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26411号原告：李居庸，男，195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小琴，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法远，北京恒都（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鲁闽，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居庸与被告刘小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曲育京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居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被告刘小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法远、蒋鲁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居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依法解除李居庸与刘小琴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2、判令刘小琴返还李居庸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2020年3月26日开始，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3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75%计算）。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至10月之间，李居庸欲出资购买刘小琴持有的北京埃德万斯离子束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原北京埃德万斯离子束研究所，后更名为北京埃德万斯离子束技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德万斯公司）6%的股份，双方口头商定并同意该股权作价300万元。2015年10月30日，李居庸向刘小琴转款300万元，用于支付该股权转让价款。虽然李居庸单方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但此后双方并未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既未签署关于股权转让的任何协议，也未涉及股权过户等问题。李居庸多次要求刘小琴返还股权受让款300万元，但均被拒绝。另外，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50273号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39号查明和确认的事实，足以证实，刘小琴已经实际收到该300万元，且明确表示该300万元为股权转让价款，并多次强调和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事宜。刘小琴辩称，李居庸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埃德万斯公司前身为北京埃德万斯离子束研究所，刁克明、刘小琴、庞军是主要管理者经营者，李居庸系刁克明大学的学长，看好企业发展前景表示愿意投资，需要将研究所转制为有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在李居庸策划指导下，研究所转制和入资同时展开。研究所转制方面，2015年8月底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刁克明、刘小琴、庞军登记为股东，2015年11月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新增李居庸等11名股东。引入资金方面，李居庸表示自己愿意出资1800万元，将增资前的公司按照5000万元估值，受让刁克明500万元、刘小琴600万元、庞军700万元股权，并在8-10月陆续完成了款项支付，李居庸提出不愿在公司持股比例过高，因此要求将受让刁克明的500万元、刘小琴300万元、庞军350万元股权由3人代持，不体现李居庸所持股份中，李居庸又称为了代持部分有所保障，2015年11月初要求上述三人出具借贷款证明，将代持部分金额以借款名义记录。另外，李居庸等11名新股东还认购公司增资部分3100万元。其中，李居庸个人认购1000万元，代持其他隐名投资人962万元。埃德万斯公司的总股本约为8100万元，其中李居庸出资2612万元，约占总股本32%。进行工商登记时有部分股东提出，公司作为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不宜太高，否则后期不宜融资，所以股东决定按1股2.3元将总股本以及各个股东出资额进行压缩登记，因此，在2016年1月20日进行工商登记时，注册资本登记为3543万元，从8100万元压缩约2.3倍而来。各股东登记出资额也都基本以实际出资额除以2.3以后的数额，但个人持股比例没有变化。李居庸入股公司后，逐渐取得公司控制权，刁克明虽名为法定代表人，但与庞军、刘小琴在公司中已经成为少数派逐渐边缘化，公司证照、印章均在李居庸等人控制之下。另外，公司改制后，经营并不顺利，2016年曾试图引入投资机构，但无果。2017年公司经营困难，股东之间矛盾突出，部分股东陆续提出退股要求。李居庸在2017年5月要求刘小琴、庞军归还所谓借款300、350万元。8月又改口要求刘小琴、庞军归还借款600、700万元，李居庸将刘小琴、庞军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该案中，关于包括本案金额在内的刘小琴600万元、庞军700万元款项性质，李居庸坚持是借款。法庭询问为什么借贷款证明记载的出借金额是1150万元，而非1800万元时，李居庸的解释是因庞军、刘小琴承诺尽快还款，故未将650万元借款写入借贷款证明中，本案中，李居庸又以该65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为由再次提起诉讼，基于上述事实，刘小琴认为，李居庸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已经成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李居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达成合意，并且实际履行。李居庸以双方未签署书面合同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标的已经达成合意，李居庸完成付款义务，刘小琴接受，双方股权转让关系成立并且已经实际履行。李居庸已经取得公司股东身份，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刘小琴没有违约行为。李居庸受让刘小琴股权，其股东身份已经记录在埃德万斯公司章程之中，也登记在工商档案中，李居庸称未就受让股权进行工商登记与事实不符。如果事实如李居庸所言，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没有取得相应股权，李居庸从2015年至本次起诉长达5年时间，在此期间，从未催告刘小琴进行股权变更，也从未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刘小琴返还款项，不合常理。且李居庸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其解除权依法经过除斥期间。李居庸对本案所涉650万元款项性质，向法庭作有前后矛盾的陈述，其在与刘小琴另外的借款合同纠纷中，一直主张650万元是借款，并且否认刘小琴在另案中主张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但在本案中，又以股权转让款提起诉讼，实际上李居庸提起本次诉讼并非为维护合法权益，而是恶意起诉的行为。根据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李居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对刘小琴提起诉讼称，李居庸与刘小琴均系北京埃德万斯离子束技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埃德万斯公司）的股东。2015年，刘小琴因资金需求，向李居庸提出借款请求。2015年8月4日及10月30日，李居庸分两次向刘小琴出借600万元。2015年11月2日，李居庸与刘小琴签订《借贷款证明》，约定李居庸向刘小琴出借300万元，并同时约定“以上为无息借款，还款时间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刘小琴借用李居庸款项已近两年，李居庸多次催要，刘小琴均未偿还，故诉至法院，要求刘小琴返还借款6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刘小琴辩称，从李居庸所提供的《借贷款证明》看，该金额与李居庸实际打款金额不一致。从《借贷款证明》的形式看，《借贷款证明》是标准的会计记账模式,说明双方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典型的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财务往来。庞军、刘小琴、刁克明在同一张《借贷款证明》上签字也不符合日常借款的通常做法，从侧面证明该《借贷款证明》不是真实的民间借贷。从打款时间看，李居庸于2015年8月4日向刘小琴汇款200万元，10月30日向刘小琴汇款400万元，同日分别向刁克明、庞军汇款500万元、700万元，而《借贷款证明》形成于2015年11月2日，恰好是李居庸与刁克明、刘小琴、庞军进行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的时间。李居庸多次向刁克明、刘小琴、庞军催款，但主张的金额是不一致的，其中李居庸于2017年5月25日分别向刁克明、刘小琴、庞军出具《催款函》，其中向刁克明催要500万元，向庞军催要350万元，向刘小琴催要300万元，共计1150元。2017年8月15日及本次起诉，上述金额除向刁克明催要500万元之外，向刘小琴和庞军催要的金额均予以改变，李居庸对自己出借的如此巨大金额都不明确，说明《借贷款证明》的产生有其他原因。且刘小琴的证据结合起来印证了刁克明、刘小琴、庞军持股的埃德万斯公司资产认定为5000万元，李居庸基于认同5000万元资产数额，表示出资1800万元，受让刁克明、刘小琴、庞军36%的股份。因股权转让与增资扩股同时进行，在李居庸支付完1800万元后先表示工商变更受让其中的650万元，另外1150万元以《借贷款证明》的形式作为刁克明、刘小琴、庞军代持其股份的担保。关于刁克明、刘小琴、庞军持股的埃德万斯公司价值5000万元的事实，有《资产评估报告》、北京国富资本有限公司（下称国富资本）与埃德万斯公司的投资协议、专利申请一览表为证，且埃德万斯公司微信聊天群中各股东也表达了股权未得到兑现的评价。当初为了快速拿到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中的埃德万斯公司章程不是股东之间真实的约定。该股东群聊天记录还显示，埃德万斯公司监事会对该公司2015年至2016年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并通过微信群发布该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国富资本及埃德万斯公司其中一名股东，要求2016年底对埃德万斯公司完成资产评估财务处理后准备入资。该审计报告还显示，76台设备价值1006.86万元，可变现1000至1500万元，设备均是刁克明、刘小琴、庞军对该公司的资产。刘小琴提供的证据中，2017年10月20日张京燕与刘小琴微信对话记录显示，张京燕询问刘小琴工商登记有关注册股权3543万元形成的原因，刘小琴向其发送计算方式及原则。该金额与李居庸主张的金额不一致，李居庸的诉求不符合客观事实。2019年11月27日，本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5027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4日，李居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给刘小琴200万元。2015年10月30日，李居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给刁克明500万元、刘小琴400万元、庞军700万元，李居庸共给付刘小琴600万元、刁克明500万元、庞军700万元，合计1800万元。同年11月2日，李居庸与刁克明、刘小琴、庞军签订《借贷款证明》，约定李居庸向刁克明出借500万元、向刘小琴出借300万元、向庞军出借350万元，合计1150万元，并同时约定以上为无息贷款，还款时间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2017年5月26日，李居庸分别向刁克明、刘小琴、庞军出具《催款函》，要求三人分别在收到《催款函》之日起90日内偿还500万元、300万元、350万元给李居庸。2017年8月15日，李居庸向刁克明、刘小琴、庞军发送短信分别催要借款500万元、600万元、700万元。刁克明、刘小琴、庞军认为1800万元不是借款，是股权转让款，因代持股权，其中1150万元是代持股权的担保，拒绝返还。2015年8月，埃德万斯公司改制，刁克明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60%），刘小琴和庞军分别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20%）成为股东。2015年8月27日，埃德万斯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2015年11月16日埃德万斯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全体股东同意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包括李居庸在内的11名股东，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增加至3543万元，其中刁克明增资1272万元（认购股份1332万元，出资比例37.6%）、刘小琴增资294万元（认购股份314万元，出资比例8.86%）、庞军增资272万元（认购股份292万元，出资比例8.24%）、李居庸认购出资1138万元（出资比例32.12%），认购股份日期均为2016年2月26日。2016年1月20日，埃德万斯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借贷款证明》的由来，刘小琴的解释为埃德万斯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估值为5000万元，李居庸原欲受让36%即1800万元的股份，刘小琴和庞军分别转让给李居庸6%和7%共13%的股权给李居庸，剩下1150万元的股权由刁克明、刘小琴、庞军代持，故1150万元转让款以个人借款形式出现作为担保。刘小琴申请埃德万斯公司的前员工周洪涛出庭作证，证明李居庸与刁克明确认过公司价值5000万元的事实，并提交了埃德万斯公司与国富资本的会谈纪要、与国富资本签订的《投资协议》、埃德万斯公司董秘李秋燕（微信昵称：海绵）发送给刁克明的《股权结构初步设计方案》、《入资证明》、埃德万斯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现场录像视频等证据，证明埃德万斯公司资本按照2.3比例进行压缩的事实，未提交与李居庸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及代持股份的证据。李居庸对于《借贷款证明》出借金额约定为1150万元而不是1800万元的解释为，因刘小琴、庞军承诺尽快还款，故未将650万元借款写入《借贷款证明》中。据此，本院认为，李居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分别对庞军、刁克明、刘小琴提起诉讼，其主要证据为《借贷款证明》及转款记录。根据《借贷款证明》的约定，李居庸向刁克明、刘小琴、庞军分别提供无息借款500万元、300万元和350万元，对于300万元不是借款的辩称，刘小琴负有举证责任。刘小琴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居庸等人增资入股埃德万斯公司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股东是按照2.3压缩比例入资的事实，但其关于300万元是因代持股份提供担保而签订《借贷款证明》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诉讼中，刘小琴未向本院提交其与李居庸存在股权转让的证据，也未提交代持股份的证据，本院对刘小琴的辩称不予采信。刘小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签订《借贷款证明》的后果明知并承担民事责任。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刘小琴的借款金额为300万元，李居庸关于刘小琴借款60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刘小琴返还李居庸借款300万元及逾期利息。刘小琴提起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京01民终3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刘小琴虽辩称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股权转让款，李居庸极力否认。民间借贷纠纷判决认定其中300万元为借款，另300万元并非借款，刘小琴未提交其与李居庸存在股权转让的证据，也未提交代持股份的证据，故对刘小琴的辩称不予采信。现李居庸却以与刘小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显然缺乏充足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故对李居庸提出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居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38元，由原告李居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曲育京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