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641号原告：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院**楼**商业**。法定代表人：张东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一飞，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文津国际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春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江，男，文津国际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兵，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启迪物产（北京）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div>法定代表人：赵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美，女，启迪物产（北京）有限公司法务。原告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谷兴业公司）与被告文津国际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津国际酒店）、第三人启迪物产（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物产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硅谷兴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一飞、刘雪，被告文津国际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江、刘新兵，第三人启迪物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硅谷兴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散文津国际酒店；2.本案诉讼费用由文津国际酒店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5月12日，北京硅谷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文津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文津国际酒店。2010年9月14日，文津国际酒店的原始出资人北京硅谷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文津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分别将其全部出资转让给硅谷兴业公司。后文津国际酒店的股权结构几经变更，至2013年7月文津国际酒店的股东变更为硅谷兴业公司、启迪物产公司和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控股），三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21.41%、32.2309%和46.3582%。启迪物产公司是启迪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以下二者合称启迪方）一致行动，合计持股比例为78.59%，是文津国际酒店公司的控股股东，该股权结构一直持续到2018年12月。之后，启迪控股将其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启迪物产公司，启迪物产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变更为现如今的78.59%，硅谷兴业公司继续持有文津国际酒店21.41%的股权。自2013年7月，启迪方入股文津国际酒店公司之后，文津国际酒店一直由启迪方单方控制，自2017年2月至今一直未召开过股东会，启迪方将其意志直接上升为公司意志，硅谷兴业公司的股东权利一直被启迪方剥夺。硅谷兴业公司在2017年初将文津国际酒店起诉至法院，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硅谷兴业公司获得胜诉判决后，启迪方依然不配合硅谷兴业公司落实硅谷兴业公司的股东知情权。经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到了2018年4月份，硅谷兴业公司才了解到文津国际酒店的一些经营信息，发现启迪方转移占用公司资金，导致文津国际酒店连年亏损，具体事实如下：2013年11月，在硅谷兴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启迪方主导，文津国际酒店与厦门国际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厦门银行北京分行）签订《项目借款合同》，文津国际酒店提供公司财产作担保，向厦门银行北京分行借款6.3亿元，借款用途为支付文津国际酒店项目工程的装修款。但是，2013年12月18日在文津国际酒店收到5.5亿元银行贷款的当天，启迪物产公司便将全部资金转入其公司账户，而后启迪物产公司代文津国际酒店偿还文津国际酒店向启迪控股的借款1.918亿元，代文津国际酒店偿还向北京豪泰润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1.53亿元。剩余的2.052亿贷款，并未用来按照合同约定用于支付装修款，而是一直被启迪物产公司占有使用。启迪物产公司自2013年12月19日无偿占用借款资金以来，截止2016年12月21日，已归还17220万元，仍有3300万元没有归还给文津国际酒店，从2013年起至2016年，启迪物产公司占用的该笔资金产生了巨额的利息费用，巨额财务成本直接冲抵文津国际酒店的经营利润，导致2013年至2016年文津国际酒店连年亏损。至今，启迪物产公司是否已经向文津国际酒店归还剩余占用资金，硅谷兴业公司也无从知晓。硅谷兴业公司自2013年至今没有从文津国际酒店处获取过任何利润分红。硅谷兴业公司认为，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有赖于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正常运行，但是，硅谷兴业公司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无法行使，文津国际酒店已经由启迪方单方控制，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均已经形同虚设，机制失灵，应认定其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硅谷兴业公司投资文津国际酒店的目的无法实现，文津国际酒店继续存续将使硅谷兴业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重大损害，硅谷兴业公司与启迪物产公司的僵局情况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故硅谷兴业公司诉至法院。被告文津国际酒店辩称，不同意硅谷兴业公司诉讼请求，不同意解散公司，文津国际酒店不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解散的条件，文津国际酒店目前存在经营的困难，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硅谷兴业公司的过错，但是不影响正常经营，文津国际酒店要对员工、政府、科技园区负责，故不同意解散。文津国际酒店是2001年由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立项，是清华科技园的配套设施，2001年清华科技园与硅谷兴业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2003年就变成了硅谷兴业公司单独开发，规划许可证也是单独批给了硅谷兴业公司，建完是2006年5月份，酒店建成后就设立了文津国际酒店，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是硅谷兴业公司全资，后来硅谷兴业公司增资到6000万元，2012年8月15日硅谷兴业公司将注册资本的3420万元股权比例57%转让给启迪控股公司，硅谷兴业公司还剩出资2580万元，43%股权，2013年1月28日启迪控股公司将其股权转给启迪酒店公司。2013年7月31日文津国际酒店注册资本变为10610万元，增加了4600多万元，增资是硅谷兴业公司用其建成的房产评估作价，注入到文津国际酒店，作价5.95亿，同时硅谷兴业公司用文津国际酒店的名义向银行贷款4.4亿，款项被硅谷兴业公司拿走了，还剩硅谷兴业公司向文津国际酒店的应付款1个多亿，总共是5.95亿，是硅谷兴业公司欠文津国际酒店的应收款，就把硅谷兴业公司欠的5.95亿给免除了，文津国际酒店虽然净资产没有增加，但5.95亿的固定资产就记载在文津国际酒店账上，酒店的固定资产是有折旧的，一年是1500万元，用酒店的名义借款是要还的，利息最高的时候是10%，最低是6%，一直都是文津国际酒店在还，这就是酒店长期不能盈利的原因。硅谷兴业公司用房产作为出资注入到文津国际酒店，同时免除了其本身欠酒店的债务5.95亿，同时逃避了所得税、增值税，让文津国际酒店背上债务及折旧。所以文津国际酒店到现在都没有分红，是因为折旧和利息造成，本身的营业是盈利的，2016年之前双方股东会、董事会，硅谷兴业公司也来参加，2016硅谷兴业公司想转让股权，但是没有说实话，要行使股东知情权，最后硅谷兴业公司还怀疑文津国际酒店资金被大股东使用，经过查账大股东也没有侵害文津国际酒店资产，但是从2017年之后，硅谷兴业公司及其董事，就不再来参加董事会、股东会也不签字，硅谷兴业公司诉称不是事实，是因为硅谷兴业公司故意不来，2017年还没有发现其不签字，也没有留存证据，但是通过硅谷兴业公司提供的证据7说明其收到了通知，2018年文津国际酒店再向其送达文件的时候，就要求硅谷兴业公司的收件人签字。至今硅谷兴业公司以没有开过股东会、董事会要求解散公司，文津国际酒店认为是硅谷兴业公司自己制造的假象，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变现资产，从现有证据，公司现在经营正常也是平稳的，不存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硅谷兴业公司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启迪物产公司述称，启迪物产公司不同意解散公司，启迪物产公司希望公司保持现状，公司持续两年不召开的股东启迪物产公司不予认可，是硅谷兴业公司单方不签字，不配合，即便没有召开，也不代表不能召开，启迪物产公司是大股东占有70%的股权，硅谷兴业公司不参加，也能形成有效决议，所以不存在无法召开并产生有效决议的情况。硅谷兴业公司提出侵犯了硅谷兴业公司的知情权及利益分配权，不是法律支持的公司解散的理由，从文津国际酒店提供的材料，双方即便存在借贷，启迪物产公司也支付了利息，尽管存在启迪物产公司向文津国际酒店借款，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文津国际酒店向大股东借款，启迪物产公司并没有侵害文津国际酒店的利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文津国际酒店成立于2006年5月12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春峰。注册资本10610.95万元，股东为硅谷兴业公司、启迪物产公司，出资额分别为2271.9万元、8339.05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21.41%、78.59%。公司董事长为贾春峰、董事为刘庆新、蔡晔炳、郑耀、兰江。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硅谷兴业公司曾于2017年向本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文津国际酒店的会计账簿，查阅并复制文津国际酒店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等材料，本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17946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其查阅、复制公司相关材料的诉讼请求。文津国际酒店的工商档案显示，文津国际酒店于2012年7月31日召开了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作出了决议；与2012年8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第三次股东会并作出了决议；于2012年12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及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并作出了决议；于2013年7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及第四届第一次股东会并作出了决议；于2016年5月18日召开了第九届第一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于2016年6月6日召开了第九届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于2017年6月13日召开了第十届第四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于2017年7月5日召开了第十届第五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于2017年8月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于2017年11月召开了第十届第六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于2018年9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第三次股东会及第六届第一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前述2017年6月13日之前的历次股东会决议硅谷兴业公司均加盖了公章，之后的股东会硅谷兴业公司主张没有收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对此，文津国际酒店主张股东会是正常依照法定程序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上没有硅谷兴业盖章，是硅谷兴业公司故意造成的。工商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文津国际酒店处于开业状态。另，文津国际酒店的工商档案显示，文津国际酒店自2012年8月31日至2017年11月期间召开了十四次董事会，具体召开日期如下：2012年8月31日、2013年7月25日、2013年7月31日、2013年8月3日、2013年8月20日、2013年9月15日、2014年4月15日、2015年3月25日、2016年4月18日、2017年3月17日、2017年6月14日、2017年6月28日、2017年11月。其中硅谷兴业公司派出的董事蔡晔炳参加了2012年8月31日、2013年7月25日、2013年7月31日、2014年4月15日、2015年3月25日的共计六次董事会，该六次董事会决议上有全体董事的签字。其中2016年4月18日董事会决议上有“蔡晔炳”字样的签字，硅谷兴业公司在诉讼中主张非蔡晔炳本人签字。剩余八次董事会硅谷兴业公司主张其与蔡晔炳均未接到通知。诉讼中，硅谷兴业公司主张文津酒店出现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硅谷兴业公司主张公司自2017年2月份以来一直未召开股东会，经询，硅谷兴业公司称其未提出召开股东会的申请。诉讼中，文津国际酒店主张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不存在障碍，且文津国际酒店处于正常经营中且盈利，资产大于负债。对此，文津国际酒店提交了一份《文津酒店收发文登记表》，显示曹文娟在2019年9月9日签收的文件材料中包含一份2019年8月的股东会决议。硅谷兴业公司对《文津酒店收发文登记表》的真实性认可。文津国际酒店还提交了2011年度、2012年度、2018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文津酒店在2011年度的股东权益期末余额为-15487653.75元，2012年股东权益期末余额为10441983.87元，2018年的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129139627.64元，硅谷兴业公司对于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另查，硅谷兴业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故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硅谷兴业公司要求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司法强制解散的法定条件。根据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解散公司的前提是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化解。就本案中文津国际酒店是否应当强制解散，本院具体评述如下：首先，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是指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开”和“无法达成有效决议”的情形。根据本案在案证据显示，文津国际酒店在2017年7月、8月、11月、2018年9月、2019年8月均召开了股东会，在2012年8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召开了十四次董事会。而硅谷兴业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并未证明文津国际酒店存在其所主张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董事长期冲突的情况，本院对其相应主张不予采信。而且，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硅谷兴业公司作为持有文津国际酒店21.41％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主持股东会。本案诉讼中，硅谷兴业公司亦称其未曾提议并召集股东会，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硅谷兴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文津国际酒店无法召开股东会或无法达成有效决议。其次，从公司的经营状况来看，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文津国际酒店并未处于异常经营状态。且文津国际酒店作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其经营状况必然系动态变化的过程，本案中，文津国际酒店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2018年的股东权益期末相较2011、2012年均有增加，前述报告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津国际酒店经营在此年份间的经营状况，在硅谷兴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未显示文津国际酒店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无法得出文津酒店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再次，对于存在多个股东的公司而言，在正常情况下，公司的存续与否不仅仅涉及股东一方的利益，公司交易对象、公司职工甚至与公司相关的社会利益都与公司的持续经营情况密切相关。随意终止公司无疑会对公司股东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破坏交易秩序的稳定。解散公司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尚有其他可能的方法来解决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如公司股东内部转让股权、对外转让股权、通过减资程序撤销股东身份等方式的，均不宜直接司法强制解散公司。而就本案情况，并未显示前述途径均已穷尽且均无法解决文津国际酒店公司股东间的纠纷。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认为，硅谷兴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文津国际酒店符合解散公司之法定情形，故其要求解散文津国际酒店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原告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 斌人民陪审员  张永慧人民陪审员  袁 卫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宋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