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03民初1284号原告：孙喜莲，女，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长治市潞州区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原长治市郊区人民医院）。住所地：长治市西二环北段79号。法定代表人：王晚萍。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爱斌，男，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莉，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山西长治淮海医院。住所地：长治市城东路102号。法定代表人：暴德强。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霍文喜与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原长治市郊区人民医院）、山西长治淮海医院（以下简称淮海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6年10月21日立案，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6）晋0411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郊区医院）、淮海医院均不服以上判决提起上诉，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晋04民终1907号民事裁定书发回原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重新立案后，鉴于原告霍文喜在诉讼期间病亡，其父母均已故，配偶孙喜莲表示参加本案的诉讼，长子霍军利、次子霍军林均已成年表示放弃对父亲霍文喜遗产的继承，原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孙喜莲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晋0411民初第2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淮海医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晋04民终439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案再次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原告孙喜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潞州区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爱斌及毛莉、被告淮海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喜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医疗过错给原告和霍文喜造成的医疗费47229.62元、误工费557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0元、营养费4200元、陪侍费9676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500元、残疾生活补助费218816元。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医疗费48120.54元（包括：郊区医院门诊费303.3元、住院费1455.6元，淮海医院门诊费416元、住院费1560.03元，和平医院门诊费636.4元、两次住院费分别是24586.59元和3683.58元，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费784.74元，外购药14694.3元）、误工费51921元（按2019年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46793元，误工天数从2016年3月26日至2017年5月4日共40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4600元（住院46天，每天100元）、营养费2300元（住院46天，每天50元）、陪侍费6161.7元（按2019年度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8893元计算46天）、交通费和住宿费（多次转院医治、数次诉讼及异地鉴定）酌情3000元、残疾赔偿金266096元（霍文喜系非农业户口，伤残等级七级，按2019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3262元计算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霍文喜和原告二人的精神抚慰金，参照2020年晋高法34号文件伤残一级不超过50000元，按照伤残七级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25941.33元（被扶养人为原告，虽未满60周岁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原告有扶养人3人，按2019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728元和伤残等级七级计算），以上经济损失共计429640.57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18日，霍文喜入住郊区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食管鳞状细胞癌、上呼吸道感染。郊区医院建议做食管鳞状细胞癌手术，并拟聘请山西省肿瘤医院专家连建红主刀。在进行手术前，郊区医院分别于3月25日上午9时、3月26日上午8时6分、3月26日下午用肥皂水对霍文喜3次灌肠，其中第二次及第三次灌肠时霍文喜感到非常疼痛，第三次还伴有血丝，当时霍文喜说是不是把肠子捅破了，护士说不可能，当晚霍文喜便出现高烧现象，导致3月27日不能按预定进行手术，后郊区医院对霍文喜进行了血常规检查发现异常，认为属于感冒现象，便输了四天液后又让转院到和济医院作食管鳞状细胞癌手术。因当时正好是清明小长假，霍文喜便回家做手术准备，在家期间霍文喜也一直高烧，便在村医疗所输了点液。霍文喜2016年4月6日入住淮海医院，经诊断为肠梗阻。在淮海医院住院期间被灌肠7次，至4月9日下午霍文喜开始高烧并伴有呼吸困难、长时间大喘气现象，腹痛、腹胀加剧，4月9日转入和平医院进行了肠梗阻手术。和平医院诊断霍文喜为直肠上端破裂，后腹部囊肿、肠梗阻、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致使霍文喜直肠全段切除，腹部结肠造瘘引流。和平医院称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直肠穿透性损伤，肠子已经全部腐烂。霍文喜在郊区医院作三次灌肠时明显感觉到有剧烈疼痛感，接着就出现了上述症状。霍文喜及家人经多方咨询了解，造成直肠破裂的原因是被告医疗过错所为。原告曾到郊区卫生局反映，卫生局了解中发现郊区医院将第三次灌肠的病例记载恶意删除，说明其存在过错。淮海医院的诊疗未考虑B超检查的局限性，存在漏诊嫌疑，延误时机，处理不当，使霍文喜的病情加重。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诉讼请求。被告潞州区医院当庭答辩：1.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已经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潞州区医院认可该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结论，也就是潞州区医院与霍文喜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1）潞州区医院不认可该鉴定结论表述的“灌肠造成直肠破裂，怕承担风险”以及专家会诊及分析说明表述的“提示感染性休克”，如果是感染性休克，该病不可能仅用抗生素就能纠正过来。感染性休克是指微生物及其毒素等产物所引起的脓毒症伴休克，患者早期会出现焦虑、神情紧张、面色皮肤苍白、口唇和甲床轻度发绀、心率增快、呼吸深而快、血压偏低、脉压小等症状，伴随着休克的发展，患者会出现意识不清、呼吸浅速、心音低钝、尿量少或尿。陕西公正鉴定中心仅凭患者发热、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就认为系感染性休克证据不足。（2）不认同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中“上呼吸道感染不好解释”，此与潞州区医院提供的2016年3月27日病历中表述患者精神差、全身乏力、咳嗽、咳痰、咳白色痰液，胸部正位片是双肺间质性肺炎不符。（3）不认同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中“在对症治疗病情不见缓解”的表述，按照潞州区医院2016年3月29日病历记载，查体温度37℃、脉搏88次/分，血压111/71㎜Hg，不存在患者病情不见缓解的情况，按常理推断病情没有缓解，患者绝对不可能出院，也不可能出院一周左右没有来潞州区医院找。（4）不认同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中“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表述，患者出院时潞州区医院医师已经联系好和济医院转院，而患者本人迟迟未去，所以潞州区医院没有延误患者最佳治疗时机。2.该鉴定意见书认定了潞州区医院对患者霍文喜的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淮海医院负次要责任，但在该鉴定意见书并没有认定二被告对霍文喜的损害后果负完全责任，也就是说存在患者霍文喜自身特殊体质以及霍文喜从潞州区医院出院后出现症状未及时有效就医的情形，所以霍文喜对损害后果的产生起到了次要作用，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3.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以及数额，待原告提供相应证据后再发表意见。4.潞州区医院认可（2018）晋0411民初27号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也有意履行该判决内容，但因淮海医院上诉导致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数额增加，对于增加的部分，潞州区医院不予赔偿。被告淮海医院当庭答辩：1.对霍文喜的去世表示同情，同意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赔偿。2.同意被告潞州区医院答辩的霍文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的意见。3.原告主张的伤残赔偿金应当截止计算到霍文喜去世之日，不应当按照20年计算。被告潞州区医院当庭补充答辩：原告在2016年3月30日上午9时43分出院。潞州区医院鉴定时提交的病历是全面的。关于原告提出病历上只显示了2次灌肠记录，但收费和实际灌肠是3次属实。因为医院的病历是电子病历，医生下医嘱时连第二天做手术的医嘱也在电脑上写了，但第二天患者不具备手术条件，医生在删除写好的手术医嘱时，不慎将最后一次灌肠记录也删除了，删除的是2016年3月27日的第三次灌肠记录，从体温单上能看出来灌肠记录。手术前需要清洁灌肠3次，灌肠下临时医嘱，灌一次下一次。临时医嘱也应该在病历上记录。原告当庭补充陈述：潞州区医院代理人对鉴定结论有相反的表述系其个人意见，不具备反驳司法鉴定意见的效力。不同意二被告认为霍文喜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意见，这需要专业鉴定才能明确。潞州区医院所称的误删病历无法掩盖其诊疗不当的错误事实。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对证据进行了确认。原告提交了证据：1.原告与霍文喜的结婚证、户口登记卡、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与霍文喜系夫妻关系，双方均为非农业户口。二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医院病历5份、住院收费清单5支、门诊票19支、外购药收费票据5支。证明：2016年3月18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因二被告侵权导致霍文喜肠部受损，霍文喜先后五次在二被告等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合计48120.54元。二被告质证：证据2中霍文喜入住郊区医院期间治疗的是原发病症，该住院期间的治疗费应当予以扣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3.伤残等级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费发票1支。证明：山西医科大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法院委托，2017年5月5日对霍文喜永久性降结肠造瘘术后鉴定为七级伤残，同时产生鉴定费1500元。二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4.民事判决书2份、民事裁定书2份。证明：霍文喜与被告因侵权诉讼，先后经原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判决和裁定。二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5.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法院委托，2020年7月15日对二被告在霍文喜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因果关系予以鉴定，鉴定意见为：二被告均存在过错，与霍文喜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其中郊区医院系主要原因力，淮海医院系次要原因力。被告潞州区医院质证：对该证据中郊区医院承担主要责任无异议，不认同该证据表述内容同答辩意见。被告淮海医院质证：鉴定结论不科学，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鉴定意见中提到淮海医院“怕承担责任、延误早期治疗”、“未进一步请示……”等，淮海医院与和平医院系合作医联体，有绿色通道，在对患者确诊后淮海医院马上组织转院，到和平医院不到3个小时，就进行了手术，而如果按照鉴定意见“进一步请示……”的表述，则更不利于治疗的及时开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31条规定应当及时转诊，淮海医院在确诊后很快就及时转诊了，实际诊疗中淮海医院没有过错，鉴定意见中也提到淮海医院诊断明确，鉴定意见的推断是不公平、不科学的；鉴定结论让淮海医院负次要责任不认可，淮海医院不应承担责任。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6.困难收入证明1份、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1份。证明：原告居住地村、乡两级机构签章证明原告家庭生活困难，以此主张原告作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二被告质证：原告依该证据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认可，法律规定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才能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证据中记载经济状况的工资性收入为每月600元，达不到证明丧失劳动能力，也无法证明其无生活来源。7.被告潞州区医院医生杨志峰的说明1份。证明：灌肠是3次，病历上未补。郊区医院作为被告时也答辩灌肠3次。被告潞州区医院质证：医嘱上确实少了1次灌肠记录，但2016年3月26日的病程记录中记录了3次灌肠。被告淮海医院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8.霍文喜死亡证明和户籍注销证明。证明：霍文喜于2017年9月6日去世。二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潞州区医院提交了证据：郊区医院诊疗病历。证明：郊区医院对霍文喜的诊疗过程。原告质证：该病历是内部病历并没有向患者公开，存在内部操作的可能。被告淮海医院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淮海医院提交了证据：1.淮海医院诊疗病历。证明：淮海医院对霍文喜的诊疗过程。原告质证：病历能证明淮海医院对霍文喜7次灌肠的错误诊疗行为。被告潞州区医院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2016）渝05民终6870号民事判决书1份、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解答1份、学术论文1篇。证明：患者在诉讼期间的残疾赔偿金计算依据的案例、意见参考。原告质证：打印件的真实性有待确认，内容属于个案不应简单一律适用，学术探讨并非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也不应作为裁判依据。被告潞州区医院质证：无异议。综合当事人的陈述、答辩以及依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确认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如下：2016年3月18日上午，霍文喜在郊区医院检查并被确诊为食管鳞状细胞癌，当日入住郊区医院拟行手术治疗。2016年3月19日郊区医院安排霍文喜进行了心脏彩色超声、心电图、肺功能、肺部医学影像等检查。在确定实施手术进行术前准备过程中，郊区医院分别于2016年3月25日上午、2016年3月26日上午和下午对霍文喜3次灌肠，但临时医嘱单中仅记载2次灌肠。2016年3月27日霍文喜开始出现高烧症状，郊区医院对其实施了输液治疗。2016年3月30日郊区医院以霍文喜心率不稳定，心功能处于不稳定状态，手术治疗风险大为由，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食管鳞状细胞癌、上呼吸道感染，并建议其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2016年4月6日20时22分，霍文喜入住被告淮海医院治疗。入院时其主诉：腹痛、腹胀伴排便排气停止10余天，为阵发性绞痛，最高体温曾达39.0℃，就诊于当地卫生院给予留置尿管等对症治疗无效。入院后检查霍文喜体温为38.2℃，淮海医院对其实施了血常规、腹部透视、腹部彩超等检查，并确诊为肠梗阻、食管癌、胆囊结石，分别于2016年4月6日21时和23时19分、2016年4月7日上午和下午、2016年4月8日14时50分和20时、2016年4月9日9时共灌肠7次，同时给予输液抗感染治疗。2016年4月9日23时10分，淮海医院以霍文喜病情较重，需急诊手术探查，明确腹腔梗阻情况及采取相关治疗方案为由，将霍文喜转至和平医院治疗。霍文喜在淮海医院住院治疗期间，2016年4月7日主治医师查房记录中记载霍文喜曾表述就诊于郊区医院行术前准备灌肠后出现腹痛。2016年4月10日，霍文喜入住和平医院普外三科治疗，当日实施手术，清除腹膜脓肿，降结肠造瘘术，并确诊为直肠上段破裂、后腹膜脓肿、肠梗阻、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等，2016年5月3日出院。霍文喜2016年8月23日因直肠瘘入住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2016年8月25日出院；2016年8月25日入住和平医院普外三科治疗，2016年8月31日出院。另查明，霍文喜系非农业户口。2017年5月5日经山西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霍文喜永久性降结肠造瘘术后构成七级伤残。霍文喜支出鉴定费1500元。根据淮海医院的鉴定申请书，本院委托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二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二被告的诊疗行为与霍文喜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了鉴定。2020年7月15日，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郊区医院在对霍文喜的诊疗过程中，灌肠造成直肠破裂，事故发生后存在重视不够、检查不到位，怕承担风险，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行为过错，与霍文喜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主要原因力）；淮海医院在对霍文喜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怕承担责任，延误早期治疗时机的过错，该过错与霍文喜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次要原因力）。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二被告如何承担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该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该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根据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的二被告在霍文喜诊疗过程中与霍文喜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的意见，结合二被告具体的诊疗行为，确认被告潞州区医院承担60%的过错赔偿责任，被告淮海医院承担40%的过错赔偿责任。被告淮海医院申请鉴定时已将霍文喜作为鉴定相对人，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只表述了二被告应当承担医疗过错责任，并没有表述霍文喜应当承担责任，证明霍文喜无责任，故本院对二被告主张的霍文喜因自身存在特殊体质及未及时就医也应承担次要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鉴于霍文喜在2016年3月26日被郊区医院灌肠治疗时致直肠破裂造成损害后果产生损失，霍文喜的损失赔偿以此日作为基准日。二被告的医疗行为系分别实施的行为，2016年4月6日被告淮海医院才介入治疗，霍文喜在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5日期间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潞州区医院单独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二、本案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的确定。本院根据证据确认霍文喜医疗费：入住郊区医院期间产生门诊医疗费303.3元，住院医疗费除新农合医保报销外个人支付1455.6元；入住淮海医院期间产生门诊医疗费根据诉讼请求支持416元（实际支付424.5元），住院医疗费除新农合医保报销外个人支付1560.03元；两次入住和平医院期间产生门诊医疗费636.4元，住院医疗费除新农合医保报销外第一次个人支付24586.59元、第二次个人支付3683.58元；入住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生住院医疗费除新农合医保报销外个人支付784.74元；其余外购相关联药品14518.1元。由于霍文喜于2017年9月6日去世，被告淮海医院当庭辩称并提交证据认为霍文喜的残疾赔偿金不能赔偿20年，只能赔偿到霍文喜去世之日。原告庭前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赔偿霍文喜的误工费、陪侍费和残疾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残疾赔偿金这种抽象损失采取的是定型化赔偿，设置有固定赔偿标准和期限，受害人致残后，残疾赔偿金在定残时就已产生并确定，不因其死亡而发生变化，不管受害人活多长时间，其残疾赔偿金最长只按照20年计算，只根据受害人全部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客观计算未来的收入损失，赔偿数额是固定的，故本院对被告淮海医院主张的霍文喜残疾赔偿金赔偿到其去世之日的意见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是2017年6月9日，同时2017年5月5日对霍文喜永久性降结肠造瘘术后鉴定为七级伤残时，残疾赔偿金和各项损失就已产生并确定，故本院对原告要求按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赔偿霍文喜的误工费、陪侍费和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确认：霍文喜为农民，误工费按2016年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45871元从入住郊区医院的2016年3月26日至定残前一日即2017年5月4日共计算405天为50898元（从入住郊区医院的2016年3月26日至入住淮海医院前一日2016年4月5日共11日的误工费为1382元）；霍文喜系非农业户口，七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按2016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2元计算20年的40%为218816元；陪侍天数从入住郊区医院后的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和平医院出院止共39天，因无医嘱证明认定以一人护理为限，陪侍费按2016年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36307元计算为3879元（2016年3月26日至3月30日郊区医院住院5天陪侍费为4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日100元计算39日为3900元（2016年3月26日至3月30日郊区医院住院5天院伙食补助费为500元）；营养费按每日50元计算39日为1950元（2016年3月26日至3月30日郊区医院住院5天营养费为250元）；交通住宿费考虑原告霍文喜在损害后果发生后，几次住院治疗、鉴定、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2500元；鉴定费1500元；鉴于霍文喜因被告过错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并构成了七级伤残，给其生理、心理带来一定的伤害，故霍文喜精神抚慰金酌情认定为10000元。原告要求的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因原告未满60周岁，且提供的困难收入证明等不能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原告要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应予驳回。综上所述，霍文喜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5日期间造成的损失：医疗费（酌情认定）800元、误工费1382元、陪侍费4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营养费250元，合计3429元由被告潞州区医院单独赔偿。除被告潞州区医院单独赔偿外，霍文喜的其余经济损失336999.44元，由被告潞州区医院赔偿60%即202199.66元，被告淮海医院赔偿40%即134799.78元。经调解无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孙喜莲实际损失205628.66元。二、被告山西长治淮海医院赔偿原告孙喜莲134799.78元。三、驳回原告孙喜莲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项判决内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山西长治淮海医院未在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744元（缓交1841元、未交285元），由原告孙喜莲负担1608元，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负担3706元，被告山西长治淮海医院负担24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魏志忠人民陪审员 韩书明人民陪审员 成 霞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