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5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原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某，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1，现住山西省汾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住山西省汾阳市，系李某1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志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原某，现住山西省汾阳市。   原审被告：贺某，现住山西省汾阳市。   再审申请人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房地产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某1、原审被告原某、贺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1民终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恒信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认定13024300元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极不充分。大额款项的民间借贷案件，最基本的常理是“当事人应当提供款项来源、款项流向”等证据，以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亦有相应的明确规定。然而，一二审法院在被申请人对如此巨大的“出借金额”未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仅依据证人证言这种极不可靠的言词证据即进行了认定，不仅不符合证据规则甚至违背了基本的常理。即使是现金交付，最起码应当审查出借人的款项来源（银行取款凭证等）予以佐证。如被申请人所主张“2014年12月16日现金出借500万”，仅有证人任佳明、胡仕明、潘琪证人证言即认定真实，这么大金额的款项，没有金融机构的任何客观证据。诸如此类事宜，在本案中比比皆是。此外，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与贺仁孝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数额并非生效判决认定的数额。（2）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借款由申请人使用。其一，申请人账户中在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段从未收到过相应金额的款项；其二，在被申请人主张的部分借款发生时，贺仁孝与申请人尚无任何关系，申请人开发的项目亦尚未实施；其三，被申请人提供证据中涉及到申请人的印章为假冒印章且无相应的股东会决议，不能据此认定申请人有偿还的意思表示。申请人之所以在原诉讼过程中未申请鉴定系因为申请人认为人民法院不可能认定被申请人所主张的事实，审判监督程序中申请人愿意申请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以查明案件事实；其四，所谓的财务移交表并非申请人的账务记载而仅系移交人所留存的资料，不能据此认定申请人认可与被申请人存在借贷关系及以房抵顶的事实。此外，两审法院作为重要证据的“财务移交表”并无原件，真实性不应确认。（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误。如上所述，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使用了被申请人所谓的“借款”，缺少申请人承担偿还责任的依据。2.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并不必然等同于法人的行为，本案所涉借贷关系的基本证据均未表明贺仁孝在借款发生时代表申请人，此后即使加盖印章亦有推卸责任之嫌，更何况加盖的印章并不真实。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被申请人李某1辩称，1.被申请人款项来源问题。被申请人原来经营多项业务，家里有现金2000万存款，被申请人的财产来源是合法的。有证据能够证明形成担保后，申请人原法定代表人、现任担保人都在场的证据，有整个借款过程的录音录像。该录音录像对借款的款项数额描述的非常清楚。从借条、借款明细、买卖协议、转账凭证、证人证言来看，本案1300万证据的形成、证据的真实性不存在瑕疵。2.关于资金是否由申请人使用，被申请人作为出借人在民间借贷中没有监管贷款使用的义务。3.申请人所称借款的时候贺仁孝与申请人没有关系，项目当初没有实施，但财务移交表第一项就写的特别清楚，项目在2013年就开始实施，申请人所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财务移交表所讲的单方记载，申请人没有否认其真实性，接收人等人都对财务移交表做了完整的确认，是一份真实的记载，证据来源是申请一审法院在其他案卷中调查出来的，财务移交表我们都做了核实，完全是真实的，其反映内容是真实的。4.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法律规定的很明确，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提的申请理由均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根据再审申请人恒信房地产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和原审判决情况，本案主要审查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12月1日，贺仁孝向李某1出具借条，载明贺仁孝向李某1借款13024300元，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期限为9个月，双方约定借款本息于2017年9月1日一次性结清。原某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该借条上加盖有恒信房地产公司的印章。贺仁孝向李某1出具借款明细，确认2014年12月16日至2016年11月29日期间，共有14笔借款，总金额为13024300元。前述借款明细亦加盖有恒信房地产公司的印章。恒信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主张上述证据中恒信房地产公司的印章为假冒印章且无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并称愿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申请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恒信房地产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印章为假冒印章，原审中亦未对印章的真伪申请鉴定。其提出愿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申请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恒信房地产公司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依据不充分，不予采纳。（二）恒信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称，李某1主张的部分借款发生时，贺仁孝与恒信房地产公司尚无任何关系，开发项目尚未实施。再审审查中，恒信房地产公司称2014年7月24日贺仁孝开始担任恒信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直到2018年去世，2018年1月1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某，但2014年11月13日贺仁孝就把恒信房地产公司及项目转让给第三人霍扩，公司实际上不是贺仁孝的，只是法律上手续未变更。经查，从案涉借条及借款明细来看，案涉借款发生于贺仁孝担任恒信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恒信房地产公司提供的其与霍扩于2014年10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贺仁孝已将恒信房地产公司转让给霍扩，恒信房地产公司关于贺仁孝与其无任何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三）恒信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主张案涉财务移交表并非公司的账务记载而仅为移交人留存的资料，真实性不应确认，不能据此认定恒信房地产公司与李某1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等事实。再审审查中，恒信房地产公司提交王凤平情况说明，证明财务移交表并非公司财务记账，仅是贺仁孝个人记账，王凤平在不清楚26-79项是何内容的情况下签署财务移交表。关于财务移交表上移交人、监交人、接收人的身份问题，恒信房地产公司称，移交人刘永光是公司临时会计，贺仁孝去世后，霍扩和原某、政府出面将项目运作起来，要求刘永光将最早的资料交回来，才有了财务移交表。监交人原旭瑞在公司没有职务，负责协调回迁户。接收人王凤平是公司一直以来的会计，但只认可财务移交表中的1-25项，其余项不认可。但财务移交表上移交人、监交人、接收人均为恒信房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恒信房地产公司提交的王凤平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其关于财务移交表真实性不应确认的主张，其该项申请再审的事由，不能成立。（四）恒信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中提交汾阳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承诺书、恒信公司资产负债表、贺仁孝银行卡明细、王凤平情况说明、（借款）协议书等证据，以此作为新的证据，证明其与李某1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李某1与贺仁孝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数额并非生效判决认定的数额。李某1则认为，恒信房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可以提供，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新证据的相关规定。关于新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且该新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恒信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恒信房地产公司应偿还借款本息，是依据案涉借款发生于贺仁孝担任恒信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案涉借条及借款明细等证据上加盖有恒信房地产公司印章等事实，并结合财务移交表等证据进行的综合评判认定。恒信房地产公司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依据不充分，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恒信房地产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晓轩   审判员 张 林   审判员 王怀师     二○二○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