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江南大道43号1栋5-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54050798A。法定代表人：毕守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栋强，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杨，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元华，男，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沧海路33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726398759K。法定代表人：彭道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柳，男，199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烽杰，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御庭苑2号第8至9层（名义层为6至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47477261D。法定代表人：蒲丽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幸，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云，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徐元华、被上诉人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海公司）、被上诉人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城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途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栋强、谭杨，被上诉人徐元华，被上诉人沧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柳、蔡烽杰，被上诉人江北城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幸、周云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途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渝0105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元华、被上诉人沧海公司连带支付上诉人途安公司工程款1675781.6元及利息（利息以1675781.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上诉人江北城建公司在欠付工程款项范围内，对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徐元华与沧海公司之间系转包关系，二者实属挂靠关系。一审中，沧海公司举示了其与徐元华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意图证明案涉工程转包给了徐元华。该责任书名为承包，但从合同内容来看，其实质是挂靠协议。首先，该份承包责任书上载明的工程造价金额为3334.73万元，与《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合同协议书》签约合同价完全相同。按照常理，如果徐元华与沧海公司是承包关系，那么承包责任书上的工程造价金额应该低于与发包人签署的合同价，该份合同无价差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承包责任书明确了乙方上缴甲方1.2%的工程管理费，建设单位拨付的工程款必须汇入甲方账户，建设方款到后，甲方按比例扣除上述管理费、税金后，其余款项均拨给乙方使用……，根据承包责任书上对管理费等的约定，徐元华与沧海公司实际就是挂靠关系，而非转包或内部承包关系，沧海公司和徐元华在一审中的陈述不属实。第三、2018年8月17日，徐元华在《工程欠款明细对账表》上书写的承诺中明确：案涉工程系其挂靠沧海公司，其系沧海公司的执行经理，江北城建公司认可徐元华的签字。事实上，案涉工程从合同签订到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均由徐元华以沧海公司的名义实施完成，徐元华在该对账表上的确认才是事实。2、一审法院判决由徐元华个人承担支付工程欠款责任错误，本案应由徐元华和沧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与徐元华自签订案涉合同直至施工完毕工程交付使用期间，徐元华一直声称其系沧海公司的项目经理，系该工程负责人。故上诉人在工程完工交付前一直不知道案涉工程系徐元华挂靠沧海公司实施，直到多次催收工程欠款过程中，才知道了该工程系徐元华挂靠沧海公司这一情况。徐元华与上诉人就案涉道路路面工程进行了最终结算，并作出了付款期限和未按期付款时利息承担方式的承诺，徐元华理应按承诺支付工程款和利息。徐元华借用沧海公司名义与江北城建公司签署《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合同协议书》，被挂靠人沧海公司违法将资质提供给徐元华挂靠时，就能够预见挂靠对其自身可能存在的包括挂靠人欠付工程款等风险，而其为牟利不顾相关风险仍提供资质予不符合条件的个体挂靠，当风险产生时，被挂靠人理应为此“买单”，徐元华和沧海公司对此均有过错，沧海公司理应对徐元华在本案中应支付的工程款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况且上诉人在其承包工程完工前并不知道徐元华系挂靠，上诉人系“善意”。部分省市高级法院出台了相关规定，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也有很多判例。无论是挂靠还是违法转包，被挂靠人（转包人）和挂靠人（次承包人）都因共同过错而应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法院未判决江北城建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早已于2015年底竣工交付使用，且江北城建公司已与沧海公司（徐元华）作了结算，结算价款为34781226.82元，江北城建公司举证证实其仅向沧海公司（徐元华）支付80%的工程款，即已向沧海公司（徐元华）支付工程款27840000元，尚欠6941226.82元未付。虽然其陈述案涉道路工程未经正式结算和审计，但该工程完工交付已逾三年，江北城建公司怠于履行结算和审计的行为不能成为其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免责理由，其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4、一审法院未确认沧海公司与徐元华之间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效力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沧海公司与徐元华之间是转包关系，但未认定二者之间所签订的“转包合同”（实为挂靠合同）效力，这将导致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的法律后果。5、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徐元华约定的月息2%的逾期付款利率调整为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是错误的，这等同于鼓励和纵容违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该司法解释意思非常明确，即有约定从约定。而本案被上诉人徐元华多次向上诉人出具承诺，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作出了明确意思表示，上诉人也盖章予以确认。双方对逾期付款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形成了合意，且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仅依据违约方（徐元华）提出利息过高的异议，便径行大幅调低利率，实属错误。被上诉人徐元华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被上诉人沧海公司辩称，1、徐元华与沧海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涉案工程是招投标之后转包给徐元华，并非徐元华借用沧海公司的资质获得涉案工程，本案业主方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说明了其对沧海公司与徐元华之间的关系不知情，也印证了涉案工程不存在徐元华借用资质从业主方处获得的情况，根据住建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办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第8条明确规定了“承包单位……”，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徐元华、沧海公司以及业主方均确认了涉案工程中徐元华与沧海公司不存在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且沧海公司也已经出示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徐元华与沧海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上诉人要求沧海公司与徐元华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基础不存在。2、本案中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工程合同的是徐元华，而非沧海公司，上诉人与徐元华均在一审中予以了确认了，上诉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沧海公司主张任务权利。被上诉人江北城建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对徐元华与沧海公司间是转包的事实认定正确，工程项目管理责任书与合同协议书所约定的合同价相同不符合常理的说法，不是事实，工程项目管理责任书明确约定工程造价的1.2%属于沧海公司，工程项目管理责任书与合同协议书约定的价款事实上是存在差价，符合常理。另外徐元华在工程欠款明细对账表中承诺，涉案工程是挂靠沧海公司，其系沧海公司的执行经理，江北城建公司认徐元华的签字，该表述与事实明显不符。江北城建公司在案涉工程的整个过程中从未与徐元华有过任何接触，更未与徐元华签署过任何文件，或者向徐元华个人支付过工程款项，更谈不上徐元华的任何签字。至于徐元华个人为何作出上述陈述，江北城建公司不得而知。并且在道路工程路面沥青混凝土专业施工合同和工程欠款明细对账表等工程文件中从未出现过沧海公司印章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理由也不应当相信徐元华在工程欠款明细对账表中所作的上述所述。并且一审中徐元华明确表示其与沧海公司之间不是挂靠关系。2、江北城建公司未欠付工程款，上诉人要求江北城建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3、关于工程项目责任承包责任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江北城建公司认为对该责任书效力认定不影响江北城建公司的责任承担。途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无效；2、判决徐元华、沧海公司连带支付途安公司工程款1675781.6元及利息（以1675781.6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决江北城建公司对徐元华、沧海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沧海公司原名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2014年4月1日，江北城建公司（发包人）与沧海公司（承包人）为实施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签订《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承包人项目经理为陈云胜。该协议书约定，签约合同价（暂定33347378.24元。该协议书中专用合同条款部分第17.3.3条中约定，根据工程形象进度计划关键节点进行工程款支付，只有在施工企业完成当月进度时，才能进行工程进度款审核，每月支付当月完成工程量60%的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累计完成工程量的80%，办完竣工结算并经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支付至工程审计价款的95%，剩余5%的质量保修金在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不计利息）。途安公司在庭审中举示了《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2015年5月23日签订），拟证明徐元华借用沧海公司的名义与途安公司签订了《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徐元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沧海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提出该合同不是沧海公司签订的，没有沧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员工的签名及印章。该合同的第7条约定甲方由林春平担任项目经理，《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合同协议书》载明，沧海公司在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的项目经理为陈云胜，这是相互矛盾的。林春平也不是沧海公司的员工。这足以说明该合同不是沧海公司签订。该合同的第10.1条明确约定了该份协议由其法定代表人及代理人盖章及签字生效，而实际上该合同仅仅有途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加盖印章，沧海公司并没有签字及盖章，只有徐元华的签字，这正好说明途安公司对于该合同的主体不是沧海公司这一事实是明知的。江北城建公司质证提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审查，该合同的首部打印的甲方名称为沧海公司原名称，在该处名称后有徐元华的签名。该合同的尾部甲方处无沧海公司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名，有徐元华签名和“林春平”字样的签名。该合同的乙方为途安公司。途安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举示了结算凭证，拟证明徐元华与途安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对案涉工程办理了最终的工程结算，结算总额为2000785.6元。徐元华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沧海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提出不是沧海公司出具，与沧海公司无关。江北城建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经审查，该凭证上载明的结算日期为2016年7月29日，“结算人”为“林春平”。2018年1月30日，徐元华在该凭证上签名。正文部分载明，“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结算如下：……。共计金额为2000785.6元。备注：以上为整个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结算金额。”2018年1月30日，徐元华在《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做徐元华（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欠款明细对账表》上承诺：“于2018年1月30日经双方对账，该欠款1675781.6元金额无误。我承诺，在2018年2月10日前支付该工程欠款80万元-100万元（支付现金给毕守财），所欠工程款在2018年6月30日前付清所有欠款。如不付清欠款，愿意承担所欠金额的月息2分计算。如果不实现承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8年8月17日，徐元华在《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做徐元华（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欠款明细对账表》上承诺：“1、我徐元华承诺，星期一8月20日确定还款日期，最迟不得超过9月30日，如果9月30日还款不到位，月息2分，从工程完工结算时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2、我星期一8月20日回答我的两江春城工程挂靠浙江沧海公司盖章事宜。我是沧海公司的执行经理，江北城建认我的签字。”2018年10月31日，徐元华承诺：“我徐元华代表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在2015年5月23日签订了做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至今还欠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工程款1675781.6元，我承诺在2018年11月20日前付款20万元，余款在2018年12月30日前逐步付完。如不信守该承诺，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可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徐元华和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我之前在2018年8月17日向该公司承诺的付款计划及承诺的违约金仍然生效。”徐元华在庭审中陈述，他与途安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及他出具上述凭证、承诺及对账表，均是代表他个人。途安公司在庭审中举示了重庆路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测费统计目录、检测费统计清单、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国银行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记（转）账凭证、重庆锐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测费用统计清单、重庆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招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记（转）账凭证、重庆市政一公司路面分公司过磅单、外加工沥青混合结算单、记（转）账凭证，拟证明途安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徐元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陈述途安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沧海公司提出这组证据是途安公司与案外人之间产生的，因沧海公司与途安公司无任何合同关系，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江北城建公司质证提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途安公司的证明目的。经审查，该组证据载明，途安公司与案外人之间产生了检测费、材料费，其中统计目录、统计清单中有“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字样，重庆市政一公司路面分公司过磅单、外加工沥青混合结算单、记（转）账凭证上有“两江春城”字样。沧海公司在庭审中举示了《工程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拟证明沧海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了徐元华。途安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提出该责任书没有签订日期，且更加像一份挂靠合同。徐元华质证称该责任书是他签订的，沧海公司与徐元华是内部承包关系。江北城建公司质证提出，由于江北城建公司不是签订方，对该责任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法确认。经审查，该责任书载明，该责任书的甲方为沧海公司，乙方为徐元华，工程名称为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承包方式为乙方包工包料、自负盈亏、风险承包，承包范围为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内容及有关文件，工程造价33347378.24元（以最终结算为准），并约定乙方上缴甲方工程管理费1.2%，并由甲方扣缴、代付税费等。江北城建公司与沧海公司就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已审批完成的工程量价款为34781226.82元，江北城建公司已向沧海公司支付工程款27840000元。沧海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沧海公司与江北城建公司对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的工程量价款没有进行最终结算。徐元华、沧海公司、江北城建公司在庭审中一致陈述，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未竣工验收，没有正式投入使用，是试运营。一审法院认为，沧海公司将江北区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转包给徐元华个人，徐元华再将其中的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分包给途安公司，属于违法分包，因此，途安公司与徐元华签订的《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无效。虽然徐元华与途安公司之间的上述合同无效，但徐元华与途安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总金额为2000785.6元。2018年1月30日，徐元华确认欠付途安公司案涉工程的工程款1675781.6元，后徐元华多次向途安公司承诺支付该款项，且徐元华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再次予以确认。故徐元华应当按约向途安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675781.6元。徐元华于2018年8月17日承诺如果9月30日还款不到位，月息2分，从工程完工结算时即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但徐元华未按承诺按期支付，故徐元华应当从2016年7月29日起，以1675781.6元为基数，向途安公司计付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虽然徐元华向途安公司承诺按照月息2分计算，但徐元华在庭审中提出途安公司主张月息20%的标准过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较为适宜。关于途安公司主张沧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本案中，从《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的文本看，与途安公司签订该合同的是徐元华，该合同上并无沧海公司的印章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合同的显名当事人为徐元华，亦即徐元华并未以沧海公司名义与途安公司签订合同。在此情况下，途安公司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徐元华是受沧海公司委托与途安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或者构成表见代理。且途安公司也当庭认可合同相对方是徐元华。徐元华也当庭陈述其是代表个人与途安公司签订该合同。另外，沧海公司举示了证据证明沧海公司将工程转包给了徐元华。综上，本案中，徐元华与沧海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途安公司以徐元华与沧海公司之间构成挂靠与被挂靠关系为由要求沧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途安公司主张江北城建公司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江北城建公司已支付了其与沧海公司确认的已完成工程量价款的80%以上，而江北城建公司与沧海公司的合同约定，办完竣工结算并经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支付至工程审计价款的95%。现途安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江北城建公司与沧海公司办完竣工结算并经国家审计机关审计，且江北城建公司和沧海公司一致陈述双方未办完竣工结算，亦即途安公司未举证证明江北城建公司现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途安公司主张江北城建公司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元华签订的《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无效。二、被告徐元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675781.6元及其利息（以1675781.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29日起算，至1675781.6元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145.11元，由被告徐元华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一致确认原判第4页第1段第3行和第11页第5行“月息20%”系笔误，实际应为“月息2%”，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二审中，途安公司称，原判第9页第1段我方在对沧海公司举示的工程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质证时因为是我方先发表意见，所以开始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但是后来徐元华发表质证意见之后，基于徐元华对该证据的认可，我方对合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了认可，只是对证明目的我方认为是证明徐元华和沧海公司的内部承包关系，徐元华有权代表沧海公司就相关事项作出意思表示。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此说法予以认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判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途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徐元华还是沧海公司的问题。不论徐元华与沧海公司是挂靠关系还是转包关系，该关系是否有效，确定途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时，需要看途安公司是根据什么与徐元华签订的合同。途安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与徐元华签订合同时，看到沧海公司对徐元华的委托或授权；《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在首部打印的甲方沧海公司原名称后面，有徐元华手写签名；第十条第一款明确约定“本协议书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在合同落款处既无沧海公司印章，也无沧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在“甲方（公章）”处是徐元华签名和手印，在甲方“（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的“林春平”亦无证据证明具有沧海公司的委托授权。徐元华陈述，与途安公司签订的协议及出具凭证、承诺及对账表均是代表其个人。因此，《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途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徐元华，而非沧海公司。对于途安公司与徐元华签订的《两江春城周边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混凝土铺装专业施工合同》无效，徐元华应按结算及承诺向途安公司支付工程款1675781.6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评判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对于途安公司诉请徐元华按月息2分支付工程款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徐元华于2018年8月17日承诺如果9月30日还款不到位，月息2分，从工程完工结算时即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可见，合同双方对欠付工程款利息已有约定，且利息标准并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规范。一审中，徐元华虽辩称利率过高，但并未提出证据证明该约定利率高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综合合同双方履约情况，本院认为欠付工程款利息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月息2分”履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徐元华应从2016年7月29日起，以工程款1675781.6元为基数，按月息2%向途安公司支付利息，至工程款1675781.6元付清为止。对于沧海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和江北城建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评判正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途安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徐元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675781.6元及其利息（以1675781.6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从2016年7月29日起，至1675781.6元付清之日止）；四、驳回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45.11元，由徐元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预收28290.22元，由徐元华负担14354.47元，其余退还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乔 艳审 判 员  刘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吴小忠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