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9848号原告：黄菲，女，197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长林，系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国丽，女，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系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莲，系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菲诉被告郑国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长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李梦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菲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对应的利息损失（以2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自2019年9月26日起计至被告清偿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0月14日为25333.33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广东饶教授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饶教授公司）系经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记设立的公司，其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西路212号8401房。原告系饶教授公司的股东，依法持有饶教授公司20%的股权（以下简称涉案股权)。2019年8月20日，原告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股东，其拟以20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接到原告发出的通知后，被告向原告表示，其将以同等条件受让涉案股权。其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商谈。2019年9月20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以200万元价格将涉案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在涉案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当日向原告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因涉案股转协议产生的相关争议，应提交至饶教授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同日，饶教授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前述股权转让行为。2019年9月26日，原告经查询后发现，被告已于该日完成涉案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涉案股权已登记至被告名下。发现前述情况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却拒不支付。综上所述，并根据我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被告依约应当按时足额付款，其却拒不支付，已构成违约，其应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此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郑国丽辩称：一、原告在目标公司的出资为无形资产、认缴出资。根据目标公司在工商局登记的《章程》中关于出资的“认缴”约定，以及原告于2016年2月1日签署的《自愿退股协议书》中“黄菲以无形资产占股20%”的表述，足以证实原告在目标公司的200万元出资为“与儿子饶某涵肖像权相关的无形资产”、且为“认缴”。二、原告应早在2016年2月即转让股权退出股东身份。基于原告黄菲以其子饶某涵肖像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前提，加上目标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原告黄菲一直拿不到“出资的分红”（儿子肖像权的许可使用费），于是2015年2月25日与被告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2016年2月1日原告黄菲出具了《自愿退股协议书》，拟变“儿子饶某涵肖像权出资”为“肖像权许可使用”而固定收取利益。根据《自愿退股协议书》约定，截止2016年9月15日，在徐某国、目标公司签字盖章以后（因徐某国一直不愿意、不同意原告黄菲用退股方式获得固定收益，经被告反复做工作以后在2016年中秋节当天同意并签字了），原告自此实际已经退出目标公司的股东身份。尽管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在工商的登记变更手续，目标公司也未曾对外宣布且在一定范围内保密，甚至原告黄菲基于经营的需要还在继续各种场合以股东身份自居，但是原告黄菲已经不再享受目标公司股东身份与资格、权利，目标公司的经营与原告黄菲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自2016年10月份后，目标公司不仅与原告签署了关于其子饶某涵《形象代言人协议书》，尽管在协议中约定不支付肖像权费用，但是客观上自原告黄菲正式退出公司股东身份时（即2016年10月），目标公司按月向原告支付了5000元费用（实为其子饶某涵的肖像权使用费），而且自2017年起，目标公司使用与其子饶某涵的有关的任何资料等，均按照合作关系的报价支付了相关费用。三、被告与原告2019年9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价是200万，其实就是原告认缴的股东原始出资款。2018年原告与目标公司合作，由原告以目标公司的名义，在武汉设立运营中心开展经营活动。2019年8、9月期间，原告与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国因为武汉中心的经营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正面冲突，原告与目标公司终止合作，在终止合作的同时，原告意识到自己尽管已经退出了目标公司的股东身份，但是毕竟还没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担心徐某国报复逼她承担认缴出资200万，于是找到答辩人受让并办理股权变更。2020年9月20日，原告黄菲派其老公饶某前往目标公司，经协商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各方股东签署了《股东会决议》，饶某代原告黄菲在决议上签字。嗣后被告与原告按照决议签署了用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原告黄菲在目标公司的20%股权以200万元（认缴出资额）转让给被告。2019年9月26日，目标公司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以后，原告与被告协商，原告黄菲因自身经营需要资金周转困难，希望答辩人能将认缴出资款先行给她周转使用，待认缴出资到期时，再出资认缴。后被告将原告黄菲的此要求转告了赵某华、徐某国，遭到强烈反对，赵某华、徐某国为了防止被告迁就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了股东会，要求提前实缴出资，并引发了目标公司起诉原告出资的诉讼等一系列事宜。2020年春节，目标公司遭遇了疫情的肆虐，目标公司确实经营遇到了瓶颈，此时经过目标公司股东一直协商，同意提前交纳认缴出资，2020年3月6日，股东按照认缴出资额实缴了出资，被告已代原告黄菲认缴了200万元的原始出资义务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在此期间，被告均以微信的方式通知原告。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早在2016年2月就已经无偿转让了自己以“饶某涵肖像权无形资产”持有的目标公司20%股权给被告，并自此以后变“儿子饶某涵肖像权出资”为“肖像权许可使用”向目标公司收取许可使用费，2019年9月20日被告为帮助原告化解认缴出资的风险，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以被告替原告履行认缴出资义务方式予以实际履行，不存在对原告拒付股权对价及违约的事实。原告恩将仇报、反目为仇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0日，原告（甲方，下同）与被告（乙方，下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饶教授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一家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其中甲方拥有目标公司20%股权（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实际出资额为0元）。甲方因自身原因拟转让其所拥有的目标公司20%股权并退出目标公司经营，乙方作为目标公司的大股东，依法行使有限购买权，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目标股权。甲方同意将持有公司20%的股权共200万元出资额，以200万元转让给乙方。鉴于甲方对外负有债务，且债权人随时在关注该部分股权的变异。为确保目标股权不存在被第三人查封保全的情况，甲、乙双方同意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当日内支付。甲乙双方均同意在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当日，且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甲方及其子饶某涵出具授权书授权目标公司可以免费使用其形象进行个目标公司的宣传推广，期限至2021年9月30日。同日，饶教授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黄菲将其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的全部200万元转让给股东郑国丽，转让金额为200万元，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有限购买权。转让后股东新的投资比例分别为：股东郑国丽接受转让后出资8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5%，股东赵某华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2019年9月26日，经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饶教授公司的股东由赵某华、郑国丽、黄菲变更登记为赵某华、郑国丽。原告提交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30日，原告称：“郑总，21号我们就已经谈好了股权转让，你也知道我们是要靠这个解决自己的问题，时间节点你也很清楚，也给了你时间去安排资金，但是今天现在这样的局面我很意外，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的话，那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并向被告发送一份承诺书，称：“你看看，至于差旅费就算了，我希望不要再因为这事来广州了。你打印出来吧，签字按手印，先拍照给我吧，明天快递给我。”被告称：“好的。”原告称：“郑总，把东西打印拍照给我吧，总得要拿点东西回去交差啊。”被告称：“如果我违约，我愿意付月息两分得利息！”被告提交：1、2015年至2020年2月广东饶教授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饶教授公司）的系列审计报告七份，表示：截止原被告股权转让时即2019年9月，饶教授公司经营已经出现严重亏损，亏损额已经达到450多万元，所以饶教授公司发现原告在未实缴出资情况下转让股权，就通过信息、通知提示了原被告应该实缴出资。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饶教授公司持续亏损，至2020年2月29日，亏损已经高达550多万，饶教授公司不得不再次要求原被告及其他股东提前加速实缴出资到期，缴纳出资弥补公司亏损。2、2019年10月8日饶教授公司股东会决议，表示：2019年10月8日饶教授公司发现原股东即原告在未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已经将自己的股权转让，试图逃避债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基于公司经营的亏损，作出了出资加速到期的股东会决议，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实缴出资。3、微信、短信通知截图及书面通知，表示：2019年10月8日饶教授公司将因公司经营困难需要提前实缴出资的决定、通知等发给了各股东，基于被告的连带责任，被告履行抗辩权利，停止了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关于再次催促注册资本实缴的通知，表示：基于公司2019年10月前出现的亏损，加上疫情期间公司持续出现的亏损，饶教授公司于2020年3月1日再次催促包括被告在内的原各股东根据股东会决议提前实缴注册资本。5、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表示：2020年3月6日被告及饶教授公司其他原股东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通知要求，不仅被告将应付原告黄菲的股权转让款，作为其应缴纳的实缴出资款，代原告、原股东黄菲实缴至饶教授公司，而且其他股东、原股东也各自按照通知实缴了自己作为股东的应缴出资。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20年3月9日在被告郑国丽按照公司的提前实缴出资通知，代原告、原股东黄菲实缴注册出资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原告黄菲，表明被告郑国丽已按照饶教授公司的通知、公司法的规定以其应支付给原告黄菲的股权转让对价支付了原告黄菲应当履行的实缴出资义务的事实。7、2015年2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9月15日原告签名的《自愿退股协议书》，表示：1、原告黄菲在饶教授公司的20%股权，其实是基于原告儿子饶某涵的肖像使用权，即所谓的无形资产。2、原告在公司成立（2014年9月）以后至2015年2月25日，特别是到2016年2月时，因目标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其儿子的肖像权因投资被无偿使用，被告无法获得收益，所以才决定将儿子的肖像权收回，将肖像权所指向的股权无偿转让给被告郑国丽，自己退出目标公司股东，变“儿子饶某涵肖像权出资”为“肖像权许可使用”。3、2016年2月1日原告申请退出公司股东身份以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徐某国）一直不同意，直到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经被告郑国丽反复做工作，徐某国才签字同意原告黄菲退出股东身份，收回儿子肖像权等无形资产，原告黄菲从此实质上退出了目标公司股东身份。因此原被告于2019年9月20日签署的协议，仅仅只是一个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的手续。故2019年9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200万元即为原告黄菲认缴出资的对应价款，而不是以400万元受让原告黄菲的20%无形资产出资。8、《形象代言人协议书》、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表示：原告黄菲2016年10月从目标公司退出股东身份以后，变“肖像权等无形资产出资”（因没有收益）为“按月收取肖像权等无形资产的使用费”（可以无论盈亏按月收取），尽管协议约定为“免费”，但是事实上目标公司按月向其支付其儿子饶某涵的肖像权等无形资产使用费5000元，同时按照约定的价格购买与饶某涵相关产品、资料。原告对上述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1）7份报告中有3份是2020年3月23日一次性出具的，有4份是2020年4月9日出具，从时间上看，被告提供所谓的审计报告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本案应诉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动机不纯。2）从实质内容看，每一份审计报告，第一部分所发表的审计意见，都明确写明，会计公司审计的对象是被告单方制造的财务报表，会计所审计的范围仅仅是被告单方制作的财务报表在形式上是否符合会计法要求，并没有对被告提供的财务报表中数字的真实性进行审计，因此被告提交的7份审计报告，根本无法反应涉案的真实情况。3）涉案公司存在账外账入私账，未如实入账等情况，这些情况不在会计所的审计范围之内，审计报告所进行的形式审查根本不具有任何的证明效力。4）被告提交的7份审计报告与被告提交的证据5是自相矛盾的，足以反证被告提交的所谓的审计报告和转账单据实际上是被告为了逃避涉案的转让款而人为虚构的。被告提交的证据第96页显示，涉案公司在2019年9月30日的实收股本为2213846元，第144页又显示涉案公司在2020年2月29日的实收股本为2513846元，既然如此为何被告还要提交三张所谓的转账单，试图证明其在2020年3月6日一次性向涉案公司实缴了1000万元股本，这两个数据的自相矛盾足以说明被告交的是该2份证据真实性是存疑的。对证据1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我方不予认可，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完全是与事实不符，被告作为涉案公司的创始股东，且是按公司也在涉案股权转让相关文件上有盖章确认，足以说明无论是被告还是涉案公司，对于原告未实缴出资的情况，至始至终都是明知并且同意的，根本不存在直到2019年9月份才突然发现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决议作出时，我方已经退出涉案公司，该份决议与我方无关，也对我方没有约束效力。我方提交的司法判例所说明，出资的义务已经随着股权的转让一并转让给被告，该份决议提及的出资期限提前的问题根本已经与我方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我方注意到被告在该份决议中要求提前缴纳出资的原因是其主张不安履行抗辩权，但在法律上被告明显犯了一个常识性的法律错误，不安履行抗辩权是在双务合同才会出现的常理，但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明确是单方义务，根本不存在该份决议中提到的不安抗辩的问题，因此该份决议的内容即使属实，也应该是无效的。对证据3中第164页截图及167页通知和我方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第165页及166页短信截图，我方确认收到，但不认可短信通知内容的合法性、关联性。1）我方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将涉案股权转上给被告，出资义务是一并转让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出资问题。2）按照被告的说法存在出资的问题，也跟本案无关，出资问题和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款属于两重不同的法律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被告此前会提起另案诉讼的原因。3）我方注意到该两条短信中引用了《公司法》解释三18条的规定，但经我方核查，该条规定是关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股东除名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连带责任。所引用的条款也是有误的。4）被告证据第166页提交的是被告通知原告老公的短信，该情况足以反证，被告是认可原告与饶某的夫妻关系，也认可饶某在整个过程中代表原告向被告催款。对证据4因我方没有收到纸质版，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出资问题与我方无关，我方注意到被告在该通知中提到了疫情影响，但我方认为被告未到约定的时间2019年12月6日向我方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就已经构成违约了，本案跟疫情也毫无关联，被告早已违约的事实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发生而受到任何的改变，我方不同意被告以疫情作为抗辩的理由。对证据5的真实性由法庭依法认定。但我方不认可被告所谓的代缴出资。1）如前所述出资义务已随股权的转让一并转让给被告。2）该三张单据显示被告及徐某国于2020年3月6日一共向涉案公司打款了1000万元，并主张该转账是实缴出资，但该金额明显是与被告自己提交的审计报告记载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按照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早在2019年12月31日涉案公司的实收股本就已经有250多万，总股本是1000万，根本就不需要节外生枝再往涉案公司打入1000万元作为股本，从该数据上的自相矛盾，并结合被告在整个过程中的一贯的态度，我方认为所谓的代缴出资其实被告用来逃避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手段而已，我方怀疑这三张单据对应的转账流水及有可能是虚构的流水，入账之后很可能又马上转出了，被告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自己的说法看上去更加真实。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聊天记录可以反应，2019年9月26日涉案股权转让完成的当天，被告还是好声好气的跟原告说话，而在9月30日，在原告老公向被告催款的时候，被告向信誓旦旦的跟原告的老公表态一定会付钱，如果违约愿意付月息2分的利息，并且到了10月5日，被告再次确认15日前肯定会给，为什么被告一再答应的事情到后面又反悔了，我方认为其中的原因无非是被告错误的以为可以以出资的问题赖账。对证据7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协议早已作废。该份协议签署后，原告仍为涉案公司持股20%的股东，被告亦对此明知，其不顾诚信提交该协议作为所谓的证据，无非是想混淆视听、逃避债务。《自愿退股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中原告的签字及手印系伪造。且该份协议中所述的自愿退股，明显与事实不符。对证据8的《形象代言人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对转账记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提交的《形象代言人协议书》中表述为不支付肖像权费用，但为何又支付？同时，被告向原告转款时也会给其他人支付相同的款项，难道也是支付给他人的代言费？真实情况是该款项系公司发放的工资。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中，原告已于2019年9月26日将其持有饶教授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履行了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被告理应按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承诺逾期违约，愿支付月息两分的利息。原告以此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符合被告的承诺，然该计算标准过高，显失公平，故本院酌定自2019年9月27日起以200万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原告主张超过该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至于原告是否还需向饶教授公司支付出资款，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亦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调处。本案中，被告提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然双方又于2019年9月20日重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视为双方对原协议的变更，形成新的协议。同理，即便2016年9月15日原告签名的《自愿退股协议书》属实，双方亦通过新的协议予以了变更，应以新的协议为准。被告所称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系为了工商变更登记，但对此未有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此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国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菲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27日起以200万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菲的其他诉请求。如果郑国丽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8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郑国丽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煜人民陪审员  梁细女人民陪审员  马穗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万利娟梁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