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2276号原告：毕某1，男，196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7（毕某1之子），男，1988年4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祥，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某2，男，194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6（毕某2之女），女，1968年9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毕某3，男，195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毕某4，女，1954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某1（毕某4之子），男，1979年9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毕某5，男，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毕某1诉被告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7、刘克祥，被告毕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6，被告毕某3，被告毕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某1，被告毕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号房（以下简称×号房）由毕某1继承并所有；2.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号房（以下简称××号房）由毕某1、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按照法定继承方式继承，只要求确定份额，不要求分割。事实和理由：毕某1、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系兄弟姐妹关系。毕某1、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的父亲毕某8于1998年12月15日去世，母亲韩某1于2018年12月6日去世。二老留有两间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毕某8、韩某1于1998年1月22日立有公证遗嘱，声明将其去世后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中×××号南房西数第一间房屋留给毕某1。现原、被告就房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故毕某1诉至法院，诉如所请。被告毕某2辩称，认可双方身份关系。毕某8与妻子翟某1生育了毕某2，后翟某1去世，毕某8又娶韩某1，生育了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的房屋是毕某8与翟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购买的，由毕某8与翟某1共有，共计252.5平方米。翟某1系独女，父亲早亡，其母为照顾年幼的毕某2，在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居住至93岁去世。虽然翟某1去世后并未对其遗产进行分割，但是已经发生继承。1997年12月29日，毕某8与五名子女签订赠与合同，并进行公证，将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中的3号房、4号房、10号房、11号房、12号房分别赠与五名子女，面积共76.2平方米。毕某2认为，翟某1去世后按照民法通则规定，毕某8继承翟某1遗产42.084平米，翟某1生母继承42.083平米，毕某2继承42.083平米；翟某1生母于1970年去世，因其只有外孙毕某2一个继承人，故其遗产由毕某2继承；毕某2共继承84.166平米，毕某8拥有168.334平米。毕某81953年后某年出卖房屋(1号、2号、5号、6号房）共计8间，共计128.1平米。文革后国家落实政策归还房屋8间，共计124.4平米。1997年毕某8出卖房屋1间(7号房)16.3平米，故毕某8还拥有23.934平米。毕某2拥有84.166平米。1997年毕某8与五个儿女签署赠与合同将5间房，共计76.2平米分别赠与五个儿女，故毕某8拥有份额已无，其无权再进行遗嘱分配。×号房与××号房应当属于毕某2，并非毕某8、韩某1的遗产，综上，不同意毕某1的诉讼请求。被告毕某3辩称，认可双方身份关系。毕某3认为×号房应当由毕某1继承并所有，××号房应当由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继承并所有。被告毕某4辩称，认可双方身份关系。×号房、××号房的继承问题听由法院裁判。被告毕某5辩称，认可双方身份关系。毕某5认为×号房、××号房应当由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共同继承，份额平均。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毕某8与翟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毕某2。1952年5月26日，翟某1因死亡注销户口。之后毕某8与韩某1结婚，并生育有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1998年12月15日，毕某8因死亡注销户口，2018年12月6日韩某1去世。1949年1月，毕某8的户口自河北省冀县西王家庄迁往北京市沙土山街**，1954年5月30日，又迁入沙土山后街13号。该户内人口包括毕某8、翟某2、韩某1等。其中翟某2的户口户口于1953年4月15日从河北省冀县西王家庄迁入此户。div>1950年11月25日，毕某8向案外人贾某1购买了位于北京市第七区沙土山后街×××号瓦房16间。1997年12月15日，毕某8与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订立了赠与合同，载明毕某8与其配偶韩某1在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共同所有房产7间，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经韩某1同意，毕某8自愿将3号南房东数第一间赠与毕某5，第二间赠与毕某3，4号西房北数第一间赠与毕某2，第二间赠与毕某1，第三间赠与毕某4。1998年1月10日，毕某8、韩某1立有遗嘱，并于1998年1月22日经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对遗嘱进行公证。遗嘱内容为：“我们二人是夫妻，在北京市崇文区沙土山后街×号共同所有房产7间，办公证把其中五间分别给了五个孩子（房产现还没过户），还剩下两间我们两口所有。为了免得日后纠纷，立遗嘱如下：北京市崇文区沙土山后街×号的房产中3号南房西数第一间，属我们各自所有的份额，在其本人去世后由儿子毕某1继承。”在毕某8将其名下部分房产赠与五名子女之后，双方办理了房产变更手续，故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内的房屋编号发生变更。根据×号房、××号房的房产证所附房产平面图，该院落内南房共五间，自西向东房屋编号分别为8、7、9、10、3。为证明其抗辩意见，毕某2出示了韩成柱的证人证言，称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中的8号、××号房屋所有权为毕某8、翟某3生前共有。翟某3为毕某2生母，于1951年去世，韩某1于1952年与毕某8结婚，成为毕某2继母，后毕某3、毕某5、毕某4、毕某1出生。证人表示毕某2拥有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中的×号、××号房屋处置权。经质证，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均认可证人的身份及证据的真实性，但毕某1认为，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身份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号房、××号房是否属毕某8、翟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这一问题，在案证据包括翟某1的户口户口注销记录、1的户口户口迁入记录及韩成柱的证人证言，毕某8与韩某1生育子女情况，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角度出发，本院采信毕某2关于×号房、××号房属毕某8、翟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意见。在翟某1去世之后发生继承，翟某1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毕某8、毕某2、翟某2。后翟某2去世，其继承人只有毕某2。故毕某8虽对×号房的继承立有遗嘱，但其中涉及毕某2份额的部分无效。又，韩某1与毕某2系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毕某2关于以面积折算方式计算其对×号房、××号房享有全部份额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各当事人对×号房、××号房继承所占份额比例，本院将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核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号房，由毕某2、毕某1继承，其中毕某2占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毕某1占三分之二的产权份额；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土山后街×号院××号房，由毕某2、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共同继承，其中毕某2占十五分之七的产权份额，毕某3、毕某4、毕某5、毕某1各占有十五分之二的产权份额；三、驳回毕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55元，由毕某1负担13001元（已交纳），毕某2负担600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毕某3、毕某4、毕某5各负担351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杨志彤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