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1049号原告孟福军，男，1974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毛瑞贞，女，197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高承才，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法定代表人樊福太，主任。委托代理人孟庆云，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铭宇，河南硕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孟福军诉被告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拆迁安置补偿一案，于2020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孟福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毛瑞贞、高承才，被告经开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孟庆云、张铭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孟福军诉称：2014年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螺蛭湖村开始拆迁改造，被告没有依法公告，没有依法制定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迫于被告无止境的骚扰恐吓，2016年10月4日上午，原告孟福军无奈与被告（其派出机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村民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相关内容已由被告填写完整，原告只能在安置人口、补偿款、安置面积等被告填写完整的安置内容上捺指印、签名。协议签订后，被告全部收走，未向原告出具。2016年10月5日中午，被告带领几十名身份不明人员开着钩机将原告家2570平方米楼房拆除，把原告家种植多年的果树（2棵石榴树、1棵葡萄树、2棵杏树、1棵柿树、3棵桃树、1棵樱桃树）、水井、水井房、车棚全部毁坏掉。原告的房屋被拆除后，经原告向银行查询得知，被告把房屋拆迁款汇到了原告妻子毛瑞贞的银行账户。被告一直没有向原告支付过渡费、履行安置义务。根据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过渡费144000元（2016年10月5日—2020年9月5日，48月×60元/月/人×5人=144000元），及至本案安置终结时的过渡费。另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应当为原告提供面积为300平方米的安置房和150平方米安置就业用房（商铺），并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5日—2020年9月5日150平方米安置就业用房（商铺）的租金36000元及至本案安置终结时的租金。原告的160平方米院落空地上建有车棚、机井、果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是否应当对被征收人未经登记的空地和院落予以补偿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6号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中，应将当事人合法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院落、空地面积纳入评估范围，按照征收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并予以征收补偿。原告的160平方米空地被拆除后，被告未给予补偿，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和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为原告提供面积为300平方米的安置房；2．被告为原告提供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安置就业用房（商铺）；3．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5日—2020年9月5日150平方米安置就业用房（商铺）的租金36000元及至安置终结时的租金；4．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10月5日—2020年9月5日的过渡费144000元及至安置终结时的过渡费；5．被告向原告补偿160平方米空地面积补偿金750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当庭出示质证的证据有：第一组：1．履职申请书；2．邮戳、邮寄跟踪单；3．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4．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履职申请后未依法履职，被告系适格诉讼主体，原告的起诉在法定期限内。第二组：5．户口簿；6．户口注销证明；7．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被告提交的拆迁协议不真实，被告未依法履行补偿义务。第三组：8．照片8张；9．（2012）行他字第16号；10．郑经管政〔2009〕46号文件；11．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证明：被告应当依法对原告160平方米空地上的附着物进行补偿，根据郑经管政〔2009〕46号和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对原告提供安置房、就业用房并支付租金和过渡费。第四组：12．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一份，证明原告所在村的土地已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应当对160平方米空地按国有土地出让价格补偿。被告经开区管委会辩称：一、本案是行政协议纠纷，答辩人既不是协议的签订方，也不是协议的履行方，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经协议的签订方多次通知原告，让原告办理相应的银行卡，但原告拒绝办理并提供银行卡，致使办事处及居委会无法为其转账。原告的起诉属滥用诉权，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并当庭出示质证的证据有：第一组：安置协议、人口界定表、人员信息登记表。证明被告不是协议签订人，且原告家庭的人口为四人，而不是原告所起诉的五人。第二组：拆迁补偿明细情况说明、农商银行凭证。证明协议约定的部分款项已转入毛瑞贞账户，原告已领取60平方住房一套。第三组：螺蛭湖社区证明。证明后期的过渡费及就业租金未发放是因为原告拒绝提供身份证所致，只要原告提供了身份证或按照要求办理相应的银行卡就可以发放相应款项。另因原被告均未出示涉案协议的原件，本院无法认定各方提交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故本院当庭责令被告庭后提供原告本人协议原件以及包含原告本案主张的其母亲张梅花相应安置补偿利益的协议原件供原告核对、质证。被告向本院及原告出示了原告孟福军《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两份、孟福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人口界定表》原件各一份，经原告核对原件后，本院将原件退还被告，将核对无异的复印件留存卷宗。被告还提供了原告前期诉讼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3780号行政判决书。经庭前会议及庭审质证，各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称：第一组证据真实性都没有异议，但其与本案没有关联，因为本案是行政协议纠纷，而第一组证据原告是要求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的，所以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该协议所附的附件有人口信息确定表，应该以该协议所附的人口信息确定表来认定该协议应当补偿的人口，而不应当以其提供的户口本为准。第三组证据，本案所涉纠纷系行政协议纠纷，应当以协议签署的内容为准，协议之外的诉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原告要求对空地进行补偿，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在协议的签订内容之内。第四组证据，本案属于行政协议纠纷，应当严格按照协议所签署的内容进行要求和审理。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安置协议人口界定、人员信息登记表，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其家是五口人，而不是四口人。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协议的形式和被告所提供的该协议也不一致。一是上面的签名不是原告的，是别人模仿原告所签的名字。因为这原告也曾经打过几次官司，认定这个协议不是他签的，这个名字是别人模仿原告的名字签名的。后来经过法院依法审理，也让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的意见是认为该证据有倾向性，无法认定。同时该协议上面写的是有个甲方代表签字是梁小军，有印章。但被告在原告的其他诉讼当中提供的协议上面没有这个印章。对第二组证据，部分补偿款已经转入了毛瑞贞的账户，对此没有异议。对这个协议、人口认定都有异议，因为认定的是四口人。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第三组证据，该证明的内容也不真实，并不是原告不予领取，而是没有依法给原告发放这些补偿金，所以原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过渡费及安置就业用房租金等这些应得的补偿款。原告对被告经本院责令庭后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孟福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人口界定表》，孟福才这份协议包含了孟福才、孟福军两人的母亲张梅花，因两人的母亲和原告孟福军是一个户口簿，所以根据经开区补偿安置规定，两人母亲应当与原告孟福军是一个协议，而不应当与孟福才签到同一个安置协议上。孟福军的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都不具有真实性，上边的签名不是孟福军本人所签。既然被告能提供孟福军的两份不同的协议，说明这两份协议都不具有真实性。对（2018）豫行终3780号行政判决书没有异议。总之，由于张梅花和孟福军是一个户口簿，又在一起共同生活，其母亲应得到的拆迁补偿安置方面的合法权益，应当与孟福军所享有的拆迁补偿权益签署在同一份拆迁补偿协议上。孟福军2016年10月4日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已经在人口确认上面签的是5人，被告仍然没有把这份协议依法向法庭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而拒不提供，应当依法支持原告孟福军的诉讼请求。对孟福军的安置房以及补偿款应当按照5人来依法补偿安置。综合双方质证意见，结合证据规则，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证据中证据5和6，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争议相关，可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第二组证据中证据7，原告称系被告在其他诉讼案件中提供，但甲方代表（签字）处并没有梁小军的姓名章，而本次诉讼中被告提交的协议上却有梁小军的姓名章，且原告称其当时签订的协议上安置人员是5人而不是4人，协议上“孟福军”的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被告提交的协议是虚假的。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协议系复印件，从复印件的甲方代表（签字）处隐约可以看出有加盖姓名章的痕迹；本案诉讼中被告已经出示了孟福军的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上面均有梁小军的姓名章，记载的安置人员均为4人，且对于其协议上“孟福军”签名的真伪，在原告诉请确认该协议无效的（2017）豫01行初388号案件中应原告申请已经对协议上“孟福军”签名进行了笔迹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为倾向认定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上丙方签字部位的“孟福军”署名字迹与供检同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个书写形成，且人民法院据此已经判决驳回原告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故对原告的主张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第三组证据中证据8反映原告房屋已经被拆除，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9系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证据10系《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的通知》（郑经管政〔2009〕46号），证据11系郑州市关于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文件（郑政文〔2014〕142号文），能否适用于本案，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证据12系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证明目目的能否成立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被告第一组证据，关于协议及“孟福军”签名真伪问题，本院认证意见同对原告证据7的意见，不再赘述。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争议相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争议相关，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证明的原告自2016年10月6日拆迁后没有领取过渡费及就业安置用房租金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于经本院当庭责令被告庭后提交出示的孟福军的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孟福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人口界定表》原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3780号行政判决书，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孟福军在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螺蛭湖村179号附3号有合法宅院一处。2014年螺蛭湖村进行村庄拆迁改造。2014年7月10日孟福才（系原告的亲哥哥）作为丙方，与甲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村民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对安置人员、过渡安置、资金支付、安置房购买、安置就业用房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一条安置人员中约定“丙方家庭安置人员5人，其中，享受拆迁对等安置政策5人”。与之相匹配的《拆迁安置人口界定表》中认定孟福才家庭，户口簿人数、享受村民待遇人数、安置总人数、享受对等安置人数均为5人，该5人分别为孟福才（户主）、张梅玲（妻）、孟世超（长子）、孟雨（二女）、张梅花（母亲）。2016年10月4日下午，被告经开区管委会委托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村民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作为甲方，明湖办事处螺蛭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作为乙方，孟福军作为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对安置人员、过渡安置、资金支付、安置房购买、安置就业用房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一条安置人员中约定“丙方家庭安置人员4人，其中，享受拆迁对等安置政策4人”。与之相匹配的《拆迁安置人口界定表》中认定孟福军家庭，户口簿人数、享受村民待遇人数、安置总人数、享受对等安置人数均为4人，该4人分别为孟福军（户主）、毛瑞贞（妻）、孟帆（长子）、孟鑫雨（长女）。《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村庄征迁住宅面积清点及人员信息登记表》中载明孟福军该处宅院（土地证号为92039**），人口4人，被征迁户人员基本信息栏中登记的4人与上述《拆迁安置人口界定表》的4人一致。该协议第三条过渡安置中约定“丙方过渡期限为24个月，丙方自找房屋过渡，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乙方支付给丙方每人每月过渡费400元，甲、乙方保证丙方在过渡期限内回迁，超过24个月的，从第三年开始，每超过一年在原标准基础上每月增加100元”等。该协议第四条资金支付中约定“按照拆迁安置政策规定，如丙方按时限要求自行拆除宅基地上的所有附着物，乙方支付给丙方拆迁补偿、奖励、过渡安置各项费用计2599750元。”第五条安置房购买中约定“丙方按政策要求可购买安置房240平方米（高层288平方米），待安置回迁时结合楼层增减率统一核算，多退少补。”第六条安置就业用房中约定“管委会承诺在规定范围内村庄拆迁全部完成后的两年内无偿提供安置人口人均30平方米安置就业用房，超过期限而未能交房的，管委会负责以当时市场租赁价支付租金，每平方米每月不低于10元，直至支付到安置就业用房交付为止。丙方家庭享受安置就业用房政策人员4人，可无条件获得安置就业用房120平方米。”第七条时间要求中约定“（一）乙方应在2016年10月15日前将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款项2599750元支付给丙方。（二）丙方应在2016年10月5日前将住房及其他附属物自行拆除。”2016年10月5日中午原告该处房屋被拆除。该协议约定的给原告家的各项补偿安置费用2599750元，已于2018年4月13日拨付至原告妻子毛瑞贞农商银行账户，账号为16007081108016506900012。此外，2015年8月原告已经分得一套60平方米的安置房。后原告未再领取后续的过渡费及就业安置租金。明湖办事处螺蛭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社区多次通知原告交身份证，用于办理指定银行账户发放过渡费及就业安置租金，但原告一直不予理会，故该社区实际发放过渡费及就业安置租金就缺孟福军一户；原告称，并不是原告不予领取，而是没有依法给原告发放这些补偿金，所以原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相应过渡费以及安置就业用房租金等这些应得的补偿款。被告2017年1月24日出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毛瑞贞申请公开“经开第四大街以东，经南五路以南，经开第六大街以西，经南六路以北，这地块在2014年以后的土地性质及亩数”的内容，答复如下：该地块在2014年以后为国有土地；总亩数为499.7亩。据原告孟福军提供本院的其为户主的2015年5月19日签发（换）的户口簿显示，原告母亲张梅花登记在原告孟福军的户口簿上。原告本案中称母亲张梅花登记在其家庭户口簿上，且一直与原告共同生活，根据经开区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母亲张梅花应当与原告一起签订到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但是其协议中仅有4人，并没有其母亲张梅花。原告还称当时其签订的协议文本上安置人员就是5人，但协议签订后被告将协议收走，改成了4人，现在被告提交的协议是假冒原告签名的虚假的协议。另张梅花已经死亡，并于2018年10月17日办理了户籍注销证明，生前其户籍地为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螺蛭湖村**附**。2017年2月16日，孟福军在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7）豫01行初388号，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经开区管委会出示孟福军签订拆迁协议的原件，并确认经开区管委会与孟福军签订的拆迁协议为无效协议；经庭审释明，孟福军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经开区管委会与孟福军签订的拆迁协议为无效协议。原告起诉理由是“原告系螺蛭湖村村民，在本村有政府颁发的合法宅基证，被告在螺蛭湖村整体拆迁时，不顾原告的反对，利用原告不懂法，明知不是原告的宅基证，而仍然让原告在别人宅基证签过拆迁协议的情况下，重复签订拆迁协议。事后，不顾原告极力反对，把签过字的协议收回，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该案中原告申请对其协议中“孟福军”署名字迹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为：倾向认定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上丙方签字部位“孟福军”署名字迹与供检同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后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7）豫01行初388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孟福军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8）豫行终378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9年3月11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被告经开区管委会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案号为（2019）豫01行初105号。原告起诉理由与本案起诉理由有相同之处。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豫01行初105号行政裁定，以超期起诉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豫行终215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2020年7月14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履职申请书》，申请：1．被告经开区管委会依法与申请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被告经开区管委会依法履行补偿安置义务。被告于2020年7月17日签收后，未予回复。2020年9月1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被告经开区管委会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是原告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关于焦点一适格被告问题。被告称其不是适格被告，理由是本案是行政协议纠纷，其既不是协议的签订方，也不是履行方，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是直接诉请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相应的安置补偿利益及空地补偿金等，而非对原告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提起的诉讼，因此被告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明湖办事处系被告经开区管委会的派出机构，签订原告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甲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村民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也是被告经开区管委会委托，协议依据的补偿安置文件郑经管政［2009］46号、郑经管政［20129］65号均系被告制定，协议约定的安置就业用房义务的完成主体也是被告经开区管委会；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及《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县、区政府（含管委会）负责本辖区内城中村改造工作；另在原告已经提起的确认原告协议无效案件中，生效行政判决已经认定被告经开区管委会系适格被告。因此，被告经开区管委会系本案原告所诉事项的适格被告。关于焦点二原告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一是，对于原告主张的因拆迁其涉案宅院及房屋而产生的安置房、安置就业用房（商铺）、安置就业用房（商铺）租金、过渡费等。原告与被告下属机构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虽然认为该协议系无效协议，并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是生效（2017）豫01行初388号及（2018）豫行终3780号行政判决已经驳回了原告要求确认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且经司法鉴定倾向于认定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上丙方签字部位的“孟福军”系其本人所签，在原告起诉被告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的（2019）豫01行初105号案件中以及本案原告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原告也诉称该协议是原告本人捺指印和签字。故该协议目前仍为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对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约定，符合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湖办事处螺蛭湖村拆迁改造施行的统一安置补偿方案和政策。原告本案主张的安置房面积、就业用房面积及其租金、过渡费等，仅是在原告协议约定的各项具体面积和金额基础上，再加上原告母亲张梅花一人份应当享受的相应面积和金额。而经本院查明，关于原告母亲张梅花根据安置补偿方案和政策可以享受的其一人份的安置补偿利益，已于2014年7月由原告的哥哥孟福才签订在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在2016年10月4日原告签订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协议上明确载明原告家庭户安置人员及享受对等安置政策人员为4人，不包含其母亲张梅花，对此原告是明知的。原告在起诉被告经开区管委会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中以及本案起诉状中都诉称，该协议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相关内容已由被告填写完整，原告只能在安置人口（4人）、补偿款（25997520元）、安置面积（每人102平方米）等被告填写完整的安置内容上捺指印，在协议上签字，这也能印证原告当时就知情。而原告当时在明知的情况下，仍自愿签署该协议，且原告诉请确认其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也被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驳回。且该协议的部分内容已经履行，原告家已经领取了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奖励、过渡安置（过渡费仅计算了12个月的）各项费用计2599750元，并领取了一套60平方米的安置房。因此，原告在该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其拆迁补偿安置利益之外，另行让本院判令被告给付其5人份的相关补偿利益安置，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如认为其母亲张梅花户籍户籍与其家庭在一处，直与其家庭共同生活，被告应当将其张梅花的补偿安置利益签署到其补偿安置协议中，签署到孟福才协议上错误，原告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本院亦不能抛开孟福军和孟福才两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另行判令被告将张梅花一人份相应的补偿安置利益给付原告，或者对原告协议已经约定过的且部分已经履行过的补偿安置利益判令被告再次给付给原告。另原告自2016年10月拆迁后，因原告对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拆迁安置补偿不服不断诉讼，不提供其身份证用于办理指定银行账户发放过渡费及就业安置用房的租金，致使被告未发放、原告未领取后续的过渡费及安置就业用房租金，被告认可原告按照协议产生的该部分利益，原告可以自行去领取，无争议内容无须本院裁判。二是，关于原告主张的160平方米空地面积补偿金750000元问题。原告主张包括其涉案宅基地在内的地块经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告答复其在2014年以后为国有土地，因此，被告应当按照国有土地补偿其空地的补偿金。对于本院认为，原告所在螺蛭湖村2014年已经开始村庄拆迁改造，并制定有统一的补偿安置方案和政策，从涉案孟福军和孟福才的协议书也可见，村民都是按照统一的补偿安置方案和政策来享受补偿安置利益以及签订格式条款的补偿安置协议的。不论根据该村统一的补偿安置方案和政策，还是原告孟福军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均无原告本案主张的给予其160平方米空地面积补偿金750000元的内容和政策依据；且在该村2014年已经开始拆迁，其他大部分村民2014年已经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而原告因有争议迟至2016年10月才签订协议拆迁，不论期间土地性质是否变化，不能改变原告被拆迁宅基地系集体土地，按照统一的补偿安置方案和政策，应当按照集体土地进行安置补偿的原则，否则，对其他被拆迁村民将极为不公，也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孟福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孟福军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同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  魏丽平审判员  张 启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子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