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2010号原告（被告）：赵富军，男，196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美灵，北京思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北京盈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楼****。法定代表人：姚文民，总经理。被告：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法定代表人：王瑞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宝，山东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山东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金百信装卸搬运服务处（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光明，住所地光明西道**>经营者：姚文民，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廊坊市。原告（被告）赵富军与被告（原告）北京盈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安劳务公司）、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啤酒公司），第三人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金百信装卸搬运服务处（以下简称金百信服务处）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赵富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美灵与被告（原告）盈安劳务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第三人金百信服务处经营人姚文民，被告五星啤酒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宝、张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富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我与五星啤酒公司自1987年1月12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我与盈安劳务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我于1987年1月12日到五星啤酒公司工作，2011年1月1日起盈安劳务公司承包了五星啤酒厂的装卸工作，我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并未发生变化。我认为2011年1月1日起盈安劳务公司是劳务派遣单位，五星啤酒公司是实际的用工单位，我与盈安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1月1日之前不存在派遣关系，五星啤酒公司与我存在劳动关系。盈安劳务公司辩称并诉称，我公司只是负责介绍赵富军等人到五星啤酒公司工作，每月收取介绍费。赵富军等人的出勤、加班情况由车间统计，我公司按照五星啤酒公司制作的工资单向赵富军等人发放工资，实际上是代五星啤酒公司发放，我公司并不是实际的用工单位。我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故起诉要求：确认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我公司与赵富军不存在劳动关系。五星啤酒公司辩称，2002年起我公司与金百信服务处就酒瓶装卸等工作签订了外包协议。2011年1月1日起我公司与盈安劳务公司就酒瓶装卸等事项签订了外包协议，协议中约定我公司与盈安劳务公司结算，由盈安劳务公司的员工从事具体的外包服务工作，盈安劳务公司在现场对其人员进行管理，并向其员工发放工资。金百信服务处和盈安劳务公司在承包期间均在我公司派驻有管理人员，我公司还为金百信服务处、盈安劳务公司提供了办公室。赵富军最开始是金百信服务处的员工，后转为盈安劳务公司的员工。我公司的酒瓶装卸搬运工作一直都采取劳务外包的模式，我公司从未对赵富军进行过劳动管理，也未向其支付过工资，金百信服务处承包我公司酒瓶装卸业务之前赵富军的工作情况我公司并不清楚，如果赵富军从事了相关的装卸搬运工作，也应当属于外包单位的人员。现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赵富军、盈安劳务公司的诉讼请求。赵富军针对盈安劳务公司的起诉辩称，盈安劳务公司承包了五星啤酒公司的业务后，是五星啤酒公司给我派活儿，盈安劳务公司的经理姚文民对我进行劳动管理并向我发放工资，现我不同意盈安劳务公司的诉讼请求。金百信服务处述称，2002年左右我单位承包了五星啤酒公司的装卸工作，盈安劳务公司成立后，装卸工作交与了盈安劳务公司，我单位同意盈安劳务公司的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查，五星啤酒公司于1995年1月12日注册成立；金百信服务处于2004年1月1日注册成立，其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照主为姚文民；盈安劳务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注册成立，姚文民系盈安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2年4月1日五星啤酒公司（甲方）与金百信服务处（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负责生产线上线瓶箱供应工作，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乙方负责对其人员的管理，并应指派若干名管理人员负责甲、乙双方日常工作的联系和乙方人员的日常管理，乙方负责支付劳务人员的工资奖金及附加费、劳动保护费、社会保险。每月10日作为双方结算日，甲方按照实际上线数量支付乙方劳务费。在此后的2005年至2010年期间，五星啤酒公司（甲方）与金百信服务处（乙方）又签订有多份劳务合同、承揽协议，上述合同、协议中均约定了由乙方负责甲方的装卸、搬运等辅助性工作，乙方为甲方提供劳务人员，乙方负责其招用人员的管理、工资支付等内容。2011年5月9日五星啤酒公司（甲方）与盈安劳务公司（乙方）签订承揽协议，约定甲方交由乙方承揽装卸等劳务工作，甲方按照乙方的工作量按月结算费用，协议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协议约定，乙方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指乙方指派到甲方承担乙方承揽工作的员工），按甲方安排的工作时间完成甲方交付的工作任务；乙方负责招聘、提供、补充业务承揽的用工人员，并与承揽工作的乙方员工建立劳动关系；乙方应对承担承揽工作的员工进行培训，乙方人员在现场必须佩戴工作证。此后的2012年至2018年期间，五星啤酒公司与盈安劳务公司又签订了多份承揽协议，协议中均明确约定了乙方负责招聘、提供、补充业务承揽的用工人员，并与从事承揽工作的乙方员工建立劳动关系，对人员进行管理等内容。五星啤酒公司、金百信服务处、盈安劳务公司对上述合同、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赵富军表示其不清楚合同、协议的内容。赵富军主张1987年1月12日到五星啤酒公司工作，就上述主张其提交了出入证、洗澡证，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出入证载明：“姓名赵付军单位三轮社”，出入证上加盖有北京亚洲双合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印章。洗澡证载明：“姓名赵富军、部门三轮社、日期97.3.31”，洗澡证上加盖有北京亚洲双合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行政保卫部的印章。交易明细中显示了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赵富军的工资支付情况，其中显示的工资支付主体是盈安劳务公司。盈安劳务公司对银行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五星啤酒公司表示出入证、洗澡证的发放主体均非该公司，且明确写明赵富军所在单位为三轮社，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经询问，赵富军主张1987年入职时是五星啤酒公司供应部对其进行管理，有一个叫李某的人向其发放工资，李某是五星啤酒公司的人。1989年左右李某退休，此后是三轮社一个姓马的对其进行管理，并向其支付工资。2002年开始其接受金百信服务处的劳动管理，工资由金百信服务处的姚文民发放；2011年金百信服务处的业务转给了盈安劳务公司，工资由盈安劳务公司发放，其还是接受姚文民的管理。金百信服务处、盈安劳务公司主张2011年之前是五星啤酒公司与金百信服务处结算费用，再由金百信服务处向赵富军发放工资。2011年起是五星啤酒公司与盈安劳务公司结算费用，再由盈安劳务公司向赵富军发放工资。金百信服务处、盈安劳务公司均派驻了相关的管理人员对赵富军等员工进行劳动管理，但其认为发放工资是代五星啤酒公司发放，其只是在结算的费用中按人员数量提取管理费。金百信服务处、盈安劳务公司就其提出的仅是介绍劳务人员到五星啤酒公司工作，其属于提供中介服务的主张，未向本院举证证明。赵富军主张五星啤酒公司未与其签订过书面的用工协议，其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五星啤酒公司曾向其支付过工资。就金百信服务处成立之前的工作情况，金百信服务处的经营人姚文民主张1984年起宣武区人力客货运输管理站（以下简称三轮社）开始与五星啤酒公司有业务往来，其是三轮社的职工，1989年左右啤酒厂的装卸业务就归三轮社负责了，赵富军是由三轮社一个姓马的管理，再后来就是金百信服务处接手了三轮社的业务，赵富军归金百信服务处管理。五星啤酒公司认可姚文民的主张，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2年五星啤酒公司（甲方）与三轮社（乙方）签订的劳务协议一份，验瓶、验酒承包合同书一份，劳务协议、承包合同书中乙方签约人为姚文民，记载的期限均为2002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劳务协议约定：乙方保证甲方所需劳务人员，甲方根据季节情况确定所需的劳务人员，由乙方按规定的手续程序办理招工、录用调配手续。乙方完成甲方生产任务后，由甲方按岗位和核定的劳务人员出勤记录或计件数量支付劳务费用。乙方管理人员在工资到位后十日内发给劳务人员。承包合同书约定：乙方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验瓶、验酒工作。乙方保障有足够的合格验瓶、验酒人员从事甲方的验瓶、验酒工作，不得因人员问题影响甲方的生产进度和质量要求。乙方负责对其雇佣的验瓶、验酒人员的从业条件进行审核，并按规定办理招工手续。甲方按月向乙方结算验瓶、验酒的费用，乙方负责支付该部分人员的工资奖金及劳保费用。赵富军表示其不清楚上述劳务协议、承包合同书的签订情况。盈安劳务公司、金百信服务处对劳务协议、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赵富军以五星啤酒公司、盈安劳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五星啤酒公司、盈安劳务公司向其支付1995年1月12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的饭补、加班费、高温补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19年4月19日仲裁委员会出具“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7639号调解书”，协议内容为：一、赵富军与盈安劳务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二、盈安劳务公司向赵富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7080元，五星啤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赵富军自愿放弃其他请求；四、赵富军、盈安劳务公司、五星啤酒公司在明确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确认各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达成上述调解协议后，赵富军又以要求确认1995年1月12日至2010年10月31日期间其与五星啤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其与盈安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决如下：一、确认盈安劳务公司与赵富军于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赵富军的其他仲裁请求。赵富军、盈安劳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应从以下方面予以判断：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具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本案中，2011年1月起盈安劳务公司承揽了五星啤酒公司的装卸、搬运等业务，赵富军所从事的工作属于盈安劳务公司承揽的业务范围，盈安劳务公司对赵富军进行日常的劳动管理，并按月向赵富军发放工资，赵富军与盈安劳务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双方之间形成的这种特定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盈安劳务公司提出的其仅是介绍劳务人员到五星啤酒公司工作，属于提供中介服务的主张，与承揽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盈安劳务公司要求确认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其与赵富军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上述请求，不予支持。经生效的仲裁调解书确认，赵富军与盈安劳务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1日解除，赵富军要求确认2019年3月12日至3月15日期间其与盈安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述请求，不予支持。赵富军主张2011年之前其与五星啤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就上述主张其提交了出入证、洗澡证等证据，但出入证、洗澡证中注明的单位或部门名称是三轮社，且发证单位并非五星啤酒公司，不能据此证明五星啤酒公司与赵富军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查明事实，五星啤酒公司成立于1995年1月12日，赵富军要求确认1987年1月12日至1995年1月11日期间与五星啤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金百信服务处接手五星啤酒公司的装卸业务之前，赵富军是接受三轮社的劳动管理，由三轮社向其发放工资。金百信服务社接手三轮社的业务后即2002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金百信服务处与五星啤酒公司签订有多份承包协议、劳务合同、承揽协议，上述合同、协议虽然名称不同，但从内容上看，均约定由金百信服务处承包或承揽五星啤酒公司的装卸、搬运等辅助性工作，五星啤酒公司按月与金百信服务处结算费用。在合同、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赵富军接受金百信服务处的劳动管理，由金百信服务处向赵富军发放工资，赵富军从事的工作亦属于金百信服务处承揽的业务范围。综上，赵富军并无充分证据证明2011年之前五星啤酒公司对其进行劳动管理，向其支付工资，故其要求确认1987年1月12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与五星啤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上述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盈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赵富军于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赵富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盈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赵富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盛荣审判员  马千里审判员  李 正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