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6684号原告：车仁辉，男，1975年9月6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被告：问鼎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号楼160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73729。法定代表人：刘荣，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第三人：刘荣，男，1976年8月8日出生，住广西桂平市西山镇号，公民身份号码。原告车仁辉与被告问鼎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受理了车仁辉的起诉，立案号为（2020）粤0113民初2786号。立案后，依职权追加第三人刘荣并依法进行审理及作出裁定，驳回车仁辉的起诉。车仁辉不服，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20）粤0113民初278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以本案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车仁辉、被告问鼎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问鼎公司）以及本院依职权追加的第三人刘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车仁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车仁辉余下的69000元；2、支付给原告违约金共89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2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9月投资入股于问鼎公司（已实缴10万元）并任职于该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在任职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规范公司内部管理，严格公司财务制度。由于严格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引起原告与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刘荣意见不合并且矛盾不断激化。经三思，原告心生退意并征得股东以及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刘荣的同意决定全身退出公司。为此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在公司办公室召集原有股东以及准备新进入股东召开公司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经全体出席股东表决，一致通过同意原告完全退出问鼎公司，包括广西跑腿快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内容为：1）、退出所在的职务、股权、债务，退出后公司完全与车仁辉无关；2)、上述两公司支付原告车仁辉89000元整，作为条件之一；3）、原告车仁辉需在收到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配合公司到工商主管部门办理股权退出的变更手续；4）、支付方式与罚则：在公司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后，原告不配合到工商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的情况下，原告须以款项的双数支付给公司；如果原告协助公司到工商主管部门办理退出股东的变更手续后，公司不支付上述款项给原告，以对等的条件按上述款项的双倍支付给原告。补充：前期款项应在收到工商回执后，第一期支付50000元给原告；第二期应于2019年2月底前支付余额给原告。但是，至2019年2月底止，被告没有履行《决议》决定的义务，原告一直没有收到上述被告支付原告一分钱的补偿款。2019年2月，尽管被告前置的义务仍然没有履行，原告本着守信用、尽义务的出发点，主动履行《决议》商定的义务，协助公司到工商主管部门办理了股东退出的变更手续，商事主管部门也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了《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公司收到了《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仍然不履行支付义务，经再三催促，于2019年3月21日公司仅支付给原告20000元。刘荣身为问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广西跑腿快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毫无信用可言，七拼八凑乱找理由和借口赖账，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理应支付原告的余下款项69000元和逾期不支付导致所承诺的赔偿金89000元，以及由于至起诉时逾期一年所产生的利息2000元，共计160000元。为此，根据上述事实证据，以法律为准则，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共计160000元，判令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被告问鼎公司辩称：一、原告（以下简称原告）起诉请求退还股金158000元没有事实依据。1.原告车仁辉加入公司股东出资的股金仅是50000元，有车仁辉转账凭证证明。车仁辉在诉状中称出资金额100000元没有依据。原告自愿退出公司股东，是因为车仁辉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收取新疆代理商高新岗缴交给公司的加盟代理费52458元，没有交回给公司入账，私下挪用，违反公司的财务制度，因此退出公司股权。车仁辉退出公司股权应退还的50000元股金与其挪用的52458元公款相互抵消，公司没有欠车仁辉的任何股金需要退还的事实，原告车仁辉起诉本公司退还股金158000元没有事实依据。2.被告从来没有承诺过要退还任何股金给车仁辉，被告也没有欠车仁辉的其他款项，不存在任何的经济纠纷。车仁辉以2019年1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为主要依据提出起诉主张权利，该股东会决议与被告不存在任何关系。首先，该股东会决议不是被告问鼎公司股东形成的决议，股东会决议没有问鼎公司盖章认可，没有形成股东决议的时司和地点，何时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在哪里开股东会无法证明。而且该股东决议复印件上有9个人的签名，除了刘荣、张林两人之外，其余7个人的身份无法核实，是公司的股东还是公司的员工？是否是9个人的亲笔签字没有原件核对，无法查证确认股东决议的真实性。根据车仁辉提供的问鼎公司《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的内容证明，问鼎公司的股东有许信贤、张林、黄声涛、刘荣、车仁辉五个人，股东决议没有公司股东许信贤、黄声涛、车仁辉三个人的签字确认，显然车仁辉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不是被告问鼎公司股东形成的股东决议。其次，车仁辉加入被告问鼎公司仅投入50000元的股金，车仁辉是因为挪用公司公款52458元不予归还被公司开除的，并不是自己退股，车仁辉提供股东会决议中被告公司支89000元是如何得出来的?该89000元股金是如何构成?原告根本无法说明，只能证明原告提供的股东决议是原告自己虚构的内容，缺乏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二、原告车仁辉以其个人书写的《股东会决议》作为依据提出起诉，主张权利的理由不成立。原告是我公司的股东，2018年7月原告转让其所有的粤A粤Ａ×××××雅阁小轿车给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荣，实际上是公司以刘荣之名与车仁辉购买车辆归公司使用，并于2018年8月8日签订《购车买卖协议》，签订购买车辆协议后，刘荣支付了55000元给车仁辉(有转款凭证)，余下的95000元，2018年8月25日车仁辉急要钱使用，要求刘荣转款10000元给他，由于8月25日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无法转款给原告，因此通过公司的技术总监刘景旺从他的支付宝账户转款10000元给车仁辉，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刘荣才转回10000元给刘景旺(以上均有转账凭证)。因购买该车辆是公司使用，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荣个人之名与车仁辉购买，购买该车，公司的股东梁越洋从其账户分三次转购车款5000元、9999元及20000元，共计34999元给车仁辉(有转款凭证证实)。公司以刘荣之名购买车仁辉的车辆总共支付了99999元给原告车仁辉。2019年3月21日，车仁辉正式办理交接工作，退出公司股东，办理移交工作手续当日公司法人刘荣与车仁辉就所有欠款达成了新的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之前双方签订的该车辆的买卖协议甲乙双方同意作废)，即是2018年8月8日签订的《购车买卖协议》作废。既然双方已经签订了新的协议，并同意作废了旧的车辆买卖协议，原告明确知道旧的购买车辆协议作废，仍然以无效的《购车买卖协议》作为主要证据向法院提出起诉(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己开庭审理)，显然存在恶意诉讼，浪费法院审判资源，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原告车仁辉以《股东会决议》为由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及番禺区法院提出起诉主张权利，属恶意虚假诉讼，依法应予驳回。2019年2月1日召开公司全体股东会议，车仁辉退出股东，并经全体股东及车仁辉共同结算，应付给车仁辉的购买车辆余款及退股的股金共89000元，有车仁辉亲自书写的《股东会决议》为证。因车仁辉个人与公司的另一股东罗桂明借款24000元，车仁辉退出股权后，不再是公司股东，因此，经双方协商同意车仁辉欠罗桂明的24000元借款从89000元中扣减，扣减后尚欠65000元款，还清65000元欠款给车仁辉后，所有欠车仁辉的款项已全部结清。对此事实，2019年3月21日双方达成的协议已有明确约定，包括与车仁辉之间的债权债务在内，互不相欠全部结清，根本不存在欠车仁辉的股金158000元没有退还的任何事实。2019年3月21日签订《协议》当日刘荣支付了20000元给车仁辉，有转款凭证证实，原告也认可收到20000元。车仁辉的65000元减去己付的20000元，实际尚欠车仁辉所有款项为45000元，协议明确约定余下的欠款在车仁辉办理车辆过户的当日全部支付完给车仁辉。由于车仁辉拖着不协助办理车辆变更过户手续，导致协议无法履行。刘荣向车仁辉发出告知函，要求办理车辆转户未果才被迫于2019年5月9日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出起诉解决。岂知车仁辉耍无赖，伪造证据，恶意诉讼，以89000元作为公司拖欠其本人的劳动报酬为由向劳动部门提起劳动争议纠纷主张支付劳动报酬，被劳动仲裁委员会驳回申请。车仁辉的劳动仲裁请求被驳回后，为了继续纠缠，2019年5月15日，车仁辉明知道刘荣已经就购车买卖合同向法院提出起诉，车仁辉又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起车辆买卖合同之诉。2019年8月5日车仁辉以《股东会决议》为依据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主张退还股金158000元。说明车仁辉用尽手段，恶意诉讼的险恶用心。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车仁辉以《股东会决议》为由提出起诉主张退还158000元股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车仁辉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荣述称：同意问鼎公司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问鼎公司于2018年2月9日成立，2018年9月29日前的股东登记为许信贤、张林、黄声涛和刘荣，该日期后，车仁辉受让了部分股权，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刘荣认缴出资2000万元占40%，许信贤认缴出资1000万元占20%，车仁辉认缴出资250万元占5%，黄声涛认缴出资1250万元占25%，张林认缴出资500万元占10%。但该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并非仅限于登记的股东，而且登记的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人，是否互相代持，车仁辉和问鼎公司均未提供充分、且有证明力的证据证实。该公司召开的所谓股东会议时，出席的股东就不限于上述登记公示的股东，个别已登记公示的股东，反而不参加股东会议。即问鼎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结构复杂且不清晰。2.2019年1月30日21点，问鼎公司召开一次股东会，有11位所谓的“在职股东”出席，包括登记公示的股东刘荣（本案第三人）、车仁辉（本案原告）和张林。登记公示的股东“黄声涛”和“许信贤”被作为“闲职股东”列明，且该两人没有出席。除了刘荣、车仁辉和张林作为股东出席外，还有8名非登记公示的所谓“在职股东”也出席该次股东会会议，并最终达成决议（以下称1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将广西跑腿快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问鼎公司合并，不再有广西跑腿快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刘荣担任2019年一年的总经理，车仁辉等二人担任2019年一年的副总经理等。上述股东会决议是书面打印，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姓名、会议内容、股东签名等均齐备，并有问鼎公司盖章。3.2019年1月31日至2月1日期间（具体日期，双方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出现了一份不规范的文件，内容全部是在一张A4纸大小的纸上手写，其中上方有9个签名和加盖的指纹，分别为“刘荣”、“蔡勇”、“黄辉伟”、“黄观林”、“郭锦辉”、“郭清”、“蔡永健”、“罗桂明”和“张林”，该九人的姓名，均在1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中作为“在职股东”出现。签名的下方是车仁辉手写的内容，主要内容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协议同意，车仁辉完全退出问鼎公司，包括广西跑腿快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其所有职务、股权、债务完全与车仁辉无关，车仁辉在收到该上述公司协议支付89000元（时），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所有业（事）务，若不配合，车仁辉愿赔付双倍89000元；若上述公司于过户后，不支付该款，也应赔付双倍款项；前期款项在收到工商回执后，第一期支付50000元，第二期于2019年2月底前支付余额。并注有“复印件有效”。从上述人员的签名和手写“股东会决议”内容（以下称“手写股东会决议”）的布局看，签名是围绕着手写股东会决议签字并捺指纹的，不是先有排列整齐的签名，再有手写股东会决议内容。该手写股东会决议，双方均不向本院提供原件。原告车仁辉称，原件已被刘荣收回，是刘荣要求的，本人拍照后交回，但已写明“复印件有效”。被告问鼎公司和刘荣均否认收回过原件。3.2019年2月，问鼎公司向车仁辉出具一份盖有公章、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的《劳动报酬支付承诺函》，主要内容：鉴于（1）本公司的相关权益人已作出决议，同意车仁辉将持有的问鼎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并退出本公司的经营管理；（2）车仁辉作为股东期间，有作为员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尚欠付车仁辉劳动报酬；（3）车仁辉进入本公司期间，并没有领取相应的工资，社保自行缴费两个月；为此本公司对车仁辉承诺如下：（1）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10日内向车仁辉支付劳动报酬89000元，本公司支付前述款项后，不再另行支付因车仁辉退出股权而产生的退股金等其他费用；（2）本公司承诺所有的盈利和债务，一切法律责任等与车仁辉无关。4.2019年3月15日，问鼎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车仁辉不再是股东，其他股东保留，另增加了罗桂明、梁越洋为股东，公司注册资本不变。而车仁辉提供的公司章程和《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也证明，车仁辉实际上是以转让其股权的形式“退出”问鼎公司的，其股权转让给哪一股东，车仁辉没有证据进一步证明，但从其提供的公司章程看，问鼎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的股东变更（即车仁辉所谓“退股”）后，刘荣的股权比例从原40%增加到71%，许信贤的股权比例从原20%减少到1%，黄声涛的股权比例从原25%减少到1%，张林的股权比例10%保持不变，而且增加了两名新的登记公示的股东（罗桂明占股11%，梁越洋占股6%），不排除车仁辉的原有5%的股份转让给刘荣、罗桂明或梁越洋。5.2019年3月21日，车仁辉作为甲方，刘荣作为乙方，就此前的车辆转让、车仁辉退股补偿、车仁辉截留款项和对案外人罗桂明的借款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一、甲方原有的粤A粤Ａ×××××5万元转让给乙方，按之前的协议，将分期付清款项并协商过户，现将之前双方签订的该车的买卖协议作废；二、本人（指车仁辉）将问鼎公司及广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给其中的股东，并与各新旧股东协商好，债权债务等一切法律责任与车仁辉无关；三、原甲方向乙方公司的股东罗桂明借款24000元含2400元利息，亦从中扣除相抵，抵扣后，乙方公司需向甲方支付65000元，支付完该笔款项后，乙方和乙方所有的公司均不再欠甲方一分钱，双方均无债务债权，包括之前的车款；四、原新疆南疆代理商高贤明的款项亦全部从中抵扣（车仁辉收款前，刘荣及各股东知情，亦从中抵扣清算完毕）；五、乙方收到甲方车辆买卖协议、保险柜钥匙、公司合同章及所有合同及办公电脑的当天，向甲方支付20000元，于2019年3月24日前再支付10000元，余额35000元，在甲方配合乙方交接完公司手续和配合乙方把上述车辆过户给乙方的当天交付，但乙方的汽车两条钥匙需交付甲方，若过户后，乙方不给甲方余款，属乙方责任，即此协议无效；六、本人（指车仁辉）转给罗桂明24000元后，罗桂明收款后即在其微信圈发表道歉公文（停留一天），若没有停留24小时，之前扣除借罗桂明24000元的款项无效，本人有权追讨罗桂明和刘荣作为代表的法律责任，并在原借条写明已还清，并邮寄给本人，现需在原借条清注明已还清并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当天，刘荣向车仁辉转账20000元，并备注：“退出问鼎部分股金”。此后，刘荣没支付其余款项。关于车仁辉欠罗桂明的“借款”24000元，罗桂明曾向本院口头表示同意上述协议的安排和抵扣（当时，车仁辉就本案诉讼请求第一次提起诉讼，后因未补缴诉讼费用而按撤诉处理，罗桂明当时曾在该案庭审时，以微信视频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但因两人的纠纷继续，罗桂明仍于2020年4月13日向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车仁辉返还，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于同年7月9日作出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案号：(2020)桂0881民初1029号]。关于上述车辆，车仁辉没有过户给刘荣。刘荣和车仁辉分别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对方，经越秀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刘荣自调解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将粤A粤Ａ×××××及车钥匙、行驶证交还给车仁辉，车仁辉在收到该车辆的同时一次性支付给刘荣35000元；二、(2019)粤0104民初19801号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刘荣负担；（2019）粤0104民初20100号案受理费2175元，减半收取1087.5元，由车仁辉负担；三、双方关于本两案不再有其他争议。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上述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两人在越秀区人民法院主持的该两案的调解中，均确认：“至于公司的其他纠纷和股东之间的其他纠纷，另案处理”。6.关于2019年2月的《劳动报酬支付承诺函》，车仁辉于2019年5月作为欠款证据之一，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后双方均不服穗劳人仲案〔2019〕3891号《仲裁裁决书》的裁决，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案号分别为：（2019）粤0113民初9913、9946号。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问鼎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3月18日工资3360元给车仁辉，同时，驳回车仁辉的其余诉讼请求，以及驳回问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车仁辉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终审判决[案号（2020）粤01民终2825、2826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上述一、二审法院的判决书，可证实以下事实：车仁辉的仲裁请求为“裁决问鼎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3月21日的劳动报酬共69000元（计算方式：18000元+提成共计89000元，已支付20000元，剩余69000元）”，同时，车仁辉在仲裁庭开庭时明确确认，其仲裁请求中主张的89000元提成款实际为股权转让款，问鼎公司已支付20000元，还余69000元；仲裁庭据此认定该69000元不属于劳动报酬，不予调处；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亦不予处理。关于2019年2月《劳动报酬支付承诺函》的约定款项，车仁辉除提起了上述劳动仲裁、起诉和上诉外，又在2019年10月30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的仲裁请求中，作为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提成款，要求问鼎公司支付。但仲裁裁决对该部分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车仁辉对裁决不服，于2019年12月27日又向本院起诉，案号为（2020）粤0113民初179号。在该案庭审中，车仁辉又将该89000元变更为“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提成”。（2020）粤0113民初179号案仍在审理阶段。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基础问题是，车仁辉退出问鼎公司后，其原出资应由哪一个主体补偿或支付对价。车仁辉提供的“手写《股东会协议》”欠缺全体登记公示的股东签名，问鼎公司也没有盖章，缺乏股东会决议的程式要求。即使该股东会决议成立，如果车仁辉的出资由问鼎公司退还，在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决议将违反“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公司法原则，应属无效；如果车仁辉的股权由问鼎公司回购，那么，问鼎公司应该按公司法有关减资的程序规定办理，又或者将该部分股权代为转让给其他人以维持资本的稳定，从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否则，亦属无效。事实上，根据车仁辉向劳动仲裁机构提供的2019年2月的《劳动报酬支付承诺函》可知，问鼎公司在该承诺函中承诺以向车仁辉支付劳动报酬89000元的形式，抵销“车仁辉退出股权而产生的退股金等其他费用”。虽有抽逃出资之嫌，但随后的股权变更登记，则是以将车仁辉的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的形式处理，至此，车仁辉的所谓退股，是以向其他股东转让股权，再由问鼎公司将股权转让款转手交给车仁辉的形式进行的。实际上，问鼎公司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即是将受让股东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车仁辉，受让的股东就该部分款项，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但由于问鼎公司未明确告知车仁辉其代理谁，车仁辉此时要求问鼎公司支付款项，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有关隐名代理的法律规定。但是，到了2019年3月21日，车仁辉与刘荣达成了协议，就改变了其可向问鼎公司要求付款的条件。根据车仁辉与刘荣的协议约定，刘荣承担了应向车仁辉支付至少65000元的义务（在扣减罗桂明借款24000元的前提下），但刘荣只支付了20000元，仍欠至少45000元未付（不计扣减罗桂明的借款24000元）。因此，车仁辉的债务人已变更为刘荣，不再是问鼎公司。车仁辉又以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内容是：“若（车辆）过户后，乙方（指刘荣）不给甲方（指车仁辉）余款，属乙方责任，即此协议无效”）为由，主张由于刘荣违约，所以该协议无效。本院认为，合同的效力不由当事人约定，即当事人不能约定合同有效或无效。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如果乙方违约，则协议解除，付款义务恢复为由问鼎公司承担”，那么，就应该明确约定该内容，否则，违约方只须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因此导致合同无效。刘荣作为债务人，本应向车仁辉承担付款责任，但车仁辉坚持起诉要求问鼎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且经释明后仍坚持。又由于本院对刘荣单独作为被告的案件没有管辖权，因此，对车仁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车仁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原告车仁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伟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书记员  刘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