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3883号原告：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翠裕街******。法定代表人：林佩旋，女，198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总经理，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娴，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师师，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明珠西路自编******/div>法定代表人：陈年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喜成，广东地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佩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娴、秦师师，被告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喜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被告签订的《电子商务合作协议》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4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京东商城经销甲方“洛克泰迪”婴童洗护系列产品，由乙方销售甲方商品，双方按45日货期结算，授权期限为5年。双方还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20万元发货押金，若符合乙方向甲方付款条件时，甲方可直接从押金中抵扣应付款项。双方合同解除后，无论何种原因，押金在扣除合同约定的乙方应付款后，余款在合作解除五个工作日后退还给乙方。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0万元押金，但原告接手被告京东商城账号时才发现被告在京东商品平台过往的运营记录较差，甚至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难以恢复正常运营，被告承诺的产品推广，明星代言等活动也不了了之，导致原告无法对被告的产品在京东平台开展销售活动。后续沟通中，原告多次提出解除合同，返还20万元发货押金，被告虽同意终止合同，但却以“需查询原告是否有下订单”为由拒不返还押金。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一直积极履行原、被告之间《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1.原、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合作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3年10月31日止，协议中明确约定若原告未能完成每年的进货指标，被告有权取消其授权资格，原告诉请解除合同的理由无合同及事实依据。2.《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第四条A款明确约定原告为负责电子商务平台网上的维护、运营、营销推广、订单处理等，在签署协议后，被告也就原告运营电子商务平台事宜给予多次协助，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运营资金，但原告至今未真正投入相应的方案来正常执行合同约定的平台运营，而被告除投入人力、物力以外，还备足了价值超过70万元的货品，故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3.根据《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的约定，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原告的年度进货指标为800万元，但原告未能完成上述计划指标，已经构成违约，且造成被告的备货积压，故原告主张退还货品押金无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8年8月23日经珠海市香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属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于2016年8月3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属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0月3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授权乙方在京东商城旗舰店经销甲方“洛克泰迪”婴童洗护系列产品，乙方向消费者收取货款，甲乙双方按月45天结算向甲方付款；甲方收到乙方首发货款或货品押金之后方可上传照片；甲方按照产品供货价格（双方确定电子附件文本为准）（不含税），供货给乙方；促销、特卖产品以特供价函件为准；在授权范围内，乙方有权以甲方授权经销商或类似名义对外进行宣传，有权在销售渠道中对产品进行展示/宣传/推广，但不得有损甲方商誉；授权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3年10月31日止，有效期五年；进货指标：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为800万元等；乙方若每年进货没能达到进货指标，甲方有权取消乙方授权资格，甲方有权取消合同；乙方负责京东电子商务平台（网站）的维护/运营、营销/推广、订单受理；保证甲方所供应的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并无任何权利瑕疵；根据乙方的要求，甲方提供力所能及的产品相关宣传资料；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存入贰拾万人民币作为甲方发货的押金；当根据合同约定，已经符合乙方向甲方付款条件时，甲方可直接从押金中抵扣应付款项；双方合作解除后（无论何种原因），押金在扣除合同约定的乙方应付款后，余款应在合作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甲方应对乙方提交订单上的客户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亦不得在本合同约定目的以外使用等。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10月31日通过林伟坤向被告指定收款人余式雄的个人账户支付发货押金100000元，于2018年11月6日通过林佩珊再次向上述账户支付发货押金100000元。2019年4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洗护项目押金退款》的函件，向张玉平表示因洛克泰迪洗护项目已经停止合作，原告于3月已正式申请退回交纳的贰拾万元押金。请求张玉平安排于4月30日前退回第一笔押金拾万元整，于5月15日前退回余下拾万元押金。2019年5月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沟通函》，认为其就原告的相关运营京东电子商务平台事宜给予多次协助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运营资金，包括但不限于（提交账户、授权书、质检报告、营业执照、商标注册、生产许可证等重要资料及团队指导、内部团队搭建），但原告至今仍未正常执行合同约定启动平台运营，并在合同未到期前提出终止合同，属于违约行为；合同签订后，被告已经备足70万货品，因双方合同签订后，原告未启动项目运营，且货品具有季度性，现已造成库存积压，造成被告的经济损失。故对于原告提出终止合同，退还20万元保证金的要求，不同意退还保证金。现原告认为其支付发货押金并从被告处接收“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发现该旗舰店无法正常开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为证实原、被告在履行《电子商务合作协议》过程中的具体沟通过程，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洛克洗护-京东运营对接群”[群内人员为“洛克洗护-陈义永”（微信号：×××）、“泰迪熊-嘉总”（微信号×××）、“曼陀罗”（微信号×××）、“洛克洗护吴威凌”（微信号×××）、“江胜”（微信号：×××）、“旋”（微信号：×××）、“技术-老汤”（微信号：×××），原告主张“洛克洗护-陈义永”为被告洛克泰迪洗护事业部总监；“泰迪熊-嘉总”为被告洛克泰迪京东平台负责人；“曼陀罗”为被告洛克泰迪商品部工作人员；“洛克洗护吴威凌”为被告洛克泰迪洗护事业部经理；“江胜”为原告宝宝王国工作人员许余江胜；“旋”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林佩旋；“技术-老汤”为原告聘请的技术人员汤某）]、林佩旋与“洛克洗护-王凤珊”、林佩旋与“洛克总裁张玉平”及“洛克洗护-陈义永”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上述证据显示（以时间为序）：2018年10月24日，王凤珊向林佩旋发送洛克泰迪洗护产品知识介绍及洗护资料；11月16日，王凤珊向林佩旋索要地址用于邮寄洗护样品，林佩旋提供了收货地址及邮箱；2018年11月21日，林佩旋询问吴威凌京东店铺是否为品牌旗舰店，原告准备移交使用；11月28日，许余江胜向陈义永、吴威凌索要京东平台旗舰店的账号密码，表示需要查某相关的信息资料；11月29日，许余江胜表示密码不对，吴威凌表示账户很久没用，嘉总找下密码，晚点回复；12月1日，许余江胜在该群内向陈义永、吴威凌表示之前的旗舰店过往数据及运营情况很不好，影响入驻门槛，现旗舰店与京东的合作已经结束，要求被告协助申请清退并提供旗舰店运营销售报表一份，确定是否已经纳入京东平台黑名单，吴威凌回复“好的”；12月3日，许余江胜再次要求被告配合尽量申请清退并提供旗舰店运营销售报表，确定旗舰店是否已经被纳入京东平台黑名单，陈义永表示协助处理；12月4日，就林佩旋询问代言人何时落实的问题，陈义永表示被告正在全力寻找，但时间肯定没有想象的快。林佩旋再次询问是否有规划何时可以落实，因为该事宜影响京东对品牌的评价和入驻，原来的店铺已被列入黑名单，后续京东还会派员到工厂考评，清退时间要2-3个月才可以重开，而重新考评需要看品牌实力，包括签约代言人；陈义永表示代言确实很关键，京东店铺是否有其他途径可以重开，林佩旋则表示京东平台不能变更主体，只能清退原有旗舰店；陈义永表示代言人由其想办法，京东平台则需要全部人多想办法解决；“泰迪熊-嘉总”询问进入黑名单的原因是什么，林佩旋表示销量低，维护原因，也可能是客户投诉；12月5日，林佩旋要求汤某跟进店铺清退事宜，“泰迪熊-嘉总”帮忙协助提供资料；汤某要求被告提供验证码及注册邮箱和密码，其需要进入后台查某清退店铺所需文件以后才通过注册邮箱发清退申请；“泰迪熊-嘉总”询问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旗舰店进入黑名单，汤某表示其致电京东，后被告知该店铺前期工作没做好，再次开店肯定比较麻烦，除非大力推广，并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供邮箱、密码，其准备清退；12月10日，陈义永表示这个月底把京东店铺开出来，天猫双12搞活动，流量不错；汤某表示旗舰店不能清退就申请不了重开，专营店有可能；林佩旋表示要抓紧旗舰店的清退工作，另外还需要被告确认天猫的销量规划；当天，汤某在群内发送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申请退出京东平台的内容，“泰迪熊-嘉总”表示已经安排；2019年1月3日，王凤珊向林佩旋表示开京东新店需要什么资料，其一定全力配合；2019年1月5日，陈义永询问汤某何时可以开新店，林佩旋发出开店需要的文件并表示被告还未向其发送相关文件，陈义永表示由“洛克洗护-王凤珊”为原告准备；当天下午，王凤珊向林佩旋发送开户许可证等文件的照片，表示扫描机坏了，先拍照补齐，还有部分待盖章后才能发送；1月9日，王凤珊询问林佩旋是否已经通过QQ收到资料并表示天猫已经在运营，且销量不错，可预测原告的销量也会不错；1月14日，林佩旋向王凤珊索要金奇集团的介绍及视频、LOGO文件以及珠海宝宝王国商贸有限公司的授权；1月15日，王凤珊表示当初合同是由原告签订的，现在要授权给珠海宝宝王国商贸有限公司，建议更改合同；林佩旋表示先改授权，后补正合同；1月21日，林佩旋向王凤珊索要橱窗图、白底图、详情页等全部产品资料图，王凤珊表示没有详情页；1月30日，林佩旋向王凤珊发送旗舰店授权书，王凤珊于2月12日表示尽快安排盖章；同日，王凤珊要求原告填写预订单，先安排生产，到时候就能马上配合原告；林佩旋表示出计划后发给王凤珊；2月14日，林佩旋询问授权书是否已经完成，王凤珊表示财务还没有回来，并询问订货计划是否可以提交；林佩旋则询问现有库存量，王凤珊表示2018年的没多少了，想了解原告的需求后马上生产2019年的，并向林佩旋发送可用库存列表；随后，王凤珊向林佩旋发送了授权文件；2月20日，王凤珊询问京东店铺的进展，林佩旋表示需提供品牌方给生产商的委托加工协议，提供质检产品的非特备案凭证，王凤珊随后提供了上述文件；2月25日，林佩旋要求提供品牌方给被告的生产授权或者直接给到生产商的生产授权，现在的生产授权即将到期，如有最新的请提供；3月2日，王凤珊向原告发送“BM授权广东泰迪熊-中文”、“英国洛克泰迪授权书”、“广东泰迪营业执照”等文件；3月5日，林佩旋向张玉平、陈义永发出洗护项目合作进展函；3月8日，林佩旋向张玉平表示申请先退回20万元合作保证金，陈永义表示其只能将20万转为洛克泰迪洗护产品的货款，合同收回；3月28日，林佩旋发送“洛克洗护保证金退款”，请张玉平安排退回保证金；4月29日，林佩旋再次向张玉平申请于4月30日前退回10万元押金，于5月15日前退回余下10万元押金；4月30日，张玉平回应称被告目前资金比较紧张，建议原告把货拿回去，且表示原告最好和陈义永去沟通；4月30日，许余江胜向陈义永表示原告并未下过订单；5月6日，林佩旋向陈义永表示如果没有拖欠货款，请马上安排退回押金；5月7日，王凤珊表示需要向原告发出回复函。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表示即使上述证据被最终认定真实，亦证明被告在电子商务合作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配合原告开展工作并为原告备足了货物。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微信聊天记录、或者电话录音等该证据反驳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为证实被告交付的“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并不具备运营条件，向本院申请证人汤某出庭作证。汤某于作证时陈述：许余江胜邀请其检测一个京东店铺（店铺名含有“泰”字，具体名字记不清），当时其加入了一个微信群，有厂家的经理、负责产品的人员、林佩旋及许余江胜等；厂家发了京东平台的店铺后台给证人，但店铺后台显示该店铺很久没有运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故其觉得该店铺已经不具备继续运营的可能性；2018年12月，厂家让其注销该京东旗舰店，但是注销旗舰店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且注销确认邮件系发送到厂家离职人员的邮箱，直到厂家收到这份邮件才开始申请清退；指示证人申请清退店铺的是许余江胜，具体的清退时间是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证人曾经通过京东的朋友询问过关于店铺的情况，该店铺已经没有运作，再上线也没有什么意义；由于此前品牌店铺运作不是很好，后期即使重新申请开店，提交常规的申请文件如营业执照、授权书等，也是基本没有把握能重新通过申请的；许余江胜曾经和证人表示如果店铺状态可以，后期可能会外包给证人运营，但证人查某店铺后，已经丧失继续运营的信心；厂家对于清退并无表示异议。原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交付的“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存在不良运营记录，需要清退再重新开店，但被告一直未能落实代言人品牌推广活动，导致重开店铺一直未能通过审批，故被告未能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店铺，导致原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则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交付的电子商务平台并非不能入驻，而是可以通过清退等方式入驻，足以证实涉案合同可以继续履行，而原告负责电子商务平台网站的维护、运营、营销、推广、订单受理，故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向本院提交“Q4双十一活动”及林佩旋与王凤珊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表示其从未看到“Q4双十一活动”的文件，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文件；微信聊天记录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致，而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更能反映客观全面的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拖延处理开店的事实。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已经关停。原告主张双方约定的合作模式为被告授权原告在其已经开设的京东“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经销被告的婴童洗护系列产品，由被告向原告供货，原告负责旗舰店的运营、维护和订单受理，如果顾客在旗舰店下订单，由被告负责发货，货款按月45天结算，货款先由原告收取，在京东平台向原告发送账单的45天内结算并支付给被告，上述货款先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押金中扣除，不足部分由原告补足，被告主张合作模式为被告授权原告在京东平台销售被告的产品，如果网络销售平台有订单，原告根据订单内容向被告下单，被告直接发货给客户，货款由原告收取，按照45日月结结算货款。被告主张其为履行《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备足70万元的货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向其下达订单，亦无提供证据证实其确实就京东平台店铺生产了70万元的货物。以上事实，有《电子商务合作协议》、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Q4双十一活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约定由被告授权原告在京东平台旗舰店经销被告“洛克泰迪”婴童洗护系列产品，原告负责京东电子商务平台（网站）的维护/运营、营销/推广、订单受理等，该《电子商务合作协议》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合同是否已经无法履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约定被告授权原告在京东商城旗舰店经销被告的产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原告的年度进货指标应当达到800万元，并未约定由原告另行开设店铺进行经营等条款，亦无给予原告相应的开店期限或者约定开店费用的负担方式，结合原、被告关于合作模式的陈述以及被告的答辩意见，足以证实在《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系由被告将其已经入驻京东平台的“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交给原告经营，由原告负责该“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的维护、运营、营销、推广、订单受理，原告根据客户在“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所下订单向被告下单购买货物并由被告送货。由此可见，被告向原告交付具备运营条件的旗舰店系涉案合同履行的前提条件。其次，原告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涉案《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的具体履行情况，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提供的由其工作人员王凤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林佩旋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内容一致，其亦未能针对原告的证据提供相应的反证，且原告提供的多份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问题、内容相互印证，基本可排除伪造、变造的情况，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均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显示：原告于2018年11月21日要求接收京东平台店铺，并于11月28日向被告索要店铺账号密码，而被告于11月29日表示账户很久没用，需要寻找密码。原告在登陆“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后即于12月1日向被告表示店铺过往运营情况很不好，要求被告协助清退并提供销售报表，被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指派王凤珊协助处理重新入驻京东平台开设店铺相关事宜，可证实被告对其已经开设的京东平台“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不符合运营条件是知情并认可的。原告于2018年12月4日询问被告何时落实代言人并明确表示代言人落实事宜影响京东对品牌的评价和入驻，被告承认代言人事项很关键，但表示落实代言人需要时间，可见被告确实曾经向原告承诺以代言人为推广手段之一。2019年1月，原告向被告索要推广视频，LOGO文件以及网站产品页面，被告虽给予配合，但亦表示部分网站产品的详情页其无法提供，可见被告并未准备充分的资源开设网络店铺。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将其长时间未运营的“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交付给原告运营，原告认为被告原入驻京东平台的“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无法正常运营，及时向被告提出异议并要求被告协助清退店铺便于重新入驻，被告对此并无异议并派员协助，可见被告认可“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并不符合运营条件。综上，根据《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符合运营条件的电子商务平台，虽原告在发现“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不符合运营条件后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如要求被告协助清退店铺，重新入驻，要求被告提供生产许可文件、授权文件等，但原告的上述行为不足以免除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符合正常运营条件店铺的合同义务，《电子商务合作协议》亦无约定原告负有应当自行开设店铺的合同义务。现基于被告原有的“洛克泰迪母婴旗舰店”不具备正常运营条件，其亦一直未能向原告提供在京东平台其他正常运营的店铺，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通过发送《关于洗护项目押金退款》的函件主张“洛克泰迪洗护项目停止合作”实际上即为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要求解除《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原告上述解除合同的行为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合同解除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现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电子商务合作协议》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本院予以支持。如前所述，《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已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根据约定，合同解除后，押金在扣除合同约定的原告应付款后，余款在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给原告。被告主张其为原告运营京东电子商务平台事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资金，但上述行为属于被告为向原告交付符合正常运营条件的网络店铺而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被告主张其基于履行《电子商务合作协议》而备足货物，但却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已经向其下达订单并因此产生相应的货款，综上，被告的辩解均不能成立，其以此为由拒绝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发货押金200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发货押金2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因《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约定发货押金于合同解除后五个工作日退还，而原告发出《关于洗护项目押金退款》的函件则显示原告要求被告于2019年4月30日退还100000元，于5月15日退还100000元。首期款100000元的退款时间早于合同约定的五个工作日，故本院认定被告应当根据合同约定，于2019年5月6日前退还100000元，余款100000元则于原告给予的宽限期之前退还。现被告未向原告退还上述发货押金，应当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计付至2019年5月15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6日起计付至上述发货押金实际退还之日止。对于超出上述计算期间的利息，本院则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电子商务合作协议》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向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返还发货押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计付至2019年5月15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6日起计付至上述发货押金实际退还之日止）；三、驳回珠海宝宝王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4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汝辉人民陪审员  曾秋萍人民陪审员  王 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李凤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