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6121号原告：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法定代表人：金亚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丽萍，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威，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余诚鼎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汇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新余诚众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汇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晓利，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传波，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想，男，1981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晏杰，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茜菲，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格锐思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图路XXX号XXX幢甲XXX室、乙XXX室。法定代表人：萧冬，执行董事。原告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被告新余诚鼎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诚鼎汇中心”)、新余诚众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诚众棠中心”)、李想及第三人上海格锐思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8)沪0115民初63581号民事判决，后原告及被告李想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2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民终1451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丽萍、严威、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晓利、段传波、被告李想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晏杰、顾茜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格锐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清偿(2017)沪0115民初74269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包括价款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10万元及利息(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21日起计算至2017年11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20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12月21日计算至2017年11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3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6月13日计算至2017年11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10万为本金，从2017年11月2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案件受理费12,230元、保全费5,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的债权经(2017)沪0115民初74269号判决书确认，因第三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已经裁定终结执行。后原告发现，第三人的股东即三被告存在出资不实的行为，该行为已经严重影侵害了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故诉至法院。被告新余诚鼎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诚众棠中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两被告已通过债转股方式履行了出资义务。具体如下：一、债转股的方案及依据。2015年7月22日，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分别与龙妮、第三人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两被告分别向标的公司即第三人出借5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转股权的条件。两被告己于2015年7月29日分别向第三人注册资本专用账户转入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投资协议》是两被告债转股方案及转股操作的依据，其合同最终目的为债转股后，两被告分别持有第三人3.33%的股份(500万元/1.50亿元)，再结合转股时第三人的注册资本，可推出认缴新增股本金额为什么是1,098,900元这样怪异的数字。即3.33%=新增注册资本/转股时注册资本。具体如下表：事件/协议/决议新增注册资本(变量)(元注册资本(变量)(元出资占比(定量)《投资协议》500万1.5亿3.33%首次转股：2015.8.15《补充协议(二)》(未实施)8.2350万246.9137万3.33%最终转股：2017.5.2《股东会决议》(实施)109.89万3300万3.33%二、债转股的条件与转股行为的实施。2017年5月2日股东会上，第三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吸收两被告为新股东，分别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098,900元，分别持有格锐思公司3.33%股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金额均低于二者投资额500万元。故两被告均是在有溢价再融资的条件下，且完成了债转股。法律未规定债转股必须采取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是各方采取直接履行主要义务的方式，落实《投资协议》约定的债转股的核心内容与目的。且两被告以债转股方式完成出资符合公司法规定，属于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货币出资”，故无需评估。三、关于两被告与第三人及控股股东达成的债转股合意。(一)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与《投资协议》约定的转股方案和最终目标一脉相承，是转股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二)2019年4月10日持有第三人9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再次确认，该决议出具的基础是《投资协议》，再次确认了两被告的出资款来源。(三)根据2015年8月5日《关于申请上海格锐思实业有限公司可转债进行转股的报告》，该日前两被告就开始着手债转股。债转股的考虑因素为“协助企业改股、挂牌及后续融资”。2015年8月15日各方做出《关于上海格锐思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充分说明各方的转股合意早在2015年就已经存在。虽然这次转股未能实施，但已表明转股合意与动因。而此时原告与第三人尚未发生债权纠纷。(四)第三人2017年5月2日章程修订案载明，两被告出资日期为2017年1月30日。从逻辑上说，该出资期限早于决议5个月，等于股东会决议一经做出，两被告即严重违约，有悖逻辑；从作用上说，两被告的作用是根据第三人的资金需求进行注资，但决议作出后第三人原股东从未要求两被告履行出资义务，恰反映转股各方早已确信两被告已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出资。(五)根据2017年8月3日《股权回购函》，两被告按《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积极向第三人实控人龙妮主张股权回购，这一请求基础是建立在债转股完成的事实之上。而此时原告的债权纠纷尚未启动，两被告维护自身权利与原告主张债权无关，而非获悉诉讼发生才想到债转股。(六)根据《项目评审会议决议》及《投资协议》的约定，债转股前两被告对第三人享有年化12%的借款债权，如债转股成功则免收期间的利息。据此，如2017年5月2日的入股非基于债转股，则第三人与两被告间应有利息往来。但两被告至今未向第三人收取过利息，恰反映债转股已实际执行，故免收期间年化收益。(七)根据[2019]沪贸仲裁字第0610号、0611号仲裁裁决书，两被告己分别与龙妮就涉案股权回购事宜申请仲裁，两被告系严格按《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和回购金额主张的，充分反映了债转股的事实。四、两被告投入的1,000万元已全部用于第三人日常经营管理，不存在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实基础。而原告与第三人间的纠纷，是因第三人经营管理不善未能盈利导致，而非因第三人股东未能注资导致。被告李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想对第三人的应缴出资330万元已分两次出资到位。具体如下：一、2015年6月12日，被告李想首次成为第三人的股东，该次出资为222,222元，己于2015年6月5日实缴。2015年7月13日，被告李想向第三人出借500万元，还款期限为2016年7月12日。被告李想于2016年2月4日、2017年5月2日两次认缴增资，共330万元，扣除己出资部分，应缴3,077,778元。至第二次认缴时，被告李想对第三人的债权己届期，股东会决议中确认的出资期限早于决议之日，故事实上各方在2017年5月2日决议时，己达成抵销债权与出资的合意。且2018年6月14日全体股东又一致同意该事项。二、2018年6月13日，被告李想与第三人签订《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再次明确将债权与出资抵销，并明确被告李想“认缴出资己经全部实际交付到位”。该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或其他无效情形。被告李想仅持有10%股权，仅是财务投资人，对公司没有支配权，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更不知情原告的债权及诉讼情况。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李想与第三人间存在相互勾结、恶意串通。被告李想与第三人间的债权并非是双方临时创设出的，而是在原告债权产生前就早己存在并到期。对被告李想来说，其对第三人的出资义务早己完成，故《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签订时其不知道也不可能预想到原告会起诉自己。退一步说，即使被告李想知道金邦利公司的债权，鉴于第三人未进入清算或破产程序，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与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在清偿顺序无先后之分，被告李想的债权并不劣后于原告的债权。被告李想与第三人约定将股东对公司债权与应缴出资进行抵销的行为，属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构成恶意串通或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不符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若干意见》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的任何一项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或构成要件。三、被告李想并未直接从第三人获取任何财产，且被告李想向第三人出借的金额远高于应缴出资额，该借款明确是用于公司经营。该债权转实缴出资行为，不会造成第三人资金的任何减损。该行为也不会导致原告的债权无法实现。因为本案中第三人仍有两名股东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且该两名股东的认缴出资金额远高于原告主张的债权金额，原告可以主张出资加速到期，并直接将两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以实现债权。四、原告要求被告李想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其请求权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后者属于有限列举情形，仅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以及资本显著不足三类情形。而债权转出资，并不在其列。被告李想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即债转出资是否有效，应该排除上述司法解释这一干扰项，而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属于债务抵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被告李想有权主张抵销，可以单方面行使，都不需要对方同意。退一步讲，即使不构成同类债权债务，被告李想和第三人合意抵销，第三人股东亦一致同意。故《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五、被告李想债转出资的行为明显优于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的行为。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签订的《补充协议(二)》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法关于增资的强制性规定，未发生债转股的法律效力。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对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的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的表述，与被告李想完全一致。鉴于被告李想此时对第三人的债权期限己届满，如果法院认为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在2017年5月的该次增资之时或之前己达成了债转股合意，则也应认定被告李想亦已达成了债转出资的合意。如果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无法得出债转股的意思表示，则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未能完成之后的债转出资。虽然2019年4月10日股东会决议声称追认之前2015年、2017年债转股，但如前所述，其所追认的两次债转股均无法成立。2019年决议内容又未涉及债转出资。从程序来看，2019年决议也不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的。因此，被告李想的债转出资协议和相关决议合法、清晰、有效，而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严格意义上讲可能尚未完成出资。针对三被告的上述辩称，原告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针对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一)2015年6月17日至2015年8月15日两被告陆续签订投资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时，第三人并无对应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订案明确出资方式为该债权、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示。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订案也只字未提债转股，而是明确1,098,9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故属于与债转股无关的两被告的全新增资。两被告本次新补充的2015年6月17日的《诚鼎汇中心投资决策委员会2015年第4次会议项目评审会议决议》及《诚众棠中心投资决策委员会2015年第2次会议项目评审会议决议》即使真实，但签字不全，且为被告内部文件，内容为截至2016年6月16日的债转股，与2017年5月2日债转股并不匹配。两被告本次新补充的2015年8月5日《关于申请上海格锐思实业有限公司可转债进行转股的报告》，也只是请示。两被告本次新补充的2015年7月22日的《补充协议(一)》，因估值调整须符合其第4页约定的第3项情形，但无证据证明符合该情形，且该页记载的估值调整方式也只是调整持股比例，并不调整转股对应的注册资金。且该约定恰恰证明了不存在两被告所主张的所谓转股锁定3.33%的比例不变这回事。两被告所有证据均不含所谓锁定比例的记载。《补充协议(二)》则是两被告背着被告李想做出的，效力本身存在问题。[2019]沪贸仲裁字第0610号、0611号仲裁裁决是两被告与龙妮在和解基础上做出，未经对抗质证法定程序。该仲裁请求也是2017年8月3日《股权回购函》发出两年后才提起的。原告有理由认为龙妮是为协助两被告逃避对原告债务而串谋提供配合。(二)即使法院认定两被告债转股依法履行了程序，且债转股有效或足以对抗原告，最多能认定两被告出资了82,305元，尚分别有1,016,595元未履行。根据《补充协议(二)》的记载，2015年8月两被告与第三人就500万元借款转股，形成的内部合意为，82,305元为实缴出资，剩余4,917,695元为资本公积，出资比例为3,33%。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第三人2017年5月2日再次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3,000万增至3,300万元，其中新增300万元为两被告分别认缴1,098,9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期限为2017年1月30日。出资方式并非“债权”，且债权因债务人的偿付能力等其价值并非等同于面值，需经评估程序，而第三人也未进行评估。从出资金额看，两被告分别认缴1,098,900元，虽然恰好也是3.33%，但并不能因为凑巧比例相同就毫无依据的认定与2015年的是一个增资。如果为同一出资且已因500万元债转股实缴到位，那出资期限不该为“2017年1月30日”，而应为“2015年8月15日”。两被告无证据证明这是同一个增资，也无证据证明3.33%不应被稀释(即使有约定其不被稀释，1,098,900元对应的债转股也缺乏法定程序)。两被告“推定”债转股1,098,900元，是缺乏协议、章程修订案、股东会决议、工商公示、评估、验资证据支持及法律依据的。(三)2019年4月10日第三人股东会决议不符合法定程序，各股东滥用权利，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决议不成立且不生效。且该证据是原一审举证期限后两被告为了逃避债务恶意补做的。在2019年4月2日的原一审庭审中，当原告提出两被告债转股1,098,900元没有任何书面协议时，法院要求两被告3日内提交书面材料，可两被告直到2019年6月才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两个月前的该决议。被告严重超期举证，原告原审中已对此提出异议。原告有理由怀疑两被告与第三人股东龙妮及其丈夫萧冬串谋协助逃避债务。二、针对被告李想。(一)原告自2017年9月21日就起诉第三人，法院已通过全国企业公示信息系统公示了开庭时间(2017年10月19日、10月26日)，2017年11月,原告对第三人的债权被生效判决确认，2018年4月执行终结。而被告李想与第三人于2018年6月13日签订《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6月14日作出股东会决议，该行为均在上述事件后做出。被告李想主观恶意十足，明显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二)被告李想辩称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不一致，原告认为无论是未出资范围内的补偿赔偿责任，还是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两种责任是竞合状态。原告也未比较原告债权与被告李想的优劣关系，原告主张的是，在被告李想未出资到位的前提下，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三)在第三人无法赔付而三被告到期不缴资之时，原告的权益已经受到了损害。至于原告能否向其他股东主张权利，均不影响原告向被告李想主张权利。(四)被告李想是专业的财务投资人，第三人为其所投资的公司，被告李想对第三人的债务信息负有一般注意义务，且相较于一般民众，其更有能力及经验获取该信息。诉讼信息可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而2018年6月，被告李想作为股东，且主张债转股这一涉及公司注册资金交付义务及债权人权益重大影响，其应明知原告对第三人债权的存在。被告李想在原上诉状中称“《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同时为减轻格锐思公司债务负担的角度”，可见被告李想债转股并非只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是其当时已知第三人对原告负有大笔债务。三、针对三被告。(一)原告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纠纷至2018年4月24日执行终结，经查第三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此情形下，三被告对第三人的债权价值已基本归零，若走评估程序，该债权价值所剩无几。债权不是货币，而是一种非货币出资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三被告绕开评估程序，强行恶意进行债转股，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即使法院认定债转股有效，也应当认定该以低额债权出资的行为构成出资不实，理应对原告承担责任。(二)三被告提交的关于债转股的证据最多只能说明股东内部达成合意，但债转股除评估外还需要一定的程序作为保障，需要就将出资方式由“货币”变更为“债权”、签订章程修订案、向工商办理登记公示向所有债权人公示。否则信息不对称的公司债权人会错误乐观判断公司资金及股东承担的交付义务情况。故仅公司与股东之间达成合意并不足以认定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是成立于2011年4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为龙妮、萧冬，萧冬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5日，被告李想向第三人支付300万元。6月10日，龙妮、萧冬与被告李想签署《股东会决议》一份。决议载明，第三人注册资本200万元中，龙妮、萧冬各出资10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50%，同意增资至2,222,222元，同时增加被告李想为新股东；被告李想现金出资500万元，其中222,222元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剩余4,777,778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后被告李想的出资额占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10%。同日，第三人形成章程修正案。修正案载明，第三人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222元，其中被告李想出资222,222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6月5日。第三人遂就增资及增加股东事项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登记于6月25日完成。6月12日，上海道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截至2015年6月5日，第三人已收到被告李想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222,222元，其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222,222元，其中货币出资300万元，于2015年6月5日前缴存第三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团分理处开立的人民币一般存款账户XXXXXXXXXXXXXXXXX账号内，其中222,222元作为注册资本，2,777,778元作为资本公积。2015年7月13日，被告李想、第三人及萧冬、龙妮签署《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李想向第三人出借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13日起至2016年7月12日止；出借方将于2015年7月15日前将该款一次性转入借款方银行账户。萧冬、龙妮作为保证人。同日，被告李想向第三人汇入500万元，摘要为公司向股东被告李想借款500万元。2015年7月22日，被告诚鼎汇中心、第三人、龙妮签署《投资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诚鼎汇中心以提供借款的方式向第三人投资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7月27日(以转款单据为准)，存续期间年利息12%，到期付息。龙妮为上述借款提供无限连带保证担保。协议还约定，被告诚鼎汇中心有权根据下述二前提之一进行转股：一是业绩达到预期(2016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达到当年计划销售收入的一半即1.25亿元)；二是后续有溢价再融资；转股以投后估值为1.50亿元的价格转换为对第三人的新增股权出资，转股后占其新注册资本的3.33%，借款债权转股的时间为一年内进行。若被告诚鼎汇中心将借款债权转为第三人股权，则被告诚鼎汇中心应在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全部借款利息返还给第三人。同日，被告诚众棠中心、第三人、龙妮亦签署《投资协议》，约定被告诚众棠中心以提供借款的方式向第三人投资500万元，条款与被告诚鼎汇中心签署的《投资协议》相同。2015年7月22日，被告诚鼎汇中心、第三人、龙妮签署《关于上海格锐思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前述《投资协议》补充了股权回购及估值调整内容。股权回购部分约定，如被告诚鼎汇中心在投资完成一年内选择转股，2016年12月31日前第三人未在新三板挂牌或未完成2016年销售收入目标的50%(即1.25亿元)或2017年销售收入目标的50%(即1.90亿元)或2017年净利润目标的50%(即1,600万元)，则被告诚鼎汇中心有权要求龙妮或第三人回购。回购条件还包括实际控制人出现重大诚信问题、第三人及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擅自进行对投资方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交易或担保等。协议并约定了回购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估值调整部分约定了进行本轮投资估值调整的条件，以及进行估值调整的情况下投资方股权比例调整计算方式。同日，被告诚众棠中心、第三人、龙妮亦签署《补充协议》，条款与被告诚鼎汇中心签署的《补充协议》相同。2015年7月29日，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分别向第三人支付500万元。2015年8月15日，被告诚鼎汇中心(甲方)、第三人(乙方)、龙妮(丙方)签署《补充协议(二)》，约定2015年8月实施债转股方案。具体如下：乙方原注册资本为2,222,222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为246,915元，本次增资后乙方注册资本为2,469,137元。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借款500万元转为对乙方的增资款，认缴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82,305元，余额4,917,695元计入资本公积金；转股以乙方投后估值1.50亿元为基础，转股后甲方占乙方新注册资本的3.33%。同日，被告诚众棠中心、第三人、龙妮亦签署《补充协议(二)》，条款与被告诚鼎汇中心签署的《补充协议(二)》相同。但上述两份《补充协议(二)》签订后，第三人未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2月4日，被告李想及萧冬、龙妮、案外人上海恩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恩享中心”)签署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同意本次增资总额为27,777,778元；同意被告李想增资2,777,778元；增资后被告李想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占出资比例10%；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同日，第三人形成章程修正案，修正案载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其中被告李想出资3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3月23日，第三人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5月2日，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李想和萧冬、龙妮、恩享中心共同签署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至3,300万元，共增资300万元；吸收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为新股东，各认缴1,098,900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原股东萧冬、龙妮及恩享中心各增资167,400元，被告李想增资30万元。增资后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出资额各为1,098,900元，出资比例各为3.33%。同日，第三人形成章程修正案，载明注册资本变更为3,300万元，其中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各出资1,098,900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1月30日。第三人遂就章程修正、增资和增加股东事项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登记于5月11日完成。2017年9月21日，本院受理原告诉第三人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0115民初74269号】。2017年11月7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第三人支付原告21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21日起、以12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1日起、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13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4,460元，减半收取计12,2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两项合计17,230元，由第三人负担。2018年4月24日，本院就该纠纷作出(2018)沪0115执770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依法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名单，终结执行。2018年6月13日，被告李想(甲方)与格锐思公司(乙方)签署《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协议载明，鉴于乙方未向甲方偿付2015年7月13日《借款协议》项下任何借款本息，现双方约定，甲方于本协议签订日，将对乙方借款中的本金3,077,778元的部分转为对乙方的实缴出资。上述转换完成后，甲方对乙方的借款本金变更为1,922,222元；甲方对于乙方的认缴出资额维持330万元不变，实缴出资额由222,222元增加至330万元。次日，被告李想、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与萧冬、龙妮、恩享中心签署《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同意被告李想于决议当日将其对公司的500万元借款中的3,077,778元转为对公司的实缴出资。上述转换完成后，被告李想对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维持330万元维持不变，该部分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际缴付到位。2018年8月2日，原告来院起诉本案三被告及第三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2018)沪0115民初63581号】。该案于2019年1月23日、4月2日开庭审理。2019年3月6日，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分别作为申请人对龙妮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仲裁申请，要求龙妮分别以715万元回购两被告持有的第三人的全部股权并赔偿利息损失、承担律师费、仲裁费等。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于3月27日受理了上述争议。裁决过程中，被告诚众棠中心、诚鼎汇中心与龙妮于2019年6月13日分别达成《和解协议书》，确认龙妮对两被告分别负有7,326,000元的股权回购价款之债，并约定分期付款，最晚于2024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双方并约定龙妮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两被告退出第三人的工商变更手续等。7月31日，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作出〔2019〕沪贸仲裁字第0610号、0611号裁决书，按前述《和解协议书》裁决确认了龙妮对两被告的付款义务及变更登记义务等。2019年4月10日，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及萧冬、龙妮、恩享中心共同签署《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已于本次会议前通知所有股东，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共5人，代表公司股东90%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股东表决权的90%通过：一、全体股东一致确认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是在2015年7月两份投资协议的内容基础上作出的。二、被告诚鼎汇中心通过对公司享有的500万元借款债权转为股权的方式向公司履行完毕出资义务，转股以公司投后估值1.50亿元为基础，转股后占公司新注册资本的3.33%，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1,098,900元，余额3,901,1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三、被告诚众棠中心通过对公司享有的500万元借款债权转为股权的方式向公司履行完毕出资义务，转股以公司投后估值1.50亿元为基础，转股后占公司新注册资本的3.33%，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1,098,900元，余额3,901,100元计入资本公积。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股东会决议及其章程修正案(2015年6月10日)、协助查询存款通知回执及基本账户查询清单、《验资报告》(2015年6月12日)、《借款协议》及账户交易明细、《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各2份及其客户回单及银行流水清单、银行流水明细、股东会决议及其章程修正案(2016年2月4日)、股东会决议及其章程修正案(2017年5月2日)、(2017)沪0115民初74269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15执770号执行裁定书、《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股东会决议(2018年6月14日)、(2018)沪0115民初63581号诉状、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10日)、工商档案、〔2019〕沪贸仲裁字第0610号、0611号裁决书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上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可予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对第三人享有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第三人经执行不能清偿。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有权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第三人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三被告作为第三人股东是否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对此，应由三被告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关于被告李想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第三人2015年6月增资时，其注册资本自200万元增至2,222,222元。被告李想于2015年6月5日向第三人缴资300万元并经第三方验资确认，该款中的222,222元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剩余2,777,778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其出资额占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10%，第三人也已修改章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故该次增资，被告李想已履行出资义务。《补充协议(二)》于2015年8月签署，约定第三人注册资本由2,222,222元增至2,469,137元，但该协议的签署情况不符合公司法对增资所需股东表决权的规定，该次增资事项最终也未经股东会会议和章程修改，更未变更工商登记。第三人未实际进行该次增资。第三人2016年2月4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增资，同意被告李想增资2,777,778元，增资后其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出资比例10%，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第三人2017年5月2日又召开股东会决议增资并修改章程，同意被告李想再增资30万元，增资后其认缴出资额为330万元，出资比例10%，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7年1月30日。上述两次增资第三人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据此，被告李想应在2017年1月30日前向第三人完成出资3,077,778元(应缴330万元-已缴2,222,222元)的义务。但是，被告李想未按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缴纳出资。2018年6月13日，被告李想与第三人于签订《股东借款转实缴出资协议》，约定将被告李想2015年对第三人的一笔500万元借款中的3,077,778元转为实缴出资，第三人并于次日召开股东会同意。然而，上述借款早在2016年7月12日就已届偿还期限，第三人却未向被告李想还款，双方再于2018年6月合意将公司对股东的欠款转为股东的出资，时间已在第三人对原告的债务经生效判决确定并经执行未果之后。被告李想作为已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其与第三人上述行为的实质，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致公司债权人即原告的利益严重受损。被告李想辩称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李想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清偿原告对第三人的债权，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2015年7月22日分别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两被告对第三人的借款在特定条件下可转换为对第三人的新增股权出资。但该转换是否实际进行、何时进行，尚需考察。2015年8月15日《补充协议(二)》虽约定了债转股方案，但如前所述，该协议未履行，对此两被告审理中亦予认可。2017年5月2日，第三人召开股东会决议并修改章程，增资至3,300万元，引进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作为新股东，二者认缴出资额均为1,098,900元，出资比例3.33%，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7年1月30日。第三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两被告正是依据该次决议和章程，辩称《投资协议》约定的债转股此时已完成，两被告已履行了出资义务。然而，2017年5月2日决议内容中，并未提及出资款来源，更未确认该出资款是由《投资协议》项下借款转换而来。两被告以认缴金额1,098,900元恰好符合《投资协议》记载的3.33%比例、2017年5月章程修正案记载的出资期限早于会议日不符逻辑等理由，推理得出2017年5月2日决议增资的款项源于《投资协议》项下借款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未按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缴纳出资。在第三人对原告的债务经生效判决确定并经执行未果后，乃至在原告起诉被告诚鼎汇中心、诚众棠中心的本案原审过程中，第三人才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股东会，确认2017年5月2日股东会决议中的出资款是由《投资协议》项下借款转换而来且两被告已出资完毕。两被告作为已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其与第三人上述行为的实质，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致公司债权人即原告的利益严重受损。两被告辩称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两被告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清偿原告对第三人的债权，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新余诚鼎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未出资的1,098,900元的本息范围内向原告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清偿(2017)沪0115民初74269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包括：21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21日起、以12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1日起、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13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2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被告新余诚众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未出资的1,098,900元的本息范围内向原告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清偿(2017)沪0115民初74269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包括：21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21日起、以12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1日起、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13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2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三、被告李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未出资的3,077,778元的本息范围内向原告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清偿(2017)沪0115民初74269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包括：21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21日起、以12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1日起、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13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2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38元，减半收取计12,46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469元，由被告新余诚鼎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诚众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炜审判员 张 睿审判员 王薇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吴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百七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一百七十九条……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