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302民初11798号 原告：杨开琴，女，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民开，贵州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蟠桃路九鼎时代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314212444C。 法定代表人：方绪，总经理。 被告：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昌盛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3988786992。 法定代表人：张天舒，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占海，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浦东嘉里程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72289243。 法定代表人：CarlosDewayneTreadway，总经理。 原告杨开琴与被告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捌拾捌号汽车公司）、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奥林汽车公司）、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特汽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开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民开、被告河北奥林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占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开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杨开琴和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2、判令解除杨开琴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之间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3、判令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返还杨开琴支付的购车价款323400.00元；4、判令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杨开琴缴纳的税款26700.00元和已支付的贷款利息8365.13元（利息计算截止2019年11月8曰）；5、判令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连带赔偿杨开琴1075395.39元；（以上款项合计：1433860.52元）；6、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7曰，杨开琴在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属“8号汽车广场”购置乘用汽车一辆（车辆型号：MKC，颜色：红黑；发动机号码：HUL53146N；车辆识别代号：5LMCJ2CN1HUL53146），总价款：331800.00元（含贷款170000.00元，贷款人：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汽车价款已交付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发票单位：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交过后，杨开琴对车辆进行了使用。2019年2月20日，杨开琴在车辆保养过程中，作业单位告知车辆并非“首保”，而是“二保”。首保时间：2018年11月20曰；作业单位：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业地点：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在地，工单号：Q01811200017；车牌号：无；工单类型：索赔；首保内容：基本维护服务；进厂里程3100，出厂里程3100。然而，在车辆购买交付时，交车单上购置的车辆行使公里数为55.8KM，是“新车购入”。同时，杨开琴在车辆保养前，并未将车辆交付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施过保养，也未进行过任何索赔。杨开琴认为，所购置的车辆并非新车，销售单位未明确告知车辆真实情况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奥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杨开琴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诉。 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河北奥林汽车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第1、3、4、5、6项诉讼请求，本案被告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原告没有任何经济损失，本案汽车的销售是被告河北奥林公司，在2018年3月22日将案涉车辆出售并交付给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又在2018年3月27日将车辆出售并交付给原告，本案不是汽车销售合同纠纷，而是售后服务纠纷，从现有证据看，本案的汽车最终销售行为发生在2018年3月27日，车辆交付给原告后，二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在2019年2月20日发现车辆有保养记录，无论该保养是原告实施还是授权他人，都是在交付后发生的，属于车辆售后服务纠纷。涉案车辆的首保地的网上记录是在重庆市的德佳林公司，车辆在林肯维护系统中共计有三条保养记录，分别是2018年11月20日在石家庄的奥林公司进行了保养，送修问题是更换机油和机滤，在2019年2月20日在重庆市的德佳林公司进行保养，送修问题为首保，在2019年9月21日在贵州瀚羿睿成公司进行保养，送修问题为保养。由于可见案涉车辆的首保是在重庆市德佳林公司，而不是在被告河北奥林公司进行的。在2018年11月20日，在被告河北奥林公司进行的保养是我单位员工刘胥因工作失误将车辆信息输入林肯维护系统，我公司发现后已经对该员工进行处理，因为林肯公司承担在中国大陆销售的林肯车辆首保产生的费用，因此原告在重庆市德佳林公司进行保养时，重庆市德佳林公司发现了维护系统上发现了被告河北奥林公司的维护记录并立即和我公司联系，我公司当天将首保发生了费用823.36元转给了重庆市德佳林公司。重庆市德佳林公司于2019年2月23日向我公司开具发票，在这过程中原告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在维护系统里的首保记录仍然是在重庆进行的。鉴定报告足以证明案涉车辆是新车，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根据贵厚鉴（2020）车鉴字第004号机动车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可知，我们在交付车辆时是新车，其次，原告是在2018年3月27日实际取得车辆，至今一直在使用中，因此鉴定报告中的第二条情形只能是原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后续的维修造成的，如果在在交车时就出现了明显的修护情况，原告不可能不发现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原告应当在6个月内主张车辆的瑕疵问题，依据最高法民事证据规则第五条，原告应举证解除合同的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河北奥林2并没有出现任何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原告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福特汽车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庭提交了答辩意见，1、本案中因车辆是否为新车销售引起的汽车买卖合同纠纷应由原告与被告贵州捌拾捌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奥林汽车公司之间解决，福特汽车公司对原告提出的车辆是否为新车销售，销售单位是否明确告知原告车辆真实情况无法给出相应的答辩意见。2、针对原告要求解除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福特汽车公司认为原告与车辆经销商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不能作为《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的法律解除依据，且原告应向福特汽车公司继续履行还款义务。截至本答辩出具之日，原告尚有未到期剩余贷款本息共计87762.33元，根据原告与福特汽车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之间签订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变更与解除的约定“本合同生效后，除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情形外，合同各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原告所提的有关车辆本身的问题并不属于《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且福特汽车公司也不存在任何违约事项，因此，福特汽车公司认为与原告签订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原告应当依据还款计划向福特汽车公司履行剩余贷款的还款义务，综上，福特汽车公司请求驳回原告关于解除《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的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身份证复印件、原告的驾驶证、行驶证、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强制性产品认定车辆一致性证书、8号汽车广场交车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含附件、划款授权和承诺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汽车抵押贷款合同、收据、税收缴款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保养记录及照片、光盘一张、鉴定评估报告。被告河北奥林汽车公司提交的证据有涉案车辆在林肯中国维护系统保养记录4页、被告河北奥林公司与重庆市德佳林公司转账记录和发票、《处罚决定书》、重庆市德佳林公司王传军与我公司被告处罚员工刘胥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被告的答辩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7日，原告杨开琴在贵州捌拾捌号汽车公司购置一辆林肯牌轿车，车辆品牌：林肯MKC，车架号：5LMCJ2CN1HUL53146，发动机号：HUL53146N。车辆经销商：奥林汽车公司。车辆报价331800元，实际成交总价款277053元。2018年3月27日，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所属的8号汽车广场将车辆交付给杨开琴，原告提供的交车单载明：发票、关单、商检、一致性证书、电子信息表、保险单、首保卡、保养手册、三保凭证、使用说明书、钥匙等物品交付杨开琴，交车单载明公里数是66.8KM。整车检验均是完好无损。杨开琴和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销售员一起检视过车辆，此车设备齐全，内饰外观完整，车况良好，已完成所有交车程序并收到上述物品和文件，同意接车。杨开琴在交车单上签名。2018年3月22日，奥林汽车公司向原告出具277053元的发票一张。2018年3月27日，原告缴纳税款26700元。2018年3月27日，杨开琴与福特汽车公司签订《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合同约定：购车款277053元，贷款金额170000元，贷款期限36个月，双方约定违约责任，并约定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为：本合同生效后，除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情形外，合同各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原告杨开琴从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接收车辆后，对案涉车辆进行使用。2019年2月20日，原告在重庆德佳林汽车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首保时，得知案涉车辆在重庆德佳林汽车有限公司的电脑系统保养记录中记载，案涉车辆于2018年11月20日首保，工单号：RO1811200017；车牌号：无车牌；工单类型：索赔；维修类型和服务工程师为空白；开单日期：2018年11月20日；进厂里程和出厂里程均为3100，预交车时间：2018年11月20日；检查结果：更换机油机滤；送修问题：更换机油机滤。 2019年2月20日，案涉车辆在重庆德佳林汽车有限公司保养记录载明：工单号ＲＯ1902200019;车牌号：贵Ｃ×××××；工单类型：索赔；维修类型：定期保养；服务工程师为空白；开单日期：2019年2月20日；进厂里程和出厂里程均为9942；检查结果：首保；送修问题：首保，保养项目为发动机清洗保护。在保养车辆过程中，2019年2月20日，案涉车辆在重庆德佳林汽车有限公司保养时，该公司的员工王传军与河北奥林汽车公司的员工刘胥就车辆的首保问题进行联系，并告知案涉车辆在重庆德佳林汽车公司进行保养，刘胥向王传军微信转款823元。2019年2月22日，重庆德佳林汽车有限公司（收款人）向河北奥林汽车公司（付款人）出具中国民生银行的发票载明案涉车辆的首保费用为823.36元。 2019年11月25日，奥林汽车公司对其公司员工刘胥做出《处罚决定》，载明：经核查，2018年11月20日，当事员工刘胥因个人操作失误在正常接待车辆录入维修单据时将车辆信息录入错误。导致车辆（车架号：5LMCJ2CN1HUL53146，车子：杨开琴，工单号：RO1811200017）错误录入首保信息，从而导致出现了错误的维修记录。经处理决定，对刘胥给予警告处分，并给予刘胥月工资总额10%的经济处罚。 2019年9月21日，案涉车辆在贵州瀚羿睿成公司进行第三次保养。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12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2020年2月26日，原告提交变更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车辆里程数是否修改、修改时间及整车完整性能进行鉴定。2020年5月23日，贵州厚广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做出贵厚鉴【2020】车鉴字第004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鉴定意见：1、未发现被鉴定车辆里程数存在修改的意见可以成立。2、被鉴定车辆前部：保险杠、水箱框架、大灯，右侧右前后门，左后门、左后翼子板存在修复的意见可以成立。 原告认为其在案涉车辆保养前，并未将车辆交付河北奥林汽车公司进行保养，也未进行过任何索赔，故其所购车辆并非新车，提出上述诉请，双方酿成诉争。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关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问题。首先，2018年3月27日，原告在捌拾捌号汽车广场接收案涉车辆时，对车辆进行全面核查，在交车单中记载收到首保卡，且设备齐全、内饰外观完整、车况良好，结合贵厚鉴【2020】车鉴字第004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的鉴定意见：未发现被鉴定车辆里程数存在修改的意见可以成立。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对案涉车辆存疑的里程数是否修改的问题予以确认，并且证明原告所购车辆为新车。其次，案涉车辆有三次保养记录，其中2018年11月20日和2019年2月20日的保养记录显示均是首保，庭审查明，2018年11月20日的维修历史显示首保，系河北奥林汽车公司员工工作失误所致，被告河北奥林汽车公司已将首保的费用支付给重庆奥林汽车公司，且该时间段，案涉车辆已交付给原告使用，在原告使用案涉车辆过程中产生的首保记录，足以证明电脑系统保养记录中记载2018年11月20日的首保并非真实的首保记录，与客观情况不符。在车辆保养过程中，被告河北奥林汽车公司已将首保发生的成本费用转账给重庆德佳林公司，未造成原告损失；最后，关于鉴定意见中案涉车辆其它部位存在修复的问题，结合案涉车辆的交车单，原告未有证据证明上述问题是在被告接车前产生，亦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并非新车。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未有证据证明被告捌拾捌汽车公司、河北奥林汽车公司存在欺诈的事实，故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和被告福特汽车公司签订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的诉请，经查，被告福特汽车公司依约向原告提供贷款，原告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福特汽车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并达到法定或合同约定解除的违约行为，根据前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保全费，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基于前述事实，该费用由原告自行负担。被告捌拾捌号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诉讼相关权利的放弃，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开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700元，由原告杨开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继霞 人民陪审员  古清琴 人民陪审员  陈忠霞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李碧婷 书 记 员  梁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