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2民终2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分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金融大厦。负责人：陈伟乔，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洋，男，198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系被告公司员工，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提起、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蓓，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北辰时代广场**负责人：王顺清。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政，湖南方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艳，湖南方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基金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路与韶山路交汇处华尔兹公寓**v>法定代表人：黄津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柏松，女，汉族，1951年11月20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太平，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举，男，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斐，女，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玲（曾用名何琳），女，198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敏，男，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小彪，男，197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利华，女，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琴，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慧玲，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中信长沙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陈海军、杨举、黄斐、唐太平、何玲、黄利华、姜敏、邱小彪、华泰基金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8）湘0211民初3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审理本案。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胡俊洋、杨萍；上诉人中信长沙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郭文政；被上诉人唐太平、黄斐的委托代理人黄东山、姜敏的委托代理人石丽珍、黄利华和邱小彪的委托代理人刘淑琴、段慧玲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柏松、杨举、何玲以及华泰基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庭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上诉请求：驳回李柏松要求上诉人承担60%补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柏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柏松购买的基金产品的行为是上诉人的员工和华泰基金公司与其完成的，李柏松的损失与上诉人无因果关系；二、李柏松的损失是由于托管银行中信长沙分行、光大长沙分行没有履行监管责任所致，故应由托管银行和华泰基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投资人李柏松对于投资高回报的基金产品理应有风险辨识能力，对于发生的风险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中信长沙分行反驳称：一、建行应当对原告诉请承担合同无效后果之责任，而非侵权之责任；二、《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保管协议》为一般合伙企业的账户资金保管协议，不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三、中信银行尽了保管义务。建设株洲分行继续辩称：各原审原告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与基金公司接触过，而且有一部分人是到华泰公司实地考察后购买的基金。建行对于基金的审查并不是明知基金公司没有审批而发行。基金托管的履行一直持续至2013年6月1日之后，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管理办法适用于本案，针对中信银行的答辩，本案账户不是一般账户，是托管账户。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建行与投资人之间形成了居间合同，不应承担责任。中信银行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建行追加中信银行有法律依据。中信长沙分行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天元区法院的判决，改判中信长沙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对华泰基金没有审查、监督和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责任。二、一审程序错误，合同纠纷变更诉讼请求就改为侵权责任纠纷剥夺上诉人的抗辩权。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补充一个上诉请求：请求发回重审。补充理由：一、一审变更诉讼请求之后没有给与中信银行举证期限，也没有给任何一方举证期限；二、同意起诉犯罪分子是重复起诉，程序违法；三、本案法律关系错乱，起诉是合同纠纷，判决是侵权纠纷，但是本案应当是合同纠纷，具有相对性，中信银行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当列为被告；四、本案一审错误引导诉讼，在受害人明确放弃对中信银行的主张后，采用言语追加的方式迫使受害人作出追加的意思表示，程序违法。一审中判决中信银行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没有认定在中信银行的保管账户总进出资本的额度及用途，忽视了通过中信银行的保管账户保护了受害人的投资款这一事实，一审中信银行向法庭提交了51份划款指令书，其中退回投资者本金的有11份，部分退回的8份，若认定中信银行承担损失，不对该事实进行分别认定没有道理。所有中信银行保管账户的资金均来自建行的募集账户，是建行划转至中信银行，中信银行履行的不是基金托管责任，而是基于本案合同的保管责任。上诉人建设株洲分行反驳称：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法律关系包含了主从法律关系，一审认定为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完全错误，中信银行将合同法律关系认定为投资人和建行的中介合同没有证据支持；本案中一审判令中信银行承担责任并非基于资金直接流入中信银行账户，而是中信银行接受基金公司建行的资金后没有履行托管责任；一审第一次庭审，原审表示不要求中信银行承担责任，第二次开庭法庭释明后果后，原审原告表示追加中信银行没有错误；一审将合同法律关系和侵权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审理不存在法律关系混乱的情况；中信银行在明知不能对投资人保本保收的承诺下，仍然对当事人承诺违法合同和法律规定；财产保管协议中对于中信银行的约定与托管内容一致，实际上该协议就是托管协议；财产保管协议的真实履行状况来看，也需要对华泰基金公司的资金进行保管，对华泰基金公司各平台的资金损失应当由中信银行赔偿。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7日，被告唐太平联系代办公司办理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基金项目管理活动、投资项目管理活动及咨询服务，注册资本3000万元，登记股东为被告黄斐（占注册资本的45％，替被告黄利华持股）、被告何玲（占注册资本的30％，替邱小彪持股）、唐凤姣（占注册资本的25％，替被告唐太平持股）。被告黄利华任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事务。邱小彪任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策划、指挥募集华泰基金，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唐太平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黄斐任法定代表人、会计，被告姜敏任董事长助理，被告何玲任副总经理，被告杨举任总经理助理，其四人具体负责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常事务，同时兼任基金经理，负责募集基金前期准备工作，与银行、客户联系并推销基金等工作。之后，被告黄利华安排被告黄斐等人通过代办人员先后注册成立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湖南华泰鑫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华泰基金公司吸收投资者出资入伙的平台；注册成立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接收资金的平台。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对华泰基金公司进行考察后，2013年5月2日，被告黄利华代表华泰基金公司与建行株洲湘江支行签订《顾问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由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为华泰基金公司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和投资项目，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华泰基金公司向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支付募集资金的1.5%作为顾问费；如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华泰基金公司推介优质项目，顾问费为推荐项目投资金额的1%；后期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荐项目，并协助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得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顾问费为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的收益分红的5%。签订《顾问协议》后，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行长王炜的协助下，邱小彪及姜敏、何玲、杨举、黄斐等人于2013年5月在建行株洲湘江支行召开了华泰母基金推介会，建行株洲各支行的20余名营销主管参会。会上邱小彪对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母基金进行推介，内容包括华泰母基金投资方向、投资期限、年化收益率、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等，并表示经建行客户经理向客户推荐购买华泰基金的，向客户经理给付投资额1％的佣金。会上邱小彪等人还发放了《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要建行营销主管带回各支行向建行客户进行宣传和推荐。2013年8月，被告黄利华找到建行株洲分行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主任付皓，经付皓同意，邱小彪安排姜敏、杨举、何玲、黄斐等人两次在建行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晨会上向建行客户经理宣传、推介华泰基金，并发放《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被告华泰基金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也未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的情况下，违反政策规定，未实际确定投资项目，对投资者不经审查，安排被告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等人与建行各支行联系。建设银行株洲分行下属各支行营销主管、客户经理通过电话联系、现场宣传、发放资料等方式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建行长期客户等不特定投资者推销华泰基金，承诺投资年化收益率12％，由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保本保息，无任何风险。在建设银行株洲分行下属支行客户经理的推介下，本案原告李柏松于2013年9月24日在建设银行株洲分行营业厅与被告华泰基金公司签署《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原告自愿成为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华泰基金公司，执行合伙人为华泰基金公司，担保公司为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投资方向和目的为对中国境内优质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高额利润分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李柏松承诺出资总计12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当日缴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汇入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的账户；基础年收益不超过12%，基金届满36个月或60个月时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超额收益的20%或30%分配超额收益；本产品结构化设计保本保收益，年化收益率12%，购买期限为18个月；合伙企业迟延支付有限合伙人出资或者收益，每逾期一日支付应付出资或者收益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签订入伙协议当日，原告依约向协议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120万元，被告华泰基金公司向原告出具《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确认函》，确认原告的出资金额为120万元，投资期限为18个月，年化收益为12%，从2013年9月25日起息。原告投资之后，被告华泰基金公司向原告支付占出资额120万元的12%的收益14.4万元。自此之后再未向原告支付收益，也未退还投资本金。2013年7月26日，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甲方）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乙方）签订《财产保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合伙企业财产的保管人；由甲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本财产的投资运作，乙方负责本财产的保管；乙方的保管行为不构成任何投资承诺，不对甲方合伙企业财产来源和投资经营承担任何责任；甲方在向乙方发送划款指令前，甲方应保证财产保管专户有足额的资金，并提供交易依据，本款所指交易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文件、甲方与项目方签订的股权交易合同等；乙方对甲方的投资运作及资金划拨行使监督权，发现甲方运作违反法律法规或合作人协议约定时，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要求甲方改正，甲方未按规定及时整改的，乙方有权对其相关指令不予执行并向监督部门报告，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对来自甲方的划款指令书，乙方应立即审慎验证有关内容及印鉴和签名，同时审核划款指令及所附交易依据中载明的投资行为信息是否符合企业文件及本协议中有关投资决策程序、投资范围及比例限制等内容的约定，如发现问题，应及时通知甲方，如果存在问题或问题没有解决，乙方有权不执行甲方的划款指令；保管费为全体合伙人对甲方的认缴出资总额的0.05%，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开始计算。2015年6月至9月，被告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6年7月26日，被告邱小彪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依法审理后，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书》，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7）湘0211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分别认定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邱小彪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发行基金的名义变相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资金，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其中黄利华、唐太平对4346.35万元负责，杨举对4311万元负责，何玲对1711万元负责，黄斐对791万元负责，姜敏对620万元负责），责令邱小彪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5657.952386万元。本案原告所投资的资金在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金额范围内。原告认为其经济损失并未得到完全赔偿，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华泰基金公司自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以“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460万元（含已退本金635万元）；以“湖南华泰鑫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240万元。本案原告已收回投资收益14.4万元。被告华泰基金公司吸收资金后，在邱小彪的安排下，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别于2013年8月6日投资1212万元、2013年9月27日投资2155万元到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74×××84）帐上。后由于担心资金安全，黄利华召集唐太平及邱小彪、瞿洪兰召开股东会，经过商讨决定按照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来支配使用募集资金。2013年8月23日由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及黄利华、丁红、瞿洪兰共同签订的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分三次投资2千万元，按年30%享受投资收益，并约定了将投资款转为股权的条件。后因故导致终止投资协议的履行，经各方共同协商，同意将2千万元的投资款转为借款，并另行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为一年，年利息按30%计算。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与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借款协议，借款850万元，该笔款项打至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在株洲市工商银行高新技术开发支行（账号19×××37）帐上；2013年9月29日，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借款协议，借款1150万元，该笔款项打至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账号43×××30）帐上。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人）于2013年12月31日投资1063万元入伙到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长沙银行株洲支行（账号80×××28）帐上；于2014年5月15日投资218万元入伙到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长沙银行株洲支行（账号80×××28）帐上；湖南华泰鑫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优先级合伙人于2014年7月22日投资200万元入伙到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长沙银行株洲支行（账号80×××28）帐上。通过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协议，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优先级入伙人分别于2014年1月1日投资1063万元到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在株洲市城郊曲尺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82×××12）帐上、于2014年5月15日投资218万元、2014年7月22日投资200万元到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在株洲市工商银行高新技术开发支行（账号19×××37）帐上。被告黄利华分别于2013年8月29日、2013年9月29日与湖南虎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被告黄利华从湖南虎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借款120万元、215万元。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于2014年9月24日、2014年9月28日、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16日与湖南汉坤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提前偿还投资款项协议，分别还款275万元、3.4万元、177.6万元、32.4万元，总计488.4万元。以上所募集的资金均被被告黄利华用于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偿还债务（其中替被告唐太平偿还个人债务400万元）及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等。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株洲建行募集资金的同时，邱小彪私下安排被告杨举、何玲采取相同方式，通过株洲建行以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的名义募集资金（募集资金账户为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账号：43×××24）1161万元（其中杨举、何玲通过株洲建行募集资金1011万元）。吸收资金后，邱小彪主要用于支付该中心前期吸收客户资金、邱小彪个人及其公司开销等。以上事实，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原告提交的《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顾问协议》、黄利华笔录、李向阳笔录、付皓笔录、段易卿笔录、王炜笔录、叶妮笔录、刑事判决书，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提交的《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保管协议》，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对公活期账户明细、划款指令，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对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3、各被告的责任如何确定？具体分析如下：关于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提出本案对其主张赔偿的诉请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所涉基金投资行为于2018年才经过生效刑事判决确定为违法犯罪行为，本案原告在刑事案件审理后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损害其权利的义务人。原告于2018年12月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追加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为共同被告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手段予以救济，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竞合，且该刑事判决对涉案财产的处理结果已涵盖前述认定的应返还财产的范围，就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被害人已获得公力救济。在此情况下，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另行对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中不再处理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问题。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系通过与被告华泰基金公司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投资华泰基金，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华泰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利用华泰基金公司发行基金的行为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告投资的资金在生效刑事判决中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金额，故上述《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依据该协议的约定主张合同期内的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按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因原告的损失已在刑事案件中予以确认，而刑事案件确定的损失不包含利息损失，故本案中亦只认定本金损失。原告依据该协议已获取的14.4万元投资收益，应冲抵其本金损失。至本案判决前，因刑事退赔尚未启动，故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为扣除已返还收益的本金损失，即105.6万元（120万元-14.4万元）。之后如刑事退赔的金额能够确认并支付原告，对于原告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则应当在本案确定的损失中予以核减。关于被告华泰基金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被告华泰基金公司作为与原告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的相对方，系吸收原告投资资金的直接责任主体。其控制人和高管以签订该协议的形式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其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华泰基金公司应向原告赔偿财产损失105.6万元。关于被告建设银行株洲分行及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赔偿责任问题。原告系建行株洲分行的长期客户，建行株洲分行向原告推介投资产品时，应向原告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提示相关风险，并应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对投资产品的合法性及相关风险进行审查，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原告自主选择。但是，华泰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未经相关部门的批准、备案，也未明确投资项目，建设银行株洲分行应对该情况进行审查，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向原告推介该私募基金，并向原告介绍该基金产品保本保收益，误导原告做出投资决策，原告基于对建行株洲分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充分信任购买了该私募基金产品，造成了投资损失，建行株洲分行的行为对原告构成侵权，该侵权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虽与原告不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其作为华泰基金的托管行，其职责在于保证基金的财产安全，并应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其对基金投资人实际上具有财产保管及代投资人对基金运作进行监督的义务。但是，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与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签订财产保管协议时对华泰基金公司及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运作是否合法合规进行了合理审查，签订财产保管协议后，对华泰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合理监督，故本院认为，其在对华泰基金资金托管过程中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亦具有因果关系，其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与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作为华泰基金的销售银行与托管银行，在本案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对华泰基金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其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也应为在被告华泰基金公司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上述情由及对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本院酌情认定建行株洲分行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柏松赔偿投资损失105.6万元（如果刑事退赔启动，原告李柏松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在上述损失中予以核减）；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柏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678元，由被告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共同承担12791元，由原告李柏松承担5887元。二审中，中信长沙分行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15年5月20日，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提示函》一份，拟证明中信银行已经尽到了监管义务；证据二、四份优先级合伙人入伙协议、风险提示书、规划指令等，拟证明中信银行完成了审核所附交易依据中载明的投资行为信息是否符合企业文件及本协议中有关投资决策程序、投资范围及比例限制等内容的约定。建行株洲分行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三性均有异议，未提交原件，也未提交送达的相关资料，提示函载明的时间在财产保管协议履行很长时间后才发出，恰恰说明中信银行没有尽到管理人投资运作义务。对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与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两份证据均不能达到举证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新的事实的前提下，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一、原审各被告人的责任该如何认定？二、作为投资人的上诉人认为应当由原审被告人除了承担本金还应承担利息是否成立？现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审各被告人的责任该如何认定的问题。责任主体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上诉所称李柏松购买的基金产品的行为是上诉人的员工和华泰基金公司与其完成的，李柏松的损失与上诉人无因果关系，其损失是由于托管银行中信长沙分行、光大长沙分行没有履行监管责任所致，故应由托管银行和华泰基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投资人李柏松对于投资高回报的基金产品理应有风险辨识能力，对于发生的风险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上诉理由与一审答辩理由基本一致，一审认定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责任主体中信长沙分行上诉所称理由基本也如一审所述，本院对一审认定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其二审中提出一审程序错误，合同纠纷变更诉讼请求就改为侵权责任纠纷剥夺上诉人的抗辩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了释明，且并无违法之处，对此不予支持。二、关于作为投资人的上诉人认为应当由原审被告人除了承担本金还应承担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意见明确损失赔偿数额就包括了本金和利息。虽然一审法院没有计算利息是出于投资人自行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则而没有支持的做法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以及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因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引发的民商事案件，“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原则。适当性义务给了责任主体建行株洲分行、中信长沙分行非常严格的法定责任，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资金一旦进入了金融管道，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和服务者的风险责任便已存在，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严格适用责任原则，划分责任承担比例并无不妥之处。金融消费者即原审原告人在从事本案的高风险金融活动中对于自身可能存在的风险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本案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7772元，由建行株洲分行负担10136元，中信长沙分行负担76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文胜审 判 员 李少华审 判 员 张晓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曾海燕书 记 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