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55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徐瑞青，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卫星，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城程通商行（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程通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北路三东村十二队**之二。经营者：肖文通。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肖文通，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厦门恒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吕岭路****法定代表人：黄建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培育，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家忠，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徐瑞青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花城程通商行（以下简称程通商行）、肖文通及原审被告厦门恒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8）粤01民申57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瑞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卫星，被申请人肖文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原审被告恒昌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培育、辛家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瑞青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8)粤0114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申请人无需支付被申请人货款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送达程序严重违法。被申请人不但有申请人电话号码，双方还是微信好友，起诉时故意提供错误电话号码，原审法院在公告送达的情况下缺席判决，剥夺了申请人辩论的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九)、(十)项的规定，原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二、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明申请人是恒昌发公司员工，申请人在《结算单》及《送货单》中的签名是代表公司进行的，该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申请人曾以恒昌发公司员工的身份代理该司广州市花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花劳人仲案[2015]1890-1891、1960-1962号仲裁，证明申请人是恒昌发公司员工。恒昌发公司《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表》及员工工资《会议纪要》证明申请人是由恒昌发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证明申请人是恒昌发公司员工。(2016)粤1972民初10374号判决及(2017)粤19民终5736号判决与本案涉工程项目均为广州万达城项目，该生效判决已认定申请人徐瑞青非案涉工程项目实际承包人，申请人无需为该工程项目所欠货款承担责任。申请人在《结算单》及《送货单》中的签名是代表公司进行的职务行为，申请人仅仅是公司安排验收货物的联系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恒昌发公司承担，而非应当由作为员工的申请人承担。三、根据被申请人的陈述以及其提交的证据《结算单》及《送货单》均明确注明收货方为恒昌发公司，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明确表明“2014年被告厦门恒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接了花都万达城公寓建筑工程项目，此后被告徐瑞青以厦门恒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订购了一批五金建筑材料”，即被申请人已明确表示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恒昌发公司，而非申请人，被申请人明知谁是买方。申请人虽在《结算单》《送货单》上签名，但系以恒昌发公司的名义出具，原审判决未进一步核实交易关系，仅凭谁签字就认定买方是谁，未考虑签字所代表的含义以及证据中其他的文字。被申请人称“被告徐瑞青每次都是亲自至原告住所地提货”是歪曲事实，申请人从未去被申请人处提过货，且与被申请人口头约定月结的人并非申请人，而是案涉工程项目实际承包人罗刚。未被原审判决认可的，由其他人签名的《送货单》亦充分佐证，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其他公司员工只是在《送货单》中签名确认收货而已，签名人员并不是买方，仅仅只是买方的联系人。案涉五金建筑材料是使用在花都万达城公寓建筑工程项目的，但申请人并非该项目的建设单位，也不是承包人或者分包人，案涉五金建筑材料使用于该项目，真正受益人是恒昌发公司，申请人未有任何获益，根据公平原则，申请人无需为此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综上，原审认定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恳请法院依法再审，纠正原审错误判决，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程通商行、肖文通辩称，一、关于本案查明的事实方面。工程建筑项目的发包方(建设方)为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工程项目承包方(承建商)为中建八局佛山分公司，分包方为恒昌发公司，挂靠方(实际施工方)为徐瑞青、罗刚，二人负责工程建设管理和建筑所需材料的买卖。工程分包方恒昌发公司已向徐瑞青、罗刚二人支付了相应工程款，徐瑞青、罗刚本身就存在挪用或侵占的违法行为。其利用《合同法》相对性原则来对抗债权人，纯属以合法手段掩盖其非法目的，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徐瑞青、罗刚是实际参与工程管理及建筑材料的买卖，其是否存在内部合伙或雇佣关系，应对相关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明，否则债权人无法相信其双方存在所谓雇佣关系，更不能证实其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徐瑞青无法证明是受到罗刚的控制，徐瑞青不向供应商支付货款的行为违背客观事实，纯属以不正当的手段掩盖其非法目的。二、对分包人支付徐瑞青、罗刚工程款方面。承包方中建八局佛山分公司已向恒昌发公司支付了相应工程款，恒昌发公司除扣除了76760元外，剩余工程款734.3225万元转账给徐瑞青个人账户，及转账给罗刚个人账户7515元。证实徐瑞青已收取全部工程款项，却拒绝向供应商支付货款，明显存在违约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徐瑞青个人账户入账734.3225万元，罗刚个人账户入账7515元，根本无法证明徐瑞青是受雇佣于罗刚的事实，徐瑞青才是幕后老板。不排除徐瑞青利用罗刚下落不明而推卸债务给罗刚，从而达到其恶意规避责任的违法目的。徐瑞青的抗辩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徐瑞青应承担其相应的违约责任，法院也应当依法追究恶意债务人的法律责任。恒昌发公司辩称，案涉工程实际是徐瑞青挂靠恒昌发公司承包经营，但案涉工程款由徐瑞青领取或转到公司后当天或第二天转给徐瑞青，工程是由徐瑞青个人对外采购，徐瑞青与恒昌发公司不存在其他关系，也与肖文通、程通商行不存在交易往来。徐瑞青提交的劳动争议案法律文书不能证明其是我司员工，徐瑞青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只有员工才能代理公司处理事务，该案中，徐瑞青只有以公司名义才能处理仲裁案，恒昌发公司在未认识到法律风险的情况下向徐瑞青出具了职员证明等材料，双方只是挂靠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徐瑞青恶意向法庭隐瞒其是工程实际施工人、承包者的事实，本案属于虚假诉讼，请求法庭驳回徐瑞青诉请并追究其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若徐瑞青认为其是恒昌发公司员工，恒昌发公司会向公安机关追究徐瑞青私吞公司款项的刑事法律责任。程通商行、肖文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昌发公司、徐瑞青立即清偿货款107266.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7266.4元为基数，从2015年4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恒昌发公司、徐瑞青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恒昌发公司承接了花都万达城公寓建筑工程项目，此后徐瑞青以恒昌发公司的名义与程通商行、肖文通订购了一批五金建筑材料，徐瑞青每次都是亲自到程通商行、肖文通住所地提货，双方口头约定月结，截至2015年4月16日止恒昌发公司、徐瑞青从程通商行、肖文通处购买五金材料价值99204.9元，结算后恒昌发公司、徐瑞青从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7月3日再次在程通商行、肖文通处订购8061.5元五金材料，双方最终结算恒昌发公司、徐瑞青尚欠货款107266.4元未付给程通商行、肖文通。此后恒昌发公司、徐瑞青总是以尚未收到工程款为由推搪程通商行、肖文通，最后连电话也不接更无法找到其本人，考虑到恒昌发公司、徐瑞青不但没有诚信，而且恶意拖欠程通商行、肖文通货款，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程通商行、肖文通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结算单，证明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4月15日期间恒昌发公司、徐瑞青拖欠程通商行、肖文通货款共99204.9元的事实；2.送货单33张、收据1张，证明程通商行、肖文通与恒昌发公司、徐瑞青结算后恒昌发公司、徐瑞青继续发生交易并发生新的货款8061.5元未付的事实。恒昌发公司、徐瑞青未作答辩、未提供证据。经审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程通商行、肖文通自述与恒昌发公司、徐瑞青之间存在交易往来，徐瑞青从2014年起以恒昌发公司的名义到程通商行处购买五金建筑材料，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每次交易均通过送货单进行记录。程通商行、肖文通提供的结算单记载内容如下：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4月15日总计：149000.40元。其中，14795.50元已结清，134204.90元中已付35000元。恒昌发劳务有限公司，原始单据已收，99204.90元未付，徐瑞青，2015年4月16日。该结算单中并无恒昌发公司的签章。程通商行、肖文通提供的33张送货单、1张收据中，经审查，货款金额合计8061.50元，但仅有2015年4月23日编号为NO.0000180的送货单中有徐瑞青的签名字样，该份送货单记载的金额为60元，其余32张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为“陶绪山”“李先春”“张力”或不能辨认字迹的“任某某”中的一人或两人签名，并无徐瑞青的签名，2015年7月3日的收据中则没有签收人员的签名。庭审中，程通商行、肖文通自述其不清楚徐瑞青与恒昌发公司之间的关系，徐瑞青向其购买货物时一直自称是恒昌发公司的人员，但并未向其出具恒昌发公司的授权委托文件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在送货单中签名的“陶绪山”等都是徐瑞青的工人，但对此没有相关证据，上述人员与恒昌发公司之间的关系其亦并不清楚，双方交易期间曾经结算过部分款项，但每次均是徐瑞青以现金方式直接支付，交易过程中其从未直接与恒昌发公司进行联系。以上事实，有送货单、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另查明，程通商行商事主体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肖文通；恒昌发公司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建龙，股东为连文如、黄建龙。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程通商行、肖文通与徐瑞青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但程通商行、肖文通提供了载有徐瑞青签名的结算单，记载未付金额为99204.90元，结合程通商行、肖文通提供的2015年4月23日的载有徐瑞青签名的送货单，原审法院对程通商行与徐瑞青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认定。徐瑞青应当向程通商行、肖文通支付未付货款99204.90元。对于程通商行、肖文通主张的双方结算后继续发生交易所产生的货款8061.5元，根据涉案送货单及收据显示，日期为2015年4月23日、编号为NO.0000180、金额为60元的送货单中载有徐瑞青的签名，原审法院对该份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徐瑞青应支付该份送货单项下的货款60元，但其余32张送货单及收据1张中均无徐瑞青的签名，程通商行、肖文通虽主张在收货单中签名的其余人员均为徐瑞青员工，但对此并无提供证据，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单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定，程通商行、肖文通要求徐瑞青支付该部分单据项下的货款，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徐瑞青应向程通商行、肖文通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9264.9元（99204.9元+60元）。徐瑞青迟延支付货款，确实给程通商行、肖文通造成利息损失，由于双方结算后并未约定付款时间，故利息应从程通商行、肖文通向徐瑞青主张权利之日即递交起诉状之日（2017年12月29日）起计算。对徐瑞青应支付的利息，原审法院明确为：以99264.9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瑞青并非恒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程通商行、肖文通提供的结算单及送货单中均无恒昌发公司的签章，程通商行、肖文通在庭审中亦确认徐瑞青向其购买材料时并未出具恒昌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本案中亦无其他证据显示徐瑞青有代表恒昌发公司向程通商行、肖文通购买材料的权限或其购买行为已得到恒昌发公司的追认，故涉案货款应由徐瑞青自行承担，程通商行、肖文通请求恒昌发公司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程通商行、肖文通的诉讼请求中，合理合法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恒昌发公司、徐瑞青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瑞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花都新华程通商行、肖文通支付货款99264.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99264.9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广州市花都新华程通商行、肖文通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5.4元，由程通商行、肖文通负担197.14元，徐瑞青负担2268.26元。再审期间，徐瑞青提交的证据有：一、起诉状，拟证明肖文通故意提供错误电话号码，导致法院送达失败而缺席判决；肖文通自认其交易对象为恒昌发公司。二、通话记录，拟证明肖文通在起诉前拥有徐瑞青的正确电话号码。三、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肖文通明知其起诉状中提供的电话号码有误，企图修改起诉状电话号码掩盖其不诚信行为；肖文通明确知道案涉货物的买方为恒昌发公司并故意将其送货上门歪曲成申请人上门提货。四、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拟证明原审法院根据肖文通提供的错误电话号码邮寄导致送达失败，邮递人员未尽投递义务，原审法院明知该电话号码非徐瑞青号码。五、广州市花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花劳人仲案[2015]1890-1891、1960-1962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徐瑞青曾以恒昌发公司员工的身份代理该司仲裁案件，徐瑞青是恒昌发公司员工。六、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表，七、会议纪要(员工工资)，拟证明徐瑞青是恒昌发公司员工，从该司领取工资，并非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八、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10374号民事判决，九、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5736号民事判决，拟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徐瑞青非案涉工程项目实际承包人，只是恒昌发公司及其挂靠人员雇佣的员工，徐瑞青在《结算单》及《送货单》中的签名是代表公司进行的职务行为。十、与肖文通电话通话录音，拟证明肖文通故意将其送货上门歪曲成徐瑞青上门提货。十一、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商务楼工程主体结构与粗装修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案涉工程广州万达城项目实际承包人为恒昌发公司，案涉材料使用于该项目，货款应由该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程通商行、肖文通质证称，对证据一予以认可，确是我方提供的手机号码有误，我方没有到法院更正。对证据二的关联性不确认，证明双方通话时间，不代表双方关于货物的讨论情况。证据三，对微信聊天的关联性有异议，双方发生微信往来是2018年8月26日，当时已经申请执行，不存在我方故意隐瞒电话的情况。对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虽然电话号码有误，但法院以其他方式向徐瑞青送达了法院的传票及信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与徐瑞青从2013年开始交易，最后为2015年4月，仲裁裁决时间为2016年，时间上有出入，不能代表徐瑞青为恒昌发公司的业务员工。对证据六的三性不予确认，工资发放表没有恒昌发公司的公章，来源出处均不清楚。对证据七的三性不予确认，根据会议纪要开会时间为2014年11月27日，但下面写的三个时间为12月30日、2016年11月30日、2015年11月17日，根据开会时间和三人签订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年，故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纪要也不能证明徐瑞青为该公司的员工。对证据八、九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徐瑞青是恒昌发公司职员。对证据十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事实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一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合同的证明事项与本案无关。恒昌发公司质证称，证据一由法院依法核实，恒昌发公司与徐瑞青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由法庭依法核实，恒昌发公司不清楚。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徐瑞青是恒昌发公司的员工，理由与前述答辩意见一致。证据六、七只是徐瑞青在施工过程制造的表格，没有恒昌发公司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八、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八中徐瑞青称是罗刚员工，而非恒昌发公司员工。证据十由法庭依法核实。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工程是徐瑞青与罗刚挂靠恒昌发公司拿下的。程通商行、肖文通提交的证据有:2016年10月13日短信，拟证明肖文通向徐瑞青追讨货款情况。徐瑞青质证称，2016年10月13日15：33肖文通发送短信内容“徐哥，你看萝岗货款几时汇过来，想办法也有差不多两年了，你说萝岗上个月底给又没给，你帮忙在落实一下，麻烦了。”徐瑞青回复“你打电话嘛，我也快气疯了。”肖文通回复“徐哥，这样说不对的，有你经手的，不然你拿出一点办法来解决。”短信记录明确是肖文通是向罗刚追讨款项，而非向徐瑞青追款。恒昌发公司质证称，短信的真实性由法庭依法核实。恒昌发公司提交的证据有：一、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回单，二、转账凭条，拟证明被申请人在2015年2月10日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250万的第二天就将扣除管理费之后剩余的工程款人民币247.5万元转账支付给申请人徐瑞青的事实。三、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回单，四、转账凭条，拟证明被申请人在2015年4月2日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325.75万的第二天就将扣除管理费之后剩余的工程款人民币321.4925万元转账支付给申请人徐瑞青并向申请人的合伙人罗刚支付6515元的事实。五、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回单，六、转账凭条，拟证明被申请人在2015年4月28日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50万的当天就将扣除管理费之后剩余的工程款人民币49.5万元转账支付给申请人徐瑞青并向申请人的合伙人罗刚支付1000元的事。七、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回单，八、转账凭条，拟证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11日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117万的第二天就将扣除管理费之后剩余的工程款人民币115.83万元转账支付给申请人徐瑞青的事实。九、银行汇款凭证及收款收据，拟证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仅有四笔汇至被申请人的账户，其余工程款均为申请人徐瑞青及其合伙人罗刚领取，且均未支付给被申请人的事实。该组证据是中建八局起诉恒昌发公司时向法院提交的关于其支付工程款的证据，该组证据存档在中建八局[案号为（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78号]。十、劳动合同，十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及其附表，拟证明黄秋菊系被申请人员工，其向申请人及罗刚转账系代表被申请人的职务行为。十二、劳动合同，十三、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及其附表，拟证明项莉莉系被申请人员工，其向申请人及罗刚转账系代表被申请人的职务行为。十四、（2016）粤1972民初10374号民事判决书，十五、（2017）粤19民终5736号民事判决书，十六、执行通知书，拟证明申请人挂靠被申请人承包案涉工程，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也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购买人的事实。徐瑞青质证称，对证据一至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徐瑞青就是与罗刚合伙承包涉案项目，也不能证明徐瑞青挂靠在恒昌发公司，徐瑞青收到涉案款项是因为其是财务，收款也并非徐瑞青一人，恒昌发公司一样汇款给罗刚。对证据九的三性有异议，即便收据都是真实的，收据的收款人都是罗刚而非徐瑞青，与徐瑞青无关。对证据十至十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是公司内部资料。对证据十四至十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判决内没有写明徐瑞青挂靠在恒昌发公司，恒昌发公司明显颠倒黑白。既然恒昌发公司认同东莞法院判决，即认可徐瑞青不是挂靠恒昌发公司，也非承包涉案工程。徐瑞青当时也提交了工资发放表和会议纪要。恒昌发公司在东莞法院认可两份证据，现在前后陈述不一，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程通商行、肖文通质证称，证据一至证据十六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徐瑞青是否为恒昌发公司员工事实由法院依法认定。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围绕再审申请人徐瑞青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关于原审送达的问题，肖文通确认向原审法院提供的电话有误，法院在直接送达未果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徐瑞青未参加原审诉讼，本院依法再审本案，以保障其诉讼权利。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徐瑞青与程通商行、肖文通之间的货物买卖是否为恒昌发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徐瑞青是否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徐瑞青称，其为恒昌发公司员工，其收取程通商行、肖文通的货物，系公司职务行为，不应由其承担货款支付义务，且涉案货物用于工程建设，恒昌发公司作为工程承包人，领取了工程款，也是受益人，涉案货款应由恒昌发公司偿还。恒昌发公司称，徐瑞青与罗刚挂靠其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否认徐瑞青为其公司员工，并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涉案工程款扣除管理费之后，均转账到徐瑞青和罗刚的个人账户，对其开具证明给徐瑞青代表公司参加劳动仲裁，因双方存在挂靠关系，处理工程中劳动纠纷案件需要被挂靠单位出面处理。本院再审认为，徐瑞青在其提交的证据中，工资发放表和会议纪要为打印制作，无恒昌发公司公章，无法确认真实性，其他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与恒昌发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其在领取本案货款过程中履行的是何种职务行为。恒昌发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据，证明大部分工程款均流入徐瑞青个人账户，小部分转入案外人罗刚账户。徐瑞青辩称其为恒昌发公司财务，却无任何证据，不合常理。结合程通商行、肖文通的陈述，货物交付由徐瑞青签收，其均口头称由恒昌发公司收货，但并无恒昌发公司公章，亦从未出示恒昌发公司任何证件，故本院再审对徐瑞青为恒昌发公司员工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徐瑞青主张的涉案货物是用于恒昌发公司承包的工程，恒昌发公司作为得益方，应承担付款责任的说法，再审认为，因本案争议标的为货款，而非工程款，涉案货物由徐瑞青采购，是否用于本案工程，与程通商行、肖文通无关，亦不应由供货方程通商行、肖文通承担举证责任，且徐瑞青已经从恒昌发公司处获得了工程款，涉案货款应当由徐瑞青承担全部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徐瑞青的再审请求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原审案件受理费2465.4元，由广州市花都区花城程通商行、肖文通负担197.14元，徐瑞青负担2268.26元。再审案件受理费2465.4元，由徐瑞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国庆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高宝韫刘立郭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