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2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先治，男，汉族，1965年12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禾，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哲，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国平，男，汉族，1962年6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禾，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哲，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慈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山社区滨河大道**联合广场**1212-B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1896151T。法定代表人：岑冲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忠岳，男，汉族，1964年5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航洋，男，汉族，1967年11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新华，男，汉族，1970年2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萍，女，汉族，1973年2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冯鹏君，男，汉族，1969年11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波赛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八塘北路以北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53278760C。法定代表人：周纪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波慈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八塘北路以北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567024046G。法定代表人：周威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陆志明，男，汉族，1975年2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原审第三人：余芳飞，男，汉族，1962年11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慈溪市。上诉人王先治、冯国平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慈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慈商公司）、原审第三人黄忠岳、张航洋、张新华、王萍、冯鹏君、宁波赛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赛特公司）、宁波慈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慈商公司）、陆志明、余芳飞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4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先治、冯国平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解散深圳慈商公司；三、判决深圳慈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深圳慈商公司已经超过两年未能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司法解散的情形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第41条规定，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第102条规定，深圳慈商公司董事会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事实上，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大会已经逾8年未召开，董事会已经近10年未召开，既违反了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的约定，也远超《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的两年期限，形式上已经符合司法解散公司规定之事由。（一）深圳慈商公司的主要股东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已有多年，作为深圳慈商公司第一股东的宁波赛特公司因自身原因陷入债务危机后，涉及深圳慈商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的40%股权转让未召开股东会，而是在2015年通过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实现（对于该转让是否违法正在另案审理），没有召开股东会。（二）2017年10月20日，王先治、冯国平作为主要股东曾提议召开董事会，并要求将召开股东会列为董事会议程；但深圳慈商公司在收到王先治、冯国平提议召开董事会的函件后未予任何回应，已经违反章程规定，超过一年未能召开董事会。（三）一审法院认为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并不代表股东会、董事会履职不能。但是一审法院亦认定了在2018年深圳慈商公司住所地发生变更。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公司住所地变更属于涉及公司章程内容变更的重大事项由股东大会经特别多数决表决通过方可为之。但王先治、冯国平作为公司股东，也未收到公司的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一审法院认为的不召开股东会是无召开股东会的必要而非无法召开股东会与实际情况不符。深圳慈商公司的住所地曾在2010年发生过变更，有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四）深圳慈商公司的董事长岑冲平背负巨额债务，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根据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第77条及《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岑冲平不应再担任公司董事，应当予以罢免。就该紧迫状况，股东会、董事会完全有召开必要，深圳慈商公司既未召开股东大会也未召开董事会以罢免岑冲平的董事长职务，违反章程规定。（五）深圳慈商公司实际由岑冲平控制，部分股东也是岑冲平引进，王先治、冯国平并不掌握公司登记资料，长达八年期间未获得其他股东的信息，甚至连监事到期后是否已更换、是否还在履职，均无从知晓，故难以以部分股东名义自行发起召开临时股东会。综上，依照深圳慈商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深圳慈商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完全有召开之必要，深圳慈商公司未能召开股东会、董事会，说明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履职不能、机制失灵，已经陷入经营管理困难之境地，符合公司司法解散之情形。二、深圳慈商公司存在严重的股东排挤之情形，主要股东之间的合作及信任基础已经丧失，多种方式、长时间的协调未果，已符合实质的人合性障碍条件，只能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散(一)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第27条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份，超过公司总股本10%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对于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的股份转让需要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39条规定持有公司30%以上的股份即为公司控股股东，而岑冲平作为宁波赛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仅通过提起诉讼后达成和解的方式，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制作（2015)甬鄞商外初字第76号民事调解书，骗取公司登记部门将其持有的深圳慈商公司43.06%的股份中的40%的股份以不合理低价“强制过户”给宁波慈商公司。宁波赛特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慈商公司股份转让给深圳慈商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所转让的份额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且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却未召开任何董事会、股东大会，也未通知同为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及董事的王先治、冯国平。在《深圳市慈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决定》中，仅有岑冲平一人的签名及深圳慈商公司盖章，而无任何其他股东或董事的签章，故前述行为系深圳慈商公司接受个别股东指示而做出，非公司行为。（二）深圳慈商公司曾于2017年9月16日提议召开其唯一投资项目公司宁波深慈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慈商房地产公司）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王先治、冯国平获悉后，要求深圳慈商公司就该决定做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但深圳慈商公司予以拒绝，并擅自主持召开了深慈商房地产公司临时股东会。在该股东会上，深圳慈商公司向项目公司重新委派了董事、监事。深圳慈商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深圳慈商公司本质上是为投资深慈商房地产公司这一唯一项目公司而设立的平台公司。可见深圳慈商公司关于唯一项目公司做出的决策，已非日常经营事项，已涉及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相关的重大事项，属于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而王先治、冯国平作为深圳慈商公司的股东、董事，对此提议毫不知情，深圳慈商公司向项目公司委派的董事、监事的名单也未经过任何讨论。根据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第33、34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有权对公司行为进行质询，公司在核实股东身份后应当提供相应材料。王先治、冯国平在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对深圳慈商公司行为做出质询时受到深圳慈商公司的阻碍和拒绝。可见深圳慈商公司处于个别股东的控制之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机制已经丧失，并且对同为深圳慈商公司股东的王先治、冯国平进行压制和排挤，将王先治、冯国平完全排挤出深圳慈商公司的经营决策之外，王先治、冯国平的股东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三）王先治、冯国平与深圳慈商公司其他主要股东之间的一系列关联纠纷正在诉讼中，说明了深圳慈商公司的主要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股东之间的合作及信任基础已经丧失，公司出现人合性障碍。三、公司已经陷入“僵局”，无法正常运作王先治、冯国平作为深圳慈商公司第二、第四大股东，合计持股28.71%，深圳慈商公司第三大股东余芳飞持股14.35%，因涉嫌刑事犯罪，目前处于在逃状态，无法出席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王先治、冯国平加上余芳飞三人合计持股43.06%,远超深圳慈商公司总股份的1/3。在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导致“人合性”丧失情形下，加之余芳飞作为在逃人员无法行使股东权利，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大会中所有涉及需要占2/3投票权股东通过的“特别多数决”决议如前述深圳慈商公司住址的变更均无法形成，深圳慈商公司如何变更住址及章程的？是否公司印章已落入个别股东的掌控之下？从董事会的层面看，深圳慈商公司董事会共六名成员，包括王先治、冯国平、余芳飞三人，股东之间“人合性”的丧失必然会辐射至董事会。如前述岑冲平因违背公司法及深圳慈商公司《章程》关于董事资格之规定，不应担任深圳慈商公司董事会董事、无权行使董事权利，余芳飞作为在逃人员同样无法行使董事职权。故，从董事会的层面，王先治、冯国平作为董事受到排挤，而另两董事或丧失资格或无法行权，陆志明定居美国，董事会根本无法形成多数决、无法做出任何决议。从总经理的层面看，深圳慈商公司总经理为余芳飞。总经理作为深圳慈商公司负责日常经营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其直接关系到经营管理决策的落实。余芳飞现在逃，根本无法行使总经理之职责，深圳慈商公司又如何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深圳慈商公司总经理在逃，深圳慈商公司董事会居然没有将其罢免以更换适格人选，进一步说明了深圳慈商公司董事会已履职不能、机制失灵。四、深圳慈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合法层面上已经严重受损如前述，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机制已经失灵，王先治、冯国平受到排挤而导致其股东权、董事权长期无法正常行使，深圳慈商公司已经陷入公司僵局，王先治、冯国平投资深圳慈商公司的目的已经根本落空。在此情况下，如果深圳慈商公司继续存续，势必将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相关的观点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2013)民申字第2471号、（2013)民提字第110号以及深圳中院（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34号、（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474号、（2012)深中法涉外终字第209号等案件。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并非以全体股东或多数股东利益受损为条件。首先，从文义解释看，该条并未做出“全体股东”或“多数股东”之表示；其次，从目的解释看，该条设立之本意本身便是保护小股东之利益，是为了给小股东以公平退出之救济途径；最后，从立法趋势看，结合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已经成为公司法立法之主要方向。因此，不应当将股东利益受损不正当地限缩解释为“全体股东”或“多数股东”，该等解释既不符合文义解释，也有悖于立法目的及立法趋势。即使就全体股东层面而言，公司未有正常的运营和收入，股东的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未能行使，8年未有财务报表的公布和投资分红，是合法权益的受损。目前部分股东认为其利益未受损，无非是从其目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员的角度来讲，他们企图通过不正当地控制公司获得非法利益（包括侵占其他股东的权益）来弥补自己已发生的损失。但这种欺骗性的说辞，不能掩盖全体股东在合法状态下可享有权益已经受损的本质。五、王先治、冯国平是否穷尽救济途径并非司法解散深圳慈商公司之必要条件一审法院认为王先治、冯国平可自行召集股东会，而认为王先治、冯国平仍有救济途经，或可以转让股权。但在本案中主要股东已发生争执、纠纷多年，上述方式已根本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指导案例8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中认为：从立法目的的角度考虑，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现为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小股东滥用司法解散制度，鼓励当事人通过其他非诉讼途径解决僵局，同时也是为了使法院审慎适用强制解散公司的手段。且不论王先治、冯国平已经通过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多次发函沟通、村书记出面调解等方式无果、已经穷尽救济及沟通途径，即便王先治、冯国平未穷尽相关救济途径，当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也应判决解散。该观点在最高院指导案例8号、(2013)民申字第2471号、（2013)民提字第110号以及深圳地区的（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34号、（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474号、（2012)深中法涉外终字第209号等案件中均清晰表明。被上诉人深圳慈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黄忠岳、张航洋、张新华、王萍、冯鹏君、宁波赛特公司、宁波慈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深圳慈商公司公司运作情况良好，在本案中各个股东和公司一致委托了同一个律师出庭参与诉讼，就是明证。具体来说，除了冯国平、王先治以外，剩余的8名股东中有6名股东委托同一律师出庭，这6名股东总共持股54.07%，已经过半。本案中54.07%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冯国平、王先治（合计持股28.71%）要求解散公司，17.22%的股东没有明确发表意见。可见从上述的数据来说，公司继续存续是大多数股东的意愿，无论是从持股比例还是人数来说都是这样。若真如上诉人所说公司无法有效决策，为何本律师能够顺利拿到公司及大多数股东的授权，可见公司运作情况是良好的，股东发表意见是顺畅的。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明确规定，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提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冯国平、王先治根据公司章程有自行召集股东会的权利，但冯国平、王先治从来没有行使过，反而是直接起诉要求解散公司，明显是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三、本案双方的真实矛盾起因是冯国平、王先治涉嫌损害深圳慈商公司的公司利益，双方已经有多个案件在审，这一点一审判决也有查明。其中深圳慈商公司起诉冯国平、王先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19）浙0282民初1214号]，已经开过一次庭，尚未宣判，该案和本案一审判决中提及的（2017）浙0282民初14211号案件实质上是同一个案件，是为了配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关于审限的要求，深圳慈商公司撤诉后再重新起诉而已。除此之外，深圳慈商公司就王先治涉嫌职务侵占等刑事嫌疑已经报案，目前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公安分局正在侦查。所以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公司在追究股东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股东为了逃避责任转而利用股东身份起诉要求解散公司，这样的诉求明显不应得到支持的。原审第三人陆志明、余芳飞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也未向本院递交书面述称意见。王先治、冯国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被告深圳慈商公司。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31日，深圳慈商公司发起人冯国平、王先治和原审第三人冯鹏君、张新华、余芳飞、陆志明、王萍、黄中岳、张航洋、宁波赛特公司共同制定了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章程规定拟成立公司名称为深圳慈商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股东首次缴付注册资本2090万元，其余部分在公司成立后2年内缴足。第40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41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分为股东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年会每年召开1次，并应于上一个会计年度完结之后六个月内举行，临时股东大会每年召开次数不限。第4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10%（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的股东书面请求时。第44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董事长未能指定人选的，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共同推举一名股东主持会议。第52条规定，监事会或者股东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签署一份或者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提请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阐明会议议题。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通知后，应当尽快发出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第54条规定，董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监事会或者股东可以按照52条规定的程序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事项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的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未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任何董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兼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以书面通知全体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在30个工作日内召集临时董事会议：（二）、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公司设监事3名，由股东代表或者公司职工担任。监事每届任期三年。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10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董事长无故不履行职责，亦未指定具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的，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1名董事负责召集会议。2008年1月3日，深圳慈商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选举岑冲平、王先治、冯国平、余芳飞、张航洋、陆志明为董事，其中岑冲平为董事长；选举黄中岳、冯鹏君、张新华为监事。2008年1月23日，深圳慈商公司依法成立，注册资本9000万元。其中张新华认缴出资100万元（1.1111%）、冯国平认缴出资1000万元（11.1111%）、黄中岳认缴出资100万元（1.1111%）、王萍出资100万元（1.1111%）、余芳飞出资1000万元（11.1111%）、陆志明出资300万元（3.3333%）、王先治出资2000万元（22.2222%）、宁波赛特公司出资4000万元（44.4446%）、冯鹏君出资100万元（1.1111）、张航洋出资300万元（3.3333%）。2009年11月14日，深圳慈商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为2090万元。各股东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张新华出资40万元（1.91%）、冯国平出资200万元（9.57%）、黄中岳出资40万元（1.91%）、王萍出资20万元（0.96%）、余芳飞出资300万元（14.35%）、陆志明出资60万元（2.87%）、王先治出资400万元（19.14%）、宁波赛特公司出资900万元（43.06%）、冯鹏君出资30万元（1.44%）、张航洋出资100万元（4.78%）出资。2010年1月12日，就上述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4月30日，深圳慈商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将公司住所地由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新洲路交汇处东南侧航天大厦****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新洲路交汇处东南侧航天大厦****。2010年9月3日，就上述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10月21日，王先治、冯国平向深圳慈商公司发出通知，提议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董事会议，就是否召开股东会等事项进行审议。依据邮件查询记录显示，该邮件于2017年10月23日由公司前台签收。2017年12月20日，深圳慈商公司还曾向深圳慈商公司法定代表人岑冲平、监事黄忠岳、工作人员陈洁璇发函，请求查阅公司自成立以来各年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会计财务报告以及王先治、冯国平作为股东的出资、减资在公司账户记载情况，但该邮件显示被退件。一审法院另查明，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宁波赛特公司与宁波慈商公司股权纠纷一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甬鄞商外初字第7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宁波慈商公司系深圳慈商公司40%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宁波赛特公司、深圳慈商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之前将宁波赛特公司所持有的深圳慈商公司4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宁波慈商公司名下。2017年10月25日，深圳慈商公司作出变更决定：将宁波赛特公司占43.06%股权变更登记至宁波慈商公司名下。深慈商房地产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13日，其股东包括王先治以及深圳慈商公司。深圳慈商公司称案外人冯某系冯国平之子；2016年9月22日，深圳慈商公司因与案外人冯某、深慈商房地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曾诉至慈溪市人民法院。2017年11月15日，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82民初9700号民事判决，判令冯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深慈商房地产公司购房款16519484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532403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自2014年9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1965454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此外，王先治、冯国平还与深圳慈商公司存在多起诉讼，分别为（2017）浙0282民初14092号、14211号、14427号案。依据王先治、冯国平提交的被执行人信息查询显示，深圳慈商公司法定代表人岑冲平涉及多起执行案件，案号分别为（2017）粤0304执28369号、（2015）浙甬执民字第00291号、（2016）浙0282执502号、（2016）浙0282执500号、（2016）浙0282执4005号、（2016）浙0282执4257号。庭审时，深圳慈商公司称因无必要，故2016年度、2017年度均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黄中岳、张航洋、王萍、张新华、冯鹏君、宁波赛特公司、宁波慈商公司称其股东之间不存在纠纷；深圳慈商公司在2018年变更地址时，未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就本案而言，首先，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如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等公司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是否无法正常运行，是否对公司事项无法作出有效决议，公司的一切事务是否处于瘫痪状态等。本案中，虽然深圳慈商公司未召开2016年度、2017年度的股东会、董事会，但未召开股东会并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更不等于股东会议机制失灵。王先治、冯国平称其曾向深圳慈商公司董事会发函，要求召开董事会，并请在该函中提议就是否召开股东会及议题作出决议，此后董事会虽未召集股东会，但依据公司章程第54条的规定，王先治、冯国平亦可自行召集股东会。同时，王先治、冯国平作为股东，如认为董事会无法正常履行职责，亦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重新选举董事的方式解决，其以此为由要求解散公司，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其次，解散公司所要求的“股东利益受损”应当是指全体股东利益受损而非个别股东。庭审时，深圳慈商公司股东即第三人黄中岳、张航洋、王萍、张新华、冯鹏君、宁波赛特公司、宁波慈商公司，合计持股已达54.07%的股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即继续经营公司并未使公司大部分股东利益受损。王先治、冯国平亦可以通过对内或对外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深圳慈商公司，而非解散公司。综上，王先治、冯国平请求解散公司，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先治、冯国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王先治、冯国平已预交），由王先治、冯国平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到庭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调查中，王先治、冯国平提交了一审判决后向深圳慈商公司递交的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的提案、临时董事会会议记录、要求监事会履职的函、快递面单，以证明王先治、冯国平于2018年8月要求深圳慈商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临时董事会，但深圳慈商公司故意拖延收件，另一方面深圳慈商公司在2018年9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中未将王先治、冯国平的提案列入会议议题，该次董事会存在未提供有效送达证明等程序违法情形，无法形成有效的决议。同时，深圳慈商公司对王先治、冯国平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提案置若罔闻，致使股东大会无法召开。王先治、冯国平要求深圳慈商公司的监事会履职，监事会亦无任何回应，可见监事会职能丧失。综上，深圳慈商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机制失灵，公司已陷入经营僵局，应当予以解散。王先治、冯国平提交了要求深圳慈商公司查账通知函、快递面单，以证明王先治、冯国平要求查阅公司财务帐册、行使股东知情权，但是深圳慈商公司怠于履职，说明深圳慈商公司已经处于个别股东控制之下，丧失了人格独立，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和意志，人合性丧失。王先治、冯国平提交了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目前深圳慈商公司的办公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9座1212-B1，该地址仅为6平米，且无办公设施，除此之外深圳慈商公司无其他办公经营地址，故深圳慈商公司无经营场所更无实际经营，已经处于停止经营状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深圳慈商公司实际上只是一家平台公司。对此，深圳慈商公司及到庭第三人认为深圳慈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与其是否正常经营没有关系；深圳慈商公司确实有应王先治、冯国平的要求召集过会议，只是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或结论，王先治、冯国平提交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的记录就是该次会议所做的记录，但该记录只有王先治、冯国平的签名，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签名；深圳慈商公司称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主要经营业务是投资，即通过宁波一家房地产公司投资到宁波当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正是因为开发项目导致王先治、冯国平和公司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才导致了本案诉讼纠纷。在被问及是否同意退出深圳慈商公司时，王先治、冯国平表示希望是清算，现在退出深圳慈商公司的账目不清楚，之所以要求解散深圳慈商公司，是因为深圳慈商公司只是投资平台，所有真实的资产包括所有的经营成果都是在宁波那边的公司，希望把深圳慈商公司解散后股东都到宁波那边的公司的层面上把账目理清，有利于各方争议及相关争议案件的解决。对此，深圳慈商公司及到庭的其他股东回应称王先治、冯国平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侵占公司财产的情形，在这些问题未经司法裁判之前深圳慈商公司是无法进行清算的。而且另案系深圳慈商公司起诉王先治、冯国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如果公司主体消灭了，就没有主体来向王先治、冯国平主张权利了，会损害除了王先治、冯国平之外其他所有股东的利益，这也是深圳慈商公司及其他股东不能同意解散公司的根本原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深圳慈商公司是否符合法定的解散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根据该条规定，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对于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本案中，王先治、冯国平以深圳慈商公司未依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股东会，且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纠纷，公司管理已经陷入僵局，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王先治、冯国平作为股东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由诉请解散深圳慈商公司，但深圳慈商公司合计持股达54.07%的股东均明确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根据深圳慈商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先治、冯国平作为公司合并持有公司股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书面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深圳慈商公司虽未召开2016、2017年度股东会，但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更不能据此认为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以及无法作出有效决议。深圳慈商公司称其主要经营业务是投资，王先治、冯国平也认可深圳慈商公司只是投资平台，其主张深圳慈商公司实际处于停业状态、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均依据不足。至于王先治、冯国平在本案中主张的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法律途径如提议召开股东会、对内对外转让股份等方式予以解决，王先治、冯国平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而无法解决公司和股东间存在的问题，故其主张解散深圳慈商公司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先治、冯国平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先治、冯国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