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2民初3856号原告：郑州科能北方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南路****楼****。法定代表人:许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戈，男，196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该公司法律顾问。被告:樊跃辉，男，197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郑州科能北方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樊跃辉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戈、被告樊跃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万元；2.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郑中劳人仲裁字【2020】第007号裁决书认定实事错误,且对大量经过当庭质证的证据及事实不予认定。首先,被告自2018年11月至2020年4月间,根本没有签到、没有上班、没有打卡,其行为已经是旷工行为,按照原告的规章管理制度及劳动法的规定,均可对此行为视为自动离职,按照劳动合同法39条规定,在用人单位没有过错时,不须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补偿金。其次,原告出示了打卡纪录、考勤表、钉钉群考勤纪律及劳动合同中的关于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充分证实了被告明知故犯长期旷工的事实。但仲裁庭对此没有认定。同时,被告在工作中涉嫌职务侵占,原告对此在调查审计中。2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在大量事实及证据证明,原告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而且被告长期违反劳动纪律在先,这本是该劳动争议的根本原因,但中原区劳动仲裁委却以原告过错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8条之规定,也即以原告不及时给被告缴社保为由裁定向其支付补偿金,实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综上,原告认为郑中劳人仲裁字【2020】第007号仲裁裁决书是错误的。缺乏实事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公正判决。被告樊跃辉辩称：被告在原告公司的实际情况产生的证据证明原告的诉讼与事实不符。1.被告于2013年4月1日经原公司副总马朝阳举荐一起进入原告公司，从事产品研发工作。后因对外交流方便，研发部内部调整被告担任研发部经理职务，协助马朝阳负责公司所研发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售后等工作。2016年年底马朝阳离开公司，被告接手负责公司研发部工作，工作内容除增加对外和客户进行技术沟通外无变化。2018年4月28日原告科能任命被告为公司副总，负责公司技术和产品研发工作。在职期间，被告曾和原告签订一份无时间、无工作地点、无工作内容、无劳动报酬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5月1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2.被告进入公司后，由于原来公司没有办公室考勒制度，由研发部自主执行以早上9点至下午6点为上班时间，一周双休的工作制度进行日常作息。2018年7月左右，公司要求工程一线工作人员实行钉钉APP签到，被告当时在信阳淮滨工程现场辅助项目负责人侯利杰工作，为不影响其他员工工作情绪用钉钉APP签到一段时间，9月底随着侯利杰离职项目组解散，被告于10月中旬处理完淮滨工程收尾工作返回郑州，继续负责公司技术及产品研发工作。由于手机性能问题，大概于10月底卸载了钉钉APP,停止签到，一直到2019年4月底原告没有以任何的口头或以书面形式对被告签到缺失进行批评和处罚，而且被告也向原告反映过手机性能不行且钉钉APP严重影响手机正常运行后，原告既没有支付剩余的工资也没有给被告提供手机供钉钉APP签到使用，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但被告从停止钉钉APP签到起到2019年4月29日被告一直在公司正常工作，于2月1日提前去外地躲债，春节后才返回郑州。2019年4月30日因办公场所门锁更换被告无法进入，在和办公室负责人沟通后无法解决开门问题后返回住址，在此期间的工作有工作内容文档、报账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可证明。根据以上事实，被告格守基本的职业道德，没有完全遵守考勤制度也是因为原告长时间克扣工资以及不提供劳动条件造成的，尽管原告以欺诈手段对待被告，但被告仍坚持做好本职工作直到无劳动条件后才以合法理由离职。而且原告公司有这种前科已经多次，在其他员工工作期间或离职后也以各种方式刁难，如:1.侯利杰离职后，许鹏故意扣押其应得工资几个月，还对人宣称要控告侯利杰；2.以奇葩理由辞退前员工张琳后，张琳气愤难平在中原区人民法院将原告起诉并胜诉；3.2019下半年指使公司其他员工下班后将财务副总荆燕丽反锁在办公室内，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几小时，后经报警才得以脱身；4.前公司员工陈研经常被办公室主任杨**责难，理由有说话太大声、卫生没打扫干净、和别人说话等等；5.被告离开公司后，许鹏宣称如果公司有员工敢给被告作证，谁作证追究谁的责任，大概2019年下半年还很得意的对人说公司和被告认识的员工都已经离职，现在原告公司没有一个和被告认识的普通员工，而这仅仅只是防止有员工向被告透漏消息。其他还有各种类似事例不再一一列举。这些事例也侧面证实原告公司缺乏基本操守，致使离开的员工不愿再和原告公司有任何联系，以免惹事上身。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是不合理的，也没有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根据被告提供的《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业务年度2020）》《河南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2019年）》和原告提交的签章时间为2013年9月1日的原、被告所签《劳动合同书》，尤其是争讼双方一致认可案涉劳动合同关系成立于2013年9月1日的陈述。本院认定原、被告本案劳动合同关系成立于2013年9月1日。虽然原、被告于2013年9月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但该合同却未明确约定劳动报酬金额及劳动期限的截止日期，该合同期限类型符合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综合被告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路支行2015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代发被告工资《工资明细清单》中的“收入/支出金额”项的每项金额的数字规律及被告在郑中劳人仲裁字[2020]第007号仲裁案件中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的原告“以每月5000元转账至申请人工资，余下3000元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每季度一次性支付”的自认内容，比对被告同期间社保缴纳推演的工资基数，在被告没有充分证明“余下3000元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每季度一次性支付”差额工资的条件下，被告主张2018年3月至12月，原告应支付被告每月工资8000元举证证明不成立。基此，被告主张原告2018年3月至12月每月拖欠了被告工资3000元亦证明不成立。诉讼中，被告自认自2018年3月因所谓上述原告每月拖欠应发被告8000元工资中的3000元，被告故意于2018年10月底起，将本人手机打卡考勤软件卸载，不再进行上下班打卡签到，希望原告主动将被告开除。原告方陈述，原告法定代表人顾及与被告的旧情及原、被告间的工作交接尚未解决，原告分别于2018年12月28日和2019年1月21日仍向被告发放2018年11月份和12月份的工资各4617元，不包括代扣代缴的被告应缴纳的社保费用；2019年1月30日原告以内部文件形式向原告财务部门下发了，因被告2018年11、12月份连续2个月长期不遵守公司的劳动考勤管理，不在钉钉群按时打卡签到，即日停发被告本人工资的《通知》。原、被告认同2019年1-4月被告仍未实施在原告处工作的打卡签到或其他替代方式出勤工作签到、请销假；此间原告未再向被告发放当月工资，但为被告缴纳了2019年第1-4月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2019年5月5日原、被告在原告公司内谈及过往彼此间的工作中的不愉快，其中原告法定代表人谈话中涉及“随着樊跃辉的离职”的概念词句。基于被告作为申请人向郑州市中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作为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3月至12月份工资未支付部分30000元；支付2019年1-4月份工资32000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2000元。2020年6月24日，郑州市中原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郑中劳人仲裁字【2020】第007号仲裁裁决书，以申请人被告离职前平均工资为5000元，2019年1-4月工资请求证据不足为由裁决被申请人原告支付申请人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0000元。被告收到上述仲裁裁决书后，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本案劳动争议诉讼。另查，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被告应得每月平均工资报酬为3084.94元，其中不含被告2019年1-4月期间不应得工资。本院认为，案涉2013年9月1日原、被告所签《劳动合同书》及原、被告双方认可2013年9月1日成立争讼双方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证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成立于2013年9月1日。鉴于原告提供的案涉《劳动合同书》未就被告作为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金额进行明确的书面必备条款约定，虽然本案被告举证原告2018年3月至12月每月欠付被告工资报酬3000元证明不成立。但原告对此因被告每月是否应得工资报酬8000元的本案讼争存在缔约过错。原告应在之后的劳动合同签订时加以修正，避免产生劳资相关纠纷。鉴于被告自认于2018年10月底起卸载打卡考勤软件，不再进行上下班签到，不仅构成违反劳动规章制度，同时也因此考勤不打卡或者未实施其他替代钉钉打卡签到，形成旷工或者劳动量难以确定的无序管理状态。故被告应对其2018年10月底起至2019年4月期间不打卡的旷工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被告提交的2018年10月底以后的工作文件，从时间与工作量的关联角度，不能证明被告在法定或约定的工作期间遵章守纪，完成当月工资报酬所对应的劳动。故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有关工资分配应为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的规定，被告主张原告应发被告2019年1-4月工资32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案涉劳动合同关系应于2018年年底解除，但因2019年1-2019年4月原告明知被告不遵守劳动规章制度，未进行考勤打卡上下班签到，仍为被告缴纳2019年1-4月，仅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由用人单位方可缴纳和代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原告负有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法定举证义务的条件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鉴于原告未举证充分证明2018年年底口头或书面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认可案涉劳动合同于2019年5月1日解除的条件下，本院推定案涉劳动合同自2019年5月1日解除。被告既主张所谓2018年3月至12月原告克扣被告30000元工资、2019年1-4月原告不发工资32000元，被告却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第五十条第（二）项规定正当行使权利解决争议，反而采取不正当的卸载考勤软件手段，既不打卡上下班签到，又故意逃避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监管，被告对其主张2019年5月1日解除案涉劳动合同存在过错。反观原告既明知被告2018年10月底以后，至2019年4月期间长期不打卡上下班签到，却仍然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及时进行违章、违约或解除劳动合同正当程序处理。原告对其主张解除案涉劳动合同亦存在因不依法定程序履行通知、证明义务，迟延解除权行使的包容而造成解除期日不明确和相关后合同权利受损等过错。鉴于原、被告双方诉讼中均表示已解除案涉劳动合同，在双方解除事由、解除程序均存在相对过错且彼此包容，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原、被告都回避及时明确表示解除案涉劳动合同，且双方均存在解除事由适时、充分、待定，解除程序存在过错，案涉劳动合同解除期日有争议的实际解除条件下，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509.4元；驳回原告过高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郑州科能北方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