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再265号再审申请人（案外人）：何某，女，197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再审申请人（案外人）：郑某，男，193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耀升，广东商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叶某1，男，198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叶某2，男，1963年7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祥杰，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魏宏，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何某、郑某因与被申请人叶某1、叶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323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粤01民申36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郑某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323号《民事调解书》以及由于执行该《民事调解书》的房产过户登记；2.郑伟名下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东方夏湾拿花园荔林四街42号的房产产权由何某、郑某、叶某1按份受赠、继承，由何某、郑某各占1／4的产权份额、叶某1占1／2的产权份额；3.本案的诉讼费由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三方按所占产权的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郑焕章(男，1928年10月18日出生，生前身份证号码)与何玉梅(女，1939年5月26日出生，生前身份证号码)是合法夫妻；郑焕章与何玉梅的婚生女儿是郑贝纹(××××年××月××日出生，生前身份证号码)；郑焕章与何玉梅的婚生儿子是郑伟(××××年××月××日出生，生前身份证号码)，郑伟无配偶及子女；郑贝纹的配偶为叶某2，两人育有一独子叶某1(1989年10月3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何玉梅的父亲是何洪，母亲是麦三妹(1918年2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何玉梅的父亲何洪在1970年代去世，母亲麦三妹于2004年6月24日去世；女儿郑贝纹于2007年1月25日去世；儿子郑伟于2010年5月15日去世；何玉梅于2012年1月26日去世。郑焕章于2014年11月16日去世。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死者的遗产应由其配偶、父母、子女共同继承。郑伟生没有配偶、子女，没有订立遗嘱，因此，在郑伟死后，父母郑焕章、何玉梅为法定继承人共同对郑伟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且均等平分。鉴于何玉梅在获得郑伟的遗产继承权但在实际继承前已经死亡，何玉梅没有留下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继承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所以何玉梅的遗产应由郑焕章继承。郑焕章生前于2013年2月27日在香港何绮莲律师事务所订立了《遗嘱》，遗嘱指定及委派何某、郑某为遗嘱共同执行人及受托人：将其名下所有遗产，不论属于不动产业及可动产业及不论任何性质及位于何处，在扣除殡仪费用、遗产费用、公平合理债项、税款及遗产税(如有)之后，全部尽行遗赠上述何某、郑某、叶某1，三人平均承受及享用。根据《继承法》规定，遗嘱遗赠继承优于法定继承。郑焕章生前与叶某1一起启动了法定继承郑贝纹、何玉梅的遗产继承的公证程序，但在继承办理完成前去世。郑焕章去世后，两申请人在第一时间通知了两被申请人，并在60天内登报声明接受遗赠，然后向香港法院申请一系列的认证程序，现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和《未作管理遗产的遗产管理书》，完成了《遗嘱》的合法性认定，两申请人有权进入遗产、遗赠的管理执行阶段。两被申请人知道郑焕章《遗嘱》的存在及何某、郑某的接受遗赠的要求，但一直不配合，拒绝提供郑焕章的死亡证原件去做公证等，延误了一年多的时间。香港法院的法律程序完成后，2018年12月15日，叶某1还手写了一份遗产分配的“同意书”给两申请人，确认了郑焕章、郑伟、何玉梅的遗产在香港的部分已完成继承并分配。叶某1是明知两申请人是要求接受郑焕章国内遗产遗赠，却在原审调解的过程中有意欺骗法庭，恶意隐瞒了郑焕章遗嘱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的规定，恳请法院依法再审，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叶某1辩称，请求驳回何某、郑某的全部再审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郑焕章在订立遗嘱时，已不具备正常精神状态和思维，该遗嘱不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郑焕章生于1928年，2010年后经广东省人民医院先后诊断：脑梗塞(脑干)；高血压3级(极高危级)；后循环障碍(缺血)、高血压3级(极高危级)；脑干梗塞、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级)；脑萎缩。病情记载反映遗嘱人在立遗嘱前已经患老年痴呆症多年，记忆力严重下降，说话颠三倒四，同时患有高血压，处于高危病发状态，常年需要专人护理照料生活。2013年2月27日遗嘱人郑焕章在订立遗嘱时，已经年高85岁，病情更趋严重，已经不具备正常精神状态和思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依据《继承法》二十二条的规定，该遗嘱无效。二、遗嘱人郑焕章和其子郑伟日常住所地和死亡时最后住所地均为内地，对遗嘱人及郑伟的遗产继承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对位于香港的动产继承，应由遗嘱人死亡时最后住所地法院进行管辖；对位于国内的不动产继承，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进行管辖；如果要公证，也应当委托国内的公证处进行公证。二再审申请人曾找了广州市范围内的公证机关拟进行公证，但公证员到现场后发现遗嘱人不具备正常表达能力，不同意进行公证，二申请人便自行找到香港律师来广州违法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和见证形式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予认定无效。三、遗嘱见证人不具有在中国内地从事遗嘱见证法律服务的资格，其法律见证行为无效。遗嘱见证人谭某助理律师、黄燕婕法律助理均是香港何绮莲律师事务所之律师助理、非律师，不具有在中国内地以律师名义为中国公民提供法律见证服务的资格，其见证行为无效。四、该遗嘱见证人是与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具有合法见证人的法律公信力和效力，不具有经过合法见证人进行见证的代书遗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见证人谭某、黄燕婕受香港何绮莲律师事务所指派，对遗嘱人进行法律见证，同时何绮莲律师事务所又受遗赠人何某、郑某之委托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遗产继承，遗嘱见证人和受委托提起诉讼代理人均为同一律师所的律师，且收取5904736港元的高额律师费，遗嘱见证人与受遗赠人存在一致的共同利益，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谭某和黄燕婕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五、再审申请人及何绮莲律师虚构该遗嘱是遗嘱人亲自前往香港在香港境内和香港何绮莲律师事务所现场所做的事实，非法赋予其适用香港法律的效力和进行公证与诉讼，违背事实和法律，中国委托公证人肖某律师出具的《证明书》及公证行为无效。中国委托公证人肖某未查实该遗嘱的见证行为发生在中国内地并错误认定该遗嘱是由香港见证律师在香港进行见证的事实，严重失职或隐瞒事实，欺骗香港高等法院出具相应文书，不具有公信力和法律效力。六、二再审申请人擅自委托香港律师进行遗嘱见证订立遗嘱，未通知答辩人在场，剥夺了答辩人参与遗嘱订立和了解遗嘱人真实意思的机会，被人为排除为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不排除二再审申请人与遗嘱见证人采用诱导或在遗嘱人根本不具备正常思维和精神状态的条件下而非法强行订立遗嘱侵吞遗产，与遗嘱人的本意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七、二再审申请人取得上述遗嘱后，擅自委托香港何绮莲律师事务所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遗产继承并将遗产划入其二人的共管账户掌控，从未向答辩人出示遗嘱文件披露遗嘱内容，也未告知遗产清单和具体金额，仅在上述手续完成后通知答辩人前往香港出具《同意书》，告知共有22057000港元的遗产由三人分配，其中产生律师费等费用5904736港元，并强行要求答辩人承担一半的费用即2952368港元，如果不同意就不让答辩人领取遗产。答辩人向二再审申请人、何绮莲、谭某、黄燕婕等人索要遗嘱书、财产清单以及支出律师费的组成单据时，黄燕婕以答辩人非该案委托人为由拒绝提供全部材料并对律师费等费用的询问不予回答予以默认，何绮莲、谭某亦不正面回答答辩人上述问题。答辩人在不同意签署就无法确认和领取任何遗产的前提下，才签署了上述《同意函》。该函违背答辩人的真实意思，对有关事实存在重大误解，答辩人申请撤销《同意函》。八、该遗嘱约定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解释，不适用国内法律，不具有在国内进行适用和解释的法律效力。九、该遗嘱内容非遗嘱人亲笔书写，不具有遗嘱本人的自书遗嘱的法律形式和法律效力。再审查明，在本案原审诉讼前，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郑焕章在香港的遗产按照其遗嘱进行了分配。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财产继承纠纷，再审争议焦点为本案在法定继承之前，是否还存在遗嘱继承的问题。鉴于再审申请人何某、郑某提出新的证据，初步证明被继承人郑焕章订立了遗嘱，而何某、郑某作为被遗赠人未参加原审诉讼，原审民事调解书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可能。考虑到本案案情复杂，再审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需依法进一步甄别和认定，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本案再审不宜作出实体判决，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323号民事调解书；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重审。再审申请人何某预交的再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周国庆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立郭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