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02民初4570号 原告：吴昌明，女，194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强，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博睿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1号楼1至14层01内B座三层35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88616395R。 法定代表人：柴进。 原告吴昌明诉被告北京博睿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睿兄弟公司）电视购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受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昌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谢文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博睿兄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告吴昌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所付款购买的中国硬币大系2套5960元、新中国人民币货币大系3980元、东方红毛**(白玉+青玉)19800元、中国航母第一金银币4套31200元、人民币大典纪念版12800元、中国连体纪念钞王2套33600元、国宝12兽首金玉宝玺38400元、国宝钞王6600元、央行贺岁生肖投资纪念币3760元，合计1561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下旬，原告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一方（东方红·领袖玉玺》，采用天然上乘玉料整体雕刻而成……”这是原告第一次看到和田玉玉玺，也由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爱戴，故而认为此类红色藏品肯定不会假，就按着电视上播出的号码打过去，电话号码：×××98（这也是《中金收藏》ＶＩＰ会员专刊上第77期的咨询电话号码）。起初，原告仅是想买一方试试看是不是真品，但被告投资顾问闫利铭和投资经理白凤萍不仅在电话里对收藏品进行鼓吹，而且还亲自跑到原告家里进行诱惑，保证原告所购收藏品将由被告公司无条件进行拍卖，并承诺拍卖后的价格是所购价格的20倍以上，原告就是被这种欺诈、虚假宣传、承诺高价拍卖给一步一步套入深渊，导致总共花费156100元去购买被告公司的收藏品。原告在要求被告对其购买的收藏品进行拍卖时，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推脱，直至无人理睬原告，原告始知被骗。原告从2014年起就向公安报案、信访、消费者协会投诉等均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博睿兄弟公司未到庭，但向本院邮寄《答辩状》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北京博睿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整体变更转让而来，变更后博睿兄弟公司与博雅金典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起初，博睿兄弟公司股东要在北京朝阳区××乡××坊村××号的地址新注册设立北京博睿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後发现当时该地址的注册公司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停止经营的情况下并没有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注销，导致该地址不能被博睿兄弟公司使用，后联系到博雅金典公司负责人后，对方表示可以把公司整体变更转让，当时由于博睿兄弟公司急于开展业务，便同意了对方提出的整体转让方案。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内容包括：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公司类型、经营范围等，变更后公司名称为北京博睿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柴进。原告诉讼书中所诉事件的交易双方为原告吴昌明和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交易相关人员也是北京博雅金典文化有限公司的员工，博雅金典公司及其员工与北京博睿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后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信息材料查询单一份，能充分证明以上所述事实。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应起诉北京博雅金典文化有限公司及其在2016年8月以前的相关销售人员及法定代表人许桂英、监事荣俊卿等人，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提交的《乐山市公安局关于吴昌明信访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载明“信访人吴昌明从2012年起，先后通过电视购物、网上购物的方式向北京中金收藏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盛世经典博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诚信礼品网等三个公司购买了61套各类藏品，其中各类货币（人民币、港币、澳门币、外国货币）19套、纪念币13套；各类纪念玉玺收藏品共计14套69个；字画、邮票、瓷器等藏品共计15套。其购买所有藏品共计花费近60万元。……吴昌明认为北京中金收藏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盛世经典博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诚信礼品网等三家公司没有兑现帮其拍卖收藏品的承诺，存在欺诈行为，因此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并帮其追回被骗的60万元资金。我局为确认此案的性质到底是属于商业欺诈行为还是属于刑事诈骗犯罪，专门请吴昌明一同将其向中金收藏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盛世经典博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诚信礼品网等三家公司购买的各类货币样本共11套送到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分行进行了真伪鉴定，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科初步鉴定后告知办案民警及吴昌明本人，吴昌明购买的11套货币藏品样本的货币均系真币，且极具收藏价值。” 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发票号码：18643245）载明“东方红XXX玉玺（白玉+青玉）2套，单价9900元，金额19800元；中国第一航母金银币2套，单价7800元，金额15600元；人民币大典纪念版1套，单价12800元，金额12800元；合计金额48200元。开票日期2013年1月8日。”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该发票上加盖发票专用章。 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发票号码：18643246）载明“中国硬币大系2套，单价2980元，金额5960元；新中国人民币货币大系1套，单价3980元，金额3980元；合计金额9940元。开票日期2013年1月8日。”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该发票上加盖发票专用章。 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发票号码：18646437）载明“中国连体纪念钞王2套，单价16800元，金额33600元；国宝12兽首金玉宝玺4套，单价9600元，金额38400元；合计金额72000元。开票日期2013年4月10日。”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该发票上加盖发票专用章。 原告提交的《ＶＩＰ会员专刊中金收藏·总第77期》，载明“咨询订购电话×××98。” 原告提交的闫利铭的名片载明“中金收藏。闫利铭投资顾问。中金收藏是中国最权威、最专业的现代收藏品机构，中金收藏以专业、独到的视角，向广大收藏爱好者及专业人士推荐由国家发行的特许贵金属收藏品、金银币、人民币、邮票、黄金、白银、伟人题材类等现代收藏精品，同时提供丰富、全面的专业收藏知识，为客户鉴赏、收藏、投资、升值、礼品馈赠提供专业化服务！” 原告提交的《中金专递专用单》（货单编号：0100684）载明“收件人姓名：吴昌明。托寄物名称：十二兽首。”原告提交的《中金专递专用单》（货单编号：0139634）载明“收件人姓名：吴昌明。托寄物名称：航母金银币、纪念币、国宝钞王。”原告提交的《中金专递专用单》（货单编号：0139463）载明“收件人姓名：吴昌明。托寄物名称：中国连体纪念钞王。”原告提交的《中金专递专用单》（货单编号：0139661）载明“收件人姓名：吴昌明。托寄物名称：货币大系、硬币大系、人民币大系、航母金银币。”原告提交的《中金专递专用单》（货单编号：0139790）载明“收件人姓名：吴昌明。托寄物名称：东方红XXX玉玺。”原告提交的《中金专递专用单》（货单编号：0139799）载明“收件人姓名：吴昌明。托寄物名称：东方红XXX玉玺（青玉）。” 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在电视上看到了中金收藏打的广告，广告内容是东方红白玉玺，电话号码是×××98，原告按照×××98这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原告说要买一个，之后闫利铭就拿着《中金专递专用单》和《ＶＩＰ会员专刊中金收藏＊总第78期》杂志来原告家里，原告开始只想买一个，但闫利铭说买两个，这个东西非常好，还给原告说这个是和田玉，一个已经涨价到9900元，原告就买了青玉两个、白玉两个；闫利铭到原告家里推销这些商品时，是以中金收藏公司的名义，原告只记“中金收藏”这四个字，原告看不见章，原告就记的是杂志和闫利铭这个人；白凤萍是在电话里与原告联系的，原告没有见过白凤萍这个人，白凤萍比闫利铭还要高一级；原告认为白凤萍代表的是中金收藏；原告认为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公司是中金收藏，还有一个是盛世收藏；原告到银行取的现金，拿给闫利铭和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原告把钱给他们之后，他们给了原告《中金专递专用单》，没有给原告发票，发票是原告打电话给白凤萍叫补发票，发票还没有补齐就找不到白凤萍了，后来白凤萍就邮寄了发票给原告，邮寄方的地址是看不到的；原告在电视上看到的宣传是中金收藏，电话号码就是×××98。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乐山市公安局关于吴昌明信访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VIP会员专刊中金收藏·总第77期》、闫利铭的名片、《中金专递专用单》、原告的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从原告当庭的陈述看，原告是看到了电视上“中金收藏”的广告，拨打了×××98，而该电话号码与《ＶＩＰ会员专刊中金收藏·总第77期》载明的“咨询订购电话”一致，之后，“中金收藏”的投资顾问闫利铭带着《中金专递专用单》到原告家向原告送货，原告在银行提取现金支付给闫利铭，闫利铭收钱后将《中金专递专用单》给原告，但未提供发票。在原告向“中金收藏”的白凤萍索要发票后，白凤萍向原告提供了加盖有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原告当庭自认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是“中金收藏”。即原告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是“中金收藏”的广告，拨打的电话是“中金收藏”的电话，上门送货的人是“中金收藏”的投资顾问闫利铭，原告付款是付给“中金收藏”的投资顾问闫利铭，闫利铭提供的单据是《中金专递专用单》，直至原告当庭陈述其认为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也是“中金收藏”。整个买、卖关系发生的过程，均发生于原告与“中金收藏”之间。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与“中金收藏”的关系，本院无法确认“中金收藏”就是本案被告。原告提交的加盖有北京博雅金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系孤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是否开具发票与是否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受不同的法律调整，前者受税法调整，后者受合同法调整，而且在我国先票后款或先款后票以及款票不一、虚开发票的情况普遍存在，仅仅凭普通发票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综上，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昌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422元，由原告吴昌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龚正杰 人民陪审员  曾 援 人民陪审员  张春蓉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