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9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东来，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慕忠，男。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慧，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超凡，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尹冰洁，女。原审被告：吴飞凤，女。上诉人徐东来、徐慕忠因与被上诉人邵慧、原审被告尹冰洁、原审被告吴飞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东来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粤0303民初13491号民事判决；2、徐东来确认欠款5469500元，驳回邵慧其他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邵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徐东来与邵慧借款和利息约定的事实，并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一、徐东来尚欠邵慧的借款金额为5469500元。从2016年6月到2017年4月，邵慧共计向徐东来支付了款项23500000元，徐东来一共向邵慧转款16560500元，向邵慧指定的孙丹账户转账870000元，委托第三人转账600000元，共计转账18030500元，尚欠借款5469500元。二、一审法院判决徐东来拖欠借款金额一千万元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依据一千万元的收条进行判决是错误的。所谓一千万元的依据是徐慕忠出具的收条，邵慧声称是双方对账的结果，且不说徐慕忠与本案没有关系，但是从时间和金额上看，徐慕忠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金额为一千万元，而在邵慧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出现了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邵慧提交的2017年5月16日微信记录中，邵慧称“5月10日收到150万本金和47.25万元利息”，那么，上述款项有无在2017年5月11日对账呢？该不该从一千万元中扣减呢？在邵慧提交的证据中显示，2017年12月1日，邵慧发给徐东来的微信中称“己收到30万元，利息什么时候付呢？”该30万元从一审法院的判决中扣减了吗？三、徐东来与邵慧之间并未明确约定利息为3分。根据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并未约定所有借款利息为3分，并且徐东来并不是定期向邵慧支付借款利息。徐东来与邵慧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只是存在多笔不同时间的事实借款。这些多笔借款，实际上每笔都是独立的借款合同，并不是同一个借款合同。徐东来都是向邵慧借了一笔款后，针对这笔借款进行结算，这就意味着这笔借款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而不能把在该合同中的约定带到下一笔借款合同中去。徐东来与邵慧在2017年5月10日的微信中，明确指出了所还款项对应的借款，邵慧也用商量的语气询问“利息是3分对吗？”这不仅充分证明了邵慧与徐东来约定的3分利息，只是针对2017年5月10日微信聊天中提到的借款事项，与其他时间里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借款没有关系，而且充分证明了邵慧与徐东来每一笔借款都是单独约定利息的，不能看作徐东来与邵慧之间所有的借款约定利息都是3分。四、邵慧与徐东来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均无效。1、邵慧因“高利转贷”而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据了解，邵慧借给徐东来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邵慧在借款给徐东来期间，有向金融机构有借款行为，并且尚欠银行贷款。邵慧在套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转而又高利转贷给邵慧。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并且从邵慧多次向徐东来借款来看，邵慧是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来看，邵慧与徐东来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都是无效的。2、邵慧是职业放贷人，其和徐东来之间借贷行为是无效的。《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邵慧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和徐东来有偿借贷行为，而且和包括徐东来在内的其他人之间也有偿借贷行为，邵慧完全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五、徐慕忠与邵慧之间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与邵慧与徐东来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无关。1、徐慕忠向邵慧出具的一千万元收条是准备合作炒股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金额上看，与徐东来与邵慧借款无关。徐慕忠与邵慧在一起有过开办公司、炒股等共同投资行为。2017年5月11日，徐慕忠与邵慧协商共同炒股，邵慧愿意出资一千万元，徐慕忠向邵慧出具了一千万元的收条。从时间和金额上看，收条的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金额为一千万元，在邵慧提交的证据中，出现了多处借款时间和金额，与收条的时间和金额不一致的地方。这在邵慧提交的2017年5月16日和2017年12月1日微信记录等证据中均有体现。2、徐慕忠提供徐东来账户并提及58.5万元是支付购房款，与徐东来向邵慧借款没有关系。虽然在邵慧提交的2018年12月25日微信记录，显示了徐慕忠提供徐东来的账户，并提及58.5万元款项。但是，在邵慧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邵慧确认2018年12月25日向徐东来账户转出的58.5万元是支付购房款，非本案往来款。3、徐东来没有委托徐慕忠与邵慧就借款利息沟通结算，徐慕忠与邵慧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徐东来无关。邵慧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徐慕忠与邵慧就徐东来借款利息沟通结算过，也不能证明邵慧就徐东来借款向徐慕忠催要利息。在邵慧提交的2017年5月16日微信记录中，邵慧称“5月10日收到150万本金和47.25万元利息”，而邵慧又称徐慕忠于2018年5月11日出具的一千万元收条是双方对账后出具的，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六、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借款是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事，与徐慕忠无关。徐慕忠虽然是徐东来的父亲，但是对于徐东来邵慧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清楚，对于徐东来使用借款情况也不清楚。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均徐慕忠无关。尽管徐慕忠与邵慧之间有经济往来，包括出具的10000000元收条，但那也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借款合同毫不相干。从主体相对性来看，本案借款合同特定主体是徐东来和邵慧,徐慕忠是无关的第三人。从内容相对性来看，本案借款合同权利义务是徐东来和邵慧约定的，徐慕忠对此一无所知。从责任相对性来看，本案借款合同违约责任只能在徐东来和邵慧之间发生，徐慕忠不负违约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支持徐东来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补充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徐东来拖欠借款100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只拖欠邵慧5469500元。1.邵慧支付给徐东来的每笔借款都是独立成立的合同，约定的利息只是针对每一笔借款，不能适用于其他笔借款，借款合同乃实践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交付借款为要件，是自实际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借款合同成立，事实上邵慧分不同时期多次支付给徐东来的借款都是一笔一笔计算的，徐东来基本上都是还款后再借，比如2016年6月28日邵慧向徐东来转账200万元，徐东来于2016年8月1日偿还，该份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以偏概全将其中某笔约定的利息认定为所有的借款。2.合同成立起能反映借款的事实，并不等于合同生效，邵慧与徐东来的借款需满足生效要件才能生效。3.邵慧即使向徐东来支付了借款，借款合同成立，但如属高利放贷情形，借款合同依然无效。4.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双方返还财产，邵慧向徐东来支付了2350万元借款，徐东来还款1803.05万元，尚欠546.95万元借款。5.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的情况，错误认定徐东来拖欠邵慧借款1000万元。6.邵慧与徐东来存在多笔借款合同关系，有的未约定，有的约定不明确，有的约定无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年利率24%系错误的。7.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已调整至4倍LPR，超过该利率支付的利息为违法债务，即使要认定徐东来的利息，也应该按照2020年8月公布的最新规定。二、关于徐慕忠为共同借款人，系错误观点。1.据合同的相对性，邵慧借款的相对方是徐东来，不是徐慕忠，收款使用都是徐东来而非徐慕忠。2.徐慕忠与邵慧账目往来都是单独的，在本案中有多份证据证明了他们的账目往来并非通过徐东来进行，而是独立进行的。3.徐慕忠提供了徐东来的账户的目的是帮邵慧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福利房，公司是委托徐东来代邵慧办理购房手续。4.邵慧在徐慕忠出具《收条》后又与徐慕忠进行了对账，该《收条》与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对账的账目不符。5.徐东来收到邵慧2000多万元，不是1000万元，该《收条》并没有注明该1000万元的款项是借款或者是欠款，如果仅从收款的角度是无法证明徐慕忠为共同借款人的。6.徐慕忠出具1000万元的《收条》是基于与邵慧共同炒股的目的，后邵慧曾经支付过300万元给徐慕忠，徐慕忠要求邵慧继续支付700万元，邵慧没有支付，徐慕忠将收到的300万元退还给了邵慧，可见该1000万元《收条》是出于炒股的目的而出具的。上诉人徐慕忠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粤0303民初13491号民事判决，并驳回邵慧对徐慕忠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邵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并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一、徐慕忠与邵慧之间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与邵慧与徐东来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无关。1、徐慕忠向邵慧出具的一千万元收条是准备合作炒股的，与徐东来与邵慧借款无关。邵慧原本与徐慕忠关系较好，有过多次经济往来，在一起有过开办公司、炒股等共同投资行为，甚至邵慧至今还拖欠徐慕忠开办公司的投资款。2017年5月11日，徐慕忠与邵慧协商集中资金优势共同炒股，邵慧愿意出资一千万元，基于以往的彼此信任，徐慕忠向邵慧出具了一千万元的收条。但事后邵慧并未将一千万元转给徐慕忠，也未将收条退还徐慕忠。2、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金额上，徐慕忠出具的一千万元收条，与徐东来向邵慧借款无关。从时间和金额上看，徐慕忠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金额为一千万元，而在邵慧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出现了多处徐东来与邵慧之间借款时间和金额，与徐慕忠出具收条的时间和金额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邵慧提交的证据中显示，2017年12月1日，邵慧发给徐慕忠的微信中称“己收到30万元，利息什么时候付呢？”这足以证明徐慕忠出具的一千万元收条与借款是没有关系的。3、徐慕忠提供徐东来账户并提及58.5万元是支付购房款，与徐东来向邵慧借款没有关系。虽然在邵慧提交其与徐慕忠于2018年12月25日的微信记录，显示了邵慧提供徐东来的账户，并提及58.5万元款项。但是，在邵慧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邵慧确认2018年12月25日向徐东来账户转出的58,5万元是支付购房款，非本案往来款。4、徐慕忠并未与邵慧就徐东来向其借款的利息沟通结算，邵慧就徐东来借款也未向徐慕忠催要利息。正因为徐慕忠与邵慧之间存在多种经济往来，邵慧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徐慕忠与邵慧就徐东来借款利息沟通结算过，也不能证明邵慧就徐东来借款向徐慕忠催要利息。在邵慧提交的2017年5月16日微信记录中，邵慧称“5月10日收到150万本金和47.25万元利息”，而邵慧又称徐慕忠于2018年5月11日出具的一千万元收条是双方对账后出具的，那么，上述款项有无对账呢？并且，在2017年12月1日，邵慧都声称收到30万元本金，等等。根据邵慧的逻辑，如果其认为徐慕忠要承担还款责任，显然其并未将上述款项从一千万元中扣除。可见，徐慕忠与邵慧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徐东来是没有关系的。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徐慕忠不应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徐慕忠虽然是徐东来的父亲，但是对于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清楚，对于徐东来使用借款情况也不清楚。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均与徐慕忠无关。尽管徐慕忠与邵慧之间有经济往来，包括出具的10000000元收条，但那也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借款合同毫不相干。1、从主体相对性来看，本案借款合同特定主体是徐东来和邵慧，徐慕忠是无关的第三人。主体的相对性，即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具体的说，由于合同关系是仅在特定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只有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非合同关系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另外，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2、从内容相对性来看，本案借款合同权利义务是徐东来和邵慧约定的，徐慕忠对此一无所知。内容的相对性，即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在双方合同中，还表现为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权利义务相互对应，互为因果，呈现出“对流状态”，权利人的权利须依赖于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能实现。从合同内容的相对性可以引申出几个具体规则。一是合同赋予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原则上并不及于第三人，合同规定由当事人承担的义务，一般也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二是合同当事人无权为他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三是合同权利与义务主要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3、从责任相对性来看，本案借款合同违约责任只能在徐东来和邵慧之间发生，徐慕忠不负违约贵任。责任的相对性，即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违反合同的责任的相对性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违约当事人应对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违约后果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第二,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在承担违约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债务人为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既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所必须的。第三，债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国家或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三、根据一审证据显示，徐东来欠款金额为5469500元，其与邵慧之间未约定利息为3分,其与邵慧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1、徐东来尚欠邵慧的借款金额为5469500元。从2016年6月到2017年4月，邵慧共计向徐慕忠支付了款项23500000元，徐慕忠一共向邵慧转款16560500元，向邵慧指定的孙丹账户转账870000元，委托第三人转账600000元，共计转账18030500元，尚欠借款5469500元。2、徐东来与邵慧之间并未明确约定利息为3分。根据徐东来与邵慧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并未约定所有借款利息为3分，并且徐东来并不是定期向邵慧支付借款利息。徐东来与邵慧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只是存在多笔不同时间的借款。这些多笔借款，实际上每笔都是独立的借款合同。徐东来都是向邵慧借了一笔款后，针对这笔借款进行结算。徐东来与邵慧在2017年5月10日的微信中，明确指出了所还款项对应的借款，邵慧用商量的语气询问“利息是3分对吗？”这不仅充分证明了邵慧与徐慕忠约定的3分利息,只是针对2017年5月10日微信聊天中提到的借款事项，与其他时间里的借款没有关系，而且充分证明了邵慧与徐东来每一笔借款都是单独约定利息的，不能看作徐东来与邵慧之间所有的借款约定利息都是3分。3、邵慧因“高利转贷”而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据了解，邵慧借给徐东来的资金可能不是自有资金。邵慧在借款给徐东来期间，有向金融机构有借款行为，尚欠银行贷款。邵慧在套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转而又高利转贷给徐东来。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并且从邵慧多次向徐东来借款来看，邵慧是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来看，邵慧与徐东来之间的多笔借款合同都是无效的。4、邵慧是职业放贷人，其和徐东来之间借贷行为是无效的。《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邵慧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和徐东来有偿借贷行为，而且和包括徐东来在内的其他人之间也有偿借贷行为，邵慧完全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支持徐慕忠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邵慧答辩称：本案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涉案借款本金和利息与事实一致。徐东来已承认涉案出借款项本金为2350万元，其向邵慧转账1656.05万元，但1656.05万元中只有1350万元为本金，其中194.45万元为利息，111.6万元为归还其他款项（详见转账记录序号26、28），故本案未归还本金为1000万元。徐东来与邵慧多次对账（邵慧证据Ｐ63、Ｐ64、Ｐ70、Ｐ92）等，均是按照年利率36%进行的对账，并且基于该对账金额已支付过部分利息。因此本案一审认定借款本金、利息均与事实一致。二、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均可证明徐慕忠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应对涉案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形式上徐慕忠基于对账的基础向邵慧出具收条，自认其借款人身份。2017年5月11日，徐慕忠向邵慧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邵慧借款1000万元，该1000万元是基于涉案款项多次核对清楚的情况下出具的，其已书面形式确认其系借款人身份。2、实质上徐慕忠提供的涉案借款的收款账户，对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对账、并支付利息。2017年1月26日，徐慕忠对200万借款进行了确认（邵慧证据Ｐ168）。2017年5月16日，邵慧将与徐东来的对账（2017年5月10日偿还了借款本金150万元、1000万对应的利息47.25万和尚未支付的利息30万）发送给徐慕忠，并就1000万本金对应的应支付利息与徐慕忠多次进行核实（邵慧证据Ｐ169-Ｐ178）。2017年12月1日，邵慧向徐慕忠主张偿还借款（邵慧证据Ｐ178），当日，徐慕忠指示案外人林丽娟向邵慧支付了利息30万元。3、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徐慕忠也承认1000万元与其有关。2018年7月4日，就涉案借款发生纠纷后，徐慕忠在深圳市山分局招商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其与邵慧之间有资金往来，没有合同只有收据，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投资（邵慧证据Ｐ141）。这里所交代的收据就是指其于2017年5月11日向邵慧出具的收条，其所交代的与邵慧之间的资金往来就包括涉案未偿还的1000万元。三、涉案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邵慧与徐慕忠系校友同学关系，与徐东来系公司的股东关系，邵慧并未向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并且邵慧的出借款项系自有合法财产，不存在向银行借款再转借的任何情形。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徐东来、徐慕忠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除答辩状内容外，补充如下：一、原审判决的第5页倒数第6行，“被告徐东来退还原告多转的1016666元”，事实上应为邵慧退还徐东来的1016666元。二、对于徐东来、徐慕忠所述的徐东来与徐慕忠并非共同借款人，回应以下内容：徐慕忠提供徐东来的银行账号并且在最后的5月11日出具《收条》，在此期间均用徐东来的银行账号接收款项，具有事实上的前因后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三、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2020年8月20日新的司法解释不适用本案的情形，应继续适用原来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四、徐东来、徐慕忠用大量的非涉案款项来举证本应偿还的1000万元借款，有混淆事实。而且，非涉案款项徐东来、徐慕忠已经在其上诉状已经承认了本金，仅仅对1944500元的利息以及有争议的两笔款项91.6万元和20万元，因此，徐东来、徐慕忠继续以新的证据来反驳，无异于前后矛盾。被上诉人邵慧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徐东来、徐慕忠共同偿还邵慧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2136986.3元(以本金10000000元自2017年7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2.判令尹冰洁对徐东来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判令吴飞凤对徐慕忠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判令徐东来、徐慕忠、尹冰洁、吴飞凤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一、邵慧与徐东来均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期间，邵慧共向徐东来提供借款23500000元。徐东来提交银行转账回单，该凭证载明：2015年12月2日至2017年5月16日期间，徐东来向邵慧转账支付17347525元，徐东来主张其中16560500元系向邵慧的还款。另，徐东来主张其向邵慧存在以下还款：2016年8月29日向邵慧指定的孙丹名下账户转款870000元；2017年6月28日委托案外人徐佩英向邵慧转款300000元；2017年12月1日委托案外人林丽娟向邵慧转账300000元。以上还款共计18030500元。邵慧提交其与徐东来的38笔款项往来，主张其中包括为徐慕忠举办高尔夫球赛的花费及结算款207829元(200000元+7829元）、邵慧支付徐慕忠的购房款585000元及徐慕忠退还的多出部分房款79196元、徐慕忠偿还邵慧借款500000元、徐东来退还邵慧多转的1016666元（1000000元+16666元）、徐慕忠、徐东来偿还的其他借款1116000元(200000元+916000元）及非本案借款1900000元等其他款项，属于本案的款项中邵慧向徐东来转账支付23500000元，徐东来向邵慧转账支付15444500元。本案借款实际归还本金13500000元，借款本金剩余10000000元。截至2017年5月16日共支付利息1944500元，2017年6月28日委托案外人徐佩英支付利息300000元；2017年12月1日委托案外人林丽娟支付利息300000元。二、邵慧提交其丈夫案外人曲辛田的账户交易回单，该回单载明2016年2月4日，曲辛田向徐东来转账支付500000元，邵慧主张该款项系其委托曲辛田转账支付的，是对徐慕忠的借款。邵慧提交其出入境记录、银行交易凭证、证人证言，主张12月初及12月中旬，邵慧与徐慕忠去澳门游玩，徐慕忠向邵慧借款1116000元(200000元+916000元）。三、邵慧提交其与徐东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载明双方通过微信进行结算并确认多笔款项往来。其中：2017年4月7日，徐东来称“邵总您好。2月份应付300w利息9w(其中2月26号和2月31号回300w本金，3月8号重新放出）：即1月27号至2月27号200w;1月31号至2月31号100w。3月份目前应付700w利息21w(其中3月27号回本金200w,4月5号与新增150w重新放出）：即2月8号10号至3月8号10号500w;2月27号至3月27号200wo以上应付利息共30w；2017年4月19日，徐东来称“邵总您好。300w3月8号重新放出至4月8号利息9w;新增150w4月5号至17号12天算半个月利息2.25w；500w3月8号10号至4月8号10号利息15w。以上利息共24.25w。”；2017年5月10日，徐东来称“邵总您好。300w4月8号至5月8号利息9w;200w4月5号至5月5号利息6w;500w3月8号10号至4月8号10号利息15w以上利息共30wo，”邵慧询问称“利息是3分对吗？”，徐东来称“是的”；2017年6月9日，徐东来称“邵总您好。300w5月8号至6月8号利息9w;200w5月5号至6月5号利息6w;500w4月8号10号至5月8号10号利息15w。以上利息共30w。”四、邵慧提交其与徐慕忠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载明邵慧向徐慕忠沟通“粵港澳企业家联合会迎新晚会暨徐慕忠先生一杆进洞邀请赛”费用事宜。另2015年12月25日，徐慕忠向邵慧提供徐东来的银行账户，邵慧回复称“转58万对吗？”，徐慕忠称“58.5万”，邵慧回复“好，马上转”；2017年5月16日，邵慧称“4月5日支付，5月10日早上11:47分收到150万本金；5月10日早11:51分到账47.25万利息”、“另上周东东转的30万利息尚未收到”，徐慕忠回复“5月10日早11:51分到账47.25万元利息的支付时间也发过来，以便查银行”；2017年5月16日，邵慧称“利息30万也收到”；2017年12月1日，邵慧称“已收到30万，利息什么时候付呢？”五、2017年5月11日，徐慕忠向邵慧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邵慧10000000元。邵慧主张上述《收条》是双方对账后，由徐慕忠出具的；徐慕忠则主张该《收条》是在邵慧拟转款10000000元给其本人与其一起合作炒股的背景下出具的，但对此徐慕忠未提供证证明。六、邵慧与徐东来均为深圳市前海以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七、徐慕忠与徐东来为父子关系，徐慕忠与吴飞凤为夫妻关系，徐东来与尹冰洁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邵慧与徐东来均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邵慧共提供借款235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借款有无约定利息，借款剩余本金如何确定；二、徐慕忠是否为本案借款共同借款人；三、尹冰洁、吴飞凤是否应为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徐东来抗辩称其与邵慧之间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已还款项均为偿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邵慧与徐东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借款利息明确约定为3分，且徐东来定期向邵慧支付借款利息，故对于徐东来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邵慧与徐东来存在多笔的款项往来，关于徐东来的还款情况，邵慧的主张有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剩余10000000元，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借款利息已经支付至2017年7月10日。关于焦点二，徐慕忠抗辩称其出具的《收条》与邵慧和徐东来之间的经济往来无关，该收条出具的原因是邵慧拟转款10000000元给徐慕忠与徐慕忠一起合作炒股，但徐慕忠出具该收条后，邵慧实际并未向徐慕忠支付该1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邵慧与徐慕忠的微信聊天记录，徐慕忠向邵慧提供徐东来的银行账户并指定邵慧向该账户支付款项，徐慕忠与邵慧就本案借款的利息也有沟通结算，且邵慧就本案借款亦向徐慕忠催要利息。结合徐慕忠出具的收条，可以认定徐慕忠也是本案借款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三，邵慧主张徐东来、尹冰洁系夫妻关系，双方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吴飞凤、徐慕忠系夫妻关系，双方亦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故尹冰洁、吴飞凤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涉及金额较大，邵慧没有证据证明尹冰洁、吴飞凤对借款事实知晓并同意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对于邵慧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徐东来、徐慕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邵慧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7年7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邵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945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徐东来、徐慕忠共同负担。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除徐东来退还邵慧多转的1016666元（1000000元+16666元）应为邵慧因记忆错误多转给徐东来1016666元（1000000元+16666元）外，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邵慧主张其出借给徐东来、徐慕忠的款项为自有资金，其为企业主，其与其丈夫以及两人开办的公司除房款贷款外，并未向金融机构贷款。二审审理期间，徐东来、徐慕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深圳市保障性住房认购协议书。证据2、深圳中海地产有限公司2016年1月4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据1、2共同证明：徐慕忠向邵慧提供徐东来的银行账户，是因为邵慧购房所需，与本案诉争的借款关系无关。证据3、徐慕忠与邵慧聊天记录。证据4、徐慕忠于2017年6月28日向邵慧出具的借条。证据3、4共同证明：1.徐慕忠向邵慧出具的1000万元的《收条》，是其与邵慧合作炒股而出具的，邵慧曾于2017年6月28日向徐慕忠支付炒股款300万元，因后续的700万炒股款未及时到位，徐慕忠于2017年9月12日将该笔款项返还邵慧；2.徐慕忠与邵慧间的经济往来并非通过徐东来账户；3.根据徐慕忠与邵慧的交易习惯，若二人间的往来资金确实落实到位，至少应记载转账账号等重要信息。邵慧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的涉案金额无关。对证据3聊天记录，确实有这样的对话，但对于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收条》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收条》与徐东来、徐慕忠二审提交的证据第7页转账凭证（交易时间是2017年6月28日，摘要是其他借款）以及徐东来、徐慕忠当庭核实的原件中有一张是2017年9月12日归还的转账凭证。证明徐东来、徐慕忠提交的都是非涉案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二审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徐慕忠是否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二、邵慧出借的款项有无约定借款利息。关于焦点一，根据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分析，徐慕忠不仅在2017年5月11日向邵慧出具的《收条》，载明其收到邵慧1000万元，且其在此前与邵慧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徐慕忠也提供了徐东来的账户要求转账，亦就本案借款的利息与邵慧进行沟通，故一审认定徐慕忠作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徐慕忠在二审提交了证据主张其向邵慧出具的1000万元的《收条》，是其与邵慧合作炒股而出具的，但其提交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认购协议书以及收款收据仅能证明认购协议书双方之间的购房合同关系，聊天记录与收条亦不能证实与本案的款项存在关联性，双方存在合作炒股的事宜。因此，一审认定徐慕忠与徐东来作为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徐慕忠相关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邵慧和徐东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邵慧和徐慕忠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显示双方对多笔借款的金额、出借的期限，应当支付的利息进行确认，并且邵慧提供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证实其收到聊天记录中涉及的相关款项。由此可见，双方对借款的利息为每月3分是知晓并明确的。徐东来上诉双方不存在利息的约定，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常理，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徐慕忠在2017年5月11日向邵慧出具《收条》后，徐东来又委托案外人在2017年6月28日支付邵慧300000元，在2017年12月1日支付邵慧300000元，原审将其认定为《收条》出具后徐东来、徐慕忠支付的两个月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徐东来申请本院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征信中心调取邵慧持股的一人有限公司深圳市慧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邵慧、邵慧丈夫曲辛田自2016年5月1日至今的贷款记录，以此证实邵慧的出借资金非自有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本院认为，即使调取该证据，假设存在上述人员向金融机构贷款的事实，亦无法证实其向金融机构所贷款项为本案的出借款项，以此亦无法证实徐东来的主张，故本院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徐东来上诉主张邵慧为职业放贷人，但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在本案中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徐东来、徐慕忠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989元，由上诉人徐东来负担43044元，徐慕忠负担1119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丁    婷审判员 何  万  阳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玉兰（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