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01民终2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云，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连恒，内蒙古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通，内蒙古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玲，女，汉族，公司会计，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嘎础拉，内蒙古秀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成云因与被上诉人王喜玲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7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成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连恒、刘通，被上诉人王喜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嘎础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成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一、二项判决主文;2.驳回王喜玲对李成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王喜玲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王喜玲委托卢某通过刘冬青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是股权信托合同关系,既不是代持股权合同关系,也不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一)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王喜玲与李成云之间未签订股权代持或股权转让的书面合同”,该认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既然没有书面合同,就不能认定为代持股权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在此自相矛盾。接着认定:“但结合李成云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卢某签订的《股权信托合同》及王喜玲《结算业务申请书》手写标注的内容‘入股资金’等证据综合认定”,该认定是正确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至于王喜玲称其与李成云之间系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主张,由于王喜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该认定也是正确的。(二)但是决不能得出一审判决同时认定的结论即:“本案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代持股权的合同关系”,这属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而本案就只是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股权信托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本案王喜玲首先是通过给李成云打款而与内蒙古小肥羊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肥羊肉业公司）形成了投资入股合同关系。王喜玲于2011年8月29日办理的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并无李成云的手机号码,却有小肥羊肉业公司在锡林浩特市的财务办公室座机号码即0479-8266622,李成云收款的中行卡当时就在小肥羊肉业公司财务人员手中。证明了王喜玲办理《结算业务申请书》事宜,是通过时任小肥羊肉业公司高管的卢某指引而与财务人员杨建平直接办理汇款的,所以王喜玲才在《结算业务申请书》的右下侧自己备注了“杨建平股金8万卢某”的字迹。李成云则于2012年2月23日,向小肥羊肉业公司转账了1200万元整的投资款。就此形成了王喜玲与小肥羊肉业公司的投资入股合同关系。2.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就是股权信托合同关系。李成云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卢某之妻刘冬青于2012年12月29日签订的就是《股权信托合同》,该合同是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而起草并签订的。它根本不是股权代持合同,与股权代持合同有着明显的区分,因为股权代持合同并无受益人的设置等等不同内容。3.在该《股权信托合同》第三条中约定的贰拾贰万元整人民币的“入股资金”中,就包含了王喜玲用《结算业务申请书》转账汇款的其中6万元“入股资金”。卢某是在该《股权信托合同》签订前,才告知李成云其中有王喜玲的6万元“入股资金”,要一起由李成云信托;李成云也同意才签订了《股权信托合同》。4.卢某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的写于2019年10月27日的《说明》中,已经证明:“朋友高晨曦股款由其妻子王喜玲也打入李成云个人账户。本人给高晨曦写过小肥羊肉业入股收条,入股壹万股,共计6万元。”等等内容。5.刘冬青在该《股权信托合同》中,既是委托人,也是唯一受益人;那么王喜玲打款后在该《股权信托合同》中,同样既是委托人,也是6万元“入股资金”的唯一受益人。二、既然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是股权信托合同关系,那么就应当严格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规定,依法不能解除本案中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股权信托合同关系。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施后满两年时施行的,它专门完善了“信托合同”这种特殊的合同类型内容。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第五十条则规定:“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可以解除信托。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该《股权信托合同》的第八条共分了4款,明确约定了“信托期限及终止”的内容。但是本案王喜玲的起诉情形,并不属于该第八条约定的任何终止情形,所以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股权信托合同关系不能解除。三、既然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不是代持股权的合同关系,那么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判决解除王喜玲与李成云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并要求李成云返还王喜玲6万元人民币就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不是代持股权的合同关系,而是股权信托合同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予以纠正改判。   王喜玲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令李成云承担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理由如下：一、李成云声称双方之间形成了股权信托合同关系，这不符合事实，又没有证据证明。1.王喜玲举证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上手写文字“杨建平”和“卢某”，没有体现出“王喜玲通过卢某和杨建平与李成云之间形成了股权信托合同关系”的意思。且李成云举证的1200万元转账凭证上也没有体现出“其中包含王喜玲6万元”的这些内容。因此，李成云的上诉理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上诉请求而臆想出来的。相反，《结算业务申请书》上的“入股资金”四个字的字面意思是，“这笔钱要成为某个公司的股份资金”，而这笔钱转账给李成云，李成云又是小肥羊肉业公司的股东，说明该四个字表达的含义扩展为“这笔钱是要从李成云处购买小肥羊肉业公司的股份”。如果不从李成云处购买，这笔钱就没办法成为小肥羊肉业公司的股份资金，而且王喜玲没有转账给小肥羊肉业公司的公司账户，也就是从反面印证其真实意思表示，只能是从李成云处购买股份。“入股资金”的字面意思中只体现出“转让股权”的意思，但绝对没有转让之后由转让人“代持”或者“信托”的意思表示。即使将“入股资金”四个字与“杨建平”和“卢某”两个词结合起来，也表达不出“代持”或者“信托”的意思。因此，李成云想通过“入股资金”说明双方的信托关系是无法成立的。“代持”或者“信托”的约定，必须是以书面的明确约定作为依据。不能依据一方的陈述和其他证据推测或者推导出这一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三期的公报案例，股权代持合同关系需要主张该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举证书面合同的明确约定予以证明，否则无法认定股权代持合同关系的成立。本案中，任何一方都未能提交股权转让后由转让人继续代持或者继续受托的书面合同。因此，不能认定代持或信托合同关系的成立。2.李成云试图通过其与刘冬青签订的《股权信托合同》，证明其与王喜玲之间形成了股权信托合同关系。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合同具有相对性，只有在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该合同是李成云与刘冬青之间订立的，只约束他们二人，无法约束未订立合同的王喜玲和李成云。该合同中没有表示刘冬青代王喜玲签订合同，也没有表示合同价款中包含王喜玲的款项，仅仅依据非合同当事人的卢某所写的《说明》，硬将王喜玲与该合同拼凑在一起，实在无法证明王喜玲与该合同之间有什么关系。即使刘冬青出庭证明其合同价款中包含王喜玲的款项，那也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因为王喜玲从未向刘冬青或者卢某出具过委托书代自己与李成云签订任何协议。3.卢某在一审法院简易程序开庭的庭审中出庭证明王喜玲通过其入股小肥羊肉业公司，让李成云代持股份，但回答王喜玲的询问时，明确表示“没有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王喜玲与李成云之间约定股权代持或信托”。这说明，卢某的证词内容属于传来的信息，而且是孤证，不能成为定案证据，况且一审法院以普通程序审理本案的庭审中，卢某并没有出庭作证，作出本案一审判决的两位人民陪审员并没有亲耳听到卢某的证词，因此更不能依据以卢某名义出具的说明认定本案为股权代持或者股权信托合同关系。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七条规定，李成云举证的《股权信托合同》所约定的信托财产22万元，应当归委托人刘冬青所有，而且是合法所有。但李成云声称该信托财产中的6万元不是刘冬青所有的财产，而是王喜玲的财产。如果此项表述属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上述规定，该信托合同不成立。信托合同成立生效之前，委托人必须对信托财产享有合法的占有、处置和收益的权利，无权在他人所有的财产上设立信托，何况没有获得他人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因此，李成云依据与刘冬青订立的《股权信托合同》无法证明其与王喜玲之间存在股权信托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存在股权代持合同关系。二、信托合同本身是可以解除的。李成云声称其信托合同不能解除是错误的。据李成云在其上诉状中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十条所规定，信托合同是可以被解除的。信托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合同当事人可以协商解除，还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信托合同的解除是信托终止的情形之一。因此，李成云对此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将信托终止与解除混淆。三、本案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王喜玲已经举证证明了小肥羊肉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并没有登记王喜玲为其股东以及持股比例，证明李成云收到王喜玲的股权转让款后，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李成云也没有向法庭证明其在小肥羊肉业公司登记备案股权转让事实、向王喜玲发来任何有关小肥羊肉业公司的告知、通知、公司财务情况的说明等。自王喜玲交付股权转让款之后，已经过去合理的等待期限，可以认定为李成云不再履行该股权转让合同的义务。从而双方订立该合同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这种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情形，王喜玲作为守约方享有单方解除权。王喜玲向李成云送达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书，且充分证明了邮寄和送达事实，李成云也承认确实已收到。李成云并没有按通知书要求的7日内起诉王喜玲，也没有依法在3个月期限内起诉王喜玲，主张解除行为无效，从而可以认定李成云同意王喜玲的解除行为或者自行放弃对解除行为的异议。因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至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股权代持，已经没有必要审查确定。李成云已经通过自己的不作为充分表达了对王喜玲解除行为的认可。无论双方之间是何种合同关系，自李成云收到王喜玲的解除通知书之日起，已经解除。四、李成云应当退还合同价款。既然合同已经解除，能够退还的退还原主，不能够退还的，予以赔偿。本案中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变化只发生在涉案的6万元上，而且现金属于种类物，完全可以退还，应当依法退还给原权利人王喜玲。综上所述，虽然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和判决的部分理由与王喜玲的观念不同，但一审判决的结果与王喜玲提起本诉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王喜玲服从一审判决。   王喜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成云返还6万元人民币及以6万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7月12日为23133.37元);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李成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内蒙古小肥羊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肥羊肉业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21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350万元,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占河。李成云是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实缴出资665万元。另查明,2011年8月29日,王喜玲向李成云中国银行账户汇款8万元,载明用途为“入股资金”,该汇款《结算业务申请书》右侧手写标注“杨建平收股金8万,卢某”。王喜玲认可其中2万元是向卢某出借的借款,与本案无关。2012年2月23日,李成云向小肥羊肉业公司转账1200万元投资款。又查明,李成云提交案外人卢某的配偶刘冬青(甲方、委托人)与李成云(乙方、受托人)签订的《股权信托合同》,约定:甲方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拟持有小肥羊肉业公司0.084%的股权(甲方投入22万元),现愿意将该等股权信托经乙方持有,乙方愿意以信托形式接受甲方委托,以自己名义持有甲方在小肥羊肉业公司0.084%的股权;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甲方所拥有的小肥羊肉业公司的股权并行使该股东权。第一次开庭时李成云申请卢某出庭作证,证明2011年李成云提出小肥羊肉业公司增资扩股,卢某委托李成云代持小肥羊肉业公司的股权共计22万元,其中包含王喜玲的6万元。再查明,2019年5月27日,王喜玲向李成云出具《关于解除王喜玲与李成云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书》,要求与李成云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李成云返还6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占用资金的损失。2019年5月28日王喜玲向李成云邮寄送达该通知书,但李成云不认可收到该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王喜玲与李成云之间未签订股权代持或股权转让的书面合同,但结合李成云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卢某签订的《股权信托合同》及王喜玲《结算业务申请书》手写标注的内容“入股资金”等证据综合认定,本案王喜玲委托卢某与李成云之间形成代持股权的合同关系。至于王喜玲称其与李成云之间系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主张,由于王喜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不予支持。股权代持协议的实质即委托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故王喜玲要求解除与李成云之间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王喜玲请求李成云返还6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王喜玲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李成云系无偿代持股权,且王喜玲与李成云的股权代持关系中王喜玲亦存在过错,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喜玲与李成云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李成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王喜玲60,000元人民币;三、驳回王喜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8元(王喜玲已预交),由王喜玲承担578元,由李成云承担1300元。   二审中，李成云提交新证据如下:1.《公证书》复印件一份；2.小肥羊肉业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盖章的《股权信托比例说明》复印件一份；3、经小肥羊肉业公司盖章的《股份详细名单》复印件一份；4.小肥羊肉业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盖章出具的《任职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王喜玲与李成云之间形成的既不是代持股权合同关系，也不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是王喜玲通过委托卢某即刘冬青与李成云之间形成了股权信托合同关系，王喜玲提交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上的0479-8266622的电话号码，正是小肥羊肉业公司在锡林浩特市的财务办公室座机号码，而非李成云的电话号码，从而证明王喜玲的汇款行为，是与小肥羊肉业公司之间形成了投资入股关系，李成云当时并不知情。2.以《股权信托比例说明》结合王喜玲在《结算业务申请书》上手写备注“杨建平股金8万卢某”的内容，载明用途为“入股资金”，就此证明了王喜玲是直接和小肥羊肉业公司联系后，再经卢某（时任小肥羊肉业公司高管）指引与杨建平（财务人员）直接办理了向李成云打款的业务，从而与小肥羊肉业公司形成了投资入股的合同关系，而李成云收款的中行卡当时就在小肥羊肉业公司财务人员手中。该《股份详细名单》证明李成云是显名股东，接受王喜玲的信托股权后，当时的股数为790万股，持股比例为9.461%，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790万元整。3.《任职证明》确定：李成云从2010年起到2012年12月31日的三年间，一直担任小肥羊肉业公司总裁一职。在此期间内，李成云作为受托人接受股权信托的行为，根本就是小肥羊肉业公司的公司行为，李成云只是在履行职务行为。   王喜玲的质证意见是：1.对于《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公证书仅证明电话号码显示为小肥羊肉业公司的名称。并没有得出结论双方有信托的约定。因此从该公证书上证明不了双方之间存在信托合同关系的证明目的；2.对于《股权信托比例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因为该说明的公章非常模糊，而且没有公章的编号，因此无法查证其公章为该公司的合法有效的公章。且王喜玲的身份证号码错误，无法确定是王喜玲的信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小肥羊肉业公司并没有参与王喜玲和李成云之间的约定，不可能知道约定的内容，因此拟以该证据证明王喜玲和李成云之间形成了股权信托合同关系，不符合事实。而且依据李成云的第四份证据《任职证明》，如果李成云是小肥羊肉业公司的总裁。在2012年12月12日出具该说明的时候小肥羊肉业公司公章由李成云控制，或起码是受李成云的影响较大，因此，该证据是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股权信托合同关系。3.《股份详细名单》也是由于公章上没有编号，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因此对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该《股份详细名单》如果真实的话，仅仅证明小肥羊肉业公司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股东都有谁这一事实，其中李成云持多少比例的股份。但是从这个名单上无法确定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形成了该《股份详细名单》。更无法证明李成云收到王喜玲6万元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因此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4.《任职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公章没有编号，落款日期手写。不能仅仅因为李成云是总裁，就认为李成云出让股份的行为是公司行为，因此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对李成云的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喜玲认可《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小肥羊肉业公司并未参加本案诉讼，无法核实《股权信托比例说明》《股份详细名单》《任职证明》的真实性，且王喜玲亦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王喜玲提交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上的0479-8266622的电话号码是小肥羊肉业公司的电话号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喜玲和李成云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王喜玲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喜玲系以其与李成云之间为股权转让关系提起的诉讼，故王喜玲应就该股权转让关系提供证据。但本案中,双方未订立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除《结算业务申请书》外,王喜玲并无其他证据用以反映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王喜玲所提交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的用途是“入股资金”，并不能反映出该款是给李成云的股权转让款。王喜玲提交的其与李成云的通话录音中，李成云并无曾将其持有的小肥羊肉业公司股权转让给王喜玲的表述。且王喜玲认为其与李成云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其自2011年8月29日向李成云转账后至起诉时长达8年的时间里，不向李成云主张股权变更事宜，不符合生活常理。故王喜玲目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李成云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王喜玲基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向李成云邮寄的《关于解除王喜玲与李成云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书》并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同理，王喜玲基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向李成云提出的本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成云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775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喜玲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78元(王喜玲已预交),由王喜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78元(李成云已预交),由王喜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美春   审判员 洪齐艳   审判员 靳宝维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徐佳妮   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