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晓蕾，男，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华，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张武，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院**3门**。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秀梅，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袁晓朋，男，197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南开西里****。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林玲，女，1975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丝绸路**********。/div>上诉人王晓蕾因与被上诉人张武、原审第三人袁晓朋、林玲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2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晓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武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剥夺王晓蕾参与一审诉讼进行答辩与质证的权利。一审判决记载“被告王晓蕾、第三人袁晓朋、林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并认为“王晓蕾、袁晓朋、林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属审判程序违法。实际上，在原案件（2017）京0106民初15975号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后，王晓蕾一直等待一审法院重新通知开庭情况。期间，因为王晓蕾涉及北京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重大刑事案件，导致不能充分有效的与外界联系。但没有等到开庭通知，却于近日收到本案一审判决书，期间王晓蕾未收到法院的任何开庭传票。王晓蕾经上网查询，得知一审法院已经对林玲、袁晓朋公告送达了开庭传票，但不包含王晓蕾。所以，王晓蕾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将开庭日期等内容送达给王晓蕾，从而使王晓蕾丧失了在一审期间出庭应诉举证质证答辩等权利，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证明所有权归袁晓朋所有，而无法证明涉案车辆所有权归张武所有。（一）一审法院认可了张武替袁晓朋垫付款项的事实，但在认可该事实的基础上作出错误的判断。一审判决记载“燕英捷公司出具《垫资证明》，证明张武代袁晓朋垫付上述款项。剩余434000元，张武、袁晓朋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贷款”。上述表述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原审法院认可张武代袁晓朋垫付上述款项的事实，也就是说对外发生购车效力的是袁晓朋，而张武只是“代”其“垫付”而已。张武代袁晓朋垫付款项，产生的结果是针对于袁晓朋而非张武。二是购车贷款是以张武和袁晓朋两个人的名义进行的，具体为何以两个人的名义，到底真实的贷款协议中张武和袁晓朋是否为共同借款人，以及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原审法院都没有查清。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径直认定涉案车辆归张武所有，王晓蕾认为是完全相互矛盾和没有根据的。（二）张武提交的《垫资证明》认可了代袁晓朋垫付款项的事实。《垫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张武（付款人名称）系代袁晓朋（购车人名称）垫付购车款??186000（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万陆仟元整）”。所谓“垫付”的具体解释，是指“暂时替别人付钱”或“暂替别人代付（钱款等）”。也就是说，从该证据内容可以认定三点事实：一是北京燕英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英捷公司）证明付款人张武，二是购车人是袁晓朋，此次涉案车辆的买受人是袁晓朋，亦即车辆所有权人为袁晓朋而非张武；三是张武替袁晓朋支付的购车款，至于由此而衍生出的张武为何帮助袁晓朋垫付购车款，此购车款究竟为赠与行为还是民间借贷行为，这些均与涉案车辆所有权的认定无关。（三）涉案车辆的相关凭证均认定车辆所有权人为袁晓朋。从《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机动车登记证》《税收通用完税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验车服务凭证单》《预付款收据》《保险单》七份证据（尤其是从《机动车登记证》发票等可以体现出车辆所有权人的证据）均可知，本案的涉案车辆为袁晓朋所有，至于张武为何代其付款，二人有何具体的约定，王晓蕾不知情。（四）张武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来认定张武所付款是购买案涉车辆。一审法院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袁晓朋，但一审法院判决却没有对此关联性进行调查。即使张武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代付款购车事实，但代付的钱款以及分期付款购买的是哪一辆车，是否为本案车辆？关于这方面，一审中张武提交的证据不能组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够证明其代付款购买的就是涉案车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不符。从文义看，机动车的所有权变动若要获得可以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必须进行物权登记。进一步推论则是，登记前机动车所有权即已发生变动，登记是在所有权变动生效基础上赋予其对抗效力的条件。在本案中，从张武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材料看，涉案机动车在2011年6月份即已办理了登记手续，且登记在袁晓朋名下。在本案中，王晓蕾作为执行申请人，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才取得被执行人袁晓朋、林玲的财产线索，并及时申请法院查封涉案车辆，应属于善意第三人。在此情况下，张武的主张不能对抗王晓蕾的执行申请。（二）一审法院不应排除适用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结合本案来看，涉案车辆在2011年购买时就登记在袁晓朋名下，因此应该按照登记的标准来判断权利人，而非简单适用公安部在2000年发的复函。而且，该复函的回复对象是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只是说“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登记并非认定所有权的唯一依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看，更没有否认登记是认定所有权的重要因素。在本案中，在涉案车辆登记在袁晓朋名下的基础上，本案的《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税收通用完税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验车服务凭证单》《预付款收据》《保险单》等绝大多数证据都记载着纳税人、付款人、购车人、车主均为袁晓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出具的《个人汽车消费信贷通知函》中也记载了袁晓朋为借款人之一，且该一系列证据均由张武提供，由此可以认定张武认可该一系列证据的记载内容，从这一系列内容均可看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为袁晓朋而非张武。另外，一审法院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综上，王晓蕾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为维护王晓蕾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支持王晓蕾的所有上诉请求。张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王晓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是按照王晓蕾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进行了送达，送达合法有效，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事实清楚，车辆是张武出资、占有使用，张武拥有实际所有权。张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停止对车牌号×××（车架号SAJAA06H7BFS01927）车辆的执行并解除查封及扣押措施；2.确认张武对车辆具有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5日，袁晓朋取得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2011年6月11日，袁晓朋向燕英捷公司购买捷豹XF2967CC（车架号SAJAA06H7BFS01927）小轿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一辆，购车款为62万元。一审庭审中，张武主张涉案车辆系其借用袁晓朋车牌指标购买，购车款由其支付。其中186000元由张武直接向燕英捷公司支付，燕英捷公司出具《垫付证明》，证明张武代袁晓朋垫付上述款项。剩余434000元，张武、袁晓朋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贷款。2017年2月15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出具《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证明张武还清434000元贷款本息。涉案车辆购买后由张武实际占有使用并办理交纳保险、维修车辆等事宜。2013年4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丰民初字第01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林玲、袁晓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晓蕾借款本金100万元并自2011年11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该判决生效后，王晓蕾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执行案号为（2013）丰执字第06681号。2016年4月22日，一审法院查封袁晓朋名下车牌号为×××的机动车档案。2017年2月14日，一审法院扣押了涉案车辆。2017年3月10日，张武对执行车牌号为×××的捷豹小客车提出书面异议，请求中止（2013）丰执字第06681号案中对涉案车辆的查封和扣押。一审法院于2017年作出（2017）京0106执异13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武的异议请求。对张武的诉讼请求，王晓蕾在本案原一审审理过程中曾到庭提交意见书称，机动车属于登记制，张武非机动车主；机动车号牌的租、借、私下转让均属违法行为；对机动车的查封、查扣是丰台法院依照法律程序的公权力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王晓蕾、袁晓朋、林玲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并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因此，机动车的登记人并非一定是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本案中，虽然涉案车辆登记在袁晓朋名下，但是结合张武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可以认定涉案车辆系由张武购买并使用，张武应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另，张武未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张武无权取得袁晓朋名下的配置指标及相关车牌号码。据此，判决：一、确认登记在袁晓朋名下车架号为SAJAA06H7BFS01927的捷豹XF2967CC小轿车一辆归张武所有；二、停止法院依据(2013)丰执字第06681号执行案件对车架号为SAJAA06H7BFS01927的捷豹XF2967CC小轿车的执行。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并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从上述规定内容可以看出，审查机动车所有权归属问题应当以是否支付对价和是否取得占有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本案中，张武持有《机动车登记证》《税收通用完税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原件，相关《预付款收据》和《垫付证明》《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能够证明张武实际支付了涉案机动车的对价，张武提交的多份车辆《保险单》和有关维修费支出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对涉案车辆实际占有和使用的事实。王晓蕾虽对此提出异议，但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确定张武应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并无不当。王晓蕾提出申请法院向燕英捷公司调取涉案车辆档案和要求张武提供办理车辆贷款的贷款合同，本院认为，张武提供的《个人汽车消费信贷通知函》上加盖有燕英捷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的公章，载明银行核准张武、袁晓朋的汽车消费贷款金额，此与张武、袁晓朋自燕英捷公司处购买涉案车辆的总价款及张武支付首付款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在张武提供的现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车辆对价支付和实际占有的情况下，王晓蕾提出调取证据的内容与此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王晓蕾提出的申请不予准许。针对王晓蕾上诉提出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向王晓蕾于2017年12月18日填写的《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送达地址邮寄开庭传票被退回，该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甲26号金泰华云写字楼D座208”，此后王晓蕾于2019年6月19日填写的《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送达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甲26号D座00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在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王晓蕾并未将变更送达地址的情况告知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向其送达开庭传票的程序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本院对王晓蕾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晓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晓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