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15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志光，男，汉族，1964年12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房。公民身份号码：440******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影，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旭玲，女，汉族，1965年4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房。公民身份号码：442******5。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昳，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美然，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志光因与被上诉人陈旭玲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4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志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二、改判陈旭玲与余志光继续履行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余志光之前支付的定金300000元作为余志光履行上述两项协议的转让款。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旭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被告没有依约付款，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陈旭玲无须另行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合同已于2015年6月30日自动失效”是错误的。1.双方约定支付全款的条件是“在签名过户前”，而双方迄今未曾启动过户手续，余志光未付清全款不属于违约。（1）《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在签名过户前，乙方须支付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元整。领证时，付清余额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至今双方尚未走签名过户程序，付款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2）因在2015年6月30日前尚未启动办理过户手续程序，导致《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与第二条约定的付款时点存在冲突。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是适用先到时点还是后到时点，则应适用后到时点以促成合同合意的践行。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交易习惯（在办理变更林权登记手续前付清），也应适用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履行合同。2.在2015年3月至2018年年底期间，陈旭玲与余志光均一直在为余志光办理砍伐手续而奔走，以实际行动取消了“2015年6月30日协议自动失效”的约定。双方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和《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余志光先付30万元作为定金，然后陈旭玲需开始协助余志光办理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过户手续和申办林木砍伐证。余志光已依约支付定金30万元给陈旭玲，而陈旭玲却未协助余志光办理好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过户手续和申办林木砍伐证。2015年3月左右，余志光开始向东平林业站东平镇政府申请办理砍伐审批手续，将申请表呈送阳东林业局审批。据说因陈旭玲到处宣扬称将给予帮其办理好砍伐证的人员好处费30万元，林业部门为避嫌，暂时不予审批涉案林木的砍伐证。2015年5月份，陈旭玲对余志光说已找到人脉帮忙办理砍伐审批手续，叫余志光将申请资料和林权证（原件）送到中山给其。余志光到中山与陈旭玲谈妥条件后，同意由陈旭玲代为办理，并将砍伐审批申请表、林权证（原件）交给陈旭玲。后陈旭玲对余志光称已与林业局的敖某某局长签订一份委托砍伐协议，预支了10万元给某局长。此后余志光经常催问陈旭玲此事的进展，但都没有好消息，陈旭玲一直叫余志光继续等。2018年年初，陈旭玲称相关手续很快就办好。余志光因此到涉案山林搞好保证道路畅通的砍伐前期工作。但搞好准备工作后，就联系不上陈旭玲。2018年9月5日，陈旭玲交代余志光打电话叫陈旭玲丈夫陈某某（***副站长）向林业局的局长要回林权证（原件）、砍伐申办申请表。3.陈旭玲从没主张合同在“2015年6月30日失效”，其起诉称合同早在“2015年6月30日失效”不成立。(1)如前所述，双方一直在履行合同并设法申办砍伐手续，以实际行动取消了合同于“2015年6月30日失效”的约定。(2)陈旭玲拿到余志光申请资料和林权证（原件）后，一直对余志光称找人帮忙搞砍伐手续。退一步来说，假若陈旭玲当初拿走申请资料和林权证（原件）的目的是拖延时间以达到合同“2015年6月30日失效”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陈旭玲主张“2015年6月30日失效”也不成立。(3)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已经在合同中明确了余款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否则合同自动失效。该约定明确了陈旭玲具有合同的约定解除权，并且特别约定了是“自动失效”，无须另行通知余志光解除合同，符合经济交往中当事人自治原则。余志光根本没有与陈旭玲约定无须通知就可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如此认定完全与客观实际相违背。二、一审判决认定余志光违约，支持陈旭玲没收余志光支付的定金30万元的诉请是错误的。陈旭玲在没有履约协助余志光办理好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手续和申办林木砍伐证的情况下，起诉要求余志光支付山地和林木转让款，明显违反了等价有偿的原则。陈旭玲签订合同前后的种种行为导致余志光无法正常办理相关手续，甚至后来绕过余志光自行办理砍伐审批手续差点得惩，违约在先，其请求没收余志光的定金没有法律依据。三、陈旭玲没有协助余志光办理好砍伐证手续及过户手续，这是客观事实。1.一审判决认定“交付定金300000元即办理林权证过户，也不符合原告陈旭玲对自身权益安全的最低保障要求”，完全是歪曲事实，是错误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乙方（即余志光）在未付清转让款项前，不能进行砍伐林木工作”，这足够保障陈旭玲的自身权益。2.陈旭玲是因余志光独自办证遭拒绝而才到村委会签名，一审法院认定陈旭玲确已尽到协助义务错误。四、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论证采信偏离了客观事实，明显是偏帮陈旭玲。1.2015年3月的砍伐审批手续是余志光委托朋友赵某某代为申请办理，申请书、申请表都是赵某某笔迹书写。余志光在庭上如实陈述了申请办证的过程。仅仅凭余志光补充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为办理砍伐证以及过户有过行动，特别是余志光在第一次庭审过程未真实反映其为办理砍伐证采取的行动”的情形。陈旭玲补充提供的证据材料1《砍伐申请书》不是当年那份。一审判决对本案证据作出不切实际的论述，且认为没有必要对陈旭玲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砍伐申请书》进行文检鉴定，实际就是将并非当年的那份申请书盲目地认定为当年办理砍伐申请手续的申请书，并据此认定陈旭玲当年履行了协助砍伐审批手续甚至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明显歪曲事实，是错误的。2.陈旭玲的补充提供的证据3、4也没有如实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首先，当年用于申请砍伐证的《砍伐申请书》是赵某某代书，余志光认为陈旭玲所提交的该《砍伐申请书》是后补的，鉴于陈旭玲坚持主张是2015年3月用于申请砍伐证的《砍伐申请书》，余志光主张对该申请书书写时间进行文检鉴定。其次，陈旭玲补充提交的证据1《砍伐申请书》及证据2《广东省集体林林木采伐申请表》，均不是陈旭玲的笔迹，如果陈旭玲亲自去办理、在场，签写“陈旭玲”的必然是其本人。第三，陈旭玲补充的证据3第2点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是赵某某以陈旭玲的名义去相关部门加盖意见。至于第3点，余志光不知道陈旭玲是否咨询过“卢书记”，但该“卢书记”的“详细讲述”于法无据。第四，对于陈旭玲补充的证据4，余志光不清楚2015年3月13日陈旭玲夫妇是否去找过林业站，但是赵某某从来没有与他们一起去过林业站。其中第2点第3点内容不属实，本案从未启动过办理过户手续，也尚未提出过申请办理过户申请。当年协商转让时，陈旭玲向余志光称山林是可以办理过户手续的，但签订合同及收取30万元定金后，陈旭玲只字未提山林过户之事。如果当年陈旭玲如其补充的证据材料反映的那样咨询到那些情况，那么陈旭玲存在重大隐瞒过错，故此希望二审法院准予余志光的文件鉴定申请。3.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陈旭玲对余志光提供的证据根本就没有异议，其只是一味地主张合同在2015年6月30日到期。而一审法院却称陈旭玲对余志光提供的证据《调查笔录》3份、《微信聊天记录》《信息》没有表示不认可。余志光认为陈旭玲补充提供的证据1不是当时2015年那份申请书，并认为其补充的所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而一审法院却称“因被告余志光对上述证据没有明确表示不认可”，这与客观实际截然相反，明显偏帮一方。五、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对于“交易安全”的论述认定是错误的。一审仅仅盯着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认定余款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前，而忽略了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在签名过户前，乙方（即余志光）须支付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元整。领证时，付清余额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分析两条约定，第二条应为兜底条款。相对来说，山林是固定物，不会因尚未收取款项而影响陈旭玲的经济安全；而款项是流动的，余志光如果在尚未启动办理过户手续且申请砍伐证遭遇受限的情况下提前支付款项，那么余志光就得承担巨额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一审判决论证的“交易安全”完全脱离客观实际，颠倒是非。余志光随时可以支付本案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一审判决认为余志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余志光为准备支付合同价款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错误。只要协议约定的过户手续启动，余志光随即可以在签名过户前支付给陈旭玲。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支持余志光的上诉请求。陈旭玲答辩称：一、余志光与陈旭玲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山林、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付款协议（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对于该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必须遵守合同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若余志光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付清款项，则合同自动失效，该约定实际是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二、本案《山林、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付款协议（补充协议）》解除的条件于2015年6月30日已经成就，《山林、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付款协议（补充协议）》于2015年6月30日已经解除。余志光认为双方至今未启动过户手续，故其未付清全款的行为不属于违约，显然是为达到不法目的而故意拆解合同条文，扭曲合同原意。《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二条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两个条款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判断该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应结合两个条款综合考量。双方在《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有效期为收款当日至2015年6月30日”，即余志光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转让款。而第二条的约定是在第一条的前提下作出的更为详细的分期付款期限，即签名过户前付252万元，领证时付26万元。但总的来说，付款都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双方之所以这样约定，是为了防止在2015年6月30日前办理过户时，余志光会以未到2015年6月30日为由恶意拖延付款。另外，余志光在支付定金30万元后到2015年6月30日止都没有再支付分文给陈旭玲，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定金作为延期赔偿金，无条件归陈旭玲所有，所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陈旭玲不需继续履行协议中的义务。三、本案陈旭玲不存在不正当促成本案《山林、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付款协议（补充协议）》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形。第一，余志光支付30万元定金后没再支付款项给陈旭玲，陈旭玲没有拒收余志光的款项，更没有阻止余志光付款，本案不存在陈旭玲以不当行为促成余志光不能正常付款的行为。第二，余志光主张陈旭玲违约在先没有事实根据。理由如下：1.根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陈旭玲的义务是协助余志光办理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过户手续和申办林木砍伐证。陈旭玲在一审提交的《砍伐申请书》《广东省集体林木采伐申请表》，以及******委会《关于陈旭玲协助余志光办理林权证过户及砍伐证的情况说明》、东平镇林业站《情况说明》以证实自己已依合同约定协助余志光办理林木砍伐证。并经一审法院调查，当地村委会也确认陈旭玲亲自前往办理申请审批手续。同时，余志光提交的赵某某的调查笔录也清楚提到陈旭玲夫妇去村委会加具意见。上述事实表明，陈旭玲已经为过户及办理砍伐审批提供了积极的协助。2.余志光声称因陈旭玲到处宣扬称将给予帮其办理好砍伐证的人员好处费30万元导致没人敢为其办证，还与敖某某局长签订一份委托砍伐协议，预支了10万元给某局长，上述说法毫无事实根据。第三，根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二条的约定，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余志光自行负责办理过户和申办林木砍伐证等手续，期间需要关系疏通的，都是余志光自己去处理，陈旭玲只是提供协助，不存在需要陈旭玲自己去疏通关系。四、余志光主张“在2015年3月起至2018年年底期间，陈旭玲与余志光一直均在为余志光办理砍伐手续而奔走，以实际行动取消了2015年6月30日协议自动失效”的约定，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因2015年6月30日余志光未能履行付款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自动失效，因此，余志光将林权证原件和相关申请资料全部交回给了陈旭玲。这意味着原合同已经解除，不再履行。此后陈旭玲一直是自己托人管理涉案山林。2.根据余志光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陈某某、赵某某、钟某某都只是对2015年间的情况作了说明。至于其他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均发生在2018年，余志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一直在为余志光办理砍伐手续而奔走。因此，陈旭玲要求余志光交回林权证原件和相关申请资料已充分说明陈旭玲已经积极行使解除权。余志光依约交回林权证原件和相关申请资料给陈旭玲，这说明余志光也确认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合同就此已经解除。五、一审判决确认陈旭玲没收余志光支付的定金30万元合法有效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余志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旭玲一审起诉请求：一、判决确认陈旭玲与余志光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已于2015年6月30日解除。二、确认陈旭玲没收余志光交纳的定金30万元合法有效。三、判决余志光赔偿陈旭玲的财产损失暂定为950000元（自2019年5月13日起，以法院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作出的估价结论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7日，陈旭玲经人介绍与余志光认识，并经自愿协商，达成《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即陈旭玲）同意将其在2006年11月23日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委会的林地林木[东林证字2008第*****号]经营权有偿转让给乙方（即余志光），一、甲方所承包的山地合共3150亩，山地和林木的经营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叁佰壹拾叁万（3130000元），所有办证过户及申请砍伐等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二、林权证过户后，甲方终止履行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签订的[转让二零零四东合字第07号]合同，由乙方继续履行该合同的责任和义务。（乙方付清款项，在林权证转让过户后，将承包的有关原件合同和缴交承包款的收款收据交给乙方）。三、保证在转让前与村委会或个人无任何经济矛盾。如有发现，由甲方负责解决。转让后，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甲方无关；四、乙方在未付清转让款项前，不能进行砍伐林木工作”。同日，双方签订《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一、乙方先付人民币叁拾万元作为定金，然后甲方开始协助乙方办理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过户手续和申办林木砍伐证。有效期为收款当日至2015年6月30日。在有效期内必须付清山地、林木转让款余额人民币贰佰捌拾叁万元整。如果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付清款项，定金作为延期赔偿金，无条件归甲方所有，所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甲方不须继续履行协议中的义务。二、在签名过户前，乙方须支付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元整。领证时，付清余额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合同签订后。余志光除缴交的定金300000元外，余额一直未交，陈旭玲遂没收定金。因2019年期间陈旭玲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砍伐证，在公示期间，林业管理单位提出异议，造成陈旭玲不能领取砍伐证，陈旭玲以余志光给其造成损失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根据当地村委会反映，陈旭玲提供的证据《砍伐申请书》《广东省集体林木采伐申请表》《关于陈旭玲协助余志光办理林权证过户及砍伐证的情况说明》是真实的。关于对陈旭玲提供的证据《身份证》《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林权证》《关于申请撤销审批的请求书》《对公示异议提供说明的通知》，因余志光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陈旭玲提供的证据《砍伐申请书》《广东省集体林林木采伐申请表》《关于陈旭玲协助余志光办理林权证过户及砍伐证的情况说明》《林业站情况说明》，因余志光对上述证据没有明确表示不认可，只是表示上述证据的申请书不是余志光2015年3月13日提供给村委会的那份，原来的申请书是证人赵某某所写的，审批表盖章也是赵某某叫村委会等单位盖上去的，对于陈旭玲是否去过林业局余志光也不清楚。陈旭玲对余志光提供的证据《调查笔录》3份、《微信聊天记录》、《信息》没有表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陈旭玲与余志光签订《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因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关于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陈旭玲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其与余志光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已于2015年6月30日解除，判断陈旭玲该请求的合法性，首先考虑的是余志光方是否已经履行了大部分的义务。本案中，余志光在签订合同时交付30万元定金，相比合同的总标的额313万元，余志光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绝大部分义务。其次，陈旭玲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法定还是约定，根据双方签订协议，“有效期为收款当日至2015年6月30日。在有效期内必须付清山地、林木转让款余额人民币贰佰捌拾叁万元整。如果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付清款项，定金作延期赔偿金，无条件归甲方所有，所签订协议自动失效，甲方不须继续履行协议中的义务”。从上述约定看，双方已经在合同中明确了余款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否则合同自动失效陈旭玲不再履行协议义务。该约定明确了陈旭玲具有合同的约定解除权。并且特别约定了协议是“自动失效”，意思表示无歧义，无须另行通知余志光解除合同，符合经济交往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并不相悖，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陈旭玲该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诉讼中，余志光认为上述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款与补充协议第二条“在签名过户前，乙方须支付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元整”的约定矛盾，应是在过户前才付款，未办理过户应是陈旭玲违约在先，应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余款支付的时间已经明确为2015年6月30日，双方应按明确的时间执行“在签名过户前，乙方须支付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元整”的约定。从合同的结构看，双方的真实意思其实是对约定付款时间的兜底条款，防止在2015年6月30日前办理过户时付款义务人以未到2015年6月30日为由拖延付款，最大限度保障陈旭玲的交易安全，两者并不矛盾。同时，在逻辑上无论是按约定的2015年6月30日前支清余款还是在过户前支清余款都是约定了余志光付款在先陈旭玲过户在后。且时过5年直到诉讼期间余志光都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准备支付合同对价款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曾经准备余款交付给陈旭玲，因此，余志光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于法不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二点，余志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办理过户，有违合同的约定，且因速生桉树的收益周期也就大约5年左右，5年之后以5年前的价格购买陈旭玲的不断增值的财产对陈旭玲而言明显不公平。余志光违约后合同也已按约定自动解除，构成事实上的不能履行。诉讼中，余志光对陈旭玲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存在倒签行为，并在庭审中陈述如法院确认申请书审批表的真实性则申请笔迹鉴定。经对当地村委会的调查，确认了陈旭玲确是在该时间亲自前往办理申请审批，因鉴定是否倒签不影响本案的主要事实的认定，也不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余志光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也反映双方为办理砍伐证以及过户确有过行动，特别是余志光在第一次庭审中未真实反映其为办理砍伐证采取的行动，第二次开庭时见到陈旭玲提供砍伐申请以及审批手续之后才承认其通过他人提供过申请书等材料给有关组织，因此余志光申请对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作为陈旭玲是否为过户以及砍伐审批提供协助而言，没有证据证明陈旭玲拒绝提供协助或阻却余志光办理过户手续及履行付款义务。陈旭玲请求确认没收余志光交纳的定金300000元合法有效。因余志光没有在2015年6月30日前按协议约定付款，且300000元对合同对价款而言未超过20%，陈旭玲主张没收该定金，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旭玲请求余志光赔偿其财产损失950000元，因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不涉合同违约后的清理条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作出判决：一、确认陈旭玲与余志光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于2015年6月30日已解除。二、确认陈旭玲没收余志光支付的定金300000元合法有效。三、驳回陈旭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050元，由陈旭玲负担12198元，余志光负担3852元。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除一审查明的内容外，还注明其中5万元作为关系疏通费用。关于办理林权证过户的问题，双方有不同的陈述。余志光主张，双方约定先办理砍伐证，因申办砍伐证被林业部门拒绝，所以双方一直为办理砍伐证奔走，并没有启动办理林权证过户的程序。对具体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的情况不清楚，但在同时段，很多类似的林权证可以办理过户手续。由于林权证原件在2015年5月已经给回了陈旭玲，后来一直等陈旭玲的消息，没有要求陈旭玲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陈旭玲主张，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到林业局办理变更登记就可以。由于当时余志光根本拿不出300多万元转让款给陈旭玲，余志光想先申办砍伐证，砍伐林木收到款后再用该笔木材款支付转让款给陈旭玲，因此余志光要求陈旭玲先申办砍伐证再办理林权证过户。陈旭玲已为余志光办理砍伐证提供协助，但为何最终办不了，陈旭玲不清楚。后来，余志光自称办不了砍伐证，却不愿意和陈旭玲去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余志光认为陈旭玲提交的证据《砍伐申请书》并非2015年3月申请砍伐手续时的那份申请书，而是陈旭玲为应付本案弄虚作假而补的资料。余志光认为该份申请书是2019年陈旭玲申请砍伐证时书写，原来的申请资料是余志光的朋友赵某某代办并书写，证明陈旭玲没有协助余志光办理砍伐证手续。因此，向本院递交一份《文检鉴定申请书》，请求对该《砍伐申请书》是否在2015年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本案是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余志光支付第二笔款的时间是否成就；二、双方的合同是否已于2015年6月30日解除，且陈旭玲有权没收余志光支付的30万元定金。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转让款的支付时间问题，双方在签订的《付款协议（补充协议）》第一、二条进行了约定。现双方对该两条约定产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结合合同相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双方协议第一条约定支付款的有效期是至2015年6月30日，有效期内必须付清转让余款283万元（其中5万元作为关系疏通费用）。而第二条又约定在签名过户前乙方需支付252万元，领证时付清余额26万元。从文义上看，第二条约定的付款时间与第一条并没有存在冲突，第二条约定的时间实际是对第一条约定的支付余款时间的细化。二、双方签订涉案协议时，陈旭玲已领取了涉案山林的林权证，且从双方的陈述可知，办理林权证过户的手续比较简单，双方约定的支付剩余款项的时间合理，不存在因约定的办理林权证过户时间过短而导致事实履行不能。三、涉案转让山林、林木经营权合同本质上是买卖合同，按照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买受人一般要在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或经营权）前支付大部分对价，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先付款后过户，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综合上述分析，余志光应在山林的林权证过户前且不超过2015年6月30日支付252万元给陈旭玲。至于双方没有办理林权证过户问题，从双方的陈述可知，陈旭玲在签订合同后已将涉案山林的林权证原件交付给余志光，余志光也利用该资料进行了申办砍伐证的部分审批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陈旭玲已履行了相应的协助义务。而办理林权证过户的手续相对简单，且当时林权证原件在余志光处持有，陈旭玲主张是余志光因不能办下砍伐证而不愿意与其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具有可信性。另外，虽然双方曾尝试先行办理砍伐证，但余志光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变更协议的履行顺序，应先办出砍伐证再办理林权证过户。即使涉案山林因客观原因不能办出砍伐证，亦不能因此而顺延办理林权证过户的时间。余志光主张涉案合同未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支付第二笔款的条件不成就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余志光应在山林证过户前且不超过2015年6月30日支付252万元给陈旭玲，但余志光未支付第二笔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付款协议（补充协议）》“如果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付清款项，定金作为延期赔偿金，无条件归甲方所有，所签订的《山地、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甲方不须继续履行协议中的义务”的约定，双方的协议在2015年6月30日解除且陈旭玲有权没收余志光支付的30万元定金。余志光主张因陈旭玲的种种行为导致不能办理砍伐证，存在不正当促成本案解除条件的成就，但其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余志光已将林权证的原件交回给陈旭玲。对交回该林权证原件的缘由，双方陈述不一致。余志光主张交回该原件是为了让陈旭玲继续帮助办理砍伐证手续，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陈旭玲主张因2015年6月30日余志光未能履行付款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自动失效，因此，余志光将林权证原件和相关申请资料全部交回给了陈旭玲。结合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双方未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砍伐证未能顺利办妥等综合考虑，陈旭玲对交回林权证原件的主张更为合理。即余志光交回林权证原件给陈旭玲的行为印证了其同意涉案合同自动失效。至于余志光申请对《砍伐申请书》的签写时间进行鉴定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是办理林权证过户前支付第二笔款，陈旭玲在办理砍伐证时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其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余志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余志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丽婵审 判 员 姜玉华审 判 员 施震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凤霞书 记 员 冯梅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