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5765号原告：姚殷达，男，199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珠，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正骏，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斯琴，女，1990年9月10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珠，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正骏，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地上**Z152、Z160。法定代表人：鲁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向东，北京市华博金隆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丽，男，198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向东，北京市华博金隆事务所律师。原告姚殷达、任斯琴与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都加公司）、刘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代策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殷达、任斯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正骏，被告加都加公司和刘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向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殷达、任斯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姚殷达、任斯琴与加都加公司签定的《入股合作协议书》已于2019年7月17日解除；2.判令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共同给付姚殷达和任斯琴合伙经营利润208298元；3.判令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共同给付姚殷达和任斯琴违约金10万元；4.判令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共同给付姚殷达原料采购款12418元；5.判令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共同赔偿姚殷达和任斯琴入股款项207225元；6.判令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共同给付姚殷达和任斯琴诉讼保全担保费5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由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姚殷达和任斯琴系夫妻关系。2018年8月23日，姚殷达、任斯琴与加都加公司签订《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姚殷达、任斯琴和加都加公司拟对北京宋加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加洛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公司拟注册“妃象制茶”品牌作为“CHATUCHAK”品牌的副牌，其中加都加公司出资51万元（持股比例51%），姚殷达出资30万元（持股比例30%），任斯琴出资19万元（持股比例19%），三方按照持股比例，实际投入资金35万元，用于经营位于北京朝阳大悦城“CHATUCHAK”店面“妃象制茶”饮品品牌建设，首次资金存入三方共同指定的账户，即刘丽的个人账户。签订协议后，任斯琴分别于2018年8月26日至9月28日分三次向刘丽个人账户转账207225元，履行出资义务。但是，加都加公司是否出资并未告知姚殷达或任斯琴。刘丽账户收到款项后，加都加公司并未将姚殷达或任斯琴登记为宋加洛公司的股东。事实上，任斯琴向加都加公司支付的出资，自始都未进入公司账户，经营过程中的所有收入和支出也都在公司账外流转。姚殷达和任斯琴也并非是要入股宋加洛公司，只是与加都加公司共同经营“妃象制茶CHATUCHAK”。在经营过程中，姚殷达垫付资金采购原材料，每月向加都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鲁宁申请报销，鲁宁以其个人账户转账给姚殷达，但至起诉之日，鲁宁仍然欠付姚殷达5月和6月的采购款12418元未报销。经营期间，加都加公司并未依约向姚殷达和任斯琴公开经营账目，也未进行分红，更未参与“妃象制茶CHATUCHAK”的经营，均是由姚殷达和任斯琴负责。姚殷达和任斯琴曾与加都加公司多次协商，但均被拒绝，更有甚者，刘丽于2019年7月6日停止姚殷达和任斯琴的经营权限，鲁宁将姚殷达和任斯琴踢出管理的微信群。姚殷达和任斯琴认为，加都加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二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分得利润，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刘丽作为加都加公司的股东，以个人账户代替公司账户，二者财产混同，故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加都加公司辩称，不同意姚殷达、任斯琴的诉讼请求。加都加公司与姚殷达、任斯琴签订的合同应当视为宋加洛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姚殷达和任斯琴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宋加洛公司在未进行清算之前，姚殷达无权要求加都加公司向其支付任何款项。刘丽辩称，刘丽系宋加洛公司的监事，并未系《入股合作协议书》的当事人，姚殷达和任斯琴要求刘丽承担合同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8月23日，加都加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姚殷达、丙方任斯琴签订《入股合作协议书》，内容如下：甲乙丙三方拟对宋加洛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宋加洛公司原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公司拟注册“妃象制茶”品牌作为“CHATUCHAK”品牌的副牌，用于店面的扩展、推广和加盟工作，由此产生的收入，均归宋加洛公司所有。公司由甲乙丙三方股东进行增资扩股，甲方认缴资金5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乙方认缴资金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丙方认缴资金1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甲乙丙三方首期按照在公司所占股份比例，实际投入资金35万元用于朝阳大悦城“CHATUCHAK”店面“妃象制茶”饮品品牌建设，首期资金存入三方共同指定的账户（开户行：xxxx支行，账号：xxxx）。甲乙丙三方均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各应支付的30%资金转入上述账户，朝阳大悦城店正式开业之前，将各应支付的50%资金转入上述账户，剩余20%资金，在开业15日内转入上述账户。任一方股东违反上述约定，均应按本协议第九条第2款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当前及以后的经营管理中，各投资人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公司将陆续对CHATUCHAK三里屯店、CHATUCHAK中关村店进行饮品品牌植入改造，后续所需资金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完成，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增资及注资需求，各股东按甲方51%、乙方30%、丙方19%出资比例增加出资，若出现不能按出资比例出资的情况，其他股东有权增加投资，并根据投资额合理调整股份比例。公司成立前，资金由临时账户统一收支，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监管和使用，若对资金使用有异议的，资金使用方须给出合理解释，否则各相关方有权要求资金使用方赔偿损失。公司成立后，资金将由开立的公司账户统一收支，财务统一交由双方协商同意聘请的财务会计人员处理。公司账目应做到日清月结，并及时提供相关报表交甲乙丙三方签字认可备案。公司利润甲乙丙三方按照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分享；公司出现亏损时，各股东按甲方51%、乙方30%、丙方19%的出资比例进行承担。公司税后利润在弥补公司上月亏损后，方可进行股东分红，股东分红的具体制度为：（1）分红的时间：每月15日分取上月度利润；（2）分红的数额为：上月度净利润的80%或由双方共同甲乙丙三方按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分红，剩余20%利润作为公司法定公积金提取存放；（3）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可不再提取。发生以下情形，本协议即终止：（1）公司因客观原因未能设立；（2）公司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3）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4）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1）甲乙四方共同进行清算，必要时可聘请中立方参与清算；（2）若清算后有剩余，甲乙双方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3）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任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未足额、按时缴付出资的，须在3日内补足，由此造成公司未能如期成立或给公司造成损失的，须向公司和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除上述出资违约外，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使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的，须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2018年8月26日，任斯琴向《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尾号为5538的账户转账51450元，该账户户名为刘丽；2018年9月8日，任斯琴再次向刘丽的5538账户转账85750元；2018年9月28日，任斯琴又向刘丽的5538账户转账70025元。姚殷达和任斯琴表示该笔款项系二人的出资款，统一由任斯琴汇款给刘丽。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对此予以认可。诉讼中，姚殷达和任斯琴表示其二人并未实际参与宋加洛公司的增资扩股事宜，宋加洛公司也未实际将其二人登记为股东。“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是由加都加公司作为主体经营的，与宋加洛公司无关。因此，姚殷达和任斯琴的真实意思是与加都加公司共同经营“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的饮品制售业务。“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在其二人合作前就有销售冰淇淋业务，但该部分业务与姚殷达和任斯琴无关，故在月末结算时只需要结算饮品部分即可。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均认可“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系由加都加公司作为主体经营，但仍表示加都加公司与姚殷达、任斯琴不存在店铺合作关系，姚殷达和任斯琴系向宋加洛公司增资，同时，其认可宋加洛公司未将姚殷达和任斯琴登记为股东。庭审中，姚殷达和任斯琴向本院提交“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的财务月报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4日、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2019年2月至2019年3月、2019年6月的美团菜品分类报表，证明“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在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的经营情况。姚殷达和任斯琴表示，财务月报表系加都加公司向北京朝阳大悦城的管理方提供的，系每月的全部营业额，包含了该店铺的冰淇淋和饮品，而其二人与加都加公司合作经营的是饮品部分，故在财务月报表中无法区分冰淇淋和饮品，而在美团菜品分类报表中可以体现饮品和冰淇淋各自的营业额。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4日的菜品分类表显示，饮品部分应收金额为1191151.1元，冰淇淋部分应收金额为508074.66元，美团外卖应收金额为70072元，团购套餐为9221元。姚殷达和任斯琴在本案中只主张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的饮品部分的营业额作为计算分红的依据，其二人主张的饮品堂食部分营业额为1180943元，饮品外卖部分为32221元，饮品团购部分为4546元，总计1217710元。加都加公司和刘丽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其所反映的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同时，加都加公司认可“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的全部点餐通过美团系统进行，其营业额均会在美团系统中留存数据，但其认为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顾客退单的情况，所以美团系统数据也并不完全准确。现美团系统由加都加公司掌握，但加都加公司拒绝向本院提交美团系统留存的经营数据。另外，关于经营成本，姚殷达和任斯琴主张包括租金水费、电费、其他费用、饮品原料采购、店员工资、水果采购、宿舍租金、店铺保险、消杀、装修折旧、B2仓库费用、饮品设备折旧，应当由饮品部分承担的支出总计792612元。同样，加都加公司对该部分数据不予认可，但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伪。姚殷达和任斯琴表示，其二人在经营饮品业务时需要采购原料和易耗品等，在采购时均由姚殷达垫付采购款，在月底时由加都加公司为其报销，具体是由鲁宁向其支付款项。除2019年5月和6月以外，其他月份的采购款均已报销，只有该两月的部分款项未报销。姚殷达和任斯琴向本院提交5月和6月的采购明细，5月的采购金额为33022元，6月的采购金额为14040元，共计47062元。姚殷达和任斯琴主张加都加公司已经报销34644元，尚余12418元未报销。加都加公司认可已经报销34644元，但是否还有未报销金额表示不清楚。诉讼中，任斯琴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于2019年7月6日被鲁宁移出“CHATUCHAK”管培沟通群，丧失对“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的管理权，该行为意味着加都加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加都加公司否认其单方解除合同，认为虽然鲁宁将任斯琴和姚殷达移出群聊，但不意味着其二人无法参与管理“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加都加公司向本院提交姚殷达发送的电子邮件一份，标题为“股权转让告知书”，内容为姚殷达和任斯琴拟将持有的宋加洛公司的49%的股权以50万元价格出让，此股权占“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饮品的49%（分红和成本分摊）以及“CHATUCHAK”南锣鼓巷店全部的20%（分红和成本分摊），请各位股东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姚殷达和任斯琴表示其系基于《入股协议书》发送的电子邮件，但实际其并不持有宋加洛公司的股权。另外，姚殷达和任斯琴提交的“妃象制茶”微信群聊显示，刘丽的尾号为xxxx的银行卡与“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的美团系统绑定，由刘丽收取美团公司返还的款项。刘丽认为虽然由其账户接受款项，但相应的款项均用于经营，其本人未私自使用。另查，宋加洛公司系成立于2018年5月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坤，股东为加都加公司。加都加公司系成立于2016年12月1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鲁宁，股东为刘丽、鲁宁和王坤，其中刘丽持股51%，鲁宁持股29%，王坤持股20%。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入股合作协议书》的法律性质；第二，是否应当解除《入股合作协议书》以及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姚殷达和任斯琴计划向宋加洛公司投资49万元，持股49%，但实际需要投资171500元，用于经营“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妃象制茶”饮品。由此可见，姚殷达、任斯琴与加都加公司签订《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在于与加都加公司经营“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的“妃象制茶”饮品，而所谓的持有宋加洛公司的股权也仅是获得饮品业务经营管理权的途径。在签订协议后，加都加公司并没有履行增资程序，为姚殷达和任斯琴办理股东登记手续。虽然姚殷达和任斯琴实际参与了“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妃象制茶”饮品的经营，但“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的经营主体是加都加公司，并非宋加洛公司，宋加洛公司与“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并无任何关系，故姚殷达和任斯琴不可能通过持股宋加洛公司获得“妃象制茶”的经营权。因此，通过各方履行协议的实际内容来看，姚殷达、任斯琴和加都加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其真实意思仅是合作经营“CHATUCHAK”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妃象制茶”饮品，姚殷达和任斯琴所占份额为49%，加都加公司的份额为51%，三方成立的是合作关系，属于合同纠纷。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妃象制茶”饮品业务应当在每月15日分取上月净利润，然而，加都加公司作为负责财务的一方，并没有如期与姚殷达和任斯琴进行对账结算并且进行分红，已经构成违约。姚殷达和任斯琴作为投资且参与经营一方，其合同目的即是获得经营收益，但加都加公司的该种违约行为使得其二人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故姚殷达和任斯琴有权解除合同。另外，鲁宁将姚殷达和任斯琴移出饮品经营群聊以及更换美团系统密码的行为也说明了加都加公司不再有与姚殷达和任斯琴继续合作的意愿，《入股合作协议书》也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因此，姚殷达和任斯琴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由于姚殷达和任斯琴并未在起诉前向加都加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故解除合同通知以本案起诉书送达至加都加公司为准，即合同解除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合同解除后，加都加公司应当与姚殷达、任斯琴进行结算，如果“妃象制茶”饮品业务盈利，则加都加公司应向姚殷达和任斯琴支付利润并返还投资款，如果处于亏损状态，则姚殷达和任斯琴应当按比例承担亏损额。加都加公司作为负责财务一方，持有和保管“妃象制茶”饮品业务的经营数据，故其应当提交该部分证据。但是，加都加公司拒绝提交任何经营数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姚殷达和任斯琴提交的经营数据为真实。姚殷达和任斯琴主张“妃象制茶”饮品业务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的经营成本为792612元，营业额为1217710元，净利润为425098元，姚殷达和任斯琴按照49%的分红比例应分得利润208298元，本院对此予以认定。由于“妃象制茶”饮品业务处于盈利状态，故加都加公司还应将姚殷达和任斯琴支付的投资款207225元返还给二人。关于姚殷达和任斯琴主张的违约金，本院认为，《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第二款的适用前提是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致使公司利益遭受损失，而姚殷达和任斯琴并未举证证明公司或合作项目遭受任何损失，故本院对违约金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姚殷达主张的原料采购款，本院认为，姚殷达已经向本院提交原料采购清单和微信聊天记录，鲁宁在与姚殷达的沟通过程中也未对此提出异议，现加都加公司认可已经向姚殷达支付2019年5月和6月的采购款34644元，故剩余12418元应由加都加公司继续付款。最后，关于刘丽是否应当对加都加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刘丽作为加都加公司持股51%的股东，将其个人账户用于接收公司的经营款项，并且在诉讼中也未举证证明其接收的款项未被其个人使用，该种行为已经构成股东与公司的财务混同，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应当对加都加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姚殷达、任斯琴与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入股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11月8日解除；二、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姚殷达和任斯琴投资款207225元；三、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姚殷达和任斯琴经营利润208298元；四、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姚殷达原料采购款12418元；五、被告刘丽对上述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确定的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原告姚殷达和任斯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32元，保全费3185元，由原告姚殷达和任斯琴共同负担230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加都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刘丽共同负担1001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 策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高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