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9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长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45319729Y。负责人：彭志刚，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江林，重庆融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俊，女，198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长寿区，现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重庆长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厚全，男，193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系原告余厚全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碧玉，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长寿支公司）、李俊因与被上诉人余厚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5民初3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太保长寿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江林，上诉人李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被上诉人余厚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邹碧玉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保长寿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太保长寿支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未查清，认定李俊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俊驾驶的车辆与死者进行了直接的碰撞，事故认定书仅仅是推论，均不是直接证据，对于死者余小林纸板坠地的原因以及余小林倒地的原因未查清。即便李俊驾驶的车辆与余小林具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根据余小林的受伤情况来看，事故现场痕迹及余小林死亡不是李俊一辆车能造成，认定由李俊承担全部责任明显不合理；2、李俊属于肇事逃逸，上诉人不应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李俊的行为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3、一审法院认定李俊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与交警事故责任划分明显自相矛盾。依照事故认定书的认定，证实由于李俊肇事逃逸才承担了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如果法院推翻了交警认定的肇事逃逸的事实，那么李俊就不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认定责任时自相矛盾，由于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因此应当以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为准，属于肇事逃逸。李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事故事实与后果无直接关联性，其认定是推测性认定，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从时间段来看，从长达30分钟的时间里，共有71辆车经过死者处，死者身上为多发性伤情，可以排除一次性碾压而形成的伤害，同时不能排除其他车辆可能致死余小林的可能。从现场物件的散落与死者有相当的距离，只在撞击下或者多次碾压下才符合这种特征，不可能是一个车碾压就形成的。从尸体损伤部位来看，李俊车辆车轮的宽度显然达不到损伤长度，不能确定余小林的伤害是李俊碾压形成。所以，在不能排除其他车辆嫌疑的前提下，只能是从公平原则采用无过错赔偿责任，即所有事发时的车辆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余厚全辩称，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根据对现场的勘查，并经过事故成因等一系列的鉴定、监控视频、李俊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陈述而作出的认定书，认定客观，真实合法。李俊的分析缺乏事实依据、违背客观常理。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认定书认定李俊承担责任证据不足，李俊不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说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能推翻责任认定书的认定，陈述自相矛盾。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得当，请求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余厚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俊赔偿因余小林交通事故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647281元（死亡赔偿金544780元、丧葬费310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451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3000元）；2.判令太保长寿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不足部分继续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余厚全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死亡赔偿金变更为697780元、丧葬费变更为40884元，放弃了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金额变更为7936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渝（长寿）公交认字［2017］第00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载明的案情为：2017年1月29日21时21分许，余小林托举纸块从重庆市长寿区晏家方向沿着319国道往古佛方向行走，当步行至319国道2288公里＋260米（古佛七一桥附近）处时，纸块坠落，余小林随即倒地躺在公路上。同日21时34分许，李俊驾驶渝Ｂ×××**号小型客车从晏家方向沿国道319往古佛方向行驶至该处时，从躺在公路上的行人余小林身上碾压而过后驾车往古佛方向行驶，造成余小林死亡的交通事故。办案民警经过侦查，于2017年2月2日在李俊的住所地的车库中将渝Ｂ×××**车查获并扣押。经过勘查、鉴定、询问等，认为李俊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驾车逃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其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余小林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2017年2月2日，李俊接受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巡警三大队的询问时作如下陈述：2017年1月29日晚上，我从重庆渝北经过张关到洛碛，然后上高速公路回到晏家街上回家，然后又开车送我姐姐的娃儿到晏家育才路回家，然后调头走老路（319国道）经过牛心山准备到城里头去耍，最后到了凤凰酒店附近的巴比伦钻石会所去耍了一阵，耍到回家的。我从晏家往城里头行驶经过过滩处时大概是九、十点钟的样子，当时我感觉是有一个绿色的包包在我车行驶方向车道的中间靠右上摆起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不高）在包包附近横起的，从我对向驶来一个感觉是白色的越野车一样，那个车走的很慢很慢，好像那个驾驶员在看我这边公路上的东西，当时我正在接别人给我打的电话，我就没有管这些，就直接开起走了。我在经过那个包包和人时，我走的是中间就过去了，是感觉到车子有点抖动。我感觉没有撞人，也没有撞到其他东西，所以就没有停下来检查，我感觉是躲过去了的。那段路上没有凹陷，也没有乱石，路面还是比较平整。我除了看到包包和人以外，还看到对面来的一辆车子，在我超过那个包包和人后就马上和对面那个车子会车。我看到那个包包和人的时候我感觉车子隔包包和人有两三米的样子，我先看到包包，然后才看到那个人，包包和人相距有一米左右。那个人是横起躺在公路上，头朝路边，脚朝公路中间横躺起的，面部是朝上还是朝下我没有注意，我只以为是一个酒醉老遭喝醉了躺在那里。我没有看到对向而来的那辆车的车号，车子有点高，感觉是越野车，当时我的车上只有我一个人。那晚以后，我一直都是使用我当时驾驶的车辆，都是从晏家到长寿，然后又从长寿到晏家，反正都是晏家和长寿之间往返。我在大年三十那天洗了一次车，过后这几天都没有洗过车。今天下午，我跟着公安机关的民警一起到桃花那边的一个停车场去，用修理厂那个升降机举起后就看到我车右前轮底部那个地方明显比左边要干净些，就是感觉被帕子抹过了一样，左边里面有一点点被擦干净了的，有一点还生锈了的。被擦干净了的地方面积不大，大概有三四个拇指并拢的样子。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都是一直插起的。2017年2月27日，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经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委托作出《DNA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1）1号血样（余小林）、2号血样（余厚全）DNA在DYS576等已获得的相应基因底基因型一致；（2）2号与1号单亲遗传关系不排除。2017年3月23日，经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委托，重庆市八一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7］成因鉴字第5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基本情况：渝Ｂ×××**号轻型普通货车，渝Ｂ×××**号小型轿车，检验日期为2017年2月4日至2017年2月23日，鉴定事项为：1.对无名氏男子死亡的事故成因分析鉴定；2.无名氏男子是否与嫌疑车发生接触。三、检验过程：（一）检验方法根据ＧＡ41-2014《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ＧＡ／Ｔ1133-2014《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ＩＳＢＮ978-114-07436-3《汽车事故工程》有关条款及检验方法，分别对该起事故中无名氏男子死亡的事故成因、无名氏男子是否与渝Ｂ×××**号轻型普通货车和渝Ｂ×××**号小型轿车发生接触作出鉴定。（二）检验所见：1.事故现场概况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现场可见倒地无名氏男子及鞋子、帽子及纸块（约10千克）等散落物，现场未见任何事故车辆，路面未见车辆制动痕迹及车辆部件。2.监控视频委托方提供如下视频资料：1月29日白天七一桥处卡口监控视频3段、1月29日夜间七一桥处卡口监控视频13段和局部放大视频2段、1月31日白天民警走访现场七一桥处卡口监控视频3段、1月29日晚粮站监控视频3段、1月29日夜间渝Ｂ×××**号小型轿车行车记录仪视频。在事故现场航拍三维重建图上标注上述两个监控摄像头位置，从图上可看出七一桥处卡口监控摄像头距离事发地点较远，此摄像头可远距离记录无名氏男子在事故发生前的行走状态。粮站内监控摄像头距离事故地点较近，该摄像头对准事发地点。根据委托方对这些视频中车辆的排查，可将事故车辆锁定在渝Ｂ×××**号轻型普通货车上，从上述视频文件中分析可见小货车位于视频中右侧车道往古佛方向行驶，在视频显示时间为21：21：27时疑似与同向行人发生接触，并能观测到疑似纸箱在坠落时产生的反光亮点，随即出现疑似行人倒地。21：34：47时，可见轿车轻微颠簸，无绕行动作，疑似碾压行人，与此同时轿车左侧对向车道近处有开启大灯的车辆驶来，结合监控视频可见，从第一辆嫌疑车（小货车）到第二辆嫌疑车（轿车）中间经过事发路段的车辆均有绕行。渝Ｂ×××**小车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时间为21：30：13时，画面左侧可见倒地行人，头部朝向纸板，下肢朝向分道线。根据时间判断，此时小货车已驶过事发地点但轿车还未驶过该地点。视频显示时间为21：17：59时，可见疑似纸板坠地后小货车驶过的过程。3.事故车辆痕迹：（1）通过对停车场内的小货车仔细勘查及事发后的车辆勘查照片可知，小货车车体周部刮擦痕迹较多，但难以用痕迹比对方法确定与本次事故相关的痕迹。（2）根据轿车车辆勘查照片可知，轿车车表未见明显碰撞痕迹，但在轿车底部可见明显的擦划痕迹，位置主要位于车口右侧底部，右前轮前部，经测量，车底擦划痕迹处圆环直径约为9ｃｍ，车底凸起部件距离圆环边缘约为10ｃｍ；在横梁方向上，圆环边距离右前轮内侧约5ｃｍ，距离右前轮外侧约20ｃｍ。4.人体损伤及痕迹：根据复勘时无名氏男子衣物照片可知，其上衣为深绿色，腋中线至背侧有泥土印痕，上衣中下部及右腋下均有撕裂。外裤两条裤腿前面均有泥土印痕，右裤腿中间（对应人体右侧大腿处）有两道圆环状泥土印痕，该印痕旁裤腿衣料撕裂。经测量，该圆环状印痕直径约为9ｃｍ，裤腿撕裂位置距离圆环状泥土印痕边缘约9.5ｃｍ。右侧秋裤裤腿可见点状血迹，血迹旁可见裤腿裂口。根据无名氏男子尸表检验照片可知，其头部未见明显体表损伤，主要体表损伤为：①左侧胸廓塌陷，左侧胸廓穿刺可见血性液体；②左大腿内侧有明显的斜向内侧的擦挫伤；③右手背可见散在表皮剥脱；④枕骨大孔可抽出血性液体；⑤右股骨骨折，右大腿后侧可见一10ｃｍ×7ｃｍ散在表皮剥脱。经全身ＣＴ尸体扫描片示（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无名氏男子颅骨未见明显骨折，其主要损伤为：2017年3月27日，经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三大队委托，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长）公（物）鉴（交尸）字[2017]010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其中载明的简要案情为：据办案民警介绍“2017年1月29日21时21分至21时52分许，一无名男子（DNA检测该男子系余小林）行走在国道319线2288公里＋260米处时，与车辆接触后致当场死亡”。载明的尸体检验结果为：（一）尸表检验：老年男性尸体，尸长154cm，尸斑呈暗红色，分布于尸体低垂未受压部位，指压不褪色，冷冻尸体，尸僵未缓解。头面部：颅骨外观无畸形，叩击未闻及破响，头皮未扪及血肿，双侧瞳孔等大等圆，上颌左右中切牙陈旧性缺失，下颌右侧第一、二磨牙陈旧性缺失，鼻腔及双侧外耳道未见异常，余未检见异常。颈项部：未检见明显异常。胸腹部：左侧第2-8肋骨触及骨擦感，左胸腔（掖后线处）穿刺抽出血性液体，右胸腔穿刺（一）。骨盆挤压征阳性。余未检见异常。腰背臀部：未检见明显异常。四肢：右手背第4、5掌指关节处有两处1.0cm×0.4cm、2.0cm×1.0cm表皮剥脱。左大腿上段前侧至左大腿中断内侧在13.5cm×6.0cm范围内有斜行条状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左膝盖下缘内侧有2.0cm×1.0cm表皮剥脱，左小腿前侧在30.0cm×7.0cm范围内散在表皮剥脱；右股骨上段触及骨擦感伴假关节形成，右臀外侧至右大腿上段后侧在11.0cm×7.0cm范围内散在表皮剥脱，其中有1.8cm×0.5cm列创，创缘不规则。余未检见异常。（二）2017年2月6日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对余小林尸体全身CT扫描示：1.左胸第2-8肋骨骨折，其中4-6肋骨粉碎性骨折；2.右股骨近端粉碎性骨折；3.骨盆多发性骨折；4.双肺挫裂伤，双侧血气胸可能；5.脾脏密度不均匀，脾周似见等高密度周绕；6.双侧眼球、肝、胆、双肾及膀胱内散在小斑片状低密度影；7.双侧胸壁皮下少许积气；8、胸腔内少许游离气体密度影。分析说明载明：从尸表检验所见：受害人余小林，左胸腔（掖后线处）穿刺抽出血性液体，右股骨上段触及骨擦感，骨盆挤压征阳性，四肢多处软组织损伤，结合余小林尸体CT扫描及事故调查情况综合分析：受害人余小林的损伤符合机械性暴力致伤特点，致余小林胸腔脏器损伤、左胸肋骨多发性骨折，右股骨骨折，骨盆多处骨折，其胸腔脏器损伤为致命伤。检验意见为：余小林系胸腔脏器损伤死亡。2017年3月28日，经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委托，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作出渝公鉴（车检）［2017］30535号《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其中的案情摘要载明：2017年1月29日晚上21时21分至21时52分之间，一无名氏男子在国道319线2288公里＋260米处行走中被车辆碾轧后死亡。经办案单位侦查和实验，于3月22日确定为渝Ｂ×××**小型客车所致。车辆检验中载明：车号为渝Ｂ×××**，品牌型号：别克／ＳＧＭ7151ＬＡＡＢ小型客车，车辆识别代号：ＬＳＧＫＥ54Ｈ9ＧＷ169095，发动机号为16166545431。鉴定要求中载明：车辆传动、行驶、转向、制动、照明系统装置的安全技术性能；检验方法及步骤中载明：依据ＧＢ21861-2014《机动车安全检验项目和方法》、ＧＢ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ＧＡ／Ｔ642-2006李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服，于2017年4月6日向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该局以其未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第八十一条第四款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时限内提出，且其提出的申请理由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应予重新鉴定的情形为由，于2017年4月7日作出了《不予重新鉴定通知书》。2017年4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针对李俊复核《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申请，以余厚全已提起诉讼且已被一审法院受理为由，作出了《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时查明，李俊所驾驶的渝Ｂ×××**号车在太保长寿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并购买了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第二十六条：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七）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被告李俊未向被告太保长寿支公司签署投保单。另查明，受害人余小林于1963年8月1日出生，系城镇居民，其系余厚全（原名杨厚全）与杨素华共同生育之子，杨素华已先于其去世多年，余小林无配偶、无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俊应否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本案中，事故成因系由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经过询问、勘验、侦查实验、检验、调查、鉴定等一系列程序后确定，而公安机关形成的诸证据的证明效力显著高于李俊的陈述意见，李俊虽不认可，但并无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及据以作出事故认定书的其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李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应当对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认定的事故系由李俊造成及其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余小林无配偶、无子女，其母亲已先于其去世多年，故余厚全有权作为原告要求李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就李俊有关涉案交通事故引起的刑事案件尚在调查中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显著低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仅以证据能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可，本案中，虽然作为最直接证据的现场监控视频未能直观反应出李俊驾驶车辆辗轧了受害人余小林，该证据也未能直观反映出其他过路车辆是否对受害人余小林的伤亡负有责任，但本案全部证据已能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李俊对事故负有责任，本案可先于刑事案件进行裁判，若经有关部门查证确有其他侵权人的，李俊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向其他侵权人追偿。就李俊是否构成肇事逃逸的问题。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指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为逃避抢救义务和法律追究，故意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中，根据询问笔录、现场监控录像以及肇事车辆在数日后被交警部门找到时仍然保持事发当晚的状态等情况分析，李俊对涉案交通事故并非明知，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俊驾车离开在主观上具有逃避等故意，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关李俊构成驾车逃逸的认定不予确认。就余厚全请求赔偿的各项损失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丧葬费依法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该项损失核算为40882元（81764元/年÷12个月×6个月）；2.死亡赔偿金根据受害者余小林的年龄和户口性质，按照2018年度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889元计算20年，核算为697780元；3.涉案交通事故造成余小林死亡，且受害人对事故无责任，该事故必然对余厚全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参照通常标准，对余厚全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予以支持；4.余厚全虽未举证证明交通费和误工费，但其及家人因寻找受害人及为受害人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和误工开支，参照通常标准，支持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1000元。综上，余厚全因受害者余小林在涉案交通事故中死亡而产生的损失为：丧葬费40882元、死亡赔偿金6977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790662元。就余厚全的上述损失的赔偿问题。李俊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鉴于其驾驶的渝Ｂ×××**号车辆的投保情况，余厚全的上述损失依法首先由太保长寿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60000元，共计110000元。就被太保长寿支公司应否继续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的问题，虽然该公司的商业保险条款中以加粗加黑字体规定了不赔和免赔事项，尽到了提示义务，但证据不能证明李俊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而离开现场，无逃离现场的故意，故太保长寿支公司应当继续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余厚全赔偿剩余损失中的500000元。不足部分180662元，由李俊赔偿，扣除其已支付的10000元后，实际还应赔偿17066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余厚全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60000元，共计110000元；二、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余厚全死亡赔偿金500000元；三、由被告李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余厚全丧葬费40882元、死亡赔偿金13778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80662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后，实际支付170662元）；四、驳回原告余厚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8元，减半收取计2184元，由原告余厚全负担32元，由被告李俊负担215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诉讼的争议焦点为：一、李俊应否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李俊是否构成肇事逃逸。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序、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2017年3月23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委托重庆市八一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年4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报告等证据，均一定程度反映了事故发生时的客观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客观性等进行了综合审查，依据证据优势原则，认为现有证据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进而作出原审判决，裁判过程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俊虽对事故发生原因存在异议，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推翻上述事实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事故发生原因分析得当，李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所谓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逃离事故现场，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由此可见，交通肇事逃逸以机动车驾驶员明知发生事故为前提，其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责任，因此，肇事司机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非一定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本案中，综合本案证据及李俊的陈述可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俊在事发当时明知与余小林发生了碰撞后离开事故现场，也不能证明李俊离开事故现场主观上了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俊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太保长寿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采用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同时又不对事故认定书确认的驾车逃逸行为不予认定，自相矛盾。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并非基于事故认定书中对李俊驾车逃逸行为的认定为依据而对本案事故责任作出划分，而是在综合司法鉴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依据证据规则、逻辑推理客观分析本案事故发生的形态、原因等因素后所作出的认定，故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认定责任时并不矛盾，对太保长寿支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太保长寿支公司、李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04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承担2900元，李俊承担13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松审 判 员  张欲晓审 判 员  李盛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郝晶晶书 记 员  韩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