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童亨国，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斌，上海融力天闻（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对艳，女，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登峰，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于延荣，男，198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 上诉人童亨国为与被上诉人胡对艳、原审被告于延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童亨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对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对艳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胡对艳一审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明确注明“款项汇入甲方银行卡……户名童亨国”，而胡对艳仅提供了25万元的转账凭证，且《合作协议书》中原本约定的30万元投资款的季度分红为5万元，实际上童亨国第一个季度支付的分红款为4万元，与实际转账的25万元比例相符合。另外，在目前转账如此方便的情况下，胡对艳谎称2016年4月20日因卡里没钱才向童亨国支付5万元现金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实际借款应当为25万元。2.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则童亨国支付给胡对艳的款项就不能认定为分红款，且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因此，截止2017年1月6日，童亨国支付给胡对艳的7万元款项应当抵扣本金，童亨国欠付的借款本金应为18万元。3.童亨国、胡对艳、于延荣三方曾共同确认，于延荣有权代胡对艳向童亨国接收款项，且胡对艳和于延荣系情人关系。因此，童亨国向于延荣支付的22万元应当视为归还胡对艳的本金及利息。二、胡对艳涉嫌虚假诉讼甚至涉嫌套路贷。胡对艳以实际借款25万元，却以30万元借款要求童亨国承担还款责任，且由其情人于延荣向童亨国收款22万元后，又再次通过法院就同一笔借款起诉童亨国，其已涉嫌虚假诉讼甚至涉嫌套路贷。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童亨国的上诉请求。 胡对艳辩称：一、胡对艳向童亨国共支付30万元款项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胡对艳于2016年4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15万元，当日因卡内余额不足通过现金交付5万元，2016年4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10万元，合计30万元。2.第一季度分红款约定为5万元，但童亨国因资金不足仅支付4万元，符合常理。从第二季度分红款仅支付4500元且延迟支付的情况看，可以印证童亨国无力偿还的事实。3.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投资款30万元，2017年1月19日童亨国出具借条明确收到30万元，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协议》再次明确应返还的投资款为30万元，此三份证据能相互印证实际交付款项为30万元的事实。二、本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双方约定的分红款实为借款利息。1.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虽未约定利息，但约定胡对艳每季度可分得固定分红，且双方约定了违约金，故此分红实际上系借款利息。2.童亨国支付7万元分红款之后，仍向胡对艳出具本金为30万元的借条并签订30万元的还款协议。故，此7万元仅系利息，无法抵扣本金。三、胡对艳从未认可也从未收到童亨国所说的通过于延荣向其交付的22万元。1.一审中于延荣也认可其未向胡对艳支付过该22万元。2.童亨国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胡对艳一直在向其催要欠款。3.童亨国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22万元系由于延荣代胡对艳收款的事实。四、童亨国称胡对艳与于延荣系情人，并乱扣“虚假诉讼”及“套路贷”的帽子，提醒其谨言慎行。一审庭审中童亨国与于延荣相互配合，且自认系多年合作伙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延荣未作陈述。 胡对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童亨国返还胡对艳借款270000元及利息128889（按月利率2%从2017年3月1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11日）；2.于延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童亨国、于延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0日，胡对艳与童亨国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胡对艳出资300000元用于粤诚阁酒店前期装修投入，从童亨国粤诚阁酒店正式营业开张日起（5月1日至8月1日，付第一季度的盈利分红50000元，每季度付一次以此类推），胡对艳不参与酒店管理，经营亏损、盈利与胡对艳年分红及本金无关。如有违反协议造成的经济损失童亨国须赔偿胡对艳本金50%的违约金。胡对艳于2016年4月20日向童亨国转账150000元，2016年4月26日转账100000元。2016年8月童亨国支付胡对艳40000元，2016年12月9日支付4500元，2017年1月6日支付25500元。2017年1月19日，童亨国出具借条载明借到胡对艳300000元，归还日期2017年2月30日前。2017年2月25日，胡对艳与童亨国、于延荣签订《协议》一份，载明胡对艳与童亨国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17年2月25日解除。童亨国承诺2017年11月30日前分期还款，2017年3月15日前支付80000元，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10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120000元。如童亨国未按约定支付任何一期款项的，应按所欠金额的每月2%的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胡对艳可就全部欠款向童亨国追讨。于延荣为童亨国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2年。2017年5月，童亨国支付胡对艳10000元，2017年5月23日至8月29日期间支付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胡对艳与童亨国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双方均确认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故可以认定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该协议和之后童亨国出具的借条及双方另行签订的协议均载明款项为300000元，且童亨国自述从未向胡对艳要求交付其主张的胡对艳未交付的50000元，故对童亨国抗辩的借款实际金额不予采纳。《合作协议书》中虽未约定借款利息，但约定每季度分红款，且约定违约金，故对童亨国认为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胡对艳确认的童亨国已经支付款项部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余童亨国认为已经由于延荣代收的款项220000元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胡对艳计算的本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胡对艳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酌情参照还款时间及金额予以调整。于延荣对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应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童亨国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童亨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胡对艳借款270000元；二、童亨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对艳利息损失124884.28元（暂算至2019年3月11日，此后至付清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三、于延荣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胡对艳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284元，减半收取3642元，由胡对艳负担37元，由童亨国、于延荣负担3605。 二审期间，童亨国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胡对艳与童亨国在微信聊天中已经确认童亨国仅欠胡对艳剩余款项3万元。 经质证，胡对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即便真实也达不到童亨国所主张的证明对象。于延荣未发表质证意见。 胡对艳、于延荣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童亨国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该证据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故对其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对童亨国要求调取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申请亦不予准许。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合作协议书》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可以认定胡对艳与童亨国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童亨国上诉称，其仅收取25万元款项，而非《合作协议书》约定的30万元。现有证据表明，童亨国在该《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后，又于2017年1月19日以借款人名义向胡对艳出具借条确认借到30万元，同年2月25日童亨国与胡对艳、于延荣签订《协议》，童亨国再次确认款项金额为30万元，并于此后陆续清偿部分款项，而未就金额不足等事宜提出异议。据此本院认为，胡对艳关于在转账支付25万元后，因卡内余额不足故而以现金方式交付5万元的陈述具有可信性，本院予以采纳。童亨国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童亨国上诉称，其已通过于延荣向胡对艳支付22万元，胡对艳对此不予认可。童亨国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一审法院依据《合作协议书》中有关胡对艳可以取得固定盈利分红等约定，作出双方之间有利息约定的认定，并对童亨国于2017年1月6日前支付的7万元认定为已付利息，该处理并无不妥。童亨国关于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套路贷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童亨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23元，由上诉人童亨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丽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方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