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1037号原告：蔡梁，男，197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渊智，系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宇，系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学文，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名献，系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九园工业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5534417545。法定代表人：李鑫。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暄，系该公司员工。原告蔡梁诉被告吉学文、第三人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皋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渊智、曾宇，被告吉学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名献，第三人东皋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梁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出售权益1614041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191038.24元【违约金以1614041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6月30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661117.2元）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时止，暂计至2020年6月22日（为529921.04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系第三人的股东，2016年7月，经李鑫介绍，原告（委托方）、被告（受托方）、第三人（标的方）、李鑫（担保方）和刘浩（见证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协议书确认截止至本协议书签订时，被告共拥有第三人股权945.6万股（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6月30日被告所持有第三人公司的股权比例为8.39%）。协议书约定被告以每股5.31元的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第三人482.4万股股权给原告，股权转让款的总金额为2561.5万元人民币；同时原、被告双方约定在原告支付完全部股权转让款后，由被告代持该482.4万股股权。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己于2016年7月19日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即被告自2016年7月19日起己开始代持原告的股权，代持原告的股权占其所持有股权的51.0152%。2017年6月29日，被告与北京双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双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所持有的第三人的3.51%股权以每股8元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双杰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总金额为31638416元。该协议订立后被告并未告知原告股权转让之事宜，且在之后也未告知原告其己与北京双杰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更未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三条第1款约定，被告作为原告委托的持股人，应勤勉尽责地行使法律赋予股份持有人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向原告告知第三人的相关信息和内容；第三条第4款约定，如果第三人未来在中国A股上市或者被A股上市公司并购，那么该482.4万股（以及后面可能由此产生的分红，送股等增值权益）解禁后，被告同意按照原告的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要求来出售该股权，并将处置股权收益及时支付给原告，或按照原告要求，将该解禁后的股份过户给原告。如果原告没有特别要求，则被告在股权解禁后出售时，同一时段原、被告分别按在被告名下的总股权数比例享受股权出售权益。《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任何一方违约的，须向守约方赔偿损失。2019年8月5日，原告委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向被告致律师函，要求被告履行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中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收益款项，即被告应当按照51.0152%的比例向原告支付31638416元×51.0152%=16140401.1992元股权出售权益。但被告在收到该律师函后并未予以理会，始终未能与原告积极沟通。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是双方在真实、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诚实信用的履行该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协议书订立后，原告己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被告也按照约定代持原告的股权，该协议书双方己经实际履行。现被告未经原告书面同意，私自转让代持原告股权的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协议约定，而且也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被告还需按双方持股比例向原告支付相关股权出售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诉至贵院，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吉学文辩称，一、被告出让的不是原告股份，原告主张享有股权出售权益，无事实基础。2016年7、8月份，被告以同等条件向原告以外的宋艳秋、曲文伟出售股份并代持。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后，宋艳秋支付1600万元，曲文伟支付500万元，均有银行流水的转账凭证，足以证明交易事实和被告代持宋艳秋、曲文伟395.4802万股的事实。2017年6月29日被告向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出让的395.4802万股股份数额是被告代持宋艳秋、曲文伟股份之和。事后被告向宋艳秋、曲文伟支付相应款项，并签订协议确定支付内容和收益分配。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向宋艳秋、曲文伟支付出让款，出让股份数额与被告代持宋艳秋、曲文伟股份总额是相同的，相互映证了被告该次出让的是宋艳秋、曲文伟股份，而不是出让原告的股份。二、原告没有同意或指令被告出让股份，没有出现假设约定的交易情形，原告不能按比例享有股权出售权益。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2条明确约定被告非经原告书面同意不得出让原告股份。原告也无书面同意被告出让股份，被告也未出让原告股份。至今被告持有的股份数额大于其代持原告的股份数额，在无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股份已归原告以外的第三人所有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被告持有的股份仍包含原告委托代持的股份为宜。《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3条第4款是“如果＂的假设约定，假设约定的是在证券交易市场竞价出售股份的情形。因股份系种类物，在竞价交易中无法区分出售的是原告还是被告的股份，原告又不可能明确出让的价格，因此双方只能约定以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按比例享有出让权益。同时该条款并没有否定原告的书面同意，在证券市场交易中，被告出售代持原告的股权，仍然需要原告书面同意的。只是当股票在证券市场交易的前提下，又有了一个区间的慨念，赋予代持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价格范围内出让股份的权利。2017年6月29日被告向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出让3954802万股，因为不是在证券交易市场的竞价出售，所以原告主张按比例享有出售股份权益的理由不成立。第三人东皋膜公司回应称，我方认为双方的股权转让交易与我方无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均与我方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方不应该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原告（委托方、合同甲方）、被告（受托方、合同乙方）、李鑫（担保方、合同丙方）、第三人（标的方，合同丁方）和刘浩（见证方、合同戊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该协议书各方确认，截止至该协议书签订时，被告共拥有第三人东皋膜公司股权945.6万股。该协议书约定：由被告以每股5.31元的价格，将其所持的东皋膜公司股权中的482.4万股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款总额为2561.5万元由原告在该协议书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原告支付完全部股权转让款后，该482.4万股股权归原告所有，原、被告双方同意由被告代持该482.4万股股权；非经原告同意，被告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对原告委托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赠与、转委托或在其股权上设置担保、抵押和做出其他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被告作为原告委托的持股人，应勤勉尽责地行驶法律赋予股份持有人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向原告告知第三人东皋膜公司的相关信息和内容。该《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还约定，如果东皋膜公司将来能够在中国A股上市或被A股上市公司收购，那么该482.4万股（以及后面可能由此产生的分红，送股等增值权益）解禁后，被告同意按照原告的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要求来出售该股权，并将处置股权收益及时支付给原告，或按照原告要求，将该解禁后的股份过户给原告。如果原告没有特别要求，则被告在股权解禁后出售时，同一时段原、被告分别按在被告名下的总股权数比例享受股权出售权益。《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如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2561.5万元，原告受让的482.4万股东皋膜公司的股权则由被告代为持有。后北京双杰公司（该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向东皋膜公司的股东收购了部分东皋膜公司的股份，其中向被告吉学文收购了395.4802万股，每股收购价为8元。根据北京双杰公司发布的《关于收购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显示，北京双杰公司经该次收购，成为持有东皋膜公司42.97%的第一大股东。被告吉学文称其在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将所持东皋膜公司的482.4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后，其又于2016年8月分别与案外人宋艳秋、曲文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将剩余股权中的301.3183万股转让给了宋艳秋，把94.1619万股转让给了曲文伟，单股转让价格均为5.31元，宋艳秋已经向吉学文支付1600万元转让款，曲文伟也已向吉学文支付500万元转让款。上述向北京双杰公司出让的395.4802万股东皋膜公司股权出让的是宋艳秋和曲文伟所购买的股权，并非原告的股权。为证实该陈述，被告提交了其分别与宋艳秋、曲文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宋艳秋、曲文伟的股权代持收益资金处理协议》、被告名下尾号为7222的银行账户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予以证实。其中被告与宋艳秋、曲文伟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内容除委托方、转让股权数等内容原被告间所签《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不同外，其他条款基本一致。《宋艳秋、曲文伟的股权代持收益资金处理协议》其中约定，因被告吉学文于2017年6月将名下395.4802万股股权转让给北京双杰公司，扣税后，北京双杰公司支付对应股权转让金26477916元，对应宋艳秋、曲文伟的股权投资转让后实际获利547.7916万元，吉学文已经分多次向宋艳秋、曲文伟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收益款，截至2020年6月底，吉学文尚欠宋艳秋、曲文伟股权投资收益资金共计70万元。被告名下尾号为7222的银行账户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1、宋艳秋分别于2016年8月8日和8月12日共分三笔向吉学文转账1600万元；2、曲文伟于2016年8月9日向吉学文转账500万元；3、北京双杰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向吉学文转账4745762.40元；4、吉学文于2017年7月10日向宋艳秋转账4745762.40元；5、北京双杰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向吉学文转账17401128.80元；6、吉学文于2017年7月31日向宋艳秋转账1000万元；7、吉学文于2017年8月1日向曲文伟转账500万元、向宋艳秋转账1254237.6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被告从未告知其有将剩余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宋艳秋、曲文伟。另外，被告还向本院提交了上述北京双杰公司发布的《关于收购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以及《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股票复牌的公告》，拟证实北京双杰公司收购吉学文所持东皋膜公司股份，不是在中国A股上市，也不属于被A股上市公司并购，故不能适用原被告所签《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关于“如果东皋膜公司将来能够在中国A股上市或被A股上市公司收购，那么该482.4万股（以及后面可能由此产生的分红，送股等增值权益）解禁后，被告同意按照原告的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要求来出售该股权，并将处置股权收益及时支付给原告，或按照原告要求，将该解禁后的股份过户给原告。如果原告没有特别要求，则被告在股权解禁后出售时，同一时段原、被告分别按在被告名下的总股权数比例享受股权出售权益。”的约定。原告对上述三份公告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北京双杰公司已经通过收购行为成为东皋膜公司的控股股东，应视为已完成对东皋膜公司的并购，并由此认为合同约定的股权收益款支付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按原告股权占被告全部所持股权的比例支付股权转让收益款。被告解释，双方已约定若被告要出让所代持的原告股权，必须经原告同意，而双方当时之所以会有上述第三条第4款内容的约定，是考虑到如果东皋膜公司在A股上市或被A股上市公司并购，那么原告的股权就可以在A股竞价交易，而被告名下既有代持的原告股权，又有自己的股权，到时竞价卖出的股权将无法区分卖的是谁的股权，所以就约定“按照原告的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要求来出售该股权”和“如果原告没有特别要求，则被告在股权解禁后出售时，同一时段原、被告分别按在被告名下的总股权数比例享受股权出售权益”的内容。庭审中，原告称因被告从未告知其北京双杰公司想要收购东皋膜公司部分股权的事宜，故也就无法授权被告将其所代持股份出让给北京双杰公司。吉学文则称，因当时很多股东都期待将来东皋膜公司可能会被北京双杰公司并购，而如果被成功并购的话，东皋膜公司的股权价格将大幅提升，故并不愿意以每股8元的单价出让给北京双杰公司。所以当时将宋艳秋和曲伟文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双杰公司时，宋艳秋和曲伟文是不太乐意的。另外，在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后，原告又补充提交了7组证据，7组证据均是为了证明被告将代持原告的股票用于为北京双杰公司的保证提供反担保。因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与其诉请无关，且已过了举证期限，故本院不采纳为本案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向北京双杰公司出让的395.4802万股股权究竟是谁的股权。根据被告提交的与宋艳秋、曲文伟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以及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反映的宋艳秋于2016年8月8日和8月12日向吉学文转账1600万元，曲文伟于2016年8月9日向吉学文转账500万元的事实，可以确认被告吉学文确已于2016年8月将自己持有的东皋膜公司的395.4802万股股权转让给了宋艳秋和曲文伟（其中宋艳秋受让301.3183万股、曲文伟受让94.1619万股），且均约定仍由被告吉学文代持。故实际上被告吉学文所持的945.6万股东皋膜公司股权中，有482.4万股是原告的，301.3183万股是宋艳秋的，94.1619万股是曲伟文的，剩余67.7198万股是被告自己的。那么被告吉学文向北京双方公司出售的395.4802万股股权是谁的？首先，原、被告双方在《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未经原告同意，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原告委托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赠与、转委托等。对此约定原告庭审中也认可。而吉学文2017年6月29日向北京双杰公司出让395.4802万股股权的行为并非经原告指令或授权，也不是经原告同意后出让。其次，被告吉学文向北京双杰公司出让的股权数额小于扣除代原告持有的482.4万股外吉学文还持有的剩余股权额（包括自持和代宋艳秋、曲文伟持有），故被告所出售股权可以不是原告的股权。第三，被告出让给北京双杰公司的股权数额395.4802万股刚好与宋艳秋、曲文伟两人持有的股权总额相同。第四、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反映，北京双杰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向吉学文支付4745762.40元股权转让款，吉学文在2017年7月10日将北京双杰公司支付的该笔转让款全数转给了宋艳秋；北京双杰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再向吉学文支付17401128.80元股权转让款，吉学文则在2017年7月31日将其中的1000万元转给了宋艳秋，于2017年8月1日将其中的500万元转给了曲文伟，将1254237.60元转给了宋艳秋。根据以上事实，本院对被告提出的出让给北京双杰公司的395.4802万股股权系宋艳秋和曲文伟的股权，而非原告股权的抗辩予以采信。至于原、被告间《股权转让及收益委托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约定的“如果东皋膜公司未来在中国A股上市或者被A股上市公司并购，那么该482.4万股（以及后面可能由此产生的分红，送股等增值权益）解禁后，被告同意按照原告的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要求来出售该股权，并将处置股权收益及时支付给原告，或按照原告要求，将该解禁后的股份过户给原告。如果原告没有特别要求，则被告在股权解禁后出售时，同一时段原、被告分别按在被告名下的总股权数比例享受股权出售权益”。从双方在协议第二条约定被告出售原告的股权需经原告同意的情形，显然第三条的约定是双方对出现东皋膜公司未来在中国A股上市或者被A股上市公司并购这两种特殊情形时代持股权处置的例外约定。既然对这两种情形做特别约定，应是双方考虑到这两种情形下，仅有第二条的约定不能够较好的规范原告股权的出售，不做特别约定，双方届时难以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但当本院询问双方为何会做此约定时，原告没有对双方为何作出该例外约定作出合理解释。被告则称，双方之所以会对这两种特殊情形做例外约定，是考虑到出现这两种特殊情形后，原告的股权将可以到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由于协议签订时，被告名下既有原告的股票，又有自己的股票，而股票是种类物，无法具体区分权属，为避免竞价交易情形下，双方对所出售股权归属产生纠纷，双方才在该款约定在经原告同意的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内出售的股票，原、被告分别按在被告名下的总股权数比例享受股权出售权益。本院认为，被告对该例外约定的背景所做解释合乎逻辑，故本院采信被告的解释。现被告所出售的395.4802万股股权并非是在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的情形下售出，故不能按该条款的约定比例分享股权出售权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梁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4968元，由原告蔡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会兰人民陪审员  黄志强人民陪审员  何紫欣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