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53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闫亚楠，女，198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钊杰，广东法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剑锋，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闫亚楠因与被上诉人何剑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亚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剑锋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何剑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的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何剑锋一审所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绝大部分并不为借款。何剑锋在一审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中，一审判决错误将转账的金额统计为105452.24元，实际上仅99452.24元，其中两份2016年5月4日的6000元转款截图无论数额、时间及红包编号均明显相同，系何剑锋重复提交，一审法院未予以排除。因双方往来款项繁多，导致相关账目在时隔多年难以厘清，但闫亚楠在一审中曾明确表示上述转账并不为借款，后经比对信用卡套现刷卡平台管理系统，现明确如下：1.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4月25日2000元的转账截图，为闰亚楠向何剑锋借款还信用卡后，后于4月28日重新刷卡套现后，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何剑锋返还2000元；2.何剑锋提交的2016午4月27日10028元的转账截图，为闫亚楠用其名下中信银行信用卡(尾号0809)在何剑锋pos机刷卡套现金额10098元，该笔套现款项扣除手续费后直接入账到何剑锋尾号0075的银行卡上，后于同日何剑锋返还给闫亚楠；3.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4月27日8800元的转账截图，为闫亚楠用其嫂子张亚兰其名下招商信用卡(尾号2465)在何剑锋pos机刷卡套现金额8863元，该笔套现款项扣除手续费后直接入账到何剑锋尾号0075的银行卡上，后于同日何剑锋返还给闫亚楠；4.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6月8日5424.32元的转账截图，为闫亚楠用其朋友涂敏名下招商信用卡(尾号9777)在何剑锋pos机刷卡套现金额5462元，该笔套现款项扣除手续费后直接入账到何剑锋尾号0075的银行卡上，后于同日何剑锋返还给闫亚楠；5.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6月27日12075.53元的转账截图，为闫亚楠用其名下招商银行信用卡(尾号0282)在何剑锋pos机刷卡套现金额13136元，该笔套现款项扣除手续费后直接入账到何剑锋尾号0075的银行卡上，后于同日何剑锋返还给闫亚楠；6.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6月27日6824.39元的转账截图，为闫亚楠用其丈夫黄光荣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4523)在何剑锋pos机刷卡套现金额6860元，该笔套现款项扣除手续费后直接入账到何剑锋尾号0075的银行卡上，后于同日何剑锋返还给闫亚楠；7.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8月27日的800元的转账，为闫亚楠帮何剑锋代交礼品钱后，何剑锋返还给闫亚楠；8.何剑锋提交的2016年12月7日的10000元转账，为闰亚楠向何剑锋借款还信用卡，后经闫亚楠于12月9日重新刷卡套现后，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何剑锋转账10000元；9.何剑锋提交的2016午12月23日的10000元的转账，为闫亚楠向何剑锋借款还信用卡，后经闫亚楠于2017年1月19日重新刷卡套现后，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何剑锋转账10000元；10.何剑锋提交的2017年1月27日的23000元的转账，为闫亚楠向何剑锋借款23000元还信用卡，后因闫亚楠信用卡额度被调低，经闫亚楠于2017年2月2日重新刷卡套现后，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何剑锋分两次合计转账11000元。后续的12000院闫亚楠也已于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27日及2018年12月26日(后两次通过张鑫涛账户)分三次还清。上述款项性质绝大部分不为借款。即使个别为闫亚楠为还信用卡所借，也已结清。二、1.何剑锋一审所提交的欠条存在变造痕迹，在相关聊天记录中也存在诱导、欺骗意图，均非闫亚楠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何剑锋涉嫌伪造借款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恶意侵害闫亚楠的合法权益。闫亚楠与何剑锋双方之间存在多笔信用卡套现—转账—还款—套现的循环流程，除此之外双方之间其他账目往来频繁且复杂，短时间内很难厘清，且闫亚楠曾对何剑锋产生无比信赖的关系，这些条件均为何剑锋伪造借款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提供了基础。何剑锋通过让闫亚楠签署相关空白内容，恶意变造保存，形成了本案何剑锋所提交的欠条。该欠条“闫亚楠”、“”和“5000”等字样是由闫亚楠所签订，但其余“何剑锋”、“”等字样是何剑锋自己变造完成，即使该份欠条上存在相关借款事实，也依然不能以此表明何剑锋就是出借人，该份欠条不能作为判决依据；2.闫亚楠在未厘清双方多年以来的信用卡套现、及其他往来账目之前，在微信聊天中何剑锋进行诱导、欺骗，使闫亚楠在不知实际情况下作出承认，上述行为均不是闫亚楠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依法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一审法院并未予以排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闫亚楠与何剑锋存在借贷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何剑锋辩称：一、1.闫亚楠所称的第2、3、4、5、6、8、9笔，何剑锋予以认可；2.闫亚楠所称的第1笔2000元（2016年4月25日转账），何剑锋在2016年4月5号向闫亚楠支付宝转账2000元，闫亚楠所述并非事实；3.闫亚楠所称的第7笔800元转账，何剑锋从来没有在中国人寿交过超过200元的礼品，不认可该说法；4.闫亚楠所称的第10笔23000元，其回忆称2017年2月2日转账11000元给何剑锋，剩余的12000元于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2月26日分三次还清，以上还款不是事实。事实上这是何剑锋与闫亚楠在一审开庭前达成的协议，即闫亚楠在2018年11月还款10000元，在2018年12月、2019年1月各还5000元，剩余款项在2019年3月还清。闫亚楠在2017年2月2日归还的11000元不是还本案借款，后面三笔是何剑锋和闫亚楠在一审开庭之前达成的协议的操作，闫亚楠在2018年11月14日用支付宝给何剑锋转账1000元；2018年11月27日张鑫涛代闫亚楠还款6000元；2018年12月26日张鑫涛代闫亚楠还款5000元，总共还了12000元，全部有微信记录为证。闫亚楠还的12000元的不是还第10笔借款23000元，但是是还本案所涉借款。二、何剑锋通过三种方式将钱借给闫亚楠：1.支付宝转账；2.信用卡给闫亚楠刷，闫亚楠刷完之后把钱还给何剑锋；3.何剑锋把钱给其他朋友，再通过其他朋友，以其他朋友的名义把钱给闫亚楠。使用第2种方式借款是因为何剑锋没有那么多现金，使用第3种方式是因为闫亚楠向何剑锋借钱，何剑锋没有借给她，后闫亚楠就求助我们共同的朋友张冉，张冉就希望何剑锋借给闫亚楠，何剑锋就把10000元借给张冉，再以张冉的名义借给闫亚楠，其实借出的10000元是何剑锋的，闫亚楠还给张冉5000元，张冉再还给何剑锋。还剩5000元何剑锋没有在本案中起诉，闫亚楠只还了一部分借款。三、闫亚楠称何剑锋伪造借条某些内容，实际上欠条修改的地方是何剑锋当着闫亚楠的面改的，经过了闫亚楠的同意，其也在微信上确认签过这个欠条。何剑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闫亚楠归还欠款70000元；2.闫亚楠按欠条上约定支付何剑锋三年利息取整数10000元；3.诉讼费用由闫亚楠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何剑锋与闫亚楠因入职同一单位而认识，至何剑锋起诉之前，双方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何剑锋主张闫亚楠因还信用卡、向他人赔偿以及生孩子等原因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向何剑锋借款，后于2018年7月9日向何剑锋出具欠条。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何剑锋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何剑锋于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向闫亚楠转账的金额总计为105452.24元，闫亚楠于2016年4月至2017年2月期间向何剑锋转账的金额为33000元。2.欠条。内容为“本人闫亚楠（身份证：），于2015年-2018年期间共借何剑锋（身份证：）7万元人民币，并约定每个月支付利息0.6%（每万元约为60元人民币利息），需于每个月支付不得有误，每个月偿还本金5000直至还清，因之前朋友情谊没立欠条，现在特此补加欠条，口讲无凭，立字为据”。上述内容中除双方姓名，身份证号码、数字“5000”外，其他内容为打印，下方有“闫亚楠”手写签名及日期“2018.7.9”。3.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9月12日，何剑锋询问闫亚楠“亚楠，你借我七万这么都没还我，能不能先还4400”，闫亚楠表示“七万？”“啥时候又变七万了”“借条不是五万吗”，何剑锋遂将上述借条拍照发给闫亚楠。2018年10月，何剑锋询问闫亚楠“我记得我15年10月认识你，11月就开始借钱给你，三年的时间，你有还过我钱吗？”闫亚楠回复“真正的还钱我没还过，剑锋，我能还的情分……”同时，闫亚楠在其后又多次表示会想办法向何剑锋还钱，如2018年11月4日表示“你要是有私贷就推荐过来。不用查征信的，能借七万我全借了还你”，2018年11月23日表示“一下子让我还，我也还不了，这个月我先还你一万，剩下每个月五千还。然后多还一个月当利息”。对于上述证据，闫亚楠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但不能证明闫亚楠拖欠何剑锋款项，只能看出何剑锋是转账给闫亚楠，闫亚楠还了一部分，没有显示全部。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何剑锋、闫亚楠之间不可能约定利息，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闫亚楠拖欠何剑锋款项，同时证明双方之前是很友好的关系。关于闫亚楠是否出具欠条的问题。闫亚楠在其后的庭审过程中，先是表示签过一份何剑锋提供的东西但不是这份欠条，后又表示欠条上的名字、身份证号码、签名、日期是其写的，但内容不认同，因为当时没有看内容。闫亚楠主张何剑锋转给闫亚楠的款项与闫亚楠转给何剑锋的款项相互抵销后，闫亚楠实际并未拖欠何剑锋的款项，因为出于感恩才一直没有清理往来账目。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闫亚楠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银行对账单。该组证据中载有对方户名为何剑锋的转账记录显示闫亚楠合计向何剑锋转账超过20万元，其中2018年7月9日后的转账记录包括2018年7月16日转账5000元，2018年8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14日转账1000元。另外，闫亚楠于2018年11月27日和2018年12月26日分别向张鑫涛的账户转账6000元和5000元。2.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的起始时间为2019年1月26日，闫亚楠在谈话中表示查了记录，否认欠何剑锋8万元，认为何剑锋存在欺骗。何剑锋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双方当时关系很好，相互转款很频繁，而闫亚楠提交的记录不全，并陈述由于闫亚楠欠了很多信用卡贷款，何剑锋就将信用卡交给闫亚楠刷卡还款，闫亚楠刷完卡后再还钱给何剑锋，所以有闫亚楠转账给何剑锋的记录，而没有何剑锋转账给闫亚楠的记录。对于闫亚楠于2018年11月14日向何剑锋转账的1000元，2018年11月27日和2018年12月26日分别向张鑫涛账户转账的6000元和5000元，何剑锋确认为还款。对于2018年7月16日转账的5000元和2018年8月19日转账的10000元，何剑锋主张都是用来还信用卡后再由闫亚楠将款项刷出来，故不属于还款。经核对，闫亚楠认可上述10000元是用何剑锋的信用卡刷出来的，可以剔除，但主张上述5000元确为还款。为证实闫亚楠的转账是还信用卡后再由闫亚楠刷出来，何剑锋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了部分月份的转账记录和账单，从交易情况看，存在多次闫亚楠转账给何剑锋，何剑锋还款后，闫亚楠再将款项通过刷卡的方式支取出来的情况，闫亚楠也确认其中多笔款项不是还款。闫亚楠认为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对方账号尾数为0667、对方户名为支付宝的交易记录均为向何剑锋转账，故2018年7月9日出具欠条之后，已向何剑锋转账149785.68元，足以还清所欠借款。何剑锋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大部分的交易在其微信、支付宝、银行账户中找不到对应的记录。后经核实，闫亚楠表示上述转账记录中确有部分是转给其他人的。一审第三次庭审时，闫亚楠又出示了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及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的支付宝聊天记录，其中支付宝聊天记录的主要内容是闫亚楠向何剑锋发送代还信用卡信息。何剑锋认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闫亚楠向何剑锋转账六万多元，当时何剑锋并没有向闫亚楠借款，支付宝转账记录都是闫亚楠帮其套现；支付宝聊天记录显示的代还信用卡也不是还借款，闫亚楠代还信用卡后会将款项再刷出来。另，何剑锋于2018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后，本案进入诉前调解，但调解未果，本案于2019年1月3日正式立案。一审法院认为：综合何剑锋提交的转账记录、欠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何剑锋与闫亚楠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闫亚楠在2018年7月9日出具的欠条中确认借何剑锋7万元并约定分期偿还，其后一直到2018年11月，闫亚楠均确认该借款金额并且多次表示会想办法还钱。对于闫亚楠提出的因未清理账目，实际在出具欠条时已不欠何剑锋任何款项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闫亚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出具欠条时理应对欠款金额有清醒认识，并应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其次，闫亚楠在出具欠条的前几天仍向何剑锋多次转账且合计金额较大，但在出具欠条时未作抵扣，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加之双方之间亦存在频繁的其他资金往来，故可以推断之前的转账并非偿还借款；再次，闫亚楠2018年10月在微信中对何剑锋表示“真正的还钱我没还过”，清楚表明闫亚楠知晓其向何剑锋的大量转账并非还款；最后，闫亚楠在何剑锋起诉前确认欠款事实，在何剑锋起诉后否认欠款事实甚至否认欠条签名的真实性，明显存在不诚信行为，其陈述缺乏可信度。综上，一审法院对闫亚楠的有关抗辩不予采纳，认定闫亚楠在2018年7月9日尚欠何剑锋7万元。对于2018年7月9日后闫亚楠的还款情况，同样基于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在何剑锋催讨欠款时，闫亚楠从未主张过还款等事实，不能将闫亚楠的转账均视之为偿还借款。根据闫亚楠2018年10月在微信中对何剑锋表示“真正的还钱我没还过”以及2018年11月4日对何剑锋表示“你要是有私贷就推荐过来。不用查征信的，能借七万我全借了还你”等表述，可以认定闫亚楠在2018年11月4日前并未偿还过借款。而2018年11月4日后的转账，仅有2018年11月14日向何剑锋转账的1000元，2018年11月27日和2018年12月26日分别向张鑫涛账户转账的6000元和5000元，至于闫亚楠提交的2018年7月9日以后往来汇总表中所列2019年3月4日和3月5日的支付宝转账，属于将电子回单生成时间误为转账时间。对于上述三笔转账，何剑锋均认可为偿还借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闫亚楠在出具欠条后向何剑锋偿还的款项为12000元，闫亚楠仍应向何剑锋偿还借款本金58000元。关于利息。根据借款的金额、时间及双方在欠条中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法庭辩论终结时的利息已超过10000元，现何剑锋仅主张10000元利息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闫亚楠向何剑锋偿还借款本金58000元并支付利息10000元；二、驳回何剑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25元，由闫亚楠负担1500元，由何剑锋负担25元。另查明，何剑锋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何剑锋于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向闫亚楠转账的金额总计为99452.24元，并非105452.24元，一审法院将2016年5月4日转账的6000元重复计算，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欠条是否为闫亚楠真实的意思表示和涉案借款是否已还清。关于欠条是否为闫亚楠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2018年7月9日，闫亚楠向何剑锋出具欠条，表示其尚欠何剑锋70000元并承诺分期还款。出具借条之后，闫亚楠并未对欠条提出异议，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承诺还款并与何剑锋商讨还款计划。现闫亚楠主张该欠条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前后说法不一，且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故闫亚楠主张欠条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已还清的问题。闫亚楠主张其已还清涉案借款，并提交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对账单、财聚通综合管理平台转账记录等以证明其主张。经核对，闫亚楠转账给何剑锋的记录大部分发生在出具借条之前。出具借条时，双方已就借款、还款事实进行核算和确认，表明截止至2018年7月9日，闫亚楠尚欠何剑锋70000元，出具借条之前的转账已作抵扣，故闫亚楠主张出具借条之前的转账是偿还涉案借款，本院不予支持。出具借条之后，闫亚楠在2018年11月14日向何剑锋转账1000元，张鑫涛代闫亚楠在2018年12月26日、2018年11月27日分别向何剑锋转账5000元、6000元，合计12000元，闫亚楠主张以上转账是偿还涉案借款，何剑锋也认可该12000元是偿还涉案借款，本院予以确认。故闫亚楠在出具欠条后向何剑锋偿还的款项为12000元，闫亚楠尚欠何剑锋58000元。关于利息的问题。根据借款的金额、时间及双方在欠条中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现欠款利息已超过10000元，何剑锋仅主张10000元利息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一审法院将2016年5月4日何剑锋转账的6000元重复计算的问题，因该转账发生在出具借条之前，故不影响本案的结果。综上所述，闫亚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由错误但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上诉人闫亚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肖晓丽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丽娴王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