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8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灶，男，195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佳昌，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桐菲，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辉，男，198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玉玲，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荣山，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荣基，男，196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审第三人：白超荣，男，196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上诉人周文灶与被上诉人杨辉、吴荣山、吴荣基及原审第三人白超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2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文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杨辉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辉、吴荣山、吴荣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确认共同委托，却以杨辉仅取得许长征名下20%股权为由认定委托事项尚未完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足以证明周文灶接受委托后，会同白超荣协商各方，促成了标的股权的收购。杨辉也于2019年1月24日成功收购讼争股权，一审以杨辉与转让方的履约纠纷认定委托事项尚未完成不当。2、杨辉虽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并不代表其无需支付报酬。吴荣山、吴荣基作为共同委托人，曾在微信、交谈、电话中多次按照协商减少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数额一半计付委托报酬，周文灶才会要求白超荣共同帮忙并承诺不低于200万元的佣金，本案无偿委托也与正常商业逻辑不符。按照股权转让款9842万元，杨辉应支付的委托报酬不应低于1537.84万元，因此其无权要求返还已支付定金1000万元。即便没有约定报酬，也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福建省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按合同交易价款的2.5%确定应付的委托报酬。3、讼争的1000万元不属于预付款费用，该款项应属于担保性质的诚信金，可视为定金或具备非典型担保功能。周文灶已完成委托事项，杨辉无权要求返还。周文灶在开展协助杨辉收购标的股权委托事项中，已被共同委托人回收的款项、经杨辉认可的合理支出等款项应由杨辉承担，并从已付款中扣除，不足抵扣的部分，周文灶仍有权主张。首先，吴荣山要求周文灶转付的100万元，周文灶已告知杨辉，杨辉并未提出异议。该款项应视为周文灶已返还给委托人，应由委托人内部自行处理。其次，周文灶为推进委托事项先后向第三人白超荣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支付的126.56万元，用于代表杨辉结清恒邦置业公司所欠的工程款。周文灶第一时间告诉杨辉，杨辉知道并表示认可。该款项应从委托款项中扣除。再次，杨辉等尚欠周文灶的其他款项也应依法切实履行，如合理报酬、委托行为垫付的款项等应从1000万元中予以扣除。 被上诉人杨辉答辩称：1、杨辉将1000万元款项转账给周文灶时已明确备注款项是“许长征股权转让款”，周文灶对款项用途的备注明显知情并认可，其陈述不符合相关事实，之后双方的沟通过程中往来文本、方案中，杨辉与周文灶数次明确将该款项列为股权转让款。杨辉均未表示对该款项属于其他用途范畴作出变更。因此，该款项应属于杨辉为受让许长征股权预付的股权转让款。现周文灶未能勤勉尽责为杨辉完成委托事务，杨辉不得已通过其他途径仅取得许长征20%股权，也未能实现受让许长征持有的59%股权之目的，故委托事务未完成。2、周文灶关于杨辉应向其支付报酬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委托合同并非法律规定必须约定报酬的合同，本案委托人是否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及报酬标准并无相关交易惯例，应按双方约定处理。根据双方约定，本案委托关系属于无偿的委托合同。无论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是《个人事务委托协议》，均未体现杨辉有向周文灶支付报酬义务，更无法确定报酬支付标准，双方在交谈、沟通过程中实际上也不存在支付报酬的约定。周文灶基于恒邦置业公司董事的身份，为盘活公司协调各方收购许长征股权，系为公司利益所作，双方因此未就报酬作出约定实属正常。相反，周文灶虽主张杨辉应向其支付报酬，却未提供证据对双方约定内容、报酬的支付方式和标准加以证明。此外，杨辉从未授权周文灶向白超荣承诺佣金支付，对二者之间是否真实存在佣金约定也不知情，不应以此反推杨辉应向其支付报酬。3、周文灶向吴荣山、白超荣等人支付的款项与本案不存在实际关联，不属于为处理委托事项而支付的费用，杨辉不予认可。周文灶无权要求从讼争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抵扣。周文灶向吴荣山支付的100万元已于（2019）闽05民终4293号一案中确认属于陈蓉蓉向吴荣山支付的款项，与本案委托关系不存在关联。周文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白超荣支付126.56万元，相反，除800万元外，白超荣还于2019年3月20日向周文灶支付20万元，且该二人之间还有其他大量的经济往来。同时，白超荣向周文灶出具的《收条》也载明周文灶支付给白超荣的126.56万元属于代恒邦置业公司支付的项目款，即使存在，该笔款项也并非完成委托事项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此外，杨辉、吴荣山与吴荣基非共同委托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白超荣未作陈述。 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周文灶立即返还杨辉股权投资款项1000万元；2．周文灶立即向杨辉支付股权投资款项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7月3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至周文灶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止为38666.67元）；3．周文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恒邦公司的股东原为吴荣基、陈蓉蓉和许长征，分别持股21%、20%和59%。陈蓉蓉系周文灶的儿媳。2017年4月17日，陈蓉蓉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杨辉。 2017年5月6日，杨辉拟收购许长征的股权，遂通过微信委托周文灶与许长征进行沟通，协调股权转让事宜。同日，吴荣基、吴荣山亦向周文灶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周文灶代表吴荣基和吴荣山同许长征商谈恒邦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周文灶在履行受托事务的过程中，均同时向杨辉和吴荣山报告进展情况，并多次要求杨辉与吴荣山进行协商。 2018年2月10日，杨辉通过微信发送一份《个人事务委托协议（股权转让）》给周文灶，该文件载明的委托人为杨辉，受托人为周文灶，内容为周文灶作为杨辉的代表，与恒邦公司股东许长征开展磋商，协助杨辉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59%股权。该文件未载明受托人的报酬。 2018年3月13日，周文灶向吴荣山发送其尾号3911的银行账户信息，同日，吴荣山表示杨辉会于次日上午转账。2018年3月14日，杨辉向周文灶尾号为3911号银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并备注“许长征股权款”。 2018年3月30日，周文灶书面委托白超荣与钟文强协商恒邦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并向白超荣转账支付诚信金900万元。同日，周文灶将《委托书》和转账凭证、白超荣关于900万元的《收条》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吴荣山，一同发送的还包括白超荣出具的一份金额为1265600元的《收条》。后一份《收条》载明白超荣收到周文灶代恒邦公司支付的项目部两年租金及装修、围墙等费用485600元及地勘钻探费78万元。2018年4月2日，周文灶将上述资料通过微信发送给杨辉，并告知“前天受吴总委托，我与白总和钟文强协调，并将900万诚信金打给白总……”，杨辉并未提出异议。 2018年4月21日，杨辉要求周文灶退回1000万元，包括白超荣部分的款项。周文灶未按要求退还款项。 2018年11月，周文灶继续协助沟通股权收购事宜。2018年11月21日，白超荣通过微信提出具体条件，其中包括“2.过户当天支付1000万（2000万由吴支付杨辉）”、“8.公司应付佣金500万”。2018年11月25日，吴荣山向周文灶发送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文本，约定由吴荣山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59%的股权，并载明杨辉曾为收购该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该协议未最终签署。 2019年1月24日，许长征（甲方）、吴荣基（乙方）、杨辉（丙方）、恒邦公司及其他担保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许长征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转让给吴荣基。该协议中载明“丙方于2018年3月14日以支付甲方股权转让价款名义汇给周文灶的壹仟万元，与甲方无任何关系，该款由乙方、丙方自行和周文灶理算。”本案审理过程中，杨辉和吴荣基均表示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同日，许长征与杨辉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许长征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20%股权，以100元对价转让给杨辉。同日，恒邦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杨辉、吴荣基、许长征分别持有恒邦公司股权40%、21%和39%。 2019年7月25日，杨辉委托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周文灶发出一份《律师函》，通知其解除杨辉与周文灶之间关于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的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周文灶返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周文灶于2019年7月26日签收了该函件。 杨辉于2019年10月28日诉至一审法院，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向周文灶送达了应诉材料。 另查明，2018年3月14日，周文灶曾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该款项在（2019）闽05民终4293号民事判决中被认定为陈蓉蓉向吴荣山支付的款项。 2018年4月12日和5月4日，白超荣向周文灶返还诚意金800万元。白超荣在微信中向杨辉表示剩余的100万元是支付土方款项。此外，周文灶与白超荣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 杨辉曾于2018年7月委托周文灶办理贷款融资事宜。 一审法院认为：杨辉、吴荣山、吴荣基委托周文灶购买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的股权，双方为此建立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案涉委托合同是杨辉等人共同委托或分别委托。一审法院分析认，案涉委托合同中，杨辉、吴荣山与吴荣基为共同委托人，委托周文灶就购买许长征的股权进行协商。杨辉与吴荣山、吴荣基在同一天，分别向周文灶表达了委托其与许长征协商股权收购事宜的意愿，任一委托人对其他委托人委托周文灶处理相同事项均知悉且未作反对、未提异议；周文灶对于受托事项的进展，均同时向杨辉与吴荣山报告，且对任一方的报告均向另一方作出披露；周文灶在开展受托事项过程中，征询委托方意见时，要求杨辉与吴荣山进行协商并答复，杨辉与吴荣山对此并无异议；杨辉支付1000万元款项给周文灶，系吴荣山预先通知周文灶，并对转账时间作出相关说明；周文灶向白超荣转账900万元，系以其接受吴荣山、吴荣基委托为由支付，其向杨辉报告该事项时，杨辉未提出异议，并最终向周文灶追索其转给白超荣的款项。因此，杨辉与吴荣山、吴荣基虽然分别表达委托意愿，但双方在委托事项中利益一致，也共同履行委托人义务，共同接受委托事项处理后果。因此，案涉委托合同项下，杨辉、吴荣山与吴荣基为共同委托人。 周文灶接受委托后，转委托白超荣处理受托事务，并向白超荣和委托人披露该事实，该转委托行为有效，杨辉、吴荣基、吴荣山与白超荣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此后，周文灶继续履行受托事务，委托人均知晓，亦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周文灶与白超荣共同处理委托事务，故其二人应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杨辉、吴荣基和吴荣山委托周文灶、白超荣收购许长征名下恒邦公司59%的股权，现杨辉已取得许长征名下20%的股权，案涉的委托事项尚未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杨辉于2019年7月25日委托律师向周文灶发送《律师函》，通知其解除案涉的委托合同关系，周文灶于2019年7月26日签收了该函件，杨辉的解约通知到达周文灶，委托合同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 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在于杨辉2018年3月14日支付给周文灶的1000万元性质是什么。杨辉认为是其预付的股权转让款，周文灶则认为是定金或担保金。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辉转账时已明确备注款项是“许长征股权款”，此后双方沟通过程中往来文本、方案中，数次明确将该款项列为股权转让款，反之，双方并未明确表示该款项用于担保原被告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故周文灶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该款项应认为是杨辉在委托合同项下预付的费用。 案涉委托合同解除后，周文灶因委托事宜取得的款项应当返还给委托人。本案讼争的1000万元款项是杨辉支付给周文灶的，吴荣山和吴荣基表示其与杨辉系分别委托，对杨辉主张退回款项亦未提出异议，故对杨辉要求周文灶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杨辉通过《律师函》要求周文灶在收函之日起3日内返还1000万元。周文灶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函件，但未退还款项，杨辉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周文灶提出，案涉委托合同项下，杨辉等人应向其支付报酬，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曾对报酬作出约定，故周文灶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项而支付的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周文灶收到杨辉支付的1000万元后，虽曾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但该款项与案涉债务无关，不应在本案中进行抵扣。周文灶另主张，其为完成委托事项，垫付了部分款项，但未提供证据支持。周文灶虽曾向白超荣支付过部分款项，但白超荣已返还800万元，从在案证据白超荣出具的另一份《收条》看，周文灶系代恒邦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周文灶要求从杨辉的债权中抵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九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周文灶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杨辉10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82032元，由周文灶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周文灶提出以下异议：判决书第8页第4段中周文灶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并未在（2019）闽05民终4293号民事判决中被认为陈蓉蓉向吴荣山支付的款项，除此之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表示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周文灶二审中补充提交《民事起诉状》、《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周文灶接收杨辉、吴荣基、吴荣山的共同委托后，会同白超荣协商各方，最终促成恒邦置业公司股权收购，收购价格9842万元，多出资款690.23万元，合计10532.23万元。杨辉质证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认可，杨辉只取得20%股权，但未实际履行，而且该合同购买方是吴荣基而非杨辉，与本案无关。 还查明，1、周文灶二审主张其与杨辉之间也有经济往来，杨辉欠周文灶350万元本金，周文灶已向福建省安溪县法院起诉，目前处于送达阶段。2、周文灶确认本案委托事项为杨辉受让许长征讼争59%股权。3、案外人陈蓉蓉与周文灶在（2019）闽05民终4293号案件的陈述以及该案中法院对陈蓉蓉提交的相关交易明细清单、转账记录证据证明力采信等事实足以认定周文灶曾于2018年3月14日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系陈蓉蓉向吴荣山支付的款项。 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是共同委托或分别委托问题。本院认为，杨辉与吴荣山、吴荣基委托周文灶的时间发生在同一天，且各自对其他委托人委托周文灶处理相同事项知悉并未持有异议；而周文灶在履行委托事项时均同时向杨辉与吴荣山报告，对任一方的报告也告知另一方。杨辉在周文灶向吴荣山发送银行账户信息后将1000万元款项转入上述账户。周文灶向白超荣转账900万元，系以其接受吴荣山、吴荣基委托为由支付，其向杨辉报告该事项时，杨辉未提出异议，并在本案中向周文灶追索转给白超荣的款项。由此可以认定，虽杨辉与吴荣山、吴荣基未签订共同委托相关协议，但均共同履行委托人义务，共同接受委托事项处理后果。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辉、吴荣山与吴荣基为共同委托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2、杨辉是否应当支付给周文灶讼争委托事项报酬。对此，本院分析认为，一方面双方签订的有关委托协议均未约定报酬，周文灶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明确约定周文灶的委托行为应当收取报酬；另一方面，本案中杨辉仅取得讼争的20%股权，与委托事项中的59%股权不同。因此，讼争的委托事项并未完成。周文灶二审中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8年11月的《股权转让协议》文本并不完全相同，也不足以证明其完成委托事项。综合以上两方面，本院认为，杨辉无需向周文灶支付委托事项的报酬。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3、关于讼争1000万元款项的性质及是否存在返还、抵扣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杨辉转账时已明确备注款是许长征股权款，之后的往来过程中亦明确股权转让款；而且双方未再行就上述1000万元款项性质变更作出明确约定。因此，本院认为，讼争1000万元是杨辉在委托合同项下预付股权款费用，而非周文灶所主张的具有担保性质的诚信金。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周文灶上诉主张的2018年3月14日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款项如前述与本案无关，不应抵扣。周文灶所称的向白超荣支付的款项系代恒邦公司支付款项，亦与本案无关，不应在本案中扣除。另，周文灶主张的为完成委托事项垫付的费用，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佐证，因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本院认为，讼争1000万元款项是本委托合同预付款，周文灶应予全部返还予杨辉。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本院认为，周文灶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2032元，由周文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池 审判员 师 光 审判员 徐 英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崔新建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