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282民初3481号 原告：孔令中，男，197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光志，安徽清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益，安徽清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518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711790416H（7-10）。 法定代表人：王厚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峰，男，1982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蚌埠市人，住蚌埠市蚌山区，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律师。 被告：安徽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人民镇政府大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71118955D。 法定代表人：刘学伦，经理。 被告：黄德良，男，1976年3月2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住合肥市肥东县。 原告孔令中诉被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建工）、安徽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发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同发公司认为黄德良挂靠其公司，是实际施工人，是原告的合同相对人，为此申请追加黄德良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依法进行了追加，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孔令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光志、陈小益，被告安徽建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峰、韩伟，被告同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学伦，被告黄德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孔令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安徽建工、同发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1039820元,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款清息止(安徽建工、同发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安徽建工、同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界首市出口培育基地厂房项目由安徽建工承建。安徽建工又将该项目的A1#、A4#、A9#工程劳务发包给同发公司。张先祥是同发公司在界首市出口企业培育基地工程施工总承包主体结构劳务工程2标段的项目代理人,张先祥代表同发公司将A1#、A4#、A9#厂房瓦工建筑工作(人工费计算方式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每平米58元),后期又增补工程:上述厂房的卫生间192个蹲位的砌粉、无机械运输、人工搬运、清理等项目(每个蹲位人工费用210元)交由原告施工。原告施工完毕后,经计算书确认,原告应收人工费3082620元。之后,原告陆续收到劳务费2042800元。被告一直拖欠原告剩余人工费1039820元未付,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依法维权,原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两被告工商信息复印件四张，证明原被告的自然人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二、2018年4月13日授权委托书一张、2018年1月1日授权委托书一张、张先祥身份证一张、更换授权委托人通知一张，证明同发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起授权张先祥为涉案项目负责人；证明同发公司委托黄德良、张先祥负责涉案工程，并在委托书中承诺代理人此过程的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事务，该公司均予以承认；证明黄德良和张先祥是同发公司涉案工程的代理人。三、计算书和附件七张，证明原告所施工的涉案项目具体工程量及截至起诉之日为止被告所欠原告劳务款总额；证明原告的劳务工程款3082620元，通过2019年元月23日同发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张先祥与原告结算的这一事实，证明原告已经完成了合同的义务，就劳务工资款已经进行结算的事实。被告黄德良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结合授权委托书，张先祥2019年元月23日的结算行为对同发公司具有约束力，结算后果应当由同发公司直接负担。四、原告自记流水账两张，证明原告自认收到安徽建工和同发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合计2042800元工资。五、材料记录票据42张和统计本一本，证明从被告黄德良处收到的转账款除工资款外还有部分是代为采购的采购款。 被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安徽建工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响应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安徽建工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安徽建工作为本案的被告之一主体不适格，依法不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安徽建工从未雇佣过孔令中进行施工，与孔令中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和合同关系，故孔令中要求安徽建工承担给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的主体相对性之规定，雇佣合同关系是仅在特定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只有在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非合同关系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应该成为被告之一。 三、安徽建工与同发公司之间不存在应付而未付的款项。截止2020年9月份，安徽建工与同发公司累计结算9937457.47元，安徽建工累计支付给同发公司工程款800万元；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同发公司黄德良班组的不当行为，造成了安徽建工损失2876329.28元，该损失已有生效判决支持了安徽建工的追偿权，但同发公司一直未履行生效判决，安徽建工已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程序，故同发劳务公司至少尚欠安徽建工938871.81元的款项。 四、安徽建工认为本案的案由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而非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安徽建工也并非涉案项目的发包人，依法不应当承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孔令中付出的是劳动，并不符合“实际施工人”的构成条件。 1、在涉案工程中，发包人为安徽融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为承包人，同发公司为劳务分包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要求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发包人承担责任应给予较为严格的限制:一是孔令中应具有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但其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其具有“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无法证明其为了施工实际投入了资金、购买了建材、雇佣了工人进场施工等，结合本案事实，安徽建工认为孔令中是个劳务作业人。二是实际施工人只能发生在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况下，才能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在本案中安徽建工并不存在这两种情形，同发公司具备相关的建筑劳务资质，安徽建工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其不存在过错。至于同发公司与孔令中的关系，安徽建工并不了解，故在安徽建工没有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况下，孔令中不能要求安徽建工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安徽建工和同发公司之间的结算、付款情况也与本案审理无关。 2、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中关于该款的回复是“《解释》第26条规定是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作出的规定，从建筑市场的情况看，承包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往往又将建设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第三人，第三人就是实际施工人。按照合同的相对性来讲，实际施工人应当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承包人主张权利，而不应当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有的承包人将工程转包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后，没有进行工程结算或者对工程结算不主张权利，由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没有合同关系，这样导致实际施工人没有办法取得工程款，而实际施工人不能得到工程款则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通过以上回复不难发现，该条规定的主体是发包人、承包人(违法分包人或转包人)、实际施工人，只有这三类主体，承包人提一些管理费后将全部工程都交给了实际施工人负责，自身是不参与到工程的建设的；但本案的情形并非如此，在涉案工程中，安徽建工不存在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情形，安徽建工派驻了项目管理人员负责现场施工，主材也全部由安徽建工提供，并不存在所谓的“提管理费”的行为。 综上所述，孔令中要求安徽建工再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孔令中对安徽建工的诉讼请求。 被告安徽建工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安徽水利开发股份公司已变更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同发劳务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授权委托书》，证明1、安徽建工与同发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同发公司具备相关施工资质，安徽建工不存在过错；刘继啸是同发公司在项目上的负责人。2、该合同第20.1条的约定竣工验收后付款比例为80%，并约定了5%的质量保证金。三、《最后一期工程计算单》、《授权委托书》，证明截止2020年9月份，安徽建工与同发劳务公司累计结算9937457.47元。 四、《付款明细表》及其附件，证明1、截止2020年9月份，安徽建工累计支付同发劳务公司工程款800万元。五、《（2017）皖1222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书》、《（2017）皖12民终3031号民事判决书》、《（2018）皖1222执334号执行裁定书》、《（2019）皖0102号民初11155号民事判决书》、《（2020）皖01民终32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由于同发公司黄德良班组的不当行为，造成了安徽建工损失2876329.28元，该损失已有生效判决支持了安徽建工的追偿权，但同发公司一直未履行生效判决，安徽建工已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程序；2、结合证据三、四，同发公司至少尚欠安徽建工938871.81元的款项。 被告安徽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给付合同价款的责任。 1、本案不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原告主张的实际上是劳务合同价款。原告提供的合同是原告和黄德良订立，并非和我公司订立。合同中对于工程量和单价是原告和黄德良双方之间的约定，黄徳良以自己的名义发包劳务，原告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向我公司主张合同价款。 2、从原告提供的已付劳务合同款清单中可以看出，原告获得的款项均是由黄德良和安徽建工支付。我公司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工程款，原告合同款项应当继续向黄德良追讨，不应由我公司承担。 二、原告未与我公司办理过结算。我公司没有授权张先祥将工程发包给原告也没有授权张先祥办理结算。原告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张先祥是黄德良的岳父，工程由黄德良发包给原告，由张先祥和原告办理算。张先祥和原告的结算是代表黄德良。张先祥和原告办理的结算没有我公司的签章，我公司不认可结算的金额。 三、安徽建工至今没有和我公司办理结算以及付清工程款。其已向我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我公司均已转付给黄德良，我公司不欠黄德良工程款。我公司有理由相信，原告和黄德良串通企图继续从我公司套取工程款。 四、界首人民法院与肥东县人民法院早先审理过的数起本项目工程同类案件中对于事实已经査明，做出的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均是判决黄德良承担付款责任。如:(2019)皖1282民初930号、(2019)皖1282民初931号、932号、933号、(2019)皖0122民初2649号等。 综上所述，黄德良是原告劳务合同相对人，黄德良以自己的名义发包劳务支付合同价款以及办理结算。黄德良应向原告承担给付责任。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请。 被告同发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黄德良和孔令中的合同，证明案件的主体是黄德良和孔令中之间的纠纷。 被告黄德良辩称：1、孔令中做的是瓦工，瓦工做完还要维修和质保，到现在维修还没有做完。2、前期工程是别人干的，前期款项没有扣除，都算在起诉里面了，起诉的总金额也不对。3、合同是保质保量完成，竣工验收之后才付款。4、孔令中班组发生了两起工伤事故，我俩都是清包，原告是分包我的，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5、我给原告的款项，原告算少了。6、孔令中瓦工活没做完，影响我无法交付，一切责任应由原告承担。 被告黄德良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转账凭证，证明其按合同约定给原告生活费。原告起诉的金额和其计算的金额不对。二、劳动局转给原告钱的单据、其个人转账单据和同发代付的转账单据，证明和起诉金额对不上，其统计的是仅欠原告四十一万元（劳动局代转不清楚，未算），未完工程量安徽建工扣除15万元。三、合同，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四、（2018）皖1282民初3693号民事判决书、（2018）皖1282民初33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孔令中班组成员出的事故，孔令中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审理查明：被告安徽建工系界首市出口培育基地厂房项目承包人。2016年6月17日被告安徽建工与被告同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将其项目工程劳务分包给被告同发公司。2018年1月1日同发公司向安徽建工致函，通知更换其公司代理人为张先祥、并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案外人张先祥负责相关事宜；2018年4月13日同发公司向安徽建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黄德良、张先祥作为其公司代理人负责涉案工程相关事宜。2017年3月8日黄德良（甲方）与孔令中（乙方）签订合同，合同载明：“工程名称：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市出口企业培育基地二工区A1、A4、A9三栋厂房由乙方（瓦工组）承包，总计面积50894.24平方米；工作内容：承包结构浇筑混凝土、砌墙，二次结构抹灰、做地坪、屋面；承包价格：每平方定价为56元，总计工程量50894.24平方米，总工程款2850077元；等。”被告黄德良委托其岳父张先祥负责其工地上的有关事宜。2019年1月23日原告孔令中与张先祥就案涉工程劳务工资款进行结算，并出具“计算书”，所计算的劳务款数为3042300元，张先祥在该“计算书”上签字确认。 原告自认收到安徽建工和同发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支付的工资合计2042800元。 上述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同发公司与被告黄德良之间的关系,被告同发公司是否承担给付劳务费的责任?2、安徽建工是否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关于被告同发公司与被告黄德良之间的关系及被告同发公司是否承担给付劳务费的责任问题，本案中,孔令中在界首市出口企业培育基地工程施工工地从事劳务,被告黄德良的代理人张先祥在孔令中持有的“计算书”上签字确认,且被告黄德良已实际向原告孔令中支付了部分劳动报酬，说明被告黄德良对原告向其提供劳务的事实及下欠劳动报酬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合同关系,应受法律的保护,故黄德良负有向孔令中支付劳务费的义务。 本案中，原告提供两份授权委托书用于证明黄德良和案外人张先祥是同发公司涉案工程的代理人。被告同发公司有异议，辩称其出具的授权书是授权代理人处理所在项目工程进行中与安徽建工之间的相关事宜，并没有授权与班组签订合同。本院认为，根据该两份授权委托书内容来看，均是向安徽建工出具，为此被告同发公司的该辩称成立。但根据委托书的内容及同发公司“追加当事人申请书”中的自认，可以确认被告黄德良与同发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本院认为，黄德良作为自然人,不具备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亦不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其挂靠同发公司的资质进行实际施工,同发公司为收取管理费将其资质提供给自然人黄德良进行挂靠并实际施工,该挂靠施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为此，同发公司应当对黄德良拖欠的工资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关于安徽建工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条适用的前提是权利主张方需为“实际施工人”。包工头下属的施工班组、建筑工人不属于“实际施工人”范围。本案中,原告孔令中系提供劳务的施工人员,并不属于“实际施工人”范围，其与安徽建工并无合同关系；被告安徽建工将案涉劳务工程分包给具有质资的被告同发公司，不存在违法情形，为此原告主张安徽建工对案涉工人工资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劳务工资款的认定问题，原告提供了“计算书”，被告黄德良的代理人张先祥签字认可，被告黄德良虽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为此，本院对该“计算书”载明的劳务工资款3042300元予以确认，原告已收到的款项2042800元应从中扣除。关于原告提出“增补工程量”的问题，被告黄德良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增补工程量”是原告单方出具，无被告黄德良及其代理人张先祥签字认可，故不予采信。原告如有它证，可另案主张。 关于利息问题，被告黄德良与原告未约定付款期限，为此,本院确定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工资付清之日止。 关于黄德良提出的施工质量问题及未完成劳务问题，因未提供相关证据，故不予采信。 关于黄德良提出孔令中班组发生两起工伤事故，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问题及其他账务问题，可另行主张。 庭审中，原告表示不向黄德良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一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为此，原告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他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孔令中劳务工资款999500元及利息（自2020年7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工资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孔令中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158元，减半收取7079元，由原告孔令中承担182元，被告安徽同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担689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应 欣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