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津，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嗣彦，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鲁，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坚，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国，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彬，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伟津与上诉人李伟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伟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请求判决李伟坚支付梁伟津为其垫付的合伙出资款315197.75元及利息(利息已315197.75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伟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认定梁伟津与李伟坚于2014年1月成立信诚园林合伙关系，但对李伟坚以劳务合伙认定是错误的。且对合伙双方投入的资金未予查明以及未确定双方的合伙占股比例。而同期审理的另案(2019)粤0115民初1366号却作出合伙双方各占50％的占股比例的认定。一审判决查明认定合伙关系自2014年1月开始，终止于2017年3月正确。但对合伙双方具体投资总额所占比例未予查明，反而认定李伟坚系以劳务合伙出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自2014年1月开始，合伙双方已经就合伙期间的比例作各占50％的口头约定，以梁伟津提供租赁的场地占50％比例，李伟坚以现有的花木投入及管理合伙事务占50％比例，合伙期间的租赁场地租金以及其他所需开支按比例分担。此后，中途有案外人周铭文入伙出资25万，但入伙当年10月份已经退伙，梁伟津与李伟坚同意以原各占50％的份额回购周铭文退伙时折算份额为15万元，原合伙双方各出资现金7.5万元购买退伙股份。另外，另案(2019)粤0115民初1366号也作出合伙双方各占50％的占股比例的认定。故一审认定李伟坚以劳务合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没有依据李伟坚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认定李伟坚支付部分涉案租赁场地租金系合伙双方共同支付租金的事实。李伟坚提供的租金转账记录另案(2019)粤Oll5民初1366号李伟坚提交证据目录账单详情，拟证明其向梁伟津转账支付涉案场地的部分租金。可证明李伟坚没有按租金标准足额支付50％比例租金额，并且只是支付一次而已。而自2014年至2017年3月合伙期间的场地租金均由梁伟津先行垫付给出租方，李伟坚并未就其承担50％合伙份额支付租金。（三）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第二项。梁伟津要求处理的是合伙期间，李伟坚拖欠支付出资款315197.75元及利息，但一审判决书没有陈述查明该请求事项。合伙解散时间是2017年3月，合伙双方虽然就合伙终结前的财产余值处置协商30万，但没有对李伟坚拖欠梁伟津垫付的合伙期间的租金费用进行协商。因为，在出现合伙纠纷期间，合伙双方被多起诉讼影响，梁伟津暂无暇顾及协商代为垫付租金等事宜，双方仅协商资产余值处理方案。本案梁伟津请求判决处理李伟坚支付梁伟津本人代垫付出资，而非请求判决李伟坚支付合伙组织的出资款。李伟坚并未就梁伟津已经支付的租金承担50％的比例支付给梁伟津，一审应当依照事实依法判决李伟坚承担支付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梁伟津的全部请求。李伟坚辩称，不同意梁伟津的上诉请求。李伟坚认为双方的合伙是以梁伟津现金出资，李伟坚劳务出资的形式合伙，双方合伙占比50%，不存在李伟坚需要偿还梁伟津出资垫款，梁伟津所述的资金投入市场地的租金缴纳，如果双方的成本只有租金，那么双方所经营的苗木、运输费、吊机等费用从何而来？故李伟坚认为不存在拖欠梁伟津的出资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梁伟津的全部诉请，维持原判。李伟坚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李伟坚向梁伟津支付信诚园林花木余款8942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梁伟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万某与信诚园林的经营方式是不同的，万某是以部分花木种植为基础的合伙，而非对整个万某的合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仅以李伟坚提交的手写结算清单明细里“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的记载即作出认定李伟坚需向梁伟津支付168180元未免断章取义。首先两份手写结算清单明细双方都作为证据提交，均确认结算清单所记载的内容，即信诚园林和万某合伙部分2015年、2016年合计亏损126306元，欠外债合共401471元，其中已结账90700元，即亏损及外债合共618477元，按每人50％的份额计算，应分别负担309238.5元。手写外债、已结款清单均列明债权人及数额，其中部分债权人已通过诉讼向合伙人(即李伟坚和梁伟津)追索，生效判决书证明两花场确实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存在高额外债。其次，由于双方确认当时“大围场”(即信诚园林)估值30万元，二人分别占50％的份额，而梁伟津表示无力经营，李伟坚即用15万元接手其50％的份额，因此记载“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且168180元也并非应分配款项，实为2015年从信诚园林搬至万某54万元货物的剩余款项，均未扣减亏损及外债部分款项。因此，李伟坚应向梁伟津支付的款项应为8942元，即手写结算清单明细最后一行所示“全数总计8942元”。综上，一审判决李伟坚应向梁伟津支付万某未分配款项为168180元是错误，还应扣除亏损及外债，扣除后应支付花木余款8942元。（二）信诚花场拖欠梁伟津的采购材料款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由梁伟津另案起诉。信诚园林是由李伟坚与梁伟津自2013年9月至2016年11月间合伙经营，双方约定花场经营所需的大部分资金由梁伟津负责，李伟坚则以价值486000元树苗及实际经营管理作资合伙，合伙成立时还有案外人周铭文出资150000元，但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其份额由李伟坚及梁伟津分别出资75000元获得，最终二人各占信诚园林50％的份额。一审法院也采信李伟坚以劳务参与信诚园林的合伙主张，梁伟津也未提出证据证明李伟坚存在拖久合伙费用的情况。账本第31页记载“至11月3日止，公司欠津哥18000元采购材料款”，由于信诚园林并没有注册登记，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8000元为梁伟津作为出资额或作为李伟坚的垫资额，即只能证明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合伙人对梁伟津的存在欠款情况，而不能认定为是梁伟津作为信诚园林的出资额或垫资额。因此，梁伟津不存在替李伟坚垫付出资额的情形，一审法院仅凭上述不完整记载即认定该款项是梁伟津替李伟坚垫付的出资款，在本案中一同作出判决是错误的，应由梁伟津就信诚园林拖欠的材料款另案起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李伟坚的上诉请求。梁伟津辩称,不同意李伟坚的上诉请求。第一，李伟坚上诉没有法律依据，双方在合伙期间，没有协商一致的确定的一个财产数额，李伟坚单方提出的结算单并没有得到梁伟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手写的两部单据作为认定本案的数额，是没有依据的。第二，李伟坚称其以价值486000元树苗几实际经营作为合伙，对于其主张的486000元，也没有书面凭证。所谓的劳务，只是说其作为合伙人之一负责经营，作为条件之一与梁伟津实际投资作为平均比例参与合伙，梁伟津在2014年合伙后至散伙，有书面合同有据可查。如果判令散伙，应当就双方投入的资金作为结算依据来分配债权债务承担，有另案诉讼可以证明双方在2017年3月属于合伙期间。梁伟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梁伟津与李伟坚之间合伙经营项目包含信诚园林、“万某”；2.判令李伟坚支付梁伟津已垫付的信诚园林出资款315197.75元以及利息（利息以315197.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李伟坚向梁伟津支付合伙项目中万某未分配的款项168180元（万某总价值336360元，双方各占50%）以及利息（利息以未分配价值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确认（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双方各承担50%，李伟坚向梁伟津支付23135元；5.本案诉讼费由李伟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伟坚与梁伟津为初中同学，双方于2013年9月份口头协商合伙经营园林。2013年9月22日，由梁伟津（承包方，乙方）与案外人原番禺区东涌镇鱼窝头村大同队（发包方，甲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位于大同队内××50亩土地经营信诚园林（双方当庭确认信诚园林前名称为“美琳园林”，也叫大围场）。具体承包范围以双方认定的规划图为准，乙方承包的土地只能用于种植之用，承包期为10年，即从（农历）2014年正月初一至2023年12月30日，前三年每年租金为136500元、第二个三年每年租金为143325元等。承包押金：乙方要支付给甲方押金每亩1500元，押金合计为75000元，该押金至合同期满且乙方无违约的不计息退回乙方。暂交押金50000元，余下25000元在2016年每月度前交。2017年1月26日，案外人东涌镇鱼窝头村大同队出具《收据》（编号0002117），内容为：缴款单位为梁伟津，项目为收土地押金，金额为25000元。（2017）粤0115民初2215号（该案中梁伟津、李伟坚均为被告）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记载“对于上述收据中所载的土地押金的交纳过程，梁伟津称是其本人以现金方式将押金交给鱼窝头村的，缴纳后村里开具了收据。一审庭后，梁伟津出具书面意见称上述押金是其让李伟坚代交的，事后有将该款项还给李伟坚，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中，一审法院向东涌镇鱼窝头村民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取证，鱼窝头村民委员会在《调查笔录》中确认：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是梁伟津与鱼窝头村股份合作经济社所签，在2016年该村大同队队长通知梁伟津缴交余下的25000元押金，但梁伟津要求村里叫李伟坚交，后李伟坚通过银行转账交了25000元押金，村里开具了上述收据；在2017年1月份之前，上述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上挂花场牌子上的联系人为梁生，之后挂了一个联系人为李生的牌子；在今年年头，李伟坚有找村里退押金，后村里通知了梁伟津过来，梁伟津拿了25000元给李伟坚，但李伟坚没有收。”以及“庭审中，梁伟津、李伟坚确认：就万某双方是合伙关系，没有具体区分各自的份额；除了万某以及本案诉争的花场外，双方没有合作经营的其他花场；就涉案花场土地，双方不存在转租和分包关系；就涉案花场，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对此，双方当庭予以认可生效判决内容，并确认由梁伟津在2013年9月23日交付信诚园林土地押金50000元；李伟坚在2016年年底支付信诚园林押金25000元。2014年1月，合伙正式成立，梁伟津出资250000元（包含租地押金50000元、2014年租金136500元，其中80000元为通过其妻子伍杏屏转账），李伟坚以树苗（李伟坚称投入树苗总价为486000元，且不包含2017年1月份的树苗款）及经营管理形式出资。双方当庭确认当时有案外人周铭文出资150000元共同参与合伙，并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梁伟津、李伟坚分别出资75000元平均获得周铭文所占份额。合伙期间由李伟坚负责经营管理以及账务明细。李伟坚从2008年6月份开始经营万某，并主张在2013年9月与梁伟津一起经营信诚园林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本后，将一部分信诚园林的花树苗移送至万某经营，因此双方只是该批树苗的合伙经营，对应的证据为手写的“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内容。梁伟津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万某是双方合伙信诚园林后以信诚园林营利的钱投入万某，梁伟津没有其他出资。从2015年2月开始合伙万某；两个花场记载同一个账本，两个花场的资金混同一起使用，在由李伟坚负责记录的账本中有记载支出万某费用的情况。2016年11月，因信诚园林经营问题，双方进行简单清算，由李伟坚找人进行估价约300000元左右（不含负债）后，手写记账单“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双方确认在2017年3月份开始由梁伟津独立经营信诚园林、李伟坚独立经营万某。李伟坚主张因当时双方说好由李伟坚进行经营，所以才又在2017年1月运输一批树苗过去，共67车，价值40余万元，并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人何某称在2017年1月份有从亚运村拉了四五十车的鸡蛋花等树苗到大围花场和万某，具体拉了多少车记不清，大围花场比较多，万洲的少一点。证人何某确认曾在2017年1月17日至1月23日期间出具的收据，其中记载亚运城到大围的共24车，亚运城到大围、万洲的共26车。2017年6月14日，经由李伟坚委托，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信诚园林的苗木及建筑物现值价格评估结论书》，对信诚园林进行价格评估为78813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是基于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行合伙，同样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合伙行为，因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对于梁伟津主张李伟坚依据生效判决承担合伙期间共同债务的问题，已经由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两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已经履行的判决，实际履行人可以依法向连带责任人主张追偿权，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合伙协议纠纷的审理范围。另，本案一审庭审中双方均明确尚未实际履行（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结果中的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对梁伟津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梁伟津可待实际履行后另案主张。此外，梁伟津、李伟坚均确认双方就信诚园林存在合伙，且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经对信诚园林曾经由梁伟津、李伟坚合伙经营做出过确认，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此外，万某虽然存在合伙经营或者合作经营的情况，是基于信诚园林的合伙而产生，但本案双方当庭均已确认该合伙在2017年3月已经解散，信诚园林目前由梁伟津独自经营，万某由李伟坚独自经营，故本案中无需再次确认合伙关系的存在。梁伟津的诉求实际是要求李伟坚支付信诚园林合伙期间的垫付出资以及对万某未分配的款项进行分割，本案的焦点在于信诚园林合伙期间是否存在梁伟津垫付出资以及万某是否合伙以及合伙形式问题：首先，关于信诚园林合伙期间是否存在梁伟津代为李伟坚垫付出资的问题。梁伟津、李伟坚均确认对于信诚园林存在合伙，但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或其他约定，也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关合伙比例情况的证据材料。根据双方的当庭陈述及现有证据材料来看，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或者领取营业执照，仅属于事实合伙行为，并非合伙企业。李伟坚主张在合伙中提供树苗总价值为486000元并提供实际管理作为合伙条件，梁伟津对此未予以反驳，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伙经营期间存在向李伟坚支付工资或管理费等情况，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李伟坚以劳务合伙的主张。梁伟津、李伟坚确认在合伙成立时有案外人周铭文出资150000元共同参与合伙，并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梁伟津、李伟坚分别出资75000元平均获得周铭文所占份额。而此时双方并未对合伙期间李伟坚是否有欠合伙出资作出表示。此外，梁伟津自行提供的合伙出资明细表中记载了李伟坚在2016年9月、2016年11月以及2017年1月支付款项的情况，梁伟津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期间李伟坚在支付款项后仍存在拖欠合伙费用的情况。仅在账本第31页，2014年的记载中有李伟坚关于“至11月3日止，公司欠津哥18000元采购材料款”的记载能够体现出合伙经营中存在对梁伟津欠款的情况。根据双方确认在2016年11月进行清算时信诚园林的价值约为300000元，李伟坚当时手写的“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印证了双方对于信诚园林当时的价值确认，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该合伙行为中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因此在李伟坚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填补“18000元采购材料款”的情况下，李伟坚应当按比例承担该部分9000元。此外，李伟坚提供微信记录显示在2016年12月15日向梁伟津转账7000元，梁伟津主张该部分为李伟坚向案外人曹晃坤支付的借款利息。对此李伟坚不予认可，梁伟津仅提供曹晃坤向李伟坚账户的转账记录以及曹晃坤出具的确认函，但并未申请曹晃坤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一审法院询问，也无法证明曹晃坤向李伟坚账户转账的款项性质。故在双方均无明确证据证明7000元转账性质的情况下，不予采信梁伟津的主张，一审法院将其作为李伟坚向合伙交纳的欠付款项在合伙所欠梁伟津的18000元中李伟坚所应承担的9000元内予以抵扣，李伟坚还应向梁伟津支付合伙经营中的不足部分2000元。其次，关于万某是否合伙以及合伙形式的问题。双方均确认万某最开始由李伟坚独立经营。梁伟津主张因合伙经营情况不错，双方在2015年2月之后约定再合伙经营万某。并举证在账本中有万某的水电费及租地租金的支出，双方在2016年11月因合伙经营不善，分开经营，约定每人一个花场，梁伟津经营信诚园林，李伟坚经营万某。李伟坚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仅是因万某的位置较为便利，因此将信诚园林的花木移至万某进行出售，导致出现额外的水电费、租金支出。且双方没有关于每人经营一个花场的约定。对此，一审法院从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如下：第一、梁伟津主张散伙时双方约定每人一个花场，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与梁伟津关于要求李伟坚支付万某未分配款项的诉讼请求明显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梁伟津当庭主张是以双方合伙经营信诚园林的盈利投资合伙万某，但在账本中并无关于2014年结算盈利投入万某的记录，梁伟津也没用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万某存在合伙经营协议以及收益分配的情况。但无法排除双方在万某存在事实合伙或者合作的情况；第三、在李伟坚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对于万某的方案是李伟坚提出“按照市场价六折买入15/16年进货剩下的花木”，梁伟津表示“你好似忘了大围”（28页-29页）；梁伟津表示“万洲按你的方案，大围继续找买家好不好”（31页）以及“不如直接D两场一起算、你开个价”（34页），李伟坚回复“万洲场只能点货，两个场不同性质，要分开计”以及梁伟津表示“我想说是你全要了，给我个价钱”；可以看出双方对于万某的处理与信诚园林的处理方式并不一致，万某的经营方式与信诚园林不同；第三、在账本中确实有关于万某的支出项目以及向万某运送花木的记载，但开始时间并非起于梁伟津所主张的2015年2月，而是在2014年就已经有陆续记载：车费“马克—万洲、大刀沙—万洲”（32页）、2015年5月4日“支付万洲场电费12月份-3月份”（49页）、2015年12月30日“2015年收入553305元、支出654956元（含15年万洲场地租）”（67页）、2016年4月5日“支付万洲场2015年1月-2016年月电费”（72页），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至少从2014年12月开始，在信诚园林的支出账本中就有关于对万某相关费用的支出记载，因此双方其实在2015年2月之前就存在合作情况，但李伟坚的记账内容存在瑕疵，且从中支付了部分万某的地租，具体情况双方均未进行举证；第四、以上结合李伟坚手写的“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内容也证实双方在万某范围内存在以部分花木种植为基础的合伙，该金额应以双方2016年11月结算时确认的李伟坚应付给梁伟津的金额168180元为准。李伟坚主张双方在该部分合伙中存在亏损，并未举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对于李伟坚从信诚园林的账本中支出的万某费用存在部分重叠以及交纳地租具体份额情况，梁伟津可依据实际从信诚园林转移至万某的花木数量与万某的原有花木数量进行折算后，收集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伟坚应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梁伟津支付出资款2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28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李伟坚应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梁伟津支付花木余款16818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681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28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三、驳回梁伟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585元由梁伟津负担3619元，李伟坚负担1966元（直接支付给梁伟津）。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梁伟津、李伟坚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双方当事人对双方就信诚园林以及万某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争议，且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经对信诚园林曾经由梁伟津、李伟坚合伙经营做出过确认，现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就信诚园林以及万某合伙关系解散后如何分配合伙款项的问题。关于信诚园林的合伙款项分配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李伟坚于2016年11月找人对信诚园林进行估价约300000元左右（不含负债），并手写记账单“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评估价格与李伟坚手写记账单相印证，可以看出双方就信诚园林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合伙比例，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梁伟津上诉要求李伟坚支付其已垫付的信诚园林出资款315197.75元以及利息。对此梁伟津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李伟坚在信诚园林合伙关系中未付的出资款项，但梁伟津仅提供了出资明细表中记载的李伟坚已支付款项的情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伟坚尚拖欠的合伙出资款项，故一审法院仅根据账本中记载的“至11月3日止，公司欠津哥18000元采购材料款”认定李伟坚需承担9000元的采购款项并无不当。其次，在李伟坚提供了微信记录显示其已向梁伟津支付了7000元的情况下，梁伟津则应对其主张7000元款项为李伟坚支付案外人的借款利息承担举证责任，现一审法院在梁伟津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述主张的情况下，认定李伟坚尚欠梁伟津20**元有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万某合伙款项分配问题，李伟坚上诉主张双方在合伙中存在亏损，就信诚园林及万某的合伙只需向梁伟津支付8942元。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合伙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梁伟津表示“万洲按你的方案，大围继续找买家好不好”以及“不如直接D两场一起算、你开个价”，李伟坚回复“万洲场只能点货，两个场不同性质，要分开计”以及梁伟津表示“我想说是你全要了，给我个价钱”，可以认定双方对于万某的处理与信诚园林的处理方式经营方式均有所不同。另，根据双方合伙期间的记账时间及内容来看，双方至少从2014年12月开始在账单中就有万某的记录，并且李伟坚手写账单中明确写明“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故一审法院结合上述事实认定双方在万某的合伙经营中李伟坚尚需支付168180元给梁伟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伟坚主张应扣减亏损及外债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且关于双方共同承担的外债部分，已经由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两者承担连带责任，李伟坚主张的外债部分属于独立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现梁伟津上诉要求李伟坚支付其已垫付的出资款315197.75元以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伟坚上诉主张就信诚园林及万某的合伙只需向梁伟津支付8942元同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梁伟津、李伟坚的账本记载不齐全，本院只能依照现有证据进行认定，若梁伟津、李伟坚在本案判决后有其他新的事实，梁伟津、李伟坚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梁伟津、李伟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70元,由梁伟津负担7238元，由李伟坚负担39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谢灵霞张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