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行终3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利娥，女，196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昌县。委托代理人曹建国，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政豪，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昌县旴江镇河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欧阳巧文，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小霞，女，1971年3月31日出生，系广昌县司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卢斌，江西博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昌县旴江镇北门村第五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黄小生，组长。谢利娥诉广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昌县政府）、第三人广昌县旴江镇北门村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北门村五组）履行房屋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10行初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4日，广昌县国土资源局与第三人北门村五组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案涉建筑物所在土地在该征收范围之内，但该征收土地协议补偿项目不包括案涉建筑物。目前，北门村五组农村集体土地的案涉建筑物暂未被拆除。谢利娥提供了北门村五组2010年10月13日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人民币4,000元，收款事由为建房用地。案涉建筑物为江西莲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的一部分。谢利娥认为，案涉农村集体土地已被政府征收，广昌县政府应该对谢利娥依法进行补偿，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因征收集体土地，履行对谢利娥在农村集体土地上附属农副产品生产厂房价值、搬迁、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计128,297元的补偿义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谢利娥于2019年4月4日以广昌县政府及广昌县城市管理局为被告，向该院提起（2019）赣10行初44号行政诉讼及（2019）赣10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诉讼。后谢利娥以上述两案起诉存在错列被告为由，向该院自愿申请撤回起诉。该院经审查，裁定准许谢利娥撤回起诉。还查明，谢利娥向该院提交本案行政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广昌县政府因征收国有土地，履行对谢利娥合法承租期间在国有土地上附属厂房价值、搬迁、临时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602,130元的补偿义务；2、判决广昌县政府因征收集体土地，履行对谢利娥在农村集体土地上附属农副产品生产厂房价值、搬迁、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128,297元的补偿义务；3、本案诉讼费用由广昌县政府承担。经该院释明，谢利娥在2020年4月14日问话笔录中，就本案明确表示撤销第一项诉讼请求“判决广昌县政府因征收国有土地，履行对原告合法承租期间在国有土地上附属厂房价值、搬迁、临时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602,130元的补偿义务”，并明确表示不将广昌县人民武装部列为本案第三人。第三人北门村小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且无正当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谢利娥起诉要求被告广昌县人民政府对其履行农村集体土地上厂房价值、搬迁、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128,297元的补偿义务。经查，首先，谢利娥提交案涉《收据》用以证明其合法取得第三人北门村五组农村集体土地建房用地使用权，但该《收据》既未载明交款人姓名，亦未载明土地所在位置，且广昌县政府在第一次庭审中提出谢利娥所支付的4,000元并非案涉厂房的用地款，而谢利娥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该《收据》载明的建设用地与案涉土地具有关联；其次，案涉建筑物为江西莲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的一部分，谢利娥未提交相关凭据证实案涉建筑物由其建造，或由其个人经营管理使用；第三，谢利娥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案涉厂房有部分是福建老板建立的，部分是我建立的，2010年年底我与福建老板合作，2012年福建老板不做，就把案涉厂房卖给了我方，并与我方签订了协议，由于时间太长，我不太记得签订协议当事人是我本人还是我儿子”。而谢利娥提交的《永久性转让厂房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6日，与谢利娥上述所称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印证，故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综上，谢利娥向该院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建筑物归其个人所有或由其个人经营管理使用，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广昌县政府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之规定，本案第三人北门村小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且无正当理由，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谢利娥的起诉。谢利娥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指定本案由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2010年10月13日为发展农副产品开发市场，上诉人经北门村五组同意继受取得了位于广昌县农村集体土地一块，该土地系由张详谋转让取得，北门村五组已收取了“建设用地”款1000元，上诉人投建造了基地一层厂房一栋，并与家人投资创办了江西莲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于北门村五组集体土地上建设基地、厂房是既成事实，该事实与《收据》互相印证。缴款人是谁并不影响北门村五组收到了4000元的建房用地款。《收据》载明的建设用地与案涉土地具有关联性，该建筑厂房就已是本案的主要事实之一。2.江西莲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已向上诉人出具《关于谢利娥诉广昌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房屋补偿一案的证明材料》并提交给一审法院，因此一审裁定“谢利娥未提供相关凭据证实案涉建筑物由其建造，或其个人经营管理使用”的认定确有错误。广昌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诉称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是城镇居民，并不是第三人北门村**村民，依法不能转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建房。从《收据》记载的内容可以证明，既未载明交卷人姓名，亦未载明土地所在位置。从上诉人诉称的内容可以证明，该4000元不是上诉人交纳的，而是张祥谋交纳的；但从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10月20日与张祥谋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可以证明，张祥谋转让的是位于广昌县宴公岭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的简易厂房，并不包括案涉厂房用地款。因农村都是家庭承包经营，且该案涉土地并没有承包给村民经营管理，北门村五组村民没有干涉并不能说明同意他人在案涉用地上建厂房。一审中，北门村五组代表明确表示，没有收取过上诉人的土地款，且收取张祥谋的土地款是广昌县宴公岭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的，并不是案涉厂房用地款。2.江西莲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是由余广燕、谢春红、陈玉容三位股东于2015年7月7日投资成立的，该公司至今未注销。因此案涉建筑物不论是在该公司成立前，还是在该公司成立后建成的，依法都是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的一部分，在公司存续期间，不存在分割给个人的情况，在该公司存续期间，案涉建筑物属于该公司的财产，上诉人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3．上诉人提交的《永久性转让厂房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6日，在起诉时提交的《厂房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又为2014年10月20日，明显矛盾。4．案涉建筑物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的，其买卖土地的行为违法。违法建造的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依法应予拆除，且依法不予补偿，且该违法建筑物至今尚未拆除。5．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于2019年4月4日以答辩人及广昌县城市管理局为被告，且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但上诉人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赣10行赔初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起诉。现上诉人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依法驳回起诉。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谢利娥的一审诉请为要求广昌县政府对其履行农村集体土地上厂房价值、搬迁、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128,297元的补偿义务。依据谢利娥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其系涉案集体土地上厂房的权利人。首先，原告提交的《收据》中交款单位为空白、收款事由为“建房用地”，无法确定交款人和具体的建房地块为涉案土地。其次，案涉土地上厂房现为江西莲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用地，仅凭其法定代表人余广燕出具的《关于谢利娥诉广昌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房屋补偿一案的证明材料》，并不能证明谢利娥系涉案集体土地上厂房的实际建设者。综合分析以上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和确认谢利娥为涉案集体土地上厂房的权利人。因此，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古豪莉审判员  王丽君审判员  方石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万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