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9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虞小明，男，196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灵，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伦，女，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景亮，北京大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彦松，男，195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上诉人虞小明与被上诉人杨海伦、原审被告孙彦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4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虞小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海伦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由杨海伦承担。事实和理由：1．虞小明从未接受杨海伦的委托，协调办理山西泛亚达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联勤部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首先，一审法院仅依据录音资料及虞小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就认定虞小明和孙彦松共同接受了杨海伦的口头委托，证据不足。录音资料无法证明杨海伦和虞小明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杨海伦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没有原件，虞小明对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且北京信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中写明“文件修改时间2009年12月8日12：51：36”。故此份录音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录音内容并未提到虞小明办理土地证的任何字句，而是孙彦松表示“这个事保证你拿到证而且还不多花钱……”虞小明在公安机关作为证人陈述的内容从未说过杨海伦委托其办理土地证的事情。法院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虞小明受杨海伦委托办理涉案事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本案系杨海伦或山西泛亚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达公司）委托孙彦松办理土地证。泛亚达公司于2010年3月8日给孙彦松出具了《委托书》，内容为“泛亚达公司委托孙彦松全权处理本公司与北京军区联勤部营房部土地纠纷事宜，孙彦松全权负责与部队的谈判、办理手续，本公司积极配合，特此委托”。庭审中杨海伦已认可该委托书内容，且通过本案录音记录（三）中第4行、第2页第13行、第4页第2行至第6行、录音记录（四）第8页第4行的内容及证人梁某的证言，可以看出泛亚达公司确实向孙彦松出具过《委托书》，泛亚达公司与孙彦松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再次，孙彦松曾帮助办理过泛亚达公司土地证相关事宜。杨海伦或泛亚达公司委托孙彦松办理泛亚达公司土地证事宜后，孙彦松又去找了李露等人，还去了山西。而且，孙彦松也带杨海伦两次去北京军区联勤部营房部，见了李露等人。而虞小明从未参与委托事宜，没有见过任何人。从杨海伦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不起诉决定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来看，杨海伦主张的是孙彦松诈骗了其钱财。可见虞小明并非受托人。2．一审法院认定，虞小明主张将210万元人民币及90万元港币交给孙彦松证据不足，此认定有误。首先，法院调取的孙彦松发给杨海伦的短信载明“杨总，我是注重友谊的，我也是负责任的，我从你虞哥处拿的钱都有数……”此短信内容可以证实孙彦松从虞小明处拿走了210万元人民币和90万元港币。其次，杨海伦在报案材料及笔录中多次承认虞小明给孙彦松钱的事实。再次，在杨海伦提供给公安的录音内容中，杨海伦也多次承认孙彦松拿走了钱，应该由孙彦松来还。3．杨海伦给虞小明300万元人民币和200万元港币，实际上是支付给孙彦松的，虞小明只是证人或中间人。杨海伦在笔录中也多次认可300万元人民币和200万元港币是给孙彦松办事用的。4．杨海伦与孙彦松在2010年9月29日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在报案材料第2页第4行至第10行，杨海伦称“我与爱人朱和源，虞小明，孙彦松在墨云阁茶楼协商退款事宜，四人协商好，遵照以前的约定，全部钱款退回，但因为是朋友，利息就不退了，孙彦松说他和虞小明是好朋友，这点小钱不算什么，他是有大钱的人，他把钱全部退给虞小明，因为钱是从虞小明处拿的，不会让虞小明为难的，让我2010年10月15日找虞小明取钱。在此之后，孙彦松给我多次发信息表示要退款，不让我报案”。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认定。5．孙彦松作为受托人确实办理了受托事宜，虽最后没有办理成功，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办理受托事宜的相关费用，应由委托人承担，因此，杨海伦没有理由要求虞小明及孙彦松返还相关费用。6．2009年杨海伦或泛亚达公司委托孙彦松办理土地证，但杨海伦于2017年起诉虞小明，已超过诉讼时效。杨海伦辩称：杨海伦是通过虞小明介绍认识孙彦松，杨海伦将涉案款项交给虞小明，由虞小明与孙彦松联系进行下一步钱款交接。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知，虞小明承认杨海伦让其做担保，本案中虞小明以个人信用为涉案合同背书，且深度参与了合同运作全过程，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涉案土地早已办理在他人名下，虞小明、孙彦松虚构有关土地的事实，杨海伦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虞小明、孙彦松承担赔偿责任。孙彦松未出庭应诉，亦未陈述其意见。杨海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杨海伦和虞小明、孙彦松之间关于协调办理泛亚达公司购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联勤部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的委托合同；2．判令虞小明、孙彦松立即退还杨海伦人民币150万元、港币160万元；3．判令虞小明、孙彦松支付杨海伦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50万元、港币160万元之和为基数，自2017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9年12月8日，杨海伦交付虞小明人民币300万元和港币200万元，录音资料显示，虞小明说：“押在我那儿”，“我给你押着点，踏实一点，不会出那么多问题”，孙彦松说：“这个事，保证你拿到证，不多花钱，领导给说了百分百行，就是时间晚了几天”。虞小明在庭审中认可经手上述涉案款项并持有过一段时间。虞小明于2010年3月退给杨海伦40万港元，于2010年4月退给杨海伦人民币50万元，于2010年8月退给杨海伦人民币97万元，于2011年退给杨海伦人民币3万元，共计退还杨海伦40万港元及人民币150万元。2011年11月1日，杨海伦向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报案（以下简称西城公安局），该局于2013年4月25日对孙彦松执行刑事拘留，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城检察院）批准，于同年5月31日逮捕孙彦松。2013年7月30日，经西城检察院决定撤销逮捕，同日孙彦松被取保候审，经西城检察院批准，孙彦松于2014年1月28日再次被逮捕。二分检于2014年11月6日以西城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决定对孙彦松不起诉。后杨海伦不服提出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6月15日立案复查。检察机关在复查阶段查明：杨海伦于2009年11月，因帮助泛亚达公司办理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一事，在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新风街1号院等地，通过他人请托自称为李继耐侄子的孙彦松帮助运作。杨海伦称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孙彦松运作费用人民币300万元，港币380万元。期间，孙彦松协同杨海伦两次至基建营房部，约见营房部副部长，递交材料，商谈土地事宜。后请托事项未果，杨海伦于2011年11月1日至西城公安局报案。北京市检察院以认定孙彦松构成诈骗罪的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认定杨海伦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另查，2011年11月7日，虞小明作为上述刑事案件的证人在西城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受询问时，针对公安机关询问：“杨海伦让孙彦松帮助其办理军用土地许可证一事，你知道吗？”，回答：“知道，因为杨海伦是通过我认识的孙彦松。2009年底，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当时是我和孙彦松一起吃饭，杨海伦也过去找我，在一起吃饭时，杨海伦说起的这件事，当时孙彦松说他认识很多部队的关系，他说可以办，这样杨海伦就和孙彦松联系了。”针对公安机关询问：“你把具体情况讲一下？”，回答：“杨海伦和孙彦松联系上以后，就让孙彦松帮她办理土地的事。杨海伦开始说让我当一个中间人，先把办事的钱放在我这，后杨海伦把300万元人民币和200万元港币现金放在了我家里，让孙彦松用钱就从我那里拿。……”针对公安机关询问：“讲一下孙彦松从你那拿钱的情况？”，回答：“孙彦松每次都是一个人到我家里拿钱，说帮杨海伦办事需要给人送礼，但具体给谁送没说过。”2012年3月13日，虞小明作为上述刑事案件的证人在西城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受询问时，针对公安机关询问：“孙彦松和杨海伦是怎么认识的？”，回答：“杨海伦是通过我介绍认识的孙彦松”。针对公安机关询问：“杨海伦是怎么给的孙彦松钱？”，回答：“第一次是杨海伦拿了300万元人民币和200万元港币，钱是装在两个箱子里，当时我和杨海伦、孙彦松、梁某是在我家小区门口见的面，孙彦松看完钱之后，他们商量让我当中间人，就说先把钱放在我这里，我就先把这些钱拿回了我家，后孙彦松分3次从我这里拿走了210万元人民币和90万元港币，当时我这里还剩下90万元人民币和11万元港币。第二次是孙彦松约我和杨海伦在德外新风街墨云阁茶楼见的面，当时杨海伦又给了孙彦松180万元港币，这钱也是孙彦松向杨海伦要的，也是以办理这个土地证的理由要的钱。”针对公安机关询问：“孙彦松每回从你那里拿钱，都和杨海伦说吗？”，回答：“我都是之后和杨海伦说的，因为当时就是让我当中间人，说好这钱是让孙彦松办理土地证的事情的，所以孙彦松来拿钱，我就让他拿走了。”针对公安机关询问：“孙彦松每次从你那里拿钱，是否有写条？”，回答：“没有写过条”。针对公安机关询问：“孙彦松每次从你那里拿钱，有谁能证实？”，回答：“每次都是孙彦松约我出去，让我把钱在外面给他，都没有其他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第一次在孙彦松家楼底下，我和我妻子、儿子一起去的，我给了他100万元人民币。第二次在文慧桥龙腾金湘饭店，就我们两个人，我给了他110万元人民币。第三次也是在文慧桥龙腾金湘饭店，也就我们两个人，我给了他90万港币。”针对公安机关询问：“留在你那里的钱，你退给杨海伦了吗？”，回答：“退了，后来这件事孙彦松一直没办成，又联系不上孙彦松，孙彦松的公司也搬家了。我就赶紧把钱退给杨海伦了，因为我之前家里买车用了一些港币，所以还杨海伦时就没有那么多的港币了，我先把那90万元人民币还了，又还了40万元港币。之后还差70万元港币，我和杨海伦商量，杨海伦说还人民币就行，后通过商量我还了杨海伦60万元人民币，以此来抵那70万元港币。”2013年6月22日，虞小明作为上述刑事案件的证人在西城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受询问时，针对公安机关询问：“你在这件事中都干了什么？”，回答：“就是2009年12月8日，杨海伦将300万人民币和200万港币放在我那里，让我担保，后来我在文慧桥孙彦松住的小区给了孙彦松110万人民币，在龙腾金湘酒店给过孙彦松一次100万人民币和一次90万港币。……”针对公安机关询问：“杨海伦为什么将2009年12月8日的300万人民币和200万港币放在你那里？”，回答：“杨海伦让我作担保，孙彦松办完这件事后，从我这里把钱拿走，但是后来孙彦松向我要这笔钱办事，我是告诉杨海伦后，经她同意才分三次给了孙彦松210万人民币和90万港币。”虞小明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针对案外人询问：“这老孙钱是怎么回事？”，虞小明回答：“……一开始不放心，小杨放在我那儿的，他要的时候给她打电话。”针对案外人询问：“等于钱是从您手里拿的”，虞小明回答：“对，她不信任老孙，老孙说认识李继耐，签了协议，老孙这个人说话还是有水平的，老孙老把我扯进去，想让我来压住这个事，你们也换位思考，这么大数我压得了吗？”。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3日向泛亚达公司就本案相关情况进行了协查，该公司于2018年6月7日向一审法院复函确认：杨海伦曾于2009年11月19日至2010年10月7日期间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伦所诉其向虞小明交付涉案钱款并委托孙彦松办理土地证事宜，系杨海伦个人行为。杨海伦所称涉案款项并非向泛亚达公司借款，而是向该公司股东李天明的个人借款。该公司对于杨海伦向虞小明、孙彦松主张涉案款项无异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土地证事宜并未成功办理。根据一审法院对相关案件的查询，泛亚达公司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大吴村两宗军产土地（京晋字第3304号营区、3306号营区）转让及置换问题将基建营房部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一中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一中民初字第68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大吴村原有两宗军产土地，即涉案土地：京晋字第3304号营区，面积108．9亩（72592．74平方米），和京晋字第3306号营区，面积61．2亩（40795．92平方米），该涉案土地曾被登记在山西省农科院名下，土地使用权实际属于原基建营房部。原基建营房部营房土地管理处是原基建营房部下属部门。2004年8月2日，原营房土地管理处与泛亚达公司签订《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两宗土地有偿转让给泛亚达公司。2006年2月20日，原营房土地管理处与山西宝田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太原宝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田公司）签订《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两宗土地转让给宝田公司。该协议经原营房土地管理处上级主管机关审批后生效。2012年7月6日，宝田公司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证书。再查，被告杨海伦原系泛亚达公司股东，于2010年10月7日不再继续持有该公司股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开庭笔录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情况，杨海伦通过虞小明介绍认识孙彦松，后将涉案款项人民币300万和港币200万元交给虞小明，由虞小明交给孙彦松，用于办理泛亚达公司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杨海伦认为其委托虞小明、孙彦松共同办理上述军用土地证事宜，北京市检察院查明的情况也确认了杨海伦与孙彦松之间存在委托办理泛亚达公司办理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的委托合同关系，且泛亚达公司亦向一审法院复函确认了杨海伦向虞小明交付钱款及委托办理土地证事宜均系杨海伦个人行为。虞小明认为杨海伦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是泛亚达公司与孙彦松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海伦认为虞小明和孙彦松系共同受托人，而虞小明则认为其只是杨海伦与孙彦松之间委托合同关系的见证人或中间人，与杨海伦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结合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在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杨海伦将涉案款项交至虞小明处，由虞小明负责与孙彦松进行下一步钱款交接，虞小明虽然否认其介入杨海伦和孙彦松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但根据涉案录音资料，虞小明在接收涉案钱款时明确表示“押在我那儿”，“我给你押着点，踏实一点，不会出那么多问题”，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亦陈述：“杨海伦是通过我认识的孙彦松。”“……杨海伦将300万人民币和200万港币放在我那里，让我担保……”“杨海伦让我作担保，孙彦松办完这件事后，从我这里把钱拿走……”，在虞小明自行提交的录音资料中，虞小明称：“……一开始不放心，小杨放在我那儿的，他要的时候给她打电话。”“对，她不信任老孙……”。从虞小明上述陈述中可以看出，虞小明介绍孙彦松给杨海伦，并受杨海伦委托监管涉案款项，负责在涉案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办理完成后将款项交给孙彦松。虽然虞小明认为自己只是中间人或见证人，但结合本案查明情况，虞小明深度参与了杨海伦让孙彦松运作涉案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的过程，并以个人信用为合同履行过程背书，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虞小明、孙彦松共同接受了杨海伦关于协调办理泛亚达公司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的口头委托。杨海伦和虞小明、孙彦松口头订立的委托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依照法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现杨海伦要求解除其与虞小明、孙彦松之间关于协调办理泛亚达公司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的口头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杨海伦系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出解除涉案委托合同的要求，而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向虞小明送达了本案起诉状副本，于2018年3月13日向孙彦松公告送达了本案起诉状副本，按照公告日期，孙彦松亦于2018年5月12日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故一审法院确认杨海伦解除其与虞小明、孙彦松之间关于协调办理泛亚达公司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的口头委托合同的行为有效，该合同已于2018年5月12日解除。结合本案查明情况，涉案军用用地土地证已经办理至他人名下，因此受托人并未完成委托事项。故杨海伦要求虞小明、孙彦松退还其已付的150万元人民币和160万元港币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虞小明称孙彦松单方取走上述款项，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杨海伦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虞小明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因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已于2018年5月12日解除，虞小明、孙彦松应于合理期限内向杨海伦返还收取的涉案款项，鉴于涉案款项数额巨大，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一个月为合理还款期限，故对杨海伦要求虞小明、孙彦松支付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以港币160万元之和为基数，自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杨海伦主张虞小明、孙彦松返还款项系基于涉案委托合同解除而产生的请求权，上述合同系在本案中由法院依法确认解除，故虞小明认为杨海伦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彦松未到庭，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杨海伦解除其与虞小明、孙彦松之间关于协调办理山西泛亚达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联勤部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的委托合同的行为有效，该合同已于2018年5月12日解除；二、虞小明、孙彦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杨海伦人民币1500000元、港币1600000元；三、虞小明、孙彦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海伦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以港币1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四、驳回杨海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虞小明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梁某称，2009年下半年，杨海伦与孙彦松在城建大厦的粤色天香饭店委托孙彦松办理土地证的事情时，梁某作为饭店经理也在场，杨海伦说他的公司想办理军用土地证，请孙彦松帮忙，孙彦松让杨海伦先拿资料给他看。2009年底或者2010年初，孙彦松、杨海伦、虞小明、梁某在北三环的一个茶楼又聊到办理土地证的事情，孙彦松说需要500万元现金来运作，杨海伦说回山西商量一下。后来有一次，时间记不清了，孙彦松、杨海伦及其丈夫、梁某坐了杨海伦的车，到了杨海伦住的小区后面，孙彦松说需要100万元做启动资金，杨海伦说行，希望孙彦松可以尽快办理。在此之前梁某和杨海伦及虞小明吃饭时，杨海伦说让虞小明做个见证，把钱放在虞小明处，孙彦松要用的时候随时拿。杨海伦对梁某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9月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前述《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维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不起诉孙彦松的决定。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杨海伦与虞小明、孙彦松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有效。杨海伦委托虞小明、孙彦松办理泛亚达公司购买基建营房部在太原市军用用地土地证事宜，并为此支付虞小明、孙彦松人民币300万元及港币200万元。虞小明、孙彦松并未完成受托事项，即应将收取的款项返还杨海伦。现杨海伦确认虞小明已返还其人民币150万元及港币40万元，故一审法院判令虞小明、孙彦松将所余款项返还杨海伦，具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虞小明上诉提出系杨海伦委托孙彦松办理上述购买土地证事宜，虞小明作为证人或中间人，在收取杨海伦所付款项后，将其中大部分给付了孙彦松。故虞小明并非该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受托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虞小明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针对案外人询问，虞小明回答中关于“……一开始不放心，小杨放在我那儿的……”、“对，她不信任老孙，老孙说认识李继耐，签了协议，老孙这个人说话还是有水平的，老孙老把我扯进去，想让我来压住这个事……”的内容，表明杨海伦系基于对虞小明的信任将相关事宜进行的托付；再有，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杨海伦所付款项系为办理上述购买土地证事宜所用。该款项系由杨海伦交付给虞小明。虽然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对受托主体作出清晰确认，然通过委托合同关系形成的过程来看，虞小明、孙彦松均参与了受托事项的商讨。故虞小明收取杨海伦交付款项的行为，可视为其接受了委托参与办理购买土地证事宜。虞小明虽提供证人梁某的证言，但仅凭此不足以证明虞小明不是委托合同关系的受托主体，故对于虞小明的此项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虞小明上诉提出杨海伦与孙彦松在2010年9月29日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其只是协助二人办理相关退款手续，还是中间人或证人的身份。对此本院认为，虞小明为此向法院所提供的陈述内容，只表明孙彦松就同意退还款项做出了承诺，并非系杨海伦对还款责任主体的确认。虞小明上诉提出杨海伦起诉虞小明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因虞小明、孙彦松不能完成受托事项，杨海伦多次向二人主张退还全部款项。后为保护自身民事权利，杨海伦以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应视为杨海伦对二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至2015年9月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杨海伦于2017年8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虞小明的此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虞小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122元，由虞小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陈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