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5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伟良，男，香港居民，1959年1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全明，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伟宗，男，汉族，1963年11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凌，广东铭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斌，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煌英，女，汉族，1935年5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凌，广东铭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斌，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伟雄，男，汉族，1966年6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昕，广东宝城（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与被上诉人郑伟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3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机械地适用法律，错误地认定事实。1、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认为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主义，而第九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为有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因继承、赠与而取得房屋所有权。除这几个情形外，政府房屋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就是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证明。故而认定郑伟雄仍为涉案房屋现登记权利人，想当然地认为涉案房屋为郑伟雄所有。而没有考虑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诸多虚假错误信息，而这些虚假错误信息却反过来足以证明相关行政机关的登记是完全错误的；2、原审法院没有适用上诉人主张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物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这让上诉人大为不解；3、原审法院所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条文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政府机关及其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的登记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事实上登记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存在的，涉案房产就是登记的错误一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就是对错误登记的纠错机制设定了一个民事救济途径；4、正是因为政府部门在涉案房屋的登记中发生登记错误，而上诉人经过行政诉讼救济途径后没有得到政府及法院对错误登记的更正，在万般无奈中，上诉人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发起所有权确认诉讼，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粤行申28号行政裁定书中明确载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该规定说明了民事纠纷应当先行处理。也就是说，即使涉案房产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也有权通过民事途径起诉被上诉人，从而解决民事争议。上述法律条款应当综合考虑，而不能只取其中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条款而无视对上诉人有利的条款；6、本案涉案房屋究竟由谁所建？原审判决一直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地产证》在发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尚未出台，而涉案房屋也不是商品房而是村民自建房。因此，“谁建谁有”才是认定自建房所有权归属的原则，原审判决简单地以房屋主管部门所发的《房地产证》作为所有权确认的依据显然是错误的；7、至于被上诉人占有涉案房产20多年的问题，事实上，郑伟雄并不是占有涉案房屋20多年，而是受郑英能的委托管理20多年，占有和管理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原审判决认为郑伟雄己占有使用该房产己长达20多年，是带有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做法。二、原审法院对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或者有无继承或其他可导致房屋所有权发生变更情况存在的问题，认为“三原告曾于2017年2月以分家析产为由向我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属于三原告共同所有，并以此主张继承份额和权属份额以及租赁权和租赁相关收益。该案经两审终审，判决驳回了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三原告对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异议，可另寻途径解决，本院在此不再做审查和处理。”这是明显回避矛盾，怠于行使审判职责，封堵权利人的司法救济途径。1、针对被上诉人原审答辩时提出的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原审判决已经明确确认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既然不属于重复起诉的案件，那么在实体问题处理上，就应当作出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原审法院己经受理了，且又认为不属于重复起诉，当然就应当作出判决；3、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4353号案件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9480号民事判决均认为是上诉人举证不能，故而判决上诉人败诉。也就是说，一、二审判决均认为上诉人所举的证据还不够充分，但事实上上诉人认为原有证据己经充分说明涉案房产是1985年至1986年期间郑英能拆除祖屋所建。原一、二审判决均是孤立地认定证据，这个暂且不说，因为这两个案件己经过去了。而在本案中，原审判决查明“涉案房屋是拆除部分祖屋后于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认为“涉案房屋建于1986年”，这个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尽管没有明确认定涉案房屋是郑英能所建，但事实上可以推定出认定涉案房屋是郑英能所建。因为涉案房屋建于1985年至1986年是上诉人的主张，而被上诉人却称涉案房屋是建于1981年。因此，认定涉案房屋建于1986年，就当然可以推定出认定涉案房屋为郑英能所建；4、上诉人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4353号案件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9480号案件提交的证据以外，另行补充了《关于信访及矛盾纠纷处理情况复函》、1992年粤房证字第2663798号登记资料、相关证人证言多份新的证据，充分证明涉案房屋是郑英能所建；5、在涉案房屋“如何建成”及“建房土地来源”等事实上，被上诉人陈述了大量的虚假事实，上诉人通过举证及庭审提问对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三、涉案房屋属于郑英能投资所建，根据“谁建谁有”的原则，涉案房屋当然属于郑英能、李煌英夫妻共同所有，而郑英能已经过世，作为继承人，郑伟良、郑伟宗自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当然有权利主张所有权。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辩称，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已经先后经过了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本案二审阶段被上诉人收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2259号民事裁定，驳回了上诉人对（2018）粤03民终1948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在原先判决中，上诉人也是要求确认对涉案房屋所有所有权，已被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权，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中，郑伟雄取得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基于1990年6月5日宝安建设用地许可证，在用地许可证上明确注明了其在内包地上进行了涉案房屋的修建，这是其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凭证及来源。1992年5月23日，郑伟雄也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在广东省颁布房地产权登记条例及深圳市龙岗区私人建房用地及产权登记发证遗留问题处理办法中，被上诉人在1997年经过政府审查和确认之后取得了涉案房产的产权凭证。基于以上事实，上诉人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建设许可证，其主张涉案房屋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本案中的上诉人曾经提及的李煌英已经去世，其户籍在1999年时是香港籍，并不是深圳本地户口，且被上诉人也不是深圳本地户口，其不符合分配宅基地的要求。郑伟宗已经另行取得了宅基地，且郑伟良一家在1992年在宝安县申报了房产证，被上诉人在九几年时就已经知道了农村的宅基地建设的房屋应当去办理房地产证，为什么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且李煌英是跟被上诉人一起居住，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涉案房屋一直由被上诉人对外出租使用占有。本案中，上诉人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主张涉案房屋60号的房产要分为4份，其主张60-1、60-2、60-3、60-4要求进行分割，事实上在不动产权登记中心上，不动产的登记显示只有一个60号房屋并不存在所谓的四处房产，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裁定驳回起诉。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房产属于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共同共有；2、判令郑伟雄将沙平南路60号房产返还给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煌英与郑英能（已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郑伟茹、郑伟良、郑伟宗、郑伟雄。郑英能父亲郑庆生、母亲戴东娇均已去世。1952年10月9日，深圳市宝安县人民政府核发《土地房产证》，该证记载户主为郑英能，人口栏中仅有戴东娇一人，该证记载事项包括屋地4间、房屋4间、田地15块。涉案房屋是拆除部分祖屋后于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从上世纪90年开始，涉案房屋由被告郑伟雄出租并收取租金至今。1992年5月23日，原宝安县人民政府向郑蔚雄核发了原宝安县布吉镇吉吓村（现住址深圳市龙岗区）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该证记载所有权人为郑蔚雄，公民身份号码：4403216********。1996年，郑伟雄向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提交了《深圳市龙岗区农村私人住宅房产证申请表》，申请办理上述房产的房地产证，同时提交了其身份证、结婚证、、粤房字第**屋所有权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深圳市龙岗区房屋建筑面积查丈报告（私宅）、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吉厦村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等相关材料申请办理房地产权登记。1997年4月24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向郑伟雄核发了深了深房地字第**产证，该证记载权利人为郑伟雄，公民身份号码为4403216********。被告郑伟雄向一审法院提交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吉厦社区工作站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该社区居民一代身份证姓名郑伟雄（男，4403216××××××××）于2004年6月23日变更为现有身份证姓名郑伟雄（男，×××5016），与原身份证姓名郑蔚雄（男，4403216××××××××）是同一人，深圳市公安局沙湾派出所在该证明上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了公章。2015年郑英能及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以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郑伟雄为第三人提起撤销房地产权证登记行为的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颁发深颁发深房地字第**证的行政行为，案号为：（2015）深龙法行初字第33号，该案一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向郑伟雄核发深房地发深房地字第**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深圳市宝安县人民政府已于1992年5月23日，就涉案房屋向郑伟雄核发粤房字第发粤房字第**权证》，该证记载的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郑蔚雄（公安机关及村委共同出具证明证实郑蔚雄与郑伟雄系同一人），后因国家土地和房屋政策调整，开始实行房地两证合一的管理体制，郑伟雄于1996年向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申请核发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书，并已提交粤房字第×交粤房字第**证》、身份证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深圳市龙岗区房屋建筑面积查丈报告（私宅）》及宗地图等相关资料，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经审核认为郑伟雄的申请符合《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及《深圳市龙岗区私人建房用地及产权登记发证遗留问题处理办法》的规定，遂于1997年4月24日向郑伟雄核发深房地字××发深房地字**该行政行为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及政策规定，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主张涉案房屋其系及郑英能所有，并已提交《土地房产所有证》，但该证系1952年10月9日由深圳市宝安县人民政府核发，所记载事项为房屋4间、屋地4间及田地15块，因在核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之后，我国的土地、房屋政策发生多次变化，该证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依据，且涉案房屋系拆除了部分祖屋（住屋）后重新新建，深圳市宝安县人民政府又于1992年5月23日就涉案房产向郑伟雄核发粤房字第××号发粤房字第**，确认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郑蔚雄（即郑伟雄），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在核发涉案《房地产证》时，根据当时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所记载的权属情况，将郑伟雄记载为涉案房产权利人，并无违法不当之处。故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若对涉案房屋的权属有异议，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后该判决驳回了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6）粤03行终458号行政判决，以郑伟雄提交的身份证明与可用于证明房地产权属的权利证书上的记载的权利人的姓名和居民公民身份号码不一致、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在核发深房地字第××号发深房地字第**人为郑伟雄缺乏主要证据，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要求为由，作出撤销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于1997年4月24日核发深房地字第××号房发深房地字第**为。之后，郑伟雄、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7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行申28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行终458号行政判决的执行。2019年12月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3行再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粤03行终458号行政判决，维持了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在上述行政诉讼过程中，三原告曾于2017年2月以分家析产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0307民初4353号】，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属于三原告共同所有，并以此主张继承份额和权属份额以及租赁权和租赁相关收益。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0日以三原告既未能提交被继承人郑英能拥有涉案房产相关权属证明亦未提交郑伟良、郑伟宗出资建设涉案房产的相关证据为由驳回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94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三原告上诉，维持原判。三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6月7日《分家书》一份，内容为坐落于深圳市的房产属于郑家祖屋，取名为安定园，依照不动产面积平均分为四份，郑英能夫妻二人、长子郑伟良、次子郑伟宗在该分家书上签名纳印，但郑伟雄并未签名。三原告还提交2014年7月6日的《家庭纪要》一份，内容为在郑英能的主持下郑英能与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开会讨论涉案房产的归属为题，确认涉案房屋即安定园是祖屋，属于郑英能、李煌英夫妻及郑伟良、郑伟宗、郑伟雄共同所有，涉案房屋的相关租金收益亦属于大家共同所有，郑英能及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都同意上述会议意见，但郑伟雄未到场参加会议。三原告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郑英能于2014年11月1日签名纳印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涉案房产系郑英能夫妇、郑伟良、郑伟宗合资共建，郑伟雄因年幼无经济能力未参加兴建，由郑英能委托阳江的建筑工程队从1985年起建至1986年完工。对于涉案房产登记在郑伟雄名下，郑英能称其经常在香港，对此完全不知情，知道定安园涉及拆迁方才知道。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涉及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为重复起诉？二、房屋登记所有权人该如何确定？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本案是否为重复起诉？本案的诉请为请求确认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房产属于三原告所有，将涉案房屋返还三原告。其依据的是《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是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和归属所产生的民事纠纷，是利害关系人就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向一审法院提请的物权确认之诉，属于建筑物所有权的确认之诉，其区别于之前的行政登记之诉和共有物确权及分割之诉，因此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二、房屋登记所有权人该如何确定？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不动产物权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即登记决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以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为成立要件，以领取房地产所有权证书为表现形式，除符合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另外情形：有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因继承、赠与而取得房屋所有权，政府房屋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就是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证明。根据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举证情况，一审法院可以确定以下事实：1、郑蔚雄于1992年5月23日取得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上（粤房字第**人为郑蔚雄（男，公民身份号码：4403216********）；2、被告郑伟雄于1997年4月24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深房地字第××号《房地的深房地字第**房屋权利人为郑伟雄（男，身份证号：4403216********）；3、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吉厦社区工作站及深圳市公安局沙湾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郑蔚雄（男，身份证号：4403216********）与郑伟雄（男，原身份证号：4403216********，现身份证号：×××5016）系同一人。涉案房屋建于1986年，自1992年第一次取得房屋产权登记证书至1997年因“两证一书”新规颁布后重新办证，被告郑伟雄均被登记为涉案房屋所有人。三原告就房产证登记权属提出行政诉讼，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辩论终结前，根据原、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生效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并未撤销该房地产证，因此涉案房屋现登记权利人仍为被告郑伟雄。第二、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或者有无继承或其他可导致房屋所有权发生变更情况存在的问题。原告在本案中称其有出资，房屋又是拆祖屋新建等，从而请求法院将该房屋确认给其所有，但由于该房屋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已以《房地产证》的形式确认给被告，原告的上述主张其实质上主张其对房屋享受共有权，对此问题，三原告曾于2017年2月以分家析产为由向我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属于三原告共同所有，并以此主张继承份额和权属份额以及租赁权和租赁相关收益。该案经两审终审，判决驳回了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三原告对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异议，可另寻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在此不再做审查和处理。一审法院认为，现涉案房产已被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被告郑伟雄所有，郑伟雄占有使用该房产已长达20多年，三原告在此情况下请求将房屋产权确认为三原告共有，并请求判令被告将涉案房产返还给三原告，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李煌英、郑伟良、郑伟宗承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原吉厦村村民戴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房屋系郑英能与李煌英于1986年建的。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并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且不影响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不应予以采纳。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2259号民事裁定，证明上诉人不服本院（2018）粤03民终19480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4月28日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所有权确认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我国不动产物权主要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动产登记制度是通过在不动产登记证书上记载相关权属事项来实现公示公信的目的。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证书的权利推定效力，换言之，不动产登记证书上记载的权利人一般都会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享有者。从诉讼的角度而言，不动产登记证书记载的权利人就被免除了就其为权利人进一步举证的义务，而相应地也就加大了请求确权方证明不动产登记证书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首先，被上诉人一审中已提交了房屋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虽不予认可并主张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登记存在错误，但在上诉人诉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撤销颁发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行政行为一案中，本院已作出（2019）粤03行再1号行政判决，对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予以维持，故上诉人主张登记存在错误缺乏依据；其次，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系郑英能生前拆除祖屋出资所建，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中，本院已作出（2018）粤03民终19480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属于上诉人及郑英能所有，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期间申请证人戴某出庭作证，但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并未提出相应申请，且该证人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上诉人提交否定不动产登记证书证明力的证据未能达到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结合被上诉人1992年就已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并占用至今二十多年等事实，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上诉人郑伟良、郑伟宗、李煌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