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25567号原告：施婷雨，女，199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海南省。被告：上海颖通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颜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荔，女。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晶璟，女。原告施婷雨与被告上海颖通化妆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施婷雨，被告上海颖通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荔、何晶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婷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2月4日至同年2月8日、2020年2月23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6,068.97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9年9月23日进放被告处工作，从事电子商务市场部文案工作。原、被告间于2019年9月23日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为6个月。2020年3月20日，被告以公司因疫情影响为由，要求原告签署离职协议书，并胁迫原告签订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协议书总计支付了原告7,475元。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上海颖通化妆品有限公司辩称，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有工资等需结算的事项，均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共识，并且已全部履行完毕。因此不存在任何未了结的争议。并且在原告存在多次有据可查的旷工的情形下，被告考虑到原告的职业发展，选择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而未将前述严重违纪行为明确列为解约理由，并额外提供了一笔离职补贴，已经远超法律之必须，亦远超情理之必须。离职津贴支付协议合法有效且公平、合理。综上，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外省市户籍来沪从业人员，于2019年9月23日进入被告工作，担任电子商务部文案一职。双方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其中2019年9月23日至2020年3月22日为试用期。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实行标准工时制。就劳动报酬，劳动合同约定原告试用期内及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税前9,50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税前6,600元，月岗位津贴为税前2,900元。劳动合同还约定，被告可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员工的销售业绩和工作绩效决定每月是否发放原告奖金。原告实际工作至2020年3月19日，双方劳动关系于次日终结。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已结清。原告2020年2月的工资单显示其该月工资由基本工资6,600元、岗位津贴2,900元、奖金3,000元组成。2020年4月7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恢复自2020年3月21日起的劳动关系，并由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2月5日至同2月23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该会于2020年6月2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1286号仲裁裁决，对原告的所有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2020年2月14日18：56，被告处工作人员以微信形式询问原告何时返回上海。原告回复如下：“目前还不确认，因为在那之后，我所在的城市进行了交通管制，我们小区也发现了一例，被铁丝网封住，目前还未解封”、“我还在问老家的人，最晚明天下午我会重新跟我leader商量的”。还查明，被告以微信形式向各部门负责人发送如下通知：“2/24(下周一)中国区各地办公室恢复正常上班，请根据部门近期业务和工作量评估，在不影响工作情况下，可安排下属员工轮流休年假/调休或无薪假期”。庭审中，被告陈述，双方已于2019年3月19日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了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协议书所涉及的款项其已支付。为此，被告提供了有原告签名的离职申请书、离职工作交接单、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以印证。其中，离职申请书显示离职日期与最后工作日均为2020年3月20日。离职申请书原因原告勾选为“其他”。离职工作交接单显示原告在确认栏内签名，该确认栏载明“本人确认所有离职手续(含考勤休假等手续)已办理完毕，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且个人证件(或含劳动手册一本)已收回。本人承诺与公司再无任何劳动争议及任何薪资纠纷……”。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载明：“甲方：上海颖通化妆品有限公司，乙方：施婷雨……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离职津贴共计人民币伍仟柒佰贰拾捌元……乙方确认无异议……乙方在2020年3月20日下午18点前必须完成所有工作范畴内的交接工作(含安排年休假、调休手续等)……甲方给予乙方剩余假期16小时，结算金额：1,747元(需纳税)，乙方无异议……乙方承诺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与甲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包含但不限于在职期间薪资、社保&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缴纳金额，加班费工时结算，年休假&调休假等假期享用&结算等等)且放弃一切法律追溯权利”。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离职申请书、离职工作交接单、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并表示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中载明的款项其已收到。原告另称，其系受被告胁迫签订了离职津贴支付协议书，该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被告应支付其加班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为此，原告提供了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整理件以印证。谈话录音为两次，均发生在2019年3月19日。其中第一次谈话对象为原告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晶璟，第二次谈话除上述两人外，另有原告领导顾虹。在第一次谈话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晶璟告知原告因疫情影响及原告所在部门调整的缘故，被告欲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告知了补偿方案，原告表示系违背其意愿，其拒绝填写离职申请及签订相应合同解除的协议。在第二次谈话中，原告领导顾虹表示原告的工作表现不符合预期，工作能力及工作态度均存在问题。原告存在上班经常迟到、下午工作时经常出现三、四个小时外出不在岗位的违纪行为。何晶璟表示：“公司违纪解除是可以一分钱都不赔的，而且是进行的记录档案，包括你任何的背调……就这个圈子很小”。在谈话中，原告表示其2020年2月存在休息日加班，被告尚未支付其加班工资。何晶璟表示“你不认可的话，明天我请员工关系同事帮你走违纪，好吧，你自己负担这样的一个后果。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跟你耗了，我还有很多事，我也今天加班，我们互相体谅一下，你如果选择是协商，一个选择是必须要走违纪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但你可以保留追诉权利，我只能这样讲。好吧！就薪资部分你可以跟薪酬组去沟通，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补的？他们如果不愿意，你同样可以走。”“你去跟薪酬沟通，这不不算在协商里面的，这是你正常的薪资部分，包括不能认定怎么去追溯也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不持异议，并表示上述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就休息日加班工资一节，原告于庭审中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一组以印证。其中群聊名称为“laduree上海私域文案”的聊天群显示马佳晶于2020年2月4日表示为尽快推进该项目，与原告约定14：30进行“concall”，次日12：03原告上传了文案；同年2月7日17：35，马佳晶要求原告帮忙想一段文字在专柜清洁视频最后使用。原告与王竑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竑超于2020年2月4日午间告知原告其欲在周五推送一篇与疫情相关的文案，原告表示其先写几个方向；2020年2月5日14：44，原告上传了微信推文。原告与金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20年2月6日15：23上传了一篇文案，并在17：50上传了修改稿；同年2月10日10：39，两人进行了近10分钟的语音通话。原告与孙旻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孙旻于2020年2月23日午间告知原告：“今天是停更日，不用交作业，你就写一篇肌断食就好，明天开始每周一至周五更，每天四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均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亦无法证明原告的加班时数。诉讼中，被告陈述，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起才逐步复工。同年2月14日，其处工作人员与原告联系时，原告当时明确表示其无法确认何时可以返回工作岗位。实际原告于2020年2月23日方返回上海，根据当时疫情防控的要求，居家隔离14天后于2020年3月9日方复工上班。原告在2020年2月期间从未进过公司，而其已支付了原告全月工资。原告再行主张所谓的加班工资，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为此，被告提供了2020年2月24日至同年3月13日期间的考勤记录以印证。考勤记录显示原告于2020年3月9日恢复上班。对上述考勤记录的真实性，原告不持异议。原告另陈述，被告于2020年2月4日打电话告知其因疫情原因，在公司未下达复工要求前，口头要求居家办公。其于2020年2月21日左右返回上海，因需隔离14天。故其正式上班是2020年3月9日。自3月9日开始，其一天在公司工作、一天居家办公。隔离期间其亦居家办公，每天都有电话会议，每天都需撰写文案、反馈意见，每周还要写周报。因其加入了新的项目组，实际其居家办公期间的工作量比平时更多，工作时间更长。但具体的居家办公工作时间，其无法说清，因为撰写文案，还要反馈、沟通、修改。至于2020年2月10日至同年2月23日期间的工作情况，因为均是通过企业微信，而在其离职次日被告已撤销其企业微信账号致其无法登陆，其能提供的截图均已向法院提供。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就本案而言，根据原告提供的双方于2020年3月19日的谈话录音的内容来看，被告欲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若原告拒绝，鉴于原告存在旷工等严重违纪行为，其将以此为由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由原告自己做出选择，是选择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还是被告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在谈话过程中谈到了若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可能对原告职业生涯的影响。纵观整个谈话过程，原告能够清晰表达自身的想法，并不存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亦不存在被告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情形。交谈过程中，原告清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休息日加班工资之主张。原告递交离职申请书、同意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系原告出于自身职业生涯的考量、权衡双方劳动合同不同解除情形所产生不同后果后作出的慎重选择。本案无法认定原告系受被告胁迫而选择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因缺乏依据，本院实难支持。就原告有关2020年2月4日至同年2月8日、2020年2月23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6,068.97元之诉请，被告辩称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有工资等需结算的事项已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共识。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双方于2020年3月19日的谈话录音显示，双方虽然最终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但有关休息日加班工资双方并未达成共识，被告告知原告此次协商所达成的协议并不涉及加班工资，其仍有主张的权利。故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但要指出的是2020年2月正处于疫情防控阶段，原告实际并未在被告处开展工作，其至同年3月9日方正式恢复至被告处上班。被告支付了原告2020年2月全月工资。原告于本案中虽然提供了部分2020年2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工作安排及工作内容。但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其工作任务多在午间下达、工作任务有限。原告陈述其居家办公工作量超过其以往正常工作时间，但未就此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双方的相关陈述，综合考量原告2020年2月的工作量及有效工作时间，原告此项诉请因缺乏依据，本院实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施婷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施婷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莉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馥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