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9行初232号 原告金佳晨，男，199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金利刚，男，196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系原告金佳晨父亲。 原告金利刚，男，196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北干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法定代表人王冠丰，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楼勇，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于尧平，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沃青雯，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佳晨不服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北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干街道办事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于2019年9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正材料后，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0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在审理过程中，金利刚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利刚及原告金佳晨的委托代理人金利刚，被告北干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楼勇及委托代理人于尧平、沃青雯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行政调解三个月，调解期满未达成一致意见。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批，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佳晨、金利刚诉称：原告金利刚在城北村建有住宅一栋，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为响应政府号召，在2012年城中村改造时拆迁，因原告金利刚在1994年顶替父亲工作，1995年户口迁入工作单位集体户，2011年3月户口又迁回居住地城北村，被告认为原告金利刚是居民户口，根据被告出具的拆迁补偿政策，原告金佳晨不能与农村户口孩子享受同等的独生子女待遇（独生子女一个为两个可分两套房的待遇），地方，地方政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第十二条第五点，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条款规定，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变更房屋拆迁补充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为5人（金佳晨虚拟＋1）、安置面积为350平方米（高层安置）。 原告金佳晨、金利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 2.结婚证、户口本； 3.独生子女证，证据1-3证明原告金佳晨为农村户口，户口未迁出过，应享受两套房子安置。 4.庭后补充提交：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原告符合农村建房条件，被拆迁房屋系原告符合建房条件的农居及土地，原告应该享有与村民同等待遇。 被告北干街道办事处辩称：原告金利刚于2012年11月30日，作为北干街道城北村15组28户吴文香户家庭成员，与被告签订《萧山区北干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签约时户内人口2人（即吴文香、金利刚），安置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其中原告金利刚户口为城镇居民，以非农成家子女进行照顾安置。原告金利刚与胡敏华在1996年1月15日登记结婚，1997年生育原告金佳晨。2012年签约时，胡敏华及原告金佳晨的户籍在××街道××村，二人选择在高田村拆迁时再进行安置。2019年，被告组织对城北村拆迁区块进行安置分房。因北干街道高田村在2017年也进行了拆迁，胡敏华及原告金佳晨在本次分房时可自行选择在城北村安置房区块或在高田村安置房区块进行安置。2019年8月16日，原告金利刚以户主身份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对原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进行变更，本次拆迁安置人口为4人（吴文香、金利刚、胡敏华、金佳晨），总安置面积280平方米。原告金佳晨作为金利刚户内成员，在城北村拆迁安置中应与原告金利刚共同适用照顾性安置。原告金利刚户籍于2011年3月7日从萧山区城厢街道金家桥路**迁入城北村****吴文香户内，为居民户口，并不具备农村批地建房条件。根据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第三条“人口与面积核定”中第（三）款“列入照顾安置”第1项第（2）点，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非农成家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即被拆迁人的孙辈，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50平方米为多层安置面积，高层安置每人60平方米）。金利刚、胡敏华、金佳晨三人可在城北村拆迁安置中取得180平方米的高层安置面积。根据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规定，进入高层安置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被补偿人，可按成本价每人增购10平方米，因此金利刚、胡敏华、金佳晨每人可以增购10平方米安置面积，总计三人可得安置面积为210平方米，已签入《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非农成家子女照顾性安置一项不适用独生子女增加一个安置名额的安置政策。综上所述，被告已经按照萧山区现行拆迁安置政策对原告金佳晨进行安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金佳晨、金利刚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干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萧山区北干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2.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证据1-2证明被告已对原告户内全部成员按照萧山区政策进行安置。 3.吴文香及金利刚户口本、身份证； 4.非农业户口方户口方情况证明书；iv> 5.具结书； 6.胡敏华身份证及金佳晨户口本； 7.结婚证、离婚协议； 8.死亡证明（吴文香），证据3-8证明原告金利刚为居民户口，原告金佳晨与其母亲户口在户口在高田村，吴文香户的非农成家子女的子女安置。 9.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吴文香户系2012年城北村拆迁项目的被拆迁人。 10.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复印件，证明高田社区于2017年被征收补偿。 规范性文件依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萧政办发[2010]30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均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对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认为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审批时间为1991年，原告金利刚系1995年户口迁户口迁出为居民户口，失了享受批地建房的村民资格，即使之后又将户口迁户口迁回，能改变居民户口性户口性质，非农户口与户口与其他城北村因就地农转非形成的非农户口，户口形成性质不一，只能以吴文香户内非农成家子女进行安置。 经本院审查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符合证据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金利刚于1994年1月进入中石化萧山石油公司工作，其户籍于户籍于1995年迁入单位集体户，11年3月迁回杭州市萧山区，户内成员有户主吴文香（2018年9月4日去世）、金利刚。1996年1月15日，金利刚与胡敏华结婚；1997年10月1日生育一子金佳晨，金佳晨的户籍在户籍在其母亲胡敏华户内（杭州市萧山区，敏华）；2019年8月8日，金利刚与胡敏华协议离婚，2019年8月15日复婚。因城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吴文香户的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案涉房屋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2012年11月30日，吴文香、金利刚（合同乙方）与北干街道办事处（合同甲方）签订了《萧山区北干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第五条第2点约定，乙方安置人数为2人（其中农业户口1户口1人，口1户口1人）点约定，乙方安置面积为140平方米（其中成本价安置20平方米）；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之后，因高田村也进行了拆迁，胡敏华、金佳晨选择在城北村安置房区块进行安置，2019年8月16日，金利刚（合同乙方）与北干街道办事处（合同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为：根据《北干街道城北村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在2012年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至今，因安置政策调整、乙方人口变动等原因需增加或减少的安置面积，特签订如下补充协议，1.原签订乙方安置人口2人，安置面积140平方米（其中安置价120平方米，成本价20平方米）。2.乙方人口面积变动后，总安置人口4人，总安置面积280平方米，其中安置价240平方米，成本价40平方米；安置方式为选择实物安置4人，各自姓名具体为：吴文香、金利刚、胡敏华、金佳晨；补充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 另查，金佳晨领取有独生子女证；1991年3月，金利刚作为申请人就案涉被拆房屋进行申请批地建房，申请表中在册人口为金利刚及其父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第三条“人口与面积核定”第（二）项“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第1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不再生育的，子女未婚且未满28周岁的可按两人计算。第（三）项“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第1点第（2），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即被拆迁人的孙辈，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若该子女的子女已婚，则该孙辈与其家庭成员按实际人口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 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的事实及诉请，本案的争议焦点实质在于金佳晨能否享受独生子女增加一个安置名额的安置政策。《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户口人数确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一）已婚尚未有子女的；（二）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第三条“人口与面积核定”中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第1项第（2）点，“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即被拆迁人的孙辈，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具体到本案，金佳晨出生后，其父母确系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但置于安置条件下，根据上述规定，领取独生子女证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前提是安置人口须是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户口人数确定。户口并户口并非在城北村，北村安置系被列入照顾安置的人口，故其要求享受独生子女增加一个安置名额的安置政策，依据不足。综上，金佳晨、金利刚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金佳晨、金利刚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金佳晨、金利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严潇丹 人民陪审员  林平平 人民陪审员  瞿仲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冯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