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45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住河北省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保定市莲池区宏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河北省保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瑞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山西瑞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毛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某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某将170000元不当得利全部返还给上诉人蔡某。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王某与原告签订协议为其办理工作事宜,并收取原告支付的安置费用,该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合法性,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培训就业安置协议书”的目的已完全实现,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其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依据。既然已经查明并确认被上诉人王某收取上诉人蔡某的170000元安置费属于不当得利就应当判令返还。然而,却以被上诉人王某向孙丽个人支付155000元培训费为依据,判决返还上诉人20000元,这是非常明显的错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如何具体办理安置工作之相关事项,以及是否与案外人孙丽签订了《空乘人员培养推荐协议》、是否《向孙丽个人交付155000元》,均与上诉人蔡某无关,相应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王某承担。因此,被上诉人王某主张已将收取的170000元之中的155000元支付给孙丽,其提交的与孙丽签订的‘协议’以及‘转款凭证’,不足以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被上诉人王某与案外人孙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不能对抗本案中其对上诉人蔡某的返还义务。综上,原审万柏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上诉审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一审判决公正适当,且有法可依,应予以维持。上诉人要求返还17万元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应该得到支持。具体如下,本案中上诉人诉求的法律基础是不当得利,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给受损失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一方受到损失,另一方获得利益,损失与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上诉人应该对其主张的不当得利17万元,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在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答辩人收受了就是上诉人的17万元,是依据双方签订的2019年3月4日的培训就业安置协议。协议签订后,答辩人积极的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并与三河市奥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签订了《空乘人员培养推荐协议》,并支付了奥升公司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5万5000元,专门用于为上诉人安排工作。从结果事实上看,答辩人与奥升公司确实是将上诉人安排至上海帝凯航空有限公司工作,并且在2019年的9月1日,上诉人与上海地空地凯航空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工作岗位是客舱服务部乘务员。合同期限是从2019年的9月1日至2022年的8月31日,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签订以后,上诉人与答辩人的签约目的即已经实现,其再以不当得利将答辩人诉至法院,要求答辩人来返还已经因为联系推荐工作花费出去的十七万元,这个诉求既缺乏法律依据也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所以对答辩人也是不公平的。一审判决没有偏听偏信任何一方的主张,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判决答辩人来返还,表面正从表面证据上看是获益的2万元。其实答辩人只实际受益了是1万5000元。17万中的15万5000元已经转给了奥升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丽,所以一审的判决已经最大限度的维护了上诉人的利益,所以上诉人在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希望二审法院能够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王某将不当得利170000元返还原告蔡某；2、请求判令被告王某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4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培训就业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参加甲方的培训就业安置项目，经甲方测评合格后，由甲方负责安置乙方至帝凯航空就业，在乙方被招聘方用人单位录用开始，即视为安排落实完毕；合同有效期内，因甲方原因未能为乙方进行就业安置指导工作成功，甲方无条件退还乙方全部费用，甲方应在一周内将款项汇入乙方当事人账户，退款方式为银行转账；乙方必须积极配合甲方做好就业安置工作，乙方如依据甲方提供的就业推荐安置与聘用方用人单位签订录用的各类文字性材料及合同（含培训期，试用期）或事实上形成劳动关系，则视为甲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安置就业义务，本协议因协议的实现而自然终止；乙方拒不按照甲方通知的时间按时到岗的（包含：面试、体检、去聘用方用人单位办理相关手续等），双方约定该情况属于严重违约行为，甲方不再安排乙方另行安置就业，费用不退还；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或者乙方顺利得到帝凯航空公司录用通知，并付清甲方全部介绍费用之日止；甲方与乙方合同签订成功并收到预付款50000元之日起，至乙方收到帝凯航空公司复试（或终审）通过，乙方必须于当日第一时间支付给甲方培训及就业安置费剩余款项120000元。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费用170000元。2019年1月16日，被告（乙方）与三河市奥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空乘人员培养推荐协议》，内容约定：甲方收取乙方培训费150000元，乙方预交培训费50000元，甲方保障乙方面试航空公司（本人必须同意）合格录用，保证安排空乘岗位，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选择其他航空公司。孙丽为三河市奥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人。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孙丽个人支付155000元。2019年9月1日，原告在通过面试、体检、培训等环节后，与上海帝凯航空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商业保密协议》，其中《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3年，自2019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试用期6个月；根据公司的工作需要，安排原告在客舱服务部担任乘务员工作。截至原告起诉之日，原告未收到上岗通知，也没有领取过工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于2019年10月9日向原告发出《立案告知书》，告知李美玉等人被合同诈骗案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立案侦查，立案决定书沈公浑南（经）立字（2019）1871号，案件编号A2101121800002019100037。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被告辩称双方为合同纠纷并已履行完毕《培训就业安置协议书》，但被告在未取得用人单位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协议为其办理工作事宜，并收取原告支付的安置费用，该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合法性，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培训就业安置协议书》的目的已完全实现，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其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关于不当利益的数额，被告辩称其在收取原告170000元安置费后将其中155000元转付至三河市奥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孙丽名下，因被告与该公司签订的《空乘人员培养推荐协议》约定收取培训费为150000元，被告超出约定支付的5000元没有依据，故被告应将其所得利益20000元返还原告。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蔡某20000元；二、驳回原告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50元，由被告王某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王某是否构成了不当得利以及不当得利金额是多少，是否应当返还。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蔡某为进入上海帝凯航空有限公司工作而委托被上诉人王某对其进行培训安置，双方签订了《培训就业安置协议书》，为此，上诉人陆续向被上诉人支付安置费用共计170000元。被上诉人王某本身并未获得用人单位上海帝凯航空有限公司委托招工授权，故其与上诉人签订培训安置协议并收取上诉人费用的行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在此行为中所获得的利益应为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被上诉人王某与案外人孙丽代表的三河市奥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空乘人员培养推荐协议》，协议约定并支付了150000元培训费用，上诉人蔡某也明确表示参加了相关培训。故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获利金额为2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应将其所得利益20000元返还上诉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蔡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蔡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