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3165号原告：北京北内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六合庄**。法定代表人：郭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谭丽莉，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菲，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大沽北路**新华国金广场写字楼**A2-4至A2-7。代表人：王颖，该分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丽蓓，该分公司员工。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法定代表人：庄海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翁莉娜，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朱维婕，该公司员工。原告北京北内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为与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泛成天津公司）、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1月6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3月12日和9月8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2020年4月1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谭丽莉律师，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委托代理人王丽蓓和被告泛成公司委托代理人朱维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6月29日，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签订《海、空运货运代理协议》，委托其办理国际货物进出口运输或代理运输服务，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2019年1月15日，因原告参加2019年3月5日至3月7日在迪拜举办的展会，需将货物于2019年2月28日前发往迪拜。原告就此联系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并就货物运送时间进行了明确要求。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安排2019年1月25日的直航船将参展货物从天津直接发到迪拜，航期预计30日左右，并表示肯定能在展会开始前将货物送达。2019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将原告的参展货物发往迪拜，并支付了相应费用。原告依约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交付货物后，却未及时向原告反馈涉案货物的货运信息。后经原告主动询问后得知，涉案船舶于2019年1月31日才正式开船且并非直航，由此导致原告货物无法如期参展。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通过航空运输方式将相同类型货物直航到迪拜，并因此支出费用人民币41479.45元。原告认为，上述损失系因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未按期交付货物所致，应予以赔偿。被告泛成公司系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的总公司，应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向原告赔偿空运费损失人民币31510元、北京空运清关费损失人民币3020元、迪拜空运清关费损失3805迪拉姆（折合人民币6949.45元），共计人民币41479.45元；二、在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责任时，被告泛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补充责任；三、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两被告共同辩称，本案真实的合同关系应为原告与被告泛成公司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泛成公司为承运人，原告为托运人；预报的船期只是“预计”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条之规定，该票货物不构成迟延交付。即使构成迟延交付，被告泛成公司的责任限额应为所迟延交付货物的运费数额；原告主张的金额于法无据且不合理，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虽签订了协议，但原告在托运涉案货物时提出的订舱要求仅限于2019年1月25日启航、航期30日左右，没有明确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说明涉案货物需要参展，更没有告知展会的具体日期，因此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无法预见涉案货物的运输需赶上展会，更无法预见本案原告所诉称的损失，两被告对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所称选择空运直航将替代货物运至迪拜的合理性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显示其对替代方案进行过评估、询价，也没有证据显示其向多家航空承运人进行询价、比价。据此，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海、空运货运代理协议》，用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提供国际货物进出口运输或代理运输服务。两被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泛成天津公司仅是揽收业务，受原告委托后询价船期，但最后提单系由被告泛成公司签发的。鉴于两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及该协议的内容，至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将在本院认为的理由部分予以阐述。2、涉案货物的参展文件，用以证明原告将参加2019年3月5日至3月7日在迪拜举办的展会。两被告对该组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在整个业务过程中，原告均未向两被告提供过该组文件。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该组文件的原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两被告发送过该组文件，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3、原告和被告泛成天津公司之间的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运输涉案货物，在委托时已明确告知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涉案货物系“展机”，须于2019年3月前运至迪拜，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对于涉案货物系展品以及到港时间的要求系明知，其明确回复将安排2019年1月25日的直航船将参展货物从天津直接发到迪拜，货物能按时到达；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就涉案货物委托订舱、送达仓库等事宜进行沟通；经原告主动询问获知，涉案船舶未如期开航，且并非直航，最终于2019年3月9日才到达迪拜，导致原告无法如期参加展会。两被告对该聊天记录中除第一页之外的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在该聊天记录中并无原告一直强调要直航，保证30日到达的表述，原告仅系委托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出运一批货物至迪拜，并未告知该货物系用于参展，且原告对涉案船舶予以认可；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并未保证在原告要求的时间前一定能将货物送达，因业务较多，不可能针对每一票货物都主动随时跟进船期时间，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在涉案业务中已尽谨慎义务。对于聊天记录第一页，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最终应以原告出具的委托书为准；被告泛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该页聊天记录中针对的系涉案货物，原告在委托书上并未标注货物系展机，且作为一般贸易出口。鉴于两被告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就涉案业务进行沟通的过程及内容。4、海运托单，用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将涉案货物发往迪拜。两被告对该海运托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其上并未作出特别批注和要求，如该货物用于参展，应标注有“展品”字样。鉴于两被告对该海运托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发送海运托单的内容。5、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向原告发送的送货通知及原告送货信息，用以证明原告按照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的要求，将涉案货物运送至指定仓库。两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并表示涉案船舶系原告认可，并未更换其他船舶。鉴于两被告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送货通知及送货信息记载的内容。6、原产地证明、编号为EU16DB190073的提单、装箱单、商业发票、编号为PYIE201932050701E00147的货物运输保险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在迪拜清关。两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中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于其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在整个业务过程中从未见过除提单以外的其他清关文件，且该组清关文件上显示的收货人仅系普通的工程公司，无法证明涉案货物系参展货物。鉴于两被告对上述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而上述原产地证明、装箱单、商业发票和保险单记载的内容可与提单内容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该些文件所记载的内容。7、亦邦国际物流公司[CITITRANSINTERNATIONALLOGISTICS(L.L.C)，以下简称亦邦公司]出具的费用通知单、迪拜进口货物报关单、货运服务发票、费用支付凭证、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为B01N135062019000116的货物运输险保险单、空运托单及相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装箱单、商业发票、原产地证明、送货通知、原告与北京昊运联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运公司）之间的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因涉案货物无法如期到达迪拜，故原告委托昊运公司通过航空运输方式将相同货物运至迪拜，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空运费、制单和报关等费用共计人民币41479.45元。两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损失只是间接损失，并非因两被告过错导致。本院认为，上述费用通知单、迪拜进口货物报关单、货运服务发票系形成于境外，原告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上述QQ聊天记录经原告当庭演示，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上述费用支付凭证、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运输险保险单、空运托单及相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装箱单、商业发票、原产地证明记载内容可与上述QQ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对该些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上述送货通知内容无法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原告就货物运输与昊运公司进行沟通的过程及支付的相关费用金额。8、索赔函及送达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就货物无法按期运抵目的地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发出索赔函，但其至今未予处理。两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收悉，但经过调查后，拒绝了原告的索赔。鉴于两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运输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发送索赔函及其内容，两被告收到上述索赔函的事实。两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本院查明：2018年6月29日，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签订《海、空运货运代理协议》，约定由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向原告提供进出口运输或代理运输业务，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应及时向原告提供承运人之船/航期预报以及承运人接单截止日期，但上述预报等不构成对具体时间的约定，仅作为办理订舱委托事宜时的参考；原告货物参展或有其他紧急要求时，应事前书面通知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经双方确认航期后再行安排订舱装运；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应依其接受的委托履行义务，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原告遭受的直接损失，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协议期满日前30天内，双方如未接获对方正式书面通知，则自动续延1年。如发生争议，应先行友好协商，协商无效则共同将争议提交上海海事法院（涉海运案件）或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涉空运案件）通过诉讼方式解决。2019年1月15日，原告通过QQ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联系，在聊天记录中，原告表示“天津-迪拜杰布阿里”、“最快的船”、“展机”、“3月前得到目的港”。随后原告询问“25号的船吗”，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对”。原告继续询问“还有快点的船吗”、“这个是直航船吗”、“这个转船吗”，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不直航，直航是要挂青岛……”。原告继续询问“青岛发货的话都有哪天的船”、“时间上是不是能快点”，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我问问青岛分公司”，随后继续回复“下周JEBELALI天津这里是直航，但是挂青岛港，30天左右”。2019年1月16日，原告通过QQ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发送了海运托单，其上载明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GLOBALPOWERENGINEERINGCO.,LTD，装货港为XINGANGPORT，卸货港为JEBELALI。收到海运托单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即向原告发送了送货通知，送货通知上载明开船日为2019年1月25日，后原告按照送货通知指示将货物送至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指定仓库。为货物运输，被告泛成公司签发了编号为EU16DB190073的提单，提单载明：船名航次为NYKLIBRAV.856E，装货港为天津新港，目的港为迪拜杰布阿里。2019年1月25日，原告通过QQ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联系。原告询问：“迪拜的船今天开了吗”，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目前没报号……”。随后原告询问：“什么时候开船啊”，并称“我们3月3号前必须得清出来”，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询问：“你们几号展会”，原告回复：“3月4日进场，5号展会开始”，被告泛成天津回复：“天津的拖了”。2019年1月31日，原告通过QQ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联系。原告询问：“迪拜开船了吗”，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我查一下”。原告要求：“预计到港时间发我下”，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将预计时间发送原告，原告表示：“3月9号才能到啊”。随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表示会帮原告争取在中转港提前转出。2019年2月20日，原告委托昊运公司将与涉案货物相同的货物通过航空运输方式运往迪拜，编号为B01N135062019000116的货物运输险保险单载明的运输工具为CA941，起运日期为2月24日。为此，昊运公司向原告收取了相关费用，并于2019年3月14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3453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原告于2019年3月15日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该费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各方均确认涉案货物实际于2019年1月31日开船，2019年3月9日到达迪拜。另查明：被告泛成公司系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的总公司，被告泛成天津公司与原告签订上述《海、空运货运代理协议》系经过被告泛成公司授权。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有独立账户，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货代费用系由原告直接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支付。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两被告虽辩称本案真实的合同关系应为原告与被告泛成公司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两被告对原告系涉案货物的托运人、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系原告的货运代理人、被告泛成公司系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的总公司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告对此亦无异议。鉴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有自己独立账户，且与原告签订涉案货运代理协议系根据被告泛成公司的授权，故本院确定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两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的具体金额。关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并有权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在双方签订的《海、空运货运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货物参展或有其他紧急要求时，应事前书面通知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经双方确认航期后再行安排订舱装运。在案证据显示，在原告最初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托运涉案货物时，曾向其明确表示过涉案货物是“展机”、要用最快的船、2019年3月前得到目的港。原告的该意思表示可以被认定为其已向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明确表达了涉案货物的性质以及在运输时间上的要求，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对此理应知悉。原告同时询问是不是“直航船”，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回复“下周JEBELALI天津这里是直航，但是挂青岛港，30天左右”。最终，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安排了2019年1月25日开航的船舶运输涉案货物，但该船舶航次需在韩国釜山中转，并非直航至迪拜。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1月25日主动询问涉案航次是否开船，得到的回复是延迟开船。原告于2019年1月31日再次主动询问涉案航次是否开船，得到的回复是2019年3月9日才能抵达目的港。从中可以看出，被告泛成天津公司从未主动告知过原告涉案航次迟延的情况，在原定的开航时间已经超过的情况下，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明知航次迟延，其既然已经接受了原告的委托，作为一个谨慎的货运代理人，理应第一时间主动告知原告相关情况，以求寻找其他救济途径。但被告在明知涉案货物是展机、在运输时间上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仍怠于行使其告知义务，均是在原告询问后才将涉案航次情况予以告知，导致最后原告为赶上展期，不得不通过空运的方式补运货物至迪拜参展，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根据原告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签订的《海、空运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应依其接受的委托履行义务，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原告遭受的直接损失，被告泛成天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在涉案货代业务中已构成重大过失，其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处理货运代理事务中没有过错，故因其行为导致原告产生的损失其应予赔偿。关于被告泛成公司应否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泛成公司系被告泛成天津公司的总公司，故原告要求被告泛成公司承担补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应向原告赔偿的具体金额。原告诉请的损失中包括空运费损失人民币31510元、北京空运清关费损失人民币3020元和迪拜空运清关费损失3805迪拉姆。本院认为，原告诉请的空运费损失以及空运清关费损失均系为补货而通过空运所产生的费用损失，应属直接损失，原告亦提供了相应的损失依据，被告泛成天津公司应予赔偿。但原告并未提供迪拜空运清关费损失产生的有效依据，故对原告的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北内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34530元；二、在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其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第一项判决主文确定的责任的情况下，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责任；三、对原告北京北内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和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7元，由原告北京北内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140.23元，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和被告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96.7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蕾审 判 员  陈 磊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朱元达书 记 员  傅 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