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梁，男，汉族，1978年1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山东法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添，男，198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梅，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荆家镇府驻地。 法定代表人：祁志军，董事长。 原审被告：山东嘉毅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兴桓路**。 法定代表人：刘健，董事长。 原审被告：祁志军，男，汉族，1971年5月14日生，住山东省桓台县。 原审被告：荆娟，女，汉族，1980年12月30日生，住山东省桓台县。 原审被告：李全文，男，汉族，1964年10月14日生，住山东省桓台县。 原审被告：宋京民，男，汉族，1970年4月1日生，住山东省桓台县。 原审被告：郭永，男，1976年9月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上诉人张国梁因与被上诉人耿添及原审被告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公司）、山东嘉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毅公司）、祁志军、荆娟、李全文、宋京民、郭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3民初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国梁在查封前已经承租拟拍卖的方正公司生产设备，并确认本次执行拍卖为带租拍卖；2.一、二审诉讼费耿添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事实为张国梁于2013年11月12日与方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方正公司承租土地、厂房以及生产设备，租赁期限为16年，租赁费每年50万，共计租赁费800万元。租金由张国梁用承租前的出借款650万元冲抵，剩余150万元由张国梁于2014年1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祁志军。2014年9月22日，耿添因与方正公司等借贷纠纷案件申请法院查封方正公司生产线、设备等，后拟执行拍卖方正公司印刷机器设备，本次拍卖属带租拍卖，张国梁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二、张国梁承租设备时间早于耿添案件查封时间且完全属实，一审判决否定张国梁与方正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租赁关系，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张国梁与方正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时间发生在查封之前，即2013年11月12日，合同签订及租金交付过程由方正公司和祁志军出具的收据、情况说明以及银行交易明细等书面证据予以印证，证据链条环环相扣；一审判决未依据任何能够足以推翻该租赁合同真实性的直接证据，而是凭空根据张国梁从未举证的所谓150万元“借条”以及“设备抵押合同”进行反向推论，完全系主观臆断。本案从听证到庭审，张国梁从未依据“设备抵押合同”作为阻却执行的理由，一审判决引述上述理由反驳张国梁毫无事实依据。2.张国梁承租本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生产设备后筹建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开始申请到正式设立公司，中间经历的过程符合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也符合正常的商业习惯。3.张国梁提供的2014年1月22日向祁志军170万元转账明细足以证明，在新公司筹备期内以方正公司名义由张国梁实际出资经营，进而证明张国梁承租设备后2014年8月方正公司职工工资等开支是由张国梁出资，目的是为了在筹备期内保持生产不中断。但一审判决认定职工工资表“具有较大的证据优势”，未客观保护张国梁的实际权利，显然过渡滥用了“外观主义”。三、张国梁承租的土地使用权在本案之前已经由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拍卖成交，并已认可张国梁的承租权，成交后的所有权人也未接受土地使用权；而一审判决不予认定张国梁对本案设备的承租权，与同一地区法院的前一执行裁决结论相互矛盾，损害了人民法院同案同断的司法权威，甚至在竞拍后将导致土地使用权人与地上附属物所有权人不一致的被动局面。四、张国梁至今在承租的场地上生产经营，且有上百名职工维持机器运转，拍卖设备后将严重影响张国梁的正常生产，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不利。总之，张国梁承租涉案土地及设备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张国梁仍在正常经营中。一审判决的理由如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晚于查封时间3个月；张国梁与方正公司之间的所谓租金支付问题等无法否定租赁关系的客观真实性。 耿添辩称，张国梁所谓的2013年11月份开始租赁方正公司设备与事实不符，耿添申请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查封案涉设备时，方正公司仍在正常生产，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设备及房地产等共同出租给张国梁的情况。一、张国梁所谓的租赁费共计800万元，根据张国梁的说法，650万元以祁志军之前向张国梁的借款进行冲抵，作为该800万元组成部分的150万元，其发生时间在2013年11月所谓租赁合同签订后，但是针对该150万元祁志军却仍然向张国梁出具了借条，该借条由张国梁一方在执行案件中提交，如果租赁合同在耿添查封方正公司设备之前真实签订，那么针对150万元，祁志军不可能向张国梁出具借条。同时租赁期限内的所有租金一次性支付完毕本身也与一般的交易习惯不符，综上可以说明2013年11月份张国梁根本就未租赁方正公司设备。二、张国梁在所谓的2013年11月份租赁方正公司设备、以借款抵顶租赁费后，却又于2014年8月与方正公司就借款签订《设备抵押合同》，可以说明所谓的借款抵顶租赁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在2013年11月份张国梁根本就未租赁方正公司设备。执行案件中，张国梁提交《设备抵押合同》，主要内容是因祁志军向张国梁借款，方正公司用所有的设备提供抵押。张国梁自己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可以看出所谓的设备于2013年11月份租赁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该《设备抵押合同》系张国梁在执行案件中提交，耿添从执行案件中复印并在执行异议听证程序及一审案件中提交，并且在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张国梁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三、2014年9月方正公司仍在进行正常生产，最起码在2014年9月底之前方正公司是不存在设备对外出租的情形的。同时执行异议听证过程中，张国梁从未提出过其在所谓的租赁方正公司设备后在新公司筹备期由张国梁实际出资经营的观点，听证中张国梁针对耿添提交的仲裁调解书、工资表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方正公司作为设备所有权人也有义务对设备进行日常管理。2015年初，方正公司几十名职工在桓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方正公司支付2014年9月份工资，劳动仲裁案件中方正公司提交公司2014年9月份工资表，这足以说明最起码在2014年9月底之前，方正公司仍在进行正常生产，也就是在耿添申请查封方正公司设备时，方正公司不存在对外租赁的情况。四、张国梁作为股东成立的的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营业范围含有印刷）成立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在耿添查封案涉设备3个月之后，在所谓的租赁合同签订1年多之后，这与正常的租赁后开展业务的常理不符。五、张国梁提出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所谓承认张国梁承租权的说法，无证据证实，且即使该法院认可张国梁的承租权，也不能排除本案中在耿添提供充足证据的基础上，法院依据本案证据所作出的事实认定。六、从耿添要求拍卖设备起，作为向祁志军出借款项的张国梁一直在阻碍执行程序的进行，作为方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祁志军也一直在公司内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张国梁所谓的2013年11月份开始租赁案涉设备完全是为了阻碍执行，是不真实的。 方正公司、嘉毅公司、祁志军、荆娟、李全文、宋京民、郭永未提交书面意见。 张国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本次执行拍卖为带租拍卖；2.耿添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针对耿添诉方正公司、嘉毅公司、祁志军、荆娟、李全文、宋京民、郭永借款合同纠纷即(2014)淄仲裁字第685号裁决书一案中，桓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对被执行人方正公司的生产线、印刷机等相关设备进行了保全查封。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上述查封已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因张国梁主张其与方正公司就涉案标的自2013年11月12日起发生租赁合同关系，其向方正公司出借的资金800万元亦抵顶了租金，对上述仲裁执行查封行为不服，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对其异议以（2019）鲁03执异158号裁定书予以驳回后，其提起本次执行异议之诉。 张国梁主张方正公司就上述借款于2014年8月30日以涉案印刷设备抵押与张国梁签订了抵押合同。张国梁于2014年12月成立淄博卓阳传媒文化公司。张国梁主张其与方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至淄博卓阳传媒文化公司成立期间，其以方正公司的名义实际经营，耿添提交部分仲裁调解书证明在涉案设备查封时方正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耿添提供证据相比张国梁证据具有较大的证据优势，故对张国梁主张其租赁后以方正公司的名义实际经营，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查封涉案标的物时间即在张国梁主张的上述期间内，故可以确认法院查封时方正公司仍然在生产中。 一审法院认为，法院查封涉案标的物时，方正公司仍然在生产中，张国梁作为股东成立的淄博桌阳文化传媒公司在该查封标的物之后，张国梁主张800万元租赁费其中的150万元，向祁志军交付时间在租赁合同之后，祁志军仍然向其出具了借条不合常理，该款项不宜认定为交付租金，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张国梁一方面主张800万元借款抵顶租赁费，另主张就该借款以涉案设备抵押签订了设备抵押合同并向法院提交，作为阻却执行的证据，前后矛盾。因此，张国梁主张其与方正公司就涉案设备存在租赁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在执行中对该设备带租拍卖，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国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国梁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国梁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1.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年8月21日拍卖公告一份以及阿里司法拍卖网络信息一份，证明法院在执行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方正公司另一案件时，已经确认了张国梁予以承租的事实；2.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书一份，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已经由案外人王立枝竞买成功，也认可了张国梁的承租权。耿添质证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耿添向本院提交本案执行听证程序中的执行听证笔录一份，证明张国梁在执行听证程序中从未提出过新公司筹备期对方正公司提供实际出资经营，其当时主张方正公司作为设备所有权人有义务对设备进行日常管理；另张国梁在执行阶段提交的设备抵押合同，且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张国梁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8月21日，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关于拍卖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桓台县××路××号××房产及土地的公告》，并在阿里拍卖网络进行拍卖。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391执恢57-2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有上述拍卖的房产及土地于2018年9月21日买受人王立枝以19516200元的最高价竞得的内容。另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的执行听证笔录关于张国梁对耿添、马雷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载明，张国梁认为方正公司于2014年9月份使用人员是因为方正公司作为设备所有权人有义务对设备进行日常管理，并对张国梁与方正公司签订的设备抵押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国梁在方正公司生产设备被法院查封前是否与方正公司就查封物品存在租赁关系。首先，《租赁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包括生产设备。张国梁主张于2013年11月12日与方正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但合同中约定租赁物为土地及其地上附属物（车间、办公楼、仓库等），张国梁认为生产设备包括在“等”字中，本院认为依据不足。且这与张国梁在提起执行异议时提交2014年8月与方正公司签订设备抵押合同的事实相冲突。其次，在法院查封时方正公司仍然在自行生产经营。耿添一审提交的桓劳人仲案字（2015）第7－10号仲裁调解书、离职申请书及方正公司2014年9月的工资表，足以证明在法院查封保全相关设备时方正公司仍在生产中。张国梁主张其在尚未成立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前仍以方正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并提供2014年1月22日向祁志军账户转款的证据。本院认为，张国梁与祁志军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关系，仅凭双方有一笔转款并不能证明存在租赁经营的事实。再次，张国梁与方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的情形。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后，张国梁全额交纳十六年的租金，且作为800万元租金中的150万元，仍由祁志军向其出具借条；在2014年8月张国梁与方正公司就生产设备签订抵押合同；张国梁履行租金交付义务后仍由方正公司继续自行经营；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租赁合同签订一年之后。综上，张国梁诉讼主张确认本次执行拍卖为带租拍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就在方正公司生产设备被法院查封前即就查封物品存在租赁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因其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关于涉案土地房产的租赁及拍卖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国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国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亮 审 判 员  邝 斌 审 判 员  安景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魏江山 书 记 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