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川17刑终230号原公诉机关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小名“刘洋”，男，199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务工人员，出生地四川省宣汉县，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租住达州市通川区。2019年1月25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3月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达州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谢腾欧，四川天地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仕柳，女，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出生地四川省宣汉县，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现住达州市通川区。2019年1月25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3月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达州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吴华平，四川法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刘仕勇，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无业，出生地四川省宣汉县，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租住达州市通川区。2019年1月25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3月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达州市看守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犯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川17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洋洋、刘仕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查阅案卷材料，审查上诉状，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刘仕柳，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刘仕勇与被告人刘仕柳是兄妹关系，被告人刘洋洋是被告人刘仕勇、刘仕柳的侄子。2018年5月，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共同商议，通过组织失足妇女从事卖淫嫖娼活动来获取非法利益，后二人在达州市通川区辖区内组织失足妇女从事卖淫嫖娼活动。2018年10月，被告人刘仕柳加入，与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一起组织失足妇女卖淫。其中，被告人刘仕柳负责招募失足妇女、招揽嫖客，保管和分配嫖资；被告人刘仕勇负责招募失足妇女，在通川区辖区内的酒店中确定卖淫地点，接待嫖客，组织嫖客挑选失足妇女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收取嫖资；被告人刘洋洋负责通过出租车司机、“夜场”经理等人介绍的方式招揽嫖客。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所得的嫖资，与失足妇女五五分成，然后除去酒店开房、给出租车司机的提成等开支以外，由三人平分。2019年1月23日晚，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组织失足妇女邓某、石某、李某、卢某在达州市通川区通川北路“悦森禧致酒店”、“长城饭店”从事卖淫嫖娼活动。次日凌晨，民警在“悦森禧致酒店”209房间现场查获正在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失足妇女邓某、石某、李某与嫖客沈某、尹某、周某。至案发，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分别获利2万余元，被告人刘仕柳获利1万余元。同时查明，案发后，从被告人刘仕勇处扣押手机一部；从被告人刘洋洋处扣押手机三部；从被告人刘仕柳处扣押手机二部。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实有：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2.归案情况说明。3.证人田某、张某、邓某、李某、杜某的证言。4.证人卢某、周某、石某、尹某、沈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5.检查笔录。6.住宿信息。7.通话记录。8.行政处罚决定书。9.被告人刘仕勇的供述。10.被告人刘洋洋的供述。11.被告人刘仕柳的供述。12.户籍信息。原判对于被告人刘仕柳的辩护人当庭举证的证据材料，经审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原判认为，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为获取非法利益，共同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分工协作，所起作用相当，所得利益三人平分，因此不宜划分主从犯，应按照其各自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三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1、被告人刘仕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2、被告人刘洋洋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3、被告人刘仕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4、继续追缴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的违法所得；对扣押的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原审被告人刘洋洋上诉称，在犯罪过程中，是刘仕勇实施招集、控制、组织失足妇女，上诉人并未实施上述行为；上诉人在酒楼下接客人、通过出租车揽客的行为均是受刘仕勇的指挥和安排；因和刘仕勇是近亲属关系，上诉人是晚辈，上诉人未起到主要作用，也未提及利益分配，只是没钱用时找刘仕勇要，所获金额只有几千元。综上，对上诉人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请求二审对上诉人重新公正判决。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上诉人刘洋洋未参与对失足女的招用、管理，也未决定相关性服务的价格、选择实施犯罪的酒店和保管及分配犯罪所获等情况，在本案中，应当认定上诉人刘洋洋是受刘仕勇的安排从事相关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刘洋洋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和酌定从轻处罚。原判对上诉人刘洋洋量刑偏重，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原审被告人刘仕柳上诉称，没有参与整个卖淫活动，没有强迫失足女从事卖淫活动，没有为卖淫女提供生活、工作场所、到场收取嫖资、接送卖淫女。因此，上诉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发起人，介绍的失足女是自愿从事卖淫活动，没有证人证实上诉人参加了没有活动全过程，因此，上诉人不是本案主犯。原判认定上诉人支付开支和评分账款的事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原判认定上诉人刘仕柳犯组织卖淫罪不当，其应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同时上诉人刘仕柳系初犯，当庭认罪、悔罪，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家中父母年迈多病，无人照顾，建议二审在量刑时予以考量。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及辩护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的证据与原判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刘仕柳及原审被告人刘仕勇为获取非法利益，共同组织妇女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应予刑事处罚。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当，不宜划分主从犯，应按照其各自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三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刘仕柳提出“在本案中未起到主要作用，不是本案主犯”的上诉理由及刘洋洋的辩护人提出“在本案中，应当认定上诉人刘洋洋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原审被告人刘仕勇与刘洋洋、刘仕柳共谋后组织妇女卖淫，三人在共同犯罪中进行了分工，刘仕勇负责招募失足妇女、建立流动的卖淫窝点和收取嫖资；刘仕柳招募失足女、招揽嫖客，负责保管和分配卖淫所得利益；刘洋洋负责招揽嫖客。因此，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当，不宜划分主从犯。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提出“未提及利益分配，只是没钱用时找刘仕勇要，所获金额只有几千元”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仕柳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支付开支和评分账款的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刘洋洋、刘仕柳及原审被告人刘仕勇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所得的嫖资，与失足妇女五五分成，然后除去酒店开房、给出租车司机的提成等开支以外，下余部分由刘仕勇、刘洋洋、刘仕柳三人平分。因此，该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刘仕柳提出“上诉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上诉理由及刘仕柳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刘仕柳犯组织卖淫罪不当，其应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刘洋洋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和酌定从轻处罚。原判对上诉人刘洋洋量刑偏重”的辩护意见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仕柳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刘仕柳系初犯，当庭认罪、悔罪，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家中父母年迈多病，无人照顾，建议二审在量刑时予以考量”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判对刘洋洋、刘仕柳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予以了认定，并予以从轻处罚，并根据刘洋洋、刘仕柳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刘洋洋、刘仕柳的量刑并无不当。该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洋洋提出“系从犯，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对其定罪量刑”的上诉请求及辩护人提出“原判对上诉人刘洋洋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改判”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仕柳提出“二审依法改判”的上诉请求及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刘仕柳犯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建议二审改判”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赖雨田审 判 员 唐 江审 判 员 吴成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成书 记 员 罗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