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921号原告：王兵，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龙，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俞方礼，住江西省广丰县。被告：广州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李晓光。第三人：李晓光，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原告王兵与被告俞方礼、广州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栅公司），第三人李晓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原告王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俞方礼、江栅公司和第三人李晓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俞方礼、江栅公司共同连带向王兵清偿货款54000元及违约金8541元（以24000元为本金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8年12月31日暂计至2019年11月29日共计333天为3996元，以30000元为本金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1月30日暂计至2019年11月29日共计303天为4545元）；2.俞方礼、江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俞方礼与由李晓光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江栅公司共同作为事实上买卖合同的买方，在2018年3月至6月期间向王兵订购油漆材料，并指定收货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古坝村古东工业区华业街9号，该收货地址是江栅公司的住所地。王兵已按约履行完毕交货义务，但俞方礼与江栅公司尚欠货款54000元。2018年12月7日，俞方礼与江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光共同向王兵出具《欠条》，《欠条》内容是由李晓光起草，落款“广州市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李晓光”是由李晓光本人签署，落款“俞方礼”由俞方礼本人签署。李晓光系江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兼高管，其在《欠条》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代表公司，江栅公司应当按照《欠条》内容承担清偿货款及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俞方礼既不是江栅公司股东，也不是该公司职员，其签署《欠条》时并未出示任何授权文件以证明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在王兵催讨货款时多次承诺还款。因此，俞方礼签署《欠条》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仅仅代表其个人作为合同相对方之一，承诺向王兵偿还货款。诉讼中，王兵明确其主张的违约金应计算至全部货款清偿完毕。被告俞方礼、江栅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王兵起初以俞方礼、李晓光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系根据俞方礼、李晓光的要求将油漆材料送至指定收货单位“灏逸木工厂”，该工厂隶属于广州市灏逸景观设施有限公司。为证明该主张，王兵提供了《欠条》、《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欠条》为原件，手写记载“现欠王兵油漆款54000元（大写伍万肆仟圆整）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24000元（大写贰万肆仟圆整），剩余30000元（大写叁万圆整）2019年1月30日前付清，如未按时付款，按每批次付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上述手写内容下方由上到下依次有手写的“广州市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俞方礼”“李晓光”字样，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7日。《送货单》共计15张，均为原件，《送货单》名称上方均有“名山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字样，收货单位处书写为“灏逸工厂”、“灏逸木工厂”或“灏逸木工”，记载的送货日期在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货款金额合计为86637元。王兵在该些送货单的“制单”或者“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则有“陈天明”“徐胜兰”“俞直龙”等字样签名，有3张《送货单》中出现了“李晓光”字样签名，无《送货单》有“俞方礼”字样签名。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兵在2019年9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多次向俞方礼微信账户发送信息进行催讨货款，俞方礼曾回应“款还没有到位，工厂都是停工”，王兵还表示“俞总你那工厂的板要处理是吗？我有个朋友想要，你看多少钱一张？我给你处理来，抵账我的货款！”，俞方礼未明确回应是否同意。王兵在2020年1月催讨货款时，俞方礼回应“王总，20年会付清你的款，年前真没办法。对不住。”后王兵又问“俞总开工没有？你本来说好2018年前付给我尾款共54000元！到现在你一分钱都没付给我！请你想办法付货款给我！谢谢”，俞方礼回应“还没有开工”，王兵表示“欠我54000元！你想法也要给我付点吧？我公司那里我已给你垫付了！到现在我也缺钱周转！”，俞方礼回应“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开工，开工后回复你”。诉讼中，王兵确认其除15张《送货单》项下交易外未再与俞方礼开展过其他交易，一共仅交付价值86637元的货物。另查明，李晓光曾多次以微信转账方式向王兵付款，其中于2018年7月21日支付2000元，于2018年8月10日支付10000元，于2018年8月31日支付7000元，于2018年12月7日支付5000元，合计24000元。诉讼中，王兵主张，货款原本为86637元，后王兵同意俞方礼仅支付78000元，在李晓光代俞方礼支付24000元后就尚欠54000元，除李晓光支付的24000元外，王兵未再收到过其他款项，后来李晓光让王兵去找俞方礼催款。再查明，江栅公司系成立于2017年8月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古坝村古东工业区华业街**（以下简称华业街**），股东为俞直龙、李晓光，李晓光担任法定代表人。诉讼中，王兵主张，俞方礼经营灏逸木工厂，也是江栅公司的老板，陈天明是灏逸木工厂的厂长，《送货单》中出现的其他签收人都是灏逸木工长的员工，李晓光仅系江栅公司的员工，李晓光是为俞方礼做事；灏逸木工厂是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的，王兵只知道要将货物送至灏逸木工厂，而灏逸木工厂所在的华业街9号没有悬挂任何公司的标识；在交易过程中，是由俞方礼通过微信和电话方式下单，俞方礼是代表其个人下单，俞方礼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没有提及江栅公司，王兵也不知道江栅公司的存在，后来向李晓光催款时李晓光才表示由江栅公司承担责任，经查询才知道华业街9号登记的是江栅公司；前述《欠条》是王兵前往华业街9号催款时出具，当时俞方礼和李晓光均在该处，《欠条》由李晓光起草，落款处江栅公司的名称是由李晓光书写。王兵还主张，在2018年8月向李晓光催款时，李晓光曾向王兵出具一张《欠条》，在该《欠条》中也有书写江栅公司的名称。又查明，诉讼中，俞方礼向本院提交了其出具的《追加被告申请书》和有江栅公司加盖公章的《关于欠条说明》。俞方礼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主张，俞方礼系代表江栅公司签署《欠条》，该债权债务应归于公司，与俞方礼无关。江栅公司在《关于欠条说明》中主张，江栅公司与王兵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江栅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曾委托俞方礼代为与王兵确认货款，俞方礼签字行为系代表江栅公司，对俞方礼签署的欠条，法律后果由江栅公司承担。在本院向王兵送达《关于欠条说明》后，王兵申请撤回对李晓光的起诉并申请追加江栅公司作为本案被告，认为现有证据已证明李晓光系江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光在《欠条》上的签字行为系以公司名义而非自身名义签订，代表的是公司，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江栅公司以及作为合同相对方之一的俞方礼承担，江栅公司在其提起本案诉讼后方才出具《关于欠条说明》以追认俞方礼的签字行为，旨在帮助俞方礼逃避法律责任，将所有债务转移给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江栅公司，合同的实际相对方是俞方礼，江栅公司只是在后来才以债务加入的方式加入到债务中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俞方礼、江栅公司、李晓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未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与王兵发生买卖交易的相对方应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王兵确认其送货地址是华业街9号，且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7日的《欠条》也是其前往该处催款时取得，而该地址即为江栅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址。第二、所有《送货单》均未出现俞方礼的签名，而是出现了作为江栅公司股东的俞直龙以及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的李晓光姓名字样的签名，至于其他签名人员，也无证据证明与俞方礼存在关系。第三、从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7日的《欠条》落款的书写形式来看，江栅公司的名称和俞方礼、李晓光的签名呈现由上到下依次排列的顺序，关于俞方礼系以江栅公司名义签署《欠条》的事实存在可能性。第四、本案中俞方礼的《追加被告申请书》和江栅公司的《关于欠条说明》是由俞方礼一并向本院提交，也反映了俞方礼具有代表江栅公司的一定权限。第五、王兵关于灏逸木工厂系由俞方礼经营、俞方礼系江栅公司老板、李晓光系为俞方礼做事等说法，均无证据予以证明。第六、王兵与俞方礼的微信对话内容不足以反映俞方礼作出了确认其个人系交易相对方或者其个人愿意承担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第七、王兵已收取的24000元货款均系由江栅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的李晓光支付，无俞方礼个人向王兵支付货款的证据。第八、江栅公司在《关于欠条说明》中明确认可了其与王兵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俞方礼的签字行为系受其委托。综上，与王兵发生买卖交易的相对方系江栅公司而非俞方礼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王兵与江栅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各自义务。江栅公司未按照其在《欠条》中承诺的时间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承当违约责任。王兵有权要求江栅公司清偿货款54000元并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江栅公司在《欠条》中承诺的系“按每批次付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而非承诺违约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王兵要求违约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缺乏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院酌情认定2019年8月20日前的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违约金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2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31日起、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0日起，均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54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经核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违约金为1385.8元｛［（24000元×232天）+（30000元×202天）］×4.35%÷365｝。如前所述，俞方礼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方，王兵要求俞方礼清偿货款并支付违约金，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兵清偿货款54000元；二、被告广州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兵支付违约金（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违约金为1385.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违约金以54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4元，由原告王兵负担142元，由被告广州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222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兵、被告广州江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被告俞方礼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晓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袁微书记员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