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10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启迪职业培训学校，住所地：西安市咸宁东路田马路**副**。法定代表人：牛创举，系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陕西徐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元，陕西徐小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红洲，男，196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上诉人西安启迪职业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启迪学校）因与被上诉人马红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6民初4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迪学校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红洲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马红洲承担。事实与理由：1、收取马红洲款项安排工作系牛某的个人行为，与其学校无关。上诉人相关办学许可、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中均无牛某的名字，学校没有出具过牛某为校长的文件。网络截图所载明的牛某为启迪学校校长的信息并非上诉人注册的网站发布的信息。证人顾某曾与牛某共同收取马红洲的款项，与本案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效力明显较低。马红洲支付款项委托牛某办理为指定人员安排工作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未收取马红洲任何款项。马红洲委托牛某办理相关事项，该事项并非学校业务范围，也没有学校任何手续，同时该款项的收取既没有合法事由，也未交给上诉人。对账单上启迪学校的印章并非上诉人的印章，该事实需要进一步司法鉴定明确。马红洲支付的71.1万元系牛某与顾某假借启迪学校名义收取，此后二人共同经营管理的陕西红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后，同时接管了该笔欠款。2、一审法院对对账单上启迪学校的印章是否鉴定未对上诉人释明，程序和事实认定错误。3、本案中牛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上诉人不构成有效的代理法律效果。牛某的行为不符合具有代理权的合理外观，被上诉人也非善意相对人，其未审查牛某身份、委托事项与启迪学校业务无关、款项也未交付启迪学校。综上，请求支持其上诉请求。马红洲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牛某的行为就是启迪学校的行为，截止一审庭审启迪学校网站仍载明牛某系启迪学校校长，即牛某行为就是启迪学校的行为。关于鉴定问题，未进行鉴定系上诉人自身放弃所致，一审程序合法。启迪学校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红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启迪学校返还39.1万元；2、诉讼费由启迪学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启迪学校系经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为牛创举，牛某与牛创举系父子关系。牛某以其为启迪学校校长，并以安排工作等事项为由以启迪学校名义对外招生。2017年9月，马红洲经人介绍认识牛某，经双方协商，由马红洲负责启迪学校在陕北区域招生工作，并由启迪学校安置工作。后马红洲以现金、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支付款项711000元，牛某向马红洲出具收据及对账单，并加盖启迪学校财务专用章。因启迪学校未能按约定为马红洲所招人员安排工作，经马红洲催要，牛某退还马红洲共计320000元，剩余391000元未能退还。2019年4月8日，牛某因病死亡。马红洲因索要剩余款项未果，遂以诉称诉至法院。庭审中马红洲坚持其诉讼请求，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的证据有：1、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学校简介、招生安置工作操作规程和周期。证明牛某校长向马红洲介绍学校情况，重点介绍学校能够帮人安排工作，牛某本人系法学本科毕业，从事法律工作，系在职研究生；2、工商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收据、收条及对账单。证明马红洲按照牛某要求支付款项71.1万元，后经马红洲索要，剩余39.1万元款项未予退还；3、委托授权书、情况说明。证明在牛某生病住院期间马红洲索要款项时，牛某拒绝退还，顾某代表启迪学校收取马红洲款项之事实；4、网络截图。证明启迪学校网站显示学校校长为牛某，网站的宣传彩页系经过国家备案，可以证明启迪学校法定代表人对牛某作为学校校长并对外宣传是知情的。启迪学校对马红洲提交的证据1中办学许可证、登记证书认为并非启迪学校相应的证照，对证据1中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认为系牛某个人行为，认为与启迪学校无关。对证据3不予认可，且该证据更说明系牛某个人行为，与启迪学校无关。对证据4认为启迪学校并不知情，不予认可。启迪学校提交的证据有：1、办学许可证、登记证书、机构代码证复印件；2、牛某死亡证明、火化证、身份证；3、中国工商银行回单凭证；4、公章。上述证据证明马红洲主张的款项系牛某个人行为，与启迪学校无关。马红洲对启迪学校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牛某持有证照原件。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牛某使用的印章不是启迪学校的印章。马红洲当庭申请证人顾某出庭作证，顾某到庭证明2014年9月证人经人介绍到启迪学校招生办工作，学校的招生范围以安置工作为主要业务，牛某系启迪学校校长，法定代表人系牛创举，牛某与牛创举系父子关系。2017年9月马红洲通过他人认识牛某，牛某向马红洲陈述其能解决工作。马红洲要核实启迪学校手续，牛某向马红洲提供启迪学校的相关证照原件，双方达成协议，聘请马红洲为启迪学校陕北区域学校招生站站长。马红洲先后向牛某支付711000元安置工作费用。该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微信转账等方式支付，其中11万余元，通过微信转给证人账户。款项收取后证人和牛某将款项支付给他人用于安置工作。关于马红洲在庭审中提交的启迪学校证照等证据，系牛某通过扫描复印启迪学校证照原件并做改动的。关于马红洲提交的盖有陕西红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条与盖有启迪学校对账单的账务系同笔账务。牛某在对外宣传时称其系启迪学校校长，同时开办陕西红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但该公司没有业务。证人经常去牛某家，牛创举知道牛某担任启迪学校校长。启迪学校在年开始办公，牛创举曾去过该校区，当时启迪学校长安校区已经成立。启迪学校收取安置工作费用涉及20余人，大约500万元。马红洲对顾某的证言予以认可。启迪学校对顾某的证言部分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启迪学校法定代表人确曾到过长安校区接过牛某，但并未见过挂有牌照，牛某参与的事情，启迪学校一概不知。启迪学校见过证人三、四次，但在家中从未称呼牛某为校长。庭审中启迪学校认为启迪学校在办理办学许可证获批后，租用办公室办公，因与合作方存在分歧，启迪学校实际并未经营，但启迪学校相应的证照一直未注销，在家中存放。牛某经常到启迪学校法定代表人家去，对启迪学校相关证照等情况知晓，但启迪学校对牛某以启迪学校名义办理安排工作及公租房事宜并不知情。经征求马红洲意见，对启迪学校提交的公章，马红洲认为启迪学校并无证据证明该公章系启迪学校登记备案时的印章，未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启迪学校于2006年4月20日经批准成立，并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为牛创举。牛某与牛创举系父子关系，牛某于2019年4月8日死亡。上述事实有启迪学校提交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等证据为证，马红洲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马红洲经与牛某协商，由马红洲负责启迪学校在陕北招生，启迪学校负责安排工作，并收取马红洲支付费用711000元之事实，有马红洲提交的工商银行流水、微信转账凭证、收据等证据相佐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依照法律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牛某以其为启迪学校校长为名，并向马红洲出示启迪学校相关证照，其收取款项亦加盖启迪学校印章。马红洲有理由相信牛某的行为系启迪学校的行为，启迪学校以安排工作为由收取马红洲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予返还，故对马红洲要求启迪学校承担返还款项391000元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启迪学校辩称牛某并非启迪学校校长，亦未向牛某进行授权，牛某收取马红洲款项的行为应为个人行为之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结合马红洲提交证据及顾某证言，应当推定启迪学校应当知道牛某以启迪学校名义对外招生之事实。启迪学校另辩称马红洲提交的证据中的公章，并非启迪学校学校公章，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对其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马红洲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被告西安启迪职业培训学校返还原告马红洲391000元。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6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西安启迪职业培训学校承担。经审理查明，二审中，启迪学校提交四组证据：证据一，陕西通信管理局反馈启迪学校网站备案资料，用于证明：启迪学校网站备案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且牛创举实际并未参与网站建设，该网站完全是牛某私下伪造证件开班的。证据二，通话录音，用于证明：牛某个人自称校长并指示闫灏进行网站建设，并未启迪学校行为。证据三，1、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2、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备案表。用于证明：牛创举是启迪学校校长，并非牛某，牛某不具备取得启迪学校授权的外观权利特征。证据四，陕西红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查询单，用于证明：1、牛某同时具有双重身份，其宣传是启迪学校的校长和红丝教育公司的负责人；2、顾某也是红丝教育公司监事，同时参与收取办事款项，和本案具有利害关系；3、红色教育的人才中介义务就是牛某和顾某事实的居间服务，结合2018年9月25日的对账单上红色教育公司盖章行为，牛某和顾某的居间服务行为应当代表红色教育公司或其个人行为。马红洲质证称，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马红洲提交一组新证据，启迪学校职工梁增红、朱君琪证言及招生简章。证明目的：牛某所有的事情牛创举都是知道的，牛创举就是牛某的招牌。招生简章就是启迪学校在陕北做宣传的时候满大街发的，用于证明牛某就是启迪学校的校长。启迪学校质证称，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据形式不合法，其证明内容，朱君琪证明内容仅显示其见过牛创举，不能证明牛某就是启迪学校的校长。梁增红证明内容中所提及的教职工除顾某之外均未在一审出现，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工作安置简章并非启迪学校提供，该简章内容及最后一页学校介绍，本案中的确存在牛某存在以提供职业介绍进行诈骗的可能，本案各被上诉人无任何一方有启迪学校培训经历，仅存在介绍工作的可能，故牛某可能存在诈骗。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牛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构成表见代理需具备两个要件，即在订立合同时存在表见行为以及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表见代理中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是对相对人订立合同时主观形态的判断。对实施表见代理行为人的代理行为应当认作有效，善意相对人有权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牛某与马红洲在商谈安排工作事宜过程中，是以启迪学校的名义进行的，牛某向马红洲出具的对账单、收据上盖有启迪学校的公章，牛某的上述表见行为具有足够的表象使马红洲相信其是与启迪学校订立合同，并将款项交付给启迪学校。即使该印章非启迪学校的备案印章，作为启迪学校以外的人，马红洲对印章的真伪无法辨别，另鉴于牛某与启迪学校法定代表人牛创举的父子关系，马红洲未对印章的真伪产生怀疑亦符合常理，其仍有理由相信牛某系代表启迪学校订立合同，该印章的真伪非必经鉴定证明之事实，故对于启迪学校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马红洲主观善意且无过失，启迪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院对启迪学校关于牛某的行为与其无关以及对对账单、收据上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启迪学校以安排工作为由收取马红洲款项的行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返还所取得的不当利益。综上，启迪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65元，西安启迪职业培训学校已预交，由西安启迪职业培训学校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守鸣审 判 员 杨晓昱审 判 员 张 楠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孙静文书 记 员 崔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