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0172号原告：杨某1，女，200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兼原告杨某1之法定代理人：杨某2，男，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兼原告杨某1之法定代理人：孙某，女，197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三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雅铭，女，197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仓上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1000079210056X1。法定代表人：李书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雁，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顺义区顺平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780212935C。法定代表人：李光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伟鸣，北京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鹏，北京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宏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石园西路路南车箱厂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00232056G。法定代表人：姚永成，董事长。被告：杨某3，男，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杨某1、杨某2、孙某与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顺义分中心）、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仁和镇政府）、北京宏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城房地产）、杨某3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兼原告杨某1之法定代理人杨某2、孙某，原告杨某1、杨某2、孙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雅铭，被告土储顺义分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许，被告仁和镇政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伟鸣，被告杨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宏城房地产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2、杨某1、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原告可以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独立自主使用回迁安置房指标；2.判决被告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宏城房地产配合三原告办理回迁安置房的交付手续；3.判令被告杨某3立即交付应转交给三原告的租房补助费（自2012年1月至2020年6月）409900元（庭审中，原告杨某2、杨某1、孙某将此项诉讼请求撤销）；4.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原告是2009年8月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村拆迁的被安置人，按《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应当享受每人45平米的平价回迁安置房及每人9平米的半议价回迁安置房。2019年回迁安置房建成，8月24日三原告选了房，后欲办理其他交接手续时，被告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宏城房地产却以杨某3拒不配合签字手续为由，拒绝向三原告交付回迁安置房的钥匙，致使三原告至今无法入住回迁安置房。三原告多次与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宏城房地产进行协商，亦多次找到相关部门要求解决，至今未果。三原告认为回迁安置房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人身依附性，同时亦具有明确的保障性和福利性，是国家和政府对被拆迁农民的具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非法处置，亦无权任意剥夺三原告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宏城房地产拒不交房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其拒不交房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宏城房地产依职权配合三原告办理后续的回迁房入住手续。被告土储顺义分中心辩称，根据现有的拆迁政策，原告选房需要由被告杨某3进行配合，杨某3拒绝配合，导致原告无法选房，原告未选房的原因并非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造成。被告仁和镇政府辩称，同土储顺义分中心的意见。被告杨某3辩称，杨某3户籍注册地是顺义区仁和地区×村×街×号，2009年8月所拆迁的房屋是杨某3的住宅，三原告户籍注册地是顺义区仁和地区×寺×号。×村2009年8月拆迁的房屋是杨某3的房屋，与三原告无关，被安置人员中不应有三原告。被告宏城房地产未到庭，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宏城房地产不是补偿合同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拆迁人，不可能与三原告签订协议。在房屋安置环节，宏城房地产也是按上级指令，决定是否与三原告签订具有房屋安置内容的协议或有关文件，而本案中，宏城房地产没有接到此种指令，故与三原告之间也没有签订协议或文件，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某2与孙某系夫妻，育有一女杨某1，三人的户口原登记在顺义区仁和地区×村×号，为集体户口。杨某3户口原登记在顺义区仁和地区×村×号。2009年8月2日，杨某3（乙方）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土储顺义分中心（甲方）、委托拆迁人仁和镇政府（甲方）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甲方因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顺义区仁和镇×村×号的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和附属物；乙方家庭人口共7人，分别是户主杨某3、之子杨天琦，户主单晓霞，户主杨某2、之弟杨立国、之女杨某1、之妻孙某。三原告主张其系顺义区仁和镇×村×号宅基地的被安置人，每人应当享有45平米平价回迁安置房及9平米议价回迁安置房，杨某2在1996年9月18日就已经落户到顺义区仁和地区×村×号，后来多次向村委会申请宅基地，村委会一直以未有空闲地或者没有相关政策没有批准；2005年8月，三原告搬到被拆迁的×村×号居住，直至拆迁，×村×号宅院的房屋是陆陆续续建的，大概有10多间，杨某2出资3万元，杨某3、杨某2、杨立国（杨某3、杨某2之弟）协议将中间由北往南数第二间分给杨某2，更说明三原告符合被安置人条件。为证明其主张，三原告提交2007年4月9日杨某3、杨某2与杨立国签署的协议。协议的内容为“今有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村×号，系杨某3、杨某2、杨立国兄弟三人合资建设共有房屋16间，现按出资多少，将中间最北头一间（东西长5米，南北长2.67米）分给杨立国，将中间由北往南数第二间（东西长5米，南北长2.5米）分给杨某2。特此证明，立字为据。”证明人处显示有“刘某1”“刘某2”签名字样。土储顺义分中心及仁和镇政府均认可按照拆迁安置协议登记的家庭人口情况，三原告确实享有回迁安置房指标，但是对于杨某3、杨某2与杨立国签署的协议真实性，其无法核实。杨某3认可协议系其本人签字，但主张系三原告蒙骗其签字，忘记了怎么蒙骗的，因三原告没有给其钱，协议并没有实施。杨某3主张由其补交×村×号占地补偿款，该宅院及宅院内房屋与三原告没有关系；并且三原告拆迁以前与其签订有协议，对拆迁以后的事情作出了约定。为证明其主张，杨某3提交了收据及协议书。收据载明2006年5月31日，杨某3向大队补交盖房占地款5000元。协议书的内容为“今有杨某2、孙某、杨某1借杨某3×寺房产以拆迁名义分得78平米以内平价楼房一套，并放弃因拆迁过程中的其它一切权力。”签字人处显示有“杨某2”“孙某”签名字样，签署时间为09.7.21。土储顺义分中心对于收据真实性认可，对于协议书真实性无法认可。仁和镇政府对于收据真实性认可，亦认可宅基地确实是村委会批给杨某3的；对于协议书真实性无法认可，不知情。三原告对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主张杨某3交的钱只是与宅基地有关，与宅基地上的房屋没有关系。三原告认可协议为杨某2、孙某本人签署，但是对于协议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协议书不是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杨某3的胁迫之下书写的。其次，任何民事协议都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签订和履行，一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必然自始无效，协议中杨某2、孙某作为被安置人私自以协议形式处置了来源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回迁安置房指标，违反了《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及《物权法》第九条、《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涉案的回迁安置房指标来源于三原告户籍所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上房屋的拆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人身依附性及专属性质，与三原告的被安置人员身份紧密相连，不可替代性、福利性明显，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性质的权利，因此其必然不能自由转让。正是因为三原告拥有该拆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以其才能依法享受该村集体土地上宅基地的使用权，其虽非登记的使用权人，但因其长期在被拆迁的宅基地上房屋内居住生活，因此依法享有被安置人身份。三原告作为被拆迁地的农民，因宅基地被征收而获得的安置房或安置房指标是农民因失去宅基地而获得的相应补偿，仍应具有专属性质，其性质不应因为“地”换成了“房”而改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村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征地拆迁补偿对象获得安置房指标是国家对宅基地被征收农民的补偿，因此同样具有专属性质，依法不能转让。且根据《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限价商品住房供应对象…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农民家庭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家庭。由此可见回迁安置房的相关管理规范应当遵循《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在该办法第六章监督管理第二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购房人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后5年内不得转让所购住房。而本案中杨某2按照杨某3授意书写涉案协议书时，三原告连回迁安置房指标都还没有取得，因此根本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因此该处置行为应属自始无效。第三，三原告与被告杨某3不具备同一家庭成员身份，因为双方间没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杨某3与三原告间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任何一种家庭成员关系，现有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杨某3与三原告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或扶养及抚养关系。因此，杨某3无权以同一家庭成员的身份要求三原告无偿的将其回迁安置房指标对其进行转让。本案被拆迁的宅基地内共有3户，属典型的一宅多户情形，各户之间无论经济还是生活都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只是作为所有被拆迁人的代表列为被拆迁人其他人口列为被安置人，在享受拆迁利益时应处于平等地位，因此杨某3以被拆迁人身份要求三原告无偿转让拆迁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第四，涉案协议书并未载明三原告将放弃部分的权益无偿赠与或自三原转让给杨某3个人所有，因此杨某3无权基于该协议向三原告主张任何权利。第五，涉案协议书不符合该类文书的一般形式，没有协议相对方，因此其内容不具相对性，杨某3虽持有该协议书，但其亦无权基于该协议向三原告主张任何权利。经本院询问，土储顺义分中心与仁和镇政府称获得被拆迁安置人员资格的条件为户口必须在被拆迁村庄，属于没有宅基地的散居即集体户口人员的，必须由村委会出具长期居住证明，还需要房屋被拆迁人认可散居人员为其宅基地上的家庭人员，在本案中，三原告符合上述条件，村委会出具了证明且被拆迁人杨某3将三原告列入宅基地上的家庭人员，因此，三原告具有被安置资格。土储顺义分中心向本院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载明“本村村民杨某2户口在×街×号，系本村散居，本人长期居住在×街×巷×号院内，×街×街×号与×街×巷×号内×号为同一地址。”三原告与杨某3均认可上述证明的真实性。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可作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宏城房地产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质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拆迁人土储顺义分中心与委托拆迁人仁和镇政府均认可三原告具有被拆迁安置人员资格，本院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三原告能否独立使用其每人应当享有的45平方米平价回迁房指标及9平方米议价回迁房指标。首先，拆迁人与委托拆迁人均表示系基于村委会出具的长期居住证明及《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确认三原告的被安置人员资格，根据双方陈述三原告在涉诉村庄被拆迁时户口均在被拆迁村庄且在拆迁之前均居住在被拆迁村庄，因此，三原告基于上述原因获得被安置资格，符合当时的拆迁政策，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三原告作为被安置人员所享有的回迁房指标具有专属性及政策性，虽然2009年7月21日杨某2与孙某签署的协议中表示放弃78平米平价房之外的权利，但是该协议并无相对方，也并未明确表示78平方米之外的权利如何处理，在三原告并未向拆迁人及委托拆迁人表示放弃权利，且在拆迁人与委托拆迁人仍不否认三原告作为被安置人员资格应当享有安置房指标的情况下，对于三原告要求独立使用回迁安置房指标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三原告履行完毕作为回迁安置房买方的义务后，土储顺义分中心、仁和镇政府及宏城房地产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配合三原告办理回迁房交付手续。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原告杨某1、杨某2、孙某独立使用每人应当享有的45平方米平价回迁安置房指标及9平方米半议价回迁安置房指标；二、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北京宏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原告杨某2、孙某、杨某1独立使用回迁安置房指标选取房屋并履行完毕作为回迁安置房买方的义务后60日内配合原告杨某2、孙某、杨某1办理回迁安置房的交付手续。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杨某2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秀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