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振洪。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靖灵，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广平，广东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玉涛。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锋，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振洪、张永基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玉涛在一审诉讼请求：一、判决梁振洪、张永基承担赔偿黄玉涛人身损害经济损失合计198637元（1、医疗费44084.31元，医疗费单据59084.31元，扣减梁振洪已经垫付的15000元；2、护理费12400元；3、住院伙食费3400元；4、误工费47919元，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建业平均工资57346元，2017年2月15日至定残日2017年11月20日；5、营养费2000元；6、交通费1000元；7、残疾赔偿金67831.74元，《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年，黄玉涛为十级伤残；8、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000元。）二、梁振洪、张永基承担此案的诉讼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振洪向张永基购买监控产品，由张永基负责安装。2017年2月15日，黄玉涛为梁振洪位于番禺区××山村安定大街××号房屋打线槽，作业期间，黄玉涛将梯子放置在凳子上进行施工，因梯子倒塌而摔倒受伤。黄玉涛伤后被送往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59084.31元。住院期间，黄玉涛与梁振洪签订《协议书》，双方协商一致由梁振洪垫付15000元给黄玉涛作为住院期间的手术费和治疗费。2017年3月20日，黄玉涛出院，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诊断为：1、左侧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2、右侧跟骨骨折；3、苔藓样皮炎；4、左侧第5跖骨基底部粉碎性骨折；5、左距骨内缘及外下缘骨折；6、左跟骨上缘及前缘骨折；7、左骰骨内缘及后缘骨折；8、左足舟骨后缘多发骨折；9、慢性丙型病毒性××；10、左胫前术口感染。建议患者住院期间（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3月19日）及出院后三个月内需陪护一名，术后一年半后回院行内固定拆除术，费用约10000元人民币，医嘱出院后继续加强营养支持。嗣后，黄玉涛委托广东衡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衡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粤衡正[2017]临鉴字第08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委托人所提供被鉴定人黄玉涛的病历材料，是客观、真实、合法、可靠的，予以采纳。2、被鉴定人黄玉涛左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后，现遗留左踝关节活动功能丧失60.0%，鉴定为人体损伤X级（十级）伤残。3、被鉴定人黄玉涛左腓骨骨折钢板螺钉内固定取出的后续治疗费预计需人民币10000元（壹万圆整）。庭审中，黄玉涛述称其受雇于张永基为梁振洪的房屋打线槽。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明黄玉涛与张永基曾于当日到案涉房屋，黄玉涛将梯子放置于凳子上作业导致发生案涉事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关于黄玉涛与梁振洪、张永基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参照该条规定，雇佣关系是指在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的，由雇员有偿提供劳动力，根据雇主指示，执行雇佣事务，从而实现雇主利益的一种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知，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别主要是：（1）雇佣关系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关系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2）雇佣关系的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收雇佣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须听从雇用人的安排、指挥，而承揽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3）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提供的主要是劳力，完成工作所需的主要设备等一般由雇佣人提供，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除以自己的劳力完成承揽事项外，一般还需提供设备等。就本案的案情分析，梁振洪向张永基购买监控产品，由张永基负责监控安装，其只需向梁振洪交付工作成果即可，双方并无支配与服从关系。黄玉涛听从张永基的指挥和安排，负责具体事宜，仅以自己的劳力完成工作。综上，应当认定黄玉涛与张永基的法律关系为雇佣关系，梁振洪与张永基的法律关系为承揽关系。二、黄玉涛与梁振洪、张永基之间的民事责任分担问题。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收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遭受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黄玉涛在工作时负有确保自身安全的适当注意义务，但黄玉涛忽略安全注意义务，将梯子放置在椅子上作业，导致从高处摔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张永基雇佣黄玉涛执行具体事宜，但在日常管理、工作安排存在不足，同时也缺少对黄玉涛的安全教育及监督管理，存在一定过错。梁振洪作为定作人，在选任承揽人时并未对承揽人的资质进行审查，施工时也未对施工工地现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其在选任承揽人及安全管理监督上存在过失，应对承揽人的赔偿责任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综上，原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从公平合理原则等予以考量，就黄玉涛摔伤而造成的损失，应由黄玉涛自行承担20%，由张永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梁振洪对张永基承担的债务的3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黄玉涛损失的项目和数额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确认黄玉涛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结合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发票、结账单及情况说明，原审法院认定黄玉涛因伤支付医疗费59084.31元。2、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黄玉涛主张按照100元/天的标准计算护理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护理期限，结合黄玉涛的伤情及医嘱，黄玉涛住院期间及出院后三月内需陪护一名，则护理费为100元/天×123天=123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黄玉涛请求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元/天的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定。黄玉涛共住院33天，则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元/天×33天=3300元。4、误工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1）误工时间。黄玉涛因伤致残导致误工，结合黄玉涛的伤情及医院的疾病证明书，原审法院认定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之日前一天。（2）收入状况。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黄玉涛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黄玉涛主张按照57346元/年的标准计算，结合黄玉涛的工作岗位，其主张符合所在职行业平均工资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故黄玉涛的误工费应为57346元/年÷365天×277天=43520.12元。梁振洪、张永基主张黄玉涛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误工费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属受害人的客观损失，并未对误工费赔偿的年龄标准做出限制性规定，达到退休年龄不等于丧失工作能力。故原审法院对梁振洪、张永基该主张不予支持。5、营养费。黄玉涛伤后医嘱加强营养，结合黄玉涛的受伤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500元。6、交通费。黄玉涛虽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交通费发票，但鉴于黄玉涛确实存在交通费支出的客观事实，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7、残疾赔偿金。黄玉涛于1955年2月9日出生，赔偿期限可计算18年。黄玉涛主张残疾赔偿金为37684.3元/年×18年×10%=67831.74元，其计算标准、计算方式和计算结果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黄玉涛因案涉事故而造成自身的各项损失合计为187036.17元。四、具体赔偿情况。结合黄玉涛的实际损失及各方的责任比例，张永基应向黄玉涛赔偿的金额为187036.17元×80%=149628.94元，梁振洪应对其中的149628.94元×30%=44888.6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梁振洪主张其已垫付15000元，黄玉涛确认收到上述款项，该款应予扣减，梁振洪已垫付的15000元应全部在其承担的赔偿金额内予以扣减，为此，张永基仍应向黄玉涛赔偿各项伤后损失为149628.94元-15000元=134628.94元，梁振洪对其中的44888.68元-15000元=29888.6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上述事故造成黄玉涛伤残的严重后果，给黄玉涛造成了精神损害，应当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综合黄玉涛的伤残等级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情况，酌定张永基向黄玉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梁振洪对其中的24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永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玉涛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合计134628.94元；二、被告梁振洪对被告张永基的上述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在29888.6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永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玉涛支付精神抚慰金8000元；四、被告梁振洪对于被告张永基的上述第三项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在24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黄玉涛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72元，由原告黄玉涛负担1119元，由被告张永基负担3153元，被告梁振洪在607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后，梁振洪、张永基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梁振洪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梁振洪无须向黄玉涛赔偿，即梁振洪无需在张永基承担债务的32288.6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黄玉涛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梁振洪与黄玉涛既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梁振洪没聘请黄玉涛，也没向黄玉涛提出要购买安装监控，故原审判决梁振洪赔偿没有依据。二、原审认定因选任承揽人及安全监督上存在过失，而认定梁振洪对张永基承担债务的30%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黄玉涛是打线槽的，国家并未要求承揽室内打线槽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梁振洪在选任上不具有过失，原审认定梁振洪因黄玉涛没有资质而认定有选任过错，是有误的。三、原审判决梁振洪对张永基应付债务的30%承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无规定承揽人应对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负连带责任。因此，原审判决梁振洪对张永基承担的债务的30%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四、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梁振洪需要承担责任，黄玉涛也具有重大过错。黄玉涛对自己的受伤有严重的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原审判决黄玉涛只承担20%的责任明显不合理。1、从受伤过程看，黄玉涛因将一字梯子放在凳子上打槽而跌落受伤，黄玉涛作为成年人，理应知道该行为是危险，因此黄玉涛应对该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2、梁振洪及在场其他人员在看到黄玉涛将梯子放在凳子上打槽的行为，当场进行过劝阻，黄玉涛当面承诺不会这样做，但是在梁振洪走后，又不顾自己的安全，将梯子放在凳子上打槽，黄玉涛不仅仅是对自身安全未尽注意义务，更是对意外的发生抱有放任甚至希望发生的态度，才发生本案的以外，黄玉涛自身应负全部责任。3、安装现场有脚手架，但黄玉涛贪图方便，不使用脚手架，导致自己受伤。综上，涉案的受伤完全是黄玉涛自身原因所致，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五、原审判决认定黄玉涛伤残赔偿金的标准适用城镇标准没有事实依据。黄玉涛的户口在四川，并非在广州，黄玉涛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伤前在广州连续居住满1年以上，应按广东省农村收入14512.2元/年的标准计算。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梁振洪的上诉请求。张永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张永基无需向黄玉涛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等合计134628.94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张永基无需向黄玉涛支付精神抚慰金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振洪、黄玉涛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黄玉涛不是由张永基雇佣至梁振洪处工作，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甚至黄玉涛与张永基之间根本不认识，原审判决书直接忽视黄玉涛与张永基之间未见过、不认识的客观事实，直接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属严重违背客观事实。黄玉涛不是张永基聘请，而是由另一黄姓男子聘请的。黄玉涛受伤前后进行的工作不属于张永基拟进场施工的摄像头安装工作，而是其他人安排的空调排水孔以及线路开凿工作，与张永基无关。原审判决仅凭同在案涉现场施工的另一与张永基无关的证人的证词，在黄玉涛都否认受张永基聘请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张永基与黄玉涛存在雇佣关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二、张永基与梁振洪之间的摄像头购买、安装项目，在黄玉涛受伤前后，未达成合意，双方就该项目未存在任何的款项往来，张永基的施工人员、设备均未正式全部进场，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三、从黄玉涛受伤后，张永基与梁振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黄玉涛与张永基无关。根据梁振洪与张永基在黄玉涛受伤后的微信聊天内容，梁振洪完全没有就黄玉涛受伤的情况、后续处理等相关事宜与张永基进行沟通，而是催促张永基的员工尽快进场施工，这完全不符合逻辑，证明梁振洪也是明知张永基与此事无关，黄玉涛不是张永基雇佣的人员。四、原审判决书认定的证人证言与庭审陈述不一致，证人黄某未确认张永基与黄玉涛一起到现场，而是同一日（2月15日）张永基与黄玉涛都到过现场，但这不能直接证实黄玉涛就是张永基雇佣的。证人的身份是同在现场施工的施工人员，不属于张永基的施工人员，其作出的证人证词证明力低，不能避免其证人证词是为了捏造事实，从而到达回避责任的目的。另外，该证人负责的工程项目就是电线管道铺设，其中包括线路开凿。五、张永基从未见过黄玉涛，包括本次项目，之前也一直没有雇佣过黄玉涛，双方从未有合作历史，从未有薪酬交易往来。六、黄玉涛使用的脚手架不是张永基的，因为张永基的脚手架是当日刚卸下来放在外墙堆放，没有组装使用。综上所述，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黄玉涛受雇于张永基，也没有证据证实张永基对黄玉涛的工作进行了任何安排。甚至连黄玉涛都确认不认识张永基，不是张永基聘请他到梁振洪处工作的。黄玉涛受伤时做的项目与张永基无关。而梁振洪与张永基就监控安装项目未达成合意，张永基未正式进场施工。所以，原审在事实方面存在严重的纰漏和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作出合理合法公正的判决。黄玉涛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梁振洪、张永基的上诉请求。梁振洪针对张永基的上诉，答辩称：1.黄玉涛在起诉状及一审中陈述其是由其他案外人雇佣，可以证实黄玉涛与梁振洪不存在任何的雇佣或劳务关系，至于黄玉涛与张永基之间是承揽还是劳务关系，举证责任在于黄玉涛。2.从梁振洪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与张永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证人出庭作证等可以证实梁振洪是向张永基购买监控，并由张永基负责安装，所以张永基称与梁振洪不存在监控买卖关系是不成立的。3.从梁振洪提交的与张永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张永基将手架等工具设备放在梁振洪房屋里，张永基诉称脚手架不是张永基的不符合事实。张永基针对梁振洪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梁振洪的上诉请求，应由梁振洪全部承担对黄玉涛的赔偿责任。1.黄玉涛受伤时进行的工作内容，经其本人明确是空调排水管打通，该工作最终受益方是梁振洪，与张永基负责的监控安装工作无直接关系。2.梁振洪在上诉状中明确梁振洪本人以及现场其他施工人员在黄玉涛受伤时在场，且进行相应的劝阻行为，这印证了张永基主张的张永基从未对梁振洪的工作进行指示和安排。3.同意梁振洪关于伤残赔偿金应按照四川农村收入标准计算。现有证据仅证明张永基带脚手架进场，其他设备并无进场，张永基的人员在受害人受伤时还没有进场。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梁振洪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梁振洪儿子与张永基2017年2月7日至2017年2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摘录如下：张永基于2017年2月9日、10日向梁振洪发送了报价单，在2017年2月10日发送报价单后，梁振洪儿子提出：“显示器不用，整个工程12500可以吗？哪些磁吸到时要几个加多少钱可以？”张永基回复：“哦。可以、门窗磁吸比较难搞、每个窗暗装。看情况而定、不行的要在想办法。”2017年2月12日，梁振洪儿子：“张生，我们电工今日进场啦，要不要过来跟电工沟通？”张永基：“要啊、我等会去下。”梁振洪儿子：“好的，你来之前我告诉一下电工阿头。”张永基：“好的。”“你好、今日唔好意思、有事走不开、明天早上你边有人吗？”梁振洪儿子：“你大概几点啊？”张永基：“我好早就可以了、就你电工有空吧。”梁振洪儿子：“电工说你来我就打电话给他，你给个大概时间吧。”张永基：“9点半到你那边，真是麻烦你。”梁振洪儿子：“好的，你开车就打给我吧，我告诉电工。不麻烦。”2017年2月13日，张永基：“早上好、10分钟到你边。”梁振洪儿子：“好的。”梁振洪儿子：“师傅，哪些窗还是用回门磁吧，房间里面不用红外。”张永基：“哦哦，到时要打墙窗要开孔”梁振洪儿子：“哦，这个没问题。”张永基：“一个窗要装两个。”2017年2月14日，张永基说：“你好；今日本来开工、但凿场个人要明天才来、我放了脚手架系你间屋度、要明天才来到等凿场个师傅来。”梁振洪儿子：“好的。”2.项目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工程报价表格打印件。梁振洪提交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梁振洪与张永基存在监控买卖合同关系，张永基已履行监控安装（包括打孔）行为。3.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拟证明涉案房屋为梁振洪所有。黄玉涛质证称：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张永基质证称：一、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1.该微信聊天记录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梁振洪主张为其本人与张永基的聊天记录，但是在本组证据中却说是梁振洪儿子的微信。2.一审中，该组证据未予提供，而且原审现场核对时未有该组证据的微信聊天内容。3.梁振洪主张微信聊天内容的exl表格已经损坏，其提供的打印件系其在电脑自主打印的，真实性不能确认。4.退一万步而言，该聊天记录的内容未能直接证实双方就监控的数量、类型、安装位置等达成一致意见，仅有一个初步的价格，而该价格未最终达成合意，只是属于双方商榷的过程。二、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直接证实涉案房屋进行的装修装饰工程中，梁振洪为业主方，系房屋装修装饰工程的最终受益方，另结合梁振洪、黄玉涛受伤前后的陈述，黄玉涛进行涉案现场作业时，梁振洪本人在现场，对黄玉涛的作业提出了意见，可知梁振洪、黄玉涛对受伤的后果也具有可预见性。梁振洪对张永基上述质证意见中关于微信聊天主体回应称：由于梁振洪年龄比较大，当时不会使用微信，所以委托其儿子使用微信与张永基沟通监控的购买事宜，梁振洪与张永基存在监控买卖关系。张永基在二审中提供了照片打印件2张，证明梁振洪在涉案房屋已经安装完毕的监控设备，是不需要使用空调排水管尺寸的孔洞，黄玉涛受伤时所进行的空调排水管孔洞的凿穿工作与监控安装无关。黄玉涛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照片仅显示监控安装已完毕，并不能证实黄玉涛受伤与监控安装无关，黄玉涛的凿墙工作与监控安装有必然联系。梁振洪质证称：该照片是涉案意外发生后形成的，与本案没有关联，三性不予认可。涉案意外发生时，涉案房屋并没有安装监控。涉案意外发生在冬天，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且现在购买空调都是包安装的。梁振洪房屋安装的空调是柜式机，空调排水管是从地下走，无需因空调而在墙上凿槽。因此对张永基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张永基在二审中称：出售监控设备给梁振洪是承诺包安装的。如果进行监控设备安装，需要做以下工作：第一，勘查现场，确定安装位置以及需要产品类型；第二，勘查现场，看是否需要打孔等其他安装工作。第三，确定整个安装产品类型和数量以及其他安装位置以及其他安装工作以后，再进行产品的预订以及人员进场安排和其他安装工作的设备进场。张永基于2017年2月14日送脚手架到涉案房屋，确定安装位置、监控产品类型和数量后进行安装。梁振洪在二审期间称：我方无需承担责任。如果法院认为我方需要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我方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法律没有规定本案的情况属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因此，我方最多承担10%至20%的补充责任。对于我方已垫付的1.5万元，从人道主义讲，如法院判决我方无需承担责任，我方不主张返还，但法院判决我方需要承担一定责任，我方要求在法定责任范围内优先抵扣我方垫付的1.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黄玉涛与梁振洪、张永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黄玉涛涉案损失项目及数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关于梁振洪与张永基的法律关系。1.梁振洪在二审提供了梁振洪儿子与张永基的微信聊天记录，经本院核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梁振洪提供的手机原始载体内容相符，梁振洪也对由其儿子与张永基通过微信沟通购买监控设备相关事宜作了合理说明，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张永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2.从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张永基与梁振洪儿子就监控设备的价格、安装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张永基向梁振洪儿子发送了报价单，双方经协商达成“整个工程12500元”的意见，另张永基还前往涉案房屋现场查看、将脚手架放置涉案房屋内并明确告知凿墙师傅到场时间，可见梁振洪与张永基就监控设备的买卖及安装已达成合意。3.在本案中，梁振洪与张永基均确认张永基向梁振洪出售监控设备并承诺包安装。综上，梁振洪与张永基就监控设备的安装形成承揽关系，即梁振洪是定作人，张永基是承揽人。张永基主张其与梁振洪就监控设备的购买、安装未达成合意，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黄玉涛与张永基的法律关系。1.从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张永基于2017年2月13日到涉案房屋与电工沟通，张永基告知梁振洪儿子：本来2月14日要开工，但凿场师傅要明天（2月15日）才来，张永基放了脚手架在涉案房屋，凿场师傅要2月15日来。可见，张永基为安装监控设备已做了查看现场、提前放置安装工具、安排人员凿场等准备工作；2.黄玉涛于2017年2月15日前往涉案房屋凿场打槽，其工作的时间与工作内容，与张永基拟安排人员进场工作的时间和工作内容相吻合，而且张永基在微信聊天中也明确告知梁振洪儿子“到时要打墙要开孔”，可见凿场打槽也是安装监控设备的工作内容之一，黄玉涛当天的工作与安装监控设备有关联性。虽黄玉涛不认识张永基，但不排除张永基通过他人通知黄玉涛到涉案现场工作。张永基主张黄玉涛是他人安排进行空调排水孔及线路开凿工作，但张永基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3.张永基在二审提交的照片不足以证明黄玉涛受伤时所进行的工作与监控安装无关。综上，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黄玉涛主张其由张永基雇请到涉案房屋凿场打槽，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认定梁振洪与张永基存在承揽关系，张永基与黄玉涛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黄玉涛在工作时负有确保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但其将梯子放在凳子上作业，置自身安全不顾，未履行安全注意义务，黄玉涛对自身的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张永基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工作管理和安排上存在不足，对提供劳务者未尽安全教育及监督管理职责，导致黄玉涛工作时从高处摔落受伤，对黄玉涛的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原审酌定黄玉涛对自身损失承担20%对责任，张永基对黄玉涛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永基主张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梁振洪的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梁振洪将安装监控设备交由张永基完成，由于法律、法规对安装监控设备的资质并无明确规定，因此，梁振洪作为定作人不存在选任过错，原审认定梁振洪存在选任过失，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即承揽工作应由承揽人独立完成，定作人对承揽人无管理监督的义务。黄玉涛作为张永基的雇员，其在工作中应由张永基安排、指挥和管理监督，梁振洪对黄玉涛并无相应的义务，因此，原审认定梁振洪存在安全管理监督的过失，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此外，黄玉涛将梯子放在凳子上作业，是其个人行为，梁振洪对此并无指示过失。综上，由于梁振洪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不存在过失，梁振洪作为定作人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认定梁振洪对张永基承担的债务的30%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梁振洪上诉主张无需向黄玉涛赔偿有理，本院予以采纳。黄玉涛受伤后，梁振洪已垫付15000元给黄玉涛用于治疗，在二审中，梁振洪表示基于人道主义，对已垫付费用不需黄玉涛返还，本院予以照准。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黄玉涛一审期间提交的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黄玉涛于2015年3月10日至2017年4月30日在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村陈涌东街自编65号A座303房居住，可以证明黄玉涛受伤前十二个月在广州城镇生活，黄玉涛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梁振洪主张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黄玉涛残疾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黄玉涛的损失为：医疗费59084.31元、护理费12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误工费43520.12元、营养费500元、交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67831.74元，合计187036.17元，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费用扣减梁振洪已垫付的15000元后，黄玉涛的损失合计为172036.17元。如上所述，张永基应对黄玉涛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故张永基应向黄玉涛赔偿137628.94元【172036.17元×80%】。原审法院判决张永基向黄玉涛赔偿134628.94元，黄玉涛对此未提起上诉，视为服从原审判决第一项，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原审结合黄玉涛的伤残等级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张永基向黄玉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梁振洪不存在定作人过失，无需向黄玉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认定梁振洪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承担2400元的连带责任，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72.74元，由张永基负担2960.44元，黄玉涛负担1312.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58元，由张永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庄武衡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