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8行初74号原告曾琼生，男，1960年3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原告袁国勇，男，1960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军，吉水县新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永丰县恩江镇佐龙大道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娄致文，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龙生，男，永丰县山调办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福建，男，永丰县山调办干部。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城南新区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王少玄，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吉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工作人员。第三人永丰县李山林场，住所地永丰县鹿冈乡。法定代表人涂圣勇，该林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武明，江西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琼生、原告袁国勇不服永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丰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关于“破打坑”争议山场权属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及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的吉府复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于2020年6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于2020年6月4日向被告永丰县政府、被告吉安市政府分别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永丰县李山林场（以下简称李山林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曾琼生、原告袁国勇，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军，被告永丰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龙生、吴福建，吉安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第三人李山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邓武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5年林改发证时，鹿冈乡禹山村委会禹山村小组与李山林场双方对争议山场“破打坑”存在纠纷，由于林改时期该县纠纷较多，纠纷未得到及时处理，林地所有权证双方也没有勾图发证，林地使用权人禹山村小组村民袁光圣（又称袁光盛）、曾琼生、袁跃祥（又称袁耀祥，系本案原告袁国勇父亲）、陈才生凭自留山使用权证申领了林权证，宗地号分别为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0、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1、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2、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3，同时李山林场也办理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两权证，宗地号为03××01。2010年抚吉高速征地时，双方为征地费再起争议，为确保高速公路建设顺利进行，鹿冈乡人民政府暂时将征地补偿费停发，搁置待后处理，2017年10月13日鹿冈乡禹山村委会禹山村小组向被告永丰县政府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公室（以下简称永丰县山调办）提交申请，请求调处。永丰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认为：1.鹿冈林站与禹山大队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签订时间是1981年元月13日，在林业三定前。划给鹿冈林站的山林第（2）条界定的禹山片四至：东以林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塅，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四至范围较大，包含争议山场，说明当时申请人自愿送山的事实存在。2.永丰县政府1982年元月3日颁发给李山林场的（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小地名“牛栏坑”山场证载四至：东，牛栏坑水库；南，田塅；西，贯下大坑；北，前村山脊为界。与《划山协议书》所载的送山四址基本吻合，现争议山场处于证载范围内。3.李山林场提供了《永丰县鹿冈林站八五年造林作业设计图》，说明李山林场按照《划山协议书》约定从事了长期经营管理。4.鹿冈乡禹山村委会禹山村小组提供的（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发证时间为1982年10月15日，申领于《划山协议书》21个月之后，山林既已划送给了国家，第六栏小地名“破打坑仔”的证载内容缺乏登证基础，为错登，应视为无效。5.曾琼生、袁跃祥等人的（永）留证字26704、26701、26708、26706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发证时间也是1982年10月15日。曾琼生、袁跃祥等人自己也承认林业三定分“破打坑”自留山时，没有到现场，是隔坑远指，也没有具体指定位置和界线。同理，山林既已划送给了国家，为错登，应视为无效。6.双方2006年林改时期所申领的林权证，由于是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所颁发的，不能作为证据。在永丰县山调办多次召集各方协商座谈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永丰县政府根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六章第五十二条和《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决定：1.争议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归国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李山林场所有。2.撤销曾琼生、袁跃祥等人在林改时期所申领的宗地号分别为：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0号、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1号、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2号、0362425390709ＭＤＹ00043号林权证。本案原告曾琼生、袁国勇不服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于2019年7月10日向吉安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撤销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案涉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及撤销李山林场（原鹿冈林站）与禹山大队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吉安市政府依法受理其复议申请后，以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为由作出吉府复字〔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两原告均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以吉安市政府认定曾琼生、袁国勇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法定期限证据不足，驳回复议申请有误为由作出（2019）赣08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吉安市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后据该判决两原告向吉安市政府重新申请了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受理后，经审理查明认为：林业三定前，当时的禹山大队与鹿冈林业管理站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将曾琼生、袁国勇所在的村小组的“破打坑仔”划拨给鹿冈林站国营造林，而李山林场依据该协议在1982年申领了山林所有权证，进行了造林作业等一系列的经营管理。被申请人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案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正确。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原告曾琼生、袁国勇不服上述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及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及吉安市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责令永丰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将0362425390709MDY00041号及0362425390709MDY00042号宗地林权分别裁归原告曾琼生、袁国勇所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理由是：曾琼生、袁国勇（袁跃祥的法定继承人）均属永丰县鹿冈乡禹山村小组世居的村民。2010年抚吉高速征地将其二人所有的“破打坑仔”部分林地予以征收，因此与李山林场就林地所有权产生纠纷。永丰县政府2006年8月5日颁发给曾琼生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7号0362425390709MDY0041号宗地林权证及袁耀祥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8号0362425390709MDY0042号宗地林权证合法有效，权源依据真实、合法。权源依据为1982年10月15日永丰县政府颁发给禹山村生产队的山林所有权证及两原告的自留山使用权证。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为李山林场与原告所争议的“破打坑仔”山场在1981年1月13日林业三定时送与国家，由李山林场造林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反之两原告提供的1982年10月15日永丰县（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和“破打坑仔”一同登载的其余16块林地属于原告村其它集体成员所有。同时原告在1981年《划山协议书》签订21个月后由永丰县统一颁了案涉山场的自留山使用证。争议山场均在原告权源依据之内，也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2006年永丰县政府颁发给原告的林权证是权源依据真实，程序合法所得。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撤销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不尊重事实，随意性大，严重损害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被告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和被告吉安市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责令永丰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两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禹山村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身份信息，主体适格，袁国勇系袁耀祥的法定继承人的事实。2.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及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2019）赣08行初134号行政判决，证明永丰县政府及吉安市政府的决定认定违反客观事实，无事实依据。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场仅凭送山协议为登记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不符合客观事实，认定事实错误。3.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8号0362425390709MDY0042号林权证、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7号0362425390709MDY0041号林权证，证明原告的林权证在2006年8月5日经永丰县政府依法登记颁发，真实合法有效。4.（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0023451号、（永）留证字26708号自留山使用权证、（永）留证字26701号自留山使用权证，证明1982年10月15日林业三定时期经永丰县政府依法颁发了争议山场的山林、自留山权属证明。所争议“破打坑仔”所有权归两原告父辈及本人所有，二证相互印证，与证据3登载的关联性能形成证据链。5.万分之一地形图、谷歌卫星地图截图各一份，证明经原告对二图标明各山场及争议山场“破打坑仔”，与原告经永丰县政府1982年10月15日的发证给原告村小组的其它无争议林地有着连片裙带关系的事实。6.14901号至14905号林权证，证明经永丰县政府2006年8月5日合法颁发给原告村小组林地所有权证中涵盖的0023443号、0023451号争议山场及其余16块林地归原告村小组村民的事实。结合自留山权证，同时印证2006年8月5日政府颁发给原告村小组及原告个人的林权证（14906-14909号）的权源依据真实合法有效。7.（2020）赣0824行初14号、15号裁定书，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起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8.14906、14907、14908、14909号四本林权证，其中两本是两原告的，证明争议山场权证合法有效，登证的依据合法有效，四本证中其他的山场四至与两原告山场四至相互接壤，所争议的四块自留山面积为24.2亩。9.林权登记申请书及信息查询，证明李山林场申请登证的山场林权依据是（永）权证字第№：00030220号林权证，通过林权证申请表的签名，李山林场的山场在申请办证时程序违法，接界人签名均由一人所签，违反林权登记规定。李山林场登记林权证及永丰县政府为其发证依据与事实不符。被告永丰县政府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2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三性无异议，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3.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06年发给原告的证是2005年勾的图，而李山林场也进行了勾图发证，属重复发证，所以要撤销。4.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基本无异议。（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林权证在1982年发证时，村小组已将山场送给了李山林场，而且又进行登证。（永）权证字第№：0023451号林权证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自留山使用权证也是在村小组将山场已送给李山林场后又进行登证。5.对证据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6.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7.对证据9，当时发证时没有要求相互接界签字，没有严格按依据发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1.对证据1无异议。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3.对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几个证在林业三定前，涉及的山场已经送给了第三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5未注明出处，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5.对证据6只是涉及山场但未附图，看不出所证明的事实，且所申请权证的山场在林业三定前已经送了第三人，林改不能否定之前的权源依据。6.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四本证在处理决定中均已被撤销，被撤销的证载山场在划山协议之前已经送给了第三人。7.对证据8同意县政府的质证意见。8.证据9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李山林场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主体适格有异议，涉案山场所有权是集体所有，现集体对处理决定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说明集体对处理决定结果认可，所以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其他意见与永丰县政府和吉安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经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永丰县政府答辩称，永丰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两原告所在村小组于2017年10月13日向永丰县山调办提出调处“破打坑仔”山场权属的申请，永丰县山调办依法予以了受理，按程序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于2018年10月17日组织争议双方在李山林场会议室进行了调解，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永丰县政府据此依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禹山村小组在调处过程中提供的（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发证时间为1982年10月15日，小地名“破打坑仔”，四至：东，栗子坑与田墈；南，王年形去大坑小路为界；西，大坑齐龙；北，栗子坑进大坑路为界。四址与争议山场相符，但登证时间为签订《划拨山林协议书》的第21个月之后，当时山林既已划送给了国家，所以禹山村小组的该山林所有权证的“破打坑仔”内容缺乏登证基础，属错登，应视为无效。原告曾琼生、袁跃祥等村民的（永）留证字26701、26704、26706、26708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发证时间也是1982年10月15日，且曾琼生等村民也承认林业三定分“破打坑仔”山场时，没有到山场，是隔坑远指，也没有具体指定位置和界线。同时，山林既已划送给了国家，为错误登证，应视为无效。2006年林改时期所申领的林权证，由于是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所颁发的，不能作为证据。李山林场提供的《划拨山林协议书》签订时间是1981年元月13日，该协议书第二条界定的禹山片四至为，东以林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塅，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四至范围较大，包含争议山场，说明了禹山村自愿送山的事实存在。永丰县政府1982年1月3日颁发给李山林场的（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小地名“牛栏坑”山场证载四至：东，牛栏坑水库，南田塅，西贯下大坑，北前村山脊为界。与《划拨山林协议书》所载的送山四址基本吻合，争议山场处于证载范围内。李山林场提供的作业设计图说明林场按照划山协议书约定进行了长期经营管理。完全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或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之规定。永丰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永丰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李山林场提供的《划拨山林协议书》及（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原告提供的（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及（永）留证字26701号、26708号自留山使用权证。证明：1.禹山村送山事实的存在，1982年林业三定前该争议山场就已属第三人李山林场所有；2.鹿冈林站与禹山村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签订时间是1981年1月13日，林业三定前，原告所在村组在山场已划送给了国家并签订协议21个月后的1982年10月15日又登领争议山场的山林所有权证和自留山使用权证，应都视为错登无效。第二组：第三人李山林场提供的《永丰县鹿冈林站八五年造林作业设计图》、施工验收结账单等，证明第三人李山林场按照《划拨山林协议书》的约定自划山以来从事了长期经营管理事实的存在。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划山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书只能证明1981年元月13日，当时的历史条件及政策环境下，将村小组的部分山场交给了第三人经营管理。不能证明林业三定前就本案争议的山场已属第三人所有。永丰县政府提供的1982年颁发的权证涉及的十块林地小地名没有记载本案所涉及的山场。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恰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对集体山场和个人自留山在林业三定时，送山后县政府已颁发了相应的权证给禹山村及原告。2.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可其经营的事实，但山场的所有权应以2006年颁发的林权证为依据。被告吉安市政府对永丰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李山林场对永丰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经质证，本院对被告永丰县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吉安市政府答辩称，吉安市政府依法重新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制作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永丰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吉安市政府在审查永丰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20年2月28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吉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到位，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吉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及送达回证；2.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受理并及时发出相关法律文书，法定时限内结案，复议程序合法到位。两原告、被告永丰县政府、第三人李山林场对吉安市政府的复议程序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李山林场答辩称，1.案涉争议山场是1981年与案外人禹山大队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将其划归国家所有，自划拨以来一直由李山林场管理的国有山场。原告及其村集体提供的林权证都是在争议山场划拨之后的证据，且原告也承认争议山场是李山林场在进行长期管业。因此，永丰县政府将争议山场确权归李山林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作为划拨前山场实际所有人的村集体，在永丰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后的法定期间内没有因不服提出行政复议，表明村集体认可该行政处理决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原告并非涉案土地所有权人，而作为村集体的原申请人禹山村小组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复议，应视为认可该处理决定。因此，两原告不具备主张涉案争议林地所有权的主体资格。3.涉案山场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因原告所在的村集体不具林地所有权，且原告也承认分自留山时未到现场并认可李山林场一直管业的事实，因此原告所获得的自留山证、林改时的林权证均没有登证依据，永丰县政府处理决定撤销原告的相关没有登证基础的林权证没有错误。4.《划拨山林协议书》是在我国历史政策下由原山场所有权人与林场签订的，合法有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也规定对于赠送给国家的山林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请求法院维持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吉安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第三人李山林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划拨山林协议书》，证明涉案山场已经划拨给第三人所有，原告所在村集体在送山后取得的权证没有依据。2.（永）权证字第№：0030229山林权证，证明送山协议登记的四向界址。3.（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林权证的原划山图。4.鹿冈林场与禹山村签订《划拨山林协议书》范围地形图，证明争议山场归第三人所有。5.造林作业设计图，证明争议山场在第三人权证范围内。6.永府林证字（2006）第43766号林权证，证明争议山场登记在第三人林权证名下。7.林改后永府林证字（2016）第112568号林权证，证据6、7证明案涉山场原告登证前已经送给了第三人。8.林场长期经营单据若干份，证明第三人经营争议山场的事实。9.《永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丰县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永府发〔2014〕5号），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在送山范围内。2.对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存有异议，从该林权证中所有山地名均无法确认本案争议的山场在权证范围内。3.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4.对证据6、7、8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5.对证据9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被告永丰县政府质证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法考证。3.证据4范围图是为了便于法庭查看。4.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4.证据6处理时属重证的部分。5.证据7、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6、证据9不予质证。吉安市政府同意永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经质证，第三人李山林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经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原告曾琼生、袁国勇系禹山村小组村民。1981年1月13日当时的永丰县鹿冈公社禹山大队与永丰县农林垦殖局鹿冈林业管理站签订《划拨山林协议书》以禹山大队农田多人少的具体情况，同意划拨下述山林给鹿冈林站国营造林。一、划给鹿冈林站的山林：（1）前村至洋坳公路左边片，东起前村界，南以公路为界，西至村下洋坳公路，北至洋坳山脊，正（整）片山场（中间大队林场造林的归大队所有）。（2）禹山片东以村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塅，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1982年1月3日，鹿冈林站办理了（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该山林所有权证是大范围登证，其称第六栏登证小地名“牛栏坑”，四址：东牛栏坑水库，南田塅，西贯下大坑，北前村山脊为界即为1981年《划拨山林协议书》中禹山片的送山范围。1985年左右鹿冈林场陆续在该山场上造林并一直进行管业。2006年永丰县政府就该山场向永丰县鹿冈林场颁发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43766号林权证，涉案山场包括在0362425070700KDYMSY00101号宗地范围内，2016年权利人变更为第三人李山林场。1982年10月15日，禹山生产队也对其所有的山场进行了登证并取得了（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禹山村称该证第六栏“破打坑仔”即为现争议山场。1982年10月15日，曾琼生的父亲曾茂文取得了（永）留证字第26701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载“破打坑仔排”，东靠破打坑田，南靠光圣，西靠大坑其龙，北靠才生。2006年8月5日曾琼生凭该自留山使用证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7号林权证其中03624253007709MDY00041“破打坑”宗地。袁国勇父亲袁耀祥也在1982年10月15日取得了（永）留证字第26708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载“禹子坑进坑右边排”，东禹子坑田堪，南才生，西大坑其龙，北光圣。2006年袁耀祥凭该自留山使用证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8号林权证，其中0362425390709MDY00042“栗子坑”宗地。2007年袁耀祥去世，该山场由袁国勇继承。村民袁光盛、陈才生也凭自留山使用证分别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6号0362425390709MDY00040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9号0362425390709MDY00043号宗地林权证，该四块山场均涵盖在李山林场的林权证范围内。2010年因抚吉高速征地，禹山村与李山林场为征地费之事再起争议。2017年10月13日，禹山村小组向永丰县政府提出权属争议调处申请，认为1981年禹山村送山给国家时只送到“倒汗”止，“倒汗”坑以北山场送给了国家，“倒汗”以南山场没有赠送。由于村民维权意识不强，村小组对山场未进行管理，而导致李山林场在“破打坑”山场越界造林。请求政府纠正错误发放给李山林场的权属证明。两原告及袁光盛、陈才生作为第三人参加调处。2018年12月11日，永丰县政府作出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的林地所有权确归国家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李山林场所有。撤销了两原告及袁光盛、陈才生在林改时期申领的林权证。2019年7月10日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光圣（盛）、袁国勇、陈春珍不服永丰县政府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于2019年9月4日作出吉府复字〔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以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为由，驳回了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光圣（盛）、袁国勇、陈春珍的行政复议申请。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光圣（盛）、袁国勇、陈春珍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赣08行初13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禹山村小组及袁光圣（盛）、陈春珍（陈春贵）的复议申请超过法定复议期限应予驳回。曾琼生、袁国勇的复议申请没有超过法定复议期限裁定撤销吉安市政府的吉府复字〔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吉安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袁国勇、曾琼生于2020年1月10日重新向吉安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吉安市政府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曾琼生、袁国勇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中两原告及第三人李山林场均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主张权属。第二十四条规定：“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山场是否已由禹山村赠送给第三人李山林场。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两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1981年1月13日禹山大队与鹿冈林业管理站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真实性，依据该协议内容禹山村在1981年已将“东以村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墈，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的山场赠送给了当时的鹿冈林业管理站（现第三人李山林场），1982年10月15日原鹿冈林站按协议四址领取“牛栏坑”山场山林所有权证，且涉案山场被列入鹿冈林站1985年的造林作业设计图范围,此后由林站进行了长时间的经营管理。原告所在的村集体禹山村小组及原告一直未提出过异议。1982年元月原告所在村集体禹山村小组在涉案山场已于1981年赠送给国家林场后又进行登证，并将涉案山场分配给原告等村民作为自留山并颁发自留山使用权证违反上述规定。两原告持有的1982年涉案山场自留山使用权证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有效依据。原告称涉案山场禹山村小组没有赠送给李山林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被告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及被告吉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到位。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琼生、袁国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曾琼生、袁国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上诉受理费50元，款汇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将缴费凭证交至本院；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42；开户行：农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诉讼费缴纳时请务必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如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颜 莉审判员 罗英秀审判员 钟君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助理法官胡传义书记员 刘 铃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