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270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严娇英妹，女，197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辉星，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严宝卫，男，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琴，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林英，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严义付，男，196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再审申请人严娇英妹因与被申请人严宝卫、严义付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1民终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严娇英妹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均已认定了严娇英妹与严义付之间构成借名买房，严娇英妹是福清市渔溪镇上郑村凯景又一城**楼**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二审判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结合案涉房屋的首付款支付、按揭还款、房屋装修、房屋出租、实际居住、水电交付等情况，均已认定案涉诉争房屋实际出资人为严娇英妹，自交房起即2014年后也都是由严娇英妹出资装修并自己占有、使用与收益的。一二审判决认可严娇英妹为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并一直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该事实也是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一审判决还查明了案涉房屋借名买房的原因在于严娇英妹因离异后在内地无处居住，计划以父亲严友祥名义购买房屋，因严友祥年龄太大无法办理贷款，才用兄长严义付名义购买，由此产生借名买房。因此，严娇英妹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并无争议，并且本案虽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但严娇英妹借名买房的动机是基于生存需要。 (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严娇英妹既然已经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那么案涉房屋的实质归属就应当是严娇英妹。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立的“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的审判精神，的实际权利是足以排除严宝卫的执行。 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因此，在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力将因有证据证明权属的真实状态而遭到否定，就应当要回归物权的真实权利状态。严娇英妹对案涉房屋享有事实上的权利，房屋预售登记效力是一种推定效力，是可以被证据推翻，本案证据足以推翻这种错误的推定效力。并且根据九民会议纪要所确立的审判精神，对于财产应更注重实际归属，而非外在形式要件。这都说明严娇英妹的实际权利应当足以排除严宝卫的执行。 （三）二审判决认定的“严娇英妹享有的仅是请求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债权，而本案申请执行人严宝卫享有的是金钱债权，两者在性质上都是债权，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严娇英妹享有的特定物给付债权并不当然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金钱债权”属于严重的对法律理解错误，从而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类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6期案例）所确立的排除执行权利的标准，严娇英妹对案涉房屋的权利是足以排除严宝卫的一般金钱债权。首先，在权利性质上，申请人所享有的是事实上的所有权，其权利应当优先于严宝卫享有的一般金钱债权。即便严娇英妹没有完成房屋的过户登记，但其所应承担的只是行政管理上的责任，而不致在私法上丧失对房屋的所有权。其次，即便如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严娇英妹享有的是特定物给予债权，那也是优先于严宝卫的普通金钱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6期案例）的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结合本案，严娇英妹所享有的请求权与严宝卫享有的一般金钱债权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第一、从债权的确定时间上看，严娇英妹的请求权要远远早于严宝卫与严义付民间借贷关系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以此类推，在本案情形，严娇英妹在债权请求权在借名买房之初即2014年就已经形成，而严宝卫的债权明确时间是在2016年，所以至少不能得出严宝卫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严娇英妹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形成在后的债权优先，缺乏法律依据。第二、从内容上看，严娇英妹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而诉争房屋只是作为严宝卫的金钱债权执行过程中某一不特定的财产，从而享有的权益。换句话说，该房屋的不能执行并不必然带来严宝卫金钱债权的无法实现，在此意义上，严娇英妹的请求权即使排除严宝卫债权的执行，也并不会对严宝卫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事实上，作为被执行人的严义付仍有其他的财产可以供被申请人严宝卫执行，例如福清市××镇××村××号房屋。相反，严娇英妹如果不能排除该执行，则必然带来对房屋过户请求权的丧失。同时，在申请人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严宝卫的金钱债权。第三、从权利来源来看，严宝卫仅是严义付的一般债权人，对于房产不享有物权，其对房产的权利来源是名义人严义付对房产的权利，其权利的范围当然也不能超过名义人严义付。借名买房中，名义人是无权向实际权利人主张房屋实际权利，在严义付自己本身就不能向严娇英妹主张返还房屋的情况下，那么严宝卫拥有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就更无权去执行严娇英妹本应占有且已经实际占有的房屋。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的特定给付债权不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是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严娇英妹如果享有的仅是特定物给付的债权请求权那么也应当是优先于严宝卫的一般金钱债权请求权。 （四）严娇英妹借名买房的并非违法行为，与一般的逃避债务、规避执行的恶意行为不同，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于这类并非恶意借名买房的借名人，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其对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一审判决查明了严娇英妹借名买房的原因，其并非是因为逃避债务、恶意的规避执行。严娇英妹之所以借名买房是由于在2014年，身在台湾，没有办法购房，又刚刚离异，在内地居无定所，因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台海两岸。因此，基于无奈之下，严娇英妹原本打算用父亲严友祥的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但由于严友祥年龄过大，无法贷款，只能以严义付名义购买了案涉房屋。严娇英妹并没有逃税、规避限购、逃避债务等目的。严娇英妹名下也从未有过不动产登记，其购买案涉房屋也是首套购房，借名买房完全是基于生存的需要。因此，严娇英妹的借名买房没有侵犯任何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上具有不可责难性。 （五）严娇英妹没有进行预告登记变更是客观原因导致，严娇英妹并无过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严娇英妹的权利也应当是可以排除被申请人严宝卫的执行。目前案涉房屋仅进行了商品房的预售登记，登记于严义付名下，实际产权证尚未办理。严娇英妹之所以一直没有办理产权变更并非由于严娇英妹自身的原因导致。一方面严娇英妹是在2019年10月21日才收到案涉房屋开发商福建省凯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来的办理产权证的通知，在此之前，严娇英妹并不了解是否具备办理产权证的条件，也没有收到通知。而在收到通知后，案涉房屋早已被查封，无法办理。另一方面，该房屋上存在抵押情形，严娇英妹每月偿还贷款都是问题，更别说解除抵押权的高额费用了。严娇英妹受限于经济情况，是完全没有办理案涉房屋的解押，也就没有变更产权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案涉房屋的首付款、按揭贷款是申请人支付，在房屋查封前也一直是二十八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说明申请人对该房屋是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利，又非自身原因导致的未办理过户登记，因此本案申请人的实体权利足以排除执行。 （六）严宝卫是一名职业放贷人，并非善意的第三人，其早已知晓严娇英妹借名买房的事实，还以借贷赚取高额利息为生，更不是基于对严义付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信赖才作出借贷。案涉房屋名实不符实际上没有损害严宝义的普通债权。因此，对于严宝卫的债权不应当在案涉房屋中得到保护，更不能优先于严娇英妹的权利受到保护。严宝卫在出借严义付借款时，案涉房屋还没有购买，也就是说严宝卫的债权发生时，并非是基于对严义付名义财产的信赖发生的交易，案涉房屋仅在严宝卫执行阶段寻找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846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申请执行人）对联创公司（被执行人）享有一般债权，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物权或其他法定优先权。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行是基于对联创公司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信赖才作出相应法律行为”。据此，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该案申请执行人的再审请求。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普通债权人如果在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是基于案涉房屋的信赖才作出的相应法律行为的情况下，对于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并不能在案涉房屋中受到保护，也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是认可借名人的实质权利可以排除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本案中，严宝卫就根本不可能是基于案涉房屋的才出借款项，说明在出借时，严宝卫并没有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因此，严宝卫的普通债权不能在案涉房屋中实现清偿。另外，二审判决认为：“申请执行人严宝卫对于严娇英妹与严义付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是无法获知的，只能信赖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严娇英妹与严义付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该处，二审判决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在事实层面，严宝卫在2015年就已经知道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严娇英妹，而非严义付。严宝卫对于案涉房屋借名买房的事实是知道的，在本案中，其并非所谓的善意执行人。其次，执行程序中的财产发现，和交易过程中的善意第三人保护是不同的。严宝卫仅系金钱债权人，并不存在保护交易安全之问题。而对于非交易中的第三人不属于可值保护的善意第三人，因此不存在所谓善意执行人的概念。而且作为执行中的普通债权只有对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一般期待，并不能产生对特定财产的信赖利益，也应当预料到特定责任财产的不确定性和随时可变化性。换言之，严宝人在执行中对于案涉房屋也没有产生任何信赖利益。而严娇英妹不同，严娇英妹对案涉房屋是享有实质所有权的，即便没有登记，也至少享有要求过户登记的权利，该权利类似于物权期待权，对案涉房屋是享有信赖利益的，也较普通债权更值得保护。因此，该权利足以排除被严宝卫的执行。 （七）从实质正义的角度说，个案中人民法院在已经查明案涉房屋的权利状况下，对于属于严娇英妹的事实上的所有权，应当予以保护。赋予严娇英妹之排除强制执行这是基于严娇英妹生存权之保障，是民法保护私权之精神所在，也是司法正义之所在。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但对于非交易关系中物权的认定，显然不在交易安全价值保护范畴之内，而应本着实质正义的精神，对当事人的权利予以认定。本案中，严娇英妹的权利认定并非是在严宝卫借贷关系成立的过程，而是在执行阶段。执行阶段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目的就与此不符。外观主义旨在维护交易安全，实质上是为了节约交易的识别成本。执行并非交易，在执行中，为便利执行人实现权利而损害实质权利人的利益，是极其不公的。故而对于该类案件，其更多的是法益保护的选择问题，更多应考虑个案的公平公正问题。严娇英妹作为一名普通人，穷其一生才买下这一套房子，这是严娇英妹一生的心血所在。目前，严娇英妹名下没有任何财产，每月还在借钱偿还这房屋的贷款。严娇英妹本身属于中低收入住房困难户，案涉房屋又是唯一住宅，申请人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假使案涉房屋被人民法院拍卖，严娇英妹与一周岁的孩子将没有居住之地，生存将成为难题。而且，为孩子治病已经倾家荡产。 综上，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虽然一二审法院都以严娇英妹的举证达到符合高度盖然性要求的程度，确认了严娇英妹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但严娇英妹系借其长兄严义付之名购买讼争房产，购房首付款及前期的银行按揭贷款均由其父亲严友祥代为支付，基于三者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尚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严义付向严娇英妹借款购房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此未予考虑，显然欠妥。其次，借名买房虽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却规避了相关房地产政策和制度，增加了政府管理难度，也增加了实际购房人自身的风险。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除非极个别具有非常特殊的客观原因及确实的证据和事实外，通常不应突破物权登记的法定效力。正常情况下对借名买房的实际购房人权益保护也仅限于其与被借名人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范畴，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本案中，严娇英妹因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且不具有可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的条件和事实，故二审法院以严娇英妹与严义付关于讼争房屋权属的约定不足以阻却法院的强制执行为由，改判驳回严娇英妹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综上，严娇英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严娇英妹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林国新 审 判 员 徐 琴 审 判 员 陈志辉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齐传楠 书 记 员 钟晓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