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9494号原告：董昆林，男，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涵嫣，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灿，女，197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男，197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刘灿之夫，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告董昆林与被告刘灿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峰、何涵嫣，刘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昆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灿退还受托出资份额转让款4175802.41元；2.刘灿承担利息损失（以1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以1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3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以1175802.41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用由刘灿承担。事实和理由：苏州夏姆xx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x中心)系2015年8月20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是凯xxx（苏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x公司）的股东。董昆林系凯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也是xx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xx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顿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凯x公司2015年下半年股改，刘灿作为凯x公司员工及董昆林妻弟的配偶，董昆林委托刘灿受让并代持xx中心8.1191%的出资份额，受让价735926.27元。为履行xx中心的出资份额认购登记手续，董昆林于2016年1月5日通过股改经办人张某某向刘灿支付了735926.27元，刘灿与xx中心原合伙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于2016年1月5日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8月15日，刘灿主动离职，其将持有的xx中心份额转让给案外人孟某某，并与孟某某、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昆林签署《合伙企业退伙及激励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退伙转让协议》），将在xx中心的全部出资份额以5038290.41元转让给孟某某，税后净得4175802.41元。孟某某在合同签署后支付140万元，2017年8月30日前支付160万元，余款1175802.41元在办理完变更登记后支付。刘灿代董昆林持有的735926.27元出资份额的转让收益应返还董昆林，但刘灿拒绝返还。刘灿答辩称：不同意董昆林的诉讼请求。双方不存在股权或合伙份额代持关系，亦从未签订过书面代持协议。刘灿持有的xx中心的8.1191%的出资份额系刘灿个人所有，其为购买上述份额已向董昆林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与凯x公司的虚拟股权无关。经审理查明：凯x公司系2013年8月2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昆林（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始股东为一家外资企业；2015年6月2日，股东变更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冯某某、董昆林；2015年11月11日，股东变更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冯某某、董昆林、苏州xxx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德中心）、xx中心、苏州xxx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克中心）。2016年4月19日，凯x公司的性质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xx中心系2015年8月20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xx顿公司，原始合伙人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米普顿公司。2016年1月8日新增刘灿等5名合伙人，共计9名合伙人；此后合伙人登记经过多次变更，目前合伙人有7名，其中董昆林出资比例为44.1963%、刘灿的出资比例为9.069%。xx顿公司系2015年7月1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董昆林。刘灿与董昆林均确认董昆林系凯x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昆林的妻子与刘灿的丈夫的系姐弟关系。2015年12月9日，董昆林向刘灿发送电子邮件，称“已和斌总说好，提醒有空请联系斌总签署代持文档事宜，三份你保留两份；老余、孔某某的快递也给她约你签，谢谢。”董昆林与刘灿均确认邮件中的“斌总”系董昆林的朋友张某。刘灿主张董昆林要求其与张某签署持股协议，由于当时刘灿不懂代持股的意思，所以按照董昆林的主张与张某签署了一式三份代持股协议，协议是张某草拟并提供的，刘灿当时并未注意载明的实际出资人是谁。协议签署后，刘灿拿走其中2份，并按董昆林要求全部交付给了董昆林，现在依然在董昆林处掌控，但实际刘灿并未代持任何人的合伙份额。董昆林主张当时本拟安排张某出资，刘灿代张某持股，但后来并未按照此计划实际履行，而是由董昆林出资，刘灿代董昆林持股。2016年1月5日，冯某某、董昆林、阚某分别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刘灿签署3份《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冯某某将其在xx中心的出资份额44.7805万元以44.7805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董昆林将其在xx中心的出资份额16.8276万元以16.8276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阚某将其在xx中心的出资份额11.9846万元以11.9846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受让方刘灿于2016年1月31日前将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出让方。同日，xx中心作出《xx中心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普通合伙人董昆林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额467.6482万元中的109.0054万元转让给刘灿、嘉兴xxx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冕企业），其中刘灿受让份额为1.8565%，受让出资额16.8276万元，受让价格为16.8276万元；有限合伙人阚某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额204.02万元中的159.3703万元转让给刘灿、孟某某等4人，其中转给刘灿11.9846万元，转让价款为11.9846万元，对应份额1.3222%；有限合伙人冯某某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204.02万元中的44.7805万元，对应份额4.9404%，转让给刘灿。xx中心的全部原合伙人及受让方在协议后附的签字页上签字。同日，凯x公司员工崔某向刘灿发送电子邮件称，公司今日启动xx中心合伙人资金转账事宜，公司今日从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向刘灿工资卡汇入735926.67元。请您收到上述款项后拆分为3笔分别汇出，将119846.07元汇入阚某账户；将447804.82元汇入冯某某账户；将168275.78元汇入董昆林账户。2016年1月5日，张某某向刘灿、孟某某等5位同期受让xx中心合伙份额的新合伙人打款，其中支付给刘灿的金额是735926.67元。2016年1月20日，刘灿将447804.82元打入冯某某账户；2016年5月10日，刘灿将119846.07元打给阚某账户，将168275.78元打入董昆林账户。2016年1月29日，除x冕企业外的8名合伙人签署了《xx中心补充合伙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的目的是通过出资并持股凯x公司的方式，实现本合伙企业及全体合伙人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本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出资的认缴出资、实缴出资金额及出资期限以本补充合伙协议为准，如有入伙、退伙或出资份额转让的，应签署新的《合伙人出资名册》。其中，刘灿的出资金额为735927元，董昆林的出资金额为3586410元。2017年8月15日，刘灿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孟某某、丙方（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昆林签订《合伙企业退伙及激励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退伙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因个人身体原因向凯x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其派驻的工作单位主动申请离职。甲方在任职期间，工作良好，无违章行为。乙方根据xx中心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丙方提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全部激励出资份额。甲乙双方协商后，共同向丙方提出申请。丙方同意甲乙双方关于份额转让的申请。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按照《补充合伙协议》的约定，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从公司离职，均应从合伙企业退伙。乙方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之一，符合约定的受让主体资格。经甲乙双方自愿协商，甲方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735926.27元的出资份额按照5038290.41元对价向乙方转让。甲方因转让上述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印花税等税费共计862488元，由甲方承担，乙方从税前价款中扣除并代为申报缴纳。乙方实际支付甲方扣税后的净额为4175802.41元，分两次支付。首次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140万元。第二次支付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前，支付160万元，第三次支付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后续办结后15日内，支付尾款1175802.41元。丙方对此方式予以同意。2017年8月30日，孟某某向刘灿支付140万元；2017年9月4日支付160万元，共计支付300万元。刘灿主张上述两笔款项，根据苏州仲裁委员会（2018）苏仲裁字第555号裁决书、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特95号的民事裁定书内容，只有280万xx中心的退伙转让款，2017年9月4日的160万中还有20万系x克中心的退伙转让款，董昆林对此予以确认。2017年9月6日，xx中心及董昆林向刘灿出具函件称，xx中心已于2017年7月31日收到刘灿的退伙申请，清算手续已按约定启动。董昆林在此确认刘灿在出任xx中心合伙人期间没有违反过约定。董昆林保证并承诺在退伙手续工商变更完成后，刘灿不再持有xx中心份额，也不存在任何代他人持有合伙份额的情况。退伙手续办理完毕后，未来如发生与上述保证不符的相关民事或经营纠纷，由董昆林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2018年3月19日，董昆林、工商登记经办人崔某向刘灿出具《关于刘灿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应出资的说明》，称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曾作为凯x公司搭建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xx中心、x克中心使用。2015年12月1日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刘灿转账275972.03元，2016年1月5日转账735926.67元。刘灿收到上述两笔款项后，分别于2015年12月6日汇出275972.03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阚某账户，作为x克中心份额对价。于2016年1月20日汇出447804.82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冯某某账户；于2016年5月10日汇出119846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阚某账户，汇出168275.78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董昆林账户，作为其受让xx中心合伙份额的对价。上述几笔资金均由凯x公司主要股东为搭建合伙平台设立，并非刘灿受让其相应合伙份额的真实出资。为证明刘灿持有xx中心的合伙份额并非代董昆林持有，董昆林在本案中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刘灿提交了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的（2018）苏0591民初696、69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委托持股协议》、（2019）苏05民特95号民事裁定书、（2018）苏0591民初697号xx中心代理词、上诉状、证据目录为证。庭审笔录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6日，孟某某已按照《退股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灿支付第一、二笔共计300万元的份额转让款，刘灿以孟某某尚未支付完毕x克中心的退伙转让款为由，拒绝配合办理xx中心的工商变更登记，xx中心以此为由作出决议将其除名。xx中心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称，刘灿在xx中心持有的份额对应凯x公司400万元虚拟股份，每股0.8元，刘灿应出资320万元，但实际并未付款。刘灿持有的400万虚拟股实际分别是代金某某持有300万股，代3个原始股东持有100万股。在刘灿诉xx中心除名纠纷一案中，xx中心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3包括一份2015年12月9日，金某某作为甲方（实际出资人）与乙方（名义持有人）刘灿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内容为甲方自愿向xx中心以150万元购买6.0893%的出资份额，合伙企业作为凯x公司的股东持股平台，持有凯x公司29.5%的股权份额，甲方通过xx中心间接持有凯x公司1.7963%的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在合伙企业持有出资份额的名义持有人，待甲方持有出资份额并代为行使合伙人权利。乙方作为显名出资人并未对合伙企业实际投入任何等价资本金。乙方对合伙人权益不享有任何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落款处有金某某和刘灿签字，刘灿在该案庭审中主张该协议中刘灿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对协议真实性不认可。代理词和证据目录显示，xx中心主张刘灿持有的400万虚拟股中，有300万系代金某某持有，100万系代董昆林持有。上诉状显示，xx中心主张刘灿应付出资320万元，实际付款0元，违反合伙企业法，xx中心有权对其除名。董昆林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xx中心之所以在该案中主张刘灿由3/4的份额是代金某某持有，是因为金某某向瑞德公司提供了代持协议，但由于刘灿不认可该协议真实性，且刘灿受让xx中心的全部转让款来源都是董昆林，所以本案中董昆林主张刘灿持有的xx中心全部份额都是代董昆林持有。本案庭审中，刘灿再次表态xx中心在苏州的诉讼中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中刘灿的签字肯定不是其本人所签。当时其与张某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中载明的实际出资人是谁，刘灿并未注意。为证明刘灿持有的xx中心份额有部分系代董昆林持有，董昆林提交了冯某某、阚某、xx顿公司出具的《关于刘灿代持相关合伙份额的说明》。该说明载明，xx中心、x克中心均系凯x公司主要股东董坤林、冯某某、阚某为搭建员工持股平台设立，其中xx中心的原始合伙人系董昆林、冯某某、阚某三人，以及xx顿公司。阚某、冯某某、xx顿公司一致确认刘灿系董昆林妻弟配偶，董昆林委托其持有的合伙份额（除刘灿本人自行认购的50万虚拟股权对应份额外），受托代持的实际出资均来源于董昆林。董昆林、阚某、冯某某、xx顿公司并未到庭作证，刘灿对该说明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主张上述三方与董昆林均存在利害关系。另查一，2017年12月31日，xx中心作出《xx中心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议称决定对有限合伙人刘灿除名，并同意将刘灿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孟某某……刘灿的出资额为73.5927万元，同意刘灿将其出资以73.5927万元（税前）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人孟某某……同意有限合伙人汤爽廷将其持有的合伙出资2.76万元以191214.25万元（税前）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人孟某某……。落款处仅有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孟某某签字及xx顿公司、xx中心的公章。2019年3月26日，xx中心再次做出《xx中心合伙企业变更决议》称刘灿于2017年7月31日从凯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速达客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速达客公司）离职，2017年8月15日与孟某某签署了《退伙转让协议》。协议签署后，刘灿未配合工商变更登记，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决议对其除名……除名后，将刘灿的合伙份额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转让给合伙人董昆林。落款处有董昆林、xx顿公司、阚某等3名合伙人的签章。董昆林与刘灿均确认上述两份合伙决议已经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无效。另查二，诉讼中董昆林、刘灿均确认孟某某仅在2017年向刘灿支付xx中心退伙转让款280万元，后来未再付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电子邮件、银行流水、合伙决议、《出资份额转让协议》、《退伙转让协议》、函件、说明、《关于刘灿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应出资的说明》、庭审笔录、《委托持股协议》、代理词、上诉状、民事裁定书、证据目录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董昆林主张刘灿在xx中心曾经持有的全部份额均系代董昆林持有，故应把退伙时转让全部份额所得4175802.41元及利息损失赔付给董昆林，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代持关系。董昆林、刘灿均确认双方并未签署过书面代持协议，董昆林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灿曾确认其在xx中心的份额系代董昆林持有。现董昆林主张刘灿代其持有全部份额，但仅能提供张某某向刘灿支付合伙份额受让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主张张某某的付款行为系基于董昆林的安排，拟以此证明董昆林的实际出资行为。但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可知，张某某不仅向刘灿支付了合伙份额的全部受让款，还对同一时期的其他4位新增合伙人转让了合伙份额受让款，董昆林也曾确认张某某的银行卡曾作为凯x公司搭建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xx中心、xx中心使用，张某某转给刘灿的合伙份额受让款均由凯x公司主要股东为搭建合伙平台设立，并非刘灿受让其相应合伙份额的真实出资，故董昆林以此主张自己是实际出资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董昆林提交的阚某、冯某某、尼普顿的情况说明应为证人证言，但证人并未出庭，且三人与董昆林亦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此外，xx中心在此前与刘灿的除名纠纷中，曾经主动提交刘灿与金某某的《委托持股协议》，并主张刘灿持有的xx中心的份额中有3/4系代金某某持有，还有1/4的份额也曾作出系代3位原始股东持有的陈述，与本案董昆林的主张不一致。故董昆林要求刘灿返还份额转让款、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03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董昆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雅清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