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0347号原告：牛孟君，男，198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实验小学员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罡，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琪，男，1981年11月25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北京市嘉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北京市嘉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伟，女，198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牛孟君与被告吴琪、第三人沈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孟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罡，被告吴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吴俊，第三人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孟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号房产停止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产所采取的查封措施；2、判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号房产归原告单独所有；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书对吴琪诉沈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沈伟偿还吴琪借款本金3387930.5元、利息3116.37元并支付利息（以3387930.5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31日起按年息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019年7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述案件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沈伟偿还吴琪借款本金3385360元并支付利息（以338536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31日起按照年息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020年2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申370号民事裁定书对上述案件作出再审裁定：驳回沈伟的再审申请。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将案外人牛孟君名下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的房屋予以查封，后牛孟君对上述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京0115执异111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案外人牛孟君的异议请求。现案外人牛孟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具体事实理由如下：一、涉案房屋系原告（案外人）牛孟君的个人财产。1、涉案房屋由原告母亲出资购买，并登记于原告牛孟君一人名下。2010年7月18日，原告之母李华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编号瑞合一村-0125-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拆迁人将原告之母李华所有的位于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的房产进行拆迁，并对价支付李华房屋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奖励其他费用、周转费及弃楼款等相关费用。2010年7月19日，原告之母李华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编号瑞合一村-0356-5号《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约定李华自愿购买涉案房屋，购房款222400元用李华所得拆迁补偿款来缴纳。2010年7月23日，原告之母李华又与拆迁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编号瑞合一村-0112-2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其中约定李华自愿购买包括涉案执行标的在内的4套期房，总房价款935280元，上述4套期房购房款均从拆迁人应向李华支付的1869229元拆迁补偿总金额中进行抵扣。2012年10月29日，原告之母李华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李华补缴房屋差价2602.6元，同时出卖人以李华作为涉案房屋的业主出具了《12平方公里项目定向安置房结算清单》。2014年10月24日，原告之母李华向涉案房屋出卖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提出书面《房屋产权变更申请》，申请将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本案原告牛孟君。2014年10月25日，李华和牛孟君在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见证下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华自愿将涉案房屋的房屋产权变更至牛孟君名下。同日，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瀛海司法所在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涉案房屋产权变更协议的基础上出具了《审核协议书》，确认房屋产权变更《协议书》经审核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在2014年10月25日当天，李华携带北京市公安局瀛海派出所出具的母子关系证明、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涉案房屋产权变更《协议书》及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瀛海司法所出具的《审核协议书》以涉案房屋买受人的身份与出卖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及本案原告牛孟君共同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根据买受人李华的意见，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原告牛孟君名下，购房款225002.6元已由李华的拆迁补偿款支付。2017年6月9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向原告牛孟君下发了京（2017）开不动产权第00169**房屋所有权证。其上登记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为原告牛孟君，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2、涉案房屋的取得时间虽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涉案房屋亦属于原告牛孟君的个人财产。原告与第三人于2009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后于2019年11月8日登记离婚，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时间为2017年6月9日。虽然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时间处于原告与第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本起诉状一、1中所列事实可知，涉案房屋系由原告母亲出资购买后登记于原告牛孟君一人名下。故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相关规定，涉案房屋应属原告牛孟君的个人财产。3、原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离婚协议书》中，未约定第三人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分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涉案房屋仍为原告单独所有，属于原告的个人财产。综上，根据原告获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可知，涉案房屋应属原告牛孟君的个人财产。二、第三人所涉债务为其个人债务，原告并非被告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执行机关无权对原告的个人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根据（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及（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载内容可知，执行机关对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执行依据所确定债务为第三人沈伟的个人债务，与原告无关。另根据原告与第三人所签《离婚协议书》中对债权债务的处理约定可知，第三人所负债务由其个人承担，与原告无关。因此，执行机关无权将第三人的个人债务作为对原告个人所有的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执行机关无权对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故恳请贵院能够依法裁判，维护司法公正，中止对涉案房屋所采取的全部强制执行措施，并确认涉案房屋为原告一人所有，以维护原告作为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吴琪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311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牛孟君的相关证据材料不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证明力，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具体答辩如下：一、《赠与合同》形成于家庭成员内部，为其单方提供，有明显补造的迹象，没有相关证据加以佐证，不能采信。牛孟君基于该《赠与合同》称涉案房产为其个人财产不能成立。（一）《赠与合同》是牛孟君、其母、其妹三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是随时可以补造的一个文件，其是否为2014年当时出具的，在没有客观事实加以印证的前提下，真实性难以确认。（二）同时，从行文风格来看，也不是2014年10月24日当时所制作的，倒明显一种回忆式的行文风格。比如:在文件的中部有“2014年办房本”，如果是当时实时签订的，则正常的表述方式不可能如此。而应当是，比如“现需要办房本”，2014年的日期通过签署时间来显示。在文件的后部有“要求他们兄妹”，这也明显是回忆式的行文风格。如果是当时实时签订的，则应当是，比如“要求你们兄妹”。（三）涉案执行过程查询财产确认的事实是，拆迁安置房只有涉案房产3号楼1单元101室产权在牛孟君个人名下，其他二套李华与牛孟君共同登记为产权人，牛孟君份额90%，李华10%。而《赠与合同》未加区分称将其中三套房产都赠与牛孟君个人所有，与事实有出入，这也印证了该《赠与合同》是补造的，是一种回忆式的行文风格，这才是出现这样错误的合理的解释。（四）本次庭审中牛孟君称，李华用拆迁补偿款支付的定向安置房，登记在牛孟君名下，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视为赠与。基于《赠与合同》赠与、视为赠与这是二个截然不同的事实，而事实只能有一个，因此这是牛孟君对其此前所称基于《赠与合同》的否定。从这个角度讲，所谓2014年《赠与合同》是为执行异议而补造的。（五）牛铁柱于2020年3月23日的声明意图对李华所谓2014年10月的《赠与合同》予以追认，但追认的前提必须是牛铁柱对该房产享有份额，这进一步证明李华所谓《赠与合同》是无权处分行为。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作为执业律师怎么可能不清楚呢？！律师怎么可能是基于《赠与合同》出具鉴证意见？！因此律师的鉴证只是产权变更，与《赠与合同》没有任何关联。这也印证了该《赠与合同》是为执行异议而补造的。综上，大兴区法院（2020）京0115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执行裁定书”）指出，《赠与合同》系牛孟君单方面提供，本院无法核实该合同是否为李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该裁定书第5页第4段）。该事实认定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牛孟君在本次庭审中所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包括律师鉴证、牛铁柱的声明，进一步印证了《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不能认可。二、本执行异议之诉中，牛孟君在执行异议申请程序提交的《赠与合同》基础上，提交了律师鉴证文件，意图证明《赠与合同》真实性。但律师鉴证文件未提及《赠与合同》，提到的字眼均是李华将涉案房屋变更至牛孟君名下，不是对《赠与合同》的鉴证，与《赠与合同》没有关联性，牛孟君对“产权变更”与“赠与”偷换概念，是在搅浑水，意图浑水摸鱼。三、沈伟与牛孟君2009年10月结婚，并于拆迁前将沈伟户口从通州区迁入大兴区涉案拆迁房产，牛孟君的户口登记信息也显示在拆迁房产内。牛孟君与沈伟均是拆迁房产户籍成员，均是拆迁补偿权益人，依据下述法律享有拆迁补偿权益。牛孟君称对于非农户不予补偿于法无据。（一）《民法典》确立了居住权法律制度，但并非说居住权只是等民法典生效以后才存在的，现有法律规定对居住权也是有着明确保护的。关于居住权的保护在拆迁相关法规中尤为明显。《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用地单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准文件后，可以向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在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下列事项：……（三）办理入户和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除外；……。从此规定可知，由于拆迁补偿与户口相关，为避免户口不合理的涌入造成拆迁补偿无法控制，在获得拆迁批准文件后，暂停户口迁入。这就说明拆迁时户籍人员是享有拆迁补偿权益的，这也与合法居住权的保护精神一致。拆迁前牛孟君与沈伟户口就在拆迁房产中，怎么可能拆了白拆，拆迁人怎么可能让牛孟君与沈伟卷铺盖走人，不给予定向安置房产补偿呢？！（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四、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十二）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该规定明确否定了进城落户与退出宅基地使用权的必然联系。《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六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牛孟君2000年8月23日由于就读大学将户口从拆迁房产迁出，变为非农户，仅仅是因就读而暂时将户口迁入所在大学的临时集体户，牛孟君不存在依法自愿有偿退出这个主动行为，并不影响牛孟君所享有拆迁房产的相应权益，更何况牛孟君2004年9月2日就读毕业后立即又将户口迁回拆迁房产中。(三)京国土市〔2007〕774号《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建设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农村居民点搬迁需要建设定向安置房供地办法的初步意见》第三（一）之2规定：定向：专为上述各类工程、项目需要征收集体土地特别是征地范围内涉及农村居民点搬迁的农(居)民安置使用。之3.定量：严格限定需定向安置的农(居)民的人数、标准和建设规模，即定向安置房人均建筑面积按不超过50平方米掌握。由此可知，定向安置不仅是农民，在农村居民点落户的城市居民也是安置对象。再者，从安置房人均不超过50平方米的原则，拆迁房产定向安置补偿的也不可能是只针对李华的。因此，牛孟君、沈伟作为非农户城市居民，落户于拆迁房产中，依法也是拆迁定向安置补偿对象。（四）执行裁定书指出，根据目前的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仅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李华个人名义签订，且牛铁柱与牛孟君为非农业户口，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该裁定书第5页第4段）。这一认定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拆迁时户籍家庭成员居住权均应得到保护的法律精神相符，也与上述相关法律条款的明确规定一致。四、牛孟君获得涉案房屋产权的过程恰恰证明了，牛孟君是基于拆迁安置获得涉案房产，而非基于李华的赠与。（一）李华在2010年7月18日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次日即2010年7月19日与拆迁人订立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这是很正常的逻辑关系，即在拆迁之初由李华代表户籍所有家庭成员与拆迁人订立补偿协议的一天、二天内，家庭成员之间很难就拆迁安置如何分配协商一致，需要时间进行商量。（二）等到现房即将交付时，此时拆迁家庭成员已达成一致，从而将安置房产的分配方案告知拆迁人。为此，李华于2014年10月24日向拆迁人提交《房屋产权变更申请》，牛孟君、李华与拆迁人于次日，即2014年10月25日订立《补充协议（二）》。再次日即2014年10月26日，牛孟君遂与拆迁人订立的《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请注意，这是“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而不是什么普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二手房基于买卖或者赠与而进行转让的合同。（三）2016年10月就拆迁安置房产进行过户登记时，在2010年订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上，均追盖拆迁专用图章加以确认，以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这恰恰印证了拆迁补偿房产登记完全是基于对拆迁户家庭成员的住房安置，而不是基于什么所谓的赠与。（四）《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确定涉案拆迁房产补偿款共计1869229元（《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针对于房屋本身的补偿仅有房屋重置成新价273803元（《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二条），不到总补偿款的六分之一。因此，补偿的绝大部分是针对拆迁房产户籍成员的居住权，而非仅仅是房屋本身。同时，涉案房产购置款极低，仅225002.6元，且从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支付，从而保障拆迁房产户籍成员的居住权。这些事实也印证了牛孟君是基于拆迁补偿定向安置获得涉案房产。五、李华并非拆迁房产的唯一权益人，牛孟君称基于李华的赠与获得涉案房产，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成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发〔2010〕458号《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8条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房屋的无权处分主要包括以下情形：（3）夫妻共同共有及其他法定共有房屋仅登记在其中部分共有人名下，登记人未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擅自以自己名义处分房屋的；……。由此可知，涉案房产拆迁补偿时，李华只是作为家庭成员的代表对外订立拆迁补偿合同，相关补偿安置房产是李华夫妻以及包括牛孟君和沈伟夫妻在内家庭成员的共有房产。此外，牛铁柱对李华所谓2014年10月《赠与合同》的追认声明，进一步证明李华所谓《赠与合同》是无权处分行为，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因此，李华怎么可能以其个人名义将涉案房产赠与牛孟君呢？！六、庭审期间牛孟君提供调整后的诉讼事实和理由称，拆迁补偿款的权益由李华独自享有，李华用该款购置拆迁安置房，登记在牛孟君名下，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视为赠与，这个说法不成立。且牛孟君获得涉案房产要么依据《赠与合同》，要么依据视为赠与，牛孟君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恰恰证明其证据材料和主张前后矛盾，不足采信，不能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如前所述，拆迁补偿是针对拆迁房产家庭的全体户籍成员，且拆迁补偿款1869229元中针对于房屋本身的补偿仅有房屋重置成新价273803元，不到总补偿款的六分之一。因此，补偿的绝大部分是针对拆迁房产户籍成员的居住权，而非仅仅是房屋本身，该补偿款显然不是由李华独自享有的，是属于拆迁房产户籍人员共有的补偿权益。（二）实际上涉案房产的购置款是用拆迁安置补偿款来抵扣的，并非李华用其他个人款项另行支付。从这个角度讲，《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视为赠与在此根本不适用。七、请法庭特别关注的是，牛孟君直至本次庭审过程中，刻意撤回2014年10月26日其与拆迁人订立的《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撤回其2000年8月将农业户口从拆迁房产中迁出的证据材料，始终未提供沈伟户口迁入拆迁房产的证据材料，执行异议申请审理期间其提供的牛铁柱属非农户的户籍证明材料在本执行异议之诉中也未提供。作为执行异议之诉，牛孟君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只要与案件有联，就应当提供完整的证据材料。牛孟君一而再的选择性提供，并刻意撤回部分材料，恰恰表明了其不能证明就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八、本案涉案房产依法应当用以清偿沈伟所负的债务。（一）牛孟君与沈伟作为拆迁房产家庭户籍成员，均是拆迁补偿权益人。涉案房产登记于牛孟君名下，即使不考虑基于夫妻关系而共有，沈伟作为拆迁房产户籍成员也享有相应的份额。（二）从基于夫妻关系而共有角度讲，涉案房产也是牛孟君与沈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三）夫妻财产法定共同共有，并非按份共有，登记于夫妻一方的房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用以偿付另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即使夫妻离婚也不能逃避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四）《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经法庭调查可以确认，涉案民间借贷，是沈伟用于转贷牟利，是投资经营行为，是出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并非个人举债用于个人非正常消费，由此发生的负债当然相应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这个角度讲，涉案房产依法也应当用以偿付沈伟所负的债务。九、强制执行及执行异议期间，沈伟与牛孟君于2019年11月8日协议离婚，沈伟将相关夫妻共同所有的房产均分割给牛孟君。根据《刑法》第313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229条之规定，这是典型的在生效判决发生后转移资产行为，有拒不执行判决的刑事犯罪的嫌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发[2012]3号）《关于加强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配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6条指出：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离婚析产、不依法清算、改制重组、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据此，牛孟君提出执行异议不仅不应得到支持，相反，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据此将牛孟君追加为被执行人，并对沈伟与牛孟君相互勾结转移财产的行为予以惩戒。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牛孟君的诉讼请求，并对其妨害执行行为予以惩戒。沈伟述称，同意原告的诉求，对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及相关意见，我没有异议，均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吴琪与沈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伟偿还吴琪借款本金3387930.5元、利息3116.37元并支付利息。沈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沈伟偿还吴琪借款本金3385360元并支付利息。该判决生效后，沈伟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吴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将牛孟君名下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时，涉案房屋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牛孟君对上述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京0115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牛孟君的异议请求。经查，牛铁柱与李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牛孟君，一女牛孟丽。牛孟君与沈伟于2009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1月8日离婚。2010年7月18日，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总公司，拆迁人，甲方）与李华（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位于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宅基地面积357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357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1655029元。次日，双方就涉案房屋在内的四套定向安置用房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双方又于同月23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甲方应另向乙方支付拆迁周转费214200元，加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总金额1869229元；乙方选购期房四套，购房总价款935280元；乙方交纳购房款后，乙方剩余款项为933949元。2014年10月25日，投资总公司（出卖人）与李华（买受人）、牛孟君（产权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为：根据出卖人与买受人于2010年7月19日签订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买受人意见，将涉案房屋登记在产权人名下，归产权人所有。次日，投资总公司（出卖人）与牛孟君（产权人）就涉案房屋签订《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就安置房面积、产权登记等事项达成协议。2017年6月9日，牛孟君就涉案房屋取得房屋产权证。庭审中，对相关主张，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具体如下：牛孟君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证明目的：方案第8页第二条列明“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10页第十三条所列货币补偿的计算公式仅与宅基地和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关，第十四条列明“房屋安置，先按货币补偿的方式计算出补偿价款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然后被拆迁人按相关规定选定安置房，并签订购房协议”，第十五条所列选择定向安置房的原则中明确规定选择安置房的面积仅与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关。证明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及安置仅针对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与家庭成员无关。第二组证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瑞合一村-0125-1)。证明目的：根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原告之母李华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被确定为唯一的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于2010年7月18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接受拆迁补偿并自愿实行房屋定向安置。证明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房屋的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均为李华一人，其他家庭成员不享有拆迁利益。第三组证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编号：瑞合一村-0356-5）、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编号：瑞合一村-0112-2）、《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12平方公里项目定向安置房结算清单》。证明目的：根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原告之母李华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唯一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于2010年7月19日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约定李华自愿购买涉案房屋，对应购房款使用李华所获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2010年7月23日，原告之母李华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李华选购涉案房屋在内的期房4套，对应购房款使用李华所获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2012年10月29日，原告之母李华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李华补缴所购涉案房屋差价2602.6元，出卖人以李华作为涉案房屋业主出具了结算清单。证明涉案房屋的买受人系原告之母李华，购房款系由李华使用其在拆迁过程中所获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李华为涉案房屋的业主。第四组证据：《房屋产权变更申请》、《证明》、《协议书》、《审核协议书》、《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目的：原告之母李华作为涉案房屋的购房人于2014年10月24日向出卖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提出将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原告牛孟君。为办理上述申请事项，李华按照出卖人要求与配偶牛铁柱及原告在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见证下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华自愿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至牛孟君名下，后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瀛海司法所在此基础上出具了《审核协议书》，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变更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14年10月25日，涉案房屋出卖人与李华、牛孟君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根据买受人李华的意见，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牛孟君名下，归牛孟君所有，购房款已由买受人李华用其所获拆迁补偿款支付。2017年6月9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向原告牛孟君下发了京（2017）开不动产产权第00169**屋所有权证，其上登记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为原告牛孟君，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证明涉案房屋系由原告母亲李华出资购买后登记于原告牛孟君一人名下。第五组证据：证明信（两份）。证明目的：证明本案原告牛孟君和第三人沈伟均为非农业户口。第六组证据：《赠与合同》《声明》《证人证言》（三份）。证明目的：原告之母李华在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的过程中与原告签订赠与合同，同意将其所购买涉案房屋赠与原告牛孟君个人所有，与被告沈伟无关。李华配偶牛铁柱亦对此表示同意。李华同村村民段志敬和朋友刘敬华对李华将涉案房屋赠与原告牛孟君个人所有一事均知情，且均可证明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仅针对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第七组证据：涉案房屋物业费、供暖费、维修费收据及发票。证明目的：证明涉案房屋在居住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一直由原告之母李华支付。第八组证据：《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目的：原告与第三人于2009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后于2019年11月8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在财产分割部分确认涉案房屋为男方单独所有，并在债权债务处理部分约定第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为其个人债务，与原告无关。证明第三人在离婚过程中未分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屋仍为原告单独所有，属于原告的个人财产，且原告不对第三人的个人债务承担还款义务。第九组证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申37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证明执行机关对本案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执行依据中所确定的债务为第三人的个人债务，与原告无关。第十组证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目的：证明原告已履行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执行裁定书中在本院认为部分所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据此作出的裁定书应当予以撤销。上述证据中的《赠与合同》主要内容为：2010年7月18日，李华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的宅院（以下简称宅院）拆迁，拆迁后所得补偿款购买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四套房屋；李华将其中包含涉案房屋在内的三套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至其子牛孟君名下，归牛孟君个人所有；将另一套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至其女牛孟丽名下，归牛孟丽个人所有；兄妹二人需尽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否则收回所赠房屋。该《赠与合同》落款处有李华、牛孟君、牛孟丽三人签名，日期为2014年10月24日。对上述证据，吴琪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拆迁补偿相关法律规定，被拆迁人的概念是：房屋所有人，拆迁补偿与房屋面积有关。在拆迁时必然要考虑拆迁户籍中被安置人员的居住权。这点与我方答辩意见可以相互印证。对方不能选择割裂拆迁法规的整体，拆迁时冻结户口，入户调查，核实在册户籍居住人员，这是基本的拆迁操作流程。所以拆迁补偿由作为拆迁代表家庭的人员所有这个于法无据，原告与沈伟均是拆迁户籍家庭成员，房屋拆迁时，依法原告单独或者与沈伟享有相应的份额。该份额如何划分没有法定之规，可以由家庭成员自行协商。恰恰协商由李华代表全体家庭成员与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合同后，在实际办理产权登记时，家庭成员内部进行了分家析产。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华作为家庭成员代表与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等一系列文件，不能作为由此说明李华是拆迁补偿唯一权利人，与答辩意见一致。此证据不能证明房产赠与成立，不具有关联性。第三组证据，同第二组证据意见，并补充说明：这里的合同用的都是定向安置，恰恰证明原告取得的房产是定向安置房。从补偿协议总价款186万，房屋重置成新价27万多，拆迁补偿不是对房屋的补偿，而是对居住权的补偿。定向安置房款仅为22万，从拆迁款中直接支付，恰恰证明了这就是定向安置，依法必须保障拆迁户籍成员的居住权。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除了相关答辩意见所述外，补充意见：通过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所审核的协议书和审核协议书，内容都说的是产权变更，未提及在该日期前签订赠与合同，是对方用这个协议书来佐证赠与合同，是偷换概念。产权证写单独所有，这也属于偷换概念。该房产属于夫妻共有，有明确法律规定。第五组证据，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原提交的证据中有原告户口迁出的证据，但本次庭审其又撤回了，对方是在有选择的使用证据，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的全部。认可原告和沈伟均为非农业户口，这是事实，在拆迁发生时，原告和沈伟均是拆迁户籍的非农户家庭成员。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应属于定向安置的补偿对象。第六组证据，赠与合同不能成立。赠与合同是原告家庭成员之间的，可以随时补签的合同，其是否系2014年当时出具的，没有客观事实加以印证的情况下，事实无法确认。从这个赠与合同行文风格看，明显是补造的。行文风格都属于回忆式的行文风格。如果是实时签订的，就不应是这种行文风格。对于声明，牛铁柱同意李华将房产赠与原告，这说明牛铁柱对拆迁房产有相应份额，就证明了所谓的2014年的赠与合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关于证人证言三份。李华的证人证言是欲盖弥彰，不予认可。两个邻居的证人证言，我方认为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就证人证言本身而已，这证人证言不是邻居能证明的事项。拆迁人安置房不是邻居能证明的，是法律规定的。这房屋是否是赠与给李华的，邻居光听李华说不能形成赠与。起不到证明目的，我方不认可。第七组证据，证据均与本案无关。第八组证据，既然原告称房屋是李华赠与的，在离婚协议中还再次就诉争房产双方协议归原告所有，明显是为逃避执行的。这属于法律规定转移财产的行为。双方的离婚协议是在执行异议审理过程中达成的，其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故意是明显的。第九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关法律规定，共有财产可以查封。第十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提醒法庭注意，执行裁定书中有事实认定。沈伟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牛孟君就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也即涉案房屋是李华赠与牛孟君个人的财产，还是牛孟君本人基于宅院拆迁所享有的拆迁利益。根据上述规定，牛孟君需就涉案房屋系其个人财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牛孟君主张宅院拆迁所产生的利益由其母亲李华一人享有，且李华明确表示将涉案房屋赠与其一人，但根据目前的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仅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李华个人名义签订，且牛铁柱与牛孟君为非农业户口，并不能当然地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而牛孟君提交的《赠与合同》等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系牛孟君受赠所得个人财产的上述主张。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牛孟君与沈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虽二人于2019年11月8日办理离婚登记，且离婚协议书中在财产分割部分确认涉案房屋为男方单独所有，并在债权债务处理部分约定第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为其个人债务，与牛孟君无关，但晚于本院将涉案房屋予以查封的时间（2019年8月26日）。故，本院认定涉案房屋系牛孟君与沈伟的共同财产。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因此，本院对涉案房屋予以查封，于法有据。综上，牛孟君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其单独所有且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对于牛孟君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牛孟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牛孟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时亚东人民陪审员  吴少明人民陪审员  何立月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杨京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