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2民初2114号 原告：严生伟，男，汉族，1986年3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闽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书婷，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育忠，女，汉族，1968年11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京、陈明辉，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严生伟与被告杨育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生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书婷、被告杨育忠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起帆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本院发现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存在较大争议，本案不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故变更本案程序为独任制普通程序。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了审理，原告严生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书婷、被告杨育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京、陈明辉（原诉讼代理人已解除委托关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杨育忠在诉讼过程中作出虚假陈述，本院作出（2020）闽0102司惩2114号处罚决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生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育忠立即向严生伟返还售车款人民币28万元；2.判令杨育忠赔偿严生伟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78万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杨育忠承担。 事实与理由：严生伟与杨育忠系朋友关系，严生伟于2019年9月28日以139万元购买一辆车牌号为闽Ａ2××××的兰博基尼牌二手小型轿车，并与杨育忠约定暂时将诉争车辆过户至杨育忠名下。后因严生伟急需用钱且正逢需出差国外，故口头委托杨育忠代为办理车辆抵押贷款，并告知杨育忠已联系好的贷款工作人员及其联系方式，杨育忠接受委托后并未依照严生伟的指示联系贷款工作人员办理相应的汽车抵押贷款手续，而是百般怂恿严生伟卖车，后经严生伟拒绝后仍自行委托第三人联系车商于2019年10月21日将诉争车辆出售，售车所得款110万元。严生伟回国后方得知车辆被低价出售，多次与杨育忠协商赔偿事宜无果，无奈之下要求杨育忠立即将售车款返还，但在严生伟多次催促下杨育忠仅支付售车款82万元，尚欠28万元迟迟未付。且严生伟在购买诉争车辆后额外支出了维修、养护、过户手续等费用，杨育忠超越严生伟授予的抵押车辆权限，自行决定低价出售车辆，给严生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当赔偿严生伟的损失,遂诉至法院。 杨育忠辩称，严生伟提起诉讼，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从严生伟提供的证据来看，严生伟仅提供一份聊天双方不明确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其与杨育忠存在委托关系，严生伟既不能证明该微信使用主体是严生伟本人，亦不能证明该微信聊天内容是发生在严生伟与杨育忠之间，同时严生伟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育忠存在委托关系，更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牌照为闽Ａ2××××的车辆系严生伟购买所有，故严生伟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严生伟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严生伟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请求法院裁定驳回严生伟的起诉。 严生伟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杨育忠接受严生伟委托后超越权限将严生伟的车辆低价出售等事实。其中，2019年10月19日下午17:54严生伟已明确告知杨育忠“最好押证不押车，或者抵押”，杨育忠也随即回复“好的。明白”，表明严生伟与杨育忠达成的口头委托合同合意事项是代为办理抵押贷款手续，而非卖车。而到2019年10月30日严生伟询问车辆停放位置时，杨育忠方才告知卖了该车辆，可证明杨育忠未经严生伟允许私自决定低价售卖车辆等事实；2.证明，证明严生伟于2019年9月28日委托案外人吴某某花费139万购买了诉争车辆，后将该车辆暂时登记至杨育忠名下，杨育忠未经严生伟授权允许且在严生伟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委托吴某某将该车辆以110万元售出等事实；3.维修养护任务委托书，证明严生伟购买诉争车辆后为诉争车辆额外支出了维修、养护、过户等的各项费用共计17800元等事实；4.微信聊天记录、5.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共同证明讼争车辆系严生伟委托朋友高某于2019年7月27日通过其名下尾号为7065的银行卡将购车款项转至案外人吴某某名下尾号为4550的银行卡中，在吴某某的居间服务下购买该车辆后登记于杨育忠名下等事实；6.支付宝转账凭证、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共同证明严生伟购买讼争车辆后为讼争车辆额外支出了维修、养护、过户等的各项费用并已实际向卡诺汽车公司的股东吴某某支付全部款项等事实。杨育忠未提交证据。经质证和审查，严生伟提交的证据1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主体身份经核实为严生伟与杨育忠无误，杨育忠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但其作为微信聊天主体一方，并未提供其声称的完整聊天记录，故其所持异议不能成立，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严生伟提交的证据2的证明系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且杨育忠对该证明真实性持有异议，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严生伟提交的证据3的《维修养护任务委托书》，与原件核对无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与证据6的支付宝转账凭证及证据7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系用于证明同一事实，属关联证据，以上证据在主体、金额上虽能基本吻合，但该《维修养护任务委托书》未经公司盖章，也无经办人员签字，客户确认栏也为空白，而对于付款事实，严生伟未提交收款收据或发票，故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严生伟实际就案涉车辆支出相关费用；严生伟提交的证据4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主体身份经核实为严生伟与吴某某无误，但杨育忠对该证据的完整性提出异议，因吴某某未到庭，故其完整性，本院无法核实，且该微信聊天内容亦不足以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严生伟提交的证据5的银行流水，因无原件核对，关联性亦不足以确认，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第一次庭审后，本院根据严生伟的申请，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微信号“liu59878XXXX”“wuXXXXXXX1596XXX****”绑定的财付通账户自注册之日至查询之日的实名认证信息。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在《协助查询复函》中确认微信号“liu59878XXXX”的实名认证信息与本案当事人杨育忠的身份信息一致；微信号“wuXXXXXXX1596XXX****”的实名认证信息为“姓名：吴某某；身份证号：3012119XXXXXXXXXX”。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9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严生伟与杨育忠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严生伟于2019年10月19日向杨育忠发了一张车牌号为闽Ａ2××××的兰博基尼车辆的照片，杨育忠回复“我找人问问看看能不能直接卖”，严生伟回复“最好押证不押车，或者抵押，这个车款很好，才两三万公里，精品，找不到这么好的……车就是老婆，卖掉，心疼”，杨育忠回复“好的，明白”，杨育忠又发微信“这是你的东西，我肯定要以你为主，钱每一分都会征求你同意才会动”。此后，双方就车辆的贷款事宜保持沟通，期间杨育忠数次以贷款数额偏低为由提出卖车，严生伟未同意。2019年10月22日，严生伟发微信语音称：“杨姐，我这次信誉真的被搞的一塌糊涂，回去车我直接过户回来，我真的被你搞死了，你知道吗。”当天随后的聊天中，杨育忠发微信“昨天上午就提交材料了，所以要想多点资金周转就先卖了”，严生伟回复“卖车也是我自己来卖，杨姐。……”2019年10月30日，严生伟发微信“兰博基尼现在停在哪”，杨育忠回复“卖了啊，贷款只能贷五十万不够用啊，阿海卖的，110万”，严生伟回复“不是吧”，杨育忠回复“你问一下阿海”，严生伟回复“为什么没有跟我说”，杨育忠回复“一直和你说最好是卖了，没有驾照开车不方便”。 另查，根据福州交管部门的查询信息显示，在2019年10月23日，车牌号为闽Ａ2××××的小型汽车登记在杨育忠名下。杨育忠于2019年10月23日将该车辆以110万元的价格出售。车辆在出售后，杨育忠将售车款中的82万元支付给严生伟。此外，该车辆购入价为139万元。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车辆的所有权问题，根据讼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杨育忠明确表示过车辆属于严生伟所有，且就车辆抵押或出售事宜始终征询严生伟的意见，而严生伟亦曾表示要将车辆过户回自己名下，以上内容足以体现严生伟为车辆实际所有人，况且在杨育忠售出车辆后，将其中82万元售车款支付给严生伟，更可以印证车辆为严生伟所有，至于杨育忠关于该82万元系交由严生伟向案外人还款的抗辩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综上，严生伟主张其系案涉车辆所有人，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讼争双方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体现严生伟委托杨育忠处理案涉车辆的抵押贷款事宜，且杨育忠亦接受该委托，在上述委托事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双方间已成立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关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杨育忠应将售车款返还严生伟，扣除杨育忠已支付的82万元外，杨育忠尚需返还剩余的28万元。 关于严生伟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双方的聊天内容可知，杨育忠受托范围仅限于代办车辆抵押贷款，而不包括卖车，在杨育忠多次提议卖车时，严生伟均未予同意，故杨育忠卖车的行为已超越其受托权限，严生伟主张杨育忠赔偿其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而关于损失金额，严生伟的诉请包含两部分，其一为车辆售出价和购买价之间的差价29万元，其二为严生伟为车辆支出的维修、养护、过户等各项费用损失17800元。对于差价部分，因车辆购买到出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无证据证明案涉车辆价值存在明显贬损的情形下，严生伟主张该差价系杨育忠越权卖车对其造成的损失，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其他费用的支出损失，因严生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杨育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生伟支付售车余款28万元； 二、杨育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生伟赔偿损失29万元； 三、驳回严生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678元，由杨育忠负担9500元，由严生伟负担1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卓垚磊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心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