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1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巍，男，198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明，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系葛巍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岩松，男，196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晓玲，女，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钰，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人山，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华银大厦**#。负责人：姜宇，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葛巍因与被上诉人吴岩松、韩晓玲、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下称安盛财保湖北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8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吴岩松、韩晓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在葛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吴某的父母吴岩松、韩晓玲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案虽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提出，但实质上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普通民事诉讼，故相应的赔偿范围等应当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确定。2、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中明确，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当适用主要规定民事侵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丧葬费等，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因此，吴岩松、韩晓玲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畴。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相符，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相符，与该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未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相符，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中规定“原则上不应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也相符。一审法院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物质损失范围，适用法律错误。吴岩松、韩晓玲辩称：1、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葛巍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但葛巍侵害交通肇事客体的同时，还侵害了社会公共安全的客体，形成应从一重处的法条竞合情形，故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采取的危险方法就是驾驶机动车肇事，本案事故的性质仍属于交通事故。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并没有只把过失认定为交通事故，也包括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本案中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将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纳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范围问题的批复》规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无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是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均可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其中的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该是指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也将死亡赔偿金纳入民事赔偿范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盛财保湖北公司同意葛巍的上诉意见，认为本案情形中，死亡赔偿金不应当计入民事赔偿范围。吴岩松、韩晓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葛巍、安盛财保湖北公司共同赔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781380.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4日22时35分许，葛巍吸食毒品后驾驶鄂Ａ×××**号小型轿车，在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248号门前由南向北从道路边缘起步时，车头撞击同向停放在路边的鄂Ａ×××**号小型轿车后部左侧，随后又撞击道路中间隔离护栏，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葛巍未停车，继续驾车沿香港路由南向北行驶，22时36分许，其驾车超限速（时速为106.5km/h，该路段限速60km/h）且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指示，经过三眼桥北路路口至香港××××号门前路段，将沿香港路东侧道路由北向南骑行摩拜共享单车至此的吴某（吴岩松、韩晓玲之子）撞飞，并接连撞倒路边路灯杆、撞上停靠路边的鄂Ａ×××**号森林人牌小型越野车，造成吴某因颅脑损伤并创伤性休克而当场死亡，吴某骑行的摩拜共享单车、路灯杆、鄂Ａ×××**号小型越野车受损及葛巍受伤、其所驾车辆进一步受损等后果。2018年2月，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交通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认定：葛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超速、未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对上述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吴某及鄂Ａ×××**号小型轿车、鄂Ａ×××**号小型越野车驾驶员无责任。肇事车辆鄂Ａ×××**号小型轿车在安盛财保湖北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5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并约定不计免赔。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0月18日，葛巍因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葛巍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2月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核定吴岩松、韩晓玲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89100元（34455×20），丧葬费30281元（60561÷2），交通费2000元，合计721381元（689100+30281+2000）。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吴岩松、韩晓玲的损失，应首先由安盛财保湖北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葛巍承担。对于吴岩松、韩晓玲提出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主张，葛巍认为，其已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应该只赔偿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就此，一审法院认为，葛巍因其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对吴岩松、韩晓玲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且精神抚慰金不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故对吴岩松、韩晓玲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首先，葛巍的行为导致吴某当场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十六规定，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吴岩松、韩晓玲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比纯粹的民事侵权造成的伤害更大，如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会导致受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得到的赔偿相对较少，遭受纯粹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得到的赔偿相对较多，不符合公平原则；再次，葛巍的侵权行为导致吴某死亡，必然对吴岩松、韩晓玲今后特别是年老阶段的生活造成影响，进而变相减少了两人的物质收入，因此死亡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综上，对于吴岩松、韩晓玲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以上费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合计721381元，由安盛财保湖北公司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万元，剩余损失611381元由葛巍赔偿。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至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安盛财保湖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岩松、韩晓玲损失11万元；二、葛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岩松、韩晓玲损失611381元；三、驳回吴岩松、韩晓玲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39元由葛巍负担。各方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葛巍明确其上诉主要针对一审判决的死亡赔偿金相关事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针对葛巍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葛巍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同一行为同时满足不同领域内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且其法律后果互不排斥，这被称为责任的聚合。为解决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于1987年实施）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实施）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实施）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先后都进行了明确。以上规定一脉相承，表明我国民事立法上一直都采取三种责任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承担原则。本案中，葛巍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行为，从民法角度讲侵犯了吴某的生命权，葛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刑法角度讲侵害了社会公共安全，葛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该两责任互不排斥，形成责任聚合。根据上述分析，葛巍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确定其在本案中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确定其应承担死亡赔偿金责任，适用法律也无不当。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其中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条司法解释对此情形并未予以排除，表明此时驾驶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还是应当依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来确定。因此，葛巍上诉认为依刑事审判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其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葛巍上诉要求不承担死亡赔偿金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7元，由葛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李 行审判员  万 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