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33724号原告：刘某1，男，195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玲，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玲，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女，198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舵，北京格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玲、赵玲，被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刘某1将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层西门××号房屋赠与刘某2的协议。事实和理由：双方系父女关系。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层西门××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刘某1与刘某2之母钟某的婚后共同财产。刘某1几年前患了癌症并进行了大手术，之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在刘某2多次要求和取闹并多次承诺对刘某1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之下，刘某1于2018年7月4日将涉案房屋属于刘某1的部分书面赠与了刘某2。然而，刘某2在取得赠与协议之后便无踪影，刘某1多次联系要求刘某2履行承诺，对刘某1进行照顾，但刘某2置之不理，完全违背了其当初的承诺和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另外，刘某1后来还发现，早在2017年11月，刘某2已经背着刘某1通过不正当手段通过房地产管理局将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号××号楼××层××门××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变更在其名下，之后刘某2对刘某1隐瞒这一事实骗取刘某1的信任为其出具赠与协议，这是明显的欺诈行为，现涉案房屋并未实际过户到刘某2名下，刘某1行使任意撤销权。刘某2辩称，刘某2不同意刘某1的诉讼请求，赠与本身是刘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当时因为刘某2已经完成了××号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无法再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故经与钟某、刘某1、鞠某（钟某之母）协商一致，将涉案房屋暂时登记在鞠某名下，同时鞠某也给刘某2写了遗赠协议，确认涉案房屋还是归刘某2所有。因此，涉案房屋虽然未直接登记在刘某2名下，但已经发生了权属转移，刘某1的赠与已经完成，其行使任意撤销权是没有依据的。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确认如下事实：刘某1与钟某系夫妻关系，刘某2系二人之女。鞠某系钟某之母。2018年7月4日，刘某1签署《房屋赠与协议书》，内容为：“我刘某1，自愿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西门××号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15号怡美家园××号楼××单元××号的两套房产赠与我的亲女儿刘某2。”涉案房屋原登记在钟某名下。2018年10月10日，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鞠某名下。另查，刘某1在2018年将钟某、鞠某诉至本院，要求确认钟某与鞠某就涉案房屋的赠与无效。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就本案作出（2018）京0108民初595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尚未生效。庭审中，刘某2表示刘某1对于涉案房屋在2018年10月10日发生权属登记转移手续的事实知情且同意，但刘某1对此予以否认。刘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短信和微信记录，其中短信记录显示：发送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收件人的电话号码尾号为8546，内容为：“你们又要打这房子的主意，死了这条心吧，我今天开始入住怡美，万寿路我要收回，我还要正式通知你刘某2：我2018年7月4日在派出所给你签的赠与协议无效，你们2017年11月7日背着我将怡美的房赠与给你也是无效的，我已起诉。从今天起我和你们没有任何亲情，既然你不把我当父亲我也没你这个女儿。”；其中微信的记录显示：发送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收信人的昵称为iPanda，微信发送内容与短信内容一致，但发送内容下面系统标准为：“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经质证，刘某2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收到过上述短信和微信内容。经询问，刘某2表示上述证据中显示的收件人手机号及微信收信人均系其本人，但其在2018年清明节后开始不怎么使用。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为：采信真实性，相关证明力另行评述。刘某2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房屋赠与协议》，内容为：“赠与人：刘某2。受赠人：鞠某。协议双方就房屋赠与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鉴于赠与人从刘某1处获赠两套房产中的各百分之五十的份额，一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15号怡美家园××号楼××单元××号（该套房产已经过户到刘某2名下），另一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西门××号。由于北京市房屋限购的正常原因，未婚者名下只能有一套房产（刘某2现为未婚）；同时由于刘某2之父刘某1与其母钟某目前正在进行离婚诉讼，为避免其他人得到此房产，所以刘某2自愿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西门××号的房产转赠与给受赠人鞠某（刘某2之外祖母）。受赠人鞠某同意接受赠与。2.因上述房产登记在钟某名下（鞠某之女儿，刘某2之母）名下，直接由钟某以直系亲属间赠与过户的方式过户登记到鞠某名下。3.在限购政策允许或刘某2结婚时，鞠某同意即时将该房产再次过户登记到刘某2名下。4.考虑到鞠某年事已高，如果在其生前未能出现本协议第3条的情形，鞠某同意将该房屋遗赠给刘某2，刘某2为唯一受遗赠人，鞠某身故后该房产归刘某2一人所有。5.有关房屋过户等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刘某2承担。”，该《房屋赠与协议》的落款处的“赠与人”处有“刘某2”的手写签名及捺印，“受赠人”处有“鞠某”的手写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4日”。2.《房屋赠与协议》，内容为：“赠与人：钟某（甲方）。受赠人：鞠某（乙方）。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房屋赠与事宜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西门××房屋赠与乙方，乙方自愿受赠。二、赠与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三、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甲方不得随意撤销。四、本协议签订的同时该房的所有权随即转移给乙方。五、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六、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七、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该《房屋赠与协议书》的落款处的“赠与人”处有“钟某”的手写签名，“受赠人”处有“鞠某”的手写签名，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4日”。3.《遗嘱》《遗嘱证》，显示：鞠某于2018年10月15日立下遗嘱，将涉案房屋遗赠给刘某2，该遗嘱已经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经质证，刘某1的质证意见为：对1、2，真实性不认可，不是刘某1签署的，刘某1对上述事实不清楚，也没有同意；对证据3，其中的《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中的《遗嘱证》的真实性认可，同时不认可这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鞠某与钟某是恶意串通才将涉案房屋登记在鞠某名下，其取得房屋所有权是违法的，不应当受法律保护，这个过户行为，也不是基于刘某1和刘某2之间的赠与协议，且鞠某的遗嘱与刘某2陈述的鞠某代持涉案房屋的内容也是矛盾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为：采信真实性，相关证明力另行评述。本院认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某1是否享有任意撤销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的赠与标的物为不动产，相应的权利转移应当以不动产登记为准，至于赠与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与不动产物权的权属变动无关。第二，鉴于涉案房屋原登记在钟某名下，刘某1系法定隐形共有权人，故在刘某1就其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相应的权利转移在客观上无需实际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但涉案房屋自钟某转移至鞠某名下的过程，应当获得刘某1的同意。现刘某2虽主张此权属转移登记系经过刘某1的同意，但刘某1对此不予认可，而刘某2所提交的有关刘某2与鞠某、钟某与鞠某的赠与协议、鞠某的遗嘱，并不能证明刘某1对此系明知且同意，相反，根据刘某1所提交的短信、微信证据，刘某1在2018年10月8日已明确提出“你们又要打着房子的注意，死了这条心吧，我今天开始入住怡美，万寿路我要收回，……你们2017年11月7日背着我将怡美的房赠与给你也是无效的，我已起诉。”的主张，此可以证明刘某1对于涉案房屋在2018年10月10日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持反对意见。因此，虽然涉案房屋的权属在2018年10月10日转移登记至鞠某名下，但该转移登记手续并非系基于刘某1的赠与，而有关刘某1对刘某2的赠与，实质上并未完成权利转移，故刘某1对其赠与享有任意撤销权。综上所述，对于刘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刘某1与刘某2于2018年7月4日就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号××号楼××层西门××号房屋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案件受理费70元（刘某1已预交），由刘某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金伟人民陪审员  王小微人民陪审员  杨 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蔡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