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08行赔初33号原告张钢，男，196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法定代表人谭权，局长。委托代理人成龙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法制支队干部。委托代理人张超，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副所长。原告张钢诉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公安分局）行政拘留、罚款，一并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钢，被告海淀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成龙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原告张钢诉称，一、2019年8月30日晚8时，在海淀区紫竹院公园西南门外，原告看见×××绿化作业车（后知属于海淀绿化三队）的3人在严重浪费地下水源。原告当即向12345热线反映。后原告开始报警并语言阻拦他们离开，110一直未通，引发对方不满，对原告合伙野蛮围殴，致原告口破血流，多处软组织挫伤。但司法鉴定结论，原告竟不构成轻微伤。原告在被对方违法殴打情况下，为了免受他们侵害而采取的制止其违法行为的还击行为，具有被动性、盲目性、防卫性、正义性，被告认为是“互殴”是错误的。由此，公安机关依据对方鉴定出轻微伤情况，对原告作出京公海行罚决字〔2019〕0101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进行行政拘留及罚款，属于冤案错案，原告当场拒绝签字。原告认为，被告此行政行为及实施此行为过程存在如下错误或不当：1、被告对事件的最初起因并未予以考虑。原告提醒和阻止浪费地下水源的行为，本身是一种爱护公共财产的正义行为，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义务。2、被告对自卫与互殴的界定错误。第三人率先动手殴打原告，原告在事件过程中双手回阻第三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阻止第三人继续对原告进行伤害的自卫行为，不存在原告的主观故意。3、被告对原告的人格人品未予考虑。4、被告有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行为或嫌疑。原告报警但作为报案人始终没有接到过受案回执。鉴定机构仅凭照片就鉴定为轻微伤，公安机关指定的重新鉴定机构也是如此认定，而该重新鉴定机构一直未提供正规发票。重新鉴定的正式报告，虽然让原告在办案中心10月25日那天先签收了，但事后从原告被扣留在办案中心的背包中根本就没有找到，原告手上始终只有法医临床学伤检临时意见书。同时，被告没有将处罚情况和执行场所通知被处罚人家属。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对原告进行顶格处罚，毫无理由。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四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二百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戒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等规定，原告是被传唤而不是被强制传唤，不应该带手铐且原告是报案人，自始至终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办案，不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中有关适用约束性警械的规定。原告除表示将提请行政诉讼外，没有抗拒执行，也不存在逃脱、行凶等危险行为之可能，被告持续滥用警械的行为是对原告人格的莫大侮辱，严重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给原告造成极大精神损害。被告还存在提前让原告签字的行为，拘留所里也存在很多侵犯原告人身权的行为。原告现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海淀公安分局对原告进行行政赔偿，赔偿金额每天至少5千元，10天就是5万元。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张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被诉处罚决定书；2、解除拘留证明书，以上证据证明原告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告海淀公安分局辩称，被告认为对原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海淀公安分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110出警单，证明被告接到原告报警；2、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受理案件情况；3、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对延长办案期限进行审批；4、传唤证，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传唤；5、张钢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依法进行询问；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前依法对原告进行告知；7、张钢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依法组织张钢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不构成轻微伤；8、被传唤人通知家属情况记录，证明被传唤人家属通知情况；9、工作说明，证明被告对传唤、拘留通知家属情况进行说明；10、张钢的身份证明，证明原告身份信息；11、被诉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12、到案经过，证明到案经过情况；13、邵某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依法对邵某进行询问；14、邵某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邵某受伤情况；15、张某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依法对张某进行询问；16、张某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张某受伤情况；17、赵某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依法对证人进行询问；18、治安调解协议书，证明被告在处罚前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19、现场光盘，证明现场情况。同时，被告海淀公安分局提交并出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九十一条作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依据。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辨意见如下：被告海淀公安分局对原告张钢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张钢对被告海淀公安分局提交的全部证据中存在原告殴打、违法的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据6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其不予认可；对证据9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未告知原告拘留需要通知家属；对证据15不予认可，认为其中关于原告骂脏字的内容是歪曲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评议后认为：原告张钢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海淀公安分局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均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经过认证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8月30日20时，海淀公安分局万寿寺派出所（以下简称万寿寺派出所）接到张钢报警称“在紫竹桥东北角，因提醒洒水车（×××）漏水的情况，与洒水车上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被车上人员殴打，于是拨打110报警。”同日，万寿寺派出所将该案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并对张钢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年9月15日、10月5日、10月25日，万寿寺派出所分别对邵某、张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年9月18日、10月3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分别针对张钢、邵某、张某的损伤程度作出伤情鉴定，其中张钢、邵某的损伤程度均不构成轻微伤，张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同年10月5日，万寿寺派出所再次对张钢进行询问并告知其本人及邵某、张某的鉴定结果，在该询问笔录中张钢称其也殴打了对方二人，对其本人及邵某的伤情鉴定结论无异议，要求对张某的伤情重新鉴定。同年10月25日，因涉嫌殴打他人，万寿寺派出所依法对张钢进行了传唤并于同日对张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张钢明确称传唤情况不需要通知家属，其还手行为属于自卫反击；万寿寺派出所同时告知其张某的重新鉴定结果为构成轻微伤。以上传唤证及相关笔录均有张钢本人的签字捺印。同日，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前，万寿寺派出所告知了张钢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张钢拒绝签字。海淀公安分局于同日对张钢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张钢，张钢亦拒绝签字。张钢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庭审中，张钢对于相关其的询问笔录上其本人的签字及手印均予以认可，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记载的“以上笔录已向该人宣读，该人拒绝签字”亦予以认可，但认为海淀公安分局未告知其拘留情况应该通知家属。另查，2020年10月23日，本院作出（2020）京0108行初33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海淀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幅度亦无不当，张钢认为海淀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因海淀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将相关拘留情况告知、通知张钢及其家属的义务，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因此，本院判决确认海淀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违法。本院认为，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证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与其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的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就张钢认为海淀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违法提起的行政诉讼，本院已于2020年10月23日作出（2020）京0108行初33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幅度亦无不当，张钢认为海淀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海淀公安分局未履行将相关拘留情况告知、通知张钢及其家属的义务，仅对被拘留人员家属的知情权产生影响，未对张钢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故不影响被诉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因此，张钢并不符合取得国家赔偿的相关条件。故，张钢的赔偿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钢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云人民陪审员  陆友才人民陪审员  彭振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赵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