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8863号原告：彭菊华，女，195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原告：吴友珍，女，193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原告：余红春，男，198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原告：余红燕，女，198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荣，广东瑞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B006127。经营者：冉晨晨。被告：冉晨晨，女，199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菊华、吴友珍、余红春、余红燕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冉晨晨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菊华、吴友珍、余红春、余红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荣，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冉晨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赔偿四原告损失78967.13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余某于2017年6月12日在被告处购买了金锋阳电动车一辆，花费2300元，被告开具一张锋阳电动车销售单，后于2019年6月12日被告补开了一张1000元的发票。2019年5月14日18时35分，余某驾驶上述金锋阳电动车沿114省道南侧路面由西往东行驶，至114省道下行22公里862米处时，遇前方向纪虎驾驶甘Ａ×××**号重型厢式货车由西往南右转弯，余某驾驶的上述金锋阳电动车与向纪虎驾驶的货车的右角发生碰撞，造成余某倒地被货车碾压后当场死亡，两车部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作出事故认定，认定被告向纪虎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余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9年6月10日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余某驾驶的金锋阳电动二轮车（电机号：170314513）进行检测，经检测，该车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第4.1款规定，该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而是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四原告认为被告出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从而导致该电动自行车在本案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机动车，故余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比例认定为50%，如果被告出售的是合格的电动自行车，那么余某的责任比例应当是40%，而根据（2019）粤0114民初9313号民事判决，四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超出交强险的789671.25元，计算50%，而按40%计算，四原告原本可多获赔78967.13元，该部分损失正是由于被告出售质量不合格产品导致，因此四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此，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两被告共同辩称，一、余某并未在二答辩人处购买金锋阳电动车，二答辩人并非本案的销售者，本案销售者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志龙电动车行，四原告应当以实际销售者和生厂厂家为被告起诉维权，四原告起诉二答辩人应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答辩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系答辩人冉晨晨于2018年7月12日出资设立，登记机关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7月23日核准并颁发了营业执照。答辩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的经营场所在花都区花城路59号110商铺，而四原告诉称余某于2017年6月12日在被答辩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处购买的金锋阳电动车一辆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答辩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核准登记的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四原告诉称的购买日期期间答辩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尚未设立，因此根本不可能产生销售行为，其次；根据四原告提交的证据1销售单也可清晰看出，2017年6月12日销售者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志龙电动车行，其销售者并非是二答辩人，因此，二答辩人并非是本案的实际销售者，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二答辩人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四原告应当以生产厂家或实际销售者为被告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四原告起诉二答辩人明显属于被告主体错误，应当判决驳回四原告诉讼请求。如前说述，答辩人1在2018年7月12日才去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被答辩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的工商设立程序，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7月23日才核准设立并颁发营业执照，死者余某购买的金锋阳电动是2017年6月12日，二答辩人不可能在一年多前就向其销售电动车，四原告应当以实际销售者或生产厂家为被告起诉，而不是起诉二答辩人，二答辩人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四原告起诉二答辩人的行为明显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三、死者余某在交通事故中因不带头盔，在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违反交通信号灯指违章通行，其本身具有过错。本案中，系死者余某在行驶中不按照交通规则佩戴头盔，在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违章通行，从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又在未正确区分适格被告的前提下起诉二答辩人，其行为没有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据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二答辩人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四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2日，余某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48号、59号铺购买“金锋阳电动二轮车”一辆（车架号126521704074455），购买金额为2300元。2019年5月14日18时35分，余某驾驶轻便摩托车沿114省道南侧路面由西往东行驶，至114省道下行22公里862米处（花都区广清高速新华入口匝道路段）时，遇前方向纪虎驾驶甘Ａ×××**号重型厢式货车由西往南右转弯，余某驾驶的轻便摩托车与向纪虎驾驶的货车的右角发生碰撞，造成受害人余某倒地被货车碾压后当场死亡，两车部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事故中队委托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涉案“金锋阳电动二轮车”进行检验，该中心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内容包括：无号牌金锋阳电动二轮车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第4.1款规定，故该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根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6.2.1款对两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故该车为两轮轻便摩托车。2019年6月24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如下：“根据现场勘察、当事人陈述，检验鉴定和视频监控资料等证据证实：余某无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违反交通信号指示通行，其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向纪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某与向纪虎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因该交通事故，原告于2019年8月7日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9313号民事判决书，核定原告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为789671.25元（由原告承担50%即394835.63元）。另查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于2018年7月12日注册登记，2018年7月23日核准登记注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冉晨晨，经营场所为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铺。为承租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59号110号铺，冉晨晨作为承租人与出租人徐顺好于2018年7月2日办理房屋租赁登记，租赁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原告主张余某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48号、59号铺购买的“金锋阳电动二轮车”，销售者就是被告冉晨晨经营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因两被告销售质量不合格产品，故两被告应向其予以赔偿按电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赔偿责任差额78967.13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销售单；2、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于2019年6月12日出具的金锋阳电动车发票，金额为1000元。两被告认为原告购买的电动车并不是二被告销售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于2018年7月23日才经花都区工商局核准颁发营业执照后经营，而原告提交的电动车销售单显示购买日期为2017年6月12日，此期间发生在被告个体工商户设立一年多前，所以两被告认为其并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并未产生销售行为，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当时发生交通事故后，余红春找到被告处请求开具发票，被告是出于人道主义知道死者余某有一辆金锋车没有发票，就以50元的价格给他开了一张发票，被告在本案中提交了两张发票，证明被告并没有实际销售，所以根本不知道该发票要开给谁，所以第一次开票是开给余红春，开完后，原告又找到被告，要求被告开给余某，被告出于人道主义就卖了两张发票给原告，实际上未产生销售行为。两被告认为其并未向余某销售金锋阳电动二轮车，其不是适格被告，不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营业执照，证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于2018年7月23日经花都区工商局核准后才正式设立，并销售金锋阳电动车。2、发票两张，证明原告余红春骗取原告开具的发票；3、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证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经营场所系2018年7月租赁并备案；4、产品合格证、检验证明、使用说明书，证明被告经营的金锋阳电动车生产厂家系2018年1月9日成立，被告并未向余某销售金锋阳电动车。5、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志龙电动车行的营业执照信息、广州市鑫锋阳电动自行车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6、花都区物业租赁合同书；7、微信转账凭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在工商登记前已经实际进行电动车销售。原告对证据2第一张作废的发票三性不确认，第二张发票真实性合法性确认，证实本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是销售方，因为车架号、电动机号均与销售单记载的一致，不确认被告所陈述的是原告骗取的情形，作为正常的经营者，应当知道发票可以作为销售凭证的依据。原告对证据3三性不确认，因为这是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为了工商登记而进行的备案证明，没有实际的租赁合同、租赁费用的支付凭证。原告对证据4三性均不确认，这些都发生在2019年4月24日，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当时销售的时候属于合格，也不能证明被告所称的没有向余某销售金锋阳电动车的事实。原告对证据5广州市鑫锋阳电动自行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新华志龙电动车行的营业执照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车行已经属于注销状态，也不能证明原告购买电动车时被告没有进行实际经营的情况，因为当时被告还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所以完全有可能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仍然用回原先的销售单。原告对物业租赁合同的三性不予确认，被告没有提供租金支付凭证及押金条等予以证实，不能确定租赁合同签订的起始时间，不排除是双方后期补签的合同。原告对收款凭证的真实性确认，不确认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所说的双方没有真实交易关系只是为了购买发票而支付的费用，余某当时购买电动车时销售单记载是不合税价2300元，所以当时没有开具发票，后面补开了发票，所以被告要求余红春补发票款。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事故中队委托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涉案“金锋阳电动二轮车”进行检验，该中心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认定无号牌金锋阳电动二轮车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第4.1款规定，故该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无号牌金锋阳电动二轮车存在产品缺陷，死者余某的家属即本案原告可以要求该车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原、被告陈述，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主张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冉晨晨系涉案车辆的销售者，原告提供的余某购买无号牌金锋阳电动二轮车销售单显示该车购买时间是2017年6月12日，金额为2300元，而被告冉晨晨在2018年7月12日才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成立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被告对此已提交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租赁合同予以证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于2019年6月12日出具的金锋阳电动车发票金额为1000元，与余某购买无号牌金锋阳电动二轮车销售单的金额并不一致，原告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冉晨晨系涉案车辆的销售者，故原告诉求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晨宇助动自行车店、冉晨晨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菊华、吴友珍、余红春、余红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7元（原告已预交1774元），由原告彭菊华、吴友珍、余红春、余红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草萍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宁 琳汤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