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5698号原告：李俊，男，197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善容（原告之妻），女，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北京市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三驾马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国营第七九七厂）****。法定代表人：周仲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元，男，北京三驾马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某，男，北京三驾马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员工。原告李俊（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三驾马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善容、陈一，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元、杨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原告于2018年6月12日为办理取保候审向被告出具的保证书。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之前，原告与被告形成劳动关系，担任会计。2018年2月8日，被告无故提出春节后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且不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也不支付2月的上班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18年4月，原告因急用资金还房贷，利用会计职务持有被告的关联公司二师哥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师哥公司）的财务U盾，未经被告及实际控制人杨某某同意，从二师哥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8000元用于还贷。二师哥公司与被告是一套人马，二块牌子，财务是重合的，财务工作都是由原告负责。2018年5月13日，原告将挪用的资金归还于二师哥公司。5月14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等，被告收到仲裁申请后，以原告盗窃二师哥公司财产8000元为由提起刑事报案，公安机关以盗窃罪将原告刑拘。在原告申请取保候审时，公安机关提出需要被告出具谅解书才能办理。原告之妻柯善容找到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杨某某，提出让被告出具谅解书，被告要求原告撤回仲裁申请，并保证不再对被告提出仲裁申请和诉讼，为让被告出具谅解书，柯善容代原告向朝阳仲裁委撤回仲裁申请，并于2018年6月12日向被告出具保证书，保证不再向被告提出仲裁和诉讼（保证书实际是被告工作人员写好，由柯善容签名认可），之后被告于当日向公安机关出具了谅解书，原告于次日被取保候审，后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原告有期徒刑四个月，缓刑六个月。2019年2月，缓刑考验期结束后，原告于2019年2月15日依法重新提起劳动仲裁申请，2019年12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保证书内容显示原告自行放弃了向被告主张劳动权益的实体权利，原告自此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保证书的签订过程是柯善容自己在现场所写，体现原告自己的意愿，是其委托其妻柯善容所写，没有人胁迫其。原告盗窃二师哥公司的银行账户，其进行盗窃后，被告曾告知原告不要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因为二师哥公司原本不想报案，但原告没有理会仍然提起了劳动仲裁，后来二师哥公司就报案了。二师哥公司报案后，原告之妻柯善容自己拿着保证书来要求获得二师哥公司的谅解，二师哥公司收到保证书后就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因盗窃二师哥公司账户内8000元，于2018年6月10日被羁押，当日被刑事拘留。原告之妻柯善容于2018年6月12日出具保证书，载明“本人柯善容作为李俊之妻和李俊的代理人，现已代李俊撤回对北京三驾马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仲裁申请。现代表李俊承诺不得向北京三驾马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就劳动争议主张任何权利，不得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二师哥公司于当日出具谅解书，载明“我公司会计李俊涉嫌盗窃公司财产一案，因李俊已退还公司财产，且其家属已向公司致歉，公司考虑涉案金额不大，且损失已得到弥补，决定对其行为予以谅解，不再要求追究李俊刑事责任。”原告曾以北京天马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后其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法院），房山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京0111民初1665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6656号判决），该判决查明：杨某某系二师哥公司股东及天马公司股东，孙江元系二师哥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及被告股东，周仲军系被告股东及天马公司监事。后原告因不服16656号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345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3457号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李俊主张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取保候审，已于2018年6月12日向三驾马车公司出具保证书。根据该保证书载明的内容，李俊已自行放弃了向三驾马车公司主张劳动权益的实体权利。现李俊基于同一事实和诉请，再次向关联公司中的另一家公司即天马恒力公司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违背了其保证书的承诺，本院不予支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主张其于2017年7月31日入职天马公司，担任会计，天马公司安排其同时担任天马公司、被告及二师哥公司的会计，而天马公司与被告、二师哥公司均为关联公司，后天马公司拖欠其工资，其因经济紧张，就从二师哥公司的账户中划转了8000元支付房贷，后于2018年5月13日主动划转8000元还给天马公司。2018年5月14日，其以被告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被告收到仲裁申请后，以其盗窃二师哥公司财产8000元为由提起刑事报案，公安机关以盗窃罪将原告刑拘。此后，其为申请取保候审而出具了保证书。被告主张其在原告与其发生劳动纠纷后，通过查账才知道二师哥公司的账户被盗，因其与二师哥公司系关联公司，故其可以查询二师哥公司的银行账户。庭审中，原告称2018年2月8日，其与被告及被告的关联公司发生劳动纠纷，被告未给原告结清工资，原告就将二师哥公司账户中的钱转到了柯善容的银行账户上。后原告于2018年5月14日申请劳动仲裁，被告就以二师哥公司账户的钱款被转走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盗窃罪立案并将原告刑事拘留。原告被拘留后，柯善容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可以办理取保候审，然后柯善容就去派出所询问，派出所称办理取保候审的前提是被告出具谅解书，然后柯善容就去找杨某某，希望杨某某可以为其出具谅解书。杨某某称可以出具谅解书，但要求其撤回劳动仲裁申请，其同意了并撤回仲裁申请，杨某某委托刘金龙与柯善容见面，并表示只撤回仲裁申请不够，还需要其签署保证书并拿出了已经写好的保证书让柯善容签名。柯善容看到保证书后马上咨询了律师，律师称其签了也没事，而且原告自己在看守所内不是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经询，原告称其系受到被告及杨某某的胁迫而签订了保证书，其认为自己不符合盗窃的立案标准，但杨某某以盗窃为由报案，并出具了双方无经济纠纷的证明，来说明原告盗窃了8000元，但实际上原告在其报案前就已将8000元退还，所以不存在盗窃。在原告积极退赔并且认罪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出具谅解书，但被告以原告要撤销劳动仲裁申请并放弃劳动争议诉权限制原告行使正常权利，原告通过律师咨询后知晓被告此种行为是胁迫，律师告知其这种行为就是无效的，签了也没什么，所以原告之妻柯善容才在保证书上签名。另外，保证书也是原告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签，柯善容在咨询律师后知晓被告要求其签订保证书的行为是胁迫，柯善容相信了律师的建议才签署了保证书，但13457号民事判决却认为保证书是有效的，没想到最终影响了原告的权利。本院认为，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所签的保证书系在被胁迫且其对签订保证书的后果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签，故要求撤销该保证书。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因从被告关联公司银行账户内将8000元款项转出后，被告以盗窃罪报案，原告被公安机关拘留，原告为办理取保候审需取得被告谅解，其为取得被告出具的谅解书而由其妻柯善容代其向被告出具涉案的保证书。本院认为原告及其妻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应为自己出具的材料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告虽主张在其出具保证书的过程中存在胁迫，但其因盗窃被拘留系其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是否办理取保候审亦非被告所能决定，其为取得被告谅解而签订保证书系其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所做决定，被告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胁迫。另，据原告所述，其妻柯善容在签署保证书之前曾向律师咨询，律师告知其可以签订该保证书，其以13457号判决的结果与其预期不一致从而反证其对签订保证书的法律后果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并不成立，本院对原告此项主张不予采纳。此外，13457号判决作为已生效裁判文书，对于保证书的效力已经采信。综上，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其所签保证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李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白星晖审判员  陈 扬审判员  柯 岩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丁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