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初162号原告：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饶丰镇花园村委会花园村小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8561096540H。法定代表人：周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步军，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奚海滨，男，1962年3月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三门县人，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景文，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丰泽重工（江西）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鄱阳工业园区芦田产业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8566284188M。法定代表人：奚海滨，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雲，该公司员工。原告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孚公司）与被告奚海滨、丰泽重工（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汇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步军、王**、被告奚海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景文、被告丰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汇孚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880万元（利息按照年利率10%从2011年1月1日计算至2020年1月1日止，此后利息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奚海滨原系原告公司的股东，其利用担任公司总经理的便利，于2011年1月1日向公司借款600万元，2011年6月30日借款40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两份借条，约定了借款期限，并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0%。借款后被告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还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奚海滨辩称，1、汇孚公司提交的2011年元旦、2011年6月30日两份合计1,000万元《借条》记载的借款人系丰泽公司，而非奚海滨个人，这一事实原告已多次自认。一是本案第一次开庭期间，汇孚公司提交的自行制作的《奚海滨挪用资金去向图》明确表示，出借的款项账面显示转丰泽公司，即借款进入丰泽公司账户非奚海滨个人使用；二是2018年10月12日，原告在鄱公（经）立字[2018]1530号奚海滨挪用资金案的报案材料和鄱阳县公安局鄱公函[2018]16号公函中陈述并自认，两份合计1,000万元的《借条》借款人为丰泽公司而非奚海滨个人。三是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签名，属于履行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和“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情形，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表明其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的情形，奚海滨依法不应列为本案被告，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原告提交的银行卡转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银行流水，不但在证据形式上存在诸多瑕疵，证据内容与本案1,000万元借贷纠纷无关。不管是没有年份日期和收款人银行名称、没有票据种类、没有票据号码、有严重瑕疵100万元进账单（12月3日）、还是2011年3月29日2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还是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周建国的《银行卡取款凭证》，以及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200万元银行流水，都与本案1,000万元借条上借贷双方当事人、金额、时间、款项性质不一致。其中，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周建国的《银行卡取款凭证》，这期间原告汇孚公司与被告丰泽公司还没有成立，借贷双方民事主体资格都不存在；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200万元银行流水表明，是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和奚海滨之间的货款往来，所有这些都与本案1,000万元借贷没有关联。退一步说，即使上述100万元进账单（12月3日）和2011年3月29日2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所指资金往来真实存在，也仅仅能证明原告汇孚公司和奚海滨有资金往来。这期间，奚海滨原为汇孚公司的股东、总经理，与汇孚公司发生资金账目往来属于正常现象，而这一切在奚海滨2016年退出汇孚公司股东资格和股权时，汇孚公司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了审计，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奚海滨对汇孚公司不但没有上述300万元债务，而且奚海滨对汇孚公司还享有445.5万元债权没有得到清偿。3、两份合计1,000万元的《借条》，汇孚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出借义务。退一万步说，即使汇孚公司实际履行了借款义务，如今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主张债权已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丰泽公司和汇孚公司是鄱阳县人民政府根据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先后设立的企业。根据会议纪要规定，汇孚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汇孚公司对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启动实施。汇孚公司有义务出借款项帮扶丰泽公司发展经营。2017年7月20日，鄱阳县商务局查明，汇孚公司没有履行对丰泽公司投资（借款）的帮扶义务，造成丰泽公司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赣饶众仁字[2017]第005号《审计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前，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没有发生本案中1,000万元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奚海滨不是本案中1,000万元的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在借条上的签名属于对丰泽公司履职行为，个人无需承担任何共同还款责任。被告丰泽公司辩称，1、本案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丰泽公司从未以任何形式收到过汇孚公司1,000万元借款，本案中汇孚公司向法庭提交的两份借条虽然载明奚海滨以丰泽公司名义向汇孚公司借款，但经公司与财务人员核算后该笔款项并入打入公司公账，也未实际打入法定代表人账户，用作公司生产经营，也未通过其他形式向公司支付。并且正因为汇孚公司未按照借条中的日期、数额向丰泽公司汇款，造成丰泽公司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直接导入丰泽公司资产被强制拍卖，停产停业，遭受巨大损失。2、本案纠纷诉讼时效已过，丰泽公司可依法不履行任何义务。汇孚公司向法庭移交的两张借条分别载明借款日期为2011年元旦与2011年6月30日，距今已逾9年，超出法定的3年诉讼时效，汇孚公司对因该两张借条产生的纠纷已失去法定胜诉权，丰泽公司可依法不履行任何义务。至于汇孚公司提交的其他自制的真伪不明的证据，系汇孚公司与原兼为其总经理与股东的奚海滨个人往来账目，与本案及丰泽公司无关。同时汇孚公司也在诉讼材料中自认奚海滨在汇孚公司任职期间的职权范围包括使用汇孚公司资金，上述往来账户极可能为奚海滨就职汇孚公司期间，为履行其公司职务行为而发生的其他与本案无关的往来款。综上所述，丰泽公司不应当对汇孚公司承担任何还款责任，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裁定驳回汇孚公司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丰泽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汇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份；3、周建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1、借条两份；2、银行卡转账凭证两份；3、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两份；4、银行流水一份；5、借款情况说明一份；6、2017年12月21日由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奚海滨于2017年12月21日自认了向汇孚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奚海滨于2011年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约定年利率10%，奚海滨已收到1,000万元借款的事实。2、汇孚公司与奚海滨控制的丰泽公司不具有帮扶和捆绑的关系。原告没有义务出借款项给丰泽公司。第三组证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52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原告注册资本虽然是2,000万元但是投资有8,000多万元，具备出具资金给被告的能力，原告也出借了200万元注册资金和其他资金。2、奚海滨原在汇孚公司持有的40%股权当中，付红玲持有20%的股权。被告奚海滨对汇孚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不是适格主体，没有涉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奚海滨不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对第二组证据：（一）借条，三性均有异议，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借条》记载的借款人系丰泽公司，属于企业间借贷，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丰泽公司出具的《借条》上签名，属于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奚海滨个人依法不需要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责任。（二）2010年5月3日、9月21日《银行卡转账凭证》，三性均有异议。形式真实性、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原件核对一致、核对人王杰”的个人印章，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银行卡转账凭证》记载的当事人分别是周建国和奚海滨，与本案1,000万元借贷双方当事人不同。其次，《银行卡转账凭证》记载日期分别是2010年5月31日、9月21日，而这期间，本案中借贷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还没成立，还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可能发生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1,000万元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200万元银行流水表明，是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和奚海滨之间的货款往来，所有这些，都与本案中1,000万元借贷没有关联。（三）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两张票据形式上存在明显缺陷。100万元进账单中，既没有票据种类、也没有票据号码，甚至没有年份日期和收款人银行名称，应认定为废票；200万元的单证仅仅是结算业务申请单，并且没有任何经办人员签名，只能证明原告可能有打款意向，无法证明该款项已实际汇入收款人账户。关联性有异议，《银行转账凭证》与两份《借条》记载的两笔款项、时间均不相吻合，且《银行转账凭证》中的收款人与《借条》中的借款人不是一一对应的借款、收款关系，无论是100万元还是200万元与任何一张借条的数额均不一致，《银行转账凭证》和《借条》不是同一法律事实，票据所载金额与借条无关。《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的收款人是奚海滨，与汇孚公司陈述的账面显示转入丰泽公司账户自相矛盾。另外，奚海滨原为汇孚公司的股东之一，汇孚公司成立之初，倾注了其所有经历和资金，期间双方发生了许多账目往来关系，汇孚公司2017年1月经依法审计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奚海滨对汇孚公司没有债务，与本案1,000万元借贷没有任何关系。（四）银行流水，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200万元银行流水表明，是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和奚海滨之间的货款往来，与本案中1,000万元借贷没有关联。（五）借款情况说明，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借款情况说明系原告事后自行书写、制作，并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属于证据分类中的当事人陈述，内容上没有任何票据相互印证，数额无法核对。关联性不认可，丰泽公司从未收到过汇孚公司任何形式的借款，同时奚海滨原是汇孚公司股东，在汇孚公司任职期间往来账目已经汇孚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奚海滨对汇孚公司没有债务。（六）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书，丰泽公司和汇孚公司是鄱阳县人民政府2010年期间招商引资入驻鄱阳工业园区的两家关系密切的关联公司，根据2010年4月1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2号）精神，汇孚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丰泽公司实施汽摩配制造业项目，同时规定，汇孚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汇孚公司对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实施，汇孚公司对丰泽公司帮扶是义务。但根据当时的现状，汇孚公司一方面自有资金不足，资金极其困难，另一方面丰泽公司作为第一批入园企业，经营状况、整体投资环境不好，投资丰泽公司难以取得回报，但是，汇孚公司又不能不兑现对鄱阳县人民政府的承诺，为了逃避鄱阳县商务局监督其已投资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以达到汇孚公司房地产项目启动实施尽早赢利的目的，汇孚公司要求丰泽公司出具1,000万元借条（白条）以逃避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事后，汇孚公司不实际履行出借资金帮扶义务，导致丰泽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停滞，丰泽公司等工业企业及股东多次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鄱阳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查明情况属实后，为了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纠纷，要求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问题，双方解除帮扶关系，各自自行发展。在此基础上，2017年12月21日，在鄱阳县法制办的见证下，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三方签订了这份《协议书》。由于汇孚公司没有实际出借资金，又拒绝返还借条，所以才会出现协议书中有关放弃而不是确认1,000万元债权的内容。《协议书》经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内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所以，退一步说，即使汇孚公司实际履行了出借1,000万元的义务，那么，也因《协议书》的签订生效及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汇孚公司已在《协议书》中放弃了这笔债权，债权已消除。对第三组证据判决书中第十九页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证明涉案期间原告对外所欠债务62,458,319元，并根据原告提交的房产开发费用明细表，表明原告在开发房产期间对外所负债务34,178,803元，结合这两份证据原告在本案所指的借贷关系发生期间，根本没有资金能力向丰泽公司出借资金。该判决属减资纠纷，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没有关联性，另原告所称付红玲和奚海滨之间股权代持纠纷与本案原告和丰泽公司的债务纠纷没有关联。被告丰泽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奚海滨和原告没有案涉民间借贷关系，不具有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第二组证据：（一）对两张借条，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丰泽公司未在2011年元旦收到过原告公司6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未在2011年6月30日收到过原告公司4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2017年7月20日鄱阳县商务局在被告提交《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的请示》中查明原告没有履行对丰泽公司的借款帮扶义务。（二）12月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合法性不认可，该进账单中没有记载票据种类、票据号码，首部年份欠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对票据要式性的强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该票据无效，不能据此发生款项往来，也没有作为票据书证的法定资格，真实性不认可。该进账单为汇款性质，只能证明原告公司曾有打款意向，无法证明该款项已实际汇入奚海滨账户，现实中，经常发生填写该进账单后因银行程序、信息错误等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将款项打入指定账户中的情形。关联性不认可。首先，所载日期与本案无关。该进账单首部的年份欠缺，仅有12月3日，而票据中日期章显示的2010.12.03与两借条中所载“今向”“今借到”所对应的2011年元旦与2011年6月30日，日期不符。其次，所载数额与本案无关。票据金额100万与两张借条载明的金额不一致。最后，收款人并非本公司。2010年至2016年间，奚海滨曾为原告公司经理，且原告公司也在诉讼材料中自认奚海滨在原告公司任职期间的职权范围包括使用原告公司资金，该单据往来账目极有可能为奚海滨在就职原告公司期间，为履行原告公司职务行为而发生的其他与本案无关的往来款。综上，该证据对本案事实毫无证明力。（三）2011年3月29日的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该结算业务申请书为汇款性质，只能证明原告公司曾有打款意向，无法证明该款项已实际汇入奚海滨账户，现实中，经常发生填写该进账单后因银行程序、信息错误等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将款项打入指定账户中的情形。关联性不认可。首先，所载日期与本案无关。该结算业务申请书中日期显示的2011.3.23与两借条中所载“今向”“今借到”所对应的2011年元旦与2011年6月30日，日期不符。其次，所载数额与本案无关。票据金额200万与两张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不一致。最后，收款人并非本公司。2010年至2016年间，奚海滨为原告公司经理，且原告公司也在诉讼材料中自认奚海滨在原告公司任职期间的职权范围包括使用原告公司资金，该单据往来账目极有可能为奚海滨在就职原告公司期间，为履行原告公司职务行为而发生的其他与本案无关的往来款。综上，该证据对本案事实毫无证明力。（四）2010年5月31日银行卡取款凭条，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丰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原告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4日，该凭条记录的款项日期为2010年5月31日，此款发生时，原被告均未成立，且原告公司先于本公司成立，奚海滨同时担任两公司的高管，无法确认该笔款用途、性质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五）2010年9月21日银行卡取款凭条，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丰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原告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4日，该凭条记录的款项日期为2010年9月21日，此款发生时，原被告均未成立，无法确认将该笔款用途、性质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六）2011年6月24日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银行流水，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该银行流水单须由银行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后方能推定为真实，而单上仅有案外人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印章与不能清晰辨别字样的一枚印章，而没有银行代理人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主体与本案无关，该流水为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与奚海滨个人之间的往来款，与原告公司和本公司无关。其次，时间、数额均与原告公司提供的两张借条所载不一致。再其次，该笔款项备注为货款，与本案民间借贷性质不一致。综上，该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对本案事实毫无证明力。（七）对借款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形式上是原告事后编制，并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原告主观编制的传来证据，证据种类上属于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内容没有票据支持，数额无法核对，综上，该证据不能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来源有缺陷，对本案事实没有证明力。虞燕存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但虞燕存未出庭作证，该情况说明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八）《协议书》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书》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认定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合法有效，且原告也实际履行了对乾坤公司的承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成立并生效，原告放弃对丰泽公司及奚海滨1,000万元债权，原告不再对之前的经济往来款项享有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告据此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涉嫌虚假诉讼。对第三组证据原告在该判决中自认其公司对外尚有6,000余万元的债务，原告提交的房产开发费用中载明原告在进行房产开发后，已经用清全部经费并且对外欠款3,000余万元，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对丰泽公司的借款。丰泽公司向原告所签的两张借条是为了借款进行经营发展，但是正因为原告没有如期履行导致丰泽公司后期被拍卖，这一点鄱阳县商务局也已经查明。另外，奚海滨和付红玲之间的代持股关系与丰泽公司无关。被告奚海滨、丰泽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奚海滨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丰泽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明：1、丰泽公司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2、奚海滨系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第二组证据：赣饶众仁字[2017]第005号《审计报告》，证明：1、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对汇孚公司资产负债、年度利润、财务报表全面审计，确认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或奚海滨之间，不存在本案1,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2、本案1,000万元的债权没有实际发生，截至2016年12月31日奚海滨个人对原告还享有445.5万元的债权未清偿，不存在奚海滨对原告还有1,000万元债务未偿还的客观事实。第三组证据：1、鄱阳县公安局鄱公（经）立字[2018]1530《立案决定书》；2、鄱阳县公安局鄱公（经）立字[2018]1530《立案告知书》；3、汇孚公司《中止审理申请书》；4、鄱阳县公安局鄱公（函）[2018]16《公函》；5、鄱阳县公安局鄱公（经）解保字[2019]0009《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6、鄱阳县公安局鄱公（经）撤字[2019]0009《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1、汇孚公司提交的案涉2011年元旦、2011年6月30日两份《借条》合计1,000万元借款，曾于2018年10月12日以奚海滨挪用资金案，报鄱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最终查无此事后，2019年3月12日鄱阳县公安局作出鄱公（经）撤字[2019]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了此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鄱阳县公安局作出鄱公（经）撤字[2019]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案涉2011年元旦、2011年6月30日两份《借条》合计1,000万元款项，奚海滨没有挪用归个人使用，汇孚公司也没有借贷给丰泽公司，该1,00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第四组证据：汇孚公司《验资报告》，证明奚海滨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投入注册资金200万元、2010年12月1日投入注册资金600万元，共计投入注册资金800万元，履行了对汇孚公司全部出资义务。第五组证据：1、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2010年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3、2010年5月5日原告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4、2011年1月23日，汇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5、2017年7月20日被告等相关人员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交的《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的请示》，证明：1、“丰泽公司”和“汇孚公司”是鄱阳县人民政府根据2010年4月23日、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和《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先后设立的企业。根据规定，汇孚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启动实施。2、2011年1月23日，汇孚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计划对丰泽公司和另外一家汽摩配制造业项目以借贷的方式投资2,500万元，履行对鄱阳县人民政府《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规定的投资帮扶义务。终因自身资金问题和汽摩配项目投资前景不好没有实际履行出借资金款项。3、2017年7月20日，鄱阳县商务局查明，汇孚公司没有履行对丰泽公司投资（借款）的帮扶义务，造成丰泽公司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第六组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2、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正是由于原告汇孚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对被告丰泽公司出借资金帮扶的义务导致生产经营发展停滞，丰泽公司等工业企业及股东多次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鄱阳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查明情况属实后，为了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纠纷，要求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双方解除帮扶关系，各自自行发展。2017年12月21日，在鄱阳县法制办的见证下，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三方签订了这份《协议书》。由于汇孚公司没有实际出借资金，又拒绝返还借条，所以才会出现协议书中有关放弃1,000万元债权的内容。2、经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协议书》内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所以，退一步说，即使汇孚公司实际履行了出借1,000万元的义务，那么，也因《协议书》的签订生效及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汇孚公司已在《协议书》中放弃了这笔债权，债权已消除。被告奚海滨除上述六组证据外，还提交了第七组证据：1、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街项目纠纷调解承诺书；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3、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原件在上一个协议纠纷案的案卷中），证明根据2010年4月23日、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22号、29号会议纪要以及鄱阳县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规定，原告开发房地产项目必须在对丰泽公司和乾坤制造两家汽摩公司投资到位后才可启动实施，之后三家公司在执行政府会议纪要和开发合同期间不断发生纠纷，经鄱阳县商务局、法制办等多部门协调，同意三家公司自行协商解决方案，各自发展，就是所谓的脱钩，并且要三家公司做出承诺，今后不因三家公司之间的纠纷再要求政府或相关责任部门来协调解决。在此前提下，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以及乾坤制造分别签订了两份责任免除和经济补偿的协议书，并共同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同意原告解除对丰泽公司和乾坤制造的帮扶义务，鄱阳县人民政府在收到协议书、承诺书并登记备案的前提下，同意颁发了原告开发房产项目的建筑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自此三家公司完全脱钩，各自发展。原告汇孚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审计报告是公司为了年检备案使用的，不是作为公司债权债务借款的审计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定双方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应当以借条、借款事实作为依据，而不是以审计报告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审计报告载明的应付奚海滨445.5万元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撤销案件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的关联性有异议，撤销案件是因为程序问题，不是被告所称的查无此事。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庭后核实。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验资报告仅仅是原告公司登记时的设立文件，仅仅表明公司的注册资本情况不是实际的投资情况。奚海滨在注册资本中占有的股权付红玲在奚海滨名下也具有20%的隐名股权，奚海滨的出资不是其个人出资，也包括了付红玲的出资。认定借款关系的成立与否与出资没有直接关联。如果原告无法出借1,000万元款项给奚海滨，那么奚海滨在另案中又如何要求原告补偿800万元，明显自相矛盾。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丰泽公司与汇孚公司是两家独立主体，双方不存在控股与被控股或投资关系，根据上饶市法制办给鄱阳县人民政府的回复函已经明确汇孚公司对丰泽公司没有帮扶关系，丰泽公司项目是否启动不能影响汇孚公司的开发，否则违法。被告所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复印不完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股东会议所涉及的工业用款2,500万元并未明确投资丰泽公司项目，只是其猜测。被告向政府出示的请示函其目的是胁迫汇孚公司补偿其800万元，与帮扶关系无关。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签订该协议书时原告的法人和股东均不在场，并不知晓该协议的内容。在该协议中，奚海滨已经自认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该协议中虽然约定了放弃1,000万元债权，但是该约定是附条件的，并且放弃1,000万元债权实际是处分公司财产，应该经股东会通过，否则侵害股东和公司财产。原告的法人对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也是直到被告奚海滨向原告主张800万元补偿款，原告才知道的。对第七组证据中：①调解情况承诺书有原告公司的股东、丰泽公司股东奚海滨和乾坤制造的股东，这是在项目合作方毛明启的召集下召开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12月20日，被告奚海滨与丰泽公司应当知道在当时情况下毛明启与原告是有关系的，进一步证明了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是毛明启在原告公司及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所谓放弃奚海滨债权的协议书中的表述。②被告奚海滨主张的所谓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的事实无法通过承诺书、协议书反映出来，要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应该是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签订后，在该份协议书中法制办的工作人员是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无权代表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同意批准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同意批准原告与丰泽公司解除帮扶关系，一个是同意批准协议书。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退一步说，在原告和股东在不知情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第2条约定了债务免除是附条件的，在条件不成就的情况下奚海滨不能免除债务。③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是否归还原告借款没有关联性，对两个许可证是建立在公司符合建筑施工条件以及预售条件的情况下做出的行政许可，与其他事情没有关联。该两证的颁发与原被告及丰泽公司解除帮扶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丰泽公司对奚海滨提交的第七组证据质证认为，1、认可承诺书的真实性，毛明启是原告的职工，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法定代表原告，适用职工代表制度，该承诺书是丰泽公司与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协议书所载债务免除的条件为原告与丰泽公司脱钩并经政府备案，在鄱阳县政府职务部门向原告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即意味着原告可以不必理会丰泽公司、乾坤公司独自发展，完全脱钩。该两证既然已经发证，则必然经过了同意批准。本院依职权对鄱阳县司法局、鄱阳县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所做的调查笔录。原告汇孚公司质证认为：1、陈艳平、夏昌友的笔录可以证明原告和丰泽公司没有完全脱钩解除帮扶关系，也未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被告奚海滨理应归还原告借款。2、对2018年1月份办理了施工许可证和预售许可证无异议。被告奚海滨质证认为：1、对没有备案有异议，备案材料被告已经提交给政府相关部门，备案就是协议备案，协议第7条明确约定了。2、对2018年1月份办理了施工许可证和预售许可证无异议。施工许可证可以证明政府已经同意双方脱钩。被告丰泽公司质证认为，备案指的是协议和承诺书备案，在协议和承诺书中已经约定。另外已经办了施工许可证和预售许可证则进一步佐证几方公司已经脱钩，综上，债务免除的条件已经成就。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汇孚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中除借款情况说明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借款情况说明属于虞燕存的陈述，若作为证人证言虞燕存应出庭接受质证。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部分予以采信，该份判决可以证明奚海滨原在汇孚公司持有的40%股权当中，付红玲持有20%的股权。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奚海滨、丰泽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审计报告是为了公司年检备案使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采信。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五组证据中除2011年1月23日汇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汇孚公司提供的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是复印件且内容不完整，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部分采信，根据2010年4月23日、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22号、29号会议纪要以及鄱阳县人民政府与汇孚公司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规定，汇孚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必须在对丰泽公司和乾坤制造两家汽摩公司投资到位后才可启动实施。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采信。对奚海滨提交的第七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采信。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1年元旦，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汇孚公司借资陆佰万元整（6,000,000），年息（10%），借期叁年半（自2011年元旦至2014年6月30号），可以提前归还。”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代表人在该借条上签字,丰泽公司作为借款人在该借条上签字并加盖公章。2011年6月30日，丰泽公司、奚海滨向汇孚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汇孚公司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在该借条上奚海滨在落款处签字，丰泽公司签字但没有加盖公司印章。汇孚公司陈述2011年元旦的600万元是事后补写的借条，由周建国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向奚海滨转账120万元、180万元以及汇孚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3月29日向奚海滨汇款100万元、200万元组成。2011年6月30日的400万元汇孚公司陈述为2011年6月份汇孚公司的股东增加投资，付红玲和奚海滨二人总共出资400万元，其中隐名股东付红玲于2011年6月24日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向奚海滨转款200万元作为其追加的投资，由奚海滨向公司代缴出资，还有200万元是奚海滨自己该缴纳的出资款，但这400万元没有进入公司账户，所以奚海滨向公司出具400万元借条。2010年10月13日，汇孚公司验资报告显示汇孚公司2,000万元的注册资本，股东奚海滨的800万元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2010年12月1日转入汇孚公司账户200万元、600万元；股东周建国的1,000万元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2010年12月1日转入汇孚公司账户250万元、750万元；股东王定国的200万元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2010年12月1日转入汇孚公司账户50万元、150万元。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研究了鄱阳县花园机电一条街建设有关事宜，确定花园机电一条街项目必须在开发商园区汽摩配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实施。2010年4月7日，奚海滨作为乙方与甲方江西鄱阳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入园企业合同书》，约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5亿元，主要进行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和销售，之后设立丰泽公司。2010年5月5日，鄱阳县人民政府为甲方与乙方汇孚公司签订《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奚海滨作为乙方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名。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三、甲方责成县招商局监督乙方汽摩项目厂房开工和乾坤制造项目竣工投产后，乙方才可启动五金机械一条街的项目建设。……”同年5月27日，县长办公会研究了五金机械电子一条街建设事宜，明确该项目代待乾坤制造项目竣工投产、汽摩配项目开工建设后即启动实施建设。2017年7月20日，奚海滨、江水英等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交《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请示》，建议：1、责令限期改正，履行合同，乾坤、丰泽、花园五金电子街一并投资发展，并优先完成工业项目。2、暂缓房地产二期规划审批。鄱阳县商务局于2017年8月3日在该请示上加盖公章，确认情况属实。2017年12月14日，鄱阳县法制办就《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履约的情况召开了协调会，会议要求各方按通知于12月18日前提交相关证据和意见，建议大家协商解决，也可分阶段协商。周建国、虞燕纯、毛明启、奚海滨、江水英等参加。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项目纠纷调解情况承诺书》，内容为：经县领导吴太伟常委召集县政府法制办、工业园区、商务局、饶丰镇的代表及汇孚公司、乾坤公司、丰泽公司的股东就花园街五金电子街项目的纠纷问题就行协商解决，后我们股东在项目合作方毛启明的召集下，经协商初步达成以下一致意见：1、股东之间的股东债务、股权、经营账目等问题由我们股东自己协商解决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乾坤公司、丰泽公司与花园街三个项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均已履行到位，乾坤公司和丰泽公司项目因特殊原因出现经营困难，我们股东会积极调整经营思路、改变经营策略，推进该项目；3、汇孚公司与鄱阳县政府签订的合同要求，我们所有股东一致认为合同已经履约到位，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花园街项目办理相关手续；4、我们所有股东承诺今后不会就此事再到政府或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上访。汇孚公司股东周建国、傅小荣、虞燕纯、丰泽公司代表奚海滨、乾坤公司代表江水英在承诺书上签字。2017年12月21日，甲方汇孚公司、乙方丰泽公司、丙方奚海滨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2010年5月，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关于饶丰镇花园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花园五金电子街）开发合同，汇孚公司合法取得位于鄱阳县土地面积52140.37平方米的开发使用权，同时订立补充协议规定汇孚公司扶持丰泽公司，政府才予以办理相关权证。故此，汇孚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于2010年12月帮扶并出资成立丰泽公司。奚海滨系丰泽公司法人代表及汇孚公司原经理。鉴于丰泽公司已按汇孚公司与鄱阳县政府协议要求达到花园街开发条件已不再需要汇孚公司进行相应的介入，现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三方就各自权利义务及其他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一、丰泽公司系独立法人，在汇孚公司的帮扶下2011年3月就已符合汇孚公司与县政府的补充协议的规定。自此，丰泽公司所有建设及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丰泽公司自行承担，汇孚公司不再具有帮扶义务，对丰泽公司的经营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的债权，待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即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后，汇孚公司自愿放弃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同时放弃陈泽飘在丰泽公司的内部协议股份，完全由奚海滨个人享有处分权，丰泽公司及个人所有的债务与汇孚公司及陈泽飘无关。如汇孚公司、丰泽公司脱钩未经批准或未成功，则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汇孚公司不予放弃，此债权仍由汇孚公司享有。三、鉴于奚海滨在担任汇孚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以个人及公司名义向外借款用于花园街项目需要支付本息和需支付其任职期间的工资，同时考虑到奚海滨为花园街项目争取立项付出了辛劳和个人目前的艰难处境，汇孚公司同意支付奚海滨800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四、800万元补偿的分摊、支付由奚海滨负责，与汇孚公司无关。但必须合情合理合法，保证不再由此引起纠纷而涉及汇孚公司。如汇孚公司在清理债务公告期内有涉奚海滨在担任汇孚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债权人向汇孚公司索债或债务诉讼的，其金额在800万元之内扣除。如奚海滨拿回公司股权，此800万元补偿款由奚海滨个人承担并退回公司重新分配。五、补偿款支付条件及方式：丰泽公司配合汇孚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相关解释及保证，进行相关备案，汇孚公司办理完花园街二期的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后三日内支付100万元，2018年2月12日前支付300万元，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余款。帮扶款均汇入奚海滨指定账户（奚琦钦6215581207001060439）。六、本协议签订后，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无任何瓜葛，今后自愿发生正常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七、本协议一式伍份，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及见证单位各执一份，一份用于鄱阳县人民政府备案，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见证人张某、法制办陈艳平签字。上饶市法制办于2018年1月3日对鄱阳县政府法制办2017年12月25日的《汇孚公司与鄱阳县政府相关合同法律问题的请示》进行了回复，并称回复意见作为咨询意见与建议，供鄱阳县政府在妥善处理请示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为参考性使用。鄱阳县政府法制办于2018年1月8日建议鄱阳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为五金一条街项目开发建设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月份，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另查明，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签订后，另查明，汇孚公司于2010年10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为周建国50%、奚海滨40%、王定国10%。2016年8月19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建国、王定国、付红玲。丰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奚海滨，其股东为奚海滨50%、刘锋40%、陈泽飘10%。另查明，鄱阳县公安局于2018年10月12日对奚海滨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2019年3月12日作出鄱公（经）撤字[2019]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奚海滨挪用资金案。另查明，奚海滨与汇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认定，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另查明，奚海滨与汇孚公司、付红玲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521号民事判决认定，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30日，由付红玲、傅小菊投资设立。奚海滨持有汇孚公司40%股权中，付红玲持有20%的股权，且出资到位。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称、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的出借款项是否实际交付；3、若本案的借款关系成立，奚海滨、丰泽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2011年6月30日，丰泽公司、奚海滨向汇孚公司出具的400万元借条未载明还款期限，故原告汇孚公司有权随时向被告奚海滨、丰泽公司主张债权。2011年元旦，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出具的600万元借条，虽然载明借期叁年半即自2011年元旦至2014年6月30日，但在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奚海滨自认向汇孚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且丰泽公司对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的1,000万元用于扶助丰泽公司这一事实无异议，故原告汇孚公司于2020年3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汇孚公司主张本案借款未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奚海滨、丰泽公司抗辩本案借款早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汇孚公司陈述本案600万元的借款的交付由周建国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向奚海滨转账120万元、180万元以及汇孚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3月29日向奚海滨汇款100万元、200万元组成，借条是事后补写的借条。2011年6月30日的400万元是2011年6月份汇孚公司的股东增加投资，付红玲和奚海滨二人总共出资400万元，其中隐名股东付红玲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向奚海滨转款200万元为其追加的投资，由奚海滨向公司代缴，还有200万元是奚海滨自己该缴纳的出资款，但这400万元没有进入公司账户，所以奚海滨向公司出具400万元借条。结合原告汇孚公司的上述陈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52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奚海滨原在汇孚公司的40%股权中有20%属于付红玲，而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由付红玲、傅小菊投资设立，以及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奚海滨自认向汇孚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本院综合认定，即使汇孚公司提供的证据形式存在一定瑕疵，但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效力，亦应认定本案借款实际交付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奚海滨、丰泽公司辩称本案借款尚未实际交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案涉借款1,000万元奚海滨自认系其向汇孚公司所借，故奚海滨为本案适格被告。案涉借款虽然没有直接汇入丰泽公司账户，但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借款项用于丰泽公司生产经营，该事实有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分别出具的两张借条以及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中丰泽公司对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的1,000万元用于扶助丰泽公司这一事实予以盖章确认，故丰泽公司亦应为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借贷关系虽然实际成立，但在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中约定“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的债权，待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即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后，汇孚公司自愿放弃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同时放弃陈泽飘在丰泽公司的内部协议股份，完全由奚海滨个人享有处分权，丰泽公司及个人所有的债务与汇孚公司及陈泽飘无关。如汇孚公司、丰泽公司脱钩未经批准或未成功，则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汇孚公司不予放弃，此债权仍由汇孚公司享有”，即协议书约定债务免除的条件为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原告汇孚公司认为，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是毛明启在原告公司及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所谓放弃奚海滨债权的表述，不是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该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原告汇孚公司提出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汇孚公司提出被告奚海滨主张的所谓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的事实无法通过承诺书、协议书反映出来，要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应该是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签订后，在该份协议书中法制办的工作人员是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无权代表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同意批准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同意批准原告与丰泽公司解除帮扶关系，一个是同意批准协议书。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对此，本院认为，从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10年5月5日鄱阳县人民政府与汇孚公司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0年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的规定来看，汇孚公司的房产项目必须在开发园区汽摩配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实施。可见，案涉项目所在地的来源与丰泽公司存在一定的关系。之后，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在执行政府会议纪要和开发合同期间不断发生纠纷，奚海滨、江水英等向鄱阳县人民政府要求暂缓汇孚公司二期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审批。后经鄱阳县商务局、鄱阳县法制办等部门协调，同意三家公司自行协商解决方案。在此前提下，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代表周建国、傅小荣、虞燕纯和丰泽公司代表人奚海滨、乾坤公司代表江水英共同签字，确认在县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的召集下，就纠纷进行了协商。次日，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以及乾坤公司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并将协议交给鄱阳县人民政府备案。三家公司共同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花园街项目办理相关手续，并承诺今后不会就此事再到政府或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上访。鄱阳县人民政府在收到承诺书、协议书并登记备案的前提下，鄱阳县政府法制办于2018年1月8日建议鄱阳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为五金一条街项目开发建设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月份，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自此，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各自发展。综上，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已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无需向汇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要求奚海滨、丰泽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孚公司的诉讼请求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9,600元，由原告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余林娣审判员  李 虹审判员  程 锐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