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08行初22号 原告：辜巧灵，女，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张某，男，199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巧灵，系原告张某母亲。 被告：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龙井路6号。 法定代表人：熊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璐菡，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菡，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第三人：张同松，男，197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辜巧灵、张某诉被告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成华龙潭街办）、第三人张同松行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辜巧灵、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辜巧灵，被告成华龙潭街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璐菡、朱玉菡及委托出庭工作人员李梅梅，第三人张同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3月18日，原告张某、辜巧灵及第三人张同松作为被拆迁人与被告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 原告辜巧灵、张某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张同松2012年3月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张同松于2012年3月签订了《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但就协议书内容由于涉及第三人至今双方都未履行相应的约定。张同松与原告（辜巧灵）于2006年6月20日办理了离婚。其子张某监护人是辜巧灵。在签订该协议时张同松与原告（辜巧灵）早已离婚，户口簿、土地证早已分开，张同松无权代原告（辜巧灵、张某）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住房使用证上有三个共有人，张同松无权代二原告签订任何文书。二原告也未领取过所谓的补偿费和过渡费。2012年3月被告没有合法的征收文书，没有批文，也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行政。2019年10月至今多次要求二原告按此《协议书》履行约定内容。原告认为，《协议书》上的约定内容，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合同法》第三十九至四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在无征收审批专属权机关作出《批文》的情况下，滥用职权，骗取张同松与其签订《协议书》。严重违背法律法规，侵犯了二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确认被告与张同松签订的《住房拆迁安置协议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成华龙潭街办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驳回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原被告在2012年签署拆迁安置协议时，收走了宅基地证原件，原告辜巧灵曾在2013年1月因办理上户手续，向被告借出宅基地证原件，足以说明原告在2013年1月已知晓拆迁安置事宜。同时，2013年、2014年的过渡费均由原告辜巧灵的妹妹辜秋蓉代为领取，也足以证明原告在2013年应当知道被告的拆迁安置行为。故，原告于2020年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二、案涉土地已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征收，案涉土地已依法履行了公告、登记、批复、补偿等相应的土地征收程序，案涉土地征收协议的签订程序原本存在的法律瑕疵已经得到弥补，不具有可撤销性。被告虽然在省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与原告签署案涉协议，但被告的行为具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并经成华区政府批准。且案涉土地现已经省政府批准征收，也依法履行了征收程序，不再存在法律瑕疵。三、案涉的房屋是进行建房安置，按照龙潭街道办实施方案的请示中，建房安置是按照宅基地证载明的安置人员来进行安置的，原告为案涉拆迁房屋的共有人，被告与户主签署拆迁安置协议并没有对原告的拆迁安置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1、被告成华龙潭街办在办理拆迁安置事宜时，主要是对农房进行拆迁、对人员进行安置补偿，主要审核被拆迁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以及拆迁安置对象是否为农户身份，并不审核离异、分户等家庭关系。即，根据《宅基地使用证》载明的共有人为准，与宅基地证上载明的户主签订协议。在本案中，原告辜巧灵、张某均为案涉拆迁片区的安置对象，安置标准和补偿标准均系按人头计算，和张同松的标准一致，原告辜巧灵和张同松离异与否，对安置协议的签署、安置补偿的发放没有实质性影响。2、如前所述，原告在2013年1月已应当知晓拆迁安置事宜，但其并未提出异议，且原告张某在协议签署时为未成年人，其父亲张同松是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代张某签字确认。综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被告的征收行为不再存在法律瑕疵，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张同松无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5日，成华龙潭街办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请示关于“北改”工程蜀龙路五期建设项目保平1组用地拆迁实施方案（龙潭街办〔2012〕7号），该请示第四节第二条“建房安置”第1款载明“住房安置实行建房安置的，按照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应安置人员每人35平方米进行住房安置……”，第8款“优购政策”载明“每户凭《农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可自愿选择优购35平方米……”。后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作出批示，原则上同意该请示，并对保平社区1组居民实施先行搬迁、过渡安置，原告及第三人属于拆迁安置范围。 2012年3月18日，原告辜巧灵、张某及第三人张同松以被拆迁人身份与被告成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张同松代两原告在协议上签字。《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建房安置，被拆迁人应安置人数为三人，安置面积为105平方米，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安置房套一贰套，建筑面积84平方米。套二壹套，建筑面积70平方米。拆迁安置中所有费用品迭后，被拆迁人应支付10052元。庭审中被告陈述，拆迁安置协议签订的对象和安置的标准均以被拆迁人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为基础。并出具被拆迁人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编号：100017184），该证件载明，案涉宅基地使用权户主姓名为第三人张同松，共有权人为张某和辜巧灵，宅基地总面积为陆拾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117.08平方米，包括底楼57.08平方米、二楼60平方米。 2016年4月29日，成华区龙潭街道保平社区1、2、3、7、8组及社区集体所有土地经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土〔2016〕556号文件批准征收。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公告征收事宜，并载明具体实施单位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成华龙潭街办。2018年3月23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8〕第6号），对前述被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予以公告，2018年8月1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关于《成华区龙潭街道保平社区一、二、三、七、八组及社区集体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成办函〔2018〕139号），同意成都市国土局作出的前述补偿安置方案。 另查明，2006年6月20日，原告辜巧灵与第三人张同松经本院调解离婚，同年8月2日，辜巧灵与张同松分户，原告张某随母亲辜巧灵入户至成都市成华区××乡××村××组××号××号。辜巧灵陈述其与张同松离婚后分开居住，分别居住于同一栋楼的楼上和楼下。后双方于2015年3月复婚，但张同松签订案涉协议后均未告知辜巧灵协议签订事宜，辜巧灵及至2019年成华龙潭街办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张同松和辜巧灵履行协议义务时，辜巧灵才知晓张同松代表辜巧灵、张某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情。辜巧灵同时提交本院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的（2019）川0108民初7368号民事裁定，载明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受理成华龙潭街办诉张同松、辜巧灵、张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一案。 庭审中，被告成华龙潭街办还出具辜巧灵于2013年1月28日向保平社区1组借用《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的证明，以及保平1组过渡费领取单，该领取单载明2013年、2014年张同松户部分过渡费由辜巧灵胞妹辜秋蓉领取，拟证实辜巧灵自2013年就已知晓签订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事宜，但经庭审询问，被告未提供原告或第三人委托辜秋蓉领取过渡费的授权委托书。辜巧灵对此回应述称借用《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系为其母亲上户，与拆迁安置事宜无关，并否认委托辜秋蓉领取过渡费的主张。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2006）成华民初字第1055号《民事调解书》、（2019）川0108民初7368号《民事裁定书》《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证明》《关于“北改”工程蜀龙路五期建设项目保平1组用地拆迁实施方案的请示》《征收土地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成华区龙潭街道保平社区一、二、三、七、八组及社区集体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对被告订立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2017〕第37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公告的事项，案涉成华区龙潭街道保平社区1、2、3、7、8组及社区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和被告成华龙潭街办，成华龙潭街办具有开展案涉土地征收的职责，其与原告辜巧灵、张某及第三人张同松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体适格。同时，《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主要对辜巧灵、张某所有的位于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进行约定，该事项未超出成华龙潭街办的职权范围，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予成立。对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原告请求撤销《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因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2年，本案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民事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请求撤销案涉协议，理由一是认为辜巧灵与张同松离婚分户后，第三人张某无权代表原告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二是认为被告签订案涉协议时无征收批文，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五十二条的规定，该理由产生的法律效果系对合同效力的否定，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协议应予撤销的法定事由。庭审中，原告并未举证证实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示公平及重大误解等其他不真实意思的情形，故原告请求撤销案涉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同时，虽然原告未依据前述理由主张协议无效，但协议效力仍系法院主动审查范围。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张同松与成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时，案涉土地虽未经国家批准征收，但2016年4月29日，包括保平社区1组在内的集体土地已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案涉土地征收已依法履行了公告、登记、批复、补偿等相应的征收土地程序，案涉协议签订时存在的法律瑕疵已得到有效弥补，因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是否具有征收土地批文的问题不再成为影响协议效力的理由。其次，《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系以对被拆迁人张同松、辜巧灵和张某安置补偿为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来看，补偿安置的基础是被征收的土地，同时考虑被安置人口的数量，补偿安置的根本原则是保障被安置人生活条件不降低。结合成华龙潭街办与“北改”工程蜀龙路五期建设项目保平1组用地拆迁实施方案（龙潭街办〔2012〕7号）第四节第二条“建房安置”第1款“住房安置实行建房安置的，按照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应安置人员每人35平方米进行住房安置……”、第8款“优购政策”关于“每户凭《农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可自愿选择优购35平方米……”的内容，也可知该项目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基础是被拆迁人因土地征收而失去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并非被拆迁人的户数。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虽已独立分户，但原告和第三人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并未分割，均记载于第三人持有的7184号《宅基地使用证》上，其中第三人张同松为户主，原告辜巧灵、张某为共有权人，且两原告在分户后并未另外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张同松以户主身份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安置对象包括了两原告，安置标准符合政策规定，安置效果达到了保障被安置人生活条件不降低的目的。故7184号《宅基地使用证》使用权户主张同松代表该权利共有人与被告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当，两原告主张另行应单独签订安置协议，既无事实依据，又无现实必要。最后，原告辜巧灵与张同松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6月20日离婚，经辜巧灵陈述，其与张同松离婚后仍居住同一栋楼，且张同松与成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时，并未告知已与辜巧灵离婚。结合张同松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仍载明辜巧灵、张某为共有人的事实，成华龙潭街办有理由相信张同松具有代辜巧灵签订协议的权利。此外，即使张同松签订协议时权限确有瑕疵，但辜巧灵在庭审中自认其与2015年3月与张同松复婚，张同松与辜巧灵再次形成婚姻关系能够补足前述权限瑕疵。至于张同松代张某签订协议的效力问题，因案涉协议签订之时张某尚未成年，故张同松仍系张某法定代理人，其代表张某签订案涉协议并无不当。 关于被告抗辩原告起诉已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原告陈述其于2019年8月被告起诉原告请求履行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义务时，才知晓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协议的事宜，故其于2020年3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前述司法解释、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和除斥期间。被告虽举证辜巧灵曾于2013年借用过《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以及2013年、2014年辜巧灵胞妹辜秋蓉代领张同松户过渡费，由此主张辜巧灵自2013年应当知晓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宜。但辜巧灵陈述其借用《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系为母亲上户，与拆迁安置无关，并否认委托辜秋蓉领取过渡费。经法院询问，被告不能提供原告及第三人委托辜巧灵领取过渡费的授权委托书，也未对原告的陈述提出合理反驳意见，故不能据此推断原告自2013年应当知晓案涉协议签订的事宜。被告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辜巧灵、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辜巧灵、张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任舟 人民陪审员  沈思忆 人民陪审员  谭 波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易晓兰 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