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424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于新翔，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琴，甘肃旭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柳彩琴，女，195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媛，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新翔与被上诉人柳彩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3民初1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新翔上诉请求：一、撤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3民初185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案必须同判，类案必须检索规定。2020年7月31日起在全国法院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第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第4条第1款第3项、第4项规定：类案检索范围一般包括：（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第10条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本案与贺福英与黄晓玲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1）七民初字第30140号《民事判决书》、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兰法民一终字第590号《民事判决书》、（2013）兰法民申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如出一辙，且两案一审法院均为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前案二审兰州中院维持原审，申请省高字再审被驳回，属于意见第一条规定的类案。前案中黄晓玲向贺福英、黄昌奇出具收条，而且收条上写明：“收到黄昌奇夫妇购杨家桥机车厂四区十四楼三单元501住房房款捌万元整”，一审经兰州市七里河区（2011）七民初字第30140号民事判决认定“收条”无法证明双方之间订立书面房屋买卖合同，而驳回贺福英、黄昌奇要求黄晓玲要求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中黄昌奇夫妇的代理人当庭认可收到的捌万元就是购房款，兰州中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最后兰州市中院认为该收条仅证明黄晓玲收到贺福英、黄昌奇夫妇捌万元房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贺福英、黄昌奇夫妇后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省高院认为《房地产转让合同》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最后驳回再审申请。本案在一审时候，被上诉人已经将前案生效裁决文书向承办法官石丽萍提交，石丽萍口头答复别人怎么判和她没有关系。一审法院不仅违背类案必须检索的规定，且对上诉人提交的类案不予理睬，导致类案在同一法院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第二、被上诉人就本案进行二次起诉，尽管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增加了上诉人的应诉成本。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9日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起诉上诉人要求依法确认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北路3号402室房屋所有权属于原告，判令上诉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甘0103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以被上诉人仅凭一张撕毁拼粘的收条和一张添加了“售房款”的收条就认定双方已经达成了购房协议或购房合同，显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为由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不服该判决上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甘01民终1481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发回七里河区人民法院重审。在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以案件存在其他原因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甘0103民初5073号民事裁定准予被上诉人撤回起诉。被上诉人于2020年5月19日二次起诉要求上诉人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上诉人多次应诉，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来，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6月20日《收条》内容完整，并作为认定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依据错误，理由分析如下：（一）、该收条是多处撕毁后粘连在一起的，欠缺证据的完整性。证据因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必须具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该《收条》为被上诉人自己撕毁，虽然进行了粘贴，但因多处撕毁无法恢复本来面目，无法证明双方买卖房屋的待证事实，因此，收条这一证据在证据形式上有瑕疵，不能作为证据证明。（二）、举证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力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8）甘0103民初4153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中，法庭提问：“收条怎么撕毁了多处？”被上诉人回答：“2007年收完钱之后，被告一直不交房也不过户，所以又加了3万元，所以在2010年3月22日给被告交付了3万元后，打了15万元的条子后，被告要求原告撕了条子，后原告又把撕了的条子粘了起来”。被上诉人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成年人，对于如此重要的证据，其有随便撕毁之理。如果真如被上诉人所陈述该收条就是诉争房屋买卖的证据，那在该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之前撕毁收条违背正常的思维逻辑。（三）、结合庭审中双方所做陈述、涉案金额、日常生活经验及正常思维逻辑等来综合分析。被上诉人出示的收条拼凑的内容为“今收到构彩琴购房订金叁万元，经双协商同意以12万元价格将于新翔所位8号楼3单元402室转售柳彩琴，交易费由柳彩琴自行处置。房款交清后，该房所有权即变更为购房者，交易人，此为最终合约。于新翔2007年6月20日”（2018）甘0103民初4153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中，法庭提问：“收条怎么撕毁了多处？”被上诉人回答：“2007年收完钱之后，被告一直不交房也不过户，所以又加了3万元，所以在2010年3月22日给被告交付了3万元后，打了15万元的条子后，被告要求原告撕了条子，后原告又把撕了的条子粘了起来”。法庭提问：“前面的12万元是什么时候给的？6月20日拿了3万元，其余的9万元是什么时候给的？”被上诉人回答：“打条子的时候给了9万元，3万元是以前给的。”法庭提问：“原告什么时候入住涉案房屋的？”被上诉人回答：“交完3万元后入住的。”法庭提问：“有没有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回答：“有口头合同，2个收据就是证据。”法庭提问：“除了收条有没有口头合同的证据？”被上诉人：“没有。”本案中对撕毁收条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并且事发当时无任何证人在场，双方所做的陈述已经构成一对一的证明结构。撕毁收条究竟是何原因和过程现已无法查明，但被上诉人自认是其自己撕毁的收条。从收条表述的内容来看，2007年6月20日于新翔收到3万元，而被上诉人在庭审时一再坚持2007年6月20日于新翔打收条时给了9万元，3万元是以前给的。这个说辞与收条所表述的字面意思相去甚远。该收条与2010年3月22日的收款金额亦不一致，无法证明原告预证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0年3月22日出具给许信四的收条，仅仅添加了“购房款”三字，该收条对房屋买卖双方当事人姓名、所售房屋坐落、房屋交易价格等主要事项未做任何记载，故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三、2017年2月3日签署的《协议书》亦无法证明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理由分析如下：（一）、《协议书》中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以43万元价格补偿给柳彩琴于2017年5月30日前支付，双方售房合约终结。”故协议书正好印证了2007年6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中所载关于涉案房屋事宜的约定已经作废，对双方当事人均无法律约束力。（二）、《协议书》中载明：“若不能按时支付即由于新翔与购房者办理过房手续，如不能按期执行由本人支付违约金（按法律规定办理）。”此时涉案房屋变成了上诉人欠被上诉人43万元的抵押房屋，但是不动产抵押是登记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的部门如下：（二）以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本案中涉案房屋并未在房屋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故涉案房屋抵押无效。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订立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亦未有其他协议磋商涉案房屋的买卖，且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诉争房屋的买卖行为。被诉人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尚未成立，不存在履行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1条：“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合同法》第1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签订任何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合同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正确审理，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柳彩琴辩称，一、本案并非法律规定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类型，且与被答辩人所列举案件并非类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生效裁判文书在我国审判体系中并不必然适用。其次，被答辩人所列举的案件，与本案根本不是同一类型，从基础的法律关系到案件情节再到法律适用都不相同，与本案之诉不构成类案。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类案检索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进行类案检索：（一）拟提交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三）院长、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四）其他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本案之案情显然不属于上述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范畴。综上，被答辩人认为本案因没有类案检索而裁判错误的上诉观点，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答辩人的起诉，不存在滥诉的情形，而论及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则无出被答辩人其右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撤诉后重新起诉，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正当、合法的诉讼权利，答辩人基于诉讼请求的调整在撤诉后重新提起诉讼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正当行使诉权的行为，被答辩人的滥诉一说不知源自何处？被答辩人在本次房屋买卖过程中，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才是导致本案诉讼产生的根本原因，才是对我国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一审法院根据两份收条和一份协议书，综合整个案件事实，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后依法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从本案的证据来看。答辩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两份收条用以证明双方房屋买卖合意的达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及答辩人已履行了合同义务，提供了案涉房屋原所属单位出具的证明及收据用以证明被答辩人将房屋实际交付被告居住使用，提供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以书面形式确认其违反合同约定及对违约后续事宜的处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答辩人均予以认可，仅对2009年收条的完整性提出异议，但该收条虽系撕毁后拼贴，但内容及形式均完整无遗漏。因此，答辩人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反映本案的案件事实。反观被答辩人，一再辩称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房屋交付是为了折抵利息，协议书是经胁迫签订的，但是对此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说辞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与常理，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从本案的基本事实及法律适用来看。首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07年6月20日就涉案房屋买卖协商达成了一致并实际履行，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了收条，写明出具收条的原因，即收款事由为“购房订金”，符合《合同法》第十条，可以认定双方就房屋买卖事项订立了合同。其次，收条上明确记载了双方姓名、楼层房号、房屋价款、所有权变更等事项，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再次，2010年3月22日，被答辩人收到答辩人全部购房款150000元后将涉案房屋交付答辩人居住使用至今，双方之间就合同价款的变更达成合意，答辩人已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被答辩人完全接受，依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予以确认。最后，2017年2月3日，被答辩人违约后，与答辩人签订协议书一份，对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再一次进行了确认，并就被答辩人的违约后果进行了约定，明确了在被答辩人不按期向答辩人支付补偿款时继续为答辩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合同义务。但遗憾的是，被答辩人的再次违约行为，最终导致了本案之诉的产生，被答辩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将房屋产权办理至答辩人名下。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答辩人已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被答辩人收到房款后将房屋交付答辩人居住使用，但至今未履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理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当予以维持。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柳彩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北路3号第1单元第4层142室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柳彩琴与被告于新翔原系兰州真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同事关系，柳彩琴与许信四系夫妻关系。2007年6月20日，于新翔给柳彩琴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柳彩琴购房订金3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以12万元的价格将于新翔所住8号楼3单元402室转售柳彩琴，交易费由柳彩琴自行处置，房款交清后住房所有权即变更为购房者、交易人，此合约为最终合约。原告曾将该收条撕毁，之后又进行了粘贴，收条内容完整。2010年3月22日，于新翔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许信四购房款现金15万元，同日，于新翔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了柳彩琴，由柳彩琴一直居住使用至今。2017年2月3日，由于新翔书写，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载明：本人于新翔于2007年6月20日，以人民币15万元将七里河区龚家坪北路3号1单元4楼402室出售给柳彩琴，现本人于新翔反悔，经双方协商同意以43万元价格补偿给柳彩琴，于2017年5月30日前支付，双方售房合约终结，若不能按时支付，即由于新翔与购房者办理过房手续，如不能按期执行，由本人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于新翔并未按照约定向柳彩琴支付任何款项。2019年3月21日，兰州真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书面证明一份，载明：兰州真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家属区8号楼1单元402室于新翔的住房，从2009年至今的水费、电费、卫生费及暖气费均由柳彩琴缴纳。本案案涉房产现已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于新翔，房产坐落为兰州市七里河区××街道××路××号××单元××层××室，该房屋所有权证存放在兰州真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另查明，原告曾于2018年10月9日就本案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甘0103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甘01民终1481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2020年4月7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甘0103民初5073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一种合意。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正式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告于2007年6月20日和2010年3月22日分别向原告及原告丈夫出具了收条，载明被告收到了原告及其丈夫支付的购房定金和购房款，该收条对房屋买卖双方当事人姓名、所售房屋坐落、房屋交易价格等主要事项记载明确，该收条属于合同性质，产生了合同效力，原、被告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15万元，被告将案涉房屋交付原告，此时，被告理应协助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继续履行房屋买卖附随义务，但被告并未实际履行，构成违约。之后，因被告反悔，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2月3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被告愿意于2017年5月30日之前支付原告43万元，双方终止售房合约，若不能按时支付，即由被告为原告办理过房手续，如不能按期执行，被告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未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没有订立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口头的买卖诉争房屋的行为，买卖合同尚未成立。本案事实是原告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接受且已交付房产，该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出售了与其妻子共有的房屋，不具备继续履行、办理过户的条件。因该房产登记在被告一人名下，其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对其上述主张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2007年7月20日的收条是撕毁后粘贴在一起的，欠缺完整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该收条确属原告撕毁后重新粘贴形成，但收条内容完整，意思表示明确，不影响证明效力，且2010年3月22日的收条和2017年2月3日的协议书亦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一般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出具的收条实为借条，被告累计向原告借款15万元，被告将案涉房屋交由原告居住使用，用以折抵借款利息，之后受到原告及其亲属胁迫，出具了43万元借条一张。被告该项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亦没有证据证明出具协议书愿意支付原告43万元是受到了原告的胁迫，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酿成本案纠纷，责任在于被告，应由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于新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柳彩琴办理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北路3号第1单元第4层142室的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将该房产过户到原告柳彩琴名下。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于新翔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本案是否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体现，其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成立。本案中，柳彩琴提交了两张《收条》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新翔对第一份《收条》不认可，称该《收条》被柳彩琴撕毁后拼粘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认为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收取的150000元是借款，交付房屋是抵押行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2007年6月20日，于新翔向柳彩琴出具的《收条》中记载：“经双方协商同意以12万元价格将于新翔所住8号楼3单元402室转售柳彩琴，交易费由柳彩琴自行处置，房款交清后住房所有权即变更为购房者、交易人，此合约为最终合约”；第二、2010年3月22日，于新翔又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许信四（系柳彩琴丈夫）购房款现金15万元”，同时，于新翔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了柳彩琴；第三、2017年2月3日，于新翔与柳彩琴再次签订了《协议书》，载明：“协议书一份，载明：本人于新翔于2007年6月20日，以人民币15万元将七里河区龚家坪北路3号1单元4楼402室出售给柳彩琴，现本人于新翔反悔，经双方协商同意以43万元价格补偿给柳彩琴，于2017年5月30日前支付，双方售房合约终结，若不能按时支付，即由于新翔与购房者办理过房手续，如不能按期执行，由本人支付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人民法院审查证据应当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出发，综合予以认定。结合法律规定及本案证据，本院做如下分析：1.2007年6月20日《收条》虽被撕毁后拼粘，但于新翔认可拼粘后“于新翔”的名字是其本人书写，而该名字与被撕毁的部分内容仍在一起，同时该《收条》内容完整，意思表示明确，不影响证明效力；2.2010年3月22日的《收条》中明确记载了“购房款”；3.2017年2月3日双方再次对涉案房屋形成了《协议书》中，于新翔承诺在为柳彩琴补偿430000元的基础上，双方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否则合同继续履行，于新翔为柳彩琴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该约定系对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附加了“补偿430000元”这一条件，条件未成就时，合同仍应当继续履行。该三份证据环环相扣，能够证明于新翔与柳彩琴之间对涉案房屋形成了买卖合意，柳彩琴已向于新翔支付约定全部150000元购房款，并长期居住涉案房屋，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于新翔辩称其收取的柳彩琴的150000元为借款，涉案房屋交付柳彩琴居住是抵押行为，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该辩称本院不予支持。二、是否存在同案不同判案的情形于新翔认为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1）七民初30140号（以下简称30140号案件）贺福英与黄晓玲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与本案情况相同，但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对此本院认为，两案证据有根本不同，本案中于新翔与柳彩琴签订了《协议书》，并且两次出具《收条》。在《协议书》、《收条》中均对涉案房屋的位置，价款及双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而30140号案件中仅有《收条》，且《收条》中的“购”字有明显的涂改痕迹，除此《收条》外再未有任何双方对房屋购买合意的其他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进行类案检索：（一）拟提交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三）院长、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四）其他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而本案法律关系及案件事实，并不属于上述类型的案件，故于新翔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于新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新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浩审判员 陈杰文审判员 赵辉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丁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