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82民初11616号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男，1962年6月18日生，汉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女，1965年8月21日生，汉族，住邳州市。被告（反诉原告）：高本达，男，1967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邳州市。被告：王扩英，女，1992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邳州市邳州市。上述三被告及二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波，江苏尊鼎力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以下简称曹庆运）与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以下简称杨成艳、高本达）、王扩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被告王扩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庆运诉称：被告杨成艳、高本达系夫妻关系，被告王扩英是被告杨成艳、高本达的财务人员。2019年10月原告经被告杨成艳同意，从案外人左雪梅处转租了被告杨成艳和被告高本达所有的位于邳州市门面房，原告对店铺进行了装修购置了相关设备用于经营牛肉馆，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9年11月11日被告杨成艳委托被告王扩英与原告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上述门面房租给原告使用，租期一年。当日原告即支付了一年租金46000元和押金2000元给被告。2019年11月13日下午两点，原告正在经营时，被告杨成艳将上述门面房的水电突然断掉，经物业公司协调但被告拒不恢复水电，致使原告店铺无法经营至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损失仍在继续中。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恢复出租店铺的供水、供电；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78556.5元（其中利润损失以鉴定为准，计算至水电回复供应之日）；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曹庆运主张损失包括原告转租案外人左雪梅涉案店铺时支付的转租费用以及后续为了经营进行的装修、增添设备设施费用以及营业利润损失。被告杨成艳、高本达、王扩英共同答辩，被告杨成艳、高本达一并提起反诉称：答辩人杨成艳与高本达是夫妻关系是事实，但是王扩英却不是答辩人杨成艳与高本达的财会人员，答辩人杨成艳与高本达根本就不需要财会人员，王扩英就是在酒店前台的接待人员。原告称2019年10月经过杨成艳同意，从案外人左雪梅处转租答辩人杨成艳与高本达所有的位于邳州市门面房，这也不是事实，杨成艳没有同意转租给原告。原告称2019年11月11日，答辩人杨成艳与高本达委托王扩英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更不是事实，杨成艳没有委托王扩英签订合同。签字的事实真相是这样的：2019年11月11下午大约快3点左右，高本达打电话让王扩英拿一份空白租房合同给曹庆运看，让他看看里面得租房条款。王扩英从宾馆前台电脑上打印一份租房合同，打印好之后拿给了曹庆运，给他之后王扩英回了宾馆里，3点半左右得时候曹庆运来宾馆大厅叫王扩英说“你过来签订租房合同吧，这些我和在青岛的房东通电话谈好了，他让你(王桃)和我(曹庆运)把签合同签了”(他来宾馆大厅叫我的时候有视频为证)。原告还告诉了王扩英给房东交了2000元押金。王扩英一看时间快4点了，到了接小孩时间了，王扩英就说接完小孩去签吧!约4点15的时候王扩英去了曹庆运店里签合同，原告告诉王扩英说房租他和房东说好了是46000元(纯属于编造，我们的同样地段的房屋还是玻璃房间都是这个价，更重要的是2017年出租给左雪梅的时候就是64000元的房租)，王扩英就在合同上填写了房租46000，原告还让王扩英在合同上写了之前交给房东的押金2000元，租房地址日期都给填上去了，原告让王扩英签字时，王扩英不愿意写自己的名字，原告说无所谓你签房东名字吧。最后签名时原告让王扩英签了房东的名字(杨成艳，没有指印)，原告签了自己名字按了手指印，原告还没来得急等王扩英按手指印就把那份合同紧急的收了起来紧接着又让王扩英打了一张收条，收条上面写着押金2000元，一年房租46000元。收据上签名是王扩英(王桃)自己的名字。写收据时王扩英同事也在，紧接着原告让他闺女加了王扩英微信很急的转给了王扩英46000元。王扩英收款之后打电话给房东说“原告说合同的事跟你谈好了，还说交给你2000元押金，租房合同让我给代签了，收了46000元房租”。电话那头房东生气的说“曹庆运没打电话和我说合同的事啊！我也没和他聊房租多少钱，我更没收到他2000元押金，我只是让你拿合同去给他看看，你怎么和曹庆运签合同了呢，本身这房子他没经过家里人同意改了门头，我们全家对他不满意很生气，都不想租给曹庆运的，现在他又欺骗你(王桃)说合同和(房东)谈好了，满嘴跑火车，我这房子更不能租给这样不靠谱的人”!这时王扩英仔细回想了一下觉得原告欺骗了她(签合同时还没等王扩英按手指印就把合同急着收起来了，而且很急的让他闺女曹檬转账给王扩英)。王扩英紧接去找原告把房租退给他闺女。王扩英用微信转给他闺女3万元后，微信限额，剩下的16000元没转出去。王扩英给她闺女曹檬发了信息，告诉她房租退还了3万，微信限额了明天再继续转给她剩余的16000元。曹檬没回王扩英信息，也未接收这3万元。11月12日第二天王扩英一看王扩英退去回的3万元还未接收，王扩英就等着24小时钱退回来后，王扩英以支付宝转账方式，转给了曹檬，分三次转了46000元。转过去之后，王扩英又发了条信息给曹檬告诉她房租以支付宝转账方式全部退还，并且截了退还记录图给曹檬。同时也发了条信息给原告告诉他房租全部退还给了他闺女曹檬。因此这份合同是欺骗的，也是无权代理的，更是显示公平的，是无效的。原告隐瞒事实，原告是直接从案外人左雪梅处转租的房屋，在答辩人没有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在所谓的合同没有“签订”之就办理了相关证件，原告是怎么办理的？显然，原告隐瞒了王扩英已经通过支付宝将46000元退回给其女儿的事实。事实上王扩英的这一收款行为是无效的，不能对杨成艳与高本达产生任何效力，因为所谓的付款人与收款人都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为了维护杨成燕、高本达的合法权益，我们多次明确提出房屋不同意租赁给原告使用，同时我们也多次找到左雪梅要求左其将房屋移交给我们，我们为此张贴通知、发短信等各种方式告诉左雪梅与原告，要求原告立即搬离将房屋交还给我们，但是曹庆运一直不搬离，报警也没有解决!无奈我们才不得不采取停电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基于以上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分明是曹庆运侵犯了杨成艳与高本达的财产权益，给杨成艳与高本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既然原告提起诉讼，那么杨成艳与高本达则依法提出反诉，反诉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反诉被告所主张的合同无效且立即搬离反诉原告的位于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号门面房;赔偿损失暂定为10666元(具体数额截止到反诉被告搬出为止)；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费。对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的反诉请求，曹庆运辩称：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反诉被告支付了租金，也支付了租赁押金2000元。根据合同约定该合同自签字后生效，因此该租赁合同已经生效，而且处于合同的租赁履行期限内。基于租赁合同关系，反诉被告对涉案店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是反诉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单方断掉涉案店铺的水电，强行将反诉被告已经支付的租金退回。而且本案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反诉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要求反诉被告搬出涉案店铺并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本案本诉原、被告和反诉原、被告并不完全一致，不符合反诉的条件和要求，请求法庭裁定驳回反诉。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微信转账凭证三张，证明2019年10月13日原告向经营小武凉皮的案外人左雪梅转账26500元，加上另外支付的400元现金，共向左雪梅支付26900元，从左雪梅手中转租了其在被告处承租的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号门面房。该26900元中，包含了从转租时至2019年11月底近50天的店面租金和店面内固定设施的价款，此外还包括被告收取的左雪梅的租房押金2000元。原告转租时，被告杨成艳在场，当场要求原告将这2000元押金先支付给左雪梅，以后她再将2000元押金退给原告；证据二，营业执照一份、食品经营许可证一份、房产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承租涉案门面之后，于2019年11月5日和11月7日分别在行政部门领取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牛肉汤馆，根据行政机关的要求，领取营业执照需要提供经营场所的房产证复印件，正是被告同意并将房产证复印件交给原告，原告才办妥了营业执照，这组证明也可以证明被告辩称没有同意原告转租与事实不符。证据三，商铺租赁合同一份、微信转账记录一份、收款收据一份，证明2019年11月1日第三被告作为第一被告的外甥女，也是其财务人员，受被告杨成艳的委托与原告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涉案商铺出租给原告使用，租期一年自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11月30日。签订合同后原告随即将一年的租金46000元支付给被告，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收据，收据上记录的收款金额包括了第一组证据中原告支付给左雪梅的2000元租房押金。这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原告转租该门面时被告是同意的，这才与原告又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将转租时让原告付给左雪梅的2000元押金也写在了收据上，以后退给原告；证据四，2019年1月11日下午被告王扩英代表被告杨成艳和被告高本达与原告签合同的现场录音一份、视频一份，证明被告王扩英作为被告杨成艳的外甥女和酒店财务，受被告杨成艳的指派和委托跟原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整个签合同的过程都是被告王扩英主导，是被告王扩英主动要求签合同，合同文本也是被告提供的。录音中原告明确说“你别担责任，要签合同让你姨来，租房子都要和她租的”，被告王扩英说“没有事，有什么责任，都是我给她签的”。合同签字时是被告王扩英先签的名字，租金和租赁时间也都是被告先填好的，被告王扩英甚至提醒原告看清再签，也是被告王扩英主动要求原告支付的租金。该录音充分证明了被告答辩状中的所谓签合同的真相纯属编造。特别强调的是被告王扩英在对2000元押金出具收据时，当场给被告杨成艳打了电话核实该情况，经被告杨成艳同意后才在收据上写下了2000元押金。视频里是被告王扩英打电话的现场情况，与录音相一致。该组证据证明合同虽然是被告王扩英签的字，但是代表被告杨成艳、高本达所签，该合同合法有效；证据五，邮政EMS快递一份(内容是律师函)、邮件交寄单一份以及相应的邮件投递查询表一份，证明2019年11月13日下午，被告擅自将原告正在营业的店铺的水电费全部断掉，当日原告报警。后因被告拒不恢复水电11月14日原告委托律师给被告邮寄了律师函，敦促被告恢复水电，但是被告拒收律师函。证据六，邳州市诚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费收据二张、同盛广场物业经理钟国庆与被告杨成艳手机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原告己经向物业缴纳了水电费，被告断掉店铺的水电后，2019年11月22日，原告找物业公司要求出具证明是被告断掉了涉案店铺的水电，物业人员打电话给被告，被告认可是其停了涉案店铺的水电，但拒不让物业公司给原告出具证明。与物业人员对话可以证明被告是因为租金的问题与原告产生矛盾，才断掉店铺的水电。该录音证据证明被告违约的事实；证据七，装修合同一份、收条一份，证明原告承租涉案店铺后，为了经营对店铺进行了装修改造，花费7100元；证据八，邳州中燃居民用户充值缴费单一张、运筹广告装饰收据一张、原告购买的桌椅板凳、吧台、节能锅等炊具收据5张，证明原告为了经营充值煤气，制作店铺门头，购买设备实施花费10416.5元；证据九，照片8张，证明原告正常经营时店铺内的情况以及店铺的装修情况和店内的设备设施情况。照片上可以看出店内共8张桌子，就餐时间店内客流量较大；以上第七至第九组证据证明因被告的断水断电，致使原告自2019年11月13日起无法经营，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营业利润损失，原告申请进行司法鉴定。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被告王扩英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这是原告与案外人左雪梅之间的行为，根据被告与左雪梅签订的合同，左雪梅无权将属于原告杨成艳、高本达的门面房转租，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经过杨成艳同意而转租的这一观点。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份编号为132554产权人为高本达房屋产权证的复印件没有高本达本人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是被告高本达或杨成艳提供给原告的。被告高本达与杨成艳在2017年只是提供给左雪梅使用，当时左雪梅也是从事的食品行业。根据相关规定，办理这种证照一定要提供产权证的原件以及合同原件以供核实，被告从未向原告提供过产权证的原件。办证的日期是11月5日和11月7日，这时被告更不知道，这个期限也是在被告与小武凉皮的合同期间内。对第三组证据商铺租赁合同、转款凭证、收款收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均不能证明原告所认为的本合同是合法签订。王扩英不是被告的财务人员，被告也没有委托王扩英代为签字，被告只是委托王扩英把以前的空白合同拿去参考，所以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收款收据押金2000元，当时王扩英也没有见到。对第四组证据录音三性均有异议，不认可，庭审中也进行了播放，代理人听的不清楚，当事人本人出庭，而且刚才反诉原告也提供了事发当时是原告到被告7天酒店大厅里找王扩英过去，所以原告认为是王扩英主动找他们，是不能成立的。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第六组证据对物业缴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案涉房屋原告没有合法租赁使用权。对录音三性没有异议，杨成艳有权利停属于小武凉皮使用期间，由于拖欠租金而停的电。对证据七、八真实性均不认可，即使产生了相关费用，也是由原告自己造成的，因为原告无权在案涉房屋内进行装修。对第九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原告没有取得合法的租赁权，仅能证明原告是在非法使用属于被告的门面房。这也是被告之所以提出反诉的主要事实依据。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商铺租赁合同一份，出租方是本案被告杨成艳，承租方是案外人左雪梅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证明涉案的商铺在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11月30日是租赁给左雪梅使用的，到期后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继续由左雪梅按年度使用。因此，在2019年11月30日前，本案涉及的门面房应该是与左雪梅在合同有效期内，原告所谓的合同不能成立。证据二，u盘一个，u盘内容是7天酒店大厅的监控，证明本案原告主动到7天酒店大厅找王扩英签订合同。证据三，微信截图打印件5张，证明2019年11月11日晚上20点半，被告王扩英通过微信两次转账给曹檬檬3万元，而且解释了因为微信限额，剩下的第二天再转。房东没有授权王扩英跟曹庆运签合同，租金具体多少王扩英也不清楚。11月12日晚上通过支付宝将46000元全部转账给曹檬檬，并且给曹庆运发了信息。说明当时原告也给物业的人员说租金是64000元，而不是46000元。证据四，2019年11月15日反诉原告在涉案房屋门上张贴的通告，证明反诉原告在案涉门面房的问题上只认可左雪梅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事实租赁，不认可反诉被告非法使用案涉的房屋，当时也没有到期。证据五，2019年11月13日向左雪梅手机所专门发送的短信截图打印件，证明反诉原告在案涉门面房的问题上只认可左雪梅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事实租赁，不认可反诉被告非法使用案涉的房屋，当时也没有到期。原告（反诉被告）王扩英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是左雪梅与被告2016年签订的，续租的时候从合同上日期推算租期应该是在2019年11月30日到期。但是在到期之前，2019年10月份左雪梅在经过杨成艳同意的情况下，将店铺转租给本案的原告，且当时杨成艳在场。也是因为杨成艳同意，后续才会与原告重新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所以，不管是基于转租合同还是基于原告与被告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原告对涉案店铺合法占有使用。这组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监控录像三性均不予认可，经原告本人回忆，2019年11月11日原告一直在店内，没有去过酒店大堂。但是因为酒店大堂里面有烟酒店，原告经常去买烟。所以即便录像上有日期，也不排除拼接的可能。需要强调的是，视频仅仅是画面，没有任何声音，无法证明原告是去喊被告签订合同的，而且从画面上看原告与第三被告交流的时间以及原告的手势等，都能看出来也不可能是去喊她签合同的。对证据三，对于微信截图中的微信转账记录和支付宝转账的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签订完合同后原告随即就将46000元的租金支付给了被告，合同已经生效。被告是在合同生效，而且收到了租金后又试图反悔，单方违约。通过微信将租金退回，在原告女儿没有接收的情况下，又通过支付宝强行退回，因为支付宝无需确认接收。即便被告将租金退回，也并不影响双方已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效力。另外，第三被告陈述的信息只是被告王扩英本人在陈述，并不属实。但是从内容中可以证明，被告与原告产生矛盾的原因是租金的数额，而不是被告王扩英没有得到授权。对于与小武凉皮发送的信息，三性均不认可，而且从发送时间看是11月13日，此时原告与被告已经签订过合同，也因为租金问题产生了矛盾。被告停了涉案店铺的水电，在这时，被告即便给小武凉皮发送了相关短信也不排除故意发送意图否定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合同效力。至于张贴的通告，三性均不认可。原告已经陈述，是基于租赁合同关系合法使用该店铺，被告无权要求原告搬出。综合上述证据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1日，王扩英以杨成艳的名义作为出租方（甲方）与承租方曹庆运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号商铺出租给乙方用于商业经营，租期自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11月30日，租金一年46000元，押金2000元。该合同甲方签字“杨成艳”为王扩英所签，乙方签字“曹庆运”为曹庆运本人所签。合同签订后，曹庆运女儿将46000元租金微信转账给王扩英，王扩英给曹庆运出具46000元收条。另外，在与杨成艳电话核实押金数额后，王扩英给曹庆运出具押金2000元收条。王扩英以杨成艳的名义签订合同后，杨成艳并未补签字。11月11日当日晚，王扩英通过微信向曹庆运女儿转账3万元，并说明“钱我转给你3万了，明天再转16000，微信限额了。房东没授权我跟你签合同，具体租金多少我也不清楚”。次日，王扩英将全部款项46000元转给曹庆运女儿，并给曹庆运发送微信消息“曹老板，房租全部退还给你闺女了；那份合同明天去你店里拿，那份合同起了不法律效力。房东没有委托我去签。正好碰见物业大姨，物业让我去缓和你们的关系，我也是好心，店里有合同去拿给你看，你明明知道房租多少钱，你还告诉物业是64000，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是欺骗我，不道德。你都那么大岁数了，骗我签了这份合同有意思吗?人房东不知道这回事，这钱房东不要，我都退给你了”。2019年11月15日，杨成艳、高本达在案涉门面房处张贴通告，内容为“我方所有的门面房(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出租给左雪梅，租约于2019年11月30日到期。租约到期后；我方门面房将不再出租，现书面通知左雪梅于11月30日将门面内所有陈设家具杂物等一并清除出去。如不按时清除，你方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上述《商铺租赁合同》前，杨成艳与左雪梅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租期为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11月30日，租金为64000元（押金2000元），后延期至2019年11月30日。除租期及租金外，两份合同格式内容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效力问题。首先，该合同明确出租方为“杨成艳”，书写的姓名也是“杨成艳”，王扩英代替杨成艳签字，应当得到杨成艳的追认。在合同签订后当日，实际签字人王扩英即表明受到曹庆运误导错将租金64000元写成46000元，杨成艳不予认可，因而，该份合同未得到杨成艳的追认；其次，案涉门面房再次之前的租金是64000元，根据常理推断，将租金不升反降为46000元，与常理不符，不能推断为杨成艳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在录音中，王扩英是向杨成艳核实收取押金的问题，并不能当然推断出杨成艳对租金数额的认可。因此，在欠缺杨成艳签字及追认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案涉租金每年46000元的租赁合同成立。在合同未成立的条件下，当然不产生法律效力，也即不存在合同继续履行及解除合同的问题。关于曹庆运所主张的损失问题。在本案中，曹庆运主张的损失包括曹庆运转租案外人左雪梅涉案店铺时支付的转租费用以及后续为了经营进行的装修、增添设备设施费用以及营业利润损失。因杨成艳、高本达否认在2019年11月11日之前同意转租的事实，曹庆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2019年11月11日之前杨成艳、高本达已同意转租，且在此之前左雪梅与曹庆运之间的转租法律关系与本案曹庆运与杨成艳、高本达之间的租赁关系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2019年11月11日之前曹庆运转租案外人左雪梅涉案店铺时支付的转租费用以及后续为了经营进行的装修、增添设备设施费用，本案不予理涉，曹庆运可依法另行主张。因2019年11月11日当日，王扩英即告知曹庆运杨成艳不同意协议内容的事宜并退款，并不当然因此给曹庆运造成损失，故曹庆运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成艳、高本达主张的曹庆运立即搬离位于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号门面房并赔偿损失的问题。因合同未成立，曹庆运占用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号门面房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曹庆运立即搬离位于同盛广场南2号楼25号门面房的主张应予支持。对于赔偿损失问题。因在王扩英签订合同过程中，杨成艳亦电话参与并愿意认可收取2000元押金，虽然其后因租金数额问题合同最终未成立，但考虑到订立合同的事实情况及王扩英与杨成艳的关系，因订立合同产生的纠纷，杨成艳、高本达、王扩英亦有过错，本院酌定由此造成的门面房占用期间的损失，杨成艳、高本达、王扩英承担50%的民事责任。合同期间内门面房占用期间的损失，参照每年租金64000元计算，酌定每日损失为175元。曹庆运应自2019年11月11日起，按每日87.5元（175元×50%）赔偿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逾期按照每日175元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至2020年11月30日。另外，2019年11月11日《商铺租赁合同》写明租期自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11月30日，如2020年11月30日之后曹庆运仍未搬离案涉门面房，因不在案涉合同范围内，杨成艳、高本达可就其全部损失另行主张。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离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位于邳州市的门面房。三、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2020年11月30日之前门面房占用期间的损失（损失赔偿数额自2019年11月11日起，按87.5元每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逾期按照175元每日的标准计算至2020年11月30日；扣减押金2000元；本判决仅确定2020年11月30日之前的损失）。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成艳、高本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6元，合计183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曹庆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杜万亮人民陪审员  张一群人民陪审员  朱明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