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02行初1629号     原告刘波，男，197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长安区。   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   负责人李泽廉，政委。   委托代理人惠轩，该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洪霞，该大队工作人员。   原告刘波不服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以下简称交警曲江大队）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的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波，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委托代理人惠轩、洪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交警曲江大队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刘波于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在XX路XX路十字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刘波处以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波诉称，2020年5月25日，原告到曲江大队处理陕AXXXXX机动车违法记录，工作人员处理完毕后只给原告出具了一张裁决号列表。处罚内容是：（行政代码1344）罚款200元。原告认为：一、根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1）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3）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第四十三条，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被处罚人的基本情况、车辆牌号、车辆类型、违法事实、处罚的依据、处罚的内容、履行方式、期限、处罚机关名称及被处罚人依法享用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内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XXXXXXXXXXX6553简易程序处罚决定，退还罚款2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裁决号列表；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出具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   2.西安银行缴费凭证；证明原告已经缴纳罚款。   3.陕AXXXXX违法处理记录详情；证明违法行为是原告进行处理的。   4.原告本人在手写版的签字记录照片，证明被告未让原告在合法有效的处罚决定书上签字，被告对原告的签字进行了篡改。   被告交警曲江大队辩称，一、原告实施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车牌号为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在XX路XX路XX道停车，因违反在禁止停车的路段停车，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当事人于2020年5月27日用银行平台缴纳了罚款。二、被告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2020年5月20日，原告刘波到被告法制室，对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车牌号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在航开路与神州四路十字因违反在禁止停车的路段停车，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违反禁止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申辩，经被告法制室工作人员耐心解释之后离开。2020年5月25日，原告刘波到被告警务大厅，处理上述违法行为，按照《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要求，口头对当事人告知了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听取了原告刘波的陈述和申辩，之后制作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由原告刘波进行了电子版的简易处罚决定书确认及签字。按照省厅、市局电子化办公相关要求，被告在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中试行电子签字确认，经当事人核对电子版的处罚决定书后，进行电子签名确认。按照规定，经当事人要求提供纸质版的处罚决定书，才对处罚决定书进行打印。故为了方便原告缴纳罚款，向原告提供了手写的处罚决定书的编号610105182965530。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陕AXXXXX“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照片及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证明陕AXXXXX“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刘波处理陕AXXXXX的小型汽车的交通违法的相关资料；证明被告对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实施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交警曲江大队提交的证据1中的违法处理情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是原告本人来处理的情况，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中违法图片的真实性不认可，这一组图片没有显示禁令标志的特征，不能体现禁令标志，图片1和3不能体现车辆的颜色、号牌、颜色。图片2和4不能准确反映车辆外观颜色和违法行为，因此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航开路十字路口，体现不出当前的交通信号灯情况，该静态图片反映不出该车辆的违法状态和违法过程及性质；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中的处罚决定书，被告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向原告出示，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原告本人未在合法有效的处罚决定书上签名，而是以被告要求在手写版上签名，并注明有异议，备注栏没有显示，且印章不清晰，应视为无印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据此原告认为被告的所谓的违法资料不具备证据效力。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现在进行的网上处理，属于便民措施，因此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证据3的材料属于公安内网平台的记录，不知道原告作为非警务人员如何得到该记录，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违法处罚决定书属于自动生成，无法记载，原告的有异议我们已经知道。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其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确认。   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许，原告刘波驾驶的车牌号为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在航开路与神州四路十字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2020年5月25日，原告刘波前往被告交通曲江大队处，按照被告无纸化办公要求，使用电子设备处理上述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并记录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告通过电子设备当场采集了原告的身份信息，告知了原告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原告在电子手写板上签名，并注明了有异议。后被告作出了电子版的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上。为方便原告缴纳罚款，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违法罚款缴款书》，上面载明处罚决定的编号“XXXXXXXXXXX6553”，行为代码“1344”和罚款缴纳金额“200元”，并附有西安交警交通违法罚款自助缴纳系统二维码。2020年5月27日，原告通过银行缴纳了罚款。后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20年6月29日诉至本院，诉请如上。   另查明，航开路（神州四路—神州五路段）除车位外禁止车辆停车。   再查明，上述《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编号“XXXXXXXXXXX65530”最后一位数字属于校验位，使用编号“XXXXXXXXXXX6553”或“XXXXXXXXXXX65530”均可在银行、互联网应用系统等途径进行查询处罚决定内容、缴纳罚款等活动。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职权方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人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地、机动车登记地或者其他任意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第六条第一款“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据此，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并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关于本案认定事实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本案中，原告刘波于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许，驾驶车牌号为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在航开路与神州四路十字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告庭审中提交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一组四张照片反映该车辆位于行车道，并从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55秒至11时14分25秒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而航开路（神州四路—神州五路段）除车位外禁止车辆停车。因此，原告的停车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至于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该组照片中照片1和3无法体现车辆的颜色、号牌、颜色及禁令标志，照片2和4无法体现车辆外观颜色和违法行为，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的处罚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执法记录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本案中，原告的违法行为是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所拍摄和记录的，而上述被告提交的一组四张照片仅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所记录数据的客观反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核实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消除：……”的规定，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原告如认为该记录有误，可以向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消除，但原告并未向被告提出过相关申请，也无证据证实相关记录存在错误。同时被告提交的一组四张照片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连续性，其单独一张虽不能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但四张照片能够相互印证且能证明车辆在道路上处于静止状态，即可确认原告实施了违法停车的行为。因此，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   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在核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所记录后，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刘波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本案程序方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据此，被告适用简易程序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四）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五）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本案中，根据《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电子监控处理流程》的规定结合原告在电子手写板上签名，并注明了有异议的事实，足以证实被告通过电子设备处理原告的违法行为时，已经履行了口头告知、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法定程序。至于原告提出被告未向其出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无论是纸质版的处罚决定书还是电子版的处罚决定书均只是处罚决定的客观载体，并不完全等同于处罚决定本身。本案中，被告已通过电子设备向原告告知了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的内容及结果已经知晓。且被告制作的电子版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已经上传至公安系统和互联网平台，被告也向原告出具了载有处罚决定编号的《违法罚款缴款书》，原告可以通过被告提供的处罚决定编号通过自主打印、互联网查询的方式获取纸质版或者电子版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也可向被告要求打印纸质版文书。但原告既未要求被告打印也不进行互联网查询，属于对自身权利的懈怠，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同时，公安机关推行无纸化的互联网办公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需要，符合行政管理高效便民原则，作为交通参与者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电子驾照、异地办理业务等互联网办公带来的便利。退一步讲，即便被告未主动向原告出具纸质版处罚决定书，存在程序瑕疵，但在原告已经知晓处罚决定的内容和结果的情况下，仅仅因此而否认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既有矫枉过正之嫌，亦有碍公安机关继续使用和优化其互联网办公的积极性。因此，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邮寄或者电子送达。……”的规定，在原告已经知晓处罚决定内容和结果的情况下，被告采用电子送达方式向原告告知《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交警曲江大队作出的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康力   人民陪审员孙玉革        人民陪审员翁安娜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岳晓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