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4民初3657号 原告：曹松蔚，男，194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告：曹秋蔚，女，195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告：曹柏蔚，男，195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站，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新宇，男，200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江，山东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秀红，山东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榕蔚，男，195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告曹松蔚、原告曹秋蔚、原告曹柏蔚（以下简称三原告）与被告曹新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三原告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要求查封被告曹新宇名下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小槐荫街x号楼3单元101室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本院对其申请审查后作出（2019）鲁0104民初365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该房屋。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曹柏蔚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站，被告曹新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江到庭参加诉讼。该次庭审后，三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认为曹榕蔚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申请追加曹榕蔚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对三原告的申请予以准许，作出（2019）鲁0104民初3657号《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曹榕蔚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10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曹柏蔚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站，被告曹新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秀红，被告曹榕蔚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曹继发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协议编号：020002409071000898）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原告与被告法定代理人曹榕蔚系同胞兄妹关系。父亲曹继发、母亲穆昭荣夫妻二人除生育该四个子女外，无其他非婚生子女和养子女。曹继发的父母和穆昭荣的父母均已先于他们去世。2002年5月，曹继发、穆昭荣夫妻二人向曹继发的工作单位济南机车车辆厂交纳住房集资销售金33937.23元，随后选取了101号房屋并入住。2003年6月21日穆昭荣因病去世，穆昭荣生前未留下关于上述房产的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穆昭荣病逝后，经法定继承，该房屋应当属于曹继发与其四个子女共有。2013年11月10日曹继发病逝，涉案房产一直未进行继承分割。2019年5月曹新宇的法定代理人曹榕蔚自认涉案房产已转让给其子曹新宇，并且转让过程中存在欺骗、弄虚作假的事实，约定的30万元购房款也未实际支付。经查询，2009年7月16日曹继发以个人的名义将该房屋以买卖的形式转让给了被告曹新宇，由于当时曹新宇未成年，由其法定代理人曹榕蔚代理办理房屋买卖和过户手续。原告认为，涉案房产系其父母用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交纳的住房集资销售金，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应属于父母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曹新宇的法定代理人曹榕蔚作为曹继发与穆昭荣的儿子，其知道该房屋是在母亲去世前用父母二人的共同财产交纳房款参与的集资建房，也知道该房产在母亲去世后未进行依法分割、继承，其作为继承人之一，仍代理被告与父亲曹继发进行虚假交易，其主观目的在于通过虚假交易获取不当利益，同时曹榕蔚也自认交易过程存在欺骗、弄虚作假和未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因此，可以推定其主观上为非善意的，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而曹继发明知自己不具备该房屋的完全处分权还积极配合，在三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完成了交易，曹继发和曹新宇及其法定代理人曹榕蔚主观上符合恶意串通的特征，客观上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等法律规定，被告曹新宇及法定代理人与曹继发的房产交易系恶意串通、损害三原告权益的无效行为，双方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曹新宇及法定代理人取得涉案房产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为维护三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判。 曹新宇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1.原告起诉被告的主体错误，我在接到法院传票时已经年满18周岁，法定代理人也没有资格作为监护人的身份参加诉讼。2.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欺骗弄虚作假等情形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证实。在涉案的房产变更的过程中我只有七八岁其本身没有过错。原告起诉欺诈等情形是无中生有。3.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而且涉案房产已经根据协议约定交了相应的款项，并向国家交付的税金，其行为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诉讼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曹新宇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辩称，涉案房产在登记到我名下之前，系我祖父单独所有，我祖父在将涉案房产转让给我时意识清醒，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系我与祖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合法有效，原告主张涉案房产系我祖父父母共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据物权法涉案房产已登记在我名下，涉案房产依法为我所有，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请求。 曹榕蔚辩称，关于涉案房屋如何落到我子曹新宇名下，我向法院如实说明。2002年7月初，我二哥将父母从西站生活区接回来不久，我便借口西站生活条件差，小孩小照顾不过来，三口人硬挤回来和父母住在一起。2003年我母亲去世后，我利用父亲耳朵聋、说话不利落、又容易偏听偏信的弱点，极力讨好父亲，千方百计地挑拨他和其他子女的关系，就想着把父母这套房产据为己有。2008年房改消息出来后，我劝说父亲把他名下的房产趁机转到我的名下。起初我父亲不同意，说这套房产是和我母亲的共同财产，过户给我也得和我哥哥姐姐商量一下才行。我当时坚决不同意，告诉父亲要是让哥哥姐姐知道了，他们肯定都不同意，后来经我多次劝说，父亲终于同意瞒着哥哥姐姐和我一起去办房屋过户手续，而我在西站已有两套福利房，产权单位最终没给办理过户手续。2009年7月7日房产证下来，户主仍是我父亲。房产落我名下未成，我便想方设法地把它落到我儿子曹新宇名下。我和父亲商量：办赠与吧，比较麻烦还会招来一些争议，不如直接办买卖，不用声张就能把事办了。2009年7月13日，我父亲与曹新宇签定存量房买卖协议，我作为监护人，替曹新宇签了字。7月16日新房产证下来，所有权人便是曹新宇了。买卖过程中，我们是交了税费，但直到2013年我父亲病故，我们也没有向他支付购房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三原告提交《证明》《关于证明注销穆昭荣户口的函》《关于证明注销曹继发户口的函》《户籍证明信》《职工简历表》《职工登记表》《人口卡片》《济南机车车辆厂住房收款凭证》《济南市居民购买现有住房（集资建房）申请表》《房产买卖契约》《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房屋权属状况信息》《情况说明》；曹新宇提交《房屋所有权证》《赠与合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依以上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曹继发与穆昭荣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四子女，即三原告与曹榕蔚。穆昭荣于2003年6月21日死亡，曹继发于2013年11月10日死亡。两人父母均先于其死亡。 曹榕蔚与曹新宇系父子关系。 二、2001年5月9日，济南机车车辆厂（曹继发的原工作单位）收取曹继发住房销售金45000元，并向曹继发出具收款凭证。曹新宇在本案诉讼中主张以上款项系其父母即曹榕蔚夫妇缴纳。 2009年3月2日，曹继发填写《济南市居民购买现有住房（集资建房）申请表》，载明所购住房为101号房屋，房屋状况中注明主体面积62.77（平方米）、阳台面积4.58（平方米）、公用面积9.72（平方米），取得使用权时间“2001”，附属建筑物“地下室”，单价中包括评估价格、工龄折扣、工龄调整额等，应付价款中载明标准内住房款、各项调节系数、阳台价款、附属建筑物价款，实付价款为36722.42元。该申请表中还载明曹继发的配偶已故。 同年4月16日，济南机车车辆厂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曹继发签订《房产买卖契约》，载明根据济南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济房改字〔1996〕2号文的政策规定，经双方商妥，卖方将101号房产（房屋套内建筑面积67.35平方米，公用部分分摊面积9.72平方米）及其附属物地下室卖于买方名下为业，按成本价计价，实付价款36722.42元。买方承买后，应遵守房改售房各项政策规定，并不得拆改房屋的结构。契约中还约定买卖双方结清全部价款后，卖方将所卖房屋及附属物100%的所有权正式过户给买方，与其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移给买方。 同年4月20日，曹继发交纳公共维修基金7344元。后该房屋及地下室进行了权属登记，所有权人为曹继发，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槐114554和槐114555。 三、三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说明以上房屋大约是2002年5月份交的房子，交房后由父母即曹继发、穆昭荣共同使用，一直到两人去世。自2013年曹继发去世后由曹榕蔚使用至今。 曹新宇主张该101号房屋原由其与父母及爷爷奶奶即曹继发、穆昭荣一起居住使用，2016年之后因为上学，其与母亲搬出去居住，该房屋由其父亲曹榕蔚自己居住使用。 四、2009年7月13日，曹继发作为甲方、卖方，曹新宇作为乙方、买方，双方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约定：第一条甲方出售房屋坐落于槐荫区小槐荫街x号楼，《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槐114554，房号：3-101，建筑面积：77.07平方米，用途：住宅，其他共同出售部分：地下室一处，槐114555，房号3--105。乙方对该房屋的自然状况和权利状况已充分了解，自愿购买该房屋。第二条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该房屋成交价款为30万元整。第三条甲乙双方应当在房产买卖成交后，在相关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共同前往房屋权属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第四条甲、乙双方就该房屋的产权转移所发生的相关税、行政收费及其他费用的负担约定如下：税费由乙方承担。第五条甲方保证该房屋权属清楚，无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况。双方签约后，若发生与该房屋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概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如因此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负责赔偿。第六条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甲、乙双方可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第七条本合同共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有一份，办理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时向房屋权各登记机关提交一份。第八条双方约定其他事项。该协议中乙方即曹新宇处由曹新宇的父亲曹榕蔚作为监护人签名捺印。 同年7月16日，以上101号房屋及3--105地下室转移登记至曹新宇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济房权证槐字第1157xx和1157xx号。 五、曹榕蔚于2019年5月18日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其父亲曹继发生前将101号房屋过户给其子曹新宇，违背了曹继发的主观愿望，是其妻子周桂芬采用欺骗、弄虚作假的情况下，违反常规操作程序进行的不公平、公正的虚假交易。其无奈、违心协助进行了办理，签了不该签的字。该房屋不应归曹新宇所有，是其父母的遗产，应该由四个子女一起继承。其另于5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其父亲曹继发将101号房屋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给其子曹新宇，过户的过程其在5月18日的《情况说明》中已经描述，当时其子尚未成年，其夫妻没有将卖房款支付给其父亲。其父亲又给其子写了一份赠与协议，将卖房款赠予给了其子。 六、曹新宇在本案诉讼中提交2013年5月2日签订的《赠与合同》，载明曹继发为甲方（赠与人），曹新宇为乙方（受赠人），法定代理人为周桂芬。内容为：甲方自愿将101号房屋及地下室的卖房款30万元赠与给乙方。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由于甲方年迈，一直由孙子曹新宇伴身边左右，百年之后甲方对其尤为牵挂，甲方望其将来成为有用之人，特自愿将全部卖房款30万元现金赠与给乙方，用于乙方的学习及日常生活，其他人遵照执行，不得干涉。二、乙方及法定代理人自愿接受赠与；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按手印之日起生效。曹继发在该《赠与合同》中签名捺印，曹新宇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桂芬分别签名、捺印。 本院认为，101号房屋及附属地下室系曹继发通过房改购买取得，其最初交纳购房款的时间为2001年5月9日，此时穆昭荣尚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基于该规定，尽管穆昭荣于2003年6月21日死亡后，曹继发于2009年3月2日填写《济南市居民购买现有住房（集资建房）申请表》时是以其个人名义，所购买的101号房屋及附属地下室此后在权属登记时也仅登记其个人为所有权人，但实际该101号房屋及附属地下室应为曹继发与穆昭荣夫妻的共同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穆昭荣于2003年6月21日死亡，在其未订立遗嘱的情形下，其法定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其遗产，包括以上101号房屋及附属地下室。因穆昭荣的法定继承人未进行继承析产，该101号房屋及附属地下室实际处于曹继发与穆昭荣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共有状态。 三原告在起诉书中主张穆昭荣死亡后该房屋应当属于曹继发与其四个子女共有与本案审理查明事实相符，其该主张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三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曹继发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协议编号：020002409071000898）无效，理由是曹继发和曹新宇及其法定代理人曹榕蔚主观上恶意串通、客观上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对此，曹榕蔚予以认可，曹新宇提出了异议。案经审理，本院认为三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理由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其中第二项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该说，三原告提出以上诉讼请求有法律规定为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即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依该规定，三原告主张曹继发与曹新宇及曹榕蔚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三原告即应当举证证明曹继发与曹新宇、曹榕蔚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在2009年7月13日该协议签订时，曹新宇年仅8岁，尚未成年，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客观上不具备与曹继发恶意串通的可能性。也正是因曹新宇尚未成年、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父亲、法定代理人曹榕蔚代曹新宇与曹继发签订了该协议。曹榕蔚就该协议的签订曾于2019年5月18日出具《情况说明》，称该协议签订过程中其妻子采用欺骗、弄虚作假的手段，违背了其父亲即曹继发的主观愿望，其无奈、违心协助进行办理，签了不该签的字。由曹榕蔚在该《情况说明》中体现的意思，显示曹继发是受到了欺骗而非主动进行恶意串通。后曹榕蔚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其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时陈述答辩意见，又称是其本人想把该房产据为已有，在未能办成的情形下，由曹继发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存量房买卖协议，其作为监护人，替曹新宇签了字。其以上辩称意见，也未体现出曹继发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存在着与其恶意串通的行为。另一方面，即使曹榕蔚自认签订该协议时其自己在主观上具有恶意，但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曹继发主观上也存在恶意。恶意串通并非单方行为，而是要求民事行为的主体之间互相勾连、事先存在通谋，恶意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曹继发已于2013年11月10日死亡，三原告及曹榕蔚在本案诉讼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曹继发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6日签订协议时存在着恶意串通，三原告主张的该部分内容缺乏依据。2.即使说曹继发在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6日签订协议时处分了属于其与穆昭荣的夫妻共同财产，但也并不能因此即认定或推定曹继发与曹新宇或曹榕蔚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本院在前面已经说明并确认101号房屋及附属地下室为曹继发与穆昭荣的为夫妻共同财产。穆昭荣死亡后，以上房屋未进行法定继承析产，在穆昭荣的法定继承人之间形成共有关系。其中曹继发首先基于与穆昭荣的夫妻关系，对该房屋及地下室享有50%的份额，其作为穆昭荣的配偶，又依法享有对穆昭荣财产的法定继承权，因此曹继发对101号房屋及地下室的财产权利占有超过50%以上的份额，即101号房屋及地下室大部分权利应归曹继发个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基于该规定，曹继发有权处分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将房屋对外出卖。另，该101号房屋及地下室虽原有穆昭荣的权利，在穆昭荣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依法基于法定继承权享有相应权利，也就意味着以上房屋及地下室的权利并不完全归曹继发所有，曹继发与曹新宇签订协议，将101号房屋及地下室全部出卖给曹新宇，涉及到穆昭荣其他法定继承人对以上房屋及地下室的合法权利。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该规定，曹继发与曹新宇签订协议，将101号房屋及地下室出卖给曹新宇，即使其中部分为无权处分，但也不因此导致该协议能被确认为无效。 综上，三原告以曹继发与曹新宇恶意串通、损害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曹继发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协议编号：020002409071000898）无效不能成立。至于曹新宇为购买101号房屋及地下室交纳的购房款及曹新宇在本案中主张的赠与，因本案系由三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仅为确认以上协议无效，故购房款是否交纳，赠与关系是否真实成立、合法有效等均非本案审理内容，本院不予审理和裁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曹松蔚、曹秋蔚、曹柏蔚要求确认曹继发与曹新宇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协议编号：020002409071000898）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曹松蔚、曹秋蔚、曹柏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春疆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刘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