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5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女，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雅，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2，男，195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3，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4，女，194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上海市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5，女，194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现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6，女，194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上诉人余某1因与上诉人余某2、余某3、被上诉人余某4、余某5、余某6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5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余某2不享有诉争房屋份额；二、由余某2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从本案事实而言，一审法院认定“余某2未收取任何款项，故其仍可享有诉争房屋的份额”系颠倒事实。余某7与徐某某的遗嘱和余某7的单独遗嘱都是将诉争房屋给予余某1。两位老人均去世后，子女们于2005年8月18日签订了协议书，经六人共同协商诉争房屋作价160000元，扣除余某1垫付的购置和装修费用，余某1向余某2、余某3支付50000元对价以抵顶二人各六分之一份额。2005年8月21日，余某2（因已返回河北家中不在福州故委托余某3代）和余某3出具收条确认并承诺二人与本案诉争房屋再无任何法律关系。直至本案起诉时，已距离诉争房屋的分割14年之久，余某2、余某3二人都未再对此提出异议。以上即本案的事实经过。因房价经历十几年后已数倍增长，致使余某2、余某3二人心里不平衡，所以统一口径：余某2未委托余某3签订收条，也未收到款项。但一审法院仅以二人陈述来认定事实未免太过偏颇。首先，余某3在既签署协议书，又签署了收条的情况下，仍不认可诉争房屋的分割，即可探知余某3反悔的心态，而只有与余某2统一口径，才有可能推翻既定的事实。如若余某2未委托余某3代收款项，那么至今十几年，余某2都不知情？假设余某2确不知情，那么数年来也都未再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书？这都不符合常理。诚然，收条确系余某3代签，但是手足至亲，余某2居住在河北，由余某3代签完全符合常理。况且协议书中余某4因身体原因未到场由余某5代签。其次，关于诉争房屋的作价，协议书签署后，余某2、余某3急于拿钱，故由余某3妻子向中介机构询价评估房屋约值160000元，经六人同意后确认。因余某1当时手中无钱，还是向友人借钱筹集了50000元交由余某3。此事实虽然余某2、余某3否认，但其他姐妹均可证明。二、从本案法律关系而言，一审法院认定“余某2享有五分之一份额”系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遗嘱均明确诉争房屋系归余某1所有，在此基础上，余某1与其他五人就诉争房屋分割签署的协议书实质上是赠与合同。余某1赠与行为的前提是同意协议书的分割方式和收条所确认的房屋作价，如若余某2承认款项已由余某3代收，那么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现余某2否认收到款项，也表示不同意房屋作价160000元，那么余某1有权撤销赠与行为。余某7与徐某某明确房子与余某2、余某3无关的情形下，余某1仍给予余某2、余某3补偿，虽然当年的房价确实不能与今日同日而语，但余某1作为房屋的继承人已经作出很大让步，现一审法院认定余某2按照房屋现价值享有五分之一份额，不仅毫无公平而言，而且强行违背余某7与徐某某的生前遗愿。2.因余某2、余某3现系利益共同体，所以均否认余某2委托余某3收款的事实，但如上所述，可以证实余某2确有委托余某3收款。退一万步而言，一审即便认定余某2享有房屋份额，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余某1已经出资25000元买断了余某3六分之一的份额，房屋仅剩六分之五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余某2仍享有诉争房屋五分之一的份额，按此逻辑，买断的份额里余某2也有一份，这是错误的。 余某2辩称，一、法律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每一位公民都应遵守的法律标准。余某1的上诉状通篇都是主观臆断，请余某1出示所编述事情的有效证据，尤其需要证明余某1有什么资格独霸遗产房屋。余某1根本没有资格决定在房产里余某2有无份额，只有法律有权力。父母的遗嘱从来没有写明把房产给余某1。二、协议书是六个子女平分房产，余某3签收条时余某2已经在火车上，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不可能委托余某3代余某2签署并且收款。余某1称给余某225000元，余某2没见过也不知道此事。 余某4未参加庭询，提交书面意见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余某2称未按协议收到任何款项是谎言，故余某2不能享受父母房产五分之一份额。 余某5述称，同意余某1的上诉意见。余某3签署了收条并且把钱拿走，后来余某5问余某3有无把钱拿给余某2，余某3说已经给了余某2。 余某6述称，同意余某1的上诉意见。 余某3述称，一、房产不是余某1个人所有，余某1没有资格分配。二、余某5关于余某3拿钱给余某2的陈述不是事实，余某3从来没有向余某5说钱已经给余某2，余某2不知此事。 余某2、余某3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诉争房屋按照协议书每个兄弟姐妹均分房产价值的六分之一；二、本案诉讼费服从法院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余某32005年8月21日写的收条不是余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余某3已向其他人出让余某3对诉争房屋享有的份额。一审判决忽略了收条出台的前因背景、签约过程及双方所约定的法律责任。1.收条本不应先出台。六子女签订协议书同意对诉争房屋进行每人六分之一的分配。协议书第（1）条是请评估员对房产价值参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只有确实执行了第（1）条，而后才应有收条的出台。一审判决书查明事实用省略号隐去了协议书中最关键具有原则性的内容，即第（1）条。2.2005年8月19日余某6返回河北，8月20日余某2动身回石家庄，次日余某5、余某1找到余某3说要写收条，余某3提出没有正式的评估报告钱怎么收，余某5、余某1说一定会把评估报告给余某3，要余某3先写收条，如果评估报告出来价格有变化，再多退少补。当时余某3已写好收条，写道依据2005年8月18日协议书的第（1）条请评估员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并以评估报告作为房产最终价格，对余某3进行多退少补。后来余某5、余某1不同意这么写余某3就撕掉原来的收条，按照余某5的口授写了现在的收条。收条中“一切行为遵从2005年8月18日协议书所定”后面本来余某3写的是逗号，余某5又口授余某3在后面加写“余某2、余某3与此房产再无任何法律关系。（余某2委托余某3签字）”，余某3才把前面的逗号改为句号。收款人本来写的是余某3，余某5让余某3在余某3的名字上方加写“余某2（余某3代），所以收款人直接平行的签名是余某3。该收条是余某5口授，余某3写了几遍才达到余某5、余某1二人的要求，若按照常人写收条的惯例是不会这样的。写好收条后，因为没有评估报告，所以此事余某3一直没向余某2讲。余某5、余某1在让余某3写收条的事前、事后多年，也未向余某2告知。3.余某3对收条不承担法律责任。①收条实质属于合同法规定的附条件的合同。②至今没有评估报告来证明余某3所得的25000元是房产价值的六分之一，目前唯一有法律依据的价值评估便是2017年政府对诉争房屋拆迁的房款估价。当时余某5、余某1承诺一定会把房产评估报告给余某3，余某3才在余某5口授下写的收条，并不是平白无故写的，所以余某3不承担法律责任。30000元是余某1个人给余某3的，只是他们之间的个人债务关系，充分证明协议书至今没有执行。③六个子女没有执行协议书中第（1）条的约定，则协议书约定的后几条均不能兑现。第（1）条和后面的内容是因果从属关系，没有因哪来果，因此不该有收条的出现，收条的存在已无意义。④余某5、余某1以欺骗之嫌，违背因果从属关系，诱惑余某3签订的收条，在法律上无效。二、余某6的答辩状不能成为定案的有效证据。关于一审判决书中余某6的答辩意见，1.余某6称余某2、余某3已拿走当时房价的六分之一，说明遗产已分配完毕，这样符合父母的遗愿不能成立。遗产的分配必须根据协议书执行，没有评估何来余某2、余某3已拿走当时房价的六分之一，何况余某2并没有拿走一分钱。父母的遗愿是余某4、余某5、余某6这三位大学毕业生不需要赞助即没有遗产份额。2.余某6称2005年至今余某2、余某3对协议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真实情况是余某5、余某1叫余某3写收条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余某2不知情，余某3也没有等到评估报告。十几年中余某1拿着诉争房屋出租，个人收取房租，而余某6只将矛头对准余某2和余某3。3.余某6称房价是余某3妻子去房产中介估价，协议书是2005年8月18日签订，8月19日余某6离开福州，而收条是8月21日写的，余某6是何时、何地看到余某3妻子到哪一家房产中介估价？三、父母所写遗嘱都没有把遗产房屋给予余某1。2001年的遗嘱父母只给余某1房产面积的29.59m2，理由是父母欠余某14400元，其余房产面积归其他五位子女所有。2003年的遗嘱是余某1清楚2001年的遗嘱不能达到她独占遗产的目的的情况下逼迫父亲写的，父亲写到“交归菊筠所有”，“交归”出自《道德经》，泛指道德精神层面而言，与房产交归一事毫不相干。此遗嘱只给予余某1一个遗产管理者身份。四、余某3为父母家庭作出过很大贡献，自己也受到很大影响，作为姐姐和兄长应当感激余某3，现余某3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兄弟姐妹应当帮助余某3一把。 余某1辩称，一、房产是父母的唯一遗产，父母的遗嘱非常明确将房产给余某1，若其他当事人有异议，应当举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若不能举证证明，案涉的协议书就是余某1将房产赠与其他兄弟姐妹的一份合意。二、收条中诉争房屋价值160000元符合当时福州的房价，当时福州的房价大概每平方米2000元到3000元，诉争房屋周围相同面积的房产成交价在150000元左右，经询价定价诉争房屋为160000元。余某2、余某3现在要求评估报告，在那个年代房产价格还不高昂的时候，不可能找专业评估机构，基本也就是去房产中介或者是同单元其他房产询价，这并未损害谁的利益。 余某4未对余某2、余某3的上诉作出答辩。 余某5辩称，余某3拿了钱就必须写收条，拿了多少钱收条上也写得很清楚，如果余某2没有委托余某3，余某3是不敢代余某2签字的，这证明余某2、余某3的陈述都是虚假的。余某2还叫余某5把收条销毁，但余某5没有这样做。余某2、余某3已经领走了属于二人的份额即房产价值的六分之一，不再享有房产份额。 余某6辩称，2005年协议时余某2、余某3已经把钱分走，现在诉争房屋和余某2、余某3无关。 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余某3继续履行由各方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二、判令坐落于福州晋安区XX室的拆迁安置权益在扣留余某1垫付的12338.36元后，由余某1与余某4、余某5、余某6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三、本案诉讼费由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余某3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0月21日，被继承人余某7与徐某某写下遗嘱，将其名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浦下新村12座102室的房产给予余某1。2001年10月21日，徐某某去世。2003年9月9日，余某7又立下遗嘱，载明浦下新村12座102室的房产交归余某1所有。2005年8月15日，余某7去世。2005年8月18日，余某1与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余某3签订《协议书》，约定：“经六个子女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方案分配……（3）在所值房价中扣除余某1在该房购置和装修中替父母垫付的费用12338.36元。（4）在扣除以上费用后，每人均分房价余款的六分之一。（5）余某3须返还其自购房产时向余某1借用的20000元。（6）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四姐妹为今后祭拜父母愿留下此房，四人共同出资各支付余某2、余某3房价余额的六分之一，今后该房产所有权与余某2、余某3再无瓜葛。”余某1、余某5、余某6、余某2、余某3均在协议上签名，其中余某5代余某4签字。2005年8月21日，余某3出具收条，载明：“据此协议（2005年8月18日）收到50000元，其中余某225000元，余某325000元，扣除协议第（5）条余某3自购房时向余某1借用20000元，实收人民币30000元。自收到50000元后，一切行为遵从2005年8月18日协议书约定，余某2、余某3与此房产再无任何法律关系。”余某3在收条上签字，并代余某2签字。但余某2未按协议收到任何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余某7、徐某某生前立下遗嘱，诉争房屋由余某1继承。2005年8月18日，各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全体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诉争房屋应扣除余某1垫付的12338.36元后，由余某1、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余某3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余某3出具的收条写明实收30000元，与此房产再无任何法律关系，该收条属余某3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可以认定余某3向余某1及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出让其对诉争房屋享有的份额。余某2未收取任何款项，故余某2仍可享有诉争房屋的份额。诉争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扣除余某1垫付的12338.36元后，由余某1与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一百八十六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原坐落于福州晋安区XX室的拆迁安置权益扣除原告垫付的12338.36元后，由原告余某1、被告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2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余某1表示对“余某2未按协议收到任何款项”有异议，认为事实上余某2已收到房产六分之一的折价款；余某2提出，1.对遗嘱的表述不完整，2001年10月21日的遗嘱仅是把房产29.59平方米给予余某1居住，其他的面积余某1要折价给兄弟姐妹；2.2003年9月9日的遗嘱是余某1为了独自霸占遗产逼迫父亲所写，不能代表父亲的真实意愿；3.协议书内容第（1）条要求评估和第（2）条都没有写明；余某3提出，1.遗嘱都是余某1胁迫父母所写，不然2001年的遗嘱不可能落款在母亲去世当天；2.协议书内容第（1）条要求评估和第（2）条都没有写明；余某4未作陈述；余某5提出，2001年的遗嘱父母给予余某1的是居住权，当时父母认为余某1没有房，2003年的遗嘱也是基于2001年那份所写，而余某1实际有分房，所以两份遗嘱都不算数；余某6提出，父母的遗嘱是把房产给余某1居住，但余某1要把钱给其他兄弟姐妹，2003年的遗嘱是父亲个人的意思。经查，无证据证明余某2已收到诉争房屋六分之一的折价款，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余某2、余某3提出遗嘱是父母被余某1胁迫所写，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对遗嘱和协议书的内容表述不完整，对本案当事人的身份情况没有写明，本院对本案事实重新认定如下：被继承人余某7与徐某某共生育六名子女，即长女余某4、次女余某5、三女余某6、四女余某1、长子余某2、次子余某3。2001年10月21日，由余某7执笔，余某7与徐某某签名，二人共同立下《我俩的遗嘱》，将余某7名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室的房产给予余某1，遗嘱同时写明，购房时余某1支付4400元，折算住房面积29.59ｍ2,余某1应将85.77ｍ2（房产总面积）-29.59ｍ2＝56.2ｍ2按照每平方米430元付予兄弟姐妹每人为4833元。2001年10月21日，徐某某去世。2003年9月9日，余某7写下《我对遗嘱的修改说明》，载明余某7决定余某1不必支付给兄弟姐妹房价款，浦下新村12座102单元全部房产交归余某1所有。2005年8月15日，余某7去世。2005年8月18日，余某5、余某6、余某1、余某2、余某3经商议签订《协议书》，约定：“经六个子女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方案分配：（1）请评估员对房产价值参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2）在所值房价中扣除评估费用。（3）在所值房价中扣除余某1在该房购置和装修中替父母垫付的费用12338.36元。（4）在扣除以上费用后，每人均分房价余款的六分之一。（5）余某3须返还其自购房产时向余某1借用的20000元。（6）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四姐妹为今后祭拜父母愿留下此房，四人共同出资各支付余某2、余某3房价余额的六分之一，今后该房产所有权与余某2、余某3再无瓜葛。”余某5、余某6、余某1、余某2、余某3均在协议书上签名，余某4当时未在场，由余某5代余某4签名，余某4事后对该协议书表示认可。2005年8月21日，余某3出具收条，载明：“据此协议（2005年8月18日）收到人民币50000元整，其中余某225000元，余某325000元，扣除协议第（5）条余某3自购房时向余某1借用20000元，实收人民币30000元整。自收到50000元后（实收30000元），一切行为遵从2005年8月18日协议书所定，余某2、余某3与此房产再无任何法律关系。”余某3在收条上签名，并代余某2签名。但余某2未按协议收到任何款项。2017年10月，福州市晋安区XX室被政府征收。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协议书是否属于赠与合同，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诉争房屋原属被继承人余某7与徐某某所有，并非余某1的财产，且根据父母的遗嘱余某1亦未能无偿继承获得全部遗产。余某1在尚未实际分割取得遗产所有权的情况下，自愿放弃遗嘱继承，与其他兄弟姐妹协商重新进行遗产分割，该行为不属于赠与，各方签订的协议书亦不属于赠与合同，故余某1提出基于余某2的行为，余某1有权撤销对余某2的赠与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余某3是否享有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份额，经查，虽然协议书第（1）条约定应首先请评估员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但余某3亲笔书写的收条内容表明在没有评估报告的情况下余某3亦认可收到的款项（25000元）即为其个人应分得的房产份额的折价款，从此余某3与房产无任何法律关系，该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写下收条即意味着余某3同意按照协议书约定出让其份额，其现在再反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余某2、余某3称收条不是余某3的真实意思及余某5、余某1使用欺骗手段让余某3写收条，无证据证明，提出收条是附条件的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上诉意见均不予采纳。三、关于余某2是否享有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份额及份额的多少，经查，余某2、余某3各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余某3代余某2在收条上签名并收取房产折价款的行为事先既未取得余某2的授权，事后亦未得到余某2的追认，对余某2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无证据证明余某2认可以25000元作为余某2对诉争房屋1/6份额的折价款及余某2已收到该款项，根据协议书余某2仍享有该份额。余某3的1/6份额系余某1等人出资购买，与余某2无关，该1/6份额应由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四人平分，加上四人原各享有的1/6份额，故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各享有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5/24份额，余某2享有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1/6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余某2各享有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五分之一份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余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余某2、余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52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52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室的拆迁安置权益扣除12338.36元归余某1所有后，由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各享有5／24份额，由余某2享有1／6份额； 三、驳回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余某4、余某5、余某6、余某1各负担2875元，由余某2负担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60元，由余某1负担2300元，由余某2负担460元，由余某3负担2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守霖 审判员  俞贤忠 审判员  杨淑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唐巧灵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