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11487号原告：欧吉林，男，汉族，1969年1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楼****，公民身份号码：440************190。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汉鸿，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若微，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东联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边。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英武，广东三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华宝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永泰一街****厂房。法定代表人：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敬，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1，男，汉族，1967年7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6******，公民身份号码：440************994。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敬，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欧吉林诉被告广东东联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联盛公司)、东莞市华宝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泰公司)、杨某1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吉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汉鸿、林若微，被告广东东联盛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英武，被告东莞市华宝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华宝泰公司、杨某1向原告返还投资款200万元，及自2017年6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该款占用期间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4日止的利息为355397.2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欧吉林与被告杨某1互相认识，原告了解到杨某1在东莞市投资经营公司，表示有投资意向。2017年5月份左右，杨某1告知原告，东莞的公司有股东要转让股份，提出让原告到东莞的公司看看。2017年5月28日，原告前往被告东莞市华宝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东莞市东联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东联盛公司）查看情况，杨某1告知原告，案外人陈枝城持有华宝泰公司50%的股权，陈枝城持有的股权中10%股份折价200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当时没有立即表态是否要投资。2017年6月14日，杨某1发微信给原告，让其将200万元转入指定账户（户名：东莞市东联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440********05301618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东莞黄江支行），并注明用途为投资款。原告认为双方关系不错，基于对朋友的信任，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2017年6月15日杨某1问原告是否已汇款，并告知急用于购买铝原材料，原告答应将于周一汇款。2017年6月19日，原告将200万元转入杨某1指定的被告华宝泰公司的账户，附言写明“投资款”。2017年6月20日杨某1表示该款已到账，华宝泰公司收到原告转账款200万元。原告汇款后，被告杨某1及案外人陈枝城一直未与原告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让原告参与任何经营，也未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经营状况。原告多次主张，杨某1均以各种理由推脱。2019年8月12日，原告特意前往东莞了解情况，与杨某1及陈枝城面谈，并提出要退回200万元投资款，但最后没有任何结果。2019年9月18日，原告通过短信息与陈枝城再次表明退款事宜，没有得到回复。2019年10月5日原告特意到汕头找陈枝城，并已提前电话告知，但对方最后推脱没时间。2019年11月13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息联系陈枝城商讨退款事宜，仍旧没有得到回复。直至2019年12月左右，杨某1联系原告要求原告到东莞见面商讨，并表示他们准备将工厂转让或关闭，原告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经查询发现，华宝泰公司原企业名称“东莞市东联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为杨某1、广东东联盛科技有限公司和钟表武三人，持股比例分别为25%、50%、25%。2019年12月12日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东莞市华宝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杨某1、钟亿华二人，持股比例分别为75%、25%。2020年1月2日，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宝泰公司、杨某1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原告认为陈枝城自始并非华宝泰公司股东，自己的投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华宝泰公司收取200万元款项没有任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杨某1故意提供错误信息误导原告做出投资，导致原告经济利益受损，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华宝泰公司、杨某1辩称，原告购买陈枝城的股权实际上是原告购买广东东联盛公司持有的华宝泰公司10%的股权。因原告受让股权期间，广东东联盛公司作为华宝泰公司的大股东，负有向华宝泰公司投资的义务，因此原告受广东东联盛公司的指示将200万元款项直接汇入华宝泰公司账户，华宝泰公司是基于广东东联盛公司的投资收取的200万元。华宝泰公司及股东均予以确认。2020年4月23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认为涉案200万元款项系原告投资华宝泰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原告实际受让的是广东东联盛公司持有的华宝泰公司10%股权，因此认定华宝泰公司收取该200万元款项具备正当理由，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时，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转账上述款项后，杨某1及陈枝城拒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其与相对方之间属于股权纠纷或其他合同纠纷。原告如认为其支付投资款的目的无法实现可以其他法律关系向相对方主张权利{（2020）粤197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第7—10行}。而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杨某1返还200万元，依据不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庭审时，华宝泰公司及杨某1提交一份《股东会决议》，2019年12月6日，华宝泰公司原股东杨某1、广东东联盛公司和钟表武召开股东会，确认截止2019年11月底，广东东联盛公司出资金额中的200万元系欧吉林转入投资款用于购买广东东联盛公司在华宝泰公司中占比50%其中的10%的股份（第一点）。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作价500万元转让给杨某1。包含所有债权债务、设备，所有公司权益归杨某1所有（第二点）。经查，广东东联盛公司于1997年5月14日成立，原股东为陈燕、陈枝城，2016年6月15日股东变更为陈燕和陈展全。原告认为，原告基于杨某1的介绍认识案外人陈枝城，作出投资华宝泰公司的意向，并按照杨某1的指示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入华宝泰公司的账号，案外人陈枝城实际为广东东联盛公司的原股东，广东东联盛公司又系华宝泰公司的大股东，原告实际受让的系广东东联盛公司持有的华宝泰公司的10%股份，该事实华宝泰公司原全体股东均予以确认，并经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多次向杨某1、陈枝城（广东东联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张履行股权转让手续，但均未得到有效回复。现广东东联盛公司已将持有的华宝泰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杨某1，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广东东联盛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原告的利益，导致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目的无法实现，故应当向原告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华宝泰公司收取原告的股权转让款没有合法依据，应当将款项直接迳付原告。杨某1作为促成本次投资的直接责任人，并指示原告直接将股权转让款转入华宝泰公司账户，导致原告利益受损。现杨某1作为广东东联盛公司的股权受让方，并依照《股东会决议》确定承担华宝泰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应当共同承担向原告还款的责任。另，被告占用资金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也应当予以赔偿。现原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被告主张资金占用利息。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返还投资款的本质是要求退股，该请求有悖于公司法的规定。1.原告于2017年6月20日向东莞市东联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投资款以受让广东东联盛公司10%的股份，虽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这并不妨碍原告已成为东莞东联盛公司的股东的事实。原告在其起诉状中称，“原告实际受让的系广东东联盛公司持有的华宝泰公司的10%的股份，该事实华宝泰公司原全体股东均予以确认，并经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起诉状第5页第11-13行），由此可知，原告亦确认其已成为华宝泰公司（原东莞东联盛公司）的股东。2.原告支付200万元的出资款是基于股权转让行为，其目的是成为华宝泰公司的股东。而事实上，从2017年6月20日原告支付200万元投资款之日起，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3.原告与广东东联盛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系原告本意，并非原告所称“多次主张履行股权转让手续”，从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至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历时两年多，原告从未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进一步证明原告默认其“隐名股东”的地位。二、2019年12月6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并未导致原告所称的股权受让的目的无法实现。1.《股东会决议》系在公司长期亏损的前提下由广东东联盛公司、杨某1及钟表武三方股东作出，在召开股东会前杨某1已提前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但原告并未到场。参加股东会的三方股东代表了公司90%的表决权，这完全符合公司法第103条、104条的规定。2.在《股东会决议》中，原告的股权暂寄在广东东联盛公司名下，不代表广东东联盛公司或其他股东侵占了原告10%的股份，恰恰相反，在《股东会决议》中还特别强调了原告拥有10%的股份，原告的股权暂寄在广东东联盛公司名下并不影响原告须按占股比例分配利润或承担亏损。综上所述，原告已成为公司股东两年多，后见公司长期亏损意欲撤资，在多次要求退股未果之下又先后以不当得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反复累诉，其行为严重违背契约精神及诚信原则，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华宝泰公司辩称，1.原告将200万打入华宝泰公司账号，是广东东联盛公司收取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且投资给华宝泰公司的处分行为，华宝泰公司基于投资关系收取款项，(2020)粤197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华宝泰公司收取案涉款项，具备正当理由，因此华宝泰公司依法无需返还。2.原告因为股权转让、代持的相关问题应当与广东东联盛公司友好协商解决，而不应多次恶意起诉、保全，从而给目标公司及股东造成损失。3.基于上述答辩内容，华宝泰公司无需返还款项，因此也不需支付利息。被告杨某1辩称，杨某1从未误导或欺骗原告，也没有收取或使用过案涉款项，因此没有义务返还。需要说明：《股东会决议》中，杨某1承担华宝泰公司债权债务的内容，是基于决议将公司交由杨某1独自经营的情况下，承担公司经营性的债务，并且该条款属于股东内部责任分担，即便公司存在公司合法债务，也应当由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来承担。而本案中，根据企业登记信息，杨某1并未成为一人股东，股东会决议并未得到完全履行，因此杨某1依法不需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广东东联盛公司于1997年5月14日成立，原股东为陈燕、陈枝城，2016年6月15日股东变更为陈燕和陈展全。东莞东联盛公司于2015年8月7日成立，股东为广东东联盛公司、杨某1、钟表武，其中广东东联盛公司占50%股份，杨某1、钟表武各占25%股份，2019年12月12日东莞东联盛公司名称变更为华宝泰公司即本案被告，股东变更为杨某1、钟忆华，其中杨某1占75%股份，钟忆华占25%股份。原告与被告杨某1互相认识，原告了解到杨某1在东莞市投资经营公司，表示有投资的意向，杨某1告知原告经营的公司有股东需要转让股份。2017年5月28日，原告到东莞东联盛公司查看情况，杨某1告知原告，陈枝城持有东莞东联盛公司50%的股份，陈枝城持有的股权中10%股份折价200万元转让给原告。2017年6月14日，杨某1发微信给原告，将东莞东联盛公司的账号发给原告，要求原告转款并注明用途为投资款。2017年6月15日杨某1问原告是否已经转账，2017年6月19日原告向东莞东联盛公司转账，2017年6月20日东莞东联盛公司账户收到原告转账款200万元，附言注明“投资款”。2019年9月18日，原告向陈枝城发去短信，内容如下：“关于本人于2017年6月19日汇往东莞东联盛公司200万元投资款，因至今未履行任何手续，所以上月即8月12日去东莞贵司与你及海平面谈时，我提出撤回200万元投资款，至今1月了，你考虑如何？请回复。”2019年11月13日，原告再向陈枝城发去短信，内容如下：“陈总好，关于我要求近期退回200万元投资款一事是否可以？如果再不答复的话，我将委托律师去处理，希望两天内给我答复。”原告主张其转账200万元投资款后，被告杨某1及陈枝城拒绝履行相关的股权转让义务。被告则主张，原告是业界投资人及经营者，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供应链或者竞争的关系，因此原告不方便显名也没有要求显名，唯一一次说没有履行义务是在股权转让发生两年多之后向陈枝城主张说没有履行手续，要求退款。2019年12月4日至6日期间，原告与杨某1多次电话沟通。2019年12月6日广东东联盛公司、杨某1、钟表武（被告主张钟表武和钟亿华是同一人）召开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原告转入的200万元投资款是用于购买广东东联盛公司在东莞东联盛公司占50%股份中的其中10%的股份，各股东同意于2019年12月9日变更股权，同时各股东同意东莞东联盛公司作价500万元转让给杨某1，包含所有债权债务、设备，公司所有权益均归杨某1所有。原告认为该《股东会决议》是被告为了推卸责任，事后制作的，原告没有参与也不知情。另查，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华宝泰公司、杨某1，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2020)粤197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广发银行客户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20)粤197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书、《股东会决议》以及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在起诉时确认与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存在转让目标公司华宝泰公司（即原东莞东联盛公司）10%股份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华宝泰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存在转让目标公司华宝泰公司（即原东莞东联盛公司）10%股份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原告已根据广东东联盛公司的指示支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款由华宝泰公司代收。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是否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是否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退还股权转让款；二、被告华宝泰公司、杨某1是否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在收取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后，却又将股份转让给了杨某1，并将其持有的全部5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杨某1名下，其行为已经足以表明广东东联盛公司无意履行与原告的股权转让合同。其次，华宝泰公司从未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亦未向原告分配红利，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原告也未参与华宝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实际上并未享有任何股东权利。最后，在原告提出退还股权转让款后，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杨某1、钟表武于2019年12月6日制作了《股东会决议》，才表示认可广东东联盛公司将其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但是此时广东东联盛公司的股份早已全部转让给了杨某1，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显然《股东会决议》是为了应付诉讼而制作的，无法掩盖广东东联盛公司根本无意履行与原告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事实。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有权解除与被告广东东联盛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6月20日起计算，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是发生在原告与广东东联盛公司之间，被告华宝泰公司（原东莞东联盛公司）只是转让股权的目标公司，其也是代广东东联盛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从原告只是找广东东联盛公司原股东陈枝城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亦可知，华宝泰公司只是代收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均应由广东东联盛公司承担，故华宝泰公司无需承担本案责任。对于杨某1的责任问题，杨某1和陈枝城在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均是受广东东联盛公司委托与原告洽谈股权转让及退款事宜，均是广东东联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应由广东东联盛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杨某1亦无需承担本案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广东东联盛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欧吉林退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6月20日起计算，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欧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82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广东东联盛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鹤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嘉豪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