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31879号原告：上海雇睿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黄婷，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阳，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馥奇，男，198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云(系被告配偶)，女，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予迅，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雇睿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谢馥奇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雇睿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阳、被告谢馥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云、王予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雇睿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共计677,175.82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一家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公司。被告于2011年7月入职原告处，双方签订过两份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至2016年9月22日止。之后，虽未再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仍继续在原告处工作。被告历任助理招聘顾问、招聘顾问职务，主要负责与有人才中介服务需求的客户直接联系并为客户提供寻找、筛选候选人、协调面试、安排入职等工作。2019年12月，原告发现被告工位抽屉内有大量开票人为上海诺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目为“人力资源服务(费)”，开票金额达677,175.82元。受票人中蓝泰展览工程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泰公司)、凯达环球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亚施德邦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施德邦公司)均为原告的客户，与原告订有人才中介服务合同，并有长期业务往来，被告长期负责三家公司的业务。经统计，上述三家公司的开票金额为350,845元。经查询，诺帆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24日，系一人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被告的父亲，被告担任该公司监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原告高度一致。原告认为，被告利用在原告处担任招聘顾问、能够直接接触客户的便利，通过诺帆公司从事与原告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从而侵占了原告的营业收入。被告谢馥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不单是雇佣关系，兼有合作性质，原告知晓被告在诺帆公司工作的情况，且原告的办公地就是租用诺帆公司在东海广场的办公地。由于原告准备去南方发展，被告也想离职，原告为了挽留被告帮忙打理上海的业务，默许被告同时在诺帆公司工作。为此，双方签订过一份合伙协议，约定原告的工资由10,000元/月降至3,000元/月。故被告并无过错，也未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相反，原告未和被告续签劳动合同还拖欠工资，违反了劳动合同义务。此外，原告提及的三家公司在与诺帆公司发生业务时已与原告解除合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原告的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汇展服务，人才中介。被告于2011年7月20日入职原告处，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1年7月20日至2014年7月2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担任助理招聘顾问一职。2013年年中左右，被告从原告处短暂离职，后于2013年9月23日重新入职，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3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22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为招聘顾问。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但被告仍继续在原告处工作。被告的工资由底薪及奖金组成，自2019年5月起，原告按月向被告支付工资2,237.50元(其中6月工资为2,099.57元)，另有8,000元为办公室租赁费用。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至2019年12月。2019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被告侵占公司业务并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严重损害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商业利益为由，决定于当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被告拒绝签收。另查，诺帆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24日，法定代表人为谢新星(系被告父亲)，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人才咨询等，被告在该公司担任监事。2019年12月，原告在被告的工位抽屉里发现开票人为诺帆公司、类别为人力资源服务费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及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开票日期为2018年7月5日至2019年12月26日期间，开票金额共计677,175.82元，其中受票人为蓝泰公司、凯达公司、亚施德邦公司(上述三家公司原系原告客户)的开票金额共计350,845.02元。又查，2020年7月6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赔偿2018年至2019年经济损失共计677,175.82元。该仲裁委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静劳人仲(2020)通字第16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请求事项不属于该仲裁委的受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1.2012年11月8日，原告与蓝泰公司签订的《ExecutiveSearchServices-MainlandChina》(中国大陆地区高级别人才搜寻服务)及翻译件、2015年1月13日原告与凯达公司签订的《雇员引荐服务协议》、2018年3月29日，原告与亚施德邦公司签订的《人力资源招聘服务协议》(三份合同均为未约定服务期限的开放式合同)、上述三家公司向原告支付猎头服务费的银行流水、原告向上述三家公司开具的部分发票，证明上述原告与三家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原告根据合同向上述三家公司提供人才招聘服务，三家公司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服务费，但在诺帆公司成立后，三家公司特别是蓝泰公司基本与原告不再合作。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三份合同均未约定排他性内容，也未约定合同期限，只能证明原告曾为三家公司提供过猎头服务，但不能以此来约束被告，三家公司与原告的业务往来、资金结算与本案无关。2.被告在诺帆公司的名片、根据名片上的网址查询到的企业备案信息、诺帆公司在官网上发布的内容及翻译件、中国电信付费通知单，证明被告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诺帆公司的经营活动，诺帆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人才招聘，被告在诺帆公司的名片上使用的是原告的座机号码。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原告将座机号码从原办公地址迁移到诺帆公司的办公地，证明原告是知晓被告在诺帆公司工作，而诺帆公司在官网公开发布的信息与原告无关。原告则认为，话费由原告按月缴纳，原告并未同意将座机号转移给被告或诺帆公司使用。3.被告签收的《员工手册》第一章商业行为规范对第二职业、利益冲突、处理机密情报、公司财产等作出规定，员工不得兼职、不得与原告存在利益冲突、严格保守商业秘密以及严禁盗用公司的有形无形财产，包括客户、候选人资料简历、与客户往来邮件和一切记录；第十章奖惩制度列举的违规行为包括未经允许，利用或借用公司财产谋取私利、将公司机密信息资料泄露给外人，对严重违纪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公司有权要求员工予以赔偿。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员工手册》系被告初次入职原告时所签，在被告短暂离职又入职后，未再签收过《员工手册》，且该《员工手册》也未经民主程序，对被告无约束力。4.被告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工资发放记录，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记录仅体现的部分支付情况，被告工资分为8,000元底薪及提成，8,000元分两笔发放，其中一笔5,500元用于缴纳社保扣税，另一笔2,500元是和提成一起发，但提成的发放时间不固定。被告向本院提交：1.2019年3月15日，诺帆公司与北京东众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分公司签订的《SOHO3Q专享会员合同》，证明原告自2019年4月1日起与被告在诺帆公司承租的本市静安区铜仁路XXX号XXX楼XXX室场地共同办公，原告的财务人员李瑛与被告在该处共同办公至2019年12月31日。原告知晓被告为其工作的同时也在从事诺帆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认为，原告在2019年年初指示被告以原告员工的身份洽谈办公室租赁事宜，但被告未在签约后向原告提供租赁合同，同时被告向原告财务表示房租缴纳由被告负责，原告向被告报销即可，随后原告根据被告的提议逐月以报销的形式支付房租8,000元。2019年底，原告发现被告处大量诺帆公司发票和名片后，才从物业处得知办公室租赁合同是被告以诺帆公司名义签订，被告是利用原告的资源谋取私利。2.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字的《JWGraceandWilliamXie谢馥奇partnershipconditionsApril12019-March312020》(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合伙协议)打印件及翻译件，并当庭出示原告财务李瑛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的合伙协议照片，证明原告决定迁往广州发展，为节省在上海的经营成本，法定代表人黄婷与被告商量，希望被告留任帮助维持公司的经营，但同意给予被告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管理诺帆公司，双方经协商订立了合伙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1、双方由单纯的雇佣关系转化为带有合伙性质的关系；2、原告不再按底薪8,000元加业务提成的方式支付被告工资，而是采取每月仅支付被告底薪3,000元加办公室租赁费8,000元的方式与被告进行合作；3、约定被告完成年度50万元的业绩指标(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可获得1.5万元的奖金，未达标则没有奖金；4、明确被告将自己的交易摆上台面，亲自进行管理。2019年12月31日，因发生诺帆公司发票被盗事件，原告随后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合伙协议实际提前终止。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1、原告确认双方曾就公司发展与被告进行过沟通，但并未形成正式的书面文件。该合伙协议仅有被告签字，无原告盖章及负责人签字，无法证明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被告也未提供原件；2、单从合伙协议的内容看，并未提及诺帆公司以及允许被告自行设立公司的表述，所谓被告将自己的交易摆上台面应理解为被告可以自行开拓猎头业务，前提是在原告处完成业务，而非另行设立公司窃取原告的业务；3、按照被告的解释，该份协议对原告无任何益处，从常理推断，原告没理由会签署对自己不利的协议。3.亚施德邦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解除协议通知书》、蓝泰公司于2018年4月1日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证明原告已与该两家公司解除猎头服务协议，两份通知是从原告办公室获取后复印的，原件在原告处。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收到上述文件，原告是在收到法院寄送的证据材料时才看到该文件。且原告与两家公司签订的是开放式合同，客户决定不与原告合作，只需停止向原告下订单即可，无需发送解除协议通知，此前原告也从未收到过类似的通知。即使解除通知是真实的，也不排除被告为窃取原告客户而实施的程序性手段。4.诺帆公司于2018年8月1日、2019年4月10日、2019年5月8日先后与蓝泰公司、亚施德邦公司、凯达公司签订的《猎头服务合同》、《雇员引荐服务协议协议》，证明诺帆公司根据合同提供猎头服务并收取服务费，与原告无关。原告对真实性认可，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私自设立同类公司，窃取原告客户，从事与原告竞争的业务。三家公司与原告停止合作的时间在诺帆公司成立之后。5.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被告上海银行账户历史明细、2019年2月至12月间部分支付宝转账明细，证明被告在合伙协议签订前的月收入是高于合伙协议签订后的。自2019年4月起，双方实际已按照合伙协议履行，原告仅支付被告3,000元底薪并支付8,000元租用办公室的费用。原告确认被告的工资由底薪及奖金组成，2018年开始因原告的业务量持续走低，原告向包括被告在内的员工提出降低底薪、提高绩效奖金比例的想法，被告亦接受该方案，后因法定代表人离开上海至广州定居，双方未再形成书面文件。直至原告发现诺帆公司的发票才得知被告通过窃取原告业务的手段得到了远高于绩效奖金的收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是否有依据以及赔偿的金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应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不得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本案中，被告入职原告多年，长期从事招聘顾问工作，必然掌握了原告大量的客户、候选人资料，被告应妥善保管上述信息，不得泄露及以此谋取个人利益从而损害原告权益。但被告在职期间另在其父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诺帆公司担任高管，而诺帆公司的的成立时间在被告入职原告之后，且经营范围与原告高度一致。从被告保管的诺帆公司发票可见，其客户亦与原告的客户有重合，被告也自认参与了诺帆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及作为劳动者的忠诚义务，确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原告要求按照诺帆公司的开票额确定赔偿金额为67万余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双方系兼有合伙关系，亦依据不足。首先，被告提供无原告签字及盖章的合伙协议，原告不予认可，无法证明与原告兼有合伙关系。其次，被告无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知晓诺帆公司的存在及办公场所是以诺帆公司名义租借，并同意双方共用办公场所。退一步说，即便合伙协议系真实的，也未涉及诺帆公司以及原告同意被告在职期间可同时开展诺帆公司业务的内容。而30份以诺帆公司名义开具发票中，有7份开票日期早于被告自认的合伙协议签订日期。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因本人原因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企业依法要其赔偿，并需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且扣除后的剩余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结合诺帆公司2018年7月5日初次以人力资源服务名义开票、被告自认2019年5月之前为底薪8,000元以及原告的工资支付情况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6,000元(8,000元×10个月×2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谢馥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雇睿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谢馥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晔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肖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二、《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二十二、劳动者因本人原因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企业依法要其赔偿，并需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且扣除后的剩余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