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91民初362号原告：王五得，男，汉族，1968年2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湖南了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有志，湖南了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雄，男，汉族，1986年3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益，湖南大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冰洁，湖南大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军，男，汉族，1963年9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吉，湖南九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惠玲，女，汉族，1962年5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告王五得与被告杨雄、林军、张惠玲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被告杨雄于2020年8月11日申请追加林军、张惠玲为共同被告，本院经审查后同意该申请并通知林军、张惠玲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五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有志、被告杨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益、何冰洁、被告林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惠玲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提出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五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王五得与湖南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昇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2.判令杨雄返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3.判令杨雄支付250000元股权投资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时间为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2020年7月14日，以后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另行计算）；4.判令杨雄承担本案所有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8日，王五得与湖南鸿一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杨雄作为鸿昇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落款处签字并加盖了鸿昇公司公章，林军作为鸿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落款处签字。王五得于2019年4月29日依协议向杨雄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股权投资款共计250000元，依照协议，鸿昇公司收款后，应向王五得开具相应金额股权投资款的收据，但至今王五得未收到该收据；依照协议，在王五得资金到位后10日内，鸿昇公司和杨雄未根据协议第四条第3款为王五得办理本次股权投资相关的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且在2019年7月，杨雄作为鸿昇公司唯一股东未与王五得商量便独自将鸿昇公司注销了。杨雄的此种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由于鸿昇公司已被杨雄注销，鸿昇公司及其股东为王五得办理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在客观上已经不能履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本案《股权投资协议书》应予以解除，应由违约方杨雄将股权投资款返还及返还相应利息。杨雄辩称：1.杨雄收取王五得股权投资款的行为系鸿昇公司委托代为收取王五得股权投资款的行为，股金已投入公司生产经营，杨雄个人并未占用该笔股金。2.鸿昇公司实际上开具了所收王五得相应金额股权投资款的收据。3.鸿昇公司虽名义股东是杨雄一人，但实际股东还包括张惠玲、林军及王五得，王五得在入股前就已明知；王五得在正式入股之前，鸿昇公司就已明确向其告知了公司的状况，王五得在充分了解公司状况后认为有利可图才决定入股。鸿昇公司的注销也是王五得知情并经过王五得在内所有股东同意的，2020年王五得还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追认；未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是因为在王五得入股之后不久，就经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将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此种情况下办理鸿昇公司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没有必要，王五得也从未主动提出过要办理股东、章程变更的工商变更手续，且鸿昇公司的重大事项的决策都是通知了王五得并与其商量了的，王五得的儿子王森彬在鸿昇公司及鸿一公司担任一般管理人员的职务，王五得已实际取得了股东资格，行使了相应股东权利，参与了公司重大决策。综上，王五得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林军辩称：林军和王五得都是公司的股东，其承担的权利义务都由股东协议书所约定，王五得无权起诉林军要求其承担责任，王五得起诉其他股东本质是解散公司之诉，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张惠玲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提出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王五得提交的（2020）湘0691民初5号民事判决书、（2020）湘06民终2445号民事判决书，杨雄、林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杨雄提交的《股东协议书》证明，王五得与杨雄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王五得系鸿昇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即隐名股东）。王五得直接引用上述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作为认定其未获得鸿昇公司股东资格的依据，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本院将根据本案中的证据对鸿昇公司股权情况进行认定。2.杨雄提交的《股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王五得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本院认定上述《股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签署于2020年6月9日，系王五得本人签署。《股东协议书》明确了王五得的出资额及在鸿一公司、鸿昇公司的占股比例，并约定两公司对外公示均为一人有限公司，但各股东按照协议约定缴纳出资即成为股东，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各股东又在《补充协议》中一致同意将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债权债务一并转让，股东依据相应股份份额承担债权债务。王五得均签字表示认可上述协议内容，补充协议签署时间与实际签署时间不符应认定为王五得对协议内容的追认，即，王五得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同意了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上述证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本院予以采纳。3.杨雄提交的四段电话录音，王五得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但未主张该证据系伪造、变造，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纳，并采纳该证据中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鸿昇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成立，其登记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杨雄，登记认缴出资额为10000000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37年7月31日。王五得的儿子王森彬在鸿一公司工作，为一般管理人员。2019年4月28日，王五得与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王五得向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投资250000元，投资后，王五得分别持有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8.5%的股权。签订本协议后十个工作日内，王五得向鸿昇公司支付250000元，向鸿一公司支付250000元，鸿昇公司、鸿一公司收款后向王五得开具相应金额股权投资款的收据。王五得投资资金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鸿昇公司、鸿一公司配合王五得办理本次股权投资相关的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并且，协议还对盈亏分配及资金管理、转股、退股或增股、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王五得于协议中签字；鸿昇公司于协议中盖章，鸿昇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雄签字；鸿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军于协议中签字。上述协议签订后，王五得于2019年4月29日将250000元转账至鸿昇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雄账户。其后，鸿昇公司一直未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相关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2019年4月，鸿昇公司因其原址无法办理环评手续，故停止生产，搬迁至屈原管理区德科工业园。2019年8月，鸿昇公司被注销工商登记。2020年5月4日、2020年5月12日、2020年6月8日，杨雄多次电话联系王五得就公司事项进行沟通，并于2020年6月8日邀请王五得参加股东会。2020年6月9日，张惠玲、林军、杨雄、王五得签署《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均注册为一人公司，对外公示股东为一人，但各股东按照协议规定缴纳出资后即成为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各方出资额及占股比例如下：张惠玲出资149.3万元，占股34%，林军出资34.4万元（现金出资与30%技术股），占股38%，杨雄出资74.3万元，占股17%，王五得出资50万元，占股11%。协议还对股东和股东会、总经理、入股与退股、解除与终止、违约责任、合同修改等事项进行了规定，四方于协议中签字捺印。张惠玲、林军、杨雄、王五得于同日签署补充协议，同意将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债权债务一并转让，股东依据相应股份份额承担债权债务。四方于协议中签字捺印，并落款于2019年4月1日。本院认为，王五得与鸿昇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是：鸿昇公司将其8.5%的股权转让给王五得，王五得支付相应对价。其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鸿昇公司不能成为转让其自身公司股权的主体,在本案中，杨雄陈述鸿昇公司在注销之前即存在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有多名隐名股东的情形，但占股比例不明。故王五得与鸿昇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书》涉及到王五得是否为善意股权受让人、作为名义股东的杨雄是否具备股份处分权问题。张惠玲、林军、杨雄、王五得于2020年6月9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书》，约定由王五得作为实际出资人向鸿昇公司、鸿一公司出资500000元并享有11%股权，鸿昇公司登记股东杨雄及鸿一公司登记股东张惠玲作为名义出资人代其持有该11%的股份。《股东协议书》实质上表明了鸿昇公司、鸿一公司的股东追认向王五得转让股份的行为，《股东协议书》系各股东协商一致后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合同，如两份合同存在冲突，王五得的权利义务应以变更后的合同约定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涉案《股东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四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而四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鸿昇公司注销后王五得在鸿昇公司的股份一并合并至鸿一公司，虽落款时间与实际存在出入，但系王五得追认其同意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王五得已向鸿昇公司、鸿一公司实际出资500000元，在两公司中占股11%，因鸿昇公司注销后并入鸿一公司，王五得目前系鸿一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500000元，在鸿一公司中占股11%。目前尚未出现《股东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解除情形，故王五得要求解除《股权投资协议书》并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五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王五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国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