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76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理工大学，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法定代表人：郭东明，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忠，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翠娟，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畅通街**。法定代表人：吴文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思，辽宁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炮台镇炮台村法定代表人：唐连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辽宁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祥春，男，193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桂琴，女，1952年3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权，吉林柳暗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理工大学）、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鑫公司）、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祥春、黄桂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3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理工大学的代理人张利忠、赵翠娟，圣鑫公司的代理人宋德思，旭宝公司的代理人张强，被上诉人刘祥春、黄桂琴的共同代理人刘宝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理工大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祥春、黄桂琴对理工大学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诉人理工大学对被上诉人圣鑫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被上诉人旭宝公司进场施工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形应该知晓，并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理工大学保卫处对唐连旭的《询问笔录》完全可证实，在火灾前，上诉人理工大学根本不知道旭宝公司的存在，更不知道圣鑫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旭宝公司进场施工；2.被上诉人圣鑫公司是案涉工程上诉人理工大学唯一认可并承认的承包人且有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圣鑫公司后续是否将案涉工程再分包完全不知情，上诉人理工大学对事故的发生更是无法预知；3.本案所涉工程施工费低于十万元，不必须经过招投标，且火灾发生前上诉人理工大学也一直在与圣鑫公司谈合同事宜，故火灾时双方未签订合同并不影响本案工程施工方的认定，更不影响本案责任的承担；4.被上诉人圣鑫公司明知旭宝公司无资质仍发包，且向上诉人理工大学隐瞒，最终引发火灾，上诉人理工大学也是受害人之一，圣鑫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刘祥春、黄桂琴虽不要求被上诉人圣鑫公司承担责任，但不能因其放弃，就让上诉人理工大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理工大学有过错，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过错也是被上诉人圣鑫公司与上诉人理工大学按照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全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在事前垫付了被上诉人464137元，也应该作为按比例承担的数额。（二）刘福兴与被上诉人旭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雇佣关系。刘福兴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圣鑫公司辩称，我方未承包理工大学案涉工程，原审判决依据的微信及电子邮件，并没有任何表明确定合同的意思，只是关于一些工程方面的咨询，我们对于邮件、微信是否是发给我公司孙凤雪本人持异议，我们和本案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旭宝公司辩称，不同意理工大学的上诉请求，我方认为施工房屋所有权人是理工大学，在无法查明雇主的情况下应该由理工大学承担责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跟旭宝公司有任何的关联性，原审判决旭宝公司承担责任明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而且适用法律错误。刘祥春、黄桂琴辩称，不同意理工大学的上诉请求，圣鑫公司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不能因理工大学以前的工程发包给圣鑫公司，就推理案涉工程也发包给了圣鑫公司。本案客观事实是旭宝公司法人唐连旭在现场施工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清楚表明是旭宝公司实际施工，并非圣鑫公司。刘福兴与旭宝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旭宝公司没有给刘福兴缴纳五险一金，旭宝公司职工名册没有刘福兴，原告跟唐连旭干了3-4年活，但都是临时干几天或几十天，双方是雇佣关系，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调整。上诉人不是放弃圣鑫公司的赔偿责任，而是认为圣鑫公司不是本案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和转包人，圣鑫公司和本案无关。圣鑫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重新认定我方不存在承包转包的事实，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承包了案涉工程并转包旭宝公司施工。而实际我方未与理工大学和旭宝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过任何合同，未对任何人进行相关授权，未进行案涉工程施工，未收到及支付过任何案涉工程款项，对案涉工程不知情。依据理工大学提供的证据能清楚表明：我方与理工大学过去的工程合作是签订书面合同的，并且是走招投标手续的，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大连理工大学与大连圣鑫公司，而非孙凤雪。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一座理工类高级学府，应该非常清楚未经招投标、未经过我方授权的个人是无权代表我方对外承包工程的。根据民事案件不告不理原则，本案原告未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我方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综上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我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未维护我方合法权益。另，孙凤雪无论任何行为都是个人行为，无权代表圣鑫公司对工程进行转包，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项目经理有权利单独对外承包和转包工程，作为大型建筑公司会有很多项目经理，那么建筑公司根本无法正常经营。理工大学辩称，圣鑫公司自2014年开始就与理工大学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关系，孙凤雪作为项目经理多次合作。基于之前合作的信任基础，理工大学在选择圣鑫公司作为承包人时尽到了足够的审慎义务。孙凤雪作为实际负责人与理工大学进行了实质的对接，理工大学再次确认了圣鑫公司履行合同的能力。双方洽谈合同时就发生了火灾，合同还没有来得及签订，圣鑫公司的理由及抗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圣鑫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正确。本案工程如何由旭宝公司施工我方不知情，其他意见同我方上诉意见。旭宝公司辩称，我方认为圣鑫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证据圣鑫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凤雪与理工大学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及圣鑫公司与理工大学过往的经济交往情况可以证明理工大学将案涉工程交给圣鑫公司施工，圣鑫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凤雪委托唐连旭雇佣了被上诉人进行施工，因此理工大学和圣鑫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唐连旭只是受孙风雪委托招募了工人，其行为和后果应该由委托人圣鑫公司承担。刘祥春、黄桂琴辩称，同意圣鑫公司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旭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请求驳回二被上诉人要求旭宝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旭宝公司与刘福兴存在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从唐连旭在理工大学做的笔录中可以明确得出结论唐连旭个人受孙凤雪的委托招了4个人进场施工，原审认定是旭宝公司雇佣了刘福兴是错误的。即使旭宝公司雇佣了刘福兴，双方所形成的不是雇佣关系应该是劳动关系，应该按照工伤来处理并且进行劳动仲裁前置，原审属于程序违法。刘福兴本人在明知施工下方有苯板存放仍然冒险强行施工，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原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圣鑫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放弃对圣鑫公司的赔偿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三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每个被告赔偿三分之一。因原告放弃了对圣鑫公司的赔偿请求，应依法判决我方对原告放弃的三分之一不承担责任。理工大学辩称，其对于该节事实完全不知情，一直以为是圣鑫公司的人在施工，原告的代理人陈述刘福兴到了大连之后一直就在旭宝公司干活，而且还有数月工资没有发放，事故发生后唐连旭帮助刘福兴支付了医药费，足以证实刘福兴是旭宝公司的员工，不论是基于雇佣还是劳动关系，旭宝公司均应该承担责任。圣鑫公司辩称，旭宝公司所说孙凤雪的相关行为只是其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期间，旭宝公司明确阐述是理工大学让其找人干活，现在又说是孙凤雪找其干活，前后不一致，应以一审陈述为准。孙凤雪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我方没有给孙凤雪任何授权。即便按照旭宝公司陈述，孙凤雪也只是一种介绍作用，旭宝公司和我方没有任何关系。刘祥春、黄桂琴辩称，唐连旭是旭宝公司的法人，其案涉民事行为无须授权。唐连旭在笔录中说他的旭宝公司有装饰装修的资质，没有钢结构施工资质，唐连旭的表述证明该工程是旭宝公司干的。我方是在第一次开庭后理工大学提交的证据由法院邮寄给被上诉人的证据中有圣鑫公司和旭宝公司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我方才知道这两家公司，为了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我方才申请追加圣鑫和旭宝两个公司为被告进行共同诉讼，我方认为旭宝公司是实际施工人，一审判决旭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刘福兴有过错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在此不予赘述，在一审中答辩已经陈述清楚，刘福兴没有过错。关于放弃圣鑫公司的赔偿责任，同对理工大学的答辩意见一致，不再赘述，关于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与对理工大学答辩一致。刘祥春、黄桂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旭宝公司和理工大学连带赔偿二原告1786681.43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8日，大连市公安消防局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火灾事故基本情况：2018年9月9日14时12分，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系设备夹层改造工地发生火灾，此起火灾造成1人受伤（刘福兴，男，公民身份证号码2204221975********），该改造建筑及内部设施和设备、唐连旭的工具和物品、王瑞林的保温材料、刘福兴的物品等被烧毁或烧损。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此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18年9月9日14时05分左右，起火部位位于该改造建筑二层，起火地点位于靠近二层楼梯护栏西侧的挤塑板堆垛处，起火原因为刘福兴操作电焊产生焊渣引燃挤塑板发生火灾。根据被告理工大学保卫处消防管理科2018年9月9日对唐连旭的询问笔录，唐连旭称：我是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我公司有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经营许可范围，没有房屋钢结构施工许可范围，材料系实验室的装修是大连圣鑫建设有限公司孙凤雪联系我的，让我在今天着火的实验室进行施工，没有跟任何人签订施工合同，我总共安排了四个人在现场施工，分别是我哥唐连臣、我舅刘学盛、电焊工刘福兴、力工李春利，在现场进行明火作业没有办理明火动火手续，这次着火的保温板是挤塑板，是今天中午进场的，保温板是王瑞林提供的，这次的实验室内部保温装饰部分的工程我是交给他干的，保温板进场时我不在现场，具体堆放地点不清楚……。根据被告理工大学保卫处消防管理科2018年9月9日对王瑞林的询问笔录，王瑞林：我是宝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火灾现场的保温板是我送的，室内墙体保温的活是我来干的，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我和我的工人将85包保温板搬到二层楼梯边上一米远的地方，摞了2米4左右的高度，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唐连旭的两个干打磨的工人在三楼干活，我们一直搬完保温板，那个电焊工也没开始干活，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我看到有电焊火花从楼梯位置掉落下来，然后看到二楼冒烟了，我送的保温板不是阻燃或难燃材料，这个材质保温板是唐连旭要求的，今天送货的时候也电话通知唐连旭了……。案涉工程未进行招投标，亦未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庭审中，理工大学主张案涉工程造价100000元、材料均由孙凤雪联系购买。孙凤雪系圣鑫公司编制内项目经理，关于案涉工程事宜，理工大学袁老师曾与孙凤雪联系，根据袁老师与孙凤雪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7月24日，袁老师：孙老师，图纸刚发去，请查收；8月31日，袁老师：孙经理，4笔材料费，约200000元，今已转完，剩余的钱，还需要走一部分，最少100000元的工程费，好像需要经过三方招标，走手续，我没做过，请指示。孙凤雪：要是我就叫那个做标书的小于去找你，我就按照现场去趟领着他去找你，看需要怎么弄。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旭宝公司、圣鑫公司为本案被告，并要求被告旭宝公司与理工大学连带赔偿原告的损失。对于追加圣鑫公司，原告认为系为查明案情需要，并不要求圣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刘福兴入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ICU病房治疗54天，产生住院医疗费524421.37元、急救费457元（唐连旭支付）、血费2400元。刘福兴于2018年11月2日死亡。刘福兴住院期间根据医嘱需使用人血白蛋白，二原告购买人血蛋白花费63410元、唐连旭购买人血蛋白花费13500元。刘福兴住院期间购买被褥、手术衣、卫生纸、护理垫、棉垫等共计花费3786元（其中的1172元由唐连旭支付）。庭审中，二原告主张交通费6390元。事故发生后，唐连旭为刘福兴交纳住院费54000元。2018年11月8日，二原告（乙方）与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小鹏（甲方）签订《援助协议书》，内容：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表面工程实验室科研平台改造时，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焊工人刘福兴因操作电焊产生焊渣引燃挤塑板发生火灾，刘福兴被烧伤。现因乙方无力支付医院费用，医院拒绝出具死亡证明，导致乙方无法为刘福兴办理丧葬事宜。出于人道主义，为能让刘福兴早日入土为安，甲方暂时给予援助，为此，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为乙方先行援助刘福兴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欠费，乙方同意该费用由甲方直接支付给医院，具体金额为62421.37元；2、乙方在甲方结清拖欠医院的医疗费之后，自行到医院办理刘福兴的死亡证明；3、甲方指定全权代理人杨文崧、侯英华陪同乙方办理刘福兴的大连市殡仪馆火化；4、甲方援助乙方办理丧事费用20000元，以及火化费实际发生费用2220元；5、乙方及刘福兴的其他家属在刘福兴火化之后，委托代理律师刘宝权进行诉讼，保证不再到大连理工大学进行上访，一切事宜均由委托的律师处理，大连理工大学有权不再接待乙方的上访；6、甲方支付的费用系基于乙方年迈，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有关费用，不视为任何个人和单位对于刘福兴的受伤承担责任，在乙方通过诉讼确认最终责任承担主体之后，应向甲方返还全部援助款项（包括之前已经援助的380000元）。甲方也有权直接向责任承担主体要求返还暂时援助的费用，乙方应予积极配合，并给予必要帮助，包括但不限于出具书面材料、出面处理、提供相关材料、信息等；7、刘福兴合法继承人为乙方，刘福云系乙方授权代表，代表乙方在本援助协议签字，乙方应予认可，不得撤销，在场家属刁春海、闫绍玉、赫明兴予以签字认可及见证；8、双方因履行该协议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诉至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刘福兴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准操项目：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有效期限2017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4日。2015年9月10日，刘福兴与林国清离婚，无婚生子女。刘福兴系非农业人口，其于2015年10月27日购买位于大连旅顺口区房屋一套。刘祥春、黄桂琴系刘福兴的父母，二人育有三个子女。2017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587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7191元/年。大连市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每人100元/天。大人社发（2018）391号《关于发布2018年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部分职业（工种）工资指导价位》的通知中公布焊工平均工资79409元/年。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可以看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一，原告之子刘福兴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二，原告之子刘福兴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规定可以看出，雇主对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按照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向雇员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雇主能够证明雇员的损害是雇员自己故意造成的则雇主不承担责任，而发包人、分包人若存在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则其才对雇员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看出，首先，被告理工大学作为发包人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被告圣鑫公司进行施工，被告圣鑫公司又将案涉工程交由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被告旭宝公司（即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在相关笔录中承认其公司并无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施工，被告旭宝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雇佣原告之子刘福兴进行案涉工程中的钢结构部分的焊接工作。其次，由于原告之子刘福兴的死亡原因系其在从事案涉工程的施工时所致，且被告旭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事故的发生系刘福兴本人故意所致，因此，作为其雇主的被告旭宝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被告圣鑫公司选择被告旭宝公司进行案涉工程的施工，被告旭宝公司并无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故被告圣鑫公司应当与旭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理工大学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方在既未按照相关程序与圣鑫公司签订书面施工合同，亦未安排相关指定人员去施工现场对工程进度、质量、施工人员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的情况下，其对圣鑫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旭宝公司安排相关施工人员直接进场施工有可能发生案涉的安全事故的情形应当知晓，故综合本案情况，被告理工大学应当与旭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原告刘祥春、黄桂琴明确表示其不主张由被告圣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刘祥春、黄桂琴要求理工大学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圣鑫公司辩称其与被告理工大学、旭宝公司并无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节，本院认为，依据被告理工大学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孙凤雪作为被告圣鑫公司的项目经理曾与被告理工大学签订过相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通过孙凤雪与被告理工大学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理工大学将案涉工程交由被告圣鑫公司进行施工亦是通过被告圣鑫公司的项目经理孙凤雪联系，故虽然被告理工大学并未提供孙凤雪在案涉工程中有被告圣鑫公司的授权，但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理工大学有理由相信孙凤雪的行为是被告圣鑫公司的意思表示。此外，被告圣鑫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施工是通过其他人进行联系的事实。据此，被告圣鑫公司该项辩称，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旭宝公司辩称其与案涉工程无关且原告之子并非其雇佣一节，本院认为，依据案涉工程在发生事故后，被告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在相关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认定，被告圣鑫公司的孙凤雪联系其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且其雇佣原告之子刘福兴在案涉工程中从事钢结构焊接方面的工作，故被告旭宝公司的该项辩称，亦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赔偿标准，案涉证据可以认定刘福兴系非农业人口并居住于城镇，故相关损害赔偿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结合本案证据，二原告主张的医疗费524421.37元、血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0元（54天×100元）、死亡赔偿金811740元（40587元/年×20年）数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40944元，计算有误，实际应为40942元，应予纠正。二原告主张的营养费5400元（54天×100元）无据认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误工费18900元（54天×350元/天），根据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布的大人社发（2018）391号工资指导价位的通知，焊工的平均工资为79409元/年，刘福兴的误工费应为11911.35元（79409元/年÷12个月÷30天×54天），二原告主张按照350元/天计算无据认定，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护理费10600元（54天×100元/天×2人），根据二原告陈述刘福兴因病情严重，入院后一直在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除医护人员其他人员是无法进入的，亦不存在二原告主张的护理问题，对二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交通费6309元，结合本案证据和实际，本院确定其中的3000元属合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白蛋白费用63793.4元，根据医嘱刘福兴病情需要白蛋白治疗，结合本案证据，二原告购买白蛋白的费用应为6341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72209.66元，其中原告刘祥春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5318.33元（27191元/年×5年÷3人），原告黄桂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26891.33元（27191元/年×14年÷3人），刘福兴的父亲刘祥春、母亲黄桂琴均已达退休年龄，应给予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刘福兴的赔偿标准按城镇计算，根据最高院复函精神，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2017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27191元/年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的购买卫生纸、护理垫等住院物品费用2614元、复印费150元，系刘福兴因本次事故产生的间接合理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租房租金1600元无据认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结合本次事故给二原告造成精神伤害事实、事故责任及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二原告主张的数额合理。上述二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524421.37元、血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0元、死亡赔偿金811740元、丧葬费40942元、误工费11911.3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2209.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3000元、白蛋白费用63410元、住院物品费2614元、复印费150元，合计1738198.38元。扣除被告理工大学已赔偿的464641.37元、唐连旭已赔偿的住院医疗费54000元，剩余合理损失1219557.01元，应由被告旭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圣鑫公司和理工大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原告不主张被告圣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祥春、黄桂琴各项损失合计1219557.01元；二、被告大连理工大学对上述第一项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祥春、黄桂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13元，由原告刘祥春、黄桂琴负担6575元，由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大连理工大学负担1413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三上诉人的上诉争议焦点为案涉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问题。首先，对于死者刘福兴与旭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理工大学上诉认为刘福兴与旭宝公司系劳动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而不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刘福兴家属从未主张刘福兴与旭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福兴与旭宝公司之间也没有劳动合同，旭宝公司没有给刘福兴缴纳过五险一金，依据现有证据，无据认定刘福兴与旭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理工大学主张本案应劳动仲裁前置及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旭宝公司抗辩系唐连旭雇佣了刘福兴，而非旭宝公司雇佣刘福兴一节，唐连旭系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理工大学保卫处消防管理科2018年9月9日对唐连旭的询问笔录中，唐连旭明确其身份是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详尽陈述了旭宝公司的施工资质问题，从唐连旭的陈述可以认定其是以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案涉事故接受理工大学询问而非以其自然人身份。一审法院认定是旭宝公司雇佣刘福兴为案涉工程提供劳务依据充分。旭宝公司称系其法定代表人个人雇佣刘福兴而与旭宝公司无关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旭宝公司依法应对其雇员刘福兴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再次，对于刘福兴在施工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一节，旭宝公司出于经营需要与刘福兴形成雇佣关系，依法应承担雇主责任，现旭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刘福兴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请求判令刘福兴承担过错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理工大学是否系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了圣鑫公司、而圣鑫公司又转包给了旭宝公司一节，依据现有证据，理工大学就案涉工程未经正规招投标程序，施工前仅是与案外人孙凤雪进行了联系，根据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在理工大学保卫处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也是孙凤雪联系了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到理工大学进行施工。孙凤雪虽系圣鑫公司的工作人员，依据理工大学提交的证据，其仅在2014年及2017年圣鑫公司通过正规招投标程序获得理工大学相关工程施工资格期间作为圣鑫公司派驻的项目经理之一接受公司授权与理工大学进行了工程接洽，而除上述两次工程施工期间外，以及到案涉事故发生的2018年9月，无据证明孙凤雪还因理工大学与圣鑫公司之间的其他施工合同而获得圣鑫公司的授权。不能以孙凤雪曾经是圣鑫公司与理工大学之间其他工程的一位派驻项目经理而当然推定案涉工程中孙凤雪仍是代表圣鑫公司的项目经理或者认定理工大学有理由相信孙凤雪仍旧是代表圣鑫公司，更无据推定理工大学与圣鑫公司之间形成了承包合同关系。案涉工程自2018年8月6日进场到事发时9月9日，已经施工一个多月，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但理工大学并未与任何公司签订过工程施工合同，也未能提交任何与圣鑫公司之间就案涉工程的款项往来证据，理工大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子邮件内容均未能体现有圣鑫公司作为工程承包主体的参与。而旭宝公司与圣鑫公司之间亦无任何工程转包合同。现有证据能够确认旭宝公司的雇员在理工大学施工一个多月期间，理工大学亦派员现场监督施工，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唐连旭也与理工大学的工作人员进行日常接洽，理工大学在未与任何公司签订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况下，允许施工人员进场施工一个多月，应当知道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理工大学系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了圣鑫公司而圣鑫公司又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旭宝公司，依据不足，本院无据认定。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认为，理工大学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将工程交由无相应施工资质的旭宝公司进行施工，发生雇员人身损害，理工大学应当与旭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确认死者家属应得赔偿为1738198.38元，旭宝公司作为刘福兴的雇主，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理工大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系死者家属提起诉讼的赔偿案件，一审法院将死者家属已经从理工大学及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处获得的赔偿款进行扣除后，支持二被上诉人剩余未获赔偿的金额正确。至于理工大学认为其前期支付的464641.37元应由其他责任方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此系理工大学与连带责任方旭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理工大学在一审时并未就此提出明确诉讼请求，故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不予支持；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但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一审法院认定圣鑫公司为连带赔偿责任主体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0713元，由被上诉人刘祥春、黄桂琴负担6575元，由上诉人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大连理工大学负担141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265元（大连理工大学预交15776元、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预交15776元、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20713元），由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各自负担2613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阎 妍审判员  王良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