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0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负责人：朱凤，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劲松，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娟，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师，山西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希，山西句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凤县凤州镇马鞍山村**。法定代表人：黄某，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男，汉族，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在陕西杨凌监狱服刑。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与被上诉人王某、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光公司）、黄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第4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三项或发回重审；2、一审判决中一二项中利息或违约金，被上诉人只能选择其中一项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书没有送达到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法庭刚才讲在二审期间重新送达了，判决书第二天黄某就被羁押了，虽然有地址确认书，根据最高院规定，必须由当事人亲自签收，当事人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没有条件向法院说明，一审判决书没有合法送达被告，一审判决没有生效。2、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程序违法。首先，根据民诉法261条、157条规定，一简易程序适用的是争议事实不大，法律关系清楚的案件，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比较大，争议标的三百多万，作为基层法院来说，因为标的特别大，而且争议非常大，作为银行是否承担补偿责任问题，司法理论界不一样而判决责任都不一样，有判有没判有判少了有判多，所以说这是争议非常大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最大的问题必须三个月时间，而一审期限四个半月，三个月如果审结不了就得改成普通程序，一审还是按简易程序来审。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3、本案遗漏了当事人，第一次投资行为协议是由胡忠玉打的，胡忠玉应当是共同王某，即使不是共同王某，王某只能针对自己那份起诉，一审遗漏了当事人。上诉人在一审时书面向法庭申请追加胡忠玉为案件当事人，一审法院不予回复，故程序违法。4、红光公司的出资人并非黄某一人，还有胡忠玉、董卫平。二人均系红光公司的出资人。一审法院第三项判决明显遗漏了案件必要的当事人。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最高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第一、二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应判决黄某、胡忠玉、董卫平在出资不实的或者虚假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追加该二人为被告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追加并判决其承担责任。其次，该通知第一条规定，“出资人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显然，在红光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应由黄某、董卫平、胡忠玉在出资不实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二条规定，“对前项所述情况，企业、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由金融机构在验资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此种民事责任不属于担保责任。”据此，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红光公司及三位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之时。而一审中，并未追加所有的出资人为被告，故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未成就，该项判决未依据该法律规定作出，属于诉讼程序及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应当发回重审。二、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1、本案王某与黄某、红光公司发生经济行为在验资报告出具之前，其二者没有关联，如果王某基于虚假验资报告要求上诉人承担200万元借据责任，说明王某没有向黄某、红光公司借款，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规定，所以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根据法院判决书，银行出具的全部由黄某偷盖的，银行并没有加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盗用公章单位不承担责任，银行出具的手续形成的验资报告和王某无关，王某不是基于验资报告投资等，所以我方不承担责任。三、一审认定基础事实错误。王某的投资行为发生在虚假增资之前，故其损失与上诉人出具虚假进账单无因果关系，而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2013年7月8日一个不存在的交易使用了验资材料，判定二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属于认定基础事实错误。首先，胡忠玉的投资行为发生在2012年4月16日红光公司虚假增资之前，故其养猪投资与红光公司实际发生的经济往来并不存在使用该验资报告或邮储银行出具的《进账单》的可能。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其次，2013年7月8日黄某与王某签订借据时并不存在交易，就根本不能使用相关验资材料，没有交易也就不会产生相关损失。一审认定了不存在的交易是使用了在先的验资材料，该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验资机构承担虚假验资系侵权责任，因此，确定验资机构承担虚假验资责任应符合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验资机构存在出具虚假验资报告的违法行为；债权人有利益损害的结果；验资机构对出具虚假验资报告存在过错；债权人损害结果与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缺一不可。在验资机构存在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行为的情形下，还需有债权人损失与虚假验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也明确规定，验资机构承担责任的条件之一是“相关当事人使用虚假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本案中，案外人胡忠玉在投资养猪时红光公司虚假增资事实尚未发生，不存在使用虚假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的事实，故其资金损失与上诉人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王某要求上诉人承担虚假验资责任的理由，不符合验资机构承担虚假验资责任的要件，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础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故提起上诉，请贵院纠正一审错误。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一、答辩人认为一审认定基础事实正确。答辩人于2012年2月20日向黄某转款120万元，又于同年3月15日向黄某转款110万元，合计230万元。基于答辩人和红光公司签订的两份《养猪投资协议》，协议均约定了期限、固定收益、养猪头数等，恰恰在投资期限内，2012年4月16日黄某虚假注册资金2300万，上诉人邮储银行宝鸡市分行的凤县支行做了虚假的资金证明、两份虚假银行进账单。对于上述虚假，上诉人一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直到张春龙、董卫平、冯建国等案起诉后才得知。红光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本2800万都是公示的，也是答辩人一次次相信红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一次次承诺。2013年1月5日，黄某向答辩人女儿胡婉莉转账42.5万元，一审中，答辩人陈述该款系红光公司支付的利润。2013年7月8日，黄某出具借据，约定了200万的金额、还款日期、逾期还款违约金、诉讼管辖等，借据的欠款人处加盖红光公司的印章。这是红光公司对答辩人的债权重新进行了确认。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邮政银行宝鸡分行的虚假资金证明行为对于答辩人与红光公司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有因果关系，因为没有虚假资金证明，红光公司也不可能资验资成功，也就不可能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资本2800万吸引着众多人眼球，若还是原来的500万注册资本，张春龙、董卫平、冯建国、冯风玉等多人也不可能向红光公司出借大额款项（累计本金550万），答辩人也不可能在收到红光公司归还42.5万元利润后，继续相信红光公司而让其出具借据。红光公司对于其自愿承诺的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的约定，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还款42.5万元及出具200万借据的时间在虚假证明后，答辩人的损失当然与邮储银行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诉讼程序及法律规定正确。红光公司的现有股东为黄某、胡忠玉、董卫平三人，但2012年4月16日增资时股东为黄某和杨莉，胡忠玉和董卫平均是2012年7月份受让股东，并非虚假出资股东，不是必要的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很显然，上诉人关于主张红光公司的受让股东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董卫平还曾出借215万本金给红光公司，依法起诉后，红光公司后给其出具的220.4万元及年利息15%的借条，得到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因此，谈不上胡忠玉和董卫平承担红光公司的债务问题。况且上述提及的相同案件均没有债权人主张受让股东承担责任。上诉人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第一、二条内容，该通知根本没有提及公司虚假验资成功后受让股东承担责任问题。上诉人混淆了出资人和受让股东的概念，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红光公司、黄某未到庭也未作书面答辩。王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红光公司归还原告借款200万元、违约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息6%，从2013年10月1日算至款还清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黄某就上述借款本金、违约金、利息及本案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在被告红光公司、黄某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2300万元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一审查明，2012年2月18日，被告红光公司（甲方）与案外人胡忠玉（乙方）签订一份《养猪投资协议》。协议约定，1、时间：2012年2月1日-2012年5月30日。本次饲养周期为120天，2012年2月1日小猪进栏，2012年5月30日肥猪出栏；2、地点：饲养地点为甲方养猪场；3、数量：本次进栏小猪1800头，出栏1800头，中途损失由甲方负责补齐，甲方确保出栏数量及乙方的投资回报；4、投资：甲方投资1800头仔猪，每头仔猪按500元计算，共90万元。乙方投资以现金计算，1800头猪，每头投资750元，共计135万元；5、乙方的投资与回报：每头猪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1350元，按照投资比例分成利润：甲方为四、乙方为六，2012年6月1日甲方将乙方利润分成的回报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本金留作第二次投资款继续用；6、猪舍由甲方提供，水电费由甲方负担。肥猪饲养及猪场管理、饲养技术由甲方负责。每头猪出栏重量不得低于200斤，出栏率100%，每头猪利润不得低于500元，甲方保证乙方投资款和回报及时收回；7、饲养人员工资共计48000元，由甲乙双方共同支付。此外，双方还对违约金、管辖法院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2月20日，原告向被告黄某转账120万元，被告红光公司向胡忠玉出具了120万元的收据。2012年3月，被告红光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养猪投资协议》。协议约定，1、时间：2012年3月1日-2012年6月30日。本次饲养周期为120天，2012年3月1日小猪进栏，2012年6月30日肥猪出栏；2、地点：饲养地点为甲方养猪场；3、数量：本次进栏小猪2000头，出栏2000头，中途损失由甲方负责补齐，甲方确保出栏数量及乙方的投资回报；4、投资：甲方投资2000头仔猪，每头仔猪按500元计算，共100万元。乙方投资以现金计算，2000头猪，每头投资750元，共计150万元；5、乙方的投资与回报：甲方确保乙方每头猪投资收入200元，2000头共计投资回报40万元，7月1日前甲方支付乙方投资回报40万元。乙方投资本金在甲方投资期限为3期（l2个月）。双方签约第二、第三期可依照第一期投资约定办理，每期甲方出具本金财务收椐150万元。三期结束后，双方再行约定投资意向；6、猪舍由甲方提供，水电费由甲方负担。肥猪饲养及猪场管理、饲养技术由甲方负责。每头猪出栏重量不得低于200斤，出栏率100%，每头猪利润不得低于400元，甲方保证乙方投资款和回报及时收回。此外，双方还对违约金、管辖法院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3月14日，被告红光公司向原告出具了150万元的收据。2012年3月15日，原告向被告黄某转账110万元。后因被告红光公司未正常经营，致使《养猪投资协议》终止。2013年1月5日，被告黄某向原告的女儿胡婉莉转账42.5万元。审理中，原告陈述该款项系被告支付的利润。2013年7月8日，被告黄某向原告出具一份内容为“今借到王某人民币贰佰万（200万元）元整，还款日期2013年9月30日前，到期如不能按期归还，加收本金10%违约金，并由债权人所在地法庭诉讼裁决。欠款人：黄某”的借据，该借据欠款人处加盖被告红光公司的印章。另查明，原告王某与案外人胡忠玉原系夫妻，双方于2017年5月5日离婚。被告红光公司原名凤县红光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县邮政银行）于2018年9月17日注销，其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由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承担。一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晋0106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2年4月16日，宏信会计事务所在被告红光公司增资验资过程中向凤县邮政银行发出“银行询证函”，凤县邮政银行回复：截止2012年4月16日止，杨莉缴入金额人民币200万元，黄某缴入金额人民币2100万元，经办人为“夏江宏”（时任凤县邮政银行工作人员，系杨莉丈夫），同时出具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进账单（回单）2份，出票人分别为杨莉、黄某，账号分别为62109879300********、62109879300********，收款人为凤县红光畜牧有限责任公司，存入账号为×××。凤县红光畜牧有限责任公司的账号为×××的账户2011年12月21日至2013年2月2日期间，无杨莉200万元和被告黄某2100万元的交易记录，被告红光公司在该行开户日期为2014年3月27日，但未发生业务，目前账户状态为欠息。一审判决认为，胡忠玉、原告王某与被告红光公司签订的二份《养猪投资协议》约定胡忠玉与原告投入资金，但不参与经营管理，只是收回本金和固定收益，其行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2013年7月8日，被告黄某及红光公司向原告出具200万元的借据，确认了借款事实和还款期限，故原告与被告黄某及红光公司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被告黄某及红光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原告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黄某及红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违约金20万元及从2013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凤县邮政银行在被告红光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过程中出具了股东2300万资金到位的虚假资金证明，致增资不到位的被告红光公司通过验资，完成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增资变更登记，该行为违反了工商和金融管理的相关规定，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信誉，侵犯了与该企业从事正常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明显过错。虽然胡忠玉与原告王某向被告红光公司投入资金发生在凤县邮政银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之前，但被告黄某及红光公司于2013年7月8日向原告出具200万元的借据，对借款金额及还款期限重新进行确认的事实发生在凤县邮政银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之后，原告在被告红光公司股东和注册资金发生变更后，对被告红光公司产生错误判断并继续与其产生经济往来，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此后果与凤县邮政银行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认定当事人在经济往来中直接使用了该证明并给相关当事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出资人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以及第二条“对前项所述情况，企业、出资人的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由金融机构在验资不实部分或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的规定，在被告黄某及红光公司的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应由凤县邮政银行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因凤县邮政银行已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违约金20万元；三、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在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2300万元范围内对原告王某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一审程序问题。一审法院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是法院依据法律的规定，考虑案件标的、法律关系等具体情况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四个多月，超过简易程序规定的三个月审限，属于程序瑕疵，但不影响判决本身。鉴于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判决书时并不知晓黄某被刑事羁押，按黄某预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一审判决书，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依法进行的送达，符合程序规定。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后，一审法院又再次通过凤县看守所向黄某和红光公司送达了判决书，二审法院也重新送达了其他应诉手续，但黄某和红光公司并未提出上诉。黄某和红光公司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二审诉讼，是否上诉和参加诉讼是当事人自己的权利，上诉人无权干涉黄某和红光公司的诉权。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遗漏了当事人，黄某作为红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在杨莉不知情、未签名的情况下，滥用股东职权，虚假出资，通过非法手段办理红光公司增加股东和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黄某、红光公司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在虚假验资报告时，胡忠玉和董卫平并非公司的股东，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胡忠玉、王某与红光公司签订《养猪投资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黄某及红光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已为生效的同类案件判决书所确认，上诉人主张应认定为投资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出资人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二条“对前项所述情况，企业、出资人的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由金融机构在验资不实部分或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公司资本一经工商登记注册，公示于载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产生对外的资产公信效力，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保证效力。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须以该虚假验资证明与合同当事人的损失有因果关系为前提。从本案时间节点看，胡忠玉、王某与宏光公司签订《养猪投资协议》在前（时间为2012年2月、3月），凤县邮政银行提供虚假验资证明在后（时间为2012年4月16日），双方签订《养猪投资协议》时，凤县邮政银行的虚假验资报告尚未出具，更不可能使用该虚假验资报告。2013年7月8日，黄某及红光公司向王某出具200万元的借据，对《养猪投资协议》所涉金额及还款期限重新进行确认，是在凤县邮政银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之后，借据虽只是对原《养猪投资协议》涉及的债权重新确认，是原债权的延续，并非新的借款发生。王某轻信红光公司进行投资，导致资金不能及时收回，自身也有责任，但也是基于对红光公司注册资金和实力的信任。借款协议是在虚假验资之后出具，王某的损失与凤县邮政银行虚假验资报告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酌情对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王某债务部分的50%，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2300万元范围内对王某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第484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违约金20万元”。二、变更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第48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在被告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2300万元范围内对原告王某承担赔偿责任”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2300万元范围内对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经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50%范围内对王某承担赔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行负担12200元，陕西秦岭红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某负担12200元，王某负担12200元。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吕 斌审判员 张 燕 二Ｏ二Ｏ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