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1138号原告：顾国祥，男，194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辉，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其林，男，住上海市青浦区。被告：周林根，男，195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纯晔，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国祥诉被告周林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国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辉、钱其林，被告周林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纯晔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共同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国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07年4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原告将持有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5.5%股份作价4万元转让给被告的部分；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3.67%的股权，并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1998年12月11日，目标公司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淀滨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59万元，其中原告出资10万元，持股16.95%，被告出资49万元，持股83.05%。1999年11月20日，因原告与案外人签署《资金转让》转出股金3万元，且同时上海淀滨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9万元增至73万元，故原告的持股比例变为9.59%。2007年4月2日，原告及案外人与被告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原告所持有的上海淀滨公司5.5%股权作价4万元转让给被告，同时由于上海淀滨公司的注册资本由73万元增至121.90万元，故原告的持股比例变为2.46%。2007年12月24日，上海淀滨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议将注册资本由121.90万元减至108.90万元，其中原告减少出资3万元，至此原告不再持有上海淀滨公司的股权。近期，原告因他案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上海淀滨公司相关“减量化”材料时发现了两份协议：—份《房屋转让协议书》，系2000年12月26日上海淀滨公司(作为乙方)与案外人上海青浦商榻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约定甲方将所属的位于原商榻砖瓦厂的小制坯机房屋转让给乙方，转让价值为3,000元；另一份《转制协议》，系2001年3月10日上海淀滨公司(作为乙方)与上海青浦商榻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约定甲方将所属的位于湖雪村(原砖瓦厂编号l、2、3、4、7、8、9、10、11、19)的部分房屋(建筑面积2260平方米)转让给乙方，协定总价值为1,040,970元。故，原告认为2007年4月2日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告作为上海淀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隐瞒了上海淀滨公司上述资产信息、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原告以4万元廉价转让了其持有的上海淀滨公司5.5%的股权，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故现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行使撤销权，望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明确股权转让时上海淀滨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8.90万元，故原告4万的股本占股比例为3.67%，故以此主张第2项诉讼请求。被告周林根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超过5年除斥期间；2.2016年原告已就2007年4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起诉要求行使撤销权，后被驳回，故原告目前又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3.就案涉5.5%股权的转让金额，系根据原告的申请，按原值4万元作为对价，故原告不存在被欺诈情形；4.原告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和《转制协议》所涉的房产均是公示财产，并于2001年已办理房屋产权证，原告时任上海淀滨公司的副董事长、监事，且系财务负责人，应知晓上海淀滨公司的资产情况，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均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原告提交了1999年11月20日《资金转让》、1999年11月20日《股东决议》两份，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另外，原告提交的部分证据所涉事实，已为(2016)沪0118民初182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及(2017)沪0118民初127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了《房屋转让协议书》、《转制协议》、沪房地青字(2001)第003147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发证日期为2001年5月31日)的复印件，旨在证明上海淀滨公司分别于2000年12月26日以3,000元购买了原商榻砖瓦厂的小制坯机房屋，于2001年3月10日以1,040,970元购买了位于湖雪村原砖瓦厂编号l、2、3、4、7、8、9、10、11、19的部分房屋(建筑面积为2260平方米)，且该2260平方米房屋于2001年5月31日已办房地产权证至上海淀滨公司名下，可见被告作为上海淀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2007年4月2日与原告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隐匿了上海淀滨公司上述资产，并未告知原告、存在欺诈行为。被告对上述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知晓上海淀滨公司的资产情况。2.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第1点中的证据，被告提交了青浦金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2份签协日期均为“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四日”的《企业转制协议》复印件、1997年8月11日上海市乌贡酒厂的申请、1998年1月23日原青浦县计划委员会的批复[青计投(98)第27号]、1998年5月28日原青浦县计划委员会的批复[青计投(98)第274号]、2000年8月《关于上海市乌贡酒厂仓库改建为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生产用房的申请》、2000年8月23日《青浦县商榻镇人民政府关于变更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生产厂址的申请》原件、2000年9月4日原青浦区计划委员会《关于上海市乌贡酒厂仓库改建成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生产厂房计划的批复》的复印件，青浦区金泽镇雪米村提交的《情况说明》、1998年7月30日《关于上海市乌贡酒厂的资产评估报告》[青农评(98)第123号]，旨在证明：第一、上海市青浦县商榻砖瓦厂坐落在青浦区金泽镇雪米村(原青浦县商榻镇湖雪村)，因该厂使用轮窑烧砖工艺，故当地人习惯简称为轮窑厂，该地段也叫轮窑厂路。上海市乌贡酒厂于1997年8月11日申请在轮窑厂批准使用的土地上迁建仓库，后1998年1月23日原青浦县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并确定建筑面积为847平方米。1998年5月28日，原青浦县计划委员会再次批复，同意追加仓库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后该仓库一直在建。1998年7月30日原青浦县农村集体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关于上海市乌贡酒厂的资产评估报告》，其中对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进行了资产评估。第二、2000年8月，上海淀滨公司向原青浦区计划委员会提出申请将上海市乌贡酒厂仓库改建为上海淀滨公司的生产性用房，后原青浦区计划委员会于2000年9月4日批复同意，并明确建筑面积为847平方米。后该生产性用房一直陆续在建，于2001年左右建成2260平方米并登记在上海淀滨公司名下。第三、1998年8月14日被告周林根、原告顾国祥与上海青浦商榻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企业转制协议》，约定甲方将上海市乌贡酒厂和“上海淀滨酒厂”的总资产、总负债均转让给原、被告为代表的上海淀滨公司，其中上海市乌贡酒厂的总资产中包含了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上海淀滨酒厂于1998年12月10日注销，上海淀滨公司于1998年12月11日成立，该两个主体系承继关系。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转制协议》所涉的建筑面积2260平方米的原砖瓦厂房屋，其实就是由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分批建设为上海淀滨公司的生产性厂房，后于2001年5月办理产权证登记在上海淀滨公司名下。原告作为时任上海淀滨酒厂和上海市乌贡酒厂的两厂书记，且于1998年8月14日同被告与案外公司签订了《企业转制协议》，原告应知晓上海市乌贡酒厂、上海淀滨酒厂的资产情况，对该建筑面积2260平方米的原砖瓦厂房屋的权属性质应知晓，故原告在签订案涉2007年4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时不存在被欺诈情形。原告对上述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对签协日期为“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四日”并盖有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公章的《企业转制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已在他案中申请鉴定；第二、对青浦金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第三、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3.针对被告提交的上述第2点中的证据，原告提交了2018年11月8日《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关于房屋评估补偿事宜的申请》，沪房地青字(1999)第003618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发证日期为1999年9月29日)、上海市房地产转让登记申请书，旨在证明：第一、原告提交的《转制协议》中所涉原砖瓦厂房屋于1999年就已办出产证在上海青浦商榻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名下，且房产证附记中明确原砖瓦厂编号l、2、3、4、7、8、9、10、11、19房屋的竣工日期为1970年，后由上海淀滨公司出资购入，并经交易中心变更，办出新产证至上海淀滨公司名下；而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于1998年前后申请建造，目前仍未办出产证；第二、根据上海淀滨公司2018年申请的载明内容，被告控制的上海淀滨公司已自认经批准在轮窑酒厂998号建造的847平方米仓库未能办出产证，而建筑面积为2260平方米的原砖瓦厂房屋却已于2001年办出产权证在上海淀滨公司名下。故，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与原告提交《转制协议》中所涉原砖瓦厂房屋，并非一处房屋，被告将两处房屋混淆视听。被告对上述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4.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第3点中的证据，被告提交了1998年12月5日商榻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商榻砖瓦厂房屋等建筑物使用情况陈述说明》、《土地附图》，旨在证明由于商榻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陈述说明中载明商榻砖瓦厂“始建于1970年”，故1999年房产登记部门在沪房地青字(1999)第003618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将案涉原砖瓦厂编号l、2、3、4、7、8、9、10、11、19的部分房屋的竣工日期记载为1970年，但根据1991年8月《土地附图》，1991年时案涉原砖瓦厂编号l、2、3、4、7、8、9、10、11、19的部分房屋还未建设，故1999年房产证上记载的“竣工日期1970年”有误。原告对《陈述说明》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土地附图》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还需房产证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是围绕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与《转制协议》中所涉原砖瓦厂房屋的关系，鉴于：第一，根据上述证据所载内容，上海市乌贡酒厂于1997年8月申请迁建仓库，后经相关部门批复同意迁建并确定建筑面积为847平方米，后追加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但原告提交的《转制协议》所涉的建筑面积2260平方米的原砖瓦厂房屋于1999年就已办出产权证登记在上海青浦商榻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名下，并记载竣工日期为1970年，后于2001年5月变更登记至上海淀滨公司名下，故从时间上分析，被告主张两处房屋系一处的意见，与常理不符，被告所提交的《陈述说明》不足以对此进行抗辩；第二、就847平方米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上海淀滨公司在2018年11月8日《上海淀滨酿酒有限公司关于房屋评估补偿事宜的申请》中表述未办理出房产证，该表述显然与被告的相关意见亦存在矛盾。故综上，对于被告主张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与《转制协议》中所涉原砖瓦厂房屋系一处房屋的相关意见，在本案中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998年12月11日,上海淀滨公司成立，公司成立时股东为两人，即原、被告，其中原告出资10万元入股被告。1999年11月20日，上海淀滨公司形成股东决议，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59万增至73万，股东由原、被告2人增至24人。同日，原告与案外人薛某某签订《资金转让》，约定原告将投资公司的3万元转让给薛某某，后原告持股比例由16.95%变更为9.59%。2007年4月2日，包括原、被告在内的上海淀滨公司全体24名股东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议，形成关于股权转让及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中包括原告将其持有的5.5%股权转让给被告。同日，原告与另外两名股东王小山、蒋林生(作为出让方)与被告(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上海淀滨公司5.5%股权作价4万元转让给被告，后原、被告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另查明，2016年2月16日，本院受理了13起上海淀滨公司原股东诉被告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13起案件的原告均为陆续退出上海淀滨公司的原股东，诉请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相同。原告顾国祥系该13起案件原告之一，在该案件中原告以2014年12月上海淀滨公司原股东、财务夏留金发现公司有大量的库存坛装黄酒为由，主张被告周林根在签订2007年4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隐瞒公司财产状况，存在欺诈行为，亦要求行使撤销权。后，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作出(2016)沪0118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顾国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曾于2016年就2007年4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起诉主张过撤销权，但前案基于的事实与本案基于的事实不一致，故原告起诉本案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应予受理，被告就此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签订2007年4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隐瞒了公司房屋资产信息，存在欺诈行为，以此主张行使撤销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除斥期间。对此原、被告主张不一，原告主张其是近期在他案调取材料时才发现被告的欺诈行为，故未超过除斥期间；而被告认为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超除斥期间。对此本院认为，撤销权作为形成权，可溯及地使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归于消灭，若权利人不及时行使将使民事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故撤销权存在除斥期间，撤销权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若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未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被告主张原告自1998年签订《企业转制协议》时就知晓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也知晓该在建工程与《转制协议》中所涉原砖瓦厂房屋系指一处房屋，故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知晓上海淀滨公司的资产情况，不存在被欺诈情形；但原告主张上海市乌贡酒厂的在建工程与原砖瓦厂房屋系两处房屋，就此原、被告提交了一系列证据。鉴于相关证据所载内容与被告主张不符，本院已在证据认定部分充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故对被告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是指按照一般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可以推断出行为人应当知道的某种状态。鉴于：第一、原告作为上海淀滨公司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担任副董事长，且当庭确认2001年前即搬进《转制协议》所涉房屋中办公；第二、2007年4月2日股权转让时，公司全体股东均参加了股东会，且相关股东在公司负责相关收发、营销、销售、生产等工作，对于股权转让款均予以了确认；第三、原告主张被告隐匿的资产均系房产，建筑面积达2千多平方米，且相关房屋于2001年5月就已办理了房产证登记在上海淀滨公司名下。故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原告应当知道其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书》、《转制协议》所涉房屋的权属性质，应当知道所涉房屋属上海淀滨公司的资产范围。最后，原、被告于2007年4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是一种商事交易行为，股权变更涉及众多利益，且变更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原告作为股东应当对公司资产有所了解，在股权转让时应当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点核算，其将股权转让时未进行清点的责任全部归于被告周林根，有失公允。为了平衡撤销权人的保护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法律规定了撤销权的5年最长保护期，且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而本案已超过5年法定除斥期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国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计4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 燕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钱立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