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602民初406号原告：任红，女，1962年9月27日出生，满族，住丹东市元宝区。法定代理人：吴光明（系原告任红儿子），男，1985年7月8日出生，满族，住丹东市元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科，系辽宁天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慧，女，198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振安区。法定代理人：韩军玲（系被告周慧母亲），女，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振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强，系丹东市振兴区良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丹东市第三医院。住所地：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文化路264号。法定代表人：李宁，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女，198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系该院医师，住丹东市振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系辽宁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军玲，女，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振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兴艺，男，1953年7月8日出生，汉族，系辽宁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工作人员，住宽甸满族自治县。原告任红与被告周慧、被告丹东市第三医院（以下简称丹东三院）、被告韩军玲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红的法定代理人吴光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科、被告周慧的法定代理人韩军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强、被告丹东三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和王军、被告韩军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兴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周慧与丹东三院共同赔偿任红1.医药费9186元；2.护理费16268元（166元×98天，自2019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3.伙食补助费400元（50元×8天）；4.交通费32元（4元×8天）；5.人民法院依法委托鉴定部门对原告伤残进行肢体伤残等级鉴定，并根据评残后增加诉讼请求数额。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以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三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90906.73元，其中，医疗费9186.43元、伙食补助费400元（8天×50元/天）、交通费16元（8天×2元/天）、护理费8天×144元/天=1152元（2019城镇居民服务业标准）；误工费98天×102元/天=9996元（2019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伤残赔偿金59402元（29701元/年×20年×10%）、精神抚慰金8910.3元（29701元/年×3年×10%）、鉴定费1844元。二、请求判令三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鉴定费由三名被告承担。诉讼中，任红就其诉讼请求并明确：本案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起诉请求被告共同承担责任，或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即该哪名被告承担责任，就由哪名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法定监护人系母子关系，周慧和法定监护人系母女关系。原告早年患有精神分裂症，2019年4月3日因发病住进丹东三院精神四科90床住院治疗，该科实行封闭管理，不允许家属陪护，治疗期间，由医生和护士实行全程监护。2019年8月18日上午，原告的监护人去丹东三院探视母亲，丹东三院医生告知原告的监护人：原告最近两天病情加重，不适合家属探视，原告的监护人当即感到疑惑，因为平时原告家属来探视时，都允许和原告见面，这次为什么不让见面？于是，原告的监护人坚持要见母亲，丹东三院的医生见拦不住，便告诉原告监护人：其母亲前两天和同病房的周慧因口角发生打仗，原告眼睛被打伤，其他地方无大碍。这时，原告的监护人看到母亲走来，行动迟缓，表情痛苦，与平常不一样，原告见到监护人后，反复重复腰痛，其眼部有明显的被打肿的伤痕，而原告的监护人当即拉着原告到丹东市第一医院检查，经查：原告第二腰椎压缩骨折、第四腰椎滑脱，需要立即住院到骨外科治疗。原告从2019年8月18日住院，至2019年8月26日出院，实际住院8天。在原告的监护人的要求下出院回家休治，住院期间由原告的监护人请假护理，为此花去医药费9186元，出院后按医嘱在家休治三个月，原告休治的这三个月仍然由监护人请假护理。原告被周慧殴打受伤后，原告的监护人曾于2019年8月19日向元宝区公安局金山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曾到丹东三院组织原告的监护人及周慧监护人和丹东三院进行调解，因丹东三院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调解无果。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周慧是造成原告受伤的侵权人，其对原告造成的各种损失应当进行赔偿。因为周慧是××患者，其承担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原告作为××患者，其在丹东三院住院治疗期间，应由丹东三院负责监护，其受伤是在丹东三院住院期间所受的伤，住院期间不让家属护理，受伤后丹东三院并没有对原告进行治疗，也未将受伤情况告知原告的监护人，因此，丹东三院应对周慧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具状起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周慧辩称，不同意原告对周慧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原告向周慧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周慧入住丹东三院时是以精神分裂症入住的，事件发生是在周慧治病期间，周慧属于精神残疾三级，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事件发生在治疗期间，原告和周慧均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到丹东三院治疗，监护权应由丹东三院承担，患者与医院存在医务服务关系，所以如果本次事件存在，责任应依法由丹东三院承担。对于原告各项主张，周慧均不认可。被告丹东三院辩称，一、本案不存在监护权转移的问题。丹东三院与两名患者仅存在医疗服务关系，并非两位患者的监护人。二、丹东三院在对两位患者的医疗和护理过程中，不存在瑕疵。三、事发时原告及周慧先是发生口角，然后由口角引发的突然厮打事件，对此丹东三院无法事先采取预防措施。事发时原告已经在丹东三院住院长达近140天，周慧住院超过270天，两位患者早已符合出院条件，治疗也早已达到病情平稳的程度，只是其家属一直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双方在事发当时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四、丹东三院在患者入院时，已经向患者家属对本案所涉及的突发事件进行告知，并且取得家属签字认可。综上，本次事件中，丹东三院没有任何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对丹东三院的诉讼请求。此外，原告所诉多有不实，原告是自己主动要求住进封闭病房，并签订有一系列封闭病房的协议；原告事发后病情加重丹东三院不认可，其只是在事发后情绪不稳，家属探视时医生建议不适合探视，随后告知事发的经过，及事发后的处理情况；原告说曾到派出所报案及调解不符合事实；原告认为事发后丹东三院未对其进行诊疗，丹东三院不认可，丹东三院已多次对原告进行查体，将要会诊做相关检查。被告韩军玲辩称，原告起诉韩军玲，请求承担赔偿款90906.73元，同时请求判令其他两名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1、原告起诉被告周慧和监护人韩军玲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所受伤害后果是周慧所为，韩军玲对此有异议并不予认可，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驳回对被告的起诉。2、丹东三院是负有特定职责的民事主体，要求其履行勤勉和特别注意的义务，是否尽到了该义务，都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本案原告无论是谁造成的伤害，丹东三院都违反了紧急医疗救治义务，没有及时地采取救治措施，从而给伤害扩大化。3、退一步讲即使是被告所为，周慧是一名严重的××患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4、丹东三院对被告是实行封闭管理的，不允许家属陪护，患者家属将患者交给医院，其法定监护人在该期间实际上已经失去对被监护人的控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医院基于与患者的法定监护人之间的医疗关系而负有对××人的临时监护义务，××人在住院期间，医院除给予恰当的治疗外，还应当严格监护职责和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说是被告周慧致原告伤害，那么医方在明知应采取措施避免出现侵害后果的前提下故意不作为疏于管理，从而导致后果出现，据此，被告丹东三院的故意不作为与原告受伤后果之间确实存在因果联系，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任红系伤残等级为贰级的精神残疾人，其丈夫已于2016年1月27日去世。任红现有一子一女，其子即本案法定代理人吴光明，任红与其共同居住生活，并由其负责监护。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8月18日，原告在丹东三院住院治疗，该院诊断任红病情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出院医嘱为：1.坚持服药、2.定期复查、3.避免刺激。周慧系伤残等级为叁级的精神残疾人，韩军玲是周慧母亲，并为周慧监护人。2019年3月13日至2019年12月30日，周慧在丹东三院住院治疗，该院诊断周慧病情为精神分裂症。任红与周慧在丹东三院住院期间都是住在无人监护的封闭病区，在该病区内，每个病房也是完全开放的，有医师定时查房并作记录。任红与周慧入丹东三院住院治疗时，丹东三院履行了告知义务，医患双方签订有《精神科住院患者护理安全知情同意书》，其中就高风险（冲动、伤人、毁物、出走自杀自伤、噎食/窒息等）风险防范知情同意书一项，任红与周慧的监护人（家属）应当理解清楚并愿意接受：“由于精神、心里疾病症状丰富，病情复杂，病人思维内容异常，变化快，脱离现实，缺乏自知力，往往拒绝住院，不接受治疗、护理等。虽经院方精心治疗和护理，但仍可能发生难以避免的情况（如：冲动、伤人、毁物、出走自杀自伤、噎食/窒息等）。对此希望监护人（家属）理解并积极配合和支持院方进行治疗、护理等措施。”即丹东三院告知患者家属患者入院也无法百分之百防止上述高风险发生，任红与周慧监护人（家属）均在告知书上签字确认。2019年8月16日，任红与周慧在丹东三院住院期间因争吵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动手，护士发现后立即制止，任红受伤。2019年8月18日任红之子吴光明带其到丹东市第一医院做检查，丹东三院同时给任红办理了出院手续。任红伤情经该院检查诊断为：第二腰椎压缩骨折，第四腰椎滑脱。任红为此于2019年8月18日至2019年8月26月在丹东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8天（均为二级护理），期间由其子吴光明护理，支出医疗费9186.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50元/天×8天）、交通费16元（2元/天×8天）、护理费1152元（结合原告请求，参照辽宁省2019年度有关居民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数据标准计算确定,52707元÷365天=144元/天×8天）。任红出院后遵医嘱休息三个月，后其伤情经鉴定，丹东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及2020年6月28日，作出丹中医司法鉴定所（2020）临鉴字00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编号）003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鉴定意见为：任红L2锥体压缩性骨折达1/3以上，评为十级伤残。任红为此支出鉴定费1844元。据此鉴定意见，参照辽宁省2019年度有关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701元的数据标准计算确定，任红残疾赔偿金为59402元（29701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为8910.3元（29701元/年×3年×10%）。对于以上查明任红的各项损失金额，当事人对此在诉讼中均认定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就任红在丹东三院受伤害一事，任红子女曾于2020年8月19日报警，表示正在与医院协商解决，不成就去法院。丹东三院事后就此事也组织各方协调过，但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任红就本案赔偿事宜，曾向本院提起诉讼，后申请撤诉，本院为此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辽0602民初68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准许任红撤回起诉。另在本案诉讼中，对于任红出院时的精神状态，丹东三院在其本案提供的任红住院病历当中的出院记录出院情况一栏记载有“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精神症状仍存在、个人生活料理差”的内容。丹东三院也陈述事发当时任红与周慧两名患者病情均已进入平稳阶段，符合出院条件，双方发生争执与其行为能力没有关系，两位患者的意识是清楚的。就任红与周慧在丹东三院住院期间发生厮打的事实，在任红的住院病历当中，对此次事件也有当时医师查房记录的明确记载。韩军玲作为本案被告及周慧监护人在诉讼中对此提出质疑，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对此在本院向其释明有可能产生相应法律后果后，其明确表示也不申请对丹东三院提供的病历真伪进行鉴定。本案被告均对任红误工费一项的请求及金额持有异议，但也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任红提供的户口簿、情况说明、死亡证明、身份证明、残疾人证、丹东三院出具的出院诊断书、接报警登记表、丹东市第一医院住院病志、医疗费收据、用药明细、出院诊断书、护理人员身份证、丹东市中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丹中医司法鉴定所（2020）临鉴字00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收据、编号为003号的丹东中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周慧提供的户口簿、残疾人证、丹东三院出院诊断书；丹东三院提供的照片、视频光盘、任红和周慧的住院病历等书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任红与周慧在丹东三院住院治疗××期间，双方因争吵发生肢体冲突，并均动手，周慧给任红造成伤害，有任红住院病历以及当值医师查房记录的记载为凭，该住院病历虽然是由丹东三院出具，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其他当事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该病历存在瑕疵、伪造等不真实的情形，且在经本院释明，又不申请对病历真伪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住院患者病历作为医院对患者管理和医生对病人治疗以及护理过程最原始的记载，其所反映出的客观事实，应当予以认定，即对任红所受伤害系由周慧造成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周慧及韩军玲对此予以否认的辩解，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等的相关规定，监护是具有法定性的，监护行为既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权利，也是监护人为保护被监护人及其他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监护义务是不得对外转让的。本案任红与周慧作为特殊群体的××患者入住丹东三院治疗，丹东三院虽然采取的是封闭管理，但并未改变原监护人的地位，故在本案不存在监护权转移问题，且丹东三院在任红与周慧入住时即已履行告知义务，双方分别签订有《精神科住院患者护理安全知情同意书》，实际也明确了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仍是有可能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对此是不能完全免除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的。现本案任红与周慧在丹东三院住院治疗期间发生纠纷，并均动手，任红受伤，周慧应依法承担过错责任。而任红作为事件起因相对人，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也同样存在过错，亦应自行承担相对责任。丹东三院相对于任红与周慧而言，虽依法不存在监护责任，但对作为病人的任红与周慧是负有管理治疗义务的，任红与周慧作为特殊群体的××患者入住丹东三院住院治疗，丹东三院又是实行封闭式管理，对此丹东三院除对任红与周慧的疾病进行治疗外，对双方生活和人身安全亦负有超出其他医疗机构较高的注意和保障义务，在此期间发生周慧伤害任红事件，对此也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的规定，其依法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酌定周慧监护人韩军玲承担40%、任红相对自负40%，丹东三院承担20%的责任。周慧和韩军玲、丹东三院辩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本案原告损失的确定，除本院查明认定当事人没有异议的各项损失，即医疗费9186.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50元/天×8天）、交通费16元（2元/天×8天）、护理费1152元（52707元÷365天=144元/天×8天）、鉴定费1844元、残疾赔偿金59402元（29701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8910.3元（29701元/年×3年×10%）以外，对有争议的任红请求的误工费一项损失及金额，因任红虽是××患者，但结合丹东三院在任红出院时，对其出院情况记载，以及丹东三院对任红出院时的病情及意识的陈述，可以认定任红尚具有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劳动能力，现在各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任红已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下，对任红该项请求应予保护。但对该项损失金额的确定，任红出院后遵医嘱休息三个月，加住院天数合计98天，其误工费金额应参照辽宁省2019年度有关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701元的数据标准计算确定，为7974.52元（29701元÷365天×98天）。任红以上各项损失共计88885.25元，按本案当事人各自承担责任比例计算确定，韩军玲应赔偿任红损失35554.09元（88885.25元×40%）、丹东三院应赔偿17777.07元（88885.25元×20%），其余由任红自负。对任红超出上述赔偿金额及其他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韩军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任红损失35554.09元；二、被告丹东市第三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任红损失17777.07元；三、驳回原告任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韩军玲、被告丹东市第三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3元，由原告任红负担829元，被告韩军玲负担829元，被告丹东市第三医院负担4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军宁人民陪审员  李双成人民陪审员  孙 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小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