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4309号原告：刘雪梅，女，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艳，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乔庆，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玉，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雪梅（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乔庆（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焦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杨博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50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是XXX公司（以下简称管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被告于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5日任职于管陶公司。2014年4月底，被告因老家建房需要向原告提出借款。2020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招商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并注明“借款”，被告确认收到该款项。2020年6月5日，被告因工作能力考核未达到管陶公司任职岗位要求等原因从管陶公司离职，原告遂要求被告偿还上述借款500000元，但被告一直未予偿还，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主张的500000元借款实质为管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原告给被告的跳槽补偿。被告先前在XXX公司（以下简称时趣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工作待遇很好，每月60000元工资加年度提成。2020年2月底，原告找到被告想挖被告到管陶公司工作。因为2019年被告在时趣公司的业绩很好，因此在2020年能分期得到一笔金额不菲的提成，如果被告离开时趣公司，就拿不到提成了，所以被告起初婉拒了原告。后来原告提出只要被告跳槽到管陶公司，原告就给被告700000元的补偿。双方谈好后，被告在2020年4月1日入职管陶公司，后来在2020年6月初，原告单方给被告发了辞退通知。原告在本案主张的500000元借款是700000元跳槽补偿的一部分，还有200000元跳槽补偿没给被告，因此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是管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4月，被告从时趣公司离职并于当月入职管陶公司。2020年4月30日，管陶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因业务发展需要，甲方自2020年4月1日起聘请乙方担任公司营运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因家庭急需向甲方实际控制人即原告借款700000元人民币，原告承诺于5月2日前支付人民币500000元，6月15日前支付剩余200000元，乙方承诺全部借款于2021年5月1日前归还原告本人。协议第五条约定，如乙方达到甲方考核要求，胜任运营副总经理岗位，甲方承诺2020年度乙方税后奖金不低于700000元人民币；如乙方超预期发挥能力，公司实现超预期净利润增长，甲方可考虑发放额外奖金。《合作协议》落款处有管陶公司盖章，原、被告本人签字。2020年5月6日，原告通过其名下尾号为XXX的账户向被告名下招商银行尾号为XXX的账户转账500000元，转账附言显示为“借款”。被告认可收到上述500000元款项。庭审中，原告提交邮箱截图，欲证明被告伪造项目数据，虚假陈述其薪酬、试用期、项目业绩，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及管陶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书及合作协议；提交辞退通知书，欲证明管陶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向被告发出辞退通知书，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及《合作协议》。被告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主张被告虽然通过微信收到了辞退通知书，但对辞退通知书中的内容不予认可，亦不认可被告与管陶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庭审中，原、被告均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2020年3月23日的微信聊天显示，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关于乔庆个人工作职责及激励机制的若干细则沟通》，3月24日原告向被告回复“……70万元现金部分，我希望是按现有的激励政策，你分红到手一部分，不足部分我个人用现金补齐。由于各部门的考核是以回款为标准，按去年的进度，大概会在次年3、4月份。同时，我也需要考虑今年的现金流，希望你能理解”，被告回复“我当前是税后且不存在试用期，6.5万/月，按照我目前的奖金计提，我跟你所提的70W真的是不多，至于明年我自己能得到多少，我觉得全凭自己的努力，这也一直是我做事的态度，我个人家庭情况不做多说了，这笔即时兑付的所谓奖金，对我相当重要”，原告回复“嗯嗯，确实当时跟你讲是觉得如果达不到收入预期我来补齐。没关系的，我信任你的能力和人品，70万我4月份兑现”。双方在2020年4月30日的微信聊天显示，原告向被告发送《合作协议》，后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其招商银行尾号为XXX的账户，后原告称“刚看了下账户，要5月6日才赎回到账上，赶上明天假了，咋整”，被告回复“T+1到账”；2020年5月6日，原告在微信中称“你发我的招行账号怎么找不到了”，被告将其招商银行尾号为XXX的账户再次发给了原告，后原告将转账成功的500000元电子回单发送给被告，被告表示收到了。双方在2020年6月5日的微信聊天显示，原告向被告发送了《辞退通知书》，被告回复“这个协议不是你说作废就可以作废的”。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20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500000元款项是否属于借款。首先，从《合作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第四条约定被告因家庭急需向原告借款700000元，原告承诺于5月2日前支付500000元，于6月15日前支付200000元。该协议于2020年4月30日经原、被告双方在微信协商，后经过原、被告签字确认，可知双方之间曾有借贷合意的产生。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抗辩称其签订该协议时没有仔细看内容，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其次，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过程、《合作协议》的签署时间及转账时间来看，双方于2020年4月30日就《合作协议》签署问题在微信进行过协商，后亦于当日签署了该协议，原告在微信中称“刚看了下账户，要5月6日才赎回到账上”，后原告确于2020年5月6日将500000元款项转账给被告，说明该500000元款项的支付是对《合作协议》内容的履行，而只有《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了关于500000元金钱支付的问题，故该500000元款项应当是《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原告向被告出借的第一笔款项。最后，从转账电子回单来看，转账附言显示为“借款”，该“借款”二字虽为原告单方标注，但是被告并未提出异议。被告主张该500000元款项是对被告跳槽的补偿，但是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2020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500000元款项应当属于借款，原、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被告承诺全部借款于2021年5月1日前归还原告，这是双方就还款期限达成的合意，故原告出借的款项并未到期，原告要求被告偿还500000元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借款期限届满后另行主张。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雪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刘雪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楠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