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9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负责人徐学德，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群，浙江臻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美琼，女，198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应荣，男，198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海玲，浙江北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久茂，男，197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杭州公司）与被上诉人方美琼、周应荣、原审被告胡久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6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周应荣、方美琼系受害人周某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2018年7月15日00时19分许，周某驾驶悬挂浙Ｄ×××××假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沿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白鹤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京福线路口时红灯进入路口通行过程中，与沿京福线由北向南行驶至京福线1487km+100m绿灯进入白鹤路路口的胡久茂驾驶浙Ａ×××××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周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二轮摩托车上乘员毕昌盛受伤、两车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悬挂伪造号牌、且未依法登记的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行驶到路口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胡久茂夜间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未降低车速、未注意观察、未确保安全，毕昌盛乘坐二轮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周某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大于胡久茂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胡久茂负事故次要责任，毕昌盛无责任。另查明，浙Ａ×××××车辆在人保杭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其中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为医疗费用10000元、死亡伤残11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商业三者险责任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交强险内，人保杭州公司已付毕昌盛医疗费10000元。庭审中，周应荣、方美琼同意预留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金额55000元，人保杭州公司予以认可。审理过程中，周应荣、方美琼还提供了工作证明、部分工资单、暂住证明及单位登记基本情况，欲证明周某自2017年9月起在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有限公司工作，并暂住在该公司租用的员工宿舍，周应荣、方美琼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予支持。经审查，交警部门对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有限公司的调查与周应荣、方美琼主张的事实一致。 周应荣、方美琼原审诉讼请求为：一、判令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损失555324.52元[（1205311.30元－122000元）×40%＋12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二、判令胡久茂赔偿保险责任范围外的全额部分；三、本案诉讼费由胡久茂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赔偿，仍有不足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赔偿。本案中，事故双方均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考量事故双方过错作用大小及交通方式危险程度，由胡久茂负30%的事故责任、周某负70%的事故责任较为合理。周某虽系农村居民，但周应荣、方美琼提供的证据能证明事发前周某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且生活居住在城镇，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为宜。周应荣、方美琼主张的亲属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应是办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原审法院予以酌情支持。周应荣、方美琼有权选择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综上，根据法律规定和已查明的本案事实，原审法院依法核定周应荣、方美琼因亲属在交通事故中死亡产生的损失：一、医疗费用项下：医疗费638.80元；二、死亡伤残项下：丧葬费28192.50元（56385元/年÷2）、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55574元/年×20年）、办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酌定为4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酌定为2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酌定为4000元，合计1149672.50元。周应荣、方美琼因亲属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在精神上造成一定痛苦，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1200311.30元。故周应荣、方美琼的上述合理损失，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赔偿55000元[即死亡伤残55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应赔偿343593.39元［（1200311.30元－55000元）×30%］，合计398593.39元。胡久茂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赔偿周应荣、方美琼损失398593.39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周应荣、方美琼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54元，减半交纳4677元（已批准缓交），由周应荣、方美琼负担1038元，胡久茂负担3639元。 宣判后，人保杭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务工费存在错误，具体分述如下：一、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错误，应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6元／年计算。原审法院认定周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系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事发前周某从事非农产业工作。1．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明，与事实不符，其真实性难以确认。该证据写明周某曾用名为张家熊，而公安机关出具的户口本上注明周某的曾用名为周远。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周某和张家熊是同一人。且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单上写明员工姓名为张家熊，即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据，实际最多只能证明张家熊事故前在该单位从事非农产业工作的事实。故此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明严重与事实不符，其真实性难以确认。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条例第三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事故发生时周某未满16周岁，2017年9月（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明上张家熊开始工作时间），周某甚至未满15周岁，其开始工作的可能性也不大。2.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单内容与事实多处不符，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工资单为事故后出具，两份工资单均为张家熊2018年07月工资单，但金额分别为755元和2600元。前后两份工资单系同一个人同一个月的工资，但金额明显不一致，内容明显互相矛盾。且第一份工资单上在缺勤天数项下注明上班9天，同时又在加班费项下写有800元，也前后矛盾。此外，该证明无相关单位的盖章和工作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难以确认。3.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必然具有证明效力。受害人周某户籍在农村，原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对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有限公司所作的调查笔录就认定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一致：即周某发生事故前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且生活居住在城镇，并据此认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公安询问笔录如果要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经过民事诉讼的质证程序，并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案中，公安机关对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有限公司沈伟强所作的《询问笔录》是证人证言，应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如：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以及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仅提供公安机关对沈伟强的书面询问笔录，沈伟强未到庭，该询问笔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并不能排除因主客观原因导致接受询问的当事人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真相，甚至存在与事实真相完全相悖的情况。虽然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明、暂住证明，表面上该询问笔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但本案中，实际存在周某是否是张家熊问题，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有限公司的员工到底是张家熊还是周某、张家熊与周某是否是同一人的问题。原审法院未审核以上疑问，对以上证据多处矛盾视而不见，直接认定周某事故前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旦生活居住在城镇，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4．被上诉人仅提供与事实不符、真实性难以认定的工作证明、工资单、暂住证明和公安机关对沈伟强的询问笔录（沈伟强未到庭），作为主张周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事实依据，系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事发前周某生活居住在城镇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补充暂住证明，也与事实不符。同样该证据上写明周某曾用名为张家熊，而公安机关出具的户口本上注明周某的曾用名为周远。被上诉人提供的补充暂住证明严重与事实不符，其真实性难以确认。（三）原审法院根据与事实不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难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故前周某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且认定其生活居住在城镇，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精神抚慰金问题。原审法院判决精神抚慰金50000元明显偏高。受害人周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未取得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悬挂伪造号牌、未依法登记的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其本人负主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故此，本案中精神抚慰金的金额，应结合周某本人在事故中的过错责任予以认定。原审判决金额50000元明显偏高，金额以15000元合适。三、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处理丧葬宜人员误工费问题。（一）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金额偏高。被上诉人周应荣事故前在绍兴地区暂住，事故发生于萧山区。且被上诉人提供的大部分交通费票据不是被害人周某近亲属产生，其关联性难以确认。故此，原审法院认定处理丧葬事宣人员交通费4000元明显偏高。（二）原审法院判决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没有相应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住宿费票据，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2000元缺乏证据支持，应予以纠正。（三）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金额过高。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金额也明显偏高，不符合本案的事实情况。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基于原审判决基础上减少赔付196233元，具体是：医疗费638.80元，死亡赔偿金499120元[24956×20×100%]，丧葬费28192.5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10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25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546201.30元，其中交强险内55000元，商业三者险内为147360.39[（546201.30-55000）×30%]元，最终上诉人赔偿202360.39元（55000元+147360.39），即在原判398593.39元的基础上减少196233元；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周应荣、方美琼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明中写的曾用名系“张家熊”，是因为死者周某来该酒店工作时系未成年，为了能顺利找到工作，便用“张家熊”的身份证件登记应聘。在事故发生后，酒店的负责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明确认可死者就是在他们酒店工作的。因此，事实清楚，死者已参加工作。2.被上诉人一审所提供的工资单中第二个应该是2018年6月的工资，上面写的7月是工作单位的笔误，第一个月是7月的工资，因为只上了九天班，后来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只有755元。3.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的三性在一审时人保杭州公司均予以认可。二、对于精神抚慰金、处理丧葬人员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一审法院酌情判定，合情合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胡久茂未做书面答辩。 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争议的是各项赔偿款项是否合理的问题。关于死亡赔偿金问题。原审法院在综合审查受害人家属提供的各项证据及交警部门调查材料，以高度盖然性原则确定了周某2017年9月起在绍兴市镜湖波影酒店工作的事实，并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处理丧葬宜人员误工费等金额，均不存在明显偏高的情形，本院均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22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江中 审判员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陈凯雯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