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8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健康中路**。负责人：马天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受斌，安徽祥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长元，男，汉族，1956年4月24日生，住安徽省定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贵林，女，汉族，1958年4月16日生，住安徽省定远县。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东，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健,男，汉族，1983年12月20日，住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野风现代中心**/div>法定代表人：王辉，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长元、陈贵林、周健及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重新核定应赔偿项目和金额，减去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与交通事故无关联的项目和数额，改判人民保险公司赔偿谢长元、陈贵林损失36761.19元，减少人民保险公司赔偿数额231894.01元（不服金额231894.01元）；2.本案的上诉费用全部由谢长元、陈贵林、周健承担。事实与理由：谢长元、陈贵林之子谢小纲在2018年5月14日与周健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处理后，至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到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25日又转入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到2018年6月8日，省立医院出院记录记载“入院第二天出现癫痫发作”，可见，受害人谢小纲本身就是癫痫病患者，与交通事故无关。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小结记载出院时症状及体征是“患者神清，生命体征孚穗，手术切口无明显红肿及渗出，右上肢末梢循环感觉正常”，也就是说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的损害通过两家医院治疗，基本治愈，根本不会危及受害人的生命。受害人于2018年9月14日在家发病后死亡，谢长元、陈贵林提交的《居民死亡殡葬证》记录原因是“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与交通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没有举证证明。一审审理期间，在我方提出质疑后，谢长元、陈贵林才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判决书上写有“本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对谢小纲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关联陛进行鉴定，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认为现有鉴定材料不能满足鉴定需要，决定不予受理”，法院委托鉴定选择鉴定机构时没有通知人民保险公司，因缺少哪些材料导致不能鉴定，不得而知，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可以重新选择其他鉴定机构，如果有多家鉴定机构都认为不能鉴定，得出客观鉴定不能的结论，才有说服力。受害人死亡的后果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是赔偿义务人对因受害人死亡而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举证责任在于谢长元、陈贵林，因“现有鉴定材料不能满足鉴定需要”导致鉴定不能，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举证方承担。一审判决认为“虽无法鉴定，但谢小纲诊断为头部外伤，不能排除造成癫痫的可能性，本院认为与此次交通事故有一定的关系，参与度酌定为30%”，这只是主观臆断，缺少事实根据支持，在安徽省立医院出院记录上虽然有“头部外伤”的诊断，但在入院时主要病症及体征栏中记录是“前额部可见皮肤擦伤处”，重要检查栏的内容中看出，除了额顶部软组织稍肿胀外，未发现颅脑内有其他损伤，皮肤擦伤（软组织损伤）不可能造成癫痫的，不是“不能排除造成癫痫的可能性”，而是肯定能够排除的，何况受害人的死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不是“癫痫”。同时这样的认定违反了举证的基本原则，对人民保险公司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谢小纲死亡的后果与交通事故之间有关联性，且认定参与度为30%，是不当的，我方只能认可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三项，合计46761.19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赔偿10000元，余下部分36761.19元由人民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中承担，其他损失项目和数额，人民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谢长元、陈贵林二审辩称，一、从出院记录来看，死者因交通事故导致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右侧5根肋骨骨折，胸部外伤、头部外伤等，由此可以看出死者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所承受巨大撞击力，头部擦伤仅仅是外表描述，并不能代表死者头部内在所受到的所有外力。二、癫痫形成原因是复杂的，经咨询专业医生，头部外伤、过分的激动、愤怒、过度受到惊吓等，都可能引起大脑不正常的放电，导致癫痫的发生。同时，在医院出院记录上也明确死者无遗传病史，除了交通事故受伤外，其他部位健康，并无其他疾病，死者癫痫是在事故发生第二天就发作，后期持续频繁发作，时间上联系紧密。因此，死者癫痫系交通事故所引发。不管是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交通事故与癫痫关联性无法排除。三、从癫痫猝死症百度百科来看，癫痫发作可引起心功能障碍，导致心脏停搏，从而导致死者猝死。在死者死亡前抢救病历上也明确注明死亡经过：1小时前在家中突发抽搐，反复发作4次、30分钟后再次抽搐，既往车辆外伤致癫痫病史。符合癫痫发病特点。因此，死者死亡原因系交通事故引起癫痫发作致心脏停搏猝死所致。四、交通事故导致死者多处骨折，受伤严重，手术后身体虚弱，长期卧床休息，也导致其机体抵抗力下降，因此，也是间接导致死者死亡的原因之一。五、人民保险公司所述死者死因与交通事故无关联没有事实依据，有违医学常理。也与民法上公平、诚信原则相抵触。根据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人民保险公司如认为死者死亡与交通事故无关联，应当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六、死者因交通事故前受伤，伤情经法医初步认定，伤残等级在八级左右，伤情较严重。其死亡时比较年轻，也未成家，正值人生刚开始。如果没有本次交通事故，死者也不会死亡。赔偿款虽换不回死者生命，但对死者家属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一审法院酌定的30%参与度，被上诉人虽认为过低，但也勉强可以接受。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人民保险公司全部诉请，维持原判。周健、平安保险公司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谢长元、陈贵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健赔偿谢长元、陈贵林医疗费31161.19元（已扣除保险公司垫付1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50元/天×22天）、营养费6200元（50元/天×124天）、误工费19426元（4700元/月÷30天×124天）、护理费16492元（133元/天×124天）、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632800元（31640元/年×20年）、丧葬费325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车损8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62706元（20740元/月×18年÷3人=124440元，20740元/月×20年÷3人=138266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用30000元，合计1115260.19元；2.人民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抚慰金优先由交强险内承担）；3.周健、人民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4日19时，周健驾驶皖Ａ×××**号小型客车，沿明光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明光路与宿州路交口南侧时，与同方向行驶的谢小纲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相碰，造成谢小纲受伤及电动自行车受损。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瑶海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健负事故全部责任，谢小纲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谢小纲被送往安徽省立医院治疗，诊断为右锁骨骨折、多发伤、头部外伤、左侧膝外伤、胸部外伤、癫痫，同月15日住院至同月23日出院，同年5月25日至同年6月8日原告又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右侧2-6肋骨骨折、癫痫，行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共计花费医疗费41161.19元，出院医嘱：右前臂悬吊1个月，卧床休息，建休3月，需护理，骨折愈合后必要时行内固定取出术。平安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支付谢小纲10000元。2018年9月14日晨谢小纲因抽搐、昏迷，发生心源性猝死。嗣后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遂诉讼来院。另查皖Ａ×××**号小型客车登记车主是周健，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在人民保险公司投保10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瑶海大队认定周健负事故全部责任，谢小纲无责任，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谢小纲出院后于2018年9月14日突发疾病（癫痫）死亡，本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对谢小纲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关联性进行鉴定，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认为现有鉴定材料不能满足鉴定需求，决定不予受理。2018年5月15日至同月23日的出院记录上反映入院第二天出现癫痫病发作，后经治疗未再发作,后在2018年5月28日行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原告在休息期间因突发疾病（癫痫）死亡，虽无法鉴定，但谢小纲诊断为头部外伤，不能排除造成癫痫的可能性，本院认为与此次交通事故有一定的关系，参与度酌定为30%；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原告医疗费应为41161.19元，其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死亡赔偿金632800元、丧葬费3257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62706元、修理费8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出院记录上注明建休3个月，加强护理，因需要护理，肯定也需要加强营养，营养其酌情按90天计算，营养费应为4500元（50元/天×90天）；护理费，支持按护理行业工资标准计算为14882.56元（132.88元/天×住院加建休112天）；因原告未提供谢小纲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不能证明期工资，应按上年度安徽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即94.23元/天计算112天，误工费应为10553.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交通费及办理丧事误工费、住宿费等本院酌定为2000元；上述费用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46761.19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中赔付原告10000元，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原告30%即10938.36元，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残疾赔偿金限额”内赔付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合计110000元；超出部分895517.32元，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中承担30%即268655.20元；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付800元。平安保险公司已付的10000元应从赔偿款中扣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付谢长元、陈贵林各项损失合计110800元；二、人民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付谢长元、陈贵林各项损失合计268655.20元；三、驳回谢长元、陈贵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结合一审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审法院酌定周健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事故30%的赔偿责任是否合理。人民保险公司上诉称，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5月14日，受害人本身就是癫痫病患者，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的损害通过两家医院治疗，基本治愈，不会危及受害人的生命，2018年9月14日受害人在家发病后死亡，《居民死亡殡葬证》记录原因是“心源性猝死”，谢长元、陈贵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的死亡与案涉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鉴定机构对受害人的死亡原因鉴定不能的后果应由举证人承担，故原审法院酌定周健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事故30%的赔偿责任不当。经审查，谢长元、陈贵林之子谢小纲于2018年5月14日因与周健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伤，2018年5月15日至23日在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右锁骨骨折、多发伤、头部外伤、左侧膝外伤、胸部外伤、癫痫。出院记录上反映谢小纲入院第二天出现癫痫病发作，后经治疗未再发作。2018年5月25日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5月28日行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于2018年6月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右侧2-6肋骨骨折，癫痫。出院后，谢小纲于2018年9月14日在家突发癫痫被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治疗，其病例中记载患者1小时前在家中突发抽搐，反复发作4次，30分钟后再次抽搐，既往车辆外伤致癫痫病史，后谢小纲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居民死亡殡葬证死亡原因写明为心源性猝死。在一审诉讼中，原审法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对谢小纲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关联性进行鉴定，因现有鉴定材料不能满足鉴定需求，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未予受理。本院认为，人民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谢小纲在事故发生前即具有癫痫病史，谢小纲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住院治疗期间发生癫痫，后也系因突发癫痫入院救治，经救治无效死亡。即使谢小纲在事故发生前即具有癫痫病史，但也不能排除案涉交通事故造成谢小纲自身癫痫病情的加重，故原审法院在鉴定机构对谢小纲的死亡原因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关联性无法鉴定的情况下，综合全案证据以及谢小纲的治疗过程，在现有证据无法排除案涉交通事故是否系诱发谢小纲心源性猝死的情况下，酌定周健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事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镜审判员 栾 蕾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梁新鹏书记员彭瑜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