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2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武安镇官山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5MA3258RR68。 法定代表人：李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尧，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骁鹏，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漳州市顺联动力五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武安镇溪东村后壁崛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5MA2XNM8D33。 法定代表人：薛家燕，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景川，福建南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艺灵，福建南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王太兴，男，198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泰县古农农场白石作业区。 上诉人福建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漳州市顺联动力五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联公司”)及原审被告王太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2020）闽0625民初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通过书面审查、调查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荣信纸业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其无须向顺联公司承担付款责任；２、撤销一审判决中有关荣信公司承担诉讼费用的判项；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顺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进行改判，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王太兴并非是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1、王太兴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劳动合同书显示，王太兴系敦信纸业有限公司员工。荣信公司从未向王太兴进行过任何对外采购的授权，亦未向王太兴支付过任何工资或劳动报酬。荣信公司与王太兴之间既无劳动关系，又无授权委托，并不存在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以王太兴曾作为联系人出现在荣信公司个别《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曾替荣信公司办理过某些事务为由，就认定王太兴是荣信公司的对外采购联系人，可以无限制的代表荣信公司对外进行采购、签收、入库、对账等工作，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这种以偏概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混淆对外联系人与对外采购联系人概念，就相关合同文本约定而言，王太兴仅是替荣信公司在相关书面采购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进行被动的收货联系，而非经相关书面采购合同授权进行主动的采购选择，其无书面采购合同，且未经荣信公司追认或确认的采购行为与荣信公司无关。二、一审法院对王太兴的采购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5月30日间，荣信公司向顺联公司购买轴承、三角带等机电设备配件120115.7元。”依据一审顺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送货单，上面没有任何经荣信公司的追认或确认记录，反而仅有王太兴、郭雪清、陈幼妹等非荣信公司员工的签字，甚至是无人签字确认，如此便将顺联公司所有的供货行为统一认定为荣信公司的采购行为，明显与事实不符。三、王太兴的对账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4日，经顺联公司与王太兴对账，荣信公司结欠顺联公司货款88045.7元。”王太兴身为敦信纸业有限公司员工，没有得到荣信公司的任何授权，在荣信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个人与顺联公司的对账行为对荣信公司产生不了任何的法律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依法进行改判。 顺联公司答辩称：一、王太兴系荣信公司雇佣的员工和对外采购联系人，具有表见代理权，多次在送货单和发票上签名，荣信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具体到本案中，荣信公司的员工王太兴向顺联公司购买轴承、三角带等机电设备配件，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为此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王太兴与荣信公司系雇佣关系，根据收货单、增值税普通发票来看，货物均系荣信公司所订购，顺联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太兴有替荣信公司出具往来对账函的权利，故王太兴代替荣信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荣信公司应支付王太兴已确认的往来对账函所确认的货款欠款88045.7元。二、顺联公司属于善意相对人，荣信公司应当支付货物欠款。王太兴系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也是荣信公司的员工，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5月间，王太兴向顺联公司购买轴承、三角带等机电设备配件，2019年6月14日，双方经过对账，荣信公司尚结欠顺联公司88045.7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王太兴作为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其向顺联公司购买轴承、三角带等机电设备配件，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荣信公司承担。综上，荣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太兴述称：1、本人作为原敦信纸业公司的采购员，在荣信公司租赁敦信纸业的厂区进行生产经营期间，和敦信纸业的其他所有员工一样，继续为荣信公司进行采购工作。虽然荣信公司没有和我们签订劳动合同，但我们与荣信公司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这个有敦信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证明，本人经手的诸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采购产品的入库单、与主管黄燕、副总经理周遵浩的微信聊天记录、未完成的合同的审批程序可以很好的证明；2、作为荣信公司采购员，在公司领导周遵浩、主管黄燕的指示下，进行签订合同后采购和月结供应商采购相结合的采购工作，并且已按要求进行入库且有主管黄燕的签名，荣信公司在2019年3月、5月也已用对公账户分别支付了2018年12月、2019年1月的月结供应商货款，可以证明王太兴的采购工作是得到荣信公司的实际认可的。3、因为荣信公司只有数名管理人员到经营厂区进行相关管理工作，仓库管理人员沿用原敦信纸业人员，且月结采购本身就是遵循零星采购，按月结账的原则，并非合同采购要进行签字盖章。但是入库单上主管黄燕的签字已经很好的说明了，王太兴、郭雪清、陈幼妹的工作是在荣信公司主管领导下进行的。4、本人作为一名采购员，每天数次到各个月结供应商处进行采购产品，在送货单上签字，每月进行对账时，在发票收据、对账单上签字，只是在履行职务行为。5、荣信公司提到的只是委托敦信纸业公司进行代加工，这点与荣信公司经营期间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在荣信公司经营期间，公司的所有采购均在黄燕等人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生产工作也是在周遵浩的领导下进行的。另有清单上的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等可以证明。 顺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信公司、王太兴共同连带支付拖欠顺联公司的货款88045.70元，并从2019年6月1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同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罚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荣信公司、王太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太兴系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5月30日间，荣信公司向顺联公司购买轴承、三角带等机电设备配件120115.70元。2019年3月27日、5月9日荣信公司分别付给顺联公司5496元、26574元。2019年6月14日，经顺联公司与王太兴对账，荣信公司结欠顺联公司的货款88045.70元。后经顺联公司催讨无效。为此，顺联公司于2020年1月具状诉至一审法院。在诉讼中，顺联公司申请保全荣信纸业公司、王太兴名下的银行存款，保全金额为88045.70元，一审法院裁定予以保全，顺联公司交纳保全申请费900.46元。 一审法院认为，荣信公司向顺联公司购买机电设备配件，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荣信公司向顺联公司购买机电设备配件，在收到机电设备配件后，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顺联公司主张荣信公司支付结欠货款88045.7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荣信公司未付清货款，已给顺联公司造成逾期付款损失。顺联公司主张自2019年6月1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王太兴作为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其经手向顺联公司采购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荣信公司承担。顺联公司请求王太兴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顺联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一、福建荣信纸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漳州市顺联动力五金贸易有限公司货款88045.7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88045.7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漳州市顺联动力五金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1.10元，减半收取计1000.55元，保全申请费900.46元，由福建荣信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荣信公司对“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5月30日间，荣信公司向顺联公司购买轴承、三角带等机电设备配件120115.7元；2019年6月14日，经顺联公司与王太兴对账，荣信公司结欠顺联公司货款88045.7元”有异议，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顺联公司、王太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将在焦点问题中予以分析认定。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各自的诉辩主张补充进行了举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 荣信公司举证如下：1、荣信公司会议纪要;2、2019年8月７日备忘录;3、2019年8月8日备忘录;4、生产管理责任书、承诺书;5、受理案件通知书;6、承诺书；7、民事起诉状;8、借款协议;9、收据;10、宋承竣工商银行回单。以上证据欲证明荣信公司与敦信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敦信公司”）自2018年12月起存在委托加工关系，顺联公司的供货行为与荣信公司无关。 顺联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6-10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对原件后依法认定，荣信公司与敦信公司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且也是发生在本次欠款结算之后，不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玉太兴质证认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发生时间都是在2019年6月之后，与本案的结算货款时间不一致；对证据6-10，同意顺联公司的质证意见。 顺联公司举证如下：电话号码为“182××××2013”的《业务受理单》，证明荣信公司对外采购单上面留的电话号码182××××2013系王太兴所有，王太兴系荣信公司的员工，在签订对外购销合同中为对外采购联系人。 荣信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该号码确实是王太兴所有，但关联性有异议。王太兴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确系其本人号码。 王太兴举证如下：1、荣信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敦信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3、荣信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复印件；4、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的查询截图；5、荣信公司的排污许可证的变更时间查询截图；6、入库单2张4份；7、2019年7月28日，荣信公司财务宋承骏代发王太兴的工资；8、2019年7月13日荣信公司聘请审计人员进行的审计小结；９、加盖敦信公司公章的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复印件。以上证据欲共同证明从2018年12月份至2019年6月荣信公司租赁敦信公司长泰县官山厂区，是实际经营者，这个时间段内发生的所有采购活动均为荣信公司生产使用，荣信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 荣信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仅凭营业执照和加工范围无法证明由荣信公司进行生产，其与敦信公司是合作关系，不是租赁关系；对证据3-5、７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８－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顺联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可以确认顺联公司所提供的轴承配件、机电设备系荣信公司生产所必须要用到的机电设备；对证据3-5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荣信公司存在真实的生产经营；对证据6、7、8、9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荣信公司存在真实的生产经营，王太兴是荣信公司的对外采购联系人。 对于当事人所举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对于荣信公司所举证据，因系其与案外人敦信公司于2019年7-8月份之间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敦信公司未到庭确认这些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且这些书面材料形成时间均发生在本案《往来对账函》及相关送货单形成时间之后，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2、对于顺联公司所举证据，荣信公司、王太兴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相关购销合同上王太兴的电话号码系作为荣信公司对外联系电话。3、对于王太兴所举的证据1－5、7，荣信公司、顺联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荣信公司存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证据6、8未有原件核对，荣信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９，因相对人敦信公司未到庭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案讼争的货款应由谁承担付款责任？ 本院认为，王太兴在《往来对账函》中签字确认欠款的行为系履行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员职务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荣信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王太兴系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本案一审庭审中，荣信公司陈述：“因为荣信纸业（即指荣信公司）是租赁敦信纸业（即指敦信公司）的厂房来进行生产，当时王太兴是敦信纸业的采购员，所以王太兴他确实也是我们荣信公司作为对外的采购联系员”。即荣信公司在一审时认可王太兴系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该事实有长泰县东顺电机维修部与荣信公司于2019年3月5日签订的《机电设备维修合同》、漳州市远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荣信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长泰县恒生机电经营部与荣信公司于2019年3月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三明市宏顺投资有限公司与荣信公司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机电设备维修加工合同》等书面合同相佐证，以上合同尾部均备注了王太兴的手机号码作为荣信公司的联系号码，故王太兴代表荣信公司对外联系顺联公司购买机电配件，系履行职务行为。荣信公司二审中否认王太兴系荣信公司对外采购联系人，与其一审陈述及相关书面合同载明的内容不符，不予采信。其次，从交易习惯看，荣信公司对外联系业务并对账均系王太兴负责进行。顺联公司主张其举证的七份总计货款为120115.7元的增值税发票中，其中2019年1月7日开具的货款为5496元、2019年2月19日开具的货款为26574元均是王太兴采用零星采购、按月结账的方式与其进行对账，其按照汇总的送货向荣信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通过王太兴交由荣信公司，荣信公司也已按发票数额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剩余发票中的88045.7元货款尚未支付，王太兴在《来往对账函》上签名确认。荣信公司对支付给顺联公司的两笔款项没有异议，辩称该付款行为是基于其与敦信公司之间存在贸易合作关系、在合作框架内代敦信公司对外支付款项、后在应付敦信公司的委托加工费中予以扣除、不能代表其与顺联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审查，荣信公司支付给顺联公司的两笔款项各5496元、26574元，付款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27日、5月9日，在付款凭证上体现的是货款并非代敦信公司对外付款，荣信公司的该辩称意见不能成立。另外，荣信公司虽否认王太兴有权代表荣信公司对外联系业务、对账，但却无法举证同时期内除王太兴外尚有何人有权代表荣信公司对外联系业务、进行对账，且荣信公司亦无法解释前述二笔款项所涉及的交易系由何人代表荣信公司与顺联公司进行联系、对账后付款。故顺联公司主张王太兴的对账行为系履行其职务行为，符合客观事实，可予采信。再次，顺联公司系善意相对人，荣信公司对王太兴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顺联公司。本案中，顺联公司为主张债权，举证了《送货单》存根联及相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虽然《送货单》存根联、《收款收据》存根联有的系由王太兴、郭雪清、陈幼妹签字确认，有的并无人签字确认，但王太兴作为荣信公司的对外采购联系人已确认《送货单》的真实性，并收取了增值税普通发票，也据此与顺联公司对账、签署《往来对账函》、确认尚欠货款金额；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顺联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太兴有权代表荣信公司与之进行交易、对账，且没有证据证明荣信公司对王太兴的对账行为进行了限制而顺联公司明知该职权限制，故即使荣信公司对王太兴的对账行为进行了限制，亦不能对抗顺联公司。综上，王太兴代表荣信公司在《往来对账函》上签字确认欠款88045.7元的行为对荣信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荣信公司应支付顺联公司尚欠的货款88045.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综上所述，荣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1.1元，由福建荣信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若贤 审 判 员 张海泉 审 判 员 卢津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玲珊 书 记 员 蓝巧红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