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4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梅，女，1978年3月21日生，汉族，现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居祺，吉林策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金侠，女，1973年4月25日生，汉族，现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春，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莹，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梅因与被上诉人吴金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民初6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偿还本金126416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吴金侠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吴金侠以上诉人王春梅拖欠其借款30万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要求王春梅偿还其借款30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5日开始起算，经原审法院一审审理后，作出（2019）吉0182民初6296号民事判决。王春梅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关于本案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王春梅虽然提供榆树市新东方家园的自有房屋作为借款担保，但实质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或担保，双方据此也未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或备案，因此该房屋担保不论从法律要件，还是依据真实情况都不是真实的，因此该案件的法律性质应为民间借贷，这在一审判决中已予以认定，但是，一审法院虽然认定该案性质并非房屋买卖，却错误的采纳了双方因未发生真实交易或担保而与此相关的虚假证据，包括王春梅给吴金侠出具的购房款收据、合同等证据，上述证据尤其是购房款收据及合同，王春梅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供录音资料证明是虚假的，是王春梅为了办理执行异议事宜按照吴金侠要求的内容机打出来的，落款日期有的写2014年、有的写2016年都是机打的，王春梅证明上述证据都是在2019年11月27日签订的，而房屋买卖的公证书是在2016年3月5日作出的，因此这些后签的购房款收据、合同都是虚假的，这不论从王春梅提供的录音资料及本案所核实的真实情况都能印证清楚，既然买卖、担保、交易都不是真实的，相关的收据也好、合同也好都是虚假的，那么一审法院凭何在双方虚假交易事实的基础上还凭着虚假证据来证明上诉人收到借款实际为30万元，这明显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王春梅收到的实际借款本金就是29万元，并非30万元，这在双方都提供的中国邮政银行流水单中能够完全体现。凭什么吴金侠就能认为上诉人王春梅就能收到30万元，王春梅以银行流水确定的数额明确表示只收到29万元，30万元中的1万元是吴金侠表明给小额贷款方和中间人的好处费，吴金侠辩称1万元是现金，但一审当中其未提供任何物证、书证予以证实，其提供的唯一证人张洪涛也根本不能说明该1万元现金就由吴金侠交给王春梅，最关键的是对于吴金侠已经认可的借款时间实际为2014年（与中国邮政银行流水单相符合），对此吴金侠根本未提供原始借据予以核实，因此依据吴金侠在一审当中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借款本金为30万元，更无法核实自2014年借款发生之日起月利息为3％，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对于民间借贷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以及“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审判规则，对于吴金侠如不能证明给付上诉人王春梅1万元现金的事实，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既然未有交易凭证或相关证人予以核实，那么一审法院不能草率的按照交易常识，无事实理由推定2014年所出具的借据当场销毁或者交由王春梅保管，更不能以双方虚假买卖合同中由王春梅按照吴金侠意愿，事后在2019年才出具的房款收据就认定借款本金为30万元，这明显与事实不相符，更是违反国家法律对于民间借贷予以严格审查的法律规定，王春梅未曾想一审法院竟犯下如此简单的错误，敬请二审法院予以依法改判。对于实际借款29万元，吴金侠却辩称为30万元，该1万元王春梅明确表示为好处费，但是一审法院对此判定错误，如该1万元不是好处费，那么按照一审法院的推理思路，30万元按月利息为3％来计算为每月9000元，一审法院在王春梅认上述利率，吴金侠还未拿出原始借据的情况下，仅凭双方交易记录就推定双方的交易习惯及方式，以此认定利息为月3％，那么以一审法院的推理来看，那1万元不应是好处费，而应是利息，这才能说的过去，吴金侠只交给王春梅29万元，既然1万元作为利息，那么就涉及国家明令禁止的“砍头息”，依据《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意见》等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吴金侠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利息不仅违法，而且涉及犯罪，更是涉及非法诉讼。关于借款利率，一审法院在吴金侠未提供原始借据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的从汇款凭证中就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从而认定月利率为3％，从王春梅还款记录不难看出，如果偿还为利息的则表明为利息，其他未标明的应按本金来计算，只有王春梅明确表示自愿支付年利率36％利息的，法院才能予以保护，否则对于未约定逾期利率或约定不明的，法院应按照年利率6％来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于一审法院分段计息的方式明显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从2014年借款实际发生日起至2016年3月25日双方重新出具借据之日止按照月息3％来计息，而判决中一审法院从2019年5月11日开始按照年利率24％，以本金30万元来计息，前后存在明显矛盾及差异，一笔借款两种利息，在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判定明显违反法律，判决实属不当，按照法律规定对于从2014年借款起始之日至2019年5月11日双方重新出具欠条为止，在双方未明确约定时应按照资金占用率6％来计算，对于2019年5月11日后应按照双方约定来计算，如约定利率高于法定利率的，应执行法定利率24％，这才是依据法律规定计算利息的正确标准，并非一审法院在未有确凿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依据所谓的交易习惯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以交易习惯为参考，那么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首先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再根据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来确定利息，吴金侠在一审当中2014年最原始的借款凭据都未出具，那么如何认定双方借贷合同的基本内容呢，不能以2016年3月25日重新签订的借条所约定的利率来推定之前的年利率为36％，更不能以未达到30万元的实际借款本金29万元来推定月利息为3％（9000元），因此无论从双方实际借款的情况内容来看，还是王春梅以每月从其生活费中支出的9000元（后期支付本金数额与此有较大出入，包括1万元、2万元不等）都不能简单的以交易习惯来证实两件事情，利率为月3％，并且上诉人是自愿支付的，按照吴金侠所提供的银行流水与王春梅所提供的银行流水相互补充印证，王春梅自2014年12月至2019年5月共还款46笔，共计偿还被上诉人449200元，截止至2017年8月23日债务本金已全部偿还完毕，债务本金偿还周期实际为32个月，因此王春梅的本金利息已基本偿还完毕。如因王春梅计算错误所多偿还的部分，吴金侠就此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如果王春梅偿还金额低于依法计算所得出的债务本息总额，那么即便按照年利率24％来计算剩余未偿还的本息数额也不会高出3万元。具体计算额度应以法律规定及法院认定为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定错误，为保护其合法权益，故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在审理查明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吴金侠辩称，除29万元为转款之外，其余1万元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金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春梅偿还借款300000.00元及利息，月利率按照3分计算。事实及理由：王春梅因为投资需要，2014年11月5日从吴金侠手中借款3000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率3%，并以登记在王春梅名下，位于榆树市新东方家园的房屋和车库进行抵押。2016年3月5日，双方又到榆树市公证处办理了房屋买卖公证，同时王春梅又给吴金侠重新出具一枚300000.00元的收据。但王春梅仅将利息偿还至2019年5月之后不再偿付。此款经吴金侠多次索要，王春梅均拒不给付，故诉请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春梅因急需用款300000.00元，通过中间人张洪涛介绍向吴金侠借款。2014年11月5日，吴金侠在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账户内支出现金290000.00元，并将此款存入王春梅当日在邮政储蓄银行开设的账户中。同日，王春梅将登记在个人名下的两套房产即位于榆树市东方家园住宅及车库各一套，以出让的方式抵押给吴金侠，并给吴金侠出具购房款收据一枚，载明收到吴金侠购房款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整）。从2014年12月8日开始至2016年3月16日，王春梅每月向吴金侠丈夫苏杨账户中汇款9000.00元，共15笔，合计135000.00元。2016年3月25日，经过双方清算，王春梅重新给吴金侠出具借据一枚，载明：吴金侠借给王春梅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小写￥3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5日至2016年7月5日共四个月，利率为每月3％。由借款人王春梅和中间人张洪涛分别签字。2016年4月14日开始至2019年5月10日，王春梅及其丈夫李恒分别向吴金侠及其丈夫苏杨账户中汇款24笔，合计247000.00元，明细如下：2016年4月14日，王春梅向苏杨汇款8700.00元；2016年5月12日，王春梅向苏杨汇款9000.00元；2016年6月14日，王春梅向苏杨汇款9000.00元；2016年8月16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6年12月17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1月13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3月18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4月18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6月21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7月19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8月23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9月22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10月22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11月28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7年12月27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8年1月22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8年3月16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8000.00元；2018年4月30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10000.00元；2018年7月24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20000.00元（附言为利息）；2018年9月1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9000.00元；2018年11月1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10000.00元；2019年1月18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20000.00元；2019年3月21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10000.00元；2019年5月10日，王春梅向吴金侠汇款20000.00元；从2019年6月份开始，吴金侠向王春梅索要欠款，王春梅不再偿还，吴金侠因此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吴金侠、王春梅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王春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吴金侠履行给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第一，关于以房屋买卖形式抵押的问题。双方在订立借款合同的同时，吴金侠要求王春梅以出让自有房屋给吴金侠的形式进行担保，在王春梅不能履行到期义务时，吴金侠仍以民间借贷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第二，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吴金侠主张借款本金为300000.00元，其中290000.00元为银行开户转存，另10000.00元为现金。王春梅主张只收到吴金侠的转账金额290000.00元，没有收到吴金侠的现金10000.00元。根据双方签订用于担保的买卖合同后，王春梅给吴金侠出具的收到购房款叁拾万元的收据和自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按月支付300000.00元的3％比例即每月9000.00元可以分析得出结论，借款本金为300000.00元。第三，王春梅提出按月偿还的数额为偿还借款本金的问题。按照借款300000.00元、月利率3％的的约定，结合王春梅每月向吴金侠转账汇款的银行流水明细，每月偿还的数额绝大多数为9000.00元，只有三次汇款为20000.00元，但也是在相隔几个月之后才汇付的，因此从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王春梅每月偿还的款项均为利息。因此王春梅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王春梅要求吴金侠提供2014年最原始借据，以此证明原始借款的金额为290000.00元的问题。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借款时间是2014年11月5日和在2016年3月16日双方结算后王春梅重新给吴金侠出具借据的事实。按照交易常识，2014年所出具的借据或者当场销毁或者交由王春梅保管，因此王春梅主张吴金侠提供2014年的原始借据，既与事实不符，又有违证据规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五，关于利息给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的部分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年利率在24％到36％之间的民间借贷利率为自然之债，当事人已经履行的，不再返还。但在提起诉讼后，债务人应承担的利息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因此王春梅应承担的利息应以年利率24％为标准，从王春梅不再偿还吴金侠利息之日开始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原审判决：王春梅应当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吴金侠借款本金3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9年5月11日开始，计算至本息给付完毕为止。案件受理费2900.00元，由王春梅承担，给付期同上。本院二审期间，王春梅提出，2014年12月8日至2016年3月16日期间其每月还款，共计16笔，总额为144000元，原审判决少算了一笔9000元的还款。吴金侠对此予以认可。从原审时吴金侠提交的苏杨明细记载，自2014年12月8日起，每月收到王春梅还款9000元，至2016年3月16日，共计支付16笔，金额为144000元。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4年12月8日至2016年3月16日期间王春梅每月向吴金侠偿还利息9000元，共计16笔，总额为144000元。2016年4月14日开始至2019年5月10日，王春梅及其丈夫李恒分别向吴金侠及其丈夫苏杨账户中汇款24笔，合计250700.00元。本院认为，王春梅提出，其借到的款项金额为29万元，其余1万元吴金侠未向其交付，吴金侠不予认可。王春梅在上诉状中提出，1万元为给中间人的好处费，上诉状中载明王春梅给吴金侠出具的2014年的条是2019年11月27日签订的。2014年11月5日吴金侠向王春梅交付借款，王春梅时隔5年仍给吴金侠出具30万元收条，且其自2014年12月一直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3%的标准向吴金侠支付利息，足以证明王春梅收到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退一步讲，即使王春梅的说法成立，1万元是支付给中间人张洪涛的好处费，如王春梅对此存在异议，亦应当向收取好处费的人员提出异议，1万元并非吴金侠的预扣利息，王春梅主张在借款本金中将1万元予以扣除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与双方当事人对于借款合同实际履行的过程亦不相符，原审判决对此抗辩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王春梅提出，改判其向吴金侠偿还本金126416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具体计算方式为29万元所对应的年36%的利息，共4年，总额14400元，王春梅给付的利息是按照年36%支付的利息，王春梅要求对利息14400元，按照年36%利息计算利息得出5184元，王春梅按照年利率36%支付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24%，每月超过3000元，对方应予返还，从2014年12月至2018年12月份共计四年，共折抵本金144000元，用30万减去上述款项，得出尚欠本金126416元。综合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借据、银行凭证、吴金侠提供的苏杨明细等证据内容，王春梅自2014年12月起按月向吴金侠偿还月利息9000元，至2016年3月16日共计偿还了16笔，总额144000元，2016年4月14日起，王春梅及其丈夫案外人李恒继续向吴金侠按照月利3%偿还利息，直至2019年5月10日。上述利息的偿还标准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36%的标准，并且符合双方借据中对利息的约定，个别月份因王春梅欠付利息，故在欠付利息的月份的次月或第三个月偿还金额为1万元、2万元亦不符合扣减本金的法定条件，因此王春梅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王春梅称，除原审判决认定的已还利息外，李恒、韩刚、于克等案外人代其偿还6笔利息共计54000元（其中，2016年7月16日通过于克转给吴金侠9000元；2016年9月16日案外人李恒存现9000元；2016年10月16日韩刚转给吴金侠9000元；2016年11月16日于克转给吴金侠9000元；2017年2月18日于克转给吴金侠9000元；2017年5月23日于克转给吴金侠9000元），王春梅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但鉴于原审判决并未判令王春梅重复支付上述月份对应的利息，而是认定自王春梅支付最后一笔利息的次日即2019年5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24%继续计息，应当认定原审判决处理结果和利息计算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对2016年4月14日开始至2019年5月10日期间，王春梅本人及其丈夫案外人李恒还款的数额罗列无误，但是，此期间计算得出的总额应为250700元，而非247000元。综上所述，王春梅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计算得出的数据虽有瑕疵，但是利息继续起算的时间及标准正确，不损害上诉人王春梅的合法权利，因此对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春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杨洋审判员姜晓健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焕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