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84民初1087号 原告：杨静，女，199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勇，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升平街**。 法定代表人：雷学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明，四川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城市车辆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火车南站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赵宏，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国，四川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静与被告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四川城市车辆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车辆维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8)川0184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和城市车辆维修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川01民终1775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川0184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6月8日和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勇、被告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明、被告城市车辆维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购车款203,8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鉴定费6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611,400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车款贷款利息19,880元；6.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车款贷款手续费4000元；7.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保险费6644元；8.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购置税17,418.8元；9.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贴膜费用4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20日,杨静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合同约定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向杨静出卖马自达阿特兹一辆，车型为紫色2018款2.5L蓝天尊崇版，合同价202,800元，实际成交价203,800元（见发票）。2018年4月23日,杨静到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处提车，提车后前往修理厂贴膜才发现车辆前挡风玻璃非原厂件,系被更换过的劣质玻璃。经司法鉴定明确该玻璃进行过拆装更换。杨静多次与被告进行协商，被告拒绝进行赔偿，故提起诉讼。 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辩称：对杨静诉称的签订《定车协议》时间、购买的车辆条款内容均无异议，但提车时间应是2018年5月4日，并非2018年4月23日，案涉车辆是2018年3月29日出厂，在2018年4月18日从成都将案涉车辆运输回崇州途中被一小飞石击中前挡风玻璃，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将该挡风玻璃予以更换并及时通知了杨静，双方就案涉车辆挡风玻璃更换一事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由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向杨静赠送行车记录仪一台，并对案涉车辆的A柱进行包边。所以，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向杨静销售汽车的行为不存在欺诈，双方签订的《定车协议》不存在撤销的情形，在《定车协议》未撤销的情况下，杨静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故请求法庭驳回杨静的全部诉讼请求。 城市车辆维修公司辩称：1.本公司与杨静无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也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而是杨静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之间存在车辆的买卖关系，双方已经按照约定实际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内容,已经交付车辆并完成车辆的登记。双方之间的购车合同系合法有效，该合同对本公司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2.涉案车辆系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全款向本公司所提车辆,本公司向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交付的车辆系完好无损的，系厂家原厂出厂车辆。3.本公司根据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委托及其所提供的杨静的身份信息将该车辆的发票开具为杨静,并将该发票及车辆交付给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本公司向杨静开具的机动销售统一发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双方完成了车辆的交付及接收。请求依法驳回杨静对本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涉车辆提车的时间是2018年4月23日还是5月4日，杨静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各执一词，杨静认为案涉车辆系4月23日交付的车辆，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主张在5月4日双方签订了《新车交接确认表》为提车时间。对此，本院认为，“提车”并非法律术语，字面的意思就是把车开走，类似于商业用语中的提货，一般指交易中购买者将其所购买的商品取走，“提车”的法律术语即指买卖合同中买卖标的物的“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交付并非当事人无意识的纯粹客观行为，而是由行为人意识所支配的事实行为，是行为人有意识地取得占有和丧失占有的事实行为。本案中作为《定车协议》出卖人的诚信汽车销售公司通过丧失占有而确保买受人杨静获得占有的权利，并获得使用、收益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可见，出卖人基于买卖合同所负有的主要义务，除了移转所有权义务之外，便是交付标的物。这一义务作为买卖合同固有的主给付义务，是为使买受人直接占有买卖标的物，以供其使用标的物，并自交付时起获得标的物产生的收益。2018年5月4日案涉车辆的交付已经完成，双方签订《新车交接确认表》不过是对杨静占有案涉车辆的书面确认，通常情况下，交付后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双方也可约定所有权保留至交付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至于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为4月23日还是5月4日发生转移需看双方约定，约定应是物权变动的时间，出卖人仅交付标的物，而不即刻移转所有权，也不影响案涉车辆占有事实的变更的事实行为的成立。本案中，从2018年4月23日起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至今丧失了对案涉车辆的占有而交付于杨静占有，故案涉车辆的交付时间应为2018年4月23日而非5月4日。合同法中的“交付”理解为移转占有尚不充分，其法律含义尚包括“转移所有权”的内涵，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无论从《定车协议》还是《新车交接确认表》均没见约定“交付”不导致案涉车辆所有权变动或所有权保留的约定，故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认为双方于5月4日签订《新车交接确认表》案涉车辆所有权方转移至杨静的抗辩不能成立。 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8年3月20日,杨静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签订《定车协议》,约定杨静在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处以202,800元定购马自达阿特兹一辆，车型为紫色2018款2.5L蓝天尊崇版，购车付款方式为：定金10,000元，按揭：首付款金额102,800元，贷款金额100,000元，按揭费用4000元，月供3111元(36期)等事项。合同签订后，杨静向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定金10,000元，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向城市车辆维修公司支付定金2000元。 2018年4月2日,杨静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羊马支行签订《个人购车担保借款合同》,产生购车款贷款利息19,880元、手续费4000元。 2018年4月18日，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城市车辆维修公司购车款198,800元，并在城市车辆维修公司提取马自达牌CA725OATE5轿车一辆;城市车辆维修公司接受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委托开具了购买方为杨静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自述该车在从成都运回崇州途中,其前挡风玻璃被一小飞石击中而出现裂痕。但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对该挡风玻璃进行了更换的事实，各方均不持异议。 2018年4月23日,杨静支付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购车款96,800元(其中刷卡51,800元、现金45,000元)，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向杨静交付涉案车辆，杨静购车后于当日支付了车辆保险费6644元、车辆购置税17,418.8元。 2018年4月28日，杨静前往某修理厂贴膜时被告知车辆前挡风玻璃非原厂件,系被更换过的玻璃。自此，杨静将车辆前挡风玻璃被更换过的事实告知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双方对此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8年5月4日,杨静办理机动车行驶证就案涉车辆登记牌照号为川Ａ×××××号，同时其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新车交接确认表，该确认表载明：检查玻璃无划痕、污渍。 2018年5月6日，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于向城市车辆维修公司转入前挡风璃更换价款1280元,后因未实际更换而被退回。 2018年5月9日,成都农商银行崇州蜀州南路分理处将杨静按揭贷款100,000元支付给诚信汽车销售公司。 2018年5月16日，杨静委托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对涉案车辆即川Ａ×××××号小型轿车前挡风玻璃是否存在更换进行鉴定。2018年5月21日，该鉴定所作出中典司鉴［2018］痕迹鉴字1805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川Ａ×××××号小型轿车前挡风玻璃进行过拆装更换。杨静为此支付鉴定费6000元。杨静及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在该鉴定前已告知涉案车辆前挡风玻璃被更换的事实，系杨静擅自扩大损失。城市车辆维修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涉案车辆前挡风玻璃是在提回崇州的路途被小飞石击中。 2018年9月20日，崇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杨静2018年4月23日为案涉车辆申请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车辆识别代码：LFPM5ACP8J1A31707，发动机号：21118184)一次。 另查明，杨静购车后,为案涉车辆汽车玻璃贴膜产生费用4000元。 在2018年8月6日的庭审中，诚信汽车销售公司申请两位出庭证人作证。证人刘某证实：案涉车辆前挡风玻璃是在我妻子店里更换的。2018年5月4日下午，徐小新电话通知我，因杨静不满意之前更换前挡风玻璃一事,并告诉我车辆开过来了，双方在进行协商，我去后建议请崇州新方向汽车装饰服务连锁公司对汽车Ａ柱左右包边，当时双方都采纳我的建议，我还告诉杨静当天不能开车,杨静同意第二天来开车。当时，徐小新说送一个行车记录仪给杨静，并说如杨静认为玻璃不是原厂的，就去4Ｓ店更换，由其承担费用。杨静是否表态同意徐小新的意见，我没有听到。证人李某（崇州新方向汽车装饰服务连锁公司工作人员）证实：2018年5月4日吃过中午饭，我去徐小新公司，经过徐小新和车主（杨静）同意后，我把汽车Ａ柱饰板拆下来拿回我们店里包边，包好后不是我拿回原车安装的，大概是第二天安装的。当时听到他们在协商玻璃的事，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杨静认为诚信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时明知车辆存在瑕疵问题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其行为构成欺诈，同时也导致杨静购买新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起诉来院，请求依法审理。 本院认为，杨静因个人生活需要购买车辆，且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静购买车辆系用于经营或其他非生活消费的情况，应认定杨静购买车辆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为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汽车，发生欺诈纠纷的，消费者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为其相关主张的请求权基础的，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案争议焦点是：1.诚信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案涉车辆是否存在欺诈?2.如对杨静的欺诈销售成立，惩罚性赔偿基数如何确定，杨静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3.城市车辆维修公司与杨静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实施了欺诈行为，是否并应当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共同对杨静承担责任?现分别评判分析如下： 一、诚信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案涉车辆是否存在欺诈。本院认为，杨静作为消费者购买诚信汽车销售公司销售的汽车，双方之间形成合法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如前所述，案涉车辆交付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即由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丧失占有而由杨静取得占用。此时，案涉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已经更换系诉讼各方当事人无争的事实，至于更换的原因是否系该车从成都至崇州的路途被小飞石击中而损坏，因案涉车辆前挡风玻璃损坏的原因同杨静的诉讼请求并无关联，故在本案中并没有查证的必要。故，杨静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自认涉案车辆在从成都运回崇州途中其前挡风玻璃被一小飞石击中而出现裂痕已经被更换的事实，能够认定涉案车辆在交付时即存在瑕疵的事实确实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为欺诈一般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经营者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经营者实行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结果上欺诈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相信谎言，陷于错误判断，并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事实，即与经营者进行了民事交易行为。本案中，杨静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机动车存在瑕疵，转而应当由经营者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举证证明自己的商品不存在瑕疵或自己不存在欺诈，而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认可出售的案涉汽车存在瑕疵，但认为自2018年4月28日杨静发现前挡风玻璃存在更换情况下，双方已经经过充分的协商，达成了一致的补偿方案，直至2018年5月4日双方签订新车交接确认表，即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主张买受人杨静知假买假的情况下，其应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其申请两位出庭证人作证的证词，仅表明双方有协商的过程，而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协商一致的结果，故对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主张双方协商一致，买受人杨静明知前挡风玻璃被更换仍然“知假买假”的主张不予以认定；经营者能够提供证明买受人明知的初步证据的，转由买受人就其受到欺诈进行举证，买受人不能举证的，应当认定其构成明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案涉证据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案涉新车在出售前的维修情况等重要信息会直接影响作为消费者的杨静购买选择，应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销售者应当如实告知消费者。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明知案涉车辆前挡风玻璃经过更换，而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出售给杨静，侵犯了杨静的知情权，故构成欺诈。 二、惩罚性赔偿基数的确定，杨静诉讼请求损失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精神以及市场规律来看，不区分经营者欺诈行为的程度、后果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损失，机械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条款，无疑过分加重了经营者的惩罚，违背了公平原则以及市场运作的规律。因此，在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条款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综合经营者欺诈行为的程度、后果、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等因素，合理确定经营者的赔偿金额。故，在法律上如若适用“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规则而言，车辆瑕疵的程度需要较高，否则只是一般的瑕疵履行问题，即轻微的违约行为。但是从实质上分析，车辆瑕疵程度主要考虑是否是车辆的主要零部件以及是否会足以影响车辆的使用性能和安全性能，以及消费者的购买车辆时的心里预期。如果构成对商品的整体欺诈，比如欺诈部分属于机动车的核心部件，如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乎车辆主要功能和驾驶人员安全的，则应以整车价格为赔偿基数。对于机动车这种大件商品，进行局部欺诈，不影响整体效用，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的，应仅就局部欺诈部分进行惩罚性赔偿。比如欺诈部分与整体性能的关联性较小，尤其是可单独配置的如汽车音响、挡风玻璃等不影响汽车驾驶性能和安全的部分，可以局部欺诈部分的价值为赔偿基数。结合本案案涉车辆的实际情况，前挡风璃更换价款1280元相对于整车价格202,800元的占比不值一提，挡风玻璃的更换不会影响该车的安全使用和正常性能，为局部瑕疵。该局部瑕疵对车辆外观及其他性能影响很小，对整体价值的影响不大，对消费者做出购买意思表示的影响不高，且杨静购得该车后使用情况正常，本案也没有证据证实涉案车辆在整体质量、主要性能等方面存在问题，故被告的欺诈行为不具有整体性，应认定局部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倍赔偿责任作为一种惩罚性责任旨在保护消费者和倡导交易诚信，但该法作为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也应遵守民法的公平原则，避免消费者和经营者利益明显失衡。本案欺诈行为仅限于对汽车局部瑕疵的隐瞒，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和对消费者的损害程度明显低于整体欺诈，并没有对消费者使用汽车造成实际损害，故在涉案车辆局部存在欺诈且该欺诈对车辆整体质量、性能影响轻微的情况下，要求经营者对整车进行三倍赔偿不能体现民事责任的公平原则。本院结合本案的欺诈的性质、车辆售价、杨静的损失等多方面因素，从充分体现惩罚性并兼顾民法公平原则角度，以及欺诈的恶劣程度和对汽车交易秩序的影响等因素来确定赔偿的基数。本院认为，案涉车辆前挡风玻璃的更换不宜适用以整车价格为赔偿基数而宜适用以前挡风玻璃的价值为赔偿基数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规则，即1280元+1280元*3=5120元。同时，杨静主张鉴定费6000元,系因对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对涉案车辆前挡风玻璃被更换的事实的证据固定，且同欺诈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故本院予以支持。对杨静主张的车辆贴膜费用4000元，如杨静选择将现有前挡玻璃予以更换原厂原件，将会对玻璃重新贴膜，该损失因欺诈行为导致，故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前述费用共计15,120元（5120元+6000元+4000元）。杨静主张购车款贷款利息19,880元、手续费4000元、车辆保险费6644元、车辆购置税17,418.8元等费用系为购置案涉车辆花费的成本而并非欺诈行为导致的损失，其同欺诈行为无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诚信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是隐瞒了前挡风玻璃被更换的事实，系进行局部欺诈，不影响整体效用，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的，也不能以欺诈为由撤销案涉《定车协议》，且杨静自2018年4月23日交付案涉车辆起至今两年有余占有涉案车辆，不影响其购车使用目的，故本院对杨静主张撤销《定车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城市车辆维修公司与杨静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实施了欺诈行为，是否并应当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共同对杨静承担责任。从杨静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定车协议、杨静向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定金和首付购车款以及成都农商银行崇州蜀州南路分理处将杨静按揭贷款支付给诚信汽车销售公司,诚信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城市车辆维修公司定金和购车款、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向杨静交付车辆来看，可以确定杨静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之间、诚信汽车销售公司与城市车辆维修公司之间分别建立了合法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买卖合同只约束合同相对方。城市车辆维修公司接受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委托开具了购买方为杨静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杨静以该发票开具的购买方为自己为由即认为其与城市车辆维修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且没有证据证明城市车辆维修公司单独或与诚信汽车销售公司具有欺诈故意并实施欺诈行为，故杨静要求城市车辆维修公司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退还并赔偿杨静损失15,120元； 二、驳回杨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532元，保全费4886元，合计17,418元，已由杨静垫付，由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709元，杨静负担870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耿 人民陪审员 钟 燕 人民陪审员 王旭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康诗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