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百富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川，广东德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智文，广东德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绪彪，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林，广东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端龙，广东创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惠州市百富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富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任绪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5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富通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支付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6月11日租金391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4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1日为2,645.76元，合计393,645.76元；2.改判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赔偿免租期租金损失207000元；3.改判任绪彪赔偿百富通公司场地占用费4000元（暂计算至2019年8月11日）；4.维持判决第一项；5.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由任绪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有误，本案双方实际签署并生效履行的合同是关于F5栋《物业代理租赁合同》，而不是所谓的F6栋的《租赁合同》（一）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在百富通公司发出解除函之前该合同一直处于有效状态，任绪彪应当依约支付租金。2019年1月23日，双方签订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期间经过百富通公司反复的电话或函件催告，任绪彪仍然拒绝支付租金，百富通公司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迫于无奈，于2019年6月11日向任绪彪及广东七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某公司）邮寄告知函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在合同存续期间，并未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任绪彪所称的解除情形。况且在一审判决中亦确认该合同“自双方签订时起成立并生效”。因此双方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有效，任绪彪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支付租金。（二）合同中缔约双方就租赁物的现状、租金的支付等事宜已经做出明确的约定。基于一审判决确认的案涉物业租赁合同“自双方签订时起成立并生效”，同时该《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第4.2款对租金作出了明确约定，因此百富通公司诉请要求任绪彪支付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6月11日的租金符合双方物业租赁代理合同的约定，任绪彪应依约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脱离双方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明确约定，判决任绪彪无需支付租金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错误：《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所涉及的F5栋厂房在签约之日事实上已经交付，一审判决认定任绪彪未实际占用使用租赁物，未在案涉场地开展生产经营错误，应予纠正。（一）任绪彪的经营行为足以证明F5栋厂房已经交付。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承租该租赁物时已清楚知道该物业的现状，并自愿承租租赁物”。合同签订以后百富通公司即向任绪彪交付了F5栋厂房，供其使用该厂房去相关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准入、环评等手续，如果厂房真如任绪彪所说至始至终没有交付，则其无合法途径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准入、立项等手续的，一审法院认定百富通公司未向任绪彪交付厂房是毫无道理的。同时，《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签订后，任绪彪于2019年2月12日、2019年3月28日先后两次支付定金，2019年4月1日，任绪彪的机器设备已经进入到出租场地，如租赁的F5厂房没有交付，任绪彪也不会先后两次付款，且任绪彪的机器设备是根本无法进入厂区内。在唐某1与任绪彪长时间的沟通过程中，任绪彪未提出过一次正式的关于交付的异议，明显不符合商事交易的习惯。（二）一审判决认定任绪彪及七某公司“未在案涉租赁场地开展生产经营、未有工作人员入驻和实际占有使用案涉租赁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并且该认定与百富通公司已经交付租赁物，任绪彪应当依据有效的合同交纳租金完全是两回事。本案一审判决中先后认定“任绪彪和七某公司未在两合同所涉租赁场地开展生产经营，未有工作人员入驻”“虽任绪彪于2019年2月15日以F5栋厂房为经营地址办理了工商登记，并取得七某公司的项目准入批复，但此不代表任绪彪彼时已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对此百富通公司认为任绪彪基于F5栋租赁合同办理工商登记、办理项目准入和环评等手续、相应设备进驻厂区等行为都是任绪彪的经营行为，亦均是任绪彪占用使用厂房的表现，未有工作人员入驻只是任绪彪尚未完成最终的立项和环评、不能真正开始设备安装和生产原因。根据大塘第二次招商项目准入评审工作组办公室“大项准复（2019）4号”文件批复第二项可知，该文件明确载明“在未办理立项和未通过环评批复之前，项目不得安装设备和生产”，即立项环评未办理之前，其设备是不能安装和生产，否则就属于“未批先建”。上述原因不该是任绪彪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拒付租金的理由。一审法院以任绪彪未实际占用使用租赁物、未开展生产经营、未有工作人员入驻为由认定任绪彪无需支付租金，该认定与百富通公司已经交付租赁物，任绪彪应当依据有效的合同交纳租金是完全是两回事，一审法院该认定过于片面，严重损害百富通公司的利益，应予纠正。（三）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因一次意外漏水事件的沟通记录不应当认定为案涉厂房未交付。在双方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3月9日，任绪彪通过微信告知百富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厂房存在一处漏水的情况，唐某1回复“交给你的时候会弄好的”，本意是任绪彪的机器设备正式安装投产之前一定修复完毕的，而且事后百富通公司亦已经及时完成修复。因此，从七某公司工商登记、准入、立项环评的办理，从任绪彪的先后的付款行为，从任绪彪设备进入到厂区，足以证明任绪彪事实上已完成对厂房的占有与支配，百富通公司亦完成了厂房的交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百富通公司未就F5栋厂房履行交付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错误。关于F6栋的《租赁合同》仅仅用于任绪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应当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其他法律效力。（一）百富通公司与厂房所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价格，远远高于任绪彪所主张有效的F6栋合同的价格，这与常理极为不符。2018年8月8日，百富通公司与佛山市业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佛山三水工业园大塘园区开元路3-1号（含案涉厂房）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2.2条约定按照建筑面积租金为16元/平方米，空地按照4元/平方米计算，租金按照每三年百分之八递增。然而在任绪彪主张有效的关于F6栋的租赁合同中，对于租金的“约定”仅仅为10元/平方米，并不涉及空地和宿舍，同时并不涉及递增等条款。百富通公司作为多年专门从事工业厂房运营的市场主体，不可能高价承租后以远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将厂房出租。（二）百富通公司运营的同一地址的厂房出租价格与双方F5栋厂房的合同约定的价格基本一致，同时也与双方沟通中拟签订的F6栋厂房的价格基本一致。从百富通公司提交的在开元路3-1号的其他栋厂房的出租合同对比看出，任绪彪所主张有效的F6栋合同约定的租金与该厂区内其余栋的缔约条款差异极大，完全与交易习惯不相符。原因是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提供的F6栋租赁合同目的仅仅是用于办理工商登记所用，该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为了方便任绪彪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为了履行双方《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合同义务，百富通公司才向其提供了F6栋的租赁合同。在双方签订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第十四条明确约定“乙方应自行取得经营所需的一切证照，并承担相关费用。在办理证照过程中，如需甲方配合的，甲方应予以配合”，在百富通公司的日常商业开展租赁活动过程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配合承租人办理各项手续，以便其能尽快开展营业，这样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百富通公司也是从这一点出发同时基于合同的约定为任绪彪出具了关于F6栋合同的文件，任绪彪随后还以此提起诉讼，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基本的商业伦理。（四）任绪彪与唐某1的微信沟通记录及互相发送的文件可以佐证F6栋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当中，在双方签订F5栋合同以后，任绪彪经过对比认为F6厂房更适合其经营安排，经过沟通后百富通公司亦表示同意，根据唐某1与任绪彪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在协商关于F6栋合同条款的过程中，涉及的F6栋的租金价格基本与F5栋合同一致。另外，2019年5月1日唐某1通过微信发给任绪彪先生的对账单的时间是与F5栋合同的计算时间相衔接，租金数额亦与双方F5栋合同或双方微信互发的“F6栋合同草件”基本一致，但是至始至终双方就F6栋没有最终签订合同。另外，F6栋合同的双方签字都是由唐某1一个人完成，亦可从侧面佐证该份合同的不合常理之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四、百富通公司主张的免租期租金损失系因为任绪彪的违约行为造成，任绪彪应当向百富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限为6年（从2019年2月1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止），双方亦约定45天的免租期（从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止），该免租期系出租人向承租人的附条件的赠与，该条件就是承租人需要租满6年的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任绪彪就其拒不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其应当依法向百富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免租期租金就是其中一部分。假设人民法院不支持百富通公司的免租期损失，如果每年每栋厂房有三、四个类似的情形出现，那么像百富通公司这样的物业运营商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也势必破坏扰乱社会基本的市场经济秩序，也表明了起兜底作用的法律规则认可承租人这种恶意锁定厂房的不诚信行为，其负面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审判决对百富通公司的该项损失不予支持，明显违背合同法的基本规定，属错误判决，应予以改判，维护百富通公司的合法权益。五、一审判决认定任绪彪无需依据《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向百富通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前已述及双方真实有效的合同是关于F5栋的租赁合同，任绪彪提起诉讼[（2019）粵0607民初6055号案]所依据的F6栋合同仅仅是为了便于任绪彪办理工商登记，双方关于F6栋的合同一直处于协商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最终签订，在双方之间生效的只是关于F5栋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那么任绪彪于2019年4月2日将其设备搬入厂区，占用百富通公司的场地，应当就此向百富通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一审法院就该项费用的判决亦属错误，应予更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一系列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百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任绪彪辩称，一、合同成立、生效与合同履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案涉F5栋《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是双务合同，并且具有先后履行顺序。百富通公司的义务是向任绪彪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物业，任绪彪的义务是在免租期结束后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F5栋《物业代理租赁合同》虽然成立并生效，并不意味着任绪彪即具有自2019年2月1日起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明确约定：自双方交接签字，正式接收起计算45天的免租期，亦即自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交付案涉物业起再过45天免租期，任绪彪方产生支付租金的义务。虽然合同约定百富通公司须于2019年2月1日前将物业交付任绪彪使用，可百富通公司并未在2019年2月1日向任绪彪交付物业。任绪彪的一审举证证明2019年3月9日前，百富通公司尚未向任绪彪交付物业，任绪彪计算免租期的时间起点尚未产生，亦即尚未产生支付租金的义务。二、任绪彪使用《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办理营业执照、项目备案手续并不代表案涉物业的交付。根据《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约定，本案物业交付的标的是不动产，并非权利，办理相关手续是任绪彪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进行的前期准备，不代表案涉物业已交付。三、任绪彪支付款项系支付F6栋厂房定金，这是双方都认可的事实，百富通公司尚以定金未足额交纳不断向任绪彪追缴。百富通公司以任绪彪已交付定金而得出案涉物业已交付的结论，更是荒谬。正因为百富通公司未能交付案涉F5栋物业，并且F5栋厂房严重漏水，任绪彪与百富通公司协商，变更为租赁F6栋厂房，预定的储罐由供应商运输至F6栋厂房。由于百富通公司对于F6栋厂房也未交付给任绪彪，任绪彪无法进行厂房装修和规划，运输到场的储罐只能存放于空地。虽然有相关规定未通过环保审批不得安装设备和生产，并不代表着任绪彪在此期间无事可做，不需要人员入驻厂房。百富通公司就可不用交付厂房。任绪彪亦可在获得环保审批前对厂房进行规划设计和必要的装修，环保规定和案涉物业交付不具有关联性。任绪彪也在微信中发送F6厂房的规划设计方案给唐某1，这一事实双方均予确认。租赁物的交付是百富通公司的举证责任，百富通公司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租赁物已交付，反而任绪彪举出充分反证证明租赁物未交付。四、2019年3月9日任绪彪发现F5栋厂房严重漏水，拍摄视频向百富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某1提出，其回答“交给你时会全部弄好”，更加充分证明了案涉F5栋物业未交付，其并非百富通公司牵强附会的在正式投产前修复完毕。所谓交给，必须有对象，在本案中当然是指交付的物业。五、本案双方已实际将租赁的厂房变更为F6栋厂房。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充分证明：（一）双方于2019年3月25日签订了F6栋厂房的《租赁合同》，虽然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是明显低于F5栋租金标准，但这一明显过低的租金标准是百富通公司用以进行逃税的目的，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均认可租金仍照之前的合同租金标准计算。双方正另行协议准备对F6栋厂房协议进行补充。（二）2019年3月28日定金支付备注为F6栋定金，百富通公司收取定金至今从未表示过异议，充分证明了双方约定租赁标的已由F5栋变更为F6栋。（三）任绪彪在已办理F5栋营业执照及项目备案、环评申请的情况下，依据双方另行签订的《租赁合同》将营业执照及项目备案地址变更为F6栋。七某公司是拟投入上千万元的企业，不会出现实际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项目备案、环评地址不符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双方租赁标的变更为F6栋。（四）任绪彪与百富通公司聊天记录、F6栋厂房规划设计方案亦充分证明租赁标的已变更为F6栋。（五）供应商的送货单记载任绪彪指定的送货地址为F6栋，更充分证明了租赁标的已变更为F6栋，任绪彪对外已宣示其租赁了F6栋厂房。六、关于百富通公司迟迟不交付租赁标的的原因。在F5合同签订当天，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出具的定金收据上注明“需在园区准入证下来两个工作日内补齐款项，否则视为放弃。所有款项以到帐为准，如未下甲方原款退回”，这个约定才是百富通公司迟迟不交付租赁物的真正原因。该约定是对双方《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补充，证明双方签订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附有合同解除条件，即在园区准入证下来两个工作日内，任绪彪要补足合同款项，合同才继续履行，未能补足合同款项，则双方签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解除。百富通公司认为任绪彪对相关款项未能予以补足，认为与任绪彪之间的租赁关系是履行还是解除尚处于一种待定状态，并且这一待定状态由其主导和决定，所以才会不停的向任绪彪催交未足额交纳的定金，并在微信聊天中反复多次的提出“你们租就租，不租拉倒”“果四栋（指F6栋）建科院定下来了，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按合同你们早已违约”这样的言语。百富通公司完全可以以任绪彪未在约定期限补齐定金已违约来解除合同、没收已交付的定金，但百富通公司又对租赁合同抱有利益期待，打算在收齐定金后方才交付租赁物，在此期间若有他人承租即可立即解除合同没收定金，这样自己始终可以处于有利地位。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百富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百富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之间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于2019年6月11日解除；2.判令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支付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6月11日的租金391000元，以及自2019年4月15日起至任绪彪支付租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1日为2645.76元；3.判令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赔偿免租期的租金损失207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用900元；4.判令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4000元（暂计至2019年8月11日）；5.本案诉讼费用由任绪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3日，百富通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授权代表的任绪彪签订《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佛山市三水区F5厂房、宿舍、公共空地出租给乙方使用，厂房面积约4818平方米（含分摊），租金20元/月/平方米，宿舍约350平方米，租金20元/月，公共空地约3200平方米，租金10元/月/平方米，园区保安、卫生费5350元/月，合计总租金138000元/月，租赁期限为6年，即2019年2月1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止。合同同时约定：甲方须在2019年2月1日前将物业交付乙方使用，自双方交接签字正式接收起计算免租期45天（即从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止），免租期内免收租金，租赁定金为420000元，其中第1年至第3年每月租金138000元（时间：2019年2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乙方应于合同签订2天内支付保证金420000元，第一个月租金138000元，此后于每月5日或该日以前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租赁期内若遇乙方欠交租金、管理费、水电费超过15天，甲方有权停止乙方使用租赁物内的有关设施，若遇乙方欠交租金、管理费、水电费超过15天，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租赁押金不予退回。合同签订当日，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出具记载金额为200000元的《收据》，并在该《收据》上注明：“需在园区准入证下来两个工作日内补齐合同款项，否则视为放弃。所有款项以到账为准，如未下甲方原款退回”。2019年2月12日，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支付厂房定金100000元。2019年3月28日，任绪彪向百富通公司付款200000元。2019年4月2日，任绪彪将其购买的六个20立方基胶储罐放置在园区空地上。2019年5月16日，百富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川向任绪彪邮寄送达《律师函》，要求七某公司限期内与百富通公司联系或支付相应费用，否则将保留通过司法途径追究进一步责任的权利。2019年5月25日，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送达《知会函》，要求七某公司在收到函件后三日内联系并复函百富通公司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租赁用于生产使用的需求，同时表示双方之间的合同尚未解除，相关租金等费用仍在计算当中。2019年6月1日，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邮寄送达《知会函》，要求七某公司函复其是否还有进一步租赁用于生产使用的需求，否则将根据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采取解除合同、提起诉讼等措施。2019年6月13日，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邮寄送达《解除合同告知函》，告知其双方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自该函发出之日解除，七某公司应付未付的费用为租金391000元（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6月10日的租金）。2019年3月25日，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高某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百富通公司将位于佛山市三水区F6厂房出租给任绪彪和高某二人使用，租赁期限为6年，自2019年3月25日起算，前45天免收租金，厂房月租金为43320元，双方签订合同时，任绪彪和高某支付保证金86640元和第一个月租金，期满后付清租金及一切费用后，百富通公司将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2019年8月，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送达《告知函》，通知七某公司尽快将F6栋厂房的公司营业地址迁出并且尽快结清相关费用，双方之间基于F6厂房的相关合同正式解除。另查明，七某公司成立于2019年2月15日，登记住所地为佛山三水工业园区大塘园开元路**F5，任绪彪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2019年4月1日，七，七某公司变更登记住所地为佛山三水工业园区大塘园开元路**F6019年7月16日，七某公，七某公司变更登记住所地为佛山三水工业园区大塘园开元路**F1之三9年3月8日，大塘镇二次招商项目准入评审工作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对广东七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改性硅酮密封胶项目准入申请的批复》，同意七某公司项目落户大塘镇建设发展。2019年4月9日，七某公司将其《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中的登记经营地址变更为F6栋厂房。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6月21日期间，百富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某1与任绪彪多次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协商合同履行事宜。其中，任绪彪于2019年3月9日向唐某1发送微信视频，告知其F5栋厂房存在漏水情况，唐某1表示“交给你的时候会弄好”。此外，双方以《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为基础，多次协商对《租赁合同》中的租金和保证金数额、供电问题等进行修订，并对相关应付款项进行对账。《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和《租赁合同》签订后，任绪彪和七某公司未在两合同所涉租赁场地开展生产经营，未有工作人员入驻。再查明，佛山三水工业园区大塘园开元路3-1号F5的所有权人为佛山市业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书面同意百富通公司将该房产出租给任绪彪及其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百富通公司、任绪彪及七某公司在诉讼中均表示原、任绪彪为《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经审查，《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订立基于百富通公司、任绪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自双方签订时起成立并生效。合同签订当日，百富通公司向任绪彪出具《收据》，虽任绪彪当时并未实际交付定金，但《收据》备注的内容被双方认可，该备注内容的性质应属于百富通公司、任绪彪对《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协议补充。关于案涉租赁物是否交付的问题。根据《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约定，百富通公司应在2019年2月1日前将租赁物交付任绪彪，自双方交接签字，正式接收起计算免租期。诉讼过程中，百富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与任绪彪签字交接或任绪彪已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任绪彪在2019年3月9日发现厂房存在严重漏水情况，并通过微信发送视频文件告知唐某1，唐某1表示“交给你的时候会弄好”，该回复印证了百富通公司至该日止仍未交付租赁物的事实。综合原、任绪彪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唐某1与任绪彪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款项对账、修改完善《租赁合同》的协商内容可知，《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签订后，百富通公司同意任绪彪改租F6栋厂房，后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高某确于2019年3月25日就F6栋厂房签订了《租赁合同》，且任绪彪在2019年3月28日向百富通公司交纳了F6栋厂房的押金200000元。结合任绪彪于2019年4月将七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中的登记经营地址变更到F6栋厂房，及其指定供货商将六个20立方基胶储罐送货至该厂房的事实，说明原、任绪彪未再继续履行《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双方实际认可并履行的是与F6栋厂房有关的《租赁合同》。虽任绪彪于2019年2月15日以F5栋厂房为经营地址办理了七某公司的工商登记，并取得七某公司的项目准入批复，但此不代表任绪彪彼时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租赁物。综上，百富通公司主张其已向任绪彪交付案涉租赁物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存续期间，百富通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通知任绪彪解除《物业代理租赁合同》，该行为与《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未继续履行、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高某另行签订并实际履行《租赁合同》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任绪彪亦未对解除行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确认百富通公司、任绪彪之间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于2019年6月13日解除。因案涉租赁物未实际交付，百富通公司诉请任绪彪交纳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6月11日的租金391000元并支付相关利息，该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约定的免租期以该合同按约正常履行为前提，现因案涉租赁物未实际交付，双方约定的免租情形并未实际发生，故百富通公司诉请任绪彪赔偿免租期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百富通公司诉请的场地占用费。百富通公司、任绪彪在《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中约定出租公共空地的面积为3200平方米，但并未明确该空地的具体位置，本案无证据证明上述机器设备占用的即为《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所涉的公共空地。同时，百富通公司、任绪彪实际履行的是与F6栋厂房有关的《租赁合同》，双方在对该合同修订过程中已将租赁物范围扩大至宿舍和公共空地，任绪彪接收六个20立方基胶储罐的事实发生于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高某签订《租赁合同》及七某公司将工商登记地址变更到F6栋厂房之后，且《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地址为“三水大塘开元路3-1号F6”，故任绪彪实施上述场地占用行为是其依《租赁合同》行使占有使用权利的表现。据此，百富通公司基于《物业代理租赁合同》所涉租赁合同关系主张任绪彪支付场地占用费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百富通公司诉请的财产保全担保费用损失为其实现本案债权的所产生的费用，因百富通公司在本案中诉请的租金、利息、损失及占用费均未获得支持，故其诉请该项损失无据可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之间的《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于2019年6月13日解除；二、驳回百富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4924元、保全费3544元，合共8468元，由百富通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百富通公司、任绪彪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七某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注销。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任绪彪是否应向百富通公司支付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6月11日的租金391000元、利息及免租期的租金损失207000元；2.任绪彪是否应向百富通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4000元。一、关于任绪彪是否应向百富通公司支付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6月11日的租金391000元、利息及免租期的租金损失207000元的问题百富通公司主张其于《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签订后即向任绪彪交付F5栋厂房，供其使用案涉厂房办理工商登记、准入、环评等手续。根据《物业代理租赁合同》的约定，百富通公司应于2019年2月1日前将租赁物交付任绪彪，自双方交接签字，正式接收起计算免租期。百富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与任绪彪签字交接或任绪彪已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根据查明的事实，任绪彪于2019年3月9日发现F5栋厂房存在严重漏水情况，通过微信发送视频告知唐某1，百富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1表示“交给你的时候会弄好”，证实截止该日案涉厂房尚未交付。双方于一审庭审中确认任绪彪、七某公司未对F5栋厂房开展生产经营，未有工作人员入驻。任绪彪以F5栋厂房为营业地址办理七某公司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的行为并未构成对厂房的实际占有。故一审法院认定F5栋厂房尚未实际交付，百富通公司诉请任绪彪支付租金、利息及免租期的租金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符合本案实际及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关于任绪彪是否应向百富通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4000元的问题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高某于2019年3月25日就F6栋厂房签《租赁合同》，任绪彪于2019年3月28日向百富通公司交纳了F6栋厂房的押金200000元。在签订《物业代理租赁合同》后，任绪彪与百富通公司协商改租F6栋厂房，并将七某公司营业地址由F5栋厂房变更为F6栋厂房，故可认定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实际履行的是关于F6栋厂房的《租赁合同》。另，《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地址为F6栋厂房，日期为2019年4月2日。百富通公司接收六个20立方基胶储罐的事实发生于双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后。百富通公司与任绪彪未能就《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上载明的3200平方米公共空地面积的范围达成一致意见，百富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六个20立方基胶储罐占用的为F5栋厂房《物业代理租赁合同》项下的空地面积，故一审法院认定任绪彪实施的场地占用行为系基于《租赁合同》行使占有使用权，百富通公司基于《物业代理租赁合同》主张任绪彪支付场地占用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百富通公司在二审中申请对F6栋厂房《租赁合同》上任绪彪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事，因任绪彪对该份合同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进行笔迹鉴定没有必要，本院对百富通公司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百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46元，由上诉人百富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万民审 判 员 李 虹审 判 员 徐允贤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春兰书 记 员 李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