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26行初107号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法定代表人杨方园，场长。委托代理人唐松垣，黄平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陆明华，一般代理。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智，县长。委托代理人吴小和，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杨健，一般代理。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罗强，州长。委托代理人莫我进，一般代理。第三人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三组诉讼代表人潘兴亮，组长。委托代理人潘庆飞，男，苗族，1965年9月17日生，现住黄平县，特别代理。第三人刘老五,男,汉族,1980年12月19日生,现住黄平县。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不服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平县政府）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政府）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6月11日立案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委托代理人唐松垣、陆明华，被告黄平县政府委托代理人吴小和、杨健，被告黔东南州政府委托代理人莫我进，第三人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三组（以下简称坛子窑三组）诉讼代表人潘兴亮及委托代理人潘庆飞、第三人刘老五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黄平县政府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黄府决字〔2020〕1号《关于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与黄平县国有林场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决定：“一、本案争议地范围内，修建S204道路已被征收的林地（即图编号分别为1、6),面积为61.0845亩，其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原为窝田村坛子窑组集体所有和使用，但被征收后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属于国家所有。二、本案争议林地范围内，刘世忠户所持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所登记的四至为上抵大沟，下抵林正明颜家湾土，左抵中山小冲，右抵城头土边的林地范围内：⒈修建S204道路被征收的林地（即图编号分别为2、3、4、5)，面积为7.2763亩，其原林地所有权归坛子窑组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刘老五享有，但被征收后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属于国家所有；⒉余下未被征用的林地面积为30.5847亩，其所有权归坛子窑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刘老五享有。三、本案争议林地范围内，除刘世忠户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所登记的四至范围内未被征收的林地面积之外，其余未被征收的林地面积为39.7983亩，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国有林场享有。”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并向被告黔东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东南州政府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黄平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诉称：一、被告黄平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体现在以下几点：⒈在2009年向第三人窝田村坛子窑组颁发《林权证》之前，未依法履行公告告知程序，损害了原告的知情及申辩权。导致了原告在1983年便取得的《囯有山林权证》的国有林地被重叠“挖”走一部分归坛子窑组集体所有的不良后果。⒉两位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和《社员自留山证》，应为权利不同的主体，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与原告发生纠纷后，被告黄平县政府应依法分别处理。况且，第三人刘老五所持其父的《自留山证》登记的林地权属与本案纠纷无利害关系，县政府将该户扯进来，程序违法。二、被告作出的《处理決定》认定事实错误。被告黄平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载明：第三人窝田村坛子窑三组集体持有的《林权证》、第三人刘老五持有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黄国发山林权字第肆拾壹号《国有山林权证》均为合法有效的林权凭证。上述三份林权凭证均为同一政府不同历史时期颁发。“83”协议明确了“长岗岭”林地林权;黄府林权处字（1999)第4号《处理决定》第二条未经复议或判决撤销“长岗岭”林地林权就此已有法定权属归属、林权权源清楚。由于本案被告黄平县政府的主观疏忽，导致其一地多证、重复颁证的行政行为。本原告只是被告黄平县政府下属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林业局林资发〔2007〕3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六条“…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要对已办理的林权登记和已发放的林权证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登记并发放林权证的，要依法予以撤销…”之规定，被告黄平县政府不应对同一林地多次立案受理调处，应先自行起动自咎程序对两第三人持有的《黄平县社员自留证》和《林权证》权属登记内容变更后再对“长岗岭”林地林权调处确权。综上，原告认为，因被告未查明本案事实，导致其适用法律不当，错误作出了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其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本案争议进行处理有失公平、合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不当、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定不正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中的法定原则应该是指向同一宗地同一历史时期的重复颁证情况，而非同一宗地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复颁证调处确权。黔东南州政府2020年5月11日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未査明被告黄平县政府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为此，为切实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撒销被告黄平县政府2020年1月15日作出的黄府决字〔2020〕1号《关于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与黄平县国有林场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州政府2020年5月11日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⒈“83”协议及县、州政府批复。证明涉案林地林权已经以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确认的事实。⒉黄国发山林权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证明涉案林地林权已确权颁证，其林地林权已有法定归属。⒊黄府林权处字（1999）第4号《处理决定》其中的第二条。证明被告对涉案林地以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护的事实。⒋黄林自字第14号《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林权证》。证明涉案林地重复颁证的行政行为，从而证明被告黄平县政府未查明本案事实，错误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被告黄平县政府答辩称：一、本府依法作出的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黄平县政府正是依据上述规定受理了窝田村坛子窑组与国有林场以及刘老五为长岗岭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申请后，按照调处程序向各方当事人送迗了相关调处程序文书，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调查。在组织各方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才按照查明的事实和依职权作出了处理决定。2008年，黄平县政府在全县域内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简称林改）工作，本案第三人窝田村坛子窑组集体对争议地‘长岗岭林地’进行了登记申请，按照颁证程序对第三人的申请林地权属登记内容进行了公示。对此众所周知的林改工作，可以说原告是应当知道的，但是在公示期满均无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权属异议；通过层层审核后本府为第三人颁发了《林权证》。而原告国有林场真正取得包含长岗岭林地在内的《国有山林权证》时间是在1991年，而不是其所称的1983年取得。因此，原告所述的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本案中的第三人刘老五所持其父刘世忠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经核查，其登记的长岗岭林地四至范围在本案争议林地范围内，是本案争议林地的一部分林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将刘老五列为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调处，符合法律规定。两第三人虽所持不同时期的《林权证》和《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但权属凭证登记的林地四至范围均在同一争议林地范围内，都与本案争议林地有关联，因此，黄平县政府依职权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二、黄平县政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㈠本案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于法有据。黄平县政府曾于2016年对争议林地作出过处理决定，但该处理决定己被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并要求黄平县政府查明事实后重新作出处理。黄平县政府按照法院的判决要求重新启动了本案争议林地的调处，这于法有据。㈡在调处过程中黄平县政府调查查明的事实是：本案争议林地内在不同时期，达成和颁发了不同主体的林权凭证，即“83协议”、刘老五之父刘世忠的自留山证、国有林场的国有山林权证、坛子窑组的林权证。黄平县政府调处职能部门也向各方当事人告知了争议林地内存在重复颁证的客观实际，建议各方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林权凭证的行政诉讼，因此，原告接到告知后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两第三人分别所持《林权证》和《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的行政诉讼，但均被人民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本案中，这些权属凭证除协议是当时各方当事人共同真实意愿的体现外，其余的权属凭证都是黄平县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且这些权属证书在没有被依法撤销之前，这些权属凭证理所当然是对争议林地的权属归属的合法有效权证。由于存在重复颁证的客观事实，按照便于林地管理及公平合理的原则，黄平县政府最终以本府颁发的权属凭证作为争议林地归属的定案依据。因此说，黄平县政府作出的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三、黄平县政府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适当。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作出了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综上所述，黄平县政府作出的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和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其程序合法，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平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⒈坛子窑三组《林权证》。申请人（本案第三人）用以证明该《林权证》中登记长岗岭林地的林木林地权属归其所有，与本案有关联。⒉潘兴国等3户《土地产量清册》。证明申请人用以证明其享有长岗岭林地的权属，但该清册未加盖人民政府公章，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⒊刘世忠等14户村民的《自留山证》。申请人用以证明该14份《自留山证》中登记长岗岭林地的林木林地权属归其所有，但只有刘世忠的《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岭林地权属在争议地范围内，其余的13户《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岭林地权属与本案无关联。⒋潘庆元《林权证》。申请人用以证明其享有该《林权证》中登记长岗岭木林地的所有权，但该证中登记的林地权属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无关联。⒌协议书、报告及批复。申请人用以证明该协议书，报告及批复无法律效力，被申请人（本案原告）用以证明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归其所有的合法来源，与本案有关联。⒍国有山林权证。申请人用以证明该证是无效权属证据，被申请人用以证明本案争议林地的林木林地归其所有，与本案有关联；⒎刘世忠《自留山证》和《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证书》。刘老五用以证明其享有自留山证中登记的长岗岭林地权属，与本案有关联；⒏协议书手写版。证明打印版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主要是证明第5项证据的真实性。⒐争议地现场勘验图。得到当事人的确认，并准确地反映长岗岭争议林地的位置和四至范围；⒑坛子窑3组《林权证》登记的长岗岭林地位置图。证明该证中登记的长岗岭林地位置和范围与争议地完全重合，与本案有关联；⒒刘世忠自留山证登记权属勘验图。证明刘世忠自留山证中登记的长岗岭林地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有关联；⒓坛子窑3组林权证和刘世忠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岭林地与国有山林权证中长岗岭林地重叠的位置和范围图。证明坛子窑3组林权证和刘世忠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岭林地与国有山林权证中长岗岭林地相互重叠；⒔林正国等户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岭林地权属位置图。证明林正国等户登记的长岗岭林地权属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无关联；⒕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证明坛子窑三组《林权证》、刘世忠《自留山证》未被依法撤销，对本案争议林地权属具有相同的证明力；⒖征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证明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对本案争议林地内实际征收的林地进行勘测，并出具勘测结果报告；⒗林业局技术人员将1999年4号《处理决定书》与2020年1号《处理决定》中分别调处确权的长岗岭争议林地转绘成2011年航拍高清影像位置及其范围图。⒘签到表及调解会议记录。证明黄平县政府按照调处程序组织本案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调解未果；⒙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黄平县政府的依法行政行为。被告黔东南州政府答辩称：一、黔东南州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黄平县政府作出的《关于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与黄平县国有林场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黄府决字〔2020〕1号）（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依法向黔东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东南州政府依法予以受理，并下发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黄平县人民政府收到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按时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关材料和行政复议答复书。经审理，黔东南州政府于2020年5月11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及时邮寄送达当事人。二、黄平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处理林地纠纷，应当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并遵守下列规定：……（三）争议各方都持有有效证据或者都无有效证据的，在争议林地内，按照公平、合理、有利于生产管理和林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的原则处理。本案中，原告持有的《国有山林权证》、“83”协议等属于能够证明其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的有效证据，第三人窝田村坛子窑组、刘老五分别持有的《林权证》、《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均属于能够证明其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的有效证据，在争议各方都持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黄平县政府结合争议林地内实际情况，考虑到部分争议林地被国家征收原林地权属性质和土地性质发生改变的现实，按照公平、合理、有利于生产管理和林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以上事实有《国有山林权证》、“83”协议、坛子窑3组《林权证》、刘世忠户《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现场勘验位置图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黄平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黔东南州政府作出维持《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其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黔东南州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⒈行政复议申请书。⒉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⒊行政复议答复和举证通知书。⒋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⒌黄平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⒍黄平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⒎第三人窝田村坛子窑组、刘老五行政复议答辩书。⒏行政复议决定书。1-8号证据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⒐1999年第4号《处理决定》与2020年1号《处理决定》中长岗岭争议地确权图叠加2011年航拍高清影像位置对比图（黄平县政府提供）。证明原告复议期间提供的黄府林权处字（1999）第4号》《处理决定》确权的四至范围及其附图位置，与本次黄平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权的四至范围不存在重叠或交叉，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坛子窑三组陈述称：一、自2013年该林地被征用至今，2014年9月10日黄平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我组不服，向黄平县法院起诉，经审理判决后，我组不服（2014)黄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书，依法上诉致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我组胜诉（见判决书）。①我组持有的集体林权证合法有效。不知什么原因，黄平县政府又重新作出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关于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与黄平县国有林场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我组不服，向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我组不服黔东南州复议字（2016)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黔东南州法院起诉。经审理，判决撤销县、州两级政府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原告和黄平县政府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经审理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行终100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②我组持有的林权证合法有效。依照法律规定,省高院判决为终审判决，县政府应依法发放我组征地补偿费。政府也通知我组选好三个代表去办理相关领款手续，领取征地补偿费，但过10多天后，又得知，原告又向黔东南州法院起诉我组和县政府。我组只好应诉，经审理，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我组又胜诉。③持有的林权证、合法有效。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省高院作出（2018)黔行终220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我组又胜诉。④持有的林权证合法有效。三次终审判决是生效的法律文书，黄平县政府根据三次终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根据我组持有的林权证合法有效，原告持有的林权证也合法有效。根据林业部令（第10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纠纷的依据”。第十一条规定是：“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征求我组的意见，我组同意争议地“长岗岭”148.5亩，已征用的61.0845亩征地补偿归我组所有，未征用的林地80多亩归原告所有，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合理，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起诉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定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㈠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㈡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㈢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的诉讼属重复起诉，其行为纯属无理缠诉。我组上述已阐明，近七年多来，本案经三次终审判决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及颁证人黄平县政府确认其颁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认定我组持有的“长岗岭”52262208000239-2/2号林权证合法有效。原告多次的撤销我组的林权证为诉讼请求，又再次诉黄平县政府滥用职权，又再次主张撤销我组的林权证，纯属重复起诉无理缠诉，无视法律的尊严，浪费司法资源。三、我组持有的林权证系2009年6月1日黄平县政府颁发，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6个月的法定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本案已经三次终审判决，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我组持有的林权证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规定：林业部令（第10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规定，我组认为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请属重复起诉，并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的诉讼请求，维持黄平县政府黄府决字〔2020〕1号处理决定。第三人坛子窑三组提交了以下证据:⒈（2015）黔东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⒉（2017）黔26行初30号行政判决书、（2017）黔行终1000号行政判决书、（2018）黔26行初162号行政裁定书、（2018）黔行终2203号行政裁定书。1-2号证据证明三次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我组持有的黄府林字第52252208000239-2/2号《林权证》合法有效。⒊黄府林字第52262208000239-2/2号《林权证》。证明该林权证合法有效。第三人刘老五陈述称：一、原告的诉讼己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于2018年下半年原告上诉的理由和这次相同的起诉黄平县人民政府，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裁定已为终审裁定，原告再次起诉，无法律依据。二、原告撤销我户山证为由，几次起诉均败诉，本次又再次起诉，属重复起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247条规定。综上所述，根据以上事实法律规定，我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老五提交证据与第三人坛子窑三组重复，不复赘列。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黄平县政府提交的第1、3、5、6、7、8、9、10、11、12、14、15、16、17号证据与本案有关联，且当事人无异议，作为定案证据采用。第2、4、1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作为定案证据采用。第18号证据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被告黔东南州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证明复议程序合法，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1、2、3、4号证据与本案有关联，且当事人无异议，作为定案证据采用。第三人坛子窑三组提交的1、2、3号证据与本案有关联，且当事人无异议，作为定案证据采用。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地名为长岗岭，刘世忠自留山证登记的为长岗岑，即为同一地名，位于新州镇至旧州镇公路（即黄湄公路）凉风坳左侧，四至为东抵黄湄公路，南抵颜家湾土边，北门一组山、土，西抵长岗岭分水岭，北抵分水岭，面积148.5亩，地表物为马尾松林木。窝田村坛子窑组原属于黄平县罗朗人民公社（乡）管辖，现已经合并于黄平县新州镇。原横坡国营林场，现为国有林场，始建于1958年，林场建场初期，由黄平县人民委员会（县政府）指定林场在新州罗朗、仁里（野洞河)，旧州等地造林，面积9万余亩，其中包括长岗岭上下段。1983年以前，长岗岭上下段全部是横坡林场管辖范围，当时由于林场人少地多，森林面积宽，管理不善，人畜破坏严重，加上长岗岭林地存在权属争议，所以被告黄平县政府于1983年8月25日组织召开了罗朗公社、槐花、窝田大队等有关大小队和国营林场参加协调会，同月26、28、29日三天上山实地勘界，于1983年9月1日经协商共同形成《黄平县国营林场罗朗公社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协议书》，该协议涉及争议地的第二条第㈥项第11目记载内容为：长岗岭为林场58年林场出包造杉木林，下段（面积为80亩）被人为破坏变成无林，靠近村寨，该队山少，划归队有，以岭上最上一块田后坎为界直线横截，下段归队有，上段归国营林场。1983年9月5日坛子窑生产队（组）将长岗岭作为自留山为本组村民刘世忠、潘启珍、潘家勤、潘家文、潘家奎、雷定芳、吴治文、潘光武、王玉美、潘家才、袁家才、潘家廷、潘老太、林正国14户填写进《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经核实，上述14户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中，只有刘世忠户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权属四至范围在本案争议地内，是本案争议地内的一部分林地。1991年9月4日被告黄平县政府根据《黄平县横坡国营林场黄平县罗朗公社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协议书》和被告黔东南州政府（1983)州府通字第173号批复，为原黄平县国营横坡林场颁发了黄国发山林权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本案争议林地全部在该证登记的权属四至范围内，是该证中2号林班内的一部分林地。2009年黄平县政府又为窝田村坛子窑3组（坛子窑组）颁发了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林权证》，该证中登记的长岗岭林地权属四至范围即为本案全部争议的林地范围。因修建S204道路，征用了长岗岭部分林地而产生林权争议，曾于2016年8月23日由黄平县政府作出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黔26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作出了撤销黄平县政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国有林场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黔行终100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内容。为此，黄平县政府在2017年12月25日对本案重新调处，并向当事人送达了相关的通知，在重新调处期间，由于存在重复颁证的现象，国有林场于2018年5月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窝田村坛子窑三组的《林权证》和刘世忠《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的行政诉讼，经过人民法院一审、二审的判决，驳回了国有林场的诉讼请求。2019年8月黄平县政府重新恢复本案的调处，再次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由于国有林场称该林地权属涉及国有资产，不愿参加调解，调解未果，黄平县政府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黄府决字〔2020〕1号《关于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与黄平县国有林场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不服向黔东南州政府申请复议，2020年5月11日黔东南州政府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黄平县政府决定。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判决撒销被告黄平县政府2020年1月15日作出的黄府决字〔2020〕1号《关于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与黄平县国有林场为长岗岭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被告黔东南州政府2020年5月11日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另查明，新州镇窝田村三组，也称坛子窑组或坛子窑三组。刘世忠病故，由其子刘老五参加本案调处。争议地长岗岭的马尾松林木坛子窑组没有进行过造林，原告称实施了造林但没有相关材料予以证实，各当事人均说对争议地进行了管理，但均缺乏事实依据来印证，虽然原告在长岗岭对门的凉风坳处建立了护林站，并派林场工作人员对林场的林木林地进行管理，但没有明确的书面管理范围记载是否包含本案的长岗岭林地，故无法查明争议地范围内林木的实际管理事实。再查明，根据黄平县金诚测绘公司出具的《征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数据显示，本案争议林地范围内，未被征用的林地面积为70.383亩，被征用的林地面积共计为68.3608亩，被征用的林地勘测图内编号分别为1、2、3、4、5、6。其中国有林场的《国有山林权证》、坛子窑组的《林权证》以及刘世忠的《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共同登记的林地范围内被征用的林地面积为7.2763亩，勘测图内编号分别为2、3、4、5;囯有林场的《囯有山林权证》与坛子窑组的《林权证》共同登记的林地范围内被征用的林地面积为61.0845亩，勘测图内编号分别为1、6。本院认为，根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㈢项规定：“争议各方都持有有效证据或者都无有效证据的，在争议林地内，按公平、合理、有利于生产管理和林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的原则处理。”本案中，原告主张争议山场归其所有的主要依据是《黄平县国营林场罗朗公社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1983年达成的《协议》）和《国有山林权证》，能作为确定其享有权属的依据，第三人主张争议山场使用权归其所有的主要依据是《林权证》以及《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均属黄平县政府颁发的林权证书，登记的林地权属均与本案争议林地相关联，也能作为确定其享有权属的依据，属于同宗林地重复颁证的情况。且坛子窑组持有的《林权证》、刘老五持有的其父刘世忠《黄平县社员自留山证》经过行政诉讼没有被法院依法撤销，其登记的林权内容与国有林场持有的《国有山林权证》登记的林权内容以及1983年达成的《协议》约定的内容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均属合法林权凭证，对本案争议林地的权属均具有相同证明力。此外，双方都无证据证实其对争议林地进行实际管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的规定。”被告黄平县政府在查明本案林木林地权属来源的基础上，根据法定职责，对争议进行了调处，在调处无果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被告黔东南州政府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后，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复议陈述、举证权利，其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亦正确。综上，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诉请判决撤销黔东南州政府黔东南府复议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和黄平县政府黄府决字〔2020〕1号《行政处理决定》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平县国有林场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龙世红审判员  李邦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杨程书记员刘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