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57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1，山西省左权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军，山西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荣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春喜，山西喜春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郝某庙沟。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利军，山西锐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牛某，现住本村。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1，现住本村。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2，现住本村。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晋中鑫鼎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法定代表人：崔某2。再审申请人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山西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阳农商行）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郝某，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牛某、李某1、李某2、晋中鑫鼎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我与被李六荷、郝某没有事实上的合伙，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进行佐证的前提下，主观臆断为“三人合伙借款”，并武断判决承担连带责任。1、2012年间，牛某的丈夫李六荷承包寿阳县某地煤矿工程时，我受资金困惑，没有入伙，只是受雇性质到工地进行代班干活，每月领取劳动报酬。正是基于我不愿意入伙这一特定原因，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2、牛某及丈夫李六荷在寿阳农商行贷款时，我既非参与人又非担保人。此贷款事宜由晋中鑫鼎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该笔贷款由寿阳农商行审核、批准、发放。在整个程序履行过程中，没有我任何实证性参与的迹象，更没有一处签名和按手印，缺乏起码的证据支持。而二审法院却凭空猜测，杜撰事实存在，进而主观臆断出笼所谓的判决。3、李六荷在2014年1月26日曾向寿阳农商行出具客户受托支付申请书一份，主要载明“因购买锚杆、钢筋等，共需资金300万元，商品交易对方户名：郝某”。贷款到位后通过向郝某转账。该二人曾经签订过《购销合同》，2012年间，因双方矛盾升级，曾向晋中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了仲裁申请。从“贷款事件”的起源到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及贷款到位后的用处，纯粹没有我参与的影子，我更没有得到分文贷款，与该事件与我风马牛不相及。而二审法院竟然依据晋中市仲裁委（2016）晋仲裁字第100号裁决书中当事人的陈述，牵强附会般将我卷入本案。4、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至于被告王某1是否作为原告所称的仲裁书中认定合伙体借款人而承担还款责任，应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该院不予理涉，可另行解决。”如此这般对事实进行认定，随即又出尔反尔，判令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只是泛泛地草率认定事实、援引法律条文，未做任何调查和分析。更没有借鉴一审法院（2018）晋0702民初2521号判决的认定内容。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寿阳农商行答辩称，王某1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王某1在申请书第一条第1、2、3项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否定郝某于仲裁时的答辩意见、所举的11份证据及三合伙人在合伙期间聘用的会计荆焕诊出庭作证所证实的且已被晋中仲裁委（2016）晋仲裁字第100号裁决书认定的及最终被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依法采信并认定的涉案300万元借款是李六荷、郝某、王某1三人合伙体借款的事实。故王某1主张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其次，王某1在申请书第一条第4项所陈述的内容更是无稽之谈，不攻自破。王某1无视二审判决书载明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误认为系二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并声称二审法院“随即出尔反尔判令我承担连带责任”等等诬告的不实之词。王某1的行为完全系缠诉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之举，应驳回其再审申请。第三，王某1主张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王某1所陈述的理由系不懂基本法理的主观武断，其称述无法支持其主张。综上，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应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郝某发表意见称，李六荷向晋中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存在恶意申请和虚假仲裁的问题。李六荷与郝某签订购销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事实上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李六荷在仲裁庭审过程中否认合伙贷款300万元的事实，仲裁裁决书中已查明上述事实。李六荷明知合同的真实目的是获取贷款而恶意申请仲裁，要求解除购销合同并返还合同价款300万元，仲裁庭在查明购销合同的虚假的基础上以李六荷提供虚假合同为由驳回其仲裁申请，不应当针对与购销合同无关的个人合伙事务进行大篇幅论述，主观推断李六荷300万元个人贷款为合伙贷款。李六荷申请仲裁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虚假的购销合同将300万元贷款转化为合伙贷款的目的，仲裁庭存在虚假仲裁的问题。根据2016年最高院关于防范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仲裁也是解决纠纷的机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就不应该对其他事实进行认定。李六荷个人300万元贷款虽然在合伙账目中有所体现，但是充其量算个人对合伙事务的出资，并不能证明郝某是共同借款人。李六荷个人曾于2013年2月1日向寿阳农商行贷款100万元，于2013年7月11日向寿阳农商行贷款50万，都是由晋中鑫鼎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李六荷于2014年再次向寿阳农商行申请贷款300万元，寿阳农商行要求其先偿还之前的两笔贷款150万元才能再次放贷。李六荷因经济困难先向秦美芳借款150万元用于偿还寿阳农商行的150万元贷款，随后寿阳农商行发放300万元贷款，李六荷用其中的150万元偿还了秦美芳的借款本息。2013年底李六荷因个人债务50万元被人上门索债，就向案外人赵某借款50万元，寿阳农商行发放300万元贷款后，李六荷同样用该贷款归还了赵某的借款本息。上述150万元、50万元两笔债务是李六荷的个人债务，向寿阳农商行贷款完全是其个人行为，与合伙事务无关。郝某提供了两次贷款的还款记录，显示李六荷2013年2月1日贷款100万元，7月11日贷款50万元，2014年1月26日李六荷同时向寿阳农商行归还了这两笔贷款。郝某不是共同借款人和担保人，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仲裁裁决书认定300万元是合伙债务不正确，超出了仲裁范围，原审法院将裁决书作为认定合伙借款的主要证据，有违证据规则的规定，不应将裁决书作为证据使用。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中寿阳农商行为证明300万元贷款是李六荷、郝某、王某1合伙借款，提交了贷款合同、借款借据、客户受托支付申请书、支付流水、晋中仲裁委员会（2016）晋中裁字第100号裁决书等证据。李六荷之子李某1为证据300万元贷款是合伙债务，提交了李六荷于2015年1月21日书写的“关于300万贷款由来说明”复印件，上有李六荷、王某1签名及捺印。郝某、王某1质证时提出该说明非原件，并对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案审查过程中，寿阳农商行提交了由其保管的“关于300万贷款由来说明”的原件，经比对，与原审中的复印件一致。晋中仲裁委员会（2016）晋中裁字第100号案裁决书载明，郝某在该案中陈述其原来仅与王某1合伙，2012年正月因工程项目，王某1介绍李六荷加入，三人共同合伙，其与李六荷签订购销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从寿阳农商行贷款。2012年至2015年，三人的合伙关系一直未清算，合伙关系尚未终结。“关于300万贷款的由来说明”中记载“该笔贷款300万元应由我本人李六荷、王某1、郝世宏共同承担”，王某1在该说明落款处作为证人签名并捺印。郝某与王某1虽然对该说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该说明的内容与郝某在仲裁案中自认合伙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三人的合伙关系。根据该说明，寿阳农商行有理由相信李六荷的300万元贷款是三人合伙的贷款。王某1、郝某虽主张300万元贷款并未用于三个合伙事务，但合伙人对内与对外承担的责任不同。寿阳农商行发放贷款后，李六荷未将贷款用于合伙事务，属于三人合伙内部对合伙责任的分配问题，与三人合伙对外需共同对寿阳农商行承担还款责任无关。故王某1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因本案涉及金融借款关系、合伙关系、担保关系、继承关系等，故原审依据合同法、民法通则、担保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故王某1主张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综上，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