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吉委赔1号赔偿请求人：刘春阳，男，195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磐石市。委托代理人：张阜新，吉林军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军，北京市富睿康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超达大路3999号。法定代表人：程凤义，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孙明歧，该院工作人员。赔偿请求人刘春阳因申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春中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长春中院（2019）吉01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受理后，于2020年4月23日、7月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赔偿请求人刘春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阜新、黄军，赔偿义务机关长春中院的委托代理人孙明歧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8月18日，赔偿请求人刘春阳向长春中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其请求事项是：1.赔偿请求人本金540万元及利息（从2008年12月23日至2019年8月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承担民事案件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以上总计1300万元。长春中院经审查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吉01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该决定认为，根据该院作出的（2014）长执恢字第17号执行裁定，刘春阳申请对（2008）长民初字第57号民事调解书执行一案，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从执行笔录看，刘春阳对此无异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执行人刘金权有财产可供执行。刘春阳主张该院已收到执行款，该院违法执行，导致刘春阳未领取分文的执行款，无事实依据，该主张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但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但下列请求除外：（一）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的；（二）人民法院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三）经诉讼程序依法确认不属于被保全人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四）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相关行为违法，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五）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请求与民事、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无关的；（六）其他情形”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刘春阳申请国家赔偿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刘春阳申请执行的案件只是终结本次执行，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消失后，仍可恢复执行，不属执行终结，且刘春阳也不具备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赔偿委员会收到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认为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决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决定驳回申请。”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刘春阳的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的申请条件。据此，长春中院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春阳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刘春阳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主要理由是：1.长春中院审理本案程序违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长春中院作出的决定中写明是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但该院审理本案时只有一名审判员和一名书记员，且本案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争议大，不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本案长春中院只开了一次听证会，没人到庭就作出赔偿决定，太草率，不尊重法律。2.长春中院审理本案实体违法，与事实不符。（1）长春中院在2013年9月5日给长春市房产档案馆的“情况说明”中称：“我院对申请执行人刘春阳与被执行人长春银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达公司）执行一案[案号（2009）长执字第38号］正在执行中，银达公司已将执行款交给我院，我院已于7月对上述房间执行完毕并下达解除查封裁定。”既然已经执行回款，但目前刘春阳分文未得到。（2）长春中院作出（2014）长执恢字第17号终结本次执行裁定缺乏事实依据。长春中院于2013年9月23日查封长春市二道区环境保护监督站位于长春市二道区吉盛花园小区1-12号的房屋（价值千万元，以下简称吉盛花园小区1-12号房屋），这足以说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3.长春中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认为刘春阳申请国家赔偿应当在执行终结后提出，属适用法律错误。长春中院执行程序存在错误，在刘春阳未得到任何执行款的前提下，便解除对房屋的查封，导致刘春阳无法实现债权。而现实情况是，被执行人刘金权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且已死亡，再无申请执行的可能，实际上执行程序已经终结。4.刘春阳有权依法获得国家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包括以下情形：（二）依法不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解除，或者依法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不解除的；（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被保全财产毁损、灭失的。”长春中院违反上述规定，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至第五条规定情形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并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赔偿义务机关长春中院答辩称：（一）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程序违法导致决定不公问题。赔偿请求人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而开庭时只有一名审判员、一名书记员，程序违法。”因本案是国家赔偿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四条：“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应当指定一名审判员承办。”本案由该院一名审判员组织听证，符合国家赔偿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二）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实体审理违法，与事实不符问题。该院（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查封了银达公司位于长春市宽城区上海路贵阳小区15栋，栋号为2-33/4016-2共21户房屋，18栋，栋号为2-33/4013-9共73户房屋，该裁定查封的是案外人财产，案外人已将购房款交付银达公司，或银达公司以其他方式出售给了案外人，上述财产银达公司已不控制，且上述财产也不是被执行人财产，不存在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损失问题。上述财产没有执行不属法律规定的执行错误应予国家赔偿的情形。赔偿请求人提出查封被执行人刘金权的银行账户存款540万元及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财产，虽然该裁定因客观原因未保全到位，但并不属法律规定的执行错误情形，赔偿请求人对此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刘春阳、刘金权、银达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并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一节。经了解该院原执行法官，其称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组织过上述当事人执行和解，执行卷宗对此也没有记载。赔偿请求人以此为由要求国家赔偿无事实依据。关于该院执行法官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银达公司已将执行款交给我院，我院已于7月对上述房间执行完毕，并下达解除查封裁定，具体房间号如下：14栋-2-33/4001-3，产权证号30001733……”。因银达公司并不是本案的被执行人，经向执行法官了解，该院并未收到本案的执行款，并称刘春阳收刘金权执行款十余万元，如确有此事实也是双方自愿行为，不是该院收到执行款未交付申请执行人刘春阳的问题。另外，据执行法官称，该《情况说明》是应赔偿请求人和被执行人的要求向产权部门出具，不违背赔偿请求人的意愿，即使赔偿请求人不同意解除查封，因该财产不属被执行人财产，按照法律规定亦应予以解封，不属执行错误。关于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2014年5月20日，该院另一执行法官询问刘春阳及其委托代理人，执行法官问：“从你们提供的材料看，不能证明刘金权有财产可供执行。”刘春阳答：“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回去继续查找一下能够执行的财产，法院可以先将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我们查找到能够执行的财产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该院遂作出（2014）长执恢字第17号终结本次执行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的规定，该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裁定符合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刘春阳申请国家赔偿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刘春阳申请执行的案件只是终结本次执行，在终结本次的执行程序消失后，仍可恢复执行，不属执行终结，且刘春阳也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综上，应对赔偿请求人刘春阳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赔偿请求人刘春阳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交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2008年12月23日长春中院（2008）长民二初字第57号民事调解书；2.长春中院（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证明长春中院查封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5栋、18栋共94户房屋；3.长春中院（2009）长执字第3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长春中院查封被执行人刘金权在银达公司的股权475万元；4.长春中院2013年1月11日（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证明长春中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刘金权存款54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5.2013年3月22日长春中院执行员对范广生的询问笔录，证明范广生未出资，只是替刘金权担名，实际上银达公司为刘金权独资公司；6.长春中院2013年7月20日公告，证明长春中院于2013年5月24日对被执行人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4栋、15栋、17栋、18栋的部分房屋进行了查封，并要求业主将上述房屋房改款交付银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代理人转至长春中院；7.长春中院2013年8月6日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长春中院对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4栋、17栋的25套房屋进行查封；8.长春中院2013年7月17日（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长春中院对贵阳小区的14栋、15栋、17栋、18栋共计53套的房屋解除查封，同时该裁定标注上述房间已经房改完毕，执行款已交执行法院，执行完毕，以上房屋所有权人可持该裁定书去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9.2013年9月5日长春中院执行员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银达公司的房屋已执行，执行款交法院，该院已于7月对上述房屋执行完毕，并作出解除31套房产的查封裁定。长春中院未将执行款交付刘春阳；10.长春中院2013年9月23日（2011）民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长春中院查封吉盛花园小区1-12号房屋；11.长春中院2014年1月13日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长春中院对贵阳小区的14栋、15栋、17栋、18栋共计113套房屋解除查封。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刘春阳诉刘金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经长春中院主持调解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刘金权给付原告刘春阳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分别于2009年1月24日之前给付原告刘春阳100万元人民币；于2009年3月31日之前给付原告刘春阳100万元人民币；于2009年6月30日之前给付原告刘春阳100万元人民币；二、原告刘春阳放弃剩余的本金19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4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三、如果被告刘金权不按第一款调解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其应当按照原告刘春阳的诉讼请求给付530万元人民币（本金49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40万元人民币）的义务；四、一审案件受理费48900元减半收取为24450元由被告刘金权承担（原告已垫付，被告于2009年6月30日前给付原告）；五、其他无争议。据此，长春中院于2008年12月23日作出（2008）长民二初字第57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因刘金权未在2009年1月24日前履行已生效的（2008）长民二初字第57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法定义务，即2009年1月24日给付100万元欠款，刘春阳于2009年1月25日向长春中院申请强制执行。长春中院于2009年3月18日立案执行。2010年4月20日，长春中院因查找被执行人刘金权未果，裁定中止执行。2013年1月11日，长春中院作出（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刘金权在银行存款人民币54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同年1月14日，长春中院向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查封刘金权在银达公司的股权475万元，查封期限一年，查封期间不得办理变更、转让等手续。同时银达公司名下的财产不得处置，如若处置必须通知该院。长春中院向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此协助执行通知时，该局未签收，理由是：银达公司于2003年6月10日被注销。2013年4月14日，刘金权死亡。同年5月16日，刘春阳向长春中院提交执行查封申请，因被执行人刘金权已死亡，但被执行人有遗产，应查封银达公司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因被执行人是银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独资人，请求长春中院查封长春市宽城区上海路贵阳小区银达公司名下的财产作为执行财产。5月24日，长春中院作出（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查封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4栋，栋号2-33/4001-3，产权证号30001733号；17栋，栋号2-38/4016-3，产权证号30001731号。当日长春中院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发出协助执行通知。6月3日，长春中院裁定查封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5栋，栋号2-33/4016-2，产权证号30001676号；18栋，栋号2-33/4013-9，产权证号30001674号，期限二年，2013年6月3日至2015年6月2日。该裁定送达长春市房产档案馆。2013年7月9日，刘春阳收到银达公司的房改款12万元（32户，每户4000元），并在收条上签字。同日，刘春阳向长春中院申请对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4栋2-33/4001-3，产权证号：30001733，房间号：218、518、805、603、824、306、813、722，15栋：2-33/4016-2，产权证号：30001676，房间号：208、701、209；17栋：2-38/4016-3，产权证号：30001731，房间号：701、614、608,18栋：2-33/4013-9，产权证号：30001674，房间号：419、612、627、325、630、802、411、526、830、528、426、425、727、626、323、330、801，总计32套房产解除查封。2013年7月10日，因14栋、15栋、18栋中的21套房产属于商品房，不参加银达公司的房改，刘春阳向长春中院申请解除查封。2013年7月17日，长春中院裁定解除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的14栋15套、15栋8套、17栋9套、18栋21套房产（共计53套）的查封，以上房屋所有权人可持该裁定书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上述裁定长春中院送达长春市房产档案馆。2013年7月19日，刘春阳向长春中院申请对15栋21套、18栋73套，总计94套房产查封，同时申请解除15栋、18栋产权大照。2013年7月20日，长春中院向贵阳小区未办理产权业户发出公告，内容是：“我院根据（2008）长民初字第57号调解书，下达了（2009）长民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书，并于2013年5月24日查封了被执行人银达公司在宽城区上海路贵阳小区，即14栋2-33/4013-9；15栋2-33/4016-2；17栋2-38/4016-3；18栋2-33/4013-9，共4栋房屋。现因小区业主需办理产权变更、落户等手续，请将应交款项交至银达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爱民、朱英健，由公司委托代理人转至长春中院。”2013年7月22日，长春中院裁定查封银达公司15栋21套、18栋73套，总计94套房产，其中83套房产为轮候查封，另有8套房产有房证，不在查封之内，只有3套房产为首封。同日，长春中院裁定解除对15栋、18栋的查封。2013年7月29日，刘春阳向长春中院申请对贵阳小区14栋、17栋、18栋房间526号解除查封，并同时申请对14栋、17栋共计25套房产进行查封。同年8月6日，长春中院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发出协助执行通知，请该单位协助对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14栋14套、17栋11套，共计25套房产予以查封，期限二年。同日，长春中院裁定解除对银达公司位于贵阳小区14栋、17栋、18栋的查封，并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送达协助执行通知。查封的上述房产为轮候查封。2013年9月5日，长春中院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出具情况说明，内容是：“我院对申请执行人刘春阳与被执行人银达公司执行一案[案号（2009）长执字第38号］正在执行中，银达公司已将执行款交给我院，我院已于7月对上述房间执行完毕，并下达解除查封裁定。具体房间号如下：14栋2-33/4001-3，产权证号：30001733，房间号：218、518、805、603、824、306、813、722，15栋：2-33/4016-2，产权证号：30001676，房间号：208、701、209；17栋：2-38/4016-3，产权证号：30001731，房间号：701、614、608,18栋：2-33/4013-9，产权证号：30001674，房间号：419、612、627、325、630、802、411、526、830、528、426、425、727、626、323、330、801，以上共计31套房产。”2013年9月22日，刘春阳向长春中院提出申请，其发现银达公司与长春市环保局二道分局有经济往来，并已知该局将位于吉盛花园小区1-12号，建筑面积为609.32平方米的办公用房抵偿给刘金权，故申请法院查封此房。同年9月23日，长春中院裁定查封上述房屋，并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发出协助执行通知。2013年10月14日，刘春阳向长春中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银达公司为该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014年1月13日，长春中院裁定解除对14栋、15栋、17栋、18栋，总计113套房产的查封，并向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发出协助执行通知。2014年3月6日，刘春阳申请恢复执行。因刘金权死亡，从刘春阳提供的材料看，不能证明刘金权有财产可供执行，经长春中院于2014年5月20日询问刘春阳，其同意可以将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查找到能够执行的财产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据此，长春中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长执恢字第17号执行裁定，终结该院（2008）长民二初字第57号民事调解书本次执行程序。因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19日作出（2001）宽执字第1158号协助执行通知，将吉盛花园小区1-12号房屋更名为买受人王惠民，长春中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2011）长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该裁定送达长春市房产档案馆。另查明，(一)刘金权与银达公司的关系及银达公司清算组情况。2000年4月18日银达公司设立，企业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刘金权出资4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范广生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刘金权为法定代表人。经查，银达公司现处于吊销状态。2008年1月25日，银达公司作出关于注销该公司的决议并成立清算小组。2011年9月14日，银达公司再次作出关于注销该公司的决议并成立清算小组，任命朱应健为清算组组长。成员：李爱民、张琳娜，负责清算上海路贵阳小区门市房及回迁房14栋、15栋、17栋、18栋各栋号清算工作。刘金权、范广升在该决议上签字。同年10月11日，银达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变更清算小组成员，解除原清算组成员朱应健职务，同时任命王超为清算组组长，成员：李爱民、张琳娜，负责清算上海路贵阳小区门市房及回迁房14栋、15栋、17栋、18栋各栋号房改清算。刘金权、范广升在该决议上签字。经查，银达公司清算小组现仍存在。（二）刘金权授权执行及房改情况。2011年2月24日刘金权授权朱应健为（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同日，银达公司作出全权授权书，授权李爱民全权处理上海路贵阳小区原银达公司开发的14栋、15栋、17栋、18栋住宅、门市房遗留的善后事宜。代理权限：为居民办理产权证、土地证、更名过户，对未登记的房屋协助公司到产权部门登记备案。李爱民的行为全权代表公司，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刘金权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三）长春中院询问朱应健、李爱民关于贵阳小区所涉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道江法院）、刘春阳执行案房改款去向情况。2014年8月11日，长春中院询问朱应健，其称帐都在李爱民那儿。同年8月18日，长春中院询问李爱民，其称：共计收取三批业主的费用大约50万元，第一批34户、第二批33户、第三批不到20户，每户平均收5000元，第一批12万元给刘春阳了，第二批10万元、第三批9万元都给二道江法院了，剩余的大约17-18万元用于给业主办理产权证、工作人员的工资、租户和办公费用。（四）本院了解刘春阳执行案贵阳小区房改款情况。本院经到长春中院调查，该院未查找到2009年至2015年李爱民、朱应健、银达公司、刘金权等曾向该院交过执行款的会计账簿记录。后本院又到长春市贵阳小区向银达公司清算组成员李爱民了解有关房改款情况。李爱民称，银达公司开发的房产一部分是商品房，一部分是回迁房，回迁房都没有产权，如果要办产权，需要住户将办理产权的费用交到银达公司，银达公司将这部分费用一部分交到产权部门，一部分留作办公费用等用。住户交的费用被称之为房改款，费用收取多少根据房屋面积。在刘春阳申请执行刘金权案中，银达公司的房改款未交到长春中院，12万元房改款直接给的刘春阳，刘春阳打了收条。因二道江法院先查封的贵阳小区部分房产，房改款就先给的二道江法院。以上事实，有（2008）长民二初字第57号民事调解书、（2009）长执字第38号执行案件材料、本院依法调取、调查的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一）关于长春中院办理（2019）吉01法赔3号国家赔偿案件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应当指定一名审判员承办。赔偿义务机关长春中院在办理本案时由一名审判员承办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同时长春中院在其作出的决定中写明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中，赔偿义务机关长春中院、赔偿请求人刘春阳是双方当事人，长春中院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已指定审判人员接待赔偿请求人并听取意见，故不存在赔偿请求人所称赔偿义务机关无人到庭的情况。本案是国家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主张长春中院办理本案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长春中院、刘春阳是否收到刘春阳申请执行刘金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款问题。2013年7月9日刘春阳收取银达公司12万元房改款的收条及长春中院询问李爱民的笔录能够证实刘春阳已收到该案执行款12万元。另经查，（2009）长执字第38号案执行款未到长春中院账户。刘春阳称未得到该案执行款与事实不符。（三）关于长春中院解除对已封房屋的查封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是否是刘春阳债权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问题。在刘春阳申请执行刘金权一案中，刘春阳于2013年7月9日收到银达公司12万元房改款（执行款）后，长春中院依刘春阳的申请解除对上述已交房改款住户的房屋的查封。同时，长春中院依刘春阳的申请对贵阳小区14、15、17、18栋的部分房屋予以查封，因查封的上述房产中部分房屋为商品房已有产权证，部分房屋为轮候查封，且房改款已先行给付二道江法院，后长春中院又依刘春阳的申请对上述已查封房屋予以解封。另经查，吉盛花园小区1-12号房屋于2002年8月19日已更名至他人名下，执行时该房产已不在刘金权名下，故长春中院于2015年4月7日对该房产解除查封并无不当。综上，长春中院对已封房屋解除查封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刘春阳债权无法全部实现与长春中院解除查封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刘春阳主张长春中院解除查封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关于长春中院（2014）长执恢字第17号终结本次执行裁定是否缺乏事实根据问题。2014年5月20日长春中院作出上述裁定前对刘春阳进行了询问，其称继续查找能够执行的财产，并同意可以先将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长春中院以刘金权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作出上述裁定符合法律规定。（五）关于长春中院（2019）吉01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以执行案件未终结，刘春阳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能进入国家赔偿程序为由，驳回刘春阳的国家赔偿申请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4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遗产。因在刘春阳申请执行刘金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刘金权死亡，其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执行法院是否变更被执行人，尚需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解决。现该案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赔偿义务机关长春中院以此为由驳回刘春阳的国家赔偿申请并无不当。综上，长春中院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违法情形。刘春阳申请国家赔偿的事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长春中院（2019）吉01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维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