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01行初122号原告张强，男，198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代理人刘志峰，男，195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法定代表人毕晓娜，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梦阳，天津市和平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干部。委托代理人高璐，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法定代表人王建国，主任。委托代理人张舒怡，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处干部。委托代理人焦洪宝，天津坤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强因不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平卫健委）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关于张强投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调查回复》（以下简称《调查回复》），被告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委）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的编号为津卫复决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20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后，于2020年4月30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强、委托代理人刘志峰，被告和平卫健委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李家和、委托代理人王梦阳、高璐，被告市卫健委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何鹏、委托代理人张舒怡、焦洪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和平卫健委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调查回复》，载明：一、经我单位查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生梁某、郭某对患者王某1的诊疗行为均未超出其二人的执业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单位认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某、郭某对患者王某1的诊疗行为不属于超范围执业。二、依据你提供的资料（2014年4月14日患者王某1的病历和2014年7月30日的《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质证笔录》等相关资料），以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分别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10月28日和2020年1月8日提供的三份《患者王某1医疗情况说明》中，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均未能提供可以证明内科急诊医生刘某1作为当日值班医生确为王某1接诊的相关证明材料。经研判，不能认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科急诊医生刘某1是当日接诊患者王某1的首诊医生。三、投诉人张强此前就患者王某1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纠纷争议向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医疗事故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张强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纠纷事宜。原告张强不服，向被告市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卫健委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津卫复决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和平卫健委作出的《调查回复》。原告张强诉称，一、原告之妻王某1死于2名耳鼻喉科医师的超范围执业。涉案人梁某、郭某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简称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其医师执业范围是眼耳鼻喉科专业。原告之妻王某1（享年33岁）经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简称中医二附属）急诊科诊断为重症糖尿病于2014年1月24日16时30分被120急救车转诊于总院急诊科，挂的是内科急诊号，而不是耳鼻喉科号。世人皆知糖尿病是内科疾病，而不是耳鼻喉科疾病，这是医学常识。被120急救车转送至总院的王某1，躺在平板车上在内科诊室门外排队候诊。不知王某1的什么表现，引起了路过此处的耳鼻喉科医师梁某的注意。梁某医师简单询问了王某1的病情，遂即判断王某1患有“气管异物，需要紧急气管切开”，就将王某1及家属（张强、王某2）带至耳鼻喉科门诊室，要为王某1实施气管切开术。原告不同意气管切开并要求为王某1做喉部CT。梁某医师同意了原告做喉部CT的请求。王某1的CT报告排除了气管异物，此时梁某医师已首诊留滞王某1两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梁某医师下班，将王某1交给接班医师郭某。郭某也是耳鼻喉科医师。郭某接诊后，为王某1申请了内科会诊，心胸外科会诊，耗时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内，王某1一直躺在耳鼻喉科门诊室，直至2014年1月25日0时35分止。从梁某医师首诊开始计时至郭某医师将王某1转送至急诊观察室止，王某1被2名耳鼻喉科医师留滞于耳鼻喉科门诊室长达8个小时。在这8个小时期间，2名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没有对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患者王某1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治疗，甚至在心胸外科医师会诊之后的2个小时内，郭某医师没有在门诊病历册上记录王某1的病情变化。在这关键的8个小时，2名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不具有治疗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急救医师的基本常识、基本技能，导致王某1的血糖由就诊时的18mmol/L快速上升至25mmol/L，直至死亡。患者王某1死亡时只有33岁，她唯一的儿子当时才10个月。患者王某1的死亡，很显然与2名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的执业行为存在直接关系。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错误的、主动的、首诊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患者王某1是起因，紧随其后是判断错误气管异物需要气管切开，梁某医师的超范围执业行为耗时2个小时。耳鼻喉科医师郭某在接诊王某1之后，继续将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患者王某1留滞于耳鼻喉科门诊诊室。留滞期间尽管采取了一些医学处置，但是对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患者王某1而言都是“无用功”。从王某1最终死亡的结果上看，郭某医师“对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知识的无知”是本案的根本原因。郭某医师的超范围执业行为耗时6个小时。二、医师执业的法律法规。1、《执业医师法》第三章执业规则第二十一条，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一）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涉案人梁某、郭某医师注册的执业范围是眼耳鼻喉科专业；原告之妻王某1经中医二附属诊断为重症糖尿病而转诊于总院急诊科，挂的是内科急诊号，而不是耳鼻喉科号。涉案医师梁某、郭某明知自己的注册执业范围是眼耳鼻喉科专业，却主动、故意为重症糖尿病即内科急诊患者王某1进行“医学诊查、医学处置”，又没有“选择合理的医疗方案”，且将内科急诊患者王某1留滞于耳鼻喉科诊室长达8个小时，致使其血糖快速升高加重了病情终至死亡。依据《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涉案的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的执业行为，违反了第二十一条规定，应认定为超范围执业。2、《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169号）一、医师执业范围（一）临床类别医师执业范围：1.内科专业；5.眼耳鼻喉科专业；12.急救医学专业；二、医师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卫生部《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169号）文件，明确二个规定：一是医师执业范围有分类，有内科专业，有眼耳鼻喉科专业，有急救医学专业；二是医师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请审判员及二被告注意：医师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不得从事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这是卫生部的“强制性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执行，卫生行政部门必须依照此规定监督管理。结合本案事实及证据足以证明：涉案人梁某、郭某的医师执业注册范围是眼耳鼻喉科专业；患者王某1是内科急诊患者，挂的是内科急诊号，并在内科诊室外排队候诊。梁某医师从此路过，恰巧看到患者王某1的某些表现引起其注意，主动将内科患者王某1带至耳鼻喉科诊室接受他和另一名耳鼻喉医师郭某的“医学诊查、医学处置”，长达8个小时。这8个小时的执业行为，涉案人梁某、郭某违反了卫生部的“强制性规定-医师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即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不能接诊处置内科急诊患者王某1，若接诊处置内科急诊患者即是违法行为，违反了“医师不得从事执业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就本案而言，内科急诊患者王某1，正是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不得接诊处置的其他专业的患者。三、二被告存在包庇涉案人梁某、郭某超范围执业行为的主观故意。原告向第一被告举报涉案人梁某、郭某超范围执业的行为始于2018年7月3日，此后，因第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曾被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下达的（2018）津0101行初4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第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对原告张强的举报作出处理。第一被告在收到行政判决书之后，迫不得已才行使了其法定职责，将原告的《举报信》移送至第二被告处理。不幸的是，在近二年的时间内，二被告无视本案事实及证据，无视《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对涉案人梁某、郭某的超范围执业行为拒绝认定。为此，原告有理由认为：二被告存在包庇涉案人梁某、郭某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2020年4月14日，原告收到被告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津卫复决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调查回复》。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五条等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审理。判令：1、判决撤销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津卫复决字（2020）4号；2、判决撤销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调查回复》；3、判决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重新作出处理决定；4、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张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津卫复决字〔2020〕4号），证明2020年4月13日，被告市卫健委没有查明涉案人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的超范围执业的行为，且维持了被告和平卫健委的调查回复。证据2、《调查回复》，证明2020年1月13日，被告和平卫健委给原告的第二次调查回复，没有查明涉案人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的超范围执业的行为。证据3、《举报信》，证明2019年10月15日，原告提交给被告和平卫健委的举报信，举报医大总院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主动首诊、处置、留滞内科急诊重症糖尿病患者王某1长达8个小时的事实。证据4、涉案人梁某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证明梁某医师注册的执业范围是眼耳鼻喉科专业，而不是内科专业，更不是急救医学专业。证据5、涉案人郭某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证明郭某医师注册的执业范围是眼耳鼻喉科专业，而不是内科专业，更不是急救医学专业。证据6、《我们的陈述》，证明陈述由患者王某1之父王某2及王某1丈夫张强共同书写，书写时间是2014年2月24日，提交给和平区人民法院的时间是2014年4月14日；患者王某1因重症糖尿病（血糖报告18mmol/L）由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通过120急救车转至医大总院急诊科，到达时间是2014年1月24日16时10分，16时30分挂内科急诊号，在诊室门外排队候诊；16时40分左右，躺在平车上的王某1出现呼吸急促，恰巧被路过的涉案人梁某看见，并告知原告“患者有气管异物，要马上作气管切开”，随即将患者王某1带至耳鼻喉科诊室；患者之父王某2听到梁某医生说要作气管切开，非常不理解，并要求作喉部CT，梁某医生同意；CT结果出来后，患者不是气管异物，此时梁某医生下班，交给接班医生郭某，郭某又将患者滞留于耳鼻喉科诊室，前后共计8个小时；2014年1月25日0时30分，患者王某1才入住急诊观察室，诊断是1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住后第21个小时死亡，死亡时间2014年1月25日21时。证据7、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记录》，证明2014年1月24日14时40分，患者王某1就诊于中医二附属内科急诊，接诊医师记录患者王某1的血糖为18mmol/L。16时由120急救车将患者王某1转诊至医大总院急诊内科。证据8、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诊挂号专用收据，证明2014年1月24日，患者王某1挂内科急诊，门诊号0132553705。证据9、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急）诊病历，证明书写门（急）诊病历的医师共有四名，第一名即首诊医师耳鼻喉科执业医师梁某，第二名耳鼻喉科执业医师郭某，第三名急救医学专业医师毕某，第四名心胸外科医师吕某；梁某医师首诊时间是2014年1月24日16时40分，留滞时间至18时50分；郭某医师接诊时间是2014年1月24日18时55分，留滞时间至2014年1月25日0时30分；涉案人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将内科急诊患者留滞在耳鼻喉科诊室长达8个小时。在急诊病历中总共有这四名医师签署姓名，没有其他医生签署姓名。证据10、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处方笺，证明2014年1月24日17时02分，涉案人耳鼻喉科医师梁某为患者王某1开出的处方签，这是患者王某1接受的第一次治疗静脉点滴，首诊医师是执业耳鼻喉科的梁某。证据1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CT检查报告单，证明2014年1月25日报告，患者王某1喉部CT平扫末见确切异常，也证明涉案人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首诊患者王某1的执业行为是错误的。证据1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诊检验报告单，证明2014年1月24日19时21分，患者王某1的血糖为25.5mmo1/L，PH值为6.88（酸中毒）。2014年1月24日20时53分，患者王某1的尿糖3+，尿酮体3+。依据患者王某1的检验报告单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典型的内科疾病，而且是重症、急诊。证据13、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观察室记录，证明2014年1月25日0时30分，患者王某1入住急诊科观察室，诊断1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自2014年1月24日16时40分开始至2014年1月25日0时30分止，涉案人耳鼻喉科医师梁某、郭某将内科急诊患者王某1留滞在耳鼻喉科诊室8个小时。证据14、健康报报道《跨科开药引发争议》，证明2017年8月19日健康报报道：重庆市南岸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在对某诊所进行日常监督时发现，诊所医生申某的执业范围为外科专业，却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月19日期间，为多名患者开具内科范围的处方共329张。为此，相关部门吊销了申某的《医师执业证书》。证据15、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296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7年4月1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本案证据可知，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对患者胡某诊治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五、根据卫生部《手术分级分类目录》（2011版），腹腔镜下盆腔粘连松解术属于普通外科四级手术，广药一院由妇科医生对患者实施盆腔粘连术，存在超范围执业的情形。因广药一院的妇科医生存在超范围执业的情形，将原应由普通外科医生实施的四级手术由妇科医生完成，……存在过失。故酌情确定广药一院在本案中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二审判决如下：驳回广药一院上诉，维持原判。证据16、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l民终1022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12月1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某1上诉称“进行手术的主刀医师李某医师执业范围为外科专业，但进行眼科手术，且进行了三类手术，属于超出执业范围行医，直接造成了手术失败”，经查，在临床类别医师执业范围中外科专业和眼耳鼻喉科专业系并列的两个执业范围，不存在包含关系。依据我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师应在注册执业范围内执业，李某执业范围为外科专业，而对眼耳鼻喉科患者陈某1进行眼部手术，超出其注册执业范围。……一审法院推定湖南省人民医院存在过错。二审判决如下：驳回湖南省人民医院上诉，维持原判。证据I7、南方网报道《深圳男子在私人诊所输液死亡涉事医生涉嫌超范围执业》，证明2017年2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某私人西医内科诊所的外科医师张某接诊一名“支气管炎患者”，给予输液治疗，其间出现病情加重而后死亡。事后经福田区卫生监督所卫生执法人员调查：“外科医生张某开展注册专业以外的医疗卫生技术活动即超范围执业”。证据18、关于举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梁某、郭某超范围执业》的调查回复，证明被告和平卫健委于2019年6月3日制作了该调查回复，该回复记载，被告和平卫健委查明：2014年1月24日接诊王某1的急诊内科医师为刘某1。该调查回复被和平卫健委的第二份调查回复否定。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依据2、关于下发《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1〕169号）。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被告和平卫健委辩称，1、请依法确认和平卫健委作出《调查回复》的合法性；2、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告于2019年10月15日接到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志峰和王某1父亲现场提交的《举报信》，举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耳鼻喉科专业的执业医师梁某、郭某违法违规主动首诊、接诊、诊治挂内科急诊号的患者王某1（糖尿病重症酸中毒）的执业行为，是否属于超范围执业；梁某、郭某的超范围执业行为，将患者王某1滞留于耳鼻喉科门诊长达8个小时，致使其病情恶化而死亡。”2019年10月16日和平卫健委对原告举报事项进行受理并开展相关调查。2019年10月22日，和平卫健委对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峰进行询问，对原告的举报内容、证据材料等进行核实。2019年10月23日，和平卫健委赴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初步调查，并于当日针对该举报予以立案。立案后，针对患者王某1的诊疗过程，被告于2019年10月31日和2019年1l月4日分别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内科医师刘某1、毕某，急诊重症监护室医师刘某2、陈某2，急诊观察室医师王某3，耳鼻咽喉科医师郭某、梁某进行了询问调查。调取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提供的《患者王某1医疗情况说明》和上述7名医生的《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确认其执业地点、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一）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原告方举报时提交的相关病历及和平卫健委调查时的病历，两名医师均为耳鼻喉科行为，没有内科行为。医师享有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开展诊疗活动的权利，可以在医疗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169号）第二条规定，医师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综上所述，认定医疗机构中医师是否超范围执业，是依据其执业活动是否超出本人《医师执业证》的执业范围判定。此案中，和平卫健委调取了梁某、郭某的《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两人的执业范围均为眼耳鼻咽喉科专业。调取了患者王某1的病历资料，病历中记载的梁某、郭某对患者王某1开展的诊疗活动均未超出眼耳鼻咽喉科专业。同时结合对梁某、郭某等人的调查询问，和平卫健委认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生梁某、郭某在接诊患者王某1的过程中不存在超范围执业的违法行为。2020年1月10日，和平卫健委调查终结，认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生梁某、郭某对患者王某1的诊疗行为均未超出其二人的执业范围，不予行政处罚，并于当日结案。2020年1月13日，和平卫健委作出《调查回复》，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原告。二、针对原告举报事项提出的“梁某、郭某超范围执业行为，将患者王某1滞留于耳鼻喉科门诊室长达8个小时，致使其病情恶化而死亡”，梁某、郭某等医师的执业行为与患者王某1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需通过相关医学鉴定予以判断。本案关键是梁某、郭某对患者诊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鉴于原告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纠纷争议已经向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故和平卫健委告知原告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申请人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纠纷事宜。对于其涉及医疗事故的举报和平卫健委不予受理，被告作出的该条回复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被告认为我单位出具的《调查回复》的内容符合和平卫健委的法定职责范围，其中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规范。故请人民法院支持和平卫健委的答辩请求。被告和平卫健委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证据目录，证明我委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与行政复议期间的证据一致。证据2、2019年10月15日《举报信》，证明原告举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师梁某、郭某超范围执业、内科急诊未正常接诊、梁某、郭某的行为导致患者王某1死亡。证据3、原告向我委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我委依法接受了原告认可的相关证据，医师梁某、郭某的具体诊疗行为。证据4、案件受理记录，证明我委依法履职受理原告举报。证据5、询问笔录。证据6、2019年10月23日对被举报人的《现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证据7、立案报告。证据5-7证明我委依法履行进行调查取证。证据8、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师刘某1、毕某，王某3、郭某、梁某；护士刘某2、陈某2的资质证书，证明我委依法调查履职，被举报人梁某、郭某的医师执业范围是：临床（眼耳鼻咽喉科专业）。证据9、2019年10月28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提供的《患者王某1医疗情况说明》，证明我委依法调查履职，王某1就诊当日内科急诊未接诊，并请耳鼻喉科会诊，患者王某1医疗损害一案已被人民法院受理。证据10、2019年10月31日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现场笔录》和《询问笔录》（分别对刘某1、毕某、刘某2、陈某2、王某3询问），证明我委依法调查履职，王某1当日不确定内科急诊是否接诊。证据11、2019年11月4日对梁某、郭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我委依法调查履职，梁某、郭某曾接诊患者王某1。证据12、2020年1月3日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检查的《现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证明我委依法调查履职。证据13、2020年1月8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提供的《患者王某1医疗情况说明》，证明我委依法调查履职，王某1就诊当日内科急诊未接诊，并请耳鼻喉科会诊，患者王某1医疗损害一案已被人民法院受理。证据14、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证明我委依法作出调查结论，该调查结论经法定程序批准。证据15、结案报告，证明我委依法作出对梁某、郭某不予处罚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经法定程序批准。证据16、《调查回复》，证明我委依法对原告的举报进行回复。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依据2、《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依据3、《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被告市卫健委辩称，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本案中，针对原告提出的举报事项，对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两位医师是否超范围执业的问题，和平卫健委进行了受理、立案和调查，依所查明的事实认为不属于超范围执业，并将调查结果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对于两位医师执业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有关的问题，和平卫健委认为属于医疗纠纷争议，在该争议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不予受理，并向原告作了一并告知。原告在行政复议请求第5项提出请求被告市卫健委在复议调查中查明的事项，均已由和平卫健委做了回复。针对原告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调查回复》第三条“依据《医疗事故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适用法律名称有误，其在《行政复议答辩书》中指出其依据实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被告市卫健委在行政复议决定中予以了指正。综上，针对原告的复议请求，被告市卫健委对和平卫健委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调查回复》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处理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查，确认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因此，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二、被告市卫健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被告市卫健委于2020年1月19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1月31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津卫复议发〔2020〕1号），2月3日交寄发出（邮件号码：1106661476978）；2月4日，和平卫健委会收到《提出答复通知书》并于2月10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材料；3月16日，被告市卫健委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津卫复延字〔2020〕2号），3月17日交寄发出（邮寄原告邮件号码：1185788007920；邮寄和平卫健委邮件号码：1185788006520）；4月13日被告市卫健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津卫复决字〔2020〕4号），4月14日交寄发出（邮寄原告邮件号码：1185856778520；邮寄和平卫健委邮件号码：1185856777720）。复议期限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市卫健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津卫复决字〔2020〕4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卫健委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2020年1月18日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所附材料、ＥＭＳ快递单（编号：1106195441778）及邮件查询单，证明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内容及被告市卫健委收到信件的时间。证据2、2020年1月31日被告市卫健委作出的《提出答复通知书》（津卫复议发［2020］1号）及邮寄送达查询单（邮件号码：1106661476978），证明被告市卫健委要求复议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材料。证据3、2020年2月10日和平卫健委提交的《行政复议答辩书》（2020年001号）及证据材料，证明复议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材料。证据4、《延期审理通知书》（津卫复延字〔2020〕2号）（附《行政复议延期审批表》）及邮寄送达查询单（邮寄申请人邮件号码：1185788007920；邮寄被申请人邮件号码：1185788006520），证明被告市卫健委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后作出延期告知并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证据5、2020年4月13日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津卫复决字〔2020〕4号）（附《行政复议结案审批表》）及邮寄送达查询单（邮寄申请人邮件号码：1185856778520；邮寄被申请人邮件号码：1185856777720），证明被告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签批同意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和平卫健委提交的证据1目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目录的第二条有异议，原告的举报信从头到尾未涉及到内科急诊接诊的问题，原告说患者挂了内科急诊号后在门外正常排队候诊，被路过的梁某看到后拉走了，在此之前没看到过一名内科急诊医师，第二项证明目的是错误的。证据3有三组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5两组证据，第一组是询问笔录，询问刘志峰和电话询问刘志峰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询问笔录第3页涉及的情况说明是被告第一次的调查回复，并不是情况说明，内容有误，实际上这个情况说明应该是被告第一次2019年6月3日的调查回复。证据6两组内容，一个是现场笔录，另一个是卫生监督意见书，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证据7立案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8是涉案7人资质证的复印件，刘某1是和平卫健委调查中提出来的一名医师，实际刘某1不是本案涉案医师，本案中从始至终没有刘某1这个人，不知道被告是什么意思，刘某1不是本案接诊医师，与本案没有关系。毕某、刘某2、陈某2、王某3执业范围急救医学专业，郭某、梁某执业范围眼耳鼻喉科专业，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9真实性没异议，对内容不认可，该说明中有三个事实与事实不符，整个患者病历记录中就没有会诊记录这一项内容，也没有值班医师请耳鼻喉科去会诊，经过近两年的调查被告从未提交过任何这方面的证据，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接诊王某1的值班医生是谁。从总医院给被告写的说明中，陪同王某1做CT的时候是三名医师，耳鼻喉科夜班医师、中班医师、科住院这三名医师放下手头的业务陪患者王某1做CT检查，被告轻信了，至今被告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个医师，实际上患者只有家属陪同，没有医师陪同。第2页“因暂时相关科室床位满员，继续留观治疗”是假话，和平卫健委提交的急诊记录，2014年1月25日凌晨患者才被急诊观察室留观，哪个科室满员没有说，谁安排的患者到急诊观察室、什么时间住进去的都没有，因此三处内容与事实不符，但被告未加审查就提交给合议庭。证据10现场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询问笔录是被告自己找到的一名医师刘某1做了证言，这份询问笔录由于被告第二次回复否定了刘某1是涉案人，所以这份询问笔录就不具有真实性了，属于证人证言的伪造，因为和平卫健委的第二次回复否定了刘某1是本案涉案人，对这份询问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毕某医师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毕某在询问中说“我有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我参与过王某1的诊疗过程，当时是耳鼻喉科的大夫，具体哪位大夫联系我的记不清了......都体现在王某1的报告单上了”，该笔录恰恰证明是耳鼻喉科的医师联系急救医学专业的医师毕某到耳鼻喉科诊室看的王某1。刘某2医师询问笔录，第2页“我当天正在急诊2楼观察室上班，患者王某1当天来到急诊观察室”1月25日0时30分才到达急诊观察室，第一个接诊医师是刘某2。陈某2询问笔录，其答参与过，真实性没有异议。王某3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1梁某询问笔录内容与事实不符，且其所讲与被告询问上述急诊科医师的笔录有矛盾，毕某的笔录说是应耳鼻喉科大夫要求会诊王某1，与毕某的笔录矛盾，也许医院为了责任减轻让刘某1出来代替。梁某说导诊护士接到电话过来找他，那么导诊护士是谁，是男是女，接到哪个医师的内科急诊电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内容不认可。郭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异议，但内容是假的，她没有陪患者王某1去做CT，第4页经过检查和会诊，其承认未发现王某1有耳鼻喉科需要紧急处理的阳性体征，所以患者是按照内科治疗方案治疗的，郭某自己承认是按照内科治疗方案留置患者王某1六个小时进行治疗的。证据12现场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监督意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3被告本次诉讼中提交了两次，一份情况说明无非是换了个日期，总医院为了省事，把同一个情况说明又交给了和平卫健委，质证意见与证据9一致。证据14真实性认可，对处理结果不认可。证据1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不认可。证据16被告第二次调查回复，对真实性认可，但对第一条、第三条内容要求撤销，第二条内容维持。原告对被告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1复议申请书没有异议，所附六份材料，和平卫健委的调查回复第一项、第三项要求撤销，举报信没有异议，行政判决书真实性没异议，原告及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没有异议，附6包括12组证据，质证意见与前述对和平卫健委发表的质证意见相同，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5是患者王某1的门诊挂号条，市卫健委如实向合议庭提交了，和平卫健委的证据中却没有提交王某1的挂号条，这是本案的关键证据，患者就诊时挂的是内科急诊号，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内容不认可，复议答辩书中包括了和平卫健委的证据，与和平卫健委的证据重复，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包括了五个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最后形成的结论不认可，没有认定总医院涉案医师超范围执业的行为。结案审批表、邮寄单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其中复议决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第7页“本机关认为”这一段不认可，对最后的结论不认可。被告和平卫健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3表示认可。证据14-17合法性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证据范围，且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证据18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法律依据不应作为证据提交。被告市卫健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5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7、8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证据9-12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3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4-17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8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两被告对彼此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对原、被告出示的证据、依据进行审查，本院作出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和平卫健委提交的证据16，被告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5均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证据认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3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18关联性不予确认。两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两被告提交的依据系作出行政行为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15日，原告向被告和平卫健委现场提出举报信，举报事项：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眼耳鼻喉科专业的执业医师梁某、郭某违法违规主动首诊、接诊、诊治挂内科急诊号的患者王某1（糖尿病重症酸中毒）的执业行为，是否属于超范围执业；2、梁某、郭某的超范围执业行为，将患者王某1滞留于耳鼻喉科门诊室长达8个小时，致使其病情恶化而死亡。2019年10月16日，被告和平卫健委对原告举报事项进行受理并开展相关调查。2019年10月22日，被告和平卫健委对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峰进行询问，对原告的举报内容、证据材料等进行核实，制作询问笔录。2019年10月23日，被告和平卫健委对涉案人员及有关机构进行调查，并于当日对该案件予以立案。2019年10月28日提取了王某1病历、相关医师资质证复印件。2019年10月31日和2019年1l月4日分别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内科医师刘某1、毕某，急诊重症监护室医师刘某2、陈某2，急诊观察室医师王某3，耳鼻咽喉科医师郭某、梁某进行了询问调查。2020年1月8日调取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患者王某1医疗情况说明》。2020年1月10日，被告和平卫健委调查终结，认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生梁某、郭某对患者王某1的诊疗行为均未超出其二人的执业范围，不予行政处罚。2020年1月13日，和平卫健委制作《调查回复》。原告不服，于2020年1月18日向被告市卫健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卫健委于2020年1月19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依法予以受理，于2020年1月31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2月3日交寄发出；2月4日，和平卫健委收到《提出答复通知书》并于2月10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材料；3月16日，被告市卫健委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3月17日交寄发出；4月13日作出津卫复决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月14日向原告寄出。原告收到后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被告和平卫健委表示，梁某医生为患者王某1的首诊医生。梁某医生和郭某医生的执业类别均为临床，执业范围均为眼耳鼻喉科专业。再查，庭审中，原告表示对《调查回复》中的三项回复，要求撤销第一、三项，维持第二项。第二项举报属于事实描述，不需要回复。此外，原告就医疗纠纷已在本院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提起民事诉讼，该诉讼目前尚在鉴定过程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据此，被告和平卫健委具有对原告提出举报作出《调查回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被告和平卫健委在收到原告举报信后，依法履行了受理、立案、调查、回复等程序，程序合法。原告认为梁某医生首诊内科急诊病人，打算给患者行气管切开，郭某医生继续接诊、对患者进行会诊、滞留等行为，属于超范围执业。但该两名医生作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在诊治过程中，对患者王某1进行首诊、接诊、检查、会诊等诊治行为，并未采取耳鼻喉科专业之外诊疗行为，上述行为不足以证明两医生存在超范围执业情形。被告和平卫健委经调查，作出未超出执业范围结论，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和平卫健委作出《调查回复》第一项，即要求撤销被告和平卫健委作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某、郭某对患者王某1诊疗行为不属于超范围执业答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撤销《调查回复》第三项一节，即要求撤销被告和平卫健委针对原告举报事项提出的“梁某、郭某超范围执业行为，将患者王某1滞留于耳鼻喉科门诊室长达8个小时，致使其病情恶化而死亡”作出的不予受理答复行为。原告提出的该项举报，实质是要确定患者王某1的死亡原因，而梁某、郭某等医生的执业行为与患者王某1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需通过相关医学鉴定予以判断。本案梁某、郭某对患者诊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原告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纠纷争议现还在诉前鉴定过程中，被告和平卫健委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的规定，作出不予受理的答复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一）项：“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及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之规定，被告市卫健委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市卫健委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和平卫健委对原告作出的《调查回复》，并在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经审理确认被告市卫健委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润林审 判 员  张正民人民陪审员  孙浴国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光伟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