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9029民初749号   原告：保亭县金竹园龟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委会毛弄村金江一队路口。   法定代表人：林某，该合作社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某，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温泉北路。   法定代表人：黄某，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该镇副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某，该镇政府办公室负责人。   原告保亭县金竹园龟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金竹园龟业合作社）诉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保城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于2020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林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某，被告保城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洪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与被告保城镇政府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石龟托管托养协议》；2、判令被告保城镇政府向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退还345450元分红款；3、判令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向被告保城镇政府退还2015年的黄喉拟水龟（石龟）1200只、2013年的黄喉拟水龟（石龟）1000斤及2014年的黄喉拟水（石龟）龟911斤；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石龟托管托养协议》，约定被告安排100万元购买石龟种苗和饲料交给原告养殖，被告不参与经营管理，所得分红、利润等，由原告按协议向被告提供的贫困户名单支付。原告负责提供饲养场地、设备、管理人员、技术培训、疾病防疫、销售包装等生产经营活动。被告将石龟交给原告托管托养的时间为5年，从2017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托管期间，原告定期向被告支付本金及利润，自2018年1月1日起，每年的6月30日前支付。第一年支付不少于7万元，第二年支付不少于27万元，自第三年开始逐年增加，无论原告是否盈利，原告应在5年内支付被告至少135万元，如5年内原告总纯利润高于300万元，则应支付被告150万元。托管期满后，被告退出，资产归原告所有。被告于2017年6月28日向茂名市电白区星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公司购买2015年黄喉拟水龟1200只，价款为30万元，被告并于2017年7月8日向原告交付该批石龟托养；2017年8月22日，被告再次向茂名市电白区星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购买2013年黄喉水龟1000斤及2014年的黄喉拟水龟共计911斤，价款为699740元，被告并于2017年8月23日向原告交付该批石龟进行托养。原告收到被告交付的黄喉拟水龟后，依约进行了养殖，并于2018年6月及2019年6月按被告提供的贫困户名单发放分红款68850元和276600元。2020年初，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2020年1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了（2020）第4号《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公告内容为：1、各地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严禁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2、各地农贸（集）市场、超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内容为：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2、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育的陆生野生动物。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行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罚；3、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等社会各方面，都应当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全社会成员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移风易俗，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4、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健全执法管理体制，明确执法责任主体，落实执行管理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查处违反本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对违法经营场所和违法经营者，依法予以取缔或者查封、关闭。因黄喉拟水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上政策出台后，被告委托原告养殖的黄喉拟水龟被全面禁止交易和食用，且国家现尚未出台任何的补助政策，托养的黄喉拟水龟至今从未交易过，也没有任何收入，但是，原告已经依约向被告支付了2017-2018年度和2018年-2019年度的分红款，共计为345450元，如果原告继续按合同履行和支付分红款，对原告明显不公平。   综上，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爆发和相关防控政策的出台是原、被告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导致托养的黄喉拟水龟不能交易和食用，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如按《石龟托管托养协议》继续履行对原告明显不公平，符合情势变更的解除要件，恢复原状。根据《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条第六款的规定：“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保城镇政府辩称：2017年7月3日，我镇与原告签订一份《石龟托管托养协议》，约定：我镇安排县少数民族资金100万元，购买石龟种苗和饲料交由原告进行养殖，我镇不参与原告的经营管理，所得分红、利润等均由原告按我镇提供的贫困户名单向扶贫户支付。托管托养的时间为5年，从2017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托管期间，原告定期支付我镇本金及利润，支付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起每年的6月30日前，每年的支付次数为1次，第一年支付不少于7万元，第二年支付不得不得少于27万元，自第三年起逐年递增。无论原告是否盈利，原告在5年内至少支付我镇135万元。如原告在5年内总纯利润高于300万元，则应支付我镇150万元。如原告未按时足额支付，则应支付我镇投入资金的40%作为违约金，并退还本金100万元。托管期满后，我镇退出，资产归原告所有，本协议终止。如原告提前足额支付协议约定的金额，则我镇提前退出，资产归原告所有，本协议终止。2019年12月30日，原告提出因黄喉拟水龟市场价格低迷，生产经营效益不佳，拟与我镇终止合作发展黄喉拟水龟养殖项目。2019年12月31日，我镇与原告一同召开协商并审议原告草拟黄喉拟水龟《合作终止协议书》的会议，原告法定代表人林某出席会议，但会议对《石龟托管托养协议》处置未达成共识。《石龟托管托养协议》未终止。截止目前，原告仍未支付应于每年6月30日前的本金和利润，原告已违反协议的约定，原告应支付我镇投入资金100万元的40%的违约金，并退还本金100万元。   2019年12月23日，原告取得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繁育目的：人工繁育子二代；2020年7月22日，原告取得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经营方式：销售。以上两个证件的先后发放，可见原告在人工繁育子二代，尤其在销售方面均未受到2020年初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相关政策的影响。根据《石龟托管托养协议》，我镇不参与与原告经营管理，原告提出“托管托养石龟未交易，未生产收益”，我镇认为根本原因为“2019年12月30日，原告提出因黄喉拟水龟市场价格低迷，生产经营效益不佳”，属于商业风险范围。根据海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并经原告申请，我镇于2020年4月10日向原告拨付疫情期间生产补贴款8万元。   综上，我镇认为原告违反《石龟托管托养协议》的约定，且未有相关政策禁止其销售经营，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和相关防控政策的出台，不属于原告所称的情势变更解除协议的要件。原告提出的诉求不合理，因此，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求，判令原告向我镇返还本金100万元，并支付本金100万元40%的违约金，我镇提前退出，资产归原告所有。鉴于原告截止今年6月30日未按约定向贫困户发放红润，未起到疫情期间积极带动贫困户产业的发展作用，原告须退还补贴8万元，共计退还我镇共计148万元。   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石龟托管托养协议》一份，证明：1、2017年7月3日，原、被告签订了《石龟托管托养协议》约定被告购买石龟种苗及饲料交由原告养殖，被告不参与经营管理，所得分红、利润等由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贫困名单分配；2、原告负责提供场地、设备、基础建设、管理人员、技术培训、防病防疫及销售包装等生产经营活动；3、被告将石龟交由原告托管托养的时间为5年，从2017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托管期间原告定期向被告支付本金及利润，支付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起，每年6月30日前支付一次，第一年支付不得少于7万元，第二年支付不少于27万元，第三年起逐年递增，无论原告是否盈利，原告5年内至少向被告支付135万元，如原告5年利润高于300万元，则应被告支付150万元；   2、《保城镇人民政府采购黄喉拟水龟（石龟）苗合同书》及《保城镇2017年黄喉拟水龟（石龟）验收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7年6月28日向茂名市电白区星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购买2015年的黄喉拟水龟（石龟）1200只，价款为30万元，并于同年7月8日将该批石龟交付原告托养；   3、《保城镇人民政府采购黄喉拟水龟（石龟）苗合同书》及《保城镇2017年物资采购验收单》各一份，证明2017年8月22日，被告再次向茂名市电白区星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购买2013年的黄喉拟水龟（石龟）1000斤和2014年的黄喉拟水龟911斤，价款为699740元，并于同年8月23日将该批石龟交付原告托养；   4、《金竹园石龟养殖专业合作社2017年-2018年度分红农户签名表》及《金竹园石龟养殖专业合作社2019年度第一次分红花名册》各一份，证明原告依约于2018年6月、2019年6月按被告提供的贫困户名单发放红润68850元及276600元，合计345450元；   5、《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各一份，证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家出台相关防控政策，禁止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   6、《人工繁育许可证》一份，证明黄喉拟水龟（石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7、《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育许可证》一份，证明海南省林业局确认黄喉拟水龟（水龟）属于陆生野生动物。   被告保城镇政府针对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证据1是我镇与原告签订的托管协议，该协议已经明确了我镇不参与养殖及销售，同时约定，如果合作期满，黄喉拟水龟等归原告所有；对证据2、3是石龟的采购合同，该两份合同是由被我镇与供货商签订，但实际上是由原告来委托我镇采购，我镇作为采购方，同时原告也参与采购，并且供货商表示回收黄喉拟水龟；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原告确实已按我镇提供的贫困户名单进行了两年的分红；证据5、6有一定的相互矛盾，原告在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公告发出后，仍取得繁育水生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许可原告对黄喉拟水龟进行销售；证据7是农业农村厅向原告颁发的水生野生动物许可证，也就是黄喉拟水龟属于水生野生动物，并不是陆生野生动物。   被告保城镇政府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水生野生人工繁育许可证》一份，证明原告具备养殖黄喉拟水龟资格，同时证明黄喉拟水龟属于水生野生动物；   2、《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一份，证明黄喉拟水龟属于水生野生动物，原告对黄喉拟水龟有销售的权利，不属于禁止销售的范围；   3、《财政直接支付凭证》一份，证明2020年4月10日，被告为疫情期间的生产向原告一次性补贴8万元。   原告金竹园龟业合作社对被告保城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2019年12月23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颁发的《人工繁育许可证》中包含9种物种，然而2019年1月15日颁发的《驯养防止许可证》仅针对黄喉拟水龟，该证载明黄喉拟水龟属于陆生野生动物；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该证的颁发只能针对科研以及国家需要才能进行销售，但涉案的黄喉拟水龟不能在市场上正常交易和出售，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基础已不存在，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被告向原告拨付的8万元属于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补贴，与涉案的托管托养石龟没有任何关联，该8万元的补贴不应退还。   经原、被告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查明本案如下事实：   2017年7月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石龟托管托养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安排县少数民族资金100万元购买石龟种苗和饮料交由乙方养殖，甲方按照乙方养殖计划，分期采购种苗及饮料，甲方不参与管理，所得的分红、利润按甲方提供的贫困户名单由乙方全额支付给贫困户；2、乙方负责养殖的设备、基础建设、管理人员、技术培训、疾病防疫、销售包装等经营活动；3、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养殖石龟的相关证件等；4、利润分配：甲方交由乙方托管托养的时间为5年，从2017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托管托养期间，乙方向甲方定期支付本金及利润，本金及利润支付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起，每年的6月30日前一次支付。第一年支付不得少于7万元；第二年支付不得少于27万元；第三年起逐年增加，无论乙方是否盈利，乙方在5年内至少向甲方支付135万元。如乙方5年的总纯利润高于300万元，则应向甲方支付150万元，甲方将所得的利润分配给入股的75户贫困户，如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则应向甲方支付投入资金的40%作为违约金，并退还甲方本金100万元。托管期满后，甲方退出，资产归乙方，本协议终止。如乙方提前足额支付甲方约定的资金，则甲方提前退出，资产归乙方，本协议终止；5、乙方要保证甲方购买种苗的成活并产生效益；6、甲方有权随时对乙方的销售价格及利益分配进行监督，甲方可不定期对乙方的生产经营进行检查，乙方应予配合；7、（1）若遇到不可抗力的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由甲、乙方双方另行协商解决；（2）如遇场地征用、社会治安等问题，甲方协助乙方解决；8、本协议自签订日起生效。2017年7月8日，被告向茂名市电白区星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购买2015年的黄喉拟水龟1200只，单价为250元/只，共计30万元。2017年8月23日，被告又向茂名市电白区星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购买2013年及2014年的黄喉拟水龟1000斤和911斤，价款为699740元。被告将其购买的以上龟苗全部交由原告养殖。2018年及2019年度，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贫困户分红68850元和276600元，共计345450元。2019年1月15日，海南省林业局向原告颁发《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种类：黄喉拟水龟；保护级别：省级。2019年12月23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向原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人工繁育目的：人工繁育子二代；物种学科：黄喉拟水龟、中华花龟等；保护级别：国家二级。2020年7月22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向原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经营利用许可证》，经营方式：销售；物种学科：黄喉拟水龟、三线闭壳龟等。2020年初，因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2020年1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2020）第4号《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公告》，内容为：1、各地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严禁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2、各地农（集）贸市场、超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3、社会各界发现违法违规交易野生动物的，可通过12315热线平台举报；4、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检查，发现有违反本公告规定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经营者、经营场所分别予以停业整顿、查封，涉及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5、消费者要充分认识食用野生动物的健康风险，远离“野味”，健康饮食。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届人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该《决定》第二条规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行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罚。”由此导致原告养殖的黄喉拟水龟无法销售而滞留。2020年8月1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诉讼焦点：原、被告签订的《石龟托管托养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条件。   首先，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规定，明确禁止的是“陆生野生动物”，《农业农村部关于贯彻执行进一步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通知》中规定，中华鳖、乌龟列入水生动物相关名录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按照水生动物管理。《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里黄喉拟水龟在其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录》，黄喉拟水龟在其中；其次，原告于2019年11月4日向保亭县林业局申请注销2019年1月15日颁发的《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2019年11月26日保亭县林业局拟同意申请，并报海南省林业局注销。2019年12月23日原告取得《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2020年7月22日取得《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故，案涉的黄喉拟水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综上，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石龟托管托养协议》是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主体适格，其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第三条第二款：“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当事人存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得到政府部门补贴资助、税费减免或者他人资助、债务减免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认定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等案件事实的参考因素”。2020年初，因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导致原告黄喉拟水龟滞销积压，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存在困难，但并非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无论乙方是否盈利”，原告都应依约向被告方支付本金及利润。另，疫情期间，被告为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给予原告一次性生产补贴8万元。故，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石龟托管托养协议》，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第二、第三项是建立在第一项诉求的基础上，因此，也应予以驳回。原被告签订合同之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和相关防控政策出台，是双方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合同继续履行对于原告存在不公平之处，双方当事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积极重新协商，共同承担风险、共度难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保亭县金竹园龟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909.06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家诚   人民陪审员 邢 青   人民陪审员 孙 磊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会升   书记员 周 姝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