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1行初148号原告吕建生，男，194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告孙青敏，女，195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原告孙昌龙，男，1952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原告杨嗣明，女，195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原告张乐生，男，195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原告邵承露，女，195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原告王玉敏，女，196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告许炳芬，女，195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法定代表人李国田，局长。委托代理人卢振虎，天津市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处副处长。原告吕建生等8人诉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建生等8人诉称，被告2019年在我市两百多万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中扣除“大额医疗救助缴费”每人360元。原告要求被告公开2019年共收取企业退休人员多少钱？用于大额救助支出多少钱？剩余多少钱？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此项信息属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内容，属于主动公开的范围，而被告却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最后一段：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难道每年收取多钱、用多钱、剩余多钱？需要加工？难道属于不应当公开或者不属于政府信息的内容？难道不属于天津市政府津政函［2019］55号，第四条明确规定的被告的职责？难道2019年前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管理的时候可以公开？成立医疗保障局后就需要加工可以不公开了？由于被告不履行法定的信息公开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诉至贵院，1、确认被告“2020-032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违法；2、判令被告依法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3、诉讼费被告承担。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辩称，一、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答辩人依法及时给予答复，作出的不予公开的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1、答辩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申请的政府信息进行了答复，并依法送达原告，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以原告为代表的8位相对人于2020年4月17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答辩人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答辩人公开“2019年扣缴了我市退休人员每人360元，共计扣缴多少亿人民币？用于大病救助多少亿人民币？剩余多少亿人民币？”答辩人于2020年4月28日依法作出编号2020-03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020年5月6日通过EMS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于2020年5月7日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答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并送达。2、答辩人作出的2020-3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内容并无不当，原告诉称答辩人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8条为由拒绝公开政府信息违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以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原告申请公开“2019年扣缴了我市退休人员每人360元，共计扣缴多少亿人民币？用于大病救助多少亿人民币？剩余多少亿人民币？”经答辩人核实大额医疗救助统计数据为全市所有参保人员整体收入和支出情况，包括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目前我市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的征缴工作由税务主管部门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答辩人非大额医疗费救助金征缴部门；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的收入按照每个社保分中心的征缴收入进行核算，而非以退休、在职或其他口径进行核算；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的支出在业务统计时是以个体进行列示，而非以退休、在职或其他口径进行列示或核算，故对于原告申请公开的针对我市退休人员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以及结余并非已经制作好的信息，而是需要答辩人进行大量的加工、分析、整理并需向其他行政职能部门搜集数据才可得出相应的数据。因此，答辩人不予提供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依据《条例》第三十八条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内容并无不当，答辩人作出的答复书符合《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二、答辩人对需汇总、分析、加工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原告因此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起诉。《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依据《条例》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本案中，原告向答辩人申请公开“2019年扣缴了我市退休人员360元，共计扣缴多少亿人民币？用于大病救助多少亿人民币？剩余多少亿人民币？”的政府信息，并不是现有的政府信息，需要答辩人进行搜集、汇总、分析、加工，答辩人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已予以书面答复依法不予提供。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予以驳回。三、原告吕建生在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以答辩人不予公开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相关数据提起的行政诉讼后，再次以相似的事由提起行政诉讼，实属浪费司法行政资源，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告吕建生曾于2019年8月28日要求答辩人公开多年来每年扣除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大额医疗费救助金总收入是多少人民币？每年用于我们退休人员大病住院救助多少人？总支出款是多少？答辩人于2019年9月23日依法作出编号2019-00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送达原告吕建生。后原告吕建生以2019-00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违法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其中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原告吕建生的起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亦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20）津行申113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吕建生申请公开的信息并非《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条例》的调整范畴，答辩人作出的答复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原告多次向答辩人申请公开大额医疗救助基金的统计数据，但相关数据需答辩人进行搜集、汇总、加工、分析，答辩人依法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然原告反复据此提起行政诉讼，实属是对司法行政资源的浪费，依法应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鉴于答辩人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已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答辩人依据《条例》第三十八条作出的不予公开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恳请贵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认为，原告吕建生等8人向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其所申请的主要内容为“2019年扣缴了我市退休人员每人360元，共计扣缴多少亿人民币？用于大病救助多少亿人民币？剩余多少亿人民币？”原告吕建生等8人的申请实质是向被告进行咨询，并非申请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某个政府信息本身，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被告针对原告吕建生等8人的咨询所作出的答复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吕建生等8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十）项的规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吕建生、孙青敏、孙昌龙、杨嗣明、张乐生、邵承露、王玉敏、许炳芬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吕建生。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晓琳审判员  刘建景审判员  秦润林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韩桂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