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5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瑞云，男，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西省南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龙，江西阳中阳律师律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必闻，江西阳中阳律师律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平，男，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龙，江西阳中阳律师律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必闻，江西阳中阳律师律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绿宝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中洋大厦**。法定代表人：罗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立新，江西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发根，男，1966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经济开发区。原审第三人：江西丰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解放西路**香江商贸中心**香江西路****div>法定代表人：郭发根。原审第三人：刘小玉，女，1967年3月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原审第三人：郭瑞程，男，1988年9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原审第三人：史蓉蓉，女，1955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上诉人胡瑞云、杨国平因与被上诉人绿宝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郭发根、江西丰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和公司）、刘小玉、郭瑞程、史蓉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401号民事判，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瑞云、杨国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龙、万必闻，被上诉人绿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立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郭发根、丰和公司、刘小玉、郭瑞程、史蓉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瑞云、杨国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排除对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的强制执行，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立即停止相关强制执行行为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3.确认2017年10月26日《承诺书》、2018年1月20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胡瑞云、杨国平对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已取得包括对史蓉蓉要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等期待性权利，据此确认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归胡瑞云、杨国平所有；4.判决郭发根、史蓉蓉立即办理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产权过户登记到胡瑞云、杨国平名下事宜；5.一、二审诉讼费由绿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胡瑞云、杨国平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主体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补充协议》实质是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基于以房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否则有违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况且，该以房抵债协议亦未在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胡瑞云、杨国平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优于一般债权优先受偿”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以房抵债协议本质上是消灭债务为目的，但从其交易性质来说，仍然涵摄房屋买卖这一法律关系，只不过交付的过程与正常的房屋买卖交易模式有所区别，但这并不代表以房抵债协议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中适用主体的规定。胡瑞云、杨国平受让案涉房产基于案涉《承诺书》《补充协议》，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实现对案涉房产的合法占有，对于没有办理过户无任何过错，依法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另外，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以房抵债协议需要在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才具有优先性。案涉房产属于南昌市政府指标房，系史蓉蓉根据其相关职位及资历购买，因为政策等多种原因至今并未办理产权登记，具有明显的政策性。一审法院要求胡瑞云、杨国平需要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才具有优先性，是强人所难。再者，物权期待权本质上属于债权，只不过在法律上保护善意的买受人，认定其有优于一般债权的效力，物权登记生效或对抗的原则不应适用于物权期待权，故一审法院认为胡瑞云、杨国平未在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权利不具有公示效力，系法律适用错误。（二）案涉《承诺书》《补充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胡瑞云、杨国平依法享有案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指南》第二十六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主张其与被执行人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以其为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符合下列情形的，应予支持：（1）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存在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债务关系；（2）案外人对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清偿期已经届满且与执行标的的实际价值大致相当；（3）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已经签订书面以房抵债协议；（4）以房抵债协议不存在规避执行或逃避债务情形；（5）以房抵债协议不违反《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精神。”第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产于2018年2月12日查封无充分证据。即使是在该时间查封，根据本案债权的相关借条、转款凭证、《承诺书》《补充协议》等证据，胡瑞云、杨国平与郭发根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存在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债务关系，并已签订书面以房抵债协议。第二，案涉房产曾经在网上公开拍卖过，当时的挂牌价不足600万元，但胡瑞云、杨国平与郭发根约定的房屋价款为700万元，远超过市场评估价。另外，胡瑞云、杨国平提供的欠条、转账凭证、证人证言以及《承诺书》，足以认定债权的真实性及已超过房屋作价的700万元。本案只需要证明上述基本事实即可，无需具体核实债权超过700万元多少，超过多少对本案而言不重要。一审法院以此认为不符合“已支付全部价款”的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20日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该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20日，只不过郭发根将1月份写成元月份，加之字迹较为潦草，故“元”字看上去像“2”字。其次，根据协议表述的内容，郭发根再次承诺2月5日将款项还清，如未还清则以房抵债，2月6日胡瑞云、杨国平可以直接进入房屋并施工装修。按照正常逻辑，如果是2月20日书写，不可能有上述陈述内容，时间不可能颠倒。一审法院认为是事后补签缺乏证据证明，系主观臆断，与常理不符；最后，胡瑞云、杨国平提供了其他大量证据，包括物业费缴费凭据、水费通知书、水费催缴电话、郭发根与胡瑞云的聊天记录、舒某强的证言等，证明胡瑞云20**年2月6日已实际正式占有，并在当日向史蓉蓉短信告知，这与协议的内容一致，该协议得到了实际履行。第四，《承诺书》《补充协议》不存在逃避执行或债务的情形，本案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以房抵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综上，胡瑞云、杨国平获得案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是不争的事实，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获得对案涉房产的确权。（三）一审判决以史蓉蓉未提出异议为由将案涉房产作为郭发根的财产执行与事实、法律不符。第一、本案为缺席审理，史蓉蓉并未到庭，无证据证明史蓉蓉无异议，一审判决认为史蓉蓉没有异议缺乏证据证明。第二、即使史蓉蓉没有异议，执行工作应该符合法律。案涉房产属于南昌市政府指标房，系南昌市市委原副书记史蓉蓉根据其相关职位及资历购买，因为政策等多种原因至今并未办理产权登记，具有明显的政策性。2016年1月，史蓉蓉与郭发根就该房产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该房产卖给郭发根，但未办理过户手续。目前史蓉蓉未取得物权登记，更不用谈郭发根。故根据物权公示主义及法定主义原则，郭发根对该房产不享有物权。郭发根与史蓉蓉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设立的买卖关系，且未履行完毕，不能作为物权变更的依据。何况因该房属于政策性房屋，在史蓉蓉未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买卖是否合法有效，目前尚不确定，故不能将该房产作为郭发根的个人财产强制执行。综上，有充分证据证明胡瑞云、杨国平与郭发根之间的以房抵债协议真实有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胡瑞云、杨国平已实际占有、管理、支配房屋，以事实行为对外进行公示，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执行、逃避债务等情形，故胡瑞云、杨国平有权以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并得到相关确权。绿宝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1、胡瑞云、杨国平不能证明其对郭发根享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2019）赣01民初381号、（2020）赣民终415号案件中的郭发根招商银行尾号为0520的银行卡流水显示，郭发根向胡瑞云支付款项4826700元，胡瑞云向郭发根支付款项162万元，郭发根向杨国平支付款项1646400元。胡瑞云、杨国平一审时没有提到上述事实。绿宝公司认为胡瑞云、杨国平涉嫌虚假诉讼，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处理。2、基于胡瑞云、杨国平与郭发根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胡瑞云、杨国平无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3、绿宝公司不但收到郭发根交付的其购买诉争房屋的所有手续，且收到房屋钥匙，绿宝公司才是诉争房屋的实际占有人。故胡瑞云、杨国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瑞云、杨国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排除对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的强制执行，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立即停止相关强制执行行为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2.请求依法确认2017年10月26日《承诺书》、2018年1月20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胡瑞云、杨国平对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已取得包括对史蓉蓉要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等期待性权利，据此确认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归胡瑞云、杨国平所有；3.请求依法判决郭发根、史蓉蓉立即办理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产权过户登记到胡瑞云、杨国平名下事宜；4、案件受理费用由绿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受理的绿宝公司诉丰和公司、郭发根、刘小玉、郭瑞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赣01民初34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丰和投资公司、郭发根、刘小玉、郭瑞程应向绿宝公司支付借款本金1560万元及相应利息。2016年1月27日，郭发根与史蓉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郭发根购买备案登记在史蓉蓉名下的位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地悦城的房产（市政府指标房，也即案涉房产），郭发根已付清房款，但房屋仍备案在史蓉蓉名下。因丰和公司、郭发根、刘小玉、郭瑞程未履行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绿宝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２月８日作出（2018）赣01执46号执行裁定书，并于2018年2月12日查封了上述案涉房产。2018年７月16日，一审法院裁定拍卖上述房产，胡瑞云、杨国平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８月２日作出（2018）赣01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胡瑞云、杨国平的异议请求，胡瑞云、杨国平不服该裁定，提起了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胡瑞云、杨国平主张郭发根欠其款项，其中胡瑞云提供的债权凭证为：2016年９月1日，郭发根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胡瑞云人民币400万元”；2017年７月23日,郭发根又出具一张《借条》，载明“暂借胡瑞云人民币177.54万元（含利息）”。杨国平提供的债权凭证为：2016年10月27日，郭发根出具的“今借到暂借杨国平人民币50万元”和2017年１月１日出具的“今借到暂借杨国平人民币100万元”的凭证。其中400万元胡瑞云主张为：1、2015年７月25日委托黄洁茹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00万元；２、2016年６月２日胡瑞云直接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00万元；３、2016年６月16日委托黄洁茹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00万元；４、２016年７月28日委托黄洁茹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00万元。胡瑞云主张177.54万元（含利息）的构成为：１、2016年４月１日胡瑞云向郭发根转账汇款50万元；２、2016年５月10日胡瑞云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5万元；３、2016年10月10日胡瑞云向郭发根转账汇款30万元；４、2016年10月28日胡瑞云向郭发根转账汇款30万元；5、2016年12月８日胡瑞云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0万元；上述本金135万元加上应付利息70.13万元共计177.54万元。胡瑞云主张郭发根对于400万元借款已还款15万元，对于177.54万元借款曾于2016年12月３日还款３万元。对于50万元借款，杨国平主张系2016年1月11日其向郭发根转账汇款40万元和2016年4月30日其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0万元；对于100万元借款，杨国平主张系2015年５月1日其向郭发根转账汇款194万元，而郭发根于2016年12月30日向杨国平女儿杨莎莎支付了100万元，双方为此进行了结算，杨国平还主张郭发根在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分多次向其还款共计60万元。对于胡瑞云、杨国平主张的上述资金往来情况，胡瑞云、杨国平均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或银行流水予以佐证。2017年10月26日，郭发根出具一份《承诺书》，表示“本人借胡瑞云、杨国平二人钱暂时偿还有点困难，承诺在2017年12月底前还清胡瑞云的全部借款，另还杨国平大概50万左右，如到期未还，用绿地悦城94栋原购买史蓉蓉书记的房子作价700万由杨国平、胡瑞云收购，余款多退少补。凭此承诺书可以直接找史书记办理过户手续，如提前还了此款，承诺自动作废”。2018年2月20日（协议载明系2月20日，胡瑞云、杨国平主张系1月20日），郭发根又出具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本人因欠胡瑞云、杨国平借款，原承诺于2017年12月底还清，但至今尚未还清欠款，本人再次承诺于2018年2月5日前还清杨国平和胡瑞云的欠款，若到期未还清，以绿地悦城94栋郭发根购买史书记的房子作价700万元给胡瑞云和杨国平，到2018年2月6日起可以直接进入该房子并施工装修，余款多退少补，前期装修欠款胡瑞云从该房款中直接扣除”。胡瑞云、杨国平主张其已实际占有了案涉房屋并进行了装修，其提供了缴纳物业管理费的支付凭据和收款收据各一份，支付凭证显示2018年12月14日胡瑞云向南昌恒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转账付款2937元，南昌恒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出的《收款收据》显示“客户为史蓉蓉，房号94-01-0301，物业服务费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实收金额2937元”；其还提供了一张抄表日期为2019年1月8日的“水费通知单”，显示户名史蓉蓉位于红谷滩新区的房屋本月抄底为750，累计欠费267.6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而案外人这一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且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会妨害其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故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妨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进行审查。就本案而言，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胡瑞云、杨国平是否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胡瑞云、杨国平主张即便郭发根对案涉房屋已取得包括对史蓉蓉要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等期待性权利，该权利也已转让给胡瑞云、杨国平，应确认已由胡瑞云、杨国平取得，应依法排除强制执行，且根据郭发根出具的《承诺书》《补充协议》的约定，案涉房屋应归胡瑞云、杨国平所有，应当立即办理产权过户给胡瑞云、杨国平。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郭发根于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承诺在2017年12月底前还清胡瑞云的全部借款，另还杨国平大概50万左右，如到期未还，用绿地悦城94栋原购买史蓉蓉书记的房子作价700万由杨国平、胡瑞云收购”，可知郭发根此时向胡瑞云、杨国平表达的意思表示系到期未还借款将案涉房屋进行出售，且该意思表示是附条件的，如若还清款项则该承诺作废。郭发根后又出具《补充协议》，表示“本人再次承诺于2018年2月5日前还清杨国平和胡瑞云的欠款，若到期未还清，以绿地悦城94栋郭发根购买史书记的房子作价700万元给胡瑞云和杨国平，到2018年2月6日起可以直接进入该房子并施工装修”，从《补充协议》可知在2017年12月底债务到期后，郭发根并未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胡瑞云、杨国平，也即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前述《承诺书》约定的内容。故一审法院主要应审查的是郭发根出具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房子作价700万元给胡瑞云和杨国平”，该约定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案涉房屋已归胡瑞云、杨国平所有？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房子作价700万元给胡瑞云和杨国平”实质上是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也即郭发根表示在其不能还清债务的情形下，其将案涉房屋抵给胡瑞云、杨国平。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适用的主体是不动产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保护的是基于买卖不动产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而本案是以房抵债协议。以房抵债协议首先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而房产的交付仅系以房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基于以房抵债而受让不动产的受让人，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房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否则有违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况且，该以房抵债的协议亦未在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胡瑞云、杨国平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优于一般债权优先受偿。而对于案外人的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均作出具体规定。依照前述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案外人亦即不动产受让人，在被执行财产上的物权期待权如欲产生排除执行的效力，应当符合以下要件：（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四个要件必须全部具备，缺一不可。首先，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8）赣01执46号执行裁定书，并于2018年2月12日查封了上述案涉房产。而本案中胡瑞云、杨国平虽主张郭发根出具的《补充协议》系在2018年1月20日，但胡瑞云、杨国平提供的证据显示该协议落款为2018年2月20日，按正常逻辑，1月20日出具书面凭据一般不会落款为2月20日，反而一般在2月20日补写书面凭据时会落款为当日。虽协议相关内容显示系2018年2月20日之前，但也不排除该协议是郭发根事后在2018年2月20日补写出具的，不能证明在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产之前郭发根与胡瑞云、杨国平达成了以房抵债的书面协议。其次，虽《补充协议》还明确“到2018年2月6日起可以直接进入该房子并施工装修”，但正如前述，该协议是否是2018年2月20日补写出具的，现无法证明，也即无法证明胡瑞云、杨国平是否在2018年2月6日时即已进入该房屋，且胡瑞云、杨国平提供的相关缴纳物业费凭据、水费通知书等也均是在2018年2月12日之后的，无法认定胡瑞云、杨国平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最后，即便胡瑞云、杨国平与郭发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但从《补充协议》中的“余款多退少补”可知双方并未最终结算，胡瑞云、杨国平主张的债权金额也未经司法确认，郭发根实际对胡瑞云、杨国平负有的债务数额多少现无法确定。郭发根在《补充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作价700万元给胡瑞云、杨国平，究竟是郭发根不够偿还还是胡瑞云、杨国平还应当另行支付款项给郭发根现也无法确定。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定胡瑞云、杨国平是否符合“已支付全部价款”的条件，且如若不足以支付全部价款却将案涉房产抵给胡瑞云、杨国平，则明显对郭发根的其他债权人不公平。综上，胡瑞云、杨国平根据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主张对于案涉房屋享有能够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胡瑞云、杨国平还认为案涉房屋目前尚未办理物权登记，郭发根不享有该物权，法院将其作为执行标的于法无据，应排除强制执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备案登记在史蓉蓉名下，一审法院执行局作出裁定拍卖执行该房屋直接影响的权利人系史蓉蓉，但史蓉蓉并未提出异议。郭发根已购买该房屋，郭发根已取得包括要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期待性权利，一审法院执行局在执行中据此认为已视为郭发根的财产并进而裁定拍卖执行该房屋，系一审法院执行局在执行中所采取的具体执行措施，对此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对胡瑞云、杨国平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胡瑞云、杨国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14.82元，由胡瑞云、杨国平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胡瑞云、杨国平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手机短信、微信记录。2018年1月19日和2018年2月4日胡瑞云和郭发根的短信记录，证明《补充协议》是2018年1月20日签的，2018年2月4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2月5日是最后一天，2月6日办理了相关手续，于是在2月4日的时候胡瑞云和郭发根之间有短信往来。2018年1月20日、2月4日郭发根和杨国平有短信往来，2月5日、2月6日杨国平和胡瑞云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双方商量如何处理本案的事情，2月5日胡瑞云发了短信给杨国平，系两张图片，也就是《补充协议》的时间，如果是2月20日签订的，不可能于2月5日由胡瑞云发给杨国平。杨国平2月6日发短信给郭发根，提到了两张承诺书已经生效。以上说明补充协议是2018年1月20日形成的，郭发根认同《承诺书》《补充协议》等以房抵债协议，并按照约定履行，在2018年2月6日与胡瑞云、杨国平已办理以房抵债正式交接事宜。第二组：胡瑞云交纳诉争房屋的物业费发票以及转款凭证以及案涉房屋的钥匙，以证明案涉房屋由胡瑞云、杨国平合法占有并按期缴纳物业费。第三组：李群与胡瑞云的结婚证、胡瑞云与郭发根以及李群与郭发根、黄洁茹与郭发根、崔晓敏与黄洁茹之间、李群与崔晓敏的银行流水。以证明绿宝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有部分是郭发根归还胡瑞云其他借款的本息，属于已经结清的款项，2016年3月1日崔晓敏付给黄洁茹的100万元是李群账上转过去的，这笔钱实际上是胡瑞云付的，不是郭发根。绿宝公司的所称的款项不包括在本案债权之中，不影响本案债权。第四组：杨国平与郭利华以及杨莎莎与郭发根的银行流水、杨国平与郭发根的短信记录、杨国平与郭瑞程的短信记录、杨国平帮郭发根过账的流水及第三方的情况说明和身份证。以证明绿宝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有部分是郭发根归还杨国平其他借款的本息及货款，属于已经结清的款项，不包括在本案的债权之中，不影响本案的债权。绿宝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无法确认。这些短信往来的双方主体无法确认。短信的内容只是单方陈述，并没有相对应的承诺或者相对应的意思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缴费证据都是史蓉蓉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取得的。关于钥匙，绿宝公司也拿到了钥匙，且是未装修之前的扁钥匙，胡瑞云、杨国平取得的钥匙是怎么取得不知道。对第三组证据中的结婚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是对债权债务来说，夫妻并不能混同，如果李群与郭发根之间有债权债务应该向相关的司法机关另行提出诉请，与本案无关。对胡瑞云与郭发根的往来流水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部分证据并不能代表郭发根没有清偿胡瑞云的全部借款。对黄洁茹的银行流水，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可以自己行使权利，胡瑞云无权代为行使。胡瑞云所提出的这些没有与相对人进行最后核实确认的债权，与本案无关联性，反而能证明胡瑞云与郭发根之间的债权并不明确。对第四组证据中的银行流水的关联性有异议，从杨国平所举证据来看，这里面往来的相对人很多，不仅仅是郭发根，且债务未经过与郭发根进行核对，杨国平与郭发根之间的债权债务属于不确定债务，杨国平所举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杨国平所提出的债务人还有郭利华和郭瑞程，杨国平作为债权人应当向相对应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对杨国平提交王国云、李晓钟、李**来、陈鸿宽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杨国平与案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其所陈述的事实无法确认。胡瑞云、杨国平提交的证据正好证明其与郭发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不确定，不排除双方之间除了借贷之外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关系。本院认为，绿宝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绿宝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2019）赣01民初381号民事判决书、（2010）赣民终415号民事判决书和郭发根招商银行尾号520的银行流水，以证明胡瑞云截止2017年3月22日收到郭发根482万余元，在同一张卡上胡瑞云支付给郭发根的是162万余元，本案的杨国平通过郭发根520尾号的卡收到郭发根164万余元，双方的借贷关系并没有最后确认金额，债务金额不明确。胡瑞云、杨国平质证后，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不作评判，对关联性有异议，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查明，李群与胡瑞云系夫妻关系。2015年1月21日至2017年3月22日，胡瑞云招商银行卡62×××59向郭发根的银行卡转账如下：2015年1月21日26万元、7月25日20万元，2016年4月1日50万元、5月7日2万元、5月9日70万元、6月2日100万元、12月8日10万元，2017年1月5日向郭利华转账57110元。胡瑞云工商银行卡62×××08向郭发根转账如下：2016年5月10日15万元、10月10日30万元、10月28日30万元。李群招商银行6225887905229759向郭发根汇款：2016年6月20日40万元、6月23日150万元。以上合计5487110元。郭发根向胡瑞云转账如下：2015年7月26日20万元、2016年5月7日2万元、5月31日868700元、6月8日100.70万元、9月6日15万元、9月28日13.6万元、12月3日5万元、12月14日17.50万元、12月30日130万元、2017年3月22日40万元，合计4826700元。黄洁茹招商银行卡52×××26向郭发根转账如下：2015年7月2日100万元、6月16日100万元、7月28日100万元、2017年1月16日20万元，合计320万元。郭发根汇入黄洁茹款项为2017年7月2日20万元、7月6日50万元，合计70万元。黄洁茹二审称，320万元是根据胡瑞云的指示转给郭发根，胡瑞云、郭发根未向其出具借条。2016年3月1日，李群向崔晓敏转账100万元，崔晓敏向黄洁茹转账100万元，2016年3月22日黄洁茹向崔晓敏转账100万元，2016年3月23日，崔晓敏向李群转账100万元。另查明，从2014年8月26日到2017年8月21日止，杨国平向郭发根转款11307200元，郭发根向杨国平转款20459760元。杨国平称其中780万元系帮郭发根过账：2015年4月2日100万元系过账，已结清。2015年9月14日转入的486万元，当天转482.9万元至李晓钟，替李晓钟过账，已结清。2015年11月23日郭发根转入194万元系替李晓钟过桥，当天将该款转至李晓钟，已结清。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郭发根向杨国平转账752400元。另，南昌恒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向史蓉蓉开具发票，收到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0日的物业服务费7050元，胡瑞云提供了2019年6月27日向南昌恒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7050.90元的凭证。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为：1.胡瑞云、杨国平是否对案涉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可以排除人民法院的排除执行；2.人民法院是否可以执行案涉标的物。（一）关于胡瑞云、杨国平是否对案涉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可以排除人民法院的排除执行的问题。案涉执行标的物系备案在史蓉蓉名下的南昌市西站大街168号绿地悦城94号楼301室房屋（含车位）。而史蓉蓉已经将房产转让给郭发根，但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郭发根尚未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故胡瑞云、杨国平以郭发根出具《补充协议》，已将案涉房产已抵债且已实际占有为由，而要求确认案涉房产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胡瑞云、杨国平依据郭发根出具的《承诺书》《补充协议》而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胡瑞云、杨国平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符合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排除一般金钱债务执行的应当符合以下情形：（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案涉房产的查封的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而胡瑞云、杨国平提交《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20日，虽然其提交了有关的手机短信及微信记录等证据来佐证该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20日，但在郭发根未到庭的情况下，落款时间仍存疑。其次，胡瑞云、杨国平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且提供的相关缴纳物业费凭据、水费通知书等均是在2018年2月12日之后的，户名并非胡瑞云，难以证明胡瑞云在一审法院查封前实际占用使用该房屋。最后，郭发根尚欠胡瑞云、杨国平的款项难以确定。胡瑞云一审提交了2016年9月1日的400万元及2017年７月23日177.45万元（含利息）的2张借条以佐证郭发根尚欠其577.45万元，但从其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400万元借款中的2016年6月2日的100万元，郭发根于2016年6月8日归还100.70万元；对其中的300万元，黄洁茹认可受胡瑞云委托而转账300万元，但称胡瑞云、郭发根未向其出具过借条，且于2016年3月1日收回100万元，认为该款系郭发根归还。虽然胡瑞云提供证据证明了该100万元系其妻子李群转账给崔晓敏，再由崔晓敏转账给黄洁茹。此外，177.54万元的借条中的135万元借款本金包括2016年４月１日的50万元及2016年５月10日15万元，但从胡瑞云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郭发根于2016年5月7日转账52万元给胡瑞云，且2016年5月31日转账给胡瑞云86×××**元，而胡瑞云认为该款系还2016年5月9日的70万元及5月10日15万元，可见，胡瑞云所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矛盾。而杨国平与郭发根从2014年8月26日到2017年8月21日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杨国平向郭发根转款11307200元，郭发根向杨国平转款20459760元，杨国平称其中780万元系过桥等，且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而郭发根在2017年1月1日向杨国平出具100万元借条之后向杨国平转账752400元。案涉《承诺书》《补充协议》并未确定郭发根尚欠的具体金额，而胡瑞云、杨国平与郭发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胡瑞云、杨国平提交的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率，因此在双方未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郭发根实际对胡瑞云、杨国平负有的债务数额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的情形下，难以确定胡瑞云、杨国平是否符合“已支付全部价款”的条件。另一方面，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及第二十九规定系对无过错买受人、消费购房人的特殊规定，即在一定条件下，即便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也可以对抗金钱之债的执行，也就是请求交付物的债权作为物权期待权优先于金钱债权。案涉《补充协议》为以房抵债协议，其目的在于消灭旧的金钱债务为目的，而房产的交付仅系以房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基于以房抵债而受让不动产的受让人，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房抵债协议不足以形成优于一般金钱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否则有违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综上，胡瑞云、杨国平依据《承诺书》《补充协议》主张对于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足以排除执行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可以执行案涉标的物的问题。郭发根与史蓉蓉就案涉房产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郭发根购买备案登记在史蓉蓉名下的案涉房产，且郭发根已付清房款，取得包括要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期待性权利。一审法院在执行中据此视为郭发根的财产并进而裁定拍卖执行该房屋，系一审法院在执行中所采取的具体执行措施，直接影响的权利人系史蓉蓉，但其并未提出异议。故胡瑞云、杨国平认为案涉房产属于政策性房屋，在史蓉蓉未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买卖是否合法有效尚不确定，不能将该房产作为郭发根的个人财产强制执行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胡瑞云、杨国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851.72元，由胡瑞云、杨国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