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0414号原告：邢乐，男，1989年7月28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被告：北京业永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院2-802。法定代表人：汪玉胜。原告邢乐与被告北京业永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永盛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时亚东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乐、被告业永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玉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自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7000元（7000元×0.5个月×2倍）；3、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9月25日、26日期间扣发的工资644元（7000元÷21.75天×2天），2019年11月1日、2日、3日、25日、28日、30日期间扣发的工资1931元（7000元÷21.75天×6天），2019年12月1日、11日期间扣发的工资644元（7000元÷21.75天×2天）；4、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2474元（每天工作9个小时，7000元÷21.75天÷8小时×1小时×41天×1.5倍）、2019年12月7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1629元（每天工作11个小时，7000元÷21.75天÷8小时×3小时×9天×1.5倍）；5、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8690元（共计27天，7000元÷21.75天×27天）；6、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4500元（7000元×3.5个月）。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9月16日入职业永盛公司，任职电工，约定月工资7000元，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2月22日，原告与被告单位的法人汪玉胜因为工作的事情发生争执，被汪玉胜口头辞退。单位无故将原告辞退，未支付任何赔偿。业永盛公司辩称，原告并非业永盛公司员工，而是汪玉胜本人在其他公司工作时代为招揽的员工，与业永盛公司无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5月，邢乐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大兴仲裁委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京兴劳人仲不受字（2020）第005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曾于庭审时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本案庭审中，双方针对各自的主张提交证据及质证意见如下：邢乐提交证据：证据1、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但仲裁未出裁决。证据2、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照片打印件一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微信名独自凭栏即汪玉胜）共五张、聊天与转帐记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上下班的事实与我入职和离职时间、同事关系，以及周末加班的事实。证据3、考勤表（9-12月份）。证明考勤情况。业永盛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增值税发票与独自凭栏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群聊天记录并非是业永盛公司的聊天群，是汪玉胜在别的公司打工时创建的，转帐是劳务费。对话人之一的石瑞德是汪玉胜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时候一起干活的同事，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干一天结一天的钱，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因此不存在加班。证据3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我方从未见过。业永盛公司提交证据：证据1、微信转帐截屏打印件五张。证明原告在汪玉胜手下干过活，汪玉胜付过钱。证据2、合作协议一份、工装工程承包协议一份、项目施工协议三份、兴安装饰工长协议单一张，证明原告所工作的工地是别的公司发包给汪玉胜的，并非是汪玉胜公司的业务，双方没有劳动关系。邢乐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我方工作的时候是根据业永盛公司的安排，而且入职时约定的是按月发工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变成按天发工资了。庭审中，经询问，针对劳动关系，邢乐称：我是在2019年9月16日之前在承德打电话给被告公司法人汪玉胜，当时他和我说的是7000元/月，那会儿没有提哪个公司，就说跟他个人干，之后我就来到北京，汪玉胜给我一个叫石瑞德的电话，让我和他联系，石瑞德是工地带班的。后来我就去十里河小红门那个工地跟着石瑞德干电工，石瑞德是被告公司的。后来还去过别的几个工地去干，都是跟着石瑞德我们几个一起干，石瑞德是带班。12月22日那天中午，我和汪玉胜之间产生了一些争执，汪玉胜口头说就不让我干了，我就离开了。对此，业永盛公司称：石瑞德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他是个人做劳务的。原告给汪玉胜打电话时，汪玉胜就和他说过，汪玉胜虽然有自己的公司，但公司在停业状态，汪玉胜从别的公司、工地揽活，是以汪玉胜个人的名义的揽的活，石瑞德也是和原告一样，是属于汪玉胜个人招来干活的，汪玉胜和原告之间只是劳务关系，与被告公司无关。对此，邢乐称：我去了就是干活，也不知道干的哪家的活儿，汪玉胜给我报销的地铁卡填的是被告公司的名称，我的工资是汪玉胜个人给我转的帐，没有被告公司给我发的。虽然没有明确的和公司之间的说法，但我认为我还是和被告公司有劳动关系。业永盛公司称：原告所做的几个工地上，他穿过有别的公司的工服，不可能不知道是在哪个工地给哪个公司干。关于报销地铁卡，我（汪玉胜）当时觉得他们很辛苦，就同意给他们报销点儿坐地铁的钱，是属于我个人给他们报销，当时我想着开公司的票可以抵扣税之类的，所以就这么给开的。对于我微信给原告转帐，也是我个人行为给原告转帐，不是公司行为。对于原告所诉称的从2019年9月16日至12月22日期间一直在给你干活这个认可，要不我也不会给原告钱。对于原告称12月22日与汪玉胜产生争执，业永盛公司称：12月22日那天，因为一些小事儿，原告确实与我（汪玉胜）有争执，不听我指挥，当着所有人的面儿，说不伺候了，是原告自己提出不干的，且原告当天追着我让我把所有的工钱都给他，我也已经给原告结清了。原告走的时候还说“你等着吧，到时候让你多花好几万”。对此，邢乐称：不同意被告的意见，当时是汪玉胜说“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我说“那不干就不干呗”，然后我就回去收拾东西，让他把工钱给我结了，他当月的工钱确实给我结清了。之前的也算是结清了，但当时跟我说是按月发工资，有活儿没活儿都这些钱，后来是按天给我发的，按天发以后就没有向按月发那样足额给，所以差了一部分钱。如果按天计算的话，给的工钱就给够了。业永盛公司称：劳务不存在按月发工资，只是按天算工钱，且记工的考勤就是证明按天算工钱，如果是按月算，就没有必要记考勤了。工钱标准，大概干够一个月是7000元，每天大概233元。对此，邢乐称：汪玉胜当时就和我说每月7000元，后来按天发就是按一月7000元核算下来的。扣发工资的这些天我确实没有上班，汪玉胜是按天给我计的，所以就没有发这些天，我主张按月发工资，所以我认为就应该给我发。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邢乐主张其与业永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作为主张劳动关系成立的一方，邢乐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邢乐在庭审中称“我是在9月16日之前在承德打电话给被告公司法人汪玉胜，当时他和我说的是7000元/月，那会儿没有提哪个公司，就说跟他个人干，之后我就来到北京”等陈述，可见其与业永盛公司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而其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系为业永盛公司提供劳动、接受业永盛公司的管理并由业永盛公司支付工资，其相关主张缺乏证据佐证，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邢乐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邢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邢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时亚东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杨京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