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9519号原告（反诉被告）：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新堤路**首层****（自主申报）。法定代表人：梁刚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广东中天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钰柔，广东中天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和路****自主申报）。法定代表人：周志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勇，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艳萍，女，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应熹，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时公司）与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裕公司）、钟艳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受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邓汝辉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19日、10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舜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梁钰柔，济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勇，钟艳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应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舜时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舜时公司与济裕公司、钟艳萍签订的《防护材料买卖合同》；二、济裕公司、钟艳萍立即向舜时公司退还货款1434000元；三、济裕公司、钟艳萍立即向舜时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1434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1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退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舜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景福与钟艳萍为多年的朋友。2020年2月12日，钟艳萍微信告诉陈景福其公司即济裕公司有一批口罩可供应给舜时公司，经双方洽谈，达成买卖意向。双方同意于2020年2月13日签订《防护材料买卖合同》。2020年2月12日下午，舜时公司委托案外人吴某分两笔向济裕公司支付了定金300000元，款项转至济裕公司66×××07的银行账户，其中一笔为250000元，另一笔为50000元。2月13日，舜时公司与济裕公司、钟艳萍签订《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约定由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购买口罩三百万个，济裕公司应当于2020年2月13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交货。合同签订时，钟艳萍系向陈景福出示了经济裕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认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故舜时公司确信钟艳萍取得了济裕公司的授权，有权以济裕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当日，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前述账户支付货款预付款300000元。2月14日，舜时公司应钟艳萍的要求，又分别向济裕公司预付两笔货款，其中一笔534000元由舜时公司委托何泳仪支付至钟艳萍指定的案外人谢国平62×××55账户内，另一笔300000元由舜时公司转账至济裕公司前述账户内。2月28日，钟艳萍告知陈景福其与济裕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济裕公司按照钟艳萍所得利润的20%收取合作费用。之后，经舜时公司多次催促，钟艳萍、济裕公司均未能按照约定向原告交付1434000元的口罩，已经构成违约，导致舜时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济裕公司、钟艳萍应当共同向舜时公司退还货款1434000元并承担支付利息、诉讼费用等违约责任。现为维护舜时公司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对于济裕公司的反诉请求，在舜时公司已经支付1434000元货款的情况下，济裕公司未向舜时公司提供相应货值的口罩，且钟艳萍已经于2月底明确表示无法提供案涉合同的货物，现市场形势发生极大变化，舜时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案涉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请求法院驳回济裕公司的反诉请求。济裕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舜时公司继续履行《防护材料买卖合同》并向济裕公司支付货款6900000元。2020年2月13日，济裕公司与舜时公司签订《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约定由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采购一次性医用口罩，数量为三百万个，单价为2.5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交货地点为广州白云机场，济裕公司的收款账户为中国银行广州海珠中支行66×××07账户。合同签订后，舜时公司仅向济裕公司支付了600000元，余款分文未付。济裕公司认为，《防护材料买卖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济裕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中已经明确记载货款接收必须是济裕公司的对公账户，故舜时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将货款支付至第三方银行账户，不足以视为向济裕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现舜时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为维护济裕公司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钟艳萍辩称：本案所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是案外人陈景福利用舜时公司的名义与钟艳萍借用济裕公司医疗器械经营资质所签订的买卖合同。陈景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支付了1434000元，其中支付至济裕公司账户的款项为900000元，支付至钟艳萍指定并实际控制的案外人谢国平账户的款项为534000元。合同签订后，因钟艳萍联系的下游口罩供应商无法从外国进口口罩，故钟艳萍、陈景福协商解除了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并由钟艳萍退还陈景福预付的货款。其中于2020年2月14日通过案外人曹家华的账户向吴某账户返还250000元，于2020年2月17日通过谢国平账户向陈景福指定的案外人李振的账户返还100000元，于2020年2月18日通过钟艳萍控制的邱国柱账户向李振账户返还800000元并通过南昌谦仁商贸有限公司向李振返还110000元。同日，钟艳萍通过邱国柱的账户向案外人李永安支付191200元购买口罩40×××00个，陈景福提走了其中的10000个，应当视为钟艳萍履行了部分交货义务。之后，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其以舜时公司的名义与吉林聚源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源德公司）签订口罩供货合同并收取了聚源德公司的货款，现因钟艳萍无法供货，导致其亦无法向聚源德公司供货，聚源德公司要求陈景福退还预付款，故陈景福要求钟艳萍退款并伪造了由济裕公司盖章确认的代付口罩货款确认函。聚源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楷然遂要求钟艳萍退还款项，钟艳萍遂通过谢国平的账户向聚源德公司返还货款160000元并额外提供了价格为33000元的口罩10000个。综上，钟艳萍向陈景福返还的款项已经达到1420000元，另交付了20000只口罩，应视为钟艳萍已经将收到的货款全部返还给陈景福。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20年2月12日上午9时许，陈景福、钟艳萍通过微信建立联系。陈景福向钟艳萍表达需要购买口罩的意思表示，钟艳萍向陈景福表示有中亚五国、俄罗斯、土耳其的口罩，各个国家的包装不一致，单价为2.4元/个，同时发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英文版的证书等文件及口罩照片。10时许，陈景福要求钟艳萍提供采购单格式。14时许，钟艳萍向陈景福发送济裕公司的银行账户、营业执照以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同时表示一半打公一半打私账，其中《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我司采购员钟艳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138××******）为我方委托代理人，其权限是负责与贵单位联系我公司经营范围内采购我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的所有品种的采购（合同签订、订单对账、退货等）工作，……。备注：1.委托代理人不得转让委托权，如有超越权限的行为，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与我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或协议必须加盖我公司的公章，未加公章无效，复印件无效；3.我公司支付货款以电汇方式汇至贵公司账户上，上列委托代理人不得以现金、支票、汇票方式支付。4.上述权限仅限于与贵单位的业务往来，不适用于与其他客户的业务。……。”2月12日14：28，案外人吴某向济裕公司66×××07账户转账支付250000元。同日15时许，钟艳萍向陈景福发送案外人谢国平的银行账户。案外人向该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50000元，后因谢国平错误书写为“谢国萍”而被银行退回。同日16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20万一次性医用口罩货款50万已付，并发送了转账记录。同日17：55，吴某向济裕公司66×××07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17时-18时间，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吴某的银行账号及转账记录。2月13日7时许，钟艳萍向陈景福建议拍摄存放体温枪的相关短视频以便销售。14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额温枪1500只，18号发货，收款人为伍某某，另有额温枪10000只现货，单价为350元，同时向钟艳萍发送了《额温计采购合同》，并推送了上述两销售方的微信名片。2月13日16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了本案所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同日17时许，钟艳萍向陈景福拍摄已经加盖济裕公司印章的合同文本。该合同约定：舜时公司（甲方，买受方）向济裕公司（乙方、出卖方）购买一次性医用口罩3000000个，单价2.5元；交货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交货时间于2020年2月13日至2020年2月17日交货；验收方式：甲方在交货地点现场验收。产品必须是原产地伊朗，符合国际标准，符合中国商检的质量要求，出卖方须提供该批货物的相关单据等文件给买方备存；货款总计7500000元；付款时间为货款在交货地点验收合格后支付；收款账户为济裕公司在中国银行广州海珠中支行的对公账号66×××07；若由于物流等其他客观原因致使上述交易无法实现，不构成乙方违约，经双方确认交易取消、解除合同后，乙方24小时内返还预收全部货款；甲方在交货现场验收合格并核实数量，提走货物后，即视为对标的物质量没有任何异议。如交付数量不符合约定，甲方有权选择决定全部退货退款，或要求乙方一定时期内补齐欠缺数量等。同日，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签署账户转账支付300000元。2月13日18时许至2月17日期间，钟艳萍、陈景福多次向对方发送关于测温枪、口罩的信息。2月14日11：26，舜时公司员工何泳仪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指定的谢国平账户转账支付534000元。同日，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转账支付300000元。同日22：59分，案外人曹家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吴某支付250000元。2月17日18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信息表示十万台测温枪定金10万元，同时发送案外人李振的身份证以及银行账户。同日18：28，谢国平向李振转账支付100000元。2月17日20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3万口罩钱收款账号为邓均堋1760667221的支付宝账户或者李永安的农行账户。同日，邱国柱向李永安支付191200元。2月18日15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信息付测温枪款100万并同步发送李振的身份证及银行账号。同日，案外人邱国柱向李振账户转账支付800000元。案外人南昌谦仁商贸有限公司向李振转账支付110000元。2月19日0时许，钟艳萍向陈景福询问测温枪的具体事宜，陈景福表示其还在等货。2月19日晚上23时许，钟艳萍询问陈景福测温枪是否已经到货。2月20日，钟艳萍向陈景福表示别人已经报警了。2月21日上午11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当天取40×××00只口罩，两个人确认后，洪总提走10000只，拉回30000只，对方分两个车拉走的。钟艳萍表示需要注明时间、地点，陈、地点示周一24号晚上11点多。2月21日17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对账信息，显示：舜时公司何会计私账转给谢国平共计1114000元；舜时公对公转广州济裕900000元；吴某对公转广州济裕30万，退回25万，余5万，广州济裕实际款项2014000元。2月22日8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多个微信聊天截图，表示有多名客户向其主张退款。2月22日14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对账信息，显示舜时公司何会计私账转给谢国平共计1114000元；舜时公对公转广州济裕900000元；吴某对公转广州济裕30万，退回25万，余5万，广州济裕实际款项2014000元，退回430000元，需要退款：1584000元。同日17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协议，载明：“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向广东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采购一批国外进口医用级一次性口罩（俄罗斯）经双方合同规定2020年2月17日交货因特殊原因而导致双方无法交货，广东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今双方协商承诺延迟至2020年2月25日双方交货，如有违约将向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总交易额（贰佰零壹拾肆万整）20%的违约金作为损失赔偿，（包括一切特殊原因）今特此证明！”2月26日，钟艳萍向陈景福发送语音信息，表示至今还没有准确的消息。2月27日，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赶紧让对方把款给退回，不要再拖延了。钟艳萍表示今天想办法先发一些货，安定下来再商量。2月28日14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委托收款证明。同日16时，钟艳萍要求陈景福提供身份证号，表示委托朋友去新疆追款，陈景福表示合同不是其签订的，与其根本没有关系。3月15日，谢国平向案外人冯楷然转账支付160000元，附言为代佛山舜时科技有限公司还货款。5月19日，陈景福向钟艳萍表示钟艳萍支付用于购买额温枪的货款已经退了58万元到钟艳萍指定的银行账户，还有8万元没有退回，其他货款都给客户买口罩赔偿了，其向钟艳萍支付的款项很清晰，钟艳萍把款项退还给其就好了；吉林公司把舜时公司起诉了，钟艳萍还是私自给对方转款并给对方写承诺，而从未向陈景福告知。现舜时公司认为济裕公司、钟艳萍收取货款后，未依约向其提供货物，诉至本院。济裕公司认为舜时公司未依约支付全额货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提起反诉。2020年3月10日，何泳仪向本院出具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表示其为舜时公司的财务人员，其在2020年2月14日受舜时公司委托向谢国平代付534000元口罩货款，该笔货款是用于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购买口罩之用；其与济裕公司、钟艳萍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相关债权债务应由舜时公司自行追偿，与其本人无关。2020年3月10日，案外人吴某向本院出具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表示其于2020年2月12日受舜时公司委托向济裕公司账户代付300000元定金，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转至济裕公司账户，一笔为250000元，一笔为50000元。2020年5月12日，曹家华向本院出具确认函，确认在2020年2月14日受钟艳萍指示通过其本人平安银行账户向吴某建设银行账户返还口罩货款250000元；上述资金是本人代为支付，资金所有权由钟艳萍享有。2020年5月13日，谢国平向本院出具确认函，确认从2019年11月起将62×××55中国工商银行卡借给钟艳萍使用，该卡由钟艳萍使用和操作，其内资金归钟艳萍所有，故在2020年2月17日，钟艳萍通过该账户向李振平安银行账户返还货款100000元与其本人无关，资金所有权益由钟艳萍享有。同日，谢国平向本院出具第二份确认函，确认其于2020年3月15日通过其账户向冯楷然中国银行账户代舜时公司返还货款160000元与其本人无关，资金所有权益由钟艳萍享有。2020年5月15日，南昌谦仁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确认函，确认其于2020年2月18日，受钟艳萍指示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李振支付的平安银行账户返还口罩货款110000元，上述资金是本单位代为支付，资金所有权益由钟艳萍享有。2020年5月16日，邱国柱向本院出具确认函，确认在2020年2月18日受钟艳萍指示通过其广发银行账户向李振平安银行账户返还口罩货款800000元；上述资金是其本人代为支付，资金所有权益由钟艳萍享有。同日，邱国柱向本院出具第二份确认函，确认其于2020年2月18日受钟艳萍指示通过广发银行账户向案外人李永安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40×××00只口罩货款191200元；上述资金是其代为支付，资金所有权由钟艳萍享有。舜时公司为证实其工作人员陈景福与钟艳萍之间履行案涉合同的具体情况以及货款的支付情况，向本院申请陈景福、吴某出庭作证。陈景福于作证时陈述了如下几个部分的内容：1.关于其与舜时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中谢国平银行账户由何人书写的问题。证人陈述：其为舜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钟艳萍打电话向证人表示有货源，问证人是否订货，而舜时公司正好需要采购口罩，故代表舜时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从未向钟艳萍表示是借用原告名义采购口罩，而是表示全部都是公对公，包括打款都是通过公司公账支付，是钟艳萍表示需要走私账，并提供了谢国平的账户，故其安排舜时公司向谢国平账户支付款项；合同中谢国平的账号是其根据钟艳萍发送的微信内容填写上去的。2.关于案外人吴某的款项收付情况，证人表示：吴某向济裕公司支付了300000元，但钟艳萍提供货物，而当时口罩价款已经上涨至4-4.5元之间，故曹家华向吴某支付的250000元实际上为作为口罩款差价而给予的补偿款，等口罩到货后再整体计算；吴某除了向济裕公司账户转账支付的30万元以外，没有再向其他账户支付款项了。3.关于购买额温枪事宜，证人表示：李振的账户共计收了110万元，其中证人向其他人借款100000元为钟艳萍代付了定金，谢国平支付了100000元，南昌谦仁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了110000元，邱国柱支付了800000元。李振退了580000元，有80000元没有退，剩余的款项钟艳萍同意作为口罩赔偿款赔偿给了原告的客户。4.关于钟艳萍向李永安支付的191200元的问题，该款项是钟艳萍购买口罩用于赔偿客户的款项，由于钟艳萍一直未能提供口罩，证人领舜时公司的客户到钟艳萍处要求解决问题，钟艳萍当时同意赔偿10000只口罩，故舜时公司的洪姓客户从钟艳萍处取得了10000只口罩的赔偿。5.关于聚源德公司的160000元款项问题。聚源德公司与舜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钟艳萍的原因，舜时公司无法向聚源德公司供货，聚源德公司对舜时公司是否拥有真实货物产生质疑，故证人把舜时公司与济裕公司的合同提供给了聚源德公司，也向钟艳萍提供了冯楷然的电话号码。但钟艳萍是如何与冯楷然沟通的，证人并不清楚。证人也没有向聚源德公司提供过盖有济裕公司公章的《代偿还款承诺书》，也没有指示钟艳萍向聚源德公司支付160000元款项。舜时公司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并表示证人所陈述的聚源德公司的160000元，与本案无关。济裕公司表示其对证人与钟艳萍之间的往来不知情，无法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钟艳萍对证人证言中关于由曹家华退还给吴某的250000元款项属于补偿款不予确认；对证人主张其仅为李振、钟艳萍之间额温枪买卖合同的介绍人身份不予确认，认为系证人向钟艳萍提供李振的银行账户，故证人应当是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对于聚源德公司的160000元款项，现有证据显示钟艳萍确实已经支付了该笔款项，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证人吴某陈述：证人委托舜时公司订购口罩，原预定口罩的价款为550000元，其中于2020年2月12日向济裕公司转账支付了300000元，向“谢国萍”账户转账支付250000元；其中“谢国萍”账户转账支付的250000元于同日退回了。之后，因舜时公司没有口罩，所以曹家华向证人退款250000元，证人也向其客户退款了，还造成了证人的损失。证人当时向客户销售的口罩单价为4元多，而合同约定是2元，差价一倍，就是证人的损失。对于未退款以及造成证人的损失，证人曾经向舜时公司主张过权利，但舜时公司表示要等等，故一直未作处理。舜时公司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曹家华向吴某退回的款项应当属于补偿款，不应当从本案货款中扣除。济裕公司则认为吴某陈述其属于转售口罩，构成违法行为。钟艳萍认为吴某陈述其向舜时公司订购口罩，接受陈景福的指示向济裕公司支付300000元，且确认不认识钟艳萍。该陈述与舜时公司主张由曹家华退还吴某250000元属于双方其他经济往来的陈述相互矛盾，上述款项应当属于对货款本金的退款。钟艳萍为证实其与济裕公司之间的纠纷协调情况，向本院申请刘小华出庭作证。刘小华在作证时陈述：其是钟艳萍的法务。2020年3月20日，济裕公司与钟艳萍曾经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和派出所进行过调解；钟艳萍经济裕公司授权进行医疗器械经营，钟艳萍需要上交20%的管理费；钟艳萍与济裕公司之间关于本案的口罩买卖往来款由钟艳萍打款给陈景福指定的账户，钟艳萍收取了口罩款600000元，该款项付到了济裕公司的账户；钟艳萍没有说过用私人账户收取款项。舜时公司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证实济裕公司与钟艳萍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由济裕公司授权钟艳萍对外开展经营，应当共同承担案涉债权债务。济裕公司认为证人证言需要证明的内容已经由《防护材料买卖合同》及授权书予以证实。但本案中大部分交易均是私下交易，与授权书载明的要求不符，相关责任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钟艳萍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其是以济裕公司的名义与陈景福进行防疫物品买卖，钟艳萍独立操作济裕公司的账户。本案诉讼过程中，基于查清济裕公司与钟艳萍之间的关系，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永平派出所调取了相关询问笔录，其中案外人邓明辉在接受公安部门询问时陈述：其与钟艳萍为朋友关系；钟艳萍从事口罩经营，但其公司没有资质销售口罩，故找邓明辉帮忙；邓明辉找到其朋友秦国宏，将济裕公司授权给钟艳萍售卖口罩，并签了一份授权合同，随后钟艳萍就通过济裕公司售卖口罩；虽然合同中注明所有款项必须只能通过公司的公账走账，但有一部分款项钟艳萍还是要求客户将款项支付至谢国平的账户；钟艳萍在收到客户的款项后，通过济裕公司账户将口罩款项转给新疆希拉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及谢国平的私账账户；另合同中明确约定钟艳萍交货给客户时要经过济裕公司验货才能交给客户，口罩的标准要达到中亚五国、俄罗斯、欧盟标准，但钟艳萍在收到客户的口罩款后一直没有交货，客户追问济裕公司，邓明辉也一直催促钟艳萍向客户交货，钟艳萍就将劣质口罩交付给客户，导致客户纷纷向济裕公司退货并要求济裕公司退款。邓明辉遂将客户退回的口罩全部退给了钟艳萍的司机，但钟艳萍不承认邓明辉已经将口罩退回；济裕公司只是授权钟艳萍售卖口罩，没有收取任何利益。秦国宏在接受公安部门询问时陈述：2020年2月，其朋友邓明辉找到其表示钟艳萍在售卖口罩，但没有资质，需要通过秦国宏的济裕公司授权，出于好心，秦国宏答应邓明辉将济裕公司授权给钟艳萍；钟艳萍以济裕公司名义与其他客户签约售卖口罩的时候，将部分款项打入私人账户上，但授权合约上明确注明了所有的款项必须只能通过济裕公司的公章，不得私人转账、支票以公司名义走账，还明确注明钟艳萍的口罩交货时必须要通过济裕公司验货后才能发给客户，但钟艳萍以济裕公司名义与其他客户签约时，自己手写上谢国平的私人账户，要求客户将一半的货款支付给济裕公司，一半货款打到谢国平的私人账户；钟艳萍收到客户支付给济裕公司账户上款项再私自打到新疆希拉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再通过新疆希拉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将货款打到她私人的账户上，且没有按照合同质量标准发货，导致很多客户将口罩退到济裕公司，秦国宏才发现钟艳萍发的口罩很多都是劣质的。此时有很多客户要求退款，都是济裕公司向钱补贴给客户的，后来秦国宏就将钟艳萍的授权停了。济裕公司在授权给钟艳萍时没有获取利益。同时，钟艳萍向本院补充提交了由济裕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向其发送的函以及所附《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应收与应付款项明细表》，其中函件显示：济裕公司认为钟艳萍在济裕公司授权期间，直接操作济裕公司中国银行海珠中路支行结算账户进行防疫商品（口罩）销售，由于均系钟艳萍亲自联系上下游供应商，导致收款账户发生包括欠舜时公司600000元且未予退回以及在济裕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撤销对钟艳萍授权后，私自越权以济裕公司名义代舜时公司向聚源德公司偿还之前双方的口罩款项等，要求钟艳萍根据济裕公司财务制度以公对公方式平账解决附表中的应付款并立即将不少于50万元汇入济裕公司，优先解决济裕公司与舜时公司的相关货款纠纷等。《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应收与应付款项明细表》显示2020年2月12日-2月14日，济裕公司账户向新疆希拉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出440×××00元、660000元，收到吴某支付的300000元以及舜时公司的600000元。舜时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函件中所提及的60万元仅统计了支付至济裕公司账户内的款项，虽然案涉合同中有列明济裕公司的账户，但并未设立禁止性条款禁止通过其他方式付款，故在钟艳萍提出变更收款账户时，同时应视为济裕公司做出的意思表示。若济裕公司认为钟艳萍的行为违反了其双方的约定，应当由其双方解决，相应的损失不应由舜时公司承担。另明细表中未包括对吴某的250000元退款，故由案外人曹家华向吴某的上述退款，不应视为对货款本金的返还。济裕公司在本院给予的质证期内未就上述证据向本院提供书面的质证意见。钟艳萍主张其向李振支付了192万元额温枪款项，而本案所涉101万元并不在该192万元当中并向本院申请前往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调查取证。钟艳萍认为其向聚源德公司支付的160000元属于代舜时公司向聚源德公司返还的货款，向本院申请追加聚源德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庭审后，基于进一步查清陈景福与钟艳萍之间的交易往来情况，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通知陈景福接受询问。陈景福在接受询问中陈述：吴某向济裕公司支付的款项一开始是500000元，250000元支付给济裕公司，250000元支付给谢国平，但支付给谢国平时被提示有风险，且谢国平的名字输入错误，导致款项退回，之后吴某又向济裕公司支付了50000元；2月12日16时许其提及的20万一次性医用口罩货款50万元已支付就是指吴某向济裕公司以及谢国平各支付的250000元；该500000元是舜时公司支付的货款，当时因为钟艳萍急于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货款，所以由舜时公司向吴某借500000元，但之后吴某也表示要购买口罩，所以该笔款项由舜时公司与吴某进行处理了。2月13日下午15时许，其曾经向钟艳萍发送过PDF文件，该文件是舜时公司的营业执照、二类医疗器械资质证以及银行账户等，钟艳萍向原告表示转43.5万元是钟艳萍急需货款，其在第二天就向钟艳萍支付了货款；聊天记录中其向钟艳萍发送各种口罩购买信息是因为当时签订合同时约定舜时公司订购300万个口罩，但钟艳萍给陈景福的资料显示能够交付的口罩只有30至50万个，所以陈景福就向钟艳萍发送舜时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聊天记录表明需求的口罩数量，要求钟艳萍增加对舜时公司的供货数量；微信聊天记录中钟艳萍向陈景福发送的体温计注册证、器械生产许可证的原因是钟艳萍一开始表示其有额温枪可以出手，但陈景福没有需求；2月14日16时许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的口罩照片及口罩相关信息是其他供应商发给陈景福的内容，当时陈景福询问钟艳萍能否保证按时交付口罩，如果不能保证的，陈景福就向其他人采购了，所以就将上述文件转发给了钟艳萍；另2月14日时，陈景福的朋友已经从白云国际机场提取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口罩，但钟艳萍没有向舜时公司交付货物，陈景福遂向钟艳萍发送了口罩及装车照片询问其货物是否已经到了。2月15日，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乌克兰口罩的信息，是建议钟艳萍更换一个供货商，但钟艳萍已经没有资金了。2月17日钟艳萍委托邱国柱向李永安转账的191200元款项，是40×××00个口罩的款项。2月21日至2月22日陈景福确实向钟艳萍发送过对账信息，但对账信息中的金额是陈景福临时发给钟艳萍的，并没有作详细的统计，当时有要求钟艳萍核对，但钟艳萍没有核对。对账记录中显示吴某转济裕公司30万元，退回25万元，余5万元，是钟艳萍向吴某退回了250000元，并承诺向舜时公司补偿250000元的货物，但最终没有补偿。2月28日，陈景福询问钟艳萍20万元什么时间转过来，实际上是聚源德公司向舜时公司主张退还部分货款，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了其与冯楷然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告知钟艳萍不要向聚源德公司付款，要付款亦应当向舜时公司付款，再由舜时公司向聚源德公司退款。至于之后钟艳萍与聚源德公司是如何处理的，钟艳萍和聚源德公司均无告知过陈景福和舜时公司，《代偿还款承诺书》的出具也没有告知过舜时公司。现聚源德公司已经起诉舜时公司，陈景福作为舜时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聚源德公司表示确实收到了钟艳萍支付的160000元，但表示该160000元为赔偿款，而不是退还的货款。对于额温枪买卖合同，钟艳萍向李振支付的款项都是购买额温枪的款项。当时是陈景福介绍李振给钟艳萍，所以把李振的信息提供给了钟艳萍。对于购买额温枪的数量、价款以及付款过程，舜时公司没有参与其中，陈景福也只是帮忙而已。5月19日陈景福向钟艳萍发送的微信信息包含了如下内容：1.购买额温枪的款项58万元已经由李振退了。2.钟艳萍向李振支付100万元多一点，而李振退了58万元给钟艳萍，剩下43万元，还有8万元在李振手中没有退。剩下的43万元，是由于案外人向舜时公司购买口罩，但由于钟艳萍以及济裕公司的原因导致舜时公司无法交货，钟艳萍同意先在李振收取的款项处理，该事实在2月22日钟艳萍向陈景福表示“你就先拿那43万元先买这个口罩吧”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得到印证。另现有证据显示钟艳萍向李振支付了101万元，实际上陈景福也委托了案外人洪志东代钟艳萍向李振支付了10万元定金。陈景福或舜时公司没有就钟艳萍向李振支付的额温枪款项作为退还舜时公司货款或者赔偿舜时公司损失的款项达成过一致意见，但当时钟艳萍是同意的。舜时公司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认为询问内容可以看出钟艳萍与陈景福之间除案涉口罩买卖合同以外，还存在其他与本案无关的交易，钟艳萍向李振支付的款项是钟艳萍、李振、陈景福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与本案无关。陈景福虽承认进行了部分赔偿，但未向舜时公司返还任何口罩交易款本金。济裕公司、钟艳萍应当向原告返还全部已收口罩款项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济裕公司则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济裕公司不认识陈景福，无法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钟艳萍认为吴某实际向济裕公司汇款300000元，已经通过曹家华账户向其退款250000元，陈景福所称吴某向钟艳萍支付500000元不是事实。本案实际是陈景福与钟艳萍分别以舜时公司和济裕公司的名义所订立的买卖合同关系，陈景福所称舜时公司向吴某借款500000元属于虚假陈述。陈景福所称435000元并无相应的汇款凭证予以佐证。额温枪项目系陈景福向钟艳萍介绍并提供李振的账户，要求钟艳萍向该账户支付款项。陈景福所称李振的退款不是事实。关于40×××00只口罩，其中有30000只是陈景福要的现货，由钟艳萍出资购买的。陈景福所陈述的430000元退款应当是陈景福将30000只口罩价款加上250000元计算出来的。聚源德公司向陈景福索赔时，陈景福引导聚源德公司向钟艳萍索赔，故钟艳萍在两方的压力下代陈景福向聚源德公司还款160000元，该部分款项并非补偿款。对陈景福其他陈述均不予确认。庭审中，济裕公司承认其向钟艳萍提供了公司账户作为收款账户，账户款项支出由钟艳萍和案外人邓明辉共同管理，钟艳萍则表示济裕公司向其提供账户时，该账户内没有资金，账户是其个人在管理。济裕公司主张案涉合同的货源由其向舜时公司提供，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舜时公司及钟艳萍均确认案涉合同的货物是由钟艳萍向舜时公司提供的。济裕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文本是其提供的，但未能提供证据其曾经向钟艳萍提供过该合同的文本，钟艳萍主张合同文本是由陈景福提供的，原告则表示虽然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景福曾经向钟艳萍发送过一个合同文本，但具体内容有可能是由济裕公司预先起草好确认无误后，再由陈景福和钟艳萍共同确认后签订的。原告主张曹家华向吴某退还的250000元属于口罩补偿款，但未能提供其他辅助性证据证实。济裕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191200元指向的40×××00只口罩中已经向原告交付了其中的30000只，钟艳萍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述口罩与本案存在关联性。钟艳萍主张其向李振账户支付的101万元属于对口罩货款的返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钟艳萍主张其向聚源德公司支付的160000元属于代舜时公司向聚源德公司返还的货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代付款行为经过舜时公司或陈景福的同意或授权。以上事实，有公安部门询问笔录、本院询问笔录、《防护材料买卖合同》、《法人授权委托书》、银行交易回单、委托付款情况说明、确认函、查询汇款明细、收付款业务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并论证如下：一、济裕公司与钟艳萍之间的关系。根据钟艳萍提交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显示，济裕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授权钟艳萍作为其委托代理人，负责济裕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所有品种的采购工作。虽该证据中并未显示济裕公司授权钟艳萍销售商品，但根据济裕公司确认的公安部门询问笔录显示：案外人邓明辉以及济裕公司实际控制人秦国宏均承认授权钟艳萍以济裕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口罩。济裕公司亦确认其在授权钟艳萍以其名义对外进行防护物质买卖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收款账户系由钟艳萍管理。济裕公司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参与了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的交易过程，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为上述合同的供货方，故本院认定济裕公司向钟艳萍出借营业执照、业务介绍信及银行账户供钟艳萍对外从事医疗器械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依照上述规定，出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业务介绍信、银行账户的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现钟艳萍持济裕公司资质文件与舜时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钟艳萍应当就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舜时公司损失承担直接责任，济裕公司则应当对钟艳萍所负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济裕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如认为被告钟艳萍的不当行为造成其损失的，可另行向钟艳萍主张权利。钟艳萍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系其与陈景福之间形成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陈景福曾经向其表示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且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买受人为舜时公司。舜时公司、陈景福均确认陈景福代表舜时公司签订案涉合同，陈景福亦于微信中表示其并非合同相对人，合同与其无关，故本院认定舜时公司即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钟艳萍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二、钟艳萍、济裕公司就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根据《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约定：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购买一次性医用口罩300万个，单价为2.5元，交货时间为2020年2月13日至2020年2月17日之间。合同未约定预付款，仅约定货款在交货地点验收合格后支付，故舜时公司基于履行案涉合同支付的款项，均属于对于口罩货款的预付款。舜时公司、钟艳萍之间就舜时公司货款支付及退还情况存在争议，本院逐笔进行认定。1.吴某于2020年2月12日向济裕公司账户支付的300000元的认定。虽然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早于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但钟艳萍与陈景福之间在2020年2月12日建立联系后所协商的即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口罩交易事宜，吴某亦在作证时陈述其因向舜时公司订购口罩而支付了上述款项，故上述款项应当认定为舜时公司就案涉合同支付的货款。对于钟艳萍指示曹家华于2月14日向吴某退还的250000元，虽陈景福、舜时公司主张该款项为钟艳萍就无法履行合同交货义务而给予的补偿款，但陈景福在10月23日接受本院询问时明确表示该款项属于退款，钟艳萍承诺在后期以货物补偿舜时公司，由此可见该笔款项的性质应属于对舜时公司已付货款的退款。另退款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而根据案涉合同约定，交货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尚未届满前即给予违约补偿显然不合常理。另陈景福通过微信发送的对账信息中，亦明确记载收取吴某300000元，已退250000元，余50000元，如该款项确属补偿款，对账信息则不应作出如此记录。综上，本院认定钟艳萍已经向舜时公司退还了由吴某支付的300000元中的250000元。2.对于舜时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向济裕公司账户支付的300000元及2月14日向济裕公司账户支付的600000元，舜时公司、钟艳萍、济裕公司均确认上述款项系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的货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3.对于舜时公司指示财务人员何泳仪于2020年2月14日向谢国平账户支付的534000元，钟艳萍已经确认该款项系《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的货款，虽济裕公司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不予确认，但《防护材料买卖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所有货款必须进入济裕公司的账户。济裕公司向钟艳萍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亦仅载明济裕公司对外支付货款的方式，未载明收取货款的方式，故济裕公司主张舜时公司应当将全部货款支付至济裕公司账户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舜时公司根据钟艳萍指示将上述款项534000元支付至钟艳萍指定的案外人账户，不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对该付款行为予以确认，认定该款项为舜时公司依据《防护材料买卖合同》而支付的货款。4.对于钟艳萍主张其于2020年2月17日、2月18日向李振支付的101万元是否属于对舜时公司已付货款的返还问题。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钟艳萍向李振支付上述款项时，是基于陈景福通知支付额温枪定金及货款的情况下支付的，钟艳萍、陈景福亦确认额温枪款项均是向李振支付的，由此可见，上述款项均属于陈景福、钟艳萍、李振之间额温枪买卖合同的款项，现无证据证实钟艳萍、陈景福、舜时公司之间就上述款项中的全部或部分用于对本案货款本金退还，亦无任何证据证实陈景福、舜时公司收到了李振退还的款项，故钟艳萍主张上述款项系对案涉合同货款的退款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钟艳萍、陈景福、李振之间基于额温枪买卖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如钟艳萍认为陈景福、李振在上述法律关系中货款款项收取以及退还行为损失其利益的，可另行向上述人员主张权利，本院对比不作调处。同理，钟艳萍要求调查额温枪买卖合同履行情况的申请，与本案无涉，本院不予准许。5.对于钟艳萍主张其于2020年2月17日指示邱国柱向案外人李永安支付的191200元是否应当折抵舜时公司货款的问题。虽李永安的账户是由陈景福向钟艳萍提供的，但上述款项属于钟艳萍向案外人购买口罩而支付的款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现无证据证实陈景福、钟艳萍曾经就上述款项的全部或部分用于抵扣舜时公司货款，故虽陈景福承认通过该口罩买卖合同取得了10000只口罩，但钟艳萍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10000只口罩的用途系作为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货物予以交付还是作为对特定客户的赔偿物，故基于钟艳萍向案外人购买40×××00只口罩而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钟艳萍、陈景福及该买卖合同相对人另行调处，不应直接在本案中处理。钟艳萍根据该买卖合同关系支付的款项，不发生抵扣舜时公司已付货款的效力。钟艳萍如认为其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可另行向该买卖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6.对于钟艳萍主张其于2020年3月15日向聚源德公司支付的160000元是否属于代舜时公司向聚源德公司返还的货款，是否应当从舜时公司已付货款中予以抵扣的问题。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虽陈景福曾经向钟艳萍发送过其与聚源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楷然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联系方式，但其亦询问钟艳萍何时向其支付200000元，结合陈景福于5月19日向钟艳萍表示其从未要求钟艳萍向聚源德公司支付货款的陈述。针对舜时公司与聚源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陈景福要求钟艳萍向舜时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后，再由舜时公司与聚源德公司协商处理显然更为符合商事交易惯例。钟艳萍提交的、加盖有济裕公司公章的函中，济裕公司亦表示钟艳萍越权以济裕公司名义向聚源德公司支付款项，济裕公司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其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上述证据证实舜时公司已然否定济裕公司依据案涉《防护材料买卖合同》向聚源德公司付款的合法性。现亦无其他证据证实陈景福曾经指示钟艳萍代舜时公司向聚源德公司支付款项，故钟艳萍向聚源德公司支付160000元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钟艳萍应当对上述款项以及向聚源德公司交付的10000个口罩可以折抵舜时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聚源德公司并非本案中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钟艳萍在本案中要求追加聚源德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对于钟艳萍已经向聚源德公司支付的款项，钟艳萍可另行向聚源德公司主张权利，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调处。综上，舜时公司向济裕公司、钟艳萍共计支付了1434000元，钟艳萍仅退还250000元，尚欠1184000元未予退还。根据《防护材料买卖合同》约定，济裕公司应当于2020年2月17日前向舜时公司交付口罩300万个，而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景福于2020年2月22日作出延长交货期限至2020年2月25日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作为舜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钟艳萍以及济裕公司最迟应当于2020年2月25日前向舜时公司交付一次性医用口罩300万个，且应当先交货，验收后再支付货款。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钟艳萍未能在上述时间向舜时公司交付口罩，济裕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于该日期之前通知舜时公司接收货物，故本院认定钟艳萍、济裕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舜时公司交付货物，现舜时公司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济裕公司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货款6900000元，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则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钟艳萍依据合同取得舜时公司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并应赔偿由此造成舜时公司的损失。现舜时公司要求钟艳萍返还货款1184000元并自2020年2月26日计付利息至上述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现无证据证实原告曾经就上述货款具体返还时间、返还数额向钟艳萍、济裕公司主张过权利，亦无证据证实钟艳萍、济裕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货款返还义务，原告要求按照贷款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利息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对于超过上述货款及利息数额的诉讼请求，本院则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钟艳萍于2020年2月13日签订的《防护材料买卖合同》；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钟艳萍返还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184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184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三、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钟艳萍在上述判决第二项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7706元，由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955.19元，由钟艳萍、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5750.81元；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钟艳萍、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30050元，由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钟艳萍、广州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佛山舜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15750.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汝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凤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