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07民初8562号之三 原告：满加云，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倩（特别授权代理），四川容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毅超，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南侧金地中心大厦**，实际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富士康大厦**。 法定代表人：吕春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特别授权代理），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楠（特别授权代理），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洗面桥街证券营业部，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通用大厦**。 负责人：奉明川。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特别授权代理），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惜（特别授权代理），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满加云与被告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公司）、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洗面桥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 原告满加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本金120万元；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25日起按年利率8%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为228266.67元）；3、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资金占用罚息（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13.8%扣除8%后，实际按5.8%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为146933.33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16日，经被告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原告在购买时名称为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双成三路证券营业部，2019年4月16日名称变更）推介与销售，原告认购联储证券公司发行的“联储证券聚诚1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聚诚16号资管计划”）120万元份额。同日，原告向联储证券公司转账120万元并到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拿了《联储证券聚诚1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聚诚16号资管合同》），在签字后返回给了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产品成立后，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将联储证券公司2017年3月8日签发的《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产品认购书》交给了原告。根据《聚诚16号资管合同》约定，原告认购的份额为A类，业绩计提基准为年化收益率8%/年，每半年付息一次，该产品第一期于2017年2月24日正式成立并运行。“聚诚16号资管计划”投资标的为“盛运联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聚诚16号资管计划”属于高等风险收益产品，适合进取型、积极型的合格投资者参与。目前，原告收到了联储证券公司支付的截至2018年2月24日的利息收益。“聚诚16号资管计划”成立后，联储证券公司通过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公司）的“盛运联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将募集的资金以信托贷款的方式出借给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盛运公司）。2018年5月，安徽盛运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部分到期未能偿还的情况。2018年5月16日，渤海信托公司向安徽盛运公司宣布贷款提前到期。2018年5月21日，渤海信托公司向联储证券公司发出《原状分配通知函》，将信托财产以债权形式返还给联储证券公司，同时将《信托贷款合同》及《保证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联储证券公司。2018年6月29日，联储证券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聚诚16号资管计划”于2018年5月31日提前终止。2018年7月联储证券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安徽盛运公司偿还本息。该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但因未发现安徽盛运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处于终止本次执行程序状态。2019年12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联储证券公司作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225号】，决定书载明“经核查，你公司部分资管计划信息披露不及时、销售不规范、份额种类划分不当、合同条款确实、资管业务内部控制不到位……”。2020年6月安徽盛运公司发出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截止原告起诉之日，原告的本金和收益仍无法得到兑付，聚诚16号产品已经给原告资金造成实质性损失，联储证券公司、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联储证券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申请，认为一、本案违约和侵权请求权竞合的情况即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当事人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诉讼路径行使请求权。不论原告选择行使何种请求权，本案都是因《聚诚16号资管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仍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也就是适用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1、若原告提起的是侵权之诉，双方之间的争议系履行《聚诚16号资管合同》发生的，也就是说所诉的侵权系因合同产生的，应当按照《聚诚16号资管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即便不适用协议管辖，侵权行为地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本案中侵权行为实施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所在地也并非侵权结果发生地；2、若原告提起的是违约之诉，更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原告与联储证券公司签署的《聚诚16号资管合同》，违约时因违反合同约定条款而产生的责任承担问题，案件审理将紧紧围绕《聚诚16号资管合同》，更应该按照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3、《聚诚16号资管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该约定合法、有效、明确，该条款并未约定只针对某类案件；二、原告与联储证券公司在《聚诚16号资管合同》中也约定了协议管辖条款。为了规避管辖，原告将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的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虚列为被告，故意制造在原告所在地管辖的连接点，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向其销售案涉资管产品，无法证明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再说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作为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民事责任由法人联储证券公司承担，应当依据联储证券公司与原告协议约定确定管辖；三、原告知悉、认可联储证券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多起与本案同类的投资者纠纷，而且与本案资管项目相同的其他投资者在不同地点起诉也被移送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便于案件同意审理裁判，应当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更为适宜。综上所诉，本案系因履行《聚诚16号资管合同》引起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在处理管辖问题时仍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即按照合同纠纷确定管辖。当事人在签署合同时约定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款合法有效。即使不适用约定管辖条款，案涉资管产品的销售由专业机构代销，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没有参与，不能以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因此，本案应该依法裁定本案移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合同纠纷以侵权责任为由提起诉讼，管辖权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诉讼路径行使请求权。本案中，作为资产委托人的满加云主张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作为资产管理人的联储证券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护其合法权益，并以联储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的过错致其财产权益遭受侵权损害为由向本院提起侵权之诉，认为应以侵权之诉来确定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经查，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满加云主张的侵权系因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所造成，亦即该侵权系因合同而产生，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满加云与联储证券公司签署的《聚诚16号资管合同》中明确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协议签订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解决”，体现了满加云和联储证券公司的意思自治，该约定并未排除满加云和联储证券公司基于合同侵权提起的诉讼不予适用，故本案应以当事人的协议管辖确定管辖法院。该协议管辖不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合法有效。此外，满加云认为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作为销售方应当共同承担合同侵权的责任，其请求的基础也是基于联储证券公司在履行《聚诚16号资管合同》中存在过错，而根据合同关于管辖的约定，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由约定法院管辖，因此，原告将联储证券洗面桥营业部列为共同被告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协议管辖的约定，本案仍然应当根据协议确定管辖，故本院对于本案无管辖权，本案应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处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苏晓莉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田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