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民终32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华夏先锋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刘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勇，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康敬东，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磊，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熙蕾，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中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法定代表人：郑胜祥。原审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黄新锋，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雨轩，男，该行员工。上诉人北京华夏先锋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信公司）、康敬东、原审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以下简称广发行月坛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2017）京02民撤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因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或理由，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京02民撤5号民事判决，在査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华夏公司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及上诉费均由中海信公司、康敬东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2014）二中民终字第06408号（以下简称6408号）判决主文驳回了中海信公司要求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38号楼4层4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返还并过户给中海信公司的诉请的结果未就房屋的状况作出改变，虽然华夏公司未参加该案诉讼，但6408号判决的结果并不损害华夏公司的民事权益”系基于部分重要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得出的错误结论。认为华夏公司主张撤销6408号判决的理由不是针对判决主文存在的错误而驳回华夏公司的诉请系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对康敬东是否为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未予査清并作出认定显系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庭审中，康敬东仅提交了2000年与中海信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以及购房款发票，始终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在一审法庭多次示明要求其提供支付购房款的相关证据后，康敬东的代理人表示当时是贷款购房，但仍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因此，华夏公司认为，仅凭购房合同及购房款发票，不足以证明康敬东在2000年就已购买了涉案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应责令其提供支付购房款的证据，以查明2000年时其是否系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及所有权人。若其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需要强调，一审庭审中华夏公司曾举证了一份证据“北京隆瑞嘉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的工商基本信息”，该公司的西城分公司的负责人即是康敬东，分公司注册办公地点就在涉案房屋同一栋楼内6楼，虽然该公司的西城分公司现已经注销，但该公司至今仍是涉案房屋所在楼的物业服务单位。因此，华夏公司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康敬东与中海信公司之间有特定的密切关系。再结合康敬东作为该分公司的负责人，按常理推断应长期在涉案房屋所在楼内办公，不可能一直不知中海信公司已于2002年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了华夏公司并早已交付使用的事情。但直至2013年康敬东纠集社会人员强占涉案房屋之前，其并未通过正当途径就涉案房屋的使用权向华夏公司主张过权利，更蹊跷的是，其曾通过电话向华夏公司上级单位的主管人员朱宏伟表示可以以一万多元的单价回购涉案房屋。综上，华夏公司认为康敬东的种种表现均与通过常理判断的涉案房屋的合法买受人不符，故法院更应当要求康敬东完成其主张的2000年已买受涉案房屋并支付了对价的事实的举证责任，以查明康敬东是否为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及所有权人。再次，一审庭审中根据广发银行月坛支行提交的涉案房屋在康敬东名下办理按揭抵押贷款的相关材料已査明:涉案房屋2008年至今的贷款显示为“一手房”按揭贷款，中海信公司在该笔贷款中作为康敬东的担保人，结合康敬东于2006年向中海信公司出具《承诺书》后才取得房产证及其代理人庭审中称康敬东2000年时购买该房屋的相关情况来看，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的2008年的“一手房”按揭贷款显然是虚假的。基于此，华夏公司更有理由怀疑2000年时中海信公司与康敬东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假按揭”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中海信公司与康敬东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康敬东不是房屋的真实买受人，更不是真实的所有权人。故华夏公司认为本案中法院有必要要求康敬东举证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以查明案件事实。最后，在6408号判決中已査明康敬东曾在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之前向中海信公司出具过《承诺书》，明确了涉案房屋只是暂时将产权办理到康敬东名下。因此，虽然本案中康敬东持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在其未能充分证明其已真实付款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况下，亦不能仅根据该产权证就推定其为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所有权人。综上，华夏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应当查明并予以认定康敬东是否为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这一重要事实未予彻底査清并作出认定，显系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认为6408号判决主文并未损害华夏公司的民事权益并据此驳回华夏公司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庭谈话曾对华夏公司进行询问:“原告对于6408号判决主文内容认为是否正确?”华夏公司当时作出过如下回答:“若本案中康敬东是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则6408号判决的结果是正确的”。但若康敬东并非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及所有权人，则6408号判决就是错误的。6408号判决主文内容是否存在错误，取决于康敬东是否为真实的涉案房屋买受人及所有权人。其次，6408号判决虽未改变涉案房屋的状况，但也正因如此，导致华夏公司无法向中海信公司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一审中法院已查明华夏公司曾就此向西城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但因西城法院了解到6408号判决的存在而向华夏公司示明无法支持其诉请，故华夏公司对此主张先行撤诉)，同时6408号判决的结果相当于间接认可了康敬东抢占涉案房屋后，对涉案房屋有合法的使用权，这也对华夏公司主张涉案房屋使用权形成了障碍。综上，一审判决认为6408号判决结果不损害华夏公司的民事权益显然是错误的，若康敬东并非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和所有权人，则6408号判决一案应当判决支持中海信公司的诉请，由此华夏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起诉中海信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遗漏了案件关键事实，且使用法律存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支持华夏公司的上诉请求。康敬东辩称：不同意华夏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律规定来说，6408号判决主文并未涉及到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和权属，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第二，根据康敬东二审提交的贷款结清证明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真实，交易真实，康敬东系涉案房屋合法所有权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华夏公司上诉请求。中海信公司未应诉答辩。广发行月坛支行述称，涉案房屋系康敬东与我方贷款合同项下抵押物，如该房屋产权发生变更，希望新的受让方提前结清剩余贷款本息。华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6408号判决；2.判令康敬东继续履行其授权委托中海信公司与华夏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华夏公司名下；3.判令康敬东向华夏公司返还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西城分局关于涉案房屋的登记审核材料中存有，2000年11月9日康敬东作为申请人填写的个人申请购买商品房登记表一张。康敬东持有涉案房屋购房款发票原件。华夏公司与中海信公司签订编号为101284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华夏公司购买国英绿景公寓4单元A、B号房，建筑面积共349.88平方米，单价为10861元，总金额为380万元；中海信公司应于2001年4月30日前，将经过验收备案的房屋交付华夏公司使用。该合同上未注明签约日期。华夏公司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对账单显示：2002年4月22日，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的账户借方发生额为150万元；同年7月2日，辽宁省党刊集团的账户借方发生额为228万元。2003年1月13日，中海信公司向华夏公司开具房地产专用发票，其上载明：房屋面积为349.88平方米，单价10861元，金额380万元，备注：4A、4B。康敬东认可华夏公司支付了涉案房屋房款。后，中海信公司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华夏公司，华夏公司称康敬东在2013年年底强占了涉案房屋，康敬东认可其已于2013年年底占有涉案房屋。2013年11月12日，华夏公司委托方跃红报案，举报中海信公司合同诈骗。同日，西城分局向方跃红出具京公西经受案字（2013）000757号受案回执。二中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6408号判决，其上载明：2014年3月，中海信公司诉至西城法院称，我公司曾于2000年11月9日将我公司开发的北京市西城区国英绿景公寓4层A型房屋（即涉案房屋）出售给康敬东，房屋销售价款2295856元。后因该房屋存在噪音，经康敬东申请调换房后，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我公司同意为其调换合适房屋，康敬东同意退出涉案房屋。我公司为康敬东调换房屋后，已经将涉案房屋另作他用，该房屋一直处于出租状态。近日，我公司得知，康敬东未经我公司同意，擅自占用涉案房屋，且拒不退还，经我公司多次口头通知、书面发函仍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我公司认为康敬东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康敬东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我公司名下；2.康敬东将涉案房屋腾退并返还给我公司。康敬东辩称，不同意中海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存在噪音，故双方协商更换房屋，目的是要得到没有噪音的房屋。中海信公司一直没有给我调换到合适的房屋，我无法达到签订协议的目的。根据合同法规定，中海信公司有先履行的义务，我要求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在中海信公司没有履行自己义务的前提下，我有权拒绝履行。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中海信公司、康敬东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契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康敬东购买了中海信公司开发的涉案房屋，后双方又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中海信公司同意为康敬东调换购买的房屋。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根据法院查明事实，中海信公司、康敬东双方虽签订了补充协议，康敬东要求更换购买的房屋，中海信公司亦同意康敬东换房要求，但双方未实际履行换房一事，中海信公司现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康敬东在承诺书中的10A房屋或其他合适的房屋与康敬东进行调换。中海信公司在未履行自身义务的同时，要求康敬东腾退依据商品房预售契约已经取得产权的房屋，并过户至中海信公司名下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二中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07424号（以下简称7424号）判决，驳回中海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中海信公司不服，上诉至二中院称，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已明确约定，为避免我公司房屋空置造成损失，康敬东同意我公司将涉案房屋对外推荐及销售，而非在我公司为康敬东换房后才可对外推荐和销售，不存在西城法院认定互负债务的情况；基于上述协议，康敬东应该返还涉案房屋。故请求二中院撤销西城法院7424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康敬东同意西城法院7424号判决。二中院审理查明，2000年11月9日，中海信公司、康敬东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约定中海信公司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康敬东，价款为2295856元。后，中海信公司（甲方），康敬东（乙方）另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写明：”鉴于：甲乙双方于2000年11月9日经协商一致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甲方将自行开发的国英绿景公寓4A房屋出售给乙方，在交房前乙方勘查房屋后认为该房屋存在噪音，经第三方现场勘查房屋确实存在噪音，为此乙方申请更换其他房屋。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就甲方为乙方更换房屋事宜补充约定如下，以兹共同遵守。一、甲方同意乙方提出的换房要求，鉴于房屋绝大部分已经售出，乙方同意甲方在未出售房屋范围内以及其他买受人退房的范围内为乙方更换满足无噪音条件的房屋。二、因乙方购房系通过银行按揭方式购买，未经甲方书面通知，乙方需继续偿还按揭贷款，避免房屋出现断供，被银行起诉情况。甲方为乙方更换合适房屋前，乙方继续偿还银行贷款。待房屋调整完毕后，甲乙双方需根据房屋面积、楼层等情况据实结算价款。三、为避免甲方房屋空置造成的损失，乙方同意甲方为乙方换房的同时可对外推荐、销售国英绿景公寓4A房屋，但最终房屋销售状况以房管局备案登记为准。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2006年7月17日，康敬东出具承诺书，写明：”本人申请将4A房产证暂时办到本人名下，待本人取得10A房屋房产证后，同意按照开发商书面通知协助将4A房产证变更到开发商指定的第三方名下。”2006年11月22日，康敬东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7424号案件中，中海信公司称康敬东曾同意以承诺书中的“10A房屋”与涉案房屋进行调换，但后又反悔；康敬东对此不予认可，中海信公司未就此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中海信公司同时表示现无法将康敬东承诺书中的“10A房屋”调换给康敬东，也没有其他合适房屋给康敬东调换。6408号案件中，中海信公司称康敬东承诺书中的“10A房屋”已于2010年左右卖出，已无为康敬东调换房屋的可能，并明确表示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无法履行。6408号案件审理法院认为，中海信公司、康敬东签订的《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康敬东依据《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购买涉案房屋并取得产权，依据补充协议有权要求中海信公司调换符合条件的房屋；中海信公司依据补充协议负有为康敬东更换满足无噪音条件房屋的义务。但签订补充协议后，中海信公司并未为康敬东调换到符合条件的房屋，并明确表示已无为康敬东调换房屋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康敬东占有涉案房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海信公司称，依据补充协议第三条，其有权在不为康敬东调换房屋的情况下对外推荐和销售涉案房屋，故康敬东应返还涉案房屋。但依据补充协议的内容，中海信公司仅有权对外推荐和销售涉案房屋，而非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故中海信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西城法院中判决驳回中海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故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敬东为证明华夏公司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超过6个月法定期间，一审中提交如下材料：1.2014年6月1日备忘录一份，其上载明：会议地点：中海信公司清算办公室；华夏公司参会人：方跃红、王瑞律师、曹新京律师；中海信公司参会人：周学腾律师；备忘内容：中海信公司4A、4B两套房产与康敬东、郑磊存在纠纷，正在解决中，如果纠纷解决完毕，……中海信公司同意将4A、4B过户给华夏公司；由于解决该两房屋的时间无法确定，华夏公司同意在国英公寓调整类似房屋过户给华夏公司。2.2014年7月25日备忘录一份，其上载明：甲方中海信公司代理人周学腾律师；乙方华夏公司代理人王瑞律师、曹新京律师；因中海信公司无法将国英公寓4A、4B房屋交付和过户给乙方，经双方友好协商，将解决方案备忘如下：1.甲方公司愿将4A、4B房屋变更为10K、10J房屋，过户给乙方公司；乙方公司原则上同意该方案，具体意见7日内回复……3.2014年7月28日，中海信公司向西城分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与华夏公司就房屋违约事宜协商妥善处理，并达成2014年6月1日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其他房屋解决纠纷，另达成2014年7月25日备忘录，双方同意以10K、10J房屋房屋代替4A、4B，双方如无争议近日将房屋交付华夏公司。我公司认为与华夏公司系民事纠纷，请撤销刑事立案。经一审法院向西城分局调查，涉案卷宗情况如下：上述备忘录和情况说明在该局刑事卷宗当中。2014年7月24日，康敬东向西城分局提供了6408号判决。2015年5月12日，西城分局对方跃红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方跃红称：2014年6月1日，中海信公司委托律师周学腾与我公司联系商议4A、4B解决方案，后我和我公司的王瑞、曹新京两位律师一起参加的会商，后来2014年7月25日，我们双方又进行了第二次商谈，制作了备忘录，周学腾、王瑞、曹新京代表我们双方在上面签了字；就10K、10J房屋的过户情况，我于2014年8月13日给周学腾打电话问进展情况，对方称之后答复，后2014年12月31日前后，又给周学腾打一次电话问10K过户情况，周学腾说回去再说，之后对方没给我打，我也没给周学腾打，现在情况不清楚；备忘录是律师针对商谈过程进行的记载，代表不了我公司的意见，我公司就是想要回4A、4B。2015年5月14日，西城分局就上述报案作出京公西经撤案字（2015）00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该决定书上无报案方签字。一审法院在该卷宗中未发现西城分局将6408号判决情况明确告知华夏公司的文字记录。经一审法院询问，华夏公司称2014年7月25日备忘录中表述中海信公司无法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华夏公司，其原因为康敬东持有该房屋的产权证。2017年4月，华夏公司将中海信公司诉至西城法院，要求中海信公司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配合华夏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并支付违约金。2017年7月4日，华夏公司申请西城法院调取西城分局中海信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侦查过程中取得的相关证据材料。2017年9月4日，西城法院谈话笔录显示，法院询问：因之前电话与华夏公司联系，该案因存在已生效的判决，你方是否坚持起诉？对此，华夏公司表示：先去撤销已生效判决，之后再起诉。后，华夏公司就该案撤回起诉。2008年10月22日，贷款人广发行月坛支行与借款人康敬东、保证人中海信公司签订按揭贷款合同一份，以购买本案涉案房屋为由，向广发行月坛支行贷款3040633.48元，并将涉案房屋抵押给该行。截至2018年12月21日，康敬东在该笔贷款项下欠付本金614452.77元，欠付利息83.63元。华夏公司表示，如本案中，法院判决康敬东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华夏公司，华夏公司同意代康敬东还清欠付的贷款本息，之后再向康敬东进行追偿。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本案中，华夏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就该房屋享有独立请求权，是本案的适格原告。6408号判决主文驳回了中海信公司要求将房屋返还并过户给中海信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项的结果未就房屋的状况作出改变，虽然华夏公司未参加该案诉讼，但该案6408号判决的结果并不损害华夏公司的民事权益。华夏公司认为6408号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中法院作出的“在此情况下，康敬东占有涉案房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表述损害了华夏公司的权益，因该部分陈述系法院根据中海信公司与康敬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认定，该陈述亦不是判决主文内容，华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撤销6408号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华夏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夏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康敬东提交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的“结清证明”，写明“我行住房贷款客户：康敬东，贷款合同号：11105200000000030，借款凭证号：111200000000475，贷款金额：壹佰陆拾万元整，贷款期限240个月，购买国英绿景项目一套房产贷款已结清。”康敬东以此证明其与中海信公司之间买卖房屋交易真实，为购买涉案房屋办理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办理了按揭贷款，支付购房贷款160万元,并于2003年6月27日将该银行贷款还清。康敬东称，该证据在一审中未能提供，系因时间久远未想起办理贷款银行名称，且朝阳支行曾经更名过。华夏公司认为，该证据没有经办人签字及经办人联系方式，真实性不认可；且康敬东未能提供购房首付款的支付记录、没有还款明细等，仅凭一纸“结清证明”不能证明其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亦不能证明康敬东与中海信公司交易的真实性。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无异。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当事人申请撤销的对象应当是“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而不包括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等内容。其理由在于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部分对于案外人并无约束力，如果案外人认为该相关部分存在错误，可以在自己参加的后诉中直接加以否定或者推翻，而没有必要就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华夏公司诉请内容是康敬东与中海信公司之间系虚假的买卖关系，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系套取银行贷款，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而6408号判决对合同效力问题查明不清，认定错误，故6408号判决应予撤销。华夏公司实质对6408号判决中事实认定部分存在异议，而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法院系基于7424号案件与6408号案件当事人的中海信公司与康敬东的陈述及提交证据而作出的判断，对不是该案一、二审当事人的华夏公司无约束力。华夏公司可在另案中直接以中海信公司、康敬东为共同被告，主张并举证证明中海信公司与康敬东之间存在虚假交易，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华夏公司不应以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救济途径。综上所述，本案中华夏公司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不应予以受理。一审法院予以受理，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撤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华夏先锋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5167元退还北京华夏先锋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北京华夏先锋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167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稚侠审 判 员 金 曦审 判 员 赵 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惠莹书 记 员 郭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