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68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徐某，女，1994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招远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民，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政，山东康桥（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俞某，男，1983年3月17日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巨云潭，招远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某与被上诉人俞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685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明不明。一审法院在俞某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婚约的情况下，没有认定俞某的转账，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从而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彩礼，给付行为并未体现出结婚的仪式感，属于认定事实的错误；另外，如若不存在婚约基础上的给付彩礼，一审原告向一审被告支付的款项，只是单纯的赠与，无需返还；最后，本案并不存在一方因彩礼的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所以根本无需返还。一、本案的焦点是查清恋爱2年半以来被上诉人转账40余次累计409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1、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彩礼款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是在俞某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婚约的情况下，认为款项是被上诉人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从而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彩礼款。事实上一审法院忽视款项支付时间横跨两人的整个恋爱时间，支付时间非常分散，也不考虑两人事实上有无婚约，更不考虑被上诉人微信转账款项多数是有赠与目的明确的备注说明的，备注中均是“圣诞快乐!爱你”、“2019爱你要久”、“亲爱的节日快乐，想你”等向上诉人表达爱意的语言，其赠与恋人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其在作出转账行为并且在转账备注时非常明确自己行为的性质，就是用来赠与给恋人维持恋爱关系及增进感情，赠与行为已经做出，没有特殊情形，无法撤销，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2、一审将被上诉人自认是借款的11万元，直接认定为彩礼，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仅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也违反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立场，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在开庭审理中陈述：“原告主张返还的款项包括2018年7月19日被告以被告父亲买车而借的11万元借款，……”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并不能在本案中处理，按法律规定应驳回诉讼。一审判决对此的认定为(判决书中第6页)：“借款110000元，因无借据，故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但在判决中竟直接将该笔款项认定为彩礼款返还。本案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尚没有主张该笔是彩礼款，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是彩礼款，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二、被上诉人替上诉人支付购车款395800元是赠与行为，无需返还。1、宝马车辆购买时间在××××年××月××日，购买该车辆也系被上诉人主动赠与的跨年礼物，在此前后双方都没有订立婚约。一审法院以2019年9月3日，双方感情出现问题后，明显在争执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婚约的证据使用明显错误。该聊天记录不完整，而且女方明显在否定男方说法，不能客观地反映事实，更不能看出双方有婚约。况且恋爱期间，男方多次向女方提分手，并在2019年4月份，男方向女方提分手时，发微信给女方，表示车是送给女方的礼物，不要女方返还。2、××××年××月，双方也是感情不和，在争吵，决定分手。被上诉人却在诉状中称10月双方在协商结婚，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论是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上诉人均没有认可车辆是以结婚为前提购买，反倒是被上诉人为了达到索回车辆的目的，虚假陈述。事实上车辆就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赠与。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购车款也是严重不公正的，车辆是被上诉人主动购买，现已严重贬值，上诉人收到的是车辆，而不是购车款，该款直接支付给车辆销售公司，上诉人没有直接接触。一审法院未考虑车辆贬值情况，要求返还购车款，属于脱离客观事实的不公平判决。三、其中4万元转账不在宝马车的买车款内，是属于普通的赠与行为。××××年××月份的通话记录中，徐某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了不知道4万用来买宝马车这件事，而对方也没有新的证据表明这4万元是用来购买宝马车的，所以该4万元不在宝马车购车款内。该4万元是俞某对徐某的赠与。四、亲密付更不是彩礼，只能是普通的赠与行为。支付宝亲密付额度是99120.31，开通时间长达652天，并且这笔款项都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支出，根本不可能是婚姻初步达成的聘礼，只是能表达普通爱意的赠与，并非彩礼。五、那么本案两人有无婚约?款项是否可以认定是彩礼款，答案是否定的。1、本案转账款项绝不是彩礼款，一审原告俞某并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双方存在婚约关系，也未能证实彼此达到谈婚论嫁的订婚阶段的证据。俞某比徐某年长11岁，是离异身份，其经历过婚姻，理应清楚订婚流程。被上诉人从恋爱开始直至分手，从未向徐某提及结婚的事情，徐某也从来没有同意跟他结婚。一审中俞某在起诉状中描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起诉状表明，××××年××月在双方协商结婚期间，而提交的微信则表明，9月份是协商分手的过程，俞某的诉讼主张不能自圆其说。根据新证据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根据俞某提供的证据，体现不出双方存在婚约，其主张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并不存在婚约。2、双方父母都没有见过面，根本不存在婚约，更没有谈及支付彩礼的问题。上诉人徐某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9月份和其朋友微信聊天时，其向朋友表示：“我也不知道，八字还没一撇呢!”说明两人根本没有婚约。在上海高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对彩礼的认定做出规定，关于彩礼款的认定可以参考认定。“司法解释(二)中涉及的“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习俗性。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诉请返还彩礼的案件，应当首先根据双方或收受钱款一方所在地的当地实际及个案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存在必须给付彩礼方能缔结婚姻关系的风俗习惯，否则只能按照赠与进行处理，不能适用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六、为何返还？本案的赠与，并不符合撤销赠与的条件，俞某有能力赠与，根本不会影响其生活质量，即使认定为彩礼，也无需返还。1、根据俞某起诉王章义、郭虹民间借贷一案，被告返还原告俞某借款1290000元及103200元利息的判决。可以推定，不撤销赠与也不会影响其生活质量。2、被上诉人是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根据企业信息查询，其拥有多个公司，以及杭州100多平的住宅，俞某总身价超过1000万元以上。不符合返还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还规定了离婚彩礼返还的条件，“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据此，“生活困难”应当是指绝对困难，而不是相对困难。是因为给付彩礼后，造成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本案根本不存在这种事实。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鲁高法[2008]243号)：即一方因彩礼的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不足以维持当地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条件地支持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讼主张。具体到本案。俞某千万元的身份，不会因为赠与了几十万元，就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所以不符合返还条件。七、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在转账时明确知道支付款项的目的是赠与给上诉人用于日常生活所需，而不是用于结婚。上诉人已经将款项用于日常消费、支付房租以及旅游，没有返还的法律依据。两人在恋爱期间，大部分时间在杭州生活居住，被上诉人本身一年的日常消费支付也有50万之多，本案的款项支出符合被上诉人的消费习惯及经济能力。本案微信转账款项是恋人之间无条件赠与，其目的是用于情侣间增进感情。一审法院认定为附条件赠与，还参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俞某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婚约，也不是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彩礼款，更没有结婚的仪式感的情况下，认定为彩礼款属于认定事实的错误；另外，本案并不存在一方因彩礼的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所以根本无需返还。最后，本案并不存在赠与可撤销的情形，所以根本无需返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定的案由引发的两个疑问。1、从本案的一审卷宗材料可以看出，从被上诉人起诉至上诉人收到应诉通知书和诉状副本等材料之日止的时间表为：2019年11月28日被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2019年12月05日一审法院立案,2019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2019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出具财产保全裁定书,2019年12月23日一审法院查封上诉人车辆,2019年12月31日上诉人收到财产保全裁定书,2020年01月02日一审法院出具应诉通知书并向上诉人寄送诉讼材料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在一审法院立案的2019年12月5日，被上诉人还没有申请财产保全。上诉人不知道一审法院在2019年12月5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受理通知书上的案由是什么案由，但从被上诉人的诉状的诉请和事实及理由等可以看出，本案应该是借款合同纠纷。或者将本案分为两个案件，一个是赠与合同纠纷，一个是借款合同纠纷，但无论如何与婚约财产纠纷案均扯不上任何关系。2019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申请书上被上诉人自己写上了本案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但丝毫未提及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婚约关系的证据。2019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在财产保全裁定书中，把本案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自此以后，一审法院所有的法律文书均将本案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上诉人的第一个疑问由此而来，在被上诉人在自己的起诉状中，都将其要求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的钱款是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什么没有按照最高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和被上诉人的诉求将本案定为借款合同纠纷案，而将本案定为与被上诉人诉求没有任何关系的婚约财产纠纷案?而从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一开始，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下的定义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任意将本案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是故意而为之，即从案由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在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让人怀疑。2、在本案一审2020年3月24日的庭审笔录中，当庭审进入到尾声时，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突然说出这么一段话：“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第二个疑问由这段话而来。首先，在庭审的整个过程中，法庭并未涉及本案应当适用什么法律，也未将本案应适用什么法律列入争议焦点。其次，在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中，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陈述过其所依据的法律，上诉人也未提及过本案应适用什么法律。第三，在法庭都还未明确本案应适用什么法律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何以将只有在二审庭审中才能听到的“本案的适用法律正确”这句口号搬到了一审庭审上?难道一审代理人事先就知道了判决结果吗?第四，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在2020年3月24日的庭审时，或者更早就已经知道了一审法院将在一个半月后的2020年5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内容和所适用的法律是婚姻法。除非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有先知先觉，或者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否则很难想象他怎么做到的。上诉人二审委托代理人26年来代理了1000多个案件，开天辟地第一回在一审庭审中有人高喊“本案的适用法律正确”这句口号。在这句口号的背后，难道还有什么高尚的东西存在吗?无论本案二审的结局如何，上诉人将会彻底地去解开并追究这个疑问。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违反最高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错误地将本案案由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在被上诉人起诉时的诉状中，虽然在诉请中没有明确请求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的862800元是什么钱款，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都十分明确地陈述了该款项是“以生活所需以及买车借款的形式向被告支付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自称在与上诉人恋爱期间，借给了上诉人该款项。那么，一审法院在审查被上诉人的起诉时，如果立案的话，就应该按照最高法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和被上诉人的诉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将本案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然而，一审法院却在立案时将本案案由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为什么?上诉人在一审判决书第5页“法院认为”部分找到了答案。一审判决书在“法院认为”的一开始就给婚约财产纠纷案下了一个定义。很显然，这个定义为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找到了理由，也为一审判决最后适用婚姻法进行了十分高明的铺垫，看上去天衣无缝。但是，已经是白纸黑字的这个定义不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而是来源于本案一审主审法官的主观臆造。理由是：第一，婚约财产纠纷案在最高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被归类于婚姻家庭纠纷案，前提是当事人双方之间要有“婚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订婚”。然而，这个定义却扩大了婚姻家庭纠纷案的范围，把前提设定为“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不需要有婚约这个前提。第二，这个定义严重背离了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按照这个定义的逻辑，男女双方只要一方送过另一方财物，就是“订婚”了，另一方必须结婚。如果不能缔结婚姻，送的一方就是受损方，就有权向法院请求返还。第三，本案是男女之间普通的恋爱关系。如果按照以上定义，似乎要告诉社会上的有钱男人，你们大胆地砸钱玩弄女人吧，玩腻了再以婚约财产纠纷案为案由到法院来，法院会支持你拿回来的。第四，这个定义还会造成另外一个社会负面影响，就是怂恿男人们以谈恋爱这一合法形式来实施嫖娼，然后再以婚约财产纠纷案为案由，以“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为理由把嫖娼的钱拿回来，之后再以同样的手段去伤害更多无辜的女人，女人将不敢谈恋爱，小家庭不幸福，国家这个大家庭也不会幸福。最后，上诉人不禁要问，谁给了本案一审主审法官背离甚至践踏法律在代表法律尊严的判决书中臆造这种定义的权利?难道仅仅是出于个人意愿?三、一审判决在证据的认定上，将被上诉人提供的，根本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在一审判决书的“法院认为”部分予以采纳，从而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是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的。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为证明其“以生活所需以及买车借款的形式向上诉人支付了862800元”，这一主张而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三组证据。然而，这三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主张事实为生活所需以及借款。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又试图改变“862800元是借款”的主张，把其中购买宝马车的453800元，说成是“以结婚为目的”，从而试图将借款合同纠纷案引向婚约财产纠纷案。然而，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无论本案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还是婚约财产纠纷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互相矛盾的主张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三组证据在两个案由下是否能够证明其互相矛盾的主张。1、2019年9月3日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第一，由于本案一审庭审因疫情原因采用了网上开庭审理，因此，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在其手机里的这份证据原件。第二，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分手时，抢走了上诉人的手机然后删除了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只有被上诉人的手机里才保存了两人之间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但是，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一段聊天记录的截屏，没有把被上诉人引出话题的内容一起提供。因此，该份证据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是断章取义的。因此，从形式上说就已经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了。第三，从这份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内容涉及了8个月前买的那辆宝马车。虽然引出这个话题的背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但从上诉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到，被上诉人是在试图从上诉人口中套出8个月前被上诉人支付宝马车款的目的是以结婚为目的。但是，被上诉人失败了，上诉人没有中被上诉人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因为在××××年××月××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支付宝马车款的时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谁也没有谈到结婚这件事，更没有证据证明。第四，这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形成于2019年9月3日，被上诉人起诉时间是2019年12月5日。也正因为被上诉人明知这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足以证明支付宝马车款是出于结婚的目的，因此，在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作为证据的同时，在诉状中却将宝马车款说成是借给女方的钱款。第五，在本案案由为一审法院定的婚约财产纠纷案的情况下，这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想要证明的支付宝马车款“是以结婚为目的”。而在本案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情况下，这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想要证明的是借款。最后，被上诉人在用同一份证据试图证明两种互相矛盾、互相排除、互相否定的主张。在婚约财产纠纷案由下，借款的主张排除和否定了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主张，在借款合同纠纷案由下，“以结婚为目的”的主张排除和否定了是种借款。2、××××年××月××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电话录音。第一，这份电话录音的形成时间是××××年××月××日，背景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分手。第二，从电话录音的内容来看，很显然是被上诉人为收集证据而打的。目的是想锁定以下两个被上诉人想要的事实：××××年××月××日购买宝马车被上诉人支付了453800元。××××年××月××日被上诉人支付宝马车款是因为上诉人提出结婚要有车。第三，正因为被上诉人是为收集证据而打了这个电话，所以从电话录音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被上诉人采用了“诱供”的方式在套上诉人的话，即直接在说的话中设下圈套让上诉人去钻。因此，这份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已经失去了合法性。第四，在整个通话中，被上诉人的“诱供”都是围绕着××××年××月××日支付宝马车款而展开的，第一个“诱供”是“你回来了把车还我吧，我去卖了”。第二个“诱供”是“本来也是你说结婚要有车有什么的我才去买的，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可能性了，也就算了”。第三个“诱供”是“你现在又没有打算结婚，还跟别人去旅游去干嘛的，这车不是该卖了么?”令被上诉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又失算了。对于这三个以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为前提的“诱供”，上诉人的回答是“你肯定咨询过律师了，你去起诉吧”。第五，这份电话录音形成于××××年××月××日，被上诉人起诉时间是2019年12月5日。也正因为被上诉人明知这份电话录音不足以证明支付宝马车款是以结婚为目的，因此，在将电话录音作为证据的同时，在诉状中却将宝马车款说成是借给女方的钱款。最后，被上诉人在用同一份证据试图证明两种互相矛盾、互相排除、互相否定的主张。在婚约财产纠纷案由下，借款的主张排除和否定了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主张，在借款合同纠纷案由下，“以结婚为目的”的主张排除和否定了是借款。3、支付956720元的凭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上诉人返还862800元，而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供的款项凭证涉及956720元，主要由以下几种款项构成：11万元，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强调是借给上诉人的。453800元的购车款，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述是借给上诉人的，在一审庭审中强调是以结婚为目的。在16个月中分44次转账给上诉人的299000元。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述是因上诉人生活所需借给上诉人的99120元，被上诉人自述是其在上诉人网上购物时通过支付宝代付的。第一，既然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那么上述956720元应该是因婚约而发生的款项，即通常所说的是彩礼。问题是该956720元是不是彩礼，被上诉人提供的凭证能不能证明该956720元是彩礼。第二，什么是彩礼?彩礼是指订婚及结婚时，男方赠与女方的财物礼品。其性质是男方或者男方父母在男方与女方订婚及结婚时作为对女方父母把女方养大的一种答谢。从这一定义出发，构成彩礼应当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彩礼是一种财物礼品的赠与，而且是男方对女方的赠与，二是赠与的时间是在订婚及结婚时。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男方对女方的赠与才构成彩礼。第三，在本案一审中，在被上诉人的所有陈述和主张中均没有提到其与上诉人见过父母，有过订婚及结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956720元是种彩礼。第四，根据被上诉人的自述，在上述四种款项中，11万元是因上诉人父亲买车而借给上诉人的，453800元是因上诉人买车借给上诉人的，299000元是因上诉人生活所需借给上诉人的。因此，被上诉人自述已经将956720元中的862800元及被上诉人的诉请金额排除在彩礼之外了。第五，上述四种款项除去862800元后，剩下的第四种即99120元代付款被上诉人并未将其放在诉请中，只是为了说明恋爱期间其给付给女方的总额是956720元。因此，本案一审从一开始就不涉及该99120元的款项。最后，鉴于被上诉人提供的862800元的凭证本身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过订婚及结婚，更无法也不可能证明该862800元是在其与上诉人订婚及结婚时赠与给上诉人的财物，因此，被上诉人请求返还的款项不属于本案受理的范围。被上诉人应当另行起诉。四、一审法院在本案一审庭审时以及在一审判决书中故意回避、不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其目的是为了在适用法律上滥用法律。如上所述，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本案案由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而本案一审主审法官在庭审中没有归纳作为婚约财产纠纷案的本案争议焦点，从而导致法庭辩论无法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展开。问题是本案一审主审法官为什么会故意回避、不归纳本案争议焦点?答案很简单，是因为本案一审主审法官知道如果归纳了本案争议焦点，并且如果法庭辩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展开，将导致在适用法律时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了说明这一点，在此有必要归纳一下本案在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案的情况下的争议焦点，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没有订婚或者婚约?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的862800元是不是彩礼?2、若被上诉人主张862800元是借款，该借款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3、被上诉人的诉请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虽然基本正确，但没有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支付给上诉人的956720元的具体构成，作出认定和据此加以正确评判。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以证明其在与上诉人恋爱期间共支付给上诉人956720元的支付凭证来看，如上所述，共分四个部分。即被上诉人自称是借款的11万元、被上诉人自称是借款的453800元购车款、被上诉人自称是借款的在16个月中分44次转给上诉人的299000元以及被上诉人自称是代付款的99120元。前三个部分总额是862800元，这也构成了被上诉人请求返还的金额，最后一项被上诉人没有请求。而一审判决并未就956720元的上述构成作出认定并加以说明，从而为一审判决的滥用法律打下了埋伏。另外，在453800元的购车款中，有18000元是被上诉人转给第三方的，一审判决在法院认定部分已经作出了不予采纳的判断，因此，购车款实际应为435800元。六、一审判决通过已认定的事实明确了本案最为关键的下列事实：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订婚及结婚，没有同居。2、本案所涉的845800元不是彩礼。正是因为一审判决通过已认定的事实明确了上述两个关键事实，一方面否定了本案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案，另一方面在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案的情况下，在适用法律上无论如何无法也不可能适用《婚姻法》。因此，845800元的返还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另外，一审判决虽然明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订婚及结婚，没有同居和本案所涉845800元不是彩礼的事实，但对845800元是借款还是赠与在事实认定部分没有作出认定。被上诉人自称是借款，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加以证明，上诉人也否认了是借款。而不管是借款还是赠与，被上诉人应当另行起诉，因为一审法院定的本案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案。七、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1、为了便于分析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的严重错误所在，有必要在此阐述一下与本案适用法律有密切关系的几个法律问题。彩礼具有什么性质?上诉人已经在前面阐述了彩礼的定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彩礼是通过双方父母或媒人，按照习俗给付的。什么是赠与?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就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就是因赠与行为而签订的合同。什么是附义务的赠与?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赠与合同中约定赠与附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赠与可以撤销吗?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另外，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符合三种法定撤销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什么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包括生效条件和解除条件。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因此，赠与合同也可以附解除条件，但前提是双方当事人要在赠与合同中作出明确的约定。赠与人只存在赠与行为而不存在书面赠与合同或者有书面赠与合同但没有约定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就不存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什么是赠与目的?任何赠与均系赠与人基于一定的目的性考虑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或基于亲情、爱情、友情，或基于礼尚往来、同情怜悯，或基于社会公益、个人私欲(引自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四终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赠与目的与附义务或附解除条件赠与的区别是什么?三者并非同一概念，不能相提并论。赠与人并不因赠与目的不得实现而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但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下，受赠人不履行义务，赠与人有权行使撤销赠与的权利。而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下，自条件成就时赠与合同失效。2、一审判决的判决内容已经显露了适用法律上的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只有一项，就是请求判令上诉人返还862800元。而一审判决则将该诉请拆成了两项，一是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彩礼款409000元，二是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购车款435800元。两项判决内容加起来的总额与被上诉人的诉请仅相差18000元，而该18000元是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不认识的第三人的。也就是说，一审判决几乎全面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问题是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明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订婚及结婚，但为什么被上诉人主张是借款，但被一审判决否定的11万元和被上诉人同样主张是借款的被上诉人在16个月内分44次转账(其中32次是5200、26次注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表达爱意)的299000元两项合计为409000元、与彩礼风马牛不相及的款项，摇身一变在一审判决内容第一段中竟成了彩礼款?从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的诉请分拆成两项来看，一审判决并没有将435800元购车款认定为或者视为彩礼。那么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返还的购车款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款项，是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还是上诉人主张的赠与?判令返还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又是什么?3、一审判决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八十五条、《最高法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来支撑其作出的两项判决内容，简直就是对法律的亵渎，用枉法裁判来形容也毫不为过。第一，如上所述，一审法院立案庭为了把本案的法律适用引向适用婚姻法，将本案案由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这是枉法裁判的第一步。第二，本案一审主审法官充分领会了一审法院立案庭的用意，先在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的开头臆造了婚约财产纠纷案的定义，从而把本来只有订婚及结婚才涉及到的彩礼的范畴扩大至男女恋爱期间赠送的财物。这是枉法裁判的第二步。第三，本案一审主审法官在前两步的基础上，为了将被上诉人给付的款项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靠拢，竟用“正常的世俗道德观念”来绑架上诉人。这是枉法裁判的第三步。第四，与此同时，本案一审主审法官用其在事实认定部分不敢予以采纳的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2019年9月3日微信聊天记录和××××年××月××日电话录音将被上诉人给付的款项定性为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这是枉法裁判的第四步。第五，至此，本案一审主审法官还嫌不够，为了把枉法裁判做实，又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将被上诉人给付的款项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并十分得意地臆造了“被上诉人可要求解除赠与”这句法律用语。这是枉法裁判的第五步。第六，作为枉法裁判的最后一步，本案一审主审法官再一次利用了其办案的高智商，竟把婚姻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男女恋爱关系，堂而皇之地“以双方身份考量为前提，本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参照彩礼的规定处理，接收彩礼的一方应予返还”。从而完成了枉法裁判的整个步骤。最后，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中除审判长也是本案一审的主审法官是法官外，另外两名成员是人民陪审员。可以说，是本案一审主审法官主导了本案一审的枉法裁判。如果全中国只有本案一审主审法官一人识字和懂法律，也许不会有人发现一审判决是一个典型的枉法裁判的判决。但是，法律是公开的、透明的，法律不是凭一个法官的一张嘴两层嘴皮可以任意解释的。4、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的严重错误和枉法裁判具体表现在：将本案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案没有任何依据，严重违反了最高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将婚约财产纠纷案的定义通过臆造扩大至因男女恋爱引起的财产纠纷，从而没有任何依据地扩大“彩礼”的范畴，将男女恋爱期间一方赠送的财物也纳入了彩礼的范畴。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系正当的男女恋爱关系，根本不涉及道德和公序良俗问题，却用“正常的世俗道德观念”来捆绑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起诉时为证明其请求上诉人返还的钱款是借款而提供了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就试图以该两份证据来证明支付宝马车款是以结婚为目的。但是，如同上面对该两份证据三性的分析，该两份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也根本无法证明是借款或者是以结婚为目的，并且上诉人自始至终也予以了否认。也正因为该两份证据的三性有问题，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并没有予以采纳。然而，一审判决却在“法院认为”部分以该两份证据将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钱款定性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在将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钱款定性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的基础上，又十分荒唐、十分无知又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地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将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钱款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从而为判决内容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和第一百八十五条找到了所谓的理由。然而，如上所述，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是合同可以约定附条件。而本案要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必须有两个事实，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书面赠与合同，二是该书面赠与合同有一审判决所称的附解除条件的约定。然而，本案根本不存在这两个事实。另外，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合同附解除条件的，条件成就时，合同失效。根据这一规定，本案中，如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那么当该解除条件成就时，赠与合同失效。被上诉人应当请求法院判令赠与合同失效，而不是像一审判决所说的被上诉人可要求解除赠与。在本案中，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书面赠与合同，更不存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同时被上诉人也没有请求法院判令赠与合同失效或者按照一审判决所说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赠与。严重混淆了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的概念。假设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支付买车款是以结婚为目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有目的的赠与仅仅是被上诉人的一厢情愿，同时这种目的并不构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也不构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终未能走向婚姻导致被上诉人没有达到目的，但被上诉人未实现赠与的目的并不导致被上诉人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因为本案中，赠与已经完成。因此，有目的的赠与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及与附义务赠与都不是同一概念。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恋爱中，男方送财物时跟女方说送给你是为了跟你结婚，女方收了就必须跟男方结婚，如果不跟男方结婚，男方就有权要求女方返还，女方也应该返还。一审判决的这种逻辑在用道德绑架作为女人的上诉人的同时，却在鼓励和支持男人以恋爱这一合法形式通过砸钱玩弄女人，等到玩腻了再以一句“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为由把赠与给女人的财物要回来，以达到免费玩弄女人、伤害无数女人的目的。难道这就是本案一审主审法官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本案一审主审法官作为专门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不是不知道本案应当适用什么法律。但为了达到让被上诉人胜诉的目的，硬是将因恋爱关系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纳入婚姻法的调整范围。谁给了本案一审主审法官“本案适用婚姻法”的权利?谁给了本案一审主审法官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权利?难道是我国国家的法律吗?一审判决将男方自称是11万的借款和自称也是借款的299000元纳入了彩礼的范畴，并判令上诉人返还。借款怎么成了彩礼款?另外，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返还的435800元买车款既然不是彩礼款，那么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判令返还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哪里?上诉人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中、一审判决书引用的三条规定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证据的认定和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是一个称得上是枉法裁判的判决。据此，上诉人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俞某答辩称，双方对建立了恋爱关系、没有结婚同居以及财产的给付、收取、数额等基本事实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审法院判决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问题，也就是婚约纠纷是否恰当、给付款项的性质以及是否应当返还等问题，对此，答辩人作出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法院以“婚约财产纠纷”立案并适用《婚姻法》参照彩礼的相关规定审理本案适用法律完全正确。1、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爱情的结合，结婚是恋爱的终极目的，而恋爱中的男女之间所谓的“订婚”属于“民俗”范畴并非婚姻成立的必要程序和条件，上诉人以所谓的“双方没有履行订婚仪式也没有签订婚约”而主张本案并非“婚约财产纠纷”属于对法律的误读。社会意义上的恋爱关系即为法律意义上的婚约关系，因此产生的财产纠纷必然属于婚约财产纠纷，该“婚约财产纠纷”属于立案案由中区别于婚姻家庭纠纷中一般性同居析产纠纷或者离婚纠纷案由的一种，对此，最高院出版社出版的《民事案件案由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第28页对婚约财产纠纷的解析也是以“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某种特定原因从对方处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要求对方返还财物因而产生的纠纷”，该案完全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主要特征，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案由正确。2、因婚约而发生的财产给付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赠与行为，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属于“欲发生私法上效果、并具有意思表示要素”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实际是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而向另一方转移财产的赠与行为，是一种附以结婚为条件的民事赠予法律行为，该赠与与双方系恋人的身份关系密不可分，而恋爱属于缔结婚姻关系的前期准备阶段，该赠予的法律性质在本质上与彩礼是一致的，属于目的赠与，显然有别于合同法所规定的一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赠与合同。因此，本案所涉财产纠纷的处理应以双方身份关系的考量为前提，不应适用合同法而应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参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彩礼的规定审理本案完全正确。3、答辩人注意到，上诉人在补充上诉状中，特别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答辩人的代理人在一审的法庭辩论阶段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表达了意见，并以“先知先觉”、“背后是否高尚”来评论，本案上诉人的代理人也在抖音视频中对此公开发声表达观点，在此，答辩人的代理人也明确回答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代理人的质疑：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主张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婚约财产纠纷，且在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辩称“诉状中写的是借款，而财产保全当中写的是婚约财产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案由”，针对上诉人的该辩论意见，答辩人的代理人在法庭辩论阶段的最后，就本案案由发表了“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适用法律正确”的观点，这是代理人依法履行代理义务的具体表现，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先知先觉”，上诉人代理人所谓的代理了1000多个案件只见过在二审过程中才有的“适用法律正确”的理解是其基于自身狭隘意识而形成的，在此不值一驳。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向上诉人给付的大额款项的性质为恋爱期间的附条件赠与，因双方没有结婚而参照婚姻法有关“彩礼”的规定判令上诉人“部分”返还赠予款项，该认定事实清楚、说理清晰明确，判决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符合正常的社会道德价值观。1、上诉人在一审中自称自己年薪70万元，但拒绝透露具体职业。那么，作为收入远远超过答辩人的上诉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恋爱之名从答辩人处获取的款项在100万元以上，而其自身并没有向答辩人进行过一次与自己的收入或者答辩人给付价值对等的财物赠予，其索取财物的方式、频率、数额和性质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恋爱关系，也是极为罕见的。一审中，法庭认定的5000元以上的大额款项转账证据就有965720元，对其中的“生日”、“新年”、“情人节”等期间的赠予款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主动剔除而未予主张，一审也仅仅支持了844800元。其中，45笔转款大多没有标注内容，也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了“元宵节快乐”、“醒了吗”“开个门”“我到了”、“成熟点”等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显然，上述大额款项的赠予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恋爱的交往尺度，挑战了“以感情为基础”的恋爱价值观，一审法院基于弘扬正确的恋爱观、不鼓励不劳而获等理念并结合婚姻法关于返还彩礼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做出的部分返还的判决，于情于理于法均是无可挑剔的，也体现了弘扬正确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和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做到了对法律规定的正确把握和示范引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2、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因羞于表达自身喜欢对方的意思而在特殊时间通过520、521等转账数额以达到令对方明白自己“喜欢对方”的意思表示是符合社会民俗的，这样的赠予仅仅是为了达到令对方明白自己“心思”的目的而不包含其他，这种意思表示无需要大的金额也不需要多次重复即可完成，否则，就失去了其所有的性质和意义。在本案中，双方建立恋爱关系的16个月时间里，剔除45万余元的宝马车款外，答辩人向上诉人转移的5000元以上的款项共45笔为508120元（含代付网购款99120.31元），平均算来每个月为31750元，其中，就包含了26笔5200元，如此“我爱你”的意思表示无论是额度上还是频率上，都不是上诉人的一句“爱意表达”能够说明的，且这些5200、10000元、20000元不等的转账，与上诉人一审中主张的所谓的52.1元的回赠完全不在一个层次，26个5200元的表现绝非没有金钱关系的正常的表达爱意方式，对此，仔细研判转账时间、备注，以恋爱的名义索取钱款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其中，2018年11月8日一天就向上诉人支付了2笔5200元；在××××年××月××日的一次上诉人约见答辩人见其母亲的微信聊天中，上诉人以“我看送个红包最合适”、“1万是单数不好听”为理由索要了答辩人2万元，这些款项与其他20余万元的其他给付款项答辩人考虑到双方的关系以及民俗问题在本案中均没有主张。正如网民们所评论的，你“开个门”都要给5200元、1万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的意思吗？如果将这些都视为加深感情的话，那金钱成为感情的代名词就不是一句空话了，也就不难理解上诉人在接受“自媒体”采访时所讲的“对方个子矮年龄大、根本看不上他”以及“我从来没有答应结婚”等说辞的因由，如果基于上诉人的这些表述，答辩人是否可以认为上诉人存在欺诈的嫌疑？3、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建立了恋爱关系，但并没有登记结婚，甚至也没有同居，答辩人作为一名普通的个体工商户为此关系耗尽所有这是事实，但，答辩人认为该事实是否造成家庭困难并非法院判决返还的考量尺度，上诉人的“不存在一方因彩礼的给付而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而无需返还”的观点就是“自说自话”在此不值一驳。4、关于转入招商银行的11万元款项，答辩人在一审中表达的是，该11万元是上诉人以上诉人的父亲要买车而以“借款”名义索取，是基于恋爱关系而产生的往来款项，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主张按照附条件的赠予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宝马轿车，车辆登记以及使用人均为上诉人，不存在答辩人占有使用的任何情形，且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的上诉人对此所说的“我指的是（结婚）前提”的表述完全能够体现宝马轿车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判令上诉人返还购车款是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意见并对相关事实的补充说明。1、一审法院以上述大额款项的赠予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恋爱的交往尺度、挑战了“以感情为基础”的恋爱价值观认定并要求上诉人返还答辩人的844800元款项为恋爱期间一方因某种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的附条件的大额赠予，当双方不能缔结婚约时，赠予条件没有成立应予返还。该判决也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状所说的，会鼓励或纵容天下男人以谈恋爱为名义实施“嫖娼”后再把嫖娼后的钱要回来以及“免费玩女人”，恰恰相反，一审判决并没有认定或者暗示双方存在嫖娼卖淫行为，也没有剥夺妇女合法权益的任何意思，判决的积极意义在于弘扬了正确的爱情价值观、树立以感情为基础的恋爱准则并反对不劳而获的不健康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取向，对此，从上诉人在自媒体发声后社会有识之士近乎一边倒的舆论动向即可证明。2、关于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电话录音等证据的效力，一审开庭过程中上诉人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而证据中相关的内容的理解和判断也并不复杂，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对上述证据的认定完全正确，上诉人上诉状中的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的主张纯属狡辩，也无法篡改双方谈话内容的真实意思。3、答辩人从未主张本案款项为彩礼款，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为彩礼款，而仅是参照彩礼的规定做出了判决，上诉人围绕案涉款项是否为彩礼款的主张答辩人在此不再赘述。同时，答辩人也从未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讲的主张宝马车款和29.9万元转账为借款，而仅是主张其中的11万元是上诉人以父亲买车名义提出过借款，但，答辩人与上诉人的父亲并不认识，该借款主体和性质如何认定属于法院认定范畴，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认定为借款也并无不当，现在看来，上诉人否定借款而主张赠予，体现出的就是上诉人以父亲买车为借口而向答辩人索取财物的一种方式。4、一审法官基于自身职责依法公平公正地审理本案，不存在任何“枉法”裁判的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一审法官做出的评价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法律和道德范畴，只能证明上诉人对法律的无知或者是怀有其他不可告人之目的，对此，答辩人不做过多评论。5、答辩人与上诉人是××××年××月在上诉人工作的酒吧认识的，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其年收入70万元，如此高的收入不应该存在生活拮据或需要其他收入而生活的情形，其向答辩人以各种名义的索取钱款就令人非常不解。6、双方在恋爱期间没有同居，平均一个月见个三、两次面，答辩人就是一个靠辛辛苦苦开奶茶店赚钱的个体工商户，哪来的千万身价？哪来的年消费数十万？双方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希望上诉人在法庭内外都能够如实陈述。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清晰明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之后提交《补充答辩状》，补充答辩意见如下：1、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婚约问题，在答辩人一审提交的9月3日的微信聊天中，上诉人就讲，“我什么时候说结婚的时候有个车，我指的是前提”，这个说辞完全能够证明结婚应该是双方恋爱的最终约定，何况答辩人坚持认为，婚约财产纠纷的适用并不需要以存在明确的结婚约定为前提。2、被上诉人没有“家财万贯”，也没有独自的住房，甚至连一般家庭都所具备的自用轿车都没有，其经济能力可见一斑。但是，通过庭审可以看出，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答辩人为了达到双方走向结婚的目的，在对待双方的感情上表现出超出了一般人的“决绝”，具体表现就是在钱款的给付上已经超出了常人的理解程度，甚至，为让上诉人走出年薪“70万元”的特殊职业，不远千里来到上诉人的老家开办奶茶店，其对感情的认真堪与古代“壮士断腕”相媲美，上诉人所主张的“玩弄女人”什么的根本就是个笑话。3、在16个月的时间里，上诉人向答辩人通过明示或者暗示方式向答辩人索取钱款的次数，达到了惊人的45笔50余万元，这还不包括45万元的宝马车和99420.31元支付款代付款，其中，一个“70万元”年薪的成年人需要他人代付几万元的自身消费，也是真的令人不可思议。4、实际上，恋爱期间的男女在没有同居的情况下，涉及如此频率和额度的金钱给付在现实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借恋爱名义进行经济诈骗，但是，答辩人仍然没有将日常20万元左右的买包、钻戒、衣物等给付款项计算进来，甚至还在9655720元大额款项给付基础上又放弃了10余万元，答辩人与被上诉人哪一方更加经得起道德评判不言自明。5、为了达到索取最大化钱款的目的，上诉人不仅以生日、元宵节、母亲缴纳劳保等名义向答辩人索取，甚至陪答辩人过个生日反而需要答辩人向她给付5200元的红包，这样的关系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而上诉人自己，在双方恋爱期间唯一一次向答辩人表达爱意的给付就是一个“52.1元”的红包，上诉人在这个方面上真正是准确把握了“爱意”表达的小额化和“唯一性”，不对等的钱款来往包含着双方交往目的不统一性，答辩人维护并追求的是双方走向结婚目的，而上诉人追求的是金钱利益的最大化，合法性与非法性昭然若揭。6、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人曾以嫖娼、嫖资来比拟并评价本案的走向和社会意义，对此问题，答辩人认为自己在法庭上都说不出口，世上哪有嫖娼一次给付7、8万元的嫖资的事？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计算，答辩人放弃的款项也能够体现一次嫖娼价值1-2万元了。这些问题，真的不能如此计算，也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讲，太庸俗了。7、上诉人为了达到干扰司法审判的目的，多次接受自媒体采访，并以法院一审认定为彩礼款、男方玩弄女性等子虚乌有的陈述误导公众，拟达到混淆视听、激发舆情从而干扰法院公正审理该案的目的，但，虽然至今各方没有公开一审判决书等本案真实的事实，社会舆论支持一审判决的声音却出现一边倒的情形，对她的谴责性不绝于耳，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可谓是抱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俞某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8628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年××月经人介绍在杭州发展为恋爱关系，在此期间，原告分别以生活所需及买车借款的形式向被告支付款项862800元。××××年××月，在双方协商结婚期间，被告提出分手，但拒不返还原告的款项。一审判决查明，原、被告于××××年××月经人介绍在杭州发展为恋爱关系，双方未共同居住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年××月双方分手。在此期间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等形式向被告支付了款项共计956720.31元。2019年12月5日，原告以诉请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实:一、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证明原告出资购买宝马车并在双方协商分手过程中，原告提出收回或出售，被告不配合，并建议起诉以及该宝马车购买是以结婚为目的，对此，9月3日双方的微信聊天中，被告声称“我什么时候说结婚的时候有个车，我指的是前提”，可以证明原告的主张。二、原告向被告招商银行尾号9777账户转账11万元的证据，该11万元是被告以被告的父亲买车为由向原告借款。三、原告向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尾号3720账户支付款项385800元和10000元、18000元（4S店工作人员韩璐）。四、原告向被告尾号9777账户支付购买宝马车4万元的凭据，上述宝马车支出的花费共计453800元。五、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支付款项共计43笔计款293800元的事实，该43笔款项平均每月为19586元，每一笔6832元，数额较大。其中可以看出2018年9月原告以5200元为基数支付了3笔，11月8日一天支付了两个5200元，2019年1月原告向被告转支了4笔5200元、两笔10000元，这两笔10000元是在1月25日一分钟以内分别转出的，从上述时间、数据、款项的分析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该293800元已经超出了正常恋爱的合理支出，属于典型较大数额的款项。六、原告为被告代付支付宝消费的凭据，代付款项为99120.31元。七、被告微信信息截图，证明原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账户是被告实名所注册的微信号。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均不能证实是婚约财产，而是原告多次向被告表达爱意的赠与，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承诺和条件，没有以结婚等为条件而支付和接受。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说过的“我什么时候说过结婚的时候有个车”，这句话代表被告否认说过结婚的时候有个车，后面说的前提是指原告要有个车，而不是说被告要求原告给买车并且双方也没有婚约，原告给被告买车就是用来代步的，而且一直是由被告在使用这辆车，与结婚无关。电话录音里面被告已经很明确的说过保险没有，后面原告说的裸车385000元、定金10000元，还有两笔10000多元、一笔30000多元，税40000元被告也回答过不知道这个事，录音材料、微信聊天记录里被告都没有说结婚要有车什么的，且被告说过原告对被告没有任何交代，被告对原告也没有任何承诺。对转账110000元及原告向汽车公司转账款385800元和10000元被告予以认可，认为是原告的一种赠与行为，110000元不是借款因为原告没有借条。原告的另外一笔18000元转账因为是转给韩璐的，被告不认识韩璐是谁。对其他证据均认为是原告对于被告的赠与及表达爱意的行为，支付宝账号是原告自愿为被告开通并绑定的。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一、被告转给原告的52.1元和1500元钱，都是表达爱意的。二、奶茶店购买原料，证明奶茶店的花销是被告花的，共计1万余元。三、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上面都有备注，例如：“情人节快乐、圣诞快乐、爱你”等等，说明原告的转款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赠与行为。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向原告转账52.1元表达爱意与原告向被告所转账的笔数和数额相差巨大，是不对等的，更能够证明原告作为一个体工商户为双方的爱情开花结果倾其所有，被告所主张的爱意给付没有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一审法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某种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财物因而产生的纠纷。本案原告在恋爱期间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形式向被告支付各种款项包括买车款等共计956720.31元，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款项中原告称被告以其父亲名义向其借款110000元，因无借据，故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而原告主张的转给韩璐买车款18000元，因无证据证明韩璐系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该款项法院不予认定。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及正常的世俗道德观念，原、被告之间产生的款项往来应是基于双方恋人关系而为之，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该款项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赠与人可要求解除赠与。以双方身份考量为前提本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参照彩礼的规定处理，接收彩礼的一方应予返还。故被告的辩称理由不成立，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共支付给被告956720.31元，原告只要求被告返还862800元，法院予以照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7日判决：一、被告徐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俞某彩礼款409000元；二、被告徐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俞某买车款435800元。三、驳回原告俞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徐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28元，诉讼保全费4520元，合计16948元，由原告俞某负担180元，由被告徐某负担16768元。二审庭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款项往来数额没有异议，但上诉人主张应区分款项的性质。被上诉人则主张2019年7月23日其通过平安银行向上诉人转账2万元，其一审中没有提交，在本案中不主张。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持有4家公司3家店铺的工商登记信息共7份，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并非生活困难，达不到返还赠与条件。被上诉人质证称，被上诉人名下只有杭州绯红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是被上诉人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当年停止营业，当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提交该公司2019年流水，可看出该公司没有营业收入；其他公司包括2020年经营的服装公司，与被上诉人无关，可能是重名，我方现在有招远市辛庄经营的奶茶店，招远市区也有一家奶茶店，没有经营，处于存续状态；杭州泰萌科技有限公司是挂名的，是方升让我挂名的，我是法定代表人，现在已经注销；杭州市上城区蓝江公寓的房子是被上诉人父母与被上诉人共有的，是被上诉人父母给被上诉人加名的，不是被上诉人单独所有。上诉人提交抖音视频，系俞某接受小强热线采访时谈话，用以证实其主张。被上诉人质证称，抖音视频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通过该视频，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谓的给付款项是基于对双方关系最终走向婚姻的预期，是以结婚为目的，而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青春损失，显然双方对给付款项的目的的主张不一致，这个不一致是在上诉人多次接受自媒体采访过程中以及双方交往后期才暴露出的，明显与被上诉人所给付财务的意思不一致，双方也没有同居没有共同生活，不存在必须有书面婚约或订婚仪式才能确定婚约关系的必要，对此被上诉人在答辩中已经有相当充分清晰的意见，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上诉人接受自媒体采访过程中对一审庭审事实以及双方交往事实存在虚假陈述，以及多处矛盾，被上诉人通过电话接受了自媒体采访，并将相关真实事实作了全面陈述，自媒体并没有按照被上诉人要求真实还原而予以剪辑，双方真实关系交往事实等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答辩状中有详细的陈述。上诉人提交2019年9月5日上诉人与朋友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实双方没有谈婚论嫁。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聊天为上诉人与他人记录，属于间接证据，并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状态，2019年9月双方产生矛盾并分手，当时分手是因为被上诉人发现女方与异性有不正当交往。被上诉人提交××××年××月××日双方微信记录，里面有关于去见上诉人母亲的聊天记录（有“给丈母娘充好了”、“那送点啥合适？改天正式领我见丈母娘时我带去”、“我看送红包最合适了”、“见面1万？2万？然后以后提亲的话大大的准备？”、“1万是单数，不好听”等内容），用以证实双方处于正常恋爱关系，并有拜见双方父母的意思，显然双方并非普通朋友的交往，而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被上诉人另提交杭州绯红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对公交易明细，用以证实该公司处于停业状态；提交被上诉人在诚信网上的个人征信记录，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并没有千万资产，有负债，有贷款。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年××月××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双方是在谈恋爱，双方都是以结婚为目的，但还没有谈婚论嫁；2万元并没有给，也没有见面；对其余证据质证称，均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目前的财务状况如何不构成其要求返还赠与款的正当理由，本案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上诉人称，两人没有共同生活；交往期间给被上诉人款项有52.1元和1500元以及10000余元奶茶店材料。被上诉人称，原料款已经付给上诉人10000元，1500元我可能收到了，双方分开前奶茶店收款码为上诉人的，收入归上诉人；11万元当时上诉人是以其父亲买车为由的借款，其他的都是恋爱期间的赠与。上诉人称涉案款项都是赠与。被上诉人称，当时确实没有说明系附条件的赠与，双方交往中谈婚论嫁，××××年××月××日上诉人提到让被上诉人见上诉人的母亲，当时被上诉人讲送点什么东西，上诉人讲“没有诚意，我看送红包最合适”，并问“打算多钱红包”，并讲1万是单数不好听，被上诉人送了2万，如果不是为了结婚，不可能送上诉人母亲2万；车比较贵重，我自己都没有，也没有贷款买，当时是东凑西借买的。被上诉人另主张，一审中未请求返还双方交往期间日常消费的10余万元，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中2018年3月19日和2019年3月17日分别转账5200元，这两笔是被上诉人因上诉人陪被上诉人过生日，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从这个行为可以看出双方日常款项花费情况；2019年4月10日的2万元是上诉人以其母亲交社保为由索取的，显然双方日常花费由被上诉人花销更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在双方交往期间买过2万多元的包及3万元的钻戒，衣服不计其数，都没有计算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52.1元，也曾经为被上诉人奶茶店垫付1000元的货款，这两笔款项被上诉人还款10000元；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年薪70万元，但双方在恋爱期间花销及赠与，与上诉人收入及身份明显不对等。上诉人则称，本案争议焦点不是被上诉人赠送给上诉人钱款用在哪里，该问题与本案无关，我方不予回答；被上诉人所说买包、钻戒等陈述不属实。二审庭审之后，被上诉人寄交杭州市上城区蓝江公寓2幢2单元402室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该记录盖有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查档专用章，载明该房为俞某及另外二人共同共有。二审庭审之后，被上诉人提交转账明细表及书面说明，称一审卷宗93页至112页系上诉人提交，43-92页款项（证据3-52）合计961920.31元，其中宝马车款（定金10000元，其余车款385800元，加装费18000元，购车税费40000元等，合计453800元），支付宝为上诉人垫付购物款99120.3元，剩余29.9万元为日常索取款项，被上诉人大额投入期盼上诉人脱离酒吧与被上诉人开始新生活（结婚），一审中被上诉人未主张5000元以下的款项及衣服、戒指等，仅主张了862900元，也没有主张日常花销。二审庭审之后，上诉人提交《一审判决844800元构成说明》，称一审卷宗中92页之前的转账记录系被上诉人一审提交，后面的转账记录系上诉人一审提交；上诉人出具《关于本案中被上诉人赠与给上诉人的95.672万元的构成、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及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返还84.48万元的构成》，称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不包含被上诉人自述的上诉人网上购物时通过支付宝代付的99120元。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俞某支出的862800元性质、应否返还。关于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的款项数额。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等证据本身无异议，但主张所有款项均系赠与、不应返还。二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已经双方质证，因双方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或提出反证反驳，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称，其主张返还的款项包括2018年7月19日上诉人以上诉人父亲买车而借的11万元借款、××××年××月××日上诉人婚前购买宝马车453800元、其为上诉人代交支付宝消费99120.31元以及2018年3月19日至2019年6月24日期间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超过5000元以上的大额款项293800元，15个月内共计转账43笔，其中，43笔5000元以上转账款项平均为每笔6832元、每月19586元，这些款项属于大额款项，超出了正常恋爱范畴，合计956720.31元，款项的支出造成了其生活困难，被上诉人考虑到双方的恋爱关系，只主张了862800元，放弃了其中的93920.31元。二审中，被上诉人称其一审中未请求返还5000元以下的转账款项及衣服、戒指等花费，仅主张了862800元。二审中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未在一审请求返还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垫付的购物款99120元，但否认被上诉人为其购买戒指、衣服等。结合双方在一审中分别提交的转账明细，本院认定被上诉人一审请求返还的数额中不包含5000元以下的小额转账。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转账明细中5000元以下的小额转账，例如，2019年6月7日12:09:39转账520元注明“粽子节快乐”；2019年6月9日2:57:54转账520元注明“爱你6000遍”等，属于表达爱意的小额赠与，被上诉人一审中未请求返还。从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看，双方交往期间，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钱款远远超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次数和金额，被上诉人称其还支付了日常的花销10余万元，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也未在一审主张，系其对自己诉讼请求的放弃。关于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款项的性质。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请求返还的所有款项都是赠与，不应返还。被上诉人二审庭审称，当时确实没有说明系附条件的赠与，双方交往中谈婚论嫁，如果不是为了结婚，不可能送上诉人母亲2万元，车比较贵重，我自己都没有，也没有贷款买，当时是东凑西借买的。综合本案证据包括转账记录及双方的陈述等，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在微信中称上诉人母亲为丈母娘，说明双方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男女朋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婚的意图明显，而且，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钱款、购车款，数额巨大，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双方在恋爱中为表达爱意的小额赠与，超出了普通赠与的范围，故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的款项不应视为无条件的赠与。关于应否返还涉案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双方现已经分手，未能结婚，被上诉人出于双方原系恋人关系的考虑，未请求返还垫付的购物款99120元、也未请求返还5000元以下的转账款项及其他支出，一审判决以“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及正常的世俗道德观念，原、被告之间产生的款项往来应是基于双方恋人关系而为之，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该款项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赠与人可要求解除赠与。以双方身份考量为前提本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参照彩礼的规定处理，接收彩礼的一方应予返还”为由，参照婚姻法关于彩礼的规定，参照关于附条件赠与的规定，判令女方返还被上诉人恋爱期间为上诉人支付的购车款等大额支出，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较为合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28元，由上诉人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