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5行终4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英，女，195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城市管理局泉州经济开发区分局，住所地泉州市开发区德泰路**附楼。 负责人：许振逸，局长。 上诉人李玉英诉被上诉人泉州市城市管理局泉州经济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城管开发区分局)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3行初6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的方式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6月8日，城管开发区分局组织强制拆除开发区美泰路泉州市信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对面搭盖。李玉英于2017年6月15日向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交申请报告，报告中载明：“2017年6月8日，开发区执行局带队将本人的厂房拆除，”2017年9月5日，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泉开清司信告(2017)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载明：“要求我公司补偿您位于美泰路(池店村段)以东、南高渠以西，被开发区执法分局2017年6月8日拆除的简易搭盖.......您被拆除的建筑物土地属开发区已征地范围，您在未取得任何批建手续的情况下建成，属违法占地的违章建筑.....鉴于上述原因，我公司不能对您做出任何补偿，且开发区执法局将再次组织对部分砖混结构进行彻底拆除，并对该地块进行绿化美化。”2017年9月29日，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泉开清司信告(2017)6号《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中载明：“2017年9月25日，您致信泉州市信访局，提出您的简易搭盖厂房被开发区执法局拆除，因家庭经济困难，要求开发区予以补偿的信访事项......”。李玉英以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为被告于2020年1月3日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闽02行初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玉英的起诉。后，李玉英于2020年6月25日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李玉英起诉城管开发区分局的讼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法院受理的期间，是起诉条件之一。起诉如无正当事由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则丧失诉权，法院将不再受理。确定起诉期限的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避免行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中，城管开发区分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实施讼争强制拆除行为时已将实施行政行为主体、行政行为内容、起诉期限告知李玉英，但根据李玉英持有的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5日作出的泉开清司信告(2017)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的泉开清司信告(2017)6号《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可以证明李玉英至迟于2017年9月25日就已知道讼争强制拆除行为及实施行政行为主体。即使依照当时有效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适用两年的起诉期限，李玉英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最迟至2019年9月25日亦已满2年，2020年6月25日李玉英才向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之规定，此条规定的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应当为不可抗力、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确实不能行使起诉权的期限。李玉英并未能举证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故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涉及不动产案件的20年的最长起诉期限适用于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故本案依法不适用此条规定的情形。综上，李玉英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李玉英的起诉。 李玉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支，改判支持李玉英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城管开发区分局承担。事实与理由：李玉英系晋江市池店镇池店村村民，因国家土地改革，在村里分得相应的田地及山地，地址位于晋江市××镇××村××路××村段××以东、南高渠以西。2017年6月8日，城管开发区分局在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形下，将李玉英所有的500平方米左右的简易厂房予以强制拆除，并将属于李玉英所有的拆卸下的铁皮、铁梁等财产悉数强行没收运走。由于城管开发区分局在实施本案行为前并没有告知李玉英，李玉英对该行为主体一直不清楚，故李玉英于2019年1月18日以管委会为被告起诉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该行为为城管开发区分局实施，于是李玉英申请变更被告并请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不适合直接移送，故李玉英于2020年6月25日向丰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以泉开清司信告（2017）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和泉开清司信告（2017）6号《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这两份证据做为认定李玉英应知被诉行为和行为主体的依据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应由城管开发区分局举证证明，但本案中城管开发区分局虽然主张李玉英超过了起诉期限，却并未举证。至于泉开清司信告（2017）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和泉开清司信告（2017）6号《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这两份证据是李玉英举的证据，并非是城管开发区分局证据。用李玉英证据来为城管开发区分局的主张做依据，这是本案最大的错误。其次、该两份证据都是作为民事主体的开发公司给李玉英的材料，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应负的告知义务。更何况该文件关于行为主体的说法来源于李玉英申请书上的说法，而李玉英的说法又来自于道听途说，并非具有行政法效力的“知道”。不能依据这样的材料作为认定李玉英已知被诉行为及行为主体的依据。2、一审法院关于李玉英获知被诉行为和起诉的流程认定错误。由于李玉英一直并不知道房屋被拆除一事是城管开发区分局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错误的将此事认定为是管委会实施的国家征收行为，所以在案发以后，即向管委会提出补偿申请，管委会未予答复，却收到作为民事主体的清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出的所谓信访答复，于是李玉英在对该信访答复提请复核的同时又向管委会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案涉地块的征地协议等材料，但管委会以李玉英的申请与所谓信访申请内容重复为由不予理睬，后李玉英向泉州市人民政府就管委会的信息公开不作为提起行政复议，泉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9日作出了泉政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管委会就李玉英的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但管委会仍然未予答复，后李玉英于2019年1月19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就管委会的征收不作为及滥用职权行为的诉讼材料，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材料后一直放着不理，直到李玉英于2019年年底亲自去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催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才给立案，又拖到2020年6月4日才开庭审理，6月18日才做出裁定，而李玉英在收到该裁定后的6月25日就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值得指出的是，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虽然仍然沿用李玉英自己的说法来认定管委会并非适格被告，并据此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但是这份裁定是司法文书，具证据效力，在收到该裁定后，才可以认定李玉英具有了以城管开发区分局为被告提起本案之诉的有效证据。纵观李玉英在此案案发后的权利自救流程，可以清晰的看出，由于城管开发区分局未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李玉英自始至终不知道城管开发区分局就是案涉行为的行为主体及该行为的行为性质，一直都在以管委会为责任机关走征收补偿的救济途径。只是在一审庭审中，城管开发区分局主动承认自己为行为主体后，李玉英才确实的知道了城管开发区分局就是案涉行为的行为主体和该行为的性质。所以，李玉英一直在积极行使自己的诉权，并没有放任自己的起诉期限错过。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由于一审法院错误的将2017年9月25日认定为李玉英应当知道被诉行为的日期，将其作为计算起诉期限的起算日，从而认为李玉英超过起诉期限而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三、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拆除违章建筑要经过当地规划部门的认定，在正式实施拆除行为之前还应当进行公告，然后向行政相对人下发《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书上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只有当行政相对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时，执法部门才可以强制拆除。本案中，在李玉英未曾收到过以上的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城管开发区分局强行拆除了其房屋，该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城管开发区分局提出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李玉英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城管开发区分局于2017年6月8日对其址在晋江市池店镇池店村美泰路的简易厂房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根据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李玉英一审提供的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5日作出的泉开清司信告(2017)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的泉开清司信告(2017)6号《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李玉英至迟于2017年9月25日就已知道本案强制拆除行为及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故李玉英于2020年6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李玉英上诉主张其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耽误的时间，属于其自身放弃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可以扣除的情形。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李玉英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玉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海瑞 审判员  庄丽娜 审判员  谢火生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嘉怿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