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5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昔阳县人，现住昔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山西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2，住山西省昔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王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2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再审申请人王某1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013年申请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维青公司）依法取得了一块商品房用地，因王某2要求给他盖酒楼，所以后来申请调整了规划，昔阳县城建规划部门将土地用途由其他普通商品房用地、其他商服用地调整为其他商服用地。建设过程中，王某2盖酒楼投入资金不够，申请人经与其协商一致，将申请人之前借其600万，加上短期资金使用费10万元，共计610万元，顶入投资款。申请人于2014年6月5日通过昔阳县四通工贸有限公司将610万元转入维青公司，用于为王某2盖酒楼。该笔资金，维青公司财务账明确记载610万元性质为王某2工程款。至此，申请人原向王某2借的600万元借款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县污水处理厂西侧用地规划条件调整的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条款、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账凭证》（王某2工程款）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王某2610万投资款《收据》、昔阳县四通工贸有限公司转款610万元给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昔阳县四通工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等新发现的证据，尤其是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会计凭证，足以证实申请人向王某2的600万元借款已经转化为王某2盖酒楼的工程款，原债权债务已消灭。（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为“600万元借款并未转化为工程款”缺乏证据证明。1、原有证据能够证明600万元借款已经转化为为王某2盖酒楼的工程款。关于维青公司为王某2盖酒楼的数次会议，王某2本人都亲自参加，有2013年、2014年两次《会议纪要》为证，会上王某2就修盖酒楼都有明确具体的要求。祁高峰（施工方）王兴文（项目负责人）赵双贵（工地技术代表）证明以及李大清（设计方）的证言，都证实王某2多次明确酒楼是给他修建的，按他的要求设计，要保证工程质量，并且多次询问工程进度及实地查看修盖情况。申请人提供的祁高峰、王兴文、赵双贵、李大清等四人的证言，与被申请人提供的宋以斌的证言属于同一类型的证据，这五位证人都是关于王某2修建酒楼的知情人士，原审法院既然采信了证人宋以斌的证言，就应以同样的证据标准对祁高峰等四人证言进行审查与认证，对祁高峰等四人的证言也应当予以采信。一审却仅采信被申请人提供的宋以斌证言，未采信申请人提供的四人证言，有失公平公正。上述会议纪要和证人证言足以证实王某2亲自参会部署修改酒楼设计并多次前往施工现场查看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证实维青公司为王某2盖酒楼的事实。王某2为给自己盖酒楼的这些行为也符合生活常理。2、《财产转让协议》是申请人和维青公司与王某2协商酒楼结算事实的确认。2018年4月5日申请人和维青公司与王某2代表宋以瑞签署的《财产转让协议》是就酒楼建成后有关结算的事实进行确认。该协议虽然无维青公司公章，但有王某1签字，申请人作为维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维青公司签署协议。王某2本人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其授权宋以瑞协商并签署协议的事实毋容置疑。王某2与宋以瑞关系甚好且是邻居，2005年至2008年合伙承包煤矿，王某2的事情一般都由宋以瑞操办。尤其是在酒楼建设期间就有关设计和施工事宜，以及酒楼建成后的结算事宜，王某2多次指派宋以瑞代表其与申请人进行商谈。即使无书面授权委托书，申请人也有合理理由相信宋以瑞有权代表王某2进行决策并签署协议，王某2应接受其委托宋以瑞签署《财产转入协议》的法律后果。3、原审认定《关于王某2不接受酒楼的决议》中的600万是借款缺乏证据证明。该决议仍然是维青公司和王某2就代建酒楼工程款进行结算后关于履行的内容，决议中的“借款”指的是原600万借款，决议中的“退还”明确了资金性质已转化为工程款或者投资款。原600万借款已于2014年转化为工程款，资金性质已由借款转化为工程款，这是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原600万债务因转化为王某2修建酒楼的工程款即为消灭，维青公司财务账关于该笔资金性质的记载真实、准确，是对王某2支付工程款的确认，原审认定借款未转化为工程款，缺乏证据证明。4、原审认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超过问题缺乏证据证明。600万元借款抵顶为王某2修建酒楼的工程款，债权因发生抵销法律行为而消灭。在债权消灭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制度没有适用的前提。（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适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错误。在借款因抵消抵顶为盖酒楼工程款（投资款）而消灭的情况下，原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总则关于债权债务消灭的规定。2、未依法追加维青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适用法律错误。维青公司作为合法取得案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作为给王某2盖酒楼的建设方，是接收和使用王某2600万元投资款（由王某1借款转化为王某2工程款）的主体，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未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准予维青公司以第三人参加诉讼，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原审以借款关系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没有必要追加维青公司为第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的600万元借款，并非单纯的申请人与王某2之间的借款，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在2014年时原600万元借款已经转化为王某2的建设酒楼工程款，而酒楼是维青公司代建的，客观上早已经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维青公司与本案事实的查明有重大关系，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违反法定程序未准予维青公司以第三人参加诉讼，也剥夺了维青公司的辩论权。原审两级法院无视借款已经转化为工程款的客观事实，忽视了本案并非单纯借款的特殊性，未准予维青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判决申请人清偿已经消灭的债权600万借款本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不当，有失公平公正。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根据再审申请人王某1的再审申请理由和原审判决情况，本案主要审查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主张。王某1在再审审查中提供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县污水处理厂西侧用地规划条件调整的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条款、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账凭证》（王某2工程款）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王某2610万投资款《收据》、昔阳县四通工贸有限公司转款610万元给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昔阳县四通工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等证据，证明2013年王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维青公司依法取得了一块商品房用地，因王某2要求给他盖酒楼，所以后来申请调整了规划，将土地用途由其他普通商品房用地、其他商服用地调整为其他商服用地。建设过程中，王某2盖酒楼投入资金不够，王某1经与其协商一致，将王某1之前借其的600万，加上短期资金使用费10万元，共计610万元，顶入投资款。王某1于2014年6月5日通过昔阳县四通工贸有限公司将610万元转入维青公司，用于为王某2盖酒楼。该笔资金，维青公司财务账明确记载610万元性质为王某2工程款。至此，王某1原向王某2借的600万元借款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经查，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某1提交的该组证据均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前，且王某1提交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县污水处理厂西侧用地规划条件调整的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条款等证据不能证明与给王某2盖酒楼之间的关联性，维青公司收到王某2610万投资款的《收据》出具对象是昔阳县四通公司、昔阳县四通公司转款610万元给维青公司，但昔阳县四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王某1，维青公司《记账凭证》为其公司内部记账，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因此王某1提交的该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的规定，其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其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本案中，王某2主张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供借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王某1对转账记录无异议，也承认确实借王某2款600万元，但对王某2提供的借条不予认可，认为原借条已经撕毁，并于原审中提出鉴定申请，后因其未缴纳鉴定费用，申请被退回。2、王某1主张该笔借款已经因为王某2盖酒楼转化为投资款，但其提供的两次《会议纪要》、《财产转让协议》中并无王某2本人签字认可，原审中证人祁高峰、王兴文、赵双贵、李大清的证言、及再审审查中证人宋以瑞、宋以斌、王爱云、祁高峰等证言，均不足以证明王某2与王某1之间款项的性质，王某1提供的《关于王某2不接受酒楼的决议》亦无王某2本人签字，且所载“王某2决定不要酒楼，要求退还投资款和借款，经协商，同意退还王某2投资款和借款”，亦不能证明案涉原600万借款转化为工程款。王某1主张其双方借款已转化为王某2的投资款，但不能提供双方书面协议，对其主张的双方间是合作还是投资的法律关系、双方间权利义务如何约定均不能证明，故原判对其主张未予支持。其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王某1主张维青公司作为合法取得案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王某2酒楼的建设方，是接收和使用王某2600万元投资款的主体，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为王某1与王某2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王某1不能证明其双方借款已转化为王某2的投资款，不能证明维青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晓轩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