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00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杜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国际生物岛。法定代表人：曾仑，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何荣新，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少敏，男，汉族，1968年5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代理人：周敏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邹汉东，男，汉族，1972年12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广州杜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少敏、邹汉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德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少敏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赵少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杜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背了《公司法》立法宗旨。《公司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在担保事项上的代表权作出了明确限制，这种法定限制应当推定交易相对人是知晓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人联合债权人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邹汉东在当时为杜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公司名义为自己进行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后，公司为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才符合《公司法》制定的初衷。因此，对凡未经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同意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推定被担保人知晓代表权有瑕疵，不构成表见代理，未经公司追认的，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二、赵少敏不是善意的相对人，其与邹汉东所签订的《借条》存在极其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借款应到账账户为“郑华军”的账户，结合邹汉东一审意见，其与赵少敏、郑华军三人合作开发青海的矿。经查询，确有一家青海陇百川矿业有限公司，邹汉东、郑华军为该公司股东，由此可推理出邹汉东、赵少敏、郑华军确为合作关系；其次，既然该笔借款为邹汉东、赵少敏、郑华军合作间发生的款项，与杜德公司无关，由郑华军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更符合借款发生的逻辑，但为何是由杜德公司在保证合同上盖章，这很值得怀疑；再次，赵少敏本身为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应更为清楚公司为公司股东对外提供担保的前提是什么，但其并没有要求邹汉东出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因此，可推定赵少敏知晓杜德公司在担保合同上盖章是有瑕疵的，且该笔借款并不是用于杜德公司的经营，加盖杜德公司的公章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三、案涉《借条》所约定的内容与本案借贷完全不一致，杜德公司不应对未发生的借贷关系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借款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明确借款本金为300万元，并在《借条》签订时已经汇入郑华军的账户，保证合同上落有杜德公司公章的担保亦是对应这笔300万元的借款；而本案借贷是2017年8月16日，赵少敏将200万元汇入邹汉东账户，收款人账户、收款时间、借款本金均与《借条》约定不一致，即杜德公司担保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杜德公司无需对未实际履行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退一步说，即使法院认为这笔借款已实际发生，《借条》所约定的内容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出借人与借款人并未征得杜德公司的同意，杜德公司亦不应对变化后的借贷关系承担担保责任。四、借条签署时间在2017年年初，邹汉东拟引进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的特殊时期，邹汉东与赵少敏故意串通，以达到损害杜德公司后续利益的意图较为明显。赵少敏与邹汉东合作密切，签订《借条》时赵少敏其应清楚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邹汉东谈判增资扩股，拟向杜德公司注入资金。2017年8月，正是双方达成初步投资意向，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进行尽职调查期间，且在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邹汉东进行的尽职调查中，邹汉东没有告知曾经以杜德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这就很合理地解释为何赵少敏并没有要求查看股东会决议了。一审判决不采纳杜德公司的代理人何荣新律师在2019年6月26日前的庭审陈述及代理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杜德公司已经在庭审后进行追认，何荣新律师有权代表杜德公司就本案进行诉讼活动，一审法院应采纳何荣新律师的庭审陈述以及代理意见。此外，借款合同约定的20%的违约金，由于没有约定利息，即使违约金得到支持，也过高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在赵少敏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以及其明显是知情的交易相对人来说，在该笔担保没有经过杜德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不应对杜德公司发生效力，即杜德公司不应对案涉借贷关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维护杜德公司的合法权益。赵少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维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对于违约金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得到支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系管理型规范，不应作为认定担保是否有效的依据。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直接针对合同这一法律行为本身，其规制对象是合同当事人，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制对象是公司管理层，是为了避免公司管理层与部分股东勾连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或与实际控制人串通损害全体或部分股东利益，而在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担保问题上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或代理人代理权授权程序进行限制，所谓“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也是指“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以公司名义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故第二款、第三款完全是公司内部授权程序的规定，并不直接针对担保合同这一法律行为本身，故显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因此，杜德公司为邹汉东设定的担保是有效的，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016)粤01民终5091号民事判决及(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均认定《公司法》第十六条非强制性规定，均不支持以该条为依据来否认担保合同的效力。第二、赵少敏系善意相对人，当时邹汉东流动资金紧张，赵少敏本着帮人之心，连利息都不收，完全出于善举。杜德公司在上诉状第二点及第四点的陈述完全缺乏事实依据，其在一审的答辩状中多有相同论述，但均未被一审判决采纳。第三、杜德公司在上诉状第三点的论述是不讲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该笔借款客观存在，连邹汉东本人均不否认，且赵少敏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法律没有规定出具借条的时间及支付借款的时间必须在同一天。在实践中这种借款合同的签定时间与支付借款时间不一致的情形十分常见，杜德公司以时间不一致为由否认借款的发生与事实不符。另，借条约定借款300万元，实际借款200万元，对于杜德公司来说，其担保责任减轻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杜德公司的因借款数额发生变化未征得其同意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杜德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邹汉东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赵少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邹汉东立即向赵少敏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2.邹汉东立即向赵少敏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00000元；3.邹汉东立即向赵少敏支付借款逾期利息人民币60000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2月15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利息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以上共计：人民币2460000元）；4.杜德公司连带支付本息及违约金人民币2460000元；5.杜德公司、邹汉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8月15日，邹汉东（借款人）向赵少敏出具《借条》，该《借条》记载：今有邹汉东（借款人）因向赵少敏（出借人，身份证号码：）借到人民币￥3000000元（大写：叁佰万圆整，下称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自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2月14日止，共年6个月。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20%。借款人确认，签署本借条时，已经收到出借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全部款项。注：借款人及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作为本借条的附件，与本借条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借款人代收款账户信息如下：（代收）户名：郑华军，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44。《借条》尾部有邹汉东签名及按手指模。同日，杜德公司向出借人作出《保证》，该《保证》记载：担保人确认：本公司同意为借款人的上述债务向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担保范围及于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的费用）。本确认条款的效力独立与借条，借条无效不影响本确认条款的法律效力。保证单位盖章处有杜德公司的盖章。根据赵少敏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田支行的《转账凭证》记载：62**06的银行账号于2017年8月16日分别向62**51的银行账号汇入200000元、900000元及900000元，共计2000000元。据2018年12月3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62**51的银行账号的户名为邹汉东，62**06的银行账号的户名为赵少敏。邹汉东确认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但陈述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郑华军，其收到上述借款后，立即转给了郑华军。2018年邹汉东（委托人）向案外人邹婧（受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记载：委托人系杜德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16.5%的股权，现委托受托人全权处理以下事项：代表委托人行使股东权利，出席股东会、签署股东决议、收取股权分红等全部有关该公司股权相关事宜。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受托人在办理上述委托事项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以承认。该委托书有邹汉东签名及按手指模，也有杜德公司盖章。2018年7月20日，委托人邹汉东向杜德公司及其所有股东发出通知称：杜德公司及其所有股东：本人邹汉东（委托人）任命邹婧（被委托人）为杜德公司董事长助理。本人因经常出差在外，不能亲临工作现场，兹授权委托邹婧女士在本人不在工作现场时，代行使董事长权力。被委托人在杜德公司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承认。由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本人承担。被委托人行使的所有董事长权力应记录在册，有义务及时或定期（每月或每周）汇总向董事长汇报。授权委托有效期至本人以书面形式通知解除授权委托为止。尾部有委托人邹汉东签名及被委托人邹婧签名，有杜德公司的盖章。本案中，出现了多个代理人的情况。各代理人确认，截止到一审开庭之日，邹汉东为杜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鉴于邹汉东被关押，在其他送达方式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前往松洲戒毒所向邹汉东送达本案邹汉东、杜德公司的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2019年1月24日，杜德公司向其公司职员许敏羚发出《授权委托书》，委托该公司员工许敏羚为杜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尾部有杜德公司的盖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2019年5月6日，杜德公司向张文明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张文明律师作为杜德公司在本案中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该《授权委托书》有杜德公司的盖章，案外人邹婧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2019年4月26日，杜德公司向何荣新、王倩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上述两位律师作为杜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尾部有杜德公司盖章，但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本案传票传唤各方于2019年5月7日开庭审理本案，2019年5月6日，张文明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延期审理申请书》，以本案出现两枚公司印章需要查清真伪、需要追加当事人、需要调取相关证据为由申请延期审理。经一审法院审查，该申请未得到准许。何荣新律师表示，因公司股东会决定重新刻制公章，所以出现新旧两个公章，现正在完善相关手续，且王倩律师当庭表示退出代理。鉴于出现了多个代理人，且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手续存在不同程度瑕疵，为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律师代理权，一审法院决定按原定时间进行庭审及允许两律师参与庭审，并通知两律师找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汉东签名追认授权。2019年5月8日，张文明律师提交了法定代表人邹汉东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何荣新律师逾期没有提交。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6月10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9年6月10日，杜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邹汉东变更为曾仑。2019年6月26日，杜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变更代理人通知书》及《授权委托书》，将本案代理人由张文明律师变更为何荣新律师。由于邹汉东、杜德公司逾期未归还借款，赵少敏于2019年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费为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赵少敏主张与邹汉东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借条》及《转账凭证》为证，邹汉东也确认了借贷事实，故赵少敏主张的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邹汉东主张其是担保人，在收到借款后，其马上转给了郑华军，郑华军是实际借款人。根据《借条》记载，邹汉东为借款人，其也在借款人处签名确认，虽然《借条》上出现了郑华军的银行账号，但注明是“代收”性质，同时根据《转账凭证》记载，款项直接汇入邹汉东银行账号，邹汉东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支持其主张，其应承担不利风险，故邹汉东的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款项出借给邹汉东后，其如何利用、转账给谁，赵少敏不能完全控制，与赵少敏不产生直接关系，因此邹汉东与案外人郑华军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杜德公司追加郑华军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借条》上记载的是3000000元，实际出借2000000元，故本案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关于利息和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双方对利息没有进行约定，邹汉东逾期未归还借款，占用赵少敏资金，造成赵少敏利息损失，赵少敏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年利率以6%为限；关于违约金，双方约定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20%。现邹汉东逾期未归还款项，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赵少敏该主张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赵少敏同时主张违约金及逾期利息，邹汉东、杜德公司负担过重，赵少敏也未举证证明其实际受到的损失，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三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从逾期之日即2018年2月15日起至2019年2月14日期间逾期利息加上违约金共计以本金2000000元的24%计算为宜，即480000元，其中，违约金400000元，逾期利息80000元，2019年2月15日至实际偿还全部本金之日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但以年利率6%为限。杜德公司认为赵少敏在主张利息的情况下，不能要求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性质不同，在借贷双方对逾期利息未作约定的情况下，逾期利息具有赔偿的性质，出借人可要求借款人以逾期利息的形式赔偿其资金损失，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具有惩罚性，是一种经济制裁，其目的主要在于担保、督促合同的履行，损失赔偿和违约金并不互相排斥。另外，借贷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适用条件和逾期利息的适用条件并不相同，逾期利息在双方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下，自借款人逾期还款之日即可适用，但违约金的适用条件是根据双方的约定。有约定，当然以约定为前提，如不支持违约金，有违合同自由、诚实信用等原则及契约精神，如不支持逾期利息，逾期时间越长，出借人的资金损失越大，无法补偿，也不利于督促邹汉东、杜德公司履行义务。故杜德公司的该主张没有依据且不合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担保责任。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义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赵少敏与杜德公司签订了保证协议，明确了杜德公司的担保责任，担保合同成立，现邹汉东没有按期履行义务，杜德公司应按担保协议履行义务，赵少敏主张杜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杜德公司认为法定代表人邹汉东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擅自以公司的名义为自己担保，赵少敏未履行相应形式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杜德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了公司为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担保的必要流程，但只是对公司内部进行规定，是对公司内部流程义务与责任的规定，并不能直接否认担保协议的效力，不能直接对抗善意的出借人。按照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制度理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企业行为，鉴于法定代表人自然人和代表人的双重身份，企业承受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法定代表人在保证协议上盖杜德公司印章，明确了保证责任，出借人基于对法定代表人制度及公司的信赖，有理由相信出借资金的资金安全，从而出借款项，不能因为《公司法》是普遍使用的法律而推断赵少敏知悉关于担保权限限制，杜德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赵少敏明知邹汉东无权或超越期限签订担保协议，故杜德公司的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杜德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邹汉东追偿。关于本案的代理权限及是否需要鉴定公章真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根据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是法人对外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有签署相关文件及委托案件诉讼代理人的权限。本案中，出现多个代理人及两枚公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杜德公司主张需要查明杜德公司公章的真伪。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法人应该妥善保管公章及按规使用公章，如重新刻制公章等需要按照相关流程办理，否则，不利风险应由其自身承担。现因该公司内部问题出现两个公章，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根据查明的事实，出现两个公章对案件本身并不产生影响，只是影响本案的代理权限，是杜德公司内部问题，不能因此影响本案的审理进程，更不能因此影响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本案的代理权限可直接通过法定代表人进行确认，无需通过辨别公章真伪来确认。故杜德公司的该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法定代表人邹汉东庭后签名确认并向张文明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故张文明律师代理权限一审法院确定为有效，该代理人庭审陈述及代理意见等一审法院在本案裁判中予以审查认定，但杜德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同时在2019年6月26日将本案代理人变更为何荣新律师，故张文明律师在2019年6月26日之后无代理权限。何荣新律师在期限内未取得授权，其在2019年6月26日前的庭审陈述及代理意见等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邹汉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赵少敏偿还本金2000000元。二、邹汉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赵少敏支付违约金400000元。三、邹汉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赵少敏支付逾期利息（其中，2018年2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期间逾期利息为80000元，2019年2月15日至本金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但以年利率6%为限）。四、广州杜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6480元、保全费5000元，由邹汉东、广州杜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杜德公司二审庭后提交了该公司2016年1月22日和2018年2月7日签订的公司章程，两份公司章程均显示，邹汉东为股东之一，第十一条第一款第13项载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属于股东会的职权。因赵少敏二审庭审时表示不予质证，并请求由法院核实杜德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公司章程中的上述内容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债务是否真实；二、杜德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邹汉东和赵少敏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四；涉案借款违约金的问题。关于焦点一，赵少敏一审为证明其与邹汉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交了涉案《借条》及《转账凭证》，足以证实借贷往来的情况。赵少敏和邹汉东双方约定将出借款项转入郑华军的账号，赵少敏也确按该要求支付了款项，虽然实际出借金额为2000000元，与《借条》载明的金额3000000元不一致，但借贷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故该情况不影响借款事实的认定。因此，涉案借款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杜德公司以涉案《借条》约定的内容与出借款项不一致为由主张借贷未发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借款人邹汉东在涉案借款发生时是杜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故依据上述公司法规定，在没有股东会决议同意情况下，邹汉东利用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掌握杜德公司的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便利条件代表杜德公司为身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自身债务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违反了该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同时，杜德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还明确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因为有限公司章程可以在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查询，法律条文更是属于利益攸关民事行为主体应知的范围，所以赵少敏在出借涉案款项时应密切关注杜德公司为邹汉东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得到杜德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并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否则其并非善意第三人，邹汉东代表杜德公司的签章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既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债务人邹汉东和债权人赵少敏，现赵少敏要求杜德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杜德公司以涉案《借条》签订时间与邹汉东引进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时间相近为由，认为邹汉东与赵少敏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意图，因杜德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于杜德公司主张的该项上诉事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赵少敏与邹汉东没有约定利息，邹汉东逾期未归还借款，一审判决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邹汉东应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无不当。考虑到双方还约定了违约金条款，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赵少敏可以就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一并主张，但总计不应超过年利率24%，一审判决据此按照本金2000000元的24%计算出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总金额，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杜德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是否应采纳杜德公司的代理人何荣新律师在2019年6月26日前的庭审陈述及代理意见的问题，因不影响本案处理，对于杜德公司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杜德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59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59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驳回赵少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保全费5000元，由邹汉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由邹汉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肖晓丽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黄丽娴王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