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24民初2102号 原告（反诉被告）：孙立宇，男，汉族，1988年4月6日出生，住黑龙江省望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强，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安溪县。 法定代表人：张立羣，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江，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杰，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孙立宇与被告（反诉原告）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康公司）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0日裁定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审理中，被告佑康公司于2020年9月8日提起反诉，本院合并审理本诉和反诉，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孙立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强、被告（反诉原告）佑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江、蔡俊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立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保证金200，000元；2．判决被告赔偿因饲养生猪延期出栏所发生的额外费用246，000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生猪养殖专业户，大学专业为动物医学专业，并取得全国职业兽医师资格证。2017年末原告通过他人介绍与被告业务员杨丽萍相识，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养猪意向。2018年3月原告与被告方天津地区负责人陆晓雄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被告提供仔猪、饲料、兽药、养殖技术及饲养管理，由原告代为饲养，生猪出栏时由被告回收。据此，原告在乐亭县××镇××村××庄××养殖场，双方并签订书面协议，每年租金285000元。2018年3月24日后被告陆续将仔猪3150头提供给原告，原告依照被告方的技术指导开始饲养生猪，并陆续向被告交付保证金315300元，被告根据原告饲养生猪的生长周期提供饲料和疫苗、兽药。由于被告方的原因导致提供的仔猪没有按期到位，延长三个月时间，而且仔猪不健康，入栏后便开始大量死亡，提供的多家品牌饲料，其中中粮饲料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影响生猪生长。因被告方的过错导致原告饲养的生猪出栏时间延长四个月，额外发生场地租赁费95000元、人工费96000元、电费10000元、取暖费15000元、生活费12000元，额外发生仔猪运费18000元，以上共计246000元。原告所饲养的生猪出栏时全部由被告收购，共收购生猪2199头。由于被告迟迟未予采购仔猪，双方于2019年2月24日不再继续合作。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315300元，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已返还保证金115300元，尚欠保证金200000元未返还。 佑康公司辩称，原告诉求无理，请求依法驳回。理由如下：一、本案双方尚未结算，在尚未结算的情况下原告请求返还保证金无理。二、如果经结算，结算的结果是扣除应当返还原告的315,000元保证金后，原告尚需要向答辩人支付1,817,462.5元。因此，原告根本无权主张返还保证金。三、原告请求答辩人赔偿所谓因生猪延期出栏发生的额外费用246,000元缺乏依据。1．本案双方签订的《委托养猪合同》本身就没有约定具体的猪苗提供时间，不存在所谓的延期提供猪苗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猪苗提供延长三个月的事实。因为双方签订《委托养猪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3月中旬，而答辩人在3月23日就向原告提供了第一批猪苗725头，两者在时间间隔上只有区区几天，而不是三个月。2．所谓仔猪不健康，入栏后便开始大量死亡的诉称同样违背事实。在合同履行期间，答辩人共向原告供应仔猪2753头，到合同终止时，原告向答辩人提供育肥猪2911头，比仔猪多出了158头，又何来存在仔猪大量死亡的事实。3．所谓因答辩人过错导致饲养的生猪出栏时间延长四个月的诉称同样违背事实。根据《委托养猪合同》约定和正常的饲养周期，从仔猪进栏到生猪（230斤/头）出栏的饲养周期为170天左右。而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在2018年3月23日向答辩人领取第一批仔猪725头后，在2018年7月27日就出栏215头，相隔时间仅为126天。而从出栏销售的数据看，至2018年9月20日，原告饲养的生猪共出栏802头。而仔猪入栏的3月23日至9月20日，间隔时间也仅有181天，在这个时间内，原告入栏的第一批仔猪已全部育肥出栏。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生猪延长四个月出栏的事实。4．原告主张这些所谓的损失是因答辩人的过错造成的，以及造成的损失高达246,000元，更是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履行期间，原告“应承担因自身管理失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因此，即使退一步讲，原告在本案中真的存在损失，在原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答辩人存在过错，以及这些损失是因答辩人的过错造成的情况下，这些损失只能归咎于原告管理不善，饲养技术不过关所造成的，损失只能由原告自己承担。而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猪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约定，饲养期间，如甲方提供的物料质量问题而导致原告发生亏损，原告应当留存物料样品及包装物，经检验机构确认属于被告提供物料质量问题的，被告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答辩人提供的物料有问题，但对其所主张的“有问题”的物料既没有取样留存，也没有委托权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作出检验结论，就以答辩人提供的物料有质量问题为由，主张答辩人存在过错，也不能成立的。即使再退一步讲假设原告的这些损失真的存在，而按原告自己主张，这些损失也只有246,000元。但是，现在经结算，原告尚欠答辩人货款、赔偿款1,890,212.5元，这些金额比原告自己主张的损失高出1,644,212.5元，为原告自己主张的损失金额的668.38%。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竟然还要请求答辩人向其赔偿所谓的损失246,000元，该诉求不但缺乏依据，而且明显无理。 佑康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反诉被告偿还拖欠反诉原告的猪苗、饲料、兽药款项和应支付的赔偿款合计1,335,462.5元；2．判决由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先期支付的款项482,000元，两项诉讼请求合计1,817,462.5元；3．判决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养猪合同》约定，在合同履行完毕时，双方应进行结算。反诉原告应按实际向反诉被告回收的生猪数量和品质支付给反诉被告代养费，同时，反诉被告应偿还合同履行期间向反诉原告领取的猪苗、饲料和兽药款。以公式表示就是：反诉原告应付给反诉被告的代养费=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回收的生猪回购款-（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领取的猪苗款+饲料款+兽药款）。其中，反诉原告应支付给反诉被告的生猪回购款按正品猪均重低于230斤/头的，按8元/斤计算，超过230斤/头的，按7元/斤计算。合同履行期间，反诉原告共向反诉被告回购生猪2911头。其中，符合均重低于230斤/头标准的2861头，总重量为292087斤，每斤8元，计4,673,392元，超过230斤/头的为50头，总重量3488斤，每斤7元，计48,272元。以上合计反诉原告应支付给反诉被告生猪回购款为4,721,664元。期间，反诉原告共向反诉被告提供猪苗3153头，金额1,996,987.4元，饲料21845包，金额3,462,827.5元，兽药256,961.6元。三项合计货款金额为5,716,776.5元。 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反诉被告饲养的生猪的料肉比应控制在2.4-2.7之间，若实际肉料比低于2.4或高于2.7，应按30元/包向反诉原告支付饲料赔偿金。合同履行完毕时，反诉被告饲养的生猪出栏总重量为295535KG，苗猪总重量为35435KG，反诉原告饲养的生猪实际增重（出栏体重-苗猪体重）为295535-35435=260100KG，所用饲料为21845包计873800KG，料肉比为873800/260100=3.36，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比值要求，还需要按被告向原告领取的饲料数量按30元/包的标准对反诉原告进行赔偿，应赔偿的金额为30＊21845=655,350元。2018年11月8日最后一批商品猪全部出栏后，经反诉被告多次要求，反诉原告在双方尚未进行总结算的情况下，分别于2019年2月2日、4月9日和4月26日分三次以退还保证金和预付代养费的名义先行支付给反诉被告482,000元。另，在合同履行期间，反诉被告共向反诉原告支付保证金315,300元。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履行完毕时反诉原告应支付给反诉被告的款项为：生猪回收款4,721,664元，退回保证金315,300元，合计5,036,964元；反诉被告应支付给反诉原告的款项为：猪苗款1,996,987.4元，饲料3,462,827.5元，兽药256,961.6元，料肉比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赔偿款655,350元，以上合计6,372,126.5元。两相抵扣，反诉被告尚应支付给反诉原告6,372,126.5元-5,036,664元=1,335,462.5元，再加上反诉被告应当返还反诉原告的先期付款482,000元，反诉被告应当偿付反诉原告1,817,462.5元。 孙立宇对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辩称，反诉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首先，原被告没有签订过《委托养猪合同》，反诉被告是于2018年3月与反诉原告时任天津放养部总经理陆晓雄达成口头协议，由反诉原告出猪苗、饲料、兽药、养殖技术和饲养管理，反诉被告出场地、人工，陆晓雄承诺生猪出栏后原告可获毛利280元/头，扣除养殖成本每头猪净利也能达到200元/头，这样即使一年养两茬猪也能净挣100多万元，于是反诉被告就在反诉原告的花言巧语和误导下同意为被告养猪。其次，关于生猪出栏重量标准，双方没有固定标准，因为反诉被告只是提供场地和人工，一切有关饲料和兽药的投放、养殖技术及管理，均由反诉原告派驻在养猪场的技术员指导下使用的，生猪出栏是否能达到重量标准，不在反诉被告的控制之下；生猪出栏达不到重量标准，是由反诉原告内部管理混乱造成的，不仅提供的猪苗不合格，还向反诉被告提供假饲料，影响了猪的成长。另外，生猪出栏达不到重量标准，还与反诉原告不按期提供猪苗，生猪的生长速度不一致，以及反诉原告为了利益而不定期的售卖，导致一些还未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被反诉原告强行售卖造成的。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如下： 原告孙立宇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猪场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孙立宇与猪场出租方刘玉林签订《猪场租赁合同》，由原告租赁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汀流河镇大杨树村孙庄乡苑养殖场用于养猪，租期从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年租金28万元的事实。2．商品猪销售清单与佑康公司（河北）育肥中心销售结算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饲养生猪均由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宋小旭联系出售，生猪共2911头，最后一次出售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自此之后，被告便不再提供猪苗和饲料给原告，原告养猪场已无猪可养。3．保证金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共向被告交付代养保证金315,300元。4．电话录音复印件一份，证明由于自2018年11月8日将猪场的猪全部卖完后，被告既不给原告提供猪苗，又不支付原告代养费和保证金，又不明确表示终止合作，导致原告没能及时止损，一直在雇佣工人维持养猪场正常运营。5．退户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9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退户申请书，申请解除双方合作关系，被告天津公司总经理王海龙签字同意。6．《收条》三张，证明原告在养猪场经营期间，共雇佣赵术德等6个工人，6名工人从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2月24日迟延供应猪苗期间，原告额外支出的工资费用58,180元，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7．《电费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被告迟延供应猪苗期间，养猪场共发生电费6,631.46元、水费200元，合计6,831.46元，该费用也应由被告承担。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与原告的诉求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代养的2911头猪由被告收购出售是事实，对最后一次出售日期也无异议，出售后按合同约定，原告未在7天内与被告进行结算，也未提出继续代养申请，因此被告未给原告上猪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已经支付原告482,000元，其中包含315,300元的保证金，保证金已全部退还，剩下166,700元是预支给原告的代养费；对证据4，王海龙是天津公司工作人员是事实，但录音是不是他与原告的对话不明确，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同已经在2018年11年15日终止（最后一批猪出售后7天内），原告提出退户申请是多余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的，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代养猪所需的人工费是原告应承担的成本，合同终止后发生的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所要证明的事项均有异议，电费收据上无时间和用户名，无具体用电地点，无法证明是原告所缴纳的电费及用电时间。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可以证明为了给被告代养猪，原告租赁养殖场的事实；证据2可以证明原告饲养的生猪共2911头均由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宋小旭联系出售，生猪最后一次出售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支付被告代养保证金315,300元，被告分三次共支付原告代养费及保证金482,000元；证据4因被录音人王海龙未到庭，也未提供相关的身份证明，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2019年2月24日，原告自愿解除与被告的养殖合作关系，并为此申请退回保证金315,300元，被告在天津公司的总经理王海龙签字同意的事实。证据6和证据7可以证明原告代养生猪确需支出的一些人工费和水电费，但不足以证明该费用必须由被告承担。 被告佑康公司为支持自己的反诉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1．《委托养猪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代养生猪。合同约定：（1）代养期间，所需的猪苗、饲料、兽药由被告提供，原告按实际领取的数量和价格向被告付款结算；（2）商品猪回收价格按均重低于230斤/头，8元/斤，均重超过230斤/头，7元/斤的价格回收；（3）料肉比应控制在2.4-2.7之间，超过原告应按实际向被告领取的饲料数量，以30元/包的标准向被告承担赔偿责任；（4）如果结算发生原告亏损，被告有权直接从原告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保证金不足以弥补亏损时，原告还应当及时补足；（5）饲养期间，原告应承担因自身管理失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6）饲养期间，如甲方提供的物料质量问题而导致原告发生亏损，原告应当留存物料样品及包装物，经检验机构确认属于被告提供物料质量问题的，被告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7）乙方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7个工作日内与被告结算。 2．商品猪销售清单1张、销售结算单19张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共向被告提供商品猪2911头，重295535kg，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生猪回收款3,764,276.2元；商品猪最早的出栏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 3．出库单（猪苗）6张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共向原告提供猪苗3153头，总重量35435KG，总金额1,996,987.4元；第一批猪苗的提供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 4．饲料领取统计清单、单据、饲料包装照片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共向被告领取饲料21845包，每包40KG，共计873.8吨，货款总金额3,462,827.5元；根据料肉比=饲料总用量/（出栏体重-苗猪重量）计算，原告饲养的猪料肉比为：873800/（295535-35435）=3.36元，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 5．兽药领取单据39张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向被告领取总金额为256,961.6元的兽药。 6．付款凭证3张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应原告要求，被告在双方尚未结算的情况下，分别于2019年4月2日、4月9日和4月26日分三次以退还保证金和代养费的形式先期支付给原告482,000元。 经庭审质证，反诉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无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反诉被告根本没有与反诉原告签订合同，根据反诉原告提供的合同范本和反诉原告的逻辑，假设反诉原告提供的3153头猪苗全部存活，并且均养到了合同范本中230斤的重量再加上全部按照合同最高回收价8元/斤计算，总回收价仅为580万元多点（即3153头＊230斤＊8元/斤），而反诉原告提出的仅猪苗、饲料、兽药，剩下的成本就高达603多万元，也就是说根据合同范本，无论反诉被告怎么饲养，即使养得再好，都是赔钱的，明显不符合常理，充分说明了这份合同范本是反诉原告为提起反诉故意捏造的。 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销售单据上均有收购商签字和反诉原告工作人员宋小旭的签字，也说明了所有生猪均是由反诉原告自行对外销售，出售生猪价格都是由反诉原告自行收取的，反诉原告也从未支付给反诉被告任何回收款。 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该出库单恰恰证明了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逾期提供猪苗的事实。根据出库单显示，反诉原告并没有一次性向反诉被告提供猪苗，而是分别在2018年3月23日、2018年3月28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17日、2018年6月25日分批提供的，最晚的一批甚至逾期了三个多月，而一头生猪从猪苗到出栏的周期也不过四至四个半月，正常在一年的饲养周期里，反诉被告的无限投入本可以饲养三批，反诉原告逾期提供猪苗不仅直接影响了反诉被告饲养生猪的收益，还加大了反诉被告的饲养难度和猪苗的患病风险。而由于各批次的猪苗生长速度不一致，再加上反诉原告为了利益而不定期的售卖还导致了未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被强行售卖，从而产生了反诉原告所谓的索赔。2018年由于受非洲猪瘟影响，猪肉行情不好，养猪谁都是赔钱的，被告公司也是亏损的，所以反诉被告没有按口头协议要求反诉原告支付代养费815,080元。 证据4，从2018年3月21日至2018年6月12日的饲料出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2018年4月24日饲料出库单“800粉”无证据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从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12月4日饲料出库单均是复写联，无法确认真实性，而且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12月4日证据复写联上没有饲料金额，复印件上金额是后面写的，反诉原告提供的饲料领取清单系单方制作，与后附的出库单不能前后对应，不具备证明能力。 证据5，被告提供的兽药领取单据其中2018年4月27日金额8,183元，2018年5月18日金额232元，这两张没原件，其中2018年7月3日金额15,198元、2018年7月4日金额825元、2018年7月4日金额9,428元、2018年7月15日金额1,900元、2018年7月27日金额4,195元、2018年8月29日金额8,641元、2018年9月6日金额1,125元，均只有复写联，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他有原件的予以确认，反诉原告提供的兽药领取清单系单方制作，清单上2018年6月13日有三笔2,640元系重复计算，2018年7月3、4、15日统计的数据没有相应的票据对应，2018.8.8日统计的数据没有反诉被告的签字，2018年9月6日统计的数据数值有误。综上，该清单不具备证明能力。 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付款凭证备注中明确显示，反诉原告于2019年4月2日付款的200,000元和2019年4月26日付款的166,700元是反诉原告支付给反诉被告的代养费，2019年4月9日付款的115,300元是返还的保证金，同时，反诉原告在双方解除合作后依然支付代养费和返还保证金的行为也表明反诉被告根本不存在反诉原告所述的赔偿问题。 证据7，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假设即使有原件，从养户承诺书也可以看出，在双方合作期间，所有的猪苗、饲料、药物、用猪成品均属于反诉原告应支付的成本，更加说明了双方之间是代养关系。反诉被告只是提供场地和员工，对反诉原告提出的饲料领取以及料肉比问题均是反诉原告公司内部管理不善的问题，与反诉被告无关。 针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提供以下三组证据：1．《说明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反诉原告曾为反诉被告提供过期的猪饲料，从而导致饲养的生猪病死。2．反诉原告工作人员陈京晶书写的笔记复印件一份，证明反诉原告为反诉被告提供不合格的猪苗及过期饲料的事实，对反诉原告反诉所谓的重量不达标及猪苗成本问题，反诉原告应负直接责任。3．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永晟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上述两公司为关联公司，同为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同时，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中变更信息一栏中显示，陈京晶为反诉原告公司员工，任公司联络员并经工商备案。天津永晟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显示陆晓雄为该公司股东。 经庭审质证，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两公司为关联公司。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委托养猪合同》，原告不认可有与被告签过该合同，被告未能提供原件核对，并称合同原件是被原告偷走。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理应持有合同原件，公司内部对文件的管理也应该制定严格的制度，其发现合同原件被偷后，既未报警也未追究公司文件管理人员的责任，不符合常理，故对被告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该合同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为被告代养的生猪2911头均由被告自行对外销售。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共向原告提供猪苗3153头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4饲料出库单有原件的部分可以证明养殖生猪的饲料均由原告负责提供，被告领取饲料后签字确认，没有原件的出库单及只有复写联的出库单均不能证明饲料是原告领取的，也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料肉比不符合合同约定等其他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5其中兽药出库单有原件的部分可以证明养殖生猪的兽药均由原告负责提供，被告领取兽药后签字确认，没有原件的出库单及只有复写联的出库单均不能证明兽药是原告领取的，同样也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其他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先后付款482,000元给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7，因未能提供原件核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原告针对被告的反诉请求所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因原告未能提供原件核对，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陈京晶为被告佑康公司员工，王海龙为天津永晟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陆晓雄、被告佑康公司分别为天津永晟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企业法人股东。 经庭审举证、质证以及本院认证，对本案主要事实作如下认定： 2018年3月，原告孙立宇与被告佑康公司在天津地区的负责人陆晓雄达成代养生猪的口头协议，协议约定由被告提供仔猪、饲料、兽药，原告提供场地、人工、水电费、取暖费，被告还派技术员进行养殖指导，生猪出栏时均由被告回收销售。被告先后于2018年3月23日、3月28日、4月25日、5月17日、6月25日分批共向原告提供仔猪3153头，养殖过程中有242头生猪先后病死，余下的2911头生猪由被告分期回收出售，最后一次回收生猪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2019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退户申请书，申请解除双方的养殖合作，并为此申请退回保证金315,300元，被告在天津公司的总经理王海龙签字同意。被告于2019年2月2日转账200,000元给原告，附言预付代养费；2019年4月9日转账115,300元给原告，附言付退保证金，2019年4月26日转账166,700元给原告，附言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三次以退还保证金和代养费的形式共支付原告482,000元。 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支付给被告的代养保证金315,300元，被告是否已经全额返还？2．原告请求被告赔偿额外费用246，000元能否予以支持？3．反诉原告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能否成立？ 对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19年4月9日被告转账115,300元给原告，该笔款项原被告均予认可是退还保证金。2019年4月26日被告转账给原告的166,700元，原告主张是预付代养费，被告主张是退还保证金，鉴于原被告各执一词，且均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转账附言又明确写明是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该转账数额166,700元，本院推定为代养费及保证金各占一半即83,350元。据此，被告佑康公司已返还给原告孙立宇的保证金数额为83,350元+115,300元=198,650元，被告未返还的保证金数额为315,300元-198,650元=116,650元。 对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养猪合同》，最后一批生猪出栏后，被告未再提供仔猪给原告，应视为双方口头协议约定的代养关系已经终止，原告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其次，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有约定每批次仔猪的提供时间及每批次生猪具体的出栏时间，以及逾期提供仔猪、生猪延期出栏应承担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养殖场地租赁费用、人工费用、水电费、取暖费均是原告承接代养生猪的成本支出，故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各项额外费用246,0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对第3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反诉原告佑康公司提起反诉的主要依据是其自行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该份合同因反诉原告未能提供原件核对，本院在证据的分析认定阶段已经具体阐述该合同不被采信的理由，并明确该份合同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依照养殖回收合同的法律特征，养殖公司（被告）应保质保量向代养人提供仔猪、饲料、兽药、并给予技术支持，代养人（原告）应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人为意外事故以及成本控制不当而造成巨额损失。就本案而言，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在代养过程中原告自身管理有重大失误，或者原告利用其提供的饲料、兽药另为第三方养殖生猪，导致原告除了自行承担场地租赁费、人工费等费用外，还应支付给被告1,817,462.5元巨款的事实，被告的反诉请求不符合客观实际，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口头协议约定的代养关系终止后，被告应返还原告代养生猪的保证金315,300元，被告至今尚欠保证金116,650元未返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立即返还剩余保证金的违约责任。原告诉讼请求的合法部分，予以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既缺乏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孙立宇保证金116,650元； 二、驳回原告孙立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7,990元，由孙立宇负担5,357元，由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63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157.16元，减半收取计10,578.58元，由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刘雅芬 人民陪审员  王锦凤 人民陪审员  刘月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秋萍 执行申请提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