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85民初2150号原告：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地址：登封市卢店镇吴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675378327X。法定代表人：段袆伟，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建和，河南国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艾红卫，男，1966年5月31日生，回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恩，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献文，男，1953年12月22日生，汉族，现住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琼，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嵩瑞煤机公司）与被告艾红卫、冯献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方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嵩瑞煤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建和，被告艾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恩，被告冯献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货款1329200元；2、责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货款损失545647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恒益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5日，二被告原系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原告系经营煤矿机械配件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多次向贵州久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水城都格乡保兴煤矿（以下称保兴煤矿）供给煤矿机械配件。2015年2月5日，原告口头委托被告艾红卫与保兴煤矿兑账要账，经算账保兴煤矿仍拖欠原告货款1874847元。2015年10月13日，被告艾红卫隐瞒原告以恒益公司名义，私下与保兴煤矿达成了货款支付协议。协议约定，保兴煤矿拖欠原告的货款1874847元，被告艾红卫代表恒益公司自愿放弃545647元，余款1329200元在2015年10月31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保兴煤矿将货款1329200元通过银行汇给恒益公司。因被告艾红卫未将上述放弃货款以及转款的事实告知原告，原告于2015年12月份依法以保兴煤矿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法院以原告委托代理人艾红卫以恒益公司的名义对货款做出了处分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现被告艾红卫和恒益公司一直未将货款支付给原告。2016年12月13日，恒益公司成立了以二被告和案外人李海胜为成员的清算组，被告艾红卫系清算组负责人。2017年2月21日清算组申请登封市工商局将恒益公司登记注销，清算组清算和注销时未通知原告主张权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债权，根据《合同法》第404条、第406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之规定，特诉于贵院，请求依法判决如上所请。被告艾红卫答辩：一、原告并非涉案款项的权利人，其主体不适格。首先，答辩人仅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段祎伟之间存在个人之间的合伙关系。2012年5月18日，答辩人艾红卫、段祎伟作为甲方，与乙方刘战文签订了《销售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负责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成立办事处初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门面开支由甲方预支，门面开销费用作为办事处销售成本统一核算；甲方必须以出厂低价供应六盘水办事处；两方在六盘水地区及周边市场由甲、乙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利润共同分取；成本和销售款属门面所有，半年清算一次；……利润分成甲方占三分之二，乙方占三分之一。该协议虽冠名“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六盘水办事处”，但实际经营者系段祎伟、艾红卫、刘战文个人，该办事处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艾红卫，根据艾红卫手写的办事处成立时的消费记录可以表明三人的合伙关系，履行也是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通过协议的约定及履行中的事实可以充分证实三人系个人的合伙关系。其次，对账单显示收款人为原告，完全是在履行合同中为便于收款，而按照购货方“对公付款”的要求，选择了原告作为收款方，但款项实际与原告没有关系，开具的税票也是由三人共同承担税款。2015年2月5日，答辩人艾红卫与贵州久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水城都格乡保兴煤矿（以下简称保兴煤矿）签署的对账单显示，销货单位及姓名为艾红卫，收款人姓名为嵩瑞公司，但该对账单是基于艾红卫与段祎伟、刘战文之间的合伙协议约定的“销售货款由公司统一管理进行结算”而来。实际经营中，基于保兴煤矿“对公付款”的要求，三方在合伙之初即选择了货款由段祎伟实际控制的嵩瑞公司统一收取并开具税票，该指定收款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嵩瑞公司即是货款的权利人。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开具税票不超过8％的原则，实际履行中开具税票的税款实际也由三人共同承担，涵盖在办事处经营的成本中，所以根据这些事实足以认定三人系个人合伙，货款与原告嵩瑞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供应给保兴煤矿的配件不是原告，原告对货款不享有任何权利，供应给保兴煤矿的大部分配件原告公司并不生产，订单中的货物由段祎伟、艾红卫根据需要组织，同时不足部分也向其他机构购买相应的配件，配齐一个订单后向保兴煤矿供应，即便段祎伟从原告公司拿货，也是为完成合伙事务，这与三人的合伙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答辩人提供的段祎伟自己制作的六盘水发货成本明细表，能够反映出货源的组成是由段祎伟、艾红卫组织后供给六盘水办事处，六盘水办事处再供应给保兴煤矿。综上所述，原告并非是供货的主体，其对货款不享有任何权利，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水城县法院及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的程序违法，剥夺了答辩人在其案件中的陈述和辩论权，判决结果依法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诉称其多次向保兴煤矿供给煤矿机械配件，口头委托艾红卫与保兴煤矿对账要账，保兴煤矿拖欠原告货款1874847元不是事实，根据前述事实足以认定段祎伟、艾红卫同刘战文之间的合伙关系，同时在水城县人民法院（2018）黔0221民初3835号案卷的庭审笔录中，原告嵩瑞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艾红卫不是公司人员，只是合作伙伴，当时艾红卫和刘战文都不是我公司员工，与我公司没有关系”；另外，在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2民终1479号卷宗材料中，原告法定代理人段祎伟陈述：“合作的主体是刘战文、艾红卫、段祎伟，利润各三分之一，我们三人都负责销售，三人干的活都是一样的”；一审、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明显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该裁判依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水城县法院及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程序也是违法的，剥夺了答辩人的陈述和辩论权。答辩人虽然长期在外工作，但老家地址及家庭的其他成员都知道答辩人的联系电话，原告法定代理人与其都熟悉，包括其他的朋友都可以了解到答辩人的信息；同时原告在起诉时已经了解到恒益公司注销的信息（2017年2月20日），在注销信息中答辩人留存的电话号码，至今仍在使用。原告在诉讼中故意错列答辩人家庭住址，不提供答辩人的真实信息，造成案件公告开庭，水城人民法院以未查到答辩人户籍信息为由，公告开庭，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若无答辩人的户籍信息，就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不应当进行公告开庭。故水城人民法院审理的程序违法，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其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庭不予采信。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公司，该公司已经办理注销登记，该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关系，原告要求股东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原告所诉的货款，本来就不属于原告所有，艾红卫系恒益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六盘水办事处与保兴煤矿发生买卖关系中，实质上艾红卫也从恒益公司发货，艾红卫将款项结算至恒益公司，是为了满足保兴煤矿对公付款的要求，款项到账后全部转入艾红卫个人账户，这与恒益公司及其他股东没有任何关系。恒益公司于2017年2月已经办理了注销登记，当时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公告、清算，公告注销期间原告并未提出债权问题，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四、艾红卫在同保兴煤矿于2015年10月13日签订还款协议前，已经同段祎伟多次进行沟通，当时保兴煤矿已经经营困难，货款结算非常困难，艾红卫通过各方协调，多次奔波，只能在放弃一部分后才能将剩余款项结算出来，这些事实当时就已经同段祎伟多次协商，征得了段祎伟的同意。即便将来合伙人进行清算，放弃的款项艾红卫分文未得，也征得了合伙人的同意，也不应当由艾红卫承担任何责任。五、艾红卫与刘战文、段祎伟合伙经营六盘水办事处，现未进行合伙清算，双方的合伙债务及收益应先进行清算后方能分配。综上所述，本案原告所诉的款项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段祎伟与艾红卫个人之间关于合伙后的清算问题，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多次提起诉讼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但事实上艾红卫没有从原告处购买过任何物品，恒益公司也没有从原告处购买任何物品，原告也不能举证曾经销售给艾红卫或者恒益公司过任何产品，是保兴煤矿与六盘水办事处发生了买卖关系，六盘水办事处工商登记经营者为艾红卫，办事处仅使用原告名义进行部分收款和开票（实际税额也由办事处承担），所以原告对货款不享有任何权利，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冯献文答辩：一、根据原告诉状所称，2015年2月5日原告口头委托被告艾红卫与保兴煤矿要账，2015年10月13日艾红卫以保兴煤矿名义达成货款支付协议，原告表述的意思为本案的货款原告是口头委托了艾红卫，艾红卫仅仅是以恒益公司的名义接收了一笔货款，而不是委托了恒益公司去对账要账，基于原告诉称，那么即使说原告与艾红卫个人有委托代理关系，与恒益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根据银行流水显示，保兴煤矿将1329200元货款付至恒益公司账户，该笔款项当即转入艾红卫个人账户，因此本起案件仅仅是在付款时使用了公司的账户，实质上与恒益公司无关，更与冯献文没有关系；二、答辩人听艾红卫说本案的这笔钱是艾红卫个人和段袆伟个人及刘战文个人他们三人在六盘水合伙经营，成立了以艾红卫名义的个体工商户，该个体工商户与保兴煤矿产生买卖关系，本案的这笔款项仅仅是为了满足保兴煤矿对公户收款的要求，并且保兴煤矿需要税票才使用了恒益公司的账户，因此该笔款项实质是保兴煤矿与六盘水个体工商户的货款，与原告嵩瑞公司没有关系；三、答辩人与艾红卫是朋友，艾红卫注册恒益公司，答辩人仅仅是挂名股东，未入股也未参与经营，后来恒益公司经营不善，在注销的过程中依法对公司进行了清算，履行了法律的通知和公告程序，在清算完毕后，办理了注销登记，在公告和清算期间，原告并未向公司和清算组主张过任何权利，公司依法注销后答辩人不承担责任。因此，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18日，原告嵩瑞煤机公司法定代表人段祎伟与被告艾红卫作为甲方，刘战文作为乙方签订《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六盘水办事处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开发刮板运输机销售市场，甲方负责产品生产和供应，乙方每月做好备货计划，甲方及时发货，甲方安排人员负责门面入场事务（发货收货等），协助乙方做好销售相关的服务，乙方的固定客户是对公打款，在销售过程中，乙方按着不接触货物的原则，销售货物由公司财物统一管理进行结算，如果办事处收到现金货物必须及时转到公司账户，利润分成甲方占三分之二，乙方三分之一”。嵩瑞煤机公司六盘水办事处销售合作协议签署后，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6月14日止，原告通过艾红卫、刘战文等人多次向贵州久益矿业有限公司水城都格乡保兴煤矿（以下简称保兴煤矿）销售刮板机等矿山机械设备，期间的2013年7月10日、2013年7月11日、2014年2月28日，艾红卫以原告之名开具了6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总金额513823元）给保兴煤矿。2015年2月5日，通过保兴煤矿与艾红卫对账，双方确认全部货款为1874847元，并签署了“保兴煤矿对账清单”。对账清单首部注明：“售货单位及姓名：艾红卫收款人姓名：郑州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登封市支行卢店分理处，账号：16×××27，联系电话：137××******、158××××****。2015年10月13日，艾红卫以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之名为乙方，与甲方保兴煤矿签署《协议书》，确认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甲方欠乙方材料款人民币1898879元，包含贵州久益矿业有限公司水城阿戛乡禹举明煤矿款。考虑到甲方的实际困难，乙方同意甲方只支付1329200元，其余材料款乙方自愿放弃。甲方应于2015年10月31日前将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款项两次支付给乙方，第一次支付乙方900000元。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税务发票，发票送到甲方公司后，甲方在支付剩余429200元。甲方履行付款义务后，甲、乙双方在2015年6月30日前的债务债权清结。2015年10月14日，保兴煤矿即据《协议书》向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汇款1329200元。2015年11月18日，艾红卫除原以原告之名开具给保兴煤矿的6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再以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之名补开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价税合计金额815380元）。至此，保兴煤矿实向艾红卫支付矿山机械设备款1329200元，艾红卫亦向保兴煤矿开具了价税合计1329200元的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现被告艾红卫和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直未将货款1329200元支付给原告。故成诉。另查明，艾红卫、冯献文为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2016年12月13日，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了以二被告和案外人李海胜为成员的清算组，被告艾红卫系清算组负责人。2017年2月21日清算组申请登封市工商局将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登记注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艾红卫之间是否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案所涉货物买卖未签订书面合同，在实际购销货物中，段祎伟、艾红卫、刘战文均向保兴煤矿经办销售过货物，三人的行为是否代表嵩瑞煤机公司。本院认为，首先，从内部关系而言，段祎伟、艾红卫、刘战文三人签订的《销售合作协议》的约定共同销售由嵩瑞煤机公司提供的设备材料，嵩瑞煤机公司收到货款后扣除货物成本，三人平均分配利润，因此，三人实质是嵩瑞煤机公司的销售代理人员，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外部关系而言，原告提供的与保兴煤矿的对账单、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以及保兴煤矿与被告艾红卫结算的最终收款账户也是原告，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艾红卫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况且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221民初3835号、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2民终1479号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原告与被告艾红卫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应当作为认定实施的根据。被告艾红卫虽然在庭审中对该判决书提出异议，但无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原告与保兴煤矿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艾红卫接受原告的委托到保兴煤矿讨要货款，并对欠付货款进行了结算，原告认可该结算行为，但之后保兴煤矿未按约定支付货款，被告艾红卫又以案外人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保兴煤矿再次签订协议书将货款进行调整并约定支付给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又将该货款打入被告艾红卫自己名下。本院认为，被告艾红卫是在代理原告讨要货款，其行为代表的是原告，把货款1329200元转入个人账户应当返还给原告。故原告请求被告艾红卫返还原告货款1329200元，本院予以支持；保兴煤矿因购买原告煤矿及其设备拖欠原告货款1874847元，被告艾红卫未经原告许可，私自放弃了其中的545647元。根据《中华人民共过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原告损失”的规定，被告艾红卫私自放弃原告货款的行为造成原告损失545647元，应当由被告艾红卫予以赔偿。故原告请求被告艾红卫赔偿原告货款损失54564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冯献文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因本案的案由是委托代理合同，原告也未委托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款项打入被告艾红卫个人账户，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身并无过错，故被告冯献文作为登封市恒益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更无过错，故原告请求被告冯献文返还原告货款13292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艾红卫辩称，原告并非涉案款项的权利人，其主体不适格。因在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221民初3835号、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2民终1479号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原告的主体资格，故被告艾红卫的该项辨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艾红卫还辩称，艾红卫在同保兴煤矿于2015年10月13日签订还款协议前，已经同段祎伟多次进行沟通，当时保兴煤矿已经经营困难，货款结算非常困难，艾红卫通过各方协调，多次奔波，只能在放弃一部分后才能将剩余款项结算出来，这些事实当时就已经同段祎伟多次协商，征得了段祎伟的同意。但因被告艾红卫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且段祎伟本人也不认可，被告艾红卫应当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由于被告艾红卫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艾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货款1329200元；二、被告艾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货款损失545647元；三、驳回原告郑州市嵩瑞煤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74元，由被告艾红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七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菊凤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曾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