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302民初7807号 原告：董亚宾，女，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超，北京上泽广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十号星科大厦A座4008室，（注册地：秦皇岛市海港区太阳城小区25栋2单元12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0398944000F。 法定代表人：孙鲁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娜，女。 被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31楼。 法定代表人：霍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聪、龙文鹏。 原告董亚宾与被告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 原告董亚宾诉称：1.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本金人民币3207270元，并按照投资本金和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原告自2017年8月2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北京恒宇天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称“恒宇天泽”)(为被告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富立天瑞”)的关联公司)山西分公司理财师阎婷向原告推介了一款“富立天瑞华商玉泉山三号私募投资基金”(下称“玉泉山三号”)固定收益产品，期限12个月，投资金额100万元至300万元的收益8.4%,投资金额300万元至1000万元的8.7%,投资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9%。恒宇天泽的总经理杨**在投资者大会上也宣称：“他们做了4000亿，都是完全能做到保本息安全的，这是基础业务，他们敢叫山系列，就是要稳如磐石。”原告正是基于对上述宣传内容的信任，才决定投资购买“玉泉山三号”基金产品。富立天瑞通过保本保息的违规宣传诱使原告投资，明显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第三条、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2017年8月16日，原告按照理财师阎婷的要求，将投资款人民币330万元转到“玉泉山三号”基金专户，并与被告签订了《富立天瑞华商玉泉山三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下称“基金合同)。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通过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含基金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L份额等。但根据富立天瑞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管理报告》显示，“玉泉山三号”12.38%的资金投向了关联公司恒宇天泽发行的系列产品“泰山五号”、“长江二十七号”,而这两种基金产品的备案类型分别为证券类投资基金、其他私募投资基金，0.56%的资金投向了关联公司北京天和盈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天和盈泰”)发行的系列产品“黄山三十七号，而该基金产品的备案类型为其他私募投资基金，明显违反了《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另外有6.34%投向了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根据工商查询，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从未体现“玉泉山三号”投资基金的任何股权投资。 富立天瑞将“玉泉山三号”资金的93.66%全部投向了关联公司发行的其他基金产品，这些基金产品又投向了其他关联基金产品，根据《2020年第二季度管理报告》显示，“玉泉山三号”基金份额的35.28%投向2022年8月才到期的“富立天瑞华商恒山十六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9.06%投向2020年11月才到期的“西创长江二十四号私募投资基金”,1.96%投向2021年12月才到期的“恒宇天泽长江二十七号私募投资基金”,而“玉泉山三号”2018年8月即到期，至今无法清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富立天瑞在投资管理中存在期限错配、短募长投的违规操作，严重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第十四条规定。 被告富立天瑞通过其及关联公司管理的不同私募基金之间的相互投资，当个基金产品出现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就用其他基金产品的资金购买该到期基金产品的基金份额，将一个基金产品已经出现的风险或亏损，转嫁到其他基金产品的投资人身上，明显存在故意损害其他投资人合法利益的行为。富立天瑞也正是通过大量基金产品之间互投、层层嵌套，变相设置“资金池”,属于严重违反证监会关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的违规行为。 富立天瑞除上述违规和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外，还存在故意侵占应当属于投资人财产收益的严重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29日(也就是“天山三号”成立后不久),富立天瑞和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弘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富立天瑞以5亿元受让中弘公司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同时，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股权回购合同》,约定中弘控股自收到富立天瑞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60日内回购该股权，回购价款包含回购本金及回购溢价款。2017年9月，中弘控股与北京盈泰财富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盈泰财富云”)签订《咨询服务协议》,鉴于中弘控股与富立天瑞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回购合同》,盈泰财富云为中弘公司提供了5亿元股权转让的融资服务，中弘控股应向盈泰财富云支付咨询费200万元，若中弘控股在60日内未履行回购义务，或尚存在未支付的回购款，则中弘控股仍需以尚未支付的回购价款未基数，按照年化24%的费率向盈泰财富云支付咨询服务费。协议签订后，中弘控股分别于2017年9月29日、10月27日、11月9日、11月17日、12月1日共向盈泰财富云支付所谓咨询费2268万元。上述所谓咨询费实际为中弘控股向富立天瑞融资5亿元的资金利息，对此中弘控股在诉讼中有明确表述。富立天瑞的股东为北京恒宇晟泽电子商务公司(下称“恒宇晟泽”),恒宇晟泽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为梁越，盈泰财富云的股东在2019年月19日之前为梁越个人独资，之后股东也变更为恒宇晟泽，因此，富立天瑞盈泰财富云、恒宇晟泽属于关联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梁越。梁越通过其实际控制的盈泰财富云与富立天瑞的融资方中弘控股另行签订所谓《咨询服务协议》的形式，违法将融资方本应支付给富立天瑞即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收益据为己有，恶意侵占投资人财产，严重损害了投资人的正当合法利益。 对此，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在2020年1月16日给其他投资人的回函中，对被告富立天瑞及关联公司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一一进行了调查和确认，并对关联公司天和盈泰的法定代表人梁越、总经理采取了行政监管措施。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富立天瑞的上述违法、违规、违约行为，才导致“玉泉山三号”到期无法兑付，基金整体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而被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未尽法律、合同约定的基金资金监管义务，根据《基金合同》第八条第(一)款第2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第(7)条约定：“因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违反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约定导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有权得到赔偿。”现因《基金合同》第二十八条的仲裁条款约定：“因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但经查询，北京仅有一家“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并没有“中国国际仲裁院”。因此，仲裁条款因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而无效，故原告特向被告富立天瑞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即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正当合法权益。 被告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本院无权审理此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事实与理由：根据案涉《富立天瑞华商玉泉山三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八节法律适用和争议处理的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申请人认为，《基金合同》第二十八节约定的仲裁机构“中国国际仲裁院”实际上是指“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约定的名称虽不够准确，存在瑕疵，但根据该名称以及仲裁地的约定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应为“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又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位于北京，2000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的名称。根据公开信息，北京地区常设的合同、商事仲裁机构仅有三家，即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基金合同》第二十八条约定仲裁机构名称为“中国国际仲裁院”仲裁地点为“北京”。而北京地区冠以“中国国际”以及“仲裁院”的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因此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完全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应为“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本案《基金合同》虽然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完全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因此应当认定《基金合同》仲裁条款选定了仲裁机构。综上，申请人认为，本案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由仲裁机构管辖，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申请人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等相关规定，就贵院受理本案提出异议，请求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与此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虽然本案第一被告(及本申请中的第二被申请人)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是秦皇岛市海港区，但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十号星科大厦A座4008室。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信息已在案涉基金2019年度报告中向包括被申请人董亚宾在内所有案涉基金投资人进行了充分披露。董亚宾对此知情。与此同时，在其他因本涉案基金(同一基金产品)发生的纠纷中，贵院已将案件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附，2020冀0302民初119号裁定书作为参考)。综上，申请人请求贵院将本案移送至被申请人(第一被告：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富立天瑞华商玉泉山三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八节法律适用和争议处理中明确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但中国国际仲裁院并不存在，故该约定无效。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出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的请求，予以驳回。 被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主张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虽然是秦皇岛市海港区，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十号星科大厦A座4008室，故本案应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故被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本案应当移送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长利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