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黑行赔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阿田。委托代理人赵廷雨，黑龙江友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法定代表人高洪旗，该区区长。委托诉理人温健纯，哈尔滨市新发小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吴立峰，黑龙江峥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哈尔滨市松**世纪大道**/div>法定代表人孙喆，该市市长。委托诉理人温健纯，哈尔滨市新发小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吴立峰，黑龙江峥嵘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阿田因诉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政府（下称南岗区政府）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行政拆迁协议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1行赔初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于2020年10月10日对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杨阿田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廷雨，被上诉人南岗区政府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健纯、吴立峰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阿田诉称，1994年3月，杨阿田与父亲杨志清、妻子李秀华、儿子杨锐一家四口人同户同住在棚户区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头道街21号12栋80户，是被拆迁人。1997年，回迁房屋置换取得案涉房屋，该安置房的使用面积为40.11㎡。以上能够证明杨阿田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之一，这是客观真实的情况。杨阿田及妻子李某名下自建无照房屋使用面积28.8㎡，后经过诉讼，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南行初字第88号行政裁定，拆迁双方当庭签署了拆迁遗留问题补充安置协议书，杨阿田缴纳了四万四千多元购买了哈尔滨市南岗区新发小区F203栋3单元803室房屋（以下简称803室房屋）一处。当时杨阿田与父亲杨某1同户同住一起生活，并未分家分户，经济收支为家庭成员共有。综上所述，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拆迁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和第二十七条“……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正式户口的公民”的规定，拆迁前后同户同住是一家四口人父亲杨某1、儿子杨阿田、儿媳李某、孙子杨某2，被拆迁人不是仅有父亲杨某1一人。杨阿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要件，是案涉房屋同户同住家庭成员之一，是被拆迁人之一，是同户同住共同承租人之一，因此，杨阿田是案涉房屋的重大利害关系权利人之一。根据《拆迁条例》第三条和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政府本应如实填写在动迁协议书被拆迁人姓名栏内，这也是其相应的义务。但在1994年10月28日签订案涉房屋拆迁协议书时，哈尔滨市新发小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当时属南岗区政府临时办事机构，下称新发指挥部）却漏将杨阿田及其妻子李某、儿子杨某2的名字添加到拆迁协议书被拆迁人姓名栏内，而是将回迁房登记在父亲杨某1一人名下。因其漏填行为，直接导致杨阿田有关案涉房屋纠纷案件全部败诉，这足以认定杨阿田败诉的结果和根源完全是两级政府漏填行为造成的，导致了杨阿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杨阿田多次向政府申请将漏填的信息补正，但政府始终拒绝解决问题，并给杨阿田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正是由于政府的漏填行为，导致了杨阿田多次诉讼败诉，导致他人撬门而报警110警察未予以立案。正是由于政府的漏填行为直接导致案涉房屋的灭失，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杨阿田是政府的漏填行为的受害人，是适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杨阿田自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一直没有放弃维权，虽然侵权几个主体相互推诿，杨阿田对案涉房屋的多年来几十个诉讼、信访和投诉就是主张权利的最好证明，所以本案仍在时效之内。故杨阿田依据《国家赔偿法》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9月16日，杨阿田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1994年10月28日杨阿田一家与政府在签订拆迁协议书时，在被拆迁人姓名栏中政府漏填杨阿田及妻子李某、儿子杨某2姓名的行为违法，要求南岗区政府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赔偿因漏填名字灭失的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三道街新发小区F211栋5单元603室房屋相应价值钱款及相关损失，具体数额待评估机构鉴定后确定。原审法院认为，杨阿田系请求确认南岗区政府、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在拆迁时漏填被拆迁人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出本案行政赔偿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因此，杨阿田提出的行政赔偿起诉期限应当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杨阿田自诉1994年3月，政府依据哈政发8号文件动迁时，其与父亲杨某1、妻子李某、儿子杨某2一家四口人同户同住在被拆迁房屋内，且2002年杨阿田亦因安置补偿时给予的面积不足而提起行政诉讼，同年4月22日与新发指挥部签订《协议书》获得安置803室房屋，故杨阿田最晚于2002年4月22日就应当知道其主张的政府拆迁时漏填被拆迁人的事实存在，但其迟至2019年9月16日才就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杨阿田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拆迁行为发生在1994年，至2019年已超过二十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杨阿田的起诉。杨阿田上诉称，原审法院未经庭审质证等程序就作出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不计算起诉期限内，其26年内多次诉讼和上访，未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支持其诉讼请求。南岗区政府答辩称，本案属于程序性审理，不存在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进行质证的问题。案涉房屋是1994年进行安置的，已时隔25年，杨阿田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院起诉期限。请求驳回杨阿田的上诉请求。哈尔滨市政府的答辩意见同南岗区政府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认为，杨阿田因其父杨志清与南岗区政府签订拆迁协议违法而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第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杨志清与拆迁人南岗区政府签订的协议属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属于民事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即便按行政诉讼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杨阿田自述，1994年3月南岗区政府依据哈政发8号文件动迁时，其与父亲杨某1、妻子李某、儿子杨某2一家四口人同户同住在被拆迁房屋内。杨志清与南岗区政府签订协议时遗漏其家人，杨某1于1997年按协议取得置换房屋40.11平方米。2002年，杨阿田亦因安置补偿时给予的面积不足而提起行政诉讼，同年4月22日其与新发指挥部签订《协议书》获得安置39.7平方米房屋。杨阿田自述，1994年签订协议时其在场，且其于2002年又因房屋拆迁补偿问题提起诉讼，故其最晚于2002年4月22日再次签订协议时就应当知道被诉行为，其于2019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拆迁协议违法并赔偿，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杨阿田称其一直信访和诉讼，但在本院组织询问时，其称未对案涉协议进行复议和诉讼，其亦未能提供属于非因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情形的证据，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杨阿田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皇甫延玉审判员 鲁 丽 群审判员 顾 栩 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乔书记员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