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02民初3790号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法定代表人：高栋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纪兵，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岳阳市。法定代表人：彭远明，总经理。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岳阳市。法定代表人：彭远明，总经理。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湖南祈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岳阳市。法定代表人：赵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柏林，男，198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纪兵、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柏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各方依照合同据实结算，明确各自付款责任。二、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或者支付原告999180.56元（维修业务款896329元加配件款102851.56元）及其利息，第三人对该款项的返还或者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原告受第三人邀请参加“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中心维修业务外包招投标”活动，以每年178万元（每月148333元）的价格中标其叉车维修业务，为期两年，自2015年7月起至2017年6月止。双方依据招标书、投标书签订了为期两年的《中轻国泰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书》，原告实际履行了13个月【第一组证据：原承包合同关系证据】。2015年8月6日，在原告提供服务1个月后，被告1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要求为该业务提供劳务服务。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与彭远明是远亲，当时惠州业务繁忙也需要劳务服务，遂与被告1签订了一份《劳动服务承包与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一条规定：“甲方将该项目的所有劳务业务全部承包给乙方负责，人员全部由乙方委派，承包费用按照项目正常用工6人计算，每月除配件以外，甲方给予乙方承包费用为8.6万元，项目施工过程中所涉及配件采购与更新则双方根据情况由乙方报给甲方批准后，甲方负责另行支付。”被告1依照该协议在协议签订之日向原告派遣劳务，参与原告从第三人处承接的维修承包业务。在本案中，被告1与被告2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都是彭远明，两家公司在同一办公地点，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因为亲戚关系，原告对被告1与被告2业务章混同使用的情况没有认真审查，故合作协议书抬头是同劳务公司签订，盖章却是机械公司盖章，后来的劳务款也按彭远明的指令分别打入了被告1和被告2两家公司。由于原告惠州业务效益好，2016年7月7日，彭远明又打亲情牌，要求以机械公司的名义再同原告签订一份《协议书》，将原告承包的维修业务后半部分全部转移给被告2。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款约定：“甲方负责将本协议书面告知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并在获准后配合乙方签订第一条所涉业务的合同，同时依法中止甲方与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维修总包合同。”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制作了《告知函》一份，告知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鉴于我公司自身运营的需要，经我公司慎重考量，并经过认真审核综合资质，决定将我公司所承接的贵司叉车维修总包业务转移给岳阳市伟强机械有限公司，并签署了相关协议（见附件）”。彭远明以代为通知、便于结算为由，拿走了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中轻国泰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书》、《告知函》以及新签的《协议书》。因为原告履行承包合同有13个月的时间，后面的承包业务转移后，原告曾要求第三人和被告就已经履行过的业务进行结算，并依约签订中止合同。但第三人以原承包合同是招投标合同，期限未满不便就主体变更再签订新的中止合同为由，要求形式上不变更原承包合同关系，实质上可以依照各方的新约定操作，等期满后再进行结算，原告无力改变现状，只好认可。2017年2月，在业务已经实际转移的情况下，为了履行口头约定，原告依然通过自己的渠道为被告2承接的维修业务购买了10万余元的配件。2017年3月，原告得知被告已经直接从第三人处获得业务款，以需要报账为由再次要求结算，但被告仅口头估算了一下劳务费收入，向原告出具了一张87.6万元的劳务费发票，就没有了下文。原告认为，协议必须遵守，原告将叉车维修业务自2016年8月起转移给被告2，不再享有相关权利与义务，但此前原告的维修服务和业务转让以后的配件支出款应在合同到期后一并结算。依照约定，在2015年7月－－2016年7月，原告已经履行13个月的合同义务，应当获得的对价为1928333元（178/12x13），第三人已向原告付款593333元，还有1335000元未付。显然，该额度（1335000元）就是第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额度，只有超出该额度的部分，第三人才不承担连带责任。鉴于两被告与原告存在业务合作和承接关系，合作期内两被告依约应得的劳务款，可以在第三人应支付原告的款项中扣除。此外，因为两被告承接业务后还从原告处获得一笔配件，这笔配件款在结算时，应当扣回给原告。两相抵扣，最终结果为：在原承包合同期内，综合考虑后来签订的两份协议，扣除被告应得部分，原告还应获得的款项为13个月的维修业务承包款89.6329万元加上配件款102851.56元，合计999180.56元。该款项的数额没有超出第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额度（1335000元）范围。如果第三人已经将该笔款项付给两被告，则应对该笔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第三人还未支付该笔款项给两被告，则应将该款直接支付给原告。至于第三人已经支付给原告的款项593333元，早就已经由两被告全部取用，原告有转账记录和发票为证，总计额度为87.6万元，远远超过了593333元。如果两被告还要求原告继续支付合作期间剩余的15.6万元的劳务费，因为该笔款项原告并未从第三人处获得，故可由第三人直接向被告支付，原告予以认可。或者先由第三人支付给原告，再由原告转付给两被告。总之，原告在业务承包期间，实际履行合同13个月，付出了大量的劳务、支出了大量的配件款，业务转移给两被告以后，还配合两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维修业务顺利开展，为他们购买了配件，支付了配件款。但是，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因为原告以为第三人不会直接向两被告付款，故分文未留，全部支付给了两被告。现在，距离各方约定的结算期限已经期满快3年，第三人与两被告均无同原告进行总结算的意图，不排除“被告与第三人通谋，意图少付款、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况存在。为维护市场秩序、合约诚信与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本案中，2016年7月7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被答辩人将承包合同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所有相关责任全面转移给答辩人，该协议签订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结算完毕，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已过去三年多，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被答辩人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被答辩人要求支付维修业务款896329元的依据不足，《中轻国泰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书》实际履行方为答辩人。答辩人只是借用被答辩人的资质，并与被答辩人口头约定每月向被答辩人支付3000元左右的管理费（如果答辩人没有提供进项发票税费由答辩人承担）。以下事实能够证明实际履行合同的为答辩人：1、承包合同的签名是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该承包合同的原件在答辩人手上。2015年6月第三人发起招标，由于答辩人当时还不具备资质，故与被答辩人约定借用被答辩人的名义参与招标，被答辩人在2015年6月应邀参与了第三人的招标活动，并在2015年7月31日签订了《中轻国泰叉车中心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书》。虽然该合同书上盖的是被答辩人的章，但由于答辩人是实际的承包方，因此，合同的签名为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所签。承包合同签订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口头约定每月支付3000元左右的管理费给被答辩人（如果答辩人没有提供进项发票税费由答辩人承担），被答辩人在收到第三人的承包款扣除管理费或税费后将剩下的钱转至答辩人的账户。双方为了打款与开票的方便，还签订了《劳务服务承包与合作协议书》。2、两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支付三十万的设备款证实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方为答辩人。承包合同招投标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招标成功的承包商必须接收前任承包商遗留的叉车备品配件。答辩人作为实际承包方，在正式进场前，于2015年8月1日向第三人支付叉车配件接收款二十八万及叉车维修设备款二万元，共三十万。3、承包合同期间的叉车配件都是答辩人购买。2015年8月到2018年8月，答辩人曾一直在供应商之一的“长沙恒力”处购买叉车配件，有些临时需要购买的配件就用现金直接购买。叉车维修除一般常用的配件外，还有一部分应急类或特殊的无法通过正常采购渠道买入的零件。这些配件也是由答辩人进行购买。例如2016年6月，叉车中心曾向公司领导提交《关于请求更换车载空调报告》，该报告显示叉车的车载空调属于特殊配件且不在承包合同内，需要彭远明垫付购置，所以承包合同期间所需的配件均由答辩人购买。4、叉车维修业务的所有员工都由答辩人派遣。有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与仲裁调解书、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职工花名册与工资单能够佐证。5、公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证实承包合同的叉车维修业务由答辩人履行的。答辩人在维修作业期间，因未合理保护环境曾在2017年7月受到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公安行政处罚，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则被拘留。决定书能够清楚证实从2015年8月到2017年7月为期两年的维修业务系答辩人实际履行的。综上，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方为答辩人，被答辩人并未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被答辩人要求支付维修业务款896329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三、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返还配件款102851.56元证据不足。2016年7月7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了《协议书》将所涉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所有相关责任全面转移给答辩人。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并未委托被答辩人采购叉车也未收到相关配件。此外，被答辩人采购的配件的种类和数量，与叉车维修所需的配件情况也不符合，例如：采购的缸套，属于毁损后才需要购买替换的配件，在一般维修中并不需要提前采购；况且被答辩人仅提供增值发票，未提供购买叉车配件的付款凭证和答辩人接收配件的交接单，不能证明其为答辩人采购了叉车配件。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配件款102851.56元依据不足。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述称：一、原告将与答辩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至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强机械公司”）后，原告已不是该合同权利义务主体，无权再行要求答辩人承担合同义务。2015年7月，答辩人与湖南胜动签订了叉车维修合同，中标价格为178万元／年，合同期限三年，合同期从2015年8月1日始至2018年7月31日止。2016年7月7日，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依据该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债权债务全部转移给被告伟强机械公司。上述债权债务转让通知并经答辩人同意。原告无权再行要求答辩人承担维修合同付款义务。二、答辩人已向合同权利义务受让方伟强机械公司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答辩人与被告伟强机械公司之间的维修合同已履行完毕并终止。答辩人已于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全部履行完毕维修合同付款义务。依据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二）项约定：原告将全部债权债务转让至被告伟强机械公司。答辩人依据该约定，向受让人伟强机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符合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三、原告与被告伟强机械公司之间因发包发生的纠纷与答辩人无关。本案系原告与被告伟强机械公司之间因发包、合同转让之间发生的纠纷，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纠纷应由原告向被告伟强机械公司主张，与答辩人无关。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2日，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将该公司叉车中心维修业务以招标方式外包，两被告挂靠原告后以原告的名义竞得该项目，双方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甲方）将该公司叉车中心维修业务发包给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乙方），承包费用为年总承包费用，年总承包费用为1780000元，每月为148333元，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止，合同约定甲方车辆维修所需配套使用的维修配件由乙方自行采购，另乙方需接受甲方价值280000元的配件及支付给甲方20000元的设备折旧费，合同期满则由乙方退还给甲方280000元的配件，20000元的设备折旧费由其他接手单位支付给乙方。合同中乙方（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彭远明签字，加盖有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单位公章。合同签订后，彭远明于2015年8月1日支付给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300000元叉车配件接受款及叉车维修设备款。之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的叉车维修业务一直由两被告负责。原被告为了便于付款，双方于2015年8月6日签订《劳动服务承包与合作协议书》一份，原告作为甲方，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主要内容为原告将其名下项目（岳阳林纸叉车维修与保养项目与惠州填埋气发电项目）的相关劳务承包给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该协议书由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在合同履行期间，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通过其母公司岳阳林纸股份公司于2016年3月1日、3月15日、4月15日分三次向原告支付了三个月的维修费用共计444999元，每次支付的金额为148333元，原告在扣除了税费及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支付给两被告。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取得维修资质后，原告（甲方）与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乙方）于2016年7月7日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将承接的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维修总包业务及所涉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所有相关责任全面转移给乙方，甲方负责将本协议书面告知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并在获准后配合乙方签订所涉业务的合同，同时中止甲方与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维修总包合同。原告于同日将以上协议签订情况以书面方式告知了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之后《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的维修款项（包括之前未支付完毕的）均由第三人直接支付给两被告。另查明，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彭远明，彭远明与原告公司股东张农科系亲戚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委托湖南兴泰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上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所盖公章与2016年7月7日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上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所盖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并提供了样本印章，鉴定结论为2015年7月31日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书》上乙方“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送检的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样本印章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印。2019年3月13日，原告曾向本院起诉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以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终止合同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要求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本院经依法审理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上述事实，有庭审中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及其他相关材料加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的真实性？3、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岳阳市伟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何种关系？关于焦点1，原告与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7日签订《协议书》，根据该协议约定，原告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终止，相关的权利义务已全部转移给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如原告对该《协议书》的履行有争议应在《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即2019年7月7日之前提起诉讼，而原告起诉的时间为2020年6月11日，故本案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2，原告诉状中及庭审中对于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是认可的，原告提出的诉请也是建立在认可该份合同效力的基础之上，其对合同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请求及鉴定结论并不能推翻该份合同成立、履行的事实，故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焦点3，《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而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彭远明代表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在该份合同上签字并依据合同约定以“湖南胜动公司彭远明”的名义向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了30万元叉车配件接受款及叉车维修设备款，庭审中第三人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对收到该笔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对该笔款项的支付并未提出异议，仅提出彭远明既不是原告公司的员工也不是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叉车中心叉车维修业务承包合同》的履行系两被告共同完成，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收到第三人支付的维修款在扣除少量款项后将大部分款项转付给两被告，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取得叉车维修资质后即与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原告将承接的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维修总包业务及所涉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所有相关责任全面转移给被告岳阳市伟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告也将该情况书面告知了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同时中止原告与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叉车维修总包合同，以上事实可以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92元，由原告湖南胜动燃气动力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颂利人民陪审员  武玉华人民陪审员  杜美英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冯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