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113号原告：池江南,女,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刚，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倩，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永梅，女，197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君，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池江南与被告郑永梅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池江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倩，被告郑永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池江南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1200000元，并支付占用资金利息（自2015年6月6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31日至2月5日，被告以自己的名义先后向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蓉、刘付国锋等人出借款项5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万元、5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70万元是由原告转账给被告，被告再出借给上述借款人。其中，刘付国锋50万元的借款被告没有收回（原告作为债权人已另案起诉刘付国锋），其余四人合计120万元的借款到期后，被告均已收回。由于原告系案外人深圳前海中方略金融服务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员工，认为涉案款项的出借系公司行为。中方略公司便以自己的名义在2018年起诉被告归还侵占款项120万元及利息，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2041号。在该案庭审中，被告则以中方略公司不是该案适格主体，涉案款项是原告的个人财产，涉案款项的出借系原告的私人行为，是原告委托被告对外出借，与中方略公司无关进行答辩。后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辩解，以中方略公司与涉案款项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驳回了诉讼请求。因此，为维护自身权益，追回被告侵占的120万元款项，现原告作为涉案款项的直接出借人，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郑永梅辩称，原、被告之间实际是构成委托理财关系，也就是原告提供130万元给被告，委托被告及廖某把这130万元出借给需要借款的人从而赚取利息，原、被告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庭前提交了书面案件经过程情况陈述，根据该情况被告是不存在占有或侵占原告任何资金行为。在原、被告之间委托合同关系里面，被告最终把原告委托给他的130万委托款全部按照原告的指示出借给第三人，或者根据原告的指示返还给相应的资金来源者。所以说被告最终是没有保留到任何属于原告的委托理财款的本金或者利息。在理财行为当中存在借款方最终没有把款项归还的情况，被告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并且被告为原告提供理财属于无偿的受托行为，被告在无偿的受托行为当中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对于原告的款项是否能追回，被告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并且原告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向实际借款人进行资金的追讨，所以说事实上该资金也并不尚未构成一个实质的损失。原告未穷尽所有的追讨方法，还没构成损失。无论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原告的起诉时效已经超过了起诉时效。综上所述，应该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深圳前海中方略金融服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方略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苏东海。中方略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在本院起诉郑永梅，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2041号（以下称2041号案件），中方略公司起诉称：2015年1月31日至2月5日，郑永梅代理中方略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先后分别向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蓉等人出借款项5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万元，上述出借款项经中方略公司审批通过后，中方略公司将每笔借款转账给郑永梅，郑永梅再出借给上述借款人；借款到期后，郑永梅并未将收回的借款本息归还给中方略公司。中方略公司起诉主张郑永梅按不当得利返还1200000元及其利息。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粤0105民初204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2041号判决）。2041号判决查明以下事实：一、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确认倪丽芳通过其银行账号分别于2015年1月31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5日向郑永梅银行账号汇入5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185580元、213460元，郑永梅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借给杨德斌500000元、刘苏梅300000元、胡冬兰200000元、谭晓容200000元。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均确认倪丽芳账户中的资金来源于池江南的个人银行账号，池江南与郑永梅均确认池江南的资金来源包括夏禄书及朱再龙汇入池江南个人账号的各1000000元。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均确认上述外借的共计1200000元郑永梅已经收回。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均确认上述1200000的利息已经结清，利息收款账号为倪丽芳的个人银行账号。以上事实有中方略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及双方陈述等为证，足以认定。二、中方略公司主张出借涉案的1200000元为公司行为，中方略公司为适格主体。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一）《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三张，其中两张借款人为谭晓容（一张盖有中方略公司公章，一张没有盖章），为中方略公司起诉时提交,另一张借款人为胡冬兰的审批控制表，庭审时提交。上述表中载明：风控总监审核意见：同意，郑新圆，2015.2.4，郑永梅；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倪丽芳，2015.2.5；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杜广兴，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200000；借款收回跟进人：郑新圆。经询问，双方确认郑永梅在公司又称为郑新圆。郑永梅对上述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登记表是由池江南给郑永梅与廖某登记，并非审批表。至于登记表抬头没有中方略公司的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名，郑永梅认为是池江南之后私自加上的，郑永梅不知情，没有约定审批流程，郑永梅是在2月4日签名的，其他人是在2月5日签的，不知道签的是与公司有关的。中方略公司确认关于借款人谭晓容的《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只有一份原件，认为存在众人签完名后再盖章的可能，也可能是中方略公司在复印控制表的时候公司将当时盖章前后的两份复印件都给了中方略公司代理人。中方略公司未能提供涉案的其他两个借款人杨德斌、刘苏梅的借款审批表等审批文件；（二）编号Y.20150104、Y.20150105的《借款合同》。记载甲方(借款人)分别为胡冬兰、谭晓容，乙方（出借人）为郑永梅。郑永梅确认上述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是郑永梅签的借款合同，认为该证据与中方略公司无关。（三）借款人胡冬兰的《还款凭证》，郑永梅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四）中方略公司方财务倪丽芳与郑永梅的2015年6月24日通话录音书面内容（附音频）、2016年4月21日通话录音书面内容（附音频）。郑永梅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郑永梅无法辨别对话者是否是其本人，就算是真实的，认为是在没有告知郑永梅进行录音的情况下录的，郑永梅说话不是在严谨的状态，录音者有意引导郑永梅作出一些语言。（五）池江南与郑永梅谈话录音书面内容。郑永梅表示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有异议。从文字记录看，未看出借款与公司有关。（六）《律师函》，该函为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代表中方略公司向郑永梅发出，目的是要求郑永梅返还涉案的借款及利息。郑永梅确认该证据真实性，认为郑永梅与中方略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七）《会议纪要》。郑永梅不认可该会议纪要，事情过去多年，“郑新圆”的签名也不确定是否其本人签名，参会人员一项中没有郑永梅的名字，文件上面指的中方略项目不能说就是中方略公司，该文件提到的事宜也仅仅是本案发生之前的其他事宜，并不是涉案几笔款项的相关事宜。三、中方略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申请了证人池江南及倪丽芳出庭作证。池江南的证言如下：我是中方略公司的股东之一，是负责人，现在公司里我的股份最多，涉案的120万是我转给倪丽芳的，共转了170万给倪丽芳，夏禄书及朱再龙各转我100万投资款，夏禄书及朱再龙的钱是投给公司的，当时中方略公司没有开通对公账号，我是负责人，所以都转到我的账户；出借款项需要走审批流程，郑永梅没有归还过款项给公司；第一次放款时，没有给郑永梅授权委托手续，没有签订协议，只是口头委托了郑永梅；明确了第一次放款收回后，第二次放款要公司批准，必须走流程，但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的。倪丽芳的证言如下为：我原来是公司股东，也在中方略公司做过出纳，但无劳动合同，提供个人账户给中方略公司使用，从公司成立之前就一直用了，一直用到公司开不下去，该银行账号除了公司用外，个人也使用，个人使用时大小金额都有，大的有300多万；涉案的120万是通过我的账号转给郑永梅用来放贷，款项是池江南给我的，是公司放贷，公司只有这一次放贷，之后就没有了。四、郑永梅为了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供了以下证据：（一）《郑永梅与案外人池江南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记载：郑永梅：江南，我朋友夏禄书上午汇了100万到你账上，请查收！池江南：亲，已收到。中方略公司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中方略公司款项的来源与涉案事实无关，该笔款为公司的运营款，实际上中方略公司负责人池江南在收到夏禄书的100万元转账后向其出具了收据，池江南在收到款项后划拨给了公司使用，财务负责人倪丽芳又将款项转至本案郑永梅账户，至于案外人夏禄书向池江南还是公司主张权利与郑永梅是否应当归还本案款项无关。（二）《郑永梅与池江南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郑永梅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记载：我刚转了4笔50000元共200000元到你招商银行4100627551122022里，请查收，确认。池江南：收到了，亲爱的。对该聊天记录的三性，中方略公司不予确认，但对郑永梅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认为郑永梅向池江南转账的200000元是经营中方略公司的投资款，非转给池江南个人的理财款。（三）《证人廖某的银行账号明细清单》，郑永梅认可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但认为廖某向池江南转账200000元是合伙经营中方略公司的投资款，非转给池江南个人的理财款。（四）《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郑永梅主张于2015年4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归还廖某的理财款合计200000元。中方略公司认为，郑永梅向廖某转账系个人行为，与中方略公司无关。（五）《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该日该账号向夏﹡书账号转入金额共计173888元，郑永梅主张于2015年9月6日归还案外人夏禄书的理财款合计223888元（包括2015年7月14日支付的50000元）。中方略公司认为，郑永梅向夏禄书转账系个人行为，中方略公司不认可，该笔转账不能证明是返还投资款，与本案涉案款项无关，即使是返还投资款及收益也应该是中方略公司财务向相关投资人转账，而非郑永梅。（六）《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证据第34页，显示该账号向倪﹡芳转账共计107240元。郑永梅主张向案外人池江南（指定收款人倪丽芳）支付理财所得利息136500元，已向池江南归还了所有理财本金及所得利息收益。中方略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郑永梅向倪丽芳转账并不是136500元，而是107240元（证据第34页），该笔转账不是郑永梅支付给池江南个人的理财收益，且该笔款项与中方略公司要求郑永梅归还侵占借款无关。但中方略公司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七）《廖某的手机银行转账页面截图及对应的银行转账流水清单》，郑永梅主张池江南指定倪丽芳向廖某（自有的200000元本金）支付理财利息。中方略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认为倪丽芳向廖某转账16000元是廖某投资中方略公司的收益，与本案无关。（八）《郑永梅的手机银行转账页面截图及对应的银行转账流水清单》，主张池江南指定倪丽芳向郑永梅支付理财利息（郑永梅提供的自有200000元本金所对应的理财利息收益160000元）。郑永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可，认为倪丽芳向郑永梅转账16000元系郑永梅投资中方略公司200000元的收益，与本案中方略公司要求返还侵占款项无关。（九）《借据》，该证据上面记载：借据，今收到夏禄书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整（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收款日期：2015年1月23日，特立此据！借款人：池江南，日期：2015年1月23日。中方略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郑永梅没有提供原件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借款100万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与郑永梅侵占公司款项没有任何关联。五、郑永梅还申请了证人廖某出庭作证，廖某证言如下：我与郑永梅是朋友关系，也合作放贷，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池江南；涉案的款项是倪丽芳转给郑永梅的，涉案的款项也是跟朋友借的，我亦投入200000元进行放贷，其投入的200000元已经收回，之后的就不再跟进；我承认在贷款审批控制表中签名，但我不是中方略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签名的时候，表上没有公章，只有我及郑永梅签名，后面有无人签名我不清楚，没有约定放贷需要审批，没有商量过需要专门的流程，就只需签一个表。2041号判决的处理结果为驳回中方略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分析论证如下：一、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看，涉案的款项为池江南转给倪丽芳，再由倪丽芳转给郑永梅，而池江南的该资金主要来源于案外人夏禄书及朱再龙。郑永梅提供的池江南向夏禄书出具的《收据》显示，借款人为池江南，借据上没有加盖中方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等。因郑永梅未能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中方略公司表示不予确认上述《收据》，但中方略公司在庭审中确认了池江南在收到夏禄书的100万元后向夏禄书出具了收据（中方略公司并未提交该收据），并认可郑永梅提供的《郑永梅与案外人池江南的微信聊天记录》，而《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聊天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收据》显示的收款时间及借款日期均为2015年1月23日，时间上吻合，加上中方略公司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郑永梅提供的《收据》符合常理，可信，本院予以认可。另外，借款100万元是直接转入池江南个人银行账号，并非转入中方略公司银行账号或其财务的银行账号，因此本院认为池江南向夏禄书借款100万元为其个人行为，中方略公司不是该款项的借款人。另外，池江南及郑永梅均确认，涉案的款项有来源于朱再龙的100万元，中方略公司未提供该100万元借款人为中方略公司证据，也未提供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股东的出资等证据，未能有效证明涉案款项属于中方略公司可支配的运营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方略公司认为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的运营款，不是池江南的个人财产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郑永梅认为涉案资金并非中方略公司的资金的主张，合理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案外人倪丽芳是否为中方略公司的财务人员及倪丽芳的转账行为是否能认定为公司行为的问题。中方略公司认为倪丽芳为公司的财务人员，但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倪丽芳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发放凭证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中方略公司认为倪丽芳为其财务人员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根据倪丽芳的庭审证言“在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将个人银行账号出借给公司使用，一直用到公司开不下去，该银行账号除了公司用外，个人也使用，个人使用时大小金额都有，大的有300多万元。”可知，倪丽芳的个人银行账号为其个人及公司混用，倪丽芳向郑永梅转账只是根据池江南的要求，因此，倪丽芳的转账行为，不能认定为其履行职务的公司行为。三、关于涉案款项是否为中方略公司公司审批发放的问题。中方略公司提供了《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为证。郑永梅对上述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登记表是由池江南给郑永梅与廖某登记，并非审批表。至于登记表抬头没有中方略公司的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名，郑永梅认为是池江南之后私自加上的，郑永梅不知情，没有约定审批流程，郑永梅是在2月4日签名的，其他人是在2月5日签的，不知道签的是与公司有关的。首先，中方略公司的全称为“深圳前海中方略金融服务研究院有限公司”，该审批表中并未出现中方略公司名称，“中方略”不能直接认定为中方略公司公司。其次，中方略公司在提供证据时提供了借款人为谭晓容的审批控制表复印件两份（误将其中一份当作借款人为胡冬兰的审批控制表提交），一份盖章一份没有盖章，同时中方略公司确认该审批控制表的原件只有一份，因此不能排除为了起诉需要中方略公司直到起诉前才将中方略公司公章盖上的可能性（按常理，中方略公司没有理由在审批过程中复印一张所有人签完名字但没有盖章的审批控制表）。再次，本案涉案的借款时是分别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蓉四个人，而中方略公司只提供借款人为胡冬兰、谭晓蓉的审批控制表，不能提供关于另外两个借款人的审批控制表，如果为严谨必须的公司流程，中方略公司不可能不能提供。综上，郑永梅的辩解更符合常理，中方略公司主张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审批发放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关于涉案款项中方略公司是否为出借人，证人廖某的证言表示为非公司行为，和中方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证人池江南及倪丽芳的证言均表示为公司出借涉案款项。因池江南及倪丽芳均为中方略公司股东，而且池江南为中方略公司的负责人，考虑到两证人与中方略公司的关系，对于证人池江南及倪丽芳此部分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中方略公司认为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的运营款，不是池江南的个人财产，中方略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郑永梅辩解中方略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主张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中方略公司不能证明涉案的款项与中方略公司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中方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方略公司不服2041号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3129号判决（以下称23129号判决），驳回上诉及维持原判。23129号判决分析论证如下：一、中方略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中方略公司也无其他证据佐证郑永梅出借的资金来源于中方略公司，相关的资金未进入中方略公司的公司账户，相关的出借行为也未以中方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故，从出借的资金来源看，不能证明中方略公司是涉案款项的权利主体。（二）虽然中方略公司上诉认为郑永梅的出借款项行为属于代表中方略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是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除了部分《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贷审批控制表》上盖有中方略公司的公章外，其他证据均无中方略公司的公章。而且，一审时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同一份审批表格存在盖有公章以及未盖有公章两个不同版本，可以证实中方略公司所盖公章为后续添加。（三）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会议纪要，涉及中方略的书面表述为“中方略项目”，而并非系以“中方略公司”的名义作出的会议纪要，而且各自然人之间对于该“中方略项目”运营方式表述为“合伙经营”，并非法律意义上为获得中方略公司的公司股权而进行的股权投资。而且中方略公司也无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自身的名义与相关自然人签订了何种书面协议，构成何种法律关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贷审批控制表》签名的人员属于中方略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股东。（四）二审庭询时，中方略公司陈述其“股东”人数不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由不同的“股东”进行合伙投资；根据一审时池江南的证言，所谓的合伙投资即由不同的“股东”进行合伙放贷；倪丽芳在出庭作证时亦称“股东”有好多人，数不清了，大概有10个左右。另外，根据中方略公司所提供的录音，郑永梅主张其朋友私人转账给池江南属于个人行为，池江南主张郑永梅朋友投资的是中方略，在郑永梅主张中方略已经结束的时候，池江南陈述那也是华胜联邦的钱。二审时，中方略公司虽然主张华胜联邦也是中方略公司运营的民间借贷项目，但是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结合当事人、证人的陈述、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会议纪要所反映的内容，其中所提及的“中方略项目”以及上述审批表中所指向的“中方略”实质系由不同的自然人合伙筹集资金并且以其中某个自然人个人的名义对外放贷。本案中，除了池江南系中方略公司监事之外，无证据显示其他涉案人员与中方略公司存在联系。虽然案外人池江南主张出借该1200000元属于中方略公司行为，但是鉴于该出借行为的性质究竟属于中方略公司行为还是合伙行为，涉及到未收回款项的责任分担以及收回款项后的款项归属问题，故仅凭池江南、倪丽芳的自认尚不足以证实郑永梅的出借行为属于中方略公司的公司行为。综合以上几点理由以及全案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中方略公司系本案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中方略公司的主张，郑永梅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那么亦要考察郑永梅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所谓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首先，根据郑永梅所提交借款合同、银行流水以及廖某的证人证言，郑永梅虽然收回了1200000元的借款，但是其中800000元已经出借给了案外人刘付国峰，其他400000元转给了廖某、夏禄书两人，而廖某系中方略公司所主张的股东，夏禄书系中方略公司所主张的投资人。若按照中方略公司的主张，郑永梅占用并且处分该款项系基于其中方略公司员工以及股东身份，则中方略公司与郑永梅之间在实际上系存在劳动关系或股权投资等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中方略公司可以按照其所主张的双方实际存在的具体基础法律关系主张相应权利，故郑永梅的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得利，本院对中方略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1月17日，郑永梅向池江南转账200000元。郑永梅提交其与池江南于2015年1月17日的微信记录，记录显示郑永梅告知池江南转了4笔款项合计200000元至池江南账户，池江南回复收到了。郑永梅主张该款项是其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池江南则认为是支付给中方略公司的股本款项。2015年1月17日，廖某向池江南转账200000元，郑永梅主张该款项是廖某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池江南则认为是廖某支付给中方略公司的股本款项。倪丽芳分别于2015年1月31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5日向郑永梅转账5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185580元、213460元（合计1699040元，以下称“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2015年2月初，郑永梅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出借给杨德斌500000元、刘苏梅300000元、胡冬兰200000元、谭晓容200000元（郑永梅提交了借款给胡冬兰、谭晓容的《借款合同》，没有提交借款给杨德斌、刘苏梅相关合同或字据），此后郑永梅收回上述出借款项1200000元及利息。池江南及郑永梅均确认倪丽芳账户中的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来源于池江南的个人银行账号。池江南表示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是其个人款项，其委托郑永梅将款项出借他人收取利息方式进行理财。郑永梅表示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中只有1300000元是池江南转给他的委托理财款，其余款项是池江南返还此前其与廖某的款项（两人于2015年1月17日各转池江南200000元）。郑永梅分别与胡冬兰、谭晓容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时间均为2015年2月4日，均约定出借金额为200000元，借款期限均为自2015年2月4日起三个月，月利率同为2%。2015年2月2日，郑永梅与刘付国峰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郑永梅出借500000元给刘付国峰，借款期限为自2015年2月2日起至2015年4月2日止二个月，月利率为2%。池江南于2020年就郑永梅与刘付国峰《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刘付国峰返还借款，案号为（2020）粤0305民初5766号（以下称“5766号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郑永梅主张其出借给刘付国峰的500000元来源于池江南的五笔合计1699040元委托理财款，池江南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该笔款项不在五笔合计1699040元内的本案诉争120000元内。2015年6月5日，郑永梅与刘付国峰签订了《借款合同》（以下称“80万《借款合同》”），约定郑永梅出借800000元给刘付国峰，期限三个月，月利率2%，落款处有“备注：实际到款￥801500元”文字。郑永梅分别于2015年4月3日、5月8日、6月5日向刘付国峰转账50000元、88000元、398000元，廖某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5月12日向刘付国峰转账140000元、125500元，以上合计801500元。刘付国峰分别在2015年4月3日、4月16日、5月8日、5月12日、6月5日分别出具收到郑永梅借款金额分别为50000元、140000元、88000元、125500元、398000元的《收款确认书》。五份《收款确认书》的内容均为打印字体，落款处收款人有“刘付国峰”的签名及手写日期，相同的打印内容有“本人刘付国峰身份证号码，向郑永梅（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所借款一共人民币（小写）￥800000（大写：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现该笔借款（小写）”及“已转入本人指定的账户。”，仅是“该笔借款（小写）”处的金额不同。对于80万《借款合同》及合计801500元的五笔款项，郑永梅、池江南有不同的看法：郑永梅认为上述五笔款项来源于池江南的五笔合计1699040元委托理财款，其出借给刘付国峰800000元；池江南不确认郑永梅的看法，认为《收款确认书》的合计金额与80万《借款合同》的出借金额不符，廖某转给刘付国峰的款项并非郑永梅受其委托出借的款项，此前刘付国峰未归还2015年2月借款500000元，郑永梅再出借给刘付国峰，且其也未委托郑永梅出借，明显不符合常理，该笔款项不在五笔合计1699040元内的本案诉争120000元中的款项。郑永梅于2015年4月3日转账191920元给廖某，于2015年7月14日、2015年9月6日分别转账50000元、173888元给夏禄书，郑永梅主张上述款项支付是受池江南委托付款给廖某及夏禄书。池江南则认为郑永梅与廖某、夏禄书的款项往来是郑永梅与两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郑永梅于2015年3月至5月期间向倪丽芳分多笔合共支付了136500元，郑永梅主张这些款项是向池江南支付理财的利息，池江南则主张这些款项是第一次放款的利息收益，与本案无关。诉讼中，池江南提交了借款人分别为谭晓容、刘付国峰、胡冬兰的《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以下称《有偿借款表》）各1张。借款人为谭晓容的《有偿借款表》载明：借款本金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5月3日，月息2%；风控总监审核意见：同意，郑新圆，2015.2.4，郑永梅；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倪丽芳，2015.2.4；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杜广兴，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200000；借款收回跟进人：郑新圆。借款人为胡冬兰的《有偿借款表》载明：借款本金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5月3日，月息2%；风控总监审核意见、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借款收回跟进人与谭晓容的《有偿借款表》相同。借款人为刘付国峰的《有偿借款表》载明：借款本金5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2日至2015年4月2日，月息2%；风控总监审核意见：同意，郑新圆，2015.2.2，郑永梅；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倪丽芳，2015.2.2；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池江南，2015.2.2，杜广兴，2015.2.2；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2015.2.2；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500000；借款收回跟进人：廖翊淞。池江南提交上述证据予以证明郑永梅对外出借资金是需要经其及中方略公司同意。郑永梅则认为池江南未能提供杨德斌、刘苏梅的《有偿借款表》，由此证明涉案的委托放贷行为不需要经过审批。再查，204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问证人廖某：“杨德斌50万元、刘苏梅30万元、胡冬兰和谭晓容各20万元，上述四笔借款证人是否清偿？有没有参与其中？”证人廖某回答：“有参与到其中，不清楚有无还钱，但我的资金20万元已收回来，后来没有跟进。”本案审理过程中，池江南主张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是债务纠纷，由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三个焦点问题：一、池江南的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的案由；二、郑永梅接受委托理财事实的认定；三、对池江南诉讼请求的处理。一、池江南的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的案由2041号判决及23129号判决均认定案涉的1200000元不属于中方略公司所有，根据双方的举证及其陈述，本院认定池江南有权作为适格主体提起本案诉讼。23129号判决认定涉案的“中方略项目”以及《有偿借款表》中所指向的“中方略”实质系由不同的自然人合伙筹集资金并且以其中某个自然人个人的名义对外放贷。池江南通过倪丽芳在2015年1月31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分五笔合共转账1699040元给郑永梅，郑永梅确认收到委托出借资金1700000元，本院认定郑永梅收到的委托放贷资金1700000元（以下称诉争委托放贷资金）。郑永梅收到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放贷给他人，郑永梅与池江南并未就委托放贷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本院根据23129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二者构成委托理财关系，本案的案由应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郑永梅将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刘付国峰以赚取利息，即便池江南的资金来源于夏禄书等其他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郑永梅与夏禄书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郑永梅抗辩主张涉案的资金是夏禄书等其他人共同委托其理财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对郑永梅主张池江南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池江南与郑永梅并未就委托放贷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由此无法认定受托人郑永梅应在何时返还委托理财资金给池江南，郑永梅主张本案池江南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郑永梅接受委托理财事实的认定（一）郑永梅、廖某于2015年1月17日分别支付给池江南200000元款项的认定。郑永梅对于两笔款项认为自己支付的200000元是其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廖某支付的200000元是廖某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两人的各200000元包含在诉争委托放贷资金内。证人廖某2041号案件中陈述其支付给池江南的该200000元参与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并收回资金。池江南则认为其收到郑永梅、廖某的上述款项代两人支付给中方略公司的股本款项。由于池江南是中方略公司监事，既然其陈述郑永梅、廖某两人的上述款项与中方略公司有关，其有能力就其意见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然而池江南对此并未举证。本院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合理采信郑永梅及廖某的陈述，认定郑永梅、廖某支付给池江南各200000元款项包含在诉争委托放贷资金内。（二）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委托理财款流程的认定池江南、郑永梅对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中出借1200000元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的事实没有争议，郑永梅提交了借款给胡冬兰、谭晓容的《借款合同》，但没有提交借款给杨德斌、刘苏梅相关合同或字据，而池江南提交了审批出借给胡冬兰、谭晓容的《有偿借款表》，未提交审批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的《有偿借款表》。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涉案资金的放贷必然要考虑投资风险，即便池江南、郑永梅没有举证审批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的《有偿借款表》，亦不能据此证明受托人郑永梅可以未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的同意任意将出借给他人。由此本院认为郑永梅接受池江南的委托出借理财款给他人存在两个流程，一是以《有偿借款表》的形式走审批流程，二是不需要走书面审批流程而是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口头批准，而口头批准放贷通常是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由此可以推定郑永梅对外以自己名义签订《借款合同》的出借诉争委托放贷资金是要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批准。（三）80万《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是否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的委托理财款。首先，郑永梅与刘付国峰签订的80万《借款合同》约定出借款项是800000元，而刘付国峰实际收到801500元，即便《借款合同》有“备注：实际到款￥801500元”文字，该合同记载的借款金额与五份《收款确认书》记载的收款金额相符，也与郑永梅、廖某两人合计汇款金额相符，结合郑永梅出借款项给他人的目的是赚钱利息，《借款合同》约定出借的金额比实际出借的金额少，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郑永梅、廖某两人合计汇款801500元在签订80万《借款合同》之前，且《借款合同》亦写明“备注：实际到款￥801500元”文字，80万《借款合同》完全可以约定出借金额为“801500元”。五份《收款确认书》的前面均有“本人刘付国峰。向郑永梅。所借款一共人民币（小写）￥800000（大写：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的文字，五张收据明显不是收款当日书写，应是后期补写。由此可以合理怀疑郑永梅与刘付国峰恶意串通签订《借款合同》及倒签五份《收款确认书》，以此达到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用以证明郑永梅出借了800000元给刘付国峰。再次，204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郑永梅邀请廖某以证人身份出庭，廖某亦未陈述其于2015年4月16日、5月12日转账给刘付国峰140000元、125500元是80万《借款合同》项下的出借款项，由此郑永梅未能证明其实际出借了800000元或801500元给刘付国峰。最后，郑永梅与刘付国峰签订的80万《借款合同》未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批准，事后亦未经池江南追认，即便本院认定郑永梅向刘付国峰转账的50000元、88000元、398000元（合共536000元）是来源于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亦不能证明池江南同意郑永梅出借536000元给刘付国峰给刘付国峰，同时不能排除536000元转款是郑永梅个人或接受其他人的理财款出借给刘付国峰。因此，基于郑永梅举证不足，不能证明80万《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是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的委托理财款，亦未能证明郑永梅向刘付国峰转账三笔合共536000元款项是池江南委托他出借给刘付国峰的理财款，本院不认定郑永梅、廖某两人上述合计汇款801500元是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的委托理财款。三、对池江南诉讼请求的处理池江南与郑永梅共同确认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中的500000元已由郑永梅出借给刘付国峰，而池江南在5766号案件中起诉刘付国峰主张还款，故诉争委托放贷资金还剩余1200000元，这1200000元正是郑永梅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后又收回的委托放贷资金。如前所述，郑永梅、廖某支付给池江南各200000元款项包含在诉争委托放贷资金内，本院认定池江南本人委托郑永梅的委托放贷资金还剩8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池江南向郑永梅主张返还委托理财款实为主张解除双方的委托关系，池江南主张解除委托关系返还委托事务剩余财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委托事务剩余的财产，本院前述认定剩余委托放贷资金为800000元，本院对池江南返还款项本金诉求超出800000元部分不予支持，郑永梅应向迟江南返还款项800000元。本案中，池江南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本案诉讼之外有以自己名义向郑永梅主张返还委托理财款，应返还委托理财款的利息应从池江南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池江南主张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该计算标准没有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永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池江南返还款项800000元，并以8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给原告池江南；二、驳回原告池江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874元，由原告池江南负担8031元，被告郑永梅负担984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戴肖锋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