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2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滋益，男，汉族，1993年7月30日出生，住抚顺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舒，女，汉族，1989年8月24日出生，住抚顺市新抚区。上诉人于滋益因与被上诉人陈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县人民法院（2019）辽0421民初343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滋益，被上诉人陈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滋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与李慧的通话录音）证明本案款项有一部分是向李慧、李聪借款并使用，但在判决书中，原审法院并没有针对此份证据予以论述。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建设银行卡及工商银行卡都在李慧手中，并没有在上诉人手中，此观点，在上诉人与李慧的通话录音中李慧是予以承认的。三、上诉人是通过李慧、李聪与被上诉人相识，并不是直接与被上诉人相识，所以，如此较大数额的借款，被上诉人并不会借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主张我向其借款136000元完全不符合事实逻辑。四、原审法院不能仅凭一张欠条就确认二人之间的借款数额，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一万元的转账记录，上诉人对此事予以认可，但其他借款款项是上诉人向李慧、李聪二人所借，出借人并非是被上诉人。五、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所述借款是现金及转账形式给付上诉人，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现金形式借款，被上诉人也并没有针对本案争议款项提供取款证明，如果说是现金支付，那么被上诉人在抚顺市某化工厂工作，每月工资仅为3千多元，根据日常消费习惯及每月收入，被上诉人不具有十多万现金的经济实力。为此，原审法院应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在被上诉人未提交现金支付的相关证据，不能认定争议款项以现金形式支付。六、本案所争议的136000元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万元，上诉人向李慧借款1万元，上诉人向李聪借款4万元，剩余76000元是上诉人在李慧所组建的赌博平台由平台发放的76000元的分数（虚拟币），并非是上诉人用现金及转账充值。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136000元的还款责任。陈舒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我和上诉人是很好的朋友，通过中间人李慧认识的，上诉人称其与我不熟悉不属实。2、上诉人向我借钱的事实属实，借条上也是写着我俩的名字。本案涉及的借款中不光含有我借给于滋益的10万元整，还包括李慧、李聪借给上诉人的3.6万元。上诉人的爸爸让我起诉上诉人索要欠款，如果只是欠5000元、1万元的话，我不可能起诉。我借给上诉人的钱是以现金和转账的形式给付的，一审中我提交了转账记录，转账一共是5万元不到6万元；2018年7、8月份我在建设银行取了一笔现金20万元，我一部分存到我自己中国银行卡里，另一部分借给了上诉人，当时李慧在场。我在庄河有美容院，我是股东之一；借给上诉人钱的时候，我在抚顺市中心医院上班，同时我自己做微商。我在一审提供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我具有借款的经济实力。我不知道上诉人管我借钱去赌博，上诉人当时借款时是以正当的理由向我借款的，借条上写的分三次借出。陈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136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从2018年5月开始至10月期间，被告以暂借还信用卡、帮忙还房贷、家中有急事等理由向原告借款共计136000元整，原告分别以手机银行转帐及现金的方式对被告进行帮助。在2019年元旦期间，因原告需用钱周转，便要求被告还钱，被告也曾在2019年元旦、3、4月份分别答应还钱，但至今未还。被告于2019年4月29日给原告补写了欠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舒与被告于滋益系朋友关系，被告于滋益于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向原告陈舒多次借款共计136000元，并于2019年4月29日为原告陈舒补写欠条一份。现因被告于滋益至今未偿还欠款，原告陈舒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于滋益于2018年5月至10月期间，多次向原告陈舒借款，且出具了欠条，该欠条明确载明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被告于滋益亦在欠款人处签名，故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告于滋益辩称其只向原告借款10000元，并未向原告借款136000元——出具的欠条是陈舒、李慧、李聪三个人欠款归到了一起，且这些钱大部分用李慧的账户在赌博平台用于赌博，但被告于滋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陈舒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其并不知晓被告于滋益参与赌博，故对此辩解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被告于滋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舒借款136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计1510元，由被告于滋益负担。二审中于滋益陈述：“我在抚顺县环保局开车，每月收入3000元，我的文化程度是大学。我是2017年通过李慧、李聪认识的陈舒。陈舒转钱给我的工商银行卡在李慧处。借条是我书写并出具的。我向李慧、李聪的借款也体现在借条中，因为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知道签订借条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陈舒陈述：“我是大学本科学历，现在在化工厂做销售。之前我在抚顺市中心医院超声科工作，是属于合同转的医院编制，再之前我在大连工作，还投资了一个美容院，后来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就回抚顺陪我母亲。我和于滋益是特别好的朋友。当时我母亲身体不好，摔骨折了，于滋益给我拿的笨骨头、笨鸡蛋，我觉得于滋益特别够意思，所以我才借给于滋益钱的。于滋益应该是从2018年元旦前后开始向我借钱的。最开始是于滋益有两张信用卡放在我这，让我帮他还信用卡，有一个1.5万元，还有一笔是2万元，后来这个卡于滋益就取走了，于滋益向我借款时说买房、买车需要还贷款。2018年3月8日我将3万元转到于滋益工商银行卡内，2018年6月22日我转到于滋益建设银行卡19887元，2018年7月9日我转给上诉人农业银行卡3500元，这些是从我中国银行网银汇给上诉人的。微信、支付宝是2018年1月7日微信转给于滋益500元，2018年4月7日转给于滋益1500元、2000元，2018年7月20日转给于滋益1万元，中间有我借给于滋益，于滋益还回来的，最后我拢账目是10万元，当时和于滋益对账，于滋益认可，所以形成的欠条。于滋益家里有山庄，我们一起去玩过，而且过年时于滋益买对联都买好多种，还有几套房子，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我借给于滋益10万元钱。在打欠条时我问过于滋益是否将李慧、李聪的3.6万元分开写，于滋益说不用分开写。”于滋益在一审中陈述：“我在2018年1月9日办理了一张工商银行储值卡（卡号为9113），办完后该卡一直在李慧手中，陈舒打入该卡的3万元，是李慧用了；2018年6月22日陈舒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转账给于滋益建设银行信用卡19887元，也是李慧用ATM机分四次取出，于滋益本人没有实际使用陈舒的钱。陈舒提交其到于滋益家谈论欠钱、还钱的录音用以证明于滋益家人知道于滋益欠钱并且于滋益父亲要求陈舒起诉并承诺法院判决后马上将房屋出售还欠款。于滋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表示其父亲还有陈舒、李慧、于滋益都在场，其父亲表示有一处房子可以诉讼后卖了还钱。二审中，本院要求于滋益将李慧、李聪传唤到庭核实其所述事实属实，但于滋益未在本院指定期间将李慧、李聪传唤到庭。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于滋益向陈舒借款数额是多少？陈舒一审中主张其借给于滋益13.6万元，二审中陈舒自述其实际借给于滋益10万元，另3.6万元是李慧、李聪借给于滋益的，陈舒对于其主张的借款数额提供了欠条、银行转账、微信转款及其催要还款的微信记录、录音证据，上述证据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陈舒借给于滋益10万元。于滋益在一、二审庭审中诉称其只欠陈舒1万元元，但该陈述与欠条、转账的数额均不符；二审中陈舒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于滋益的父亲向陈舒承诺出售一处房屋用于还款，如果于滋益仅欠陈舒1万元，是不需要出售房屋还款的，故于滋益的辩称理由难以让人信服，本院不予采信。此外，于滋益亦未能对其主张的仅借款1万元却出具13.6万元的欠条一事做出合理的解释。鉴于陈舒自认借款10万元，剩余款项系案外人借给于滋益，故本院仅支持陈舒主张的10万元的欠款，一审判决于滋益给付陈舒13.6万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于滋益上诉主张“我银行卡在案外人李慧处，银行卡里的钱是李慧花销”一节，本院认为，于滋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办理的银行卡应由自己妥善保管、使用，其授权他人使用，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应由其自己承担，故于滋益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抚顺县人民法院（2019）辽0421民初34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于滋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陈舒借款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共计3210元，由上诉人于滋益负担2375元，由被上诉人陈舒负担8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罗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