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8民初4908号原告：张海涛，男，197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北京卓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博迪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巨各庄村鑫诚东路**。法定代表人：浦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艳，北京谋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庚云，女，198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行政经理，住北京市密云区。被告：北京点球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河漕村北（101国道北侧彩虹门向北1000米）。法定代表人：雷翔跃，执行董事。被告：北京博迪克液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鑫诚东路**。法定代表人：赵彧，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艳，北京谋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海涛与被告北京博迪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迪沃特公司）、被告北京点球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球公司）、被告北京博迪克液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迪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海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被告博迪沃特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艳、曹庚云，被告博迪克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点球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海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6360元；2.判令三被告支付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2日工资3310元；3.判令三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7500元；4.判令三被告支付2003年4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休息日加班费668690元；5.判令三被告支付2003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12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03448元；6.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4月1日入职点球公司，2013年2月1日按照公司安排与博迪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3月20日按照公司安排与博迪沃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担任副总经理。原告工资标准为固定工资9000/月。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按照被告要求每月工作26天，被告未支付过加班费。自原告入职以来，被告从未安排原告休过年休假，应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020年1月16日，公司发出《关于停产放假期间的工作安排的通知》，2月至5月期间公司停产放假，6月复工。2020年7月10日，原告收到2020年6月份工资比应发工资少6360元，当日向公司提出异议，公司未答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被迫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于2020年7月12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离职时间为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原告收到公司《回复函》，公司对于克扣工资的解释不成立，原告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加班费等，被告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三被告系关联公司，股东均为浦锋、雷翔跃、赵彧，三被告系混同用工，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博迪沃特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理由是2020年6月9日，博迪克公司和博迪沃特公司召开职工代表会，会议内容是关于复工及工资发放的情况，原告参加会议，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公司自2020年6月10日全员复工，但由于疫情使得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各岗位工资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发放，但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就提出的方案和意见，职工代表和企业平等协商，最终协商的结果无任何人员有争议，同意复工及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当日，博迪克公司和博迪沃特公司，召开全体职工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复工及工资的发放。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理由是被告公司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中考勤管理制度中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离岗3天（含以内）按旷工处理。第四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理由是规章制度中规定员工加班需经公司部门批准，出勤天数按当月实际天数考核，员工请事假也需经批准，原告从未加班也未申请过加班。第五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理由是员工手册中规定公司对年休假进行统筹安排，年休假由公司统一安排在春节期间休假，且原告主张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点球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被告博迪克公司辩称，原告自2017年3月20日起在博迪沃特公司上班，不再是博迪克公司的员工，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他答辩意见同博迪沃特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海涛称其于2003年4月1日入职点球公司，职务为经理，入职后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2013年1月24日，张海涛填写员工离职申请表，其上载明：博迪克公司/点球公司，姓名张海涛，部门生产部，申请时间2014.1.24，入公司日期2003.4.1，预定离职日期2013.1.24，离职原因自愿离职，部门经理意见王梁签字，行政部意见同意，总经理意见王梁签字，但其称在点球公司一直工作至2013年1月31日。2013年2月1日，博迪克公司（甲方）与张海涛（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3年2月1日生效，于2016年1月31日终止，乙方担任车间主任岗位，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0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等内容，后双方于2016年3月30日续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1月31日。张海涛在博迪克公司最后工作时间至2017年3月19日。2017年3月20日，张海涛入职博迪沃特公司，博迪沃特公司（甲方）与张海涛（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7年3月20日生效，于2020年3月19日终止，乙方担任车间经理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度，甲方每月10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月工资为基本工资+加班费等内容，后双方于2020年3月19日续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22年3月18日。2018年5月18日，张海涛被点球公司和博迪克公司任命为副总经理。2020年1月10日，博迪沃特公司发布《通知》，通知各部门及全体员工于2020年1月16日召开职工大会；2020年1月16日，博迪克公司及博迪沃特公司召开职工代表会，张海涛参加会议，博迪沃特公司提交的会议记录载明表决结果同意下发关于停产放假期间的工作安排的通知；当日，博迪克公司及博迪沃特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博迪沃特公司提交的会议记录载明会议内容为关于停产放假期间的工作安排；同日，博迪沃特公司发布《关于停产放假期间的工作安排的通知》，主要内容为：由于公司现在无生产任务，结合公司的现状，经公司研究决定，从2020年2月1日起公司停产、全体员工放假，上班时间另行通知，放假期间人员工资第一月执行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第二月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基本工资的70%。需要正常出勤的，按原工资标准发放。2020年6月3日，博迪克公司及博迪沃特公司发布《通知》，通知各部门及全体员工于2020年6月9日召开职工大会；2020年6月9日，博迪克公司及博迪沃特公司召开职工代表会，张海涛参加会议，博迪沃特公司提交的会议记录载明会议表决结果同意复工及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当日，博迪克公司及博迪沃特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博迪沃特公司提交的会议记录载明会议内容为关于复工及工资发放，宣读员工手册，学习考勤管理制度和年休假管理制度等。张海涛自2020年6月10日起复工，其在博迪沃特公司最后工作时间至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0日，张海涛向浦锋、赵彧、孙鑫发送了关于六月工资问题，主要内容为：浦总，赵总，孙总：您好！今天我收到2020年6月份工资为2640元，不知什么原因，比我应发工资9000元少了很多，麻烦今日给我一个书面的解释，谢谢。2020年7月12日，张海涛向博迪沃特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博迪沃特公司认可于2020年7月13日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为：浦总、赵总、孙总：你们好！我于2020年7月10日收到公司发放的2020年6月份的工资是2640元，我每月的固定工资为9000元，实发工资比应发工资少了6360元。我于当日向公司提出异议，公司没有给与任何答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所以，我被迫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离职时间为2020年7月13日，请公司向我支付2020年6月份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博迪沃特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向张海涛发送了回复函，主要内容为：张海涛先生：你于2020年7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公司“六月份工资问题”（以下称“问题”），2020年7月12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下称“通知书”），7月13日上班收到你通过顺丰快递寄过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现就以上你提出的问题及要求做以下答复：一、“问题”中提到的“收到2020年6月份工资为2640元，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情况下，比我应发工资9000元少了很多”与事实不符，并非“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情况下”，事实是：2020年1月16日，已向公司全体员工介绍了公司在经营上遇到的困难，公司决定自2020年2月1日起公司全体员工放假，上班时间另行通知。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公司经营状况更加恶化，复工计划一再拖延。2020年6月9日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复工，各个岗位的工资将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发放，但最低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其社会保险个人部分由公司支付。综上所述，你在“沟通函”中提到的“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情况下”不成立。公司已经事先阐明了理由，而且你是知晓的，所以不存在“沟通函”中提到的“公司克扣工资的违法行为”。二、“通知书”中提到的“我于2020年7月10日收到公司发放的2020年6月份的工资是2640元，我每月的固定工资为9000元，实发工资比应发工资少了6360元。我于当日向公司提出异议，公司没有给与任何答复。”与事实不符。按照上面第一项说明，公司对你个人不存在少发工资的情况。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更不存在你本人所谓“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三、本回复函加盖公司公章后将以EMS、微信、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你。请你在收到本回复函次日回公司上班。否则视为你本人自动离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2020年7月21日，博迪沃特公司向张海涛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张海涛先生：根据2020年7月14日发给你的回复函，要求你在收到回复函的次日回公司上班，但截止到7月20日下班之前，你并没有来公司上班，公司也没有收到你的任何请假或回复，依据公司考勤制度要求，旷工3天以上按自动离职处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在你收到本通知书当日正式与你解除劳动关系。在张海涛工作期间，点球公司为其缴纳了2008年9月至2011年9月的社会保险；博迪克公司为其缴纳了2011年10月至2017年2月的社会保险；博迪沃特公司为其缴纳了2017年3月至2020年7月的社会保险。2020年7月13日，张海涛向北京市密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密云仲裁委）申请仲裁，密云仲裁委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为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张海涛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员工离职申请表、劳动合同书、任命书、通知、会议记录、签到表、关于停产放假期间的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六月工资问题、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复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申请书、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及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2日工资，张海涛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固定工资9000元，博迪沃特公司支付其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存在差额，未支付其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2日工资；博迪沃特公司主张发放张海涛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工资不存在差额，同时已发放张海涛2020年7月工资971.03元，理由是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会及全体职工会议，通过决议各岗位工资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发放，但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对此，本院认为，一、关于张海涛2020年6月10日复工后的月工资标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本案中，博迪沃特公司提交了职工代表会会议记录及会议签到表，用以证明张海涛等职工代表出席职工代表会并在签到表上签字，与企业就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平等协商且未提出任何意见，然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海涛等职工代表参加的职工代表会的会议内容即系工资发放工作安排，也不足以证明张海涛等职工代表与企业对工资发放工作安排进行过交互式的意见表达和方案协商，张海涛亦不认可该会议内容，主张该会议记录系公司后期自行整理，当日会议并未提及工资事宜，故博迪沃特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张海涛主张其月工资标准自2013年4月19日后调整为9000元，博迪沃特公司提交的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工资表（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除外）亦载明张海涛应发工资9000元，然张海涛2020年6月、7月的月工资标准远低于停产放假前的月工资标准，此外，其2020年6月、7月的月工资标准与其2020年2月至5月停产放假期间的月工资标准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张海涛正常工作期间的月工资与停产放假期间的月工资一样。综上可见，博迪沃特公司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对工资报酬的调整有欠合理，故本院认定张海涛2020年6月10日复工以后的月工资标准仍应为9000元，同时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9日因仍处于停产放假期间，且张海涛未对停产放假期间的工资支付标准有异议，博迪沃特公司仍应按照停产放假期间的工资标准向张海涛支付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间的工资。二、关于张海涛2020年6月、7月的出勤天数。博迪沃特公司提交的工资表载明张海涛2020年6月出勤天数为14天、2020年7月出勤天数为8天，张海涛认可该工资表的真实性，同时认可其2020年7月实际出勤8天，最后工作时间至2020年7月10日，故本院对工资表予以采信，认定张海涛2020年6月出勤14天、2020年7月出勤8天的事实，并据此核算张海涛2020年6月及2020年7月的工资。庭审中，张海涛认可博迪沃特公司已支付其2020年7月工资971.03元，同意将该数额从7月份工资中减去，经核算，博迪沃特公司支付张海涛2020年6月及2020年7月的工资存在差额，就此差额应予补足。故张海涛主张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及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0日工资差额，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本院依法核算，对张海涛过高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张海涛主张2020年7月10日后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张海涛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其2020年6月工资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博迪沃特公司不同意支付。对此，本院认为，解除权是形成权，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即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只要解除的通知到达用人单位，意思表示即已生效，劳动合同解除的效果发生。本案中，博迪沃特公司认可于2020年7月13日收到张海涛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并不需要博迪沃特公司的同意即产生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效力。故本院首先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因博迪沃特公司收到张海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于2020年7月13日解除。其次，博迪沃特公司是否应支付张海涛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在此需要分析张海涛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否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难看出，张海涛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其2020年6月工资，博迪沃特公司认为因受疫情的影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已经通过职工代表会决议通过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对工资报酬进行调整，按照公司经营状况发放工资，故不存在未足额支付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不可否认，受疫情的影响，众多用人单位自2020年2月开始均不能正常营业，期间不仅没有利润收入还要支付劳动者未正常提供劳动期间的相关费用，势必会造成部分用人单位在复工后也存在经营困难、资金匮乏，进而采取调整措施。结合本案，博迪沃特公司本身因经营困难决定于2020年2月1日放假，期间因疫情影响，直至2020年6月10日正式复工，复工后的工资则按照调整后的工资发放，张海涛主张复工后的工资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发放，由此可见，张海涛与博迪沃特公司对于工资发放标准是存在争议的，需要经过本院审理才能确定是否构成未足额支付，博迪沃特公司不存在故意克扣或者无故拖欠、拒不支付工资的主观恶意，故张海涛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休息日加班费，张海涛主张其2003年4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每月工作26天，存在休息日加班，故应支付其加班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张海涛提交的2020年春节期间值班表载明张海涛1月25日初一值班（正月初一系法定节假日），且庭审中张海涛认可值班期间可以休息，同时博迪沃特公司主张在2020年2月份的工资中已经支付张海涛该日的值班费。因此，张海涛在放假期间从事的值班任务不属于加班，张海涛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张海涛主张2003年4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休息日加班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张海涛主张其2003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12日未休年休假，故应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博迪沃特公司、博迪克公司主张张海涛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根据公司2020年春节放假通知，春节放假14天已经包含年休假。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博迪沃特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关于2020年春节放假的通知》，用以证明年休假由公司统筹，春节放假14天已经包含年休假，然博迪沃特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员工手册》系经民主程序制定，且按照该《员工手册》年休假管理制度休假原则1的规定“公司可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对员工年休假进行统筹安排，在不影响工作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应在公司下达的统一年休假期间安排各部门员工的年休假”，而《关于2020年春节放假的通知》未明确该放假14天包含年休假，故本院对博迪沃特公司关于2020年春节放假包含年休假的主张不予采纳。因年休假可以集中、分段、跨年度安排，张海涛2017年的年休假可以在2018年度内完成，如单位仍没有安排其在2018年度内休假，自2018年12月31日起张海涛可以向单位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若张海涛在2019年12月31日前未就此主张权利，即超过仲裁时效。本案中，张海涛于2020年7月13日申请劳动仲裁，显然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既然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那么2017年以前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当然超过仲裁时效。博迪沃特公司及博迪克公司的时效抗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张海涛主张2017年12月31日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张海涛主张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因未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张海涛每年应享有的年休假天数，因张海涛并未提交入职点球公司以前的工作年限的证据，故本院以张海涛入职点球公司的时间认定张海涛应享有的未休年休假天数。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应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点球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海涛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03年4月1日，并提交了员工花名册予以证明，点球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且庭审中博迪沃特公司行政经理曹庚云认可该花名册系其发送至张海涛邮箱，故本院对该花名册予以采信，然点球公司成立日期为2004年3月22日，也就是说，张海涛自2003年4月1日在点球公司尚未成立阶段便为其提供劳动。根据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本院据此核算张海涛2018年未休年休假天数为10天，2019年未休年休假天数为10天，2020年未休年休假天数为5天。故张海涛主张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12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本院依法核算，对张海涛过高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博迪沃特公司、点球公司、博迪克公司的股东均有浦锋、雷翔跃、赵彧，且庭审中博迪沃特公司认可其公司与博迪克公司及点球公司在管理层存在交叉任职，职工存在混同用工的事实，故张海涛主张由博迪沃特公司、点球公司、博迪克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责任，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博迪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北京点球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被告北京博迪克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海涛二○二○年六月一日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工资差额四千四百一十六元五角六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北京博迪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北京点球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被告北京博迪克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海涛二○二○年七月一日至二○二○年七月十日工资差额二千三百三十八元九角七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告北京博迪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北京点球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被告北京博迪克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海涛二○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二○年七月十二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一万七千五百零二元七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张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五元，由被告北京博迪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世营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贾贝贝书 记 员 于 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