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12972号原告：闫桂顺，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凯城，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成松，男，196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通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平，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桂顺与被告任成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桂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凯城，被告任成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桂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41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41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4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自2011年起陆续向原告借款141万元，经多次出具借条，最终于2019年7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确定累计借款金额为141万元，并约定于2020年7月19日之前还清，同时约定了管辖法院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现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满，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任成松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41万元不是借款，借条中的签字是被告所签，但并未实际交付被告，被告并未受到原告所谓的任何借款，除了是被告的签字，其他内容均为原告所书写，原告应当证明该款项已经支付被告了。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条显示，自2011年开始向原告借款，陆陆续续向原告借款，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在被告未偿还原告任何借款的情况下，原告怎么可能陆续借款并长达10年之久向被告继续借款，数额达到上百万，这不符合常理，因此原、被告之间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借贷关系，原告也没有实际交付141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提交任何的支付证明，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20日，任成松向闫桂顺出具《借条》，载明：自2011年至今，借款人任成松向闫桂顺借款，截止今日尚拖欠141万元整尚未归还，以上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任成松已收到，双方约定上述借款于2020年7月19日之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任成松愿承担法律责任，以前借条作废，以此借条为准，双方约定如产生纠纷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债权人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均由债务人承担。根据双方的陈述，在2019年借条出具之前，2018年7月20日，任成松也向闫桂顺出具过类似内容的《借条》，《借条》内容为：自2011年至今，借款人任成松向闫桂顺借款，截止今日尚拖欠141万元整尚未归还，以上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任成松已收到，双方约定上述借款于2019年7月20日之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任成松愿承担法律责任，以前借条作废，以此借条为准，双方约定如产生纠纷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闫桂顺主张该141万元的交付包括：2011年3月24日出借12万元（银行流水显示当日闫桂顺的账户现金支取12万元）；2011年8月28日其儿子结婚收到礼金38万余元都出借给了被告；2011年9月9日给被告4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当日闫桂顺的账户现金支取40万元）；2013年12月25日原告孙子满月收到20万礼金借给被告；2014年1月7日出借208000元（银行流水显示当日闫桂顺的账户现金支取208000元）；2015年4月28日收房租35万元借给被告；2016年3月21日出借1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当日闫桂顺的账户现金支取61000元，除该取款外，其称剩余39000元为家中自有资金）；2016年12月16日出借15万元（银行流水显示当日闫桂顺的账户现金支取118000元，除该取款外，其称剩余32000元为家中自有资金）。关于还款，闫桂顺称任成松陆陆续续还了部分，最终在2018年7月汇总后结算出具的《借条》，在2019年7月20日又再次出具了借条。闫桂顺称其资金主要来源为收房租，拆迁之前每年房租收入近百万元。除上述款项外，双方的转账记录包括：2014年2月28日，闫桂顺向任成松转账12万元，2014年3月7日，闫桂顺向任成松转账75000元，2016年12月30日，任成松向闫桂顺转账20万元。任成松主张双方仅存在该几笔共计195000元的借款，已经还清。此外，任成松在2013年12月19日向闫桂顺转账5万元，2015年1月24日向闫桂顺转账20万元，2018年8月16日通过其女儿任莉莉的账户向闫桂顺转账5万元，闫桂顺认可收到该30万元，但称与本案的借款无关，任成松称该30万元系其有宾馆要拆迁，闫桂顺称有关系可以让其多拿拆迁款，所以给其支付的30万元。除2018年和2019年的金额为141万元的借条外，在2017年8月20日，任成松向闫桂顺出具《借条》，载明：今有任成松向闫桂顺借到9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1年，约定于2018年8月19日前还清。在2017年8月30日，任成松向闫桂顺之子蔺继平出具《借条》，载明：今有任成松向蔺继平借款51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约定于2018年8月29日之前还清，任成松称2018年和2019年借条中的141万元即为2017年该两张借条的叠加。关于出具借条的原因，任成松称是因为拆迁托原告办事，原告怕其后悔，所以打得现金出借的借条，但后来拆迁的事没有办成，房屋在今年也被强拆了。电话录音显示，闫桂顺在2020年7月26日向任成松致电称其要换车问任成松能否还钱，任成松在录音中称因拆迁没有得到赔偿正在诉讼，现在没有钱还，闫桂顺询问是否重新出具借条，任成松称过完节再说，可以重写。另查，闫桂顺为提起本诉，与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代理费为45000元，转账记录显示，2020年7月29日闫桂顺向该所转账5000元，2020年9月8日，闫桂顺向该所转账40000元，该所在2020年9月9日向闫桂顺开具了金额为45000元的增值税发票，服务名称为“*诉讼代理*诉讼代理”。上述事实，有借条、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电话录音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等情况，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存在。本案中，任成松虽称《借条》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托原告办事而出具的具有好处费性质的款项凭证，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陈述的意见未达到“作出合理说明”的标准。从闫桂顺的举证来看，首先其账户内具有大额资金的转入、转出或者购买理财的记录，且账户中确有较多取款记录，具备出借大额现金的经济能力和条件；其次，从任成松的行为来看，其不止一次出具《借条》，反复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做出确认的后果；再次，从电话录音中也可以看出，任成松对于闫桂顺主张的款项金额并未否认，仅称暂没有钱偿还并非不同意该金额或者不存在该债务，同意再次出具《借条》进行确认，因此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闫桂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任成松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的事实。关于逾期利息一节，2019年7月20日的《借条》中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为2020年7月19日之前，故其应当自2020年7月20日起支付逾期利息，闫桂顺主张按照LPR的标准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闫桂顺主张的律师费一节，双方在《借条》中约定“债权人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均由债务人承担”，故闫桂顺要求任成松承担律师费具有合同依据，且案涉律师费的金额并未过高，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任成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闫桂顺借款141万元及支付以141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二、任成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闫桂顺律师费45000元。如果任成松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57元，由任成松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姚小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 耀书 记 员 张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