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34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白丽梅，女，1976年1月21日出生，蒙古族，无职业，住赤峰市，现河北省雄安新区荣城县和平路良田二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北京市信杰（赤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克迁，内蒙古钦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玉芬，女，1958年5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明，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白丽梅因与被上诉人施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402民初5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丽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白丽梅无需支付500000元及利息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属于枉法裁判。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依法承担已交付款项的充分证明责任，而且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即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一审判决的第六页“本院认为”部分记载：“已经完成对款项来源的证明。故施玉芬与白丽梅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是故意混淆“对款项来源的证明”与“对交付款项的证明”，来源只是交付的前提，款项来源不必然产生交付款项的结果，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本案借款。所以即使被上诉人完成对款项来源的证明，也不能判定借贷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二、借贷合同关系未生效。施玉芬提交的借据形成时间分别为：2011年3月8日（30万元）、3月14日（10万元）、6月26日（10万元），计三枚。首先，白丽梅对施玉芬提交三枚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其次，假如借据存在，按照交易习惯，施玉芬应当在白丽梅出具借据后，向白丽梅交付出借款项。但是白丽梅从来没有收到上述三笔借款。涉案三枚借据实际上是参与案外人王某等人赌博形成的赌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与正常的交易习惯是一致的，即先打条，后履行，即交付出借款项。故此，假如借据存在，但是施玉芬并没向白丽梅交付出借款项，借款合同未生效，即该三枚借据始终没有生效。正因为涉案2011年的三枚借据是施玉芬出钱投资和王某赌博输了的赌债，施玉芬因为害怕回家没法向自己的丈夫齐某交代，请好姐妹白丽梅给她打借条，回去糊弄她丈夫，避免发生家庭纠纷，施玉芬承诺事后会撕掉的。白丽梅出于好意和情谊，出具的涉案三枚借条，根本不存在施玉芬实际交付出借款项给白丽梅的事实。经2020年5月14日上午八点四十分第三次庭审查明：1.白丽梅2020年4月26日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证明，2016年11月9日施玉芬转给白丽梅103000元。如果2011年白丽梅真的借了施玉芬50万元，为什么在2016年11月9日向白丽梅转款还钱103000元时，不直接将2011年的借款直接扣下、抵债。该证据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2011年的50万元所谓借款不属实。2.2011年之后，白丽梅借施玉芬钱，施玉芬都要回去了，条也抽回去了，为什么偏偏不要很久之前2011年的50万元。3.2020年5月14日第三次庭审中，施玉芬称与王某没有任何往来，甚至声称不认识王某。在上诉人提交的反驳证据中，即微信记录等证明她向王某追债，王某也承诺还钱，答应先给他20万元等，王某也已经还了施玉芬30多万元。白丽梅第三次庭审出示的照片等证据，充分证明施玉芬和她女儿在2018年大年三十还去王某家追债，充分证明施玉芬的催债力度和频度。如涉案借据不是施玉芬出资与王某赌博输的钱，她为何向王某这样反复追债。三、施玉芬对交付出借款项负有充分举证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八条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施玉芬诉称：白丽梅因资金紧张，向其借款。但是，白丽梅庭审出示的大量反驳证据充分证明，白丽梅不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不可能使用年利率24％的50万元巨额资金，更不可能长期不还，且施玉芬自称50万元是其东拼西凑来的，如果2011年起白丽梅就是如此对待施玉芬，施玉芬绝不可能在2011年之后多年里多次再去找其亲戚、朋友、同学东拼西凑出几十万借给白丽梅，施玉芬主张根本不成立。故此，施玉芬第二次开庭提交的建行流水，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明显没有证明力。比如：（1）2011年3月8日的30万元。施玉芬称她是在银行取出25万元现金，连同手中的另外5万元现金，在银行门口交给的白丽梅，白丽梅给她打的借条。后来在回答主审法官提问时，又说是在白丽梅家打的借条。况且施玉芬还称，在先的30万元全部现金交付，那为何在后的10万元却用银行转账。常识是早期交易，大金额，用银行转账，而不是晚期交易，小金额，用银行转账。可见，其证据之间是严重违背常识的。（2）2011年3月13日的10万元，因为白丽梅着急用钱，但给她说晚了，到银行后银行下班了。所以她是在2011年3月14日到银行提取的现金88000元，连同手中的12000元现金交给的白丽梅。但是，银行流水显示她是在2011年3月14日15时33分58秒取现88000元。按常理白丽梅着急用钱，作为好朋友施玉芬应当次日早晨就去取钱。况且如施玉芬所述属实，那么她应在2011年3月14日到银行转账88000元，而不是取现88000元。（3）2011年6月26日的1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施玉芬给白丽梅转款的时间是2016年6月23日，转款金额是114000元。施玉芬谎称23日白丽梅在外地向她借10万元，她就转给白丽梅114000元。等白丽梅回来后给她打借据10万元。按常理和交易习惯应当是先打条后交付借款。借10万元打10万元的借条，或者提前扣息实际交付数额要少于10万元。本案却是先转款，后打借条，且转款114000元，借条是10万元。综上，施玉芬的陈述和所出具的证据，根本不能形成证据链，既自相矛盾，又违反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甚至违反常识，显然施玉芬没向白丽梅实际交付三张借条中的出借款项。施玉芬对交付出借款项负有充分举证的责任。白丽梅一审期间反复请求一审法院责令施玉芬说明并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款项的合法性、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借贷双方往来情况、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最后综合判断。据白丽梅掌握的情况，施玉芬在外放贷很多，涉嫌赌博及职业放高利贷等违法问题，但是一审法院故意回避关键环节和重要事实，故意不履行查明事实的审判职责。四、施玉芬所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按照施玉芬主张，本案借贷分别发生在2011年3月8日（30万元）、3月14日（10万元）、6月26日（10万元），截止起诉之日2019年7月29日，已经8年半有余。此期间，为什么施玉芬从来没有向白丽梅索要过，就是因为该借款从来没有实际发生过。施玉芬称2011年后，与白丽梅借取往来很多，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笔借款唯独这三笔没要过。施玉芬声称曾经向白丽梅索要过，但是历经三次庭审，施玉芬至今没有提交任何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短信等等也好。故此，一方面证明涉案借款根本就没发生过。另一方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假如本案借贷发生过，则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施玉芬也早已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五、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白丽梅的现长期居住地河北省保定市××县，财产所在地为赤峰市××区，户籍所在地赤峰市××旗。就连本案给白丽梅送达的起诉书、应诉文件、传票、一审判决书等全部文件都是寄至白丽梅的现长期居住地河北省保定市××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施玉芬作为出借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就是向白丽梅交付出借款项，而白丽梅则是当然的接受出借款项的接受方。所以，即使依据该规定，本案依法应当由白丽梅现长期居住地河北省雄安新区容城县人民法院管辖。故此，白丽梅始终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权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河北省保定市雄安新区容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六、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并且达到了证明标准。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没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只有提供反驳证据的责任，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大量反驳证据，使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和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未能达成，所以一审中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并且达到了证明标准。至于施玉芬如何为王某提供资金及具体交付等等，并非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供的大量反驳证据足以使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具备高度盖然性。七、一审判决严重偏袒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毫无公正可言。首先，一审明显颠倒了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违法增加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法减少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法提高了上诉人的证明标准，违法降低了被上诉人的证明标准。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多次明确表示双方约定年利率24％，同时也多次明确表示本案中其主张的三笔借款的利息，上诉人自始至终一分未还，根据被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要本案中的款项，本金与利息合计超过100万并且很多年（近10年）一直未还。上诉人提交的反驳证据可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所述的上诉人很多年借钱不还期间（2011年至2017年），三笔合计100多万的本息不偿还，其与上诉人之间却多次发生新的巨额的借款和还款，严重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所以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完成对交付出借款项的充分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也没有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一审判决中却偏袒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已经通过大量反驳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严重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并达到了证明标准，枉法裁判乃至超范围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仅明确区分了“利率”和“逾期利率”，而且还明确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所以一审判决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适用范围枉法裁判、超范围裁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视基本的事实和裁判规则，明显严重偏袒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施玉芬做出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且矛盾重重的证据和陈述后，强行混淆最核心的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等，完全颠倒黑白。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并且适用法律错误，严重偏袒被上诉人，所以一审判决无任何公正可言，上诉人相信二审法院会明察公断。庭审期间上诉人补充：1.在卷74页至卷75页2020年4月14日10时40分一审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第5页最后1行至第6页第2行，法官问施玉芬：原告，借的钱还了吗？施玉芬回答：去年偿还我同一笔，有的还了有的没还。说明有人还过施玉芬钱，与诉请偿还本金50万元是矛盾的。2.在卷75页2020年4月14日10时40分一审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第6页第9行至第17行，法官问施玉芬：原告，这五十万都是你的吗？施玉芬回答：我朝同学洛凤英借了20万元，有我父亲10万元，其余的还有倒几万的，凑了50万元。法官问施玉芬：原告，你从你父亲和同学处是否留手续了？施玉芬回答：我当时留手续了。我还有一处房子，我卖了。后来我都凑上还我父亲及同学了。我同学没都还清了，利息都给了，本金还差点…我给我同学的利息差不多有十几万，都是现金给付。但是，施玉芬并没举出相关证据证明该说法，相反在卷78页2020年4月26日10时50分一审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第2页第10行至第21行，施玉芬又补充证据称：2011年3月8日的30万元，25万元是其从建行取现加上手中已有的5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白丽梅的。2011年3月14日10万元，因为当时银行关门了，所以3月15日才取现88000元，加上手中的12000元，也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6月26日的10万元，因为当时白丽梅在外地，款是6月23日打到白丽梅账户上的，6月26日才出具的借据。3月8日这笔30万元之巨款，如果白丽梅真的借了，白丽梅有银行卡，为什么不转账？上述关于出借款项的来源前后矛盾。证明施玉芬一直在编造谎言。另补充：被上诉人在一审卷中82页法官问：2011年6月26日被告借10万元为什么转了114000元，施玉芬说这个我真记不太清楚了，被告不在家我给她交的余热费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交余热费应属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钱，应该打借条的时候应该比10万元更多而不能更少，所以存在虚假陈述。从被告提供的取款记录来看，被上诉人个人交易明细在2011年的3月1日-6月23日共取出98万元，存入809550元。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是一名教师，未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但是该笔交易数额巨大，说明被上诉人存在其他借款同时还有入账行为，也会进一步印证在证人询问中证人王某有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被上诉人施玉芬答辩服判，其答辩意见为：原判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答辩人与白丽梅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间的借款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白丽梅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1年3月8日、3月14日、6月26日，白丽梅从答辩人处借款总计500000元。答辩人分别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将款项实际支付给了白丽梅，白丽梅给答辩人出具了借条，白丽梅至今未偿还借款本息。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借条，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再根据答辩人与白丽梅经济往来的交易习惯以及答辩人账户内资金变动情况，足以认定，答辩人与白丽梅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间的借款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白丽梅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白丽梅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案涉三笔借款均未约定还款期限，答辩人可以随时向白丽梅主张权利，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三、白丽梅所述出具借条的原因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逻辑和最基本的生活经验法则。白丽梅称，给答辩人出具借条，是为了帮着答辩人搪塞赌债亏空、糊弄家人。这种说辞太过牵强，仅仅是白丽梅企图逃避民事责任的借口，故不应采信。另外，从一审中白丽梅的当庭陈述以及白丽梅提交的经营沙坑的书面材料看，白丽梅经商多年，完全应该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故白丽梅没借款却给答辩人出具借条，事后又不抽回或监督销毁借条，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和最基本的生活经验法则。四、答辩人找案外人王某，是为了帮白丽梅向王某催债。答辩人帮着白丽梅找王某催债的具体原因是，白丽梅曾向答辩人说过，王某欠白丽梅钱，但答辩人不知是否属实。答辩人看到了王某给白丽梅出具的借据后，白丽梅又向答辩人承诺，如果帮着催，催得王某偿还了白丽梅，白丽梅就全拿来直接偿还答辩人。白丽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不能证明答辩人参与赌博，更不能证明答辩人背负赌债。反而恰恰证明了在2018年春节时，答辩人曾向白丽梅主张权利，催得紧的时候，白丽梅就让答辩人帮着去找案外人王某催债，以偿还答辩人。五、白丽梅的恶意拖延诉讼及不实陈述行为，给答辩人增加了诉累，更是浪费了司法资源，妨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审时，白丽梅曾提出管辖权异议，红山区人民法院及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经审查，均驳回了白丽梅的申请，白丽梅此次又重复提管辖权问题，显然是为了拖延诉讼。本案一审曾开庭三次。2020年4月14日第一次开庭，白丽梅不到庭，其代理人当庭否认借条上的签名是白丽梅所书，否认收到案涉款项，并书面申请对借条上签名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只好休庭等待司法鉴定。但随后白丽梅又明确表示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了。2020年4月26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白丽梅仍不到庭，其代理人又当庭否认收到款项，还谎称案涉款项是答辩人参与赌博欠下的赌债，对于答辩人为什么会欠下赌债，答辩人的赌债为什么是白丽梅出具借条，其代理人语焉不详。为查明案情，经答辩人一再申请，一审法院通知白丽梅到庭。2020年5月14日第三次开庭，白丽梅到庭后，对出具借条的原因，又作了虚假陈述。六、一审判决判令白丽梅偿还借款及利息，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关于上诉人的补充意见答辩称：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回答说有的还了有的没还，本意是上诉人借多笔钱有的还了有的没有还，其中2011年3笔都没有还，上诉人故意混淆事实。且上诉人一审中说还完钱抽回一个条。关于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中对出借的50万元从同学父亲筹借的情况，被上诉人在一审二次开庭时候明确对法官说因为当时被上诉人没有调出交易明细，加上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次数多，所以有记混的情况。从一审开庭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往来的交易习惯多以现金为主，转账较少。关于余热费，不是说2011年6月23日转的114000元里有余热费，而是表达的意思是说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关系比较亲密，经济往来多，被上诉人还替上诉人交过余热费，但是多转了14000元是什么钱被上诉人确实记不清了，这符合人的记忆规律，加上经济往来多，被上诉人当时借给上诉人的钱就是10万元，所以打了10万元的条。被上诉人是教师无异议，但是被上诉人卡里面存入多少和去处多少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借款情况，借不借给别人钱是我们的自由，上诉人很清楚被上诉人家在锦山有林场，被上诉人女儿是做园艺的，其中有一笔钱就是被上诉人女儿转过来的，对方就是为了逃避责任。证明不了被上诉人向不特定对象借钱。被上诉人多年来只帮过这一个所谓的好姐妹。施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白丽梅偿还借款500000元，并自起诉时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2.由白丽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8日、3月14日、6月26日，白丽梅因资金紧张从施玉芬处借款总计500000元，约定白丽梅按年利率24%向施玉芬支付利息。该款白丽梅至今未偿还。为此，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施玉芬与白丽梅系朋友关系。2011年3月8日，白丽梅向施玉芬借款300000元；2011年3月14日白丽梅向施玉芬借款100000元；2011年6月26日白丽梅向施玉芬借款100000元。前两笔借款施玉芬通过银行取现及自己手头的现金交付的借款；最后一笔借款是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借款。双方对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未作约定。上述借款后经施玉芬索要未果。为此，施玉芬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上。另查明，施玉芬与白丽梅除上述借贷外，另有其他经济往来。白丽梅于2017年4月11日和5月15日又向施玉芬两次借款，白丽梅还清借款后，已将出具的借条抽回。上述事实，有施玉芬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由白丽梅出具的三份借条、施玉芬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以及施玉芬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施玉芬是否向白丽梅提供了借款。首先，施玉芬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白丽梅出具的借条三份，该三份借条证明白丽梅与施玉芬之间已经形成借款的合意；其次施玉芬提供了其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打印件，该打印件能够证明施玉芬在2011年3月8日从其个人账户中支出250000元，2011年3月15日支出88000元，2011年6月23日转账给白丽梅114000元，再结合施玉芬的陈述，已经完成对款项来源的证明。故施玉芬与白丽梅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白丽梅应依法履行偿还施玉芬借款的义务。施玉芬要求白丽梅自起诉时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双方对借款利率未作约定，故该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其利息可从起诉之日（2019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予以保护。白丽梅认可三枚借条系其本人出具，但称未收到过款项，三枚借据是施玉芬出钱投资和王某赌博输了的赌债，施玉芬害怕回家没法向自己的丈夫交代，请白丽梅给打的借条，用来糊弄施玉芬的丈夫。对白丽梅的上述辩解主张，施玉芬不予认可，白丽梅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白丽梅作为经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有充分的认知。按白丽梅所述其在未借款的情况下即出具借条，且在事后未监督施玉芬销毁或者抽回借条，不符合常理。故白丽梅的该项辩解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白丽梅为支持其辩解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施玉芬的微信聊天记录、施玉芬去案外人王某家要债的照片等证据，上述证据系间接证据，施玉芬对此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亦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用以证明施玉芬是向案外人王某出借的款项，白丽梅的该项辩解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白丽梅关于施玉芬所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的辩解主张，因双方借款时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白丽梅可随时履行返还借款的义务，施玉芬可要求白丽梅在合理的期限内偿还借款，现施玉芬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白丽梅的该项辩解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白丽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施玉芬借款5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施玉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计7470元（施玉芬已预交），由白丽梅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白丽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白丽梅尾号为5542的建行卡《明细信息》1份3页、《交易明细》1份1页。欲证明2011年7月16日施玉芬丈夫莫日根巴特尔向白丽梅该银行卡汇入2万元，2012年4月15日施玉芬胞妹向白丽梅该银行卡汇入20万元，2012年8月28日施玉芬向白丽梅该银行卡汇入10万元，2016年11月9日施玉芬向白丽梅该银行卡汇入103000元。如果涉案款项是白丽梅所借，且像施玉芬所辩称的一直朝白丽梅追要过涉案借款，那么为什么施玉芬还向白丽梅银行卡汇款，不把该借款直接扣住抵债？二、2011年7月23日王某向施玉芬还款的银行《存款凭条》1枚。欲证明涉案款项是发生在王某和施玉芬之间，系施玉芬出资，王某投赌。王某赢了钱，实际已经给付施玉芬30多万元，其中2011年7月23日就给付了103000元。三、证人王某、纪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涉案款项是发生在王某和施玉芬之间，系施玉芬出资，王某投赌。王某赢了钱，就多给施玉芬，施玉芬始终在向王某主张涉案款项，多次到王某家要钱。王某实际已经给施玉芬30多万元，其中2011年7月23日就给付了103000元。其中证人王某作证称“我证明被上诉人钱是我用了，我用这个钱赌博去了，赢了给她点，输了算我的，被上诉人也知道，2012年时被上诉人和我去过赌场，被上诉人去赌场给我送钱，送了10万元，坐我的车去的，被上诉人去赌场给我送钱的事只有赌场的人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没打过条。关于为什么让上诉人出的涉案借条，是因为当时我钱给不上，被上诉人让上诉人打条回家糊弄她对象去。被上诉人向我要过钱，有时候打电话，我有时候不接就去我家。我还过被上诉人钱，有一年还过8万元，有一年还过103000元，乱七八糟还了30多万元。我和上诉人没有经济往来，我十八九岁就开始赌博了，因为赌博公安机关处理过我几次。我没给被上诉人打过条，我和被上诉人就是朋友关系，是通过上诉人认识的，我和上诉人是喀喇沁旗上下营子的邻居，我和上诉人原来有经济往来，2010年、2011年、2012年这个时间有，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我一共在被上诉人手借过四五十万元，一次30万元的，有两次10万元的，卷里我给上诉人出的60万元的借条是我出具的，当时2010年时我们有经济往来，所以打的这个条，这个钱都已经还上诉人了。给了一台车顶了30万元，什么车我忘了，剩下的钱是前年还的22万元现金，也就是在我的乃林牛场还给上诉人22万元，上诉人没有给我出条，借条我也没有抽回去，我向上诉人借的钱也用来赌博了。”证人纪某作证称“我从2000年通过我兄弟媳妇田素珍认识的春苗（用手指上诉人），我也不知道她叫啥名，在她平庄的店里。2011年他们说王某用钱，我也和王某去过两次赌场，但是我没有玩，小施也给王某送过钱，我认识她的。有一次王某输了，小施和春苗说，本钱拿不回来，让春苗给她打条，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说我绝对不和你要，咱俩这关系我能和你要吗。这大约是2011年末的事情。被上诉人让春苗给被上诉人打条，并承诺不和她要。春苗问为什么不让王哥给你打，她说你姐夫不相信他。2012年被上诉人孩子要结婚，王某有10万元，不知道从哪里整的，在王某家王某给我2万元，给被上诉人8万元，王某现在还欠我3.6万元，条子始终没有往回撤。关于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因为王某的钱打条的事情，一共打过几次，金额多少我不知道，不在场。我也是通过我兄弟媳妇田素珍认识的王某，当时王某从我那借了6万元去玩，我得好处。我还和王某去过两次，我不赌博，我是去春苗平庄的店认识的被上诉人。我和王某去过两次赌场，看见过一次被上诉人给王某送了10万元的现金，面额多少我不知道，送钱的时间大概是2011年吧，在河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地方。”被上诉人施玉芬质证称，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莫日根巴特尔是被上诉人丈夫，现在被上诉人对莫日根巴特尔的转款原因记不清了，对被上诉人姐姐施玉华的转款不清楚，2016年11月9日的103000是上诉人2016年经营沙坑的时候资金紧张，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资金能证明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多，有时候从其他人处筹钱借给上诉人，为什么在2011年出借了50万元之后上诉人没有偿还50万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还借上诉人借款原因是，上诉人在2012年经商不太景气，双方之间关系好，因为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照顾孩子长达10年，所以亲朋好友有钱被上诉人帮助筹借，借给上诉人，就是想让上诉人翻身还上被上诉人的钱。对第二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显示存款人的姓名，不能证明是王某向被上诉人卡内汇款，更不能证明王某还了30多万元，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借给王某钱投资赌博。对第一位证人的证人证言，我们认为该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客观不应被采信，证人出庭作证程序不合法，证人是在上诉人带领下来到法庭，庭前上诉人与出庭的证人有密切接触，违反证人隔离制度。证人只不过是和上诉人上演了双簧，证人与上诉人关系亲密，其证言必定是有利于上诉人的，对于长期参与赌博的人出庭作证，请法庭严查证言的可靠性。且该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与上诉人的一审陈述相互矛盾，被上诉人问证人与上诉人有无经济往来，证人明确回答没有，但后来又说有经济往来，对于法官让他查看的2014年10月23日给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是否还清，什么方式偿还的，证人的陈述和上诉人一审开庭说的是矛盾的，证人说用车抵了30万元的债，但是说记不清是什么牌子的车，不符合常理，且一审时上诉人说2014年王某借的钱均是现金偿还，如果有车抵债，上诉人记不清也是极其不符合常理，所以能证明两个人都在说谎。对第二位证人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不应采信。证人出庭违反程序，是上诉人带着来的，上诉人与证人密切接触，早就教好了。被上诉人不认识第二位证人，该证人证言与王某的证言相矛盾，第二位证人纪某称10万元是被上诉人2011年送去，证人王某称其2012年去赌博的，时间不吻合。法庭询问证人王某被上诉人送钱时谁看见了，证人王某说除了赌博的人没有其他人，第二位证人纪某称其给王某送钱时看见被上诉人了，被上诉人也送钱去了，所以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不能采信。本院审查以上证据后认为，关于上诉人白丽梅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施玉芬的丈夫莫日根巴特尔及施玉芬的姐姐向白丽梅账户转过款和施玉芬向白丽梅账户转款情况，能证明双方经济往来较多，但不能证明涉案款项虚假，亦不能否定卷内借据，故不能证明上诉人白丽梅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依法不予确认。关于上诉人白丽梅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该存款凭证未载明汇款人是谁，且亦不能证明王某实际给付施玉芬30多万元，此单据上标注的款项是否与本案有关亦不能证实，施玉芬对该证据亦不认可，且若按白丽梅的说法，施玉芬与王某之间存在多笔大额经济往来，但双方之间既无合同又无收据、欠据等书面证据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上诉人白丽梅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依法不予确认。关于上诉人白丽梅申请证人王某、纪某出庭作证的证言，经本院审查，二位证人陈述及与上诉人白丽梅所述存在矛盾之处，比如王某作证时开始说与上诉人不存在经济往来，在本院询问其的过程中又承认曾与上诉人有过经济往来，一审期间白丽梅称“王某向我借的60万元王某已经还了，都是今天还点明天还点，到2016年就还清了，都是现金偿还的”，证人王某称“卷里我给上诉人出的借条是我出具的，当时2010年时我们有经济往来，所以打的这个条，这个钱都已经还上诉人了。给了一台车顶了30万元，什么车我忘了，剩下的钱是前年还的22万元现金。在我的乃林牛场还给上诉人22万元，上诉人没有给我出条，借条我也没有抽回去”，二人说法相互矛盾；证人纪某称2011年其去赌场给王某送钱时看见施玉芬也去赌场给王某送了10万元，但证人王某称其是2012年赌博时施玉芬给其送的10万元，且当时送钱时除了赌场的人以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二人说法亦相互矛盾。关于涉案借款为什么让白丽梅打条，证人纪某作证时称其当时不在场，也不知道王某与施玉芬之间有没有什么条的事，上诉人白丽梅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人证言，证人陈述亦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以上证据亦无法否定上诉人白丽梅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对两份证人证言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依法不予确认。除此，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其他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白丽梅上诉主张2011年3月8日借据中的30万元，施玉芬称在银行取25万元，连同手里的5万元现金交给白丽梅，但一审法院询问施玉芬其称在白丽梅家里打的借条，30万元现金交付，而在后有一笔10万元转账，违背常识；2011年3月14日借据中的10万元，施玉芬称白丽梅急用钱，到银行后银行下班了，所以施玉芬2011年3月14日到银行取现88000元，连同手里的12000元交给白丽梅，按常理白丽梅急用钱，施玉芬应早晨就去取钱，应在3月14日转账88000元而不是取现88000元；白丽梅上诉主张2011年6月26日借条中的1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施玉芬6月23日转款114000元，违反交易习惯。经查，一审期间施玉芬提供了其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打印件，证明施玉芬在2011年3月8日从其个人账户中支出250000元，2011年3月15日支出88000元，2011年6月23日转账给白丽梅114000元，证明施玉芬借给白丽梅涉案50万元的款项来源，白丽梅认可一审期间施玉芬提交的三枚借据中“白丽梅”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双方均认可系好朋友关系，往来账较多，有现金交易也有转账交易，白丽梅亦称其还施玉芬款项基本是现金偿还，故白丽梅以上上诉主张不能否定卷内3枚借据，一审法院根据卷内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认定施玉芬已经完成对款项来源的证明，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上诉人白丽梅上诉主张施玉芬没有向白丽梅出借涉案款项，借贷合同不成立，涉案三枚借据实际是案外人王某等人赌博形成的赌资，是因为2011年施玉芬出钱投资和王某赌博输了赌债，施玉芬因为害怕回家没法向自己的丈夫交代，请白丽梅给她打条回去糊弄施玉芬丈夫，避免发生家庭纠纷，施玉芬承诺到时候会撕掉，故白丽梅出具的涉案借条。白丽梅上诉称2016年11月9日施玉芬给付白丽梅103000元，如果白丽梅借了涉案款项，为什么在11月9日施玉芬向白丽梅转款还钱时不直接将2011年的借款直接扣下，2011年之后白丽梅借施玉芬钱施玉芬都要回去了，条也抽回去了，为什么不要很久之前2011年的涉案50万元？本案中中，施玉芬根本没实际出借款项给白丽梅，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查，白丽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充分知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白丽梅亦认可与施玉芬之间借款都会打条还钱后会抽回借条，因双方均认可双方经济往来较多，本案中，白丽梅未在事后抽回借据或督促施玉芬销毁借据，亦未让施玉芬出具相应说明，明显不符合常理，其该主张不能否定卷内其本人出具的三枚借据。关于白丽梅主张施玉芬曾向王某追债，一审期间其提交了聊天记录及照片，但聊天记录中并未说过王某向施玉芬借了涉案50万元的款项，上述证据系间接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白丽梅的证明目的，施玉芬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合以上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施玉芬与白丽梅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白丽梅应依法履行偿还施玉芬借款的义务，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白丽梅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错误。经查，一审期间施玉芬起诉要求白丽梅自起诉时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因双方对借款利率未作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判令白丽梅自起诉之日（2019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白丽梅上诉主张施玉芬所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经查，因双方借款时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白丽梅可随时履行返还借款的义务，施玉芬可要求白丽梅在合理的期限内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施玉芬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白丽梅该上诉理由因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白丽梅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经查，一审期间白丽梅向一审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经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故驳回白丽梅的管辖权异议申请；白丽梅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审查后维持原裁定，故白丽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凡林审判员 鹿春林审判员 苏力德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赵妍婷书记员 吴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