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23民初1121号 原告：郑某1，女，汉族，2010年1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1，女，汉族，1979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与原告系母女关系。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海东，河北振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男，满族，1981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系原告的舅舅。 被告：杨殿龙，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刚，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迎旭，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某1与被告杨殿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4日和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海东、杨阳，被告杨殿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刚、宋迎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杨会芹所签《遗赠抚养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已故案外人杨会芹系原告的祖母、被告的姐姐。杨会芹于2019年5月22日去世，去世前杨会芹丈夫（原告祖父）已经于2013年10月11日因病去世，杨会芹之子郑文举（原告父亲）已经于2016年8月12日因公殉职，杨会芹的父母也早已经过世，原告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祖母杨会芹于2019年5月22日去世后，原告及母亲在2020年1月份辗转收到被告（原告的二舅爷）与杨会芹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表明被告对杨会芹遗产享有合法继承权，但原告及其母亲对该协议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无效，为此与被告协商，被告拒不理会。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诉请。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请，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出生医学证明》，证明原告于2010年1月27日出生，父亲为郑文举，母亲为杨某1。 证据二、原告父母的结婚证，证明原告母亲杨某1与原告父亲郑文举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05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 证据三、户口本3页，证明原告与杨某1为母女关系，杨某1丈夫郑文举已去世（婚姻状况登记为“丧偶”），同时证明在郑文举先于母亲杨会芹去世的情况下，郑文举的独生女郑某1即原告对祖母杨会芹的遗产享有代位继承权。 证据四、《工亡分配协议》复印件，原件在教育局存档，由原告、原告母亲杨某1、原告祖母杨会芹三方签订，证明原告祖母系杨会芹，原告父亲郑文举于2016年8月12日因公殉职，先于杨会芹去世，原告对祖母杨会芹有代位继承权，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同时杨会芹签字笔体与《遗赠抚养协议》中“杨会芹”签字笔体从肉眼来看明显不一致，该处签字不是杨会芹本人所签。 证据五、《涞水县保障性住房申请登记表》1页、《涞水县保障性住房实物配租租赁合同》3页、《2016年第二批Ｂ类保障房租金收取表（2018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14日）》2页，证明原告母亲杨某1为了照顾婆婆杨会芹申请了廉租房，其中杨某1在交纳的涞水县保障性住房申请登记表中理由处明确记载是为了照顾婆婆并且当时明确要求分配一楼，后杨某1与婆婆在廉租房一起生活，照顾杨会芹及女儿。同时，证明廉租房租金由杨某1缴纳，涞水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中心保障科工作人员告知只有缴纳租金后，财务室才会在统计表上盖章并送达保障科存档。 证据六、交费查询单1页，证明杨某1租赁的廉租房每年的取暖费都是由杨某1交纳，杨某1保障了杨会芹的生活居所。 证据七、门墩山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母亲杨某1因公公去世、丈夫去世打击，加之婆婆杨会芹生病刺激造成抑郁，自2019年1月开始在门墩山医院治疗并开具“休假证明”。在此之前，自原告父亲郑文举去世至2018年12月份，都是由杨某1对杨会芹进行照顾。 证据八、给杨某2、郑文财录音光盘及文字版，证明遗赠抚养协议中的“见证人”杨某2、郑文财并未真实见证杨会芹和被告杨殿龙“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全过程，其作为见证人签字是在马印江的要求下签的，该遗赠抚养协议存在形式及程序重大瑕疵而无效。 证据九、《遗赠抚养协议》复印件1页，由被告杨殿龙提供，在被告提供原件的情况下，结合上述证据，证明该协议因存在如下重大问题而无效：一是“遗赠人”“杨会芹”签名并非本人签字，系伪造；二是即便该协议真实由杨会芹签署，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受遗赠人不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而被告为杨会芹弟弟，属于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主体不适格，被告有照顾并继承杨会芹财产的法定义务和权利，无需通过遗赠抚养协议的形式；三是“见证人”并未真实见证杨会芹和被告杨殿龙“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全过程，其作为见证人签字是在马印江的要求下签的字，形式及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四是被告对杨会芹并未履行生养死葬的义务，无权遗赠杨会芹遗产；五是退一万步讲，即便该协议有效，那么协议中所述财产并非全部归杨会芹所有，对超出其范围的财产，杨会芹无权处分，比如：房屋三间，该房屋系杨会芹与丈夫郑庆忠结婚前由郑庆忠父母所盖，属郑庆忠婚前个人财产，在郑庆忠2013年去世时，由杨会芹、郑文举、郑某1三人因法定继承而各占房屋的三分之一，郑文举于2016年去世后，杨会芹、郑某1、杨某1因法定继承权而继承郑文举对该房屋所持的份额，杨会芹即便签署遗赠抚养协议，也只能处分该房屋的九分之四。 证据十、证人朱某、顾某、郑某2的证人证言。朱某证明因系同一栋楼邻居，知道原告的母亲杨某1跟她婆婆一起住；证人顾某证明2016年11月份到2018年11月份杨会芹、杨某1和原告郑某1在一起住了两年多，后来听说杨会芹去保定住院，直至2019年1月份才回来；证人郑某2证明杨会芹是其亲嫂，杨会芹与杨某1、郑某1在一起居住，且诉讼由其主张。 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到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不予认可，因原告并未提交此项证据的原件，因此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会芹”签字笔体与遗赠扶养协议中签字笔体从肉眼来看明显一致，因此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申请廉租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婆婆的生活，而是为了原告本人的生活方便及孩子上学便利。另外，交取暖费以及申请廉租房并不能证实对于婆婆有事实上的照顾，并且申请住房的行为时间在前而遗赠扶养协议时间在后，而本案应重点查实在遗赠扶养协议签订之后杨殿龙有无尽到生养死葬义务。对证据六，交费查询单与本案无关联性，租住廉租房就应该按照规定交纳取暖费，这与杨会芹本人生活无任何关系。对证据七，门墩山医院诊断证明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的待证事实是遗赠扶养协议有效与否，原告的休假是不能导致其有效或无效的依据。对证据八，原告所提交的录音从其内容无法辨别参与人的真实身份，且录音时间、地点均不明确，与本案无关联性，另原告所提交的录音证据缺乏能够支撑原告证明目的的相关内容，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九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该证据中“杨会芹”的签字确系其本人书写，当时有多位见证人在场，我方有证人到庭说明情况，且有视频资料向法庭提交。其次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法律规定的签订主体是公民，并未限制是否为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因杨会芹无人照料，所以她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杨殿龙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不要说原告年龄尚小不能照顾，即便是已经成年，有照顾的能力，杨会芹同样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要求去抚养并赠与财产。最后遗赠扶养协议在内容上并非在马印江要求下签署，而是当时双方自愿依法签订，形式和程序无任何问题。关于协议中的内容，被告杨殿龙已经如约履行生养死葬的义务，在这方面我方有相关证据。关于协议中所涉及的财产问题，因原告明确的表示对杨会芹生养死葬不负责任，对杨会芹家中的财产也明示放弃，所以杨会芹的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没有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对证据十、首先，朱某证言系其听说的，属于传来证据，而且当庭陈述与其先提交的证言相互矛盾，所以不能采信。顾某所述内容客观真实，我方予以认可，其证言直接否定了原告所陈述的是由杨某1照顾杨会芹的说法。对于郑某2的证言，证人与原告系血亲关系，其证言可信度不高，另外其当庭陈述内容与其先提交的书面证明内容不一致，相互矛盾，更为关键的是证人郑某2当庭陈述本案诉讼是其主张的，并非原告的本意，所以言辞证据不可采信。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经被告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因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四，因该证据系复印件，原告既未提供原件，也未证明其存在提交原件却有困难的情形，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五，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六，该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是原告为证明的是杨会芹的儿媳杨某1保障了杨会芹的生活居所，因杨某1与杨会芹无法律上的赡养与被赡养义务关系，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证据六不予认定；对证据七，该证据亦欲证明杨会芹的儿媳杨某1先期对杨会芹进行了照顾，后因病住院，但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八，结合证人杨某2的出庭作证陈述，可以证明杨某2未在场见证《遗赠抚养协议》的签署过程，与该录音内容具有较高的吻合度，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九，因被告对其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此协议上最后的“年月日”未填写具体日期）；对证据十，该证据亦欲证明杨会芹的儿媳杨某1先期对杨会芹进行了照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杨殿龙辩称，被告与杨会芹所签署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也如约承担了对杨会芹生养死葬的义务，而原告起诉被告确认上述协议无效，在其诉状中表述的理由是原告及母亲对该协议不予认可，被告与杨会芹签订的协议没有违法之处，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也没有违反有关民事法律的专门性规定，原告对于杨会芹既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她的权益也没有受到任何侵害，所以原告的起诉无任何实际意义。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杨会芹进行住院医治及为杨会芹料理后事中并未出钱出力，对杨会芹的态度为遗弃，因此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杨殿龙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北南租村村委会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杨会芹在生病期间村委会向原告及杨某1进行过调查，二人均明确表态放弃杨会芹的所有财产，为杨会芹看病的一切事宜及死后的安葬事宜都由被告进行操办。 证据二、遗赠扶养协议原件一份及视频资料一份，证明遗赠扶养协议中杨会芹的签字按照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四来对比，明显为杨会芹本人所签且杨会芹签署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 证据三、书面证言两份，证明被告对杨会芹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在杨会芹生病住院期间照顾杨会芹，支付住院费用，在杨会芹病逝之后所有的安葬事宜均由被告负责操办。 证据四、证人张某1、张某2、杨某2的证人证言。证人张某1证明，张某1护理杨会芹，护理费一天给150元。证人张某2证明曾护理杨会芹，杨殿龙给的钱包括饭钱和购物的钱，杨会芹去北京医院是其搀扶上的车，去中医院也是其送过去的。证人杨某2，证明其系该村支委兼会计，杨殿龙找村干部说有一份遗赠协议，当时证人杨某2和村支部书记去了一趟，后村两委干部开了个会，在协议上签的字。 针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称： 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明并未加盖北南租村委会公章，村委会主任也没有在证明上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其内容也不符合真实情况。 对证据二，认可视频中人员为杨会芹本人，但首先该视频中很明显杨会芹是拿着一张纸在念，在念别人写的文字，就像是在读课文，只是把别人写好的内容宣读了一遍，在读完还没表达对该内容是否同意时视频就已经结束了，这不能表明杨会芹认可所宣读的内容，更不能表示杨会芹同意与杨殿龙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其次，该视频仅记录了杨会芹宣读已写好内容的过程，且视频并不完整，完全有可能在宣读完毕后杨会芹不认可其中的内容，这份视频中并未体现杨会芹与杨殿龙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过程、见证人在场见证以及现场签字的事实，结合原告提供的“见证人”杨某2、郑文财的录音，以及2020年8月4日第一次庭审时杨殿龙提供的证人杨某2本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见证人并未真实见证杨会芹与杨殿龙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过程，所签协议存在形式及程序重大瑕疵。第三，从杨会芹宣读的内容来看，该内容与被告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中记载的内容也不相同，杨会芹宣读完毕后如果认可所读内容，她应该是当下签署，并且视频连续拍摄下来。从杨会芹宣读的内容来看，也与事实相悖，最明显的是两年多来全靠兄弟杨殿龙，住院和陪护花了很多钱。杨某1为了婆婆在2016年申请了廉租房，并在2016年11月入住，杨会芹和杨某1及原告一起居住，直至2018年底住院治疗（这有证人顾某作证，杨殿龙也认可了其证言真实性）。杨会芹2018年3月份第一次在县医院住院时，是杨某1花费的所有费用。2018年底杨会芹住院后，即便杨殿龙支出了费用，也是从杨会芹分得的工亡补偿金中支出的，这些钱全是由杨殿龙拿着的。 对证据三，证人书面证词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四一起质证。 对证据四，证人张某2、张某1的证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1、证明写明2019年3月在普泰医院照顾杨会芹，而落款是3月13日，就算自3月1日起算，照顾一个多月也应当持续到2019年4月份，而证明是2019年3月13日出具，显然证明系伪造。2、张某2与张某1均称没上过学，不识字，也均陈述证明内容是由穆主任所写，而这位穆主任与被告系夫妻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杨某2的证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我们部分认可，认可的事项是杨某2在遗赠抚养协议签字前并没有真实的见证，是在马印江要求的情况下签的字。这和原告提交的对杨某2的录音相印证，对其他证明内容不热可。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原告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对证据一、因该证据被告称系村委会证明，但该证据既未加盖公章，也未由单位负责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不具有合法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二，该协议和视频具有真实性（被告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中日期书写为2019年3月3日），但是该证据中没有杨会芹签字的过程，故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证据三、证据四，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人证言因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证人杨某2的证人证言，其对在《遗赠抚养协议》上签字过程的叙述有原告提供郑文财的录音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认定，但是其关于被告支付料理杨会芹丧葬事宜费用的陈述，与本案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无效纠纷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情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郑某1系被告杨殿龙姐姐杨会芹的孙女。原告郑某1的父亲郑文举和母亲杨某1于2005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1月15日生育独生女郑某1。郑文举的父亲名叫郑庆忠、母亲名叫杨会芹，郑庆忠夫妇婚后生育独生子郑文举。2013年，郑庆忠去世。2016年8月12日，郑文举因公殉职。2019年5月22日，杨会芹去世。 2019年3月，被告杨殿龙向杨会芹出示《遗赠抚养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遗赠人）：杨会芹，性别女，出生日期1950年1月20日，家庭地址河北省涞水县涞水镇北南租村，身份证：1324291950××××××××。乙方（受赠人）：杨殿龙，性别男，出生日期1962年11月8日，家庭地址涞水县时代鑫园，身份证：1306231962××××××××。甲方由于年迈，并患有重病，家人无人抚养，因担心发生其他意外，为了防止身后发生财产纠纷和其他争议，在甲方头脑清醒、思维清晰、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之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同意达成以下遗赠抚养协议：一、甲方财产情况。（1）位于涞水县块（约8分左右）、房屋三间，土地证号为：冀第**。（2）宅基地外4米宽南北通道一条（胡同居住人共同所有）。（3）位于本村的机耕地、自留地、菜园地共计约四亩。二、财产遗赠。在甲方多年患病期间，乙方给予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及精心的照料，并且支付了一定的医疗费用。现甲方病情加重，需要第三次去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甲方孤身一人，没有能力去医院就医，更没有能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后续费用，故将自己上述所有财产赠予乙方，乙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对上述财产转让、买卖、管理和做出任何处理，同时乙方负担甲方所有医疗费用和日常生活费用，并为其养老送终。本协议一式五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份交遗赠人，一份交受赠人，其他交本村委员会和见证人。甲方在此明确，订立本遗赠抚养协议期间，本人神志清醒且就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赠为本人自愿做出，是本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受赠人受赠本人所有的上述财产进行干涉（包括官道的自由通行）。”此《遗赠抚养协议》内容为打印，后有签名及按手印，事后由北南租村“两委”干部杨某2等在见证人处签名并按手印。 另查明，本案中涉及的宅基地上房屋为杨会芹夫妇所建。 再查明，杨某1于2016年10月8日申请保障性住房一套，其在《涞水县保障性住房申请登记表》中写明共同居住家庭成员有杨会芹、郑某1，申请理由是婚后一直住在娘家，丈夫郑文举因公殉职后，有责任赡养婆婆杨会芹。后于2016年11月14日，杨某1与涞水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涞水县保障性住房实物配组租赁合同》，租赁了位于润××小区××楼××单元××号房屋。自2019年1月，杨某1因病住院，被告杨殿龙开始照顾杨会芹。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案涉《遗赠抚养协议》无效，故《遗赠抚养协议》是否自始无效才是本案争议焦点。本案中，原被告就《遗赠抚养协议》形成前后，原告母亲杨某1和被告杨殿龙履行抚养义务情况进行的举证质证，与本案所涉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在此不做相关评判。 关于争议焦点《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问题，应结合《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以及签署时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遗赠抚养协议》的属性来看。遗赠抚养协议属于人身关系的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赠人生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财产，并于去世后生效的法律行为。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确保遗嘱体现遗嘱人处分自己死后遗产的真实意思，应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从严把握，以防止确定死者终意表示的困难，防止他人变造、篡改遗嘱，故一个合法的遗嘱必须具备构成要件，未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应当无效。本案中的《遗赠抚养协议》为打印遗嘱，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即由见证人在场见证等，以便探究被继承人的内心真意。 其次，从《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来看。本案涉及协议中，杨会芹将承包土地、宅基地、共有官道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遗赠给了被告杨殿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按户承包而非按人承包，在家庭部分成员死亡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题；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本案中虽然杨会芹去世，但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家庭成员尚在，因此不发生继承问题，杨会芹的相关处分行为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经济所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被继承人遗留的合法财产，不能被继承，故本案中杨会芹对宅基地的处分亦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还有杨会芹对宅基地上房屋的处分，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该房屋为杨会芹夫妇共同建造，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杨会芹丈夫郑庆忠去世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杨会芹、郑文举对郑庆忠的遗产均有继承权。在郑文举因公殉职后，郑文举在该房屋中的财产权应由其配偶杨某1、其母亲杨会芹、其女儿郑某1继承。故本案中杨会芹处分的涉案房屋中，在郑庆忠、郑文举无其他相关遗嘱的情况下，应有杨某1以及原告郑某1的遗产份额。显然，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和原告母亲杨某1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杨会芹的处分行为非法处分了杨某1和郑某1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特别是未成年人郑某1的财产权益。 再次，从《遗赠抚养协议》的签署过程情况看。本案中，因原告得知《遗赠抚养协议》并起诉时杨会芹已经去世，杨会芹在《遗赠抚养协议》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无法查清。根据庭审查明情况，杨会芹在病重期间，自2019年后由被告杨殿龙进行照顾，在杨会芹的家庭成员即原告以及原告的母亲杨某1因病住院未在场的情况下，形成《遗赠抚养协议》。该《遗赠抚养协议》的形成中，被告只是录制了杨会芹宣读协议稿的过程，未录制杨会芹签字按手印等过程，且无录制现场在场见证人的情况；被告提供的证人杨某2也承认其在见证人处的签字虽属实，但未在场进行见证；原告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复印件，与被告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内容一致，但见证人签字位置有区别、日期空缺。综上，综合该《遗赠抚养协议》形成过程中杨会芹病重期间的背景、无录像杨会芹签字的情况、见证人部分未在现场等，结合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和陈述等，本院认为该《遗赠抚养协议》的签署是否为杨会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由《遗赠抚养协议》持有人即被告杨殿龙进一步承担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因被告杨殿龙未提供充足证据，导致该《遗赠抚养协议》形式上欠缺，故无法证实《遗赠抚养协议》上的签字系杨会芹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案涉《遗赠抚养协议》既存在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形，也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既没有照顾缺乏劳动能力的原告，更无法确定案涉协议是否为杨会芹的真实意思，故该《遗赠抚养协议》应认定无效，对原告的主张，本院应予支持。本案值得提示的是，如本案中涉及对杨会芹的扶养属实，在杨会芹晚年，在其独生子郑文举去世后，丧偶儿媳杨某1于2018年年底前与杨会芹一起生活，申请了廉租房，尽了赡养义务；被告杨殿龙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在2019年以后对杨会芹给予了较多的扶养，这些行为值得称赞，也让杨会芹安享了晚年，杨某1和杨殿龙均享有依法参与遗产分配的权利。 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杨殿龙与杨会芹于2109年3月3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无效。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杨殿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永强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黄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