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8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125381。法定代表人：王一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蕾，广东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住所地深，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二路与白石路交汇处御景东方花园裙楼123（**）信用代码91440300892185310Y。负责人：李琪盘，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滔。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思聪。原审被告：深圳市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011028987。法定代表人：杜小猛，清算组组长。上诉人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原审被告深圳市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盛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4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外企公司上诉请求：1.重新查清本案所涉关键证据、正确认定焦点事实，改判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489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的诉讼请求。2.由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无证据证明所认定事实的存在。一审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未举证捷盛达公司和北京外企公司在2001年、2003年“无法联系”的证据，仅口说无凭“无法联系”的说辞就被法院采纳，一审判决如此认定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捷盛达公司举证2004年前一直在借款合同预留地址正常经营，北京外企公司是北京市政府下属企业，开办至今正常营业。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未提交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2004年前已变更通讯地址无法联系的证据，也未提交邮寄公证已送达到的签收回执，无法证明已送达到北京外企公司，一审在没有查明客观是否存在“无法联系”这一重要、关键的事实。2.审理合同纠纷案却脱离合同约定，未遵守契约原则审理案件。借款合同第十条十一款明确约定了“借款人在贷款期间，如变更其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通讯地址、电传、电话、传真等，应在变更后通知贷款人。”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未举证2004年前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对上述约定内容曾有过变更的通知，上述约定的内容就视为没有变更，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有理由、有能力直接或邮寄催收函（当时有条件签收）。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没有举证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曾有过变更通知的事实，直接否定了“无法联系”的事实真实存在性。二、适用法律有误。1.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先，此规定规范的对象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与本案的一般主体不同。其次，该规定第十条的内容是连续性的递进关系，非选择性关系，所以不能断章取义为己所用。最后，本案债权并未经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因此无权适用涉及收购债权的专项法律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不适用本案。因在庭审查清事实的程序中对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所称2001、2003年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无法联系”及是否有邮寄签收的真实性没有查证，缺乏完整证据链，适用该规定没有事实基础为支撑。三、一审判决忽略不计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提交的证据，偏听偏信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提交的证据。1.对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不仅没有说明理由，且在判决书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曾举证的过程及内容。2.2001年、2003年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本可以直接催收、邮寄催收，却登报通知，一方面是剥夺了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的知情权，因所登报纸的级别、覆盖范围无法起到知会北京外企公司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怠于行使催收权。（事实是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均行使邮寄催收。此更正后的行为更能说明是对2001年、2003年登报发通知催收知错行为的改正。）3.在没有客观情形限制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行使诉权的情况下，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每年准时自行催收、自付费用公证催收，却不通过诉讼行使诉权，一审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没有说明原因，审理时也没有回避查明原因，更能说明是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怠于行使诉权。4.法律应体现公平。法律既然规定了诉讼时效，同时也赋予了债务人的抗辩权。则该权利就应适用于任何债权债务主体，在时效规定上法律并没有将金融主体排除在外，因此银行也同样适用法定时效。一审应公正执法，不能用道德标准绑架法律。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辩称，一、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已提交完整的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采取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向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催收的事实均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在债务到期后持续向捷盛达公司以及北京外企公司进行催收，采用现场上门、报纸催收公告等各种方式主张债权。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亦在一审中也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该催收事实，足以表明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不仅没有怠于主张权利，且在每次诉讼时效届满前都按时积极主动催收债权，关于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主张的其并非无法联系，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无权采取报纸催收的方式催收债权，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其恶意拖欠债务，为其不履行义务找借口推托法律责任的表现。首先借款到期后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根据签订的借款合同向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的住所地地址进行上门催收，但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均未在相应地址进行经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无法联系，后续才开始采用报纸催收及公证催收的方式主张涉案债权。其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债权银行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催收债务内容的，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已经无法联系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在2003年—2009年当时采取在省级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客观上已经具有可以让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知悉债权的效果，构成了当事人主张的情形，且产生了诉讼时效的效力。最后，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称公司注册地址一直有正常经营，与事实不符，注册地址未变更不代表有可，注册地址未变更不代表有可以联系一步来讲，如其正常经营为何称从未签收过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其邮寄的经公证的催收函，该陈述前后矛盾，进一步表明了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并未在该地址实际经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的催收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自2011年开始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采取公证、催收的方式向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自2011年开始采用公证催收的方式向捷盛达公司及北京外企公司主张债权，公证处已经对寄送通知书的内容及过程进行了公证，且公证书也已经寄出，寄出的地址为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的注册地，因此该邮件已经具有能够正常到达的全部要素和客观性，是能够并且应当能够送达到捷盛达公司及北京外企公司，一审中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法院提交的公证书中已具有寄送催收通知书的邮件及内容，反观捷盛达公司及北京外企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明可以推翻上述证据，故其主张并不能成立。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公证催收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针对北京外企公司提交上诉状补充理由，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答辩意见如下：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在2002年就在另案中向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提起诉讼，案号为（2002）深罗法经二初字第801号，在当时法院就向两当事人送达开庭通知，送达的方式是通过邮寄，但是两当事人均无法送达，即罗湖法院在2002年8月14日通过《深圳法制报》向两当事人公告送达开庭通知，当时已经联系不上当事人，且没有找到可执行的财产。捷盛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捷盛达公司向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偿还借款本金320000元以及支付借款期间利息1785.6元、罚息431877.12元（罚息自1999年10月30日暂计至2018年9月10日，之后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2.北京外企公司对捷盛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9月29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贷款人）与捷盛达公司（借款人）、北京外企公司（保证人）签订编号为（99）深红贷字第089号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197万元，贷款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999年10月29日止；贷款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即年利率6.696%计算利息；违约条款：借款人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还本付息，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所有已提贷款、应付利息及其他费用，还有权对逾期本金和（或）利息，按实际逾期天数计收罚息（未约定罚息利率）。1999年9月30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与北京外企公司（保证人）、捷盛达公司（借款人）签订编号为（99）深红保字第089号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借款人和贷款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提供借款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人民币贷款本金197万元以及由此产生的贷款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即至2001年10月29日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提交的《借款借据》载明：致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兹经贵行审批同意，借入下述贷款，我方出具此张借据，作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借、贷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借款单位为捷盛达公司，借款金额为197万元、借款用途进口押汇，借款利率为6.696%，借款日期1999年9月30日，还款日期1999年10月29日。该借款借据由捷盛达公司在借款单位盖章处盖章，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在贷款人处盖章。贷款到期后，捷盛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65万元及同期利息，尚欠借款本金32万元及利息，北京外企公司亦未承担保证责任。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提交催收相关证据，具体情况如下：1.2001年8月21日，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向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出具《还款计划书》，载明：根据99年深红贷字第089号《借款合同》，我司从贵行借款本金壹佰玖拾柒万元整，于1999年10月29日到期，至今尚欠本金叁拾贰万元未偿还。我司现特制定还款计划，于2001年12月30日前分期付清利息，2002年12月30日前分期还清本金及利息。捷盛达公司及北京外企公司分别于借款人及担保人处盖章。2.2003年7月30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在《深圳法制报》刊登催收通知，载明：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你公司欠我行（99）深红贷字089号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未还事宜，因你公司无法联系，未能追索，请见报后一个月内即向我行承担债务和连带清偿责任。3.2003年8月1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北京外企公司当时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南大街14号邮寄《逾期贷款协助催收函》，载明：1999年9月30日捷盛达公司向我行借款197万元，该笔款项由你单位提供担保，至今尚欠本金32万元、截至2003年5月欠息94283.54元，因无法与捷盛达公司联系，为此，我行向你单位发出协助催收函，请你单位督促借款人在一个月内还清拖欠本息或你单位代为清偿。深圳市公证处就邮件内容及邮寄过程进行公证。4.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于2005年7月25日在《深圳法制报》、2007年7月19在《深圳特区报》、2009年6月1日在《法制日报》刊登催收公告，对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进行催收。5.2011年4月22日、2013年3月6日、2015年2月13日、2017年1月19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捷盛达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A905室邮寄《逾期贷款催收函》、向北京外企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15号4号楼邮寄《逾期贷款协助催收函》，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分别就邮件内容、特快专递邮单及发出邮件收据进行公证。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代理人一审陈述，因无法联系两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就贷款进行登报催收。2011年之后应银行工作要求，向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注册地址邮寄催收函件并将邮寄过程进行公证。另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提交利息计算表，载明捷盛达公司合同期内利息按年利率6.696%计算，合同期内（1998年9月30日至1998年10月29日）欠息共计1785.6元，所欠本金320000元逾期后的利息按年利率6.696%计算，暂计至2018年9月10日为431877.12元。再查，2004年2月5日，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名称变更为中信实业银行深圳红岭支行；2005年9月7日，中信实业银行深圳红岭支行名称变更为中信银行深圳红岭支行；2007年3月9日，更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支行；2008年11月18日，更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捷盛达公司于2015年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3月31日，北京外企公司名称由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变更为现名。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与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全面诚实履行合同义务。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依约发放贷款后，捷盛达公司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有权要求被告捷盛达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主张捷盛达公司尚欠贷款本金320000元、合同期内利息1785.6元及逾期罚息，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案争议的焦点是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对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涉案保证合同约定北京外企公司保证期间为贷款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两个日历年，即至2001年10月29日止。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即2001年8月21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已向北京外企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北京外企公司亦在还款计划书中以担保人身份盖章确认，依照法律规定应从2001年8月21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03年8月1日，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被告北京外企公司邮寄催收函，公证处对寄送催收函的内容及过程进行证据保全。由于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下落不明，2003年至2009年期间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连续在《深圳法制报》《深圳特区报》《法制日报》上刊登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根据该规定，报纸公告的刊登主体既包括资产管理公司也包括商业银行。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就该案债权连续在《深圳法制报》《深圳特区报》《法制日报》上刊登公告催收，这些事实表明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不仅没有怠于主张权利，反而在每次诉讼时效届满前按积极发布催收公告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深圳法制报》属于当时深圳市较有影响的报纸，在《深圳法制报》《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具有足以达到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知悉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主张权利的客观效果。一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登报催收行为构成当事人主张，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此后，2011年4月、2013年3月、2015年2月、2017年1月，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就该案债权分别向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注册地址特快专递相关催收材料，公证处对寄送催收通知书的内容及过程进行证据保全。从正常情况分析，该邮件已经具有能够正常送达的全部要素和客观性，能够送达到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2011年4月、2013年3月、2015年2月、2017年1月四次公证催收行为，符合上述规定，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主张登报公告、公证邮寄不能视为催收，未提交相关证据推翻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持续主张权利，其每次主张权利均构成时效中断，至其起诉时亦未超过法律保护的最长时效，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有关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北京外企公司应对捷盛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北京外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就实际清偿金额向捷盛达公司追偿。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关于北京外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捷盛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偿还贷款本金320000元、利息1785.6元及罚息（罚息自1999年10月30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0日为431877.12元，之后罚息以未偿还本金32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696%标准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北京外企公司对捷盛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就实际清偿金额向被告捷盛达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37元（已由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预交），由捷盛达公司、北京外企公司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对一审认定的捷盛达公司所应承担的还款责任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对北京外企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为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而发生时效中断，提交了邮寄催收函公证书、催收报纸公告等证据，足以证明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向北京外企公司主张了权利。《深圳法制报》《深圳特区报》均属全国发行的报纸，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外企公司主张上述报纸级别、覆盖范围不够，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中信银行红树湾支行的催收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北京外企公司主张原注册地址现为其分公司注册地址，该地址是否有效不影响本案的时效中断，其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674元，由上诉人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费 晓审判员 尚彦卿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