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最高法民终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0号3幢（双子座A座）24楼、25楼。法定代表人：梁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萍，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毅，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398号。法定代表人：姜辉明，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渤钢系企业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昊，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荣杰，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36、38号一至四层。负责人：陈永宏，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天津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艳慧，天津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渝农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钢集团）、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家简称上海银行）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初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渝农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萍、赵毅，被上诉人天钢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昊及上海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渝农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渝农商公司对评估价值为189904722.84元的21项租赁物设备享有的优先受偿权顺位在上海银行之前；2.天钢集团承担渝农商公司已实际支出的律师费300000元；3.天钢集团与上海银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上海银行2015年登记的抵押类型为一般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保函授信合同》债权；在《保函授信合同》清偿后，渝农商公司为诉争设备优先权人。第一，从动产抵押登记法律构造角度看，《抵押合同》是当事人设立抵押权的依据，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抵押登记申请书》是当事人办理抵押登记以及登记内容的合意，因此《抵押合同》《抵押登记申请书》体现的是当事人内部关系，不对外产生公示公信效力，而《动产抵押登记证》是登记结果，对外产生公示公信效力。第二，从现行法规角度看，《动产抵押登记办法》（2007）第三条规定，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无需提交抵押合同，同时《动产抵押登记办法》（2007）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动产抵押登记档案包括《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动产抵押登记注销书》，并不包括抵押合同，可见抵押合同不属于登记提交资料，也不属于登记档案（簿）资料。第三，从登记实践的角度看，依据天津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动产抵押登记流程，办理登记不需要提交抵押合同；而《抵押登记申请书》只是登记申请文件，经过登记部门受理审查后方进行登记并颁发动产抵押登记证。第四，从证据的角度看，上海银行、天钢集团在2016年向登记部门提交的两份修正抵押申请书中，皆明确上海银行2015年以一般抵押提交了登记申请，据此办理了一般抵押登记，结合2016年换发的《动产抵押登记证》亦未变更日期的做法来看，勾选“最高额抵押”的申请书是2016年变更登记时统一规范的结果。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上海银行2015年登记的抵押类型是一般抵押。依据一般抵押严格的主从性，其担保的主债权应该在从权利设立时成立或债务要素确定，不能为将来发生的不确定性债权提供担保。因此，上海银行2015年的在先权利是一般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保函授信合同》债权，在《保函授信合同》已经清偿后，渝农商公司成为诉争设备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二、上海银行2016年变更抵押类型不得对渝农商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从上海银行、天钢集团2016年向登记部门提交的两份修正抵押申请，及上海银行先后取得的两份抵押类型不同的《动产抵押登记证》来看，上海银行在2016年变更抵押登记类型的事实确凿。第二，更正止于信赖是基本原则。上海银行2016年变更抵押类型的结果是将担保的主债权范围由《保函授信合同》债权扩展至2015年至2017年期间发生的全部债权。在《保函授信合同》债权清偿后，直接影响到渝农商公司和上海银行之间的优先顺位。因此，对上海银行2016年变更抵押类型的行为，不论称为修正还是更正，都应从行为法律效果对第三人影响的角度判断其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不得对渝农商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三、渝农商公司已尽必要的核查义务，上海银行2015年抵押登记公示资料已经构成其充分的信赖依据。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以登记的内容为准认定上海银行的在先权利为一般抵押是对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的基本要求，且该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不经登记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精神完全一致，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未经登记的抵押权即本案中的最高额抵押权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物权效力，不具对抗性。第二，渝农商公司在开展融资租赁前，已经开展了充分的尽调，当时租赁物之上并不存在抵押情况，天钢集团在双方洽商合同细节过程中违背诚信将设备抵押给上海银行，不能将此失信行为归责为渝农商公司。原审判决以渝农商公司没有依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全面核查租赁物而否定渝农商公司善意，实质上是混淆了违反监管规定而产生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行为中的注意义务。第三，《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动产抵押的的档案仅包括《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动产抵押登记注销书》，并不包括抵押合同，可见抵押合同不属于登记提交资料，也不属于登记档案（簿）资料，更不能作为第三人的信赖依据。特别是在合同与登记内容不一致时，对第三人施加判断义务。第四，现行动产登记粗糙且登记的抵押物不具识别信息。对于拥有多台同类设备且办理了大量动产抵押的天钢集团而言，渝农商公司无法通过抵押物信息检索到其抵押情况。在此动产抵押现实状态下，对债权人苛以过多的核查义务，必将影响到动产融资便利与动产交易安全。四、上海银行应自行承担登记错误导致的不利后果，不能转嫁给无辜的渝农商公司承担。天钢集团答辩称：一、天钢集团以工商登记部门权利证书为准进行债权审查及优先顺位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天钢集团在进行债权审查及优先权顺位认定时，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权证为准进行判断，认定上海银行就抵押物应当优先受偿。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与本案案情不符，不应在本案中适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与本案案情不符，不应在本案中适用。四、一审判决符合公示公信原则。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渝农商公司的上诉请求。上海银行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上海银行于2015年办理的动产抵押登记即为最高额抵押，其自始享有对案涉租赁设备的最高额抵押权。（一）上海银行自2015年6月24日享有对案涉21项租赁设备的最高额抵押权。（二）上海银行与天钢集团分别向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东丽市监局）提交的《关于修正动产抵押登记类型的申请》及《关于同意上海银行修正动产抵押登记类型的说明》是对《动产登记抵押证》存在的错误予以更正，并非对抵押登记类型的变更。（三）原审法院认定上海银行对案涉租赁设备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在渝农商公司之前是依据编号为津东丽抵登字（2015）第0022号《动产抵押登记证》，适用法律正确。二、渝农商公司并未取得案涉租赁设备所有权，因此其无权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取得对租赁设备设立的形式抵押权，亦无权主张对案涉租赁设备的优先受偿。（一）渝农商公司并未取得案涉21套租赁设备的所有权。（二）案涉租赁设备所有权并未转移至渝农商公司，其无权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为其设立形式抵押，渝农商公司亦并未取得对21套设备的抵押权。（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设立的抵押为形式抵押，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抵押权，渝农商公司无权对案涉21套租赁设备主张优先受偿权。三、渝农商公司为金融租赁公司，其以权属存在瑕疵的租赁物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违反《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且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一）渝农商公司违反《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应当认定其《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因此，从合同《抵押合同》亦无效，渝农商公司并未取得租赁物所有权，亦未取得租赁物抵押权。（二）对租赁物状况进行全面核查为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基本要求，并未加重融资租赁公司的义务，渝农商公司对租赁物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三）渝农商公司在为融资租赁业务办理抵押登记时亦应核查抵押合同中的设备清单用以甄别是否存在在先抵押，其因未履行核查义务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四、上海银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渝农商公司主张上海银行承担诉讼费及原审中产生的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渝农商公司的上诉请求。渝农商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渝农商公司对评估价值为189904722.84元的21项租赁物设备享有的优先受偿权顺位在上海银行之前；2.天钢集团承担渝农商公司已实际支出的律师费300000元；3.天钢集团与上海银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9日，渝农商公司与天钢集团签订编号为CQRCFL-HT-2015-014的《融资租赁合同》和CQRCFL-HT-2015-014-MM的《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以租赁物清单中记载的机械设备开展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业务。2015年7月16日，渝农商就上述业务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了租赁物初始登记。2016年5月3日，渝农商公司与天钢集团签订编号为CQRCFL-HT-2015-014-DY的《抵押合同》，约定租赁物抵押给渝农商公司以确保CQRCFL-HT-2015-014《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义务的履行，以及抵押权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不受侵害。同时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渝农商公司取得了津东丽动抵登字（2016）第0028号《动产抵押登记证》。2018年8月24日，原审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天钢集团破产重整案。2018年9月28日，渝农商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权为有担保的债权，申报金额为360313174.18元。破产重整过程中，经管理人委托的评估公司评估，租赁物价值为314917980.84元。管理人经审查确认，渝农商公司债权的性质为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债权金额为360313174.18元。且因上海银行申报的有担保的债权对应的抵押财产与渝农商公司租赁物及抵押财产存在部分重合，上海银行登记时间在先，渝农商公司无法就重合部分财产取得所有权。故其可优先受偿金额为125013258元，剩余部分被确认为普通债权。另查明，2015年6月24日，上海银行与天钢集团签订编号为ZDGLG150003TJ0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天钢集团为2015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内，上海银行取得的对天钢集团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价值110974万元的550台/套机械设备，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为1060000000元。合同还约定，本合同生效前已存在的编号为LG150003TJ的《保函授信合同》项下债权纳入本合同担保的债权范围。同日，双方在行政登记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上海银行申请办理登记的《动产抵押登记申请书》载明，抵押人为天钢集团，抵押权人为上海银行，债务人为天钢集团；抵押物种类、数量、价值：机械设备数550台/套，价值110974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利息、实现抵押权费用、最高额抵押（已挑勾）、其它；被担保主债权种类、数额：借贷，金额106000万元整；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2015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22日；抵押物占管情况：占管使用中，存放地本单位；登记日期：2015年6月24日。行政登记机关的登记档案中同时附有上海银行与天钢集团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行政登记机关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编号为津东丽动抵登字（2015）第0022号的《动产抵押登记证》载明：抵押人为天钢集团，抵押权人为上海银行，抵押物的名称、数量、价值，机械设备数：550台/套，价值110974万元，总价值110974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债权、利息、实现抵押权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最高额抵押借贷金额：106000万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间：2015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22日。同时，渝农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内容除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一栏为空白，其余内容均一致的《动产抵押登记证》一份。此外，登记档案中留存2016年5月5日，上海银行向行政登记机关提交的《关于修正动产抵押登记类型的申请》。该申请载明：由于银行工作失误，在提交动产抵押申请表时，没有注明该笔抵押登记事项应为最高额抵押，而是以一般抵押登记提出申请，导致目前抵押登记状态为一般抵押，恳请将登记方式由一般抵押修正为最高额抵押登记。同日，天钢集团亦向行政登记机关提交《关于同意上海银行修正动产抵押登记类型的说明》载明：由于上海银行提交动产抵押申请时误将抵押登记状态设定为一般抵押，导致后续重组操作出现问题，恳请协助上海银行将登记方式由一般抵押修正为最高额抵押登记。2016年5月5日，天钢集团与上海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海银行向天钢集团提供1046613331.73元借款，借款期限为2016年5月5日至2017年5月4日。2016年6月15日，天钢集团与上海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海银行向天钢集团提供7719120元借款，借款期限为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5月4日。2017年5月5日，天钢集团偿还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1054332451.73元，逾期利息7,792,891.25元。同日，天钢集团与上海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海银行向天钢集团提供1054332451.73元借款，借款期限为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4日。原审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天钢集团破产重整案后，上海银行就上述债权进行了申报，性质为有抵押财产担保的债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渝农商公司是否优先于上海银行就案涉租赁物享有受偿权。首先，上海银行与天钢集团之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时间在先，并在签订的同时办理了抵押登记。上海银行申请办理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登记申请书》中，抵押担保的范围一栏“最高额抵押”进行了标注。且行政登记机关的档案中还留存了上海银行与天钢集团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渝农商公司在与天钢集团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应对租赁物的权属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渝农商公司基于后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不能对抗上海银行在先取得的权利。其次，《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设立、变更、注销，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本办法形式要求的，登记机关应当予以办理，在当事人所提交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动产抵押登记注销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第九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动产抵押登记注销书》设立动产抵押登记档案，并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及时将动产抵押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登记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的津东丽动抵登字（2015）第0022号《动产抵押登记证》均未涉及渝农商公司所主张的变更登记的内容。故管理人依据上海银行提交的《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证》及其他债权证据，认定上海银行2017年5月5日向天钢集团发放的1054332451.73元借款在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内，并无不当。渝农商公司请求确认对评估价值为189904722.84元的21项租赁物设备享有的优先受偿权的顺位在上海银行之前，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渝农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渝农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渝农商公司是否优先于上海银行就案涉租赁物享有受偿权。首先，渝农商公司在与天钢集团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时，未尽审慎的调查核实义务，不属于善意买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合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第三十四条规定：“售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必须由承租人真实拥有并有权处分。金融租赁公司不得接受设置任何抵押、权属存在争议或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的财产或所有权存在瑕疵的财产作为售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渝农商公司作为一家主营融资租赁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在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应当严格按照上述法律和监管规定，合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不得接受已设置抵押的财产作为售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2015年7月9日，渝农商公司与天钢集团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时，双方约定以租赁物清单中记载的机械设备开展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业务。但在此之前的2015年6月24日，天钢集团已就案涉21项租赁物设备为上海银行设立了抵押权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至2015年7月16日渝农商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办理租赁物初始登记时，已经超过二十日以上。在此期间，渝农商公司完全有时间到东丽市监局查询租赁物的抵押情况。由于《动产抵押登记证》上仅载明机器设备数550台／套，并未详细记载所包含的具体设备的名称及型号，无法将登记证所涉及的设备特定化，因此渝农商公司要查明其融资租赁物上是否设置有抵押权必须通过调取登记机关的底档材料，主要是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清单，从抵押物清单与融资租赁物清单进行对比来完成调查核实义务，其也可以要求天钢集团提供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清单。事实上，渝农商公司在申报破产债权后，从东丽市监局调取的登记底档材料中，清晰明确地记载了案涉设备已经在先设置了最高额抵押的情况。因此，如果渝农商公司在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和监管规定履行调查核实义务，完全可以得知案涉设备已设置最高额抵押的情况，其未能核查掌握案涉设备的最高额抵押情况，显属未尽审慎调查核实义务，具有重大过失，不属于善意买受人。既然渝农商公司应知案涉设备的最高额抵押情况，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无权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其次，2016年5月东丽市监局对《动产登记抵押证》的修改属于对原存在错误的更正，并非对抵押登记类型的变更。在渝农商公司提供的东丽市监局登记底档材料中，2015年6月24日天钢集团和上海银行申请办理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登记申请书》中，抵押担保的范围一栏“最高额抵押”进行了勾选。渝农商公司主张该勾选是2016年5月登记时统一规范的结果，但其不能提供登记底档中未对“最高额抵押”进行勾选的《动产抵押登记申请书》，且登记底档材料中还留存了上海银行与天钢集团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因此渝农商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动产抵押登记申请书》和《最高额抵押合同》能够证明天钢集团和上海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进行最高额抵押登记。《动产抵押登记办法》（2007年10月12日）第六条规定：“动产抵押合同变更、《动产抵押登记书》内容变更的，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到原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办理变更登记应当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原《动产抵押登记书》；（二）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第七条规定:“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受理变更登记申请文件后，应当当场在《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第十条规定：“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动产抵押登记注销书》设立《动产抵押登记簿》，供社会查阅。”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登记底档材料中均未涉及《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等渝农商公司所主张的变更登记的内容。《动产抵押登记办法》（2016年9月1日）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登记机关的动产抵押登记信息与其提交材料内容不一致的，有权要求登记机关予以更正。”可见变更与更正是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提交的材料和办理的程序也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本案案情，2016年5月东丽市监局对《动产登记抵押证》的修改属于对原存在错误的更正。结合渝农商公司不属于善意受让人，管理人依据上海银行提交的《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证》及其他债权证据，认定上海银行2017年5月5日向天钢集团发放的1054332451.73元借款在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内，并无不当。对于渝农商公司请求确认对评估价值为189904722.84元的21项租赁物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顺位在上海银行之前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渝农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伦 军审 判 员 李  伟审 判 员 郁  琳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凌云书 记 员 ：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