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民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李东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伟。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张德慧。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源。 上诉人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与上诉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5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民、周晓伟，上诉人通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明、路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诚公司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通钢公司向华诚公司支付氧气款2639.41万元，并承担欠款期间的违约金4634.87万元（自200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时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到2017年12月）；2、判令通钢公司向华诚公司返还电费1076.47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72.15万元（自2011年11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计算到2017年12月）；3、判令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因停止使用“投资装置”经济损失2038.88万元（5097.21万元×40%）；4、判令通钢公司支付未达到最低用氧量差价款654.27万元；5、诉讼费由通钢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通化市华西氧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公司）和通钢公司于2006年10月28日签订《投资建设和气体销售合同》，双方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合同补充协议》。2008年5月20日，华西公司、通钢公司、华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投资建设和气体销售合同》和《合同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华诚公司。《投资建设和气体销售合同》约定：华西公司为通钢公司在生产区内投资建设HX-15000型（折合纯氧15000Nm³／h）真空变压吸附制富氧BPSA-O2装置（以下简称制氧装置），合同约定制氧装置总投资为人民币陆千柒佰伍拾万元（6750万元）。2007年5月2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又将原合同约定的制氧装置型号变更为HX-10000型（折合纯氧10000Nm³／h)。合同变更后，华诚公司实际投资5097.21万元。《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约定该装置生产的氧气专供通钢公司冶炼生产。双方对最低供氧量、供氧计量、价格、结算期限、电费负担等内容均作出了约定。该装置于2008年5月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2015年3月，通钢公司停止使用该装置至今。关于氧气款诉求：《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五条第六项约定：通钢公司按月支付氧气款，即在次月15日内结清氧气费。该合同第十五条第三项约定，通钢公司拖欠气体费超过宽限期时，每天按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超过一个月时，每天按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通钢公司自2008年6月起,一直拖欠氧气款，累计金额达2639.41万元（此欠款通钢公司财务已经挂账）。华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要求通钢公司立即支付氧气款2639.41万元，同时要求通钢公司承担欠款期间的违约金，自200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时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计算到2017年2月，违约金数额为4634.87万元）。关于电费诉求:2009年12月，通钢公司依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东北电网电价的通知》,将《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约定电价0.50元/KWH上调为0.61元/KWH以上,华诚公司为此与通钢公司产生争议诉至法院。华诚公司在该案中主张通钢公司退还2009年12月1日至2011年10月30日上调的电费差价，该案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对上调部分的电价由当事人双方各承担50%。该判决生效已进入执行程序。华诚公司认为，该判决具有预决效力，参照该生效的判决，通钢公司应负担自2011年11月1日以后调电价的50%的电费，但事实上，通钢公司已从应付华诚公司的氧气款中全额扣除了上调部分的电费2152.94万元。华诚公司认为通钢公司应按照高院判决负担一半的电费,向华诚公司返还本应由通钢公司自行承担的电费1076.47万元,并赔偿占用华诚公司该电费金额的经济损失(自2011年11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利息数额为172.15万元。)关于“制氧装置”损失诉求：《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约定，该装置生产的氧气专供通钢公司冶炼生产。《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五条第六项约定：通钢公司按月支付氧气款，即在次月15日内结清氧气费。该合同第十五条第三项约定:如累计拖欠六个月气体费用时，则可视为乙方无能力履行合同，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损失计算方法如下:使用一年后，乙方赔偿甲方装置总投资费用的90%;使用二年后，乙方赔偿甲方装置总投资费用的80%;使用三年后，乙方赔偿甲方装置总投资费用的70%;使用四年后，乙方赔偿甲方装置总投资费用的60%;使用五年后，乙方赔偿甲方装置总投资费用的50%;使用六年后，乙方赔偿甲方装置总投资费用的40%。华诚公司认为，巨额投入的“制氧装置”是专为通钢公司建设安装的，正是为了防控风险才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对通钢公司加以约束,更体现了对通钢公司的信任，投入的资金中有一半的资金来源于吉林恒诚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职工的集资入股,通钢公司正是为了保证华诚公司的投入能得到回报,在签约时才作出了违约赔偿的承诺。而今，华诚公司不但没有收回投资，而且销售的氧气款绝大部分也没有结算,这严重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故请求法院按照华诚公司总投资40%的比例赔偿华诚公司的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2038.88万元。关于未达到最低用氧量差价款诉求：《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通钢公司年用纯氧气量低于7140万Nm³/年,按7140万Nm³/年计,气体价格按0.48元/Nm³(不包括税费）计”。通钢公司从2010年至2015年每年实际用氧气量均未达到上述合同约定的年用纯氧气量,造成华诚公司不能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致使华诚公司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依据合同约定,经计算用氧量差价款为654.27万元人民币。综上所述，华诚公司认为，华西公司和通钢公司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华诚公司依法承继了华西公司和通钢公司的合同权利和义务,通钢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通钢公司拒付氧气款、全额扣留调价后的电费、停止使用“制氧装置”拒绝赔偿、拒绝支付最低用氧量差价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华诚公司要求通钢公司严格履行合同并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一审审理过程中，华诚公司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申请，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欠款期间的违约金4634.87万元（自200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时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到2017年12月）”变更为“欠款期间的违约金3553.73万元（自200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时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到2017年12月）”、将第4项请求数额654.27万元变更为642.74838万元。 通钢公司辩称：关于2639.41万元氧气款问题。因华诚公司尚未依据合同履行44.86万元电气故障损失赔偿义务、1568.16696万元氧气款开票冲减义务、261.67万元电费税金支付义务、630万元的工期违约金赔偿义务，通钢公司也无法履行2639.41万元氧气款支付义务。1、双方合同履行至2015年时，在2015年1月21日和3月17日，华诚公司先后接连发生2起电气设备事故，对通钢公司生产现场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运行造成了极大危害，同时给通钢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仅直接损失就达44.86万元。通钢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8时正式通知对方停止供电,并要求华诚公司整改并承担赔偿责任，但华诚公司既不按要求整改，也拒绝赔偿,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直至今天。2、在合同实际履行的八年期间，华诚公司有五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7140万Nm³/年供应纯氧，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如果生产不出7140万Nm³/年纯氧，应按实际供氧量计，价格执行0.43元/Nm³（不含税)。但华诚公司在履行合同中一直是按照0.48元/Nm³开票挂的账，此0.05元/Nm³的差涉及金额1568.16696万元，应由华诚公司开红字发票冲减,但华诚公司拒绝履行开票冲减义务。3、在合同履行期间，华诚公司生产用电一直是由通钢公司转供，电价执行0.5元/KWh(不含税),在合同履行之初通钢公司收取华诚公司电费时误将0.5元当成含税价收取，正确应该按照0.585元/KWh(含税）收取，导致每度电少收0.085元的税金，总计少收261.67万元电费税金，该税金华诚公司尚未支付。4、双方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华诚公司不能按时完成供氧，应向通钢公司支付违约金:第一套装置2007年10月31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7年12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延期1天，每天支付违约金1万元;第一套装置2007年11月30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8年1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天支付违约金5万元。华诚公司实际于2008年6月份投产供氧，工期违约5个月，违约金总计630万元，应予以支付。因此，虽然华诚公司在我处有挂账待结算的氧气款，但因华诚公司也有需要履行的赔偿、开票冲减、支付电费税金、工期违约金等合同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在华诚公司履行赔偿、开票冲减、支付电费税金、工期违约金等合同义务之前，通钢公司完全有权拒绝其履行氧气款支付的要求。再说，本案中，华诚公司已经不打算再继续履行合同供氧义务（因为华诚公司已将生产吸附氧的核心装置吸附剂于2015年5月运走),双方合同解除在即，此笔挂账待结算的氧气款已经成为最后的一次结算,只能在双方所有合同债务互相抵消，并轧差后进行支付。因此华诚公司要求直接支付2639.4万元的主张没有依据，应该按照合同债务互抵轧差后的数额134.7万元进行支付。 关于4634.87万元欠款违约金问题。欠款违约金既无事实依据又没有法律依据。1、从合同履行事实来看，自原、被告双方2006年合同签订以来，确定的交易模式就是华诚公司按月先供氧气、开票挂账，然后通钢公司结算，也就是先供气后付款的模式。此交易模式本身就决定了通钢公司永远会欠付华诚公司一笔尾款，直至2015年3月挂账后尾款为2639.4万元，华诚公司却要求通钢公司从2008年6月1日双方履行合同之初就开始支付违约金，且连续计算10年共计4634.87万元，显然违背合同的公平原则，纯属不劳而获，不应受法律保护。另外，即使2015年最后一笔待付尾款2639.4万元属于拖欠状态,那也是因为华诚公司拒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赔偿、开票冲减等合同义务导致的，通钢公司行使的是正当的合同履行抗辩权，华诚公司的违约金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从法律规定来看，《合同法解释(二)》第20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华诚公司在通钢公司总计开票挂账氧气款2.52亿元，通钢公司总计付华诚公司款2.26亿元，虽然2.26亿元不足以清偿2.52亿元的债务，但应视为优先抵充前面已到期的2.26亿元债务，因此华诚公司从合同履行开始就连续计算10年欠款违约金的主张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此，所有欠款违约金诉求均应被驳回。 关于华诚公司主张的返还电费1076.47万元、赔偿利息172.15万元问题。电费是按照国家规定收取并已上交供电公司，通钢公司并未受益，反而是华诚公司跟着享受了通钢公司的大工业电价优惠政策，受益颇多。返还没有任何道理，更不存在利息赔偿的问题。1、双方是长期的转供电关系，并非电的买卖关系，通钢公司不具备电力经营销售主体资格，完全是代通化供电公司收取电费，且所收取电费均已全部上交供电公司，通钢公司也未从中获取一分钱利益，客观上无法返还。一旦判令返还，通钢公司的国有资产就会受到巨大损失。再退一步讲，收取的电费已不在通钢公司手里，如果硬要返还，也返还不了,那么涉及的就只能是费用赔偿问题,而赔偿讲究的是过错，有过错才承担，没过错就不担，通钢公司从始至终在电费收取过程中执行的是国家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所以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虽然双方合同约定电价为0.5元/KWh，但之后国家上调了电价，国家电价属于政府制定价格，不能由市场主体协商确定,因此，应从法定按照上调后的电价计价。通钢公司没有返还电费的义务。《价格法》12条也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3、华诚公司电费返还的主债权尚且不成立,作为从债的利息损失就更不存在了。因此，华诚公司的电费返还及利息赔偿诉求均应被驳回。 关于华诚公司主张的赔偿因停止使用“投资装置”的经济损失2038.88万元问题。1、首先说该不该赔的问题。那么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了投资装置停止使用?我方认为正是华诚公司在履行合同期间连续发生电气事故，违反了用电相关规定，导致了投资装置的停止使用，最终造成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华诚公司自己的过错行为，给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该损失理应由自己承担。2、其次是如果该赔，赔多少的问题。华诚公司提出按照投资装置使用六年，总投资(5097.21万元）的40%，即2038.88万元来赔偿，没有任何道理。因为该投资置已经实际使用八年，迄今为止建成也已经超过十年，按使用六年赔偿没有任何依据，另外，投资总额也不是5097.21万元，而是4600万元。但是，无论如何，华诚公司主张的2038.88万元赔偿数额都过高，如果该赔，那么请求法院裁判适当减少赔偿数额。 关于华诚公司主张支付未达到最低用氧量差价款654.27万元的问题。未达最低用氧量是因为华诚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供应出足够的纯氧，属于华诚公司的违约行为，没有华诚公司违约，通钢公司买单的道理。1、华诚公司装置自2008年6月投产-2015年3月停产,在此8年期间,只有2008年、2010年和2013年三个年度的实际供应纯氧量达到了合同约定的7140万Nm³/年，其余五年均未能供足此约定量，实际供应情况如下:2008年3874.1万Nm³，2009年4780.5万Nm³，2010年7193.9万Nm³，2011年7126.8万Nm³，2012年6311.1万Nm³，2013年7150.9万Nm³，2014年7109.9万Nm³，2015年1477.8万Nm³（合同约定供应纯氧量标准为7140万立/年，2008年实际供应6个月,但达到半年量。2015年只供应3个月，未能供足），华诚公司不但不承担违约责任，相反却要求通钢公司支付654.27万元差价款，该主张完全属于不劳而获，违反合同公平原则，不应受法律保护，应予以驳回。2、双方《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因甲方（华诚公司）原因装置年生产供氧量达不到7140万Nm³/年，此时按实际供氧量计，气体价格按0.43元/Nm³(不包括税费）计。”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华诚公司不但没按约定供足纯氧量，而且结算时均按0.48元/Nm³执行，并没有按0.43元/Nm³执行，因此按照合同此项约定，通钢公司不但不应支付华诚公司654.27万元差价款，相反华诚公司应返还通钢公司0.05元/Nm³的差价款1568.16696万元,此款应由华诚公司开具红字发票冲回。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令氧气款互抵轧差支付，驳回华诚公司其他所有诉求。 通钢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的《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2、请求判令华诚公司赔偿通钢公司电气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暂定44.86万元。3、请求判令华诚公司向通钢公司赔偿装置供氧量达不到7140万Nm³/年的氧气款1568.16696万元。4、请求判令华诚公司向通钢公司返还合同履行期间通钢公司累计少结算的电费261.67万元。5、请求判令华诚公司向通钢公司赔偿工期违约金630万元。(前四项请求总计2504.69696万元)。6、诉讼费由华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华诚公司2015年3月因连续出现电气故障，导致停产,至今未整改、无法继续供氧，双方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且停产后，华诚公司已经将吸附氧装置的核心专利设备吸附剂运走,华诚公司以实际行动表明不打算继续生产，双方合同应予解除。二、通钢公司与华诚公司2006年10月28日签订了《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2007年5月22日双方又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合同履行期间，在2015年1月21日和3月17日，华诚公司先后接连发生2起电气设备事故,对通钢公司生产现场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运行造成了极大危害，同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通钢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8时正式通知对方停止供电，并要求华诚公司整改并承担赔偿责任，但对方始终未按要求整改，也拒绝赔偿。三、华诚公司的吸附制氧装置自2008年投产至2015年3月停产,在生产吸附氧气的8年期间,实际生产能力不足,难以达到7140万Nm³/年的最低供氧量，其中只有2010年和2013年两个年度勉强达到7140万Nm³,其余六个年度均未达到,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因甲方（华诚公司）原因装置年生产供氧量达不到7140万Nm³/年,此时按实际供氧量计,气体价格按0.43元/Nm³(不包括税费）计。”可是在实际结算过程中，均按0.48元/Nm³执行，导致通钢公司多给华诚公司结算氧气款1568.16696万元，此款应由华诚公司赔偿。四、双方合同约定，华诚公司生产吸附氧用电由通钢公司转供，电价执行0.5元/KWh(不含税)，合同履行之初通钢公司收取华诚公司电费时误将0.5元当成含税价收取，正确应该按照0.585元/KWh(含税）收取，导致每度电少收0.085元，总计少收261.67万元，应由华诚公司赔偿。五、双方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华诚公司不能按时完成供氧，应向通钢公司支付违约金:第一套装置2007年10月31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7年12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延期1天，每天支付违约金1万元;第一套装置2007年11月30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8年1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天支付违约金5万元。华诚公司实际于2008年6月份投产供氧,工期违约5个月，违约金总计630万元，应予以赔偿。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通钢公司的反诉请求，以维护通钢公司的合法权益。 通钢公司在审理过程中调整了反诉请求数额，其中第3项反诉请求数额调整为1592.4250万元，第5项请求数额调整为460万元。 华诚公司针对通钢公司的反诉请求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通钢公司的2、3、5项反诉请求，反诉费由通钢公司承担。针对反诉请求1，华诚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电气故障是当时制氧设备停止运行的原因。没能恢复供氧是通钢公司要求华诚公司改造供电系统未果而拒不恢复供电造成的。通钢公司减产、停产导致用氧量下降，通钢公司通过停电、停气的方式拒绝华诚公司供氧，这才是华诚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真正原因。华诚公司有证据证明制氧装置设备系统已经通钢公司技术检测，符合技术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华诚公司没有义务改造供电系统，通钢公司以此为由构成违约。因为通钢公司拒绝用氧导致供氧装置闲置，为避免损失扩大，所以才需要对吸附剂“活化”,华诚公司能够证明经通钢公司同意后才将吸附剂取出，并非华诚公司有意终止合同。如果通钢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必须按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通钢公司反诉称不能履行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针对反诉请求2,华诚公司认为电气事故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月27日起算，至今己超过3年，通钢公司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华诚公司有证明通钢公司就2015年1月22日的事故后，通钢公司请求华诚公司赔偿损失数额为21.68万元，华诚公司同意赔偿直接损失部分18.224万元。损失赔偿问题已经解决，通钢公司反诉主张赔偿44.86万元缺乏证据，法院对超出实际损失的请求应驳回。针对反诉请求3，根据通钢公司自认的停产时间是2015年3月，通钢公司主张的合同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4月起算，至今经过3年，其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华诚公司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制氧装置从设计上是可以达到合同约定的产能。通钢公司限制华诚公司的氧气生产及使用是造成通钢公司多年用氧量没有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直接原因，通钢公司违约责任应自负。针对反诉请求4，华诚公司无异议，同意返还，可从通钢公司尚未结算的氧气款中扣除。针对反诉请求5,关于涉案工期损失的诉讼时效应从2008年1月1日起算,至今经过10年，其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涉案的工程项目没能如期投入使用，是通钢公司造成的，工期损失不应由华诚公司承担。综上，华诚公司认为，既然通钢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华诚公司同意解除，但通钢公司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华诚公司对通钢公司的第4项反诉求没有异议。因通钢公司反诉的2、3、5项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判决驳回。诉讼费依照法律规定有双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无争议事实：华西公司和通钢公司于2006年10月28日签订HX-15000型制氧装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并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合同补充协议。2008年5月20日，华西公司、通钢公司与华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和合同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由华西公司概括转移给华诚公司。2008年4月26日案涉制氧装置投产，2015年3月18日停产。案涉合同已于2015年3月18日终止履行,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华诚公司的实际供氧量2008年为38741728.99m³，2009年47805974.89m³，2010年计数为71939172.01m³，其中实际用氧量为66730842m³，2011年71268103.63m³，2012年63111159.19m³，2013年71509383.01m³，2014年71099303.77m³，2015年14778183.94m³，其中2008-2009年通钢公司因用氧量较低为补偿华诚公司的损失，在2010年实际用氧量的基础上增加计数5208330m³。通钢公司尚欠华诚公司2639.403683万元，其中氧气款为2426.47427万元（通钢公司挂账数据以不含税每立方米0.48元计）。2010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65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904小时；2011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82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600小时，2012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73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243小时，2014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58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257小时。华诚公司曾向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通钢公司依约履行合同、返还多收的电费7821541.9元，本院于2015年2月5日作出（2011）通中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一、通钢公司继续履行与华诚公司签订的合同；二、驳回华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华诚公司提起上诉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吉民二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一、撤销（2011）通中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二、通钢公司立即返还华诚公司多收取的电费3906262.24元；三、驳回华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争议 1、华诚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通钢公司支付逾期给付氧气款违约金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争议。 通钢公司主张，华诚公司主张的氧气款违约金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通钢公司认为，按照华诚公司的氧气款违约主张，通钢公司从2008年7月16日首次开始违约以来发生拖欠累计达六个月后,也就是从2009年1月13日开始，就已经视通钢公司无能力履行合同了,华诚公司就应该向通钢公司主张欠付氧气款的违约责任(6个月滞纳金再加装置赔偿）,但直到2015年华诚公司才提出,显然诉讼时效已过。 华诚公司认为，该项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拖欠氧气款的行为处于持续状态。 一审法院认为，华诚公司关于请求判令通钢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与通钢公司是否存在拖欠氧气款的事实紧密相关，在当事人对于通钢公司尚欠华诚公司氧气款这一事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违约金的请求与氧气款的请求应当一并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从通钢公司的会计账簿体现，通钢公司在2016年3月尚有支付尚欠款项的行为，而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在2016年3月之前，由于通钢公司尚有支付华诚公司款项的行为，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6年3月起开始计算，至起诉之日，华诚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2、关于通钢公司的反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争议。 华诚公司主张，通钢公司主张的电气事故造成的损失44.86万元、装置供氧量达不到约定数量应当赔偿的氧气款1592.4250万元、少结算的电费261.67万元、工期违约金460万元的反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电气事故发生于2015年3月18日，至反诉日（2018年3月5日），当事人时效已过；通钢主张延误工期问题，因延误工期的原因及延误时长不明，证据不足，且丧失时效；从2008年4月（通钢公司已经知道的时间）至2018年3月5日(反诉的时间)，期间已长达十年。 通钢公司认为，电气事故赔偿金和氧气款差额的起诉未过时效。第一，双方之间合同关系一直存续至今，并未解除，在解除之前,主张基于本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诉讼时效不为过；第二，这两项主张，均是在华诚公司历次主张要求支付氧气款、装置赔偿的同时所提出的抗辩主张，二者之间都是基于同一合同产生的金钱给付之债，是互相主张、相互履行的关系，是同一合同纠纷的两个相对面，不能说华诚的主张诉讼时效连续，而通钢的抗辩主张就诉讼时效已过,这显然没有任何道理。关于工期违约金的时效问题，工期违约金虽然于2008年产生,但双方合同履行期限为长期,合同中也未明确约定工期违约金的履行期限,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通钢公司现在通过诉讼要求华诚公司履行，时效当然未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通钢公司于本次诉讼中提出工期违约金，时效未过。此外，通钢公司反诉主张的是债务抵销，行使的是法定抵销权，无关诉讼时效问题。法律并没有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就不得主张抵销，无论过不过诉讼时效，均不影响法定抵销权的行使，何况工期违约金在形成之初就早可抵销，只是一直未行使权利，既然双方互负金钱给付之债，通钢公司现在行使法定抵销权并无不妥。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交的往来信函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电气事故赔偿数额问题直至2017年尚处于协商阶段，华诚公司并未明确拒绝给予通钢公司电气事故赔偿，因此该项反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通钢公司主张的华诚公司没有达到约定供氧量，因而要求赔偿的反诉，由于双方当事人一直处于履行合同期间，在合同未解除或者终止履行的情况下，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因而该项反诉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电费税金问题，华诚公司予以确认，通钢公司的该项权益未受侵害，因而并未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关于工期违约金问题，由于该事实当事人不否认存在，且呈连续性，因而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关于通钢公司拖欠华诚公司氧气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的争议 华诚公司认为，通钢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拖欠氧气款；违约金数额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违约金，我公司曾经主张违约金计算到2017年12月，数额为4634.87万元，但现在我们认可通钢公司的计算方法，以2426.47427万元为基数，以日万分之五为标准，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违约金为3036.6073万元；我公司认为，以2016年3月31日确定的欠氧气款以2426.47427万元为基数，以日万分之五为标准，判决保护到通钢公司实际履行债务时止；其中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24日利息为1318万元。 通钢公司认为：1、从合同履行事实来看，自双方2006年合同签订以来，确定的交易模式就是华诚公司按月先供氧气、开票挂账，然后通钢公司结算，也就是先供气后付款的模式。此交易模式本身就决定了通钢公司永远会欠付一笔尾款，直至2015年3月挂账后，尾款为2639.4万元，华诚公司却要求通钢公司从2008年6月1日双方履行合同之初就开始支付违约金，且连续计算10年共计4634.87万元，显然违背合同的公平原则，纯属不劳而获，不应受法律保护。另外，即使2015年最后一笔待付尾款2639.4万元属于拖欠状态,那也是因为华诚公司拒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赔偿、开票冲减等合同义务导致的，通钢公司行使的是正当的合同履行抗辩权，华诚公司的违约金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从法律规定来看，《合同法解释(二)》第20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华诚公司在通钢公司总计开票挂账氧气款2.52亿元，通钢公司总计付华诚公司款2.26亿元，虽然2.26亿元不足以清偿2.52亿元的债务，但应视为优先抵充前面已到期的2.26亿元债务，因此华诚公司从合同履行开始就连续计算10年欠款违约金的主张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经组织当事人核对财务数据，双方当事人确认，至2016年3月31日，通钢公司尚欠华诚公司氧气款等合计2639.403683元，其中氧气款数额为23861402.70元。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五条第6项“乙方（通钢公司）按月向甲方（华诚公司）支付实际所用氧气的气款，即在次月15日内乙方向甲方结清上月所用氧气的费用”的约定，通钢公司应当在用氧次月15日前付清氧气款，但通过双方核对后没有争议的氧气款发生额及实际付款明细可见，通钢公司没有在用氧后的次月付清上月的氧气款，该项拖欠氧气款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属于违约行为。虽然通钢公司主张以华诚公司应当赔偿或者给付的款项用以抵扣，但是，一方面通钢公司所主张的赔偿事由及给付项目并不产生否定拖欠氧气款事实存在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由于其主张的款项远远少于拖欠的氧气款数额，因此通钢公司以应当抵扣及同时履行，因而不存在违约情形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无法否定通钢公司存在拖欠氧气款的违约情形存在。 三、关于通钢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数额及违约金数额应否予以调整的争议 华诚公司主张，通钢公司应按月支付氧气款，即在次月15日内结清氧气费。合同第十五条第三项约定，通钢公司拖欠气体费超过宽限期时，每天按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超过一个月时，每天按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通钢公司自2008年6月起,一直拖欠氧气款，累计金额达2639.41万元（此欠款通钢公司财务已经挂账）。自200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时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计算到2017年2月，违约金数额为4634.87万元）。 通钢公司认为，通钢公司拖欠氧气款，是由交易方式决定的，而且通钢公司拖欠氧气费也是因为华诚公司拒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赔偿、开票冲减等合同义务导致的，华诚公司的违约金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华诚公司从合同履行开始就连续计算10年欠款违约金的主张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违约责任没有重复叠加计算的道理。如果通钢公司违约拖欠氧气款了,那么依据双方合同第15条第3项约定:拖欠气体费用超过宽限期时，需按日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拖欠超过一个月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累计拖欠六个月，可视为无能力履行合同,要求赔偿装置损失(使用一年，赔偿总投资的90%，...使用六年，赔偿总投资的40%)。违约责任是按照时间段分段累加的，也就是6个月滞纳金再加装置赔偿，可华诚公司将滞纳金计算至现在，装置赔偿也计算至现在，重复叠加计算，加重通钢公司责任,主张了一个巨额的违约金,华诚公司的诉求总额为1.12亿元,但是挂账氧气款本金仅2600多万元，其余8500多万均为违约赔偿金，华诚公司当初建厂投资注册资金才4600万元,这相当于重建一个华诚公司还富富有余,严重违反了合同的公平原则，也违反最高院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第40号文)第6项的规定:“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该指导意见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因此，如果通钢公司构成违约，则请求按照合同法114条和上述指导意见的规定降低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通钢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由于通钢公司逾期付款行为持续存在，且尚欠氧气款数额因通钢公司的付款行为而不断变化，因此，经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账目后，按照每一时段的不同欠款数额作为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基数，实行分段计算。通钢公司尚欠华诚公司氧气款等2600多万元，则华诚公司的损失仅仅是银行贷款利息损失，而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的数额明显超过以该尚欠的氧气款数额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为计息标准计算得来的损失数额的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通钢公司提出的调整逾期付款违约金数额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当事人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按照金融机构制订的贷款利率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调整为：自2008年6月1日起，以2426.4742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1月4日的违约金，以2426.47427万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关于返还电费及赔偿占用电费款所致损失的争议 华诚公司认为，2009年12月，通钢公司依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东北电网电价的通知》,将《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约定电价0.50元/KWH上调为0.61元/KWH以上,华诚公司为此与通钢公司产生争议诉至法院。华诚公司在该案中主张通钢公司退还2009年12月1日至2011年10月30日上调的电费差价，该案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对上调部分的电价由当事人双方各承担50%。该判决生效已进入执行程序。华诚公司认为，该判决具有预决效力，参照该生效的判决，通钢公司应负担自2011年11月1日以后调电价的50%的电费，但事实上，通钢公司已从应付华诚公司的氧气款中全额扣除了上调部分的电费2152.94万元。华诚公司认为通钢公司应按照高院判决负担一半的电费,向华诚公司返还本应由通钢公司自行承担的电费1076.47万元,并赔偿占用华诚公司该电费金额的经济损失(自2011年11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利息数额为172.15万元。)。 通钢公司认为，电费是按照国家规定收取并已上交供电公司，通钢公司并未受益，反而是华诚公司跟着享受了通钢公司的大工业电价优惠政策，受益颇多。返还没有任何道理，更不存在利息赔偿的问题。1、双方是长期的转供电关系，并非电的买卖关系，通钢公司不具备电力经营销售主体资格，完全是代通化供电公司收取电费，且所收取电费均已全部上交供电公司，通钢公司也未从中获取一分钱利益，客观上无法返还。一旦判令返还，通钢公司的国有资产就会受到巨大损失。再退一步讲，收取的电费已不在通钢公司手里，如果硬要返还，也返还不了,那么涉及的就只能是费用赔偿问题,而赔偿讲究的是过错，有过错才承担，没过错就不担，通钢公司从始至终在电费收取过程中执行的是国家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所以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虽然双方合同约定电价为0.5元/KWh，但之后国家上调了电价，国家电价属于政府制定价格，不能由市场主体协商确定,因此，应从法定按照上调后的电价计价。通钢公司没有返还电费的义务。《价格法》12条也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3、华诚公司电费返还的主债权尚且不成立,作为从债的利息损失就更不存在了。因此，华诚公司的电费返还及利息赔偿诉求均应被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六条约定电价为0.50元/KWH。2009年12月，通钢公司依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东北电网电价的通知》,将《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约定电价0.50元/KWH上调为0.61元/KWH。根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八条“气体销售价格的变更：在气体销售期间，本装置所消耗的水、电、蒸汽的价格按本合同第六条执行,乙方（通钢公司）不得进行价格变动;甲方（华西公司）向乙方售气价格也按本合同第五条执行、甲方不得进行价格变动。如水、电、汽等价格因国家政策困素发生较大变动，乙方要求对水、电、蒸汽进行价格调整时，甲、乙双方可以进行平等协商，同时甲方售气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双方就此形成书面《补充合同》，当《补充合同》生效之日起的售气期，装置所需的公用工程(水、电、蒸汽)的价格及装置售气价格按《补充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甲、乙双方未对新的价格达成书面《补充合同》时，本装置所消耗的水、电、蒸汽的价格和氧气售气价格仍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价格执行。”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国家政策因素调整了电费价格，而双方又未能达成书面补充合同来确定电价，因此在平衡当事人因政策调整而产生的利益负担时，应公平、合理地调整电费价格。根据公平原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按照当事人各负担50%上涨电费的方式确定了双方当事人的负担比例，该判项既有合理性又具合法性，可予以采纳。本案双方当事人亦应以各负担50%的方式来承担2011年11月1日后电费价格上涨所增加的费用。由于华诚公司已经支付了上涨后的全部电费2152.94万元，通钢公司应向华诚公司返还其应分担的50%份额，即1076.47万元。 关于通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利息损失的问题，由于当事人并未约定利息条款，且电费价格上涨系国家政策因素所致，华诚公司请求通钢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停止使用制氧装置所致损失的数额是多少及如何负担的争议 华诚公司主张，装置实际使用近6年，但合同约定超过6年后，对方违约，就应当按照40%的比例予以赔偿,合同责任依法理应属严格责任，有约从约，无约从法，如果对方认为我方要求赔偿的损失额度过高，应由对方承担损失过高的举证责任。关于投资问题，我方不否认对方出示的反诉证据18证据（华诚公司出具的情况报告）的真实性，也不否认在该文件中曾表述过就案涉装置投资4600万元，但投资与注册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诚公司的注册资本确实是4600万元，但实际投资远远大于4600万元，应以案涉的评估报告作为实际投资的数额，至于实际投资大于注册资本，是否应当依法办理增资问题，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应按评估报告中的5097.21万元这一数值确定投资数额。该部分损失应为(5097.21万元）的40%，即2038.88万元，由通钢公司赔偿。 通钢公司主张，合同约定的损失是计算到第6年，但是装置实际使用8年，迄今已达10年，即使应该赔偿，也应该按照实际价值损失来计算。另外投资总额并非华诚公司所说5097.21万元。华诚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4600万元,且华诚公司在2015年10月20日关于供富氧装置的情况汇报文件中最后结尾部分，已经阐述“我公司投资4600万元”,所以不应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如果对方投资有增加，公司应该做增资处理，才能确认投资总额。华诚公司主张赔偿额过高，如果赔偿成立，请法庭依法适当降低赔偿额度。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制氧装置价值的确定问题，虽然通钢公司提出了资产评估鉴定申请，拟对华诚公司制氧装置的残余价值进行评估，进而来确定制氧装置损失数额，但是，一方面该申请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因此不予准许；另一方面，根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十五条第3款第2项的约定，通钢公司赔偿制氧装置损失依据的基础应为华诚公司的制氧装置总投资数额，而非制氧装置残值，因此，通钢公司的鉴定申请事项无必要，为免除诉讼负担，本院不予准许。通钢公司主张的投资总额应以注册资本为准，但显然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存在明显不同，也与合同约定相悖，因此对于通钢公司关于制氧装置投资总额为46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华诚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体现的制氧装置投资数额为5097.21万元，根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十五条第3款第2项“……供氧装置总投资为：人民币6750万元。”的约定，评估报告显示的制氧装置投资总额5097.21万元与合同约定的投资数额6750万元相近，且低于合同约定的投资总额，该评估报告显示的数额具有合理性、可信性，本院予以采纳。华诚公司的制氧装置总投资数额为5097.21万元，其中吸附剂（制氧分子筛）虽然具有消耗属性，但作为制氧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包含在制氧装置总投资数额内，但根据通钢公司提交的出门证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华诚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已经将176.56吨吸附剂（制氧分子筛）运回，而双方当事人对于吸附剂价格为每吨10万元没有争议，因此应当在制氧装置投资总额中扣除1765.6万元；另外，虽然华诚公司另行运出了6.5吨吸附剂，但该部分吸附剂并未开封使用，不包含在制氧装置中，当事人亦认可不作为华诚公司已经运回的吸附剂数额内，因此不在制氧装置投资总额中扣除。关于折旧比率的确定问题。根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十五条第3款第2项的约定，如累计拖欠六个月气体费用，则可视为通钢公司无能力履行合同，要求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的损失。损失的计算方法如下:使用一年后，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装置总投资费用的90%，使用二年后，赔偿装置总投资费用的80%，使用三年后，赔偿装置总投资费用的70%，使用四年后，赔偿装置总投资费用的60%，使用五年后，赔偿装置总投资费用的50%，使用六年后,赔偿装置总投资费用的40%，供氧装置总投资为人民币陆仟柒佰伍拾万元（6750万元)。根据公平原则和当事人对于随着装置使用年限增长而相应每年减少10%价值的约定，结合当事人均确认案涉装置折旧按照10年计算的事实，本案双方涉及的制氧装置至诉讼时已经八年，酌定按照20%确定为宜。关于通钢公司是否应当赔偿装置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已经约定了承担责任的生效条件，即通钢公司累计拖欠六个月气体费用，该条件已经具备，因而出现了赔偿装置损失的情形，通钢公司应当赔偿华诚公司装置总投资的损失，双方当事人并未确定该项赔偿与逾期付款违约金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因而可以分别计算数额并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上述分析，通钢公司应当赔偿华诚公司制氧装置总投资损失（5097.21万元－1765.6万元）×20%＝666.322万元。 六、关于通钢公司未达到最低用氧量的原因及差价款数额应当如何负担的争议 华诚公司主张，《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通钢公司年用纯氧气量低于7140万Nm³/年,按7110万Nm³/年计,气体价格按0.48元/Nm³(不包括税费）计”。通钢公司从2010年至2015年每年实际用氧气量均未达到上述合同约定的年用纯氧气量,造成华诚公司不能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致使华诚公司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依据合同约定,经计算用氧量差价款为654.27万元人民币。通钢公司在双方的合作期间，同时使用2家企业生产的氧气，一个是深冷氧，另一个是吸附氧，并不是华诚公司因自身原因产能不足，结合华诚公司提供的证据及生产日志，可以证明通钢公司限制使用华诚公司生产的吸附氧，最终导致未能实现双方约定的最低供氧量7140万m³。既然双方合同约定了通钢公司的最低用氧量，通钢公司应保证最低供氧量，至于通钢公司使用深冷氧还是吸附氧各自用量多少，与华诚公司无关。另需说明，8个年度的统计表计算的数据分别是700万m³以上／月，才能实现合同约定的标准，但按照双方的约定合理的换算，每个月华诚公司完成595万m³即可实现合同目的。 通钢公司认为，未达最低用氧量是因为华诚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供应出足够的纯氧，属于华诚公司的违约行为，没有华诚公司违约，通钢公司买单的道理。华诚公司装置自2008年6月投产-2015年3月停产,在此8年期间,只有2008年、2010年和2013年三个年度的实际供应纯氧量达到了合同约定的7140万Nm³/年，其余五年均未能供足此约定量，实际供应情况如下:2008年3874.1万Nm³，2009年4780.5万Nm³，2010年7193.9万Nm³，2011年7126.8万Nm³，2012年6311.1万Nm³，2013年7150.9万Nm³，2014年7109.9万Nm³，2015年1477.8万Nm³（备注：合同约定供应纯氧量标准为7140万m³/年，2008年实际供应6个月,但达到半年量。2015年只供应3个月，未能供足），华诚公司不但不承担违约责任，相反却要求通钢公司支付654.27万元差价款，该主张完全属于不劳而获，违反合同公平原则，不应受法律保护，应予以驳回。我方提供炼铁厂7号高炉2008-2015年7月生产期间的铁水产量及耗氧情况，可以证明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华诚公司产能严重不足，需要通钢公司补充自产的深冷氧，才能满足高炉日常生产。从2010-2014年补充氧量数据显示，高炉生产中华诚公司供吸附氧能力逐年下降，从华诚公司单月最高供氧能力来看，连续生产8年间只有2010年2月、8月，2011年3月、5月，这4个月供氧量超过了700万m³，能勉强接近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每小时1万m³的生产能力。华诚公司关于关闭吸附氧生产线的报告，可以证明华诚公司于2016年已经决定关停生产，与通钢公司后来的协商中继续供氧的意思表示相悖。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通钢公司年用纯氧气量低于7140万Nm³/年,按7110万Nm³/年计,气体价格按0.48元/Nm³(不包括税费）计”华诚公司应当提供纯氧气量不低于7110万Nm³/年，通钢公司使用纯氧气量亦不应低于7110万Nm³/年。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通钢公司实际用氧量并未全部达到约定数额，2010年计数为71939172.01m³，其中实际用氧量为66730842m³，2011年71268103.63m³，2012年63111159.19m³，2013年71509383.01m³，2014年71099303.77m³，2015年14778183.94m³，2008年至2009年，通钢公司因用氧量较低，为补偿华诚公司的损失，在2010年实际用氧量的基础上增加计数5208330m³。华诚公司以补充协议的约定来主张赔偿，已经提交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合同补充协议》予以证明，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通钢公司以未达最低用氧量系华诚公司所致进行抗辩并同时提出反诉，对未达最低用氧量的原因，通钢公司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通钢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达到充分证明的标准，且根据当事人的庭审和询问过程中的陈述，以及前述无争议事实，结合当事人对于停止供氧时长的确认，显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的时长显著多于华诚公司；再者从制氧装置的产能设计安装来看，该制氧装置的产能符合合同要求；另外，从华诚公司在个别年份已经提供符合约定标准的氧气量的事实来看，也能证明并非因华诚公司的产能不能达到供氧量标准致使通钢公司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用氧量。本院曾就华诚公司诉通钢公司案件于2009年12月29日作出（2009）通中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就通钢公司2008年亏损、采取限产保价措施致使华诚公司年最低用氧量没有达到约定标准造成华诚公司损失500万元的纠纷达成和解协议，该项事实亦可佐证通钢公司有关未达最低用氧量系华诚公司所致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因此，根据《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的约定，通钢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标准赔偿华诚公司未达到7140万Nm³/年用氧量的损失，损失数额为654.27万元。 七、关于电气事故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及责任承担的争议 通钢公司主张：在2015年1月21日和3月17日，华诚公司先后接连发生2起电气设备事故,对通钢公司生产现场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运行造成了极大危害，同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通钢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8时正式通知对方停止供电，并要求华诚公司整改并承担赔偿责任，但对方始终未按要求整改，也拒绝赔偿。要求华诚公司赔偿电气事故所致通钢公司损失44.86万元。通钢公司提交了事故分析通报、索赔报告、往来信函、下属钢铁厂、车间证明等证据证明。 华诚公司认为：我公司有证据证明通钢公司就2015年1月22日的事故后，通钢公司请求华诚公司赔偿损失数额为21.68万元，华诚公司同意赔偿直接损失部分18.224万元。损失赔偿问题已经解决，通钢公司反诉主张赔偿44.86万元缺乏证据，法院对超出实际损失的请求应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月21日和3月17日，华诚公司先后发生2起电气设备事故，当事人对于电气设备改进和赔偿损失事宜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当事人对于华诚公司发生两次电气事故的事实没有争议，但对于通钢公司因此形成的损失数额有争议，因此通钢公司负有证明损失数额的举证证明责任。通钢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单方证据且证明人与通钢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上述证据也没有体现出具体的损失计算方法和数额的依据，因此，对于通钢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对通钢公司损失数额为44.86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华诚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及答辩中，同意赔偿直接损失18.224万元，该项陈述不涉及损害他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本院予以确认，华诚公司两次电气事故致通钢公司损失18.224万元。 八、关于工期违约金的争议 通钢公司主张：通钢公司7号高炉2007年9月份已经投产，已经具备用氧条件。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华诚公司不能按时完成供氧，应向通钢公司支付违约金:第一套装置2007年10月31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7年12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延期1天，每天支付违约金1万元;第一套装置2007年11月31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8年1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天支付违约金5万元。华诚公司实际于2008年6月份投产供氧,工期违约5个月，违约金总计630万元，应予以赔偿。后通钢公司将违约金数额调整为460万元。 华诚公司认为：涉案的工程项目没能如期投入使用，是通钢公司造成的，工期损失不应由华诚公司承担。供氧装置是2008年5月8日开始运行。通钢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供氧时间就等于工程竣工时间。供氧工程是如期完工的，是因为通钢公司的配套设备，通钢公司自己采购的混氧机没有及时到货，涉案装置周边供水、供电网络没有形成，通钢公司的7号高炉尚不具备生产条件，通钢公司才没有要求华诚公司在1月份供氧，通钢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华诚公司延误了涉案工程，即不存在违约赔偿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若甲方（华诚公司）在上述规定时间不能按时完成供氧(由于乙方原因工程延期时间除外)，甲方应向乙方（通钢公司）按下列方式支付违约金:第一套装置2007年10月31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7年12月31日前未能投运，每延期1天,甲方每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万元；第一套装置2007年11月30日前或第二套装置2008年1月31日前未能投运，甲方每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该项条款约定了除外情形，即“由于乙方原因工程延期时间除外”，则通钢公司已经证明华诚公司没有在约定时间完成供氧的事实后，应该继续证明作为制氧装置供氧对象的七号高炉已经在此之前具备生产条件，否则属于未完成举证责任。另外，2008年5月20日，华西公司、通钢公司、华诚公司签订的协议已经排除了华诚公司对签订日之前的债务承担，也不负有保证制氧装置建设周期的义务（第一条：华西公司、通钢公司继续负责履行的权利义务中含投资装置建设周期；第二条：在本协议生效前，原合同和补充协议中华西公司权利与义务除华西公司继续履行条款外，由华西公司与华诚公司交接完成，华诚公司不承担本协议生效前华西公司在原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任何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由于通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七号高炉已经在供氧装置具备供氧能力之前即已经具备投产条件，因此通钢公司有关因华诚公司因供氧装置工期违约应给付违约金46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华西公司与通钢公司于2006年10月28日签订HX-15000型制氧装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并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合同补充协议。2008年5月20日，华西公司、通钢公司与华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和合同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由华西公司概括转移给华诚公司。2008年4月26日案涉制氧装置投产，2015年3月18日停产。案涉合同已于2015年3月18日终止履行，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华诚公司的实际供氧量2008年为38741728.99m³，2009年47805974.89m³，2010年计数为71939172.01m³，其中实际用氧量为66730842m³，2011年71268103.63m³，2012年63111159.19m³，2013年71509383.01m³，2014年71099303.77m³，2015年14778183.94m³，其中2008-2009年通钢公司因用氧量较低为补偿华诚公司的损失，在2010年实际用氧量的基础上增加计数5208330m³。通钢公司尚欠华诚公司26394036.83元，其中氧气款为23861402.70元(通钢公司挂账数据以不含税每立方米0.48元计)。2010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65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904小时；2011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82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600小时，2012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73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1243小时，2014年因华诚公司原因停止供氧58小时，因通钢公司原因停止供氧257小时。华诚公司曾向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通钢公司依约履行合同、返还多收的电费7821541.9元，本院于2015年2月5日作出(2011)通中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一、通钢公司继续履行与华诚公司签订的合同；二、驳回华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华诚公司提起上诉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吉民二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一、撤销(2011)通中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二、通钢公司立即返还华诚公司多收取的电费3906262.24元；三、驳回华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华西公司与通钢公司签订的“吸附氧装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关于《通钢吸附氧装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华西公司、华诚公司、通钢公司签订的“吸附氧装置补充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华西公司与通钢公司签订的协议除特别说明的条款外，华西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由华诚公司承继。根据本案当事人对通钢公司尚欠26394036.83万元，其中氧气款为23861402.70元的事实、华诚公司同意支付通钢公司代为支付的税金261.67万元并同意履行开具已付款发票的随附义务和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合同的意见，结合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问题的分析论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华诚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通钢公司的部分反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与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28日签订的HX-15000型真空变压吸附制富氧装置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的《关于合同补充协议》、于2008年5月20日签订的HX-15000型真空变压吸附制富氧装置补充协议； 二、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给付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欠款2639.403683万元，并按照如下计算方法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自2008年6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违约金数额6716230.15元；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3861402.7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1月4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3861402.7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返还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电费款1076.47万元； 四、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装置损失666.322万元； 五、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赔偿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最低用氧量所致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损失642.74838万元； 六、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赔偿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电气事故损失18.224万元； 七、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返还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电费税金261.67万元； 八、驳回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九、驳回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华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关于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部分的判项，改判通钢公司向其支付2016年3月31日前的违约金21170071.42万元，改判2016年4月1日——2019年11月4日期间的违约金15653080.17元(按所欠氧气款本金23861402.70元为基数，按日万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合计:36823151.60元；二、上诉费由通钢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违背当事人关于违约金的合同约定，判决减少违约金数额是错误的。合同双方约定华诚公司生产的吸附氧只能供给通钢公司，于是限定了双方必须通过一定的合作期限和7140Nm3/年最低用氧量来收回投资，体现了该合同的根本目的。可通钢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擅自单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理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首先，按照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的规定，“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本案中，通钢公司不能证明华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其次，判断“违约金过高”应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过错程度、逾期利益等因素，根据公平、诚信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装置投资5097.21万元全部是华诚公司投入的，从装置投产的当年(2008年)开始，通钢公司就连续、持续拖欠氧气款至今长达12年之久，累计数额达2639.403683万元，通钢公司过错明显，对此华诚公司并无过错。由于通钢公司没有如约付款，必然导致华诚公司无法实现利润、股东不能分红、财务成本增加，这是已查清的案件事实，此损失华诚公司无需举证。正是因为华诚公司单方投资5097.21万元，《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才有了第十五条3.2条款的约定，即在通钢公司履约的情况下，6年后华诚公司才可能收回投资成本。正是因为通钢公司连续、持续拖欠氧气款，华诚公司至今没有收回投资成本，根本没有利润甚至亏损。再其次，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置合同约定于不顾，主观的认为，华诚公司的损失仅仅是银行贷款利息损失，并认为若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明显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标准的30%，属“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但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审判思路，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也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作出判决，这更是错误的。 通钢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计算违约金的方法并无不当。1.一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08年6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违约金并无不当。2.一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06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违约金，及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1月4日期间的违约金并无不当。二、华诚公司上诉状中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阐述有误。三、通钢公司的氧气欠款本金应为2039.4万元。四、（2016）最高法民终469号判决对于本案不具有参考性。五、《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不适用本案。1、本条例不适用本案的审理。2.本案应适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合同法解释二》调整违约金过高的情况。3.本案不适用《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五条进行审理。4.华诚公司不属于中小企业，《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不适用本案。 通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判令驳回华诚公司投资装置损失的诉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通钢公司赔偿未达最低用氧量损失454.483048万元。3、请求支持通钢公司一审的反诉请求，判令华诚公司向通钢公司返还装置供氧量达不到7140万Nm3/年的氧气差额款844.686027万元(0.05元价差)。4、上诉费由华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装置损失666.322万元，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还重复叠加了通钢公司的违约责任，属于错误判决。首先，双方合同第十五条第3款明确约定了“拖欠购买氧气费用”的违约责任是“6个月的滞纳金”加“一定使用年限的装置总投资费用(装置损失)”。一审法院判决通钢公司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了2008年6月1日一2019年11月4日(破产重整受理日)期间的“拖欠购买氧气费用”违约责任1049万元，同时又判决通钢公司承担装置损失666.322万元。明显属于重复叠加责任的错误判决，让通钢公司承担了两个“拖欠购买氧气费用”的违约责任，加重了通钢公司的负累。其次，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互相都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但最终导致合同履行不下去而解除的主要原因却是:华诚公司违章用电、电气事故频发、整改又不能达到恢复送电条件所致。2015年3月17日华诚公司再次发生电气事故，引发变电所系统风险，造成通钢公司大面积停电，华诚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及严重危害用电安全问题，通钢公司按电力规定停止为其供电。虽然华诚公司事后进行了整改，但整改完后未按国家电力规定，取得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电气设备实施电气实验的合格实验报告，不具备恢复供电的规定条件，华诚公司上述种种不诚信履行合同的行为，导致了自己的投资装置彻底停摆、企业停产，最终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华诚公司自己的过错行为，造成了合同履行不能，造成了自己的装置损失，该损失理应由华诚公司自己承担。二、一审判决将未达最低用氧量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通钢公司，进而判决通钢公司赔偿全部未达最低用氧量损失654.27万元，显然存在片面性认识错误、导致判决不公，应改判为454.483048万元。从双方签字确认的《华诚公司生产能力分析表》中影响停产时间数据来看，一审判决只考虑了未达最低用氧量的2010、2011、2012、2014的时长数据，而忽略了达到最低用氧量的2013年的时长数据;一审判决仅从数据表面大小简单分析，通钢公司原因装置停产时间长，华诚公司原因装置停产时间短，就认定通钢公司承担未达最低用氧量全部责任，赔偿华诚公司全部损失654.27万元，而没有将全部数据整体综合分析，再结合双方生产管理实际，深入事物的本质，科学辩证地分析原因，导致了判决错误。就算从常理来看，通钢公司与华诚公司两个人共同配合做供用氧气达标这一件事，双方都各自产生停产时间，双方均对不达标有原因贡献力，只不过是原因贡献力大小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判定为仅是一方的过错，而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俗话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审法院对未达最低用氧量责任全部由通钢公司承担并赔偿654.27万元的判决显然违背了辩证思维，属于片面认识性错误，导致判决失去了公正性，理当改判。2013年华诚公司供氧量7150.9万立，完全超过了合同约定的7140万立，属于达标履约，该年度通钢公司原因装置停产累计654小时，而华诚公司也因自身原因装置停产累计154小时，双方原因力合计停产808小时，也就是说即使2013年全年有808小时停产时间，也不会影响华诚公司完成7140万立的年供氧达标任务，这是因为通钢公司的高炉生产会发生炉况波动，需氧量也是随时动态调整，所以通钢公司高炉调度总是电话通知华诚公司配合启停制氧装置随时调节供氧量，通钢公司高炉通知华诚公司不断启停产的行为并不是一个违约行为，是实际生产的需要。华诚公司制氧装置就是围绕通钢公司高炉这种生产特点来配套服务的，其装置本身的设计产能也是留有足够的余量来消化高炉生产的炉况波动以及自身制氧装置检修、维护需要的。按华诚公司制氧装置设计产能10000Nm3/h(详见2007年补充协议第一条)计算，完成全年7140万立氧只需7140小时，而全年有8760小时，华诚公司有1620小时的设计余量来消化来自双方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异常停产情况。因此2013年全年双方合计808小时停产时间，并不影响华诚公司完成7140万立的年供氧达标任务。也就是说，通钢公司原因装置停产654小时完全是一个达标的行为，那么低于654小时的2011年(600小时)、2014年(257小时)通钢公司也应该是达标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何就未达最低用氧量进行担责赔偿，应以通钢公司原因装置停产654小时达标为标准，将此654小时达标因素剔除后再行对比分析判断，只要通钢公司原因装置停产超过654小时的，超过的小时数乘以8150立就可计算出通钢公司影响的氧气生产量，该影响产量与未达最低用氧量差额对比，若影响产量未达最低用氧量差额，说明完全是通钢公司导致华诚公司未达最低用氧量，应承担赔偿责任，若影响产量未达最低用氧量差额，说明是通钢公司与华诚公司共同原因导致华诚公司未达最低用氧量，双方应按各自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未达最低用氧量赔偿额合计2010年+2012年=4544830.48元，应改判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未达最低用氧量损失4544830.48元。三、华诚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通钢公司返还0.05元/立的氧气价差款844.686027万元。氧气价差返还和未达最低用氧量赔偿属于同一事项的正反两面，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未达最低氧量7140万立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通钢公司，因此驳回了通钢公司氧气价差额的返还请求。现在看来依据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数据表，2010年是通钢公司责任造成了华诚公司未达最低氧量，2012年双方共同责任造成了华诚公司未达最低氧量，而2011年、2014年是华诚公司自身责任造成了华诚公司未达最低氧量。因此根据对未达最低用氧量的原因力分析，华诚公司应向通钢公司返还氧气款差额:2011年+2012年+2014年=8446860.27元。因在实际结算过程中，双方均已经全部按0.48元/Nm3履行，导致通钢公司多给华诚公司结算氧气款844.686027万元，此款应由华诚公司返还通钢公司。 华诚公司辩称：一、关于装置赔偿问题。本案一审判决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的装置损失和拖欠的氧气款损失是两项各自独立存在的损失，华诚公司在一审中对两项损失也提出了各自独立的请求。涉案合同第十五条第三项中的3.1是对拖欠氧气款违约责任的约定。3.2项实质是解约条款，即在通钢公司根本违约出现解除合同的情形时，对华诚公司投入的装置损失予以赔偿的约定。此约定和氧气款违约金没有竞合关系。关于没能持续履行合同的根本原因问题，通钢公司因限产保价无法按合同约定持续使用氧气是其构成根本违约的直接原因。二、关于通钢公司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最低用氧量问题。通钢公司仅以双方统计的装置停运时长来推断产能不足是片面的，通钢公司按照装置停运时段占比来划分未达最低用氧量的责任跟是错误的。法院更应判断未达到最低用氧量的根本原因。三、关于通钢公司要求返还氧气差价款问题。未实现最低用氧量的原因不是华诚公司的装置产能不足，根本原因是通钢公司限产，限制华诚公司供氧造成的，法院应驳回此项上诉请求。四、因通钢公司不秉持诚信、不恪守承诺，导致华诚公司损失惨重，恳请二审法院平衡利益公正裁决。 本案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华诚公司上诉主张的通钢公司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应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作为衡量违约金高低的标准。原审法院认为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的数额明显超过以该尚欠的氧气款数额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为计息标准计算得来的损失数额的30%，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并无不妥。华诚公司上诉主张应以本案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违约金，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除银行贷款利息外，其他损失的存在及数额，故华诚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通钢公司应否赔偿华诚公司装置损失666.322万元的问题。从《投资建设及气体销售合同》第十五条对于违约责任的规定中可以看出，3.1条是对拖欠购买氧气费用违约责任的规定，3.2条是对拖欠氧气费用超过六个月后，视为乙方无能力履行，而对于设备损失赔偿的规定。氧气款的滞纳金和设备投资费用并非同一损失。依据合同约定，因通钢公司拖欠氧气费超过六个月，该设备通钢公司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经自认其实际使用八年，故原审法院判决通钢公司赔偿华诚公司的装置损失并无不妥。通钢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不予支持。 （三）关于通钢公司上诉主张的未达最低用氧量的责任归属及华诚公司应否返还0.05元/立的气价差款844.686027万元的问题。根据《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制氧装置的最低使用量为7140Nm³/年，华诚公司在个别年份已经提供符合约定标准的氧气量。而通钢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因华诚公司的原因而没有达到最低用氧量。另外，华诚公司与通钢公司于2009年发生争议诉至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2009）通中民二初字第27号调解书中亦可以看出，通钢公司采取限产保价措施致使华诚公司氧气年最低使用量没有达到约定标准。该项事实亦可佐证通钢公司有关未达最低用氧量系华诚公司所致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通钢公司主张华诚公司应返还0.05元/立的气价差款844.686027万元亦无法律依据。通钢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593.98元，由通化华诚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1837.58元，由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375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丽娜 审判员  谷 娟 审判员  苏 浩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志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