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47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荣胜，男，1973年7月2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津明，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寿光市巨星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寿光市台头镇刘家河头村村委西300米路南。 法定代表人：刘群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延利，山东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雷涛，山东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群英，男，1963年3月2日生，汉族，住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延利，山东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雷涛，山东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长祥，男，1937年4月27日生，汉族，住寿光市。 原审被告：刘寿英，女1934年9月7日生，汉族，住寿光市。 原审被告：刘晓晟，男，1992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寿光市。 原审被告：刘丽娟，女，1987年9月17日生，汉族，住寿光市。 以上四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霞，山东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荣胜、寿光市巨星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巨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群英、原审被告郑长祥、刘寿英、刘晓晟、刘丽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荣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该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范荣胜的隐名股东身份，并且认定了协议签订双方为范荣胜与刘群英，协议的双方均为自然人，自然人之间签订的只能股权转让协议，但是一审法院却仅凭协议中有巨星公司盖章、部分表述为退股就认定涉案协议为退股协议，判决合同相对方刘群英不承担相关责任，而由巨星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刘群英将巨星公司债权冲抵本人债务是对巨星公司利益的侵害，同时也损害了巨星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的债权不能为股东偿还个人债务，请求法院依法纠正。二、一审判决第10页中第二行“原告作为隐名股东由登记在册的股东代为持有股份的投资，应由巨星公司在履行减资程序予以退还”，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显名股东退股应由公司在履行减资程序中予以退还，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给显名股东，应由受让方（显名股东）支付相应代价。刘群英受让范荣胜股权和刘群英减少在巨星公司的投资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本案中是恰巧有了减资程序，难道所有公司的隐名股东退股都要履行减资程序吗？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退款协议中对上诉人的投资款已协议由公司应收帐款抵顶，因而认定该投资款的退还已经履行完毕，系认定事实错误。无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还是退股纠纷，被上诉人及巨星公司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向上诉人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收款手续，未向上诉人出具任何债权转让协议，不应认定该投资款退还已经履行完毕。 巨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认定巨星公司承担实体责任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范荣胜一直按股权转让纠纷主张权利，未要求巨星公司承担责任，一审中范荣胜未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未将巨星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列为焦点问题，未就该问题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判决巨星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损害了巨星公司的合法权益。2.巨星公司并非合同主体，不应承担责任。一审中范荣胜未要求巨星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从实质上丧失了追究巨星公司的实体权利。 针对范荣胜、巨星公司的上诉，巨星公司、范荣胜均以其上诉理由进行了答辩。 刘群英答辩称，1.范荣胜与刘群英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退股协议约定，应收账款由范荣胜收取，用应收账款抵顶部分投资款，范荣胜并未主张巨星公司承担实体责任，一审法院另一案件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了案外人刘见敏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应同案同判。 郑长祥、刘寿英、刘晓晟、刘丽娟陈述意见称，一审认定案涉协议属于退股协议正确，判决巨星公司在本案中承担实体责任无依据。 范荣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群英、郑长祥、刘寿英、刘晓晟、刘丽娟支付范荣胜股权转让费129798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2月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巨星公司于2013年10月16日由案外人刘见敏与刘群英两人共同出资60万元设立，其中刘见敏投资24万元，刘群英投资36万元。2013年10月10日巨星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依据《公司法》制定了公司章程，选举刘群英为公司执行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范荣胜、刘见敏为监事。2015年3月6日，刘见敏将其在巨星公司认缴的出资24万元、出资比例为4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徐晓峰，转让价24万元，股权转让后，巨星公司将变更情况在工商登记机关作了变更登记。徐晓峰在持有巨星公司股权期间，系为刘见敏代持股权。2016年9月21日，巨星公司股东由刘群英、徐晓峰变更为刘群英，并减少注册资本24万元。2017年9月11日，巨星公司股东由刘群英变更为刘群英、刘晓晟。2018年2月26日，巨星公司股东由刘群英、刘晓晟变更为刘群英、刘晓晟、郑汝香。2018年4月28日，巨星公司股东由刘群英、刘晓晟、郑汝香变更为刘群英、郑汝香。 2016年8月8日，范荣胜作为甲方，刘群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寿光市巨星模具有限公司退股协议》，约定：1.乙方按甲方入股时双方确认的投资款人民币1297985元给甲方退股。2.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双方签字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3.甲方投资款1297985元乙方采用以下支付的方式给甲方：（1）以下应收款项由甲方收取，乙方为甲方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收款手续。山东恒益模具有限公司：50万元，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359300元，山东大王金泰集团有限公司10080元，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69720元，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5280元，以上实际应收款共抵85万元给甲方。（以上抵扣款签订合同后，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都与乙方无关）（2）扣除应收账款后剩余资金447985元，本合同签订后乙方一年半内分期付清给甲方。4.甲方不得索要其投资款以外的任何费用。双方签订后甲方所保存的所有与巨星公司与外边发生业务的所有单据及甲方签字盖有公司财务章的应付款及欠条全部作废。5.甲方所持盖有巨星公司旧公司章、财务章、法人印鉴的所有债权债务问题与乙方无关。（合同签订之日前旧公司章、财务章、法人印鉴由甲方持有）6.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所有的债权债务和亏损盈利分红与甲方无任何关系。7.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还款......8.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通过诉讼解决。9.......10........巨星公司在该协议第1条“人民币1297985元”处及第7条至第8条部分加盖公章。范荣胜、刘群英分别在落款甲方、乙方后签名或捺印，鉴证人处有隋国林、张某、隋某、郑某等人的署名及捺印，空白处有“情况属实，无异议刘见敏”的手写内容。巨星公司提交的《寿光市巨星模具有限公司退股协议》与范荣胜提交的上述协议内容格式相同，但加盖公章位置较上述协议多出两处：首部“乙方（受让方）”与第1条至第2左侧，第3条第（1）款右下部分与第（2）款右侧，且无“情况属实，无异议刘见敏”的手写内容。巨星公司提交的有范荣胜作为证明人署名的书面证明，内容为“范在给刘群英公章时建敏自己抢过去公章，自己盖在自己的帐上。证明人：范荣胜2015.8.3号”。同时，在上述内容中另添加有字迹、格式明显不同的内容“范荣盛在模具公司任会计，公章由范保管......荣盛......在此以前所发生的债权债务问题：法人未授权和签字的与公司和法人无关。”在范荣胜署名与落款日期之间有“刘群英”的署名。在诉讼过程中，郑汝香去世，其继承人包括丈夫刘群英、父亲郑长祥、母亲刘寿英、儿子刘晓晟、女儿刘丽娟。在庭审中，郑长祥、刘寿英、刘丽娟均表示放弃继承，刘晓晟表示要继承郑汝香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应系范荣胜在退股过程中产生且与巨星公司有关，该纠纷的争议焦点如下：1.范荣胜是否为巨星公司的隐名股东；2.案涉协议的合同主体；3.案涉协议的性质系退股亦或股权转让；4.案涉协议的效力；5.案涉债务是否为刘群英与郑汝香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范荣胜是否为巨星公司的隐名股东：案涉协议关于“种种原因，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如下退股协议，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及“......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之表述，结合被告答辩及巨星公司陈述，均有案涉协议系巨星公司向范荣胜回购股权的主张，可以认定被告及巨星公司均认可范荣胜的隐名股东资格，故范荣胜作为巨星公司的隐名股东身份可予以认定。关于案涉协议的合同主体：范荣胜与巨星公司提交的退股协议系事先打印的一式两份，其中列明甲、乙双方分别为范荣胜、刘群英，范荣胜和刘群英对于协议双方的主体均应明知：范荣胜系巨星公司的隐名股东、刘群英系巨星公司的实名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该二人在协议落款的甲方、乙方签名处签署各自的姓名；巨星公司提交的退股协议上虽有该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但与双方协议签订当时的真实意思不符，且被告或巨星公司也没有证据推翻范荣胜提供的协议的真实性，同时，巨星公司也并未在范荣胜持有的协议乙方处盖章，故被告及巨星公司辩称协议的双方是范荣胜与巨星公司、刘群英只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非协议一方签字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证据可以确认案涉协议是范荣胜与刘群英签订。范荣胜持有的协议落款空白处有署名刘见敏的手写内容，不影响合同主体的认定。关于案涉协议的性质系退股亦或股权转让：双方达成协议的名称明确载有“退股协议”字样，并在协议绪言部分明确列明“达成如下退股协议”，在协议主要内容中亦明确载有“乙方按甲方入股时双方确认的投资款人民币1297985元给甲方退股”之退还范荣胜投资款的内容，约定退还投资款的资金来源亦系巨星公司的资产，同时，协议签订时均加盖有巨星公司的公章可视为负有返还投资款义务的巨星公司对该协议内容予以认可，以上事实均可认定当事人具有退股的意思表示，故应认定案涉协议的性质为退股协议。刘群英作为协议相对方签名，并由巨星公司加盖公章予以认可，应认定为退股协议。协议中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双方签字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约定，不妨碍对股权协议性质的认定。关于案涉退股协议的效力：签订协议的双方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并经承担返还投资款义务的巨星公司认可，亦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签订协议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依法成立。案涉协议有效与否取决于该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之效力性规定，即案涉债务能否由公司应收债权偿还。根据退股协议内容可以确认该协议退还的是范荣胜在公司的投资款，结合双方确认的范荣胜投资款远超出巨星公司的注册资本之事实，可以认定范荣胜的投资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公司注册资本存在于公司资产中，另一部分以其他债权投入到公司或以公司资本公积金存在于公司资产中。范荣胜作为隐名股东由登记在册的股东代为持有股份的投资，应由巨星公司在履行减资程序予以退还；作为其他债权或公司资本公积金在公司的投资，因不在公司注册资本的范围，公司可不经过减资即可退还。无论范荣胜的投资属于上述何种情形，均系由巨星公司而非刘群英作为返还投资款的主体。案涉协议关于由巨星公司以应收账款等资产返还范荣胜投资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因此协议合法有效。关于案涉债务是否为刘群英与郑汝香的夫妻共同债务：范荣胜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债务系刘群英与郑汝香共同的意思表示所负，或案涉债务是刘群英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或案涉债务是刘群英与郑汝香为共同生活经营所负，故范荣胜主张案涉债务系刘群英与郑汝香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案涉退股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该协议履行。范荣胜向巨星公司所交纳的款项系其向巨星公司的出资，在巨星公司已完成减资的情况下最终由巨星公司返还投资款不违背法律规定，范荣胜主张其与刘群英签订的协议中价款支付条款无效，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退款协议中对范荣胜的部分投资款已协议由公司应收账款抵顶，该部分投资款的退还义务应视为已履行完毕；对超出应收账款部分的447985元，巨星公司主张除应收账款抵顶部分外已退范荣胜258419.9元，因其不能提交其中10万元的相关证据、范荣胜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故巨星公司尚欠范荣胜投资款289565.08元（447985元-158419.92元），至2018年2月8日双方约定的退款履行期限已届满，作为负有退还投资款义务的巨星公司应就未履行部分向范荣胜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范荣胜主张的利率不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范荣胜辩称退款应由刘群英支付，因刘群英系巨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双方均认可系为履行案涉协议所支付，即使已付款系由刘群英支付，因刘群英向范荣胜付款的行为与其职责相符，相应的行为后果应归属于巨星公司。一审法院判决：一、寿光市巨星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向范荣胜返还投资款289565.08元并支付利息（以289565.08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范荣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81.86元，由范荣胜负担10838.39元，巨星公司负担5643.47元；申请费5000元，由范荣胜负担，上述判决款项及案件受理费，可由付款义务人直接向范荣胜履行或汇入本院案款管理系统账户：1542××××9329。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巨星公司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自愿申请撤回对本案的上诉。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巨星公司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自愿申请撤回对本案的上诉，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予准许。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系案涉款项的返还主体及应返还款项数额问题。关于争议问题，案涉退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依据协议内容，案涉退股协议中明确载有按范荣胜入股时双方确认的投资款给范荣胜退股，且约定退还投资款的资金来源系巨星公司的资产，协议签订后，巨星公司亦进行了减资，故一审据此认定案涉协议的性质为退股协议，巨星公司负有返还投资款的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维持。范荣胜虽主张系股权转让协议，刘群英为股权受让方，但协议内容并不包含增加刘群英股权份额的意思表示，且协议签订后，并未将范荣胜股权份额实际转让给刘群英，而系巨星公司进行了减资，故范荣胜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返还款项数额问题，案涉退款协议中对范荣胜投资款的返还方式进行了约定，其中一部分投资款系由巨星公司应收账款抵顶，对于该抵账部分投资款应按协议约定执行，巨星公司应依约为范荣胜出具收款手续。范荣胜现要求支付其抵账部分款项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范荣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巨星公司的撤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81.86元，由上诉人范荣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