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再2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厦门丽斯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法定代表人：陈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庹政享，福建北河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晋江万瑞发鞋服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花厅口iv>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明，福建高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珊，福建高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剑顺，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再审申请人厦门丽斯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斯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晋江万瑞发鞋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瑞发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刘剑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4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闽民申28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丽斯达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万瑞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案涉二份合同相对人是丽斯达公司，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2016年1月21日电子邮件内容可知案涉二份合同尚未制作，故不可能在2015年11月20日签订。案涉合同是丽斯达公司履行与刘剑顺《货物代理出口协议》衍生的形式合同，丽斯达公司根据刘剑顺电子邮件提供的资料和要求制作并经刘剑顺确认后盖章。万瑞发公司对实际下单人为刘剑顺及刘剑顺委托丽斯达公司代理出口报关的情况是明知的。万瑞发公司股东丁某陈述“他们（丽斯达公司）只是代理而已，赚一点代理的钱”，即承认知道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之间是出口报关代理关系，也承认案涉货物均为刘剑顺采购下单并与刘剑顺签订生产合同，货款应由刘剑顺支付。2016年11月17日前，万瑞发公司未与丽斯达公司接触过，更没向丽斯达公司催讨过货款，也证明万瑞发公司自始至终知道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之间的出口报关委托代理关系。万瑞发公司应当持有刘剑顺以其本人或香港维尔贸易有限公司名义的生产采购合同或订单。二审法院责令万瑞发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生产采购合同或订单，但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依照法释（20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可以认定刘剑顺为实际买受人。丽斯达公司提供的万瑞发公司股东丁某谈话录音及书面说明函，足以证实案涉货物是刘剑顺下单、万瑞发公司与刘剑顺有签订生产采购合同或采购订单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故合同的相对人是刘剑顺和万瑞发公司。2．原判认定万瑞发公司向丽斯达公司交付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依据不足。出口货物报关单只能证明货物已出口，不能证明就是案涉合同中的货物；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合同协议号”与案涉合同编号并不一致，无法证明关联性，不能证明货物已出口，更不能证明万瑞发公司向丽斯达公司交付案涉合同货物。因案涉合同是货物出口代理协议衍生、签订时间上倒置，时间上及内容上并不具备实际履行条件，而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合同开具，故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证明万瑞发公司向丽斯达公司交付货物。且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是外贸出口代理中的操作惯例，并不能证明万瑞发公司向丽斯达公司交付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3．没有证据证明丽斯达公司有实际收到案涉合同项下的外汇。根据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是否办理外汇核销及退税不作为丽斯达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外汇的依据。”“丽斯达公司仅在收到外汇货款后代为向工厂支付货款。”因此，丽斯达公司不应当承担向万瑞发公司支付案涉货款的责任。4．原判在认定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但却以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为由不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是错误的。 万瑞发公司辩称，1．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合同相对人为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第三人刘剑顺不是买卖关系的相对人，其在本案中没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2．刘剑顺以丽斯达公司的名义与万瑞发公司达成买卖合同，应当由丽斯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3．按照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也可证明应由丽斯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4．假使丽斯达公司声称本案《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系后来所签订，也是其对刘剑顺代表行为的认可，应由丽斯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第三人刘剑顺未作陈述。 万瑞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丽斯达公司支付万瑞发公司货款216199.6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0日，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WR-15xxx-2金额为188299.68元和合同编号为WR-15xxx-3金额为27900元的二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丽斯达公司向万瑞发公司购买休闲鞋，二份合同第七条均约定，供方交货后30天内需方必须付清货款。万瑞发公司于2015年12月19日向丽斯达公司交付上述货物，于2016年1月27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丽斯达公司未能支付货款共计216199.68元。 一审法院认为，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全面履行相应的义务。万瑞发公司已履行了合同确定的义务，而丽斯达公司未履行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故丽斯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万瑞发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丽斯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万瑞发公司货款216199.6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丽斯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万瑞发公司对丽斯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丽斯达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有异议，万瑞发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 二审中，丽斯达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电子邮件（2015.11.23.13：55；2015.11.23.14：05；2015.12.01.09：40）及其附件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装箱清单，证明万瑞发公司一审开庭时当庭提供的三份合同编号为ＷＲ-15xxx、ＷＲ-15xxx、ＷＲ-15xxx《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对应的电子邮件（刘剑顺联系货代抄送丽斯达公司）明确其公司相关出货事宜委托丽斯达公司帮忙操作，客人指定货代明细。附件“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装箱清单”载明该司货物的相关信息。说明丽斯达公司只是受刘剑顺委托代办货物出口报关相关手续，万瑞发公司对此是明知的；2．公证书，证明域名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是刘剑顺于2007年5月24日注册，于2017年7月10日更新为陈某；3．结婚登记申请书，证明刘剑顺与陈某是夫妻关系；4．电信缴费查询单，证明电话号码2893××××户主是陈某。 万瑞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附条件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无法推翻三份购销合同项下丽斯达公司的付款义务，且原审证据已经证明了其履行了付款义务；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公证书所公证的事项是中国新网所查询的结果，中国新网不是我国法定的域名管理机构，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 二审中，丽斯达公司向二审法院提出如下申请：1．依法责令万瑞发公司、刘剑顺提交其双方之间签订的生产合同（包括刘剑顺以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生产合同）；2．依法调取晋江市人民法院（2016）闽0582民初14017号和（2016）闽0582民初14019号案卷材料中刘剑顺与陈某的《结婚登记申请书》；3．依法向晋江市电信局调取电话号码为0595-2893××××的户主为陈某的证明。 二审中，万瑞发公司、刘剑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为了厘清案情，二审法院依法向案外人丁某进行调查，其主要陈述如下：丁某在万瑞发公司任监事，万瑞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某1系丁某的儿子，现法定代表人王某系丁某的岳母。丽斯达公司与万瑞发公司有业务往来，刘剑顺是丽斯达公司的员工，丁某与刘剑顺有业务往来。一审中丽斯达公司提供的说明函除了签名是丁某签的，其余内容不是丁某本人书写的。2016年11月17日，丁某到丽斯达公司催款，丽斯达公司的陈某、杨某问丁某欠的是多少款项，再由丁某这边的员工书写该函，该函下面备注的那句话不知道是陈某还是万瑞发公司员工书写的，丁某不记得该函是整张A4纸还是半张纸。丽斯达公司提供的录音光盘系丁某与丽斯达公司的录音，之前的几单都是票开出去，钱汇回来，最后一单钱没有回来，万瑞发公司才去找丽斯达公司。至于刘剑顺和丽斯达公司的关系丁某确实是不清楚。刘剑顺有下单，万瑞发公司按照下单的来做。 丽斯达公司对上述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如下：丁某陈述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有业务往来违背事实，其称刘剑顺是丽斯达公司的员工与事实不符；万瑞发公司是与刘剑顺及与刘剑顺冠名的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丁某出具的说明函是在其每周都向刘剑顺催讨货款未果的情况下经刘剑顺唆使才到丽斯达公司了解情况，当时丁某是与万瑞发公司的陈姓员工一起去的，该函的内容都是丁某和陈姓员工书写的，根本不是陈某的笔迹；当时是在咖啡厅找的纸张，所以并不是完整的纸张，该张纸的书写与丽斯达公司提供的录音同步，该录音是双方在咖啡厅的谈话录音。丁某陈述因最后一单没有付款才去找丽斯达公司，所以说之前发生的几单都没有找过丽斯达公司，且本案的这一单是在每周催讨无果的情况下才找丽斯达公司了解情况的。万瑞发公司从一开始就知道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是出口报关代理的法律关系，丁某亦承认是刘剑顺直接下单给万瑞发公司，且所下的生产订单由万瑞发公司保管。录音资料及说明函的客观真实性会优于上述调查笔录。 万瑞发公司对上述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丁某调查笔录的陈述予以认可。丁某并不是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直接接洽业务的业务员，对具体的业务细节不是很清楚；在录音中，丁某是以向丽斯达公司催讨货款为目的到丽斯达公司，而不是以重新确认丽斯达公司与万瑞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为目的的面谈，但是丽斯达公司则以录音为目的进行诱导性的交谈，录音当中陈述与刘剑顺有关的内容是丽斯达公司有意为之的结果，并不会改变双方交易惯例和书面合同确认的法律关系的后果。万瑞发公司一直认为刘剑顺是代表丽斯达公司工作，因此万瑞发公司无论是向刘剑顺还是向丽斯达公司催讨货款，其最后的结果都是向丽斯达公司催讨货款。如果丽斯达公司认为因刘剑顺与其之间的代理协议而致使其损失，丽斯达公司可以向刘剑顺主张追偿权利，该协议对万瑞发公司没有约束力。对于本案之前的几单业务往来，丽斯达公司认为因没有找其催讨货款而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万瑞发公司在此之前没有向丽斯达公司催讨货款是因为之前几单没有在款项的支付上产生纠纷。 二审法院认为，对于丽斯达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2，万瑞发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依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丽斯达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3、4，与本案诉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支付并无关联，故依法不予认定，因此对于丽斯达公司提出的第2、3项申请，因与待证事实无关联，依法不予准许。对于丽斯达公司提出的第1项申请，因与待证事实有关联，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责令万瑞发公司应提供其公司与刘剑顺或刘剑顺以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生产合同、订单，但万瑞发公司在指定期限内并未提供上述材料。此外，对于丽斯达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本案依法对丁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二审法院将结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 二审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诉争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以及该合同的相对人应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丽斯达公司现主张诉争两份编号为WR-15xxx-2及WR-153xxx-3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是在2016年1月21日以后盖章，但万瑞发公司不予认可，而丽斯达公司对合同上其公司的公章之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体现其与刘剑顺之间的邮件往来情况，不足以证实其相应主张，故诉争买卖合同关系自2015年11月20日成立。其次，根据上述二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体现合同的需方均为丽斯达公司，现丽斯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之规定，主张因万瑞发公司知道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之间系出口报关代理关系，诉争二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可直接约束刘剑顺和万瑞发公司，故丽斯达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再次，从丽斯达公司原审提供的证据以及二审提供的证据1、2来看，一方面，丽斯达公司陈述所有的电子邮件往来是发生在其与刘剑顺之间，万瑞发公司并不知悉；另一方面，从丁某出具的说明函及其陈述内容，并结合双方的交易惯例及另几份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万瑞发公司有理由相信刘剑顺系代表丽斯达公司进行下单；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丽斯达公司所主张的万瑞发公司知道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之间系出口报关代理关系，对于丽斯达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1、2，无法证实其相应主张。因此，本案诉争两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对人是丽斯达公司，至于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之间的出口报关代理关系，丽斯达公司可另案主张其相应权利。 二、关于丽斯达公司是否应支付诉争货款216199.68元的问题。一方面，从万瑞发公司原审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出口货物报关单所体现的发货单位为丽斯达公司，其中的产品名称及数量与诉争两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相符，且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亦与两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相符，并结合双方另几份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足以证实万瑞发公司已向丽斯达公司交付诉争两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另一方面，现丽斯达公司主张其已支付货款253302.72元，但对此万瑞发公司已在原审提供发票、购销合同、出口报关单，证实丽斯达公司已支付的是另三份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253302.72元。故丽斯达公司应依约支付诉争两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216199.68元。 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的问题。丽斯达公司主张本案因涉及追加当事人、双方在原则意见上存有分歧等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之规定，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之规定，一审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确有不妥，但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期间，丽斯达公司向本院提供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终361号、39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类似案件中，丽斯达公司基于与刘剑顺出口报关代理关系所签订的合同均未认定丽斯达公司为合同当事人，且刘剑顺并非丽斯达公司的员工，丽斯达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万瑞发公司质证认为，两份裁判文书不属于新证据，该两案证据及案件事实与本案并不相同，不具备关联性。 本院审查认为，（2019）闽05民终361号、398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对二审查明的事实，丽斯达公司对万瑞发公司已向其交付案涉货物、丽斯达公司与万瑞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有异议，万瑞发公司对二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二审查明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10月21日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签订《出口合作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业务合作方式为刘剑顺负责寻求出口货物的生产工厂并与工厂确定货物的下单、样品、质量、包装、交货等事宜，而后委托丽斯达公司负责办理与货物出口相关的手续及其他事宜。合同中约定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指定工厂所签的购销合同，直接约束于刘剑顺及工厂，丽斯达公司与工厂没有实际债权债务关系。如刘剑顺指定工厂与丽斯达公司有合同上的纠纷，刘剑顺需承担全部责任。刘剑顺按货物出口报关金额1美元提取0.05元人民币作为丽斯达公司服务费。 本院再审认为，万瑞发公司与丽斯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有万瑞发公司原审提供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及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丽斯达公司主张案涉《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时万瑞发公司已经知道刘剑顺与丽斯达公司之间存在出口报关代理关系，故上述《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直接约束万瑞发公司与刘剑顺，刘剑顺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买受人）。对此，丽斯达公司于原审期间提供了《出口合作协议》、电子邮件、录音光盘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虽然丽斯达公司原审提供的《出口合作协议》、电子邮件体现丽斯达公司与刘剑顺存在出口合作关系且双方在往来的电子邮件中亦有提及万瑞发公司，但并无证据证明万瑞发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对此是知悉的，而丽斯达公司原审提交的录音光盘中案外人丁某关于“他们（丽斯达公司）只是代理而已，赚一点代理的钱”的陈述，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签订时万瑞发公司知晓丽斯达公司系受刘剑顺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万瑞发公司签订该合同，况且万瑞发公司对该录音光盘的真实性并不认可。故，即便案涉货物是刘剑顺以自己的名义向万瑞发公司下单，也不足以证明刘剑顺系案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丽斯达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并认定刘剑顺为案涉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丽斯达公司主张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并非该合同载明的2015年11月20日而是在2016年1月21日之后，但丽斯达公司对合同上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与刘剑顺之间的邮件往来情况亦不足以证明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在2016年1月21日之后，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丽斯达公司另以万瑞发公司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中所载明的“合同协议号”与案涉合同编号不一致为由，对案涉合同项下货物已交付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出口货物报关单中载明的货物数量可与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数量相对应，结合万瑞发公司已向丽斯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原审认定万瑞发公司已向丽斯达公司交付案涉合同项下货物具有相应依据，丽斯达公司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在丽斯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案涉货款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丽斯达公司向万瑞发公司支付讼争货款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的审理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本案并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二审认为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并无不当，丽斯达公司关于本案应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丽斯达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490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庭岗 审 判 员  陈 昊 代理审判员  刘振宇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 助理  陈 婷 书 记 员  陈胜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