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82民初7183号原告：杨航行，男，1977年3月9日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江苏同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修贤，男，1977年8月9日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成，邳州市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杨航行诉被告李修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航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被告李修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航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7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李修贤分多次向原告杨航行借款，用于其舅舅邵云波在国外开矿，累计借款275万元，被告分别给原告出具了8张借条，口头约定月息2.5%。后被告仅支付了部分利息后就停止付息。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本息，被告拖延不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故提起诉讼。被告李修贤辩称：原、被告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被告仅仅是介绍人的身份，当有人用款时，因借款人系被告介绍，应原告要求，为原告出具借据。虽然原告持有被告书写的借条，但相应的款项原告并未实际支付给被告，由于时间较长，相应的打款被告已不记得，如果原告持有给被告打款的证据，被告愿意协助原告向实际借款人进行索要。在原告向第三人出借款项时，被告交给原告共计50万元，由原告连同自己的资金共同出借给他人，该50万元原告至今未偿还被告也未向被告立据。另，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2年间，被告多次向原告出具借条，分别为：2011年5月18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杨航行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正（330000.00）借款人：李修贤邵总借打曹秋鹏”；2011年5月28日借条，载明“今借杨航行人民币捌万元（Y80000），借款人李修贤”；2011年9月19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杨航行现金贰万元正（Y20000.00）借款人李修贤41万内”；2011年9月15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杨航行现金伍拾万元正（Y500000.00）借款人李修贤”；2011年11月7日借条两张，分别载明“今借杨航行现金壹佰万元正（Y1000000.00）借款人李修贤邵云波款内”；“今借杨航行现金壹拾捌万元正（Y180000.00）邵云波款内”。2012年4月24日借条，载明“今借杨航行现金陆拾肆万元正（Y640000.00）借款人李修贤”。上述借条中所有内容均为被告一人书写。被告质证，借条系被告书写，但均未收到上述款项。原告称上述借条的形成是先支付被告款项，后补借条。对于借条中资金来源，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陈述：11月7日借款共118万元，其中有刘港(音)10万元，刘陆20万元，周中山20万元，自有资金68万元；64万元的借条，其中张荣亚15万元，周学良15万元，蒋兴国8万元，周中山20万元，自己资金6万元；50万元的构成，周中山35万元，自有资金15万元；35万元（33+2）的构成，其中葛爱玲13万元，自有资金22万元。原告还提交部分银行交易记录，被告质证认为，银行流水不能显示款项打入何人账户，更证明不了是打入被告的账户。庭审中，原告提交其所记的账本（笔记本和记账簿），其中笔记本中记载有：“5月14号邵总用50万，周中山20万息6000，姬庆海30万，息6000，6月14号还清”；“5月7#邵总用118万，5.6日刘岗10万，息2500，息已付，5.14日刘陆20万，息5000，已付到2012年7月14号，陈振昆20万（已用笔划去），息4000（已划去）,2012年6月9号还208000清，周中山20万，息6000，息已付17500,5.6日自己48万，另标注自己20万（陈振昆20还过，成我的钱”；……5.24邵总买票总计64万，张荣亚15万（已付），周学良15万（6000已付），蒋兴国8万，已付，5.14周中山20万，6月14号已付息，自己6万，已付”；“6月14号邵总用50万，周忠山20万，修贤10万，姬三20万”；“6月7#邵总用118万，7#刘岗10万，14#刘陆20万，14周忠山20万，7自己68万，其中50万3分5厘”；“7月7邵总用118万：7#刘岗10万，息已付（8.24付），14刘陆10万，息已付，14周中山30万（息已付，其中10万没付息，付到8月14日），7自己68万”；“8月7#邵总用118万：7#刘岗10万，（息已付8.24付），14#刘陆10万，（15号息已付），14#周中山30万（付到8月14日），7#自己68万”。“8月24邵总买票总计120万，有我64万，30#张荣亚15万，30自己15万。24#蒋兴国8万（息已付）14周中山20万（9月28号还20万）；24自己6万”；“9月24#邵总买票总计120万：30自己15万，24自己6万，24蒋兴国8万（息已付）30张荣亚15万，（计44万）”；“10月24日邵总买票总计120万，已还20万，周中山20万，30自己15万，24自己6万，24蒋兴国8万，30张荣亚15万息已付”。另该笔记本中还载明“6月19#修贤打进我信用社卡35万，还10万（第二行），5万（第三行），（计50万）”。上述记账均未载明年份。被告质证认为，被告李修贤支付给原告的50万元，应当在总借款中予以扣除。原告称该50万元是275万元借条之前的账，是清过的账。在法庭询问“哪年的6月19日”，原告回答“2011年的多”。被告称是2011年6月19日。问“邵总用50万有没有李修贤的钱”，原告回“有，李修贤10万，是6月14日的，这个钱已经还清了。6月14日是2011或2012年的记不清了”。原告还提供账本一册，记账时间自2010年开始，账本中多处有“修贤”的内容，2011年5月18日“修贤（总33万，有葛爱玲13万）”；2011年9月15日“修贤（50万他哥用，有我15万，周中山35万），利已扣，15000”，10月15日“修贤（50万他哥用（有我15万，周中山35万，（借方栏）500000，续，15000”；12月15日“修贤（李老大用），借方500000，转，15000”；其中2011年6月21日记账“龙哥（总计90万，有修贤30万刘陆50万），9月21日“龙哥（总计90万，有修贤40万”）；2011年11月7日“修贤（邵总用200万内），180000”，12月7日“邵总（200万内）借方180000，续，5400”2012年3月7日“邵总（200万内，总计118万，有刘陆40，明20，刘岗10万，陈振昆）”；2012年4月7日“邵总200万内，总计118万，有刘陆20,、陈振昆20、周中山20、刘岗10”；2012年8月7日“邵总，总计118万，刘陆10万，周中山30万，刘岗10万，自己68万”。原告认可该118万即被告书写的100万及18万元借条合计。2012年4月24日“邵总买票（总计我64万）（借方）60000,1800”。高修龙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1年6月21日。原告在该案诉讼时提供的资金来源未涉及被告。被告对以上账本质证认为，无法确认真实性，从明细上可以看出标注的借款人是邵总，并非被告所借，记账凭证中也有被告出资，其中的“6月19日修贤打进我信用社卡35万、10万、5万，总计50万”，原告称在其他数额中扣除过了，但从上述记账凭证中并未体现50万元在其他借据中予以扣除。庭审中被告提交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一份，内容为：“（杨）：这么多年你那边有345万，问你是一直没有，我顶着这么多人要账的压力，快被人逼死了，就这3万也都还人了一分没留，你是怎么打算就这么过下去？（李）：有一个10万的条钱给你，条没给我吧，还有一个40万的是直接打给你的，你没给我打40万的条是吧？条子你没给我是不是？（杨）总共就是345万，还有什么条（李）你算的这个账是连高修龙的那90万都算上了？（杨）是的总共就是345万，去掉这90万，你现在欠我255万，这个账对不对？（李）你意思是我的40万让你从账上划掉了，同时我还落了个让人起诉，现在算总账都算总账了是吧，好要的算你头上不好要的都打我头上来了是不是？（杨）这么多年你感觉哪个好要的？（李）那你应该给我打个40万的借条没错吧？里面还有我自己的40万，连我都起诉了，还把40万算总账上你感觉合适不合适？兄弟一场做事跑那么快合适不合适？”原告质证认为，聊天记录是事实，账是李修贤算的，最后条子加在一起是275万不是255万。以上所说的高修龙90万元，被告提供担保，原告已提起诉讼。被告发问原告：“你起诉高修龙90万元案件中，90万元的组成中有被告的40万，你的50万，这是不是事实”，原告回答：“是的”，（被）问“你说的被告总共给你打275万元欠条中包不包含高修龙90万元中的40万？”回“不包括”，问“高修龙的债权让你获得了，你不应该扣除40万元吗”，回“已经扣除了，在口头算账的时候已经扣除过了40万”，法庭询问“口头算账是多少钱”回“345万元”；问“你现在还愿意以微信算账为准还是以条子算”，回“都可以”。对于以上借款，原告称口头约定月息三分。上述的“邵总”即被告舅舅邵云波。对于6月19日账本中载明的被告打给原告的50万元，被告认为是归还原告的借款。原告称有可能是还6月14日的钱，有可能他打给原告让其取现的，可能取10万元现金给被告，其并未有信用社的卡。庭审中被告另称原告因与他人打架，被告给原告汇款10万元处理事件。原告表示不知情，没有这事。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借条、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债务人应当按照约定期限、方式返还借款、支付利息。首先，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较为频繁、集中，前一借条尚未实际交付款项，被告仍愿意签订之后的多笔借条，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识；本案借款发生在多年前，时值民间借贷的高峰期，款项交付并非仅限于银行转账（当然，现在当事人都会汲取教训，规范交易行为，避免风险），更多的是现金交付。如若以现今的标准去要求当时的行为，未免过于苛刻。从原告的记账（笔记本及账簿）来看，其中的内容与借条基本吻合，从“龙哥”借款的内容来看，与庭审中双方的陈述一致，即“90万元的组成中有被告的40万，原告的50万”，还有部分借款上下月相互衔接等，原告对于本案借款的记账内容具有可信度；另从被告提供的原、被告之间的聊天记录来看，对于原、被告口头算账的数额，被告并未表示反对；未收到一分钱与数百万的借款数额，两个概念亦相距甚远，被告不可能混淆不清；并且被告在借条中基本有备注如“邵总打曹秋鹏”、“邵云波款内”等，说明借款是存在的。再者，原告能明确说出每笔款项的来源，账本中亦多处标注。综上，本案借款已实际发生，对被告辩称未收到任何款项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本案借款的数额，从账本来看，双方有多笔经济往来，从原告的记账内容来看，有“邵总买票总计120万，已还20万”的内容，也就是说被告亦有还款，因双方交易太多，故对于尚欠的数额，应当以双方进行结算为据。原告辩称未看借条进行结算的，若此，那么多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原告在未有结算依据的情况下，如何得出确定的345万元（含高修龙的90万元）？且从原、被告的聊天记录，亦能显示出系原告向被告发出的结算数额，足以表明原告有结算基础的情况下作出的认定。高修龙的90万元已另案诉讼，故本案被告尚欠原告255元（345-90）。被告关于原告记账凭证中有打入原告信用社卡50万系归还原告借款的答辩意见，6月19日的记账内容中“还”写在10万之前；原、被告聊天记录中亦有“有一个10万的条钱给你，条没给我吧”，而本案的借条中并未有金额“10万”的；另，本案较早两张借条的时间为2011年5月18日及5月28日，金额计41万元，若按照月息3分计算，至2011年6月19日，连本带利42万余元，之后的借款尚未发生，亦不可能先偿还尚未发生的借款，故账本中注明的“还”“10”万，并非归还本案借款。笔记本中记账时间为6月19日被告向原告打款，高修龙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1年6月21日，因原告在高修龙案诉讼时提供的资金来源未提及被告的款项，又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中（被告）“有一个40万的是直接打给你的，你没给我打40万的条是吧”，原告对该笔款项亦记不清楚，称有可能被告打给原告让原告取现的，可能取10万给被告，故另40万元原告说不清楚去向，本院认为该40万元与聊天记录中被告提及的40万具有关联性，打款时间在借款之后，故应从借款中予以扣除。再次，对于2011年9月15日的借款50万元，记账凭证中有“该笔款项，利已扣，15000”，结合原告陈述的当初借款口头约定的利息3分，而50万元借款每月利息为15000元，本院认定在借该笔款项时原告已预扣了利息15000元，实际借款金额为48.5万元。综上，被告还应当偿还原告借款为213.5万元（255-40-1.5）。被告还主张因原告打架向原告汇款10万元处理事情，原告并未认可，对其性质本案不能认定，被告如有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还答辩借款人应当为邵云波，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经查，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是被告，也就是说借款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至于款项如何使用，不改变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主体适格。如被告认为与其他人之间有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被告答辩原告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返还，故原告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修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航行借款213.5万元。二、驳回原告杨航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00元，由原告杨航行负担6440元，被告李修贤负担223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许莺歌人民陪审员  张发光人民陪审员  黄继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闫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