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7行终33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忠魁，男，汉族，1975年2月6日出生，住东明县。 委托代理人陈青友，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东明县向阳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张广宪，经理。 委托代理人孟德全，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住所地东明县南华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王恩建，主任。 委托代理人都瑞。 委托代理人王建明，山东兴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庆俊，男，194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东明县。 委托代理人王明建，山东兴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忠魁因被上诉人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原审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不服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702行初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9年4月，原告东明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东明县向阳路进行旧城拆迁开发改造，当时原告委托被告进行拆迁，涉案房屋在拆迁范围内。2019年，该涉案房屋又被纳入东明县文庙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而被征收。征收时，该房产登记在原告名下，2019年6月5日和第三人李忠魁签订了协议号为住167的《房地产征收补偿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部门，在对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过程中，首先应查明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然后按照相关程序和房屋的所有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本案中，涉案协议中的房产在原告东明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原告持有涉案协议中的房产的房权证。被告和第三人李忠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房产的合法来源。因此，被告就该房产与第三人李忠魁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该房产虽然登记在原告名下，但第三人李忠魁却在此居住多年，原告没有提起诉讼。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在10日内与其签订房地产征收补偿协议明显不当。对此，作为征收部门的被告应当查明事实，采取补救措施，做好该房产的征收补偿工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与第三人李忠魁签订的协议号为住167（丈量编号×××89）的《房地产征收补偿协议》；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忠魁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702行初55号行政判决；2.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部门，在对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过程中，首先应查明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被告和第三人李忠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房产的合法来源”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来源，该房应为上诉人所有。在2003年11月8日，原审第三人余庆俊为上诉人父母庆军、巧云打的收到条就能足够证明。该收到条就是一份简单的房屋买卖协议，显示：卖方为余庆俊，买方为上诉人的父母。具体位置在步行街三号楼五单元三室一厅家属楼，面积为八十四平方米，共计四万七千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二、被上诉人办理集体房产证的时间早于上诉人父母购买时间，在集体房产证上不备注该房转让行为也是合乎情理的。被上诉人也是默认的。涉案房屋是当时的建筑商转让给第三人余庆俊的，当时建筑商是挂靠使用被上诉人的资质。真正的开发商应是当时建筑商。该涉案房屋集体房产证办理时间为2002年5月21日，上诉人的父母购买该房的时间是2003年11月8日，办理房产证的时间早于购买时间。上诉人购买后近20年一直居住，居住期间没有任何人主张过权利。经过查询，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吊销时间为2008年1月22日，该法人已不存在，如像被上诉人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说该房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在2008年1月22日前应向上诉人主张其权利。而被上诉人却没有主张。该涉案房屋集体房产证上没有备注转让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已经默认的。所以，该房的所有权人应为上诉人。三、上诉人与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签订《房地产征收补偿协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国家机关在与上诉人签订《房地产征收补偿协议》时，在先前对房屋的测量、评估等程序时已经经过详细的调查，在确定涉案房屋归上诉人的基础上才签的该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开发原始取得人，并有所有权证书，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为房屋所有权人。二、上诉人没有继受取得的合法证据，原审被告将被上诉人的所有物与上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而原审撤销涉案协议正确。三、上诉人所说的居住20年没有人提出异议不是其取得物权的理由，我国法律没有承认不合法取得的物经过一定年份的占有就可以取得物权的规定，该年份只是上诉人和第三人对被上诉人的侵权时间。综上，请二审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二审中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调查中称其意见同上诉人意见。 原审第三人余庆俊述称，其意见同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并称其有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权属应归上诉人，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应予支持。余庆俊不知道张广宪是开发商，开发商是贾亚宾，余庆俊是贾亚宾的舅父。当时贾亚宾在余庆俊处拿了五万元钱，因没有钱还，给了余庆俊一套房屋，后余庆俊转让给了单巧云。余庆俊从贾亚宾处要过来房子后，张广宪等人二十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说到过这个事。 原审第三人余庆俊提交了两份证据，1.2005年10月28日张广宪、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马红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通过该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有争议的房产在该协议中均有体现，涉案房屋双方均无异议，协议双方均知道涉案房屋产权已经归属他人；2.东明县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曾因与崔玉臣购买的房屋产生诉讼，结果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时该判决书证明贾亚宾参与开发经营了东明步行街的建设，涉案房屋买卖与该判决书涉及到的房屋买卖时间相同，价格属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虽没有办理房产证，但物权实际转移给了李忠魁的父母。 针对原审第三人余庆俊提交的两份证据，上诉人李忠魁及原审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被上诉人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一是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二是虽然之后的判决书维持了该民事判决，但在说理部分只是认可了崔玉臣的居住权，如果涉及征收，还会有诉讼发生；三是本案为行政诉讼案件，并没有请求就民事部分一并处理，且出现如此复杂的法律关系和证据，这些证据在征收过程中没有出现，足以证明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是没有进行产权认定程序，故原审法院撤销被诉的征收补偿协议正确。 原审第三人余庆俊对上诉人李忠魁在原审提交的署名为余庆俊出具的收到条表示认可，称是其书写，并签名按了手印，但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因没有参与原审庭审程序，不发表意见。 经审查，原审第三人余庆俊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陈述及对上诉人李忠魁在原审提交的署名为余庆俊出具的收到条的质证意见，虽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由余庆俊转让给李忠魁的母亲，并且收到了房款，但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忠魁合法取得了涉案房屋所有权。 原审期间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各方质证意见，均入卷备查。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同意原审对证据效力的认定及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原东明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作为房屋征收补偿部门，在对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过程中应查明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然后依法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本案中，涉案房产初始登记在被上诉人东明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其持有该房产的房权证。经审查，上诉人李忠魁提交的署名为余庆俊出具的收到条虽得到余庆俊的认可，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由余庆俊转让给李忠魁的母亲单巧云，并且收到了房款。但原审第三人余庆俊仅口头称涉案房屋系由当时开发商贾亚宾抵债给他，他又将涉案房产转让给了上诉人李忠魁的母亲单巧云，当时余庆俊没有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也一直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因涉案房屋涉及不止一次的转让，涉及多个民事法律关系，余庆俊在二审中提交的两份书面证据又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的权属，原审被告、上诉人李忠魁及原审第三人余庆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依法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因此，原审被告就该房产与第三人李忠魁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被上诉人东明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但上诉人李忠魁却在此居住约17年，上诉人却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没有主张过权利，其要求原审被告在10日内与其签订房地产征收补偿协议明显不当。作为征收部门的原审被告应当查明事实，采取补救措施；涉案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与实际居住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房屋所有权存有争议的，应当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在此基础上再主张征收补偿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忠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天正 审 判 员 庞 宠 审 判 员 岳晓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士安 书 记 员 郭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