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5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东杰，女，198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臣，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浩，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英，女，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东阿县富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广虎，男，199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系上诉人张秀英之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焕英，女，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焕成，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阿县富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东阿县新城街道办事处朱庄村。法定代表人：张秀英，理事长。上诉人朱东杰因与上诉人张秀英、上诉人张焕英及被上诉人东阿县富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新合作社）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4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东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臣,上诉人张秀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季广虎，上诉人张焕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焕成，被上诉人富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秀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东杰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1524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合伙出资313845元、垫付玉米款213654.37元、中介服务费58216.99元、合伙利润562983元、违约金250000元（以上合计1398699.36元，不服金额为667361.3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朱东杰、张焕英、张秀英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错误。首先，三人之间没有共同合伙的意思表示，结合三人陈述，能够看出朱东杰并没有和张焕英进行合伙，只有与张秀英进行合伙的意思表示。且根据三人行为看，张焕英发展农户种植糯玉米和收购糯玉米，均是和张秀英共同进行的，其投入也交由张秀英掌管，朱东杰购买玉米种和出售糯玉米亦是通过张秀英进行，朱东杰和张焕英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和直接的事务往来，朱东杰和张焕英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其次，张焕英提交的付庄村委会、宋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记载“张焕英与张秀英共同在我村发展点单糯玉米”，结合张秀英一审出具的证据六列支的支出金额部分记载“朱东杰粮点1400296.84元”、“张焕英、张秀英粮点934093.4元”，可以看出，即便张焕英参与合伙事务，也是与张秀英之间的合伙；再次，原一、二审中张焕英从未提及装载机在其处，也未提及其个人设有收粮点，更未提及其保存合伙账目，反而舍近求远找证人证明其参与合伙，并当庭解释因为不懂，但自始至终张焕英均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其说法与常理不符。原一审法院2017年1月16日对张焕英的调查笔录明确显示其只是负责记账、检验玉米质量等辅助工作，且由张秀英掌管财务账目，与其主张明显矛盾。所以，朱东杰和张焕英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朱东杰购买玉米种出资额错误，导致认定张秀英向朱东杰支付的出资额错误。根据审计报告，购买玉米种出资额为393190元，该出资是由朱东杰和张秀英平均出资，朱东杰出资额为197195元。另，朱东杰收购玉米出资100000元，购买装载机出资17250元，合计出资为313845元。三、一审法院将朱东杰收购玉米出资100000元和购买装载机出资17250元在合伙收入中扣除错误，该两笔出资独立于玉米销售收入之外，在不计入收入的情况下直接返还即可，不应在玉米销售收入中予以扣除。四、一审法院认定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销售玉米，并在合伙期间销售玉米收入中对相应金额进行扣除错误。第一，根据朱东杰提交的购买玉米种单据可以证明，合伙购买价值404500元的玉米种，可种植面积为13580亩，按照1200斤/亩的常规亩产计算，应收玉米约8148吨。对于该证据，张秀英及张焕英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仅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但在原一审法院调取的张秀英的邮政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张秀英及张焕英提交的朱东杰个人书写的购买部分玉米种的账目显示的数量和金额均与该证据一致的情况下，足以认定朱东杰所主张的事实；第二，订单糯玉米在发放玉米种时均与农户签有合同，如农户将玉米向他人销售将承担违约责任，所以绝大部分玉米能得到回收，朱东杰仅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销售玉米明细主张5541.4908吨的销量合情合理，且该重量为厂家的结算重量，不存在损耗问题，2600余吨的差距足以抵消减产、未回购等情况；第三，张秀英主张存在他人借用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玉米的情况与事实不符。1、对张凤才，虽然张秀英提交了公证书，但该公证书的内容为张凤才签字的真实性，而非对具体内容进行的公证。张凤才未到庭接受询问，张秀英所提交的向张凤才转款的银行支付凭证总金额与其主张的张凤才借名销售总金额不一致，且未提交任何与张凤才之间关于借名销售的书面证据，所以不存在张凤才借富新合作社名义进行销售的情形；2、对匡小勇，其原二审出庭作证回答张秀英关于“你出卖的货物是你的货物还是富新合作社的货物？”时明确回答“是富新合作社的货物”，根据其表述，其与玉米收购公司存在特殊关系可以高价卖出玉米，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富新合作社进行销售，且非但富新合作社不向其收取费用，反而向其支付100000余元中介费，完全不符合逻辑。所以，不存在匡小勇借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玉米的情形；3、对靳洪波，其在原二审出庭作证时解释，因为需要向厂家开具发票，所以通过富新合作社销售玉米，同时表示富新合作社没有向其收取过任何费用。富新合作社开具发票必然产生税费，富新合作社非但没有向其收取税费，更未收取任何费用，明显不符合常理。所以，不存在靳洪波借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玉米的情形。上诉人合伙期间销售玉米总重量为5541.4915吨，收入应为12895886.33元。五、一审法院计算朱东杰应分得合伙利润错误。收购/销售总重量5541.4915吨、购买玉米种花费393190元、销售总金额12895886.33元、收购总金额10227261.65元、中介费0.02元/斤5541.4915×2000×0.02=221659.66元、运费按照张秀英一审证据六（合伙支出明细）认可1072.796吨的运费为71641元，5541.4915÷1072.796×71641=370059.16元、其他费用按照张秀英一审证据六（合伙支出明细）5224+18017=23241元、合伙利润：销售总金额12895886.33元－购买玉米种花费393190元－收购总金额10227261.65元－中介费221659.66元－运费370059.16元－其他费用23241元=1660474.86元，被上诉人应向朱东杰支付合伙利润830237.43元。一审委托审计前，为方便计算，朱东杰按照最高收购价格1940元/吨计算的收购总金额，致使计算出被上诉人应向朱东杰支付合伙利润为562966.38元。六、一审法院未支持朱东杰关于垫付中介服务费的主张错误。首先，根据一审查明，收购玉米时存在按0.02元/斤支付中介费的情形；其次，朱东杰与张秀英各自经营一个收粮点，应各自支付所营收粮点的中介费。根据审计报告，朱东杰收粮点共收购玉米1455.42467吨，产生中介费58216.99元；再次，一审法院在计算利润时已经将全部中介费进行了扣除。所以，朱东杰关于垫付中介费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七、一审法院未支持朱东杰关于违约金的主张错误。首先，朱东杰提交的合伙协议，是朱东杰和张秀英签署，依法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仅对其中的第三、四、十二条（合伙期限、出资数额、本合同一式两份）提出系上诉人自行添加，并未对第九条即违约责任条款提出异议；其次，该合伙协议除上述条款系上诉人添加外，其余条款均系张秀英填写；再次，被上诉人当庭出示的所谓合伙协议原件两页纸张材质及新旧程度明显不同，第二页没有朱东杰及张秀英的签字，第九条违约责任计算方式处为空白，且与其提交的复印件不一致，说明被上诉人逃避违约责任的意图明显。因此，合伙协议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合法有效，朱东杰自愿降低违约金，仅主张250000元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八、一审法院未判令张秀英承担测谎费错误。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朱东杰和张秀英分别进行了测谎鉴定，并各自缴纳鉴定费5000元，鉴定结果显示，受测试人张秀英对其与朱东杰合伙协议中关于是否向法庭提交了全部的合伙账目以及是否向朱东杰足额支付了玉米款的陈述可信度均较低，故朱东杰缴纳的鉴定费用应由张秀英承担。九、一审法院未判令被上诉人富新合作社承担责任错误。首先，为便于合伙项目实施，张秀英于2015年5月29日成立富新合作社并担任法人，富新合作社既是张秀英的玉米收购场所，也是合伙收购玉米的卖出场所。富新合作社的账目与张秀英个人账目、合伙账目混同，富新合作社应对张秀英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合伙协议约定，张秀英以富新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93×××90的账户作为合伙人共同账户使用，属于出借银行账户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富新合作社因本案合伙设立，将账户作为合伙账户使用，且与张秀英个人账户混同，应当对张秀英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张秀英辩称，被上诉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真实反应合伙期间的真实收支，无法达到清算目的。通过上诉人及二被上诉人的上诉状及原一审、二审、重审卷宗均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朱东杰、张焕英之间是松散型的个人合伙关系，合伙期间没有协议且没有任何账目，三人对于出资额、发放玉米种数量、收购玉米数量、销售玉米数量以及合伙期间支出费用数额（运费、工资、饭费、礼品费等等）没有统一的认识。历经多次庭审，被上诉人及朱东杰、张焕英均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合伙期间发放玉米种、收购玉米、销售玉米以及各种支出的证据，充分证实合伙期间的完整耕种及收支情况。审计报告的结论也是在没有账目且被上诉人与朱东杰、张焕英提供不完整记录的情况下进行的审计，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其与朱东杰、张焕英不具备清算的前提，请依法驳回上诉人朱东杰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焕英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朱东杰、张秀英与被上诉人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认定正确，证据充足。合伙清算时，被上诉人有权参与分配。一审中，被上诉人关于三人合伙的事实均进行了充分举证，朱东杰书写的记账单可以印证三人出资合伙的事实，且三人均提供了资金及劳动，因此，朱东杰关于被上诉人不是合伙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对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以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玉米对应的金额予以扣除属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三、山东光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所依据的数据不客观不全面，且鉴定机构选定程序违法，不应作为清算依据。合伙清算前需要明确合伙人各自的出资额、支出费用、销售总额等数据，三人合伙期间账目不统一，会计师事务所依据各方的出资额、支出费用等数据不全面，三方对出资额及支出费用等项目认定均不予认可，二审法院应依法重新核定数据，重新审计。四、朱东杰上诉状第七、八、九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决。被上诉人富新合作社辩称，上诉人朱东杰不是该合作社的成员及股东，富新合作社不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张秀英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没有查清。张秀英、朱东杰、张焕英三人合伙期间利用富新合作社和张秀英的账户进行走账，但张秀英并非该账户的唯一管理、使用人。三人合伙期间都有管理、使用的权利，管理合伙期间的收支及账户，张秀英对具体的收支情况并不了解，截至目前仍有部分单据在张焕英处进行保管，故应对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核算，仅凭现有证据无法客观公正地显示合伙期间的经营情况。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三人合伙期间出资数额认定错误。张秀英实际出资额为564258元，而非122250元；朱东杰的实际出资额为176396.62元，而非208404.62元；张焕英的实际出资额为200000元，而非150000元。1.在原二审中，张秀英、张焕英提供的朱东杰手写的购买玉米种时的流水清单记载“玉米种子共计花费368510元-何振青660**=302510/3=100836元（每人），婶子(张秀英）支205000元，杰（朱东杰）支出97510元，杰该拿18084”，由此计算用于购买玉米种子时朱东杰实际出资为100836—18084=82752元（因朱东杰经营粮点，故其要求以玉米种出资），张秀英实际支出302510-82752=219758元，其中张焕英100000元。2、在收购玉米时，原计划共同出资300000元，每家100000元，张焕英实际出资100000元，50000元转款另外50000元因转款不成功，现金交付张秀英(张焕英提交的其夫孟召苓的银行流水可以证实），上诉人的100000元也出资到位用于收购玉米，该100000元系张秀英向他人借款转入张秀英的账户形成出资（通过张秀英的银行流水可以证实），另外300000元系张秀英向亲戚借款形成，有银行流水为证。朱东杰再次以玉米出资93644.62元。3.重审法院认定装载机系张秀英与朱东杰共同出资购买证据不足。装载机系张秀英一人购买，34500元的款项其中2500元为定金以现金方式交付，剩余32000元张秀英通过银行转款进行支付(有转账凭证为证）。4.合伙期间张秀英出资购买的风机、筛子共计10000元应认定为张秀英出资。因合伙期间收购粮食需要，张秀英出资购买风机两个、筛子一个，现存放于朱东杰家，应认定为张秀英出资。以上事实及证据均可证实，张秀英的出资数额为119758元+100000元+34500元+10000元=564258元；朱东杰的出资数额82752元+93644.62元=176396.62元;被张焕英的出资数额为100000元+100000元=200000元。（二）一审认定朱东杰208404.62元出资款没有退回，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朱东杰实际出资为176396.62元而非208404.62元，如需退还也仅应退还176396.62元；其次，上述出资朱东杰以玉米种子和玉米出资，购买玉米种子时，该部分出资因购买玉米种子实际支付给种子供应商，购买的种子免费提供给农户种植，故无需返还。收购玉米时三人约定，朱东杰再次以玉米出资，出资时填写富新合作社一式两联过磅单据（第一联白联为记账联，第二联蓝联为收据联），朱东杰持蓝联要求返还出资款。玉米收购过程中，朱东杰、张焕英均向张秀英要求返还出资款，因玉米出售回款及时，张秀英将其二人的出资款全部返还并将朱东杰持有的代表出资款的蓝联过磅单收回，可以证明朱东杰已经收到出资玉米款，故张秀英对收购玉米的出资款不再具有返还义务。（三）广饶田玉梅对应的玉米款项189726.60元，一审认定为三人合伙期间的共同收入，属认定事实错误。田玉梅对应的玉米款项189726.60元，朱东杰提供的“朱东杰与张秀英富新合作社合作期间收支明细”记载广饶田玉梅总重量83.58,价格2700元/吨，金额189726.60元，除此之外朱东杰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该宗玉米的存在。相反朱东杰提交电脑截屏、罗盖特公司工作人员秦大鹏的电子邮件可以证实，鲁Ｐ×××**、鲁Ｐ×××**载重玉米分别为45.22吨、45.62吨共计90.81吨，价值共计189727.5元，张秀英与其未发生该笔业务（该笔业务系三人合伙期间以瑞丰公司名义销售的玉米），重审法院将该笔收入作为三人合伙期间的收入无事实及证据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孙金荣、何慎青全部玉米均系张秀英帮助其以富新合作社和张秀英个人名义进行销售，该部分玉米对应的玉米款与合伙收入无关，应当全部予以扣除，一审判决仅扣除了张凤才、靳洪波、匡小勇的部分玉米款，属认定事实错误。合伙期间，张秀英以富新合作社及个人名义销售玉米，同时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孙金荣、何慎青也同样以富新合作社和张秀英个人的名义销售玉米，全部玉米款收购方有一部分汇入富新合作社的公户，有一部分汇入张秀英的个人账户，张秀英将款项分别从不同的账户转给了张凤才、匡小勇（其中有两笔是从张焕英的女儿孟田田账户转款)、靳洪波、孙金荣、何慎青。一审法院仅将从公户转至张凤才、匡小勇的部分款项及靳洪波账户的款项予以扣除，未将从张秀英个人账户向匡小勇、孙金荣、何慎青名下转的全部款项扣除，简单认定为合伙期间收入，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张秀英从个人账户（包括孟甜甜账户）向匡小勇等三人账户所转款项，均为匡小勇等三人以合作社名义销售的玉米款，同样应当扣除。上述事实原二审证人均已出庭作证，根据证人证言结合银行流水，收购玉米和销售玉米的差额，足以证明张秀英与证人的陈述是真实的，一审法院未予扣除显然错误。（五）一审判决对合伙期间玉米亏吨没有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对三人合伙期间的部分账目进行了审核，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三人提供的过磅单和朱东杰提供的收购方的收购明细及证明，作出审计结果为：上诉人及二被上诉人共计收购玉米3，653，531.23公斤，卖给收购方共计5,541,491.50公斤，倒挤1,887,960.27公斤。5,541，491.50公斤总数首先应当减去广饶田玉梅189726.60元相对应的玉米重量83.58吨，剩余销售数量除包含三合伙人的还包括张秀英以富新合作社名义帮助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孙金荣、何慎青销售的，数量共计2，144.78吨，即三人实际合伙销售重量为3313.13吨(5541.49吨-83.58吨-2144.78吨)。这样就出现三人合伙期间收购玉米数量3653.53吨大于三方合伙实际销售玉米数量3313.13吨的现象，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为玉米收购和销售亏吨造成，亏吨包括自然亏吨、粮食筛检及收购方收购形成的亏吨，自然亏吨主要是因为收购后销售前粮食的自然风干造成，粮食筛检亏吨是因为玉米收购后张秀英等人要过筛子筛除不符合要求的玉米以及杂物，收购时形成的亏吨主要是收购方扣除的水分、霉变、杂质、纯度等。如若计算三人合伙期间的玉米销售数量应首先预估亏吨率，一审法院对亏吨数量没有考虑，仅仅根据数字记载计算三人合伙期间的销售数量，不符合玉米销售的实际情况。（六）一审法院运费推算错误。一审认定三人合伙期间富新合作社共计销售4132115.5公斤，但该数量并非实际运输数量，实际运输数量应当包含亏吨数量，因为收购方验货时存在不同的亏吨数，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运输车数为100车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估算的运输费用仅仅为山东省内的运输费，事实上有一部分玉米运到了连云港，连云港的运费远远超过山东省内的运输费用，因此一审法院运费推算错误。（七）一审法院认定合伙期间为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但未扣除2015年3月至2015年11月及2016年2月至5月产生的费用错误。因张秀英只认可合伙期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故只提交了该期间的合伙费用，如果法院认定合伙期间为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也应将2015年3月至2015年11月及2016年2月至5月产生的费用扣除，经上诉人初步计算该笔费用共计240362.5元(具体应以张焕英给出的数额为准）。（八）朱东杰垫付的收购玉米款项已经付清。朱东杰、张焕英均认可玉米款的结算以蓝单子为结算依据，白单子为记账依据。蓝单子收回意味着玉米款已经全部结清。朱东杰既未出示蓝单子也未出示白单子，仅凭白单子的复印件及其自行书写的25份欠条，即向张秀英主张其垫付213654.37元玉米款，显然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仅凭该证据就认定张秀英应向朱东杰支付垫付213654.37元玉米款，显然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利润比例及利润计算方式均存在错误。鉴于上述事实，三合伙人出资数额分别为朱东杰176396.62元、张秀英564258元、张焕英200000元。假如说三合伙人合伙算账存在利润，即应以实际出资数额计算利润分配。对于利润的计算方式应当是合伙期间的收入-成本（包含各种合理支出）=合伙期间的利润。本案合伙期间的收入一审法院未予厘清，未将支出全部减除，另外2016年4月1日朱东杰的丈夫在张秀英处拿走的100000元应当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判决张秀英支付朱东杰309879.05元、张焕英295011.97元的利润，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朱东杰辩称，对张秀英的上诉答辩意见同我方上诉理由，对张秀英二审变更的300000元出资，因之前庭审中从未提及，更未提交相关证据，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张焕英辩称，我方对张秀英上诉状中记载的张焕英的出资额不认可，张焕英的出资额为350836元，其他无异议。被上诉人富新合作社辩称，对上诉人张秀英的上诉没有意见。上诉人张焕英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事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不服金额为295011.97元；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在二审庭审中，张焕英明确上诉请求为：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要求重新清算，依法改判驳回朱东杰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及二被上诉人的出资额错误。1、合伙期间，上诉人的出资涉及两部分，前期购买玉米种出资10836元，后期收购玉米时，出资100000元（其中50000元现金，50000元转账），此外通过借款垫资240000元（一笔为150000元，一笔为90000元），共计440836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出资150000元，进而以150000元计算上诉人的出资比例及利润，与事实不符。2、朱东杰实际出资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购买玉米种子出资82752元（购买玉米种，朱东杰未按照100000元足额出资，朱东杰手写的购买玉米种时的流水清单可以证实），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出资购买的玉米种存放于朱东杰处，在朱东杰保管期间，850亩地的玉米种不知去向，三方因此产生纠纷。朱东杰另一部分出资为经营期间收购玉米出资93644.62元，共计176396.6元，一审法院认定朱东杰出资208404.62元无依据。另，朱东杰176396.6元的出资款己返还。根据三人合伙约定，凭蓝联单据返还玉米款，对此事实，可通过朱东杰的庭审陈述进行印证，一审法院认定该款未予返还完毕，属认定事实错误。3、合伙经营期间，收购玉米所需的装载机、筛子、风机等工具均为张秀英个人出资购买，张秀英所提交的关于购买装载机的凭证也可证实。在朱东杰无反证的情况下，认定为张秀英与朱东杰共同出资，损害了上诉人的合伙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合伙经营期间的收入及支出费用为8126235.87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上诉人的部分支出费用未计算在内，应重新认定。1、一审法院认定支出费用及合伙收入的依据为山东光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光岳询字（2018）第1201号《审核报告》，上诉人对该审核程序及内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选定审核机构时，未通知上诉人，审核所依据的合伙期间的账目资料不齐全，导致审核结果不客观公正，应重新审核合伙经营情况。2、合伙运营期间，上诉人前后为发展业务共支出各项招待费、人工费、差旅费等共计36420元，应计入合伙支出扣除。3、一审认定支出费用时，依据审核报告结论，推算运输车数约100车，运费约275542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审核报告仅针对山东省内的运输情况出具了数据，但未考虑合伙经营期间部分外省运输情况，且在收购及出售玉米过程中，存在亏吨现象，审核机构未予以充分考虑。4、一审法院仅依据朱东杰经手书写的欠据25张认定朱东杰垫付农户玉米款213654.37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以张秀英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费用支付情况,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5、审核报告中认定的合伙收入不实，应重新审核认定。第一，广饶田玉梅对应的玉米款189726.60元不应列入合伙收入，该笔业务并不存在，系朱东杰个人伪造，关于该笔交易，朱东杰未充分举证，依法应予以扣除；第二、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孙金荣、何慎青等五人的销售玉米收入与三人合伙经营无关，系张秀英帮忙销售，对应的玉米款应予以扣除。一审仅扣除了张凤才、靳洪波以及匡小勇的部分玉米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利润比例及利润计算方式不当。三合伙人合伙清算应以实际出资额计算利润分配，利润的计算方式应当是合伙期间的收入-成本（包含各种合理支出）=合伙期间的利润，对于合伙期间的收入，一审法院未予厘清，支出未全部扣除，导致利润分配不当，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朱东杰辩称，张焕英作为原一审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主张张秀英应向其分配合伙利润，在重审中诉求部分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却对全部金额不服提起上诉，又在本次庭审中将诉求变更为改判驳回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结合数次庭审情况及各方意见，可以看出其并非为主张所谓的权利而参与诉讼，完全是为了配合张秀英一方参与诉讼。二人为姐妹关系，整个诉讼过程中出示的证据及发表的相关意见基本一致，与其所主张的权利相悖，完全不符合诉讼逻辑，其他答辩意见同我方上诉理由。被上诉人张秀英辩称，对张焕英的答辩意见同对朱东杰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富新合作社辩称，张焕英的上诉与我方无关。朱东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合伙投资319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所垫付的收农户糯玉米款213654.37元及中介服务费60321.2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伙利润分红562983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5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求中的被告指张秀英和富新合作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2015年10月29日朱东杰和张秀英共同出资购买装载机一台（价格为34500元）。在收购糯玉米时，给予中介人0.02元/斤的中介服务费。合伙以张秀英邮政银行账号为93×××90的账户开展业务。2015年12月23日，张焕英的丈夫孟召苓的账户向张秀英转账50000元。2016年5月份，朱东杰将所持有的白底对账单交付张秀英，此后因张秀英未给付其垫支农户玉米款、中介费和合伙利润，致朱东杰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张焕英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要求张秀英给付合伙期间的利润。一审另查明，张焕英和张秀英系姐妹关系，张焕英和孟召苓系夫妻关系。富新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5月29日，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时组成成员为：张秀英、张怀山、周传民、张焕英、史长河、孟召会，2016年12月23日组成成员变更为：师爱民、夏风义、张秀英、张怀山、史长河。一审法院依朱东杰的申请对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份，朱东杰和张秀英的出资数额进行审计，对朱东杰、张秀英、张焕英提交的现有账目进行审计，具体包括：销售总额、购买玉米种花费、收购玉米花费、中介费、运费及其他费用。2018年12月10日山东光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山东光岳询字（2018）第1201号审核报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一是朱东杰、张秀英、张焕英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或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二是朱东杰和张焕英诉求数额的认定和依据；三是富新合作社是否应承担给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合伙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该三人均提供资金，并进行了劳动，从表面形式来看，三人符合个人合伙的要件。但认定个人合伙关系，还需要看每位参与人是否对合伙协议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朱东杰提交2015年11月3日与张秀英签订的《合伙协议》一份，但张秀英和张焕英提出朱东杰对协议主要条款进行了篡改，不能认定达成合意等异议。因朱东杰对协议中的合伙期限、合伙出资及合同一式两份主要条款进行添加和修改，不能认定朱东杰与张秀英对该协议内容达成意思一致，且从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及合同一式三份规定看，合伙协议中无第三人签字，故不宜仅以朱东杰与张秀英签字来认定二人达成书面合伙协议。张焕英和张秀英提交的朱东杰书写的记账单可以证明前期购买玉米种时为三人合伙，朱东杰说第三人是何慎青，但根据中院开庭中何慎青的出庭证言，何慎青并未认可参与合伙。另外，结合朱东杰与张秀英、张焕英的亲戚关系及记账单中记明的“婶子、二婶子”等称谓看，前期购买玉米种时朱东杰、张秀英和张焕英三人均有出资，后在玉米收购、销售中张焕英也参与其中，不能以张焕英将50000元转账张秀英，张秀英给张焕英粮食款来认定张焕英仅与张秀英有合伙关系。发展订单糯玉米生产，需先向农户免费发放玉米种，后收购农户的糯玉米，因前期投入的玉米种系发展种植免费提供，因此糯玉米的种植和收购应是前后连贯的一个链条，亦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因三人没有签订书面个人合伙协议，结合朱东杰签订购买玉米种合同、张秀英、张焕英支付上述合同价款、朱东杰书写的记账单及三人提供的过磅单收购玉米等情况看，应认定朱东杰、张焕英、张秀英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其合伙期限自购买玉米种起至玉米出售结算止，即2015年3月份至2016年5月份。张秀英关于合伙期限的辩称及张焕英关于合伙期限的陈述，因未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朱东杰诉求数额的依据。朱东杰提交的证明出资额的证据，因张秀英及张焕英均提出异议，且从单据本身看，无法认定是朱东杰的出资额，故只能以朱东杰书写的记账单为依据，认定朱东杰购买玉米种实际出资97510元、张秀英出资105000元、张焕英出资100000元。朱东杰另主张收购玉米时出资100000元（4张过磅单有自家的玉米和邻居王殿迎家的共93644.62元加部分现金），对此张秀英虽提出异议，但朱东杰处所有过磅单的蓝白联都在张秀英处，张秀英不能仅以蓝底过磅单来证明已将这部分钱支给朱东杰，还应提交其他证据证明93644.62元的支付情况；对部分现金情况，因朱东杰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不予认可；对朱东杰主张的收购玉米期间共同出资34500元购买装载机一辆，张秀英认可购买装载机，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出资的具体数额，故认可朱东杰、张秀英每人出资17250元，张焕英提交的打款记录证明转账50000元给张秀英，用于收购粮食。综上，朱东杰出资208404.62元、张秀英出资122250元、张焕英出资150000元，三人共投资480654.62元。对朱东杰的出资额208404.62元，张秀英应予返还。朱东杰主张其在收购糯玉米时垫付了农户玉米款213654.37元，并提交过磅单及朱东杰向农户出具的欠条为证，对此张秀英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213654.37元的支付情况，故对朱东杰该诉求予以支持。另朱东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垫支中介服务费60321.2元，对此诉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本案中，糯玉米系通过张秀英的名义或富新合作社的名义出售，但富新合作社也经营与合伙事务相同的业务，且富新合作社不是为本案合伙所成立。张秀英作为富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应区分每批收购的糯玉米是其个人发展的订单还是富新合作社发展的订单。为此，张秀英提交证据证明案外人张凤才、匡小勇、靳洪波、孙金荣、何慎青5人均是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出售糯玉米，且富新合作社或张秀英收到款后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的方式给付了相应货款，这部分款项应在合伙总额中扣除。结合聊城市中院的调查笔录，经核实，张秀英提交的富新合作社给张凤才的银行打款记录与张凤才认可收到富新合作社的款项2689517.95元、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销售玉米1136.256吨基本一致，故2689517.95元应在总额中予以扣除；张秀英提交的匡小勇的银行打款记录与匡小勇认可的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销售的货款总额433445元有差距，应以匡小勇认可的433445元（183120公斤）在总额中予以扣除；张秀英提交的富新合作社给靳洪波的银行打款记录共220707.12元（约90吨）应在总额中予以扣除；张秀英提交的其给孙金荣的打款记录91103.20元，不能证明孙金荣是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销售的玉米款，该款项不应扣除；张秀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何慎青是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销售的糯玉米，故对何慎青销售的玉米款项不应予以扣除。根据山东光岳询字（2018）第1201号审核报告，销售玉米收入12895886.33元中应扣除张凤才的2689517.95元、扣除匡小勇的433445元、扣除靳洪波的220707.12元后，合伙期间的销售玉米收入为9552216.26元。合伙支出为：根据朱东杰提供的过磅单，审核其收购玉米结算重量为1455424.67公斤，成本为2707139元，加上解名中的26685.6元和王殿庆的12053.6元，共计2745878.2元；根据张秀英提供的过磅单，审核其收购玉米结算重量为795837.03公斤，成本为1487118.72元；根据张焕英提供的过磅单，审核其收购玉米结算重量为1402269.53公斤，成本为2540277.43元。根据销售数量5541491.50公斤，倒挤收购数量478584.27公斤（5541491.5公斤-1455424.67公斤-795837.03公斤-1402269.53公斤-1136256公斤-183120公斤-90000公斤），倒挤收购金额为478584.27公斤×1.85元/公斤（据审核报告）=885380.90元。另根据审核报告，中介费（5541491.5公斤-1136256公斤-183120公斤-90000公斤）×0.02元/斤×2=165284.62元、运费77621元（26车的运费）、其他支出26754元（其中饭费2748元、礼品4984元、油料1604元、租赁费1000元、工资1100元、利息9493元、其他5825元）。其中运费仅为26车的运费，根据张秀英原一审提交的合伙支出明细认可的1072.796吨的运费为71641元，因销售总量为5541491.5公斤-1136256公斤-183120公斤-90000公斤=4132115.5公斤，推算车数大约为100车，其运费约为275542元。其他支出由于张秀英和张焕英未提供全部账面资料，只能根据提供资料统计核算。根据现有证据，以上合伙支出共计8126235.87元。合伙利润的计算方式应为：合伙收入9552216.26元-合伙支出8126235.87元-合伙投资480654.62元=945325.77元。因朱东杰出资208404.62元、张秀英出资122250元、张焕英出资150000元。根据三人的投资比例，朱东杰应分得利润409879.05元、张秀英应分得利润240434.75元、张焕英应分得利润295011.97元。因2016年4月1日王乐森（朱东杰之夫）收到张秀英支付的100000元，该100000元在分得利润中扣除后，朱东杰应分得利润为309879.05元。因朱东杰和张秀英不存在书面的合伙协议，故朱东杰要求二被告支付违约金25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因富新合作社不是合伙关系的合伙人，只是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借用了富新合作社的名义收购和出售糯玉米，朱东杰要求富新合作社承担给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诉求不予支持。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被告张秀英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东杰出资额208404.62元、垫付玉米款213654.37元、应分得合伙利润309879.05元，共计731938.04元；二、限被告张秀英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第三人张焕英合伙利润295011.97元；三、驳回原告朱东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58.1元，由原告朱东杰承担6338.7元、被告张秀英承担11119.4元；张焕英独立诉求受理费2862.60元，由被告张秀英承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朱东杰承担820元、被告张秀英承担4180元。审计费40000元，由朱东杰承担13333.34元、张秀英承担13333.33元、张焕英承担13333.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秀英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张秀英的银行流水、郑乃波的银行流水、贾善鹏的银行流水及身份证各一份，拟证实2016年1月7日、2016年1月17日收购玉米时张秀英出资400000元，其中借郑乃波的100000元，贾善鹏的100000元直接打入合伙期间共同使用的张秀英账户，另外200000元贾善鹏按照张秀英的要求直接打入组织种玉米的王合新的账户，用于玉米收购；证据二、（2019）鲁东阿证民字第1148号公证书，拟证明匡小勇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通过富新合作社和张秀英的名义向华农、保龄宝、福洋公司销售玉米，并帮助张秀英寻找较高的收购方从张秀英处得款共计1003283.19元，分18次打入匡小勇的账户，打款账户除富新合作社的账户还有张秀英和孟甜甜（张焕英之女）的账户，另证明原审二审因紧张把借张秀英名义销售的玉米说成了张秀英的玉米；证据三、富新合作社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银行流水，显示该期间华农及保龄宝的玉米销售款打至富新合作社账户，该账户2016年3月17日向匡小勇打款172953.57元，拟证明本案经过原一、二审及重审认定的玉米销售款只有部分打入了富新合作社的账户，其余玉米销售款打入了张秀英的账户，张秀英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匡小勇、孙金荣等账户打款支付帮忙销售的玉米款合情合理，该款项应在合伙销售的玉米款总额中扣除。同时通过2016年3月17日向匡小勇账户打款的事实可以证实，匡小勇以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粮食在2016年3月17日仍未截止，一审法院仅将2016年1月份之前匡小勇让张秀英以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玉米的数量在三人合伙销售总额中扣除错误；证据四、证明条三张，拟证明朱东杰向法院提交的欠条及玉米收购单存在造假，贾善鹏的欠条及孟先亮的玉米收购事实系伪造，王永江的欠条记载分两次付清。事实上王永江的玉米款是一次付清，这三个证人仅仅是张秀英能够找到的部分欠条记载人及玉米收购人，进而印证了朱东杰不诚信的行为及可以推测其他欠条及收购玉米单系虚假伪造的事实；证据五、光盘一张，拟证明向贾善鹏、董某、董先亮、王永江取证的过程。经质证，朱东杰认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且郑乃波的银行流水、贾善鹏的银行流水及证明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公证书仅是对匡小勇的签字及捺印进行的公证，并未涉及声明公证的内容，且匡小勇在原二审中曾应张秀英的申请出庭作证，应以其原出庭作证内容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对证据五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庭后朱东杰提交代理词认为本案已先后开庭十余次，张秀英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张焕英经质证，认为证据一中贾善鹏的银行流水向王合新账户转款200000元属实，对张秀英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予以认可；富新合作社经质证，对张秀英提交的证据表示无意见。上诉人张焕英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借条两张，拟证明2015年10月30日及2015年11月19日张焕英的丈夫向孟召银先后借款50000元及100000元，共计150000元，用于张焕英在合伙过程中收购玉米向农户支付玉米款项，该两笔借款均是张焕英的合伙事务的出资款；证据二、证人郑某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张焕英因收购玉米向郑某借款90000元，该90000元属于张焕英的合伙出资款；证据三、东阿县铜城平安是福餐馆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张焕英在合伙期间从该饭店支出餐饮费用共计11316元，该费用属于合伙支出费用，应当予以扣除；证据四、东阿县光明加油站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张焕英在合伙期间从其加油站共计加油5800元；证据五、白焕荣、孟召文、孟召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合伙经营期间张焕英雇佣三人从事粮食收购劳务，并向三人支付劳务费分别为白焕荣1000元、孟召文1550元、孟召会10350元；证据六、提交张焕英支付明细表一份，该明细在重审中已经提交，但包含地磅费用及粮点场地费，扣除两项费用，拟证明张焕英支出费用共计36420元。经质证，朱东杰认为证据一、六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证据二、三、四、五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参与诉讼之初主张利润为30000元，远远低于其证据六所列明的支出费用，且重审中主审法官曾明确要求诉讼各方限期提交全部案件相关证据，但在本次庭审中其又出示了如此多的所谓的新证据，不但不协助法庭查清事实，还徒增我方诉累；张秀英经质证对证据一予以认可，内容为其所写，因为当时其在场，对证据二、四、五均予以认可，对证据三支付餐费的事实认可，但是具体数额不清楚，对证据六认为属实；富新合作社经质证对张焕英提交的证据表示无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朱东杰、张秀英、张焕英三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二、一审判决张秀英支付朱东杰款项共计731938.04元，判决张秀英支付张焕英合伙利润295011.97元是否正确；三、富新合作社是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关于合伙人的确定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参与盈余分配的,可视为合伙人。可见,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个人合伙的基本法律特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张秀英与朱东杰为合伙人之事实，争议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对该二人的合伙关系应予确认；其次，张焕英应为本案合伙人。朱东杰书写的记账单中，有关于“花销姨父645”的记载，朱东杰认可是张焕英的丈夫孟召苓花费了645元，另在原二审中，朱东杰述称“因为订单玉米发展种植，发展的地越多收入就越多，”“我（朱东杰）一共发展了6000亩，张秀英和张焕英共同发展了6000亩左右”，可见张焕英实际参与了合伙事务，再结合合伙期间张焕英的丈夫孟召苓通过账户向张秀英转账50000元的事实及张焕英提交的收购玉米过磅单等证据，应认定张焕英存在与张秀英、朱东杰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已形成合伙关系的事实客观存在；再次，何慎青非本案合伙人。在原二审中，通过何慎青的出庭证言，可以证实何慎青并未实际参与合伙，结合本案查实的证据，也没有关于何慎青任何相关投资的事实反映。对于合伙起止时间的认定。在原一审中，一审法院调取的张秀英的邮储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4月至6月间汇出的几笔交易金额，与朱东杰提交的玉米种购买单据金额和时间相一致，可以证明张秀英与朱东杰在2015年4月至6月间具有合伙的极大可能性。玉米的种植、收购和销售是前后连贯的过程，合伙的截止时间应为当季玉米收购完毕或基本完毕的时间，如按张秀英、张焕英所主张的合伙时间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6日，不仅与发展订单糯玉米生产的自然过程相违背，同时装载机的购买（2015年10月29日）及张秀英向朱东杰的丈夫王乐森支付100000元款项（2016年4月1日）等时间皆发生在合伙期限之外，也与常理相悖。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合伙时间为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合伙事务主要包括合伙投资、合伙收入、合伙支出，进而计算出合伙利润。对此分述如下：首先关于合伙投资的认定。在原一审中，朱东杰提交证据拟证明经其手购买的玉米种总价款为404500元，在山东光岳询字（2018）第1201号审核报告中，购买玉米种子的审计数额为393190元，因玉米种是由朱东杰负责购买，且张秀英和张焕英均有异议，因此以朱东杰书写的记账单为依据更为客观真实。根据记账单的记载，朱东杰购买玉米种子实际出资应为97510元、张秀英实际出资应为105000元、张焕英出资为100000元。朱东杰另主张收购玉米出资100000元，其中四份过磅单显示出资93644.62元，剩余6000余元是拿取的现金，张秀英先是在重审时对该投资不予认可，并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后又在上诉状中认可了“收购玉米时，原计划共同出资300000元，每家100000元”，“朱东杰再次以玉米出资93644.62元”，因此，本院对朱东杰主张的93644.62元出资款应予认可。张秀英主张朱东杰以玉米出资的款项已退还，理由是朱东杰在原一审中认可是凭蓝联支付玉米款，但纵观朱东杰在本案中的整个陈述，并未有朱东杰关于认可持篮联结算的表述，故对张秀英所持篮联由其持有，张秀英已将款项支付朱东杰的主张不予采信。对购买装载机的34500元，张秀英虽出具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支付车款的情况，但张秀英负责掌管合伙期间的财务账目，且购买装载机的收据显示购买人为朱东杰的丈夫，因此无法认定装载机为张秀英一人出资购买，一审推定张秀英、朱东杰每人出资一半，即每人出资17250元更为合理。张焕英另提交打款记录证明转账50000元给张秀英用于收购玉米，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张秀英主张张焕英因转账不成功另提取现金50000元用于收购玉米，因无确切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朱东杰出资208404.62元、张秀英出资122250元、张焕英出资150000元，三人共投资480654.62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朱东杰另主张其在收购糯玉米时垫付农户玉米款213654.37元，并提交过磅单复印件8本及欠条为证，张秀英在原一审对此不予认可，但在原二审中，张秀英为证明持蓝底单据付款而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8本过磅单原件均在其处，间接印证了朱东杰提交的过磅单的真实性。张秀英提交证人证言拟证明朱东杰出具的部分欠条虚假，但其中如证人董某的证言为“2015年至2016年，我没有种过任何人的糯玉米”，此证言与过磅单的记载也明显不符，且张秀英表示证人不愿意出庭，亦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相悖，因此，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张秀英应支付朱东杰所垫付玉米款213654.37元。其次，关于合伙收入的认定。富新合作社作为合伙期间的一个收购点，回收玉米使用富新合作社的过磅单且统一卖出，因此，以富新合作社的名义出售糯玉米，且给付了相应货款的应在合伙总额中予以扣除。根据审核报告，销售玉米的收入为12895886.33元，张秀英认为其中广饶田玉梅的189726元玉米销售款系朱东杰伪造，在重审中，经质证，朱东杰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应认定审核报告中销售玉米收入的真实性。同时，该销售收入应当扣除张凤才的2689517.95元及靳洪波的220707.12元，对于匡小勇的扣除金额，张秀英认为一审判决“应以匡小勇认可的433445元（183120公斤）在总额中予以扣除”系认定事实错误，对此，因匡小勇在原二审出庭时，并未作出关于与张秀英所述吻合的玉米吨数及数额的表述，且在原一审中，张秀英提交的证据明确“匡小勇在2016年1月份以东阿县富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卖给山东华农特种玉米开发有限公司糯玉米10车，共计重量183.120吨、金额433445元”。故，当张秀英提出的证据前后矛盾时，应以其第一次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目的为准，所以应扣除匡小勇认可的433445元。对于孙金荣、何慎青的销售收入，张秀英不能证明是以富新合作社名义销售的玉米，因此不应在合伙总额中予以扣除。综上，合伙期间的销售玉米收入为9552216.26元。再次，关于合伙支出的认定。审核报告显示朱东杰收购玉米的成本为2770969.4元，但审核报告第3页收购解名中、王殿庆只有重量数字没有金额，后增加解名中和王殿庆的数额后，朱东杰收购玉米的成本变更为2745878.2元、张秀英的收购玉米成本为1487118.72元、张焕英的收购玉米成本为2540277.43元。以审核报告为基础，一审法院计算出倒挤收购金额和中介费，并根据查清的事实推算运费，计算出合伙支出共计8126235.87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合伙利润应为：合伙收入9552216.26元-合伙投资480654.62元-合伙支出8126235.87元=945325.77元。根据张秀英、朱东杰、张焕英三人的投资比例，张秀英应分得利润为240434.75元、张焕英应分得利润为295011.97元、朱东杰应分得利润为409879.05元。另外在朱东杰的合伙利润中,应扣除朱东杰的丈夫王乐森于2016年4月1日收到的张秀英所支付的100000元，朱东杰应分得利润为309879.05元。对于朱东杰提及的250000元违约金。因朱东杰提交的书面合伙协议存在明显修改，对合伙协议的真实性及效力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因此，朱东杰依据该合伙协议诉请违约金，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张秀英虽为富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富新合作社并非涉案合伙人，也不是专为本案合伙事务而设立，只是合伙三人在合伙期间借用富新合作社的名义收购和出售糯玉米。因此，朱东杰要求富新合作社承担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朱东杰该上诉之由不予支持。本案中，因三方合伙人对于合伙期限、合伙出资、合伙期间的收支情况等各执一词，并无统一的定论。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委托山东光岳会计师事务所对朱东杰、张秀英、张焕英合伙期间的账目和费用进行了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朱东杰、张秀英、张焕英均提交了过磅单等相关证据，审核报告具有客观性及公正性。在质证时，张秀英虽对审核报告提出异议，但张秀英作为合伙期间的会计和现金保管，其应对提供证据的真实、合法、完整性负主要责任。张秀英在原一审中表示“单据已损毁”,后又在多次庭审中不间断地提交证据，重审期间，一审法院关于举证时限特向张秀英进行了书面告知，张秀英签名予以确认。另外，根据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作出的心理测试结果，也显示张秀英出现说谎的生理反应，因此，对张秀英违反证据规则所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本院依照审核报告为基础，兼顾合伙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收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对已查明清楚的部分事实，先行予以判决。综上，上诉人朱东杰、张秀英、张焕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8元，由上诉人朱东杰负担5779元、上诉人张秀英负担9061元、上诉人张焕英负担26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红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廷玮书记员杨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