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彬洋，男，197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长缨，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高斌，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果，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彬洋因与被上诉人刘高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彬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高斌的全部诉讼请求；2.刘高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凭刘高斌提供的借条认定本案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汪彬洋对刘高斌的诉讼金额并不认可，汪彬洋也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并作出了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核证据，刘高斌也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2.刘高斌仅向汪彬洋出借了2014年12月7日的10万元及2015年6月5日的5万元两笔借款，2014年12月7日的10万元借款是汪彬洋和刘高斌于同年12月15日共同合作投资刘高斌朋友黄某引荐的项目，该款是刘高斌出借给汪彬洋用于该项目的保证金，并由此款产生了37000元的利息，三方约定该利息由黄某支付给汪彬洋，汪彬洋再转交给刘高斌，汪彬洋已将该10万元返还给刘高斌，但37000元的利息因黄某至今未支付给汪彬洋，汪彬洋也无法支付给刘高斌；2015年6月5日的5万元借款，汪彬洋已在2016年10月23日转账归还给了刘高斌。 刘高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1.汪彬洋提供的转账记录发生在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1月25日期间，而刘高斌起诉的债务发生在2017年5月11日及2017年5月15日，汪彬洋提供的转账记录与本案债务根本不存在关联性，汪彬洋提交证据无法证明其抗辩主张；2.汪彬洋和刘高斌系多年朋友关系，双方一直存在经济往来，双方之间的资金借贷既有银行转账又有现金支付，还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以帮汪彬洋垫付资金的方式出借款项，案涉借条是对双方之间各类性质借贷资金的总结算，因此不能只通过银行转账的金额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金额。3.汪彬洋在上诉状中陈述的转账金额仅是汪彬洋企图逃避债务的一面之词，双方除2017年结算之外，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直在持续，根本不存在汪彬洋所说的不欠付任何款项的说法。4.刘高斌提交的两张借条和两张收条均系汪彬洋本人签名，借条、收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借贷关系依法成立。 刘高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汪彬洋偿还借款本金257000元；2.请求判令汪彬洋从起诉之日起以 257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利息至归还全部借款时止；3.请求判令汪彬洋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刘高斌提交了5份《借条》：2015年7月6日，汪彬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高斌现金人民币120000元，归还日期：在2016年12月31日前归还。”，借条空白处载明“此借条已作废，以新借条为准，汪彬洋”、“属实，刘高斌”“2017年5月11日”。2016年2月1日汪彬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高斌现金100000元，归还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前。且借条空白处载明“此借条已作废，以新借条为准，汪彬洋”、“属实，刘高斌”“2017年5月11日”。2016年10月26日，汪彬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高斌现金37000元”。且借条空白处载明“此借条已作废，以新借条为准，汪彬洋”、“属实，刘高斌”“2017年5月15日”。2017年5月11日，汪彬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高斌现金220000元，归还日期：2018年2月12日前还清”。同日，汪彬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高斌处2017年5月11日借款现金220000元”。2017年5月15日，汪彬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高斌现金37000元，归还日期：2018年2月12日前还清”。同日，汪彬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高斌处2017年5月15日借款现金37000元。”刘高斌提交上述借条拟证明双方借款257000元的事实的形成。 对于上述5份《借条》及2份《收条》，汪彬洋对其自己的签字均予以认可，但抗辩称出具借条系因刘高斌需要自己出具借条做账用，故2017年5月11日和2017年5月15日出具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上述5份借条及2份收条在时间及内容上证明了借款形成于2015年，后汪彬洋又于2017年再次出具借条及收条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2.刘高斌提交：《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份，载明：刘高斌于2014年12月7日向汪彬洋转账10万元，2015年6月5日向汪彬洋转账5万元，拟证明刘高斌向汪彬洋履行了出借义务。汪彬洋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刘高斌通过转账向其转款15万元，并没有履行借条中257000元的出借义务； 3.汪彬洋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转账业务申请书》1份。载明：2015年10月10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10000元，2016年2月15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3000元，2016年7月3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 65000元，2016年9月1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5000元，2016年9月11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5000元，2016年10月23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50000元，2017年1月25日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100000元，共计238000元。汪彬洋提交上述银行凭证拟证明汪彬洋向刘高斌转账238000元，已经偿还了借款； 4.刘高斌提交的：《送货单》、《产品购销合同》、《营业执照》各一份。载明2015年3月26日，汪彬洋与由刘高斌任法定代表人的成都通技电子电力事业有限公司签订金额为48000元的合同且成都通技电子电力事业有限公司向汪彬洋完成送货。刘高斌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汪彬洋于2016年10月23日向刘高斌转账50000元非偿还借款而系支付货款。汪彬洋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于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1.《送货单》《产品购销合同》《营业执照》，该证据能反映出双方另有经济往来的事实，二人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但合同金额与银行明细上的金额不能对应，无法确认其性质，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刘高斌与汪彬洋提供的往来明细，双方的银行转账明细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刘高斌与汪彬洋在庭审中陈述多年来双方互有借款，且双方也另有生意往来，故刘高斌与汪彬洋的上述账目互往，其性质已无法确认，故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汪彬洋先后两次就借款向刘高斌出具了5份借条，前3份与后2份借条的时间顺序与金额等相互吻合，旧借条中的备注对此也予以了说明，汪彬洋对案涉借款通过借条及收条的方式先后两次予以了确认，同时其也并无证据证明2017年5月11日出具2份借条系为帮助刘高斌做账而出于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其在2017年5月11日再次出具借条对借款25.7万元予以确认，对案涉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另，关于汪彬洋抗辩称分5次向刘高斌转款系归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汪彬洋的上述5次转款均发生于2017年5月11日即第二次出具借条之日前，故不能认定为对案涉借款的还款。因此，刘高斌主张汪彬洋归还借款本金25.7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汪彬洋出具的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两笔借款的归还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因此刘高斌主张汪彬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2018年3月12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支持并以年利率6%为限。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汪彬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高斌归还借款本金257000元及利息（以257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3月12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以年利率6%为限）。一审案件受理费5155元，保全费1805元，由汪彬洋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汪彬洋提交以下证据：1.南江县珍珑华庭小区弱电承包合同、弱电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拟证明汪彬洋和刘高斌共同投资合作开发南江县弱电工程项目，这个项目涉及的甲方黄某是刘高斌的好朋友，因此刘高斌觉得赚朋友的钱不合适于是就将10万元转给了汪彬洋，由汪彬洋和黄某签订合同；汪彬洋和刘高斌系投资合作关系，黄某将该10万元通过现金、银行转账的方式归还给了汪彬洋，汪彬洋又以转账以及现金支付方式归还给了刘高斌，案涉的10万元借款实际是刘高斌转账给汪彬洋的投资款。2.手机短信记录，拟证明刘高斌转账投资的10万元汪彬洋已经完全归还了。3.申请证人黄某、马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的10万元款项不属于民间借贷，而且该款项刘高斌已经完全收回。4.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2万元的借条并不是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 刘高斌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被采纳，汪彬洋提供该承包合同及合作协议书想证明双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合作项目，但这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起诉，本案刘高斌提起诉讼的依据是两份借条以及两份收条原件，因此汪彬洋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短信中提及的款项是刘高斌与汪彬洋在合伙巴中市南江县弱电工程项目中的经济往来，是另一法律关系，且南江县合伙事务至今没有结算，2017年5月刘高斌与汪彬洋的两次结算只是双方之间的个人借款，没有涉及合伙事务款项；证人黄某、马某、王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三位证人的身份无法核实，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证言不应被采纳。 本院经审查认为，汪彬洋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黄某、马某、王某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高斌与汪彬洋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汪彬洋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刘高斌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借条、收条及部分款项的转款凭证，并陈述案涉借款系其通过转账及现金支付方式出借，案涉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借款的结算。汪彬洋辩称案涉借条中的12万元并非借款而系刘高斌介绍工程成功后的中介费，但工程项目并未介绍成功；借条中的10万元借款已经归还完毕；借条中的37000元系10万元借款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汪彬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意见，并且汪彬洋在2015年、2016年就案涉款项出具三份借条后，又于2017年将前述三份借条作废重新出具两份借条，表明本案2017年5月的两份借条及收条系刘高斌及汪彬洋对之前借款的结算以及汪彬洋对之前借款的确认；汪彬洋否认双方就案涉款项成立借贷关系，但其对出具上述借条的行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其次，二审中汪彬洋对其向刘高斌转账支付的款项陈述为：1.2015年10月10日的1万元、2016年2月15日的3000元为汪彬洋归还刘高斌为其垫付的餐费；2.2016年7月3日的65000元、2016年9月1日的5000元、2016年9月11日的5000元系偿还的南江县华庭项目10万元保证金；3.2016年10月23日的5万元系归还刘高斌2015年6月5日的借款5万元；4.2017年1月25日的10万元系刘高斌给汪彬洋介绍业务的提成。从汪彬洋的陈述来看，汪彬洋与刘高斌之间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同时双方之间也存在刘高斌为汪彬洋垫付费用的情况，可表明刘高斌述称其存在以帮汪彬洋垫付资金的方式出借款项的情况具有高度可能性，据此可佐证案涉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借款的结算及确认。最后，汪彬洋主张其已归还完毕案涉借款中的10万元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且其向刘高斌的转账行为均发生在本案2017年5月的借条出具之前，不能证明其已偿还完毕案涉借款，汪彬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其出具借条及收条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刘高斌与汪彬洋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一审判决汪彬洋向刘高斌归还案涉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汪彬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55元，由汪彬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谢 芳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易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