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9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纬星，男，199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1，男，200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法定代理人：管三荣，系管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管三荣：男，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贾秀珍，女，197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关帅，贵州澜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慧群，女，1962年4月8日出生，回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留望，男，1939年6月6日出生，回族，不识字，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文平，男，198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不识字，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亚均，男，1990年11月17日出生，回族，不识字，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维，男，1997年8月7日出生，回族，大学在读，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亚娟，女，1992年6月4日出生，回族，大专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娜，女，1993年12月6日出生，回族，大学本科，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县。以上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忠、禄莎，贵州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昭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所在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金泰南辰上邸****。法定代表人：李楚鸿，系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陈纬星、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因与被上诉人马慧群、丁留望、丁文平、丁亚均、丁维、丁亚娟、丁娜（以下简称马慧群等七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上诉理由和事实：一、丁恒荣到上诉人管某1家请状元酒，没有遇到管某1的父母，丁恒荣遂请管某1驾驶无号牌众好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载其去请客吃他家状元酒。上诉人管某1驾驶摩托车搭乘丁恒荣刚出管某1家四五米远时遇到管文山，管文山还问他们要去哪里，管某1还说“去我二娘（管彦珍）家”。后二人驾驶摩托车到管彦珍家请客完毕后，在返回时与陈纬星发生交通事故。以上事实足已经可得知上诉人管某1系丁恒荣的义务帮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案由应当定性为义务帮人受害责任纠纷，而此次交通事故是义务帮工过程中的介入因素，一审法院将介入因素的交通事故作为案由进行审理，就是错误的。二、一审中丁恒荣死亡原因未知，存在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丁恒荣死亡结果与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错误。丁恒荣于2018年8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住院108天，至2018年12月12日出院，在第一次医嘱中说三个月后可返院行颅骨修补术，也就是2018年3月12日进行手术，丁恒荣于2019年3月15日第二次住院75天，至2019年6月1日出院，根据第二次出院医嘱，如果丁恒荣身体恢复不好，存在医嘱所述情况则家属应当按照医嘱及时就医，且在被上诉人举证中没有发现第三次入院的情况，这就说明丁恒荣身体已好转。那为什么丁恒荣在2020年2月27日会死亡，从第二次出院到丁恒荣死亡时隔8个月26天之久，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进行尸体检验，死亡的原因没有查明，而且死亡原因是否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确切证据证明。上诉人认为公民死亡的，分为正常死亡或者非正常死亡，正常死亡的由社区、村（居）委会或者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的，应当公安、司法部门出具死亡证明。一审法院如果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死亡结果与一年半零三天的之久的交通事故存在关联性，并支持一审原告请求按照死亡赔偿标准计算损失，存在主观推断的嫌疑，是错误的。上诉人陈纬星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147230.44元的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一、一、事故发生于2018年8月24日，然二次出院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死亡时间是2020年2月27日，从二次出院到死亡期间间隔接近九个月，如果“丁恒荣系出院在家治疗期间死亡”，期间无法排除病理性、药理性导致的死亡，是否有医疗过错导致死亡或者自我过错行为死亡，因此，无法排除有其他因素介入导致其死亡结果。虽然死者为回族，按照其农村风俗习惯，未做尸检，导致死因无法查明，但是，过错行为在于死者家属。在死因不明的情况下，不应当将其死亡结果，归咎于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原因的待证事实，无法排除其他因数介入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因数阻断的合理怀疑，因此，就不应当按照死亡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其死亡结果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的待证事实，举证责任在于死者家属，不应当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不利的后果，理应由被上诉方承担。二、一审责任划分显失公平。首先，管某1系好意搭乘丁恒荣去请状元酒。作为一个尚未成年且未取得摩托车驾驶主体资格的驾驶人好意搭乘其去办事，死者丁恒荣未尽到主观审查义务及注意义务，因此死者丁恒荣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过错责任。其次，死者丁恒荣在入院记录证明其伤情主要在头部，乘坐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是伤情加重的很大原因力，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摩托车驾驶人及乘车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点从立法层面，强制性规定了摩托车乘车人员应当佩戴安全头盔，并非选择性和随意性的佩戴安全头盔，因此原告就存在违法情形，就有过错责任，并非无责。再次，交通事故责任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上属于证据的一种，在处理交通事故中仅起证据的作用，不再是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双方当事人均可以将认定书作为自己主张的证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事故认定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也证明了；“本次事故，摩托车驾驶人未依法取得驾驶证以及摩托车驾驶人及乘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是导致本次事故损害结果加重的原因力之一”。综上，一审判决书免除丁恒荣在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显失公平。被上诉人马慧群等七人的主要答辩理由是：一、本案不属于管某1上诉状中所称义务帮工，本案是一起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交通事故规定；二、本案中的上诉人陈纬星违章驾驶，上诉人管某1无证驾驶是造成被上诉人亲属死亡的直接原因，该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致使被上诉人现在还欠11余万元医药费，也造成了被上诉人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该损失全部应由上诉人承担；三、交通事故发生后，因被上诉人亲属于疫情防控期间死亡，死亡期间城镇农村道路均处于封闭状态，经被上诉人请求后交管部门对被上诉人亲属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合当地民风民俗未对被上诉人亲属进行尸检，结合全案证据材料，公安机关户籍注销证明，被上诉人亲属丁恒荣系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四、被上诉人亲属在此次事故中无任何过错，也无任何责任，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五、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纬星与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对对方的上诉请求均无意见。太平洋保险公司未答辩。一审原告马慧群等七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医药费243983.28元；2、误工费58198元÷365×450=71750.96元；3、护理费38568元÷365×450=47549.6元；4、交通费600元；5、住宿费、住宿费300元食补助费183×100元=18300元；7、营养费365×100元=36500元；8、后续治疗费60000元；9、被扶养人丁留望1939年6月6日生，需赡养5年，6人承担赡养义务计9170×5÷6=7641.67元；10、鉴定费2600元；11、死亡赔偿金31592元×20=631840元；12、精神抚慰金60000元；13、处理丧葬事宜7人，3天计58198元÷365×3×7=3348.38元；14、食品粉碎机724.3元。上述费用合计1185138.19元，被告已支付231000元，被告还需要赔偿原告损失共计954138.19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4日12时20分许，被告管某1驾驶无号牌众好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搭乘丁恒荣行驶到贵烟线432公里加400米岔中河村5公里加100米（小地名：半坡）处时，与被告陈纬星驾驶的云CX**号轻型普通货车相撞，致使摩托车驾驶人管某1及丁恒荣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10月29日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522427120180000155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陈纬星、被告管某1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丁恒荣无责任。原告受伤后被送往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08天，出院诊断为：1、右侧额颞叶、左侧额顶叶多发性大脑挫裂伤出血；2、创伤性脑疝；3、双侧额部及右侧颞部创伤性硬膜下血肿；4、创伤性蜘蛛网膜下腔出血；5、左侧颞部创伤性硬膜外血肿；6、左侧蝶骨大翼骨折；7、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8、左额颞顶部头皮血肿；9、左额颞顶部头皮挫伤；10、左额颞顶部头皮擦伤；11、左眼损伤；12、左眼外眦裂伤；13、外伤性口鼻出血；14、左颜面部皮肤软组织挫伤；15、左肘部损伤；16、左肘部皮肤裂伤；17、双膝部损伤；18、大脑镰及双侧小脑幕出血；19、右侧颞顶部、大脑镰右侧及左侧额颞顶部硬膜下积液；20、脑积水；21、双侧额叶、右侧颞叶脑软化；22、左侧额叶脑穿通畸形可能；23、左侧颧弓骨折；24、左侧上颌骨切迹骨折；25、左侧眼眶外侧壁骨折；26、左眼视神经损伤；27、左侧肢体偏瘫；28、左耳听力下降；29、全组鼻窦炎症，部分窦腔积液；30、颈、胸椎退行性改变；31、C5/6左侧椎间孔区神经根袖囊肿；32、L2、4、5左侧横突骨折，L1、3左侧横突骨折可能；33、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34、左侧肘部外伤（肱三头肌断裂）；35、左肘肱骨小头撕脱型骨折并骨挫伤水肿可能；36、左肘伸屈肌腱损伤可能；37、左肘关节囊少量积液；38、肺部感染；39、左侧第7、8、9肋骨不全性骨折，右侧第4肋骨不全性骨折；40、双侧肺挫伤；41、双侧胸腔积液；42、腹腔少量积液；43、左侧腹股沟疝；44、双侧腘动脉多发细小硬斑。出院医嘱：1、院外若有头痛加重，呕吐，抽搐，肢体无力，意识障碍等及时复诊。2、二周后行头颅CT或MRI检查后，脑外科门诊复诊。3、三月后可返院行颅骨修补术。4、眼科、耳鼻喉科、胸外科、骨科、呼吸科、普外科、血管外科、康复科门诊随诊、复查。5、不适时及时复诊。于2019年3月15日第二次入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5天，出院诊断为：1、左侧额颞顶部、右侧额部手术后颅骨缺失；2、脑积水；3、肺部感染；4、左上肢单瘫；5、双侧额颞叶脑软化，左侧额叶脑穿通畸形可能；6、左侧上颌窦，双侧筛窦和乳突蜂房炎症；7、甲状腺右叶占位可能；8、左侧第7、8、9肋骨及右侧第4肋骨、L1-3左侧横突骨质结构欠规整；9、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10、慢性支气管炎；11、双下叶炎症；12、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伴右侧胸腔少量积液；13、主动脉壁钙化。出院医嘱：1、院外若有头痛加重，呕吐，抽搐，肢体无力，意识障碍等及时复诊。2、二周后行头颅CT或MRI检查后，脑外科门诊复诊，3、院外加强肢体康复锻炼，康复科门诊随诊、复查。4、胸外科、耳鼻喉科、骨科、内分泌科、普外科门诊随诊、复查。5、不适时及时复诊。后丁恒荣于2020年2月27日死亡。其中太平洋保险公司为伤者垫付费用共计200000元，194600元垫付给丁恒荣，5400元垫付给管某1，陈纬星垫付丁恒荣医疗费39068元，垫付管某15000元。另查明：被告管某1驾驶的无号牌众好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实际使用人管某1，该车未入籍，未参加机动车强制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被告陈纬星驾驶的云CX**号普通货车在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300000元，保险期限自2017年11月17日至2018年11月17日，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期内。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是：1、本案计算各项费用的依据（伤残或死亡）是否合理；2、本案责任主体以及各个主体责任比例；3、原告方主张的各项赔偿标准是否合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此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依据该规定，承保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义务属法定义务，不受其承保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有无责任及责任大小的影响。且上述规定也未对交强险限额内的医疗费用赔偿、伤残死亡赔偿、财产损失赔偿进行分项区分。因云CX**号普通货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强制险及商业险。故原告方损失赔偿应当由陈纬星投保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强制险范围内赔偿原告，不足部分由管某1及陈纬星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陈纬星应承担赔偿的部分由其投保的商业险赔付完毕后再由陈纬星赔付。对计算依据问题。原告方认为丁恒荣因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应当按照死亡标准计算损失；被告陈纬星认为丁恒荣的死亡结果并非本次交通事故导致的结果，交通事故发生在2018年8月24日，丁恒荣死亡时间在2020年2月27日，期间已间隔一年半，出院后是否有其他因素介入导致死亡结果，无法查证。一审法院认为，丁恒荣第一次入院治疗后，出院医嘱说明尚需返院进行治疗，至第二次住院治疗出院，出院情况注明丁恒荣查体后生命征平稳，一般情况差，仍需进行复查、复诊，并未是治愈出院。丁恒荣系出院在家治疗期间死亡，虽然其因农村风俗习惯的原因未做法医解剖，导致其死因无法查清，但结合事故时丁恒荣已近56岁、伤情严重（大脑挫裂伤出血、左侧额颞顶部、右侧额部手术后颅骨缺失、脑积水、全身多处骨折等44处伤情）及医院出院记录显示丁恒荣出院时虽有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的事实，其死亡结果与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且被告方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丁恒荣系其他原因造成死亡，因此对原告请求按照死亡赔偿计标准算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责任划分问题，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贵州省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无号牌众好牌普通二轮摩托车驾车人管某1及云CX**号轻型普通货车驾驶人陈纬星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无号牌摩托车乘车人丁恒荣无过错行为，无责任。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存在异议的，应当在交警部门规定时限内提起复核，原被告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复核证据，故责任划分以事故认定书认定并无不当。对于住宿费及交通费问题，原告主张的住宿费300元，未提供支出费用的相关票据，不能证明实际发生支出费用，交通费600元，亦未提供支出交通费的发票，产生费用的具体时间、地点及用途无法核实，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抚养费问题，死者丁恒荣未年满60周岁，属于正常劳务人员，无证据证明其事故发生前丧失劳动能力。原告马慧群、丁文平、丁留望、丁维、丁亚均、丁娜、丁亚娟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身份证、户口簿证明其与受害人丁恒荣之间的亲属关系，与受害人存在抚养关系，被抚养人丁留望在事故发生时年满79周岁，故应当按照具有扶养义务人数计算所承担的抚养费，抚养人为6人，抚养期5年。对精神抚慰金问题。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既是精神抚慰金的一种赔偿方式，计算死亡赔偿金就不应当计算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财产损失的赔偿，是对其家庭收入减少的一种补偿，而精神抚慰金是对构成伤残等级的当事人，或对死者亲属精神上的一种抚慰，对原告方请求赔偿的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鉴定意见书及三期认定问题。丁恒荣在诉讼前自己进行了鉴定，被告陈纬星及太平洋保险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书在鉴定程序上存在一定漏洞，因此陈纬星申请由法院委托重新鉴定，丁恒荣尚未完成鉴定便死亡，既以按照死亡赔偿标准计算就不应当依据存在争议的鉴定意见书计算损失。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按照住院期间天数进行计算较为合理，陈纬星护理了丁恒荣30天，应当扣除予以返还陈纬星，原告方提供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费收据，已计算了营养费赔偿，不再重复计算。对于计算标准问题，2015年贵州省已经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不再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分类，消除了因户籍性质区分导致的不合理差异。并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通知，原告相关损失赔偿按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对于陈纬星提交的车辆维修费用清单，太平洋保险公司认为其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车辆损失赔偿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车如有投保应由保险公司按其规定进行赔付，故对其请求赔偿的维修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管某1的法定代理人陈述，是丁恒荣请管某1载他去请人吃状元酒的，但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能免除管某1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管某1的法定代理人要求丁恒荣家属支付管某1的医疗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管某1相关损失问题。庭审中一审法院向管某1的法定代理人释明：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发生的医疗费等相关损失可提出一并处理。管某1方陈述要求丁恒荣家属支付管某1的医疗费，另陈述陈纬星垫付了管某15000元医疗费，太平洋保险公司垫付了管某15400元医疗费，但其未提供管某1住院病案及相关医疗发票，无法对管某1损失进行核实认定，管某1可在集齐证据后另案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贵州省201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本案有证据证明丁恒荣可以获得赔偿的损失费用有：医疗费161922.35元＋73546.4元=235468.75元；门诊费3046.53元；误工费原告主张71750.96元过高，计58198元/年÷365天×183天≈29178.72元；护理费原告主张47549.6元过高，计38568元/年÷365天×183天≈19336.83元；营养费原告主张36500元过高，计183天×100元/天=18300元；住院伙；住院伙食补助费计183天×100元/天=18300元偿金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丧葬费原告主张3348.38元并未超出计算标准，计3348.38元；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60000元过高，参照定残标准予以支持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参照贵州省人均消费性支出计9170元/年/人×5年÷6人≈7641.67元；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现丁恒荣已无治疗可能，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住宿费300元，交通费600元，食品粉碎机费用724.3元，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实际支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未主张部分，应视为自动放弃追偿权利。上述原告损失合计1016460.88元。超出交强险限额122000元，应由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方122000元；不足部分894460.88元由陈纬星及管某1按同等责任比例50%分担，管某1赔偿原告方447230.44元，陈纬星投保的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在第三责任险300000元范围内赔偿给原告300000元，陈纬星赔偿原告方147230.44元。太平洋保险公司垫付丁恒荣的194600元直接在其承担的赔偿金中扣除，垫付管某1的5400元由管某1返还太平洋保险公司；陈纬星垫付丁恒荣的医疗费39068元及护理丁恒荣30天的护理费3170元，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金中扣除支付给陈纬星，垫付管某1的5000元由管某1返还陈纬星。为便于各方当事人履行款项，切实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赔付原告马慧群227400元，由陈纬星赔付马慧群104992.44元，由管三荣、贾秀珍赔付马慧群447230.44元，由管三荣、贾秀珍返还太平洋保险公司垫付款5400元，返还陈纬星垫付款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昭通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马慧群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2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马慧群300000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194600元，还需赔付马慧群227400元；二、由陈纬星赔付马慧群147230.44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39068元及护理费3170元，还需赔付马慧群104992.44元；三、由管三荣、贾秀珍赔付马慧群447230.44元，由管三荣、贾秀珍返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付费用5400元，返还陈纬星垫付费用5000元；以上赔偿金额定于法律文书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四、驳回原告马慧群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陈纬星、被告管三荣、被告贾秀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40元，减半收取6670元，由被告陈纬星承担3335元，由管三荣、贾秀珍承担3335元。二审中，上诉人新提交的证据有：证人马会兰、管彦珍、管文仙、管绍忠出庭证言。证明管某1属于帮工行为，属于被教唆人。陈纬星质证认为，无意见。马慧群等七人质证认为，申请证人出庭不符合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规定；4位证人与上诉人均具有亲属关系，证明效力显著较低；证人陈述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第二位证人陈述系被上诉人七月十六日请吃状元酒，按照高考录取规则，填报志愿和录取一般在8月下旬完成，故其陈述不真实，第3、第4位证人只是看到交通事故事发现场，不能证明其系义务帮工关系；该三位证人证言不符合民事诉讼二审中新证据规定，依法不能采信。太平洋保险公司经依法通知未到庭质证。就前述证据，本院认为，管某1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大爹（死者），你要去哪里，他（死者）就说要下去，然后我就喊他跟我坐着走了，刚好上车行驶了四十米的距离，就从对向来了一辆小货车，直接就撞在我们的摩托车的左侧部位”。故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新提交的证据的证据目的与前述管某1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矛盾，本院不予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结合双方死者生前与上诉人一家的关系、管某1搭乘死者未收取任何对价以及管某1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管某1系好意搭乘，至于上诉人主张管某1系义务帮工的理由，与管某1在公安机关陈述矛盾，本院不予支持，故应当认定管某1系好意搭乘，基于公平原则，应当减轻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的责任。另外，事故发生时管某1系未成年人，不能驾驶机动车，死者乘坐未成年人驾驶的机动车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应当再次减轻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的责任。基于前述两个减轻事由，本案由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一方承担20%的责任为宜。关于上诉人就死者死亡原因以及死亡赔偿金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结合案涉交通事故情况，死者治疗情况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死者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高度可能，在上诉人没有任何初步证据证明死者可能因其他原因死亡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死者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存在，故应当支持死亡赔偿金。据此，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一方应赔偿马慧群894460.88元×20%=178892元。针对上诉人陈纬星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就其上诉理由一，本院在前述已经阐述了理由，不再赘述，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二，管某1的好意搭乘行为系管某1自身的减轻责任事由，不是陈纬星的减轻责任事由；管某1作为未成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的情况已经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作了考量，故不应当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基础上再减轻陈纬星的责任；案涉死者虽然未佩戴头盔，但本案中陈纬星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不论死者是否佩戴头盔，陈纬星都应当依法尽到同样的通行安全注意义务，故死者是否佩戴头盔不影响对陈纬星过错程度的判断，因此，一审基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陈纬星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外，因一审将赔偿金判归马慧群一人，其他一审原告并未就此上诉，故本院不再对此作出调整，一审原告方内部分配问题可以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陈纬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五项；二、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由管三荣、贾秀珍赔付马慧群178892元，由管三荣、贾秀珍返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付费用5400元，返还陈纬星垫付费用5000元；以上判决第一、第三项的赔偿金定于本判决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四、驳回马慧群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的其他上诉请求；六、驳回陈纬星的上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70元，由陈纬星负担3335元，由管三荣、贾秀珍承担1335元，马慧群、丁留望、丁文平、丁亚均、丁维、丁亚娟、丁娜负担负担2000元；陈纬星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45元由其自行负担；管某1、管三荣、贾秀珍申请缓交的案件受理费6670元，由管三荣、贾秀珍负担267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交纳，马慧群、丁留望、丁文平、丁亚均、丁维、丁亚娟、丁娜负担4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