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6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村民委员会（原名称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大窑街道办事处西山北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法定代表人：曲振军，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振阳、孙盛楠（实习），山东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少林，男，196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波，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头村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孙少林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2民初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北头村村委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612民初475号民事判决，依法认定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多收的租金2万元，驳回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2002年2月6日收款收据为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承包费错误。综合上诉人提交的各种收款收据及《水泥池、沙池租赁合同》、《鲍鱼场承包合同书》、上诉人2002年收支明细账、现金日记账等综合证据看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上诉人从王平安处转让涉案鲍鱼场，2002年2月6日被上诉人向王平安支付5万元转让费，由上诉人代王平安收取，从中扣除王平安欠上诉人的租金及违约费后再给王平安。因此被上诉人实际共向上诉人交纳295000元租金。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王平安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错误。2002年1月26日上诉人与王平安《鲍鱼池承包合同补充条款》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鲍鱼池承包合同是建立在上诉人与王平安签订的《水泥池、沙池承包合同》基础上，结合当时上诉人村书记及村委会主任曲某当庭佐证及2002年2月6日上诉人代王平安收款款项收据，能够证实王平安将未履行完毕的租赁合同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取王平安4万元违约金的事实。三、原审法院认定第（2）张收据中载明的50000元是被上诉人2002年向上诉人交纳的承包费没有事实依据。2005年因对鲍鱼池进行改建增设附属设施，双方协商用被上诉人改建增设的费用125000元抵顶2002年3月31日应交纳的承包费。四、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以证实该8万元是退还给被上诉人多收的租金错误。被上诉人及其他人签字的2008年4月27日付款凭条证明被上诉人已于2008年4月27日将补偿款148587元全部领走，且补偿款实际由政府直接发放给被上诉人，不存在村委另行向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问题。被上诉人原二审中称该8万元系被上诉人另行承包上诉人其他虾池补偿款，高院再审及本次原审庭审中又称除涉案鲍鱼池外没有承包过上诉人其他养殖池，其主张自相矛盾。虽8万元付款摘要载明虾池拆迁补偿款，是因原会计曲振川笔误，但结合被上诉人已收取政府支付的全部补偿款，上诉人2009-2020年及2011年应收账款账目，证实上诉人应退还被上诉人租金115000元，扣除已退还的8万元，尚欠被上诉人35000元。被上诉人孙少林二审书面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不成立。被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交上诉人出具的收据10张，除第一张、第十张法院未予认定外，其余八张收款收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共交纳承包金345000元的事实，扣除应交纳的2002年至2008年6年承包费外，上诉人需退还被上诉人承包费150000元。二、收款人为王平安的收据载明被上诉人交纳鲍鱼池租金5万元，收款人处系上诉人会计填写王平安姓名，被上诉人与王平安无任何关系。上诉人收取王平安因不到期转让的4万元违约金系上诉人与王平安之间的事，与被上诉人无关。三、上诉人主张返还给被上诉人租金8万元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交的《海洋监测站建筑物拆迁补偿认定书》涉及的房屋与本案涉及的养殖池系完全不同的标的物。孙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在原一审最初的请求是1.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鲍鱼场承包合同》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0万元(以评估为准)；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此次重审中因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的事实没有争议，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将多收的215000元租金返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一审中，原告提交了与被告于2002年1月26日签订的《鲍鱼场承包合同书》，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发包单位:西山北头村委（甲方即被告），承包单位：孙少林（乙方即原告）一、发包范围：略。二、发包期限:总计壹拾伍年，自2002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三、承包的用途和性质:略。四、承包利润金额及支付方式：1、年利润为叁万元正，总计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2、利润付款期限16年付清。3、付款方式：2002年元月30日付给甲方伍万伍仟元；2002年3月31日前付壹拾贰万伍仟元；自2003年起，每年元月1日付叁万元至2010年元月1日止，余下叁万元在2016年1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合同其它条款略）。”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经营海参育苗养殖。2008年2月份，中科院海洋观测站将原告承包的两个水泥海参育苗池、海参池闸门征用，补偿款646745元由被告西山北头村委于2008年3月25日领取。2008年4月27日，孙少林与大窑政府签订补偿《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由孙少林领取了补偿款148587元（建筑物补偿52629+附属设施补偿66921+拆迁奖励29037）。2.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实际从2002年2月履行至2008年2月共计6年、按合同约定应交付的承包费为6年180000元的事实没有争议，法院予以认定。3.双方当事人对原一审、二审判决后，被告经法院执行程序付给原告15000元的事实无争议，法院予以认定。4.原一审时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原一审判决判项第一条解除双方合同，该判决于2016年8月11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上诉及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再未对解除合同事宜提出异议，法院认定合同已于2016年8月11日解除。本次重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争议不再行主张或抗辩，因此本案中不再对该事实进行审理和累述。5.被告抗辩超过诉讼时效，原一审二审均未予支持。此次重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为退还租金数额的确定，被告表示认可并同意返还原告租金20000元，未再对诉讼时效有所涉及，故本案亦不再对诉讼时效进行审理和累述。6．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提出要求被告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诉讼费用，法院视为其放弃该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孙少林在合同履行期间已付给被告的承包租赁费是多少、被告是否退还过原告承包租赁费(退还多少)，由此引发的被告还应退还给原告多少承包费的争议。原告主张，其已交纳的承包费为395000元，扣除应交的180000元后还应返还215000元(注:再扣除执行款15000元后实际应为200000元)。被告抗辩，原告已交的承包费为295000元，扣除应交的180000元，再扣除已退还的80000元，还应退还35000元(扣除执行款15000元后实际应为20000元)，双方之间存在180000元的差额。双方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观点各自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是10张收款收据如下：(1)2002年1月27日收据50000元，备注“(现金村委代收)”，经手人“王平安”，加盖村委印章[注:该证据原告未能提交原件]；(2)2002年2月6日收据50000元，备注“村委代收”，收款“王平安”，加盖村委印章；(3)2003年1月20日收款收据30000元，摘要“收虾池租金”；(4)2003年12月27日收据30000元，摘要“收04年承包鲍鱼池上交款”，加盖村委印章；(5)2005年1月29日收据30000元，备注“收上交2005年利润款”；(6)2005年7月12日收据125000元,摘要“（应交时间2002.3.30号）收鲍鱼池租金”;(7)2006年6月3日收据30000元,摘要“收2006年鲍鱼池租金”，加盖村委印章；(8)2007年1月30日收据30000元，摘要“收鲍鱼池租金”，加盖村委印章；(9)2008年2月7日收据20000元，摘要“收鲍鱼池租金”，加盖村委印章。(10)原告还提交一张2003年4月9日由牟平区电业集团公司开具的50000元收款收据，交款单位书写为大窑西山北头鲍鱼养殖厂，加盖牟平区电业集团公司印章，原告自述该单据已包含在第（6）张125000元单据之内。因此，原告以第（1）至（9）张单据主张其已交纳的承包费为395000元。[备注：开具上述单据的村委会计曲振川已于2015年因病去世，王平安从原诉讼期间至今一直不能找到]。被告对上述单据的意见为：对（3）至（9）单据无异议；第(1)(2)张收据是村委代收的原告孙少林应向案外人王平安缴纳的费用，并非原告向村委缴纳的承包费。因该租赁场地原由王平安承包10年尚有6年未履行，孙少林中间转包需向原承包人王平安缴纳部分费用，实际上村委与孙少林在合同中约定的2002年度应交的承包费孙少林一直未缴纳；第(10)张收据系原告孙少林向牟平电业部门缴纳，与承包费无关。即上述该三张收据记载的共计150000元均不是缴纳的承包费，原告向被告缴纳了295000元[即第（3）至（9）单据中载明的数额]。被告两次庭审各提交以下证据，第一次:证据一、1.与案外人王平安于1998年4月28日签订的《水泥地、沙地租赁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租赁期10年，自1998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年租金20000元，实行先交租金后使用的办法，约定租金交纳方式为1998年4月28日付50000，1999年12月31日付80000，2000年12月31日付70000”)；2.与王平安于2002年1月26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内容为在合同基础上“有乙方王平安转让6年，收款18万元（自2002年至2007年），后期履行的时间为2008年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村委收款计27万元”；3.王平安缴纳承包款的收款收据7张，载明王平安自1998年4月26日至2001年1月17日共交承包费64500元。证据二、由原、被告签字盖章的《海洋监测站建筑拆迁补偿认定书》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载明孙少林于2008年4月27日领取补偿款148587元（建筑物补偿52629+附属设施补偿66921+拆迁奖励29037）；证据三、1.两张孙少林领取款项的付款凭单:2009年1月22日领取50000元，摘要写明“付虾池拆迁补偿款”；2009年3月25日领取30000元，摘要写明“付现金”；2.本村会计所作的户名为孙少林分户账页，记载了“付80000元，与115000元结转后，余35000元”的内容。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认为，原告是与被告村委签订的合同，租赁费是向村委缴纳，与王平安无关；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认为，原告最初起诉时是两个诉求，分别是补偿和退租金，被告提交的两张单有一张明确写明是付的“虾池拆迁补偿款”，另一张写明是“付现金”实际也是补偿款，并非是给原告退还的租金，分户账是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认可。被告第二次庭审提交：证据一、2002年1月27日50000元收据所在的整本收款收据存根（该第二联收据联原件存于此内），证明2002年1月27日收据原件由村委保存作废处理并未交付给原告孙少林，且在该收据联上有孙少林本人签字，说明孙少林与王平安之间确实存在合同转让的事实，否则王平安和孙少林不可能同时在收据上签字。证据二、2002年被告收支明细账及现金日记账，证明2002年被告账目中没有出现原告主张的2002年1月27日和2002年2月6日各交给村委50000元的事实，即被告没有收到该100000元，2002年2月6日的50000元收据也只能证明原告是通过被告村委向王平安支付了50000元的事实。证据三、王平安于2002年1月27日向被告交付50000元和2002年2月6日向被告交5000元的收款收据。因为2002年1月王平安和孙少林商量转让合同，想要通过村委办理手续，因原合同尚不到期，村委当时不同意。村委的意见是王平安必须缴纳违约金，王平安当时已履行4年尚有6年未履行，孙少林承包时的租金是3万元，王平安承包时是每年2万元，村委的意见是如果要转让，王平安也必须按照每年3万元履行，意即王平安已履行的4年每年要补交1万元违约金共计4万元，加上当时王平安尚欠村委的15000元承包金共计应交55000元。王平安把合同转给孙少林向孙少林索要了部分转让费，孙少林提出要通过村委向王平安交付款项，主要是要求村委给起个证明作用。因当时王平安还欠村委15000元承包费和4万元的违约金，所以村委要求孙少林交给王平安款项时要通过村委支付。2002年1月27日王平安向村委交纳了5万元，这5万就包括4万的违约金和尚欠村委的承包费1万元。2002年2月6日孙少林要付给王平安5万元转让费时也是通过村委进行的交付，王平安又将其中的5000元支付了尚欠村委会的5000元，剩下的45000元由王平安拿走了。因此村委在2002年2月6日出具了一份5万元的收据，在收据上注明“村委代收”，由王平安在收款人处签字。证据四、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应收款账目，在2009-2010年账目中载明“支付给孙少林8万元”，在2011年账目中载明“转多交租金35000元”及相关的记账凭证。证明被告于2009年1月22日付给孙少林5万和2009年3月25日付给孙少林3万元，这8万就是返还给孙少林多付的承包租金，截止到2011年被告记载的只欠原告35000元(即多收的租金)。证据五、证人曲某证言。曲某是王平安和孙少林交接合同时的经手人，当时任村委负责人。经质证，原告的意见为:对证据一，原告提交的复印件确实是通过自己持有的原件复印的，原告不慎将原件弄丢，村委有该单据原件就应承认交款50000元事实。对证据二，会计账可以作假，曲某在村委担任干部期间曾因账目不清被刑事处罚判过刑，会计曲振川（已去世）也受过处罚。对证据三、证据四不认可，与原告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被告自己臆想，未提交证据。原告本来是补偿和退租金合并起诉，后将两项分开，本次诉讼只针对应退还的租金不包括其他。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已缴纳承包费的数额问题。原告提交的10张收据，第(10)张系牟平电业集团公司出具且原告自认包含在第（6）张收据数额内，故法院不再将该张收据计算在已缴纳的租金内。原告以第(1)-(9)张收据证明其缴纳承包费395000元，被告否认第（1）（2）张单据称只缴纳295000元。从双方合同约定的承包费交纳顺序看依次为2002年1月31日55000元、2002年3月31日125000元、从2003年开始每年交30000元至2010年、最后30000元于2016年1月1日前交。从原告提交的9张缴费收据看，2002年1月27日签订合同前原告就先行交了50000元，签订合同后2002年2月6日原告交了50000元，自2003年开始原告每年正常缴纳当年租金30000元直到2008年合同停止履行时，中间还于2005年7月12日补交了合同约定的第二笔125000元。原告提交的第（1）张收据原审因系复印件不能提交原件未予认定，本次重审中原告仍未能提交原件且在本次审理中由被告提交了由原告孙少林签字的收据原件，同时该收据上的缴款时间既非在合同签订之日亦非在合同约定的租金缴纳期限内，因此法院仍不能依据该证据认定原告向被告交纳50000元承包费的事实；关于对第(2)张2002年2月6日原告缴纳50000元的收据，法院着重分析:原告称该收据是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被告则称该收据是原告向案外人王平安缴纳的费用。首先该收据由被告西山北头村委加盖了村委印章，收据原件交由孙少林。纵观被告西山北头村委与原承包方王平安协商终止原合同的过程和与继承包方孙少林签订新合同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被告西山北头村委是在与王平安签订补充协议终止原合同并约定由王平安转让6年收款180000元的当日，又与本案原告孙少林签订新合同，约定孙少林在合同签订后分别首先要于2002年1月30日付55000元、2002年3月31日付125000元（两笔合计为180000元），从两个分别各自成立的独立合同中看不出孙少林与王平安之间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即孙少林只是与村委发生承包关系并应当向村委缴纳承包费，至于村委再向谁给付应当与孙少林无关。而且在整个收缴承包费过程中可以看出除有争议的第(1)(2)张收据外，被告后续相继收取了原告在合同约定的2002年第二笔125000元、2003年30000元、2004年30000元、2005年30000元、2006年30000元、2007年30000元、2008年20000元等各年度的承包费。按照上述收费方式和收费年度看，数年间仅单独把2002年第一笔就应缴纳的承包费予以隔置，是不符合收费常理模式的。因此，法院认定第(2)张收据中载明的50000元就是原告2002年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综上，原告共计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法院认定是345000元。第二，关于被告是否已经退还给原告承包费80000元的争议。被告主张已退还给原告租金80000元，但其提交的两张收付款凭单上记载的摘要中均未作出是退还承包费的具体说明，反而明确作出过“虾池拆迁补偿款”的摘要注明，虽然被告及证人曲某均解释是会计做账糊涂、是会计的失误，但经手会计曲振川已亡，而且在原被告履行合同、终止解除合同的过程中确实还充斥着涉及补偿、赔偿等其他方面的争议和事实，原告亦有过此方面的诉讼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的证据尚不能足以认定其主张的已经退还给原告80000元承包租金的事实。另，关于被告付给原告的80000元款项是“虾池”、“参池”还是“鲍池”的争议，虽然签订合同中明确载明的是鲍鱼池子，但从原告提交的被告出具的9张单据及被告提交的关于孙少林拆迁补偿的书面证据看，确实存在多处“虾”、“参”、“鲍”混写的情况，证人曲某陈述“承包的是鲍鱼池，但养殖的是虾、蟹还是海参我不知道”，孙少林陈述“承包的鲍鱼池，海参、虾、蟹是混养的，以海参为主”，因此本案证据中如果有对“鲍”、“参”、“虾”混合表述的情况，均不影响是围绕孙少林与村委签订鲍鱼池子的标的物的争议。综上，法院综合认定原告已向被告缴纳承包费345000元，扣除应缴纳的180000元，再扣除执行过程中已履行的15000元，被告还需向原告返还承包费150000元。综上所述，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给原告孙少林承包费1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原告孙少林负担3650元，被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650元；二审上诉费4525元，由被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2002年1月26日，双方当事人签订鲍鱼场承包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养殖池从事养殖经营，期限15年至2017年1月31日止，承包金每年3万元，共计45万元分16年付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养殖池，被上诉人从事养殖经营，被上诉人陆续交纳承包金；2008年2月因土地被征用，双方当事人解除承包关系，2008年4月27日，被上诉人与土地征用部门签订补偿协议，并领取建筑物等补偿款148587元；2009年1月22日、3月25日，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共8万元；因已支付承包金退还等问题，被上诉人于2013年起诉至一审法院，该案历经（2013）烟牟大民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2016）鲁06民终4122号民事判决、（2018）鲁民再387号民事裁定书，及本案（2020）鲁0612民初47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有二，一是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2月6日5万元系被上诉人支付的承包金有误；二是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1月22日5万元、3月25日3万元系上诉人支付的虾池补偿费错误。关于理由一，上诉人主张该5万元系被上诉人代案外人王平安收取的流转费用，扣除王平安应付租金及违约金余额5000元，剩余4.5万元被退给王平安。上诉人除提交证人证言证实案外人王平安应付违约金，及上诉人自身账目记载王平安应付款项外，未提交案外人王平安的直接证据及退款4.5万元给王平安的证据等，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2月6日5万元系被上诉人支付的承包金，并无不当。关于理由二，2009年1月22日5万元、3月25日3万元，上诉人自身的记账摘要中注明“虾池拆迁补偿款”，上诉人对此解释为会计做账失误，但经手会计已死亡不能印证，上诉人抛开养殖池被征收，被上诉人在征收前养殖经营的事实，仅以被上诉人已取得148587元建筑物补偿款及未提交证据佐证的承包其他虾池的抗辩陈述的不一致，而主张该8万元即为退还承包金，证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山北头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殷连泽审判员  栾建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