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8900号原告：李锋，男，1938年7月28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维宇，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丽茜，女，1961年5月13日出生，香港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观资，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锋与被告李丽茜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维宇，被告李丽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观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我与李丽茜之间就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所订立的赠与合同；2、李丽茜将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返还给我，并过户至我名下；3、李丽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我的父亲李某1系信息产业部员工，生前有两间员工宿舍，李某1去世后未分割财产，2000年，在宿舍危改过程中，经李某1的两位法定继承人（李锋、李某2）协商，×栋×号宿舍及其拆迁利益归我所有。我与拆迁人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二服务局签署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将海淀区××危改小区××房屋作为信息产业部宿舍×栋×号危改拆迁的房屋补偿，我应支付差价款60770.4元，扣除各项优惠后应付款22131.88元，此购房抵折款已于2000年6月17日支付。在拆迁以及房产证的办理过程中，2003年5月29日，我因己身体欠佳，为防意外，将危改拆迁补偿的××房屋赠与给女儿李丽茜，并向拆迁人致函，申请将该房的产权证登记在李丽茜名下，李丽茜接受了赠与，后李丽茜基于我对其的赠与而取得了该房的产权证。然而，李丽茜长期在香港居住，我在京居住，年事已高，因病生活不能自理，衣食起居只能由保姆照料。李丽茜作为我的女儿，对我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尤其在还接受了房屋赠与的情况下，对我的生活漠不关心，不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仍无意回京探望，且不愿支付医疗费用，对此我深感痛心。故诉至法院。李丽茜辩称，李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一，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我，李锋与我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涉案房屋对应的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我的爷爷，我爷爷在世时的遗愿本来就是要将涉案房屋给我，李锋对此是认可的。从补偿和优惠来看，涉案房屋的补偿和优惠来源于我爷爷，与李锋本人无关。从购房款的支付来看，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全部由我支付，我作为实际出资人，应当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从产权登记手续来看，拆迁单位与我签署了房屋买卖契约，我作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流转来源于拆迁单位，并非与李锋签订过任何形式的赠与协议。第二，即使是“赠与”，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我名下，物权已转移，李锋无权撤销。李锋与我系父女关系，涉案房屋于2003年已登记至我名下，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结，“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的权利已经确认完毕，李锋无权要求撤销。第三，即使是“赠与”，但我与李锋没有约定“附义务”，李锋的主张不应被采纳。李锋与我从未签订任何形式的“附义务赠与合同”，李锋以其手写证明为由主张存在赠与毫无事实依据。该证明可以显示，该房屋是我爷爷的遗愿要给我的，涉案房屋来源是我，不是李锋。该证明还显示李锋无力支付购房款，购房款是由我实际支付的。因此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我，与李锋无关，双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附义务赠与。第四，即使是“赠与”，我一直在扶养（或赡养）李锋，李锋主张撤销“赠与”没有法律依据。我多年以来一直在扶养（或赡养）李锋。资金方面，这5-6年间我共计向李锋支付44万余元，其中保姆工资和医药费每月5700元，截止目前从未中断过，我仍在继续承担着李锋的保姆费。起居生活方面，因我长期定居香港，为了照料李锋，我专门聘请保姆贴身照顾李锋的起居生活，工资在短短2年时间涨了2000元。由于李锋与我之间的空间距离，我不惜支付高额成本，通过保姆实现对李锋的扶养（或赡养），因此我已履行相应的扶养义务。我聘请专职保姆照顾李锋的起居生活正体现了我一直在履行扶养或赡养李锋的义务，保姆目前从未离开过李锋，李锋也没有反馈过对保姆的意见。李锋仅凭保姆的几条没有回复的信息认为我对其态度冷淡、不管不顾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保姆应当对李锋进行相应的劝解、安慰或说明，如果保姆有任何不称职的行为，我可随时更换保姆。综上所述，李锋与我不存在附义务赠与关系，且我一直在履行扶养或赡养义务。我认为，李锋如果认为起居上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则应当是保姆的问题，而不是我对李锋的态度或照顾出了问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丽茜系李锋之女。2000年5月26日，李锋（被拆迁人，乙方）与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二服务局（拆迁人，甲方）签署《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宿舍危改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北京市海淀区××信息产业部宿舍×楼×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甲方将××危改小区××号房屋补偿给乙方，乙方应支付甲方差价共计60770.4元，折抵优惠后应支付22131.88元。后李锋依约支付了22131.88元。2004年6月6日，李丽茜（乙方）与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二服务局（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座落在×××号房屋（以下简称306号房屋），总房价384530.4元。该房屋与前述××危改小区××号房屋系同一房屋，后该房屋于2004年8月17日取得房屋产权证，登记在李丽茜名下。李锋称其系306号房屋的原产权人，该房屋系由其赠与给李丽茜，为此提交了2000年6月26日致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的函件，记载李锋、李某2之父李某1去世后留有二套住宅，双方经过协商，其中×号房屋房屋归李锋所有。李丽茜对该函件的真实性认可，但考虑到李某1的意愿和李锋的经济水平，×号房屋拆迁后所得的306号房屋的权利人最终确认为李丽茜。李锋还提交2003年5月29日其向信息产业部第二服务局回迁安置办公室出具的函件，记载由于其身体不佳，经济也不宽裕，306号房屋实际上一切费用全由女儿李丽茜支付，且担心发生意外事故后的处理，故其决定将此房屋权置换给女儿李丽茜，其父亲身前也有此意愿。李丽茜对函件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函件并非赠与的证明，系李锋根据李某1的意愿，经过家庭成员协商并考虑到李丽茜的经济水平，最后确定306号房屋登记在李丽茜名下，且相应购房款由李丽茜支付，故该房屋归李丽茜所有，并非由李锋赠与。李锋另提交2004年2月23日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二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记载306号房屋系补偿给被拆迁人李锋的产权房，产权人为李锋，并提交回迁楼入住通知、李锋签署的天然气自管协议。李丽茜认为该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明不是产权的有效凭证，李锋系家庭成员，李丽茜长期住在香港，为了办事方便故在入住通知和天然气自管协议才填写李锋的名字，2004年306房屋已经登记至李丽茜名下，归李丽茜所有。现李锋主张李丽茜接受了房屋赠与但对其莫不关心，未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故要求撤回就306号房屋对李丽茜的赠与合同，为此提交了李丽茜与保姆的微信记录，显示李丽茜未及时回复保姆就李锋身体情况向其发送的部分微信。李丽茜称上述聊天记录中的保姆即为其所聘请照顾李锋，至目前保姆也在照顾李锋，李丽茜也在支付保姆工资，这就是其履行赡养义务的体现。为此，李丽茜提交与保姆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非常关心李锋的起居生活及身体状况，李丽茜还提交银行明细、汇款回单、保姆的身份证复印件、家政服务协议书、家政服务中心人员名片、服务费收据，证明其为李锋聘请保姆，并支付赡养费、保姆费用。李丽茜另提交房屋装修收据、装修报价单、充电须刨发票、李锋的往来港澳通行证，证明其为李锋装修房屋，购买生活用品，并计划将李锋接到香港生活。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根据拆迁房屋补偿协议，306号房屋系在×号房屋拆迁时补偿给李锋的房屋，李锋亦依约支付了相应差价款，故306号房屋原应归李锋所有，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二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亦可反映该事实。李锋在2003年向回迁安置办公室出具的函件中亦表示出将原属于其的306号房屋赠与给李丽茜的意思，故从房屋的来源来说，本院认为李锋与李丽茜就306号房屋存在赠与合同关系。现306号房屋已登记在李丽茜名下，李锋主张撤销赠与合同，要求李丽茜返还该房屋并过户至其名下，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丽茜存在未履行扶养义务的情形，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68元，由李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利丹人民陪审员  汉 青人民陪审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汤思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