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50102号原告：刘道光，男，汉族，1950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开发区天吉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918964L。法定代表人：李四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华，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男，汉族，1984年1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智能交通物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5156261E。法定代表人：黄灵新。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柳，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怡静，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道光与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智能交通物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道光、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华、李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智能交通物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道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差额1840250元及判决生效后，逾期支付按6.9%的银行贷款利率给付双倍利息，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自2006年6月15日起至今，原告内退后，被告依中办发(2005)09号文聘请原告为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顾问劳动报酬按季计收”。原告的劳动报酬目前共有67笔，总经理根据合同全部签字要财务给付，合计2080950元。被告因资金困难，同时也想留住原告，不要全部给付了原告就离开，至2016年10月27日先后支付了18笔款，合计238300元；剩下45笔未支付，合计1745450元，2016年12月9日双方经核对确认，并签字盖章。2016年6月15日双方继续签订两年期聘用合同，至2018年6月15日到期，新产生劳动报酬97200元，其中于2017年9月13日支付现金2400元，剩94800元。以上两笔合计欠劳动报酬差额共1840250元（1745450元+94800元）。第三人与被告两个单位原董事长都是黄文杰。现在仍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被告住所地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开发区天吉大厦****多年前用于出租，所有天诚公司劳动员工和老总都在第三人处办公，所以上一个案件开庭通知法院不能送达被告，公告送达要等3个月和登报，被迫撤诉。2010年1月11日，被告将在深业进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40.91%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有4000多万元价款没有给付被告，被告属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假如给付了，原告自2007年起，被告总经理对报账单据签字后，财务不可能无钱支付。故请法院判决第三人对被告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原告无权主张法律服务费。原告提交的证据主张从2007年12月11日起至2018年6月16日需支付劳动报酬1840250元（其中案件代理费1264250元，法律顾问费576000元）。原告曾以劳动纠纷为由将被告诉至法院，经—、二审查明事实后，确认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本案案由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原告主张的应属法律服务费。原告本人既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也不属于注册登记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人员，同时也不是被告单位员工，其代理行为属于公民代理范围。公民代理不能因此而牟利，这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长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一批没有律师执照，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但却以营利为目的长期有偿法律服务活动的公民个人。正是因为这些人以个人名义或其他身份擅自在社会上承揽法律事务，严重影响了法律服务的正常秩序和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院答复和《律师法》等法律、法规，都是针对法律服务中出现的乱象进行纠正。原告作为无律师执业证等法律专业资格证书人员，其所谓的案件代理收取高额代理费用、法律顾问费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无效。二、被告已向原告超额支付其在受托过程的合法费用。原告的收费标准是远远超过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2015年原告主张代理费达60余万之多，仅安驰案就收取32万代理费。律师收费标准尚需由司法厅进行限制，而无证无照的却可以漫天要价？深圳大部分法律顾问年服务费尚在三万至五万之间，均需委托人与律所签订合同，开具正式发票，而原告却可以不受司法部门监管、不受市场监督部门管理、不受税务部门依法征税管理，以每年税后6万元的标准向被告收取顾问费，这种违法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在受托过程中应该有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产生，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已收到被告支付240700元，这金额是远远超过其在受托过程中的合法费用，如果原告认为其尚有合法费用未结清，完全可以凭正式发票向被告主张。三、被告与本案第三人不存在公司人格混同，转让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根据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公司人格混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组织机构混同、公司间财产混同和经营业务混同。而被告与本案第三人不存在以上三种形式，是各自独立的法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必须债权合法，被告主张的债权自身已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且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被告与本案第三人存在公司人格混同，何来权利向第三人主张连带责任？综上，法律服务是一项严肃的法律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法律服务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能否正确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即便经人民法许可参加诉讼活动，也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收取报酬，不得以此为谋生手段，原告无权主张法律服务费用。根据全国各地法院对公民主张法律服务费纠纷的判决案例，无一例外均持否定态度，并且对超过正常合法开支外收取的费用均是要求返还。综上所述，被告请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事实，结合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以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智能交通物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本案是服务合同关系，第三人并非涉案服务合同的相对方。原被告之间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第三人非签约方也非接受服务方，根据合同相对性，第三人与该服务合同无关，原被告双方的债权债务纠纷不牵扯第三人。二、被告与第三人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股东、员工、财务、经营等等方面均无任何交叉，原告在其提交的证据“请确认《保证契约》无效驳回耿锋仲裁申请的异议”中有明确的阐述，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没有事实依据。三、2010年被告将持有的深业进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转给第三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起，被告聘请原告为企业兼职法律顾问。2016年6月15日，原、被告继续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具体工作方式：1.随时提供法律咨询（一般情况下通过电邮、电话及传真方式）；2.紧急或重要情况下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情况允许，尽可能地事先预约）；3.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拟定法律解决方案；4.提供各类诉讼、仲裁、非诉谈判案件的法律帮助。常年法律顾问劳务收费每年为个税后六万人民币，顾问劳动报酬按季计收。涉及财产标的的出庭案件（含诉讼和各种仲裁），参照深圳律师收费方式和标准减半收费。本合同于2016年6月15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在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如一方不提出书面终止合同，本合同继续有效延长一年。2016年12月，原、被告经过对账，双方确认“以上63笔单据原件已全部交给公司财务，经双方对账，除已支付238300元外，尚欠刘道元1745450元。”前述单据报销期间自2007年12月起至2016年12月，报销项目内容包括顾问费及代理费等。原告自认被告至2016年10月27日先后支付了18笔款项，合计238300元，于2017年支付现金2400元给原告，以上款项合计240700元。另，原告于1998年获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2005年12月30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连续注册备案，工作单位为深圳市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每次注册有效期均为两年。本院认为，本案是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是否有效。从内容看，该合同对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方式及费用报酬等进行约定，其费用报酬包括一般咨询费用的定额报酬及代理案件报酬。因此，该合同的内容实质分为两部分，即一般法律咨询帮助及诉讼代理。对于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我国有相应管理制度。1997年5月3日由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并施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企业法律顾问经企业聘任并须经注册机关注册后方能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原告自1999年即获得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注册备案工作单位为深圳市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在注册备案工作单位之外受聘兼职为被告的法律顾问，违反相关行政管理规定，但该违规行为并非必然导致合同全部无效。现无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业经注册备案的企业法律顾问超出备案范围从事兼职法律顾问，其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原、被告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意思自治范围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不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的，应认定为有效。如前所述，该法律服务合同内容分为一般法律咨询帮助及诉讼代理，一般法律咨询帮助的费用报酬即每年税后6万元，诉讼代理报酬参照深圳律师收费方式和标准减半收费。对于一般法律咨询帮助，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看，原告受聘后确实为被告提供了法律咨询服务，故对每年税后6万元的报酬，被告应依照合同约定予以支付。对于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的原告为被告提供诉讼代理服务部分，虽然原告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但其超出备案的单位执业，即应认定为以公民身份从事诉讼代理。我国法律并不排除公民身份提供法律服务，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的精神，原告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由此签订的有偿代理合同条款，应不予保护。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关于被告支付原告诉讼代理费部分的内容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但须按每年6万元的约定支付原告法律咨询等顾问费用，故从2006年12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共计11年零7个月，被告共须支付原告法律顾问服务费用69.5万元。被告已支付原告的费用240700元，应予扣除，即被告还须支付原告454300元，对原告诉求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求的第三人须对被告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道光法律服务费454300元；二、驳回原告刘道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362.25元，由原告刘道光负担16092.25元，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2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林楚娟人民陪审员  谢雪兰人民陪审员  张小丽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沈杰玲书 记 员  蔡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