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305行初42号原告崔江锋，男，1973年5月3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高青县。委托代理人胡瑞峰，淄博高青诚心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人张燕，淄博高青诚心法律服务所。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321MB2604668M。住所地：桓台县张北路5957号。法定代表人李明，大队长。负责人任程程，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负责人。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21004221361Q。住所地：桓台县建设街1994号。法定代表人汤斌，局长。负责人陈增祥，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玉伟，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江锋不服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作出的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7日向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江锋及委托代理人胡瑞峰、张燕，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负责人任程程，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负责人陈增祥，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玉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8月2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原告崔江锋作出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违反了《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山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于2019年10月11日向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作出的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审理，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的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撤销并责令重作，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不是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主体，非适格被告。2020年3月16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依法向原告送达了《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20年4月17日重新作出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了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崔江锋诉称，2019年6月28日11时35分，原告驾驶自己所属的鲁Ｃ×××××号商混车从映瑞搅拌站装送混凝土4方，送至桓台县岳水厂，每方收取运费23元，不料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在下班后强行在路上设卡查车，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扣留运输车，未出示任何扣车凭证。原告将车辆的驾驶证、行驶证、上岗证交至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并托人向桓台县交通运输局要求返还车辆，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在2019年7月1日将车辆返还。两被告在2019年8月2日不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不组织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直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罚款3万元，原告当天所得经济收入仅为96元，处罚严重显失公平。原告于2019年10月11日向高新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了(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责令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了鲁淄交(04)撤销［2020］0503G106280002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此莫名其妙，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使了司法审查权，被告又擅自作出撤销决定书是滥用职权，程序违法。同时于2020年4月17日又作出了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对原告罚款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依此规定被告又一次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加盖印章，但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应当由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加盖印章，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不具备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仅为交通运输局的一个科室，无行政处罚资格。非法扣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另行立案提起行政诉讼。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两名被告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2、依法撤销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崔江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书，证明原告在资格证有效期限（2015年3月3日-2021年3月2日）内从事货物运输，发证机关为淄博市交通运输管理处；2、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一份，证明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被撤销，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应当重新立案、重新调查、重新报批。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辩称，一、本次行政处罚是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2019年6月28日，原告驾驶鲁Ｃ×××××号货车装载混凝土，且未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也无车辆营运证。原告自称货物是从新城镇崔家村运送至东岳水厂，按照每方23元价格收取运费。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以上情况进行了查处，并于2019年8月2日向原告下达了《行政处决定书》（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对原告处3万元罚款，当日通过邮寄形式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于2019年10月11日向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了（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重新作出。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根据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于2020年3月16日向原告送达了《撤销决定书》，告知其原行政处罚已经撤销，并按照法院要求于2020年4月17日重新作出了本案原告起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此过程中，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根据原告申请组织了听证，送达了《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了原告陈述申辩权，以上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本案的行政处罚是履行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的行为。在原判决书，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未表达任何异议，在本院查明部分，也认定了原告存在未取得车辆营运证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需要撤销的理由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原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在庭审开庭过程中已经予以解释，因为新法律条文进行了修改，原条文的序号发生变化，因执法网络系统未及时修正，出现了文书笔误，其适用法律上不存在争议。但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未采信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答辩意见，判决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尊重法院生效判决，故根据判决要求重新作出本案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案件基本情况。以上案件事实，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已经予以认定。2019年6月28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寿济路××郑家村路口处检查时，发现原告驾驶鲁Ｃ×××××号货车装载混凝土。原告自称货物是从新城镇崔家村运送至东岳水厂，按照每方23元价格收取运费，原告无法提供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以上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当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通知货物的货主张凯协助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张凯证实，是其委托原告运输混凝土，运费为每方23元，现金结算。2019年6月28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车辆采取暂扣措施，并办理行政强制措施（补办）审批表。当日，下达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直接送达原告。2019年7月1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原告记录了询问笔录，原告证实，其运输混凝土收取每方23元的运费，事发当日拉载4方混凝土向东岳水厂运输。其驾驶的车辆鲁Ｃ×××××号货车为其个人所有。调查结束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解除车辆暂扣。2019年7月16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针对本案进行了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出具案件处理意见书，提出处理意见，经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当日，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了原告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2019年7月17日，通过邮寄形式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在通知的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于2019年8月2日向原告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3万元罚款，当日通过邮寄形式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向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经判决，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重新作出本案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过程前文已述。三、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行为主体适格。关于处罚主体问题，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已经予以认定。《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监察机构按照规定职责。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立案审批表；3、现场笔录；4、询问笔录（货主）；5、询问笔录（崔江峰）；6、《责令改正通知书》；7、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8、案件处理意见书；9、《违法行为通知书》；10、陈述申辩情况说明；11、文书送达回证（《违法行为通知书》）；12、文书送达回证（《行政处罚通知书》）；13、行政强制措施（补办）审批表；14、《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5、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6、行驶证复印件；17、驾驶证复议件；18、运输单复印件；19、车辆租赁合同复印件；20、道路货物运输许可查询情况；21、《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2、文书送达回证（撤销决定书）及邮件回执；23、《违法行为通知书》；24、文书送达回证（违法通知书）及邮件回执；25、听证通知书及送达邮件回执；26、听证公告及公告照片；27、听证笔录；28、听证报告；29、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0、责令改正通知书；31、文书送达回证（处罚决定及责令改正）及回执；1-31号证据证明该案查处过程中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取证、集体讨论、审查决定,依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告知了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进行了听证，程序完全合法；3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第六十四条，证明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有权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33、《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证明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办理许可申请手续；34、《道路货物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证明未按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我单位对其处以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35、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本案行政处罚属于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原判决对案件事实、执法程序均已经认定，撤销理由为法律适用错误，证明被告桓台县交通监察大队具备合法的处罚主体资格。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辩称，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单位为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属于独立事业单位法人，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行使道路运输管理职责。被告在本案中与原告无任何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原告针对被告的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起诉。即便原告认为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在本案中无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直接起诉处罚主体无职权要求撤销即可，也无需起诉被告。并且本次行政处罚是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为履行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而作出的行政行为。该判决未要求我单位承担任何责任，也未责令我单位作出行政行为。判决明确了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有权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一份，证明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责令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并非要求我单位重新作出。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崔江锋対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鉴察大队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一号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质证：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2019年8月2日作出的，编号为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使用《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条款没有罚款的内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2019年11月23日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该证据落款为交通行政执法机关，没有印章只加盖了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印章。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属于县属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执法机关。二号证据立案审批表质证：该证据是2019年《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立案审批表，并不是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立案审批表。被告使用2019年的审批表属于程序违法。在负责人审批意见一栏中明确规定本案由张永雷、刘昌旺具体承办。但以后办理此案的行政机关执法人员扩展到罗茂水、刘辉、王燕、任程成、李莹，又扩展成五人承办属于程序违法，执法主体混乱。三号证据现场笔录质证：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笔录记载的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11:35分，属于下班非工作时间。四号证据询问笔录质证：该笔录叙述的事实不真实，对被询问人张凯是否为其本人签名有异议。五号证据询问笔录质证：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笔录的询问人员有异议，当时的执法人员为刘昌旺、张永雷，但2019年7月1日的询问笔录执法人员变更为张永雷、罗茂水。罗茂水是否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原告不清楚。该询问笔录在上一次行政处罚案中已使用，不能在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中使用，应当展开重新调查。六号证据《责令改正通知书》质证：该份通知书原告并没有收到，上面没有原告的签名及责令原告改正的时间，上面记载的改正内容：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当时的执法人员为刘昌旺、张永雷在该通知书上签名，明显是在原告提起2019年的行政诉讼后补正的。而且该决定是在上一次行政处罚案中已使用，不能在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中使用。而且被告在2020年4月17日，也给原告下达了淄交（04）责改［2020］0503G10628000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只是与该证据的编号不同，适用的法规不同。《责令改正通知书》上刘昌旺、张永雷的执法证号与给原告第二次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记载的执法证号均不同，纯属欺骗原告，冒用不同的执法证号，程序明显违反《山东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第五条：行政执法证件载明下列事项：（三）证件编号的规定；违反该办法第十二条：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视情节轻重，暂扣或者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执行公务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三)越权执法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六)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七号证据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质证：该份证据显示陈增祥为分管副局长，地点在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如果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就无需向分管的副局长进行汇报讨论。说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是在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之下履行职责，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具备主体资格，因其副局长参与了重大案件的讨论。结合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答辩，与原告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并且由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法制科科长王燕参加，违章处理室主任刘辉参加，足以说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只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一个科室，讨论过程中使用《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已被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撤销。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2019年的集体讨论记录，因循守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八号证据案件处理意见书质证：该份意见书记载着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其法制机构属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下属科室，不属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科室。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不具备处罚主体资格。如果具备处罚主体资格，该法制机构就无需审核。而且2019年7月19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法制机构负责人为王燕。与原告听证时的法制机构的负责人朱立国不一致。2020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由现行的法制机构负责人签署意见。被告继续使用原先的处理意见明显在套路。九号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质证：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并没有将该份通知书告知原告，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并没有提出必须三日内提出陈述申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应当告知原告要求听证的时间、地点。被告方在该份通知书中并没有记载听证的时间、地点。而且该份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联系人也变为刘辉。刘辉到底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还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原告不清楚。该《违法行为通知书》已被生效的文书予以撤销，不具备任何效力。被告在2020年3月23日给原告也下达了不同编号的《违法行为通知书》。被告沿用2019年处罚决定的《违法行为通知书》，因循守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十号证据陈述申辩听证情况说明质证：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没有告知原告听证，不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被告方以作情况说明来搪塞敷衍，其情况说明无效。上面注明的刘辉和李莹是哪个部门的执法人员，原告不知情，明显是被告伪造的，做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该情况说明与2020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任何关联性，2020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方依照法律规定申请听证。十一号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的文书送达回证质证：收件人处原告没有签名，送达地点为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违章处理室，不是原告的居住地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东大庄村16号。送达日期为2019年7月17日16:15分，该日期与陈述申辩听证情况说明中2019年7月18日下达《违法行为通知书》互相矛盾。在《违法行为通知书》没有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已提前一天送达，明显是互相矛盾，送达人是刘辉和李莹。由于程序违法，在2019年的行政处罚案中，判决书虽没有涉及，但我们要求临淄区法院重新审查送达程序是否违法。十二号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文书送达回证质证：上面记载的送达地点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违章处理室明显错误，应该送达的地点是原告的居住地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东大庄村16号，该收件人虽没有签名，但原告确实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被告重新举证毫无意义。十三号证据行政强制措施补办审批表质证：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强行扣车没有给原告出示扣车凭证，事后补办审批表，行政执法程序明显违法。依据审批表上记载的《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暂扣车辆应出具暂扣手续，但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没有出具暂扣手续。该审批表是2019年的审批表，不是2020年的审批表。十四号证据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质证：对上面崔江锋的签名有异议，不是崔江锋本人的签名，而且该份决定书没有送达给原告。该决定书已被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被告重新举证毫无意义。十五号证据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质证：收件人处为空白，没有签名盖章，不排除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在原告提起2019年的行政诉讼后补办的。在该份决定书落款下方没有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关的印章。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证据质证：均无异议。十九号证据混凝土搅拌车租赁合同质证：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且合同涉及案外人张吉富，该合同原告没有履行完，不能证实原告长期从事经营货物运输合同。二十号证据车辆道路查询情况二份质证：原告有交通部门颁发的交通运输上岗证。二十一号证据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质证：该决定属于滥用职权，超越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处罚决定书在2019年11月23日淄博高新区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被告又擅自作出撤销决定书。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因2019年的处罚决定是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后，被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撤销的，并不是被告主动改正撤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十二号证据文书送达回证质证：该文书送达回证是交通行政执法机关，但印章确是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被告的行政执法主体混乱。其《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与送达回证对原告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二十三号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质证：2020年3月23日给原告下达的违法行为通知书，落款单位与印章严重不符。而且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让原告在三日内提出陈述申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是三日的期限，属于被告私自减损原告的权利。二十四号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的文书送达回证质证：原告已经收到了《违法行为通知书》，文书送达回证上加盖的印章与落款文字不相符。二十五号证据《听证通知书》及送达邮件回执质证：对2020年3月30日的《听证通知书》上落款单位和印章均为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并不是原先的落款单位为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听证通知书上记载的听证主持人朱立国，记录员为王燕。当时我们在听证时已提出要求按照《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应当具备相应的听证人员主体资格。王燕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我们不清楚。二十六号证据听证公告及公告照片质证：听证公告有异议，依据《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听证由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组织，具体组织工作由其法制机构或者承担法制工作任务的机构负责。听证公告应当由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法制机构通知，不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发布。朱立国必须具备在行政机关法制机构工作2年以上或者从事行政执法工作5年以上的经历。听证主持人朱立国必须具备由省政府法制局颁发的主持人资格证书。听证时没有出示其主持人资格证书。要求法庭责令听证主持人及记录人员出示资格证书。二十七号证据听证笔录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主持人及书记员王燕是否具备主持人听证人员主体资格，原告不知道，听证笔录上没有载明。三名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号刘辉、张永雷、刘昌旺与被告提供的六号证据责令改正通知书上的执法证号不一致，是否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原告有疑问。被告的执法人员执法证号不一致严重违反《山东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程序违法。王燕在听证笔录中载明的是交通运输局综合科科长，与被告的2020年3月23日的调查报告上法制机构审核意见王燕的签名所在的部门不相符。二十八号证据听证报告质证：对听证结论及处理意见均有异议，负责人审核意见中负责人签名是任程成，与被告提供的7号证据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记载的任程成系大队负责人，听证主持人系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法制机构的负责人与任程成所在大队系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同属的不同科室。既然是审核，原告认为应当由被告2的负责人审核，并不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负责人任程成审核，属于越权，等同于听证流于形式毫无价值。二十九号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质证：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在2019年11月23日被淄博高新区法院作出的（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被告又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作出相同的罚款3万元的处罚结论。《行政处罚决定书》落款单位与印章不相符。落款单位为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印章为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属于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显示公平，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该条款规定从轻到重一共有四项裁量处罚的依据。第（一）项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第（二）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第（三）项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告当天运输混凝土4方，每方收取运费23元，共计所得运费为92元。被告方已责令停止经营及停止违法行为一项处罚，依据该条款第二分项最高罚款为920元。被告擅自适用第（三）项罚款的下线3万元，处罚严重显失公平。三十号证据《责令改正通知书》质证：对该份通知书，没有原告的签名，落款单位与印章不相符，也是一种处罚行为。三十一号证据文书送达回证质证：送达中的落款单位与印章不相符。法律依据质证：《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六条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没有使用该条例，而且条例明确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第六十四条规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与交通运输监察机构，可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但以谁的主体资格作出处罚决定没有规定。处罚决定书也是使用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依据该条款规定从轻到重一共有四项裁量处罚的依据。原告当天运输混凝土4方，每方收取运费23元，共计所得运费为92元。被告方已责令停止经营及停止违法行为一项处罚，依据该条款第二分项最高罚款为920元。被告擅自适用第三项罚款的下线3万元，严重失去公平。（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如果被告履行法院生效文书，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就不至于在2020年3月16日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行政判决书》对作出的原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没有确认，原告始终不认可，也是原告第二次提起行政诉讼，不在选择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新选择临淄区法院，要求对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进行确认。原告崔江锋対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陈述和观点有异议，2019年6月28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扣留原告车辆后，原告为了尽快的处理此事，于2019年7月1日委托他人将罚款2000元送至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收取原告的罚款以后又退还，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分管副局长也参与了本案的讨论，与原告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被告桓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原告崔江锋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是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该资格证的性质是允许原告本人作为道路货物运输的驾驶员，而本案行政处罚案由是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而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与原告本人是不是有资格驾驶货运车辆没有关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2号证据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实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的行为是为了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提供的1-31号证据以及（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来源真实合法，本院确认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崔江锋提供的1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崔江锋提供的2号证据、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提供的证据均为（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该生效《行政判决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8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原告驾驶的鲁Ｃ×××××货车进行道路运输检查时发现：该车行驶证落户于原告名下，车上装有混凝土，从桓台县新城崔家村映瑞搅拌站装货，送至桓台县岳水厂，经调查发现原告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该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和《山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于2019年8月2日作出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于2019年10月11日向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崔江锋无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发生于2019年6月28日，被告桓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此进行行政处罚应适用2019年6月20日实施的新修订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但是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的鲁淄交(04)罚［2019］05010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的是《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的鲁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以撤销，据此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2019）鲁039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的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驳回原告崔江锋的其他诉讼请求。2020年4月17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形成本案。另查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本院认为，原告崔江锋无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证据充分，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作出的鲁淄交(04)罚［2019］0503G10628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仅是因引用法律条文错误而被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判决生效后，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按照法定处罚程序，适用正确的法律条文，重新作出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按照《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正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作；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监察机构按照规定职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只是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其所属的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职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按照《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交通运输监察机构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监察中，对无车辆营运证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可以予以暂扣，告知当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交通运输监机构可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中，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权对原告崔江锋未取得道路货输经营许可证，从事货物道路运输行为进行处罚。被告桓合县交通运输局并未作出鲁淄交(04)罚［2020］0503G10628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原告崔江锋以被告桓台县交通运输局为被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江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崔江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 彬人民陪审员 王 娜人民陪审员 周奉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金月代理书记员 崔 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