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03民初1709号原告：安旭东，男，197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种影刚，辽宁全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住所地锦州市凌河区。负责人：刘玉林，该车辆段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兵，男，该车辆段劳人科主任干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方奇，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律师。原告安旭东与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旭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种影刚，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负责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兵、赵方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旭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并依法撤销被告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的锦辆劳人字（2020)第39号通知书；2.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6日起至原告实际恢复工作之日止的工资（暂计算至2020年8月16日为39473.21元）;4.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作为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1998年复员后被安置在被告处工作，同时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期间原告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组织安排一贯表现良好。2010年原告因朋友聚会与他人发生纠纷被法院判处刑罚管制。原告极度后悔和自责，于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向当时的段长徐志坚汇报了此事，徐志坚告知别宣传后就让原告回去了。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受到羁押，一直在被告处正常工作至2020年1月16日。谁知事隔10年后即2020年1月16日被告却单方面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为此，原告提出以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稳定的劳动关系因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因此劳动合同法、劳动法、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的立法宗旨都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涉及解除劳动关系。这样的重大事项，用人单位应当遵循严格的标准和法定程序。上述法律的另外一个立法宗旨是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劳动法律最终目标是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维护利益平衡，构建用人单位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从而提高用人单位的竞争力，因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处于长期不稳定状态是违背劳动法律立法宗旨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赋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但不是必须解除劳动合同，也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二、法律限制用人单位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做出处罚决定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赋予了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出现严重过失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不是没有期限限制的。按照《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二款1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之日起一年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处理的，不得再追究其责任。三、参考目前我国民事、行政、刑事法律体系，均要求民事、行政、司法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应当有合理期限的和最高期限的限制劳动法中规定的用人单位的单方面解除权类似于民法中的形成权，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参考《民法总则》、《民法典》对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形成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从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的，形成权消灭。而本案中原告受到刑事处罚的法定事由已经过去九年，早已经过了最高五年的期限。在我国比民事法律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法律中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在最为严厉的刑事追诉时效制度中规定，即使是做出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五年也不再被追溯。综上所述，如果用人单位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不受期限的限制，违反了立法用意。四、查明员工是否受到刑事处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按照《劳动合同法》和《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基于以上原理，查明员工是否受到刑事处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并且具体到本案中，被告系统内有自己的法院、派出所，完全有能力随时查明员工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事实情况也确实是被告查到原告九年前的刑事处罚记录后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如果被告答辩认为不知道申请人2011年被刑事判决的事实，也完全是被告怠于行使单方解除权造成的，属于被告的工作失误，不应当由原告承担责任。五、用工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补发工资按照《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用工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劳动者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所以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期间的工资，即2020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恢复原告工作之日止的工资。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辩称，1.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因刑事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劳动合同终止、解除的条件也明确约定，被除名、开除、劳动教养、判刑的，劳动合同自行解除。《沈阳铁路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沈铁劳卫发（2010）94号第十三条也规定：职工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合同以及变更协议中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单位应履行有关程序，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及《劳动合同书》的约定。2.原告长期隐瞒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被告隶属于大型企业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职工一律按照法律及企业规章制度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一个职工有例外。原告之所以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2010年没有被解除劳动合同，完全是原告隐瞒犯罪事实，欺骗被告所造成。原告提出在第一时间向当时单位领导汇报了此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对自己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向单位及时汇报而单位没有给予其解除劳动合同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而败诉的法律后果。被告是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纪委统一排查违法违纪党员，于2019年10月9日到法院查询，复印到原告的刑事判决书后，才得知原告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前被告对此毫不知情。刑法第一百条也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原告以解除劳动合同超过合法时限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法律没有对解除劳动合同有时效和时限的规定；其次，适用时效期限也应从当事人知道之日起计算。因此，被告在知道原告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安旭东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2.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3.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4.银行流水；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生效刑事判决书、2.劳动合同书及任免通知、3.沈阳铁路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文件、4.锦州车辆段党政联席会议记录、5.锦州车辆段一届二次职代会第一次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暨民主议事公告、6.沈阳局集团公司锦州车辆段人事通知、7.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8.人事通知书送达通知单、9.解除劳动合同备案登记表；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及质证，载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5月，原告安旭东到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工作。2003年5月6日，原、被告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1年5月11日,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凌河刑初字第00042号刑事判决书，原告安旭东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管制一年。后原告安旭东一直在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工作。2019年10月9日，因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排查违法违纪党员情况在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复印了关于原告安旭东的刑事案件生效判决书。2020年1月16日，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经相关程序向原告安旭东下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证明书，解除与原告安旭东的劳动合同，之后原告安旭东未继续在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车辆段工作。2020年6月，原告安旭东向锦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就确认解除劳动合同无效、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工资等事项申请仲裁。2020年8月25日，锦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锦劳人仲字[2020]第16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安旭东请求事项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劳动法律相关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管制一年，被告单位可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单位于2019年得知原告被追究刑事责任后，经相关人事程序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单位的行为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旭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安旭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蕾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龙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