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54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嘉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0520565084。法定代表人：赵亚海，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兆伟，男，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原审被告：俞成安，男，196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原审被告：李绍良，男，195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储天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兆伟及原审被告俞成安、李绍良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主要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因此提起上诉。2013年3月，上诉人由于公司发展需要，通过俞成安向济宁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金公司）借款2000万元，上诉人与隆金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俞成安为隆金公司的授权代表。2014年1月份至2016年2月份期间，上诉人通过隆金公司授权代表的明确指示，将上述借款分别偿还至俞成安指定的各账户，还款金额共计2200万余元。对于俞成安的授权行为，不仅有《借款协议》的明确授权，隆金公司还在2015年12月12日向上诉人出具《证明函》予以明确追认。在上诉人已经偿还隆金公司全部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前后矛盾的证据材料，直接认定上诉人再次在1599.86万元限额内履行偿还义务。如果此判决内容予以执行，意味着上诉人需要再偿还一次借款，国有资产被骗流失将形成事实。一、俞成安是否有权代理隆金公司接收还款，是本案应查明的最关键事实。一审法院在论证此事实时，前后论述矛盾。在并未充分查明上述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对被上诉人的代偿事宜以及代偿权限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借款协议》中已明确俞成安为上诉人借款的授权代表，隆金公司对于俞成安的授权代表身份为明知；且在一审判决中，法院也多次认定，上诉人是通过俞成安为中间人完成与隆金公司之间的全部款项的借付，根据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俞成安在此次借款中的指定收款行为即为隆金公司的指定行为。但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落款授权代表处“俞成安”三字是手写添加的，不足以证明其有权代领借款还款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借款协议》中落款授权代表处“俞成安”确为手写添加，但其位置为《借款协议》签章之处，根据一般常识进行判断，此处本应就是双方签字、盖章之处，如此处由机器打印，才有违正常的合同签订逻辑。且《借款协议》第九条也指出，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故在此处手签授权代表姓名符合正常逻辑。同时，提请法院注意，该《借款协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作为证据出具，且均有俞成安在授权代表处手签，若真如一审法院判断，落款授权代表处为手写添加，可能为上诉人后期添加，不足以证明俞成安授权代表身份，那么高兆伟提供的《借款协议》中为何也有俞成安作为授权代表的签字。故一审法院在未判断俞成安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且论述俞成安无权代领款项有误的情况下，认为原审俞成安无权代领款项，进而判断上诉人应在已还全部借款的基础上，再次向被上诉人还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对于俞成安的授权代表身份，在隆金公司2015年12月22日出具的《证明函》中，隆金公司也进行了进一步追认。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三句规定，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的视为同意。在本案中，俞成安的授权代表行为以及接收款项的行为，不仅有隆金公司的明确化授权，还有隆金公司的进一步追认，至于俞成安是否将上诉人的款项交付隆金公司，系隆金公司的对外和对内管理问题。一审判决仅以隆金公司未收到俞成安款项为由，否认上诉人的还款行为，完全不顾借款人的还款事实以及法律对于授权代表所赋予的法律意义，明显法律适用错误。同时，一审判决却依据隆金公司追认“俞成安及其委托律师高兆伟全权代领款项”的《证明函》，认为俞成安无权接收款项而其委托律师高兆伟有权接收款项，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这是典型的选择性使用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依赖于本款项的借款过程以及隆金公司向俞成安在《借款协议》中“授权代表”的明确意思表示以及隆金公司在2015年12月12日出具的《证明函》中的进一步追认，上诉人在善意的，不清楚隆金公司及原审俞成安、高兆伟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有充分的依据能将相关款项按照俞成安所指定的账户进行偿还。一审法院认为以俞成安未将该款项交付隆金公司从而对上诉人的清偿行为不予认定，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未提前告知上诉人案由变更，在变更案由且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确变更后，拒绝上诉人的重新计算举证期限或者给予延期举证申请；同时为避免再次进行公告程序，迅速安排开庭，一审法院明确拒绝追加对查清本案有关键作用的隆金公司及业务负责人出庭，却通过被上诉人在庭上临时申请，仅仅对与被上诉人及证人朱某都有密切关系的郭继强（既非隆金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公司在册高管）进行单独询问，上述审判程序严重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1、一审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代偿款项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证据规则，高兆伟要主张上述代偿金额，应当对其上述还款行为提供证据。但上述款项均是与第三方的转账行为，并不能证明是代上诉人的还款，在被上诉人未进行充分举证时，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直接质疑上述代偿的真实性，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上诉人、俞成安未对上述银行转账付款予以否认”，并进而对该代偿款项进行认定，明显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实际上，这一事实的认定意味着2015年12月22日的《证明函》是被上诉人认可的。而根据该《证明函》的内容，俞成安有权利代理隆金公司接收还款。（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通过朱某转账2346万元代偿上诉人向隆金公司的借款的证据明显自相矛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一审法院对郭继强的调查笔录，高兆伟最终偿还隆金1400多万元，而根据朱某证言，高兆伟代上诉人偿还金额为2346万元，两者金额明显相矛盾，一审判决依据两项完全矛盾的还款金额，并择与被上诉人诉求更为接近的金额即高兆伟自行主张的2346万元作为认定还款金额，明显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2、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的代偿行为完全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兆伟的代偿行为，进而认为上诉人应当偿还被上诉人的代偿款，这完全是推定，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准绳。上诉人从不认识被上诉人，其与隆金公司之间的借款完全是通过原审俞成安介绍并完成，被上诉人更未将上述代偿事宜通知上诉人，隆金公司出具的《证明函》，仅为隆金公司委托俞成安及其委托律师高兆伟领款资格的确认，但该《证明函》上并未说明高兆伟的代偿事宜，在未明确被告知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兆伟的代偿事宜。然而，一审法院仅通过高兆伟持有上诉人与隆金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共6份）、隆金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内容仅追认原审俞成安及委托律师高兆伟有领款资格），便推论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高兆伟代替上诉人偿还全部借款，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故即使高兆伟真的向隆金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该代偿行为也应对上诉人无效，上诉人对其代偿行为毫不知情，高兆伟也无权向上诉人追偿。3、一审法院依据俞成安、李绍良与高兆伟签署的多份并未履行的《借款协议》以及《担保协议》，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向俞成安及李绍良主张代偿款，并将上述款项中的事项与隆金公司与上诉人的借款混为一谈，并进而将没有任何责任的上诉人作为偿还义务主体，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俞成安、李绍良与高兆伟签署过多份《借款协议》以及《担保协议》，但均与上诉人无关，高兆伟也曾向法庭表明，上述《借款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上述协议均没有上诉人签章，上诉人更是毫不知情，一审判决将主体毫无关联的若干份协议混为一谈，将早已履行全部清偿义务的上诉人再次作为责任承担主体，明显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多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予依法认定。1、一审法院在法庭辩论后变更案由，明显有违法律规定。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32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为方便各方应诉，法律规定应当最晚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变更诉求或者案由。本案直至一审辩论结束前，一审法院均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法院并未在上诉人答辩前释明本案变更为“追偿权”案由事宜，直至12月1日，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二次开庭传票时（通知12月6日再次开庭），上诉人方才获悉上述变更事宜。这直接致使上诉人依据原案由依法答辩，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知悉权及抗辩权。2、变更本案案由后，一审法院明确拒绝上诉人重新举证期限申请，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利。案由不同将直接导致抗辩思路以及证据的差异。由于追偿权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认定标准和证据标准存在极大差别，获知案由变更后，上诉人曾在12月1日第一时间联系一审法院希望能够申请重新举证，但一审法院明确拒绝，并要求上诉人可以直接就相关材料发表质证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制定举证期限。一审法院的上述行为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请求法院依法查明，并撤销一审判决。3、为迅速结案，一审法院明确拒绝上诉人的追加第三人申请并有指向性进行调查，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和知情权。一审开庭前，为查明案件实情，上诉人曾多番反复申请，依法追加隆金公司及其本案的实际业务人员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仅为避免再度公告程序，尽快完成结案，便明确拒绝上诉人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一审第一次庭审后，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临时指示直接对隆金公司的所谓的“实际控制人”郭继强进行询问，但对于出具《借款协议》以及对俞成安授权的业务以及财务经手人员，却不予调查，进而片面将询问笔录中不利于上诉人的相关材料作为定案证据，此断章取义，严重扭曲事实的做法，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和知情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既未充分提供向隆金公司还款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代偿资格，更未将代偿事宜及时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代偿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将还款支付给有隆金公司授权的原审俞成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还款行为加以认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同时，一审判决也明显对被上诉人通过虚假证据、伪造证据链、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予以了进一步纵容，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高兆伟答辩称，一、答辩人已经对案涉借款代偿完毕，有权向上诉人进行追偿。上诉人在案外人隆金公司处借款2000万元是事实，上诉人借款后，一直未向借款出借方隆金公司偿还相应借款。答辩人通过案外人朱某将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完毕，对此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答辩人向朱某进行转账的银行记录、朱某向隆金公司及其指定账户转账的银行记录、朱某出具的书面证言，且朱某亦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以及一审法院依法就案涉借款、还款事实向隆金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的调查取证，同时案外人隆金公司亦出具证明函证明款项偿还完毕的事实，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答辩人代偿涉案借款本息的事实。二、上诉人向俞成安及俞成安指定账户的转账行为，不属于偿还隆金公司借款的行为。上诉人虽主张偿还，但一审已经查明，其从未向隆金公司偿还过分文，上诉人于一审中主张其系因按俞成安的指示而进行的转款，但俞成安对上诉人的该指示交付行为并没有隆金公司的认可、指示或授权，不能认定偿还借款的行为。该行为仅在上诉人与俞成安之间产生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俞成安构成表见代理同样不能成立，首先，根据表见代理的构成标准，表见代理需要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实施民事行为，但是上诉人按照俞成安的指示进行转款，隆金公司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使用隆金公司的名义；其次，表见代理要求行为相对人善意并且无过错，涉案借款合同系由上诉人与隆金公司签订，涉案借款的交付是从隆金公司转账至上诉人处，该款项数额较大，上诉人明知出借人为隆金公司，却自始至终既未向隆金公司进行过偿还，也没有征询过隆金公司的意见，主观过错显而易见，上诉人在转款时，应当尽到审慎的义务，却从未与出借人核对汇款账户、从未核实原审被告俞成安的身份情况，明知款项出借人为隆金公司，也明知当时隆金公司出借款项的公户，在还款当时没有向隆金公司名下的公户直接还款，仅仅凭借签订合同中的“授权代表”，未加任何落实就进行转账汇款，明显具有重大过失。因此本案情形不成立表见代理。三、答辩人已经将案涉借款全部偿还完毕，向被答辩人主张还款的数额为原借款合同约定的2000万元扣除答辩人收到的200万元后的款项1800万元，该还款义务未加重被答辩人原合同义务，没有超出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至于答辩人与俞绍良之间关于债务加入后的本金及利息，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不及于被答辩人国储公司，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偿还借款18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隆金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并非对俞成安收款或指示收款行为的追认。国储公司收到该证明函之前，隆金公司从未向上诉人方发出任何指示，俞成安虽然在借款合同中授权代表处存有签字，但是其也仅仅是参与了上诉人与隆金公司借款合同的缔约，该签字并不能等同于隆金公司对俞成安赋予了代收借款本息的权利。隆金公司出具的证明函，根据其内容表述，并没有追认俞成安作为授权代表的意思，也没有追认俞成安的指示交付是收到还款的意思。其内容仅仅是告知被答辩人借款已经偿还完毕，该款项由俞成安及高兆伟全权接收该款项。从其意思表示来看，证明函中所称全权接收该款项，明显是上诉人方没有偿还借款，应当根据其指示进行偿还。如果借款偿还完毕，自然不会要求由被上诉人接收该款项。并且，在隆金公司出具证明函之前，被上诉人通过俞成安指示所转账的款项也不足以偿还全部借款本息，该证明函出具的时间及表述，证明函中完全没有追认的意思。被上诉人称该证明函系事后追认，与证明函内容所体现的意思相悖，不能认定为隆金公司的事后追认。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俞成安陈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绍良陈述称：对上诉人上诉请求无意见。高兆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储天津公司与俞成安共同偿还原告欠款1800万元；2.判令李绍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负担；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明示，原告高兆伟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判令被告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与被告俞成安共同偿还原告代偿款1800万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俞成安因承揽国储天津公司大丰港项目需要，通过李绍良认识了高兆伟，要求其帮助筹借资金。高兆伟将借款事宜告知其原律师事务所同事朱某，请求协助国储天津公司借款。朱某的朋友原隆金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郭继强同意向国储天津公司贷款。2013年6月7日，隆金公司通过其账户分两次汇款至国储天津公司账户，每次汇款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国储天津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向隆金公司出具了收据，加盖了本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国储天津公司与隆金公司于2013年6月20签订了书面的《借款协议》。该协议内容如下：“协议编号：CERCGCERCT-2013-012借款协议甲方：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借用人)乙方：济宁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借人)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兹就下列事宜形成一致意见，并达成本协议，以资信守。第一条乙方出借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以下简称：本次借款)给甲方。第二条本次借款期限为三年，借款期限自资金到达甲方账户时起算。甲方在收到借款后应当出具收据，甲方所出具的收据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条甲、乙双方同意，本次借款的利率按年利率6.15%计算。第四条本次借款的利息分年度支付，即在借款期限内每年度12月31日前支付本年度应付的利息，不满年度的在还本时一起支付利息。第五条甲方应严格遵守协议履行付息、还本的责任，当出现不能按约还本付息时，乙方有权向甲方股东方追索。第六条当甲方还清本次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后，本协议自动解除，本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亦自动消灭。第七条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第八条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的效力。本协议或补充协议未约定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九条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第十条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甲方：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授权代表：乙方：济宁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授权代表：日期：2013年_6月20日日期：2013年_6月20_日”国储天津公司与隆金公司于2013年6月21又签订了《借款协议》的补充协议，内容如下：“协议编号CERCGCERCT-2013-013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甲方：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借用人)乙方：济宁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借人)甲、乙双方已签署《借款协议》，经协商，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以资信守。第一条乙方依《借款协议》之约定，将2，00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其中一笔1，000万元汇款的交易附言为“投资款”，另一笔1，000万元汇款的交易附言为“转账”，乙方确认上述两笔汇款系本协议约定的.出借款项，交易附言都应更正为“往来款”第二条本协议为甲、乙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借款协议》具有相同的效力。第三条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第四条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本页无正文，为《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字盖章页)甲方：乙方：日期：2013年_6_月_21_日日期：2013年_6_月_21日”以上《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在落款处均加盖了国储天津公司与隆金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俞成安在《借款协议》的隆金公司授权代表处签字。高兆伟于2015年2月收到俞成安转交的国储天津公司持有的承兑汇票两张，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5月27日、2015年7月26日，最后被背书人均为国储天津公司，有国储天津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原法定代表人吴树桐印章，由高兆伟向俞成安出具了收到条。隆金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向国储天津公司出具《证明函》，内容如下:“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分两次(每次1000万元)累计贰仟万元汇入贵公司账户，此笔款项己偿还完毕。此笔款项自本公司出此信函后一切事宜与本公司无关。并有俞成安(身份证号)及委托律师高兆伟(身份证号：，律师证号13708199410287495)全权接收此笔款项。特此函济宁隆金有限公司2015年12月22日。”隆金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本公司公章。经原告高兆伟与被告俞成安举证、质证，原告高兆伟与被告俞成安对以下事实无争议：2014年1月25日，俞成安、李绍良与高兆伟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两份，就高兆伟代偿借款本息中的部分款项，双方达成协议，俞成安按照约定偿还相应本金及利息，李绍良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6月7日，俞成安、李绍良与高兆伟签订的《补充协议》：甲方高兆伟，乙方俞成安，丙方李绍良，签订本协议系因国储天津公司之大丰港项目融资，以甲方名义向隆金公司借款2000万元汇入国储天津公司，后该款被乙方部分取走投标所用，俞成安对案涉借款再次表示进行偿还的意愿。李绍良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了字。俞成安、李绍良与高兆伟于2017年11月23日和2018年3月17日签字的《情况说明》两份，俞成安作为借款人，李绍良作为保证人再次做出清偿债务的承诺。一审法院认为，高兆伟与国储天津公司、俞成安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高兆伟是否代偿了国储天津公司向隆金公司的借款2000万元；二、俞成安是否有权代表隆金公司领取国储天津公司偿还的借款；三、俞成安是否应偿还高兆伟代偿国储天津公司向隆金公司的借款，李绍良对此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俞成安因承揽国储天津公司大丰港项目需要为国储天津公司筹借资金，通过李绍良认识了高兆伟，要求其帮助筹借资金。高兆伟将借款事宜告知其原律师事务所同事朱某，请求协助国储天津公司借款。朱某的朋友原隆金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郭继强同意向国储天津公司贷款。最终隆金公司向国储天津公司贷款200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及《借款之补充协议》，借期三年。隆金公司在2015年前后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此时借款尚未到期，由高兆伟通过朱某均以银行转帐的方式向隆金公司偿还了国储天津公司借款2000万元。从高兆伟持有国储天津公司盖章的《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2000万元借款收据、收取的俞成安转交的国储天津公司的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原件及国储天津公司入账的隆金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向其出具的委托俞成安及高兆伟领款的《证明函》，能够证明国储天津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高兆伟代其偿还隆金公司2000万元借款的事实。对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国储天津公司、隆金公司来说，领取偿还的款项属双方重大事宜，特别是大额款项，应有隆金公司明确授权。双方在《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未明确授权俞成安代领款。俞成安领取款项后也未交到隆金公司，即在《借款协议》履行过程中俞成安与隆金公司也未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领关系。原隆金公司实际控制人称并不认识俞成安，《借款协议》落款授权代表处“俞成安”三字是手写添加。国储天津公司、隆金公司对于借款的给付均采取了银行转账这种比较安全的交付方式，在《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又对这种交付方式进行了确认，国储天津公司与隆金公司在对还款方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同样采取账户至账户的银行转账方式，符合双方的习惯做法和目前通行的大额款项交付模式。但隆金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向国储天津公司出具《证明函》后半部分内容显示：有俞成安及委托律师高兆伟全权接收此笔款项。据此，国储天津公司于2016年2月按俞成安指定付款200.1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国储天津公司的此两次付款应当是对隆金公司借款的偿还。俞成安领取200.14万元未交付隆金公司，俞成安就该款仍应对代偿人高兆伟承担偿还义务。对于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俞成安因承揽国储天津公司大丰港项目需要为国储天津公司筹借资金，最终通过高兆伟借到隆金公司资金。高兆伟代偿国储天津公司借款后，俞成安自愿偿还高兆伟代偿款，李绍良对俞成安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多次签订还款协议。李绍良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一审法院对高兆伟要求俞成安偿还代偿款，并要求李绍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高兆伟代国储天津公司偿还隆金公司2000万元借款后，依法取得了对国储天津公司的追偿权，减除国储天津公司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已付200万元、高兆伟未提出异议的2016年2月国储天津公司付款200.14万元，国储天津公司应付高兆伟代偿款1599.86万元。俞成安自愿偿还高兆伟代偿款，在与高兆伟达成的还款协议中未明确数额，应视为对全部未归还的代偿款180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李绍良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俞成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高兆伟代偿款1800万元；二、被告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在1599.86万元限额内与被告俞成安共同履行上述第一项偿还义务；三、被告李绍良对上述第一项偿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29,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俞成安、李绍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国储天津公司提交被上诉人与俞成安短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在短信中向俞成安发送济宁福润德科技有限公司的收款账户，俞成安根据被上诉人的指示向上诉人指示还款，上诉人已根据上述指示向济宁福润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16日分别向福润德科技有限公司转账共计200万元，转账凭证已在一审中提交。高兆伟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方偿还本案借款的事实，短信中所称的“董”系案外人，原审被告俞成安与被上诉人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俞成安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发信息给我，对话从头到尾都保留着。李绍良质证意见：我介绍被上诉人和俞成安认识的，具体事情我不操作，我不知道被上诉人和俞成安之间汇款的事情。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诉人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是，1、上诉人是否应在限额内承担代偿款还款义务。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上诉人国储天津公司应在1599.86万元限额内承担代偿款还款义务，理由如下：1、2013年6月7日，隆金公司通过其账户分两次汇款至国储天津公司账户，每次汇款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国储天津公司向隆金公司出具收据，认可收到借款。即国储天津公司与隆金公司存在2000万元的借款关系。2、高兆伟通过朱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隆金公司偿还了国储天津公司借款2000万元后，取得了债权凭证，即国储天津公司盖章的《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2000万元借款收据、国储天津公司入账的隆金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向其出具的委托俞成安、高兆伟领款的《证明函》，另外收取了俞成安转交的国储天津公司的200万元的承兑汇票。3、国储天津公司虽主张八次付款共计22001483.33元已清偿了隆金公司借款本息，但并未提交隆金公司授权余成安接收还款的证据及余成安指定向第三方还款的证据。综上所述，国储天津公司借到隆金公司2000万元，高兆伟代偿该款后持有该2000万元债权凭证，国储天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向第三方支付的22001483.33元系偿还该2000万元，一审法院判令国储天津公司在1599.86万元限额内履行偿还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2，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案由，故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高兆伟一审开庭时明确的诉讼请求变更案由并无不当，并且，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国储天津公司亦对“代偿”进行了答辩。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对隆金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继强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国储天津公司实体权利未受到任何影响。一审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上诉人国储能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李延存审判员 张 涵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