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82民初5592号 原告：高文素，女，197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仕演，浙江择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协法，男，198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告：刘芳，女，199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屏南县。 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铸克，浙江嘉瑞成（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文素与被告余协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原告于2019年6月4日申请追加被告刘芳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12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文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仕演，被告余协法、刘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铸克二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文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协法、刘芳共同支付原告货款64082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64082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从事经营服饰外贸生意。2017年，被告余协法至原告档口购买外贸服饰，双方开始发生交易。起先原告与被告之间都是现金结算，后因交易往来逐渐熟悉，原告同意先发货再付款。截止2019年初，被告余协法欠原告货款640824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但是被告以生意不景气及自身无力支付为由拒不付款，至今对上述欠款分文未付。另外，原告发现被告余协法一直使用被告刘芳的账号将款项转给原告，刘芳系余协法的合伙人。因二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余协法答辩称：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自认76箱没有到的货，金额为294359元，这些货由原告处理；2018年8月26日，被告余协法出具声明，称在运输公司的价值367319元的货由原告负责，能否运输至巴西也由原告负责，另外再扣除1万元商标费。2.该金额计算有误，原告提供的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答辩人实际欠原告919380元，答辩人通过别人支付的300000元，减少后尚欠619380元。原告称答辩人尚欠640824元，但目前367319元货没有收到，本案当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笔货物原告已经运出去了，原告要为此笔货发往巴西举证。3.答辩人愿意还款，只是目前资金短缺。4.答辩人余协法与刘芳并非是合伙关系，答辩人被乐清市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故银行卡无法使用，后续通过朋友刘芳向原告支付几笔贷款大概25万，通过答辩人姐姐支付了5万元。综上原告诉称的金额不符，要求刘芳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无据，请求法庭驳回相应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芳答辩称：答辩人仅是余协法的朋友，受其委托代为付款，双方不存在合伙协议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被告余协法的户籍信息，以证明被告余协法的主体资格；证据三、视频、录音摘要，以证明被告余协法确实还欠原告640824元的事实；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交易的事实，一般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交流，被告下单后双方通过微信结算；证据五、人口摘抄信息，以证明追加的被告刘芳的主体资格；证据六、借记卡信息、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证明被告余协法偿还货款后与原告确认；余协法还款使用被告刘芳的银行卡转账以及刘芳与余协法系合伙做生意，对外还款一直是共同还款。补充证据一、视频信息、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录像视频的时间地点；聊天内容为原被告的微信语音对话的部分；补充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2017年7月31日货物由被告余协法指定货代（尚一物流），收货人为周建国，原告发货后通过微信与被告确认；2017年10月8日开始收货人名称改为余协法本人；2017年12月1日余协法告知新的运输公司即健子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并将运输公司联系人微信告知给原告，后续货物由新的公司运输；补充证据三、书面证明，以证明被告余协法指定的货代广州市尚一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健子方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收到原告与被告余协法对账的货物，原告已经完成了货物的交付义务；补充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被告余协法出具的声明未与原告达成合意，系双方磋商的一部分，原告要求被告必须出具手写欠条及商标费用不明确，后被告未能出具手写欠条，原告撤回愿意为被告承担一部分损失的意思表示；被告余协法在原告撤回意思表示后对总欠款金额没有异议，只是各种理由推托还款。另，原告在浙江移动微法院提交《雅晶外贸时装》订货单8张，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服装买卖的事实。 被告余协法、刘芳对证据一、二、五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三视频、录音摘要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核实对话的双方身份，视频内容不完整，且并未经被告余协法同意属于偷录，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截图信息记载不一定属实，原告将雅晶外贸订单拍照给余协法，只是原告单方面手写，也没有被告的回复确认或者是委托人的签字确认，也无法证明原告与雅晶外贸有买卖关系。对订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发货人的签字及公章，收货人也不是完整的姓名，可能存在冒签，具体的货值也不清楚，被告至今也没有收到该笔货物，对于76箱货被告没有收到，原告也是确认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余协法向原告偿还货款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余协法使用刘芳的卡来还账，也无法证明两被告是合伙关系。刘芳只是基于余协法的要求才代其付款，二人只是朋友关系，如果要主张二人是合伙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举证。对补充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1.视频画面无法确定双方身份该段视频的画面中仅有车内景象及手机黑屏画面，全程仅录下一男一女交谈的声音，而并没有双方的人像画面。故该视频无法证明此时车内交谈的双方为余协法与高文素二人；2.视频内容不完整，从视频画面及内容来看，可以明显发现该视频录音经过删减编辑，并非完整的原视频。且根据原告高文素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2018年11月21日23点23分的微信通话时长应当是19分40秒，但是原告高文素庭前提供的证据清单中的视频录音只有短短的6分44秒。由此可知，原告高文素并未向法庭如实提供完整的原视频，而是将精心编辑之后的视频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经过二次加工的视频录音难免会存在断章取义之嫌，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3.提交法庭的视频录音文件属于传来证据，其证明价值小在该段视频录音的5分43秒，可以明显看到有人拿着手机对原视频录音进行转录，即有人用视频画面中出现的手机（视频中时间点为5分43秒）录下了一男一女谈话的内容，后又通过一部新的手机对着载有该谈话内容的录音文件进行新的视频录音。说明原告最终提交给法庭的视频录音证据并非原始同步录像录音，而系第二手的传来证据。传来证据必须有确切的出处或者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若高文素不能提供原始证据，传来证据必须与其他证据印证无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高文素至今未能提供原始完整的录音文件作为证据，故该段不完整的视频录音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4.高文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视频录音是经过对方同意的，根据法律规定，私自录音，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认为该份视频录音证据应不予认可。对补充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证据》第24页、第45页显示，原告仅提供与“嘉德信通@徐s17727818006”、“健子方Tina李燕君”的微信聊天页面，该聊天页面中的聊天对象是否系广州市尚一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健子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尚无法证实，且原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对补充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1.货物是否已实际发往巴西及货值等均有待证明。广州市尚一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健子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分别出具《证明》，但该《证明》是两家货代公司庭后制作并提交的，证明出具的日期为2019年7月19日。除此之外，货代公司未能提供任何原始资料以证实其《证明》中的收发货事实。仅凭两家货代公司的一面之词，根本无法证实原告已将货物全数发出。且原告高文素在庭审中称其实际发货数量并不是按照被告余协法下单的数量发货的，而是根据厂家实际生产的服装数量发货的，数量存在一定出入。现被告余协法明确表示尚有数批货物暂未收到，故全部货物是否均已实际发往巴西仍有待证明。2.两家货代公司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有公司相关人员出庭作证，两家货代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只盖有公司印章，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字，故其书面形式不合法。同时，两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作证除非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外，应以出庭作证为原则。两份《证明》并未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而是在庭后提出，且两家货代公司没有提供每次签收货物时标有服装款号、数量等信息的签收详单，不排除两份《证明》是高文素串通两家货代公司在庭后虚开的，故要求两家货代公司的单位负责人及每次签收并核对货物的工作人员作为证人出庭，说明上述情况。3.12份出货装柜明细单无法证明收发货的真实情况。原告提供的出货装柜明细单，既无公司盖章证明，亦无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仅凭原告庭后提交的复印件，如何证明原告已按该批明细单如实发货？且就目前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而言，两家货代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然是以该批明细单作为依据，故真实的收发货情况是否如该明细单所示仍不得而知。4.原告的手写账单中存在故意提高单价的问题原告在《证据》中提交的手写账单中共有13笔，但原告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只向法庭提交了6张，不排除剩余的几张是原告事后伪造的。款号为RS617、RS618、RS626、RS627、RS628、RS629、RS630、RS631、RS632、RS633的单价，原告在手写账单中都提高了一元钱。在实际结算中，原告计算服装货款时，都是按照单价提高一元的金额来计算，那么上述每一款服装的总价款都增加了几千元，但此事被告并不知晓。可见，原告在做生意方面完全没有诚信可言，故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补充证据四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此被告方仍就坚持之前庭上阐述的观点，双方已就未到巴西余协法处的货物交由原告高文素处理，对于该笔货款，被告余协法无需向原告高文素支付，只是双方对具体多少货物未到巴西余协法处存有歧义。被告方认为，双方已就被告余协法出具的声明条达成合意，原告在微信聊天中让余协法手写一张欠条其实是对声明条的认可，双方在此已达成合意。事后过了一周，在《证据》第71页显示，高文素称余协法不手写欠条，所欠货款分文不给少，此时仅是高文素单方意思改变，余协法对此并未作出认可的意思表示，故应当认为双方就声明条已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按照两家货代公司出具的《证明》中的服装数量和《雅晶外贸时装》单中的单价来计算，再扣除原告在账本中表明被告方已偿还的33万元，余协法尚欠高文素631802元，再扣除在运输公司价值367319元的货，余协法尚欠高文素264483元。在《证据》第65页、第67页，双方在微信中对扣减商标费达成合意，只是对具体金额产生歧义，被告方同意按照0.18元来计算扣减的商标费用。对原告在微法院上提交的证据，对除“订货单编号NO.0000077”外的7张单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订货单编号NO.0000077”的单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份订单编号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原告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的《雅晶外贸时装》单只有7张，但庭后却在微法院上提交了8张单据。该单据中记载的款号为RS619的服装共计1212件，是高文素的另一个客户周中定制的服装，因高文素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制出这批货，导致这批货无法在合适的季节卖出，故周中已和高文素解除该份合同。随后，高文素将这批货发给余协法，让余协法帮忙卖，余协法称若这批货需在圣诞节前到，可以帮高文素卖。但事实上，这批货在圣诞节后才发到巴西余协法处，且该批服装的质量有问题，现高文素将这批服装算在余协法的总欠款中，是不合理的。故被告对新提交的“订货单编号NO.0000077”的这份证据不予认可。 对被告余协法提供的证据：证据a.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2018年7月19日原告自认76箱没到的货由原告处理，2018年8月26日被告余协法出具声明，称在雅晶公司订货欠款共计640824元，在运输公司的价值367319元的货由原告负责，减去商标费用1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263505元。原告要求被告余协法手写欠条，对余协法出具的声明未持反对意见。证据b.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提供手写单称已将10箱货共计72960元已经交由嘉德运输公司承运，但尚未提供物流凭证，无法证明原告已实际发货。证据c.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以证明被告余协法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证据d申辩书，由余协法出具以证明刘芳并不是余协法的合伙人。原告高文素对证据a、b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证据a中原告声称由其负责处理76箱货物是附有条件的，要求被告余协法手写欠条。被告余协法在其声明中也对欠款640824元的金额予以认可，但声明的内容只是余协法单方面出具，未经原告同意，对此予以不回应的态度在没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对声明的消极反对，且原告在2018年9月2日因余协法未出具欠条，要求余协法承当全部货款的责任。对证据b中，结合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双方对在途货物的金额均是确认的。对证据c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并无关联。对证据d的三性均有异议，仅能作为本案余协法的答辩意见，不能证明刘芳与余协法不是合伙关系，原告方认为他们是资金合伙关系。 上述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对于原告提供证据3视频、录音摘要及补充证据1视频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该视频录音不符合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故对上述两组证据不予认定，被告的相关质证意见予以采信。 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补充证据二、四以及被告余协法提供的证据a，本院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被告的证明对象将综合全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详述。 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另行评述。 4、对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三证明，对其中广州市尚一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及广州市健子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加盖骑缝章的相应进仓单、明细表、聊天内容（补充证据卷P16-47）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P48、49、51、52、57、60中的明细表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故不予确认。 5、对原告在微法院提供的8张《雅晶外贸时装》订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编号NO.0000077单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主张该批货物有质量问题。但从单据的形式看，客户名称为“余协法”而非被告辩称的周中，另被告虽提出原告委托其销售该批服装且认为该批衣服存在质量问题的辩解，但未能提供证据，故对于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6、对被告提供的证据b，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争议事项亦缺乏直接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亦不予认定。 7、对被告提供的证据c，与本案并无关联。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从2017年开始被告余协法向原告高文素购买服装，双方通过微信方式确认订单、发货情况以及进行结算和对账等，未订立书面合同。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12月22日，被告余协法通过微信及语音电话方式陆续向原告下单，后原告根据被告余协法指定的货运公司和收件人，陆续从2017年7月31日至2018年4月4日将货物发送给被告，运费由被告承担。期间，被告余协法通过被告刘芳及他人账号共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33万元，尚欠货款640824元。 2018年7月19日，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余协法协商在广州市健子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委托运输的76箱货物的损失承担及拖欠货款履行问题。2018年8月26日，被告余协法在微信中向原告发表声明条，声明在原告处订货欠款共计640824元，在运输公司的货物款共计367319元，在运输公司的货款归原告负责，与其无关，另再减去商标费用10000元，现欠原告263505元。但因原告对商标费的金额有异议以及要求被告出具欠条无果，导致双方最终协商失败，遂成诉。 另查明，原、被告均确认货款中包含商标费，以每件衣服0.18元计算，并确认结欠货款中应扣减商标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系原告有无完成交货义务，其二系原、被告均确认的在运输公司的尚未收到的76箱货物的风险由谁承担，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本案诉争货款金额的确认，其三系被告余协法与刘芳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针对本案第一个焦点，本院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对案涉服装由原告交被告指定的货代公司进行发运并无异议。根据合同法前述规定，原告高文素在将标的物交付承运人后，其合同交货义务完成。现原告提交的由广州市尚一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健子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清单，足以表明原告已经将讼争货物交付给货代公司，应当认定原告合同交货义务已经完成，被告余协法理当承担支付货款之责任。故被告辩解原告未履行交付义务以及其无需支付讼争货物对应的货款之主张，缺乏依据，难以成立。针对本案第二个焦点，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已在2018年8月26日达成合意，由原告承担在运输公司货物的风险，而原告认为被告的声明条未与原告达成合意，不对原告发生效力。本院结合双方微信聊天的上下文分析认为，2018年7月19日开始，原、被告就76箱尚在运输公司的货物的风险承担问题进行协商，期间双方多次进行长时间的语音电话沟通，后2018年8月26日原、被告初步对在运输公司货物的货款如何承担达成了共识，并由被告在23：44分在微信上发了声明条，紧随其后原告提出“你再手写个欠条”，并在23：53分提出“你的商标算多少钱一套”，被告也随后说“一毛八，你这个先问下律师在法律上是否有效”，8月27日00：03原告回复“这样不行，一定要手写签条”，后原告在00：31、07：40两次要求被告手写欠条给其，并在14：35对商标费的计算提出异议。从以上协商情况看，被告的声明条尚只是双方协商的一个预案，并非最终合意结果，且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出具欠条以及对声明条中商标费金额的异议，本院认为，双方并未对在运输公司货物的货款承担达成合意，故被告提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承接上述事实及观点，本院进一步分析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也不存在货物未交付的情形，故被告应依约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虽被告提出原告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但未能提供证据，故本院认为双方诉争的货款总金额应为640824元。另外，结合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商标费应从货款中扣除的意见，故根据两家货代公司提供的证明，确认货物共计38736件，每件0.18元计，商标费共计6972.48元。综上，被告余协法需支付原告货款共计633851.52元。对于第三个焦点，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但仅提供了被告刘芳代余协法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的转账明细。本院认为，仅凭交易明细尚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的合伙关系，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协法应支付原告高文素货款633851.5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633851.52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本院虹桥人民法庭转付。 二、驳回原告高文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208元，减半收取5104元，由原告高文素负担35元，被告余协法负担50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郑斯斯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代书记员 林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