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61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圣泉路**。 法定代表人：夏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刘桥镇div> 法定代表人：袁兆杰，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总经理。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登记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世纪阳光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自燕。 上诉人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物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煤电公司）、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简称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时代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东、徐林，恒源煤电公司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到庭参加诉讼。三通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时代物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恒源煤电公司、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及三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恒源煤电公司与三通公司“原地回购”合法、有效，实则变相肯定了恒源煤电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流单不流货”的合法性，该认定及基于此的裁判结果严重损害了时代物资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忽视了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公司之间、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以及恒源煤电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是三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从而忽视了三个独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1.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决定了恒源煤电公司应当在收到货款后按约履行供货义务，以及承担未实际供货的违约责任。(1)该双方缔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进行真实的货物买卖，而非虚假的融资贸易，此在恒源煤电公司2013年7月18日出具的《函》中有明确体现，双方《煤炭买卖合同》关于“结算期限”“权利义务”的约定，均是防止恒源煤电公司在按指示向三通公司交货的过程中“流单不流货”搞“闭环贸易”，而一审认可的“原地回购”却直接体现了这种“流单不流货”的存在。(2)恒源煤电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未能证实其履行了供货义务，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决定了时代物资公司作为卖方应当履行实际的供货义务，该供货义务是否履行应当基于客观事实认定，而非以时代物资公司因受误导或欺骗与恒源煤电公司之间持续合作予以推定。由于恒源煤电公司实际并未向三通公司交付货物，时代物资公司亦认可未向三通公司实际供货，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恒源煤电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其并不能改变恒源煤电公司违约及时代物资公司未实际供货的事实。4.若将上述三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必将陷入逻辑上的悖论:时代物资公司未向三通公司交货，三通公司实际并未收货，而恒源煤电公司在没有提供一吨煤的情形下主张以“原地回购”的形式让原本并未存在的煤炭出现，那么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公司以及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标的究竟是什么？一审不应混淆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当基于客观事实以及诉争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二、时代物资公司一审中按照合议庭的要求提供了该公司与恒源煤电公司、三通公司之间的财务凭证，该财务凭证是本案历经一审、二审、重审乃至本案重新起诉的关键材料。在三通公司缺席、时代物资公司原经办案涉业务的负责人员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且恒源煤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也多数离任的情形下，时代物资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及其与恒源煤电公司之间的书面合同是查明七年前三方之间合作关系唯一可以采信的证据材料。然而，一审却并未对此财务凭证仔细审查，明显回避客观事实。时代物资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清晰的反映三通公司的财务账目系假账，主要体现在:2012年三通公司向时代物资公司交付1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三通公司竟未入账，恒源煤电公司代理人主张该部分款项为刘自燕支付，公司未入账，不符合客观事实及会计准则。且2012年12月31日时代物资公司除收到三通公司1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外，还有5335913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该款项不可能都是刘自燕一人在同一天支付。此外，还存在其它账目问题。一审中，时代物资公司亦多次主张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三方账目进行审计，以查明各方履约状况，但法院未予理睬。故时代物资公司希望二审法院采纳其意见，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案涉财务账目进行审计，以查明案件事实。三、一审对恒源煤电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原地回购”的认可，本质上转嫁了时代物资公司主张权益的相对方，将原本应属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返还货款义务变成了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无实际供货关系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主体的转移，将直接影响到时代物资公司获得清偿的可能性，将可能直接导致时代物资公司案涉近5000万元的国有资产因违法、违规操作而无法追回。 恒源煤电公司、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庭审中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时代物资公司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购买煤炭转售给三通公司，故指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三通公司交货。既然是转售给三通公司，三通公司即有权自由处分所购买的煤炭，且三通公司是贸易公司，可以再次出售。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只要向时代物资公司指定的下家交货就已经履行了对时代物资公司的合同义务。二、本案共涉六份合同。关于第一份合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直接向三通公司交付了9933吨煤炭，时代物资公司向三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亦是9933吨（煤炭），时代物资公司完全知晓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将煤炭交付给三通公司的基本事实。关于第二份至第六份合同，三通公司自由处分了所购买的煤炭，转售给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该公司已经支付了价款，合同已履行完毕。三、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前五份合同是在2012年12月底前签订，最后一份是2013年5月签订。根据时代物资公司和三通公司的账目记载，双方之间的往来在2013年4月10日前已经平账，三通公司支付的价款包括时代物资公司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所购买前五份合同项下的煤炭。关于三通公司收货的事实，时代物资公司曾经起诉过三通公司追索2400万吨煤款，该结算也是基于三通公司认可收到时代物资公司合同项下的全部煤炭。 时代物资公司起诉请求：恒源煤电公司、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三通公司共同返还货款4190万元及利息损失9336018.33元（自2014年11月1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4月26日，之后款清息止），并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9日，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AHTS12-SZ-B001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刘一矿，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580元/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等。该份合同签订后，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0月22日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580万元整，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6日、2012年12月7日向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各一张。 2012年11月12日，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22208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时代物资公司，发货站萧县，到站闸河，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发货矿井及交（提）货方式为出卖人办理铁路运输托运手续，代垫运输费用，到厂交货；托运人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数量以收货人轨道衡量计算数为准，到厂交货价（含税）600元/吨；执行期为2012年11月12日至2012年12月31日等。该份合同签订后，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600万元整，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向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 2012年11月15日，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22209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时代物资公司，发货站萧县，到站闸河，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发货矿井及交（提）货方式为出卖人办理铁路运输托运手续，代垫运输费用，到厂交货；托运人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数量以收货人轨道衡量计算数为准，到厂交货价（含税）570元/吨；执行期为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31日等。该份合同签订后，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1月18日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570万元整，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向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 2012年11月26日，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2-026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卧龙湖，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煤炭单价为卧龙湖矿混煤执行价格630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等。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编号为2012-026（1）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刘桥一矿，品种为混煤，数量20000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煤炭单价为刘桥一矿混煤执行价格650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等。该两份合同签订后，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开具承兑汇票3张，金额合计1930万元，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向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三张。 2013年5月7日，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13-AHST009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孟庄矿，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煤炭单价为孟庄矿混煤执行价格510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等。该合同签订后，时代物资公司以背书的方式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交付承兑汇票6张，金额合计510万元，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向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 2013年7月18日，时代物资公司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出具一份函，载明：“贵司、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及我司三方具有煤炭业务合作关系。贵公司作为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煤炭供应方，我司与贵司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我司向贵司采购的煤炭指定发货给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指定下家。因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未及时支付我司煤炭款，我公司已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现请贵司及时将我司采购的尚未发出的煤炭停止向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发送，以最大可能的协助我司挽回损失，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同时我司希望与贵司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业务交流，共同发展”。 2014年11月10日，时代物资公司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收到。 另查明：2012年11月12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到厂交货价（含税）597元/吨，其余条款内容与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2208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2012年11月14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三通公司转账支付了597万元。 2012年11月15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到厂交货价（含税）567元/吨，其余条款内容与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2209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2012年11月16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三通公司转账支付了567万元。 2012年11月26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煤炭单价为卧龙湖矿混煤，执行价格627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其余条款内容与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026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同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煤炭单价为刘桥一矿混煤，执行价格647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其余条款内容与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026（1）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该二份合同签订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以背书的方式向三通公司交付三张承兑汇票，金额合计为1930万元。 2013年5月15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混煤，含税价509元/吨，混煤160000吨等。该合同签订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以背书的方式向三通公司交付六张承兑汇票，金额合计为5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六份煤炭买卖合同系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在时代物资公司已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的情况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供货义务。 首先，时代物资公司认可购买案涉煤炭系为了出售给三通公司，且直接要求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将所有煤炭交付给三通公司。因此，三通公司完全有权处分由其购买的煤炭，包括再次销售。而根据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和三通公司之间签订的五份《煤炭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可知，三通公司将时代物资公司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后五份合同项下的煤炭转售给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且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也支付了相应货款。其次，虽然三张地销煤调拨单上记载的煤炭数量与第一份合同中约定的供货数量有差异，但按照当时煤炭的单价计算总额，与时代物资公司的付款金额相符。再结合三通公司出具的说明，法院有理由相信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履行了该份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再次，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在收到第一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后就没有供货，则时代物资公司不会陆续与其签订多份买卖合同且全额预付货款，否则明显有悖常理。同时，时代物资公司起诉三通公司的诉讼材料及三通公司的账目明细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抗辩事实。因此，时代物资公司主张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返还货款419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另外，时代物资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和三通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故其该项诉请亦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时代物资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980元，由时代物资公司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针对时代物资公司称其在一审中根据法庭要求提交了其公司《应收账款辅助明细账（三通）》及相应的财务凭证，但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二审庭审中，本院当庭征求双方举证及质证意见。时代物资公司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其所主张的欠款在财务账目中显示为客观事实，三通公司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43号案件审理中提供的账目明细存在虚假。对于庭审中合议庭询问的关于账务上的问题，时代物资公司代理人称需与公司财务会计人员核实后提交书面意见。庭审后，时代物资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关于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财务明细账的答复》，载明：该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系正常的贸易关系，该公司从恒源煤电公司采购煤炭，转售给三通公司。恒源煤电公司主张三笔收款1050万元未入账与事实不符，2013年6月66号财务凭证可以证明。在三通公司2012年来款金额中，有53359130元系商业承兑汇票，时代物资公司当年将其计入三通公司应收账款，但2013年4月，由于三通公司未兑现该商业承兑汇票，且上市公司年底审计工作临近尾声，时代物资公司对其予以退票处理，冲减三通公司应收账款。鉴于财务账目应当真实反映经营状况，2013年10月31日，时代物资公司在得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并未实际向三通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形下，结合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违约行为，认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依法应返还全部已付款项，据此对财务账目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账目显示在与4190万元货款相关的贸易中，三通公司已不欠款，该调整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和会计准则。时代物资公司账面显示欠付三通公司款项550万元，系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其他业务产生的金额。时代物资公司并建议对相关账目进行审计。 恒源煤电公司、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质证认为：经比对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的财务资料：一、双方记载一致的事实是：2012年10月至12月，时代物资公司共销售给三通公司煤炭金额73899130元。此后直至2013年4月8日，双方没有产生新的煤炭买卖业务，但三通公司一直在支付前期价款。直至2013年4月28日，时代物资公司才重新开始销售给三通公司煤炭。二、2013年4月8日，三通公司支付了上述业务的最后一笔869130元后，三通公司账面显示全部平账，不再拖欠时代物资公司之前的煤炭款。而时代物资公司账面显示，三通公司尚欠900万元款项。原因是时代物资公司账面上将三通公司2013年1月30日、2月28日支付的三笔共1050万元付款于2013年6月9日计入账目。如该三笔款项按照实际发生时间记账，则在2013年4月8日，三通公司已多支付150万元，三通公司并不拖欠时代物资公司任何货款。之所以三通公司显示平账，没有显示多付150万元，根据三通公司财务人员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43号案件审理中接受法院询问时的陈述，其原因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另外对时代物资公司付款的情况，没有计入三通公司账目。此恰可说明三通公司账面显示最终拖欠时代物资公司2687.7万元，而时代物资公司第一次起诉三通公司时，是以三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确认实际欠款2400万元作为证据的原因。三、时代物资公司2013年10月31日将4190万元调整成对恒源煤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同时对冲三通公司的应收款，最终将账面调成时代物资公司应付三通公司款项、时代物资公司应收恒源煤电款项。该调账的依据仅是2013年9月时代物资公司起诉恒源煤电公司的诉状。综上，本案恒源煤电公司销售给时代物资公司煤炭，时代物资公司再销售给三通公司煤炭的业务绝大部分是在2013年4月8日之前所发生，而在2013年4月8日，三通公司已经向时代物资公司支付完毕所有煤炭交易款项，本案时代物资公司向恒源煤电公司提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 二审庭审后，时代物资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责令提供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责令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供其与三通公司之间的所有转账记录及交易凭证。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3年7月16日，时代物资公司以三通公司、刘自燕为被告，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三通公司支付时代物资公司款项24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850900元；2.刘自燕对前述款项向时代物资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由三通公司、刘自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后时代物资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申请撤回起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 另，时代物资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应收账款辅助明细账（三通）》显示，截至2013年4月8日，三通公司仍欠款900万元。同时，该明细账反映，2013年6月9日，三通公司付款1050万元，而该笔账目对应的记账凭证显示，三通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30日、2013年3月1日付款380万元、430万元、240万元，合计1050万元。三通公司财务人员在本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43号案件审理中提交的该公司《预付账款明细账》显示，2013年4月30日，该公司与时代物资公司已经平账。此后，时代物资公司与三通公司仍有交易。另，时代物资公司《应收账款辅助明细账（三通）》及记账凭证显示，2013年10月31日，该公司以其起诉恒源煤电公司、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及三通公司的《民事起诉状》为记账凭证，将对三通公司的应收账款4190万元调整为对恒源煤电公司的应收账款4190万元，冲抵后，账面显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时代物资公司尚欠三通公司550万元。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认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履行了其与时代物资公司之间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有无依据。 本案中，时代物资公司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采购煤炭，并将该煤炭销售给三通公司，故时代物资公司要求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将煤炭直接发货给三通公司，三方对此均为明知。循此，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六份煤炭买卖合同。关于供货义务的履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交的程松涛签收的地销煤调拨单、《刘桥一矿汽车过磅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该公司已将第一份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交付给三通公司（因煤炭价格变动，实际发货9933吨）；关于后五份煤炭买卖合同的供货，因三通公司作为卖方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另行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将其自时代物资公司购买的标的煤炭回售给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故恒源煤电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没有就此进行实物交割。由于三通公司自时代物资公司购得煤炭后，即享有该煤炭的合法处分权，故此种交易模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三通公司2015年1月7日出具的《说明》，明确认可其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已收到时代物资公司指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交付的6.9933万吨煤炭，其中0.9933万吨由公司委托程松涛签收了3份地销煤调拨单并已提货完毕，剩余6万吨三通公司收货后即出售给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并已收到全部货款，也即三通公司认可已收到案涉六份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在二审庭审中，时代物资公司亦认可，三通公司告知其已经收到货物。鉴此，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履行了对时代物资公司的供货义务。此外，2013年7月15日时代物资公司起诉三通公司、刘自燕支付剩余货款的民事起诉状中亦明确陈述，时代物资公司已向供货方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等采购煤炭后销售给三通公司，且该次诉讼请求仅针对2013年4月10日之后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对此前的各方交易并未提出相关诉求。而本案时代物资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之间，除最后一份合同外，其余五份煤炭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均在2012年。三通公司《预付账款明细账》以及时代物资公司本次诉讼中提交的《应收账款辅助明细账（三通）》、记账凭证亦反映了三通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上述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供货义务的履行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履行了案涉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并无不当。时代物资公司在本案中要求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返还预付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因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故时代物资公司要求委托第三方机构审计财务账目，及责令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供相关转账、交易凭证，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时代物资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7980元，由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 蓉 审判员 胡邦圣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姚 璐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