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32民初275号 原告：邓光泽，男，194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书文（原告之孙子），男,1990年1月6日出生,瑶族,住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荫春，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恭城瑶族自治县支公司，住所地：恭城镇茶西路**。 负责人：苏双胜，该支公司经理。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负责人：陈小尤，该分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金顺，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峰军，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邓光泽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恭城瑶族自治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恭城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书文、唐荫春、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金顺、窦峰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光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恭城瑶族自治县支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8452331ＳＡ3015002983、2018452331ＳＡ3015002970、2018452331ＳＡ3015002996、2018452331ＳＤ6015040756、2018452331ＳＤ6015042398、2018452331ＳＤ6015042369、2018452331ＳＧ8015084025、2018452331ＳＧ8015084009、2018452331ＳＧ8015084229、2019452331ＳＧ9015008719、2019452331ＳＧ9015008696、2019452331ＳＧ9015008706、2019452331ＳＫ1015036394、2019452331ＳＫ1015036381、2019452331ＳＫ1015036365共15份保险合同；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邓光泽保险费843332元及资金占用费30000元（自起诉之日至全部保险费退费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中国人寿恭城支公司是被告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的分支机构，其业务员段艳珍、李均超、何云飞通过某种渠道知道原告邓光泽行医多年，银行有存款。2018年3月11日，原告邓光泽已经年近78周岁，其作为投保人以女儿邓丽萍为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恭城支公司签订3份内容一样的《保险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邓光泽通过广西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栗木支行向被告账户转款10万元。3份《保险合同》都是无法履行、原告也无法实现保险目的的合同，原告邓光泽不是该合同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投保时原告邓光泽已经78周岁、邓丽萍才56周岁，一般情况下，原告邓光泽是不可能取得保险利益的人，其次，《电子投保确认单》上二处被保险人签名不是邓丽萍所签，笔迹明显不符。原告邓光泽分别于2018年8月12日、11月16日、2019年3月16日，与被告中国人寿恭城支公司签订了3类共9份《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处不是邓丽萍签名，保险到期日原告邓光泽已经94岁、邓丽萍也72岁。2019年10月17日，被告业务员段艳珍、李均超、何云飞伪造了3份内容一致的《保险合同》，《电子投保确认单》上原告邓光泽、邓丽萍的签字与之前《电子投保确认单》的签字完全不一致，3份合同纯属伪造。 2020年年初，原告邓光泽的子女、孙子女发现其精神上有压力，且经常接到被告业务员的电话或者直接上门与其交谈。在家人多次询问下，原告才说出实情。原告邓光泽不仅为女儿邓丽萍购买了价值达843332元的巨额保险，还为儿子邓诗学签订了13份、保险金额达633320元的《保险合同》，共计1476652元。 2020年3月，原告邓光泽的孙子邓书文收到被告联系人唐睿发的保险合同统计表，载明《保险合同》28份，保险费1476652元。该表与原告邓光泽收到被告业务员交付的《保险合同》对比，发现部分《保险合同》的编号不对。后经与被告联系，被告代理律师邓金顺交付一份保险合同统计表，该表与唐睿给的统计表相比少了3份《保险合同》，编号为2016452331272000006525、2016452331272000006554、2016452331272000006512，保险费少了150666元。 以上《保险合同》是原告邓光泽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原告邓光泽现年80岁，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交纳今后的续保费用，也不是邓丽萍可以预见和实现的，邓丽萍没有在《保险合同》上签字。一切都是被告业务员采用不正常手段及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误导原告邓光泽造成的，不是原告邓光泽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对《保险合同》有重大误解情况下签订的合同。特别是被告业务员在原告邓光泽不知情下以其名义违规帮原告邓光泽多次借款用于缴纳保费并计算利息，侵犯了原告邓光泽的利益，借款无效。 因原告与被告争议较大，协商未果。根据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的规定，原告邓光泽在被告业务员误导下签订保险合同，完全没有考虑今后是否有能力继续交保险费，在保险期间自己是否健康或健在；被告提交的《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内容显失公平，特别是2019年10月17日伪造的3份《保险合同》，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邓光泽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供以下证据： 1、人身保险合同15组，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保险合同关系； 2、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邓光泽为儿子邓诗学、女儿邓丽萍投保的保险费1409986元； 3、农业银行活期存折明细清单10张，拟证明原、被告的资金往来信息，原告邓光泽为邓丽萍交保险费843332元； 4、投保统计表7页，拟证明被告统计投保情况的结果； 5、联系函及邮寄单各1份，拟证明原告对退保费事宜与被告进行了沟通。 被告中国人寿恭城支公司、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辩称，一、保险人与原告邓光泽签订的涉案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被保险人邓丽萍在投保单上签字同意，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二、原告诉称其不是保险合同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与事实不符，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原告邓光泽作为邓丽萍的父亲，对其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且邓丽萍也在投保单上签字同意其为合同的被保险人。三、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涉案保险条款约定，均未对投保人的年龄上限、投保份数、保费金额进行限制，因此，原告以投保人年龄过高作为其撤销保险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四、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邓光泽在投保保险前及投保时，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内容等投保事项对其进行了提示和说明，投保后，保险人又对其进行了电话回访，并且在每一份保险合同的客户服务指南或客户保障声明中，对犹豫期撤单等保险事项对原告邓光泽进行了告知。因此，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五、原告诉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撤销权消灭的情形，根据该规定，原告诉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六、截至2020年4月1日，原告邓光泽向被告借款本息218385.70元未予偿还。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人寿恭城支公司、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对其陈述提交以下证据： 1、15份保险合同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或老年人投保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特别提示书、免除保险人证人说明书、电子投保确认单，拟证明原告邓光泽投保前及投保时，被告就保险合同相关内容向其进行了提示和说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签字予以确认的事实； 2、回访录音5段及文字资料，拟证明原告邓光泽投保后，被告对其进行了电话回访，邓光泽知道并了解保险合同相关内容的事实； 3、录音录像33段（光盘3张），拟证明案涉合同系邓丽萍和原告本人签名，投保时被告业务员对保险合同内容做了详细说明和提示。 经原告申请及本院依法委托，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其中3份（组）保险合同上邓光泽、邓丽萍的签名作出鉴定意见：1、送检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6-5、2019-452331-SK1-01503638-1、2019-452331-SK1-01503639-4的三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上“投保人签名”处“邓光泽”的签名是出自邓光泽的笔迹。2、送检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6-5、2019-452331-SK1-01503639-4的二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名”处“邓丽萍”的签名是出自邓丽萍的笔迹；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8-1的一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名”处“邓丽萍”的签名不是出自邓丽萍的笔迹。 经举证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在每份合同的电子投保确认单上签名，另合同首页客户保障声明对保险合同犹豫期、撤单期、缴纳保费等重要事项进行了说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载明的保费包括了邓诗学和邓丽萍两人的保险费，退保金是现金价值，每天的价值会有浮动，保单借款的利息也是变动的，证据2的内容是截止发信息那天的价值；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实交纳保费的数额；对证据4认为，投保情况应以原告提交的保险合同、保单为准；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提示内容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按时间顺序最后3份不是邓丽萍及原告邓光泽的签名；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邓光泽年纪大了，听不清楚电话回访的内容，且电话回访的内容与原来业务员宣传的内容不一样；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在邓丽萍家里录音录像的，但并没有看到具体的保险合同签订情况。 原、被告对笔迹司法鉴定意见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视频资料证实邓丽萍知晓投保事宜，并且投保过程中邓丽萍一直在现场，提交鉴定的3份合同是同一天签订的，即使鉴定意见认定其中一份不是邓丽萍签字，结合视频资料也能证实邓丽萍知晓、同意投保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2、3、5符合证据规则要件，能证实原、被告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原告交纳保险费的数额以及原告曾就退保费事宜与被告沟通等案件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2、3符合证据规则要件，互相印证了原告及邓丽萍签订保险合同前、后被告工作人员对投保相关内容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出被告工作人员提示或回访的内容与保险合同内容不一致且其中3份提示书不是原告及邓丽萍签名的质证意见，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故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原、被告对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依法予以采信。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邓光泽系邓丽萍的父亲。原告邓光泽作为投保人以邓丽萍为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2018年3月11日签订《国寿盛世臻品年金保险（分红型）》、《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国寿鑫尊宝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各3份，2018年8月12日签订《国寿鑫享鸿福年金保险》、《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国寿鑫尊宝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各3份，2018年11月16日签订《国寿鑫享金生年金保险（A款）》、《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各3份，2019年3月16日签订《国寿鑫享金生年金保险（B款）》、《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型）（庆典版）》各3份，2019年10月17日签订《国寿鑫享至尊年金保险（庆典版）》、《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各3份。上述保险合同均约定了身故保险金条款，原告及邓丽萍共同办理了投保事宜。签订保险合同后，原告邓光泽累计缴纳保险费843332元。 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向原告邓光泽释明了合同可撤销的法定情形，经释明后其仍坚持诉讼及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其中3份（组）保险合同上邓光泽、邓丽萍的签名作出鉴定意见：1、送检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6-5、2019-452331-SK1-01503638-1、2019-452331-SK1-01503639-4的三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上“投保人签名”处“邓光泽”的签名是出自邓光泽的笔迹。2、送检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6-5、2019-452331-SK1-01503639-4的二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名”处“邓丽萍”的签名是出自邓丽萍的笔迹；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8-1的一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名”处“邓丽萍”的签名不是出自邓丽萍的笔迹。 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主张撤销15份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2、如撤销案涉合同，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保险费及资金占用费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具体到本案中，原告签订合同后即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其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根据查明的签订合同的时间来看，原告诉请的涉案合同只有2019年10月17日所签3份保险合同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间未届满，其余合同因原告未在法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消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中，诉争人身保险合同涉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责任，被告应对诉争保险合同已经过被保险人邓丽萍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提交的保险合同原件结合签订合同当时及之后的视听资料反映了邓丽萍同意原告邓光泽为其投保人身保险、知晓保险合同的内容并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上签字，足以说明其同意投保并知晓保险金额。经依法鉴定，保险合同（组）号为2019-452331-SK1-01503638-1的一份《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名”处“邓丽萍”的签名不是出自邓丽萍的笔迹，但相关视听资料反映了投保过程中邓丽萍一直在现场，其知晓该份保险的投保事宜但未表示异议，即使该份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处不是其亲笔签名，也应认定为其同意投保并认可保险金额。综上，案涉的15份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其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出于照顾子女的考虑为邓丽萍购买人身保险，签订保险合同前后被告业务人员按照行业相关程序向其履行了保险条款的告知和提示义务，在长达一年六个月期间内其投保多份保险并持续履行保险合同，其投保目的与保险合同的给付预期相符，足以说明原告清楚其投保的保险类型及具体内容，对保险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告主张合同显失公平，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故意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原告的草率、无经验等订立了合同，案涉保险合同也不存在当事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对等的情况，故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原告以案涉人身保险合同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且其已无能力继续交纳保费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并要求退还保费及支付资金占用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光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533元，由原告邓光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2533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张 伟 审 判 员  张志华 人民陪审员  刘绍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梁 芳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合同的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可撤销合同】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撤销权的消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11页共11页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