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53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亮，男，汉族，1973年12月31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瑞芳，女，汉族，1974年9月22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超，广东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礼兰，女，汉族，1983年1月9日生，住湖南省醴陵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爱燕，广东尚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野，广东尚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洪亮、马瑞芳因与被上诉人谢礼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3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洪亮、马瑞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开庭流于形式。本案历经多次开庭，最后一次开庭于2019年2月27日，然而于法庭宣布开庭时，法官竟然是全新的面孔，且此前并未以任何方式告知当事人。法庭要求出庭的代理人当即表态是否同意新的合议庭审理。代理人虽勉为其难地同意，然而法庭也只是将过往开庭的笔录复制了事，并未实质审理。2.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武断。原审判决称：“被告王洪亮提供的电话录音及整理成的文字证据，由于合法性和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如何不合法，如何存疑，存疑者是否通过举证来排疑，一审判决并未说明。被上诉人并未否定是其电话录音，也未提出相应鉴定申请，应当认定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正如原审判决所述，被上诉人并未就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就应当认定其事实主张不成立。一审判决却阐述上诉人所主张的委托理财存疑反过来证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主张成立。不仅如此，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委托理财款后还退还了5万元，对这个事实被上诉人并未否认。谢礼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谢礼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5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之日起实际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谢礼兰与被告王洪亮系朋友关系。原告谢礼兰提交的三份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9月12日、11月19日、11月21日，原告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被告王洪亮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账户分别转账200000元、150000元、200000元，合计550000元。原告谢礼兰主张向被告王洪亮交付的上述款项系借款，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但未向法庭提交债权凭证。被告王洪亮确认收到原告的上述款项，但辩称上述款项系原告委托其投资深圳市车某公司理财的投资款，其收到原告款项当天即转给案外人投向上述投资理财平台，因投资平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查处，投资款无法追回，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9月12日、11月19日、11月21日，被告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刘1、徐某平安银行账户分别转账200000元、150000元、20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被告王洪亮到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经侦大队报警称：其因从朋友案外人刘2处了解到在案外人刘3公司投资电动车租赁可拿到每月5%的利息回报，甚至可以开外汇账号获取更高回报，从2015年7月开始，被告王洪亮就陆续将钱汇给案外人刘1、徐某，通过他们先后向案外人刘3转账530万元。现因案外人刘3说钱全部没有了，所以过来报警。被告王洪亮在报警时提供了其与深圳市车某公司的通知函、投资人确认函、《电动汽车承包与委托租赁合同》等证据材料。2015年12月1日，案外人刘3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刑事拘留，因其涉嫌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批准，于2015年12月25日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逮捕，后经侦查并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2017年11月6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6刑初4239号刑事判决，认定案外人刘3等人以深圳市车某公司、深圳市信某公司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视国家法律，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王洪亮作为证人为该案提供了证人证言。在受害人名单中有被告王洪亮，但无原告谢礼兰。案外人刘3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刑终652号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王洪亮提供的电话录音及整理成的文字证据，由于合法性和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纠纷性质是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二）两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责任？（一）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王洪亮则抗辩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鉴于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考虑到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之间尤其是朋友之间的民间借贷经常存在不订立书面合同、只有转账凭证作为证据的情况。本案中，虽然除付款凭证外原告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存在借贷关系，但原告举证证明了其向被告王洪亮支付55万元的事实，且对借款的事实经过作出了符合常理的陈述，被告亦认可收到了原告55万元的转账，只是认为该笔款项性质是“委托理财款项”。反观被告的观点，被告认为原告转给被告的55万元是委托被告进行投资理财的资金，并在笔录中陈述投资理财的利润固定为月息3%，未陈述其他约定，原被告双方无任何书面协议。首先，根据民间的交易习惯来判断，委托理财通常会签订书面协议，且投资赢利、亏损的理财结果均应由委托人承受，受托人只是获取相应报酬。委托理财应当明确风险担当、利益的分配等条款，委托理财特点在于收益的不特定性和亏损的可能性。从被告王洪亮自由使用原告转给被告的资金、未有证据证明原告知晓被告的用钱途径和投资渠道、原告与被告无收益分成或损失承担、报酬等约定的情况来看，不能看出原告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需要承担相应风险，而委托理财需要符合相应的经济规律，具有盈亏的可能性，以上事实不符合民间委托理财的法律特征。其次，关于被告向案外人刘1等转账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只能初步证明原告转给被告的资金走向，无法证明被告是受原告委托进行投资理财。再次，对于被告称涉案款项是受原告委托向深圳市车某公司的投资款项的主张，从被告王洪亮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登记中的自述可知，其对深圳市车某公司进行投资是基于可获取高利息回报，而不是基于其他人委托理财，且被告王洪亮也没有理财的身份或职务，被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自己确实参与了投资深圳市车某公司电动汽车承包和租赁业务，并成为案外人刘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受害人，而不能证明原告与该案有直接关联。如果仅仅因没有书面借款合同就一律否定借贷关系的存在，将有可能违背客观事实和民间交易习惯。因此，在本案中，虽然除付款凭证外原告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存在借贷关系，但被告对其取得款项是受原告委托进行投资理财的主张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且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原告主张事实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被告抗辩理由，故采信原告主张的事实，即原告与被告王洪亮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出借资金的目的是追求资产的固定本息回报，对于被告王洪亮如何使用该笔资金或被告通过该笔资金获取多少利润并无预期。因此，认定本案纠纷性质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二）两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关于借款本金数额问题。被告王洪亮称收到原告55万元属实，后来退回了5万元，实际收到50万元。被告王洪亮在笔录中称可以提供银行流水证明退回5万元的事实，但并未提供，故对于原告诉称借款本金为55万元，请求被告王洪亮归还借款本金55万元的主张，予以认可。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原告称与被告王洪亮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3%，但原告并未提供银行流水证明被告王洪亮按月息3%支付过利息，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王洪亮认可借款月息为3%。对于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酌定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关于被告马瑞芳是否应当与被告王洪亮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本案借款虽是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不能说明该笔债务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也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马瑞芳对上债务有事后追认或是基于两被告共同意思表示，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洪亮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谢礼兰借款本金55万元；二、被告王洪亮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按年利率6%偿还原告谢礼兰借款逾期利息（计算期限自2015年12月9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谢礼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68元、保全费3370元，原告均已预缴，由被告王洪亮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王洪亮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中（通话时间2016年1月30日），王洪亮称涉案款项不是借款，是投资款，谢礼兰称：“我一个手续也没有，收据、借条都没有，那我肯定算你借的，我把钱放你那一起去投资，亏损了，我转给你，我就找你。”二审中，对于王洪亮转回的50000元，谢礼兰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确认王洪亮于2015年10月12日转回40000元，但称与本案无关，系双方的其他往来；对于王洪亮2015年10月9日转给周某的10000元，也系王洪亮与周某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周某与谢礼兰于2017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系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之一，对于民间借贷案件而言，原告需要证明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原告仅提交转账凭证的，因其未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严格来说并未完成应负的举证责任，但考虑到实践中很多出借人法律意识缺乏，如果将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出借人，对于实体权利保护不利，因此，上述司法解释要求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即要求被告对其收到款项的性质作出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但从证明标准来看，被告的举证责任不应过于严苛，不能要求被告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否则就是将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责任全部加之于被告了，与司法解释下文的“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不符。只要被告对款项的性质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提交了有一定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就可以认定被告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举证以后，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举证不能的结果责任仍应归于原告，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提交了转账凭证，未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交付的款项已投入到投资平台，与已查明的事实相符。被上诉人主张当时口头约定月利率3%，而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款项投入投资平台的月收益亦为3%。上诉人以3%的月利率向被上诉人借款投资至月收益为3%的投资平台，上诉人不能赚取收益却要承担风险，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双方电话录音来看，上诉人一直认为是委托投资款，并未确认为借款，而被上诉人称“我一个手续也没有，收据、借条都没有，那我肯定算你借的，我把钱放你那一起去投资，亏损了，我转给你，我就找你。”从被上诉人的陈述可知，被上诉人转款时，双方并未达成借贷合意，只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经手人，就应当对款项负责任。综上，被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涉案款项系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34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谢礼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68元，保全费33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68元，均由被上诉人谢礼兰负担。上诉人王洪亮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9468元，本院不予退还，被上诉人谢礼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上诉人王洪亮94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付璐奇审判员 李卫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