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58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勇辉，男，197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四川高新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雪，四川鼎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艳，女，197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彬，四川棠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子荣，四川棠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家洪，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骆勇辉因与被上诉人聂艳、原审第三人刘家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1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勇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简阳市（2019）川0180民初119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聂艳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聂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骆勇辉在一审中已举示证据证明并陈述清楚聂艳一审诉讼请求涉及的223万元款项形成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只采信了聂艳的陈述，将聂艳一审诉讼请求所涉的223万元认定为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的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将2017年7月至9月聂艳向骆勇辉汇款190万元的性质认定为借款的唯一证据是备注了款项用途系“借款”的转账汇款凭证。除此之外，聂艳在一审诉讼中没有举示证明借款原因、形成借款合意的过程等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银行汇款备注栏中的内容是由汇款人自行填写的，骆勇辉在收款时是看不到“备注”内容的，故转账凭证中备注的“借款”内容，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没有任何证明力。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仅有付款凭证，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存在的，则不能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聂艳没有举证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聂艳与骆勇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196条、第210条的规定，认定聂艳与骆勇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 聂艳辩称：2016年6月29日的30万元借款有转账凭证和骆勇辉亲笔书写的借条等证据予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和骆勇辉一审当庭陈述足以认定3万元的现金借款。2017年7月3日、7月25日、9月27日三笔借款190万元均在原始转款凭证上备注为借款字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骆勇辉抗辩190万元系代刘家洪支付的投资款，且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家洪未发表陈述意见。 聂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骆勇辉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23万元；2.判决骆勇辉支付借款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 22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骆勇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9日，聂艳通过其中国银行的银行卡（卡62×××155）向骆勇辉的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卡62×××888）转账汇款300000元，转账汇款凭证的附言处载明“借款，有疑请查勿退”。骆勇辉向聂艳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聂艳人民币（300000）叁拾万借款人：骆勇辉身份证5110271973112275722016.6.29”。 2017年7月3日，聂艳通过其前述尾号为0515的中国银行银行卡向骆勇辉所有的前述尾号为2288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转账汇款100万元，汇款凭证附言处载明“借款，有疑请查勿退”。2017年7月25日，聂艳通过其在四川罗江农商银行的银行卡（卡号62×××26）向骆勇辉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卡号62×××61）转账汇款20万元，汇款凭证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处载明“实时到账借资”。2017年9月27日，聂艳通过其前述尾号为0515的中国银行银行卡向骆勇辉所有的前述尾号为8761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转账汇款70万元，汇款凭证附言处载明“请转武侯大道分理处借款有疑请查勿退138××××7333”。三次转账共计转款190万元。 聂艳提交的与骆勇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勇，你能不能先把上次你喊司机小王代你来拿的3万元借款先还给我，我这儿有点急事应下急”“那个钱我还了刘哥的哈”“啥时候还的哦”“打麻将我补了他一万多，有彬彬做证，多了就不解释了，如果刘哥说没还也没关系，记到账上就行了”。骆勇辉当庭对该3万元借款真实性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聂艳主张的第一笔款项30万元，有转账汇款凭证（附言备注为借款）及骆勇辉亲笔书写的《借据》，足以证明聂艳与骆勇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聂艳按照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骆勇辉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骆勇辉抗辩称，该笔款项系刘家洪委托聂艳偿还的2013年川大投资项目的投资款。首先骆勇辉认可该份《借据》是他本人书写的，其次，刘家洪对骆勇辉的说法并不认可，最后，如果是聂艳代刘家洪还款，骆勇辉作为债权人不可能给聂艳出具《借据》，这不符合一般的常识。骆勇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明白出具借条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故对骆勇辉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聂艳主张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到的3万元借款，骆勇辉对借款的真实性及借款金额均予以认可，但辩称已经偿还给刘家洪了。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已经偿还借款的举证责任应由借款人承担，即骆勇辉需对已经偿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现有证据分析，骆勇辉称已将3万元借款偿还给刘家洪，聂艳与刘家洪均予以否认，且骆勇辉并未举出已偿还3万元借款给聂艳的相关凭证，故对骆勇辉已偿还3万元借款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2017年7月至9月，聂艳分三次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转账汇款给骆勇辉的190万元。双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存在巨大争议。分析聂艳及骆勇辉所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等，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系借款的可能性更大。首先，聂艳在转账汇款的原始凭证上备注了款项的用途系“借款”。这些转账汇款凭证是2017年转款时形成的，不是事后补充或添加的，能真实地反映转款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如果聂艳转给骆勇辉的19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骆勇辉辩称的投资款，那么在2017年时，聂艳不大可能预见到双方会因此发生纠纷，提前做好准备，故意备注为借款。再次，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聂艳与刘家洪系夫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骆勇辉辩称与刘家洪存在合伙投资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书面的凭证予以佐证。如果是投资款，按照骆勇辉的说法，除了聂艳转给他的190万元，他自己还投入了几百万，那么几百万的投资款，如何使用的，资金的去向，用途等均不清楚，几百万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前期投资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书面的凭证或者印证材料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骆勇辉提到的简阳市葫芦坝投资项目真实性存疑。最后，退一步讲，即使骆勇辉与刘家洪之间确实存在投资关系，那么与聂艳出借给骆勇辉的190万元，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投资失败，也应该由骆勇辉与刘家洪进行结算。与本案民间借贷的审理，亦没有关联性。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骆勇辉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其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聂艳请求骆勇辉偿还借款本金223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从现有证据分析，不能证明聂艳与骆勇辉就借款期限及借款利息或者逾期利息等进行了约定，故聂艳不能主张其起诉之前的利息。聂艳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年利率6%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骆勇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聂艳借款本金223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22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未按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支付借款本金的，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92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22元由骆勇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骆勇辉提交以下新证据：四川省简阳市葫芦坝片区可行性报告、刘家洪名片、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刘家洪限制消费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人证言等，拟证明刘家洪与聂艳对外宣称夫妻关系，刘家洪与骆勇辉之间长期存在合作关系，共同参与简阳葫芦坝项目的前期策划，刘家洪从事建筑行业，因其系限制消费人员不能使用自己的账户，大额资金由聂艳保管。聂艳质证认为，可行性报告载明时间为2013年5月，与聂艳转款时间差距太大，并且没有任何单位盖章，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刘家洪名片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意见；照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刘家洪限制消费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没有意见；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刘家洪与聂艳不管对外如何称呼，事实上并非夫妻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刘家洪的大额资金系聂艳在管理。本院认为，四川省简阳市葫芦坝片区可行性报告未加盖公章，亦不能看出其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联性，骆勇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关于葫芦坝项目的信息，故本院对其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刘家洪名片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微信聊天记录、刘家洪限制消费令、企业信用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照片上没有任何与本案当事人有关的信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证人证言与微信聊天记录等能够印证刘家洪、聂艳曾对外宣称为夫妻关系，但刘家洪与骆勇辉是否合作投资葫芦坝项目，具体如何出资、如何合作证人郑某均不能详细描述，且大部分均是听骆勇辉所说，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证明内容，不予采纳。依据上述新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刘家洪、付琳娜系成都永盛世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注册资本1000万元，各认缴500万元，实缴明细栏为空白；2.刘家洪、聂艳虽未登记结婚，但曾对外宣称为夫妻关系；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向刘家洪发出限制消费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对于聂艳主张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到的3万元借款，骆勇辉对借款的真实性及借款金额均予以认可，且未举出已偿还给聂艳的相关凭证，一审认定骆勇辉应向聂艳承担还款责任。二审中骆勇辉并未在针对3万元提出异议，结合上诉人骆勇辉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聂艳的答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聂艳向骆勇辉转款220万的性质是否属于民间借贷。对此，本院分别作如下分析： 针对第一笔款项30万元，聂艳提交了转账汇款凭证（附言备注为借款）及骆勇辉亲笔书写的《借据》，虽然骆勇辉辩称该笔款项系刘家洪委托聂艳偿还的2013年川大投资项目的投资款，但违背一般交易常识，故对骆勇辉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2017年7月至9月期间的三次转款190万元。聂艳提交了原始的转账汇款凭证，款项的用途备注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聂艳在提供了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对于其与骆勇辉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骆勇辉抗辩上述转账来源于其与刘家洪之间的投资款时，属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即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其他的权利义务关系，举证责任随着骆勇辉对借款事实的抗辩而转移至骆勇辉一方，骆勇辉应当对该事实基础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回归到骆勇辉的举证，第一，虽然能够使刘家洪与聂艳曾对外以夫妻名义宣称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家洪指示聂艳向骆勇辉支付投资款，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刘家洪就所谓的葫芦坝项目的前期出资进行过协商或约定，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将聂艳转入的190万元如何用于葫芦坝项目，故本院认为其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聂艳与骆勇辉之间就案涉190万元有其他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骆勇辉提出刘家洪系限制高消费人员，故使用聂艳账户转入转出大额资金，但从骆勇辉提交的证据来看，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向刘家洪发出限制消费令的时间在2018年8月29日，聂艳向骆勇辉转款的时间在2017年，故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采纳。第三，虽然聂艳在转账时备注“借款”骆勇辉当时无法看见，但这些转账汇款凭证是2017年转款时形成的，能真实地反映转款时聂艳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骆勇辉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时，一审法院据此判断190万元系借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骆勇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5844元，由骆勇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芳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易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