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15580号原告：毕金霞，女，196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宁津县。原告：柴翠翠，女，198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原告：柴香香，女，198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宁津县。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征，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娜，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农乐有机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津歧公路与学海路交口东200米。法定代表人：刘长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凯生，北京中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臧连峰，北京中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庆华，男，198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毕金霞、原告柴翠翠、原告柴香香与被告天津农乐有机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乐公司）、被告刘庆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金霞、原告柴翠翠、原告柴香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征、周丽娜，被告农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凯生、臧连峰及被告刘庆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金霞、柴翠翠、柴香香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实际支出的住院医疗费154491.24元、租房费用8550元、陪护人员就医交通费88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600元、营养费46500元、护理费208936元、误工费238923元、残疾赔偿金1106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后续治疗费20000元、鉴定费8000元、原告转院交通费3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毕金霞与柴翠翠和柴香香系母女关系。柴翠翠、柴香香生父柴长洪于2020年6月9日因病离世。柴长洪自2008年以来一直受雇于被告刘庆华及刘庆华之父刘长营，从事电工、电气焊接等工作。2015年6月4日刘长营投资成立天津农乐有机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2016年12月21日下午4时许,柴长洪为该公司厂房建设进行管线铺设过程中因脚手架固定件松动,导致从高度约4米处摔下摔伤,后到大港医院、环湖医院住院、宁津中医院等医院进行治疗,被诊断为颅内损伤、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等病症。住院期间,二被告共为柴长洪支付了大约50万元的医疗费用,就后续医疗费及赔偿事宜,双方未达成协议,基于此,柴长洪作为申请人以天津农乐有机肥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进行劳动仲裁,因该公司否认劳动关系,柴长洪又向滨海法院提出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后撤诉。2019年4月23日,柴长洪以上述二被告为被告向滨海法院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之诉,后被滨海法院按照撤诉处理。2020年1月7日,宁津县法院作出(2019)鲁1422民特39号判决书,认定柴长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其配偶毕金霞为监护人。2020年5月25日,柴长洪再次向滨海法院提起诉讼,后被按撤诉处理。因柴长洪已死亡,现更换原告主体，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农乐公司辩称，该公司从来没有要求柴长洪提供劳务，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2016年12月21日，发现柴长洪躺在该公司车间内，该公司门卫李某立即拨打120后，柴长洪得到及时救治，但至今柴长洪受伤原因不明，根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案由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合同自身受到伤害，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因此从法律角度讲该公司并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柴长洪受伤后，曾起诉主张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开庭后撤诉。之后柴长洪家属向滨海新区安监局以及天津市安监局多次进行举报称该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经过安监部门调查核实后认为柴长洪的伤与该公司生产无关。所以针对原告的各项请求，被告农乐公司均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刘庆华辩称，刘庆华与刘长营之间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在2016年10月份，刘庆华在天津外环线王姑娘庄联系了一个劳务外包的活，工程地点在王姑娘庄，当时联系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柴长洪，但不是刘庆华直接和柴长洪联系的，而是柴长洪老乡找的他）从当年10月初到12月19日完活，柴长洪是从11月1日前后开始是刘庆华雇佣的，之前柴长洪在别的地方干活，到12月19日活干完了。12月20日刘庆华给这次雇佣的人员发钱后就解除雇佣关系。柴长洪受伤后刘庆华为其垫付了很多医疗费，这是刘庆华当时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后来通过律师了解到不应该垫付这么多医疗费，所以刘庆华认为不应该对原告所有赔偿请求承担责任。刘庆华当时之所以给死者柴长洪垫付医疗费是基于人道主义帮助，并不意味着其认可对于柴长洪受伤有责任，更不能证明其与柴长洪在其受伤时存在雇佣关系。所以针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因与刘庆华无关故不同意赔偿。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毕金霞系死者柴长洪妻子，原告柴翠翠和原告柴香香均系死者柴长洪女儿。死者柴长洪生前于2016年12月21日下午受伤，后经多次治疗于2020年6月9日因重度营养不良死亡。死者柴长洪在本次起诉之前就与二被告之间的纠纷分别于2017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被告农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该案原告以需要进一步搜集证据为由主动撤回起诉。柴长洪又分别于2019年4月23日和2020年5月25日分别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均按照原告撤诉处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死者柴长洪在受伤时与二被告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二是如果存在劳务关系双方应如何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三是如果存在劳务关系，原告主张的合理合法的损失是多少。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针对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庭审中，经本庭询问，原告主张因死者柴长洪自2008年开始便受雇于二被告从事电工和电气焊接工作，受伤时系为被告农乐公司厂房建设铺设管线过程中从高处摔下致伤，所以原告据此事实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认为柴长洪与二被告存在劳务关系，故要求二被告应对原告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二被告对此均予以否认。原告对此也并未提交书面的劳务协议，仅是提交了证据二以此来证明原告受伤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所以本院针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认定如下：首先，对120出车记录和死者生前的住院病案等证据的分析。对原告提交的120出车记录因其系复印件，二被告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住院病案二被告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结合该两份证据中120出车记录记载的诊断内容与死者生前受伤后第一次住院出院记录中入院情况记载的“患者主因摔伤头部伴昏迷3小时入院，病人当时从约4米高度摔下摔伤”的记载内容互相印证。另外，本院又调取2019年5月22日庭审笔录中对证人李某的询问内容来看，特别是证人李某陈述的发现柴长洪受伤后拨打120的经过以及其陈述的手机号码与120出车记录中的记载的时间、伤者姓名、地点、电话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定120出车记录所记载的信息依据是李某在事发当时的陈述，所以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仅能够证实死者柴长洪系在被告农乐公司内因坠落致伤的事实。其次，对录音、录像等证据的分析。原告提交的录音和录像属于视听资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结合原告提交的录音光盘和自行整理的书面通话记录来看，死者柴长洪的家属，包括妻子和女儿多次与刘长营、齐经理和刘庆华协商解决关于柴长洪受伤后的治疗及费用问题，但是这些通话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协商过上述事宜，并不能直接体现柴长洪在受伤时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着雇佣关系。而原告提交的张金昭与范东、张金昭与刘庆华之间的通话记录仅是提交了书面整理的材料，但是在原告提交的录音光盘中对上述通话记录并未予以记载，缺少对该录音的原始载体。另外,根据对录音光盘中标注的“柴长洪的录音”证据分析，该份录音对方声音较小，模糊不清，又无法确定对方的准确身份，因此对于该份录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再者，对于柴长洪的女儿与姚秀恒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姚秀恒陈述：其不是和柴长洪在一起干活，而是在别处干活。这点陈述与2019年5月22日庭审笔录中证人李某当庭陈述的在柴长洪受伤现场并无其他人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对姚秀恒陈述的柴长洪“上去螺丝开了掉下来了”的事实不能认定。在本次庭审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原告表示姚秀恒已经无法联系，被告农乐公司表示不认识该人也无法联系，而被告刘庆华陈述与其雇佣关系结束后就离开了，故无法联系。鉴于双方均无法联系姚秀恒，而其与柴长洪女儿的电话录音内容又前后矛盾，所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原告据此来证明柴长洪受伤当日姚秀恒在现场，柴长洪是在高处干活过程中由于螺丝松开坠落的事实不能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录像。根据原告提交的录像光盘记载的两份视频内容来看，仅能体现一份是脚手架的视频，另一份是管线的视频，但是该两份视频之间无法证实其完整性和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更无法证明柴长洪当时系从该处因为被告铺设管线而坠落受伤的事实。最后，对原告提交的工人工资发放明细表证据分析。该工资明细表中仅记载了日期为2016年10月1日至12月20日，制表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以及柴长洪领取该期间内工资并签字确认的内容，但是该工资表中并未加盖任何公章，在主管、审核处也未见任何人签字，故无法证实该工资表与被告农乐公司之间的关联性。另外，被告刘庆华对该份工资表真实性认可，但是其认为该份工资表更能体现工资发放的时间和与柴长洪的雇佣关系已于2016年12月20日结束。本院通过调取2019年5月22日庭审笔录并结合本次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和原告提交的工人工资发放明细表，可以认定死者柴长洪在2016年10月1日至12月20日此期间内确实受雇于被告刘庆华，但是这种雇佣关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成工作带有临时性，即雇主有活需要干了便临时性地雇佣若干人员，待工作结束后双方结清工资，雇佣关系随即解除。因此，结合对该份证据的分析，不能认定死者柴长洪在受伤时仍然受雇于被告的事实。通过上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各项证据的分析，并结合本庭调取死者生前向本院起诉的三案中相应的庭审笔录，无论是证人证言还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仅仅能证明死者在受伤当时系坠落所致，但是无法证实其坠落原因，也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柴长洪系为被告农乐公司在铺设管线的过程中坠落受伤，更不能证明柴长洪在受伤时仍受雇于被告农乐公司和被告刘庆华。所以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于死者柴长洪及其家属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是不能形成“谁受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更不能因为被告为死者柴长洪垫付了治疗费用就直接认定死者在受伤当时与二被告存在雇佣关系。就本案而言，原告就其死者受伤时与二被告存在雇佣关系并未提交直接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也无证据证明二被告在死者受伤时存在相应的过错，并且被告刘庆华对死者柴长洪在其受伤后积极救治也垫付了大量的医疗费，所以原告本次起诉的各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毕金霞、原告柴翠翠、原告柴香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70元，减半收取计4435元，由原告毕金霞、原告柴翠翠、原告柴香香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铁城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王 颖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