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11行初120号 原告：蓝山县毛俊镇尚屏村第八村民小组（原漕溪村3组）。 代表人：唐开秀，男，汉族，1954年9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蓝山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世辉，湖南湘涵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忠伟，湖南昱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蓝山县塔峰镇城东南路**。 法定代表人：魏和胜，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蹇文生，湖南湘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永州市冷水滩区逸云路**/div> 法定代表人：朱洪武，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唐仁生，男，汉族，1959年09月04日出生，住湖南省蓝山县。 第三人：唐开信，男，汉族，1962年10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蓝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利华，湖南湘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蓝山县毛俊镇尚屏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尚屏村8组）不服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林木林地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依法立案受理，同日向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和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唐仁生、唐开信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艾久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于朝晖、人民陪审员杨祥斌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秦欣明担任庭审记录，于2020年9月23日下午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魏和胜、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朱洪武，经本院依法通知，因故未到庭。原告尚屏村8组的代表人唐开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忠伟、黄世辉，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河、蹇文生，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利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蓝府决字［2020］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为：一、1983年8月7日《关于朝溪生产队分自留山、责任山社员互相争执的处理协议》（以下简称《处理协议》），明确记载鱼连脚等山场作责任山发包给被申请人承包经营，未记载发包山场的四至范围，也未记载属于组集体公山的范围。《处理协议》既不能证明争议山场不是组集体当时发包的范围，也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属于组集体公山的范围。关于被申请人鱼连尾、对石脚林权证记载的地名与《处理协议》记载地名不一致的问题，因同一山场存在一山多名的情况，不能以地名记载不同的理由来认定争议山场就是当年没有发包的范围。关于鱼连脚山场与公山的分界线以及鱼连尾、对石脚山场是“笼板”（当地方言，是指石山或陡岭不能种杉树的山场）的问题，本组哪些山场属于“笼板”，且“笼板”属于当年未发包的山场范围，申请人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二、原告提交的2018年9月26日邝国任《证明》和2018年9月28日谭某《证明》对双方争议事实没有证明作用。被申请人在争议山场从事的管业情况与调查情况相符。2013年被申请人唐仁生、唐开信分别在鱼连尾、对石脚山场种植了杉树，但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在争议山场进行管业的行为没有提出异议，申请人明知而不提出异议，与常理相悖。三、2010年蓝山县人民政府给被申请人唐仁生、唐开信分别颁发的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7号鱼连尾、第4300540556号对石脚山场林权证，四至与实地相符，被申请人又有管业的事实佐证其权属的真实性，在申请人没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的林权证存在错填的情况下，依法应予维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决定：鱼连尾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属于毛俊镇尚屏村漕溪3组唐仁生所有；对石脚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属于毛俊镇尚屏村漕溪3组唐开信所有。唐仁生凭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7号鱼连尾林权证、唐开信凭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6号对石脚林证记载的四至依法管业。 原告尚屏村8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3日作出永政复决字［202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做出的《2号处理决定》。 原告尚屏村8组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蓝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2、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9号行政复议决定》；3、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蓝山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分别颁发的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7号鱼连尾山场、第4300540556号对石脚山场的《林权证》。事实及理由：一、两被告以“给唐仁生、唐开信分别颁发的林证字第4300540557号鱼连尾、第4300540556号对石脚山场的《林权证》，四至实地相符，被申请人又有管业事实佐证其权属的真实性，在申请人没有证据证实相应《林权证》存在错填的情况下”为由，对涉案《林权证》予以维护，缺乏基本事实，是错误的。1、在申办上述涉案《林权证》时，第三人谎称《承包合同书》丢失，并没有提供1984年的《承包合同书》，没有合法的林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故涉案《林权证》没有林地所有权依据。2、涉案《林权证》的四至界限与实地不符，与其他人《林权证》的界限相矛盾，与实际管业情况不符。3、涉案《林权证》地名与实际不符，其中“附图”错误，与涉案山场实地不符。二、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涉案《林权证》的申办程序违法。在涉案《林权证》申办过程中，相关人员没有对涉案山场进行实地勘验调查、现场核实，连“附图”的绘制都有错误。相关林业部门没有对涉案《林权证》登记内容进行公示。三、被告以“第三人现实管业的事实佐证其权属的真实性”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违反山林权属确权原则，违背法律规定。第三人是在2013年后才对涉案山场的部分区域种植杉树。而《林权证》的申办是在2009年左右。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不举行行政听证程序违法土地确权是最重要的行政许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第47条的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中，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对原告要求撤销涉案《林权证》的要求不予支持，并同时做出事关涉案山场林地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决定，未告诉原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1983年《处理协议》，拟证明1、依漕溪生产队于1983年8月7日达成的协议，唐仁生组的分得责任山场为：鱼连脚和鱼连板和倒地葫芦和鱼连脚。唐开秀组分得山场为：田仔脚和江神坳横路上破漕和接婆地、对门岭。2、当年仁生组最后一块地名“鱼连脚”山场的范围，并非现争议林地鱼连尾、对石脚山场的范围，也非平素所称洋田垣的范围。 证据2、《尚屏乡林业生产承包项目登记表》，拟证明1、1984年时，唐仁生利用时任村秘书的便利，出于私心，并未完全按《处理协议》的约定来填写各小组应分得的责任山并进行登记，且部分登记与实际不符，系错误登记。 证据3、唐开信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拟证明1、唐开信的“对石脚”山场，小班号228-1。四至：东，以崎为界；南，以崎为界；西，以土坂面为界；北，以崎为界。2、本“对石脚”山场并未在《林业生产承包项目登记表》仁生组“阳奇恒”的范围内，系超越范围填证，实系组集体的公山。3、争执区域，是组集体的公山，唐开信填证申办时没有提供权属依据，谎称承包合同遗失。4、林权登记时，相应人员并没有去现场核实，唐石英、池德朝的签名由他人代签，唐开信的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 证据4、唐仁生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林权证附图》，拟证明：1、唐仁生的“鱼连尾”山场，小班号223-8。四至：东，以崎为界；南，以崎为界；西，以土坂面为界；北，以崎为界。2、四至界限与争议林地山场实际不符，其登记界线范围内包括了争执的林地山场，还包括了仁生同组村民（如唐仁兵、仁星、仁财等）的林地，及其他组村民邝贤伍、唐开仕的林地。其林权证与其他人的林权证存在重叠、交叉、包含等情况。3、小班号、林权证附图均有错误。4、争执区域，是组集体的公山。唐仁生申办填证时没有提供权属依据，谎称承包合同遗失，四至依其口头所述填写。5、林权登记，相应人员并没有去现场核实，唐石英、池德朝的签名由他人代签，其他相邻宗地人未签名。 证据5、唐仁星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林权证附图》，拟证明1、唐仁星的“羊田恒”山场，小班号为228。四至：东以尖嘴崎，西以横路，南以唐开信开仕黄竹，北以贤超黄竹路。2、其登记范围在唐仁生的“鱼连尾”登记山场的大范围内。两个林权证范围有交叉、包含，相矛盾。 证据6、唐仁兵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林权证附图》，拟证明1、唐仁兵的“鱼莲脚”山场，小班号为228-5。四至：东以仁生，西以河，南以仁星黄竹，北以仁财黄竹。2、其范围在唐仁生的“鱼连尾”登记山场的大范围内。两个林权证范围有交叉、包含，相矛盾。 证据7、唐开信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林权证附图》，拟证明1、唐仁兵的“雷公滩”山场，小班号为223-5。四至：东以崎，西以路，南以唐开仕黄竹，北以唐仁财黄竹。223-4，四至：东以唐仁兵黄竹，西以河，南以邝贤伍破漕，北以唐仁生黄竹为界。2、其范围在唐仁生的“鱼连尾”登记山场的大范围内。两个林权证范围有交叉、包含，相矛盾。 证据8、邝国任的《证明》，拟证明时任村书记的邝国任证明：分山时，按1981-1983年为准。剩余的为公山。 证据9、谭某的《证明》，拟证明林改时的村秘书谭某证实：鱼连尾等两处系公山，山权到户时，没有按81年、83年林权证填，2009年填的两处签字无效。 证据10、对谭某的《律师调查笔录》，拟证明：1、唐仁生、唐开信林改填表时，两人以责任山承包合同遗失为由，没有提交责任山合同书给村干部；2、村干部填表时，没有上山看现场，是按唐仁生、唐开信自报的山场地名和四至界线填登的。3、基于唐开信承诺：如申报的山场与各小组的山场不相符，发生争执就将所争执山场退回组漕溪3组。村干部才在申请表、核实表上签字的。 证据11、争执示意图，拟证明“鱼连尾、对石脚”山场界限示意，1、唐仁生“鱼连尾”林权证所辖范围，包括争执公山及其他村民的山场。与实际管业不符，与他人林权证相互冲突。2、唐开信的“对石脚”山场不在“阳奇恒”四至范围内。系组集体公山，并非仁生组分给唐开信承包的。 证据12、1953年权属证，拟证明1982年分山协议已分给其他人。 证据13、1982年分山协议，拟证明：1、1953年的林权已交由全组重新分配。2、大组分为四个小组，各组分得山林名称。 证据14、自留山林权证，拟证明自留山没有交给组里重新分配归填证人所有。 证据15、1984年承包山登记，拟证明：1、无争议的三个组所填山林块数、名称与1982年分山协议基本一致；2、承包责任山林权属以1982年分山协议为依据；3、唐仁生组的审批表与1982年分山协议不一致。 证据16、承包合同书，拟证明无争议三个组与分山协议山名、块数一致。 证据17、2010年林权证，拟证明1、无争议三个组林权证山名、块数与自留山，1984年承包山登记审批表一致。2、林权证来源为第一，自留山，第二承包山。3、唐仁生组林权证来源与自留山承包山不符。 原告尚屏村8组在庭审中向法庭申请证人谭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证人谭某（2009年时任村秘书）出庭称：在填登《林权证》时，唐开信、唐仁生说承包合同已经丢失，因为当时时间紧，没有到组里了解；全村的《林权证》都没有进行公示；对本案争执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是否是村里公山表示不清楚。 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辩称：一、《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持有的《林权证》记载的四至与实地相符。第三人对鱼连尾和对石脚争议山场范围既有出卖杉树又有种植杉树（现为杉幼林）的实际管业行为。对石脚山场地名另与鱼连尾地名不一致，但地名不一致不是否定第三人林权证权属的理由，因为一山多名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第三人提供的1983年8月7日《处理协议》证明鱼连脚山场确实分给第三人的责任山。原告认为第三人的林权证填证范围都是公山范围，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只有2018年9月26日、28日邝国任和谭某的《证明》，从证明的内容看，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就是公山的范围，因此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第三人林权证“附图”绘制错误的问题。即使林权证的“附图”绘制错误，也不能否定其林权证的效力。因为第三人的林权证记载的四至与争议山场实地吻合，林权证“附图”只是林权证的附件，“附图”绘制错误只说明林权证的附件存在瑕疵，附件瑕疵不能否定林权证本身的法律效力。3、2010年第三人的林权证颁发以后，第三人在林权证的管辖范围内从事实际造林的行为，原告明知而不提出异议，明知而不及时主张权利。原告的行为与常理相矛盾。二、《2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土地确权不是行政许可，而是行政确权或称行政裁决。对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属争议，被告在作出行政裁决之前，没有必须告知原告听证的法定程序，也就是说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必须通知原告举行听证的法定义务。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号处理决定》和《2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 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处理协议》，拟证明：1、“两山到户”时，漕溪生产队（即漕溪3组）将本组山场分给四个小组（共39人分了四个小组），再由各小组将山场分配到户；2、当时分给唐仁生小组的山场是：鱼连脚、鱼连板、倒地胡芦、鱼连脚四块山场，现有争议的是记载最后的鱼连脚山场；3、原告以该《处理协议》证明争议山场“鱼连尾、对石脚”属于公山，该《处理协议》记载了分配山场的地名，因未记载哪些山场属于未发包的公山（或者说《处理协议》并没有记载争议山场属于公山），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漕溪3组的主张。 证据2、2009年11月5日唐仁生和唐开信的《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以下简称《核实表》），原告拟证明该核实表上相关人员签名是假冒的。因当时办证为了赶时间，漕溪村各组派人成立工作组，《核实表》都是工作组人员签名后上报盖章的，不是当事人伪造的《核实表》，原告提出第三人的林权证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核实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不能以该《核实表》来否定唐仁生和唐开信林权证的效力。 证据3、2018年9月26日邝国任《证明》，拟证明邝国任只证明剩余的山为公山，争议山场是否属于漕溪3组剩余的公山，没有具体写明，该证据没有证明作用，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证据4、2018年9月28日谭某《证明》，拟证明1、证明的内容模糊不清，是一处公山还是两处公山及公山的四至范围都没有写明；2、洋田衡山场包括争议山场和唐仁星等几户无争议的山场，他证明洋田衡是公山，与明摆的事实不相符。 证据5、1983年8月7日《处理协议》，拟证明1、《处理协议》“分组划分山场情況”记载唐仁生小组分得的山场是鱼连脚和鱼连板和倒地胡芦和鱼连脚，记载在最后一块“鱼连脚”山场有争议；2、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虽与《处理协议》记载的“鱼连脚”山场地名不一致，但争议山场就是漕溪3组发包给唐仁生小组的“鱼连脚”范围内的山场，不能以地名不一致的理由否定唐仁生、唐开信已经颁证的山林权属。 证据6、2010年1月18日唐仁生第4300540557号鱼连尾场和唐开信的第4300540556号对石脚《林权证》，拟证明：1、2010年林改时唐仁生填发了鱼连尾山场的林权证，唐开信填发了对石脚山场的林权证。唐仁生和唐开信的林权证四至与争议山场实地相符；2、2010年林权发证到2018年毛俊水库征地发生纠纷前，原告对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和第三人到争议山场进行实际的管业行为都没有提出异议；3、原告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唐仁生鱼连尾和唐开信对石脚山场林权证的管辖范围不是本组发包给唐仁生小组的“鱼连脚”山场范围，原告申请撤销争议山场林权证的依据和理由不充分。 证据7、2018年11月20日《调解笔录》，拟证明1、2018年双方发生纠纷，毛俊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2、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又称洋田衡、洋田垣，洋田垣山场包括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 证据8、2019年7月18日双方座谈记录，拟证明1、蓝山县林业局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2、漕溪3组提出本组有11块公山，认为鱼连尾、对石脚山场是公山；3、唐开信在2013年造林前，将对石脚山场的成林杉树卖给了本组的唐开定；4、漕溪3组认可唐仁生、唐开信于2013年在争议山场鱼连尾、对石脚山场造了杉树，争议范围就是唐仁生鱼连尾、唐开信对石脚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5、洋田垣是大地名，包括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6、漕溪3组不认可唐仁生、唐开信的林权证，要求撤销的证据和理由是：①2018年9月26日邝国任《证明》，2018年9月28日谭某《证明》；②1983年8月7日《处理协议》；7、唐仁生、唐开信不认可谭某、邝国任的《证明》；8、漕溪3组的公山有些填了新林权证，有些没有填证。 证据9、2020年3月3日《调查笔录》（调查当事人唐仁生笔录），拟证明1、双方权属争议是因2018年毛俊水库建设征地时漕溪3组提出异议才发生的，漕溪3组认为唐仁生、唐开信管理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是公山；2、1983年8月7日《处理协议》记的最后一块“鱼连脚”山场有争执；3、各小组将山场分到户后，各户的山场没有填《承包合同书》了；4、漕溪3组认为争议山场属于“笼板”，“笼板”是方言，是指石山或很陡不能种植杉树的地方；唐仁生否认争议山场属于笼板。5、2009年11月唐仁生、唐开信的鱼连尾，对石脚《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不是唐仁生、唐开信填写的，林改时村里成立了专门工作班子，其中有村支书邝国任、村秘书谭某、村妇联唐石英、村代表池德朝、唐开佑等人参与；6、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由唐仁生造林约4亩，唐开信造林约2亩，造林时间是2013年。 证据10、2020年3月3日《调查笔录》（调查漕溪3组唐开秀笔录），拟证明1、双方权属纠纷是2018年发生的，现双方有争议的是《处理协议》记载分给仁生组的最后一块；2、各户到户山场没有填发《承包合同书》；唐仁生填证的鱼连尾、唐开信填证的对石脚山场是公山；3、笼板是方言，是指石山或陡岭不能种杉树的山场，大家晓得笼板未分到户，组里没有决议；4、本组第13号羊田恒《山林所有证》包括争议山场，争议山场又称洋田痕、洋田衡；5、漕溪3组认为鱼连尾、对石脚《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中唐石英、池德朝的签名不真实；6、林改时漕溪村参与代表有邝国任、谭某等人；唐仁生、唐开信的现场核实表是谭某填写的；7、对2010年唐仁生鱼连尾、唐开信对石脚林权证，2013年唐仁生、唐开信到争议山场种植杉树，漕溪3组当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证据11、2020年3月4日《双方调解记录》，拟证明1、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就是：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到底是不是公山；2、漕溪3组的证据己提交完毕，其证据是《处理协议》和《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2018年9月26日邝国任和2018年9月28日谭某的《证明》；3、双方对争议的鱼连脚山场的四至有争执；4、当时分岭时树子好的就山场面积少些，树子差的就宽些。 证据12、2020年3月20日《现场调查笔录》（漕溪3组现场指界），拟证明：1、《处理协议》记载分给唐仁生小组的有争议的鱼连脚山场的四至界限，漕溪3组一直没有指出来，漕溪3组认为：上面的横路口，对直下到河边的“鱼连脚”为分界线，该分界线以西的山场（就是争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是公山，以东的山场是分给唐仁生小组的山场。原告所指的分界线，只是凭口头陈述认为该界线是分界线，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且与唐仁生、唐开信进行管业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辩称：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29号行政复议决定》受理程序合法；2、永州市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了审理；3、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了各方当事人。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为证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其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和法律依据： 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代表人身份证明、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存根、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存根、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存根，拟证明答辩人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程序合法。 证据2、蓝山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蓝山县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蓝山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目录（内容与蓝山县政府提交的一致，故未提交）、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答辩人依法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复议决定。 证据3、邮寄凭证、送达回证，拟证明答辩人将复议文书依法送达了各方当事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当庭述称：一、《2号处理决定》、《29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对争议山场享有使用权，且第三人对争执山场进行了现实管业。《林权证》填登的四至界线与实地相符；即使《林权证》附图错误，也不影响林权证的效力；原告说《林权证》没有进行公示，没有事实依据。二、林地确权属于行政裁决行为，不属于行政许可行为，被答辩人要求蓝山县政府举行听证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维持《2号处理决定》和《29号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唐仁生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唐仁生主体资格。 证据2、唐开信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唐开信主体资格。 证据3、《处理协议》，拟证明：1、两山到户时，漕溪生产队共39人分成四个小组，将本组山场分给四个小组，各小组再将山场分到户；2、当时分给唐仁生组的山场是：鱼连脚、鱼连板、倒地葫芦、鱼连脚四块山场，现有争议的是记载在最后面的鱼连脚山场；3、漕溪3组以该《处理协议》证明争议山场鱼连尾、对石脚属于公山。因该《处理协议》只记载了地名，未记载分配山场的四至，也未记载哪些山场属于公山，该证据不能证明漕溪3组的主张；4、争议山场位于鱼连脚山场内，该证据证明唐仁生和唐开信的林权证填证有依据。 证据4、1984年8月30日唐仁生《林业生产承包项目登记表》，拟证明1、该证据是在蓝府决字（2020）2号处理决定下达后才发现的；2、两山到户时漕溪生产队分给唐仁生组的鱼连脚山场又称洋田痕、阳齐恒，其四至是东以横路，南以十八湾，西以土、河，北以小路为界，该四至范围包括现争议的唐仁生鱼连尾山场林权证和唐开信对石脚山场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3、该《登记表》还记载了漕溪生产队的公山范围；4、漕溪3组认为争议山场是公山，是没有分配给唐仁生、唐开信的山场，漕溪3组的主张，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证据5、2010年1月18日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7号《林权证》、林政字（2010）第4300540556号《林权证》，拟证明：1、2010年林改时唐仁生申请填发了鱼连尾山场的林权证，唐开信申请填发对石脚山场的林权证，唐仁生和唐开信的林权证四至范围与争议山场实地相符；2、2010年林权发证到2018年毛俊水库征地发生纠纷前，漕溪3组都没有提出异议。2013年唐仁生、唐开信到争议山场进行管业，漕溪3组也没有提出异议；3、唐仁生鱼连尾山场林权证和唐开信对石脚山场林权证的四至范围都在漕溪3组发包给唐仁生小组的“鱼连脚”山场范围内，唐仁生和唐开信关于争议山场的林权证，填证有根有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 经庭审举证和质证，原告尚屏村8组、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相互之间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尚屏村8组对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5，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鱼连尾、对石脚山场不在协议中划给仁生组的范围内，应当是公山。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没有涉及争执山场；证据2、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当时的工作人员没有上山现场核实，现场核实人的签名系虚假，且将不属于第三人的山场进行了填登；证据3，4，无异议；证据6、对合法性有异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唐仁生林权证的四至界限与争议山场的界限不一致。不仅包括了争议山场还包括了其他村民的山场。3组在林权发证时，没有公示，故村民在唐仁生等人2013年造林时未提出异议；证据7、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8、9、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0-1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部分内容与实际不相符，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13、无异议。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程序性证据均无异议，但对其中的关于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目录及复议结果有异议。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涉案争议“对石脚”的林地范围、“鱼连尾”实际争执林地范围，并未包含在当年《处理协议》中仁生组最后一块“鱼连脚”山场范围内。当年此处“鱼连脚”山场范围，也并非是“洋田垣”的范围。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第三人证明目的。1984年时，唐仁生利用时任村秘书的便利，出于私心，并未完全按《处理协议》来填写各小组应分得的责任山并进行登记，且部分登记与实际不符，系错误登记；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第三人证明目的。唐仁生的“鱼连尾”山场林权证记载的四至与争议林地部分的实际四至并不相符，漕溪3组的2010年林权发证，并没有进行公示。 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13的质证意见同我方举证意见；证据2、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存根是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后才从档案馆中查询到，且该证据正好证实了政府处理决定的正确，该合同存根上的四至范围与争执山场的四至范围相符；证据3-7、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本案是林地权属纠纷，不是林地登记纠纷；证据8-10对三性均有异议，其所述与事实不符，没有出庭作证，且其证词模糊；证据11、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单独委托，指界时没有双方到场，故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12、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应当以80年代“林业三定”时颁发的林权证为准；证据14-17、对关联性有异议，是其它组的，与本案无关。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 第三人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17是开庭前才提交，超过规定的举证期限，不予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1的质证意见和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并补充：证据9、对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谭某是原告村民唐开良的妻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模糊，未说清争议山场是否是公山；证据10、对三性均有异议，该笔录的调查人不是本案原告的代理人，也没有提供调查人的律师资格证明，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1、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图制图人与指界人均未签名，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和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没有提出异议。 对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谭某当庭发表的证言，蓝山县人民政府、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人均质证认为：证人当庭承认对争执山场是否为公山并不清楚，这与原告提交的调查笔录及书面证明不相符，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谭某当庭发表的证言质证意见和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一、对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2、5、6，符合证据“三性”原则，能证实本案相关事实，原告的质证异议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系被告在处理过程中经分析未采信的证据，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7-12，能够证明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依职权进行调查、勘查和组织调解的事实，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确认。 二、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因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3均没有提出异议，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尚屏村8组对证据2提出的异议是针对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的意见，不影响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举证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法律法规依据，经核实无误，本院予以采信。 三、对原告尚屏村8组提交的证据和其申请的证人当庭发表的证言，本院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2、3、5、7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但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和第三人的质证异议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11、真实性无法查实，被告和第三人的质证异议成立，本院均不予采信；当事人均无异议，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2、13，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和第三人的质证异议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4-1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和第三人的质证异议成立，本院均不予采信。证人谭某当庭发表的证言，真实性无法查实且对争执山场情况并不清楚，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四、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2，当事人均无异议，能够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4、5，符合证据“三性”原则，能证实本案相关事实，被告没有提出异议，原告的质证异议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83年8月7日，“两山”到户时,漕溪大队漕溪生产队（即原告尚屏村8组）将本组39人以每10人为一股分成四股经讨论后签订了《关于朝（漕）溪生产队划分自留山责任山社员互相争执的处理协议》。该协议记载了分组划分山场情况:“仁生组:鱼连脚和鱼连板和倒地胡芦和鱼连脚”，该记载最后的“鱼连脚”山场即为本案的争执山场。“分山”后各组各自填发了《林业生产责任承包合同》,将分到本组的山场划分到户（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的《承包合同》现已遗失）。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认为争议山场属于本组分给两户的责任山范围,一直进行管业造林。2010年林改期间，第三人唐仁生申领了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7号《林权证》（填登了鱼连尾山场）、唐开信申领了林证字第4300540556号《林权证》（填登了对石脚山场）。 1983年的处理协议只记录了分给各小组的山场地名,没有记载分给各小组山场的具体的四至界线,也没有记载组集体的公山。2018年毛俊水库工程建设征地过程中,第三人凭《林权证》丈量争议山场的林地,原告认为争执山场是组里的公山，双方就林地使用权发生了纠纷。原告遂请求蓝山县人民政府进行处理。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号处理决定》，原告尚屏村8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3日作出《2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做出的《2号处理决定》。原告尚屏村8组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经现场勘测查明：争执的两处争议山场地名“鱼连尾”、“对石脚”,位于尚屏村**的东南面,距原告村落约200米。两处争议山场现有部分人造杉幼林，为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于2013年所造。“鱼连尾”山场的四至:东以横路,南以黄竹、水沟,西以河,北以开信（即唐开信）为界,面积约9亩;“对石脚”山场的四至是:东以,南以,西以土坂面,北以坡为界,面积约3亩。两处争执山场范围与《林权证》填登的四至相吻合。结合1983年《处理协议》的分山情况，争执山场位于当时的“仁生组”分得的山场的末端，与双方没有争执的唐仁生责任山相邻，其他界线不与尚屏村8组的山场相邻。 本院认为：本案系林地使用权纠纷，争执的焦点是《2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山场的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所有是否正确。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对1983年8月7日《处理协议》均是认可的，但因该协议没有记载分山的具体四至范围，原告和第三人对该协议中记载仁生组分得的“鱼连脚”山场的四至范围产生了争议。2010年蓝山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唐仁生、唐开信分别颁发了林证字（2010）第4300540557号、第4300540556号《林权证》。经勘查，四至与实地相符，系对争执山场合法有效的使用权证书。虽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记载的地名与《处理协议》记载地名不一致,但不能仅以地名记载不同的理由来认定争议山场就是当年没有发包的范围。原告尚屏村8组没有对争执山场的使用权证书，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属于组集体公山的范围。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因此，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依职权，结合第三人对争执山场进行管业的事实及现实情况，依照法律法规对争执山场的使用权进行裁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恰当。本案是行政裁决行为，不属于行政许可，原告提出被告蓝山县人民政府没有举行听证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2号处理决定书》认定本案争执山场的使用权属于第三人所有，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恰当，《29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原告尚屏村8组请求撤销《2号处理决定》和《29号复议决定》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蓝山县毛俊镇尚屏村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蓝山县毛俊镇尚屏村第八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艾久华 审 判 员  于朝晖 人民陪审员  杨祥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杜诗娟 书记员秦欣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