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6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克聪，女，197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霜，男，199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祖平，男，194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登霞，女，194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青，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冰，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雪康，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上诉人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范建青因与被上诉人余雪康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1民初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范建青支付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一次性救济费20700元。事实和理由：虽然刘祖平、张登霞在户籍地安徽省凤阳县黄湾乡韩巷村每月享有110元的农保，但这并不影响刘祖平、张登霞享受一次性救济费的权利。一审对社保经办机构明确农保待遇与遗嘱待遇不可兼得的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社保经办机构违法的行为不能作为本案一审的裁判依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范建青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10月18日范建青和余雪康成立了常熟超毅商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毅公司）。但是该公司仅仅是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因为生产该公司产品是需要通过环评审核的，该手续没有开始做，所以该公司也并没有正式开始生产，实际上也是不允许经营的，为此该公司在税务上也一直是零申报。也正因为该公司没有正式开始生产，所以范建青和余雪康实际上是挂靠在东威机械厂合作经营，故而刘要飞实际上是东威机械厂的员工或者是范建青和余雪康共同雇佣的人，与超毅公司没有关系。二、2019年8月6日，因超毅公司未能完成环评，故申请注销。2020年1月3日该公司经过三个月公示后经常熟市行政审批局核准注销，在此期间该公司从未正式经营过。2019年8月10日，范建青和余雪康签订了终止合作协议，协议书中双方明确约定，双方合作期间应付款、工资及相关费用等债务均由余雪康承担，从该份协议中也可以看出双方是合伙关系。三、余雪康为了能够经营，故而租用了东威机械厂的场地，利用东威机械厂的执照生产经营，所有业务均是东威机械厂的业务。范建青仅仅是有与余雪康成立公司，后用新公司生产经营的意向，但是该公司注册后，环评等手续都没有办，双方就因经营理念产生差异，从而也就不了了之的。但是余雪康在与范建青散伙后仍然挂靠在东威机械厂经营，这个模式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余雪康之所以要承认刘要飞为超毅公司的员工，就是因为其仍挂靠在东威机械厂经营，故而不愿意将刘要飞与东威厂扯上关系，从而使自己与东威厂产生矛盾。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余雪康书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中，与刘要飞发生劳动关系的主体为超毅公司，该公司租赁常熟市东威机械厂的厂房进行经营，该厂的投资人为案外人李卫明，并非余雪康或范建青。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要飞与超毅公司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范建青、余雪康支付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非因工死亡待遇43493.29元（医疗费793.29元、丧葬费6000元、一次性抚恤费16000元、一次性救济费207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范建青、余雪康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克聪系刘要飞妻子；刘霜系刘要飞与刘克聪之子，于1999年10月8日出生，刘要飞发生事故时，刘霜18岁；刘祖平系刘要飞父亲，于1948年10月11日出生，张登霞系刘要飞母亲，于1949年6月3日出生，刘要飞发生事故时，刘祖平70岁、张登霞69岁，两人均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提交一组2019年3月25日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其中死亡原因登记为心脏呼吸骤停。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另提交一份凤阳县黄湾乡卫生院开具的《安徽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其中死亡原因登记为脑死亡。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提交两组医疗费发票，金额共计793.29元。2019年8月8日，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常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审核科发出《协助调查函》，请求医疗审核科核算刘要飞可报销的医疗费用。同日，常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审核科出具一份回函，其中写明：“刘要飞2019年3月25日发生门诊医疗费用793.29元，符合报销范围772.31元，自理20.98元。”一审另查明：超毅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成立，住所地为常熟市，法定代表人为范建青，系执行董事，余雪康为监事，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范建青。2019年8月6日，范建青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超毅公司简易注销登记，并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一审又查明：《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及供养直系亲属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劳社险[2004]2号）载明：“离退休人员以及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参保人员死亡，可以享受丧葬费、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费和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救济费。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参保人员以及退职、领取生活费的人员死亡，可以享受丧葬费、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费和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费。”《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我市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的通知》（苏人保规[2012]6号）载明：“一、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以及退休、退职(含按月领取生活费)、退养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费标准为6000元。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以及退休、退职(含按月领取生活费)、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费标准调整为16000元……”《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企业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计发基数的通知》（苏人社发[2012]481号）载明：“一、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或一次性救济费的计发基数调整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五市2300元……二、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的发放标准，仍按原规定执行。即：……一次性救济费供养1人的，计发基数乘6；供养2人的，计发基数乘9；供养3人及以上的，计发基数乘12。”2019年6月，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刘要飞与超毅公司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超毅公司支付非因工死亡待遇43493.29元（医疗费793.29元、丧葬费6000元、一次性抚恤费16000元、一次性救济费20700元）。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审理中对超毅公司监事余雪康进行了调查，余雪康陈述，刘要飞于2019年3月1日经超毅公司员工刘占兵介绍，由范建青招聘进入超毅公司工作，岗位为切管工。刘要飞的实际工作地点为尚湖镇常兴工业园常鑫路8号。双方约定工资160元/天，天数由余雪康记录，刘要飞正常工作至2019年3月24日。2019年4月初刘要飞配偶刘克聪及亲属过来结算工资，由其出面一共支付了4700元现金。2019年4月22日，刘要飞的亲属来到公司后就报警了，后民警告知其前往劳动部门协商处理。2019年9月2日，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常劳人仲案字[2019]第108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超毅公司支付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医疗保险待遇损失772.31元；二、超毅公司支付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丧葬费6000元、一次性抚恤费16000元；三、对于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不服该仲裁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在一审审理中，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主张，刘要飞系2019年3月1日经老乡介绍到超毅公司工作，当时范建青和余雪康在一个办公室，面试主要是范建青，面试时与范建青谈好工资金额，按天计算每天160元，一个月干下来有5000多元；在范建青的办公室有超毅公司的营业执照，岗位为货架操作工，工作地点为尚湖镇常鑫路8号，刘要飞的日常工作由范建青和余雪康共同管理，大部分时间是余雪康在操作间里。刘要飞去世后，其亲属即刘克聪、刘霜在2019年4月份到超毅公司结算工资，现金签领了4700元，但是双方未能就非因工死亡待遇达成协议。2019年4月22日，刘克聪、刘霜和其他亲属到超毅公司要求支付非因工死亡待遇，超毅公司老板余雪康不愿意支付，只愿意出于人道主义支付一两千元，后来刘霜报警，练塘派出所出警，询问双方情况，未做询问笔录，后派出所民警建议去劳动部门寻求帮助，后申请劳动仲裁。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电话录音及文字稿，录音内容为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与超毅公司监事余雪康的对话，双方就刘要飞的赔偿事宜进行了争论，其中一段对话涉及刘要飞生前的工资发放情况：“……余雪康(以下简称‘余’)：对，当时他们打那个同事电话，我就接了，我说我们表示一下嘛，一两千块钱我们肯定要表示一下的，后来他们怎么、怎么的，我们就没理了，对吧。杨杰(以下简称‘杨’)：那余总，你们公司现在表示一下也就在一两千范围内？余：我们至多只能负担这个，你想呢，才做了二十几天呀，而且，我结他工资，我告诉你，杨律师，我可以告诉你的，他请假了一天半，我都没扣他一分钱，因为人也走了，对吧，没意思的。杨：噢。余：他是4670，我给了他4700……”2、凤阳县黄湾乡牛王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刘祖平(身份证号：)与妻子张登霞(身份证号：)一直由其长子刘要飞(身份证号：，于2019年3月25日逝世)和次子刘跃功(身份证号：)赡养，无其他生活来源，也没有农村养老保险。特此说明!”。3、张登霞、刘祖平的凤阳农村商业银行黄湾支行存折复印件，证明两人每月各有农保110元。范建青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录音中并不能看出刘要飞系超毅公司的员工；对证据2有异议，没有证明人签字，村委会也没有证明该事实的资格；对证据3无异议。余雪康未发表质证意见。范建青主张，超毅公司从未正式经营过，也没有对外招过员工，刘要飞是范建青与余雪康共同雇佣的，在常鑫路8号工作。范建青与余雪康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明确应付款、工资及相关费用等债务均由余雪康承担。范建青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终止合作协议书复印件，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该协议书中明确了余雪康和范建青为合作关系，其合作内容为货架生产经营，地点在东威机械厂内，但并非超毅公司。2、纳税申报表，证明超毅公司实际从未经营过。3、房屋租赁合同书，证明该合同书由余雪康签订，双方合作地点在东威机械厂，合作事宜均由余雪康负责。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对范建青提供的证据1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该份证据中可以看出范建青与余雪康是合伙经营超毅公司，二人应对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2、3，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达到范建青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运用劳动能力，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即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对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所陈述的刘要飞的入职时间、工作地点、工资约定、受谁管理及工资发放情况，与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超毅公司监事余雪康调查时余雪康的陈述基本一致，即刘要飞于2019年3月1日入职，岗位为操作工，工作地点为常鑫路8号超毅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地，平时受范建青和余雪康的管理，2019年4月初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前往超毅公司现金签领了刘要飞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24日期间的工资共计47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24日期间刘要飞与超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范建青主张，超毅公司虽注册成立但未经营、刘要飞系其与余雪康雇佣的人员，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超毅公司未为刘要飞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造成其2019年3月25日产生的医疗费无法报销，故超毅公司应当支付医疗保险待遇损失772.31元。按照《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我市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的通知》，苏州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及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可享受的保险待遇为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金16000元，丧葬费6000元及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费。超毅公司未为刘要飞办理养老保险参保手续，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作为刘要飞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主张参照上述规定，要求超毅公司支付非因工死亡待遇损失的权利应当予以支持。故超毅公司应支付丧葬费6000元，一次性抚恤费16000元。关于一次性救济费，刘祖平、张登霞已经享受农村养老保险待遇，但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提供的凤阳县黄湾乡牛王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二人无其他生活来源、也没有农村养老保险，与事实不符，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已参保的死亡人员供养直系亲属的资格认定和待遇审核，由支付待遇的社保经办机构负责，社保经办机构明确农保待遇与遗属待遇不可兼得。因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主张的非因工死亡待遇系参照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非因工死亡的待遇标准，不应享受超出已参保人员的相关待遇标准，故对其要求一次性救济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超毅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超毅公司无法进行清算，范建青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即清算义务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超毅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等情形，故对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要求范建青对超毅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范建青认为应由余雪康承担全部责任，系其内部结算事宜，本案中不予处理，范建青可待承担责任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范建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医疗保险待遇损失772.31元、丧葬费6000元、一次性抚恤费16000元，合计22772.31元；二、驳回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范建青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认定劳动关系，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根据余雪康在仲裁中的陈述及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的陈述，足以认定刘要飞所从事的操作工工作系属超毅公司经营业务范围，且其工作地点为超毅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平时受范建青和余雪康的管理，超毅公司向刘要飞支付劳动报酬，故刘要飞与超毅公司之间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刘要飞与超毅公司在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因超毅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超毅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且范建青作为超毅公司的唯一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超毅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等情形，故范建青对超毅公司的案涉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至于范建青认为其与余雪康协议约定双方在合作期间的债务由范建青承担的主张，该系双方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理涉。关于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费。非因工死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主张一次性救济费除满足相关年龄等限制条件外,还须符合“依靠非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这一条件。张祖平、张登霞生有二子一女,三子女均已成年，刘要飞并非张祖平、张登霞夫妇唯一供养人，且张祖平、张登霞已经享受农村养老保险待遇，张祖平、张登霞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依靠刘要飞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张祖平、张登霞提供的凤阳县黄湾乡牛王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其二人无农村养老保险，与事实不符，本院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据效力不予采信。故张祖平、张登霞不符合供养直系亲属的法定条件。另外，张祖平、张登霞主张的非因工死亡待遇系参照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非因工死亡的待遇标准。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明确农保待遇与遗属待遇不可兼得，故在张祖平、张登霞已享受农保待遇的情况下，其再主张供养直系亲属的一次性救济费亦缺乏依据。因此，对于张祖平、张登霞要求支付一次性救济费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范建青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克聪、刘霜、刘祖平、张登霞负担5元，上诉人范建青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扈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