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6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恒基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5A。 法定代表人：吕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刚，浙江同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建华五金机电市场嘉城五金机电经营部，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浙江建华五金机电市场****）/div> 经营者：包仙元，男，197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义，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鹏飞，男，198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郎溪县。 上诉人浙江恒基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建华五金机电市场嘉城五金机电经营部（以下简称嘉城经营部）、蔡鹏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第2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基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嘉城经营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嘉城经营部、蔡鹏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恒基公司须对案涉合同承担货款支付义务，显然无视案件客观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嘉城经营部、蔡鹏飞在一审中均确认案涉《协议》中加盖的“杭州恒基消防有限公司”的印章系蔡鹏飞私刻，一审判决关于蔡鹏飞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印章是否伪造均不影响《协议》的效力的认定错误。第一，从《协议》的形式上看，《协议》中加盖恒基公司的前身即“杭州恒基消防有限公司”的无效私刻印章，同时案外人陈福广在该私刻印章加盖处签名并承担连带担保，而蔡鹏飞在担保方处签名，显然蔡鹏飞并未代表被伪造印章的“杭州恒基消防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中签字。同时，该《协议》中并未罗列任何具体买卖的标的物，故依据表见代理将案涉合同关系指向恒基公司的形式条件并不具备。第二，一审判决查明“蔡鹏飞向恒基公司结算工程款，存在通过嘉城经营部与恒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形式进行走账”的事实，说明嘉城经营部在蔡鹏飞承包过程中是配合蔡鹏飞向恒基公司套现的关联方，该套现行为必须在嘉城经营部的协助下才能完成。前述事实可见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之间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频繁。恒基公司与嘉城经营部之间的案涉合同关系并不真实，嘉城经营部不可能属于表见代理的善意第三人。而嘉城经营部所称其与恒基公司存在其他签约及付款的事实恰恰可以进一步证明嘉城经营部明知案涉《协议》系虚假合同，在案涉法律关系中其不可能是善意第三人。第三，恒基公司向嘉城经营部实际转款后，嘉城经营部按常理势必将实际发生的货款之外的款项支付给蔡鹏飞。恒基公司对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之间的具体交易方式和金额既无法知晓，也无法举证，但恒基公司无法确知的该交易金额对本案表见代理的认定起着重要作用。恒基公司共向嘉城经营部汇转款项2330539.08元，嘉城经营部正常的做法应当是在2330539.08元款项中扣除其向恒基公司诉请主张的货款后，将余款汇转蔡鹏飞。而实际上，从嘉城经营部在一审中的事实描述来看，走账期间嘉城经营部对自认的交易对象恒基公司支付的款项未按自认的实际交易金额扣减，反而转以不真实的无实际交易标的的合同为证据另行向恒基公司主张。嘉城经营部的此种做法显然违背基本的诚信原则，司法救济途径亦不应被嘉城经营部的不诚信行为所利用。第四，嘉城经营部不能把已经明知的虚假合同视为真实合同来履约，而应当在发生真实货物交易时向恒基公司披露交易情况，取得恒基公司的正式追认和确认，并另行签订贸易合同。事实上，蔡鹏飞在承包恒基公司相应工程的同时，还挂靠于其他单位承接相同业务。同时，根据嘉城经营部提交的证据即律师函的内容描述来看，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之间事实上存在所谓的“借款关系”，但一审法院并未进一步审查借款金额与嘉城经营部变更诉请的事实之间的关联。在一审已确认恒基公司向嘉城经营部转账支付2330539.08元款项的事实基础上，一审法院应查清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之间的真实资金往来和交易，厘清该部分事实才能考量嘉城经营部在所涉合同争议中是否属于善意。第五，一审法院以恒基公司无证据证明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之间存在不真实交易等事实为由认定恒基公司应承担按照《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支付货款义务，显然无视案件事实。嘉城经营部诉称其向恒基公司提供总额660429元的货物，并向恒基公司主张支付货款余款149448元。恒基公司在一审中已举证证明其共向嘉城经营部支付款项高达2330539.08元，同时质疑因恒基公司向嘉城经营部支付的款项远超嘉城经营部自述的供货量总量，即便蔡鹏飞承包的项目与嘉城经营部存在供货事实，嘉城经营部亦应主动扣款，不可能会存在未结货款的可能。就该事实争议而言，一审法院只需查清嘉城经营部收到恒基公司2330539.08元款项后款项的实际去向，同时依法查清嘉城经营部自认已收取的货款的付款方和付款途径，案件真相即大白。一审法院在明知该部分证据存在于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处的情况下，却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恒基公司，同时做出错误的事实认定，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表见代理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嘉城经营部相对于恒基公司而言并非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认定错误。恒基公司有理由怀疑，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故意隐瞒关键事实，通过虚假诉讼在本案中恶意损害恒基公司的利益。 二、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本案，程序明显违法。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3日立案受理本案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经历2018年5月21日、2019年6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案情复杂，已非简单的民事案件，在简易程序规定时限内无法审结的情况下，本应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一审法院仍适用简易程序来审理并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三、补充说明。恒基公司于一审判决作出后即由其法定代表人就案涉伪造公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9年7月对蔡鹏飞私刻公章的事宜立案侦查。 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恒基公司的上诉请求。 嘉城经营部辩称，1.嘉城经营部向恒基公司项目工地供货，恒基公司接收并实际使用了案涉货物，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2.蔡鹏飞是恒基公司的项目经理，其本人拿着盖有恒基公司印章的合同与嘉城经营部签订合同，且货物是供向恒基公司的项目工地使用，嘉城经营部不可能知道合同上的公章是私刻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蔡鹏飞构成表见代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3.蔡鹏飞与恒基公司在一审中均确认蔡鹏飞私刻恒基消防公司的公章一事。早在2014年，双方就进行过内部处理。恒基公司明知蔡鹏飞私刻公章一事，却从未通知过嘉城经营部。在嘉城经营部向恒基公司签发律师函之后，恒基公司也未告知嘉城经营部，嘉城经营部直至本案起诉开庭时才被恒基公司告知案涉公章是私刻的。4.恒基公司对蔡鹏飞私刻公章的处理行为已表明恒基公司默许了蔡鹏飞私刻并使用其公章，故合同中加盖蔡鹏飞私刻的恒基公司的公章，应当对恒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蔡鹏飞辩称，1.私刻公章的事宜在2014年就已经内部处理，恒基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让蔡鹏飞出具了检讨书。2.望江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看到了恒基公司对蔡鹏飞私刻公章内部处理的材料。当时立案人是因为蔡鹏飞还持有一枚公司的公章，故以此要挟蔡鹏飞，让蔡鹏飞将该枚公章交还恒基公司。蔡鹏飞当时跟望江派出所的答复意见是公司未结算完毕，不可以上缴，望江派出所的处理方案就是要求蔡鹏飞提交了所有证据。3.关于恒基公司所述其转账套现的问题。当时恒基公司要求蔡鹏飞个人进行采购，有些是没有发票的，故恒基公司、嘉城经营部及蔡鹏飞协商走票事宜并达成协议。此外，2013年年底、2014年时，嘉城经营部就对恒基公司发出过一次律师催款函，涉及的内容并非案涉款项，故恒基公司当时就知道其系与嘉城经营部发生交易。蔡鹏飞可以提供一份每年公司要求的上报资金计划，由公司进行批款，嘉城经营部每年都在其中。 嘉城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基公司立即向嘉城经营部支付货款149448元；2.恒基公司立即向嘉城经营部支付2016年5月7日至2018年3月6日的违约金（共668天）65642.5元，2018年3月7日至实际履行日的违约金以149448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每逾期一天按0.5%的标准计算；3.蔡鹏飞对上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恒基公司、蔡鹏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5日，嘉城经营部与恒基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恒基公司向嘉城经营部采购电线、电缆、五金等；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验收等见送货单；收货由陈福广、孙大发签字；需方必须在每月底前付清款项，若逾期支付，每逾期一天必须付余款的0.5%违约金等。合同上加盖“杭州恒基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印章，蔡鹏飞作为担保人签字。合同签订后，自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期间，嘉城经营部陆续交付货物。至起诉时，恒基公司尚欠嘉城经营部货款149448元。另查明，蔡鹏飞在上述买卖关系期间，系恒基公司职工，恒基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以内部承包形式交由蔡鹏飞施工。蔡鹏飞向恒基公司结算工程款，通过嘉城经营部与恒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形式进行走账。本案审理过程中，嘉城经营部、蔡鹏飞均确认《协议》上加盖的“杭州恒基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系蔡鹏飞私刻。恒基公司不再申请对该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恒基公司是否是合同相对人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该院认为，案涉《协议》中主体是嘉城经营部与恒基公司，蔡鹏飞作为恒基公司员工，以内部承包形式承包了恒基公司承建的工程，嘉城经营部货物也是送到恒基公司工地。除此之外，嘉城经营部与恒基公司、蔡鹏飞之间用于走账其他还多次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及资金往来。上述事实足以让嘉城经营部相信蔡鹏飞是代表恒基公司，嘉城经营部也是基于此信赖与蔡鹏飞进行交易。即使《协议》上不加盖公章，由蔡鹏飞签字，也足以构成表见代理。故《协议》上印章系伪造不影响《协议》效力，《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恒基公司承担。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对《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无争议，恒基公司在无证据证明嘉城经营部与蔡鹏飞之间存在不真实交易等事实的情况下，应承担按照《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支付货款义务。如蔡鹏飞的无权代理造成其损害的，其可另行向蔡鹏飞主张权利，而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及嘉城经营部。故恒基公司应向嘉城经营部支付所欠货款149448元。由于逾期支付，构成违约，依据《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金。嘉城经营部以最后一次交易时间为起算时间。根据查明的事实，最后一笔交易在2017年5月13日，支付货款时间约定不明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故该院确定违约金起算时间自2017年5月14日起。恒基公司主张违约金标准过高，该院酌情确定按日万分之六标准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暂算至2018年3月6日为26721元。蔡鹏飞作为保证人，应对上述债务清偿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恒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嘉城经营部货款149448元以及违约金26721元（以货款149448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4日起日万分之六暂计算至2018年3月6日，2018年3月7日起，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标准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蔡鹏飞对上述债务清偿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嘉城经营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854元、财产保全费3474元，合计8328元，由嘉城经营部负担5328元；恒基公司负担3000元，蔡鹏飞负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恒基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立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蔡鹏飞私刻公章事宜已由公安机关受理并立案侦查。 经质证，嘉城经营部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已认定蔡鹏飞私刻公章的事实。蔡鹏飞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恒基公司报案是为了逃避责任，嘉城经营部于2018年1月起诉，但恒基公司当时并未向公安机关举报或提出报案，且恒基公司在2014年就已对私刻公章进行了内部处理，在另案中所提供的截图证明亦说明恒基公司在2016年就告知案涉公章的私刻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恒基公司的待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嘉城经营部、蔡鹏飞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的认定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项目系由恒基公司承建并以内部承包形式交由蔡鹏飞施工，蔡鹏飞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期间系恒基公司的职工。结合蔡鹏飞自认案涉《协议》中的恒基公司印章由其加盖、嘉城经营部所供货物运送到恒基公司工地、蔡鹏飞确认收货，以及恒基公司与嘉城经营部同期签订其他合同、资金往来的事实，嘉城经营部在签订《协议》及履行过程中均有理由相信蔡鹏飞有权代表恒基公司。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协议》中所加盖的恒基公司印章是否系伪造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嘉城经营部与恒基公司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恒基公司上诉称嘉城经营部并非善意第三人且与蔡鹏飞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缺乏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恒基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恒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23元，由浙江恒基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