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2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男，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韩南生，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1，男，194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 委托代理人黄小燕，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寒冰，女，197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系严某1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2，女，194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代理人严成建，男，1972年4月24日，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系严某2之子。 委托代理人严万秋，女，197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系严某2之女。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严某1、严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4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严和珊系严宗奎之女。严宗奎于解放初期死亡，生前生育了多名子女。根据《淳安富春严氏宗谱》记载，严宗奎生前生育二子四女：严治良、严某1、严芝香、严杭香、严湖香（即严和珊）、严某2。解放初期，严和珊家庭成员四散分离，近年来严某1、严某2与严和珊重逢。严和珊于2018年3月8日死亡，生前未生育子女，其父母、配偶、严治良、严芝香、严杭香已先于其死亡。杨某系严杭香的外孙女婿，多年来与严和珊夫妇来往频繁，尤其在严和珊的晚年，对其进行了主要的照顾与扶养。2016年夏，严和珊向杨某转账300000元。2016年6月，严和珊将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卡号为60×××22）交付杨某支配使用。自2016年12月起，杨某从该账户多次取现共计100400元。截至2018年5月2日，该账户余额为5160.22元。2018年5月10日，该账户转入丧葬费23985.3元。2016年11月，严和珊委托杨某前往中国工商银行柳莺支行进行密码重置业务，并将其银行卡（卡号为62×××12）交付杨某支配使用。此后，杨某从该账户多次转账共计1148000元至其个人账户。截至2019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411.02元。自2016年6月起，严和珊的支出均由杨某负责安排。严和珊的丧葬事宜由严某1、杨某共同安排，款项由杨某支出。2018年4月18日，严某1的子女与严某2、杨某等人就严和珊遗产问题进行协商，双方对于遗产范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8月严某1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杨某返还1450000元，支付从2018年3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截至2018年7月19日为31463元）；2.杨某返还被继承人严和珊翡翠戒指一枚；3.诉讼费由杨某承担。严某1将第1、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严和珊的遗产（包括银行存款1553971.24元及翡翠戒指一枚）。 原审法院认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双方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被继承人严和珊的遗产范围；二是双方对严和珊的遗产是否有继承权及相应的份额。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银行存款包括两部分：严和珊自行转账至杨某账户内的300000元及严和珊交付杨某支配使用的1253971.24元。关于300000元，杨某抗辩称该款项系严和珊赠与，但杨某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严和珊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1253971.24元，结合款项交付的时间、严和珊所有支出由杨某安排的事实、严和珊所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严和珊自身生活需求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中350000元系用于严和珊的支出，剩余的903971.24元属于严和珊的遗产。因此，严和珊遗留的银行存款共计1203971.24元。关于翡翠戒指，严某1既未举证证明存在该遗产，亦未证明该戒指由杨某占有，故本案中不予处理。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严某2与被继承人严和珊的关系，严某2提交的《淳安富春严氏宗谱》、淳安县浪川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照片，同时结合严某2与严某1子女、杨某共同参与严和珊遗产协商的事实，可以认定严某2系被继承人严和珊的妹妹，系继承人之一。严某1否认严某2的继承人身份，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杨某虽然不是严和珊的继承人，但其多年来对被继承人严和珊的生活予以照顾，尤其在严和珊的晚年，对其进行了主要的照顾与扶养，应对严和珊的遗产享有一定的继承权。关于三方当事人的继承份额，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与被继承人严和珊的关系、对其照顾扶养的程度及严某2自愿适当少分的意见，认定由严某1、杨某各享有五分之二的继承权，严某2享有五分之一的继承权。综上，杨某应向严某1支付481588.5元、向严某2支付240794.25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卡号为60×××22）内的余额（政府发放的丧葬费亦归杨某所有）、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12）内的余额归杨某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某1支付481588.5元、向严某2支付240794.25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卡号为60×××22）内的余额、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12）内的余额归杨某所有；二、驳回严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133元，由严某1、杨某各负担7253元，由严某2负担3627元。 宣判后，杨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亡妻潘晓君与被继承人严和珊之间早于我国《收养法》立法生效前即已存在的收养关系不容否定。本案第一次开庭时，法官对上诉人举证的墓碑照片不以为然，认为单一张照片不能证明她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上诉人接着联系了多位无利害关系的情人出庭作证，法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置若罔闻，不予表态，致使上诉人无端地失去了一次证明机会。上诉人认为证明潘晓君与严和珊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证据有四：1.墓碑系严和珊生前所立，明确刻有外孙女、孙女婿字样（对严和珊而言是女儿女婿的辈分关系），证明严和珊生前已明确与杨某之间的关系。2.潘某1证言证明潘晓君、严和山确立过继关系的过程。3.村支书之子证言证明全村人都知道潘晓君给严和珊当女儿的事实。4.潘晓君17岁中专毕业后即来杭和严和珊共同生活四年，直到结婚。由于法官不让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致使关键事实没有在法庭上得到证实，遂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对于严和珊赠予上诉人的30万款项，原判认定“被告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严和珊做出赠予的意思表示，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这个论断牵强武断、违背常识。严和珊与上诉人之间是长幼辈亲情的关系，长者给后辈钱财希望后辈好好照料她，这完全是长辈个人的私密事。她把自己的钱给谁不用经人同意，无须他人知晓，也不必对世公示，完全是个对个的私事。公民处理个人钱财完全是个人自由，只要不违法就应当承认其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严和珊把30万钱在银行柜台当面打到上诉人账户里，并不附任何条件，只说“这个钱给你用”。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这30万是严和珊自愿给杨某的，而非杨某骗取抢夺而来。如果这不属于赠予，那当面把钱主动打到别人账上的行为应任何认定？原判的认定脱离常识，超出了法律应有的范围，苛求上诉人。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72万的账单，其中含有潘某2（潘晓君弟弟）造房时严和珊给的20万。上诉人在庭上声明这可以向潘晓杭电话询问或传其到庭核查，但法庭没有反应。最后在判决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20万，似乎不存在这一事实，但结果却算到遗产里，要上诉人承担。另，严和珊向湖州寺庙捐献5万元，有票据、有证人证明，原审法院也是不予核实、不予认可。四、上诉人坚持潘晓君与严和珊是过继收养的关系并非主张所有遗产均为上诉人独占，而是按照严和珊亲友和睦相处的处世原则，在严和珊办完丧事后主动召集各方亲友，告知老人的财产处理情况。上诉人从没有独吞财产的想法，但对严某1从开始就处心积虑谋夺财产的做法极为反感，尽管如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严某1与严某2的份额相同才是合适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严某1的继承份额从五分之二调整为五分之一，上诉人的份额从五分之二调整为五分之三，遗产基数扣除55万元。 被上诉人严某1答辩称：潘晓君与严和姗之间的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因为严某1一审中提交的公证文书明确严和姗在生前并未收养子女。上诉人在一审当中申请了证人黄某出庭，证人明确表示严和姗将30万元转账给上诉人，当时明确并不是赠与，是由杨某代为保管，用于支付医疗费和生活费的，因此该费用不是赠予。并且事实上诉人也是在此期间将这30万用于给严和姗看病和基本生活，因此上诉人主张该笔费用是赠与与事实不符。关于上诉人提到20万元是给严和姗赠与给潘晓军的弟弟的，5万元是捐赠给寺庙的，上述的两笔费用合计25万，但都只有上诉人单方面的说辞，并无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关于两笔费用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主张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严某2答辩称：同意上诉人关于严和姗赠与杨某的30万和其他款项的意见，具体数字应该是从继承的数目中扣除。严某2继承的份额不应少于严某1，严某2和死者之间的关系明显亲于上诉人和死者之间的关系。杨某比严某1照顾死者较多。严某1想排除严某2和严和姗的继承关系，并还想申请DNA鉴定，其不具备享有比严某2更多份额的权利。严某1虽然在照看严和姗最后几年中出了很多力，但是其怀有私心，折腾死者，加速了严和姗的死亡，因此其不应享有比严某2多的继承份额。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某向本院提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上面有老支书及知情村民签字，拟证明潘晓君13岁就过继给严和姗做女儿。经质证，被上诉人严某1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并质疑证明人和潘晓君之间是何种关系，为何会知晓其家务事情，且该证据和一审提交的证据是不相符的。被上诉人严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并认为民间行为中不是每一件事就有公证，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不会很强。2012年严某2和严某1均无严和姗的消息，严某2相信严和姗之前家庭的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明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本院对其作为单位证明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老支书、村民的签名属于证人证言，但均未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某申请证人潘某1、潘某2、方某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分别拟证明潘晓君与被继承人之间有抚养关系；20万元建房款项的真实性；被继承人向寺庙捐款5万元。经质证，被上诉人严某1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潘某2和潘某1、上诉人之间是亲属关系，钱也是杨某给潘某2的，是杨某经手的，所以证人有瑕疵。且潘某2和潘某1前后陈述矛盾。所谓捐款的钱也是由杨某给方某的，是否是严和姗真实意思表示是有异议的。被上诉人严某2认为：证人陈述可能略有瑕疵，但是也是认可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中对上述证人证言一并论述。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严某1向本院提交：光盘一份，内含：1.2017年5月至7月严和珊的视频，拟证明2016年2月严和珊被诊断为老年痴呆，且病情不断恶化，2017年夏天时已经病情严重，无法正确、自由地表达意思。2.杨某与严寒冰的对话视频，拟证明杨某向严和珊及其亲属保证其会将从严和珊处拿来的30万元全部用在严和珊身上，并每笔都记账。因此，现其主张30万元系严和珊对其赠与，毫无根据。3.潘某2与严寒冰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潘某2承认其向严和珊借钱，但严和珊没有借给潘某2，钱是杨某给的。经质证，上诉人杨某认为：对证据1，一审中杨某调取的严和珊在银行重置密码的视频，可以看出严和珊在给杨某100万时神志清楚，人物关系表述清晰，没有任何老年痴呆症状。杨某曾经当面问过严和珊，严和珊称不想理严某1他们，不想和他们讲话，省得他们问东问西。因此，严和珊所谓的老年痴呆就是故意装出来的应付严寒冰等人。如果录像能证明病情，那么就不需要医疗鉴定了。康复医院每次转院的诊断都是“意识清”，没有所谓的老年痴呆的诊断意见。严和珊同病房的病友家属也证实杨某来时严和珊很高兴，话也多，其他人来时严和珊就不讲话。如有必要，杨某申请其出庭证明严和珊对杨某、严某1的态度以及严和珊当时的精神状态。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明显进过剪接。完整的视频录像可以证明严寒冰亲口确认杨某系严和珊的外孙女婿，也可以证明杨某一审提交的账单是真实的，因杨某将严和珊从龙游接回杭州后就在电脑中记账，所以杨某会说“每笔支出会有记录”。完整视频更证明严寒冰等人得知严和珊给了杨某30万元，就急不可耐向杨某提出只能用于严和珊的治疗，但严和珊自己都没有对30万元的用途提出限定，严寒冰等人无权做出限制性指令。没有证据证明30万的用途是限定的，就证明严和珊给予杨某的30万元是赠与，不属于遗产。对证据3，严某1在庭审之外通过电话录音向杨某申请的证人套取证言的合法性存疑，且录音也经过剪接。如果潘某2一开始就说是借的，那庭审时就应该借此诘问潘某2，并把录音全部播放出来。严某1没有，却在庭后将该录音作为证据提交。庭审中，潘某2也是回答20万元是外婆给他的，只是在严某1再三追问的情况下才说错成借的。庭审中，潘某2已经明确，其开始想向外婆借50万元，外婆讲没有那么多，也不用借，就让杨某取出20万元给潘某2。被上诉人严某2认为：严和珊在世时，并未丧失思维能力和言语能力。严某1及其家人就有意识地收集所谓的录音录像，既是对严和珊的极度不尊重，也是对杨某、严某2两方的排斥，对两家合法权益的践踏。严某1一方瞒着严和珊的所有其他亲属，擅自给严和珊做精神鉴定，令人发指。严某1一方无视生活常理，在细节上吹毛求疵，其调解的证据可信度和合理性是很低的。故证据1不应被采纳。现实生活中，关系亲密又高度信任的亲人之间，互动性民事行为中并不要求对方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字材料或其他材料。这是生活常识。生前严和珊与杨某相识几十年，双方建立了高度信任，严和珊在生命最后几年把自己的部分财产交给杨某全权处置，是几十年过度信任的结果。严和珊去世后，这部分财产成为事实上的赠与，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句话如果脱离了语境，就不能准确理解其含义。故证据2、3无法达到待证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严某2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一、被继承人与潘晓君之间是否形成养子女关系；二、遗产是否应扣除55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1992年4月1日《收养法》生效前发生的收养关系应适用此前颁布的法律、政策或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部分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为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因此，根据该司法解释，在1992年4月1日《收养法》实施前，我国的法律政策承认事实收养关系。上述司法解释本质上确立了一条法律行为的解释规则，即当事人有收养、送养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为亲友、群众公认，或为有关组织确认而得到公示时，应推定当事人之间成立收养关系。就本案而言，潘晓君一直喊严和珊“外婆”；潘晓君常年居住在亲生父母身边，直至17岁中专毕业；严和珊于2012年12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时明确，其与余桂秋婚后未生育子女，也未收养子女；严和珊于2016年11月25日出具给中国工商银行柳莺支行的个人金融业务委托授权书上将其与杨某的关系填写为“外甥女婿”；杨某于2016年6月21日的患者授权书注明其与严和珊的关系为“外祖孙关系”。此上种种行为表现说明双方并没有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潘某1的证言也证明了上述事实，故其证言不能证明潘晓君与严和珊具有收养关系。杨某主张潘晓君系严和珊收养的女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杨某主张严和珊自行转入杨某账上的30万元系严和珊的赠与，但未举证证明。杨某关于严和珊自主将该款项转入其账户的行为即表示赠与的观点于法无据，亦与常识不符。且一审中杨某申请的证人王某出庭接受质询时陈述，该30万元实际是严和珊交给杨某用于自己治疗和生活，该陈述与视频录像中杨某与严寒冰的对话内容一致。结合该30万元给予的时间系严和珊生病之后，故本院对杨某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杨某主张给潘某2的20万、给寺庙的5万从遗产中扣除。本院认为，潘某2二审中作为证人确认从杨某处收到该20万元，并主张该款项系严和珊赠与，但缺乏其他材料证据佐证该款项的支付系基于严和珊的意思表示，且根据2016年2月29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出具的严和珊出院记录记载，严和珊当时即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并使用美金刚改善其认知。因此，潘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该20万元系其获得，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系严和珊对其的赠与，故杨某要求从严和珊遗产中扣除该2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加之一审结合款项交付时间、严和珊自身需求、严和珊所有支出由杨某安排等因素，已将35万认定为严和珊的支出，从其遗产中扣除，故杨某要求从严和珊遗产中扣除5万元捐赠款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综合考虑各方与严和珊的关系、对其照顾扶养的程度，酌定杨某、严某1分别获得严和珊遗产的五分之二，严某2获得五分之一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96元，由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薇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