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1456号原告：杨立强，男，197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盼，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雷，男，196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燕妮，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敬武，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立强与被告王雷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韩跃东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立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王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燕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立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杨立强与王雷签署的《委托持股协议》；2.王雷返还代杨立强持有的“恒铭达”（证券代码：xxxxx）936056股股票；如无法返还，则请求王雷赔偿杨立强损失60796837.20元【损失按照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铭达公司）上市之日至实际赔偿之日每股最高收盘价为计算标准，目前暂计每股64.95元】。3.王雷给付杨立强股票分红款673960.32元及利息（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8月20日；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505470.24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5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4.王雷赔偿原告保全费5000元、保险公司保费41456元、律师费35万。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18日，杨立强与王雷签署了《委托持股协议》，约定杨立强委托王雷代其持有恒铭达公司股票936056股，股票及分红均由杨立强享有。2019年5月13日，恒铭达公司分红168490.08元，但王雷并未支付给杨立强，并否认代杨立强持股之事，经协商未果，王雷提起本案诉讼。王雷辩称，不同意杨立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王雷虽签署过《委托持股协议》，但王雷签署之时，并不知道杨立强，不存在与杨立强签署《委托持股协议》的意思表示，故王雷也不存在为杨立强代持股权之事；2.该股权购自昆山中科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股权转让款已由王雷实际支付，且王雷已被登记为恒铭达公司股东；3.《委托持股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4.杨立强主张的律师费、保全费、保险费没有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委托持股协议》的签署情况。杨立强提交了涉案《委托持股协议》，记载，甲方杨立强，乙方王雷。鉴于中科公司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中科公司原持有恒铭达公司1000万元的出资，占恒铭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3.99%。2016年10月，中科公司有意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836600元出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1701%）转让给甲方，甲方认同恒铭达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愿景，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代为持有甲方拟持有的恒铭达836600元出资额，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甲方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全额支付给乙方1974376元，并以乙方名义向中科公司全额支付了受让恒铭达公司836600元出资额的股权转让款1974376元，转让完成后，甲方实际拥有恒铭达已发行在外的836600股的股份，并已经全额支付了取得该股份的对价。2017年1月24日，恒铭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以经审计的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145143146.45元为基础，按照1.81:1的比例折股8000万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余净资产65143146.45元计入资本公积。恒铭达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完成工商变更程序，整体变更完成后，甲方实际拥有恒铭达公司已发行在外的936056股股份。甲方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全额支付给乙方整体变更所得税，由乙方代为支付给代扣代缴公司。甲、乙双方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甲方实际拥有恒铭达公司发行在外的936056股股份，并已经全额支付了取得该股份的对价及相关税费。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乙方已收到由甲方委托乙方代甲方支付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份的股权转让款（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甲方为恒铭达公司936956股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和实际拥有者。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代为持有并管理甲方的股份，乙方同意接受该委托。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并管理甲方的股份，具体包括：（一）甲方委托乙方以自己的名义持有甲方的股份，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及其他所有涉及恒铭达公司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的资料中，甲方的股份均应记载为属于乙方所有。（二）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持有的股份在恒铭达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恒铭达公司股东身份参与恒铭达公司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行使《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三）甲方作为上述股份的实际持有者，对恒铭达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乙方仅得以自身名义代甲方持有甲方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委托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第二条，甲方的股份的收益权最终应由甲方享有。为本条目的，乙方应当将持有甲方的股份所产生的收益以合法、适当且税负最低的方式及时转交给甲方。乙方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代持甲方的股份所产生的任何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均全部转交给甲方，并承诺将在获得该等投资收益后3日内将该等投资收益交付甲方，划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乙方不能及时交付的，应向甲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之违约金，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相应损失。第四条，就代为持有并管理甲方的股份，甲方无需另向乙方支付报酬。第八条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相应损失，乙方对甲方的损失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共3页，首页抬头乙方处有王雷的签字及指纹，第二页尾部有王雷的签字及指纹，第3页落款处有杨立强签字，有王雷签字及指纹。案件审理过程中，王雷表示，其当时确实签署过这份《委托持股协议》，但是当时并没有杨立强签字，当时也根本不知道杨立强其人，王雷签署协议后给了一名郭姓女子，之后的事情其并不清楚，仅在2017年6月见过杨立强一面。庭审中，王雷提交了一份杨立强与王雷前妻彭立婕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有如下表述：彭丽婕：“你们，你之前也是见过王雷，你之前跟郭帅也熟，熟到这种可以经济上这样的一个相托的境界，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男人的事就不要提了，你既然打电话到我这，现在这个事的主动权在我，你就不要跟我再提你的问题。”杨立强：“对天发誓，你可以问问王总，我跟他熟不熟，对天发誓。”彭丽婕：“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杨立强：“我就没有跟他签过，就见过两面，我也不跟你细说了，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去解释这个东西，但是我自己觉得……”彭丽婕：“你跟郭帅什么关系，我能问问吗？”杨立强：“可以啊，这是我们行业里面的，是我同学，也是我同事，然后给我一个投资机会来。”庭审中，杨立强对该份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2016年10月31日，甲方中科公司与乙方王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现持有恒铭达公司1000万元的出资，占恒铭达公司注册资本的总额的13.99%。现甲方有意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83.66万元出资额（占恒铭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17%）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扣除2016年10月分红款后的净资产额为作价依据，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36元/股，标的股权转让对价总计人民币197.4376万元。乙方应在2016年11月30日之前，将全部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发生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行为，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为依据就应付股权转让款向甲方支付相应的利息费用。该协议落款处盖有中科公司公章，并有王雷签字。2019年1月14日，恒铭达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记载，2016年10月31日，中科公司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83.66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总额1.17%）转让给王雷，同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恒铭达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完成工商变更程序，变更后的股东包括王雷，出资金额836600元，出资比例1.1701%……王雷以其自有资金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本次股权转让情况属实，股权转让均系交易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自愿交易行为，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权属争议或法律纠纷。2016年12月30日，王雷自其xxx的浦发银行账户向中科公司账户汇款1974376元。庭审中，杨立强出示了一张王雷账号为xxx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回单，显示该账户于2016年12月29日17时30分现金存款198万元。对此，杨立强表示，该笔198万元系杨立强自有资金，并以现金方式存入王雷账户，用以购买中科公司持有的恒铭达公司1.17%的股权；王雷表示，该款项是其向一位朋友的借款，现已还清，且王雷并非用农业银行账户汇入中科公司账户，而是用招商银行账户汇入浦发银行账户，再由浦发银行账户汇入中科公司账户。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王雷xxx的招商银行账户信息，显示2016年12月30日8时54分，王雷xxx的招商银行账户赎回200万元，并于同日9时11分将198万元汇入xxx的浦发银行账户。杨立强对该款项的转款路径认可，并表示王雷没有用农业银行的款项汇入浦发银行账户，而是用招商银行账户款项汇入浦发银行账户，继以购买恒铭达公司股权的行为足以表明王雷早已决定侵占杨立强资产。庭审中，杨立强出示了《委托持股协议》原件、《股权转让协议》原件、2016年12月29日王雷农业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98万元的凭条原件，并表示该些证据都是王雷在签署或收款之后交由杨立强保全，足以证明委托持股事宜。王雷表示，因其与案外人郭姓女子有情感纠纷，该些证据都是其交给郭姓女子的，包括涉诉《委托持股协议》，也是王雷签字之后交给郭姓女子的，其签字之时，杨立强并未签字。三、恒铭达公司的基本情况。恒铭达公司系于2011年7月2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将企业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3月6日，恒铭达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新增股本3478261股。2017年3月26日，恒铭达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新增股本7655746股。2019年2月1日，恒铭达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恒铭达（xxx），截至判决作出之日，股票价格为每股49.49元。通过公开信息资料显示，王雷为恒铭达公司股东，持股936056股，持股比例为0.74%。2019年5月6日，恒铭达公司出具《权益分配实施报告》一份，记载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获2019年4月17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分派的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020年5月15日，恒铭达公司出具《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记载恒铭达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本次分派的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庭审中，王雷认可于2019年5月13日收到分红款168490.08元，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了分红款505470.24元。四、杨立强所付律师费、保全担保费情况。2019年12月28日，杨立强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所）签署《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关于杨立强与王雷之间就恒铭达公司股票的委托代持纠纷事宜，杨立强委托金杜律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一审阶段的固定费用为人民币30万元，其中10万元自法律服务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余下20万元自甲方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或保全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财产保全阶段的固定律师费用为人民币5万元，由法院保全对诉争股票等有效等值资产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2020年1月2日，杨立强支付金杜律所律师费10万元；2020年1月3日，杨立强支付金杜律所律师费20万元；2020年1月23日，杨立强支付金杜律所律师费5万元。2020年1月2日，杨立强为本案财产保全支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保险费41456.42元。杨立强在本案立案前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20）京0105财保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王雷名下“恒铭达”（证券代码：xxxx）936056股股票；查封、冻结王雷名下价值16.849008万元的财产，并于同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年1月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司法执行要求明细单》一份，记载，被执行人王雷，冻结xxxx恒铭达936056股。冻结生效期间产生的孳息（指通过中国结算派发的红股、转增股、红利）一并冻结。后杨立强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委托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恒铭达公司权益分派公告、恒铭达公司招股说明书、存款凭条、转款记录、《法律服务协议》、录音、（2020）经0105财保3号民事裁定书、《证券司法执行要求明细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第一，《委托持股协议》是否成立。首先，《委托持股协议》符合合同成立之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本案中，《委托持股协议》具有杨立强、王雷的签字，且杨立强、王雷均认可其自身签字的真实性，合同标的和数量亦具体明确，故《委托持股协议》依法成立。王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署的协议负有审慎审查之义务，即便如王雷所述，在签字之时并不知晓杨立强其人，但王雷将签字后的协议交给郭姓女子之行为表明其委托郭姓女子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杨立强签署《委托持股协议》当为杨立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其次，王雷签署《委托持股协议》之时，已知股权转让款由甲方支付。《委托持股协议》中明确记载2016年10月中科公司有意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1.1701%的股权转让给杨立强，杨立强委托王雷持有该部分股权，且杨立强已经以现金方式全额支付给王雷1974376元，虽股权转让款系王雷从其招商银行委托理财账户汇至浦发银行账户，再通过浦发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非杨立强主张的由农业银行账户汇入浦发银行账户。但一方面，王雷农业银行账户确实在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一天汇入与本案金额基本一致的款项，而存款凭条却由杨立强保管，王雷亦未说明其农业银行现金存款198万之来源；另一方面股权转让款汇自王雷个人账户不能否认《委托持股协议》中王雷已收杨立强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再次，录音证据不能反映《委托持股协议》的签署过程。王雷提供的录音证据虽有杨立强“我就没有跟他签过，就见过两面”的陈述，但结合该段语境，系杨立强与王雷前妻彭丽婕之间就王雷与郭姓女子的情感纠纷进行的通话，并不能完整反映《委托持股协议》的签署过程。且《委托持股协议》系书面证据、直接证据，而录音证据系言辞证据、间接证据，书面证据的证明力高于言辞证据，不能以录音中并不清晰的表述否认《委托持股协议》之成立。综上，《委托持股协议》系杨立强与王雷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于2017年2月18日成立。第二，《委托持股协议》是否有效。首先，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股权不能代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为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月30日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未对拟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情形作出禁止性规定，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因此，《委托持股协议》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其次，《委托持股协议》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旨在通过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确保拟上市公司的股权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维护基本交易安全，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本案中，王雷代杨立强持有恒铭达公司股票936056股，持股比例为0.74%，且王雷并非恒铭达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委托持股协议》中关于股权代持的约定并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权属纠纷，并不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第三，《委托持股协议》应否解除及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王雷否认股权代持一事，违反了《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造成杨立强签署《委托持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杨立强以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本院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于2020年3月16日向王雷送达了起诉状，故本院确认《委托持股协议》于2020年3月16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开发行的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第三十八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因此，股票的交易应当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公开的交易方式进行，杨立强无权要求王雷返还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对于杨立强要求王雷返还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杨立强对上述股票所对应的财产性权益享有所有权。现王雷代持的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已过限售期，王雷应当通过公开途径，将其代持的恒铭达公司股权对外出售，并将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权益给付杨立强。关于上述股票的价格，杨立强主张按照恒铭达公司上市之日至实际赔偿损失之日，每股最高收盘价为计算标准。该项主张于法无据，理由在于，即便杨立强实际持有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亦不能保证在最高收盘价之日卖出，故对于杨立强主张的损失标准，本院不予支持。股票卖出的委托价格由杨立强确定，最终以证券交易所实际成交价格为准，并以该标准计算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所得收益，同时，因杨立强为恒铭达公司的实际股东，故如有转股、赠股、配送股，该些股票所对应的财产性权益均由杨立强享有。恒铭达公司的分红款亦属《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的应由杨立强享有的财产性权益，王雷应当返还，逾期未返还还应当赔偿损失。王雷于2019年5月13日收到分红款168490.08元，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了分红款505470.24元，杨立强主张王雷赔偿杨立强168490.08元分红款所对应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本院根据杨立强的申请，于2020年1月8日查封了王雷股票账户，致使王雷无法返还2020年5月22日收到的分红款505470.24元，故对于杨立强要求王雷赔偿以505470.24元为基数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此，王雷应给付杨立强分红款673960.32元及利息（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委托持股协议》第八条约定，王雷因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而给杨立强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王雷相应的损失。故杨立强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35万元、保全保险费41456.42元均应由王雷予以赔偿，现杨立强主张保险费为41456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7年2月18日原告杨立强与被告王雷签署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20年3月16日解除；二、被告王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立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936056股（证券代码：xxxx）所对应的财产权益（股票价格按实际成交之时的价格计算，如有转股、赠股、配送股则一并计算）；三、被告王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立强分红款673960.32元及利息（168490.0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四、被告王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立强律师费损失35万元、保全保险费损失41456元；五、驳回原告杨立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626元由杨立强负担73199元（已交纳）、由王雷负担27342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跃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钰-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