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藏01民初32号   原告（反诉被告）：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   法定代表人：张西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西藏国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峰，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法定代表人：达瓦次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珠永青，欧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措卓玛，欧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亳州药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甘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并作出（2019）藏01民初3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诉讼已超过民事案件审查范畴”，故裁定驳回亳州药材公司的起诉以及西藏甘露公司的反诉请求。后亳州药材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作出（2020）藏民中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符合“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规定，故裁定撤销了（2019）藏01民初3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2020年4月17日，本院重新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亳州药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杨雪峰，西藏甘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珠永青、平措卓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亳州药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西藏甘露公司支付亳州药材公司药材款7 772 134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支付自2016年4月28日起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为止。利息：1 400 000元，合计9 172 134元；2.本案诉讼费由西藏甘露公司承担。后在审理过程中，亳州药材公司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药材款7 772 134元”变更为“药材款7 352 134元”（合计8 752 134元）。事实和理由：亳州药材公司自2011年起就与西藏甘露公司达成药材买卖合同关系，并向西藏甘露公司销售各类中药材至2016年4月28日。后经双方对账，西藏甘露公司尚欠药材款总计7 352 134元，亳州药材公司经多次催要无果，故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西藏甘露公司辩称，案涉买卖合同系双方公司管理人员通过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而签订，因此合同中涉及药材价格、验收方式及入库流程等并非单纯的履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事实，系亳州药材公司及西藏甘露公司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等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其他后果，故属于刑事案件所要审查的范围。另，由于案涉合同系因犯罪行为而签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故亳州药材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全部驳回。   西藏甘露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反诉原、被告于2010年以来签订的编号为：No0000696、No0000697、No0000778、No0000038、No0000037、No0000522、No0000523、No0000526、No0000527药材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亳州药材公司返还已付药材款41 483 752元；3.判令亳州药材公司赔偿资金占有利息11 720 852.8元，以上合计53 204 604.8元；4.判令亳州药材公司承担全部反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起，亳州药材公司为与西藏甘露公司订立药材买卖合同，向西藏甘露公司原董事长以及其他管理人员行贿，最终签订高出市场价格和超出西藏甘露公司计划采购量内容的合同，且未经正规程序获得药材款项。2018年，西藏甘露公司原董事长贡某、原常务副总经理旺某、原财务总监和副总经理普某因收受亳州药材公司巨额贿款被判受贿罪，同时，亳州药材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张西亚被判单位行贿罪。因与亳州药材公司签订的药材买卖合同，不仅造成了西藏甘露公司的巨额损失，同时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故请求支持西藏甘露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亳州药材公司辩称，双方公司管理人员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案涉合同无效。西藏甘露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无效情形。亳州药材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全部的供货义务，西藏甘露公司亦对亳州药材公司提供的药材进行了验收入库，因此，西藏甘露公司的反诉主张无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亳州药材公司针对本诉提交的证据   1.《西藏藏药厂物料供应部原料合同书》七份（编号尾数：696、697、037、522、523、526、527）欲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自2011年起便形成了药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上述合同因行贿、受贿犯罪行为而签订，故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基于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该组证据，且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并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关于对案涉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本院稍后予以评判。   2．《入库单》八份、《收料报告单》九份、《请验单》十五份、《检验报告》七份、《检验费收据》五份。欲证明亳州药材公司保质、保量履行完全部的供货义务的事实；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提出该组证据并不完整，故无法证明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3.《增值税发票》七十九份及入账凭证。欲证明亳州药材公司曾就西藏甘露公司支付的货款，开具过增值税发票的事实，说明亳州药材公司已经履行完全部合同义务；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履行情况的完整性，无法确认哪一份发票对应是哪一份合同；   针对上述两组证据，本院认为亳州药材公司作为主张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应当就其履行义务的情况，负有提供完整且充分证据的责任，但在本案中，亳州药材公司自认上述两组证据仅为部分材料，且无法与案涉合同一一对应，故对亳州药材公司主张保质、保量履行完全部供货义务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4.《询证函》一份、《企业询证函》一份、《张西亚2014年》一份、《往来明细-张西亚》一份。欲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西藏甘露公司尚欠亳州药材公司药材款7 352 134元的事实；西藏甘露公司表示，《询证函》及《企业询证函》中未标记具体对应哪一份合同，且部分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另，证据本身仅作为审计的往来函件，并非双方确定最终金额的依据。《张西亚2014年》与《往来明细-张西亚》亦无法认定系最终确定欠付货款金额的依据，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由于《询证函》、《企业询证函》及《张西亚2014年》的内容中，并未载明西藏甘露公司拖欠亳州药材公司药材款 7 352 134元的信息，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另经本院核实，西藏甘露公司提交的《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检查报告》（形成于2016年10月28日）附件部分包含了《往来明细-张西亚》，且该证据中显示的未付款项金额与亳州药材公司主张的金额（7 352 134元）一致，而对此西藏甘露公司并无异议，故本院对《往来明细-张西亚》予以采信。   5.《邮寄单》两份。欲证明2018年3月18日，亳州药材公司向西藏甘露公司催要药材款7 352 134元的事实；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仅以《邮寄单》无法证实邮寄材料的内容，故对亳州药材公司提交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6.《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一份。欲证明亳州药材公司目前仍存续，且企业状态为“在业”的事实；对此，西藏甘露公司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7.《藏药成分说明》照片打印件三份。欲证明西藏甘露公司生产的三款藏药成分对沉香及檀香需求量较大的事实；西藏甘露公司表示，《藏药成分说明》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诉争事实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故不予确认。   二、西藏甘露公司针对本诉和反诉提交的证据   1.《西藏藏药厂物料供应部原料合同书》十份（除与亳州药材公司提交的七份案涉合同一致外，西藏甘露公司还提交了编号为：778、038、063的三份合同），欲证明双方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的事实。西藏甘露公司提出上述合同均系行贿、受贿行为而签订，故应认定为无效；亳州药材公司对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2.《入库单》二十份。欲证明合同内容及履行过程均存在违法情况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供货与合同无法对应，比如在037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双方又签订了价格虚高的526号合同；亳州药材公司质证称，对《入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037、526两份合同虽然约定檀香价格不同，但该情形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亳州药材公司还提出不能以两份合同签订时间接近为由，主张案涉合同内容不合理，且药材的价格会因品种不同，市场行情等原因发生变化，故西藏甘露公司关于价格虚高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入库单》仅作为西藏甘露公司接收货物的凭证，其内容并不能直接显示合同履行过程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故对西藏甘露公司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3. 形成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28日及2016年12月11日的《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检查报告（副本）》两份、《关于给予旺某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旺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普某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普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贡某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贡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2017）藏0527刑初2号普某犯受贿罪刑事判决书、（2018）藏刑终12号旺某犯受贿罪刑事判决书、（2017）藏05刑初6号贡某犯受贿罪刑事判决书、（2018）藏0526刑初2号张西亚及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刑事判决书。欲证明亳州药材公司与张西亚构成单位行贿罪，西藏甘露公司管理人员构成受贿罪的事实，以及案涉合同的签订系由于上述违法犯罪行为所促成的事实。另，《专项检查报告》对案涉合同约定的药材价格虚高，购销量超计划的等事实予以了确认，并认定上述犯罪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亳州药材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决定》及《专项检查报告》未经诉讼程序确认，且缺乏作为定案依据的形式要件，故仅能作为参考资料。另，该份证据还能反证西藏甘露公司拖欠药材款的事实；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刑事判决书作为生效裁判文书，应当予以确认。针对纪检监察部门作出的四份《决定》以及委托西藏山南会计事务所制作的两份《专项检查报告》的三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而关于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本院将于下文作具体认定。   4.山南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贡某受贿一案作出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案涉合同的内容中存在价格虚高和数量超出采购需求的事实；亳州药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情况说明》并非诉讼程序中经审查认定的证据，且内容与（2017）藏05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存在矛盾，故不具有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且其内容与生效刑事判决、《处分决定》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5.2010年至2016年的《结算业务申请书》四十六份、单价为2600元的檀香《增值税发票》六十三份、单价为5500元的檀香《增值税发票》六十九份、其他药品《增值税发票》七十六份。欲证明西藏甘露公司已经向亳州药材公司支付药材款41 483 752元的事实。现由于案涉合同无效，亳州药材公司应当返还已付药材款；亳州药材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并对已付药材款金额为41 483 752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提出西藏甘露公司仅以檀香和沉香价格虚高，主张返还所有款项，无视亳州药材公司交付其他药材，其主张明显不合理；本院认为，由于亳州药材公司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且对西藏甘露公司主张的已付药材款金额亦未提出异议，故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6.证人罗布（西藏甘露公司仓储部副经理）证言。欲证明檀香和沉香超计划采购，以及存在亳州药材公司未履行完前合同的供货义务的情况下，又签订新合同的事实；   7.证人巴桑罗布（西藏甘露公司财务部经理）证言。欲证明檀香及沉香的库存量远大于西藏甘露公司生产药品的需求量。另，已付药材款并未按合同约定或增值税发票进行支付，而是按照管理人员的指示随时进行支付的事实。由此说明亳州药材公司领取药材款的过程中，亦得到西藏甘露公司受贿管理人员的关照；   亳州药材公司质证称，两名证人均与西藏甘露公司有利害关系。证人罗布仅负责收货，对其他事宜并不知晓，故对库存量无法做出客观判断。证人巴桑罗布的证言无法证明亳州药材公司领取药材款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形，且采购药材作为西藏甘露公司自身的行为，购买数量系根据其自己业务调整，个别领导的决策失误并不必然导致案涉合同无效。另证人巴桑罗布陈述《往来明细-张西亚》系西藏甘露公司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的材料，故该份证据能够反证西藏甘露公司拖欠药材款7 352 134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述两名证人作为与西藏甘露公司的员工，因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证言本身的证明效力并不高，故对该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三）亳州药材公司针对反诉提交的证据   1.西藏甘露公司2009年、2011年、2013年《原材料（药材）生产需求量统计及采收计划表》。欲证明西藏甘露公司每年需要药材种类及药材单价计划，案涉买卖合同约定的药材价格和数量在西藏甘露公司采购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过量采购和价格虚高的情形；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由于《计划表》中无任何形式的签章确认，且西藏甘露公司亦表示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2.《关于成立安徽省中药材商会“地道药材”管理评估专业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安徽省中药材商会管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为2013-2015年檀香价格评估认定说明》、《关于安徽省中药材商会管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为2013-2015年沉香价格评估认定说明》、《价格评估报告两份》（檀香、沉香2013年-2015年市场价值）。欲证明三家不同的行业机构出具的有关2013-2015年檀香、沉香的市场价值。案涉合同中檀香和沉香的价格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不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形；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安徽省中药材商会年检状态显示异常，因此对该主体出具的价格说明合法性不予认可。《价格评估报告》无任何关于价格评估的基础依据，不符合价格认定的程序，无法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故不应采纳；本院认为，基于《采购计划表》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出具《决定》及《说明》的安徽省中药材商会是否具有对药材价格进行确认的资质无从考证，而两份《价格评估报告》缺少作为评估结论所需依据的基础材料，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亳州药材公司的主张，对此本院不予确认。   3.《结案登记表》一份。欲证明案涉合同的效力与刑事犯罪无关，亳州药材公司行贿的目的是为了与西藏甘露公司搞好关系，拿到药品材料购销合同且尽快收取药材款，并非抬高药材价格；西藏甘露公司质证称《结案登记表》无法证明亳州药材公司的主张，反而能够印证案涉合同存在价格虚高的事实；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作为人民法院审结案件的登记材料，其内容仅是对案件基本情况的概述，不能以此认定诉争事实，故对亳州药材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4月11日期间，西藏甘露公司与亳州药材公司签订十份药品原材料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亳州药材公司向西藏甘露公司供应各类药品原材料，西藏甘露公司支付价款。合同中载明了药材品种、供货量、单价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后双方开始履行案涉合同。   2011年至2013年（案涉合同形成期间），亳州药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西亚多次向西藏甘露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行贿，并在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多次收到受贿人员的“关照”。   2016年10月28日、12月11日，西藏山南会计事务所根据中国西藏自治区纪检监察委员会的委托，制作了两份《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检查报告》载明：1.检查期间（2011年1月至2016年8月），西藏甘露公司从张西亚采购药材48 836 512元，累计付款41 483 752元，截止到2016年8月31日的欠款为7 352 760元；2. 2012年7月，西藏甘露公司与亳州药材公司签订037号合同，约定采购檀香5000公斤，单价为2600元/公斤，亳州药材公司实际只供货2715.5公斤。2013年4月，西藏甘露公司又与亳州药材公司签订526号合同，采购檀香2500公斤，约定单价为5500元/公斤，全部供货。原采购合同无故终止，重新签订的合同使企业增加采购成本6 625 100元；3. 西藏甘露公司采购药材，部分品种价格虚高、采购过度，导致国有企业利益被侵害。   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18日期间，西藏自治区纪委作出藏纪委〔2016〕135、〔2016〕136、〔2017〕14号《决定》，监察厅作出藏监〔2016〕48、〔2016〕49以、〔2017〕7号《决定》，因西藏甘露公司相关管理人员收受贿赂事宜给予旺某、普某、贡某开除公职以及开除党籍处分。   2017年9月29日，西藏自治区洛扎县人民法院对普某涉嫌受贿罪一案作出（2017）藏0527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1.2013年，普某因多次利用分管财务部门拨款的权利替张西亚办理领取货款等事宜，张西亚为表示感谢明确向普某表示借款20万元不用归还，并跟普某约定“若将来有人问起此款，可以说是虫草款”，直至案发时长达4年，普某未主动归还此款；2.普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2018年3月21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贡某涉嫌受贿罪一案作出（2017）藏05刑初6号刑事判决认定：1.2011年至2013年，贡某在担任西藏甘露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亳州药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西亚在药品原材料购销合同的签订提供帮助和便利，先后就此收受张西亚450万元；2.贡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2018年7月31日，西藏自治区措美县人民法院对张西亚、亳州药材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罪一案作出（2018）藏0526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1.张西亚为亳州药材公司同西藏甘露公司搞好业务关系，且为拿到药品材料购销合同向西藏甘露公司法定代表人贡某分八次行贿共计444万元；2.亳州药材公司向贡某行贿后，得到其帮助与西藏甘露公司签订了编号为037、522、523、526、527的案涉合同；3. 张西亚为与西藏甘露公司有更多的业务往来，前后五次向西藏甘露公司副总经理旺某行贿131万元；4.2011年，旺某帮助张西亚拿到西藏甘露公司30万元的玛瑙采购单；5.2013年西藏甘露公司质检部门提出亳州药材公司提供檀香质量不合格，旺某负责带队的质检部门送第三方检验后合格入库；6.亳州药材公司与张西亚为顺利与西藏甘露公司签订药品原材料合同及搞好业务关系，自2010年至2013年期间，为公司谋取不当利益，在业务往来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多次向西藏甘露公司相关领导行贿共计575万元，亳州药材公司与张西亚构成单位行贿罪。   2019年1月8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旺某涉嫌受贿罪一案作出（2018）藏刑终12号刑事判决认定：1.2011年年初至2013年年底，旺某为亳州药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西亚签订药品原材料采购合同提供帮助，先后五次非法收受张西亚121万元；2.2011年，旺某接受张西亚的请托，帮助亳州药材公司与西藏甘露公司签订玛瑙及藏香原材料采购合同；3.2013年，在旺某的帮助下张西亚提供的不合格檀香顺利验收合格并入库；4.旺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本院认为，根据本诉与反诉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2.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定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自2011年5月起至2013年4月期间， 西藏甘露公司与亳州药材公司就购销药材事宜签订了十份买卖合同，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当事人发生多笔业务往来。同时，依据（2017）藏0527刑初2号、（2018）藏刑终12号、（2017）藏05刑初6号、（2018）藏0526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交易过程中，亳州药材公司一方为谋取不当利益，多次向西藏甘露公司管理人员行贿。对此种以行贿、受贿手段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西藏甘露公司主张无效，而亳州药材公司则认为有效。对此，本院认为，依法准确认定案涉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对比审查。本案中，亳州药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西亚与西藏甘露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为谋取各自的不当利益，通过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相互串通，促成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主观恶意十分明显，且就两方人员恶意串通的关系而言，西藏甘露公司属于是第三人。而上述行为是否损害了西藏甘露公司利益，系认定案涉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主要事实依据；本案中，西藏甘露公司提交的刑事判决书、纪检监察部门作出的《决定》以及委托第三方制作的《专项检查报告》等证据均显示，自2011年起双方当事人进行的多笔业务往来中，亳州药材公司在订立买卖合同、领取药材款项、药材质量检测等事宜上多次获得了藏甘露公司受贿人员的“关照”，从而发生药材采购价格虚高、采购量远超生产计划、存在质量问题的药材通过检测并入库等的问题，导致西藏甘露公司采购成本显著增加、超计划采购使得药材库存积压等利益的损害。对此，亳州药材公司虽予以反驳，且向本院提交了《采购计划表》、安徽省中药材商会出具的《决定》及《说明》、《价格评估报告》等证据，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反驳理由成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亳州药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据此，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故对西藏甘露公司提出确认案涉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认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的规定，基于案涉合同无效，西藏甘露公司与亳州药材公司依法应当各自返还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但在本案中，由于案涉合同订立和履行的期间久远、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频繁，且受行贿、受贿人员的犯罪行为影响，案涉交易并未严格按照约定进行，故造成原、被告自身也不能确定供货情况与每一笔付款之间的对应关系，致相应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基于此，本院仅就双方当事人主张的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进行审查认定如下：   1.亳州药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亳州药材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系基于其作为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一方所享有的价款请求权。但由于案涉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亳州药材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基础事实依据，故无法在本案中得到支持。另，由于亳州药材公司实际履行了部分案涉合同的供货义务，理应有权要求西藏甘露公司在合理范围内对该部分已供药材进行返还或折价补偿。然而，本案的案涉合同因受亳州药材公司自身单位行贿犯罪等的影响，产生了药材采购价格虚高、采购量超生产计划、药材质量存在瑕疵等问题，因此合同约定内容对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并不具有参考性。此外，亳州药材公司作为主张方，应当对其要求西藏甘露公司返还财产或进行折价补偿范围的合理性、合法性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本案中，亳州药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据此，对亳州药材公司要求支付药材款7 352 134元以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2.西藏甘露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案中基于案涉合同无效，西藏甘露公司要求亳州药材公司返还已付药材款41 483 752元及支付资金占有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财产返还义务系合同相对方彼此负有的义务，即西藏甘露公司要求亳州药材公司返还已付药材款，相对应的西藏甘露公司需向亳州药材公司返还收购药材。然而，本案中案涉合同的买卖标的物为药品原材料，具有容易变质、保质期短等特性，且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时间久远，交易本身受犯罪行为影响，当事人自身亦无法明确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故简单判令相互返还财产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西藏甘露公司提交的证据只能显示部分药材存在采购价格虚高、购销量超计划以及质量不合格等的问题，故仅仅以上述事实主张返还全部已付药材款41 483 752元，即缺乏事实依据也有失公允。同样，西藏甘露公司作为主张方，对其主张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合法性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由于西藏甘露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对西藏甘露公司要求返还药材款41 483 752元及支付利息11 720 852.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西藏甘露公司的部分反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亳州药材公司的诉讼请求与西藏甘露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因证据不足无法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与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No0000696、No0000697、No0000778、No0000038、No0000037、No0000522、No0000523、No0000526、No0000527的案涉合同无效；   二、驳回原告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7306.94元（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原告亳州市西亚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全部；反诉案件受理费153 911.51元（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反诉原告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全部。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欧阳建川  审  判  员   根堆然吉  审  判  员   平措多吉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旦  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