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211行初111号 原告刘某1，男，汉族，2014年2月4日出生，住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2，男，汉族，1975年12月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系原告父亲。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殿前派出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新丰路**。 诉讼代表人黄宝洲，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林诏辉，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建飞。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住，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梧桐路**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K19049184T。 诉讼代表人戚乐健，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晓嵘。 第三人罗容，女，汉族，1975年6月27日出生，住厦门市湖里区。 第三人梁明祥，男，汉族，1943年11月11日出生，住厦门市湖里区。 第三人袁群芳，女，汉族，1951年8月25日出生，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刘某1诉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殿前派出所（以下简称“殿前派出所”）、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以下简称“湖里公安分局”）、第三人罗容、梁明祥、袁群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一案，原告于2020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审查，本院于2020年7月6日依法受理该案，并于2020年7月7日依法向两被告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于2020年8月5日向本院申请追加罗容、梁明祥、袁群芳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8月19日向三位第三人邮寄相关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1法定代理人刘某2、被告殿前派出所出庭应诉负责人林诏辉及委托代理人陈建飞、被告湖里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吴晓嵘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容、梁明祥、袁群芳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1诉称，2017年1月22日，原告刘某1的父亲刘某2怀疑刘某1在寨上新乐幼儿园被人恶意用针扎伤，造成脸部大面积红色斑点，遂立即殿前派出所报案，但殿前派出所从2017年1月22日受理后直至2020年4月23日才向刘某2出具厦公湖（殿前）行终止决字［2020］第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决定终止调查。 一、殿前派出所对刘某1故意伤害案的调查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之规定。 二、《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描述的案件事发时间与事实不符。刘某2在2017年1月16日至1月21日期间将原告刘某1全托在寨上新乐幼儿园，21日中午去接刘某1时发现其脸上有红色斑点，园长声称只是湿疹，不需要去医院。刘某2不放心，遂带刘某1前往的第一医院看诊。看诊转述园长说的湿疹并叫医生开点药。当晚，刘某1半夜惊醒，并告诉刘某2他的脸部是被人扎伤。次日，刘某2带着刘某1去厦门市妇幼医院就诊，蔡医生仔细诊断后认为不是湿疹，属于人为外伤形成的皮下出血，并建议刘某2报警处理。因此，《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申请人称”（即原告）与湖里分局的“经审查查明”的事发时间陈述均属错误。 三、殿前派出所未及时调取监控查明真相，导致可直接查明事实的监控证据可能缺失。刘某2报警后，马上告知办案民警饶家德幼儿园内设有监控摄像头，但民警不予理会，拖了三天后果断说没有监控。后殿前派出所两个辅警带刘某2自己过去看时，只看到仅剩的教室门口两个监控，但这两个监控内容该派出所也未调取。导致事发至今，刘某2从未看到监控内容。且据悉，幼儿园也已经被拆除，导致监控之事无从可查。 四、殿前派出所对当事人刘某1的询问方式违法，对刘某1造成二度伤害。后经该所所长确认，刘某1存在在幼儿园受到惊吓的事实。殿前派出所民警饶家德特意隔开刘某2，强制抱走刘某1进入其他办公室询问，期间并无育婴师等专业人士在场，只有1、2个辅警在场。事后，刘某2从刘某1口中得知，该民警前半个小时是在恐吓刘某1不能说“爷爷、刀刀、杀”等之类的话语。且后续殿前派出所陈则勇所长介入调查后，在知晓刘某1已在派出所被办案民警饶家德惊吓后，主动身穿便衣在翔鹭酒店内重新询问刘某1时，已经当场判断出刘某1是在幼儿园被虐后受到惊吓，并告知刘某2给其时间查明真相。以上事实派出所应当有监控视频，刘某2也有音频为证，并非殿前派出所称“与刘翌辰对话了解情况，均未能获取证实伤害行为的证据。” 五、殿前派出所安排的鉴定程序缺乏客观性，所得的“不符合鉴定要求，不予鉴定”的结论不应予以采纳。经刘某2反复走访上告后（大概5天后），殿前派出所才安排刘某1进行伤情鉴定，鉴定时，法医一看刘某1的脸就明确说：“这应该是外伤”。但被当时站在旁边的民警饶家德打断，随即法医不敢再说话，仅拍照取证。即便如此，刘某2也迟迟未拿到刘某1的伤情鉴定结果，直到刘某2无奈找到湖里分局反映情况，才得到“不予鉴定”的答复，并告知按程序需找殿前派出所处理此事。鉴定的法医处应当留有当时的伤情照片，可以为证。 六、刘某1的伤情经医生诊断，确认外伤无误，明确存在受到故意伤害的可能性。治疗刘某1伤情的蔡治慧医生是在充分检查了刘某1伤情，且询问了刘某1后所做的综合诊断，确诊刘某1的脸上的伤为“外力导致的紫癜”，并告知刘某2无需再用药，此为皮肤外伤，并非《复议决定书》上所说的是在刘某2的自述下作出的上述判断。且据悉，询问病人及家属，病情的前因后果，乃是医生治疗诊断的方式之一。事后，刘某2还曾多次向厦门市妇幼医院的蔡医生确认刘某1脸上的伤是否存在其他病因引起的可能，蔡医生明确回复刘某2，可以排除其他病因造成的可能性，并告知刘某2就像刘某1本人所说的是人为伤害。在面对殿前派出所办案民警询问时，蔡医生也同样告知民警刘某1脸上的伤为外力导致的皮下出血点并非皮肤病。但后来蔡医生特别告知刘某2，派出所民警有带着幼儿园的人去威胁指责过她，这些刘某2都有录音佐证。 综上所述，刘某1故意伤害案终止调查决定应当予以撤销，并重新予以调查。湖里分局事实调查不清，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也应当予以撤销。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殿前派出所于2020年4月23日对刘某1故意伤害案作出的厦公湖（殿前）行终止决字［2020］第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二、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湖里公安分局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厦公湖复决字［2020］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依法判决被告对刘某1故意伤害案重新予以调查；四、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医院病历、照片； 2.报警回执； 3.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 4.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5.行政复议决定书； 6.光盘1（录音两段、视频两段）； 7.刘某2自述材料； 8.微信聊天记录； 9.光盘2（3段对话录音）； 10.录音对话文字版（光盘1、2的录音的文字材料）。 被告殿前派出所辩称，一、其认定刘某1被故意伤害案不存在违法事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7年1月22日15时许，报警人刘某2在厦门市妇幼保健医院报警称其儿子刘某1在寨上新乐幼儿园被老师用针扎伤。后报警人刘某2自行到殿前派出所制作笔录。 经调查：2017年1月16日上午，刘某2把刘某1全托到寨上新乐幼儿园，并告诉园长罗容刘某1有蚕豆病。1月20日下午，刘某2接刘某1时，发现刘某1的脸上有红点后带刘某1回家。1月21日上午，刘某2带刘某1到厦门市第一医院皮肤科检查，医生诊断为湿疹。当晚，刘某1睡觉时，说梦话“爷爷刀、爷爷刀”并从梦中惊醒，刘某2遂怀疑刘某1脸上的红点系针扎。1月22日上午，刘某2带刘某1到厦门市妇幼保健医院就诊，蔡治慧医生接诊，诊断为紫癜。接到刘某2的报警后，民警通知幼儿园园长罗容来所配合调查。1月22日17时许，罗容到派出所制作笔录时，罗容称在刚接手刘某1托管的当天（1月16日）12时许，罗容帮刘某1洗脸时，就发现刘某1脸上有小红点。1月18日，罗容发现刘某1脸上的小红点更多遂打电话告知刘某2。 1月22日18时许，民警对梁明祥（罗容的公公）制作笔录，梁明祥称其未发现刘某1脸上异常且未拿针扎刘某1，刘某2在一开始送小孩到幼儿园的时候，刘某2还称小孩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叫幼儿园要注意。 1月24日上午，民警饶家德带刘某2和刘某1到湖里分局物证鉴定室正式委托伤情鉴定。3月6日，湖里公安分局物证鉴定室出具鉴定情况说明，内容为“根据送检材料和检查，刘某1面部见多量广泛散在斑点，分部较均匀，双下睑均可见少许斑点，斑点周围未见皮下出血，系外伤如针扎所致依据不足，不符合鉴定要求，不予鉴定”。 因刘某2坚信刘某1脸上的伤是幼儿园所为，长期多次信访，殿前派出所为了便于开展其他调查工作，于2017年6月17日对刘某2的报警事宜受案调查。 后续调查中，殿前派出所先后至厦门市卫健委、第一医院、妇幼保健医院、中山医院、儿童医院、中医院调取刘某1相关就诊记录，显示刘某1在事发时及事发后多次就医记录均证实其脸上伤情是皮肤病所致。详见妇幼保健医院：2017年1月22日，皮肤科诊断为紫癜；2017年1月23日，儿童发育科诊断为睡眠障碍；2017年4月10日、5月3日，皮肤科诊断为丘疹性荨××等。第一医院：2017年1月26日，皮肤科诊断为湿疹样皮炎。上述就诊记录已能说明刘某1脸上的红点状况系皮肤病所致，并非人为。 通过询问梁明祥、罗容、袁群芳，未能证实幼儿园一方有违法嫌疑。2017年6月23日，殿前派出所就刘某2提及的蔡治慧医生的诊断情况，询问蔡治慧医生，蔡治慧医生陈述其诊断为紫癜是根据刘某2的自述所作出的判断。 2020年3月23日，民警与刘某1母亲李锦玉制作电话笔录，李锦玉电话陈述刘某1的蚕豆病是其所遗传。 殿前派出所已穷尽调查，事发现场幼儿园没有监控，亦没有其他证据可证明刘某1被故意伤害案有违法事实。而刘某2提供的视频可见，刘某1所陈述的“爷爷”、“刀刀”“扎”等内容基本是在刘某2引导下的断续陈述，且原始来源于梦话。故殿前派出所经全面调查认定刘某1不存在被故意伤害的事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其办理案件并做出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殿前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关规定，依法受案调查，依法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依法履行相关告知、送达义务。办理案件程序合法。经调查，未发现刘某1有被故意伤害的事实，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20年4月23日，依法对刘某1被故意伤害案作出厦公湖（殿前）行终止决字［2020］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后向刘某2当场送达。 三、原告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受理后经过二个月仍无法办结，一是无法认定有违法事实；二是无法明确嫌疑对象。公安机关从维护原告的权益出发，对于尚未办结的治安案件，没有草率做出处理决定，而是向相关人员和有关医院全面调查取证后才做出处理决定。从法律本义上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适用于案件事实清楚、嫌疑对象明确的情形。本案的客观情况不符合该条款所规定情形。 原告代理人认为殿前派出所认定的全托时间与实际不符，刘某2于1月20日将原告从幼儿园接走，这一情节有刘某2、罗容笔录可以相互印证。 原告代理人认为殿前派出所对刘某1的询问方式违法和造成原告二次伤害。殿前派出所对刘某1的询问，有育婴师在场，该育婴师有职业资格证书，询问过程有视频为证。所谓询问方式违法和造成原告二次伤害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案涉厦公湖（殿前）行终止决字[2020]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殿前派出所为支持其行政行为，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厦公湖（殿前）受案字[2017]第01404号受案登记表；2.受案回执； 3.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4.送达回执； 5.刘某1的人员信息及户籍材料； 6.梁明祥、袁群芳的人员信息和违法犯罪记录查询； 7.刘某2第一次询问笔录和权利义务告知书； 8.刘某2第二次询问笔录； 9.刘某1询问笔录； 10.情况说明及育婴师资格证书； 11.罗容第一次询问笔录和权利义务告知书； 12.罗容第二次询问笔录； 13.罗容第三次询问笔录； 1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罗容）及医嘱； 15.罗容第四次询问笔录； 16.袁群芳第一次询问笔录和权利义务告知书； 17.袁群芳第二次询问笔录； 18.梁明祥第一次询问笔录和权利义务告知书； 19.梁明祥第二次询问笔录； 20.梁明祥第三次询问笔录； 21.李锦玉电话笔录； 22.李锦玉询问笔录和权利义务告知书； 23.蔡治慧询问笔录； 2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蔡治慧）； 25.徐韶玲询问笔录； 26.监控情况说明； 27.关于刘某1鉴定的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 28.告知不予鉴定情况视频； 29.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罗容）及材料； 30.接受证据清单（罗容）及材料； 31.情况说明； 32.协查函； 33.医院调取的病历说明； 34.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材料； 35.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材料（妇幼保健院）； 36.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材料（第一医院）； 37.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材料（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38.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材料（市卫健委）； 39.调取证据通知书（中医院）； 40.调取证据通知书（中山医院）； 41.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材料（第一医院杏林分院刘某1出生记录、身体健康状况）； 4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刘某21）； 43.刘某1脸部照片； 4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刘某22）； 45.光盘（证据9询问的视频）。 46.刘某1脸部照片三张； 47.刘某1被故意伤害案受案说明； 48.光盘（证明送达《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视频）。 被告湖里公安分局辩称，一、其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合法。原告于2020年4月29日申请行政复议，湖里公安分局于同日受理并组织审理。2020年4月30日，其通知殿前派出所进行答复。2020年5月7日，殿前派出所答复并提交证据材料。后经审理并逐层审批，其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厦公湖复决字［2020］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厦公湖（殿前）行终止决字［2020］0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当日将复议决定书直接送达刘某2。湖里公安分局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审查、报批、送达等有关规定，办案程序合法。 二、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正确，适用法律准确。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某1面部红点系在新乐幼儿园全托期间因外伤如针扎所致，无法证实有故意伤害事实存在。殿前派出所作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原告报案后，殿前派出所随即开展相关调查，实际履行了受案调查的职责，但殿前派出所未及时呈报受案。受案后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呈报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程序上存在瑕疵，湖里公安分局已予以指正。但上述瑕疵并没有影响殿前派出所开展调查，收集证据；亦未影响到原告的权利、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决定的作出。殿前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上有瑕疵但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因此，湖里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厦公湖复决字［2020］002号行政复议决定，内容正确，适用法律准确。 综上，湖里公安分局在办理刘某2行政复议案件中，程序合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湖里公安分局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刘某2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包括申请书、法律文书受送达人和地址确认书、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刘复身份证复印件）； 2.复议申请回执； 3.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厦公湖复答字[2020]002号）； 4.行政复议答复书； 5.厦公（湖）复决字〔2020〕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6.送达回执。 第三人罗容、梁明祥、袁群芳述称，2017年1月16日，刘某2将刘某1送至幼儿园，白天由罗容照顾，夜里由梁明祥带着睡觉，袁群芳并未直接照顾刘某1。第二天，刘某1脸上有几个红点点，像湿疹，罗容有跟刘某2联系。2017年1月21日，刘某2来园后将刘某1接走。后刘某2报警，第三人亦予以配合，罗容与刘某2一同带刘某1就医。第三人未实施故意伤害原告之行为，相反因原告诬陷，导致第三人思想压力大，无心好好管理幼儿园，后低价转让了幼儿园。 三名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核对殿前派出所的全部证据原件，主要质证意见如下：证据7、8笔录是其所签，但民警李健没有参与；证据9制作笔录的是白警官、饶警官，并没有蔡警官；证据11-13罗容的笔录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26，原告认为幼儿园内是有监控录像，在教师小讲堂及小孩睡觉的地方。原告对湖里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无异议，证据6不具有合法性，系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下录音，证据7刘某2自述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8不具有关联性,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看出案件的事实；证据9、10不具有合法性，系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下录音。 本院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对在案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不持异议或业经出示证据原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6日至1月20日，刘某2将儿子刘某1送至寨上新乐幼儿园全托。1月20日下午，刘某2至幼儿园后发现刘某1的脸上有红点，后带刘某1回家。 2017年1月21日上午，刘某2带刘某1到厦门市第一医院皮肤科检查，医生诊断为湿疹。 2017年1月22日，刘某2带刘某1至厦门市妇幼保健院蔡治慧医生处就诊，病历记载“家长诉夜间哭闹，患儿自诉为针扎”，诊断为紫癜。 2017年1月22日15时许，刘某2先电话报警后又自行前往殿前派出所报警称，其儿子刘某1在寨上新乐幼儿园全托时发现脸部有红点，怀疑被人用针扎。当日，民警对刘某2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同日，民警对幼儿园园长罗容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罗容在询问过程中否认刘某1在幼儿园被实施针扎行为。同日，民警对第三人梁明祥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梁明祥称其未发现刘某1脸上异常且未拿针扎刘某1。 2017年1月24日，民警就刘某1伤情带刘某1至湖里公安分局物证鉴定室委托进行伤情鉴定。 2017年3月6日，湖里公安分局物证鉴定室作出情况说明，内容为“根据送检材料和检查，刘某1面部见多量广泛散在斑点，分部较均匀，双下睑均可见少许斑点，斑点周围未见皮下出血，系外伤如针扎所致依据不足，不符合鉴定要求，不予鉴定”。 2017年4月11日，第三人向殿前派出所提交事情经过自述材料及与刘某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7年4月12日，殿前派出所对第三人罗容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2017年4月26日，殿前派出所分别对刘某2、刘某1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在对刘某1进行询问时由社区工作者、育婴师林堰陪同。 此后，刘某2就其前述报警事项多次向相关单位进行信访。2017年6月14日，刘某2向殿前派出所提交光盘两张。 2017年6月17日，殿前派出所对刘某2报警称刘某1于2017年1月16日8时至1月20日18时在寨上新乐幼儿园疑似被人用针扎一事予以行政立案。 2017年6月23日，殿前派出所对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医生蔡治慧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同时接受蔡治慧提交的刘某1病历材料一张。蔡治慧在询问中陈述：外力、过敏、自身血小板低等因素都可能会引起紫癜。刘某1于2017年1月22日14时许至其办公室就诊，因刘某1的红点在脸上，其本欲给刘某1查血，但因刘某2陈述系被针扎，就没有再让刘某1查血。 2017年9月22日，殿前派出所对第三人梁明祥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2017年12月22日，殿前派出所对第三人袁群芳进行询问，袁群芳在询问中表示其在幼儿园较少与刘某1接触，亦未发现他人对刘某1实施针扎或手掐的行为。 2020年2月至4月，殿前派出所先后向厦门市卫健委、第一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中山医院、儿童医院、中医院、第一医院杏林分院等单位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刘某1相关就诊记录、出生医学材料。其中市妇幼保健医院2017年1月22日的就诊记录显示，皮肤科诊断为紫癜；2017年1月23日的就诊记录显示，儿童发育科诊断为睡眠障碍；2017年4月10日、5月3日的就诊记录显示，皮肤科诊断为丘疹性荨××等。第一医院2017年1月26日的就诊记录显示，皮肤科诊断为湿疹样皮炎。 2019年11月8日，殿前派出所对第三人梁明祥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2020年1月20日，殿前派出所对第三人袁群芳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2020年3月21日、2020年3月22日，殿前派出所对第三人罗容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 2020年3月23日，殿前派出所向刘某1母亲李锦玉通过电话进行调查。2020年4月8日，殿前派出所再次对李锦玉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20年4月23日，殿前派出所就刘某2报称刘某1被故意伤害一案，认为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并于同日向刘某1法定代理人刘某2送达了该终止调查决定书。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院制作的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殿前派出所具有负责其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 事实认定方面。公安机关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实施治安处罚必须建立在违法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本案中，被告殿前派出所针对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2的报警事项，对幼儿园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并经现场核实未发现有监控录像。原告主张蔡治慧医生的诊断为外力导致的紫癜，但从公安机关对蔡治慧的询问来看，蔡治慧在询问中陈述：外力、过敏、自身血小板低等因素都可能会引起紫癜。刘某1于2017年1月22日14时许至其办公室就诊，因刘某1的红点在脸上，其本欲给刘某1查血，但因刘某2陈述系被针扎，就没有再让刘某1查血。在2017年5月3日，刘某2与蔡治慧的对话中，蔡治慧亦表示其只能判断刘某1有出血点，但无法判断是否系针扎。故从蔡治慧的诊断及陈述无法得出刘某1系被针扎的结论。刘某1出生于2014年2月，在2017年1月左右尚不足三周岁，尚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进行意思表示。从刘某2提交的刘某1的相关对话视频来看，在与刘某2的对话过程中，刘某1多为对刘某2陈述内容中的个别词语进行复述，故该视频亦无法得出刘某1系在幼儿园被针扎的直接结论。因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违法事实的存在，殿前派出所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终止案件调查，实体处理结果正确。 程序方面。关于办案期限问题，遵守行政时限的规定，是依法行政的法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行政机关逾期作出行政决定必须有正当理由，不应无故拖延履行职责。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办理治安案件期限问题亦明确“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因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取证。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逃，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无法收集足够证据而结不了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害人说明原因。”本案中，刘某2于2017年1月22日报警，从刘某22017年1月22日在殿前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其报警内容指控对象为“幼儿园老师”，也即幼儿园工作人员。殿前派出所于2017年6月17日方受理为行政案件，存在未及时予以受案的情形。办案期限方面，殿前派出所至2020年4月23日对该案终止调查，但未提供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手续，实际办案期限也已远超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法定期限，构成行政程序违法。 综上，被告殿前派出所作出案涉终止调查决定，事实认定清楚，结果正确，但存在未及时受理案件且办案期限已超过法定期限的情形，因前述程序问题对案涉终止调查决定最终的实体处理结果不产生影响，尚不足以撤销被诉终止调查决定，故应确认程序轻微违法。被告湖里公安分局依法受理复议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但该复议决定对殿前派出所作出的终止调查决定予以维持，处理不当，行政复议决定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殿前派出所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的厦公湖（殿前）行终止决字[2020]第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违法。 二、撤销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厦公湖复决字[2020]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驳回原告刘某1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蓝水凤 人民陪审员  王 燕 人民陪审员  李凯彦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李夏菲 书 记 员  陈荣强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