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9607号原告：RENMEILI，女，1957年4月29日出生，意大利国籍。被告：覃兆江，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告：赵伟，男，197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梁少芬，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丽敏，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RENMEILI（以下简称任美丽）诉被告覃兆江、赵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梦芷独任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任美丽、被告覃兆江、被告赵伟委托代理人梁少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两被告以2018年8月15日《再次承诺还款书》向原告偿还25万人民币及利息、必要的行程住宿费；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庭审时，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一中主张的利息及行程住宿费共计1万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8日，原告根据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3号，委托覃兆江，向广州市XX有限公司、连X豪追收案项552874.80元。覃兆江再委托赵伟追款。追款成功，原告同意50%作为律师收益。余款276437元立即还款原告。但是直到今天2020年4月中下旬都没有收到全款。早在2013年3月31日，三方在广州签署还款《承诺书》，但是2013年6月前被告并没有按照承诺还款。2013年8月31日，三方再次在广州签署还款《承诺书二》直至2014年被告也没有按照承诺还款。2015年签署还款《承诺书三》，被告也没有按照承诺还款。2016年5月4日邮件发出再次签订还款书，被告同意每个月20日左右还款1万元直至还清全款但未履行。2016年12月15日原告找到广州司法局，司法局接待了原告并在当天通知覃兆江，覃兆江找到赵伟，赵伟当场微信转账3000元，并表示覃兆江在场保证自2016年12月15日起的18个月内还清（即2018年6月15日前还清247000元），直至2018年6月被告都没有按照承诺还款。2018年8月15日原告再次飞到广州找到被告，签署了《再次承诺还款书》，赵伟拿着身份证向原告保证和担保在2020年2月底前一定如数如期还款，并要求以18万了结，当时原告同意了，并表示如果能保证如期还款接受18万金额，如果没有按期还款，2020年2月以后以25万元的金额追款至法院。至今两被告仍未还款故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2016年12月15日和2017年1月9日微信转账及聊天记录；2.2018年8月15日被告签署的《再次还款承诺书》；3.2018年8月15日赵伟手持身份证前述协议照片；4.2020年4月8日以及4月15日原告与覃兆江短信记录以及原告与赵伟微信聊天记录。庭后，原告根据本院要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2.原告2011年10月入境的护照复印件；3.覃兆江律师的广告网上打印件；4.2011年10月8日授权委托书；5.承诺书（二）；6.承诺还款书（三）；7.赵伟的授权委托书；8.原告与案外人律师的邮件打印件。被告覃兆江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我方认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我方与原告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不需要承担还款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被告覃兆江没有提交证据。被告赵伟辩称：对欠款本金有异议，本金并没有25万元，《再次承诺还款协议书》确认了还款金额为18万元，2018年10月11日还款1万元，2018年11月21日还款1万元，2019年3月21日还款3000元，2019年3月30日还款5000元；因此，我方尚欠原告的款项并没有25万元。我方不同意向原告支付利息以及行程住宿费，原告该主张没有合同、法律依据。被告赵伟提交了以下证据：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第43号判决书），判决广州市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和连X豪向任美丽为公司老板的意大利米兰市米索利公司（以下简称米索利公司）偿还欠款53890欧元以及损失400欧元。因无法有效执行上述判决，任美丽通过网页广告得知覃兆江律师，便联系覃兆江商谈委托其代为追款事宜。原告提交了2011年10月8日与覃兆江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有：委托单位米索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任美丽，职务董事长，受委托人覃兆江，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手写），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与XX公司、连X豪委托合同纠纷事宜中，作为我方代理人。上述两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代为向以琳公司、连X豪追收（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3号案项下欠款人民币556874.8元及利息。委托单位未有盖章，法定代表人处有任美丽签名。对于该份授权委托书，覃兆江认为，任美丽签名有明显复印痕迹，但确认该授权委托书上其签名的真实性。覃兆江称该授权委托书是任美丽事先打印好要求其签名，因该文件内容不规范，无委托期限、是否代领款项、有无转委托权、代理费等具体内容，当时与任美丽说要具体看过文件确定可以处理后再正式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以及正式的授权委托书，当时任美丽坚持要其签名，其就当该授权委托书为双方初步意向，才签名。任美丽提交了2013年8月31日的《承诺书（二）》，内容为：2013年3月31日，覃兆江律师、赵伟和任美丽在广州签订的承诺书，原因是米索利公司及任美丽于2011年委托覃兆江律师追款。覃兆江律师再委托赵伟办理追讨，此款项总数552874.8元已经于2012年从连X豪追款到手，双方同意各自50%得益，并签下2013年3月31日承诺书：第一期于2013年6月30日还款138218元，第二期于2013年12月31日还款138218元，总数276436元，但是覃兆江律师和赵伟没有兑现承诺，没有如期还款，于2013年8月30日再次提出延期，条件如下：在总数276436元上提高5%即290257.8元人民币，从2013年9月30日前每月最低1万元，最高无限制，在12月内（2014年9月30日内）结清290257.8元人民币，并汇至任美丽于上海农业银行尾数7311的银行账户。如果发生少汇款、缺汇款，任美丽将提交广州市人民法院追究以上两位责任。覃兆江律师签字承诺处为手写“委托签字：赵伟”，赵伟在其身份信息处签字，任美丽亦如此。赵伟确认该《承诺书（二）》其签字的真实性，覃兆江则认为其未在该文件上签名，不确认该证据。任美丽另提交了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承诺还款书（三）》，内容为：继2013年3月31日和2013年8月31日覃兆江律师、赵伟和任美丽在广州签订的还款承诺书……可是到今天2015年1月还款总金额250407元没有还款，于今天2015年1月15日承诺还款期如下：2015年2月20日前还款10万元，2015年3月至2015年10月，每月20日前还款2万元，以上还款可以每期多还款，不超过2015年10月20日，如果发生没有全款还清，需要追加应付全款的5%，如果发生少汇款、缺汇款、逃款现象，任美丽将再次提交广州市人民法院追究以上两位责任。以上还款日期和内容是继2013年3月31日和2013年8月31日的承诺，是在各方协商同意下承诺，自动生效。该文件下方有覃兆江及赵伟身份信息，但只有赵伟以及任美丽签名。赵伟确认该文件签名真实性，覃兆江认为其未在该文件上签名，不知晓该文件内容，对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任美丽提交其与赵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2月15日双方添加好友，2016年12月15日，赵伟向任美丽转账3000元且备注“月度最低还款额”，赵伟还发送“扣除今日还款三千，尚欠二十四七千元。最低每月还款三千人民币，即日起十八个月内还清”、“上面为赵伟所述为真实意愿表达，覃律师在场见证”；2017年1月9日，任美丽问“这个月微信支付几号”，赵伟“晚点微你”。任美丽提交了2018年8月15日出具的《再次承诺还款书》，内容均为手写：任美丽于2011年委托覃兆江律师根据第43号判决书向以琳公司及连文豪本人追讨552874.8元（有委托书，覃兆江签字），双方同意在收到全款追款后，各以50%即276437元收益，赵伟受覃兆江律师的委托追款。以上追款已经在2013年1月如数追到，但是任美丽至今没有收到整数还款。其中与覃兆江和赵伟先后签订了3-4次承诺还款书，但是都没有兑现（最后一次承诺全款还款日期是2018年6月30日）。今天，赵伟受覃兆江律师委托，再次与我见面，提出保证还款18万元人民币，每月月底前还款一万人民币。从2018年9月起到2020年2月底前还清18万元。如果没有兑现，还款金额是25万元，不再是18万，有必要申请司法程序的还款金额以25万计算。每月底前的一万元人民币支付到微信或银行卡。赵伟以上承诺由覃兆江律师担保。2020年2月底前还清18万人民币，任美丽不再追究此事，不然会以25万元人民币提请司法程序。该份承诺书有任美丽以及赵伟签字。覃兆江认为该份承诺还款书的内容其不知情，也未在上面签名，对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赵伟提交了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其于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1月21日各向原告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21日向原告转账3000元；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转账5000元，共计28000元。后赵伟在接受本院询问中称，其认可2018年8月15日签署协议书时确认的还款金额，在此之后还了28000元，对于此前的已还款项同意以2018年8月15日结算为准。在庭审中，原告称“案涉事项是我委托给覃兆江做的，案涉事情是覃兆江转委托给赵伟做的，我是同意的”。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为意大利公民，因此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应按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以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州市基层法院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实施集中管辖的规定，被告赵伟的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故本院依法取得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且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是因原告委托被告追收款项而产生的纠纷，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一、二的委托关系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自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提交了有覃兆江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并记载了原告委托覃兆江代为向以琳公司、连文豪追收第43号判决书项下欠款人民币556874.8元及利息。覃兆江认为2011年10月8日授权委托书是其与原告的初步合作意向，鉴于覃兆江的职业为律师，具有较一般公众更高的注意义务，应当预料到签名可能导致的后果。其次，在其随后与原告的后续沟通中，均无证据证实其曾表示不接受委托。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上述授权委托书中已明确记载委托人、受委托人以及委托事项。故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覃兆江之间的委托合同成立。根据2013年8月31日的《承诺书（二）》记载“覃兆江律师再委托赵伟办理追讨”，可见此时原告已知悉其与覃兆江的委托事项已经转为原告与赵伟之间的委托。该文件上覃兆江身份信息处为手写“委托签名：赵伟”，但未有证据证明覃兆江委托赵伟代签，而赵伟确认覃兆江是转委托其办理案涉事项，结合2018年8月15日出具的《再次承诺还款书》，该文件内容均为原告手写，且系原告与赵伟见面签署，未有覃兆江参与及签名确认。在庭审中，原告也明确认为案涉事项是其委托覃兆江，后由覃兆江转委托赵伟。综上，本院确认案涉事务为原告委托覃兆江，再由覃兆江转委托给赵伟，原告知悉该转委托且没有提出异议，一直与赵伟对委托事项进行协商并签订相关文件，则赵伟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履行其义务。未有证据证明覃兆江对赵伟的选任及其对赵伟的指示具有过错，覃兆江在本案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关于赵伟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原告与赵伟签订的《再次承诺还款书》，赵伟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前支付已追讨款项给原告，则需按照约定的250000元向原告支付已追讨款项。赵伟确认2018年8月15日后仅偿还28000元，则赵伟应当向原告支付222000元。至于原告另主张利息及行程住宿费1万元，赵伟未能按照约定支付款项给原告，原告确有利息损失。原告为意大利国籍，为追讨案涉款项确会产生必要支出。原告合并主张利息及行程住宿费1万元未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222000元给原告RENMEILI；二、被告赵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利息及行程住宿费10000元给原告RENMEILI；三、驳回原告RENMEILI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25元，由原告RENMEILI负担283元，被告赵伟负担2242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RENMEILI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覃兆江、赵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梦芷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万策书记员唐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