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96民终14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志坚，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琪琪，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源市鑫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沁园南路**。法定代表人：张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东波，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桓仁振富矿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桓仁满族自治县二棚甸子镇四道岭子村/div>法定代表人：邵东令，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姚志坚与被上诉人济源市鑫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鸿贸易公司）、原审第三人桓仁振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仁振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姚志坚于2018年3月28日向济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豫9001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姚志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8）豫96民终1283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发回重审。重审后姚志坚撤回对程东方的起诉，济源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追加桓仁振富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豫9001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姚志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志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聂琪琪、被上诉人鑫鸿贸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东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桓仁振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志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一）桓仁振富公司关于其公司与姚志坚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桓仁振富公司在原一审时出具的详细情况说明显示：“姚志坚说他个人想做铅锌粉生意，我们公司只对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作生意。”原二审时证人刁某证明：“邵东令和我都对姚志坚说我们公司不对个人销售，所交易方必须是一般纳税人。”以上证明完全可以看出，桓仁振富公司并无与姚志坚个人做生意的意思表示。桓仁振富公司在本案发回重审时才称，其公司与姚志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陈述或相关人员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不考虑证人刁某前后矛盾的证言，直接将刁某在重审庭审时“其是和姚志坚做的生意”的陈述认定为本案事实，违反证据采信规则。事实上，姚志坚从未向桓仁振富公司支付货款，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原则推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第一，交易前姚志坚到桓仁振富公司洽谈生意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该事实并无有效的证据可以认定。即便姚志坚曾到过桓仁振富公司，但根据桓仁振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人杨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桓仁振富公司明确表示不与自然人做生意，故即便存在交易前的洽谈行为，也不能作为双方存在合同关系的理由。第二，姚志坚向鑫鸿贸易公司支付货款，鑫鸿贸易公司当日转款给桓仁振富公司，更能充分说明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鑫鸿贸易公司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分别存在合同关系，而不能作为认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证据。第三，桓仁振富公司向姚志坚交货，完全是基于鑫鸿贸易公司的明确要求与指示，该事实在桓仁振富公司的庭审陈述及情况说明中均有明确表述。桓仁振富公司向姚志坚交付货物，属合同法上的向第三人交付，是鑫鸿贸易公司的履约行为，并不能证明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姚志坚参与过磅、仲裁样封存行为，是矿产品交付行为中的通常行为，其目的在于明确交付货物的数量与质量，姚志坚作为三方交易行为中的最后收货人，其有职责和义务对自己收取货物的数量与质量负责，参与过磅及仲裁样封存行为，并不能作为姚志坚与第三人存在合同关系的证明。第四，姚志坚有理由相信在该起交易中程东方有权代表鑫鸿贸易公司。姚志坚向鑫鸿贸易公司交付货款时，程东方参与了该事件，并向姚志坚交付了鑫鸿贸易公司出具的货款收据。程东方在鑫鸿贸易公司有出资，是鑫鸿贸易公司的实际股东之一；在整个交易中，程东方均是代表鑫鸿贸易公司与姚志坚商谈。姚志坚从开始至最后讨要货款，程东方均参与其中，姚志坚有理由相信程东方有权代表鑫鸿贸易公司。第五，姚志坚向桓仁振富公司讨要货款，一是基于程东方的安排，二是由于姚志坚作为债权人，在货物无法交付、鑫鸿贸易公司无力退还货款时，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向鑫鸿贸易公司的债权人桓仁振富公司讨要货款，这属于姚志坚的无奈之举，不能以此推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二、鑫鸿贸易公司关于姚志坚借用账户做生意的说法不能成立。（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为借名做生意。姚志坚借用鑫鸿贸易公司名义做生意，仅是鑫鸿贸易公司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印证，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二）姚志坚借用鑫鸿贸易公司名义与他人做生意，与通常交易行为不符。现实生活中，存在借用资质的情形，但前提是该公司具有不容易取得的特殊资质（如建筑施工资质、危化品生产运输等），且借用人要向公司支付管理费用。本案中，鑫鸿贸易公司从事的贸易经营行为不需要任何资质，双方也不存在支付管理费用或其他因借用资质而支付报酬的情形。显然，姚志坚关于借名做生意的陈述既无证据支持，也与通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符，一审对该事实的推定完全是主观臆断。三、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鑫鸿贸易公司为专业从事有色金属销售的贸易公司；其次，姚志坚向鑫鸿贸易公司转账150万元，鑫鸿贸易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条，并加盖公司印章；再次，鑫鸿贸易公司向桓仁振富公司支付了预付货款150万元；最后，鑫鸿贸易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卢和平指示桓仁振富公司向姚志坚交付货物。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商事交易中，并非只有书面合同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姚志坚的付款行为、鑫鸿贸易公司向桓仁振富公司的预付货款行为以及鑫鸿贸易公司指示桓仁振富公司的交货行为，均足以证明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鑫鸿贸易公司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分别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推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四、因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鑫鸿贸易公司在未能依约向姚志坚提供合同约定货物的情况下，应将姚志坚支付的货款退还给姚志坚，姚志坚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鑫鸿贸易公司辩称，一、姚志坚上诉引用的桓仁振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人刁某证言内容系断章取义，其只引用了桓仁振富公司只对一般纳税人交易的说辞，并未引用这些说辞产生的背景。因此，一审法院全面分析相关证据后认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姚志坚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结合本案客观情况可知交易发生的全过程为：（一）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洽谈生意时，被告知需要注册一般纳税人公司方可在桓仁振富公司购买矿粉；（二）姚志坚、程东方与卢和平协商注册鑫鸿贸易公司；（三）鑫鸿贸易公司向桓仁振富公司转款200万元；（四）姚志坚向鑫鸿贸易公司转款150万元，当天鑫鸿贸易公司转给桓仁振富公司；（五）姚志坚前往桓仁振富公司洽谈矿粉生意，并亲自取样、制样、封仲裁样、过磅、运输、销售给济源万洋冶炼公司；（六）桓仁振富公司向姚志坚索要开票信息，姚志坚未予理会；（七）2013年桓仁振富公司再次联系姚志坚，并给姚志坚发了一车锌粉，姚志坚直接销往河南豫光集团。上述七个环节，鑫鸿贸易公司仅在第二、三、四个与矿粉交易基本无关的环节有参与，对姚志坚的其他交易行为均不知情。因此，本案情况完全符合姚志坚借用鑫鸿贸易公司账户进行矿粉买卖的交易习惯。三、鑫鸿贸易公司在2011年7月1日向桓仁振富公司转款200万元，如果姚志坚所转150万元是其为了向鑫鸿贸易公司买货而支付的预付款，鑫鸿贸易公司完全没有必要在姚志坚付款当天就将款项转给桓仁振富公司，因为鑫鸿贸易公司于2011年7月1日转给桓仁振富公司的预付货款，桓仁振富公司尚未发货，鑫鸿贸易公司完全可以在桓仁振富公司发货后直接向姚志坚交付货物。另外，姚志坚也未说明150万元要购买何种矿粉，姚志坚所购买的货物均是其亲自到桓仁振富公司选货谈判，鑫鸿贸易公司并未参与交易全过程，在姚志坚交易完成后至本案诉讼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姚志坚从未向鑫鸿贸易公司提出过任何对账、结算，这也看出鑫鸿贸易公司对姚志坚所谓的事前谈判、事中交易、事后结算均不知情，鑫鸿贸易公司显然不是出卖方。因此，不能仅凭一张收据就认定鑫鸿贸易公司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姚志坚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桓仁振富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姚志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鑫鸿贸易公司归还其货款709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鸿贸易公司系从事有色金属销售等经营的公司。2010年姚志坚和程东方（系鑫鸿贸易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卢和平朋友，非该公司工作人员）、案外人杨某曾一起到桓仁振富公司洽谈生意。2011年7月22日，姚志坚通过转账方式向鑫鸿贸易公司汇款150万元，鑫鸿贸易公司给姚志坚出具了收据，收据上载明收到姚志坚150万元，未注明款项用途等其他事项。同日鑫鸿贸易公司向桓仁振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邵东令汇款150万元，款项性质标注为“预付货款”，另外此前鑫鸿贸易公司自己也转给桓仁振富公司部分预付货款。2012年5月12日，姚志坚、杨某和他人一起到桓仁振富公司处拉走两车铅粉（湿吨分别为35.92吨、35.54吨，按当时桓仁振富公司检测结果该两车矿石价值约130余万元）和一车锌粉（湿吨33.1吨，扣除水分后干吨30.55吨，品位41.75），当日姚志坚和桓仁振富公司股东刁某共同对铅粉、锌粉取样并封存签字作为仲裁样（双方以后在矿石品位上如出现争议时可作为仲裁依据）。姚志坚将矿石拉回后即将两车铅粉卖给济源万洋冶炼公司、一车锌粉卖给河南豫光集团，此后姚志坚自认又到过桓仁振富公司要过账。诉讼中姚志坚称：程东方与鑫鸿贸易公司原经理卢和平是朋友，其是与程东方商谈买卖矿石的价格；其到东北拉货时未向桓仁振富公司索要矿石检测单，其只知道矿石大概品位；两车铅粉出售给济源万洋冶炼后该公司检测铅粉的品位结果与桓仁振富公司的检测结果不一样，两者差异巨大，其告知了程东方，程东方也没异议。程东方称：其和卢和平虽是朋友，但没有代表过鑫鸿贸易公司，也没有和姚志坚商谈买卖矿石的事；按行规姚志坚拉货时应该索要矿石检测结果，这样如出现争议可以仲裁；姚志坚出售矿石后告知其济源万洋冶炼公司的检测结果与桓仁振富公司的检测结果是一致的。证人刁某称：其是和姚志坚做的生意并商谈的矿石价格；拉货时其已把检测结果给了姚志坚；后其与姚志坚电话联系时姚志坚告知其济源万洋冶炼公司的检测结果与桓仁振富公司的检测结果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还是与桓仁振富公司成立了买卖关系。一方面，姚志坚提供的主要证据是鑫鸿贸易公司给其出具的收据，但双方并未签订买卖合同，该收据上也未注明收款的性质，故该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排除鑫鸿贸易公司所说姚志坚仅仅是借用其公司账户与桓仁振富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本案可以认定的下列事实：在桓仁振富公司发货前姚志坚曾与他人一起到桓仁振富公司洽谈生意；鑫鸿贸易公司在收到姚志坚货款当日即将该款转到桓仁振富公司；姚志坚到桓仁振富公司取货并过磅、签字封存仲裁样；收货后姚志坚曾到桓仁振富公司向桓仁振富公司要账；同时姚志坚承认未与鑫鸿贸易公司就本次买卖进行商谈，其称与程东方商谈却被程东方否认，姚志坚也没有证据证明程东方接受鑫鸿贸易公司委托办理此事。而桓仁振富公司又明确称其与姚志坚发生了买卖关系，包括双方商谈价格、共同签字封存仲裁样品及收货后电话联系矿石检测结果等事项。姚志坚称与鑫鸿贸易公司发生买卖合同，但其上述行为综合判断不符合常理，且姚志坚的陈述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其在原审中称是在济源收的货后来才承认在桓仁振富公司收货等。根据民事证据认定规则中高度盖然性原则，综合全案证据判断，可以认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姚志坚称与鑫鸿贸易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不足，由于姚志坚坚持向鑫鸿贸易公司追要货款，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姚志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96元，由姚志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姚志坚提供证据如下：2017年5月21日姚志坚、卢波（姚志坚的合伙人）与程东方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桓仁振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东令及其爱人王艳不认可其公司与姚志坚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同时证明姚志坚向程东方讨要货款，并要求程东方与卢和平尽快商量返还货款。鑫鸿贸易公司对姚志坚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该录音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不能证明鑫鸿贸易公司的任何人与姚志坚商量过要账事宜，该录音显示要以程东方和卢和平为主向桓仁振富公司要账，也就是要以姚志坚为辅向桓仁振富公司要账，说明鑫鸿贸易公司对桓仁振富公司享有的债权较大，姚志坚对桓仁振富公司享有的债权较小，这才有了以程东方和卢和平为主的说辞，可以证明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证如下：姚志坚提供的证据系其与卢波、程东方的录音，其中程东方并未对姚志坚和卢波所述“照你和和平公司的头”等相关内容予以认可，鑫鸿贸易公司也不认可姚志坚所述的程东方与其公司之间的关系，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姚志坚的主张。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姚志坚上诉称其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作为主张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姚志坚应当对其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产生该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姚志坚提供的主要证据是鑫鸿贸易公司给其出具的收据及其、卢波与程东方之间的通话录音，但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买卖合同，该收据中也未载明鑫鸿公司所收150万元款项的性质，而程东方在录音中也未对姚志坚和卢波陈述的相关内容予以认可，在程东方否认姚志坚所述的其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关系、鑫鸿贸易公司亦不认可该关系的情况下，姚志坚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不能排除鑫鸿贸易公司所述姚志坚仅仅是借用鑫鸿贸易公司账户与桓仁振富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可能性，并无不当。另一方面，从鑫鸿贸易公司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各方庭审陈述来看，姚志坚曾与他人在桓仁振富公司发货前一起到该公司洽谈矿粉生意，鑫鸿贸易公司在收到姚志坚150万元款项当日即将该款转给桓仁振富公司，并且此前鑫鸿贸易公司也转给桓仁振富公司200万元预付货款，姚志坚到桓仁振富公司取货并过磅、签字封存仲裁样，收货后姚志坚未告知鑫鸿贸易公司即将货物直接予以销售，此后姚志坚曾到桓仁振富公司向该公司要账，同时，姚志坚陈述其不认识鑫鸿贸易公司人员，系与程东方商谈，但程东方对此予以否认，桓仁振富公司在庭审中又明确称系其公司与姚志坚发生了矿粉买卖关系，双方曾共同商谈矿粉价格、共同签字封存仲裁样品并在姚志坚收货后及时电话联系矿粉检测结果等；综合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姚志坚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各要素均非其与鑫鸿贸易公司商定，取货、收货、售货等行为鑫鸿贸易公司也均未参与，应当认定姚志坚与鑫鸿贸易公司之间并无买卖矿粉的合意，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姚志坚与桓仁振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姚志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96元，由姚志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慧审判员 张莎莎审判员 石 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