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723民初2268号 原告:方元梅，女，1975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澧县人，住所地湖南省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千，湖南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澧县澧西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18号。 法定代表人：陈松，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波，湖南中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方元梅诉被告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元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千、被告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元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第二十八条中关于“本协议所作的支付构成了就乙方可能提出的、因对乙方的劳动关系之解除而产生任何性质的所有主张的全部和最终解决。”及“乙承诺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诉请”的约定无效；2、确认原告于2018年12月31日出具的《离职结算签收单》无效；3、判决被告在已支付经济赔偿金36070元的基础上加付从1993年元月至2002年4月29日这段时间经济补偿33250元；4、判决被告支付2017年和2018年未带薪休假的工资6842.75元；5、判决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后保守秘密的经济补偿100800元。事实和理由：1993年元月，原告被招工至湖南省澧州啤酒厂。2001年8月，湖南省澧州啤酒厂改制为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原告和其他职工整体与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02年4月，湖南国人有限公司由重庆啤酒集团公司控股，相应的，以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的人员及资产为基础成立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被告，原告和其他员工整体转为被告的员工，分别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被告支付从2002年4月30日至2011年9月30日这段时间的经济补偿，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为无固定期限。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其中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该合同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甲方向乙方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36070元。第二十八条约定：“本协议所做的支付构成了就乙方可能提出的、因对乙的劳动关系之解除而产生任何性质的所有主张的全部和最终解决。乙方承诺方相关的其他信息透露(包括书写、口头陈述、提示等方式)给第三方。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诉请，……本条款独立于本协议的其他条款。”2018年12月31日，原告出具《离职结算签收单》。该签收单载明：“本人确认如下款项，并对项目及金额没有异议：1、法定经济补偿金：36070元；2、额外经济补偿金：0元。……除上述内容外，公司对本人的劳动报酬或者福利待遇已全部结清，双方没有未结的权利义务。”2018年12月31日，被告转账给原告36070元。原告认为，《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第二十八条中关于“本协议所做的支付构成了就乙方可能提出的、因对乙方的劳动关系之解除而产生任何性质的所有主张的全部和最终解决”以及“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诉请”无效。原告于1993年元月与湖南澧州啤酒厂建立劳动关系，此后先后与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和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均是接受单位安排的结果，其工作年限应一并计算。根据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约定，被告没有支付从1993年元月至2002年4月29日共计9.5年的经济补偿。据原告了解，2011年9月30日以后，被告与其他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支付了2002年4月30日至2011年9月30日这段时间的经济补偿。同等对待的原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补发1993年元月至2002年4月29日这段时间的经济补偿。按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3500元计算，被告应当补发的经济补偿为33250元。截止2017年底，原告已在被告处连续工作了20年以上，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原告在2017年和2018年每年均可带薪休假15天，被告虽安排原告休了2017年的带薪年休假，但从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5日，包含了4天的休息日，即原告实际上只休假11天，被告还应支付4天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按2017年月平均工资3000元、日平均工资137.93元计算，被告还应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1655.16元。仲裁阶段，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被告提交了2018年年休假的申请审批表，以证明已经安排原告休假，但该表上面的“方元梅”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原告因没有休假，也不予认可其签名。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被告没有安排原告休2018年的年休假，依法应予补发带薪年休假工资。原告在2018年的月平均工资为3500元，日平均工资160.92元，被告应支付的带薪年休假工资4827.58元。加上2017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1655.16元，被告应支付的年休假工资共计6842.75元。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在成品灯检岗位从事成品啤酒验收的工作时间长达20年，成品灯检是啤酒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项关键工序，原告的工作成效对被告啤酒的销售起决定性的作用。通过20余年的探索、分析和总结，原告已熟练掌握了验酒的核心技术，这些也是被告的商业机密，如果原告受聘被告的竞争对手处从事相同工作，无疑会给被告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正是基于原告掌握了成品酒验收的商业机密的事实，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第二十八条才约定，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应当保守被告的商业机密及本合同的内容，但被告没有承诺向原告支付保守商业机密及本合同的经济补偿。 重庆啤酒国人公司辩称，1、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30日，在此之前方元梅就职于澧州啤酒厂，澧州啤酒厂与答辩人间并无法律上的承继和隶属关系；2、2011年9月30日重庆啤酒国人公司与方元梅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9.30合同），双方对工龄进行了确认；3、参照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常民一终字第501号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也能证实方元梅的诉请不成立；4、方元梅主张2017年至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6842.75元不成立，2017-2018年期间，方元梅所享有的年休假已经休完。5、方元梅主张的100800元保守秘密的经济补偿没有法律依据，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并没有对方元梅设定竞业限制，仅仅只是要求其保守商业秘密；6、方元梅主张部分协议约定无效不成立，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属协商解除，并非单方解除，方元梅对自己签名确认的事项表示不承认，有违诚信；7、方元梅诉请已过仲裁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方元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方元梅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评判如下:1、方元梅提交的《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审批表》复印件1份，拟证明与澧州啤酒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重庆啤酒国人公司认为审批表上个人简历部分填写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是方元梅自己填的。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档案补录材料，1993年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并未成立，而申请人在个人简历中注明“92年毕业，93年起到国人公司工作到至今”，时间线上存在明显错漏，本院对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证据不予采信。2、方元梅提交的庭审笔录、劳动仲裁1份，拟证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称方元梅自己申请休年假。重庆啤酒国人公司认为笔录没有签字，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出自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且加盖了其印章，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的质证意见不成立，但该份证据是否采信，还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虑。3、方元梅提交的陈海波等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1份，拟证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给陈海波等人支付了2007年以前的工资、年休假经济补偿。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对该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补偿有明确的约定，陈海波等人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是他们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其内容并不当然适用于方元梅。4、方元梅提交的岗位关键证明1份，拟证明方元梅的岗位为关键岗位。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没有对方元梅的工作岗位进行具体评估，主观说哪个岗位是关键岗位没有任何意义，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5、方元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方元梅从事检验的工作岗位很重要。本院认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方元梅从事的检验工作很重要，但并不能证明只有方元梅一个人能从事该工作，其他人只要通过培训合格，都可以进行这项工作，且岗位重要不代表就对其设定了竞业限制，故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方元梅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6、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2018年《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离职结算签收单》、2011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拟证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与方元梅确定劳动合同关系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及相关经济补偿合理合法且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方元梅对上述材料的部分内容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文件均有方元梅的签字，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本院予以采信。7、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提交的2017年及2018年休假申请表、批复，拟证明方元梅已经将2017年、2018年的年休假休完的事实。方元梅2018年的休假申请表上不是其本人签名，真实性有异议，且2017年所休年休假中包含了4天的休息日，所以应该加4天。本院认为，方元梅并未否认2018年休了15天年休假的事实，且方元梅实休天数已经超过应休天数，申请表上是谁的签字并不影响方元梅已休假的事实。如果2017年的年休假确实占用了4天公休日，但也被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离职结算签收单》载明的经济补偿金所包含。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方元梅于1993年1月进入湖南省澧州啤酒厂工作。2001年8月，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方元梅在该公司工作。2002年4月30日，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方元梅入职该公司工作。2003年4月30日，方元梅与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1年9月30日，方元梅与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自愿协商，签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已订立的劳动合同。双方确认方元梅在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年限为10年，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为2535元/年，经济补偿金总额为25350元。之后，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向方元梅支付了经济补偿金25350元。当日，方元梅又与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2018年12月31日，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书面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甲方)向方元梅(乙方)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36070元。甲方要求乙方申明“本协议所作的支付构成了就乙方可能提出的、因对乙方的劳动关系之解除而产生任何性质的所有主张的全部和最终解决。乙方承诺离职后保守甲方商业秘密及本协议约定，不得将本协议及在乙方任职期间获取与甲方相关的其他信息透露(包括书写、口头陈述、提示等方式)给第三方。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诉请，且不得从事任何有损甲方利益的言行。”之后，方元梅在《离职结算签收单》上签名。2019年12月30日，方元梅以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未就其在2002年4月30日前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为由，认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二十八条“本协议所作的支付构成了就乙方可能提出的、因对乙方的劳动关系之解除而产生任何性质的所有主张的全部和最终解决。”及“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诉请”的约定无效。同时否定《离职结算签收单》中载明的“公司对本人的劳动报酬或者福利待遇已全部结清，双方没有未结的权利义务”条款的有效性。此外，方元梅还就2017年、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合同后保守商业秘密的经济补偿向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提出诉求，并于2020年1月3日申请劳动仲裁，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澧劳人仲字5号仲裁裁决书，方元梅不服该仲裁裁决书而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湖南省澧州啤酒厂于1984年12月1日注册成立。1998年6月16日，经湖南省体改委批准，湖南国人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南省××组设立，湖南省澧州啤酒厂成为该公司所属。2001年6月，该公司最终更名为湖南国人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8月1日，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成立，成立时股东为湖南国人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4月23日，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因股东决议解散。2002年4月30日，湖南国人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原湖南省澧州啤酒厂的资产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新设成立了本案被告即重庆啤酒国人公司。2002年5月21日，原湖南省澧州啤酒厂经在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2005年11月，湖南国人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将全部持有的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重庆钰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公司。2010年10月27日，湖南国人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破产清算而注销登记。湖南省澧州啤酒厂、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均具有法人资格，不具有法律上的承继或隶属关系。 再查明，方元梅在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工作期间的生产岗位为包装工，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未与方元梅订立竞业限制协议。 又查明，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前，其累计工作时间约为27年，依法享有15天的带薪年休假。方元梅于2017年12月1日至15日已休年休假，但2017年12月2日、3日、9日、10日均为正常休息日。2018年11月至12月，因包装车间停产大修，方元梅被安排休假。其中的11月15日至23日以及12月20日至27日，被重庆啤酒国人公司记为方元梅的年休假。 本院认为，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于2002年4月30日建立劳动关系以前，先后与湖南省澧州啤酒厂以及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然而湖南省澧州啤酒厂和湖南国人啤酒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之间无法律上的承继或隶属关系，申请人在其他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不属于被申请人应当合并计算的工作年限。因此，当事人双方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对方元梅给予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计算为10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申请人要求将1993年1月至2002年4月29日的工作时间计入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方元梅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方元梅请求确认和重庆啤酒国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第二十八条中关于“本协议所作的支付构成了就乙方可能提出的、因对乙方的劳动关系之解除而产生任何性质的所有主张的全部和最终解决。”及“乙承诺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诉请”的约定无效；以及确认方元梅于2018年12月31日出具的《离职结算签收单》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及《离职结算签收单》等文件均经过了方元梅的签字确认，方元梅对所签内容必然已经清楚知晓，属自愿协商签订，且协议早已履行完毕。另外，方元梅也未举证证明签署《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等文件时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存在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的情形，故对方元梅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方元梅要求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支付2017年和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的请求。经庭审查明，方元梅在不同用人单位累计工作时间约为27年，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享有带薪年休假15天，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方元梅主张2017年、2018年均未休年休假，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举证证明的事实不一致。尽管申请人于2017年12月1日至15日已休假。但按《条例》第三条(二)项之规定，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即申请人未休满2017年的带薪年休假，缺额为4天，但此项也被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离职结算签收单》载明的经济补偿金所包含。而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在2018年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在方元梅工作的包装车间停产期间安排其休带薪年休假符合《条例》第五条规定，方元梅实休天数已超过应休天数，故对方元梅要求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支付2017年和2018年未带薪休假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方元梅要求重庆啤酒国人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后保守商业秘密的经济补偿的请求。庭审查明方元梅与重庆啤酒国人公司并未订立《竞业限制协议》或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而方元梅将保守商业秘密简单等同于竞业限制，有违竞业限制立法初衷。竞业限制约束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限缩就业面，涉密保密仅是成立竞业限制的条件之一。本案中，方元梅未被视为涉密员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竞业限制就是事实体现。故方元梅援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竟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基于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既无前提要件，也无履行事实，因此本院对方元梅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方元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方元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郭经南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程红宇 代理书记员  吴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