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114民初12907号 原告：江丽，女，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金,广东深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宏津,广东深法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告：钟荣恒，男，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第三人：钟爱东，女，196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花城路31号404房,公民身份号码440121196508060028。 第三人：广州市恒泰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广州花卉之都14、15、16、17、18、19、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7561090。 法定代表人：钟爱东，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通，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颖，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丽与被告钟荣恒及第三人钟爱东、广州市恒泰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金，第三人钟爱东、恒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通、姚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钟荣恒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钟荣恒将其持有第三人恒泰公司18%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钟爱东的行为；2.判令责令钟荣恒及恒泰公司、钟爱东在一定期限内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案涉18%股权变更登记至钟荣恒名下；3.判令钟荣恒负担因行使撤销权产生的必要费用，包括律师费5000元、差旅费2000元；4.钟荣恒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2日，原告与钟荣恒签订了一份《偿还借款协议》，双方经过对账确认原告出借给钟荣恒的钱款金额为702.9万元，钟荣恒偿还期限12个月即自2014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1日止。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催促，钟荣恒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粤0306民初6605号判决：“一、被告钟荣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江丽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钟荣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江丽借款本金5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51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且应扣减被告钟荣恒已经支付的159700元）”等。由于钟荣恒未在法院规定时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原告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钟荣恒偿付6100450元，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依法受理。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向钟荣恒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等法律文书，责令其在指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如实申报财产情况。之后，法院认为钟荣恒目前没有可供执行财产且原告不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粤0306执7959、7960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后，原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发现，钟荣恒持股18%的恒泰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发生股东变更，变更前钟荣恒系恒泰公司的股东之一，变更后恒泰公司的股东为第三人钟爱东。第三人钟爱东系钟荣恒的姐姐，其一直清楚原告与钟荣恒之间的债务纠纷情况，在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后，钟荣恒为逃避债务与第三人钟爱东恶意串通将钟荣恒持有的恒泰公司股权转移至第三人钟爱东的名下，并通过办理股权变更的方式办理了有关工商变更。原告认为，钟荣恒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钟荣恒与其姐姐第三人钟爱东恶意串通并转移钟荣恒对恒泰公司股权财产的行为实属恶意逃避巨额债务，钟荣恒与钟爱东的无偿或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钟荣恒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1、本人早在2015年已书面同意转让股权给第三人钟爱东，而江丽2018年才起诉我要求偿还借款，我没有恶意转移财产的故意。2015年恒泰公司负债900多万元，因经营不善还注销了湛江广垦恒泰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广垦公司），因为对恒泰公司经营状况没有信心，我与其他股东陆续向钟爱东提出退股，当时大家同意按出资款转让股权。本人早于2015年8月10日就同意将占有恒泰公司注册资本18%股权转让给钟爱东，我与钟爱东等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只是因为李桂峰、毕英佐、钟桂龙三名股东工作繁忙，同时钟爱群长居美国，直至2019年7月2日全体股东才能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文件上签字。本人于2019年7月2日的签名只是再次确认将恒泰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钟爱东的事实。2、我按895000元出让18%股权给钟爱东，价格合理。考虑到恒泰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存在比较大债务，2015年我与其他股东向钟爱东提出退股时，当时大家同意按出资款转让股权。但由于我自2013年开始拖欠钟爱东夫妇债务，截至2019年累计已多达895000元。在2019年7月再次确认转股事宜时，我想以转让股权款抵消掉这些欠债，在参考了2018年度恒泰公司资产情况下，与钟爱东协商以18%的股权作价895000元抵消掉欠债。但因为债务抵消实际上没有产生收益，所以在签订股东会决议时与其他股东一致，按照出资款转让股权。3、钟爱东对我与江丽的债务纠纷不知情。本人因与江丽合作经营金海阁休闲中心而产生债务纠纷，钟爱东并未参与金海阁的经营，我也从未向其说过与江丽之间的债务纠纷，直至江丽提起本案诉讼，钟爱东才知晓江丽与我的事。4、江丽没有及时冻结我的股权存在疏忽，其因此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并非必然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其自行负责。本人没有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没有无偿或以不合理低价转移财产，损害江丽的权益，故其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不应该由我本人承担。退一步来说，即使我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江丽的权益，但江丽本身也有疏忽，其产生律师费、差旅费并非必然发生，因此不应当由我承担。对于我在恒泰公司的股权情况，江丽可以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获取，其在起诉及执行阶段没有向法院提供我的股权财产线索，是江丽的失误造成的。况且其没有提供差旅费的发票及付款记录，无法证明该费用实际产生并与本案有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钟爱东、恒泰公司共同陈述，一、钟荣恒早在2015年已同意转让股权给答辩人，发生在原告起诉前，答辩人与钟荣恒没有恶意转移其财产的故意。恒泰公司股东有钟爱东、钟荣恒、刘远新、钟爱群、李桂峰、毕英佐、钟桂龙7人。恒泰公司于2009年5月4日与广东省湛江农垦畜牧有限公司合资了湛江广垦公司，但由于经营不善，湛江广垦公司持续亏损，已于2015年8月12日注销。在注销湛江广垦公司前，恒泰公司已负债900多万元，恒泰公司的其他股东担心恒泰公司的经营状况，纷纷向答辩人提出退股，各方就股权转让给答辩人事宜达成了口头约定。2015年8月10日，恒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其余6名股东同意将其股权按注册资本的金额转让给答辩人，股东钟爱群、刘远新、钟荣恒及答辩人在决议上签名确认。根据《股东会决议》显示，钟荣恒早于2015年8月10日就同意将占有恒泰公司注册资本18%的股权转让给钟爱东。只是因为李桂峰、毕英佐、钟桂龙三名股东工作繁忙，虽然此前达成转股合意，但在2015年8月10日无法到会签名。同时钟爱群长居美国，直至2019年7月2日全体股东才能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文件上签字。钟荣恒于2019年7月2日的签名只是再次确认其同意将恒泰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钟爱东的事实。而原告于2018年才起诉钟荣恒要求偿还债务，钟荣恒2015年处分其股权的行为发生在原告起诉前，答辩人与钟荣恒没有恶意转移钟荣恒财产的故意。二、答辩人在2019年7月2日以895000元价格受让钟荣恒名下恒泰公司18%的股权，并非不合理低价，没有损害原告权益。1、恒泰公司2018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是4722656元，钟荣恒占股18%即其股权价值是850078元。考虑到当时恒泰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负债420多万元，其他股东同意按出资款转让股权。因钟荣恒自2013年起陆陆续续拖欠钟爱东夫妇债务多达895000元，想通过转让股权来抵消这些债务，所以双方同意按照净资产计算钟荣恒的股权价值，但因为债务抵消了没有得益，所以还是按出资款的价格签订股东会决议。股东钟爱群、刘远新是遵循2015年股东会决议自愿同意按出资款转让股权。股东毕英佐、李桂峰、钟桂龙在2019年的股权转让相关协议中亦确认其同意按出资款转让股权，与2015年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而本案中，根据2018年度恒泰公司所有者权益（净资产）4722656元×18%×70%=595054元，低于这个数额一般才可认定为不合理低价。但显然，钟爱东以债务抵消方式受让股权价格895000元，高于恒泰公司净资产算得的股价850078元，更非低于市场交易价的百分之七十，因此不是不合理低价转让钟荣恒的财产。由于原告是普通债权，没有优先受偿权，答辩人通过债务抵消方式以支付合理对价受让钟荣恒的财产没有损害原告的权益。2、撤销权首先实际上是债权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使的一种债权保全行为，其表现为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交易行为的打破和撤销，客观上与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以及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的民商法律价值相冲突。因此，合同相对人之外的他人行使撤销权，只能也必须是当事人合同自由权利的例外，受法律规定的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该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不难看出，无论是对债务人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财产行为行使撤销权均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对于债务人有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债权人若行使撤销权必须同时满足“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客观条件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存在恶意的主观条件。其中，转让价格是否明显不合理以及债权人遭受损害的严重程度，又是判断交易双方特别是受让人是否存在恶意的部分依据。不仅如此，考量是否符合上述要件，还必须是以交易行为发生前后，而不是交易实际发生较长时间之后，转让财产或标的的价值变化作出判断。本案答辩人与钟荣恒早于2015年就达成合意受让钟荣恒持有的18%股权，当时原告尚未对钟荣恒提起诉讼，尚未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其债权，答辩人与钟荣恒达成转让股权的合意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故意。鉴于钟荣恒与答辩人是姐弟关系，双方在2015年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了转让股权事实，基于此种信赖，即使没有及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也未重新签订其他转股的书面协议也符合常理。截至2019年7月2日，钟荣恒合计拖欠钟爱东夫妇债务达895000元，有多张不同时间、不同纸质的由钟荣恒书写的借据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上述债务的真实性，说明钟爱东与钟荣恒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有偿转让，将钟荣恒拖欠钟爱东夫妇的债务与钟荣恒的股权转让款相互抵消。三、原告没有及时查封钟荣恒的股权,责任在于原告，答辩人在应诉前对二人的债务不知情。对于钟荣恒在恒泰公司的股权情况，原告可以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获取，其在起诉及执行阶段没有向法院提供钟荣恒的股权财产线索，是原告的失误造成的。答辩人作为善意第三方，早于2015年已与钟荣恒达成了转让股权的合意，当时原告还未起诉钟荣恒，答辩人不清楚二人之间的债务纠纷，钟荣恒从未向答辩人透露。即使2019年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时，法院也没有查封钟荣恒的股权，答辩人应诉前不清楚原告与钟荣恒存在债务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适用条件之一是答辩人知情，而由于原告本身的过错，导致法院没有查封钟荣恒的股权，答辩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毕时也不知晓债权人的存在，并不符合债权人撤销之诉的适用条件。综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知晓其与钟荣恒之间的债务，与钟荣恒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移钟荣恒的财产，不能据此撤销钟荣恒与答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原告对钟荣恒的债权情况。 2014年5月2日，原告江丽作为出借人，钟荣恒作为借款人签订了一份《偿还借款协议》，确认出借人江丽先后借给钟荣恒7029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1日止共12个月，并约定为保证出借人江丽的全部款项，借款人钟荣恒自愿以广州市金海阁酒店花都天贵路雅乐轩12栋1203房作为抵押物；本协议与借款借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因钟荣恒到期未还清，原告起诉钟荣恒、卓泽敏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主张偿还借款及利息。在该案中原告称从2008年起分多笔出借款项；钟荣恒辩称与江丽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是合作关系，并出具了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1年3月29日，钟荣恒为甲方，江丽为乙方，协议约定甲方出让金海阁休闲中心10%股作价给乙方……。该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粤0306民初6605号判决：“一、被告钟荣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江丽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钟荣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江丽借款本金5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51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且应扣减被告钟荣恒已经支付的159700元）；三、驳回原告江丽对被告卓泽敏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江丽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6月4日，原告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金额为6100450元。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向钟荣恒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执行裁定书》，责令其在指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如实申报财产情况。之后，法院认为钟荣恒目前没有可供执行财产且原告不能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线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粤0306执7959、7960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恒泰公司登记及经营状况。 恒泰公司于1995年3月1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李桂峰（认缴3万元）、钟爱东（认缴14万元）、钟桂龙（认缴2万元）、毕英佐（认缴4万元）、钟荣恒（认缴9万元）、刘远新（认缴9万元）、钟爱群（认缴9万元）7人，均登记于2003年4月18日实缴出资。自2001年3月28日至今，钟爱东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7月10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经营项目由花卉育苗、种植，绿化苗木种植、销售，大棚蔬菜育苗，蔬菜种植、销售，园林绿化，农产品展览、销售，变更为蔬菜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作物种植，林木育种，林木育苗，蔬菜批发，销售树苗（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园林绿化工程服务，花卉作物批发。庭审中，恒泰公司、钟爱东认为公司各股东之间关系亲密，并确认钟爱东与钟荣恒、钟爱群系姐弟、姐妹关系，刘远新系钟荣恒的妹夫。 2019年7月2日，毕英佐、李桂峰、刘远新、钟爱群、钟桂龙、钟荣恒作为转让方与钟爱东作为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转让方各自将所持恒泰公司的全部股份均转让给钟爱东，其中钟荣恒占公司注册资本18%作价9万元，并约定2019年7月2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至2019年7月2日该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同日，恒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经全体股东100%表决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免去刘远新原经理职务，免去钟桂龙、钟英民原监事职务，任钟爱东为新经理、徐志坚为新监事，废除旧章程、启用新章程。以上股权转让及人员任免于2019年8月16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登记钟爱东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恒泰公司于2008年2月28日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企业简介显示，该公司于1995年创办，现有资产2120万元，申报奖项有广州中小企业综合实力30强，是以水产养殖、加工、销售为主的综合性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是华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之一……公司基地面积500亩，带动周边农户养殖3400亩，年销售、加工水产品1300吨，带动农户年均户增收2300元，企业增收195万元，其中与广东鹰金钱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以赤眼鳟为原料的“参宝”鱼罐头获“广州市名优农产品”称号。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网站网站于2011年3月9日发布的《2009年广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名单》，显示经市政府同意，恒泰公司于2010年2月3日被列入69家农业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合格企业名单。 2011年8月1日，恒泰公司作为承租方与广州市花都南方花卉有限公司作为出租方就14、15、16号大棚签订《大棚温室及生产配套工作间租用合同》，就17、18、19、20号大棚签订《大棚温室及配套设施租用合同》，约定租用位于广州花卉之都区域内14号面积960平方米经济型温室棚，15、16号面积约2560平方米标准型温室棚，14、15、16号棚面积约800平方米的生产配套工作间，租用期间为2011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共9年3个月；租用17、18、19、20号面积约4128平方米的经济温室棚，231平方米的花卉展示室、1.93亩的生产设施配套空地面积，租用期间自2011年8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共9年5个月。其中14、15、16号棚及生产配套工作间第一期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租金每年租金合计46160元，17、18、19、20号经济型温室、生产设施配套空地、花卉展示室的第一期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每年租金合计75080元；14、15、16号棚及生产配套工作间以及17、18、19、20号经济型温室、生产设施配套空地、花卉展示室的第一期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每年租金合计364832元，第二期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每年租金合计419558元，第三期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每年租金合计482490.4元，第四期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每年租金合计554863.4元。诉讼中，恒泰公司、钟爱东称2015年4月13日签订了《补充说明》，在原租赁合同租期基础上从2020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5年12月30日，租赁物与原合同相同。 恒泰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提交的备案登记材料中，关于《2012年初其他应收款余额情况说明》记载包括金海阁酒店借款318620元、钟荣恒借款20万元以及其他案外人借款、材料款等在内共计18项其他应收款合计6318415.37元。 三、其他事实。 恒泰公司、钟爱东提交的湛江广垦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原告质证不认可。因该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恒泰公司、钟爱东提交了打印版的恒泰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会议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并记载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钟爱东、刘远新、钟爱群、钟荣恒、毕英佐、李桂峰、钟桂龙共7人，代表股东100%的表决权,决议通过包括同意钟荣恒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8%共9万元转让给钟爱东，落款打印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原股东签名处仅有具有亲属关系的钟爱东、刘远新、钟爱群、钟荣恒的手写签名，其他股东未签名。原告质证不认可。因该证据中实际上并非全体股东签名，且该《股东会决议》会议时间前后有出入，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恒泰公司、钟爱东还提交了自行打印并加盖恒泰公司印章的2018年度《资产负债表》一张，记载恒泰公司的期末货币资金为631862.62元，其他应收款5302839.02元，存货1502283.25元，流动资产合计7436984.89元；非流动资产合计1572477.74元；资产合计9009462.63元；负债4286806.32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4722656.31元。原告质证不认可。因恒泰公司、钟爱东未提交经审计的完整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等，不能全面反映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恒泰公司、钟爱东提交了钟荣恒向钟爱东或向钟爱东的丈夫徐志坚出具的共7份现金借据，分别记载于2013年5月10日借款10万元、2014年2月20日借款2万元、2015年3月23日借款15000元、2015年10月22日借款11万元、2016年2月28日借款5万元、2016年7月9日借款5万元，以及2016年9月16日借款55万元（付中央空调款），以上金额合计895000元。另外，恒泰公司、钟爱东还提交了钟爱东于2016年8月31日向江志勇转账55万元的银行付款凭证，认为该款属于钟荣恒于2016年9月16日出借的上述55万元现金的代付款。原告对上述借据及银行付款付款凭证均不予认可。 2017年至2019年期间，涉及钟荣恒的执行案件有几十件。广州金海阁酒店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成立并于2020年6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注册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股东有三人，其中钟荣恒系控股股东并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原告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并支付了律师费5000元，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银行客户回单及律师费发票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江丽对钟荣恒享有的债权，发生在钟荣恒与钟爱东经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之前。2019年7月2日，钟荣恒与钟爱东签订《股东权利转让协议》中约定，钟荣恒将对恒泰公司18%股权以9万元价格转让给钟爱东。根据本案查明的租用合同，记载恒泰公司的经营规模拥有7个温室大棚及相应花卉展示室、生产配套工作间、生产设施配套空地面积，仅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的经营面积已近万平方米，每年的租金几十万元，并续签租赁合同租期延长至2025年12月30日。根据恒泰公司往年的企业宣传，2008年的现有资产已高达2120万元并申报为广州中小企业综合实力30强，2010年还被列为农业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合格企业名单。即便按恒泰公司、钟爱东所提交的2018年度《资产负债表》，也显示资产合计9009462.63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4722656.31元，钟荣恒作为股东当年可分配红利也高达4722656.31元×18%=850078.1元。而钟爱东与钟荣恒系姐弟关系，钟荣恒于2019年7月将其对恒泰公司的18%股权作价仅9万元转让给其姐姐，该股权转让价款明显过低。恒泰公司、钟爱东虽抗辩以借款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但其所举借据无相应的支付凭证，故对钟荣恒向钟爱东或其丈夫江志坚出具的借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6年8月31日钟爱东向案外人江志勇转账55万元的银行凭证，不足以证实属于向钟荣恒出借款项，故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在原告与钟荣恒签订的《偿还借款协议》中记载以金海阁酒店相应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物，且钟荣恒在另案中称其与原告关于金海阁酒店是合作关系。钟爱东作为恒泰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恒泰公司《2012年初其他应收款余额情况说明》中亦记载包括金海阁酒店借款318620元、钟荣恒借款20万元等的内容，结合钟爱东与钟荣恒的亲属关系，该酒店与恒泰公司均位于花都境内，钟爱东以明显过低的9万元价格受让钟荣恒对恒泰公司的股权，其不可能不知道知道金海阁的相关事宜及对原告的欠款。 综上，钟荣恒在明知其欠江丽高达600多万元债务未清偿且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况下，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涉案股权，且未收取相应的股权对价款，该行为等同于无偿处分其个人资产，明显损害了江丽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上述规定，江丽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主张撤销该股权转让，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该股权转让约定已被撤销，且该股权原登记在钟荣恒名下，江丽主张钟爱东与钟荣恒、钟爱东、恒泰公司协助办理该股权恢复登记至钟荣恒名下，理据充分，本院亦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差旅费问题。原告无证据证实确实支出了差旅费，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不属于本案必要支出，对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钟荣恒与第三人钟爱东在2019年7月2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关于被告钟荣恒将所持第三人广州市恒泰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18%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钟爱东的约定； 二、被告钟荣恒与第三人钟爱东、广州市恒泰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将第三人广州市恒泰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18%股权恢复登记至被告钟荣恒名下的手续； 三、驳回原告江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原告江丽负担80元，被告钟荣恒负担9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 豪 娜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刘 姗 姗 速 录 员 柯潭靖祎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