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251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徐文玲，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亮（徐文玲之子），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徐文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刘宝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徐文玲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徐文玲向我支付辛苦费10000元；2.诉讼费用由徐文玲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徐文玲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在全体居民会上双方达成如下约定：“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若能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徐文玲签字确认，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我自接受委托以后，自学专业知识，克服身体重度残疾的不利条件，在同住居民李振茹、李双全、杨春宝等的陪同下，通过座谈、信访、诉讼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有利于我们拆迁信息的相关证据，使徐文玲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外加40至60万元的货币补偿。据此，我履行了委托事务，为徐文玲争取了巨大的财产利益。上述事实已经得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并依法作出支持我诉讼请求的民事判决。然而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徐文玲仍未履行支付“辛苦费”的约定义务。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徐文玲辩称，我从未与崔鸣放签订任何形式的委托合同，我所居住的产权房与崔鸣放无任何关系，不同意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徐文玲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徐文玲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并入住购买的安置房。庭审中，崔鸣放另就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0月6日《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现委托崔鸣放在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权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崔鸣放的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委托人处有“徐文玲”的签名字样。2.2015年2月7日会议记录一份，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该份会议记录中有“徐文玲”的签名字样。经质证，徐文玲对证据1、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于“徐文玲”的签字不予认可并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的比对样本。另经本院询问，徐文玲表示参加过2015年2月7日的会议，当时参会的时候曾在一个笔记本上签过到。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和前提。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相信受托人能够处理好委托的事宜；而受托人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能够完成受托事务的自信，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涉拆迁腾退的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庭审中，徐文玲虽不认可会议记录中“徐文玲”的签字，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否定上述签名的真实性。而徐文玲认可参加过2015年2月7日的会议，同时结合相关案件已经认定和查明的事实，本院推定徐文玲知晓并认可会议记录的内容。根据会议记录的内容，参会居民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后，代表大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起诉讼，故其主张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应当指出的是，本案中2015年形成的会议决定，并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不因其受托活动而得到解决，但崔鸣放确为此付出了劳动和时间，且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本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考虑其实际付出的劳务，酌定其应得的“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即6000元，崔鸣放主张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文玲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崔鸣放支付6000元；二、驳回崔鸣放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崔鸣放已预交），由徐文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崔鸣放。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宝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何 珊书记员  沙雪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