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开江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23刑初120号 公诉机关开江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强，男，198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8月14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于同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开江县看守所。 辩护人孙汉宗，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策，男，198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9月16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开江县看守所。 辩护人吴成俊，四川蜀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小红，男，1970年9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8月14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于同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开江县看守所。 辩护人何正伟，四川永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岳超，男，198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户，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9月17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开江看守所。 辩护人周显伟，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有鹏，男，198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9月18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开江看守所。 辩护人钱方，四川永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桂承美，女，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8月14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于同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20年8月12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清庭，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平，女，196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四川省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8月14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于同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达州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郭杨军，开江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人向立冬，男，197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住宣汉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8月14日被开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经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于同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达州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刘小伟，开江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2020年4月27日，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川17刑辖1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案。开江县人民检察院以开检刑诉（2020）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强、王策、徐小红、岳超、张有鹏、桂承美、王平、向立冬犯开设赌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瑾出庭支持公诉，上列8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利用香港“六合彩”开奖结果和赌博模式开设赌场的事实 2016年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杨强、王策、徐小红、桂承美、岳超、张有鹏以营利为目的，利用香港“六合彩”的赌博模式及开奖结果，组织收单人从赌客处收集下注码单发送给自己或者自己直接受赌客下注码单的方式开设赌场进行赌博活动，与赌客结算赌资达数百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6年初到2019年5月期间，苟金钊伙同被告人杨强、王策三人当庄在宣汉县接收“六合彩”投注。在此期间庄家组织被告人王平、向立东等人向赌客收集下注码单，王平、向立东等跑单人员接收赌客下注后在开奖前将下注信息发送给庄家，同时庄家按照六合彩“特码”下注金额10%，“平码”下注金额3%的比例给王平、向立东等跑单人员进行“抽水”。开奖后，庄家与王平、向立东等收单人员进行赌资输赢结算，并将中奖的钱和“抽水”的钱兑付给收单人员，跑单人员再根据开奖结果与赌客进行赌资输赢结算、兑付。同时庄家直接接受赌客刘权渗、刘某、王某1、龚某等人的下注，其中王平账本记载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支付杨强等人赌资282.5万元，接受苟金钊、杨强、王策等人赌资194万元，抽水64.3万元。向立东微信显示2019年3月给杨强支付赌资1.55万元，接受杨强赌资以及抽水共计4.06 万元。刘权渗在此期间，微信给杨强支付赌资29.4万元，接受杨强赌资以及抽水共计29.39万元。刘某在此期间，微信支付王策赌资42.3万元，接受王策赌资36.2万元。王某1在此期间，微信支付苟金钊赌资27万元，接受苟金钊赌资14.5万元。龚某在此期间，微信支付苟金钊赌资2.4万元，接受苟金钊赌资0.66万元。庄家在此期间共收取赌资384.6万元，支付赌资278.8万元，赢取赌资105万余元，输赢赌资流水共计663万余元。 2、2019年2月至4月，被告人徐小红单独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接收“六合彩”投注。在此期间，代某微信给徐小红支付赌资11.6万元，接受徐小红赌资8.7万元，徐小红赢取赌资2.9万元，输臝赌资流水共计20.3万元。 3、2019年5月至2019年6月19日期间，苟金钊与徐小红、岳超、张有鹏四人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接收“六合彩”投注。苟金钊安排杨强在赌场算账，并按照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加总下注金额1%比例给杨强提成，同时组织王平、向立东等人向赌客收集下注码单，王平、向立东等跑单人员接收赌客下注后在开奖前将下注信息发送给庄家，庄家则按照六合彩“特码”下注金额10%，“平码”下注金额3%的比例给王平、向立东等跑单人员进行“抽水”。开奖后，庄家与王平、向立东等收单人员进行赌资输赢结算，并将中奖的钱和“抽水”的钱兑付给收单人员，跑单人员再根据开奖结果与赌客进行赌资输赢结算、兑付。该四人当庄期间共赢取赌资近60万元，杨强获得工资以及提成共1.15万元。 4、2019年6月19日苟金钊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告人徐小红、岳超、张有鹏继续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接收“六合彩”投注，并接受代某等人的下注，输掉赌资13.3万元。 5、2019年8月，被告人杨强组织徐小红、桂承美三人在宣汉县继续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接受“六合彩”投注，并于同月6日、8日、10日三期接受王平、向立冬等人收取的“六合彩”码单。期间庄家共赢取赌资2.57万元，三人各分得0.855万元，其中向立东交易赌资2.45万元，王平交易赌资0.42万元。 6、2019年8月，马春花（另案处理）得知杨强、徐小红、桂承美在合伙当庄开设赌场，接受“六合彩”投注，便联系杨强表示想要加入该赌场占股，得到杨强、徐小红、桂承美的同意。2019年8月13日第92期“六合彩”开奖后，当晚9时许，马春花、杨强、徐小红、桂承美在宣汉县东乡镇“繁花似锦”茶楼结算当期投注输赢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当期向立东向杨强报送“六合彩”码单4.7万元，王平向杨强报送码单1万余元，当期共接受跑单人员王平、向立东下注金额5.7万余元人民币。 经审计：被告人王平2016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支付杨强等庄家赌资285.8万元，收杨强等庄家赌资198.5万元，从杨强等庄家处“抽水”64.4万元，赌资流水共计484.3万元;被告向立东2018年初至2019年8月期间，支付下家赌资36.3万元，收下家赌资72.7万元，赌资流水共计109万元。 二、利用重庆“时时彩”开奖结果和赌博模式开设赌场的事实 1、2017年3月至7月期间，苟金钊伙同杨强、杨小平等人，利用重庆“时时彩”的赌博模式及开奖结果当庄在四川省宣汉县开设赌场，并在网上购买了一个“时时彩”软件，通过现场和网上两种方式接受赌客进行“时时彩”投注。同时苟金钊安排张孙负责下注打单服务，每日给张孙工200元，杨强负责对软件进行管理和维护。在开设赌场期间，苟金钊、杨强给王策授权一个下注账号，后王策利用该账号在苟金钊、杨强处下注重庆“时时彩”进行赌博，赢取苟金钊等庄家赌资80佘万元。 2、2017年3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岳超等人利用重庆“时时彩”的赌博模式及开奖结果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并通过网站接受赌客“时时彩”投注。王策让杨强为其在岳超处要来一个“时时彩”下注账号，后王策利用该账号在岳超等庄家处赢取赌资50佘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杨强、徐小红、王策、岳超、张有鹏、桂承美以营利为目的，利用香港“六合彩”的开奖结果开设赌场，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强、岳超以营利为目的，利用重庆“时时彩”的开奖结果和赌博模式开设赌场，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王平、向立东以营利为目的，明知他人开设赌场，帮助组织赌客下注及赌资结算，应当认定为共犯。各被告人均属情节严重，杨强、王策、徐小红、岳超、张有鹏、桂承美作为庄家共同商议，共担输赢，均为主犯；王平、向立冬作为跑单人员，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杨强在2019年5至6月期间为苟金钊等人开设赌场提供算账等服务，属于共犯和从犯。各被告人均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依法从宽处罚。 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各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请求从轻处罚。此外，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还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被告人杨强的辩护人提出，目前对非法销售“六合彩”的犯罪行为定性为开设赌场罪还是赌博罪存有争议，但公诉机关选择了处罚较重的开设赌场罪起诉，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杨强等人是与赌客对赌，其社会危害性比传统开设赌场较轻，杨强到案后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策的辩护人提出，王策的赌资金额的认定应当低于385.15万元；从犯意的提起，庄家之间也应当划分主从犯，苟金钊是主犯，王策是从犯；本案较之于网上“斗牛牛”的社会危害性要小；王策到案后积极退赃，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建议判处三年至三年三个月有期徒刑。 被告人徐小红的辩护人提出，本案区别于一般的开设赌场罪，对赌是开设赌场还是赌博的确有争议；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六合彩”第二笔认定20.3万元不当，应当以参赌人员支付数额的为赌资数额；徐小红的赌资数额应当认定为93万余元；徐小红系初犯，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建议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被告人岳超的辩护人提出，岳超的赌资数额应认定两笔60万元何50万元；岳超系初犯，认罪认罚，其在××期间捐赠了2万元，其母亲患病需要人照顾，请法庭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被告人张有鹏的辩护人提出，张有鹏所起作用较小，属于从犯；张有鹏自动到案，到案后的第二天便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主要犯罪事实，应当认定自首；其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系初犯，建议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桂承美及其辩护人提出，其犯罪情节较轻，时间较短，只参加了3、4期，危害性较小，系初犯，家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和老人需照顾，请求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王平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平“抽水”获利没有达到起诉书上认定的六十余万元，因为很多赌客输了后至今没有支付给她，她帮赌客垫付给庄家的；王平属从犯，认罪态度好，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压，请求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向立冬的辩护人提出，向立冬系从犯、初犯，建议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6年初至2019年8月，本案被告人与苟金钊、杨小平（上述二人已判决）等人在宣汉县利用香港“六合彩”和重庆“时时彩”的模式和开奖结果开设赌场，接受赌客投注，牟取非法利益。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6年初到2019年5月，被告人杨强、王策与苟金钊（已判决）在宣汉县当庄开设赌场接收“六合彩”投注。期间组织被告人王平等人向赌客收集下注码单，王平等跑单人员接收赌客下注后在开奖前将下注信息发送给庄家，庄家则按照“特码”下注金额10%，“平码”下注金额3%的比例给王平等跑单人员进行“抽水”。开奖后，庄家与王平等跑单人员进行赌资输赢结算，并将中奖的钱和“抽水”的钱兑付给跑单人员，跑单人员再根据开奖结果与赌客进行赌资输赢结算、兑付。同时庄家还接受了刘权渗、刘某、王某1、龚某等人的下注。经鉴定，王平账本记载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支付庄家282.5万元，收取庄家194万元，“抽水”64.3万元；刘权渗通过微信和银行卡向杨强、苟金钊支付赌资29.4万元，接受赌资以及抽水共计29.4万元；刘某微信支付王策赌资42.3万元，接受王策赌资36.2万元；王某1微信支付苟金钊赌资27万元，接受苟金钊赌资14.5万元；龚某微信支付苟金钊赌资2.4万元，接受苟金钊赌资0.66万元。综上，庄家共支付赌资274.76万元，收取赌资383.6万元，赢取赌资108.84万元，输赢赌资流水共计658万余元。 2.2019年2月至6月，被告人徐小红单独当庄，以及2019年6月19日苟金钊被抓获后，徐小红、岳超、张有鹏利用“六合彩”共同当庄（徐小红占50%，岳超、张有鹏共占50%,），开设赌场接受代某等人投注。经鉴定，在此期间，徐小红与代某通过微信交易赌资25万余元；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徐小红、岳超、张有鹏共同输给代某等人赌资13.3万元。 3.2019年5月至6月19日，被告人徐小红、岳超、张有鹏与苟金钊在宣汉县共同当庄（其中苟金钊、徐小红各占1/3，岳超、张有鹏共占1/3，岳超、张有鹏又各占70%和30%，）开设赌场接收“六合彩”投注。苟金钊雇佣杨强负责算账，并按照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加赌客总下注金额1%比例给杨强提成，同时组织王平、向立东等人向赌客收集下注码单。期间，庄家共赢取赌资近60万元，杨强获得工资及提成共计1.15万元。 4.2019年8月，被告人杨强组织徐小红、桂承美三人在宣汉县继续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接受“六合彩”投注，并于同月6日、8日、10日三期接受王平、向立冬等人收取的“六合彩”码单。期间庄家共赢取赌资2.57万元，三人各分得0.855万元。 5.2019年8月，被告人杨强、徐小红、桂承美与马春花（已判决）合伙在宣汉县当庄开设赌场接受“六合彩”投注。2019年8月13日“六合彩”开奖后,当晚9时许，上述四人在宣汉县东乡镇“繁花似锦”茶楼结算当期输赢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扣押了四人手机、结算清单等证据。根据杨强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下注信息，当期共接受跑单人员王平、向立东下注金额5.7万余元人民币。 6.2017年3月至7月，被告人杨强与苟金钊、杨小平（已判决）利用重庆“时时彩”模式及开奖结果，在宣汉县的“鑫悦宾馆”、“宜家宾馆”、“尚书苑”小区以及杨小平家中当庄开设赌场。苟金钊安排张孙（已判决）在赌场负责下注、打单，并给张孙日工资200元，杨强则负责对“时时彩”软件进行管理和维护。期间，王策利用“时时彩”漏洞作弊赢取大量资金，被苟金钊等人发现后，苟金钊等人找王策退回赌资80余万元。 7.2017年3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岳超等人利用重庆“时时彩”的赌博模式及开奖结果当庄在宣汉县开设赌场，并通过网站接受赌客“时时彩”投注。期间，王策利用“时时彩”漏洞作弊赢取大量资金，后岳超等人找王策退回50佘万元。 此外，经鉴定，2018年初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向立冬与下家陈某、李某2、李立清等人赌资流水高达100余万元。 被告人杨强、徐小红、桂承美、王平、向立冬于2019年8月13日被开江县公安局抓获归案，被告人王策、岳超于2019年9月16日、9月17日被先后抓获归案，被告人张有鹏于2019年9月18日经开江县公安局民警到其家中电话通知其回家带回归案。各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被告人归案后，开江县公安局依法扣了押被告人的涉案物品，除移送十一部手机外，其余物品均已发还被告人的亲属。移送的十一部手机是：杨强诺基亚、VIVO手机各一部，王策VIVO手机一部，徐小红VIVO手机一部，岳超华为手机一部，张有鹏三星手机一部，桂承美苹果、华为手机各一部，其中华为手机与案件无关，王平荣耀手机一部，向立冬华为、OPPO手机各一部。 各被告人向公安机关退赃情况是：岳超93345元和40000元，王策40000元，张有鹏40005元。此外，杨强被抓获时被扣押赃款5000元。前述赃款未随案移送。 上述事实各被告人在开庭审理中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以下证据证实： 1.立案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对本案立案侦查。 2.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9年8-10月公安机关依法对杨强、王平、徐小红、向立冬、王策、张有鹏等人的住宅及人身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涉案物品（含王平“跑码单”的记账本），除扣押的手机及杨强现金5000元外，其余扣押物品及现金均已发还给被告人的亲属。 3.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证实：达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对杨强vivo手机、徐小红vivox20手机、向立冬huawei手机、向立冬oppo手机、刘权渗华为荣耀手机内的电子数据进行提取。提取了通话记录、媒体文件、通讯信息、支付宝数据、浏览器访问记录等内容，从而证明下家向庄家通过微信发送“码单”的情况。 4.从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的涉案人员的微信账号、绑定银行相关信息及涉案人员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涉案人员在“六合彩”赌博中相互转账的情况。 5.依法提取的徐小红、王平、向立冬、张有鹏手机微信聊天转账记录截图，证实：上述人员收集码单和转账的情况。 6.苟书丹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证实：2019年7月3日苟书丹共收到5万元、3万元两笔提现款项，该款系苟金钊2019年5-6月“六合彩”赌场获利分得的赃款，苟金钊被抓获后，徐小红将该款转给苟金钊的姐姐苟书丹，苟书丹再交给桂承美。 7.银行缴款凭证，证实：扣押桂承美赃款6万元。该款系证据（6）所述苟金钊开设赌场所分赃款。 8.开江县公安局鉴定聘请书及四川德文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2016年2月至2019年5月苟金钊、杨强、王策开设“六合彩”网络赌场期间，苟金钊、杨强、王策三人与王平、刘权渗、刘某、王某1、龚某等人的赌资交易数额。 9.向守芳等二十余名参赌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参与“六合彩”赌博的相关人员已于2019年12月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 10.辨认笔录，证实：部分涉案人员进行辨认的情况。 11.现场勘验笔录，证实：2019年8月13日被告人杨强、徐小红、桂承等人算账的现场位于宣汉县××乡××道××号××楼。 12.提取笔录及杨强手机微信截屏，证实：公安机关依法提取2019年8月13日杨强手机中王平、向立冬两人通过微信向杨强传送“六合彩”码单的手机截图52张，打印在A4纸上，交给杨强、徐小红、向立冬、王平辨认后予以确认。 13.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从2016年6月份到2018年3月份开始在王策那里购买“六合彩”，我和王策之间应该一共有214笔转账，上次给公安机关说错了，我转给王策134笔，共计427762元，王策转给我80笔，共计359165元。我与王策之间的总交易额是786927元，这次是根据电子报表推算出来的，不会有错了。 14.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我从2017年6月13日到2019年5月24日都在苟金钊那里买“六合彩”，我购买“六合彩”都是通过微信交易，我的微信昵称是“笙歌正沸”，苟金钊的微信昵称是“开心”。在苟金钊处一共买了117次，共计金额411251元，其中有80笔是我转给苟金钊的，一共285146元，37笔是苟金钊转给我的，共计126105元。 15.证人龚某的证言，证实：苟金钊给我说他在坐庄卖“六合彩”，我就加的苟金钊微信，之后就在苟金钊那里买“六合彩”，我买了两三个月，总的输了2万多，买的时间大概就是2019年2月底到5月初。我的微信昵称是“龚帝宁”，苟金钊的微信叫“开心”，之后我又加一个昵称叫“扯一扯”的这个微信。我一共买了26次，共计57480元。 16.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我在街上遇到王平，王平说他在搞“六合彩”给庄家收单，从此我就开始每周二、四、六晚上开奖前（九点半开奖）到王平家里去买“六合彩”，因为不会用微信，所以都是用现金购买。买“六合彩”可能输了几千元钱。 17.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我是2019年5月开始到王平家里卖“六合彩”，每次买几元、十几元、二十元不等“六合彩”的，每周二、四、六晚上9点30分左右开奖，同年8月13日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去王平家买“六合彩”，看见向某、李某1，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女人也在买“六合彩”。我总共去王平那里买了十多期“六合彩”，亏了两三百元。 18.证人向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4、5月份的时候开始在王平手里购买“六合彩”的。有时候一个礼拜去一次，有时候两个礼拜去一次，每次买二三十元的，基本上都是输。 19.证人费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3月份的时候，听朋友说买六合彩好耍，王平那里可以下注，便从朋友那里要王平的微信。我是通过微信编辑的文字直接发给王平的，一共买了有二十几次，大约有一万、两万元，总共输了约九千多元。每一次开奖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在网上查询结果，如果我没有中奖就把下注买码的钱用微信转账给王平，如果中奖了，王平就用微信把钱转给我。 20.证人焦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4月份左右，向立冬在五宝镇老家来吃酒，向立冬说他在收“六合彩”单子，我就从4月份开始在向立冬手中购买“六合彩”，刚开始我每期基只下注几百元，后面输了我每期下注的金额就变大了，有时候一期下注几千元，甚至是上万元。我每期把要买的买法和下注金额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用照片通过微信传给向立冬。我总共大概有十几万的下注金额，有输有赢，到向立冬被抓的这期还差他3万元。 2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份左右，我在向立冬那里购买了“六合彩”。买码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平时只买“特码”和“平肖”，我想买什么单告诉向立冬，开奖后向立冬算好了之后就会告诉我，我平时都是打电话给向立冬说，没有直接支付钱，然后输赢都由向立冬记着，大约3、4期之后，如果我输了，就直接给向立冬现金，如果赢了，向立冬直接给我现金。我陆陆续续买了五六十期，总共买了4、5万元左右，最后一共输了大约一万多元。 2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份的时候，我在县城五宝街和向立冬一起打牌的时候，向立冬说自己在买“六合彩”，我就一直在他那儿买。向立冬看我买得比较多就说只要赢了就给我返3个点子的水钱。一直买到2019年8月10日这次就再也没买了。我一共给向立冬转了513649元，向立冬给我转了202578元。我和在我这里下注的人一共输了31万元左右。我个人大概输了十五万。总共收了一万多的水钱。 23.证人唐某、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等人证言，证实：她们均在向立冬手中购买“六合彩”。 24.证人代某的证言，证实：我从2019年2月份开始就在徐小红处购买“六合彩”买码单，到4月底我总共赢了4万多，中途有一期我中了6万，但是徐小红没有钱一直欠着，后来在买“六合彩”过程中除的账。最后4期我又赢了几万，这几万是徐小红拿的现金给我。2019年2月至6月期间我总共在徐小红处购买了大概十万元的“六合彩”。徐小红给我3%抽水，一共抽了大概3000元的水钱。第一次买应该是2月19日，最后一次买应该是6月28日。对照我的微信交易明细，2019年我与徐小红“六合彩”赌资共237620元。其中我转给徐小红96300元，徐小红转给我141320元。我的微信呢称叫“人生就像心电图”。 25.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我主动联系苟金钊说想帮他的“六合彩”报单，苟金钊同意后叫我与杨强联系，后我与杨强约定1万元给我提成50元。然后我就给一些耍“六合彩”的朋友说可以在我这里下单，杨强和苟金钊是庄家。两天一开奖，若杨强他们赢我就把下注人的钱收起转给杨强，若有人买中，钱少时杨强就把钱转给我，有一次有人买中3万，苟金钊就把钱送过来的，我与杨强是通过银行卡和支付宝进行结算。我报单报了两三周左右，杨强就说他们不做“六合彩”了。我共收取7、8万的赌资，获利千多元钱，苟金钊和杨强可能赢了1万多。 26.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苟金钊在尚书苑茶馆内经营一个“时时彩”赌博，有一个年轻人在管理，我跟着胡丽买了三四次“时时彩”。 27.另案处理的胡丽证实：苟金钊叫人搬来一台电视机挂在我和苟金钊、文杰、何英开在“尚书苑”小区的麻将馆大厅里，还有一台电脑和打票机进行“时时彩”赌博，麻将馆没有开后苟金钊的“时时彩”还在继续经营。 28.另案处理的何凤英证实：在经营尚书苑麻将馆期间，苟金钊叫人搬来电视挂在麻将馆大厅，还安装了一台电脑、打票机用于“时时彩”赌博，张孙负责“时时彩”打票、算账，在茶馆内参与重庆“时时彩”的人有王青、建梅、胡丽、文杰，我也参与了重庆“时时彩”赌博，总共输了五万元左右。 29.另案处理的文杰证实：我只晓得在尚书苑麻将馆参与重庆“时时彩”赌博的有何凤英，还有一个是宣汉电信姓刘的工作人员，姓刘的一天输了六、七万元。丁芳、何凤英、符纯秀是在手机上下注赌博的。我买“时时彩”，输了钱就差了苟金钊“时时彩”4.6万元。 30.被告人杨强供述：2016年或者是2017年，我从广东省回到宣汉县，王策叫我去宣汉县医院商量事情，来到县医院后看见苟金钊也在。王策提议说搞“六合彩”网络赌博，每人各出三分之一的股份，三个人都是庄家。次日三人就开始在网上搞“六合彩”，王策以前搞过“六合彩”，认识一些专门“收码单”的人。“收码单”的人通过微信把客人购买的内容及金额发给我们，收单时“收码单”人不会把客人购买“六合彩”的钱转给我们。每次开奖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就通过“收码单”人发过来的内容及金额来结算，根据盈亏情况，庄家赢了，“收码单”人再将钱转给我们，如果庄家输了就把钱转给“收码单”人，再由“收码单”人转给购买“六合彩”的赌客。“六合彩”每周二、四、六晚上九点半开奖，我们就根据“收码单”人报的单子来结算。“六合彩”的赌博规则，完全借鉴“六合彩”开奖的时间、次数及开奖结果，根据我们自己的赔率来经营的。“收码单”人的工资是按照参赌人员购买单子的金额的10％或者3％来收取。2019年5月，我因输了太多钱就没有和苟金钊一起搞“六合彩”了。 我只知道王平、向立冬、刘权渗是“收码单”的人。“收码单”人的工资，是我和王策、苟金钊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的方式支付的。最开始是苟金钊、王策用他们的微信账号收单、结算。我原来有两个微信昵称“杨先森”并绑定了一张建设银行卡；昵称“禧龙哥”，支付宝账号是152××××7111，身份认证杨强。从2018年开始，我为了收单方便就专门购买了一张电话卡，注册的微信昵称是“扯一扯”，我就利用该微信号进行“六合彩”赌博转账，微信账户上的交易记录全部是经营“六合彩”的进账、出账情况。也有部分“收码单”人直接把钱存到我的建设银行卡内的。 2017年我和苟金钊、王策一共开了一百二十多期“六合彩”。2019年4月我和王策就就退出来了，苟金钊和岳超、徐小红一起经营的“六合彩”。5月、6月份开始我帮苟金钊记账，到了8月我就和徐小红、桂承美一起开了4期“六合彩”，我和桂承美、徐小红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8月13日，马春花加进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搞了一期“六合彩”。2017年当庄家赚了大概六、七万元，2018年基本持平，今年就输了四十几万，昨天分账的时候我分了八千多，向立冬给我建行卡转了24500元，王平给我微信转了1900余元，我通过微信、支付宝转给桂承美、徐小红每人8500余元的利润。我和苟金钊、王策一起经营“六合彩”的时候，经手的钱大概有五六十万元。我帮苟金钊记账期间，苟金钊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我和朗松、徐小红、郑某。我负责统计算账，每个月工资2000元加赌博流水金额的百分之一的抽水钱，徐小红给我支付宝内转了11500元的工资。记账期间每一期都有5、6万投注金额。帮助苟金钊计账期间，苟金钊他们应该赢了50几万，记账期间我收的郑某、王平的单子，其他人的单子都是徐小红在接。 另证实，国家许可重庆“时时彩”在重庆地区发行经营，不许在重庆之外的其他地方经营，在其他地方经营就是赌博。2017年3、4月份的一天，苟金钊叫我一起搞重庆“时时彩”，我占30％，苟金钊占50％，杨小平占20％股份。我用苟金钊给的钱在网上花几百元钱购买了一个假的“时时彩”系统，用于登记、打票，计算金额，我把电脑主机连接到电视机上，就与真实的重庆“时时彩”一致，给参赌人员一种输赢靠运气，没有后台作假的假象。在宾馆经营了一段时间“时时彩”后就搬到杨小平家里去经营的。我们在“鑫悦宾馆”，“宜家宾馆”经营过“时时彩”，后来用手机登陆之后我们就在聚城峰华小区的一个茶馆和尚书苑的一个茶馆开过。 我平时负责管理账号上分，张孙负责开票、收钱，工资200元一天。苟金钊喊人前来参与赌博，杨小平提供场地。重庆“时时彩”只经营了一、二十天，每天流水有一、二十万元钱，苟金钊输了5万元，杨小平输了3万元，我大约输了四万元钱。王策、岳超和一些女的在我们这里参与“时时彩”赌博，王策赢了160万左右，岳超输了五六十万左右。王策利用重庆“时时彩”漏洞作假，苟金钊等人就找王策退了八十万元钱，我从王策所退的钱中按入股比例分了24万元。 到了8月我就和徐小红、桂承美一起开了4期“六合彩”。马春花给我说要进来一起开。马春花加入之后，就是我们四个人各占25%的股份，这样来承担输赢。被抓获的当天我与徐小红、桂承美、马春花正在茶楼算账，还没有算完。向立冬用两个微信传的码单给我，一个是“金霸王”，一个是“阳光在线”。（查看讯问人员出示的打印在A4纸上的微信聊天记录后）“金霸王”这个微信传给我的码单一共12张图片，1段文字，通过计算总的下注金额是21696元。“阳光在线”这个微信共有8段文字、8张图片，通过计算下注总金额是25625元，两个微信共传给我的下注金额是47321元。当天王平（微信名平安是福）她男人（微信名“小柯瑞.猴宝贝”）的微信传给我的码单，我又通过微信发给徐小红“一不做二不休”这个微信的，这个账是徐小红在算。 31.被告人王策供述：2017年2月份的一天，苟金钊找我和杨强商量一起开设“六合彩”赌博平台的事情，输赢由三人平均分摊，每人出资10万元。我教会杨强算账后该赌博平台一直是杨强在负责算账。我们在网络上照搬香港“六合彩”的赔率来稍作修改，然后苟金钊、杨强就去联系“收码单”人，他们按照10％或3％给“收码单”人提成。我们共同去联系“收码单”人，然后“收码单”人直接把单子报给杨强算账，每期开奖之后杨强算完账，赢了就把钱分给我和苟金钊，如果输了我和苟金钊就把钱发给杨强，由杨强再发给“收码单”人，然后再由“收码单”人发给下面的买码人。只晓得有个叫王平的老太婆在做“收码单”人。我的微信昵称“大山”,苟金钊的微信昵称“开心”，杨强有两个微信，“扯一扯”和“杨先森”。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一共开奖了一百五六十期，我只参与了六七十期，有时候我没钱赔就不参与其中的一期，过段时间我又加进去。2017年每期下注金额流水大约只有几千元，2018年每期有2万元左右，总流水可能有七八十万元。总的来说我输了三万元左右，我和杨强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一部分是经营“六合彩”的资金，一部分是我们之间的借账。 有个叫刘某的女人直接通过微信（昵称刘某，账号：×××43）在我处下单，下单参赌大概有三十几期，我通过微信、银行卡与刘某结算，也给了刘某十二、三万元现金。然后我再通过手机银行或者微信转账给杨强。刘某一共下注金额大约有七十多万元，输了大约六、七万元。王平从参与“六合彩”赌博以来一直在跑单，按赌资的资金流水给王平提成算账。 2017年2、3月，苟金钊给了我一个“时时彩”平台叫我去赌博。在赌博过程中，有个陌生电话联系我，说我们一起赌博可以包赢，赢的钱一人一半，然后我就把账户发给那个人，就这样到了2017年6、7月份，他总共赢了一百八十万元，然后这个平台就没开盘了。后来在2018年4月份的一天，岳超、杨小平等人就找到我，说我有猫腻，意思就是让我把赢的钱退回去，这时我才知道重庆“时时彩”的庄家是苟金钊、杨强、杨小平。我退款一百三十万元给苟金钊、岳超等人，但我实际没有赢到这么多，因为我还分了接近五十万给帮我下注赌博那个陌生人。那天过后我陆陆续续总共退给苟金钊八十万元，退给岳超五十万元，退给苟金钊的钱主要是和杨小平交接的。给岳超的50万元我是通过转账和现金的形式拿给“东东”的。 32.被告人徐小红供述：2019年2月代某开始在我这里下注“六合彩”，庄家就我一个人。我和代某一共交易了172850元，我交易给代某85250元，代某交易给我87600元，最后我钱代某6万元，一共就是232850元。我和苟金钊、岳超、张有鹏合伙开设六合彩后，我就把代某交的码单放到我、苟金钊、岳超、张有鹏一起结算的。 2019年6月的一天，我在宣汉参加酒席的时偶遇苟金钊，苟金钊叫我一起搞“六合彩”，我和苟金钊、岳超三人口头约定，输赢每人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岳超和张有鹏一起占三分之一，每人出10万元钱做本金，张有鹏转了10万元给苟金钊，我没有钱就叫苟金钊给我垫的10万元钱。我们一起先后经营十期“六合彩”，苟金钊负责联系下家，同时苟金钊还喊来杨强负责算账、收单和联系下家。2019年5月至6月，我和苟金钊、岳超、张有鹏开“六合彩”期间一共分了两次钱，第一次分了15万元，我和苟金钊各5万元，岳超和张有鹏两人分的5万元，两次一共分了30万元，最后账上还剩29万元多，所以一共获利60万元左右，最后账上这30万一直是我管着的，苟金钊被抓后，我和岳超、张有鹏又搞了五期“六合彩”，输了133300元，就从总账中出的。算完账之后我就给了桂承美10万元，钱是转给苟书丹（苟金钊的姐姐），分两次转的，一次3万元，一次5万元，后来拿了2万元现金。剩的66700元钱，给了张有鹏、岳超33350元，自己分了33350元。给杨强转了11500元工资，包含所有码单的下注总金额流水的百分之一以及3000元的工资。开设“六合彩”期间，我们之间转钱都是通过微信结算。 2019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在“繁花似锦”茶楼算账时，就被警察抓获了。这天，只有王平和向立冬在传码单，都是通过微信传给杨强的，杨强把王平的码单传给我，我负责算王平的，杨强负责算向立冬的。（对照讯问人员出示的王平发给杨强码单的聊天记录进行计算），王平共交来15张码单，下注金额10500元，按照比例要给王平500元水钱。 33.被告人岳超供述：2019年苟金钊说想与我和徐小红一起开“六合彩”赌博平台。我通过手机银行给苟金钊转账10万元作为开设“六合彩”的本金，约定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每人投10万元本金。因为我没有时间管，就叫张有鹏来管，并约定我出7万本金占百分之七十股份，张有鹏出3万本金占百分之三十股份。每一期都是张有鹏和杨强、徐小红一起算账，徐小红负责管总账。我和苟金钊有时候去看下，每一期算完账后，张有鹏就把当期的输赢情况告诉我。苟金钊、杨强、徐小红负责联系跑码单的下家。2019年5月25日到6月20日左右，第一次每股分了5万，张有鹏之前出本金的时候差他5000元所以只给了他10000元，第二次大约过了三四期的样子，又每股分了5万元，是张有鹏去拿的钱，给了我3.5万元。我和张有鹏和徐小红接私单，总共有三四期的样子，输了13万元多，是徐小红从总账上拿钱去赔的。苟金钊被抓之后“六合彩”就没有开了，算总账剩30万元，但是之前接的私单输了13万元所以还剩16万元多，苟金钊应该分10万元，我和徐小红每人分了3万多元。我接的私单是我和张有鹏占一半，徐小红占一半，同时我和张有鹏是三七分，我最后分得2万多元，张有鹏分了1万元左右。在苟金钊被抓之后桂承美来找我们要钱，徐小红就把苟金钊这应该分得的10万给了桂承美。杨强不占股，苟金钊给杨强工资加提成，具体是多少我不清楚。所有赌客总的下注金额大约有100万元。 另证实，2017年的一天，杨强让我找重庆“时时彩”上家，想自己做庄家，刘林帮我找的上家，杨强答应让我占10％的股份。重庆“时时彩”赌博平台只开了二十几天，赌博平台的电话是杨强给的，具体是那些人在平台上下赌注我不也不知道，输赢情况是我和杨强在对接，我们在该赌博平台上输了70几万元钱，我输了7万多元钱。2018年上半年时候，一个陌生人想从刘林手上要重庆“时时彩”账号，可能是王策又想在我们这里赢钱，陌生人给刘林说是王策叫他来拿账号的，并说王策有办法包赢，我将这个事情告诉了杨强，杨又将此事告知了苟金钊等人。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刘林、杨强、苟金钊、杨小平等人一起去找的王策，要求王策把赢的退给我们，王策说搞鬼的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赢的钱有一半是分给那个人的，但是那个人找不到了，王策同意退我50万元钱，退的47万元都是与刘林联系的，共退了我们40几万，我分了4万多元。 34.被告人张有鹏供述：201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岳超打电话叫我和苟金钊、徐小红一起做“六合彩”赌博生意。我和岳超一共出了10万元占三分之一的股，我出3万元占其中的三成，岳超出7万元占其中的七成，第二天我通过微信转账了2.5万元给岳超，还欠5000元，岳超出了7.5万元一共凑够十万元给的苟金钊。苟金钊和岳超主要是负责出钱，我和杨强、徐小红负责算账，徐小红还负责管总账，杨强和徐小红还负责拉单，杨强因为不占股，收入是靠百分之一的提成。我们一共开设了大约有十多期，总的流水大约有200万元左右。我记得大约过了两三期总账上就有15万多元，我们就分的钱，是岳超去徐小红处拿的5万元现金，因为我之前欠岳超5000元，所以只分了10000元。又过了几期，总账上有50几万元，于是我们又每股分了5万元，这次是我到徐小红处拿的现金，给了岳超35000元。中途时候我和岳超、徐小红接私单，总共有三四期的样子，输了13万多，是徐小红从总账上面拿钱去赔的，赔了后总账上只剩下16万多。接私单苟金钊是不知情的，桂承美以为总账上还有30万元，最后算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提这件事情，是按每股10万元分的，桂承美就从徐小红那里拿走了10万元，总账上就只有6、7万元了。后来徐小红就分了一半33350元给我和岳超。 35.被告人桂承美供述：2019年8月，杨强、徐小红看苟金钊被抓了，我一个女娃儿带几个小孩压力太大了，同意带我搞“六合彩”，前面有一、两期算账我没去，杨强说是亏了。8月10日我们三人分了一次账，杨强通过微信给我转了8500元。8月13日这天，我、杨强、马春花在茶楼算账还没有算完，就被公安局抓了。 36.被告人王平供述：我是2016年接触“六合彩”的，刚开始自己买“六合彩”，后来听说跑单赚钱更容易，就开始给杨强跑单，杨强给我买特码百分之十、其他的码百分之三提成。部分客人到我家里来买，还有一部分客人通过微信将号码和钱转给我以及打电话告诉号码，然后第二天再去收钱，在我这里买“六合彩”的人很多是欠账，到现在我在外面还要收七、八万元的帐。我的微信昵称平安是福，绑定丈夫冉毅的建设银行卡，杨强微信昵称是杨强和“禧龙哥”。客人在我这里下单后我就将收来的单子和钱通过微信发给庄家，开奖后庄家就给我算账，如果有客人中奖了，庄家就把钱以及自己的提成通过微信转给我，然后我将钱转给客人。我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参与收报码单的，当时杨强、王策、苟金钊他们三个合伙坐庄，我是直接用纸写好把单子交给杨强、苟金钊等人。刚开始跑单是和杨强结算，有时也和苟金钊结算，后来基本上就与杨强结算。我与杨强有时是现金结算，有时是通过杨强的“禧龙哥”微信号结算的。2019年5月-6月期间苟金钊叫我报给徐小红的，基本上都是现金结算多，微信支付的时候少。 从我跑单开始基本每期都在跑，只是有时候卖的多，有时候卖的少，最多一期能卖一万元左右，最少一期能卖四千多元。王涛、王某2、李小梅、向某、刘国芬、费某、廖利红、曾道树、罗建琼、大龙，这些人都在我这里下过单。在跑单的过程中我都是记了账的。一本有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一本是外壳是点菜单的复写纸。两个本子上都是这样记录客户买“六合彩”的输赢情况。一个无封面朱黄色纸张的账本是我向杨强传码单赌博“六合彩”的记账本，记录的是2016年2月到2019年1月的所有码单，我与杨强等人的赌资总流水是4785348元，我从杨强处共抽水获利641078元。2019年1月之后因为买的人不多，我就没有记账了，但是保存了原始的码单。 2019年8月13日我用微信名为“平安是福”和“小柯瑞.猴宝贝”的两个微信号将码单传给杨强的，码单下注金额是10500元。 37.被告人向立冬供述：2019年5月份，通过朋友认识了徐小红，苟金钊和徐小红叫我把下面的单子收起发给他们，他们以特码百分之十，平码百分之三进行返水，我就提出要按百分之一收额外佣金，徐小红就叫我先把单子收上来看情况，我们相互留了对方的电话。我今年6月份左右开始给徐小红他们收单子的。多的时候一期有三、四万，少的时候只有几千元。我把单子收上来发给徐小红之后，就等到开奖结果出来再进行结算。我给他们交了十期左右苟金钊就被抓了，徐小红就说不收单子了。6月份总共向徐小红交了二三十万的单子，我们这边输了五六万给庄家。6月份我在徐小红手里收了两三千元左右的佣金。 8月份的时候杨强给我打电话说他跟徐小红一起开“六合彩”的，叫我把单子收起给杨强。8月8日这一期我就开始将单子交给杨强，这一期大概交了一两万元下注单，结算后庄家输了一千块，杨强就通过微信转账给我的，10日这期交了3万元左右的单子给杨强，结算下来庄家赢了两万多，通过无卡存款将这两万多转入杨强的建设银行卡内，下面下单子的人都是付的现金给我。2019年8月13日这期交了两多万的单子，还没有结算就被警察抓了。当晚我通过微信传的码单给杨强，我通过“阳光在线”、“金霸王”两个微信号报码单，共计下注47321元。 我与徐小红、杨强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现金的方式进行结算的。我有两个微信分别是昵称“金霸王”和“阳光在线”。 38.另案处理的苟金钊证实：2017年2月份左右，王策约我们做“六合彩”，我就和王策、杨强三人合伙做的“六合彩”。每人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自己跑码单的人，然后大家每期把码单收到一起，等开奖结果出来再进行算账，是王策、杨强在算账。王平和刘权渗在为我跑码单，每期大概能收到三四万的单子。王平、刘权渗每期的单子差不多都是两万左右。我们按流水中特码百分之十，平码百分之三的比例给跑码单的人提成。等开奖结果出来算完帐之后，会以现金、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等方式把输的钱支付给跑码单的人。2019年5月左右我和徐小红、岳超商量每人出资十万元本金来开设“六合彩”，但是只有岳超给了我10万元，我叫杨强帮忙算账，我和岳超很少去过问情况。只搞了两期赢了十多万元，每股分了五万元，后来我就与马春花去厦门旅游了。我这儿实际上本金只有二十万元，我拿去还银行贷款了。 2017年2月份我和杨强、杨小平合伙开设重庆“时时彩”，杨强以每个月2000元的租金从网上租用的一个重庆“时时彩”平台，我们租用这个网上重庆“时时彩”平台是可以开出多个小号出来，但我们可以对小账号进行操控。租用平台后我们采取了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开一个小账号给别人，让别人自己去现场组织人员下注赌博，我们只负责根据账号上的分值进行支付，但是要给开小账号人百分之十的“喜码”；另外一种模式是我们自己现场开，让参赌人员现场下注赌博。重庆“时时彩”我占五成、杨强占三成、杨小平占二成的比例进行分成，输赢按照股份进行分摊。三人输了两百多万元钱，我分摊了一百多万元钱。我只记得在杨小平家里经营了十多天重庆“时时彩”其他地方就不记得了，张孙负责给参赌人员上下分以及结算，我给张孙300元钱一天的工资，杨强负责电脑操作。在杨小平家开设这十几天时间可能赢了七、八万元钱。 王策在我们处开设了一个小账号，王策自己下注购买，王策利用重庆“时时彩”正常开奖时间与我们开奖结果网上有十秒时间的延误漏洞，每天都会赢几万元钱。王策总共赢了一两百万元，后来我们找王策退了八十万元钱。 2017年夏天，米兰咖啡店的老板（丁芳）在咖啡店里开场子打牌，我去打牌时给丁芳说在咖啡店摆“时时彩”机器挣点钱，丁芳同意后我就叫张孙把时时机器摆到咖啡店大厅左手边一间屋子内，张孙每天负责给买“时时彩”的人打票、收钱，我在咖啡店里打麻将，杨小平、杨强在这个咖啡店里经营“时时彩”，同时杨小平也在店里放水。 39.另案处理的杨小平证实：2017年3月的一天，苟金钊、杨强叫我一起搞重庆“时时彩”，我占20%股份，苟金钊占50％股份，杨强占30%股份。开始在茶楼和宾馆搞，苟金钊、杨强准备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我也出了一台电脑，在茶楼和宾馆搞重庆“时时彩”我是输了钱的，是苟金钊帮我把钱垫起的。后来苟金钊提议将重庆“时时彩”搬到我家去，但是只赌博了一次，我老婆看到屋里搞脏了就不同意了，所以就没有再搞了。重庆“时时彩”的赌博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参赌人员，一元钱一分，钱基本上都是苟金钊收取的，交钱后就可以下注，想多少分就下注多少分，赌博是下单双、大小，十分钟开一次奖，赢了就加分，输了就减分，不想赌博了或者一天结束了，就按剩余的分数结算。另外一种是给参赌人员一个账号，交钱上分后自己用手机或电脑下注，赌博结束后也是按分结算。搞重庆“时时彩”三个人都是输了钱的，王策赢了不少钱，后来被我们发现作弊还退了八十万元钱。 40.另案处理的张孙证实：2017年4、5月份的一天，苟金钊打电话叫我去“鑫悦”宾馆帮忙为“时时彩”打票，工资200元一天。去的时候杨强、苟金钊在，杨强负责调式电脑和打票，苟金钊打电话喊人来参赌，当天只来了一个人耍，这个人输了一千多元，后面几天来了几个人耍，收入只有二、三千元。搞了几天后，由于参与赌博的人少挣不到多少钱，再加上查得严，休息了半个月左右，苟金钊就打电话叫我去杨小平家里去。我去的时候看见苟金钊、杨强、杨小平等人在现场，我还是继续打票，以后每天有五、六个人来杨小平家里参与赌博，在杨小平家经营了十多天没有人来耍了。苟金钊一共给了我三、四千元钱的工资。我只晓得苟金钊是老板，至于其他人是否入股不是很清楚，苟金钊是通过对赌资流水3％到5％提成，苟金钊每天给我五千元钱及一个账户，账户上面有10000分，我负责打票收钱并给参赌人员结账，每天结束后就把结存的钱给苟金钊。在宾馆赌博时是杨强拿身份证开的房，杨强负责装电脑程序以及提供“时时彩”账号给赌客。账号是两三天换一次，杨强教我操作所有流程，杨小平负责给参赌人员取钱。 41.另案处理的马春花证实：2019年8月份，我跟杨强耍的时候，杨强给我说他跟桂承美、徐小红现在把“六合彩”重新开起了，我出于嫉妒心，因为我和桂承美都是苟金钊的女人，既然桂承美都参与进来了，所以我也想进入，我就先跟杨强说我也要参与占一股账。8月13日下午5点多，杨强给我打电话，说的叫我晚上算账一起去，看一下收单情况，如果收的大我就占股，如果单子太小了我就不占股。8月13日晚上九点左右，我们在宣汉县××乡××号小区一个叫繁花似锦茶楼卡座里面见面，我、桂承美、杨强、徐小红我们四个在卡座里面坐到等“六合彩”开奖，晚上9：30“六合彩”开奖结果出来后，杨强跟徐小红两个正在算这一期单子的时候，警察就来了，我们四个就被抓了。 42.另案处理的刘权渗证实：2018年我听说苟金钊在当庄卖“六合彩”，就找到苟金钊，苟金钊叫我与杨强联系。我在杨强手里买“六合彩”输了几万元。同年6月份，冉龙波、周玉梅、南坝镇黄冈培训中心的一个女老师在我这里下单买“六合彩”，三个人每期下注的金额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所以每期转给杨强的单子总下注金额有两万元左右，杨强给我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三的提成，我抽水共计有五、六千元。我与杨强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进行结算，我有两个微信分别是“功名成就”、陶醉青春（绑定的两张工商银行卡），支付宝账号×××65（绑定的工商银行卡）。我与杨强、苟金钊、徐小红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期间购买“六合彩”的钱都是通过银行卡、微信转账的，共计有591338元赌资。 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强、王策、徐小红、岳超、张有鹏、桂承美以营利为目的，利用香港“六合彩”和重庆“时时彩”的模式和开奖结果，合伙坐庄组织赌博活动，从中渔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告人王平、向立冬为了获利为庄家和参赌人员提供跑单等服务，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犯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二）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结合各被告人的供述和鉴定意见中反映出的各被告人参与犯罪的时间段及其该时间段内所累计的赌资数额，除被告人桂承美之外，其余各被告人均已达到“情节严重”。 被告人杨强、王策、徐小红、岳超、张有鹏、桂承美作为股东，在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各自参与时间段内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平、向立冬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策的辩护人提出王策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岳超、张有鹏主动退缴全部赃款，被告人王策退缴部分赃款，上述三被告人可根据其退赃情况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强被扣押的赃款，非杨强主动退缴，不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各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宽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意见适当，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张有鹏的辩护人提出张有鹏有自首情节。经查，张有鹏与209年9月18日被传唤到案，在当天的两次讯问中，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隐瞒其与岳超合伙共占一参与开设赌场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才能认定为自首。因此张有鹏的自首不成立，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岁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2023年6月12日止。） 二、被告人王策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70000元。（刑期自2019年9月16日起至2023年5月15日止。） 三、被告人徐小红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刑期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2023年1月12日止。） 四、被告人岳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刑期自2019年9月17日起至2022年11月16日止。） 五、被告人张有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自2019年9月18日起至2022年9月17日止。） 六、被告人桂承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2020年8月12日止。） 七、被告人王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2022年2月12日止。） 八、被告人向立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2021年8月12日止。） 以上各被告人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九、被告人王策、徐小红、岳超、张有鹏退缴缴的违法所得款以及杨强被扣押赃款予以没收，各被告人其余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十、随案移送的十一部部手机，除桂承美的华为手机因与案件无关应予返还外，其余手机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唐云玲 审 判 员  陈昌晏 人民陪审员  熊运权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 林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第四款：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