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603刑初118号 公诉机关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某甲，男，195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退休干部，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8月19日至2019年8月25日被临时羁押于襄阳铁路公安处看守所，2019年8月26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防城港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梁宇宸，广西精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甲，男，198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厨师，住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沅陵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8月9日、2020年5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防城港市第二看守所。 被告人代某甲，男，198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货车司机，住湖北省宜城市，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南漳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31日至8月7日被临时羁押于南漳县看守所，2019年8月8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12日被逮捕，2019年9月24日、2020年6月7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防城港市第二看守所。 被告人吴某甲（曾用名吴某某），女，196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南漳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8月19至9月4日被临时羁押于南漳县看守所，2019年9月5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12日被逮捕，2019年9月27日、2020年5月29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王某甲，女，199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微商，住防城港市港口区，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云阳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9月16日、2020年5月4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防城港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杜某甲，女，199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老河口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10月8日、2020年5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防城港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余某甲，女，195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退休干部，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8月19日至25日被临时羁押于襄阳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8月26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12日被逮捕，2019年12月18日、2020年5月2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丁世友，湖北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防区检刑诉[2020]9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余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罪，于2020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颜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余某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余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先后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为获取非法利益，以“广西北部湾建设发展和国家项目建设发展需要资金”为幌子，编造谎言，欺骗参加者交纳申购费7万元，购买21份虚拟“份额”而成为该传销组织的新成员，再以“五级三进制”的运作模式和“三大奖金”的资金分配形式，激励伞下传销成员积极发展下线，通过从下线交纳的申购款中提成获取非法利益。2014年底，该传销组织由北海市转移到防城港市，被告人刘某甲于2016年底将该体系转给郭某（另案处理）等人管理，继续进行传销违法活动。经过伞下人员的滚动式发展，截止案发,该传销团队的人员超过30人，组成的层级超过三层，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余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均晋升为该传销团伙的A级老总级别成员。新成员所缴纳的申购款，除小部分用于发放下线成员的提成外，其余均由作为老总级别的成员瓜分。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刘某甲于2011年3月份由潘某某发展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潘某某的伞下人员，随后其发展了余某甲、余某乙、刘某乙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伞下人员的滚动增加，于2013年下半年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底负责管理团队的财务，包括工资计算及发放工资提成，2016年12月将团队交给郭某管理并退出该组织，在该传销组织中起组织、领导重要作用。 被告人杨某甲于2015年12月份由李某发展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杨某乙的伞下成员，随后其发展了某某、曾某某、金某某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伞下人员的滚动增加，于2017年4月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在传销组织中负责指令的上传下达以及管理伞下人员的学习、生活、纪律，其在该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重要作用。杨某甲归案后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自愿退出非法所得款人民币20万元。 被告人代某甲于2015年底由车某某发展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车某某的伞下成员，随后其发展了代某某、汪某某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伞下人员的不断发展，于2017年5月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在传销组织中负责指令的上传下达以及管理伞下人员的学习、生活、纪律，在该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代某甲归案后自愿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 被告人余某甲于2011年下半年经罗某介绍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刘某甲伞下成员，随后其发展了郭某、余某某、刘某丙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下线人员的不断发展，于2013年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在传销组织中负责做成员的思想工作等，在该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其于2016年底退出该传销组织。余某甲归案后自愿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25万元。 被告人吴某甲于2013年11月份经郭某推荐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常某某的伞下成员，后其发展了张某某、邢某某、方某某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伞下人员的滚动增加，于2017年4月份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在传销组织负责指令上传下达及伞下人员的学习、纪律和生活，在该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吴某甲归案后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自愿退出非法所得款人民币15万元。 被告人王某甲于2015年年初由胡某某发展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胡某某的伞下成员，随后其发展了李某某、王某某、杜某甲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伞下人员的滚动增加，于2017年3月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并在传销组织负责指令的上传下达以及管理伞下成员的工作，在该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王某甲归案后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自愿退出非法所得款人民币20万元。 被告人杜某甲于2015年3月份由王某甲发展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成为王某甲的伞下成员，随后其发展了杨某某、于某某、王某某等人加入传销组织成为其伞下人员。随着伞下人员的滚动增加，其于2018年3月晋升为老总级别人员，在传销组织负责指令的上传下达以及管理伞下成员的工作，在该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杜某甲归案后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自愿退出非法所得款人民币20万元。 被告人代某甲于2019年7月3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刘某甲、余某甲、吴某甲于2019年8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杨某甲于2019年8月9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王某甲于2019年9月16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杜某甲于2019年10月8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就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甲、余某甲、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以“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交纳申购款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从中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刘某甲是主犯，杨某甲、代某甲、余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是从犯。刘某甲、余某甲、代某甲、吴某甲属坦白。杨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属自首。 被告人刘某甲辩称，1.“广西北部湾建设发展和国家项目建设发展需要资金”不是其编造，其只是宣传；2.2015年上半年是付超在管理，2016年下半年是郭某在管理，只是未公开。其只是和上面几个人一起发工资，早就处于半退休状态，在组织里没有起到组织、领导的重要作用；3.其退出后不再继续进行传销违法活动，不再和行业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再获取非法所得；4.对指控其是主犯有异议，其自己本身也是上当受骗加入行业，是受害者。认为其是从犯；5.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6.对罪名没有异议；7.认为量刑建议过高，其认罪悔罪，希望能判处缓刑。 辩护人梁宇宸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2.刘某甲与郭某团队属于两个独立团队,郭某团队人数不应当归入刘某甲，刘某甲团队人数只有七十人左右，总收入约70万元，不属情节严重，应当在五年以下量刑。3.刘某甲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应当在法定刑内从轻处罚。4.刘某甲年岁已大，已无再犯可能，符合缓刑条件。5.刘某甲提出的意见并非对事实有异议，只是进行细化说明。 被告人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希望从轻判处。 被告人余某甲对指控的罪名和量刑无异议，但辩称，1.其没有直接发展郭某、余娜和刘道珍，是传销组织安排在其名下。2.指控其负责做成员的思想工作不属实，其也没有参与管理工作，没有拿到钱。3.郭某发展的下线与其无关。3.其于2013年底2014年初已经退出，退出时间较早；4.银行流水上的钱有些是郭某的还款。 辩护人丁世友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余某甲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理由如下： 一、从余某甲参加传销组织的过程看，余某甲没有达到构成指控罪名的要求。1.余某甲受欺骗参加传销组织后，仅发展了郭某，余某丙、刘某某是为了满足升总的要求自己垫资买的空头。2.按传销组织的内部规则看，由于郭某已超越余某甲，不属于余某甲伞下的人员，余某甲并不能从郭某发展的成员中分成。3.余某甲一直向传销组织要求退回买空头的钱，2013年已退出了传销组织。4.郭某与余某甲2015年至2016年的银行流水是郭某归还的借款，余某甲转给郭某的钱大于郭某转给余某甲的钱。 二、从余某甲参加传销组织的程度看，缺乏指控罪名的客观要件。1.其他升总的人员都做过大管家、大掌柜等管理伞下人员的生活学习和新增人员的培训等组织发展行为，而余某甲并未从事该行为。2.同案人均未提到余某甲在传销组织中的所谓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没有人知道余某甲。3.没有证据证实余某甲在传销组织中实施策划、指挥、布置、协调传销组织成员活动。 三、余某甲是被传销组织操作升的总，其地位迅速被郭某超越，郭某已不是余某甲伞下成员，所以达不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要求的人数。 综上所述，余某甲系因受欺骗参加传销组织活动，想获利买空头升总的目的不能实现后就退出了该传销组织，期间没有对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不构成指控罪名。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余某甲年龄较大，且是从犯，希望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以来，被告人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余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通过申购虚拟“份额”的方式先后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为获取非法利益，编造谎言，欺骗参加者交纳申购费7万元，购买21份虚拟“份额”成为该组织的新成员，再以“五级三进制”的运作模式和“三大奖金”的资金分配形式，激励伞下传销成员积极发展下线，通过从下线交纳的申购款中提成获取非法利益。经过伞下人员的滚动式发展，该传销团队的人员超过30人，组成的层级超过三层。后该传销组织由北海市转移到防城港市。被告人刘某甲等人原负责管理该体系的运作，包括管理团队的财务如工资计算及发放工资提成等，被告人余某甲从旁协助。2016年年底，被告人刘某甲将该体系转给郭某（另案处理）等人管理。期间，被告人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余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多名新成员加入传销组织，其中，杨某甲伞下17层，代某甲伞下14层，吴某甲伞下9层，王某甲伞下10层，杜某甲伞下9层，对该组织的发展、壮大起重要作用。上述被告人并先后晋升或达到该传销组织的A级老总级别成员，在传销组织中负责指令的上传下达以及管理伞下人员的学习、生活、纪律。 被告人代某甲、刘某甲、余某甲、吴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杨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到公安机关投案。 案发后，被告人杨某甲退出20万元，代某甲退出20万元，余某甲退出25万元，吴某甲退出15万元，王某甲退出20万元，杜某甲退出20万元。 上述事实，有如下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出示、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告人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的供述，其等人于2013年至2015年先后加入“资本运作”行业，直接或间接发展多名下线人员加入该“资本运作”行业，并先后晋升或达到该传销体系中的老总级别人员，杨某甲、代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升总上平台时领取了提成。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均担任过大经理，平时负责管理伞下人员的学习、纪律、生活及传达上级的指令。并详细供述了该“资本运作”行业的运作模式。“五级三进制”的内容：凡是要加入这个行业都必须要交钱申购一种叫做“份额”的东西，这种份额是没有实质、抽象、空虚的份额。每个身份证最多只能购买21份，共7万元。行业还规定五个级别，1-2份是业务员级别，3-9份是业务组长级别，10-64份是业务主任级别，65-599份是业务经理级别，600份以上是老总级别。行业还规定一个人只能发展三个人员成为其直接下层人员，如果三条线都出局可以拿到1040万。“三进制”是：晋升为主任级别只要份额累计到10份以上，主任晋升为经理，除累计份额达到，其下面必须发展有2名直接下层人员为主任，经理晋升为老总，除累计份额达到，其下面必须发展有3名直接下层人员为经理级别。行业里还规定了，可超越可回归，可转让、可继承。资金分配方式是“三大奖金”：直接奖金、间接奖金、销售补助。大概是首先交70000元钱申购21份份额，然后按照行业资金分配方式，自己可以得回19700元的直接提成，然后发展一个直接下层人员交纳70000元钱，可以拿6031元的提成，下下层人员交纳70000元钱，如果是主任级别可以拿7021元提成，如果是经理级别可以分得5000到7000元的提成等等，上老总后，如果伞下有新人加入就可以拿提成，如果伞下新人买21份就得10300元的老总提成，提成都是按照行业的规定按照不同级别得到不同的提成的。这个“资本运作”行业就是不停的拉人头交钱加入进来，然后按照行业内规定的“三大奖金”分钱制度层层瓜分掉下线人员交纳的申购款，也就是说，这个“资本运作”行业就是以发展下线人员交纳申购款加入为计算个人提成报酬的依据。要满足级别累计份额达到600份份额，且伞下有三个直接下线人员是经理级别，才能成为老总级别人员，才能领取老总提成。老总级别人员的伞下下线肯定超过30人以上。发展新人以投资为理由引诱，讲解资本运作的模式，听课，观看视频，由传销组织内部人员轮番进行洗脑和鼓吹编造的概念，曲解国家政策，骗取信任，使他们缴纳申购款加入传销组织。该组织不断发展下线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返利资金。发展下线加入资本运作，才能从他们缴纳的申购款中得到提成，同时也可以拿到他们下线的提成和晋升其等人在资本运作中的级别，级别越高获取的返利金额越高，在组织中获得的提成均来自发展新人缴纳的申购款。大家长是管理大经理的人，大经理是负责管理团队的学习、纪律、新人申购、生活的人。 王某甲、杜某甲还供述，听说过余某甲和刘某甲的名字，余某甲和刘某甲是很早就上平台了。郭某之前是刘某甲负责管理整个团队。 2.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其于2011年3月份申购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其直接上线是潘某某。其于2013年下半年晋升老总，当时领了一笔现金。要满足老总级别累计份额达到600份份额，且伞下有三个直接下线人员是经理级别，才能成为老总级别人员。老总级别人员的伞下下线肯定超过30人以上。其发展余某甲和其他两条线加入“资本运作”目的是为了获取返利资金，其发展他们交钱加入这个“资本运作”成为其下线人员，其才能从他们交纳的申购款中得到提成，同时也可以拿到他们下线的提成和晋升其在“资本运作”中的级别，晋升老总后只能领取本线三代内老总的工资提成。这些提成，都是来自于新人缴纳的申购款。余某甲、郭某等人是老总。其于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底期间负责管理团队的财务，负责发放团队的工资提成。2016年12月份其将团队交给郭某管理，当时团队大概三百多人，其自己线上团队人员约70多人。其在行业内领取了提成。余某甲发展了郭某加入“资本运作”行业，郭某下线有张娟、常某某等人。其将团队交给郭某管理之后，没有领取过工资提成。移交之后，其和余某甲还参加过“升总宴”，因为其夫妻俩就像他们的父母，有什么事情都会找其和余某甲帮忙处理，主要是借钱，又是干部出身，信任其二人。并供述了“资本运作”组织的运作模式“五级三进制”，内容与被告人杨某甲等人供述内容一致。 3.被告人余某甲的供述，其于2011年下半年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其直接上线是刘某甲，下线有郭某、余某丙、刘某某（郭某是组织安排的，其他两个是自己出钱补齐的下线）。2013年其交了15万元买齐三条下线得上升老总，后来因为郭某超越其，没有领到提成，当年其填单晋升老总平台。其从事“连锁经营”是为了赚钱，其是当老师出来的，所以体系就让其给那些闹事的成员做工作，跟他们讲道理。其在行业内领取的了提成。并供述了“资本运作”组织的运作模式“五级三进制”、“三大奖金”，内容与被告人杨某甲等人供述一致，还绘制了传销组织的体系图。 4.同案人郭某的供述，证实刘某甲带其到广西北海讲解有关“资本运作”的模式，并带其到其他参与“资本运作”人员家中听课，观看一些宣传“资本运作”的视频资料，让其了解、掌握“资本运作”内容的。其接过团队之前是刘某甲、付某某两人负责管理四个团队，其和余某甲、樊某某、陈某某等人协助刘某甲、付超管理。2016年年底，其才从刘某甲手上接过团队，然后负责管理整个团队。行业内用于收取新人申购款的银行账户之前由付超负责管理，后面是刘某甲，最后是其负责管理。刘某甲、王某甲、杨某甲、余某甲、代某甲等人都已经上平台。还有一些份额已经够了但是没有上平台，晋升平台的老总都要求在防城港团队大经理室渡过三个月，负责管理团队的发展，有些还当过团队的大家长。其直接上线是余某甲，余某甲上面是刘某甲，刘某甲上面是潘某某。 5.同案人詹某某的供述，证实其加入了郭某“资本运作”传销行业。这个大团队是以郭某为核心，张某某、张某浩、严某某协助郭某管理团队。郭某之前是刘某甲负责管理整个团队。刘某甲、王某甲等人是老总，余某甲是早早就上平台了。 6.同案人杨某乙、李某的供述，证实杨某甲、吴某甲、代某甲、杜某甲、王某甲、余某甲等人是老总。刘某甲负责发放工资，没多久刘某甲妻子余某甲也晋升平台，一直到李某晋升平台（2017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郭某负责核算发放工资。余某甲体系的两名成员与李某一起晋升老总。余某乙、余某甲、付某某等人以前在北海的时候是一个体系的，且都是郭某的上线体系人员。2017年初，一起从北海转移到防城港，但是不久郭某和刘某甲闹矛盾，2017年春节过后，郭某把他的伞下人员都带出来自己独立成一个体系。 7.同案人常某某的供述，证实2015年的时候是刘某甲夫妇在管理团队，后来郭某把刘某甲夫妇挤走，接手团队。 8.同案人郭某某的供述，证实郭某之前是刘某甲负责管理，然后余某甲协助一下，就跟郭某、张某某一样,主要还是郭某负责管理，张某某协助帮忙管理。 9.同案人袁某某的供述，证实2016年的4月，该传销体系在武汉某某宾馆开了一个老总“结总“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郭某、刘某甲、潘某某、余某甲、李某、张某某、樊某某、余某乙、严某某、常某某等人。其直接上线是樊某某，还有贺某某、潘某某、刘某甲、余某甲、郭某。老总以上的有刘某甲、贺向东、潘某某、郭某、余某甲、余某乙、张某某、皮某某等人。 10.同案人严某某的供述，证实2016年的时候，郭某上面还有一个老总叫刘某甲的通知其，他说其现在可以领取老总工资了。之后其就将已经办理好的一张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卡号告诉他，之后这张银行卡就拿来领取老总工资。 11.同案人熊某某的供述，证实这个大团队以刘某甲为核心。老总有樊永刚、刘某甲、王某某、杨某甲、余某甲、吴某甲、胡某某、代某甲、王某星。 12.同案人王某星的供述，证实王某星发展了杨某琴、张某军、景某江等人加入“资本运作”组织。王某星的直接上线是常某某，常某某上面依次是郭某、余某甲、刘某甲、贺某东、付某有、付某某。升总前王某星的提成是余某甲发放的，升总时的提成是郭某给的。这个“资本运作”组织里面老总级别的都有郭某、刘某甲、杨某甲、吴某甲等人。 13.同案人樊某某的供述，证实老总提成的发放最开始是刘某甲发放，之后是郭某。 14.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胡某某的直接上线依次是郝某某，熊某某，袁某某，樊永刚，郭某，余某甲，刘某甲，付某某。老总级别的有郝某某，熊某某，袁某某，樊某某，郭某，余某甲,刘某甲，付超。 并且有经法庭出示、质证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到案经过，户籍证明，接受证据清单、汇款、转款凭证，银行流水清单，被告人账户冻结情况，传销体系人员手绘结构图及层级结构图，同案人陈某、陈某成、张某玲、陈某乙、陈某宇、李某阳、雷某辉、李某、郭某民、刘某、徐某君、张某、常某某、张某浩、于某军、童某、廖某会、徐某青的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印证。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 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刘某甲犯罪地位问题。经查，公诉机关指控刘某甲是主犯，向法庭出示了刘某甲、王某甲、杜某甲的供述，郭某、詹某某、杨某乙、李某、常某某、郭某某、袁某某、严某某、熊某某、王某星、樊某某、陈某的供述，上述证据均能证实被告人刘某甲在郭某之前负责管理整个团队，包括发放工资提成，在该组织中起到组织、领导作用，是主犯。对被告人刘某甲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余某甲的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经查，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能证实余某甲在传销组织中已晋升A级老总，晋升老总的条件须累计份额达到600份份额，且伞下有三个直接下线人员是经理级别，故彼时余某甲所在的传销体系已达三层30人以上。余某甲供述，其给闹事的成员做工作、讲道理；刘某甲供述，其和余某甲在体系中如同父母，有事情都会找其二人处理；郭某、郭涛供述，余某甲协助刘某甲管理团队；常军供述，2015年时是刘某甲夫妇管理团队；王某星供述，其提成是余某甲发放。以上证据能够证实余某甲在传销体系中协助刘某甲管理团队，属于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应当认为余某甲是传销体系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甲、杨某甲、代某甲、余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以加入“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上述被告人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等起关键作用，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刘某甲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余某甲、杨某甲、代某甲、吴某甲、王某甲、杜某甲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杨某甲、王某甲、杜某甲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代某甲、吴某甲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刘某甲、余某甲虽对指控的行为有所辩解，但对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亦可认定为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杨某甲退出20万元，代某甲退出20万元，余某甲退出25万元，吴某甲退出15万元，王某甲退出20万元，杜某甲退出20万元。以上钱款无充分证据证实是违法所得，应冲抵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19日起至2022年8月18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杨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14日起至2022年8月13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代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减去先前羁押的1个月25天，即自2020年8月14日起至2022年4月18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吴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五、被告人王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14日起至2022年1月13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六、被告人杜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14日起至2022年1月13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七、被告人余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沈 洁 人民陪审员  黄坤龙 人民陪审员  唐佳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黄秋燕 书 记 员  吴玉莹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 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