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8民终24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明华，男，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剑，安徽天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宝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 法定代表人:丁东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峰，安徽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宇，安徽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大别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岳西县天堂镇滨河西路6号。 法定代表人：储昭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晓东，安徽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储昭喜，男，汉族，1983年1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岳西县。 上诉人吴明华因与上诉人安徽宝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达公司）、安徽省大别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别山公司）、原审第三人储昭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9）皖0828民初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明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剑，上诉人宝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峰、汪宇,被上诉人大别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晓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储昭喜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明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两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宝达商业街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2、请求判决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两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建设合同）是无效合同，而最高院司法解释是认可其中关于工程价款约定方式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4页第9-11行的“本院认为部分”正确地表明了此观点。但一审法院却未能准确地注意到原建设合同关于本案工程“价”和“款”的约定。该约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7280万仅是暂定价；2、进度款的支付需依据双方委托的第三方按照合同专用款规定的方法先预算再由双方审核；3、工程完工后也同样以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造价方法调整最终合同价款。案涉工程的造价方法是可调整的，调整的依据主要是安庆市信息价，且采取平均价格。第三人储昭喜仅是上诉人的钢材供应商，根本没参与此前的工程建设，其在被上诉人安徽省大别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人处签名。虽然上诉人委托了储昭喜处理工程来往事宜，但不包括委托第三人进行核算。二、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储昭喜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签订了意见书与补充协议。上述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且储昭喜与相对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宝达公司辩称，一、2015年12月7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1、坚持上诉状中的理由。2、宝达公司不需要知道其他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3、从现有材料库，其他三方应该是合作或转包关系。二、《宝达商业街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二份协议合法有效。1、从各方结算关系主体看，结算主体合法。2、吴明华无权提起确认该二份协议的效力。3、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之间结算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明华利益的情形。4、本案中，既然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约定以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结算结果作为结算依据，那么吴明华、储昭喜应当遵从约定。5、即使2015年12月7日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因挂靠无效，由于宝达公司不是明知吴明华是挂靠承包，结算价款依然有效。 大别山公司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同意宝达公司答辩意见。补充：结算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项目部经过协商讨论后报请大别山公司与宝达公司签订的，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结算价格超出了一审原告以天立公司名义最初与宝达公司签订协议的价格，在大别山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一审原告没有继续投入一分钱，也没有参与项目的任何一件工作，并书面委托储昭喜代为处理一切事宜，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两份协议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吴明华的上诉。 储昭喜并未陈述意见。 宝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工程是由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大别山公司签订的，合同的相对方不包括被上诉人。二、为实施案涉工程的施工，大别山公司组建了项目部并具体负责施工，工程款均由上诉人支付给大别山公司。三、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与大别山公司是合作关系，不是挂靠关系。四、不能因为在部分合同协议上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表述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就推定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 吴明华辩称，宝达公司上诉理由中的第一条所指签订的合同实则是一种虚假的意思表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挂靠的协议，这一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签订表面的建筑合同是为了履行挂靠协议当中应当完成的义务；一审判决书第12页认定工程款通过大别山公司是大别山公司为确保收取管理费而出借的公司账户的行为，所以建筑大合同具有法定无效的诸多情形，一审法院该认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宝达公司的上诉。 大别山公司辩称，对宝达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 储昭喜并未陈述意见。 大别山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确认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就案涉工程，吴明华原借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公司的资质签订合同，吴明华个人投资、组织施工，但吴明华个人违法承揽工程，造成工程无法继续推进，故吴明华与原审第三人一起找到上诉人公司，请求上诉人帮助组织施工，故在吴明华解除了前面施工合同前提下，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重新签订了案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于前期工程投资是吴明华、储昭喜投入的，本案合同中仅工程投资和工程款的使用（在上诉人的监督之下）由吴明华、储昭喜负责，其他所有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由上诉人安排的专职人员负责。相反，上诉人参与工程施工后，被上诉人吴明华没有继续在工程中投入一分钱，没有参与、实施过工程的任何一项施工、管理实务，一审判决认定吴明华为工程“实际施工人”，但吴明华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参与了“实际施工”的任何证据。上诉人认为，案涉施工合同，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借用资质”为由武断认定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宝达公司辩称，对大别山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异议，对上诉理由中吴明华借用马鞍山天立公司名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吴明华辩称，除了对宝达公司的上诉意见外补充：大别山上诉状中以及刚刚的庭审中再次提到吴明华随后没有再投入一分钱，大别山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次，鉴于三方的共识，吴明华前期的投入以及前期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的数目合计有一千多万，在工程分楼别分标段持续建设的前提下，吴明华前期的投入在获得收取工程款、返还保证金后进行滚动的再投入，是一种投入的方式，所以大别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认定建设合同无效的认定事实清楚。 储昭喜并未陈述意见。 吴明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2、确认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宝达商业街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及《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发包人宝达公司与承包人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就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于2014年10月28日签订《岳西宝达商业街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吴明华在承包人代表处签名。双方又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暂定为7280万元。后宝达公司、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吴明华于2015年12月5日签订“关于解除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协议书”，吴明华在该份协议中标注为实际施工人。在解除合同之前，吴明华实际完成了案涉工程1＃、3＃楼正负零及2＃楼封顶的工程量。二、宝达公司（甲方）与大别山公司（乙方）、吴明华（丙方）于2015年12月６日签订《关于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承包的协议》，吴明华在该份协议中标注为实际施工人，吴明华、储昭喜在丙方处签字。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公司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吴明华、储昭喜在乙方大别山公司处签字。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就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暂定为7280万元。三、大别山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与吴明华、储昭喜（乙方）作为承包方、王新民作为协调方（丙方）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了承包方式及相关事宜、管理费收取标准、资金管理、项目经理部管理、违约责任等。吴明华与储昭喜为合伙关系，两人均无承担建设工程相关资质。四、2016年8月29日，吴明华出具承诺书，向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储昭喜承诺，全权委托储昭喜处理工程进度、工程款、履约保证金等所有工程往来事宜。2017年5月14日，涉案工程项目部召开了会议，储昭喜、张长征（吴明华义子）、王万良（吴明华内弟）等参加会议。其中有如下记录：经今天所有人商讨，如果宝达商业街的1﹟、2﹟、3﹟、5﹟、6﹟楼的价格能和甲方商谈到每平方米1320元至1350元之间，工程款的事情就可以确定下来，这是所有的在座人员都一致同意的。五、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宝达商业街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约定1﹟、2﹟、3﹟楼包工包料工程最终决算含税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300万元，储昭喜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同日签订《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协议），约定5﹟楼包工包料固定含税结算单价为1380元／平方米，6﹟楼包工包料固定含税结算单价为1330元／平方米，储昭喜在承包人处签名。目前，1﹟、2﹟、3﹟、6﹟楼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5﹟楼2019年5月27日进行了预验收。六、吴明华义子张长征于2016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项目部工作人员、施工班组及材料供应商支付工资及货款。经不完全统计，其中支付水电班组王先成金额为220多万元,支付木工班组金升龙金额为220多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点为，一、吴明华、储昭喜与大别山公司是借用资质（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2015年12月7日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二、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储昭喜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宝达商业街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协议），是否串通损害吴明华利益而依法无效。关于争点一，法院认为，大别山公司通过名义的合作、分包等形式变相允许吴明华、储昭喜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实为借用大别山公司资质与宝达公司签订合同。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理由为：（一）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吴明华等前后签订了四份协议、合同、补充协议等，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宝达公司、大别山公司、吴明华于2015年12月６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第四条约定了责任承担方式为吴明华与大别山公司共同承担；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了由承包人出资（吴明华、储昭喜在承包人处签名），该责任承担方式和出资方式说明吴明华与大别山公司此时有合作意向。2015年12月10日大别山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与吴明华、储昭喜（乙方）作为承包方、王新民作为协调方（丙方）签订《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承包合同》。（1）合同就管理费进行了约定：第一、1条甲方同意将签订的宝达商业街工程安排给乙方承包施工，乙方按照“确保管理费……”的原则实行全面承包；第二、1条……3%收取管理费；第三、3条甲方将所有扣除管理费后的工程款汇入乙方；第四、6条甲方除收取管理费外，收益由乙方享有，亏损由乙方承担。（2）就人员安排、工资及相关费用进行了约定：第二、3条甲方委派的项目管理人员汪满迎的工资由乙方支付，其他施工、质量、安全、资料等人员由乙方根据需要配备，并负责工资报酬；第二5、6条工伤保险费、税费等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第三、1条工程款由乙方负责追付并负责垫资；第四、1乙方组建项目部，其组成人员工资、奖金、福利、保险等由乙方负责。（3）乙方的其他责任：第四、4乙方及丙方负责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方案设计，做好工程资料，办理好工程竣工验收手续，所有竣工资料交甲方一份存档；6条工程如发生任何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违约……，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从以上合同约定内容上，2015年12月10日协议较前面协议约定得详细和具体，也对前面的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变更。法院认为，确认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之间关系的合同依据应以2015年12月10日最后形成的协议为准。2015年12月10日协议能够证明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之间不存在产权联系、人事关系和财务管理关系；项目部部分人员与大别山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吴明华、储昭喜等承揽工程经营方式表现为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别山公司只收取管理费，不承担工程技术、质量和经济责任；大别山公司确保管理费收取目的而出借账户。故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并非合作关系，而是吴明华、储昭喜借用大别山公司资质承揽案涉工程。（二）从实际施工上看，大别山公司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具体组织施工。法院认为，大别山公司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是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或为履行其被挂靠人职责而为，或为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进行活动，或为适应行政管理层面的需要。也就是说无论双方是承包、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合作等关系，这些文件都必须存在或是大别山公司都应完成相应的义务和职责，其证明目的非唯一性，所以达不到大别山公司的证明目的。吴明华提交证据证明相关人员的报酬由其发放、向部分材料供应商付款的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吴明华、储昭喜实际组织了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事宜，符合其“实际施工人”身份。（三）宝达公司与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大别山公司以及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书、协议书中，吴明华身份标注为“承包人代表”或实际施工人。吴明华、储昭喜不具备承接建设工程资质的自然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只有建设施工合同存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借用有资质的企业名义承揽建设工程三种情形下才有“实际施工人”之概念。本案中，吴明华在与大别山公司“合作”前，已与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先行“合作”，并已完成部分工程量，再与大别山公司“合作”。也就是说吴明华与大别山公司“合作”之前已“拿到”了案涉工程，从此先后顺序看，大别山公司无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基础。根据“实际施工人”之概念的出台背景，结合双方争点，排除了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关系，也排除了双方合作的关系，本案关系只有唯一的借用资质（挂靠）关系。关于争点二，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储昭喜是否有串通损害吴明华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签订《宝达商业等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协议）无效。法院认为，《宝达商业街1#、2#、3#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理由如下：（一）结算意见书和补充协议签字方分别为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储昭喜。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对方为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尽管该合同无效但结算时可参照其结算条款。该合同协议书第九条、专用条款第六条对结算事宜进行了约定，大别山公司有与宝达公司进行结算的权力。本案关键是储昭喜是否有与宝达公司结算的权力。第一、吴明华与储昭喜为案涉工程共同投资人、实际施工人，储昭喜为案涉项目部主要成员；从大别山公司提供的检查、考核会议录证实，储昭喜是实际施工的主要管理者，吴明华则指派张长征和王万良参与日常事务的管理，其庭审中也自认“并非亲力亲为”。以上外在表见足以让合同当事人宝达公司认为储昭喜具有签字的权力。第二，2016年8月29日吴明华出具承诺书“……一、本人承诺与安徽宝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关宝达商业街的工程进度、工程款、履约保证金等所有工程往来事宜本人全权委托给储昭喜全权代为处理。……”。其义子张长征在见证人处签字，没有证据证明该承诺书是吴明华受胁迫而为，该承诺书是吴明华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储昭喜既与吴明华是合作方，又是受吴明华委托处理涉案工程全部事务的受托人，合同当事人宝达公司有理由认为储昭喜具有签字的权力。第三，2017年5月14日，涉案工程项目部就工程结算事宜召开了会议，储昭喜、吴明华义子张长征、内弟王万良等出席会议，结算价格是与会人员共同商议的结果；吴明华在审理中表示：张长征、王万良是吴明华指派的人员，他俩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吴明华。故储昭喜就结算价格并未擅自做主。综上，储昭喜的行为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合同当事人有理由相信储昭喜具有结算的权力，储昭喜在结算协议上签字行为合法有效。（二）结算意见书约定1﹟、2﹟、3﹟楼结算单价为2300万元÷18036平方米=1275.23元／平方米；补充协议5﹟楼结算单价为1380元／平方米，6﹟楼结算单价为1330元／平方米，平均单价为1328.41元／平方米；而各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为7280万元÷56000平方米=1300元／平方米，两者相比，结算单价比约定单价稍高。因此，没有损害吴明华的利益。综上，案经调解不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原审判决：一、确认安徽宝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大别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吴明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吴明华承担。 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原判决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在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是否正确；2.原判决驳回吴明华请求确认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在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宝达商业街1、2、3号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及《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的请求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应认定为挂靠经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1）实际施工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2）实际施工人以建筑施工企业的分支机构、施工队或者项目等形式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但与建筑施工企业之间没有产权联系，有统一的财务管理，没有规范的人事任免、调动或聘用手续；（3）实际施工人自筹资金，自行组织施工，建筑施工企业只收取管理费，不参与工程施工、管理，不承担技术、质量和经济责任。本案中，2015年12月7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名义上由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签订，由大别山公司完成案涉工程。从实际施工上看，大别山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无论吴明华与大别山公司是承包、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合作等关系，都必须存在或是大别山公司都应完成相应的义务和职责，其证明目的非唯一性，所以达不到大别山公司证明其实际施工的目的。吴明华提交证据证明相关人员的报酬由其发放、向部分材料供应商付款的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吴明华、储昭喜实际组织了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事宜，符合其“实际施工人”身份。从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之间的关系上看，2015年12月10日协议证明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之间不存在产权联系、人事关系和财务管理关系；项目部部分人员与大别山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吴明华、储昭喜等承揽工程经营方式表现为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别山公司只收取管理费，不承担工程技术、质量和经济责任；大别山公司确保管理费收取目的而出借账户。大别山公司与吴明华、储昭喜并非合作关系，而是吴明华、储昭喜作为不具备承接建设工程资质的自然人，借用大别山公司资质承揽案涉工程。故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无效，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对方为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尽管该合同无效但结算时可参照其结算条款。《宝达商业街1、2、3号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及《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签字方分别为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储昭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九条、专用条款第六条对结算事宜进行了约定，大别山公司有与宝达公司进行结算的权力。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储昭喜既与吴明华是合作方，又是受吴明华委托处理涉案工程全部事务的受托人，合同当事人宝达公司有理由认为储昭喜具有签字的权力。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储昭喜均为适格的签约主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为7280万元÷56000平方米=1300元／平方米。结算意见书约定1﹟、2﹟、3﹟楼结算单价为2300万元÷18036平方米=1275.23元／平方米；补充协议5﹟楼结算单价为1380元／平方米，6﹟楼结算单价为1330元／平方米，平均单价为1328.41元／平方米。两者相比，结算单价比约定单价稍高。综合市场行情及各方面因素，该结算单价没有损害吴明华的利益，签约各方并未恶意串通。2017年5月14日，涉案工程项目部就工程结算事宜召开了会议，储昭喜、吴明华义子张长征、内弟王万良等出席会议，结算价格是与会人员共同商议的结果。《宝达商业街1、2、3号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及《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原判决驳回吴明华请求确认宝达公司与大别山公司在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宝达商业街1、2、3号楼工程结算意见书》及《宝达商业街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的请求正确。 综上所述,吴明华、安徽宝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大别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吴明华负担80元，由安徽宝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80元，由安徽省大别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大庆 审判员  马 骥 审判员  陈铜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吴海燕 书记员王丹红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