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4民初7888号原告：王凯，男，199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根余，天津和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伯芝，女，195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广厦中里9-1-403，现住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芹，天津嘉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天津嘉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扬，男，199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现羁押于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被告：沙浩，男，198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福苑小区34-4-202，现住武清区。原告王凯与被告孙伯芝、李扬、沙浩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根余，被告孙伯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赵广芹（第一次开庭），被告沙浩（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沙浩第二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原告王凯与被告孙伯芝之间签订的《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孙伯芝将座落于天津市武清区××道××号房屋返还给原告王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鉴定费由被告方承担。原告已经撤回对被告李扬的起诉。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7日，原告与被告孙伯芝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但该买卖协议的签订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的签订系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王凯利益的民事行为。故王凯请求判令该房屋买卖协议无效。1、被告李扬伙同沙浩，预谋卖掉王凯的房屋，所有房屋买卖的真实情况对王凯隐瞒，只让原告在相应的材料上签字。李扬本身涉及诈骗，现已被公安刑事拘留，故意制造套路贷的假象，设局骗走原告王凯的房产；2、对于该房屋的房款，王凯一分未得，全部由李扬及沙浩拿走。先是由孙伯芝将房屋售价款打入王凯名下，随即被沙浩拿走，沙浩拿走房款的方式是取现及转入沙浩的银行账户；3、被告孙伯芝总共支付房屋价款127万元，但其在《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价格为77万元，被告孙伯芝明知该房屋的市场价不可能是如此低价；4、被告孙伯芝应明知该房屋的市场价格为245万元左右，但其总计只支付了127万元，与真实的房屋价格相差甚远；5被告孙伯芝系由被告沙浩找寻到的房屋买方，所以原告有理由认为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综上所述，1、三被告之间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2、三被告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原告的财产，具有明显的故意，所以三被告的行为应为恶意串通；3、原告王凯的财产受到了实际损害。孙伯芝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法庭驳回，第一、涉诉合同的签字是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行为，并且双方已经将涉诉合同全部履行完毕，现涉诉房屋已经登记在被告孙伯芝名下，第二、孙伯芝在取得涉诉房屋产权时已经付清全部款项，与另外被告沙浩及案外人李扬不存在原告诉状中所说的恶意串通行为，2017年3月7日原告与孙伯芝之女胡亚杰签订售房协议书，约定原告将涉诉房屋以24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胡亚杰，当日胡亚杰向原告支付购房定金100000元，该笔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条，2017年3月8日胡亚杰向原告转账购房款40万元，同日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据，2017年3月13日胡亚杰按照原告的指示向被告沙浩转账50万元，同日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据，2017年3月20日，因担心原告收款后，不清偿涉诉房屋的贷款，无法保证日后房屋的过户，故胡亚杰与其签订售房补充协议书，将原告之义务明确约定，并且在售房补充协议书中原告也认可已收到答辩人购房款100万元，2017年7月10日孙伯芝女婿冯迎春（胡亚杰丈夫），向原告转账50万元，同日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据，2017年7月18日孙伯芝女婿冯迎春向原告转账77万元，以及2017年7月19日冯迎春按照原告指示向案外人李扬转账172300元，至此，孙伯芝已将售房协议书中约定购房款除去应由原告承担的7700元税费外，全部向原告支付完毕，并且原告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因此，孙伯芝完全按照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不存在以低价购买房屋的情形，向沙浩及李扬转账也均经过原告的同意，并且全部转账行为，原告均在现场予以认可，第三，孙伯芝与原告签订涉诉合同，因限购政策所影响，起初双方协商购买房屋的为胡亚杰，因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文件，津政办法（2017）48号及天津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布的关于完善差别化信贷的通知，起初有意购买涉诉房屋的胡亚杰受上述政策影响无法购买涉诉房屋，故才由其母亲孙伯芝签订涉诉合同，孙伯芝与原告签订的售房协议书与天津市房屋买卖协议约定价款不一致，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涉诉房屋的转让价格系有房屋管理部门规定，并非由原告及答辩人所左右，第二，原告应承担房屋过户的相关费用，因担心缴费过高，故其也同意涉诉房屋协议中77万出售房屋，但答辩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已达245万元，综上所述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沙浩辩称，2014年至2017年3月之间李扬欠我100多万元，该房屋李扬告诉我他与原告共同出资买的房，因房价上涨，愿意把房屋出售偿还欠我的债务，我之前与原告不认识，房屋过户完，把借据手续都给了李扬，同时就把手续撕了，我和原告及胡亚杰都通过中介认识，在此房过户中，怎么协商不知道，王凯一直属于配合的状态，胡亚杰及李扬向我打款也是经过原告同意，该房屋过户到结束原告知道所有的详细情况，也处于配合状态，所以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复印件一份（含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及购房人家庭情况申报表）；2、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被告1在77万元之前，向原告打款50万元，但是银行记录没有打印出来，证明孙伯芝打入原告账户卖房款是77万元，之前打过一次50万元，是转入原告农行卡，该77万元打入原告农行存折账户之后，在当天相隔时间不长，77万元中的69万元被转让被告沙浩的账户，同时支取8万元的现金，该8万元现金由李扬及沙浩共同支取，这个操作均是有李扬及沙浩，时间均为2017年7月18日，相隔时间均是在当天，相差时间很短，王凯没有获得77万元卖房款，这笔款项均有沙浩与李扬拿走，2017年7月10日被告1曾经向原告账户内打入50万元的卖房款，该50万元在转天2017年7月11日当中的479900元由被告沙浩拿走，其中有两万元的现金支取，由沙浩与李扬共拿走。孙伯芝代理人质证意见：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合同是在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如答辩中所述，房屋的出售价格是房管部门确定，是原告为了减少缴纳税费；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要明确一下2017年7月18日转账是由被告女婿冯迎春代被告孙伯芝向原告代付的购房款，原告陈述的转卡69万元及现金8万元不认可，此行为系原告处分行为与被告无关，对2017年7月10日转账50万元，同上述质证意见。沙浩质证意见：对证据1没有异议，77万元是双方协商完，原告同意的价格，实际价格还是245万元，是原告为了减税。2017年7月18日确实给我转款69万元，这是李扬还我的款，是经过原告同意，8万元现金和我没有关系，我没有拿到。5月16日向我卡内转入40万元，系李扬还我的款，也是经过原告同意，他们之间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我没有跟着去过银行，都是李扬和王凯去的。孙伯芝提供如下证据：1、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复印件一份（含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及购房人家庭情况申报表），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2、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孙伯芝按照涉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购房款77万元；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涉诉房屋的交易应缴纳7700元的个人所得税，该笔费用应由原告承担，但被告代原告缴纳；4、原告与被告之女胡亚杰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开始双方约定的购房人为胡亚杰，并且当日胡亚杰向原告交付购房定金10万元，为现金支付，房屋价款为245万元，后因政策影响改为被告与原告签订涉诉合同；5、中国建设银行活期个人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及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胡亚杰于2017年3月8日向原告转账40万元，同日原告出具收据一份，对此事实予以确认；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一份及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3月13日胡亚杰向沙浩转账50万元，该笔转账系胡亚杰向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在收据中原告认可由被告沙浩收款，并证明此50万元为购房款；7、售房补充协议书一份，证明至2017年3月20日原告认可已收到胡亚杰购房款100万元，并约定及时注销涉诉房屋的抵押；8、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复印件一份及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7月10日被告女婿冯迎春向原告支付购房款50万元，原告也认可该笔款项为购房款；9、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7月18日被告女婿冯迎春向原告支付购房款77万元，2017年7月19日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被告女婿冯迎春向案外人李扬支付购房款172300元；10、收条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7月19日原告出具收条一份，特别说明涉诉房屋的房款245万元已经全部交齐；11、声明复印件两份，声明人系胡亚杰与冯迎春，证明胡亚杰冯迎春向原告账户转账及沙浩、李扬账户转款均系代被告1向原告支付购房款；12、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孙伯芝与胡亚杰系母女关系；13、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冯迎春与胡亚杰系夫妻关系；14、涉诉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涉诉房屋已经过户到孙伯芝名下，双方买卖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代理人质证意见：对证据1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在该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里面甲方签字不是原告签字，系有人冒充原告签字，所以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我们申请对该签字进行笔记鉴定，同时该确认书中原告的签字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确认书中的签字不是同一人所签，王凯本人向法庭提交的确认书系原告从房屋管理局直接复印取证来的，对该确认书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甲方王凯签字不是王凯所签，系有人仿冒王凯的笔记，也申请甲方王凯签字及手印进行鉴定，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王凯本人所述天津存量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是当时沙浩在房屋管理局找的关系签订的，同时该买卖协议签订的时候，原告本人身份还系学习，还没有正式从学校毕业，原告当时上的学校是北辰区的一所职业学校，其身份为学生，同时该协议是在房管局签订，是被告沙浩拉原告去的房管局，案外人李扬后来在赶到房管局，李扬和沙浩及孙伯芝之间约定怎么处理这个房屋原告本人并不知情，原告在李扬的胁迫下只管签字，而且当时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有李扬等人的胁迫强迫及欺骗，对该协议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所以该协议反映的并不是原告王凯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协议也能确定被告沙浩案外人李扬及被告孙伯芝等人共同串通侵害原告的财产权益；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而且也确定是被告孙伯芝直接打款到原告账户内，对被告孙伯芝所主张的系由其女婿冯迎春代孙伯芝打款到原告账户内，对该主张原告不认可，而且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孙伯芝所主张的由冯迎春代打款的事实，该证据只能直接证明孙伯芝直接打款给王凯的事实；对证据3质证意见和证据2是一致的；对证据4刚才经过询问原告本人意见，原告本人已经记不清是否有该售房协议书的存在，在该协议书下面卖房没有原告签字，在卖房一览中留的电话为被告沙浩的电话，而且该协议中既然没有原告的签字，该协议书中又涉及处分原告的财产，该协议书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认为该售房协议书能够确定沙浩与案外人胡亚杰私自处分他人财产，属于非法行为，对该证据不认可，原告王凯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权利；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需要说明当时转入王凯的账户尾号是7743系有案外人李扬掌握，所以李扬可以对王凯的7743尾号的账户进行操作及控制，该40万元由胡亚杰打入王凯的账户之内，在相隔不到5分钟之内，又被打入叫樊倩的账户，樊倩的对象叫沈超，沈超及李扬沙浩均认可，但原告并不认识樊倩，所以原告王凯不可能无缘无故将自己的钱打入一个不认识的人的账户中，所以原告认为该40万元涉及套路贷，表示对套路贷的事需要向公安机关报警，对收据刚才经过原告比对，记不清收据上的签字是不是本人所签，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我们认为交款人不是胡亚杰；对证据6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该交易明细与原告无关，而且原告对此也不知情，同时该交易明细反映的是胡亚杰向沙浩转款的记录，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收据王凯本人是否签过字本人记不清了，而且胡亚杰本人是否在场也记不清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该售房协议书中的卖方签字不是原告本人签字，原告也向法庭对该协议上的签字申请笔记鉴定，该协议书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认为这属于案外人的损害原告财产利益的行为，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收据原告对收据的出具及时间均记不清了，对该收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该交易明细显示的是将所谓的王凯的卖房款转给李扬，能够显示并证明案外人李扬与被告孙伯芝等人明知道该款应该属于原告所有，但将款项打给案外人李扬，这种行为我们认为是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行为，转款明细和刚才的质证意见一样；对证据10该收条当中的收款人经原告辨认，收款人王凯的签字不是原告本人所签，而且从事实上来讲，王凯本人并没有收到过245万元的房款，对该房款房屋卖掉，王凯本人没有收到一分钱，我们当庭向法庭申请对王凯的签字及手印进行笔记鉴定，对该收条载明的内容与事实相反，并且涉及套路贷，对此原告将进一步向公安进行报案；对证据11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不认可，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14没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沙浩质证意见：均没有异议。被告孙伯芝把245万元房屋价款都付齐了对吗？孙伯芝代理人：付齐了。胡亚杰给原告现金10万元及转账40万合计50万元，还有50万元是胡亚杰给沙浩转账，冯迎春通过银行转账付给原告50万元和77万元，172300元是冯迎春转给李扬，少付原告7700元，是因为担负了7700元的税款，加上7700元是245万元。是否属实？原告：钱数对。被告沙浩：属实。原告你与李扬及沙浩的关系？原告：我和李扬在网吧认识的，沙浩是通过李扬介绍认识的，李扬要把我的房子卖了，我和李扬之间有别的事，找的沙浩。刚才原告说的属实吗？沙浩：属实，我是通过卖房才认识的原告。涉案房屋什么时间过户？孙伯芝代理人:2017年7月25日。原告：属实，我本人也去房管局了，协助孙伯芝办理了过户手续。沙浩：属实。原告你本人的银行卡及存折应该都是你本人拿着，这里面的钱让他们支走的，为什么给他们？原告：李扬找我要的，密码他知道，当时那里面没有钱，我才给他的。房屋有抵押吗？原告：有抵押，有一个40万元，一个20万元。沙浩：属实。房屋抵押已经撤了对吗？沙浩：对。原告：对。李扬怎么进去的？原告：不知道，我报案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原告你为什么要卖房？原告：李扬欺骗我，引诱我。房是你自己想卖，还是李扬让你卖？原告：是李扬让卖的。原告补充陈述事实：对方提到胡亚杰打款40万元，这40万元在胡亚杰打到原告账户相隔不到5分钟，就打到案外人樊倩的账户，当庭提交一份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有无异议？孙伯芝代理人：复印件不认可，沙浩：樊倩是我妻子。原告方申请鉴定对被告孙伯芝提交的证据：1、2017年7月18日《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2、2017年3月7日《售房协议书》；3、2017年3月8日的收据；4、2017年3月13日收据；5、2017年3月20日《售房补充协议》；6、2017年7月10日收据，以上证据原件中王凯的签字摁手印不是王凯本人签字按手印。本院依法委托鉴定，经天津市中胜物证司法鉴定所，上述1-6为检材，签名字迹鉴定意见为：1、2017年7月18日《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中“甲方：”处“王凯”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2、2017年3月7日《售房协议书》中上方“卖方（甲方）：”处“王凯”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2、2017年3月7日《售房协议书》中上方“卖方（甲方）：”处红色指印覆盖下的签名字迹，无法确定是否为王凯所写；4、2017年3月8日的收据中“收款人：”处“王凯”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5、2017年3月13日收据中“收款人：”处“王凯”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6、2017年3月20日《售房补充协议》中“卖房（甲方）：”“王凯”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7、2017年7月10日收据中“收款人：”处“王凯”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指印鉴定意见为：1、检材1至4及检材6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检材指印是否为王凯捺印形成；2、2017年3月20日《售房补充协议》中“卖房（甲方）：”处“王凯”字迹上印有的指印是王凯的右手食指所留。2017年3月20日《售房补充协议》中电话号码上印有的指印是王凯的右手食指所留；3、2017年3月20日《房屋补充协议》中身份证号码上印有的指印是王凯的右手食指所留。原告支出鉴定费35000元。对鉴定意见原告代理人质证意见为：指印司法鉴定发表意见，该指定意见中明确载明检材1-4及检材6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检材指印是否为王凯按印形成，仅有2017年3月20日房屋补充协议书中卖方处鉴定为王凯右手食指所留，所以根据该鉴定意见，房屋买卖合同售房协议书、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售房补充协议书，三张收据均不能确定系王凯按印形成，所以对检材1-4及检材6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确定是王凯按的手印，也同时确定了检材1-4及检材6这5个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如果是王凯本人真实意思按的手印，那么不可能这5个证据中的手印都无法确认；对签字鉴定意见发表质证意见，该鉴定意见第三条售房协议书中下方，卖方的签字无法确定为王凯所写，所以售房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保证，该售房协议书中不能确定是王凯所写，对鉴定意见其他条，确定系王凯签字笔记，我们认为对其他条的鉴定意见不认可，所以该鉴定意见最关键的售房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足以推翻售房协议书中并非王凯本人签字。孙伯芝代理人质证意见为：对指印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意见，该鉴定意见写明检材1-4及检材6无法确定为原告王凯按印形成的原因是不具备鉴定条件，是因客观因素所导致的，并不是原告所述的鉴定为不是王凯按印，故该1-4及检材6不排除王凯亲自按印的可能性，再结合2-3项鉴定意见，均鉴定在双方补充协议书卖方处及电话号码上印有的指印和身份证指印均系王凯右手食指所留，证明双方买卖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对签字的意见书认可，在鉴定意见第三项2017年3月7日售房协议书下方，卖方（甲方）处红色指印覆盖下的签名字迹无法确定是王凯所写，该条鉴定意见也是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确定是原告所写，但该份证据的第二条，2017年3月7日售房协议书中上方卖方（甲方）处王凯处签名字迹是王凯所写，鉴定意见第二条及第三条均是对售房协议书中原告签字的鉴定，在一份证据上已经可以确定，原告王凯签名字迹是真实的，可以认定售房协议书是真实合法的。根据质证意见，及双方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7日原告与孙伯芝之女胡亚杰签订售房协议书，约定原告将涉诉房屋以24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胡亚杰，当日胡亚杰向原告支付购房定金100000元，该笔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条。2017年3月8日胡亚杰向原告转账购房款40万元，同日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据。2017年3月13日孙伯芝代理人称胡亚杰按照原告的指示向被告沙浩转账50万元，同日原告为胡亚杰出具50万元收据。2017年3月20日，孙伯芝代理人称因担心原告收款后，不清偿涉诉房屋的贷款，无法保证日后房屋的过户，胡亚杰与其签订《售房补充协议书》，协议中约定，原告已经认可收到孙伯芝购房款100万元。2017年7月10日答辩人女婿冯迎春，向原告转账50万元，同日原告为胡亚杰出具收据。孙伯芝与胡亚杰系母女关系，孙伯芝代理人解释房屋购买方变化的原因：孙伯芝与原告签订涉诉合同，因限购政策所影响，起初双方协商购买房屋的为胡亚杰，因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文件，津政办法（2017）48号及天津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布的关于完善差别化信贷的通知，起初有意购买涉诉房屋的胡亚杰受上述政策影响无法购买涉诉房屋，故才由其母亲孙伯芝签订涉诉合同。孙伯芝与原告签订的售房协议书与天津市房屋买卖协议约定价款不一致，孙伯芝代理人解释有两点原因，第一，涉诉房屋的转让价格系有房屋管理部门规定，并非由原告及答辩人所左右，第二，原告应承担房屋过户的相关费用，因担心缴费过高，故其也同意涉诉房屋协议中77万出售房屋，但孙伯芝实际支付购房款已达245万元。2017年7月1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孙伯芝（乙方）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编号为32589-002887，约定：原告将坐落于武清区新城规划光明道南侧位于外环线以外，建筑面积110.71平方米登记在其名下的枫丹天城8-1-1102，出售给被告孙伯芝，约定的房屋价格为77万元，2017年7月20日前孙伯芝将房款支付给原告，同时双方签署《自愿放弃资金监管服务确认书》，经双方协商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屋的资金监管服务，对未纳入监管交易资金自行承担资金风险和法律责任，孙伯芝并填写购房人家庭情况申报表。合同签订后，2017年7月18日，孙伯芝代理人称通过其女婿冯迎春代孙伯芝向原告账户付款770000元。被告孙伯芝给付245万元房屋价款，孙伯芝代理人解释：胡亚杰给原告现金10万元及转账40万合计50万元，还有50万元是胡亚杰给沙浩转账，冯迎春通过银行转账付给原告50万元和77万元，172300元是冯迎春转给李扬，少付原告7700元，是因为担负了7700元的税款，加上7700元是245万元。原告：钱数对。被告沙浩：属实。2017年7月19日孙伯芝代理人称其女婿按照原告指示向李扬转账172300元，同日原告出具收条：枫丹天城8-1-1102的房款245万元全部交齐。原告协助被告孙伯芝完成过户，2017年7月25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孙伯芝名下。本院认为，原告与胡亚杰于2017年3月7日订立涉案房屋《售房协议书》，原告系卖方，胡亚杰系买方，已经开始履行，孙伯芝代理人解释受限购政策影响，胡亚杰无法购买涉诉房屋，故才由其母亲孙伯芝签订涉诉合同，符合常理，孙伯芝成为《售房协议书》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同时与原告达成了《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编号为32589-002887），依据上述协议约定，胡亚杰、孙伯芝已经全额支付245万元购房款，原告为被告出具了收据，并且协助完成过户。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系所有权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处分，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孙伯芝所举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孙伯芝的事实主张，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并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原告申请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中胜物证司法鉴定所，对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鉴定意见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事实主张。原告撤回对被告李扬的起诉系自愿处分诉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沙浩第二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00元，鉴定费35000元，由原告王凯担负。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志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于培培附判决所依据法律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四）返还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