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3014号 原告：鑫顺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5MA2Y6YXR8X。 法定代表人：许金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钦云，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昕乐，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登城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328151697R。 法定代表人：孙武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史正南，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鑫顺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顺发公司）与被告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顺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钦云，被告诗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史正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顺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HZSL2071、HZSL2092）；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11112.5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HZSL2071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以35元/千克购买规格为BFE99的无纺布原材料2000千克，次日原告依约支付合同价款70000元。同年2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HZSL2092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以65元/千克购买规格为BFE99的无纺布原材料10000千克，次日原告依约支付合同价款650000元。截至目前，原告只收到货物417.5千克，且被告已明确告知原告拒绝履行上述两份合同，并于2020年3月20日退还原告价款705387.5元。2020年2月20日、2020年3月27日，原告与案外人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发公司）签订相同规格的无纺布原材料买卖合同，无纺布单价连续上涨，至2020年3月27日已上涨到200元/千克。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无纺布单价为35元/千克和65元/千克，由此可得，因被告未能履行该两份合同，原告受到的经济损失为（200-35）×1582.5+（200-65）×10000＝1611112.5元。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诗蓝公司答辩称：1.对于双方签订两份《产品销售合同》及原告支付货款72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2.2020年因疫情暴发和疫情防控工作及企业复工复产需要，浙江省、杭州市两级人民政府新冠疫情防控部门征调被告公司产能范围内的所有熔喷布产品，并被规定暂停向省外供货，导致被告无法履行案涉合同。2020年3月18日，被告邮寄解约通知并附相应证明给原告，对应的货款已于2020年3月20日返还。因此，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因疫情导致被告无法履行合同，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被告为了避免原告损失扩大，因疫情原因无法供货后，及时将原告支付的货款返还并送达了解约通知。3.原告和案外人精发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日期分别是2020年2月20日和3月27日，可见在2020年2月原告并非向被告一家采购，被告也不是唯一的供应商，即使被告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未能交货，使原告无法继续生产，也不必然导致原告公司生产产生另行替代采购的必要性，更何况原告的另行采购也是有利润的。按照原告起诉计算的损失方法，原告的算法相当于在倒卖无纺布，无异于原告在发国难财。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产品销售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鑫顺发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因同种规格的货物涨价，原告遭受损失的事实。被告诗蓝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鑫顺发公司不仅向被告采购无纺布，也向精发公司等企业采购，作为诉讼目的，鑫顺发公司有可能挑了最高的价格来诉讼，同时鑫顺发公司高价采购也意味着高价出售，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系鑫顺发公司和案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2．被告诗蓝公司提供的解除合同通知函、不可抗力证明、快递单、物流信息，以证明2020年因疫情暴发和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浙江省、杭州市两级人民政府新冠疫情防控部门征调被告公司产能范围内的所有熔喷布产品，并被规定暂停向省外供货，导致被告无法履行案涉合同，只能向原告发函解除合同并书面通知的事实。原告鑫顺发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2020年2月19日的通知书只是暂停，并非终止，征调的是每日4吨，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据实结算，打个比方，被告卖给原告35元/千克，但卖给政府多少钱，被告未举证，如果被告卖给政府高于35元/千克，则证明给原告造成了相应的损失，或者超过4吨之后的产能卖给省内其他公司卖了多少钱，也应该由被告举证，所以暂停的说明和征调的说明不能作为不可抗力来解除合同。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能否达到诗蓝公司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析。 3．被告诗蓝公司提供的政府部门统一征调通知书，以证明被告在2020年2月19日起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两级人民政府新冠疫情防控部门征调通知，征调被告公司产能范围内的所有产品，并被规定暂停向省外供货导致被告履行合同不能的事实。原告鑫顺发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调配给其他企业的价格是多少应该由被告举证，2月29日的通知载明的内容是“自3月2日起，你公司的熔喷布优先保障全省及杭州市口罩生产需求”，说明暂停情况已经没有了，只是优先保障，并非暂停向省外发放，调配通知书最后一份是3月13日，但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交货期是从3月20日开始，即还未到合同履行期，被告就主动解除了合同，明显存在恶意。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能否达到诗蓝公司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析。 4．被告诗蓝公司提供的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调配通知书（第138号），以证明在被告解约前后，直至5月22日仍然有政府在调配的事实。原告鑫顺发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5月22日的通知采购0.4吨，对应时间是6天，该份通知书和之前的通知书对比可以证明政府需求量越来越少，下降了60倍，因为被告未举证证明产能，所以可以证明疫情严重性在下降，究竟结算价是多少，也需要被告举证，因为通知上写明据实结算，是否超过原告订购的价格，需要被告举证。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5．被告诗蓝公司提供的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5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两级政府征调令，以证明诗蓝公司在发出解约通知及退还货款前后，公司的熔喷布产品一直被政府征调，诗蓝公司因无法预见疫情原因导致的政府征调行为会持续多长时间，为了避免双方之间的合同损失扩大，只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除合同。原告鑫顺发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文件中明确，不是政府直接调用和征用，而是政府调配给有关企业，本质上不属于政府调用（政府调用应由政府付款）和征用（政府无偿使用），该调用本质上属于其他企业按照市场价购买，符合最高院指导意见中的高价转卖他人。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能否达到诗蓝公司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析。 6．审理中，原告鑫顺发公司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界定原告的损失为由，向本院提交申请书一份，要求本院调取诗蓝公司产能数据、转卖他人的价格（含调配价格和自零售价格）。本院审核认为，鑫顺发公司的申请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准许。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0年2月7日，需方鑫顺发公司和供方诗蓝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HZSL2071）一份，约定：1.鑫顺发公司向诗蓝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BFE99的无纺布2000千克，含税单价为35元/千克，金额合计70000元；2.交（提）货方式为需方自提；3.交期为2020年3月1日之前交货1吨；4.结算方式为100%预付货款。2020年2月8日，鑫顺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诗蓝公司支付货款70000元。 2020年2月16日，需方鑫顺发公司和供方诗蓝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HZSL2092）一份，约定：1.鑫顺发公司向诗蓝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BFE99的无纺布10000千克，含税单价为65元/千克，金额合计650000元；2.交（提）货方式为需方自提；3.交期为2020年3月20日开始供货；4.结算方式为100%预付货款。2020年2月17日，鑫顺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诗蓝公司支付货款650000元。 2020年2月19日，杭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物资保障组向诗蓝公司下发《关于对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进行统一征调的通知》，要求：1.诗蓝公司严格按照省疫情防控医疗物资﹝2020﹞41号文件要求，暂停向省外供货，以确保本省企业的需要；2.自2月20日起至疫情结束，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物资保障组每日向诗蓝公司征调4吨口罩生产用熔喷布，统筹调配给纳入省、市转产扩产口罩名录的企业，采购资金由需求企业与诗蓝公司按市场公允价据实结算。此后至2020年5月22日，杭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物资保障组和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物资保障组等两级单位多次向诗蓝公司下发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调配通知书，要求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诗蓝公司需将不同数量的熔喷布调配给指定企业，采购资金均按生产企业的需要据实结算。 2020年2月20日，鑫顺发公司（乙方）与案外人精发公司（甲方）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鑫顺发公司向精发公司购买BFE99熔喷布（无纺布）800千克，单价为120元/千克，金额以实际交货数量为准。2020年2月21日，鑫顺发公司向精发公司支付货款96000元。2020年3月27日，鑫顺发公司（乙方）与案外人精发公司（甲方）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鑫顺发公司向精发公司购买BFE99熔喷布（无纺布）100千克，单价为200元/千克，金额以实际交货数量为准。同日，鑫顺发公司向精发公司支付货款20000元。 2020年3月18日，诗蓝公司向鑫顺发公司邮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6日的《通知函》两份、杭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物资保障组《关于对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进行统一征调的通知》一份，两份《通知函》载明：1.双方于2020年2月7日、2月16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鑫顺发公司已依约预付了合同标的对应的款项，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浙江省、杭州市两级人民政府疫情防控部门均正式发文通知，将诗蓝公司产能范围内的所有熔喷布产品均予以统一征调，导致诗蓝公司无法按约履行与鑫顺发公司之间的产品销售合同；2.当下疫情发展情势仍无法判断，且国家对外国际援助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进一步导致诗蓝公司产品自主销售权在长期内无法回归，为避免双方的损失扩大，也为了避免双方订立上述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诗蓝公司依法解除与鑫顺发公司口罩生产用熔喷布的《产品销售合同》；3.诗蓝公司承诺将鑫顺发公司的合同预付款全额返还至鑫顺发公司账户。2020年3月20日，鑫顺发公司收到上述诗蓝公司邮寄的《通知函》和征调通知。同日，诗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鑫顺发公司退还货款705387.5元。 2020年3月25日，诗蓝公司向鑫顺发公司开具发票代码为3300191130、发票号码为28243856的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载明，鑫顺发公司向诗蓝公司购买BFE99熔喷布417.5千克，价税合计14612.5元。 审理中，双方对于案涉两份《产品销售合同》已于2020年3月20日解除均无异议，但鑫顺发公司认为诗蓝公司系恶意解除合同，且将标的物高价转卖他人致使鑫顺发公司遭受经济损失，故要求判如所请。诗蓝公司则认为案涉两份合同的解除系基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法定解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诗蓝公司是否应当向鑫顺发公司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如果需要承担则赔偿多少经济损失的问题。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鑫顺发公司和诗蓝公司于2020年2月7日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交货日期为2020年3月1日前交货1吨，双方于2月16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交货日期为自3月20日开始供货，而杭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物资保障组最早于2020年2月19日向诗蓝公司下发统一征调通知，通知要求诗蓝公司暂停向省外供货，以确保本省企业需要，且自2月20日起至疫情结束，由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物资保障组每日向诗蓝公司征调口罩生产用熔喷布，统筹调配给纳入省、市转产扩产口罩名录的企业。由此可知，在双方约定的交货日期前，因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采取的防控措施导致诗蓝公司不能按约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对于该客观情况，诗蓝公司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故诗蓝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除与鑫顺发公司签订的两份《产品销售合同》，于法有据。据此，诗蓝公司提供的证据，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定，其相应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以法定解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中，2020年2月7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诗蓝公司已交付417.5千克的熔喷布，已部分履行了合同内容，对于剩余不能履行的标的物和2月16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诗蓝公司向鑫顺发公司邮寄送达了合同解除《通知函》，鑫顺发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签收。据此，本院认定鑫顺发公司和诗蓝公司于2020年2月7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项下未履行部分的合同及2020年2月16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已于2020年3月20日解除。鑫顺发公司再诉请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产品销售合同》已无必要。 对于合同解除后，诗蓝公司是否需要向鑫顺发公司赔偿损失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3条规定“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防疫物资买卖合同后，将防疫物资高价转卖他人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买受人请求将出卖人所得利润作为损失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政府依法调用或者临时征用防疫物资，致使出卖人不能履行买卖合同，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鑫顺发公司认为，根据诗蓝公司提供的征调通知，均明确了不是政府直接调用和征用，因为政府调用应由政府付款，政府征用应由政府无偿使用，而诗蓝公司提供的通知均是由政府调配给有关企业，采购资金由需求企业和诗蓝公司按市场公允价格据实结算，故该调用本质上属于其他企业按照市场价购买，符合高价转卖给他人的情形。本院认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3条规定中的“政府依法调用或者临时征用”应作广义理解，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为社会公知性事实，浙江省、杭州市两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向诗蓝公司下发通知要求每日征调熔喷布至指定企业，属于政府依法调用或者临时征用的范畴。据此，诗蓝公司提供的证据，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定。基于政府依法征用调用，致使诗蓝公司不能履行买卖合同，鑫顺发公司作为买受人请求诗蓝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鑫顺发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诗蓝公司的相应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鑫顺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9300元，减半收取965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650元，由鑫顺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鑫顺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骆苏群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代书记员 汪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