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623刑初78号 公诉机关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喜马塘煤矿），住所地：镇雄县坡头乡堰塘村。 诉讼代表人曹成全。 辩护人陈大刚，四川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曹骞，男，生于1980年5月6日，汉族，云南省威信县人，大专文化，住昆明市官渡区。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行贿罪，于2020年3月18日被盐津县监察委员会留置。经盐津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20年6月16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2日被盐津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盐津县看守所。 辩护人高波，云南言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方明民，云南原上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曹开科，男，生于1978年3月15日，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20年4月10日被盐津县监察委员会留置。经盐津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20年6月16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2日被盐津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盐津县看守所。 辩护人张霖，云南原上草律师事务所律师。 盐津县人民检察院以盐检二部刑诉（2020）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犯单位行贿罪，被告人曹骞犯单位行贿罪、行贿罪，被告人曹开科犯单位行贿罪，于2020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盐津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樊忠荣、检察官助理陈昌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代表人曹成全，被告人曹骞及其辩护人高波，被告人曹开科及其辩护人张霖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一、2007年底，被告人曹骞和蔡新合资购买喜马塘煤矿，蔡新任法定代表人。2009年蔡新退股。2010年4月26日，曹骞安排被告人曹开科向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采矿权变更，矿区范围从原来的0.4304平方公里变更为7.0487平方公里和生产规模从年产4万吨变更为年产30万吨，未获批准。 2010年6月，闫某、张某2、李某、相启均（均另案）与被告人曹骞达成以3000万元人民币获得喜马塘煤矿60%股份的协议，商定由相启均任法定代表人、副总经理，曹骞任监事。为谋取变更帮助，被告人曹骞与相启均等人商定，喜马塘煤矿出资500万元请托原云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副书记周某（另案）协调办理煤矿采矿权变更手续，曹骞、曹开科负责与周某对接，资金由曹骞先行垫付。曹骞、曹开科与周某对接后，周某与崔某（另案）联系办理。同年8月8日，崔某通过原云南省政协主席刘树生秘书韦某找到刘树生帮忙协调办理喜马塘煤矿采矿权变更手续，刘树生便安排秘书韦某邀请原国土资源厅厅长和自兴、分管副厅长林某、矿管处处长邹某等人在昆明中玉酒店吃饭，周某叫曹骞将事先准备好的烟酒送到酒店房间包间后在大厅等候。在获得国土厅领导许诺先划定矿区面积批复，曹骞当即将事先准备的现金人民币50万元送给了崔某。同月31日，曹骞再次送给周某人民币30万元。在办证过程中，曹开科与周某保持着密切沟通，崔某以公司身份向矿管处处长邹某行贿。2010年9月13日，邹某违反《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做出了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喜马塘煤矿扩大矿区面积6.3161平方公里。2010年9月14日、16日，曹开科在农行滇池度假区两次取现420万元人民币送给周某，周某先后分给崔某170万元。 二、2012年7月，被告人曹骞为谋取儿子曹雲喬不考试进入云大附中学习的不正当利益而请求周某帮忙。周某允诺后，与崔某合谋，叫曹骞准备人民币30万元办理。崔某利用张某1担任分管教育副省长秘书的职务便利条件与云大附中校长高云飞打招呼，曹雲喬未参加考试直接就读云大附中。2012年9月11日，曹骞安排曹开科送给周某人民币30万元，分给崔某20万元。 2020年4月10日，被告人曹开科到昭通市监察委员会接受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被告人曹骞在供述中，主动交代了为其儿子上学行贿的事实。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移送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被告人曹骞的供述。2010年，为办理喜马塘煤矿相关变更手续，经股东商议，煤矿出资500万元，请原云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副书记周某出面找相关人员经办。我经手给了周某80万元，曹开科经手给了周某420万元。 2012年7月，为帮助儿子曹雲喬进入云大附中学习，请周某帮忙联系相关事宜。事后送给了周某30万元。 2.被告人曹开松的供述。2010年3月，喜马塘煤矿老板曹骞安排我到省国土厅办理扩大矿区范围手续。同年5、6月，闫某等人入股煤矿后，请我继续办理该手续。因周某在昆明熟悉，请其协调办理。同年9月，我先后经手送给周某420万元用于协调关系。 2012年，曹骞电话叫我出面联系送了30万元钱给周某，因为周某帮忙把他的儿子联系到了云大附中读书，该款通过余发权转在我的银行卡上，再送给周某。 3.证人周某的证言。2010年，闫某叫我与曹骞吃饭认识，闫某告诉我，喜马塘煤矿正在省国土厅办理扩大矿区范围的审批，效果不理想，想让我帮忙找关系办理，矿上愿意拿出500万元办这件事。我就打电话问陈斌，陈斌讲可以协调，但要先拿出些钱作为费用。在协调过程中，陈斌请了省政协主席刘树生，国土厅和自兴、林某、邹处长等人吃饭，之后就拿到国土厅一个关于扩届的批复，随后两天，曹骞安排曹开科分两次给了我420万元。我帮曹骞找关系协调喜马塘煤矿扩建手续审批的事情，曹骞总共拿了500万元协调费和感谢费给我，我自己留了330万元，拿给了陈斌（崔某）170万元。 2012年下半年，我帮曹骞协调他儿子就读云大附中的事，我找陈斌帮忙找关系协调，陈斌提出要30万元钱办理此事，经曹骞同意。事成之后曹骞为此送给我人民币30万元协调费和感谢费。我自己留了10万元，拿给了陈斌20万元。 4.证人崔某（曾用名陈斌）的证言。2020年，出面帮周某联系协调曹骞喜马塘煤矿扩建手续审批过程中，先后收过人民币170万元。我从中送了一部分给政协主席刘树生的秘书韦某和省国土厅矿管处处长邹某。 2012年，周某给我说，曹骞的儿子想就读云大附中，愿意拿钱办理。经找副省长高峰的秘书张某1帮忙办成了此事，我收到人民币20万元。 5.证人邹某的证言。在为喜马塘煤矿变更登记过程中，参加过一次饭局，有省政协的老领导，厅长和自兴，副厅长林某。政协领导提出让在场领导关心，事后厅领导让我抓紧办理。喜马塘煤矿手续不符合相关规定，我作了变通处理。事后崔某逢年过节给过我红包，总共2万元左右，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以组织查证为准。 6.证人林某的证言。在喜马塘煤矿扩大矿区范围审批中，参加过一次吃饭，有原省政协主席刘树生在场。该煤矿不符合扩大范围条件，有人找我帮忙或者领导打招呼，作了变通处理。 7.证人韦某的证言。任原云南省政协主席刘树生秘书期间，接到过崔某的电话，要求请刘树生约国土厅厅长和自兴一起吃饭，帮忙催促一下喜马塘煤矿办证进度。事后崔某送过我人民币8万元。另外与崔某交往中，逢年过节收过人民币6万元。 8.证人罗某的证言。在办理喜马塘煤矿变更手续期间，按照邹某的要求签署了意见。 9.证人王某的证言。在担任云南骞龙投资公司出纳期间，受曹骞的安排，转款150万元给曹开科，用于办理喜马塘煤矿相关手续。 10.证人张某1的证言。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期间，受崔某的请托，为他的一个曹姓合作伙伴的子女就读云大附中，电话联系过校长高云飞。事后收过崔某一些财物，接受过宴请。 11.证人向某均的证言。2020年7月，我和张某2、闫某、李某四人筹集资金3000万元，从曹骞手里购买喜马塘煤矿60%股份。闫某任总经理；李某任董事长（基本不管事）；张某2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我任副总经理；曹骞任监事长，因他是本地人，占股份40%，矿上的重大事情主要是他说了算。2013年法定代表人由蔡新变更为我。曹开科为煤矿在昆明办理扩界手续。在一次会议中，曹骞提出扩届手续审批的事由闫某曹骞曹开科、周某负责办理，当时提到要花钱办理。办理过程中由曹骞垫付，我们山东人通过张某2给了曹骞240万元。周某人脉比较广，在办理手续中其他帮忙协调关系。 12.证人张某2的证言。在办理喜马塘煤矿扩界中，共计支出500万元，其中我们山东人给了300万元；另外给了曹骞之前花去的协调费240万元；其它费用150.6万元。曹骞自2013年起从监事长改任总经理。我负责将协调关系的钱中应由山东人出资的部分给曹骞，具体如何使用我不清楚。周某是山东老乡，在云南省委工作，有一定人脉关系，请他帮忙协调煤矿扩界。 13.证人闫某的证言。为了尽快把喜马塘煤矿扩界手续办下来，曹骞召集我们开会，一致决定拿出500万元钱办理。请周某出面办理，曹骞与周某、曹开科对接。 14.证人李某的证言。在办理喜马塘煤矿扩界手续时我没有在矿上。后来听张玉培讲，我们山东人按照60%的比例支付给曹骞去办理。 15.喜马塘煤矿采矿权变更资料。 16.云大附中情况说明、学籍证明。 17.曹骞、曹开科银行交易记录。 18.户籍证明。 19.到案经过。 公诉机关据以认为，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曹骞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曹开科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触犯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公司、被告人曹骞、曹开科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曹骞为谋取儿子上学的不正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触犯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曹骞一人犯数罪。曹骞如实供述单位行贿罪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曹开科经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减轻处罚。 被告单位喜马塘煤矿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 被告单位喜马塘煤矿的辩护人认为，被告单位的行为不构成单位行贿罪，应该是向有影响力的人行贿，该罪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被告人曹骞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曹骞的辩护人高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曹骞没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周某收受贿赂与职务无关，只是利用其影响力。 被告人曹骞的辩护人方明民认为，曹骞在煤矿中只是小股东、监事，出资500万元办理变更登记系大股东决定，其他股东（含周某）如何处理将直接影响其定罪量刑；曹骞利用周某的影响力，周某利用崔某的影响力，崔某利用刘树生的影响力办理事务，曹骞的行为符合向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犯罪特征。曹骞属于从犯地位。案件已经超过追诉期限；曹骞为子女入学行贿，是感情交易，朋友帮忙，应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曹开科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曹开科的辩护人张霖认为，被告人曹开科为喜马塘煤矿送钱的行为，目的是为单位获得变更登记的合法利益，不具备单位行贿罪的构罪前提；曹开科受人指派，仅起到工具的作用，作用极小，情节显著轻微，有自首情节，应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曹骞的辩护人方明民向法庭提交了长兴合作社情况说明。载明曹骞所在的合作社由社员贷款，曹骞作为担保人，影响社员生产生活的情况。 经审理查明：一、2007年底，被告人曹骞和蔡新合资购买喜马塘煤矿，蔡新任法定代表人。2009年蔡新退股。2010年4月26日，曹骞安排被告人曹开科向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采矿权变更，矿区范围从原来的0.4304平方公里变更为7.0487平方公里和生产规模从年产4万吨变更为年产30万吨，未获批准。 2010年6月，闫某、张某2、李某、相启均（均另案）与被告人曹骞达成以3000万元人民币获得喜马塘煤矿60%股份的协议，商定由相启均任法定代表人、副总经理，曹骞任监事。为谋取煤矿变更帮助，被告人曹骞与相启均等人商定，喜马塘煤矿出资500万元请托原云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副书记周某（另案）协调办理煤矿采矿权变更手续，曹骞、曹开科负责与周某对接，资金由曹骞先行垫付。曹骞、曹开科与周某对接后，周某与崔某（另案）联系办理。同年8月8日，崔某通过原云南省政协主席刘树生秘书韦某找到刘树生帮忙协调办理喜马塘煤矿采矿权变更手续，刘树生便安排秘书韦某邀请原国土资源厅厅长和自兴、分管副厅长林某、矿管处处长邹某等人在昆明中玉酒店吃饭，周某叫曹骞将事先准备好的烟酒送到送到酒店房间包间后在大厅等候。在获得国土厅领导许诺先划定矿区面积批复，曹骞当即将事先准备的现金人民币50万元送给了崔某。同月31日，曹骞再次送给周某人民币30万元。在办证过程中，曹开科与周某保持着密切沟通，崔某以公司身份向矿管处处长邹某行贿。2010年9月13日，邹某违法《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做出了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喜马塘煤矿扩大矿区面积6.3161平方公里。2010年9月14日、16日，曹开科在农行滇池度假区两次取现420万元人民币送给周某，周某先后分给崔某170万元。喜马塘煤矿共计行贿500万元。 二、2012年7月，被告人曹骞谋取儿子曹雲喬不考试进入云大附中学习的不正当利益而请求周某帮忙。周某允诺后，与崔某合谋，叫曹骞准备人民币30万元办理。崔某利用张某1担任分管教育副省长秘书的职务便利条件与云大附中校长高云飞打招呼，曹雲喬未参加考试直接就读云大附中。2012年9月11日，曹骞安排曹开科送给周某人民币30万元，分给崔某20万元。 2020年4月10日，被告人曹开科到昭通市监察委员会接受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被告人曹骞在供述中，主动交代了为其儿子上学行贿的事实。 上述事实，通过庭审示证、质证，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被告单位喜马塘煤矿无异议，喜马塘煤矿的辩护人认为：邹某的证言证实其受贿金额未达到法定金额；被告人曹骞及其辩护人对证据无异议；被告人曹开科及其辩护人对证据无异议。对被告人曹骞的辩护人方明民出示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该证据对案件没有影响力。本院认为，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被告人及辩护人无异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曹骞的辩护人方明民出示的证据，与本案定罪量刑无直接关联性，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将不合符规定条件的煤矿变更登记，获取非法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曹骞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曹开科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触犯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追究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公司、被告人曹骞、曹开科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曹骞为谋取儿子上学的不正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触犯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应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曹骞一人犯数罪，应实行并罚。曹骞如实供述单位行贿罪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曹开科经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从轻处罚。关于案件审理中对相关涉案人员是否并案处理，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分案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辩护人提出本案应待相关涉案人员处理后再行处理及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公司、被告人曹骞、曹开科的行为构成向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镇雄县喜马塘煤矿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上述款项，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曹骞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总和刑期二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或留置的，羁押或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2022年3月17日止。） 三、被告人曹开科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或留置的，羁押或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4月10日起至2021年4月9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显东 审 判 员  罗冬毅 人民陪审员  徐天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司正波 书 记 员  唐若雪 附件：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四十六、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数罪并罚的一般原则】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十二条【刑法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八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