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2401刑初109号 公诉机关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1，女，1966年6月2日出生，回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为延吉市，捕前住延吉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4月23日被延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5月30日由延吉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延吉市看守所。 辩护人：金花子，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树阁，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检察院以延市检刑检刑诉﹝2019﹞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1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2月27日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文吉和书记员崔峻浩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1及辩护人金花子和张树阁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善某（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以下简称：善某延边分公司），在2015年5月份至2018年4月23日期间，先后在延吉市河南街妇幼保健医院对面倍达大厦3楼和延吉市建工街威远城1-2-3002室作为办公地点，被告人王某1于2016年5月份至今，任善某延边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末经有关部门批准，没有相关许可的情况下，以承诺一定期限内高额返利为诱饵，通过委托理财、发售虚构债券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同时使用电话和口口相传等宣传的方式，向杨某1、金某、韩今玉等338名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投资金额为72，440，000.00元。 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集资参与人的陈述和提供的融资凭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1在担任善某延边分公司负责人的期间（2017年至2018年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法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某1辩解,其是于2016年5月份被善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某（上海）公司﹞任命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经理的，其对吸收资金的总数不清楚，善某（上海）公司有具体账目。其认为善某（上海）公司是一个合法的金融机构，其没有在善某（上海）公司要求的之外作扩大、虚假宣传，其不知道这个行为是犯罪。其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并表示认罪。 另王某1当庭辩解，对其作为善某延边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没有异议。但应当扣除以下数额：①以其姐姐王某的投资（线下投资统计表顺序号：164～167，分别为7万元，4万元，5万元，5万元，共21万元）；②以姐夫彭君投资的（幸福之路投资投资表顺序号：10、55，共29万元）；③以妹妹王桂英名义投资（线下投资统计表顺序号：116～117，共40万元）；④以儿子王义博名义投资（线下投资统计表顺序号：152～153，共5万元）；⑤以丈夫王庆春名义投资（线下投资统计表顺序号：95，共20万元）。 被告人王某1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被告人王某1虽然是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其没有授意、组织、指挥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吸收的存款均按照善某（上海）公司的指示存入了指定账号。故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一.从主体方面，善某（上海）公司系单位犯罪，根据法律规定只处罚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直接责任人。在单位犯罪中层级较低，纯属执行单位领导指令，没有主观故意的人员不构成犯罪。本案中，善某（上海）公司的管理层级从上至下依次为：总裁、副总裁、大区域经理、城市经理、营业部经理、大团经理、团队经理、业务员。王某1处于较低层次的分公司负责人（相当于营业部经理层级）。善某（上海）公司的策划、组织、管理人员架构，公司规章制度创设、运营管理、具体到金融产品的提成返利、年化率多少，均是由上级公司按照格式合同设计好的。王某1仅负责善某延边分公司的日常管理，即员工的考勤等。善某延边分公司不设财务，各种房租、水电、物流等办公费用，均是善某（上海）公司支付。可见，王某1在整个善某公司体系中，不能起到任何的决定、批准、授意、指挥作用。因此，王某1不是犯罪主体。二、主观方面，基于下列原因，王某1不可能明知善某（上海）公司不具有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资格。1、善某作为一家工商档案证照齐全，常年在主流媒体投放广告的财富管理公司，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司。2、善某（上海）公司投放的金融产品收益并未虚高，在正常和范围内。3、各种金融产品的设计与运营都是善某（上海）公司策划的。4、王某1及其亲属也购买善某（上海）公司的理财产品，王某1本人也投入到该公司大量资金，而且还给有些集资参与人提供了担保，如果王某1不对该公司产生信任，不会实施上述行为。三、客观方面，集资参与人之所以投资，是善某（上海）公司前期能够按期还本付息的品牌影响力吸引了广大投资者。王某1只是正常的推广、宣传善某（上海）公司的投资产品。所吸收的资金全部上交给了善某（上海）公司，并未刻意地设计套路，蒙骗他人。故被告人王某1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1有罪，也应当作为单位犯罪处罚。另外，被告人王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也构成坦白。另没能核实29名投资参与人的部分不能认定，应当在总的集资数额中扣除。 经审理查明：善某（上海）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法定代表人系周某1，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全国开设多家线下门店，通过广告宣传、电话推销及群众口口相传等方式，以允诺5.4%至15%不等的高额年化收益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鑫月赢”、“鑫季丰”、“鑫年丰”、“正信通”等债权转让理财产品，涉案金额600余亿元。 善某延边分公司是于2015年7月7日由善某（上海）公司申请成立的，初始负责人为张力艳。2016年4月15日由善某（上海）公司任命王某1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营业地点系站前街226～3号3层304～307室，善某延边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业务）等。2017年11月23日工商注册将营业地点变更为威远城91幢3002号。被告人王某1自任善某延边分公司负责人的2017年始一直到2018案发，在末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无从事金融许可业务的情况下，以公司承诺一定期限内高额返利为诱饵，通过委托理财，发售虚构债券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通过电话和口口相传等宣传的方式，向杨某1、金某、韩今玉等338名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投资金额为72，440，000.00元（幸福之路49，620，000.00元+线下投资22，820，000.00）。本院最后认定剩余334笔，308名集资参与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额为：7,150万元。 另，被告人王某1在第三次开庭当中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且表示认罪。 公诉机关为证实被告人王某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向法庭提交，并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被告人的身份信息证明，王某1的自然情况及实施犯罪行为时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事实。 (2)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明，王某1系经公安机关抓获，非为主动到案的事实。 (3)善某延边分公司的工商档案证明，善某延边分公司是2015年7月7日由善某（上海）公司申请成立的，该公司成立之初的负责人系张力艳，2016年4月15日由善某上海公司决定任命王某1为善某延边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该公司的日常管理，同时免去张丽丽的延边分公司负责人。该公司营业地点系站前街226～3号3层304～307室，善某延边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业务，即没有从事金融存储业务的范围）、投资咨询、财务咨询、贸易、企业咨询、企业策划、广告等内容。2017年11月23日该公司的营业地点变更为威远城91幢3002号，另该档案中记载了善某上海公司的营业执照、股东信息、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内容。 (4)“幸福之路”、“鑫月盈”等理财产品的投资名细表格，证据来源系延吉市公安局通过与上海市浦东区公安局经侦支队联系后，通过吉林省经侦情报导侦平台中的云端系统，由上海警方在善某（上海）公司财务账目筛选的涉及延边分公司的集资明细，证明根据集资参与人的姓名统计，共340人，有的每人有多笔投资，共440笔。投资金额共计75，770，000.00元人民币。 2019年11月20日办案单位情况说明，证明以上投资人明细是通过吉林省经侦情报导侦平台的云端系统获取的，其来源是真实，客观的事实。 (5)幸福之路理财产品统计表、线下(除幸福之路外的鑫年丰、月月盈、双季丰、双年丰等理财产品)投资统计表，该证据是检察机关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善某（上海）公司的总账中的涉及延边分公司的投资明细整理出来的统计表，其中幸福之路440笔，线下305笔的投资明细表。二表格显示了集资参与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投资时间和数额。该表当庭经与王某1核对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以上二表经过整理，共涉及340名集资参与人，其中另公诉机关提出因集资参与人刘莉、米秀珍二人已经返还，予以扣除。扣除此二人后剩余338名集资参与人。集资参与人提交了善某金融《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合同书、交投资款凭证（银行流水），将款交付到善某（上海）公司制定账号的《债权转让协议》等书证。开庭后公安机关又向集资参与人周某2进行了核实，并提供了相应书证。故已核实309人。尚有29名集资参与人未能核实。 ⑹309名集资参与人的调查笔录、提供的相应的善某金融《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合同书、交投资款凭证（银行流水）、《债权转让协议》等书证证明，印证了与公安机关从善某（上海）公司的财务帐中调取的“幸福之路”、“鑫月盈”等善某（上海）公司理财产品的集资参与人、投资时间、金额相吻合的一致性。309名集资参与人的调查笔录和相应的书证基本相同。列举下列人员的为例： 其中集资参与人杨某1的陈述证实，其到位于延吉市长白山西路的威远城1号楼91幢3002室的善某延边分公司，在负责人王某1积极介绍和宣传推荐下，购买的善某金融产品。其于2018年1月6日投资50万元，以妻子金某名义投资50万元。并分别将款汇入善某（上海）公司指定的，贵州中耀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内（收款人：贵州中耀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南盘江支行；账号：239690010********。）。其没有得到收益。 杨某1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2018年1月6日受让人杨某1和转让方：贵州中耀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居间方：北京善者如林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杨某1在善某延边公司购买了50万元的幸福之路理财产品，转让给善某（上海）公司制定的账号内（略，……）。 杨某1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明，2018年1月6日转给贵州中耀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50万元（收款人、账号等与前相同）。 杨某1提供的担保函证明，王某1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5日分别给集资参与人金某和杨某1出具过担保函，担保善某（上海）公司不能偿还等条件下的相应义务。 集资参与人金某（杨某1妻子）的陈述证实，其和丈夫杨某1到位于延吉市长白山西路的威远城1号楼91幢3002室的善某延边分公司，在负责人王某1积极介绍和宣传推荐下，以本人名义购买了善某金融产品，于2018年1月29日投资50万元，并将款汇入善某（上海）公司指定的账户内（收款人、开户行、账号与前相同）。其未得到收益。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转账流水。 金某的银行流水证明，2017年12月29日转给贵州中耀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50万元的上述账号内。 集资参与人王某3的陈述及相关书证证明，王某3在善某延边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宣传下，于2017年12月14日购买了善某线下产品“鑫年丰”3万元的事实。 其中王某3陈述，其根据善某公司的宣传，善某（上海）公司给女排做过广告，利息高，安全可靠，具有实力，所以其投资的。其是在位于延吉市长白山西路的威远城1号楼91幢3002室的善某延边分公司，在业务员张怡红的介绍和推荐下，与善某（上海）公司签订了0043262V号《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于2017年12月14日通过POS机刷卡投资的3万元。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和银行交易流水单。该《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证明，2017年12月14日王某3与善某上海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协议》下的债权通过签署《债权转让与受让协议》进行受让，将款项转让给所购买的债券的转让方，从而完成资金的出借，并自受让完成之日成为本协议的甲方。合同具体约定有《鑫月赢》《鑫季丰》《双月盈》《鑫年丰》《双年丰》《双季月盈》《月月盈》七个理财品种。王某3购买鑫年丰3万元。王某3的邮储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7年12月14日并将款汇入善某（上海）公司指定的上述账号。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善某（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成立的善某（上海）公司，公司没有相关金融牌照（金融许可）。公司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公司自成立至案发，运营状况完全不能覆盖每月投资者的本金、利息。公司在用新投资者的投资款支付前投资者的到期本金及利息，也就是借新还旧。公司没有“造血功能”。由于公司未兑付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所以主动到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投案。 (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善某（上海）公司延边分公司下的大团经理。善某延边公司共有三名团队经理。公司层级是善某（上海）公司、各省有区域善某公司，区域下有营业部，营业部下有门店。吉林省有长春区域公司，善某延边公司是营业部。善某延边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理财产品。在没有相关金融牌照的情况下，以高额返利为诱饵，使用口口相传和电话宣传的方式，销售理财产品。通过其投资的人有约15名，涉案数额为约300万元。 (3)证人周某3、王某4的证言证实，二人为善某延边公司的大团经理，因与王某1系亲属，是王某1给其挂名的。不参与公司主要业务。二人亦证实善某（上海）公司从上到下的组织架构。 (4)证人高丽洁的证言证实，其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的内勤，不参与揽储业务。公司主要业务即是销售理财产品。 (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为该公司员工，善某延边分公司从事以善某（上海）公司承诺返还本金加利息为手段，推介金融产品，募集集资参与人的资金。 (6)证人杨某2的证言及自述材料证实，杨某2系集资参与人杨某1、金某的儿子，证实王某1向其宣传善某（上海）公司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并向其担保投资安全，以及王某1向其介绍其家庭资金状况和成员的社会地位，让其本人放心投资产品不会出现问题。 ⑺证人王某（王某1姐姐）当庭证实，其通过妹妹王某1投资过，线下投资统计表顺序号：164～167，分别为7万元，4万元，5万元，5万元，共21万元是本人的投资。 三.被告人王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善某延边分公司，在2015年5月份至2018年4月23日期间，先后在延吉市河南街妇幼保健医院对面倍达大厦3楼和延吉市建工街威远城1～2～3002室作为办公地点。被告人王某1约于2016年5月份开始至案发任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未经有关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未取得从事金融业务许可的情况下，以承诺一定期限内高额返利为诱饵，通过委托理财、发售虚构债券等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善某延边分公司使用电话和口口相传等宣传的方式，集资参与人向杨某1、金某、韩今玉等338名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投资金额为72，440，000.00元。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证据客观真实，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经查善某延边分公司是2015年7月7日由善某（上海）公司申请开办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被告人王某1自2016年4月15日开始担任该公司的负责人。根据善某（上海）公司账目中幸福之路440笔的投资明细表和线下305笔投资明细表，显示以上均是从2017年开始的王某1担任善某延边分公司期间的投资。该表扣除已经全部返还的集资参与人刘莉和米秀珍二人的部分，对其中的金某、王某3等309名集资参与人，侦查机关制作了调查笔录予以核实，同时以上309名集资参与人也分别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债权转让与受让协议》、交付款项银行交易流水单等，故以上309名集资参与人的投资时间、数额、未返还的数额与投资明细表的相吻合。之外尚有29名集资参与人侦查机关未能核实，但根据公安机关从善某（上海）公司会计账目上调取的该29名集资参与人的电子数据，该29名集资参与人的身份信息、投资数额，未偿还数额仍然是能够认定的，被告人王某1对此部分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辩护人的该辩解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1提出的以其姐姐、妹妹、丈夫、儿子投资的五笔数额，本院根据证人王某的当庭证实，王某名下的21万元部分，不能认定此21万元实为王某1的投资，不能在犯罪数额计算中扣除。之外的以王某1姐夫彭君投资的29万元，以其妹妹王桂英名义投资的40万元，以其儿子王义博名义投资的5万元，以其丈夫王庆春名义投资20万元部分，均应认定为被告人王某1的投资，在计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总数额中予以扣除，共应扣除94万元〔72，440，000.00元（幸福之路49，620，000.00元+幸福之路外投资22，820，000.00，扣除彭君29万元，扣除王桂英40万元，扣除王义博5万元，扣除王庆春20万，共94万元〕。本院最后认定剩余334名集资参与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额为7,150万元。 但该部分在善某（上海）公司退赔时，王某1投资的部分仍应在退还之列。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王某1虽然是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其没有授意、组织、指挥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存款均被善某（上海）公司拿走，故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辩护意见。首先提出一.犯罪主体方面，经查，王某1作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所处相当于营业部经理层级，王某1在整个善某（上海）公司体系中，确实不能起到策划、组织管理、决定、批准、指挥作用，其仅对善某延边分公司是起到管理、指挥作用。根据相关法规，王某1属于在善某（上海）公司实施犯罪作用中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其不属于在单位犯罪中层级较低，纯属执行单位领导指令的被告人，其属于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员。善某延边分公司吸收的集资款均被善某（上海）公司拿走的情节，是考察其在犯罪中的作用的重要内容。但不影响其犯罪主体的认定。二.主观方面，关于王某1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主观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善某（上海）公司常年在主流媒体投放宣传理财（实为吸收存款）广告，早已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但王某1从担任善某延边分公司负责人时起，其应当从工商营业执照上得知，善某延边分公司工商注册的营业范围注明：“不得从事金融许可”，其也应当知道该分公司未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吸收存款的业务（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批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应当知道该公司从事吸收存款等是违法的。辩护人提出善某金融产品年收益率在5%到12%之间，是一个正常的理财产品，王某1作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仅负责日常工作，连员工调配和工资发放都由上级公司直接掌控，投资者的款项也直接转到总公司账户，故其无法明知，否者王某1本人不会投资，其也不会引导近亲属投资的。但以上内容无法否认，王某1作为善某延边分公司负责人在该公司的运作、经营中是起决定作用的，以上内容也不影响对明知的认定。三、客观方面，关于辩护“善某”本身的品牌影响力，是善某（上海）公司前期确实能够按期还本付息的行为，吸引了广大投资者进行投资。王某1是按照善某（上海）公司的公司运作程序在执行，其没有刻意地设计套路，蒙蔽他人思路，套取资金。但王某1在善某延边分公司吸收的存款越多，其获利相对越多的机制激励下，其也是积极为提高业绩而努力的，该情节均不影响对王某1的定罪。四、客体方面，王某1确系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上级单位已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但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上级单位所有的，对下属单位不单独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中涉及犯罪的人员，可以作为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本案王某1不宜作为单位犯罪的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综上，辩护人提出的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王某1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辩护人另提出的王某1具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到案后直至开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对法律性质的辩解属于对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坦白的认定。辩护人提出的对不能向30笔集资参与人核实的部分，因证据不足应当扣除的辩解。经查，本案起诉后，公安机关又核实了集资参与人周某2的证人证言和善某金融《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尚有未能与集资参与人核实的29笔。根据公安机关从善某（上海）公司调取的公司总账目的记录，显示了29名集资参与人的数额、身份、投资时间等明细，被告人王某1对此内容的真实性亦未否认，故本院予以认定。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已明确记载善某延边分公司不得从事（除金融许可业务）。被告人王某1从2016年4月15日被任命为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后，其也应当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业务。被告人王某1法治观念淡薄，被善某（上海）公司的假象所迷惑，明知善某延边分公司没有从事吸收存款的业务，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积极推进善某（上海）公司设计控制之下的善某延边分公司的吸收存款活动，目前仍造成308名，334笔损失7,150万元不能挽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1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被告人王某1是在善某（上海）公司的指派下担任善某延边分公司的负责人，其负责期间的善某延边分公司吸收的存款均按照上级善某（上海）公司的操作程序，交付到了善某（上海）公司指定的账号，善某延边分公司并未实际占有、支配非吸所得，从其在整个非法吸收存款的活动中作用看，王某1的作用是次要的。对其按照从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认罪，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九、第十一项），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某1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4月23日起至2021年4月2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交纳。） 二.继续向善某（上海）公司追缴违法所得，发还给集资参与人〔由善某（上海）公司财产主要财产控制案件为准，给予发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附：集资参与人明细。 审 判 长  邓永富 人民陪审员  禹景兰 人民陪审员  迟传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卢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