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08行初68号 原告刘栓定，男，汉族，1985年5月12日出生，陕西省靖边县张家畔镇。 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浩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靖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靖边县统万路。 法定代表人贺湘如，县长。 出庭负责人贾树林，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韩小花，靖边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小宁，陕西秦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靖边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靖边县新区第二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张斌，局长。 出庭负责人白向泷，该局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郭宁，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子君，陕西秦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靖边县公安局，住所地：靖边县统万路。 法定代表人李学恩，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宗豫，靖边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中队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芳，陕西秦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栓定诉被告靖边县人民政府、靖边县交通运输局、靖边县公安局交通行政强制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栓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被告2019年2月27日在林家湾广场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强制扣押原告所有的陕KT0546出租汽车至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判决被告立即归还非法扣押的陕KT0546出租汽车。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经靖边县法院和榆林中院判决确认的涉案出租汽车所有人。2019年2月27日，被告联合多个行政部门上路拦截原告所有的涉案出租汽车，在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形下，将原告所有的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扣押，至今未归还，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被迫停运至今，经济损失巨大。 被告靖边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在行政诉讼中要成为原告，必须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关人。而本案中，涉诉出租车的所有人是出租车公司，并非原告个人，因此原告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扣车系出租车公司内部整改行为，并非行政强制行为。1、2019年2月18日靖边县平安公司、富康公司、富博公司、康达公司、安达公司、宏运公司、亨泰公司、恒丰公司八家出租车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靖边县出租汽车行业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其中载明整治措施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擅自改变车内外设施的车辆，不影响正常营运的，一经查处，责令现场整改；经整治工作小组查处的严重违法、违规的车辆，不能继续营运的，立即责令其停运整改。对拒绝配合停运整改的车辆，由八家公司指定拖车公司拖回整改场所进行整改。2、2019年7月12日，上述八家出租车公司出具的《靖边县平安等八家出租公司关于靖边县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整治相关情况的说明》，载明对执法检查中发现和各出租车公司自查自纠发现的私改计价器、顶灯等突出问题的出租汽车，各所属出租公司要求车主进行现场整改，对于拒绝现场整改的，由各出租公司自行雇用拖车拖回公司停运整改。3、2019年2月18日上述八家出租车公司与靖边县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拖车协议》，约定在联合整治工作期间，八家出租车公司查处的违法、违规出租汽车交由永诚公司负责将车辆拖至八家出租车公司指定的整改场所进行整改。三、靖边县人民政府并未授权也未参与过出租车公司的扣车行为，原告诉讼对象错误。出租车公司对内部车辆拖回进行整改的行为，是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是自我完善、自主整改的行为，政府无权干涉，也不会干涉。作为出租车驾驶人，理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而原告面对自身私改计价器、顶灯等突出问题，既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又不思改进，反而归责于他人，制造诉累，反复多次占用宝贵的司法资源。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靖边县交通运输局辩称:一、本案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羁束。本案受案前，原告认为行政强制扣押是靖边县交通运输局实施并将靖边县交通运输局诉至靖边县人民法院。经审查，靖边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依法裁定不予立案。原告对此不服遂上诉至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认为不能证明扣车行为属于靖边县交运局实施而裁定驳回上诉。两审终审后，原告认为原审裁判错误又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听证，双方就是否存在行政强制措施逐一进行了全面举证、质证和辩论等程序。2020年7月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对此裁决不服，又向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20年7月30日，榆林市人民检察院又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在此生效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或未被依法撤销的羁束下，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立案显然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二、原告不具有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涉诉本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的业户名称均为各出租公司。此外，交运部也要求客运企业实行集约化、公司化经营。此外，在赵生生诉靖边县安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判决书中，明确写明出租车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可分割，故原告在不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前提之下要求所有权转移登记于法无据，依法驳回诉讼请求。综上可见，原告对于公司将所登记在公司自己名下的车辆带回公司停运整改的行为不具有适格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三、停运整改行为属于各出租汽车公司所采取的内部整改行为。为确保全县城市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八家出租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靖边县出租汽车行业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联合整治的小组成员单位为平安、富博、富康、康达、安达、宏运、亨泰和恒丰八家出租车公司，领导小组由平安出租公司韩宝平担任，副组长由各出租公司经理担任，联合整治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旺胜担任。整治措施为：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责令现场整改；对拒不整改的车辆，由八家出租公司指定拖车强制拖回公司整改。同日，八家出租公司与靖边县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拖车协议》。在专项整治过程中，联合检查以及公司自查自纠中共发现12辆出租车存在私装顶灯、计价器等违规问题。其中，现场整改后放行12辆，带回公司整改后放行2辆，至今在五家出租公司尚有停运待整改出租车58辆。该60辆违规车辆，均由永诚工贸公司安排拖车带回八家出租公司共同指定的三家出租公司院内停运整改。事实上，只要原告随时整改就随时可以恢复运力。对于上述事实，各出租公司还曾专门出具情况说明足以证明。四、本案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首先，原告诉称的行政扣押行为并非靖边县交通运输局实施，靖边县交通运输局未采取具体行政强制措施也就不存在出具任何行政强制决定。其次，靖边县交通运输局管理的主体是各出租公司而不是具体的出租承包经营人，靖边县交通运输局将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所属公司予以处理或整改。原告若对公司的停运整改行为不服，可以另案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五、靖边县交通运输局多次督导出租公司尽快恢复运力。出租公司作出停运整改决定后，靖边县交通运输局多次责令原客运所督导各出租公司立即整改并恢复运力。原客运所又向各出租公司依法下发整改和恢复运力督导文件。但各出租公司虽督促各承包经营人进行整改，收效甚微。为了彻底化解矛盾和尽快恢复运力，靖边县交通运输局抽调副科以上同志成立了三个矛盾化解协调组，逐一和包括原告在内的能联系到或找到的全部承包经营人进行登门拜访或通过电话以及委托熟人和镇村组织，通过做思想工作、进行政策宣传、疏导和缓和对立情绪，积极引导各承包经营人开展整改并督促公司尽快协调恢复运力。但包括原告在内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基本均拒绝整改和恢复运力。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靖边县公安局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及其它法律法规，原告的客运车辆涉嫌违法营运行为的管理和查处并不属于靖边县公安局的法定职责。二、靖边县公安局从未实施过扣押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所诉之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业已经靖边县人民法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法院裁判，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行政强制措施，故对其起诉不予立案。靖边县公安局并未实施过扣押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的车辆停止营运系其所属公司的企业内部整改行为，与靖边县公安局无关。本案中无论是拖运带回原告的车辆所需的拖车、还是停放带回车辆的场地、带回车辆的管护及拖运等行为均由各出租车公司自主实施，各出租车公司对各自所属的违运车辆在现场拒不整改而采取的带回整改措施系企业内部管理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各出租车公司所实施的拖车行为与靖边县公安局有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刘栓定诉请确认强制扣车行为违法并返还车辆，被告主张被诉强制扣车行为并非其所为，该扣车行为系出租车公司的内部整改行为。故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诉强制扣车行为是否为本案被告所为。原告用以证明被诉扣车行为系本案被告联合所为的主要证据为：扣车现场视听资料、2019年2月26日靖边县西郊派出所、2019年4月1日张家畔派出所报案回执各一份、榆林中院（2020）陕08民终1139号民事判决。被告靖边县交通运输局为证明扣车行为并非被告所为，提举的主要证据有：榆检民（行）监[2020]6108000000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2019）陕行申331号行政裁定书；开展靖边县出租汽车行业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靖边县平安等八家出租公司关于靖边县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整治相关情况的说明、拖车协议；照片3张；靖边县平安出租有限公司关于陕KT1476、陕KT0847车辆整改的报告、靖边县平安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陕KT0946等7辆出租车恢复营运的报告、榆林市富博旅游出租有限公司靖边分公司关于陕KT1126等2辆出租车恢复正常运营的报告、靖边县宏运出租有限公司关于陕KT1412等2辆出租车恢复正常运营的报告、靖边县安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关于陕KT0618出租车恢复正常运营的报告。经审查，被告提举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诉扣车行为并非被告所为，原告所提举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被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故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栓定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刘栓定。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晓娟 审 判 员  刘红梅 审 判 员  吴 琼 人民陪审员  吴天全 人民陪审员  鱼 慧 人民陪审员  方 珺 人民陪审员  张龙龙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高 静 书 记 员  寇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