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9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男，194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代理人聂瑞成，浙江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男，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徐浩程，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5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许某系被继承人胡竹如与案外人许文清共同生育之子，胡竹如与许文清离婚后，于××××年××月××日与杨福康结婚，婚后共同领养了杨某。因许某已成年，未与杨福康、胡竹如共同生活。杨福康、胡竹如分别于2004年9月27日、2018年3月13日死亡。杨福康、胡竹如父母均先于两人死亡。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包括：一、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53.59㎡）一套；二、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房屋（建筑面积34.47㎡）一套；三、杨福康名下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四季青证券营业部的证券及股票资产合计43418.32元（截至2018年4月2日，客户代码16012329，资金余额10256.4元；股东账户A23×××67，证券代码：600021，证券名称：上海电力，参考市值6937.92元；证券代码：601398，证券名称：工商银行，参考市值26224元）。许某提交2004年6月14日签名为“杨福康、胡竹如”的自书《遗书》一份及2006年6月1日签名为“胡竹如”的自书《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一份，要求继承其应得的房产份额，对遗嘱未明确分配的财产，则与杨某按照法定继承各得二分之一份额。杨某提交2016年10月19日签名为“胡竹如”的代书《遗嘱》及现场视频各一份，抗辩应依据该份遗嘱由其继承杨福康、胡竹如名下的所有财产。许某于2018年8月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的3/4份额由许某继承；杭州市江干区房屋的1/4份额由许某继承；2．许某继承被继承人胡竹如价值人民币43418.32元资产的1/2即人民币21709.16元。 另查明，2004年6月14日签名为“杨福康、胡竹如”的《遗书》载明：“我们已是八十岁以上老人，现住在近江家园四园的******的**一厅的房内，在我们过世后，这幢房子如出租或出售时，所得租金或出售的房款，得由许吉生和杨某两人各得二分之一的平分权利……”该《遗书》系撕毁后重新拼接黏贴而成。2006年6月1日签名为“胡竹如”的《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载明：“我和丈夫杨福康2003年6月30日向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购得近江家园四园5-5-201室房子一套，建筑面积为53.59㎡。我丈夫已病故，我决定自己逝世之后，这套房子由我与前夫所生的亲子许吉生继承……”该份遗嘱有胡竹如签名并盖私印。 再查明，2016年10月19日签名为“胡竹如”的《遗嘱》载明：“我名下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都由杨某继承。1．有我继承我丈夫杨福康名下的股票。2．房产一有杭州市上城区。二杭州市江干区。3．及其他所有财产。我未立其他遗嘱。以此遗嘱为准。”该份《遗嘱》有胡竹如签名及捺印，并有代某齐光捷（杨某同事），见证人薛某（杨某同事）、戚某（杨某同学）签名。 又查明，2008年，被继承人胡竹如与杨某因杨福康的遗产继承发生纠纷，经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东园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位于近江四园5幢5单元201室的房产过户于杨某名下，位于江干区夕照新村******的房产过户于胡竹如名下，自双方产权发生变更后，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交换居住，双方对变更后的房产不得相互干涉。2．杨福康名下的原有股票所有权归属于胡竹如，由胡竹如自有支配，杨某不得加以干涉……” 2018年4月12日，杨某因继承被继承人杨福康、胡竹如的遗产，向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该公证处于2018年4月26日出具（2018）浙杭钱证内字第5981号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杨福康、胡竹如的案涉遗产由杨某继承。杨某据此于2018年5月17日办理了案涉两套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2018年7月18日，许某向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以公证书中认定杨某系杨福康、胡竹如的独生子女与事实不符为由，要求撤销上述公证书。该公证处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复查决定书，决定对（2018）浙杭钱证内字第5981号公证书予以撤销。 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许某申请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2016年10月19日《遗嘱》上“胡竹如”签名字迹的真实性及现场视频是否存在剪辑、修改进行鉴定，后许某申请撤回上述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同时，原审法院根据杨某申请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2004年6月14日《遗书》上立遗嘱人处“杨福康”签名字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9日出具浙江汉博〔2018〕文鉴字第74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2004年6月14日”的《遗书》上立遗嘱人处“杨福康”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杨福康”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三份遗嘱的效力问题；二、许某、杨某继承的份额问题。 关于争点一，原审法院分析如下：一、2004年6月14日的《遗书》系撕毁重新拼接黏贴而成，形式要件不完整。且该《遗书》上立遗嘱人处“杨福康”的签名不真实，故该份遗嘱无效。二、2006年6月1日的《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和2016年10月19日的《遗嘱》均为胡竹如所立，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应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且2016年10月19日的《遗嘱》由案外人齐光捷代书，并由案外人薛某、戚某在场见证，代某及见证人均签名确认，并注明了年、月、日，形式要件完整合法。杨某提供胡竹如订立遗嘱的相应视频，进一步佐证该遗嘱系被继承人胡竹如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遗嘱中对胡竹如财产的处分应属合法有效。许某主张2016年10月19日《遗嘱》缺乏真实性、合理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点二，原审法院认为，因被继承人杨福康在死亡时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许某作为胡竹如之子，在胡竹如与杨福康再婚时已经成年，之后亦未对杨福康进行赡养，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扶养关系，故许某对杨福康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而杨某作为杨福康、胡竹如的养子，对杨福康的遗产享有继承权。故杨福康的遗产应由胡竹如与杨某共同继承，双方据此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属合法有效。被继承人胡竹如在死亡时留有遗嘱，故其所有的财产及自被继承人杨福康处继承所得的财产均由杨某继承。综上，许某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积34.47㎡）一套，以及杨福康名下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四季青证券营业部的证券及股票均由杨某继承；二、驳回许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74元，减半收取11437元，由许某负担。许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许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归纳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三份遗嘱的效力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2016年10月19日的《遗嘱》有效是错误的。（一）立该遗嘱时，胡竹如居住在金秋钱塘怡养医院，并未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遗嘱见证人及代某均为被上诉人的同学、同事，与胡竹如无任何关系，但与被上诉人存在关系。该遗嘱不是在胡竹如的要求下订立的，而是在被上诉人的主导下订立的。结合2006年6月1日，胡竹如《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中的陈述“2006年4月，杭州市房产部门要我去领房产证，我把杨某请家来吃饭，对他说这房子好领房产证了，房产部门要你也去签字，他说你要把这套房子让给我住才签字。我说这套房子我要住的，怎么好给你，他就一拳打在桌子上，把桌子上的碗摔了一地，还破口大骂。他还想朝我打过来”。2008年胡竹如与被上诉人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经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东园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胡竹如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胡竹如怎么可能将房屋全部给被上诉人继承。（二）虽然遗嘱见证人、代某从实体上看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如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应当由社区人员或医院医护人员来做遗嘱见证人或代某更为适宜。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资料看，胡竹如并未专注于代某读的遗嘱内容，眼神也没有落到代某身上，与处理身后财物这一重大事项应有的态度不符，不合常理。（三）该份遗嘱订立并非是胡竹如本人提起，从证据订立时有见证人、代某，有视频资料等情况看，立该份遗嘱是早有策划。在当时情况下，面对被上诉人的同学、同事，胡竹如是不得不立。（四）如果订立该遗嘱时胡竹如神志清醒，她完全可以提出曾经于2006年订立过一份遗嘱，也可以对该份遗嘱的存废进行说明。而在该份遗嘱中却说“我未立其他遗嘱，以此遗嘱为准”，与此前存在的遗嘱自相矛盾。（五）2006年6月1日的《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是由胡竹如自书形成，并加盖了自己的私印。而2016年10月19日的《遗嘱》仅有胡竹如的签名和捺印，可以看出对于在重要文件上签名盖私章是胡竹如的习惯，对于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来讲，这种习惯更是无法改变的，在该份遗嘱中没有加盖私章不符合胡竹如的处事风格。而捺印并非她的个人习惯，对此胡竹如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她对该遗嘱不予重视，不是出于其真实想法签字。（六）从视频内容来看，遗嘱内容的形成过程在视频中并没有体现，也没有看到是由胡竹如讲述的遗嘱财产内容，齐光捷将相关遗产记录的非常准确、具体，只可能是事先起草好遗嘱，再通过貌似合法的方式要求胡竹如签字确认。（七）从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2日到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的行为看，被上诉人对于2016年10月19日的遗嘱也是不认可的，否则没有必要在做公证时隐瞒胡竹如解放前生育子女的事实，隐瞒已经签订过遗嘱的事实。被上诉人通过欺骗的方式办理公证手续并据此将案涉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其对于房屋的获取可谓“用心良苦”。上诉人在发现这一情况后，向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经复查，公证处认为：申请人杨某隐瞒事实，致使（2018）浙杭钱证内字第5981号公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作出浙杭钱证复字（2018）6号《复查决定书》，决定对（2018）浙杭钱证内字第5981号公证书予以撤销，并协同相关部门将案涉的两套房屋予以冻结。被上诉人在公证部门都可以提供虚假陈述，隐瞒事实，对于其提交的其他证据及陈述应当予以严格的审查。（八）胡竹如签订有三份遗嘱，虽然一审法院认定2004年6月14日的《遗嘱》形式要件不完整，杨福康的签名不真实，但并没有认定胡竹如的签名不真实，该遗嘱中对于遗产的分割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半；2006年6月1日的《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载明“我和丈夫杨福康2003年6月30日向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购得近江家园5—5—201室房子一套，建筑面积53．59平方米。我丈夫已病故，我决定自己逝世之后，这套房子由我与前夫所生的亲子许吉生继承”，这是胡竹如的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10月19日的《遗嘱》是一份代书遗嘱，该遗嘱从形式到实体存在诸多疑问，如前所述，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九）上诉人对于杨福康、胡竹如夫妇尽到了扶养、赡养的义务。胡竹如在2006年6月1日的《关于我的房产由许吉生继承的遗嘱》中记载“我和杨福康住的四宜路142号在98年前后，政府决定拆迁。拆迁期间，我和杨福康都住到我与前夫所生的亲子许吉生家里，平时我们身体不适时也到许吉生家里养病。许吉生对我和杨福康都十分孝顺”，可以看出，胡竹如对于上诉人的赡养是非常满意的，在前份自书遗嘱中对于遗产的分割均有上诉人的份额，唯独第三份没有不符合常理。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起反诉的情况下，直接将案涉遗产判决给被上诉人所有，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故请二审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的1/2份额由上诉人继承；杭州市江干区房屋的1/4份额由上诉人继承；2．上诉人继承被继承人胡竹如价值43418.32元财产的1/2，即21709.16元。 被上诉人杨某答辩称：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遗嘱是真实有效的，一审中该遗嘱的代某及见证人均到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对方的质询。从庭审过程和证据看，见证人和代某的身份符合法律规定，遗嘱的制作、内容均合法，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于法有据。2008年胡竹如与被上诉人已经达成一份房产置换协议。从置换协议内容看，胡竹如已经对其名下房产作出处分，2008年前的遗嘱均无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出关于上诉人涉及虚假诉讼的问题，就虚假诉讼的代理意见在一审庭审后做了详细阐述。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证据是有杨福康签字的遗嘱，杨福康的签字已被证明系伪造。该份证据也是撕碎后粘贴。上诉人陈述其拿到的遗嘱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胡竹如撕碎后再粘贴。那么就有第一个问题，胡竹如为什么不在撕碎后再粘贴时，作出说明，以防后续可能产生的问题。上诉人拿到遗嘱后是否提出疑问，上诉人回答什么话都没有说。而且，就这份遗嘱内容也存在虚假，立遗嘱时两人才70多岁，但是遗嘱上记载是80多岁，上诉人作为胡竹如的亲生儿子看到遗嘱会没有疑问吗。这份遗嘱是伪造的遗嘱，在撕碎后为什么没有再次伪造。对于这三个疑问，上诉人一审并未回答。只可能是该份遗嘱是胡竹如及上诉人共同伪造，胡竹如伪造后觉得不妥，自行撕碎。伪造的遗嘱就是无效的，不存在真实部分有效，伪造部分无效的情形。关于反诉问题，本案系遗嘱纠纷，不存在反诉问题。2016年的遗嘱的见证人、代某虽是被上诉人同事、同学，但法律并未禁止。对于上诉状中提到的代某、见证人身份，被上诉人认为并不适宜，一旦发生纠纷，医护人员是否同意出庭作证存在不确定性。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已经独立构成一份遗嘱，与代书遗嘱结合更加能印证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虚假诉讼上并未作出认定是对被上诉人的不公平。希望二审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相应的认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出现三份遗嘱，其中立遗嘱人涉杨福康的为2004年6月14日的遗嘱，该份遗嘱是一份已经撕毁的遗嘱，且立遗嘱人“杨福康”、“胡竹如”的签名中杨福康的签名非本人所签，故不能认定杨福康就其遗产曾在生前立有遗嘱处分。同时鉴于杨福康与许某间虽系继父子关系但未形成抚养关系，故许某不享有杨福康财产的法定继承权。杨福康的遗产由胡竹如和养子杨某继承。关于胡竹如的遗产，虽在前两份遗嘱中，胡竹如曾有过将近江家园四园的房屋由许某继承1/2或全部的意思表示，但在2016年10月9日所立的最后一份代书遗嘱中明确其“名下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都由杨某继承”。关于最后一份代书遗嘱的效力，首先，该份遗嘱有3位见证人，其中1位代书，且见证人与代某与继承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代书遗嘱的见证人的条件。见证人系杨某的朋友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次，该代书遗嘱有录像辅证遗嘱的内容系胡竹如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胡竹如在2006年6月1日其自书的遗嘱中对杨某有否定性的评价，但至2016年10月已时隔10年有余，胡竹如对杨某的感情及评价完全可能发生变化。本案中也未出现其他证据证明胡竹如在2016年10月9日后有新的遗嘱，故应以2016年10月9日的遗嘱为据来处理胡竹如的遗产。许某以胡竹如在2006年的自书遗嘱中对杨某的否定性评价为据主张胡竹如不可能将遗产全部交由杨某继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某于2018年4月12日到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的情形，公证机关已根据许某的申请作出复查决定，认定杨某存在骗取公证书的情形，撤销原继承公证，但因本案中杨某系基于遗嘱行使抗辩权，而非基于继承公证，故继承公证无效不影响本案处理。另，本案为继承纠纷，继承的标的财产即本案的处理标的，双方可以对继承的标的物各自提出分割主张，杨某无需通过反诉另行主张，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未超过一审诉讼请求范围。鉴于遗产实际为杨某继承，从利益平衡角度，分割遗产的费用由受益人承担为妥。一审判决后，许某不服提出上诉，其诉讼主张又未为本院采纳，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许某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1947元，减半收取20973.5元，由杨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745元，由许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韦 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