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5196号原告（反诉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泉平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平定县冠山镇红卫村。法定代表人：刘恭，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霄智，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润，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天津胜宝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西侧岭尚家园69号楼-7。法定代表人：康明利，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北京市名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泉平定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胜宝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被告天津胜宝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反诉，本院亦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霄智、张润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5601755.60元，并赔偿自2016年2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货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50%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初，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被告代理原告与江苏沙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煤炭买卖业务及交货、结算事宜，原告支付被告代理费104元每吨，委托代理协议同时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为了履行即将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原告于2015年11月至12月间将26994.34吨煤炭发往被告指定地点，因与江苏沙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迟迟不能签订，加之煤炭价格波动，原告遂以下设全资子公司平定德运昌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15年12月16日与被告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被告以每吨438元的价格（即销售单价495元，扣除存储煤炭产生的全部费用每吨57元）将其中的14000吨煤炭对外销售。之后，被告将销售13657.46吨煤炭后所得货款5981967.48元支付原告，原告已足额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6年4月，被告征得原告同意后，将剩余煤炭13336.88吨，以每吨495元的价格对外销售，但被告仅支付货款100万元，余款至今不付。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扣减存储煤炭产生的费用后支付剩余货款，被告一直推脱，原告认为被告迟延付款，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予公正判决。被告辩称，首先，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原告的诉请不论从结算的数量、总额都是不对的，同时，起诉的事实理由不符，实际情况是，2015年9月23日山西煤炭集团平定公司与王伟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王伟代理江苏沙钢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业务，双方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王伟专门成立了被告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办理完成工商登记后。原告与被告公司于2015年11月初，重新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代理费是每吨104元。此后，被告公司向江苏沙钢集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满足招标要求，期间，为了满足其要求，将26994.34顿煤炭运至天津港，被告公司组织沙钢集团对煤炭进行考察。后，原告公司为加快周转，通过其下属公司（平定德运昌物流公司）指定被告公司将煤炭卖掉，2015年12月16日，平定德运昌公司与被告公司签署煤炭买卖合同将14000吨煤炭销售，约定结算价格为每吨438元，售出后双方进行了结算。2016年1月，经被告公司的工作，原告公司顺利中标沙钢业务，原告与张家港保税区沙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签订炼焦煤买卖合同，数量2万吨，交货期为2016年2月1日至3月5日，此后，德运昌公司再次指定被告公司为了加快周转，减少库存成本，将剩余煤炭尽快卖出，由于双方约定的结算价格与上次的一致，故没有另行签订合同，2016年2月20日，据原告向沙钢交货约定的最后的日期还有两周，原告向沙钢公司递交合同延期申请，要求延期至2016年4月20日，同时，原告向被告公司表示适当延期可以保证供货，在此情况下，被告公司将剩余煤炭于2016年2月底卖出，并一直催促原告抓紧时间备货，以保证向沙钢供货。2016年4月5日，原告向沙钢炉料公司递交合同解除申请，表示无法交货，此后原告与沙钢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定由于原告违约，中止原炼焦煤买卖合同，原告向沙钢支付违约金，由于原告首次对沙钢中标即根本违约不能供货，直接导致沙钢不再允许原告参与投标，而被告公司为了能够和沙钢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进行的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化为乌有，原告的违约行为给被告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2016年6月，经原告与被告协商，扣除了原告应赔偿的损失后，支付100万元后，各方没有纠纷。被告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的委托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全面履行，委托人在委托受托人开展沙钢业务中，为了加速周转，指定受托人将本应卖给沙钢的煤炭另行售出，加之原告对市场价格动向的判断失误，导致无法向沙钢交货，受托人完全履行了委托合同的各项义务，委托人应当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向受托人支付报酬，以及偿还未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并支付利息，由于委托人对沙钢的根本性违约，给受托人造成的重大损失，委托人应该赔偿，约定了每吨438元含税，扣除税的价格是每吨374.3589元，第二批煤炭总共售出10400.92吨，剩余货款的总额含税4555602.96元，扣除税3893677.74元不足以支付受托人的报酬以及赔偿损失的总额。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代理费2565368元；2、请求判令被反诉人支付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属于处理委托事物代付的港杂费、仓储费、运费936397.5元，从垫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截止至提起反诉之日暂记184216.7元；3、请求判令被告偿还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未开增值税发票税费）791881.54元并从垫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支付利息，截止至提起反诉之日暂记135589.99元；4、请求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经济损失1740960.68元；5、请求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与上述答辩意见一致。反诉被告辩称，被告反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项反诉要求支付代理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代理原告与沙钢的业务，原告货物到天津港后到沙钢是两个代理范围，合同约定代理费支付，前提是装船动态，煤炭到天津港后被告安排装船事宜等，原告向沙钢到天津港后被告接到装船动态才产生代理费，原告解除与沙钢合作协议被告参与其中，原告没有向沙钢供货，被告没有实施业务行为，代理费并不存在，被告主张缺乏实施依据。每吨104元指与沙钢的业务的代理费，被告现要求按104元每吨不清楚被告依据。2、港杂费、仓储费、运费的利息，德运昌与被告26000吨中的第一批13000吨已经结算，不存在港杂费、仓储费、运费，要求支付港杂费、仓储费、运费不合理。第二批133386.88吨在从2015.12.10运到天津港至2016.2.27卖出之前，堆存在天津港的费用被告提供证据原告可以支付；3、发票费用没有法律、事实依据。原告开票才能交税，被告将133386.88吨卖给他人税费需被告承担，是被告的纳税义务。原告已经将税票给被告了。4、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事实依据。被告提交的企业信息中被告公司经营煤炭开发、咨询、服务，零售业务，软件开发与本案事实没有关系。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另，被告成立于2015，与原告没有关系，营业期限30年，代理协议前提是与沙钢业务。原告不存在违约，原告与沙钢业务变化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是情势变更，没有违约。德运昌出具情况说明136660吨是被告同意将煤炭卖给被告，被告的陈述需要证据，其没有提供证据，造成损失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各项反诉请求不成立。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初，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原告）委托乙方（被告）代理原告与江苏沙钢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煤炭买卖业务，包括货物到达天津港后直至到达江苏沙钢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指定的卸货场地的相关业务。合同约定。甲方代理该业务的代理费包含港杂费、船运费、劳务费等费用，代理费根据供货合同每月一定。2015年11月份的代理费为104元每吨（含税6%），乙方应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票据。港杂费、仓储费、装船费、人工费、航运费等由乙方在代理费中支付，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委托代理协议同时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被告公司指定王伟为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公司进行关于煤炭业务的洽谈及合同内容的确立等一切煤炭业务相关事宜。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即开始运作原告与江苏沙钢集团建立煤炭买卖业务事宜。审理中，原、被告均称，为满足沙钢集团招标要求，原告在2015年12月间将26994.34吨煤炭运至天津港，被告遂组织江苏沙钢集团人员至天津港对原告煤炭库存进行了考察，考察后，2016年1月原告中标沙钢集团业务，与张家港保税区沙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签订了《炼焦煤买卖合同》，合同数量20000吨，交货期为2016年2月1日至3月5日。沙钢集团考察原告煤炭库存后，原告为加快其资金周转，于2015年12月16日指定其下属公司平定德运昌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将上述26994.34吨煤炭中的14000吨出售给被告，含税价格438元/吨，双方最终实际交易煤炭数量13657.46吨，销售单价495元/吨，扣除存储煤炭产生的全部费用57元/吨，上述煤炭含税价格为438元/吨，被告公司已将应付煤炭款5981967.48元支付给平定德运昌物流有限公司。审理中，被告提供的其同案外人内蒙古友泰新能源有限公司在2016年1月1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显示，双方交易数量为15000吨，单价505元（平仓现金价）。被告称，上述与平定德运昌物流有限公司交易的煤炭其通过该合同出售给了内蒙古友泰新能源有限公司。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2016年2月间指定被告将剩余煤炭再行出售，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原告也没有指定其他下属公司与被告签订书面的煤炭买卖合同，但对于合同关系均认为系上笔煤炭买卖合同之延续，同时，对于被告就剩余煤炭出售后已支付原告100万元煤炭款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于此次交易，原、被告在事实方面存在分歧。首先，对于成交数量，原告认为应当是总量26994.34吨减去已成交的13657.46吨即13336.88吨为交易数量。而被告出具了一份其在2016年2月27日再次与案外人内蒙古友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显示交易数量为11000吨，单价510元（平仓现金价含税），被告藉此称剩余煤炭数量销售时实际确认数为10400吨。对于数量上的差异，被告称系煤炭本身属性所致。其次，对于交易价格，原告仍按495元/吨主张，但认可存在储运费，同意按扣除储运费及已支付的100万元后的数额支付，但对于被告主张的936397.5元的费用不认可。被告认为仍应按438元/吨计算，同时扣除相应的费用。审理中，被告提交了记账凭证及缴费单据，以证明其支付的港杂费、仓储费、运费等936397.5元，原告对于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被告支付原告100万元系通过银行汇票支付的，承兑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另，原告与张家港保税区沙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签订的《炼焦煤买卖合同》最终没有实际履行，原告于2016年4月5日书面提出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原告起诉时提交了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据此以委托合同之案由进行诉讼。然，经本院审理，原告主张的煤炭货款系在与被告形成事实上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买卖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应以此确定。依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原告销售给被告的煤炭分两次进行的交易，双方对于第一次实际销售的13657.46吨价格不持异议，并已结算完毕，不再赘述。第二次销售煤炭系本案争议焦点。首先，对于销售煤炭数量，虽然双方对于总量、第一次销售另不持异议，但鉴于煤炭数量之最终确定包含许多因素，非简单如原告推算之法所能确定，被告提交的其在2016年2月27日与内蒙古友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显示的交易数量为11000吨，原告虽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交易数额，且被告提交的上述合同形式与内容方面均同第一次交易相近，因此本院以上述合同约定的11000吨认定为双方二次交易的结算吨数；至于交易单价，鉴于二次销售的系同一批次煤炭，交易时间相距不久，交易主体一致等因素，仍应以495元/吨作为结算单价为宜。至于应扣除的各种费用，被告主张936397.5元，并提交了相关票据，但该部分证据缺乏客观性，原告亦并不认可，不能作为确定扣除费用的依据。然，相关费用是实际存在的，原告对此亦表示应予扣除，本院对此认为，前次交易时确定的为57元/吨单价具有参考价值，可继续作为扣除费用的标准计算，则11000吨为数额为627000元，考虑两次交易时间间隔了58天，相关费用中的堆存费会相应增加其他费用相对恒定得实际，参考天津港码头煤炭堆存费的一般标准，计算上述期间产生的堆存费为47300元，亦应予以扣除。以上，本院确定被告应付原告煤炭款3770700元，原告超出部分主张不予支持。当然，审理中，被告主张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被告仅支付1000000元之说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予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案诉争部分煤炭买卖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没有具体约定付款时间，且双方对于之间委托合同的履行的协商亦牵涉本案合同的履行，付款时间在双方的交流中未能体现，原告主张自2016年2月27日起算，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鉴于原告在2019年4月10日提起本次诉讼，依法可将该时间作为应付款之时点计算利息，至于利率，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全部清偿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关于反诉部分，反诉原告提出的代理费、赔偿经济损失等事项，并非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的争议范围，不构成对本诉的反诉，反诉原告可在提起委托合同之诉时另行主张。代理费中包含的港杂费、仓储费、运费等费用，前已叙明，不再备述，利息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未开增值税发票事项，当以相关税法处理，主张返还税金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胜宝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泉平定有限公司煤炭买卖款3770700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全部清偿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25506元，原告负担8337元，被告负担17169元；反诉部分24863元，反诉原告负担21755元，反诉被告负担31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劲柏人民陪审员  李俊梅人民陪审员  王金菊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刘司琪书记员姜艳平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