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303行初39号 原告:庄育红，女，196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燕、福建绩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仙游县盖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盖尾镇宝峰村上梧9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322003719141A。 法定代表人：刘建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文、林庆元，仙游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322705202403L。 法定代表人：李朝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龙，仙游县鲤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庄育红不服被告仙游县盖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盖尾镇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303行初140号行政裁定，驳回庄育红的起诉。庄育红不服提起上诉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闽03行终102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撤销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3行初140号行政裁定；二、指令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石马村委会）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庄育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燕，被告盖尾镇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张庆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文、林庆元，第三人石马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李朝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盖尾镇政府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21日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原告庄育红位于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洋中央的房屋、水池等。 原告庄育红诉称，2004年12月8日，其与第三人石马村委会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石马村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将位于本村洋中央抽水机房房屋及墙身按照3000元转让给庄育红，土地使用期为30年，期满后土地使用权归村委会所有。协议签订后，原告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并在房屋后面（东面）修建水池一座用于养殖。上述房屋及水池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其中抽水机房及附属房建筑面积为430㎡，水池建筑面积66㎡。因木兰大道项目建设需要，原告的房屋、水池被列入征迁范围。2018年11月22日，被告在没有任何执法依据及合法手续，且未与原告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组织大批工作人员及挖掘机将原告的房屋、水池强制拆毁。拆除之前，被告未通知原告到场，未将原告房屋内物品清点、搬离，造成原告房屋、水池及屋内物品全部毁损，上述行为严重违法，且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确认被告盖尾镇政府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21日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水池等的行政行为违法。 原告庄育红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2.《合同书》，证明：2004年12月8日，原告与石马村委会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位于本村洋中央抽水机房房屋及墙身按照3000元价格转让给原告，土地使用期为30年，期满后土地使用权归村委会所有，该被拆除房屋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3.照片、视频资料，证明：（1）房屋被拆毁前后情况；（2）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21日，被告以及第三人在没有任何执法依据及合法手续、且未与原告达成任何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组织大批工作人员及挖掘机将原告的房屋、水池等强制拆毁。 被告盖尾镇政府辩称，一、案涉房屋所在宗地的土地已经省政府批准征收，仙游县人民政府已履行了“两公告、一登记”的法定程序。被告盖尾镇政府是受仙游县国土资源局（现自然资源局）委托征收。2017年11月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木兰大道仙游盖尾石马至榜头昆仑段公路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7]392号），同意征收包括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2.3588公顷在内的集体所有土地作为木兰大道仙游盖尾石马至榜头昆仑段公路建设用地。2017年11月2日，仙游县人民政府发布《仙游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7]独立4号），2017年11月9日，原仙游县国土资源局发布《仙游县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7]独立4号）。之后，征地实施部门对涉案的房屋进行丈量登记。为此，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土地已经省政府批准征收，并履行了“两公告、一登记”的法定征地程序。盖尾镇政府依法依序履行所属地政府职能，与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就涉案土地房产征拆事宜进行磋商，并签订协议。 二、涉案房屋系盖尾镇石马村集体财产，物权主体不是原告，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涉案房屋及其土地所有权属盖尾镇石马村集体所有。虽然2004年12月8日石马村委会与庄育红签订《合同书》，但该《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地皮使用期满后归本村所有”，第四条约定“关于现有抽水机及今后所使用抽水灌溉等所使用地皮全部优先，乙方不得干涉”，上述内容可见，除《合同书》第一条涉及涉案房屋及墙身一次性处理3000元归乙方（原告）所有的内容外，并无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石马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仙游县监察委员会盖尾镇监察组对时任村委会主任李庆洪的询问笔录、与村委会委员林利明的谈话笔录以及时任村委会副主任余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合同书上的签名非上述本人所签。由此可见，该《合同书》即使有经过石马村两委研究，也是违反民主议定原则，而且并无村委会研究记录可证。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该《合同书》是一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此外，原告至今也没有支付合同约定的3000元价款，《合同书》没有实际履行。根据《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未经依法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故涉案房屋、土地的物权人是第三人石马村委会，不是原告。 三、拆除涉案房屋并无强制行为，且己落实补偿安置。涉案房屋、土地的物权人是第三人石马村委会，石马村委会是被征迁主体。2018年9月10日，被告与石马村委会签订了《房屋征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对涉案房屋的安置方式、补偿内容进行了约定。石马村委会将涉案房屋交由被告予以拆除，是基于双方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行为，并非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综上，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土地已经省政府批准征收，本案拆除行为是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行为，原告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 被告盖尾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木兰溪防洪工程盖尾段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8]33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木兰溪大道仙游盖尾石马至榜头昆仑段公路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7]392F号）、红线图；2.《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木兰溪防洪工程仙游盖尾段建设用地的批复》莆政土（仙）[2019]7号、《委托征地协议书》；3.《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木兰溪防洪工程盖尾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6]68号）；4.《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2016]23号），以上证据共同证明：案涉房屋所在宗地的土地已被省政府批准征收，且在仙游县人民政府依法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盖尾镇政府依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协助依法征迁，盖尾镇政府受仙游县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委托征地并执行交地。5.2018年9月10日《房屋征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2019年5月5日《征迁补偿款发放表》，证明：盖尾镇政府与石马村委会已就案涉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拆除行为属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行为，且已补偿到位；6.2004年12月8日石马村委会与庄育红签订的《合同书》、石马村委会《证明》、监察组询问及谈话笔录、情况说明，证明：案涉《合同书》未经石马村村民会议决定，且庄育红没有向村委会缴纳任何款项，《合同书》上李德建、余开华、李天雄、余清其、林利明的签名非本人所签，该合同属无效合同，案涉土地房产属村委会所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福建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条、国土资源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六条。 第三人石马村委会述称，1.涉案房屋系石马村集体财产，物权主体不是原告。涉案房屋及土地是在1988年间由盖尾镇水利水电工作站转让给石码村委会，虽然在2004年12月8日石马村委会与原告签订《合同书》，但该《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地皮使用期满后归本村所有”，第四条“关于现有抽水机及今后所使用抽水灌溉等所使用地皮全部优先，乙方（庄育红）不得干涉”，上述内容可见，除《合同书》第一条涉及房屋及墙身一次性处理3000元归乙方所有的内容处，并无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内容。从仙游县监察委员会盖尾镇监察组对时任村委会主任李庆洪的询问笔录、村委会委员林利明的谈话笔录以及时任村委会副主任余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该《合同书》上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也无村委会研究记录可证，该《合同书》即使有经过石马村两委研究，也是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故《合同书》是一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2.案涉土地及房屋至今没有发生物权转让事实，权属仍是石马村集体所有。原告至今没有支付合同约定的转让款3000元，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不发生物权转让的事实。根据《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未经依法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故案涉房屋及土地的物权人是石马村委会而不是原告。3.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已就案涉房屋土地征迁事项与被告盖尾镇人民政府签订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补偿款也已全部收取。石马村委会已依约将案涉房屋土地移交给被告盖尾镇人民政府拆迁。故本案是基于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所约定义务而履行的民事行为,并非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 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账页2页、收据5张，证明:案涉石马村抽水机站房屋等地上物及土地是1988年间由盖尾镇水利水电工作站转让给石马村民员会，并交付石马村使用;2.仙游县监察委员会盖尾镇监察组询问及谈话笔录8页、时任村委会副主任余清其情况说明、石马村委会情况说明，证明：（1）原告提供的所谓2004年12月8日石马村与庄育红签订的《合同书》，不但真实性存疑，而且李德建、余开华、李天雄、余清其、林利明的签名并非本人，该合同也未经石马村村民会议决定，属无效合同；（2）原告庄育红没有向石马村委会缴纳任何款项，案涉土地房产至今没有办理权属登记，应属石马村委会所有；3.2018年9月10日的《房屋征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5月5日的《征迁补偿款发放表》，证明：（1）被告盖尾镇政府与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已就案涉房屋土地征迁事项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且补偿款已全部收到；（2）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已在协议书签订后即依约将案涉房屋土地移交被告盖尾镇政府拆迁。 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1闽政文[2018]332号文件系在原告房屋被拆除后才作出，显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红线图也与本案无关。证据2莆政土（仙）[2019]7号文件也是在原告的房屋被拆除后作出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4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从证据1-4根本无法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两公告一登记”的征地审批手续，足以证明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行政行为违法。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系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第三人并不是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不具有签订补偿安置的权益。退一步说，若该组证据中征迁补偿发放表为真，则可以证明第三人夺取了本属于原告应得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证据6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合同书可以反证原告所主张的事实。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因第三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作出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监察组的询问笔录及谈话笔录，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相应人员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故该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无异议。 被告盖尾镇政府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身份证无异议;对证据2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合同书的原件被告及第三人至今没有见过；合同书上村两委成员李德建、余开华、李天雄、余清其、林利明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合同书的内容没有经过村两委会议讨论决定且合同书也未履行。原告如有交纳合同书约定的转让款3000元，应当提供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据3照片内容部分不是拆迁范围，明显不是案涉被拆迁的房屋，部分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4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并认为案涉房屋的面积经测量、评估只有258.06平方米。 原告对第三人石马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从该组证据可以反证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书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书时，第三人对抽水机房及附属设施具有所有权，该证据还可以证明，抽水机房及附属设施自始自终并没有相应的权利证明，买卖均以合同为凭，故在第三人转让给原告时也无法办理相应的权属变更登记。证据2监察组的询问笔录及谈话笔录，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相应人员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故该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第三人应当提供2004至2005年期间村财务账簿予以核查3000元款项的收款事实；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系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第三人并不是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不具有签订补偿安置的权益。退一步说，若该组证据中征迁补偿发放表为真，则可以证明第三人夺取了本属于原告应得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身份证，各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2合同书，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但被告也把该合同书作为己方的证据提供，故该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照片、视频资料，可证明案涉房屋被拆除前后的情况，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4，可证明案涉土地已被合法征收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案涉房屋具有合法性。证据5《房屋征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征迁补偿款发放表》，仅能证明被告盖尾镇政府与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已就案涉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向石马村委会发放征迁补偿款，但原告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被告却未与其签订征迁补偿协议，故不能证明被告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系履行征迁补偿协议。证据6《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石马村委会所作的《证明》，因石马村委会自身系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该证明无经办人员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不予采信。余清其所作的《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但被告无申请其到庭作证，不予采信。盖尾镇纪委及监察组谈话及询问笔录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故对于合同书上，部分村两委成员的签名是否真实，不予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可证明案涉房屋的来源，予以确认。证据2、证据3与被告提供的证据相同，认证意见也相同。 经审理查明，1988年至1989年间，石马村委会从仙游县盖尾乡水利水电工作站处购得抽水机站一处。2004年12月8日，石马村委会将上述抽水机房出卖给原告庄育红。石马村委会与庄育红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位于本村洋中央抽水机房处理如下：房屋及墙身一次性处理3000元归乙方（庄育红）所有（包括抽水机房范围内）；地皮使用期满后归本村所有；地皮使用期定为30年；关于现有抽水机及今后所使用抽水灌溉等所使用地皮全部优先乙方不得干涉”。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对该抽水机房进行管理使用，并在房屋后面（东面）修建水池一座。因木兰大道项目建设需要，原告的上述房屋、水池被列入征迁范围。2018年9月10日，被告盖尾镇政府与第三人石马村委会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征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盖尾镇政府）受仙游县人民政府委托，作为该项目的征迁人，对乙方（石马村委会）房屋总建筑面积（总建筑占地面积）258.06㎡进行征迁。2018年11月22日，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未通知原告到场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将上述建筑面积为258.06㎡的抽水机房及水池进行部分拆除。2019年1月21日，被告又组织人员将上述房屋及附属设施全部拆除。原告庄育红不服，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驳回庄育红的起诉后，庄育红不服提起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19）闽03行终102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撤销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303行初140号行政裁定；二、指令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庄育红与第三人石马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原告庄育红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可以认定原告系案涉房屋、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四条“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庄育红作为案涉房屋、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其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至于《合同书》是否有效、征迁补偿款如何分配，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案中，被告与石马村委会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征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而未与案涉房屋、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即原告签订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并依法作出行政强制决定；对建筑物进行拆除，还应当进行公告。本案中，被告未与原告就案涉房屋的征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未尽到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即组织人员二次对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计258.06㎡进行强制拆除，程序上违法。因该行为是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仙游县盖尾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21日两次对原告庄育红所实际占有使用的位于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洋中央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仙游县盖尾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柯文林 人民陪审员  戴逢春 人民陪审员  石 敏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肖剑楠 书 记 员  黄剑群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