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3248号原告：杨保忠，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然，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工业开发区创新路**。法定代表人：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山，北京市兰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保忠与被告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研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保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然，被告外研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保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外研社公司支付杨保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42584.64元（41737.28元×13个月）；2．要求外研社公司向杨保忠出具离职证明。事实与理由：杨保忠于2006年4月4日入职外研社公司，任职销售副总，月工资41737.28元。杨保忠不服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3678号裁决书，提起诉讼。外研社公司辩称，1．外研社公司不同意支付杨保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该诉讼请求已在另一仲裁案件中处理完毕，应属一事不再理，就诉讼本身来说杨保忠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杨保忠于2019年2月1日口头申请离职，于2月25日提交书面写的辞职信，辞职信所依据的理由为外研社公司违法降职降薪，但事实上不存在降职降薪的情形，故杨保忠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情形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与降职降薪并不相同。3．杨保忠2019年2月份的工资是在2019年3月份支付的，杨保忠离职时尚未发放。4．外研社公司不拒绝为杨保忠出具离职证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就无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杨保忠于2006年4月4日入职外研社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外研社公司为杨保忠缴纳了社会保险。外研社公司每月10号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一个自然月的工资。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2019年2月25日，杨保忠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自2006年4月4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432674.72元；3．支付2006年4月4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911203.08元；4．支付2006年4月4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7354.76元。2019年4月10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2616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杨保忠和外研社公司自2006年4月4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外研社公司支付杨保忠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未休年假工资62455.72元；3．驳回杨保忠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书已生效。2019年4月19日，杨保忠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42584.64元；2．出具离职证明。2019年6月25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3678号裁决书，裁决：1．外研社公司为杨保忠出具离职证明；2．驳回杨保忠其他仲裁请求。杨保忠不服裁决，诉至本院。外研社公司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一、杨保忠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杨保忠认为降职降薪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事由，实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并向本院提交：1．录音，证明杨保忠与外研社公司员工张同曙通话录音，外研社公司无理由调岗降薪，并在杨保忠提起仲裁后逼杨保忠写辞职报告，录音中提到了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宜。外研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双方沟通的过程，不能作为定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没有降职降薪。2．《劳动合同》，证明外研社公司单方给杨保忠降薪，并要求给杨保忠签订薪资调整之后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没有单位盖章。外研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外研社公司从未与杨保忠签署劳动合同。外研社公司认为杨保忠系主动离职，其《辞职信》中载明的降职降薪理由并不成立，向本院提交：1．《辞职信》，证明杨保忠申请离职的原因事实上不存在，系杨保忠主动离职，外研社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补偿。杨保忠仅对其签字认可，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都不认可，书写时间是2019年3月2日，而且杨保忠离职理由是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调岗降薪的直接结果是无法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辞职信载明：“本人杨保忠，于2006年4月4日至2019年2月1日已近工作13年。从没有违反单位的规定。但是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宣布调岗，2019年2月18日宣布降职降薪，并强行让本人签2月1日起止《劳动合同》，本人无法接受。单位无故降职降薪，已违法劳动合同法。本人被迫依法辞职。特此！杨保忠。2019年2月25日补。”2．杨保忠离职前两年的《工资发放表》，证明杨保忠的工资发放情况，2019年2月份工资构成与之前一致，按照工资总额23000元进行计算的，称杨保忠实际工作至2019年2月20日实际工作天数包括法定节假日在内，共计13天，2月份所得工资总额为13747.13元（23000元÷21.75天×13天），保险费和公积金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因为其离职，没有返还餐卡，扣除餐卡20元，计算后税前收入为8085.23元，个人所得税92.78元，税后应发7992.45元，因是最后一个月了，所以直接就按照8000元实际支付的。杨保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关于杨保忠税后实发8000元，在其提交的空白劳动合同及通话录音中均有体现，外研社公司在与杨保忠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杨保忠的工资降至8000元，与我方的主张相印证；其次，外研社公司称是凑整给杨保忠发的8000元，但是从以往的实发工资数额中均可以看出，没有凑整数的现象，均有小数点后两位数的金额；再次，其次外研社公司称杨保忠2月份工资的减少是因为杨保忠未满勤及放假克扣工资，但是从2018年、2017年相同月份中可以看出，工资并没有因为外研社公司所称的放假金额而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杨保忠认为，外研社公司的陈述是在给杨保忠降薪之后的虚假陈述；另外，对于对方陈述的杨保忠实际工作至2019年2月20日，我方亦不认可，在仲裁阶段，外研社公司对于杨保忠工作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是没有争议的，仲裁期间已经查明认定，根据禁止反言的规则，外研社公司在本次陈述的工作截止时间不应采纳；关于以工资基数缴纳社保公积金个税的情形，在之前的相关记录中，外研社公司均是按照税前的工资总额进行计算，我们认为这就是应发工资，通过我们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也可以体现，而本次被告公司以23000元为工资计算基数，是为了达到其将杨保忠工资降到8000元合理性的目的。二、杨保忠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杨保忠主张其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41737.28元，向本院提交：《纳税清单》《社保记录》《公积金查询单》《银行对账单》《收入清单》，证明杨保忠的薪资情况。外研社公司对纳税清单、社保记录、公积金查询单、银行对账单真实性认可，收入清单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倒推工资数额，且杨保忠的收入超过社平工资三倍。外研社公司主张杨保忠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主张29557元，并称均超过社平工资3倍。经查，北京市2019年社会平均工资为8847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保忠两次仲裁的仲裁请求分别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虽基于同一事实，但是请求不一致，故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杨保忠以降职降薪为由提出离职，庭审中其称降薪属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范畴，并以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劳动者明确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的，应以劳动者当时实际辞职理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合本案情况，杨保忠提出离职时，并未到工资支付时间，且工资发放的金额未能最终确定。综上，杨保忠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杨保忠主张的要求外研社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的诉讼请求一节，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故本院对于杨保忠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杨保忠出具离职证明；二、驳回杨保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保忠负担5元（已交纳），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慧茁人民陪审员  潘宏伟人民陪审员  秦海燕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胡文硕书 记 员  王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