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4民初4574号原告：高大军，男，1957年1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瑾辉，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文斌，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26045910F。负责人：董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红，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2388220P。法定代表人：潘准，总经理。诉讼代表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张积才。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文，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寿东淼，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高大军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集团）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大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瑾辉、葛文斌，被告浦发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何梦红、第三人航运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大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浦发银行返还高大军银行卡存款26880元；2.判令高大军支付利息暂计14345元（从2002年11月6日至判决执行完毕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02年11月6日，高大军在浦发银行存款26880元，银行卡号为98×××18。2017年，高大军得知存款被支取，银行卡内仅剩余108元。高大军立即与浦发银行取得联系，要求浦发银行对存款去向予以答复，但浦发银行迟迟推诿拒绝答复。高大军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投诉。2018年11月19日，高大军收到大连监管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4号），认定浦发银行存在违规扣划高大军存款的行为。浦发银行在未经高大军同意的情况下，从高大军个人账户内扣划资金，违反《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故诉至法院。被告浦发银行辩称：不同意高大军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本案的诉讼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由错误。1.2002年7月-2005年10月，高大军所在航运集团及下属公司正处于股份制改制时期，案涉资金其实质为预留职工安置费，预留职工安置费在性质上为国有资产，拨付给企业专款专用。根据改制政策文件【大连市政府办公厅于2002年8月16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市劳动保障局、体改办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其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大政办发[2002]103号）文件】及职代会与企业签订的集体合同【2005年3月2日大连市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企业财产抵押合同》】，确定预留职工安置费列为企业资本公积金，由企业控制、使用，故案涉资金不是职工所有的货币资金。2.根据职代会决议、职工个人签字确认等文件，职工对于预留安置费列为企业资本公积金，由企业占有使用一事知情且认可。3.浦发银行与航运集团协议为职工批量开卡，与浦发银行建立储蓄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航运集团，并非职工个人，也就是说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4.浦发银行从未占用、使用、控制案涉银行卡，银行卡批量开卡成功后，航运公司直接将银行卡存放在浦发银行，直至2012年将银行卡领走。也说明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5.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储蓄存款是指个人所有的存入在中国境内储蓄机构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而本案中，涉及的资金非职工个人所有，不属于储蓄存款，故原、被告之间无法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浦发银行根据企业代扣指令扣划资金，并无违规行为，银行无过错。1.案涉银行卡内资金为企业资金，企业可以自由支配、使用。2.航运集团只是以高大军的名义开立银行卡，但银行卡的实际所有人、控制人均为航运集团。综上，浦发银行根据航运集团的指令扣划企业的款项并无不当。高大军扣划款项依据充分，浦发银行在扣划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三、银监会《信访答复意见书》认定浦发银行在未经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个人账户批量扣划资金，认定错误。1.银监会认定银行存在违规操作是以个人与银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关系为前提的，但是银监会出具意见时没有了解在2002年7月至2005年10月期间航运集团及下属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制的时代背景、不了解对企业预留的职工安置费列为企业资本公积金的前提条件，简单的认定个人为存款人，这是由于没有全面调查具体事实做出的片面认定，误以为个人与银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关系，该结论不符合具体情况。2.从效力上，该信访答复不符合银监会信访工作办法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的规定，个人对银行之间的纠纷不属于银监会信访工作的受理范围。且银监会调查事实不完整，也不是对原告的答复，不能产生认定双方之间有储蓄合同的法律关系。3.《信访答复意见书》中明确浦发银行业务档案保管不善，档案保管不善是银行管理、企业管理的问题，不能改变基本法律关系，实质上，双方不存在建立储蓄存款合同的意思表示。4.银监会的答复意见书是对张铭秋、吕景娥、阮树奇三人出具的，并非高大军。高大军以此《信访答复意见书》欲证明浦发银行存在违规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四、高大军在起诉状中编造事实、隐瞒事实。1.2002年11月6日，高大军没有存款行为。2002年至2005年期间，该银行卡发生的业务均为浦发银行依据航运集团的指令进行代发、代扣，并非高大军的个人存款行为。2.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与职工相关的款项为预留职工安置费。根据政策、职代会决议及高大军个人签字确认等文件，航运集团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作企业资本公积金、由企业使用，并且航运集团将自有船只“金樱”轮做抵押，以担保该部分资金不受损失。3.案涉银行卡内资金并非高大军存款，而是企业资本公积金，与高大军无关，高大军对此知情。且高大军已经在航运集团办理退休手续，即企业已经妥善安置职工，故其无权向企业要求支付预留职工安置费，现起诉浦发银行主张预留职工安置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案涉银行卡由企业控制、使用、支配，该银行卡未在高大军控制、支配下，高大军对此知情。5.高大军没有向银监会投诉的行为、银监会答复不是针对高大军做出，不能适用于高大军。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高大军已经丧失胜诉权。根据银行流水显示，高大军所称的其款项被支取发生在2004年7月1日之前，即使存在违约行为，高大军权利受到侵害，也在2004年7月1日之前发生。根据《民法通则》，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即在2006年7月1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高大军丧失胜诉权。故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高大军对案涉银行卡内资金不享有所有权，浦发银行按客户航运集团的指令操作账户资金符合双方的约定，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高大军诉讼请求。第三人航运集团述称，因航运集团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管理人对本案没有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2002年，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处统一为1800余名职工办理了东方卡，其中包括高大军，高大军的浦发银行卡卡号为98×××18。航运集团将统一办理的银行卡保存在浦发银行处，直至2012年4月7日，航运集团员工史平将银行卡取走。2015年，航运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航运集团破产管理人接收了上述银行卡。高大军自认至今未取得案涉银行卡。2002年11月6日，高大军案涉银行卡账户内存入26880元；2012年11月25日，该账户转出25500元；2002年11月26日，该账户转入25500元；2002年12月26日，该账户转出3.06元；同日，该账户转出26880元；2003年1月11日，该账户转入26880元；2003年1月25日，该账户转出25500元；2003年7月1日，该账户转入22.97元；同日，该账户转出4.59元；2003年7月16日，该账户转入25500元；同日，该账户转出17.34元、26880元。此后该账户再无资金转出。上述转入及转出款项均来自于航运集团，并转回至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的账户内。在此期间该账户一直产生利息，截止2018年12月21日，高大军账户内余额为108.59元。航运集团向浦发银行做出《大连航运集团代扣（代发）指示》，内容如下：“我公司申请将在贵行代保管的职工东方卡中的人民币存款存至我公司在贵行的结算账户中。”2002年7月2日，大连市交通口岸管理局做出大交岸发（2002）175号《关于大连航运集团下属大连海运总公司等五家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批复》，该批复同意航运集团下属大连海运总公司、大连港务公司、大连集装箱轮船公司、大连海上国际旅游公司、大连航运大酒店等五家企业整体实施新经济裁员并改制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7月3日，中国海员工会大连航运集团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员工会）出具《职代会决议》，内容如下：“中国海员工会大连航运集团委员会经过集团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一、所有职工自愿出资人民币2万元以上，用于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及增加注册资本。二、将政府新经济裁员的补偿费优先偿还大连航运集团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的1600万元贷款并由银行直接从个人账户扣收。”2005年3月2日，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形成大会决议，决议同意：《关于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企业财产抵押合同》。2005年3月2日，航运集团（甲方）与海员工会（乙方）签订《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为保证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安全，推进改制企业健康发展，就本企业职工安置费用实施财产保全和监管事宜而签订本合同。航运集团的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为1490.54万元。航运集团抵押财产为“海桥”轮，评估价值为2779万元，抵押额为1490.54万元。本合同设定抵押的财产，原有产权权属关系不变，甲方占有、使用、收益，甲方有义务维护抵押物，乙方有权代表职工监管、检查抵押物的使用情况。在合同期内，如甲方已支付了部分安置费用给职工，使得合同约定的职工安置费总额减少，甲乙双方应每年年初对抵押财产作一次相应调整。如甲方已将安置费用全部支付给了职工，双方应依法办理有关解押手续。本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以企业经营年限为限，至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全部支付完为止。本合同经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公示十日。公示结束七日内，分别报送市总工会和企业改制审批部门备案，并由甲方负责、乙方协助有关主管部门办理财产抵押手续。2005年3月2日，航运集团（甲方）与海员工会（乙方）签订《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企业财产抵押合同》，该合同系为保证《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的顺利履行。为确保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不受损失，甲方以“海桥”轮设定抵押，担保范围为《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中第二条所列的财产保全额1490.54万元，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2005年9月1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甲方）与航运集团（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预留职工及退休人员安置费用共计1080.54万元，该款项作为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乙方在甲方下发企业改革批复前须向甲方交纳保证金。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乙方一次性将预留职工及退休等有关人员安置费用的100%即1080.54万元作为保证金交给甲方。乙方在办完工商变更登记后1个月内，正式办结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优质财产在市有关部门抵押手续和办结预留职工及退休等有关人员安置费用两个合同，乙方将相关合同和证明报甲方后，甲方于5日内将保证金1080.54万元一次性返还给乙方。2005年9月2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作出大政（2005）136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批复》，批复同意航运集团实施股份制改革，变更为国有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国资委以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核准后的净资产-5353.43万元、土地评估备案后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6924.70万元，合计1571.27万元，预留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费用等1505.54万元后余下的65.73万元和货币334.27万元作为出资；大连新海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瑞威尔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大连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职工以货币出资，共同对航运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后企业名称仍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10月21日，大连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出具《大连市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保全监管确认书》，对航运集团签订的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监管集体合同予以确认，该确认书有效期自2005年10月21日至2006年1月8日。2005年11月9日，大连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出具《证明》，内容如下：“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和《企业财产抵押合同》现已办结抵押手续，我部已留存其抵押证原件。特此证明。”高大军系航运集团职工，现已从航运集团处退休。另查，2002年8月1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大政办发（2002）103号《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一条（二）款规定：“企业改制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参股、不持股的，其接收的原企业职工、离退休人员及继续管理支付救济费、生活补助费的人员，可从原企业净资产评估核准后的净资产中预留安置费。1.职工按照人均1.5万元预留安置费，可列入企业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企业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不含办理退休职工），预留的安置费按照经济补偿金的办法（按照改制企业平均工资计算），一次性以货币支付给本人……”2004年1月30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大政办发（2004）11号《关于大连市对国有企业改制中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进行监管意见的通知》，要求改制企业以优质财产作为抵押物，对职工安置费用进行财产保全改制企业与改制企业工会（抵押权人）签订《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集体合同》、《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抵押合同》。2004年7月2日，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大劳函（2004）7号《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职工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容如下：“市经贸委：你委《关于原大连铜管乐器厂职工上访问题的函》收悉，根据劳动法和有关规定，经研究现答复如下：按照市政府《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大政办发[2002]103号文件）规定，改制企业接收原企业职工并按人均1.5万元预留安置费，应按照规定与接收的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不与原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协商职工同意的，应按规定支付给职工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从预留的安置费中列支。支付标准按照职工在原企业的工作年限，每工作1年（不满1年按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按企业改制时职工本人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职工本人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又查，2018年9月19日，张铭秋、吕景娥、阮树奇三人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进行信访举报。11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作出大银监信[2018]74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为：我局2018年9月19日受理你们提出的信访举报事项（大银监信[2018]61号）已核查结束，现答复如下：我局成立调查组赴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现场核查，核查人员查阅了相关档案资料，并约谈该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经核查，2002年9月5日，航运集团签署《“东方卡”代发协议书》（合同号：75010042），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申请批量开卡并办理代发业务，后续企业又提供《批量开卡申请表》，表明开卡人员为1890人，卡号为98×××66-9843011600333859（含你们3人的账户），两份材料均盖有航运集团公章及法人代表门洪升印章。经核查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开立的相关账户的流水和划款凭证发现，2002年12月26日，该行通过批量代扣操作，从职工个人账户批量扣划32189045元，进入航运集团账户（07×××43），2003年1月13日，该行为该公司办理批量代发业务，将上述资金中的22212745元划回员工个人账户；2003年4月-2004年7月间，该行又办理8次批量代扣业务，合计从职工个人账户批量扣划22074199万元，上述资金分别进入该公司的三个账户（07×××43、07×××51、75×××23），由该公司陆续使用，金额最大一笔为16024279元，于2004年5月27日从职工个人账户批量代扣进入该公司账户（10×××23），其中，1600万元用于归还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该笔贷款于2002年7月16日发放，贷款发放后该行要求该公司将补偿款存入该行为职工发放的东方卡中，并有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该行从职工账户中扣收存款偿还贷款。贷款档案中存有《职代会决议》，内容为：“一、所有职工自愿出资人民币2万元以上，用于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及增加注册资本；二、将政府新经济裁员的补偿费优先偿还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1600万元贷款，并由银行直接从个人账户扣收”。决议日期为2002年7月3日。核查发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为航运集团职工办理批量开卡及代发业务档案保管不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储蓄机构可以办理代发工资、代收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服务型业务，代理服务型业务由各储蓄机构主管部门与被代理业务部门自行商定”以及《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东方卡代发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相关规定，在企业提供相应材料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可为企业职工开立个人账户并办理代发业务，但核查未发现该公司盖章的《东方借记卡批量开户申请名册》《东方借记卡开户申请表》，不符合《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金融机构要建立完整的信息资料保全系统，必须真实、全面、及时地记载每一笔业务，正确进行会计核算和业务核算，建立完整的会计、统计和各种业务资料的档案，并妥善保管，确保原始记录、合同契约、各种信息资料数据的真实完整”。核查发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办理批量代扣资金业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该行无法提供与航运集团签订的代扣业务协议书以及该公司职工出具的统一从本人账户代扣资金的授权书。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未经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个人账户批量扣划资金，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冻结、扣划”。我局已要求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进一步查找业务档案和操作流程痕迹，深入自查存在的问题，问责相关责任人并向我局报告，我局将根据整改问责情况对该行采取进一步审慎监管措施。再查，2017年7月1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航运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起诉状、浦发银行活期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银监会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潘准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2017）辽02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高大军人事档案材料、关于大连航运集团下属大连海运总公司等五家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批复、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批复、信访举报材料、协议书（与大连市国资委签订）、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会签记录）、证明（大连市总工会出具）、大连市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保全监管确认书、高大军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大连航运集团代扣（代发）指示、浦发银行保管品收入、付出凭证、史平身份核对结果、大政办发（2002）103号文件、大劳函（2004）7号文件、大政办发（2001）79号文件、2002年7月3日中国海员工会大连航运集团委员会职代会决议（复印件）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款项的性质是什么？二是，高大军与浦发银行是否成立储蓄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高大军主张该款为新经济裁员补偿金，等同于买断工龄的费用，浦发银行第一次庭审主张该款是职工安置费，不应发放给企业职工，应列入企业资本公积金，由改制企业使用，第二次庭审主张不确定该款项性质。本院认为，新经济裁员补偿金与职工安置费非同等概念。在起诉状中，高大军陈述自己向银行存款26880元，而事实上，该款项是航运集团存入其在浦发银行为高大军及其他职工统一开办的银行卡内，即高大军没有直接向银行存款，故本院对于高大军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大连市政府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改制企业接收原企业职工，并按人均1.5万元预留安置费，并按照规定与接收的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不与原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协商职工同意的，应按规定支付给职工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从预留的安置费中列支。支付标准按照职工在原企业的工作年限，每工作1年（不满1年按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按企业改制时职工本人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职工本人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那么改制企业向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是改制企业不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由此可以看出，高大军主张的新经济裁员补偿金属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在改制企业中，该款是可以从职工安置费中进行列支。而职工安置费的来源，依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批复》，航运集团预留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费用1505.54万元来自于国有资产评估转化，该款应列入航运集团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而非直接发放给职工个人。另外，航运集团在改制过程中若向高大军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应对此进行确认，签订书面合同，办理相关手续，但高大军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虽然航运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潘准到庭作证，证明案涉款项为新经济裁员补偿金，但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各个环节及相应手续，证人证言亦不能单独证明航运集团在改制过程中向职工发放款项的性质，如无其他证据予以作证，本院不能单独采信证人证言。本案中，高大军始终在航运集团工作直至退休，其与改制前的企业并未解除劳动合同，与改制后的航运集团也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始终存续的情况下，高大军不具备支取经济补偿金的条件。因法律上并无新经济裁员补偿金的概念，即使该款属于经济补偿金，因高大军未与航运集团解除劳动合同，航运集团将该款存入高大军浦发银行账户内，高大军也无权领取。依据大连市政府的文件，职工安置费的标准为人均1.5万元，从金额上来看也不一致，因此也无法认定该款为职工安置费。另外，航运集团在改制过程中，航运集团与海员工会签订了《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企业财产抵押合同》并在大连市总工会办理了备案，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航运集团签订《协议书》，航运集团预留1080.54万元安置费，航运集团的上述措施均与大连市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就职工安置问题所作出的相关政策要求一致，从而可以印证在航运集团改制过程中，航运集团预留安置费已完成必要的程序，航运集团既不应向高大军支付安置费，也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二，经本院释明，高大军就本案的法律关系选择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一般而言，储蓄存款合同表现为存折、存款或其他储蓄存款凭证，但储蓄存款凭证仅仅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证明，而不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本身。储蓄存款合同作为实践合同，应自存款人将货币交付于金融机构之时起，合同成立。原、被告均已确认非高大军本人在浦发银行办理银行卡，高大军名下银行卡内的操作也均非高大军本人进行的操作，其款项亦非高大军个人存入。浦发银行与高大军之间未达成建立储蓄存款合同的合意。就款项的所有权是否归高大军所有，在此前一问题中已进行探讨，该款项无法认定为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该款虽由航运集团存入高大军名下银行卡内，但不能认定该款属于高大军。案涉银行卡虽是以高大军名义办理，但至今未向高大军直接发放银行卡，且该卡现保管于航运集团处，因此，不能认定高大军与浦发银行储蓄存款合同成立。综合上述意见，航运集团存入高大军名下浦发银行卡内的款项非高大军的经济补偿金，高大军无权领取，且高大军与浦发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尚未成立，故，高大军要求浦发银行承担返款付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大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1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申人民陪审员  王维华人民陪审员  李淑艳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 璐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