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400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市幸福农工商联合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顾新路**。法定代表人：范锡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静慧，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姜再琴，女，194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系姜再琴之子），男，197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任，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哈尔滨市幸福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再琴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2民初12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因1991年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乡幸福村更名为农工商联合公司，故本案不再将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乡幸福村村民委员会列为本案当事人。上诉人幸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锡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和关静慧，被上诉人姜再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及辛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幸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姜再琴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幸福公司召开的征地款分配方案会议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同时，依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黑行申183号民事裁定书，是否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应由《村民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设定的条件和程序予以确认。据此，幸福公司制定的征地款分配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应当被尊重。幸福公司召开的各项分配方案的会议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被认定为合法有效。2.姜再琴主张的集体土地出让款系幸福公司集体所有，姜再琴的土地补偿款的主张应当予以驳回。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据此，姜再琴无权对于属于幸福公司的集体土地补偿款主张所有权。3.姜再琴不应当认定为幸福公司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原则,同时考虑是否已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依赖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兼顾是否存在丧失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等因素综合判断。结合本案，姜再琴虽然户籍落在幸福公司村中，但其已经通过工龄买断的方式获得相应补偿。姜再琴在起诉状中自认，其买断工龄后一直凭自己打工劳动获得生活来源，包括站大岗、摆地摊等方式，姜再琴与幸福公司不具有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未依赖于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姜再琴的生活境遇虽然值得同情,但对其已经实际上脱离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故对姜再琴请求各项村民享有的权利应当予以驳回。4.一审法院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错误。幸福公司轴行线项目于2010年12月31日完成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发放，清河湾项目于2010年6月30日完成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发放，即便认定姜再琴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应当获得土地补偿款亦应当由2010年计算至2020年，为11年期间，不应当自2001年买断工龄之日为起点计算利息。5.人民法院作出的各项生效判决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连贯性及指导性。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的(2019)黑0102民初6569号等10余份民事裁定书，对于该类案件中原告主张的土地补偿等款项，在裁定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明确说明了,对于该部分的财产权利应当以集体成员组织身份认定为前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驳回了该类案件原告的诉清，同时贵院对该十余份裁定书及时予以维持。目前，幸福公司尚有十几人与姜再琴相同，甚至全市与姜再琴相同的情况亦不在少数,一审法院在未确定姜再琴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情形下，径直判决幸福公司承担近90万元的给付义务，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未结合实际情况，必将导致较大的社会影响。姜再琴辩称，1.幸福公司召开的征地款分配方案会议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剥夺姜再琴村民身份，侵犯其合法权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幸福公司虽有权召开会议决定出让集体土地出让补偿款分配方案中分配数额，但无权决定出让集体土地出让补偿款给谁不给谁。幸福公司无权剥夺姜再琴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幸福公司召开的分配方案会议决定侵犯了姜再琴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合法财产权利，因此该部分会议内容明显违法、无效。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关乎公民的基本权利，关乎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其取得丧失不应由村民自治决定。作为参与会议、进行议决的集体土地出让补偿款分配给谁不给谁的村委会委员和村民代表，他们自身就是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身份与利益的关联性决定他们不能以自治的名义有权表决其他村民是否获得出让集体土地出让补偿款。因此相关决定内容是当然无效的。2.幸福公司只是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者而不是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姜再琴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取得其应得的土地补偿款。土地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只要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应享有均等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幸福公司对土地补偿款只有管理资格，无权强行扣押属于姜再琴应得的各项补偿款。3.姜再琴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无人能够剥夺，姜再琴是幸福村当然的村民，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受与其他村民一样的待遇。姜再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系自然条件决定。姜再琴自出生即是农民，因嫁入幸福村将户籍迁入而当然获得幸福公司的集体经济成员的资格。户籍是证明公民自然情况最直接、最基本的依据，以户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因素是非常必要更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依法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原则，同时考虑是否已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依赖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兼顾是否存在丧失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况综合判断。姜再琴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具有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幸福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姜再琴有丧失该村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证据材料，因此姜再琴应享有与其他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样获得出让集体土地出让补偿款的权利。关于幸福公司主张姜再琴买断工龄而要求重新计算姜再琴应得补偿款利息的主张，其主张意思表示矛盾，也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幸福公司提出的所谓买断工龄的情况，属于幸福公司的单方意思，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工龄问题与村民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亦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幸福公司的主张无法律与事实依据。4.一审判决幸福公司给付利息的计算依据与方法明确，符合法律规定。5.幸福公司主张的省高院（2018）黑行申183号民事判决、道里区法院（2019）黑0102民初字6569号民事裁定等，因其都是个案判决裁定，且与本案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不能作为引以为证的材料。姜再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幸福村、幸福公司给付扣押姜再琴集体土地出让款458,250元；2.幸福村、幸福公司给付扣押姜再琴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235,000元；3.幸福村、幸福公司给付扣押姜再琴鱼池补偿款10,000元；4.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赔偿损失及利息损失约250,000元（合计人民币953,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再琴系幸福村村民。户籍地为哈尔滨市××街××号。1991年幸福村更名为幸福公司。1999年幸福公司集体所有的鱼池被征用，每位村民分得补偿款10,000元。2010年国家征用幸福公司的土地，被征用的土地均为村民的承包地，大部分村民于2010年10月领取了征地补偿款（含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012年11月7日，幸福公司召开两委班子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给每位村民发放集体资产土地款65,000元。2013年2月1日，幸福公司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给每位村民发放30,000元。2014年1月13日，幸福公司经召开两委班子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给每位村民发放土地款50,000元。2014年8月18日，幸福公司经召开两委员班子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动用村集体资金积累部分，给每位村民发放100,000元，用于缴纳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2018年5月10日，幸福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1、2010年国家征用土地，每位村民得补偿款940平方米ⅹ487．25元=458,250元；2、1999年卖集体鱼池，每名村民得10,000元。以上征地款村民王德贵未得到”。2019年9月28日，幸福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姜再琴已于2001年7月份一次性买断工龄和我公司解除关系，有买断工龄明细表原件，和公司签署的买断合同，及当时的会议纪要，因公司办公室被盗丢失，只有姜再琴本人签字领款记录原件”。另查明，2001年7月12日，姜再琴领取幸福公司发放的补偿款48,880元。一审法院认为，幸福公司发放征地补偿款等先决条件是具备其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范围，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当事人基本生活保障等因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丧失与否，系依据该成员的自然条件决定，并非村民会议民主及“两委班子”成员议定的范围和问题，村委会及“两委班子”无权以村民会议等形式为由，剥夺其成员的资格及权利。姜再琴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出生时，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具有了幸福村、幸福公司的集体经济成员的资格。姜再琴应当享有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幸福公司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方式，决定给予本村村民发放的姜再琴主张的款项系征收幸福公司的集体土地补偿费。姜再琴作为村民应享有分得上述款的权利，幸福公司未按期向姜再琴发放，侵害了姜再琴的合法权益。鉴于幸福公司已经实际发放给姜再琴补偿款48,880元，故应从姜再琴主张的土地出让金中扣除此款。综上所述，姜再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幸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姜再琴集体土地出让款409,370元、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235,000元、鱼池补偿款10,000元，合计654,370元；二、幸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姜再琴利息损失费25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18,333元（案件受理费13,333元、保全费5000元），由姜再琴负担489元；幸福公司负担17,844元（此款姜再琴已垫付，待幸福公司给付姜再琴各项补偿款一并给付姜再琴）。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幸福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幸福公司与李桂云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由李桂云的儿子许景良代为签署，李桂云是与姜再琴同批买断工龄人员，该协议姜再琴也签署了，协议内容一致。证据2.一次性退休金付款记账凭证一份，内容为2001年9月30日，幸福公司向包括姜再琴、李桂云等人员在内的合计108人，支付一次性退休金5,360,420元。证据3.月份工资明细表，2001年7月17日，姜再琴领取其一次性工龄买断费用48,880元。证据4.由姜再琴女儿王春艳代签的承认书。证据1—证据4拟证明：1.姜再琴与李桂云一致，为同批一次性买断工龄的退休职工，姜再琴已经通过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放弃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2.姜再琴曾明确放弃其对于幸福公司土地、财产分配的权益，再以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主张的任何权利依法不应予以支持。证据5.付款记账凭证及月份工资明细表。拟证明：姜再琴已经领取1万元鱼池补偿款，一审判决幸福公司向其再行支付该款项于法无据。证据6.王春艳与幸福公司签订的借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协议书。拟证明：姜再琴女儿王春艳领取的医疗、养老等费用系由幸福公司向其提供的借款，并非发放的医疗、养老金等。姜再琴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协议书是李桂云与幸福公司签订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协议也无法证明姜再琴通过买断工龄的方式放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仅为记账凭证，其上未见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对其真实性存疑。凭证止载明的退休金108人，但该108人中是否包含姜再琴无证据证明。况且领取退休金的行为，也恰恰说明这部分人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到了退休年龄领取退休金的行为并不能异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丧失，也不代表其不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两页材料并不连贯，也非同时制作而成，从形式上不属于同一证据，不能连贯的证明同一问题，其形式上不合法。其中2001年8月17日制作的月份工资明细表与姜再琴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7月17日制作的月份工资明细表在一审中已认定为姜再琴领取的补偿款，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为工龄买断费用。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王春艳签字的承诺书不是姜再琴真实的意思表示。姜再琴未委托王春艳签署该承诺书，姜再琴对该承诺书的内容不予认可。且从幸福公司提交的数份涉及姜再琴办理事务的材料显示，姜再琴签字都是用其名章代替，并非签字，因此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5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姜再琴领取了鱼池补偿款，更进一步证明姜再琴属于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享受该组织成员的同等待遇。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虚假合同，幸福公司以发放借款为名头，实际是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医疗费、养老费等。本院认证认为，对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的签订人李桂云非本案当事人，故其签署的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证据3和证据5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的承认书是姜再琴与幸福公司之间的协议，该承认书签署时姜再琴已71岁，王春艳代作姜再琴的女儿，代其母亲姜再琴与幸福公司签署该承认书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姜再琴曾为幸福公司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1年3月31日，姜再琴在幸福公司领取了鱼池补助款10,000元。2001年7月，姜再琴将其在幸福公司分得的一亩二分土地交回幸福公司，并取得了48,880元补偿款。姜再琴在本案起诉状中自认，其在无地耕种的情况下，凭自己打工劳动获得生活来源，包括站大岗、出地摊，捡废品等。姜再琴于1996年7月1日参加了社会保险，现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姜再琴2001年将其分得的土地交回幸福公司后，是否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诉请的款项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姜再琴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幸福公司主张姜再琴2001年买断工龄后已实际脱离了集体经济组织，不应认定为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审查，应综合考虑当事人户籍登记状况、当事人是否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家庭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济权、当事人是否在承包土地从事劳动生产、当事人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居住生活，以及农村土地对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综合审慎认定。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姜再琴原为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2001年7月，姜再琴将其承包的土地交回了幸福公司并获得了48,880元补偿款，其离开幸福公司后不再依靠承包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而是依靠打工劳动获取生活来源。同时，姜再琴的户籍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为非农业户籍，且已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参加了社会保险，并办理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享受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上述情形可认定，姜再琴在将其承包的土地交回幸福公司后，实际已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具有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幸福公司关于姜再琴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认定为幸福公司村民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姜再琴诉请的款项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姜再琴取得其诉请的集体土地出让款和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等款项的前提是其应具有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前所述，姜再琴在2001年离开幸福公司后已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幸福公司对于姜再琴交回的土地已给予了相应补偿，故幸福公司关于姜再琴无权获得上述款项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姜再琴诉请的10,000元鱼池补偿款。经查,姜再琴在2001年3月31日已在幸福公司领取了该笔补偿款，故姜再琴关于该笔鱼池补偿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哈尔滨市幸福农工商联合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2民初126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姜再琴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33元（案件受理费13,333元、保全费5000元），由姜再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333元，由姜再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崇升审判员  贾晋璇审判员  石 磊（）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