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2012年8月1日，其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于承诺装修期满开业时保证通气 西  安  市  碑  林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03民初2321号 原告:王康，男，197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监事，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谋，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松，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法定代表人：路军，该公司执行董事。第三人：路军，男，1970年7月30日生，汉族，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西安市碑林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陕西菲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备战，陕西菲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康与被告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州洋公司）、第三人路军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2018）陕0103民初12896号民事判决后，被告州洋公司、第三人路军均不服，上诉至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作出（2019）陕01民终142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谋、任国松，被告州洋公司、第三人路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岳备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散州洋公司；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州洋公司进行清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7月3日，王康与马某某、屈永波共同出资设立了西安州洋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王康出资16万元，马某某、屈永波分别出资12万元，三人占股比例分别为40%、30%、30%，王康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屈永波任公司监事，马某某任公司总经理。2005年9月13日，州洋公司股东变更为路军、王康，公司注册资本由40万元变更为310万元，股东王康、路军投资额分别变更为150万元、160万元，王康占股比例为48.39%，路军占股比例为51.61%。2007年10月19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7月4日，在王康不知情的情况下，州洋公司投资人变更为王康、田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田君。2017年5月10日，王康向工商部门投诉，工商部门撤销了该变更登记。2017年8月9日、2017年12月12日，王康两次向路军发出召某某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路军均未按照通知要求参加会议。2018年3月10日、2018年6月1日，王康联系路军要求进行公司清算、解散事宜，路军均以公司账务未核对予以推脱。州洋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十分恶劣，长期未分配利润，且不向股东公开经营状况信息，已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州洋公司已经持续两年无法正常召某某股东会，且未能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州洋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决，王康作为公司股东的利益已经遭受重大损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州洋公司、第三人路军辩称，州洋公司不存在持续两年无法召某某股东会、无法做出有效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不存在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形，州洋公司不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州洋公司不存在损害原告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情形，且原告无权以此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州洋公司被列入工商部门异常名录系因原告过错导致，随时可以纠正。2014年7月路军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田君亦事出有因；原告恶意提出解散公司诉讼，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对州洋公司应当承担的出资义务及清欠责任。原告新增加的要求对被告州洋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被告响应政府抗击新冠疫情政策，积极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被告州洋公司根据手机通讯器材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抓紧清收前期积累的近3000000元应收货款及其他应收款项，回笼资金，另一方面也与多家上游企业协商开展相关品牌手机加盟合作活动，与多家下游市场主体开展手机通讯器材供应事宜，积极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加紧复工复产，企业处于良性发展。州洋公司目前不存在因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违背事实，不符合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是为了逃避对州洋公司应当承担的出资义务及清欠责任的恶意诉讼，相应诉请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不顾大局，草率起诉公司解散反而给公司经营管理带来负面影响，既不符合国家目前的大政方针，又对公司及股东有害无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以保护被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被告州洋公司股东为原告王康和第三人路军，其中王康占股比例为48.39%，路军占股比例为51.61%，路军为法定代表人，任公司执行董事，王康任监事。州洋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年召某某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方可召某某。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经审查验证后于第二年三月一日前送交各股东。”。2016年3月6日，被告州洋公司股东工作会议记录显示该公司于当日曾召某某股东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为股东田君、原股东路军，也注明股东王康因联系不上未参会。2017年8月9日、2017年12月12日，王康曾两次通过邮寄方式向路军发出“关于召某某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召集路军召某某临时股东会会议，但因路军均未参会，故临时股东会会议并未召某某。2017年12月31日，被告州洋公司召某某股东会，参会人员包括有原告王康及被告路军，会议记录中载明：“2017年10月13日，我（路军）和王康、狄竞斌召某某第一次会议，主要通报公司财务情况：1.具体了解及研讨蜂星、中人、讯捷相关账务事宜。2.关于中人约60000元差异，确认方案。2017年10月21日早上，我（路军）和王康、狄竞斌召集骆伟及相关人员召某某第二次会议，主要通报公司财务情况：1.具体了解及研讨华中相关账务事宜。并一起查阅了华中关于调价补差相关财务数据的全部原始资料。2.关于华中约150000元差异听取了经办人骆伟陈述等。今天召某某今年第三次会议。”该会议上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先清点货物，待处理。会议上第三人路军还说：“王康提议清算可以考虑，债权债务先清理，内部财务整理，责任到人，外部债权债务落实。考虑是否重新启动经营，以后再商量。”原告王康称可以。2018年4月9日，州洋公司召某某“股东并经营会议”，参会人员有原告王康、第三人路军及狄竞斌、雷海、骆伟。该会议中原告称：1.不赞同公司对账；2.提议公司解散，进行清算。第三人路军称：公司清算可以考虑，但之前公司财务账务必夯实，不然会造成财务报告不真实，无法形成真实有效的会计报告，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账务人要尽快落实清自己的账务。公司会择机聘请法律会计事务师对相关所有债务人进行核实审定。到时开股东会进行表决公司下一步方向。暂定下次会议7月初。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查账，可以进行账务查询。给当事人说清楚，这些账要抓紧，当时没有清算是因为你们背账，要和外欠对账，所以才保留到现在，给你们的时间很长了。原告称：提议对账事宜在清算中一并进行。2020年6月19日，被告州洋公司与咸阳智慧中智通信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一份；2020年6月30日，被告州洋公司与西安中智通讯有限公司咸阳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另查明，2016年6月30日，被告州洋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碑林分局列入工商部门经营异常名录；2016年7月12日，州洋公司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再次被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碑林分局列入工商部门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3月28日，原告王康以被告州洋公司于2014年7月2日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公司变更登记为由，向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碑林分局举报，要求调查处理。该局经调查，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关于撤销西安州洋电力设备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撤销了2014年7月2日核准的州洋公司的变更登记。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州洋公司是否符合法定的公司解散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某某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解散公司必须具备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等先决条件。其中，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已发生足以导致公司解散的严重困难。此既是人民法院受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的形式审查的法律依据，也是审查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时实体审查的法律依据。因解散公司关涉公司股东、债权人等相关方利益及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且对公司而言是最为严厉和最具破坏性的措施，故在公司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可以解决等情况下，一般不宜采取解散公司这一剧烈方式来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人民法院也不应轻易判决公司解散。就本案而言：首先，关于被告州洋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问题。被告州洋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原告王康与第三人路军，其中原告占股比例为48.39%，第三人占股比例为51.61%。原告占股比例超过10%，其具有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主体资格。原告向本院提起原审诉讼时称被告州洋公司已经持续两年无法正常召某某股东会，且未能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2016年3月6日、2017年8月9日、2017年12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均分别向对方告知要求召某某股东会会议，但均因对方未参会，故股东会会议未成功召某某。2017年至本案诉讼，原告与第三人均多次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针对州洋公司的经营进行过沟通。被告州洋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2017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4月9日召某某股东会，原告及第三人作为股东参加了会议并对部分事宜达成一致性意见。这表明原告及第三人作为州洋公司的股东，对公司运营问题进行过沟通协商，公司权力机构还在运行，公司运行机制尚未出现完全失灵状态。因此，本院认定截止原告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原审诉讼时，被告州洋公司并未出现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某某股东会及公司僵局的情形，且公司未召某某股东会与无法召某某股东会不能等同，公司召某某股东会但未形成统一的书面决议亦不代表公司权力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在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即便州洋公司在2018年4月9日后未召某某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也不必然意味着该公司经营出现混乱和股东会机制已失灵。本案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州洋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足以达到使其解散程度，原告王康关于被告州洋公司持续两年无法正常召某某股东会、未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州洋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虽显示州洋公司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亏损总额为60000余元，但亦显示该公司对外尚有3000000元左右的债权，且州洋公司正积极对外实现债权，并已与相关上下游企业签订合同及合作协议，积极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原告虽提交证据证明州洋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名流天地503室处于关门状态，但被告作为一家电力设备通讯器材公司，并不直接开设卖场进行产品销售，而是与下游企业合作，由下游企业销售其产品。现今社会，公司运营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拘泥于固定场所内开展经营活动。关于被告未在工商登记住所地营业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一节，原告对此知情，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承前所述，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州洋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足以达到使其解散程度。同时，原告王康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州洋公司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异常，公司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等呈现明显减弱态势，最终可能导致原告的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州洋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原告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再次，关于原告王康与第三人路军之间的争议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股东享有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权利。本案中，原告王康为州洋公司的股东，而公司章程亦赋予了公司监事检查公司财务、提议召某某临时股东会等权利。作为被告州洋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原告王康依法享有股东和监事相关权利，可依法依公司规章规定参加州洋公司的经营管理，监督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等。如确如其本案中所言，州洋公司股东即第三人路军存在擅自转移和挪用公司资产及其他损害州洋公司和王康股东个人利益的行为，原告可依法采取另案提起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州洋公司及自身股东合法权益，而非一定要诉诸于解散公司诉讼。进言之，在尚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可以使公司继续存续的情况下，即便公司出现僵局，亦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王康与路军之间包括公司如何经营、能否查阅账目等争议并非不能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加以解决，且在州洋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中明确载明有股东可以查阅账务的决议。依据“公司自主为主，司法谨慎干预”的基本原则。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首先是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为维护商业经营的稳定和安全，不能仅因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就将公司解散，只有达到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方可解散，否则会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公司经营所涉及的其他社会关系造成损害和不稳定。另因今年新冠疫情对我国国民生产造成交大影响，在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国家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加紧复工复产，并提出了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等“六保”、“六稳”的决策部署。被告州洋公司亦与上下游企业进行了业务往来，企业正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此时更不能贸然解散公司。最后，本案庭审过程中，本院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的规定，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未形成一致调解意见。庭审中，本院还要求原告在庭审结束后一周内向本院提交其出资情况、认缴及实缴份额的书面说明，但原告逾期未提交，亦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还认为，关于原告在本案中增加要求对州洋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同时又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清算申请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在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自行组织清算或者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原告可依法另案处理。 综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州洋公司符合法定的公司解散条件，原告要求解散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孙东燕审  判  员    车  乐审  判  员    李  贺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杜  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