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3000号原告：北京鑫德远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南一村沙阳路煤炭公司院内北京宏力拓钢材市场院内**。法定代表人：卞振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超，北京港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志东，男，196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被告：苏少贵，男，1958年4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被告：宋延军，男，197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其杰，山东云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鑫德远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与被告郑志东、苏少贵、宋延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超，被告宋延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其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郑志东、苏少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商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249721.25元；2.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付款部分的逾期违约金（自2016年4月21日至2018年12月5日止，以256721.25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为163959.31元；自2019年2月4日至实际付清日止，以249721.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2月8日始，原告与郑志东、宋延军建立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按照郑志东、宋延军的要求向其出售各类钢材，约定收货验收后25日内付清货款，逾期付款按每天加收全部货款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2015年4月3日，郑志东作为代表与原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2014年12月8日至2016年4月20日，原告分26次向郑志东、宋延军供货，总货款574316.34元。郑志东、宋延军自2014年12月24日至2019年2月3日分20日向原告付款合计324595.09元，截至起诉之日郑志东、宋延军尚欠货款249721.25元未付。2018年11月2日，原告与郑志东就送货及付款进行对账，当日郑志东向原告公司业务员冯本行出具借条，载明截至2018年11月2日郑志东欠原告货款256721.25元并承诺按月偿还5000元，同时苏少贵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中签字。但2019年2月3日后，郑志东与苏少贵均拒绝向冯本行及原告公司支付货款。郑志东、宋延军作为共同购买方，应当按约定支付货款，苏少贵应当对郑志东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未履行义务，故诉至法院。被告郑志东、苏少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告宋延军答辩称：宋延军与郑志东之间曾经存在合作关系，合作地点只是王家厂，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了王家厂和南彩两个厂址，宋延军不知道有南彩这个厂址，也没有经营过南彩这个地址，所以原告要求宋延军承担南彩的货款没有依据，对于原告提交的结算单所涉及的南彩的货与宋延军无关。对王家厂项目的货款，结算单都是郑志东签的，宋延军认为不欠钱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4月3日，郑志东（甲方/需方）与商贸公司（乙方/供方）签订了两份《钢材购销合同》，两份合同仅甲方落款处郑志东书写的地址有所差别，其余合同条款完全一致，其中一份郑志东书写的地址为“顺义区仁和镇王家场”，另一份郑志东书写地址为“顺义区南彩镇”。两份合同均约定，乙方向甲方供应钢材，以乙方实际送货出库单为计算依据，乙方负责把货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向甲方交货时，甲方授权并委托现场管理人员为现场签收人员，并配合相关人员进行验收签字确认，自乙方送货之日起25天内付清全部货款，逾期按每天加收全部货款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2014年12月8日至2016年4月20日，商贸公司按郑志东的指示陆续供应钢材，分别送货至王家场和南彩两处地址。在此期间郑志东陆续支付部分货款。2018年11月2日，郑志东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冯本行货款256721.25元，今郑志东书面答应每月准时还冯本行5000元，此协议有效期至全部结清金额为止。郑志东在苏少贵处上班，苏少贵担保每月至少给冯本行汇款人民币5000元。”苏少贵以担保人身份在该《借条》落款处签名。另查，案外人冯本行在接受法庭询问时表示其本人系商贸公司员工，涉案销售业务系其经手，借条中载明的货款应属商贸公司货款。前述《借条》出具当日，郑志东还在两张《材料结算单》欠款人处签字，两张《材料结算单》与前述借条系同一货款，结算单载明的内容系对账具体情况。其中供货日期显示为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1月21日的《材料结算单》本判决以下简称“结算一”，供货日期显示为2015年3月3日至2016年4月20日《材料结算单》以下简称为“结算二”。“结算一”载明送货情况：2014年12月8日30752元、2014年12月12日10527元、2014年12月17日32729元、2014年12月18日23712元、2014年12月24日13867.8元、2014年12月26日25048元、2014年12月28日20270元、2015年1月4日18820元、2015年1月4日29132.8元、2015年1月15日15914元、2015年1月16日18771元、2015年1月21日21695.8元，付款情况：2014年12月24日2万元、2014年12月25日5380元、2014年12月30日1万元、2015年1月15日2万元、2015年1月17日3万元、2015年1月21日2万元。宋延军认为“结算一”载明的送货均与其无关，付款亦非宋延军支付。商贸公司认可“结算一”载明的付款均系郑志东支付。“结算二”载明的送货情况：2015年3月3日南彩24633.6元、2015年3月8日南彩20327.3元、2015年3月9日王家场21160元、2015年3月10日南彩7630.1元、2015年3月14日王家场19428元、2015年3月24日王家场33432.8元、2015年3月24日南彩14355.8元、2015年4月2日王家场34386.8元、2015年4月5日王家场36328.8元、2015年4月23日王家场18538元、2015年5月9日王家场19605.75元、2015年5月19日王家场27962.9元、2015年10月30日南彩12812元、2016年4月20日南彩22475.09元，付款情况：2015年3月29日5万元、2015年5月8日2万元、2015年5月31日2万元、2015年7月1日19400元加油卡、2015年8月26日33120元、2015年9月7日9700元加油卡、2015年11月24日33120元、2015年10月30日9400元、2016年4月20日17475.09元。宋延军对“结算二”载明的送货情况，仅认可送货至王家场的，对于送货至南彩的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其支付过7万元，此外两笔加油卡形式支付的款项，加油卡系宋延军交给郑志东的。商贸公司认可“结算二”付款情况载明的前两笔即2015年3月29日5万元、2015年5月8日2万元系宋延军支付，并向法庭提交案外人冯本行的银行借记卡明细单，显示宋延军2015年3月30日向冯本行转款5万元、2015年5月8日转款2万元，商贸公司当庭陈述“结算二”载明的2015年3月29日支付5万元与宋延军3月30日转账系同一笔款项，其余支付均系郑志东经手交付款项或加油卡。宋延军认可加油卡并非其本人交付商贸公司，亦未提交其向郑志东交付的证据，另外认可除7万元转账外其余付款并非其经手。此外，商贸公司认可收到郑志东指示他人代付货款7000元，并提交明细：2018年12月5日支付宝转账2000元、2018年12月12日微信转账2000元、2018年12月14日微信转账1000元、2019年1月12日微信转账1000元、2019年2月3日微信转账1000元。宋延军认可以上7000元并非其支付。另查，郑志东与宋延军曾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利用各自优势资源互补在商品车运输车维修和加工制造的项目进行合作，合作方式为郑志东承担技术和对外洽谈以及工厂的管理和日常事务，宋延军出资5万元整作为出租场地购置设备以及前期生产所用的资金，宋延军出一名会计对日常开支进行账目的管理，利润按5:5进行分配，合作期限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1日。以上事实，有钢材购销合同、借条、材料结算单、银行明细、合作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郑志东与商贸公司签订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郑志东与商贸公司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商贸公司已经完成了提供货物的义务，郑志东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其未能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货款本金，双方以结算单形式进行了对账，郑志东以借条形式最终确认了欠付货款为256721.25元，借条出具后其又支付了7000元，故此商贸公司主张尚欠货款本金为249721.25元，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宋延军是否对以上货款存在支付义务。第一，虽然宋延军与郑志东存在合作关系，但在宋延军并未签字且商贸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宋延军授权合同签署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相对性，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仍仅为郑志东，而不能推定宋延军当然系购买人；第二，对账过程宋延军并未参与，最终的结算材料上亦无宋延军签字，且商贸公司无证据证明宋延军追认了郑志东的行为，故此借条及结算清单载明的内容亦对宋延军不产生约束力。第三，虽然宋延军存在支付货款的行为，但不能视为对全部货物的追认，在宋延军仅认可王家场与其有关而不认可南彩货物的情况下，仅能视为对王家场货物的款项支付。庭审过程中，宋延军认可2015年3月9日以后王家场项目的货物系其与郑志东合作使用，并认可送货情况，结合宋延军存在付款行为，应当视为宋延军以追认和实际行为加入到了买卖关系中，存在支付相应部分货款的义务，其主张款项已经付清，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经法庭核算“结算二”中王家场的送货总金额为210843.05元，宋延军支付的7万元应当系支付该部分货款。那么本院接下来需要认定的问题系“结算二”载明的其余付款系支付哪个项目的货款？在郑志东未明确表示系支付哪一笔货款的情况下“结算二”中郑志东支付的款项应当按照货款到期的先后顺序按比例清偿。经法庭逐笔核算后，“结算二”中尚欠货款本金100861.85元中，有48573.35元系王家场送货，52288.5元为南彩送货。其中王家场部分的欠款应当由宋延军与郑志东共同负担，南彩部分的欠付货款应当由郑志东单独负担。另“结算一”尚欠货款为155859.4元，在宋延军主张与其无关的情况下，商贸公司亦未能证明宋延军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故此该部分货款仅由郑志东单独支付。综上，借条载明的256721.25元中，郑志东单独负担的债务为208147.9元，郑志东与宋延军共同负担的债务为48573.35元。借条出具后郑志东偿还的7000元，仍应按比例清偿，经法庭核算后，尚欠商贸公司总货款249721.25元中，应由郑志东单独负担的债务为202472.3元，郑志东与宋延军共同负担的债务为47248.95元。本院认为，宋延军并未参与合同的签署及账目核对，其对是否尚欠货款，尚欠款项金额等不知晓系存在可能，商贸公司明知宋延军系郑志东的合作伙伴且主张宋延军承担共同的责任，则应当在交易时要求郑志东联系宋延军到场或由宋延军出具委托手续，在无宋延军认可的情况下，商贸公司依然进行交易，则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本案宋延军承担负担义务主要系基于其当庭的认可，故此在本判决生效之前宋延军并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对于款项未能支付不具有过错，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对于郑志东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冯本行代表商贸公司接受2018年11月2日郑志东出具的借条，且在庭审中商贸公司也对冯本行能代表公司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应当视为郑志东与商贸公司系针对货款本金和违约金一并进行债权确认且给予了郑志东还款宽限期，即每月5000元，但双方并未载明应从何时开始执行每月5000元，故此付款期限属约定不明，按照法律规定，商贸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但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期限，商贸公司以诉讼方式主张，郑志东仍未履行则应当承担逾期利息。本案向郑志东公告送达登报日期为2020年7月9日，公告期限为60日，故此本院仅自2020年9月16日起支持逾期利息，利息标准双方合同约定为日千分之三属过高，但商贸公司主张按年息24%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在郑志东未到庭抗辩的情况下，结合本案款项拖欠时间及原本约定每月还5000元所需的还款周期，平衡双方利益，该标准属合理范畴，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商贸公司主张的其他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苏少贵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字，且承诺担保每月至少给冯本行汇款5000元，系真实意思表示，苏少贵与商贸公司之间形成了担保合同关系，依据双方约定，苏少贵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此，苏少贵对郑志东欠付的全部货款及违约金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志东、苏少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质证和辩论的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志东、宋延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原告北京鑫德远昌商贸有限公司货款47248.95元；二、被告郑志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原告北京鑫德远昌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02472.3元；三、被告郑志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北京鑫德远昌商贸有限公司违约金，以249721.25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息24%计算；四、被告苏少贵对本判决确认的郑志东的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北京鑫德远昌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6元，由郑志东、苏少贵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旭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方琳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