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92民初237号原告：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胜利路。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春，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留左路168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亚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与被告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港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时，原告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春、被告源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亚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通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源港公司支付运输费34730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47300.7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5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源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份，被告委托原告运输工业用轻质碳五，分别运输到宁波、嘉兴、珠海、上海等地。2019年3月份，双方经对账确认，2018年11月运费136564元，2018年12月份运费213923元，2019年1月份运费7675.8元，合计358162.8元。后被告要求开具税率9%的发票，故双方确定2018年11月运费135322.5元、2018年12月份运费211978.2元，2019年1月份运费7606元，合计354906.7元。被告于2019年8月5日支付7606元，余款一直未付。原、被告于2018年11月签订了运输合同，但原告处没有合同文本。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源港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1月签订化工产品运输合同后，被告根据合同要求原告运输的货物，产生的运输费是7675.8元，扣除税点后实际支付7606元，在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后，被告于2019年8月5日足额向原告支付，双方在合同项下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通达公司（承运人）与源港公司（托运人）签订了化工产品运输合同（公路）（以下简称运输合同），主要做了以下约定：第一条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名称、规格、货物起运地点、到达地点和收货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源港公司下达的物流委托单为准。第五条货物的交接中约定，无包装物的散装货物交接，装货时以源港公司罐区或出厂计量为准，通达公司根据源港公司罐区或出厂计量单的数量进行验收，卸货时，通达公司向收货人提供源港公司罐区或出厂计量单，收货方按计量单数量进行验收等。第六条运杂费及结算方式约定，货物运价以源港公司下达的物流委托单的结算运价为准，源港公司不再承担此外的其他任何费用，运输结算数量以源港公司的实际发运数量为准，当月运费次月结算，通达公司提供收货方签收回单及详细运输清单，经源港公司确认无误后，通达公司开具有效运输发票给源港公司，源港公司收到通达公司发票且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应付款项给通达公司。第十五条合同的生效及其他事项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有效期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等等。该合同落款处托运人和承运人后分别加盖源港公司合同专用章和通达公司公章。2018年12月31日，源港公司向通达公司出具了2019年1月源港运费明细记载，2018年12月31日（2批）及2019年1月1日，通达公司承运了源港公司的3批货物的吨位和运费单价分别为28.54吨、60元/吨，28.44吨、60元/吨,28.38吨、150元/吨，合计7675.8元，下方备注标准“应开票7675.8元，固镇承担税点差额，实际开票金额7606元”。通达公司向源港公司开具了开票日期为2019年4月25日、金额为7606元、名称为运输服务*运输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源港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向通达公司转账支付7606元。通达公司针对其主张的运费提供了物流单114份原件以及对应的签收单原件113份，其中2018年11月1日的第一批货物运送后的签收单遗失。通过审查上述物流单及签收单以及通达公司自制的2018年11月、12月源港物流运费汇总各一份和明细清单可见，以上单据均相互对应，其中物流单均为套印制作，抬头为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物流单，右上角有出库单号和日期，下方表格中一栏为“运输方式配送”，源港公司对上述物流单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因源港公司是货物生产者，故货物从源港公司发出，且货物是由买方自取的事实。对签收单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此源港公司均未递交证据证明反驳，仅对其中货物由买方自取提供了三份化工产品销售合同（签订时间和买方分别为：2018年11月8日、珠海市东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2018年11月8日、宁波穗成石化有限公司，2018年11月28日、上海淳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合同1、合同2、合同3）及两份对应的付款凭证（其中一份包含两笔），该三份合同亦为套印合同，均记载交（提）货方式包括配送、自提、其他约定，且均勾选了自提。合同1约定总金额287.5万元，结算方式为贰个月账期，对应的支付凭证支付时间和金额为2018年12月26日和200万元；合同2约定总金额585万元，结算方式为三个月账期，对应的支付凭证支付时间和金额为2018年11月9日、12日共计250万元；合同3约定总金额783.4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未提供支付凭证。2019年5月11日，通达公司向镇江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了4张金额共计为347300.7元、名称均为运输服务*运输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另查明，源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0月17日由曹家平工商变更登记为郑正。2019年1月16日，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发送手机短信“曹总你好！纳福的运费这几天麻烦给办一下，好几个月了！公司没发交代了”，收件人曹家平回复“没有问题等源港稳定后，看这么解决”，雍跃回复“年前不付款，公司要走法律程序了，时间拖的太久了，没有钱发工资了，也不多就35万左右，麻烦解决一下”。2019年1月2日至12月期间，通达公司员工黄燕通过微信与花小雅陆续聊天，主要内容是沟通案涉运费问题，其中花小雅陈述将案涉2018年11月运费136564元、12月运费213923元，合计350487元先开发票给镇江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后配合其做好明细和合同。通达公司和源港公司对上述短信收件人曹家平是否为曹家平本人及源港公司是否有过名为花小雅的员工各执一词。通达公司未递交证据证明微信聊天对方为花小雅，且是源港公司员工的事实；源港公司未递交证据证明短信收件人非曹家平本人及源港公司从未有名为花小雅的员工。因该部分证据的确认与本案诉争焦点相关，待后文说理部分阐述。庭审中，源港公司陈述，2018年11月、12月期间为源港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公司有多家，同时在源港公司接收货物运输的公司除了通达公司还有多家其他公司，货物存在买方自提和源港公司运送的情况。庭审中，通达公司陈述，案涉运费的发票开给镇江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受源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家平指示，仅是在该公司走账，实际支付主体仍然是源港公司。本院指定通达公司就此举证证明，通达公司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未举证证明。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与花小雅聊天记录、源港物流运费汇总表、银行付款回单、车辆运输汇总表、物流单及签收单、与曹家平短信记录及其电话号码、企业信用信息报告；被告提供的运输合同、源港物流运费明细及发票和支付凭证、销售合同及支付凭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运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据实、全面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花小雅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通达公司递交的汇总表、运费明细、物流单及签收单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再，源港公司递交的销售合同及支付凭证中约定的付款时间、金额和实际付款时间、金额不能对应，且该三份合同虽然勾选了自取，但是该套印合同由源港公司提供，其中交（提）货方式约定有配送，而通达公司递交的物流单是源港公司套印文本，其中运输方式均为配送。综上，本院确认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方为源港公司。关于源港公司是否应该支付该运费的问题，因案涉运输费347300.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为镇江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且结合案涉开具给源港公司的金额为7606元的发票，源港公司向通达公司支付了该运费，而通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镇江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仅为名义上购买方接受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现有证据亦没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关于案涉运输费的结算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对通达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55元，由原告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柳 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沙筱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