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4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天隆大楼**。法定代表人：高玉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航标，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川，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汉仓，男，197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双,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轩歌,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海玲，女，197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舒羽，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文杰，男，198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天舒，江苏鸿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江苏鸿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8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智诚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郭文杰系智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审对此未予认定。郭文杰多次在智诚公司的报销凭证财务审核栏中签字，并多次在智诚公司内部邮件中自称财务负责人，对财务部的工作进行安排指挥、管理。案涉离职交接清单和2018年4月4日的工作邮件可证明郭文杰还实际掌管智诚公司的公章，并可决定是否使用公章，以上事实均可证明郭文杰系智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属于《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2.一审对于案涉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何人指使开具未予以查明。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时任智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监事，财务负责人，应当对智诚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在2019年1月之前实际控制公司，案涉发票均在三人任职期间开具，且王汉仓、桑海玲对于智诚公司的经营业绩负有对赌义务，三人应当对开票时间、原因、目的以及开票人员作出合理解释。3.一审对于案涉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真实交易未予以查明。经智诚公司向案涉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售票公司询证证实，上述发票并没有对应的真实交易，亦未发现上述发票所对应的合同、付款记录、发货记录、出库凭证、物流记录等，王汉仓、王汉仓、郭文杰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违法虚开发票，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4.一审认为智诚公司没有税金损失，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正是因为三人虚开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智诚公司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进而缴纳了增值税款，即便发票红冲后，智诚公司的销项税为负数，智诚公司已经交纳的税金也并没有返还，且智诚公司已经停业，已经不可能有新的进项税进行抵扣，智诚公司的税金损失已实际发生，无法挽回。5.一审法院认为税金损失与开票行为不必然与三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公司仅是一个法人组织，公司的正常运转需要具体的管理人员、运营，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监事，财务负责人是公司的董监高，是最核心的管理人员。三人系智诚公司的最核心的管理人员，若未能举证案涉313张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何人因何种原因开具，就应当认定系由他们开具，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6.一审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规定第一条规定的系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开票有误等情形，而案涉的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假开具，并无对应真实交易，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任一情形，一审适用上述规定认定智诚公司没有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汉仓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智诚公司的主张不具备请求权基础。一审中，智诚公司认为所谓的虚开的发票销项税额不能红冲，但在一审判决前，其已经在税务机关自行办理了红冲，红冲的法律后果即所谓的销项税额归零，故智诚公司不存在税金损失。一审相关证据反映智诚公司尚有十亿资产，即使停止经营，其处置资产也可抵扣税金。退一步讲，即使智诚公司未来不产生任何销项税，也可请求税务机关退还已缴纳的税金，若无法退回，其可提起行政诉讼。2.智诚公司是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的全资子公司，其公告显示其为合并财务报表的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前提条件是在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上能够对子公司进行控制。故胜利精密在财务方面对于智诚公司具有控制权。至于发票由谁开具，王汉仓持有相关录音证据，但考虑不影响本案处理，故不予提交。3.王汉仓只是工厂的生产负责人，对于财务、发票相关的事务从不过问，所有开票事宜无需王汉仓同意。4.发票的开具并不当然导致收入增加，收入不受发票控制，只有当相关的商品，主要风险和收益转移给买受人以后，才能进行收入的确认。智诚公司主张王汉仓是为了完成业绩对赌而开票缺乏依据，王汉仓的业绩对赌期间是2015、2016、2017三个年度，智诚公司无法解释其于2018年开具数亿元发票的情况。5.王汉仓从未指使相关人员开具案涉发票，何人指使开具相关发票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智诚公司上诉系拖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综上，请求二审驳回智诚公司的上诉请求。桑海玲辩称，一审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智诚公司应承担关于郭文杰身份及相关开票事实的举证责任，其一审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述事实未予查清亦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的结果。2.智诚公司一方面依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公告对313张发票进行了红冲，一方面又主张一审法院依据该公告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相互矛盾。如其认为该票据是虚开，完全可以不行使红冲的权利，通过其他救济途径予以解决。智诚公司已进行红冲，说明没有实际的损害结果发生，其请求权的基础不复存在。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智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郭文杰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智诚公司已自行红冲，且红冲受到税务机关认可，故该红冲行为合法有效。红冲之后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即税金返还。虽然该税金不是以现金形式的返还，而是以额度返还，但该额度智诚公司可以使用，但由于智诚公司自行放弃使用，与郭文杰无关。如果产生该项损失，也非郭文杰的行为造成。本案若以侵权而论，无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请求依法驳回智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智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赔偿给智诚公司造成的损失本金48260297.06元及自2018年7月31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3782400.78元以及此后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2.判令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智诚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1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8月7日股东自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汉仓、沈益平、胜利精密变更为胜利精密，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王汉仓于2011年1月8日起担任智诚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并任智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桑海玲于2011年1月8日起担任智诚公司监事。郭文杰于2013年入职智诚公司，担任成本主管职务，于2018年10月22日提交辞职报告，于2019年2月13日向智诚公司交接工作，辞职报告载明“因考虑到公司马上面临年度审计，本人将在年度审计结束后（2019年1月31日）从公司离职。”2014年12月18日，智诚公司（甲方）、胜利精密（甲方1）与王汉仓（乙方1）、案外人沈益平（乙方2）、桑海玲（乙方3）、案外人桑海燕（乙方4）、案外人陆祥元（乙方5）签订《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约定鉴于胜利精密是一家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426)，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已发行股份总数为985549064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胜利精密与乙方、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4年12月18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胜利精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智诚公司73.31%的股权，并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照收益法评估对智诚公司73.31%的股权进行初步预估，预估值约为22317.98万元。由于智诚公司股权的最终评估结果系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且以该评估结果作为相关资产定价依据，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承诺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为此，甲、乙双方约定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2015年内实施完毕，利润补偿期间为2015年、2016年、2017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2015年实施完毕，利润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有关顺延期间及其盈利承诺等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约定。乙方保证，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智诚公司每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2015年不低于4000万元、2016年不低于4500万元、2017年不低于5500万元。2016年至2018年期间，智诚公司分别向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德普特电子有限公司开具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发票不含税金额289204639.17元，含税金额48260297.06元。就上述发票，2017年5月，智诚公司开具红字发票4张、2018年11月开具红字发票2张、2019年12月开具红字发票304张，至此，案涉313张发票均已红冲。一审法院认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智诚公司主张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其造成税金48260297.0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损失，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其损失，智诚公司确认案涉发票已经全部红冲，认可红票可以扣减销项税额，但是认为其已经停业，故没有真实交易的销项税额扣减。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对此均不予认可。本案中，智诚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应举证证明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存在侵权行为、其存在损害结果、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而根据智诚公司现有证据而言，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体理由如下：一则，案涉发票已经全部红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第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7号）第一条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开票有误等情形，应按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按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值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扣减。本案中智诚公司所述的313张无对应真实交易的发票已经红冲，智诚公司认为其存在所谓的税金损失，依据不足。即便如智诚公司所述，公司因停产无法产生新的销项税额，也不必然得出其存在税金损失的结论。三则，假使案涉税金因停产无法进行扣减，也无法必然得出损失与开票行为或与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智诚公司据此让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承担损失，亦无依据。综上，智诚公司主张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赔偿智诚公司损失48260297.0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无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智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0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07013元，由智诚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智诚公司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立案决定书》，舒公（经）立字【2020】333号。证据二、《立案决定书》，舒公（经）立字【2020】585号。证据三、《协助调查通知书》。该组证据证明目的：1.王汉仓、郭文杰与交易方的法定代表人龚伦勇因为虚假交易涉嫌犯罪，被安徽省舒城县公安局立案调查。2.舒城公安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将399台旧设备先卖出去，再买回来，属于异常交易。3.郭文杰供述，2016年10月至2018年年底，其为虚增公司营业收入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故其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虚假陈述。4.该笔交易可以反映出王汉仓是智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经营管理公司。5.该案的虚假交易,是三人再次虚增经营业绩的行为，本案涉及的3亿多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系由三人开具，该三人应承担税金的损失赔偿责任。第二组证据：证据四、庭审笔录。证据五、（2019）苏0982民初3471号《民事裁定书》。该组证据证明目的：1.智诚公司的交易对手江苏苏视光电有限公司于另案中陈述其与智诚公司的交易系王汉仓与其负责人王**协商而形成的虚假交易。2.该案法院认为，因虚假交易涉嫌犯罪，智诚公司与江苏苏视光电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被裁定驳回，并移送至盐城大丰公安局。3.该案的交易发生在2017年，处于业绩对赌期间，这是三人再次虚增经营业绩的行为。4.王汉仓是智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三组证据：证据六、《关于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2015-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更正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衡专自（2020）00833号。证据七、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中小板部纪律处分告知函【2020】第74号）。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2016、2017王汉仓在经营智诚公司期间，未完成业绩对赌、虚增智诚公司经营业绩、虚假业绩已经被会计师事务所更正。2.王汉仓是智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智诚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虚增的业绩被更正后，王汉仓、桑海玲作为业绩承诺人，面临业绩补偿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王汉仓、桑海玲等人作出纪律处分的告知。3.为虚增业绩而开具发票所引发的税金损失，三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汉仓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即便该组证据形式上是真实的，也未反映客观实际的状况，相关调查尚无结论。智诚公司超过二审举证期限逾期提交该组证据，故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亦不属于有效证据。相关证据中所涉及的主体系安徽智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与本案智诚公司无关。协助通知书上载明的系嫌疑人郭文杰在羁押状态下所作出的单方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单独定案的依据。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该组证据指向的交易相对方是苏州苏视光电有限公司，而智诚公司于本案一审中所主张的开票对象是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德普特电子有限公司。对于第三组证据，智诚公司在其2016年与2017年的公告中已表明王汉仓已经完成了业绩对赌，于本案中又陈述未完成，智诚公司陈述前后矛盾。深圳证券交易所确实给王汉仓、桑海玲发了告知书，但对相关事项尚处于调查阶段，并无最后结论。因此，上述三组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桑海玲质证意见：三组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在同意王汉仓质证意见的基础上，补充如下质证意见：智诚公司所提交的三组证据当中，并没有关于桑海玲承担监事责任或者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对智诚公司承担税金损失的内容，桑海玲从未参与过智诚公司所谓的虚开发票，也未接受过智诚公司的委托或被任命为高级管理人员。故桑海玲不应在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郭文杰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依法认定。该三组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除了王汉仓与桑海玲的质证意见外，针对第三份证据补充如下意见，该份证据中仅是公安侦办人员的单方记录，并无全部询问笔录予以核对，故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中，郭文杰提供的多份邮件可证明系徐小红及相应的财务负责人向郭文杰发送要求开具发票的邮件以及调整表格的邮件，故仅以其被羁押期间的一句答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不充分的。该三组证据反映的均是可能性的情况，并非事实认定，任何嫌疑人未经判决，不得认定有罪。本院认证意见：智诚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与原件核对无误，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系智诚公司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取得，在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未能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三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一组证据、涉及的主体系安徽智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与本案智诚公司无关，第二组证据涉及的合同相对人系苏州苏视光电有限公司，其并非本案智诚公司确认的开票对象，第三组证据未对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存在案涉虚开发票行为且构成税金损害赔偿责任作出认定。因此，本院对于智诚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智诚公司主张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赔偿税金及利息损失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智诚公司应对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损害其利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智诚公司处于存续状态，其确认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红冲，故其仍可通过相关税务方式或法律法规对全部红票进行处理。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的身份以及相关行为的性质认定，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智诚公司主张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承担税金及利息的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依据。综上，智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2013元，由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诚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蒋 超书 记 员  郭聪敏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