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0802号原告：朱琼，女，198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源，北京冰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鲁光，男，195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通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成街******415。法定代表人：姚国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鲁光，男，195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通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朱琼与被告张鲁光、被告通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证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源，被告张鲁光（兼被告通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通证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7623元及利息（以9762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9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张鲁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29日，通证公司因账户被执行局冻结故而向我借款97623元用于解除冻结，借款期至2019年11月30日，张鲁光作为通证公司的办事人员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保证人处签字。借款到期后，二被告均未偿还借款，故诉至法院。被告张鲁光辩称：不同意朱琼的诉讼请求，朱琼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不存在。朱琼、郑燕燕、魏然三人原来均是通证公司员工，起诉通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由法院出具三份民事调解书，调解金额分别为通证公司支付朱琼2080**.86元、支付郑燕燕95666.56元、支付魏然62482.14元，通证公司分两次给三人支付了钱款，分别于2018年11月29日支付朱琼7万元，支付郑燕燕32000元，支付魏然21000元。2019年8月29日，我个人通过姐姐的银行账户支付朱琼1232**元，支付郑燕燕60337元，支付魏然44200元。2019年11月30日，我通过个人账户给支付朱琼1万元，共计支付朱琼2032**元，支付郑燕燕92377元，支付魏然65200元，也就是说调解书上的金额已经执行完毕。魏然的多给了，朱琼的少给了一点。故不存在拖欠朱琼欠款的情况，申请驳回朱琼的诉讼请求。被告通证公司辩称：与张鲁光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朱琼主张与郑燕燕、魏然曾系通证公司员工，张鲁光曾为通证公司管理人员，后朱琼等三人因追索劳动报酬将通证公司诉至法院，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4444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通证公司支付朱琼工资共计208028.86元及诉讼费2210元；作出（2018）京0115民初14432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通证公司支付郑燕燕工资共计95666.56元及诉讼费1096元；作出（2018）京0115民初13864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通证公司支付魏然工资共计62482.14元及诉讼费681元。调解书出具后，二被告于2018年11月29日给付朱琼700**元、给付郑燕燕32000元、给付魏然21000元，因未完全履行调解书的内容，故朱琼等三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9年3月14日，通证公司（甲方）与朱琼、郑燕燕、魏然（三人均为乙方）签订了《执行和解书》，约定“1.通证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前支付郑燕燕调解书款63666.56元，社保公积金补助22585.6元，诉讼费1096元；支付魏然调解书款41482.14元，社保公积金补助21661元，诉讼费681元；支付朱琼调解书款138028.8元，社保公积金补助37993元，诉讼费2210元。2.通证公司到期如不履行，张鲁光本人自愿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可诉至大兴区人民法院”。张鲁光亦在甲方处签字。2019年8月29日，张鲁光给付朱琼1272**元、给付郑燕燕60337元、给付魏然44200元。同日，朱琼、郑燕燕、魏然出具收条，确认前述款项已收到，调解书案款已结清，北京冰雨律师事务所亦向通证公司出具一份律师函，确认朱琼、郑燕燕、魏然三人调解书执行完毕，并向法院执行局办理完撤销执行案件的手续。亦在该日，通证公司及张鲁光向朱琼出具了《借据》，载明“今已借到朱琼现金共计97623元，借期至2019年11月30日。逾期不还，借期内、外均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张鲁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通证公司在落款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张鲁光在保证人处签名。朱琼主张因通证公司需要进行股权转让，故与其三人商议给付部分款项，剩余未给付部分的款项以《借据》的形式转化为借款并由通证公司、张鲁光之后偿还，朱琼三人同意并出具相应的收条、律师函配合执行结案和解封通证公司账户，便于通证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张鲁光及通证公司抗辩与朱琼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朱琼并未实际向其提供借款，与朱琼、郑燕燕、魏然三人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因二被告履行完毕已结案，朱琼等三人已向其及执行法院提交了收条及律师函，均载明执行案款已经结清，故张鲁光及通证公司实际已不欠付朱琼等三人款项，之所以出具《借据》的原因是基于张鲁光对朱琼等三人的照顾，系张鲁光个人对三人的赠与，但因朱琼等三人未遵守承诺，至今未归还通证公司的相关文件，故现不同意该赠与。另，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张鲁光于2019年11月30日支付朱琼1万元。朱琼认可收到该1万元，并同意将该款项折抵二被告欠付的借款本金。同时经本院向郑燕燕、魏然核实，其二人陈述与朱琼一致，并对由朱琼个人提起诉讼不持异议。此外，通证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公司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2019年11月18日，通证公司股东发生了变更。另，本案于2020年7月10日登记立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借据》的性质认定及效力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该《借据》属于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原被告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且合同已经生效。理由如下：一、张鲁光及通证公司向朱琼出具的《借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出借人为朱琼，借款人为通证公司，连带保证人为张鲁光。张鲁光及通证公司抗辩该《借据》的性质为张鲁光个人对朱琼的赠与，但未提交证据佐证，且与《借据》内载明的内容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抗辩意见。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原告可以以借据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本案中，朱琼主张该《借据》正是基于双方对《执行和解书》未履行部分案款达成的新的和解协议，就该主张，本院认为，经核算，该《借据》的数额与《执行和解书》记载的数额扣减已给付款项的数额基本一致；经核实，通证公司确在2019年9月进行了投资人的变更；且朱琼关于出具收条等配合通证公司股权转让手续等的说法亦符合常理，亦与在其出具收条的同时要求通证公司、张鲁光出具与欠付金额基本一致的《借据》的情况向吻合，故本院认可朱琼对该《借据》性质的陈述，即属于是通证公司对欠付朱琼三人执行案款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张鲁光及通证公司以朱琼等三人出具的收条及律师函抗辩相关三起劳动争议案件已履行完毕从而拒绝认可借据效力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本院认为朱琼与通证公司就剩余执行案款以和解的方式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即签署了相应的《借据》，从而认可双方剩余执行案款转化为借款，故朱琼现持该《借据》要求通证公司偿还借款本息，于法有据，就其主张的借款本息数额，因其认可张鲁光于2019年11月30日给付的1万元扣减借款本金，故本院予以支持张鲁光及通证公司连带偿还朱琼借款本金87623元及利息（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8月29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张鲁光在借据上签字明确其对通证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朱琼有权要求其就通证公司在本案中所涉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判决如下：一、被告通证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朱琼借款本金87623元及利息（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8月29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张鲁光对上述第一项被告通证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鲁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清偿债务的范围内向被告通证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朱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1元，由原告朱琼负担285元（已交纳），由被告张鲁光与被告通证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负担249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朱庆梅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振芳书 记 员 贯 菲-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