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53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洛兴街999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润德，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芹，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欢喜路398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强，执行董事。 上诉人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7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元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错误认定上诉人承诺涉案农业机械是享受国家补贴的产品。1、上诉人从未承诺涉案农机享受国家农机补贴。从双方的《产品买卖合同》及《销售增补协议》等书面证据看，上诉人从未在合同中约定农机补贴事宜。上诉人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向被上诉人承诺涉案农业机械可以享受国家农机补贴。上诉人在吉林省有多笔农业机械销售业务，在上诉人未取得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前，从未在任何交易中承诺享受农机补贴。2、“国家推广产品”并非必然享受农机补贴产品。《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业部会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推广农业新技术和优化农机装备结构的原则，确定、公布《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定期进行调整。第五条规定：列入《目录》的产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国家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财政补贴、金融扶持等优惠政策支持。第七条规定：《目录》每三年公布一次，期间如有调整，按年度以农业部公告的形式公布。也就是说，国家推广产品可以申请农机补贴，但不必然享受农机补贴。一审中，被上诉人举证的《吉林省关于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归档情况公示的通知》内容规定，农机生产企业当年度向吉林省申报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的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4月12日。吉林省每年度都会对农机生产企业申报农机补贴的产品进行公示，而国家支持推广的农机目录则是每三年公布一次。可见农机补贴产品归档与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不相同。因此，一审法院将《销售增补协议》中的国家推广产品等同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享受吉林省2016年度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机产品显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李世润证言及王守全录音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李世润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产品买卖合同》，该合同是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在指定区域内销售上诉人生产的插秧机等系列产品的经销权合同，合同中并未对产品是否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进行约定。而《销售增补协议》是由刘怀功代表上诉人签订，李世润无权代表上诉人对《销售增补协议》中的产品进行任何形式的承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产品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12日，而李世润却分别于2015年11月3日、2016年3月10日（具体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仅按照承诺上注明的日期）书写两份证明。因李世润在（2018）鲁0783民初660号案件出庭作证时陈述“该证明出具的前提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多次要求退机及补贴事宜的前提下出具的、是在职期间书写的，其2016年4月26日离职”，而根据被上诉人举证，吉林省2016年度申报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的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4月12日。可见不论是哪份证明，均形成于吉林省申报农机补贴产品归档工作开始之前。因此在农机补贴申报之前，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无法得知涉案农机不能获得补贴而多次要求补贴，从而要求证人出具的。且证明中保证的内容是“产品进入2015年度国家农机补贴目录”，与被上诉人主张的进入吉林省2016年度国家农机补贴目录不符。因此，李世润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其出具的书面证言自相矛盾，且李世润与上诉人存在劳动争议纠纷，与被上诉人存在产品买卖关系，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可信度极低，其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举证的王守全通话录音，经核实后不是其本人通话，且通话不完整，不能体现明确的上诉人承诺农机补贴的内容，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三、错误认定农机补贴的发放主体和享受主体。上诉人不是农机补贴的发放主体，被上诉人也不是农机补贴的享受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及时、有效的原则，可以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放，也可以采用贴息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提供贷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农机补贴的发放主体是政府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部门，享受主体是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因此，上诉人不是农机补贴的发放主体，被上诉人也不是农机补贴的享受主体。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国家农机补贴。四、错误将农户未享受到国家农机补贴的原因归责于上诉人。《吉林省2015-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实施意见》第三条补贴实施方法第（四）款操作程序规定：“1.购机补贴对象到当地农机部门登记相关身份信息，并签写《农机购置补贴购机告知书》，明确自主购机、自担风险。2.购机补贴对象应在购机后10日内，拿当年新购置且未使用的机具及购机发票、身份证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提供经营执照、组织代码证）等有关材料，到购机集中地或当地政务大厅办理补贴申请手续。3.县级农机（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组织，对补贴对象身份及所购机具进行确认及核实，在《购机确认书》上签署意见。4.县级农机（农业）、财政部门对补贴对象及相关材料共同审核确认、公示合格后，由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或银行转账方式向其兑付补贴款。”根据上述规定，即使涉案产品属于国家农机补贴产品，在申请国家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时，补贴对象也应当严格按照上述操作程序进行，且只有公示合格的才会享受国家农机补贴。也就是说，农户即使购买国家农机补贴产品，并不必然享受到国家农机补贴。但一审法院将农户未享受国家农机补贴的原因全部归责于上诉人，认定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显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未查明农户实际购机情况。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仅出示了农户书写的证明、收条、垫付协议。首先，该宗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否是该17户购机农户亲笔书写无法得知。其次，仅凭上述资料，无法确定被上诉人与17户购机农户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且根据《吉林省2015-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实施意见》，农户只有持购机发票、身份证明等才可以申请补贴。被上诉人应当补充提交购机发票、农机付款凭证等证据佐证其主张。否则，一审判决很可能让被上诉人利用农机补贴的理由获取不当利益，而侵犯实际购机农户的权益。 博远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 博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元鸣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赔偿博远公司应当得到的国家农机补贴金额损失106650元；2.退回不合格的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一台，并退还该农机价款80000元及支付该农机运费损失5000元；3.由元鸣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2日，案外人李世润代表元鸣公司与博远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元鸣公司授权博远公司销售插秧机等系列产品，销售区域为吉林省吉林市五县区，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2月12日至2016年12月25日，以及其他事项。2016年2月29日，博远公司、元鸣公司又签订《销售增补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元鸣公司向博远公司提供国家推广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元鸣牌”手扶式、亚高速、高速乘坐式等水稻插秧机系列产品，免费三包二年，按照农机产品的三包规定执行，以及其他事项。同日，元鸣公司向博远公司销售发货2ZS-630手扶式水稻插秧机4台、2ZS-4A手扶式插秧机2台、2ZGC-6（RG0-60SD）高速乘坐式插秧机1台。同年3月10日，代表元鸣公司签订案涉《产品买卖合同》的李世润为博远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一份，主要载明：对于2015年12月12日双方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产品，元鸣公司保证合同项下的产品进入2015年度的国家农机补贴产品目录，如果元鸣公司产品在公司出售后，产品用户得不到国家农机产品补贴，因此造成的用户补贴损失，元鸣公司保证承诺在合同项下的产品价格内承担该农机产品国家补贴损失。同年3月12日，元鸣公司又向博远公司销售发货2ZS-630手扶式水稻插秧机10台。同年5月18日，元鸣公司再向博远公司销售发货2ZS-4A手扶式插秧机1台。至此，元鸣公司共计向博远公司销售发货各类型号插秧机18台。 另查明，根据《吉林省2016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规定，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销售补贴产品的经销企业，由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农机生产企业对其所确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销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并负责将经销企业和其补贴产品信息自主录入农机购置补贴系统，对录入系统信息的真实性承担主体责任。根据2016年全国各省农机购置补贴查询系统查询结果，在吉林省××行以及以上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每台购机补贴数额为6750元，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每台购机补贴数额为4050元。根据《吉林省关于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归档情况公示的通知》，农机生产企业当年度向吉林省申报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4月12日，但由于迟至2016年6月27日元鸣公司生产的案涉水稻插秧机方取得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颁发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此时已超出吉林省规定的2016年度本省级行政区域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申报截止时间，导致从博远公司处购买案涉插秧机的吉林省吉林市××向义红、姜海林、仲崇生、尚永生、尚文义、关博庆、赵明志、张亮、郭淑芹、白天宇、徐学军等17农户不能取得农机购置补贴。后经该17农户追要，博远公司为其垫付或欠付农机购置补贴的数额包括，2ＺＳ-630型6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14台×6750元／台＝94500元，2ＺＳ-4Ａ型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3台×4050元／台＝12150元，以上博远公司遭受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6650元。 一审法院认为，博远公司与元鸣公司签订的水稻插秧机买卖合同及销售增补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双方在销售增补协议中明确约定，元鸣公司向博远公司提供国家推广产品，该约定内容亦经代表元鸣公司签订案涉产品买卖合同的李世润出具书面承诺确认，并经博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强与元鸣公司销售经理王守全的通话录音印证，一审法院确认此国家推广产品应为元鸣公司经自主申报以及吉林省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公示等法定程序后，购机农户能够享受购机补贴的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合同履行中，元鸣公司未按约定向博远公司提供已进入国家支持推广目录的农业机械产品，供货之后又未在产品销售地即吉林省规定的农业机械补贴产品归档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取得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从而导致销售给博远公司的案涉农业机械产品未能进入吉林省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目录，进而导致从博远公司处购买农机的农户不能享受应得的农机购置补贴，最终导致博远公司向购买农机户垫付或欠付应得农机购置补贴后遭受经济损失。综上，对上述归责于元鸣公司的原因给博远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元鸣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博远公司要求元鸣公司赔应得农机购置补贴损失1066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元鸣公司关于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未约定国家农机补贴，元鸣公司亦未承诺销售的产品享受国家农机补贴，元鸣公司不是发放国家农机补贴的主体，博远公司起诉元鸣公司主体错误的抗辩意见，因与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博远公司主张应退回元鸣公司不合格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一台并由元鸣公司退还博远公司该农机价款80000元以及支付该农机运费损失5000元，因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该案涉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元鸣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博远公司农机购置补贴损失人民币106650元；二、驳回博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3元，由博远公司负担1700元，元鸣公司负担243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产品型号为2ZS-4A的手扶式水稻插秧机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和产品型号为2ZS-630的手扶式水稻插秧机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打印件、上诉人与白城市金沃土农机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增补协议》，拟共同证明上诉人系在未取得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前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销售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享受农机补贴。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两份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国家推广产品；对增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中载明的高速水稻插秧机价格为5万元，而上诉人销售给被上诉人的同款机器价格为85000元，上诉人明显抬高价格，有销售欺骗的嫌疑。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上诉人（甲方）与被上诉人（乙方）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中手写部分内容为：“注明，由于甲方原因造成用户退机、造成乙方出售产品不能办理农机补贴的，甲方承担全部损失”，拟证明双方就农机补贴有约定。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该协议中除了协议双方盖章签字部分，其余条款均是打印形成，被上诉人主张的农机损失由上诉人承担的内容系手写，手写部分并不是上诉人书写，且与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不一致。 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与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未约定农机补贴，故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对手写部分以外的内容无异议，本院对上诉人无异议的内容予以确认。对于手写部分，被上诉人主张系刘怀功书写，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对手写部分是否系刘怀功书写不申请笔迹鉴定，故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 二审查明，（一）经查阅一审卷宗，（2018）鲁0783民初660案件庭审笔录中，李世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明确认可2015年12月12日代表元鸣公司与博远公司签订案涉《产品买卖合同》时，承诺插秧机有国家补贴。（二）上诉人取得产品型号为2ZS-4A和2ZS-630的手扶式水稻插秧机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的时间均为2016年6月27日。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赔偿农机补贴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案涉《产品买卖合同》、《销售增补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农机补贴事宜，但《销售增补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水稻插秧机系国家推广产品，结合李世润在（2018）鲁0783民初660案件中的证人证言及其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能够认定双方就农机补贴进行了约定，即上诉人自愿承担因农机补贴不到位而致的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吉林省2016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和被上诉人提交的17户购机农户出具的证明、收条、垫付协议，认定被上诉人的农机补贴损失金额，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其未向被上诉人承诺案涉农机享受农机补贴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33元，由上诉人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