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0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海，男，197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泽云，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昌波，广东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铁梅，女，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素琼，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菲菲，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立海因与被上诉人陈铁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陈铁梅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张立海立即向陈铁梅支付补偿款372.6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其中186.3万元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另186.3万元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均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计至张立海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张立海承担。陈铁梅确认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按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一审法院判决：张立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铁梅支付经济补偿372.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算，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案件受理费19121元，由张立海负担。判后，张立海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陈铁梅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陈铁梅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诉争协议实为赠与合同，一审法院没有准确定性，将其简单的认定为等价有偿合同错误。诉争协议没有写明“赠与”二字，不能否定为赠与合同的性质。根据《合同法》第190条，赠与合同并非一律是无义务、无偿、无条件的。陈铁梅在承诺期限内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积极作为行为，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韩亚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劳动报酬，对签署承诺服务的高管，公司启动了股权激励机制（高管持股计划）并普遍给予了加薪，陈铁梅的月基本工资也因此增加到三万元。陈铁梅履行承诺期限不离职的不作为义务与否与张立海个人利益无直接、必然的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附带约定，目的是希望公司过渡期运营管理稳定，但即便个别财务高管离职、更换，也不会导致公司业绩受损。况且，该协议并没有规定如高管在5年内离职，会导致张立海必须承担违约责任的特别规定。因此，一审据此认定诉争协议是有偿合同不合理。（二）本案诉争协议不是劳务、服务等有偿合同。陈铁梅在广州韩亚公司担任要职多年不能成为张立海支付对价的法定理由，广州韩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对其支付了劳动报酬。另外，陈铁梅认为其在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王公司）收购广州韩亚公司中做出了“贡献”，并以此作为对张立海主张支付对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陈铁梅认为其对公司作出了除一般正常工作以外的“特别贡献”需要给予补偿，其应向广州韩亚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应直接向张立海主张。一个行为或事件对某个主体有无价值及大小是客观存在的，可以直接作出评价，与双方是否存在协议及协议效力等主观因素无关。因此，诉争协议为赠与协议。（三）即便诉争协议确实属某类有偿合同，一审法院简单粗暴的判决张立海全额支付诉争款项及畸高的逾期付款利息不仅显失公平，同时也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张立海当初之所以与陈铁梅签订诉争协议是建立在一定先决条件上的，如今，当初订立协议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继续要求张立海按协议履行显失公平。2.如果说诉争协议是基于陈铁梅在广州韩亚公司被收购时有贡献而构成等价有偿合同，且补偿款以广州韩亚公司被收购时的总价值1%计算，直接受益方广州韩亚公司或原有的四个股东才是补偿协议适格主体，张立海个人不是该等价有偿合同的适格主体，故该合同不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没有对陈铁梅的主张严格审查其合法性，也没有认真区分其合理性。三、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在陈铁梅诉讼请求中明确仅要求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时，径行判决上浮50%属超出诉讼请求范围，为程序错误。另，张立海当庭补充：一、张立海已经向陈铁梅支付了20万元补偿款，一审没有认定，应纠正。根据陈铁梅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协议》，双方都确认张立海已经为陈铁梅出资20万，应视为张立海已经支付20万元补偿款。一审法院计算补偿款时没有扣除该20万元，是错误的。二、《协议》约定的款项本质是赠与款，而非经济补偿款。一审法院认定张立海支付陈铁梅补偿款是有相应的对价是错误的。理由是：（一）双方不存在经济合同关系。陈铁梅一直在广州韩亚公司工作，为广州韩亚公司服务，而张立海仅仅是大股东，双方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张立海在协议中约定支付款项给陈铁梅完全是基于陈铁梅在公司工作的背景，双方作为同事一场，也有一定的感情，项目收购后张立海看到自己的股份有上亿元，自愿拿出300多万额外支付给陈铁梅一起分享。而张立海这个承诺，完全是张立海的单方面付出，陈铁梅对张立海而言是没有对价的。陈铁梅的工作是为广州韩亚公司服务，其付出的劳动，广州韩亚公司已经通过工资和奖金付出了相应的对价。因此，陈铁梅在广州韩亚公司的工作并非是张立海付出的对价，而是获得广州韩亚公司劳动报酬付出的对价。（二）协议中的“基于陈铁梅在广州韩亚担任要职，其在青岛金王收购项目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签订此协议的背景，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非签订协议后发生的事实，不能视为陈铁梅签订协议后付出的对价。（三）协议中“约定的陈铁梅的义务即承诺服务最低期限2018年12月31日”也不是陈铁梅的对价，而是张立海支付款项给陈铁梅的条件。因为张立海的股票解禁期限是2018年11月25日，只有在那时张立海的股票才能解禁卖出后支付款项。（四）陈铁梅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任职期限对张立海的利益并无影响。该协议签订日期为2015年11月25日，如果任职5年，陈铁梅的服务期限应该到2020年11月25日为止，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陈铁梅的服务期限仍未届满。如果陈铁梅提前离职对张立海有重大影响，张立海不会在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是2018年12月31日，而是2020年11月25日。因此，约定陈铁梅的义务即承诺服务最低期限2018年12月31日完全是因为张立海的股票解禁时间，而非陈铁梅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任职期限。综上所述，涉案协议书，约定由张立海向陈铁梅支付款项，完全是张立海单方面付出，陈铁梅无需付出任何的对价。实际上该协议是一份赠与合同，是一个公司的曾经的大股东对公司的高管的赠与行为。三、张立海有权撤销赠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约定款项尚未支付，张立海有权撤销，不予支付。四、张立海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权不再履行赠与合同。合同法第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一）双方签订协议是2016年11月25日，当日的股价是14.95元，而到了2018年12月31日跌到了不到5元，即使到今天，股价一直在5元左右波动，也就是说张立海的股票资产缩水了三分之二。（二）签协议时，经济补偿款是以全部股份的成交价3亿多的1%确定补偿款为300万元，而张立海的股票仅为1亿元。张立海之所以以全部股份成交价确定支付补偿款，是因为张立海看到自己的股票价值上亿，向陈铁梅支付该款项绰绰有余，才签订了该协议。但没有想到，两年后股票严重缩水。且近年公司业绩下滑，自己需支付税款、业绩补偿金、股票回购款共5000多万，而自己的股票此时全部卖出也就5000多万元。此外，为了公司经营，张立海把自己仅有的一套房产抵押给了银行。张立海此时真正是资不抵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如果继续按照协议支付补偿款，将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五、根据情势变更的原则，理应对补偿款作出调整。张立海当初确定补偿款的金额是以股票价格的1%确定，也就是说，当初补偿款的价格与股票价格是紧密联系的。既然当初订立合同时的补偿参照系数股票价格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公平的原则，补偿金也应该予以调整。总之，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陈铁梅答辩：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审判决。二、张立海称涉案协议实为赠与合同而非等价有偿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请应予以驳回。1、从合同的名称、内容、特征及主要条款来看，涉案协议是等价有偿合同，而非赠与合同。2、根据《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通常是无偿的，其目的在于受赠人获益，即使是附义务的赠与，其所附义务有一定限度，通常低于赠与财产的价值。3、广州韩亚公司依照劳动合同向陈铁梅足额发放工资，与张立海依照涉案协议向陈铁梅支付经济补偿并不冲突。陈铁梅关于张立海承诺期限内不能离职的不作为义务与张立海个人利益无直接、必然的影响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纯属强词夺理。陈铁梅承诺期限内不离职，对张立海来说，一是履行了与青岛金王公司对赌协议中的附带义务--原公司高管留任；二是让广州韩亚公司在过渡期运营管理稳定，协助张立海更好实现业绩对赌承诺。因此，张立海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需求，才限定陈铁梅的离职日期，并自愿支付相应对价的经济补偿。三、张立海关于陈铁梅作为广州韩亚公司的员工之一应获得的补偿与其对公司所做的贡献不成对比故涉案协议是赠与合同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1、陈铁梅作为广州韩亚公司的高管，是青岛金王公司与张立海对赌协议中明确要求继续留任的3名核心人员之一，其对于广州韩亚公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就是张立海对陈铁梅所做出贡献的充分肯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陈铁梅继续留任广州韩亚公司，获利的不仅仅是广州韩亚公司，还有张立海。张立海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在广州韩亚公司已向陈铁梅发放工资报酬的基础上，对陈铁梅在收购过程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且承诺期限内不离职以协助其完成对赌承诺给予现金激励，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情合理。至于具体什么贡献、贡献价值多少，本身很难衡量具体数字，也没有必要去衡量，即使需要厘定清楚，举证责任也不在陈铁梅。张立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就是对陈铁梅贡献的认可。3、根据现有证据，在广州韩亚公司被收购中，张立海获得的交易对价是确定的，据此签订协议约定的补偿也是明确的。4、张立海提出多个假设分析评估，对本案没有任何意义。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是广州韩亚公司的大股东，签订该协议后就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四、陈铁梅不是业绩对赌协议的当事人，张立海不能以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而不向陈铁梅支付补偿金。此外，张立海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目前已经达到资不抵债的地步。即使资不抵债，也与本案无关，本案并非赠与合同，不存在撤销赠与的问题。五、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错误。陈铁梅在一审诉请中要求按照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虽然写明具体利率数字，但该诉请截止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损失204289.59元就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出来的，而且陈铁梅在庭审后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利息费用的计算说明》明确了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是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因此，原审法院不存在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程序错误的问题。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张立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维持原判。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张立海当庭提交以下证据：1.补偿义务告知函，拟证明青岛金王公司通知张立海支付补偿款12916893.08元；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拟证明张立海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3.个人税务缴纳证明表，拟证明截止2020年12月31日，张立海的个人所得税为20988822元；4.青岛金王股价图，拟证明青岛金王的股价从签约时的14.95元跌至5元，即张立海的资产大缩水，已经资不抵债；5.借款凭证、综合授信合同，拟证明张立海目前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为了经营需要不得不抵押自己的房屋，而且即使把唯一的住房抵押，也无法抵偿业绩补偿金。陈铁梅质证认为：证据1，该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假定真实的情况下，该协议也与本案无关，因陈铁梅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而且，根据张立海与青岛金王公司签订的协议，合同约定及补偿金的计算金额与张立海提交的该份证据显示的补偿款相差巨大，真实性存疑。证据2，没有原件，真实性不确认。假定真实，与本案无关。单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张立海资不抵债，即使经济状况恶化也不存在不向陈铁梅支付补偿金的理由。证据3，没有原件，真实性不确认。假定真实，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无法证实张立海现已资不抵债。证据4，只是网络截图，无法证明真实性，假如真实，与本案无关。因当时涉案协议并无约定张立海应当向陈铁梅支付的补偿金需要以2019年10月25日当日的股票价格计算金额。张立海的资产大缩水并非陈铁梅造成。证据5，对该证据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本案并非赠与合同纠纷，仅凭该证据无法证实该借款900万元是张立海为了向青岛金王公司支付业绩对赌承诺的补偿款所借，假定该借款用于支付青岛金王公司的补偿款，也与本案无关，因为陈铁梅不是对赌协议的当事人一方。另查明，一审庭审时，陈铁梅明确其诉请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204289.59元，庭审后，陈铁梅提交《关于利息费用的计算说明》中明确，该数额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得出。张立海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除了基础法律关系的抗辩外，对陈铁梅诉请的利息损失没有意见。对于张立海上诉主张的20万元抵扣问题。陈铁梅在一审庭审中表示，青岛金王公司在2017年12月15日已将陈铁梅持有的股份出资款20万全部转给陈铁梅；二审中，陈铁梅表示，20万元确实是张立海代陈铁梅出资，如果法院认为可以抵扣，同意二审直接审理并抵扣。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属于赠与合同并可撤销的问题。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基于陈铁梅在广州韩亚公司担任要职多年且在广州韩亚公司被青岛金王公司100%并购项目中所作贡献，张立海同意给予陈铁梅经济补偿。由此可见，陈铁梅获得经济补偿，得力于其作为广州韩亚公司高管在并购项目中的贡献及张立海作为广州韩亚公司大股东因此获得可观利益，即具有相应对价而非无偿赠与。同时，该协议也对陈铁梅承诺最低服务期限作了约定，这对张立海履行与青岛金王公司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的约定义务是有利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属于有偿合同而非赠与合同，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因该协议经双方自愿协商签订，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理应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其约束。所以，张立海以该协议属于赠与合同主张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以及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权不再履行为由要求撤销案涉协议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额及逾期付款利息问题。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经济补偿金额是按并购项目交易金额的1%计算得出补偿总额为372.6万元，该约定具体明确。张立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企业大股东，对股市价格波动是有认知能力的。在双方没有约定经济补偿金额要随股价波动而变动的情况下，张立海以股价暴跌为由要求调整经济补偿的金额，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没有对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而张立海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对陈铁梅诉请的利息损失没有意见。故根据陈铁梅提交的有关利息费用的计算说明，陈铁梅在一审庭审中主张的利息损失数额，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得出。因此，原审法院判令张立海向陈铁梅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张立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超出陈铁梅诉讼请求范围判决属于程序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代出资20万元的扣减问题。虽然张立海没有在一审提出，但由于案涉协议中约定了张立海代陈铁梅出资申购20万元青岛金王公司股份、陈铁梅在一审中确认青岛金王公司已将该股份出资款20万全部转给陈铁梅，而且陈铁梅在二审也表示同意由二审法院直接审理并抵扣。因此，为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当事人诉累，本案对此20万元款项一并处理。由于双方对20万元款项的返还时间没有约定，张立海此前也未向陈铁梅主张过返还，故陈铁梅不存在逾期返还而需要支付逾期违约金即利息问题，因此，本院判令张立海向陈铁梅支付案涉经济补偿及逾期付款利息时，应从中扣减20万元。为便于计算和表述，直接从经济补偿本金中扣减，不影响逾期利息的计算基数和支付，即张立海需向陈铁梅支付经济补偿352.6（372.6-20）万元，逾期利息仍以372.6万元为基数，分两笔计算，第一笔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算，第二笔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至张立海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应依法予以维持。但鉴于张立海在二审提出扣减20万元而陈铁梅亦同意直接扣减的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194号民事判决主文为：张立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铁梅支付经济补偿352.6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算，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至张立海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9121元、二审受理费36642元，均由张立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婷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黄小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黄笑芬书记员 李颖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