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民终11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忠厚，男，196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亮，男，198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明明，男，198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存，山东德存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强，山东德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咏强，董事长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亮，北京市邦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咏强，男，197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济南华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执行事务合伙人：济南华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司学强，男，198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张有余，男，196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高永红，女，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高飞，女，197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原审第三人：葛丽华，女，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王春梅，女，194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王连莉，女，197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张伟，男，196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原审第三人：杨景青，男，1962年8月28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原审第三人：支元鲁，男，194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第三人：李梅菊，女，196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原审第三人：宋桂旭，女，195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原审第三人：李剑，女，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原审第三人：高华云，女，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响水县。原审第三人：孔令东，女，196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原审第三人：阎丽春，女，194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孙忠厚、孙亮、孙明明因与被上诉人达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森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张咏强、济南华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科投资）、司学强、张有余、高永红、高飞、葛丽华、王春梅、王连莉、张伟、杨景青、支元鲁、李梅菊、宋桂旭、李剑、高华云、孔令东、阎丽春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395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孙忠厚、孙亮、孙明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改判解散公司。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孙忠厚、孙明明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不能行使股东权利”系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孙忠厚、孙明明是达森公司依法登记的股东，其中孙忠厚的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712万元，出资比例21.63%，权益比例50.95%；孙明明的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378万元，出资比例11.49%，权益比例27.05%。且在未进行股东变更登记、股东名册变更或依法确认股东变更的情况下，孙忠厚、孙明明依然是达森公司股东，具备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同时，一审法院所依据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356号判决书，孙明明、孙忠厚并不是此案的当事人，不认可系代实际控制人孔庆忠持股的认定。退一万步讲，假如是代持股东，也应该是代持人替实际股东行使权利，在提起公司解散的诉讼中也只能是以代持股东的名义提起诉讼。孙忠厚、孙亮、孙明明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孙忠厚、孙亮、孙明明有资格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二、近几年来，达森公司股东纷争不断，公司总部所有设备和技术资料于2017年1月被持股3.7%的小股东张咏强等人聚众抢劫一空，并盗走了药厂的检测和生产设备，股东之间的诉讼及达森公司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诉讼众多，达森公司已经停摆四年多且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包括大股东在内的持股80%以上的股东被排除在董事会和股东会之外。持股不到20%的张咏强、刘玉星、秦文等股东正在掏空公司，并且给公司高筑债台，孙忠厚、孙亮、孙明明通过各种方式均无法解决公司目前的僵局，若继续存续会使达森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更重大的损失。三、补充上诉理由：一审裁定第六页倒数第三行陈述是依据（2018）鲁民终356号判决书认定的内容，这是错误的。因为在该判决书中只是陈述了有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载明的一句话为“系全部代实际控制人孔庆忠持股”，但是否真正存在持股的事实，该判决并没有进行认定。而且该补充协议并非是孙忠厚签字，根本就是无效证据。（2018）鲁民终356号判决书第11页第2段载明的证据3股份代持协议，也不是孙忠厚本人签字。综上，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解散公司。达森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一、一审法院认定“孙忠厚、孙明明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不能行使股东权利”，是依据基本事实及法院生效判决作出的正确认定，不存在任何错误。二、孙忠厚、孙亮、孙明明陈述与事实不符，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1.达森公司股东会可以正常召开并能形成有效决议。公司在2018年8月4日、2019年1月18日、2020年1月9日均召开过股东会，并审议相关议案，形成了有效的决议。2.公司未发生股东抢夺资产的情形，更不存在涉黑涉恶的对孙忠厚、孙亮、孙明明的暴力威胁。相反，公司原董事长孔庆忠已涉嫌包括职务侵占罪在内的多项罪名被济南市公安局刑事立案侦查。三、达森公司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解散的情况。根据前述达森公司最近三年均能正常召开股东会，股东表决时均能达成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并形成有效决议，公司董事会经过改选之后运转正常，公司的经营管理秩序正常，不存在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公司继续存续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相反还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股东的利益。四、孙忠厚、孙明明为代持孔庆忠股权的名义股东，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更无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根据（2018）鲁民终356号判决书（第十三页第二段）查明的事实记载：“2014年3月19日，孙忠厚、孙明明及孔庆忠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载明，孙忠厚、孙明明经工商登记分别持有目标公司21.63%、11.49%股权，共计享有目标公司78%的权益，系全部代实际控制人孔庆忠持股。”因此，孙忠厚、孙明明系达森公司的显名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应为未在工商登记显名的孔庆忠。本案属公司内部纠纷，且工商股东们都知道孙忠厚、孙明明代持孔庆忠的股权，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由孔庆忠亲自行使股东权利，故孙忠厚、孙明明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五、孙忠厚、孙明明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孙亮持有的表决权未达到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法律规定，也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达森公司工商登记记载：公司2016年4月16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对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八条进行修改，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股东会决议案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本章程修正案有公司原董事长孔庆忠本人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合法有效。依据该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公司法》第182条规定，孙忠厚、孙明明并不享有达森公司股东资格，不是适格股东；适格股东孙亮所享有的表决权，未到达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法律规定，因此，孙忠厚、孙亮、孙明明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六、公司多位股东均要求驳回孙忠厚、孙亮、孙明明的诉讼请求，不得解散公司。自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达森公司就向股东们通报了本案情况，在2020年1月9日召开股东会，股东同意继续处理公司的目前已经发生及后续可能发生的事宜，公司不宜解散，也不得解散。张咏强、华科投资、司学强、张有余、高永红、高飞、葛丽华、王春梅、王连莉、张伟、杨景青、支元鲁、李梅菊、宋桂旭、李剑、高华云、孔令东、阎丽春均未陈述意见。孙忠厚、孙亮、孙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解散达森公司。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民终356号判决书认定的“2014年3月19日，张咏强、华科投资、孙忠厚、孙明明及孔庆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孙忠厚的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712万元，出资比例21.63%，权益比例50.95%；孙明明的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378万元，出资比例11.49%，权益比例27.05%。孙忠厚、孙明明经工商登记分别持有目标公司21.64%、11.49%股权，共计享有目标公司78%的权益，系全部代实际控制人孔庆忠持股。”达森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的自2010年12月14日起至2019年期间，孔庆忠一直为达森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16日孔庆忠在章程修正案中签字确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民初82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终139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自2016年5月29日起孔庆忠实际持有达森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告等资料，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孙明明、孙忠厚为代持股东，且在达森公司实际运行中由孔庆忠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另，达森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孔庆忠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孔庆忠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综上，孙明明、孙忠厚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不能行使股东权利。另，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孙亮表决权未达到百分之十以上，不符合提起公司解散的条件。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孙明明、孙忠厚、孙亮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356号判决，审理的是张咏强与孔庆忠、孙忠厚之间的合同纠纷，张咏强上诉主张孔庆忠系达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忠厚及孙明明为孔庆忠代持54.5%的控股股份。张咏强就此提交了2010年12月2日孔庆忠、孙娟、孙忠厚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用以证明孙忠厚系代孔庆忠、孙娟持股。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证据内容与该案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虽然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各方2014年3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但在本院认为部分并未对张咏强主张的孔庆忠与孙忠厚、孙明明之间系代持关系进行明确认定。孙忠厚对（2018）鲁民终356号民事判决书提到的2014年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本人签名有异议，申请对其进行鉴定。孙明明称该补充协议签字页和内容是分开的，自己签字时没有“系全部代实际控制人孔庆忠持股”这句话。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解散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达森公司2014年章程修正案记载，孙忠厚、孙亮、孙明明均为股东，孙忠厚出资比例为54.68%、孙亮出资比例为0.88%，孙明明出资比例为6.64%，其合计持股数额超过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的10%。故孙忠厚、孙亮、孙明明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应予受理。至于（2018）鲁民终356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对张咏强主张的孔庆忠与孙忠厚、孙明明之间系代持关系进行明确认定。且不管孔庆忠与孙忠厚、孙明明之间是否股权代持关系，均系该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当事人未有证据证明孔庆忠就孙忠厚、孙明明代持其股权一事提起诉讼要求明确孔庆忠的股东身份并记载于公司章程或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故孙忠厚、孙亮、孙明明作为达森公司工商登记和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以“孙明明、孙忠厚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不能行使股东权利，孙亮表决权未达到百分之十以上”为由裁定驳回孙忠厚、孙亮、孙明明的起诉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395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培森审判员  赵永先审判员  李平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