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23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广陵区广陵产业园。法定代表人：顾明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素萍，江苏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陵区张恒市政工程处，住所地扬州市广陵区联谊花园**店面6。经营者：张恒，男，198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江苏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陵区张恒市政工程处（以下简称张恒工程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20）苏1002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水建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恒工程处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恒工程处承担。事实和理由：该公司代账会计高秀华已支付了工程款124767.5元，水建公司只能支付剩余尾款。张恒工程处答辩称，高秀华支付的是大学南路和东花园的工程款，与案涉七里河工程无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恒工程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水建公司给付13775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37753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水建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院认定如下事实：1、2018年4月10日，张恒工程处（乙方）与水建公司签订《机械租赁合同》1份，约定水建公司租赁张恒工程处机械在七里河支河综合整治工程3标项目所在地进行施工，单价为240元/小时。合同第5条约定“价款结算按实际拍表数进行结算，付款方式依据工程甲方与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付款方式为准，收到税票（增值税专用发票3%）柒个工作日内付清”，第6条约定“机械使用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己负责”。高秀花、杨波在合同下方“甲方”处签名，并加盖“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七里河支河综合整治工程施工Ⅲ标项目经理部”字样的公章；张恒在合同下方“乙方”处签名，并加盖“广陵区张恒市政工程处”字样的公章。2、2019年1月4日，经双方结算，水建公司共使用张恒工程处的大挖机585.333小时，合计款项为140480元。3、2020年3月20日，水建公司出具《承诺》1份，载明“我公司承接扬州市广陵区七里河支河综合整治工程施工3标工程需要租用挖掘机，与广陵区张恒市政工程处在2018年4月10日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双方于2019年1月4日进行了工程结算，结算总价为壹拾肆万零肆佰捌拾元整。目前因国家税率调整，原合同价中的3%税率调整为1%，因此结算总价应为137753元。2020年3月20日，贵公司提供137753元工程结算款的发票给我公司。我方同意按137753元结算价进行支付。在2020年3月25日17:30分前支付结算价款的50%计68877元，剩余68776元在一个月内支付”。在该份《承诺》下方“承诺单位”一栏加盖“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七里河支河综合整治工程施工Ⅲ标项目经理部”字样的公章，杨朝光在“承诺人”一栏签名。4、庭审过程中，水建公司陈述“杨朝光是公司副总”，“（高秀花）不是我公司员工，只是代账会计”，庭后补充陈述杨波是被告公司的员工。5、2019年2月3日，高秀花通过农业银行分别向张恒支付67000元、50967.5元、6800元，并且在交易用途中分别注明“工程款”、“工资”、“工资”。庭审过程中，张恒陈述“高秀花给付的款项是大学路和东花园菜场的工程，与被告无关”。6、庭审过程中，水建公司提供视频1份，证明2019年2月3日张恒工程处召集数人去被告办公室，限制高秀花自由、破坏工作环境，在此情况下才同意在未收到税票时，先从高秀花个人银行卡支付本案合同款项；提供微信记录1份，证明2020年3月25日杨朝光告知原告，高秀花已代表其向其支付工程款。张恒工程处质证后认为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一审法院对视频审查后未发现与主张款项的关联性，微信记录表明水建公司对高秀花付款行为的追认，要求在应付款中将高秀花的付款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张恒工程处提供挖机和人员在水建公司的工地上进行挖掘作业，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在水建公司出具的《承诺》中，水建公司已对付款时间和金额进行了约定，故应按约付款。水建公司未按约付款，依法应赔偿张恒工程处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张恒工程处主张从出具《承诺》之日即2020年3月20日起算，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调整为从应付款之日的第二日起算利息损失。关于张恒工程处主张的利息损失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水建公司以高秀花已付124767.5元为由主张进行扣减，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高秀花是案涉工程的代账会计，应当知悉使用对公账户支付工程款，其支付凭证中没有显示与原告主张款项的关联性，且《承诺》在高秀花支付款项后出具，杨朝光作为公司副总在出具《承诺》时应当知悉付款情况，故该抗辩理由不符合正常逻辑，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遂判决：一、水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恒工程处支付尚欠款项137753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以68877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26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68776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27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张恒工程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54元，减半收取1527元，由水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水建公司申请高秀花（女，1963年7月2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到庭作证。高秀花陈述自己系水建公司代账会计，系水建公司项目经理杨波所请，2018年9月后开始替水建公司代账，但迄今从未取得任何费用，其表示杨波如结算后挣钱了，会给其一部分。高秀花另陈述于2019年2月9日，被张恒安排人员堵门要钱，高秀花称当时和项目经理杨波取得联系后，经杨波同意后从高秀花私人银行卡通过网上银行当场给付124765.5元，款项分三笔给付，金额分别系按张恒要求支付。高秀花表示自己之所以付款，是因为合同上写了自己名字，否则不会给钱。后张恒工程处代理人提供了三张涉东花园、大学南路工程的工程量、转场记录、费用的手写记录复印件，认为可以证明高秀花系支付的相关工程费用。其中涉及费用的记录注明机械费为2017年、2018年在东花园机械费107300+130000左右。法院随即要求该代理人当场电话联系张恒（免提状态，系由代理人询问，未提及正在庭审和系应法院要求）询问大学南路和东花园工程具体是谁的工程，张恒陈述系高宇的工程，高秀花系高宇的姐姐。本院遂要求高秀花再度进入法庭接受询问，高秀花起初否认认识高宇，后经询问表示高宇是其弟弟，在法院询问是否亲弟弟时，高秀花闪烁其词，不愿回答。经多次追问，高秀花才承认高宇是其亲弟弟。在法院询问高宇具体工作时，高秀花开始陈述系玩古玩，后来讲做家教；在被追问高宇搞不搞工程时，高秀花开始陈述不搞，后陈述不清楚，也不清楚高宇有没有做过东花园路和大学南路的工程。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需要确定高秀花是否代付相应工程款，但结合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高秀花的付款和陈述存在诸多不合理的情形。首先，其自述为代账会计，但未拿过任何费用；其在水建公司与张恒工程处的租赁合同中在甲方落款处签名，且签名在项目经理之前，不符合其所述代账会计身份和日常工作范畴，其所述仅为水建公司代账的身份存疑；其次，高秀花表述因在租赁合同上签名，故在张恒逼迫下付款。考虑到高秀花所述代账会计身份和没有报警的事实，其没有让张恒出具收条就替公司垫付巨额款项，不符合常理。很难想象代账会计会在自己没有利益的情况下，仅因其所称的受对方胁迫就代公司支付10多万元，且事后没有报警；另其系分三笔支付相关款项，具体金额有零有整，用途分别标注工程款、工资，令人怀疑另有隐情。再次，张恒工程处出示了东花园和大学南路工程的初步证据，张恒陈述系高秀花弟弟高宇施工后，高秀花在接受询问时，对高宇与其的亲属关系和高宇的具体职业等问题时，始终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其当庭表现让人更加怀疑所述系代水建公司付款的真实性。结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高秀花有可能系支付的其他款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秀花系代水建公司支付张恒工程处的案涉款项。考虑到水建公司与张恒工程处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在张恒工程处履行了相关租赁义务后，水建公司有义务按约定付款。现水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高秀花已付款项系代其付款，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应按约定的137753元支付款项。另水建公司迄今尚未向高秀花支付所称代付款，故该公司支付本案的137753元工程款不会使其重复支出，不存在增加负担的问题。至于高秀花所称代付情形，如其与张恒工程处之间确实没有其他往来，可考虑另行向张恒工程处主张返还。综上，水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4元，由上诉人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莉莉审判员  韩 凯审判员  袁海兰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