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80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福安，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育，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广文，男，1956年4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甘铖龙，广东昊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股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AXF22。法定代表人：胡滔。上诉人梁福安与被上诉人谢广文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股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汇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5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不应被追加为（2018）粤0391执846号案件被执行人，无需对股汇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付款责任；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对股汇公司不具有出资义务，即无须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在上诉人没有出资义务的前提下仍需承担补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从相关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应当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股东前提是其没有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2016年12月21日的股汇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出资期限为2018年4月6日，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1日转让股权，转股前尚未到出资期限。所以，上诉人不存在未依法出资的情形，一审法院也认定了上诉人在转股后不再对股汇公司具有出资义务。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仍认定不能免除上诉人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在没有出资义务前提以及不存在未依法出资的情形下，一审却仍判决上诉人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对股汇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是在上诉人转让股权并退出股汇公司之后，所以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对股汇公司债权的潜在义务人，也不存在潜在的补充付款义务。被上诉人与股汇公司系投资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债权在出借人将款项支付给借款人时即形成，而合作投资不同于借贷，投资过程中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有亏损和盈利的可能，但无论是亏损或盈利，除非合作双方达成解除合作并返还投资的约定才可以退还投资本金。被上诉人与股汇公司不是借贷关系，所以被上诉人投入该100万元时，被上诉人并不对股汇公司即时享有债权。股汇公司是否应当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本金问题，双方也没有达成解除合同并退款的约定，股汇公司没有向被上诉人退款的义务，被上诉人也就对股汇公司不享有债权。直至双方争议，被上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投资款，被上诉人是否有获得100万元的退款的确定权利，形成对股汇公司的债权，应当由法院的生效判决来确定。因股汇公司当时没有出庭应诉抗辩，法院单方面采纳被上诉人的主张，以股汇公司违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作出法定解除的判决，并判决股汇公司应当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给被上诉人。该判决作出时间为2018年1月19日，生效时间应该在2018年1月19日之后。即被上诉人形成对股汇公司债权的时间应在2018年1月19日之后，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19日之后才被确认为股汇公司的债权人。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1日转让股汇公司股权并退出了股汇公司，系在被上诉人对股汇公司形成债权之前，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对股汇公司债权的潜在义务人，也不存在潜在的补充付款义务。所以上诉人转让的股权没有实缴也不符合一审法院所认定会侵害债权人债权的情形。一审认定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对股汇公司债权的潜在义务人并需承担补充付款义务是错误的；3、上诉人已尽到对已经出资部分的情况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超出自己举证能力范围举证证明出资情况，明显不合理不公平。上诉人已在自身举证能力范围内举证证明，上诉人自2016年4月起多次向胡滔账户转款130余万元，胡滔及股汇公司也已书面确认，胡滔代上诉人向股汇公司出资100万元。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仍需进一步提交胡滔已向股汇公司出资的证据，已超出上诉人举证能力范围，上诉人无法进一步举证。上诉人目前的出资相关证据，已经明显能够证明上诉人的出资情况，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超出自己举证能力范围进一步举证证明出资情况，明显不合理不公平。被上诉人辩称，1、上诉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在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作为股汇公司的发起人，一直持有公司不同数额的股权直至2017年11月21日，上诉人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汇公司全部股权退出公司前，上诉人认缴股汇公司160万元注册资本，但却没有出资，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补充付款义务；2、上诉人转让给企×公司属于债的概括承受，并且股权转让前被上诉人对股汇公司已经发生并产生诉讼，因此上诉人在转让其名下股权前因未补缴出资已成为该债权的潜在义务人。2017年11月21日，上诉人转让股权退出股汇公司，公司章程于同日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自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10年内，因该延长期限决议系在涉案债务产生后，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即至章程此前规定的出资期限2018年4月6日届满，而至该日被上诉人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且在被上诉人执行其债权过程中仍不能清偿其对被上诉人的债务，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补充付款责任；3、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方及债权产生时的潜在补充付款义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仍负有补充付款责任义务。股权转让系公司内部行为，无需经债权人同意，那么意味着因股权转让产生的股东权利义务的概括继受，债权人并无参与权及控制力，在认缴出资未缴纳前，如股权受让方的偿债能力较转让方明显减弱将严重影响债权人权益，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方及债权产生的潜在补充付款义务人在章程规定的出资认缴期限届满时，对债权人的债务仍然负有补充付款义务；4、延长期限决议系在涉案债务产生后，因此上诉人需承担补充付款责任。上诉人名下股权的出资未实际缴纳的行为实际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债权，被上诉人有权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在企×公司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对股汇公司不能清偿被上诉人债务的部分承担补充付款责任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梁福安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梁福安不应被追加为（2018）粤0391执84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确认梁福安无需对股汇资本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谢广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广文与股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受理，2018年1月19日作出（2017）粤0391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判令股汇公司向谢广文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股汇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谢广文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8）粤0391执846号。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对股汇公司进行了查证，但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股汇公司于2016年4月8日登记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梁福安、周民、胡滔、深圳市华本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本源供应链公司），其中梁福安认缴100万元（出资比例10%）、周民认缴60万元（出资比例6%）、胡滔认缴380万元（出资比例38%）、华本源供应链公司认缴460万元（出资比例46%）。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认缴出资额由股东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决定出资计划。2016年6月3日，华本源供应链公司将其持有的9.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众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恒公司）、将其持有的22.5%股权转让给梁福安，胡滔将其持有的38%股权转让给众恒公司。该次股权转让后，股汇公司的持股情况为众恒公司认缴475万元（出资比例47.5%）、梁福安认缴325万元（出资比例32.5%）、周民认缴60万元（出资比例6%）、华本源供应链公司认缴140万元（出资比例14%）。胡滔退出股汇公司。该次股权转让后的公司章程对出资计划没有变更。2016年7月18日，众恒公司将其持有的47.5%股权转让给胡滔。该次股权转让后，股汇公司的持股情况为胡滔认缴475万元（出资比例47.5%）、梁福安认缴325万元（出资比例32.5%）、周民认缴60万元（出资比例6%）、华本源供应链公司认缴140万元（出资比例14%）。众恒公司自股汇公司退股，胡滔又重新入股股汇公司。该次股权转让后的公司章程对出资计划没有变更。2016年9月20日，梁福安将其持有的16.5%股权转让给谢天来。该次股权转让后，股汇公司的持股情况为胡滔认缴475万元（出资比例47.5%）、梁福安认缴160万元（出资比例16%）、谢天来认缴165万元（出资比例为16.5%）、周民认缴60万元（出资比例6%）、华本源供应链公司认缴140万元（出资比例14%）。谢天来入股股汇公司。该次股权转让后的公司章程对出资计划没有变更。2016年11月18日，华本源供应链公司更名为股汇供应链公司。2016年12月21日，股汇公司变更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认缴出资额分期缴付，首期缴纳0元，2018年4月6日前全部缴付到位。2017年6月5日，胡滔将其持有的47.5%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华本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本源资管公司）。该次股权转让后，胡滔退出股汇公司，股汇公司的持股情况为华本源资管公司认缴475万元（出资比例47.5%）、梁福安认缴160万元（出资比例16%）、谢天来认缴165万元（出资比例为16.5%）、周民认缴60万元（出资比例6%）、股汇供应链公司认缴140万元（出资比例14%）。该次股权转让后的公司章程对出资计划没有变更，即分期缴纳，首期0元，2018年4月6日前全部缴付到位。2017年11月21日，梁福安将其持有的16%股权、谢天来将其持有的16.5%股权、周民将其持有的6%股权均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深圳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公司）。该次股权转让后，梁福安、谢天来、周民退出公司，股汇公司的持股情况为华本源资管公司认缴475万元（出资比例47.5%）、企×公司认缴385万元（出资比例38.5%）、股汇供应链公司认缴140万元（出资比例14%）。该次股权转让后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各股东应当于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10年之内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额。2016年4月10日、4月14日、5月5日、5月11日、5月23日、5月31日、6月7日、6月12日、6月28日、7月6日、7月15日、11月8日，梁福安向胡滔（股汇公司的发起股东、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转账30000元、100000元、30000元、56000元、150000元、20000元、460000元、45000元、270000元、16000元、27000元、100000，共计1304000元。2018年7月10日，胡滔出具《已实缴出资的确认函》，称股汇公司自2016年4月份成立，由于公司成立之初财务人员尚未招聘到位，且本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梁福安特要求将其投入到公司的投资款转入本人个人账户，统一由本人以出资款的形式代其实缴到公司对公账户，这样便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开销的支付及公司资金管理。自2016年4月份开始，梁福安陆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本人个人账户多次转账，上述转款中已有人民币100万元是梁福安向公司实缴的投资款，且本人已陆续通过向公司出资的形式将该款项投资到公司。本人确认：本人已向深圳市股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实缴的出资款中包含了本人代梁福安履行的100万元的实缴出资。股汇公司在落款处盖章。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谢广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被告谢广文申请追加原告梁福安为被执行人，原告住所地在我国内地，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关于是否应追加原告梁福安为（2018）粤0391执846号案的被执行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首先，梁福安作为股汇公司的发起人，一直持有公司不同数额的股权直至2017年11月21日，梁福安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汇公司全部股权退出公司前，梁福安认缴股汇公司1600000元注册资本。梁福安主张其自2016年4月起多次向胡滔个人账户转款共计1304000元，胡滔及股汇公司在确认函中确认，胡滔已向股汇公司实缴的出资款中包含了胡滔代梁福安履行的1000000元的实缴出资。梁福安提供的确认函虽能证明胡滔及股汇公司均认可胡滔代梁福安向股汇公司出资100万元，但因梁福安是否向股汇公司实缴出资涉及债权人利益，在其未能未进一步提交胡滔已向股汇公司实缴出资的原始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梁福安已通过胡滔实缴1000000元出资的主张不予认可，梁福安未向股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其次，1.2016年12月21日的股汇公司章程约定了股东出资期限为2018年4月6日。梁福安于2017年11月21日转让股权给企×公司时，未届出资期限，不属于转让瑕疵股权，在其他股东已同意股权转让的情况下，梁福安对股汇公司不再具有出资义务，但对公司不再具有出资义务并不必然免除其在出资未实缴的范围内对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2.梁福安转让其名下股权给企×公司属于民法中债的概括继受，股权转让前，谢广文对公司的债权已经发生并产生诉讼，梁福安作为公司的登记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因此产生信赖利益，故在梁福安转让其名下股权前因未实缴出资已成为该债权的潜在义务人。3.股权转让系公司内部行为，无须经债权人同意，那么意味着因股权转让产生的股东权利义务的概括继受，债权人并无参与权及控制力，在认缴出资未缴纳前，如股权受让方的偿债能力较转让方明显减弱将严重影响债权人权益，故梁福安作为股权转让方及债权产生时的潜在补充付款义务人在章程规定的出资认缴期限届满时，对债权人的债务仍然负有补充付款义务。至于该部分认缴的出资是梁福安的出资义务还是股权受让方的出资义务，是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内部争议。4.2017年11月21日，梁福安转让股权退出股汇公司后，公司章程于同日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至“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10年之内”，因该延长期限的决议系在涉案债务产生后，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股东的出资应加速到期，即至章程此前规定的出资期限2018年4月6日届满，而至该日谢广文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且在谢广文执行其债权过程中，股汇公司仍不能清偿其对谢广文的债务。因此，原梁福安名下股权的出资未实际缴纳的行为实际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债权，股汇公司债权人谢广文有权追加梁福安为被执行人，在企×公司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对股汇公司不能清偿谢广文的债务的部分承担补充付款责任。综上，梁福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福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梁福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梁福安是否未履行出资义务并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梁福安主张其从2016年4月1起陆续通过向胡滔的账户转账方式已向股汇公司出资100万元，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仅凭梁福安一审中提交的其与胡滔个人之间的转账记录、胡滔及股汇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不足以证明梁福安已履行其转让股汇公司股权之前应尽的股东出资义务；其次，未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不法行为，这与认缴资本制下股东享有的合法的出资期限利益有着本质区别，故股东在认缴的期限内未缴纳出资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认缴的股份实质上是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负有期限利益的债务，当股权转让得到公司认可情况下，视为公司同意债务转移，出让人退出出资关系，不再承担出资义务，除非其系恶意转让以逃避该出资义务。本案中，梁福安从股汇公司2016年4月8日设立之日起一直持有该公司不同数额的股权。债权人谢文广于2017年6月7日起诉股汇公司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梁福安于2017年11月21日在出资期限（2018年4月6日）即将届满之前的诉讼过程中，以1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16%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企×公司并退出公司，具有转让股权以逃废出资义务的恶意，有违诚信，侵害了债权人谢文广的合法权益，故不能就此免除梁福安对股汇公司的出资义务，其仍对股汇公司不能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梁福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并据此判决驳回梁福安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梁福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