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7民初1681号原告：孙英杰，女，196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武钢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武汉市青山区。被告：孙守惠，男，193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武钢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啟文，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友芝，女，195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一冶集团退休职工，住武汉市青山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孙春杰，女，1959年8月1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武钢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武汉市青山区。被告：孙弘，男，196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夏晖物流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杰，女，1959年8月1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武钢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武汉市青山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孙英杰与被告孙守惠、孙春杰、孙弘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英杰、被告孙守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友芝、金啟文、被告孙春杰、被告孙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英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共有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房屋产权；2.请求依法确定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该房屋产权人为被告孙弘、原告孙英杰、被告孙春杰；3.诉讼费用由被告孙守惠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孙英杰、被告孙春杰、被告孙弘系被告孙守惠和原配偶王淑英亲生子女，五人均为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职工，现有《武汉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定向归口表》为证据1。1986年7月，经过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经济工作部审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组织部批准，任命王淑英为该公司领导，现有《王淑英干部任免呈报表》为证据2。1988年，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经过三审，分配给王淑英福利住房一套，该住房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从1988年始，王淑英、孙守惠、奶奶孙沈氏、孙弘、孙英杰、孙春杰等六口人入住该住房，现有《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房产管理条例》之第八、九条为证据3。1993年9月，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开始将企业房改政策逐步纳入国家的房改政策，全面推行标准价住房的出售，分年度实施《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细则。细则规定：(一)购房条件(见第5页，第11行)。1、夫妻双方均在我厂工作的，可由分数高的一方申请购买。事实：(1)王淑英的分数高于孙守惠，标准价购房是以王淑英名义购房，现有《武汉市公有住房计租表》为证据4。(2)1994年8月，武钢组织部才审定孙守惠干部级别，孙守惠的购房资格是在以标准价购买该住房之后确定的，现有《孙守惠干部级别审定文件》为证据5。2、职工已婚随父母住我厂公房，其父母身边还有一个在我厂工作的子女，且住房未超标准者，可按无房户申请购房(见第5页，倒数第1行)。细则规定：(二)购买住房标准。1、工龄满二十年的武钢组织部确认的处级干部，退休后享受处级干部待遇，可购买使用面积58—70㎡的住房，家中只有三口人，按低标购房，三口人以上，可靠上标，家中只有两口人购买下一个档次标准(见第6页，倒数第4行)。2、工龄满三十年和一九五八年底以前的职工，可购买使用面积49-60㎡的住房，家中只有三口人，按低标购房，三口人以上，可靠上标，家中只有两口人，按下一个档次标准购买(见第7页，第2行),现有武冶政发【1993】第94号《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细则为证据6。事实：(1)该住房是以王淑英名义分配和购买的。(2)王淑英和孙守惠两口人购房面积控制指标为49㎡。(3)实际该住房使用面积为76.48㎡。见《住房计租表》。(4)该住房面积超过控制指标(76.48㎡-49㎡=)27.48㎡。(5)标准价购房是子女以申请购房资格购买了这27.48㎡。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房改政策规定，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已出售的公有住房一律按规定的售房政策进行规范，见《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1996年3月，王淑英病重，王淑英起草了孙英杰的离婚诉状，让孙英杰取得其儿子抚养权，办理了离婚手续。当着孙守惠的面，让孙英杰把户口迁移到65街7门**，告诉孙英杰：将孙英杰和其子安排到该住房，是孙守惠的主意，下一次购房款绰绰有余等。1996年5月18日，王淑英去世。孙守惠、奶奶孙沈氏、孙英杰及其子等四口人同住在65街7门10号，共同生活12年，从未发生矛盾，孙英杰现仍然在该住房。现有王淑英遗笔，王淑英死亡证明，孙英杰和其儿子户户口为证据7、据8、证据9、证据10。事实：(1)1980年以前，王淑英和孙守惠两口人的工资合计100元，见《武汉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定向归口表》,为了养活六口之家，经常向同事借钱，我们的肚子也只是七分饱，身上穿的衣服是工作服，家庭存款为负数。(2)1980年以后，孙春杰1980年参加工作，月工资38元、孙英杰1981年参加工作，月工资43元、孙弘1988年参加工作，月工资43元、加上王淑英和孙守惠俩人的工资100元，六口之家才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均由王淑英管理，1992年王淑英退休后，又连续三年做工程监理，再有子女的奖金，家庭五成员的武钢原始股票，1996年王淑英去世后，丧葬补助费、死亡抚恤金、礼金等等，家庭才有了一定的积蓄。(3)90年代，“万元户”刚刚成为最时髦的词汇，我们家庭购买这套住房的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王淑英的动产。因为王淑英是在以成本价购买该住房两年之后，2001年才被下葬，王淑英的动产没有专款专用，我们家庭也没有析产，是举全家之力才购买了该住房。王淑英一辈子都在辛劳，这套住房得来的太不容易了，王淑英为了这套住房付出了她整个生命。1998年，国家出售公有住房的政策正式实施。1999年5月，《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出售现住房方案》出台。方案规定：(一)出售成本价房的计价办法。1、1998年成本价房的基价为建筑面积800元/㎡,基价由负担价和抵交价组成，其中负担价577元/㎡,抵交价223元/㎡,抵交价按职工家庭双职工的合计工龄进行折扣，双职工合计工龄最多不超过65年，每年工龄抵交价折扣3.43元/㎡(见第4页，第3行)。2、职工购买成本价房的面积标准仍执行武冶政发【1993】94号文件的规定。职工购买成本价房，以使用面积不得超过住房面积标准5平方米为限，超过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见第4页，第7行),现有《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出售现住房方案》为证据11。事实：(1)成本价购房，从住房分配资格、住房面积控制指标、住房购买资金等三方面来讲，王淑英、孙守惠、孙弘、孙英杰、孙春杰五个家庭成员是承住独用该套公有住房的居民，均为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孙弘、孙英杰、孙春杰三人均因分配该住房而失去了各自在本单位另行分房资格，所以创立该住房所有权，不仅有王淑英和孙守惠创立，同时孙弘、孙英杰、孙春杰对该住房也有创立，共同享有该住房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单凭自己是无法按规定完成该住房成本价购房。(2)王淑英在世时和去世后，孙守惠均没有以个人名义重新分配房产的情况下，孙英杰与孙守惠同吃同住在该住房，成本价购房均应视为(孙守惠)代为(王淑英)购买行为，购买的是所有权利人的共同财产或财产权益，而非个人财产或财产权益。(3)孙弘、孙英杰、孙春杰与王淑英、孙守惠同吃同住同在一块工作，婚前工资均交给王淑英，孙英杰婚后工资也交给王淑英，王淑英和孙守惠并没有实行AA制，我们家庭也没有析产，该房屋所有权，应为王淑英和孙守惠及孙弘、孙英杰、孙春杰共有，而非继承关系。2008年12月，被告孙守惠，伪造公章，伪造介绍信，将该介绍信交给青山区卫生局，伪造死亡证明，又将该死亡证明交给青山区房管局，与刘友芝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该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至刘友芝名下，现有孙守惠伪造介绍信、孙守惠伪造死亡证明为证据12、证据13。2018年12月14日，原告知道此事后，向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孙守惠与刘友芝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019年7月17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确认孙守惠与刘友芝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见证据14。2019年11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中93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见证据15。2019年12月15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行初9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撤销武汉市青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刘友芝颁发的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房屋权属证书及登记。通过信息查询得知现已执行，见证据16。综上所述：为了该房屋从今以后不再发生纠纷，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孙守惠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基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而得到法庭的支持，原告只有对被继承人王淑英的遗产的继承权。位于武汉市青山区65街坊7门**房屋，是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由单位原武冶设备公司分配而来的福利房，该房屋在1993房改时由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以标准价购买了该房屋的60%的产权。该部分的产权是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此后王淑英因病于1996年5月18日去世。王淑英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已购买的60%房屋产权，除被告孙守惠应有一半之外，剩余一半应由被告孙守惠及其子女共同继承。1996年6月30日被告孙守惠个人购买了该房屋剩余40%产权并办理该房屋的两证。根据青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而得知，孙守惠应该享有77.5%份额，原告、被告孙春杰、被告孙弘各享有7.5%的份额。二、原告在诉讼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不符：1、案涉房屋不是因为王淑英职务级别高、工龄长而分配给王淑英的福利房，事实证明，实际就是以孙守惠的名义分配的福利房。原告证据6中《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细则》第四条第一款“购房条件”中明确表明，原则上以男方为主分房，即便以原告所列举“男女双方均在同厂工作的，可由分数高的提出购买”这句话说是可以而不是必须。原告提供证据四(武汉市公有住房计租表)后恰恰可以证明孙守惠工龄长分数高，故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上购房人都是孙守惠的名字，房屋所有权两证也是孙守惠本人。原告断章取义，正是因为原告很清楚该房屋产是以孙守惠的名义购买的。无论夫妻哪一方工龄长，分配住房的分数高、职务高，所分配的福利房都是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只有在父母亲去世后，享有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原告声称婚前婚后交钱给母亲，难道你在家吃喝、日常生活及离婚后带着孩子住在房屋内均不开销吗?王淑英去世后，原告带着孩子在涉案房屋与被告孙守惠一起居住，从未向孙守惠交过钱，并且原告单独开小灶，没有赡养父亲。2、原告离婚后无处居住,乞求父亲要求回到涉案房屋居住(大女儿离婚后也回来住过)，后来大女儿再婚就搬出去了。老父亲体谅原告当时的困难情形，是老父亲的同情心让原告回来居住。但老父亲的梦魇也从此开始了。起诉书中原告陈述与父亲关系好，都是谎言。原告与被告在一起居住时，住了十几年与父亲经常吵架，小吵不计其数，大吵有两次，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次原告与父亲打架，把老父亲的汗衫都撕破了，还有一次是大吵架后，老父亲打了110民警上门解决问题。这两次的打架吵嘴给老父亲造成严重伤害和精神打击，且因原告品行太恶劣，老父亲怕原告再次伤害到老人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故老父亲孙守惠被迫无奈搬出了属于自己的老房子。时至今日，居无定所。3、王淑英去世前，得了癌症住院一年多，孙守惠尽丈夫的职责，一心一意照顾妻子，想尽办法四处求医，有一次去外地咸宁购买药品给妻子治颚窦癌，大巴车在路上爆胎，出了交通事故孙守惠老人差点伤了命呀。住院医疗费用开销非常大，夫妻两人都是普通人，家中本来没有太多的积蓄，唯有一点积蓄都用来给王淑英治疗，直到王淑英病世时家中根本没有任何积蓄为了第二次交纳房款，孙守惠老人年近七十岁了，除了领取一份退休工资，还在外面兼职从事技术工作。晚上还熬夜看图纸做施工方案，都是为了多挣一些钱，来交纳房子尾款，(当时还要养活快100岁的老母亲)每一分钱都是孙守惠老人的辛辛苦苦挣来的，孙守惠因为筹备购房款直到交房款的最后期限才凑齐房款钱。4、孙守惠与王淑英夫妻，从未分开生活过住院期间也未离开过王淑英。原告诉状中所涉及的王淑英遗笔，孙守惠从未见过，也从未听到王淑英生前提及过，更可笑的是所谓王淑英遗笔上根本就没有王淑英的签名，更没有谈到该房屋给谁，谁继承，更与本案的案由没有任何关系。5、原告污蔑孙守惠老人伪造介绍信、伪造公章，没有任何证据。介绍信和盖的公章都是经过正规部门办理的一切手续而取得的证件，孙守惠老人是个老党员、老干部退休，决不会做出这等不为人耻的事情。原告在未经过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妄加评说是对自己的老父亲人格的污蔑，警告原告停止自己的不当行为，否则孙守惠老人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实其所列事实理由，被告一方是该房产的合法产权人，原告只有继承母亲的遗产的权利。三、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938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对涉案房屋的性质、购房过程、王淑英去世后王淑英遗产部分由原、被告共同继承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二审法院亦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被告孙守惠根据该生效判决书已向青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王淑英的遗产。原告提起此诉讼，原告完全是浪费司法资源。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且诉讼费用全部由原告承担。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是基于对被继承人王淑英的遗产继承的法律事实而享有的相应权利，且该事实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故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孙守惠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孙春杰辩称：1.该案争议房产系我母亲王淑英与父亲孙守惠单位福利分房，且由父母共同购买；1996年5月18日，我母王淑英去世前，未曾留遗嘱，遗留下全部个人财产在父亲孙守惠手上，没有进行分割。尽管以孙守惠名义支付的购房款，以及王淑英去世后，申请房产证办理到孙守惠名下，但实际上父亲孙守惠是以夫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收入来支付的所有房款，应该视为共同购置的不动产。王淑英去世后，房产应为孙守惠及三子女孙春杰、孙英杰、孙弘共同所有。2.2008年12月24日刘友芝与孙守惠伪造材料篡改我母亲王淑英死亡日期，将该房产转移过户到刘友芝名下，在获知此房产拆迁通知后，刘友芝加快催促，并独自和拆迁部门协商确定拆迁还建金额，是不对的行为，该项行为于法无效。2019年我弟孙弘联系刘友芝和孙守惠，希望妥善处理房屋分配问题；提出客观、公正，将房屋在真正拥有人之间合理处置，但刘友芝态度强硬，始终坚持拥有此房产。2019年7月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判决刘友芝与孙守惠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刘友芝不但不认真反醒，反而固执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鄂01民终9386号判决，驳回她的上述请求维持原判的裁定结论。依以上事实，该房产应该为孙守惠、孙春杰、孙英杰、孙弘四人共同所有，嗣后我们会以司法的方式确定各自的继承份额。被告孙春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孙弘辩称：1.房产系我父母孙守惠、王淑英单位分配并共同购买。1996年5月18日王淑英去世前，王淑英和孙守惠的收入及相关财产为一直为双方共同拥有。王淑英去世前，未留下涉及王淑英和孙守惠所拥有收入等方面遗嘱，即王淑英去世后，孙守惠拥有了王淑英、孙守惠两人全部收入。尽管以孙守惠名义分两次支付了购房款，以及因王淑英去世后，申请房产证为孙守惠。但房产实际上以王淑英、孙守惠共同收入为基础支付了所有房款。王淑英去世后，房产应为孙守惠及三个子女孙春杰、孙英杰、孙弘共同所有。2.2008年，刘友芝与孙守惠伪造材料，篡改王淑英死亡日期，刘友芝将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在获知房产拆迁通知后，刘友芝加快处理并独自确定拆迁款。2019年，我曾联系刘友芝、孙守惠，希望妥善处理，客观、公正地将房产在真正房产所有人之间合理处置，但刘友芝态度强硬，始终坚持拥有此房产。2019年7月，青山区人民法院对(2019)鄂0107民初298号做出正确判决，裁定刘友芝与孙守惠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刘友芝不但不认真反思，反而上诉武汉市中院。结合以上事实，房产为孙守惠、孙春杰、孙英杰、孙弘四人共同所有，请求尽快明确房产所有人孙守惠、孙春杰、孙英杰、孙弘对房产所有比例。被告孙弘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告孙英杰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武汉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定向归口表、王淑英干部任免呈报表、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房产管理条例、武汉市公有住房计租表、孙守惠干部级别审定文件、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王淑英遗笔、王淑英死亡证明、孙英杰户口、孙英杰的儿子户口、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出售现住房方案、社区证明、王淑英的死亡证明、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9386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行初92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刘友芝）、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孙守惠）、武汉市公安局人口卡片信息（孙弘）、武汉市公安局人口卡片信息（孙英杰）、武汉市公安局人口卡片信息（孙春杰）、武汉市公安局人口卡片信息（王淑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呈报表（王淑英）、武汉市干部退（离）休审批表（孙守惠）、武汉石门峰都市陵园墓葬工程施工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孙春杰、孙弘系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的子女。王淑英于1996年5月18日去世。被告孙守惠与其前妻王淑英系原武冶设备公司职工，，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的房屋系该单位分给被告孙守惠及王淑英的福利房1999年6月30日，被告孙守惠与原武冶设备公司签订房改售房合同书，载明：甲方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乙方孙守慧（惠）。1.甲方出售给乙方的自管公房座落于青青山区××街坊××号房型为三室一厅，建筑面积为99.68平方米，用途为居住。该房屋乙方已于1993年以标准价购买60%的部分产权，即甲方拥有该房屋40%的产权。2.乙方当年按标准价购房的实付款总额为14348.2元，本次由标准价过渡为成本价，按照乙方产权比例差额补足方式。即乙方应补价款=（当年按标准价实际付款总额/乙方拥有的产权比例）*甲方拥有的产权比例。经计算，本次售房应补价款9565.5元。3.乙方的购房款应于1999年6月30日以前一次性付清。4.乙方以成本价购房，房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乙方所有。该房改售房合同还对房屋出售后管理、维修基金提取、两证办理、违约责任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约定。在签订该房改售房合同前的1993年12月29日，原武冶设备公司收取购房款13431.3元，于1994年10月28日收取补缴的购房款389元，又于1999年6月22日收取购房款10600.5元。原武冶设备公司在三次收款后均出具收据，收据上载明收到孙守惠购房款。2000年4月20日，被告孙守惠办理房屋两证，该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2008年11月28日，被告孙守惠与案外人刘友芝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刘友芝。2008年12月18日，刘友芝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到自己名下。2009年1月被告孙守惠与案外人刘友芝登记结婚。后因青山区“三旧”改造项目，案涉房屋被征收。孙春杰、孙英杰、孙弘将刘友芝、孙守惠起诉至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刘友芝与孙守惠签订的武房字【05】第08041090号武汉市存量房买卖交易合同无效。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鄂0107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孙守惠与刘友芝于2008年11月28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宣判后刘友芝、孙守惠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鄂01民终93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27日，孙英杰将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刘友芝、孙守惠起诉至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并收回和废除刘友芝所持有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房屋产权证。2019年12月25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07行初9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撤销武汉市青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刘友芝颁发的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房屋权属证书及登记。该行政判决书生效后，2020年5月20日案涉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孙守惠。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位，位于武汉市青山区65街坊7门**房屋，是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由单位原武冶设备公司分配而来的福利房房屋在1993年房改时，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以标准价购买了该房屋60%部分的产权，该部分的产权是被告孙守惠与前妻王淑英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淑英应对案涉房屋享有部分产权。此后王淑英因病于1996年5月18日去世，王淑英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包括其配偶孙守惠及子女孙英杰、孙春杰、孙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故原告孙英杰及被告孙守惠、孙春杰、孙弘共同共有案涉房屋的产权。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共有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房屋产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孙英杰及被告孙守惠、孙春杰、孙弘共同享有案涉房屋的产权，是基于王淑英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以上当事人作为王淑英的法定继承人而享有的产权，是从王淑英所享有的案涉房屋部分产权转化而来的。因本案审理的是所有权确认纠纷，对案涉房屋产权所享有的具体份额，各方当事人均可以依继承法律关系，确定各自享有的产权份额，可另行主张其权利。关于原告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产权人为原告孙英杰、被告孙春杰、孙弘的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要求确认的案涉房屋产权人不包含被告孙守惠的理由为，被告孙守惠年龄大了，想让案涉房屋的权益由三个子女共同管理。虽然被告孙守惠的年事已高，但案涉房屋的产权人目前已登记在孙守惠名下，孙守惠对于案涉房屋的权益是否由三个子女共同管理并未同意。原告陈述的理由，不能作为排除孙守惠对案涉房屋产权享有合法权益的依据。故对此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九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孙英杰与被告孙守惠、孙春杰、孙弘共同享有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65街坊7门10号的房屋产权；二、驳回原告孙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的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原告孙英杰负担5250元，由被告孙守惠负担5250元，由被告孙春杰负担5250元，由被告孙弘负担5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捷人民陪审员 陈 琳人民陪审员 潘春喆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常国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