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523行初10号原告：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实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内环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8506883X9。法定代表人：许西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付博仑,河南三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住所地:新县城关北畈路iv>法定代表人：王振宇,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刘光,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田庆勇,河南庆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亚楠，女，1998年4月10日生，汉族。原告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盟路桥公司”）不服被告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新县人社局”）工伤认定行政确认，于2019年5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华盟路桥公司委托代理人付博仑，被告新县人社局出庭负责人刘光、委托代理人田庆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赵亚楠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赵亚楠因工伤认定纠纷事宜,不服被告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的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据以认定第三人之父赵虎军属于工亡的事实错误。首先,原告与第三人赵亚楠之父赵虎军不存在劳动关系,赵虎军不属于工亡。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父赵虎军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16)豫15民终2670号生效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原告与赵虎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第三人要求认定原告与赵虎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诉请的理由不成立。而被告依据该判决书认定赵虎军属于工亡,明显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悖,被告作出的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赵虎军属于工亡系事实认定错误。二、被告认定赵虎军属工亡适用法律有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本案中,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原告与赵虎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不成立，被告在第三人不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盲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赵虎军属于工伤，系法律适用错误。三、被告认定程序违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至今未收到被告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被告却已对赵虎军属于工亡进行认定,被告据以认定赵虎军属于工亡的程序明显不合法。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有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告提交以下证据：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267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认定华盟公司与赵虎军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具有法律效力。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该民事判决书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行终190号行政判决书都是终审判决,就时间顺序而言，第一份判决是在2016年，第二份是在2019年，后来的审查中认为劳动关系是存在的,后面的判决书替代了前面的判决书。被告新县人社局辩称：一、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是依法依规作出,依法应予以维持。1、2019年9月10日，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行初33号行政判决中明确载明：“关于认定工伤是否以确认劳动关系为前提”,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但《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01334号)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项、《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均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承但工伤保险责任。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经到达、超过法定退休年纪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这些规定说明随着工伤保险的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为了规范特殊行业领域的劳动用工乱象,保障劳动者受到职业伤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认定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非必须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实际劳动关系为前提。这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珠情形处理进行的补充完善。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在遇到非法用工，不丧失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避免用工单位通过非法用工行为逃避所应担负的责任。被告新县人社局坚持工伤确认申请的受理须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说明其在对待特殊用工情况下工伤认定申请是否能够受理存在模糊认识。”，为此，判决我单位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受理原告赵亚楠父亲赵虎军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12月6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5终190号终审判决，对上述光山县法院判决予以维持。2、2019年12月16日，我单位受理了该案件,进入调查核实，并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作出了认定。3、我单位依据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2670号民事判决,调查核实了事故情况：2016年3月20日零点许,在新县城关朝阳路三桥西头用钢管、铁皮封死,不让车辆行人通行，正在施工时,李峰驾驶豫Ｓ×××**号小型越野客车沿新县城关朝阳路由西向东行至三桥西头时,撞上桥西封闭三桥的钢管架子和施工人员赵虎军,造成赵虎军受伤,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前述光山县法院行政判决书亦有说明。因此，我单位所作认定完全是根据事实、依法依规进行,决定结果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二、新县人社局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称至今未收到被告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是不客观的,依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用人单位、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负责安排相关人员配合工作,据实提供情况和证明材料。我单位于2019年12月17日向原告下达了豫(新)工伤调字[2019016]号《河南省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并告知其提供的材料清单,这也即是我单位的举证通知,不存在程序不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新县人社局提交以下证据：1、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2670号民事判决书、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行终190号行政判决书;2、新县人社局上诉状;3、豫(新)工伤受字【2019015】号河南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4、豫(新)工伤调字【2019016】号《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5、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三份判决书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一份判决书判决原告与赵虎军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二、三份判决书判决确认原告与赵虎军存在劳动关系，第一、三两份判决书都是终审判决，法律适用条款相悖。因此，在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2670号民事判决书未被确认为错误判决之前，被告作出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系法律适用错误。第2、3、4组证据系程序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至今未收到限期举证通知书,而被告下达的《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不能等同于举证通知,被告系偷换概念,《工伤保险条例》在法律位阶上明显优于《工伤认定办法》,因此,被告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向原告下发举证通知书。经审理查明，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中均已确认以下事实，即：2014年年底，原告华盟路桥公司承建新县三桥加宽改造工程，施工期间，原告公司将一些不需要资质的零星劳务承包给案外人刘启红，由刘启红雇佣工人干活并发放劳动报酬。第三人赵亚楠之父赵虎军于2016年2月经人介绍，到刘启红处干杂活，工资由刘启红发放。2016年3月20日1时25分许，李峰驾驶豫Ｓ×××**号小型越野客车沿新县城关朝阳路由西向东行至三桥西头时，撞上桥西封闭三桥的钢管架子和施工人员赵虎军，造成赵虎军受伤，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第三人于2016年4月7日起开始申请确认劳动关系、认定工伤，并历经劳动仲裁、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最终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维持了光山县法院的一审行政判决，判令被告新县人社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受理第三人赵亚楠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新县人社局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豫信新工伤认字【2020】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第三人之父赵虎军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亡。符合《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原告华盟路桥公司对该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首先，关于事故的经过，以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场所、原因，已有生效裁判文书载明，且各方均无异议，可以认定第三人之父赵虎军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其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华盟路桥公司认为其与第三人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非用人单位，不应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关于此种情形下确定工伤保险责任是否需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已作出明确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规定是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资格”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等规定的吸纳和发展，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予以规范，旨在有效保障受害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七）明确：“生效裁判或者仲裁裁决确认违法发包、转包、分包或者挂靠情形下的工伤职工与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工伤职工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情形，且其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有关工伤认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原告所持观点认为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2670号民事判决和(2019)豫15行终190号行政判决之间存在矛盾，是因其对后者的理解存在偏差，后者是依据违法转包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特殊规定认为此种情形下认定工伤无需以确认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并未对争议的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作出与民事判决相反的判断，该处理意见与上述会议纪要的内容也是相一致的。因此，尽管生效的民事判决并未确认原告华盟路桥公司与赵虎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赵虎军符合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情形，且其申请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被告据此确认其属工伤，并认定原告承担此工伤保险责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再次，关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程序是否合法。原告认为被告未向其送达《举证通知书》违法，根据《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被告收到认定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12月16日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对申请予以受理后，当日即以邮寄书面《协助调查通知书》方式向原告告知了受理事宜、提交相关材料的义务以及逾期提交的后果，原告亦收到该通知并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这一过程中，被告的通知时间、方式合规，通知内容也较为完整，仅仅是《举证通知书》和《协助调查通知书》的名称差异，不影响相关权利义务的告知，未侵害原告的程序权利，不应据此否定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程序的合法性。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决定由原告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丽娟审 判 员  徐 虎人民陪审员  杨卫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黄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