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16行初5号 原告李健，男，198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法定代理人李庆典，男，1954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系原告父亲。 委托代理人席建华，男，195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系原告亲属。 委托代理人玉铭，上海众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成都市。 法定代表人苏鹏，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杰，系被告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元涛，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牟嘉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符婕，系第三人员工。 原告李健不服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09-6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12月23日向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报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川01行辖396号《行政裁定书》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原告李健诉被告成都市人社局、第三人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图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健的法定代理人李庆典、委托代理人玉铭、委托代理人席建华，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许杰、委托代理人林元涛，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符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09-6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原告李健于2018年8月2日晕倒后经医院诊断为头皮血肿（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的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予以认定工伤。原告李健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李健诉称，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09-651号）仅就“诊断结论”中皮血肿（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此两项外伤进行工伤认定，对涉及体内重大实质性伤情有意回避，致使原告李健虽被认定为工伤，但无法申报伤残等级鉴定和享受相应工伤待遇。此《认定工伤决定书》罔顾事实，舍重就轻，割断事故伤害中的完整事实和内容，严重侵害了原告李健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并由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在已经认定原告李健因“三工”受到事故伤害的基础上，重新客观全面完整地对原告李健作出工伤认定，认定原告李健因摔倒受伤致其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头皮血肿、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及高血压3级（极高危）是一个完整的工伤过程和伤害事实。 原告李健向本院提交了出差行程表、气象证明、情况说明、医院病历、残疾人证、工伤认定申请表、《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09-651号）、本院（2019）川011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 被告成都市人社局辩称，1、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对第三人云图公司申请对原告李健工伤认定有管辖权。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第三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依据属地原则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云图公司住所地为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属成都市行政辖区范围，其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应由被告成都市人社局管辖。2、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事实认定清楚。原告李健与第三人云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李健与2018年8月2日17时许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众心服务区休息，因自身突发高血压三级（极高危）疾病引发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昏迷而摔倒，摔倒时导致原告李健头皮血肿（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3、本案程序合法。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15日启动工伤认定再次调查程序，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09-6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与2019年9月11日送达各方。4.被告成都市人社局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前述认定事实，被告成都市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对原告李健头皮血肿（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的伤害认定为工伤，但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属于自身疾病，不认定为工伤。综上，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09-651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李健诉讼请求。 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原告李健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云图控股公司营业执照基本情况；3、原告李健与第三人云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4、事故经过情况说明、视频光盘、诊断证明书、医院情况说明、住院病历、考情记录、120电话受理记录单、出院记录、成都市人社局工伤案件第三方评审意见表及专家信息；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工伤认定再次调查告知书（〔2019〕09-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09-651号）、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及委托手续。 第三人云图公司述称，1、原告李健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患有的“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头皮血肿、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骨）、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系倒地所致，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09-651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原告李健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一般性摔倒只可能导致其多处挫伤，不会导致脑出血、高血压3级（极高危）等疾病，如果认为摔倒导致前述重大疾病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和规则。 第三人云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3月6日，原告李健与第三人云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合同，期限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工作时间为不定时工作制度。2018年8月2日，李健按照云图公司的安排，因工作需要自行驾车从安徽省和县至霍邱县会见客户，当日下午，李健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众兴服务区休息，后突发身体不适昏迷晕倒。21时40分，被送至合肥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11月7日10时出院。经诊断为1、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2、继发性脑室出血；3、头皮血肿（左忱部）；4、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骨）；5、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2018年8月16日，云图公司对李健的本次事故伤害向被告成都市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成都市人社局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09-57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李健及云图公司，该决定书对李健于2018年8月2日受到的伤害，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李健因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经行政复议程序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川011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对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予以撤销，并责令成都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判决生效后，成都市人社局对李健事故伤害再次启动工伤认定程序，聘请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等医院的三位神经外科、神经胸外科主任医师对李健伤病情况进行评审，评审综合意见为李健因基底节区脑出血致使神经功能障碍，导致出血部位对侧肢体肌力下降或全瘫引起的倒地继发头皮损伤，基底节顶叶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均由高血压三级疾病造成。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原告李健头皮血肿（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的伤害认定为工伤，但对于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未认定为工伤。原告李建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09-561号），并对李健本次事故伤害重新作出客观完整的工伤认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证明、庭审记录、工伤认定申请表、情况说明、疾病诊断证明书及报告单、光盘、电话清单、（2019）09-6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川011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李健与云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作为云图公司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之基本事实，李健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被诉行政行为【（2019）09-57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与原行政行为【（2018）09-57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基本相同，构成实质一致。第二、合肥市人民医院对李健诊断出的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与本次伤害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系李健因工作原因之外的自身疾病或是本次事故所致使的伤害。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健主张（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与已经被生效的本院（2019）川011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的（2018）09-57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依据同一事实作出的，两者形式上看似不同，但内容实质系完全一致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应予撤销。对此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是指前后两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理由及行政行为内容基本相同，从而造成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和理由相抵触的情形。本案中，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前后两份决定书虽然针对相同的事实，但是前后两份决定书的性质以及依据理由都不相同，（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原告所受伤害认定工伤与否作出的是肯定性决定，（2018）09-57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的是否定性决定，二者存在性质上的差别。故李健提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仅对合肥市人民医院对李健诊断出的头皮出血（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认定为工伤，对合肥市人民医院对李健诊断出的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是否为工伤则未作明确界定，综合成都市人社局提供证据材料《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案件第三方评审意见表》以及成都市人社局的庭审陈述，事实上是否定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为工伤。上述认定主要依据《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案件第三方评审意见表》，该评审意见表系成都市人社局对李健事故伤害再次启动工伤认定程序时，聘请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等医院的三位神经外科、神经胸外科主任医师对李健伤病情况进行评审而形成的医疗专业咨询意见。其评审综合意见对李健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产生原因作出认定，李健因基底节区脑出血致使神经功能障碍，导致出血部位对侧肢体肌力下降或全瘫引起的倒地继发头皮损伤，基底节顶叶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均由高血压三级疾病造成，否定了与李健本次伤害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但前述专家只是在医疗领域有专门知识的人，即便其在医疗领域有较高的医疗技术、知识、能力以及学术造诣，但依旧不具备对伤病情产生原因、因果关系作出认定的资质，故此，上述意见表仅为成都市人社局就医疗专业问题询问专门人才得出的专业意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8种法定证据种类，仅有参考意义，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成都市人社局以此为主要证据认定李健因自身突发高血压三级（极高危）疾病引发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昏迷而摔倒，摔倒时导致李健头皮出血（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据此，仅对头皮出血（左忱部）、多处挫伤（左忱部、右颧部）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在李健坚持认为其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属于工伤的情况下，成都市人社局在无其他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非法定证据的专业意见即作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事实认定，因此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由于成都市人社局未能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左侧基底节区-顶叶脑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与李健本次本次事故伤害无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故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09-56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建辉 人民陪审员  刘 兴 人民陪审员  刘德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