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201民初3787号 原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博尔羌吉镇。法定代表人：昌正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昌永健，男，系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被告：王涛，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金，新疆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奎苏化工公司）与被告王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奎苏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昌永健、被告王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奎苏化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836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186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17日，原被告就原告公司的废旧物资达成买卖协议，双方签订《废旧物资销售合同》。截止2019年9月25日，被告在原告处运走废铁676.3吨、废铜线3.34吨，每次运输原告均在被告的见证下记录在册，双方结算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仍有50000元的废铁款及3.34吨(废铜线按照双方约定：每千克40元的价格收购)的废铜线款未支付，被告要求原告向被告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还有原告50000元的废铁款及3.34吨的废铜线款未支付)并承诺几天后付清剩余货款。后原告向被告索要剩余货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被告王涛辩称，一、原告提交的《废旧物资销售合同》与答辩人手持的《废旧物资销售合同》内容不一致。2018年11月17日答辩人确实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废旧物资销售合同》，但是原告提供给法庭的合同与答辩人手持的合同内容不一样，不一致之处主要在于合同第一条的表格第3项电缆电机的单位处，原告提供的合同显示是4万元/kg，答辩人手持的合同是4.5元/kg，相同之处是两份合同该处表述均是原告手写完成，并且摁有原告指印。(在这里进行说明，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昌正春，但是实际经营者是其儿子昌永健，与答辩人签合同、收货款等接洽的都是昌永健)。因为合同不一致，原告有提供伪造合同的嫌疑。二、原告在事实和理由部分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原告陈述“截止2019年9月25日被告在原告处拉运废铁676.3吨，废铜线3.34吨”，陈述错误，答辩人最后一次在原告处拉运废铁、废旧电缆线的时间是2019年5月25日，每车一结算，根本不存在欠款情况，也不存在2019年9月25日还在拉运废铁、废铜线的事实。另外，原告也陈述了，每次拉运都记录在册，那么答辩人请求在举证质证阶段查看原告记录在册的内容。2.2019年5月25日答辩人确实在原告处进行了最后一次拉运，拉运的废铁合计5万元，废旧电缆线3.34吨，因为废旧电缆线是在废品清理到最后阶段才发现的，所以签订合同之初没有对废铜线的单价进行约定。既然发现了废旧电缆线，那么双方在确定了废旧电缆线的重量后，对价格进行了商讨，商讨的结果是废旧电缆线按照4.5元/kg进行出售，按照这个单价计算，总价款是3.34吨×1000×4.5元/kg=15030元，抹去30元后为15000元，加上废铁5万元，合计是65000元。双方商定后，由答辩人写在原告出具的证明上，该过程除了原告与答辩人外，还有很多人在场见证。出于对合同的遵守以及对原告的不信任，答辩人要求原告在合同上给其写明单价，以便于心里踏实，原告答应后在答辩人的合同上手写电缆电机4.5元/kg。也因此就出现了答辩人手中原告手写的电缆电机4.5元/kg的合同，至于原告的合同为什么是4万元/kg，答辩人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4万元/kg的废旧电缆线，一定是天价。按照这个计算，3.34吨的总价款达1亿3千多万。三、答辩人对5万元的废铁没有异议，对3.34吨废铜线也没有异议，但是对废旧电缆线的单价40元每千克有异议。1.原告陈述废铜线的单价是按照双方约定的，这没有任何依据。答辩人从来没有与原告做过如此的约定。答辩人在废旧物资回收行业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不可能将4.5元每千克的废旧电缆线按照40元来回收，二者差距是如此之大。2.同行业同地区的市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40元一公斤的废铜线，原告主张40元一公斤应当出示相关证据。3.答辩人从原告处收购的废旧电缆线是带黑色厚重胶皮的，并不是单纯的金黄色铜线。即便是金黄色的铜线，市场价也没有40元每公斤。答辩人收购的不是废铜线，是废旧电缆线，二者不是一个概念。这些废旧电缆线一部分暴露在外面，一部分还埋在地底下，被告需要先通过挖掘机从地底下挖出来，之后装车从巴里坤运往哈密，到哈密再通过人工剥掉黑色的胶皮，如此周折之后，才能得到金黄色的铜线。一堆废旧电缆线都不一定能剥出一公斤的铜线，这其中还有答辩人租赁挖掘机的费用、运往哈密的费用、剥掉黑色胶皮的人工费用，这些都是答辩人的固定成本，答辩人作为多年的生意人，怎么可能按照40元每千克的天价来收购原告的废旧电缆线。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4.5元/kg是符合实际，也是事实。四、答辩人的货款已经全部付清。从双方签订合同开始，都是依约一车一结账。每一车货款均是由答辩人的妻子张红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李艳飞。在答辩人与原告商定好最后一车废铁、废旧电缆线的总价款为65000元后，答辩人在2019年5月28日让妻子张红通过银行卡将65000元全部支付给原告。从2019年5月25日拉运最后一车货，到2019年5月28日支付完毕全部货款，答辩人具有很强的契约精神，也与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承诺几天后付清剩余货款”相一致。答辩人早已付清全部货款，根本不存在拒绝支付的情形。综上，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公正裁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17日，原告奎苏化工公司与被告王涛签订了《废旧物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废旧物资，合同载明废旧物资的名称单位及单价，交货地点为巴里坤奎苏化工，数量确认以原告过磅数量为准，结算方式及期限为每车提货后被告根据提货数量付现金给原告，原告派专人观场收缴货款，合同上有原告公司盖章及被告王涛签字确认。原被告手中各持一份《废旧物资销售合同》，原被告都认为其中载明的“线缆电机”为废铜线。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合同中载明“线缆电机4万元/kg”,原告陈述，当时双方约定单价为40000元每吨，计算下来为40元每千克。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合同书载明“电缆电机4.5元/kg”，原告认可被告提供的合同名称及单价均由原告本人书写并捺印，但原告认为当时书写的是4万元/千克，被告自行在4和万之间加了一个点，使其看起来像4.5元/千克。原告按照40000元每吨单价计算货款，向被告索要未果，引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9年5月25日，原告奎苏化工公司向被告出具证明载明：“巴里坤奎苏化工与王涛废铁拆除于2019年5月25日止。王涛差奎苏化工厂伍万元废铁款及3.34吨废旧废铜线的货款。特此证明，双方签字生效。在无争议”。2019年5月28日，被告王涛通过其妻子张红在昆仑银行账号为×××的银行卡向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昌永健的妻子李艳飞支付65000元。庭审过程中，被告陈述该笔转账的65000元为50000元的废铁和15000元的废铜线，原告认可收到了废铁款50000元及废铜线款15000元，但认为15000元仅是废铜线款的一小部分，剩余废铜线款118600元被告一直未付。还查明，庭审中，被告提交废铜线照片一张，原告认可照片上的废铜线为原告出售给被告的废铜线，且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本院前往相关市场进行询价，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前往位于西戈壁废品收购市场A-17的哈密欣恒源再生物资有限公司，对庭审中被告提交的照片中的废铜线进行询价，哈密欣恒源再生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图片中的废铜线铜含量约为20%左右，一公斤约6元、7元的价格。以上事实有《废旧物资销售合同》、证明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废旧物资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废铜线单价为4万元/吨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分别提交了各自手中的《废旧物资销售合同》，唯一区别在于两份合同中对废旧铜电缆线收购价格的约定，原告提供的合同载明废旧铜电缆线收购价格为4万元/㎏，而被告提供的合同则载明废旧铜电缆线收购价格为4.5元/㎏。根据在案证据及调查询价，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单价40000元/吨。据此，原告奎苏化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原告奎苏化工公司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被告王涛确实仍欠付其货款,可另行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72元，减半收取计1986元，由原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秦莹莉二 〇 二 〇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法 官 助 理   周晓彤书  记  员   吴心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