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04民初3006号原告：祝彦红，女，197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章，黑龙江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振，女，1982年3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玉红，黑龙江庆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祝彦红与被告张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祝彦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章、被告张振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玉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祝彦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化妆品本金63801元及赔偿款191403元，共计255204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13日前后，原告通过银行汇款及微信转账等形式，共计向被告张振转款63801元用以购买悦美会美容护肤产品（别名肽疗）。该产品优惠价为15950.25元，购买四份，附赠送2份。原告于2018年2月20日收到后，立即使用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原告祝彦红出现皮肤红肿等过敏症状。经多方联系，才得知该产品系“三无”产品，并被相关部门定性为假冒伪劣产品。被告张振以欺诈形式向原告出售不合格产品，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之规定，由被告应返还本金63801元，并赔偿三倍赔偿款191403元，共计255204元。被告方辩称，原告诉状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属实。2017年12月份，原告通过他人了解到肽疗产品效果好就开始卖货，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发现商机大，就交了13600元成为经销商，陆续卖肽疗产品。在一段时间内原告祝彦红陆续参加了肽疗的会议和学习,陆续卖肽疗产品,2018年2月原告发现肽疗59800的礼包合适,于是于2月13日就用自己家的亲属祝贵恩的名字报的名,这样原告自己就赚1万块钱,当时他为了避开他的推荐人李小红,自己赚了1万块钱。原告直接找到被告,联系被告让帮原告往公司打59800元(转款两个5600元和一个48600元),然后被告将该笔款项转给公司负责人陈跃,公司直接给原告发货,(原告指定的收货人是原告的亲属祝贵恩),我们每个人手里并没有货,每个人都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在这个当中原告也卖了很多的货,也都是这个模式订货和发货,原被告共同陆参加了多次肽疗的会议,原告曾经还卖给李丽14980元一个礼包的货。原告自己收的钱,在这之间,原告卖给很多客户,当时肽疗产品用的人很多、效果好,所以原告很快发展了20多人,推荐用了肽疗系列美容产品。这其实就是一个直销平台。原、被告每个人都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只要购买14980的一套产品,就享受经销商的资格,厂家给授权书,可以在厂家直接订货,然后销售产品。每次原告订货为了方便将货款转给被告,被告马上转给公司总经理陈跃,直接给原告指定的地址和收货人发货。到2019年原告的产品卖的差不多儿了,几乎没有剩余。不知道原告为啥找被告退款莫名其妙,被告是替原告转款的人,不是卖货的人,而且也从来没听说过原告抹的肽疗化妆品脸红肿的问题,如果自己抹脸都红肿,怎么还能往外面卖?原、被告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代理人的身份。本案不存在欺许行为,更不存在产品不合格和假冒伪劣等产品的行为,当时原被告在公司购买的肽疗产品在网上看到了有公司营业执照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保险单、授权书、宣传图片、价格表等才购买的。每次货是厂家直接邮寄。被告手里没有货,只是帮助原告将费用如数的传到公司陈跃负责人处,一律从哈市红贵人化妆品商店(瑞士肽疗产品授权中国总代理和旗下子公司)发货。综上所述,被告不是销售主体,不是厂家,不生产也不卖货,原告的肽疗产品在2018年初购买的时候,是原告经过多次开会学习考察后才购买的,原告给被告的转账明细共计11笔,其中2018年2月13日共计三笔转账59800元购买肽疗大礼包外,其他8笔小额的费用都是替原告缴纳的肽疗开会和培训的会务费用等,而且每次培训开会后公司都给参会者发了随手礼产品,当年原告都是从公司购买的产品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向原告要求退款并三倍赌偿莫名其妙,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张振系瑞士“肽疗”至臻焕颜护肤品销售平台的会员，原告祝彦红自2017年末开始向被告张振了解“肽疗”产品及销售模式，并参加会议学习。原告祝彦红在2017年12月31日向“肽疗”产品黑龙江省销售商哈尔滨市红贵人化妆品商店经营人员陈跃汇款10000元，在2018年1月1日向陈跃汇款3600元购买13600元“肽疗”产品后，也注册成为瑞士“肽疗”至臻焕颜护肤品销售平台的会员，享有销售“肽疗”产品的权利。2018年2月13日，原告祝彦红因购买四套（买四赠二）“肽疗”产品向被告张振付款59800元后，被告张振于当日通过建设银行向陈跃转账20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超级网银向陈跃转账48600元。原告指定的收货人祝贵恩收到于2018年2月28日发货的“肽疗”产品“14980悦美会大礼包”六份，货品附随出库单一份，出库单载明14980悦美会大礼包六套，零售价、实价、合计栏与货款栏均无标注或为零。现瑞士“肽疗”至臻焕颜护肤品销售平台已无法登陆。原告以该六套“肽疗”产品为三无产品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其合法权益，具体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化妆品本金63801元及赔偿款191403元，共计255204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出示案涉产品，无生产日期、无批号、未标注厂址，本院要求被告方说明“肽疗”产品的生产厂家名称与厂址，被告未能说明。另外，原告当庭出示的案涉产品，部分有效期至2020年12月末，部分产品有效期至2021年末。另查，原告祝彦红系企业职员，其自称年收入约6、7万元，其在购买四套“肽疗”产品后，将其中三套借给被告张振。再查，自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4月25日，原告祝彦红通过微信转账等形式11次向被告张振转款累计为63801元，其中含2018年2月13日两笔5600元转款，2018年2月13日一笔48600元转款。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均系瑞士“肽疗”至臻焕颜护肤品销售平台的会员，均有销售“肽疗”产品的代理权限，被告方先称其与原告系上下级关系，又称原告与被告身份相同，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做出合理解释，本案的首要焦点是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祝彦红主张双方就“肽疗”产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向被告的汇款凭证证明其已完成付款义务。被告张振抗辩称，原告直接找到被告,联系被告让帮原告往公司打59800元(转款两个5600元和一个48600元),然后被告将该笔款项转给公司负责人陈跃,公司直接给原告发货,(原告指定的收货人是原告的亲属祝贵恩),我们每个人手里并没有货,每个人都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在这个当中原告也卖了很多的货,也都是这个模式订货和发货,原被告共同陆参加了多次肽疗的会议,原告曾经还卖给李丽14980元一个礼包的货。原告自己收的钱,在这之间,原告卖给很多客户,当时肽疗产品用的人很多、效果好,所以原告很快发展了20多人,推荐用了肽疗系列美容产品。这其实就是一个直销平台。原、被告每个人都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只要购买14980的一套产品,就享受经销商的资格,厂家给授权书,可以在厂家直接订货,然后销售产品。每次原告订货为了方便将货款转给被告,被告马上转给公司总经理陈跃,直接给原告指定的地址和收货人发货。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与被告均系瑞士“肽疗”至臻焕颜护肤品销售平台的会员，均有销售“肽疗”产品的代理权限，被告称其与原告存在上下级关系，又称双方代理权限相同，对二者之间的权责关系，本院应结合全案案情对原告与被告的身份关系进行认定。其次，原告祝彦红在成为会员时，其汇款对象为“肽疗”产品黑龙江省销售商哈尔滨市红贵人化妆品商店经营人员陈跃，可见，其具备与哈市经销人员直接交易的条件。但是，在祝彦红成为会员后的大约三个月时间内其通过微信转账等形式先后11次向被告张振转款累计为63801元，原告与被告非亲非故，被告无义务多次为原告提供帮助，数次转款行为可佐证被告与原告存在上下级关系，原告购买案涉产品需通过被告环节。再次，原告祝彦红为购买“肽疗”产品于2018年2月13日向被告转款两笔5600元，2018年2月13日一笔48600元转款，款项合计59800元；被告张振于当日通过建设银行向陈跃转账20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超级网银向陈跃转账48600元，两项合计68600元，被告的转账数额与收取的原告货款数额不符，被告的该项转款行为与其陈述的“每次原告订货为了方便将货款转给被告,被告马上转给公司总经理陈跃”言辞不符，且被告向哈市经销人员陈跃转账较为频繁，故被告不能证明其将收取的全部货款交付陈跃。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就案涉“肽疗”产品存在买卖行为。本案另一焦点为买卖合同效力问题，是否应返还货款本金及三倍赔偿原告。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货款本金为63801元，并三倍赔偿191403元，共计255204元。被告抗辩称其他款项与案涉“肽疗”礼包产品无关。对于货款本金问题，本院认为，除案涉59800元外，其他款项或发生在买卖行为之前，或发生在买卖行为之后，与案涉产品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货款本金按59800元予以认定。对于是否应予返还本金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当庭出示案涉产品，无生产日期、无批号、未标注厂址，本院要求被告方说明“肽疗”产品的生产厂家名称与厂址，被告未能说明,且被告提交的证明产品合格的证据并非原件，因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故原告与被告就案涉产品形成的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应返还原告货款59800元。对于被告是否应三倍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系瑞士“肽疗”至臻焕颜护肤品销售平台的会员，具有代理销售权限，其积极介绍潜在购买者参与案涉产品宣传推介会，故原告购买的目的应结合全案案情进行认定。其次，原告当庭出示的案涉产品，在一套产品中，部分产品有效期至2020年12月末，部分产品有效期至2021年末，每套产品中的各项产品需配合使用，原告自认一套“肽疗”产品可使用一年时间。按原告所述，至案涉产品有效期届满，原告至多能使用三套产品，六套产品已远超自用范围。再次，原告另称当时正处春节期间，其购买产品准备送给亲朋好友。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系企业普通职员，年收入六、七万元左右，原告花费数万元购买护肤产品赠送他人不符合常理，且被告购买产品后也未赠送他人，其出借三套，剩余两套，故本院对原告购买产品赠送他人的消费目的不予确认。最后，原告诉称其使用案涉产品至2018年三、四月份后，因面部出现不良反应而停止使用案涉产品。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使用了案涉护肤品，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面部因使用案涉护肤品出现不良反应，且原告收到六套“肽疗”护肤品，出借三套，按原告所述仅使用两个月因出现不良反应而停止使用，应剩余三套，现原告仅剩余两套且已开封，故本院对另一套“肽疗”护肤品已用于其个人使用这一事实不予认定。综上，原告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购买案涉产品用于个人消费，故本院对其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祝彦红购买化妆品款项59800元；驳回原告祝彦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564元，由原告承担1916元，由被告负担6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海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郭歆书记员徐旭敏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条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第三十三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