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1421号原告：北京韩依酷和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曦路**院**楼**1-11106。法定代表人：田贞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洪亮，北京宸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全海，男，1974年5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堂，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韩依酷和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依公司）与被告罗全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魏亚南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韩依公司原起诉被告为东莞市海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鸿公司），诉讼期间，海鸿公司注销，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其股东罗全海为本案被告。原告韩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洪亮，被告罗全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购货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定金121122元；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05608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25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2日，韩依公司与海鸿公司双方签订了购货合同，原告依约向海鸿公司支付了定金，合同中明确约定各款服装的交货日期，截止起诉之日，海鸿公司只在8月12日交付了毛衣296件，剩余至今未交付，海鸿公司的行为已严重违约，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利益损失。2020年1月16日，海鸿公司被核准注销，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罗全海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故追加罗全海为本案被告，望判如所请。被告罗全海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海鸿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之间的全部合同已于2019年8月17日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终止。首先，关于合同的解除：双方合同签订的过程系韩依公司安排采购人员与海鸿公司洽谈好商品的型号、数量及价款，后由韩依公司经理吴奕洲核价后向海鸿公司发送电子格式合同再由海鸿公司打印纸质合同签字并盖章后邮寄给对方，最后韩依公司的经理吴奕洲在合同上签字后邮寄给海鸿公司。在双方合作过程中，代表韩依公司联系生产、批单、跟进等所有的沟通工作均由采购员欧倩负责。2019年8月初，韩依公司怀疑采购员欧倩对所有的供货商收取回扣，将其解聘。随后，2019年8月14日，韩依公司便向海鸿公司提出要求双方之前所有合同涉及的产品价款均需下调，且不认可双方已商议确定的3752款、3935款以及4618款的三种产品，实际上三种产品对方均已给出批单，且3935款产品在此之前已交付对方并验收，只是未签订合同。当时海鸿公司迫于已购大部分的原材料，为避免损失扩大，便同意所有产品降价5%，但担心日后韩依公司又会基于合同其未按照约定签字并盖章而不认可（之前的合同对方仅有代表签字），甚至还会提出其他不合理的要求，存在导致无法追回货款的风险，故于2019年8月15日及8月17日向韩依公司提出双方之间的合同应严谨规范，需重新签订合同并加盖公章，对方回复表示同意。韩依公司于2019年8月17日也提出需重新签订合同，至此双方之前的合同全部解除。其次，关于对方主张返还定金及损失：（1）根据购货合同第二条，韩依公司向海鸿公司支付的款项系订金，是预付款而非定金。海鸿公司依照约定分别于2019年8月5日及8月11日向对方供货3935款及4594款产品，两款合计148228元，至今尚未支付，欠款金额已超过订金27106元。虽然韩依公司以没有签订合同为由反悔不认可3935款产品，但该产品已如期交付并验收，在当时对方急需采购的情况下，海鸿公司为其解决了燃眉之急，韩依公司却事后不予认可，其行为既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是不诚信的，实际上在双方事后的交涉中其也是认可自己有违规的行为。故海鸿公司不同意对方主张的返还订金的请求。（2）在双方均表示需重新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海鸿公司曾多次催促对方抓紧签订合同以保证正常供货，但对方再次反悔不同意重新签订合同。鉴于对方多次反悔、管理混乱及不规范的做法，海鸿公司担心供货后无法正常收回货款，故于2019年8月20日向韩依公司郑重声明：如不重新签订合同，本公司停止所有大货生产。海鸿公司当时也明确表示，因双方没有签订新合同，仅为暂时停止生产，而非不再生产。实际上，海鸿公司作为生产方是非常希望早日向对方供货的，海鸿公司为履行之前的合同，除去已交付的两批产品，仅购买原材料款就已支出245131元，因该原材料系为生产对方产品专项订购，直到目前原材料仍存放在库房搁置。故，最终导致无法正常供货也是由于韩依公司原因造成。同时，对于韩依公司不守信用的行为，海鸿公司在未到发货时间之前已经及时通知了对方停止生产，也不会给对方造成损失，即使有损失也不应由海鸿公司承担。第二，被告罗全海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罗全海注册海鸿公司是专门为了与韩依公司合作于2019年7月18日而成立的，但因韩依公司的不诚信，最终双方签订合同全部废止，未能履行，造成海鸿公司巨大亏损，无力支付员工工资及厂房租金，无法继续营业，遂于2020年1月6日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注销登记，故被告罗全海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现就相关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韩依公司（甲方、买方）与海鸿公司（乙方、卖方）先后签订四份购货合同。其中，2019年7月25日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服装，共4594、4592、4593、4567、3686、3482，6款7个色，货款共计222500元（此货款是FOB包工包料）。除4594款2019年8月12日交货外，其余均于9月1日、10月1日交货。先付订金20%为人民币44500元。其中毛衣4594款，总数量300件，单价每件86元。2019年7月29日的购货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服装，共4款6个色，货款共计182708元（此货款是FOB包工包料），先付订金20%为人民币36542元，交货日期分别为8月20日和9月1日。2019年7月31日的购货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服装，共1款1个色，货款共计24000元（此货款是FOB包工包料），先付订金20%为人民币4800元。交货日期为10月1日。2019年8月12日的购货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服装，共7款8个色，货款共计176400元（此货款是FOB包工包料），先付订金20%为人民币35280元。交货期限分别为9月10日、15日、10月1日。上述四份合同均约定了违约责任：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从指定的交货日期次日开始计算，延期每天按货款全额的1%作为违约金，即违约金金额=合同单价*购货数量*延期天数*1%;如货品在延期七天后仍未交货到质检仓，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向乙方进行索赔。乙方需退回定金且赔付货款总额200%给甲方，作为甲方逾期销售经济损失赔偿，及退回甲方提供所有面辅料。货款支付及结算：1、定金：甲方于合同生效后七天内支付总货款的20%作为定金。本合同经双方法人代表或公司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即有法律效力。落款处有韩依公司代表吴奕洲签名捺印，但未加盖公司公章。海鸿公司盖章及法人代表罗全海签名。上述购货合同签订后，北京金普环球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受韩依公司委托向海鸿公司支付服装定金共计121122元。2019年8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价格下调单，对合同中15款服装单价进行了下调，同时载明“以上价格由2019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15日合同补充协议，以上价格结算价格”并有罗全海签字确认。其中4594款变更为80元。关于双方争议焦点的3752和3935两款服装，双方四份合同及价格变更单上均未予以约定。被告称系原告让其生产，但未签在合同里，对此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23日。原告公司采购员欧倩的助理@罗全海“新版黑色4408一件，3708，4627，3752黄色，杏色各一件，现在寄给你，到时留意查收”。罗全海答复“好的”。8月1日再次@罗全海“3935三件裙子，还有4410的产前版和原版现在寄给你，到时留意查收一下”。8月4日罗全海的爱人麦丽玲@原告公司韦纪华“明天早上会送3935款过去你们仓库，大概8:30出发，麻烦发一下仓库地址或定位过来”。8月13日，原告公司韦纪华在群内说“3935款来货91件扫描数90件差异少1件，请核实”。后罗全海答复“收到”。原告不认可3752与3935让被告生产，对此提交其公司经理吴奕洲与罗全海的微信记录。其中8月17日罗全海发消息给吴奕洲“吴总早上好，价钱改变了，应该重新出过合同，我们是正规的公司，不要有违规的操作，还有3752与3935款转到我公司生产也要出一个合同，还有4618款，我大货的毛料都已买回来了，现在改料的话，我的大货料怎么处理，改过料后价格和货期都跟不回之前的，请跟进”。吴奕洲答复“3752与3935从来没有任何报备转场到你们工厂”。“而且那天你过来我司跟王总沟通，你也没有提过这两个款啊，谁转到你们工厂的？”罗全海答复“欧小当时跟我说的，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我跟原来厂沟通回来，4618款呢？还有这些因你公司内部有变动改变价格的合同呢？”当天下午罗全海又发消息给吴奕洲“吴总因为你不承认答应欧倩转这两款的合同，这两款我与贵司都没关系，我的另一些合同你快给我，因为我没合同，这样做都不放心，贵司出问题不能抵责任给我们供应商”。8月20号罗全海发消息给吴奕洲“因你内部因素压低的每款单价还没重新发合同过来吗？如果没有重新出合同，本公司停止所有大货生产”。当日吴奕洲回复“合同双方已签订。条款很清晰。我们对合同的价格是补充协议，合同主体依然在存续期。你提出要求重新签订合同，我虽然认为没有必要，但也说了可以协助。你先退定金，双方签订协议取消之前的合同，重新再次签订合同。可你又不退定金，又不取消之前的合同，直接让我给你再来份新合同，我怎么给你重新签订合同？双方要履行几份合同？从哪个角度说的过去？”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微信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不认可对方证明目的。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9年8月12日原告收取被告生产4594款服装13箱，总计297件，2019年8月17日返修1件。被告称原告收取其生产3935服装1574件，对此提交工艺尺寸单及收货单4张。上述单据显示，原告共收取3935号服装1574件，但加工厂名称均为桂苑玲。原告认可收到1574件，但认为合同相对方系桂苑玲。另查，2020年1月16日东莞市海鸿服饰有限公司被核准注销，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罗全海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本院认为，原告与东莞市海鸿服饰有限公司签订了购货合同，虽原告公司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但原告公司对该合同予以认可，且合同上有原告公司代表吴奕洲签字，合同内容又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又依约实际履行了部分合同内容，故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付了定金，被告理应依约交付相应货物。但其仅于8月12日交付了第一批4594款服装296件，后未再交付剩余服装，对此显属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另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解除。被告称原告在合同签订后提出产品价格均需下调，对此应属原告违约，但被告既已在下调价格单上签字，就视为对下调价格认可，对此进行了承诺，故该承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3935款服装，虽然原告收取了3935款服装，但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内容及收货单内容，本院认为，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对3935款存在购货合同关系。因被告不享有单方解除权，故对其双方合同已经解除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因被告违约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供货，原告享有单方解除权，故其起诉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本院确认双方合同于被告收到起诉书日即2020年4月18日解除。原告要求被告退回定金121122元，本院认为，因原告已经收取被告加工的4594款服装296件，该费用共计23680元，应从定金中扣除，故其该项请求中97442元属合理部分，本院应予支持，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其要求对方赔偿其损失605608元，本院认为，虽被告直接违约造成合同解除，但合同履行过程可以看出，原告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购货合同不盖章，变更合同价款不盖章等均是造成纠纷的原因，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故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韩依酷和服饰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海鸿服饰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购货合同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二、罗全海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北京韩依酷和服饰有限公司定金97442元；三、驳回北京韩依酷和服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67元，由北京韩依酷和服饰有限公司负担8842元（已交纳），罗全海负担2225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亚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都一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