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行再97号 再审申请人（一、二审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吕福光，组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吕志特，组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吕直芳，组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四村民小组。 负责人吕建华，组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五村民小组。 负责人吕桂南，组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狮子岭村民小组。 负责人吕桂聪，组长。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启，县长。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苏海棠，市长。 原审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周春恺，主任。 再审申请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塘坝二组）因被申请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塘坝一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塘坝三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塘坝四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塘坝五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狮子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狮子岭组，以上五被申请人统称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诉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陆川县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林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行终3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581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陆川县政府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陆政处字[2017]1号《关于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二村民小组与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一、三、四、五及狮子岭村民小组山岭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下称1号处理决定），1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岭坐落在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狮子岭北面山岭（下称争议山岭），争议山岭的四至界址为：东以狮子岭队田边为界，南以狮子岭岭岗天水为界，西以官风公路为界，北以山脚水沟为界，面积约40亩，岭上附着物主要是塘坝二组2000年左右种植的速生按，岭脚有少量荔枝树和粉竹。2013年，因温泉镇人民政府要征用争议山岭引起权属纠纷。争议各方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岭的书证档案材料。陆川县1982年颁发的山林权证没有登记争议山岭的权属，现属新屋村民小组的狮子岭南面山岭也同样没有登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官田村委会）不主张争议山岭的权属。塘坝二组提供的1982年2月27日塘坝二队（组）、新屋队（组）与城厢公社企办室、官田大队签订的《协议书》记载“一、红砖厂厂址在官田大队狮子岭山头，即新屋、塘坝二组所管辖的山头、坡地给公社企业办红砖厂（山界南从狮子岭屋背，北至岭脚陂圳，东至狮子岭队陂圳，西至公路）”，经对前述记载内容进行现场指认，证实争议山岭的范围与《协议书》中塘坝二组发包的山岭相一致。陆川县温泉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提供的原温泉镇企业委员会1995年1月27日将官田狮子岭的红砖厂承包给黄伟东经营的《承包合同》、1995年8月8日温泉镇企业委见证签订的《股份合同》和2001年1月1日黄伟东和吕寿荣签订的《承包红砖厂协议书》证实温泉镇社会保障中心对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对争议山岭的所有权一直认定为塘坝二组所有。2012年1月12日新屋村民小组与吕凌云签订的《土地使用流转合同书》也证实了狮子岭一直是新屋村民小组和塘坝二组管理使用，争议山岭在2013年12月以前是一直没有纠纷的。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供的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只记载了房屋、水田和几块小面积的坡地，并没有登记有争议山岭。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供的1982年1月26日划分狮子岭北面山岭草图没有原件核对，也没有官田村委会和塘坝二组代表的签名。 1号处理决定认为，《协议书》和温泉镇社会保障中心提供的《承包合同》、《股份合同》、《承包红砖厂协议书》以及新屋队的《土地使用流转合同书》等证实了塘坝二组对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事实，塘坝二组拥有争议山岭权属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主张争议山岭权属缺乏事实依据，不应支持。1号处理决定的结果是将争议山岭的所有权确定为塘坝二组所有。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不服1号处理决定，向玉林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政府于2017年8月8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7]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26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9行初76号行政判决认为：陆川县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备合法性。理由是：本案争议各方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和“林业三定”时曾固定或登记给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或塘坝二组所有。现有的《协议书》等证据证实了塘坝二组自1982年以来管理使用争议山岭、争议山岭的所有权应属于塘坝二组所享有的事实，且新屋村民小组在出租其与争议山岭相邻的狮子岭另一面山岭时在相关合同中确认争议山岭权属归塘坝二组所有，这说明塘坝二组除了自己持有管理使用争议山岭的书证外，还有与争议山岭相邻土地的所有权人即新屋村民小组亦确认塘坝二组享有争议山岭所有权。相反，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供的5份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真实性不确定、关联性不具备，不能证明其曾拥有争议山岭的权属，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为证人证言，这些证人均没有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确定，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理由成立，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对其主张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山岭的事实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书证予以佐证。比较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与塘坝二组所提供的证据，塘坝二组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强于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所提供的证据，陆川县政府根据争议双方提供证据的多寡和证据证明效力的强弱，将争议山岭的所有权确定给塘坝二组所有并无不妥，所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同理，26号复议决定亦具备合法性。综上，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出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不服，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行终331号行政判决认为：1.关于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出其已经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对争议山岭具有合法的土地权源的理由。首先，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主张争议山岭权属而向法庭提供的五份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下称土改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项“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的规定，具有证据能力。其次，该五份土改证为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当时的村民吕兆被等人分别持有，记载有“狮子岭”内容。其中，吕兆祯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座落”在“官田塘坝”、“土名”为“狮子岭”“狮岭背”、“种类”为“荒坡”、“市亩”为“贰毛”“壹毛”；吕琼瑰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座落”在“官田塘坝”、“土名”为“狮岭坡”、“种类”为“荒坡”、“市亩”为“伍毛”。五份土改证证明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与狮子岭的权属有关。五份土改证虽然不分别明确相关四至，但也不限定被登记的狮子岭土地一定在狮子岭的哪个地方而一定不会在狮子岭的另外的地方，换句话说，被登记的土地可能可以在狮子岭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依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部份第二项规定，“确认山岭权属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定论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土改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在无其他确实的相反的证据推翻的情形下，土改证应作为认定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时期对狮子岭具有合法土地权源的证据，在有土改证作为相反证据证明狮子岭曾登记给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的情形下，管理事实不能作为塘坝二组主张土地权属的依据。2.关于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提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周永光于2012年3月4日的证言明显不公的理由，经查，在一审庭审中，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举证的证据8、证人身份情况、居民身份证以及周永光、吕翠明、吕志权、吕森、周炎光、吕孟初、吕汝荣、麦秀华、陈维青、吕胜青等人的书面证言，拟证明证人周永光在四固定时期任官田大队大队长职务，其和支书吕福样将狮子岭北面山岭固定给“五塘一岭”六个队共有，南面岭固定给新屋队所有。陆川县政府以及塘坝二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发表了质证意见。因此，一审判决遗漏该“四固定”时期的证据。1号处理决定和26号复议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26号复议决定；撤销1号处理决定；指令陆川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塘坝二组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判决仅以被申请人提供的五份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中记载的“土名”为“狮子岭、狮岭背”，就推论其记载的土地可能在争议的“狮子岭山岭”范围内，属对地名的混淆与曲解。该土地证存根中关于“狮子岭”字眼的内容，系事后添写，明显经过改动，是伪造的证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吕森、吕孟初等人的书面证言与事实不符，也与其在政府问话笔录中的回答相互矛盾。且狮子岭山岭的权属并不以1952年的土改来形成最终定论，被申请人提供的土地证存根不能作为权属来源的证据。一审判决并未遗漏“四固定”时期证据，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1952年土地证存根不能作为单独定案依据，二审法院违法认定证据。案涉40亩争议地没有关联的土改时期证据，二审判决适用《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部分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错误。3.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人提供了陆川县档案局的材料可以证明“狮子岭”地名不是指“狮子岭山岭”的事实。争议地现场照片可以证明，“狮岭背”、“狮岭坡”如果存在，应在狮子岭地名中的背面和荒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辩称：1.其村民土改时期取得争议山场所有权，“四固定”已经固定给其和再审申请人。2.塘坝二组、新屋村民小组与城厢公社企业办公室、官田大队签订的《协议书》，因未通知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不能作为确定权属来源的证据。3.在有土改证的情况，不能以使用情况确定权属。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陆川县政府述称：1.经调查，争议山场无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确权档案。2.塘坝二组管理使用争议山场三十多年。3.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定归塘坝二组所有，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林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本案中，塘坝二组和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争议山场进行过权属登记或以其他形式确定过权属。1982年2月，塘坝二组、新屋村民小组与城厢公社企业办公室、官田大队签订《协议书》，将塘坝二组和新屋村民小组管理使用的狮子岭山头给公社企业办红砖厂，《协议书》中塘坝二组发包的土地范围和争议山场范围一致。1995年1月温泉镇企业委员会将官田狮子岭的红砖厂发包给黄伟东，与其签订《承包合同》，黄伟东2001年1月又与吕寿荣签订《承包红砖厂协议书》，上述合同、协议均证实争议山场的所有权归塘坝二组所有。狮子岭南面山场所有人新屋村民小组与吕凌云于2012年1月签订的《土地使用流转合同书》，亦载明了狮子岭的北面山场即争议山场归塘坝二组所有。2013年，因陆川县温泉镇人民政府要征用争议山岭引起双方的权属纠纷。上述协议、合同能够证明塘坝二组长期经营管理争议山场，1号处理将争议山场确定归塘坝二组所有，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符合法律规定。即使争议山场原不属于塘坝二组所有，但塘坝二组管理使用争议山场二十年以上，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方才提出异议，依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争议山场亦应确定归塘坝二组所有。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以土改及“四固定”期间争议山场已经确定归其和塘坝二组共有为由，请求撤销1号处理决定和26号复议决定，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26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一审判决驳回塘坝一组等五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26号复议决定、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行终331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9行初76号行政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塘坝一、三、四、五村民小组和狮子岭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耿宝建 审判员  杨志华 审判员  寇秉辉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闫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