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黔26刑终236号原公诉机关台江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荣，男，1981年1月15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农，贵州省台江县人，住台江县。2016年5月10日被行政拘留十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月23日被台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7年2月21日被台江县公安局取保候审，于2018年2月21日被台江县公安局解除取保候审，于2018年12月12日被台江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于2019年4月13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台江县看守所。委托辩护人张育龙、胡东，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金林，男，1978年9月5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农，贵州省台江县人，住台江县。因涉嫌运输毒品罪，现羁押于施秉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生务，男，1980年12月8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农，贵州省台江县人，住台江县。2009年6月26日因犯抢劫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千元，于2011年4月23日刑满释放。因涉嫌运输毒品罪，现羁押于天柱县看守所。委托辩护人张光宇，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胜科，曾用名杨成九，男，1986年11月2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农，贵州省台江县人，住台江县。2008年5月30日因犯抢劫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千元，于2010年3月20日刑满释放。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5月26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委托辩护人唐羽生，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胜奎，曾用名杨言语，男，1997年4月20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农，贵州省台江县人，住台江县。2017年8月7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6月3日被抓获，于2019年6月14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台江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登富，曾用名杨保沙，男，1984年9月15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农，贵州省台江县人，住台江县。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台江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黄德辉，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台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台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黔2630刑初4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审查，依法讯问原审被告人，充分听取了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定罪、量刑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以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收据等书证；证人顾某、黄某1、李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杨某1、杨某2、杨某3等人的陈述；被告人杨荣、杨登富、杨金林、杨生务、杨胜奎、杨胜科的供述与辩解、价格鉴定结论书，现场勘查及辨认笔录等证据认定：自2013年以来，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手段，在台江县革一乡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架空基层政权，对抗基层政府，扰乱当地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杨荣、杨金林为首要分子，被告人杨生务为固定成员，被告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3年8月24日，在台江县革一乡屯上村举办的“七月半”节庆篮球比赛的半决赛中，由于田坝村篮球队在最后时刻的进球被裁判判罚无效，被告人杨荣等人遂到主席台找主办方进行理论，在要求更改结果未果后，被告人杨荣等人便扬言要让屯上村第二天的决赛举办不下去。8月25日上午，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在田坝村活动室用喇叭召集村民集中，要求村民去屯上村进行理论，随后以被告人杨荣、杨金林为首的100余名田坝村村民手持刀、斧、棍棒等凶器闯入正在开展篮球赛决赛的屯上村篮球场，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等人便对主席台进行打砸，其他村民则站在篮球场中间阻止篮球赛的进行，导致主席台的桌椅板凳及广告幕布等物品被损毁，篮球赛无法开展。2、2016年4月1日，台江县革一乡政府依法对杨昌武等几户违章建筑进行强拆时，被告人杨荣腰上挂着刀具闯入强拆现场，恐吓威胁挖掘机驾驶员，辱骂现场的政府工作人员，并进入挖掘机驾驶室将挖掘机的钥匙拔走，致使强拆工作无法进行。之后，被告人杨荣、杨生务和其他10余名村民于4月5日以杨昌武家违章建筑被强拆为由，到革一乡政府要求赔偿，在革一乡政府院坝内大吵大闹，扬言要实施报复并推搡接访干部；在时任革一乡人大主席杨某3办公室拍桌子、撕文件、将杨某3的上岗牌砸到地上；在时任革一乡政府党委书记、乡长等人在接待他们时，被告人杨荣从正在做接访记录的工作人员手中抢走接访记录本，并将记录内容撕掉；期间在午饭时间，被告人杨荣、杨生务等人还到革一乡政府食堂强行用餐。3、2016年8月25日，革一乡屯上村村民谭某的母亲去世，因谭某家老坟在革一乡田坝村的集体土地上，谭某便和田坝村村委会杨某2等人商量，希望将其母亲也安葬于老坟处，并同意支付3660元。经田坝村村委会同意后，屯上村村民于2016年8月26日到谭某家老坟处挖坑，被被告人杨荣、杨金林等人制止，随后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便以村干倒卖村集体土地为由，煽动村民100余人到村活动室滋事，无视政府工作人员的劝阻和派出所民警的警告制止，强行对村干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杨某55人各罚款20000元，后因被害人杨某3哭求，经被告人杨生务提议，被告人杨荣、杨金林决定每人罚款1600元，限于次日中午交清，并威胁谁不交就拆谁家的房子。次日，杨昌文（被害人杨某1的父亲）到村活动室找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等人理论未果（期间双方发生了冲突），之后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等人便前往各被害人家索要“罚款”，被害人杨某2等5人在被迫无奈之下，各自交了“罚款”1600元，共计8000元，由被告人杨登富负责保管该款。具体违法事实如下：2016年8月28日，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在收得8000元“罚款”后，被告人杨金林用广播通知田坝村村民用“罚款”聚餐，每户另出十元钱及一斤米。当天聚餐时，被告人杨金林又用广播宣布罢免村干，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用打印好的罢免村干的材料给聚餐村民签字捺印，之后还用锁将村活动室锁住，致使该村村委会数月无法开展工作，国家政策无法传达、村民办事无人处理。关于本案主要争议部分，原审法院分析如下：1、关于被告人杨生务是否参与第一起犯罪事实（即屯上村篮球场案），经审查，有证人黄某1、谭某、杨某2、张某、被告人杨荣及黄某1、黄某2、沈某的辨认笔录均证实被告人杨生务打砸篮球场主席台，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实被告人杨生务参与了该起犯罪，故对于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人的该部分辩解，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人杨胜奎是否参与第一起犯罪事实（即屯上村篮球场案），经审查，全案证据仅有证人张某的证言及黄某2的辨认笔录证明了被告人杨胜奎参与该起犯罪，而其他证据均未证实被告人杨胜奎参与该起犯罪，相较之下，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故对于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人的该部分辩解，予以采纳。3、关于被告人杨登富是否构成自首，经审查，被告人杨登富自己陈述是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其到台江县人民医院的；而公安机关出具的详细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杨登富系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其主动告知公安机关其在台江县医院看病，公安机关赶到台江县医院将其传唤到案。本院认为上述两种情况都具备一定的到案主动性，应当认定为主动到案，之后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但是其主动程度不高，在从宽处罚的幅度上也将从严把握。4、关于本案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经审查，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在台江县革一乡多次实施了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架空基层政权，对抗基层政府，扰乱当地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且有被告人杨荣、杨金林两名明显的首要分子，被告人杨生务作为重要成员也很固定，成员达三人以上，其成员共同故意实施了多次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其中至少有2名相同的人员多次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条件，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中被告人杨荣、杨金林系首要分子，被告人杨生务系固定成员。被告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按照首要分子的组织、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系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故对于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人的该部分辩解，不予采纳。5、另外，被告人杨荣于2016年5月10日被行政拘留十日，由于该次行政处罚与本案第二起犯罪事实中被告人杨荣阻止强拆系基于同一事实，故上述处罚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纠集多人到屯上村篮球场、革一乡政府等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以“罚款”为由聚集村民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数额达8000元，之后还组织罢免村干，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其中被告人杨荣、杨生务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被告人杨金林、杨胜科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二次及违法行为一次；被告人杨胜奎、杨登富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一次及违法行为一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中被告人杨荣、杨金林系首要分子，被告人杨生务系固定成员，被告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系一般成员。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系主犯，其中被告人杨生务作用相对较小；被告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系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杨生务、杨胜科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杨胜科、杨登富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杨胜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虽然供述了参与犯罪的事实，但在参与程度上均避重就轻，本院将酌情予以考虑。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违法犯罪次数、作用大小、认罪态度，并考虑本案系恶势力犯罪，结合当前刑事审判政策，综合全案及上述量刑情节，对各被告人分别作出量刑。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荣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二、被告人杨生务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三、被告人杨金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被告人杨胜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被告人杨胜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被告人杨登富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七、非法所得八千元，依法向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进行追缴，发还被害人。杨荣上诉称，上诉人与杨金林、杨生务等人并非经常纠集在一起，“篮球场事件”系老百姓情绪宣泄方式，是老百姓自发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强拆事件”是老百姓表达诉求的方式；“罚款事件”纯属相关村干自知理亏自己提出罚款以示自责。请求改判上诉人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处罚金2000元的量刑。杨荣辩护人胡东为其辩称：一审认定杨荣等人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以及认定杨荣为首要分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荣涉嫌普通的寻衅滋事犯罪、系初犯，且认罪态度好，应对其减轻处罚。杨金林上诉称：请二审法院根据事实，依法撤销（2019）黔2630刑初40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不承担刑事责任。杨生务上诉与杨荣的上诉理由相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辩护人张光宇为其辩称：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杨荣等六人为犯罪集团缺乏事实依据；该6人并非经常纠集在一起，故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证据不足；上诉人杨生务寻衅滋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请二审法院改判。杨胜科与杨荣的上诉理由相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唐羽生为其辩称：上诉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且认定上诉人杨胜科是一般成员不当，罚款村干事件与罢免村干事件是民间纠纷，篮球场事件参与人事先并没有进行组织联系，都是自发前往，强拆事件系杨荣的个人行为。杨胜科参与的是普通的寻衅滋事犯罪，且系从犯，一审对其量刑过重。杨胜奎以如下理由提出上诉，要求改判上诉人无罪：2012年至2016年期间自己经常外出打工，只是2014年回家过春节以及2016年父亲过世回家后又外出打工，其没有与杨荣等人纠结在一起；上诉人既没有参与煽动村民到村活动室滋事，也没有参与对村干的罚款商谈，更没有到被害人家索要罚款；罢免村干的事上诉人根本不知情，自己只是在吃饭时有人拿了一张纸让上诉人签字而已。杨登富上诉称，上诉人仅只是保管罚款而已，若因牵连非定寻衅滋事，则应以犯罪行为显著轻微论处，自己与杨荣等人没有经常纠集在一起，把其作为恶势力团伙成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没有充分体现其自首这一量刑情节。辩护律师黄德辉除认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外，还为其辩称：上诉人因受牵连构成犯罪，其情节显著轻微，其表现一贯良好，其认罪态度好，系初犯，有自首情节，请二审法院对其免于刑事处罚，给与其重新做人的机会。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寻衅滋事的事实存在，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已在原审判决书中列述，并经一审庭审查证属实。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与违法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针对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以及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本案三起寻衅滋事罪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一款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二）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第四条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要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的；······。结合本案，“屯上村篮球场案”中，上诉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的行为以及乡政府闹事案”中，上诉人杨荣、杨生务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罚款村干案”中，原审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故上诉人杨金林所提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以及上诉人杨胜科的辩护律师所提“罚款村干”是民事纠纷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一审认定原审各被告人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以及认定部分原审被告人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是否恰当的问题。经查，对于原审各被告人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以及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问题，一审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根据法律已作较为充分的论述，本院除了对原审法院论述的理由予以认可外，还针对有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的“本案是村民自发行为、参与人没有组织行为、没有共谋、原审各被告人没有经常纠集在一起，本案应为普通的寻衅滋事案件等等”作补充论述。在论述上述几个问题之前，先看本案有关证据证实如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篮球场案件”杨金林在喇叭上喊：“村里的年轻人在活动室集中”，杨荣和杨生务也得在喇叭上喊。······；杨荣说：“昨天他们判我们村的那个进球无效不合理，我们去要个说法”······；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等人在前头砸主席台，其他的人在主席台下起哄。······；杨荣这人经常在革一乡闹事，帮助惹是生非的人出人头地等，属于地头蛇似的人物，跟着杨荣的杨生务和杨金林他们一伙在革一乡横行霸道，没有人敢和他们对着干····。第二，“乡政府闹事案”因为杨荣的叔叔杨昌武的房子被政府依法拆迁，杨荣在现场阻扰，并扬言谁带头杀死谁，有六七个人冲破警戒线现场，他们对执法的干部进行谩骂。······；4月5日那天下午，杨生务等人带领村民来乡政府闹事·····，杨生务的父亲说是欧部长动手拉他······，杨生务和他父亲在骂欧部长，并威胁说要搞死欧部长······。第三，“罚款村干案”中，“谈到处罚杨某6的儿子杨某1时，杨某6就说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处罚，杨荣就说是先拿钱再说，然后杨某6不同意，杨荣就用手臂夹住杨某6的颈部，拖出球场打······”。等等。综观全案及上述有关事实和证据。首先，本案“篮球场案”、“罚款案”以及“罢免村干事件”是否是村民自发行为，原审被告人是否有组织行为的问题。经查，在“篮球场案”、“罚款案”以及“罢免村干事件”中，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等在广播上喊的行为就是刑法意义上的组织行为。其次，三次犯罪事实与违法事实是否有共谋的问题。经查，本案篮球场案中，杨金林拿器械喊“砸”，实质就是一个“事中”共谋行为；从4月1日起到4月5日止的整个“乡政府闹事案”中，“4月5日杨荣、杨生务联合其他10余名村民以杨昌武家违章建筑被强拆为由，到革一乡政府要求赔偿”这一事实二人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前往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实质上亦是一个共谋行为。罚款案件中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等10余人对罚款的金额从2万元降到每人1600元的商议过程显然亦是一个共谋行为。再次，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是否经常纠集在一起的问题。经查，本案三起犯罪事实和一起违法事实中，上诉人杨荣、杨生务均参与，杨金林仅有一起犯罪事实没有参与，三人是否“经常纠集”在一起，客观事实已充分体现，无需赘述。另外，对于上诉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是否应以“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来评价的问题。结合本案，大量的村干及村民均证实，大多数人都听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的，没有人敢和他们对着干，从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三人在本案中至少实施了一起违法事实和一起以上犯罪事实的情形，以及该三人参与的这一起犯罪事实中，“杨荣用手臂夹着杨某6的颈部，拖出球场打······”等恶劣行为分析，该三人是应当知道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等人是具备一定的“势力”，并且从杨荣等人的言语及行为特征是可以判断该“势力”是较“恶”的“势力”，为此三人还参加该起共同犯罪事实以及接下来的违法罢免村干的事实，可见，该三人的主观恶性应以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论，才能作出与该三人行为及主观恶性相当的刑罚评价。至于是否长期纠集在一起的问题，不能简单的用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加以评价，结合本案实际，同为一个村村民且相互熟知，在杨荣、杨金林、杨生务动辄用“搞死你、杀死你、拆你家房子、卖你家猪”这类语言威胁村民、甚至当众用暴力的情形下，上诉人杨胜奎、杨胜科、杨登富还与杨荣、杨金林、杨生务为伍，实施了一起以上犯罪事实和接下来的罢免村干的违法事实，无疑是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这一恶势力集团“鼓舞士气、增添力量”，再综合考虑，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本案的作案特征：三起犯罪事实和一起违法事实中，在本村（这是一个重要的地域条件），杨荣一出现，总少不了杨金林或杨生务加入，然后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方式欺压百姓，作为本村村民的杨胜奎、杨胜科、杨登富在明知的情况下还与杨荣等人为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此，一审法院作出有关“原审被告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评价，并无不当。三、原审各被告人量刑是否适当问题。经查，原审法院根据各原审被告人的违法犯罪次数、作用大小、认罪态度以及自首、累犯等各种量刑情节，并考虑本案系恶势力犯罪，结合当前刑事审判政策，综合全案对各原审被告人分别作出量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等人到屯上村篮球场、革一乡政府等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以“罚款”为由聚集村民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之后还组织罢免村干，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其中上诉人杨荣、杨生务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上诉人杨金林、杨胜科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二次及违法行为一次；上诉人杨胜奎、杨登富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一次及违法行为一次，均应在五年以下判处刑罚。上诉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中上诉人杨荣系首要分子，杨金林、杨生务系固定成员，上诉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系一般成员。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杨荣、杨金林、杨生务系主犯，其中上诉人杨生务作用相对较小；上诉人杨胜科、杨胜奎、杨登富系从犯。上诉人杨生务、杨胜科系累犯。上诉人杨胜科、杨登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杨胜奎认罪态度好。一审法院除了认定杨金林为首要分子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外。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有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智审判员 刘万能审判员 潘年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冉江山书记员潘鸿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