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606行初1035号原告张志恒，男，199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告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清水一街**。法定代表人向百名，局长。委托代理人伍伟文，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永雄，该局工作人员。原告张志恒诉被告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行政救助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20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1月25日，被告用欺骗方式将原告送入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做精神检查，没有通知原告家属，没有作精神鉴定。被告也从没了解原告的精神情况就认定原告存在精神疾病，完全错误。原告的身体状况不属于精神障碍，只是一直在服用神经内科药物缓解。被告在不能拿出确定证据之前，其行为是违法的，被告应承担由此给原告带来的损失。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现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强制医疗的行为违法；2.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答复；3.佛禅公（信访）告字〔2020〕061501号《信访诉求分类处理告知书》；4.原告的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病历资料；5.佛山市中医院门诊病历；6.佛山12345信息截图；7.光盘说明；8.光盘1张。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讼时效已经过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作诊断的行政行为于2017年1月25日作出，原告在该日是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即使未在该日知道行政行为的作出，起诉期的计算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原告的起诉期也应该在2018年1月25日起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此，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该为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7月25日。原告于2020年8月11日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作出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而是行政救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规定，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和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第十二条，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二）划拨存款、汇款；（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四）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五）代履行；（六）其他强制执行方式。2017年1月25日凌晨，被告处警民警将原告从佛山市中医院接回派出所，并于下午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做进一步诊断，期间被告没有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其他行政强制的行为，因此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另外，行政强制对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是有一定损害，被告凌晨处警过程中发现原告言语混乱，行为怪异在无法找到家属的情况下，为确保原告的人身安全不受损害，暂将原告带至派出所，并在原告疑似有精神障碍的情况下将其送至精神病医院接受更好的诊断是有利于原告的人身健康与安全。综上，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行政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行政救助是行政行为的种类。《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告接到群众报案，原告在公共场所有疑似精神失常并有自伤行为，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及保护原告人身安全的目的，将原告予以救助并送至精神病医院诊断病情，是被告的职责所在。原告在被送入佛山市中医院时已被诊断精神有异常需要查明原因，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进一步诊断，并制作了移送佛山市救助站登记表，该行为属于行政救助。被告依法履行职权，而非原告诉称的“用欺骗方式将其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做精神检查”，也非“从没了解原告的精神状况就认定原告存在精神疾病”。三、被告行政救助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民政、公安和城建城管监察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责任将流浪乞讨病人直接送当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该意见中流浪乞讨病人包括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佛山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流浪乞讨中严重患者由城管、公安部门负责送治，民政部门负责……患者病情稳定或痊愈由民政部门实施救助服务。”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的行政救助行为适用的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人民警察法对公安机关将精神病人送往指定单位、场所加以监护时规定了有两个程序要件，第一是报请批准，第二是及时通知监护人：（一）在本案中，被告接到群众的报案，由指挥中心下发指令指派干警处警，而指挥中心只有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才有，因此虽然没有书面的批准手续，但是该情形也视为经过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批准。被告的救助行为符合第一个程序要件。（二）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已尝试通知原告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由于原告无法提供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信息，被告查询公安信息系统也未能找到，被告在未能联系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情况下，指定了祖庙派出所的民警梁荣生作为其联系人。因此被告的救助行为符合第二个程序要件。最后，《佛山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患者，遵循‘先救治、后甄别’原则，送至当地定点医院诊断和救治。”被告将原告送治的行为也符合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做进一步诊断的行为适用的法律正确，也符合法定的程序。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被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3.向百名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4.受理报警登记表；5.警情详情；6.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与医院交接表；7.佛山市流浪乞讨危重病人、精神病人、传染病人交接登记表；8.佛山市公安机关向救助站移交流浪乞讨人员登记表；9.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向救助站移交救助病人登记表；10.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11.原告的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病历、精神科入院记录、检查记录、出院记录；12.佛山市救助管理站求助登记表、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13.佛山市中医院门诊病历；14.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祖庙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15.人民警察证、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依据：《佛山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4日20时14分，被告下属的祖庙派出所接到祖庙地铁站工作人员报案称，在该地铁站C出口有一乘客有抑郁症需要救护车救治。被告接报后，派员到场处警并通知佛山市中医院救护车到场，原告于当日被接到佛山市中医院治疗后被诊断为：精神异常查因，并安排原告住院观察。2017年1月25日2时8分，祖庙派出所接到佛山市中医院工作人员报案称，原告要离开医院，工作人员无法阻拦需要警察处理。被告接报后，派员到场处警，因佛山市中医院工作人员反映原告疑似精神障碍和有自残行为，且无法联系原告家属，在此情况下，被告工作人员将原告带回祖庙派出所。在派出所期间，原告言语混乱，拒不告知被告家属情况，并有暴力自残行为，被告也无法查找到原告家属情况及联系方式。2017年1月25日17时，被告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做进一步诊断。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原告为：精神障碍，未在他处标明。原告经住院治疗后，于2017年2月21日出院。再查，原告于2017年2月21日从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后并未再住院治疗。原告于2017年下半年到深圳找工作，经中介介绍到江苏工作至2018年1月；2018年2月，原告在苏州、常熟、姑苏等地工作；2018年3月至5月，原告在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工作；2018年8月在深圳工作；2018年8月底至2018年12月，原告在江苏昆山、常熟工作；2019年上半年，原告在佛山市高明区工作；2019年下半年，原告在江苏昆山工作；2020年1月，原告在深圳工作；2020年2月，原告回到湖北老家；2020年3月至4月，原告先后到厦门、深圳找工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因疑似精神障碍先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后因原告要离开佛山市中医院，被告接报后将原告带回祖庙派出所。在派出所期间，原告言语混乱，拒不告知被告其家属情况，并有暴力自残行为，被告也无法查找到原告家属情况及联系方式。在此情况下，被告于2017年1月25日将原告送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做进一步诊断。但原告因精神障碍住院治疗，根据原告精神状况，其最迟也应于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的2017年2月21日知道被被告送往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的行为，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原告住院期间亦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因此，应从原告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的2017年2月21日起计算起诉期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行为最迟起诉期限应为2018年2月21日，而原告于2017年2月21日从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后并未再住院治疗，并于2017年下半年至2020年4月先后在深圳、江苏、厦门、湖北、佛山等地工作及生活，但原告直至2020年8月25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的情况下，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期限，对原告的起诉，应不予受理。鉴于本案已立案受理，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志恒的起诉。本案不收取受理费（原告张志恒已预交的受理费50元，可在本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向本院申请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海昌审 判 员 梁嘉莹审 判 员 许海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黎凯瑶书 记 员 麦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