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62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皓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草堂北路********。 法定代表人：周仕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一，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刚，男，汉族，1973年7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法定代表人：栾汉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智杰，四川贞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四川贞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四川皓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南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川民申340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皓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一，被申请人倍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智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皓南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关于张涛职责权限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认为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是被申请人委托代收转付适用法律错误。张涛系被申请人驻工地代表，其本身系被申请人项目受托管理者而无需再行委托。第一，双方合同约定张涛为被申请人驻工地代表、设立项目经理实施工程全面组织与管理、张涛权利包括经济责任和工期事务。第二，《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项目经理是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第八条规定项目经理处理与所承担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项目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由此可见，项目经理在项目上作出的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也并不是无权代理形成的表见代理，而是代表法定代表人从事管理行为。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等也作了同样规定。2.原判认为张涛系证人身份未出庭作证、其《情况说明》不具可采性适用法律错误也与事实不符。第一，张涛并非证人而是被申请人工地代表。第二，《情况说明》虽为事后出具但张涛至2015年2月仍在履职。《情况说明》2014年8月20日出具后，被申请人未对张涛进行撤换且自认张涛代表公司参与了项目结算。申请人调取的仲裁证据证明张涛2014年12月22日签署了赛鑫劳务公司支付凭证、2015年2月13日签署了《结算登记表》且另案判决认定真实有效。第三，《情况说明》并非孤证，有其他证据佐证具有可采性和证明力。第四，张涛在(2014)金牛民初字第6946号案中对本案所涉539.5万元作出的陈述与《情况说明》相互印证。3.原判认定“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履行合同约定的职责”片面曲解合同含义。第一，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履行合同约定的职责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合同没有约定的权限张涛不能行使。一是合同同时约定“设立项目经理实施工程全面组织与管理”；二是《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明确项目经理是全权代表；三是项目管理所需权限通常无法逐一列举，双方合同遵循行业习惯是以全权授权为前提、未明文禁止即为授权。第二，单就资金调配管理权限合同是明确给予了张涛相关授权的，合同7.1条约定“经济责任和工期事务”权利。第三、张涛与被申请人《工程项目承包合同》载明张涛拥有资金调配管理权限、行使工程指挥权和经营管理权、有权按资金使用计划使用资金、自行决定奖金分配形式。4.原判认定代收转付与履行职务无关、超出合同约定权限适用法律错误，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本案争议款项本质上是向吕刚付款，只是因吕刚公司春节紧迫无法及时开具发票而没有直接支付给吕刚，而是通过申请人代收转付。代收转付与张涛履行职务紧密相关，吕刚虽非本案水电分包双方，但其属土建分包方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与申请人同属张涛承包范围内的土建施工方，张涛依据吕刚（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的土建分包合同负有向吕刚支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资金的收付和调配管理是工程施工重要事项，也是张涛作为工地代表确保工程运行和履行职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重要工作职责，张涛指令“代收转付”与工程运行有关，工程施工中相互代为收付虽非常态但特殊紧急情况下为确保款项的及时和急需，是项目管理的客观需要，也是施工行业通常的惯例，是张涛履行项目协调管理职责。代收转付是项目资金在项目内运转，各方均属张涛履职范围内。是张涛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代收转付与双方合同和工程管理完全符合。如前所述，双方合同并未明文禁止张涛代收转付，而且明文授权张涛拥有项目资金调配管理权限。《项目经理管理办法》规定项目经理行使下列权力：“(二)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有关的外部关系；(三)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进入项目的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而张涛与被申请人合同明确载明张涛“行使工程指挥权和经营管理权”“按资金计划使用资金”。均对资金调配管理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授权。因此，张涛并不存在越权。工程施工中张涛还安排有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代收转付”。5.原判认定“明知张涛越权仍按其指令行事不构成表见代理”毫无证据支撑，申请人依据项目经理全权代表这一行业共识认为张涛就是被申请人，张涛安排“代收转付”当然照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40号规定，张涛构成表见代理。对此(2016)最高法民申1054号案、(2016)最高法民申1142号案均有相关认定。二、原判关于向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吕刚付款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一，原判认为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与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结算中包括有争议的539.5万元与事实不符。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提交与庆铭公司应付款、已付款金额未被采纳，但申请人举证的仲裁证据已经证明被申请人自认还有800万余元未向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因在于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经通过吕刚从申请人处收取了案涉539.5万元。不仅如此，被申请人还起诉要求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退还600万元，该退还金额也与案涉539.5万元本息和诉讼等成本预留相吻合。第二，申请人收款后向吕刚支付举证了转款凭证及《关于转款情况的说明》，吕刚在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6946号案中明确认可收到了该539.5万元。原判关于“法律并不禁止工程款超付”的认定强词夺理，被申请人无理由提前超付，超付对“代收转付”具有间接证明力，原判有意回避超付的真实原因。三、二审程序明显不当。对申请人申请追加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张涛、吕刚为第三人未采纳；对申请人调取提交的(2016)成仲案字第819号证据未作评述；对申请人申请责令被申请人提交审核凭据而其未提交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未认定；对申请人申请责令被申请人提交与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付款、已付款金额未采纳；对申请人提交的(2014)成民终字第37号等判例未作记载与评述；对申请人提交《关于倍特公司支付皓南公司款项的统计与认定》《关于转付吕刚款项过程的情况说明》未记载与评述，严重影响事实认定，导致错判。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于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和民事行为“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其真实意思和含义。案涉539．5万元不应当认定为支付申请人的工程款。1.张涛的授权是全权，双方合同未明文排除事项均在授权范围内，被申请人应对张涛指令的“代收转付”承担法律责任。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该539．5万元时申请人完成工作量200万元不到，按约定付款为已完工程量的70％，被申请人提前超付并非支付申请人工程款。3.申请人收到该款后已按张涛要求全部转付给了吕刚，申请人无任何占有行为。4.该代收转付不是申请人自作主张、也不是申请人与吕刚协商产生，而是张涛安排和指令。5.该代收转付属项目资金在项目内的调配管理，属张涛行使资金调配管理权的内容，即使不是职务行为也应当构成表见代理。6.合同约定进度款由“发包人审核工程量后付款”，被申请人对该笔付款不知晓的抗辩不能成立。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规定，被申请人多次认可知道“过帐”而未作否认表示，双方合同也未明文禁止张涛代收转付，即使张涛无权代收转付也应认定为授权不明，因此被申请人亦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8.被申请人拒不提交539．5万元付款审核凭证，只提交了张涛的请款单搪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该款不应当认定为对申请人的付款。9.被申请人与庆铭公司结算认可尚欠庆铭公司800万余元，因此被申请人并未因“代收转付”多支付庆铭公司应收款项，且对本案争议款项已经作了600万元的诉讼预留。因此被申请人如不承担责任不仅导致申请人无辜受损，也将导致其不当得利。10.申请人基于对张涛项目经理身份的信赖代收转付并无过错，即使其代付指令违背被申请人内部管理申请人也无从知晓和无权过问，何况合同约定申请人必须“接受甲方及有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与现场其他单位搞好协调配合。”因此张涛该项指令是否经倍特公司同意、是否妥当均与申请人无关，相关责任不应由申请人承担。11.吕刚收取539.5万元既有合同依据也未超收多收，因此申请人如败诉将面临无权追诉吕刚、巨额损失无救济途径的不公平困境。12.申请人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佐证张涛《情况说明》内容真实，也能够证明进度款支付为当期完成量的70％、支付539.5万元时完成量不足200万元、张涛出具《情况说明》当时及其后仍在履职、被申请人承认“过帐”事实等。13.申请人举证的判例七件均认定项目经理行为属职务行为。另外，水电临时设施费和安装措施费属申请人实际完成和实际发生，且被申请人也从发包方处实际收回，应当支付申请人。为查明事实特申请调取（2014）金牛民初字第6946号案民事审判笔录。综上，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倍特公司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案涉539.5万元系代收转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皓南公司未能提供倍特公司出具的书面委托付款手续。其次，张涛对案涉539.5万元出具情况说明是在倍特公司转款两年后且不是原件，张涛在本案中不仅是证人也是利害关系人，其未出庭作证此情况说明系孤证，无法证明皓南公司的诉讼请求，且按照常理该情况说明应留存在倍特公司而不是皓南公司持有并提交。第三，皓南公司陈述收到539.5万元即付给工程土建施工人吕刚，但根据银行流水转款摘要载明的“货款”“借款”等字样，说明转款时皓南公司对转款的性质认为系买卖或者借贷而不是接受倍特公司或者张涛的指示转款。该款项收款人不仅有吕刚以及吕刚的妻子，也有张涛安排的人，甚至还有李俊刚本人。二、代收转付不是驻工地代表的职责范围，其所代表的事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张涛系倍特公司驻工地代表，只有张涛履行与职务有关的行为才能构成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代理权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现形式，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代收转付与工地代表职责授权范围无任何关系。皓南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倍特公司对所谓539.5万元代收转付进行授权或者进行追认。代收转付属于重大的民事行为，涉及工地巨额资金的实际收款人是谁，对倍特公司的利益也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皓南公司还需要张涛提供更为有利的授权，才能达到皓南公司足以相信张涛的口头指示能够代表倍特公司。三、皓南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来看，倍特公司有理由怀疑皓南公司与张涛恶意串通损害倍特公司的利益。首先，皓南公司原审提交的收条显示付款人李俊刚、收款人张涛，表明二人在本工程之前就已经认识且有经济往来，而且是在张涛入职倍特公司之前就已经发生。其次，倍特公司诉皓南公司案中倍特公司提交的证据，皓南公司的代理人李俊刚在庭审答辩中对倍特公司支付的729.5万元没有异议，但其中有500万余元是给张涛的，皓南公司又在张涛处收到该500万余元，和本案其主张只收到190万元明显不符。第三，特公司诉皓南公司案中皓南公司自认在张涛处收到500万余元工程款，尚有两百多万元未收到，而本案中皓南公司要求倍特公司支付500万余元工程款，前后陈述不一致，有隐瞒事实可能。第四，在重庆科宝电缆案中查明张涛私人转账给李俊刚，倍特公司不否认但是此款性质不明，说明张涛作为工地代表的时候皓南公司为水电分包方，张涛和皓南公司的代理人李俊刚不仅早有资金往来，而且隐瞒资产，严重损害倍特公司利益。综上所述，案涉539.5万元不属代收代付，请求依法驳回皓南公司的再审请求。四、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皓南公司负责水电临时设施及安装，并且皓南公司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部分工程由其施工，其主张该两笔费用没有事实依据。 皓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倍特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5643578.5元，倍特公司承担拖欠的工程款利息1947034.5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8日，皓南公司与倍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倍特公司将其总承包的龙湖北城公司位于成都市五块石的“龙湖北城天街西地块一期1标段”工程相关劳务分包给皓南公司施工；施工图中除发包方负责分项外的所有水、电施工工程，作业范围为该工程1、7、8、11、12、13、14号楼（含相应楼栋地下部分），合同价款约为6000000元（最终按实结算）；结算方式为工程业主龙湖北城公司审定的本工程水电单方造价-5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该合同同时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皓南公司驻工地代表为李俊刚、倍特公司驻工地代表为张涛。案涉工程已于2012年9月20日经龙湖北城公司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2014年9月9日，李俊刚在案涉工程龙湖北城公司与倍特公司结算书中的一页签字“本工程清单量造价、三单、人工费调整，合计以此结算价为准”，该页载明了案涉工程地下室建筑面积21256.7平方米、单价72.11元/平方米，1号楼建筑面积28599.33平方米、单价93.62元/平方米，7、8、12、13号楼建筑面积15265.6平方米、单价89.85元/平方米，11、14号楼建筑面积11449.2平方米、单价90.23元/平方米，合计面积76570.83平方米，金额6845262.72元；还载明三单318608.86元，人工费调整62917.92元。前述金额总计7226789.5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皓南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934元（减半收取32467元），由皓南公司负担。 皓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倍特公司支付工程款5643578.5元及利息。 二审期间，皓南公司提交了2013年9月16日《会议纪要》，拟证明倍特公司与吕刚之间的土建工程款已经结算付清。倍特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会议纪要》中载明的是倍特公司与四川置盛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倍特公司与吕刚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二审法院对《会议纪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皓南公司还申请向成都市仲裁委调取了以下证据：1.仲裁申请书、张涛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倍特公司就内部承包事项向张涛提起仲裁。2.仲裁开庭笔录（第一次），拟证明分包单位代倍特公司过账的事实。3.仲裁开庭笔录（第二次），拟证明倍特公司向皓南公司等三家劳务公司支付人工费后，张涛领取用于发放人员工资。4.仲裁开庭笔录（第三次），没有特别证明目的。5.仲裁开庭笔录（第四次），拟证明倍特公司对《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不持异议。6.倍特公司与张涛《工程项目承包合同》，证明张涛有权行使工程的项目指挥权和经营管理权、有权安排使用资金、有权决定分配形式。7.倍特公司仲裁《庭审补充意见》，拟证明三家劳务公司（皓南公司）收到的倍特公司支付人工费，存在转给张涛用于发放人工工资的事实。8.审计申请，无证明目的。9.《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拟证明张涛至2014年12月22日前仍在行使项目管理权。10.倍特公司与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驻工地代表为凌志勇，合同金额为1024万元。11.倍特公司与庆铭公司《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合同金额为2100万元，庆铭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为吕刚。12.倍特公司与泓森律所《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截止2014年5月13日倍特公司支付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付款为12628730元，欠付8371270元。13.（2015）金牛民初字第727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倍特公司确认已向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结清劳务费；基于张涛的外观身份，有理由相信其行为得到倍特公司的授权或者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倍特公司承担。14.（2017）川01民终93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倍特公司对张涛的职务行为不持异议。15.（2015）高新民初141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贺凤英系吕刚配偶。16.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皓南公司在收到款项次日就支付给了吕刚、贺凤英等人，其中直接支付给吕刚、贺凤英1595000元，80895元的差额作为过款的税费，支付给倍特公司分包的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吕刚）金额为5314105元。 倍特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皓南公司及案涉项目土建分包单位于2013年在倍特公司聚众闹事并集结人员围堵倍特公司及其母公司商新发展办公场所，倍特公司才发现张涛有伙同皓南公司等劳务单位骗取公司资金之嫌；张涛作为项目经理，仅能够代表倍特公司进行现场管理，无权代表倍特公司对该项目的资金进行挪用；对证据3、4、5的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严禁乙方及其项目部组成人员超越授权范围实施越权代理、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等行为”，张涛仅有权现场管理，无权任意、随意使用资金；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能达到皓南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达不到皓南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皓南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张涛在这两案中仅能说明张涛有供货、结算行为，不能据此类推本案中张涛行为是职务行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只能证明皓南公司收到款项后的私人行为，与本案无关，且倍特公司与吕刚、贺凤英无任何直接合同经济关系。 二审法院根据皓南公司申请要求倍特公司提交倍特公司向皓南公司转款5395000元的请款及转款的相关证据。倍特公司提交了4笔共计5395000元的张涛签字的电汇支票请领单、电汇凭证、发票及所附合同。皓南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倍特公司提交的请款单看不出倍特公司对张涛请款的审核，付款当时并未到付款节点。皓南公司补充提交2014年1月28日倍特公司支付皓南公司400000元的电汇支票请款单，认为其上就有倍特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签批。倍特公司认为，张涛作为项目经理审核工程量，凭证都经过出纳、会计主管、会计经理审核；2014年1月28日付款是在特殊情况下支付的，不能作为付款流程的依据。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外，二审法院另查明，1.皓南公司陈述其收到倍特公司转款5395000元后，次日即转款给吕刚795000元、贺凤英（吕刚妻子）800000元、王小红（张涛安排的人）800000元、李俊刚（皓南公司案涉工程负责人）2319075元、周晏（皓南公司工作人员）600000元，共计5314105元，其余80895元为过款的税费，35元为工本、手续费；李俊刚收到款项后现金支付给吕刚。2.皓南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载明上述转款摘要注明为“货款”、“借款”，皓南公司陈述系银行自行标注。3.案涉工程土建劳务由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皓南公司陈述吕刚系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建的土建劳务的实际施工人。4.皓南公司一审提交张涛于2014年8月20日向倍特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项目部于2012年2月10日由公司转账支付到皓南公司的劳务人工费合计5395000元，实际是用于支付本项目的土建劳务（吕刚）人工费。鉴于当时紧临春节，土建工人不断急催发放工钱，而土建劳务（吕刚）又不能及时提供劳务发票等公司要求的相关手续，故被迫选择通过皓南公司转支该笔款项。皓南公司收到后就直接转付给了土建劳务（吕刚）。所以该款（5395000元）不是用于支付本工程的水电安装劳务费（李俊刚即皓南公司）。”倍特公司否认收到该《情况说明》。5.倍特公司与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有《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吕刚系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 二审法院认为，皓南公司与倍特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二审争议的焦点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争议5395000元是否应认定为倍特公司向皓南公司的付款问题。皓南公司主张5395000元为代收转付吕刚，不能认定为倍特公司向皓南公司的付款。二审法院认为，首先，皓南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倍特公司委托皓南公司代收转付；其次，《情况说明》系倍特公司转款2年后的2014年才出具，张涛的身份应为证人，在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其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可采性。倍特公司否认收到该《情况说明》，且张涛仅系倍特公司驻工地代表，其权限根据案涉合同约定为“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履行合同约定的职责”，“代收转付”已超出其合同约定权限。而皓南公司明知张涛越权的情况下，若仍按其指令行事，则不应认定为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倍特公司承担。皓南公司上诉认为“一审事实上认定了张涛不能代表倍特公司，与一审认定张涛驻工地代表身份相互矛盾”，张涛系其驻工地代表，并不表示其任何行为均能代表倍特公司，张涛只有履行与职务相关的行为才能构成职务行为，故皓南公司的该上诉理由并不成立。第三，倍特公司与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确系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吕刚系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但皓南公司无证据证明倍特公司与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结算中包括有争议的5395000元。第四，根据皓南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皓南公司收到5395000元后，也并未向吕刚及其妻子全部支付，收款人员中有张涛安排的人、有皓南公司工作人员，其中200余万元还向李俊刚即本案皓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支付，而无证据证明李俊刚已将200余万元支付吕刚，与皓南公司陈述的“代收转付”不一致，皓南公司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争议的5395000元为倍特公司向皓南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正确，予以维持。皓南公司与吕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另行解决。 皓南公司主张支付5395000元时即2012年1月19日，皓南公司完成工程量仅200万元左右，倍特公司却一次性支付5395000元，与支付惯例不符，则表明倍特公司是知晓并认可该款是皓南公司代收转付吕刚。二审法院认为，即使倍特公司的支付与合同约定有不符之处，但法律并不禁止超付工程进度款，超付工程款的事实不能直接证明倍特公司知晓并认可该付款系“代收转付”。 二、关于皓南公司主张的水电临时设施费382854.15元、水电安装措施费316789元是否成立的问题。水电临时设施不是案涉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皓南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完成水电临时设施的施工，且费用的计算没有合同依据，因此，皓南公司主张的水电临时设施费不能成立。同时，皓南公司主张的水电安装措施费无合同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34元，由上诉人皓南公司负担。 再审审理中，倍特公司提交了如下新证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金牛民初字第6946号原告倍特公司与被告皓南公司、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置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张涛、吕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2014年10月28日和2015年5月22日的民事审判笔录，该2014年10月28日民事审判笔录第9页载明“皓南公司：对原告支付给我公司729.5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这笔款项中有五百多万实际上是在帮本案诉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张涛进行过账，我公司并未收取这部分款项。同时，皓南公司实际完成的工程价值大概780万元左右，这部分价款皓南公司并未足额收取，只从张涛处收到了五百多万，还有两百多万没有收到，原告应当承担这个付款义务。”2015年5月22日民事审判笔录第9页载明“皓南公司：倍特公司总共付给我的金额，是倍特直接支付给皓南的，然后转给吕刚的；和项目部直接支付给我的，包括支付给我供应商的。总共价款是5940095元，包括那190万。这个是我认可我收到的全部金额。”拟证明皓南公司隐瞒了重要事实，即皓南公司自认收到工程款至少500万余元，与本案诉讼请求不符；皓南公司自认收到张涛500万余元，加上本案自认收到倍特公司直接转付的190万余元，实际上倍特公司已超额付款。张涛没有在上述民事审判笔录中签字而是袁永福代签。皓南公司质证认为，该民事审判笔录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2014年10月28日的民事审判笔录清楚说明本案争议的539.5万元是代过账，皓南公司完成产值是780万元左右。2015年5月22日的民事审判笔录第9页还载明“吕刚：倍特公司支付给皓南公司的确实是539.5万元，是支付给吕刚的，吕刚是打了收条的。”“张涛：倍特公司支付给皓南公司的工程款实际上是直接支付给吕刚了，是吕刚的老婆贺凤英和她舅子收的款。”“皓南公司：我们通过转账方式收到539万以后就把钱转给了吕刚的老婆和舅子，吕刚收了钱还打了收条的，这个收条在倍特公司。”第10页还载明“张涛：事情肯定是真实的，但是有没有请款单我不清楚，要钱的理由是要支付吕刚的钱，但是吕刚没有发票就要请皓南公司提供相关票据。委托付款应该是有的，是张涛委托皓南公司把这个钱支付给倍特公司。”均表明吕刚和张涛分别陈述并认可该代收代付事实。本院认为，倍特公司提交的民事审判笔录真实性予以采信，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再审另查明，1.倍特公司再审陈述：倍特公司与吕刚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没有进行正式的结算。2.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皓南公司实际施工产生的劳务费为6829308.05元无异议，对倍特公司已付金额7295000元中的539.5万元持有异议。3.皓南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皓南公司向吕刚转款539.5万元应否计入倍特公司已付工程款；皓南公司主张水电临时设施费及水电安装措施费应否支持。 关于皓南公司向吕刚转款539.5万元应否计入倍特公司已付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皓南公司主张收到倍特公司支付的539.5万元后已按倍特公司驻工地代表张涛指令实际转付吕刚并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佐证。对此事实张涛及吕刚在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6946号案庭审中予以认可，且张涛还向倍特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我项目部于2012年2月10日由公司转账支付到皓南公司的劳务人工费合计5395000元，实际是用于支付本项目的土建劳务（吕刚）人工费”等。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皓南公司有向土建工程施工人吕刚支付5395000元的事实”具有依据，倍特公司辩称“李俊刚现金支付吕刚没有依据”“银行流水明细载明货款、借款说明转款性质为买卖或借贷而不是接受倍特公司或张涛的指示转款”“张涛对案涉539.5万元出具情况说明是在倍特公司转款两年后且不是原件”“按常理情况说明应留存倍特公司而不是皓南公司持有”既有悖事实也不足以推翻前述认定。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设立项目经理实施工程全面组织与管理，以及倍特公司支付该539.5万元时皓南公司实际完成工程量尚未达到双方合同约定的已完工程量70%的付款条件，其审核并同意一次性支付该539.5万元劳务费，也证明知晓并认可张涛该请款及超付工程进度款权限。因此倍特公司是否委托皓南公司代付并不能否认皓南公司按照倍特公司驻工地代表张涛要求向吕刚转款的事实，原判认定皓南公司未证明该款项是倍特公司委托代收转付与事实相悖。而且倍特公司对其与吕刚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四川省庆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结算价款负有举证证明未包含争议款项539.5万元的责任，在其不能提供该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原判直接认定该539.5万元为倍特公司支付皓南公司的工程款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综上，皓南公司代收转付的539.5万元不应计入倍特公司已付工程款。根据双方认可的皓南公司实际施工劳务费为6829308.05元，扣除倍特公司已付金额7295000元中皓南公司代收转付的539.5万元，倍特公司尚欠皓南公司施工劳务费4929308.0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结合本案工程于2012年9月20日即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皓南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请求欠付工程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合法正当，予以支持。 关于皓南公司主张水电临时设施费及水电安装措施费应否支持。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倍特公司将其总承包的龙湖北城公司位于成都市五块石的“龙湖北城天街西地块一期1标段”工程相关劳务分包给皓南公司施工，施工图中除发包方负责分项外的所有水电施工工程，作业范围为该工程1、7、8、11、12、13、14号楼（含相应楼栋地下部分）。以及皓南公司主张该水电临时设施费及水电安装措施费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皓南公司对其该项诉求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皓南公司申请再审理由部分成立。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06民初6288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142号民事判决； 二、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皓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4929308.0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6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四川皓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24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934元，均由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永晴 审判员  蔡源原 审判员  刘 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 帆 书记员  朱英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