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9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卫红，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国，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臣国，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炳权，甘肃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虎，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仁，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明，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被上诉人张虎父亲。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徐卫红、詹臣国因与被上诉人张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9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卫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国、上诉人詹臣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炳权、被上诉人张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明、胡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卫红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处徐卫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被上诉人张虎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015年11月2日发生借贷关系的主体是张掖市成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和张虎，詹臣国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履行职务行为。但2017年3月16日被上诉人张虎将詹臣国带到上诉人工作地点，胁迫上诉人在其拟好的担保还款协议上签字，该担保还款协议载明：“就2015年11月1日詹臣国向张虎借款壹佰万元的还款事宜达成还款担保协议”，以此推断，上诉人签字担保的是上诉人詹臣国2015年11月1日向张虎的借款，而此借款行为是否发生，被上诉人张虎并未向法庭举证；2、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外人张立明向詹臣国出具的收条，可与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相互印证，证明2015年11月1日詹臣国与被上诉人张虎或案外人张立明发生过业务往来，但此业务已经完结；3、上诉人在2017年3月16日形成的担保还款协议上的签字系胁迫所签；4、被上诉人张虎及案外人张立明系职业放贷人，一审中上诉人提出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但一审未给予任何答复；5、一审法院查明“詹臣国于2016年4月2日向原告之父借款500000元，该借款及利息已由被告詹臣国全部清偿”的事实根本不存在；6、上诉人徐卫红的担保行为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形成，依法应当不承担担保责任；7、一审将此案案由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妥，该案案由应当定为担保借款合同纠纷；8、一审判决以《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显然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 上诉人詹臣国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原告主体不适格，应由张立明参加诉讼或主张债权。虽然借条上出借人是张虎，但借条是詹臣国出具给张立明的，从借款到出借再到还款的全部过程都是上诉人与张立明之间进行的，上诉人与张虎之间并不认识，也无借贷关系；2、张立明支付的借款本金只有96.5万元，而非100万元；3、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50万元的借条就认定詹臣国已经偿还的款系系偿还前一笔借款证据不足；4、至起诉时，詹臣国已经还款100多万元，因双方并未对借款利息进行约定，故已经偿还的款项应从96.5万元中扣除；5、因双方并未对担保期限进行约定，至原告起诉时，已有66万元的借款经过担保期限，对该66万元应当免除保证人徐卫红的保证责任。同时再扣除詹臣国已经偿还的借款，担保人再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被上诉人张虎辩称，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张虎及其父张立明与上诉人詹臣国之间共计发生了两笔借贷行为。2017年3月16日三方达成的担保还款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的事实。且该协议中约定的应偿还借款本息是三方对之前未偿还借款本息计算后确定的还款数额，上诉人应按照该协议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詹臣国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10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徐卫红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詹臣国于2015年11月2日向原告张虎借款965000元，并向原告出具1000000元借条一张、借款担保承诺书一份，案外人张掖市成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借条和借款担保承诺书上加盖公章，同日，原告张虎通过其父张立明开户行为张掖农村商业银行长安支行账户（2906XXXX10********）分次向第一被告詹臣国账户（×××）行内转账2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65000元、200000元，合计转账965000元，2017年3月16日，经原告张虎与被告詹臣国、徐卫红结算，三方签订担保还款协议一份，确定还款金额为1100000元，被告徐卫红作为担保人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直至借款还清为止，后借款人及担保人均未履行还款义务。 另查明，被告詹臣国于2016年4月2日向原告之父张立明借款500000元，该借款及利息已由被告詹臣国全部偿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詹臣国向原告张虎借款965000元，并给原告出具了1000000元的借条及借款担保承诺书一份，且双方于2017年3月16日经对2015年11月2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予以结算并形成担保还款协议一份，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张虎与被告詹臣国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詹臣国应当在期限内还款，被告詹臣国未及时偿还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 关于本案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虎通过其父张立明的账户向出借人詹臣国支付借款的行为存在合理性，原告张虎为本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张虎即为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本案中2015年11月2日的借条中借款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合同，被告詹臣国在2015年11月2日向原告张虎出具借条及担保承诺书之后，原告张虎于当日即通过其父张立明的账户向原告张虎账户转账965000元，故该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被告辩称该借款已经偿付50多万元，并向法庭提交张掖农商行甘州支行明细账查询打印5份，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并向法庭提交2016年4月2日被告詹臣国向其父亲张立明出具借款协议一份、收条一张，称被告偿付的508000元系被告詹臣国偿还其父亲张立明于2016年4月2日向被告詹臣国出借的500000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该笔借款已经偿还完毕，原告之父也未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对自己的提出的事实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詹臣国偿还原告张虎借款数额的问题，2015年11月2日的借条中，书写的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实际出借借款为965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故2015年11月2日被告詹臣国实际向原告张虎借款金额为965000元，后原告张虎与被告詹臣国、徐卫红于2017年3月16日经核算，确定借款金额及利息总额为1100000元，经结算确定的借款本息并未超过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徐卫红是否在本案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被告徐卫红在担保还款协议书中作为丙方签字，并在协议第三项明确约定“此款由丙方提供连带清偿责任，直至还清此款后解除连带责任”，应当认定其依法与原告张虎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因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被告徐卫红提供的保证方式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应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算起，即起诉之日2018年10月29日，被告徐卫红的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被告徐卫红在庭审中辩称：2017年3月16日的担保还款协议书中的本人签字系其在原告张虎的胁迫下签署的，并非本人真实意愿，并提供证人徐杰、郭丽玲证人证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明放弃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法定撤销权属于形成诉权，其行使受1年除斥期间限制，被告徐卫红称在2017年3月16日遭受胁迫作为担保人在担保还款协议上签字，其应当在胁迫事由消除后1年内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该法律行为，即2018年3月15日之前行使撤销权，其一直未行使的行为应视为对权利的默示放弃，证人徐杰、郭丽玲的证言仅仅证明2017年3月16日原告张虎对借款进行过催要，并不能证明原告张虎对被告徐卫红存在胁迫行为，故被告徐卫红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徐卫红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徐卫红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詹臣国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判决：一、被告詹臣国偿还原告张虎借款本息合计1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徐卫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徐卫红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詹臣国追偿。案件受理费14700元，公告费200元，合计14900元，由被告詹臣国负担，被告徐卫红对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被告詹臣国负担的部分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直接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詹臣国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存根、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及收条一张，拟证明2016年9月22日上诉人詹臣国向被上诉人张虎之父张立明转账50万元，2016年9月23日由张立明向上诉人詹臣国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詹臣国还来2015年11月1日借款本金伍拾万元整（500000）”的收条一张。被上诉人张虎对该证据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可收到该笔款项。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担保借款合同》，拟证明2015年11月2日由上诉人詹臣国作为借款人，被上诉人张虎作为出借人，张掖市成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张虎给上诉人詹臣国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借款月利率3.5%。上诉人詹臣国对该证据质证后认可协议的真实性，但对该协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徐卫红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上诉人詹臣国主张已经向被上诉人张虎及张虎之父张立明偿还借款100多万元，并申请法庭依职权调取詹臣国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到张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了詹臣国账号为×××的账户交易明细，对该证据双方当事人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张虎质证认为，从该账户中詹臣国向张立明支付款项均为詹臣国偿还2016年4月2日借张立明的借款50万元偿还的利息。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日上诉人詹臣国作为借款人向被上诉人张虎借款，双方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上诉人詹臣国向被上诉人张虎出具了1000000元借条及借款担保承诺书，案外人张掖市成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担保借款合同、借条和借款担保承诺书上加盖公章，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同日，被上诉人张虎通过其父张立明开户行为张掖农村商业银行长安支行账户（2906XXXX10********）分次向上诉人詹臣国账号为×××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65000元、200000元，合计转账965000元。2016年4月2日，上诉人詹臣国作为借款人，被上诉人张虎之父张立明作为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由张立明向被上诉人詹臣国提供借款50万元，按月利率3.5%计算利息，借款期限为3个月，该笔借款由案外人张掖市甘州区红又旺番茄食品有限公司、苗晓玲提供担保。同日，张立明向上诉人詹臣国银行账号为×××的银行账户转账430000元，上诉人詹臣国向张立明出具了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张立明借款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转账430000.00元，现金70000元”的收条。2016年9月22日，上诉人詹臣国向张立明转账500000元，次日，张立明向上诉人詹臣国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詹臣国还来2015年11月1日借款本金伍拾万元整（500000）”的收条一张。2017年3月16日，被上诉人张虎与上诉人詹臣国、徐卫红三方签订担保还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就2015年11月1日上诉人詹臣国向被上诉人张虎借款1000000元，经结算确定还款金额1100000元，上诉人徐卫红作为担保人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直至借款还清为止。 另查明，上诉人詹臣国通过其在张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于2016年6月4日向张立明转账51500元、2016年6月5日向张立明转账1000元、2016年9月6日向张立明转账52500元、2016年10月20日向张立明转账35000元、于2016年11月18日向张立明转账20000元，以上合计16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张虎以与上诉人詹臣国、徐卫红签订的《担保还款协议》，主张要求上诉人詹臣国及徐卫红承担借款偿付责任。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三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上诉人徐卫红主张该协议系受胁迫签订，但对其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徐卫红应按照协议约定对2015年11月2日上诉人詹臣国向被上诉人张虎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还款金额的确认问题。本案被上诉人张虎主张，在2017年3月16日三方达成担保还款协议时，对之前上诉人詹臣国欠被上诉人张虎及其父张立明的借款一并结算，将2016年9月22日上诉人詹臣国偿还的500000元抵顶了2016年4月2日上诉人詹臣国借张立明的借款500000元后，对未偿还的借款本息计算为1100000元，双方形成担保还款协议。对其主张上诉人詹臣国、徐卫红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2016年9月22日上诉人詹臣国支付给张立明的500000元应认定为偿还哪笔借款是双方现争议的焦点。对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认定：首先，上诉人詹臣国分别于2015年11月2日和2016年4月2日向被上诉人张虎、张立明借款1000000元、500000元，上述两笔借款的出借人分别为张虎和张立明，在2017年3月16日签订担保还款协议的主体为上诉人詹臣国、徐卫红与被上诉人张虎，并不涉及张立明，故被上诉人张虎主张对两笔借款一并结算无事实依据。其次，在2016年9月22日上诉人詹臣国向张立明打款500000元后，张立明在次日出具的收条中明确写明“今收到詹臣国还来2015年11月1日借款本金伍拾万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债务一经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即告终止，也就不会产生抵顶另一笔债务的法律后果。该笔500000元款项，双方已明确约定为偿还2015年11月2日的借款本金，现被上诉人张虎再主张该笔款项为偿还2016年4月2日的借款500000元，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再次，2017年3月16日形成的担保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就2015年11月1日乙方（詹臣国）向张虎借款壹佰万元还款事宜达成还款担保协议”，该协议中并不涉及2016年4月2日上诉人詹臣国向张立明的借款500000元。且若按被上诉人张虎的主张，2017年3月16日双方达成担保还款协议对两笔债务均进行了结算，则应当对结算的凭证予以收回。但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016年4月2日上诉人詹臣国向张立明出具的借条及收条原件还由张立明持有，明显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也与被上诉人张虎的主张相矛盾。综上，应当认定2016年9月22日上诉人詹臣国偿还的500000元系偿还的2015年11月2日的借款本金，现上诉人詹臣国对该笔借款未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为465000元。对借款利息，双方在2017年3月16日对2015年11月2日的借款，总计结算本息1100000元。因该笔借款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3.5%，据上诉人詹臣国提交的证据，借款后其偿还的金额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限额，现双方对该笔借款结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对此应予确认。综上，对2015年11月2日的上诉人詹臣国向被上诉人张虎的借款未偿还的借款本息应计算为565000元，上诉人徐卫红应对上述未偿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上诉人詹臣国向案外人张立明于2016年4月2日的借款，案外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本案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判处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99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99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詹臣国偿还被上诉人张虎借款本息56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被上诉人张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詹臣国负担7550元，上诉人徐卫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张虎负担7150元，公告费200元，由上诉人詹臣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詹臣国负担3775元，上诉人徐卫红负担3775元，被上诉人张虎负担71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尹建兵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刘 江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