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3民初6150号原告：余某1，男，汉族，1963年5月16日出生，住址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某2，男，汉族，1961年3月20日出生，住址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某3，男，汉族，1980年3月19日出生，住址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某，女，汉族，1982年8月23日出生，住址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某1、余某2与被告余某3、胡某遗赠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某1、余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王诗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某3、胡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余某1、余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某3、胡某向余某1返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拆迁款476131元；2、判令余某3、胡某向余某2返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拆迁款47613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某3、胡某承担。事实及理由：余某1、余某2系兄弟关系，余某3、胡某系余某1、余某2的侄子、侄媳妇，王芝英系余某1、余某2姨母。王芝英的配偶张贤德于1992年3月5日过世，张贤德去世后由余某2负责了送终安葬事宜。王芝英系孤寡老人，无人赡养，于2017年经武汉市硚口区简易社区联系，王芝英与余某2达成遗赠扶养合意，由余某2负责王芝英生养死葬，王芝英将其名下财产赠与给余某2，包括现金120万元和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该房屋于2002年3月19日登记过户在王芝英名下，系王芝英个人所有的房产。余某2按照约定将王芝英安排至武汉市蔡甸区家中生活，后余某2经与王芝英、余某1、余某3及其父亲余和平商议，对王芝英老人的扶养义务由余某1、余某2，余某3共同承担，遗赠利益也由三人平均分配。上述遗赠扶养合意达成后，王芝英将遗赠财产中的现金120万元按照约定先行平均分配给原、被告，三方各得40万元，遗赠财产中的案涉房屋，也由原、被告三方均分，各方协商一致后至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办理遗赠扶养公证，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因人数众多、所需材料复杂，各方合意直接由余某3及其配偶胡某作为受赠人对外办理公证手续，办理公证后三方私下就该房产分割签订协议。2017年12月1日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出具了《遗赠扶养协议》公证书，原、被告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了《合约》对《遗赠抚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进行补正，《合约》约定王芝英所赠案涉房屋为余某2、余某1、佘飞、胡某夫妇三方共有，该房屋变更、变卖等处分所得利益由三家平均分配。后原、被告三方共同赡养王芝英老人直至其2018年10月12日去世，丧葬事宜也系三方共同完成。王芝英去世后，案涉房屋面临拆迁，为签订拆迁协议便利，余某3、胡某提出由余某1、余某2先行配合其进行房屋确权，待拆迁利益下发后再依《合约》平均分配，余某1家遂委托律师、缴纳律师费，着手办理确权事宜。确权完毕后，余某3、胡某以个人名义与和平里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拆迁款1428394元，后经余某1、余某2多次催要，余某3、胡某至今未依约分割上述拆迁款项。经多番协商未果，余某1、余某2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余某3、胡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在法院调查中陈述答辩意见为：原、被告在签订合约时均非房屋所有权人，均无权对房屋进行处分；即使余某3、胡某之后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也应视为余某3、胡某就房屋对余某1、余某2的赠与，赠与方有权随时拒绝，现余某3、胡某拒绝给付款项，应视为拒绝赠与，是余某3、胡某合法处置自己权利的表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余某3、胡某系夫妻关系，余某1、余某2与余某3之父余和平系兄弟关系。王芝英系三兄弟姨母。王芝英的配偶张贤德于1992年3月5日去世，王芝英于2001年购得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建筑面积49.12平方米）。张贤德去世后，王芝英无子女赡养，2018年10月12日去世，由余某1、余某2及余某3、胡某三家共同赡养并办理丧事事宜。2017年11月5日，王芝英与余某3、胡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遗赠人愿意将案涉房屋遗赠给余某3、胡某，余某3、胡某承担遗赠人王芝英的抚养义务。2017年12月1日，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对上述《遗赠抚养协议》进行公证。2017年12月14日，余某3、胡某与余某1、余某2签订《合约》一份，内容为：“王芝英老人生前所赠房屋（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现经余氏家族合议，达成共同意见，为彰显其公正，特立此据如下：一、该房屋虽然受赠人是余某3夫妇，但确系事出有因，所以余某3夫妇无权单方处理该房屋。二、房屋变更、变卖，一并之处理权属于余氏家族，代表人为余某3夫妇、余某2、余某1，如确需处理，必须三家共同商议，合理解决，所得资金三家平均分配。三、此合约为一式三份，享有同等法律效益，任何单方撕毁该协议，都是无效的。都将单方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2019年，余某3、胡某认为其已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的义务，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并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本院于同年4月2日作出（2019）鄂0103民初100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案涉房屋归余某3、胡某所有。2019年12月30日，余某3、胡某与武汉市江汉区城区改造更新局、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汉正天街和平里片71号地块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序号CH-0297）》，由胡某领取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1428394元。余某1、余某2多次向余某3、胡某要求协商分割上述征收房款未果，故诉至法院。另查明，就王芝英随案涉房屋遗赠的120万元现金，余某3、胡某与余某1、余某2亦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现金分配证明》一份，内容为：“王芝英老人生前所赠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整，合理分配如下：余某333万元，余某233万元，余某133万元，余翠云10万元，余利方10万元，中间多出1万元呢另作他用。注：余某2于2017年2月28号领取现金20万元，还剩13万元，余下壹佰万元由余某3代为保管。老人终年以后，按上述分配协议执行，中间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该款已分配，最终余某3、余某1、余某2各分得40万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遗赠抚养协议、公证书、合约、现金分配证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村民委员会证明、民事调解书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庭审审核，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王芝英由余某3、胡某与余某1、余某2三家共同赡养送终及三家共同签订《合约》的事实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合约》是否合法有效？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428394元是否应按照该《合约》分配？对于被告余某3、胡某主张该《合约》签订时各方当事人系无权处分，即使余某3、胡某之后取得了案涉房屋所有权，该《合约》也属于赠与合同，被告余某3、胡某可撤销赠与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应当予以区分，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未取得处分财产权利时，不能取得合同标的物权，但合同仍属有效。该《合约》系余某3、胡某与余某1、余某2三方就案涉房屋的代持和分配协议，并非单务合同，故不属于赠与合同，尽管对外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但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各方均应依约履行。被告余某3、胡某已获得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应按照约定与原告余某1、余某2平均分配，故对于原告余某1、余某2要求被告余某3、胡某分别返还其征收补偿款476131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余某3、胡某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某3、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某1支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476131元；二、被告余某3、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某2支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476131元。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6661元由被告余某3、胡某承担（此款原告余某1、余某2已预付，被告余某3、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余某1、余某2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 馨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