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2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东升，男，汉族，1971年10月8日出生，住漯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英，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娜，女，汉族，1976年5月16日出生，住漯河市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旭，河南开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东升因与被上诉人徐红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4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东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英、被上诉人徐红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东升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4251号民事判决书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及其它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原审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在醉酒情况下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做出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相识，后开始同居生活，在同居期间，双方互相给付对由一些款项，2017年12月，双方产生矛盾，同年同月15日，上诉人的朋友筹备开业，中午在凯悦酒店招待朋友，上诉人在此期间喝醉，被上诉人把上诉人接回到被上诉人家中，在上诉人醉酒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诱导上诉人向其出具了一份100万元的借条。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系同居朋友关系，在同居期间，双方互相向对方支付一定的金钱是正常的赠与行为。另外，被上诉人原只是买了一辆车，为他人在科目三考试时练车，收入不稳定，根本不具有向上诉人出借100万元借款的能力，再一个，被上诉人举证时，根本没有一笔数额超过10万元的款项，故该100万元的借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失公正，一审判决存在多项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徐红娜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理，应予维持。1、借条为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提供了证人证言以证明其当天饮酒而打下借条，但其证言明显与原告所提供的录音等其他证据相冲突，被答辩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在法庭允许期限内，未提供当天醉酒后有过冲突的报警记录。2、被答辩人做出多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反映出被答辩人为拒绝还款，陈述虚假。在第一次庭审中，答辩人提交了详细的借款转账和现金清单，被答辩人称，只承认转账给其本人的款项。而在答辩人申请调取了证据后，被答辩人又做出了相反的陈述。3、答辩人有足够的经济支付能力。通过答辩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除转账外的所有现金支出均有取款记录，答辩人具备出借100万元借款的经济支付能力。此外，答辩人在借款发生时，经营有自己的事业。徐红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至本息还清日止，利率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2016年前后认识，关系日渐密切，在交往过程中，被告因生意等需要，数次向原告借款。2016年7月20日，被告尹东升向原告徐红娜出具18万借条一份，该借条包含2016年7月12日和7月19日两笔借款共计18万元，其中既有现金给付也有转账给付，原被告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2017年12月15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100万元借条一份，该借条双方均认可包含前述的18万元借款。出具借条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等形式陆续转给原告55525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人证言、录音内容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尹东升向原告徐红娜共计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有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录音内容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尹东升辩称100万元借条系喝晕后出具，借款数额并不真实存在，并称出具借条当天，因双方发生矛盾撕扯，进行了报警，但被告在法庭许可时间内既未提供出具借条当天报警记录，且提供的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故被告辩称系在饮酒情况下出具借条，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即使存在饮酒情形，但被告出具的借条反映的内容却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借款事实、数额存在。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不予认可的部分借款事实，通过原告提供录音谈话内容、本院调查取证等手段，亦可证实客观存在。如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当庭不认可原告通过邮政储蓄银行ATM机于2016年9月5日向其农行账户转账50000元，但庭后根据原告申请调取证据，证实该笔款项转账情况确实存在，上述事实被告在证据面前予以承认；又如原告称2016年11月6日原告通过工行取款13000元，加上根据被告要求转给他人款项共计借给被告100000元。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同样不予认可，但在此后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向案外人杜丽萍转账的42000元。又如2016年9月22日，原告称通过工行转账给被告47000元外，还通过邮政卡取款60000元，其中当天存入被告工行账户50000元，给付被告现金3000元，被告仅承认转账的47000元，但庭后根据原告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当天在柳江路支行取款60000元，被告名下工行账户在柳江路支行ATM机上当天存入50000元，对该笔款项被告亦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可原告陈述之真实性。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录音内容、本院调查取证的银行明细，以及原告提供的平时习惯记账用的小册子，上述证据能互相印证，证实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多次取现交付给被告本人及向被告本人、被告指定的他人账户存款、转款事实，被告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尹东升辩称2016年12月15日从案外人杜丽萍账户转至原告名下的368000元，系生意伙伴退回的购买葡萄酒的货款，要求原告返还。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原被告均不认可该笔款项为偿还原告之借款，故本案对此不予处理，被告可另案主张。但通过该笔转款记录可以侧面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述原告所称2016年11月6日向被告出借100000元，其中13000元给付被告现金，下余款项应被告要求向包括杜丽萍在内的三人转款用于购买葡萄酒。因被告要求原告返还案外人杜丽萍账户转至原告名下的368000元，被告也从此前的对该笔款项不认可到仅认可原告向杜丽萍转款的42000元。结合原告取款记录，转款记录，被告对该笔款项态度上的前后变化，本院认为，原告所称该笔借款100000元客观存在，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辩称原告在被告财务人员处支取38570元，但仅提供手写清单一张，无财务人员签字，无原告签名，原告也不认可，且清单显示欠条出具前后均存在支取情况，该证据不足以支持被告的主张，被告可待有新的证据时再行主张，本案不做处理。被告辩称通过微信共向原告转款100855元，系还款，经本庭核对，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显示实际通过微信转款100325元，其中44800元发生在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之前，不应认定为归还的借款。下余款项55525元，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系用于被告本人，应视为归还的借款。经计算，至起诉时，被告尚欠944475元未还。被告尹东升借款后经原告催要不归还上述款项，已违约，应承担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尹东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徐红娜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944475元及利息（利息以94447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息自2019年9月24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红娜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负担800元，被告尹东升负担13000元。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中，2017年12月15日，尹东升向徐红娜出具了100万元借条一份，尹东升在庭审中对借条是其出具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尹东升上诉称该借条系醉酒后被胁迫出具，提交报警记录一份，该报警记录无出警人员签字，也无公安机关盖章，接警内容也未记载其被人胁迫的记录,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徐红娜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也不认可，故对其上诉所称借条系胁迫所出具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尹东升上诉称徐红娜不具有出借100万元的经济能力，但根据徐红娜原审提交的记账本可以看出在借款发生时，徐红娜在经营塑料制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故，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徐红娜一审提交的借款明细清单中，各项现金支出均能说明借款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资金来源，且总数额与借条金额基本一致，而尹东升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因此，原审判决在扣除徐红娜微信收款金额后，认定借款属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尹东升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5元，由上诉人尹东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喜庆审判员  缑兵伟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曼倩书记员任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