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510号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罗芬，女，汉族，1972年10月3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志华，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合宝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先科大道**区。法定代表人：林宏旭。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铿，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芬因与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芬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志华、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芬上诉请求：1、依法维持(2018)粤1302民初1379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第五项；2、依法撤销(2018)粤1302民初1379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第三项、第四项；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并支付至定金还清之日的应付利息(以100000元为基础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至偿清之日止)；4、一、二审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惠州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知道存在被上诉人无法按其要求交付车辆的风险，并同意承担该风险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汽车买卖合同》不能作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认可风险存在并同意承担风险的依据。汽车买卖合同作为被上诉人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文本，合同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失衡的，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且该合同中明显加重上诉人义务的，属无效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涉案双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范本，均为被上诉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属格式条款，条款中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失衡的条款应属无效约定。其次，《汽车买卖合同》中存在对合同履行的特别约定。《汽车买卖合同》中除存在格式条款中需销售人员按照表格空白内容直接录入的内容外，存在着特别约定，如“此车专属定制，不退不换”、“此价格已享受国家补贴优惠政策”等，即对无法交付的车辆，被上诉人应当在合同中予以备注，提示上诉人存在该风险，而非径直使用格式合同版本作为上诉人认可该风险的依据。最后，从合同履行中的细节可以看出，双方以口头约定的形式变更合同约定，并将2018年9月1日前作为车辆交付最终日期。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销售顾问黄康的通话录音，临至交车期限，被上诉人的销售顾问才告知车辆无法到店，对于无法交车的情况需要向领导请示如何处理。可知，双方已对实际交车时间作出了约定，既非一审判决书中所查明的认可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不定期交车期限，确定在2018年9月1日前，双方均认可按照该约定履行。在此前，上诉人已多次询问被上诉人是否能到车，是否缴纳车款，而其均未告知是否履行合同。二、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认可按照市场交易关系、交易习惯推知2018年9月1日为交车期限，那么结合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即可认定上诉人在诉状中所称的“每每逾期”有事实依据。首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已认定2018年9月1日为交车时间最终时间节点。民事判决书第9至10页，“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2018年3月28日得知原告订购的车辆至少在2018年8月才有配额，且按照市场交易关系，一般支付全款即视为在合理期限内可交付所购买的物品，故合理推知，双方约定付款日期2018年9月1日是在涉案车辆可能到店的基础上约定的”，由此可知，一审法院经查实认定2018年9月1日前为车辆到店且交付的时间节点。其次，结合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的录音资料及书面催收资料可知，上诉人已进行多次催告，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每每逾期的客观事实。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已多次询问被上诉人的车辆到店情况，而其均未告知车辆无法到店，当告知车辆后，上诉人立即询问何时到店、何时给予答复并发出书面催告函，而其均未向上诉人交付涉案车辆，为此其已构成每每逾期的客观事实。三、一审法院已查实被上诉人未能在约定的2018年9月1日交付涉案车辆，应当依据合同法中的定金罚则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径直行使自由裁量权无法律依据且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首先，对于违反定金罚则应承担何种责任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双倍返还定金。被上诉人未能按照约定交付车辆，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定金罚则，应双倍返还定金。其次，上诉人在合同履行中并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查明，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未尽到专业公司的审慎义务，而是将未能订购的责任推向厂家，对本案中未能实际履行合同存在过错。在此中，上诉人作为消费者，积极的行使权利，并多次催告被上诉人及时交付车辆，在约定期限内并询问是否需要支付车款，并不存在履行过错。最后，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存在违约情形的情况下行使裁量权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交易习惯认定2018年9月1日为车辆交付时间，而被上诉人并未在该期限前交付车辆，存在合同履行过错，被上诉人应按法律规定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履行过错、上诉人不存在履行过错的基础上变更定金罚则的法律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1万元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被上诉人作为专业从事车辆销售的4S店，知道也应当知道车辆的生产到店情况且其知情义务明显高于上诉人。其在知悉和了解车辆无法到店的情况下，并未告知上诉人也未采取积极的措施补救，存在合同履行过错，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法律已规定了定金罚则，在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履行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裁量权仅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万元的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仅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按照双方约定履行义务，在约定到期后也多次询问付款事宜，而被上诉人仍继续违约，恳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作出判决。另，上诉人罗芬庭审时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关于法律条文方面，我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规定，即便存在被上诉人和宝公司所称的履行期限不明的情况下，根据该条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基于必要的合理的准备时间，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向惠城区人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合宝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催告函及快递底单，该证据证实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合宝公司于2018年的9月15日按照约定交付以订购车辆，而被上诉人未能履行存在的违约，应承担则定金罚则的合同义务。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针对上诉人罗芬的上诉辩称，我方认为被上诉人罗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在一审判决以及一审庭审时已经查明了，我方并没有违约的事实，并且合同也没有约定交车的时间，不存在违反约定的行为。那么我方认为基于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罗芬一审起诉状的一个诉讼请求，我方认为法院存在着超裁行为，刚才被上诉人罗芬的一个上诉的一个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二、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被上诉人赔偿10000元”超出了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首先，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并未诉请赔偿，仅要求解除合同和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进行裁判，而不应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裁判。其次，本案系买卖合同之诉，双方争议的系合同责任问题，而一审法院却超出双方诉争范围，利用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要求来阐述上诉人应赔偿的理由，并裁定上诉人予以赔偿10000万元，明显是超裁，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而且在裁判时，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却又仅引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没有引用《消费者权益法》中的相关规定，也进一步说明，一审法院明显是裁判思路混乱，裁判上诉人赔偿10000元的裁判依据不足。再次，既然本案是合同之诉，且一审法院已明确认定“在《汽车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未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第10页倒数第9-10行)，又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完全提供原告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所期望的服务”，明显是自相矛盾。因为合同之诉，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由合同明确约定，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应该提供什么的服务、履行什么样的合同义务均已由合同明确约定，既然一审法院已认定被上诉人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又何来“没有完全提供原告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所期望的服务”?这明显是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以“1、原告未在2018年9月1日前，按合同约定付款；2、原告已实际购买其它车辆为由，主张原告违约”，系片面理解上诉人的主张，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约的理由系其“单方毁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被上诉人未在2018年9月1日前按合同约定付款及其已实际购买其它车辆仅是其单方毁约的行为表现之一，而并不是其违约的理由，其违约行为系单方撕毁合约。三、被上诉人单方毁约，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但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且支持上诉人没收被上诉人的定金。首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无法按其要求交付车辆的风险是明知且自愿同意承担的。本案涉案车辆为定制车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无现车(合同第一条条约定“尚未到店车辆”)，厂家的配额时间未能确定，更无法预估到车的时间，故为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双方在《汽车买卖合同》中第二条第6款已明确约定：“如因厂家无法按乙方（即被反诉人）订购的车型或颜色供货，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乙方可另选其它车型或颜色与甲方（即反诉人）签订新的买卖合同，乙方也可选择解除合同，甲方原额返还定金”。这也说明，被上诉人在购买涉案车辆时，知道存在上诉人无法按其要求交付车辆的风险，仍自愿与上诉人签订涉案《汽车买卖合同》，应视为其同意承担该风险。该事实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定(第9页第2-8行)。其次，未能按时交付车辆非上诉人责任且未超出合同风险范围内。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宝马厂家自2018年4月起至2018年8月厂家均无涉案车辆的配额。因此，未履行合同不是上诉人的原因，而是宝马厂家的问题，且上诉人已将情况告知了被上诉人，并且告知其可以选购其他车型或者选择解除合同，上诉人可以原额返还定金，但上诉人明确表示继续等待，可见当时被上诉人都不能交付车辆的风险是认可的。再次，本案纠纷系被上诉人单方毁约并企图获得双倍定金返还所致，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未与原告协商处理”所致。当其在明知定制进口车存在交付风险的情况及等待时限较长的情况下，仍与上诉人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被上诉人反悔了，但又不甘心定金5万元被没收，不想承担违约责任，故才想方设法逃避法律责任。其实，在2018年8月，因生产时间仍无法确定，上诉人再次建议被上诉人购买同型号的其他车辆或解除合同，但被上诉人表示均不接受，并表示已购买其他车辆。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于2018年12月29日在惠州市车辆管理所登记注册了新车，从登记时间可以推断被上诉人的车辆购买时间大概是在2018年8月-9月间(进口汽车从订购到提车注册大概需要3个多月)，也印证了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前后向上诉人所说的内容，即已于2018年9月买了新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不愿履行本案的合同的事实。2018年11月，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涉案车辆有生产配额了，厂家可以按合同生产，但被上诉人明确告知上诉人不再购买该车辆。然而，根据本案事实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并无违约，被上诉人突然单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这明显系以其掌握法律为依仗，企图通过合法形式单方毁约，并企图通过诉讼逃避违约责任和获得双倍定金返还。这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应得到司法的支持，对这样擅自单方毁约的行为，就应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裁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恳请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上诉人罗芬针对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发表的答辩意见与上诉状内容一致。本诉原告罗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5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二、判令被告立即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并支付至定金还清之日的应付利息（以100000元为基础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至偿清之日止）。三、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300元及保全费用1020元。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二、依法判令反诉人没收被反诉人支付的定金5万元。三、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公证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主要约定：1、原告向被告购买一辆型号为530Le的宝马牌定制车辆，总价款为596600元。2、签订合同当天内，原告必须向被告支付定金50000元，余款必须于合同约定付款日期前或提车前付清。并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9月1日。3、如因生产厂家不能按原告订购的车型或颜色供货，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原告可另选其它车型或颜色与被告签订新的买卖合同，原告也可选择解除合同，被告原额返还定金。4、原告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向被告付款，如果原告订购车辆为尚未到店车辆，车辆到店且被告电话或书面通知原告付款提车后，原告从通知送达之日起超过5日仍未付清余款的，被告有权按同期贷款利率加收未付款部分的利息并按逾期付款天数，加收每天50元的仓储费用；原告超过15天仍未付清余款的，视为原告违约，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没收原告定金并自行处置本合同项下车辆。5、违约责任：（1）被告无故终止本合同的，应双倍返还定金；（2）原告未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各项款项的，被告有权收回车辆另行处理，且没收定金;（3）原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被告有权没收定金。2018年4月5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定金50000元。截止2018年9月1日订购车辆未到店。另查一，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2018年3月28日通过厂家发送的邮件得知，原告订购的型号为530Le的车辆至少需要在2018年8月才有配额，即“4月份的订单可能延至9月份或以后”。对于2018年8月的一台配额车辆，属于厂家已生产车型，不接受定制。另查二，原告未在2018年9月1日付清剩余购车款，并于2018年9月5日向被告寄送《关于要求限期积极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催告函》，要求：被告必须于2018年9月15日前，按照双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约定交付已订购车辆，双方继续按照合同履行，完善剩余手续。根据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粤1302财保9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江北支行开设的账号：20×××59内存款人民币100000元。原告支付保全费10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原告在本诉及反诉原告在反诉中，均诉请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视为双方对解除合同这一请求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支持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谁是违约方，并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辨析如下：一、本案涉案车辆为定制车辆，双方在《汽车买卖合同》中约定：“如因生产厂家不能按原告订购的车型或颜色供货，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原告可另选其它车型或颜色与被告签订新的买卖合同，原告也可选择解除合同，被告原额返还定金”。可推知原告在购买涉案车辆时，知道存在被告无法按其要求交付车辆的风险，仍自愿与被告签订该《汽车买卖合同》，视为其同意承担该风险。二、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向其承诺过具体的交车日期，即原告主张被告“每每逾期”证据不足。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以“1、原告未在2018年9月1日前，按合同约定付款；2、原告已实际购买其它车辆”为由，主张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故应没收原告交纳的定金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汽车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9月1日”，但该合同中同时约定“原告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向被告付款，如果原告订购车辆为尚未到店车辆，车辆到店且被告电话或书面通知原告付款提车后，原告从通知送达之日起超过5日仍未付清余款的，被告有权……”。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2018年3月28日得知原告订购的车辆至少在2018年8月才有配额，且按照市场交易关系，一般支付全款即视为在合理期限内可交付所购买的物品，故合理推知，双方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9月1日”是在涉案车辆可能于2018年9月1日前到店的基础上约定的。被告亦确认“直至2018年8月，生产时间仍无法确定”，在此前提下，原告未于2018年9月1日付清剩余款项，符合《汽车买卖合同》中“如果原告订购车辆为尚未到店车辆，车辆到店且被告电话或书面通知原告付款提车后，原告从通知送达之日起超过5日仍未付清余款的……”的约定，亦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其次，《汽车买卖合同》并未约定原告在涉案车辆未交付的情况下，不得另行购买其它车辆。且现有政策并未规定原告仅能购买一辆汽车，被告以“原告已实际购买其它车辆”为由主张原告违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告在履行《汽车买卖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通知了原告合同约定的“因生产厂家不能按原告订购的车型或颜色供货，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原告可另选其它车型或颜色与被告签订新的买卖合同，原告也可选择解除合同，被告原额返还定金。”《汽车买卖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定金50000元。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在《汽车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未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但被告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除了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外，更应该为顾客提供专业而良好的服务。被告既然在2018年3月28日即得知厂家2018年8月可能有原告订购车辆的配额，在2018年4月15日与原告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前完全可与厂家沟通该配额是否能生产符合原告要求的定制车辆，但被告在未确定是否能在合理期限内（如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2018年9月1日前）向原告提供符合要求的车辆的情况下即与原告签订合同，也未有证据显示在签订合同前，被告有明确告知原告其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或极有可能在2018年9月1日付款前仍无法购买到定制车辆，且在得知无法提供原告所购的定制车辆时，亦未明确告知或采取积极的措施与原告协商后续解决方案。在原告于2018年9月5日向被告寄送《关于要求限期积极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催告函》后，仍未见被告采取积极的措施与原告协商处理，致使发生本案诉争。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未尽到一个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应有的审慎和专业的义务，没有完全提供原告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所期望的服务，而将被告订购车辆未能确定，未能到店推诿于生产厂家，但与厂家的沟通定购是被告收取顾客定金后的职责。本案汽车买卖合同，原告并不与厂家有关联，原告只对应被告。故被告对本案纠纷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被告向原告赔偿1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罗芬与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罗芬退还定金50000元；三、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罗芬赔偿10000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罗芬的其它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020元，反诉受理费525元，共计384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合宝公司是否应向上诉人罗芬双倍返还定金；2、上诉人合宝公司是否有权没收上诉人罗芬支付的定金；3、一审法院是否存在超诉求裁判的程序违法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可知，双方仅约定交车日期为车辆到店且上诉人罗芬付清全部款项或按揭款实际已到上诉人合宝公司账户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并未约定交车日期为2018年9月1日。上诉人罗芬主张双方以口头约定形式变更了合同约定，确定2018年9月1日为车辆的最终交付日期。但上诉人罗芬一审提供的通话录音记录及双方邮件往来记录并不能证明双方约定2018年9月1日为车辆交付日期，故，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请求双倍返还定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上诉人合宝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显示涉案车辆直至2018年9月的配额亦为0，即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到达时，上诉人合宝公司未有车辆交付给上诉人罗芬，而上诉人罗芬在此种情况下请求解除合同符合合同关于“如因生产厂家不能按乙方订购的车型或颜色供货，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乙方（上诉人罗芬）可另选其它车型或颜色与甲方（上诉人合宝公司）签订新的买卖合同，乙方（上诉人罗芬）也可选择解除合同，甲方（上诉人合宝公司）原额返还定金”的约定，不存在违约。至于上诉人合宝公司对于上诉人罗芬另购车辆表明其不愿履行涉案合同的主张，明显缺乏说服力，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合宝公司主张上诉人罗芬单方毁约，已构成违约，其有权没收上诉人罗芬的定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罗芬并未诉请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合宝公司承担10000元的赔偿责任，程序违法，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79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判项项及受理费的处理；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79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上诉人罗芬的上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罗芬和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负担1150元，上诉人罗芬和上诉人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自多缴交的1150元，由本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巍审判员 邓耀辉审判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李兵勤书记员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