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17民终13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孔德，男，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敏安，陕西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段梅（曾用名：段秀芹），女，1987年6月8日出生，汉族，系余孔德之妻，住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敏安，陕西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富林德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中西乡县城北街道办事处鹿龄社区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24MA6YWLQ22C。法定代表人：余德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敏安，陕西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中建，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显全，达州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燕华，达州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沈方国，男，198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上诉人余孔德、段梅、陕西富林德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富林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中建、原审第三人沈方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2020）川170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孔德及其余孔德、段梅、富林德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敏安，被上诉人宋中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燕华、王显全，原审第三人沈方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孔德、段梅、富林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2020）川170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宋中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宋中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第三人沈方国以委托人的身份委托上诉人余孔德在陕西省洋县代理林地流转业务，分三次支付上诉人余孔德120万元，这一事实有沈方国给余孔德签订的委托书以及其在洋县办理林权流转的一系列证据为证，完全可以证明沈方国与上诉人余孔德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余孔德与宋中建互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酒后按照沈方国的要求误将收条写成了借条。事实上宋中建也未向余孔德交付过分文借款，借贷关系不能成立。事实是宋中建200万元购买药材的钱放在沈方国那里，沈方国动用宋中建120万元用于自己所代理的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和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搞林地流转业务，不管是借用还是挪用也应该由沈方国承担还款责任，余孔德与宋中建既没有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借条的时间为2016年6月，而上诉人富林德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16日，有营业执照为证，一个2019年5月才成立的公司为何要为2016年6月所借之款来承担还款责任。3、上诉人段梅既没有在借据上签字，也未参与林权流转的业务，120万元的借款远远超出了家庭正常支出，不能认定就是家庭共同债务，更不能判决段梅承担还款义务。宋中建辩称，一审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关系成立是正确的。2016年4月11日宋中建通过工商银行向沈方国转款200万元，用于其经营的药材，由于他们经营价格未谈妥，将200万元暂时存放于沈方国处。上诉人余孔德在经营林地流转业务期间，缺少资金，就向第三人沈方国借款，第三人就介绍的宋中建向上诉人出借款项，经宋中建与余孔德协商，并委托第三人将宋中建存放于他处的200万元，转款10万元，余孔德出据了借条，6月16日再次通过第三人向余孔德出借110万元，并出据借条。借贷关系成立。2、上诉人称120万元是山林流转的预付款，其理由不成立，这个钱是宋中建委托沈方国从其200万元购买药材的款项中支付给余孔德的，尽管上诉人提供了与第三人代禾吉公司和胜素公司委托林地流转，但合同流转未能完成，合同予以终止，未实际履行。3、宋中建不是达州禾吉公司和胜素公司的股东，这两个公司都是个人独资公司，因此上诉人称其120万元是预付款跟宋中建也没有关系，不是委托来进行林地流转的投资款。4、富林德公司注册登记时间2019年5月16日，但我们有证据证明之前就以公司名义在承担林地流转，并有公司盖章，余孔德还经营了另一家从事林业开发的公司，陕西宏德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也就是说余孔德在以公司名义进行土地流转生意，余孔德跟沈方国的协议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排除余孔德将借款用于公司林地流转。5、段梅跟余孔德系夫妻关系，在整个林地流转过程中，在从事经营中，段梅是在负责财务工作，具体参与了本案借款，根据法律规定，属共同债务，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方国辩称：宋中建通过我借给余孔德120万元属实，我只起中间的介绍作用，余孔德应当负责偿还，跟林地收购没有关系。宋中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余孔德、段梅、富林德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宋中建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余孔德为了在陕西省洋县槐树关镇陈坪村、八里关镇黑峡村境内做林地流转手续，急需流动资金，第三人沈方国因自有资金短缺，第三人沈方国将原告宋中建于2016年4月11日转入到个人账上200余万元做药材生意的现金，在征得原告宋中建同意后，出面出借给被告余孔德使用。2016年5月12日，余孔德向宋中建出具借款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宋中建现金10万元，借款人：余孔德，2016年5月12日，备注（此款用于洋县山林流转定金，保证在40个工作日内完成10万亩林地，如果违约另付1万元）”。沈方国于同月13日通过工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余孔德开设在工行6215592606001080452账户上转账10万元。2016年6月16日，余孔德再次向宋中建出具借款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宋中建现金110万元，借款人：余孔德，2016年6月16日”。该款是由沈方国于当日18时07分、09分先后分两次通过工行以转账的方式向余孔德开设在工行6215592606001080452账户上转账110万元（其中第一次60万元、第二次50万）。在庭中，余孔德申请了富林德公司职工任天琴、毛晓军、王玮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三证人证言“均证实了系沈方国的投资款，且余孔德于2016年6月16日中午2时许在一饭馆吃饭因庆贺喝多了酒，余孔德及证人任天琴、王玮、毛晓军在二楼休息，沈方国从洋县凤凰酒店过来找到余孔德说：老余，你得出个条子，余孔德出具是收条，沈方国说：你得给宋中建写借条。为此，余孔德才写的借款借条，实际是林地预付款”。嗣后，余孔德以该笔款项为合伙投资林权流转费用为由未予偿还，由此酿成纠纷。另查明，1.余孔德于2009年5月8日与段梅（曾用名：段秀芹）在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登记成立，系李忠碧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李忠碧；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登记成立，系覃进博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覃进博；3.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和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日以书面委托的方式向余孔德出具书面《委托书》各一份，载明“兹有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现委托西乡县余孔德同志（身份证号码612324197108290316）在汉中市洋县境内办理林权流转相关事宜，望相关部门配合接洽﹗委托公司签章”（另一份委托书除公司名称和签章名称不相同外，其他内容一致）；2016年7月14日，余孔德与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和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沈方国以公司代表的身份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双方主要约定了办理手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事宜，未约定给付现金之事；4.富林德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经陕西省汉中市西乡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准成立；该公司系被告余孔德个人独资，承包了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槐树关镇陈坪村、八里关镇黑峡村等林地流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余孔德收到的120万元人民币是宋中建的借款，还是沈方国的投资款？①宋中建认为，沈方国向余孔德转款属实，该款系曾经自己做中药材生意于2016年4月11日通过网银转沈方国个人账户的流动资金，由于余孔德急需流动资金，在获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出借现金帮助余孔德，这样才由沈方国转款给余孔德使用，且借条上记载的宋中建是实实在在的实际出借人。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和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书》及余孔德与沈方国签订的《协议书》，自己既不是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不是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至于两公司与余孔德的委托事宜，余孔德与沈方国之间的协议，应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实际出借人无任何法律关系。且书面证据大于一切所有证据，其借贷关系成立，余孔德、富林德公司、段梅应当承担偿还责任。②余孔德、富林德公司认为，收到沈方国转款120万元人民币是事实，该款系沈方国在陕西省西乡县境内做林权流转投资是事实，对宋中建根本不认识，沈方国企图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以民间借贷方式向人民法院诉讼不符合常理。③沈方国认为，本案实际出借人是宋中建，不是本人，在借款借条上都有记载，且余孔德出具借条时，并非喝酒。2.关于任天琴、毛晓军、王玮证人证言如何认定？①宋中建认为，三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理由：一是三证人的证词完全雷同，“均证实了余孔德在2016年6月16日中午收到沈方国的钱后，余孔德因庆贺高兴喝多了酒，在中午2时许，沈方国便要求余孔德书写出借人为原告宋中建”。实际沈方国是当日的下午6点07分和09分两次转款110万，转款时间与三证人证实的转款时间不符；不存在沈方国要求余孔德写宋中建的名字，余孔德是知道该笔借款是宋中建出借的。二是三证人系余孔德、富林德公司单位员工，属于与余孔德、富林德公司有直接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定。②余孔德、富林德公司认为，三证人的证言是客观真实的，确实余孔德因高兴喝多了酒后写的，三证人的证言是客观存在的，应予采信。③沈方国认为，实际出借人是宋中建，余孔德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借款借条亦是余孔德自己书写的，并没有要求余孔德写谁的名字，在借条上写宋中建的名字，既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为，1.被告余孔德为了承包林权流转，急需流动资金，第三人沈方国在自有资金短缺，无力帮助被告余孔德的情况下，于是，第三人沈方国便找到原告宋中建，要求原告宋中建将存入在自己账户上做药材生意款项的200余万元中出借120万元给余孔德使用。在取得宋中建同意后，沈方国以转账的方式向余孔德如数转了款。为此，余孔德亲笔书写了借款借条两张，并在借条上分别记载了“今借到宋中建现金…”的文字，足以证明了该实际出借款项的人是宋中建，并非是沈方国，且沈方国在诉讼中完全认可所出借款项的人实属宋中建。虽然，沈方国与余孔德在2016年7月14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其委托方是案外人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和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在《委托书》上明确记载了授委托人是余孔德，委托事宜是办理林权流转。纵观本案中沈方国并非授到宋中建及案外人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在陕西省洋县境内办理林权流转的委托，所以余孔德向宋中建借款的事实依法成立，且余孔德对收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余孔德应承担偿还宋中建借款120万元的民事责任。在借条上没有约定资金占用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款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故被告余孔德应从原告宋中建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承担资金占用利息。2.被告富林德公司虽成立于2019年5月16日，营业执照载明类型为：自然人独资。其自然人独资的特征是，个人出资、个人经营、个人自负盈亏和自担风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体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财产承担；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以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的规定，富林德公司名为有限公司，实为余孔德个人经营或者家庭共同经营，同时，余孔德未列举证据佐证与富林德公司的财务管理模式，应视为在财务管理方面属于混同，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富林德公司应当对余孔德向宋中建的全部借款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余孔德与段梅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务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务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妻夫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余孔德向宋中建出具借款系大额借贷债务，在诉讼中并明确表明该笔借款是用于了承包林权流转，而富林德公司又系自然人独资企业，其经营管理，系家庭共同生产经营，所获利润应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故段梅亦应共同承担偿还该笔借款的民事责任。3.至于任天琴、毛晓军、王玮在庭中的证词，三证人均证明了余孔德在2016年6月16日中午2时许就收到了沈方国的转款，余孔德实际收到借款时间为当日18点07分、09分,三证人均系余孔德、富林德公司的员工，属上下级关系和雇用关系，其证言证词内容相雷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其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应当低于余孔德亲笔向宋中建书写的借条原件，且余孔德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自然人及富林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和自认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项“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规定，故法院对任天琴、毛晓军、王玮三证人证言不予确认。段梅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对宋中建提供的证据及沈方国的辩称理由提出反驳意见，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余孔德、富林德公司、段梅的其他辩称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余孔德、段梅、陕西富林德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次日共同偿还原告宋中建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0600元，由被告余孔德、段梅、陕西富林德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余孔德提交了如下书证：第一组证据1、富林德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公司的成立日期，是独立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2、达州顶吉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机构代码；3、达州禾吉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4、胜素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5、禾吉、胜素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沈方国与余孔德签订《协议书》，共同证明委托余孔德在汉中境内收购林地，沈方国是三家公司委托代理人，协议书显示了委托沈方国流转林地约1.7万亩，负责在2016年7月21日代办理过户手续，胜素公司于2016年在洋县收购林地12968亩；6、2014年10月25日宋中建与刘纪善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宋中建是一个常年做林地流转的商人；7、湛美陵于2015年9月28日出具的欠条，承诺及顶吉公司和其地阿里人湛美陵与余孔德签订的林地流转余款550000元，站梅林自愿担保，宋中建打款120万元是林权流转的定钱，顶吉公司委托余孔德收购10万亩，总计920万元。时年，顶吉公司在汉中委托余孔德收购林地事实；8、上诉人余孔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沈方国先后五次共向余孔德打款470万元，证明第三人沈方国是顶吉、禾吉、胜素公司和被上诉人宋中建在汉中收购林地的委托代理人。第二组证据：1、槐树关镇政府于2016年6月10日出具的乡镇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文件；2、洋县林改办于2016年6月10日出具的公示；3、四郎村出具的林地变更申请说明；4、黄家营镇政府出具的同意转让文件。上述证据证明禾吉公司于2016年5月至6月在洋县槐树关镇、陈平村达成了2651.7亩林地的流转协议，沈方国作为其代表人南场盖章确认，与四郎村达成了1255.98亩林地流转的协议。第三组证据，八里关镇政府于2016年6月20日出具的乡镇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文件，证明达州市胜素公司于2016年5月至6月在八里关镇黑峡村与村民达成了12968亩林地流转协议。第四组证据：焦点访谈的资料，证明林地收购曝光于云南的事实存在，三个证人收购林契清单，证明收购林地事实的存在。光碟、录音资料，9月22日余孔德与宋中建的通话录音。被上诉人宋中建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在一审中部分已经提交过，不属新证据。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事实上我们有证据这个公司在注册之前就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在对外承揽业务，上诉人与沈方国，与其他公司发生的林地流转跟本案没有关系；证据2、3、4、5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宋中建，宋中建也不是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委托沈方国办理林地流转的事宜；证据6委托代理人合同，没有原件，不能证明宋中建是代禾吉、顶吉、胜素公司签合同，与刘纪善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复印件，真实性存疑，不应采信；证据7湛美陵出具的欠条跟本案没有关联；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没有转款凭证原始记录，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反映宋中建委托了沈方国代为三家公司与上诉人从事林地流转，证明目的不能达到，不能证明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第二组证据证据1、2、3、4，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几份证据均不能反映出宋中建委托沈方国与余孔德等人办理林地流转事项，即便有这个公示，最终林地流转未完成，合同没有履行，证明目的不能达到。且该组证据的复印件与原件对不上，补充协议上一方顶吉公司原件没有盖章，而在复印件有盖章，虚假。第三、四组证据也有很多对不上，有重复提交的材料，跟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林地流转事宜跟宋中建的借贷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沈方国质证认为：三组证据与被上诉人宋中建的质证意见一致，印章是我们公司的人带去的，我们的合同签订了但本身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一份在林业局，一份在他们手里。上诉人在二审中同时申请了杜景峰、毛晓军、任天琴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其主要证实上诉人及证人等于2016年在洋县做林地流转时与沈方国认识，并一起做林地流转业务，并证实沈方国拿出120万元给上诉人投入林地流转业务，本来应是给沈方国出收条，但他不干，要余孔德按他的要求给沈方国的老板宋中建打的借条。宋中建质证为：证人证词存在虚假，跟客观事实不服，2016年6月16日这110万元借条形成时间和怎么形成的说法不一致，杜景峰说是五个人在场，毛晓军说是六个人，任天琴又说是加做资料的有五六个人，这个借条形成，任天琴说一张条子120万元，杜景峰说是两个条子，是否换笔不清楚，但是对这个记得很清楚，不排除串通作证。2016年6月16日因为庆贺沈方国将110万元打入账户，请公司员工吃饭，在回到二楼的时候形成条据，而转款是2016年的6月16日的下午6点09分，也就是他们还没收到款，他们就在庆贺。两个条子明显不是同笔，纸张也不一样，三位证人是为了迎合上诉人做的虚假陈述，系作伪证，其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沈方国质证为，这两张借条，不是同一时间打的，证人说是同时打的，打条子的时候也没有喝酒，协议上，本来没有履行，7月21日前没有办到证，我在7月末去林业局，证没有出来，资料摆在那里的。其余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的一致。被上诉人举证：1、达州市中心医院的病历，重庆陆军医院病历，证明宋中建没有出庭是因为眼疾，无法到场，根据法律规定委托我们出庭合法；2、陕西省集体林权流转合同，2019年3月19日林地流转合同，证明在上诉人富林德公司成立前，余孔德就在以富林德公司的名义在做相关的林地流转业务，这个西乡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印出来的；3、不动产交易服务中心林地流转调查，林权均在富林德公司的名下，不是上诉人说的办理在顶吉、禾吉、胜素公司名下的，委托办理林地流转事项并未完成。上诉人质证认为，1、不是合法的不能到庭原因，我们不认可，由法庭认定，宋中建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应当到庭参加诉讼。2、合同，一审提交了整套证据，对方断章取义，最终办完这个地是2020年，这个地办了三年时间，资料做好后，林业局当时没有批复，是2020年才批复了，要求我们把以前的资料加盖公章。3、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西乡县白勉峡的，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争议的是洋县范围的林地。沈方国质证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为，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3、4、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6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7欠条与本案无关，证据8无相关的转款凭证相印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宋中建委托了沈方国代禾吉、顶吉、胜素三家公司与上诉人从事林地流转业务，无法佐证120万元是支付给上诉人的收购林地款。第二、三、四组证据，其中一部分在一审中已提交，不属新证据，且均无法达到上诉人认为的系宋中建委托沈方国收购林地，出具的借条款项系支付的林地收购的证明目的。证人出庭证言，其中毛晓军、任天琴系一审出庭作证，二审中上诉人称已把证人叫来，坚持要求出庭作证，经允许后，二人的证言部分与一审证词不一致，三位证人证言对借条的形成时间和怎样形成以及款项的用途无确切的证实，又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的举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与本案事实无关；证据2、3虽系复印件，但系从“西乡县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档案室所查询复印，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12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支付的林地流转款；二、上诉人富林德公司和段梅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焦点一、上诉人余孔德所收取的120万元款项系其向被上诉人宋中建的借款，还是沈方国向余孔德支付的林地流转款。经查证的事实，上诉人余孔德于2015年8月18日与达州顶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林地流转委托合同”和于2016年7月14日与被上诉人沈方国代表的达州禾吉商贸有限公司和达州市胜素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均是由顶吉、禾吉、胜素三家公司委托余孔德在陕西的城固县、洋县等地办理林权流转事宜。从委托书和协议书上看何安金代表顶吉公司、沈方国代表禾吉、胜素公司向余孔德出具委托书，余孔德接受委托后从事林权流转事宜，而余孔德未提交确凿、充分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宋中建与该三家公司有何关系，宋中建既不是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三家公司的股东，无宋中建需向余孔德办理的林地流转事宜支付款项的事实存在。故余孔德在二审举证中称“宋中建打款120万元是林权流转的定钱”无任何事实依据。而余孔德在一审答辩中称“沈方国与余孔德签订林地流转委托合同后，转款120万元是林地流转的预付款”，表明的是沈方国的林地流转预付款，其在一、二审中的说法自相矛盾。答辩又称“余孔德收到款后出收条时，沈方国说不能写收条，要写成借条，并要求把借条写给宋中建”、“所出具的借条仅仅是一个借款的约定，自始至终既没有见到过宋中建，也没有收到120万元的借款”。余孔德向宋中建出具的两份书面借条中均明确记载系“今借到宋中建现金……”的字样，是在其出具借条后，分两次收到了由沈方国代为宋中建支付的120万元款项属实。余孔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亦实际收到了借条上所载明的款项，余孔德依法应当偿还120万元的借款。其上诉认为120万元系林地流转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焦点二、上诉人富林德公司和段梅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上诉人富林德公司其营业执照载明系自然人独资，即为个人出资、个人经营、个人自负盈亏和自担风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体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富林德公司名为有限公司，实为余孔德个人经营或者家庭共同经营。虽然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16日，但在本案的证据材料中显示，余孔德于之前就加盖了以富林德公司名义在进行林权流转签订合同等事宜。余孔德未举证证明与富林德公司的财务管理模式，一审法院视为在财务管理方面属于混同，判决富林德公司依法对余孔德向宋中建的全部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正确。上诉人段梅与余孔德系夫妻关系，余孔德向宋中建出具借款系大额借贷债务，在诉讼中明确表明了借款实际用于了所从事的林权流转业务，而富林德公司又系自然人独资企业，其经营管理，系家庭共同生产经营，所获利润应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且在整个林地流转、从事经营过程中，段梅具体予以了参与。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务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务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认定案涉120万元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判决段梅共同偿还余孔德向宋中建的借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孔德、段梅、富林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余孔德、段梅、陕西富林德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牟春艳审判员  古 霞审判员  钟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继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