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29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延林，男，1964年1月8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陕西缔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甜甜，陕西缔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志，男，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湖南省新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江帆，陕西健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法定代表人：陈宏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陕西金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罗世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男，该公司员工，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上发，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上诉人阳延林因与被上诉人何志、湖北中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一局）、冯上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18)陕0102民初8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延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由其与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共同向何志支付劳务费53981元；3、改判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连带向何志支付停工损失124977.4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何志、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未对停工原因和停工责任查明的情况下，径行判令其向何志支付124977.4元停工损失，事实不清。事实是：其从冯上发处承接该工程后，将该工程发包给何志。2018年9月22日，冯上发联系其称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立即停工，其在接到冯上发的指示后，随即联系何志安排其停工。停工损失数额之所以由其与何志进行确认，是因为涉案工程是何志从其处承包的。因工程停工系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所致，并非其的原因，其仅是根据冯上发的工作指令安排停工事宜，故停工造成的损失与其无关，该部分损失依法应由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事实，片面依据其与何志的停工损失确认单，判定由其承担全部停工损失责任，不符合本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当。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但一审法院对何志提交的2018年10月13日形成的《幸福林木工班何志工程量如下》并没有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事实上，何志提交的上述证据中的部分内容是何志自行添加的，其不知情，更不认可。且该证据内容显示：湖北中新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最终结算总额为229413元，其签字认可的劳务费总额为230981元。因何志从工地退场时并未完工，在结算劳务费时，应根据其实际劳动量计算，但何志却按照已完工的标准计算劳务费，计算的数额与其和湖北中新公司计算的数额不一致。按照其签字认可的劳务费230981元，减去已向何志支付的177000元，何志应得的劳务费应为53981元。2、其向一审法庭提交的何志给其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本人何志在幸福林工地退场协议补偿款中承诺，工程款金额为124977.4元，不管从公司算多少退场款，与阳延林本人无任何关系，不再提出任何要求”，据此可以认定，何志明知且认可停工并非其所致，造成的停工损失也不应由其承担，应向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主张。一审庭审中，何志对该《承诺书》的内容及证明事实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证据进行任何审查认定，以致案件事实不清。3、何志承包该工程后，其替何志班组人员垫付了住宿费用并承担了工人住宿期间的水、电费，该费用应在何志的劳务费中予以冲减。其就该部分事实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及住宿费票据加以证明，而何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应由何志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应对其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无视证据规则，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停工原因，且未对其提交的证据审查认定的情况下，判令其承担停工损失，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认为湖北中新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冯上发，冯上发又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其，分包合同无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其无权也无责向何志支付劳务费，一审判决其与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共同向何志支付劳务费，前后矛盾。何志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阳延林提供的2018年10月13日形成的证据与其一审举证的证据不是同一份，没有负责人的签字确认。阳延林上诉所说的承诺书，内容与实际内容不一致。关于住宿费，其在一审提交了住宿费票据，与阳延林没有关系。湖北中新公司辩称，应由阳延林承担何志的劳务费损失，其公司不承担，一审判决已突破合同相对性，请求驳回阳延林的上诉请求。中国建筑一局辩称，其将涉案工程合法发包给湖北中新公司，双方已经结算，不涉及任何额外损失，其已经按照合同支付了到期应付款项。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与阳延林无合同关系，法律也没有规定其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停工损失系阳延林对何志的单方承诺，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何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上发、阳延林、湖北中新公司对其主张的劳务费155172元、停工损失124977.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中国建筑一局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其主张的劳务费155172元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湖北中新公司与中国建筑一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国建筑一局作为工程承包人将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PPP项目的地铁、地下空间、管廊主体工程劳务分包给湖北中新公司。后湖北中新公司将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冯上发，冯上发将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再次分包给了阳延林。2018年8月22日，阳延林（甲方）与何志、案外人旷某某（乙方）签订了《陕西幸福林施工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甲方的西安市幸福林单项工程，承包范围为南北两个基坑。工程以包清工的方式施工，按展开面积65平方计算。该合同上有案外人旷某某的签字。后何志进场施工，阳延林及湖北中新公司向何志支付了部分劳务费用。2018年10月11日，阳延林向何志出具退场补偿协议记载，“退场补偿何志木工班组124977.4元。”2018年10月13日，阳延林向何志确认：“点工总工128340元，模板总平方的金额203832元，总金额332172元，扣减借支花费127000元，尚欠何志205172元”。2018年10月16日，何志认可其自湖北中新公司处借支劳务费50000元。后因未付清劳务费，何志遂诉至法院。庭审中，何志申请证人旷某某到庭，旷某某认可阳延林仅与何志存在合同关系，其与阳延林不存在合同关系。庭审中，阳延林抗辩称，双方之间的合同及结算、退场协议等，均系为了向湖北中新公司讨要劳务费所为，并非阳延林实际的欠款。阳延林举证的《陕西幸福林施工合同》上记载“此合同作废，只能是在向湖北中新、向中建一局要款用的，其他没有任何效力。证明人谭长中、旷某某”。庭审中，谭长中认可证明人处“谭长中”的签字属实，系阳延林让其所签；证明人处“旷某某”的签字系其所签。阳延林举证的承诺书载明：“本人何志在幸福林工地退场协议补偿款中作出承诺工程款金额为124977.4元，不管从公司算多少退场款，与阳延林无任何关系，不再提出任何要求。”该承诺书落款处有何志的签字。该承诺书另载明，“所有工程退场款与阳延林无关，如没有拿到款，阳延林配合。”该部分字样处，无何志的签字。庭审中，何志不认可该部分内容。阳延林举证了房屋租赁合同及住宿票据等，证明其为何志班组实际支出住宿等费用的事实，何志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经查，该票据上记载的时间早于阳延林向何志结算款项的时间，且该组证据与阳延林抗辩的关联性无法查实。一审法院认为，湖北中新公司将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冯上发，因冯上发无施工资质，故湖北中新公司与冯上发的施工分包合同关系无效。冯上发将其承包的劳务工程再次分包给了无资质的阳延林，冯上发与阳延林之间的施工分包合同关系无效。阳延林将其从冯上发处分包的劳务工程再次分包给了何志，何志系涉案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现何志完成了一定劳务，阳延林与其进行了劳务费的结算，故阳延林应向何志支付相应的劳务费。本案中，已向何志结算的劳务费为205172元，何志扣减湖北中新公司向其支付的50000元劳务费，请求阳延林向其支付下欠的劳务费155172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本案中，阳延林称其承担了何志工人的住宿、水、电等费用，故应将该笔费用在下欠劳务费中予以扣除，其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湖北中新公司与冯上发之间的分包合同无效，冯上发与阳延林之间的分包合同无效，因此，湖北中新公司、冯上发均存在明显过错，现何志完成的工程系湖北中新公司劳务工程的组成部分，故湖北中新公司、冯上发应与阳延林共同承担向何志支付剩余劳务费的付款责任。本案中，中国建筑一局将其承包的劳务工程分包给了具有施工资质的湖北中新公司，无任何过错，故何志请求中国建筑一局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对于何志主张的停工损失一节，因该停工损失系阳延林向何志所承诺之款项，故阳延林应向何志承担支付停工损失的责任，何志请求阳延林向其支付停工损失124977.4元，有据，予以支持。何志请求湖北中新公司、冯上发向何志承担停工损失124977.4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阳延林抗辩称其与何志所签订的合同、结算单等均系为了向湖北中新公司催要劳务费所用，并非其与何志真实的结算款项，依据不足，且其说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其抗辩，不予采信。本案中，合同上虽有案外人旷某某的签字，但从阳延林与何志的结算行为及旷某某的陈述来看，旷某某与阳延林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湖北中新公司未到庭，放弃抗辩等权利。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遂判决:1、被告阳延林、冯上发、湖北中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共同支付原告何志劳务费155172元。2、被告阳延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何志停工损失124977.4元。3、驳回原告何志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5502元，由被告阳延林、冯上发、湖北中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公告费800元，由被告湖北中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欠付何志劳务费主体及金额的认定；二、对何志主张的124977.4元停工损失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何志系从阳延林处分包的劳务工程，根据阳延林2018年10月13日确认的《幸福林工程木工班何志工程量如下》显示，双方结算的劳务费为205172元，扣除何志自认的借支劳务费50000元，阳延林还应向何志支付劳务费155172元。现一审判决阳延林、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共同向何志支付该劳务费，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阳延林上诉认为，何志从工地退场时并未完工，却按照完工标准计算劳务费，何志计算的劳务费与湖北中新公司签字确认的结算总额229413元、以及其签字认可的230981元均不一致，按照其签字认可的230981元，减去已向何志支付的177000元，何志应得的劳务费应为53981元，阳延林该上诉主张与《幸福林工程木工班何志工程量如下》中显示的最终结算金额205172元的内容不符，而阳延林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阳延林上诉称，因工程停工系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以及中建一局所致，并非其的原因，并且何志在向其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不管从公司算多少退场款，与阳延林本人无任何关系，不再提出任何要求，故何志请求的124977.4元停工损失不应由其承担，由于何志提供的2018年10月11日的《退场补偿协议（何志木工班组）》落款处有阳延林的签字，应视为阳延林对何志班组退场补偿问题作出的确认和承诺，该协议内容包括：1、工人来回路费22500元；2、辅材及工具8446元；3、工人受伤医疗费1919.4元；4、住宿费8112元；5、误工费84000元；6、退场费（暂定，由公司决定），共计124977.4元。而何志作出的《承诺书》与《退场补偿协议》在同一天，内容为“本人何志在幸福林工地退场协议补偿款中作出承诺，工程款金额为124977.4元，不管从公司算多少退场款，与阳延林无任何关系，不再提出任何要求”，该《承诺书》中的工程款124977.4元，即对应《退场补偿协议》的124977.4元，而《承诺书》中的退场款，从字面以及全文意思上理解，对应的应该是《退场补偿协议》中的退场费，而该费用并未计算到124977.4元中，因此何志并没有承诺免除阳延林对124977.4元的赔偿责任。至于阳延林所称停工损失并非其造成，是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所致，系其与冯上发、湖北中新公司、中国建筑一局之间的关系，不影响何志基于合同相对性向阳延林主张权利。据此，对于阳延林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124977.4元停工损失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对于何志上诉称，其在承包该工程后，替何志班组人员垫付了住宿费用并承担了工人住宿期间的水、电费，该费用应在何志劳务费中予以冲减的理由，因何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和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不予认定。综上，阳延林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93元，阳延林已预交，由阳延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居文审 判 员 周向红审  判  员王慧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日书记员  张静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