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再1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良新，男，汉族，1989年3月9日出生，住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麟，江西心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金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法定代表人：李金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吉敏，江西瀛洪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想英，江西瀛洪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余良新因与被申请人上海金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西三星阿兰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政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终1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赣民申7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余良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麟，被申请人金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吉敏、余想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良新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余良新应支付金政公司剩余货款537034.30元缺乏证据证明。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余良新作为代理人依法不应承担归还货款的责任。剩余未能收回的货款620504.3元中，包括案外人合肥祈明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祈明公司）83470元，安徽新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合肥永泰防火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余良新已经提交了与三家客户的对账单、三家客户出具的情况说明、赔偿单用以证明该三家客户尚有517529元货款未支付，该款不能收回的责任应当由金政公司承担。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遗失余良新提交的应予扣减的两份对账单，二审法院应当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原判决以无法对该两份对账单直接予以认定，从而要求余良新另行主张，适用法律错误。余良新是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只能由委托人金政公司向案外人主张该对账单中记载的货款，余良新主张主体不适格。据此，余良新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确认未能收回剩余货款434059元（包括合肥永泰公司货款383179元、安徽新盾公司货款52880元）的责任由金政公司承担，将该款从余良新应支付的剩余货款金额中予以扣除。金政公司辩称，1．根据双方签订的《安徽地区代理协议》，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合肥永泰公司等三家公司均是余良新的客户，由于余良新的个人身份，其无法在销售过程中向其客户提供增值税发票，余良新才基于客户要求，申请金政公司向该三家公司开具发票，同时附带在销售合同中盖章。3．余良新向金政公司支付货款是基于双方代理协议的约定，无论是每月的结算还是合同终止后一次性全部结算，合同中都有非常明确的约定，并且余良新向金政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并不因余良新的客户未向其付款而可以免除。金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良新归还金政公司货款620504.30元；2．判令余良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2日，余良新与金政公司签订《2015安徽地区代理协议》，约定金政公司授权余良新为安徽地区的代理商，并全面负责该地区的销售。关于授权销售模式，双方约定为：1．余良新代理销售金政公司的产品，最低基本销售任务为4000000元，目标任务为7000000元，由金政公司提供给余良新当年铺底1200000元（即由金政公司先发货、余良新在特别约定的时间前一次性付款的最低货量）的货物，该铺底款于2015年11月30日对账期减少400000元，其余铺底款余良新于2015年12月31日前付清，当年累计欠款最多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总额的5%。若双方不合作，则余良新需一次性付清铺底以及上年度结转的全部款项。2．关于订货和付款，双方约定余良新购货需凭金政公司统一的订货单按要求并传真至金政公司，回款时间为对账单结算期间的次月5日之前结清上月所有货款。3．关于售后服务，双方约定金政公司对售出的产品一年内免费维修，如余良新需退货，则需承担该产品10%的服务费。4．关于返利说明，双方做特别约定为：因余良新在2014年的销售业绩达到了返利条件，返利金额为77700元，该返利金额可冲抵余良新的应收账款。双方还就合同履行中的其他事项作出了相关约定，金政公司在合同尾部加盖了公章，余良新签字。合同签订后，余良新使用金政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合肥祈明公司、安徽新盾公司、安徽省泰鑫防火门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余良新作为金政公司的合同代表订立合同，且合同上均加盖金政公司的公章。诉讼中金政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经法院释明后未申请鉴定。余良新为《产品销售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中，销货单位均显示为金政公司，并加盖了金政公司的发票章。2015年4月30日，金政公司向余良新发送《截止2015年4月29日余良新对账单》，提示余良新货款总计为991474元，其中按协议余良新在2015年5月5日前应回款191474元，余良新遂于2015年5月31日回款200000元。2016年8月31日，金政公司出具《统计余良新退货金额》，计算余良新退货合计93269.7元。2016年8月5日，余良新以金政公司的名义向案外人合肥祈明公司发送《对账单》，催告其支付货款83470元，该公司以金政公司无故停止供货及停发卷帘门点击和控制器造成公司损失62400元为由，要求赔偿损失62400元。一审法院认为，金政公司与余良新签订的《2015年安徽地区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余良新在签订合同后，以金政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建立合同关系，作为金政公司的合同代表进行消防设备的销售，在签订合同时使用金政公司的公章，开具发票时提供金政公司的发票，应被认定为金政公司在安徽地区的产品销售委托人，该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金政公司与余良新之间的争议，应属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而按照《2015年安徽地区代理协议》的约定，余良新应及时将代为收取的货款，按约回款给金政公司。金政公司已举证证明：余良新尚欠791474元（991474元-200000元）货款未回款；在金政公司举证证明余良新退货货款为93269.7元的情况下，余良新还应向金政公司回款698204.3元（791474元-93269.7元）。余良新抗辩称未回款的原因在于金政公司停止供货且部分货物质量出现问题，导致余良新无法向客户收回货款，提供了与合肥祈明公司的对账单及赔偿单、《情况说明》予以佐证，经核，与合肥祈明公司的对账单及赔偿单能够与签订《产品销售合作协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也可证明余良新作为金政公司的受托人及时向合肥祈明公司催要货款，只是因为不可归责于余良新的原因被拒。根据法律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仍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该案中，合肥祈明公司拖欠的货款83470元，属于该公司与合同相对人，即金政公司因产品供货和产品质量发生的纠纷，金政公司可另案向其主张；从现有证据来看，余良新在履行了催告义务后，无需再因无法收回该笔货款向金政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故余良新拖欠的货款中，应扣减该笔费用计算为：614734.3元（698204.3元-83470元）。余良新抗辩的其他无法收回货款理由，因证据无法充分证明未回款原因或未回款事由，不予采纳。综上，余良新应按约向金政公司支付货款614734.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余良新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政公司支付剩余货款614734.3元。二、驳回金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5元，由余良新负担。余良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四笔金额（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返利77700元、退货百分之十的数额9326.9元）需从余良新应支付给金政公司的剩余货款中予以扣除，余良新最终实际支付给金政公司的金额应为93648.4元。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点主要是余良新提及的四笔款项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返利77700元、退货百分之十的数额9326.9元是否应当予以扣减。关于返利77700元是否应当扣减的问题。金政公司与余良新在返利77700元的金额上不存在争议。双方也认可该返利金额可冲抵余良新的应收账款，故该金额应当予以扣减。关于退货百分之十的数额9326.9元是否应当扣减的问题。双方签订的《2015年安徽地区代理协议》第十条约定，“……如甲方需退货，甲方需承担该产品10%的服务费。”从该规定来看，对余良新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与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是否应当扣减的问题。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其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庭审笔录记载余良新提交了对账单三份，但一审案卷中仅有一份对账单，没有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的证据及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的证据。在二审程序中，金政公司对有关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的证据及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的证据均提出异议。为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由双方对此另行主张更为妥当，并视主张结果对相应的金额进行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一、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余良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政公司支付剩余货款537034.3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三、驳回余良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5元（金政公司已预交），由余良新承担9170元，由金政公司承担8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47.34元（余良新已预交），由余良新承担8205.34元，由金政公司承担1742元。本案再审过程中，余良新提交以下证据：1．金政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答辩状》一份，证明金政公司自认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2．安徽省公安消防总队作出的《关于公布2016年第一批安徽省消防安全不良行为信息的公告》、《2016年安徽省第一批消防产品不良行为公布表》，证明金政公司向安徽新盾公司、合肥永泰公司的供货存在质量问题被网上公布并要求整改，导致该客户拒绝支付货款。3．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赣0191执51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证明金政公司已经申请撤销本案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案执行。4．安徽新盾公司向金政公司转账付款的汇款凭证六份，证明客户绝大部分的货款都是与金政公司直接发生结算，也是直接交付给金政公司。对上述证据，金政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答辩状不能证明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余良新未提交证据原件，且与本案无关联。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定是基于当时余良新下落不明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作出，如果未来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再重新申请执行。4．对于证据4，因余良新未提交原件，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如果该组证据是真实的，关联性也有异议，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的结算是根据代理协议结算，而并非根据与安徽新盾公司合同约定的价格结算，两份合同之间存在巨额差价，不能据此证明金政公司与余良新的客户之间有直接的贸易关系。金政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和2015年《安徽地区代理协议》及《产品价目单（安徽）》，证明余良新是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双方之间的销售模式是买卖合同关系。2.余良新在金政公司处2014年订货单74张、2015年订货单20张，证明余良新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金政公司订货，并指定收货人，金政公司是按照订货单的指定地点发货，大部分货物是直接送往余良新处，只有少量涉及安装施工是直接送货到现场。3.2014年对账单10份，2015年对账单5份，证明金政公司直接与余良新每月按照出厂价结算，对账单中不涉及到第三方客户，合肥祈明公司、合肥永泰公司、安徽新盾公司的结算价超过出厂价，共同证明案涉三家公司虽然与金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但与该三家公司结算的主体是余良新，余良新决定最终售价，合同利益也归属于余良新，金政公司与三家客户之间没有直接合同关系。4．余良新出具的2014年6月11日《申请》一份、2014年7月2日《申请》一份、2014年8月2日《说明》一份、2014年10月8日《申请》一份，证明根据《安徽地区代理协议》第六条约定，余良新与金政公司是按月结算付款的，余良新对金政公司所负支付货款的义务，不以余良新是否销售、是否收到货款为条件。5．秦庆宁的身份证复印件、《湖北地区代理协议》、秦庆宁20**年8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刘宝平的身份证复印件、《陕西地区代理协议》、刘宝平2019年7月2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金政公司与余良新之间销售、订货、结算模式。对上述证据余良新质证认为，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所有的订货单都是金政公司制作后统一发给余良新，余良新根据金政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所要的数量来填写订单，再反馈给金政公司以供排查。订货单可以证明余良新是金政公司设立在安徽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订货的主体是客户，而不是余良新个人。3．证据3对账单不是结算单，该证据恰恰证明结算是发生在金政公司与客户之间，没有发生在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系余良新作为驻外办事处的负责人就销售中碰到的情况向委托人金政公司报告和反映。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两份证词由两位证人分别出具，但除了签名不一致以外，内容完全一致。2019年11月12日金政公司又向本院提交一份《对账单》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证明2017年1月11日合肥祈明公司又向余良新付款21070元，因是另案中合肥祈明公司提交的证据所以金政公司只能提供复印件。2019年11月18日法院组织双方调解，余良新质证认为对《对账单》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在2017年1月11日收到了合肥祈明公司支付的货款21070元应当予以返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分析认定：1．对《答辩状》、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签订的《安徽地区代理协议》、订货单、对账单、《申请》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待结合全案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予以认定。2．《关于公布2016年第一批安徽省消防安全不良行为信息的公告》、《2016年安徽省第一批消防产品不良行为公布表》、执行裁定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3．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4．秦庆宁、刘宝平出具《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作证，对其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5．对《对账单》和2017年1月11日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围绕余良新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金政公司一审期间提交余良新20**年5月4日签字的一份《截止2015年4月29日余良新对账单》，主张余良新支付金政公司剩余货款621121元。余良新提出抗辩其已经向客户催收货款，但是因金政公司停止供货且部分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导致未能收回全部货款。针对该主张余良新提供了如下证据：1．《合肥永泰防火门对账单》及七张金政公司《销售送货单》及一张《收款收据》，确认截至2015年6月5日尚欠款409949元，合肥永泰公司在该对账单上盖章。合肥永泰公司2017年2月16日向金政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由于金政公司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及公司重组后停止供货等问题，造成我司重大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合计106万元”。2．金政公司与安徽新盾公司桂永林的《对账单》，载明尚欠金政公司货款50880元，安徽新盾公司2016年8月9日盖章确认。桂永林向金政公司致函一份，载明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要求金政公司将不符合国家要求的SX防火卷帘控制器予以回收。3．金政公司与合肥祈明公司李明忠的《对账单》，载明尚欠货款83470元，合肥祈明公司盖章、经手人李明忠签字确认。李明忠2017年1月12日出具的《赔偿单》，载明金政公司停止供货导致该公司经济损失62400元。对余良新提供的上述抗辩证据，金政公司质证认为，三份对账单是余良新与案外人的对账单，金政公司无法确认，与金政公司无关。本案一审法院2017年5月2日的开庭笔录对上述余良新和金政公司的举证、质证意见均有记载。对于上述一、二审过程中余良新和金政公司提交的主张及抗辩证据的证明目的，待结合本案证据和案涉法律关系性质综合予以认定。余良新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中自认应当返还金政公司的剩余货款为124045.3元（其中包括退货10%数额9326.9元＋余良新上诉已认可的应支付剩余货款93648.4元＋2017年1月11日收到合肥祈明公司支付货款21070元），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未能收回的货款包括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与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是否应由余良新承担。（一）关于本案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2015年4月12日，余良新与金政公司签订《2015安徽地区代理协议》，约定金政公司授权余良新为安徽地区的代理商，并全面负责该地区的销售。首先，从双方协议的名称看，系代理协议。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代理，其基本特征就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代理人可以通过签订委托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代理关系。其次，从合同双方的履约情况看，余良新先后作为金政公司的代表，以金政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合肥祈明公司、安徽省泰鑫防火门有限公司、安徽新盾公司等客户签订销售协议，进行消防设备的销售，在签订合同时使用金政公司的公章，开具发票时提供金政公司的发票。原判决据此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余良新为金政公司在安徽地区的产品销售代理人，并确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代理协议中约定的代理人的销售单价与代理人和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的单价存在价差，及余良新关于一次性付清全货款的承诺，还不足以推翻双方协议及履约过程中所体现的双方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也不足以证明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综上，金政公司关于余良新与金政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二）关于余良新是否应承担归还未能收回剩余货款（包括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与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在委托代理的权限内，以委托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委托人发生效力。受托人向委托人负有交付财产的义务，但其交付财产的范围，系在委托授权范围内代理委托人收取的财产。受托人并不负有在合同相对人未付款的情况下，向委托人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金政公司仅凭《截止2015年4月29日余良新对账单》并不能证明余良新已经全部收回买卖合同相对人所欠货款。并且余良新提交的与合肥永泰公司对账单及合肥永泰公司2017年2月16日向金政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截至2015年6月5日合肥永泰公司尚欠货款409949元，且合肥永泰公司系因供货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拒绝支付剩余货款。余良新还提交了与安徽新盾公司桂永林的《对账单》及桂永林向金政公司致函一份，证明安徽新盾公司尚欠金政公司货款50880元，且因产品质量问题而拒绝支付剩余货款。这些证据已可以初步证明余良新尚未从买卖合同相对人合肥永泰公司、安徽新盾公司处收取剩余货款，且非因受托人余良新的原因造成剩余货款未收回。金政公司主张余良新承担剩余货款的归还责任，就应当举证证明余良新作为受托人已经取得了委托事务中所取得的财产，或者因余良新的过错造成剩余货款未收回。金政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受托人余良新已取得并占有未收回的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与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货款，并且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因余良新原因造成上述剩余货款未收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判决认定余良新承担归还未收回货款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余良新关于将未收回安徽新盾公司50880元，合肥永泰公司383179元在应支付的剩余货款中予以扣除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终1066号民事判决、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赣0191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二、余良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金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剩余货款124045.3元；三、驳回上海金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5元（由上海金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9947.34元（由余良新预交），共计19952.34元，由余良新负担3952.34元，由上海金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世军审 判 员 张丽敏审 判 员 胡爱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