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2708号原告：宋波，女，195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被告：罗申，男，195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波与被告罗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博、陈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以760,000元的协议总价，通过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平台买入原告手中持有的391,000股的上海泰迪之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迪公司)股权，股票名称为“泰迪之家”，股票代码为100235(E板)；2.被告承担合同(协议)违约金(以7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的标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31日，被告向原告介绍，其为泰迪公司董事，由于该公司一位高管离职，要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但公司常年亏损，无钱回购，请求原告以总价560,000元受让约390,000股泰迪公司的股份，并表示不久后泰迪公司将上市，每股股价预计达到8-10元，目前该股票在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交易(E板，股票代码100235)。2017年8月6日，原告明确告知被告不愿意购买泰迪公司股份，理由是股份无法交易，且原告是外行，但被告反复劝原告买入，并出具书面担保：在原告以560,000元买入390,000股泰迪公司的股份后，被告于一年半即2019年1月31日前以760,000元买回该390,000股的股份。2017年8月11日，原告按照被告告知的股份交易中心席位号和代码，下载程序后在电脑上完成泰迪公司股份受让交易(成交价每股1.43元，共391,000股，实际交易总价为559,130元)。2017年8月15日，被告将其亲笔改写的协议交给原告，作为股份转让的回购股份担保。2019年1月回购协议到期前，原告与被告沟通，被告让原告放心，到时会与原告一起办理股份转让交割手续。协议到期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一直拒绝按约履行回购义务。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符合合同法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且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故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被告罗申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原本是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3月双方要分手时，被告为了安抚原告才签订涉案协议，并为了尽快分手才答应以760,000元的价格购买股份，价格的增长也是给原告分手的补偿，被告还另行支付过100,000元分手费；原告是了解该股份并进行了尽职调查后，自己进行的投资，应由其自己承担风险；协议约定，原告须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之间行使权利，向被告提出购买股份，原告未在2019年1月行使权利，最早是在2019年4月才向被告提出购买股份的要求，故被告无义务进行回购；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合同中未作约定，不应得到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1日，原告从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转入560,000元，通过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购入股份名称为“泰迪之家”的股份。原告《单户对账单》上持股明细部分载明的股份名称为“泰迪之家”，股份转让账号为“GXXXXXXXXX”，股份性质为“流通股”；交易对账单(资金账户XXXXXXXXXXXXXX)部分载明2017年8月11日买入泰迪之家(100235)391,000份*1.43，发生金额559,130元；交割单部分载明的成交价格为每股1.43元，成交数量为391,000股。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之间共签订三份协议，按时间先后依次为落款2017年8月立据的两份协议和落款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其中落款2017年8月立据的两份协议原告与被告各持一份，书写字迹不同，但内容一致，约定：2017年8月，签订协议约定：甲方于2017年8月购入泰迪之家股份380,000股，每股1.47元，共计560,000元。乙方承诺自2019年1月1日至1月30日，在甲方要求时以每股2元购买甲方持有的泰迪之家股份380,000股，共计760,000元。落款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约定：1.甲方购入泰迪之家股份391,000股，共计560,000元；2.乙方负责于2019年1月1日至31日以760,000元购入甲方手中的391,000股股份。2018年9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载明：“罗罗，最近可好？我记得我两写得协议是到今年8月底结束。你说是年底？因为装修房子文本打包了一时找不到。那就年底了。很多话想和你聊，等你有空吧”。2019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载明：“怎么没有动静。上次没了解清楚，你忙我电话里问吧……谢谢”。2019年4月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涉案协议。2019年4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载明：“罗罗，请安排时间可否”。2019年4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载明：“罗罗你好。上周请你过来是想明确合同兑付。当初我坚决不购买此股权，所以和你签合同，兑付时间和标的都是你说了算。去年九月给你电话，你答时间不到。今年2月我又提出兑现，托到上周……毕竟合同有时限，本人不敢一托再托。请尽快兑现合同。谢谢理解。毛”。2019年4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载明：“罗老师，这是合同履约，和操股没有太大关系。我去年记错日子了，以为是一年期，所以九月给你电话也表达了履约之意。你说是一月，我二月又和你联系了。当时股市很差的。另17年底是增配，仅十一万，这和你没关系的，我自己负责了。你忘了？当时我们在饭店咖馆，我不愿意买股权了，你磨了很长时间，后来你出方案，我要求写成合同，你让我起草。第二次再见面时你看后结果是你自己写得很专业，交我一份……”2019年6月24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载明：“我一直要求履行合约。从未改变过”。被告回复原告微信称“没事，一切你决定，要留可以。要转我，也可以。八月15日别安排他事”。另查明，2018年5月22日，泰迪公司作出《上海泰迪之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资结果报告书》，第(七)部分载明的增资前十名股东中包括原告，持股数量为391,000股；增资后前十名股东中包括原告和被告，持股数量分别为原告469,200股，被告477,700股。关于原告增持的股份，原告表示未要求被告受让。审理中，原、被告双方还作如下陈述：关于涉案三份协议的形成时间和形成过程，原告与被告所述存在差异：原告表示注明“2017年8月立据”的两份协议均是2017年8月4日签订的，原告持有的一份是由原告手写，被告持有的一份是由被告手写，所以字迹和形式不一样，未写具体时间的理由是当时尚未购买，未确定购买时间，写380,000股的理由是当时还不知道具体购买的股份数量；在原告购买涉案股份后，发现单价与之前约定不一致，故被告书写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交给原告。被告则表示三份协议均形成于2017年8月15日，当时双方先签订了注明“2017年8月立据”的两份协议，因为当时原告已买好股票，所以只写了8月立据；鉴于该两份协议存在两处笔误，即股权实际是391,000股以及1月份的最后一天是31日，因此修改后即被告书写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关于三份协议的关系，原告与被告观点亦存在差异：原告认为应以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为准，注明“2017年8月立据”的两份协议是原告购买股权前草拟的，很多内容已失效，有效的是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双方协议没有附条件，原告不确定被告在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中书写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时间段的具体意思，但原告理解为被告要在上述期间内联系原告购买股份，被告是主动方。被告则认为三份协议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三份协议均有效；注明“2017年8月立据”的两份协议是有时间限制和行为限制的，即原告要在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期间向被告提出购买股份的要求，在此条件下被告才有购买的义务，购买时间也是在2019年1月期间。本院认为，对于涉案三份协议的形成时间，原、被告一致确认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为最后订立，且前两份协议约定的股份数额和价格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可见原告所述更为贴近事实，即前两份协议系购买股份前草拟，在原告购买涉案股份后，双方又形成落款为2017年8月15日的协议。该份协议作为双方最终意思表示的文本，和前两份协议有不一致的，应以最后订立的该份协议为准。根据该协议，被告负责于2019年1月1日至31日以760,000元购入原告手中的391,000股股份。原告曾多次通过微信与被告谈及要求被告购买股份事宜，被告在沟通过程中，也未对约定内容提出过异议。但截至目前，被告仍未按约购入原告股份，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以及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以760,000元的价格购买原告持有的泰迪公司391,000股股份，并支付违约金(以7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的标准)，符合合同约定，亦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因系争股份属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根据相关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明确应在其他交易场所进行托管交易的，本市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交易场所内的股份托管、登记、转让、融资、结算、过户，以及国内其他地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市交易场所内的股份托管、登记、转让、融资、结算、过户，均应通过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进行。据此，本案原告持有的泰迪公司的股份转让，应通过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完成。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760,000元的价格通过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购买原告宋波持有的上海泰迪之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91,000股的股份；二、被告罗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波违约金(以7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的标准)。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51.40元(原告宋波已预缴)，由被告罗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剑峰审 判 员  林 彬人民陪审员  王萱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祁昌玲书 记 员  张蓓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