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4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孝建，男，195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李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驻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8110043201916。法定代表人：赵启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秀芬，山东文康（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鸿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金乡县金城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782307911E。法定代表人：吕立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良，山东郭鲁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天元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新城发展大厦****法定代表人：郭书俭，经理。原审第三人：济宁市龙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任兴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6792090968。法定代表人：谷士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方全，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书俭，男，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陈孝建因与被上诉人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李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李营街道）、济宁鸿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郭书俭、济宁市龙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孝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将具体的建设工程规划认定为规划区域的总体规划。按照《城乡规划法》第二、三条之规定，规划控制区域的总体规划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属于行政行为，李营街道没有资格制定总体规划；另外，总体规划属于规划区域的总体布局，不涉及建设，没有建设单位。而建字第37082009-R04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纯属建设工程方面的详细规划，具体到每栋楼长、宽、高、户型、坐标，涉及到建设单位的人、财、物料所有权和责任、义务及管理等，其实施属于民事行为。二者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一审法院却混淆概念，认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实施，就是李营街道对骆楼村旧村改造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再者，建设单位作为民事主体有义务补齐有关手续。因为《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明文规定，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一审法院认为李营街道“于2009年9月27日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并未办理后续手续”合法，岂不是将违背《城乡规划法》的行为合法化了吗？2、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误将违法无效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认定为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前边认定涉案楼房在建字第××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其所有权归李营街道；后边又以2007年6月13日，鸿泰公司与案外人万吉才、谷卫东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为由，认定涉案楼房的建设单位是鸿泰公司。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协议涉及土地当时是骆楼村集体土地，协议没有骆楼村委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盖章，并且内容和形式违背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范。这种违法协议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违背法定证据规则。上述协议签订后没动工，其相关事项并入建字第37082009-R04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后，才正式由李营街道和龙翔公司共同开发建设。也就是说，因为谷卫东既是上述协议的供地方又是龙翔公司总经理；同时龙翔公司又是李营街道涉案项目的合伙人。其合理的权利义务，顺理成章地由李营街道和龙翔公司转承，上述协议只能证明涉案楼房的演变过程。另外，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济宁市高新区法院2015年149号行政判决、《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表》、《山东省城市规划技术服务委托合同》、发票、《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济宁市任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城市规划档案》、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款收据、陈孝建与济宁龙翔房地产公司杨留臣经理通话录音光盘及转文字、李营街道闫付主任的《答复》录音光盘及转文字材料、李营街道的《说明》、《申请》等证据，均证明涉案房屋的共同建设单位是李营街道和龙翔公司，而非鸿泰公司。3、一审法院无视国家行政公文和生效判决存在而随意磨灭。建字第37082009-R04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是济宁市城乡规划局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审核后，代表国家政府颁发给建设单位李营街道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效力!另有，济宁市高新区法院2015年149号行政判决，恢复了建字第37082009-R04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效力，进一步锁定了涉案房屋的建设单位是李营街道。上述文书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推翻或磨灭!一审法院认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过期”，相当于磨灭铁证。“已经过期”四个字，是管理性规定，否则就不会有济宁市高新区法院2015年149号行政判决和建字第37082015-R016(补)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况且，涉案房屋的建设主体至今未变更，仍在李营街道身上。4、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陈孝建《调取证据申请书》和《司法鉴定申请书》是错误的。因为万吉才、谷卫东2013年7月9日与鸿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谷卫东担任龙翔房公司总经理时签订，内容涉及涉案房屋。陈孝建不能自行收集该证据，为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法院应收集该证据。二、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一审法院应该支持陈孝建的诉求。李营街道辩称：1、一审法院未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认定为总体规划。陈孝建对一审判决认定部分存在理解错误。2、《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陈孝建提交的，为其自认的事实，结合陈孝建与鸿泰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交款收据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8民终4466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足以认定涉案房屋系由鸿泰公司开发建设、销售。一审法院在同类案件(2018)鲁0811民初8976号民事判决中的错误认定，已被中级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终4466号民事判决所变更。3、高新区法院作出的(2015)济高新区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虽撤销了济宁市城乡规划局2015年2月12日办法的建字第37082009-R016(补)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附图及附件名栏下注明的内容，但不等同于涉案楼房的建设单位还是李营街道。济宁市规划局向李营街道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规划部门设定的一项行政许可，有效期为6个月，在该期限内未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失效。一审认定正确。4、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事实，不准许调取证据申请及鉴定不存在错误。5、涉案房屋为陈孝建2008年购买，由于长期未交房，2012年鸿泰公司对包括陈孝建在内的其他购买人更换了合同和收据。一审法院认定为2012年签订合同购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综上，陈孝建的上诉请求无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决。鸿泰公司辩称：一、陈孝建与鸿泰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2008年陈孝建与鸿泰公司(当时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是郭书俭)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交纳了购房款，由于长期没有交房，2012年郭书俭以鸿泰公司名义给陈孝建等更换了合同和收据。无论是2008年还是2012年，鸿泰公司都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合同》，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陈孝建与鸿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二、鸿泰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应由原审第三人郭书俭承担。郭书俭是于2011年将鸿泰公司转让给鸿泰公司现有股东的，在股权转让时，郭书俭并没有提及本案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2012年重新签订合同的公章也不是鸿泰公司现在使用的备案公章。故如果鸿泰公司应当承担，则应由原审第三人承担。三、本案不是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陈孝建诉讼请求明显是相关行政部门办理的事项，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龙翔公司述称，一审认定驳回陈孝建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故，陈孝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应驳回陈孝建的上诉申请。具体理由如下：1、龙翔公司与李营街道并非是涉案工程的共同建设单位，对此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相反，本案证据足以证实涉案项目的实际建设单位系鸿泰公司。涉案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陈孝建与鸿泰公司之间签订的，约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应是陈孝建与鸿泰公司之间。故，陈孝建应依据其与鸿泰公司合同关系向鸿泰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因此，陈孝建关于龙翔公司与李营街道为共同建设单位，以及龙翔公司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代理人的主张不能成立。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依据法律规定，陈孝建诉请办理的相关证件(四证两书一表)均应由涉案房产适格的开发企业依据权属部门所需要各项申报材料向行政机关申请。经权属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各项证件符合法定程序后向申请人办理相关证件。涉案房产申请主体不适格或不具备申报办证条件，行政机关则无法办理四证两书一表。如前所述，四证两书一表均应由适格开发企业向行政单位申请办理，至于申请主体是否适格，应由行政机关予以认定，而非由法院进行确认。故，本案属于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另外，如前所述，龙翔公司不是涉案房屋建设单位，因此，龙翔公司也不是向行政部门申请补办四证两书一表的申请主体。综上，龙翔公司并非是涉案项目的建设单位，且陈孝建诉请证件办理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因此，陈孝建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依法应驳回上诉。郭书俭未作陈述。陈孝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营街道、龙翔公司是原告所购楼房的共同建设单位；2.原告所购楼房缺少四证两书一表，李营街道、鸿泰公司是向有关部门申报补办四证一表的申请人；3.请求确认被告鸿泰公司以出卖人的身份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无权处分；4.请求确认被告李营街道和龙翔公司，是被告鸿泰公司与原告陈孝建所签购房合同的被代理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7日，济宁市城乡规划局向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人民政府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82009-R047号】，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政府”；建设项目名称为“骆楼村旧村改造回迁安置楼1#-4#，11#-23#”。2009年10月27日，济宁市城乡规划局向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人民政府又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82009-R050号】，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政府”；建设项目名称为“骆楼村旧村改造回迁安置楼1#-4#，6#-9#”。2011年12月12日，济宁市城乡规划局向建设单位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核发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2013年11月12又核发了【建字第37082009-R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项目不包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82009-R047号】中的3#、4#楼。2014年6月16日，济宁市人民政府为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项目同样不包括3#、4#楼。2014年5月21日，济宁市国土资源局与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5年2月12日，济宁市城乡规划局向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82009-R016号(补)】，在附图及附件名称栏下注明，“本项目为补办手续，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82009-R047、建字第37082009-R050号同时作废”，该证未将16#、17#楼进行建设规划许可，该16#、17#楼为建字第37082009-R04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的3#、4#楼。原告陈孝建等113人向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2015年12月22日，该院作出了(2015)济高新区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济宁市城乡规划局2015年2月12日颁发建字第37082009-R016号(补)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附图及附件名称栏下注明“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82009-R047、建字第37082009-R050号同时作废之内容。”2012年，原告陈孝建与被告鸿泰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上述17#楼4单元2层西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86.6136平方米，每平方米1414元，房价为122470元。储藏室13100元，合计135500元。合同第九条约定，“根据小区的规划，产权证书要待整个小区完工后方可统一办理。”2012年5月15日，陈孝建缴纳了房款135500元，鸿泰公司为陈孝建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陈孝建在该房居住至今。现原告陈孝建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济宁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济宁天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李营街道的前身李营镇政府在对骆楼村旧村改造时曾对涉案所在的楼房进行统一规划，于2009年9月27日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并未办理后续手续，亦无证据证明李营街道与鸿泰公司和郭书俭存在任何经济方面的合同约定，陈孝建仅以上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明建设单位为李营镇政府、济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任城区分局对李营街道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陈孝建购买涉案楼房时鸿泰公司的口头宣传来主张涉案楼房为李营街道开发建设，证据不足。原告陈孝建是与鸿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房款交给了鸿泰公司，结合陈孝建所提供的鸿泰公司与案外人万吉才、谷卫东于2007年6月13日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等，足以认定涉案房屋系由郭书俭作为鸿泰公司负责人时鸿泰公司开发建设，故，原告陈孝建诉求被告李营街道、龙翔公司所购楼房的共同建设单位，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陈孝建诉求确认被告鸿泰公司以出卖人的身份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无权处分，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陈孝建主张李营街道、龙翔公司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被代理人，现有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李营街道就涉案房屋所在楼房办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过期，办理土地及规划建设手续涉及政府的统一规划，需要用地人申请和政府土地及规划部门的审查批准，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告陈孝建诉求李营街道、龙翔公司是向有关部门申报补办四证一表的申请人，不予处理。因陈孝建的主张依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已足以认定处理，故，陈孝建申请的调取证据及鉴定，本院不予准许。被告天元公司、第三人郭书俭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和对证据质证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孝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陈孝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陈孝建提交了如下证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意见鲁政发（2009）17号文，该文件为新证据，证明2009年李营街道是为了深入贯彻该文件精神而担任涉案楼房的建设单位的。李营街道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该文件真实性无法认定。2008年6月4日任城区旧村改造领导小组对骆楼村旧村改造进行了批复，早于该文件颁发的时间，与骆楼村旧村改造没有任何关联性。鸿泰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龙翔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和证明观点有异议，不能证实龙翔公司与李营街道系共同建设单位。本院认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意见鲁政发（2009）17号文属于政府文件，上述文件代表当时山东省人民政府对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方面的精神，但通过上述文件并不能证实涉案房屋的开发建设亦是按照上述文件贯彻执行的。故通过上述文件不能证实李营街道系涉案楼房的建设单位。李营街道提交了如下证据：济宁市中级法院（2019）鲁08民终4466号民事判决，证明针对同一涉案楼房，案外人秦真玲同一诉讼请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认定驳回秦真玲的诉讼请求，与本案陈孝建的诉求一致，应当驳回。陈孝建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李营街道提交的该判决书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含糊不清，该判决前面认定了涉案房屋的建设单位是李营街道，后面又说证据不足，这种认定存在矛盾。同时也没有确切认定鸿泰公司就是涉案楼房的单独建设单位，只是说鸿泰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违法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证明涉案楼房由鸿泰公司开发建设，这种认定不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与建字第37082009-R04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济宁市高新区法院（2015）行初第149号判决书相悖。鸿泰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龙翔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济宁市城乡规划局针对涉案房屋颁布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面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政府，但李营镇政府并未在有效期限内办理后续的手续；且陈孝建系与鸿泰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鸿泰公司收取了陈孝建的房款并将涉案房屋交付给陈孝建使用，双方亦约定了由鸿泰公司协助陈孝建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而陈孝建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李营镇政府、龙翔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相关的合同约定，故陈孝建要求确认李营街道、龙翔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共同建设单位，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申报补办四证两书一表事项需要行政机关予以审核，由谁申报、如何申报系行政机关的职能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鸿泰公司与陈孝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虽然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陈孝建要求确认李营街道和龙翔公司是鸿泰公司与陈孝建所签购房合同的被代理人，亦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陈孝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虽然与我院已经审结的秦真玲一案情况类似，但我国并非施行判例法的国家，上述案件的审理情况并不能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故陈孝建要求等上述案件的再审结果出来后再审此案，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孝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孝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海洋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