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204行初67号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表人李静，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芸，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负责人董杰，主任。委托代理人李云杰，男，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岗，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北资产管理中心，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表人靳德胜，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树友，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祥和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表人董丽娟，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明明，女，员工。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森公司”）诉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关岭街道”）、大连市甘井子区大北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大北资产管理中心”）、第三人大连祥和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公司”）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27日向本院邮寄起诉状，本院受理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清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静及委托代理人王芸，被告南关岭街道的委托代理人李云杰、李岗，被告大北资产管理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李树友，第三人祥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清森公司诉称，我公司于2010年12月20日接到了南关岭街道《动迁通知》。经过多次开会动员，南关岭街道姚家村委会于2012年5月21日再次下发《动迁通知》。按照《动迁通知》补偿事项，我公司向组织动迁者被告南关岭街道递交了《动迁补偿报告书》，南关岭街道对我公司本次动迁、搬迁聘请了中介机构进行搬迁补偿评估，并于2012年7月10日出具《拆迁补偿评估报告》。按照上述二被告下发的《动迁通知》，我公司在2012年7月10日向动迁主体南关岭街道提交了拆迁补偿报告书。由于我公司提交的报告书与二被告及第三人等的拆迁补偿价格存在差距，二被告及第三人组织的黑社会暴徒连续两天深夜冲进我公司厂区，手持各种凶器将我公司厂区宿舍的100多名员工软禁在一个封闭的房子里约3小时。黑社会组织开始对厂区的生产设施、生产设备、生产用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办公室设备等进行疯狂破坏。因在利益驱动下，二被告伙同第三人早在2011年12月8日就与案外人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木公司”）、大连三发包装制品厂（以下简称“三发制品厂”）签署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书约定将我公司的7970.16平方米厂房中的7415.19平方米的厂房补偿款项违背原则、颠倒是非地签署给了上述二木公司、三发制品厂，造成了我公司的补偿价格与二被告及第三人的拆迁补偿价格出现了巨大差异。二被告为掩盖事实真相，在2012年8月10日、11日两天深夜组织雇佣60余人黑社会组织暴徒，手持枪、铁棍棒、大砍刀、废弃机油、柴油等“拆迁”工具对我公司的厂区实施暴力强迁的侵权行为，事发当夜我公司拨打了“110”，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南关岭派出所勘察现场记录在案。本次暴力拆迁损毁了我公司的生产机器、生产设施，捣毁门窗，砸碎玻璃，撬开损坏文件，砸碎办公用具、员工生活用品，用大量的废旧机油、柴油、汽油和粪便四处泼洒，致使厂区内存放的大量地板、集成材半成品、成品、原料等遭到毁坏，同时将我公司10余年来的财务账证用粪便、污油浸染至无法辨识，又将主要的财务凭证、账簿大部分抢夺一空。二被告组织的这场连续两天的暴力破坏行为，迫使我公司停产、停止经营，办公设施及员工财物损失约11万元。这次暴力强迁打砸抢破坏，致使我公司的取暖设备、原材料干燥设备、机器设施等毁坏的经济损失191万元，生产用的原料被油渍污染的损失89万元，以及停工、停产支付工人工资、社保等损失341万元。总计直接、间接损失额达到2200余万元，其中有1600余万元的库存商品和固定资产损失我公司已起诉另案处理。现我公司依据南关岭街道大甘南街第（2019）9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强制拆迁行为违法；2.判令二被告与第三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315927.69元。原告于2020年7月7日邮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南关岭街道授权被告大北资产管理中心与第三人祥和公司及案外人二木公司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违法；2.判令二被告与第三人连带赔偿由于其侵权造成原告额外增加十余年来的十余场的虚假诉讼官司，给原告带来额外直接经济损失及法定代表人李静个人“限高”所遭受的精神损失合计19303369.45元。被告南关岭街道辩称，一、原告所诉我街道对其物品实施“暴力拆迁”的行政行为不存在。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起诉条件。被告也不适格，应驳回起诉。（一）我街道未实施原告诉称的暴力拆迁行为。1.我街道未对原告进行拆迁；更无任何证据证明我街道实施原告诉称的对其物品暴力拆迁行为。2.原告所述厂区不在拆迁范围内，至今未拆迁，但已经因租赁合同纠纷被法院依法予以强制执行而腾退完毕。3.原告诉称公安部门已就案涉暴力拆迁（寻衅滋事/毁财）立案侦查，应以公安部门的侦办结论为准，现无刑事侦办资料及结论佐证，不能仅凭原告自述认定任何事实。4.原告在另案及信访资料中主张他人实施了案涉行为，现在又诉称我街道实施该暴力行为，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二）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在原告，根据原告证据不能认定发生了诉称的行政行为。（三）我街道不负责案涉及相邻区域的拆迁，由他人负责并实施，诉称的拆迁与我街道无关；若发生了诉称的暴力破坏事件，也并非被告所为；我街道不适格。（四）根据原告诉状描述的暴力拆迁，应归类于侵犯财产的侵权行为，并非拆除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并非拆迁行为。二、原告诉称暴力拆迁行为（董圣伟被寻衅滋事/故意毁财）已经刑事立案，案号：大公（甘）立字〔2015〕1271号,并非原告，原告不适格；且应属于刑事案件的范畴，不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因此，应驳回起诉。三、原告诉请的赔偿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无论认定是谁实施了“强制拆除”，诉请的财产损害情况及赔偿金额无证据支持，应予以驳回。（一）原告负有损失的举证责任，但举证不能。原告所有损失仅是其自己单方面自述，没有充分证据支持，不足为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应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原告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合法利益被损害及其受损价值金额，应驳回其诉求。（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原告应对暴力破坏行为存在、财产损失的发生及其金额及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四、退一步讲，假设原告诉称的2012年8月的行政行为发生，本案诉讼也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期间，应驳回起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原告诉称，2012年8月物品被毁坏，距今8年，严重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五、针对原告增加诉讼请求：1.关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释[2018]1号第70号的规定，在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又提出新的诉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根据原告就增加诉讼请求的解释，可以看出是另一个行政行为，与第一个诉求不是同一行政行为，请求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一案一诉的原则。并且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属于权属争议，原告与案外人正在进行民事诉讼，根据司法解释，本案应该不予审理。综上，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原、被告不适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诉请的赔偿没有证据支持，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大北资产管理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1.我中心系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单位，不是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2.原告起诉状中所述的事实，我中心认为系原告杜撰而成，不真实；3.我中心不存在任何拆迁行为，因此没有实施过任何违法侵权行为，不应当成为本案被告；4.我中心认为原告也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因如下：原告所称的场地及附着物系我中心原有的大连大北化工厂、大连姚家新型建筑材料厂、三发制品厂，根据甘体改发[1997]41号文件的规定，将上述三家企业改制给了案外人林起宽，即现在三发制品厂、二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涉及的场地现在不在拆迁的红线范围内，至今也没有实施过拆迁，因此不存在强制拆迁的事实；5.我中心从未与任何人签订过《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也没有该补偿协议，原告所述的该协议不存在，因此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祥和公司述称，本案涉及的场地范围及地上附着物不在我公司拆迁的红线范围内，即不属于拆迁范围。故针对案涉场地及地上附着物，我公司从未与任何人签订合法有效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也未进行过拆迁。案涉场地及地上附着物因租赁合同纠纷，被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井子法院”）强制原告腾退给二木公司、三发制品厂。我公司认为，原告诉求所依据的拆迁事实与理由根本不存在，本案亦与我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牵连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郑重声明，如任何一方伪造、变造《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我公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告清森公司本次起诉称被告南关岭街道、大北资产管理中心于2012年8月10日、11日组织雇佣60余人对其厂区实施暴力强迁行为，损毁其生产机器、生产设施、办公用品、原料、成品、半成品等财物。原告主张就其厂区于2012年8月10日、11日被暴力强拆一事，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2015年3月3日，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作出大公（甘）立字〔2015〕1271立案决定书，决定对“20120810董圣伟被故意毁坏财物案”立案侦查。原告称董圣伟原任其公司厂长，公安机关该立案即是对其公司厂区于2012年8月10日、11日被暴力强拆一事的立案。另查，2014年，二木公司在甘井子法院起诉清森公司要求支付租金及腾退场地、办公楼、厂房及仓库。清森公司在该案中抗辩称二木公司对其进行打砸抢，造成两千多万元的损失，公安机关正在立案侦查。经发回重审，甘井子法院于2017年1月12日作出（2016）辽0211民初7450号民事判决，判决清森公司给付二木公司租赁费，并腾退双方租赁协议约定的生产建筑、场地、办公楼、厂房及仓库。清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辽02民终33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清森公司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予以驳回。本院认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据此，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是存在当事人认为的行政机关实施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原告已就厂区被损毁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尚无结论。从现有证据看，无据证明二被告实施了原告所诉行政行为，本案亦不具有合理推定二被告实施了原告所主张的行政行为的事实基础，故原告关于本案诉求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其次，原告主张二被告于2012年实施了强迁行为，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现原告于2020年4月27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的“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原告提出的新诉讼请求系于被告南关岭街道提交答辩状之后，且原告新诉讼请求的基础关系是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行为，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强迁行为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符合一案审理的条件。此外，原告提供的两份《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均系复印件，协议复印件载明的甲方是祥和公司、乙方分别是案外人三发制品厂、二木公司，本案第三人祥和公司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从协议的内容看，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退回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莹莹人民陪审员  徐馥烨人民陪审员  葛 毅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杨 丹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