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9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克瑞，男，汉族，1995年4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生，男，汉族，1968年5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系李克瑞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伟刚，河南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闫自洋，男，汉族，2003年4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妙丽，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华，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闫国锋，男，汉族，1977年12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系闫自洋父亲。再审申请人李克瑞与被申请人闫自洋、一审被告闫国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20）豫03民终3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克瑞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提出申请再审。一、原一、二审认定李克瑞掉入渠沟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相撞到产生损害结果这一过程具有连贯性，从头到尾仅有一个事故，不存在二次事故。原一审、二审均错误地认定申请人的损害是掉入渠沟所致，所依据的证据为伊川县公安交警大队出具的伊公交认字[2018]第2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作出的《现场勘验笔录》。以上两份证据不足以作为认定被申请人掉入渠沟的依据，原因如下：首先，该两份证明材料本身具有滞后性，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事故现场情况，交警到达时，李克瑞己经获救，现场已经被破坏，其认定李克瑞掉入渠沟完全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断，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因李克瑞伤势过重，李克瑞的父母受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所限也忙于陪护，未能对事故认定书申请复议，更不用说一审法院作出的《现场勘验笔录》，该份笔录的作出完全是无用功，其内容是对《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的无意义重复，故一、二审法院仅凭该两份证据便认定李克瑞掉入渠沟，认定申请人发生了二次事故，这难以令人信服。李克瑞从未掉入渠沟，因现场未有摄/录像设备，而证人王某、程某作为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发现李克瑞，并为李克瑞呼救，其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证人王某的证言为：“申请人原本在十字路口由南向北行驶，在与被申请人相撞后，其晃晃悠悠向西行驶，中途还摔倒了一次”，该证言能够证明，李克瑞与闫自洋相撞后脑颅内部受到严重损伤，因此产生了明显且严重的意识障碍，这也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入院记录中对李克瑞伤情主诉诊断为进行性意识障碍相符。证人程某在二审庭审中的证言为：“李克瑞在经过‘渠沟’后昏倒在路边草地上，没有掉入渠沟”，该证言更是对李克瑞与闫自洋相撞后再次骑行摔倒的整个过程的真实且直接的反映。该两份证人证言在对现场情况的反映上即时性、真实性、客观性要远远大于《事故认定书》及《勘验笔录》，故应当将该两份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法院事实的依据，即本案申请人不存在掉入渠沟的情形，没有所谓的二次事故，申请人的损伤是由于第一次事故造成。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两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系对法律条文的曲解。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申请人作为主张申请人的损害系由被申请人相撞造成，在相关证据的提交方面已经能够证明以上事实，故被申请人对该事实的否认就应对该事实负举证证明责任。在一审庭审中，申请人致伤原因鉴定的举证责任是由被申请人承担，后其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申请人对侵害事实的否认未尽到举证证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申请人的损伤系与被申请人的交通事故造成，按照事故认定书分配的同等责任比例，被申请人理应对申请人因损伤支出的各项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启动再审。被申请人闫自洋提交意见称，一、产生明显且严重的意识障碍是要有医院通过专业仪器和专职医生通过对病人的检查来综合判定，该证人是普通的农民，没有医学常识，其所做出的证言首先不真实，其次该证言不是讲述其亲眼看到的事实状态，而是推断、猜测和自由心证去妄加判断，证明效力不能对抗公权力机关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对现场的勘查及对依职权调查的相关证据的效力。况摔倒是因为仓促离开事故现场摔倒还是其他原因，未尽可知，王某的证言完全是自由心证的陈述，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程某是李克瑞的母亲，和李克瑞有亲戚关系，其证言明显是虚假的，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时，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加害行为、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过错四个方面。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也是一般侵权，李克瑞作为原告应当承担向法院证明上述侵权行为成立的四个基本的要件。公安交警部门作为法律授权处理交通事故的国家机关，在通过对该事故勘查和调查相关证人后，作出伊公交认字《2018》第21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发生事故后，李克瑞骑二轮电动车由事故地点向西行驶一段距离后掉入道路北侧渠内，（该渠沟位置距事故现场约150左右），后被人救出。一审中，为查明事实，在庭审结束后，法院组织双方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勘查，沟渠位置距离事故发生的现场有400多米，沟渠深16—17米左右，双方均在法院划出的勘测图中签字确认。如果李克瑞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就已经重度颅脑损伤，不可能再骑行几百米远。李克瑞当天共发生事故二次事故，一次是和闫自洋相撞的事故，一次是骑车离开现场后自己掉入沟渠的单方事故。李克瑞作为原告应当举证证明不存在二次事故的发生和其颅脑重度损伤和闫自洋发生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一审中，李克瑞没有证明该事实，二审中提出的二个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也无法推翻公安机关的认定结果，故其证据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闫自洋和闫国锋在本案中作为一审被告，对李克瑞提出的证据提出否认，否认的理由是公安机关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果。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作为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否认是不需要举证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李克瑞所提供的证据效力并没有明显大于公安机关对该事故形态的认定，因此不能适用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并且李克瑞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反而依据事故认定的事实向法院诉讼，足以证明公安机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所认定的事实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事故发生的基本形态。综上，李克瑞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对自己的请求权基础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侵权纠纷，李克瑞主张其人身损害系由闫自洋造成，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克瑞的损害与闫自洋的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闫自洋构成侵权。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李克瑞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综上，李克瑞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克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迟 军审判员 谷春峰审判员 沈可可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