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洪霞，男，1976年8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相书，男，197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美英，女，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刘相书之妻。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胜，男，196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春霞，女，1968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刘海胜之妻。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喜，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平度市红旗路23号瑞平金融中心写字楼8层807户。 法定代表人：庞允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波，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男，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王玉虎，男，196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度市。 原审被告：昌芳，女，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王玉虎之妻。 原审被告：高俭风，女，1979年3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吕洪霞之妻。 原审被告：杨振国，男，198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原籍昌邑市，现住昌邑市。 原审第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行，住所地平度市红旗路23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征，行长。 上诉人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玉虎、昌芳、高俭风、杨振国、原审第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3民初2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上诉请求：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对判决第一项所述债务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鲁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了2014年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王玉虎重新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的事实。2014年5月6日，王玉虎及杨云英（冒充昌芳）重新签订了2014普平RJ字第140502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该合同取代了2013年8月13日签订的2013普平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2013年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明确约定了“反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编号为2013普平RJ字第1308059号”，但2014年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中并未进行任何约定。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吕红霞等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也明确约定主合同为2013普平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被上诉人起诉状中也明确纠纷是基于“原告在2014年5月6日与被告王玉虎、昌芳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所以，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合同2013普平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已经终止，作为从合同当然同时终止。亦即上诉人不再具有担保义务。二、王玉虎并未从事养殖经营。上诉人一直认为王玉虎从事养殖经营且贷款用于养殖所需的流动资金。但到案件开庭时才知道王玉虎并非养殖户，而是为崔光显顶名贷款，被上诉人考察的养殖场也是被上诉人方的张经理与王志海所找。另外，王玉虎与昌芳的结婚证也是伪造的，昌芳的签字是杨云英冒签。对于王玉虎不从事养殖经营亦即签字的不是“昌芳”本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显然是知道和明知的。根据担保法第30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0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与王玉虎故意隐瞒事实欺骗上诉人，上诉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三、贷款于2014年7月6日到期，被上诉人于同年7月4日提前还款的行为不是履行保证责任，因此上诉人不必承担反担保责任。四、被上诉人确认除第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饲料外，其后四笔都是借新还旧，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因此，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五、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作为专业人士，完全能够识别杨云英不是昌芳本人。被上诉人的行为加大了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即使上诉人有担保责任，也应予以减轻。 被上诉人青岛平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答辩称：1、本案所涉借款发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而该反担保合同都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对此知情，应该承担反担保责任。本案虽然存在两份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但是两份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不管贷款数额及其他合同的主要条款都是一致的，区别在于14年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最后一页14.1，将14.1的签订地点和管辖法院作了明确约定，因为当时2014年总部下发了新的合同文本，公司统一要求重新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但是两份担保合同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他条款都是一致的，没有作出变更，这就是两份担保合同产生的原因。但是，两份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期限都在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期限内，所有的反担保人都应当对发生在最高额反担保期限内的借款或者贷偿还承担反担保责任。2、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不存在与王玉虎及王志海串通虚假合同的事实，上诉人的说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因为都是借款人向公司提出请求提供担保的请求，我们进行考察，才作了该项业务，我们与所有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根本事前均不认识，不存在我们找到他们，为他们作担保的事实。3、关于提前代偿的事实，借款人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被上诉人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约定了需要提前一天将贷款划至还款账户，本案中王玉虎连续4笔贷款都是由被上诉人代偿的，在本案所涉贷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基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连续代偿银行贷款的事实，且本案所涉银行贷款到期日正是周末，根据银行的规则周末是不办理对攻业务，我们为了不给借款人王玉虎造成不良的信用贷款记录，在银行不办公之前代偿王玉虎的银行贷款，没有任何过错，更没有给王玉虎造成任何损失。4、对法律适用问题，本案涉案贷款新贷旧贷均是同一人。5、被上诉人也没有能力辨别杨云英和昌芳的关系，对杨云英冒充昌芳签字的事实，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过错。 原审被告王玉虎述称，1、其不是养殖户，也不是被上诉人的客户，只是替崔广显签的字，办理的业务。2、整个业务是由王志海和被上诉人公司的张经理共同操作的，事后王玉虎才知道王志海是崔广显的债权人，他曾经以本案这种方式与被上诉人发生过多笔类似业务。3、王玉虎和本案上诉人即所谓的反担保人均不认识。他们和崔广显是认识的，其实他们是为崔广显作的担保。 原审被告昌芳、高俭凤和杨振国未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行未陈述意见。 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7万元、违约金67802.31元，其他费用8500元，合计246303元；2、请求判令第三被告至第九被告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3日，王玉虎及案外人杨云英（冒充昌芳）为申请贷款，向第三人青岛银行填写出具“个人养殖贷款申请表”，申请表中载明贷款用途为购饲料，同日王玉虎、杨云英与第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行签订《个人授信循环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循环借款本金最高额度为20万元，循环贷款期限共计12个月，自2013年8月13日起至2014年8月3日止；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最高额度和循环借款期限内，借款人可一次或分次申请循环使用借款；贷款人将借款划付至本合同项下《个人授信循环借款合同借款申请书》约定的借款发放账户后即视为借款人已经提取和使用了借款本金，并从借款的发放之日开始计息。随即，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一份，约定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为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向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自2013年8月13日至2015年8月13日连续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最高额100万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费率为担保金额的3‰/月，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务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因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而代偿的，有权向被保证人及反担保人追偿收回代偿资金本息及相关费用，并自代偿之日起，有权每日按照代偿额度千分之一比例向被保证人收取违约金；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授权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可到青岛银行平度支行办理其贷款款项划转手续，并授权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将该贷款款项直接支付给其采购物品或服务的供应商，且该授权一旦生效即为不可撤销授权，直至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将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完毕。吕洪霞、高俭风、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向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为王玉虎、杨云英上述贷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自2013年8月13日到2015年8月13日期间主合同和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按主合同项下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债权人代偿被保证人债务之日后两年止。青岛银行平度支行向王玉虎出具“告客户书”，注明“您在我行办理个人养殖宝贷款，贷款金额20万元，贷款期限1年，发放时贷款利率7.28‰；还款方式为利随本清，还款日期为每月的13日”，王玉虎在借款人处签名。借款合同签订后，王玉虎向青岛银行平度支行出具个人贷款提款申请书一份，要求提取贷款资金20万元至其80×××39账号内。2013年8月13日当天，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将20万元贷款打入王玉虎80×××39账号内，2013年8月14日，该20万元贷款由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转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80×××07账户内。王玉虎、杨云英出具的“委托担保贷款凭证”显示该笔贷款期限为2个月，用途为“养殖”。2013年8月15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扣留2万元保证金后，将剩余18万元贷款打入昌邑六和欣荣饲料有限公司15-419701040001925（中国农业银行）内，回执中交易用途显示“王玉虎18万”。2013年10月12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向王玉虎80×××39账户转入202467.11元，2013年10月13日青岛银行平度支行从该账户收回贷款本息202467.11元；2013年10月16日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申请贷款，并填写“委托担保贷款凭证”，借款金额2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用途“养殖”，当天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向王玉虎80×××39账户转入20万元，2013年10月17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将该20万元转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80×××07账户内，2013年11月13日，王玉虎向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支付贷款本金1万元，2013年12月12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向王玉虎贷款账户内打入202305.33元，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收回贷款本息202305.33元；2013年12月18日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申请贷款，并填写“委托担保贷款凭证”，借款金额19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用途“养殖”，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于当天放款，向王玉虎80×××39账户转入19万元，2013年12月19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将该19万元，转入自己账户内，2014年2月18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又向王玉虎贷款账户内存入192382.18元，当天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收回贷款本息192382.18元；2014年3月3日，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又出具“委托担保贷款凭证”，申请贷款，借款金额17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用途“养殖”，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于当天放款，向王玉虎80×××39账户转入17万元，2014年3月4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将该17万元转入自己账户，2014年4月30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向王玉虎贷款账户内转入171993.91元，同日第三人收回贷款本息171993.91元；2014年5月6日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又出具“委托担保贷款凭证”，申请贷款，借款金额17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用途“养殖”，第三人青岛银行平度支行于当天放款，向王玉虎80×××39账户转入17万元，当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将该17万元转入自己账户，2014年7月4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向王玉虎贷款账户内转入172184.31元，同日第三人收回贷款本息172184.31元；2016年7月4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诉来一审法院，要求判令偿还借款本金17万元、违约金67802.31元、其他费用8500元，合计246303元，要求第三至第九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6）鲁0283民初5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青岛平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王玉虎、昌芳、吕洪霞、高俭风、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的诉讼请求。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鲁02民终1036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3民初5713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案件发回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3月16日一审法院重新立案，并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王玉虎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及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与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本人签字，在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该两份合同应为无效的情况下，双方应严格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在依据合同约定代王玉虎向第三人履行了代偿借款义务后，其应依法享有向王玉虎追偿及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的权利。关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要求偿还的代偿本金17万的问题，经庭审查明，2013年8月13日首笔贷款20万元，第三人青岛银行已实际将款项转入王玉虎账户，而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依据王玉虎的授权（《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王玉虎、“杨云英”授权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可到青岛银行平度支行办理其贷款款项划转手续，并授权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将该贷款款项直接支付给其采购物品或服务的供应商），在扣留2万元保证金后，将余款18万元打入昌邑六和欣荣饲料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内，用于王玉虎提取饲料，根据合同的约定，王玉虎已经实际取得该18万元贷款，对于该18万元本金、利息及依据合同约定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王玉虎应当及时向第三人及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清偿，2013年10月12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向王玉虎账户转存202467.11元，该钱被第三人划走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实际代王玉虎偿还贷款本金18万元，对于该18万元及依据合同约定产生的费用，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有权向王玉虎及其反担保人追偿。对于至2014年7月4日整个借款期间陆续的借款、还款过程，从王玉虎出具的“委托担保贷款凭证”及资金的流转方式可以认定，期间的陆续借、还款应为“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代王玉虎还旧，王玉虎借新”的过程，而2013年11月13日，王玉虎向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支付贷款本金1万元，加之其向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支付贷款利息的行为，应视为王玉虎对于整个贷款过程的知晓及认可。2014年7月4日，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代王玉虎偿还第三人贷款本金17万元、利息2184.31元后，王玉虎再未向第三人申请办理贷款，亦未及时还清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的代偿款。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依据与王玉虎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及与反担保人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追索代偿款本金17万元及利息、担保费、违约金等，合法有据，且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予以支持。关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主张的代偿利息2184.31元，2014年5月6日该笔贷款的“个人借款凭证”中载明借款年利率为7.84%，月利率应为0.6533%，2014年5月6日至2014年7月4日，共计59天，因此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主张的代偿利息2184.31元（17万×0.006533/月÷30天×59天），计算合理且已实际向第三人支付，合法有据，予以确认；关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主张的担保费1003元（17万元×0.003÷30天×59天），符合合同约定（担保费率为3‰/月），予以确认；关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67802.31元（17万×0.0005/天×819天），依据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与王玉虎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第八条第四项约定“乙方（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因履行保证责任而代偿的，有权向甲方及反担保人追偿收回代偿资金本息及相关费用，并自代偿之日起，有权每日按照代偿额度千分之一比例向甲方（王玉虎、“昌芳”）收取违约金”，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最终代王玉虎偿还第三人贷款本金时间为2014年7月4日，代偿贷款本金为17万元，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按照日万分之五主张违约金至2016年10月1日，并不违反该条约定，计算合理，予以确认；另外，王玉虎于2014年7月23日、2014年11月3日分两次共计支付其5000元，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主张该5000元抵除利息2184.31元、担保费1003元、违约金1812.69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抵顶后，被告应当支付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违约金为67802.31元，予以确认。关于昌芳、高俭风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发生的一系列贷款昌芳、高俭风均称相关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并未申请笔迹鉴定，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要求昌芳、高俭风承担还款责任，缺乏相应证据支持，不予支持。关于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2013年8月13日，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与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该合同系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本人所签，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该反担保合同系无效合同，对合同双方应具有约束力，而该合同条款约定“保证范围包括自2013年8月13日到2015年8月13日期间主合同和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按主合同项下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债权人代偿被保证人债务之日后两年止。”本案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代偿之日为2014年7月4日，而起诉时间为2016年7月4日，并未超过反担保合同中保证期间，因此，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要求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承担反担保责任并未超过担保期间，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昌芳、杨振国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了质证和答辩的权利，杨振国在原审中辩称的其在反担保合同中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主张，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难予采信，本案相关事实，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依法作出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玉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本金17万元、违约金67802.31元，共计237802.31元；二、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对昌芳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对高俭风的诉讼请求；五、驳回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95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7015元，由王玉虎、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杨振国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受托人、乙方）与原审被告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委托人、甲方）签订2013年2013年普平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担保的主债务为依据甲方与受益人（贷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因受益人向甲方连续提供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其最高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为24个月，自2013年8月13日至2015年8月13日。同日，被上诉人（债权人）与保证人“高俭风”、吕洪霞、刘相书、刘美英、刘海胜和姜春霞签订2013年普萍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因王玉虎（被保证人）与贷款人（受益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主合同），与债权人签订编号为2013年2013年普平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由债权人对2013年8月13日至2015年8月13日期间因受益人向被保证人连续提供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保证，最高额为壹佰万元整。 2014年5月6日，被上诉人（受托人、乙方）与原审被告王玉虎、杨云英（冒充昌芳）（委托人、甲方）签订2014年普平RJ字第140502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担保的主债务为依据甲方与受益人（贷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因受益人向甲方连续提供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其最高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为12个月，自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6日。 另，对于“起诉状为何载明依据2014年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起诉”，被上诉人回答“因为本案最后一笔贷款是2014年5月6日，我们对应的就是2014年的最高额担保合同”。对于“涉案反担保合同载明主合同是2013年签订的尾号130859号担保合同，被上诉人如何解释”，被上诉人回答“因为2013年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和委托担保合同是同时签订的，所以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就写明了反担保合同的编号。因为后期总部要求把管辖法院写明白，所以我们就出现了2014年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但是两份合同的条款除14.1外，其他全部是一样的。至于当时为何没有让反担保人重新签订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就是因为2013年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期限已经包括了2013年、2014年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的期限，也就是为何出现了2014年签订的担保合同期限为一年的问题”。上诉人认为，“2013年和2014年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是相互独立的合同，因为2013年青岛银行的借款授信主合同的授信期限是从2013年8月13日至2014年8月13日，利率是7.28%，而2014年4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的期限是从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6日，尽管期间有部分重叠，但是截至期限是明确不同的，而且从银行的借据看，2014年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的利率最高是7.84%，充分证明本案两份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所基于的借款主合同也是不一致的，说明被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不成立。2014年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对于反担保措施并无任何约定。2013年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明确约定了反担保措施，即本案2013年签订的反担保合同”。 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吕洪霞、刘相书、郑美英、刘海胜、姜春霞应否承担反担保责任。 对此，本院认为，反担保是指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由债务人或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向第三人提供的确保第三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得以实现的一种担保制度。由此，担保合同相当于反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债权人无权依据反担保合同向反担保人主张权利，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依据反担保合同主张权利。本案中，上诉人吕洪霞等与被上诉人只于2013年签订了一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该合同载明系为2013年2013年普平RJ字第1308059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提供反担保。而被上诉人起诉状载明，本案纠纷系基于“原告在2014年5月6日与被告王玉虎、昌芳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而发生，因此，鉴于上诉人吕洪霞等并未为2014年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提供反担保，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吕洪霞承担反担保责任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吕红霞等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上诉人二审提出新的抗辩理由，本院查明新事实，故一审判决应予部分纠正，上诉费由上诉人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3民初23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3民初2367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项； 三、驳回青岛平和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995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7015元，由王玉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868元，由上诉人吕洪霞、刘相书、姜春霞、刘海胜、郑美英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谷林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方高海 赵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