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6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及附属2层#。负责人：蒋治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丽君，女，198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锟，枣阳市北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丽君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被上诉人蒋丽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锟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机动车损失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限额内赔偿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公司不应在上述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驾驶人员何国锋在没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持准驾不符的驾驶证驾驶被保险标的车，其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据法律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属于上诉人保险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的范畴。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在投保时未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判令上诉人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被保险人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三、本次事故责任认定明确，事故发生的第一阶段，何国锋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的第二阶段，杨堂林驾驶的粤Ｓ×××**与被保险车辆发生碰撞致被保险车辆受损，本阶段中杨堂林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何国锋、栾好明共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各方均未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在计算被上诉人车辆鄂Ｆ×××**/鄂Ｆ×××**及路产损失、浙Ｈ×××**/浙Ｈ×××**时并未考虑第二阶段的责任划分，判决上诉人整案按70%赔付机动车损失保险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属判决错误，应予纠正。蒋丽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蒋丽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赔偿保险金392597.40元[（鄂Ｆ×××**重型半挂牵引车及鄂Ｆ×××**车损失253442元＋鉴定费10000元＋施救费7000元-2000元）×70%＋（三者车损1800元＋施救费800元＋路产损失3240元-2000元）×70%+2000元＋座位险（司机）100000元＋座位险（乘客）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平安财保襄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6日5时25分，何国锋驾驶鄂Ｆ×××**（鄂Ｆ×××**）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载何大兴一行二人行驶至福银高速公路福银向1160KM+700M处时，与栾好明驾驶的浙Ｈ×××**（浙Ｈ×××**）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发生尾随相撞，造成何国锋经抢救无效死亡，何大兴受伤，双方车辆及道路交通设施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5时30分许，杨堂林驾驶粤Ｓ×××**小型轿车行经事发地，与鄂Ｆ×××**（鄂Ｆ×××**）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发生碰撞，造成粤Ｓ×××**小型轿车及鄂Ｆ×××**（鄂Ｆ×××**）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四支队随州大队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高警随州公交认字[2018]第000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事故发生第一阶段，当事人何国锋驾驶机动车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其过错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栾好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且在高速公路上正常情况下以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驶，其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第七十八条第一款“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之规定，其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当事人何大兴无过错。事故发生第二阶段，当事人杨堂林驾驶机动车未能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及时采取与有效避让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其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何国锋及栾好明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迅速报警。”之规定，其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认定：事故发生第一阶段：当事人何国锋负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栾好明负此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何大兴在此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事故发生第二阶段：杨堂林负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何国锋、栾好明共同负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次事故发生时，何国锋持驾驶证准驾车型B2，初次领证日期2012年11月21日，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鄂Ｆ×××**号(鄂Ｆ×××**)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浙Ｈ×××**号（浙Ｈ×××**）重型半挂牵引车被随州市普惠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有限公司施救，蒋丽君向该公司分别支付施救费7000元及800元。同时，浙Ｈ×××**（浙Ｈ×××**）重型半挂牵引车经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定损为1800元，蒋丽君向该车车主支付了车损维修费。2018年6月5日，蒋丽君向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汉十高速公路管理处支付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财产损失3240元。案涉交通事故致鄂Ｆ×××**号(鄂Ｆ×××**)重型半挂牵引车受损，何大兴受蒋丽君委托，何大兴委托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鄂Ｆ×××**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鄂Ｆ×××**)因交通事故造成该车受损的损失价值进行了价格评估鉴定。2018年7月9日，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鄂循价鉴[2018]第32127号鉴定报告，鉴定评估结论为：本次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鉴定评估基准日的损失价值为253442元，蒋丽君支付评估费10000元。案涉交通事故车辆鄂Ｆ×××**号(鄂Ｆ×××**)重型半挂牵引车属蒋丽君在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2017年5月18日，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保险单的第一受益人以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在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为鄂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承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122000元；商业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500000元；车上人员保险责任险限额（司机）1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乘客）1座×100000元/座、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345000元、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次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7年5月18日10时至2018年5月18日24时止；同年5月28日，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保险单的第一受益人在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为鄂Ｆ×××**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承保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500000元；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950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5月29日0时至2018年5月28日24时止。2020年5月15日，该车辆保险单第一受益人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即同意将本次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受益人权益全部转让给被保险人蒋丽君，由蒋丽君办理保险理赔事项。何大兴本人及何国锋的近亲属（权利人）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分别作出了（2018）鄂0683民初4284号、（2018）鄂0683民初42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中分别对车上人员何大兴、何国锋的损失作出确认，何大兴因受伤造成其损失为191201.45元，分摊的交强险赔偿总额为22654.90元；何国锋因死亡造成其家属的损失为829934.17元，分摊的交强险赔偿总额为109345.10元。蒋丽君主张车上人员损失200000元，其中包含已支付何大兴损失100000元，支付何国锋家属100000元。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对蒋丽君主张车辆损失、鉴定费、施救费、路产损失在分别扣除交强险财产损失2000元后，按70%比例主张权利表示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已尽到足以提示、说明义务。平安财保襄阳公司提交了投保单、保险合同条款[2014版，第八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三章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项（车上人员险）]及免责说明书，投保单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有投保人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盖的公章及被保险人蒋丽君的签名，确认收到了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条款，认可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保险合同条款及免责说明书证明因驾驶人员准驾车型不符，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的范围。蒋丽君委托代理人认为保单载明的蒋丽君签字并非被保险人蒋丽君本人所签，投保单载明的投保人“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未有具体经办人签字，签字处也未填写时间，年月日是空白，明显属于是批量式加盖公章，并非是一车一告知提示。同时，在投保人声明处方框内填写的字迹不清楚是谁写的，也不是蒋丽君本人所写，同时也是没有注明时间及投保人和经办人签字，对此，蒋丽君认为该组证据达不到平安财保襄阳公司想要证明的目的，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对于平安财保襄阳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蒋丽君未收到过，同时，蒋丽君也没有委托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在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办理保险手续，因蒋丽君车当时在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因蒋丽君未到庭参加庭审，经一审法院向蒋丽君核实，蒋丽君称其向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期购买案涉车辆，没有挂靠任何单位；车辆保险由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代为购买，保险费由其支付；对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不知情，投保单上蒋丽君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另外，一审法院还向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核实，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称鄂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其公司分期购买，该车登记在蒋丽君名下，因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的车辆多，购买保险优惠大一些，所以就以该公司作为投保人代为蒋丽君投保了保险，保费是蒋丽君支付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虽然提供了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投保单（没有载明具体时间，也没有投保公司经办人签字确认），该投保单载明的蒋丽君签名，蒋丽君辨认后不予认可，但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出示、交付给对方及对免责条款已尽到足以提示、说明义务，且保险合同属格式条款合同，故格式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约束力。故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辩称第1、2项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相应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辩称不承担本案诉讼费无法律依据，其相应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与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之间保险关系合法有效，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在出现保险事故后，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应当按双方合同的约定向保单保险第一受益人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保险金，因枣阳市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本次事故的理赔权益转让给被保险人蒋丽君，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蒋丽君是案涉车辆的权利人，其作为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关系，故蒋丽君有权要求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履行赔付义务。蒋丽君按照本车在事故中的所负的责任，按70%的比例主张权利，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且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对该比例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保单载明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次，应从车损中扣除1000元，即从[（鄂Ｆ×××**重型半挂牵引车及鄂Ｆ×××**车损失253442元＋鉴定费10000元＋施救费7000元-2000元）×70%-1000元]中扣减后，剩余186909.40元，再加交强险财产损失险2000元和[（三者车损1800元＋施救费800元＋路产损失3240元-2000元）×70%]及座位险200000元共计391597.40元，由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赔付，蒋丽君主张过高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向蒋丽君赔偿各项损失391597.4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蒋丽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89元,减半收取3594元，由蒋丽君负担7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358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准驾车型不符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上诉人应否承担保险责任；二、一审判决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对车损、第三者损失按70%比例赔偿是否正确。本院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驾驶人员何国锋准驾车型不符，且没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不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本案中，案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是由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代为投保的，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使用的投保单、保险单以及保险条款均为格式条款，投保单、保险单均未载有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单为格式投保单，且未载有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只要投保人投保，就必须在打印有上述投保人声明内容的投保单的落款处签章，另就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及投保人声明三处的蒋丽君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对蒋丽君进行调查，蒋丽君辨认后称不是其本人所签，故仅凭枣阳市嘉运物流有限公司在投保单投保人签章处的签章，并不足以认定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在办理保险的过程中向投保人交付保险条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并无不当，上诉人以车辆驾驶人何国锋准驾车型不符及没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免责为由主张不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在计算被上诉人车辆鄂Ｆ×××**/鄂Ｆ×××**及路产损失、浙Ｈ×××**/浙Ｈ×××**时并未考虑第二阶段的责任划分，判决上诉人整案按70%赔付机动车损失保险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属判决错误。经查，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四支队随州大队对案涉交通事故认定，在事故发生第一阶段，造成何国锋经抢救无效死亡，何大兴受伤，何国锋驾驶的鄂Ｆ×××**（鄂Ｆ×××**）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和栾好明驾驶的浙Ｈ×××**（浙Ｈ×××**）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及道路交通设施受损，认定何国锋负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栾好明负此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何大兴在此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在事故发生第二阶段，造成杨堂林驾驶的粤Ｓ×××**小型轿车和何国锋驾驶的鄂Ｆ×××**（鄂Ｆ×××**）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受损，认定杨堂林负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何国锋、栾好明共同负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案涉车辆鄂Ｆ×××**（鄂Ｆ×××**）在平安财保襄阳公司投保车损险，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车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两个阶段都遭受了损失，该车驾驶人员在第一阶段负主要责任，在第二阶段与另车驾驶人员负次要责任。蒋丽君对车损起诉主张**安财保襄阳公司按70%比例赔偿，一审判决支持蒋丽君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第二阶段事故对该车造成的损失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在收集证据后有权依法行使代位追偿权。关于第三者损失，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浙Ｈ×××**（浙Ｈ×××**）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及道路交通设施仅在第一阶段事故中遭受损失，在第一阶段何国锋负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对该损失按70%比例赔偿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判决其整案按70%比例赔偿机动车损失保险及机动车三者险属判决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财保襄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89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