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809号原告李荣全，男，195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惠济区。原告范子慕，女，201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惠济区。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金星,河南文魁律师事务所律所。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法定代表人丁文霞，区长。委托代理人刘酝晨，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国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住所地郑州市南阳路**附**。法定代表人牛鸿飞，局长。委托代理人郭文飞，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传震，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荣全、范子慕因要求依法判决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惠济区政府）、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以下简称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按照东赵村村民安置房标准向范子慕分配70平方米安置房并支付相应的过渡及补助费1万元直到房屋分配后为止，于2020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在本院二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荣全、范子慕的委托代理人范金星，被告惠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酝晨、马国杰、被告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郭文飞、陈传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对范子慕履行拆迁补偿安置职责，判令被告按照东赵村村民安置房标准向范子慕分配70平方米安置房，并自2020年5月12日起向范子慕每年发放过渡及补助费1万元直到房屋分配后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郑州市新城街道办事处东赵村村民，东赵村2013年启动合村并城项目，根据惠济区政府授权东赵村村民委员会制作的《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四）拆迁过渡及补助费发放标准1.拆迁过渡及补助费每人每年10000元的标准发放。二、安置：（四）安置标准和安置办法（13）在安置房建设周期内，符合法定婚迁及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员，在房屋分配前，按每人居住用房70平方米，每平方米600元的价格进行计算，将此费用交到村集体后，享受正常安置，房屋分配后，不再安置。范子慕2017年5月12日出生，户籍登记在东赵村，父母有生育服务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直到现在，东赵村仍处在安置房建设周期内，故范子慕应当属于被安置补偿的对象。范子慕曾于2020年5月12日向被告邮寄补偿申请书等材料，时至今日被告未依法进行答复。2020年6月5日，范子慕收到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转交新城办事处出具的答复意见，该答复意见认为范子慕父母不符合《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招婿条件，进而认为范子慕不是适格的被征收人，建议不予受理行政补偿申请。惠济区司法局未明确其意见。原告认为：被告收到补偿申请后，应当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补偿安置决定，逾期视为拒绝补偿安置。即使惠济区司法局或者新城办事处的意见能够代表被告的意见，李荣权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范子慕尚未出生，故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不能及于范子慕，况且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未载明本户新增的人口不享受安置，故新城办事处以李荣全之前所签订协议对抗对范子慕的安置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关于新增人口的规定，在安置房建设周期内符合法定婚迁及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员，属于分配安置房的对象。被征收人并非只有户主一人，被征收人的法律含义也不等同于安置补偿对象，按照《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相关新增人口也属于安置补偿对象，惠济区依法应当对范子慕进行补偿安置而未依法补偿安置，损害了范子慕依法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等规定，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李荣全户口本、李芳和范金星结婚证、范子慕出生医学证明、范子慕生育登记服务证。证明：范子慕系李芳和范金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婚生女、李荣全的外孙女，范子慕2017年5月12日出生，2017年5月31日进行户籍登记，登记在李荣全家庭户口。第二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安置房建设工地照片。证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涉及到范子慕的安置问题，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二、安置（四）标准及安置办法（13）载明安置房建设周期内，符合法定婚迁及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员，在房屋分配前，按每人居住用房70㎡，每平方米600元的价格进行计算，将此费用交到村集体后，享受正常安置。范子慕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员，目前安置房正在建设当中，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范子慕有权要求分配安置房。第三组：（2018）最高法行再10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行为不是村民自治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惠济区政府是案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的法定主体，其应当对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承担法律责任，在案涉征收项目中是实际主导、组织和控制。第四组：行政补偿申请书及邮件单、查询结果，新城街道办事处关于范子慕申请行政补偿的意见及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关于范子慕“行政补偿申请书”的回复。证明：范子慕曾经向惠济区政府申请补偿安置，惠济区政府未依法答复，新城办事处答复拒绝分配安置房但是其答复行为和答复内容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惠济区政府答辩称：一、起诉状列区政府为被告错误。1.《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郑政文[2011]257号文）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合村并城宜坚持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各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管委会)对本辖区合村并城信访稳定工作负总责。各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各村实际情况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改制工作。”项目具体实施时，根据属地原则，由辖区镇办成立拆迁安置指挥部具体组织实施。就案件而言，东赵村项目依法适用该文件，项目实施过程中，辖区街道办事处成立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项目指挥部）具体负责落实拆迁安置补偿工作。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准确确定行政案件被告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3款规定：“已取得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征地批复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项目，被征收人起诉要求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征收管理机构为被告。”如前所述，涉案项目征收管理机构为项目指挥部，惠济区政府仅起到宏观指导作用并未实际参与到具体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中，起诉状列惠济区人民政府主体不适格。根据已经掌握的诉讼材料，案件代理人范金星以法定代理人名义代理范伟森及其配偶李芳（详见2018最高法行再107号、108号）起诉惠济区人民政府和项目指挥部，经最高院第四巡回法庭作出判决，上述系列案件中，范金星对项目指挥部诉讼主体资格和工作职责并未提出异议，故依照省高院指导意见，该案应当移送惠济区人民法院立案管辖。二、李荣全并非适格原告。本案诉争标的为范子慕的拆迁安置事宜，与李荣全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三、范子慕不是适格被拆迁安置对象，不享有被拆迁安置补偿待遇。1.2014年5月16日，东赵村村民李荣全代表整个家庭与惠济区东赵村村委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人口包括李荣全（户主）、时喜叶（妻子）、李泽宇（儿子）、李芳（女儿）和李子辰（孙子）。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其中补偿款项124672.6元已经兑付，拆迁安置房居住面积340平方米，商业房面积60平方米，根据拆迁安置进度已经安置107平方米。李芳与范金星婚后生育范伟森（儿子）和范子慕（女儿）。根据《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安置标准及安置办法中第2条第（8）款第②项规定：“不符合招婿条件的，户口在本村的姑娘本人按70㎡居住用房安置，其配偶及子女不享受安置。”李芳本人70㎡安置房已经签订在李荣全协议内，其配偶和子女不享受安置。其中李芳及范伟森在范金星代理下通过诉讼要求拆迁补偿安置待遇均被驳回。2.《方案》第二条第（三）款第1项规定：“此次安置对象为具有东赵村户籍、在东赵村有宅基地且正常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村民，其他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和村规民约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款第2项规定：“安置对象的户口截止日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24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方案中享受安置房分配的人员，身份须经所在村民组村民代表会议认定”。如前所述，即使不考虑招婿条款的适用，范子慕出生于2017年5月12日，其出生时间超出安置户口截止日。虽然按照目前户口政策随母亲李芳可以落户到东赵村，但是户籍并不代表其本人具有村民身份，依据方案规定，具有村民身份需要村组代表会认定，故范子慕不属于安置对象。综上所述，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其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惠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范子慕2020年5月12日行政补偿申请书，1页；证据2.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向新城街道办事处下发的《关于办理范子慕行政补偿申请的通知》，1页；证据3.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2020年6月3日向范子慕出具的《关于范子慕行政补偿申请书的回复》、后附的《新城街道办关于范子慕申请行政补偿的意见》，2页；证据4.EMS快递邮寄单，1页；证据1-4的证明目的：（1）新城街道办事处已对范子慕的行政补偿申请作出答复，认定范子慕不是适格被征收人的事实清楚，送达程序合法，范子慕起诉区政府系被告主体不适格。（2）行政补偿申请书系以范子慕的名义提出，且确实事关其利益，与李荣全无关，故李荣全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证据5.《东赵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2页。证明目的：（1）根据《方案》安置标准及安置办法中第2条第（8）款第②项规定：“不符合招婿条件的，户口在本村的姑娘本人按70㎡居住用房安置，其配偶及子女不享受安置。”李芳及范伟森在范金星代理下通过诉讼要求拆迁补偿安置待遇均被驳回。（2）《方案》第二条第（三）款第1项规定：“此次安置对象为具有东赵村户籍、在东赵村有宅基地且正常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村民，其他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和村规民约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款第2项规定：“安置对象的户口截止日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24时”。根据以上条款，范子慕不符合安置条件，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且李荣全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证据6、李荣全家庭签订的《惠济区新城街道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4页；证明目的：李芳本人70㎡安置房已经签订在李荣全家庭协议内，其配偶范金星和子女范伟森（儿子）、女儿（范子慕）均不享受安置，上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生效且履行。第三组证据：证据7.《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郑政文[2011]257号文），7页；证明目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郑政文[2011]257号文）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合村并城宜坚持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各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管委会)对本辖区合村并城信访稳定工作负总责。各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各村实际情况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改制工作。”本案中，东赵村项目依法适用该文件，项目实施过程中，辖区街道办事处成立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项目指挥部）具体负责落实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故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证据8.《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准确确定行政案件被告的指导意见（试行）》,2页；证明目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准确确定行政案件被告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3款规定：“已取得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征地批复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项目，被征收人起诉要求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征收管理机构为被告。”本案中，涉案项目征收管理机构为项目指挥部，惠济区政府仅起到宏观指导作用并未实际参与到具体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中，起诉状列惠济区人民政府主体不适格。证据9.李芳行政起诉状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07号行政判决书、范伟森行政起诉状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09号行政判决书，共21页；证明目的：根据此前已生效的裁判文书资料，案件代理人范金星以法定代理人名义代理范伟森及其配偶李芳起诉惠济区人民政府和项目指挥部，经最高院第四巡回法庭作出判决，上述系列案件中，范金星对项目指挥部诉讼主体资格和工作职责并未提出异议，故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被告郑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辩称，起诉状列惠济分局为被告错误，惠济分局无对合村并城项目范围内个人的补偿安置职权，应依法驳回针对惠济分局的起诉。1.《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郑政文[2011]257号文）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合村并城宜坚持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各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管委会)对本辖区合村并城信访稳定工作负总责。各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各村实际情况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改制工作。”项目具体实施时，根据属地原则，由辖区镇办成立拆迁安置指挥部具体组织实施。就案件而言，东赵村项目依法适用该文件，项目实施过程中，辖区街道办事处成立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项目指挥部）具体负责落实拆迁安置补偿工作。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准确确定行政案件被告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3款规定：“已取得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征地批复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项目，被征收人起诉要求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征收管理机构为被告。”如前所述，涉案项目征收管理机构为项目指挥部并非惠济分局，故起诉状将惠济分局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省高院上述意见，惠济区政府仅起到宏观指导作用并未实际参与到具体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中，起诉状列惠济区人民政府同样主体不适格。根据已经掌握的诉讼材料，案件代理人范金星以法定代理人名义代理范伟森起诉惠济区人民政府和项目指挥部，经第四巡回法庭作出判决，上述系列案件中，范金星对项目指挥部诉讼主体资格和工作职责并未提出异议，故在本案中，补加惠济分局作为被告令人费解。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针对惠济分局的起诉。被告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惠济区政府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一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对第二、三、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被告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同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原告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我局与本案存在关联关系。原告对被告惠济区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所有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对被告惠济区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予以综合阐述。根据有效证据及法庭调查，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李荣全系惠济区东赵村村民，原告范子慕系原告李荣全之外孙，出生于2017年5月12日，并于2017年5月31日以出生申报的方式登记在以李荣全为户主、户号为：59020931的户口本内。2013年12月29日，该村为实施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发布《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第二条“安置”、第（三）款“安置对象”规定：“1.此次安置对象为具有东赵村户籍、在东赵村有宅基地且正常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村民，其他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和村规民约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2.安置对象的户口截止日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24时”。该方案第二条第（四）款“安置标准及安置办法”第2项中（8）小项第②项规定：“不符合招婿条件的，户口在本村的姑娘本人按70㎡居住用房安置，其配偶及子女不享受安置”。该方案第三条“其他事项”第（一）规定：“本方案中享受安置房分配的人员，身份须经所在村民组村民代表会议认定。”另查明，本案原告范子慕的母亲李芳及其哥哥范伟森不服上述方案并分别以自己的名义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惠济区政府制定、实施上述方案违法并采取补救措施，经审理该诉求均被一审驳回，后均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省高院二审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李芳、范伟森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院决定提审二案，最高院经审理分别作出了（2018）最高法行再107号和（2018）最高法行再108号行政判决书，分别维持了原省高院二审判决，并认定李荣全代表其所在户所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有效且已履行完毕，该协议效力及于李芳和范伟森。再查明，2014年5月16日，因李荣全家房屋被纳入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李荣全与该村村委会签订《惠济区新城街道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的见证方为：惠济区新城街道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指挥部。该协议约定李荣全家享受过渡费、生活补助费的人数为3人（60岁以下），即李荣全及其妻子时喜叶、儿子李泽宇。2020年5月12日，原告范子慕向被告提出书面《行政补偿申请书》，对此，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通过惠济区司法局向范子慕作出回复，以范子慕不是适格的被征收人为由，建议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参照《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惠济区政府是其行政区域内房屋征收、拆迁、补偿等行为的主体，也是其行政区域内城中村改造、合村并城改造等拆迁改造行为的主体，本案原告系诉请被告履行拆迁安置补偿职责，因此，惠济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不具有组织实施征收土地的法定职责，亦无补偿安置职权，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原告对惠济区自然资源规划局的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关于原告李荣全、范子慕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范子慕无论是其此前向被告提出《行政补偿申请书》的申请理由，还是此后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理由，均是依据上述《东赵村合村并城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相关规定，然而依据该方案有关规定，范子慕如果要享受该方案所涉安置待遇就必须以符合方案规定条件为前提，换言之，仅仅户口登记在东赵村不是其能够享受案涉安置补偿待遇的充分条件，范子慕还需要满足方案所规定的其他必要条件。但依照该方案第二条“安置”中第（三）款“安置对象”的相关规定和第（四）款“安置标准及安置办法”第2项中（8）小项第②项的相关规定，范子慕显然不属于该方案所规定的安置补偿对象，且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其能够享受该方案所涉安置待遇身份已经“经所在村民组村民代表会议认定”，因此，在此前提下，原告范子慕要求被告按照该方案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荣全、范子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方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