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197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董书良，男，198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斌，江苏邱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邵安岗，男，197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书良因与被上诉人邵安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3民初1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书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邵安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对董书良与邵安岗之间的现金部分没有进行质证，先入为主认为邵安岗的解释是合理的。董书良给邵安岗打欠条是基于邵安岗提供的微信对账单与董书良账目一致的情况(包括时间、数额)。如果账目不对，董书良不会给邵安岗提供欠条。邵安岗就记账时间错误做出的说明，董书良无法认可。根据邵安岗一审提供的付款明细，其明显在说谎：(1)2018年4月25日董书良付给邵安岗3万元，邵安岗说其记账时间是2018年4月23日明显有悖常理，有意掩盖2018年4月23日给付3万元现金的事实。(2)邵安岗将董书良于2018年7月6日付的2.5万元，自行加了0.5万元，合并成2018年7月12日的3万元，有意掩盖2018年7月12日收到3万元现金的事实。(3)邵安岗将董书良于2018年5月5日付的2万自行加了1万，合并成2018年5月6日的3万，有意掩盖2018年5月6日收到3万元现金的事实。(4)邵安岗将董书良于2018年3月17日付的5万元与2018年3月20的5万元重合，将2018年4月7日付的4万元与2018年4月8日的4万元重合，分别抹去了2018年3月20日收到5万元现金和2018年4月8日收到4万元现金的事实。邵安岗通过变更金额及时间的方式，使得款项与董书良付现金款项进行吻合，从而达到其不正当利益。 邵安岗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董书良一审中并没有提交现金支付的相关证据，而邵安岗所作的合理解释，与事实相符，也符合常理。 邵安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董书良给付绳款共计245000元；2.由董书良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邵安岗以经营网绳生意为主，自2015年董书良自邵安岗处购买网绳。在2018年10月17日双方进行了结算，共计欠邵安岗绳款270000元；后邵安岗又向董书良供货两次，货款为30000元。董书良支付部分货款，剩余欠款245000元未支付。 董书良一审辩称：邵安岗所诉与事实不符，双方之间发生业务属实，邵安岗对董书良的多次付款未记账。2018年2月1日结算总共欠货款382000元；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邵安岗总共发货296498元；2018年9月17日邵安岗发货200件，货款37950元；2018年10月5日邵安岗发货350件，货款70413元；该四部分货款共计786861元。董书良已给付邵安岗货款760259元（其中邵安岗认可董书良已付货款407900元），尚欠货款21792元。请求驳回邵安岗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邵安岗系售卖经营网绳业务，自2015年向董书良供应网绳，双方于2018年2月1日结算确认网绳欠款382000元。结算后，邵安岗继续向董书良供应网绳，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27日，邵安岗向董书良供应网绳296498元；2018年9月17日，邵安岗向董书良供应网绳37950元；2018年10月5日，邵安岗向董书良供应网绳70413元。2018年10月17日，董书良向邵安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条至2018年10月17日，结以上账。欠邵安岗绳款贰拾柒万圆整。￥270000.00欠款人：董书良2018年10月17日。” 董书良主张2018年10月17日的欠条是其在未核实确认付款记录的情况下出具的，与真实的欠款情况不符；其自2018年2月1日与邵安岗结算欠款后共付款26笔合计760259元，分别为：1.2018年2月10日50000元，2.2018年3月17日50000元，3.2018年3月20日50000元，4.2018年3月25日50000元，5.2018年4月4日40000元，6.2018年4月7日40000元，7.2018年4月8日40000元，8.2018年4月23日30000元，9.2018年4月25日30000元，10.2018年5月5日20000元，11.2018年5月6日30000元，12.2018年5月26日20000元，13.2018年6月18日20000元，14.2018年7月6日25000元，15.2008年7月12日30000元，16.2018年7月26日4000元，17.2018年8月18日12700元，18.2018年8月24日35200元，19.2018年9月18日37959元，20.2018年9月18日20000元，21.2018年10月10日50000元，22.2018年10月17日10000元，23.2018年10月17日10000元，24.2018年10月20日400元，25.2018年11月7日20000元，26.2019年2月3日35000元。 对上述主张，董书良提供邮政储蓄银行（卡号62×××26）的账户交易明细两份、农村商业银行（账号32×××02）的活期存款账户明细一份、微信聊天截图一份及账单详情两张。其中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载明了董书良上述第1、2、4、5、6、9、10、12、14、16、19、20、22、25项共十四项的付款主张，但第16项和第22项的付款均为董书良邮政储蓄银行系统自动快捷付款，交易机构名称均为江苏省分行；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明细载明了董书良上述第21、26项的付款主张。账单详情载明了微信转账的两次付款，分别为转账鑫力制绳厂的4000元（转账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09:01:38，收款时间为同日09:01:51）和转账安然的10000元（转账时间为2018年10月17日10:41:20，收款时间为同日12:44:09），支付方式均为邮储银行。微信聊天截图系邵安岗之妻与董书良之妻，载明：2018年10月13日早上08:37，邵安岗之妻“发货明细记录的照片四张”；2018年10月17日中午12:13，董书良之妻“微信转账付款10000元”；同日中午12:43，邵安岗之妻“微信转账收取10000元”；同日下午13:05，邵安岗之妻“兄媳妇，兄弟付1万元，你付1万元，再给付400元。这帐就清了。共计是70400元。已付7万元。兄媳妇，把帐发给你看看。9月25号的，200件……总计是50009元。9月25号付56000元。兄媳妇你对对，如果不错呢。你这几天把这31900元给我。不好意思，没办法，买料都现钱呀。互相理解”；2018年10月20日早上10:46，邵安岗之妻“不是说，装货就要钱，因为还有27万在你那里，请理解吧”；同日下午14:16，董书良之妻“2018年9月18日手机银行付款37959元和20000元的截图两张”；同日下午14:22，邵安岗之妻“哦，那还欠3万元”；同日下午14:23，董书良之妻语音“我转的货款是我进的货的钱，和你私自发给邵磊的货没关系不要混在一起”，董书良之妻“微信转账支付400元”，邵安岗之妻“微信转账收取400元”；2018年10月23日早上10:17，邵安岗之妻“兄媳妇，你把钱给我转过来吧，我真急等用啊，要不急，我就不催你了。3万元对你来说，不笄钱，帮帮忙吧”；2018年10月24日早上10:15，邵安岗之妻“兄媳妇急哦，什么时候给啊”。 邵安岗不认可董书良上述付款，主张270000元欠条是根据双方2018年2月1日结算的欠款382000元加上之后向董书良供货的应付货款，再扣减邵安岗记账的董书良付款总额所得，提供邵安岗邮政储蓄银行（卡号62×××82）的交易明细一份；主张自2018年2月1日至今董书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及现金等方式付款共计570259元，具体如下：1.2018年2月10日50000元，2.2018年3月17日50000元（邵安岗记账2018年3月20日），3.2018年3月25日50000元，4.2018年4月4日40000元，5.2018年4月7日40000元（邵安岗记账2018年4月8日），6.2018年4月25日30000元（邵安岗记账2018年4月23日），7.2018年5月5日20000元（邵安岗记账2018年5月6日30000元，包括现金10000元），8.2018年5月26日20000元，9.2018年6月18日20000元（现金），10.2018年7月6日25000元（邵安岗记账2018年7月12日30000元，包括2018年7月12日现金5000元），11.2018年7月26日4000元（微信），12.2018年8月18日12700元（邵磊付款），13.2018年8月24日35200元（邵磊付款），14.2018年9月18日37959元，15.2018年9月18日20000元，16.2018年10月10日50000元，17.2018年10月17日10000元（微信），18.2018年10月20日400元（微信），19.2018年11月7日20000元，20.2019年2月3日35000元。 另查明，邵安岗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主张2018年8月21日的发货317件（重量为19414.5斤），其中106件已出售，该出售的货款7664元已由买主交给董书良，另外未出售的剩余211件货物由董书良购买，因此，邵安岗要求董书良支付该货物的货款。董书良认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但否认其收到买主交付货款，亦不认可其购买剩余未出售的211件货物，主张该货物系邵安岗发给邵安岗之子邵磊的，其中106件由邵磊出售，未出售的211件货物存放在董书良处，但并非董书良购买，双方并未协商单价，仅是存放于董书良处。 2019年3月25日，经邵安岗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1103财保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董书良在江苏省赣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海东镇支行的（卡号：62×××53）银行存款125000元；二、冻结董书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海头镇支行的（卡号：62×××26）银行存款1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董书良向邵安岗购买网绳，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董书良应履行给付邵安岗货款的义务。现有证据证明2018年10月17日的欠条遗漏了董书良的部分付款，该欠款与真实的欠款数额不符，董书良要求据实重新计算欠款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微信聊天截图及账单详情载明董书良及董书良之妻于2018年10月17日10:41:20和12:13均向邵安岗之妻微信转账10000元（收款时间分别为同日12:44:09和12:43），且双方当事人之妻的聊天记录亦显示该两次付款，同时，邵安岗亦认可该日微信付款两次各10000元，予以确认。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及邵安岗陈述自认的付款，董书良自2018年2月1日至今向邵安岗付款共计595259元（包括：一、邮政储蓄银行转账付款，1.2018年2月10日50000元，2.2018年3月17日50000元，3.2018年3月25日50000元，4.2018年4月4日40000元，5.2018年4月7日40000元，6.2018年4月25日30000元，7.2018年5月5日20000元，8.2018年5月26日20000元，9.2018年7月6日25000元，10.2018年9月18日37959元，11.2018年11月7日20000元；二、农村商业银行转账付款，1.2018年10月10日50000元，2.2019年2月3日35000元；三、现金付款，1.2018年5月5日10000元，2.2018年6月18日20000元，3.2018年7月12日5000元；四、微信付款，1.2018年7月26日4000元；2.2018年10月17日10000元，3.2018年10月17日10000元，4.2018年10月20日400元；五、邵磊付款，1.2018年8月18日12700元，2.2018年8月24日35200元），予以确认。邵安岗对其单方记账的付款时间及金额与董书良实际付款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合理解释，董书良在否认2018年10月17日欠条欠款真实性的基础上又主张以邵安岗的单方记账作为其真实付款予以扣除，但未提供相应的付款证据，不予支持。邵安岗主张2018年8月21日的货物317件（重量19414.5斤）货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出售货物106件的货款7664元及未出售的货物211件存放于董书良处，但不能证明双方对该批货物的买卖达成了合意，且董书良否认购买该货物，亦否认收到已出售货物的货款，因此，对邵安岗该批货物的货款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董书良自2018年2月1日至今应给付邵安岗的网绳货款总额为786761元（382000元+296498元+37950元+70413元），其已给付595259元，剩余货款191502元亦应给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董书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邵安岗网绳货款191502元；二、驳回邵安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75元，减半收取2488元，诉前保全费1745元，合计4233元，邵安岗负担543元，董书良负担3690元。 二审中，董书良提交自制的明细表及记账凭证本，拟证明双方有差异的款项数额为165000元，结合邵安岗一审起诉时提交的结账明细能印证董书良给付部分现金的事实。 邵安岗质证称：除了现金付款，双方所记的时间、付款是一致的，除邵安岗一审认可的现金付款外，其余董书良主张的现金付款均不予认可，邵安岗没有收到，董书良应提供证据证明。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董书良已向邵安岗付款的数额。双方当事人二审对董书良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微信转账付款及通过邵磊付款的合计付款金额560259元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通过现金付款的部分。董书良主张其通过现金付款19万元，邵安岗仅认可现金付款35000元，对此，董书良应承担举证责任。邵安岗一审对其单方记账的付款时间、金额与董书良通过银行、微信实际付款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合理解释，董书良一审仅陈述有现金付款，但未说明现金付款的支付时间、支付地点、金额及方式，二审提供的付款明细及记账凭证为单方制作，其对以现金方式付款165000元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董书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董书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玉国 审判员  韩文卓 审判员  李晓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