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7民终32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邦芳，男，195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兴国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邦伟，男，195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兴国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基玉，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棠，男，197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兴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邦红，男，196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兴国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济民，江西国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刘清泉，男，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兴国县。 原审第三人：黄恒峰，男，198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兴国县。 上诉人刘邦芳、刘邦伟因与被上诉人刘贵棠、刘邦红、原审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2019)赣0732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邦芳、刘邦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刘邦红、刘贵棠共同返还二上诉人股金转让款58.5万元整，并自2013年11月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58.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书》，并非《南坑乡土坯房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的从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签订《南坑乡土坯房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目的是为合同三方当事人投资南坑乡安置套房项目的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三方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是合伙关系。在上述协议履行不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是上诉人将原有投资款作为借款本金出借给被上诉人用于其继续经营“南坑土坯房项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质上的法律关系已经由合伙关系转化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只需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的形成，并不以“南坑土坯房项目”为前提条件，三份协议之间不存在主从的附属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单独建立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独立于合伙关系，原判关于主从合同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故而，“投资合作协议”的效力与否，并不会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效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二、原判对《南坑乡土坯房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的效力认定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先还原下入股、转股前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3年11月5日入股58.5万元，于2014年8月27日与被上诉人签订《股金转让协议》；之后，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以及其他合伙人继续完成投资合作项目（注：上诉人转股后，被上诉人又吸收了其他合伙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诉人转股之前，涉案的合作项目已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次，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转股时，涉案的投资合作事项已具备办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的条件；上诉人转股后，是否办理相关资质，并非上诉人所能控制。再次，原判关于“主合同无效”的观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来看，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持审慎的态度，也即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应根据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力来确定。本案中，上诉人已退股，退股后的投资合作事项如何操作，与上诉人无关，而是未退股的其他合伙人所要决定的事项（包括上诉人退股后新增的合伙人），很显然，该事项并非本案要解决的。因此，原判所认定的“主合同无效”过于草率，实属不当。三、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过错，无论《南坑乡土坯房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上诉人入股股金的本息均应当得到支持。1、本案应当视为投资合作项目的权利承继方未履行法律义务，其法律责任应由未履行法律义务的一方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入股股金承接方，且在上诉人转股已获得相关审批手续、符合办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条件下，被上诉人有义务去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因此，不论被上诉人等人是否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已与上诉人无关，因未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2、退一步来说，即便认定“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无效”，被上诉人仍然负有返还上诉人入股股金58.5万元及其利息的义务。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也不能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应当是向上诉人行使释明权，且在行使释明权后根据上诉人的诉请做出实体判决，上诉人于2013年11月5日入股58.5万元、2014年8月27日转让股份，之后，上诉人从未参与涉案的投资合作项目，上诉人的入股股金及其利息损失如何获得救济，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明确。而且，上诉人于2014年8月27日转股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从未参与过投资合作项目，该项目如何运作，上诉人根本无从知晓。 被上诉人刘贵棠、刘邦红辩称：一、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的《股金转让协议》系《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的从合同，而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所谓主合同的法律概念系不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不受其他合同制约而能独立存在的合同。所谓从合同的法律概念系必须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自身不能独立存在的合同。从合同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从属性，即从合同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以主合同的存在并生效为前提。本案中，《股金转让协议》系以《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存在为前提，即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必须以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与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为前提。只有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与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才能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而如果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与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订立的合伙协议无效，即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则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不存在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的前提，即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无法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而应当按照无效合同处理。据此，应当认定《股金转让协议》系《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的从合同，《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无效，则《股金转让协议》亦无效。2.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的《股金转让协议》根本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亦未转化成民间借贷关系，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没有出具借据，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明显是在虚构事实。况且，即便假设转化成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也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审理，当然最终亦应当按照无效合同处理。二、无效的合同自始至终无效，不存在部分期间有效、部分期间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至终无效。据此，应当认定无论是在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股金转让协议》之前还是之后，《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自始至终无效，而《股金转让协议》亦自始至终无效。三、从合同有效的角度进行论证，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原审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系合伙关系，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的《股金转让协议》实质系合伙人退伙协议，而因合伙协议约定不得退伙，故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依法不得退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之规定，应当认定合伙人退伙应当首先按照书面协议处理。本案中，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原审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订立的《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不能中途退股”。而原审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之前根本不同意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退伙。况且，原审庭审时原审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又明确表示不同意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退伙。据此，应当认定即便不考虑合同无效的重大因素，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的《股金转让协议》亦不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同样不得要求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支付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和逾期付款利息。四、从合同解除的角度进行论证，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的《股金转让协议》已解除。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订立的《股金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股东内的事务，甲方退股后对甲方一切无关”，即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无权向其他合伙人和购房业主主张合伙人的权利，只能向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主张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和逾期付款利息。但2017年底，因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根本未向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支付任何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和逾期付款利息，故双方协商解除《股金转让协议》，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恢复合伙人身份，并由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以合伙人身份和分配投资回笼资金的名义直接向购房业主收取购房款，且由购房业主直接向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出具尚未支付购房款的欠条。况且，原审庭审时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均认可参加合伙人会议，被答辩人刘邦伟还在合伙人会议记录中签字。据此，应当认定同样即便不考虑合同无效的重大因素，而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与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经协商已解除《股金转让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已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根本不适用本案，且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存在一定的过错。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自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根本不适用本案，本案系因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而根本不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需要经批准或者登记的问题，该规定适用于房屋转让合同等需要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2.无论对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还是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而言，当事人双方均无法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因为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必须符合较高的法定条件，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不是积极作为就能取得的。况且，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主张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有义务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而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亦同样有义务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当事人双方均具有一定的过错。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应当认定人民法院只应考虑在起诉前当事人是否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而根本不应考虑为什么没有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哪方当事人没有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有无积极作为争取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而只要没有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则就应当按照无效合同处理，亦应当认定当事人双方均具有一定的过错。4.本案所涉房地产项目是否办理房屋建设手续，即是否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权证，与本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否有效无任何关联，根本不是认定是否有效的因素和标准，而认定是否有效的唯一因素和标准系当事人一方是否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六、当事人双方应当待本案所涉房地产项目进行结算后，再按照无效合同协商处理，如无法进行结算或者无法协商处理，则应当另行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组织进行结算后，再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原审法院根据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的诉讼请求，继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是完全处理得当的。1.只有待本案所涉房地产项目进行结算后，才具备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条件，否则根本无法处理。2.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反诉请求，人民法院的判决不能超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这是一项基本司法原则，即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中，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答辩人刘贵棠、刘邦红支付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和逾期付款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继而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完全处理得当的。况且，原审法院根本不负有进行释明的义务，亦不应进行释明，否则有悖于公平、公正的中立原则。 原审第三人黄恒峰、刘清泉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明确约定：“不能中途退股”。答辩人黄恒峰、刘清泉一直都坚决不同意被答辩人刘邦芳、刘邦伟退股，双方之前还因此发生过纠纷。如果被答辩人退股，将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如果本案房地产项目出现亏损，则届时承担亏损的将由六个股东变为四个股东，且刘贵棠、刘邦红经济实力一般，这无疑将大大增加了答辩人的经营风险和经济负担。而之前，答辩人已向银行贷款140万元用于本案房地产项目。刘邦芳、刘邦伟、刘贵棠、刘邦红显然是恶意串通，其目的就是为了转嫁经营风险，从而让答辩人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况且，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约定的“不能中途退股”的初衷和原意，就是由六个股东共同分担经营风险，即人多力量大，从而降低每个股东的经营风险。据此，被答辩人退股严重违反当初约定，且完全有可能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是无效的，法院不应支持。二、应当待本案房地产项目全部结束进行结算后，相关债权、债务、账目、利润和亏损全部搞清楚后，再由六个股东协商处理财产分割事宜，协商不成，交由法院处理。而现在，因案涉房地产项目尚未结束，也未进行结算，相关债权、债务、账目、利润和亏损尚不清楚，故根本无法处理。三、2017年底，被答辩人参加了合伙人会议，并以合伙人身份向业主收取购房款。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 一审原告刘邦芳、刘邦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两原告股金转让款58.5万元整，并承担利息456300元，从2013年11月5日起按1.5%的月利率承担月利息，直到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决定在南坑乡原敬老院地块政府划定的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投资合作建设土坯房改造套房。2013年11月5日，第三人刘清泉为甲方，原告刘邦芳、刘邦伟及被告刘邦红为乙方，被告刘贵棠、第三人黄恒峰为丙方，三方签订《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平等友好协商，决定共同出资开发建设兴国县南坑乡南坑新区农村土坯房安置小区，现将具体事宜协商如下：一、本次合作共投资壹仟万元人民币左右，甲方占股50%，乙方占股30%，丙方占股20%；分次进账，第一次肆佰万元，每股按所占股份比例投入，在11月6日前到账，以后增资到账日期另议。二、股东成员组成：1．甲方代表为刘清泉，占股50%；2．乙方由刘邦芳、刘邦红、刘邦伟三人组成，占股30%，其中刘邦芳占股15%，刘邦红占股7.5%、刘邦伟7.5%；3．乙方代表为刘贵棠，占股20%。二、资金共同管理，专项使用，任何一方不得挪用公款：1．统一账户，开户名为刘清泉，保管存折；密码由刘贵棠设置；资金共同管理；甲乙丙三方共同监督资金使用情况。2．涉及资金较大支出时，须三方共同决定。3．甲方先期所付出的壹佰肆拾万，三方按2%的月息支付给甲方，并于2013年12月30日前连本带息归还给甲方。三、所有证件由甲方的名字出现，所有的权物归出资人共同所有。四、甲方负责与乡政府签订合同，取得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权利，并具体立项为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五、投资三方为利益共同体，双方应彼此信任，友好合作，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不能中途退股、转股、增股；风险与利润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担；六、工程的建设与销售三方另行协商，甲乙丙三方共同协调，积极参与；1．甲方负责整体工程的建设与销售、财务监督、与镇政府签订土地开发建设合同，付给工资万元；2方负责整体工程的建设，具体为监督工程的质量与进度，处理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具体事宜，共同销售房屋，付给工资万元；3．丙方（或者丙方委托）负责本项目的财务做账，监督资金的使用，共同销售房屋，付给工资万元；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刘邦芳于当天交纳了合作投资款人民币39万元，原告刘邦伟于当天交纳了合作投资款人民币19.5万元。《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协议的各方启动了在南坑乡原敬老院地块政府划定的安置点的土坯房改造套房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的土地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地类（用途）为商业、住宅，以第三人刘清泉的名义于2013年12月18日从兴国县国土资源管理局依法以出让方式取得，并于2013年11月20日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4年7月15日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至今未办理《建设施工许可证》，且至今未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2014年8月27日，原告刘邦芳、刘邦伟为甲方，被告刘邦红、刘贵棠为乙方，双方签订《股金转让协议》约定如下：“经双方协商将南坑土坯房改造股金58.5万元，转让给乙方，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以下协议：1、甲方本金（58.5万元）伍拾捌点伍万元正。乙方按进股收据日期，月息按1.5%计息（每月8775元）2014年以前利息，要到2014年年底或南坑套房出售五套房后付息，2、2015年以后本金（58.5万元）伍拾捌点伍万元正，月息按1.5%计息（每月8775元），须等到南坑套房出售二十套后本金利息全部付清。3、股东内的事务，甲方退股后对甲方一切无关。4、刘贵棠和刘邦红各占50%股份，利润和风险各占50%。此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不得反悔，如有违背协议有违约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股金转让协议》签订后，本案原、被告及两位第三人合伙投资的建设项目正负零以下的建设已完成，此外，还以第三人黄恒峰、刘清泉的名义向银行借款。此后，原告刘邦芳向甲乙丙三方投资合作建设的南坑乡原敬老院的项目中于2018年1月28日收取购房户廖玉彬购房款1万元、于2019年2月2日收取购房户谢良文购房款24000元，原告刘邦伟于2018年2月11日向购房户何基生收取购房款1万元，两被告并未付款给两原告。 2017年8月19日，原告刘邦芳、刘邦伟为甲方，被告刘邦红为乙方，三方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甲方与乙方及刘贵棠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合伙的《股金转让协议》，乙方实际受接甲方股金11.25%，应承担甲方退股本金29.25万元及担负利息，现就还款事宜达成一致条款：一、乙方受让甲方11.25%股份，承担29.25万元的股金偿还义务。二、乙方在2018年3月30日前负责将上述款项还清给甲方。三、根据2014年8月27日的《股金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应继续承担认可欠29.25万元的利息，按1.5%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止。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双方签订起日生效”。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投资合作的三方不能中途退股、转股、增股，但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上述《股金转让协议》，两原告与被告刘邦红签订上述《还款协议书》，均未取得另外两名合伙人即本案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的同意，也未告知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2017年9月20日，两原告前往第三人刘清泉的店里，要求第三人刘清泉在两原告交纳投资合作款的收据上签字批注“股金转让给刘邦红、刘贵棠”的类似内容，第三人刘清泉没有同意，双方发生了争吵，原告刘邦芳在争吵中损坏了第三人刘清泉的物品，第三人刘清泉因此报警并在后来起诉至法院要求原告刘邦芳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此后因双方已在案外调解处理，第三人刘清泉于2017年11月2日撤回了起诉。庭审中，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均表示不同意原、被告之间进行股份转让。 另查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合伙投资的本案所涉建设项目至今一直还没有进行合伙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国有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应当成立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签订的《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范畴，但至今为止，原、被告及第三人从事合作开发房地产仅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取得《建设施工许可证》，也未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至今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无效。而原、被告基于《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签订的《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书》，是《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的从合同，因主合同《南坑乡土坯房改造套房安置点建设投资合作协议》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书》也应归于无效，因此，两原告依据无效的、无法律约束力的《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书》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转让款58.5万元并承担利息之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邦芳、刘邦伟要求判令被告刘邦红、刘贵棠“共同偿还两原告股金转让款58.5万元整，并承担利息456300元，从2013年11月5日起按1.5%的月利率承担月利息，直到还清时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72元，原告刘邦芳、刘邦伟已预交，由原告刘邦芳、刘邦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邦芳、刘邦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南坑总体支出情况、南坑项目外欠明细、南坑项目总投资情况（收）、南坑房屋销售收款明细共5页，欲证明南坑项目的部分财务情况。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没有相关当事人的签名，本院对其证据“三性”不予认定。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本条是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与合同效力的原则规定。房地产开发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合作开发房地产中一方的经营资格进行必要的限制，反映了国家公权力对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控制和合理干预。根据本条规定，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至少应有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这是决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否有效的必要条件。本案中，上诉人刘邦芳、刘邦伟、被上诉人刘邦红、刘贵棠及原审第三人刘清泉、黄恒峰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开发建设兴国县南坑乡南坑新区农村土坯房安置小区，该合同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因各方当事人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三方所签《投资合作协议》无效。而《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书》系以《投资合作协议》有效为前提，且《股金转让协议》约定不能中途退股、转股，故一审判决认定《股金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邦芳、刘邦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72元，由上诉人刘邦芳、刘邦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 忠 审 判 员  罗 宁 审 判 员  王阿婷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代理书记员  钟 琳 代理书记员  姚冰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