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02民初8196号 原告：郑淑安，男，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山东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丰华，男，197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淑安与被告范丰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了（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民事判决。原告郑淑安提出上诉，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鲁11民终140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淑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被告范丰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淑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范丰华返还 1100074.67元并自2016年1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范丰华承担。事实和理由：郑淑安与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德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对鑫德公司享有债权1100074.67元。为回收该款项，郑淑安于2016年下半年经人介绍将其对鑫德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委托范丰华代为办理催收欠款，后范丰华在代理收回欠款过程中，未及时将回款物交付郑淑安，并擅自处置回款物，郑淑安多次向被告催要未果。 被告范丰华辩称:首先,郑淑安与范丰华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1、证人吕某于2017年6月3日出具的证明中证实，案外人贺照娟及郑淑安等三债权人在鑫德公司拥有债权共计 1549294.67元，因为收款困难，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委托了证人吕某、林某到鑫德公司回收欠款。因为证人吕某、林某是鑫德公司的会计和项目经理，不方便直接出面，便以范丰华的名义办理。原告郑淑安与范丰华相互并不认识。从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中能够证实，早在2015年2月17日，郑淑安就把自己的收款账号发给了林某，委托林某回收欠款，双方有多次关于委托回收欠款的聊天记录；2、郑淑安与范丰华从来没有签订过委托合同。范丰华只是按照证人吕某、林某的要求和日建集团的管理规定，与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收到条等手续。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收到条的过程中范丰华和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没有见过面。直到2017年3月14日，林某才告诉郑淑安范丰华的电话号码，上述事实，有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原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签字的协议、收条以及证人吕某的证明、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3、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委托证人吕某、林某以范丰华的名义，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从日建集团抵顶出两套房屋后，郑淑安回收欠款的事情就再也与范丰华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郑淑安、案外人吕某及贺照娟签署了顶账房屋的处置协议，贺照娟的债权449220元抵顶的18号楼3单元2403号房屋登记在范丰华名下，郑淑安的债权1064625元抵顶的18号楼3单元2503号房屋登记在证人吕某的外甥任娇的名下，并且郑淑安和债权人贺照娟均在协议上明确委托证人吕某处理顶账房屋进行变现。对于顶账给郑淑安且登记在任娇名下的房屋，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中郑淑安也和林某提到了任娇名下的房屋。对于其他属于郑淑安的469294.67元未能顶房的债权，被证人吕某、林某转让给了林增功，由证人吕某、林某于2017年4月6日与林增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原告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4、对于郑淑安是委托证人吕某、林某全权处理其债权回收、房屋变现等事宜，2017年3月22日证人吕某在E尚筑21楼办公室向郑淑安出具的欠条也能够证实。在该欠条上，证人吕某向郑淑安出具了全额 1100074.67元的欠款条，林某在该欠款条上也作为担保人签了字。对于该欠条的性质和出具过程，证人吕某在2017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中已经做出明确说明。其次，郑淑安与案外人吕某及贺照娟签署的债权处置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抵顶房屋的债权是属于原告郑淑安和债权人贺照娟二人所有。关于该协议：1、从该协议的形式上看，该协议是一份三方协议。郑淑安在原审中对该协议提出了异议，但是认可该协议上“郑淑安”的签字是郑淑安本人所签，该协议上还有另外协议当事人吕某、贺照娟的签字，该协议应当作为有效证据来采信；2、从该协议的内容上来看，是债权人郑淑安、贺照娟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吕某达成的债权处置协议。对此，2017年3月22日证人吕某在E尚筑21楼办公室向原告郑淑安出具的全额1100074.67元的欠款条以及林某在该欠款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的欠条，与该协议也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郑淑安是完全委托证人吕某来回收欠款和变现房屋的，该协议应当作为有效证据来采信；3、从该协议的内容上来看，贺照娟的债权是449220元，郑淑安的债权是1064625元抵顶，抵顶来两套房屋，每套价值540000元。债权人郑淑安、贺照娟都同意对剩余债权469294.67元另行处理，明显可以推断出对抵顶来的两套房屋债权人郑淑安、贺照娟是每人一套，都对抵账来的房屋享有权益；4、从该协议的内容上来看，贺照娟的债权449220元抵顶的是18号楼3单元2403号房屋登记在范丰华名下，郑淑安的债权1064625元抵顶的18号楼3单元2503号房屋登记在证人吕某的外甥任娇的名下。对此，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在该聊天记录中郑淑安明确向证人林某提到任娇名下房屋的事宜。并且，在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中，双方还明确提到对于属于郑淑安的剩余债权469294.67元的处理问题，证人林某还告知了郑淑安该剩余债权469294.67元最终受让人林增功的电话号码；5、从鑫德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来看，涉案顶账房对应的债权是三位债权人：郑淑安为1064625元、岚山盛安租赁站为35449.67元、贺照娟为550220元，这也能够证实，抵顶房屋的债权是属于郑淑安和债权人贺照娟二人所有。最后，范丰华与郑淑安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不存在任何其他民事法律关系。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吕某向郑淑安出具了内容为“今欠郑淑安1100074.56元，并由林某作为担保人”的新欠条。从该欠条的出具之日起，案外人吕某、林某与郑淑安之间形成了新的债务关系。郑淑安应当按照债权关系去向案外人吕某、林某主张欠款。郑淑安完全可以凭欠条来起诉欠款人吕某和担保人林某，但郑淑安却一再恶意诉讼，无理缠讼，反复非法查封范丰华的财产长达三年之久，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尽快做出判决，以维护范丰华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质证。郑淑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6年8月18日债权转让协议和2016年11月8日债权转让证明两份（共计三份），证明郑淑安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委托范丰华代为索要其在鑫德公司的债权（共计1100074.67元）；证据二、2016年11月16日和2016年12月1日范丰华给鑫德公司出具的两份收到条，用以证明范丰华已从鑫德公司收回款项1080000元；证据三、范丰华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所提交的答辩状，证明范丰华认可债权转让的事实不存在，只是委托代理关系；证据四、范丰华与案外人段淑春2017年2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用于证明范丰华将郑淑安债权顶出的房屋转让给第三方案外人段淑春的事实；证据五、2017年9月14日案外人吕某出具的证明，证明郑淑安在委托范丰华催要欠款前并不认识吕某，是林某通过她认识了范丰华，继而将范丰华介绍给了郑淑安。同时证明，范丰华向法庭提交的吕某写的书面材料是按照范丰华意思所写；吕某之前从范丰华处借了高息借款未能偿还，与范丰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利害关系；证据六、涉案两份债权转让证明以及范丰华在原审一审时提交的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和签字地点。用于证明郑淑安委托范丰华催要欠款的事实和范丰华认为接受吕某转委托的观点不能成立的事实。从协议书原始材料签字的情况看，2016年12月8日范丰华拿着协议书找郑淑安签字时，不存在任何其他书写的字迹，只有郑淑安在协议书上的签字，对该协议书上任何其他除去打印字体以外的书写内容，我方一概不予认可。转让证明和协议书的原始签字情况是在郑淑安办公处签字，是范丰华亲自拿着找郑淑安签字，当时该文件上不存在任何其他手写部分内容，因此郑淑安对其手写内容不予认可，庭审后提交原件核对；证据七、郑淑安与林某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郑淑安直接委托范丰华催要欠款的事实。从该短信记录内容可以明显看出，郑淑安通过林某直接与范丰华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不存在被告主张的其是接受案外人吕某委托催要款项的情况。 被告范丰华质证称，对证据一2016年8月18日债权转让协议和2016年11月8日债权转让证明两份（共计三份）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要证实的内容有异议。通过在石臼法庭（2017）鲁1102民初3800号以及本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多次庭审调查能够证实，范丰华与郑淑安互不认识，与证人林某也不认识，郑淑安是委托证人吕某、林某到日建集团回收欠款，日建集团没有钱，只能抵顶房屋，吕某和林某是日建集团鑫德公司的会计和材料员，他们没法把这个账顶到他们自己名下，吕某和范丰华认识，吕某找范丰华要求以范丰华的名义到日建集团办理顶账手续，上述证据一就是为了回收欠款按照日建集团的要求办的回款手续（是一个债权转让的形式）；对证据二2016年11月16日和2016年12月1日范丰华给鑫德公司出具的两份收到条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也是为了回收欠款按照日建集团要求办的回款手续之一，但是当时吕某受托去日建集团索要欠款的委托人除了郑淑安以外还有债权人贺兆娟、孟祥峰、张纪堂、陈颖共计五个债权人，收到条上有这五个人的签字，这两份540000顶房款的收到条不是针对郑淑安的债权，是针对了这五个人的债权；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郑淑安主张所要证实的内容有异议，同样是基于同一事实和证据，郑淑安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起诉主张和范丰华不属于委托关系，是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本身和今天再次起诉相矛盾，在那个案件中范丰华当时答辩说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也没有其他关系，范丰华是应吕某的要求与郑淑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办理收款手续；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郑淑安主张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一是签订的房屋处置协议，贺兆娟和郑淑安均委托吕某处置房屋顶到范丰华名下的房屋不是郑淑安债权所对应的房屋，而是贺兆娟债权所对应的房屋，按照贺兆娟、原告、证人吕某处置并且变现，证据四的这份协议是吕某以范丰华名义签订的，协议上范丰华的名字是吕某代写的，吕某已经明确在协议上标注是代写、代签，那么范丰华只是按照吕某的通知到房管部门协助办理过户，房款也是全部转给了吕某；对证据五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明系复印件，在郑淑安庭审时也没提供原件，并且该证明的内容严重不属实，吕某是日建集团的财务人员，这个可以到日建集团进行核实，并且该证明的落款时间是2017年9月14日，与2017年6月3日吕某出具的关于范丰华代理收款情况的证明以及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吕某出庭作证内容直接相反。对于吕某的证言，应当以最早的案件，也就是（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吕某的两份证言以及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对证据六有异议，郑淑安与贺兆娟等五债权人委托了吕某、林某到日建集团回收欠款，吕某找到范丰华要求以范丰华的名义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来回收欠款，那么范丰华不认识郑淑安与贺兆娟等五债权人，在债权转让的过程中，双方没有见过面，是吕某、林某联系的郑淑安与贺兆娟等五债权人，先到日建集团，在债权转让证明上签的字，范丰华是后到日建集团，在债权转让上签的字，这一个事实在原审中已经陈述过，但是没有直接证据，那么郑淑安提供的证据六就证明了这个事实，郑淑安提供的前两份的债权转让证明照片地点就是在日建集团，债权转让证明只有郑淑安签字，没有范丰华签字，那么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的庭审中郑淑安陈述是和范丰华一起共同到日建集团签订的债权证明，与郑淑安当庭提供的证据相矛盾。对于证据六中的在郑淑安汾水办公室签署的处置顶账房产的协议，证人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时，明确陈述“我和范丰华一起去找郑淑安写过一个协议，协议是范丰华在办公室打印后，拿着一起去郑淑安的办公室，郑淑安签完字以后范丰华说房子出了什么问题让我负责，所以就在郑淑安办公室手写了（由吕某全权处理以上债权债务，代收上述款项）的内容”，这份协议是由吕某持有的，吕某又找了贺兆娟也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而且吕某作为担保人也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由吕某、贺兆娟、郑淑安签字的协议在7883号案件庭审中郑淑安手机里边有这份协议，并且发给了林某，当然这些证据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已经提交过了。原告在本案中陈述的这份协议的签署过程完全不属实，并且与（2017）鲁1102民初3800号和（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相矛盾；对证据七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无异议，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已核对过。但是从2014年9月6号、2015年2月17、18号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郑淑安是委托林某回收欠款的。2016年11月8日郑淑安发给林某的短信内容是“上次你给我发的短信上帮忙要钱的范丰华，而在公司手续上写的授权委托是给范伟元，没事吧”，林某回复说“没事”，从该内容可以看出郑淑安对于范丰华是谁都不知道，其委托林某回收欠款，林某是用谁的名义走债权转让，郑淑安也不清楚，林某的意思是用谁的名义走都可以，都没事。该证据能够证实根本不是郑淑安委托范丰华回收欠款；2017年3月22日的短信，林某给郑淑安发了手机号，意思是让郑淑安直接联系吕某，因为紧接着4月17号林某发给郑淑安的一条短信内容是“跟她约好明晚或者后晚见面谈”，这两条短信意思是林某跟郑淑安约吕某一起谈回收欠款的事，由此来证实郑淑安是委托了林某、吕某来回收欠款的，郑淑安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陈述与吕某不认识，与事实不符；2017年9月16日，郑淑安又发给林某一个短信，内容是问关于任娇那套房子的转让方式，林某9月17日回复说“约了她下午”，那么我们理解这个她应该吕某，任娇是吕某的亲外甥，因为9月18号郑淑安发的紧接着另一条短信是让她（吕某）了解为什么这个房屋要转给任娇，任娇的联系方式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房屋被丁召永查封了，然后林某接着给原告发了丁召永的电话号码；在2017年10月10日原告还向林某再次发了有郑淑安、贺兆娟、吕某签字的房屋处置协议，同时因为郑淑安的部分债权 469294.67是由林某转让给了林增功，林某与林增功是兄弟关系，2019年3月4日，林某给郑淑安发了一条短信，把林增功的电话发给了郑淑安并且说转给林增功的账已经转回，顶了新城花园的房子，对这个内容我们不认可，但是这个事说明林某转让给林增功的债权就是原告的涉案债权中的一部分。 原告申请证人林某到庭，以证明原被告间委托关系，以及证明协议书上剩余债权金额469294.67元，转给林增功后，由林增功受偿。 原告对证人林某证言质证称：原告认为证人林某所做的陈述足以证实原告在2017年3月22日前并不认识吕某，原告是通过林某的介绍委托范丰华帮忙从鑫德公司索要欠款，该事实清楚明确，同时林某的证言充分证明被告刚才亲自向法庭所做的陈述是虚假的，刚才证人曾经提到吕某欠被告的款项在吕某所书写的证明材料里也明确提到这一点，但被告对此一直予以回避，未做否认。从举证规则讲被告对该事实是认可的，林某的证言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原告的观点，林某证明涉案协议书中剩余的46万余元债权已经由范丰华转回林增功处，并由林增功从鑫德公司另行抵顶了房屋，消灭了债权，该陈述与之前林某与原告短信记录中内容完全吻合，能够认定客观事实存在，因此通过林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确定协议书中所顶出的两处房屋均是用原告郑淑安的债权所抵顶，并且该两套房屋抵顶后售出的款项最终均到被告处，由被告受益。因此原告的主张观点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对证人林某证言有异议：1.证人与郑淑安有利害关系，通过郑淑安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就可以看出郑淑安多年来长期委托证人要款，最早是2014年，该证人的陈述完全偏向郑淑安内容不可信；2.证人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时称证人是日建集团鑫德公司的，吕某是日建集团鑫玉公司的，证人跟吕某是同一个单位，非常熟悉，证人今天开庭说和范丰华是朋友关系，范丰华说根本不认识，那么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证人陈述是到“范丰华与这些债权人签协议的时候，范丰华并不认识我”，由此可见，他今天的陈述是虚假陈述；3.证人今天陈述说郑淑安找他帮着从日建集团要钱，他说他介绍了郑淑安和范丰华认识，这个陈述是虚假的，因为刚才他同时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陈述：证人跟原告说证人认识吕某，吕某认识范丰华，并且知道签订协议的时候他和范丰华都相互不认识，怎么可能他介绍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去给郑淑安要款；4.证人今天开庭说吕某写欠条的时候郑淑安已经走了，郑淑安不在场，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证人陈述：我、郑淑安、吕某，都在场，我让吕某出示的欠条，由此可以证实今天证人做的陈述是虚假陈述；5.证人的陈述不符合常理，证人说他是感觉到范丰华要不付款才让写欠条，那么写欠条也应该让范丰华写，不可能让吕某写，即使是吕某写欠条，也不可能证人作为担保人在欠条上签字，因为证人陈述说他是帮助原告来要款，怎么可能作为担保人在欠条上签字呢，结合证人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的陈述很容易推出是原告郑淑安要求吕某给打欠条的，因为打欠条的时间是2017年的3月22日，抵顶到郑淑安名下的房屋在2016年的12月8日郑淑安已经签字同意交由吕某处置，所以，要吕某向原告出具欠条非常合理，并且吕某是经证人介绍认识，郑淑安跟证人更不熟悉，让证人当担保人，更符合常理；6.证人今天说剩余欠款469294.67元由范丰华转给了林增功，是虚假陈述，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我们已经提供了证据，剩余欠款469294.67元是证人转给了林增功。综上，证人的陈述与以前在庭审中的陈述直接矛盾，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原告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的委托代理情况以及在该委托代理过程中原告债权的落实情况和去向。 原告对于证人吕某的证言质证称：通过对证人的询问结合之前双方出具的书面证据材料，可以充分证明，原告通过介绍人林某及证人吕某与被告建立了真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被告已经实际落实抵顶了两套房屋即1080000元的债权，对此，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 被告对于证人吕某的证言质证称：通过证人证言能够证实任娇是证人的朋友，贺照娟是证人的会计，被告范丰华也是证人的朋友，在原告向证人发问的时候，证人对于原告郑淑安是委托谁去日建集团回收欠款表述是含糊不清的，那么在后来法院调查的时候，证人吕某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是原告郑淑安委托的证人吕某包括另一实际债权人林增功，也是委托的吕某，只不过他们都是通过林某在中间介绍，那么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主要是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的证言能够认定原告郑淑安与证人吕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被告范丰华跟任娇、贺照娟一样，就是顶了一个名义而已，正如吕某说的她的身份不方便出面，总是需要一个人的名字，那么证人所讲抵顶到被告范丰华名下的房子处置及房款问题陈述是虚假的，售房合同是吕某代范丰华签的字，对于这一事实，吕某没有异议，吕某陈述范丰华提的现金和她一起去开发区工商银行存现接着又取出，与事实不符，且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范丰华向证人吕某交付该房款根本不是取现，而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某交付了房款，至于房款转交给吕某以后，吕某给了谁，怎么花了被告范丰华根本不知情。 被告范丰华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吕某2017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共1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证实：1、吕某证实是通过林某介绍认识了原告郑淑安，原告郑淑安是委托林某和吕某向日建集团回收欠款；2、吕某证实在接受原告委托后，是因为吕某不方便以她的名义办理手续，才使用了被告范丰华的名义办理债权转让等抵债手续；3、吕某证实原告郑淑安与吕某及债权人贺照娟自愿签署了《协议书》，原告与贺照娟均同意将抵账来的18-3-2403号房产登记到被告范丰华名下，将抵账来的18-3-2503号房产登记到吕某外甥任娇名下以方便进行出售变现，并委托吕某全权处理以上债权债务，代收上述款项。 证据二、吕某2017年6月3日出具的《范丰华代理收款情况证明》复印件一份共2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主要证实：1、吕某证实原告郑淑安是委托林某和吕某向日建集团回收欠款，原告郑淑安根本不认识被告范丰华，原告郑淑安没有直接委托被告范丰华收款，是吕某委托了被告范丰华去日建集团以范丰华的名义办理债权转让和房屋抵债手续；2、吕某证实抵债来的房屋是按照吕某的安排，经过原告郑淑安、贺照娟的同意，分别登记在了范丰华和任娇的名下。后来，吕某把登记在被告范丰华名下的18-3-2403号房产是进行了处置并实际收取了房款，吕某委托被告范丰华办理的事务已经完成。3、吕某证实2017年3月22日向原告郑淑安出具了1100074.67元的欠条，与原告郑淑安之间形成了债务关系，与被告范丰华无关。 证据三、（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民事判决书共11页第9页中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出庭作证的证言摘录一份，主要证实：1、吕某证实是通过林某介绍认识了原告郑淑安，原告郑淑安委托林某和吕某向日建集团回收欠款，吕某找到被告范丰华，要求顶着被告范丰华的名义要钱；2、吕某证实被告范丰华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提交的证据《范丰华代理收款情况证明》是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吕某本人出具的证明。3、吕某证实抵顶在被告范丰华名下的18-3-2403号房产是吕某委托中介变卖的并由吕某实际收取了房款470000元。4、吕某证实《欠款条》是林某要求吕某向原告郑淑安出具的，原告郑淑安当时在场，吕某的意思是让原告郑淑安给吕某一段时间还钱，原告郑淑安当时未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是默许的。5、吕某证实与被告范丰华去找原告郑淑安写的抵债房屋处置协议，在原告郑淑安的办公室里当面手写了“由吕某全权处理以上债权债务，代收上述款项”的内容。今天庭审中吕某主张不是当着郑淑安的面书写的，我们认为今天的陈述与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的陈述相矛盾，应当以在（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的陈述为准。6、吕某的该证言是依法出庭接受质证、询问时所做的证人证言，与原告在上次庭审中提交的2017年9月14日吕某证言复印件的内容相矛盾，由此能够证实原告郑淑安在上次庭审中提交的2017年9月14日吕某证言以及今天提交的打印件有吕某签字的打印件是不真实的，属于非法证据。 证据四、原告郑淑安与吕某、贺照娟签署的《协议书》照片打印件一份共1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主要证实：该证据结合证据一、二、三能够证实原告郑淑安和另一债权人贺照娟均同意将抵账来的18-3-2403号房产登记到被告范丰华名下，将抵账来的18-3-2503号房产登记到吕某外甥任娇名下以方便进行出售变现，并委托吕某全权处置变现房屋，代收变现的房款。 证据五、证人吕某以被告范丰华的名义与段淑春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共2页、收到条及银行转款凭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3800号、（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对于该证据真实性吕某当庭已经确认，对于证据一到三的真实性吕某确认除了手写字迹先后顺序的问题外，其他的证明都是属实的，主要证实：该证据结合证据三、四能够证实原告郑淑安和另一债权人贺照娟均委托吕某全权处置变现房屋，吕某实际按照该委托将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房屋变现，并实际收取了房款，房屋买卖合同上的被告签字是吕某代签，吕某在代签时做了标注。 证据六、证人吕某2016年12月9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共1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3800号号案卷中，主要证实：该证据结合证据三、四能够证实原告郑淑安和另一债权人贺照娟均委托吕某全权处置抵账房屋，吕某要求将其中18-3-2503号房屋登记在其外甥任娇的名下。 证据七、证人林某与吕某签署的《协议书》照片打印件一份共1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主要证实：该证据结合证据四能够证实原告郑淑安和另一债权人贺照娟的债权中的469294.67元债权被林某转让给林增功，结合证据一、二、三、六证实原告郑淑安、贺照娟等债权人是委托了证人吕某和林某共同去回收欠款。 证据八、吕某和林某于2017年3月22日出具的《欠条》照片打印件一份、欠条背面吕某出具的说明一份共2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主要证实：1、该证据结合证据一、二、三能够证实林某要求吕某向原告郑淑安出具欠条，原告郑淑安当时在场原告郑淑安默许同意给吕某一段时间还钱，并由林某担保，原告郑淑安与吕某、林某之间形成了欠款、担保的法律关系。2、该证据结合证据一、二、三能够证实原告郑淑安、贺照娟等债权人是委托了证人吕某和林某共同去回收欠款。 证据九、（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中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出庭作证的证言摘录一份，主要证实：1、林某证实《欠款条》是2017年3月22日在吕某的办公室内，在原告郑淑安、林某、吕某均在场的情况下，林某要求吕某向原告郑淑安出具的欠条。2、该证据也能够证实林某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出庭作证时关于吕某书写欠条时原告郑淑安不在现场的证言为伪证。 证据十、日建集团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二份共2页，原件在东港区法院（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卷中，主要证实：该证据能够证实证人吕某、林某是接受原告郑淑安、债权人贺照娟、孟祥峰、张纪堂、陈颖等共计五债权人的委托，到日建集团以被告范丰华的名义办理以房抵债手续，抵顶来的18-3-2403号房产、18-3-2503号房产应该属于郑淑安、债权人贺照娟、孟祥峰、张纪堂、陈颖等共计五债权人共同所有。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二，吕某的书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份证明内容陈述冲突，不予认可，其证明效力不能推翻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书证。证据五与原告没有关系，原告对此不知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六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如果该证据真实，也只能证明被告与吕某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方无关。对证据七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相对应，该证明可以证明原告就涉案债权委托催收的法律关系，只与被告存在。原告所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一是原告委托法院调查时才发现的而该证据一是鑫德公司将欠款交给被告的前置条件，是鑫德公司要求的版本，之前原告并不知道。也就是说被告提交的证据七是原告经人介绍后委托被告代为向鑫德公司索要债务的原始文件。对证据八欠条，原告不知情，并且该欠条的签署时间是2017年3月22日，在此之前，涉案收回顶账房屋明确交给了被告，原告方不可能存在由吕某给其出具欠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结合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二，原告将两套房屋顶给被告，而协议中存在的第三套任娇的房屋应该是由案外人贺照娟的债权所形成，因为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由被告签收的收到条，上面有贺照娟的签字，贺照娟对被告从鑫德公司收回两套顶账房1080000元，该事实是清楚的。而该协议书中债权金额为1549294.67元。另，该协议书并非是协议书，至多算作是说明书，因为该说明书中载明内容很清楚，主体是“原有债权人”，同时该说明书中并没有合同相对方，即没有鑫德公司的签章，至于其余的手写部分，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已经查明是由吕某自己添加的。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观点。 通过原、被告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郑淑安对鑫德公司享有债权1064625元，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个体工商户，郑淑安系经营者）对鑫德公司享有债权35449.67元。郑淑安陈述因鑫德公司未付款，其多次找鑫德公司材料员林某追要。林某表示公司款项紧张，而自己家里人在该公司的欠款是找范丰华帮忙要的，可以介绍其认识范丰华，通过范丰华向鑫德公司追要欠款,事后给范丰华一、二万元的报酬即可。 2018年8月18日，郑淑安出具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今有郑淑安（3728021972××××××××）在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所有债务共计：壹佰壹拾万零柒拾肆元陆角柒分1100074.67元转让给范丰华（3711001977××××××××），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由郑淑安承担，由日照鑫德建设公司无关（包括日照市汾水盛安租赁处债权）郑淑安2016.8.18”。 后郑淑安在两份债权转让证明上签字、加盖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公章。其中一份债权转让证明内容为“出让方：郑淑安，受让方：范丰华。出让方郑淑安自愿将在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壹佰零陆万肆仟陆佰贰拾元整￥1064625元转让给受让方范丰华，如在本笔债权转让后出现任何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日照鑫德建设公司及山东日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出让方处郑淑安签名捺印，受让方处范丰华签字。另一份债权转让证明内容为：“出让方：郑淑安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受让方：范丰华。出让方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自愿将在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叁万伍仟肆佰肆拾玖陆角柒分转让给范丰华，如在本笔债权转让后出现任何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日照鑫德建设公司及山东日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出让方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名称处加盖了公章，受让方处范丰华签字。上述债权转让协议除出让方、受让方、债权金额为手写外，其余均为打印内容。落款日期为空白，对此郑淑安陈述系鑫德公司财务人员通知其去签字的，其顺手拍了照片，当时公司财务人员都在场，被告当时也应该在场。范丰华陈述“201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吕某找我，说以我的名义抵顶一套房子，我不同意，到了后来吕某多次做我工作，我就勉强同意了。到了后来我多次到日建集团财务室按照吕某的要求签署很多文件，这可能就是原告提供的原件。是我和吕某去的财务，签字之前包括在签字过程中，我都没见过原告，或者说见过原告我也不认识”。 2016年11月16日，范丰华向鑫德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欠款伍拾肆万元整 （540000.00）鑫玉房产顶房”；于2016年12月1日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欠款伍拾肆万元整（540000.00）鑫玉房产顶房”。收条中收到人处范丰华签名。该收到条存放于鑫德公司，郑淑安亦在该收到条上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郑淑安陈述是鑫德公司财务人员说范丰华已用债权顶了两套房子，让其在收到条上签字。另外收到条还有贺照娟及陈颖、孟祥峰、张纪堂的签字。 后被告范丰华持打印的内容为“原有债权人郑淑安（债权金额1064625元）、贺照娟（债权金额449220元）、盛安租赁处（债权金额35449.67元）共计债权1549294.67元与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转让给范丰华 540000元（大写：伍拾肆万元整）抵顶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楼房一套，房产号：18#3-2403；2、转让给任娇540000元（大写：伍拾肆万元整）抵顶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楼房一套，房产号：18#3-2503。剩余债权金额469294.67元尾款另行处理。原债权人签字：”的协议书到郑淑安办公的地点找郑淑安签字，该协议书未注明落款时间。郑淑安主张其在原债权人签字处签字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其当时签字后予以拍照留存，照片显示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后贺照娟到鑫德公司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在该协议上另有“并由吕某全权处理以上债权债务，代收上述款项”及“连带责任承担人：吕某37110019690920058X”的手写内容，吕某出庭作证时认可其与范丰华一起到郑淑安办公的地点找郑淑安签字，签字时房屋已经顶账完成了，但对于手写内容并非其当场所写，是事后写的。并对之前出具的书面证词、出庭作证的证言中与本案中证言不一致之处作出解释。 经本院调查贺照娟，贺照娟陈述其并非真正的债权人，是林增功的债权挂在其名下，当时吕某打电话让其到鑫德公司签字，说范丰华在那等着她，范丰华让其在该协议上签字时只有郑淑安的签字。贺照娟还陈述协议书上顶账的两套房子不包括她的债权，本来说顶三套房子，后来没顶成，这44万余元又回到其名下，最后被实际债权人实际领走了。 对于上述顶账所得的两套房屋。对于顶账到范丰华名下的新城花园18号楼3单元2403室房屋，吕某于2017年2月15日代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将该房屋以510000元的价格卖与案外人段淑春，约定乙方（段淑春）支付购房定金10000元、2017年4月1日支付房屋首付款160000元，甲方收到全款后三天内交付乙方房屋。乙方支付见证方40000元包费用（其中包括契税、个税、增值税、评估费、工本费、中介费）。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过程，吕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实际操作是范丰华，但是其签字。后范丰华于2017年5月4日将房款47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吕某，吕某于2017年5月4日向被告出具收到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收到被告鑫玉房产公司18号楼3单元2403号房屋房款470000元”。对此，吕某陈述因其欠了范丰华款，所以在其收到款后实际又给了范丰华。范丰华对此不予认可，但认可吕某欠其公司款项，借款已还清，否认系用该款偿还。另外一套顶账至任娇名下的房屋，原被告陈述被查封。 另查明，郑淑安、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曾以与范丰华存在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为由于2017年5月9日起诉范丰华，要求其支付债权转让款1064625元、35449.67元并支付利息，范丰华在该两案中答辩意见主要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债权转让的客观事实，实际系郑淑安与吕某、林某存在委托关系，范丰华系接受吕某的委托且已完成全部义务”。在该两案诉讼过程中，被告范丰华提交了吕某出具的收费确认单两份，证实自愿支付见证费用40000元，但无相关见证方的盖章或出具收到条。范丰华还提交了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代收的契税1620元，燃气开口费、有线电视开口费合计3120元，另外还交纳维修基金10286元，不动产登记证费用80元。 在该两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曾将被告提交的有吕某书写内容的协议书等证据拍照发给林某，并于2017年8月24日向林某发送短信，内容为：“你是把我介绍给范丰华的，17年3月22号前你从来没与我说过有吕某这个人啊，而你可能是她介绍范丰华要钱能力更大，让我直接找范丰华给要，事成后给他一两万元好处就可以了，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再说即使你找了吕某，她也只是把你介绍给范，不可能存在委托啊，让吕某说实话，只是介绍而且说事成之后范丰华把我委托他要回来全款后给他好处费。我们之间只是介绍，而我与范才是委托关系”，林某回复“收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郑淑安也曾申请林某出庭作证，林某陈述：我是鑫德公司的材料人员，吕某在鑫玉房产工作，当时原告在鑫德公司有债权，我和郑淑安说我认识吕某，吕某认识范丰华，范丰华有关系可以要到钱，我通过吕某要的范丰华的电话，在签协议的时候范丰华并不认识我，当时范丰华通过电话方式告诉我要1、2万元的报酬，当时在2016年7、8月份在日建公司院内，郑淑安和范丰华面对面定下来在范丰华把钱要回来后给郑淑安，我当时在现场。2017年3月22日在E尚筑21楼吕某的办公室内，我、郑淑安、吕某在场，我让吕某出具了数额为1100074.67元的欠条，当时郑淑安在现场但并未看见该欠条，我作为担保人在该欠条中签字，但是我并没有把欠条给郑淑安，现在欠条还在我这，我让吕某出具欠条的目的在于万一范丰华不把要回的钱给郑淑安，我好找吕某要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林某出庭作证，林某陈述其介绍原、被告认识，中间还有一个吕某，其通过吕某认识的范丰华，所以把郑淑安介绍给了范丰华。原告在2017年3月22号之后通过其认识吕某。2017年3月22日，吕某写条的时候郑淑安已经走了，吕某写了这个条让其给郑淑安，郑淑安不要、不承认。 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范丰华曾申请吕某出庭作证，吕某陈述：我与原告并不相识，是通过林某介绍相识，当时是林某和我联系说帮郑淑安要钱，我就找了范丰华，顶他的名字要钱，因为范丰华有亲戚在日建集团可以帮忙。当时用郑淑安及盛安租赁处的债权抵顶了两套房子，贺照娟的债权没有抵顶出来，抵顶在范丰华名下的房子我委托中介卖了470000元，另一套抵顶在任娇名下的房屋现在还没有处理，范丰华将470000元给我后我又给了范丰华，因为我欠范丰华的钱而且利息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吕某出庭作证时陈述顶给范丰华的房子真实情况是范丰华处理的，款项最终还是在范丰华那里。 后郑淑安以将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与范丰华纠纷为由对上述两案申请撤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后原告于2017年11月7日再次起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郑淑安要求被告范丰华返还收回款项1100074.6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后郑淑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 另查明，原告郑淑安为保全被告范丰华在交通银行日照分行的银行存款支出保全费5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告未予认可，原告应对与被告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郑淑安作为本案原告，主张其与范丰华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郑淑安与范丰华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范丰华并未支付对价，且从证人证言来看，进行债权转让目的只是为了范丰华直接要账方便，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郑淑安委托范丰华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办理顶账业务，顶出房子后再进行变现，只是要账的一种方式，原告的最终目的是要到欠款，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原、被告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被告范丰华提出“其并非接受原告郑淑安的委托，郑淑安系委托吕某、林某全权处理其债权回收、房屋变现等事宜”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林某、吕某仅仅是原、被告之间的介绍人，并非委托人或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被告范丰华在顶账完成后取得两套房屋，其中一套房屋处置，应当及时将处置款项交付原告郑淑安，但被告范丰华在未得到原告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其中470000元交给吕某，任意进行处置，超出了受托事项的范围，故应予返还。对于应返还的数额，虽然系以原告郑淑安的540000元债权抵顶，但考虑房产处置价格为510000元，同时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范丰华代收的契税1620元，燃气开口费、有线电视开口费合计3120元，合计4740元，该费用系为完成受托事项支出，应由原告承担。另外被告范丰华交纳的维修基金10286元、不动产登记证费用80元，该费用亦系为完成受托事项支出，亦应由原告承担。对于处置房产的相关费用，吕某出具的收费确认单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且未经得原告同意，结合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该费用由购买方承担，因此不予扣除。故被告范丰华应返还的数额为 494894元。对于利息，以494894元为基数，结合房屋买卖合同交款时间及范丰华处分房款的时间，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系有偿合同，对于被告范丰华是否应当取得报酬的问题，因被告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未主张，本案不予处理。对于剩余顶账到任娇名下的房屋，根据协议书的内容，抵顶的两套房屋其中一套登记到任娇名下，原告郑淑安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视为对签字内容的认可，对于顶账得来的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的风险也是明知的，被告范丰华并未占有该房屋，亦未取得该房屋处置得款，故不承担返还责任。对于该房屋的权利原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范丰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郑淑安494894元及利息（利息以494894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郑淑安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701元，由原告郑淑安负担5978元，由被告范丰华负担872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范丰华负担。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翠菊 人民陪审员  胡秀英 人民陪审员  李宜全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李业玲 书记员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