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7民初5873号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负责人：张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四川方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国辉，四川方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东方希望科研楼****。 法定代表人：魏荣进。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荣群，女，197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系公司员工。 被告：封玮，男，196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成都分行）与被告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怡和公司）、封玮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之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招行成都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国辉、被告怡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荣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封玮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招行成都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已经确认的借贷资金的利息差额3828211.4元，并自2018年9月7日催收之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160051元，自2019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直到付清时止；2.判令被告封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律师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21日，原告招行成都分行与怡和公司签订《授权协议》（编号：2014年营字第0014010009号），由原告向怡和公司提供人民币9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融资性保函、融资性理财。被告封玮与原告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14年营字第0014010009-02号），为《授权协议》下怡和集团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原告在授权额度内向怡和集团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含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保证期间从担保书生效至每笔贷款或者其他融资的到期日或者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再加两年。 2014年1月27日，原告根据怡和公司怡和公司开具国内信用证，金额1.36亿元，信用证到期后怡和公司无力支付，原告在扣去怡和公司保证金4100万元及利息后为其垫款94358707.65元。2015年12月14日，怡和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变卖成都银行股权时支付从垫款之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前的原合同利率与2015年10月24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息差380万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核对金额为准。2016年5月9日，怡和公司、封玮、成都金苹果教育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苹果公司）与原告签署《还款协议》。2016年8月11日，怡和公司、封玮、金苹果公司、深圳鑫教文化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教文化公司）与原告签署《代偿协议》，原告据此收回了垫款本金94358707.65元。2016年8月15日，怡和公司怡和公司再次向原告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为：“我公司仍应按照前述承诺中的承诺在变卖成都银行股权时向贵行支付利息差额（经双方核对，具体金额为3828211.4元），否则贵行有权依法对我公司进行追索。”但怡和公司并未按上述承诺履行，而且对其拥有的成都银行股权设定了新的质押担保。 2018年8月22日，原告向怡和公司、封玮公证邮寄了《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2019年2月19日，原告通过四川和骏律师事务所向怡和公司送达《律师函》，但被告仍拒绝支付。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原告遂至法院。 被告怡和公司辩称，一、被告支付利息差额的条件未成就，原告无权向其主张利息差额。案涉《代偿协议》的签订时间迟于被告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承诺函》以及各方于2106年5月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各方权利义务应以《代偿协议》约定为准。其中第1条第3款明确约定，在原告足额扣划代偿款之时，原告与包括被告在内的各方债务人、担保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结。虽然2016年8月15日怡和公司单方出具《承诺函》重新向原告进行了意思表示，但从承诺内容上看，已经明确怡和公司所承诺的支付利息差额是附条件的，须在变卖所持有的成都银行股权时才支付利息差额。由于存在不可预知的第三方冻结，导致公司无法进行变卖。二、根据怡和公司2016年8月15日出具的《承诺函》，原被告从未约定过利息差额的资金占用利息，原告主张资金占用利息的行为既没有法定理由支持也无当事人合意约定，更何况被告要求支付利息差额的条件尚未成就，被告无需承担利息差额的支付义务，也不存在所谓的利息差额的资金占用利息问题。三、本案诉争的利息差额系在原《授信协议》及各项合同履行完毕，即各方债权债务全部终结后，被告怡和集团单方面出具的《承诺函》涉及的，而承诺函中并无任何需要承担律师费的约定，且利息差额支付未达到支付条件，律师费也未实际发生，因此原告无权主张律师费。另外，利息差额仅为怡和公司单方表示，封玮不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怡和公司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封玮未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4年1月21日，招行成都分行（甲方）与怡和公司（乙方）签订《授信协议》，约定：1.1甲方向乙方提供人民币9500万元整的授信额度；2.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4年1月23日起到2015年1月22日止。4.授信额度内的贷款、融资利率及相关业务收取的费用，按各合同的规定执行；5.1本协议项下乙方所欠甲方的一切债务由金苹果公司、封玮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须向甲方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5.2本协议项下乙方所欠甲方的一切债务由乙方自有的以其所有或依法有权处分的成都银行3000万股权财产作抵押，双方另行签订担保合同。 2014年1月21日，怡和公司向招行成都分行发出《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保证人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贵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1保证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9500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 2014年1月21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出具（2014）成证内经字第2855号《公证书》，对封玮于2014年1月17日出具的《委托书》进行公证，委托书载明：怡和公司拟向招行成都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500万元的授信，我个人自愿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我工作繁忙，特委托受托人吴华为我的代理人，代为办理相关事宜。 2015年12月14日，怡和公司向招行成都分行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承诺在变卖成都银行股权时支付怡和集团从垫款之日起到2014年11月12日前的原合同利率与2015年10月24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息差约380万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核对金额为准。” 2016年5月9日，招行成都分行（甲方，债权人）、怡和公司（乙方，债务人）、金苹果公司（丙方，担保人）、封玮（丁方，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载明：甲方向乙方提供9500万元的授信额度，乙方以其所有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000万股股份质押担保，丙方及丁方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14年1月27日，甲方开具国内信用证，金额13600万元人民币。2014年7月27日，前述信用证到期后乙方无力兑付，甲方在扣收乙方保证金4100万元及利息后乙方垫款94358707.65元，乙方至今未清偿。截止协议签订日，乙方尚欠甲方前述垫款及乙方承诺向甲方支付的约380万元利息差额。截止2016年3月22日，乙方累计向甲方归还了人民币5630954.1元欠款。“关于债务处置的约定”中载明在甲方收到丙方支付的1500万元后，各方一致同意解除其连带保证责任，乙方继续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3000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丁方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乙方必须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前述股权的处置工作，否则，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给予乙方的关于利息的减免优惠全部作废，甲方将按规定计收乙方从甲方垫款之日起的应付利息（每日万分之五）。 2016年8月11日，招行成都分行（甲方，债权人）、怡和公司（乙方，债务人）、金苹果公司（丙方，担保人）、封玮（丁方，担保人）、鑫教文化公司（戊方，重组方）签订《代偿协议》，载明：鉴于甲、乙、丙、丁签订了《还款协议》，因戍方已开始对乙、丙方进行债务重组，戍方拟通过代乙方还款的方式向甲方清偿上述债务。各方一致同意就代偿债务及解除成都银行股权质押的事宜达成如下约定：1.戊方同意在成都银行股权上冻结的全部解除后2个工作日内，根据甲方计算的标的债务本息金额（本金94358707.65元，利息计算方式为【起算日为2016年6月2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24日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不计罚息】），将相应资金转入甲方账户；资金到账的当天或第二天上午，甲方应当办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甲方有权直接划扣戊方转入甲方内部账户的重组资金，并以该重组资金代乙方清偿标的的债务本息。扣划完成后，乙方、丙方、丁方与甲方间的债权债务关旭全部终结。除本协议约定事宜外，其余事项仍按《还款协议》继续履行。本协议与《还款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2016年8月15日，怡和公司向招行成都分行出具《承诺函》，载明：我公司与贵行签订了《代偿协议》，该协议未涉及《承诺函》和《还款协议》中的利息差额，且还进一步约定贵行扣划资金后，我公司及相关担保人与贵行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全部终结。鉴于该情况，我公司现郑重承诺：虽我公司与贵行签订了前述《代偿协议》，但我公司仍应按照前述《承诺函》中的承诺在变卖成都银行股权时向贵行支付利息差额（经双方核对，具体金额为3828211.4元），否则贵行有权依法对我公司进行追索。 2017年3月21日，怡和公司将成都银行5000万股权出质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2日，招行成都分行向怡和公司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贵公司2016年8月1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向我行支付前述利息差额3828211.4元。为此，特催收贵公司，尽快归还上述欠我行的全部利息差额。” 2018年8月22日，招行成都分行向封玮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鉴于2016年5月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贵方继续为怡和公司所欠我行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怡和公司还应向我行支付利息差额3828211.4元。为此，特催收贵方，尽快归还上述欠我行的全部利息差额。” 2018年9月12日，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分别出具（2018）川国公证字第101517号、（2018）川国公证字第101518号《公证书》对以上两份《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进行公证。 2019年2月14日，招行成都分行委托四川和骏律师事务所向怡和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招行成都分行特授权本所向贵公司函告如下：请贵公司立即向招行成都分行支付3828211.4元利息差额，否则招行成都分行将采用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20年1月，招行成都分行（甲方）与四川方同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案实行全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按甲方收回案款的30%收取。原告陈述目前尚未有律师费产生。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承诺书、还款协议、代偿协议、承诺函、公证书、律师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收录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经被告怡和公司申请，原告招行成都分行为其开立信用证，到期后被告怡和公司无力兑付，导致原告招行成都分行为其垫款。为清偿债务，原、被告及案外人先后达成《还款协议》、《代偿协议》，被告怡和公司向原告出具两份《承诺函》，前述协议及承诺函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代偿协议》虽然约定原、被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终结，但是被告怡和公司又以《承诺函》形式明确表示仍然向原告招行成都分行支付应付的利息差额3828211.4元，《代偿协议》时间在前，《承诺函》时间在后，应当以《承诺函》的意思表示为准，故被告怡和公司应当继续偿还该利息差额。在承诺函中被告怡和公司承诺在处置成都银行股权后支付利息差额，根据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约定，应当是原告解除股权质押便于被告怡和公司处置，处置的时间为2016年12月底，但该股权由原告解除质押后又由被告怡和公司质押给他人，导致股权处置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约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辩称约定支付的条件未成就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主张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予以支持。由于律师费并未实际产生，故对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代偿协议》的约定，被告封玮的担保责任已经终结，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利息差额3828211.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82821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率的标准从2018年9月7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付清时止）； 二、驳回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70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38756元，由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晓莉 人民陪审员  张旗金 人民陪审员  蒲忠林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田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