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冀08行赔初1号 原告张黎，女，1936年7月20日出生，住承德市双桥区。 原告王天博，男，1993年4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王秀菊（系原告张黎之女），女，1970年7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赵常忠，男，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承德市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000005143438。 法定代表人常丽虹，女，市长。 委托代理人吴启东，女。 委托代理人宋连生，男，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黎、王天博诉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7）冀08行初132号行政赔偿判决，原告张黎、王天博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2月1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行赔终25号行政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黎、王天博的委托代理人王秀菊、赵常忠；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启东、宋连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诉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承德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9月2日作出承政赔决字（2012）1号不予赔偿决定：对二申请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原告张黎、王天博诉称：承德市人民政府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的两项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一）王建祥对本案诉争的房屋即不享有所有权，同时两原告也没有授权王建祥在任何法律文书上签字，因此，王建祥签字对两原告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1）承德市双桥区院内私产平房两处，建筑面积分别为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及本案诉争的经“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及西直门用电段同意在北京三处”均属于原告张黎及丈夫王发起所有，王建祥对以上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因此，王建祥无权就以上房屋签订安置协议书予以处分；（2）王发起生前立下遗嘱，将本案诉争房屋中属于其自己的份额部分留给原告王天博继承，原告王天博对本案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3）2004年8月27日，原告王天博被王秀菊及王建国合法收养，王秀菊及王建国在王天博未成年之前系王天博的法定监护人，凡是涉及王天博的一切法律行为必须经过监护人王秀菊及王建国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收养法》的规定，自办理收养之日起，被收养人王天博与生父王建祥之间的父子关系自然丧失，王建祥不再是王天博的法定监护人，无权代表王天博从事任何法律行为，否则无效。（4）两原告没有授权王建祥处理本案诉争房屋的拆迁事宜，更没有授权王建祥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因此，在没有得到两原告追认的情况下，王建祥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对两原告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二）被告在《不予赔偿的决定书》中所主张的王建祥签字的安置协议涉及的房屋实际只是原告张黎与丈夫王发起在承德市双桥区院内拥有的私产平房两处，建筑面积分别为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合计57.68平方米，该安置协议并不涉及本案诉争的“经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及西直门用电务段同意在北京三处的房屋”，被告非法将本案诉争的“25平方米平房一处、30平方米平房三处”拆除并没有给两原告任何形式的补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被告将原告所有的以上房屋非法拆除应该对原告进行赔偿，原告的赔偿请求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被告在《不予赔偿的决定书》中所主张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三）被告在《不予赔偿的决定书》中所主张原告赔偿请求超过了2年的赔偿时效不能成立。2009年11月14日承德市三年大变样东园林工作组非法将原告所有的房屋拆除后，两原告无数次找三年大变样办公室、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要求安置补偿，但这些部门对原告的要求不予以理睬。2010年两原告先后向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申请，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及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分别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0年9月10日作出判决，判决承德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1年11月11日，原告张黎、王天博以特快专递方式分别向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递交了《行政起诉状》、《行政赔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对非法拆除原告的房屋给予赔偿。后中国邮政客服11185短信回复称：以上三级法院已经收两原告递交的《行政起诉状》、《行政赔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但是以上三级法院对原告递交的起诉状是否予以立案没有答复。无奈，原告到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询问是否立案情况，该法院立案庭答复称，承德市人民政府有令，凡是涉及三年大变样的案件法院不予立案，原告对双桥区人民法院的该答复进行了录音（现原告对该录音已经刻制了光盘）。自2009年11月14日，被告将原告房屋非法拆除，两年赔偿时效截止日期应为2011年11月14日，在这两年期间，两原告分别以2010年提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及2011年11月11日向三级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多种方式主张自己的赔偿请求权，根据我国法律关于权利人以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两原告行政赔偿请求权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当庭将此改为赔偿时效）。被告关于原告赔偿请求超过赔偿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两原告对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2012年9月2日作出的承政赔决字（2012）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服，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处被告对非法拆除原告所有的“25平方米平房一处、30平方米平房三处”给予赔偿。 原告张黎、王天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向承德市人民政府邮寄的《行政赔偿申请书》；（2）《特快专递回执》。拟证明：2012年7月11日原告以特快专递方式向承德市人民政府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请求三年大变样对非法拆除的“经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及西直门电务段同意在北京三处”给两申请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2、（1）承德市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承政赔决字（2012）1号]；（2）收到《不予赔偿决定书》的快递单。拟证明：2012年9月19日原告收到承德市人民政府邮寄的《不予赔偿决定书》。 3、（1）《行政赔偿起诉状》；（2）邮寄《行政赔偿起诉状》的快递回执。拟证明：原告于2012年12月9日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赔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 4、《铁路职工房屋租赁契约》。拟证明：（1）原告张黎之夫王发起系北京铁路局职工；（2）被告非法强制拆除的房屋原系北京铁路局租赁给王发起一家的公租房，2008年7月30日，原告张黎与丈夫王发起以优惠价格予以购买，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发起；（3）经房屋所有权人及国有土地合法使用人北京铁路局所属各站、段书面同意所建房屋应按照私房予以对待。 5、1994年8月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出具的《书面证明》。拟证明：（1）为解决王发起四个大龄子女结婚、居住困难，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同意王发起在自家院落兴建25平方米平房一处，即涉案房屋；（2）按《若干问题的说明》、承德市房屋拆迁惯例及原告邻居田培英家同类被拆迁房屋补偿安置的实际情况，经过北京铁路局所属承德车务段同意接建的该25平方米房屋一处，应视同合法私产给予拆迁安置补偿；但被告将该房屋非法拆除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应承担赔偿责任。 6、（1）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电务段1996年10月出具的《书面证明》；（2）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命令；（3）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就“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电务段1996年10月出具的证明”作出的《文书检验司法鉴定书》；（4）2012年9月11日北京电务段财务科出具的书面证明；（5）北京铁路分局2014年卷中记录的2013年北京铁路分局基层单位设置表；（6）王秀菊身份证。拟证明：（1）原告张黎之女王秀菊调入北京铁路局西直门电务段后，无法解决住房问题，经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电务段同意王秀菊在户口所在地承德院即原告张黎自家院落接建30平方米平房三处，即本案诉争房屋；（2）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电务段1996年10月出具的证明王秀菊及丈夫王建国在王秀菊户口所在地、父母所有的承德借款3000元的事实存在；（3）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命令”上的公章与“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电务段1996年10月份出具的书面证明”上的公章一致，证明真实、合法、有效；（4）按照《若干问题的说明》、承德市房屋拆迁惯例及原告邻居田培英家同类被拆迁房屋补偿安置的实际情况，经过北京铁路局西直门电务段同意接建的该30平方米房三处，应视同合法私产给予拆迁安置补偿，但被告将该房屋非法拆除没有给予原告任何补偿，应承担赔偿责任；（5）西直门电务段与承德车务段、怀北机务段等同属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基层单位，该国有土地所有权人为北京铁路局。 7、《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查登记表》。拟证明：（1）原告张黎之女儿王秀菊2012年9月在承德市征得工作人员的同意，就原告房屋拆迁《档案材料》中存有的《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查登记表》予以拍照；（2）在该《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查登记表》的“备注”栏内，拆迁部门手写明确载明“棚子”四处，即本案诉争的四处平房。 8、承德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在（2015）双桥行初字第12号案开庭过程中提交的行政答辩状。拟证明：该行政答辩状中载明“原告起诉状中述及的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擅自将其自建的25平方米平房和30平方米（三处）平房非法拆除，要求赔偿损失，属于侵权之诉，……，原告诉称的房屋已经灭失”。 9、（1）北京铁路局怀北机务段、承德市第十六中（原铁路中学）证明；（2）双桥区人民法院(2010)双桥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3）《若干问题的说明》。拟证明：（1）原告邻居田培英家一处27.95平房米、一处27.95平方米房屋，按照以往惯例视同私产，拆迁工作组给予田培英90平方米楼房两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冀建复字[2010]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0）双桥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均对经过北京铁路局各站段同意接建的房屋按照以往惯例视同合法私产予以拆迁补偿给予了确认；（2）两原告本诉所涉及的“25平方米平房一处、30平方米平房三处”，与田培英的两处被拆迁房屋系属同一类房屋，被告也应该给予赔偿。 10、（1）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范法官2011年7月21日为原告出具的《收条》；拟证明：2011年7月21日，原告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赔偿起诉状》及诉讼材料，提起确认被告非法拆除原告本案所述房屋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诉讼，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范法官为原告出具了《收条》；（2）2011年8月8日承德中院立案庭范法官当面退回原告《行政起诉状》的《收回收条》、录音、《光盘》及《整理的文字材料》；拟证明：2011年8月8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范法官当面退回原告行政赔偿起诉状并当面说：“涉及三年大变样的案子，承德市人民政府不让立案…”同时联系了时任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叶庭长；（3）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叶庭长《录音》、光盘及《整理的文字材料》；拟证明：2018年8月8日，叶庭长告知原告“涉及三年大变样的、市政府不让立案，我们帮助联系三年大变样”。（4）2011年9月14日原告向双桥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手续；拟证明：原告2011年9月14日就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0）双桥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5）2011年11月10日，原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的《受理序号》条；拟证明：2011年8月12日、11月10日王秀菊分别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的“承德市不让立案、申请双桥法院强制执行而至今不执行，已快到两年诉讼期限”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接待的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让原告2011年11月14日前邮寄诉状（分别给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赔偿起诉状》）。（6）2011年11月11日原告分别向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赔偿起诉状》及相关诉讼材料《特快专递》回执及中国邮政客服11185短信回复。拟证明：自2009年11月14日，被告将原告所诉本案房屋被非法拆除，两年赔偿时效截止日期应为2011年11月14日。2011年11月11日原告向三级法院分别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张自己的赔偿请求。以上这些证据证实：根据我国法律“关于权利人以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的赔偿时效中断”的规定，两原告行政赔偿请求权并没有超过两年赔偿申请时效的规定，被告在《不予赔偿决定书》中所述“原告赔偿请求超过赔偿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11、原告张黎身份证。拟证明：（1）原告张黎家庭住址为承德市双桥区；（2）三年大变样总指挥部办公室未经申请人同意将属于原告所有的本案涉案房屋非法拆除，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按照《物权法》、《民法通则》、《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规定，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对其所属的承德市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总指挥部办公室非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原告没有授权王建祥处理本案诉争房屋的拆迁事宜，更没有授权王建祥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因此，王建祥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对两原告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4）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的，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12、（1）原告王天博身份证。拟证明：2004年8月27日，原告王天博被王秀菊及王建国合法收养，原告王天博与王秀菊及王建国形成了父母子女的法律关系，王秀菊及王建国在王天博未成年之前系王天博的法定监护人，凡是涉及王天博的一切法律行为必须经过监护人王秀菊及王建国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2）原告王天博被王秀菊及王建国合法收养的收养登记证。拟证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自办理收养之日起，被收养人王天博与生父王建祥之间的父子关系自然丧失，王建祥不再是王天博的法定监护人，无权代表王天博从事任何法律行为，否则无效。 13、（1）王发起死亡医学证明书；（2）王发起生前所立遗嘱；（3）王秀菊、王建国与王天博签订的赠予协议。拟证明：王发起生前立下遗嘱，将本案诉争房屋中属于其自己的部分留给原告王天博继承，王秀菊、王建国将1996年10月北京分局西直门电务段批准接建30平方米平房三处房屋赠予王天博。原告王天博对本案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被告非法将该房屋拆除，原告王天博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赔偿。 14、（1）王建祥患有××的《病历》、《诊断证明》；（2）王建祥所在的街道及社区开具的《证明》及《介绍信》。拟证明：（1）2005年王发起去世及王建祥离婚后，王建祥开始有精神疾病，王建祥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其所签字及所从事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均属于无效；（2）王建祥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即《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查登记表》（2004年、2007年）、“证据二”即2009年11月13日《东园林拆迁区域房拆迁补偿标准认定》上的签字均属无效。 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张黎之夫王发起（房屋所有权人，已故）在双桥区院内有私产平房两处，建筑面积分别为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合计为57.68平方米。2008年7月3日承德市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派出东园林工作组，对东园林区域实施拆迁。2009年11月13日申请人张黎及其子王建祥（房屋使用人）与东园林工作组自愿达成安置协议，给张黎及王建祥安置两套80平方米楼房，交差价款15万元整，同日下午四时王建祥在交房验收单签字认可，当时在场的人员有验收人周斌，接收人郭英杰，公证处人员甄某，拆迁组主任贾连生。2009年11月14日东园林拆迁工作组实施拆迁。二、2004年11月24日的承德市房屋拆迁勘察登记表中，有新居宅1组47号院内房屋平面示意图，不存在原告说的“25平方米平房一处、30平方米平房三处”，原告家人于2007年7月31日在勘察登记表中签字确认。三、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张黎及其子王建祥与拆迁工作组已达成安置协议，同意交房拆迁，王建祥已签字认可，东园林工作组实施拆迁未侵害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四、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从2009年11月13日原告及其子王建祥与东园林工作组自愿达成安置协议之日，已超过两年。原告的赔偿请求已超出赔偿请求时效。综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本机关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正确。 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查登记表》（2004年、2007年）。拟证明：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没有原告主张的未予补偿的其他房屋。 2、2009年11月13日《东园林拆迁区域35户平房拆迁补偿标准认定单》。拟证明：从时间上支持赔偿请求时效为两年，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经调解已经达成一致拆迁安置意见。房屋拆迁是房屋实际使用人交付拆迁的，并非非法拆迁。 3、2012年12月6日北京京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05年3月18日铁路机构改革以前承德地区铁路的房屋维修、大修、翻建、扩建、新建和房产的管理等，均由北京铁路局承德建筑段负责，其他任何站段均无此权利，也就是说原告提供的所谓同意插建证明不真实。 4、承德市人民政府承政复决字（2010）第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张黎的复议请求：（1）确认2009年11月14日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拆除新居宅47号院行为违法；（2）赔偿请求人损失250万元，复议决定认为：申请人及其子王建祥与拆迁工作组已达成安置协议，同意交房拆迁，王建祥已经签字认可，被申请人实施拆迁未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复议结果：维持被申请人2009年11月14日对双桥区院内房屋的拆迁的具体行政行为。拟证明：对原告的赔偿请求承德市人民政府已经作出过处理，该复议决定已经生效，原告重新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不应支持。 5、承德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拆迁纠纷裁决书（承市征裁字[2016]第001号）。拟证明：原告主张的“被违法拆迁的房屋”，曾向承德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提出过拆迁纠纷裁决，征收办作出的拆迁纠纷裁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两份证明，未能提供原件。也无法查证其真实性。两份证明也不能确认申请人为房屋所有权人即被拆迁人，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申请人提交的两份证明所指向的房屋在摸底勘查登记表上不存在，且申请人亦无有效证据证明其要求安置的房屋客观存在。”，据此驳回了申请人的裁决请求。 6、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终17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承市征裁字（2016）第001号）拆迁纠纷裁决书已经生效。 二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1）认可登记表中“居住人口、公产房、批示房及无照房、无照棚子”的名称记载，但对表中房屋间数及面积及平面示意图的记载不认可，因为该登记表中“房屋间数、面积及平面示意图”的记载与实际不符；原告认可登记表中“棚子”的名称记载，但原告认为该房屋用“棚子”来表述用词不准确；（2）不认可登记表中王建祥及王发起签字，理由：居住人无王建祥，自2005年王发起去世及王建祥离婚后，王建祥开始有精神疾病，王建祥所签字及所从事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均属无效；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1）王建祥不是房屋所有权人，其无权代表房屋产权人发表任何意见并签字；（2）2005年王发起去世及王建祥离婚后，王建祥开始有精神疾病；王建祥所签字及所从事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均属于无效。3、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经原告到北京京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核实，该公司及分公司称没有出具过此证明。4、5、6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与本案无关联性。 委托代理人王秀菊补充质证意见如下：我们收到的承德市人民政府第29号行政复议决定里面载明：“可在接到十五日之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15日内向双桥区法院提起诉讼，当时一个女副院长答复“涉及到三年大变样的不让立案”（我们有录音）。这和中院当时立案庭的范法官、时任行政庭的叶庭长答复一样。我曾说“要是超过诉讼时效怎么办？”当时的那个副院长说“不计算在诉讼时效内”。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3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4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拆除时原告的房屋已经房改了；证明目的也不认可。5号证据即94年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从该证明的表述来看，如果是1994年出具的应该是批示。即使1994年有批示准许房屋，是不是实际建设了原告无法证明。第6组证据中（1）号“1996年接建的房屋1996年出具证明”是不符合常理的。第6组（2）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6组(3)号鉴定结论不认可，是原告单方委托的，应该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鉴定结论只说了公章的一致性没有说形成时间。第6组（4）号证明只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6组（5）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6组（6）号身份真实性请合议庭核实。7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明了登记表没有双方争议房屋存在。8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9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正是复议维持我们作出的行政裁决，我们的裁决被双桥区法院撤销了。对实施办法也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10号证据即原告立案的过程以及信访表达的过程我们不清楚。本案中我们作出两个复议决定，如果说原告对前一个复议决定不服是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因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已经生效了。11号证据的真实性请求合议庭依法进行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12号证据的真实性请求合议庭依法进行核实，我们无法判决真实性，收养关系不代表房屋所有权发生变化。13号证据即死亡证明没有异议，遗嘱的真实性不能确认。14号证据真实性请合议庭予以核实。时间都是2010年以后补充的，王建祥签字是2009年，现场勘察表签字是2007年，都是在原告提交14号证据之前，这组无法证明在2009年王建祥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是一个效力问题，也不是行政赔偿问题。 经庭审质证、认证，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确认如下：被告出示的1、2、4、5、6号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相互关联，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3号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被告未提供原件，所以，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原告出示的1、2、3、7、8、9、11、12、1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1、7、8、9、11、12、13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4号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14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1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确认;对第6组证据中的（6）号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对第6组证据中的其他五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黎之夫王发起（房屋所有权人，已故）在承德市双桥区院内（承德市东园林小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拆迁区域）有私产平房两处，建筑面积分别为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合计为57.68平方米。在2004年11月24日《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察登记表》（编号128）上标有：产权人姓名王发起；现居住家庭人口张黎（夫妻）、王天博（孙子）、王建祥（儿子）、孙朝旭（儿媳）；公房建筑面积35.18平方米（产权证号00××30）、无照房建筑面积22.50平方米（临建批复.城建字第158号）、无照建筑面积1.09平方米（附平面示意图）；在“备注栏”内标有：地面3.6＊2.5＝8.64（有手印）；棚子（划掉）3.6＊2.4＝8.64（有手印）；棚子1＊1.5＝1.5（划掉并有手印）、2＊2＝4（划掉并有手印）、1.5＊2＝3（划掉并有手印）；上述三个棚子加在一起为8.5；房屋坐落平面示意图；王建祥于2007年7月31日（拆迁前核实时）签字、王发起（2004年11月24日初统时）签字。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非法拆除的房屋并要求赔偿”的正是上述表中“备注栏内被划掉并有手印的棚子（二原告认为此‘棚子’即是其所要求赔偿的‘房子’）”。庭审中原告指出“30平方米平房三处”，是三处平房合计30平方米。 2008年7月3日承德市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派出东园林工作组，对东园林区域实施拆迁。2009年11月13日申请人张黎及其子王建祥（房屋使用人）与东园林工作组自愿达成安置协议（针对的是上述表中建筑面积分别为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给申请人张黎及王建祥安置两套80平方米楼房（已实际交付），交差价款15万元整，同日下午四时王建祥在交房验收单签字认可，当时在场的人员有验收人周斌，接收人郭英杰，公证处在场人员甄某，拆迁组主任贾连生。2009年11月14日东园林拆迁工作组实施拆迁。 2016年10月20日，承德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作出承市征裁字（2016）第001号拆迁纠纷裁决：驳回申请人（本案二原告）的裁决请求。后经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复议（维持该裁决）；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5行初109号行政判决（驳回二原告诉讼请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终17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违法征收、征用财产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本案中，被告征收原告张黎之夫王发起（房屋所有权人，已故）在承德市双桥区院内私产平房两处，2004年11月24日原被告双方对现场勘察确认，2009年11月13日，被告经与张黎、王建祥协商一致并由王建祥签字确认，针对原告47号院内的私产平房两处，即“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私产平房两处”，达成“安置其两套80平方米楼房，交差价款拾伍万元整”的协议。2009年11月13日自愿达成安置协议后，原告张黎之子王建祥在交房验收单签字认可，次日拆迁工作组实施拆迁。综上，被告征收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征收行为合法。 二原告诉称未予补偿的“自建的25平方米平房一处、30平方米平房三处”，在2004年11月24日原被告双方对现场勘察确认，即编号128《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察登记表》中，“备注栏内的‘棚子’即是其所要求赔偿的‘房子’”，而此‘棚子’在表内显示的是：已被“划掉并有手印”。二原告主张其“自建的25平方米平房一处、30平方米平房三处”被非法拆除，无证据证实该房屋真实存在。 二原告不认可王建祥在《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察登记表》、《东园林拆迁区域35户平房拆迁补偿标准认定单》上的签字，却对依据《承德市房屋拆迁现场勘察登记表》得到补偿的“两套80平方米楼房”（针对的是上述表中建筑面积分别为35.18平方米和22.50平方米）不持异议，二原告对同一个登记表中的内容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前后矛盾。 综上，被告实施的拆迁行为合法，并未侵害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二原告被拆房屋已经过合法程序得到补偿。被告于2012年9月2日作出的承政赔决字（2012）1号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黎、王天博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小龙 审 判 员  刘连起 人民陪审员  支润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李 挺 书 记 员  韩东旭 判后提示 适用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上诉 如果当事人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有权提起上诉，且需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并按河北省高级人民指定的银行账号交纳上诉费。上诉时交纳与一审判决同等数额的上诉费，上诉费直接汇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建设银行中华南大街的13001615008050531659账号，上诉期满七日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如果当事人申请减免缓交上诉费，须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交上诉费，将失去上诉权；如果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是法定节假日的顺延至工作日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