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4民初5262号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高克成，男，1940年11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原告：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高昌云，男，1966年8年28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原告：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高昌君，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昌银（系高克成之子、高昌云之弟、高昌君之兄），男，住重庆市黔江区。被告：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杨文淑，女，1965年9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耀，重庆金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友发（系杨文淑之夫），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被告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斌、高昌银，被告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耀、庞友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黔江农仲案（2020）2号《仲裁裁决书》；2.判决确认对被告持有的编号为CQ02210302XXXX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小丫口的田1.1亩、丫口田的田3.1亩、岩千坡的土2.4亩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家庭享有；3.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田土承包合同书》；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高克成系原告高昌云、高昌君的父亲，1998年前，三原告未分家，系一个家庭承包经营户。1982年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时，原告家庭分得十个人的田及土地。被告现持有的编号为CQ02210302XXXX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小丫口田1.1亩、丫口田3.1亩、岩千坡土2.4亩，1985年及2010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均有完整记载。1992年元月1日，被告因分家后承包的田、土较少，当时劳动力较强，而原告家庭承包的田、土较多，劳动力相对较弱，应被告请求，经征得原告同意，双方签订《田土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将自己家庭承包的田土三份转包给被告，该合同还约定，被告负责完成承包后三份田土的农业税和提留及其他一些任务，同时享受其承包田土的福利待遇。在2018年政府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证核实过程中，被告主张将原告转包给被告的三份田、土登记在被告名下，双方发生争议。在争议过程中，通过被告出示的相关依据得知，1992年原、被告签订《田土承包合同书》后，被告于2010年政府换发承包证时，违背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擅自将其转包原告家庭承包的田、土登记在被告家庭名下。为此，被告向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黔江农仲案（2020）2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错误将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认定为转让，并将原告转包给被告的田、土承包经营权裁决确认归被告享有。被告在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及1985年第一轮承包发证时，在小地名小丫口田、丫口田及岩千坡（实为岩厂坡）处没有承包地。1992年原告将其家庭在上述三处地点承包的田、土（三人口的）转包给被告家庭，只是承包经营权的不定期转包，而不是转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转让、互换的，原承包关系才能改变，也才可以变更登记，采取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的，原承包关系不变，承包经营权不能进行变更登记。被告方擅自将原告家庭承包后转包给被告的田土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被告名下，改变了原告家庭承包的承包主体，明显违背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辩称：1.原告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不能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本案是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不服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黔江农仲案（2020）2号仲裁裁决书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在该仲裁案件中被申请人为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仅限于在仲裁案件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本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仅限于仲裁案件的申请人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和被申请人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另，前述仲裁是建立在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和被申请人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之间签订的《田土承包合同书》基础之上，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民事案件也仅限于仲裁的双方当事人。又因高昌云、高昌君已经成为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不再是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中的家庭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不能作为原告参加诉讼。2.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间签订并实际履行的《田土承包合同书》是农村土地的转让行为，而不是原告方称谓的转包行为，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转让取得了三个人口的土地，即垭口田、小垭口田、沙坪对门、自生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92年1月1日，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签订《田土承包合同书》中“一、乙方负责完成承包后三份田土的农业税和提留，以及其他一些任务；二、乙方享有承包田土的福利待遇”的内容可以看出，涉及三份田土的农业税、提留款的义务由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承担，承包田土的福利待遇由其享有，该内容显示出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将案涉的三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让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沙坝良木村委建立起新的承包关系，从1992年起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便就该转让的三份土地缴纳了相应的农业税和提留款，也领取了三份土地相应的农业补贴款项。1998年《黔江县农业承包合同分户清册（代副本）》将三份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了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名下，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未再登记转让的三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双方签订《田土承包合同书》，被告取得承包经营权，并在1998年黔江县农业局对案涉土地权属进行确认。2010年新办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三份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登记在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名下。可见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履行了《田土承包合同书》中的义务，享受了相关的权利，高克成农村承包经营户未再履行三份土地相应的附随义务，也未再享受相应的权利，这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关于转让的定义，被告通过流转（转让）取得了三份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在2019年10月17日仲裁庭开庭审理中，沙坝镇人民政府参加仲裁活动，并在审理活动中陈述了本案的《田土承包合同书》系土地转让合同，在1998年其向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就案涉土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沙坝镇人民政府是案涉土地权属的主管部门，对案涉的土地权属事实清楚，也是案涉土地权属的经办人、负责人，故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所有。4.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与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1992年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转让合同的履行，从法律层面上将高克成农村承包经营户在1992年时已丧失转让给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三份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1998年由重庆市黔江县农业局对案涉土地权属进行确认。此时，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取得三份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后，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也没有与被告签订任何有关于三份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因此，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没有取得三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基础，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现持有的2010年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情况不明的错误登记，应予以撤销。综上，原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起诉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方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1985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签订的《田土承包合同书》；3.黔江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02210302XXXX号及（2010）第CQ02210302XXXX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镇登记簿；4.侯绍池、张友顺向侯文安制作的《调查笔录》；5.承包方为杨文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黔江农仲案（2020）2号《仲裁裁决书》。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黔江农仲案（2020）2号仲裁裁决书；2.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签订的《田土承包合同书》；3.黔江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副本）分户登记簿；4.黔江县农业承包合同分户清册(代副本）；5.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6.西泡乡农业税统筹款花名册、沙坝乡农业税征收花名册及收费收据；7.黔江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02210302XXXX号经营权证；8.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一般农户补贴）；9.庞友发存折及杨文淑存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2年1月1日，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户主高克成（甲方）与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户主庞友发（乙方）签订《田土承包合同书》，约定：甲方因缺乏劳动力，自愿承包二份田土给乙方，另有农转非田土一份（一共三份），为此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负责完成承包后三份田土的农业税和提留以及其它一些任务；二、乙方享受承包田土的福利待遇；三、本承包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报村民委员会备案）；四、本承包合同于一九九二年元月一日起生效。该合同书上，在甲方户主处高克成进行了签字和盖章，乙方户主处庞友发进行了签字和盖章，当时村长侯文安在合同上签字。《田土承包合同书》签订后，高克成向庞友发指定了小垭口、垭口、沙坪对门（以前叫岩千坡）的田及自开桥的土，共计三人份田土让被告庞友发耕种，庞友发此后也对指定的三人份田土进行耕作，缴纳农业税、提留款及统筹征款等，领取田土的国家政策补贴。杨文淑与庞友发系夫妻关系，原、被告争议的岩千坡、小垭口、垭口田的田现登记在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三原告起诉状上所列被告为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庭审中，三原告当庭将本案被告变更为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同意作为本案被告应诉，并参加庭审。重庆市黔江县农业局土地承包西泡乡（镇）木良村3-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分户清册1998年度（代副本）显示，庞友法（发）户，承包人口6个，耕地面积8.2亩，其中田4.5亩，其中自开桥0.77亩，小丫口0.44亩，丫口田1.3亩，岩千坡1亩。黔江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02210302XXXX号经营权证显示，以杨文淑承包方代表，家庭成员为庞友法、庞孝知、蔡文琼等的承包户，承包地确认面积19.8亩，其中小丫口1.1亩、丫口田3.1亩、岩千坡2.4亩、自开桥2.4亩。同时，在（2010）第CQ02210302XXXX号经营权权证显示，以高克成为承包方代表的承包户，土地承包面积9.8亩，其中垭口田2.6亩、小垭口2.2亩、沙坪对门1.9亩。（2010）第CQ02210302XXXX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以高昌云为代表的承包户，土地承包面积12亩，其中岩厂坡6.2亩。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被告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岩千坡、小垭口、垭口田的田来自于原告方，自开桥的土来自高克成指定给被告的。2019年3月9日，木良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侯绍池、张友顺向侯文安调查关于高克成与庞友发之间的纠纷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侯文安陈述，当时我村为了烤烟生产目标任务，高克成土地宽广，确实人口少办不了，转让庞友发耕种发展烤烟，并不是送给庞友发，权属仍属于高克成。因岩千坡、小垭口及垭口的田既登记在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承包证和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承包证上，也登记在被告杨文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承包证上，双方为该涉案土地向黔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了黔江农仲案（2020）2号仲裁裁决，裁定垭口田、小垭口田及沙坪对门土承包经营权属庞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系双方签订的《田土承包合同书》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让还是转包，如系转包合同关系那么原告方并未退出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关系，如果系转让合同关系原告方则不再享有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理由如下：首先，双方签订《田土承包合同书》的行为符合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的《田土承包合同书》是于1992年签订，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的时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流转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处理。虽然案涉土地流转程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事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土地流转相关法律规定，应视双方当事人及村委会系在土地流转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不应过于苛刻。其次，从双方签订协议内容看，当事人的本意更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第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田土需要按面积缴纳农业税和按家庭人口缴纳提留款等，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是不小的家庭负担，部分子女出嫁、农村转非后的家庭缺乏劳动力情况下，往往采取两种模式处理，一是将部分土地转包、出租，二是选择按采土人口退还一定数量人口的土地，放弃该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双方在协议中写明“甲方因缺乏劳动力，甲方自愿承包二份田土给乙方，另有农转非田土一份（一共三份）”，通常的转包土地往往只写明转包地块，而不用写明流转几个人的田土，甚至农村采取将部分土地转包、出租的绝大多数村民之间采取口头协议居多，本案双方协议的本意更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第二，农村土地转包、出租的，一般少有双方所在的村委会的参与，本案双方协议写明协议需村委会备案，落款处写明村委会名称，村长候文安签字，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的表现形式更为接近，而非土地转包、出租的表现形式。第三、在1998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届满后，发包方也同意将争议土地调整发包给被告方，被告方一直耕种土地，其他村民也未提出异议，其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的表现形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为40元，由原告高克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高昌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 波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石光文书 记 员  张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