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03民初1284号 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梁河路**。 法定代表人：方远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莎，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叶，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红兵，男，生于1974年11月8日，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告：汪建英，女，生于1974年6月14日，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重庆欣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煜，男，生于1983年3月1日，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 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阳公司）与被告刘红兵、汪建英、徐煜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驰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莎、陈果叶，二被告刘红兵、汪建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徐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驰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红兵、汪建英立即偿还原告为其向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代偿的借款本息204040.93元，并向原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76207.68元为本金，从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本息付清止；以27833.25元为本金，从2019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本息付清止）；2、判令被告徐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的律师代理费8162元；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刘红兵、汪建英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12日，原告依据与案外人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信公司）签订的《农信小贷金融合作协议》（协议编号：NFD201612010928001），以被告刘红兵担保人身份向农信公司出具了《贷款推荐函》一份，承诺若被告刘红兵向农信公司的贷款出现逾期／违约时，为被告刘红兵在20万元的贷款额度内提供不可撤销的先行垫付义务。2017年5月17日，案外人农信公司与被告刘红兵签订了编号为NX201705171621001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止，被告刘红兵可使用农信平台的债务，债务总额度为20万元。在债务总额度使用期内，被告刘红兵可以一次性或分次多次循环使用债务总额度，单次债务的到期日以农信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与被告刘红兵所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同日，被告汪建英、徐煜为被告刘红兵就上述编号为NX201705171621001的《合作框架协议》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并均向农信公司出具《最高额担保函》，担保范围为上述《合作框架协议》项下，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被告刘红兵于农信平台签署的一系列借款协议、产品服务协议等协议而形成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律师代理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原告与被告刘红兵于2017年5月17日就上述借款担保签订《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刘红兵委托农信公司将上述借款直接支付到原告对公银行账户；且反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反担保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在借款合同期内，被告刘红兵与农信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编号为NFD20170523174202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20万元；于2017年11月22日签订编号为NFD20171122180701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27000元。《借款协议》均约定借款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且借款人指定原告为收款账户，约定利息为年利率11%，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期限为6个月，每月10日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为逾期本息×5%，罚息计算方式为逾期本息×0.05%×逾期天数。 被告刘红兵向农信公司借款后，未按约向农信公司偿还借款。现被告刘红兵向农信公司所借款项已到期，被告未偿还借款本息。农信公司向原告送达了《商业代偿履行通知书》，要求原告履行担保责任，代被告刘红兵向农信公司代偿贷款本息176207.68元、27833.25元，共计204040.93元。原告收悉上述通知书后，委托内江驰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农信公司转账支付了176207.68元、27833.25。至此，原告代被告向农信公司代偿了204040.9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原告对三被告享有追偿权，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刘红兵、汪建英辩称，1、被告刘红兵、汪建英系夫妻关系是事实；2、刘红兵于2017年5月17日与农信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后，农信公司的贷款刘红兵并没有使用，贷款也未转入刘红兵、汪建英的银行账户内，仅通过徐煜、付春向其转款10000元、1100元，现刘红兵账户内余额为9000多元，系原告为了自己筹集资金而找刘红兵帮忙贷款。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刘红兵、汪建英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给被告刘红兵、汪建英造成的损失，二人将另案主张权利。 被告徐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12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农信公司签订编号为：NFD201612010928001号《农信小贷金融合作协议》，约定农信公司授予原告推荐的借款人共计5000万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1日止；推荐的借款人借款用途为：仅限于农业生产经营；原告自愿为逾期／违约的推荐借款人提供包括逾期／违约债权在借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等相关费用）等全部债权范围内承担不可撤销的先行垫付义务；并且，在收到农信公司要求履行先行垫付义务通知之日起3日内无条件履行先行垫付义务。 2017年5月12日，原告向农信公司出具《贷款推荐函》，建议农信公司给予刘红兵贷款授信额度2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并承诺若该笔推荐贷款出现逾期／违约时，原告负有对其推荐的借款人承担不可撤销的先行垫付义务。同月17日，刘红兵与农信公司签订编号为NX201705171621001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从2017年5月17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止，刘红兵可使用农信公司网络农信平台线上产品或服务而形成对关联公司的债务，债务总额度为20万元。在债务使用期内，刘红兵可以一次性或分次多次循环使用，但不得超过债务总额度，单次债务的到期日以具体协议为准。使用方式为平台系统设置自行选择所需产品或服务，即线上申请，且刘红兵在平台上的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交易口令是关联公司识别刘红兵身份及指令的唯一标志，其在平台账户下的所有行为，都视为刘红兵行为。 刘红兵与汪建英系夫妻关系。为确保债务人刘红兵与农信公司在《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得以清偿，2017年5月17日，汪建英向农信公司出具《最高额担保函》一份，载明：“1、本人提供的保证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2、担保范围为上述《合作框架协议》项下，自2017年5月17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债务人与农信平台签署的一系列借款协议、产品服务协议等协议而形成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金额、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已付与将付的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交通费等）；3、最高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0万元，即本人在债务人于农信平台签署一系列协议而形成的债务余额不超过该额度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徐煜在同日也向农信公司出具《最高额担保函》一份，载明内容同汪建英的《最高额担保函》相同。 为降低原告的担保风险，刘红兵与原告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刘红兵从农信公司所借款项用于购买原告生产的饲料产品，且刘红兵委托农信公司将上述款项直接支付到原告对公银行账户；反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反担保方式：刘红兵以信用和包括但不限于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资产担保方式向原告提供反担保。其中第四条“主合同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载明：“主合同履行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止。”；第五条“反担保期间”载明：“1、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期间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2、如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则借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批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2017年5月23日，刘红兵通过农信公司网络平台，线上与农信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200000元、年利率11.00000%、借款期限6个月、还款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还款账户是农信公司在北京开户的中国民生银行、借款用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且借款人指定原告为所借款项收款人、起息日是贷款人向借款人指定收款账户划款行为完成之日为贷款起息日……。同日，农信公司委托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代付《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200000元到刘红兵指定的原告银行账户。同年11月22日，刘红兵通过农信公司网络平台，线上与农信公司再次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27000元.其余约定内容与5月23日的《借款协议》内容一致。同日，农信公司也委托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代付《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27000元到刘红兵指定的原告银行账户。2018年5月13日，被告刘红兵向原告出具《确认书》一份，确认依据线上借款合同约定，由农信公司向其指定的收款账户（即原告的对公银行账户）发放两笔贷款共计227000元。 因刘红兵未按《借款协议》约定还本付息，农信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向原告发出《商业代偿履行通知书》，主张原告应当依据《农信小贷金融合作协议》约定，在三日内由原告代偿刘红兵所借款项本金、利息、罚息共计176207.68元。原告收到通知后委托集团内部单位内江驰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代原告支付了上述款项。2019年3月18日，农信公司再次向原告发出《商业代偿履行通知书》，要求原告代偿刘红兵所借款项本金、利息、罚息共计27833.25元。为此，原告委托内江驰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代为支付了该款项。 2019年12月1日，原告与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行使追偿权，并向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8162元。 庭审中，被告刘红兵、汪建英提交了了刘红兵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刘红兵并未实际收到案涉款项。 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了刘红兵向四川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影印件一份，载明：“本人刘红兵于2017年5月12日获得贷款200000元转至贵公司对公账户。现授权贵公司的子公司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德阳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娟客户使用此款购买饲料。”，刘红兵在委托书上签字捺印。而被告刘红兵、汪建英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委托书，陈述刘红兵与王娟互不认识，双方无合伙或合作关系，且委托书系填空式，刘红兵签字时委托书上划线处是空白的，内容是之后填写上去的。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原告工商登记信息、三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刘红兵与汪建英的结婚证复印件、《农信小贷金融合作协议》、《贷款推荐函》、《合作框架协议》、《最高额担保函》、《反担保合同》、《借款协议》、《说明函》、银行电子回单、《商业代偿履行通知书》、《委托付款函》、签呈和企业网上银行回单、《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授权委托书》影印件、被告刘红兵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一、刘红兵与农信公司是否建立了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借款事实是否成立？二、各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和责任承担？三、原告是否享有追偿权？ 焦点一：刘红兵经原告推荐，与农信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刘红兵在20万元的限额内可一次性或多次循环使用债务总额度，单次债务的到期日以具体协议为准。基于此，刘红兵在农信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使用识别其身份及指令的唯一标志的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交易口令与农信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向农信公司借款200000元、27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指定原告为该借款的收款人。故，刘红兵与农信公司成立了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出借款人是农信公司、借款人是刘红兵。农信公司委托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将刘红兵所借款项200000元、27000元支付到刘红兵指定的原告对公账户，农信公司完成了出借款义务。原告接收该款项，是基于刘红兵的指定。因此，刘红兵与农信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及借款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焦点二：刘红兵是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承担履行合同义务责任。汪建英为刘红兵基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借款向农信公司出具《最高额担保函》，是担保人。但同时，刘红兵与汪建英又系夫妻关系，汪建英对刘红兵向农信公司借款是明知且是支持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汪建英应当与刘红兵共同偿还尚欠农信公司借款本息及承担相关债务。 原告在与农信公司签订的《农信小贷金融合作协议》和对刘红兵的《贷款推荐函》中，承诺当刘红兵出现逾期／违约时，承担不可撤销的先行垫付责任，实质是承担担保责任，其地位应认定为担保人。徐煜，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该认识的到担保的意义和法律后果，其为刘红兵基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借款向农信公司出具《最高额担保函》，地位是担保人，徐煜应当为刘红兵基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签订《借款协议》后所借款项承担担保责任。同为担保人的原告和徐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第二十条第二款：“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的规定，原告与徐煜应在刘红兵的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部分，按照50%的比例分担。 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原告就刘红兵尚欠借款本息176207.68元、27833.25元向农信公司进行了清偿，是积极承担担保责任的行为。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享有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故原告请求刘红兵偿还其代偿款176207.68元、27833.25元，共计204040.93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刘红兵向农信公司借款200000元、27000元，6个月借款期限到后，刘红兵未按约还本付息，应当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汪建英与刘红兵系夫妻关系，应当对共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和徐煜作为担保人，应当对刘红兵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现原告代刘红兵偿还了借款本息204040.93元，依法享有对刘红兵、徐煜双重追偿权。若刘红兵认为未收到饲料，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原告与刘红兵双方就债务利息未作出约定，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在代为清偿债务后至起诉前，曾向被告催收过代偿款，故其主张从2017年12月1日起、从2019年3月21日起分别计算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确定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7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占用资金利息。 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8162元，原告的依据系其与被告刘红兵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但该合同中对反担保期限作了明确的约定，即“如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则借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批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而最后一批借款的到期日为2018年5月21日，则反担保期限届满之日为2020年5月21日，现原告在反担保期限届满后才提起诉讼，被告刘红兵的反担保责任已免除，故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与合同约定不符，也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因原告与徐煜均系刘红兵在农信公司处借款的担保人，且之间并未约定分担比例，现原告要求徐煜就借款本息204040.93元及利息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超出徐煜应承担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在案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红兵、汪建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款204040.93元。 二、被告徐煜在被告刘红兵、汪建英就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按照50%的比例，即在102020.47元限额内向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徐煜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红兵、汪建英追偿。 四、被告刘红兵、汪建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款204040.93元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204040.93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5日起至本判决所确定的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息随本清。 五、驳回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42元，由被告刘红兵、汪建英负担。此款原告眉山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已垫交，被告刘红兵、汪建英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聂 晶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徐玲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