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9704号原告：聂伟健，男，198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季秋，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俊名，男，200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健祥，男，196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系被告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佑，男，196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原告聂伟健与被告林俊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聂伟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季秋，被告林俊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健祥、刘学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聂伟健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在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26000元；二、被告在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支付全部借款的利息（其中98000元从2019年1月8日起按月息2%计算，28000元从2019年5月20日起按月息2%计算，上述利息均计算到被告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上述利息总额扣除19700元）；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是朋友关系，2019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98000元，2019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8000元。两笔借款均有被告出具的借条为凭。被告借款后未依约还款。被告林俊名答辩称：2018年我方通过朋友介绍与原告认识。同年11月在广州白云嘉禾望岗附近合伙经营文哥台球俱乐部。在合作过程中，我方发现原告是个职业放贷人，从事放高利贷谋取暴利。我方经不住诱惑答应帮原告放高利贷。于是原告从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1月17日止分10次转账共98000元给我方帮其放高利贷。由于利息过高，原告转给我方的钱无法放出去，而原告要求我方以转账总金额为基数，要求被告支付月息5分的利息。因被告无法承担高额的利息，2019年1月8日，原告威胁被告按原告预先准备好的借据内容抄写一份欠其98000元的借据。2019年5月20日，原告以我方借他98000元没有支付利息为由，再次胁迫我方写下欠其28000元的借据。原告提供的两份借据是胁迫被告所写的，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两份借据均没有法律效力。我方已向阳春市公安局信访反映原告等涉嫌“套路贷”。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追究原告的刑事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日2019年1月8日被告从原告借款98000元，被告于2019年6月30日归还原告98000元。该借据另备注“2019年6月30日林俊名归还玖万捌仟万整给聂伟健后，本借据聂伟健将交给林俊名”。原告称上述《借据》中的金额是由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分别于2018年12月7日支付10000元、2018年12月8日支付10000元、2018年12月10日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5日支付18000元、2019年1月8日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10日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15日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16日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17日支付10000元，对此，原告提交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2019年5月20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日2019年5月20日被告从原告借款28000元，被告于2019年6月30日归还原告28000元。原告称上述《借据》中的金额28000元是由旧债转借款，其中原告帮被告垫付房租13582元，还有被告答应支付的利息14700元，当时一并加起来作为借款共28282元，但原告抹去零头，开具了28000元借据。对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原告向案外人黎某的转账回单，证实分别于2019年5月21日向其支付9582元、于2019年5月21日支付4000元；二、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2019年5月19日，被告表示“房租那里他那晚搞错了”、“是9582”；2019年5月20日，原告表示“……可是你这样欠着我钱也不是办法，现在又欠14700+9582+4000……”、“你欠房东的钱都是我替你还的，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到店里把借条写好给我”，被告表示“我今天晚上应该是回不去哦”并向原告发送了涉案28000元的借条；三、原告与案外人黎建利的聊天记录，证实代被告向房东付款9582元及4000元的真实性。原告提交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双方的聊天记录记载：2019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小林，抽空把那一万的盈利转给我哈”、“我要先做一笔账”；2019年1月16日，被告询问原告“聂哥。那个几天的一万收到了。我是转你利息我月息放出去还是都转你”，原告表示“再放出去吧”；同日，被告发送“现在给我一共是放出去88000”，原告回复“对的，一共是八万八千”；2019年1月18日，被告向原告表示“对了聂哥。现在手上还有资金吗。我这边有点事情处理要用。年前就可以还你的”；2019年1月22日被告表示“聂哥一会还可以借我几千块钱吗？也是30号还你的”、“这两天有的话最好还能借我几千”；2019年4月9日被告表示“您现在还能拿出1万放月息吗？我朋友有急事要一个月内就回本金了的”，原告表示“我问一下同事愿不愿意放钱，利息多少？”；2019年5月19日，原告要求“下月底提前准备好九万八千块钱好吧，你还年轻，别因为还钱影响你以后的征信”，被告表示“9万8。真的。不敢保证全部”、“我意思是给我缓一下”；2019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钱我不是说还不起。只是最近确实遇到挺大的麻烦事需要一定资金和时间处理。欺骗了你。也是我不对。在这里向你道歉”。被告称其已向原告还款58737元，并认为原告是非法放贷，胁迫被告签署借据，对此，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文哥台球室转让协议》，证实2019年5月31日，被告向苏某斌以68000元的价格转让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望岗地铁口企岭综合楼二楼的文哥台球室50%的股权；被告称原告与被告合作经营台球室，本案涉案资金一部分是原告给被告用于放高利贷，一部分用于台球室投资。二、被告向原告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24日向原告微信转账300元、2019年1月8日转账600元及1200元、2019年1月12日转账10000元、2019年1月16日转账300元、2019年3月17日转账4819元、2019年3月16日转账5000元及5000元、2019年3月23日转账30元、2019年3月31日转账4900元、2019年3月28日转账500元、2019年1月31日转账10000元及5000元、2019年5月12日转账11088元，共计支付58737元。三、原被告聊天记录截图，证实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一部分是叫被告帮其放高利贷，一部分是用于台球室的投资。四、阳春市公安局信访诉求分类处理告知书、阳春市公安局扫黑办《关于对林健祥信访事项的答复》，证实阳春市公安局对林健祥作出告知，于2019年11月28日收到其提出其儿子林俊名2017年3月份以来被“套路贷”，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等问题的信访事项。经核，该事项应按依法履职办理，已依规定转城北派出所、刑侦大队办理；阳春市公安局扫黑办答复林健祥，关于其提出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其儿子林俊名被曾某国、聂伟健等14人“套路贷”，先后向借款约60万元的诉求，我办将进一步加大案件的侦查力度，查清事实，依法处理。五、（2020）粤17民终xxx号民事裁定书，证实案外人林某河起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因借款发生时林俊名尚是在校学生，林某河向林俊名借出的款项所收取的利息虚高，第一笔借款20000元已收取了高达月利率仅20%的利息，第二笔借款出借时预扣砍头息，林某河高利放贷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根据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作驳回起诉处理，并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如果刑事侦查结果或刑事判决认定林某河不构成经济犯罪，林某河可依法重新起诉，并作出驳回林某河起诉的裁定。对于上述证据，原告不确认《文哥台球室转让协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四、五也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被告主张的还款情况，原告确认收到款项，但支付记录中除了2019年1月8日转账的600元及1200元、2019年3月31日转账的4900元是支付涉案借款的利息外，其他款项不是支付本案的本金和利息，并对此提交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支付宝转账截图、《聂伟健向林俊名提供全部借款汇总》、《聂伟健向林俊名支付的其他款项（非借款）汇总》，证实其中2018年12月24日300元是双方约定的特定款项；2019年1月12日的10000元是2019年1月10日原告要求被告“抽空把那一万的盈利转给我哈”，被告在2019年1月12日转账支付的合作店铺盈利款；2019年1月16日的300元是2019年1月10日原告支付给被告另案借款10000元的利息；2019年3月17日的4819元是当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合作店铺的收支账目，在扣除各种开支成本后剩余9638元，原被告各一半即4819元；2019年3月16日的两笔5000元，其中5000元是归还2019年1月22日向原告借出的5000元，还有5000元是支付给原告的店铺临时分红；2019年3月23日的30元是向原告退还被告预支的店里买烟款项余额；2019年3月28日500元是店里由客人通过扫描二维码支付1000元，被告在前台取走现金1000元，因被告与原告依约对半分红，因此支付原告500元；2019年5月12日的11088元是偿还另外借款的本息，原告于2019年4月9日借给被告10000元，因该笔款项已由被告偿还，因此不在本案主张范围内；2019年1月31日的10000元及5000元，是被告于2019年1月18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借款12000元及微信借款3000元、5000元，共计20000元的还款。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另外还支付了5000元还款。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阳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调查在2020年1月15日向林健祥出具《关于对林健祥信访事项的答复》后，对其提出的诉求是否有进一步的处理结果及对相关情况是否有予以立案侦查的情况。阳春市公安局扫黑办于2020年8月3日向本院作出以下回复：继2020年1月15日对林健祥出具《关于对林健祥信访事项的答复》后，我办继续展开相关调查。经调查，2017年3月以来，林俊名与聂伟健的借贷活动中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双方自愿签订，签订协议前双方也知晓借款利息等相关明细，在借款、还款过程中没有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不属于“套路贷”犯罪的范畴。我办已告知林俊名及其家属调查情况，并建议其通过法院诉讼或其他合法途径解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案款是否属于套路贷或者高利放贷的情况；二、本案是否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请；三、如果不予驳回，应如何认定本金及利息。本院作出以下的辨析：第一，被告称涉案案款涉嫌“套路贷”，但根据阳春市公安局扫黑办向本院作出的回复，该办经调查，认为2017年3月以来，林俊名与聂伟健的借贷活动中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双方自愿签订，签订协议前双方也知晓借款利息等相关明细，在借款、还款过程中没有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不属于“套路贷”犯罪的范畴，并已告知林俊名及其家属；其次，本案中，涉案两份《借据》均未对借款的利息作出约定，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对涉案借款偿还了高额的利息，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款项存在高利放贷的情形，因此，本案涉案借款不属于“套路贷”或者高利放贷的情形。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两份《借据》，应视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被告与原告关系密切，有大量经济往来，且被告经常向原告提出借款请求，借据记载金额更是对持续的借款行为和金额的总结。然而，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见，双方之间关于被告发送“聂哥。那个几天的一万收到了。我是转你利息我月息放出去还是都转你”、“现在给我一共是放出去88000”，原告回复“对的，一共是八万八千”，被告表示“您现在还能拿出1万放月息吗？我朋友有急事要一个月内就回本金了的”，原告表示“我问一下同事愿不愿意放钱，利息多少？”等往来，可以看出原告作为出借人事先知道且明知被告并无放贷资质但仍将借款用于向不特定他人发放借款融资之用，不仅扰乱了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也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应依法认定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已举证证实实际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1月8日《借据》项下98000元款项，并已实际支付了2019年5月20日《借据》项下13582元，对于该部分被告实际取得的财产，在本院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无效后，被告依法应当予以返还，但由于原告与被告均对合同关系被认定无效均存在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原告关于2019年5月20日《借据》项下14700元所谓利息款项转化为借款性质的款项，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被告的还款，原告确认其中的还款共计6700元（600元+1200元+4900元），并确认另外还偿还了5000元，共计11700元，该部分款项应直接抵扣本金，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剩余款项99882元（98000元+13582元-11700元），对于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而对于被告举证的其他还款，原告已举证证实与本案无关，结合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及原告证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关于其他款项为偿还本案借款的抗辩意见，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对于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纠纷，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林俊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聂伟健返还99882元；二、驳回原告聂伟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0元，由原告聂伟健负担813元，被告林俊名负担22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诗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谢宜静唐秋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