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木广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法定代表人：刘晃荣，该社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桂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达材，男，195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开茂，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铭，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智仁，男，1950年2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杰文，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木广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木广经济社）与被上诉人黄达材、杜智仁、平杰文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木广经济社提起上诉称，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1.被上诉人杜智仁与被上诉人黄达材于2009年3月30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被上诉人黄达材返还涉案土名为“平顶岭”及周边的约300亩山地给上诉人；2.确认被上诉人杜智仁于2004年4月15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3.确认上诉人木广经济社与被上诉人平杰文于2004年4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根据会议记录显示认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方案经过了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最终确定平杰文通过招标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权，进而认为该上诉人与平杰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对此不认可。首先，因为历史原因，该会议记录没有原件予以核对，最重要的是在该会议记录上“同意上述承办方案的到会人员签名如下”是没有任何一名村民成员签名同意，上诉人认为该土地承办方案必须经民主议事程序通过才合法有效，并不能仅仅有经济社盖章就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本案情况不能认为已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2.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认为平杰文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后将涉案土地承包权转让给杜智仁，杜智仁又转让给黄达材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虽然没有规定需经过民主议事程序，但根据该法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被上诉人杜智仁、黄达材不是上诉人本社的村民，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案土地由平杰文转包杜智仁、杜智仁转包黄达材亦没有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因此该承包协议均为无效。3.原审判决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认为涉案土地为林地可以通过招标方式承包，上诉人认为适用法律错误。该条适用还有一个前提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涉案土地在未发包给平杰文时是用于林业局种植桉树，并非属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黄达材也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土地属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被上诉人黄达材、杜智仁、平杰文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上诉人主张其与平杰文签订的合同无效，以及平杰文与杜智仁、杜智仁与黄达材签订的合同无效，均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和平杰文签订的合同，履行了法定的程序，而且这个合同也已经履行多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到的会议记录上没有村民的签名。据初步判断，会议记录以及村民代表签名的证据，应该掌握在上诉人手上，三被上诉人没有掌握该证据，是上诉人拒不提供该证据。同时，上诉人和平杰文签订的合同，属于专业承包合同。平杰文本人也是上诉人的村民，不是村民以外的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本村村民和本村签订专业承包合同或者土地承包合同，是不需要经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所以上诉人这一上诉请求明显是没有法律依据。木广经济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杜智仁与黄达材于2009年3月30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黄达材返还涉案土名为“平顶岭”及周边约300亩的山地给木广经济社；2.确认平杰文与杜智仁于2004年4月15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3.确认木广经济社与平杰文于2004年4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4.由黄达材、杜智仁、平杰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山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土名为“平顶岭”及周边的山地，面积约300亩，2010年12月25日取得林权证，登记地名为“烧断龙”，权属人为木广经济社。2003年3月27日，木广经济社召开农业生产项目承包方案讨论会议，讨论土名平顶岭、大屈岭，面积约300亩种植经济林项目的承包方案，应到会人数220人，实到会人数190人。承包的基本条件如下：承包人平杰文，项目用途承包山地种植经济林，承包期限30年，承包款项每年5000元，先交款后承包等。到会人员同意承包方案，最后确定投标方式，平杰文投。会议记录无到会人员签名，但加盖了木广经济社及白坭村委会的公章。2004年4月6日，木广经济社（发包方、甲方）与平杰文（承包方、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土地发包给乙方，作种养业和观光农业使用。承包期限30年，从2004年4月1日至2034年3月31日止。2004年至2023年每年承包款5000元；2024年至2028年，每年承包款5500元；2029年至2033年，每年承包款6000元。乙方每年应交的承包款应于当年的12月31日前交清给甲方。若乙方逾期缴交的，甲方有权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在承包期内，乙方经甲方同意后，有权将所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地转让或转租给第三方。此外，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04年4月15日，平杰文（转包方、甲方）与杜智仁（承包方、乙方）签订转包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在木广经济社取得的承包项目转包给乙方承包，具体的转包约定按平杰文与木广经济社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约定履行。原发包方木广经济社同意上述双方当事人的转包协议。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木广经济社在该合同中发包方处加盖了公章。合同签订后，平杰文即将涉案山地交付给杜智仁使用，由杜智仁向木广经济社支付承包款，杜智仁依约支付承包款至2009年3月30日。杜智仁在山地上建造了房屋、种植了果树。2009年3月30日，杜智仁（转包方、甲方）与黄达材（承包方、乙方）签订转包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在木广经济社取得的承包项目全部权利义务转包给乙方；乙方已于2009年3月27日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全部转包款。转包后乙方的权利义务按平杰文与木广经济社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具体约定履行。原发包方木广经济社同意上述双方当事人的转包协议。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木广经济社在该合同发包方处加盖了公章，并注明同意转包黄达材。上述合同签订后，杜智仁即将土地交付给黄达材使用，由黄达材向木广经济社支付承包款。黄达材于2017年12月19日缴纳2017年的土地承包款，木广经济社认为黄达材支付的是2017年的承包款，黄达材认为支付的是2018年的承包款。诉讼中，一审法院向木广经济社释明，假如涉案三份合同均有效，木广经济社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木广经济社表示若合同有效，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涉案三份合同，并要求黄达材返还涉案土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三份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的规定，涉案土地为林地可以通过招标方式承包。而根据木广经济社提交的会议记录显示，涉案土地的承包方案经过了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最终确定平杰文通过招标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因此木广经济社与平杰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规定并未要求土地承包权流转需经民主议定程序，平杰文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后，在木广经济社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土地承包权转让给杜智仁，杜智仁在木广经济社同意的情况下又转让给黄达材，因此平杰文与杜智仁、杜智仁与黄达材之间的转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诉讼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合同效力后，木广经济社要求解除上述三份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木广经济社与平杰文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因平杰文将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杜智仁，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故木广经济社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木广经济社并非转包协议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其无权要求解除杜智仁与平杰文之间的转包协议及杜智仁与黄达材之间的转包协议，故对其相应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杜智仁受让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后又将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黄达材，故现土地承发包关系成立于黄达材与木广经济社之间，黄达材与木广经济社之间的权利义务受土地承包合同约束。黄达材于2017年12月19日缴纳2017年的土地承包款，按照土地承包合同“乙方每年应交的承包款应于当年的12月31日前交清给甲方”的约定，2017年12月19日缴纳的款项应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款项，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款项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缴纳，因此，黄达材并不存在迟延缴纳承包款的违约行为，木广经济社要求黄达材交还涉案土地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木广经济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5元，由木广经济社作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杜智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讼争土地位于我国内地，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木广经济社与平杰文于2004年4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木广经济社提交会议记录复印件，主张该会议记录没有村民签名、没有原件核对，不能证明该承包方案经过一定人数的村民同意，因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涉案会议记录记载，涉案土地的承包方案已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确定由平杰文通过招标方式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本院认为，该讨论涉案土地承包问题会议的组织者是木广经济社，会议形成决议后是否组织到会村民签名的取决于木广经济社，木广经济社已在该会议记录上盖章，该会议记录最末页还记载：“村党支部、村委会意见：同意上述承包方案。以上会议内容及盖章属实，会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木广经济社亦未否认上述盖章的真实性。另外，上述会议记录作为该社的内部文件资料，其应该有原件保留，且自2004年涉案土地发包给平杰文至本案诉讼之前，时间长达十多年，木广经济社未对此提出异议，鉴此，现木广经济社以该会议记录主张涉案土地承包方案未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平杰文与杜智仁、杜智仁与黄达材的转包协议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涉案土地经招标方式由平杰文承包，平杰文再将涉案土地转包给杜智仁、杜智仁再转包给黄达材，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即“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规定并未明确土地承包权流转需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同时，木广经济社与平杰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在承包期内，平杰文经木广经济社同意后，有权将所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转让或转租给第三方，而在平杰文与杜智仁的转包协议中，木广经济社以发包方的身份盖章确认；在杜智仁与黄达材的转包协议中，木广经济社亦注明其同意转包。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两份转包协议合法有效亦无不当。木广经济社主张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效力上适用法律错误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木广经济社原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涉案三份合同无效，后经一审释明，其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涉案三份合同，现木广经济社又以确认三份合同无效作为上诉请求。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经就合同效力作出认定，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木广经济社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4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木广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红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蕴琦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