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23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乾坤，男，1965年5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波，山东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志超，山东志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家成，男，197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继友，山东鼎元（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罩伟，男，1989年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波三，男，197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平岭，山东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乾坤、王家成因与被上诉人刘罩伟、许波三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鲁1312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家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主审法官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偏向性的取舍，完全采信被上诉人伪造、变造的证据，故意违背事实完全否定王家成所有的客观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做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一、石门社区实际就是王家成开发建设的。2014年2月份，莒南县陈家石门村因村办公室陈旧、村卫生室无处安置，急需改造办公室、卫生室，经村支两委决定在村西兴建社区住宅楼及办公室。王家成得知情况后，找到时任村支部书记克长春表达了合作开发的意向，克长春表示同意。2014年2月4日，陈家石门涧村召开三支队伍一事一议会议，全体村委会两委成员、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决定开发建设石门社区，并决定由开发商王家成投资兴建，由其办理一期土地手续和资金，村两委只提供土地；建设问题，决定由王家成投资建设。期间2014年3月1日、2014年3月28日、又召开会议对开发事项进行安排。2014年9月1日，陈家石门涧村委召开小区建设会议，出席人员有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两委成员，由克长春主持会议，会议内容：关于村西小区建设一事，会议一致通过由本村出土地，由开发商王家成出资办理土地手续，村只出土地，一切费用由开发商承担，在建设当中由本村成立监督委员会，进行质量监督，售楼价格由本村、党支代表、村民代表、两委会与开发商共同商量。不能高于周边同类小区的价格。到会人员一致通过并签名按手印。（详见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公安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会议纪要原件）。陈家石门涧村委决定由王家成开发后，王家成与村委签订了一份合同，开始办理土地手续、规划手续，2015年3月10号筹集资金开始建设。石门社区是王家成一手操办组织建设的，从项目启动，到土地手续办理、规划设计、资金筹措，均是王家成办理的，一审法官置事实与不顾，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侵害了王家成的权益。二、王家成在石莲子镇新庄从李振焕手里以58万价格流转了6亩左右的土地，打算在该地方开发社区建设，但许波三、刘罩伟的父亲、刘京军、王学志看到该项目不错想四人合作投资建设，于是王家成以120万的价格将该土地转让给该四人。2014年农历正月十六，由其四人开发新庄工地，该工地王学志、刘京军各出资60万元，许波三、刘罩伟的父亲出资60万元，作为土地转让款给王家成。许波三作为合同相对方，代表刘罩伟的父亲与新庄的另行与李振焕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开发莒南县新庄工地。在开发过程中，王学志、刘京军撤回投资，将投资在新庄的债权转到王家成开发的王庄工地，将其在新庄的股份转给刘罩伟的父亲。2014年，在开发新庄工地的过程中，王家成得到洙边镇后净埠子村新华书店要拆迁的消息，又联系刘罩伟的父亲，看能不能投资，把后净埠子的土地承包下来，用于房地产开发。刘罩伟的父亲同意后，通过银行转账给了王家成100万元，但后来后净埠子土地因为拆迁问题，没有弄成，结果刘罩伟的父亲的钱又损失了一部分，剩余70元，王家成又转到新庄工地，用于新庄工地建设。（详见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公安分局侦查卷刘罩伟、许波三、刘京军、王学志的询问笔录）在刘罩伟的父亲共计投入资金300万元左右该工地在建成后，销售情况不好，拖欠建筑商施工费、材料费等，刘罩伟的父亲也无资金投入了。因工地拖欠工程款，许波三代表刘罩伟经王家成联系将新庄工地建设的房屋变卖给王乾坤，用于偿还建筑施工费。在新庄工地的开发过程中，刘罩伟的父亲赔了300万元左右。2015年王家成准备开发涉案石门社区，经过王家成向王乾坤介绍社区情况，由宋仕涛担保，王乾坤同意借款给王家成用于开发石门社区。石门社区开工建设后，王乾坤借给王家成现金，并按照王家成的指示支付了材料费等费用。2015年6月份，因为工地出现问题，王乾坤暂停借款给王家成，之后许波三带着王家成去莒县找到刘罩伟的父亲，刘罩伟的父亲说他在新庄工地赔了300多万元，在石门社区楼房销售赚到钱后给他找补回来，让王家成写个收到320万元收到条，然后刘罩伟的父亲答应借给王家成200万元。2015年7月5日，王家成给刘罩伟的父亲出具了一份收到条，收到条是这样写的“今收到刘罩伟2014年现金大写叁百贰拾元整小写：3,200,000元整2015收到刘罩伟现金大写贰佰万整小写2,000,000元整，用于投入石门开发社区商品楼开发收款人王家成2015年7.5日，证明人许波三。”王家成给刘罩伟的父亲写了这份收到条后，刘罩伟亲自到工地付了部分材料款，约50余万元，并经王家成签字同意。由其直接将款项付至对方，正好当时土地增减挂的手续批准了，张家石门涧村催要土地指标费73.5万元，王家成就跟刘罩伟、克长春还有村委其他人一起去了经管站进行核实，才安排刘罩伟的母亲马建芬进行了转账。国土资源局的罚款64,800元也是一样的情况，刘罩伟的母亲马建芬把款汇给许波三，王家成让许波三去缴纳的，但罚款单是王家成的名字。由此看出刘罩伟陈述王家成是刘罩伟雇佣的完全站不住脚，刘罩伟父亲在新庄工地赔的钱，也不会算在王家成身上，王家成也不会在收到条中专门注明是2014年收到现金320万元。假如石门社区系刘罩伟开发的，全部由刘罩伟投入资金，刘罩伟也没有必要把在新庄工地赔的320万元挪到石门工地上来。假如王家成真的是刘罩伟雇用的，又怎理解王家成为雇主借几百万元为开发社区呢？这是绝对不符合逻辑性和推理性的。所以刘罩伟陈述是虚假的，石门工地是王家成借王乾坤的钱建设的，后来又借了刘罩伟部分资金，包括土地指标费用、国土资源局罚款及工地上部分材料费等大约150万元左右。即使如一审法官认定，刘罩伟的150万元系投资款，也不能据此认定涉案所有建筑物就归刘罩伟所有。截止到目前，石门社区共计投入900余万元，除了刘罩伟借给王家成的150万元左右，剩余的现金投资款项都是王家成借王乾坤的，至今仍有各材料供应商及各建筑工种共20多人的欠款没有付清，并都由王家成本人写了欠条。刘罩伟的借款和王乾坤的借款一样，都是债权，王家成同意涉案建筑物在法院拍卖后，王乾坤实现债权后，剩余部分用于偿还刘罩伟的借款及各材料供应商，建筑工人工资。关于王家成与许波三的关系，因为在新庄工地刘罩伟的父亲投资的资金中有一部分是许波三的，许波三和刘罩伟的父亲是共同投资人，并且在新庄工地中对工地进行监管。2014年刘罩伟父亲、母亲马建芬转到王家成账户的所有款项均已用于新庄工地建设及土地转让费。（证据详见公安侦查卷刘罩伟、许波三、刘京军、王学志的供述）王家成开发石门社区后，雇佣许波三在工地上帮忙管理，许波三在很多判决中也认可系王家成雇佣的，系跟着王家成干活的。三、被上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行为给王家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其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诉讼行为完全构成犯罪，一审法官故意无视客观事实及错误裁判也成为了帮凶。因王家成无力给付王乾坤的借款，仅有涉案楼房可以变现，所以在王乾坤诉讼后王家成指望着诉讼赶紧完成，将楼房以合理的价格变现偿还借款。但是被上诉人的异议行为将执行拖延了三年之久，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利息及违约金近400万的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乾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案件主审法官枉法裁判，明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伪造证据而予以采信，故意对上诉人提供的客观证据不予采信，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做出枉法裁判。一审法官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确认，没有对证据进行分析，而径行确认；对王乾坤及王家成提供的证据花费大量篇幅逐条进行分析，且分析具有明显偏向性，对于对王乾坤及王家成的证据没有一项进行认定，且着重刻意分析了王家成证据，故意形成矛盾，造成王乾坤与王家成证据不足的假象，以达到蒙蔽审判委员会的目的，做出错误判决。一审主审法官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有选择性的进行取舍，对被上诉人有利部分予以使用，对王乾坤及王家成有利的证据故意避而不谈，笼统认定侦查材料中证据为传来证据，而罔顾事实对其中关键的村委会开会的决议、土地管理局等部分调查笔录等书证、视为不见故意掩盖，以达到偏袒被上诉人的目的。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一审原告刘罩伟提供的证据对待证事实的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证明其对争议标的享有相关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该标的物的强制执行”，但一审法院对认定该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未能公正合理认定，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一、被上诉人提交的洙边镇政府、洙边镇土地管理所及石门涧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查封的建筑物所在的土地所有所有，该份证据系对客观情况的描述，在没有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之前，涉案土地当然属于石门涧村委所有。该份证据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二、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建筑物的规划图，系客观形成，本身不具有证明权属的能力，被上诉人提交的系复印件。且结合王乾坤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规划图系王家成委托规划局规划（详见公安询问笔录对规划局工作人员的询问），该份证据恰能证明涉案建筑物，从始至终都是王家成规划建设，所有权人为王家成。证据三、被上诉人刘罩伟提供的其与石门涧村委村民签订的十份土地流转合同。一审法官认为该案并非因流转合同发生的纠纷，且流转的土地并不在许波三、刘罩伟的起诉范围，不属本案审理范围。该十份合同系石门涧村委在2014年，在村委书记克长春授意下由村委成员陈庆方、徐淑利等人代替村民签字伪造的合同（详见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刑事侦查卷二陈庆方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询问笔录徐淑利的第一次第二次询问笔录）。该十份合同在伪造时，乙方代表人签字处系空白，后该十份合同由徐淑利保管，2015年6月份克长春、刘罩伟、许波三为霸占王家成的建设的房产，唆使徐淑利带着合同让刘罩伟在乙方代表人处签字。该十份合同并非合同相对人真实意思表示，系村委伪造，对此刘罩伟是明知，其故意提供该份伪造的虚假证据，目的系侵占涉案建筑物。一审法官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伪造虚假证据视而不见，故意不予分析处理，对被上诉人存在明显偏向。该证据恰能证明，被上诉人提起该案系虚假诉讼行为，其目的在于阻止王乾坤对案件的执行，获得非法利益。证据四、被上诉人提交的张石门社区村委的证明，仅能证明土地增减挂费用的资金支付情况，该款系通过案外人账户支付至经管站，并非刘罩伟本人支付。且该份证据中的款项系王家成于2015年7月5日向刘罩伟借款并书写收到条之后形成。该款系刘罩伟按照王家成要求支付，系王家成向刘罩伟收到条内的借款，双方之间系债权债务关系。刘罩伟不能据此对涉案建筑物主张所有权。一审法官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但并未对证据进行分析，对其证明事项、证明程度均未明确，不具有说服力。证据五、被上诉人提交的石门涧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社区开发建设补充协议。该份证据系一审法官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但该份证据从形式到内容均系伪造。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系2017年3月29日，该时间系王乾坤查封涉案财产并申请评估拍卖，石门涧村委提出异议被驳回后形成。该份证据系在争议发生后形成，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从其形成过程来看，该份证据内容系刘罩伟的律师在他处草拟，目的在于形成案件的证据链，对此刘罩伟、许波三在公安机关均有供述。该证据的甲方代表陈庆方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陈述，该份证据的内容并未经过协商，也没有经过村委的合法议定程序，系在克长春指使下到经管站加盖公章，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并非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协议中载明甲方提供土地由乙方使用，乙方已经与各承包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并向洙边镇政府缴纳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费用。该记载明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系伪造的虚假证据，在虚假证据基础上形成的该证据同样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官直接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予以处理，但却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偷换概念直接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取得涉案建筑物所有权时，按照“房地一体”的关键事实予以采信。完全违背了居中裁判、公正公平的司法审判原则。再次，协议中载明“2015年3月4日《洙边镇石门社区春成安置楼简介》是双方共同商定，现在仍然认可。”该内容系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六，该简介中注明的联系电话186××××8180为克长春所有，134××××8888为王家成所有，该份简介与刘罩伟没有任何关联性，相反恰能证明涉案建筑物为村委委托王家成开发建设。刘罩伟声称王家成系其雇佣，但自始至终未能提供客观证据证实雇佣关系的存在，也未能合理说明如何雇佣，雇佣报酬等，明显系虚假陈述。综上，该份证据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官据此作出判决，认定刘罩伟对涉案建筑物具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际投资人权益，属于枉法裁判。证据六、被上诉人提交的安置楼简介在对证据五的陈述中已经论述，不再赘述。证据七、被上诉人提交的石门涧村委的执行异议申请书。首先，该证据系一审法官在证据分析中进行分析的证据之一。一审法官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村委既是争议工程所占土地的所有人，又是合作开发的乙方，很难想象村委不知道谁是其合作方，因此对其合作相对方是刘罩伟的陈述，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刘罩伟与王家成之间关系的陈述，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官吃相太难看，既需要迫不及待的对有利于被上诉人的部分予以确认，又明知若对该证据完全认定，必然导致被上诉人证据出现漏洞，且无法弥补。故一审法官自欺欺人的对该证据的内容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取舍，按照一审法官的逻辑，既然很难想象作为村委土地所有人、合作开发的乙方，不知道建筑物到底由谁实际建设，当然能认定村委陈述刘罩伟委托王家成建设，但一审法官并未作出该认定，确实很难想象。足以证明一审法官在对证据取舍方面，对被上诉人的偏袒。其次，该份证据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中，执行异议书的提出方的合法代表人陈庆方对此有明确供述，该执行异议申请系按照克长春指示提出，并非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证据八、被上诉人提交的石门涧村出具的合同书。首先，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其次，合同上注明“此合同原件作废，复印件只用于规划设计图纸用，不具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该份证据真实，作废的仅是与其内容相同的复印件，不能仅依该份复印件证据否认王家成开发社区的事实。通过该份证据恰能证明，涉案建筑物的规划图纸系王家成委托制作，该事实与公安机关侦查材料中对规划局工作人员的询问相一致，从而证明涉案建筑物系王家成开发建设。证据九、被上诉人提交的王家成向刘罩伟出具的收到条。该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刘罩伟2014年现金大写叁百贰拾万元整小写：3200000元整2015刘罩伟现金大写贰佰万整小写2000000元整，用于投入石门开发社区商品楼开发收款人王家成2015年7.5日，证明人许波三。”该证据中内容显示2014年王家成收到现金320万元，2015年现金200万投入石门社区开发。从该份证据可以看出王家成向刘罩伟借款520万元，其中只有200万用于石门社区开发，如果刘罩伟主张的520万元全部用于石门社区开发就不会再收到条中另行注明借款用途，而是直接书写该520万元借款均用于石门社区开发。故不能认定刘罩伟520万元借款王家成全部用于石门社区开发。一审法官并未对收到条进行分析，也未能论证基于什么证据得出刘罩伟与王家成之间非借贷关系的判断。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刘罩伟主张与王家成之间系雇佣关系，其对王家成的借款属于投资，而并非借贷。按照一审法官的思路，投资并非法律术语。百度百科是这样规定的：投资指国家或者企业以及个人，为了特定目的，与对方签订协议，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互惠互利，输送资金的过程。投资的金融学定义指投资者当期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而期望在未来取得回报，所得回报应该能补偿。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得出投资即对投资对象拥有所有权的结论，一审法官基于一个非法律用语，主观臆断得出刘罩伟作为涉案建筑物的实际投资人的判断是荒缪的，刘罩伟未能提供其与王家成的之间关于投资的约定，及王家成在涉案工程中的地位作用，一审法官进一步得出基于实际投资而对建筑物拥有所有权，从而阻止对原案件的执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该证据中的520万元借款的真实情况是，其中320万元实际用于刘罩伟投资的新庄工地、后净埠子工地，刘罩伟、许波三在公安机关的侦查卷中对此事有供述（详见刑事侦查卷三刘罩伟的第三次讯问笔录第三页、许波三的第二次讯问笔录第二、三页、第五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刑事侦查卷三刘罩伟的第五次讯问笔录第二页）。与其相应的银行转账均发生在2014年1月至4月份期间（详见证据刑事侦查卷七）。该320万元借款发生时，石门社区并未开工建设。收到条中约定200万用于石门工地开发，属于先写条后付款，包括了之后刘罩伟主张的缴纳的土地增加挂费用、国土资源局的罚款、及部分工地付款，实际仅支付150万左右（见刑事侦查卷三刘罩伟的第三次讯问笔录第三页、许波三的第三次讯问笔录第4页）。刘罩伟主张的200万元用于石门社区开发，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能证明及王家成认可的数额为150万元左右，该款实际为王家成向刘罩伟的借款，王家成对此从未否认。证据十、被上诉人提交的克长春的证人证言，一审法官分析认为：“克长春的证人证言，对于符合其身份的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对不符合其身份且在不同地点陈述相互矛盾的陈述，不予采信。”该认定充满了权利的任性，什么叫做符合身份的陈述予以确认，其哪部分陈述符合其身份，哪部分不符其身份。克长春作为开发的合同方，其陈述在楼房建设时，不清楚建设者是谁，是否符合其身份，其陈述听王家成说是刘罩伟投资，是否符合其身份？克长春在法庭上证明两个问题，已经公安机关查实流转合同系伪造的虚假证据且克长春是伪造该证据的主要参与者，其证言效力可想而知。克长春证明的建筑的基本情况，其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对于村委的会议记录等客观证据，一审法官以传来证据为由不予认定，而采用克长春的虚假陈述，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偏向刘罩伟的取舍，其据此认定的事实与客观情况明显不符。证据十一、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公安机关的卷宗许波三的转账凭证及马建芬的转账凭证。一审法官认为据此证据，与石门涧村委的补充协议、土地流转合同及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土地批复，以及法院对张家石门涧村负责人、陈家石门涧村前任、现任负责人的调查材料，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认定刘罩伟系本案争议建筑物所占用范围内土地的流转人。一审法官的该认定明显错误，其据以认定的关键证据补充协议、流转合同均系伪造的虚假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土地批复与刘罩伟没有关联性；张家石门涧村负责人、陈家石门涧村前任负责人系克长春、巩任负责人系陈庆方，其所作陈述均在公安机关予以澄清，刘罩伟并非石门涧社区的开发者，也不可能是涉案建筑物的所有人。仅能证明按照其和王家成的约定200万元的付款情况，不能证明其是工程的实际投资人。证据十二、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石门涧村委两委成员的证明一份，证明指标费用由刘罩伟支付。一审法官对有利于王乾坤的村委三支队伍的会议纪要及两委、党员代表会议纪要记载社区由王家成开发不予认可，却单单认可了村委两委会出具刘罩伟缴纳指标费用的证明。一审法官对证据的取舍，可以看出具有明显的偏向性。证据十四、一审法院依法向莒南县国土资源局调取了相关材料证据。一审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调取的国土资源局的材料均无异议。但对于双方均没有异议的材料，一审法官进行了分析，直接否认了2015年4月8日国土资源出具的处罚决定书及在处罚过程中形成材料的真实性，在处罚决定书认定建筑物的所有人为王家成及克长春，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建设主体及建筑物所有权主体均为王家成的情况下，直接否认了该份证据。该行为，违反了法官中立客观的立场。证据十五、依据王乾坤调取的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一审承办人对该证据材料进行了选择性取舍，凡是有利于王乾坤的证据一律不予采信，凡是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证据一律分析采信。完全忽视了被上诉人刘罩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与公安机关的供述完全相反的事实，并且视卷宗中的客观证据于不见，作出错误认定。一审法官分析认为：“对于到公安机关报案的王乾坤及其他人陈述的依据也大多是听王家成本人所说或是自己的主观判断。因此，这些报案人就该案争议标的物为王家成所有的陈述为传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争议标的物为王家成单独投资的证据。”一审法官的该分析与事实不符，侦查材料中各被调查人之间的证言能够大致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卷宗材料中存在关键的客观证据，其证据种类为书证，但一审法官均未予以认定。二、一审判决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并未有结论，只是以“能够证明其对争议标的享有相关民事权益”一带而过。显然不能让王乾坤服判。到底被上诉人享有何种民事权益阻却了一审法院的执行，民事权益种类繁多并非所有的民事权益都可以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享有何种民事权益并未查明。三、一审法院的法官在审理及事实认定过程中不公正，偏袒对方不能保持中立，为被上诉人量身定制判决依法不公。主要表现在：1、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完全采信，有瑕疵的证据主动调查补正，其在证据认定中的论述完全超出了一个公正法官应有的准则。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完全否定，当场不能否定的用不同的调查来否定，甚至做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但对于刑事机关的调查的所有证据完全视而不见。有利于被上诉人的断章取义的使用，不利于被上诉人的只字不提。不能做到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2、判决结果未作出前，审委会刚合议完，被上诉人就已经知道判决结果，并在其个人朋友圈发表感慨，显然法院在审理中对被上诉人进行了个别照顾。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王家成是涉案小区的开发商，是涉案楼房等财产的所有人。判断涉案小区的开发商，无非两项内容：第一是谁办理了涉案项目的手续及具体运作楼房工程的建设，第二涉案小区建设资金的投入。第一，从本案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刑事案件证据看，从开始村委会议确定的开发商，到与村委首先签订合同，及小区名字“春成小区”的起名，办理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找人规划涉案小区的规划图，联系建筑施工队伍，对外购买施工材料，对外支付材料费、人工费，印发销售宣传资料，都是王家成运作的，不是刘罩伟。第二，从小区建设资金的投入看：该项目2015年正月开始施工，前期建设资金是王家成借了王乾坤500余万元进行投资，用于支出各种建设及其他费用（详见王乾坤提供的借给王家成款项的银行流水）。后期，王家成书写收到条200万元后，又用了被上诉人刘罩伟140万元左右（土地指标费，罚款，施工费用），加上王家成在工程的外欠款（均由王家成书写欠条），涉案小区投资均由王家成投入。综上两点，王家成是涉案楼房的开发商，涉案楼房等财产所有权属于王家成。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出现偏差，导致错误的将刘罩伟提供的补充协议和流转合同作为定案的有效证据，错误的认定刘罩伟为涉案财产的投资人。第一，刘罩伟与村委个别人在各方产生利益纠纷后，于2017年3月29日补签的所谓补充协议，无论真假，在本案中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的，因为，事后合同不能证实之前发生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刘罩伟在2015年6月事后补签的所谓流转合同因村民并没有与刘罩伟签订，双方也没有实际履行。也不能作为土地流转的合法依据。第三，刘罩伟、许波三在刑事案件调查时，陈述王家成因涉案小区建设资金断裂，在承诺补偿被上诉人的其他投资亏损，并书写520万元收到条的情况下，刘罩伟才到莒南支付140万元左右的费用等。这一不利供述直接推翻了其异议时称涉案小区全部由其投资的说法，被上诉人这一不利的陈述的证据效力远高于对其有利陈述的证据效力，一审判决对其不利陈述应采信而未采信，导致错误的认定事实，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应予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许波三、刘罩伟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体现公平正义，请二审予以维持。1、石门社区安置楼是许波三、刘罩伟投资建设，许波三、刘罩伟享有全部民事权益是客观事实，一审中许波三、刘罩伟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从建设用地看，陈家石门村集体是将该宗土地提供给被上诉人建设安置楼使用，许波三、刘罩伟缴纳了土地增减挂钩建设用地指标费、土地流转费、赔青费、以及政府罚款。从建设投资看，许波三、刘罩伟投入520万元，王家成在石门社区安置楼工地开支的款项都是许波三、刘罩伟的钱。石门社区安置楼开工前，许波三、刘罩伟已经支付给王家成320万元了；建设过程中又支付了建设费用2028700元。王家成、王乾坤为了侵吞该宗财产，串通一气，捏造事实，以民间借贷的名义，于2016年3月在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相沟法庭虚假诉讼，欺骗法庭作出(2016)鲁1312民初894号民事调解书。继而向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在许波三、刘罩伟及石门涧社区村集体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该宗财产评估、拍卖。2、二上诉人是典型的虚假诉讼。第一，根据交易习惯，大额的交易通过银行，而不是现金。执行异议听证时，出借人王乾坤主张是都是银行转账。诉讼调解时，王乾坤主张现金过付的，这都是虚假的。第二、没有证据证明有539万元的资金流动，仅凭双方的认可，法庭不能当然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司法解释对此有明确的规定。(2016)鲁1312民初894号案件内，通过银行转账的金额185.5万元，其中直接转账王家成账户的78.25万元。也就是说只能认定借款78.25万元，虚构债务460万元。二上诉人系典型的虚假诉讼，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上诉人已经向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提出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要求。被上诉人强调这一点，就是进一步说明，没有证据证明王乾坤的钱进入石门社区安置楼工地。一审法院客观公正、明察秋毫、条分缕析、厘清是非，还被上诉人以公道，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二、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依法驳回其无理的上诉请求。2013年，王家成向被上诉人吹嘘在省里给副省长开车、还认识县里的某某领导，能够拿地、办理盖楼的手续。被上诉人受其欺骗，盲目的信任，把大量的资金交付王家成，让王家成去操作开发楼盘。王家成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是真正的投资人、建设者。王家成诉称被上诉人打给他的320万元投资到新庄子工地，并赔了300万元左右，这完全是他自己自言自语的谎话。第一、被上诉人不认可用120万元从王家成那里流转土地。刘景军证实与李振焕签协议是48万元流转土地。第二、根据承建人许永伟的证言，王家成支付的建筑款是62万元，李西征人工费30多万元用三套房子顶了，李振磊铝合金14多万元用一套房子顶了，老张石子款12多万元用一套房子顶了，其余18套房子卖了140万元，与许永伟清账。合计建筑费258万元，与许永伟每平800元的建筑费基本吻合。新庄子23套楼房土地及建筑费合计300万元左右。而王家成实际支付的费用只有110万元左右，这与许波三认可的投资120万元左右吻合。被上诉人打给王家成的资金，至少还有200万元在王家成手里。王家成承诺用于石门社区楼盘开发建设。第三、王家成主张2015年的200万元是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凭什么借款给王家成？借款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王家成出具的是收到条，而不是借条？大量的证据证明给王家成的钱是开发楼盘的资金。第四、王家成主张石门社区楼盘投资900余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已经付清了人工费、材料费等等全部费用。王家成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900万元情况。关于2014年的320万元，除了王家成在新庄子支出110万元外，2014年4月16日通过马建芬账户转账给王家成的100万元，计划在净埠子买地，但没买成，这笔钱要用在石门楼盘建设。王家成主张把钱转到新庄子工地有何证据？付给谁了？支付了什么项目？2014年3月6日被上诉人通过马建芬的账户向王家成转款120万元是计划用于石门楼盘土地费用，而实际上，在石门社区楼盘建设的前前后后，王家成根本就没有支付过土地的费用。很显然，石门社区楼盘的建设全部是被上诉人的投资。王家成以能拿地、能开发楼盘为幌子，骗取被上诉人投资开发楼盘，而从中侵占被上诉人的资金，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与王家成的账目，被上诉人会彻底清算。三、王乾坤长达10页的上诉状，实质上是废话连篇，无视客观事实。一审诉讼过程中，河东区公安局在没有法院移送的情况下，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强行介入民事诉讼程序、介入经济纠纷，恰恰反映出上诉人贪婪、丑陋的嘴脸。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正当、正义的终结了他们的闹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2017年11月24日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查证犯罪与挽回损失并重，严格区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规范使用调查性侦查措施，准确适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发现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去河东公安局控告王乾坤、王家成民间借贷涉嫌虚假诉讼，河东公安机关却不受理，并强调要法院移送。而在本案，河东公安在法院没有移送、明知经济纠纷的情况下，违法立案，将公权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带着倾向性的目的办案，暴力取证、有选择的调查。所谓证据材料不具有合法性。而王乾坤却视为“圣经”念念不忘公安卷如何如何，其上诉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罩伟、许波三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停止对位于莒南县陈家石门村南沿街商铺及沿街住房、毛坯住宅楼、车库一宗财产的拍卖、执行，并立即解除对该宗财产的查封；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4日，莒南县陈家石门涧自然村召开“三支队伍”一事一议会议，决定在村西兴建社区住宅楼及办公室。经王家成介绍，刘罩伟和该村负责人相识。该镇张家石门涧自然村10.5亩的“增减挂钩”指标，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5日对包括张家石门涧在内的临沂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部分地块位置做了同意调整的批复。因该自然村无建设预留地，因而在两自然村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该项目落地于陈家石门涧自然村的土地上，且该宗地类为符合规划的耕地，作为开发建设的用地。该宗用地位于。10.5亩指标费73.5万元于2015年7月10日在莒县农商行刘官庄支行用刘罩伟母亲马建芬账户分两次汇至莒南县经营管理站。同日，该账户亦向村委指定的“张玉江”账户汇入青苗补偿款16万元。由于施工前没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莒南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5月8日对该违法行为作出了莒南国土资罚决字【2015】276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内容为：一、责令被处罚人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二、没收被处罚人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三、并处被处罚人非法占用的土地每平方米30元罚款，非法占地2160平方米，共计罚款64,800元。该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被处罚人是王家成。但该罚款是于2015年7月13日从马建芬在莒县农商行刘官庄支行的账户转至许波三，同日，许波三又转至“山东财政”在莒南农商行城兴分理处的账户。再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王乾坤诉王家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王乾坤于2016年3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1312民初第89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莒南县陈家石门涧村南建房用地、沿街商铺、沿街住房、毛坯住宅楼、车库一宗。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一审法院调解结案。另查明，莒南县石门涧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鲁1312执异70号裁定书，驳回了异议人莒南县石门涧村村民委员会的异议。随后，刘罩伟、许波三再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以（2017）鲁1312执异1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刘罩伟、许波三的异议请求。在法定期限内，刘罩伟、许波三就上述查封财产除建房用地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还查明，莒南县国土资源局作出莒南国土资罚决字【2015】276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当事人交纳了64,800元的罚款，莒南县国土资源局没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处罚决定书。最后查明，陈家石门涧、克家石门涧、张家石门涧及徐家河村是洙边镇的四个自然村，因自然村合并的原因，2001年后，陈家石门涧及克家石门涧两自然村合并，对外使用“莒南县石门涧村民委员会”公章。2015年初，四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社区，对外使用“莒南县石门社区村民委员会”公章，原公章均不再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对查封物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本案争议标的物实际投资人的认定 无合法建设手续的建筑物虽不具有法律上的物权，但该类建筑物是个人的动产和劳务结合在一起，本身体现了一种利益，且在受到第三人非法侵害占有、使用等相关权益时，可以寻求司法救济。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条中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及内容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因违法建筑的占有受到侵害而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本案一审庭审中，刘罩伟提供了2017年3月29日石门涧村委签订的“社区开发建设补充协议”，协议中体现了刘罩伟通过流转土地及购得土地“增减挂钩”指标的方式，取得了争议建筑物所占土地的使用权。尽管刘罩伟与相关农户签订的流转合同及该合同所对应的土地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但上述土地已流转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建筑物得以建造的基础。另外，刘罩伟提供的购买张家石门涧村委的土地“增减挂钩”的指标费直接汇入莒南县经营管理站的证据，交纳涉案土地罚款及青苗补偿款的银行流水及张家石门涧村委2016年12月5日的证明，结合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5日鲁政土字【2015】693号同意调整临沂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部分地块位置的批复，以及一审法院对张家石门涧村负责人、陈家石门涧村前任、现任负责人的调查材料，上述证据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认定刘罩伟系本案争议建筑物所占用范围内土地的流转人。根据“房地一体”原则，我国现行立法既不认为土地与建筑物是独立的物权客体，也不认为建筑物附属于土地或者土地附属于建筑物，而是认为房与土地是一个整体，即以房地产作为物权客体。一审庭审中，刘罩伟提供的由王家成于2015年7月5日书写的收到刘罩伟现金并用于石门社区开发的收到条，在两被告均未提供足以推翻该证据的情况下，基于刘罩伟与王家成之间非借贷关系的判断，该款项应认定为刘罩伟的实际投资。这也符合“房地一体”的原则。许波三没有证据证实其对该争议建筑进行了投资。对王家成来说，尽管其参与了该争议标的物的相关工作，但其行为缺乏主导性，并且体现出较强的辅助性和从属性，综合各方当事人现有的证据，难以认定王家成的投资数额或比例。至于王家成与刘罩伟、许波三之间、与驻地村委之间或他们相互之间的内部关系及利益分配，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但并不影响外部关系中对刘罩伟做为实际投资人的判断。 二、莒南国土资罚决字【2015】276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争议建筑物实际投资人相关权益的影响。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调取并查阅了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卷宗，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就该处罚决定书没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没收的关键是改变建筑物的占有和控制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查执行土地行政处罚案件中“没收地上建筑物”、“拆除地上建筑物”的理解适用问题的请示》中答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依法作出的没收地上建筑物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应当将没收的建筑物移交申请执行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可见，非经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被没收建筑物的占有和控制状态并没有发生法律及现实意义上的改变，更没有形成移交条件。故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没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移交前，不宜直接否认投资人对该建筑物享有事实上的相关权益。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已确认的刘罩伟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两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该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罩伟提供的证据对待证事实的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证明其对争议标的享有相关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该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因此，其要求停止对上述争议财产的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原告要求解除对争议建筑物的查封行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一款的规定处理，而非通过提起诉讼请求的方式解决，故对原告要求解除查封的请求不予处理。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位于莒南县毛坯住宅楼、车库一宗财产；二、驳回原告刘罩伟、许波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530元，由被告王乾坤、王家成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王乾坤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涉案小区所在地陈家石门村村委会议记录（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明2014年该村委决定流转村民土地建设小区，开发商为王家成，一切费用由王家成承担。2.王乾坤借给王家成547余万元资金用于涉案小区建设支付明细，拟证明王家成对涉案小区开始建设时，借用了王乾坤的资金用于建设。3.莒南县国土局对涉案小区的处罚材料（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明国土局认定涉案小区开发商是王家成，石门村委克长春、陈庆方确认开发商是王家成。4.临沂市河东区公安局对陈家石门村两委成员陈庆芳、陈兰明、克长军、克永山、张红，村会计徐淑利，小区规划图设计者陈奎国、施工技术员赵树干的调查笔录（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明：上述人员均证实涉案小区开发商是王家成。5.涉案小区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合同书两份（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实涉案小区规划许可证是王家成办理的，与村委会签订开发合同的是王家成。6.涉案小区现场图，拟证实根据现场建设情况，王家成陈述其投资近900万元是比较属实的，涉案小区是王家成投资的。以上证据综合证实涉案小区的开发商是王家成，不是刘罩伟。第二组证据：1.陈家石门村异议申请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村委异议听证笔录，村委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实：村委提异议时刘罩伟出庭为村委会作证，涉案小区属于村委会所有，刘罩伟提起本案异议时，村委异议经办人陈庆方、克长春为刘罩伟向一审法院作证涉案小区建筑物属于刘罩伟。并且村委委托刘罩伟的代理人作为村委代理人到法院取回村委的证据原件用于刘罩伟提异议时作为证据使用，双方互相串通，存在利益关系。2.河东区公安局对涉案小区占用地村民张彩芝、陈奎学、陈庆兵、董爱娜、陈兰春、陈秀玉、陈兆龙、陈兰波、葛风花的调查笔录（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实：上述村民没有与刘罩伟签订流转合同，涉案流转合同是虚假的。3.河东区公安局对王家成、刘罩伟、许波三、克长春的调查笔录（来源于一审法院调取的河东公安局的刑事案件材料）。拟证实：第一，刘罩伟提交的涉案补充协议是为了刘罩伟提起执行异议而事后签订的；第二，王家成2015年7月5日给刘罩伟书写收到条后，刘罩伟才开始对涉案小区支付款项140万元左右；第三，王家成书写收到条中的320万元是刘罩伟对涉案小区投资后，王家成对刘罩伟方以前损失的补偿数额，作为刘罩伟对涉案小区投资的收益。上述两组证据综合证实一审采信刘罩伟提供的补充协议、流转合同是错误的，刘罩伟对涉案小区的投资属于借款性质。 王家成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王家成借王乾坤的所有资金都用于该楼盘建设。 许波三、刘罩伟的质证意见：1.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卷宗不是新证据，一审时已经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在这里重复一下质证意见，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河东区检察院已经终结了这场闹剧，河东区公安局强行介入民事诉讼活动，插手经济纠纷，错误立案，这些所谓的侦查活动不具有合法性。在侦查过程中存在暴力取证行为，包括二上诉人诱导证人去报案就付钱这些所谓的证据与其他的证据材料存在很多的矛盾。2.证据一所涉的会议确实开过，但是任何协议、任何决定都可以变更，最后村集体的意见是由两被上诉人合作开发。3.第一组证据里的证据二不具有关联性，结合二上诉人（2016）鲁1312民初894号案件，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不能认定王乾坤提供了这些资金，也不能证明王乾坤的资金进入石门社区安置楼工地。4.其他的证据都是来源于河东区公安局的侦查材料，因此不具有合法性，不予质证。5.关于楼盘的照片无法体现楼房的价值及建设投资，到目前为止，王家成没有提供楼盘建设资金的支付证明。 上诉人王家成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王家成本人回忆账目登记的借王乾坤的资金用于石门工地支付原料供应商以及机械费等费用，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在王家成的授意下由王乾坤直接支付给债权人，其中徐田市、陈兰涛，还是通过法院的诉讼的方式解决的。该证据证明：王家成就是石门社区的出资人。特别说一下石门社区与王家成签订的合同原件一直由王家成持有，证明出资人是王家成。证据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原件（提交复印件，原件退回），拟证明：王家成是涉案小区的开发者。 王乾坤的质证意见是：1.虽然账目明细是王家成自己书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能够证实王家成是实际出资人，如果被上诉人刘罩伟是涉案小区的开发者，就请他拿出所有开发明细及账目。因为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看，其支付的140万元除了土地指标费和罚款外，王家成签字认可支出的只有50万左右。因此王家成才是该小区真正的开发者。2.对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无异议。 许波三、刘罩伟的质证意见是：1.该明细是虚假的，不能证明王家成有实际的开支；2.许可证不能证明是王家成作为建设主体，上面没有注明是由王家成是建设单位，而是张家石门村集体是建设主体，持有该证件不能证明是投资建设主体。 许波三、刘罩伟提交证据如下：提交银行流水（账户名：马建芬，账户农商行尾号9702、农业银行尾号7313、农业银行尾号0418），拟证明：1.通过马建芬（刘罩伟的母亲）的银行账户向王家成转账320万元，期限2014年2月3日至6月4日，其中3月6日转王家成120万元是用于石门社区楼盘建设用地手续，4月16日转王家成100万元是办理净埠子村用地手续，但是没有买成，要用在石门社区楼盘建设，这与王家成出具的收到条吻合一致。2.在2015年7月到9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工地上的建筑费和材料费202.7万元，有的直接付给了施工人员和材料供应商。其中有十几个人，在证据中标明。 王乾坤的质证意见是：1.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2015年7月5日之前的钱都是用于被上诉人另两个工地。这一点王家成、刘罩伟、许波三在公安局的陈述都很明确。2015年7月5日之后的款项，是王家成在书写200万收到条之后刘罩伟支付的款项，其中16万元所谓的青苗补偿费实际是刘罩伟支付给克长春个人，从村委会议记录和各个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记录来看，没有16万赔青费的说法。被上诉人陈述这500万全部用于石门工地，而二被上诉人在公安局询问时石门工地使用了刘罩伟140万元，这点刘罩伟、许波三都有详细的陈述。与今天庭审所说截然相反。被上诉人在刑事侦查的陈述效力高于今天的陈述；2.对于被上诉人举证时自认的事实原来的320万元有10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320万元形成的时间是2月3日至2014年6月4日，其200万元是2015年7月以后，但涉案工地的建设时间是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其相关的资金明细不能证实其是实际投资者。并且其2015年7月以后所支出的相关费用很少用于了工程建设，所以其证据不能证实其观点。 王家成的质证意见是：1.我确实收到320万元，我给打过收到条，与石门社区无关。这个钱是2014年的，用于石莲子镇新庄村许波三和刘罩伟的工地。2.对于200万元是我先给打了条，刘罩伟到工地付了50多万，我签字了。指标费73.5万也是我让刘罩伟支付的，张玉江的赔青费16万是刘罩伟私自打给克长春的（原村书记），克永金9万和王家圣53000元是我签字的。这些钱就是我打收到条里的200万，以上的支出都是由刘罩伟母亲的账户代为支付的。这恰恰证明了王家成与刘罩伟借款的事实。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王乾坤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首先，王乾坤提交的证据中所涉村委会议记录、国土局的处罚材料、案涉小区建设规划许可证、合同书以及小区现场图，上诉人王家成及被上诉人许波三、刘罩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对王乾坤提交的向王家成出借资金的证据，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河东区法院（2016）鲁1312民初894号案件审查确定，借款数额应以该生效文书认定的为准；再次，对王乾坤证据中所涉的公安机关对相关当事人所作的询问调查笔录，二被上诉人虽对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否定该宗材料的合法性，对其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对王乾坤证据中所涉陈家石门村委执行异议卷宗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2.对王家成提交的证据认定分析如下：首先，王家成提交的账目明细系其自行整理，在无相关证据佐证且被上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对该明细不予认定；其次，王家成提交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与案涉小区具有关联性，且经莒南县人民政府依法颁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再次，对王家成提交的银行流水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实其与许波三、刘书乾在2014年8月-2016年6月期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3.对刘罩伟、许波三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二上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实马建芬账户于2014年2月13日-2014年6月24日向王家成转账304万，于2015年7月10日缴纳案涉土地指标费73.5万，于2015年7月13日缴纳64800元国土局罚款，于2017年7月10日向张玉江转账16万元，并支付了部分材料费及人工费。4.案外人黄太昌因王家成、王乾坤在涉案小区建设中拖欠其水电安装费109447元，案外人王家圣因王家成、王乾坤在涉案小区建设中拖欠其木工工程款127600元，案外人李文升因王家成、王乾坤在涉案小区建设中拖欠其架管安装工程款251000元，案外人徐田市因王家成、王乾坤在涉案小区建设中拖欠其工程款76000元，案外人王玉军因王家成、王乾坤在涉案小区建设中拖欠其工程款53000元，均分别向莒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徐田市已与王家成达成调解协议，由法院出具（2017）鲁1327民初1793号民事调解书结案，王玉军已向法院申请撤诉，其他三案经本院发回重审，现重审一审均已审结。 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王家成与石门涧村委会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洙边镇石门涧村社区建设用地70亩，位于，东至村民住宅，南至试验田小路，西至林连坡地，北至板团路，此地用于社区建设，承包期30年，自2013年9月20日至2043年9月20日，由王家成可开发建设。该合同书由王家成与时任陈家石门涧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克长春签字捺印确认，并加盖石门涧村委会公章。在二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该份合同书复印件中，标注“此合同原件作废，复印件只用于规划设计图纸用，不具有任何法律依据。”该复印件由王家成签字，但未由村委负责人签字盖章。2013年9月20日，王家成又与石门涧村委会签订合同书一份，合同内容除上述约定外，另约定如下：一、本地块属于建设预留地，经土地主管部门、镇政府核准用于石门社区建设，不能挪作他用。二、社区建设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执行，建成后满足本社区居民使用。三、土地社区建设由王家成操作、使用。土地建设费用由本人筹措，自负盈亏。该合同书由克长春与王家成签字捺印，并加盖石门涧村委会公章。 2014年2月4日至2014年9月1日，陈家石门涧村多次召开村两委全体、党员全体及村民组长会议，决定在村西兴建社区住宅楼及办公室，占地亩数21亩，涉及10户村民。涉及占地的村民，可以自愿调换土地，不愿调换土地的村集体按1000元/亩/年赔偿，流转期限14.5年，地上小麦按800元/亩赔偿。村集体只出土地，开发商王家成出资办手续，一切费用由王家成负担，售楼价格双方协商，按成本价出售。 2014年10月20日，莒南县洙边镇政府颁发乡字第371327201400012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个人）为洙边镇张家石门涧村，建设项目名称：安置区；建设规模7000m2。 2015年4月8日，莒南县国土资源局在调查案涉小区施工建设手续时，对王家成，时任陈家石门涧村书记克长春、时任张家石门涧村党支部书记卞得峰进行了谈话，在该调查笔录中，克长春明确陈述，案涉小区建设主体是王家成，所建楼房归王家成。2015年5月8日，莒南县国土资源局因王家成非法占地建设案涉小区，对其作出莒南国土资罚决字[2015]276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在河东区公安局因刘罩伟、许波三虚假诉讼立案调查中，对案涉小区的相关人员均进行了询问。时任村主任陈庆方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案涉小区是王家成开发建设的，村委有会议记录，涉及村民土地的流转协议，只有陈兆龙是本人签字，其余协议都是村委人员代签，刘罩伟的签字是后来补的。时任村会计徐淑利也证实案涉小区系王家成开发，与村民的流转协议中刘罩伟签字是后来补签的。时任村民小组组长陈兰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也认可案涉小区系王家成开发建设，产权归王家成，王乾坤、刘罩伟系投资人，许波三在工地上帮忙，听说也有投资。刘罩伟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认可其家庭在新庄工地记净埠子工地均有投资，石门社区施工在后。许波三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亦陈述，其与刘罩伟父亲刘书乾、王家成在石莲子镇新庄工地建设中系合伙关系，在新庄工地项目中刘罩伟家庭投资土地120万，在净埠子工程中刘罩伟家庭给王家成打了100万。石门社区工程系2015年阴历二月开工，王家成自己找人员施工，找的材料供应商，王乾坤投资，2015年夏天时，王乾坤不投资了，王家成又找刘书乾投资。 再查明，邵明存与王乾坤、侯兆君、许波三买卖合同一案，河东区法院以（2015）河商初字第1268号民事判决认定，许波三系案涉春城社区工程施工工地工作人员，其签收材料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后果应由其雇主王乾坤承担。遂判决王乾坤偿还邵明存货款115458元及利息。王乾坤不服该判决，遂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6）鲁13民终43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王乾坤参与春城社区工程施工，在施工期间由侯兆君、许波三经手购买了邵明存的钢材，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许波三、侯兆君系职务行为，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王乾坤与王家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事实，遂驳回了王乾坤的上诉。后王乾坤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许波三、刘罩伟是否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综合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河东区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的卷宗材料、河东区公安局刑事卷宗材料，以及莒南县法院、本院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石门社区安置楼系原陈家石门涧村集体出土地，利用张家石门涧土地增减挂指标，由王家成开发建设的工程。王家成在开发建设中因资金不足，在2015年前期借用王乾坤的资金支付了部分材料费及人工费，后仍拖欠部分材料费、人工费，相关债权人已将王家成、王乾坤起诉至法院，并由生效的裁判文书作出认定。在2015年7月之后，由刘罩伟家庭支付了案涉工程的项目指标费、行政罚款、赔青费及部分材料费、人工费。刘罩伟与石门涧村委会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执行异议过程中产生，不能对抗案涉纠纷产生前形成的2013年王家成与石门涧村委会的合同、村委会在2014年形成的一系列会议记录以及国土部门行政处罚材料认定的事实。且相关村支两委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王家成投资开发建设案涉小区的事实亦明确表示认可。刘罩伟与王家成在石莲子镇新庄工地、净埠子工地中存在合作关系，在案涉石门社区（春城社区）工程中亦有实际投资，但不能以其投资行为否定王家成的开发建设行为，并认定刘罩伟系案涉工程的实际开发人。刘罩伟与王家成在案涉工程中系合作关系或者民间借贷关系，仍需当事人进一步举证。许波三在案涉工程施工中系工地工作人员，并非投资人，该事实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一审法院认定许波三系案涉工程的投资主体错误。一审法院以刘罩伟、许波三系案涉执行标的的投资主体认定其对争议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属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王乾坤、王家成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鲁1313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许波三、刘罩伟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9530元，均由刘罩伟、许波三负担。上诉人王乾坤、王家成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各24765元，均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孙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