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67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法定代表人：陈世洪，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玲，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攀，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元新，男，1979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金刚，安徽庐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承斌，安徽庐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守兵，男，197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金刚，安徽庐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承斌，安徽庐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长亮，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 上诉人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元新、周守兵、郭长亮装饰装修合同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1民初473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艺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郭长亮承担返还唐元新、周守兵保证金40万元以及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元新、周守兵、郭长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郭长亮有权代理艺广公司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书》以及代为出具《收条》、《承诺书》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与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以下管理权力：（二）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故在项目经理对外签署《施工合作协议书》以及出具《收条》、《承诺书》时必须具备明确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在本案中，艺广公司从未向唐元新、周守兵出具授权郭长亮以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名义与其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书》以及出具《收条》、《承诺书》，根据艺广公司向案外人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项目印章授权书》可以看出，该项目部章的使用具有针对特定对象（即案外人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特定用途（即“工程款申请、结算、签证、施工技术资料和来往函件和会议纪要的确认、材料领用人签收等”），并且特别注明“其它资料加盖项目印章无效”。一审法院以唐元新、周守兵提交的向案外人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认定郭长亮系有权代理，属于张冠李戴，对事实认定错误。因此，郭长亮以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名义与唐元新、周守兵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书》以及向唐元新、周守兵出具《收条》、《承诺书》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该《施工合作协议书》、《收条》、《承诺书》的内容对艺广公司不发生效力。二、唐元新、周守兵系恶意相对人，郭长亮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在引言中指出“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如《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合同法》第49条、《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越权代表，审判实务中应当依据有关具体法律规则进行判断，类推适用亦应当以法律规则设定的情形、条件为基础。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又根据2009年7月7日施行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的“四、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可以看出，认定表见代理时应“12、……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盟。”。同时，在认定表见代理时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13、……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其中对何为善意且无过失地做了解释“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在本案中，唐元新、周守兵作为《施工合作协议书》的相对方以及《收条》、《承诺书》的被承诺人，对签订协议书的主体、保证金的支付方式及账户、郭长亮与艺广公司之间的关系等具有合理注意及审查义务。艺广公司不仅未向郭长亮出具过签署协议的授权委托书，也未向郭长亮出具过收取保证金的授权委托书。根据唐元新、周守兵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主张的395000元保证金是直接转账给郭长亮个人账户，5000元保证金是转给郭长亮聘请人员何松华。同时，郭长亮与艺广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不属于艺广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其行为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关于“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唐元新、周守兵所称的涉案工程项目，是艺广公司通过与案外人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合法有效的《施工合同》所承接的建筑施工项目。艺广公司再将涉案工程项目中劳务部分通过签署《施工合同》合法地分包给案外人南通建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郭长亮将涉案工程项目通过《合作协议书》的形式转包给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案外人唐元新、汪政、王金和等五人，协议第3.4.1明确约定了实际承包价是扣除结算总价9%剩余的金额，其中案外人唐元新、汪政、王金和等五人和郭长亮明确约定艺广公司为4%，也就是说郭长亮收取5%;且协议附件约定郭长亮和艺广公司签署的合同作为附件，此也表明艺广公司并非《合作协议书》的主体，郭长亮和艺广公司是独立分开的。而唐元新、周守兵提交的《施工合作协议》是在上述《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恶意串通郭长亮签订的。唐元新、周守兵作为该行业的实际施工人，明显知晓郭长亮属于非法转包，无任何合法授权，不然不会直接把40万元的保证金直接转账给郭长亮及郭长亮聘请人员。因此，客观上郭长亮签订协议书以及出具收条、承诺书时不存在使唐元新、周守兵相信郭长亮具有艺广公司代理权的权利外观表象；主观上唐元新、周守兵并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和注意义务，因此唐元新、周守兵签订协议书以及接受收条、承诺书时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故郭长亮的行为不构成《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及《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 唐元新、周守兵辩称，一、一审已查实郭长亮是艺广公司派至案涉项目现场负责人及项目经理，全权代表艺广公司负责案涉项目的施工，根据郭长亮提供的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及其持有的项目部印章，唐元新、周守兵有理由相信郭长亮能够全权代表艺广公司；二、艺广公司上诉状中提及的将案涉工程项目中劳务部分分包给南通建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事实相矛盾。如艺广公司将劳务部分转包给了南通建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其就不需要授权郭长亮作为全权代理，且南通建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作为施工人来说，南通建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仅是为了做账提供劳务发票而签订的虚假合同。 郭长亮二审未作答辩。 唐元新、周守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艺广公司立即返还唐元新、周守兵保证金4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艺广公司、郭长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将合肥恒大帝景三期公寓室内精装饰工程发包给艺广公司施工，艺广公司向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出具“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授权申明：“我司委托郭长亮作为艺广公司在合肥恒大帝景三期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在该项目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均予以承认。有效期至工程结束且合同履行完毕……”2018年8月5日，郭长亮与唐元新、周守兵签订《施工合作协议》，约定郭长亮将合肥恒大帝景三期公寓楼室内精装修工程转包给唐元新、周守兵施工，唐元新、周守兵在协议签订后缴纳给郭长亮安全质量保证金450000元等内容，且在协议上盖有“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的印章。2018年7月14日，唐元新向郭长亮转账支付395000元、及郭长亮聘请人员何松华转账5000元，郭长亮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质量保证金400000元，且《收条》上盖有“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的印章。2019年8月22日，郭长亮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9年9月30日前无条件全额无息退还唐元新、周守兵和其他班组负责人缴纳的保证金，如若郭长亮不退款，由艺广公司转扣，延期按万分之三计息，且《承诺书》上盖有“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的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长亮与唐元新、周守兵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艺广公司在本案中对唐元新、周守兵出具的“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不予认可，但艺广公司在（2019）皖0121民初5641号案件的庭审中已对此委托书予以确认，而根据此委托书的内容所载，郭长亮作为其在合肥恒大帝景三期公寓室内精装饰工程的项目经理，对于郭长亮在该项目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的相关事务均在授权范围内，故郭长亮代表艺广公司签订《施工合作协议》，应视为代表艺广公司的职务行为。另，唐元新、周守兵作为相对人，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艺广公司知晓并同意郭长亮收取保证金。因此，艺广公司应对唐元新、周守兵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 至于郭长亮是否应当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问题。郭长亮实际收取了唐元新、周守兵的保证金400000元，其在《承诺书》中承诺“于2019年9月30日前无条件全额无息退款，如不退款由艺广公司转扣”，此处承诺应视为郭长亮自愿加入债的承担。故郭长亮应共同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 唐元新、周守兵主张自起诉之日计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唐元新、周守兵有权依据债权获得债权利益，故依法支持其自起诉之日（2020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款清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郭长亮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唐元新、周守兵保证金400000元及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14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郭长亮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艺广公司上诉主张郭长亮收取唐元新、周守兵缴纳的工程保证金没有该公司的授权，且郭长亮与该公司并无劳动关系，亦不能推定郭长亮收取保证金系职务行为，故艺广公司不应与郭长亮共同向唐元新、周守兵负有返还工程保证金的义务，唐元新、周守兵对此不予认可。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根据艺广公司出具给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并加盖公章的《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载明，艺广公司授权委托郭长亮作为该公司在合肥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合肥恒大帝景三期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的项目经理，该公司对郭长亮作为项目经理在该项目中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均予承认。根据上述委托书的内容，郭长亮系该公司认可的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其依法有权代表艺广公司对外签署与项目有关的文件和处理与工程有关的事务，且郭长亮持有艺广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公章。郭长亮作为甲方与乙方唐元新、周守兵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该《施工合作协议》上加盖了艺广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公章，《施工合作协议》第5.6约定乙方即唐元新、周守兵必须缴纳给甲方即郭长亮安全质量保证金450000元。《施工合作协议》签订后，唐元新、周守兵向郭长亮汇款400000元并由郭长亮出具了加盖艺广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公章的《收条》确认该400000元系质保金。2019年8月22日在案涉工程竣工后，郭长亮向唐元新、周守兵等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9年9月30日前无条件全额无息退还郭长亮等安全保证金，在该《承诺书》上亦加盖了艺广公司合肥恒大帝景项目部公章。艺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项目印章授权书》明确项目部公章可用于：与案涉合同履行有关的工程款的申请、结算手续的办理及确认；零星工程委托、签证的办理及相应工程款的申请等，唐元新、周守兵作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缴纳的安全质量保证金显然应归于与案涉合同履行有关的款项，郭长亮在与唐元新、周守兵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收条》及《承诺书》上加盖项目部公章未超出上述授权范围，上述合同及条据应对艺广公司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唐元新、周守兵将质保金400000元汇入了郭长亮个人账户，但是依据上述《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及郭长亮合法持有并使用项目部公章的客观情况，唐元新、周守兵有理由相信艺广公司对郭长亮收取安全质保金知情，基于艺广公司赋予郭长亮的项目经理身份及权限，一审法院判令艺广公司与郭长亮共同负有向唐元新、周守兵返还保证金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艺广公司主张唐元新、周守兵存在与郭长亮恶意串通情形，唐元新、周守兵对此亦不予认可，唐元新、周守兵作为案涉工程部分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已经完成相关工程量，且艺广公司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艺广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艺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广州艺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董江宁 审判员 余海兰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李颖 书记员李丽莎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