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22民初532号 原告：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成灌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202506528R。 法定代表人：陈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娟，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和兴街杜鹃园小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667416397G。 法定代表人：王贺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金府装饰城******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080603898A。 法定代表人：李瑞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蜀星公司）与被告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建升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勇、被告建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被告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蜀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蜀星公司与被告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2.被告建升公司返还原告蜀星公司合同履约保证金150万元；3.被告建升公司向原告支付履约保证金资金占用损失（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履约保证金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三方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建升公司投资的乐至64-Ａ建设项目，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为本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蜀星公司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指定的合格分包单位；项目进场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合同履约保证金按照项目造价的10%现金支付。同时约定了合作模式、施工总承包价款支付及结算方式、三方权利义务及合同履约保证金等相关权利义务。在正式合同签订前，建升公司要求原告先将15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转入其指定的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余下部分在工程开工进场前支付。原告指定项目负责人李某分别于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1日分三次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转款150万元，建升公司收到款项后，于2015年9月1日出具收据一份，对其收到的履约保证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因建升公司的原因，《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未达到开工条件，至今未开工，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主张解除该合同，并由被告建升公司退还原告合同履约保证金及资金占用损失。 被告建升公司辩称，1.建升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也没有收到原告所称的150万元保证金，项目合作协议书上所加盖的建升公司印章是别人私刻的，故而向贵院提出印章鉴定申请。即使鉴定结论认定该印章系建升公司的备案印章，在合作协议书中，建升公司只是开发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才是施工总承包方，按照惯例，保证金也应当由分包方即原告交给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而不是建升公司；2.关于诉讼请求中第三项资金占用利息，无法律依据，即便经过庭审之后认定建升公司承担责任，其所谓的保证金退还的时间，也应当从合同解除之日起开始计算。 被告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辩称，1.原告提交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上面连准确的工程名都没有，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不可能在连工程名称都没有的情况下就签订这样的项目协议书，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没有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2.协议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也在举证期内向法院提交了印章鉴定申请；3.即便原告认为协议是有效的，从协议的内容上看，也是严重违反了招标投标法和禁止转包的法律法规，是无效的；4.即使原告认为协议有效，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任何的解除条件，原告也从来没有向我方发出解除通知；5.按照建升公司所述，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协议书上的身份是总承包方，即便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承担退还责任，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也仍然认为利息应当从协议解除之日起计算；6.协议上显示的，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代表人是“刘庆伟”，建升公司的代表人是“廖洪治”，二人因涉嫌经济犯罪已经被大连铁路检察院起诉，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二人有诈骗的犯罪事实，其中所描述的情形就是二人编造虚假项目或工程，冒用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名义骗取工程保证金，本案完全符合这一情形，应当纳入刑事案件侦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为证明原告蜀星公司与被告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工程项目进场时间及保证金的情况，提供了《项目合作协议》。二被告均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上的印章非二被告公司印章，并向本院申请鉴定。经鉴定，《项目合作协议》落款处加盖的建升公司的印文非建升公司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项目合作协议》落款处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印文是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本院认为，对于该证据是否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以及该协议的效力问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判断。 2.原告为证明其转款给被告建升公司指定的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的事实，提供了交通银行进账单、中信银行的客户回单、建设银行的客户回单、成都三力达污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工商信息、成都鹏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信息以及李某、周某的结婚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转款150万元的事实。 3.原告为证明被告建升公司收取保证金的事实，提供了编号为0069256收据。被告建升公司对收据上加盖的财务章有异议，并向本院申请鉴定。经鉴定，该收据上的建升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非建升公司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本院认为，收据注明的内容：收到李某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150万元。不论该证据形式上是否存在问题，该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建升公司支付了保证金。 4.原告为证明李某是原告公司的技术总工，代表原告谈判成功后代表原告公司签署正式合同，所以150万元的转账均是接受原告的委托而转账，因为转款时没有签署正式合同，所以先以李某名义转款，开具的收据也写的李某名字，转款后才签署的合同，金额为150万元，授权代表均为李某，项目均在乐至地址一致等事实，原告提供了情况说明三份。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原告制作，应认定为原告方的自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只能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其证明力。 5.原告为证明李某系原告公司员工，有资格进行内部承包，并从事对外的谈判、垫资、代表公司签署合同等行为的事实，提供了李某担任原告技术负责人信息及社保信息。本院认为，内部承包不仅要求自然人与公司之间有劳动关系，而且还应有包括财务在内的隶属管理关系。本案若为内部承包，财务上就应为原告向被告建升公司支付保证金而不是李某个人。结合其他证据看，保证金不是原告在支付，而是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若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仅是暂时垫付，原告则应及时将垫付款给付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原告为证明原被告三方签署的三方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公司指派李某先行支付保证金，建升公司收到保证金后，由财务总监严某出具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的事实，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李某为保证金的实际支付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7.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122号和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1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未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以书面形式对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而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直接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原告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查，上述鉴定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认定。 8.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陈林的询问笔录。到庭当事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为承包建设项目，案外人李某于2015年8月31日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转款100万元，通过李某和其妻子周某为股东的成都三力达污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转款20万元；于2015年9月1日通过李某和其妻子周某为股东的成都鹏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转款30万元。2015年9月1日，建升公司工作人员严某经手，出具了收据，载明：收到李某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150万元。2015年9月16日，廖洪治代表建升公司、刘庆伟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李某挂靠的蜀星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承包的“乐至64-Ａ建设项目”分包给李某。协议签订后，李某并没有分包到约定的建设项目。收款方至今未将收到的150万元退还李某。诉讼过程中，被告建升公司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上的印章非被告建升公司印章，编号为0069256收据上财务专用章非被告建升公司印鉴，向本院申请印章鉴定。被告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上的印章非被告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印章，也向本院申请印章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7月16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载明“签订日期：2015年9月16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落款处加盖的“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不是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2.载明“入账日期：2015年9月1日”的《收据》上加盖的“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同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1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签订日期：2015年9月16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落款处加盖的“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印文是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 诉讼过程中，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林主动到本院称，公司合作企业告诉陈林，蜀星公司有诉讼案件，故到本院了解本案的案情。同时陈述，其不清楚起诉状等文书上面的公司印章的情况，公司也没有存档的项目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被告建升公司是否应退还原告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一、关于原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项目合作协议》从形式外观上系原告与被告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订，在原告为善意且无过错情况下，为保护交易安全，基于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无论该协议上的印章是否为二被告公司印章，只要协议上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签字，就应认定《项目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但结合本案所有证据及经验法则分析，透过形式外观的表象，查明原告并非善意且有过错，该协议并非原告与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而系案外人李某挂靠原告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故《项目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首先，《项目合作协议》若为原被告签订，则首先应在签订合同后，再由原告按照约定履行给付保证金义务，但通过交通银行进账单、中信银行的客户回单、建设银行的客户回单查明，款项的支付系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在合同签订前转款150万元，非原告向被告支付保证金；其次，原告与案外人李某并非内部承包关系，而系挂靠关系。内部承包是一种企业的管理模式，承包工程的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的法律行为。内部承包虽然由个人完成，但工程在财务、资金上并不与企业完全脱钩，仍按照企业内部流程，进行采购、收付款等，内部承包人员不直接实际承担相关款项收支。原告提供了李某担任原告技术负责人信息及社保信息证据虽然证明了其系公司员工，但原告提供了交通银行进账单、中信银行的客户回单、建设银行的客户回单及编号为0069256收据均证实，款项的支付人为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若李某支付的行为系代表公司行使，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均应归于被代理人原告公司承担，那么在李某支付了保证金后，公司应将李某代为支付的150万元保证金归还李某，但原告未提供其归还保证金给李某的证据。据此可以认定，李某与原告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而非内部承包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最后，追讨150万保证金对公司来说，也应为重大事项，按常理公司应讨论决定如何追讨的问题，决定起诉后，法定代表人应清楚此事。然而原告法定代表人陈林从原告公司的合作企业了解到原告公司有诉讼案件后，主动到本院了解本案的诉讼情况，并陈述其不清楚起诉状等文书上面的公司印章的情况，公司也没有存档的项目合同。此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常理。据此可以认定李某挂靠原告公司承包工程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关于被告建升公司是否应退还原告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 《项目合作协议》系案外人李某挂靠原告公司与二被告签订，系无效合同。取得财产的一方因合同无效后，无合法依据继续占有取得的财产，故应将不当得利财产返还受损人。原告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转款150万元的事实，编号为0069256收据也注明收到李某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150万元而非原告给付的保证金，但原告没有提供书面的证据证明，原告委托了案外人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向被告建升公司支付保证金的事实。若为口头授权，原告应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归还李某个人、李某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垫付的保证金的事实。原告并非无效合同的实际当事人，150万元的保证金也并非原告支付，因此受损人并非原告，故原告无权主张被告建升公司返还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均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任 军 审 判 员  刘 姝 人民陪审员  郑拥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谢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