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16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女，197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9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汾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男，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男，199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山西卓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某、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1、被上诉人梁某2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1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某、王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被上诉人梁某1及梁某1、梁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某、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1613号民事判决；2、澄清本案事实，重新作出新的判决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就本案客观事实、法律关系，集中于三点：1、关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虽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所涉犯罪嫌疑人张金龙的辩解系单一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此辩解也好，陈述也好，其具体所指，没有经与上诉人质证。对于民事诉讼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因为其无形中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关于2万元，究竟是张金龙支付上诉人的“阻挡采光赔偿金”还是所购“房屋退还金”，不应当采信犯罪分子张金龙的一面之词，况且，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张金龙系诈骗分子，而不能证明上诉人认可2万元是“房屋退还金”，上诉人所购房屋价款是232000元，而不是2万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不应当成为被上诉人拥有此房屋的“救命稻草”。2、一审法院还采信了一名证人的书面证言。无论他是何人，同样一个道理，其证言没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程序，自然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这名证人所作证言系伪证。3、《物权法》应当建立在“物”系合法行为基础之上。被上诉人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其行为合法？众所周知，上诉人购房在前，被上诉人购房在后。假如上诉人同意退出购买房屋，自然会建立在两点：一是张金龙将上诉人购买房屋的价款如数退还，二是张金龙将上诉人购买房屋的合同书收回。这两点一点都不成立，何来退房一说?总之，被上诉人不合法的“物权”不应当得到保护。上诉人购房在前，应当予以保护。因为上诉人支付的同样是“血汗钱”！为什么单一考虑被上诉人所谓“合法权益”呢？至今，上诉人不明白被上诉人“合法”在哪里？上诉人“违法”在哪里？同样都是张金龙一案的受害人，为何单一考虑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纠正。梁某1、梁某2辩称，第一，一审中对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进行了质证，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未进行质证。而且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文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此，上诉人所称未进行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第二，梁某1、梁某2购买张金龙自建的房屋，该房屋张金龙享有合法的物权，梁某1、梁某2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占有权。第三，上诉人的民事权利在（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确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梁某1、梁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排除妨碍，停止侵权，腾出原告房屋；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侵占原告房屋造成的直接损失2465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张金龙与忻府区饮食服务公司签订“危旧房改造”协议，由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忻府区饮食服务公司家属楼拆旧建新，建成单元楼一幢，并通过置换、补偿等方式安置忻府区饮食服务公司原住户。2013年8月4日，武某（乙方）购买该单元楼1号楼东单元一层东户的楼房一套，双方签订的购房协议书约定购房款为人民币255000元。后武某从2013年7月27日至2013年8月29日分五次共交付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5000元。2014年7月28日，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将该房出卖给梁某1，当日，梁某1交付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47390元，其中包括购房款240000元及暖气碰口费、电表箱、太阳能、防盗门、总户门、自来水碰口费等共计7390元。后双方于2016年6月7日签订购房协议书，将购房方名字变更为梁某1之子梁某2。2017年6月8日，武某给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张金龙饮食服务公司现金还款20000元整。2017年6月15日，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该房屋钥匙交付梁某1。此后梁某1装修该房期间，武某、王某进行阻拦，并把防盗门换掉，现该诉争房屋被武某、王某侵占。2018年7月，梁某1、梁某2将武某、王某诉讼法院，因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房产涉嫌刑事案件，故裁定驳回梁某1、梁某2的起诉。另查明，张金龙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张金龙已实际退还武某购房款20000元，张金龙合同诈骗武某232000元，判决张金龙犯合同诈骗罪违法所得人民币2857.447264万元及三套房屋依法予以追缴后退赔被害人，该款项中包括武某的232000元。现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武某与张金龙签订的购房协议时间在前，但因涉案房屋未交付予武某、王某，且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已认定张金龙合同诈骗武某232000元，判决张金龙将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后退赔武某，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武某、王某的实体权利已经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从梁某1、梁某2提供的证据以及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向梁某1、梁某2交付房屋钥匙的行为，可以认定梁某1、梁某2为该房屋的占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失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可见，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是法律为保护占有的事实而特别赋予占有人的一种救济性权利。武某、王某阻拦梁某1、梁某2装修并强行占有该房屋的行为，已构成侵权，故梁某1、梁某2要求武某、王某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梁某1、梁某2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武某、王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腾出原告梁某1、梁某2位于忻府区学道街饮食服务公司1号楼东单元一层东户的房屋；二、驳回原告梁某1、梁某2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元，减半收取208元，由原、被告各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梁某1、梁某2请求武某、王某排除妨害、停止侵权、腾出案涉房屋的要求能否成立。张金龙就案涉房屋分别与武某和梁某1、梁某2签订了两份买卖合同，并收取了武某和梁某1的购房款，但均未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虽然武某与张金龙签订的购房协议在前，但涉案房屋并未交付予武某、王某。且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9刑初48号刑事判决已认定张金龙合同诈骗武某232000元，判决张金龙将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后退赔武某，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武某、王某的实体权利已受到法律保护。从梁某1、梁某2提供的证据以及忻州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向梁某1、梁某2交付房屋钥匙的行为，可以认定梁某1、梁某2为案涉房屋的占有人。武某、王某上诉所称张金龙支付其的20000元为“阻挡采光赔偿金”并非所购“房屋退还金”，但对此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该20000元是否为房屋退还金均不能对抗梁某1、梁某2对案涉房屋的事实占有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失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武某、王某阻拦梁某1、梁某2装修并强行占有该房屋的行为侵犯了梁某1、梁某2的占有使用权，故原审法院对梁某1、梁某2要求武某、王某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腾出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武某、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武某、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连林梅审判员 张 亮审判员 聂瑞婷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焦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