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2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召洪，男，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昌，重庆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磊，重庆百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先明，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合川区，现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昆伦，重庆正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文家碧，女，197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上诉人刘召洪因与被上诉人何先明及原审被告文家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4民初4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召洪上诉请求：1.依法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何先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召洪与何先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双方因合伙发生亏损，何先明要求刘召洪就亏损出具借条，再向挂靠公司申请资金解决，然后将借条归还刘召洪。何先明实际并未向刘召洪提供借款资金，不存在借贷关系，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何先明应当对其诉称产生借款350000元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何先明在一审中并未举证证明确实向刘召洪提供了350000元的借款资金，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中查明，何先明支付刘召洪的资金约120000元，仅为其诉称借款350000元的三分之一。3.刘召洪在一审中明确提出是因为双方合伙亏损后何先明要求刘召洪出具的借条，实际并未发生借贷行为，且刘召洪提交有何先明和刘召洪于2017年8月30日签字确认的《说明》一张，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说明》中载明：“其余26430元由何先明返还至刘召洪，用于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在该事项上就显示双方负有解决地方债务的相同立场，属于合伙关系，并非借贷的对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但是一审判决并未依法予以查明。4.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因为本案中何先明、刘召洪均未在开州区居住生活，户籍所在地也不是开州区，同时，开州区也不是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或者借款的出借地，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审庭审中，何先明向证人询问的时候问道：“我在新疆打款过来清楚吗？”，说明在一审庭审的时候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借款出借地并非开州区，这时候一审法院就应该把本案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何先明辩称，1.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可以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刘召洪与何先明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所表达的意思肯定是真实的，刘召洪于2017年5月30日向何先明出具350000元借条，又于2017年9月1日向何先明出具150000元借条，借条的金额和借款人处均捺有刘召洪的大拇指印，还载明了见证人邹绍华，按利息5‰计息，若造成其他费用由刘召洪负责。一审判决在确认利息的时候，5‰可能是个笔误问题，应当是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以及约定的利息，确认为月利率5%。何先明通过微信给刘召洪转账120000余元，已将微信截屏打印出来。2.刘召洪提到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这不是事实，350000元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何先明与易好来在2017年6月15日对所欠金额达成的结算协议，何先明按照结算协议的约定又出具情况说明，将总欠款247765元的金额考虑付款安全，选择了用民工工资表的形式代发，该份工资表因为何先明没有这么多银行卡账户，而刘召洪当时在工地上有足够多的工人以及账户，就将所有的欠款均转至刘召洪及其下属员工账户，所以产生了350000元借条的形成。3.再就是刘召洪提到管辖权的问题，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可以由接受货币的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文家碧述称，其不清楚刘召洪和何先明之间的事情。何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刘召洪、文家碧连带归还何先明人民币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按借条约定向何先明支付从2017年9月1日开始按2分利息，直至付清时止；同时赔偿何先明因向刘召洪催收借款所产生的包括交通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20000元。利息2017年6月8日至2019年5月15日，共计60000元整，本金及利息共计2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召洪于2017年5月30日向何先明借款人民币350000元，刘召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何先明现金350000元(大写:叁拾伍万元整)。借款人:刘召洪，2017年5月30日”。2017年6月2日何先明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给刘召洪20000元，2017年6月10日何先明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给刘召洪80000元，并经微信转账一部分；何先明、刘召洪于2017年9月1日经过结算刘召洪尚欠何先明150000元，刘召洪又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何先明现金15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约定2018年1月20日前还清，如果在约定时间不归还，按利息5‰计息。如果造成的其他费用由刘召洪负责。借款人:刘召洪，2017年9月1日。见证人：邹绍华”。刘召洪于2018年8月25日偿还20000元，何先明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刘召洪还款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收款人:何先明，2018年8月25日”。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何先明主张双方经过结算刘召洪尚欠其借款150000元，并提供银行交易明细和两份《借条》原件予以证明。该银行业务凭证能证明刘召洪收到了何先明转账100000元及部分微信转账，刘召洪出具的两份《借条》亦佐证了何先明与刘召洪的借款事实，综上分析，以上证据已形成锁链，能证明何先明主张的刘召洪尚欠其借款15000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予以采信。审理中，刘召洪提供收条证明已偿还20000元，何先明予以确认，刘召洪对于剩余130000元借款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清偿借款，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支持刘召洪偿还何先明借款本金130000元。何先明、刘召洪签订的《借条》约定利息5‰计息，一审法院按交易习惯确认为月利率5‰，何先明诉求从2017年9月1日开始按2分计算利息直至付清时止不符合法律规定，何先明、刘召洪签订的《借条》约定“2018年1月20日前还清，如果在约定时间不归还，按利息5‰计息”，一审法院确认应从2018年1月21日起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对何先明主张文家碧负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及赔偿何先明因向刘召洪催收借款所产生的包括交通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何先明并未向一审法院举示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故一审法院对于何先明诉求文家碧负连带责任不予支持。何先明并未向一审法院举示证据证明向刘召洪催收借款产生包括交通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2000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刘召洪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何先明借款130000元及其利息（从2018年1月21日起，以130000元为本金基数，按月利率5‰计算至还清本金之日止）；二、驳回何先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2225元，由刘召洪负担1550元，何先明负担675元。二审中，何先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交通费发票，拟证明：何先明一直在找刘召洪追讨相关债务产生的交通费。2.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何先明通过微信向刘召洪转账有120000余元，何先明已足额向刘召洪支付了相应款项。刘召洪质证认为，针对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何先明没有对本案提起上诉；针对证据2，达不到何先明的证明目的，因为微信转账记录第一张是2017年7月给刘召洪转账的有小额的两三百元，也有大额的10000元的，第二张同时也是这种情况，同时也能看出刘召洪于2018年8月26日给何先明转款7000元，2018年8月24日转款3000元，微信转账记录只能证明双方均有经济往来，但是不能说明是借款，同时，何先明所说的微信转账120000余元，与一审查明事实不相符，一审查明在2017年6月10日以前，双方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应该是450000元，说明也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对于与王文海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三性均有异议。对于结算协议的微信截屏，这里面能清楚反映何先明与易好来有合伙关系，也印证了刘召洪跟何先明是合伙关系。文家碧质证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审查认为，何先明提交的交通费发票，因何先明并未对本案提出上诉，本院不予采信；何先明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2.何先明与刘召洪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对此综合评判如下：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刘召洪虽然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刘召洪在本案一审中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且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也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作为接收货币一方的何先明的经常居住地在一审法院辖区，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刘召洪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先明与刘召洪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何先明为证明其与刘召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刘召洪先后向何先明出具的两张借条以及相应的转款凭证予以证明。刘召洪抗辩主张其与何先明系合伙关系，借条系双方合伙亏损后何先明要求其出具。对此，刘召洪虽然提交了何先明以刘召洪的工人名义制作的工资发放表以及何先明出具的《说明》，但何先明陈述系借用刘召洪的工人名义以及账户用于接收款项，其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何先明持有刘召洪先后两次出具的两张书面借条及相应的转款凭证，具有更高证明力，且即使双方之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通过合伙结算自愿将合伙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也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何先明与刘召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据此判决由刘召洪偿还借款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刘召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刘召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学文审 判 员 何 洪审 判 员 李 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胡玉婷书 记 员 易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