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5585号 原告：闵小丽，女，197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四川煊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46号盛大国际4栋15楼。 负责人：郝学余，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屠传孝，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家华，男，194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第三人：李班惠，女，194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第三人：陈某，男，200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法定代理人：祝某，女，197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系陈某母亲。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凌一，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闵小丽与被告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惠诚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2月9日，原告闵小丽申请撤回对被告陈某的起诉，本院依法准许。本案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闵小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惠诚律所负责人郝学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屠传孝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4月16日，被告惠诚律所申请追加陈某、陈家华、李班惠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准许。本案于2020年6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闵小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惠诚律所负责人郝学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屠传孝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家华、李班惠、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黄凌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闵小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解除闵小丽与惠诚律所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2、判令惠诚律所向闵小丽返还闵小丽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9.5万元、包干差旅费2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惠诚律所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2月27日，闵小丽与惠诚律所签订《刑事委托合同》，约定惠诚律所接受闵小丽的委托，指派陈某某律师为犯罪嫌疑人闵某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一审）阶段提供法律服务，担任辩护人。闵小丽依照合同第四条向惠诚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17万元、包干差旅费3万元。之后，指派律师陈某某因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闵小丽有权解除合同，并且闵小丽多次与惠诚律所协商合同解除后退还闵小丽支付的费用，惠诚律所拒绝。惠诚律所拒绝的理由是闵小丽将合同项下律师费汇入该所指派的陈某某律师账户，在协商时，要求闵小丽以不当得利起诉陈某某的继承人。但本案并非无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惠诚律所应承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陈某某律师私自收费行为系职务行为，律所承担责任后可向该律师追偿。 惠诚律所辩称：1、本案闵小丽对惠诚律所的诉讼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虽然形式要件上闵小丽、惠诚律所之间有刑事代理合同关系，但这种代理合同关系是基于27万代理费，私自涂改的117万代理费的代理合同，不是惠诚律所真实意思表示，对惠诚律所不产生约束。本案涉及鸳鸯合同，合同目的并非履行代理，而是以收代理费为名，进行请托，逃避监管、损害惠诚律所利益。2、刑事委托合同金额修改是承办律师与闵小丽恶意串通的行为，而且目的违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3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因此117万的刑事委托合同为无效合同，对惠诚律所不产生约束力。3、惠诚律所与闵小丽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委托合同关系，即便是有，也仅为金额为27万的委托合同。但该合同代理款项没有打入惠诚律所指定账户。承办律师私自违规收费的非法行为，违反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不应受法律保护，闵小丽无权向惠诚律所追偿。4、指派律师死亡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不适用法定解除。惠诚律所另行指派的律师一直在继续履行委托合同项下的代理职责，进行了多次会见，并做了大量相关协调工作，不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即便要解除合同，也应该由双方协商解除，而非法定解除。5、涉案合同不是格式合同。6、指派律师私自收费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律师与律所为挂靠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因此律师私自收费的行为不代表惠诚律所。成都市律师协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于律师私自收费、违规收费的行为，均是要求律师个人对当事人进行退赔。7、闵小丽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够证明转账人为其本人或与之有关系之人，亦不能当然认定为支付涉案代理费，不能证明其已向陈某某律师支付了案涉代理费。8、闵小丽的所有证据不能证明惠诚律所收取了117万，甚至27万元代理费惠诚律所都没收到，闵小丽出示的证据足以证明117万全部通过微信、银行和支付宝等形式转给了陈某某个人。陈某某个人收费的行为严重违背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及行业规定，属于典型的白条收费，诉讼风险告知书明确告知闵小丽方不得私自与律师个人发生金钱财物往来，不得私自收费，而代理合同明确告知了惠诚律所的开户行和账号。本案所有的资金都没有进入惠诚律所的对公账户。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惠诚律所收取了案款，因此不存在返还的问题。9、关于合同是否解除问题，陈某某死亡以后，惠诚律所管委会第一时间成立了致伤领导小组和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闵小丽以及陈某某的家属，要求他们配合。惠诚律所有律师250多人，是金牛区甚至全市特大所，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指派任何一个律师均能完成代理义务。而且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当惠诚律所指派的律师因故不能履行合同时，惠诚律所可以另行指派，闵小丽并不持异议。惠诚律所第一时间指派了律师，已经勤勉尽责的履行了合同义务。客观上陈某某在死亡之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合同解除不能成立。10、辩护人的权利来源于闵小丽，现在已经明确闵小丽的态度是不履行合同了，闵小丽、惠诚律所签订的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闵小丽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惠诚律所所收取的律师费差旅费不予退还，闵小丽尚未支付的律师费和代理费、差旅费，惠诚律所有权要求闵小丽支付。根据该条约定，闵小丽的诉求与合同约定相背离。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闵小丽的诉讼请求。 陈家华、李班惠、陈某述称：1、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一方指派律师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甲方同意乙方指派本所其他律师。2、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收取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不予退甲方。陈某某律师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本案涉及的罪名较多，收费是合理合法的。3、陈某某律师签订合同并收费，履行辩护责任的行为，系职务行为。4、即使陈某某律师收费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的规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2月27日，闵小丽（甲方）与惠诚律所（乙方）签订《刑事委托合同》（编号：京惠诚【蓉】刑代2019字第ｃｘ0227号），约定惠诚律所接受闵小丽委托，指派陈某某律师为闵某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服务，担任辩护人。刑事委托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若乙方所指派律师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甲方同意乙方指派本所其他律师担任代理人，并不持异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收取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不予退还，甲方尚未支付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应向乙付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7万元。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乙方收取3万元包干差旅费。第六条约定，签约时付16万元，余14万元在次日上午付清。合同乙方签字栏留有惠诚律所的开户行及银行账号，乙方签字栏上的代表人为陈某某。上述合同签订后，合同内容被修改，第四条第一款的代理费小写金额由“270000”元被修改为“1170000”元，大写金额由“贰拾柒万元”被修改为“壹佰壹拾柒万元”，第六条原内容被划掉，添加“鉴于本案涉案罪名较多，案件疑难复杂，按疑难复杂案件计费”，上述修改处捺有指印。2、闵小丽在庭审中陈述《刑事委托合同》的修改是在其与陈某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由陈某某修改，惠诚律所不明确否认亦不明确承认闵小丽的陈述。本院向惠诚律所释明若其对闵小丽的陈述有异议应当申请鉴定，并限定了鉴定期限，惠诚律所在期限内表示不申请鉴定，故本院依法认定闵小丽陈述的相关事实，即《刑事委托合同》的修改系经闵小丽与陈某某协商一致后进行的。3、139……1979为陈某某实名制的手机号码，微信号ｃｘ……1975与该手机号码绑定。4、2019年2月27日，《刑事委托合同》签订当天，闵小丽通过微信号ｍｘ……2304向微信号ｃｘ……1975转账6万元；同日，闵小丽通过支付宝向支付宝用户“陈某某”支付10万元。2019年2月28日，闵小丽通过微信号ｍｘ……2304向微信号ｃｘ……1975转账9万元；同日，闵小丽通过支付宝向支付宝用户“陈某某”转账5万元。上述款项共计30万元。5、2019年3月4日，惠诚律所向闵小丽开具3张律师代理费发票，金额总计27万元。6、2019年3月20日，闵小丽向陈某某尾号为6719的银行账户转账36万元；同日，闵小丽通过微信号ｍｘ……2304向微信号ｃｘ……1975转账2万元；同日，闵小丽通过支付宝向支付宝用户“陈某某”转账2万元；同日，案外人蒋某坤受闵小丽委托向陈某某尾号为6719的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同日，案外人赵某受闵小丽委托通过其建设银行尾号为7128的账号向陈某某尾号为6719的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通过其招商银行尾号为0289的账号向陈某某转账1万元。上述款项共计66万元。7、陈某某于2019年9月24日死亡。闵小丽在庭审中自认陈某某死亡时已经完成侦查阶段的代理工作，并明确表示自愿扣除75000元代理费和10000元差旅费。 再查明，《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规定：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实行计件收费，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阶段）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收费标准为2,000-15,000元/件；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经律师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以在规定标准5倍以内（含5倍）协商确定收费标准，但不得重复累加收费。 再查明，2019年12月26日，闵小丽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增加诉讼请求：确认解除闵小丽与惠诚律所签订的《形式委托合同》。本院组织闵小丽与惠诚律所就该申请书进行询问，惠诚律所针对该申请书表示就新增诉讼请求需要新的举证期、答辩期。 还查明，闵小丽在庭审中陈述，除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其还以现金方式向陈某某支付了24万元代理费。 又查明，惠诚律所在审理过程中陈述，惠诚律所备案留存的《刑事委托合同》是未修改的版本，而非修改后的版本。 上述事实，由刑事委托合同、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账单详情、银行流水、发票、死亡证明、委托书、证人证言、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刑事委托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惠诚律所是否应当返还代理费及差旅费、返还代理费及差旅费的数额及惠诚律所是否应当支付利息的问题。关于《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首先，未修改的《刑事委托合同》盖有惠诚律所公章，惠诚律所开具了27万元代理费发票，且惠诚律所在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备案留存有《刑事委托合同》未修改的版本，足以认定未修改的《刑事委托合同》系闵小丽与惠诚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对闵小丽与惠诚律所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刑事委托合同》的修改系经闵小丽与陈某某协商一致后进行的，而《刑事委托合同》上惠诚律所签字栏所列的代表人为陈某某，指派律师为陈某某，正常情况下该合同项下惠诚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也是由陈某某具体履行，本院认为，基于上述情况闵小丽有理由相信与陈某某协商一致即是与惠诚律所协商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刑事委托合同》修改内容对闵小丽与惠诚律所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惠诚律所主张《刑事委托合同》修改内容符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3人利益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但其未提交足以证明该主张的证据，故对其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刑事委托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刑事委托合同》第一条第三款明确约定：若惠诚律所所指派律师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闵小丽同意惠诚律所指派本所其他律师担任代理人，并不持异议。根据双方的约定，指派律师死亡并不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存在适用不可抗力的前提。故对闵小丽关于适用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任意解除权是委托人的法定权利，闵小丽有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刑事委托合同》的权利。关于《刑事委托合同》解除的时间，闵小丽主张《刑事委托合同》的解除时间是陈某某死亡第二天即2019年9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闵小丽行使任意解除权应当通知惠诚律所，闵小丽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刑事委托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已于2019年9月25日成就，而能够确定的是，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12月26日，闵小丽申请新增确认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而惠诚律所于当日收到了闵小丽的该诉求。故《刑事委托合同》解除的时间应当为2019年12月26日。 关于惠诚律所是否应当返还代理费及包干差旅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闵小丽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闵小丽先后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委托他人转账等方式向陈某某支付了96万元，其中30万元支付在惠诚律所开具27万元代理费发票之前，66万元支付在惠诚律所开具27万元代理费发票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刑事委托合同》解除后，闵小丽有权根据履行情况要求返还代理费、差旅费。而关于惠诚律所是否应当承担返还义务，本院认为，首先，未修改的《刑事委托合同》（代理费27万元、差旅费3万元）对闵小丽和惠诚律所具有法律约束力，闵小丽虽未向惠诚律所留在《刑事委托合同》上的账号支付代理费，但《刑事委托合同》并未明确限定支付方式，陈某某是惠诚律所指派律师，亦是《刑事委托合同》上惠诚律所签字栏所列的代表人，且正常情况下该合同项下惠诚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也是由陈某某具体履行，故闵小丽有理由相信向陈某某支付费用即是向惠诚律所支付费用，且惠诚律所向闵小丽开具了27万元代理费发票，故对未修改的《刑事委托合同》约定的27万元代理费、3万元差旅费，惠诚律所有返还义务；对于修改后的《刑事委托合同》（代理费117万元），虽代理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惠诚律所在闵小丽向陈某某支付完30万元后，向闵小丽开具了相应的代理费发票，加强了闵小丽对陈某某的信任，故闵小丽进一步有理由相信向陈某某支付费用即是向惠诚律所支付费用，故对修改后的《刑事委托合同》（117万元代理费、3万元差旅费），惠诚律所有返还义务。其次，《刑事委托合同》第三条第五款约定：闵小丽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惠诚律所收取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不予退还，闵小丽尚未支付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的，惠诚律所有权要求闵小丽支付。惠诚律所以此主张闵小丽无权要求惠诚律所返还代理费、差旅费。本院认为，根据《刑事委托合同》的该条约定，律所不退还代理费、差旅费的前提是闵小丽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而本案的具体情况是，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签订《刑事委托合同》，约定惠诚律所接受闵小丽委托，指派陈某某律师为闵某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服务，担任辩护人，由于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各项流程及事务环环相扣，客观上决定了良好的刑事案件法律服务需要具备连贯性，惠诚律所指派的代理律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突然死亡，且其死亡前已经完成一部分合同义务，在客观上势必影响惠诚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质量，虽《刑事委托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若惠诚律所所指派律师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闵小丽同意惠诚律所指派本所其他律师担任代理人，并不持异议”，但闵某强涉嫌的刑事案件进程不会因陈某某死亡而停止，其对法律服务仍具有现实的、紧迫的需求，而惠诚律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某死亡后惠诚律所仍在正常、有效的履行《刑事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义务。综上，本院认为闵小丽行使任意解除权并非没有正当理由，故对惠诚律所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惠诚律所应当就《刑事委托合同》的履行情况承担返还代理费及差旅费的义务。 关于惠诚律所应返还的代理费及差旅费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应视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而定，闵小丽自认陈某某已经完成了侦查阶段的合同义务，故侦查阶段的相应费用不应返还。关于侦查阶段的代理费、差旅费，《刑事委托合同》仅对代理费、差旅费进行了整体约定，未具体约定各阶段的费用，且各阶段的各项事务难以量化及价值化，故本院酌情参照《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计算侦查阶段的合理代理费，即15000元／件×5倍＝75000元，酌情认定侦查阶段的差旅费为30000元÷3阶段＝10000元。关于闵小丽已经支付的代理费、差旅费数额，对闵小丽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委托他人转账等方式向陈某某支付的960000元，本院予以认定，对其陈述的240000元现金，由于缺乏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惠诚律所应返还的代理费及差旅费的具体数额为960000元-75000元-10000元＝875000元。 关于利息，本院认为闵小丽要求惠诚律所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闵小丽与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2月27日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 二、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闵小丽支付875,000元； 三、驳回闵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承担5,687元，闵小丽承担2,1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彭 滢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蒋雨航 书 记 员  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