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01民终2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维涛，男，无固定职业，住呼和浩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川县二份子乡双玉城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王文俊，该村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男，汉族，责任人，住内蒙古武川县。   原审第三人：武川县二份子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崔振华，该乡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塔娜，内蒙古东日（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昱，内蒙古东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维涛因与被上诉人武川县二份子乡双玉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原审第三人武川县二份子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川县人民法院（2019）内0125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维涛，被上诉人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原审第三人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塔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维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村委会和乡政府共同支付建房款移民款剩余部分19.95万元人民币；3、判令村委会和乡政府共同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李某“有代理权”,在本案中的行为是“表见代理”是错误的。所依据事实错误,与实际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李某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不是以我的名义实施的，在事前我对村委会已尽到告知义务,李某的该行为明显与我的利益相违背,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在建房款移民款的领取中,一审法院单凭李某有参与,就认定李某有代理权。并未提供代理的直接证据，认定草率。而且对于我方未就此提出异议的认定更是没有法律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也未进行认真审理就直接认定表见代理，有悖审判的公正。(二)、而实际事实是，对于建房款移民款的支付是有明确约定的,有“双玉城村委会证明”直接证明,并且在以往的支付过程中一直没有改变过。村委会、乡政府、李某的支付行为直接违背上述约定，没有维护我方的利益,损害了我方的利益。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我方已不只一次的告知村委会，在对于建房款移民款后续事项的办理,由我自己直接办理,停止李某参与。我方已尽到告知义务。而村委会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利用政府公信力、滥用职权恶意串通他人,作出损害我方权益的行为。而一审法庭并未就此主要的法律事实进行认真审理,有失公正，我方不予承认。(四)、在我方已尽到告知义务之后，李某的行为与我无关。他与村委会和乡政府发生的行为和法律关系与我无关。关键的是村委会和乡政府对此事隐瞒,不让我方知道，有恶意串通的企图，一审法院对此并未认真审理。(五)、在我方知道最后支付行为发生后,已经及时向村委会说明,拒不承认,随后并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李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是“表见代理”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最后一笔的支付,也是基于李某的表见代理,上述已说明是错误的。所依据事实错误，与实际事实不符,逻辑不通,没有法律依据。(一)、村委会、乡政府与李某涉嫌恶意串通的支付,一审法院并未审理认定，怎么可以轻易认定支付完成。(二)、而乡政府对于王某的支付,没有与我方必然关联的凭证,更是不知从何说起。王某与李某的说明算啥，代表法律吗。按照此逻辑,那我方独自签订协议有啥意义，明确约定建房款移民款的支付方式有啥意义。那照此逻辑，村委会和李某等岂不是可以随意更改协议约定、承包关系了。这与我方独自承包协议的法律关系、明确约定建房款移民款的支付方式明显相违背。对于如此质朴的公序良俗，一审法院怎么审理的,请提供法律依据和直接证据。(三)、最后一次19.95万元支付的凭证与实际不符,，一审法院未认真审理,而是拿事后的当事人的说明冒充,那支付凭证有啥作用,为啥还写明用途。哪有那么自觉的人了,自己犯了错误，自己会承认。那还存在啥纠纷了,那还需要诉讼啥了。（四)、最后一次19.95万元支付,分别是以李某、王某等人的名义支付的，并不是以我的名义支付的。不存在表见代理行为,我方不予承认。三、一审法院认定“村委会为了简化发放程序,经村民同意由乡政府直接将补贴款支付给施工人”中施工人到底指谁。(一)、因我方是承包人，故该施工人理应是我方,并与“村委会证明”相一致。而最后一次的支付为啥不按此约定支付,一审法院并未认真审理查明,请提供法律依据。(二)、如该施工人指代除我方之外的其他人,那与“村委会证明”中明确指明“由村委会向乡政府申请,按工程进度直接拨付到聂维涛账户。”明显相违背,一审法院并未认真审理查明,请提供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乡政府与我不存在合同关系,没有付款义务,不承担付款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依据法律错误。我方对于乡政府的诉讼是基于建房协议的口头约定。是对建房协议书的补充,具有合法效力。并非是单纯的建房协议关系。两者是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基于的法律事实也是不同的。有乡政府原乡长刘建业的通话录音和短信记录为证。五、一审法院关于证据的采信。(一)、村委会提供的王拴虎、张福虎的收据,一审法院“真实性予以采信”,“因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乡政府的证据予以采信”。(二)、而对于由我方提供的证据“村委会证明”、“双玉城移民房移民款资金明细表”、“我方与乡政府原乡长刘建业的通话录音、短信记录”对于本案至关重要，一审法院却只是简单的一句不予采信。(三)、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有厚此薄彼，没有充分彰显法律的公正。（四)、我方“村委会证明”,有建房款移民款的明确支付方式。一审法院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审理,不予采信理由也不予说明,请提供法律依据。1、我从未同意过村委会、乡政府把移民款转到除我之外的任何人。2、请乡政府、村委会提供支付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法律依据。(五)、我方双玉城移民房移民款资金明细表,代表的是村委会与我关于移民房中移民款的资金情况确认,是承包工程账目的一部分,包括总金额、乡政府支付情况等。体现了我受村委会委托、村委会受建房村民委托、我与村委会乡政府之间的多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审理,不予采信理由也不予说明,请提供法律依据。1、我提供的双玉城移民房移民款资金明细表已经由村委会和乡政府核对过,没有问题。2、村委会、乡政府、村民没有一方提出账目有问题。(六)、我方与乡政府原乡长刘建业的通话录音、短信记录。一审法院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审理，不予采信理由也不予说明,请提供法律依据。1、说明乡政府同意我和村委会继续采用以前约定的支付方式。2、说明乡政府同意我和村委会对账。3、在此期间刘建业为乡政府乡长。六、关于村委会的证言、证据，不知一审法院怎么认定的。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七、关于乡政府举报材料公安笔录、银行流水等,是刑事案件。一审法院未进行当庭质证，不知一审法院怎么认定的。   村委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乡政府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依法维持。本案中乡政府已经将安置补贴款支付完毕，不存在未付和少付的情形。原一审判决认定乡政府存在一个超付1.8万的情形，我们在此也保留向聂维涛主张返还的追偿权。再有聂维涛上诉状说到公安的询问笔录、银行流水在当庭没有举证、质证，与事实不符。因为本案在原来的二审和发回重审的一审，我们在举证环节已经都举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第五笔款项支付的情节，以及本案中李某与聂维涛之间双方的法律关系，不管是亲属关系还是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材料也都在原来的二审和发回重审的一审中通过举证的环节进行了举证，而且聂维涛也进行了质证。   聂维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村委会、乡政府支付移民补贴建房款19.95万元，并承担无故按时支付剩余建房款补偿及对聂维涛造成的损失；2．判令村委会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9日武川县人民政府发出《武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川县“十个全覆盖”生态扶贫移民工程实施方案》,乡政府按照要求制定《武川县二份子乡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7日推进“十个全覆盖”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中生态扶贫移民的按照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每人补偿1.5万元,家庭中只有女儿已全部出嫁，且户籍还在该村的农户,每户只能有一个女儿享受1.5万元补偿资金,其余女儿及子女只能享受0.75万元。实际执行政策过程中,前期按出嫁女每人0.75万元发放补贴款,后期不论男女均按每人1.5万元补贴。2016年5月10日聂维涛与村委会以及村民秦兰兰等人签订《建房协议书》,协议约定聂维涛为双玉城村民建房，价格为正房920元/m,凉房600元/m',付款方式为“基础完工后村民支付全部自筹资金,起砖一部分支付工程价款30%,主体完工后村民支付工程价款30%,装修完工交钥匙前支付剩余部分工程价款,质保金每户压1000元,在2017年四月底一次性支付”。一审法院另查明,聂维涛为双玉城村24户村民建房,其中刘明伟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刘拴旦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刘明伟和刘拴旦两户合建一处中型院落，价格为6.6万元，应支付给聂维涛6.6万元,但实际支付给聂维涛7.5万元;刘保卫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狄根年一户(一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1.5万元,刘保卫和狄根年两户合建一处小型院落，价格为3.6万元,应支付给聂维涛3.6万元,但实际支付给聂维涛4.5万元;谭天厚一户（四口人,包括两个外嫁女)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张四娃一户(三口人,包括一个外嫁女)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75万元、张林虎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秦兰兰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王三三一户（一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1.5万元、王喜后一户（三口人,包括一个外嫁女)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75万元、王春俊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王三三、王喜后、王春俊三户合建一处中型院落，价格为6.6万元,三户应共同支付聂维涛6.6万元，王三三和王喜后的补贴款全部支付,王春俊同意支付给聂维涛补贴款1.35万元、姜俊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武林河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张福虎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吕吉龙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杨桂英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吕吉龙和杨桂英两户合建一处中型院落,价格为6.6万元,吕吉龙的补贴款已全部支付给聂维涛,杨桂英同意支付给聂维涛补贴款2.1万元、田福龙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4.5万元、贺石小一户(三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75万元,因贺石小第一年并未建房,所以乡政府扣发1.5万元,其余部分支付给贺石小,第二年贺石小建房,乡政府代其支付1.5万元补贴款、刘爱香一户(两口人,刘爱香和袁芳是婆媳关系)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杨二海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朱义一户(三口人,包括一个出嫁女)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75万元,但实际支付时因政策变为男女均享受1.5万元补贴款,故支付给聂维涛4.5万元，吕海龙一户（四口人，包括一个外嫁女)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5.25万元、郭二娃一户（四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6万元、谭金玉一户（三口人,包括一个出嫁女)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75万元,但实际支付时因政策变为男女均享受1.5万元补贴款,故支付给聂维涛4.5万元、谭斌一户(五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7.5万元，谭金玉和谭斌两户合买一处中型院落，价格为6.6万元,谭金玉的补贴款全部支付给聂维涛,谭斌同意支付给聂维涛补贴款2.1万元、邹文珍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1.8万元、田海军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1.8万元、谭和小有两处院子,一处院子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1.8万元,另一处院子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75万元,因谭和小第一年并未建房,故乡政府扣发3.75万元中的1.5万元补贴款,第二年谭和小购买了其他人已建好的房屋,后乡政府将扣发的1.5万元和1.8万元合计3.3万元支付给聂维涛;赵成贵一户(两口人)的生态移民补贴款为3万元;以上应当支付给聂维涛生态移民补贴款共计93.9万元。一审法院又查明,2016年6月13日乡政府转账给聂维涛37.8万元、2016年7月5日乡政府转账给聂维涛25万元、2016年9月8日乡政府转账给聂维涛10万元、2017年4月17日乡政府转账给聂维涛60000元、2017年12月12日乡政府转账给李某12.47万元,同日乡政府转账给王某4.43万元,上述五笔转账共计95.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0月29日武川县人民政府发出《武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川县“十个全覆盖”生态扶贫移民工程实施方案》,乡政府按照要求制定《武川县二份子乡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7日推进“十个全覆盖”工程实施方案》,聂维涛与村委会以及24户村民签订的《建房协议书》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由聂维涛承揽双玉城村24户居民建房工程。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本案中李某的行为如何认定二、移民补贴款总额是多少,是否支付完毕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聂维涛在原一审、二审庭审中认可其委托李某处理建房具体事务,但授权不明,而与村民协商建房过程以及去乡政府办理领款等均有李某参与,聂维涛并未提出异议,再结合原一审、二审庭审笔录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笔录内容可以认定李某有代理权,系聂维涛的代理人,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的后果应当由聂维涛承担。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经该院调查,本案中双玉城村共24户村民由聂维涛建房,补贴款共计93.9万元,乡政府分五次共计支付95.7万元。前四次均直接转账给聂维涛,第五次转账给李某12.47万元,转账给王某4.43万元，且王某、李某均对4.43万元的去向做了说明,李某也出具了16.9万元的收条,因李某系聂维涛的代理人，具有代理权,故对聂维涛诉请的未收到剩余补贴款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因补贴款已全部付清,聂维涛诉请的资金损失亦不存在。其次，生态扶贫移民工程是国家为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消除贫困,提高生产生活水平,解决恶劣的人居环境实施的普惠政策,补贴款应当发放给符合条件的村民,且村委会在与村民签订的生态移民搬迁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将补贴款通过惠农一卡通支付给村民。本案中，村委会为了简化发放程序，经村民同意由乡政府直接将补贴款支付给施工人,乡政府与聂维涛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付款义务,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对聂维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聂维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90元,由聂维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聂维涛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资料，拟证明：“1.聂维涛在办理要钱事项未委托任何人；2.村委会、乡政府一直在推诿，不予给聂维涛支付剩余移民款；3.剩余移民款村委会已经和乡政府核对过，没有问题；4.王某一直让李某过来，聂维涛没有同意，王某也没有说清楚找李某有啥事情，和聂维涛有啥关系，而且聂维涛也和王某说清楚此事情和李某没有关系；5.村委会在聂维涛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和李某联系，和聂维涛有啥关系，不予认可。村委会在聂维涛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和李某联系付款，到聂维涛知道后已经告知村委会，聂维涛不予认可，而且村委会不能说明和聂维涛有啥关系，且对付款事实理由故意隐瞒。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该录音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录音不能证明什么问题；乡政府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它形成的时间在一审开庭前，不属于新证据2.该证据不能证明截止到2019年的2月份，也就是聂维涛起诉时还存在一个尚欠补贴款的情形3.该通话录音，对方的身份也无法进行准确的核实，在2019年的4月份，村委会有过报案，公安机关对李某、聂维涛还有村委会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通过那些询问笔录以及本案原一审的庭审笔录，原二审的庭审笔录中可以证实，聂维涛对李某的身份是予以认可的。故对聂维涛所举的所谓的新证据，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除以上证据外，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聂维涛主张村委会、乡政府共同支付建房款移民款剩余部分19.95万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根据双玉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双玉城移民房建设，经建房村民同意，由村委会委托聂维涛承包建设，共计24户；村委会、建房村民、聂伟涛三方协商一致，中户型房总价为6.6万元，小户型房总价为3.7万元；其中移民款政府每人补贴1.5万元，由双玉城村委会向二份子乡政府申请，按工程进度直接拨付到聂伟涛账户。”可认定，该笔政府补贴款是由乡政府直接拨付给聂伟涛的。   根据“双玉城村委会出具的移民房移民款资金明细表明载明：“政府补贴款总计98.75万元，已支付78.8万元”与“乡政府出具的聂维涛的四张领款条及汇款凭证相互印证“可认定：聂维涛共领到政府补贴款78.8万元。经与政府补贴款98.75万元核减后，乡政府还剩19.95万元未支付给聂维涛。乡政府认为该笔款项前四笔支付给聂维涛，后两笔分别支付给案外人李某、王某，不应再承担给付义务，但又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案外人李某、王某与聂维涛在领取政府补贴款之间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故原审判决对该项的认定有误，本院应予纠正。聂维涛主张因剩余政府补贴款的迟延支付，对其造成损失，应予赔偿，因该主张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对该项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维持。关于村委会、乡政府与李某之间的纠纷，需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聂维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武川县人民法院（2019）内0125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   二、武川县二份子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聂维涛政府补贴剩余款19.95万元；   三、驳回聂维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290元，由武川县二份子乡人民政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90元，由武川县二份子乡人民政府共同负担4019元，由聂维涛负担2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窦 双   审判员 戴玉英   审判员 鄂晓红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于文硕   书记员 郝辰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