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8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建明，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玲，女，1961年4月1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嘉会，女，199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崔铭杰，男，197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于建明、刘爱玲因与被上诉人董嘉会、原审第三人崔铭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于建明、刘爱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董嘉会的诉请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嘉会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本案基础核心事实。在一审法院（2016）鲁0214民初3012号案件中，第一次庭审时崔铭杰曾作为证人出庭，其作证称就2014年10月24日的借款其向董安文出具过借条。在崔铭杰承认存在借条的情况下，董嘉会始终未向法庭出示，因董安文与崔铭杰存在多年的、连贯的多次高息借贷，一审法院对此未进一步查明，致使案件基本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错误。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缔约主体看，常规的房屋买卖合同仅有出卖人、买受人，而该合同系三方签署，增加了保证人即实际借款人崔铭杰，崔铭杰与合同约定的指定收款人系同一人；从合同内容看，一般房屋买卖合同侧重于交付、过户、权属登记，违约责任多为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而涉案合同侧重于退还购房款及解除合同，两者法律关系不相符；从董嘉会提交的《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附件及崔铭杰在3012号案中的陈述，与董安文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人系崔铭杰；3.一审法院基于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房屋买卖不是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董嘉会仅撤回第一项诉请，对其余各项诉请未作变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民间借贷纠纷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仅以董嘉会庭审中表示涉案126.6万元实际系董安文出借给于建明、刘爱玲的借款本金，董嘉会未提供任何借款法律关系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违反了民诉法解释第90条、第91条的规定。综上，于建明、刘爱玲的证据与董嘉会的部分证据相互印证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董嘉会的辩驳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处理显失公平。另，根据董嘉会提交的《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及崔铭杰出具的八份借条，结合于建明、刘爱玲整理制作的《董安文与崔铭杰借款还款一览表》，说明截至2015年7月25日崔铭杰超付董安文736738.78元，按照董嘉会在一审中主张本案借款不属于崔铭杰的借款，则董安文与崔铭杰之间的借款就涉嫌套路贷。 被上诉人董嘉会辩称，1.其现有证据能证明案件事实。(1)董嘉会提供的付款现场录像、合同、收据等充分证明于建明、刘爱玲收取了董安文的购房款，并出具了126.6万元的收到条。（2）于建明、刘爱玲与崔铭杰之间存在经济关系。于建明、刘爱玲指示董安文将126.6万元付给崔铭杰，崔铭杰在录音证据中称向于建明出具了欠条。于建明于2015年3月5日直接向崔铭杰转账130万元，于建明庭审中承认崔铭杰就此向其出具了欠条；2.上述130万元系于建明出借给崔铭杰的款项，不是于建明返还的购房款；3.崔铭杰从于建明处借到130万元后，通过滕娣的账户向董安文支付96.6万元，系崔铭杰偿还了其对董安文的借款，该款与购房款无关，于建明抗辩系通过崔铭杰退还购房款不成立。从崔铭杰对130万元的支配情况可看出，崔铭杰对该款享有自主处分权。董安文自始至终未收到过于建明、刘爱玲的任何款项，特别是于建明一方面持有崔铭杰的130万元欠条，另一方面又辩称系通过崔铭杰向董安文退还购房款，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证明崔铭杰于2015年7月25日所付的96.6万元系崔铭杰偿还其本人对董安文的欠款，与于建明退还购房款无关。《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退还的购房款须打到董安文的农行账户，且按照一般交易习惯，退还购房款应先解除该合同，但于建明、刘爱玲自始至终未向董安文解除合同，也没向董嘉会解除合同，该事实与于建明、刘爱玲退还购房款的抗辩相互矛盾；4.董嘉会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收到条等证据均证实于建明、刘爱玲实际收到了126.6万元购房款，其诉请合理合法，且证据充分，于建明、刘爱玲称系董安文直接将款项借给了崔铭杰的抗辩不成立，理由为：（1）《房屋买卖合同》确定于建明、刘爱玲指定的收款人为崔铭杰，董安文根据指示向崔铭杰付款，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应由于建明、刘爱玲承担；（2）《房屋买卖合同》系于建明、刘爱玲现场签署，董安文支付款项时于建明、刘爱玲也在场，并由于建明出具收据，证明其二人系实际收款人；（3）于建明、刘爱玲庭审中称与董安文、崔铭杰三方协商一致，于建明向董安文支付130万元用于一次性解决，该说法进一步证明退还购房款的主体必须是于建明、刘爱玲，而非崔铭杰。特别是于建明、刘爱玲称董安文直接将126.6万元借给崔铭杰的说法与其称崔铭杰支付给董安文的96.6万元系退还购房款的说法自相矛盾。 原审第三人崔铭杰未到庭答辩。 董嘉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董安文与于建明、刘爱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判令于建明、刘爱玲返还董嘉会126.6万元；3.判令于建明、刘爱玲支付董嘉会126.6万元产生的利息（自2014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4.判令于建明、刘爱玲支付董嘉会违约金10万元；5.诉讼费用由于建明、刘爱玲承担。诉讼过程中，董嘉会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10月24日，于建明、刘爱玲（甲方）与董安文（乙方）、第三人崔铭杰（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一、房屋状况：甲方房屋坐落于城阳区，建筑面积206.79平方米，房地产权证号：青房地权市字第××号；二、甲方自愿将上述房屋以126.6万元的价格卖给乙方；三、上述购房款126.6万元由乙方分三次支付给甲方。第一次付款于2014年10月23日乙方已以银行转账方式打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15万元（开户行：农业银行，账户名：崔铭杰，银行卡号：62×××68），甲方确认已收到该15万元；第二次付款于合同签订当日由乙方以承兑汇票和现金方式给付甲方36.6万元；第三次付款75万元由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打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甲方收到购房款后给乙方出具收到条；四、甲方确认合同第三条所涉及的购房款的指定收款账号为（开户行：农业银行，账户名：崔铭杰，银行卡号：62×××68）；五、合同签订后三个月期满日，甲方须腾出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屋，并于合同签订日始三个月期满日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六、房屋交付给乙方后三日内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成房屋过户手续；七、合同解除条款：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条件，合同可以解除：（一）房屋交付给乙方前，甲方将所收取的购房款126.6万元全款退还给乙方（甲方打款到乙方农行卡号62×××73视为乙方收款，如乙方本卡号不能正常使用由甲方交到雅正律师事务所视为乙方收款）；（二）甲方违反合同第五或第六条约定，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甲方将收取的乙方的购房款126.6万元返还给乙方，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承担甲方占用乙方资金期间的利息；八、违约责任：甲方收取乙方购房款后，如违反合同第四、第五条约定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九、特别约定：丙方对合同第七条、第八条约定的甲方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如甲方不能将合同解除后应返还的126.6万元及约定利息和违约金给付乙方，由丙方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4年10月23日，董安文向崔铭杰银行账户转账13万元、银行存现2万元，同日，于建明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现金150000（壹拾伍万元正）”。同年10月24日，董安文交付一张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和现金16.6万元，同日于建明出具收条，载明“此票已收到”，“收到现金166000（壹拾陆万陆仟元正）”。2014年10月25日，董安文向崔铭杰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同日于建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现金750000（柒拾伍万元正）”，后董安文于2014年10月31日分四笔向崔铭杰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11万元、12万元及12万元。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1民初795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1993年8月10日，董安文与徐秀芳依法登记结婚，两人仅共同生育一女，即董嘉会，后徐秀芳于2014年3月10日因病死亡。2014年9月22日，董安文与滕娣依法登记结婚，两人未共同生育子女。2015年3月29日，董安文因病死亡，父亲已经先于董安文死亡，母亲即宋德荣仍健在。……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7）、……董安文从事民间借贷及与民间借贷有关的业务享有的债权或者权益全部由董嘉会一人分得；……”。 2015年3月4日,于建明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抵押贷款150万元，次日转账汇入崔铭杰银行账户130万元，崔铭杰于该日转账汇入滕娣银行账户96.6万元。董嘉会与于建明、刘爱玲对崔铭杰向滕娣账户转入96.6万元的款项性质各执一词，董嘉会认为该款系崔铭杰偿还董安文的债务，不是于建明向董安文偿还购房款；于建明、刘爱玲认为于建明向崔铭杰转账存入130万元系用于了结三人间基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款项返还事宜，但崔铭杰仅向滕娣的账户支付了96.6万元。2016年7月19日,于建明偿还了贷款本息1507758.33元。 崔铭杰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先后八次向董安文高息借款，合计借条金额102.3万元。2015年7月25日，董嘉会与崔铭杰达成的《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中载明崔铭杰于2015年3月5日偿还过96.6万元。一审法院（2016）鲁0214民初3012号案件中，崔铭杰在2016年8月23日第一次庭审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还款协议中2015年3月5日还款96.6万元系归还涉案126.6万元的款项，该还款协议显示证人总计还欠董安文81万元，其中30万元是尚欠付涉案房屋的款项”，“81万元是最终我与张娟律师、董嘉会一起协商确定的，只要我还上这81万元，所有的事情就都了了，所以我才签署的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董嘉会系董安文的合法继承人，并通过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1民初7959号民事调解书取得了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该院对此予以确认。董嘉会与于建明、刘爱玲均对法庭将原案由房屋买卖合同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无异议，且董嘉会庭审中明确表示涉案126.6万元款项性质实际为董安文出借给于建明、刘爱玲的借款本金，故本案房屋买卖不是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典型的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一审认为，董嘉会与于建明、刘爱玲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与董安文存在借贷关系的相对方是谁；二是崔铭杰于2015年3月5日转账汇入滕娣银行账户96.6万元的款项性质。 综合各方诉辩主张，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现分别评判如下： 一、与董安文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方是谁。董嘉会主张与董安文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方是于建明、刘爱玲，于建明、刘爱玲则主张与董安文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方是崔铭杰。该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房屋买卖虽不是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是于建明、刘爱玲和董安文，双方就借款问题达成了合意，且董安文已将相关借款交付给了于建明或于建明、刘爱玲指定的崔铭杰银行账户，于建明亦对董安文出借的款项相应出具了收条，故一审依法认定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与董安文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方是于建明、刘爱玲。 二、崔铭杰于2015年3月5日转账汇入滕娣银行账户96.6万元的款项性质。关于该款项的性质，董嘉会与于建明、刘爱玲各执一词。于建明于2015年3月4日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抵押贷款150万元，次日转账汇入崔铭杰银行账户130万元，崔铭杰于该日转账汇入滕娣银行账户96.6万元，董嘉会认为该款项系崔铭杰偿还董安文的债务，不是于建明向董安文偿还购房款，并提交其于2015年7月25日与崔铭杰达成的《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佐证，但一审认为，崔铭杰在该院（2016）鲁0214民初3012号案件2016年8月23日第一次庭审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明确表示还款协议中2015年3月5日还款96.6万元系归还涉案126.6万元的款项，在于建明、刘爱玲夫妻尚未归还董安文借款的情况下，于建明银行抵押贷款150万元,后转账支付崔铭杰130万元,崔铭杰转账支付董安文之妻96.6万元的连贯交易动作与崔铭杰的该陈述之间更加具有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认定崔铭杰于2015年3月5日转账汇入滕娣银行账户的96.6万元系用于归还于建明、刘爱玲夫妻欠付董安文的借款本息。 综上所述，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之间关于借款126.6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董嘉会要求于建明、刘爱玲返还126.6万元及以126.6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一审依法核算，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3月4日期间，于建明、刘爱玲应支付董安文以51.6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上述期间利息41745.12元（51.6万元×5.6%÷365天×128天×4倍+51.6万元×5.35%÷365天×4天×4倍）；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3月4日期间，于建明、刘爱玲应支付董安文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上述期间利息24086.76元（30万元×5.6%÷365天×127天×4倍+30万元×5.35%÷365天×4天×4倍）；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3月4日期间，于建明、刘爱玲应支付董安文以4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上述期间利息34470.72元（45万元×5.6%÷365天×121天×4倍+45万元×5.35%÷365天×4天×4倍）。上述期间利息共计100302.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崔铭杰于2015年3月5日转账汇入滕娣银行账户的96.6万元应先支付借款本金所对应的利息，即应认定于建明、刘爱玲于该日偿还本金数额为865697.4元（96.6万元-100302.6元），于建明、刘爱玲尚欠董嘉会借款本金数额应为400302.6元（126.6万元-865697.4元），同时一审依法支持于建明、刘爱玲支付董嘉会以400302.6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对董嘉会要求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因房屋买卖不是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董嘉会要求于建明、刘爱玲支付违约金10万元，理由不当，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一、于建明、刘爱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董嘉会借款400302.6元；二、于建明、刘爱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董嘉会以400302.6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三、驳回董嘉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94元，由董嘉会负担12085元，于建明、刘爱玲共同负担5009元。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于建明、刘爱玲提交一审法院（2016）鲁0214民初3012号案的庭审笔录，欲证明：崔铭杰与董安文之间存在长时间的借贷关系，关于本案系崔铭杰向董安文提出借款的意思表示，董安文要求提供担保，崔铭杰遂找到于建明签订了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事后崔铭杰向董安文出具了借条。但从一审至今于建明、刘爱玲未看到董嘉会出示该借条。另事后崔铭杰与董嘉会达成借款还款协议书，涵盖了本案借款，可以证明本案系董安文和崔铭杰之间的借贷，一审认定基础合同关系存在疏漏。董嘉会质证称：于建明、刘爱玲一审提交青岛农商行账户交易明细时陈述“根据董安文、崔铭杰及于建明的协商，由于建明向崔铭杰转账存入130万元用于了结三人间基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款项返还事宜”，说明此二人对本案126.6万元负有还款义务，系本案的借款人。另于建明在上述案件2016年10月20日的庭审笔录中又陈述“按照董安文的要求把钱付给崔铭杰时打了126.6万元的欠条，我实际向崔铭杰支付了130万元，这个欠条现在在我家里没有带”，证明于建明将130万元支付给崔铭杰时系借给崔铭杰，并非偿还本案126.6万元的本金，因崔铭杰出具欠条，钱就是崔铭杰的，130万元与董嘉会无关，且证明崔铭杰实际系向于建明而非董安文出具欠条。 于建明、刘爱玲另提交其根据《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整理制作的《董安文与崔铭杰借款还款一览表》及《崔铭杰借条明细》，欲证明：根据2013年10月8日至2015年7月25日期间崔铭杰和董安文之间往来借还款明细，截至2015年7月25日崔铭杰向董安文已超付736738.78元，还未加上《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约定为了结借款而由崔铭杰向董嘉会再行偿付81万元，故可说明董嘉会与崔铭杰之间涉嫌套路贷，基于套路贷产生的保证事项不存在。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上诉人于建明、刘爱玲与被上诉人董嘉会之父董安文之间就126.6万元法律关系的认定；二、如系民间借贷关系，则于建明、刘爱玲尚欠董嘉会借款本息数额的认定。 关于焦点一，根据《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及崔铭杰出具的借条，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董安文与崔铭杰即已发生过六笔借贷（分别为2013年10月8日8万元、2014年7月29日10万元及14.3万元、2014年8月15日14万元、2014年9月8日8万元、2014年10月9日5万元），另根据崔铭杰作为证人在一审法院（2016）鲁0214民初3012号案中“当时证人公司缺经营款项，去董安文处借钱，董安文说要担保，我就找于建明，于建明拿房屋做担保，这样董安文才把钱借给我，当时借了126.6万元……”的陈述，加之《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董安文与于建明、刘爱玲从未进行腾房、交房、过户等行为，董安文与于建明、刘爱玲、崔铭杰之间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民间借贷，并由实际用款人崔铭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于于建明、刘爱玲主张崔铭杰就本案借款向董安文出具了借条的问题,仅有崔铭杰作为证人的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为于建明、刘爱玲，买受人为董安文，于建明、刘爱玲指定崔铭杰的账户为收款账户，董安文交付汇票、现金或向崔铭杰转款后，均系由于建明向董安文出具收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一审法院认定于建明、刘爱玲与董安文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正确。 关于焦点二，董安文与于建明、刘爱玲、崔铭杰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126.6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根据借还款情况，一审法院经逐笔计算后判令于建明、刘爱玲向董安文的继承人董嘉会偿付剩余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于建明、刘爱玲主张董嘉会与崔铭杰之间涉嫌套路贷的问题，根据《崔铭杰借款还款协议书》的记载及所附八张借条，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5年1月30日，崔铭杰向董安文借款共计102.3万元（不包括本案的126.6万元），崔铭杰向董安文偿还本息共计186.1万元（扣除应认定为对126.6万元借款的还款96.6万元后，实际还本息仅为89.5万元），于建明、刘爱玲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董嘉会与崔铭杰之间涉嫌套路贷，本院对此二人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于建明、刘爱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9元，由上诉人于建明、刘爱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谷林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邱若璇 书记员 姜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