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1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某，女，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9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菲，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斌、黄捷，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某2，男，194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原审被告：李某3，女，195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潘某、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赵某、原审被告李某2、李某3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8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某、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赵某与李文勇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相应证据，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定赵某与李文勇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相应证据。1.赵某主张与李文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未提供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借款合同或借条等书证证明。2.赵某仅提供2013年至2017年银行转账凭条2张、银行明细一张912000元，取款回单l张100000元，2011年至2012年银行存款回单2张共200000元，拟证明其共出借给李文勇款项1212000元。但银行凭条回单、明细中未注明用途也无“借款”等附注，赵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李文勇之间达成借贷合意。3.上诉人及李文勇家庭生活宽裕，根本无需为生活或经营举债。李文勇未向赵某借款，李文勇也从未告知上诉人有向亲属借款，上诉人从未听赵某说起借款的事情。4.因李文勇于2018年8月去世，关于赵某与李文勇的经济往来，各被继承人全部不知情，无法作出说明。李文勇的母亲李某3更不可能知道李文勇的经济往来，其有关债务成立的陈述是虚假陈述。5.赵某隐瞒了往来款回款的基本事实，说明其隐瞒本案基本法律关系。如不是法院调取李文勇的建行存款明细，则2018年李文勇转账给赵某的80000元，转给赵某女儿赵婷婷的2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也无法得知。（二）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成立的下列事实不客观。1.一审认定赵某与李文勇系亲属关系，但对具体亲属关系未查明。李文勇的母亲李某3与赵某的妻子是亲姐妹，本案主张债权的原告与承认债务的被告均为男方的亲属。2.一审法院调取的李文勇建设银行账户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2017年10月30日转入李文勇银行账户的200000元的备注栏中明确为“往来款”，一审法院未按银行信息备注内容认定款项性质不当。3.2011年11月1日，2012年1月3日的两份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显示，存款人是李文勇，而非赵某。鉴于赵某与李文勇的亲属关系及雇佣关系，赵某有机会持有凭证，其持有李文勇存款凭证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借款的有效证据。一审庭审时，潘某因时间相隔8、9年，对法庭提问李文勇是否在此期间去过阳曲县的问题回忆不起，但并未作李文勇未去过阳曲县的陈述。法院认定为向赵某借款实际是将该笔存款的举证责任变相的分配给被继承人。4.一审法院无视李文勇账户收款512000元后即转账给李罗勇500000元，可能存在代收代付或其他法律关系的事实。因李罗勇是李文勇的哥哥，也是赵某的亲外甥，三方有经济往来和经济合作关系，该笔款项并不能排除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形。5.一审法院认定赵某2013年10月8日取款回单所涉的100000元是赵某出借给李文勇的借款存在不当，取款回单不能证明所涉100000元款项是借款并己交付李文勇，6.一审法院认定赵某8月30日收到的60000元是李文勇支付的工资，却忽略了赵某为李文勇打工的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赵某与李文勇之间可能存在经济往来、代收代付等因素。该60000元其实也是李某1被逼支付的。是否如赵某单方所说是李文勇所欠的工资，李某1并不知情。（三）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事实适用法律不当。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出借人就借贷合意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明显无法律规定的相关债权凭证，一审法院确认赵某与李文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不符合该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虽适用了上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但该规定并不能理解为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转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它债务，则可据此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原告关于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不因此豁免，一审法院对第十七条规定的理解有误。一审法院加重被继承人的举证责任，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2条、第76条规定。上诉人认为，赵某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1132000元是潘某与李文勇的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即使赵某主张1212000元的借款事实成立，但该借款已经完全超出一般生活需要，且赵某又未能举证款项用于共同经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关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该解释第二条，认定该款项为李文勇与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三、本案名义上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实为李罗勇操纵下的李文勇父母、亲属与李文勇的配偶、儿子争夺遗产的诉讼。赵某夫妇与李文勇、李罗勇的父母是姐妹与连襟关系。李罗勇夫妇长期挑唆弟弟李文勇和潘某夫妻关系，并在李文勇夫妻关系破裂后协助李文勇转移财产。李文勇火化后第一天，就因遗产继承事宜上门对潘某、李某1进行殴打，甚至逼迫潘某跳楼，以上事实均有公安报案记录。赵某与李文勇经济往来因李文勇的去世，无法对质真假。但如果是借款，不可能没有一张借条且出借不催讨。综上，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关于借贷事实不成立的抗辩，仅凭转账凭证确认民间借贷，不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 赵某辩称，一、事实层面。上诉人主张本案系李罗勇夫妻操纵下的遗产争夺战，这纯属毫无依据的污蔑之词。事实上，在李文勇生前，李罗勇、赵某等亲戚出于亲情，一直都在无私地帮助李文勇夫妻，包括经济上的支持。赵某等人向法院起诉催讨债务属于依法维权。上诉人陈述本案属于遗产争夺战，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影响法官心证。二、法律层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本案审理依据，符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存在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况且本案事实上是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李文勇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人李某4在庭审过程中就曾明确陈述过李文勇向赵某借款的事实，原审被告李某3在接受一审法庭询问时也作了相同的陈述。因此，李文勇向被上诉人借钱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从一审庭审情况可以明确，李文勇生前经营多种生意，包括木制品厂、箱包店、文具店等，而且都是在婚后开展，应当认定为家庭共同经营。按照常理，既然经商，必然会产生资金需求，对外借款用于经营合情合理。因此，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李某2、李某3未陈述意见。 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潘某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12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还清借款之日止）；2.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1、潘某对上述款项在继承李文勇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赵某与李文勇系亲戚关系，被告潘某系李文勇生前配偶，被告李某1系李文勇之子，被告李某2、李某3系李文勇父母。原告赵某于2017年10月30日转李文勇人民币200000元、2016年12月27日转李文勇人民币512000元、2016年11月7日转李文勇人民币200000元、2013年1月8日转李文勇人民币100000元。2011年11月1日，2012年1月3日，原告赵某分两次通过现金存款方式向李文勇账户共转存人民币200000元。2018年1月3日，李文勇向原告赵某转账人民币60000元，2018年2月10日，李文勇向原告赵某转账人民币20000元。2018年8月30日，李文勇账户向原告赵某转账人民币60000元。2018年8月10日，李文勇户籍死亡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赵某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潘某、李某1抗辩转账并非借款，应当对此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被告潘某、李某1抗辩转账并非借款，但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该院结合被告李某3庭审陈述及原告赵某与李文勇间的亲属关系，对原告赵某主张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对于李文勇向原告赵某转账两笔金额为人民币60000元、20000元的款项，原告赵某认为系其与李文勇间借款所支付的利息，但就此双方间借款利息的约定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该院对该两笔转账性质认定为李文勇向原告赵某所归还的借款；此外，2018年8月30日李文勇账户向原告赵某的转账，经庭审后被告李某1确认系支付原告赵某的工资；被告潘某辩称原告赵某所持两张存款凭证无法证实系原告赵某向李文勇转存款项，经庭审询问，原告赵某于存款期间在阳曲县从事香菇生意，而被告潘某回忆李文勇则并未在此期间去往阳曲县，故对原告赵某所持有的两张李文勇的存款凭证该院认定为原告赵某转存李文勇的款项，综上李文勇向原告赵某的借款本金该院认定为人民币1132000元。此外，借款发生于被告潘某与李文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李文勇生前与被告潘某共同在上海经营超市时期，两人共同经营超市并以此经济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故原告认为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债要求被告潘某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132000元的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1作为李文勇的法定继承人并未放弃继承权，即应当在其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清偿的债务负责偿还，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1在其继承李文勇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归还人民币1132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李某2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该院依法作出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赵某借款本金人民币1132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上述款项在继承李文勇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08元，由被告潘某、李某2、李某3、李某1负担12000元，由原告赵某负担3708元。 二审中，潘某、李某1提交了三组证据：1.上海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1份、放射诊断报告2张、门诊急救医记录册2份，待证李文勇多次殴打潘某致伤，肋骨断裂，潘某与李文勇夫妻关系破裂。2.银行流水2份、营业执照1份、收钱吧平台截图15张，待证2015年开始，李文勇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其大哥李罗勇夫妇处；3.上海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治安调解协议书各一份，待证李罗勇为争夺遗产殴打上诉人母子。赵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上海公安局接报回执单虽然在报案内容中记载李文勇殴打潘某，但报案内容仅仅是对潘某单方口述内容的记载，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公安对前述内容予以认定，因此其真实性无法保证，放射诊断报告及门诊急就医记录册仅能证明潘某受伤的事实，不能待证伤情系由李文勇造成，上海公安局接报回执单、放射诊断报告及门诊就医记录的落款时间均在2018年期间，而李文勇向赵某大量借款发生在2018年之前，因此，证据1在时间上也无法待证李文勇向赵某大量借款时李文勇与潘某夫妻关系已经破裂；对证据2的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李文勇与李罗勇本身兄弟关系较好，平时因资金周转所需都会互相借调资金，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关系并不能证明李文勇故意将财产转移至李罗勇夫妻处；对证据3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虽然报案内容中提到李罗勇争夺李文勇遗产，但报案内容仅仅是李某1单方口述内容的记载，公安亦未对前述内容予以认定，因此其真实性无法保证，治安调解协议书中也没有内容涉及到争夺遗产的事实，退一万步讲，假如李罗勇与潘某等人确实存在遗产纠纷，与本案讼争的借款事实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联，此外，从治安调解协议书内容本身反倒可以证明案涉超市系潘某与李文勇夫妻共同经营的产业。 赵某提交了银行取款凭单、利息清单、存款凭单、汇款收据各一份，待证赵某曾于2016年12月27日将514054.67元款项存入卡号为62×××62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该笔款项系赵某当天从该卡定期子账户取出502054.67元本息并加入1200元现金后存入。在存入该笔款项后，赵某又于当天应李文勇的借款要求将其中的512000元汇付给李文勇。潘某、李某1质证认为，赵某提交的是复印件，如有原件并经法院核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的内容可以确认赵某汇给李文勇的款项的来源，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根据李文勇账户银行往来明细，李文勇在2016年12月27日收到512000元后立即汇给李罗勇500000元，因此该款的性质可能是往来款或代收代付款，同时也可以证明512000元即便是借款，也非用于夫妻共同支出，是用于给李罗勇，因此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李某2、李某3未提交证据，也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3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本通/绿卡通历史明细外，其他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中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本通/绿卡通历史明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处理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该512000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本院将结合案件实际予以认定。 另，潘某、李某1于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寄送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申请本院调取李文勇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设立的两个银行账户（账号分别为60×××80、60×××24）以及在中国银行设立的银行账户（账号为45×××06）自开户日起至查询日止的银行流水及对方信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本院在受理本案后亦向当事人送达了《民事诉讼相关事项告知书》，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本案中，潘某、李某1在一审时已经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李文勇若干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一审法院亦根据其申请前往银行调取了李文勇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潘某、李某1在二审中亦提交了证据但并未一并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因此，潘某、李某1未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信地完成举证，应当承担逾期举证产生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潘某、李某1的调查取证申请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1.李文勇生前为上海雅东木业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40%，李文勇死亡后，潘某、李某1、李某2、李某3以上海雅东木业有限公司为被告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潘某、李某1、李某2、李某3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同意按照法定继承共同继承股权，并确认潘某享有上海雅东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份份额为25%，李某1、李某2、李某3各5%。2.2010年9月26日，李文勇注册登记成立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尚娅皮具店，性质为个体工商户。3.2012年2月13日，李文勇注册登记成立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街道学森食品商店，性质为个体工商户；4.2016年11月8日，李文勇注册登记成立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街道富鞍便利店，性质为个体工商户。 本院认为，潘某、李某1主张2011年11月1日、2012年1月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所涉存款的存款人是李文勇，但该两份存款业务回单仅能证明现金存入账户户名为李文勇，并不能证明所涉存款为李文勇所存。存款业务回单是银行出具给存款人的交易凭证，该两份存款业务回单现在赵某手中，潘某、李某1主张该两份存款业务回单是赵某从李文勇处取得，但潘某在二审中陈述据其回忆2016年之前赵某并未去过李文勇家，潘某、李某1所述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极低。故一审判决根据两笔存款交易发生时赵某在阳曲县从事香菇生意且潘某回忆表示李文勇在此期间未去过阳曲县的事实认定该两份存款业务回单的存款人是赵某并无不当。2013年10月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载明转入户名为李文勇，故潘某、李某1主张该取款业务回单不能证明款项已交付给李文勇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李某1在一审中自认2018年8月30日支付的6万元系赵某夫妇的工资，现主张其系被逼支付，既未说明前后陈述不一致的合理理由，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6万元是赵某的工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赵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止先后通过现金存款、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给李文勇1212000元的事实客观真实，潘某、李某1虽然主张1212000元并非借款，但对李文勇收取款项是否是基于借款外的其他事由，潘某、李某1并未作具体抗辩，故赵某凭银行回单主张其与李文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能够成立。潘某主张1212000元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李文勇与潘某长期在上海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因此一审判决认定1212000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潘某、李某1主张本案实为李文勇哥哥李罗勇操纵下的李文勇父母、亲属与李文勇配偶潘某、儿子李某1争夺遗产的诉讼并无依据，如前所述，本案款项支付情况事实清楚，潘某、李某1未证明赵某所支付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故对潘某、李某1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潘某、李某1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8元，由上诉人潘某、李某1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金红萍 审 判 员 苏伟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代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