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4284号原告：王某，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法定代表人:任国荃，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丽萍，女，该院儿科主任，住单位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男，该院儿科副主任，住单位宿舍。原告王某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被告301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丽萍、杨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301医院赔偿我医疗费57万（包括住宿费、生活开支）、精神损害抚慰金费20万、误工费10万（2017年6月第一次到301医院治疗至2018年6月孩子去世，我的年收入为30万，仅主张10万）。事实和理由：我是病人王振某的父亲，病人患有神经母细胞瘤。我曾于2018年3月23日依据病人的身体情况与医院做肿瘤化疗的常规时间向医生反映，要求及时入院化疗，但未得到住院部负责医生王的重视。医院的B超检测及治疗方向都存在严重误判，导致病人出现本应避免的后果。我多次向王医生反映孩子有半夜肚痛的现象，并且血常规尚正常，具备上药条件，未获王重视，时间分别是：2018年3月23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4月1日。病人药后有两周时间被耽搁，错过时间，导致病情复发，复发病情是导致孩子病情急速恶化难以挽回的关键问题，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孩子4月10日入院之后给病人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和杀灭真菌，之后问我们要用比较贵的药杀真菌，我说可以。后来又过了一周，医生说治不了，让我们去了临终关怀医院。入院后我认为301医院消极治疗，一直没有上化疗的药物，导致孩子的病情被耽搁。入院第一周检查B超，居然没有异常，当时孩子已经肚涨肚痛了，让我们和医生以为不是复发。入院半个月之后增强CT检查才检查出来，之后医生也没有做什么治疗手段，4月底我们从301医院出院。之后我们去了松堂关怀医院，我和同仁医院的医生联系，看了我们的所有检查，医生说可以试一试，我们就去同仁医院继续化疗。5月2日我们在同仁医院住院，同仁医院的各项检查显示虽然是复发，但不是全面复发。5月3日我们在同仁医院化疗上药。上药后孩子情况有所改观，之后出院。我们去京都儿童医院住院，之后第12天又继续到同仁医院作第二次化疗，之后又去京都儿童医院。直到孩子6月20日在同仁医院进行了第三次化疗，6月21日凌晨5点，孩子呼吸道出现情况，窒息死亡。301医院辩称，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患者是神经母细胞瘤，是非常严重的恶性肿瘤，目前国内五年存活率约30%。我院的诊断明确、治疗符合规范常规。治疗期间不存在延误问题。医务人员尽心尽力，并对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患者在儿童医院诊断出该病情，当时因为肿瘤已经转移，无法手术，在我院进行了五次化疗，之后又去儿童医院进行手术，术后又来我院继续化疗。患者在王某称的应该住院治疗之前，已经进行了八次化疗，一次放疗、一次手术，就算一个成年人受过这些治疗，免疫系统也已经非常差了。原则上一般在三周左右进行下一次化疗，但是如果不符合化疗条件或有感染都要延迟。患者家长主诉3月23日孩子出现了发热，说孩子妈妈当时有感冒，我们考虑有呼吸道感染，这种情况是化疗的禁忌。CT提示是明确的肺部感染，不能进行治疗。孩子复发是其疾病本身的发展，经过多疗程的治疗依旧复发，并不是我院的问颗。我院要求患者母亲同时出庭，陪床的是患者母亲，大部分签字都是患者母亲，患者母亲对我院治疗并无异议，患者及母亲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共同抵抗病魔，对我院治疗认可。第二，患者经五次化疗后接受手术，病理仍证明多发转移。第三，神经母细胞瘤总体预后较差，无病生存率低。第四，晚期肿瘤的舒缓治疗意义重大。本案争论点是第八次化疗至第九次化疗之间的期间，当时因为孩子在院外感染了，所以无法收入院，所以在门诊进行保守治疗，待可以入院之后才可以收入院。病人收入病房之后，其情况依然不能接受第九次化疗，病人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孤独症行为，孩子也很痛苦，我们就和患者母亲商量能不能给孩子做舒缓治疗，孩子家长也同意了，我们请的专家给孩子作舒缓治疗。如果不进行舒缓治疗，而选择让孩子接受了大剂量化疗，孩子依然走了，那么家属也会置疑我们。孩子母亲非常认同我们的观点，双方都签字同意舒缓治疗，就是让孩子不要太痛苦，给孩子止痛能够平稳的走。现在的医疗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药物都给病人用上，像本案患者我们努力了，但是没有办法。第八次、第九次化疗并不是我们不给孩子做，而是孩子的情况不允许，我们不能让这种感染性疾病的病人进入病房，否则就是对其他病人的不负责任。恳请法院，如果这个案件判定了我们有责任，那么就没有人敢当医生了，患者来的时候儿童医院不接收，我们医院收了，该案件在我们全科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我们作为儿科医生除了要关心这个病，还要关心这个孩子疼不疼，难受不难受。我们不愿意用化疗药物将孩子“打死”，孩子太难受了。每个人都有去世的那一天，但是怎么走，这都需要我们医生考虑的。我们希望如果患者要走，也要走的有尊严，不要太痛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某系患儿王振某之父，王振某之母赵某在本案审理中来院表示放弃本案诉讼相关权利。王振某曾因患神经母细胞瘤到301医院进行诊疗。王某主张301医院对王振某的诊疗存在过错，301医院对此不予认可。王振某于2018年6月21日去世。应王某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就301医院对患儿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如存在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存在因果关系，明确责任程度等问题进行鉴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中天司鉴中心[2019]医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载明如下内容：1、患儿王振某因发现腹部肿物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行相关检查后考虑神经母细胞瘤。2017年6月13日行腹部肿瘤穿刺活检术，病理检查结果为神经母细胞瘤。根据患儿情况，给予先行化疗后再择期手术符合治疗原则。2、患儿于2017年6月15日第1次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诊断为神经母细胞瘤，医方根据患儿的病情制定化疗方案，并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患儿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10月12日先后5次入住医方，并完成5个疗程化疗。医方在此期间的诊疗行为不违反医疗常规。3、患儿于2017年10月24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行“左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切除术”。术后为行进一步化疗再次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患儿自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1月1日先后2次入住医方，并完成了第6和第7疗程化疗。医方在此期间的诊疗行为不违反医疗常规。4、患儿于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2月12日在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行腹部原发部位局部放疗。为进一步治疗于2018年2月22日再次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于2018年2月26日开始进行第8疗程化疗。2018年3月4日患儿腹部CT+增强检查结果回报：术区软组织影伴腹膜后增大淋巴结，建议进一步检查除外复发可能。3月9日复查肿瘤标记物，结果显示NSE较前无明显变化，血清铁蛋白升高，嘱继续观察监测，定期复查。3月14日完成化疗后出院。医方在此期间的诊疗行为不违反医疗常规。5、2018年3月29日患儿因发热、腹痛2天就诊于401医院，该院根据患儿病情，建议其及时到原诊治医院301医院进一步诊治。根据现有的病历资料，提示患儿分别于2018年3月29日、3月30日、4月4日、4月8日、4月9日、4月1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门诊就诊，医方考虑患儿存在呼吸道感染，给予对症处理。医方部分门诊病历中未体现医方对患儿进行体格检查，存在过错。此外，患儿曾于2018年2月24日复查腹部CT平扫+增强，根据3月4日影像结果医方考虑不排除复发可能，嘱对肿瘤标记物继续观察监测，定期复查。但患儿在出院后的多次门诊就诊中医方未检查肿瘤标记物，视为过错。6、患儿于2018年4月10日第9次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患儿入院后存在发热伴腹胀、腹痛症状，腹部B超检查提示腹腔可疑淋巴结，NSE等肿瘤标记物进行性增高，医方考虑肿瘤复发可能，进一步完善ECT及PET检查，最终明确肿瘤复发伴多发广泛转移。患儿同时伴有较严重的肺部感染，且有先天性心脏病病史，进行化疗存在极大风险。向患儿家属交待病情后，建议转专科医院行舒缓治疗。医方在此期间的诊疗行为不违反医疗常规。7、患儿所患疾病为神经母细胞瘤，INSS分期3期，临床分组高危，病理为分化差型，MKI（核分裂核碎裂指数）高，N-MYC（+），提示患儿预后差，易复发。此类病人5年生存率低。患儿的死亡为自身恶性肿瘤疾病复发进展所致。医方上述的医疗过错，不除外在对患儿肿瘤复发的及早诊疗方面存在影响，从而可能影响患儿的生存期。综合患儿的疾病特点、诊治风险、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及医疗过错等因素，建议医疗过错参与度为轻微。鉴定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对患儿王振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患儿的死亡为自身恶性肿瘤疾病复发进展所致，但不除外医疗过错对患儿的生存期存在影响，建议医疗过错参与度为轻微。王某主张的医疗费中包含有住宿费、交通费、松堂医院生活费、丧葬费等费用，其就上述费用提交了票据。经本院审核，医疗费票据显示发生自患儿自2017年6月15日起（即患儿到301医院就医之日）的住院医疗费共计222378.4元、门诊医疗费共计65017.2元、交通费573元、急救费及救护车费用321.8元、松堂医院生活费590元、丧葬费1040元。王某提交的住宿费票据均为北方朗悦酒店房费。王某确认其主张的误工费系王振某在301医院治疗期间所发生，其就此提交了北方工业大学人事处出具的收入说明，并主张误工期间的收入体现在2017、2018年收入情况中。经本院审核，收入说明的内容反映出王某2017、2018年的收入较往年反而有大幅度提高，王某主张其因需要照顾患者，经常请假误工以致未能享受涨工资待遇，但其就此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鉴定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载明301医院对王振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患儿的死亡为自身恶性肿瘤疾病复发进展所致，但不除外医疗过错对患儿的生存期存在影响，建议医疗过错参与度为轻微。鉴此，根据上述鉴定结论并综合本案案情及王振某自身病情，本院认为301医院应当承担的具体责任比例为10%，301医院应当向王某赔偿相应的合理损失。根据本院就王某提交的票据进行审核的结果，并结合10%的责任比例计算，301医院应向王某赔偿主张的医疗费（含交通费、松堂医院生活费、丧葬费）共28992元。王某虽就其主张的住宿费提交了北方朗悦酒店房费票据，但因其在京有住房，故其主张该项费用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某确认其主张的误工费系王振某在301医院治疗期间所发生，但其就此提交的北方工业大学人事处出具的收入说明的内容反映出王某2017、2018年的收入较往年反而有大幅度提高，王某虽主张其因需要照顾患者，经常请假误工以致未能享受涨工资待遇，但其就此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该项费用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因鉴定意见载明301医院对王振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且但不除外医疗过错对患儿的生存期存在影响，故301医院应向王某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王某主张的20万元数额过高，本院综合本案案情及王振某自身病情，酌情判令301医院向王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王某赔偿医疗费（含交通费、松堂医院生活费、丧葬费）共28992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15000元（王某已预交），由王某负担13500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负担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12500元，由王某负担11652元，已预交2150元，余款950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负担84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庞 松人民陪审员 岳 维人民陪审员 石亚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丁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