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6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屈某，女，198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淑英，女，194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女，201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理人：屈某（程某之母），同上诉人屈某。以上三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阳光丽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西里****D01。法定代表人：王永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国，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屈某、韩淑英、程某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阳光丽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丽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屈某、韩淑英、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确认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阳光丽和公司支付屈某、韩淑英、程某2016年10月工资6000元。事实与理由：1.阳光丽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强曾向程建国支付过2016年9月中下旬工资2500元。2.在一审开庭期间，一审法官曾核实过王永强的手机，显示大量程建国向其汇报工作的内容。3.程建国于2016年10月30日陪同王永强及阳光丽和公司其他成员至内蒙古出差考察项目，后发生交通事故。阳光丽和公司为程建国支付了前期医疗费并开具了该公司名头的票据及其他发票。阳光丽和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屈某、韩淑英、程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仅是合作关系。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的工资，一审中阳光丽和公司也仅仅表示是合作款并非是工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阳光丽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阳光丽和公司与程建国之间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阳光丽和公司无需支付屈某、韩淑英、程某2016年10月的工资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永强系朋友关系。2016年10月30日9时许，王永强、程建国、白某某（阳光丽和公司员工）等人乘坐×××小型普通客车赴内蒙古赤峰市，行至热河县57+700公里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程建国受伤并送医院治疗。此后，程建国在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及廊坊市红十字万平中医院等进行救治及康复，于2017年7月2日死亡。治疗期间，王永强通过其本人账户为程建国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程建国于2016年9月20日应王永强的邀请入职阳光丽和公司，上班时间灵活，无需打卡考勤；程建国负责户外拓展培训，工作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项目基地，双方约定工资标准为每月6000元，每月中旬支付上一自然月的工资，2016年10月15日，王永强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程建国支付2500元，该笔款项的性质为2016年9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工资；2016年10月30日，程建国陪同王永强至内蒙古考察项目基地；交通事故发生后，王永强为程建国垫付了医疗费用。屈某、韩淑英及程某针对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转账记录。2016年10月15日，王永强向程建国的银行卡转账2500元。2、刷卡单4张。王永强分别于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20日刷卡，共垫付200000元医疗费。3、增值税发票。2017年1月17日，由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出具发票，购买用于程建国治疗使用的进口药品，购买方名称为：阳光丽和公司。4、北京市救护车收费专用票据。显示2016年10月31日使用救护车，该票据中姓名栏上方书写“阳光丽和公司”；5、2017年8月22日屈某与阳光丽和公司员工郭某的录音。郭：嫂子这不是我们变吧，您那边不是想通过起诉的途径解除这个事儿嘛，那如果以起诉的途径我们谁都没办法给您说任何东西。律师说了不让说，不让跟您回答任何有关的问题……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程建国（2016年）10月的工资，你们什么时候结？到现在，到他去世。郭：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你……。6、住院病历若干。其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住院病案中工作单位及地址为“阳光泰杰”。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北京阳光泰杰科技有限公司与阳光丽和公司系关联公司，属于一个实际控制人。阳光丽和公司对除证据4以外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认可其公司工作内容包括户外拓展培训，但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认可程建国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主张王永强与程建国系朋友关系，双方此前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同时在北京阳光泰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后来二人分别成立了公司，二人之间就户外拓展培训一直有合作，2016年10月15日王永强支付的款项系王永强请程建国代为购买手机使用，2016年10月30日程建国之所以与王永强等人至内蒙古系合作洽谈内蒙业务，事故发生后垫付医疗费用的行为系出于双方之间的朋友关系，发票开具系屈某等人开具，与其公司无关。阳光丽和公司与五彩缘梦公司之间的合作方式为：其公司有教委认可的资质，五彩缘梦公司没有，所以五彩缘梦对外接学校项目需要以阳光丽和公司的名义，阳光丽和公司从中收取部分费用，都没有书面的协议，都是口头协议。阳光丽和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北京五彩缘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彩缘梦公司）工商信息查询记录，显示程建国曾系该公司的投资人，该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注销。2、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王永强分别于2016年4月15日向程建国汇款25000元、于2016年5月21日向程建国汇款800元、于2016年5月31日向程建国汇款35799元、于2016年6月3日向程建国汇款20000元。3、程建国与王永强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7月2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发送文件《2016“战地之王”模拟作战夏令营》；2016年8月18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微信转账1000元；2016年8月28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发送其名下招行银行卡号；2016年10月24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发送文件《合作合同》，并说明“其他业务合作。学生，亲子。业务由阳光谈，和执行。我方只做配合。”；2016年10月24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发送文件《静之湖酒店报价-新10月（2）》，王永强询问“我们单位怎么加钱”。4、程建国微信朋友圈截屏。显示程建国在朋友圈中发布链接，包括“五彩缘梦军旅夏令营”、2016年7月2日“什么是夏令营”、2016年8月1日“[军事体验夏令营]8.6战地之王模拟作战夏令营”、2016年8月29日“撒花儿部落快乐宝贝中秋夜露营赏月会”、2016年10月25日“我是小战士—走进军营亲子体验活动”。5、电子邮件往来截屏。2016年9月26日程建国与王永强电子邮件往来中显示主题为“Fw：合作合同”，附件为《合作合同》，附件《合作合同》甲乙方均为空白。屈某、韩淑英、程某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程建国与王永强之间的往来款均系发生在程建国入职阳光丽和公司之前，系合作费用，但2016年9月20日程建国即入职阳光丽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就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节点，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是程建国告知其爱人屈某的。屈某、韩淑英、程某以要求确认与阳光丽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阳光丽和公司支付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3231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阳光丽和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屈某、韩淑英、程某工资6000元；三、驳回屈某、韩淑英、程某其他仲裁请求。阳光丽和公司不服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法院认定如下：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程建国是否在2016年9月20日与阳光丽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2016年9月20日起，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阳光丽和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首先，通过程建国与王永强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2016年10月24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发送文件《合作合同》，并说明“其他业务合作。学生，亲子。业务由阳光谈和执行。我方只做配合。”；2016年10月24日程建国向王永强发送文件《静之湖酒店报价-新10月（2）》，王永强询问“我们单位怎么加钱”。法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及合理解释下，该微信记录往来的语境中程建国区分了“我方”、“阳光（丽和）”，并谈及“业务合作”。王永强亦以“我们单位”进行回应。该聊天发生的时间节点在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程建国并非向王永强提供劳动，而是以“合作”形式进行沟通，不符合劳动关系中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也无法显示系为阳光丽和公司提供劳动。其次，建立劳动关系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有明确的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及合意，在本案中，因王永强与程建国之间在2016年9月20日前后的业务内容没有明显变化，此前为合作关系，故而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确有存在明确的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及合意。反观屈某、韩淑英、程某的证据，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2016年10月15日一笔2500元为2016年9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结合此前程建国与王永强合作关系期间双方一直存在款项往来，故仅凭借2016年10月15日一笔款项，无法与其他证据佐证存在支付周期、金额的固定性与规律性，亦无法与此前的款项的性质存在较为明显的性质的区分，法院对该款项的性质为工资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法院认为，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之间并未建立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对于王永强垫付医疗费的行为，阳光丽和公司主张系王永强的个人行为，系基于此前的合作关系与朋友关系；该行为不足以推翻法院对于双方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的认定。故，对于阳光丽和公司所持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因本案中，2016年10月工资均系基于劳动法律关系而产生，故阳光丽和公司要求无需支付2016年10月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北京阳光丽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程建国自二○一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一七年七月二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北京阳光丽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无需向屈某、韩淑英、程某支付二○一六年十月工资6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屈某、韩淑英、程某提交：证据一马某某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程建国是阳光丽和公司的成员，虽然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实际上双方已经履行了劳动义务。证据二北京市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证据三北京市增值税发票（该证据内容不清），内容应该是给程建国买尿垫等医疗器具辅助发票。证据二和证据三向法庭出示票据照片打印件，未出示原件，证据来源是马某某，均用以证明阳光丽和公司在程建国事故发生的前期能够积极履行单位义务，程建国系阳光丽和公司员工。证据四2016年海淀区阳光少年暑期活动推荐（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程建国存在明显履行公务的行为，是阳光丽和公司的员工。阳光丽和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马某某并非阳光丽和公司的员工，所以其对于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不知情也无法证明。马某某与阳光丽和公司之间现在也有纠纷，所以马某某书写的证明文件的证明力有瑕疵。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内容无法证明是阳光丽和公司履行单位义务。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网上的记录只是证明阳光丽和公司在内蒙古和阳光基地有工作项目，但是无法证明程建国是在履行工作职责。阳光丽和公司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二屈某、韩淑英、程某已于一审期间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屈某、韩淑英、程某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上诉请求，故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适格的劳动主体之间在劳动者提供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人格从属性和财产从属性的法律关系。首先，关于程建国是否接受阳光丽和公司的管理，通过程建国与王永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程建国的用语区分了“我方”、“阳光（丽和）”，并谈及“业务合作”，王永强亦以“我们单位”进行回应，该微信聊天记录发生的时间节点在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在无其他证据佐证及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院认为程建国并非向王永强提供劳动，而是以“合作”形式进行沟通，不符合劳动关系中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也无法显示系为阳光丽和公司提供劳动。其次，关于阳光丽和公司是否曾向程建国发放工资，屈某、韩淑英、程某主张2016年10月15日王永强向程建国支付2500元，该笔款项性质为工资。根据查明的事实，在2016年9月20日之前，王永强与程建国之间为合作关系且存在多次款项往来，屈某、韩淑英、程某无证据证明2016年10月15日的该笔款项与此前的款项性质不同，故本院对屈某、韩淑英、程某的主张不予采信。故综上，本院认为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并未建立具有人格从属性和财产从属性的劳动关系。屈某、韩淑英、程某虽还主张阳光丽和公司为程建国支付了医疗费，但该行为并不足以推翻本院对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的认定。故对屈某、韩淑英、程某要求确认程建国与阳光丽和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进而，对屈某、韩淑英、程某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向其支付2016年10月工资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屈某、韩淑英、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屈某、韩淑英、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瑞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范楷强书 记 员  李雅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