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3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松，男，生于1968年8月3日，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从河，重庆赤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理，重庆赤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登成，男，生于1944年9月4日，汉族，居民，住云南省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朝辉，男，生于1977年5月4日，汉族，居民，住云南省曲靖市，系何登成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松因与被上诉人何登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6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松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何登成承担。事实及理由：1、刘振松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何登成于2015年4月21日出具欠条一张，从欠条内容可看出，双方约定欠款于2015年6月还款20万，12月还款20万，如果不按此约定还款，应当归还55万元。意思是如果不按前述两期还款，就应归还55万元，如果按时偿还，可以只还40万元。欠条上的约定并不是偿还时间的约定，而是偿还数额的约定，而偿还55万元并未约定还款日期，不能将之前两次还款期限理解为对后面一次性偿还55万元的还款期的约定。因此，诉讼时效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无事实依据。2、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首先，何登成系云南人，刘振松与其认识是通过中间人林光连介绍，与何登成间的买卖、经济往来由林光连牵线搭桥，刘振松相信林光连，对何登成的详细情况、家庭住址完全不了解。而林光连是何登成的妻弟。在刘振松多次找林光连索要何登成的详细情况、联系电话、家庭住址时，其一直隐瞒，拒不告知，导致刘振松无法联系何登成，无法提供准确信息向法院起诉。刘振松通过查询另案，才得知何登成的基本信息向法院起诉，并非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刘振松在原审提交的太和地家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足以证实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情形。刘振松不知何登成的住地，没办法要求何登成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的经济往来发生在原奉节县一磺厂煤矿，该矿破产倒闭后已关闭，经济往来发生地荒废无人，无人民调解委员会；刘振松是太和乡本地人，任太和村村主任，工作、生活基本上在太和乡，找太和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符合情理逻辑。何登成辩称，欠条对期限的约定很明确，刘振松认为只是约定了金额没有约定时间不是事实；55万元不需要重新约定还款期限，不可能针对55万元还来约定期限，12月不还就是最后期限，诉讼时效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届满，刘振松在2019年8月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何登成不是下落不明，其一直住在云南没搬迁，不影响刘振松提起诉讼；双方做过生意，不可能连电话都不知道，但刘振松主张权利的电话、短信都没有。太和土家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的真实性不可信；乡镇调解委员会只能调处辖区内发生的事件，该调解委员会是否有权调处本纠纷存争议；证明很笼统，没明确时间事件。没有证据证明刘振松主张的权利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振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何登成立即支付煤款55万元及利息（从欠款之日按年利率6%算至付清之日）；2、诉讼费由何登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1日，何登成给刘振松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今欠到刘振松人民币伍拾伍万元（550000.00元），定于6月内还贰拾万元，12月还贰拾万元，如不按期归还，就按伍拾伍万元归还。”当时在场人林光连（系何登成妻弟）也在该欠条上签署了姓名。因何登成没有按期归还欠款，刘振松于2019年8月5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何登成立即支付煤款55万元及利息。另查明，刘振松与何登成及其子何朝辉在2011年3月18日前曾就煤炭买卖发生经济往来，并因45万元煤款发生纠纷，刘振松于2019年5月诉至一审法院处理，后因何登成提交了转款凭证证明已经付清煤款，刘振松申请撤回该案诉讼，一审法院并已裁定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针对本案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何登成否认与刘振松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不能确认本案具体的基础法律关系，但依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因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且该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何登成作为债务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何登成提出其是在胁迫下出具欠条、欠条不受法律保护的诉讼主张，因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对何登成上述诉讼主张亦不予认可。对刘振松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何登成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通过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依法成立：第一，本案为合同纠纷，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年是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何登成于2015年4月21日出具欠条，刘振松知道本案义务人，根据欠条内容，可以确认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5年12月，因何登成没有按期归还，刘振松应当知道其权利已经受到损害，诉讼时效期间应该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到2019年1月1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刘振松于2019年8月5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第二，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虽然刘振松在庭审中一再强调其因一直不知何登成的详细地址而无法联系，不能提起诉讼，但从其陈述的案情和结合相关证据来看，双方经济往来数年，其应当知道何登成的基本情况，且在场人林光连系何登成妻弟，也是交易活动的中间人，刘振松不难从林光连处了解到何登成的基本情况，其完全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法主张权利，即使何登成无法联系，刘振松也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刘振松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请求权的障碍。刘振松在本案中提交了一份太和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该证明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刘振松因何登成欠其煤炭款一事，从2016年开始至现在，每年都来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要求解决与何登成之间的欠款纠纷，由于何登成原电话更换，且不知详细地址，无法联系何登成，我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明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首先，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权主持调解所在辖区内的民事纠纷，但本案何登成的居住地在云南省曲靖市，刘振松诉状上载明其现在的经常居住地在奉节县永安镇，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未发生在太和乡，太和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并无职权来调解本案所发生的民事纠纷，因此该调解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刘振松到太和乡申请调解的事实不具有合法性；其次，结合该证明所证明的内容而言，既然何登成无法联系，太和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刘振松经常居住地又在奉节县永安镇，其为何不到经常居住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及时通过诉讼解决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反而舍近求远，每年到太和乡请求该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双方的民事纠纷，明显有悖常理，该证明所证明的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言而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不产生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情形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但因刘振松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致使其债权请求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受法律保护，故对刘振松要求何登成给付欠款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刘振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由刘振松负担。二审中，刘振松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3年12月8日太和委发[2013]72号《中共太和土家族乡委员会关于刘振松等8名同志任职的通知》。2、2016年12月13日太和委发[2016]86号《中共太和土家族乡委员会关于刘振松等8名同志任职的通知》。证据1-2证明刘振松从2013年至今担任太和村主任，上班地点在太和乡。3、2016年4月2日、2017年8月10日太和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便民接访台账。4、2018年3月7日2019年4月3日太和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群众来访登记簿。证据3-4证明刘振松自2016年以来多次找太和乡调解委员会调解案涉欠款，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何登成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振松老家在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太和村，并从2013年12月8日至今任该村村委主任。2016年4月2日，刘振松就案涉欠款到其任职村主任所在地的太和乡信访办（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情况，该信访办制作的《便民接访台账》记载的来访事由为：“我与何登成曾在经济上发生关系，他欠我现金55000元，当年还写上欠条，他一直不还，如何追还。”记载的初步办理意见为：“我乡只能作情况了解，无法办理此口头信访事项。电话调查X，无法接听。”2017年8月10日、2018年3月7日、2019年4月3日，刘振松仍分别就案涉欠款到该信访办反映情况。本院认为，根据欠条内容“今欠到刘振松人民币伍拾伍万元（550000.00元），定于6月内还贰拾万元，12月还贰拾万元，如不按期归还，就按伍拾伍万元归还。”可知，刘振松与何登成实际约定，如果何登成按期足额给付，刘振松将放弃15万元债权，何登成只需给付共计40万元即可清偿欠条所载明的债务。该欠条不但是对给付数额的约定，同时也对给付期限进行了约定。而欠条中总债权额55万元的给付虽没有直接约定具体明确的给付期限，但从欠条前后文的意思可知，只要债务人何登成对所约定的两期给付中的任意一期给付出现违约，就会发生按欠条载明总欠款金额55万元给付的违约责任承担。以此推算，债权人刘振松寻求法律保护其追究何登成违约责任的最早日期是2015年7月1日，即何登成的第一期给付期限届满的次日；如果何登成的第一期给付没有违约，而是第二期给付违约，则刘振松最早可于2016年1月1日有权追究何登成违约责任，要求其按55万元给付。此两个明确时间中最晚的2016年1月1日即是刘振松的债权受到侵害之日，因此，一审认定刘振松就案涉债权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恰当。本院对刘振松上诉称55万元的给付没有约定期限，其可随时向何登成主的理由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由于刘振松于2016年4月2日就案涉债权向其老家也是其任职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请求，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从该信访日中断重新计算。刘振松虽系太和土家族乡本地人，但债务人何登成并非太和本地人，刘振松请求该调解委员会解决纠纷时何登成没有到场，而该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刘振松告知的电话也无法联系上何登成，接访初步意见明确载明“我乡只能作情况了解，无法办理此口头信访事项”，且本院向接访经办人核实事情经过时，该接访经办人陈述当时已口头告知此情况只能向法院起诉，因此，刘振松应及时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刘振松虽于2016年后每年均到太和土家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解决问题的请求，由于其早已明知该人民调解委员会不能解决其纠纷，仍不及时起诉维护权利，怠于行使权利明显。更令人费解的是刘振松持有何登成出具的欠条有两张，即2011年3月18日金额为45万元的欠条和本案欠条，但刘振松就45万元欠条提起诉讼时竟然对本案欠条没有一并提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其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当。故刘振松在2017年及以后仍只单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解决问题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从2016年4月2日刘振松最初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请求至其于2019年8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三年，中间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其对债务人何登成的案涉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刘振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刘振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健审 判 员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 冉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