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陕71行初329号 原告巩天福，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周至县，公民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严忠飞，鄠邑区余下法律服务所工作者。被告西安市周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周至县。法定代表人陈旭辉，县长。委托代理人翟刊银，周至县人民政府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汤智瑜，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耀文，男，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住西安市周至县，公民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丁学敏，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倩雯，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巩天福诉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李耀文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巩天福的委托代理人严忠飞到庭，被告西安市周至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翟刊银、汤智瑜，第三人李耀文及其委托代理人丁学敏、赵倩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巩天福诉称，原告系周至县XX镇XX村村民，1979 年父亲巩某某(已故)在现庄基地上建起了三间房屋，1981 年李耀文在原告后对面建了三间房屋，庄基界址一直不清，1989 年村上对全村庄基地进行了统一规划，并经被告同意。XX庄XX基地长度均等，都为35米，1997 年被告给西岩村都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原告及李耀文两家也在其中，但登记庄基长度均为27米，两家后院界址为后墙中，导致权属不太明确，2013 年、2015年原告同李耀文就庄基权属多次发生争议，为了尽快结束两家争端，原告于2019年3月向被告提交申请，要求确认原告和李耀文两家庄基后院墙界址，并向被告提交了村上的规划图及被告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然被告至今不予作为，据此原告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限期作出行政行为，依法确认原告同李耀文两家后院界址。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周至县国土资源局文件阅办单。证明就原告与李耀文的后院界址问题，曾批给黄局长要求处理，黄局长安排王也局长处理，至今没有结果。证据二：申请书。证明2019年3月10日，原告又向被告交了一份申请，要求确认原告李耀文的后院界址，被告至今仍不履行应尽职责。证据三：周至县XX镇XX庄XX基地规划图。XX庄XX户均等，南北长均为35米。证据四：周至县人民政府文件周政发（2011）45号周至县人民政府关于周至县尚村镇钟徐村、西岩村建设规划的批复。证明西岩村的庄基规划已经周至县人民政府批准。证据五：宅基地使用证。证明西岩村庄基长度都是一样的，（都应当是35米）但都写得长度是27米，两家后院相邻的中线都在一个平行线上。证据六：西岩村村委会、周至县尚村镇人民政府给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李耀文同巩天福后院界址的情况说明》。证明1989年西岩村庄基进行了统一规划，各户长短都一样，前后相邻的中界限都在一条直线上，1999年、2005年村上专门就原告同后对门李耀文的后墙中界还划过线。证据七：西岩村村委会证明三份；历届干部证明四份。证明西岩村庄基规划各家庄基长度一样。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待定，其诉请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对其与第三人宅基地界址作出确权认定，该行政事项确系周至县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但是该项行政行为早在1997 年周至县人民政府即已履行，且为原告所认可。1997年4月，根据包括原告在内的XX镇XX村XX组织成员的申请，和农村宅基地所有人的批准上报，被告为该村全体集XX组XX户为单位办理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原告所主张的宅基地所依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为: 105XXXXXX，土地使用者一栏为其父亲巩某某，土地用途为住宅，该证标明的四至清楚，东西南北均是四邻签字认可、并经村组确认的，该证目前为有效证件，只是按照土地法和继承法的规定，原告是否为土地(宅基地)使用权证持有人唯一继承人尚不得而知，因此说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行政诉讼主体，尚待法庭确认。案涉相邻巩某某、李耀文两家宅基地界址在周至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的证号为105XXXXXX、105040404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上标注清晰，也得到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可。原告应在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限内主张自己的权利。时隔二十多年要求被告否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设立的法律事实，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二、原告诉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根据生效法律文书 (2015) 周民初字第00527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是“被告原房建于1979年、当时一并建了土院墙。1981年李耀文建房，1983年李耀文用砖做了两家的界墙…”。这充分说明，原告所要求被告这次重新进行确权认定两邻宅基地界址，早在三、四十多年前就得到了巩、李两家的认可，《集体土地使用证》上所载明的界址是准确的。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既无客观的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1、巩某某《集体土地使用证》-周集建（97）105XXXXXX号。证明被告在1997年即已经为原告家庭确认了相邻宅基地界址。证据二:李志刚《集体土地使用证》-周集建（97）105040404号。证明原告宅基地载明的相邻界址交相呼应。证据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西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对原告与李耀文宅基界址进行了确认。证据四：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1民再51号；周至县人民法院2015周民初字第005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对原告行政诉求早在1997年依法履行，其与李耀文家宅基界址清楚，原告家早已默认，且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证据五：周至县政府《关于李耀文诉巩天福排除妨害纠纷案意见的函》、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报告》。证明原告与李耀文诉讼中，根据司法建议函，被告责成自然资源局对原告与邻居界址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并形成报告。第三人李耀文述称，一、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两家宅基的南北界址问题，被告已全面履行了法定职责，作出了明确认定，现原告要求周至县人民政府履行法定义务，再次确认界址，与事实情况不符，不应被支持。（一）周至县人民政府已于1997年向第三人和原告两家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对两家宅基地的南北界址作出了明确界定。（二）基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周至县人民政府已于2018年再次进行详细调查，并最终作出了《关于李耀文诉巩天福排除妨害纠纷案意见的函》，确认了原告和第三人双方的南北界址为：1997年两家《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后墙中。二、周至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经对案涉庄基界址作出清晰界定，实际使用情况与证件记载不符，并不能否认土地使用证对案涉两家的宅基界址的认定。对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生效的（2017）陕01民申第281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认定：双方的南北界址清楚，为1983年的南北后墙中。三、西岩村的规划图，其制定程序是违法的，没有法律效力，且并未涉及到双方的南北界址，不能作为原告要求被告重新确认界址的依据。综上所述，周至县人民政府已于1997年向原告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四至明确，载明其与第三人双方相邻的南北界畔为后墙中，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于2019年作出的函件对案涉界址问题再次予以明确，被告已经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无须重复确认。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南北界址为后墙中这个法律事实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多次确认。现第三人与原告两家界址清晰，不因无效的村规划图而变化，原告现起诉被告行政不作为，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应被支持，其起诉应予以驳回。第三人为证明其述称意见，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周集建（97）105XXXXXX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周集建（97）10504040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周至县人民政府已履行法定职责，于1997年向原告和第三人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四至明确，载明原告和第三人两家双方相邻的南北界畔为后墙中。第二组证据：1.周至县人民法院（2013）周民初字第01643号民事判决书；2.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周至县人民政府已经履行法定职责，为原告和第三人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四至明确，载明双方的南北界畔为后墙中，该事实亦被人民法院所确认，原告起诉要求周至县人民法院再次履行法定职责，与事实情况不符。第三组证据：1.周至县人民法院（2015）周民初字第00527号民事判决书；2.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4999号民事裁定书；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申281号民事裁定书；4.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1民再5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关于原告与李耀文两家的界畔问题，已经三级人民法院查明确认，周至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向两家核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四至清楚，界畔明确，1983年李耀文所建后墙中即为两家南北界线。第四组证据：周某某（2019）65号《关于李耀文诉巩天福排除妨害纠纷案意见的函》。证明就巩天福与李耀文两家的界畔问题，周至县人民政府已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再次确认李耀文与巩天福两家双方的南北界畔为1997年《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后墙中，界址明晰，无须重复确认。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无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认为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是当时美丽乡村规划上报的材料，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五、六、七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集体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六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七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其内容与情况说明矛盾，缺乏客观真实性。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予以认可。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至五，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六、七，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查，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本案有证明力，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被告对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巩天福、巩某某（巩天福之父、已故）住宅与李耀文住宅南北相邻，李耀文住宅居北，巩天福、巩某某住宅居南。1997年，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政府向巩某某颁发周集建（97）字第105XXXXXX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四至为：东至50墙中、西至50墙中、南至路北沿、北至后墙中。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政府向李耀文颁发周集建（97）字第10504040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四至为：东至50墙中、西至50墙中、南至后墙中、北至路南沿。2019年3月10日，巩天福为申请人，以李耀文为被申请人，向被告提交“申请”，申请事项为“依法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两家后院墙的界址”。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未对此申请作出处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要求被告限期作出行政行为，依法确认原告同李耀文两间后院界址。再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宅基地界限问题产生多起民事诉讼纠纷。2014年8月13日，周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2013）周民初字第01643号民事判决；2014年12月1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047号二审判决，其中载明：“83年李耀文所建后墙为双方界墙”。2015年1月23日，第三人在83年所建后墙中以北修建后墙中，原告以及父亲予以阻止，发生纠纷，诉至周至县人民法院。2016年4月12日，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周民初字第00527号民事判决，其中载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的（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审理查明的内容已认定83年李耀文所建后墙为双方界墙。”双方均不服，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14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民终4999号裁定，裁定撤销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2015）周民初字第00527号民事判决；驳回李耀文起诉。李耀文申请再审，2017年4月2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民申28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1月20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民再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民终4999号裁定；维持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2015）周民初字第00527号民事判决。其中载明：“李耀文与巩天福的宅基地南北相邻，2006年 10月10日，西安市规划局、西部建筑抗震勘察设计研究院作出《西安市XX镇XX村村庄建设规划(2006-2016)》。该规划的现状建筑质量评价图及规划总平面图载明的李耀文与巩天福两家宅基地南北界址分割线紧邻李耀文宅基上的南厦房南侧，后尚村镇人民政府将该规划报送周至县人民政府。2011年7月21日，周至县人民政府作出周政发(2011)45号《关于周至县尚村镇钟徐村、西岩村村庄建设规划的批复》同意该规划作为今后村庄建设的依据，并积极做好规划宣传工作，并成立相应组织、严格按规划要求实施建设。本案二审中，巩天福提交尚村镇人民政府及西岩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李耀文同巩天福后院墙界址的情况说明》载明，1979年到1981年期间群众申请宅基地主要是经村委会同意在村上留用的空地上批给，宅基长短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没有其体规定。1979年给巩天福之父巩某某在此地批了三间庄基，巩某某自己在后边修了一个后院墙，1981年又给李耀文在巩某某的后对面批了三间庄基，1983年李耀文用砖在巩某某的土墙基础上又修了界墙。1989年村上为了统一规划，对两家后院界址作了划定，并撒了灰线，确定两家宅基长度样都是 35米，并且这个长度是针对全村所有新庄基。灰线撒后两家没有给中线重修界墙，使其一直保持原样。1997 年村上给全村办了土地证，证上也确定双方庄基长度一样，只不过当时为了少报一点面积，给双方都确定为南北长27米，1999年到2005年之间村上为整体街道规划还给双方画了两次线，认定两家原后墙中应向北移2.3米。2000年前后，李耀文建厦房也是在村上规划的范围内建的。厦房南墙以外均属巩某某所有，他们两家中间还是没有正式修建后院墙。2018年7月12日就本案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与西岩村村庄建设规划载明的双方南北界址不一致的情况，本院向周至县人民政府送达了司法建议，建议对双方南北界址情况予以确认。7月18日周至县人民政府复函称其已安排县国土局牵头，商规住局、尚村镇认真调查，并拟办处理意见，报县政府审核。2019年11月26日，周至县人民政府作出周某某(2019)65号《关于李耀文诉巩天福排除妨害纠纷案意见的函》，认为(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认定界址即1983年李耀文所建后墙中为双方界墙正确清楚，应予确认。其余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且该办法第十四条列举的排除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并不包括已经颁发土地证的案件。由于政府在颁发土地权利证书前会进行土地权利来源的调查和审核，一般而言，当事人取得土地权利证书后，土地权属已经清楚、明确，无需再行申请确权。《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已经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的规定，是指已经发证的土地登记对土地权属、四至范围界定清楚明确，无需进行土地权属确权的情形。如果根据已经核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无法确定争议土地权属，当事人申请确权的，仍应当属于土地权属确权争议。因此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与西岩村村庄建设规划载明的双方南北界址不一致，现实生活中因界址不明确多次发生民事纠纷诉讼，仍属于土地权属确权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本办法第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对于原告提出的请求确认后院墙的界址的申请，属于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被告作为职能机构，对于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后院墙的界址的问题。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的（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审理查明的内容已认定1983年李耀文所建后墙为双方界墙。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7）陕01民再51号一案中，向周至县人民政府送达了司法建议，建议对双方南北界址情况予以确认。2019年11月26日，周至县人民政府作出周某某(2019)65号《关于李耀文诉巩天福排除妨害纠纷案意见的函》，认为(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认定界址即1983年李耀文所建后墙中为双方界墙正确清楚，应予确认。结合上述生效民事判决，原告与第三人后院墙的界址的问题已在生效判决中予以确认。原告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义务，限期对原告的宅基地北界址（原告与第三人后院墙的界址）做出确权认定的诉讼请求已经实现，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无需再次对原告与第三人后院墙的界址做出确权认定。综上，原告之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巩天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巩天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爱琳人民陪审员       王  聪人民陪审员       寇艳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 官 助 理     李阳雨                       书   记  员     白永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