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513号原告：邓大亮，男，1979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查琴芳、罗志威，均为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智茵，女，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刘超韦、欧志鹏，均为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智强，男，197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告邓大亮诉被告卢智茵、第三人王智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曹子彦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大亮的委托代理人查琴芳、罗志威，被告卢智茵的委托代理人刘超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王智强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期限届满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大亮诉称：2014年2月28日，我通过银行转账向卢智茵转款100万元及150万元。此后我多次要求卢智茵还款，卢智茵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于2019年以民间借贷为由向越秀区法院起诉要求卢智茵返还借款，卢智茵辩称其与我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该法院以我主张民间借贷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我和卢智茵没有生意往来，也没有借贷关系，卢智茵收取该250万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属不当得利。故我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卢智茵向我返还不当得利款250万元，并自2014年2月28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我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卢智茵承担。被告卢智茵辩称：我与邓大亮之间不存在应返还未返还的款项。当时为帮助建设银行新港路支行达到存款目标，经王智强协调，邓大亮、邓某某（邓大亮弟弟）以及曹某某（邓大亮表弟）于2014年2月28日合共汇款600万元至我的银行账户，其中邓大亮划付250万元、邓某某划付200万元、曹某某划付150万元。其后我于2014年3月2日以及3月3日合共向王智强账户划付600万元，通过王智强返还上述600万元款项。在此期间我仅提供了银行账户供该600万元（含本案诉争250万元）资金暂存以及流通，并未占有该资金。我是通过王智强认识邓大亮，但双方之间并无深交。在此情况下，邓大亮向我划付250万元后将近5年的期间内没有向我追讨款项，也没有要求我出具借条等文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邓大亮在款项划付将近5年后才以借款为由要求我返还款项，其行为显然有违常理。邓大亮在本案以及此前的关联案件中一直没有披露其与王智强自2014年3月至5月期间的银行资金往来记录，可见，邓大亮一直在掩盖我已通过王智强将诉争款项返还邓大亮的事实。在（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案中，经办法官询问邓大亮与王智强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往来时，邓大亮确认与王智强之间仅在2013年、2014年期间最多只有500万元经济往来。此外，经办法官两次询问邓大亮本人在2014年3月后是否有收到王智强款项，邓大亮明确答复没有收到王智强交付的款项。然而从邓大亮按照法院要求提交的银行资金往来记录来看，王智强与邓大亮在2014年3月后仍然存在多笔大额的资金往来。邓大亮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其主张的涉案款项不真实。由此可见，我并未拖欠邓大亮任何款项。邓大亮提起的本案诉讼为恶意的虚假诉讼。邓大亮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以民间借贷为由向越秀区法院分别提起了（2018）粤0104民初32659号案（涉案借款本金500万元）以及（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案（涉案借款本金250万元）。前者在判决前由邓大亮撤回诉讼，后者则在越秀区法院一审驳回诉请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邓大亮未缴纳上诉费为由按照自动撤回上诉。诉争款项并不是邓大亮所主张的借款，邓大亮向我的账户划付100万元以及150万元时特意在备注栏处分别标明了“货款”以及“还款”。尽管邓大亮在（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案中辩称该备注是“随便写”，但从日常生活法则来看，如果汇款没有特别的意义，谁会在汇款备注中乱填写信息？可见，邓大亮向答辩人划付的涉案款项，并不是其主张的借款。邓大亮于2018年8月21日向越秀区法院提起（2018）粤0104民初32659号诉讼，以其划付给陈某某的500万元款项，诬陷我未向其清偿借款。邓大亮在该案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同时记载了诉争款项。如诉争款项真实，邓大亮应当在提起（2018）粤0104民初32659号诉讼时即同时要求我返还诉争款项，而不是在该案撤诉后，再行提起（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案诉讼，要求我返还诉争款项。由此可见，邓大亮在其向法院提起系列诉讼之初，并不认为我须要向其返还诉争款项。邓大亮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以民间借贷为由就诉争款项在越秀区法院提起（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案诉讼，该案现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自动撤回上诉”结案。邓大亮提起本案诉讼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应当驳回邓大亮诉请。综上所述，邓大亮的提起的本案诉涉及虚假诉讼以及重复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邓大亮诉请。第三人王智强未发表答辩意见，亦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邓大亮于2014年2月28日向被告卢智茵转账支付150万元（交易备注为“还款”）及100万元（交易备注为“货款”）。同日，邓某某（邓大亮哥哥）向卢智茵转账支付200万元，曹某某（邓大亮表弟）向卢智茵转账支付150万元，该两笔款项均未注明交易备注信息。卢智茵提供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14年3月2日向第三人王智强转账支付500万元，于2014年3月3日向王智强转账支付100万元。邓大亮曾于2019年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起诉讼，以其向卢智茵转账上述250万元属于借款为由，要求卢智茵返还250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该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民事判决书，不确认邓大亮与卢智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判决驳回邓大亮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上述案件庭审过程中，邓大亮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通过王智强认识卢智茵，其与王智强在2013年或2014年有累计最多500万元的借款经济往来，其于2014年3月后未收到王智强的款项，王智强于2013年已向其还款500万元借款。其后邓大亮提供其2014年5月25日至2014年6月10日期间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该段期间内王智强向邓大亮转账支付共计4368822元，邓大亮向王智强转账支付共计12350000元。邓大亮的委托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表示，邓大亮已不记得其在2014年3月3日之后收取王智强款项的性质，应是投资商铺、相互借贷及其他生意上的资金往来；因当时邓大亮、邓某某长期在澳洲，这些生意大部分都是由曹某某打理的，其本人并不清楚。另查，邓大亮表示其曾向案外人陈某某转账支付600万元，陈某某收款后立即将其中500万元转至卢智茵处，故其于2018年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卢智茵还款。后因其未能找到陈某某作证，故其撤回该案诉讼。卢智茵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仅是提供账户给公司老板使用，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但庭后卢智茵改称其收到该500万元后，已用作出借给刘某某、赵某某、刘某某作资金周转之用。卢智茵提供（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31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卢智茵起诉要求刘某某、赵某某、刘某某返还上述500万元。邓大亮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和哥哥邓某某、表弟曹某某与陈某之间有很多大额资金往来，卢智茵与陈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卢智茵是帮陈某做事的；因之前陈某都是按时归还借款，所以之间资金往来都没有出具借条或凭证；本案因卢智茵有资金需求，其基于对陈某的信任才转账给卢智茵；因其长期居住在澳洲，其生意往来都是由曹某某打理，曹某某知道卢智茵的资金需求后调查到卢智茵有房产，故其同意曹某某将涉案250万元转给卢智茵。对于邓大亮与王智强之间的关系，邓大亮表示其与王智强存在很多资金和生意上的往来，涉及资金高达一、两亿元；其与王智强之间的账款往来是经过结算的，但并未包括涉案250万元，即涉案250万元并非其转给王智强的。庭后邓大亮改称其与王智强之间尚未进行对账。对涉案转账的交易备注，邓大亮表示当时是随意填写的，因当时担心多笔借贷会违反规定才随意填写内容，其与卢智茵之间并无生意往来，故涉案款项不可能是货款或还款。卢智茵表示，其当时是为了达到建设银行存款额度的目的而依据王智强的指示于2014年2月28日接收涉案250万元，并在完成存款额度后即在次月初将涉案250万元转回给王智强。卢志强表示其当时是在王智强的公司处工作，故其提供个人账户供王智强接收涉案款项。但庭后卢智茵表示，其当时用工并不规范，故无法提供相关劳动合同资料。另查，邓大亮于2019年12月23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粤0105财保10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卢智茵价值共3262538.19元的财产进行保全。本院认为：邓大亮向卢智茵支付涉案250万元的事实有相应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本案应着重审查卢智茵取得该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邓大亮陈述其向卢智茵支付涉案款项的目的是因卢智茵有资金需求，其基于对陈某的信任而向卢智茵出借资金。但邓大亮在（2019）粤0104民初9507号案中已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要求卢智茵偿还涉案款项，该案生效判决已认定邓大亮与卢智茵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故邓大亮上述陈述已被生效判决否定，因此本院对此不予认可。则对于邓大亮为何向卢智茵支付涉案款项，邓大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从转账记录可见，邓大亮将涉案款项转至卢智茵处时，是明确备注为“货款”及“还款”。邓大亮表示当时是因担心多笔借贷会违反规定而随意填写，但根据邓大亮陈述，当时其与邓某某的生意、资金往来均由曹某某操办，而曹某某当时除了帮助邓大亮向卢智茵转账支付涉案款项外，同时还帮助邓某某向卢智茵转账支付200万元，其自己亦向卢智茵转账支付150万元，但该两笔款项均未注明交易备注信息。亦即曹某某在同日操办三人分别向卢智茵转账250万元、200万元、150万元时，仅对邓大亮的250万元转账进行了交易备注。若按邓大亮陈述当时因担心违反规定而随意填写交易备注，曹某某应对另两笔转账亦进行交易备注。现另两笔转账并未进行交易备注，则可见邓大亮对涉案款项的交易备注的解释不符合常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诚然，按照邓大亮与卢智茵的陈述，邓大亮与卢智茵并无其他经济往来，故邓大亮不应向卢智茵支付“货款”或“还款”。但根据卢智茵陈述及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明细，卢智茵在收到涉案转账后两天内已将涉案款项全部转至王智强处，故从款项实际转至王智强处的事实，可以推断有可能邓大亮实际是想向王智强转账涉案款项。而结合邓大亮陈述的其与王智强存在大量的生意、资金往来，邓大亮向王智强支付“货款”或“还款”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邓大亮又未能提供其与王智强对双方生意、资金往来进行对账、结算的证据，故邓大亮关于涉案款项与王智强无关的陈述，并无相应证据佐证，邓大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卢智茵陈述的其只是代王智强收取涉案款项的意见，亦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关于卢智茵称其是提供私人账户给王智强过账、其接收涉案款项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银行存款要求的额度等陈述，卢智茵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从邓大亮另外通过陈某某向卢智茵转账500万元，卢智茵将该500万元用于出借给他人的事实可见，邓大亮与卢智茵之间亦曾存在资金往来。故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记录，邓大亮向卢智茵转账涉案250万元是提供给卢智茵使用，亦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款项支付，可能是基于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而产生，譬如邓大亮在前案中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或卢智茵主张的代收代付的法律关系，亦或是买卖关系、代理关系、行纪关系甚至赠与合同关系等。无论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而产生款项交付，只要付款方和收款方对于付款和收款的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因该法律关系而达成的关于付款和收款的合同不应无效或被撤销自始无法律约束力，那么该款项交付的行为就不应认定为没有合法根据。纵观本案，邓大亮对其主张的卢智茵收取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的意见，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之，对于卢智茵收取涉案款项的原因，本院已分析了可能存在卢智茵代王智强收取涉案款项，或涉案款项是提供给卢智茵使用的可能性。故从民事诉讼的盖然性以及举证责任分配角度出发，本院对邓大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大亮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2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邓大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曹子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