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24民初3180号 原告：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章缝镇242省道与平章线交叉口东200米路南。 法定代表人：邵路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同，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忠民，男，196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东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婷婷，女，1993年0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东明县，系朱忠民之女。 被告：朱春良，男，1969年02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东明县。 原告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农公司”）与被告朱忠民、朱春良种殖、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沃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同，被告朱忠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婷婷，被告朱春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沃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编号为20170007的《母猪委托养殖合同》；2.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健康的母猪98头、公猪1头；3.判令被告朱忠民养猪场内的全部仔猪归原告所有；4.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5.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3万元；6.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以上合计202万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3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编号为20170007的《母猪委托养殖合同》，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养殖母猪，原告提供母猪、饲料、药品、疫苗等，并按照生产仔猪数量支付被告朱忠民相应费用。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却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导致猪只大量死亡，且被告私自领取保险理赔款未返还原告。在原告提出将剩余存活母猪、公猪以及仔猪运回后，被告不但予以拒绝，且殴打原告工作人员。被告朱春良为本合同的担保人，合同约定其对朱忠民因本合同所产生的一切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朱忠民辩称，对双方签订的《母猪委托养殖合同》无异议，但原告的陈述不属实，自2020年4月5日之后原告就没有提供饲料、药品、疫苗等，关于原告所说的保险款，双方只是针对2018年5月17日保险单号为鲁37001700272314的保险受益转让给原告，在2019年重新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单号为011937170300170202000004，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朱忠民，该保险受益并未转让。在养猪场出现疫情时，是原告方自行撤离的工人，并不是我方殴打原告工作人员，有微信截屏为证，被告一直在与原告沟通，要求原告将2020年3月21日所拉仔猪的未结款付清，被告就配合拉猪，但原告一直未支付。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母猪委托养殖合同》，不同意返还原告所说的猪只，原告所说的母猪98头实际是93头，公猪及仔猪已全部死亡。不同意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因为是原告自己先违约并撤走工人，不同意支付原告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要求法院依法处理。 朱春良辩称，我与朱忠民系同村村民，朱忠民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原告让我做担保，我不同意做担保，我同意做证明人，只证明养猪场是朱忠民的，原告就说你就签个名字，与你无关，我就签了，我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母猪委托养殖合同》，证明被告与原告存在委托养殖合同关系，朱春良作为朱忠民的担保人，对朱忠民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约定了母猪及仔猪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母猪领取确认单9张；3、调拨单3张，证明原告陆续向朱忠民提供母猪386头；4、至代养户朱忠民的函；5、微信截图；6、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拒不配合原告拉回猪只，且殴打原告工作人员；7、保险单；8、保险转让单，证明被告已将保险受益权转让给原告；9、聘请律师合同；10、律师费发票；11、付款截屏，证明原告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12、保险理赔明细，证明被告私自领取保险理赔款230400元，母猪及仔猪的所有权是原告所有，该保险理赔款应为原告所得；13、原告员工叶营与被告朱忠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保险费1800元的事实，被告已经收到，原告向被告去要单据，但是被告一直没给。 朱忠民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约定是母猪300头，但原告从未达到300头的数额，母猪一直在淘汰、换养，以上数额是原告提供的所有母猪的数额；对收到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但对证据4的内容有异议，双方于2020年1月1日签署协议，猪场全权由原告管理，其未将淘汰和伤亡猪只的情况告知被告，而且当时由于疫情原因，所以该损失不是由被告造成的。2019年12月30日原告没有通过被告私自拉猪，依照养殖合同，拉猪必须双方在场并开具调拨单，打架是双方造成的，母猪不是98头而是93头，认可有仔猪120头，公猪1头，但仔猪和公猪都已死亡，有死亡证明为证；对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该保险单保险期限为一年，自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20日，该保险单时间段内产生的保险利益已被原告领取了，该保单及相对应的委托书已作废；对证据9、10、11有异议，本案产生的纠纷都是原告造成引起的，与被告无关，被告是受害人，该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对证据12领取保险理赔款230400元无异议，中华联合的保险是被告购买，根据保险合同，该保险理赔款应由被告领取，人保的保单我认可已转让给原告，5000元是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3月30日的，该5000元我领取后，原告已从仔猪代养费中扣除，所以应由我领取；对证据13无异议，保险单已转给原告。 朱春良质证意：对以上证据不发表意见，我没有参与，我不清楚，坚持答辩意见，原告不应列我为被告。 朱忠民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母猪养殖合同；证据2、母猪淘汰函及调拨单，证明在拉母猪及仔猪时应双方在场并出具相关手续；证据3、（1）2020年1月1日签订的证明两份，一份是被告作为原告起诉时已提交法庭的，内容为：从即日起猪场全权由沃农公司管理，另一份证明是对以上证明的补充，内容为：从即日起猪场全权由农牧公司管理，乙方（朱忠民）有权随时向甲方（沃农公司）工作人员了解猪场的生产状况，技术员必须在每晚7点钟之前以微信方式通知乙方母猪存栏变动情况，甲方如在乙方不在场的情况出售生猪、处理病死猪，乙方概不负责，甲方需在母猪稳定一月后的十日内按照原来合同退回乙方押金，该证明有原告法人的签字。猪只的死亡和淘汰原告并没有告知被告，猪场的管理及技术人员都属于原告方管理的，不是由我方管理不善造成的，无害化处理每次都有原告的工人在场，并没有私自处理；（2）微信截图、证明被告与原告一直在协商处置母猪事宜（与原告技术员曹西施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与邵路明的网名“他山之石”微信截图12页，），（3）、证明在2019年12月30日存栏母猪是197头，到4月5日还剩92头，期间母猪死亡、淘汰猪只的情况原告没有告知被告。（4）、无害化处理单据，证明母猪存在疫情，死亡数量为10头，实际剩余82头，仔猪死亡123头；（5）、仔猪回收单，证明2020年3月21日原告尚有35600元代养费未支付；（6）、证人证言，证人朱春良、曹某的证言，证明被告所陈述的母猪及仔猪的存栏头数；（7）、饲料及药品送货单，证明在2020年4月5日撤离后原告不再供应饲料及药品；（8）、工人工资；证据4、2019年12月保险单抄件，证明2019年的在中华联合保险投保的保险单仔猪、母猪各一张由被告交纳并由被告领取。 沃农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母猪伤亡淘汰记录单显示当猪只死亡时双方对于死亡猪只的数量是签订书面确认函的，对于未签订书面确认函的猪只原告无法确认是死亡还是被告私自出售，根据合同约定，未签收确认单据缺少的猪只按被告私自出售处理；对证据3中（1）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在2019年12月30日原告进行技术托管前母猪的存栏情况，证实在被告养殖期间一共死亡103头，（2）对曹西施的微信截图，该猪只的所有权是原告所有，产生的利益也应是原告所有，（3）对与邵路明的网名“他山之石”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微信截图可以看出原告一直与被告沟通拉回猪只的情况，但是被告一直不配合，导致现在的母猪依然由被告饲养；（4）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实死亡的猪只便是原告所有的猪只，且被告在猪只死亡时未依照合同约定书面报告原告，对于该猪只的死亡无法证实属原告所有；对（5）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之所以一直没有付该笔代养费，是因为被告一直拒绝配合原告拉猪；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朱春良身份是被告之一，另一证人没有出庭，对该证言不予认可；对证据（7）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与上次庭审时提供的证据明显不一致，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该送货单可以随时后补，并且对金额随意填写，不具备合法性，在被告未提供当时的付款流水及合法发票的情况下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对证据（8）三性均不认可，没有提供银行流水，不能证实被告实际发放；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母猪及仔猪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相应的保险利益也应归原告所有，被告私自领取保险理赔款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 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母猪委托养殖合同》1份，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朱忠民，丙方为被告朱春良（担保人），合同基本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饲养母猪300头，由甲方向乙方提供饲养各时期的饲料、疫苗、精液、药品等用品并负责技术指导，乙方提供场地并保障饲养条件，乙方在甲方的统一管理和技术指导下进行饲养，所生仔猪在28日至35日龄达标后，由甲方负责回收，每头按100元计算酬劳，甲方在10日内结算本批次酬劳，乙方不承担市场风险。为鼓励乙方积极性，约定奖励方法：年平均胎次合格仔猪达到8头，每头奖励10元，达到9头，每头奖励20元，达到10头，每头奖励30元，达到10.5头，每头奖励40元，送到11头以上，每头奖励50元。奖励按年平均胎次合格仔猪数乘以所达到的档次奖励金额，以最高点核算，不重复计算。合同期间每年的6月30日结算上一年度年均胎仔猪头数奖励金，甲方10日内将奖励金汇入乙方账户内。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乙方费用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应付款项按月息1%赔偿乙方。乙方不得变卖甲方饲料、仔猪、母猪，否则，按仔猪每头800元，母猪按每头5000元标准赔偿。母猪正常情况下的伤亡、不发情、病残等，甲方将猪只拉回，并退回乙方保证金或换养母猪。甲方人员可随时进入乙方养殖现场，不定期指导、监督乙方饲养。猪只出现疫情时，乙方应在一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到现场处理并作出合理方案，乙方迟延通知甲方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为保证合同履行，乙方需在进猪前七天向甲方交纳每头母猪2000元的保证金，并由朱春良作为保证人担保。合同期间为2017年6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被告朱忠民，原告法定代表人邵路明，保证人朱春良分别在合同上签字。签订合同后，双方按合同约定分别履行，原告陆续为朱忠民提供了母猪及公猪，原告称总计为朱忠民提供母猪386头，朱忠民认可最多的时候母猪达到290头，公猪1头，其他的头数均为因母猪不合格换养递补的头数，朱忠民称已按母猪300头，公猪1头，交纳给原告保证金602000元。合同签订的前几年，双方均按约定履行，没有发生大的矛盾。2020年1月1日，因猪只出现非正常死亡及拉猪发生纠纷，双方经协商，共同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即日起，朱忠民养猪场全权由沃农农牧有限公司管理。朱忠民及邵路明分别签字确认。同日又出具一份补充证明，内容为：从即日起猪场全权由农牧公司管理，乙方有权随时向甲方工作人员了解猪场的生产状况，技术员必须在每晚7点钟之前以微信方式通知乙方母猪存栏变动情况，甲方如在乙方不在场的情况出售生猪、处理病死猪，乙方概不负责，甲方需在母猪稳定后一月后的十日内按照原来合同退回乙方押金。朱忠民提交了与沃农公司技术员的聊天记录，证明当时存栏母猪为197头。双方曾因拉猪发生争议，朱忠民与沃农公司安排拉猪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经报警处理后双方仍有争议。2020年4月5日，沃农公司给朱忠民邮寄了一份函，基本内容为：截止至本日，沃农公司委托朱忠民养殖的猪只在朱忠民处尚有母猪98头，仔猪120头，公猪1头。因2019年12月30日双方发生矛盾，已给原告造成母猪伤亡达50头以上，希望朱忠民在接此函件后，能配合原告将猪只拉回，如拒不配合，按法律程序主张经济损失。朱忠民称2020年3月21日原告出栏合格仔猪356头，按合同约定应在10日内付费用35600元，朱忠民坚持要求原告支付以上费用及因猪只减少应调整的保证金后才配合原告拉猪，原告对收到以上合格仔猪无异议，坚持要求先拉回猪只，双方通过微信经多次协商未果，原告称在发出以上函件后三、四天后即撤回了人员。朱忠民在原告撤回后，为了防止损失扩大，继续饲养剩余的猪只至今。2020年4月5日原告函告被告尚有母猪98头，仔猪120头，公猪1头，朱忠民认可有母猪92头，其他无异议。被告称原告全部撤回人员后，为了防止扩大损失，自己继续饲养，截止到7月1日尚存有母猪82头，共他猪只均死亡，并提供了无害化处理的证明。朱忠民称东明盛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政付指定的处理病死猪只的单位，根据该公司出具的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畜禽登记表，显示自原告退出后共死亡成猪10头，仔猪123头。关于双方争执的引起矛盾的原因，被告称原告曾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拉猪只，2019年12月30日发现原告又偷拉母猪，在多次要求被告支付欠付的费用及返还保证金，而原告拒不给付的情况下才阻止原告拉猪。原告称事先已经与被告沟通，是被告不按合同约定配合原告拉回委托养殖的猪只。原告认可在母猪减少时，一般是换养母猪或调整保证金，如果被告选择换养母猪，则在一个月内换养，如果不换养，按约定退保证金，但是一直没有调整过保证金。关于拉猪只时如何交接，被告称，双方均应在场，现场确定数量，当面出具确认单据，原告称是在拉回后为被告补签单据。双方均认可猪只的年死亡率为3%-5%。双方虽有合同约定，如：双方在确认猪只死亡后，应在一日内报告，关于死亡的数量应各持一份书面证据，但双方均未按严格按合同约定处理。合同期间，曾以朱忠民的名义对饲养的母猪及仔猪投保商业保险，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20日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分公司投保了能繁母猪保险，保单号为鲁37001700272314，2019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7日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投保了能繁母猪保险及育肥猪保险，保单号为：011937170300170202000004、011937170300170203000004，双方均没有提供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投保了证据，朱忠民称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的保险系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2018年5月17日，双方签订了一份保险转让单，双方均认可将朱忠民投保的保单号为鲁37001700272314的保险利益转让给了沃农公司。原告出具了朱忠民与其原告员工叶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把当年的保险费用1800元转给了朱忠民，朱忠民认可收到了1800保险费。原告另称每年的保费都支付给朱忠民了，由朱忠民投保，2018年5月双方签订了保险转让协议后，猪只死亡的保险利益由朱忠民领取，朱忠民领取后告知原告，原告在结算时对每头母猪死亡赔偿款扣除1000元代养费。之后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转让合同，一直按着2018年的模式合作，具体投保公司是由朱忠民自行选定，理赔款也是由朱忠民领取后报告原告死亡数量，原告按照每头1000元的基础扣除代养费。根据原告调查，2019年10月份在中华联合投保，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投保情况朱忠民未告知原告，被告领取相应保险理赔款时也未将保险利益转让给原告，原告未扣除这两年的保险利益，并提供了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出具的2019年10月4日至2020年6月13日的保险理赔款结算单共22540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分公司2017年10月、2018年3月的保险理赔款结算单5000元。朱忠民对收到以上理赔款无异议，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分公司2017年10月、2018年3月的保险理赔款5000元，已按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在结算时由原告扣除，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在太平洋保险投保，保险单也转让给原告了，但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保险理赔款在保险公司未赔偿之前，原告就从代养费中扣除了。从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单没有转让，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没有为原告提供生猪承包的义务，被告对猪场投资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每头母猪2000元的押金，因此被告完全有权力对生猪进行投保，并根据谁投保谁收益的原则，合法、合规获得赔偿利益。2019年10月份，被告签署了生猪保险合同，已明确告知原告不再进行母猪投保转让，原告并未表示任何异议。根据保险单及保险告知书，2017年能繁母猪的最高保额为每头1000元，2019年为每头1200元，育肥猪根据尸长与尸重每头20元至800元。经多次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 另查明，朱忠民另在本案之前以沃农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案号（2020）鲁1724民初2356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母猪委托养殖合同》;2、由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欠仔猪款35600元及利息；3、由被告支付奖励金款178700元；4、由被告返还原告养猪保证金602000元；5、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饲养期间产生的合理费用暂定50000元(自2020年4月6日开始按照每日1000元计算至涉案母猪交接之日止)。朱忠民认可在沃农公司撤回后共死亡母猪9头，公猪1头，仔猪123头，本次开庭时仍提供原证据，认可死亡母猪10头，仔猪123头，称公猪1头也已死亡，但没有提供证据，经核对，死亡的10头母猪中包含有1头公猪（2020年4月9日的一头为公猪），实际死亡情况应为母猪9头，公猪1头，仔猪123头。在（2020）鲁1724民初2356号案件审理中，朱忠民称其经营的养殖场，自原告退出后母猪没有生产仔猪，没有自养猪及代养猪，养殖场内的猪只全部是为原告代养殖的猪只。本次开庭时，朱忠民另称在养殖场内除为原告代养殖的猪只外，另有为同村的袁敬雷代养殖育肥猪13头，当问代养协议签字时间及袁敬雷的联系电话时，朱忠民称记不清哪一天签订合同，也没有提供袁敬雷的电话。原告称朱忠民代养殖的母猪正常情况下应大量生育仔猪，产生的效益也是巨大的，朱忠民所称的为他人代养殖的育肥猪不属实，实际应是代养殖的母猪所生仔猪，以上13头育肥猪应判决归原告所有。为核实代养协议的真实性，本院责成朱忠民带袁敬雷到庭说明情况，朱忠民在庭后提交了（2020）鲁1724民初2356号案庭审结束后第二天与袁敬雷签订肥猪代养协议复印件，内容为：今甲方袁敬雷把13头肥猪委托乙方朱忠民代为饲养管理，每头代养费300元，共3900元，出栏时付清代养费。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当问及育肥猪的具体情况时，朱忠民称大的有200多斤，小的有100多斤。 双方争议事项的认定： 1、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各有什么过错，对导致合同非正常履行所造成的损失分别应承担什么责任？双方合同履行至2020年1月1日，因猪只出现非正常死亡，双方经协商，养猪场全权由沃农农牧有限公司接管。后因原告拉猪双方发生争议，被告称原告有偷拉猪只的行为且在母猪减少的情况下没有给被告及时补充母猪及返还保证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阻止原告拉猪。根据朱忠民提拱的证据，其陈述的原告有偷拉猪的行为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认定。但在母猪减少的情况下，原告没有及时为被告补充母猪或调整保证金，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在沃农公司没有返还保证金的情况下，朱忠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阻止被告拉回母猪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违反合同约定的理由。根据双方认可的事实，双方前期履行合同正常，原告经营状况良好，双方签订的为养殖回收合同，不属于可以行使留置权的情形，即使在原告违约的情况下，朱忠民也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阻止原告拉回猪只，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经营，致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双方的以上行为均有过错，应平均分担因合同不能正常履行造成的相应损失。 2、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有违反合同行为，2020年4月5日，原告以朱忠民阻止其拉猪为由，给朱忠民邮寄函，并在发出以上函件后撤回了人员，停止提供饲料、疫苗等物资，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均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朱忠民同意解除合同，可见，解除合同是双方共识，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双方意见表示，双方合同均应解除。 3、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的法律与事实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委托代养殖的母猪及所生仔猪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由原告根据所产仔猪的数量支付费用，正常情况下的猪只出现的死亡、不发情、病残，由原告拉回，或换养母猪或退回保证金。从以上内容看，正常的猪只损失风险应由原告承担。双方在合同中虽约定猪只出现疫情时，乙方应在一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到现场处理并作出合理方案，出现猪只死亡及淘汰猪只时由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否则由被告承担相应责任，但双方均没有提供严格按此约定履行的证据，因此，不宜严格按以上约定确定双方责任。原告称，2019年12月30日有母猪197头，2020年1月1日接管养殖场，至2020年4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函时有母猪98头，仔猪120头，公猪1头。原告要求赔偿2019年12月30日前减少的母猪103头（300头-197头）；截止到2020年4月5日减少的母猪99头（197头-98头），以上母猪按每头市场价10000元计算；120头仔猪按市场价格每头1500元计算；2020年4月至8月未生育仔猪损失70.56万元；以上损失合计应为290万元，即使按合同约定的每头母猪5000元，每头仔猪800元，损失也应有148万元，认为要求赔偿损失100万元是合理的。关于2019年12月30日有母猪197头，从原、被告互相起诉两次庭审的情况看，双方争议的重点为2020年4月5日之后猪只的归属及损失，并未对2019年12月30日存栏母猪与合同约定的300只母猪差额103头母猪的损失原因进行举证，原告也没有说明其中哪些是死亡的哪些是淘汰的，结合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2020年1月1日接管养殖场的事实，可以证实当时确出现了猪只的非正常死亡，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朱忠民原因致猪只减少或死亡的情况下，应由原告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风险。对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5日减少的母猪99头，从双方2020年1月1日签订的证明及补充证明内容看，朱忠民养猪场全权由沃农农牧有限公司管理，乙方有权随时向甲方工作人员了解猪场的生产状况，技术员必须在每晚7点钟之前以微信方式通知乙方母猪存栏变动情况，甲方如在乙方不在场的情况出售生猪、处理病死猪，乙方概不负责，甲方需在母猪稳定后一月后的十日内按照原来合同退回乙方押金。可见出现猪只死亡及减少的风险应由原告承担。以上约定可视为双方变更了合同，不应再以原合同约定判定双方责任。原告主张2020年4月至8月未生育仔猪损失70.56万元，自2020年4月5日原告撤回人员后，停止供应饲料及药品等，根据朱忠民提供的证据显示，2020年4月9日，仅有的一头公猪死亡，在此背景下，要求被告按母猪正常生产仔猪的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朱忠民认可2020年4月5日接管了原告母猪92头，公猪1头，仔猪120头，之后死亡母猪9头、公猪1头，仔猪123头。由于双方过错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关于猪只死亡的原因，朱忠民没有举证证明系正常死亡还是因饲养不当死亡，双方应对死亡母猪9头、公猪1头、仔猪120头造成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损失价格按合同约定母猪、公猪按每头5000元计算，仔猪按每头800元计算，共计146000元（5000元X10头+800元X120头），被告朱忠民承担50%的责任，计款73000元。原告主张2020年4月5日有母猪98头，只是单方主张，没有经过被告或有权的第三方确认，应按被告朱忠民认可的92头计算。 4、关于双方争议的保险理赔款归属的认定。 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投保母猪及仔猪保险的约定，保险实际由被告朱忠民投保，期间将保险权益转让给原告一年，对后两年的保险权益归属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原告主张所有权归谁保险利益就归谁，被告主张自己对养殖场投入了人力财力，谁投保就归谁，双方陈述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保险权益的归属本身具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应有一方享有的利益完全可以约定由另一方享有或双方共同享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词中也陈述，如果被告能赔偿其损失100万元，则不再主张由朱忠民返还领取的保险赔偿款。在现有证据不能确定保险权益归属的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为主，在双方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无法判决该权益的归属。对双方争议的保险权益，本院暂不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5、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健康的母猪98头、公猪1头的法律与事实依据。 原告在2020年4月5日发函被告朱忠民时虽称有母猪98头、公猪1头、仔猪120头，但朱忠民只认可有母猪92头，对公猪1头、仔猪120头无异议，原告主张有母猪98头，只是单方主张，没有经过被告或有权的第三方确认，其主张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应按被告朱忠民认可的92头计算。根据朱忠民提供的东明盛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畜禽登记表，显示截止到2020年7月1日，以上猪只死亡母猪9头，仔猪123头，公猪1头。因此，应剩余母猪为83头，原告主张的公猪1头，仔猪120头全部死亡。根据双方委托养殖的合同性质，现双方均主张解除合同，原告要求返还猪只，本院予以支持，但返还的数量应以现存的数量为限，即应返还母猪83头。 6、朱忠民养殖场内现存的育肥猪13头的归属问题。在（2020）鲁1724民初2356号案件审理中，朱忠民称其经营的养殖场，自原告退出后母猪没有生产仔猪，没有自养猪及代养猪，养殖场内的猪只全部是为原告代养殖的猪只。本次开庭时，朱忠民另称在养殖场内除为原告代养殖的猪只外，另有为同村的袁敬雷代养殖育肥猪13头，当问及代养协议签字时间及袁敬雷的联系电话时，朱忠民称记不清哪一天签订合同，也没有提供袁敬雷的电话。原告称朱忠民代养殖的母猪正常情况下应大量生育仔猪，产生的效益也是巨大的，朱忠民所称的为他人代养殖的肥猪不属实，实际应是代养殖的母猪所生的仔猪，以上13头育肥猪应判决归原告所有。为核实代养协议的真实性，本院责成朱忠民带袁敬雷到庭说明情况，朱忠民在庭后提交了（2020）鲁1724民初2356号案庭审结束后第二天与袁敬雷签订肥猪代养协议复印件，内容为：今甲方袁敬雷把13头肥猪委托乙方朱忠民代为饲养管理，每头代养费300元，共3900元，出栏时付清代养费。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当问及育肥猪的具体情况时，朱忠民称大的有200多斤，小的有100多斤。另据本院查明，原告2020年4月5日撤离时，双方均认可留有仔猪120头，在朱忠民否认母猪生产的情况下，其又提供了死亡123头仔猪的证据，朱忠民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朱忠民只提供代养协议复印件，也没有注明袁敬雷的联系电话，本院无法核实代养协议的真实性，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以上13头育肥猪为代养殖母猪所生仔猪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因此，在合同解除后，被告朱忠民应将以上13头育肥猪返还给原告。 7、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3万元及朱春良应承担连带保证的问题。 合同第2.18款约定：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须由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否则视为乙方所报无效，按私自变卖猪只处理。第五条第5款约定：乙方私自变卖甲方委托养殖的母猪、仔猪----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甲方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调查费、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2.14约定，丙方为乙方做担保人，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利息、诉讼费、调查取证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方式为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届满起二年。合同虽然约定了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须由双方共同书面确认，但双方均没有提供严格按此约定履行的证据，因此，不宜严格按以上约定确定一方责任。第五条第5款的约定，系在朱忠民存在私卖猪只及饲料时原告才有权要求赔偿律师费等费用，现原告没有提供朱忠民存在私自出卖猪只及饲料的情形，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由被告支付律师费的情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3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朱春良作为合同的保证人，自愿在合同签字承担担保责任，其应当对朱忠民应负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朱忠民提供母猪、饲料及技术指导，原告负责回收仔猪，按所产仔猪的数量支付费用及奖励金，以上事实清楚，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合同约定，期限为5年，自2017年6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实际履行3年余，2019年12月30日前双方履行合同正常，朱忠民为沃农公司饲养母猪交付仔猪，沃农公司按约定为朱忠民支付费用及奖励金。合同中约定了猪只在发现死亡、淘汰、疫情时必须立即向甲方报告，死亡或淘汰母猪时须有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否则由乙方承担责任，同时又约定母猪正常死亡、不发情、病残等由甲方负责，但在确定死亡及淘汰猪只的手续上，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条款。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减少的猪只数量，沃农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或说明哪些是正常死亡及淘汰的，哪些是朱忠民饲养原因导致猪只死亡；对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5日减少的猪只数额，系原告接管养殖场阶段发生，双方签订的协议实际上系对原合同内容的部分变更，以上猪只的死亡应按原合同的性质及变更的协议内容，由原告自担风险；对2020年4月5日以后发生的猪只减少的数额，由于双方合作失败，沃农公司人员全部撤回，双方均拒绝相互配合，在确定猪只的死亡数额时，客观上失去了按原合同计算的基础。朱忠民提供的死亡证明，只能证明死亡的数额，不能证明哪些是正常死亡哪些是非正常死亡，应由双方共同负担猪只减少的损失。双方因猪只非正常死亡及沃农公司拉回猪只发生争议，致使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沃农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朱忠民应得的养殖费用，没有及时根据猪只减少数量换养母猪或退还保证金，朱忠民采取阻止沃农公司拉回猪只的行为亦违反了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双方过错相当，对合同不能正常履行造成的损失应各承担50%的责任。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本院予以准许。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100万元；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健康的母猪98头、公猪1头；判决被告朱忠民养猪场内的全部仔猪归原告所有；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3万元。经本院以上分析认定，由被告返还原告母猪83头，赔偿猪只死亡损失73000元，返还原告育肥猪13头。因本案与（2020）鲁1724民初2356号案双方诉辩意见有重合部分，在（2020）鲁1724民初2356号中已判决双方解除合同，本案不再重复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朱忠民返还原告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代养的母猪83头； 二、由被告朱忠民赔偿原告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因猪只死亡造成的损失73000元； 三、由被告朱忠民返还原告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饲养在其养殖场的育肥猪13头； 四、驳回原告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 五、被告朱春良对以上第一、二、三项负连带责任。 以上第一、二、三项，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22960元，减半收取11480元，由朱忠民负提6040元，朱春良负连带责任；巨野县沃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4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松青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士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