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民初1963号 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14号佳汇国际中心19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808316940。 法定代表人：米志广，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九三集团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北良港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6056565J。 法定代表人：陈凤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虹，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劲松，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阳纳康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北街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050757677M。 法定代表人：李广巍，该公司经理。 第三人：李广巍，男，1972年2月26日生，满族，住沈阳市铁西区。 上述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阁，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阳市常安粮油经销处，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新泰街1号（10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35599799507。 投资人：周敬海。 第三人：周敬海，男，1962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 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安公司”）与被告九三集团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三集团大连公司”）、第三人沈阳纳康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康公司”）、李广巍、沈阳市常安粮油经销处（以下简称“常安经销处”）、周敬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李**，被告九三集团大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虹、李劲松，第三人纳康公司与李广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阁、杨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常安经销处和周敬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安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九三集团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货款48594000元，并以6.6%的年利率的标准给付实际付款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为长期贸易合作伙伴，双方订立《豆油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采购特定豆油产品，并定期结算货款。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双方曾签订十份《豆油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采购4400吨鸿鹤大豆三级油、4000吨鸿鹤大豆一级油，货款总额为48594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支付全部货款，但被告却迟迟未向原告交付货物。原告曾向被告催促交付货物，被告均未履行交付承诺，甚至明确表示拒绝交付货物，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和承诺的时限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已构成重大违约，导致原告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造成原告方大量货款无法周转，影响其他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已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九三集团大连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所举示的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与被告签订的十份合同中供方的印章并非被告公司的真实公章，此印章是伪造的。该组合同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原告据此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支持。二、除了本案所涉及的十个合同之外，2014年9月2日至2015年6月9日期间还有12份合同，被告均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向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交付了货物，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不存在违约，更不应承担返还货款及支付利息的义务。 第三人纳康公司与李广巍共同诉称，首先，案涉货物均由本案的第三人全部提取，所涉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其次，第三人和康安公司实际是在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融资或者是垫资的一个行为，康安公司对此是知晓的，而且在本案诉争发生之前，第三人已向原告出具了还款计划，康安公司对此也没有异议。这一点在被告与第三人李广巍之间的谈话的录音内容中能够体现出来。 第三人常安经销处和周敬海未到庭，但提交书面意见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常安经销处和周敬海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了销售融资协议，约定以销售加价的方式融资，年利率8%。该业务一直进行到2016年上半年终止。终止后，常安经销处曾还了一些钱，但尚有部分款项没有还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原、被告通过第三人以及原告前员工赵瑞祥以传真、邮递合同文本的方式签订了十份《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4400吨鸿鹤三级大豆油、4000吨鸿鹤一级大豆油，货款总额为48594000元。由于通过第三人签订，原、被告所持合同文本除有关货物品名、货物等级、货物数量、单价、总价、提货方式、提货地点的约定内容一致外，其他的合同板式、文字排版、法人或代理人签字、签订地点、付款和结算方式、提货期限、违约责任、传真电话等均不一致，且双方均否认对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己方印章的真实性。原告所持合同文本显示：合同文本为非传真件，一页；签订地点为哈尔滨；结算方式为合同签订两日内支付全部货款，先款后货；提货期限为180天、90天；需方传真为010-65530028；需方代理人签字处为“严隶京”。而被告所持合同文本显示：合同文本为传真件，两页；签订地点为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结算方式为合同签订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按全部货款的10%向甲方（被告）交付定金，每次提货前结清货款；提货期限均小于90天；需方传真为024-62394069；需方代理人签字处为“张国平”。另，双方所持合同的签订时间部分一致，部分合同签订时间相差1天-3天。原告订立上述合同的同日或次日，便与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签订十份《销售协议》，将其自被告处购买的大豆油全部加价销售给了纳康公司和常安经销处。 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货款，收到了被告向其开具的5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向原告支付了十份《销售协议》项下的全部定金和部分货款。第三人持加盖了显示原告名称的印章并记载车辆牌号、合同号及所提吨数的《委托书》自被告厂区内提走案涉十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全部货物。 2018年6月26日，原告委派工作人员前往被告住所地送达《催货通知函》，该函主要内容为：“我司与贵司于2015年10月-2016年9月签署了一系列《豆油购销合同》，我司与贵司签订合同后，均按照合同要求向贵司支付了全部货款，但贵司一直未履行对我司的货物交付义务。根据上述事实，我司郑重函告贵司：请贵司收悉本函后七日内书面函复本司，就迟延供货一事予以明确说明并附相关凭证材料，同时提出下一步解决问题的方案，如贵司未能在七日内函复，我司将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被告当即口头回复原告委派人员称其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约定交付货物义务。原、被告为此产生本案纠纷，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除本案涉诉的十份《豆油购销合同》外，原、被告曾于2014年9月2日至2015年6月9日期间也是通过第三人以及原告前员工赵瑞祥以传真、邮递合同文本的方式还签订了十二份《豆油购销合同》，原、被告所持合同的合同文本也是不尽相同，且双方均否认对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己方印章的真实性。双方各持的12份合同在合同编号、货物品名、货物等级、货物数量、单价、总价、提货方式、提货地点、签订地点、付款和结算方式、签订时间、违约责任均一致，不同之处在：原告所持合同文本显示合同文本为非传真件、提货期限为180天、需方传真为010-65530028、需方代理人签字处为“严隶京”或“米志广”；而被告所持合同文本显示合同文本为传真件、提货期限为30天、需方传真为024-62643435、需方代理人签字处为“张国平”。在该12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也是与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签订12份《销售协议》，将其自被告处购买的大豆油全部加价销售给了纳康公司和常安经销处。尽管原、被告双方所持合同不一样，但双方均认可该十二份《豆油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支付了全部货款，被告向原告委托提货的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交付了合同项下全部货物，并向原告开具了全部货款发票，各方均无异议。在货物交付过程中，第三人所持《委托书》与其提取案涉十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货物时所持《委托书》样式基本一致。 再查，2014年8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周国平变更为米志广。原告前员工赵瑞祥因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10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5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赵瑞祥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该刑事判决未涉及原被告之间的22份《豆油购销合同》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22份《销售协议》。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各自提供的《豆油购销合同》、收付款业务回单、发票、原告公司企业信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书、录音、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催货通知函》、《销售协议》、委托书、调拨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以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虽然原、被告双方所持案涉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的十份《豆油购销合同》各异，又均否认对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己方印章的真实性，但从双方均持有合同可以看出在该时间段内双方确有向对方购买、出卖大豆油的订约意愿，且双方各自所持合同中有关大豆油的等级、数量、单价、总价、提货方式、提货地点的约定内容一致，原、被告双方已对买卖合同的必备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原、被告就大豆油买卖形成了合意，因此，即便一些买卖合同非必备条款不尽相同，但这些并非双方意思表示的实质内容，且《豆油购销合同》文本仅仅是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载体，只是形式而已，亦不能因双方所持合同文本中的一些非基本权利义务的细微差别而否定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存在，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更何况，双方就案涉争议的十份合同已进行了实质履行，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大豆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至于双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对方印章是否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的问题，因原、被告为长期贸易合作伙伴，存在二十余次的交易，且既往已履行完毕又无纠纷的合同也是通过身处沈阳的第三人以及原告前员工赵瑞祥以传真、邮递合同文本的方式签订，在已履行完毕的合同文本上需方留存传真号也是沈阳的号码，因此，尽管合同并非来自原告登记住所地，但依据双方既往的习惯做法，双方均有理由相信在己方合同文本上加盖对方印章的行为人有代理权，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行为人构成表见代理，其加盖“印章”的行为对该单位发生效力，因此，本案双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对方印章是否与备案印章不一致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和效力判断。因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为有效合同，原告关于双方之间的大豆油买卖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豆油买卖合同的履行，本院认为，尽管被告未将货物直接交付给原告，但通过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与被告订立十份《豆油购销合同》的同日或次日，便与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签订《销售协议》，将其自被告处购买的大豆油全部加价销售给了纳康公司和常安经销处，即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之间系连锁买卖关系。而在连锁买卖中，出卖人依据受让人的指令而将受让人购买财产直接移交给次受让人也是一种交易习惯，出卖人向次受让人交付合同标的物应视为出卖人履行了向受让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现第三人持加盖了显示原告名称的印章并记载车辆牌号、合同号及所提吨数的《委托书》自被告厂区内提走案涉十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全部货物，被告已经履行了向原告交付货物的义务。既然原、被告买卖合同有效，且原告支付了货款，被告也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原告再行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第三人所持《委托书》并非其出具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供的《散油提货委托书》系其单方制作，且无受托人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推翻被告提交的《委托书》；其次，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第三人也认可持这些《委托书》全部提走了案涉合同项下大豆油；第三，第三人所持《委托书》与其提取既往已履行完毕的十二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货物时所持《委托书》样式基本一致，履行模式也完全一致，根据前述有关表见代理的论述，第三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有理由相信《委托书》确系原告所出具，该《委托书》对原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该项意见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4770元（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合计289770元，由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丁大勇 审判员  王 迪 审判员  王 歆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牛超群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