余乐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德江审判员  刘 熹审判员  辜贤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赵奇瑾书记员齐桓（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