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9民申1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建忠，男，196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青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庆杰，男，1969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泊头市。 再审申请人王建忠因与被申请人陈庆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冀09民终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王建忠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书”认为：“涉案《协议书》中载明卖主“王建忠”且该名字上加盖手印，结合王建忠自认其当时确因为牵涉刑事案件在外多年，同时，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当时分为王建忠的岳父、父亲、胞兄，另根据当时的交易习惯、法治环境、社会关系等各项因素，作为买主的陈庆杰有理由相信系王建忠授权其近亲属出卖房屋，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知悉陈庆杰方确实尽到了向王建忠方进行了追认的审慎义务。”以上陈述似是而非，语句不通，逻辑混乱，不知所云。关于案涉《协议书》的形成，在最初的一审中，再审被申请人一方的证人王某进行了当庭作证。根据王某的证言，涉案《协议书》最初没有“王建忠”的签名和手印，陈庆杰的署名也是王某代签。胡连银、王宝 2 田、王建新等人在《协议书》中签名，没有写明自己是王建忠的委托人，事实上王建忠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卖房，这三个人也没有持有王建忠的委托书。这几个人签完字后，王某又让王宝田找王建忠签字，王宝田带着王某到了青县，让假的王建忠签署了“王建忠”的名字。可见，不管当时的法治环境、社会关系如何，陈庆杰一方也是明知房产是再审申请人王建忠的，也认为购买房屋需要王建忠在合同、协议上签字的。陈庆杰一方也没有认为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是王建忠的代理人，如果认为这三人是代理人就不会大费周折的让王宝田带着王某找“王建忠”签字了。“合同当事人”这样的表述是错误的。《协议书》中出售者是王建忠，买受者是陈庆杰。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也不属于合同的当事人，充其量属于参与者、见证者。参与、见证了王某代表陈庆杰表示要买王建忠房产，而王建忠没有参与的荒唐现场。“当时的交易习惯”这样的表述更是错误的。当时不存在房屋买卖不用本人签字，岳父、父亲、胞兄就可以出卖他人房产的习惯。“法治环境”就更与一审判决的观点不相符了，涉案《协议书》当时签署日期是1996年10月21日。《民法通则》自1987年1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于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5日至3月1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李**总理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结合当时陈庆杰一方明确知道需要王建忠签名认可协议，可见当时的法治观念是深入人心的。“社会关系”来讲，陈庆杰一方二审时自己强调其在打算购 3 买房屋之前与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并不熟悉。其实熟悉不熟悉，也与买卖房产的效力无关。二审判决这样陈述，显然过于牵强。“陈庆杰方确实尽到了向王建忠方进行了追认的审慎义务”更站不住脚，因为王建忠根本没有追认。陈庆杰方向王建忠进行追认只能证明其明知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等人无代理权，知道仅有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签字，买卖合同不能成立，合同没有成立更谈不上生效。不能因为要求王宝田等人进行了追认，就构成合同成立，从而使合同生效。2、“二审判决书”认为：“同时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书签订时间为1996年10月21日，王建忠与胡巨梅达成离婚调解的时间为2007年12月24日，而涉案房屋坐落与胡巨梅父亲胡连银相邻，王建忠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出卖交付他人不知悉的理由不符合常理。”再审申请人与胡巨梅离婚时，调解书没有涉及本案案涉房产，是因为当时想逃避刑事案件，不想牵涉泊头，双方也认同将来把案涉房产留给孩子，所以调解书没有涉及。且根据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也就是说，再审申请人和胡巨梅如果认为有必要，如果对该共同财产的分割有争议，可以另行起诉。至于有没有纠纷，诉或者不诉，是再审申请人和胡巨梅之间的事，与本案无关。但不会因为离婚时未处理，就得出“王建忠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出卖交付他人不知悉的理由不符合常理”的结论。3、“二审判决书”认为：“根据王建忠1996年7月8号的电报‘今欠刘宝栋叁万柒仟伍佰元正’和2003年4月5号‘王建忠同意从2003年4 4 月5号以上帐全部清，立字为证’的字条，结合王建忠胞兄王建新出庭证言均可以证实，陈庆杰确有理由相信王建忠出卖房屋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王建忠欠刘宝栋的欠条是写在了电报纸上，是写给刘宝栋的欠条原件，不是王建忠发给刘宝栋的电报。王建忠书写的帐全部清的字条，与本案买卖房屋没有任何关系，“以上帐全部清”中的以上帐是有内容的，再审被申请人撕掉上部的内容有涉嫌伪造证据。况且，从内容上也看不出与买卖房屋有任何关联。王建新在原二审时出庭作证，只能证明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在涉案《协议书》签字是真实的，不能证明《协议书》成立，更不能证明《协议书》生效。综上，以上内容不能得出“陈庆杰确有理由相信王建忠出卖房屋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4、“二审判决书”认为：“且王建忠均未在法定规定的撤销权时限内对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主张撤销、涉案房屋主张返还，根据一审中陈庆杰提交的的证据，可以证实陈庆杰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故，陈庆杰自接收房时始，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建忠出卖房屋意思表示真实，根据公平原则陈庆杰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王建忠因为牵涉刑事案件在外多年，2015年回到泊头市，才发现自己的房产被他人占用，经打听知道占用自己房产的是王某。2015年5月，王建忠向泊头市人民法院起诉王某，要求王某归还占用的房屋。王某答辩称其不是房屋所有人，陈庆杰才是房屋所有人。王建忠才得知陈庆杰也办理了房屋使用权证，又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给陈庆杰的房产证，经过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陈庆杰虚构事实，骗取了登记机关，以自建的虚假证明重复办理了房产证，予以判决撤销陈庆杰的房产证。在撤销房产证的行政诉讼中王建忠又发现陈庆杰 5 也通过虚报的方式，办理了土地证，王建忠又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撤销陈庆杰的土地证，经法院一、二审审理又撤销了陈庆杰的土地证。在此期间，陈庆杰又让案外人姜文栋虚假诉讼，谎称购买了涉案房屋，让姜文栋起诉陈庆杰协助办理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王建忠发现陈庆杰的这一判决后，又起诉姜文栋、陈庆杰，要求撤销姜文栋、陈庆杰的判决，案件经过一、二审撤销了姜文栋、陈庆杰的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判决。涉案房屋一直被经营着兰州拉面，王建忠于2017年10月，起诉泊头市孝骏牛肉面馆，要求其搬离涉案房屋。可以说，王建忠自从得知自己的房屋被侵占之后，一直在维权。在一系列的诉讼中，陈庆杰从来没有提及自己购买的王建忠房产的事，更没有出具过《协议书》。王建忠在陈庆杰起诉之前从不知《协议书》的存在，也不知何人把自己的房产卖给过陈庆杰。在这种情况下说让王建忠主张撤销房屋买卖合同，显然是强人所难，不合法律规定。王建忠一直在向侵权人主张返还房产“二审判决书”却对王建忠的主张视而不见，称王建忠没有主张返还，显然是错误的。陈庆杰主张支付了房屋的对价，王建忠不知道，也没收到，更不认可出卖房屋。陈庆杰如果将房屋对价支付给了别人，也不产生房产产权变动的法律后果。陈庆杰没有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二、“二审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另，结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无论是《合同法》、《物 6 权法》、《合同法的解释（二）》的实施均发生在涉案《协议书》1996年10月21日之后，这些法律规定对陈庆杰，对王某，对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在涉案《协议书》签订时的行为均不会产生指导意义。“二审判决书”中《合同法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引用，更让王建忠有种无厘头的感觉，这个条款与本案没有关系。2、“二审判决书”最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一百七十一条、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对本案作实体判决。如前所述，《合同法》、《民法总则》的实施均发生在涉案《协议书》1996年10月21日之后，这些法律规定对陈庆杰，对王某，对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在涉案《协议书》签订时的行为均不会产生指导意义。不能用后颁布的法律，规范之前发生的行为。涉案《协议书》形成时，《民法通则》、《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解释（试行）》才是有效法律，才对陈庆杰、王某、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等人的行为规范具看指导意义。退一步说，即使《合同法》、《民法总则》、《物权法》、《合同法的解释（二）》均适用本案，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也不是王建忠的代理人。再退一步，即使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以王建忠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协议书》，“二审判决书”的结论仍然是错误的。《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二条与本案也没有任何牵连。王建忠没有重大误解实施民事行为，没有被欺诈、没有被胁迫，没有因为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行为时被显失公平，从而可以要求撤销民事行为的情形，本案与撤销权没有一点关系。《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 7 力。……”恰恰证明判决的结果是错误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尽管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但陈庆杰一方恰恰是因为不相信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有代理权，才找到假的“王建忠”签署了王建忠的名字，摁了指印。其实，就算没有去找“王建忠”签字摁手印，相对人陈庆杰也没有理由相信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有代理权。胡连银、王宝田、王建新是王建忠的亲人这不假，但我国法律从来没有亲人可以处理财产的规定。但王建新、王宝田、胡连银既不是被王建忠房产的共有人，也没有持王建忠的委托书。在陈庆杰一方明知涉案房产是王建忠财产的情形下，仅凭是王建忠的亲人就能让陈庆杰一方相信三人有代理权，显然是荒唐的。陈庆杰一方在本案起诉时并没有提起代理的概念，而是在笔迹、指纹鉴定后，得知鉴定的结论不利于自己，才提出了表见代理。陈庆杰一方采取欺骗登记的办法，谎称自己原始取得土地使用权，谎称自己自建了住宅，在王建忠本来办理了房产登记的情况下，再次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这是陈庆杰一方明知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办理不动产证件，采取欺骗手段进行办理证照，显然不是有理由相信王建新、王宝田、胡连银有代理权的情形。事实胜于雄辩，本案经一审判决驳回陈庆杰诉讼请求，陈庆杰不服上诉，发回重审，重审再次驳回陈庆杰的诉讼请求。在法律关系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书”漏洞百出的改判了一审判决，再审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还再审申请人一个公道，请求撤销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9民终6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案涉《协议 8 书》载明房屋买卖合同中卖主为“王建忠”且该名字上加盖手印，王某出庭证言证实，“签完协议后没有王建忠的签字，我为了找王建忠签字，我给了王宝田1000元，大约是1997年签的”。据此，作为买受人的陈庆杰一方已经尽到普通买受人谨慎注意义务且无重大过失。二审认定“作为买主的陈庆杰有理由相信系王建忠授权其近亲属出卖房屋，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知悉陈庆杰方确实尽到了向王建忠方进行了追认的审慎义务。”该二审认定并无不当。协议签订后，作为买受人的陈庆杰，已经支付购房款，根据王某和王建新的出庭证言，证实王建忠欠刘宝栋30000多元，已在购房款中扣除。根据王建忠1996年7月8号的电报“今欠刘宝栋叁万柒仟伍佰元正”和2003年4月5号“王建忠同意从2003年4月5号以上帐全部清，立字为证”的字条，且协议标的物及对价均已交付完毕，结合王建忠自认其当时因牵涉刑事案件在外多年的事实及证人证言，故王建忠主张对出卖涉案房屋不知情与常理不符。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建忠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婧红 审判员  石春玲 审判员  王培峰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9 书记员  王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