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2民终2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分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金融大厦。负责人：陈伟乔，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洋，男，198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系被告公司员工，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提起、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蓓，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北辰时代广场**负责人：王顺清。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政，湖南方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艳，湖南方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长沙分行)，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v>负责人：周武，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伟（系银行员工），男，198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有良，女，1963年5月10日出生，住株洲市荷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凯庭，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红基金公司），住所地郴州市，住所地郴州市五岭大道**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欧金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太平，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举，男，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斐，女，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玲（曾用名何琳），女，198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敏，男，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小彪，男，197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利华，女，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琴，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慧玲，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光大长沙分行、黄有良因与被上诉人杨举、黄斐、唐太平、何玲、黄利华、姜敏、邱小彪、汉红基金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8）湘0211民初3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审理本案。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胡俊洋、杨萍；上诉人光大长沙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胡龙、吴志伟；上诉人黄有良的委托代理人朱松梅、高凯庭；被上诉人唐太平、黄斐的委托代理人黄东山、姜敏的委托代理人石丽珍、黄利华和邱小彪的委托代理人刘淑琴、段慧玲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杨举、何玲以及汉红基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庭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有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湘0211民初3553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被告人承担本金外还应承担利息，并判决建行株洲分行、光大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一审理由。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辩称：本案中光大银行和各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合同关系，上诉人黄有良不能追究光大银行的合同违约责任；上诉人的资金从未进入过光大银行的账户，上诉人也不知道光大银行在本案中的存在，上诉人在和汉弘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之前，光大银行与汉弘公司的托管合同早已经于2013.11月解除，各上诉人的投资均进入了建行的账户，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建行株洲分行辩称：36个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为受害人的上诉人之一的黄有良，已经明确了损失金额，应当以刑事案件中的金额作为受损金额，我们认为他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故建行没有义务对各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黄有良反驳称本案应当由民法调整，应当计算年化率，37个人没有过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各投资人没有与基金公司有过任何接触，接触的都是建行，且事发之后经过公安机关的查证才知道基金是假的。黄有良的买的基金是在建行买的，并未与基金公司接触，建行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唐太平：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黄斐代：没有意见。被上诉人姜敏代：基本上支持上诉人黄有良的上诉意见。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上诉请求：驳回黄有良要求上诉人承担60%补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有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有良购买的基金产品的行为是上诉人的员工和汉红基金公司与黄有良完成的，黄有良的损失与上诉人无因果关系；二、黄有良的损失是由于托管银行光大长沙分行没有履行监管责任所致，故应由托管银行和华泰基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投资人黄有良对于投资高回报的基金产品理应有风险辨识能力，对于发生的风险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黄有良反驳称：一、37个人均是建行的VIP客户，是建行的客户经理针对性的推销保本保息的基金，且承诺有建行的担保，因此各投资人购买华泰基金，二期汉弘基金，三期国泰基金，整个过程中，投资人没有与基金公司有任何接触，建行推卸责任，歪曲事实；二、建行发行基金，基金批准、审查义务都在建行，不在投资人，各投资人没有任何过错，各投资人不可能知道建行发行的基金没有经过批准；三、黄有良的基金也是通过建行的客户经理购买的汉红基金。光大长沙分行反驳称：一、光大银行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本案属于私募基金，建行提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本案，该两法律规定是针对于公募基金，光大银行的托管行为2012.11月至2013.11月，此期间国家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私募基金进行约束，光大银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之处；二、合同约定对于光大银行与基金公司以及管理人签订的三方协议仅约定了光大银行应当保证资金安全，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进行相关的划款，即使光大银行划款行为违反托管协议约定，也是基金公司向光大银行主张违约责任，且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光大银行划款指令有违反合同约定或损害基金公司利益之处。建行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建设株洲分行继续辩称：建行对于基金的审查并不是明知基金公司没有审批而发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有良的本息没有收回。针对光大银行答辩，基金托管的履行一直持续至2013年6月1日之后，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管理办法适用于本案，光大银行明知投资没有任何收益进入到托管账户之内，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对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根据基金公司的指令划款，应当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光大长沙分行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天元区法院的判决，改判光大长沙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原告人增加诉讼请求，且合并审理不当。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杨富萍的资金根本不在托管协议范围。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托管义务不同于监管责任，光大长沙分行已经履职无需承担责任。上诉人建设株洲分行辩称：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释明增加当事人，并不是增加诉讼请求。37个上诉人称：请求法院依法处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7日，被告唐太平联系代办公司办理华泰基金公司的注册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基金项目管理活动、投资项目管理活动及咨询服务，注册资本3,000万元。登记股东为被告黄斐（占注册资本的45％，替被告黄利华持股）、被告何玲（占注册资本的30％，替邱小彪持股）、唐凤姣（占注册资本的25％，替被告唐太平持股）。被告黄利华任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事务。邱小彪任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策划、指挥募集华泰基金，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唐太平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黄斐任法定代表人、会计，被告姜敏任董事长助理，被告何玲任副总经理，被告杨举任总经理助理，其四人具体负责华泰基金公司日常事务，同时兼任基金经理，负责募集基金前期准备工作，与银行、客户联系并推销基金等工作。之后，被告黄利华安排被告黄斐等人通过代办人员先后注册成立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湖南华泰鑫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华泰基金公司吸收投资者出资入伙的平台；注册成立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接收资金的平台。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对华泰基金公司进行考察后，2013年5月2日，被告黄利华代表华泰基金公司与建行株洲湘江支行签订《顾问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由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为华泰基金公司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和投资项目，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华泰基金公司向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支付募集资金的1.5%作为顾问费；如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华泰基金公司推介优质项目，顾问费为推荐项目投资金额的1%；后期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华泰基金公司推荐项目，并协助华泰基金公司获得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顾问费为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的收益分红的5%。签订《顾问协议》后，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行长王炜的协助下，邱小彪及姜敏、何玲、杨举、黄斐等人于2013年5月在建行株洲湘江支行召开了华泰母基金推介会，建行株洲各支行的20余名营销主管参会。会上邱小彪对华泰基金公司、华泰母基金进行推介，内容包括华泰母基金投资方向、投资期限、年化收益率、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等，并表示经建行客户经理向客户推荐购买华泰基金的，向客户经理给付投资额1％的佣金。会上邱小彪等人还发放了《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要建行营销主管带回各支行向建行客户进行宣传和推荐。2013年8月，被告黄利华找到建行株洲分行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主任付皓，经付皓同意，邱小彪安排姜敏、杨举、何玲、黄斐等人两次在建行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晨会上向建行客户经理宣传、推介华泰基金，并发放《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华泰基金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也未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的情况下，违反政策规定，未实际确定投资项目，对投资者不经审查，安排被告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等人与建行各支行联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下属各支行营销主管、客户经理通过电话联系、现场宣传、发放资料等方式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建行长期客户等不特定投资者推销华泰基金，承诺投资年化收益率12％，由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保本保息，无任何风险。与华泰基金通过建行株洲分行募集资金的同时，被告邱小彪私下安排被告杨举、何玲采取相同方式，通过建行株洲分行以湖南汉弘新投资管理中心的名义募集资金。在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下属支行客户经理的推介下，本案原告黄有良于2013年11月4日在建行株洲分行营业厅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签署《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原告自愿成为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汉红基金公司，执行合伙人为汉红基金公司，担保公司为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投资方向和目的为对中国境内的未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主要为生物医药），对上市公司未公开发行的股票投资，以获得股权分红收益；优先级有限合伙人黄有良承诺出资总计6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当日缴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汇入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的账户。基础年收益不超过12%，基金届满36个月或60个月时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超额收益的20%或30%分配超额收益。本产品结构化设计保本保收益，年化收益率12%；合伙企业迟延支付有限合伙人出资或者收益，每逾期一日支付应付出资或者收益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签订入伙协议当日，原告依约向协议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60万元，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向原告出具《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确认函》。确认原告的出资金额为60万元，投资期限为18个月，年化收益为12%，从2013年11月5日起息。原告投资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向原告支付出资额60万元的收益10.8万元。自此之后再未向原告支付收益，也未退还投资本金。此后，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甲方）与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乙方）签订《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基金托管人；由甲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本财产的投资运作，乙方负责安全保管托管账户内的现金资产；乙方应安全保管银行托管账户资金，未经有效指令，不得擅自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资产；乙方应完整记录托管账户资金的划拨和往来情况，并妥善保存甲方提交的付款依据等文件资料；乙方应及时执行基金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发出的划款指令，办理基金的资金往来，并对管理人的投资划款进行监督；乙方应保存与基金托管业务有关的会计记录、账册、档案和其它相关资料；乙方因违反本协议导致托管账户基金资金损失的，承担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退任而免除；基金托管人根据《投资监督事项表》的规定对基金管理人发送给基金托管人的划款指令进行审核，如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不符合规定，则可以拒绝执行划款指令；托管费按托管规模0.3%/年的比率收取（年托管费不足30万的，则按30万/年标准收取）。2015年6月至9月，被告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6年7月26日，被告邱小彪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依法审理后，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书》，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7）湘0211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分别认定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邱小彪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发行基金的名义变相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资金，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其中黄利华、唐太平对4,346.35万元负责，杨举对4,311万元负责，何玲对1,711万元负责，黄斐对791万元负责，姜敏对620万元负责），责令邱小彪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5,657.952,386万元。本案原告所投资的资金在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金额范围内。原告认为其经济损失并未得到完全赔偿，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吸收资金后，除向基金投资人返还部分投资收益外，邱小彪主要用于支付汉红基金前期吸收客户资金、邱小彪个人及其公司开销等。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原告提交的《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银行转账凭证、成立确认函、《顾问协议》、黄利华笔录、李向阳笔录、付皓笔录、段易卿笔录、王炜笔录、叶妮笔录、刑事判决书，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提交的《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对公活期账户明细、划款指令，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2、各被告的责任如何确定？具体分析如下：关于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手段予以救济，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竞合，且该刑事判决对涉案财产的处理结果已涵盖前述认定的应返还财产的范围，就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被害人已获得公力救济。在此情况下，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另行对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中不再处理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问题。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系通过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投资汉红基金，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汉红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利用汉红基金公司发行基金的行为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告投资的资金在生效刑事判决中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金额，故上述《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依据该协议的约定主张合同期内的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按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因原告的损失已在刑事案件中予以确认，而刑事案件确定的损失不包含利息损失，故本案中亦只认定本金损失。原告依据该协议已获取的10.8万元投资收益，应冲抵其本金损失。至本案判决前，因刑事退赔尚未启动，故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为扣除已返还收益的本金损失，即49.2万元（60万元-10.8万元）。之后如刑事退赔的金额能够确认并支付原告，对于原告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则应当在本案确定的损失中予以核减。关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被告汉红基金公司作为与原告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的相对方，系吸收原告投资资金的直接责任主体。其控制人和高管以签订该协议的形式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其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即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应向原告赔偿财产损失49.2万元。关于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及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的赔偿责任问题。原告系建行株洲分行的长期客户。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向原告推介投资产品时，应向原告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提示相关风险；并应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对投资产品的合法性及相关风险进行审查，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原告自主选择。但是，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未经相关部门的批准、备案，也未明确投资项目，建行株洲分行应对该情况进行审查。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向原告推介该私募基金，并向原告介绍该基金产品保本保收益，误导原告做出投资决策。原告基于对建行株洲分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充分信任购买了该私募基金产品，造成了投资损失，建行株洲分行的行为对原告构成侵权。该侵权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虽与原告不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其作为汉红基金的托管行，其职责在于保证基金的财产安全；并应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其对基金投资人实际上具有财产保管及代投资人对基金运作进行监督的义务。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与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基金托管协议时对汉红基金公司及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运作是否合法合规进行了合理审查。签订基金托管协议后，未对汉红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合理监督。本院认为，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在对汉红基金资金托管过程中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亦具有因果关系，也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与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作为汉红基金的销售银行与托管银行，在本案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对汉红基金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其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也应为在被告汉红基金公司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上述情由及对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有良赔偿投资损失49.2万元（如果刑事退赔启动，原告黄有良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在上述损失中予以核减）；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黄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150元，由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共同承担7464元，由原告黄有良承担3686元。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新的事实的前提下，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一、原审各被告人的责任该如何认定？二、作为投资人的上诉人黄有良认为应当由原审被告人除了承担本金还应承担利息是否成立？现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审各被告人的责任该如何认定的问题。责任主体上诉人建行株洲分行上诉所称杨富萍购买的基金产品的行为是上诉人的员工和华泰基金公司与杨富萍完成的，杨富萍的损失与上诉人无因果关系，其损失是由于托管银行光大长沙分行没有履行监管责任所致，故应由托管银行和汉红基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投资人杨富萍对于投资高回报的基金产品理应有风险辨识能力，对于发生的风险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上诉理由与一审答辩理由基本一致，一审认定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责任主体光大长沙分行上诉所称理由基本也如一审所述，本院对一审认定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其提出的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原告人增加诉讼请求，且合并审理不当的问题，一审法院予以了释明，且并无违法之处，对此不予支持。二审中其提出被上诉人杨富萍的资金根本不在托管协议范围的问题，在二审中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也不予支持。二、关于作为投资人的上诉人黄有良认为应当由原审被告人除了承担本金还应承担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意见明确损失赔偿数额就包括了本金和利息。虽然一审法院没有计算利息是出于投资人自行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则而没有支持的做法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以及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因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引发的民商事案件，“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原则。适当性义务给了责任主体建行株洲分行、光大长沙分行非常严格的法定责任，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资金一旦进入了金融管道，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和服务者的风险责任便已存在，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严格适用责任原则，划分责任承担比例并无不妥之处。金融消费者即原审原告人在从事本案的高风险金融活动中对于自身可能存在的风险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本案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14元，由建行株洲分行负担5728元，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负担4236元，黄有良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文胜审 判 员 李少华审 判 员 张晓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曾海燕书 记 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