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776号原告：吴鑫焱，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素丽，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立更，男，197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惠榆，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新塘镇沙埔巷口村第二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吴清杰。第三人：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群贤路255号805房。法定代表人：莫卫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东莞乾元和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东城街道主山商业街95号。法定代表人：汤炬框。原告吴鑫焱诉被告方立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7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7632号，经审理，本院作出了（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原告吴鑫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作出了（2019）粤01民终1625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依照（2019）粤01民终16251号民事裁定，本院依法追加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恒公司”）、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坚公司”）、东莞乾元和服装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广州乾元和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和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吴鑫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梁素丽，被告方立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罗惠榆，第三人银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增恒公司、乾元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鑫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方立更偿还原告货款930761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1093709元（以本金9307611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4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立更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下半年，被告方立更向原告订购一批男装出口牛仔裤共195414条，包括货物的海运费，保险费等杂费合计人民币13627909元。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原告按期分四个货柜将该批牛仔裤出货给被告方立更，已全部履行完全部合同义务。原告与被告约定到货后20日内被告方立更必须付款。被告方立更从2015年1月至同年7月份，仅支付了部分货款共9笔，合计金额4320298元，剩余未付货款合计人民币9307611元，原告多次向被告方立更催收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方立更辩称：被告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主张的交易均发生在合伙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与原告签订乌克兰是对运输途中的三个货柜做的最后一次结算；被告只收到了三个货柜的货物，未收到原告主张的第四个货柜货物，第四个货柜的交易方增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清杰是原告的侄子，该公司与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一样是原告控制的关联公司，且原告提交的第四个货柜报关单显示收货港口为乌克兰刻赤，而原告提交的提单、海运证明中港口为乌克兰奥德赛，这两个港口相距600多公里，且刻赤港所在的克里木半岛已在2014年底2015年初经过公投脱离了乌克兰成为克里米亚共和国，原告所提交的报关单即便真实，货物也不可能到达乌克兰，根据报关港口显示，货物被送到了另一个国家，所以被告对第四个货柜的交易不予确认；原告主张交易的货柜已经办理了出口退税即款项已经结清，双方的买卖关系已完结，且被告与原告之间还有合伙利润未结算，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原告提交的案涉订货合同以及收据加盖的只有乾元和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无其他印章，因此我方认为原告提交的订货合同及收据可能是其私刻伪造。第三人银坚公司述称：1.银坚公司并非本案交易的买卖方，仅是进出口贸易公司，案涉四个货柜均已发货，前三个货柜是向乾元和公司购买，后一个货柜是向增恒公司购买，四个货柜总值13283733.27元。我方受原告的委托，办理出口运输、报关、保险等手续，收货人为被告方立更，第三个货柜是收货人是被告指定的方立明。2.在4个货柜的交易过程，是原告与被告沟通接洽的，我方仅收到被告方立更支付六笔款项合计560006.86美元，除了上述款项，没有收到被告其他货款。我方接受原告委托收款，仅认可该货款的事实。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结清其他货款，银坚公司不清楚。3.自2012年6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公告，明确指出自2012年8月1日起报关出口的货物（以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出口企业申请外汇时不再提供外汇核销单。银坚公司已办理出口退税，但根据上述文件，银坚公司无需向税务部门提交外汇核销单。所以办理出口退税不能证明实际支付货款。第三人增恒公司述称：增恒公司与银坚公司存在真实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的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1月3日，增恒公司与银坚公司签订三份《购销合同》，约定银坚公司向增恒公司订购男装裤事宜。2015年3月29日，增恒公司依约向银坚公司交付了上述货物。增恒公司亦收到银坚公司货款，并向银坚公司开具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增恒公司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除上述事实外，本案其他事实的查明与审理，均与增恒公司无关。第三人乾元和公司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7日，案外人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以方立更、孙爱民为被告，银坚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其主张向被告方立更在2014年下半年向其订购一批男装出口牛仔裤共195414条，其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份四个货柜的履行合同义务，货款及海运费、保险费等杂费合计13627909元，但方立更仅支付了货款4320298元，要求方立更偿还货款930761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等，本院以（2016）粤0183民初4179号予以受理。方立更在该案中辩称案涉纠纷实际是被告方立更与吴鑫焱的买卖关系，发货人、委托的公司是银坚公司，银坚公司收到款项也是给了吴鑫焱，而不是给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吴鑫焱与方立更是生意合作伙伴，双方于2007年起至2014年12月27日止合作经营牛仔裤出口贸易，吴鑫焱在国内负责在广州市上沅服装有限公司订货，并由吴鑫焱发货给方立更在国外负责销售，双方合伙期间约定每三个月内结算一次。认定案涉的三个货柜不是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与方立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交易，而是方立更与吴鑫焱发生的买卖合同交易。并判决驳回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后，被告方立更未上诉，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98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乌克兰》的对数单上涉及的三个货柜款项属于吴鑫焱与方立更之间的交易而不是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与方立更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理，予以维持，为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吴鑫焱于2017年12月26日提起（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民事诉讼。庭审中，原告主张原、被告案涉交易的交易方式为：被告通过电话向原告下订单，原告找国内的公司即乾元和公司和增恒公司生产牛仔裤，生产完毕后，原告再委托银坚公司负责出口报关和运输手续，银坚公司委托深圳市里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代办国际订仓作业，并实际交由南美轮船公司承运。南美轮船公司把货物装船并离港后，出具海运提单给银坚公司，银坚公司将海运提单交给原告，原告将提单邮寄至被告指定的乌克兰地址。船运到港后，由被告持海运提单办理清关和提货手续。被告提货后，双方通过电话初步沟通，待被告回国后，双方当面书面对账。同时，原告主张被告在2014年9月初口头向原告下订单，原告将货物分四次发货。被告付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性收汇方银坚公司付款，一种是直接向原告个人账户付款。对原告的陈述，被告回应：被告确认其通过微信或电话的方式于2014年9月向原告下订单，双方合作期间的流程是，被告通过微信或电话的方式向原告下订单，原告根据订单联系生产厂商生产货物并向被告发货，也由原告负责国内的生产、运输、出口相关手续等，被告对国内流程不了解，不干预，对案涉的出口退税情况也是在诉讼过程中方知悉。原告发货后，被告通过原告按照其指定地址快递或者通过其他人带出国交给被告，或者被告本人回国由原告直接交付等三种方式取得海运提单。被告取得海运提单后凭提单到当地海关提货。双方不存在提前商定货款金额，下订单只是订货，不约定单价及货款，收到货物的货款时根据被告在乌克兰的销售情况，由销售金额扣减税金和销售成本等费用后，根据原告指令，由被告通过非正式途径汇入国内账户。汇款账户及收款账户均不固定，被告无法明确通过哪些账户汇款。被告方立更曾在一份文件名称为《乌克兰》的文件下方签名确认，该《乌克兰》进行列表载明事项，列表第一行包含“出柜/入账时间”“项目”“出柜数量（件）”“金额（人民币）”“入账金额（人民币）”“所欠货款（人民币）”等六项内容，依据该表载明内容显示：1.“出柜/入账时间”2014年11月10日（以下简称“第1柜”）：项目货款，出柜数量44086件，金额人民币3039834元；项目海运费，金额人民币19120元；项目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金额人民币7925元；项目报关费，金额350元；项目快递费406元。2.出柜/入账时间2014年12月7日（以下简称“第2柜”）：项目货款，出柜数量38693件，金额人民币2944020元；项目海运费，金额人民币17860元；项目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金额人民币7925元；项目报关费，金额人民币350元；项目快递费，金额人民币406元。3.出柜/入账时间2015年1月21日：入账金额人民币1080928元，所欠货款人民币4957268元。4.出柜/入账时间2015年3月12日（以下简称“第3柜”）：项目货款，出柜数量49848件，金额人民币3447849元。5.合计金额人民币9486045元，入账金额人民币1080928元，所欠货款人民币8405117元。被告对由其签名的上述《乌克兰》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系原、被告散伙期间对在海上运输的三个货柜单独进行的一次分伙结算，之所以对上述三个货柜单独进行结算系因为签字是在2015年3月20日左右，上述货物还在海上运输，尚未送达。针对上述《乌克兰》所涉货柜交易情况，原告提交了与上述第1柜、第2柜和第3柜相对应的出口交易所涉的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出货明细表、快递单等证据到庭。上述根据上述证据显示：1.购销合同的买方均为银坚公司，卖方均为乾元和公司；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价税合计金额与购销合同载明的货款金额均一致；三柜对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申报日期分别为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2月7日、2015年3月12日，与《乌克兰》中载明的“出柜/入账时间”载明的日期一致，商品数量与购销合同载明货物数量相同，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的成交方式均为FOB；相应柜货物均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2.第1柜和第2柜相应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的运抵国均为乌克兰，指运港均为刻赤；第1柜和第2柜提单均载明“通知方（名称及完整地址）”中收件人为“方立更乌克兰伊利乔夫斯克乌克兰敖德萨仓库6KM电话机传真00××0-637557666”，装货港均为中国赤湾，卸货港均为敖德萨。3.第1柜提单的DHL快递单显示收件人为方立更，派送地址为“UkraineGODESSATairovskaS/RadujnyjDom9KV50”，联系人为方立更，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为00380-9844××××8/931188818。第2柜提单的DHL快递单显示的收件人、派送地址、联系人与第1柜一致，仅是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为00380-9844××××8。4.根据相应购销合同载明货物数量、金额，以及相应广东省出口商品统一发票载明：第1柜货物数量为44086条（38084条+6002条），合同价款为人民币3065862.12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2658143.33元；第2柜货物数量为38693条（11746条+26947条），合同价款为人民币2725285.35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2350805.21元；第3柜货物数量为49848条（15904条+758条+33186条），合同价款为人民币3466573.34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3005367.70元。原告主张除上述三个柜的买卖交易外，双方还有第4柜买卖交易，为此，亦提交了所涉的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出货明细表、快递单等证据到庭，证据形式与上述三个柜所提交出口交易所涉的证据一致。第4柜买卖交易所涉的购销合同显示购买方为银坚公司，销售方为增恒公司，合同货物数量为62787条（27118条+4885条+30784条），合同价款为4026012.46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3489956.05元。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申报日期为2015年3月29日，成交方式为FOB，运抵国为乌克兰，指运港为刻赤。提单载明的通知方、装货港、卸货港与第1柜和第2柜一致。第4柜提单的DHL快递单载明单号为628581776，收件人信息与第2柜一致，取件时间为4月30日。另深圳市里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海运证明》，载明银坚公司于2015年3月29日委托该司代理出运1X40’HQ从深圳至乌克兰-奥德赛（即敖德萨），船公司于2015年4月3日签发提单给银坚公司。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服务中心分公司出具的邮件签收证明，证明单号为628581776的快递单签收日期为2015年5月5日，签名人为“方立更”。被告对上述邮件签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邮件上“方立更”的签名并非被告方立更本人签名。为此，被告提交了方立更的护照显示其在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在国内，不在乌克兰，其无法签收邮件。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要求对上述快递单中“方立更”的签名是否其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原告则表示被告即使不在乌克兰也可以委托他人代签邮件，并提交了一份DHL邮寄单复印件到庭，拟证明根据被告方立更护照显示在2013年8月23日离开乌克兰2013年9月10日返回乌克兰，但是在被告离开乌克兰期间签收了寄件日期为2013年8月23日的邮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邮寄单质证意见为该快递单为2013年，距今有7年之久，相关快递内容也没有说明，且原告没有提供相应原件，故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其证明内容、关联性一并不予确认。被告确认案涉第1柜、第2柜及第4柜所涉提单的邮寄单中的收件人的地址为被告在合伙期间国外租赁或购买的店铺。同时，被告主张邮寄单中联系号码中00380-9844××××8是手机号码，留在乌克兰的店铺使用，由于原、被告有合伙关系，由原告的姐夫李永全代表原告在乌克兰店铺内对合伙事务进行监督管理，所以号码是李永全在使用。在2015年4月，李永全回国，该号码就停止使用了。00××0-931188818是被告方立更在乌克兰的手机号码。原告则主张上述两个手机号码均由被告方立更控制和使用。对被告应付原告款项，原告制作了《万玺达公司2015年7月同乌克兰对数单》，载明的第1柜、第2柜及第3柜的款项与《乌克兰》一致，并新增如下款项：1.第3柜，海运费人民币12190.5元，码头费、托车费、保险人民币11145元，报关费人民币350元，快递费人民币406元；2.第4柜，出柜数量62787件，货款金额人民币4092491元，海运费人民币16600.5元，码头费、托车费、保险人民币7925元，报关费人民币350元，快递费人民币406元。对案涉前三个柜的货物的货款是如何确定问题，被告表示系原告制作好《乌克兰》后给被告签名，被告没看就签名了。法院询问被告上述回答能否理解为货款的确认是由原告提出，被告直接确认，对具体的计算方式被告不清楚，只有原告清楚？被告确认上述理解。原告表示货款系根据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乘以1.17，加原告相应的利润确认。对原告上述主张，被告不予确认，表示按照上述算法前三柜计算的货款金额会低于双方确认的货款，为此对计算方式有异议。原告还主张第4柜所涉合同中约定的单价即双方约定的不含原告利润的单价。对上述第4柜的货款，被告表示相应提单被告没有收到，具体交易有无实际发生也无法确认，故对货款无法确认。如果法院认定被告已经收到货物的话，应以发票金额为准。对上述第3柜以及第4柜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原告主张是一起支付，并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4月20日银坚公司向深圳市里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转账15695元，吴月华向李斌转账28425.40元的转账记录证明用于支付上述款项。对上述付款凭证，被告并无异议。原告自认被告在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7月24日合计向原告支付了折合人民币4320321元的货款。被告对原告自认的付款金额予以确认，并主张其还有其他付款，其对每一笔付款都有自行登记。但本院要求被告在指定期限内说明全部付款情况并提交付款凭证时，被告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并表示无法提供付款情况说明，也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就原告提交的案涉四个柜货物所涉出口货物报关单中货物的出口退税情况，本院曾发函给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查询由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分别为520320140534037767（第1柜）、520320140534040999（第2柜）、520320150535007621（第3柜）及520320150535007622（第3柜）、520320150535009010（第4柜）及520320150535009011（第4柜）】的出口退税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向本院复函确认上述报关单均已办理出口退税，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6月、9月、12月。诉讼中，本院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发送《协助调查取证函》，要求该局提供案涉报关单所涉货物在该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时的书面材料（含结汇水单等），但该局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亦未函复本院。本院认为：在本院作出的（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进行认定案涉前三柜货物系原、被告之间的买卖交易产生，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民终19897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述判决亦予以维持。上述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方立更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中答辩意见亦陈述案涉纠纷实际是被告方立更与吴鑫焱的买卖关系，现被告又主张案涉货柜交易系双方合伙关系，却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上述判决书认定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对本案所涉四个柜交易为原、被告之间买卖交易予以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且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义务。在被告于2014年9月向原告下订单后，原告分别于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2月7日、2015年3月12日（报关日期）通过海运方式向原告交付货物，被告亦确认已经收到上述三个柜的货物，本院予以确认。对案涉第4柜货物，原告是否履行交货义务，被告应否支付相应货款问题。1.根据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出货明细表以及案涉海运证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在2015年3月29日将第4柜货物在指定装运港装至案涉海运货船上。2.船运公司于2015年4月3日签发提单给银坚公司。原告于2015年4月30日通过DHL快递的方式邮寄案涉第4柜提单，该邮寄单中载明的收件人为被告方立更，地址为被告在乌克兰租赁或购买的店铺，预留的电话号码亦为被告控制的在乌克兰的电话号码（即便如被告所述，电话00380-9844××××8为在乌克兰店铺使用手机号码，原告方人员李永全在乌克兰期间由李永全使用。那么在被告确认的李永全于2015年4月回国后，该号码应仍留在乌克兰店铺并由被告控制和使用），现证据显示该邮件已经于2015年5月5日签收，签收人签署“方立更”。被告虽然举证证明在2015年5月5日身处国内而非乌克兰，上述签名并非其本人签收。但上述邮件的收件联系人为方立更，邮件地址和电话均为被告方立更控制和使用，且原、被告之前第1柜和第2柜也是通过相同快递公司及相同联系方式寄送，即便收件人并非被告方立更本人，而是由他人代签，亦系其授权人员签收，应当视为被告方立更本人签收。为此，对原告主张由方立更（或其授权人员）签收上述邮件，原告已经履行向方立更交付第4柜提单义务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方立更申请对上述邮单中“方立更”的笔迹进行鉴定，但并无鉴定必要，本院不予准许。3.被告方立更抗辩第4柜报关单显示收货港口为乌克兰刻赤，而原告提交的提单、海运证明中港口为乌克兰敖德萨，这两个港口相距600多公里，且刻赤港所在的克里木半岛已在2014年底2015年初经过公投脱离了乌克兰成为克里米亚共和国，货物也不可能到达乌克兰的问题，案涉第1柜、第2柜与第4柜在报关单和提单在运抵国、指运港、卸货港的信息均一致，既然被告能收取第1柜和第2柜货物，那么两港之间的距离并非其收取第4柜货物的障碍。至于克里木半岛公投问题，并无证据显示该问题影响通关收货。为此，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案涉提单载明成交方式为FOB，即装运港船上交货，是指卖方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在指定的装运港把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上，并负担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一切费用和货物灭失或损坏风险。被告亦确认双方交易方式是船运到港后，由被告持提单办理清关和提货手续。现原告已经将货物装到指定货船上，并已经履行了交付提单给被告的义务。而案涉第4柜货物购买了货物运输保险，本院亦未发现第4柜存在运输货物出险，被保险人进行理赔等情况。综上所述，原告已经履行装货到船义务，亦将提单交付给了被告方立更，已经履行完毕交货义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第4柜货款。对被告应付货款金额问题。1.被告签名确认《乌克兰》对账单，为此，对《乌克兰》对账单中确认的前三柜的货款及第1柜、第2柜相应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报关费和快递费，本院予以确认。依此确定前三柜的货款及第1柜、第2柜的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报关费和快递费合计应付款为9486045元。2.原告要求第3柜和第4柜的报关费700元（350元+350元）和快递费812元（406元+406元），上述费用实际产生，且与第1柜和第2柜金额相同，本院予以支持。3.原告主张第3柜和第4柜的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合计47861元（12190.5元+11145元+16600.5元+7925元），并明确两柜相关费用一并支付，原告主张系通过2015年4月20日两笔付款支付，被告方立更对该两笔付款予以认可，但原告提交的2015年4月20日的两笔付款合计44120.40元（15695元+28425.40元），为此，对该44120.40元款项，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原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4.对第4柜的货款。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在下订单时并未约定货款单价，但鉴于案涉四个柜的货物均为被告方立更在2014年9月下订单，在计算货款时理应遵循同一定价规则。前三柜结算货款经原、被告结算为9431703元（3039834元+2944020元+3447849元），前三柜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乘以1.17为9376750元【（2658143.33元+2350805.21元+3005367.7元）×1.17】，低于双方结算的货款金额，依据该结算方式于被告有利，为此，原告主张按照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乘以1.17计算第4柜货款合理，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原告主张的货款还需计算合理利润问题，并无利润标准，也无相应证据，应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依此标准，计得第4柜货款为4083248.58元（3489956.05元×1.17），对原告主张该柜货款金额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涉四柜货物，被告合计应付原告款项为13614925.98元（9486045元+700元+812元+44120.40元+4083248.58元）。被告方立更作为案涉货物买受人，应承担向出售人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对其是否支付货款，如何支付货款应当清楚，并能举证证明。现除原告自认的已付货款折合人民币4320321元外，对剩余巨额货款的付款行为，被告不但不能提交相关付款凭证，甚至对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付款亦无法说明，明显不合常理。且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中，被告抗辩意见亦仅是认为与其买卖交易主体是吴鑫焱而非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并未抗辩已经支付案涉货柜货款。同时，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告》的规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企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国家外汇管理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对企业的贸易外汇管理方式由现场逐笔核销改变为非现场总量核查。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税时，不再提供核销单，税务局参考外汇局提供的企业出口收汇信息和分类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审核企业出口退税。依此规定，税务局审核企业出口退税时，无需企业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为此，案涉四个柜办理出口退税事实，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已经汇付案涉货柜货款的直接依据。综上意见，对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折合人民币4320321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主张其已经结清其他货款事实，并无证据证明，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不予采纳。扣减上述付款后，被告方立更仍需支付原告货款9294604.98元（13614925.98元-4320321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方立更向其支付货款9294604.98元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货款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问题。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对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在案涉《乌克兰》对账单中亦未约定何时支付货款，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履行，但应当给予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催讨货款的证据到庭，在案涉（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中亦非以原告的名义向被告追讨货款，为此，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最早在2017年12月26日提起（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民事诉讼，向被告追讨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7月24日至2017年12月24日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方立更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吴鑫焱支付货款9294604.98元；二、驳回原告吴鑫焱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208元和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吴鑫焱负担9492元，被告方立更负担797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金勇人民陪审员  罗国球人民陪审员  湛鸿铁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莉珊朱小智本案引用及参考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