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103行初67号原告储恩华，女，1962年8月2日出生，汉族，辽宁省肿瘤医院护士（已退休），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万辉（储恩华丈夫），195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华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已退休），住址。被告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法定代表人王大南，该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畅，该厅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储恩华不服被告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储恩华诉称，一、（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具有可诉性。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理的“行政行为”范畴。1、依据最高法院案例：（2018）最高法行申6244号《行政裁定书》的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可以依法中止复议程序，待中止事由消失后继续复议程序。一般而言，该中止行为仅是复议程序中的过程性行为，并非最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也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最终发生法律效力和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系中止事由消失后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因此，复议机关中止复议程序的行为一般不属于行政诉讼应当受理的“行政行为”的范畴，除非该中止行为直接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依法寻求救济的权利。因此，（2020）3号《中止通知书》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原告依法寻求救济的法定权利。因此，具有可诉性。2、《申请表》行政行为是由：参保单位意见、参保单位主管部门意见、行政部门审核意见三个阶段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所构成、并且缺一不可。因此，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填写、呈报具体行政行为，经过参保单位主管部门意见阶段作出复核、确认、申报具体行政行为后，成为了行政部门审核意见阶段作出使《申请表》行政行为成为最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并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具体行政行为的唯一依据。所以，被告具有复核、确认、申报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的法定职责。因此，本案针对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显示原告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申请表》行政行为中作出的填写、呈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被告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被告并未对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依法进行审查。却错误地以“因该行政复议案件审理需要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为由，作出（2020）3号《中止通知书》中止本案复议程序审理。而所谓的“其他案件尚未审结”并非是本案复议程序中可以依法中止复议程序的法定中止事由；也并非是本案复议程序中的过程性行为；更与本案复议程序并非是同一行政主体就同一复议申请事项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因此（2020）3号《中止通知书》实际上直接影响、剥夺、侵犯了原告“从2017年9月起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法定权利，造成原告长期乃至永久得不到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救济的途径，寻求获得行政救济的权利，依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寻求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2020）3号中止通知书不但违反了“一行为一诉、诉判一致、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造成司法程序空转司法资源浪费。更直接损害了《行政复议法》受理程序的公正性，违背了《行政复议法》的公平、正义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因此（2020）3号《中止通知书》具有可诉性，依法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范围，也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判决责令被告审理本案复议程序。二、（2020）3号《中止通知书》认定事实不清楚、不真实、不准确。1、因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显示原告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申请表》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作出的填写、呈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向被告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被告却拒绝对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依法进行审查。却以行政部门审核意见阶段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参保单位意见阶段被申请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依据。本末倒置、违反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作出（2020）3号《中止通知书》中止本案复议程序审理，实际上直接使原告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法定权利，被丧失和被剥夺，造成原告实体权利未能有效获得保护。因此，本案审查焦点是：依法对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的填写、呈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依法进行审查。无须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复议程序审理的依据。2、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供的辽人社（2017）99号文第二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参加省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的审核确认……”之规定，明确授予省人社厅具有对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条件进行审核确认的法定职权。因此无须审查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参保单位主管部门意见阶段是否具有对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条件进行审核的法定职权。也无须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复议申请审理的依据。3、原告于2020年3月27日收到（2019）辽行申1401号《行政裁定书》告知“省人社厅在《审批表》作出最终审批意见，同意储恩华于2015年8月退休，从2015年9月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省人社厅作出的退休审批行为才是对储恩华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因此，无论被告如何将本案复议案件的审查焦点“甩锅”给审查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申请表》行政行为中是否具有行政审批权限。也无论被告如何将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混淆为或等同于行政审批审核职权。都无法改变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和主管部门意见阶段并不具有行政审批审核职权的事实，而这一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本案审查的焦点并非是参保单位意见阶段是否具有行政审批审核职权。4、2020年8月7日生效的（2019）辽0105行初381号《行政判决书》审理查明：《审批表》记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批意见栏”注明“同意该人于2015年8月退休，从2015年9月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并加盖“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退休审批专用章”。但是，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批意见并非等同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批意见。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09〕24号文，撤销了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新设立了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制作的《审批表》行政行为也随之被撤销作废无法律效力，变更为省人社厅制作的《审批表》行政行为。因此，2015年11月3日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显示原告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并且已经作废无法律效力的《审批表》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效力。生效的（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告知“省人社厅确认《申请表》效力覆盖了《退休费表》《审批表》”。就是说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退休费表》与《审批表》行政行为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和，等同于在《申请表》行政行为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已经作废无法律效力的《审批表》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无法律效力。导致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申请表》行政行为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无法律效力。因此，应当将判决责令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申请表》行政行为中，重新作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本案审查的焦点。而无须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复议程序审理的依据。5、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适用依据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之规定，但凡具有一点点一般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知识的人，都会认为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显示原告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申请表》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诸多情形，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和适当性。被告应当依法确认违法，依法确认撤销，依法确认责令参保单位意见阶段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不是作出（2020）3号《中止通知书》。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之规定，（2020）3号《中止通知书》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诸多情形，根本不具有合法性。请求法院依法判决（2020）3号《中止通知书》违法，依法判决撤销，依法判决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作为本案审查焦点。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通知书。1、2018年年初，原告向省人社厅提供了2015年11月3日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显示申请人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退休费表》《审批表》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到的可以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为了纠正和变更《退休费表》《审批表》行政行为中，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主管部门意见阶段、审批部门意见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8年3月12日，省人社厅向被告发出《关于商请解决省肿瘤医院储恩华信访有关问题的函》告知：“特商请贵委对储恩华同志提供的新的证明材料进行核实认定，如有新的认定结论，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程序”，释明若要纠正在显示原告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退休费表》《审批表》行政行为中三个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前提是，需要被告在《退休费表》《审批表》行政行为中，履行法定职责重新作出主管部门意见阶段具体行政行为，为省人社厅启动行政审批程序纠正和变更原告“从2015年9月起领取基本退休费或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提供行政审批依据。也释明了省人社厅具有最终退休审批的行政职权。因此，无须将“寻找确认”审批原告退休的责任主体，作为本案审查焦点。也无须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复议程序审理的依据。2、省人社厅于2018年4月27日向原告出具的《关于储恩华同志信访情况说明》释明：“储恩华同志：2015年11月我厅依据省肿瘤医院和省卫计委的退休审批材料，对您办理了相关的退休核准手续，关于退休年龄的认定以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组织认定意见为准。如您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有新的认定变化，我们将依据相关规定为您办理变更手续”。因此，所在单位（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和主管部门意见阶段在显示原告身份证号码栏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与出生日期栏记载的1960年8月2日不一致的《退休费表》《审批表》行政行为中，是依据原告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的组织认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认定也是审批部门意见阶段启动行政审批程序作出使《退休费表》《审批表》行政行为成为最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并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因此，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和主管部门意见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起因，而审批意见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结果，既起因与结果的关系。但是，起因决定结果的形成，并非等同于结果。而结果并非决定起因的形成，也并非等同于起因。因此，本案应当将“省肿瘤医院提供的并且经过省卫计委复核、确认、申报的退休审批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审查焦点。而无须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复议程序审理的依据。3、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出生日期认定作出的明确规定：（1）中组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第一条规定：“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2）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问答》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对干部出生日期造假进行纠正和重新认定的基本原则第二项，最先最早原则：“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是指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早形成材料记载的出生日期”；（3）原劳动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规定“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4）《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以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出生证明，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5）《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6）《公安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劳动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居民身份证使用、核查工作的通知》（公发［1992］21号）第三条第（六）项规定身份证：“办理聘用、雇佣和离退休手续，进行劳动力管理，申请社会保险”；（7）《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因此，无须将“寻找确认”原告退休时间认定的责任主体，作为本案审查焦点。也无须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复议程序审理的依据。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之规定，原告具有证明参保单位提供的并且经过主管部门复核、确认的退休审批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1、户籍档案证据：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以出生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之规定，由于原告出生的年代我国并未全面实行出生证明管理制度。因此，原告的出生日期依法应当以《居民身份证》或户籍登记记载的1962年8月2日为准：1979年1月6日公安机关依法查证、核实、确认原告的《迁移证》户籍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1月19日公安机关依法查证、核实、确认原告的《落户呈报表》户籍记载的年龄为18岁；1月20日公安机关依法查证、核实、确认原告的《市外迁入人口登记表》户籍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2018年2月26日公安机关再次查证、核实、确认原告户籍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上述户籍档案均证明了：1979年1月公安机关已经依法查证、核实、确认原告户籍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并且与户籍档案记载的年龄为18岁是相同的、一致的。2、最早人事档案证据：1979年1月19日由省肿瘤医院、被告、省人社厅在共同作出的组织认定《调回插队干部家属审查表》，依法确认原告的最早人事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1979年4月2日由省肿瘤医院、被告、原省革委会在共同作出的组织认定《中学毕业生留城证明》，依法确认原告的最早人事档案记载的年龄为18岁；1979年4月10日由原告填写的《入学登记表》记载的出生日期，与1982年4月10日由省肿瘤医院组织认定依法确认审批的《毕业鉴定表》记载的出生日期都是1962年8月2日；1979年12月24日由省肿瘤医院、被告、省人社厅在共同为原告补办的入职手续《新职工登记表》，依法确认原告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并且与同日由省人社厅为原告补发的《录用通知书》依法确认原告的年龄为18岁是相同的、一致的。上述最早人事档案均证明了：1979年经组织认定依法确认原告最早人事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并且与申请人最早人事档案记载的年龄为18岁是相同的、一致的。3、最先最早原则：根据中组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文第一条“在办理干部录用、任免等事项时，要对干部的出生日期进行认真核对，确保无误。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之规定；根据中组部《关于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问答》第一条第三款：对干部出生日期造假进行纠正和重新认定的基本原则第二项最先最早原则：“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是指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早形成材料记载的出生日期”之规定。虽然原告户籍档案形成时间早于人事档案形成时间。但是经过公安机关依法确认的原告户籍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却与经过组织认定依法确认的原告最早人事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是一致的、相同的，都是1962年8月2日或年龄为18岁。因此原告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或年龄为18岁，是证明参保单位提供的并且经过主管部门复核、确认、申报的退休审批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4、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之规定；根据原告与参保单位依法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编号为00073《聘用合同》，记载原告出生日期为1962年8月2日，双方依法约定《聘用合同》终止履行日期为2017年8月2日。都是证明原告具有从2017年9月起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法定权利的证据。也是参保单位意见阶段作出原告“从2017年9月起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五、（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程序违法。1、本案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主体是省肿瘤医院，而被申请行政复议事项是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申请表》行政行为中，作出的填写、呈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一行为一诉、诉判一致、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2020）3号《中止通知书》认为的“因该行政复议案件需要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被诉行政主体并非是本案的行政主体。被诉的行政诉求事项也并非是本案行政复议事项。因此，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并非需要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审理依据，而此依据并非是审理本案复议程序中可以依法中止复议程序的法定事由，也并非是审理本案复议程序中的过程性行为。却是直接影响、剥夺、侵犯了原告“从2017年9月起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法定权利的违法行为。2、原告申请被告对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申请表》行政行为中作出的填写、呈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适当性依法进行审查，属于行政行为范畴，所有过程都是在行政系统内部依法进行。因此，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属于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救济的途径，寻求获得行政救济的权利。被告应当依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及行政复议程序受案审理。但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被告要同时审查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并按照《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在行政复议审查范围内坚持“有错必纠”以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但是，被告根本没有对参保单位意见阶段在《申请表》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而“一行为一诉、一诉一判、诉判一致、不告不理”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由于原告并未将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求。因此，人民法院对与本案无关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所作出的判决结果，绝不可能成为本案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依据。因此（2020）3号《中止通知书》的中止理由并不成立，并且明显不当。属于被告将审理本案行政复议程序与法院对其他行政诉讼案件所实施的司法监督，混为一谈，程序违法。3、原告于2019年11月26日向被告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是省肿瘤医院。但是，原告仅唯一的向被告提出过本案行政复议申请，而从未因同一行政主体就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事项向其他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也从未因同一行政主体就同一行政诉讼请求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更未因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就原告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事项作出实体行政复议决定后，原告又就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事项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此，（2020）3号《中止通知书》认为“该行政复议案件审理需要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理由并不成立，并且明显不当，既无证据，又无法律依据。却违反了“一行为一诉、一诉一判、诉判一致、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是将本案被申请行政复议案件的行政主体和申请行政复议事项，与并非是同一行政主体，也并非是同一行政事项案件的审理“混为一谈”，因此（2020）3号《中止通知书》程序违法。4、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和第31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之规定，被告于2019年11月26日在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后的五日内并未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属于被告行政复议管辖范围，已经依法受理。被告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的六十日之内并未依法完成对涉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适用性的审查，也并未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其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被告于2020年2月4日作出的（2020）3号《中止通知书》程序违法。5、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之规定。原告于2019年11月26日向被告依法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在2019年12月4日（未在五日内）向原告送达辽卫行复补通字（2019）6号《补正通知书》，原告于12月8日向被告提供补正材料。因此，辽卫行复补通字（2019）6号《补正通知书》程序违法。六、（2020）3号《中止通知书》主要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之规定。被告并未提供作出（2020）3号《中止通知书》时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本没有可以证明（2020）3号《中止通知书》合法的证据。因此，该中止通知书在作出之时起就已经不具有合法性，就已经直接影响、剥夺、侵犯了原告“从2017年9月起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法定权利。依法应当视（2020）3号《中止通知书》既没有事实证据，又没有规范性文件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七、（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适用法律不正确，存在错误。被告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1条第1款第7项（七）“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之规定为由，作出（2020）3号《中止通知书》中止本案行政复议程序审理的理由并不成立，并且明显不当。属于随意乱用法条，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存在错误。因为，原告从未向其他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过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也从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过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根据“一行为一诉、一诉一判、诉判一致、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只对原告依法提起的行政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行政判决或裁定。因此，本案行政复议申请根本不需要以人民法院对与本案毫无关联的其他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审理依据。综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的行政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也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因此，原告请求依法判决（2020）3号《中止通知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判决撤销，判决责令被告依法审理本案行政复议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护原告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救济的途径，寻求的行政救济的权利。虽然，本案的公平、正义已经迟到。但是，原告始终坚信公平、正义在人民法院决不会缺席。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辽卫行复中止字（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予以依法撤销。依法判决责令被告对原告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一、案件事实。2019年12月10日，省卫健委收发室收到储恩华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申请人储恩华请求省卫健委确认辽宁省肿瘤医院在储恩华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领取养老金申请表》（以下简称《养老金申请表》）中作出信息准确的意见违法，并要求辽宁省肿瘤医院对储恩华进行相应赔偿。同时，储恩华提交一份辽宁省人民政府出具的《告知书》，告知储恩华如对辽宁省肿瘤医院的《养老金申请表》不服，向直接管理辽宁省肿瘤医院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审查中发现，辽宁省肿瘤医院是否具有退休行政审批权限，是本复议案件的审查焦点。据了解，储恩华因不服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辽政行复字﹝2019﹞11号），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行初26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储恩华的诉讼请求，后储恩华不服上述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案件正在二审审理阶段。上述行政诉讼的审理焦点亦是审批储恩华退休事宜的责任主体问题。因此，2020年2月4日，省卫健委作出《中止通知书》，认为复议审理需要等待上述判决的终审结果，故中止复议审理。同日，省卫健委将《中止通知书》寄送给储恩华。二、答辩理由。（一）建议贵院直接驳回储恩华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只受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本案中，行政复议中止是行政复议的程序性规定，属于过程行为，因复议尚未终结，中止复议的阶段性程序行为并未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在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内，法院应依法驳回储恩华的起诉。另了解，储恩华因不服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的辽政行复字﹝2019﹞110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号为（2020）辽01行初161号，已经以中止通知书不属于受案范围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二）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行政复议中止：（七）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省卫健委具有作出《中止通知书》的法定职权。（三）储恩华认为省卫健委作出《中止通知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储恩华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到，辽宁省肿瘤医院在《养老金申请表》中将储恩华的退休时间填写为2015年8月，但储恩华认为其退休时间应为2017年8月，同时辽宁省肿瘤医院在《养老金申请表》中参保单位意见一栏中填写“以上信息真实准确，现申请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并加盖单位公章，因此储恩华认为辽宁省肿瘤医院对其退休时间的审批有误。省卫健委认为，审理本案的焦点之一为储恩华退休时间的认定审批责任主体的问题。辽宁省人民政府在辽政行复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储恩华是辽宁省肿瘤医院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职务任命由该院批准，退休审批也应该由该院批准，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储恩华退休一事进行审批属于超越职权。现储恩华已经对辽政行复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认为退休事项的审批职权应当在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现案件进行到二审阶段，诉讼结果直接影响储恩华退休审批的责任主体。故省卫健委作出《中止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储恩华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储恩华的起诉或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9年12月9日向被告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邮寄行政复议申请，申请复议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申请人（辽宁省肿瘤医院）在显示申请人（储恩华）2015年8月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领取养老金申请表》中，作出“以上信息真实准确，现申请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参保单位同意意见并加盖印章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判决确认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参保单位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2．请求依法确认因被申请人作出的参保单位同意意见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申请人合法权益遭受到的实际依法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3．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依法补足2015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申请人依法应得的工资收入扣除已经领取的生活费的差额174355.43元，按实际重新核算人依法应该享受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标准，依法补足被申请人应该为申请人依法缴纳的2015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的五险一金53254.56元，依法补足申请人2017年8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依法应该享受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已经领取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差额。被告于同年12月10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于2020年2月4日作出辽卫行复中止字〔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内容为：你对辽宁省肿瘤医院作出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领取养老金申请表》不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因该行政复议案件审理需要以人民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现决定自2020年2月4日起中止该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行政复议中止原因消除后，本机关将恢复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原告不服，起诉来院。另查明，原告向辽宁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请求为：撤销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依法对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给予补偿。辽宁省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辽政行复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辽宁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参保职工退休执审批表中批准原告退休行为。原告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9）辽01行初26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该案正在审理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辽卫行复中止字〔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是否可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行政复议终止：（七）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本案中，被告作出辽卫行复中止字〔2020〕3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属于行政复议程序中的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储恩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给原告储恩华。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红人民陪审员  陈雪松人民陪审员  赵 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张家乐书 记 员  周禹岑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表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