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91民初1255号原告：胡志明，男，197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传军，山东天祥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振亚，男，196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乐方，男，196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址日照市东港区，现住日照市东港区。被告：徐勇利，男，197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址日照市，现住临沂市经济开发区。原告胡志明与被告刘振亚、王乐方、徐勇利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志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传军，被告刘振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被告王乐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勇利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志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偿付原告因资质借用合同导致的工程款损失400000元及利息（自2009年12月25日至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胡志明将利息起算时间变更为2009年12月31日。事实和理由：2008年2月10日，原告与日照经济开发区华宇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签订《资质借用合同》，由原告借用华宇公司工程资质承包日照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建设局）徐州路-现代C路绿化工程，双方约定该工程债权债务由原告独立享有，华宇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2008年3月1日，华宇公司与开发区建设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以华宇公司委托代理人名义在该合同上签名，原告承包案涉工程，合同价款1080880元，原告随即组织人员施工。2008年5月1日，原告与华宇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案涉工程债权转让给原告，双方同时通知建设方。2009年4月14日，因华宇公司、刘振亚等欠日照市商业银行贷款被强制执行，法院冻结了华宇公司（实际原告所有）在开发区建设局、日照经济开发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开发区财政局）的到期债权900000元。原告于2009年4月17日向法院提出异议未果。2009年7月30日，法院扣划350000元，同年12月24日扣划50000元，共计400000元。由于该工程款被扣划，导致原告施工逾期，至今未能与建设方验收、结算完毕，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上述被扣划款项，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拒付。华宇公司已经于2018年11月21日注销，清算组成员为三被告，三被告同时是华宇公司股东，但三被告未通知原告清算。根据法律规定，三被告作为华宇公司股东，又系清算组成员，应当对原告的工程款4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刘振亚辩称，第一，原告起诉刘振亚属诉讼主体错误。根据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其与华宇公司签订《资质借用合同》、《债权转让合同》，但对开发区建设局是否签字确认，刘振亚不清楚，根据原告以上陈述，华宇公司已将案涉工程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已取得对建设方的债权，可根据债权转让合同自行向建设方主张权利；华宇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1日依法注销，程序合法，原告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债权，原告起诉华宇公司的股东于法无据。第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案涉工程已于2009年之前全部施工完毕，2009年4月14日法院已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原告于2009年7月30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因此，原告对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是知晓的，原告起诉已过了诉讼时效。第三，原告主张法院扣划的400000元是其债权，无证据证实。王乐方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没有异议。徐勇利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2月10日，华宇公司（甲方）与胡志明（乙方）签订《资质借用合同》一份，因徐州路-现代C路中央大道绿化工程承包事宜，乙方需借用甲方资质，签订该协议，约定乙方以甲方名义承包工程，甲方给予相应文件出具加盖印章等便利；上述工程由乙方独立完成；甲方予以收款等方面便利，甲方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与该工程有关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独立享有处理，乙方不得对甲方业务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同时甲方也不许对乙方成果有任何权利；任何一方给对方造成损害应予赔偿。2008年3月1日，开发区建设局（发包人）与华宇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华宇公司承揽上述工程，承包范围为施工总承包，合同价款1080880.8元。胡志明以华宇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胡志明组织人员施工。2008年5月1日，华宇公司（转让方、甲方）与胡志明（受让方、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一份，就对开发区建设局债权转让事宜签订该协议，约定就案涉工程所有债权由甲方转移给乙方，双方同时通知建设方；乙方保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程。华宇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刘振亚签字捺印，胡志明签字确认，开发区建设局工作人员在被通知人栏处签字确认。同时查明，华宇公司因拖欠日照市商业银行借款未偿还，日照市商业银行将华宇公司及该借款保证人诉至本院，本院于2009年4月14日作出（2009）日开民保字第148-1号民事裁定，冻结华宇公司、日照经济开发区五洲绿化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在开发区建设局、财政局的到期债权900000元。胡志明于2009年4月17日以该债权已由华宇公司转让给胡志明等为由提出异议，未果。本院于2009年5月5日作出（2009）日开商初字第230号民事判决，判令华宇公司偿还日照市商业银行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刘振亚、王丽华、王乐方、盛云燕、陈生、刘世英、方红兵、五洲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宇公司等未按照判决履行义务，日照市商业银行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分别于2009年7月30日、12月24日裁定提取华宇公司在开发区财政局工程款共计400000元至本院。开发区建设局将上述400000元作为已支付给华宇公司案涉工程款943556.48元的一部分进行处理，开发区财政局出具《城建工程拨款情况表》，载明案涉工程合同价为1080880.8元，财政已拨付943556.48元。另查明，华宇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14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60000元，股东为刘振亚、王乐方、徐勇利，三股东均按照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公司经营过程中因营业执照被吊销，不能继续经营，股东会决议解散该公司，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成立清算组，成员由三股东组成，刘振亚任清算组长，并于2018年9月29日通过《山东工人报》向债权人发出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2018年11月15日，华宇公司向日照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市场监管局）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在其提交的清算报告中称于2018年9月27日通知了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并称“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无遗留债务”，并称公司注销后如有隐藏、遗留债务，由投资人承担全部无限连带责任。三股东（清算组成员）在该清算报告上签名确认。该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登记核准注销。还查明，2020年5月19日，王乐方出具证明称其与胡志明系同村，经其介绍胡志明与刘振亚相识并与华宇公司签订《资质借用合同》，本院扣划了案涉工程款归还华宇公司的银行借款，胡志明及其兄胡记贵一直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王乐方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能够认定胡志明与华宇公司之间存在资质借用关系，华宇公司对此不收取任何费用，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华宇公司将对开发区建设局的债权转让给了胡志明，但在本案中，开发区建设局应当支付给胡志明的工程款400000元因华宇公司与他人之间的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强制扣划执行，造成了胡志明实际损失，且胡志明并无法律及合同依据承担华宇公司的该笔债务，华宇公司应当归还该工程款并赔偿胡志明的相应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且根据胡志明在诉讼过程中明确的请求权基础，本案并非胡志明与华宇公司之间在履行《资质借用合同》或《债权转让合同》中产生的纠纷，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特征，应为不当得利纠纷。对刘振亚辩解胡志明作为实际施工人，且根据《资质借用合同》、《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应当向案涉工程发包人开发区建设局主张权利，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义务人。华宇公司注销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已消灭，其民事责任和诉讼义务承担者应为清算义务人，本案中清算义务人为该公司的三位股东，本案争议焦点为三位股东应否对原告主张的工程款损失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本规定，清算组对已知的债权人应当直接书面通知，不能简单以公告方式代替，对未知的债权人或者地址变更而无法直接通知的债权人可以采取公告方式进行通知。本案中，华宇公司应当返还胡志明的工程款在华宇公司清算时为已发生债务，对此华宇公司应当是明知的，即胡志明属于华宇公司清算时的已知债权人，因此，华宇公司清算时应当直接采取书面方式通知胡志明申报债权，但作为华宇公司股东的三被告在向开发区市场监管局提交的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中虽然称“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无遗留债务”，但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尽到通知义务，故其清算程序不合法，存在隐瞒债务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清算应当是程序合法的清算，如前所述，三被告的清算程序并不合法。综上，本案中，华宇公司办理注销登记后，公司主体从法律上消失，胡志明无法再向华宇公司主张权利，其损失与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三被告系华宇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华宇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已经合法清算，且在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故三被告应当对胡志明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原告要求三被告偿付损失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三被告自2009年12月31日起支付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支付标准，原告主张依照年利率6%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取消，故此后利息利率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刘振亚的其他辩解。首先，关于胡志明的诉请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问题。根据王乐方陈述，胡志明一直主张权利，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对刘振亚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胡志明主张的400000元是否系其债权问题。第一，因胡志明与华宇公司之间存在资质借用关系而以华宇公司名义与开发区建设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过法院执行程序，将案涉工程款用于偿还了华宇公司的债务，故胡志明与华宇公司之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第二，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案涉工程发包人开发区建设局已将本院扣划的案涉400000元作为已支付胡志明的工程款进行了记账处理，且尽管案涉工程尚未结算，但开发区建设局已支付的工程款未超过合同约定价款，开发区建设局亦未提出异议。故该400000元应系胡志明合法债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振亚、王乐方、徐勇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付原告胡志明损失400000元。二、被告刘振亚、王乐方、徐勇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付原告胡志明损失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胡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刘振亚、王乐方、徐勇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春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刘明明书记员叶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