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3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桂良，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富，浙江后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思晨，浙江后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向英，女，197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寿昌经济开发区下桂区块。 法定代表人：陈大胜，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潘桂良、王向英为与被上诉人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6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桂良、王向英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浙0182民初664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潘桂良、王向英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冠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冠奇公司在本案借款中系担保人”，系认定事实错误。潘桂良、王向英认为，冠奇公司系诉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理应承担还款责任。理由是：1、收条本身已经清楚地记载了“此款是邓志华及公司向潘桂良2012年8月28日的借款”，收款人落款处既有邓志华签名，又加盖了共同借款人冠奇公司的公章。根据上述记载以及落款的签名盖章，无需任何解释，已经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来，冠奇公司就是潘桂良、王向英诉称的“共同借款人”；2、一审法院完全违背了合同解释规则。一方面，本案中收条内容已经明白无误，根本不存在解释的必要。另一方面，文义解释是适用其他解释方法的前提。只有在适用文义解释方法无法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解释目的无法实现的前提下才能选择、适用其他解释方法。本案中，收条中的词句已明确表达出了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所以并无解释的必要。即使需要解释，依照文义解释即可得出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的明确结论。3、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冠奇公司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确实是以担保人身份出现。但此后潘桂良、王向英考虑到邓志华的还款能力、股权转让后邓志华系冠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及当时的借款背景，认为应当由冠奇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才更有履约保障，因此经过与冠奇公司充分协商，在收条中直接将借款合同的约定作出了部分内容的变更，冠奇公司由担保人身份变更为共同借款人，而且，该变更合同的行为也并不损害借款合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据此，冠奇公司在收条中就明确以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出现，而变更后的合同理应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履行依据。4、应当注意的是，本案借款的发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因当时冠奇公司的股东是潘桂良、王向英夫妻，公司仅有资产就是一块工业用地。后因邓志华认为其有能力将该用地性质转换成用于房地产开发，遂提出以其控股的建德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居公司”）的名义以520万元的价款收购潘桂良、王向英夫妻的100%股权，同时提出，由于资金紧张，要求潘桂良、王向英夫妻在收到股权转让款之后，将其中500万元借给他们，用于土地转性所需要支付的相关费用。为支持帮助邓志华顺利将冠奇公司的土地转性，潘桂良、王向英夫妻同意了邓志华及冠奇公司的借款请求，才产生了诉争借款，也才有了冠奇公司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结果。5、退一万步讲，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错误观点，潘桂良、王向英认为要求冠奇公司一并承担还款责任也有法可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前所述，本案借款的用途就是要用于冠奇公司的土地转性，故冠奇公司即使未以共同借款人出现，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担保借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认定合同无效，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虽（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借款是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金额，但并不能据此得出诉争借款合同无效的结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犯罪行为人实施的每一起吸存行为，仍然属于民法上的借贷法律行为。只是当民间借贷的笔数、金额、对象达到一定规模构成了营业的状态时，从整体上去评价其行为时，因该行为侵犯了金融机构的专营权，带来了金融风险、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而被刑法规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吸犯罪主体的交易行为仅系违反金融市场准入的管理性规定，犯罪侵害的客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亦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其次，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来认定合同无效更是错误。在本案中，潘桂良、王向英夫妻出借款项的行为本身无疑是合法的，本案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表明潘桂良、王向英夫妻知晓或参与了邓志华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潘桂良、王向英夫妻与邓志华订立合同时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潘桂良、王向英的上诉请求。 冠奇公司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即：1、2015年3月6日，建德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对本案潘桂良、王向英主张的该笔“借款”的事实给予确认，并最终责令邓志华、胡XX在各自责任范围内退赔潘桂良等人的损失。由此可见，潘桂良、王向英债权系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产生，且已由建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应再行审理。此外，潘桂良、王向英曾就该笔债权的清偿事宜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4）浙杭商终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潘桂良、王向英上诉请求。综上，潘桂良、王向英已就该笔债权穷尽司法救济之手段，不应就该笔债权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2、潘桂良、王向英隐瞒其债权已有生效判决的事实，另行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邓志华、冠奇公司、陈大胜，在撤诉后又以同一事实再向一审法院起诉，可见其试图通过合法民事程序获得不法利益的动机。3、对邓志华向潘桂良、王向英借款4500000元并由雅居公司和冠奇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潘桂良、王向英所称借款系冠奇公司实际使用和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的陈述不予认可。根据（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刑事判决书，本案所涉借款系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的犯罪金额，且邓志华以利息的名义支付潘桂良、王向英750000元，潘桂良、王向英的实际损失为3750000元。从潘桂良、王向英提供的担保借款合同和两份转账凭条也可以看出实际借款人为邓志华，冠奇公司和雅居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了担保，潘桂良、王向英仅凭收条上冠奇公司的公章就要将冠奇公司从担保人变为借款人，但收条上的金额和担保借款合同上的金额是同一笔，指向的同一事实，综合刑事判决的认定及潘桂良、王向英实际将款项汇给邓志华而非公司，若将冠奇公司认定为共同借款人，显然加重了冠奇公司的法律责任。根据担保借款合同，担保期间自2012年10月16日至2014年10月15日，担保期间在本案立案前已届满，潘桂良、王向英在此之前并未向冠奇公司主张保证责任，故冠奇公司作为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潘桂良、王向英全部诉讼请求。 潘桂良、王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冠奇公司归还潘桂良、王向英借款本金4500000元，并支付利息6075000元（该利息自2012年8月28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9日止，该数字已扣除冠奇公司已付的750000元，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另行计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28日，潘桂良、王向英与邓志华、陈红燕、雅居公司、冠奇公司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邓志华、陈红燕向潘桂良、王向英借款4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28日至2012年10月15日，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由雅居公司和冠奇公司为邓志华、陈红燕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2012年10月16日至2014年10月15日。同日，潘桂良向邓志华账户分两次转账共计450万元，邓志华在收款人处签名出具收条一份，收条上载明“今收到潘桂良人民币（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整。（小写）￥4500000（此款是邓志华及公司向潘桂良2012年8月28日的借款）。收款人（盖章或指印）：邓志华2012年8月28日”。冠奇公司在收条上收款人（盖章或指印）下方、日期“2012年8月28日”左侧盖章。2015年3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邓志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额包含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所涉借款，邓志华共以“利息”的名义支付人民币75万元。现潘桂良、王向英以冠奇公司系涉案借款共同借款人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冠奇公司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潘桂良、王向英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冠奇公司认为建德市人民法院已作出（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邓志华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案借款亦包含其中。此外，潘桂良、王向英曾就该笔债权的清偿事宜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4）浙杭商终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潘桂良、王向英上诉请求。综上，潘桂良、王向英已就该笔债权穷尽司法救济之手段，不应就该笔债权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驳回潘桂良、王向英的起诉。潘桂良、王向英认为虽然邓志华向潘桂良、王向英借款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经法院判决，但并不代表潘桂良、王向英就不能就涉案借款提起诉讼，因为潘桂良、王向英本次起诉的是冠奇公司而非邓志华，法院从来没有就本案借款对冠奇公司作出任何判决。（2014）浙杭商终字第1535号案件审理的是潘桂良、王向英与雅居公司管理人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纠纷，与本案借款纠纷无关，不是同一法律事实。本院审查后认为，本案中，借款人邓志华虽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额包含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所涉借款，但潘桂良、王向英单独起诉冠奇公司，该主张未经诉讼程序审理，本案应当继续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冠奇公司的身份是共同借款人还是担保人。潘桂良、王向英认为收条上载明“此款是邓志华及公司向潘桂良2012年8月28日的借款”，冠奇公司亦在收条上盖章构成债务加入，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冠奇公司认为根据担保借款合同其系保证人。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债务承担又称合同义务的转让，是指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将自己承担的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承担。以原债务人是否免责为依据，债务承担可分为债务让与和债务加入。但不管是债务让与还是债务加入，都应当有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的明确意思表示。债务加入系对自身权利的重大处分，显然需要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本院认为，收条上所载明的“此款是邓志华及公司向潘桂良2012年8月28日的借款”这句话并无冠奇公司愿意承担债务人的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且收条只是收到出借款项的凭证。与收条同日的担保借款合同上明确约定借款人邓志华、陈红燕，担保人为雅居公司和冠奇公司，冠奇公司意思表示明确具体，其是作为2012年8月28日的邓志华向潘桂良借款的担保人。证人胡某出庭作证时陈述收条上空白处的内容是其根据邓志华授意书写，但当时书写时并未加盖公司公章，其无法证明冠奇公司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且关于借款用途胡某回答也是听邓志华说是用于公司经营，而转账凭条显示涉案借款潘桂良、王向英系汇入邓志华账户，故胡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是用于冠奇公司经营所用。潘桂良、王向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冠奇公司系本案借款共同借款人，故一审法院认定冠奇公司在本案借款中系作为“担保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潘桂良、王向英主张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但潘桂良、王向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从担保借款合同来看，冠奇公司系涉案借款“担保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向潘桂良、王向英进行释明，潘桂良、王向英仍然坚持认为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不变更诉讼请求。故对于冠奇公司作为“担保人”的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在此不做分析认证。综上，潘桂良、王向英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潘桂良、王向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潘桂良、王向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52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90250元，由潘桂良、王向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刑事案卷中邓志华银行明细及邓志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并将其中邓志华2012年8月21日至9月7日的银行明细、2014年4月4日邓志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交由潘桂良、王向英及冠奇公司质证。 潘桂良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共收到75万元利息，没有100万，邓志华自己说借款是用于冠奇公司开发用的。邓志华通过2278的帐户和胡丽华6846帐号先后转给潘桂良275万元，其中200万元是付给潘桂良和王向英的股权转让款，75万元是利息。转让合同上的税费由邓志华及公司承担。至今为止，邓志华就是付了20万元及75万元利息套取了潘桂良、王向英整个冠奇公司2400万元左右的资产。 王向英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邓志华的事件阐述和数字数据有疑问，借款合同和收条都是邓志华和妻子陈红燕亲自在建德东洲商务公寓他们的公司里签字并且盖上冠奇公司的公章，当时陈红燕跟王向英说当天从杭州过来的，因为借款时邓志华、陈红燕明确借款用于航头冠奇土地前期变性和开发用的，并且王向英和潘桂良一致要求邓志华和陈红燕以及冠奇公司一起借款才同意借的，邓志华和陈红燕是冠奇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他们也表示同意和认可。100万元是冠奇公司股权转让款，都有真实证据。 冠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当时潘桂良、王向英对冠奇公司起诉时，冠奇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大胜有问过陈红燕，陈红燕说这笔钱确实是用于冠奇公司开发航头地块的土地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2年8月28日，潘桂良向邓志华分两次转账共计450万元，潘桂良转账之前邓志华该账户余额为3862.28元；同日，邓志华该账户现金支取25万元，向彭强转账100万元（邓志华供述与彭强有资金来往，该100万元系还本的钱），向毕国财转账202.6万元（邓志华供述系用于向毕国财还本付息），向胡某（系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同案犯，也系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对象之一）转账30.1万元，向雅居公司转账6万元，其他款项均转账至不同的个人账户（包括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被害人吴某、徐某、孙某等以及其他个人）。在前述连续转账支取之后，截止2012年9月1日，邓志华该账户余额为36079.37元。在二审期间，冠奇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大胜陈述本案450万元款项用于冠奇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冠奇公司是否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潘桂良、王向英是否有权就本案借款要求冠奇公司与邓志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为，2012年8月28日由潘桂良、王向英与邓志华、陈红燕、雅居公司、冠奇公司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中，冠奇公司的意思表示明确，愿意作为本案借款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同日出具的收条中，虽然冠奇公司在收条上盖章，收条主文亦用括号载明“此款是邓志华及公司向潘桂良2012年8月28日的借款”，但本院认为该收条无法体现冠奇公司愿意参与到原债权债务关系之中并成为债务履行义务主体的意思表示，且收条作为收到借款的凭证，所载内容并不足以改变同日出具的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故本院对潘桂良、王向英关于收条内容明确表明冠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至于潘桂良、王向英提出本案借款用于冠奇公司土地转性，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虽然冠奇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大胜二审中认可本案借款用于冠奇公司，但该陈述与其在一审时陈述不符，且本案借款发生时陈大胜并非冠奇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其又是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被害人之一，故其在二审时认可本案借款用于冠奇公司显然有悖常理；而且从本院二审查证情况看，本案借款转至邓志华账户后，绝大部分用于归还邓志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相关债务及其他邓志华个人债务，并未显示用于冠奇公司，邓志华亦未有相关供述，因此本案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潘桂良、王向英关于本案借款用于冠奇公司而要求冠奇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潘桂良、王向英关于冠奇公司系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250元，由上诉人潘桂良、王向英负担（潘桂良已预交852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骆 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