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7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8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芝，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贵宾，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1年3月3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崇文汽车厂退休职工，住河北省高碑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风涛，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雪梅，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8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芝、被上诉人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1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王某2与刘某离婚时约定王某1由王某2抚养，但王某2触犯刑法入狱多年，实际系刘某抚养王某1。王某2回家后正值拆迁安置，王某2与王某1均系被安置人，共同获得安置款7万元。因王某2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女儿尚未成年，便与刘某口头约定，由王某1与王某2共同出资、借王某2名义购买北京市丰台区×××号楼×层×号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刘某及王某1归还贷款，但房屋最终归王某1所有。刘某与王某2一起办理了讼争房屋的买卖合同、交纳首付款及贷款的手续。王某1基于被安置人身份，对7万元有一半的权利，因此首付款中除有其出资外，其于一千余元系王某2作为父亲的赠与，后续贷款均由刘某及王某1自行偿还，故王某2有义务配合王某1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上诉请求。双方不存在借名买房、讼争房屋归王某1的约定，王某1支付贷款是为了折抵居住房屋的租金。2018年3月，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讼争房屋归王某1所有，王某2协助王某1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更名手续。2．诉讼费由王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2与案外人刘某曾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女王某1。1992年11月21日，双方经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出具（1992）崇民字第148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刘某与王某2离婚；二、王某1由王某2自行抚养；三、×××号院东房1间由王某2继续使用；四、双方财产已分清，无争执”。2003年12月14日，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危改单位、甲方）与王某2（被安置人、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自建房补助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根据市区政府关于危旧房改造的有关文件规定，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住址崇文区×××号，在危改区内有独立自建房间，现有正式户口2人，安置人口2人，分别是王某2、之女王某1……三、甲方根据《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试行）》及《崇文区景泰西里地区房改结合危改安置补偿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一次性补助乙方70000元……”。2003年12月24日，王某2领取补助款70000元。《崇文区景泰西里地区房改结合危改安置补偿实施细则》载明：“第二条安置补偿原则安置补偿对象可以选择安置或补偿……第三条居民回迁安置……（二）回迁购房原则……6、在本危改区范围内有常住户口，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本范围内无正式住房、长期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并且本人在本危改区外无正式住房的居民，可以按本地区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指定的一居室一套或补助7万元……”2004年1月13日，《北京市重点工程和危改区被拆迁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审核表》载明：“申请人：王某2；申请人配偶情况：离异……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可购买最高总价标准28万元以内（含）的经济适用住房”。同年2月6日，北京市宣武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出卖人）与王某2（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嘉园小区33号楼3层303号房屋以总金额156575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某2。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王某2在2004年1月14日交定金20000元，首付款36575元（含定金），在2004年2月6日前付清，余款120000元做商业贷款。同年12月16日，双方签订《经济适用房销售补充协议》，约定房屋结算总价为156463元，产权归买受人王某2所有。现讼争房屋登记于王某2名下。庭审中，王某1出示了购房首付款发票、按揭贷款合同、月均还款通知单、偿还贷款存折、中国银行存款回单及中国工商银行明细单、王某1的结婚证以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用以证明王某2系用王某1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支付讼争房屋的首付款、并由王某1母亲刘某支付2013年12月之前的贷款以及由王某1之夫万付生支付2013年12月20日之后的贷款作为王某1购买讼争房屋出资款的事实。其中，购房款共计156463元的发票付款单位（个人）均显示为王某2，《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楼宇按揭担保借款合同》借款人处签字为“王某2”，《月均还款通知单》系向王某2出具，中国银行存折显示户名为王某2，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付款户名为王某1之夫万付生。王某1称王某2曾与其口头约定由双方共同出资以王某2名义购买的讼争房屋归王某1所有，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王某2对此不予认可。王某2对首付款发票、银行存款回单等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部分款项为王某1支付讼争房屋租赁费用。关于讼争房屋居住情况，王某1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供暖费发票、公证费、保险费、产权代办费收据、公共维修基金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讼争房屋系由王某1居住使用、王某1为讼争房屋实际出资购买人、合法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的事实。王某2认可讼争房屋物业管理费、电费、垃圾费、供暖费等费用确系由王某1及其母刘某支付，但认为上述费用及贷款系王某1、刘某交纳用以支付房租。王某1对此不予认可。刘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王某1与王某2曾在×××号院居住，拆迁分得讼争房屋后，刘某与王某2约定用拆迁款交首付，以王某2名义购买讼争房屋并将该房屋归王某1所有，且入住讼争房屋后由刘某进行装修、刘某及万付生支付贷款、物业费、供暖费等相关费用。庭审中，刘某称其当时与王某2口头约定等王某1长大后将讼争房屋过户至王某1名下，但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并称×××号院系城市平房、其当时具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资格但因没钱故没有购买，且其亦认可×××号院被拆迁房屋属于王某2之父所有以及讼争房屋首付款系由王某2交纳的事实。王某2出示了其与刘某签订的《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协议》，显示刘某自2015年至2018年期间租用其名下的讼争房屋并约定每月租金1000元。对此，王某1认为按照北京市城镇廉租住房的相关规定，刘某至今是无房户，提供《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协议》就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租金补贴，因此该份协议是王某2为配合刘某获得租金补贴签订的，并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诉讼主张举证予以证明。本案中，签订讼争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为王某2，且其已于2005年7月13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现王某1要求确认讼争房屋由其所有，需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王某1称其母亲刘某曾与王某2口头约定讼争房屋归王某1所有，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王某2对此不予认可，故法院无法就此认定王某1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被拆迁的崇文区×××号东房一间为王某2父亲搭建，经崇文区法院调解书确认由王某2居住使用，根据《崇文区景泰西里地区房改结合危改安置补偿实施细则》规定，在危改区有常住户口，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本范围内无正式住房……可以按本地区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指定的一居室一套或补助70000元。本案中王某2与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的《危旧房改造自建房补助协议书》约定一次性补助王某270000元，王某1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补助款中有其份额。即使该钱款中有其份额，王某1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王某2交付的讼争房屋首付款与该笔钱款的关系，且支付首付款并不当然取得房屋所有权。关于王某1及其母亲刘某支付的讼争房屋贷款，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为购房出资款。本案中，《北京市重点工程和危改区被拆迁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审核表》中未显示王某2能够购买讼争房屋是因考虑了王某1的相关情况，且王某1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中，王某2提交不动产权证书、贷款还款回单及结清证明，用以证明王某2于2019年7月16日偿还贷款40060.82元将按揭贷款结清，抵押登记已于2019年7月24日注销。对此，王某1认可真实性。经核实，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王某2陈述：其领取7万元补助款后都给了刘某；讼争房屋买卖是前妻刘某一手操作的，购房时其与刘某一起交纳首付款，首付款是其自己的钱，贷款手续是刘某背着其办理；因王某1说结婚没有房子，就同意他们在讼争房屋里面居住，每个月交纳800多元贷款作为租金；刘某参与讼争房屋买卖事宜时惦记讼争房屋，想给王某1留下；其一直在河北居住、并未在讼争房屋里居住过。王某1称：因景泰西里房屋拆迁安置，其作为被安置人应分得7万元安置款的一半，王某2交纳讼争房屋首付款中有此笔款项，余款一千余元是王某2赠与给其的；王某2因刑事犯罪长期不在家，未尽到抚养义务觉得亏欠其，其和母亲支付贷款、占有使用房屋并保留证件资料，双方构成借名买卖关系。为慎重起见，本院再次向刘某核实情况。除坚持一审中的证言外，刘某认可系王某1借王某2之名购买讼争房屋、装修及贷款出资均系代女儿王某1支出。二审审理中，经核实，王某1与万付生于2013年10月11日登记结婚。《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协议》及附件载明：签约主体为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家庭刘某、房屋出租人王某2、廉租住房管理部门三方，租赁标的为讼争房屋，租期自2013年10至2019年8月，房屋租金均为每月1000元，其中租金补贴为550元。经本院释明，双方均确认：同意二审法院将王某1与王某2间是否构成借名买卖作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王某1称，鉴于王某2身体患病情况，如法院确认双方借名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讼争房屋最终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后，其承诺：愿意在30万元范围内为王某2支付已发生的医疗费用，还可偿还王某2一次性结清贷款所支付的40060.82元。本院审理中曾多次主持双方调解，因王某2坚持认为讼争房屋系其所有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讼争房屋登记在王某2名下，王某1基于借名买卖合同关系请求确认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但如王某1所持借名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其仍然有权要求王某2配合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故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王某1与王某2是否存在借名购房的口头约定。借名买房合同，系典型的名实不符情况，并非债权关系对物权登记的否定，而是借名双方间是否存在转移登记约定这一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争议。此类争议往往发生于有一定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因此欠缺书面借名协议或其他书面证据的情况常有发生，但并不能因此绝对否定借名买卖关系的成立，而应在明确要件事实及严格审核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要件事实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购房出资、占有使用房屋、证件资料保管、借名合理性。在证据认定方面，严格审核证据亦非一概否认，而应根据法律规定审核证据并判断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即主张法律关系存在一方的证明责任应使案件事实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本案中，王某2于2019年7月清偿贷款系其在本案诉讼中所为，不能作为判断讼争房屋出资主体的干扰。根据王某2、王某1及证人刘某的确认，自讼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到2018年提起诉讼，期间的归还贷款、收房、装修、居住、证件资料保管等主体均可认定为王某1。但上述要件事实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解释，故不能仅因此决定本案结果，还须结合首付款支付及借名是否存在合理性综合认定。首先，王某2与王某1系父女关系，基于王某2长期离家、未能按离婚调解协议约定抚养女儿、签订合同时王某1尚未成年原因，在因拆迁安置获得购房资格时，以其名义为王某1申请购房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次，在与王某2离婚后，刘某之所以积极参与讼争房屋的买卖、贷款、收房、装修，相较于顾及与王某2以往的夫妻情谊，为了王某1可以借名购房并最终获取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更为可信。再次，虽首付款系王某2交纳、金钱并非特定物，但不可否认王某1在7万元安置款中也应有一定份额，王某2称该款项已全部交给刘某并无证据佐证。因此，虽王某2支付首付款3.6万余元，可认定部分系王某1个人款项、部分系父亲对女儿的赠与。同时，王某1偿付贷款行为，可以认定为系因安置获得资格后购房的出资行为。最后，王某2称王某1因结婚无房居住、偿还贷款是抵付房租，但从王某1结婚时间、偿还贷款时间、《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协议》内容看，租金及还款数额、合同作用均与王某2陈述不一致，因此其所持租赁的抗辩明显不成立。自2004年买卖合同签订后，王某1占有使用并还贷，而王某2十余年间从未居住使用讼争房屋。王某2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对讼争房屋的相关权利并无追求。综上，王某1与王某2约定借王某2之名购买讼争房屋、最终归王某1所有，该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据此，王某1有权要求王某2配合其办理讼争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另需指出，王某1的起诉请求为确认所有权并转移登记，依据的基础规范与本院审查的借名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但双方均认可本院可以变化后的请求权基础法律规范进行审理，考虑到双方的亲属关系、诉讼能力等，本院作出本案判决。另外，本案诉讼的发生，首先是因王某1一直未能解决房屋的转移登记问题，再考虑王某2经济能力及身体情况，本院确定本案的诉讼保全费及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王某1负担。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8505号民事判决；二、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配合王某1将北京市丰台区×××号楼×层×号房屋转移登记至王某1名下；三、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432元，均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金龙审 判 员 杨志东审 判 员 霍翠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高 磊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