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3563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树彬，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利瑞，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登举，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通江县。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朱泽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敏，天津星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人保财险）与被告闫登举、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滴滴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保财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树彬、被告平安保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被告滴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敏参加诉讼，被告闫登举经本院依法送达出庭传票但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人保财险的诉讼请求为：1、闫登举赔偿保险金35749元；2、平安保险在保险责任的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滴滴公司对闫登举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事实与理由如下：2018年6月10日4时许，在朝阳区燕莎桥东附近，闫登举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与王瑞玚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认定，闫登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车牌号为×××的小轿车为人保财险的承保车辆，人保财险支付了保险赔偿金35749元。人保财险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后，取得了保险事故的代位求偿权。闫登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闫登举及平安保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时，闫登举驾驶的车辆从事滴滴营运活动，因此，滴滴公司作为滴滴业务的管理人，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人保财险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证据二、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三、闫登举个人信息查询单；证据四、肇事车辆保险信息查询单；证据五、维修费发票、维修结算单；证据六、付款回单、索赔权转让书。平安保险、滴滴公司认可人保财险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人保财险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闫登举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告闫登举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被告平安保险答辩称：闫登举在平安保险处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和相应不计免赔，对于事故事实和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闫登举驾驶的车辆投保人不是闫登举，而是一名叫孙柱的人。平安保险同意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2000元。事故发生后，经平安保险调查，事故发生时，闫登举驾驶车辆从事滴滴营运活动。平安保险认为，闫登举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造成了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违反了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因此，平安保险不同意赔偿交强险之外的部分。被告平安保险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证据二、保单截图。人保财险、滴滴公司认可平安保险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平安保险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滴滴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人保财险关于滴滴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因为：第一、本案事故与滴滴公司无关，经过核查，事故发生时，闫登举没有通过“滴滴出行”APP网约车平台承接网约车订单，事故并未发生在网约车订单行程内，换言之，事故发生时，闫登举并非处于与滴滴公司的合作期间，本案事故与滴滴公司无关。第二、滴滴公司没有侵权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第三、网约车平台和驾驶员之间是新型合作关系。从接单模式上看，乘客通过平台发单是面向不特定的驾驶员，驾驶员可以凭个人意向决定是否接单，并且每单有取消订单的权限和入口；从出车时间上看，驾驶员自行决定出车时间，平台不存在出车时间要求和管理行为；从场所和任务来看，平台不限定驾驶员的服务场所，服务内容也是根据乘客的要求，从A到B地；从服务工具看，网约车驾驶员驾驶的车辆系自行提供，平台不提供运输工具；从费用结算上看，平台和驾驶员的合作关系在每次订单中独立存在，每次合作实时分割；从合作的平台看，全国有100多家网约车平台，驾驶员可自主选择在哪个平台接单；从指挥和管理上看，网约车平台对驾驶员不存在考核管理制度，不存在劳动劳务关系。网约车驾驶员自由注册、自由接单、自由提现，因此双方系合作关系。综上所述，对于人保财险所遭受的侵害，应当由平安保险先行赔偿，超出部分由实际侵权人负担。被告滴滴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滴滴公司调取了闫登举驾驶的车辆在滴滴平台的注册情况以及截至2018年6月10日的营运情况。2020年4月24日，滴滴公司出具了《调证材料》，载明：闫登举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于2018年5月2日在滴滴平台上注册，车型为大众桑塔纳，绑定司机为闫登举，绑定手机为178XXXXXXXX；2018年5月，闫登举完成订单222单，2018年6月，闫登举完成订单502单，订单性质为快车订单；2018年6月10日4时25分至4时45分，闫登举有一笔订单，订单起点为幸福二村巷PARLOR香，终点为和平里五区。人保财险、平安保险、滴滴公司认可前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认定：王瑞玚驾驶的车牌号为×××的森林人牌越野车在人保财险处投保有车辆损失险和不计免赔保险，被保险人为白冬飞，保险期间为自2017年12月6日起至2018年12月5日止。2018年6月10日4时45分，闫登举驾驶车牌号为×××的车辆与王瑞玚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及李飞飞驾驶的车辆在朝阳区燕莎桥东自东向西处发生碰撞，闫登举车上有乘客魏鑫、代祎豪。事故造成三车受损，魏鑫、代祎豪受伤。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东外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闫登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车牌号为×××的车辆进行了定损及维修，人保财险向被保险人白冬飞支付了保险赔偿金35749元。随后，王瑞玚代白冬飞签署了权益转让书，将其享有的35749元的追偿权转移给人保财险。闫登举驾驶的车牌号为×××的机动车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孙柱，登记使用性质为非营业。孙柱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该车在平安保险处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万元及相应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7日。在平安保险的系统中，该车被保险人客户类型记载为家用，所属性质记载为私人。闫登举驾驶的车牌号为×××的机动车从事滴滴营运活动。该车于2018年5月2日在滴滴平台上注册，绑定手机为178XXXXXXXX。2018年5月，闫登举完成滴滴快车订单222单，2018年6月，闫登举完成滴滴快车订单502单。2018年6月10日4时25分至4时45分，闫登举有一笔滴滴快车订单，订单起点为幸福二村巷PARLOR香，终点为和平里五区。另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本案庭审辩论终结之后，滴滴公司未告知本院闫登举是否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车牌号为×××的机动车是否办理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但是，滴滴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材料及系统截屏，说明发生于2018年6月10日4时的订单具体流程为：4时25分29秒乘客发起订单，4时45分20秒司机接单，4时45分28秒司机到达，4时45分33秒司机开始服务，4时45分43秒司机服务结束，乘客于6月11日支付了订单金额13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闫登举驾驶车牌号为×××车辆造成车牌号为×××的车辆损失，且被认定为应当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因此，闫登举应当对×××的车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闫登举驾驶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处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平安保险同意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2000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平安保险是否应当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内理赔，以及滴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平安保险是否应当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内进行赔付。认定平安保险是否应当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赔付，首先应当认定闫登举驾驶的车辆的实际使用性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据此，从事网约车业务，属于从事经营活动。滴滴快车作为网约车的常见类型，闫登举从事该业务，属于从事经营活动。平安保险提交的保单截图显示，闫登举驾驶的车辆使用性质记载为“非营业”，因此，只要闫登举在保险期间内使用该车辆从事了滴滴快车业务，即发生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由“非营业”变更为“营业”的事实。被保险车辆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处于经营状态，不影响本院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认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但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据此，认定平安保险是否应当赔付，需要进一步认定闫登举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关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主要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本院认为，单次交通事故属于偶然事件，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应以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的综合使用情况以及驾驶员的驾驶状态作为判断依据。本案中，闫登举驾驶的车辆在2018年5月完成快车订单222单，在2018年6月完成快车订单502单。闫登举从事滴滴快车业务的行为，使得其驾驶的车辆在被使用频率上远超一般的家庭自用轿车，其每日的驾车时间亦远超一般的驾驶员。上述事实，会导致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即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依照《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相关约定，平安保险对闫登举车辆造成的第三人的财产损失，在商业险范围内不负责赔偿。此外，《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第十五条规定，“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据此，从事网约车营运活动，车辆必须办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必须办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现滴滴公司并未告知本院闫登举及其驾驶的车辆办理有前述证件，因此，依照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平安保险亦不应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负责赔偿。综上所述，关于人保财险要求平安保险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内进行赔付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滴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据此，如需认定滴滴公司应与闫登举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应认定诉争交通事故发生于闫登举承接滴滴平台网约车订单业务的过程之中。为认定前述事实，本院注意到了以下信息：第一，人保财险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诉争交通事故发生于2018年6月10日4时45分，发生地点位于朝阳区燕莎桥东自东向西，而该材料记载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的字迹并不清晰；第二，滴滴公司提交的订单信息显示，涉及到该日4时45分的订单起点位于幸福二村巷PARLOR香，终点位于和平里五区，该订单之后，闫登举当日再无其他滴滴订单，而往返起点和终点两地的行驶路线并不经过朝阳区燕莎桥东自西路段；第三，前述滴滴订单显示于4时45分结束，乘客支付了订单费用；第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未能联系到闫登举以便核实事故的详细信息，同时，本院拨打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的乘客魏鑫、代祎豪及司机王瑞玚的电话，均不能接通；第五，在日常生活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记载的事故时间，往往只是事故发生的推断时间，而不是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两者之间常常有所出入。综合考虑以上信息，本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事故发生于闫登举承接滴滴平台订单业务的过程之中，不能排除事故发生于前述订单结束之后、闫登举未在承接滴滴平台订单任务之时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闫登举在事故发生时正在承接其他网约车平台业务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对于人保财险要求滴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闫登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33749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20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闫登举、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4元，由被告闫登举负担66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由被告闫登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高 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