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4民初1774号原告：余军，男，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鹏琪，湖北正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得缘世纪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定代表人：李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剑，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诗怡，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北建元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胡仁元，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中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法定代表人：操训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震亚，男，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告余军与被告武汉得缘世纪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缘公司）、第三人湖北建元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鄂0114民初247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余军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4月12日该院作出(2019)鄂01民终13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鄂0114民初247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同年6月11日，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被告得缘公司申请追加中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宏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鹏琪，被告得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剑，第三人建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仁元，第三人中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震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不予追加原告余军在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4民初1806号民事判决执行中为被执行人；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建元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后于2015年7月14日之前完成增资300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4000万元，武汉康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程公司）持股45%认缴股本金1800万元，胡仁元持股17.5%认缴股本金700万元，胡仁贵持股14%认缴股本金560万元，林斌持股12%认缴股本金480万元，倪国斌持股5%认缴股本金200万元，赵惟红持股3.5%认缴股本金140万元，李丽华持股3%认缴股本金120万元。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出具的鄂春会(2016)验字B3-036号验资报告确认：建元公司所有股东截至2015年7月14日均按各自认缴股本金额如数缴足。增资后，建元公司股东胡仁元受让康程公司全部股权，其持股比例为62.5%。2017年4月，原告通过受让胡仁元31.2%股权成为建元公司新股东。原告不存在对建元公司未出资的情形。(2018)鄂0114执异118号民事裁定书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履行(2017)鄂0114民初18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余军与中宏公司系股权代持关系。被告得缘公司辩称，建元公司2017年章程约定，各股东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履行全部出资义务，被告余军未提交证据证明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1248万元，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建元公司股东已经缴足全部认缴金额，故余军应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建元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余军名下的涉案股权系替中宏公司代持，中宏公司应与原告余军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对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建元公司述称，余军的股权31.2%是胡仁元转让的，胡仁元向中宏公司借款1200万元，因没有能力还款，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30%股权抵给中宏公司并赠送1.2%股权；中宏公司指定余军代持上述股权，余军的股本金已经到位，不应当追加为被执行人。第三人中宏公司述称，中宏公司的述称意见与原告诉状一致；被告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余军作为被执行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认定如下：原告余军提交了2015年10月建元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证明建元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资至4000万元，至2015年7月14日新增注册资本全部出资到位；被告得缘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股东已履行了足额出资的义务，并提交了建元公司账户明细予以佐证，验资报告所附银行回执与建元公司账户明细不符，建元公司股东倪国斌40万元、胡仁贵15万元出资在账户明细中无反映，康程公司的新增出资为1,800万元但实际仅支付1,650万元，2015年2月15日武汉同城电子支付系统待清算户向建元公司转入100万元未载明具体付款人不能作为增资凭据，综上，原告不能证明原股东履行了足额出资的义务，作为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建元公司、中宏公司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原告提交了2017年4月17日建元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及准予变更通知书，证明余军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胡仁元在建元公司的股权、股权比例为31.2%，且公司章程修订后不存在增资扩股；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原告受让胡仁元股权未支付对价，且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胡仁元足额出资，应在该股权对应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三人建元公司、中宏公司质证后未提出异议。原告提交了(2018)鄂1022执158号执行裁定书、(2018)鄂0114执11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建元公司的股东均足额出资，原告不应作为被执行人；被告质证后认为(2018)鄂1022执158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建元公司增资时股东全部出资，但没有胡仁元首次出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建元公司、中宏公司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第三人建元公司提交了2009年建元公司验资报告，证明公司成立时股东已履行全部出资义务；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验资报告所附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余军、第三人中宏公司质证后未提出异议。第三人建元公司提交账户往来明细、银行电子回执，证明建元公司增资3000万元全部出资到位，其中倪国斌出资200万元、账上多出50万元为借款，胡仁贵出资335万元、账上多出1万元为借款；被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印证了验资报告不准确；原告余军、第三人中宏公司质证后未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建元公司账户明细中2015年2月15日一笔“武汉同城电子支付系统待清算户”转账100万元（交易流水号为**）与验资报告所附的同日康程公司转账100万元银行电子回执单交易流水号一致，实际为同笔交易，故应认定该笔款项系康程公司支付；验资报告所附2015年7月14日银行电子回单（交易流水号为**）显示倪国斌向建元公司转账40万元，但建元公司账户明细中无该笔款项，本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验资报告所附2015年6月17日银行电子回单（交易流水号为**）显示胡仁贵向建元公司转账15万元，但建元公司账户明细中无该笔款项，本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从建元公司的账户明细可以看出，康程公司转账共计1800万元、赵惟红转账共计120万元、林斌转账共计305万元、胡仁贵转账共计336万元、李丽华转账共计45万元，胡仁元转账共计195万元，倪国斌转账共计250万元；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余军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第三人建元公司提交银行往来明细，证明胡仁元向中宏公司借款1200万元，因不能偿还，将胡仁元持有的建元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中宏公司；被告质证后认为银行往来明细中两笔款项未注明系胡仁元向中宏公司借款，且2015年7月6日肖婵娟打款500万元备注投资款；原告余军、第三人中宏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缺乏相应佐证，无法证明胡仁元与中宏公司存在债转股关系，当事人对胡仁元与余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异议，本案应以该协议认定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人中宏公司提交说明，证明中宏公司的代持人余军与胡仁元签订协议，转让股权；被告质证后认为该证据系建元公司单方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余军、第三人建元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说明系单方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武汉建元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元汽车公司）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武汉兰岳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兰岳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70%，均为货币形式出资。2009年9月8日，武汉兰岳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兰岳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建元汽车公司转账300万元、700万元。2011年7月4日，胡仁贵、李丽华通过受让武汉兰岳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林斌、胡仁元通过受让武汉兰岳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成为建元汽车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胡仁贵22.5%、胡仁元50.5%、李丽萍7.5%、林斌19.5%。2012年3月29日，赵惟红通过受让林斌持有的建元汽车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2%，现金出资20万元，林斌持股比例为17.5%，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变。2015年1月23日，建元汽车公司名称工商变更为湖北建元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同日，建元公司增资300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4000万元。股东及持股比例相应变更：康程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胡仁元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5%，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资50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195万元；胡仁贵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5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形式出资22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335万元；林斌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资17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305万元；倪国斌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赵惟红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1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于2012年3月12日以现金形式出资20万元，应于2015年6月30日前缴足余额120万元；李丽华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形式出资75万元，应于2015年6月30日前缴足余额45万元。2015年10月7日，康程公司与胡仁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康程公司将在建元公司认缴的45%股权1800万元出资转让给胡仁元。同日，建元公司股东再次修改公司章程，载明：胡仁元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2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2.5%，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资50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1995万元；胡仁贵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5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资22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335万元；林斌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资17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305万元；倪国斌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赵惟红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1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于2012年3月12日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120万元；李丽华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于2011年6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资7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余额45万元。六名股东均在章程上签名确认。2016年3月29日，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接受建元公司的委托，对该公司截至2015年7月14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作出鄂春会[2016]验字B3-036号《验资报告》，载明：建元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3000万元，由康程公司、胡仁元、胡仁贵、林斌、倪国斌、赵惟红、李丽华于2015年7月14日前一次性缴足；截至2015年7月14日，建元公司已收到上述新增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全部以现金出资；康程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800万元、实缴1800万元，胡仁元认缴195万元、实缴195万元，胡仁贵认缴335万元、实缴335万元，林斌认缴305万元、实缴305万元，倪国斌认缴200万元、实缴200万元，赵惟红认缴120万元、实缴120万元，李丽华认缴45万元、实缴45万元。《验资报告》附有银行转账凭证：赵惟红于2015年6月12日、6月15日分别向建元公司转账100万元、20万元；林斌于2015年6月16日分三笔转账80万元、80万元、145万元；胡仁贵于2015年6月17日分别转账100万元、10万元、100万元、10万元、16万元、100万元，电子回单显示胡仁贵向建元公司转账15万元在建元公司的账户明细中无相应款项；李丽华于2015年6月17日转账45万元；胡仁元于2015年6月18日分三笔转账100万元、10万元、85万元；康程公司于2015年2月2日转账80万元，2015年2月10日转账200万元，2015年2月15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7月9日分两笔转账100万元、50万元，7月10日分九笔转账15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70万元、80万元、150万元、70万元；倪国斌于2015年7月14日分别转账88万元、90万元、72万元，电子回单显示倪国斌向建元公司转账40万元在建元公司的账户明细中无相应款项。而从建元公司账户明细反映：康程公司于2015年2月2日转账80万元，2月10日转账200万元，2月15日转账100万元，7月9日分两笔转账100万元、50万元，7月10日分10笔转账、其中7笔均为150万元、两笔均为70万元、以及一笔80万元，合计1800万元；赵惟红于2015年6月12日转账100万元、6月15日转账20万元，合计120万元；林斌于2015年6月16日分三笔转账80万元、80万元、145万元，合计305万元；胡仁贵于2015年6月17日分六笔转账，其中三笔100万元，两笔10万元，一笔16万元，合计336万元；李丽华于2015年6月17日转账45万元；胡仁元于2015年6月18日转账100万元、10万元、85万元，合计195万元；倪国斌于2015年7月14日转账88万元、90万元、72万元，合计250万元。2017年4月10日，胡仁元与余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仁元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31.2%股权（出资额1248万元）转让给余军，股权转让价款为1248万元，余军应于协议生效后10日内付清。胡仁元亦与倪国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仁元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0.25%股权（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倪国斌。同日，林斌与王中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林斌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4.25%股权（出资额170万元）转让给王中华。林斌亦与王崇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0.75%股权（出资额30万元）转让给王崇志。同日，胡仁贵与王崇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仁贵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0.5%股权（出资额20万元）转让给王崇志。同日，赵惟红与谢亦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惟红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2.5%股权（出资额100万元）转让给谢亦皓。赵惟红亦与倪国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惟红将其持有的建元公司1.0%股权（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倪国斌。2017年4月12日，建元公司股东再次修改公司章程，载明：胡仁元认缴出资124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1.05%，胡仁贵认缴出资5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5%，林斌认缴出资2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倪国斌认缴出资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25%，余军认缴出资124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1.2%，李丽华认缴出资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谢亦皓认缴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王崇志认缴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5%，王中华认缴出资1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5%。另查明，2017年3月9日，原告余军与第三人中宏公司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余军代持中宏公司在建元公司股权，股权比例为31.2%，对应出资为1248万元。还查明，2017年8月31日，得缘公司以建元公司下欠货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鄂0114民初18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建元公司向得缘公司支付货款3,370,704.3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7年8月21日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中，本院查明被执行人建元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得缘公司以胡仁元尚未缴清应缴出资款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胡仁元为被执行人。2018年9月26日，本院作出(2018)鄂0114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有证据证明胡仁元已履行所认缴出资款，裁定驳回得缘公司的请求。上述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得缘公司以余军尚未缴清应缴出资款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余军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鄂0114执异1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余军为被执行人，并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履行(2017)鄂0114民初18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若原告余军未支付或者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应认定为出资不实。余军系通过受让建元公司股东胡仁元的股权而成为建元公司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对象应是胡仁元，与建元公司股东的出资不具有关联性。即使余军未支付或者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系其与胡仁元之间的关系，与建元公司的注册资本无关。二是胡仁元是否足额出资，若未足额出资，余军是否应承担责任。胡仁元的股权由受让武汉兰岳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505万元），受让康程公司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1800万元），以及在2015年增资时认缴出资195万元三部分组成，合计出资2500万元，上述出资均有银行账户明细和银行电子凭证予以佐证。且(2018)鄂0114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有证据证明胡仁元已履行所认缴出资款，上述裁定书为生效法律文书。即使胡仁元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得缘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余军或者中宏公司在受让胡仁元股权时知晓或者应当知晓胡仁元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得缘公司的抗辩不符合上述情形，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对余军不予追加其在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4民初1806号民事判决执行中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得缘公司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不予追加原告余军在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4民初1806号民事判决执行中为被执行人。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武汉得缘世纪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垫付，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靖人民陪审员  朱锐人民陪审员  杨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莎莎书记员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