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23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弘韬（阳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郭某，住山西省洪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栗某，住山西省洪洞县。一审第三人：陈某，住江西省南昌市。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某因与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郭某，一审第三人栗某、陈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晋0107民初57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于2006年10月份和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西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栗某、陈某达成购买该两公司股权的协议,2006年10月16日原告向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栗某支付3万元转让款后,实际接收两公司的生产经营。从2006年10月份至2007年2月份原告将农业银行卡交付二公司的会计兼出纳赵慧静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周转,运营过程中原告向该两公司实际投资40余万元,并取得该两公司的股东身份。上述事实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据确实充分,且该判决也予以确认。其次,在上诉人实际接收并运营该二公司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来到上诉人家中避难,鉴于二人系同学关系,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排在该二公司工作,并宣布被上诉人为该二公司的总经理,被上诉人实际开始管理运营该二公司。运营过程中被上诉人以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生产曲葛根复合植物胶囊和玉葛山药胶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于2007年10月1日出具保证书,载明:上述两项保健品的的审批、生产销售,由郭某投资经营,与梁某无关。在被上诉人经营过程中又提出购买上诉人的股权,上诉人以实际投资了40余万元，被上诉人提出购买上诉人持有该二公司的股权,上诉人即以自己实际投资了40余万的事实为前提,被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投资了40万元的事实,达成购买上诉人40%的股权,但被上诉人当时无力支付转让款,便于2008年3月1日向上诉人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梁某人民币40万元整,还款计划2008年底20万元,2009年底20万元,到期如不还将以房产作抵押偿还。从上述事实的演进过程,足以看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欠条是根据上诉人实际投资的事实而来,且上诉人未在该两公司进行股东变更被上诉人作为该两公司的总经理,且已经开始进行生产曲葛根复合植物胶囊和玉葛山药胶粉的事实,也反映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未进行工商局股东变更的事实是明知的,不存在上诉人欺骗被上诉人没有在工商机关进行股东变更,欺骗其向上诉人出具了欠条的事实。再次,上诉人虽未在工商机关增加、变更股东身份,但已经成为该公司的隐名股东。结合陈某的询问笔录,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第(一)款: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上诉人向该二公司出资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故上诉人对该二公司享有股权是符合该法律规定的。二、一审判决主观臆断,完全片面的以上诉人未进行工商备案登记,即不享有该二公司的股权,同时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纵观本案的客观事实和证据,上诉人从2011年起即将被上诉人起诉至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洪洞县人民法院,其不间断的起诉过程中,被上诉人为何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撤销欠条的诉讼,反而是一次次都在等待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一直处于被动应诉的态度,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没有足够的理由和事实提起撤销之诉。三、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回答其和栗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其没有支付栗某股款,而上诉人认为栗某作为一个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何在自己的股权转让后不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款,完全是因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其股款,并对该二公司进行了投资,而上诉人和栗某、陈某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后全部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和栗某、陈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无需支付分文股款便对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变更,而该事实一审法院是明知的,但其在一审判決书只字未提,更没有对该事实进行深入调查。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欠条的事实,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认定为无效,对上诉人完全显失公平、公正,属于错误判决。四、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实际出资后，被上诉人、栗某在多次的庭审中予以否认上诉人所实际持有的股权,那上诉人对该二公司投资的款项去了何方,应由谁来承担返还责任,是谁侵占了上诉人的投资款,一审判决中没有予以释明,再此情况下,本案存在被上诉人、栗某等侵占上诉人投资款的事实,故上诉人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查清侵占的事实。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上诉人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郭某辩称，第一，上诉人梁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健源公司、宝芝林公司的股东，也不能证明其在二公司各持有40%的股份，梁某无权转让二公司的股份，梁某与郭某签订的转让书无效。1.上诉人梁某与健源公司、宝芝林公司曾存在合作关系，不是股权转让关系。梁文静并非二公司的股东，根据健源公司、宝芝林公司工商企业登记信息，梁某并非健源公司、宝芝林公司的股东。根据第三人即健源公司的原股东栗某，宝芝林公司的原股东陈某的陈述，梁某与二公司之间曾存在合作关系，不是股权转让关系。双方没有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梁某没有支付过股份转让款。2.梁某诉称其与栗某、陈某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交付给了郭某,是虚假陈述。根据梁某诉讼中所提交的陈某的通话录音内容，梁某从未向陈某提出过双方签订过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让陈某帮忙证实其投过资，并称这个与陈某没有任何的关系。根据洪洞县人民法院对第三人陈某所做的询问笔录，陈某称梁某与第三人陈某以及栗某之间从未签订过股份转让协议。根据第三人栗某的答辩意见，梁某与栗某之间从未签订过股份转让协议，能够证实其起诉事实理由为虚假陈述。3.梁某为将其合作期间的损失转嫁给郭某，利用管理该公司的便利称其在健源公司及宝芝林公司各持40%的股份，转让给郭某。根据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宝芝林公司、健源公司从未认可梁某的股东身份，并明确表明未将股份转让给梁某，梁某无权处分健源公司、宝芝林公司的股份，该转让书及欠条无效。4.2008年3月1日梁某与郭某签订转让书，宝芝林公司在2008年4月份就由公司股东将股份全部转让给了他人。郭某知道梁某无权转让公司股份后，多次要求梁某解决问题，梁某避而不见。郭某于2008年7月另行与健源公司、栗某协商股份转让事宜，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标的为栗某持有的健源公司90%的股份，转让标的股份份额不同，该转让事宜与梁某无关。第二、梁某没有支付过第三人栗某及陈某股权转让款，其与二公司合作投资金额及用途不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支取记录发生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期间，郭某2007年底才到健源公司。梁某虽然提供了其农业银行卡款项支取记录，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款用于合作项目，也无法证明其款项的用途，该款由梁某安排会计支取，不能排除其自己花费的可能性。第三、梁某三次起诉后又撤诉，滥用诉权，其诉讼时效应于2013年8月期满。梁某起诉已过诉讼时效。1.梁某于2011年在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起诉后撤诉，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2日作出（2011）杏民初字第988号民事裁定书，2017年梁某在洪洞县人民法院起诉后撤诉，该院作出（2017）晋1024民初2454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1月29日梁某又在洪洞县人民法院起诉该院移送杏花岭人民法院，审理后梁某又撤诉。在历次诉讼中，郭某均以梁某无权转让公司股份为答辩理由，该转让书是无效的。郭某无法预料到，上诉人撤诉后又多次起诉撤诉，且转让书的效力是法庭审理的争议焦点，无效的协议书自始无效，无需提出撤销之诉。2.梁某2011年8月撤诉后诉讼时效应于2013年8月届满，梁某于2017年起诉至洪洞县人民法院时已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不会因为其2017年起诉撤诉行为而中断。在2017年诉讼中，郭某答辩梁某没有权利转让股份，协议书是无效的，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案开庭后梁某又撤诉，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3年8月期满，梁某一审起诉在2019年1月10日已过诉讼时效。综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及欠据是无效的，请求法院驳回梁某的上诉请求。梁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郭某立即清偿欠款40万元及利息（20万元一笔自2009年1月1日至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20万元一笔自2010年1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每年2.4万，合计240000元。以上本息合计640000元。2、判令第三人栗某、陈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股权转让无效；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股东为栗某、王德康，栗某认缴出资45万元，持股比例90%，王德康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8日，股东为陈某、谢金凤夫妻二人。陈某认缴出资70万元，持股比例70%，谢金凤认缴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30%。2006年8、9月份，我与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栗某、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陈某协商，就栗某持有的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陈某持有的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股权部分转让给我的有关事宜达成书面协议（该协议现由被告郭某持有）。协议约定，我出资40万元，分别购买栗某持有的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0%股权，购买陈某持有的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40%股权。我于2006年10月16日通过农业银行太原市学府支行向栗某转账3万元，两公司的出纳赵慧静从我农行太原市五龙口支行账户中又提取了27万元、10万元，我在两公司共投资了586936.30元。我于2006年11月进入两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开始经营,并在两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载入了我的姓名和持股比例。2007年12月底被告郭某因生活所迫携妻子在我家寄住，我就让被告郭某替我经营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2008年1月，被告郭某提出要购买我在该两公司股份，但不能立即付款。3月1日我与其达成了口头转让股权协议，被告郭某向我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文进人民币40万元整。还款计划：2008年底20万元整，2009年底20万元，到期如不还将以房产抵押偿还。”我将两公司的所有有关资料包括印章、股东名册、与栗某、陈某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全部交给被告郭某，其持有这些资料实际控制、经营该两公司。因被告郭某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经多次催要无果，我将其诉至洪洞县人民法院和贵院，后又撤诉。诉讼期间我才得知2008年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成郭某、王德康，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为康健、周烈英。综上，我将自己在两公司的股权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郭某，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其理应偿还股权转让款40万元。我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于2018年1月29日将被告郭某及第三人栗某、陈某诉于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并递交了所有证据材料，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洪洞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涉及到公司股东的确认以及股权转让，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案由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同时涉及到管辖权问题，洪洞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8)晋1024民初4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处理。2018年10月23日，原告因经济所迫，无能力缴纳案件受理费，故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O1**民初40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案件按原告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26日，其时股东栗某出资45万元，占股90%；王德康出资5万元，占股10%。2008年7月，股东变更为郭某和王德康，郭某出资45万元，占股90%；王德康出资5万元，占股10%。2012年2月，股东变更为郭某和郭丽丽。2012年4月，股东变更为郭某和李晋国。2013年7月，股东变更为李晋国和屈素娟。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8日，股东为陈某和谢金凤。陈某实物出资70万元，占股70%；谢金凤实物出资30万元，占股30%。2008年4月，股东变更为康健和周烈英。康健出资70万元，占股70%；周烈英出资30万元，占股30%。2011年11月17日，股东变更为康富宝、弓海清、宋志宏、张连福、韩维庆、张学兵、田虎平。2011年11月23日，股东变更为康富宝、弓海清、宋志宏、张连福、韩维庆、张学兵、田虎平、韩安平。2014年7月，股东变更为康富宝、弓海清、宋志宏、成建林、韩维庆、张学兵、田虎平、韩安平。2016年7月，股东变更为康富宝、弓海清、宋志宏、成建林、韩朝静、张学兵、田虎平、韩安平。2006年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栗某、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股东陈某与原告协商合作经营，由原告进行投资。2006年10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卡转账向第三人栗某转款3万元。原告又将其名下卡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给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纳赵慧静，2006年10月24日至2007年2月5日间赵慧静从原告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提取30笔，共计378509.15元。原告进入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掌管公司经营运转。之后，原告安排被告来到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并宣布郭某担任总经理。2008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被告。原告出具转让书，载明“我愿将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及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郭某同志，从即日起辞去两公司的一切职务及法律行为，所有债权债务归郭某负担。”被告郭某向原告梁某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文进人民币肆拾万元整，郭某，2008年3月1日。还款计划：2008年底贰拾万元整，2009年底贰拾万元，到期如不还将以房产抵押偿还。”。2008年7月13日，栗某与郭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三人栗某将所持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5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郭某，郭某未支付转让费。双方随后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另查明，2011年原告梁某将被告郭某诉至本院，后其撤诉，本院于2011年8月12日作出（2011）杏民初字第98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2017年原告梁某将被告郭某诉至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后又撤诉，该院以（2017）晋1024民初245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2018年1月29日原告梁某再次将被告郭某、第三人栗某、第三人陈某诉至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该院以（2018）晋1024民初43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梁某再次撤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晋0107民初4058号民事裁定准许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在2006年至2007年间，原告存在向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事实。从当时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看，原告并非上述二公司股东，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上述二公司的股权。原告主张其持有上述二公司股权，本院不予采信。故2008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协议将原告持有的上述二公司40%股权以40万元转让给被告，该协议应认定无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清偿股权转让欠款及利息；第三人栗某、陈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及确认被告与第三人股权转让无效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的前提是上诉人是否确实享有案涉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文水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在本案中，首先，从案涉二公司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看，不能反映出上诉人系上述二公司股东；其次，从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称其曾与案涉二公司的股东即原审第三人栗某、陈某达成过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以40万元对价获得了上述二公司各40%股权，该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已在2018年3月1日其给被上诉人郭某出具《转让书》、被上诉人给其出具欠条后交给了被上诉人郭某。但被上诉人郭某对此予以否认，且一审第三人栗某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2019）晋0107民初813号案件时明确表示“原告（即梁某）从来没有取得健源科技的股权，我方也没有和原告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没有股东身份”，一审第三人陈某在其2018年4月30日接受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询问时表示“当时没有签协议收购我公司的股份，只是说的原告（即梁某）投资40万到栗某的公司”，一审第三人陈某在其2019年6月27日接受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询问时表示“我这个公司在文水，实际上没有什么，这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的。实际上宝芝林没有好好运转，但我没有把公司股份给过梁某”。故被上诉人郭某否认收到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栗某、陈某签订的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一审第三人栗某、陈某也均否认曾与上诉人达成过股权转让协议，而上诉人对此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再次，上诉人认为其享有案涉二公司股权的依据还有其曾向一审第三人栗某转账3万元，太原健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出纳赵慧静曾从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提取30笔共计378509.15元，以及第三人栗某将股份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郭某，而郭某未支付转让费的事实。但，其向第三人栗某转账和出纳赵慧静从其银行账户中取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上述款项就是股权转让款，也不能推断出其一定与栗某、陈某存在股权转让事实的结论。而第三人栗某将其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郭某，郭某未支付转让费的事实，系其二人对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并不能因此得出上诉人拥有案涉二公司的股权并将其转让给被上诉人的结论。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梁某确实持有二案涉公司的40%股权，原审在此基础上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上述股权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上诉人梁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四民审判员 成志刚审判员 李 哲 二Ｏ二Ｏ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