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19786号原告：侯建江，男，197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西藏商报社，住所地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朵森格路**。法定代表人：杨军录，总编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辉，西藏源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玛央吉，西藏源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侯建江与被告西藏商报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建江，被告西藏商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辉、白玛央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建江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元。事实与理由：自由摄影师刘飞越创作并于2014年10月14日发表了摄影作品《七年伴侣放生羊》，是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人。2015年12月25日，刘飞越与本案原告签署摄影作品专有使用授权协议，授权原告专有使用其所拍摄的摄影作品，该专有使用权特指：在中国境内展示、销售和许可他人使用刘飞越的作品，并有权就第三方违法使用作品的行为（包括在本协议签署前或签署后所实施的）采取友好协商、行政投诉、民事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2015年3月11日，被告未经许可将上述作品上传至其所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西藏商报（微信号：×××）”，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西藏商报社答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1.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为案涉照片的被许可人，在原告提供的专有使用权授权协议中，该协议是于2015年12月25日签署，其中明确授权期限为三年，且授权期限已于2018年12月25日截止。原告在2020年7月起诉被告，而此时原告并非著作权人也非作品的专有使用权人。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被许可人仅能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使用，其权利受制于合同的约定。被许可人不能擅自行使超出约定的权利，同时也只能以约定的方式在约定的地域和期限行使著作权。2.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刘越飞于2014年10月发表过相关照片，但无法证明案涉照片的作者为刘飞越。案涉图片的格式均为“JPG”格式，并非数码照片的“RAW“格式，众所周知”jpg“格式的图片可采取”水印“仅二次编辑、修改等，本案案涉图片不能确定是否为数码照片的原始状态。因此，原告侯建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原告的规定，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且案涉照片无法证明其权属，理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即使被告使用了案涉图片，依法也并没有侵权，没有违法所得、没有给权利人造成损失。西藏商报社的性质属于事业法人，其经营范围是传播西藏自治区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本案中其使用案涉图片在其发布的题目为《【第三级】背后的西藏故事，次旺老人与“放生羊”次仁的幸福生活》文章中主要是为了讲述的西藏故事，其目的也只是向公众传播西藏民风民俗。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文章截屏的证据就可以判断，这篇文章是一种对西藏文化，民风以及百姓生活的谱写和介绍，以及对西藏特有民俗文化的传播，目的是便于群众和社会大众了解西藏，属于对西藏的民俗、传统等文化的一种介绍学习，即向社会大众普及西藏文化而已，并非用于商业经营，也并未因此获利。因此，答辩人的行为符合《著作权法》第22条第二款“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规定，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一）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等相关规定。因此，被告发表的文章是介绍和传播西藏文化，没有营利性目的也属于法律许可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范围，同时也没有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失。所以被告不侵权。三、原告的行为没有可保护性。通过网上搜索原告“侯建江”的名字，可以发现原告把法院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属于职业维权者。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断加强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了一批“职业维权者”，而原告正是利用其职业优势以此牟利，违背了《著作权法》的第一条及第四条的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北京互联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涉网图片类著作权案78件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个别图片公司或者律师甚至专门从事图片维权诉讼，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商业利益。报告建议，通过裁判规则，引导图片版权的商业价值实现途径回归市场。在确保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避免权利人通过诉讼获得额外的利益，让当事人明确意识到，诉讼只是侵权的事后救济手段，不能够成为获取商业利益的主要渠道。因此，原告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所谓“维权行为”已经违背了法律的立法精神，违背了道德，违背了著作权法的原则。被告认为，这种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且不能满足“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被告的行为未构成侵权，没有侵犯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14日，微信号“腾讯公益”刊登《第二十九期——七年伴侣放生羊》系列摄影作品，包含涉案15张图片，内容主要是对西藏老人次旺和他的放生羊次仁的日常生活拍摄，标记“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品”，署名“摄影报道：刘飞越”。原告侯建江为证明其权属，提交了涉案图片的电子底片信息截图。2015年12月25日，刘飞越与侯建江签订《专有使用授权协议》，将刘飞越签署本协议时已发表及将来发表的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性权利授予侯建江以专有使用权的方式行使，使用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3年；授权权限为在中国境内展示、销售、许可使用及就第三方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的权利。2018年8月10日，刘飞越与侯建江再次签订《专有使用授权协议》，将前述授权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25日。2020年3月1日，原告侯建江在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申请电子取证。公证显示：微信公众号“西藏商报（微信号×××）”在2015年3月31日发布的文章“《第三极》背后的西藏故事：次旺老人与‘放生羊’次仁的幸福生活”中使用了涉案15张图片。经查询，上述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体为西藏商报社。庭审中，西藏商报社认可涉案微信公众号使用了涉案15张图片。上述事实，有网页截屏打印件、电子底片截屏打印件、《专有使用授权协议》、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作为证据。本案中，根据原告侯建江提交的网页截屏打印件、《专有使用授权协议》、电子底片截屏打印件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侯建江从作者刘飞越处获得了涉案图片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著作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被告西藏商报社未经原告侯建江许可，在其主办的微信公众号“西藏商报（微信号×××）”发布的文章“《第三极》背后的西藏故事：次旺老人与‘放生羊’次仁的幸福生活”中使用了涉案15张图片，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图片，侵犯涉案图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西藏商报社辩称其使用涉案图片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构成合理使用。本院认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应限于对涉案作品本身的介绍、评论，说明某一问题应限于使用涉案作品说明其他问题，适当引用的目的不是单纯展示作品而是介绍、评论和说明。涉案微信公众号文章并未对涉案作品本身进行介绍和评论，也未引用涉案作品说明其他问题，且涉案文章主体内容即为摄影师拍摄的涉案图片，亦超过适当引用的范围，故对于被告此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西藏商报社应赔偿数额，由于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及被告西藏商报社的违法所得，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图片的创作难度，市场价值以及被告西藏商报社使用涉案图片的数量及宣传使用方式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6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藏商报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侯建江经济损失6000元；二、驳回原告侯建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侯建江负担175元（已交纳），被告西藏商报社负担100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崔璐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潘昌书 记 员 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