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5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成，男，196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劲松，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凯杰，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红，女，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国，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峰，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永成因与被上诉人王东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0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东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永成和王东红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期间无争议的事实只有36万元的转账；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这36万元的真实情况，王东红作为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借款。张永成反复强调不是借款，近期给付的几千元是出于朋友情谊帮助王东红，并非还款；王东红在陈述中明显暴露了其在说谎，但未引起一审法院注意，其一方面编造书面材料要张永成还钱，又陈述顾及双方是朋友及人情关系，所以在微信中未提及还款、还利息，显然不合情理和逻辑。双方陈述的相互关系也不一致。36万元在2005年的时候是很大一笔款项，对于一个经营多种生意的人，出借这么一大笔款项却不留欠条、借据，且十几年不向张永成主张还款，并不正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如发现可能存在虚假借贷诉讼的情形，应对借贷的原因、双方的关系等进行详细调查，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张永成与王东红之间是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张永成为王东红的鞋厂做了很多事，无签约、无工资，甚至自己出钱请加班的工人吃夜宵；还曾为王东红出面与黑社会谈判，双方还共同出资购买过一套别墅，按揭款项由张永成账户支付。张永成也无法说清36万元的具体性质。王东红除了证明有银行转账的事实之外，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显然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为张永成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显然错误，本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形，张永成并未主张王东红转账的36万元是偿还其所欠的其他债务，既然没有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张永成自然无需承担该举证责任。张永成向法庭说明款项的缘由，没有证据，法庭可以不采信张永成的说法，但并不影响王东红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同时，法庭要求张永成提供与王东红合作开办鞋厂的证据与本次诉讼无关，首先王东红并未在一审诉状中提及因双方开厂而出现经济纠纷，是主审法官在看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双方有合作开厂情况存在，所以开厂并不在此次的诉讼范围之内。其次，双方在工厂的合作只是合作关系，并非合资开厂，张永成只是作为朋友参与了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至于工厂由谁投资、是否办有营业执照、是否合法合规开厂并不知晓，也未涉及工厂的投资、收益与亏损等事项，张永成从未主张王东红所转款项与经营该工厂有关，张永成无需对开厂事宜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王东红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永成上诉的理由及主张均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王东红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具体到本案中，为了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王东红已经提交了36万元的转账记录作为证据，而张永成也确认收到了该款项，故王东红已经完成了举证的义务。一审法院以此认定王东红与张永成之间关于36万元的借贷事实成立合理合法。对于王东红所主张的另外的14万元现金给付的款项，由于王东红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导致一审法院未能作出认定，对此王东红对一审判决的结果表示接受。二、一审判决将借贷关系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张永成符合法律的规定。张永成未能完成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由于王东红已经完成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义务，故对于所收取的36万元的款项不属于借款本金的抗辩主张，依法应当由张永成承担举证责任。张永成在一审时提出上述36万元是其与王东红合资鞋厂时应当结算给张永成的款项，但对于其所主张的双方合资经营鞋厂的行为，却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且一审法庭在指定的期间内要求张永成提交证据，但张永成仍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正是由于王东红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之下，张永成未能提交证据完成对其抗辩主张的核算合资结算款的性质进行举证，所以一审法院才采信王东红的主张，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合理合法，事实认定准确。张永成在一审时称其合资的鞋厂其有投资，但在上诉时却又表示其未涉及工厂的投资收益、亏损等，也未主张过王东红所转的36万元款项与经营鞋厂有关，即全面推翻了其在一审时的主张。同时又上诉主张该36万元属于所谓的劳务报酬分红感谢款，或者是所谓的与王东红合资购买别墅的房屋的按揭款。显而易见张永成在二审时提出的上诉主张与一审时所作的陈述和主张是前后矛盾的，恰恰证明了张永成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试图混混扰事情，以达到逃避借款债务的不正当目的，但即使对于其在二审中所主张的36万元款项的性质，张永成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三、虽然案涉的36万元借款当时没有签订合同、借条、收据等等，但这是符合常理的。王东红向张永成催要还款的行为，也印证了双方借贷成立的事实，张永成的职业是医生，王东红因为就业的关系认识了张永成，并在案涉纠纷发生之前成为好朋友，双方在往来当中已经建立了足够的信任，这一点从张永成的上诉时所称的双方超出了普通朋友关系也可以证实，也正因为由于王东红与张永成是好朋友，并结合张永成是医生并有稳定收入的情况，所以在张永成以小孩看病、购车等理由借款时，王东红才毫不犹豫地将款项出借给了张永成救急，并未要求张永成签订借条或者借款合同等书面文件，也未约定还款期限，这与常理并不相悖。而在此后，王东红多次找张永成要求其偿还款借款，但是张永成均以各种理由推诿。在2018年的11月和12月期间，王东红是通过微信多次催促张永成偿还借款，张永成也表示想办法拿到就给王东红，或者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些来偿还，并要求不要对他逼得太紧。在一审判决当中对此也进行了查明和认定。如果张永成所主张的其近期向王东红支付的款项是出于情义而帮助王东红，那么王东红又有何理由逼迫张永成支付款项，如果王东红是寻求张永成的帮助，那么王东红才应该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一方，又怎么会威逼上诉人，恰恰是因为张永成拖欠王东红的借款，且久拖不还，所以才有了王东红向其催促还款的事实。正是因为多次找张永成还款，所以才有了张永成所认为的我方威逼太紧的意思表示。综上，王东红所提交的36万元的转账凭条以及微信的催款记录，足以证明张永成向王东红借款36万元尚未偿还的事实。张永成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当予以全部驳回。王东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张永成向王东红返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支付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过银行账户，王东红于2005年7月29日转账30万元、2005年9月2日转账6万元给张永成。一审庭审中，王东红称第一笔款项是在2004年7月3日、4日在其位于铁路医院后方的湘府酒楼中分两次给张永成，每次5万元，共计10万元现金，该10万元现金是其酒楼的营业款；第二笔是2005年7月29日转账30万元给张永成；第三笔是2005年9月2日转账了6万元给张永成，并于当日取现4万元给了张永成，上述款项合计50万元。对此，张永成表示确认收到王东红转账的36万元，其余14万元现金没有收到。另，王东红提交其与张永成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11月30日的聊天记录显示“昨天把手头上的都先给了你，你也不要逼那么紧，我这两天再想办法，能拿到就马上给你”；2018年12月4日的聊天记录显示“我可以从每个月工资中拿出一些用于你部分开销”，王东红称由此可以看出其一直催促张永成还款，张永成一直承诺会还款。对此，张永成表示如果其2005年欠了王东红的钱，王东红不可能在2018年才开始讨要，且借款是有利息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昨天把手头上的都先给了你，你也不要逼那么紧，我这两天再想办法，能拿到就马上给你”中张永成说的是“给你”而不是“还你”，不存在还钱，“我可以从每个月工资中拿出一些用于你部分开销”是张永成出于朋友情谊，朋友有困难，帮助朋友，另外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现王东红过了十几年才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王东红则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出，原张永成多次沟通还款问题，鉴于原张永成都是朋友及人情关系，所以没有直接在聊天中提及“还款”、“还利息”的问题，聊天中表达了还款的款项如何给到位、给到王东红的问题，证明了原张永成借款的合意初步形成，所以张永成才将借款慢慢还给王东红，因为借款不存在期限，所以不存在张永成所述的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且本案应该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从2005年转账之日起算。一审庭审中，张永成称其与王东红大约于2004年一起合资经营鞋厂，鞋厂名字为红天鞋厂，地址在夏茅工业区，该厂的法人是王东红，张永成投了钱，张永成的车辆用于运输，张永成负责与客户谈判等对外经营业务，后来鞋厂大约于2005年转让了，转让时间是王东红转账给张永成之前，当时张永成没有与王东红签署合作合同，张永成在鞋厂经营期间没有拿过钱，王东红转账的36万元是鞋厂结算后给张永成的钱，但无法提交相关证据，无法提交该厂的资料、合作办厂的相关证据。对此，王东红表示双方没有合作开厂，双方在微信聊天中提及的厂房是王东红弟弟的厂房，张永成也曾前往该厂房，王东红没有开厂。王东红于2019年3月1日就本案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东红主张借款50万元给张永成，提交了其中36万元款项的银行转账凭条，张永成亦确认收到上述转账的36万元，张永成辩称该36万元系其与王东红合作办鞋厂结算后给张永成的款项，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双方并未就涉案借款约定借款期限、还款期限，张永成抗辩超过诉讼时效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东红主张借款50万元中有14万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永成，张永成否认，王东红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加以佐证，故对其现金支付14万元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张永成应归还欠款36万元给王东红。因双方并未约定利息，现王东红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照准，但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日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永成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清还欠款本金36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3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给王东红。二、驳回王东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8851元，由王东红负担2478.28元，张永成负担6372.72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诉讼期间，张永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张永成与王东红于2004年11月30日与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共同出资购买广州雅居乐花园雅湖居590号房产。证据2为番禺区公证处存档资料及相关的银行按揭的还款流水，拟证明张永成与王东红于2006年2月在番禺区公证处办理雅湖居590号房产委托授权公证事宜；张永成与王东红2004年12月29日与工商银行广州市番禺支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通过张永成名下账号每月向工行偿还按揭借款。证据3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东红因经济困难要求张永成帮忙筹钱。证据4为广州市白云区红富来鞋厂（以下简称红富来鞋厂）工商资料，拟证明张永成与王东红有过经营鞋厂的事实。王东红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在一审时已经形成，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一、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番禺区公证处存档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两份证据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且张永成本人当庭亦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另对于张永成提交所谓的银行转账流水，三性不予确认，首先没有银行印章，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其次张永成当庭也无法说明银行流水与其所说的按揭款项有何关联。另外，借张永成的名，联名购房，按揭贷款时更容易获得银行批准，张永成系广州工作方便于按揭。张永成当年工作3000多元工资，根本没有买房和付按揭能力，张永成都没法提交与这房子关联付款银行盖红章的凭证。以上证据，一审时已经存在，张永成可以主张而没主张，二审时才提出，也足以说明此主张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张永成称王东红一审诉讼中对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而王东红在一审中提交了双方全部聊天记录(共计179页，含案外人张美华的聊天记录8页)，现张永成只是截取了部分聊天记录(共34页)，显然王东红的聊天记录更客观真实且全面地反映了整个案件事实，一审是在综合分析了王东红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后，采信了王东红的主张。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张永成提出红富来鞋厂的工商资料更说明张永成再次欺骗法院，红富来鞋厂经营期1999年至2002年，2004年正式吊销，这二年王东红根本都不认识张永成，而在一审判决书3至4页中，张永成称其与王东红合资开厂，鞋厂名为红天鞋厂，地址在夏茅，该厂法人是王东红。张永成投了钱，张永成又说36万元是鞋厂结算后给的钱，事实上就没有这个红天鞋厂的事，红富来鞋厂登记信息与张永成所说的红天鞋厂的情况也完全不符。故二审不应当采信其上诉主张，并应对张永成虚假陈述的行为予以惩戒。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东红与张永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王东红在本案中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供了其向张永成转账36万元的转账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张永成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然而，张永成在本案中所作的抗辩前后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首先，张永成在本案中的抗辩意见多处存在自相矛盾。其一，张永成一审辩称案涉转账款系双方合资经营鞋厂结算后，王东红向其支付的款项。而在上诉状及二审陈述中，张永成又改称其对案涉转账款的性质无法完全说清，但款项“内涵至少包括劳务报酬、分红、感谢及房屋按揭款”；其二，张永成一审称其与王东红系合资经营鞋厂，而在上诉状及二审陈述中又改称其只是参与了工厂的部分管理，并非合资开厂；其三，张永成一审称其与王东红合资经营的鞋厂名称为红天鞋厂，而其二审提交的证据又显示王东红所经营的鞋厂名称为红富来鞋厂。以上事实表明，张永成对案涉款项的性质主张前后不一，缺乏明确、持续、稳定的抗辩意见，其可信度存疑。其次，张永成未就其主张提供有效证据。其一，张永成一审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直至二审才向本院提供证据，已经严重超过举证期限；其二，即便从张永成二审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公证存档资料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共同买房的事实，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款与共同买房的事实有关。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仅能证明王东红曾要求张永成给付款项，但未能明确反映出该款项不是借款，即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提供的红富来鞋厂工商资料仅能证明王东红曾与他人合作经营过红富来鞋厂，亦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款与该经营行为有关。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王东红与张永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张永成需向王东红偿还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永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2.72元,由上诉人张永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晓炜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