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170号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院**楼。法定代表人：大瀧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晋，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博江，男，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锋，北京市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北京市莱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施雪丽，女，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锋，北京市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北京市莱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周博江（以下简称被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追加施雪丽为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晋，被告、第三人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锋、方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号的房屋腾退交予原告；2．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占用损失（每月6300元，自2019年8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事实和理由：被告之前系原告职工，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原告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号（按一居室标准，约36平米左右）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作为职工宿舍提供给被告临时居住，并与被告签订了《职工住宅承租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2019年8月26日，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被告应按约定将涉案房屋腾退给原告。但时至今日，被告在原告反复催促下仍未腾退，造成原告巨大的损失，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于1995年2月1日入职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彩管公司），先后在总务部总务科任专职司机。2000年，原松下彩管公司照明工程部在企业架构建制上从松下彩管公司分离，筹备成立原告公司，正式成立时间为2001年5月，被告仍在原地点原岗位原工作内容，成为日方总经理专职司机。2004年原告公司改变企业性质为外商独资，被告仍在原地点原岗位原工作内容。2005年8月至2016年，被告在原告内部的总务科、事业推进部资材科、人事总务科等部门负责采购、库管、安全、后勤等工作，直至2019年8月26日，原告突然宣布解散和清算，被告被迫接受原告的所谓“协商解除合同”的安排。2．被告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主动提出过离职或调动工作，从未办理过与松下彩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从未与原告办理过“结束前一工作单位劳动关系后重新入职”的手续，只是在原有劳动合同基础上重新签订了一份变更了合同甲方主体的新合同。被告与原告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是2004年6月15日，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是在2009年5月20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最后工作时间是2019年8月26日。在与原告所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里，明确表述：“乙方在本劳动合同签订之前与甲方或与BMCC签订的劳动合同自本劳动合同生效之日起中止执行”。在最后一份合同里写明“劳动合同书变更后，职工在本企业连续工龄及在BMCC的工龄延续”。很显然，2002年分配住房时，被告是在与松下彩管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而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之前。被告从入职、在职到离职，期间所有涉及被告本人劳动关系的任何变化，都是由用人单位安排的，被告只是被动地服从。这正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所说的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的情形。3．原告因自身的经营问题于2019年8月20日做出了解散公司进行清算的决定之后，随即向员工发送了统一制作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设计了统一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方案，要求员工在限定期限内与之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否则员工将得不到公司承诺的高于法定经济补偿金的补偿金额。可见，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出者是原告一方，而被告并未提出过；原告一方之所以提出要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原因是企业已经决定解散，再无能力给员工提供劳动的条件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员工是被迫服从，即使员工不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内容而拒绝签署，原告也将采取单方终止合同的方式。因此实际是原告主动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按照公布出来的《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清算的股东决定》所述的原因，是由于遭到经营情况的变化，未能达到原定经营目标，做出了解散公司的决定，这只是处理终止劳动关系的一种变通手段，与《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2002年6月6日《BMLC租借BMCC职工住宅协议书》第9条，“乙方分到甲方住房的职员凡调离乙方工作时（包括离职、辞退、劝退除名等）在办理调动手续之前将房屋退还给甲方。”这里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只有因为员工个人原因离开企业的才有退还住房的要求。此次包括被告在内的涉及诉讼的十三名原告的原职工，都是本本分分在本企业工作多年、奉献多年的骨干员工，没有任何一位提出过调离或辞职，没有任何一位因本人过错受到辞退劝退除名等。因此根本与《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约定无关，该条根本不能适用于被告。4．被告等多位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山子荧屏里住宅楼里原告原员工所分得的住房，绝非是原告所述的提供给被告临时居住的职工宿舍，而是根据原松下彩管公司和原告统一执行的解决职工和家属住房的符合北京市企业福利分房政策的承租公房。无论从其分房方案中的根据计分衡评两个企业统一大排队获得分房资格、部分职工住宅以小换大轮替改善等分配方式，还是从其规定了分得住房的职工不享受增发的每月600或800元住房补贴等相应政策来看，都不能否认这就是福利分房。其管理应当符合公房管理规定，不得随意收回，其租金收取不适用市场商品化住宅议价原则，而应当符合北京市公房管理的福利性经租房屋的租金调整原则。此前无论是松下彩管公司还是原告向员工公布的文件中还是它们之间有关涉案房屋问题的文件中，都无一不是表明了涉案争议房屋属于福利分配住房性质，执行北京市有关公有住宅租金标准和调整政策，并且在具备出售条件时应当根据房改政策出售给原承租职工。5．被告在职期间，每月的房屋租金一直由原告从被告工资中扣除，月租金为107．94元。自2019年9月份起，原告不再从被告工资中扣缴房租，被告遂按月将同等数额的房屋租金划转至原告的工商银行账户内，至今未断。6．双方之间所签订的《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是：“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这里明确指的是因乙方原因与甲方解除，而不是指的是甲方原因由甲方提出的与乙方解除。之前由员工提出离职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涉及承租房屋的，在离职交接转单中都包括有退还住房一项，协商解除合同人员都签订了退房协议或在协商协议中列明了退还住房条款；而在本次由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所有文件中均未涉及住宅问题，包括交接流转单也未出现解除住房租赁关系的要求，也就是说，员工应企业要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不应同时承担解除住房租赁契约的义务。因为不涉及退还住房，员工才有可能与企业达成这一次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在企业与员工完成了交接手续之后又要求员工额外承担交房义务完全是一种背信弃义。7．根据合同法关于双方地位平等、权利义务相一致和对等原则，双方所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既然写明了“除履行本协议书约定义务之外，甲乙双方不再互负任何义务。”也就是说协议之外，双方别无争议了。此时甲方又跑来起诉乙方，是出尔反尔无理取闹。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不存在调离或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动行为，不适用《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规定；被告居住的房屋属单位福利分房，不适用市场化商品房租赁议价原则，房租的调整应符合北京市福利房屋租金调整原则。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第三人和被告于2000年登记结婚。2000年3月16日第三人调入松下彩管公司工作，2009年8月签订待岗协议至今。2002年排队分房的时候第三人因为工龄不够没有排上。因为第三人和被告属于双职工，所以被告的排名有加分。2009年松下彩管公司倒闭前夕，为没有分到房子的人都发放了住房补贴。当时的负责人对第三人说因为被告已经分得涉案房屋，此房屋属于福利分房，第三人没有资格再领取住房补贴。被告的领导也说过，在原告公司分得的房子和松下彩管职工房子的待遇是相同的。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原告又要把房屋收回去，第三人对此是不理解、不同意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等**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松下彩管公司。松下彩管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更名为北京京东方松彩创新有限公司。被告原系原告员工。第三人系松下彩管公司员工。被告与第三人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0年10月18日登记结婚。2002年7月23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约定：“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简称BMLC）与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简称BMCC），签定了租借BMCC荧屏里宿舍21套住房二年的合同，现将房屋分配给职工居住，并签定以下承租协议……一、乙方承租甲方的xx号住宅……四、房屋租金等费用由甲方根据北京市房屋出租有关规定和标准核定，随着住房政策、物价等变化，租金和其他费用将予以调整……六、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2019年8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协商确定劳动合同解除日为2019年8月26日。原告后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被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主张其向被告主张房屋占用损失的标准与其和松下彩管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一致，并提交其与松下彩管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向松下彩管公司支付房屋的发票、北京京东方松彩创新有限公司2019年12月18日就涉案房屋产权性质出具的《说明》以及《租金标准说明》等为证，《房屋租赁协议书》及《租金标准说明》中关于租金标准均为三居室7000元/月/套，二居室6300元/月/套，一居室5300元/月/套。被告和第三人称原告与松下彩管之间的约定对被告没有任何约束力，被告没有义务按照他们之间的标准去支付房租；涉案房屋是福利分房，房租标准是该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确定的，无论原告是否实际向松下彩管公司支付了租金，都无权向被告收取；不认可两份说明的真实性。被告主张松下彩管公司曾是原告的股东，对原告公司历史变革过程是知情的，两家公司的章程及政策制定都是共同参与的，为此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原告及松下彩管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两份《分立协议书》；3．《关于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分立的正式批复》；4．《协议》；5．《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公告》。原告对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并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三人认可上述证据。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系福利分房而非临时公房，执行北京市公房租金标准，不按市场价格；被告参与了松下彩管公司的分房排序，部分参与排序的员工先上缴了松下彩管公司时期的房屋才得到原告的分房；被告分得涉案房屋后不再享受住房补贴；涉案房屋与松下彩管公司的分房同性质、同管理、同租金、同退房条件，仅员工调离时才有退房义务，为此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松下彩管公司的分房资料；2．原告的分房资料；3．《PESLBJ住房补贴调整案》；4．《BMLC租借BMCC职工住宅协议书》；5．原告和松下彩管公司的章程；6．房改政策汇编；7．原告与松下彩管公司关于公有住宅出售问题的往来函以及松下彩管公司关于公有住宅出售回函的法律意见。原告对证据1、证据2、证据5、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据6仅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已经失效；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三人认可上述证据。被告主张其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原因是原告公司已经决定解散，故不属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而应该是劳动合同终止，因此不适用《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的规定，而只有主动离职的员工才适用退房约定；在离职协商以及交接手续中也都未涉及住房问题，为此提交以下证据（证据2和证据3为原件，其余为复印件）：1．原告公司清算股东决定；2．《通知》；3．退社手续、人事手续、流程图、退社手续办理转单；4．原告主动离职员工的协议书、离职转单、PLBC职工离厂通知及离厂手续；5．原告就业规则第40、41条；6．原告集体合同；7．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政策。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证据7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三人认可上述证据。被告主张在2002年分房时，其劳动关系是与松下彩管公司建立的，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点晚于分房时间；被告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后，双方别无争议；第三人因松下彩管公司停产导致待岗，无正常工作收入；被告自2019年9月至今一直按之前的标准缴纳房租，为此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个人履历及工作经历；2．被告与松下彩管公司于1996年10月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与原告于2004年6月15日和2009年5月20日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书》；3．《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4．第三人的劳动合同书及待岗协议；5．被告的薪资单及转账汇款凭证，显示被告于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向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内转账13笔，每笔金额均为107．94元，附言为被告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各月的房租费用。原告称证据1是个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中被告与松下彩管公司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被告与原告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告没有举证全，还有更早的劳动合同；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5中薪资单的真实性不认可，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被告未足额缴纳。第三人认可上述证据。第三人主张松下彩管公司未分得福利分房的职工都领取了住房补贴，而第三人因为被告分得涉案房屋故没有领取任何补贴，为此提交其以及案外人张晨雨的住房补贴查询单。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称第三人是因为系被告配偶才有权在涉案房屋里居住，不能因为松下彩管公司没有给第三人补贴就认为涉案房屋是原告出租给被告和第三人的。原告认可该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根据原告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松下彩管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原告为涉案房屋的合法使用权人。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职工住宅承租协议》，被告在因任何原因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三个月内应腾退涉案房屋并交还原告。现双方之间已无劳动关系，被告应按约定交回房屋。被告以其并非主动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系福利分房的抗辩意见，虽然被告入住涉案房屋时具有内部福利的性质，但双方通过合同约定使用条件且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已与原告之间无劳动关系。涉案房屋已不具有单位内部分配房屋的属性。故本院对被告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松下彩管公司签有相关租赁协议，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已按照其与松下彩管公司的约定为涉案房屋支付了相应的租金。被告在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未及时腾房仍占用涉案房屋至今，客观上对原告的权利造成了损害，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经济损失即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与松下彩管公司之间就房屋租金达成的协议，没有经过被告的同意，且租金付款发票亦不能显示涉案房屋的具体租金数额，本院将在综合考虑涉案房屋周边类似房屋的市场租金价格、被告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本案证据的情况下，对被告给付原告房屋使用费的具体标准予以酌定。关于房屋使用费的起算日期，《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约定被告应当在解除劳动关系后三个月内交回房屋，而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解除劳动合同，故本院认定被告应自2019年11月27日起向原告支付房屋使用费用。被告向原告账户转账的款项中备注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房租费用合计1079．4元应从中抵扣。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因涉诉房屋的使用及腾退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及背景，故本院对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第三人入住涉案房屋系基于与被告的亲属关系，其与原告之间就涉案房屋无任何协议。在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解除、被告应按《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的约定交回房屋的情况下，第三人继续使用涉案房屋已无任何依据，故也应与被告一并承担腾退交回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费的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博江、第三人施雪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荧屏里2号楼2层6号房屋腾退交还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二、被告周博江、第三人施雪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支付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房屋占用费23920．6元；三、被告周博江、第三人施雪丽按照每月2500元的标准向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支付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四、驳回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元，由被告周博江、第三人施雪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史 震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邓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