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4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喜，男，1936年10月13日出生，蒙古族，居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冶军，男，1969年2月22日出生，蒙古族，居民，系上诉人之子，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城县绣程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天义镇铁西街道京北社区。法定代表人：孙秀峰，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国，胡景礼，内蒙古蒙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喜因与被上诉人宁城县绣程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429民初1034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喜上诉请求：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020年度土地承租费1245元，诉讼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表现为：在2016年3月1日，吴**喜将位于岗岗营子村2组坝沿东的农耕地(在政府征收范围内)0.83亩承租给被上诉人经营，合同期限五年，即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21年3月1日止。被上诉人到上诉人田间，拿出早已打印好的合同给上诉人，并将随带的几十份已经订立的合同，给上诉人阅览，上诉人委托其儿子订立合同后，其后发现合作社所订立的几十份合同，除因出租人、出租亩数、承包款总数不同以外，其格式条款内容相同。所以上诉人认为是被上诉人单方拟定，并且未与出租人协商内容的合同，是格式合同，被上诉人未予说明和提示条款内容。依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给予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上诉人认为早在2004年3月14日宪法第4次修正中将宪法第10条第三款已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相应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均有相应的条款对照。被上诉人长期从事经营土地，不可能不知道。所谓征用就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暂时使用他人的土地并给予合理补偿的行政行为。所谓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取得农村土地所有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行政行为。况且，土地征收、征用源于政府的依法行政行为。因此土地承租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首先是对《合同法》第45条第一款的正确理解和现实中审判案件中的正确运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04)民一终字第106号，内容是崂山区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主文中记载：“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所谓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是否成就作为合同发生效力的根据，合同所附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事实。是当事人约定的而不是法定的，同时还必须是合法的。在我国，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合同审批或者批准的权限和职责，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而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围”。由此，上诉人认为征收或者征用源于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是法定条件，而非合同双方约定的意定条件，而且征收，不具有未来性和或然性特征。因为在订立土地承租合同之前已经发生，征用现实也没有发生，不具有未来性、或然性和意定性特征。故被上诉人将征用作为合同解除条件，视为没有附条件，合同当然没有解除。由此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况且履行合同义务与经营土地是不同概念。不能以不经营则不履行合同义务为条件。综上所述，征用不能成为合同解除的条件，而且征用也没有发生，也一定不会发生，何来合同解除。所谓“政策性变动”，征收在2014年8月份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之中，征收后一定有土地补偿款给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款补偿，其仍然属于征收过程范围内的事项，何来政策性变动。且被上诉人高额(每亩1500元)承租、就是为了套取国家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目的在此。退一步讲，即使发生了政策性变动，也是属于订立合同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属于情势变更的内容。或维持或变更，还是约定解除，且政策性变动未发生，双方更未协商，更没有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宁城县法院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判决日6月30日，上诉人多次催要判决书直至7月30日才获得判决书。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合作社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主张界定“政府征收”和“政府征用”的区别对本案的争议没有关联性。二、案涉土地被征收为高铁建设用地，案涉0.83亩土地已归高铁所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经营承租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三、依据权利对等原则，上诉人已无法履行案涉土地出租给被上诉人的义务，被上诉人当然不负有向上诉人支付2018年土地被征收后的承租费义务。四、被上诉人已将2020年3月1日之前的租金支付完毕，出于人道主义，被上诉人已多支付给上诉人一年的租金1245元。吴**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合作社给付2020年度承租吴**喜的土地承租费1245元；2、诉讼相关费用由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1日吴**喜委托其子吴冶军与合作社签订《土地经营承租协议》，约定将吴**喜具有使用权的的位××县坝沿东0.83亩土地出租给合作社用于林业苗木经营，约定租赁期为2016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每年租赁费为1500元。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七条约定“此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不得违约，若因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违约方承担对方的一切损失，政府征用除外。”后合作社手动添加“政府征用或政策性变动，合同终止，”庭审中，吴**喜承认该合同系格式条款，对协议中第六条、第七条合作社手写的内容均无异议，只是对第七条中“对政府征收和征用”的含义适用有异议。合同签订后，合作社已经按约定支付了涉案土地2016年3月1日-2020年3月1日的土地租赁费。2018年涉案土地被政府征占。宁城县天义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按着每亩10万元的补偿标准向吴**喜支付的土地补偿金，于2019年向合作社支付了地上附着物征占使用费。一审法院认为，吴**喜、合作社双方签订的《土地经营承租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约履行合同。通过协议第七条“政府征用或政策性变动，合同终止”证实，该协议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解除，失去效力。合同一经解除，合同权利义务消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现涉案土地于2018年已经被宁城县天义镇人民政府征占，合同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则双方之间签订的《土地经营承租协议》自2018年土地被政府征占而自动解除，该协议解除后，合作社对于剩余年限的租赁费，属于法律规定的尚未履行部分，则应终止履行，现吴**喜主张要求合作社按着双方签订的协议支付2020年度涉案土地的租赁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土地已被政府于2018年征占，且土地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吴**喜、合作社均已收到，故吴**喜以“政府征收和征用是两回事，政府征用是使用权的临时移转，同时政府没有征用”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我国法律对附解除条件的条件未做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且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时，该格式条款才无效，而本案中的解除条件及协议的内容均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吴**喜以“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成为议定条件”主张合同的解除条件未成就，以“合同系合作社单方出具的格式条款不具有意定性为由”主张该合同应继续履行，合作社应按约支付租赁费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喜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合同的解除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上诉人吴**喜与被上诉人合作社签订的《土地经营承租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约履行合同。涉案协议的第七条约定“政府征用或政策性变动，合同终止”，该协议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现涉案土地已被政府于2018年征占，且土地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均已向吴**喜和合作社支付，本案已符合涉案合同的第七条约定，具备了约定解除条件。吴**喜上诉称，征收或者征用源于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是法定条件，而非合同双方约定的意定条件，本案不具备约定解除的条件。对此本院认为，法律对附解除条件的条件未做明确禁止性规定，吴**喜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吴**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丽丽审判员 韩尚达审判员 邓宏涛 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