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9484号原告：董昆林，男，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涵嫣，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灿，女，197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男，197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刘灿之夫，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告董昆林与被告刘灿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峰、何涵嫣，刘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昆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灿返还份额转让款686884.78元；2.刘灿赔偿利息损失（以686884.78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标准计算）；3.刘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苏州xxxx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x中心)系2015年7月21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是xxxx（苏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股东。董昆林系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也是xx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xx公司2015年下半年股改，刘灿作为xx公司员工，可认购50万虚拟股，每股0.8元。刘灿已支付40万元，xx中心也出具了收款确认单。由于刘灿同时还是董昆林妻弟之妻，故董昆林还口头委托刘灿代为持有xx公司100万元的虚拟股权。上述150万元xx公司的虚拟股权体现在xx中心份额中就是8.6446%的出资份额，受让价275972元。为履行xx中心的出资份额认购登记手续，董昆林于2015年12月1日通过股改经办人张某某向刘灿支付了275972.03元，刘灿与xx中心原合伙人阚某于2015年12月5日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5年12月6日将275972.03元转付给阚某。2017年8月15日，刘灿主动离职，其将持有的xx中心份额转让给案外人孟某某，并与孟某某、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昆林签署《合伙企业退伙及激励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将在xx中心的全部出资份额以1889358.9元转让给孟某某，税后净得1565925.78元。孟某某在合同签署后支付100万元，余款565925.78元在办理完变更登记后支付。经核实，刘灿实际持有的50万xx公司虚拟股权对应的净得应为879041元。刘灿代董昆林持有的100万xx公司虚拟股权对应的净得686884.78元应返还董昆林，但刘灿拒绝返还。刘灿答辩称：不同意董昆林的诉讼请求。双方不存在股权或合伙份额代持关系，亦从未签订过书面代持协议。刘灿持有的xx中心的8.6446%的出资份额系刘灿个人所有，其为购买上述份额已向董昆林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与xx公司的虚拟股权无关。经审理查明：xx公司系2013年8月2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昆林（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始股东为一家外资企业；2015年6月2日，股东变更为阚某、冯某某、董昆林；2015年11月11日，股东变更为阚某、冯某某、董昆林、苏州夏姆森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德中心）、苏州xx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后更名为苏州xxxx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德中心】、xx中心。2016年4月19日，xx公司的性质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xx中心系2015年7月21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董昆林，原始合伙人为阚某、冯某某、董昆林。2015年12月29日新增刘灿等42名合伙人，共计45名合伙人；此后合伙人登记经过多次变更，目前合伙人有23人，其中董昆林出资比例为10.4042%、刘灿的出资比例为8.6446%。刘灿与董昆林均确认董昆林系xx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昆林的妻子与刘灿的丈夫的系姐弟关系。2015年8月10日，xx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陈丹红向刘灿发送电子邮件，附件为刘灿的股权激励通知书，内容为xx公司感谢刘灿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同意授予刘灿股改前的虚拟股权50万股，虚拟股权将通过为员工持股而设立的合伙企业直接投资持有xx公司的方式实现。股改后，会重新核定股权书。2015年10月12日，xx公司员工张某某向刘灿发送电子邮件称，各位合伙人的股份认购数量以8月初人力资源部下发的《股权激励通知书》确定的数量为上限，认购价格为0.8元/股，缴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前。有限合伙企业已经设立完毕，将根据全体合伙人最后认缴情况确认虚拟的股份总数及每位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所占比例。股权认缴汇款账号为张某某尾号为3926的招商银行卡。2015年11月21日，刘灿向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打款40万元。2015年11月30日，董昆林向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打款190万元。董昆林自述该记录证明刘灿受让阚某的xx中心全部合伙份额款项来自于董昆林；刘灿对此不认可，认为该笔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2015年12月2日，xx公司员工崔某向董昆林发送电子邮件，称目前还有6人尚未最终确认认股情况，其中刘灿欠缴100万股……李某自述放弃1.75万股……毛叶自述放弃4万股……。2015年12月31日，45名合伙人签署了《xx中心补充合伙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的目的是通过出资并持股xx公司的方式，实现本合伙企业及全体合伙人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本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出资的认缴出资、实缴出资金额及出资期限以本《补充合伙协议》为准，如有入伙、退伙或出资份额转让的，应签署新的《合伙人出资名册》（附件1）合伙企业出资份额发生调整的，以经全体合伙人签署确认修订的《合伙人出资名册》为准。其中，刘灿的出资金额为275972.03元，董昆林的出资金额为1289967.72元。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从xx公司离职，原则上均已退伙。在xx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离职的，应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申请转让，受让方应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2015年12月1日，xx公司员工张某某通过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向孟某某、刘灿等人打款，其中支付给刘灿的金额为275972.03元。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张某某不仅仅向其一人转账合伙款，对2015年12月5日受让xx中心合伙份额的很多其他合伙人也转账了与转让金额一致的合伙款。刘灿主张这是企业的统一安排，与其是否是实际股东无关。2015年12月5日，阚某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刘灿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刘灿将其在xx中心的出资份额27.5972万元以27.5972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受让方于2015年12月5日前将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出让方。同日，xx中心作出《xx中心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普通合伙人董昆林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额175.4449万元中的46.4483万元转让给孟某某等8人；有限合伙人阚某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额71.8986万元中的55.2442万元转让给刘灿等25人，其中转给刘灿27.5972万元，对应份额8.6446%；有限合伙人冯某某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71.8986万元中的54.3243万元转让给汤某某等11人。上述全部合伙人在协议后附的签字页上签字。2015年12月6日，刘灿向阚某打款275972.03元。2017年6月23日，董昆林将其与崔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转发给刘灿，转发的记录显示崔某称“经核实，刘灿曾交过40万股认购款，对于50万股BVI股，第二批受激励员工缴款时段集中在2015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之间，如果她是这个时间段缴款的，可以去打印这个时间段的银行流水。但截至胜有离职时，胜有的银行卡流水中只有2人股款40万元，其他款项不详，刘灿收到的确认单也只有这40万元。”董昆林表示，建议刘灿查询打印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之间的流水。刘灿表示“好”。董昆林表示上述内容证明刘灿确认仅认购了50万虚拟股，刘灿不认可，主张上述内容并无此意。2017年8月15日，刘灿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孟某某、丙方（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昆林签订《合伙企业退伙及激励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退伙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因个人身体原因向xx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其派驻的工作单位主动申请离职。甲方在任职期间，工作良好，无违章行为。己方根据xx中心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丙方提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全部激励出资份额。甲乙双方协商后，共同向丙方提出申请。丙方同意甲乙双方关于份额转让的申请。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按照《补充合伙协议》的约定，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从公司离职，均应从合伙企业退伙。乙方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之一，符合约定的受让主体资格。经甲乙双方自愿协商，甲方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275972元的出资份额按照1889358.9元对价向乙方转让。甲方因转让上述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印花税等税费共计323433.12元，由甲方承担，乙方从税前价款中扣除并代为申报缴纳。乙方实际支付甲方扣税后的净额为1565925.78元，分两次支付。首次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100万元。第二次支付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后续办结后15日内，支付尾款565925.78元。丙方对此方式予以同意。2017年8月15日，即《退伙转让协议》签订当日的上午9点半左右，董昆林曾向刘灿微信发送一张草稿纸的照片，草稿纸载明150万=100万+50万，50万/4.48=119617元，全款998801元，净付879041元。随即，董昆林发送微信称“确认刘灿离职之前应付未付税前销售佣金X；应付全部合伙出资退伙税后879041元”，刘灿未回复。下午1点左右，董昆林再次向刘灿发送语音称“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没转……你把你的卡号和开户行的详细信息给我，我现在发给他们，让他们今天都转了好吧。不好意思，不知道他们把这个耽误了”，刘灿于是将尾号1077的中国银行卡拍照发给了董昆林。董昆林主张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刘灿仅应得879041元，其余份额转让款均应支付给董昆林。刘灿对此不认可，称当时并未注意到董昆林发送的关于879041元的照片和微信，也没有予以确认，这只是董昆林的单方陈述，不能证明什么，应以《退伙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2017年9月6日，xx中心及董昆林向刘灿出具函件称，xx中心已于2017年7月31日收到刘灿的退伙申请，清算手续已按约定启动。董昆林在此确认刘灿在出任xx中心合伙人期间没有违反过约定。董昆林保证并承诺在退伙手续工商变更完成后，刘灿不再持有xx中心份额，也不存在任何待他人持有合伙份额的情况。退伙手续办理完毕后，未来如发生与上述保证不符的相关民事或经营纠纷，由董昆林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2018年3月19日，董昆林、工商登记经办人崔某向刘灿出具《关于刘灿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应出资的说明》，称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曾作为xx公司搭建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瑞德中心、xx中心使用。2015年12月1日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刘灿转账275972.03元，2016年1月5日转账735926.67元。刘灿收到上述两笔款项后，分别于2015年12月6日汇出275972.03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阚某账户，作为xx中心份额对价。于2016年1月20日汇出447804.82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冯某某账户；于2016年5月10日汇出119846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阚某账户，汇出168275.78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董昆林账户，作为其受让瑞德中心合伙份额的对价。上述几笔资金均由xx公司主要股东为搭建合伙平台设立，并非刘灿受让其相应合伙份额的真实出资。为证明刘灿持有xx中心的合伙份额并非代董昆林持有，董昆林在本案中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刘灿提交了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的（2018）苏0591民初696、69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xx中心代理词、xx中心上诉状为证。上述证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6日，孟某某仍未按照《退股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灿支付份额转让款，刘灿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xx中心以此为由作出决议将其除名，决议应为无效。xx中心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称，刘灿拟认购150万元虚拟股份，每股0.8元，刘灿应出资120万元，但仅实缴40万元，出资不到位，xx中心可以依法将其除名。董昆林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书面代理词只是xx中心代理人的意见，应以生效判决为准。为证明刘灿持有的xx中心份额有部分系代董昆林持有，董昆林提交了冯某某、阚某、苏州x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公司，董昆林独资）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xx中心、瑞德中心均系xx公司主要股东董昆林、冯某某、阚某为搭建员工持股平台设立，其中xx中心的原始合伙人系董昆林、冯某某、阚某三人，以及xxx公司。冯某某、阚某、xxx公司一直确认刘灿系董昆林妻弟配偶，董昆林委托其持有的合伙份额（除刘灿本人自行认购的50万虚拟股权对应份额外），受托代持的实际出资均来源于董昆林。刘灿对该说明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冯某某、阚某、xxx公司并未到庭作证，且均与董昆林存在利害关系。为证明刘灿持有的xx中心份额对应150万xx公司虚拟股，董昆林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同批激励对象认购虚拟股数量及相应持有xx中心份额的统计表。刘灿对此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另查一，2017年10月9日，xx中心作出《xx中心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议称决定对有限合伙人蔺某某、陈某、刘灿除名，并同意将三人合伙份额转让给孟某某……刘灿的出资额为27.5972万元，同意刘灿将其出资以27.5972万元（税前）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人孟某某……。落款处仅有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孟某某签字及xx中心公章。2019年3月26日，xx中心再次做出《xx中心合伙企业变更决议》称刘灿于2017年7月31日从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x**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x公司）离职，2017年8月15日与孟某某签署了《退伙转让协议》。协议签署后，刘灿未配合工商变更登记，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决议对其除名……除名后，将蔺某某、刘灿、陈某的合伙份额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转让给普通合伙人董昆林。落款处有董昆林、阚某等14名合伙人的签字。董昆林与刘灿均确认上述两份合伙决议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无效。另查二，诉讼中董昆林、刘灿均认可孟某某分别于2017年9月4日向刘灿支付退伙转让款20万元，于2020年1月3日支付退伙转让款80万元，其余款项尚未支付。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电子邮件、银行流水、合伙决议、《出资份额转让协议》、《退伙转让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统计表、函件、说明、《关于刘灿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应出资的说明》、庭审笔录、代理词、上诉状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董昆林主张刘灿在xx中心曾经持有的全部份额有2/3系代董昆林持有，只有1/3属于其自己的份额，故应把退伙时转让全部份额所得的1565925.78元中代董昆林持有的部分份额转让款返还给董昆林，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代持关系。董昆林、刘灿均确认并未签署过代持协议，董昆林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灿曾确认其在xx中心的份额中有部分系代董昆林持有。现董昆林主张刘灿代其持有部分份额，但仅能提供张某某向刘灿支付合伙份额受让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主张张某某的付款行为系基于董昆林的安排，拟以此证明董昆林的实际出资行为。但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可知，张某某不仅向刘灿支付了合伙份额的全部受让款，还对同一时期的数十位新增合伙人转让了合伙份额受让款，董昆林也曾确认张某某的银行卡曾作为xx公司搭建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瑞德中心、xx中心使用，张某某转给刘灿的合伙份额受让款均由xx公司主要股东为搭建合伙平台设立，并非刘灿受让其相应合伙份额的真实出资，故董昆林以此主张自己是实际出资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董昆林提交的冯某某、阚某、尼普顿的情况说明应为证人证言，但证人并未出庭，且三人与董昆林亦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董昆林要求刘灿返还份额转让款、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5元、保全费3920，由原告董昆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雅清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