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5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1，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某1，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田某2，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1（田某2之母），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某，住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马店镇孝林村**。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2，住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   再审申请人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田某1、田某2、梁某、王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2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王某1与田某2系母女关系，田某1系田宪永与其前妻所生。田宪永于2015年7月份被检查出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山西省肿瘤医院治疗，同年9月底田宪永HLA配型成功，医院要求筹备40万元的初期手术费用（山西省肿瘤医院出具的筹款证明为证）。王某1没有工作，平日全家的支出全靠田宪永一人的微薄工资来维持，前期已住院化疗多次，欠下不少债务，此时根本拿不出如此巨额的医疗费用。因此，在和田宪永商量之后，王某1于当年年底就向远在河北的表哥梁某提出借款，梁某于2016年2月12日让王某2将35万元现金从河北带至榆次王某1家中交付给王某1，王某1于当天给梁某出具了借条一份。收到款后王某1于2016年2月14日就为田宪永在山西省肿瘤医院再次办理了住院手续，之后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田宪永因为术后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又多次住院，但最后还是医治无效于2016年12月29日去世。田宪永从生病到去世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山西省肿瘤医院住院10次，产生了大量的住院费、外购药费用、交通食宿费用、营养费、生活开支等，远不止35万元。为了证明上述事实，王某1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山西省肿瘤医院的筹款证明、太原市红十字血液中心HLA配型实验报告单、山西省肿瘤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新建街街道办事处的低保证明、田宪永学校出具的工资证明、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的捐款证明、租房证明、外购药证明、门诊收据票据等证据，足以认定该债务是用于田宪永生前的治疗，为夫妻共同债务，王某1已尽到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田宪永因住院治疗花费巨额医疗费，田宪永的月工资平均3000元左右，王某1无业，仅凭二人的工资无法支付起医疗费，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田宪永患病治疗期间，该笔大额借款被用于田宪永治疗的可能性极大，故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判决王某1偿还梁某借款本金35万元的同时，判决田某1、田某2以田宪永的遗产范围为限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田某1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既然认定双方当事人借贷关系有效成立，又枉顾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忽略如此充足的证据，在田某1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形下，直接以梁某的代理律师存在两处明显口误以及亲戚之间打借条不符合常理为由，支持田某1的诉求，将该35万元债务认定为王某1的个人债务。该认定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逻辑上存在重大错误，试问如此巨额的借款田宪永如何能不知情？又试问王某1在配偶重症住院期除了向亲戚朋友借钱又能向谁借出如此大额款项？在这个时间借款不是为了治病难道是选在这个特殊时期挥霍，证据何在？本案一审中，梁某提供了借条一份、银行转账、结婚证、营业执照等。王某1和王某2以及梁某本人均在一审阶段对于款项来源、交接过程做出了详细的陈述，二审法院如何能否认其本人陈述，又以梁某不清楚交接事项为由，认定为王某1的个人债务。如果是王某1的个人债务，二审法院为何不对款项用途进行审理并进行具体分析论证呢。王某1在田宪永治疗的一年多里，不但要四处筹集医疗费用，还要担心其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更是心力交瘁，自觉无颜面对在困难时伸手帮自己的众多亲朋好友。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王某1在准备再审期间，到二审法院调取了案件相关卷宗，发现在该案件卷宗证据材料中出现了两份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一组为晋中市医疗保险中心的证明，一组为王某1与田宪永的银行流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将该两组证据当庭出示，并组织双方质证，但是二审法院径直将该两组证据放入卷宗中，剥夺了王某1的质证权和辩护权，在程序上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理应发还重审。同时该两组证据也并不能直接推翻王某1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尤其是王某1与田宪永的银行流水，更无法达到田某1的证明目的。王某1为此调取了自己与田宪永的全部银行流水，可以直观显示截止2015年田宪永治疗初期，王某1一家只有以下几张银行卡，存款分别是（田宪永，中行，6217858100006189133，2015年7月1日余额3536.33元；田宪永，中行，4563518107001851865，2015年7月2日余额359.59元；田宪永，建行，0340329988830001319，2015年9月20日余额5630.76元；王某1，建行，6217000340002716334，2015年7月28日余额484.44元），总计10011.12元，田宪永本人每月的工资也只有3000元左右，王某1无业，这直接印证了借款用途是用于田宪永治疗的事实。晋中市医保中心的证明只能说明部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报销情况，田宪永最后一次住院费用在其死亡后也完成报销，全部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人。至于大量的外购药、外出求医所产生的交通食宿费、护理费、营养费、家庭开支等则根本不能客观体现，因为王某1不知道以后有诉讼，没有刻意保存全部的外购药票据，现有保存下来的票据只有30余万元，而食宿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多次往返于北京、天津、山东、太原等地检查治疗）、专家会诊费等则不少于37万元，这些都属于必然要产生的费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大量借款才能弥补如此大的资金缺口。就是因为二审法院不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又刻意忽略这些客观事实，才导致王某1没有为自己解释和辩解的机会，毫无公平可言。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医疗保健是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一种，王某1为了筹集医疗费用所借款项本身也是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理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7民终2683号民事判决，田某1继承了田宪永位于××区房屋的1/3，理应根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在继承田宪永遗产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二审法院并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进行审理，反而适用了司法解释第三条进行审理，明显刻意偏袒田某1，有失公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重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案涉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案涉借条为由王某1以个人名义向梁某出具，王某1虽然认可借款事实，但田某1否认借款事实。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梁某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借款事实确实存在，之后才应举证证明案涉借款为王某1与田宪永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中梁某主张现金交付借款，提供了借条、银行取款记录，但根据原审庭审笔录记载，梁某对借款支付方式，款项交付时田宪永身处何处、是否知情，田宪永在借条上未签字的缘由等作出了前后矛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不足以证明借款行为实际发生，更不足以证明该借款是王某1与田宪永的夫妻共同债务。鉴于王某1本人认可借款事实，其自认的事实不及于其他人，故原判决将该债务认定为王某1个人债务，对梁某要求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田某1、田某2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王某1主张原审对医保中心证明、王某1与田宪永银行流水未予质证。经审查，上述两份证据并未用于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综上所述，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程庆华   审判员 王怀师   审判员 张 林     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建芳   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