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05民初287号原告：杨立波，男，196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辽宁省辽阳县，现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忠斌，辽阳市白塔区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曲润强，男，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辽阳市弓长岭区初级中学教师，住辽阳市弓长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经宇，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宏涛，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阳市文圣区。原告杨立波与被告曲润强、第三人王宏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辽1005民初531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曲润强不服提起上诉。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9月10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立波（第二次到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忠斌、被告曲润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经宇、第三人王宏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立波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取得的3号地的补偿款中的397，040.00元；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5日，案外人李春平从村民王树生手转包过来77亩土地（3号地）。2014年3月28日李春平将地转包给曲润强、王宏涛、杨立波三人，以曲润强一个人名义与李春平签订的转包合同，承包款是用以杨立波名义开户的银行卡上取出的180,000.00元支付3号、7号地的转包款。（3号地、7号地捆绑转包，7号地承包人为王某。3号地转包款120,000.00元、7号地转包款180,000.00元、合计300,000.00元，年前支付100,000.00元。余款年后支付。另王宏涛和原告杨立波各出10.000.00元现金交付李春平）3号地在杨立波等三人合伙承包后，马上经三人共同同意其中的10亩分包给杨某，每亩转包费2000.00元，共计20,000.00元，其中10,000.00元给富平、詹德春，作为上述二人在该地块上栽种杨树的补偿，另10,000.00元作为经营所用。曲润强、王宏涛、杨立波三人合伙承包经营8号、9号地期间，得到辽阳县林业工作站发放的补贴款96，360.00元，所以三人又共同投资承包了3号地，因此3号地是曲润强、王宏涛、杨立波三人共同承包，剩余的67亩土地完全由杨立波一人经营。2016年11月3日，3号地被光伏发电项目征用，曲润强一个人到经管站领取了3号地的补偿款的支票，约469,000.00元，去掉给第一个承包该地块的农民王树生10,000.00元，曲润强实领459,000.00元。曲润强在未投入一分钱、未投入一份力的情况下，只凭签名凭空拿走459,000.00元。后合伙人杨立波、王宏涛多次索要无果。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查明曲润强、王宏涛、杨立波三人共同承包、合伙经营期间承包款及经营款项的投入为原告支付，并均分3号地所得征占款项（扣除承包款及经营款项）后，原告应得的合伙收入为397,040元（459，000.00-351，060.00元=107，940.00÷3=35，980.00+351，060.00=387，040.00+10，000.00=397，040.00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取所得的3号地的补偿款中的397，040.00元。庭审中，原告杨立波对其诉请进行了增加，要求增加20,000.00元利息，庭审后，未向本院缴纳诉讼费用。被告曲润强辩称：1、本案中的3号地并非三人合伙经营，被告曲润强与案外人李春平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而原告未在协议上签字，另案8、9号地有合作经营协议，按三人的合作习惯，3号地无合伙经营协议，3号地非合伙经营；2、第三人在(2018)辽1021民初1210号判决书中，自认3号地系被告自己经营；3、辽阳县林业工作站在2019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实，因无出具人和负责人签名，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4、原告与第三人关于承包费的陈述自相矛盾。（1）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2014年3月28日取出180,000.00元给李春平，年前已支付100,000.00元，另20,000.00元，原告与第三人各出10,000.00元，后其又陈述用辽阳县寒岭林业工作站发放的补贴款96，360.00元中的90，000.00元用于支付承包费，而本案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对此提出的意见是2014年1月28日打入原告账户中的100，364.00元，包括本案的96，360.00元，100,364.00元由原告于当年的1月30日提现，而当年的1月30日是阴历大年三十；（2）辽阳县林业站发放的8、9号地的补助96，360.00元，时间为2015年，而原告陈述其用此款中的90，000.00元支付3号地的承包费的时间是2014年3月28日；（3）第三人王宏涛在原审庭审笔录中陈述因为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因此第三人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第三人王宏涛陈述，这块地是我与杨立波一起买的。李春平的3号与7号地要卖就一起卖，分割就不卖，当时我们买不起两块地，我让我小舅子王某买了7号地180,000.00元，我们买的3号地120,000.00元，两块地合起来是300,000.00元。年前向李春平支付了100,000.00元订金是王某一个人出的，年后从原告、被告和我，三人承包的8号、9号地的补偿款中拿出80,000.00元给了李春平，尾款100,000.00元是我和杨立波去王某家拿的，当时还欠李春平20,000.00元，实际付了280,000.00元，然后我和杨立波每个人又拿了10,000.00元用于还欠的20,000.00元，是我和杨立波一起还给的李春平。买3号地曲润强没拿钱，签合同的时候他签的名，当时是在大库的邮政银行将钱交给李春平，然后就在大库邮政银行签的合同。3号地77亩，转让10亩给了杨某，收取转让费20,000.00元，其中10,000.00元给了富平用于补偿地上的杨树款，剩10,000.00元用于给付李春平购地尾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在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阳市安平支行一本通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户名：杨立波、账号：62×××54）、客户回执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28日网点柜面卡取现金180，000.00元。针对该证原告杨立波称：其与第三人王宏涛于2013年11、12月份给了案外人李春平120,000.00元3号地的定金，并称该定金是7号地承包人王某拿的，后来在购买3号地时，把8、9号地补偿款全都拿出来了，第三人王宏涛拿了10,000.00元，我补了10,000.00多元，王某拿了60,000.00元，总计180,000.00元，该款于购买3号地时当日取出。另查，该卡记录：2014年3月28日存款19,000.00元，当日取款180,000.00元，余额2605.80元；2、证人王某证言：证明其系第三人王宏涛小舅子，同时证明案外人李春平的3号与7号地要卖就一起卖，分割就不卖，我和杨立波、曲润强、王宏涛在新希望书店里研究达成的共识，我买7号地，杨立波、曲润强、王宏涛用8号、9号地的补偿款合伙购买3号地，我买7号地共支付180,000.00元，杨立波、曲润强、王宏涛三人买的3号地共支付120,000.00元，两块地合起来是300,000.00元。我的180,000.00元是分两次给的，第一次是年前给杨立波80,000.00元，交给杨立波作为定金，第二次年后拿了100,000.00元给杨立波；（证人王某亦出庭作证）3、2014年4月11日杨立波与杨某签订的转让协议一份及证人杨某证言，载明：经双方协商，甲方（杨立波）将东大迫子第3号地七十七亩，转让给乙方（杨某）十亩，双方达成协议如下，转让金额每亩平均为2000.00元，十亩合计金额人民币20,000.00元整，当场一次交清，证明杨某转包该地时原告杨立波系甲方转包经手人；（杨某亦出庭作证）4.富平、詹德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4年4、5月份，杨立波将承包的3号地中的10亩转包给杨某，同时支付了富平在该地块种植杨树补偿款10,000.00元；（富平亦出庭作证）5.3号地2014年—2016年发生费用明细及会计凭证一份，原告杨立波用以证明其在3号地的实际投入351，060.00元；6.2019年11月25日辽阳县林业工作站出具的证实及辽阳辽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寒岭支行的存款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各一份，证明8、9号地推广资金补助于2014年1月28日发放给杨立波100,364.00元，但该账户于2014年1月30日取出100，000.00元。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从1、2证据来看，原告于2014年3月28日取款180,000.00元，该证据没有存进记录证明，亦无付出该款时收款人的证明，且该证据的数额与证人王某购买7号地的数额一致，证人王某证明180,000.00元分两次给本案原告杨立波，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以此来证明其付180,000.00元款项是3号地，缺乏其它证据的支撑；3、4证据，原告虽然与他人签订了3号地中十亩的转让协议，是实际的经手人，但因城镇人承包农村山林、土地等的特殊规定，此次的转让人签字存在多种性质，如委托、代理等，该证不足以证明三人合伙关系的存在；证据5，本院认为，合伙投资要有合伙人的确认，该证无本案被告及第三人的确认签字，不能采信；证据6，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取出该款后其去向的证据证明，因此，该证不能作为原告诉请的依据。另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两张（屈志刚、屈宝萍）、王宏涛结婚证复印件，证明王某与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王宏涛均无利害关系。本院认为，其证明观点与证人王某所述其是第三人王宏涛小舅子的证言不一致，不能直接证明证人王某与第三人王宏涛无利害关系，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3号地三人存在合伙关系。二、被告曲润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2014年3月28日，交款当日被告曲润强和李春平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李春平（甲方）将取得的位于辽阳市辽阳县东山大迫子三号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项目以壹拾贰万元转让给曲润强（乙方），土地使用面积77亩，证明3号地是由曲润强一人承包，并非合伙；2.辽阳县人民法院（2018）辽1021民初121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辽阳县人民法院（2016）辽1021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0民终208号民事判决，判决没涉及到3号地，证明原告所述用8号、9号地的补偿款承包3号地是不真实的；3.2013年8月6日曲润强、王宏涛、杨立波三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一份，证明合作承包的是8号、9号地，不是3号地；4.2015年辽阳县千万亩经济林补助发放明细一份，证明承包3号地在先，8号、9号地的补偿款在后，3号地的承包费不是用补偿款支付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庭审中，当事人均陈述参与了经营与管理，但实际是谁经营、谁管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而证据1能够直接证明3号地系被告曲润强从案外人李春平手转包过来，故对该证予以采信，其余证据不能直接证明3号地承包人，故不予采信。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3月28日，被告曲润强与案外人李春平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载明：李春平（甲方）将其承包的坐落在辽阳县唐家村东山大迫子三号土地77亩，以壹拾贰万元将该地的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项目一并转让给曲润强（乙方）。原告认为，该地是自己与被告曲润强及第三人王宏涛共同承包，故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3号地三人是否是合伙关系。本案，案涉3号地系被告曲润强与案外人李春平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签订后，本案被告曲润强并未与原告杨立波及第三人王宏涛对合伙人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或口头协议，虽然原告杨立波向本院举证，来证明3号地三人是合伙经营，但其出示的证据系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单独地证明案件事实，缺乏其他证据支撑，不能证明三人合伙关系的存在,故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立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28.00元，由原告杨立波负担（原告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铁柱审 判 员  王 聪审 判 员  郑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车军代理书记员  崔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