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建，男，198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龙，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威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邵军，山东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金，山东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凤进，男，195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丛培娟，女，195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9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女，201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法定代理人：张某1，女，199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系梁某母亲。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华，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国华，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建、李成龙因与被上诉人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1民初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建、李成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要求曲建、李成龙承担补偿责任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曲建、李成龙作为同饮者，对梁晓伟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对梁晓伟的死亡曲建、李成龙不存在任何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本案中，曲建、李成龙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拒绝赔偿或者补偿并不违反善良风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曲建、李成龙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在此情况下不宜适用过错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其所适用的法律明显相互矛盾。2.一审法院要求曲建、李成龙承担补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要求曲建、李成龙基于生命权而支付相应补偿款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案中，补偿是一种情谊行为，并非因财产关系及人身关系产生的纠纷，补偿行为本质上一种道德行为，因此要求曲建、李成龙在无过错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补偿是道德请求而非法律诉讼请求，故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其次，一审法院以“从人情道义及倡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俗角度考虑”强行判决要求曲建、李成龙支付补偿款系“以道德绑架法律”，无任何法律依据。是否愿意基于人情道义支付补偿款，应当出自当事人的自愿，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基本生活水平。本案中，曲建、李成龙均是普通职工，月收入三千至四千元，25000元的补偿款相当于曲建、李成龙6个月至8个月的全部收入。曲建、李成龙也有家庭需要照料，上述费用远远超出了曲建、李成龙所能承受的范围，一审法院未考虑曲建、李成龙的实际经济能力及个人意愿，强行判决反而不利于“人情道义及善良风俗”，且我国现行法律中也无相关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曲建、李成龙支付补偿款无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在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未按照法律规定缴纳新补充诉讼请求所对应的案件受理费的情况下，径行判决程序违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案件受理费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增加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补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当事人逾期不按照《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并且没有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按照当事人自动撤诉或者撤回申请处理。本案中，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要求曲建、李成龙补偿款的诉讼请求系在原诉讼请求的基础上补充增加的，原请求与补充的诉讼请求系并列关系，应当补缴该部分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在没有补缴诉讼费的情况下迳行判决程序违法。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辩称，1.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庭审中，经审判长释明后，当事人并非增加了要求支付补偿款的请求，而是将诉状中诉请的第一项由“赔偿款232238.32元”变更为“要求二被告补偿原告6万元”，庭审笔录中有明确记载。2.曲建、李成龙在梁晓伟酒后驾车死亡一事中确有过错，一审判决中虽未明确二人在梁晓伟死亡一事中的具体责任比例，但综合考量后判令二人支付补偿款不违反法律规定。曲建、李成龙与梁晓伟先后在饭店和KTV一起饮酒，明知梁晓伟处于重度醉酒状态，而放任梁晓伟自行离去，未尽到劝阻其酒驾、妥善照顾、护送其安全回家的义务。首先，三人在KTV饮酒唱歌系李成龙请的，其应劝阻醉酒的梁晓伟驾车回家并照顾护送梁晓伟安全回家。李成龙在交警部门首次询问中承认其请客的事实，但未记入笔录，交警部门曾多次要求李成龙配合制作询问笔录，但李成龙一直未去，显然其事后进行了咨询，为了将来不承担责任才不去交警部门做笔录。梁晓伟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只有KTV消费结束后一笔500元的服务员小费，该笔费用无论是金额还是支付时间上明显不是包房和酒水费用，显然曲建或李成龙在进场或离开时支付了KTV的费用，该处KTV只有熟人才能带人进入，交警部门调查过程中多次找寻未能进入调查取证，梁晓伟也没有进入这种KTV的能力。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三人同时从KTV出来，梁晓伟要去开车送二人回家，二人未劝阻梁晓伟，而是自行打车离开，如果三人一开始就说好了曲建和李成龙打车回家，梁晓伟找代驾或打车，梁晓伟也不会在找到车后再给曲建打电话要送他们回家。梁晓伟当时酒精含量约200mg/ml，已经是重度醉酒状态，作为梁晓伟的同饮人，必然知道梁晓伟的醉酒情况，即便不能亲自护送梁回家，也有义务为其安排代驾或出租车，或共同打车或代驾挨个回家，尤其在梁晓伟表示仍要驾车送二人回家的时候。曲建、李成龙一审中称梁晓伟与张某1通过电话，李成龙也向张某1保证早些让梁安全到家。作为梁晓伟的“好友”，在明知其家中有怀孕8个多月妻子等他回家的情况下，仍然与梁晓伟一起饮酒唱歌至深夜，在明知梁晓伟重度醉酒仍要开车送二人回家的情况下，未劝阻、未妥善安排梁回家，而是自行离去，请二位同饮者换位思考，自己是否尽到了作为朋友的劝阻和照顾义务。3.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对一审判决未明确曲建、李成龙应承担的责任并不认同，但梁晓伟的死亡是全家人的伤心处，只想尽快案结事了，所以在法官释明责任划分及变更请求的情况后，就变更了诉讼请求，且未提出上诉。一审法院以曲建、李成龙提交的代驾群的聊天记录认定曲建、李成龙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并不妥当，该聊天群是代驾人员和客户共同组建，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客户找到代驾人，该群显示的事故视频、照片等客观事实属实，但陈述或专属的“给梁晓伟找代驾”的过程并不属实，可能是为了让客户认识到找代驾的重要性而杜撰的，且上述陈述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因此“曲建、李成龙给梁晓伟找代驾”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曲建、李成龙应对其尽到劝阻驾车、妥善照顾的义务进一步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曲建、李成龙连带赔偿各项损失的20%共计232238.32元（具体损失包括：丧葬费34652.5元、死亡赔偿金7909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23182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费用12377.1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庭审中，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补充诉讼请求为要求曲建、李成龙各补偿3万元，合计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3日23时33分许，梁晓伟醉酒驾驶鲁Ｋ×××××小型轿车沿古寨西路自南向北以126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至威海市园西门北侧，与路中间护栏相撞，事故造成梁晓伟死亡、护栏及自己车辆损坏。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大队出具第37102012018000006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其中认定梁晓伟符合胸腔脏器损伤死亡，且检测出梁晓伟血液的乙醇含量为201.65±7.26㎎/100ml，并认定梁晓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梁凤进、丛培娟系梁晓伟之父母、张某1系梁晓伟之妻、梁某系梁晓伟之女。一审法院依双方当事人申请调取了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大队在2018年10月14日对曲建进行的询问笔录，其中曲建称，2018年10月13日晚上17时30分许，在其家楼下，梁晓伟接其去王婆大虾饭店吃饭。吃饭完梁晓伟自己找的代驾开着车载着他们三人一起去泰浩广场KTV唱歌。23时25分许，他们唱完歌就散伙了。并称，当时吃饭的人有曲建、李成龙、梁晓伟、张美蓉和张美蓉的儿子。大约在18时10分许进入酒店吃饭，吃饭期间，三个人喝了两瓶的42度的牛栏山二锅头，后在KTV又喝酒，张美蓉及其儿子没去KTV。23时多，曲建与李成龙、梁晓伟一起下的楼，梁晓伟的车停在泰浩广场西门门口，当时西门门口有三四个代驾，曲建称其与李成龙当面说让梁晓伟找代驾，梁晓伟同意了，曲建和李成龙就上了出租车走了。23时30分，梁晓伟给曲建打电话。曲建称，李成龙给其打电话说要送他，但是当时其已经打上出租车了，就让梁晓伟自己找代驾把自己送回去。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对曲建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指出其中的部分陈述有矛盾之处，曲建自述其与李成龙、梁晓伟一起下楼，散伙后当面说让梁晓伟找代驾，梁晓伟同意了，二人各自上出租车走了，其后又说梁晓伟要送他，但当时已经上了出租车，显然最初三人下楼时，梁晓伟是要送二人回家的，其二人因其他考量而自行搭车离去，并未告知梁晓伟，更未尽到对梁晓伟劝阻护送的义务。另外，通过曲建的陈述，可以证实梁晓伟与曲建、李成龙先饮用了两瓶42度的牛栏山二锅头，唱歌时继续饮酒，结合梁晓伟的酒精含量，可以证实三人从KTV出来时，梁晓伟已经处于深度醉酒的状态。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认为曲建、李成龙作为同饮人，也是梁晓伟的朋友，曾多次一起喝酒，对于本次梁晓伟大量饮酒的行为，未尽到提醒劝阻的义务，应当认定二人对其醉酒的后果有一定的过错；曲建、李成龙在知晓梁晓伟大量饮酒的情况下，应当妥善照顾梁晓伟，护送其安全回家，而他们却疏于照顾，放任梁晓伟自行驾车回家，导致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故曲建、李成龙应当对本案的事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曲建、李成龙提供了其与梁晓伟在海德王婆大虾饭店吃饭的监控录像及“POS签购单”一份，用于证实当晚的聚会是由梁晓伟组织的，由梁晓伟结账买单，参加聚会过程中，曲建、李成龙并无对梁晓伟进行劝酒的行为；并提供了2018年10月24日滴滴代驾微信聊天群截图照片两张，其中群中微信名为“张跃刚131××××4416”的用户在凌晨00:03在群中发布事故现场10秒钟的视频，并称“阮家寺司机直接死里面了”、“这个车刚从魅力惠出来，朋友让找代驾，不找”、“门口有代驾不用”、撞在“护栏”，车的类型为“别克君越”。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对上述饭店就餐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实该聚会是由梁晓伟主导；对滴滴代驾微信群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其中关于事故事实本身的录像，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代驾群中代驾司机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实曲建、李成龙为梁晓伟寻找代驾的事实，而且其中代驾人员的聊天记录本身就有利于其职业的倾向性，与本案事实无关。关于梁晓伟与曲建、李成龙在KTV中唱歌的花费由谁支付，双方发生争议，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称李成龙请客唱歌，费用由李成龙承担；曲建、李成龙称唱歌也是梁晓伟付款，是通过微信向KTV的工作人员支付的。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提供了梁晓伟的微信支付记录，显示在2018年10月13日凌晨23:26分，梁晓伟的微信向微信名为“卡布奇诺G”的用户转账500元，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称该转账并非KTV的费用支出，因为根据曲建在交警部门询问笔录中陈述，三人结束唱歌的时间是当晚的23时，而支付应当在23时以前完成，故该500元的转账应当与KTV消费无关。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申请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用以证实曲建、李成龙请梁晓伟到KTV并付款。张某2作证称：其认为根据数额，梁晓伟微信中转给他人500元，应为服务员的小费，但对谁请客其不清楚，只是在处理事故时在交警处听说这个KTV没有熟人进不去，而梁晓伟的收入情况并不能达到该消费水平，故猜测为曲建、李成龙请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曲建、李成龙对梁晓伟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对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进行赔偿。梁晓伟系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通过双方的举证及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对曲建进行的询问，曲建、李成龙在与梁晓伟在王婆大虾饭店饮酒的过程中，并未有明显的劝酒或灌酒的行为，且梁晓伟在饭后结账，并叫代驾驾驶其车与二人一同到KTV继续唱歌、饮酒，可见，梁晓伟对自己的行为有清醒、理智的认知，且明确对饮酒后驾驶车辆可能产生的危险和后果是明确知晓的。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提供梁晓伟的微信，显示其在KTV唱歌后转给服务员500元，无法证实该款项为小费或消费支出，故其主张曲建、李成龙组织梁晓伟去KTV的证据不足，且即使曲建、李成龙组织去KTV唱歌，也无法推定其对梁晓伟的死亡有重大过失。关于梁晓伟与曲建、李成龙从KTV出来后的情形，双方均无法明确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从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提供的梁晓伟微信于23时26分的转账记录及向曲建打电话的事实，梁晓伟意识尚清醒。曲建、李成龙提供的滴滴代驾群的聊天记录中的视频与交警部门的现场照片、视频均相符，故该聊天截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截屏内容，在三人离开KTV各自回家之前，曲建、李成龙要求梁晓伟找代驾，但在二人离开后，梁晓伟自行醉酒驾车，导致事故发生。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要求曲建、李成龙作为同饮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曲建、李成龙在饮酒过程中有强行劝酒、灌酒的行为，且曲建、李成龙的证据显示二人与梁晓伟离开时明确要求梁晓伟找代驾驾车回家，梁晓伟亦同意，结合梁晓伟在王婆大虾饭店出来后找代驾的行为，让曲建、李成龙足以相信梁晓伟会找代驾驾车回家。故，曲建、李成龙作为同饮者，对梁晓伟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但梁某在死者去世后出生，年龄尚幼，事故的发生对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造成不可弥补损失和伤害，从人情道义及倡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俗角度考虑，曲建、李成龙作为共饮者，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为宜。综上，数额确定为各补偿2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曲建、李成龙分别补偿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各项损失共计25000元；二、驳回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92元，由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负担1877元，曲建、李成龙负担515元。本院二审过程中，曲建、李成龙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李成龙活期存款证明明细原件一份，拟证实其平均工资为3050元，补偿款应依据上诉人的能力予以支付2.5万元相当于李成龙8个月的工资，李成龙除了上述工资外无其他生活来源，一审判决的数额明显过高；证据二、曲建工资收入明细原件及其孩子曲左倚出生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实曲建月工资为4396元，尚有2岁孩子需要抚养，另外曲建系二婚，还需支付另一位孩子曲家宏每月900元的生活费，再无其他来源，一审判决明显过高。经质证，梁凤进等四上诉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无法确认，无法证实李成龙的工资收入情况；对于证据二工资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曲建、李成龙拟证实的事实，对于梁某来说她的成长所需要的抚养费用，按照曲建所主张的自己孩子每月900元的生活费来计算的话，直到梁某成年，所需要的费用也远远超过曲建支付的补偿款。此外梁晓伟的死亡，给梁某及家庭成员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的缺少及孩子成长所缺少的父爱，是任何经济补偿都无法弥补的。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针对双方争议的有关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曲建、李成龙提供滴滴代驾群的聊天记录，主张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该聊天记录中的视频虽然属实，但关于曲建、李成龙是否曾要求梁晓伟找代驾的聊天内容，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本案被告即使不存在明显过错，根据善意的风俗习惯，被告未尽到照顾劝酒的义务，也应对原告的各项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可见，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在一审中对诉讼请求进行了补充和变更，而并未增加诉讼请求，因此不需补交案件受理费，一审审理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曲建、李成龙对此理解有误，其主张一审法院在当事人未补交诉讼费的情况下判决程序违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因此，同饮者负有劝阻其他同饮者酒后驾车的义务。基于共同饮酒这一先行行为，未对醉酒者加以劝阻，可以科加同饮者对醉酒者以安全保障义务。梁晓伟事发时已处于醉酒状态，曲建、李成龙作为同饮者，饮酒后相互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未举证证明其对梁晓伟醉酒后驾车等危险活动尽到阻止义务，而是在梁晓伟醉酒后先行打车离开，主观上存在过错，其上述不作为与发生事故造成损害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曲建、李成龙作为共同饮酒人，应对梁晓伟的损害承但共同赔偿责任。但梁晓伟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有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当意识到从事违法行为或危险行为的法律后果，故其应对自身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曲建、李成龙共同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在一审庭审中对诉讼请求进行了补充变更，一审法院根据补充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从人情道义及倡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俗角度考虑，酌定曲建、李成龙各补偿梁凤进、丛培娟、张某1、梁某2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曲建、李成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元，由曲建、李成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永祥审判员  侯善斌审判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唐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