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79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冬冬，女，汉族，1979年11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芸，广东众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文伟，广东众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新飞卫生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穆范飞，董事长。一审被告：熊良双，男，汉族，1973年6月3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开县。再审申请人彭冬冬因与被申请人佛山市新飞卫生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飞公司）、一审被告熊良双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10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彭冬冬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服、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对一审判决予以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享有物权确权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为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而新飞公司既非《离婚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也非涉讼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且新飞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没有请求对涉诉房屋进行物权确权。故原判决不应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支持新飞公司撤销分配方案的诉讼请求。2、原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其对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享有管辖权，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法院是对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享有管辖权，但彭冬冬自始至终并未对原审法院对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享有管辖权提出异议，仅是认为涉讼房屋的权属争议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不属于原审法院的管辖范围。而且与本案合并审理的案号为(2018)粤0605民初22050号的案件中，合议庭判决认为熊良双的确权诉请不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处理范围并驳回熊良双所提出的“确认东莞市商品房（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的拍卖款全部归原告（即熊良双）所有”的诉请。根据原判决合议庭的理解，也认为确权诉讼不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但却在本案中对涉诉房屋的权属争议进行审理，并自相矛盾的认定涉诉房屋的权属问题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彭冬冬认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实体审查的审理范围应仅限于查明分配方案制定之时是否合法有据，是否遗漏了其他足以影响分配方案制定的生效法律文书。而不应在执行程序阶段、通过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去审裁涉诉房屋的权属争议、权利来源争议，并据以作出裁决。原判决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对涉诉房屋的权属争议进行处理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实体审查范围，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审裁属于程序违法。新飞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仅有三个：一是撤销分配方案；二是将涉讼房屋的拍卖款在扣除执行费用后剩余的2704009.49元分配给新飞公司；三是本案诉讼费由熊良双、彭冬冬承担。新飞公司在本案二审并未提起上诉，故新飞公司并未就涉讼房屋的权属争议及权利来源争议请求原审法院进行审裁。因此，原判决超出新飞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对涉讼房屋的权属争议、权利来源争议进行认定是越权超范围裁决、属于程序错误。三．原判决认定案涉分配方案错误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涉诉房屋的权属约定属于附条件的合同。彭冬冬与熊良双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第二项明确约定，只有熊良双付清97万对价，彭冬冬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归于熊良双独有需条件成就时才生效。即熊良双必须付清了97万房屋对价才享有请求彭冬冬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权。故原判决认定不管熊良双是否付清该97万对价，均能根据《离婚协议书》获得涉讼房屋的所有权，既曲解了《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义表示，也违反了法律规定。2、原判决不合理地免除了熊良双的举证责任致使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1)彭冬冬与熊良双之间除有家事关系外还有其他商事交易关系。首先，新飞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熊良双在(2018)粤0605执异562号所提交的2015年5月7日两张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该银行回单显示：付款人为“东莞市大台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双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用途是“胶辊定金”。该东莞市大台机械有限公司的法人、占90%的股权的皮小兰为熊良双的现任妻子，与熊良双是配偶关系。而东莞市双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为彭冬冬经营的公司。熊良双持有该银行回单原件并作为其支付款项的证据提交，证明其为东莞市大台机械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操控东莞市大台机械有限公司与彭冬冬经营的东莞市双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商事交易并进行交易支付行为。因此，新飞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熊良双与彭冬冬有商事交易关系。其次，熊良双通过微信向彭冬冬发送的《熊总付孩子生活费记录一览表》显示：“2017.12.08彭冬冬开发票我司未打税，我司补税点16275.68和滞纳金4177.75，及开56145发票补8%税金4491.6”。该证据证明了双方已就交易税费问题进行结算，证明两人之间存在商事交易关系。而该56145发票即为新飞公司提交的熊良双在(2018)粤0605执异562号所提交的彭冬冬在2015年6月16日签收的三张支票（共计56145元），因此，该证据证明熊良双共计1432000元的收款凭证含双方因商事交易关系而产生的货款支付项目。最后，熊良双在原判决中坚称其与彭冬冬仅因《离婚协议书》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而需向彭冬冬支付款项，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商事交易关系，同时自认婚生孩子的学费已另外支付。那么，通过客观计算，自熊良双与彭冬冬离婚之日计至2015年8月6日（彭冬冬与熊良双在2013年11月14日登记离婚，2013年11月14日至2015年8月6日共计20个月23天），熊良双根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仅需向彭冬冬支付1075000元【5000元／月×21月+970000元（房屋对价）】。该应付金额1075000元与熊良双提交的1432000元付款凭证存在357000元巨额差额，不合常理。综前，彭冬冬、熊良双、新飞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彭冬冬与熊良双除有因家事关系而必须支付的房屋对价、婚生孩子抚养费外，基于商事交易关系而产生的付款项目。于熊良双而言，其对于基于家事关系产生的付款义务是有计划、可预算的付款项目，而基于商事交易关系而产生付款义务则需根据熊良双的经营生产所需而产生的付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熊良双应举证证明该两种不同性质的付款项目在该1432000元付款凭证中是如何划分的，尤其应当举证证明该1432000元收款凭证中哪些收款凭证是用于支付97万房屋对价，否则为未尽举证义务。原判决不合理地免除熊良双的举证责任，在熊良双基于多种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支付义务的情况下，直接认定97万房屋对价已付清，是认定事实错误。3、彭冬冬与熊良双的对账记录证明熊良双尚余52万房屋对价未支付。根据彭冬冬与熊良双的对账记录（证据一），截止至2014年8月熊良双尚欠52万房屋对价未支付。同时，熊良双在2014年12月20日签字确认另欠彭冬冬款共计39万元。根据该对账记录（证据二），该39万元含上述2万元的胶辊定金及2015年6月16日的三张支票，同时婚生孩子的生活费亦持续累积计算。因此，基于婚生孩子的生活费需持续累积计算、熊良双仍有52万房屋对价未支付，熊良双不可能在2015年8月6日已履行完毕《离婚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熊良双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的条件未成就，案涉房屋仍属彭冬冬与熊良双共同所有。4、单凭2015年8月6日的《收条》无法查明本案事实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矛盾，应否定其证明力。原判决认为无论2015年8月6日的《收条》打印字体和签名及指模形成于何时，只要打印字体是在签名及指模之前形成，即可反映彭冬冬确认截至2015年8月6日止，熊良双已履行完与彭冬冬离婚协议事项的事实，该时间在双方约定熊良双应支付97万元款项的时间之后，故可认定熊良双已经付清该截止时间之前的应付款项，熊良双对涉讼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但在无法查明2015年8月6日的《收条》的打印字体及指模的具体形成时间，则无法查明该《收条》是否是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形成的证据，更无法据此认定为彭冬冬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后确认熊良双付清97万款项。因此，不能据此认定熊良双已付清在2015年8月6日截止时间之前的应付款项。且该《收条》内容为“截止至2015年08月06日止，熊良双已履行完与彭冬冬离婚协议之所有事项”，这与熊良双需每月向彭冬冬支付婚生孩子生活费5000元的客观事实相矛盾。据此，彭冬冬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10025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新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的受理费由新飞公司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能否将案涉房屋拍卖得款中的1352004.74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给彭冬冬，故原审对涉讼房屋的真实权利状态予以审查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彭冬冬和熊良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对其人身关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产归熊良双所有，未供清部分由熊良双负责，熊良双分次支付97万元给彭冬冬，付清后由彭冬冬配合熊良双办理涉讼房屋的过户手续。依据此约定，熊良双享有了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彭冬冬享有要求熊良双支付97万元的债权，该债权的履行情况并不影响法院将案涉房产作为熊良双的责任财产予以执行，案涉房产已非夫妻共同财产，熊良双与彭冬冬双方对彭冬冬债权的履行情况又存在争议，故原审认定彭冬冬对涉讼房屋不再享有共有权、不能据此获得案涉房屋的拍卖变价款并无不当。另外，根据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6日的《收条》记载，彭冬冬确认熊良双已履行完与彭冬冬离婚协议之所有事项。彭冬冬虽主张该《收条》的打印字体是在签名及指模之后形成，但并未否定其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彭冬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承担自身签名及指模的民事责任。更何况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收条》的打印字体是在签名及指模之前形成，故彭冬冬否定该《收条》的真实性，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彭冬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彭冬冬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邹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