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38民初2136号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谭正海，男，1959年11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巫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志，重庆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陶维翠，女，1950年5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巫溪县。被告：洪传林，男，1974年12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巫溪县。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洪传林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谭正海及其诉讼代理人杨永志、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陶维翠、被告洪传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04年冬月初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中关于房屋、土地、山林转让有效，位于巫溪县通城镇中兴村的房屋归原告所有，现登记在被告陶维翠名下位于巫溪县通城镇中兴村的全部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有效，协议涉及的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事实和理由：2004年冬月初二，原告与被告洪传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的房屋、农村土地、山林转让给原告，其中房屋作价1000元，电力、水井包括土地山林转让费为1500元，共计2500元。签订合同时，时任村支书兼任社长的洪孝平、村主任曹祖春、会计喻大海等作为见证人在场并签字，还加盖了中兴村委会的印章。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签订的双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合同内容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陶维翠农村承包经营户辩称，被告不是卖房屋，陶维翠借了原告2000元无钱归还，便用房屋抵作债务。后来陶维翠想用钱拿回房屋，原告不同意。签协议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2004年签的合同，2010年颁证，如果是转让，为何村社会把经营权证颁发给被告而不是原告。被告洪传林辩称，签订合同是被告洪传林签的字，写的是转包，不是转让。最开始是用房屋抵押的2000元，后面又加了500元的路费。签订协议后，被告洪传林便将母亲陶维翠接到武汉去玩了一年，原告看到被告没有回来，以为被告失踪了，就将转包改成了转让。原告提交的是复印件，合同上是先盖章后写的字。且合同上签字的曹祖春当时并不在现场。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是巫溪县通城镇中兴村4社(原通城乡中华村中华社)的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该社享有承包土地和山林。2004年冬月初二，在时任巫溪县通城镇中兴村村长曹祖春、书记洪孝平、会计喻大海在场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洪传林签订了《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合同约定：“经谭正海与洪传林双方自愿协商，现将洪传林的房屋及电力、水井，卖给谭正海，洪传林承包集体的土地、山林转让给谭正海经营，双方协议如下：一、洪传林的房屋9间，面积依房产证为准，折款1000元，电力、水井、公路等折款1500元，实际成交额2500元，一次交清。二、洪传林的承包集体的所有土地8亩，所有承包集体山林转让给谭正海，给谭正海经营，四界当面点清。其上交给国家集体的税金，按土地计算的由谭正海负担。三、洪传林代表全家5口人，负一切责任，与谭正海无任何干涉。除国家的政策变动而外。”该合同由村会计喻大海执笔，原告与被告洪传林以及村干部洪孝平、曹祖春均在合同上签字，并盖有巫溪县通城镇中兴村村民委员会公章。该合同内容里三处“转让”原本为“转包”，均系书写合同后更改为“转让”。该合同一式两份，原、被告各持一份。原告于2004年腊月初6向陶维翠支付了2500元，另外多支付了100元的加粪费，陶维翠给原告出具了领条。合同签订后，原告搬进了被告的房屋居住，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全部土地山林均由原告耕种、管理、经营至今，税费也由原告缴纳。2010年，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承包土地面积12亩，小地名分别为“漆树塆”、“旺家槽”、“天坑塆”、“大路下”、“菜园塆”。被告洪传林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承包山林面积为62.5亩，小地名分别为“于奇东屋后”、“陆家屋后包”、“毛老鼠塆”。经当庭核实，上述土地、山林与《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载明的土地、山林一致。现被告在巫溪县通城镇通城村1社购买了房屋，并在该社取得了承包土地。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山林系转包还是转让的法律关系。为了证明该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领条、洪孝平、曹祖春的证明、电话录音，拟证明二被告将涉案山林、土地转让给了原告。二被告质证认为《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上的“转让”是事后原告自行修改的，实际应为转包，对领条无异议，对曹祖春的证明和电话录音有异议，认为曹祖春当时并不在现场。二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拟证明涉案土地、山林均颁在了被告名下。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本院依职权对曹祖春、洪孝平二人进行了询问，二人称《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上将“转包”修改为“转让”是在原、被告均在场且同意的情况下由村会计喻大海当场修改，原、被告各自所持协议的内容一致。基于以上证据，本院对该争议焦点认定如下：《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转包”改为“转让”，经签订协议的在场人即时任村主任曹祖春、洪孝平证实系经原、被告同意后由村会计喻大海当场修改，且该合同一式两份，被告也持有一份。二被告只需将其持有的合同提交法庭审查核对便能查明事实，二被告作为合同持有人，应当具有审慎保管合同的义务，其称该合同已被损毁无法提交，该理由无证据予以证实，不属于法定的正当理由，即便合同损毁，也是二被告的过失，应当承担因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就《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中土地、山林的真实意思系转让，而非转包。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经查明，二被告已将承包土地、山林转让给原告，故不能以二被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而认为其享有涉案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虽然被告陶维翠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其收取了原告支付的2500元合同款，并出具了领条，视为其对该合同的认可，曹祖春、洪孝平也证实签订合同时陶维翠在现场且表示同意。故，本院认为，该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将土地、山林转让给原告，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多年，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应当享有涉案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被告洪传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书》有效；二、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享有小地名分别为“漆树塆”、“旺家槽”、“天坑塆”、“大路下”、“菜园塆”合计1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原告谭正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享有小地名分别为“于奇东屋后”、“陆家屋后包”、“毛老鼠塆”合计62.5亩山林的承包经营权；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陶维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洪传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丽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甘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