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湘芹，女，192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妻子。法定监护人：邹艳芬，女，1959年3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上诉人吕湘芹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娟，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心路53号。法定代表人：王绍娟。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元，广东商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明，男，197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系该医院医生。原审原告：邹艳芬，女，1959年3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飞，男，1949年8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邹艳芬的配偶。原审第三人：邹艳华，女，194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女儿。原审第三人：邹艳芝，女，1953年1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女儿。原审第三人：邹艳，女，1963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女儿。原审第三人：邹国利，男，195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艳芬，女，1959年3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女儿。原审第三人：邹国强，男，195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宜兴市，系本案死者邹某儿子。原审第三人：邹国兴，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系本案死者邹某儿子。上诉人吕湘芹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及原审原告邹艳芬、原审第三人邹艳华、邹艳芝、邹艳、邹国利、邹国强、邹国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吕湘芹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7民初828号民事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直接改判；2.与本案有关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详见上诉状和陈述状）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违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争议焦点不质证，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违反了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经过质证程序，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全面审核证据，没有对证据有无证明力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被上诉人没提交书面反驳证据证明其尽到告知义务以及取得了患者的同意，而患者又受到了损害，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判决的法定依据。三、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合议庭组成员不合法，合议庭成员未全部到庭，判决书中署名的书记员与审理时担任书记员不同，第一次开庭，审判长熊伟和书记员朱劲都没到庭，临时更换女法官司法能力很差，根本没有阅卷，是有意拖延办案，法官很不负责、不正确适用法律，明显失去公正性和责任感，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作审理。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肩负着惩恶扬善的重任，而一审法院却恰恰相反，善与恶不分。四、深圳市医学会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没有质证，以有瑕疵的病历为检材，鉴定结果肯定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补充鉴定和让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法官不准许、又不告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医疗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完全不需要任何鉴定就可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五、上诉人告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乱诊乱治、过度医疗、乱收费、滥用大量顶级抗生素、超量用禁忌药、回扣药、医生极其不负责任、丧失作医生的道德底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不按规定要求书写和妥善保管病历、伪造病历、文书造假、夸大病情、篡改医疗数据等等医疗侵权行为，其医疗行为明显超出了患者诊疗疾病所必要的医疗措施限度，医院存在明显主观过错，造成邹艳芬父母身体健康严重损害和各大脏器功能严重衰竭，父亲直接致死，母亲致成永久性植物人的损害后果。被上诉人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违法违规，而且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敲诈勒索、诈骗。依据《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全文》第一百二十四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故意实施违法行为造成患者损害，构成犯罪的，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由其所在医疗机构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六、邹艳芬父亲是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过度检查，联合用禁忌不能配伍、高风险的双抗凝血、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药、滥用抗生素，短短7天而导致非正常死亡的后果，被上诉人诊断治疗有严重违规行为，尿糖4＋尿酮2＋血化验证实有酮症酸中毒，不请院内专家会诊、不及时转科治疗、不留院抢救而游说家属出院，不履行法定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使用有明显副作用的药物不告知，使用费用昂贵的特殊检查项目不告知，严重侵犯上诉人知情同意权，被上诉人利用职务便利，有意谋财害命，其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深应严惩，事实清楚还不认错不道歉，上诉人不能原谅。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严重违法违规，违法违规与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有不可推卸责任，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80份真实有效书面证据，法官不采信其中任意一条，医院没提交一份反驳证据，不能免责，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结果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错误判决，明显不公平公正。七、鉴于以上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的事实和理由，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被上诉人明知有可能造成身体健康受损或死亡的危险，医生还想方设法，使用不具有医学的适应性和医疗技术的正当性的医疗危险行为，已构成医疗事故罪，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誉巨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医疗损害纠纷中，一旦存在上述三种情形，过错要件的成立不再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而直接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推定。被上诉人整个治疗过程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医疗伦理和良知，经家属指出后仍不改正，要求追究被上诉人全部责任。八、综上，本案事实清楚，是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原审法院故意违背事实，程序不正义、不合法、片面理解法律，不执行最新民事诉讼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不当，故而做出错误判决，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上诉申请，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对本案依法作出改判，希望得到公正的裁判，还受害者司法公正，上诉人将一告到底。被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对于上诉人上诉状所列内容包括其代理人在法庭上陈述的内容，在一审时都已经重复陈述过，被上诉人在法庭上也进行过相应的回应，在此不再赘述。其所述情况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关于病历，我方是全部提交给一审法院和鉴定机构。原审原告邹艳芬辩称，意见同吕湘芹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邹国利辩称，意见同吕湘芹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邹艳华、邹艳芝、邹艳、邹国强、邹国兴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吕湘芹、邹艳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医药费人民币15000元、死亡赔偿金360000元、丧葬费75000元、误工费15000元、护理费10000元、伙食费1000元、交通费30000元、住宿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0000元、死亡鉴定费10000元、复印材料费和举证证明费2000元、辅助器具费3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111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因起诉产生的全部法律费用和有关支出。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诊治概要记载：2017年6月6日12时40分，患者邹某（男，1925年12月12日生）因“双下肢乏力3天余”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入院记录既往史记载“发现糖尿病史多年，平时服用阿卡波糖，血糖控制差；曾有脑梗死病史，遗留行走欠稳”。入院体格检查显示“R20次/分，Bp174/93mmHg，嗜睡，口唇无发绀，左肺可闻及少许湿罗音，心率98次/分，心律齐，神经系统：问答不切题。双上肢肌力4级，双下肢肌力3级，双侧病理征阴性。共济运动检查不配合。深、浅感觉检查不配合”。当日患者CT检查提示：“1.左侧丘脑、左反射冠、右半卵圆中心区、脑干多发腔隙灶；脑萎缩。2.左××症。3.考虑肺动脉高压。4.冠脉硬化”。12时43分患者随机指尖血糖28.9mmol/L，血氧饱和度95%。入院诊断为“1.双下肢乏力查因：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2.糖尿病；3.肺部感染；4.高血压病？5.脑梗死后遗症期”。医方给予相关检查、告病重、吸氧、心电监测，以及硫酸氢氯吡格雷、阿托伐他丁口服、依达拉奉、银杏达莫、盐酸氨溴索、胰岛素5iu/h静脉注射等处理。14时38分患者血常规提示“白细胞16.90×10/L、N89.8%，血红蛋白115g/L，红细胞3.49×10/L”。16时30分，医方呼吸科对患者会诊，诊断“1.左肺××；2.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期；3.COPD”，建议“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0.5q6h静滴抗感染治疗，完善CRP、PT、血气分析、心脏彩超”等检查。19时21分，患者血气分析提示“PH7.402，PCO，4.49Kpa，PO，11.82Kpa，BE3.8mmol/L，SB22.4mmol/L，AB21.4mmol/L”，医方给予补液，调整胰岛素用量等处理。6月7日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检查为11.4%，指尖血糖波动在10.2-16.2mmol/L，精神好转。17时30分经家属签字要求，患者带药出院。出院诊断为“1.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2.糖尿病；3.左肺××；4.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期；5.高血压病？6.脑梗死后遗症期”。2017年6月22日18时，患者因“睡眠增多，吞咽困难3天”第二次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入院体格检查显示“昏睡，左肺可闻及少许湿罗音，心率107次/分，心律齐，神经系统：呼之睁眼，无应答，双侧额纹、鼻唇沟对称，伸舌不配合，肌力检查不配合，刺激可回缩，肢张力正常，双侧病理征阴性。共济运动检查不配合。深、浅感觉检查不配合”。当日患者CT复查提示：“1.双侧基底节-放射冠区、双侧丘脑区、脑干腔隙性脑梗塞；2.脑萎缩；3.左肺上叶炎症；4.纵膈多发肿大淋巴结；5、提示肺动脉高压；6.右侧少量胸腔积液”。实验室检查提示“白细胞12.20×10/L、N75.10%，血红蛋白118g/L，红细胞3.53×10/L、血小板12.20×10/L、电解质正常范围；尿素13.10mmol/L”。入院诊断“1.急性脑梗死？；2.2型糖尿病；3.左肺××；4.脑梗死后遗症期”。医方给予告病重、吸氧、心电监测、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氢氯吡格雷、阿托伐他丁、依达拉奉、银杏达莫等治疗和相关检查。6月23日患者昏睡，不能进食，咳嗽，尿常规检查提示“尿糖4+、尿比重1.033，尿蛋白2+、尿酮体2+”；“空腹葡萄糖11.63mmol/L”，医方给予阿司匹林、复方氨基酸、补液等处理，插胃管未成功。6月24日患者可进食流质，医方给予胰岛素餐前注射。6月26日患者昏睡，进食呛咳，MRI+MRA检查提示“1.考虑双侧丘脑急性-亚急性脑梗死；双侧基底节区、放射冠及额顶叶多发腔隙性缺血灶。2.老年改变：蛋白质脱髓鞘改变。3.MRA：脑动脉硬化，脑动脉普遍狭窄”。医方给予患者再次插胃管成功，应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抗感染、加强抗血小板等治疗。6月27日患者病情无好转，签字自动出院，带药（阿司匹林100mg一次/天，氯吡格雷75mg一次/天，阿托伐他丁20mg一次/天，门冬胰岛素10iu三餐前，甘精胰岛素16iu一次/每晚）。出院诊断为“1.急性脑梗死（双侧丘脑）；2.2型糖尿病；3.左肺××；4.脑梗死后遗症期”。2017年7月1日患者因“睡眠增多、吞咽困难9天，加重伴意识不清1天”第三次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现病史记载：1天前出现意识不清及呕吐咖啡样内容物。入院体格检查显示“T39.5℃，R42次/分，BP119/59mmHg。浅昏迷。口唇轻度发绀，双肺闻及较多湿罗音，呼吸音弱，心率122次/分，心律不齐，神经系统：呼之不睁眼，无应答，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2.0mm，对光反射稍迟钝，四肢坠落实验阳性”。患者家属签字放弃治疗，要求临终关怀。7月2日14时患者死亡。死亡诊断为“1.肺部感染；2.急性脑梗死、3.消化道出血；4.2型糖尿病；5.脑梗死后遗症期；6.心房纤颤”。二、本案有关的鉴定情况：2017年10月27日，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本案原、被告共同委托深圳市医学会就“1、医方对患者邹某的诊断治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2、患者邹某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其损害后果是什么？3、如医方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否因果关系？4、医方的过错在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进行检验鉴定。2018年10月19日，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作出了无法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结论的说明：一、关于患方质疑医方的几个问题。1、患方异议医方将患者收住神经内科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存在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等多种疾患，医方急诊通道收治患者入住神经内科没有违反医疗常规。2、患方异议医方滥用抗血小板药物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诊断脑梗死明确，使用抗血小板药物符合医疗常规。但患者年龄（91岁）、衰弱、合并多种慢性疾患、联合使用多种抗栓药物等情况下，应由双抗（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需要慎重。3、患方异议医方应用抗生素药物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高龄，血糖高、肺部啰音、血象高、影像学改变，可以选择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抗感染治疗。4、患方异议医方对患者糖尿病以及胰岛素应用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高龄，血糖高，应用胰岛素是需要的。但医方应请内分泌科会诊协助治疗。二、在鉴定会现场，专家鉴定组对医患双方提供的材料和相关证据进行了调查和核实，认为医患双方提供的资料中在关键证据方面存在如下难点：1、患方对医方提供的部分“住院病历资料”不予以确认，患方在《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患方陈述书》中及鉴定会现场均提出如下关于病历真实性存在异议的问题：（1）第2页13行“会诊记录字迹潦草、无法辨认，不符合病历书写规则，应该是电子打印病历，明显是伪造”；（2）第4页第8行“明显是后来篡改医嘱、严重造假”；（3）第6页第8行“病历记录嗜睡是编造”；（4）第8页第17行“医方不择手段误导，篡改、欺骗，伪造病历、心电图、医嘱单、会诊单、CT片子，多处造假”。2、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难以对患者当时的病情变化和死亡原因予以客观判定。3、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和法医鉴定，无法判断其死亡的确切原因。因此，专家鉴定组认为，鉴于上述难点，缺乏相关证据和客观有力的依据，仅凭目前医患双方提供的病历资料，难以对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做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目前无法对该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三、2017年7月2日邹某死亡后，其家属邹国兴在1份《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尸体解剖告知书》上签名，该告知书记载8个事项：1.为了进一步确定诊断和死亡原因，应进行尸体解剖；2、在死者生前未对尸体的处分作出明确处理意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规定，患者死亡后，家属有选择对尸体的处分权；3.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患者死亡后，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疑议的，尸解应当在患者死亡48小时内进行，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我院太平间不具备冻存条件；4.尸体解剖后尸体的体貌虽经修复，但仍会有所损坏。即使做了全面系统的尸体解剖和病理检查，但仍有可能不明确诊断及死因；5.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并报送殡葬部门；6.未及时尸检，将影响死因的判断，由拒绝或拖延尸体解剖的一方承担相应责任；7.尸检在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8.尸体解剖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患方意见：医护人员已经将尸检的相关情况向我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解答了相关问题，经我们家属充分协商，由我代表家属表达我们对尸检处理的决定：不同意（选择“同意”或“不同意”，邹国兴亲笔书写了“不同意”三字）尸体解剖。原告邹艳芬表示，其弟弟邹国兴的签字无效，医方并未尽到详细的尸检告知义务，只是拿了一沓单子让邹国兴补签字。由于被告处太平间不具备冻存条件，我方被迫联系将尸体送到殡仪馆，在七天之后将尸体火化。尸体火化之后我就开始打电话投诉，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庭审中，原告还表示本案不需要再做鉴定了，被告整个病历都是伪造篡改的，应当直接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责任。上列事实，有初诊门诊病历记录、入院记录、住院病历、CT检查报告单、检验报告单、心电图、会诊单、照片、死亡诊断证明书、尸体解剖告知书、医疗损害鉴定报告书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即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故对于医疗纠纷尚有赖于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专家作出鉴定。本案中，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原、被告曾共同委托深圳市医学会就“1.医方对患者邹某的诊断治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2.患者邹某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其损害后果是什么？3.如医方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否因果关系？4.医方的过错在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进行检验鉴定。而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表示鉴于以下难点：1.患方对医方提供的部分“住院病历资料”不予以确认。2.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难以对患者当时的病情变化和死亡原因予以客观判定。3.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和法医鉴定，无法判断其死亡的确切原因。故目前无法对该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该《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分析科学客观，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第1点，原告虽主张被告整个病历都是伪造篡改的，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法院亦不予以采信。关于第2点，从诊治概要记载可知，2017年7月1日患者第三次住院时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其家属签字放弃治疗，要求临终关怀，故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的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关于第3点，患者家属邹国兴已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尸体解剖告知书》签名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尸体解剖，虽然邹艳芬主张其弟弟邹国兴的签字无效，医方并未尽到详细的尸检告知义务，但在尸体解剖告知书已经明确记载告知事项且有患者家属亲笔签名并书写“不同意”字样的情况下，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相反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原告自认系医务工作者，则其更应当清楚尸体解剖对查明患者死因的重要性，但其却放任尸体火化并自认在尸体火化之后才开始投诉要求解决纠纷，故法院认定原告方应当对不能尸检查明死因负责。众所周知，医疗科学属于生命科学领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不可知性，医疗行为是医务人员运用医学技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行为，尊重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医疗行为是正确认识医疗行为特殊性的基础。由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务人员职业的特殊性，故医疗行为虽为患者提供服务，但并不等同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服务关系，医疗服务并不以医方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达到患者所期待的诊疗效果作为评判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亦不能由后果倒推医方有无过错及苛求因果关系。本案患者为逾90高龄的老人，患有多种疾病，《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对患方质疑医方的几个问题也进行了说明，而医疗损害责任系一种特殊的人身侵权损害责任，医方对患者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者缺一不可。根据上述报告书，目前无法对本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原告虽主张被告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但未完成依法应由其承担的举证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无法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湘芹、邹艳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9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期间，吕湘芹在二审调查前向本院提交一份录音光盘，但未附录音文字记录以及声源说明，故吕湘芹提交的录音光盘不符合提交录音资料证据的基本形式，吕湘芹在二审调查时未补充录音光盘的录音文字记录以及声源说明，也未出示录音的原始载体，本院对吕湘芹在二审提交的录音光盘不予采纳。另外，吕湘芹在二审申请调查取证的申请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本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当按照医疗损害鉴定结论来确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表示鉴于以下难点：1.患方对医方提供的部分“住院病历资料”不予以确认。2.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难以对患者当时的病情变化和死亡原因予以客观判定。3.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和法医鉴定，无法判断其死亡的确切原因。故目前无法对该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该《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分析科学客观，本院予以确认。本案患者为逾90高龄的老人，患有多种疾病，《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对患方质疑医方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说明，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存在与患者邹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的过错，原审法院综合本案患者所患疾病的复杂性、现代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医方的诊疗水平等因素认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就患者邹某的死亡不承担责任，系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及一审审判程序提出的异议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吕湘芹的上诉主张及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阐述的事实和判决理由详细，本院认同原审判决阐述的理由和处理结果，相同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吕湘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99元，由上诉人吕湘芹承担，本院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