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5151号原告：杨明辉，男，196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北京市君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楼**1203。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诗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澜涛，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南頔，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东建，男，198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南通市。原告杨明辉（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阳西友公司）、被告王东建（以下称姓名，合述称二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东阳西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澜涛、祝南頔、王东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劳务费44625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与2016年间，东阳西友公司在各地会展中心搭建奔驰汽车展台的劳务需求，王东建找到原告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上述劳务工作，东阳西友公司接受原告提供劳务，相应的展览活动也已顺利举行。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原告组织15名工人，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搭建奔驰汽车展台的劳务工作。上述期间的劳务费，王东建与原告口头约定，每名工人每日劳务工资180元，加班费30元每小时。工作期间为2015年6月29日至7月11日，此期间由东阳西友公司工作人员负责统计工人工时，但是其没有将2015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11日工人从工作地点长春返回居住地北京的时间计入工时，故在结算时原告少收到1．5天的劳务费4050元。2016年9月4日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原告组织15名工人，为东阳西友公司承接的奔驰汽车销售巡展活动提供搭建展台劳务工作，对此部分劳务，王东建与原告口头约定每名工人每日工资190元，加班费31．67元每小时。在2017年结算上述全部劳务费时，王东建通过其弟向原告转账支付8万元，王东建自己向原告支付1万元，合计9万元。但按照双方约定，原告应得劳务费134625元，少获得44625元（含2015年欠付的4050元和车费520元）。2019年1月27日，王东建主张原告应向东阳西友公司追讨欠付的劳务费，并向原告出具证明，记载了劳务合同关系成立时间、劳务费约定及欠付情况。在该证明中王东建认为其在2015年和2016年间是东阳西友公司的员工，其代表东阳西友公司与原告缔结劳务合同关系，约定劳务费标准。但王东建在离职后向原告直接支付9万元劳务费，说明其并不只是任职期间对外代表公司与原告缔结劳务合同关系。二被告均应承担清偿劳务费的责任。东阳西友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与东阳西友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东阳西友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为王东建雇佣的劳务人员，与东阳西友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王东建曾承接东阳西友公司的劳务项目，相关费用已由东阳西友公司与王东建直接结清，不存在任何拖欠。王东建并非东阳西友公司员工，从未建立过劳动关系，不存在其代表东阳西友公司与原告订立劳务合同的情形或授权。第二，原告向东阳西友公司主张拖欠的劳务费用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起诉状的陈述，原告最后提供劳务的时间是2016年10月8日，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原告主张东阳西友公司支付劳务费用的诉求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未通过任何途径向东阳西友公司要求或督促支付相关劳务费用，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东阳西友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王东建辩称，原告是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劳务，王东建代发的工资。2009年至2016年期间，王东建是东阳西友公司的工程主管，与东阳西友公司有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的劳务费原告是按照190元每天主张，东阳西友公司是按照每天160元结算的，所以存在差额。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称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1日，原告组织15名工人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搭建奔驰汽车展台的木工劳务，王东建代表东阳西友公司与原告口头约定每天180元，工人是2015年6月29日晚上坐火车从北京前往长春，当天的工时不计，2015年7月10日早上5点从长春坐大巴车回北京，因为路上车子坏了，所以2015年7月11日上午11点才到北京，在途的一天半应当计算工时，一般异地来回的工时是要计算一边的，但东阳西友公司未将在途的一天半计入工时，结算时少付了一天半的劳务费4050元。原告另称2016年9月4日至2016年10月8日，原告组织14名工人为东阳西友公司承接的奔驰汽车销售巡展活动提供搭建展台的木工劳务，王东建代表东阳西友公司与原告口头约定每天190元，加班费每小时31．67元，14名工人的总工时是461天，加班1370小时，总计劳务费130973．33元，另外2016年9月4日工人前往东阳西友公司工厂的大巴车车费520元按照行业惯例应当由东阳西友公司负担。2017年1月16日，王东建通过其弟向原告转账支付劳务费60000元；2017年1月23日，王东建通过其弟向原告转账支付劳务费20000元。原告称王东建另向原告支付了劳务费10000元。以上共计90000元。2019年1月27日，王东建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于2005年至2016年在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部（制作工厂）担任工程主管职务，主要职责是负责工厂展台的制作，搭建和所有工人的调配等工作。2015年6月份，因公司承接奔驰汽车展台制作搭建项目，进场布展期间需要外请临时木工来帮助搭建展台，2016年6月28日，我请非常有工作经验的木工杨明辉团队（当时是15个人）去长春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帮忙搭建奔驰汽车展台的搭建工作（当时我代表公司跟杨明辉口头约定日工资180元/8小时，加班30元/小时计算工资），展台于2015年6月29日至7月9日布展圆满结束，7月10日早上5:00，杨明辉组及工人组人员坐大巴于7月11日上午10:00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结工资时，因工厂这次展台搭建负责记工时的组长疏忽，没有给杨明辉组（15人）记7月10日至7月11日上午半天的工时（按照展览行业的行规，白天坐车必须有工时），故公司欠杨明辉组工人工资1．5天：4050元。他一直跟我讨要，公司一直未付拖欠工资。2016年9月4日，又因公司承接奔驰C售1000平的巡展活动，需要外请木工，我又让杨明辉团队过来帮忙，我代表公司跟杨明辉约定工人日工资190元/8小时，加班费按31．67元/小时计算工资，完活后，连15年公司拖欠的4050元一起结清。杨明辉入职时间从2016年9月4日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因公司需要，9月21日至9月22日杨明辉组15人从盐城回北京做中国网球公开赛前期奔驰展台的搭建工作，2016年9月23日回南京继续做奔驰C售1000平巡展工作，直至展台撤馆结束。2016年12月份，我因多种原因，从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离职。2017年4月份，我接到杨明辉电话反馈：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按照事先我代表公司跟杨明辉约定的工资标准足额给付杨明辉团队15人的工人工资134625元，少付杨明辉工人工资44625元，杨明辉于2017年1月23日至2019年1月26日一直在跟我讨要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拖欠的44625元工人工资（包括15年的4050元和车费520元），我于2016年12月已经从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离职，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做到后续外请人员的工人工资发放工作，公司没有履行承诺。对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恶意拖欠临工工资一事，我也很遗憾！”原告称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1日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劳务的15名工人分别是原告、某1、某2、某3、某4、某5、某6、某7、某8、某9、某10、某11、某12、某13、某14，2016年9月4日至2016年10月8日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劳务的14名工人是原告、某15、某16、某17、某18、某5、某19、某20、某21、某22、某6、某23、某24、某25。上述人员出具《声明》，认可劳务费已由原告结清，同意原告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其不再向二被告另行主张劳务费。原告另称从2017年开始找王东建索要劳务费，但王东建说自己已辞职，让原告找东阳西友公司，原告找过东阳西友公司的法人祁诗红，祁诗红让原告找现担任王东建职务的吕某，但吕某不接电话，原告2019年去过东阳西友公司十几趟，都不让进门。王东建认可原告曾向其索要过劳务费，但其让原告找东阳西友公司，2019年原告找过东阳西友公司的老板，老板当时同意给付，现在又不认可了。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二被告是劳务分包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原告称王东建是东阳西友公司的工程主管，代表东阳西友公司，不清楚二被告的关系。东阳西友公司称其除自有工人外，会将部分劳务对外分包，王东建是分包的包工头，与东阳西友公司之间有多个项目往来，东阳西友公司不会给王东建个人支付工资，王东建与东阳西友公司结算的是招聘工人的费用，王东建将费用支付给工人，工人管理不由东阳西友公司负责，不给王东建交纳社保，对此东阳西友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支出凭单》101张，用以证明东阳西友公司与王东建开展合作，相关费用由东阳西友公司与王东建直接结算，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款项已经结清，不存在拖欠。《支出凭单》中王东建领取的款项标注有工人工资、工人生活费等，其中2017年1月的一份《支出凭单》上载明：“即付今收到2016年工人工资20000元，领款人：谢某（杨明辉），主管审批谢某。”2017年1月1日的一份《支出凭单》上载明：“即付今收到2016年工人工资50000元，领款人：谢某（杨明辉），主管审批：谢某。”2017年1月3日的一份《支出凭单》上载明：“即付今收到2016年工人部分工资70000元，领款人：庄某，主管审批：谢某。”2017年3月21日的一份《支出凭单》上载明：“即付今收到2016年工人部分工资38203元，领款人：庄某，主管审批：仲某、谢某。”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专业版企业信用报告，用以证明王东建于2013年11月4日出资建立北京博阳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该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范围与东阳西友公司经营的业务高度重合，故王东建是长期在行业内独立经营的从业人员，承接东阳西友公司的劳务分包项目，与东阳西友公司不可能建立劳动或劳务关系。原告对《支出凭单》的真实性不清楚。王东建对《支出凭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是东阳西友公司的工程主管，东阳西友公司先将工资转给王东建，王东建再转给各个带班的班主。王东建称其自2009年至2016年在东阳西友公司担任工程主管，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东阳西友公司为王东建交纳了三年社保，王东建从未从东阳西友公司承接过任何一个工程，不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平时外面找来的工人是王东建负责管理，工人的劳务费王东建支取后全额发放给工人，没有截留，东阳西友公司按照每月出勤天数按年在春节前向王东建支付工资，社保个人缴纳部分年底予以扣除，王东建另称东阳西友公司尚欠王东建一部分个人工资及垫付的工人的费用，对此王东建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以下简称社保记录），显示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王东建在东阳西友公司参保，用以证明二被告曾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社保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认可。东阳西友公司对社保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是在二被告劳务分包合作期间，王东建请求东阳西友公司帮忙代缴社保，个人及公司应承担的费用从应付王东建的劳务分包费用中扣除，且社保缴纳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实践中有大量的个人委托公司代缴社保的案例。本院认为，结合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支出凭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专业版企业信用报告、社保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东阳西友公司主张与王东建系劳务分包关系，王东建则主张系劳动关系，二被告对各自的主张均负有举证义务，从东阳西友提交的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与王东建系劳务分包关系。王东建的社保记录显示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其在东阳西友公司参保，东阳西友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仅是代缴社保关系，且从《支出凭单》上2017年1月、2017年1月1日的两笔领款人为谢某（杨明辉）的2016年工人工资合计70000元来看，领款人谢某为东阳西友公司的主管，该两笔款项从金额上不能表明王东建系分包人从工人的工资中获取了利润，因此，本院对王东建的主张予以采信，对东阳西友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是否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了劳务。原告称其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了木工劳务，并提交以下证据佐证：一、原告与庄某的微信记录，原告称庄某是东阳西友公司的负责人，该微信记录的主要内容有：“庄某：几点来展馆我提前通知你。原告：好的。2016年9月19日，庄某：（发送火车票订单截图两张）某18、某22、某15、某23，需要自己买票。2016年9月20日，庄某：（发送考勤统计表三张）。原告：（发送手写页一张）。庄某：老杨明天所有工人去中网，（发送微信记录截图一张）。2016年9月21日，原告：庄师傅，一会到北京站下车去现场公司有车接吗。庄某：没有地铁。原告：到哪里，地，地点在哪某：国家网球中心。（发送路线截图一张）”用以证明东阳西友公司员工庄某向原告提供工时统计表、购票记录以及工作行程。二、2016年9月20日江苏盐城至北京的火车票购票记录，购票记录中显示购票人有某19、某6、某20、某21、某24、某25、某26、某27、某28、原告、某29、某5、某17，用以证明东阳西友公司为原告及工人购买车票。三、现场工人考勤统计表三张，用以证明东阳西友公司的庄某向原告提供了工时统计表。东阳西友公司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庄某不是东阳西友公司的员工，车票不是东阳西友公司购买，且原告提供的图片购票信息为22人，远多于原告陈述的15人，工人考勤统计表上没有东阳西友公司的信息，统计时间为某月的9日至21日，车票购票记录显示工人从9月20日返回北京，二者之间无法佐证，不能证明原告与东阳西友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王东建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认可，称庄某是东阳西友公司的木工组长，与东阳西友公司是劳务关系，在东阳西友公司已经工作六年以上，工时统计表都是真实的，车票是东阳西友公司购买。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与庄某的微信记录原件，从微信记录的内容上看，是安排原告等工人乘车、提供劳务、考勤统计等，王东建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且东阳西友公司虽称庄某不是其员工，但东阳西友公司提交的《支出凭单》上庄某作为工人工资的领款人出现了两次，东阳西友公司并未对庄某的身份作出合理的说明，本院对庄某的微信记录真实性予以采信，火车票购票记录、工人考勤统计表都是通过微信发送，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采信，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了劳务。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为东阳西友公司提供两次劳务期间，王东建均是代表东阳西友公司与原告口头订立合同，其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东阳西友公司承担，且东阳西友公司是劳务的实际享受者，因此东阳西友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劳务费。关于东阳西友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王东建认可原告曾多次向其索要劳务费，东阳西友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王东建于2019年1月27日出具《证明》认可欠付劳务费、车费共计44625元，本院对原告要求东阳西友公司承担上述劳务费、车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王东建个人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杨明辉劳务费、车费共计四万四千六百二十五元；二、驳回原告杨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8元，由被告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原告杨明辉已交纳，被告北京东阳西友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杨明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茵茵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