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71行终2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集洪，男，195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刘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彭高峰，局长。原审第三人：王集伟，男，195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王集洪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房屋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2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根据登记字号为06登记1057513的房地产权证显示：权属人为王会川，房地座落黄埔区海虹路37号，建筑面积为53.9615平方米，占有房屋份额为全部。2010年12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查明：王会川于2010年10月22日在广州死亡，生前留有遗嘱。遗嘱明确表示王会川去世后，由第三人继承涉案房屋中属于王会川所有的1/2产权份额。第三人表示要求继承王会川的上述遗产。2011年3月18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第三人核发粤房地权证穗字第11500143**《房地产权证》，载明：房屋性质为房改房，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继承，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房屋座落黄埔区海虹路37号201房，建筑面积为53.96平方米。附记中共有情况显示：第三人和李桂英各占房屋份额1/2，其中，李桂英的房地产权证编号为00879009。2017年8月8日，第三人和李桂英签订穗存量房合字17080086563号《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李桂英将其持有的涉案房屋1/2产权份额出售给第三人。当日，第三人和李桂英向广州市黄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上述房屋的转移登记，并提交《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房地产权证》、身份证复印件、测绘附图等材料。2017年8月21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第三人核发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206245号不动产权证，载明：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座落黄埔区海虹路37号201房，建筑面积为53.96平方米。原告不服该不动产权证，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另查，2008年5月28日，李桂英在广州市黄埔区公证处的见证下，订立遗嘱。该遗嘱表明李桂英去世后，由第三人继承涉案房屋中属于李桂英所有的1/2产权份额。2016年5月18日，广州市公安局长洲派出所出具《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显示，王会川与李桂英是夫妻关系，两人的子女有原告、第三人、王南萍、王集书。第三人不服原告占有涉案房屋，遂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判令原告立即停止侵权、返还涉案房屋给第三人，原告赔偿第三人经济损失等。2019年6月3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12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腾空交付给第三人，并支付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5月23日的房屋占用费共计1462.14元，驳回第三人其他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2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772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第三人与李桂英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购得李桂英持有的涉案房屋1/2产权份额后，向广州市黄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上述房屋的转移登记，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7年8月21日向第三人核发了诉争不动产权证。原告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与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第三人核发诉争不动产权证的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原告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集洪的起诉。上诉人王集洪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使用人，自2009年起经过王会川和李桂英的授意一直居住在上述房屋，且是王会川的继承人，被上诉人错误登记，影响了上诉人使用和继承房屋。广州市黄埔区**********（下称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属登记，权属人为王会川和李桂英，占有房屋份额为各占二分之一，房产证书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4571111号”。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12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判令上诉人腾空房屋是依据被上诉人错误登记的房产证。王会川和李桂英共有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儿子王集书，上诉人王集洪，原审笫三人王集伟，女儿王南萍，上诉人也享有相应份额的继承权。被上诉人错误登记，影响了上诉人使用和继承房屋。因此上诉人是继承人和房屋使用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二、王会川去世以后，没有对涉案的房屋进行分割的情况下，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之前应为共同共有，不是按份共有，被上诉人直接将涉案房屋划分成原审第三人和李桂英各占二分之一，不符合法律规定。2010年12月30日原审第三人通过公证方式取得上述房屋二分之一权属份额，公证书编号为(2010)粤穗萝证字第7143号。内容为“被继承人王会川于2010年10月22日在广州市死亡，被继承人生前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但在生前于2008年5月28日在广州市黄埔区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08)穗黄证字第3309号，该遗嘱明确表示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将其与配偶李桂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坐落在广州市黄埔区******的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所有的二分之一份额产权指定王集伟继承。上诉人王集伟要求继承王会川的遗产后，涉案房屋李桂英、王集伟各占二分之一份额”，王会川去世以后，涉案的房屋为共同共有，被上诉人在各继承人之间没有对遗产份额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将涉案的房产登记为按份共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李桂英是常年需要坐轮椅的年迈老人，也不识字，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的房产转让经过李桂英的同意，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拍摄李桂英的照片时间与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有关系。2008年5月28日，李桂英通过公证方式订立遗嘱，公证书编号为“(2008)穗黄证字第3310号”，遗嘱内容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房屋（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4571111号）是我丈夫王会川与我李桂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其中二分之一份额属于我的个人财产，现因年老，特立下本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中依法属于我的份额遗留给我的儿子王集伟一个人继承”。2017年8月21日，王集伟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属，房地产权属证号为“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206245号”，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取得方式为继承和购买。现上诉人的母亲李桂英仍在世，即使其所作遗嘱公证属实，也是仅在其过世后将涉案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由第三人王集伟继承，但是王集伟在李桂英去世之前即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上述房屋剩余的二分之一份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王集伟应当与李桂英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并经双方共同申请房地产登记。上诉人认为，王集伟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属的过程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存在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属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对王集伟申请不动产登记的行为进行全面和实质审查，确保不动产登记的合法性。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应当撤销上述房屋的登记。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225号行政裁定书；2.撤销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产权第062062**地产权属登记；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审答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2008年5月29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明确李桂英去世后，由王集伟继承涉案房屋中属于李桂英所有的1/2产权份额。2010年12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公证处于出具《公证书》，查明：王会川于2010年10月22日在广州死亡，生前留有遗嘱，遗嘱明确表示王会川去世后，由王集伟继承涉案房屋中属于王会川所有的1/2产权份额；且王集伟表示要求继承王会川的上述遗产。2016年5月18日，广州市公安局长洲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显示，王会川和李桂英是夫妻关系，两人的子女有上诉人、王集伟、王南萍、王集书。另外，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772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腾空交付给王集伟。综上，我局认为，在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能够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上诉人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无权要求撤销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因此，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二）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基于前述事实的认定，原审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审程序合法正当。原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没有遗漏当事人，没有缺席审判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形，审理过程和法律文书送达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审程序正当合法。三、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足，应依法驳回其上诉。首先，如前所述，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17721号民事判决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腾空交付给王集伟。这也即代表上诉人不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使用人，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案房屋属于王会川和李桂英的共同财产，且王会川立遗嘱，将其所占份额由王集伟继承。在此情况下，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2011年3月18日向王集伟核发粤房地权证权证穗字第11500143**地产权证》，明确将涉案房屋登记为第二人和李桂英各占房屋份额1/2，符合法律规定。此后，李桂英和王集伟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其所占的1/2份额出售给王集伟，是李桂英真实的意思表示。我局根据王集伟和李桂英的申请办理移转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足。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原审第三人王集伟二审期间未提交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的审查焦点为上诉人与涉案房屋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根据在案证据显示，2008年5月28日，李桂英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在其过世后遗赠给王集伟，2010年12月30日，王集伟通过其父亲王会川的公证遗嘱获得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于2011年3月18日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并与李桂英对涉案房屋按份共有。2017年8月8日，王集伟与李桂英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份额，并向市规资局共同申请转移登记，王集伟于2017年8月21日取得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为王集伟单独所有。后王集洪与王集伟因涉案房屋物权保护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生效的民事诉讼判决王集洪腾空涉案房屋并返还给王集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据此，王集伟先后通过遗嘱继承与购买的方式，获得涉案房屋全部权属，上诉人王集洪既没有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该房屋的份额，也没有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其与涉案房屋不存在法律关系，亦与市规资局核发涉案不动产权证没有利害关系。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依法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谭建军审 判 员 余树林审 判 员 金 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邵 艳书 记 员 林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