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6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爱国，男，197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刚，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晶晶，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皓琼，男，196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西金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白源（江西安源经济转型产业基地重庆路**）。法定代表人：郑爱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自禾，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江西嘉业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中大道**。法定代表人：曾剑锋，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邹红卫，男，196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现羁押于江西省赣州监狱。上诉人魏爱国因与被上诉人刘皓琼及原审被告江西金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葵公司）、江西嘉业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嘉业公司）、原审第三人邹红卫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爱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刚，被上诉人刘皓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原审被告金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自禾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嘉业公司、原审第三人邹红卫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爱国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皓琼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皓琼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严重背离事实。一、一审判决因魏爱国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三方协议中的资金到账通知义务，而认定魏爱国未履行该项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魏爱国与刘皓琼、邹红卫签订的《协议书》签署于2013年10月8日，除2018年共青中心城项目收到的193万元及2019年1月30日收到的6249050元，其他所有款项均在2015年2月前支付完毕。魏爱国、邹红卫都明确表示，所有资金到账时都以电话方式通知了刘皓琼。因2015年2月至刘皓琼起诉的时间2019年5月，期间有四年多时间，而电信运营商能提供的电话通话记录、短信记录查询的时间不超过6个月至一年，至刘皓琼起诉时，魏爱国、邹红卫已无可能提供2015年及以前的通讯记录来证明自身履行了通知义务。因此，魏爱国认为，是刘皓琼的原因造成其无法证明2015年前履行了资金到账的通知义务。二、一审判决在未查清邹红卫是否还有应收债权的情形下，仅根据案涉两个工程产生的工程款，直接判令魏爱国赔偿刘皓琼12**万元，没有依据。刘皓琼对邹红卫的债权是否能得到清偿不在于魏爱国是否有通知刘皓琼资金到账，而在于邹红卫是否还有应收债权。在2016年7月19日南昌中院出具（2016）赣01民初字77号民事调解书中，魏爱国、刘皓琼、邹红卫均为案件当事人，且共同与原告江西银行滨江支行达成调解协议。可以认为，刘皓琼对魏爱国、邹红卫在共青中心城项目、金葵公司项目的回款情况非常了解，其并未主张应从项目回款中支付邹红卫所欠银行贷款。刘皓琼明知在（2016）赣01民初字77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邹红卫在共青中心城项目、金葵公司项目已无应收债权，三方协议中转让给刘皓琼的债权已不存在。2018年、2019年魏爱国收到的款项均为魏爱国个人权益，与一审第三人邹红卫无关。三、一审判决未查明事实，且判决显失公平。即使根据三方协议，魏爱国在未履行通知义务时，应当向刘皓琼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是因魏爱国未履行通知义务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应当查明：1.邹红卫实际可用于偿还刘皓琼的款项金额是多少？2.因魏爱国未通知刘皓琼，导致刘皓琼应当收回却未能收回的债权金额是多少？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判决魏爱国按照未确认的所谓应收债权金额向刘皓琼承担1200万的赔偿责任，没有依据。而且，一审审判过程中，刘皓琼的代理律师承认三方协议为其起草，魏爱国和邹红卫都未聘请律师参与，双方在法律专业知识上是极为不平等的。一审法院仅根据对刘皓琼有利的第二条部分内容进行判决，却忽视三方协议第二条中魏爱国明确要求的“不保证因债务人违约或其他原因的抗辩而导致的债权贬损”及第三条中的“以解决对乙方欠款的偿还和丙、乙方作为担保人的风险问题”。根据三方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魏爱国有权将邹红卫的应收债权用于解决魏爱国对邹红卫承担担保责任的还款。在第二条、第三条与三方协议其他内容矛盾的情况下，由于刘皓琼和魏爱国、邹红卫间的法律专业知识不对等，应当按有利于魏爱国的理解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再者，三方协议第五条约定转让债权用于清偿邹红卫对刘皓琼的负债和消除刘皓琼对邹卫红2000万元贷款担保金额，刘皓琼亦认可魏爱国偿还850万元即部分消除刘皓琼的贷款担保金额，一审判决却要求魏爱国另行向邹卫红主张有悖三方协议的约定。因此，魏爱国在未从事任何侵害刘皓琼权益、仅依据三方协议约定保护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因未履行通知义务而要承担1200万的赔偿责任，明显显失公平。四、一审法院把本案争议合同定性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属于定性错误。2013年10月8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将上述两个项目所占股份对应的应收债权转让给乙方，以解决对乙方欠款的偿还和丙、乙方作为担保人的风险问题。第五条：乙方同意受让的债权金额以清偿甲方对乙方的负债和消除为甲方2000万元的贷款担保为基点，在甲方未偿还欠款和消除乙方为甲方的贷款担保前，乙方为上述应收债权的权利人，在甲方清偿了乙方欠款和消除乙方为甲方的贷款担保后，扣除实现债权的费用，甲乙双方结算，多退少补。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因此，依据上述二款的约定，本协议书并不是真实的债权转让，而是用甲方邹卫红在两个项目股份对应的应收债权用于担保乙方刘皓琼对甲方邹卫红2000万元之内的债权。因此，本案诉争的合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份无名合同，应参照担保合同的适用法律。五、依据三方协议，魏爱国与刘皓琼的法律关系不是债务承担，也不是第三人代为履行，也不是第三人债务加入，更不是魏爱国对刘皓琼债权的担保。即便本合同理解为债权转让合同，那么，刘皓琼代替了邹红卫的身份，仅仅取得了与魏爱国一起合伙的资格。也就是说，通过债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以前在共青城项目中魏爱国、邹红卫各50%，在金葵公司项目中魏爱国、刘皓琼各70%、30%的股份，变更了合伙人。变更后，项目的股份份额即股东分别为：共青中心城项目魏爱国、刘皓琼各50%，金葵公司项目魏爱国、刘皓琼分别为70%、30%。刘皓琼能否取得利益，取决于其在两个项目的合伙中依据其股份份额能够分到多少分配利益。但是，目前两个项目均未进行最后结算，并预计亏损。即便今后结算，也需要由邹红卫参加，以确定各个股东的投入、融资、开支等情况，才能最终确定股份的利益。因此，刘皓琼仅取得了合伙身份，并无法确定其合伙收益，要求魏爱国支付刘皓琼12**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六、三方协议第二条约定，丙方确认以2013年10月8日为基准日，甲方在以上两个建筑施工项目的应收债权不低于人民币1200万元，但确认人不保证因债务人违约或其他原因的抗辩而导致的贬损。在该协议中，魏爱国已经确认了两个项目邹红卫的收益不低于1200万元，但是，该确认的时间点为2013年10月8日。同时，也约定了如果债务人（即建设单位）违约或其他原因的抗辩，邹红卫的两个项目的收益就会低于1200万元。恰巧的是，两个项目均发生了意外，其收益非但低于1200万的收益，事实上还出现了亏损。1.共青中心城项目因共青城汇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破产管理人认定总债权为61144578.95（其中优先债权为25348521.01元，一般债权为35796057.94元），导致该项目中仅获得25348521.01款项，亏损35796057.94元。按照股份比例，魏爱国、邹红卫各亏损1780万。2.金葵公司项目施工一段时间后停工，对工程造价，挂靠的嘉业公司尚未与金葵公司进行结算。魏爱国单方面制作的结算书中，送审金额48686652.89元，初审金额45027443.09元，但始终未能与金葵公司达成正式的结算报告。因此，金葵公司项目是否盈利、盈利多少尚无法确认。综上，该1200万元的约定，仅仅是2013年10月8日魏爱国对邹红卫应收债权的预估，由于客观情况的发生，刘皓琼在债权转让后，代替了邹红卫的身份，取得了两个项目的股东身份，应该以项目最终核算并计算为准，1200万的数额对魏爱国没有约束力。七、三方协议第二条后半段约定，如两个项目有资金到账，丙方必须通知乙方，否则承担乙方债权不能实现的赔偿责任。1.首先，每一笔资金到账，魏爱国均通知了刘皓琼，否则，刘皓琼不会从2013年长达6年不过问；2.即使没有通知过刘皓琼，也没有造成刘皓琼的任何损失，魏爱国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整个项目均由魏爱国操盘，钢筋、混泥土等原材料的采购、项目的融资、农民工工资的支付均由魏爱国具体负责。所以，尽管魏爱国从挂靠单位领取了相关的款项，但是，作为实际的操盘手，魏爱国必须支付出去。3.“资金到账，丙方必须通知乙方”中的资金，必须做一个限制解释，即该资金应该限于股东之间的分红。因为本合同的目的是用邹红卫的股份应收债权，保证刘皓琼的利益，三方协议并没有对工程的实际管理权限做出任何的更改，因此，魏爱国依然有权对项目进行管理，依据项目的进展，支付相关的建设费用，包括支付农民工工资等。只要魏爱国没有与邹红卫恶意串通，分配过股东红利，造成刘皓琼的损失，那么，魏爱国就无需对刘皓琼承担违约责任。八、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各方以实际行为予以了解除。协议第三条规定：邹红卫将项目两个所占股份的对应的应收债权转给了刘皓琼，以解决邹红卫欠款的偿还和刘皓琼、魏爱国作为担保人的风险问题。因此，本协议签订后，刘皓琼获得邹红卫在两个项目所占股份的对应的应收债权，应该解决刘皓琼自己及魏爱国的作为担保人的问题。但是，2016年江西银行滨江支行诉邹红卫一案〔案号（2016）赣01民初77号〕，作为担保人的刘皓琼、魏爱国也是该案被告。按照三方协议第二条，理应由刘皓琼承担所有的担保责任，解决全部的银行担保义务，但是，协议签订三年后的2016年，刘皓琼已经知道了两个建设项目均会亏损，主动要求不履行三方协议。故，魏爱国承担了4043482元，另外还向江西银行代偿了658331.03元，合计4701813.03元。如果认定三方协议依然有效，并如一审法院判决要求魏爱国支付刘皓琼12**万元，那么，也应该冲减本来属于刘皓琼的义务4701813.03元，魏爱国需要支付给刘皓琼的金额也仅仅为7298186.97元。刘皓琼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在三方协议签订后，魏爱国收到嘉业公司转账支付的金葵公司项目工程款金额为20456450元，收到嘉业公司转支付的共青中心城项目工程款金额为13909050元，两个项目合计金额为34365500元。以上魏爱国的收款刘皓琼在本案起诉前是不知情的，魏爱国在资金到账后也没有告诉刘皓琼，每当刘皓琼催问工程款到账情况时，魏爱国都说没有资金到账，更别说向刘皓琼返还投资和支付收益款。根据嘉业公司代理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财务数据所确认的付款金额，魏爱国不否认在三方协议签订后收到了上述金额的工程款，但在案件审理期间，一直拒绝向法院提交款项去向的相关凭证，抵触向法院提供财务账簿用于司法审计，导致一审法院无法查明案涉工程的投资和收益情况。二、三方协议项下的1200万元并不是案涉两个建筑施工项目的利润，根据魏爱国在法庭调查中的陈述，其中有900多万元是邹红卫投入到工程施工中的垫资资金。三、基于魏爱国对邹红卫在案涉两个建筑施工项目投资和预期收益的陈述和承诺，在签订三方协议后，刘皓琼出资100万元给邹红卫用于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并继续为邹红卫实际控制的公司申请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在邹红卫实际控制的江西国锦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华生才贸易有限公司及江西省科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江西银行的贷款分别到期后，刘皓琼指定其实际控制的江西赣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代偿邹红卫在江西银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13067109.52元。四、一审庭审已经查明，案涉两个建筑施工项目在2016年前就已经结束施工，除去共青中心城项目破产清算并已经获得工程款外，金葵公司项目二期工程也早已停工，建设单位已就扫尾工程另外找人施工。综上所述，三方协议确认了魏爱国对刘皓琼因邹红卫转让其与魏爱国合作承包工程施工中应收债权而取得的权利的认可、协助义务和未通知资金到账情况下的赔偿责任等，魏爱国在《协议书》签订后陆续收到工程回款34365500元，可见其向刘皓琼承诺邹红卫在案涉两个建筑施工项目的应收债权不低于1200万元是真实可靠的。因魏爱国拒绝向法院提交款项去向的相关凭证用于司法审计，且无证据证明在案涉两个施工项目资金到账后履行了通知刘皓琼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魏爱国赔偿刘皓琼12**万元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刘皓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爱国向其支付工程投资款及投资收益1200万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嘉业公司在应付未付给魏爱国的建筑工程款金额范围内对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金葵公司在应付未付给嘉业公司的建筑工程款金额范围内对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魏爱国、嘉业公司、金葵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红卫与魏爱国合作两个项目的建筑施工，均由魏爱国出面，以内部承包形式挂靠嘉业公司施工。一个项目是共青中心城土建工程（公寓楼和商业建筑）建筑施工项目，邹红卫与魏爱国合作股份比为1:1，该项目于2015年停工，后项目业主单位破产，并在共青城市人民法院进行破产清算。另一个项目是江西金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工程，魏爱国与邹红卫合作股份比为7:3，工程施工一段时间也已停工，业主单位也支付了款项，但双方一直未就工程项目进行结算，业主单位认为其已支付款项超过了应支付款项。以上两个工程项目，邹红卫与魏爱国分别按股份比例投入资金，其中，邹红卫投入的资金多是以其实际控制的江西国锦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华生才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申请多笔贷款而来，对于上述贷款，刘皓琼与魏爱国均代为偿还过款项。其中，刘皓琼以其实际控制的江西赣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向江西银行代偿了共计800万元贷款本金及1023681.52元利息，于2016年12月9日代偿了部分贷款本金543428元；魏爱国则自2017年起至2019年5月5日止向江西银行陆续代偿共计4043428元，另外，还向江西银行代偿了658331.03元。由于邹红卫出现资金困难，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利息。为此，2013年10月8日，刘皓琼、魏爱国、邹红卫三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约定：一、确认邹红卫与魏爱国存在共青中心城和金葵项目的合伙关系；二、魏爱国确认，以协议当日为基准日，邹红卫在上述两个建筑施工项目的应收债权不低于1200万元，但不保证因债务人违约或其他原因的抗辩而导致的债权贬损，以基准日为准，如两个建筑施工项目有资金到账，魏爱国必须通知刘皓琼，否则承担债权不能实现的赔偿责任；三、邹红卫同意将上述两个项目所占股份对应的应收债权转让给刘皓琼，以解决偿还刘皓琼欠款和魏爱国、刘皓琼作为担保人的风险问题；四、魏爱国确认邹红卫债权转让和协议签订后刘皓琼的股东身份；五、刘皓琼同意受让的债权金额以清偿邹红卫对刘皓琼的负债和消除刘皓琼为邹红卫2000万元贷款担保金额为基点，在邹红卫未还款和消除刘皓琼为邹红卫贷款担保前，刘皓琼为上述应收款的权利人，在前述债务和担保责任消除后，扣除实现债权费用，邹红卫与刘皓琼结算，多退少补；六、魏爱国有义务协助刘皓琼实现双方共同债权。涉案两个工程项目，在上述三方协议之日后，魏爱国虽通过嘉业公司陆续收到部分工程项目款，其中，共青中心城土建工程（公寓楼和商业建筑）建筑施工项目收到13909050元，江西金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工程项目收到20456450元，但刘皓琼并未因此而获得债权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刘皓琼与魏爱国、邹红卫于2013年10月8日共同签订的协议书，自愿、合法，应属有效。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就本案主要争议焦点阐述如下：一、魏爱国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刘皓琼是根据2013年10月8日三方协议提起诉讼，并诉请根据该协议约定要求魏爱国承担责任，因此，魏爱国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该协议约定，实际是为了保障刘皓琼对邹红卫的债权，三方确认了魏爱国对刘皓琼因邹红卫转让其与魏爱国合作承包工程施工中应收债权而取得的权利的认可、协助义务及未通知资金到账条件下的赔偿责任等。其中，该协议明确了魏爱国有在协议日之后涉案两个施工项目资金到账通知刘皓琼的义务，刘皓琼称魏爱国并未履行该通知义务，而魏爱国则称履行了上述通知义务，但无证据证明，至今刘皓琼的债权并未得以实现。基于协议日之后魏爱国收到两个施工项目资金达3000余万元，根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魏爱国应当赔偿刘皓琼应收债权1200万元，并赔偿违约给刘皓琼造成的损失，刘皓琼诉请按利率6%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当事人无具体约定，违约损失宜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魏爱国辩称刘皓琼应向邹红卫主张权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三方协议，刘皓琼有权选择向魏爱国主张权利，魏爱国承担责任后，可以在与邹红卫的合伙工程结算中向邹红卫主张其已向刘皓琼承担的责任。二、嘉业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嘉业公司是魏爱国承包涉案两个工程项目所挂靠的公司，与魏爱国具有合同关系，但与邹红卫不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虽然嘉业公司存在向魏爱国转付业主支付的工程款的义务，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嘉业公司尚欠魏爱国应付而未付工程款，因此，在不存在履行代位权、无其他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情况下，被挂靠公司没有义务向挂靠人的债务人承担担保责任。即本案中，嘉业公司没有向刘皓琼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因此刘皓琼诉请嘉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予支持。三、金葵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金葵公司作为涉案其中一个工程项目的发包人，仅与嘉业公司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其支付款项义务对象也是嘉业公司，由于并无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发包方需要向承包方的挂靠人的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所以，金葵公司无需向刘皓琼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魏爱国赔偿刘皓琼12**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0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刘皓琼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魏爱国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第一组证据：1、一般债权认定汇总表一份，注明了共青城汇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认定嘉业公司一般债权为35796057.94元；2、优先债权认定汇总表一份，注明了共青城汇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认定嘉业公司优先债权为25348521.01元；3、债权资金已分配明细表，注明了嘉业公司实际收到款项为25348521.01元，以上三份证据证明魏爱国、邹红卫合作的共青城项目有35796057.94元债权未获得受偿，整个项目产生了巨额亏损。刘皓琼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2013年10月8日三方签订协议书的时候，当事人所确定的共青中心城项目应付工程款为3000余万元，在共青汇城投资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之前，经嘉业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显示，魏爱国陆续收款有600万元左右，加上共青汇城公司破产后支付的25348581.01元，共计3100多万元，符合魏爱国在协议签订时向刘皓琼陈述的情况。本案所涉共青中心城项目甲方应付工程款在魏爱国提交的证据中已经载明，金额为25267504.12元，因工程款属于优先偿付的范围，魏爱国已全额收到共青中心城项目的工程款。至于申报债权金额6000余万元，该申报金额是包括了嘉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该部分作为一般债权在法院进行破产资产分配时未予支持。实际上，本案所涉共青中心城项目魏爱国是拿回了投资款和投资利润的，只是收款的时间有所推迟，并未产生亏损。金葵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金葵公司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魏爱国制作的结算书，注明了金葵公司项目送审金额48686652.89元，初审金额是45027443.09元，但始终未能与金葵公司达成正式的结算报告，拟证明金葵公司项目是否盈利，盈利多少，尚未无法确认。刘皓琼质证认为，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金葵公司的代理人也出庭了，一审中金葵公司中称已经足额支付了应付工程款，金额达到3300余万元。金葵公司质证认为，这个结算书一直没有被承认，工程延期造成了金葵公司的损失，工程结算里面对后期的质量保证是没有的。自他们完工之后，金葵公司所花费的维修费用都达到了300多万，这是有监理意见书的。2011年8月份签订的合同，2012年春节开工就没钱了，工程项目只完成了食堂、办公楼主体封顶，一个车间完成了主体结构，其他的车间都没有完工，所以我们一直在与他们沟通追究这个工程没有完工的责任，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工程资金出现了问题。金葵公司通过政府协调支付农民工工资就已经达到了八、九百万，通过法院诉讼，金葵公司也差不多付了二、三百万，如果不包括保证金那些，他们还要倒欠金葵公司180余万元。由于结算书系魏爱国单方制作，且刘皓琼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1、（2016）赣01民初字7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2、江西银行滨江支行贷款代偿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刘皓琼没有按照三方协议的第二条履行，理应由刘皓琼承担4043482元担保责任，由魏爱国承担了。刘皓琼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并不是新证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金葵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是有效的，证明金葵公司项目自签订三方协议之前应该要出的钱没有人愿意拿出来，工程所有的进度款项按合同约定都是金葵公司按约定付的，还有五百多万的税款未交，没有人承担。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是新证据，其证据效力按照一审意见予以认定。刘皓琼、金葵公司、嘉业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魏爱国与邹红卫合伙的共青中心城项目，因破产清算，建筑工程款25348521.01元作为优先债权嘉业公司已经得到了偿付。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2.魏爱国是否应向刘皓琼承担1200万元及利息的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关于案涉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合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判断，还应注意审查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设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合同的真实目的等综合判断。本案中，邹红卫作为甲方，刘皓琼作为乙方，魏爱国作为丙方签订了案涉三方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将上述两个项目所占股份对应的应收债权转让给乙方，以解决对乙方欠款的偿还和丙、乙方作为担保人的风险问题。第四条约定：作为项目的显名股东和对外权利人，丙方同意甲方对上述两个项目所占股权对应的应收债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协议签订后认可乙方的股东身份。据此，案涉三方协议虽未明确合同的性质，但综合判断基本能够认定案涉三方协议的债权转让合同性质，实质系邹红卫以其在与魏爱国合伙的两个项目中个人所占比例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刘皓琼，以抵偿其所欠刘皓琼的欠款和消除刘皓琼、魏爱国为其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魏爱国对此明确同意并认可刘皓琼的股东身份。案涉三方协议第五条实质是邹卫红与刘皓琼就双方的债权债务范围所作的进一步的约定，即在两个案涉工程项目中刘皓琼对邹卫红所享有的债权范围为12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多退少补，该条款只是对前述条款的补充，并非单独的担保条款，也不能改变本案合同的性质。综上，案涉合同法律关系属于债权转让合同，魏爱国关于合同定性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魏爱国是否应向刘皓琼承担1200万元及利息的清偿责任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魏爱国是否负有合同义务？本案中，案涉三方协议第二条约定：基于丙方在上述两个项目中是显名股东，现丙方确认，以2013年10月8日为基准日，甲方在上述两个建筑施工项目的应收债权不低于1200万元，但不保证因债务人违约或其他原因的抗辩而导致的债权贬损，以基准日为准，如两个建筑施工项目有资金到账，丙方必须通知乙方，否则承担乙方债权不能实现的赔偿责任。第六条约定：丙方负有协助乙方实现债权的义务。据前述约定，魏爱国作为邹红卫的合伙人，对邹红卫的债权人刘皓琼负有保证并协助刘皓琼实现债权的合同义务，并且，这一义务要求其在收到两个项目款项后必须通知刘皓琼，否则，应当承担刘皓琼债权不能实现的赔偿责任。其次，魏爱国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形？如前所述，依照案涉三方协议，魏爱国对刘皓琼负有合同义务，如果其违约，则应承担刘皓琼债权不能实现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作为负有通知义务的一方，魏爱国对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负有举证责任。然而，根据查明的事实，魏爱国在案涉三方协议签订后，累计收到两个项目的款项34365500元。魏爱国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约定的通知义务，对此，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据此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魏爱国诉称系因刘皓琼的原因造成其无法举证，以及三方协议第二条所述的“资金”必须做限制解释，即限于股东之间的分红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再次，魏爱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本案中，魏爱国在三方协议中确认，以2013年10月8日为基准日，邹红卫在两个项目中的应收债权不低于1200万元，但并不保证因项目投资方违约或其他原因的抗辩而导致的债权贬损。据此，魏爱国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基础金额为12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同时，由于本条存在但书情形，该1200万元并非绝对确定的债权，而是可能存在贬损的不确定的债权，如魏爱国能够举证证明该1200万元债权确实发生了贬损，则可减轻其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魏爱国所提供的一般债权认定汇总表、优先债权认定汇总表、债权资金已分配明细表等证据，仅能够反映其与邹红卫合伙的共青中心城项目因破产清算而导致部分应收款项作为一般债权最终未能得到偿付，但建筑工程款25348521.01元作为优先债权嘉业公司已经得到了偿付，其与邹红卫合伙的金葵公司项目虽因停工而未最终结算，但其已经收到20456450元款项，均不足以证明所约定的基础金额为1200万元的应收债权发生了贬损。故，魏爱国作为两个项目的实施人，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据此承担以1200万元为基础金额的赔偿责任及由此给刘皓琼造成的利息损失。最后，是否应当扣减部分赔偿金额？本案中，案涉三方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将上述两个项目所占股份对应的应收债权转让给乙方，以解决偿还乙方欠款和丙、乙方作为担保人的风险问题。据此，刘皓琼获得邹红卫在两个项目中所占股份的对应的应收债权后，须一并消除魏爱国作为担保人为邹红卫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江西银行滨江支行的贷款的担保责任。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魏爱国、刘皓琼作为连带保证责任人，均为邹红卫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江西银行滨江支行的贷款提供了担保，都参与了（2016）赣01民初77号案件的调解，并且分别承担了部分贷款的代偿义务，其中，魏爱国累计代偿了4701759.03元（4043428元+658331.03元）。基于这一事实，魏爱国有权以其实际代偿贷款的金额，抵扣其应承担的对刘皓琼的赔偿责任，抵扣后，魏爱国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金额为7298240.97元（1200万元-4701759.03元）。综上，魏爱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二、魏爱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皓琼72982**.97元及利息（自2019年0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刘皓琼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366元，共计191166元，由魏爱国负担116293元，由刘皓琼负担748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肖童亮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