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4156号原告：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炮局头条**风林火山青年旅舍**。法定代表人：李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军，天津嘉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群荟，女，该公司职员。被告：王文警，男，1997年1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丽美，北京安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王文警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军、颜群荟、被告王文警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丽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11月6日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12552．30元；3．被告承担诉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原告未曾与被告建立过任何劳动用工关系。2019年6月5日，被告受雇于郑州某曼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曼公司）期间，在某曼公司郑州仓库整理机器设备时因违规操作致使手部受伤，当时某曼公司支付的全部医疗费用、护理费用。因此，被告与某曼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首先，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虽于2019年9月15日、2019年10月16日曾向被告转款2665．55元、3381．86元，但该款项并非是原告向被告发放的2019年8月和9月的工资，而是原告受某曼公司销售经理王某丽的委托代为支付的劳务费用（因某曼公司与原告素有业务往来）。其次，李乙虽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转款的行为并不能说明是原告公司行为，应是其个人行为。另外根据被告提供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该记录明确载明给被告缴纳2019年6月至9月期间社会保险的单位系北京某禄世纪汽车配件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某禄中心），某禄中心与原告系不同的用工主体。2．被告受伤的地点是某曼公司仓库，支付其医疗费和护理费的也是某曼公司，指派被告工作、监督管理被告工作的也是某曼公司销售经理王某丽。根据国家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某曼公司应是用工主体。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支付二倍工资。被告王文警辩称，一、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1．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向被告转账是事实，该笔款项性质即为工资。首先，从转账时间来看，2019年9月15日和2019年10月16日均为每月中旬公司定期给员工发放工资的时间；其次，从转账金额来看，与被告工资水平相符，且金额精确到分，符合公司计算工资数额的习惯；再次，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除了工作关系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综上，应当综合考虑两笔转账应为工资，不能因为是个人账户发放即视为个人行为，况且原告并未对上述款项的性质和支付原因做出合理解释。2．原告关联公司某禄中心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系某禄中心的自然人股东（占股50%），说明原告与某禄中心属于关联公司。某禄中心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却为被告缴纳了2019年6-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显然是代原告履行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且关联公司代缴社会保险的情况在实务中也很常见。3．被告服从原告安排，并受原告管理。原告经销欧款商用车及客车进口零部件，在全国多地设有办事处。被告于2019年4月9日通过原告招聘入职，岗位为库管，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6月2日被告被派往郑州出差运送货物，因搬运汽车发动机受伤，休病假至8月12日。8月14日原告派被告到天津工作，直到10月1日被告因手不舒服未再出勤。被告在工作期间，听从原告的安排，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原告天津办经理张某均有聊天记录，说明原告在郑州、天津设有办事处，被告到郑州、天津出差均是受原告管理，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某曼公司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某曼公司为业务合作伙伴关系，被告受原告指派于2019年6月5日到某曼公司仓库整理机器设备，有原告对外发布的信息及被告6月3日及7日往返北京与郑州之间的车票为证，说明原告在全国多地设有办事处，被告在某曼公司仓库工作的性质为出差。某曼公司为被告支付的医疗费和护理费，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垫付的，不能因此说明被告与某曼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同意仲裁认定的事实及结果，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双方认可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于2019年9月15日和2019年10月16日分别向王文警汇款2665．55元及3381．86元。对上述事实，原告主张受某曼公司委托向王文警发放的劳务费，而王文警主张是工资。双方认可某禄中心于2019年6月至10月为王文警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对上述事实，原告主张是某曼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提供了缴纳证明（包括5个月的缴纳记录）、某禄中心的证明及某曼公司和某禄中心的营业执照。某禄中心证明内容为：“某禄中心与某曼公司为关联公司，系同一法定代表人，为方便某曼公司职工享受大城市社会保险待遇，故某禄中心已代理某曼公司为所属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王文警和张某飞。某曼公司系实际用工主体”。某曼公司和某禄中心的营业执照上均显示李甲为法定代表人。王文警不认可某禄中心代某曼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提供的某禄中心工商信息中载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乙为某禄中心自然人股东，出资比例为50%，认为应为某禄中心代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与王文警之间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原告主张王文警系某曼公司员工，与某曼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1、某曼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王文警，2019年6月2日经人介绍入职我公司郑州仓库，从事库工工作，直属上级领导为我公司仓库主管王某丽，2019年6月5日在搬运机械设备时受伤，均系我公司支付的全部医疗费用，计24000余元，王文警在工作期间，系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待遇。每月15日发放上月工资。2019年8、9月工资，因王文警受伤尚未康复且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公司领取工资，故我公司委托公司业务户经理李乙代为支付王文警2019年8、9月工资款。另王文警在我公司工作期间受伤，我公司愿承担因此产生的责任，绝不回避”。2、仓库主管王某丽的劳动合同，证明王某丽系某曼公司职工。3、张某的劳动合同，证明张某与某曼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王文警受伤期间的诊断证明及医药费支付凭证。5、支出凭证，有2019年4月、6月、7月工资支付情况。王文警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不认可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证据4、5的真实性。王文警认为2019年4月至11月6日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1、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李乙、张某分别与王文警的对话。2、车票。原告不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车票的真实性。2019年11月6日，王文警申请至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与原告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20年1月7日，仲裁裁决：1．王文警与原告于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王文警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9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2552．30元；3．驳回王文警其他申请请求。原告不服裁决结果，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某曼公司的情况说明及某禄中心的证明，证明某曼公司认可王文警系其员工，且委托某禄中心为其员工王文警和张某飞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还提供了王文警庭审中陈述的对其管理人员王某丽和张某的劳动合同，证明王某丽和张某均为某曼公司员工。某曼公司在王文警受伤后，支付了医药费。综合上述证据，证明王文警与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文警仅提供了李乙的两笔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即主张与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本院无法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王文警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无需支付王文警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552．30元。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通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谢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