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4372号原告：赵丽丽，女，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长凌，北京鸣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鑫源农付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杨树镇三马路。法定代表人：刘志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峰，黑龙江洪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志辉，男，196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告赵丽丽与被告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鑫源农付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刘志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丽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长凌，被告鑫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志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丽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鑫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30万元；2.判令被告鑫源公司向原告返还剩余投资回报款162万元；3.判令被告鑫源公司支付原告自2017年7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一分五厘计算）；4.判令被告刘志辉对上述第一至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5000元、因财产保全所支付的保险费10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鑫源公司与原告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是投资款330万元，但实质上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被告不但应向原告返还原告的借款，还应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告已经将330万元给付被告。现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偿还330万元借款，但被告总是推诿、搪塞不予返还。2017年7月10日，被告鑫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辉向原告写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上述330万元刘志辉也愿意承担偿还责任。《借款合同》的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若产生法律纠纷，双方约定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认为原告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特起诉至法院。被告鑫源公司辩称：鑫源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合伙结算纠纷，理由如下：1、鑫源公司与赵丽丽之间系合伙关系，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鑫源公司在2015年经营国储粮期间，需要花费1100万元新建仓储库。由于资金不足，鑫源公司才与赵丽丽联系协商合伙投资建库获取回报的事宜。后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5年7月16日，达成书面的合伙投资协议暨《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2015年鑫源公司与赵丽丽合作共建一所粮食仓储库。赵丽丽于2015年分三次投入合资款550万元，盈利后年投资回报数额为120万元，合作期限为三年。期满如赵丽丽不选择继续合作，则鑫源公司分三次退回其投资款550万元。合作（合伙）建设的四号仓储库使用后粮食的保管责任由鑫源公司负责，若因鑫源公司的保管责任造成损失与赵丽丽无关，不影响投资回报。协议签订后，赵丽丽并未完全按照协议履行投资，只投入了合伙资金330万元。但是鑫源公司仍然坚持筹资建设四号库直至完成。事后经营也为赵丽丽抽取盈利款，履行合伙协议至2017年7月。赵丽丽逼迫鑫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辉个人为其出具借据，想以此转化其向鑫源公司的合伙投资款为法定代表人刘志辉的个人借款。2、刘志辉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刘志辉不是借款人，只是鑫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管赵丽丽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是否成立，刘志辉个人都不应当是本案的被告。在鑫源公司合法存续的前提下，法定代表人刘志辉不能成为鑫源公司债务的偿还责任人。综上，鑫源公司与赵丽丽之间系合伙关系，其投入的资金330万元系合伙经营款。现赵丽丽与鑫源公司尚未结算，其以借款名义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赵丽丽对鑫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志辉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刘志辉与赵丽丽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存在其他经济活动纠纷。理由如下：1、刘志辉不应是本案被告，刘志辉不是借款人，欠款人是鑫源公司。刘志辉只是赵丽丽起诉欠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管赵丽丽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是否成立，刘志辉个人都不应当是本案的被告。在鑫源公司合法存续的前提下，刘志辉个人不能成为公司欠款的偿还人。2、刘志辉经营的公司与赵丽丽之间系合伙关系，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刘志辉参与经营的公司即鑫源公司在2015年经营国储粮期间，需要花费1100万元新建仓储库。由于资金不足，鑫源公司才与赵丽丽联系合伙投资建库获取回报的事宜。后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5年7月16日，达成书面的合伙投资协议暨《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2015年鑫源公司与赵丽丽合作共建一所粮食仓储库。赵丽丽于2015年分三次投入合资款550万元，盈利后年投资回报数额为120万元，合作期限为三年。期满如赵丽丽不选择继续合作，则鑫源公司分三次退回其投资款550万元。合作（合伙）建设的四号仓储库使用后粮食的保管责任由鑫源公司负责，若因鑫源公司的保管责任造成损失与赵丽丽无关，不影响投资回报。协议签订后，赵丽丽并未完全按照协议履行投资，只投入了330万元。刘志辉仍然坚持投资建设四号库及为赵丽丽抽取盈利款，履行合伙协议至2017年7月。赵丽丽逼迫刘志辉个人为其出具借据，想以此转化其投资款为刘志辉个人借款。刘志辉无奈于2017年7月10日给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名。但是签订借款合同时及签订后，赵丽丽未向刘志辉转移过任何资金，赵丽丽与刘志辉之间《借款合同》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综上，刘志辉不是借款人，赵丽丽从未借给刘志辉个人一分钱。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赵丽丽对刘志辉的诉讼请求。原告赵丽丽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二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鑫源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刘志辉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截至本判决作出前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状态为存续。2015年7月16日，鑫源公司（甲方）与赵丽丽、范化伟（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精神，经过考察和友好协商就联合投资兴建鑫源公司宜里四号仓库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经协商决定在鑫源公司宜里库区内，共同投资兴建一栋国家粮食标准仓库，库区排序为四号库。二、四号标准仓库总投资1100万元，甲乙双方各投50%，即甲乙双方各投550万元。三、甲方先期已投入资金开始建设，乙方现分三次投入资金。即2015年7月16日之前投入100万元，2015年8月16日之前投入100万元-250万元，2015年9月底之前付清余款……六、乙方年投资回报款120万元，由甲方按季度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具体时间为次季度首月15日之前转付上季度投资回报30万元。七、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即2015年10月-2018年9月。合作期满，甲乙双方若继续合作，同等条件乙方优先，在合作期满前三个月，续签合作协议，若终止合同，合作期满后，乙方分三次抽回投资550万元，即2018年10月15日250万元，2018年11月15日200万元，2018年12月15日100万元。八、合作期间，四号库粮食保管责任由甲方负责，若因甲方责任造成经济损失均与乙方无关，不影响乙方的投资回报……”。2015年9月30日，赵丽丽通过自己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刘志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00万元。同日，赵丽丽通过自己北京银行账户×××向刘志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250万元。原告提交收据证明当日鑫源公司向赵丽丽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范化伟、赵丽丽支付的350万元，收据中刘志辉在单位盖章处进行了签字，鑫源公司加盖了公章。经询刘志辉收款的原因，鑫源公司当庭回复称认可刘志辉收到款项后转给了鑫源公司，认可鑫源公司收到赵丽丽转账支付的350万元。赵丽丽当庭称350万元款项中有20万元是赵丽丽替范化伟转给刘志辉的，范化伟自己向刘志辉汇款200万元。范化伟已经另案向海淀法院起诉并申请执行。赵丽丽在庭审当日提交了赵丽丽、范化伟于2015年10月6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证明赵丽丽、范化伟就合作投资鑫源公司兴建宜里粮库事宜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投资比例为60%和40%，即赵丽丽330万元、范化伟220万元，赵丽丽、范化伟各按投资比例享受与鑫源公司签订的协议应承担的责任和应享受的收益，并按同比例承担可产生的业务费用。鑫源公司称赵丽丽单独起诉，根据2015年7月16日《投资合作协议》来看缺少必要的共同主体即范化伟参与，且该协议中并未体现赵丽丽与范化伟各投资的款项，并认为赵丽丽当庭提交的2015年10月6日赵丽丽、范化伟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超出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因此不予质证。经本院通过北京法院智慧云智能检索调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的（2018）京0108民初1348号民事调解书，查明范化伟已就鑫源公司与赵丽丽、范化伟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投入的220万元款项单独起诉鑫源公司和刘志辉，并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案件号为（2019）京0108执478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京0108民初1348号民事调解书与赵丽丽的当庭陈述及赵丽丽当庭提交的赵丽丽、范化伟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彼此间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对鑫源公司有关遗漏范化伟作为诉讼主体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赵丽丽当庭提交的2015年10月6日《合作投资协议书》虽超出了本院为双方当事人指定的举证期限，但该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鑫源公司的书面答辩状能够彼此相互印证，因此本院依法予以采纳。2017年7月10日，刘志辉（甲方）与赵丽丽（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向乙方借款330万元，用于甲方公司的合法经营，借款已转入甲方指定账户。二、借款期限为贰年，即从2017年6月30日到2019年6月30日止。2018年6月30日前归还本金165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本金165万元。三、甲方乙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壹分五厘，利息支付方式为半年一付。四、甲方若不能按时履行归还约定款项，每迟延一天，按应付借款的0.1%支付违约金，直到应付借款付清为止。五、甲方用家庭财产做为借款担保，承担清偿连带责任……”。赵丽丽提交了其与刘志辉的通话视频及录音音频的光盘及文字整理稿，称录音发生在2018年8月20日刘志辉家中（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哈撒尔路**别墅），通话发生在2019年5月8日，赵丽丽在自己家中用185XXXX****打给刘志辉手机号158XXXX****，证明刘志辉认可这笔借款，在录音里表达了同意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及如何还款。鑫源公司对通话视频、录音音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称是赵丽丽私下录制的，无法确定当中有刘志辉的声音。通过辨认光盘及文字整理稿传达的信息，并结合赵丽丽所举其他证据以及刘志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的事实，本院采信该证据的真实性，对鑫源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赵丽丽为本案诉讼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为此支出保全费5000元。赵丽丽提供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其因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出保险费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赵丽丽与鑫源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如赵丽丽与鑫源公司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刘志辉是否应当对鑫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1.赵丽丽与鑫源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纠纷这一案由属于借款合同纠纷项下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赵丽丽与鑫源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明确约定了赵丽丽在投入资金后，合作期满后可以分三次抽回全部投资款，且可以每年按季度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而无须承担任何投资风险，因此该协议符合借款合同还本付息的特征。赵丽丽于2015年9月30日通过向刘志辉转账的方式向鑫源公司支付出借资金330万元，鑫源公司在当日向赵丽丽出具加盖鑫源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刘志辉签字的收据，双方由此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借款本金数额为330万元。借款期限结合赵丽丽支付出借资金时间和《投资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应确定自2015年10月1日。《投资合作协议》约定赵丽丽、范化伟的借款本金分三次收回，即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1月15日和2018年12月15日。2015年10月6日赵丽丽与范化伟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也未对赵丽丽与范化伟收回借款本金的日期予以区分，因此本院以赵丽丽最后一次收回本金日期即2018年12月15日作为赵丽丽与鑫源公司借款期限届满的日期。双方约定的投资回报款实质为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依据《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标准为每年72万元，双方约定按季度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赵丽丽自认在2015年7月16日双方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后收到过鑫源公司支付的三个季度54万元的利息，支付方式为刘志辉个人账户转账至赵丽丽本人账户，对应的为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6年第一、第二季度利息。鑫源公司称公司实际支付给赵丽丽56万元，通过公司账户和刘志辉的账户转给赵丽丽；公司账户转了两次共计40万元，刘志辉转了一次16万元。但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利息支付的相关证据。因此本院在赵丽丽自认的范围内确认鑫源公司已经向赵丽丽支付了2015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的利息。通过比较本案中2015年7月16日《投资合作协议》及2017年7月10日《借款合同》，可知《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每年付72万元的利息标准（折合年利率为21.82%）略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一分五厘标准（折合年利率为18%），但二者均未超出年利率24%的法定上限。经询，赵丽丽的诉讼请求第二项162万元投资回报款对应的期间为2016年第三季度即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0日，赵丽丽在诉讼请求第三项主张本案二被告自2017年7月1日起支付利息的标准为《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一分五厘标准，未包含该合同约定的每天0.1%的违约金，因此对于鑫源公司向赵丽丽支付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标准，本院在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0日，以每年72万元为计算标准；自2017年7月11日至2018年12月15日，在月息一分五厘（折合年利率为18%）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付息天数不满一年的，按照实际天数予以确定，经核算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15日的利息数额为1590854.8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赵丽丽主张鑫源公司支付的逾期利息，应自借款期限届满第二日即2018年12月16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赵丽丽主张的利息标准为月利息一分五厘（折合年利率为18%）的标准，该标准未超过2015年7月16日《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利息标准，本院予以支持。2、刘志辉是否应当对鑫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在本院已经认定赵丽丽与鑫源公司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刘志辉与赵丽丽在2017年7月10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存在借款的实际交付事实，赵丽丽基于该合同无权要求刘志辉承担还款责任。在该合同签订时，2015年7月16日《投资合作协议》确定的借款期限尚未届满，《借款合同》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偿还本金的时间、方式均不一致，且约定的利息标准也不一致，《借款合同》存在违约金约定，而《投资合作协议》未约定违约金，因此该《借款合同》也无法认定为债务加入性质的协议。经辨认赵丽丽提交的通话视频及录音音频的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可以得出刘志辉向赵丽丽作出了同意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的结论，但该意思表示刘志辉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鑫源公司名义作出并不明确，且刘志辉在其间并未承诺对鑫源公司向赵丽丽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借款合同》及通话视频及录音音频的光盘及文字整理稿亦不能清晰体现出刘志辉为《投资合作协议》项下鑫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刘志辉就鑫源公司所负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赵丽丽主张刘志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赵丽丽要求刘志辉承担连带偿还借款及利息、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因诉讼保全系法律赋予原告方的法定诉讼权利，原告行使该权利必然发生保全费的支出，赵丽丽主张此费用由二被告负担，因本院已经支持赵丽丽向鑫源公司主张的归还本金及利息的请求，因此该费用应由鑫源公司予以承担。赵丽丽申请财产保全依法需要提供担保财产，但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只是众多保全担保方式中的一种，非财产保全所必然发生的支出，且该费用并未约定在《投资合作协议》中，因此对赵丽丽要求二被告负担保全保险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鑫源农付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赵丽丽借款本金3300000元；二、被告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鑫源农付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赵丽丽支付借款期限内的利息1590854.80元；三、被告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鑫源农付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赵丽丽支付自2018年12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3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四、驳回原告赵丽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16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鑫源农付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判员  杨晓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康燕婷书记员  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