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1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三路招港大厦801。 法定代表人：刘长胜，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君，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港市振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明珠商业中心828-829室。 法定代表人：韦知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馨心，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顺意达公司）与被申请人贵港市振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振海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民终1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港顺意达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振海公司赔偿申请人237411.54元人民币损失及利息。（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是：第一，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相对方应当为振海公司，而不是其员工黄居章。港顺意达公司与振海公司未签订书面货物运输合同，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货票、运单、货物交接单上加盖了承运船舶“振海777”轮的船章。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管理局颁发的船舶营运证件载明，“振海777”轮所有人为张锦钊，船舶经营人为振海公司，故应当认定港顺意达公司与振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第二，振海公司具备水路运输经营者资质，而其员工黄居章不具备经营资质，黄居章在涉案运输中作为振海公司员工从事公司业务范围内的活动，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振海公司承担；第三，振海公司曾在一审时提出反诉，要求港顺意达公司支付运费，说明振海公司承认自己是本案的承运人；第四，船舶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振海公司与黄居章签署的协议不能对抗船舶登记的公示效力，振海公司为“振海777”船舶的经营人，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双方没有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9条的规定不具备适用前提，应当适用《指导意见》第11条的规定。二审判决单独适用《指导意见》第11条错误，应当适用《指导意见》第1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本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应当是承运船舶的登记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结合本案承运船舶“振海777”存在船舶经营人，且登记所有人未参与本案运输的情况，认定船舶经营人即振海公司为承运人。原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振海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一）本案系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合同的当事人为港顺意达公司和黄居章，而非振海公司。原审查明，港顺意达公司通过网络搜索方式获知振海公司的联系方式，但涉案航次是港顺意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振海777”轮船长黄居章直接联系，振海公司与港顺意达公司未就涉案航次进行过联系。如果涉案航次的承运人为振海公司的话，按照公司的管理制度，相关的运单或交接单应加盖振海公司的公章进行确认。但是，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货票、运单、货物交接清单上均没有振海公司盖章确认，故振海公司并非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二）原审查明，黄居章系“振海777”轮的实际所有人，而且在货损发生后，相关的事故调查、受损货物处理事宜均是黄居章进行沟通和处理，振海公司既未参与，也未提供相关授权。而且，港顺意达公司提交的《“振海777轮”水湿玉米处理协议》显示，对玉米损失的处理均由黄居章和港顺意达公司进行沟通协商，落款为“实际承运人：“振海777”轮代表黄居章”，说明港顺意达公司亦认可实际承运人为黄居章。（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振海公司自始至终未与港顺意达公司就涉案航次进行过沟通磋商，黄居章在承接本案的货物运输时亦未提及振海公司。本案中黄居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如果港顺意达公司认为黄居章系代表振海公司，也应及时提出要求在相关票证上加盖振海公司的印章，但是港顺意达公司对涉案航次的票证材料从未提出异议，故黄居章的行为不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属于个人行为。（四）港顺意达公司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指导意见》11条正确，但提出本案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振海公司属于船舶所有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意见，是对《指导意见》的误解。按照《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归责主体为“船舶的登记所有人”，而非《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船舶所有人”。振海公司不是“振海777”轮的船舶登记所有人，不应承担合同责任。综上，港顺意达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判决认定港顺意达公司与振海公司之间不存在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以及振海公司不应承担承运人责任是否缺乏证据证明。2、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第一，关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 原审查明，涉案货物运输是港顺意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振海777”轮船长黄居章直接联系的，港顺意达公司与振海公司未就涉案航次进行过联系，也未签订书面货物运输合同。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货票、运单、货物交接单上加盖了承运船舶“振海777”轮的船章。根据张锦钊与黄居章的船舶买卖合同，黄居章取得了该船舶的实际所有权。“振海777”轮虽然挂靠在振海公司经营，但是登记船舶经营人并不能被视为当然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根据合同签订主体和合同履行等客观事实来综合认定合同当事人。《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在没有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形下，可以依照运单上承运人的记载判断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如果运单上仅仅加盖了承运船舶的船名章，应当认定该承运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为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本案中，黄居章是挂靠船舶的实际所有人，虽然未与港顺意达公司签订书面货物运输合同，但是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货票、运单承运人一栏加盖“振海777”轮船章，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和事故处理过程中，一直是黄居章本人参与了事故处理，应当认定黄居章系实际承运人。港顺意达公司主张“振海777”轮船舶营运证件载明船舶经营人为振海公司，港顺意达公司与振海公司之间就存在事实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据原审查明，黄居章在与港顺意达公司联系涉案运输事宜时，从未表明自己代表振海公司，在涉案货物事故处理过程中，相关的事故调查、受损货物处理事宜均是黄居章进行沟通和处理，振海公司既未参与，也未提供相关授权。港顺意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黄居章是代表振海公司与其协商涉案货物运输合同事宜，故原审认定黄居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审认为港顺意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振海公司签订了涉案货物运输合同或者存在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正确。港顺意达公司关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 《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挂靠船舶的实际所有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运输合同，应当认定其为运输合同承运人，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第11条明确规定：“在没有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形下，可以依照运单上承运人的记载判断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如果运单上仅仅加盖了承运船舶的船名章，应当认定该承运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为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振海“777”轮挂靠在振海公司名下经营，但登记的船舶所有人和实际所有人均不是振海公司。原审判决适用《指导意见》第11条，依照运单上加盖振海“777”轮的印章判断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为黄居章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不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故港顺意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港顺意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港顺意达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杨兴业 审判员 ：郭载宇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龙飞 书记员 ：房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