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特1498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李光忠。委托代理人：戚燕飞，女，系李光忠的妻子。委托代理人：杨鸿卫，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戚燕飞。委托代理人：杨鸿卫，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广州信仁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马场路16号112商铺。法定代表人：张永佳，经理。委托代理人：梁友斌，系该公司职员。申请人李光忠、戚燕飞因与被申请人广州信仁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仁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9）穗仲案字第5051号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李光忠、戚燕飞共同向本院申请：撤销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9）穗仲案字第5051号仲裁裁决；本案仲裁费及诉讼费用由信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信仁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信仁公司在仲裁时提供了《存量房买卖合同》《服务费确认书》、涉案房产证复印件以及补充的《确认收楼证明》。上述《服务费确认书》的备注栏手写字样“甲方收齐房款肆佰陆拾伍万元整，方支付中介方的中介服务费，交易不成功不收取中介服务费,”，各方均清楚甲方（卖方）支付中介费的前提是甲方收齐房款肆佰陆拾伍万元整。事实上，经各方商议同意，涉案房屋的成交价是肆佰伍拾万元（见《补充协议》及相应的收款记录和银行流水记录）。因此，信仁公司隐瞒了最终成交价为肆佰伍拾万元的证据和事实，影响公正裁决。二、在楼款交割方面，信仁公司存在欺骗行为，其称要贷款成功必须存在交易房款为465万元的凭证，因此需要编造一份买方向卖方支付15万元的凭证，但事实上，买方在收到这15万元即时就将这15万元返还给卖方。《协助调查函》所称的“另据贷款推荐中介广州竞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介绍，借款人聂永超有70000元购房首期款，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售房人。”这是完全不存在的，是为了凑足265万元编造的谎言。整个交易过程中，信仁公司工作人员娄来云及其他工作人员当时在场并知情，买方聂永超可以作证。三、仲裁送达程序存在问题。中介和广州仲裁委明知送达地址是已经成交的房屋地址，卖方已经搬走，仍然向该地址送达，存在程序问题。被申请人信仁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李光忠、戚燕飞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两申请人称信仁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不符合事实。两申请人提及到其与购房者在2018年12月10日订立补充协议，但是信仁公司并非该《补充协议》当事人，也从未持有该协议。二、两申请人声称在信仁公司在房款交割方面存在欺骗行为不是事实。其不存在在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后主动要求两申请人对买方降低房价的事实。信仁公司在2018年9月份签署《服务收费确认书》和《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已确定涉案房屋的出售价格是465万元。另根据广州仲裁委向工商银行调取的房款交割凭证显示两申请人是实实在在收到了465万元的房款。即便该补充协议是真实存在的，而两申请人在收到了465万之后又返还15万给买方，效力不应波及到信仁公司。因为信仁公司在促成合同签订的同时也签订了《服务收费确认书》，上面约定的价格是465万元。两申请人自行与房屋购买者变更合同价格是其双方对自身权利的行使，但是不能够作为两申请人拒绝支付中介服务费的理据。且其质疑申请人提交的买方视频的真实，因为买方跟申请人都一口声称是信仁公司在没有任何合理或者符合逻辑、理由的情况下主动要求申请人降低房价，完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因为降低房价对信仁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受益人只是买方。最后，关于两申请人认为仲裁送达程序存在问题，信仁公司在提起仲裁前已经到公安部门再次查询了两申请人的身份证、户籍地址仍然显示为涉案房屋地址，而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送达条款也约定了如果申请人方变更地址必须要书面通知信仁公司，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申请人的任何口头或者书面通知，而且该送达条款写明了倘若产生法律纠纷，司法机关寄送到合同联系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再加上其在《仲裁申请书》上已经明确列明了申请人的联系手机号码。因此，信仁公司提供的当事人信息以及广州仲裁委的送达是没有任何问题。另因为《服务收费确认书》所约定附加条件所对应的证据并非是信仁公司能够掌握的，例如房款交割以及过户情况，对方没有到庭，其不得已才申请由仲裁庭向相关银行及房管部门调查相关情况。综上所述，仲裁裁决合法有理，不应当被撤销。申请人李光忠、戚燕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李光忠作为甲方（委托方）与信仁公司作为乙方（中介方）《独家代理委托协议》（编号为No.18031931），拟证明双方于2018年8月19日签订该协议，约定由信仁公司独家代理涉案房屋买卖，房屋出售价格为470万元、中介费10万元；2.李光忠、戚燕飞作为甲方（卖方）与案外人余为霞、聂永超作为乙方（买方）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2018年12月10日签订该补充协议，房屋出售价格为450万元；3.李光忠中国民生银行、戚燕飞中国银行流水及微信通知，拟证明15万元由卖方支付给买方后，即时由买方返还给卖方，总房价为450万元；4.与买方聂永超的录像和文字整理，拟证明中介方工作人员楼来云对售价465万元变更为450万元及楼款交接多编造15万元往来均在场知情，未提出中介费问题；5.信仁公司业务员娄来云的名片，拟证明涉案房屋的成交价450万元是由该业务员协调参与的，从未向李光忠、戚燕飞主张过中介费，提交该证据是为了证明与撤销仲裁之间存在事实关系。被申请人信仁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申请人确实是2018年8月19日来信仁公司放盘；对证据2的真实性暂时无法确认，因为该协议的真实性应由买方出庭确认。退一步说，即使是真实的，从关联性来说，该补充协议签订时间是2018年12月10日，距离《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已过三个月。从证据4的视频来看，买家称信仁公司主动要求降价是不合常理的，并称信仁公司不同意改网签合同价格要求营造出465万元的流水也不符合事实，业务员表示从未见过该补充协议，且如交易双方达成降价，中介机构是会征询双方意见修改网签合同价格。网签合同时间是2018年9月15日，很明显是已经向银行递交网签合同等材料办理按揭手续，至签订补充协议时，据信仁公司推测按揭流程已走完或接近走完，故买方可能是处于自身便利才没有提出变更网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信仁公司没有参与签订补充协议，且即使变更交易价格也不应波及信仁公司收取中介服务费；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否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申请人的证明内容。信仁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庭询后，申请人李光忠、戚燕飞又向本院提交了涉案交易经纪人娄来云的名片及其所在店铺营业执照和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南派出所于2019年6月3日盖章签发的李光忠本人的户籍登记住址。在本案庭询过程中，李光忠、戚燕飞向本院明确其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是：第一，对方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即《独家代理委托协议》和《补充协议》。《独家代理委托协议》是其与信仁公司双方均持有、《补充协议》是由信仁公司工作人员提交的合同版本且是在信仁公司的店铺现场的电脑中打印而成但没有书面的证据证实。涉案房屋并非是以465万元成交的，实际成交价是450万元，故李光忠、戚燕飞无需支付中介服务费。对方隐瞒《独家代理委托协议》就是隐瞒了一个事实即双方已达成一个共识，房屋成交价为470万元的话，其所支付的中介服务费为10万元；从《存量房买卖合同》看就是一附条件的合同，即成交价为465万元，其所支付中介服务费为5万元。虽然合同没有写明，但460万元是底价，且《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中介服务费6万元由买方来承担。另对方所称7万元现金也不是事实。第二，仲裁裁决事实认定不清，仲裁对房款的交割事实没有查实。第三，仲裁送达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查明，信仁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以李光忠、戚燕飞作为仲裁被申请人，根据《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提出涉案居间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广州仲裁委于2019年4月11日受理信仁公司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9）穗仲案字第5051号。信仁公司向广州仲裁委提交了《存量房买卖合同》《服务收费确认书》《房地产权证》及公证书、《确认收楼证明》。广州仲裁委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涉案仲裁裁决。另查明，2018年9月2日，李光忠、戚燕飞作为甲方（卖方），案外人聂永超、余为霞作为乙方（买方），信仁公司作为丙方（中介方）共同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乙方以465万元向甲方购买涉案房屋等。其中首页记载李光忠、戚燕飞的联系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路×号×房”；其中第二条“成交价款”载明：“甲乙双方均同意该房地产按整套出售并计价，成交价款为4650000.00元（大写：￥肆佰陆拾伍万零仟零佰元整）……”；第十条“送达约定”载明：“合同首页记载的各方地址为各方有效通信地址：若首页未记载地址的，则以其身份证地址或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有效通信地址：若合同当事人书面通知变更地址的，则以书面通知变更的地址为有效通信地址。合同当事人、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向前述有效通信地址以邮政快递方式寄出法律文书的第五日，即使出现拒收、无人接收等情形，均视为有效送达”。第十二条补充约定：“注①甲方应收到乙方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甲方方可办理赎契。②甲方承诺此房所对应的学位未占用。”戚燕飞在“甲方（卖方）”和“委托代理人”处均签名；聂永超、余多霞在“乙方（买方）”处签名，信仁公司在“丙方（中介方）”处盖章，李立斌在“经纪人”处签名。同日，戚燕飞作为确认人与中介方信仁公司签订《服务收费确认书》载明：“确认人（下称我方）戚燕飞，现于2018年9月2日签署本确认书。1.我方委托中介方代理位于天河区林和东路210号202之物业（下称该物业）之交易事项，现我方同意于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下称交易合同）当日支付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元）作为中介方的中介服务费。如我方逾期支付前述费用，则同意按日向中介方支付应付款项1%的违约金。2.前述中介服务费系中介促成签订交易合同应收取之费用。合同签订后，我方同意中介方为我方免费提供协助办理网签合同手续（如有）、协助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如有）、协助办理收楼手续等相关事项。3.因本确认书发生争议，同意按交易合同约定之争议解决条款处理。4.本确认书为关于中介服务费的特别约定，即使交易合同签订时间在后，如交易合同中关于中介服务费的约定与本确认书不一致，并不视为对中介服务费的变更，中介服务费的金额等约定仍以本确认书为主。若双方拟对中介服务费的金额等约定进行变更，应签订补充协议确认本确认书作废方为有效。5.备注（对前述条款的变更或补充）：甲方收齐房款人民币肆佰陆拾伍万元整，方支付中介方的中介服务费。交易不成功不收取甲方中介服务费。”上述第4条以斜体文字显示。戚燕飞在确认人处签名并捺印，信仁公司在中介方处盖章、李立斌在经纪人处签名。广州仲裁委受理信仁公司的仲裁申请后，按照上述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路×号×房、联系电话135××××81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于2019年4月15日向李光忠、戚燕飞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选择仲裁庭组成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材料，邮件单号为1098701737232。该邮件投递回执显示“拒收退回”。随后，广州仲裁委按照上述相同的地址又先后向李光忠、戚燕飞邮寄送达证据材料、质证通知、开庭通知书、第二次开庭通知书、申请人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涉案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裁决书等仲裁文书，但邮件均因“收件人迁移新址、原址无此人”“电话无人接听”“上门无人、电话无人接听”被退件。在本案庭询过程中，李光忠、戚燕飞向本院确认：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路×号×房确实是两人的身份证地址，189××××08和135××××81是联系电话，信仁公司是明知其已搬离上述地址；且其没有向信仁公司预留其他联系地址，但信仁公司工作人员有其微信和电话号码。信仁公司向本院确认：其确实知晓两申请人已搬离上述地址，但对方从未告知其新的联系地址，其仅知晓135××××81的电话，所以其只能向仲裁庭提交合同地址和上述联系电话，且在仲裁前其已核实两申请人的人口信息没有变更过身份证地址。再查明，李光忠、戚燕飞向本院提交的委托人（甲方）李光忠与受托人（乙方）信仁公司签订《独家代理委托协议》约定李光忠委托信仁公司按约定出售条件独家代理出售涉案房屋，若信仁公司通过销售推广等方式促成李光忠与买方签订买卖合同的，李光忠应向买方签订买卖合同的，李光忠应向信仁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其中第二条“甲方出售条件”约定：“1.建筑面积：约70.08平方米（以产权证书登记的面积为准）；2.出售价格：￥470W元（大写：肆佰柒拾万元整）；……”第三条“代理期限”约定：“从2018年8月19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为独家代理委托期限（下称代理期）。”第七条“中介服务费”约定：“1.若乙方促成甲方与买方按照甲方的委托出售价格签订买卖合同，则甲方同意支付中介服务费￥100000元。2.若乙方促成甲方与买方以低于甲方的委托出售价格签订买卖合同，则甲方同意支付中介服务费/元。”第九条“附则条款”约定：“1.甲方有效通讯地址为：身份证地址或广州市天河区××路×号×房。乙方或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向前述地址邮寄法律文书的第五日，即使出现拒收、无人接收等情形，均视为有效送达。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均同意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解决。”李光忠、戚燕飞向本院提交的甲方（卖方）李光忠、委托代理人戚燕飞与乙方（买方）余为霞、聂永超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就买卖涉案房屋达成补充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原2018年9月2日签订的总房价为人民币465万（大写：肆佰陆拾伍万零佰元整）的合同，现变更为总房价人民币450万（大写：肆佰陆拾伍万零佰元整）。乙方应于《房管部门出具成功受理本次交易的递件回执当天》向甲方支付首期楼款（含定金）。银行贷款以银行出具同意贷款通知书（即批准乙方的贷款申请为准）。二、签完网签按揭当天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95万（大写：玖拾伍万元零佰元整）转到甲方楼房指定赎契银行。三、本补充协议内容如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原合同其它约定依然有效。四、本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戚燕飞、李光忠在甲方处签名并捺印，聂永超、余为霞在乙方处签名并捺印。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光忠、戚燕飞主张的楼款交割、涉案房屋的最终成交价款等，均属于案件事实，系仲裁庭实体审查的范畴，不属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依法对此不予审查。关于仲裁庭的送达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规定：“……（二）当事人未向本会确认自己的送达地址的，以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仲裁文书邮寄至该地址，即为送达。（三）当事人未向本会确认自己的送达地址的，合同也未约定送达地址送达，但存在下列地址的，将仲裁文书邮寄至下列地址：1.合同该约定的当事人联系地址；2.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其他地址；3.自然人户籍登记的住所地、身份证地址或者经常居住地……（六）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或者要求退回邮件的仲裁文书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本案中，仲裁庭按照《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向李光忠、戚燕飞邮寄送达仲裁通知书等材料，上述邮件均被退件。仲裁庭的送达程序符合上述仲裁规则的规定和《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送达条款，并无不当。李光忠、戚燕飞认为仲裁庭的送达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信仁公司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相同，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所解释的隐瞒证据的情形，可以参照适用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该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李光忠、戚燕飞主张信仁公司隐瞒《独家代理委托协议》《补充协议》。首先，双方均持有《独家代理委托协议》，并非为信仁公司单独持有。其次，《补充协议》是李光忠、戚燕飞与两案外人签署的，信仁公司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李光忠、戚燕飞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信仁公司持有《补充协议》，信仁公司亦否认其持有《补充协议》。第三，从李光忠、戚燕飞主张信仁公司隐瞒的证据内容来看，证明内容为李光忠、戚燕飞与信仁公司签订《独家代理委托协议》约定信仁公司在2018年8月19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促成李光忠与买方按470万元的成交价款等条件出售涉案房屋，李光忠向信仁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10万元及李光忠、秦燕飞与余为霞、聂永超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涉案房屋的总房价款变更为450万元。本案中，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服务收费确认书》，仲裁庭已对此进行阐述，并据此作出裁决。信仁公司是否提交其持有的《独家代理委托协议》并不影响仲裁庭对案件的裁决结果，亦不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性，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且李光忠、戚燕飞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信仁公司单方持有该《补充协议》并存在隐瞒的情形。因此，李光忠、戚燕飞的该项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光忠、戚燕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光忠、戚燕飞的申请。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李光忠、戚燕飞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伍静怡易臻萱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