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92刑初492号公诉机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聂军林，男，1974年1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汉族，中专文化，无职业，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仙桃市）。2018年12月11日因本案被抓获，次日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辩护人程家清，湖北传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聂军林被控敲诈勒索一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2日以武东湖检公诉刑诉（2019）356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3日、2019年10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桂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聂军林及其辩护人程家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聂军林在担任洪山区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关山二中队班长、中队长时，伙同常某（已判决）在本区民族大道华某广场门口，以城管收取“卫生费”为名，以不交钱城管不让摆摊相威胁，由常某出面敲诈华某广场门口附近摊贩钱财，并将敲诈的钱财共计人民币46500元分批次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给被告人聂军林，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人聂军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针对上述所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的证据有：1、抓获及破案经过；2、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公告、行政权力清单、情况说明等书证；3、辨认笔录；4、证人证言；5、被害人的报案及陈述；6、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7、同步录音录像。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聂军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465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聂军林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提出了被告人聂军林的亲属已代为退赔了部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聂军林担任洪山区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关山二中队班长、中队长。常某（已判决）在本区民族大道华某广场门口附近摆水果摊。被告人聂军林伙同常某在本区民族大道华某广场门口，以城管收取“卫生费”为名，以不交钱城管不让摆摊相威胁，由常某出面敲诈华某广场门口附近摊贩钱财，并将敲诈的钱财共计人民币46500元分批次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给被告人聂军林，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人聂军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另查明，案发后，同案犯常某已退赔上述摊贩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3400元。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聂军林的亲属代为退赔了被害人尹某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元，退赔了被害人黄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2200元，并获得上述两名被害人谅解。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证明：2018年12月11日下午17:10许，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民警接R系统预警保利拉菲有一名叫聂军林的逃犯，民警迅速赶到保利拉菲将其抓获。2、被害人的报案材料及陈述（1）被害人刘某的陈述，证实：我于2012年左右开始在武汉纺织大学门口的人行道上推一辆电动三轮车卖粉和面，在夏天就卖一点水和冰棍等，2015年左右开始卖红豆饼，就是做点小生意。常某是卖水果的，就是那种开着货车或者面包车卖水果，他从2017年7、8月份开始，就每个月过来让我交钱，说是替城管收钱，没有收据，有时我交了钱，他也不准我摆摊，我觉得不合理。一开始是如果手推车摆摊的话，就按一个月800元钱收，如果是三轮车就按一个月1000元收，如果不交钱的话，常某就和身穿城管衣服与保安衣服（武汉洪某）的人过来赶我们，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常某坐在写有城管两个字的汽车里。交钱后是可以正常经营，但是会限制摆摊经营的时间。在我交钱前，常某说在每天的中午11点半到下午2点半可以摆摊，下午5点半以后可以摆摊，但我交完钱后，就有保安不让我们中午摆摊，只能下午5点半以后摆摊，如果上面有检查，常某就跟我打电话，告诉我有领导来检查，让我们不要出摊。除了收我的钱，常某也收其他摊位的钱，在武汉纺织大学门口和我一起摆摊的有10个摊位。另外，我所知道的，常某收费的范围是从武汉纺织大学到当代公寓对面。我们交钱有时候给现金，有时候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我的钱是我女儿通过微信转给常某的，微信号我不清楚，我女儿知道。我也没具体算过我交了多少钱，应该有8000元左右。另外，在去年，常某说他请城管的吃饭，他花了钱，他就让我们每个摊位给他一条450元的烟，具体什么烟不清楚，我们还是给了他。（2）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我是2017年3月至4月开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某广场路边摆水果摊被人强行的收费。最近一次收费是2018年3月12日晚上22时左右，收取了人民币1500元，可以在这个地方摆摊一个月，然后在下个月再继续交钱，不交钱就不让摆。平时一个月收费一次，2017年每个月都是收费1000元，每次都是常某带人收取的，钱每次都是给了常某。我从去年开始都是给的现金。常某一共收取了我接近人民币10000元的样子，具体的我没有算。我们交钱肯定不是自愿的。去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摊主有时候不给钱，然后就是每天都有几个保安在这里守着不让我们摆摊，然后我们迫于对方的淫威，交了钱之后，这些保安就走了，具体都是给钱常某之后的事。如果不交钱，那些保安就是扰乱我们做生意，有时候用脚踢我们摆摊的车子，拿我的秤，将我们摊主围住，然后就是不停的干扰我们做生意。去年刚开始摆摊的时候，有时候城管的过来不让我们摆摊，然后常某就跟我们这些摊主说叫我们交钱，城管他来搞定，直到我们这些摊主陆陆续续的将钱交了之后，城管的人就很少管我们，然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今年刚开始就涨到人民币1500元，我们就开始不舒服了。收钱的时候都是他一个人，我们不给钱的时候，就是这些保安都来了，干扰我们做生意，给了钱之后他打电话这些保安就走了，我只知道他们是洪山保安公司的，背后的保安服装印有“洪某”的字样，然后我孩子说这些保安都是中南民族大学的保安。我没有亲眼看见或者听见常某受到城管的胁迫替城管收取摊位费，常某只是对我们说如果摆摊不给钱，就不让摆摊，城管会一直在那里守着，事实也是这样。（3）被害人黄某2的陈述，证实：我是烤红薯的摊主，2017年9月份开始经营的，经营地方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华某广场人行道上。我们这里卖水果的摊主常某收取我的保护费，收取我的费用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摆摊，不给就不让摆摊。我最近一次交钱是在2018年1月28日，当时是给的人民币1000元。第一次大约是在2017年9月初交的钱，当时交的是一个半月的钱，人民币1500元，给的现金，并且还买了四包烟，是人民币180元。常某一共收取了我3次钱，第一次一个半月的摊位费人民币1500元，后二次都是一个月的，一个月1000元，后来过春节回去了。今年华某广场的生意不好，我就没有再做了。每次都是提前收钱，然后我的生意也不好，我就想拖着，接着常某就跟我们说，你不给钱就不要在这里摆摊，在拖钱的时候，常某叫了一些保安来赶我们走，抢我的秤，抢我的支付宝的单子，干扰我做生意。常某收取我的钱后，有时候有检查的，他就通知我们，并且时常通知我们这些摊主什么时间可以出来摆摊，然后就是那些保安不赶我们走。我给他的钱什么票据都没有。（4）被害人王某的陈述，证实：我一直在武汉纺织大学门口摆水果摊。2017年3月开始常某来武汉纺织大学门口摆水果摊，一直到2017年9月之间都本分的在卖水果。到了2017年9月后常某就开始不准我们摆摊了，说要摆摊可以要交钱给他，不给钱就掀摊子。我们为了生存，就被迫交了钱给常某，一直到现在每月都交钱给他。我开始是每月交1000元给常某，到了今年3月常某要我每月交给他1500元。每次都是常某一个人来收钱，一个一个摊位的收，收的是现金。今年3月12日我们5个摊位因没现金，先用微信转了1000元（一个摊位）给他，支付宝转了他5800元，分2次转的，一次是2800元（2个摊位），一次是3000元（2个摊位）。常某说我们交了钱才能在他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摆摊，要不然就不让摆摊。不交钱常某就专门请一些人来赶我们走，威胁我们不让我们摆摊。常某请的人是穿着保安制服，约有4至5人，好像都是常某从民族大学里请的。（5）被害人苗某的陈述，证实：我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华某广场人行道上土豆饼的摊主，2017年7月份开始经营的。常某是我们这里卖水果的摊主，收取我的保护费，收取我的费用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摆摊，不给常某就不让摆摊。我是这个月3月21、22日晚上给的现金人民币1500元，3月16日的时候我要用支付宝转账给常某，他今年不收取转账，要现金，我当时没有现金所以是过了几天之后才给他的现金。我们摊主是以每个月的15日为收费的期限，上下浮动1-2天的样子。我第一次应该是在2017年3月28日左右给的钱，是微信转账。我一共给了5次钱，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微信转账，都是人民币1000元，第三次是支付宝转账人民币1000元，第四次是人民币800元，今年的最后一次给的现金1500元。每次常某都是一个人来收费的，我每次都按规矩给了钱，所以对方没有驱赶我。我是来的算晚的一个摊主，其他摊主都说是常某管这一片，钱都是给的他，然后他就是在微信里面通知我们这些摊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上面相关人员来检查之类的，并且时常通知我们这些摊主什么时间可以出来摆摊。常某收钱的意思是收钱了就可以摆摊，我不知道这些钱用作何处了，他收我们的钱却什么票据都没有给我们。（6）被害人叶某的陈述，证实：我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华某广场人行道上卖稀饭的摊主，常某是我们这里卖水果的摊主，从2017年10月10日开始收取我的保护费，就是收取我的费用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摆摊，不给常某就不让摆摊。每个月收一次，最开始每个月800元，后来涨到1500元。最近一次交钱是今年3月20日左右17时20分，在当代学生公寓对面公园门口马路边交了3月份的1500元人民币，不交就不让摆摊。我们每次把钱交给一个叫常某的，他一共收了我4000元左右。我们交钱没有任何凭证，常某每次收取费用，我们都不是自愿的，因为我们不交钱他就会安排保安不让我们摆摊子，砸我用于照明的灯。交钱之后保安就走了，具体都是常某说了算。保安就是不让我们卖东西，通知城管、保安来赶我们，砸过我的灯，保安把我们围着，不让我们做生意赶我们走。2017年开始摆摊的时候，我都一直把钱交给常某，没有其他人收我们的钱了。（7）被害人成某的陈述，证实：我从2016年年底开始在纺大门口华某广场门口摆摊子卖土豆、铁板豆腐的小生意，除了学生放假或天气太热不做，基本都在这里做。一个叫常某的河南男子，个子有点高，大约在1.7米多，较瘦，有点黑，他也是在这卖水果的，他开的是面包车。他每次收800元，今年开年收了我1300元，我每次都跟他说我出的摊子比较晚，我的生意不好应该少收点。以前都是现金，每月20号、25号不等来收，最后一次我让一个卖水果的摊主帮我交给常某的，因为我不会用支付宝，每次都没有收据。除了每月交保护费，去年九月份开学时，常某来说开学了生意这么好，你们几个摊主摊点钱搞点烟，我们当时就摊了点钱，我就出了280元钱给他买烟。每年开学时，他就以开学了学生来了生意好为由，他就来要么要买烟，要么收钱。我交了钱他就会让我做生意，不交他就不让我做。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是替谁收的。（8）被害人黄某1的陈述，证实：我是2014年在纺大门口华某广场卖水果的，常某从2017年6月份开始收取700元，8月份收取了800元，9月份收取了1200元，10月份到2018年2月份收取了1000元，到3月份收取了1500元。都是现金，都是晚上过来收取的。交了钱之后城管来检查的少，不过还是会赶我们，没交钱就来得多。（9）被害人肖某的陈述，证实：我是从2015年9月份在纺大门口华某广场摆摊卖酸奶。一个带有河南口音的男子收取我的保护费，他很瘦，很高，偶尔也在纺大门口华某广场卖水果。每次收取700元，今年收了1600元了，说是收了钱就可以在那摆摊，每次都是晚上来拿而且都是用现金所以没凭证。我肯定不愿意交，不交不让摆摊，没办法只好交。除了交保护费以外，他有时候要点烟。他说收钱是交给城管的。但还是有城管来检查，还赶我们。2018年3月15日，那天我们在摆摊，城管来驱赶我们，我从常某的电话里面听到电话里有人跟常某在扯皮，电话的内容可能是常某说交了钱为什么城管还来驱赶，电话对面的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我跟李某1、尹某、成某共同提交过一份证明书，我听常某说过是城管要他收我们的摊位费的，并且要送给城管的。常某没有威胁过我，如果不给钱城管就会来驱赶我们摆摊。（10）被害人尹某的陈述，证实：我于2016年在纺大门口华某广场卖水果，我有两个摊位，2017年6月份收了1200元，7月份收了1200元，8月份收了1000元，9月份收了1800元，10月到12月每月收了1800元，都是用现金，都是晚上过来收取的，都是常某一个人来收的，他说只有交了钱才可以在这里摆摊。但还是有城管来，每次来告知我，叫我不要在这里摆摊。我没有亲眼看见或者听见常某被城管胁迫收钱，我只知道常某是跟城管收钱，常某收了钱，我们就可以摆摊，常某跟城管打交道，我们不跟城管打交道。3、证人证言（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武汉市洪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关山二中队的中队长，我们的办公地点在紫菘花园路上。我不认识常某这个人，邵某1是城管协管员，目前在洪山区城管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工作。我单位于2018年4月10日收到了一个信访件，说是一个叫常某的以我们城管的名义向我辖区多家摊贩收取卫生费。我们收到信访件后，经查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中并没有叫常某的，目前这个事情我们内部也一直在调查。我单位是执法主体，不会向摊贩收取卫生费，也不会收取其它名目的费用。廖某也是城管协管员，目前工作于狮子山中队，地址在华农校内。“老邵侄子”是周某2，他现在我们中队工作，也是协管员。周某1也是协管员，也在我们关山二中队。聂军林也是协管员，之前在我们二中队，今年4月12日辞职了，目前在哪儿不太清楚。我们正式执法队员肯定不会安排协管员去收取摊贩的费用，我们的职责就是对街道进行管控，不允许出现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情况，更不会去收取所谓的卫生费。华某广场、时间广场以及当代公寓人行道都是我单位负责的控管范围。协管员的工作职责是协助我们街道进行控管，主要是流动摊贩的占道经营、门面出店经营、煤气、垃圾、噪音等。我不知道他们下面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向我汇报。如果他们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肯定不是我单位的授意，希望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实：我现在洪山区城管局关山二中队工作，职务是城管协管员，我先在鲁磨路转盘守点，后来班长邵某1把我调到桃园路守点，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看见辖区内如果有人占道经营摆摊，我就让这些摊点离开。负责我们这边的城管正式工作人员是城管二中队的，名字叫张开盛（音译），聂军林、邵某1是协管员的班长，下面有我、周某2、廖某、周某3、李某2、熊某，其他的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提供我们班组的人员。2018年1月19日19时许，我和周某3、李某2在桃园路巡逻，我的支付宝有个陌生人水果（*辉）给我转了2000元钱，我当时看到是个陌生转账，我就立刻把2000元钱退还给了对方。我的支付宝账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我也不清楚是谁把我的账号给了对方。我收到过聂军林等人给的加班费，我记得大概是2017年9、10月份，当时在搞检查我们都在加班，聂军林用微信给转过两次钱，每次都是500元，邵某1用支付宝给我转过一次2500元，邵某1要我跟周某3、李某2、熊某、付某每个人给500元。我没有收取过辖区内摊点的钱财。我认识常某，他在荷兰风情园门口摆摊的时候，我曾经驱赶过。我不知道常某收取摊点费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周边的同事是否有收取过类似摊位费的行为。2017年9、10月份，聂军林用微信给我转过两次钱，都是2500元，聂军林跟我说，这两笔钱是给我、付某、周某3、熊某、李某2的加班费，我就给他们四个人分别转了两次500元钱，邵某1用支付宝给我转过一次2500元，他也跟我说这是加班费要我发给他们四个人，我也按照邵某1说的，分别给付某、周某3、熊某、李某2四个人转了500元。2017年9月5日15时39分和2017年10月19日14时20分，我分别收到过聂军林转给我的加班费2500元。我、付某、周某3、熊某、李某2分别拿了1500元。聂军林和邵某1跟我说这就是加班费。当时没有想加班费由一个协管员发给我是否正常，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我相信聂军林和邵某1，他们两个是我的班长。熊某、李某2他们就说这个常某以前总在这里卖水果，他们赶过几次，就这样认识了。在驱赶摊贩的过程中，没有人跟我打电话要我停止执法活动。（3）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5月4日，我们中队以前属于洪山区城管局直属一中队，后来并入了关山街二中队，当时胡某是正式队员，是我们的中队长。当时有两个班，一个班的班长是秦浩（他2017年8月份的样子辞职了），班里有聂军林，周某1、向某和我，另一个班的班长是廖某，班员有程根、周某3、熊某、李某3、付某。后来9月初聂军林当了我们班的班长，聂军林当了班长后，另一个班的班长廖某因为喝酒跟商贩扯皮，自己辞职了。廖某走了之后不久邵某1就过来接任廖某的班长职务。聂军林后来自己说他找了街道的关系，10月份的时候当上了我们二中队的协管中队长。聂军林当了中队长以后，对我们两个班组的人员进行了调整，聂军林带一个班，班里有我、杨某、程根、董某、向某，另一个班的班长邵某1，班员有熊某、李某3、付某、周某1、周某3。11月初的一天，我们两个班在光谷尖东花园的一个岗亭休息，聂军林就找到我们，跟我们两个班的所有成员说，要我们以后配合他的工作，他每个月跟我们每个人发1000到1500元钱作为加班补贴，当时我们看到聂军林跟街道的关系比较融洽也没提出异议。我从2017年6月份开始到2017年11月底的样子，负责华某广场白天的城管工作，晚上属于关山街请的洪某保安进行管理。我们城管协管队员只是控制一些示范街，比如说桃园路这边，其他地点如果晚上有投诉警情比较多，我们还是要去看下。2017年11月10日，聂军林在桃园路拿着常某的手机（我后来才知道是常某的手机）跟我微信转了1500元和1000元，聂军林当时跟我说，这个手机的机主是他的一个兄弟，钱收着，就当是加班费。聂军林要我把这2500元钱代表聂军林发给杨某、程根、董某、向某，我就给他们四个人一每个人发了500元，我自己留了500元。后来聂军林就安排常某请我们两个班的所有人一起吃了个饭，在吃饭过程聂军林跟我们说，常某转给我们的钱你们就拿着，有责任算他的，我这个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加班费是常某按照聂军林的意思转给我们的。接着11月中旬和11月底12月头，我又收到了常某转给我的一共5000元钱，钱到账后，聂军林一般都会跟我打个电话，安排我把这些钱平均发给杨某、程根、董某、向某，我们五个人不包括聂军林，11月份每个人一共领取了1500元加班费。2017年12月15日、16日，我一共收到常某的2500元钱，这个钱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常某转给我，聂军林要我安排发下去，每个人500元。1月份初的一天晚上，常某在荷兰风情园门口摆摊，我当时就驱赶了，第三天他又来了，我还是继续驱赶，常某和我说他跟我们每个人交了钱的，还拿出了他跟我的交易记录，我就跟他说这些是你跟聂军林的事情，跟我不相干。第四天我在家里休息，聂军林跟我打了电话，他跟我说不要管荷兰风情园，就管下桃园路，我当时不同意，聂军林就跟我说，常某转了钱给你了，你收了钱就有责任，这时候我就有点害怕了，再加上聂军林、林根、邵某1之间也出现了矛盾，所以常某转给我的这2500元钱，我不敢收，后来又退给了常某。常某、聂军林和我都是通过支付宝、微信交易的，没有现金交易。我一共拿了2000元的加班费。我跟邵某1不是一个组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廖某当班长的时候，有没有收取过常某的钱，廖某只是每个月请我们吃个饭，跟我们说晚上不要去华某广场驱赶。我是12月份的时候知道收取的加班费是聂军林收取的摊贩的钱，聂军林有次说漏了嘴，他说这些加班费都是摊贩感谢他的钱，这些钱由常某收取。之所以后来还是收取，是因为聂军林跟我说，大家都拿了，没事，再加上聂军林又是中队长，我怕得罪了他，我后来知道这些钱的来历后，我跟杨某、程根、董某、向某商量过，准备把这些钱退了，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不知道把钱退给谁，如果退给摊贩，找不到是谁交的，如果交给单位，又怕得罪聂军林，所以我们五个人抱着侥幸心理就没有退。我现在愿意退还这些钱。我没有跟聂军林商量过让常某收取华某广场摊贩的钱，常某收摊贩的钱都是跟聂军林联系的，我跟常某没有直接的接触。我收取的常某给我的共计1万元的加班费，都是按照聂军林的安排，发给了我们这个班的队员，每个人2000元，我自己留了2000元。我收了这些钱后，没有对华某广场的摊贩进行照顾，但是聂军林跟我们说，到了晚上17时之后，就不要去华某广场了，除非有投诉警情。我在驱赶摊贩的时候，聂军林没有跟我打电话联系让我照顾。（4）证人付某的证言，证实：我和常某并不是太熟悉。最先开始是2017年7月份前后，我的同事聂军林和常某来往密切。一直到2017年11月份，当时邵某1是我的带班班长。11月份的一天，常某加我的手机微信，之前邵某1也给我打了招呼，说要常某加我微信，我当时就加了常某的微信。然后常某通过微信转了3000元钱给我，后来又通过微信转了500元给我。这钱我都收取了。我们一共是两个班。聂军林是其中一个带班的班长，当时廖某是我们这个班的班长。我们这个班还有周某1、周某3。邵某1是2017年9月份接替了廖某的班长职务，邵某1是我的班长。我不知道常某为什么转账给我，是邵某1要常某加我微信然后向我转钱的，我就听班长邵某1的话，收了常某的转账。常某还经常往我们班里送烟，但是我们都拒绝了，没有要他的香烟。送香烟我猜是他想占道经营做生意，怕我们管理，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们搞好关系。我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管理占道经营、噪音煤气、出店经营等违规行为。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中午2点半，另外一个班的工作时间就是从中午2点半到晚上10点。我们两班轮换，负责的片区就是民族大道沿线。加班费一般都是聂军林发的，也有可能是邵某1发给我的。加班费的金额我也不记得了，而且从来没有签字记账。聂军林当上中队长后，说过好多次每个月会给我们发加班费的事情，但是也没有说发多少钱。我收到过几次加班费，具体几次、金额我记不得了。我不知道加班费的来源。我曾经驱赶过常某的摊点，我每次出警赶摊子的时候，那些摊点都不听我们的，常某来了以后，摊点才离开，我觉得我们城管执法还不如一个摊贩管用，每次赶摊子的时候总是跟常某扯皮。邵某1当时让我加常某的微信，我当时连常某是谁都不知道，常某一共转了6000元给我，3000元给了邵某1，我自己留了1400元，周某1和周某3每人分了800元，当时聂军林告诉我，这些钱都是加班费，所以我就拿着了。我拿了这些钱，也没有对华某广场的摊贩照顾过，我跟这些摊贩唯一的接触就是赶他们的摊子。我驱赶摊贩，他们不走的时候我就跟聂军林打电话救助，聂军林在电话里面就跟我说让我回来。（5）证人邵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2017年8月份从洪山区城管局珞南中队调入关山二中队，当时我在关山二中队辖区鲁磨片区从事城管协管员工作，9月13日转到关山二中队辖区民族大道片区工作，当时因为廖某被开除，二中队中队长胡某要我过来帮忙跟下面的几个协管员牵个头，2018年元旦之后调入洪山区城管局督察直属二中队工作。我负责我辖区内的占道经营，如果摊点占道，我就负责驱赶。我之前不认识常某，我调入民族大道片区工作后，聂军林向我介绍了一个男子，他叫常某，聂军林跟我说常某是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关照一下。后来常某主动加了我的微信好友和支付宝好友。常某于2017年11月10日，11月18日，12月2日分别向我的支付宝账户转账3000元、5000元、1000元，当时我还不会使用支付宝，后来我发现了常某的三笔转款后就去问聂军林，聂军林就说是常某感谢我和我手下五个协管员的照顾。我问过常某，常某当时跟我说，聂军林要他安排给我的。聂军林说这些钱是加班费，所以我没有退。加班费是由一个摊贩提供的，我也觉得不正常，但是聂军林是我们的中队长，我不好拒绝他。我一般不来华某广场，如果晚上有投诉华某广场占道经营的，我就去华某广场驱赶，我印象中应该驱赶过常某的摊点几次。我驱赶时和常某有过冲突，常某跟我说他给钱让我们照顾，为什么还来驱赶，我跟常某说我不认你，我只听命于聂军林，有几次我驱赶的时候，聂军林跟我打电话让我照顾下，我也会停止驱赶。当时我们内部开会，我曾提过华某广场晚上有人摆摊的事情，胡某、聂军林当时就跟我说，白天坚决不让摆摊，晚上让我们协管员就不要去了，让他们摆一下，除非有投诉的警。我只要驱赶摊贩，聂军林就会给我打电话，聂军林让我关照下，如果是警情，我就依法处理，如果不是警情，我就配合下聂军林，关照下这些摊贩。（6）证人廖某的证言，证实：我在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关山二队工作的时候，我的职务是城管协管员兼班长。我负责的区域是民族大道光谷转盘至上面，我工作的职责是看见辖区内如果有人占道摆地摊，就让这些摊点离开，还有就是这条路上面的门面管理。聂军林（班长），我（班长）都是协管员，我们是负责民族大道的。我认识常某是在2017年5月底的时候，在民族大道长江职业学院门口，因为常某摆水果摊违规经营，我没收过他的秤，之后就慢慢认识他的，他是在民族大道这段路上摆地摊卖水果的。2017年10月份之后，我没有在关山二中队上班，和陈某、周某3还有其他同事私下吃饭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常某和聂军林一起收取其他摊贩的钱被举报了。我就知道常某收取摊点费的事情了。常某收取其他摊位的钱，然后再通过支付的方式转账给我，是因为这些摊位都是常某找过去做生意的，他们交钱给我们，是为了不让我们去驱赶他们，让这些摊位可以好好的做生意。所以常某收他们的钱后，通过支付的方式转账给我，然后我将钱都分了。我们只找常某要烟钱，要他给烟我们抽，我们就可以在执法的时候关照下他们。然后常某就直接找其他摊位收钱，接着就直接将钱转给我。2017年7月份，常某给了我7200元现金，我将这7200元分了，是按照每个人800元分的，其中分钱的有我、李某2、周某2、周某4、付某、陈某、熊某、向某、聂军林。我离开城管关山二中队时候，常某跟我说聂军林找他收取每个月2万元的摊贩摊位费，要常某帮忙收取当代学生公寓门口的摆摊的摊位费，还有华某广场摆摊的摊位费，常某还跟我说他找这些摊贩都收了钱，然后把钱都给了聂军林，次月常某帮忙收取2万元的摊位费后，就将这钱给邵某1。常某跟我说他们都收到了。常某是按照一个月给聂军林2万元，第二个月给邵某1。聂军林收到钱后分给邵某11万元，第二个月，邵某1收到2万元，也会分给聂军林1万元。聂军林和邵某1是按照每个月轮流找常某收取摊位费的。4、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交易明细，证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24日，常某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共向聂军林转账人民币58000元；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2月2日，聂军林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方式共向常某转账人民币11500元；2017年5月19日至2017年11月28日，常某通过转账的方式共向廖某转账人民币7300元；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2月2日，常某通过转账的方式共向邵某1转账人民币9000元；2017年12月16日、12月21日，常某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付某分别转账人民币3000元、500元；2017年11月19日至2017年11月29日，常某通过转账的方式共向周某2转账人民币3500元。5、清单，证明：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常某收取刘某等九人卫生费的明细，经核实，常某除了否认2017年8月10日的几笔外，其余均承认。6、缴费金额明细，证明：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11月20日，黄某1缴费金额人民币6600元；李某4缴费金额人民币6600元；黄某2缴费金额人民币3500元；成某缴费金额人民币5500元；王某缴费金额人民币5000元；刘某缴费金额人民币5100元。7、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1）辨认人邵某1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2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授意常某分三次转给其感谢费的男子（2号系聂军林）。（2）辨认人常某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3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指使其收取摊贩卫生费的男子（3号系聂军林）。（3）辨认人叶某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7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强行收取摊位费的男子（7号系常某）。（4）辨认人苗某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2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强行收取摊位费的男子（2号系常某）。（5）辨认人王某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2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强行收取摊位费的男子（2号系常某）。（6）辨认人黄某2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12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强行收取摊位费的男子（12号系常某）。（7）辨认人刘某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12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强行收取摊位费的男子（12号系常某）。（8）辨认人常某从公安机关准备的12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经辨认后，指出3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安排自己收取摊贩卫生费的男子（3号系邵某1）。8、本院（2018）鄂0192刑初714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同案犯常某的亲属已代为赔偿被害摊贩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3400元（本院认定的被害摊贩经济损失）。本院责令同案犯常某继续退赔人民币11200元后，发还被害人刘某人民币5000元，发还被害人黄某1人民币2200元，发还被害人尹某人民币4000元。9、收条、谅解书，证明：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聂军林的亲属代为退赔了被害人尹某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元，退赔了被害人黄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2200元，并获得上述两名被害人谅解。10、关山街区域划分管辖情况说明、关山一中队管理范围、关山二中队管理范围，证明：关山街辖27个社区，目前划分为两个区域，该辖区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由洪山区城管关山街一中队和二中队共同管理。11、同案犯常某的供述：我从2017年7月份开始收的卫生费，每个摊点收费不定，有收取300元的，最多收的是1800元，一共收取了应该有四万多元。我收了多少钱就告诉聂军林，聂军林来安排如何发钱，这个钱是按照广场门口的摊位数量收取。聂军林给的最多，按金额排列依次是邵某1，廖某，周某2，付某。聂军林和廖某主要安排我去收钱的，其他三人偶尔要钱。我帮他们收钱是因为聂军林跟我说可以免除我的卫生费，他们会提前告诉我如果上面检查的话会通知我，不要出摊，实际上我也没有免去卫生费，如果收取摊点达不到他们五个人的价位，我就要去贴钱把这个钱凑齐。大概从2017年7月开始，加上我自己贴进去的钱，我一共给这五个人的总金额大概在八万元左右。我一般都是收了钱，都跟聂军林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要，他会安排我转给周某2、邵某1、付某等人，剩下的转给聂军林。当时我记得2017年12月份一天，我曾给了聂军林一万一千元，当时给的现金。2017年9月中旬开始，那时候聂军林是协管中队长，他要求我每个月15号到月底这段时间，凑齐20000元钱，然后分给聂军林下面的队员，但是我每次都没有收齐过，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份。我一共转给邵某1支付宝三次钱，我还按照聂军林的旨意给他一次现金4000元。聂军林一般退给我的钱，都是要我安排发给下面的队员，2017年9月份的4000元钱是聂军林当时没有收，让我给邵某1，邵某1嫌少了他没有要。还有三笔钱应该是聂军林要我给其他队员的，还有一笔具体多少钱我忘记了，是让我退给摊贩的。廖某当班长的时候胃口比较小，也没有向摊贩狮子大张口，聂军林当了中队长以后就开始向摊贩大肆收费，聂军林跟我说话比较圆滑，也威胁过我，邵某1当班长后总是威胁我。我和协管员见面了都会说客套话，比如见到聂军林会称呼“师傅、聂队、老聂”，见到周某2会称呼“海哥、胖哥”等，他们十几个协管员都认识我，虽然表面上我们关系很好，实际上关系一般。我曾经从当代学生公寓那里坐过城管的四个轮子电瓶车到过华某广场，摊贩们都看到了。聂军林和廖某给摊贩们说过，该守规矩就守规矩（意思就是该交的钱都要交）会让他们赚钱的。他们还给摊贩说要把钱交给我，有事情也要找我。不交钱的话也没对他们怎样。有个卖臭豆腐的直接把钱给过城管，但是报案的十个人中应该没有把钱直接给城管，都是通过我给的。聂军林、廖某、邵某1、周某2、付某等五人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但是他们身穿制服，开着执法车来赶摊子、收费，所以我认为他们就是城管。我也需要交卫生费，我每个月三个摊子要交5000元的卫生费。我每次收钱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收的，我给摊贩说不交的话城管会过来赶。出现在现场的保安是城管他们请的，我是听城管说的，保安确实不是我请的。我收取卫生费时，没有对摊贩们有驱赶、打骂等行为。收费标准是聂军林等人定下来的，没有给我看过任何收费标准的文件。12、被告人聂军林的基本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人聂军林犯罪时系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人。13、被告人聂军林的供述：我是2016年从珞南城管中队调入关山二中队，我刚来的时候是队员，我的班长是秦浩，对班班长是廖某。后来秦浩辞职后过了两个月我就当了班长。后来廖某因为在桃园路跟门面扯皮被开除了，廖某那个班当时就没有班长，我还是带我这个班。邵某1调过来当另一个班班长的时候，我已经是协管中队长了。我成为协管中队长后，邵某1这个班的成员不听我的，他们的资格都比我老。我自己带的班上的成员也不听我的，他们只是出警的时候跟我汇报他们出警的情况，让我把这个事情摆平。我班上的成员有周某2、杨某、程根、董某、向某。我刚开始跟常某认识，是在街道口那边，当时他在群光广场门口摆摊，我曾驱赶过。后来我来到，廖某牵线让我跟常某认识了。常某从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多次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给我转账，这些钱确实都是常某转给我的，这些钱的来源都是常某收取的华某广场摊贩的钱财，常某跟我说这些钱都是摊贩感谢他的，给他这些钱，是让他招呼下我们城管队员。因为摊贩占道摆摊，我们很照顾他们，很少驱赶，而且每个月有三天市局都有人检查，我就会告诉常某，让常某通知这些摊贩不要出摊。在支付宝上面减去我退给常某的，一共是35900元，微信上面减去我退给常某的，一共是10600元，加起来一共是46500元，这个金额我认可。我收取的这些钱作为加班费发给我的队员，我印象中一共发过七次钱给我的队员，一共有11个人，每次都是发每人500元，差不多每个人都分到了3500元，剩余的钱都我拿了。钱都是发给新来的队员了，有的队员调走了就没有发，新来的顶上来了，就发给新来的队员，收过钱的队员是廖某、付某、周某1、周某2、陈某、向某、董某、杨某，还有一些调走的队员，每个人拿的钱都是不等的。邵某1没有拿过我的加班费。邵某1曾有一天在电大的值班室，那时候我已经是班长了，跟他们集中开会的时候，我跟队员说以后配合我的工作，常某给我的钱，我就按照人头给你们队员发放。我不记得是什么方式发钱给队员了。我没有跟手下的队员说要照顾华某广场的摊贩，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应该都知道他们拿的钱都是常某收取摊贩的钱。因为以前廖某收取过常某的钱，但是都不给队员分，队员跟廖某就有矛盾，我当班长后跟他们说，我收取常某的钱会跟队员们分，我调和了廖某跟队员的矛盾，所以常某后来就把收取摊贩的钱给了我，由我分给我手下的队员，所以我觉得队员们是心知肚明的。本院认为，被告人聂军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465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准确，本院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聂军林的亲属代为退赔了部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聂军林的亲属已代为退赔了部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聂军林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当庭自愿认罪的认罪态度，结合公诉机关当庭发表的量刑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聂军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1日起至2020年5月10日止。）二、责令被告人聂军林与同案犯常辉共同退赔人民币5000元，后发还被害人刘某；被告人聂军林另退赔人民币1900元，后发还常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 友人民陪审员  卢建荣人民陪审员  刘晓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余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