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36031号原告：郑本中，男，汉族，1961年5月17日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申龙、容啟静，广东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昌可，男，汉族，1980年3月4日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徐玲丽，女，汉族，1984年8月17日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列原告郑本中诉被告刘昌可、徐玲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本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容啟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昌可、徐玲丽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本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昌可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345800元及利息（截至2017年5月12日的利息为494200元；2017年5月13日起，利息以53458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784826元）；2、判令被告徐玲丽对被告刘昌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刘昌可原为朋友关系。自2014年起，被告刘昌可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双方形成借贷的合意。原告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6年8月5日期间，分19次向被告刘昌可的指定账户交付了共5345800元借款本金（其中23400元系原告根据被告刘昌可的指示转至被告徐玲丽的账户中），被告刘昌可分别于2015年9月7日、2015年10月8日、2016年7月13日、2016年12月30日及2017年5月9日向原告出具共5份《借条》及《收据》对上述款项予以确认。为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2017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刘昌可签订了《对账确认书》。被告刘昌可承认截至2017年5月12日，尚欠原告5345800元借款本金及494200元利息，并承诺自2017年5月起，每月30日前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如两个月以上未支付利息的，原告有权收回本金及利息。被告徐玲丽自愿为被告刘昌可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于同日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上述《对账确认书》签订后，被告刘昌可并未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并归还借款本金，原告曾多次向两被告主张权利，要求偿还借款本息，但两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还款。被告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昌可、被告徐玲丽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和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刘昌可为朋友关系。自2014年起，被告刘昌可因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原告借款。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2月8日，原告通过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8598账户向被告刘昌可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3554账户转账八笔款项共计3704500元（9月16日1笔95万元，9月18日1笔55万元，9月23日1笔6万元，10月1日2笔，分别为22万元与8万元，10月16日1笔12万元，12月4日1笔50万元，12月8日1笔1224500元）。2015年1月12日至2015年7月3日，原告通过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8598账户向被告刘昌可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9999账户转账五笔款项共计883800元（1月12日1笔2万元，1月19日1笔40万元，4月14日1笔40万元，4月15日1笔5万元,7月3日1笔13800元）。原告主张其受被告刘昌可指示于2015年12月29日通过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8598账户向被告徐玲丽名下中国银行尾号3334账户转账234000元。2016年3月9日至2016年8月5日，原告通过名下平按银行尾号8598账户向被告刘昌可名下平安银行尾号4230账户转账三笔款项共计215000元（3月9日1笔5000元，6月27日1笔20万元，8月5日1笔1万元）。2016年4月22日，原告通过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8598账户向被告刘昌可名下中国银行尾号8877账户转账208500元。以上银行转账款项总额共计5245800元。原告主张还有一笔借款10万元系现金方式支付。2015年9月7日，被告刘昌可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225万元的《借条》，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一张确认收到借款225万元的《收条》。2015年10月8日被告刘昌可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120万元的借条，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一张确认收到借款120万元的《收条》。2016年7月13日，被告刘昌可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81万元的《借条》，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一张确认收到借款81万元的《收条》。2016年12月30日，被告刘昌可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1148000元的《借条》，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一张确认收到借款1148000元的《收据》。2017年5月9日，被告刘昌可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44万元的《借条》，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一张确认收到借款44万元的《收据》。2017年5月1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刘昌可（乙方）签订了《对账确认书》，主要内容：“1、乙方自2014年9月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共向甲方借到人民币合计5345800元；2、截止2017年4月止，乙方共拖欠甲方利息合计人民币494200元；3、乙方承诺自2017年5月起，在每月30日前支付上述借款本金的当月利息，利息按2%计算，如2个月以上未支付利息，视为违约，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回本金及利息。”当日，被告徐玲丽向原告出具一份《担保书》，主要内容：“本人徐玲丽，身份证号：×××4641，为刘昌可妻子，自愿为刘昌可向郑本中借款人民币535万元及所拖欠的利息做担保，详见2017年5月12日签署的对账确认书，本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直至刘昌可还清全部借款为止。”上述《对账确认书》签订后，被告刘昌可未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并归还借款本金，原告遂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有原告提供的《借条》、《收条》、《平安银行转账明细》、《对账确认书》为证，可以确定原、被告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确实存在。现被告刘昌可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345800元，被告刘昌可依法应当偿还。关于利息，按照双方签订的《对账确认书》，截至2017年4月30日，被告刘昌可拖欠原告利息494200元，并约定自2017年5月起，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每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截至2017年5月12日的利息494200元，2017年5月13日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53458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7年5月13日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徐玲丽是否应就被告刘昌可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被告徐玲丽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承诺对被告刘昌可拖欠原告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直至被告刘昌可还清全部借款为止，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另原告与被告刘昌可签订的《对账确认书》，对被告刘昌可的借款返还期限未作出明确约定，现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刘昌可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刘昌可之间的借款履行期限已届满。故被告徐玲丽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2年5月19日。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徐玲丽承担保证责任，尚在保证期间内，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徐玲丽对被告刘昌可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昌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本中偿还借款本金5345800元及利息494200元，共计5840000元；二、被告刘昌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本中偿还2017年5月13日后的利息，以53458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7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徐玲丽对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被告刘昌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9173.7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昌可、徐玲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收到上诉费缴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崔志远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欧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