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3462号原告：王国安,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非非、林晗龙，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骄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王宇涵，职务执行董事。诉讼委托代理人：张黔，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苏华，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法定代表人：王卓，职务总经理。第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菁、楼宇明，公司员工。原告王国安诉被告骄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骄龙公司），第三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五矿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商银行）营业信托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审理，王国安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非非、林晗龙，骄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黔，浙商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菁、楼宇明到庭参加诉讼，五矿公司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26220000元财务顾问费及利息（利息以2622万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暂计至2019年8月15日利息是2854298.42元，本息合计：29074298.4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10日，原告、第三人五矿公司签署《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同日，两第三人签署《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同日，原告与第三人浙商银行签署《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下称“《信托合同之差额付款合同》”。2016年10月12日至2018年5月27日期间，原告共向信托计划支付2.8亿元，其中有26220000元通过第三人支付给被告作为财务顾问费。被告没有提供财务顾问服务，被告未履行财务顾问的基本义务、不尽职,被告没有履约以及不尽职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损失，其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应全部还给原告，并支付相应的利息。1.被告未就《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之差额付款合同》是否构成为“优先级浙商银行提供保本保收益的刚性兑付安排”提供合规意见，未履行财务顾问的基本义务、未尽职。《信托合同》和《信托合同之差额付款合同》是主从合同，其合同目的是为优先级浙商银行提供保本保收益的刚性兑付安排。《信托合同之差额付款合同》约定“为优先级浙商银行提供保本保收益的刚性兑付安排”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法通则》第七条和第五十八条、《民法总则》第八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2.信托计划期间，被告没有任何顾问行为，只收钱，不干活，不履约，原告不仅没有履约，并且没有履约能力。3.根据《信托合同》第9.5.2条的约定，“0.9元的预警线”、“0.85元的止损线”对原告至关重要，关乎原告生死存亡；信托计划期间，原告从未收到被告的任何提示，被告没有做出任何顾问行为，不履约、不尽职。4.2019年1月20日，原告收到第三人发来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提前终止通知》，信托计划终止，信托计划的终止导致原告作为劣后级投入的2.8亿元血本无归。除了原告已在本案提起的诉请以外，被告应就其不作为、不尽职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全部损失，原告现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故诉至法院。另外，原告在庭审中补充以下几点意见：被告必须有相应的资质及从业能力，但被告没有相应的资质。被告应当履行对风险的披露及提示义务，在信托计划中，被告没有履行风险的披露及提示义务，被告也没有履行告知行为，2018年年4月27日资管新规正式颁布，根据资管新规，本次信托计划属于必须依法整改范围，被告作为财务顾问未提出披露及提示。庭审中，原告明确主张其起诉的依据是合同关系，并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法律关系，被告不是信托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信托合同中受托人的代理人，其仅仅是信托计划的财务顾问。骄龙公司辩称：第一，被告方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被告方与原告方未签署过任何合同，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财务顾问服务合同关系，故原告将骄龙公司列为被告并向其主张偿付所谓顾问费的请求错误。第二，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的营业纠纷，适用案由错误。原告提交的两份合同，其缔约方均不是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被告不是上述合同的当事人，不存在履约、违约问题。第三，案涉的信托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应自担风险，原告与五矿公司签订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在信托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且该信托计划设置了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性质上属于结构化信托产品，根据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不同的风险偏好设置了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案涉信托计划已经充分向原告揭示了劣后级委托人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原告签署该合同的行为明确表明其清楚知悉并愿意承担上述风险。第四，根据合同，信托合同的主体是原告及两第三人，原告在签署信托合同时是知道信托合同项下信托产品的风险，且原告自己有做尽调，所以不管什么新规引起的风险均由原告承担。第五，财务顾问的协议明确约定了被告的义务，但是被告的义务不包括原告所陈述的，原告陈述的义务属于证券投资咨询，被告是财务顾问，所以不存在资质问题，原告与五矿公司之前适用的法律是信托法，被告作为信托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与受托人签署顾问协议，不具备金钱给付的内容，只是提供相应的顾问服务，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代位权的行使。庭审中，被告抗辩认为本案是营业信托合同关系，被告是信托合同的第三人，不是受托人的代理人，被告已经履行了财务服务顾问协议中的顾问义务。浙商银行答辩称：第一，原告与浙商银行签订的信托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诉状中称违反一系列监管规定，该观点并不成立，前述监管规定主要是约束信托公司行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违反前述监管规定，另外由于该规定不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双方签订的合同不会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第二，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财务顾问费如要返还则应支付给信托计划，五矿公司作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令，代表信托计划与被告签订了《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财务顾问费，浙商银行作为信托计划的优先级委托人，信托计划终止后，尚未足额优先受偿信托利益，因此财务顾问费如要返还则应支付给信托计划，而不是支付给原告。另外，在银行流水中看不到原告与顾问费的任何关联性，顾问费是五矿公司支付。五矿公司书面答辩称：第一，五矿公司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诉讼请求与五矿公司无关，该案的处理结果与五矿公司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本案所涉《信托合同》及信托计划均合法有效，不存在保本收益的刚性兑付安排，原告诉状中提及的《差额付款合同》与五矿公司无关，《信托合同》已经履行相应的监管报备手续，合法有效。第三，《信托合同》对于财务顾问的聘请和财务顾问费的支付有相应约定，五矿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已及全体委托人的指定签署《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并支付财务顾问费，符合有关规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0日，王国安作为委托人（个人投资者），五矿公司作为受托人，双方签订《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合同编号为P2016M13A-HLBN-001,下称《信托合同1》）一份，该合同共有35条56页，将合同条款摘录如下：合同第1条在定义和解释中，解释了合同中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事务管理类信托、受托人、委托人、受益人、信托财产、预计到期日、保管合同、财务顾问及财务顾问服务协议、转让方、监管银行、证券经纪商、《股票受益权转让合同》、《支付协议》、《股票质押合同》、《账户监管协议》、《证券账户管理协议》、目标公司等合同涉及的有关概念以及合同相关方。第2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计划为事务管理类信托，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方式、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及中后期管理等事宜，自行负责前期尽职调查及存续期信托财产管理，自愿承担信托投资风险，在信托合同中就上述事项进行明确指定，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或者委托人/受益人的指令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并仅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提供或出具必要文件以配合委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等事务，不承担积极主动管理信托业务的职责。受托人根据合同约定及委托人的指令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受托按照本合同约定执行劣后级委托人或优先级委托人的指令视为全体委托人的指令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第3条约定，委托人须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信托计划成立时，委托人和受益人是同一人。受托人是五矿公司。保管人是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第4条约定，信托计划的名称为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条约定，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单位分为优先级信托单位和劣后级信托单位，分别为优先级信托受益权和劣后级受益权的份额化表现形式。优先级信托单位在预计期限的前两年的年预期收益率为6.2%/年，第三年的预期收益率为7.1%/年。劣后级信托单位不设预期收益率，信托计划项下劣后级信托单位向自然人王国安定向募集。第6条约定，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6.9亿元，分两期募集，首期募集劣后级信托资金，第二期募集优先级信托资金。劣后级委托人应在推介期内（即2016年10月8日-2016年10月18日）及时足额缴付劣后级信托资金2.3亿元，优先级委托人应在劣后级信托资金募集成功后且标的股票已按照约定全部解押并质押于受托人名下后及时足额交付4.6亿元。第7条约定，信托计划预计期限为3年。第8条约定，信托财产专户，账户名称五矿公司，银行账号11×××36，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花城支行。第9条约定，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包括以下财产：信托资金以及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形成的财产。本信托计划为事务管理类信托，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自主决定的具体用途对信托财产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且受托人根据全体委托人的指令签署下属各项交易文件并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1.受托人将信托计划资金按照《股票受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用于受让深圳蓝火持有的特定股票受益权，以及按照《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2.特定股票受益权的受让价款为6.6亿元，受托人分两次向转让方支付股票受益权转让价款。3.全体委托人共同指令受托人签署《股票受益权转让合同》、《支付协议》、《股票质押合同》、《账户监管协议》、《证券账户管理协议》、《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保管合同》等交易文件，全体委托人知悉并同意上述协议的全部内容，自愿承担相关风险及损失，上述文件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另外，信托计划持有特定股票受益权期间，由劣后级委托人向受托人出具特定股票解除质押及处置的指令，若劣后级委托人在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未按约定及时足额追加相应的资金，则劣后级委托人丧失出具解押及处置指令的权限，由优先级委托人向受托人出具特定股票解押及处置指令。优先级信托单位存续期间，信托计划通过设置预警线和止损线进行风险控制，具体操作如下：（1）信托计划将0.9元设置为预警线，任一交易日（T日）收市后，当本信托计划单位净值低于预警线0.9元时，受托人应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劣后级委托人应自行高度关注交易风险。（2）信托计划将0.85元设置止损线，T日信托计划单位净值低于止损线0.85元时，受托人应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劣后级委托人应于T+1日下午13:00之前追加资金使信托单位净值回复至预警线之上。若劣后级委托人逾期追加资金或未追加资金的，则自T+1日下午13:00起，劣后级委托人丧失指令权限，且无论其后劣后级是否追加资金或计划净值是否恢复至预警线其持有的信托计划份额权益归优先级委托人所有，受托人执行优先级委托人提交的解押和处置指令，将标的股票进行处置。第10条约定，受托人在本信托项下的管理责任仅包括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提供或出具必要文件以配合受益人管理信托财产等事务以及估值事宜，受托人不承担中后期管理，除信托合同有特别约定外，受托人仅根据委托人的指令进行管理，不承担主动管理责任。第12条约定，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受托管理费、保管人的保管费、支付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费等。全体委托指定受托人聘请浙银伯乐（杭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银伯乐）及骄龙公司担任本信托计划的财务顾问，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财务顾问有权收取财务顾问费。其中骄龙公司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分为固定财务顾问费和浮动财务顾问费，固定财务顾问费率为1.9%/年，按年收取，自优先级信托资金募集成功日起算。当且仅当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单位净值超过1.00元时，收取浮动财务顾问费。当信托终止时，信托单位净值超过1.00元时，如信托计划的现金类信托财产不足以支付浮动财务顾问费，由劣后级受益人在核算日前补足。如劣后级受益人未能在核算日前补足，则受托人根据骄龙公司的指令于核算日3个工作日内对剩余标的股票进行处置，以处置收益支付浮动财务顾问费。财务顾问费的具体内容以受托人与财务顾问签订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为准。第15条约定，委托人对金融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较高的认知度和承受能力，并根据其独立的审核以及其认为适当的专业已经确认认购信托单位完全符合其财务需求、目标和条件，认购信托单位对其而言是合理、恰当而且适宜的投资，尽管投资本身存在明显切实的风险。第18条约定，受托人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受托人经委托人同意有权委托他人代为处理部分信托事务。第20条为风险揭示与风险承担条款，其中在特别风险提示，采用字体加黑方式，约定如下：（2）标的股票的估值相对偏高，且限售股解禁可能进一步对目标公司股价造成不利影响，全体委托人自愿承担信托财产投资标的股票受益权的投资风险，全体委托人均存在本金部分或者全部损失的风险。（6）本信托计划项下股票质押担保的事项为转让方向受托人支付标的股票投资收益的义务，鉴于标的股票投资收益无法确认价值，主债权金额和履行义务的期限均不确定，质权存在一定瑕疵，同时质押股票为限售流通股，在标的股票限售期届满前，受托人无法通过折价或者变卖质押股票的方式进行标的股票的质权，可能对信托利益造成不利影响。（8）如标的股票股价大幅下跌，信托计划触及止损线，且劣后级委托人未按约追加资金，则可能因无法及时变现质押股票造成信托财产大幅损失。（9）信托计划到期后可能由于标的股票停牌等原因导致标的股票无法及时变现，若无法支付信托费用及浮动财务顾问费，则受托人将在支付完毕信托费用及浮动财务顾问费后再向受益人进行分配，存在可能导致信托计划迟延的风险。（13）本项目交易结构可能被认定为标的股票实质实现了提前变现，并被认为突破了有限售调减流通股的转让限制，可能导致本项目违反证监会相关规章的规定，甚至导致相关交易合同效力存在瑕疵。（16）向劣后级委托人特别提示的风险，基于本信托计划的结构化设计，本信托计划项下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风险远高于优先级委托人且劣后级委托人信托利益劣后于优先级信托利益予以分配，当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时，此时劣后级委托人信托本金大部分已损失，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本金将面临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若劣后级委托人未按约定及时追加资金，则受托人将根据优先级委托人的解押及处置指令进行操作，标的股票可能被强制平仓，进而导致劣后级委托人投资本金发生重大损失。在该合同末尾，双方在其上签字、盖章确认。同日，浙商银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机构投者），与五矿公司签订了与《信托合同1》编号相同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下称《信托合同2》）一份，合同内容与原告签订的《信托合同1》条款基本一致。2016年10月9日，原告作为乙方，浙商银行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信托合同之差额付款合同》一份，约定浙商银行作为“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优先级委托人，王国安作为差额义务补足人，承诺为在信托计划每一核算日及终止时甲方未足额获得本金和预期收益时履行差额补足义务。2016年10月12日起，原告开始向五矿公司广州分行花城支行11×××36账户汇款，现将汇款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汇款金额（万）              汇款时间              汇款人              汇款备注                  1              4600              2016.10.12              王国安                                2              4600              2016.10.12              王国安                                3              4600              2016.10.12              王国安                                4              4600              2016.10.12              王国安                                5              4600              2016.10.12              王国安                                6              1650              2017.1.20              胡刚                                7              500              2017.1.20              李慧珍                                8              1500              2017.1.20              骄龙公司              信托计划追加资金                  9              730              2018.1.5              王国安                                10              700              2018.5.27              王国安              利息                  11              22              2018.5.27              邹菲              王国安利息      原告陈述其分别共计支付了2.808亿元，2017年1月20日第三方交付的资金1650万元、500万元、1500万元是系其委托支付，五矿公司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并确认2018年5月30日另交付追加资金22万元，共2.8102亿元。第三人浙商银行于2016年10月19日向信托账户支付4.6亿元，五矿公司收到原告和浙商银行款项后，向深圳蓝火支付了转让款，并向骄龙公司、浙银伯乐支付了财务顾问费等款项，列表如下：            序号              金额（万）              支付时间              接收对象              款项用途                  1              230              2016.10.12              五矿公司              拨付信托业保障基金投资款项                  2              22000              2016.10.12              深圳蓝火              购买受益权款项                  3              460              2016.10.19              五矿公司              拨付信托业保障基金投资款项                  4              44000              2016.10.19              深圳蓝火              购买受益权款项                  5              1311              2016.10.28              付财务顾问费              骄龙公司                  6              322              2016.10.28              付财务顾问费              浙银伯乐                  7              1311              2017.11.1              付财务顾问费              骄龙公司                  8              322              2017.11.1              付财务顾问费              浙银伯乐      另外，五矿公司信托账户还向浙商银行支付了相应预期收益款项，列表如下：            序号              金额              时间              收款人              交易备注                  1              4922630.14              2016.12.21              浙商银行              付优先级受益人收益                  2              7032328.77              2017.3.21              浙商银行              付优先级受益人收益                  3              7188602.74              2017.6.21              浙商银行              付优先级受益人收益                  4              7188602.74              2017.9.21              浙商银行              付优先级受益人收益                  5              7110465.75              2018.1.9              浙商银行              付优先级受益人收益                  6              7032328.77              2018.6.8              浙商银行              付信托利益      骄龙公司提供与五矿公司确签订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合同编号：P2016M13A-HLBN-010)，其中骄龙公司为协议乙方，五矿公司为协议甲方。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受信托计划委托人指定委托乙方担任信托计划的财务顾问，乙方应提供的服务包括：（1）协助甲方及其相关各方进行该项目接洽与协商谈判；（2）协助甲方收集整理信托项目的相关情况和资料，协助甲方与项目所涉及各方沟通和联系，推动上述信托项目工作进展；（3）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供其他与本合同目的相关的其他财务顾问服务。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的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信托项目存续满3年之日，若信托计划提前终止，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的期限相应提前终止。第三条乙方义务为，根据委托事项为甲方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不定期向甲方沟通、报告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信托项目实施过程中，保守商业秘密、内幕信息及其他未公开信息。第四条财务顾问服务费及支付的约定与《信托合同1》基本一致。2019年1月16日，五矿公司向原告及浙商银行发送《信托计划提前终止通知》一份，载明：截至2017年9月29日信托计划单位净值低于止损线且劣后级委托人未按约定追加资金使信托单位净值恢复至预警线之上，劣后级委托人丧失指令权限，劣后级委托人持有的信托计划份额权益已归优先级委托人所有，优先级委托人向受托人出具委托人指令，要求于2019年1月16日提前终止信托计划，鉴于此，受托人就信托计划提前终止事项通知如下：根据信托合同以及优先级委托人出具的委托人指令，信托计划于2019年1月16日提前终止。本院认为：原告与五矿公司签署的《信托合同1》、浙商银行于五矿公司签署的《信托合同2》、五矿公司与骄龙公司签订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等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信托法》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告与五矿公司据此形成了营业信托法律关系，原告与既是委托人，又是受益人，五矿公司为受托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是本案的法律关系；二是被告是否为适格被告；三是被告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是否需要向原告退还相应的顾问费用。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原告认为本案是服务合同纠纷，被告认为本案是营业信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营业信托纠纷主要是指，信托公司以取得信托报酬为目的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受托人身份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由此产生针对信托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属于营业信托纠纷。而本案的被告不是信托公司，不是专门从事信托业务，也不是信托合同的受托人，其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从事信托相关顾问业务。原告在本案中是主张被告未尽合同财务顾问服务义务，主张被告未尽披露、告知、建议等合同义务，信托公司只是本案的第三人，因此本案不是营业信托合同关系，而应为一般意义的服务合同纠纷。二、被告是否为适格被告被告认为其是信托合同的第三人，不是适格被告，其只需要对信托计划负责，与原告无关联。本案中，虽然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签订合同，但是不能割裂来看单个合同，应综观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来看被告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五矿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信托合同1》和五矿公司与浙商银行签订的《信托合同2》第9条均明确约定，全体委托人共同指令受托人签署《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等文件；第12条均约定，全体委托人指定受托人聘请浙银伯乐和骄龙公司担任本信托计划的财务顾问，并约定财务顾问费的支付。信托合同成立后，五矿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骄龙公司签订合同，虽然《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标明的甲方是五矿公司，但是在《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第一条已明确表明，五矿公司是受信托计划委托人指定委托被告担任财务顾问。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就清楚知道五矿公司是受委托人的委托而与其签订合同，《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委托人是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即本案的原告和浙商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五矿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而被告在签订合同就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结合被告主要合同义务涉及推进信托工作，协助受托人就案涉信托项目与各方接洽与协商谈判，被告是非常清楚案涉项目的委托人，《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可以直接约束原被告，故骄龙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三、被告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是否需要向原告退还相应的顾问费用首先，《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被告需提供的服务包括：1.协助五矿公司及其他相关各方进行案涉项目接洽与协商谈判；2.协助五矿公司收集整理信案涉项目的相关情况和资料，协助五矿公司与项目所涉各方沟通和联系，推动上述信托项目工作进展；3.根据五矿公司的要求，提供其他与本合同目的相关的其他财务顾问服务。案涉信托合同2016年成立，顺利完成目标股票收益权的投资，从该履行情况来看，不难判断项目接洽、协商谈判、推进项目工作进展等服务是得到有效开展，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其次，原告在起诉状中列明被告未就合同合规提供意见，《信托合同1》第2条明确约定，委托人自行负责前期尽职调查及存续期信托财产管理，自愿承担信托投资风险，因此，合同是否合规应是委托人的前期调查责任，提供信托项目合规审查不是被告的义务。另外，《信托合同1》第20条在特别风险提示中，披露了案涉项目可能违反证监会相关规章的规定的风险。再次，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没有收到被告的预警线和止损线的提示，被告未尽通知义务。根据《信托合同1》第9条约定，当信托计划净值低于预警线和止损线时，应由受托人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由此可见，交易中风险提示通知义务人是五矿公司，不是被告，原告以此主张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另外，原告主张要求被告退还2622万元的财务顾问费，理由是被告的全部财务顾问费均是其支付。综合审查本案，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方面，财务顾问费是信托费用，是从信托财产中支付，根据《信托合同1》第12条约定，支付给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费是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而本案的信托财产不是来源原告一方，还包括浙商银行的4.6亿元财产。另一方面，原告2016年10月12日支付第一笔2.3亿元信托费用之后，受托人五矿公司向出让方深圳蓝火支付了2.2亿元用于支付转让款，另还支付了230万元用于支付信托保障金，此时信托财产余额只剩770万，根本不足以在2016年10月28日支付被告1311万元的财务顾问费，更别说还需要支付322万浙银伯乐322万财务顾问费。原告认为顾问费均是其支付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案涉信托项目有两位委托人，即浙商银行和原告，事实上，看不出顾问费的支付与原告的直接关联性，也根本无法区分何笔款项是由哪位委托人支付。原告主张被告向其退还2622万元财务顾问费，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原告无法证明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亦无法证明其实际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国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171元，由原告王国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文铂人民陪审员  魏景霞人民陪审员  陈志强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王琼珊书记员吴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