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9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孝德，男，196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开云，女，196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浩，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江南街道汇丰南路。 法定代表人：赵黔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孝杯，浙江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宋太梁，男，197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上诉人洪孝德、杨开云因与被上诉人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宋太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3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孝德、杨开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扬公司）并不拖欠被上诉人2016年买卖合同项下货款，原审未依法查明该事实，却要求上诉人承担该合同项下的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中，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账务明细可以看出，2016年弘扬公司共计购买农用机19台。经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被上诉人开具给弘扬公司2016年度的税务发票。经比对核实，2016年度被上诉人出售给弘扬公司的19台农用机已全部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结合上诉人举证的付款明细和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明细可知，2016年度《买卖合同》项下被上诉人应收19台农用机的货款为160.95万元，而弘扬公司于合同签订后实际支付被上诉人款项共计255.5万元，实际支付金额远远超过应付金额。“弘扬公司是否欠被上诉人款项？”与“弘扬公司是否拖欠2016年《买卖合同》项下的被上诉人货款”是本案两个独立且重要的事实，需要法院一一查明并作出评议。本案中，依据2016年《买卖合同》，上诉人共计购买农机19台，应支付货款160.95元，而被上诉人就该19台农机已经给弘扬公司开具发票，且弘扬公司业已支付完毕相应对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发票可以看成是付款凭证。综上，应当认定弘扬公司并未拖欠被上诉人2016年度《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被上诉人无权依据2016年《产品买卖合同》而要求上诉人承担货款、违约金以及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的审理事实查明不清，错误的将对账单载明的所谓“弘扬公司欠款”等同于“弘扬公司在2016年《买卖合同》项下的欠款”，并要求上诉人依据该合同承担违约金、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严重遗漏对弘扬公司是否欠被上诉人款项，即对账单的真实性进行详细调查。既然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2016年《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那么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欠款的事实是否真实，应当成为本案待证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仅载明，截止到2015年弘扬公司欠款138.2万元，而关于该欠款的来源，欠款形成的事由等情况均没有证据进行支持和呼应。相反，通过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部分银行往来明细可知，弘扬公司2015年已经支付被上诉人229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公司又是如何欠款达到138.2万元的？上诉人当庭要求被上诉人对欠款情况进行补充举证说明，但被上诉人对此未进行补充举证说明，一审法院也未对此事进行查明。2016年账务问题是本案核心，2015年账务问题又是前提，一审法院有义务对与本案有关的一切有争议的债权债务进行全面调查与评议，被上诉人也有义务对其所主张的债权来源进行举证和说明，尤其本案涉及较大标的金额，更不能仅对账单进行简单裁判。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尚未查清该欠款是否真实，欠款有无合法来源的情况下，就进行认定并据此判决，势必会影响审理的公平公正。三、弘扬公司已支付的40万元货款应当扣除。张志强系被上诉人员工，2013年其作为被上诉人代表，在皖南地区负责与弘扬公司业务对接，其工作内容包括订购机器、结算货款等。2013年张志强以缴纳货款为由要求弘扬公司向其个人支付货款，出于交易习惯，弘扬公司分别于4月28日、5月4日共计向其支付40万元，张志强收款后，上诉人也将相关情况及时告知被上诉人。张志强是被上诉人的业务代表，其经常性代表被上诉人在经销商回笼货款，其收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后果，即视为弘扬公司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0万元，该笔货款应当体现在弘扬公司与被上诉人的往来明细中，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并未将其纳入明细，属于遗漏部分，应当补充审理。四、弘扬公司注销前已经告知被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强调，弘扬公司之所以注销，本就是由于被上诉人授意而为，因此被上诉人对弘扬公司的注销行为是明知的，其在明知弘扬公司办理注销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债权申报，应当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既然被上诉人在弘扬公司注销时已经放弃相关债权，那么现在又要求上诉人承担弘扬公司债务的主张也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 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因经营需要与被上诉人发生多年农机产品买卖关系。被上诉人是国有控股企业，双方发生买卖关系后，每年年底双方都进行了对账，2016年12月7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对账，其中对账单载明2015年上诉人欠款是138万，2016年期间发生的货款是1609500元，合计欠货款2992142.66元，上诉人在2016年期间付款175万元，对账单经双方签字予以确认，上诉人欠服务配件款17226元，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对双方确认的对账单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截至对账日，上诉人欠农机款及配件款是130多万。双方对账后至被上诉人起诉日，上诉人有陆续付款，最后欠款是454368.66元。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只付2016年欠款，对2017年欠款不承认，不符合实际。上诉人认为张志强个人尚有欠款，在总欠款中扣除，被上诉人认为毫无根据，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张志强有向上诉人借款，也是其个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俩上诉人系农机公司股东，按照公司法规定，公司注销前，应当书面通知全体债权人，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寄送过书面通知书，清算报告的债务记录是0，说明根本没有清算，作为公司俩股东，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宋太梁未作陈述。 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洪孝德、杨开云对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欠原告的货款454368.66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36300元，合计人民币590668.66元及原告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3000元，承担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宋太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甲方）和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产品买卖合同》，约定了乙方2016年在所辖范围内销售甲方产品的相关事宜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产品买卖合同》4.5条款约定“乙方自产品交付之日起15日内仍未付清全部货款的，乙方每日承担该笔货物价值总额3‰的违约金……违约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按乙方欠款总额的5‰/日或按欠款总额的30%计算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及数额由甲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甲方因此支出的运费、吊装费、人工费等实际损失，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差旅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4.6担保条款中约定“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代表乙方在本合同上签字的人洪孝德，对甲乙双方业务合作期间乙方欠甲方的全部债务自愿向甲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宋太梁与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债务人承担最高余额为500000元的保证责任。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以及所有债务人应付的费用。第3.1条约定：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两年，即自甲方与债务人、第三方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决算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2016年12月8日，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所欠货款进行对账结算，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欠货款为1287142.66元；2017年2月13日，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所欠配件款进行对账结算，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欠配件款为17226元。对账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欠货款437142.66元。另查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为洪孝德、杨开云。2017年11月27日，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核准注销。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因本次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23000元及保全申请费347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洪孝德、杨开云作为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在注销该公司时理应对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现其既未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亦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债权人中联公司，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承担清偿责任，故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就其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未结货款、违约金及相关费用要求洪孝德、杨开云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至于原告对宋太梁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3.1条的约定，宋太梁对案涉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决算日起两年。结算单显示，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与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2月13日对双方之间的货款及配件款进行了决算。现原告于2019年4月25日方提起诉讼，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宋太梁承担保证责任，故宋太梁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一审法院判决：一、洪孝德、杨开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东至县弘扬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欠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的货款454368.66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36300元及律师代理费23000元；二、驳回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36元，减半收取4968元，由洪孝德、杨开云负担。保全费3470元，由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洪孝德、杨开云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网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于2013年4月转了1笔30万；2、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3、收条；4、证明2份；5、货物交接验收单8张；用以证明张志强自2008年至2013年期间一直担任被上诉人安徽南部地区负责人，被上诉人产品三包及配件均通过张志强和经销商进行发货和结算。农机公司已经通过张志强将40万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农机公司负责人洪孝德于2013年12月28日和洪俊一起将已经支付过40万元的事实及时告知了被上诉人，并向被上诉人公司领导对账、说明情况。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张志强在2013年期间是被上诉人公司聘用销售人员，并非正式职工，在2014年底就走了。上诉人提交的2份证明，是否是本人出具无法证明，罗尚根所说的上诉人公司负责人到公司对账，说明被上诉人公司是不承认这笔账的，如果承认肯定会算到结账单里，结账单经双方签字盖章已经确认不是货款里的，如果是货款里的也不可能签字盖章，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张志强借款系个人借款。张志强2013年12月出具的收条，这份收条没有盖被上诉人公司印章，只是张志强的一个签字，不能作为被上诉人的收款，其次这张收条是否是张志强本人出具无法质证。发货单与本案无关，2015年、2016年都结算过。宋太梁未予质证。本院认证认为，从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内容看，弘扬公司与张志强之间发生的40万元款项是在2013年，是在本案2016年弘扬公司与被上诉人对账结算之前，且案涉买卖协议明确约定未经被上诉人公司许可个人不得收取货款，而张志强出具的收条上没有被上诉人公司盖章，也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认可该笔款项是弘扬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2015年对账单、产品买卖合同，用以证明弘扬公司欠款的事实。洪孝德、杨开云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弘扬公司2015年总共支付给被上诉人是229万，远超过2015年应付账款。通过合同条款可以看出，应当是弘扬公司先付款后发货，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清楚载明了弘扬公司购买19台机器，该发票与车型是一一对应的，结合2016年弘扬公司总付款，应当认定弘扬公司已经完全支付了款项。宋太梁未予质证。本院认证认为，2015年对账单、产品买卖合同均有弘扬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孝德签字并盖有弘扬公司印章，2015对账单与2016对账单也能互相印证，故能够证明弘扬公司欠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另外，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申请：一、调查张志强在被上诉人公司工作的相关信息；二、追加张志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承认张志强曾是其公司员工，故并无必要再调查张志强在被上诉人公司工作的信息。虽然弘扬公司与张志强之间在2013年发生40万元款项往来，但案涉合同明确约定未经被上诉人公司许可个人不得收取货款，而张志强出具的收条上没有被上诉人公司盖章，也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认可该笔款项是弘扬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况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货款是依据其与弘扬公司之间已经对账结算的事实，故上诉人与张志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综上，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述申请依法均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与弘扬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弘扬公司对农机货款、配件款分别于2016年12月8日、2017年2月13日进行结算，此后弘扬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弘扬公司至今尚欠款项共计454368.66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弘扬公司已经注销，上诉人洪孝德、杨开云作为弘扬公司股东和清算组成员，未将公司清算事宜通知债权人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给中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案涉产品买卖合同第4.5条约定，弘扬公司自产品交付之日起30日内仍未付清全部货款的，违约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按欠款总额的5‰/日或按欠款总额的30%计算的违约金、被上诉人因此支出的运费、吊装费、人工费等实际损失，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差旅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故原审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454368.66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36300元及律师代理费23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称原审判决确定的违约金金额过高，本院认为，弘扬公司自2017年4月2日开始拖欠款项454368.66元至今已近三年，综合考虑合同约定、弘扬公司履行合同情况、弘扬公司违约过错程度、被上诉人损失情况等因素，本案中并不存在违约金过高的情形。至于弘扬公司与张志强之间在2013年发生的40万元款项往来纠纷，上诉人可以与张志强另行处理。综上所述，洪孝德、杨开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36元，由上诉人洪孝德、杨开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陈 杰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