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9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男，1973年6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婉铮、许方辉，湖北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某，女，195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硚口区（武汉暂住地，户籍在深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牧，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中央戏剧学院老师，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硕，系刘某1的丈夫，男，198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信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牧，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因与被上诉人邹某、刘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5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的上诉请求：一、撤销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525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徐某继承被继承人刘武军名下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南路八栋号房屋的六分之一份额。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某1、邹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部分事实未查清，也未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适用法律以及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采信均存在明显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武军与徐某是否具有亲子关系。在徐某提供了由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的法医胡贻中和徐某共同向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下称同济司法鉴定中心）送检的检材，由同济司法鉴定中心通过科学检验出具的鉴定结论为刘武军与徐某是亲生父子关系的《亲权鉴定意见书》，2016年5月4日（2015）鄂硚口区民三初字第989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该笔录中，刘武军的妹妹刘某2出庭作证证实2011年夏天，其哥哥刘武军与邹某吵架，邹某告诉刘某2，徐某是刘武军的儿子，并证实在刘武军生病期间，基本上是徐某对刘武军尽到照顾义务；刘武军的哥哥刘某3也出庭作证证实1997年就知道刘武军在和邹某谈恋爱之前就有个私生子，是徐某，同时也证实刘武军生病期间邹某和刘某1去看望得很少。徐某提供的证据最起码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刘某1、邹某在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既不愿意申请重新鉴定，又不同意与徐某做兄妹关系鉴定，找各种不是理由的理由来企图否定同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其次，一审法院以“无证据证实胡贻中为徐某的代理人”进而认定“上述鉴定材料并非委托人徐某提供”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再次，一审法院认为“胡贻中送检的口腔拭子来源不明”的认定也属于错误认定。从胡贻中的职务和送检的起因、目的及常理来看，检材如刘某1、邹某所言的存在调包的可能性极低。一审法院亦认定了2016年2月17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法医胡贻中向同济司法鉴定中心提供了一份口腔拭子之外，还同时提供了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1月15日出具的武公物鉴（物）字（2016）80号（修）《物证检验报告》等其他证据材料的事实。而同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梅某和杨某屡次出庭时均作出说明：因胡贻中送检的口腔拭子的DNA检测结果与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物证检验报告》上面DNA的数据是一致的。通过科学检测得出的数据最为客观、真实、稳定，该两份检测结果数据的一致性，足以证明胡贻中送检的检材与武汉市公安局留存的“刘武军”的检材的同一性，亦可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该送检的口腔拭子为“刘武军”的无疑。另外，徐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同济司法鉴定中心的《亲权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结论支持刘武军和徐某是亲生父子关系。证人刘某2和刘某3证人证言证实刘武军重病期间，一直都是徐某在照顾，刘某1、邹某很少出现。种种证据均可与《亲权鉴定意见书》相印证。因此，该鉴定意见书理应予以釆信。同时，刘某1明确拒绝徐某提出的有关进行兄妹关系鉴定的要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的规定，人民法院亦可推定刘武军与徐某是亲生父子关系成立。三、关于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于2017年12月22日向同济鉴定中心出具的包含有“后经调査，我局认定常青街派出所违反法定程序规定向你院出具该上述证明，且证明中有关刘武军与徐某是否为亲子关系的表述在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证明力，因此，我局从你处收回该证明原件”等内容的《函》的出炉过程以及效力。首先，常青街派出所向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证明》的行为并非可诉的行政行为，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其次，在此“行政诉讼”案件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徐某的情况下，江汉区人民法院没有通知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徐某到场，违法主持组织行政诉讼案件的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徐某于2019年前往江汉区人民法院要求查阅复制本次行政诉讼的案卷材料，却被江汉区人民法院告知：因为这个案子原告撤诉了，所以没有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必须第三人无异议。从立案受理到撤诉、从程序到实体均严重违法的“行政诉讼”案件为手段，所得来的一个非法的“证据”《函》却被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四、徐某申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不了了之、未能完成的鉴定事项继续进行鉴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维护徐某合法权益。刘某1、邹某辩称：第一，本案涉及的《亲权鉴定意见》，武汉中院2018鄂01民终147号民事裁定书及本案一审判决书对该意见作为证据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第二，徐某所称刘某2等证人与刘武军一家矛盾很深，其证言不可信。第三，徐某称徐某认可对胡贻中代理权的认可是子虚乌有，与本案所有证据相矛盾。“送检拭子”来源不明是客观事实，胡贻中提交的刘武军口腔拭子给同济法医鉴定中心的行为缺乏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鉴定书作为证据应被质疑。第四，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不适用本案。第五、根据婚姻法解释三关于亲自鉴定第二条的规定，徐某提鉴定要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徐某的上诉。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徐某继承被继承人刘武军的遗产（包括但不限于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93号千禧园3栋2单元7层1室的房屋、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93号千禧园1栋车库1层14室的车库、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南路A栋1-5-2号的房屋、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18号F.天下亚景园1-2层1-1室的别墅、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商贸广场B区B区栋一区单元2层2207号的商铺、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商贸广场B区B区栋一区单元2层2210号的商铺）。上述房屋徐某均应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由刘某1、邹某承担。诉讼中，徐某增加如下诉讼请求：要求继承登记在邹某名下位于珠海市××大区××路××花园××单元××号房屋及邹某名下招商银行账号62×××91中的人民币存款5000元及美元存款580.55元。后徐某将所有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刘武军名下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南路A栋1-5-2号的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武军与邹某系夫妻，双方共同生育刘某1。刘武军于2016年1月4日死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肿瘤医院，徐某系刘武军生前所在公司的工作人员。刘武军的父母均早于其死亡。刘武军去世当日，徐某以刘武军家属的名义为其办理殡葬相关事宜，次日，邹某为刘武军办理殡仪服务合同。2016年2月17日，徐某委托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与刘武军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同日，胡贻中（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的法医）向同济司法鉴定中心提供一份未编号的口腔拭子，同时提供江汉区公安分局常青派出所（下称常青派出所）2016年2月17日出具的《证明》、徐某2016年1月7日对常青派出所书写的《申请书》及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1月15日出具的武公物鉴（物）字【2016】80号（修）《物证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其中，《证明》的内容为：“2016年1月4日，刘武军（男，）在我辖区协和肿瘤医院死亡。因对其死因存疑，死者胞妹刘某2到我所报案，我所随即通报分局刑侦大队要求派法医检验尸体。我分局法医按照有关规定，提取死者刘武军口腔拭子，并及时送往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理化室及DNA室进行检验。理化室物证检验报告武公鉴（化）字【2016】21号口腔擦拭棉签中未检出毒鼠强；DNA室物证检验报告武公物鉴（物）字【2016】80号从口腔擦拭物检材中提取有效STR分型结果（后附两份检验报告复印件）。因刘武军生前告知申请人徐某（男，）双方存在亲子关系，且申请人生母林峰也证实其为刘武军非婚生子。现徐某申请要求与刘武军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分局刑侦大队按照规定提供刘武军口腔拭子”。《申请书》的内容为：“申请事项：对申请人与刘武军（身份证号：）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4日刘武军（身份证号：）去世。刘武军生前曾告知申请人双方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申请人的生母林峰也证实申请人确系其与林峰的非婚生子。现刘武军已去世，申请人对自己的身世抱有极大的困惑，精神压力巨大，内心非常痛苦。因对刘武军死因存疑，元月4日刘武军胞妹刘某2及本人到贵局报案，因而得知贵局为查明其死因留有刘武军的检材，现刘武军遗体已火化，为查明自己的身世，寻找自己的亲人，在贵局保存有刘武军检材的情况下，特向贵局申请在对刘武军的检材进行检验时，能对本人与刘武军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核定，以了却本人的心愿”。《物证检验报告》中，“案情摘要”为“2016年1月4日，刘武军（男，）在协和肿瘤医院死亡”；“检材和样本”为“标记有‘死者刘武军口腔拭子’字样纸质物证包装袋一个，内装棉签一根，上见可疑斑迹，剪取少许，标记为2016-185-J1号检材”；“鉴定要求”为“对上述检材进行DNA检验”；“检验结果”为：STR多态性检验结果（基因座、检材与分型结果）。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2月17日制作一份《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物证鉴定材料登记一览表》，该表中“鉴定材料”栏记载为：“AF死者刘武军口腔拭子1根”，检材来源“送检”，采集时间“2016.1.5”；“C徐某口腔拭子2根”，检材来源“本室取样”，采集时间“2016.2.17”；“剩余检材处置方式”栏记载为：“委托方不取回检材，交给鉴定机构自行处理。胡贻中（签名）”。同济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对上述鉴定材料进行检验，于2016年2月20日作出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物证W182号《亲权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在排除双胞胎、近亲和外源干扰的前提下，本次鉴定结果支持如下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刘武军与被鉴定人徐某是亲生父子关系”。另查明，2016年7月，邹某、刘某1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为被告、徐某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侵权责任诉讼，要求确认同济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鉴定行为无效，撤销上述亲权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认为，邹某、刘某1起诉鉴定机构缺乏诉讼标的、无法成为真正的诉讼，起诉条件不成立，鉴定中心与邹某、刘某1不具有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调整范围，遂作出（2016）鄂0104民初258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邹某、刘某1的起诉。邹某、刘某1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期间，邹某以常青派出所为被告、以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徐某为第三人，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常青派出所2016年2月17日出具证明的行为违法或依法撤销该证明。2017年12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向同济司法鉴定中心送达一份公函，内容为：“2016年2月17日，我局常青街派出所以群众徐某向该派出所求助帮助寻亲为由，向你院法医学系提供了我局刑侦大队在工作中提取的死者刘武军的两份口腔拭子，并出具一份关于该口腔拭子来源的《证明》。后经调查，我局认定常青派出所违反法定程序规定向你院法医系出具该上述《证明》，且《证明》中有关刘武军与徐某是否为亲子关系的表述在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证明力，因此，我局从你处收回该《证明》原件”，鉴定中心负责人黄代新于当日签收。2017年12月25日，邹某撤回上述行政诉讼。2018年1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民事诉讼作出（2018）鄂01民终1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邹某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关于鉴定程序的问题。由于公安分局《函》所示‘后经调查,我局认定常青街派出所违反法定程序规定向你院法医学系出具该上述《证明》，且《证明》中有关刘武军与徐某是否为亲子关系的表述在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证明力，因此，我局从你处收回该《证明》原件’的内容，由公安机关的胡贻中提交刘武军口腔拭子给同济鉴定中心的行为，缺乏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因此形成的《亲权鉴定意见书》，作为诉讼证据的社会评价的正当性或被质疑”。还查明，本案诉讼期间，徐某于2018年6月13日申请将刘武军留存于武汉市公安局的检材及DNA数据与其本人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向武汉市公安局调取，该局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上述材料。徐某于2019年1月18日申请将刘武军留存于同济肿瘤医院的生物检材与其本人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进行了相关调查，后徐某于2019年6月21日撤回该申请。徐某于2019年6月21日申请对其与刘某1做亲缘关系鉴定，刘某1予以拒绝。又查明，诉讼中，邹某、刘某1以本案需以（2016）鄂0104民初2581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徐某于2018年3月13日申请对邹某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93号千禧园3栋2单元7层1室、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93号千禧园1栋车库1层14室、刘武军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商贸广场B区B区栋一区单元2层2207号、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商贸广场B区B区栋一区单元2层2210号、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南路A栋1-5-2号、邹某、刘某1名下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18号F.天下亚景园1-2层1-1室等房屋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予以查封，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裁定，对上述财产予以查封。2019年6月28日，徐某申请解除对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93号千禧园3栋2单元7层1室、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93号千禧园1栋车库1层14室、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商贸广场B区B区栋一区单元2层2207号、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商贸广场B区B区栋一区单元2层2210号、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18号F.天下亚景园1-2层1-1室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日裁定对上述财产解除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武军与徐某是否具有亲子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徐某主张其与刘武军具有亲子关系，应依法继承刘武军的遗产，徐某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纵观徐某提交的四组证据，其中，《亲权鉴定意见书》为主要和关键证据。该鉴定意见书作出时施行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接受鉴定委托，应当要求委托人出具鉴定委托书，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并提供委托鉴定事项所需的鉴定材料。委托人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要求出具委托书。本通则所指鉴定材料包括检材和鉴定资料。检材是指与鉴定事项有关的生物检材和非生物检材；鉴定资料是指存在于各种载体上与鉴定事项有关的记录”；第十三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第十六条规定：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结合邹某、刘某1提供的《法医物证鉴定协议书》、《亲权鉴定申请表》及鉴定人梅某、杨某的当庭陈述，本案鉴定中，鉴定委托人为徐某，“刘武军”的检材、常青派出所的《证明》、徐某的《申请书》、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物证检验报告》等鉴定资料的提供者均为胡贻中，且无证据证实胡贻中为徐某的代理人。因此，上述鉴定材料并非委托人徐某提供，从程序上说，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取得鉴定材料的方式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从实体上说，作为委托人的徐某，亦无法对上述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此上述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此外，常青派出所2016年2月17日出具的关于胡贻中所送检口腔拭子来源的《证明》，于2017年12月22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并收回，该口腔拭子的来源不明。鉴于上述鉴定意见中“刘武军”口腔拭子的取得方式不合法且来源不明，对上述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徐某所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刘武军与徐某具有亲子关系，徐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徐某诉请继承刘武军的遗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9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徐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邹某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1.徐某于2016年6月2日在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的笔录，拟证明徐某和林峰一起共同生活，且陈述了徐某和其母林峰、其父徐青松的关系。2.徐某向刘武军借款的转款凭证、徐某承诺还款并支付利息的借条8张，拟证明双方的关系是普通的关系。3.天眼查的工商资料，拟证明2013年徐青松和徐某共同投资成立了尚德信胜财务咨询公司，证明他们父子关系正常。4.一份手机截屏原始载体是徐某和邹某就报案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徐某知道因为其盗走保险柜财物，邹某、刘某1报案的事实。经质证，徐某称：邹某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笔录，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徐某和谁生活不能影响和刘武军的父子关系的存在。对证据2中的8份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即便有经济往来不影响有父子关系的存在，反而佐证了有父子关系。对证据3工商资料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手机截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邹某的证据1、3徐某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据2、4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刘某1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1.三份手机截屏打印件，拟证明邹某、刘某1和刘武军的哥哥刘某3及同父异母的妹妹刘某2关系不好。2.邹某、刘某12016年5月26日和2016年5月28日的报案材料，拟证明徐某和刘武军之间有借贷关系，徐某在照顾刘武军期间有偷盗保险柜的行为。3.四份材料，拟证明邹某、刘某1一直在为此事维权。经质证,徐某称对刘某1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存疑，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某2和刘某3一审已经出庭作证了，且签了证人证言告知书，能证明其证言是真实可信的。对证据2报案材料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跟本案无关，不予质证。补充一点，刘武军表示想让徐某继承公司才让徐某去公司上班的，刘某2和刘某1发生过矛盾，刘某2和刘武军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报案在刘武军去世后发生的，徐某主动到派出所要求说清楚，派出所不理徐某。对刘某1的提供的证据1，因徐某认可刘某2和刘某1发生过矛盾，本院予以采信。对刘某1提供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二审调查中，邹某、刘某1询问徐某：“为什么不和你的父亲徐春松做亲子鉴定？”徐某答复：“法律上的父子关系，徐春松年龄大了不知道本案事实，怕伤害他，本案不适用排除法确定本案事实。我和徐春松做鉴定，你是不是能让我和刘某1做身份关系鉴定。”本院询问徐某：“你什么时候知道和刘武军有亲子关系的？”徐某答复：“2006年10月份，刘武军让我去他公司上班，我没答应，我妈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公司上班。”本院询问徐某：“刘武军原话中有没有说你跟他有亲子关系？”徐某答复：“没有。”本院询问徐某：“2006年你知道和刘武军有亲子关系为什么不做亲子鉴定来确认？”徐某答复：“2006年的时候我提出来了，刘武军也答应了，后来就一直拖没有做。”本院询问徐某：“刘武军什么时候生病的？你什么时候知道？”徐某答复：“2015年7月份，2015年3、4月份我陪他到长沙出差的时候他病了，7月份我才知道得了肺癌。”本院询问徐某：“你知道刘武军得病以后要求刘武军跟你做亲子鉴定没有？”徐某答复：“没有。”本院二审期间，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内容中记载申请人为徐某，没有申请人签名，也没有申请日期的一份《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未完成的亲子鉴定事项继续进行鉴定的申请书》，因徐某一审中已经申请将刘武军留存于武汉市公安局的检材及DNA数据与其本人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向武汉市公安局调取，该局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上述材料。徐某也申请了将刘武军留存于同济肿瘤医院的生物检材与其本人进行鉴定，后徐某本人撤回该申请。对徐某二审中又提出继续亲子鉴定申请，不符合申请鉴定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未予准许。徐某又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递交《最强烈要求对武汉中院作出的不予批准对一审法院未能完成的鉴定事项继续进行鉴定的决定的复议申请书》，要求本院对其鉴定申请进行复议，因徐某的该复议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徐某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徐某主张依法继承刘武军的遗产，徐某对其与刘武军具有亲子关系，为刘武军的合法继承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徐某提交的证明其与刘武军具有亲子关系的证据《亲权鉴定意见书》，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关于鉴定程序的问题。由于公安分局《函》所示‘后经调查，我局认定常青街派出所违反法定程序规定向你院法医学系出具该上述《证明》，且《证明》中有关刘武军与徐某是否为亲子关系的表述在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证明力，因此，我局从你处收回该《证明》原件’的内容，由公安机关的胡贻中提交刘武军口腔拭子给同济鉴定中心的行为，缺乏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因此形成的《亲权鉴定意见书》，作为诉讼证据的社会评价的正当性或被质疑”的意见，而致《亲权鉴定意见书》作为诉讼证据的社会评价的正当性或被质疑，不能作为证明徐某与刘武军具有亲子关系的证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亲权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从本院二审调查情况，徐某称刘武军的妹妹刘某2的证人证言可采信，但又称刘某2和刘某1发生过矛盾；徐某称其2006年10月份就知道和刘武军有父子关系，但又称刘武军没有和其说过跟他有亲子关系的话。徐某称2015年7月份就知道刘武军得肺癌，自己一直在照顾刘武军，但又不与刘武军进行亲子鉴定，在刘武军去世之后做与刘武军的亲子鉴定，徐某这种种说法自我矛盾，自我否定，难以自圆其说，且与常理不符，不能达到证明其与刘武军有亲子关系的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徐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徐某认为应当采信《亲权鉴定意见书》及刘武军的妹妹刘某2、哥哥刘某3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与刘武军有亲子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徐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498元，由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红审判员  李 文审判员  叶 欣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