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102民初9985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董金刚，男，198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振国（系原告董金刚的父亲），住沈阳市苏家屯区。 被告：郑弼桐，男，199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彼，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沈阳同昌汇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39号（1-13-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MAOP52L73W。 法定代表人：徐庆昌，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董金刚与被告郑弼桐及第三人沈阳同昌汇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同昌汇金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金刚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振国、被告郑弼桐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彼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同昌汇金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金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准许执行被告郑弼桐13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2018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辽0102民初3697号判决书，后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对被告进行追加，现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02执异19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驳回了董金刚的追加请求。(2018)辽0102民初3697号判决书判决，沈阳同昌汇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应向原告董金刚给付撤资款13万元，并且应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但是汇金公司未履行法院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原告追加被告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在汇金公司是认缴，没有实缴，并且在诉讼期间转让股份，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共同担责，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即被告应该给付原告13万元及利息。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郑弼桐辩称，一、答辩人并非沈阳同昌汇金信息咨询公司的股东，且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同昌汇金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此被答辩人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追加答辩人为被执行人。1.答辩人与徐庆昌原为同昌汇金公司股东，各占股权50%，但答辩人与徐庆昌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答辩人将其持有的同昌汇金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徐庆昌，并于2018年6月4日办理完毕工商登记，因此被答辩人在2019年2月11日申请强制执行前，答辩人已经并非该公司股东，因此不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中“未缴纳、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的关于追加主体的规定。2.被答辩人与沈阳同昌汇金公司执行纠纷仍在执行过程中，和平区人民法院并未以沈阳同昌汇金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中止执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沈阳同昌汇金公司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中对“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要求，同时被答辩人在庭前撤回对沈阳同昌汇金公司独资股东徐庆昌的起诉，导致沈阳同昌汇金公司财产状况无法查实，被答辩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沈阳同昌汇金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此其追加请求不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二、同昌汇金公司出资形式属于认缴出资，认缴期限为2046年8月11日，因此在认缴期限届满答辩人享有期限利益，答辩人作为原始股东于2017年3月31日将持有同昌汇金公司50%股权转让给徐庆昌时，对应的尚未发生的补足出资的义务随即随股权转让给了徐庆昌，因此答辩人不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中“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因此被答辩人的追加请求不具有法律依据。（一）答辩人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前转移股权的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中规定“未履行出资义务”是指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不法行为，这与认缴资本制下股东享有的合法的出资期限利益有着本质区别。股东出资认缴制系现行公司法的明文规定（详见《公司法》第二十六、二十八条），并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次）第6条中明确认可“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因此股东依法获得分期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受法律保护，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前转移股权的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二）答辩人与徐庆昌已经于2017年3月31日签署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转让股权，被答辩人对徐庆昌为同昌汇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权转让事宜知情。1.2017年3月31日，答辩人与徐庆昌签署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答辩人持有的同昌汇金公司50%股权转让给徐庆昌，此后认缴出资义务也随之转让给徐庆昌，此后同昌汇金公司由徐庆昌实际控制，答辩人退出该公司管理。2.被答辩人2017年9月15日与同昌汇金公司（负责人徐庆昌）签署了《合伙经营协议书》，并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产生诉讼及执行案件。但被答辩人在该过程中与徐庆昌签署的材料中明确记载“徐庆昌系同昌汇金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同昌汇金公司代表徐庆昌和董金刚达成入股合作协议”、“在董金刚未撤资的情况下，始终持有同昌汇金公司45%的股份”、“同昌汇金公司承诺在2017年10月1日前办理完公司股东更名”等内容，并且所有签署材料中均只有徐庆昌的签字无答辩人的任何签字，以上能够证明被答辩人实际对于徐庆昌为同昌汇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答辩人已经将股权转让给徐庆昌的事实属于明知状态。（三）答辩人与徐庆昌于2018年6月4日办理完毕同昌汇金公司股权转让登记事宜，当时被答辩人与同昌汇金公司诉讼正处于审理阶段，债权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且同昌汇金公司仍在经营，无证据显示同昌汇金公司对外债权无清偿能力，因此答辩人不具有侵害被答辩人债权的恶意，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综上，被答辩人的追加请求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董金刚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 第三人同昌汇金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董金刚诉同昌汇金公司、徐庆昌、郑弼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辽0102民初36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沈阳同昌汇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原告董金刚给付撤资款130,000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沈阳同昌汇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原告董金刚给付撤资款利息，以13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后同昌汇金公司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辽01民终10446号民事裁定，准许同昌汇金公司撤回上诉。 判决生效后，因同昌汇金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董金刚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9）辽0102执1505号。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董金刚申请追加徐庆昌、郑弼桐为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2019）辽0102执异19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董金刚的追加请求”。原告董金刚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本院提出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第三人同昌汇金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成立，股东为徐庆昌、郑弼桐，二人出资比例各50%，认缴出资额均为5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46年8月11日。2017年3月31日，郑弼桐作为出让方与徐庆昌作为受让方签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弼桐将其持有的同昌汇金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徐庆昌。2018年6月4日，同昌汇金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投资人变更为徐庆昌。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应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第三人同昌汇金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根据原告及被告郑弼桐提供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意见对本案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主张追加被告郑弼桐为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同昌汇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情况下，原告应举证证明被告郑弼桐存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从工商登记档案来看，被告郑弼桐的认缴出资期限为2046年8月11日，由此，接下来应考察被告郑弼桐在认缴期限未届满前转让股权是否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由此可见，股东出资认缴制系现行公司法的明文规定，股东依法获得分期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受法律保护，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前转移股权的行为不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原告申请追加被告郑弼桐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责任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金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48元，由原告董金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凤 人民陪审员 赵 璇 人民陪审员 雷璐璐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姜立娟 书记员张锐妍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理由成立的，判决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责任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 （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