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03行初77号原告郑国生,男,1955年7月28日生，汉族，退休人员，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托代理人王娜、秦航，均系辽宁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00号。负责人刘士武，局长。委托代理人耿洪涛，王丽娟，均系该局干部。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349号。法定代表人张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健，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媛芳，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郑国生诉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撤销工伤认定一案，原告于2020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20年7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被告于同年7月12日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申请加入诉讼，本院予以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娜、秦航，被告委托代理人耿洪涛、王丽娟，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杨健、郭媛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工伤认定决定，其中，申请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职工姓名：郑超；核实的基本情况：“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期间，郑超在北京东城区华普花园C座2204高坠。”被告认为郑超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或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不认定为工亡。原告郑国生诉称，原告系本次工伤死亡人员郑超的父亲,本次工伤死亡人员郑超是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的验船师,其于2009年4月13日入职,在第三人的建造处从事建筑船检验工作。2018年9月27日,中国船级社总部人力资源处出具《关于借调吴小豪和郑超两位同志到总部工作的通知》,自2018年10月8日至2018年11月18日借调郑超到北京总部船舶建造处工作;借调当日,郑超到中国船级社北京总部篮球队报道并参加球队集训,准备参加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2018年职工篮球赛。从2018年10月12日起,球队每周两次训练,郑超均正常参与,在10月13、14日的两场比赛中,郑超作为首发队员出场,与队友一同获得了两场比赛的胜利;而在10月20日午餐时郑超感觉胃部不适,于下午1点在北京市中医医院门诊就诊并开具药物(舒肝解郁胶囊,舒眠胶囊),之后缺席了当日的比赛,回办公住所服药休息。10月21日郑超依旧身体不舒服,进食很少,晚上看辽宁队篮球赛直到23点左右,只拿了水果香蕉回房间。10月22日早7点50分,郑超从中国船级社总部所属的华普公寓坠亡。事故发生后,第三人于2018年11月20日向被告处申请了郑超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了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80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与第三人对此决定不服,遂由第三人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0日进行了行政复议听证,之后被告于2019年11月13日向第三人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撤销通知书》,认可撤销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是第三人就以此撤销了行政复议申请,然而被告却又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了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系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法规适用错误,理由如下:一、郑超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2018年10月9日,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应北京总部要求,派郑超出差到北京总部船舶建造处工作;2018年10月22日7点50分发现郑超在北京总部所属的华普花园公寓22层坠落死亡。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之一为郑超的上班时间应为早上8点30分,坠落地点为中国船级社北京总部提供的宿舍楼,不属于办公地点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首先公安机关并未对郑超实际的坠亡时间作出认定,其次郑超本人正处于出差期间,而出差的起止时间应起自离开单位至回到单位为止,郑超被借调到北京总部船舶建造处的目的是参加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2018年职工篮球比赛及相关集训,属于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活动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规定，以从时间上看,郑超在总部所提供的宿舍休息期间也应属于出差期间,而出差即是在外履行工作职责,只要不是参加与外派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都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关于地点方面的问题,发生本次事故的地点为中国船级社北京总部于2005年购置的华普花园C224号房屋,该房屋所在楼房与郑超工作的办公室相连,同属于一个院落,理应归属于工作地点,而且被告在其出具的行政复议答复书中也认定了事故地点为中国船级社北京总部的办公场所被告没有证据证明郑超的坠亡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被告依据其对两位证人(刘某、于某)的调查笔录,自行制作的《现场勘验记录》,郑超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就认定郑超的坠亡不是意外高坠,原告认为被告的认定依据是片面且不真实的。首先,公安机关对于郑超坠亡一事并未给出明确的侦查结论,被告根据传来证据自行制作的《现场勘验记录》不符合现场勘验的要求,不能作为判断郑超坠亡原因的证据。其次,对于郑超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事,该诊断出具日期为2014年9月,而郑超在这几年里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其虽然有一定的失眠问题,但程度可控且对工作和生活均未产生影响,其生前也没有感情纠葛和经济问题,并且收入可观,同时从郑超同事和领导对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其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优秀,完全没有任何异状。在被告对两名证人做的询问笔录中,以及郑超在总部工作期间领导和篮球队里队友对其的评价来看,郑超在总部出差工作期间同样表现优秀,生活态度积极乐观,精神状态良好,同时郑超还积极参加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2018年职工篮球赛的训练与比赛,作为队伍核心球员积极与队伍成员沟通并组织战术,为球队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上述情况都能看出,郑超虽然有过精神分裂症的病史,但这几年里早已经痊愈,并未对其日常生活产生过影响,并且公安机关并未将本次事件定性为自杀或他杀,故被告仅凭郑超几年前的病史就认定此次事件不属于工伤是片面且错误的;被告对于本次事故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参照上面说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本次事件完全符合该条款。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应认定为工伤”,被告方在没有准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理应按照该条款将事件认定为工伤。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故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本次事件于法于规都应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做出的不认定工亡的决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告之子郑超的死亡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应当依法依规认定为工亡。另外,郑超系本案原告独生子,且原告依靠郑超扶养,原告强忍丧子之痛的同时能够理智处理善后事宜,没有给单位、社会和政府增加任何麻烦,亦难能可贵,但被告方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让原告难以接受,而且被告经复议撤销原决定后,仍然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更是让原告感到无比愤慨。事故发生之日距今已经过去两年之久,而工伤认定的过程一波三折,原告已经心力憔悴,原告无奈之下起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出具的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重新进行工伤认定。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通知，拟证明郑超是单位安排外出；2、情况说明5份，拟证明郑超的同事对其比赛期间精神状态正常作出说明；3、郑超就诊及医生开具药物处方的材料，拟证明北京市中医院临床诊断结论是不寐（心胆气虚），肋痛（肝气郁结），由此开具的舒肝解郁胶囊和舒眠胶囊，而舒肝解郁胶囊服用后是有恶心呕吐头痛头晕等副作用的，郑超应是开窗呕吐导致坠楼；4、郑超在2013年至2018年请休假情况统计表及考勤表，拟证明郑超工作多年，从2013年至2018年只有在2017年因为其韧带受伤休息了8天是请的病假，此外都是全勤，郑超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均正常；5、篮球比赛的相关材料，包含情况说明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郑超亲属与球队队员的聊天记录截图、球队微信群的截图，拟证明郑超去出差是参加篮球比赛，其精神状况均正常；6、机票、保险单、郑超的银行存款，拟证明丧事处理完毕，郑超的经济状况良好，不存在因经济状况等原因自杀的可能性；7、郑超参加球赛的照片、郑超在北京住所是中国船级社所有的房产，郑超是去参加比赛。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我局作出的认定行为合法。一、事实依据：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期间郑超在北京东城区华普花园C座2204高坠。二、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586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三、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0日,第三人向我局提交了郑超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核,需补正《家属授权委托书》。2018年12月1日,第三人向我局提交了郑超的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核,材料齐全,我局予以受理。2019年4月26日,我局向第三人开具《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2019年6月11日,我局对第三人提供的两位证人(刘某、于某)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9年6月13日,我局对中国船级社提供的两位证人(卓某、李某)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对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刑侦、技侦大队进行了调查了解,并制作了《现场勘验记录》。2019年6月28日,我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8038号)。2019年7月2日、7月6日,分别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第三人和原告。2019年11月13日,我局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撤销通知书》,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8038号)。2019年11月29日,我局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已查明:1、根据大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处的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定郑超高坠时间为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郑超上班时间为8点30分,高坠时间并不是郑超的工作时间;2、郑超高坠的房间是中国船级社提供的宿舍(华普大厦),并不是其工作场所(船检大厦);3、郑超高坠死亡时仅穿着一条内裤;4、郑超居住的房间窗口高1.3米,高坠当日窗户敞开,纱窗打开30厘米左右(上下开口)；5、郑超居住的房间床头柜上放有精神类药物;6、郑超患有精神分裂症并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7、郑超有过早晨跳楼的记录。综上,郑超在非工作时间和非工作场所,并且非工作原因的情形下高坠。郑超的高坠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据此,我局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2019年11月29日,我局向第三人和原告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认定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维持。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份)；2、送达回执(5份)；3、工伤认定决定撤销通知书；4、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6、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7、职工伤亡事故调查笔录(4份)；8、现场勘验记录；9、现场照片(7张)；10、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病历；11、工伤认定申请表；12、郑超身份证复印件；13、聘用合同；1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15、殡葬证明；1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17、调查笔录(3份)，上述各项证据共同用以证明被告受案情况、受伤职工身份信息、劳动关系、死亡证明、登记注册信息，以及被告履行职责符合程序要求。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述称，第三人认为被告做出的不认定为工亡的决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郑超于2018年10月22日7时50分在北京总部办公场所发生意外坠亡，死亡时间和地点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应当被认定为工亡。郑超是在北京总部于2005年购置的华普花园公寓C2204房屋坠亡，且房屋所在楼房与郑超工作的办公室相连，同属于一个院落，地点应认定为工作场所。在郑超被外派出差、参加比赛及集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均应认定为工作时间，且郑超在该时间也并未进行与外派无关的个人活动，故应认定为工作时间。二、事故发生系因工作原因。郑超于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内发生事故，现公安机关对于郑超坠亡一事并未给出明确的侦查结论，也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郑超发生的事故系因非工作原因导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郑超没有不得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事故发生后，北京当地警方没有认定高坠的具体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故本案中郑超应当被认定为工亡。四、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行政法的立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均有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被告在撤销其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80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基于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与原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相同的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综上所述，郑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亡，原告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中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提出异议，其中，勘验笔录准确行为存在问题，不能客观准确反映情况，现场药物不能都归纳为镇静类药物，对郑超2012年11月以来的门诊记录，不能证明原告死亡与精神疾病有关，因为郑超近四年情况稳定，生活工作状态正常。被告对原告证据关联性提出异议。第三人对各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部分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郑超经济状况、年休假状况不能直接证明其是否符合工伤。第三人对原告证据无异议，但重申对郑超此次外派出差的性质、工作内容、参加比赛等事实无争议，这些事实不影响为其申报工伤，以及最终认定结论。本院对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被告各项证据均在行政程序中制作、搜集取得，来源合法、形式符合证据要求，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其余证据与本案有一定关联，能够反映部分案件事实，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郑国生的儿子郑超即案涉死亡职工，生前在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工作，担任船舶验船师一职。2018年9月27日，中国船级社向第三人发出通知，自2018年10月8日至11月18日借调郑超到总部中国船级社船舶建造处工作，郑超随即赴北京至中国船级社报到。郑超被借调在北京期间，被安排在北京市东城区××大街××房间住宿，工作场所位于院内其他办公楼，该期间，郑超被分派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国船级社参加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工会组织的篮球比赛。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有人在郑超住宿的华普花园C座南侧草坪发现其尸体，其穿着黑色平角内裤，头南脚北卧于草坪内。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到现场进行勘验，认定郑超系从普花园C2204房间坠亡，坠落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公安机关在勘验中还记录郑超房内床头柜上放有安眠药物、抗抑郁药物。2018年11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对职工郑超认定工伤，被告审查后，告知其应补正材料。2018年12月11日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因调查取证出现困难，2019年4月26日，被告中止认定程序，向第三人发出《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被告调查取证完成后，恢复认定程序，并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决定书核实基本情况：“2018年10月9日单位安排郑超出差到北京总部船舶建造处工作，2018年10月22日7点50分发现在北京总部办公场所的22层坠落死亡。”第三人不服该认定，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复议程序中，复议机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查明案件事实，复议机关进行补充调查、调取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11月13日，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发现新的事实证据基础上，决定撤销前述工伤认定决定，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撤回复议申请。另查，在复议程序中，复议机关组织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到案涉公安机关、案发现场实地勘验、了解案情。在此过程中，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证郑超自2012年11月开始，因情绪低沉、睡眠差等症状到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多年来一直有在该院门诊复诊、取药记录。勘验中，测量郑超死亡前居住的房间窗下有约130cm高的围栏，对坠落发生的地点及周围环境拍照记录。再查，与郑超共同参加篮球比赛的队友反映：郑超参赛和训练中表现正常，未察其情绪异常。郑超坠楼过程无目击证人。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被告有认定工伤的法定职权，因此，被诉行政行为有职权依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应当认定工伤的几种情形，第十五条规定了视同工伤的各种情形，其中，“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不可或缺的要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对“因公外出期间”的法律适用也作出了规定，强调了“因工作需要”“履行工作职责”在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换言之，职工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内容或者指派任务无关的个人活动而受伤害的，其工伤申请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也就是说，没有“工作原因”这一要素，即使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遭受事故伤害，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如不考虑“工作原因”，仅简单机械地考虑“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就偏离了“保障因工受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立法本意。本案中，被告提举的各项证据，足以证实郑超系在半夜至次日清晨期间，从住宿房间的窗户坠落而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发生高坠，结合窗户位置、死亡时穿着等细节分析，其死亡显然不是由出差的工作或指派的参赛任务导致，即郑超死亡并无工作原因这一要素。因此，原告申请不符合上述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任何一项规定，被告在此基础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此外，在行政程序中，被告已经开展充分调查，经多方搜集证据，对认定决定书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送达，其程序基本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诉请撤销并重新认定，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国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国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威岩人民陪审员  田 蔚人民陪审员  刘岩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