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02民初9983号 原告大连富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恒利园20号-22号公建。 法定代表人张榕，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洪君，系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风景街6号。 负责人唐纯哲，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雪峰，系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洁，系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富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洪君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孙雪峰、李洁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指定专营店委托代办协议》，原告系被告指定专营店，授权其代表被告从事代办移动电话入网等业务，被告按酬金支付周期向原告支付代办酬金。2012年11月30日，被告向各营业部、专营店发布大移（市）通（2012)318号《关于丰富和调整四季度终端营销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通过代办酬金政策带动常态化销售的提升，常态化销售酬金发放规则（详见通知）。为了进一步推广常态化销售政策，辽宁省公司和大连分公司（被告）在沈阳举办《2013年辽宁省迎春终端订购暨渠道商大会》，新增HTC528、HTC329等机型，HTC528手机销售酬金215元/台、考核酬金215元/台。HTC329手机销售酬金195元/台、考核酬金200元/台。常态化销售政策和本次订货会渠道经销商所订购的零售价在600元以上的常态化机型达到3000台以上，且在3月31日前实现销售录入系统，市公司（被告）在原有代办酬金基础上，额外提供50元/部的奖励酬金。原告筹资订购HTC528手机1440台、HTC329手机3500台，并于2013年1月和2月入网销售HTC528手机1440台、HTC329手机3000台。按被告通知规定，原告应当得到HTC329手机销售酬金585000.00元、考核酬金600000.00元；HTC528手机销售酬金309600.00元、考核酬金309600.00元；达量奖222000.00元。合计2026200.00元。被告于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1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6台，金额为1170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1月录入HTC329考核酬金6台，金额为1200元;2014年4月支付2013年1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1494台，金额为291330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509台，金额为99255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329考核酬金509台，金额为101800元;2014年4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991台，金额为193245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528t销售酬金427台，金额为91805元；2014年4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528t销售酬金1013台，金额为217795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528t考核酬金427台，金额为91805元。尚欠HTC329机型2485台考核酬金497000元和HTC528t机型1013台考核酬金217795元，欠达量奖酬金222000元。合计936795.00元。原告认为，其依据被告下发的318号文件及在沈阳举办的辽宁省迎春终端订购暨渠道商大会精神，销售4440台手机，且在3月31日前求入BOSS系统，符合达量奖要求，被告应当给付达量奖。被告虽然支付了销售酬金，但无正当理由仅支付部分考核酬金，不符合合同约定，显然无理。原告的主张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考核酬金714795元和达量奖酬金222000元，合计936795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15%计算）。 被告辩称：关于原告诉状中陈述的关于签订协议及内容及通知及渠道大会的内容均无异议，但对原告所陈述的购买机型及数量和入网销售有异议，我们不认可原告入网销售了。对于原告是否筹资订购了相应的手机及是否销售我们无法认可，根据原告现有证据我们也认为不能证明该事故，且原告是否订购了我们也不清楚，需要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关于原告说原告筹资订购的问题被告不清楚，需要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关于原告陈述的入网销售了，我们不认可。对于原告陈述的被告已经支付款项的时间和台数、型号予以认可，是我方在误以为对方真实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支付的，事实上并不应当支付。原告诉状中陈述的达量奖不应当计算，因为其是虚假的履行合同，不真实。 对于原告提供的沈阳天力金网通讯有限公司发给丛国宁邮件不认可，关于天力金网通讯公司的进货，原告提供了邮件、订货合同及收货证明，对邮件本身不能显示发件人和邮件人的身份，也不能证明相应的内容，订货合同和收货证明均为原告盖章不能证明订货合同已付款履行并真实收到该货物。原告予证明上述事实需要进一步举证，原告提供的发货时间和收货时间均晚于其相应号码开户时间，也就是录入系统的时间。说明是先录入的码，码录入了并不代表就卖了手机。更为重要的是对本案而言原告是否订货收货是次要的，被告是否应当付款取决于原告是否将所订购的货物真实的销售，并销售给了移动公司的客户，使移动公司产生经营收入。 关于原告提供的由沈阳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该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规定，不能确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沈阳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在没有任何财务凭证的情况下，为原告作证其购买具体型号的手机是不符合常理的。且原告除该证据外没有提供任何单方的订货合同及付款凭证是不符合常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本案而言原告是否订货收货是次要的，被告是否应当付款取决于原告是否将所订购的货物真实的销售，并销售给了移动公司的客户，使移动公司产生经营收入。被告稽核的是入录系统串码的数量，并不是手机的数量，并不意味着原告销售出去了产生了真实的客户。 关于原告提供的胡雪给原告的员工丛国宁发的邮件核对录入系统数量。该证据来源于双方邮件核对录入系统的数量，只是对录入系统数量的一个核对，对证明事项不认可，其认为该数量的核对可以证明被告确认原告销售并录入系统4440台手机，我们认为是偷换概念，该邮件只能证明录入的台数，并不能证明销售的情况。且胡雪能否代表被告真实意思有待核实。 关于原告提供的由被告移动公司员工胡雪给原告员工丛国宁发的邮件，内容为被告支付给原告销售酬金和考核酬金明细，即使邮件是真实的，也只是对支付款项及录入系统数量的核对，直至诉讼被告对录入系统的数量也并没有否认，只是认为原告没有进行真实的销售，所以不应当支付相应的酬金。邮件所确认的也仅是数量系统，不能因为被告曾错误的支付款项作为证据要求被告继续支付。 综上所述，一、原告据以提出诉讼请求的事实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规定，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有两种，一般情况下为“谁主张、谁举证”、特殊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应依法确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属一般情形，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合同价款，其依据的事实应为：其已依据全面履行合同、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依据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对上述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本案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是清晰的，即原告应将被告为其提供平台购得的终端“销售并录入”被告系统、考核酬金需满足考核条件。被告出台本次营销政策，为原告等代理商搭建平台、使其以优惠价格购得终端，并同意对原告销售并录入系统的终端及其消费行为支付酬金，其目的在于通过上述行为，使被告客户量增加，从而增加被告的通信业务量。终端单独地对外销售不录入被告系统或终端录入系统但未经销售产生真实客户均不能实现被告的合同目的，因此，原告“销售”及“录入”行为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原告目前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其录入及通信行为，不能证明已完成销售行为，尚未完成举证责任。被告已举证证明：1、原告可自行将终端串码及手机号码录入系统；2、原告可通过市场销售的设备自行产生通信数据；3、原告录入系统的号码统计数据异常。——在此情况下，原告更是对其“已完成销售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如果原告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二、对比正常数据及原告已录入系统的终端串码及手机号码的使用、消费情况，足以证明其异常性，原告存在恶意套取代办费的行为，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被告不予支付其代办酬金也符合代办协议的约定。通常情况下，同一基站销售出去的终端，其使用情况不具有高度的集中性（集中度约10%），案涉终端的使用却具有通话时长、通话次数、通话时间、通话基站、主被叫等高度集中的情况（其中主被叫高达100%，全部为主叫、基站集中度高达90%），一个基站的覆盖范围约一平方公里，一个代理商销售出去的手机90%以上在一个基站范围内、在相近时间内发生类似时长、类似次数的、全部为主叫的通话，在相近时间内发生类似时长、类似次数、类似流量的GPS业务，其数据足以说明相关业务仅为满足考核标准，在被告行业范围内，该种情况是可以直接认定为违规行为的，即使是按照普通人的判断标准，也足以理解其为异常情况。《代办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不得恶意套取代办费，违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关业务考核均由被告组织实施，被告根据案涉业务情况，不予支付其诉请费用亦符合合同约定。 三、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案涉业务始于2012年底，持续至2013年2月底，考核期结束于2013年5月底。依据代办协议约定，代办酬金应按月支付，则最晚至2013年6月底，公司应发放代办酬金。原告至今能拿出的证据为2016年9月向我方提出的律师函，但至该时间点，已超过当时适用的《民法通则》所确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其2017年4月立案诉讼一事，当时法院并未通知我方应诉，且同样已超诉讼时效；其撤诉行为，依法应视为其放弃请求国家保护其权利的主张，应当视为未起诉，不能发生时效的中断，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 四、原告在诉讼中反驳被告的观点均不能成立。1、关于原告声称其已举证证明购入4440台终端一节事实原告目前所举购入终端的证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其向天力金网购入3500台HTC329t的凭证，包括一份未显示附件的邮件及两张仅有原告盖章确认的订货合同、收货证明。根据合同显示，3500台HTCT329T合计金额623万元，订货时间不详，合同诸多款项空白，付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在原告至今不能提供发票或收据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该合同成立或真实履行；收货凭证仅有原告盖章确认，同样无法确认终端实际到货。另一部分是中邮普泰2017年9月提供的《情况说明》，该公司在“因合并重组及物流公司更换等原因不能提供详细数据”的情况下，可以清楚确定原告2012年底订购的具体机型，并在无财务账目的情况下，确定款项已付清，而原告也无法提供任何付款证据，仅凭借被告确认的原告录入系统的数据证明其购买了1440台Ｈ×××××，——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购买相应终端的事实。2、关于原告辩称被告批量放号给原告，导致现录入系统的号码登记为富缘公司名称的问题，被告将一批号码交由各代理商销售时，并不录入系统，因此不产生号码放给原告时登记为原告名称的问题，况且原告录入系统的使用人并不全是原告名称，有的登记在几个个人名下。系统中的号码使用人正常应该是实际购买人持身份证办理的，客户可以直接在代理商处填写“客户入网登记单”，只有不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客户，才需要到公司办理“业务变更单”，原始的、真实的号码使用人不应具有连续、重复的特点。3、关于原告称录入系统时间集中在三天之内是被告为“清理库存”，以“拒绝签订次年代办协议”相威胁的说法。首先该种说法完全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案涉活动是被告为推动3G消费推出的活动，机型是当年新的机型，不存在清理库存等问题。其次，被告推出该活动是为了增加真实客户，为此愿意向代理商支付相应的销售酬金、考核酬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告所说属实，被告在明知无客户的情况下，单方要求原告集中将终端串码、手机号码对应录入系统，产生应当支付原告费用的表象，目的何在？显然有悖常理。4、关于被告工作人员胡雪给原告发送电子邮件的问题。该邮件仅说明双方业务往来中沟通的过程，为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就录入系统数量的核对，与诉讼中法庭及双方对于数量的核对确认性质一致，不代表被告对于该部分款项应予支付的确认。事实上，原告与被告每次结算报酬时，均需要办理“支据”，双方对“支据”上的数量、款项的等确认一致后盖章、签字，才能完成被告对原告应付款项的确认，邮件不能形成对原告诉请的确认。被告未为原告办理剩余代办费用的支取手续，正是因为存在对原告销售的真实性有异议、酬金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等问题，原告所述“被告在诉讼期间才提出原告的销售不符合业务规则”与事实不符。 五、根据另案报案的情况显示，就案涉业务，当时大连大部分的代理商均是通过虚假操作的方式企图获得高额利润，该种行为不应获得法律的支持。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商，本负有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义务。由于被告对原告代理商身份的信任，已错误发放数十万元销售酬金。被告为原告搭建平台，使其以远低于市场的成本价格获得终端，终端销售本身即可使其获得一部分批零收益，如其完成销售并录入被告系统的合同义务，则被告又支付其高额酬金。该业务只要正常进行，被告有足够的能力承担经营风险。但原告置诚信于不顾，恶意套取代办费，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理由称：原告大连富缘公司与被告移动公司有多年的委托业务，双方委托交易习惯是，每年签订一份《指定专营店委托代办协议》，每次业务都是依据被告下发的文件或者指令代办业务，被告依据其下发的文件结合录入系统数据和入网登记材料进行稽核验收，符合规定的支付酬金，不符合规定的通知原告确认。本案的常态化销售业务，亦是按照上述习惯办理的，是否符合代办规则由被告核实确认。但被告时隔6年，在原告提起诉讼时才提出不符合销售规则，显然于法无据。被告应当立即支付欠付原告酬金和达量奖。理由如下所述：关于原告订购手机数量和机型问题，虽不是318号文件考核内容，但为了便于合议庭查明事实，原告亦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由于手机订购不是318号文件考核的内容，原告没有保留订购手机和销售手机发票，在业务进行中，被告也没有要求原告提供订购手机和销售手机发票，致使关于订购手机的相关证据不完整。但原告针对被告庭审提出的质疑，原告本次庭审向合议庭提供的证据四天力金网到货签收和订货合同邮件、订货合同和收货证明。证明原告从天力金网处订购HTCT329T手机3500台，实际销售录入系统3000台；证据五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从中邮公司订购HTC528T手机，货款全部付清。订购手机的机型和数量不是318号文件考核的条件，否则，原告会向发货方索要发票等相关证据。证据五虽未载明具体数量，但从原告销售并录入被告系统的数据可见是1440台。被告当庭予以否认录入系统数据，但被告答辩时承认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已经支付手机台数和酬金金额没有异议。另，邮件载明被告于2013年10月支付HTC329销售酬金515台，金额为100425元，2014年4月支付HTC329销售酬金2485台，金额为484575元，HTC329合计3000台；2013年10月支付HTC528T销售酬金427台，金额为91805元；2014年4月支付HTC528T销售酬金1013台，金额为217795元，HTC528T手机合计1440台，总计4440台。由此可见，证据四和证据五再结合被告发送的邮件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原告订购手机数量4940台。 关于如何认定原告销售并录入BOSS系统数量问题，我们应当遵循双方当事人多年的交易习惯和本案销售的特殊性予以认定。首先，原告依据318号文件确定的机型在终端平台订购4944台手机，并支付了等价金额。实际销售并录入系统数量为4440台。终端公司将原告订购的手机“串码”发送给被告备案。该批次手机只有原告有权销售入网，其他公司无权销售入网。为了符合318号文件销售规则，原告又向被告申请同量的手机号码，被告以原告富缘公司名义批量放号给原告，因原告没有权利变更批量放号名称，所以销售后系统仍然记载放号时的名称富缘公司。原告在销售时将手机串码和手机号码捆绑录入被告移动公司BOSS系统，原告再为购买手机的客户打印“客户入网登记单和移动业务变更单”，该登记单一式二份，第一联交付给被告稽核，第二联交给客户，客户可以持变更单将原富缘名下的号码持有人变更为实际客户人名下。但是，是否变更取决于客户，原告无法左右客户的意愿。手机销售后客户在使用手机时势必产生话费和流量等费用，被告依据入网登记单和手机发生的费用来考核原告是否完成318号文件项下的任务，并未要求原告需提供销售给客户发票或者其他凭证。被告亦是按照318号文件规定的规则进行考核，扣划客户手机使用期间的费用。如果被告认为原告没有按照318号文件操作，被告应当提供客户从入网至5个月期间通话或者流量产生的明细，不应当仅以怀疑要求原告提供销售发票。由被告支付的酬金数量可见，被告已经支付4440台销售酬金。被告在答辩时对其支付4440台销售酬金金额认可。依据证据规则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原告销售并录入系统是4440台。 关于被告辩称，录入系统的时间集中在三天，不符合正常市场销售情况。正常的销售应当符合正常的销售秩序，不正常的销售策略当然不可能符合正常销售秩序。本案中，318号文件项下的常态化销售业务是为了清理库存，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被告向全市代理商下发以支付销售酬金和考核酬金作为促销手段。由于终端公司提供的机型老旧，加上在短时间内无法达到318号文件规则，起初没有多少家代理商参加，为此被告于2012年12月17日在沈阳皇朝万鑫酒店举办《关于组织参加2013年迎春终端订购暨渠道商大会》，本次会议除了动员代理商积极参与，又增加机型并承诺订购数量达到3000台以上，每台给予50元奖励。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商如果不参加本次业务，有可能被告以未完成任务为由拒绝续签下一年度代办协议。原告没有办法，为了帮助被告完成清理库存任务，自筹资金订购手机，将被告给与的优惠政策—销售酬金、考核酬金和达量奖再通过打折的方式让利给客户，如果不打折出售短时间无法完成销售任务。因为全市大小代理商共有200余家参与本次业务，各代理商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卖出，早日收回成本，避免挤压库存，都是打折出售。短时间大量代理商同时录入数据造成录入系统拥挤，被告为了不使系统出问题，要求代理商分批在移动公司集中录入系统。所以出现录入系统相对集中，不足为怪。 关于被告工作人员胡雪给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是对原告代办业务的确认，应当具有法律效力。被告的工作人员胡雪多次代表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指导原告代办业务具体操作，2016年6月因被告拖欠酬金没有给付，亦没有通知原告不合格数据，为此原告要求与被告核对常态化销售业务数量，被告工作人员将2014年4月稽核后的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原告，确认原告销售并录入系统4440台，支付4440台销售酬金和部分考核酬金。原告对此没有异议并予以认可。该邮件是原告办理代办业务后，经被告稽核确认的，并记录在被告公司系统账面上，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被告在庭审时辩称，因充分信任代理商对该数据没有稽核的说词，有悖事实。首先，《代办协议附件》第7条约定，乙方（原告）应保证其发展的客户资料的真实性，在次日将客户登记单交甲方（被告）稽核。客户资料与客户所提供证件不符合，甲方有权利进行停机调查。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没有将入网登记单交付给被告或者交付的资料与实际不符，被告系统不可能载明原告代办业务的具体数据。其次，本次业务考核依据是318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常态化销售终端IMEI销售次月起每月在省内移动网上产生3次以上有效通话或2M以上省内上网流量。考核周期为销售终端第2个月-第4个月。在考核周期内出现1个月及以上不符合支付条件的，针对该部分销量不予支付考核酬金；每月均满足通话次数或流量消费条件的，针对该部分销量全额支付考核酬金”。由此规则可见，被告应当在销售后次月至5个月周期内进行审查，本次业务截至2013年2月末，也就是应当在7月末被告应当审核完毕。如果未在该周期内审核，应视为原告代办业务符合规则。被告当庭提出没有审核，时隔5年提出原告代办业务不符合规则没有法律依据。第三，被告根据客户使用手机产生的通话费、流量等费用进行扣划，说明被告认可原告代办业务符合规则。如果被告认为不符合规则，应当将这些客户作停机调查。而被告对这些客户并没有停机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依据被告下发的指令办理销售业务是否符合规则，被告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核，被告在规定的期限内审核完毕，没有通知原告的，视为原告办理业务符合规则要求，且被告已经支付4440台销售酬金，更进一步确认原告代办业务符合规则。被告应当支付剩余考核酬金和达量奖。请合议庭予以支持原告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30日，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向各营业部、专营店发布大移（市）通（2012)318号《关于丰富和调整四季度终端营销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通过代办酬金政策带动常态化销售的提升，常态化销售酬金发放规则。其中第二条规定，1、销售酬金，终端销售实现并录入BOSS系统的次月发放，不考核在网及通话情况；2、考核酬金，终端销售实现并录入BOSS系统的次月发放，针对销售终端第2个月—第4个月IMEI在网通话及流量情况进行考核，并在销售后第5个月按扣减完不符合发放酬金要求的酬金后金额支付。（在考核周期内出现1个月及以上不符合支付条件的，针对该部分销量不予支付考核酬金，考核周期内每月均满足通话次数或流量消费条件的，针对该部分销量全额支付考核酬金）；3、IMEI是否符合条件的判断标准：常态化销售终端IMEI销售次月起在省内移动网上产生3次以上有效通话或2M以上省内上网流量。该通知的附件1合约计划营销政策调整规定了各种机型的建议零售价、预存话费返还方式、支付酬金金额、代理平台、销售状态、终端补贴结算金额、销售酬金、考核酬金等内容。其中，HTC528手机销售酬金215元/台、考核酬金215元/台。HTC329手机销售酬金195元/台、考核酬金200元/台。 2012年12月4日，原告大连富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签订了一份《指定专营店委托代办协议》，原告（甲方）系被告（乙方）指定专营店，授权其代表被告从事代办移动电话入网等业务，被告按酬金支付周期向原告支付代办酬金。委托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酬金标准按甲方制定的统一标准执行，酬金结算以一个月作为结算周期。该协议第六条约定了被告委托原告的经营范围。第八条约定了违约责任，其中第七项约定，在协议期间，如乙方恶意套取酬金等违规行为，甲方有权视情节扣除乙方缴纳的保证金，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其他法律责任；第八项约定，甲方对乙方的业务规定、管理办法为本合同的附加部分，若乙方在合同期限内违反甲方的业务规定和管理办法，甲方有权视情节扣除乙方缴纳的保证金，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其他法律责任； 2012年12月7日，被告及其上级公司在沈阳召开了“2013年辽宁省迎春终端订购暨渠道商大会”，被告发出了“大连分公司双签会奖励政策”的通知，规定了渠道商裸机提货达量奖，本次订货会渠道经销商所订购的零售价在600元以上的常态化机型达到3000台以上，且在3月31日前实现销售录入系统，被告在原有代办酬金基础上，额外提供50元/部的奖励酬金（奖励酬金的考核标准按照省公司现行常态裸机考核酬金的支付要求执行，如出现窜货、漂货行为每部手机扣罚3,000元）。嗣后，原告在沈阳天力金网通讯有限公司订购HTC329T手机3,500台，总货款为623万元，自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1月18日，原告实际收到货物3,000台，同时申请了上述手机的串码，并向被告申请了上述手机的与每个串码对应的号码，并在2013年1月将1,500台的手机录入被告的销售系统，在2013年2月将1,500台的手机录入被告的销售系统，同时录入系统还有HTC528T手机1,440台。对此原告提供了其与沈阳天力金网通讯有限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及该公司发给原告业务人员（丛国宁）的电子邮件、沈阳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被告对此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已实际履行了合同和真实的收到货物，因为发货时间和收货时间均晚于手机串码和号码的录入时间，同时也不能证明原告已将上述手机真实的销售给被告真实的客户，从而使被告受益。另HTC329T机型录入系统的客户名称有14名自然人，平均每人106部，且存在一人名下身份信息不同，其余均为原告企业名称；另1483部手机集中开户，开户时间集中在2012年7月24日和25日，余下的11部开户时间集中在2012年8月8日；录入系统的行为不能证明原告已实际销售，故认为原告存在串货、漂货行为。原告对此未能提供将上述手机销售的相关凭证，认为无权审查、保留手机购买人或使用人的真实身份。针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其所提供相关证据，能够证明。 再查，被告认为原告入网的手机通话数据异常，存在窜货、漂货行为。对此被告提供了原告入网手机的通话信息数据，该数据显示，2013年1月录入系统的1500台Ｈ×××××机型，有1241台手机终端当月通话4次，通话时长集中在31至33分钟，15台通话为5次，集中在50分钟，40台为8次，集中在65分钟，2台为9次，集中在70分钟，1台为90次，通话时长7796分钟，1台为652次，时长31023分钟；2013年2月录入系统的2940台（含HTC329T机型和HTC528T机型），其中2886台手机终端当月通话均为15次，通话时长均集中在130分钟左右，其余手机终端通话集中在12次（109分钟）、13次（118分钟）、14次等等，即在同一通话次数内的手机终端通话时长整齐一致。被告还提供2013年1月销售终端信号系统显示的通话位置，集中在3个基站下，其中30%集中在一个基站下。被告还提供了2013年2月的统计数据，通话位置集中在一个基站下。被告提供的上述数据以证明原告涉案的手机终端通话数据异常，与正常真实用户数据不符。 2016年6月28日，被告员工胡雪向原告业务员丛国宁发送电子邮件，确认终端文件的考核数据，包括销售酬金、考核酬金等。被告于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1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6台，金额为1170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1月录入HTC329考核酬金6台，金额为1200元;2014年4月支付2013年1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1494台，金额为291330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509台，金额为99255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329考核酬金509台，金额为101800元;2014年4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329销售酬金991台，金额为193245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528t销售酬金427台，金额为91805元；2014年4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528t销售酬金1013台，金额为217795元；2013年10月支付2013年2月录入HTC528t考核酬金427台，金额为91805元。被告尚有HTC329机型2485台考核酬金497000元和HTC528t机型1013台考核酬金217795元未给付原告，达量奖酬金222000元亦未给付原告，合计936795元。 又查，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向本院对被告提起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并于2017年11月24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及其他相关诉讼文书，2017年12月1日原告申请撤诉，本院于同年12月5日作出准予撤诉裁定书。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大移（市）通（2012)318号《关于丰富和调整四季度终端营销政策的通知》、《指定专营店委托代办协议》、“大连分公司双签会奖励政策”的通知、《关于组织参加2013年迎春终端订购暨渠道商大会》、电子邮件和被告提供的手机终端数据等及原、被告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对大移（市）通（2012)318号《关于丰富和调整四季度终端营销政策的通知》、《指定专营店委托代办协议》、“大连分公司双签会奖励政策”的通知均无异议，上述文件、协议及通知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双方应依据上述文书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双方履行义务后能否产生实际经济收益与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具有必然性，只要双方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即应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关于原告请求的考核酬金，大移（市）通（2012)318号《关于丰富和调整四季度终端营销政策的通知》第二条2项规定，考核酬金，终端销售实现并录入BOSS系统的次月发放，针对销售终端第2个月—第4个月IMEI在网通话及流量情况进行考核，并在销售后第5个月按扣减完不符合发放酬金要求的酬金后金额支付。（在考核周期内出现1个月及以上不符合支付条件的，针对该部分销量不予支付考核酬金，考核周期内每月均满足通话次数或流量消费条件的，针对该部分销量全额支付考核酬金）；第3项规定，IMEI是否符合条件的判断标准：常态化销售终端IMEI销售次月起在省内移动网上产生3次以上有效通话或2M以上省内上网流量。该通知的附件1合约计划营销政策调整规定了各种机型的建议零售价、预存话费返还方式、支付酬金金额、代理平台、销售状态、终端补贴结算金额、销售酬金、考核酬金等内容。其中，HTC528手机考核酬金215元/台。HTC329手机考核酬金200元/台。针对上述规定，原告提供了购买手机的订货合同、情况说明等证据，虽然上述证据存在瑕疵，但被告无证据否定原告购买手机的事实，且原告对此还提供了电话号码、串码数据及被告业务人员胡雪和原告业务人员丛国宁的电子邮件，且被告已分次向原告支付了销售酬金，故可以认定原告购买并销售手机的事实存在，数量真实，故可以认定原告已完成了终端销售实现并录入BOSS系统，且被告已给付原告部分考核酬金，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对此提供了大量终端数据，以证明原告存在漂货、串货行为，即履行合同不真实，该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异常，与常态不符，但不能证明原告未按照约定和规定全面履行合同，故被告应对其称原告存在恶意套取代办费的行为举证证明，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意见，因此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请求的达量奖酬金，被告发出的“大连分公司双签会奖励政策”的通知中规定了渠道商裸机提货达量奖，本次订货会渠道经销商所订购的零售价在600元以上的常态化机型达到3000台以上，且在3月31日前实现销售录入系统，被告在原有代办酬金基础上，额外提供50元/部的奖励酬金（奖励酬金的考核标准按照省公司现行常态裸机考核酬金的支付要求执行，如出现窜货、漂货行为每部手机扣罚3,000元）。通过上述论述及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购买的手机每台已超过600元，实际购买数量为4440台，已超过3000台，按照奖励政策规定，被告理应按原告的实际购买数量给付原告达量奖，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的利息，因原告未能提供具体的计算方法、数额和合同依据，亦未缴纳诉讼费，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称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原告已于2017年4月曾提起过诉讼，且于当年11月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原告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到达了义务人即被告，诉讼时效已中断，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给付原告大连富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考核酬金714795元、达量奖酬金222000元，合计人民币93679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17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业强 人民陪审员  陈 萍 人民陪审员  王秀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