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8562号原告：张保军，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鼎，北京市扬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繁强，男，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丰台区高立村**。被告：高广成，男，197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丰台区高立庄村89内**。div>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君，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旭，男，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丰台区高立庄村**。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芬芬，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保军与被告孟繁强、高广成、陈旭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保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鼎，被告孟繁强，被告高广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君，被告陈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芬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保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拆迁补偿款14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孟繁强、高广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2019年1月30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3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如下事实：孟繁强、高广成最初将涉案30亩土地以出租形式交由原告使用，包括租金在内的原告的投入成本，孟繁强及高广成同意分担，故三方在涉案土地上均有投入，并且关于涉案土地所得，三方均应或已有所收益，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2016年，因资金不足，原告、孟繁强、高广成作为一方与被告陈旭签署投资合伙协议，陈旭投资350万元在涉案土地上继续建房经营，因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形成合伙法律关系。2016年底，涉案土地的地上建筑物被政府拆除，补偿款共计1800万元，陈旭于2017年初领取了1100万元，但原告在补偿款中仅取得了340万元的投资成本，根据原告与三被告关于收益分配的约定，陈旭分得50%，剩余50%由原告、孟繁强、高广成平均分配，因此，1800万元中减去陈旭投入的350万元、原告投入的340万元、案外人王**投入的240万元，剩余870万元中陈旭分得50%，剩余50%即435万元应由原告、孟繁强、高广成各分得145万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孟繁强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涉案土地被拆迁后，应得拆迁补偿款是18067007元，拆迁办将部分拆迁款1100万元转账至高广成银行账户，高广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补偿款进行了不合理分配，且至今未向我支付任何补偿款，我是受害人，原告要求我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系主体错误。二、我与原告之间是租赁关系，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如遇国家拆迁，住宅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因为甲方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要求地上物的拆迁所得25%归村委会所有，甲乙双方分得拆迁补偿剩余的75%，各得50%”，并未约定分配时要扣除各方投入的本金，且原告至今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投入金额是340万元，同时，原告在大兴法院（2018）京0115民初11268号案件中自行陈述：陈旭已给其70万元，即使按照原告自己的陈述，其实际投资额也应是340万元-70万元=270万元，而不是340万元，由此可见原告陈述前后矛盾，可信度不高。三、根据原告在大兴法院（2018）京0115民初11268号案件中的陈述，因陈旭的加入，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变为陈旭分得50%，原告与我和高广成三人共分得50%，原告在该案中还陈述其在高广成领取1100万元补偿款后已经取得了200万元，而已生效的（2018）京0115民初11268号判决书又判令我和高广成各向原告支付35万元，共计70万元，因此原告已经取得了270万元，即使按照原告自己的陈述，其应得补偿款的应为18067007元×75%÷2÷3=2258375.9元，原告实际取得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其应得的金额，而拆迁办实际只发放了1100万元，因此原告无权再起诉要求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高广成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我与原告之间未签订任何合伙协议，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实际上原告仅仅与孟繁强签订过一份《租地合同》，原告仅有权依据该份合同向孟繁强主张权利。二、原告主张其投入金额为340万元、案外人王**投入240万元，还主张拆迁款由陈旭分得50%，其余50%由原告与我和孟繁强平均分配，但对上述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实际上这一约定也根本不存在，我作为被安置人，实际拿到的拆迁补偿款为1100万元，即使分配，金额也不是原告所说的1800万元，并且按照原告的理论，案外人王**也投入了240万，那么王**的补偿款又从哪里体现？显然原告诉请的金额既不合情理，也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从各位被告手中获得的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其根据《租地合同》所应分得的补偿款，且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的投入金额予以证明。四、原告和孟繁强签订《租地合同》，是为了正常生产经营，双方签订协议时也无法预料未来是否会发生拆迁，事实上很多拆迁行为非但不能使被拆迁人得益，还会遭受一定经济损失，原告自述其投入金额已全部收回，又再次提起诉讼，且对其主张金额未提交任何证据，实为浪费司法资源，贪得无厌。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陈旭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我与原告之间未签订过合伙协议，也不存在合伙事实，原告在本案中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我向其转款，实际上是我受孟繁强、高广成委托向原告退还投资本金及拆迁补偿款，不能证明我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以合伙协议纠纷起诉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称我在涉案地块上的投入是350万元与事实不符，我的实际投入是400余万元，且从未与原告达成过任何关于拆迁款如何分配的约定，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本案中高广成实际取得的补偿款是1100万元，原告以1800万元为基数计算补偿款，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日，孟繁强（甲方）与张保军（乙方）签订《租地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己所承租的30亩土地租给乙方，期限为15年，自2016年3月1日至2030年2月29日，乙方按每年每亩3万元，共计90万元的租金支付给甲方，付款方式为年付，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约定，承租地租金按每3年递增6%的租金，由乙方支付给甲方；乙方在承租地的使用过程中，如需建造住宿所需房屋及钢构大棚，须经甲方同意；住宅建设由乙方自筹资金建设，如遇国家拆迁，住宅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因为甲方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要求地上物的拆迁所得25%归村委会所有，甲乙双方分得拆迁补偿剩余的75%各得50%；乙方如需建造钢构大棚用于经营使用，由甲方出资建造，归乙方使用，如遇国家拆迁，甲方投资所建造的钢构大棚的所有补偿归甲方所有；甲方与乙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甲方以干股的形式分得乙方所有经营项目的收益，具体分配比例如下，承租地中，乙方在无建筑物土地上的经营所得，甲方占50%，乙方占50%，承租地中，乙方在有建筑物土地钢构大棚上的经营所得，甲方占50%，乙方占50%；乙方出租用于住宿所得收益归乙方所有；乙方在经营管理承租地的过程中，由于甲方不参与乙方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管理工作，如发生火灾、人员伤亡事故等，所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及民事、刑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之责任；乙方在建造建筑物过程中，如出现停建拆除等问题，由甲方出面协调乙方配合甲方共同解决”。本案中，张保军主张于2016年6月1日收到涉案土地拆迁通知，同年9月开始拆迁，同年12月拆迁完毕，拆迁补偿款评估总额为18067007元，并提交拆除腾退项目预审表一份，该预审表载明被拆除腾退人为高广成，房屋坐落为狼垡四村。高广成对该预审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实际收到的拆迁款为1100万元，并提交活期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显示其尾号3732的银行账户于2017年1月22日收到北京兴业利民置业有限公司转账1100万元。另查：2017年7月13日，孟繁强、高广成分别向张保军出具《狼四村拆迁》说明一份，均载明：“张保军本金340万，已给张保军270万，差张保军35万，9.1到款”。2018年，张保军将孟繁强、高广成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请求孟繁强、高广成分别向其支付35万元；孟繁强提出反诉，请求撤销其与张保军于2017年7月13日签订的《狼四村拆迁》说明、张保军向其支付经营收益（以实际经营收益所得数额为准、张保军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100万元）；高广成提出反诉，请求撤销其与张保军于2017年7月13日签订的《狼四村拆迁》说明。大兴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京0115民初11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孟繁强、高广成分别向张保军支付35万元，驳回孟繁强及高广成的反诉请求。孟繁强、高广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京02民终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张保军称其在涉案土地上共计投入340万元，包括租金、建房、装修、办理执照及打井、接水等支出，因资金不足，后张保军与孟繁强、高广成作为一方与陈旭签署投资合伙协议，陈旭投入资金350万元，其中70万元支付给张保军用于收回部分本金，其余继续建房，2016年6月通知拆迁，根本没有来得及经营，所以没有经营收益；孟繁强和高广成均否认与张保军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对张保军主张的投入金额340万元亦均不予认可，高广成称涉案土地是其和孟繁强一起从土地方处共同承租的，并称全部拆迁款是1860万元，发了1100万元，张保军拿到了270万元，高广成拿到了200万元，孟繁强没有拿到，剩下的都给陈旭了。本案审理过程中，孟繁强、高广成、陈旭均主张从未与张保军签订过投资合伙协议，陈旭主张其实际投资额为400多万元，并非张保军所说的350万元；张保军主张王**在拆迁的土地上有房子，折价为240万元，但王**并非合伙人。上述事实，有原告张保军提供的（2019）京02民终39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2民终39号案件询问笔录、孟繁强与高广成出具的狼四村拆迁说明，被告高广成提交的转账记录、租地合同、（2018）京0115民初1126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保军主张与孟繁强、高广成、陈旭均存在合伙关系，并主张陈旭在涉案土地上投入350万元，但陈旭对此不予认可，并否认与张保军存在合伙关系，而张保军在本案中主张的拆迁款分配方式与其与孟繁强签订的《租地合同》中的约定不相符，且张保军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对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分配方式予以证明，而孟繁强、高广成向张保军出具的狼四村拆迁说明，仅是确认对张保军欠付债务，亦未提及支付经营收益、拆迁所得等事宜，故本院认为张保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张保军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保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原告张保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俞凯欣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尚 飘书 记 员 刘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