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0004955714613。法定代表人：王守仓，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基，男，该中心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民，山东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泛都医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7372853119。法定代表人：李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强，山东诚功（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红，山东诚功（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69802M。法定代表人：付道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涛，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132708043G。法定代表人：李秀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滔，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民，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48449895N。法定代表人：沈红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向卓，吉林龙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省疾控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泛都医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都医保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坛公司）、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生物公司）、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祈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5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疾控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中心一审答辩意见；2.一、二审诉讼费由泛都医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如下事实。认定泛都医保公司已向我中心开具发票7张，合计价款2336276元的事实证据不足，我中心没有接收泛都医保公司的发票。泛都医保公司以自己名义开具发票，完全是单方陈述，且与《企业往来询证函》内容相矛盾，泛都医保公司制作的询证函显示已开具发票为祈健公司水痘疫苗价款1192776元。一审判决以泛都医保公司提供的《企业往来询证函》、《收货确认函》、《委托配送函》以及泛都医保公司以开具发票的单方陈述，认定我中心与其疫苗买卖合同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泛都医保公司提供的《企业往来询证函》明确载明本函仅为符合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其二、本案各疫苗生产厂家与接受泛都医保公司之间运输配送疫苗法律关系，认定他们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任何有效证据，且与2014-2015年度二类疫苗指定供应协议书相悖；其三、我中心接受泛都医保公司疫苗并签发《收货确认函》是履行与疫苗生产厂家的疫苗供应协议书的必要合理行为；其四、泛都医保公司依委托授权取得的收款、开具发票等经营行为，不能视为疫苗买卖的当然卖方，亦不能改变其为卖方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其五、关于2016年7月20日、8月29日、9月26日三份《客户要货函》、《购销合同》，涉及水痘疫苗价款1972726元的问题，我中心已在一审作出解释说明，不予赘述。2018年5月28日《三方会议纪要》，已经明确失效疫苗的数量和价值（三种疫苗共5679瓶，价值384750元），同时也明确了要么是生产厂家，要么是泛都医保公司办理退货，而一审判决却认为泛都医保公司未认可失效疫苗价值，亦未表示同意退货，这一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疫苗是涉及国计民生的特殊药品，国家采取最严格的监管措施，我中心非一般普通商品的买方，作为省属一类事业单位对全省疫苗采购和使用履行法定职责，对于效期较短的疫苗，责令疫苗生产企业召回就是行业惯例。案涉失效疫苗，我中心已经通过泛都医保公司有关人员限期退回，而疫苗生产厂家和泛都医保公司相互推诿，迟迟未能解决，一审判决以我中心未举证导致疫苗过期的责任在对方为由，不支持我中心退货和减少价款的合理答辩意见，有违事实和法律，也不符合疫苗行业管理惯例。关于案涉价值452400元的上海生物公司产流感疫苗，一审判决认定由我中心承担支付价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理由是，该批疫苗采购是在2015年，实际采购方为济宁、菏泽、聊城三地有关疾控中心，根据我中心提供的当年我省疫苗政府采购目录，该批次流感疫苗不属我中心采购目录产品，我中心不可能违规采购，又根据泛都医保公司业务清单、菏泽市、聊城市疾控中心二类疫苗销售退货清单，完全可以证明，该批流感疫苗就是销售给上述三地市，而非我中心。另外，结合泛都医保公司的关于开具发票数额的陈述和自认以及《企业往来询证函》中，也不包含这批价值452400元的流感疫苗，也就是说，泛都医保公司都认为不应包含这批疫苗款。至于为何出具该批次疫苗收货确认函，我中心已经在一审做出解释，我中心认为，一审法院无视我方提供的证据，不能正确认定事实，不能分辨是非，必然导致错误适用法律。二、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2016年4月2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的规定，已经不允许诸如泛都医保公司这样的疫苗批发经营企业再经营疫苗。因此，新条例实施后，泛都医保公司根本就丧失了疫苗销售资格，而一审判决认定我中心与泛都医保公司买卖合同基本发生于2015年疫苗指定供应协议书届满之后，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并支持其利息主张，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三、本案所涉疫苗款1951526元应支付给相关疫苗生产企业，天坛公司等疫苗生产厂家否认涉案债权，其目的是逃避过期疫苗的退货责任。四、案涉过期疫苗价值384750元（天坛公司麻腮风646瓶，祈健公司水痘3600瓶，上海生物公司麻腮风1433瓶）依法应予退货处理。五、案涉上海生物公司生产的流感疫苗价值452400元，判决由我中心承担偿还责任，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判决在明显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判决我中心向已丧失合法经营资格的非合同相对方，承担不应承担的支付义务，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但会令泛都医保公司、天坛公司、上海生物公司、祈健公司之间逃避退货责任的企图予以得逞，亦会造成应退未退的价值384750元过期疫苗款，最终将由国有省财政资金和我省接种儿童家庭负担的严重后果。泛都医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正确，省疾控中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省疾控中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事实依据。1、我公司提交的证据《企业往来询证函》，该证据中已明确注明我公司应收账款金额包括欠款疫苗的品名、供货日期、未付款的数量、单价、未付款金额及是否已开具发票，该证据并非我公司的单方陈述，在该证据中“结论：1.数据证明无误”签章处，省疾控中心已加盖公章确认。该证据是省疾控中心、我公司双方交易往来中省疾控中心对我公司欠款金额的书面确认，实际是双方对除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成西）外的对账单。我公司提供的《出库单》、《收货确认函》、《购进退出单》等证据中确认的疫苗品名、数量、单价等与《企业往来询证函》能相互印证，《收货确认函》、《购进退出单》等省疾控中心均已加盖公章确认。我公司提交的加盖省疾控中心公章的《出库单》、《要货函》、《收货确认函》、《企业往来询证函》等材料中均载明供货方（卖方）系我公司，订货方系省疾控中心，我公司直接向省疾控中心开具普通增值税发票（省疾控中心已在《企业往来询证函》中确认），符合一般买卖交易习惯，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形式和实质要件，是买卖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省疾控中心称我公司供应疫苗系履行《山东省2014-2015年度第二类疫苗指定供应协议》项下的配送协议，与我公司系委托配送关系，但省疾控中心与我公司疫苗业务发生在该协议届满之后，省疾控中心的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各生产厂家也明确表示与我公司之间就涉案疫苗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因此，省疾控中心主张其与我公司之间为委托配送关系不成立。2、2018年5月28日的会议纪要，我公司仅是参会协商，并未认可失效疫苗的价值，也未表示同意办理退货，一审判决的认定没有错误。省疾控中心称对涉案的过期疫苗应由我公司退货和减少价款，但省疾控中心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部分疫苗过期是因我公司的原因导致的，因为确实并非是因我公司的原因导致的。3、我公司提交的《收货确认函》、《销售退货单》省疾控中心均加盖公章确认，能确定供货品名、单价、数量、价款等，足以证明我公司与省疾控中心存在的是买卖关系，省疾控中心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并且省疾控中心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我公司是与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区疾控中心存在买卖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省疾控中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省疾控中心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与本案无关，本案并不涉及合同义务转移。天坛公司、上海生物公司述称，省疾控中心没有提出明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我方不明白。一审判决对于我公司有关的事实认定均是正确的，其判决结果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予质评。祈健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泛都医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省疾控中心向我公司支付货款2788676元及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时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货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省疾控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9日，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供应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上海）900支，批号201405101，生产厂家即上海生物公司，含税单价50元，共计价款45000元，省疾控中心在上述疫苗的《物流配送出库单》及《收货确认函》均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包括上述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上海）900支在内的生物制品，2015年9月9日，省疾控中心出具生物制品购进退出单，退出单载明对上述批号201405101的疫苗，数量600瓶，单价50元，共计价款3万元退回泛都医保公司。2016年1月7日，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供应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1200支，批号201506066，生产厂家上海生物公司，含税单价50元，共计价款60000元，省疾控中心在上述疫苗的《物流配送出库单》上加盖公章确认。2016年3月25日，省疾控中心出具生物制品购进退回单，退回单载明对上述批号的疫苗，数量30瓶，单价50元，共计价款1500元退回泛都医保公司。2016年2月23日，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分别供应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上海）3400支、2400支，批号分别是201504032、201505042、201506066，生产厂家上海生物公司，含税单价50元，共计价款12万元，省疾控中心在上述疫苗的《物流配送出库单（随货同行）》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上述药品。2017年4月24日，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开具金额为122100元、137700元、103700元的发票三张，合计票税金额363500元，上述发票货物及应税劳务、服务名称处标注：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减毒活疫苗，泛都医保公司称其向省疾控中心供应的上述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款项已开具在上述发票内。2016年1月7日，泛都医保公司分两次向省疾控中心供应冻干水痘减活疫苗15000支、364支，批号201505024-2、201506028-2，生产厂商祈健公司，含税单价78元，价款分别为1170000元、28392元，省疾控中心在上述疫苗的两份《物流配送出库单（随货同行）》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上述疫苗。2016年7月20日、8月31日、9月27日，泛都医保公司分三次向省疾控中心供应冻干水痘减活疫苗合计32000支，批号201505024-2、201506028-2，生产厂商祈健公司，含税单价78元，价款分别为936000元、780000元、780000元，省疾控中心在上述疫苗的三份《物流配送出库单（随货同行）》及《客户要货函》、《收货确认函》上均加盖公章以确认。2016年11月18日，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分别开具金额为412776元、780000元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张，2017年4月24日，分别开具金额为499200元、280800元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张，价税金额合计1972776元，上述发票货物及应税劳务、服务名称处标注：冻干水痘减活疫苗，泛都医保公司称其向省疾控中心供应的上述疫苗款项已开具在上述发票内。2017年3月9日，泛都医保公司与省疾控中心签署《企业往来询证函》，双方对所供货物麻腮风及水痘疫苗的供货日期、未付款数量、未付款金额进行核对，其中载明2015年麻腮风（上海）疫苗未付款金额15000元，2016年麻腮风（上海）疫苗未付款金额178500元、麻腮风（天坛）疫苗未付款金额170000元，2016年水痘疫苗（祈健）未付款金额1972776元，以上合计未付款金额为2336276元，泛都医保公司、省疾控中心均在该询证函中加盖公章确认。此外，泛都医保公司提交《收货确认函》4份，该4份确认函载明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供应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成西）17400支，单价29元/支，批号为201506022，价款为504600元，省疾控中心均在收货处加盖公章确认。另提交2015年10月23日、11月3日销售退货单两份，该两份退货单载明退货单位即省疾控中心，退回商品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上海成西），批号为201506022，退回数量合计1800支，价税合计26100元。另查，省疾控中心曾于2014年3月7日发布山东省2014-2015年度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公告，上海生物公司、天坛公司、祈健公司中标后于2014年4月15日分别与省疾控中心签订《山东省2014-2015年度二类疫苗指定供应协议书》，约定该上述公司分别作为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冻干水痘减活疫苗的供应单位，该三个公司授权泛都医保公司作为己方指定代理经销商，代表己方履行在山东省区域内经销、物流配送和账款结算等行为，款项支付方式为在收到疫苗后，经验收合格，在疫苗款回收后3个月内付款，另约定供应疫苗的规格、供应价格等信息，协议有效期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止。省疾控中心辩称与泛都医保公司无疫苗买卖合同关系，仅系委托配送关系，并提交上海生物公司向其出具的关于上海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委托配送的函，该函件中上海生物公司表示因业务需要，自2015年8月1日起，委托泛都医保公司作为上述疫苗的配送企业，负责疫苗配送、开票和收款等工作，日期系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后上海生物公司于2016年1月1日再次出具委托派送函，日期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5年7月22日，祈健公司向省疾控中心出具委托派送函，表示自2015年7月23日起委托泛都医保公司作为水痘减毒活疫苗的配送企业，负责配送、开票、收款等。省疾控中心称泛都医保公司所供应的疫苗中有过期疫苗，价值384750元，现存放于省疾控中心仓库内，并提交2018年5月28日的会议纪要及《未办理退货手续疫苗明细》一份，会议纪要中省疾控中心表示失效疫苗价值384750元，包括长春祈健3600瓶、上海麻腮风1433瓶、北京天坛麻腮风646瓶，但泛都医保公司未认可失效疫苗价值，亦未表示同意退货。此外，省疾控中心辩称泛都医保公司将涉案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上海成西）疫苗供应给了聊城疾控、菏泽疾控、济宁疾控共计15600瓶，金额452400元，该部分疫苗款应由地区疾控中心支付，泛都医保公司不予认可。省疾控中心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452400元的疫苗，泛都医保公司与聊城、菏泽等疾控中心存在买卖关系。另查，上海生物公司、天坛公司、祈健公司系涉案疫苗的生产厂商，均表示与本案诉争标的无关，上述三公司自认与泛都医保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供货给泛都医保公司后，由泛都医保公司自行对外销售。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由省疾控中心加盖公章的《物流配送出库单》、《客户要货函》及《收货确认函》、《企业往来询问函》等材料，上述材料载明供货方（卖方）系泛都医保公司，订货方系省疾控中心，此外泛都医保公司直接向省疾控中心开具普通增值税发票，上述行为符合一般买卖交易习惯，泛都医保公司与省疾控中心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省疾控中心辩称泛都医保公司供应疫苗系持续履行《山东省2014-2015年度二类疫苗指定供应协议》项下的配送协议，与省疾控中心系委托配送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泛都医保公司与省疾控中心疫苗供应业务基本发生于供应协议届满之后，且上海生物公司、天坛公司、祈健公司作为上述供应协议的疫苗供应商，均表示未与省疾控中心发生涉案疫苗买卖交易，省疾控中心虽主张泛都医保公司系配送商，非涉案债权人，但并未提交有效的反驳证据，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2017年3月9日，泛都医保公司、省疾控中心签署的《企业往来询问函》中，省疾控中心已对2015年、2016年所供的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冻干水痘减活疫苗未付款金额进行了确认，总计为2336276元，后泛都医保公司提交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成西）《收货确认函》4份、《销售退货单》2份，主张省疾控中心尚欠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款452400元，上述疫苗款合计2788676元，省疾控中心应予支付。省疾控中心辩称泛都医保公司所供疫苗中存在过期疫苗384750元，一审法院认为，省疾控中心未能举证证实导致疫苗过期的责任在于泛都医保公司，泛都医保公司应承担退款责任的相关证据，因此对省疾控中心因疫苗过期不同意支付货款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省疾控中心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省疾控中心抗辩泛都医保公司所供的价值452400元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应当向聊城、菏泽、济宁地区疾控中心主张，但根据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收货确认函》及《销售退货单》均显示系由省疾控中心收货并加盖印章，且省疾控中心未提交泛都医保公司与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区疾控中心存在买卖关系的相关证据，省疾控中心该答辩意见，亦不采信。对于泛都医保公司主张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供应疫苗后，省疾控中心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泛都医保公司主张以欠款本金2788676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自本案诉前调解立案即2018年4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省疾控中心支付泛都医保公司疫苗款278867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省疾控中心支付泛都医保公司利息，以本金2788676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8年4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10元，由省疾病控中心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省疾控中心提交：由泛都医保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盖章出具的《关于2015年供应流感疫苗结算的请求函》，与泛都医保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结合，拟证明：泛都医保公司自认没有权利向省疾控中心主张货款的支付权，泛都医保公司主张是省疾控中心协助，并非向省疾控中心主张权利。泛都医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部分疫苗的供应是根据省疾控中心要求，泛都医保公司直接配送到省疾控中心指令的最终用户，在该部分疫苗送至最终用户后，省疾控中心向泛都医保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函，该部分货款的支付协调过程中，省疾控中心曾提出由其协调，最终用户直接向泛都医保公司付款，但一直未给予最终确定的意见。在此情况下，泛都医保公司向省疾控中心出具该函，督促其明确该部分疫苗款的最终结算问题。省疾控中心收到该函后，始终未给泛都医保公司明确回复，根据省疾控中心向泛都医保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单等相关证据可以确认该部分疫苗的付款义务人仍然是省疾控中心。天坛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上海生物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上海生物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方，与涉案标的无利害关系。祈健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关于2015年供应流感疫苗结算的请求函》载明的内容系泛都医保公司供应省疾控中心452400元的货物，泛都医保公司请求省疾控中心办理结算事宜，并未载明泛都医保公司自认没有权利向省疾控中心主张货款的支付权，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省疾控中心盖章确认的《客户要货函》、《购销合同》载明，订货（买方）单位名称为省疾控中心，供货（卖方）单位名称为泛都医保公司。对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04484515、04484516、04484517、合计金额为3635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庭审中省疾控中心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04484503、金额为412776元；编号为04484504、金额为780000元；编号为04484513、金额为499200元；编号为04484514、金额为2808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述4份发票均载明货物名称为水痘疫苗），一审庭审中省疾控中心主张未收到，泛都医保公司未提交交付证据。《企业往来询证函》载明水痘疫苗（祁健），未付款金额1192776元已开具发票。泛都医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的购买方为省疾控中心、销售方为泛都医保公司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04484503、金额为412776元；编号为04484504、金额为780000元；编号为04484513、金额为499200元；编号为04484514、金额为2808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庭审中省疾控中心主张未收到，但根据《企业往来询证函》的记载，水痘疫苗（祁健）未付款的金额1192776元已开具发票，此数额与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04484503、金额为412776元、编号为04484504、金额为780000元的2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合计数额相同，货物名称亦一致，故应认定编号为04484503、编号为04484504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省疾控中心已经收到。对编号为04484513、04484514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因泛都医保公司未提交交付证据，故本院认定省疾控中心未收到。对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04484515、04484516、04484517、合计金额为3635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庭审中省疾控中心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如其认为未收到，应提出抗辩，但省疾控中心并未像上述4份发票一样，提出未收到的抗辩主张，故本院认定省疾控中心已经收到该3份发票。省疾控中心虽然否认其与泛都医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省疾控中心盖章确认的《客户要货函》、《购销合同》明确载明了订货（买方）单位名称为省疾控中心，供货（卖方）单位名称为泛都医保公司。同时，省疾控中心盖章确认的《物流配送出库单》、《收货确认函》、《企业往来询问函》等证据，明确载明了省疾控中心已经收到泛都医保公司所供的货物并认可欠款。泛都医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亦载明的购买方为省疾控中心、销售方为泛都医保公司。上述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泛都医保公司与省疾控中心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省疾控中心上诉主张其与泛都医保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5月28日的会议纪要中并未载明泛都医保公司同意退货。省疾控中心购买疫苗后,因其自身的原因导致疫苗过期,省疾控中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省疾控中心主张过期疫苗应退还泛都医保公司，与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省疾控中心主张金额为452400元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实际采购方为济宁、菏泽、聊城三地的疾控中心，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应由聊城、菏泽、济宁的疾控中心来还款，但泛都医保公司提交的《收货确认函》显示收货人为省疾控中心，省疾控中心在收货处加盖公章确认。涉及该部分货物的销售退货单，载明退货单位为省疾控中心。省疾控中心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452400元的疫苗，泛都医保公司与聊城、菏泽等疾控中心存在买卖关系，故一审判决该部分货款由省疾控中心偿还，并无不当。本案所涉的货款发生在泛都医保公司与省疾控中心之间，并不涉及货款的转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省疾控中心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省疾控中心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1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