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9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慈溪市旭伟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庵东镇付马村。 法定代表人：沈桂中，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启杭，浙江余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映，浙江余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高力金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 诉讼代表人：福建光兴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根，福建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慈溪市旭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伟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建高力金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力金煌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4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旭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旭伟公司对高力金煌公司享有111720元债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力金煌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以旭伟公司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旭伟公司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当对旭伟公司的债权予以确认。（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约定明确的货款支付期限，被上诉人也未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被上诉人的债权在此期间并未受到侵害，因此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破产管理人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债权人名册通知上诉人向其申报债权，上诉人按要求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后，破产管理人于2020年1月10日告知上诉人因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因，对上诉人债权不予确认。此时，破产管理人代表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也在此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20年1月10日开始计算。上诉人于2020年1月1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推定自2016年4月30日起，上诉人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不符合事实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本案双方约定了付款期限、付款数额，被上诉人未在约定的期限支付款项，那么属于被上诉人违约，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违约后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然而本案中，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付款数额，则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行为是保障上诉人进一步实现债权的行为，不能以此认定是侵害上诉人权利的行为，进而推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一审的推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无法说服上诉人。（三）即使按照被上诉人主张的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的应当于2016年4月29日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向上诉人支付货款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也未超过诉讼时效。1.被上诉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破产管理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债权人名单，通知上诉人向其申报债权，对于被上诉人主动向上诉人提出债权确认的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可以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上诉人在2016至2019年期间不断在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也可以中断并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为证明这一主张，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上诉人财务罗央与被上诉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吴某之间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吴某明确表示上诉人在2017年、2018年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上诉人不断向被上诉人要求付款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也可以中断并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无法证明被录音人的身份以及被上诉人对该证据内容提出异议为由，不予采信录音证据，进而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效力认定错误，以致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录音对象吴某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被上诉人公司任董事，系被上诉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全权负责被上诉人公司的运营，本案双方的业务对接也均由吴某负责。吴某的身份并不是案外人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定其具有“被告”的身份，该录音证据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的自认。但被上诉人以吴某未到庭为由对该录音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不予认定该证据的效力，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有违“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33号）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责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因吴某系被上诉人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有义务保障被上诉人的利益，在本案中其可以出庭作证或者通过其他方法证明该录音对象并非其本人或者录音内容不真实。因此，否认该录音效力的举证责任应当归于被上诉人。而上诉人作为对立方，没有能力也不可能证明该录音的对象是否系吴某本人。由此可见，不能排除该录音对象系吴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该录音的效力应当予以认定。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高力金煌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旭伟公司并没有书面的主张债权的证据，其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20年开始计算没有依据。2019年11月，高力金煌公司就通知上诉人申报债权，2020年，高力金煌公司通知旭伟公司召开债权人会议。吴某本身不是公司的股东，旭伟公司不能向吴某主张债权。旭伟公司在高力金煌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才与吴某进行通话录音，不能除吴某做了虚假陈述。一审认定上诉人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旭伟公司因与高力金煌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于2015年至2016年间向高力金煌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六份，发票金额489865元。2015年至2016年4月29日，高力金煌公司向旭伟公司分四笔付款，共计378145元。（二）2019年11月8日，一审法院根据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19）闽04破申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高力金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闽04破6号决定书，指定福建光兴律师事务所为高力金煌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三）2019年12月9日，旭伟公司向高力金煌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本金111720元。高力金煌公司管理人依据债权申报情况制作债权汇总表，记载旭伟公司申报债权本金111720元，确认情况为不予确认，备注为时效已过。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高力金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认定旭伟公司与高力金煌公司存在购销业务往来，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就购销关系是否签订书面合同，故对于货款的支付期限，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案经一审庭审，可以认定高力金煌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为2016年4月29日，此后高力金煌公司未再支付货款，由此可以认定自2016年4月30日起，旭伟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旭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高力金煌公司主张权利，故本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管理人应当对申报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审查，故高力金煌公司管理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对旭伟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旭伟公司未能提供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高力金煌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故其要求确认111720元债权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慈溪市旭伟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34.4元，由旭伟公司负担。 对于一审已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旭伟公司向本院申请吴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吴某到庭陈述：其从2012年起至2018年1月期间就职于高力金煌公司，担任该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工作。其曾与旭伟公司沟通采购原材料，买卖合同也是由其签署的。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在对账之后就不再保存了。其有收到旭伟公司邮寄的货款发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旭伟公司有向其催讨货款，每隔2-3个月就会催讨一次。具体方式为旭伟公司的工作人员“小赖”通过ＱＱ和电话向其催讨货款，旭伟公司的沈总（法定代表人沈桂中）也有打电话向其催讨货款。其认可旭伟公司一审时提交的电话通话录音的真实性。 旭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证人吴某的陈述可以证明旭伟公司催讨的过程，证人作为高力金煌公司的员工，其陈述应当认定为高力金煌公司的自认。 高力金煌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证人吴某2018年就离开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其证言的真实性存在疑问。按照常理，应当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财务人员催讨货款。证人吴某没有提供旭伟公司向其催讨的录音或聊天记录，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 本院认为，证人吴某虽出庭陈述旭伟公司的工作人员“小赖”及法定代表人曾在2016年-2017年期间通过电话或ＱＱ方式向其催讨货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电话通话记录或ＱＱ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且如果旭伟公司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每隔2-3个月就有向吴某催讨货款，而高力金煌公司在此期间并未还款，则正常情况下，旭伟公司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也应当会延续之前的行为，继续向高力金煌公司催讨欠款，而不因为吴某个人的离职而中止催讨行为，但旭伟公司并不能提供2018年以后（即证人吴某离职后）向高力金煌公司主张债权的证据。基于前述分析，本院对证人吴某的证言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债务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前述问题，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从旭伟公司一审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入账通知书可知，旭伟公司在要求高力金煌公司付款前，均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高力金煌公司在收到发票后向旭伟公司付款。因此，可以认定旭伟公司开具的发票兼具有结算和催讨货款的效力。旭伟公司开具最后一张发票的时间是2016年4月，高力金煌公司在2016年4月29日向旭伟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货款，此后未再付款。那么，在2016年4月29日高力金煌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货款时，旭伟公司应当知晓其并未支付全部货款。故原审法院认定旭伟公司此时应当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期开始计算，是妥当的。此后，由于旭伟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有向高力金煌公司催讨尚欠款项，证人吴某的证言亦不足以证明旭伟公司曾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向高力金煌公司催讨尚欠货款，故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34.4元，由上诉人慈溪市旭伟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照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云  贞 审判员 郭  陈  颖 审判员 冯    娟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思祺（代）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