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15行初45号 原告胥某某，女，194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原告余某某，女，197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原告周某，女，199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某（系原告周某之夫），男，199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特别授权。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某某，四川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崇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河大道**。 负责人王某，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某。 委托代理人余某，四川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因要求确认崇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10月11日对周某进行追缉的行为违法，于2020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3日向崇州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20年7月16日，经本院释明，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变更被告为崇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崇州交警大队），本院于同日向崇州交警大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某、吴某某，被告崇州交警大队教导员高件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刘某、余某到庭参加诉讼，崇州交警大队行政执法人员周某、王某、舒某某出庭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诉称，2019年10月11日13时4分40秒许，崇州交警大队街子中队在三郎镇巡逻查处酒驾执法过程中，在“水岸农家”门前公路上发现受害人周某驾驶摩托车没有戴头盔，打着左转弯灯，涉嫌逆行，因此喝令周某停车接受处理。紧接着，3名协警驾驶警用摩托围追、一辆警车开到对面车道堵截周某。周某绕过驶离，3辆警用摩托立即追缉周某。在紧接着的追缉下，惊恐中逃离的周某连人带车冲下河沟当场死亡。警方通报的追缉距离是266米、追缉时间是19秒。仅仅涉嫌未戴安全头盔的周某的逃离行为，并没有达到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程度。巡逻执勤的警员围追、警车开到对面车道堵截周某，不计后果追缉，这一系列行为不符合安全原则，明显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确保安全的宗旨及交警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的规定，应属滥用职权。周某死亡的严重后果与巡逻人员的违法追缉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请求：1．确认被告崇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追缉周某的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崇州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周某身份证复印件、崇州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遗体火化证明。证明在此次交通执法中，崇州交警大队是执法主体，周某是相对人，双方不是平等主体。故对于交通执法违法案件的性质认定依法不属于交通事故处理的范围，即使指定异地交警调查，其也仅有调查权，无裁决权，否则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法治原则。在本次交通执法违法案中，造成受害人周某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组证据：行车记录仪视频。证明周某打左转向灯准备到旁边小区，从外观判断仅涉嫌未戴安全帽驾驶摩托，交警、协警责令其停车接受检查合法。但对其实施围追堵截，甚至警车已越过道路中心线，冲到对面车道堵截，此节点的执法虽时间极短，应属于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超出了必要限度，极端危险。协警在对周某实施违法的驾车追缉中，还涉嫌用腿踢周某摩托、用手抓周某，企图逼停周某的行为，尽管因距离原因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有目击证人证言予以证实，结合损害后果显然不能排除该合理怀疑。根据行车记录仪结合监控、天眼载明的协警、交警驾车追缉周某的车辆间的态势、距离，以及目击证人证言证实的两辆追缉的警用摩托与周某平行驾驶的事实，可以合理判断出周某在惊恐中慌不择路冲下河沟时，追缉的协警不可能没有看到，其没有马上停车施救，已涉嫌见死不救。 第四组证据：《周某案协谈方案意见》《周某案补（赔）偿方案意见书》《就‘崇州市公安局街子交警中队10.11交通执法中机动车驾驶人周某驾车逃跑冲下河沟致死案’致领导的一封信》。证明原告就案件性质、家属诉求以及相关证据和意见已多次与被告交涉，受害人家属至今未得到赔偿。 第五组证据：《对‘崇州市公安局街子交警中队10.11交通执法中机动车驾驶人周某驾车逃跑冲下河沟致死案’的法律意见书》《由司法鉴定意见书可进一步明确的周某案处理意见》《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申请》。证明周某案不属于普通交通事故案件，而应当属于交通违法执法国家行政赔偿案件。原告就案件性质以及相关证据和案件处理意见已多次与本案指定调查机关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温江交警大队）交涉，并提交多份意见书，但本案却并未得到独立、公平、公正的处理。 第六组证据：现场复核图、询问王某、赵某、牟某的询问笔录。证明经家属及代理人现场复核，辅警的驾车追缉行为，速度一度高达60-70码左右，距离长达320余米。从“水岸人家”门前的围追堵截到“卡丁车”农家乐门前监控距离95米左右，监控反映依然是围追堵截的态势。证人赵某反映的依然是围追堵截的态势。证人牟某反映距离出事的最后二三十米的距离依然是围追堵截的态势。根据辅警王某的询问笔录，其陈述“那个驾驶红色摩托车的驾驶员没有理会我也没有停下来，继续加速往前行驶”，周某在此时此景之下，下意识的加速行为，乃是极端的恐惧所致，一心想尽快摆脱围追堵截。最终在极端惊恐中惊慌失措冲下河沟摔死，才是本案的客观事实。 第七组证据：行车记录仪、监控、天眼、现场复核重要节点视频截图照片。证明周某被围追堵截，其左转向灯一直亮着，被追缉，3名辅警见死不救直接驾车逃离，坠沟位置等情况。 被告崇州交警大队辩称，2019年10月11日13时左右，周某饮酒后，在未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驾驶悬挂川ＡＢ××××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崇州市三郎镇场镇出发，经崇州市川西旅游环绕道路左侧逆向往崇州市街子镇方向行驶。13时01分许，周某驾驶车行至崇州市川西旅游环线“水岸人家”门口处，遇崇州交警大队街子中队巡逻人员驾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及警灯的警用普通二轮摩托车、警车由相对方向巡逻到该处，巡逻人员发现周某存在违法行为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周某驾车从巡逻人员所驾警车前方躲避、绕行过警车后驾车继续往崇州市街子镇方向行驶。巡逻人员便驾车调头跟随喊话要求周某停车，周某未停车继续驾车行驶。13时02分许，周某驾车行驶至崇州市川西旅游环绕三郎镇观音沟桥路口时，驶出道路坠入路旁观音沟内，造成车辆损坏，周某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根据法律规定，崇州交警大队执法主体合法。本案事发突然，民、辅警来不及使用执法记录仪，未使用执法记录仪仅属于违反内部规定的行为，并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民、辅警巡逻时发现周某具有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在要求其停车并堵截未果的情况下驾车追随，该行为系交警正常履职行为。周某不戴安全头盔在道路上逆行，并且不听从交警指挥躲避、绕行警车后继续驾车逃逸，在当时的情境下不排除其存在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的可能，事实上周某当时系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血液酒精浓度通过鉴定已经达到危险驾驶罪的立案标准。故我局民、辅警驾车追随的行为并不违反《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之规定。民、辅警所驾车辆并未与受害人的车辆有直接物理接触，当周某驾车驶出主道后，我局民、辅警已然放弃了追随，并没有采取高速追缉、强行拉拽等超过执法必要限度的方式进行，执法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事故发生后，民、辅警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市局指挥中心通知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已尽到合理救助义务。造成周某死亡系因其自身违法驾车行为所致，与该事故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被告崇州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关于崇州市“10.11”交通事故案件指定交警十一分局处理的通知》。证明上级公安机关将本案指定交警十一分局处理；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其送达回执。证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系周某自身违法驾车行为所致，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与民辅警的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3．《道路交通事故复核受理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证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维持温江交警大队所作的交通事故认定； 4．成公交鉴（醇）字［2019］0110323号《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证明周某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 5．法解2019-208号《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周某的死亡原因以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华科所［2019］机鉴定成都温江100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民辅警所驾车辆与周某所驾驶车辆无直接的物理接触； 7．华科所［2019］机鉴定成都温江10012号《关于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鉴定意见书》。证明鉴定意见为：（1）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转向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其余所检项目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第6条相关要求；（2）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车制动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其余所检项目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第7条相关要求；（3）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出路面时的瞬时速度无法计算； 8．华科所［2019］机鉴定成都温江10014号《关于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鉴定意见书》。证明周某使用其他机动车的号牌； 9．川神鉴［2020］电鉴定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三名辅警使用的执法记录仪不存在删除执法视频数据的情况； 10．《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告知书》《重新检验申请书》《撤回重新检验申请书》《鉴定意见告知书》。证明当事人已知晓鉴定意见内容，并未提出异议； 11．《崇州市公安局122接警记录单》、120指挥调度截图。证明2019年10月11日13时06分崇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民警周某电话报警和通知120救护车的情况； 12．《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现场死亡确认记录》。证明周某现场死亡； 1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及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照片。证明事故现场的勘查情况； 14．《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公开记录》。证明温江交警大队已向原告方公开本案相关证据； 15．周某的警官证、崇州市街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当事民警辅警身份以及辅警是在正式民警的带领和监督下履行自身职责； 16．询问周某的询问笔录和周某的《事情经过》。证明2019年10月11日，民辅警执法行为正当合法以及已尽到合理救治的义务。 17．询问舒某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10月11日13时许，舒某某驾驶川Ａ××××警二轮摩托车协同李强、王某在民警周某带领和监督下正当履行职责以及当天事故发生的经过； 18．询问李强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10月11日12时50分许，李强驾驶川Ａ××××警二轮摩托车协同舒某某、王某在民警周某带领和监督下正当履行职责以及当天事故发生的经过； 19．询问王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10月11日12时50分许，王某驾驶川Ａ××××警二轮摩托车协同舒某某、李强在民警周某带领和监督下正当履行职责以及当天事故发生的经过； 20．询问赵某、牟某、季磊的询问笔录。证明周某发生交通事故的全过程，3名辅警驾驶的警用摩托、周某驾驶的警车与周某驾驶摩托车的位置，双方没有发生物理接触及事故发生后警察救人的情况，该证人证言与天网视频以及行车记录仪记录情况相吻合； 21．询问季磊的询问笔录。证明崇州市公安局及时通知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救治以及周某当场死亡的情况； 22．询问刘涛的询问笔录。证明崇州市公安局及时通知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救治以及周某当场死亡的情况； 23．周某的居民户口簿。证明周某的身份； 24．警车行车记录仪、天网记录的视频、路旁农家乐视频、群众手机拍摄视频。证明周某发生交通事故的全过程，三名辅警驾驶的警用摩托、周某驾驶的警车与周某驾驶摩托车的位置，我局民、辅警驾车追随周某的时间和距离以及没有超过执法必要限制的行为，双方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事故发生后警察尽到合理救治的义务； 25．事故现场路况介绍视频。主要内容为介绍当天事故发生的路线状况，便于法庭直观了解事故现场； 26．视频资料说明；证明发生事故时间、路线情况。 经庭前准备会议和庭审质证，胥某某、余某某、周某对崇州交警大队提交的《关于崇州市“10.11”交通事故案件指定交警十一分局处理的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由于被告上报的交通事故，导致以后的程序变动，交警十一分局仅仅有调查权，无裁决权；对《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只能确定周某未戴头盔，无法证明酒驾；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公开记录》，认为家属拒签是因为未完整公开；对询问周某、舒某某、李强、王某的询问笔录和周某的《事情经过》有异议，认为询问时间间隔两天，自述却是当天，询问舒某某、李强、王某的询问笔录均提到周某让我们不要追，但是周某询问笔录中并未陈述，视频可以看出周某被围追堵截，民警陈述的内容与视频显示的情况不一致。对崇州交警大队提交的其他证据未提出异议。 崇州交警大队对胥某某、余某某、周某提交的第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遗体火化证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死亡结果不是行政行为所致；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被告在实施制止犯罪行为的期间尽到了合理救助的义务，没有超过执法的必要限制；对第四组证据、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提出的意见及方案，就本案是否存在行政违法，导致国家赔偿无关；对第六组证据中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被告在实施制止犯罪行为的期间尽到了合理救助的义务，没有超过执法的必要限制；对第六组证据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应由法定机关制作；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原告将动态的视频资料截图，不能反映客观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11日13时许，周某（原告胥某某之子、原告余某某之夫、原告周某之父）驾驶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经崇州市川西旅游环线左侧往崇州市街子镇方向行驶至“水岸人家”门口处，遇崇州交警大队街子中队辅警王某、李强、舒某某驾驶的警用摩托车以及随后民警周某驾驶的警用金杯车。周某未戴头盔，开启左转向灯行驶在其左侧车道外，其中1名辅警用手示意周某停车，周某未停车，3名辅警驾驶警用摩托车和民警周某驾驶警用金杯车先后试图拦截周某，周某转向其右侧车道外逃离，3名辅警驾驶警用摩托车和民警周某驾驶警用金杯车便调头追周某。在追周某的过程中，辅警王某伸出右手准备去抓周某，但是周某用左手将王某的右手打开，接着各自把摩托车把手扶好继续行驶。后周某离开主路坠入观音沟内，3名辅警继续驾驶警用摩托车回崇州交警大队街子中队。民警周某驾驶警用金杯车随后路过观音沟时听见附近群众在喊有人掉沟里了，便调头查看，见坠入观音沟内的周某伤势严重，便进行简单施救并拨打110报警，告知110需救护车救援。同日13时22分，崇州二医院医生确认周某现场死亡。 2019年10月12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关于崇州市“10.11”交通事故案件指定交警十一分局处理的通知》，通知指定交警十一分局即温江交警大队处理此案。 2019年10月12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成都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物证鉴定所对标记有“周某”字样的真空抗凝采血管封装血液样品一份进行乙醇含量鉴定。2019年10月21日，该鉴定所作出成公交鉴（醇）字〔2019〕0110323号《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其检验结果为：所送血液样品中检出乙醇，其浓度为（81.6±3.5）mg/100mL（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4.3%，包含因子k=2，置信水平约为95%）。 2019年10月18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尸体解剖明确周某的死亡原因。2019年11月22日，该鉴定中心作出编号：法解2019-208《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根据法医病理检验，结合送检材料，周某死亡原因符合因交通事故造成前部胸廓广泛多发骨折合并心脏破裂出血致心肺功能障碍死亡。 2019年10月13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对送检车辆（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事发时是否与其他车辆有接触进行鉴定。2019年11月12日，该鉴定所作出编号：华科所［2019］机鉴字成都温江100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在现有条件下，未发现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接触所形成的痕迹。 2019年10月13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对送检车辆（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转向系、行车制动系及驶出路面时的瞬时速度进行鉴定。2019年11月12日，该鉴定所作出编号：华科所［2019］机鉴字成都温江10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转向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其余所检项目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第6条相关要求；2．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车制动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其余所检项目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第7条相关要求；3．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出路面时的瞬时速度无法计算。 2019年10月13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对送检车辆（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金属号码显现和悬挂的川ＡＢ××××号牌是否本车进行鉴定。2019年11月12日，该鉴定所作出编号：华科所［2019］机鉴字成都温江100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有改动痕迹，未检见出原始号码；2．“川ＡＢ××××”号牌不是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本车的。 2020年1月7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神琥司法鉴定所对3个执法记录仪进行电子数据恢复及痕迹分析：1．获取执法记录仪2019年10月11日前后三天的执法视频数据；2．查明2019年10月11日的执法视频数据是否存在删除，若有，予以恢复。2020年1月7日，该鉴定所作出编号：川神鉴［2020］电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三台检材设备中不包含2019年10月11日前后三天的视频记录数据；2．对检材的设备进行数据恢复，恢复出的视频记录。经分析确认，视频记录时间均不在2019年10月11日前后三天范围之内。3．三台检材设备中未发现有对2019年10月11日的执法视频数据进行删除。 温江交警大队将上述检验报告、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周某的亲属，周某的亲属除对《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申请重新检验后又撤回外，对其他鉴定意见书均未申请重新鉴定。 温江交警大队于2020年3月6日作出第510115120190001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栏载有：“周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和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确定：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周某不服该认定书，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2020年4月8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成公交复字结论［2020］第20116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复核结论为“经本机关审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10115120190001011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崇州交警大队作为崇州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职权。 关于崇州交警大队对周某进行追随还是追缉。本院认为，追缉即追逐并缉拿，具有强制性，追随仅为跟随，不具有强制性。本案中，在追周某过程中，辅警王某伸出右手准备去抓周某，即有强制周某停车的行为，故属追缉。虽然辅警王某出庭说明称其仅向周某招手示意周某停车，但询问路人赵某的询问笔录中，赵某称：“事发前，靠周的摩托车最近的警摩上的警察伸出右手准备去抓周，但是周用左手将警察的右手打开了，接着两人又把个人的摩托车把手扶好继续往前开，可能又行驶了几秒钟，周就开进了路边的沟儿里去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的规定，辅警王某系本案执法人员，与崇州交警大队有密切关系，赵某的证言应优于王某的说明，故对崇州交警大队称其为追随，本院不予采纳。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本案中，周某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在左侧车道外行驶，拒不接受停车接受检查，被3名辅警及民察拦截转向右侧车道外逃离后其左转向灯仍开启。周某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转向灯，本身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民警周某基于当时的判断挥手示意3名辅警对周某实施追缉，符合上述规定。且从事后的相关检验、鉴定结果看，周某涉嫌酒驾［乙醇浓度为（81.6±3.5）mg/100mL］、使用非法车辆（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有改动痕迹；悬挂号牌不是其所驾普通二轮摩托车本车的），均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具有严重威胁。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复核，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即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崇州交警大队执法人员对周某进行的追缉行为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胥某某、余某某、周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明 人民陪审员  邱建勇 人民陪审员  李建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唐秋静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