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21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洪卫，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桥**。上诉人（原审被告）：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蔚县蔚州镇和平路。法定代表人：洪卫，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辛夭子村。法定代表人：洪卫，该公司董事长。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丽君（洪卫妹妹），分别系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杰，北京智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姚忠玲，女，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恒，河北洋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伟（系洪卫妻子），女，196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丽君，系洪卫妹妹。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杰，北京智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洪卫、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隆公司）、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忠玲、原审被告袁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8）冀0705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洪卫、凯隆公司、兴业公司、原审被告袁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丽君、李银杰，被上诉人姚忠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卫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姚忠玲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姚忠玲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结果严重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在将民间借贷、债权转让、债务转移三个民事法律关系混为一体，并以此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和生效既没有证据支撑又没有法律依据。第一、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姚忠玲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向洪卫实际交付了涉案款项。故原判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无事实根据。第二、债权转让事项应当具备合同生效要件并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案涉款项应当由盈华商贸对姚忠玲的债权转让所来，但洪卫并没有见到债权转让协议、也没有见到盈华商贸对债务人的通知。所以，其主张的债权转让依法没有生效。即使姚忠玲主张的债权转让成立，其对应的债务人以及承担责任的主体也应当是凯隆公司，而非洪卫。第三、债务转移是指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但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债务人凯隆公司要将其对盈华商贸公司所负债务转移给洪卫时，必须征得债权人盈华商贸公司的同意，但实际上此种债务转移情形并不存在，姚忠玲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认定的债务转移同样没有证据证实。姚忠玲在原审出示的出借人为盈华公司、借款人为凯隆公司的《借款协议》，洪卫庭审中才看到。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盈华公司与凯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以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关系来掩盖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民间借贷关系，不符合逻辑且自相矛盾。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姚忠玲对其主张的借款本金1900万元的来源、构成，前后陈述矛盾且没有证据支持。上述1900万元中的1600万元的债权人是盈华商贸公司，债务人是凯隆公司，与姚忠玲无关。姚忠玲先称另外300万元是利息，在洪卫提供证据后又称是其2013年应得的分红款转化为借款，此主张仅有牛永刚的情况说明，原审法院就予以采纳实为不妥。凯隆公司在洪卫受让股权前负债累累，不可能分红，即使有分红，也应有其他股东的分红款，不可能只给姚忠玲分红。第二、洪卫受让凯隆公司后，陆续给付姚忠玲款项3313328.46元，该款项在扣除姚忠玲或者盈华商贸公司的正常利息后的超出部分应当是对借款本金的偿还。一审虽确认“洪卫2014年10月24日——支付1900万元借款的利息明细表及凭证是签订借款合同后的履行行为”，却又以“不具有关联性”为由，对洪卫的证据不予认定，且未对借款利息数额及应当偿还借款本金的数额予以审理及认定，严重违法。第三、洪卫从未就案涉债务与姚忠玲达成过债权转让或者债务转移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成立没有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持；第四、一审认定“姚忠玲以个人名义代盈华商贸公司偿还了张家口市商业银行牌楼西支行的2500万元借款”，仅有姚忠玲陈述没有证据支持。第五、姚忠玲主张利息760万元是从2016年1月21日计算至2019年4月20日，一审没有对该主张金额是否计算正确进行认定却自行将利息截止时间更改为2019年5月20日，此行为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干涉和侵犯。三、一审判决违法认定证据、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姚忠玲主张借贷关系及债权转让、债务转移关系成立且生效，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一审判决却以洪卫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为由予以认定，严重违反上述规定。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姚忠玲针对分红款300万元的主张，仅有牛永刚的情况说明，且洪卫当庭陈述牛永刚有其他争议正在与洪卫进行诉讼、与洪卫存在利益矛盾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却将牛永刚证言单独作为认定姚忠玲主张的分红事实根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姚忠玲以个人名义代盈华商贸公司偿还了张家口市商业银行牌楼西支行的2500万元借款”的事实，仅有姚忠玲陈述没有其他证据支持，该事实认定违反法律规定。第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洪卫在一审中提交了合同交接表、存款凭证、报告书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一审却对上述证据视而不见，对洪卫是否提交了证据、提交了什么证据、提交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只字不提。第五、姚忠玲属于虚假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姚忠玲先是以三份借款协议起诉，不能自圆其说，在本次诉讼中，洪卫才在庭审中知道、看到盈华公司与凯隆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从而明白了姚忠玲要求其偿还的1900万元借款债务的债权人是盈华公司，并非是姚忠玲，借款本金数额是1600万元而非1900万元。姚忠玲代理人称该笔借款利息未还，1600万元加上400万的利息为2000万元。在洪卫申请法院调取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利息还了的情况下，姚忠玲代理人在第二次开庭时又称1900万元的来源是1600万元加姚忠玲分红300万元。原告及其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姚忠玲与盈华公司的股东郝斌（又曾经是凯隆公司转让前后的财务总经理）及牛永刚恶意串通，提供虚假的声明和证明，应当以虚假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四、一审认定洪卫个人资产及债权债务与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构成高度混同，既无事实根据有无法律依据。公司股东依法转让股权以及股权款由谁支付、通过何种方式或者途径支付，是当事人的权利，只要该行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该行为即为合法行为。一审仅以“公司股东变化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凯隆公司、兴业公司及洪卫之间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与个人资产及债权债务已构成高度混同”是错误的。洪卫与凯隆公司及兴业公司之间，既不存在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情形、也不存在股东个人债权债务与公司债权债务混同情形，且姚忠玲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内容，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或者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时，公司股东应当对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却将此法条进行倒推以达到支持姚忠玲主张的目的。本案中，姚忠玲主张其与洪卫个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按照其主张，姚忠玲是洪卫的债权人，不是凯隆公司或者兴业公司的债权人。即使洪卫或者该两个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应当公司对个人的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要求该两个公司对不属于公司债务的案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判决驳回洪卫的反诉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洪卫在受让凯隆公司时，作为公司股东的姚忠玲向洪卫陈述案涉款项原系凯隆公司向姚忠玲所借，在公司转让时要求洪卫对此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洪卫基于对姚忠玲的信任在其事先起草好的《借款协议》上签字。洪卫从始至终没有见到过姚忠玲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出示的出借人为盈华公司、借款人为凯隆公司的《借款协议》。在本次诉讼中，才在庭审中看到该《借款协议》，从而明白了姚忠玲要求洪卫偿还的1900万元借款债务的债权人是盈华公司、并非是姚忠玲，借款本金数额是1600万元而非1900万元。所以，姚忠玲在案涉款项的出借人（债权人）主体、原借款本金数额、原借款利率及已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等重要内容和合同基本要件，均向洪卫提供了虚假情况，进而导致洪卫对案涉款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姚忠玲签订的《借款协议》，属于法定应当撤销的合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法认定证据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洪卫的上诉请求。凯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上诉人对案涉款项不承担责任；二、姚忠玲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凯隆公司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与个人资产及债权债务构成高度混同，并判决凯隆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公司股东依法转让股权以及股权款由谁支付、通过何种方式或者途径支付，是当事人的权利，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为合法。一审仅以“上诉人公司股东变化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凯隆公司、兴业公司及洪卫之间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与个人资产及债权债务已构成高度混同”是错误的。凯隆公司与公司股东洪卫之间，既不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债权债务与股东个人债权债务混同情形，且姚忠玲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姚忠玲主张其与洪卫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姚忠玲是洪卫的债权人，不是凯隆公司或者兴业公司的债权人。即使两个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应当公司对个人的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公司对不属于公司债务的案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多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姚忠玲及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不存在的事实进行违法认定。第一、姚忠玲对其主张的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的来源、构成，前后陈述矛盾且没有证据支持。第二、我司在股权转让前的经营过程中，从未就分红事项召开过股东会，也没有就分红事项形成过股东会决议，况且在公司存在巨大债务的情况下也不符合股东分红的情形，故姚忠玲主张的所谓分红款3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其它答辩意见同洪卫答辩意见。兴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兴业公司对案涉款项不承担责任；二、姚忠玲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要求兴业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兴业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规定，兴业公司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任何合同或者法律上的关系。姚忠玲对兴业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兴业公司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与个人资产及债权债务构成高度混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仅凭一次转款行为即作出兴业公司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与凯隆公司及洪卫个人之间资产及债权债务构成高度混同的认定，证据显然不足，是对案件和当事人严重不负责任。本案中，首先，兴业公司既不是洪卫的股东（况且作为民事主体的个人也不会存在股东）,也不是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次，姚忠玲主张的款项是其与洪卫个人之间的关系，姚忠玲不是兴业公司的债权人；再次，洪卫不是兴业公司的法人。即使兴业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会对姚忠玲承担责任。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姚忠玲答辩称，一、本案借款事实清楚、明确，证据确实充分。洪卫在2014年初与包括姚忠玲在内的凯隆公司老股东，就全资收购凯隆公司的资产达成了合意，后其带领审计等人员于2014年5月份进驻凯隆公司，双方分别聘请了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资产进行审定，并在2014年9月3日正式签订了资产收购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本案的协议也是2014年9月3日签订的，在这份协议中姚忠玲将原凯隆公司欠其的1600万元借款及300万元由分红转为借款合计1900万元，在协议签订前向洪卫做了披露，其对此是知情的。第1份借款协议签订后，由于洪卫到期资金紧张不能还款，双方又续签了第2、3份借款协议。在上述两份协议中，对此借款的由来及利息支付到2016年1月20日等做了详尽的约定和说明。洪卫以凯隆公司法人的身份，约定凯隆公司为这笔借款做担保，该借款利息支付到2016年1月20日，该协议已经事实履行。二、凯隆公司和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洪卫，公司的总经理均为本案的代理人洪丽君，两个公司的财务总监均为马景萍，人员高度混同。公司的债权债务不能够完全独立划分，资金使用混同，构成财务混同。同时，洪卫是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凯隆公司、兴业公司还有一个公司都是洪氏的家族企业，洪卫与公司亦属人格混同，故三者应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洪卫认为诉讼请求的资金构成做了变更，我方是根据事实进行了及时更正，结合账目和其他证据，这300万元是2012年底给姚忠玲的分红，因为资金紧张，就把分红变更成了借款，300万元是真实存在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上诉，维持原判。姚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洪卫、袁伟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拖欠利息760万元（已计算至2019年5月20日），自2019年5月21日起按月利率1%给付利息至借款本息还清止；2.凯隆公司、兴业公司因与洪卫人格混同对以上欠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忠玲为原凯隆公司和盈华商贸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012年10月12日，凯隆公司和盈华商贸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凯隆公司向盈华商贸公司借款2500万元，借期12个月，自2012年10月12日至2013年10月9日。因该款系凯隆公司委托盈华商贸公司向张家口市商业银行牌楼西支行所借，故双方约定按张家口市商业银行牌楼西支行向盈华商贸公司实际收取的利息计算利息，即月利率9.9‰。盈华商贸公司于2012年10月15日、10月16日将出借款1000万元和1500万元打入凯隆公司账户，之后凯隆公司按约支付利息。2013年1月，凯隆公司将应付给姚忠玲的分红款300万元转为公司对其个人借款，并按月息10‰支付姚忠玲利息。2013年10月22日，凯隆公司偿还盈华商贸公司借款本金900万元。因姚忠玲以个人名义代盈华商贸公司偿还了张家口市商业银行牌楼西支行的2500万元借款，盈华商贸公司将对凯隆公司的剩余1600万元债权转让给姚忠玲个人，之后凯隆公司按1900万元借款本金支付姚忠玲利息，但未及时在财务账目中将欠盈华商贸公司的1600万元债权人变更为姚忠玲。2014年9月3日，姚忠玲、洪卫等签订凯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交接公司时，姚忠玲和洪卫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洪卫个人承接了凯隆公司欠姚忠玲的该19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债务，约定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期限最长12个月，月利率10‰，每月底支付一次。之后洪卫支付借款利息至2016年1月20日。2016年11月9日，双方续签借款协议，将借款本金的金额变更为1900万元，借款期限延续至2017年9月3日，月利率仍为10‰，固定每月的第20日支付利息。借款到期后，双方于2017年9月4日再次签订借款协议，除借款期限延续至2018年9月3日外，其余内容均同2016年11月9日借款协议一致。另查明，洪卫受让凯隆公司股权后，现公司股东股权持股比例为：洪卫70%，洪丽君（洪卫妹妹）30%。兴业公司现股东股权持股比例为：洪泽洋（洪卫女儿）80%，洪丽君20%，其中洪泽洋的股份系2014年8月受让洪卫的股份。凯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洪卫，兴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8月之前为洪卫，之后仍为洪卫，两公司总经理均为洪丽君。2014年9月，洪卫购买凯隆公司股权时，支付给姚忠玲的股权转让金中，有700万系由洪泽洋支付。2015年5月8日，凯隆公司转给姚忠玲1500万元，同日，姚忠玲又将该1500万元转给洪泽洋。2015年8月6日和10月14日，洪泽洋三次向姚忠玲支付1900万元借款的利息60万元。2017年1月11日，洪卫在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手续时，付给凯隆公司股东左克兴的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同日，该款又从左克兴账户转入兴业公司财务马景萍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姚忠玲与洪卫在2014年9月3日凯隆公司交接时形成的“借款合同”及之后于2016年11月9日、2017年9月4日两次签订的“借款合同”，均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上虽存在用词不准确之处，但总体上能反映出“借款”来源及延续过程，且其他约定明确具体，后两份合同从内容上可以明确反映出是对第一份合同的延续。因此，对洪卫辩称后两份合同与第一份合同并非针对一笔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从三份合同内容上看，三份合同虽然约定的是借款，但实质上，其中1600万元（包括第一份协议中约定的100万元利息）资金源自盈华商贸公司对凯隆公司债权的转让和凯隆公司对其债务的转移，而另300万元源自凯隆公司对其债务的转移，由于姚忠玲本人即为盈华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系凯隆公司的前股东，而洪卫系凯隆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又在双方交接公司的同日，因此，该“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实质是凯隆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由于凯隆公司原债权债务的性质即为借款，因此，在双方形成的“借款合同”中仍表述为借款，并无不当。上述债权债务转移虽在形成协议及通知等程序要件上，未单独形成书面形式，但基于双方的身份及形成时间的特殊性，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可以视为对上述债权债务转移形式的确认，故对被告辩称的双方合同性质应为债权转让及转让程序不完整，未送达债务人凯隆公司及洪卫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合同”中源自分红款的300万元的认定，姚忠玲诉讼代理人在第一次开庭时表述为欠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在第二次开庭时又及时进行了更正，并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且提供了相关证据，虽然洪卫对姚忠玲提交的证据从证明力上予以否认，并从合理性上提出质疑，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且上述分红款转借款内容在公司移交之前的财务账目中已明确体现，洪卫在公司移交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洪卫反诉所称的姚忠玲对“借款合同”约定资金的来源及组成存在隐瞒真实情况、陈述不清，导致其重大误解等反诉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对交易事项的误解，并非对交易的背景和交易目的以及行为能力、处分权、代理权上的误判，而本案中，借款的来源及组成显然不是交易的事项，只是交易事项的背景资料。况且，该1900万元的来源在双方交接的财务资料中，均有明确记载，也不存在姚忠玲故意隐瞒的事实。因此，对洪卫反诉的请求，因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忠玲和洪卫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方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严格遵照履行。姚忠玲称洪卫已支付借款利息至2016年1月20日，双方在2016年11月9日的借款合同中也已确认，予以采信。洪卫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构成违约，姚忠玲请求法院判令洪卫立即偿还其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拖欠利息760万元（已计算至2019年5月20日），自2019年5月21日起按月利率10‰给付利息至借款本息还清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凯隆公司与兴业公司均系洪卫为主的家族式公司，两个公司股东交叉且高管是同一套人员，证据显示，凯隆公司、兴业公司及洪卫之间，无实际交易的资金来往频繁，因此，上述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与个人资产及债权债务已构成高度混同，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凯隆公司、兴业公司应与洪卫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姚忠玲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属于洪卫与袁伟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对其要求袁伟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洪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姚忠玲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拖欠利息760万元（利息已计算至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0‰给付至借款还清止）；二、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姚忠玲要求袁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洪卫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66725元，反诉费1712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8845元，由洪卫负担，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院二审期间，洪卫提交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四份。拟证明姚忠玲起诉的盈华公司转让过来的债权应当包含在股权转让的资产中；2.《协议书》两份。拟证明洪卫和姚忠玲等三人的资产转让需要财务核账之后才能进行结清转让款。在协议签订之后，应当由原股东负责的债务，进一步证明需要财务核账之后才能转让。姚忠玲不应单独起诉洪卫；3.付姚忠玲款明细表。拟证明洪卫向姚忠玲的账号付款情况，2015年7月洪泽洋分两笔转款700万元事实，2017年7月6日洪丽君转款200万元，这900万元是接公司后偿还这1900万元中的本息。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15日转账累计2000万元是股权转让金；4.凯隆公司资产负债表。拟证明凯隆公司在2012年、2013年、2014年中资产都是负数，姚忠玲所述分红是虚假的；5.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洪卫给姚忠玲付款200万元，这200万元包括在已付款2900万元中；6.银行进账单，拟证明这900万元是凯隆公司付给盈华公司的，不是洪卫付给姚忠玲的；7.审计报告和凯隆公司账单各一份。拟证明现在公司对盈华债务是1600万元，不是1900万元，并且这笔款项的债权人是盈华公司，不是姚忠玲，如果按照姚忠玲主张是洪卫个人承接了这笔债务，那么这笔钱应当在账目中销账了，不可能现在还在公司账目中挂账；8.蔚县法院案卷材料复印件一组，拟证明案卷中的负债表不是洪卫向法院提供的，是牛永刚提供的，记载的300万元是利息不是分红。姚忠玲质证意见，1.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协议书》和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明细表的关联性有异议，洪泽洋付款700万元，是股权转让金，也存在混同。2000万元是股权转让金，和本案的欠款金额没有关系；4.对收到股权转让款2900万元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5.对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凯隆公司偿还盈华公司900万元，与本案处理的1900万元无关。这笔债务是洪卫在收购凯隆公司时对凯隆公司欠盈华公司的1600万元，根据双方的口头约定把债权人变更成盈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忠玲；6.审计报告和凯隆公司账单只能证明当时洪卫公司没有对账目进行及时处理，实际上是洪卫自己承担了该笔债务，只是账目没有及时销账。洪卫在一审中提交了双方2009年11月的交接单，在交接单中也没有体现这1600万元，说明这笔钱从公司的债权债务中剔除了。对于审计报告的内容不认同，这300万元是分红的钱，因为当时公司急需资金，姚忠玲没有拿这笔钱，就变成了借姚忠玲的钱，而且凯隆公司每月都付给姚忠玲利息；8.蔚县法院案卷材料复印件看不出这个表是牛永刚提供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方在一审提供的证据是从牛永刚和洪卫的案子中复印的，能证实该证据是洪卫提供的。在本案一审中洪卫的代理人认可证据的来源，是洪卫提交的，只是认为该证据中记载的数字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姚忠玲提供汇款凭证3份。拟证明姚忠玲向张家口商业银行分两笔还款2500万元，已经全部还清。洪卫质证意见，两张凭证不能证明是姚忠玲还了贷款的凭证，是盈华公司内部的转账凭证，且转款日期与贷款合同的日期不符，本案涉及的2500万元的银行贷款应当在2013年10月份还，但是这两张内部转款凭证是2013年4月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该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一是案涉1900万元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能否转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是案涉1900万元本金是否真实，上诉人是否针对这1900万元支付过利息及支付利息的金额；三是案涉1900万元款项的三份借款合同是否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情形，上诉人要求以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解除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是洪卫与凯隆公司和兴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个人与公司混同的情形，一审判决上诉人凯隆公司和兴业公司对本案借款19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洪卫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姚忠玲未将涉案款项实际交付，故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将民间借贷、债权转让、债务转移三个民事法律关系混为一体，并以此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和生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先是盈华公司将向银行的借款支付给了凯隆公司，盈华公司与凯隆公司形成了借贷关系，后姚忠玲代盈华公司向银行偿还了借款，盈华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了姚忠玲，凯隆公司对此认可。洪卫受让凯隆公司股权时，与姚忠玲协商后同意该笔借款转为其向姚忠玲的个人借款，可视为双方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虽然双方无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但一审法院以双方经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为依据，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洪卫关于债权债务转移未通知相关当事人，基础法律关系不合法的主张。2013年9月3日，洪卫与时为凯隆公司股东的李建平、姚忠玲、牛永刚签署股权转让付款协议。同日，洪卫与姚忠玲签订了案涉的第1份借款协议，对此凯隆公司的所有股东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知情的。其时，姚忠玲系盈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盈华公司亦知情。盈华公司将对凯隆公司的债权转移至姚忠玲，洪卫自愿承担凯隆公司的债务，虽未书面通知相关当事各方，但此时相关公司及股东、法定代表人知情且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已经通知到相关当事各方。故上述债权、债务转移行为合法有效，本院对洪卫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款项系由凯隆公司向盈华公司的借款形成，二审庭审中洪卫、凯隆公司亦认可其中1600万元债务真实存在。洪卫主张，一是证据显示向银行还款的是盈华公司，姚忠玲所称的向银行还款的事实不存在，故该借款的债权人仍为凯隆公司应向盈华公司偿还借款，姚忠玲无权索要；二是其余的300万元借款不真实；三是一审法院判决支付利息起止时间及数额不准确。本院认为，银行还款凭证虽然显示该笔借款的偿付人为盈华公司，但因借款人为盈华公司，故还款人亦应为盈华公司，但姚忠玲作为盈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个人资金以公司的名义偿还银行借款，符合银行借贷还贷规程，且盈华公司亦认可姚忠玲以个人资金还款的事实。故对洪卫的第一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另外300万元债务是否真实的问题，洪卫作为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具有较强的合同签署经验和能力，亦应清楚合同签署后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洪卫与姚忠玲就涉案款项先后签署过三份借款协议，且在上述协议中，均明确载明了借款的来源为凯隆公司所负姚忠玲债务，及洪卫已归还姚忠玲利息的事实。现洪卫再主张该300万元债务不存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洪卫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支付起止日期和数额是否计算有误的问题。双方在2016年、2017年分别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均明确利息已支付到2016年1月20日。从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5月21日，以本金19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确为760万元。一审法院此项判决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洪卫主张姚忠玲对借款合同中约定资金的来源及组成存在隐瞒真实情况、陈述不清，其是在对案涉款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姚忠玲签订的《借款协议》，属于法定应当撤销的合同。洪卫作为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双方签署借款协议时应当已经过充分磋商，对1900万元借款的来源进行了认真调查了解，且应当清楚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现洪卫未提供姚忠玲刻意隐瞒事实或对其欺诈的有效证据，故不能认定其有欺诈行为。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洪卫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经经过，故对洪卫请求撤销其与姚忠玲签订的借款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债权人系姚忠玲，而债务人系洪卫，而非凯隆公司或者兴业公司，姚忠玲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公司无偿或低价由洪卫处取得财产，从而降低了洪卫偿债能力的证据，故即使洪卫与该两个公司之间存在混同情形，亦不应由公司对个人的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依照该条规定，判决凯隆公司和兴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上诉人凯隆公司和兴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姚忠玲与洪卫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有效，一审判决洪卫偿还姚忠玲借款本息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凯隆公司和兴业公司对洪卫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8）冀0705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第二项为：驳回姚忠玲要求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6725元，反诉费1712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8845元，由洪卫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3845元由上诉人洪卫负担；上诉人蔚县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张家口市兴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预交的各166725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建军审 判 员 姜建龙审 判 员 范新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向东书 记 员 李 宁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