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6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益德，男，196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浩，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瑛，女，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邦永，重庆西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秦旭，男，196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上诉人陈益德因与被上诉人秦瑛、原审第三人秦旭股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7民初1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9月20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陈益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屈浩，被上诉人秦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邦永，第三人秦旭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益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秦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秦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秦瑛在起诉状及在一审庭审中所主张的事实均为秦瑛将股权转让给陈益德，是股权转让关系。但一审判决认定陈益德承担本案债务的事实基础却是陈益德作为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方承诺承担他人债务，是债务承担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进行释明，未组织双方围绕其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和内容举证、辩论的情况下，以自行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作出裁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对本案债务发生的基本事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为秦瑛根据案涉《三方协议书》约定享有退还股本金的权利，协议约定退股本质上是减少注册资本金，但该减资事项既无股东会决议，也未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故该约定应为无效，故一审认为陈益德承受秦旭基于《三方协议书》代偿秦瑛股权转让款的债务而承担清偿责任不当。即便《三方协议书》被认定为有效，本案也不构成债务承担，秦瑛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均称《三方协议书》没有履行，且不再履行。在原始债务都不成立的情况下，本案不能构成有效的债务转移；3.与重庆同信同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挂钩的股权转让完全不涉及《三方协议书》指向的债务，一审法院认定陈益德根据股东会决议承担的转让款支付义务即为《三方协议书》约定的债务，与案件事实不符；4.同信同盛实业公司根据2016年9月27日《股东会决议》决定，于同日与秦旭签订《重庆同信同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此后，秦旭转让给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股权被司法冻结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起诉请求解除该协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渝01民终3860号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判决。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出具《欠条》的行为是陈益德个人行为，但同信同盛实业公司因此所负债务因合同解除而终止履行，陈益德也不应当承担《欠条》债务。秦瑛辩称：1.一审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事实，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是职权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秦瑛是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隐名股东或者显名股东；3.从表明上看，秦旭和陈益德签订的清算协议是对公司的清算，结合陈益德出具的欠条及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出资情况，以及未履行的《三方协议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秦瑛所享有的退还股本金实质是名为出资实为民间借贷；4.陈益德以（2019）渝01民终3860号判决认为应终止履行其出具欠条约定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秦旭述称：一审程序并不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秦旭和陈益德之间有份协议，秦旭负责本案秦瑛的退还股本金事宜，陈益德负责合川剩余22人的股本金退还事宜。秦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益德支付股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益德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经工商登记依法设立，陈益德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秦瑛于2014年5月1日出资10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2016年4月23日，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作为甲方、秦旭作为乙方、孙琳（孙琳代表秦琴20万元、秦瑛10万元、程群10万元、董岷20万元、王华40万元、孙琳60万元）作为丙方签订了《三方协议书》，约定:甲方退还丙方股本金160万元，由乙方代甲方向丙方支付……鉴于乙方目前无现金偿还能力，乙方承诺将重庆同信同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信同盛资产公司）的资产（位于洪湖，上峰、上座8楼整层）股份按40%抵押给丙方，并于2016年4月27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由乙方过户转让给丙方，但贷款利息由乙方承担，同时，按10%的股份抵押给甲方。该上峰、上座房产买卖成功变现后，按乙方实际欠款和房屋买卖实际情况，进行多退少补；如2016年7月30日前该房屋买卖不成功，丙方的人民币160万元作为乙方向丙方的借款，由乙方向丙方支付现金……此后，甲方、乙方、丙方并未按《三方协议书》履行股份转让，并在（2018）渝0117民初648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示不再履行该协议的股权转让，且秦旭也未向秦瑛等人履行代为履行退还股本金160万元的义务。2016年9月27日，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包括：1.完全同意转让方秦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经审查，此处应为笔误，应指的是同信同盛资产公司）股份转让给受让方重庆同信同盛实业有限公司，转让股权的份额为30%。重庆同信同盛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写字楼按1350万元作价。2.转让后，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由新股东会作相应的修改。秦旭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经理职务。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不变。3.同意转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开办以来至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合理的费用。4.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按其出资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6年9月27日，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为乙方，秦旭为甲方签订《重庆同信同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同信同盛资产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在公司中拥有30%的股权。2.甲方愿意将其持有的同信同盛资产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3.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并经同信同盛资产公司股东会同意。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00万元。同时约定：鉴于公司登记部门目前对资产管理公司暂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甲方承诺在公司登记部门取消股权变更登记限制后30日内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有关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手续。2016年9月27日，秦旭与陈益德共同签署《情况说明》，载明：秦旭在同信同盛资产公司工商章程中持有30%股份。2014年7月，同信同盛实业公司和陈益德分别转让10%股份给秦旭，其实际持有同信同盛资产公司50%股份。2016年9月27日，秦旭以765万元价格将其持有的同信同盛资产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陈益德，同时以270万元价格将其持有的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陈益德。2016年9月27日，秦旭作为甲方，陈益德作为乙方共同签署《承诺函》，载明：一、双方约定2016年10月15日前将双方债权债务核算清楚，双方确认签订，并于2016年12月31日前结算清，如违约按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二、2016年10月1日前，以资产管理公司资产作为抵押申请的965万元贷款，由秦旭负责结清。2016年10月1日开始，本笔借款利息及相关责任由陈益德全权负责，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所有事宜。三、甲方与乙方债权债务结清后，甲方应向乙方交接印章等公司所有资料。四、甲方持有的重庆同信同盛实业发展公司股份中35%部分的资金95万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给甲方。该《承诺函》上还有秦瑛等人签名证实。2016年9月27日，陈益德向孙琳等六人出具了《欠条》一张，载明：“根据同信同盛实业有限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本人承担孙琳等陆位股东转让款壹佰零肆万元，定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下伍拾陆万元，如果公司办公楼售出就及时支付，如果未售出，约定在两年支付，即2018年12月30日前。如未按期支付，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息四倍支付。立条人：陈益德”，该《欠条》所载转让款共计160万元即《三方协议书》所载的应由同信同盛实业公司退还而约定由秦旭代付的股本金160万元，其中秦瑛占10万元。2016年12月22日，陈益德与秦旭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单》，载明：……二、由同信同盛资产公司申请的965万元贷款，秦旭承担100万元的贷款本金及银行贷款利息。三、同信同盛资产公司冻结股份，秦旭保证2017年一季度解决。如到期不能解决，秦旭按95万元本金，百分之壹拾利率支付给陈益德利息。四、秦旭欠陈益德共计金额：原欠款18.3+333320共计516320元（伍拾壹万陆仟叁佰贰拾元），实按60万元支付。《欠条》出具后，陈益德至今未向秦瑛付款，秦瑛经催收无果，遂起诉来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在经济纠纷中，应当准确审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抗辩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应当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际性质，并根据案件事实及证据判断当事人的内心真意，促使当事人认真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经审理，法院现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综合本案证据及查明事实，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分别评判如下：一、本案争议所涉及的主要法律关系性质厘清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正确处理本案的关键。本案中，秦瑛的诉请基础源起于其向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享有的退还股本金的权利诉求，并在此后各方当事人的多次协商约定中，经历了转为由秦旭代付，后由陈益德承诺清偿等一系列法律关系的移转变化，应当逐一作出界定。在《三方协议书》中，同信同盛实业公司将该项义务转为由秦旭代付，根据该《三方协议书》的共同约定内容，在房屋未能变现的情况下，该债务转为秦旭向秦瑛的借款，该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该项约定，债权人即秦瑛等将对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享有的债权权利，同意转为向秦旭行使，原债务人即同信同盛实业公司退出原债权债务关系，转为由秦旭承担最终的债务清偿责任，究其协议中各方的意思表示，权利义务的让渡移转具有终局性和排他性，其法律行为的性质符合债务转移的实质要件，故法院认为该部分约定构成法律上的债务转移。在陈益德出具的《欠条》中，陈益德表示根据股东会决议，由其本人承担向秦瑛支付转让款（即《三方协议书》所载的应由同信同盛实业公司退还而约定由秦旭代付的股本金160万元）的义务，在法律上是一种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是债权债务关系外的第三方承诺由其履行债务人的债务，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接收方即债权人未持异议并选择由承诺人履行债务清偿责任，应为有效，故法院认为该《欠条》中载明的由陈益德偿还债务的承诺对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陈益德辩称其系作为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欠条》，应由同信同盛实业公司承担退还股本金的责任，与《欠条》所载“本人承担孙琳等陆位股东转让款壹佰零肆万元……立条人：陈益德”等内容不符，且陈益德庭审中也未举示足以推翻《欠条》所载内容的证据，故法院对陈益德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二、秦旭、陈益德及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之间就同信同盛资产公司股权变更的一系列约定及相关法律行为是否对秦瑛诉请构成法律上的阻碍本案中，秦旭、陈益德及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于同一日内即2016年9月27日，相互之间就相关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结算清偿等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及相关法律行为，既有秦旭向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转让股权的约定（该协议亦有陈益德代表公司所作的签名），又有秦旭向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陈益德转让股权的约定，还有陈益德作出的偿还秦旭所欠秦瑛债务的承诺。同时，要判断这一系列行为是否对《欠条》形成的约束力构成法律上的阻碍，其实质是判断是否因此导致《欠条》存在无效、可撤销等足以免责、减责的抗辩事由。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一系列行为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法院经审查认为，陈益德所作《欠条》承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存在无效事由。同时，上述事实还足以证明，秦旭将其股权在同一日分别约定转让给陈益德和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行为，是秦旭与陈益德之间就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的清理，且不论陈益德与同信同盛实业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或资产混同，仅就这两份协议而言，不论哪一份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陈益德作为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最大控股股东的情况下，该股权不论最终归于其个人或公司，其均能事实上从中获得法律上的对价，都足以视为其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因此，陈益德在同一日作出的偿还秦瑛债务的承诺，足以表明其是在明知这一系列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并非是基于足以导致其作出错误判断的认知偏差下作出的，该意思表示符合其自身对于利益得失的判断，应当遵循经济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其反悔，从而造成他人合法权益受损，故法院认为陈益德所作《欠条》承诺不符合法律上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亦不具有胁迫、欺诈及显失公平等情形，陈益德不能据此否定其作出的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同时，就案涉股权的转让是否完成变更登记，依法应当由负担变更义务的义务人即秦旭承担合同责任，该责任具有合同法上的相对性，该抗辩的指向对象是秦旭而非秦瑛，陈益德不能就此阻却秦瑛的权利诉求，因此该股权是否完成变更登记不影响该意思表示的效力，故该意思表示的法律约束力依然存在。综上，秦瑛根据《欠条》约定诉请陈益德支付股本金1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秦瑛诉请的利息，根据《欠条》约定，陈益德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孙琳、秦瑛等六人支付104万元，于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剩余56万元，未按期支付则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该利息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但陈益德并未按约定期限付款，应按该约定从逾期之日起支付利息，具体到本案，因秦瑛在160万元中占10万元，经计算，陈益德在2016年12月31日前应向秦瑛支付6.5万元，在2018年12月30日前应向秦瑛支付3.5万元，故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6.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及以3.5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率均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本案中，陈益德以法院（2018）渝0117民初6488号案件处于上诉审理之中主张本案应当中止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在（2018）渝0117民初6488号中，该案原告同信同盛实业公司将诉讼请求由“判决解除（该案）原、被告于2016年9月27日达成秦旭将其持有的同信同盛资产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该案）原告后，（该案）原告退还孙琳、王华、秦琴、秦瑛、董岷、程群六人般本金16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变更为“依法解除同信同盛与秦旭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前述分析，（2018）渝0117民初6488号案件解决的是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与秦旭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其判决结果与本案裁判结果之间不具有决定意义上的关联性，本案也不需要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陈益德主张中止审理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陈益德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秦瑛支付股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6.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及以3.5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率均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二、驳回秦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陈益德负担。二审中，陈益德举示了以下新证据：（2019）渝01民终386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二审法院维持了合川法院关于解除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与秦旭的股权转让的判决。秦瑛、秦旭对该判决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秦瑛、秦旭共同举示了陈益德与秦旭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重庆同信同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协议》，但根据一审庭审笔录，秦旭在一审庭审中举示过该证据，其他当事人也予以质证，故本院不予审查。本院二审查明，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与王华、孙琳、秦琴、秦瑛、程群、董岷、秦旭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渝0117民初6488号民事判决，确认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与秦旭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重庆同信同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10月19日解除。秦旭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渝01民终386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秦旭的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秦瑛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主张案涉《欠条》是陈益德基于股权转让而应当支付股份转让款，秦瑛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案涉《欠条》系基于陈益德应向秦瑛退还股本金而出具的；秦瑛在二审审理中陈述其向陈益德主张权利系基于其向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要求退还股本金的权利，因陈益德本人向秦瑛出具欠条承诺清偿；秦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意见认为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二审审理中，陈益德陈述，秦瑛系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股东，但未经公司章程确定，未经工商登记确认，只是在会议纪要等文件中有记载。秦瑛本人对此予以认可，并陈述其有股权证，其股份没有挂靠在任何人名下。审理中，秦旭确认案涉《三方协议书》实际没有履行；秦瑛、程群、王华、秦琴等人均确认案涉《三方协议书》没有履行，终止履行；陈益德对秦旭及秦瑛、程群、王华、秦琴等人上述陈述表示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秦瑛与陈益德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秦瑛向陈益德主张权利的主要事实依据为陈益德作出的《欠条》。因此，能否根据《欠条》结合其他案件事实认定秦瑛与陈益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秦瑛对陈益德是否享有债权，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该《欠条》载明内容为：“根据同信同盛实业有限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本人承担孙琳等陆位股东转让款壹佰零肆万元，定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下伍拾陆万元，如果公司办公楼售出就及时支付，如果未售出，约定在两年支付，即2018年12月30日前。如未按期支付，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息四倍支付。此条立条人：陈益德2016年9月27。”对于本案中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主张债权，秦瑛在一审、二审中先后有股权转让、公司退还股本金、民间借贷三种不同主张。一审认为秦瑛的诉请基础源于秦瑛向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享有的退还股本金的权利，经各方当事人多次协商约定，转为秦旭代付，构成债务转移；陈益德出具《欠条》，表示其愿意对《三方协议书》约定由秦旭代付160万元的债务予以承担，系债务承担，债权人秦瑛没有异议并选择由承诺人陈益德履行债务清偿责任，应为有效，陈益德基于《欠条》作出偿还债务的承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本院对上述秦瑛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一审认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综合评判。首先，关于秦瑛诉称将股权转让给陈益德，陈益德应当支付对价的主张。虽然秦瑛提出该主张，但秦瑛举示的《欠条》不能证明其与陈益德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并支付相应对价的合意，秦瑛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与陈益德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故秦瑛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秦瑛认为陈益德出具《欠条》系退还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股本金的主张。本案中，陈益德、秦瑛均确认秦瑛持有股权证，系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股东，虽然秦瑛在一审、二审中对其是否系同信同盛实业公司的股东态度不一，但其确实基于股权转让主张退还股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但必须满足相应法定条件；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本案中，秦瑛主张退还同信同盛实业公司股本金，其依法应向同信同盛实业公司主张权利，并且应当满足相应法定条件，秦瑛向陈益德主张退还公司股本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秦瑛退还股本金的权利经协议转为秦旭代付，陈益德以《欠条》承诺对《三方协议书》约定由秦旭代付160万元的债务予以承担。对此，本院认为，综合全案在案证据，一审关于《欠条》与《三方协议书》之间前后逻辑关系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即便《欠条》系《三方协议书》债务承担的事实成立，秦瑛在二审中确认《三方协议书》没有履行，已终止履行，秦旭及陈益德也认可该协议没有履行。那么，在《三方协议书》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况下，陈益德以《欠条》承诺对《三方协议书》约定的债务予以承担，该义务基于《三方协议书》已终止履行而应当免除。因此，一审基于《欠条》认为陈益德构成债务承担并适用债务转移的法律规定，判决陈益德支付股本金，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再次，关于秦瑛二审中认为陈益德出具《欠条》构成民间借贷应当还款的主张。本院认为，《欠条》的约定内容并无陈益德欠秦瑛款项的意思表示，秦瑛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向陈益德出借过款项，《欠条》载明系根据同信同盛股东会决议退还孙琳等人股权转让款，且陈益德在本案审理中也对出具《欠条》的原因进行了合理说明并举示生效法律文书予以佐证，故秦瑛认为陈益德出具《欠条》构成民间借贷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秦瑛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陈益德之间已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故陈益德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本院基于新事实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7民初12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秦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均由被上诉人秦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彦龙审 判 员 张 薇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翟苏南书 记 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