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3民终74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华林，男，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江苏省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文亭街**。法定代表人：乔建社，董事长。上诉人刘华林因与被上诉人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海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1814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华林原审诉称：1.要求淮海农商行支付存款25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1年10月13日起计算至本息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由淮海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刘华林于2011年10月13日在淮海农商行前进支行存款250万元，后经查询发现，在存款当天淮海农商行违规操作，在刘华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将250万元存款分别汇给张丽40万元、姬延春110万元，提取现金两笔100万元。淮海农商行原审辩称：1.淮海农商行按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办理了存取款业务，并没有如刘华林所述存在违规操作。淮海农商行与刘华林之间的储蓄合同的表现形式就是开卡申请书及依淮海农商行有关开卡的双方约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对卡存取款的法律规定，这些是规范刘华林与淮海农商行之间存款合同的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根据淮海农商行留存的开卡申请书显示，刘华林与在淮海农商行处办卡时就已经明确该卡的取款方式为凭密支取，包括转账，淮海农商行也是严格按照存款的支取方式的约定办理的刘华林卡存取款及转账业务。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也相应规定了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了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所以从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看，淮海农商行均是严格按照法定约定办理的刘华林的卡存取款及转账业务，并没有违约行为。2.就涉案250万元刘华林已向邳州公安局原新城区派出所（现东湖派出所）报案反映王成玺诈骗其250万元的事情，该派出所也已正式立案受理，并于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间多次对王成玺和刘华林询问当时的情形，刘华林在询问笔录中明确向公安局陈述王成玺持有刘华林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身份证原件。现该案仍然在侦查阶段，只是由于刘华林与王成玺之间的各种恩怨纠纷导致至今四五年间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现在东湖派出所仍然在对涉案的250万元及刘华林存在的其他经济问题配合其他部门进行立案侦查，该案暂无结论，从程序上我行认为该案应由东湖派出所继续处理。综上，刘华林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储蓄合同及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9月30日，申请人姓名为“刘华林”的客户在淮海农商行前进支行（本市老产权处附近）申请“徐州市郊联社信通卡”，并提供其身份证件号码、家庭地址邳州农行宿舍**，淮海农商行留存与刘华林居民身份一致的刘华林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为“刘华林”出具存款金额为1元、账号／卡号62×××72的存款凭条，支取方式为：密码。2011年10月13日下午约15时33分，邳州陈方（刘华林员工）经刘华林指示存入户名为刘华林开立的个人卡账户（卡号为62×××72）内250万元，当日约15时51分淮海农商行取款凭条显示“刘华林”取现50万元，16时再次显示“刘华林”取现50万元，两次取现支取方式均为凭密支取；当日16时许，该账户转账凭条显示“刘华林”向姬延春他行银行卡卡内转账110万元，向张莉他行银行卡卡内转账40万元。以上四次取现与转账凭条客户签名处均签有“刘华林”字样，无相关委托代理人手续或身份证件复印件留存。刘华林本人陈述：2011年10月13日，是刘华林本人安排陈方给王成玺告知其本人的账户汇款250万元，1元钱的开户可能是王成玺拿其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去银行开的，王成玺始终都有刘华林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开户当天刘华林本人在邳州；刘华林之所以向涉案账户汇款250万元，是因刘华林以其侄子刘波名义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标的为810万元的案件，王成玺称认识人，诉讼保全需要250万元担保金，王成玺还告诉刘华林称在吴红玉的银行营业所给刘华林开了一个户，账号为62×××72，没告诉刘华林密码，让刘华林汇款至该账户，将250万元存款交给中级人民法院作保全担保。同时，刘华林还陈述，其2014年询问王成玺担保金何时能拿回来，王成玺称250万元还押在中院，刘华林产生怀疑，遂持身份证至前进支行查询，发现钱被转走，之后便报警了，公安也介入了调查。2014年，刘华林到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原新城区派出所）报案，反映王成玺诈骗其250万元。2014年9月12日刘华林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显示：刘华林称，“当天我把钱打给王成玺后，当天王成玺就取现金取了100万元钱，汇给姬延春110万元，汇给张丽40万元，我就知道当时王成玺是骗我的了”。2014年11月19日，王成玺在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原新城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显示：王成玺称，其与刘华林是邳州农行同事，2010年双方之间就开始相互调剂资金使用，互相都有银行的打款条。2013年5月5日与刘华林会计对账，当时双方都确认了刘华林打的那笔250万元钱，当时刘华林是认可的。2011年10月13日的250万元是刘华林调剂给其用的，当时是刘华林安排他的会计打给其的，当时是其让刘华林直接打给了张莉、姬延春、张放三人。2014年12月1日，刘华林在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原新城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显示：刘华林称，其与2010年4、5月份就开始与王成玺有经济来往，2013年5月5日的对账是真实的，2011年10月13日当天其打了两笔250万元给王成玺。2019年3月18日，刘华林以诉称理由起诉至原审法院，淮海农商行以辩称理由予以答辩。原审法院认为，处理本案的前提条件在于刘华林主张的250万元在短时间内被快速取现转走的情形是否涉嫌经济犯罪。经该院审理查明，刘华林主张的250万元于2011年10月13日下午约15时33分存入刘华林个人银行卡账户后，截至当日16时许，在该银行卡账户设置有密码的情况下，短时间内通过取现、转账方式全部被转走。根据本案中刘华林的主张及其至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报案所称主张，该250万元是在刘华林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他人取现并转走，该快速有目的的转款行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因刘华林就其主张的250万元已至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以涉嫌诈骗为由报案，该案目前尚未有结果。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刘华林的起诉。刘华林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名下账户250万元在存入后被他人快速转账、取现取走，刘华林2014年已至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报案。经派出所调查后，未对该案立案，故上诉人刘华林在泉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一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储蓄合同纠纷，系存款人刘华林账户资金被他人转走，刘华林依据储蓄合同起诉银行。该纠纷为经济纠纷。案外人在银行以何种方式转走存款，是否涉嫌刑事案件属另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关于“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规定，本案与诈骗案件应分别处理。故本案为储蓄合同纠纷，不应以案外人涉嫌诈骗案件尚未处理完毕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两者为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储蓄合同纠纷大都涉嫌盗窃、诈骗等犯罪，刑事案件是否处理完毕与储蓄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无关，银行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应向相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追偿。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本院认为：因刘华林就其主张的250万元已至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以案外人王成玺涉嫌诈骗为由报案，邳州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接刘华林报警后就本案相关事实、证据进行了调查，该案目前尚未有结果。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裁定驳回刘华林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建民审判员  张演亮审判员  徐 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