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22民初3828号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豪晟服装辅料衬布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727737。法定代表人：张建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晗，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晓春，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男，汉族，1971年8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桂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32************613。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胡东，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豪晟服装辅料衬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晟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刘小波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决定与本诉合并审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豪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晗，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胡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豪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合同书》；2.刘小波退还购机定金4万元，并支付违约金4万元，合计8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小波承担。事实和理由：豪晟公司的员工经人介绍认识刘小波，并向其购买一台无纺布分切机。2020年4月15日，被告以一家名为“东莞市万立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经查询，该公司并未工商注册登记）的名义与豪晟公司签署《合同书》，约定分切机单价为8万元，合同签订之时支付定金4万元，机器出货前支付机器总价97%，余款3%待机器调试好付清；生产时长为三十天，从签合同后收到定金开始计算。合同签订当日，豪晟公司职员张加柳向刘小波指定账户支付了购机定金4万元，但是刘小波并未按约在2020年5月15日交付分切机，已构成违约。原告（反诉被告）豪晟公司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公司名称工商查询结果。证明刘小波伪造了“东莞市万立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豪晟公司签订合同。2.开户资料及刘小波身份信息、合同书（照片打印件）、委托付款书、转账凭证。证明豪晟公司与刘小波伪造的“东莞市万立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设备的合同书，按照此合同书，豪晟公司委托张加柳支付了4万元定金至刘小波尾号为161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和与刘小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付款后，豪晟公司催促刘小波尽快赶工交货。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辩称，案涉合同存在履行的基础和条件，没有达到合同法规定的必须解除的严重程度。豪晟公司请求解除合同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另外，合同约定的是“订金”，而不是“定金”，豪晟公司请求返还“订金”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豪晟公司依法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书》；2.豪晟公司支付余款40000元；3.豪晟公司接收刘小波交付的无纺布分切机；4.豪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15日，刘小波与豪晟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豪晟公司向刘小波购买3000型无纺布分切机一台，总价款为8万元，签合同时支付订金4万元，出货前支付总价的97%，余款3%机器试好付清，生产日程三十日等。2020年5月23日，刘小波通知豪晟公司收货，但豪晟公司拒绝接收，已构成违约。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为其辩称及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刘小波与昵称为“张勤甲”（真实名字为张加柳）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小波与“春夏公司”的张建和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5月23日13:10，刘小波应张加柳的要求向其发送厂址位置。张加柳当天到达生产现场查看了设备，其时设备已接近完工，仅有两条大辊没有电镀完毕。刘小波已于2020年5月25日生产了机器，并将机器的图片发给张加柳，要求其提货。2.分切机材料、收据、送货单、转账记录。证明刘小波生产案涉设备的原材料及所需要的成本约为73046.9元。3.律师函。证明张加柳以其名义委托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胡乐清律师向刘小波发送律师函，因此与刘小波签约和交易的主体是张加柳，并非豪晟公司。原告（反诉被告）豪晟公司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明确了具体的生产周期为30日，从定金支付之日起算。豪晟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支付了机器定金4万元，而刘小波并未按约履行生产交付义务。豪晟公司经多次催讨，并于2020年5月23日前往刘小波指定地点查看机器生产进度，发现机器并未生产完毕，仅是个空架子。因此，刘小波违约事实清楚。另外，刘小波以“东莞市万立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豪晟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经查，该公司主体不存在。因此，豪晟公司认为刘小波有合同诈骗之嫌。基于此，豪晟公司员工张加柳于2020年5月25日委托律师向刘小波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时至今日，豪晟公司也没有看到过刘小波为生产的机器。案涉合同签订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双方关于生产周期以及交付期限已经作了明确约定，且刘小波有足够的生产时间，现其以此为由主张不可抗力，是不能成立的。原告（反诉被告）豪晟公司为其反诉辩称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开庭质证，豪晟公司对刘小波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刘小波与张建和的微信聊天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刘小波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义务。对刘小波与“张勤甲”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张勤甲就是其真实姓名，并非是刘小波所称的张加柳。张勤甲是豪晟公司的主管。在2020年5月23日前往刘小波指定的地点查看生产进度的是豪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和。当时机器只是一个空架子，双方面谈沟通过程中，刘小波表示，机器还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生产完成。豪晟公司对此不接受，刘小波见豪晟公司有解约的意向，所以在2020年5月25日随便拍了一台机器的照片，让豪晟公司签收货物。但在此之前豪晟公司已经明确告知刘小波，因其逾期交付，严重违约，合同需解除，并需退款。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且均系刘小波与案外人制作，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机器的生产成本。另外诸多单据出具时间都在刘小波承诺的交付机器时间节点之后。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张加柳是豪晟公司员工，受托向刘小波采购案涉机器设备。因刘小波违约，所以豪晟公司要求张加柳全力负责该事项。豪晟公司提供的证据“委托付款书”已经对案涉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确认。刘小波对豪晟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开户资料及刘小波身份信息，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合同书，刘小波签名盖章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张加柳，但张加柳没有回传合同书，合同书上并无豪晟公司的盖章，豪晟公司也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故刘小波对合同书由原、被告签订的事实不予认可。与刘小波洽谈、签订合同、付款的人均是张加柳，也是张加柳向刘小波发律师函。刘小波认为其是与张加柳进行的交易，而不是豪晟公司，目前无法确定张加柳此后是否会向其主张权利。对委托付款书，因张加柳没有到庭，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对转账凭证三性予以确认，刘小波收取了张加柳支付的4万元。对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刘小波认为与其聊天的张建和代表的是“春夏公司”，而非豪晟公司。本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5日，豪晟公司（甲方）与刘小波（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因甲方生产需要，甲方向乙方订购无纺布分切机一台；机器单价8万元，签合同时需付订金4万元，机器出货前付机器总价的97%，余款3%机器试好付清；生产日程三十天（签合同后收到定金起算）。甲方落款处有“张加柳”的签名及豪晟公司的印章，乙方落款处有“刘小波”的签名及“东莞市万立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合同签订当日，张加柳从其个人账户向刘小波转账支付4万元。同日，豪晟公司与张加柳签订《委托付款书》，约定张加柳系该次业务负责人及合法委托的付款人，授权其支付此次业务款4万元，张加柳的一切行为代表豪晟公司，与豪晟公司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已与张加柳结清该笔款项。原、被告分别提供了几份微信聊天记录。豪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和与刘小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建和于2020年5月12日、17日询问刘小波案涉机器的生产进度，刘小波均回复在赶。刘小波与微信昵称为张勤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勤甲于2020年5月22日要求刘小波退回已支付的4万元机器款项到张加柳的账户；5月23日发信息要求刘小波发送地址，刘小波随即向其发送位置定位；5月25日刘小波发信息“张总你好，机器做好了，准备收货”；张勤甲回复“不用了，已走法律程序”，并表示刘小波已经违约。2020年5月25日，张加柳委托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向刘小波发出《律师函》，内容大意：双方于2020年4月15日签署了3000型分切机买卖合同书，至2020年5月15日刘小波尚未交付分切机，截至2020年5月25日仍未履行交付分切机的义务，要求刘小波双倍返还定金8万元。刘小波提供收据、送货单、银行流水、机器照片等证据，主张其为生产案涉机器支出成本约73046.9元，现豪晟公司拒收机器，并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已付货款，极不公平合理。豪晟公司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与双方争议无关，且该证据大多发生在刘小波应交付货物的履行期限之后。庭审中，豪晟公司陈述张勤甲、张加柳均系其公司员工。刘小波陈述其对外以“东莞市万立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业务，但该公司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签订合同、付款、发律师函均系张加柳，因此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应是张加柳。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合同的当事人问题。豪晟公司提供的《合同书》加盖有豪晟公司印章及张加柳的签名，《委托付款书》显示张加柳为豪晟公司案涉交易的代理人，后续也是豪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和等人与刘小波进行沟通。刘小波称合同相对人系张加柳，但其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并请求豪晟公司继续履行案涉合同。除此之外，被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张加柳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院认定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为豪晟公司和刘小波，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履行。二、关于案涉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机器单价8万元，在签合同时需付订金4万元；生产日程为三十天（签合同后收到定金起算）”。豪晟公司于签订合同之日即2020年4月15日委托张加柳向刘小波支付4万元，按该约定，刘小波应于2020年5月15日前向豪晟公司交付案涉机器设备。但在豪晟公司多番催促的情况下，刘小波直至当月25日才通知收货，存在明显违约行为。刘小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新冠疫情”原因导致其迟延交货，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现豪晟公司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刘小波主张其为生产案涉设备投入七万余元，如合同解除，对其不公平合理。如上所述,造成合同迟延履行以致解除,责任在于刘小波,其未恪守履行双方约定，因自身原因导致的违约责任应自行承担。因此对刘小波关于继续履行《合同书》等相关反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豪晟公司在合同签订当日已向刘小波支付订金4万元，故豪晟公司要求其返还订金4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违约责任问题。案涉合同因刘小波逾期未履行交付合同标的物义务而解除，刘小波已无占有豪晟公司支付的4万元的合法依据，应予返还。豪晟公司主张该4万元属定金性质。因案涉合同对该4万元分别表述为“订金”、“定金”，不能直接认定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定金”。此外，双方并无明确约定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豪晟公司已明确要求解除合同,故无法实施继续履行合同等补救措施。对于赔偿违约金方面,由于案涉合同未约定出现违约情况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的具体数额或相关的计算方法,豪晟公司又未提供其因刘小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依据及具体数额,故豪晟公司请求刘小波支付违约金4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豪晟服装辅料衬布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于202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同书》。二、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豪晟服装辅料衬布有限公司一次性返还400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豪晟服装辅料衬布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0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豪晟服装辅料衬布有限公司负担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负担6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小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利仁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胡灏玲书 记 员 陈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