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28621号原告：张扬，男，199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被告：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梅雁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婷，康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张扬与被告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扬，被告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奖金及绩效奖人民币(币种下同)173,401.34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6年6月1日入职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原告任职期间，被告未支付其2018年3月的米粉推广费及奖金14,427.30元、2018年8月的酸奶推广费及奖金360元、2018年7月份的酸奶推广费及奖金108元、2018年12月份的米粉推广费及奖金20,039.04元、2018年12月份的酸奶推广费及奖金2,192.50元、2019年1月之后的米粉和酸奶推广费及奖金136,274.50元，以上共计173,401.34元。推广费即为绩效奖。原告为此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所谓推广费，被告从来没有将其作为奖金的一部分承诺原告一定会发放，而推广费的实质是被告为了鼓励业务员去开发客户，如开发或推广客户的过程中产生相关费用的，业务员可以根据实际发生费用的情况凭发票进行报销。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一般情况下被告都是先预支一部分费用给原告，而现在被告处还挂了很多被告向原告预支的但原告还没有提供发票的费用，故原告向被告主张还未实际支出的推广费，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的金额。原告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未发奖金明细表及汇总，其中，2018年12月的明细表显示推广费用15,883.20元、奖金共计6,348.34元，实际支付22,231.54元；2019年1月以后的明细表显示推广费用110,901.60元、奖金25,372.90元，实际支付136,274.50元，该表下方备注“精神卫生中心应付8,100元推广费，因未支付，故在应付款中扣除，合计应付136,274.50-8,100=128,174.50”之内容。上述明细表下方均由原告、高鹏、被告财务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名，高鹏于签名上方备注“费用核对无误”字样；被告财务于2020年4月3日签名并于2018年12月的推广费及奖金明细表签名上方备注“收款确认无误”字样、于2019年1月以后的推广费及奖金明细表签名上方备注“以上回款(389,499.60-8,100)已确认”字样；法定代表人仅签名未备注任何内容。其余月份的明细表无任何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明细表中的业务实际发生，但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该推广费及奖金；2、已发奖金明细表，证明表中的业务实际发生，被告已向原告实际支付推广费及奖金，且推广费及奖金与销售业绩挂钩；3、劳动合同，证明原告本案主张的推广费及奖金是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所产生的；4、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其中，圈出的几笔款项与已发奖金明细表中的实际支付金额相吻合。证明已发奖金明细表中的推广费及奖金被告均已转账支付给原告；5、使用上海自在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模版的2017年上海办销售方案及2018年销售方案、2019年业务销售政策申请，其中，2018年销售方案“各级人员薪酬及考核办法”内载：“……营养专员薪酬考核政策……提成标准：所有产品自营、招商均按结算价对应的回款数量计算提成，提成基准比例为10%，推广费及奖金，隔月发放……”；2019年业务销售政策申请内载：“……特申请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出库的产品(包括米粉系列产品及酸奶系列产品)按2018年销售政策执行……”。证明原告主张的未发奖金及推广费都是符合公司政策的。奖金为结算价的10%，推广费为销售单价与结算价的差额再乘以销售数量；6、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程序。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中的汇总表系原告自行制作，真实性不认可；2018年3月、同年7月、同年8月的未发奖金明细表亦为原告自行制作，且未经过被告的任何认可，真实性亦不认可；2018年12月、2019年1月之后的未发奖金明细表上有原告、高鹏、被告财务及法定代表人四人的签字，对被告财务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予以认可，但签字仅是对该几份明细表中原告业务回款的确认，并不是对奖金数额的确认。而高鹏是在被告财务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之后补签的，高鹏签字时已自被告处离职五个月左右，且未经被告的任何授权，故对高鹏的签字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系原告单方制作，该表中的相关费用是否实际发放被告无法核实，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表可以看出发放的并不是推广费；证据3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圈出的几笔款项显示的摘要系报销款，并非推广费及奖金，推广费及奖金只是原告对这些款项的单方解释，并未得到被告的任何确认，无法确认该几笔款项即为原告提供的已发奖金明细表中的推广费及奖金，故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被告向原告发放了推广费的依据；证据5中2017年上海办销售方案、2018年销售方案的真实不认可，上面没有被告的公章，且双方有关奖金的发放也没有按照该方案执行。就推广费，在2017年的销售方案中有相应的解释，如果业务员在业务推广和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些实际的支出，可以凭实际支出的发票报销，且2017年的方案中有关学术推广的预算费用并不是与业务员的销售挂钩的。就原告主张的推广费的计算方法，上述两个方案中也没有任何体现；对2019年的销售政策申请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的奖金按照2018年的销售政策执行，而2018年的销售政策就是下面两张表格，即奖金按照结算价的10%进行发放；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回款、推广费、奖金明细表，证明原告和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时并无高鹏的签字，且被告财务签字仅是对明细表中收到回款的确认，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则是对被告财务签字确认内容的确认；2、原告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20年5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推广费、开发费的性质是为了鼓励业务员去开拓业务，且费用被告是提前预支的，不与销售结果挂钩，需要凭实际发生费用的发票实报实销，原告于微信中亦承认这些费用是需要提供发票的；3、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账单详情，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过奖金10,500元。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并非仅是对明细表中回款的确认，而是对包括推广费及奖金在内的所有内容的确认；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之前的费用确实是被告收到回款后由财务计算出推广费及奖金金额，财务通知原告提供相应数额的发票后再进行发放的。但对被告自行制作并微信发送原告的EXCEL表格中所列的转账给原告的费用，被告称系应收款，原告不予认同。推广费和奖金均是被告根据原告的销售情况应支付给原告的，并不是暂支款，且在被告发放推广费和奖金时原告已经提供相应发票。房租和其他费用与原告无关，房租是被告直接转账给原告后，再由原告支付给房东的，房租不需要发票。学术费等其他费用也与原告无关，原告不清楚是什么钱；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认收到了被告支付的奖金10,500元，并同意在本案主张的金额中予以抵扣。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6年6月1日进入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5月31日止。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31日终结。被告先后于2019年12月27日、2020年1月10日、2020年1月11日微信转账支付原告奖金共计10,500元。2020年4月14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销售绩效奖金173,401.34元。该会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1369号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销售绩效奖金21,221.24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上海自在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在源公司)系被告公司股东。庭审中，本院限期被告提供与原告银行交易明细表中圈出的几笔款项对应的报销单及所附票据。被告庭后回复法院，其全部账册均保管在其股东自在源公司，因其与自在源公司之间就债务偿还事宜发生纠纷，经其索要，自在源公司未向其提供财务账册，故其无法向法院提供报销单及所附票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就其绩效奖(即推广费)及奖金的主张，提供了未发奖金明细表、已发奖金明细表、银行交易明细表等证据材料。根据银行交易明细表及已发奖金明细表显示，原告于银行交易明细表中圈出的几笔款项与已发奖金明细表中的实际支付金额相吻合。被告对银行交易明细表予以认可，但对已发奖金明细表不予认可，称银行交易明细表中圈出的几笔款项显示的摘要为报销款，并非推广费，故无法确认该几笔款项即为已发奖金明细表中的款项。然，被告就此陈述并未提供足具证明力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据此，根据目前的举证情况，本院确认被告银行转账支付原告的该几笔款项即为已发奖金明细表中的推广费及奖金，已发奖金明细表于本案具有证明力。根据已发奖金明细表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推广费系原告薪资报酬的一部分，且推广费的计提方法即为原告所述的销售单价与结算价的差额再乘以销售数量。现原告提供的未发奖金明细表与已发奖金明细表格式相同，推广费用的计提方法亦相同。且其中的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以后的未发奖金明细表下方均有被告财务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而被告对该财务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均予以确认，但辩称财务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仅是对明细表中回款的确认，并非对推广费用及奖金的确认。然，被告法定代表人于上述明细表中签字时并未备注任何内容，而被告就其该辩称理由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被告该辩称理由，本院难以采信。据此，本院确认该明细表于本案具有证明力。现根据该明细表所显示的推广费用及奖金金额，结合2019年1月以后的明细表中备注应扣除推广费用8,100元之事实，被告应支付原告推广费及奖金共计150,406.04元。原告提供的其余月份的未发奖金明细表因无被告盖章或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且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几份明细表中的业务实际发生且符合发放推广费和奖金的条件，故对原告该部分推广费及奖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扣除原告同意于本案中抵扣的被告已支付的10,500元，被告尚应支付原告推广费及奖金差额共计139,906.0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扬推广费及奖金差额共计139,906.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上海蛙稻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海英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程 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