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2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红玉，女，汉族，1975年2月6日出生，住邹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男，汉族，2006年7月8日出生，住邹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鲁梦，女，汉族，1999年3月1日出生，住邹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尹玉娥，女，汉族，1952年5月16日出生，住邹平市。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杨文玲，山东众成清泰（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新江，男，汉族，1977年2月14日出生，住邹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鹏，男，汉族，1975年6月10日出生，住邹平市。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山东年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师月，男，汉族，1975年6月4日生，住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卫立，男，汉族，1979年10月7日出生，住邹平市。上诉人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韩新江、王鹏因与被上诉人王师月、杜卫立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8）鲁1626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21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次事故造成郑某2死亡的严重后果，应当依法酌定判决被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较为妥当。本案死者郑某2系受王师月邀请才前往酒宴，王师月作为宴会的组织者、召集者，酒水的提供者，在明知郑某2系开车前来参加酒宴，理应在酒宴上提醒其不要饮酒。若发现其饮酒，即使郑某2要求独自驾车离开，王师月同样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酒后开车的危害性，其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即自己或者找代驾将郑某2安全送回家中，但是王师月却放任了危险的发生，让郑某2独自开车回家，很明显王师月对于郑某2的死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韩新江、王鹏作为同桌就餐的人员，均应当知晓酒后开车的危险性，但是作为同桌人员并没有尽到对郑某2的照顾及安全注意义务，同样对于郑某2的死亡具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2.5%的责任，明显责任比例过低。二、同桌饮酒的照顾及安全注意义务并非以是否在席间喝酒确定，一审判决以杜卫立并未在席间饮酒为由判决其对死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安全注意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同桌聚餐，而非饮酒产生。杜卫立没有喝酒，其意识更清醒，更应当知道酒后开车的危险性。作为同桌就餐人员，在明知郑某2饮酒的情况下，也应当负有采取有效措施将郑某2安全送回家中，而非是放任悲剧的发生。但凡有一个同桌就餐者能够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将郑某2送回家，悲剧就不会发生，所以承担安全注意义务不能以是否饮酒作为判断标准，二审法院对此应当予以纠正。王师月辩称，一、首先，王师月为孩子举办满月酒会，并未向郑某2发出过邀请，郑某2作为王师月的同乡同事，在得知王师月为孩子办满月酒时是自愿主动过来的，而且是开车来的。假如上诉人认为郑某2是受邀前往，那为什么不对郑某2开车前往赴宴予以制止或者给予提醒，而是放任郑某2呢？其次，宴会上同桌就餐的王鹏也已做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同桌间不劝酒”的善意提醒，再次郑某2作为一名从事货运的职业司机，明知酒后驾车的危害，仍在无人对酒、劝酒的情况下自斟自饮，并且餐后明确拒绝了王师月的护送，对此不论是就餐的王鹏，还是王师月请来专门护送客人的王会忠以及其他客人，均能证实郑某2不让王师月和王会忠护送，王师月等对郑某2均已尽到了提醒、劝阻及护送的照顾及安全注意义务，怎奈郑某2都被自己的过于自信所蒙蔽，断然不顾同桌的提醒，明确拒绝酒后的护送，对于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具有很强的自控能力，相信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他人强制性的劝酒及护送，上诉人对此也不例外，更不应将责任和义务推卸并转嫁给王师月等人。二、本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从一审庭审可以看出郑某2不论从户口性质，还是本案事实，赔偿应按农村标准予以计算且赔偿比例过高，王师月之所以没有上诉，并非自愿接受一审的判决，而是王师月认为逝者已矣，接受判决也许是对上诉人最好的慰藉。韩新江、王鹏辩称，首先，上诉人称“安全注意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同桌聚餐，而非饮酒产生”没有法律依据。同桌聚餐并非危险来源，我国也从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同桌聚餐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正如王鹏、韩新江在上诉状中所称：法律并不惩罚同桌共饮，法律惩罚的是因同桌共饮发生不当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危险状态后不采取保护措施的行为，即不作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应由负有作为义务的人来承担。同桌共饮中的不当行为都有哪些呢？斗酒、劝酒、灌酒、拼酒、赌酒等不文明陋习。在本案中，与郑某2同桌共餐的人都没有以上陋习，甚至郑某2离席时，王师月还劝阻其不要开车，让王会忠开车送他回家。一审期间，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出我方有不当行为的证据。其次，韩新江在吃饭期间，对郑某2进行了劝阻。郑某2平素嗜酒，凡与其熟悉的都不愿意和他同桌。事发之日，郑某2到场就座后，自己拿大杯倒上酒，韩新江一边给他换成小杯，一边冲他说：少喝点，同时对满座的人说：咱们今晚谁也不和谁敬酒；同桌的王鹏也说；开车的就别喝酒，喝酒的就别开车了。王鹏与郑某2因工作中发生矛盾，关系不好，王鹏曾向单位领导申请调换岗位，避开郑某2。平时两人不说话，即便有场合一块吃饭也是互不搭理，更不可能相互敬酒。事发之日，王鹏到王师月家贺喜，遵照主人家的安排碰巧与郑某2同桌，但席间没有说一句话，更没有相互敬酒。王鹏自己就是司机，同桌吃饭的人也大都是司机，就一再强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席间，同桌吃饭的客人之间并没有相互敬酒，更不存在拼酒、斗酒、赌酒或强行灌酒等不文明行为。散席后，主人家送客人时，见郑某2喝酒了，就劝说他不要开车了，并让王会忠开车送他回家。韩新江见主人家有了统一安排，就没有提出自己送郑某2。但郑某2不听劝阻，执意要自己开车回家。在整个吃饭期间，饭前有人强调了随意喝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吃饭中间没有相互敬酒的，也没有人强行灌酒、拼酒、斗酒、赌酒等不文明行为；饭后，主人家也劝阻郑某2不要开车，并安排了司机送他。故当晚与郑某2就餐有关联的各方并没有任何过错可言。上诉人认为韩新江、王鹏具有过错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郑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发生交通事故而不是喝酒，韩新江、王鹏在与郑某2同桌吃饭期间并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杜卫立辩称，2018年1月21日晚上，我受邀王师月邀请，到王师月家中聚餐，同桌的有韩新江、王鹏、死者郑某2、刘小明等，共计十二个人。吃饭过程中，我本人因身体原因未饮酒，而且提前离席，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上诉人称同桌饮酒的照顾及安全、注意义务，并非以是否在席间喝酒确定，这是没有法律义务的，同桌聚餐，并非危险来源，我国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同桌聚餐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我认为大家都是成年人，死者郑某2的喝酒喜好，自己喝多的自己要负责，我无理由负责。韩新江、王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不妥。一、上诉人与死者在事发日只是同桌，并未“共饮”。事发日，上诉人就餐的一桌客人有10多人，大多数不认识，也就没有发生相互之间敬酒情况。王鹏与郑某2因在工作中有过矛盾，两人素日不说话，事发晚宴中更是没有敬酒、劝酒、灌酒（强迫饮酒）、赌酒、斗酒等情况的发生。韩新江素知郑某2嗜酒且酒后易失控，便在喝酒前说都是开车来的，自个喝酒有点数。事实已经作了必要的劝阻。宴席开始后，韩新江便躲着郑某2，没有相互敬酒，更没有劝酒、灌酒（强迫饮酒）、赌酒、斗酒等情况。上诉人与当晚参加宴席的在其他桌就餐的客人并无二样，只是碰巧与郑某2同桌而已。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郑某2同桌共饮不符合当晚的实际情况。二、上诉人对死者并不负有劝阻、保护等作为义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请客喝酒行为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交往，属于情谊行为（即，好意施惠行为），这种社会交往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共同饮酒人之间不存在既定的或者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请客喝酒的过程中，共饮酒人之间并不因此产生酒后相互照顾及安全护送等义务，如果没有过错导致其他同饮者身体或者财产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共同饮酒人不应当承担某同饮者酒后所受损害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惩罚同桌共饮，法律惩罚的是因同桌共饮中发生不当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危险状态后不采取保护措施的行为，即不作为导致的损害结果由负有作为义务人来承担。同桌共饮并不必然导致被害人陷入危险状态，只有在同桌共饮过程中，发生对被害人进行劝酒、灌酒等不当行为时，会给被害人带来不利的影响。此时，同桌共饮者因其劝酒给被害人带来风险，故法律课以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劝阻、保护等作为义务。风险的存在并非义务的来源，饮酒本身就是制造危险的行为。制造这一危险并能够有效控制这一危险的是饮酒者本人，而并非参与的共同饮酒者。如果饮酒者自愿饮酒且无强制劝酒的行为，则饮酒者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依法理，无须对自甘风险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如前所述，上诉人并没有与郑某2共饮，自然不负有劝阻义务；即便如此，上诉人及同桌的客人（当晚该桌客人有10多人）有多人对郑某2进行了劝阻，但郑某2并不听从劝阻。上诉人不是执法者，无权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上诉人及其他客人也只能采取劝阻措施。因此，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实是被害人自甘风险导致，上诉人没有过错可言。综上所述，上诉人不是宴席的举办者、组织者，与郑某2一样同是被邀的客人。上诉人与郑某2碰巧同桌但并未对其劝酒，仅仅同桌不会给郑某2带来任何风险，就如当晚参加宴席的其他客人一样。一审判决仅仅因为上诉人与郑某2同桌就判令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观我国民事法律，并没有规定在共同饮酒的情况下，同饮者对醉酒者负有救助义务。除非同饮者恶意灌酒，导致饮酒者陷入危险境地，同饮者负有救助义务。如果饮酒者自己喝醉，不能要求同饮者承担法律上的救助义务。饮酒者与同饮者之间仅仅是情谊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也就没有救助义务。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依照民法精神，当晚与郑某2同桌的包含韩新江、王鹏在内的其他8人（同桌的人有：韩新江、王鹏、杜卫立、刘小明（音）、卜砚台、王秋颖（音）、王伟诗（音）、王会成），对郑某2均负有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和扶助、照顾、护送义务。被上诉人仅起诉韩新江、王鹏、杜卫立三人并要求其承担未尽到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和扶助、照顾、护送义务的赔偿责任，只能做两种解释，第一，被上诉人放弃对其他五人主张权利，则依照相应比例免除韩新江、王鹏的赔偿责任；第二，被上诉人起诉的被告不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必要共同被告未参与审判。但无论哪一种情形，要求韩新江、王鹏两人承担本应由8人承担的赔偿责任都是不合理且不合法的。原审法院作如此判决，无疑会令本是温馨情谊的交往风俗充满战战兢兢，时刻担心不测之法律风险。这绝不是司法所应倡导的价值导向。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辩称，韩新江、王鹏与郑某2同桌共饮，实际形成对饮，韩新江、王鹏与郑某2是同事，对郑某2的相关情况了解，但是在喝酒过程中，对郑某2形成的是放纵性饮酒，且二人明知饮酒后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巨大，也知道郑某2是自己驾车参加宴席，仍听之任之，导致郑某2酒驾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认定其两人行为与郑某2死亡具有间接故意过错，酒后二人没有尽到有效的帮助，一审判决有事实法律依据，只是判决比例过低。王师月辩称，宴会期间，韩新江和王鹏进行了善意提醒义务，但郑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过于自信的对自己的蒙蔽，没有充分注意到酒后的危险性，其他同针对孟红玉等上诉状的答辩意见。杜卫立辩称，无异议。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师月、韩新江、王鹏、杜卫立支付死亡赔偿金50000元（第一次开庭时变更为：死亡赔偿金2100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1日晚上，因王师月孩子满月，作为同事的死者郑某2驾车到王师月家中聚餐。郑某2与韩新江、王鹏、杜卫立同桌餐饮。期间郑某2、韩新江、王鹏饮酒，被告杜卫立因身体原因未饮酒。在饮酒结束后，郑某2酒后驾驶鲁Ｍ×××**号越野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本人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经公安机关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由郑某2负全部责任。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为郑某2的近亲属，认为王师月、韩新江、王鹏、杜卫立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不下，现提起诉讼，要求按照城镇居民赔偿其死亡赔偿金共计210000元。另查明，孟红玉系死者郑某2之妻子。郑某1、郑鲁梦系死者郑某2之子女。尹玉娥系死者郑某2之母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死者郑某2及四被告在事件中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死者的赔偿金应否按照城镇居民进行计算；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四被告是否应当赔偿，赔偿多少。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中【承担按份责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王师月因孩子满月，死者郑某2系自愿来到被告王师月家中饮酒。死者郑某2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具有控制自己饮酒不过量的能力，但郑某2放任自己饮酒致醉，造成交通事故致自身损害的发生，其应对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本案中，郑某2与韩新江、王鹏、杜卫立在王师月家共同聚餐饮酒，而醉酒可能导致社会危害，根据我国民法精神，共饮行为共饮者产生互相提醒饮酒不过量和对醉酒者的照顾及安全注意义务，而有义务作为却不作为及作为不当的，构成侵权。韩新江、王鹏在与郑某2共同饮酒过程中，没有及时提醒、劝阻郑某2不要过量饮酒，特别是郑某2醉酒后，王师月及韩新江、王鹏本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三被告的不作为行为是郑某2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诱因之一。故韩新江、王鹏均应对死者郑某2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其中王师月相当于是该饭局的召集者、酒水的提供者，郑某2与韩新江、王鹏、杜卫立均是因为王师月的孩子满月宴的缘故才参与饭局，在几人饮酒后王师月理应提供安全护送或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酒后驾车，故王师月应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杜卫立对其承担赔偿责任，杜卫立辩称其当时并未喝酒，而其他三被告均表明杜卫立当时未饮酒，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杜卫立当日同死者饮酒，故对于原告主张要求杜卫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死者郑某2在饮酒后仍驾驶机动车，导致其自身死亡，就事故责任而言自己负全责，就该饭局中各方的责任和饮酒的诱因而言，其本身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酌定由死者郑某2自行承担90%，王师月承担5%，韩新江承担2.5%、王鹏承担2.5%为宜。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依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依据审查确定的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情况分别按照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分别计算。就目前而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或定居，他们已经是城镇居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的实际年均收入已同于或者高于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如果无视这一客观实际，仅仅因为受害人为农村户籍就一律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有违公平。因此在确定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时应以户籍登记主义为原则，以经常居住地为例外。具体到本案中，死者郑某2的户籍虽系农村居民，但自2014年开始便与其妻子在邹平市租房居住，且按照城镇职工（单位名称为：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公司）自2017年开始就缴纳社会保险等，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从死者生前经常居住地、生前工作单位、工资收入水平、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生活消费水平、人道主义等因素考虑，本院确定本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为宜。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在庭审中及诉讼请求中，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要求死亡赔偿金按照山东省2018年度颁布的2017年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经计算为735780元，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虽要求被告按照30%赔偿，但酌定各被告按照10%赔偿比较公平、合理，经计算共计为73578元（735780元×10%）。王师月承担5%，即36789元（735780元×5%）。韩新江承担2.5%，即18394.50元（735780元×2.5%）。王鹏承担2.5%，即18394.50元（735780元×2.5%）。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师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死亡赔偿金36789元；二、韩新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死亡赔偿金18394.50元；三、王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死亡赔偿金18394.50元；四、杜卫立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五、驳回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负担2890元，由王师月负担780元，王鹏负担390元，韩新江负担39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共同饮酒时，对同桌共饮者的义务主要在于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即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阻、通知义务，以及饮酒结束后的照顾、护送义务。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席间存在强制劝酒、拼酒、斗酒等行为，不能证实同桌人员存在违反饮酒过程中提醒、劝阻、通知义务的情形。本案王师月系因孩子满月摆酒，宴请宾客人数较多，落座具有不特定性，除本案被告外，同桌人员还有数人，同房间还有另外的酒席，故根据本案宴请的特点，是否应承担饮酒结束后的照顾、护送义务，不应以是否同桌进行区分，亦不应以是否饮酒区别对待。本案照顾、护送义务承担人应系酒席的组织者，即王师月个人。一审依据韩新江、王鹏同桌饮酒即判令其承担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郑某2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饮酒后所产生的危险性和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在开车赴宴的情形下，仍进行饮酒，且酒后驾驶车辆，放任危险性后果的发生，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其本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王师月作为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根据双方过错程度，郑某2应自行承担此次损害后果的主要责任，本院酌定为95%；王师月承担次要责任，本院酌定为5%；韩新江、王鹏、杜卫立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韩新江、王鹏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8）鲁1626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8）鲁1626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三、驳回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对韩新江、王鹏、杜卫立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负担3670元，由王师月负担7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孟红玉、郑某1、郑鲁梦、尹玉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崔诗君审判员  张 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战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