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01行终1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女，198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201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法定代理人唐某，女，198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系上诉人杨某之母。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戴卓，湖南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法定代表人舒志清，局长。委托代理人吴玉婷，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某、杨某诉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自规局）不履行征地补偿安置法定职责纠纷一案，唐某、杨某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行初8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查明：本案两原审原告系母子关系，唐某1系唐某之父。唐某1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在月亮岛东路项目拆迁范围内。2013年12月19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发布月亮岛东路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二榜），该榜载明唐某1户人口总数5人（户主唐某1、妻子吴某某、儿子唐某2、儿媳郑某、孙女唐某3），并备注“其女唐某4（2006.11）农嫁非，外孙周某1（2008.9）已纳入计算”。2013年12月22日，甲方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与乙方唐某1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就征地补偿依据、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拆迁补偿款、奖励补助费、付款方式、过渡方式、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相关约定。补偿资金总计1915124元。唐某父亲唐某1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确认。2014年年底唐某父亲唐某1已领取全部征收补偿款且家庭房屋已经拆除。另查明，唐某于2010年12月30日与非农业家庭户口杨宁登记结婚并于2011年8月3日生育儿子杨某。2014年3月24日唐某、杨某的户籍从长沙市望城区星城镇月亮岛社区湘江片**迁入至长沙市芙蓉区兴和社区，户口类别为非农业家庭人口。2018年2月12日，唐某在长沙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来件《为什么外嫁女不能享受拆迁待遇》。望城自规局于2018年2月24日信箱回复，因唐某于2010年12月30日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在2009年3月6日后，属于农嫁非农的性质，依照当时征收政策规定，没有认定对两原审原告征收补偿安置。还查明，2019年3月8日，因望城区机构改革，原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与原长沙市规划局望城区分局职责整合，组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于2011年1月17日发布《实施细则》［望政办发（2011）5号］。根据《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为5年。该文件公布实施至今超过5年，已失效。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于2013年12月19日发布月亮岛东路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二榜），该榜载明唐某1户人口总数5人，并备注“其女唐某4（2006.11）农嫁非，外孙周某1（2008.9）已纳入计算”。2013年12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与唐某、杨某家庭户户主唐某1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中，虽未明确载明具体补偿安置人口，但望城自规局庭审陈述称已向其家庭成员释明政策标准，其父亲唐某1已知晓其二人无法补偿安置的事实。经唐某、杨某庭审陈述称，唐某、杨某于2014年3月已获知其二人未获得补偿安置的原因。因此，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最迟在2014年3月就应明知其未获得补偿安置情况。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施行。在此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应按照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计算。因望城自规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唐某、杨某家庭进行补偿安置时已告知其诉权或起诉期限，唐某、杨某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计算起点应从2014年3月知晓未获得补偿安置之日起算，最长不超过两年。故唐某、杨某于2018年8月5日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无论适用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或者行政行为作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均明显超过起诉期限且无法定理由。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唐某、杨某的起诉。唐某、杨某不服该裁定，上诉称：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以下认知错误：一、上诉人在一审时起诉的基本诉求是请求一审法院认定望城自规局“行政不作为”违法，并判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对上诉人予以安置补偿，而不是起诉确认对唐某1户作出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而一审法院审理引用该条款确定“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起诉期限，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定义了本案“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户主唐某1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对本案上诉人唐某等人的行政不作为”是不能混为一谈。一审法院推断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起诉期限起算点，系认知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从未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告知上诉人已经明确被排除征地补偿安置资格，更未告知上诉人其行政不作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12行初87号行政裁定，判令被上诉人望城自规局对上诉人予以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在二审询问过程中，本院向上诉人进行释明，本案依法对（2019）湘0112行初87号行政裁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会涉及被诉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被上诉人望城自规局辩称：上诉人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表明在签订合同时就知道了其不能被安置补偿的事宜，故其于2018年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是行政不作为，而是根据望政办发[2011]5号文的相关规定，按政策对上诉人没有进行安置补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唐某、杨某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中，两上诉人家庭户户主唐某1于2013年12月22日就其户征收补偿安置与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上诉人唐某（亦为杨某的法定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于2014年3月已知晓其二人未获得征收补偿安置的事实及原因。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在征收协商过程中已向上诉人户户主释明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标准。据此，被上诉人在此次征收过程中已经就两上诉人的征收补偿安置问题予以考量，并作出了不予征收补偿安置的处理。虽然在房屋拆迁协议书中未予以体现，但上诉人已于2014年3月知晓上述处理结果。此种情形应区别于“从始至终未予处理”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上诉人的起诉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因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两上诉人诉权及起诉期限，为充分保障两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期限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即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但两上诉人2014年3月已知晓被上诉人对其不予征收补偿安置的事实，其最迟应于2016年3月向法院起诉。现两上诉人于2018年8月5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廖国娟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卿艳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