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林，男，195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颂华，上海市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蜀轩，男，195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公庄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2号楼一、二层。负责人：曹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昀，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公庄支行（以下简称为中国银行）、贾蜀轩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16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玉林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因此，张玉林自刘桂文去世日（继承开始日）2012年10月17日即取得刘桂文中国银行储蓄账户的物权，一审法院认定继承案件法律文书生效日张玉林取得刘桂文中国银行储蓄账户物权错误。2.张玉林自2012年10月17日取得刘桂文中国银行储蓄账户的物权，继承刘桂文储蓄账户的权利义务，当然继受取得与中国银行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国银行未按规定程序核实取款人的预约和授权，应当承担过错责任。3.贾蜀轩在生效判决案件审理过程中，自认保管刘桂文的银行卡，而其作为银行卡保管人，将银行卡交给他人非法领取存款，虽然贾蜀轩不是直接取款人，但仍代表其个人意志，依法应认定该行为无效，贾蜀轩应当返还相应款项。4.（2014）西民初字第2321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需指出，刘桂文死亡后，贾蜀轩等人从刘桂文中国银行存款账户中提取部分存款予以分割的行为与法有悖，应认定无效”，证明刘桂文储蓄存款账户不容侵犯。（2016）京02民终89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刘桂文死亡后，在中国银行账户留有存款370647.72元。庭审中，贾蜀轩等人述称，贾理中去世时，其有银行存款37万余元，刘桂文要求将上述存款转至其本人名下。我们就将该款全部转给了刘桂文。刘桂文去世后，我们从刘桂文该中国银行账户中取款20万元，并予以平均分配，其余十几万元至今仍在刘桂文账户中。上述存款目前由贾蜀轩保管。”上述生效判决的认定及查明事实均证明了贾蜀轩保管人的身份，贾蜀轩应当将其及其指使取款的人所领取的款项还到该银行账户中，贾蜀轩当然对本案项下的款项负有归还义务。5.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玉林的诉讼请求，实际就是驳回张玉林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审法院驳回张玉林起诉适用判决并确定张玉林负担案件受理费，系适用法律错误。贾蜀轩未到庭，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张玉林在上诉书中所列举的事实有误，对法律规定的理解错误，其上诉请求不成立，应当维持原判。1.张玉林片面曲解法律条文。贾蜀轩上诉提出其自刘桂文去世日即2012年10月17日取得刘桂文中国银行储蓄账户的物权，系对法律规定的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的“继承开始”是指由于被继承人的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而使继承人所享有的继承权得以实际行使，该规定是确定继承人范围的时间，并未涉及具体的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于遗产继承人的范围、遗产继承人的分配等有全面的规定，刘桂文去世时，有养子张玉林、继子女贾氏子女五人，张玉林此时并没有全部继承权。在起诉至法院的情况下，要由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继承人和遗产继承份额，实际的继承遗产并非在被继承人去世时就能明确确定，要以终审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确定。2.关于张玉林引用的（2014）西民初字第2321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京02民终898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贾蜀轩一直认为该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存在司法人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行为，对当事人列举的事实在认定时采用双重标准，在张玉林对刘桂文的赡养事实认定上含糊不清，剥夺了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继承权，丝毫没有考虑贾蜀轩兄妹对继母刘桂文生前的资金和劳务付出，严重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司法公正原则。3.张玉林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贾蜀轩未非法领取存款。2012年4月20日，刘桂文在中国银行开设储蓄存款存折账户，该存折账户凭密支取，同时绑定银行卡。为了便于管理此款，存折由刘桂文保管，银行卡由贾蜀轩保管，此款专用于刘桂文大病治疗费用开支。刘桂文去世后，在没有明确继承人之前，养子和继子女共六人都有权保存刘桂文的遗产，中国银行系按规定办理取款业务。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贾蜀轩并没有将刘桂文名下的银行卡交给任何人去中国银行取款，涉案取款业务是凭银行存折办理的。中国银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明并非银行卡支取存款，该银行业务记录也查证贾蜀轩从来没有在中国银行办理过业务。4.（2014）西民初字第2321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京02民终898号民事判决书所涉的五位贾氏子女均是独立的自然人，在没有委托代理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言论和行为只能代表其独立的个人，并承担其言行的个人责任。所以张玉林上诉所称“作为银行卡保管人，将银行卡交给他人非法领取存款，虽然不是直接取款人，但仍代表其个人意志”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中国银行辩称，1.张玉林并非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中国银行不负有保证其账户资金安全的义务。存款人和金融机构是储蓄存款合同的双方，本案所涉账户系刘桂文申请开立，存款人为刘桂文本人。刘桂文去世后，其继承人虽可以继承涉案储蓄存款账户中的存款，但不能继承合同本身，张玉林不能在刘桂文去世后当然成为储蓄合同的相对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储蓄机构可凭公证机构出具的继承权证明书或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为继承人办理支付手续。由此可知，即使存款人死亡，继承人也不能成为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人，不可以作为新的存款人直接提取存款，一审法院认定张玉林与中国银行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当。2.中国银行办理涉案取款业务符合规定，无任何违规行为。贾蓉轩、贾雅轩二人提取涉案存款时，中国银行联网核查了存款人、取款人的身份信息，并在取款底单上记录了证件号码信息，符合提取存款的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存款人已死亡，但存款单持有人没有向储蓄机构申明遗产继承过程，也没有持存款所在地法院判决书，直接去储蓄机构支取或转存存款人生前的存款，储蓄机构都视为正常支取或转存，事后而引起的存款继承争执，储蓄机构不负责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关于存款人死亡后存款过户和支付手续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也规定，由于银行不可能及时掌握存款人的死亡情况，因此，对存款的支付，仍宜按现行储蓄存款章程的规定和习惯的做法，即凭存款存单、存折付款（留有印鉴的须验对图章），对定期存款提前支取者，须查看取款人的身份证明。如存款人死亡后，在其合法继承人主张权利以前，存款如已被人取走，银行不负责任。贾蓉轩、贾雅轩二人办理涉案取款业务时，并未告知银行存款人死亡和继承发生的事实，中国银行对该事实无从得知。且二人支取刘桂文存款时，中国银行核验必要信息后向其支付存款不存在任何过错。张玉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银行、贾蜀轩连带归还刘桂文存款遗产64202.42元；2.判令贾蜀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张玉林自2016年6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贾蜀轩、中国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0日，刘桂文填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申请开设银行账户。中国银行同意了刘桂文的申请并为其开设了账户名为刘桂文、账号为×××的储蓄存款账户（以下简称为案涉账户），该账户凭密支取。2012年10月17日，刘桂文死亡。2012年10月27日，贾蓉轩以刘桂文代理人身份在该账户分两笔支取款项共计270495.83元，贾雅轩以刘桂文代理人身份在该账户支取款项100178.89元。以上款项被支取后，案涉账户余额为0，之后未有新入款项。2014年，张玉林曾以法定继承纠纷为案由，将贾蜀轩、上述案涉账户取款人贾雅轩、贾蓉轩、以及贾临轩、贾颖轩诉至一审法院。在该案中查明以下事实：案涉账户户主刘桂文与张万兆系夫妻关系，张玉林系刘桂文、张万兆之养子，1985年12月，张万兆死亡。贾理中与郭一珍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子女5人，分别为贾临轩、贾蜀轩、贾颖轩、贾雅轩、贾蓉轩，1987年5月，郭一珍因死亡注销户口。1988年10月，贾理中与刘桂文登记结婚。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2312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主文第二项判决：“.......贾蜀轩自保管的刘桂文中国银行账户中支付张玉林存款六万四千二百零二元四角二分......”。后贾蜀轩、贾雅轩、贾蓉轩、贾临轩、贾颖轩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京02民终8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均已生效，其中上述“.......贾蜀轩自保管的刘桂文中国银行账户.......”即为案涉账户。后，张玉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贾蜀轩就（2014）西民初字第231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贾蜀轩自保管的刘桂文中国银行账户中支付张玉林存款六万四千二百零二元四角二分......”这一义务提出异议，认为在一审法院2015年10月29日作出该判决之前，该账户中已无余额，故判决书确定的该项义务不应由其全部给付。截止至一审庭审之日，贾蜀轩未履行（2014）西民初字第231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贾蜀轩自保管的刘桂文中国银行账户中支付张玉林存款六万四千二百零二元四角二分......”这一义务。张玉林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中国银行、贾蜀轩连带归还张玉林刘桂文存款遗产64202.42元，即为（2014）西民初字第231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贾蜀轩自保管的刘桂文中国银行账户中支付张玉林存款六万四千二百零二元四角二分......”之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本案之诉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本案中，案涉账户系刘桂文申请开立，该账户相关的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人是刘桂文和中国银行。张玉林并非案涉账户相关的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人，其与中国银行、贾蜀轩均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其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中国银行、贾蜀轩，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案中张玉林要求中国银行、贾蜀轩连带归还其刘桂文存款遗产64202.42元的诉讼请求的根据，系（2014）西民初字第231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其享有的继承权利，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为该案件的终审判决（2016）京02民终89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之日，即2016年4月20日，而案涉账户自2012年10月27日起余额即为0元，之后亦未再有新流入之资金，且案涉账户内的张玉林所诉款项的取款人并非贾蜀轩，故张玉林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张玉林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亦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玉林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中国银行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展览路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信，证明刘桂文于2012年10月17日死亡，户籍直至2017年11月2日才注销，涉案取款发生时中国银行无从得知刘桂文已死亡。张玉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京02民终89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刘桂文死亡后，在案涉账户留有存款370647.72元。庭审中，贾蜀轩等人述称，贾理中去世时有银行存款37万余元，刘桂文要求将上述存款转至其本人名下。贾蜀轩等人就将该款全部转给了刘桂文。刘桂文去世后，贾蜀轩等人从刘桂文案涉账户中取款20万元，并予以平均分配，其余十几万元至今仍在刘桂文案涉账户中。上述存款目前由贾蜀轩保管。本院认为，刘桂文系基于（2016）京02民终89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令的“贾蜀轩自保管的刘桂文中国银行账户中支付张玉林存款六万四千二百零二元四角二分”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发现该判项所确认的案涉账户余额为0，其债权无法执行，提起的本案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之诉，其诉请贾蜀轩、中国银行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张玉林与中国银行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贾蜀轩、中国银行在案涉账户取款业务中存在过错。因该判决系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经本案审理查明系该案的当事人贾蓉轩、贾雅轩于刘桂文去世后10天即2012年10月27日分别以刘桂文代理人的身份将案涉账户款项余额27万余元全部取出。虽贾蜀轩在该案审理中自认“上述存款由其保管”，但贾蜀轩与张玉林并非储蓄存款合同相对人的关系，贾蜀轩亦非取款人，故张玉林在本案中基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由要求贾蜀轩承担归还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张玉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再则，贾蓉轩、贾雅轩持存折凭密码支取刘桂文储蓄账户存款，中国银行业按照银行取款的相关规定尽到了审慎审核的义务，其在案涉账户取款过程中并无过错。张玉林要求中国银行归还刘桂文存款遗产没有合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刘桂文于2012年10月17日死亡，张玉林作为继承人自该日起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但其不能成为刘桂文与中国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的当事人，不能取得刘桂文案涉账户的物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玉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0元，由张玉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红娜书 记 员 陈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