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2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宁，男，198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街××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学，天津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荣，女，195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街××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学，天津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兴隆镇中央村。主要负责人：焦军，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揣志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亚利，男，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军，上海中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晓昱，上海中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祥，男，195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军，上海中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晓昱，上海中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云军，男，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河北省兴隆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昇，男，195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兴隆县大水泉乡大水泉村。法定代表人：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松，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军，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兴隆县大水泉乡大水泉村。上诉人魏宁、李海荣、兴隆县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杨晓军、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64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宁、李海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决支持魏宁、李海荣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兴隆县人民政府、杨晓军、红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红河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违反该义务，因而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本案中，因事发河段在2016年6月2日前红河公司改造后为旅游经营所用，那么，当兴隆县人民政府作出收回其经营权的决定后，红河公司有义务主动消除在河道上增加的危险，这种义务是红河公司与兴隆县人民政府旅游开发协议的附随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将影响前往该危险河段的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其不作为致本案事故发生，其不作为行为与魏建增的死亡之间具有相应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以事故发生时红河公司已不再享有相应权利为由，判决红河公司不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二、杨晓军依法应与红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红河公司系杨晓军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其在诉讼中并未提交经由第三方制作的年度审计报告，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依照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与红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红河公司应当与兴隆县人民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红河公司在河道经营权被收回时未履行经营后的附随义务，兴隆县人民政府在收回河道经营权后，只是要求红河公司停止一切建设和经营行为，并没有要求红河公司消除危险，也没有做相应的提示和设置保护措施，其每一方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本案魏建增死亡的后果，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1条的规定，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确定侵权人承担10%的赔偿比例过低，其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不相匹配。1、在一审诉讼中，考虑到魏建增系智力完全的成年人，基于其过错，魏宁、李海荣已经自愿承担了60%的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也减除了兴隆县人民政府、杨晓军、红河公司60%的赔偿责任；2、红河公司与兴隆县人民政府应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红河公司、兴隆县人民政府在风险防控方面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红河公司为增加漂流顾客惊险刺激的体验，在事发地上游缩窄行洪通道；因事发地为漂流终点，为方便上下顾客，并在水坑边筑坝以增加水的深度，这样使事发河段形成了急速湍流，在水泥平台一侧的水坑内形成潜流，严重增加了该河段的隐形危险程度。白云军系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明确告知过其他三人，这里水深危险，就足以说明事发地的危险程度。而魏建增也并未主动下水溺亡，而是在水坑一侧的巨石上不慎落水，从现场的情形看，应当是落水后被直接冲入水底，根本没有自救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打捞的难度。在兴隆县人民政府决定收回该河道经营权后，红河公司应当主动消除该危险，该危险处所的继续存在，直接导致了魏建增的死亡。因此，红河公司的过错与魏建增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紧密相关。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危险程度的增加具有对魏建增溺亡正向原因力的可能性定性不准，因魏建增溺亡案已实际发生，该危险程度的增加对魏建增的正向原因力具有现实性，而非可能性。兴隆县人民政府在作出收回经营权的政府决定时，应当要求红河公司对增加的河道危险予以消除，或者作为河道管理人，应当对这些危险采取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兴隆县人民政府对上述义务均未履行，使该危险自2016年6月2日起到2019年红河公司重新接管经营止长期处于无人管领状态，作为政府的管理职能严重缺失，其过错程度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上述这种增加的设施为红河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同时兴隆县人民政府在将事发河段出租给红河公司后，在该河道上也获得了相应的收益。红河公司和兴隆县人民政府应当为该设施的损害承担与其收益相应的赔偿责任。五、一审法院不支持其处理丧葬期间的误工费12,334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魏建增死亡后，按照当地风俗，其家人必然要专门处理其丧事，在痛失亲人的时刻，要求魏宁、李海荣收集误工费证据，于理不合，魏宁、李海荣根据丧事简办的要求，按照天津市居民服务业标准主张10人10天的误工费，符合情理，人民法院应当酌定予以支持。红河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魏宁、李海荣的上诉请求。杨晓军辩称，同意红河公司的意见。兴隆县人民政府辩称，第一，兴隆县人民政府认为红河公司与兴隆县人民政府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红河公司和兴隆县人民政府均没有过错，也没有做相应提示和设置保护措施的义务。本案死亡系个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造成的死亡后果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涉案所有当事人均没有义务进行赔偿。第二，兴隆县人民政府在收回河道使用权后，兴隆县水务局已经对红河公司作出四个行政处罚，均要求拆除阻水障碍物。后因红河公司聘请第三方出具了红河防洪评价报告，在河套内的设施不影响防洪，故没有进行拆除。这就说明兴隆县人民政府已经做到了收回河道使用权后，责令红河公司拆除的义务。第三，确定侵权人承担10%的赔偿比例与过错不相匹配。因为本案兴隆县人民政府没有过错就不应当承担责任。魏宁、李海荣要求兴隆县人民政府承担4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四，红河公司没有将河道缩短，缩短河道的地方是魏建增死亡点的上游，而不是魏建增死亡溺水的地点，河道是天然形成，并非人为干预，故红河公司与兴隆县人民政府均无过错。赵亚利述称，赵亚利既非是旅行活动的组织者，也不知道魏建增前往河边，去河边并非是旅游的既定路线，赵亚利不应对魏建增的死亡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中针对赵亚利部分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刘继祥述称，魏建增是自行前往河的上游，刘继祥并没有与魏建增一同前往，双方未达成共同从事冒险活动合意，刘继祥不能因此产生先行义务。一审判决中针对刘继祥部分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白云军述称，根据公安局的记录调查，白云军没有义务去负责照顾魏建增，同意一审判决。杨文昇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杨文昇跟魏建增不熟，杨文昇尽到了落水救助魏建增的义务，杨文昇对魏建增没有责任。兴隆县人民政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兴隆县人民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魏宁、李海荣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魏宁、李海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1、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作出判决错误。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兴隆县人民政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首先，魏建增溺亡河道系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进行改道和挖掘。此事实在一审中，大水泉迷子地村民委员会出具了证明可以证实。其次，兴隆县人民政府在河道入口已经设置了防护网，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据此，兴隆县人民政府不存在过错。2、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作出判决错误。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判决仅有兴隆县人民政府承担了赔偿责任，并没有其他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作出判决错误。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判决仅有兴隆县人民政府承担了赔偿责任，并没有判决其他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故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作出判决错误。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焦点是魏建增溺亡河道是不是公共场所，如果是公共场所，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才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不是公共场所，河道管理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更谈不上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魏建增溺亡河道的场所不是公共场所，河道管理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魏建增溺亡河道系兴隆县域内横河主河道，历史自然形成，其功能为行洪区，不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在一般定义上是指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是提供公众进行工作、学习、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休息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2002年9月19日，水利部以水政法[2002]408号文《关于对黄河主河道是否为公共场所等问题的批复》做了如下解释：河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河道(包括湖治、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其中，行洪区和人工河道是属于作为行洪输水通道的河道，其功能是行洪输水，不是供行人使用的通道，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等供公众活动和集散的公共场所”。魏建增溺亡河道范围内的区域是横河主河道，是行洪输水通道。河道主管机关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既然河道不是公共场所，作为河道管理者当然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依据此条款作出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作出的判决对兴隆县人民政府不适用。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一审中，兴隆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证据，能够证实兴隆县人民政府采取了安全措施，溺亡地点河道系天然形成，即使上游修建阻水坝也不影响行洪，但没有被一审法院采信，也没有在判决中援引论证。二、兴隆县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追加兴隆县人民政府为被告错误。兴隆县人民政府不是河道管理者，不应承担管理责任，更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河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按照此规定可以得知，各级政府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魏宁、李海荣追加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显然错误，一审人民法院应不予准予。审理后应判决驳回魏宁、李海荣对兴隆县人民政府的起诉。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一审判决认为红河公司缩窄了行洪道并筑坝，造成魏建增溺亡打捞上岸位置的河段形成了急速断流和潜流，因此加速了水流冲刷河底形成深坑，增加了该段河道的隐形危险程度。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河道未向公众发布公告，也未就增加的危险做相应的提示和设置保护措施。事实上，红河公司没有缩窄行洪道，河道大多数面积被天然形成的巨石阻断，形成窄流，冲刷深坑也是历史形成，当地百姓众所周知。红河公司在窄流处做了水泥地面处理，有利于行洪，防洪评价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不影响行洪。魏宁、李海荣提供的视频资料中也能够体现了在窄流处，有“急流危险，注意安全”的警示牌。在急流下端，兴隆县人民政府设置了防护网，这些均有证据证明，而一审法院故意视而不见，把责任强加于兴隆县人民政府。本案中，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红河公司的河道使用权的当日，就作出了兴政(2016)第41号《兴隆县人民政府关于终止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旅游项目经营的公告》，对外进行了公告，即使现在在网上也能查得出来。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并没有向兴隆县人民政府进行询问，是否公告，而判决就直接认定兴隆县人民政府没有公告，纯属个人主观臆断。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在一审中，法院并没有组织兴隆县人民政府对魏宁、李海荣的损失部分进行陈述观点和质证，属于程序错误。五、河道管理者不承担责任。首先，事故发生的河道，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要求河道管理者在河道两岸设立防护栏杆或警示标志，且护栏或警示标志的作用在于提醒、预防，即使设立也不可能绝对杜绝河道的危险性。其次，该河道的宽度较大、水位较深，在河道游玩，无疑危险重重。溺亡者作为成年人，应该认识到危险性，其溺水身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所述，兴隆县人民政府对本案损害事实的发生并不存在过错，更无民事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侵权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兴隆县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魏宁、李海荣辩称，请求驳回兴隆县人民政府的上诉，支持魏宁、李海荣的上诉请求并予以改判。第一，兴隆县人民政府在上诉状中说政府不是河道的管理部门，是偷换了概念，它应当是对河道中管理旅游设施进行妥善管理，而不是对河道进行妥善管理。第二，既然兴隆县人民政府对红河公司作出了四次的行政处罚要求红河公司予以拆除，这个就表明兴隆县人民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旅游设施具有现实的人身危险性，但是兴隆县人民政府没有对这种危险予以妥善管理。第三，兴隆县人民政府在网上发布这个公告不能表明人民政府对具有危险性的旅游设施进行了管理，它的现实危险性依然不能排除，因此请求驳回上诉。赵亚利、刘继祥辩称，与针对魏宁、李海荣的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一致。白云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兴隆县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杨文昇辩称，对兴隆县人民政府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红河公司辩称，与针对魏宁、李海荣的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一致。杨晓军辩称，与针对魏宁、李海荣的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一致。魏宁、李海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兴隆县人民政府、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杨晓军、红河公司赔偿魏宁、李海荣损失318,084元；2、本案诉讼费由兴隆县人民政府、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杨晓军、红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建增（本案死者）于1954年2月22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街××号。魏宁系魏建增唯一之子，李海荣系魏建增之妻。魏建增之父魏振朝于1991年3月15日死亡，之母魏革于1977年1月21日死亡。2018年8月1日，魏建增与赵亚利、刘继祥、杨文昇等多人包车前往河北省兴隆县大水泉乡旅游。8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白云山庄老板白云军带魏建增、刘继祥、杨文昇共四人到××村的河边游玩，后魏建增被人发现溺水，王敏（当地村民）、白云军等人将魏建增拉上岸后，进行了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刘继祥拨打120并报警。魏建增经抢救无效死亡，其死因经兴隆县安子岭卫生院医学推断，意见为魏建增符合溺水死亡。兴隆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经调查，魏建增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魏建增溺水死亡地点位于河北省兴隆县××乡××村南恒河大水泉河内，该段河道呈南北走向，河道内有天然巨石。该段河道内东侧为水面，水面宽20-30米，西侧河岸为人工修建的面积约足球场大的水泥平台（可以行使汽车），平台入水处修建有水泥台阶，东侧河岸为自然河床，附有被河水冲刷形成的巨石，其中水面南侧水颜色呈深绿色，不可见水底，水泥平台上游为天然巨石，需要攀爬才能前往。经魏宁、李海荣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魏建增溺水的水坑深不可见水底，现场未见有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上游河道明显为人工缩窄的痕迹，并筑有水坝，落差约3～4米。另查，2010年6月，兴隆县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局以兴文广（2010）7号文件形式，同意红河公司在涉案河段建设15公里河道漂流设施。后红河公司施工建设后进行漂流经营。经兴隆县人民政府介绍，在红河公司经营期间，旺季漂流人员有近万人，该公司曾设有百余名人员组成的护河救护队。2016年6月2日，兴隆县人民政府作出兴法处字［2016］2号行政决定书，终止履行与天津东铁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兴隆县横河流域漂流项目开发协议》，终止红河公司据上述协议所取得的相应权利，停止一切建设和经营行为，并收回了有关河道使用权、生态旅游漂流经营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魏建增溺水水域的管理者、河道改造者及与魏建增同行者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对魏建增的死亡是否承担基于安全保障义务或一般过错侵权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有的保障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注意义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魏建增已为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具备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应的认知和预见能力，现无证据证明魏建增存在智力及身体机能疾病的情况下，出现了溺水身亡结果，其轻信能避免从事冒险活动导致溺亡事故的可能性极大，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确定责任比例为90%。作为同行者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并没有与魏建增达成共同从事冒险活动的合意，其不具有共同从事危险活动的先行义务，魏建增意外发生后，其均积极进行救助，对魏建增的溺亡均无需承担责任。就共同旅行者赵亚利，无论其是否为本次旅行的组织者，其与事发的（局部性和临时性）活动没有任何关联，其行为与魏建增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对魏建增的溺亡无需承担责任。通过魏宁、李海荣提交的视频显示，案涉河段的上游（相邻区域）有明显人工缩窄行洪通道并筑有水坝的情况，红河公司作为曾经改造案涉水域的施工人和经营漂流项目的经营人，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施工前案涉原水域河道的状况，其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推定缩窄行洪通道和筑坝为红河公司所为。兴隆县人民政府在收回案涉河段使用权和经营权后，应责令相关行为人将已改造的行洪通道和筑起的水坝恢复原状并消除影响，事发时，上述行洪通道及水坝未能予以恢复，其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的规定，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河道后，红河公司已不再享有相应权利，未经兴隆县人民政府许可，其已无力再对河道进行任何形式的施工作业。本案中，因为缩窄了行洪通道并筑坝，造成了魏建增溺亡打捞上岸位置的河段形成了急速湍流和潜流，因此加速了水流冲刷河底形成深坑，增加了该河段的隐形危险程度。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河道未向公众发布公告，也未就增加的危险做相应的提示和设置保护措施，兴隆县人民政府有义务消除该增加的危险的影响，该危险程度的增加具有对魏建增溺亡正向原因力的可能性。另外，就公安机关笔录中白云军称，告知过魏建增等三人，“这里边有水深的地方，如果不会游泳别下水洗澡…”该提醒并不足以引起魏建增等人对游泳以外的活动与当时环境危险性的联系，不能免除相关责任人的提醒和救助义务。兴隆县人民政府因未能履行设置警示标志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作为义务，故对魏建增的溺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责任比例为10%。因红河公司不承担责任，其股东杨晓军亦无需承担责任。对于魏宁、李海荣主张的损失，因魏建增的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644,640元［42,976元（2019年度天津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年（死亡时64周岁）］、丧葬费35,226元［70,452元（2019年度天津市职工平均工资）×6个月］、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均为魏宁、李海荣合理物质损失，应由兴隆县人民政府予以相应赔偿。就魏宁、李海荣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2,344元，因魏宁、李海荣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赔偿原告魏宁、原告李海荣死亡赔偿金64,464元、丧葬费3,522.6元、交通费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78,086.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魏宁、李海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0元，由原告魏宁、李海荣负担1701（已交纳），由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负担189元，连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二原告。”二审审理期间，兴隆县人民政府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兴隆县人民政府关于终止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旅游项目经营的公告复印件一份，根据兴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行法处字[2016]2号决定，自2016年6月2日起终止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漂流等旅游项目的经营活动，特此公告，2016年6月2日。证据二、水政法[2002]408号关于对黄河主河道是否为公共场所等问题的批复复印件一份，黄河水利委员会向水利部请示，黄河主干道是否为公共场所，是否需要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证明作为国家级管理的河道，它不属于公共场所。所以说行政机关与其他部门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法律没有规定的义务就不能强加于政府行政机关。魏宁、李海荣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第一，证据一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该证据在一审诉讼前就已经存在。第二，该证据公告的内容只是表明县政府收回了红河公司旅游项目的经营活动，而没有告知公众旅游设施存在的现实危险性。第三，该公告只是刊登在了承德晚报上，是一个区域性的报纸，不能涉及到承德以外地区的这些人群。第四，即使公告了，也不能免除县政府对具有危险性的旅游设施的现场管理义务。对证据二，该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本案所涉及的只是在河道中为了漂流所设置的旅游设施，而不是广泛的指一个河道。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赵亚利、刘继祥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这份文件是关于黄河问题的批复，而并非是本案所涉及的河道，能不能适用是存在一个疑问的。其次，该文件系水利部所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法规，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白云军对兴隆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杨文昇认可赵亚利、刘继祥的质证意见。红河公司、杨晓军对兴隆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魏宁、李海荣、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杨晓军、红河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兴隆县人民政府二审期间提交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首先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真实性，其次，水利部的请示批复并非适用本案河道，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其为部门请示批复，并非法律法规。故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兴隆县人民政府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未能改变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对本次事故发生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认定的侵权方负担的责任比例及魏宁、李海荣的各项损失数额是否适当。对此，魏宁、李海荣、兴隆县人民政府均不认可一审认定的赔偿责任主体，分别提出上诉主张，其各自的上诉主张与一审诉请和抗辩基本一致，一审法院已作出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一审法院依据事故发生的经过，审查了各方当事人在此次事故中的行为以及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认定魏宁、李海荣与兴隆县人民政府各自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二审中魏宁、李海荣、兴隆县人民政府各自提出新的上诉主张，但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各自上诉主张，又未能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和依据，对其关于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魏宁、李海荣上诉主张应支持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的问题，两审期间魏宁、李海荣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一审未予认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魏宁、李海荣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魏宁、李海荣、兴隆县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1元，由上诉人魏宁、李海荣负担1,890元，由上诉人兴隆县人民政府负担5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权审判员 张春耀审判员 李兴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周昊书记员梁略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