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民再484号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立,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恒宇建设监理公司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双娟,女,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臣,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达林台,男,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永志,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一审第三人:刘进先,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一审第三人:刘金祥,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申诉人王立因与被申诉人李双娟、于臣、达林台、史永志及一审第三人刘进先、刘金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民三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向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提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内检民(行)监(2017)15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7)内民抗9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王民、检察官助理郝利君出庭。申诉人王立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于臣、史永志及一审第三人刘进先经传票合法传唤、被申诉人李双娟、达林台、及一审第三人刘金祥经公告送达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民三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终审判决认定本案中17万元购草场款系李双娟、于臣向王立的借款,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011年9月8日,刘进先作为涉案草场的转让人,王立向其支付19万元,刘进先为王立出具收条“今收到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此款是卖牧场款,已全部付清”。终审法院认为“由于王立认可其中包含李双娟给其的2万元,故其实际所出款数应认定为17万元。就该17万元，由于李双娟、于臣称系对王立的借款,故由其二人向王立承担偿还责任,与其他合伙人无关”。李双娟和于臣对所称的17万元是向王立的借款未提供证据证明,且王立未认可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案中李双娟、于臣主张草场款17万元系向王立的借款,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王立对其主张并不认可。故终审判决对李双娟、于臣的主张予以支持不当,适用法律错误。2.终审判决认定“李双娟、于臣系涉案草场的权利人,其以草场进行合伙出资的主张成立”,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同意将现在租赁的牧场的草场使用权和基础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以及全部牲畜作价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伍万元整(￥1550000.00元)转给乙方。”涉案草场使用权转让人即甲方刘进先在答辩状中(见一审卷第22页)述称转让的经过:2011年7月,答辩人委托青格勒图、达林台帮答辩人联系卖牧场事宜。最终谈成是在2011年8月19日,签订合同日期2011年8月20日,当时签合同时去了五、六个人,达成协议后,没人在合同上签字,李双娟后来在门口打了几个电话,提出乙方为代表人,同意在代表人处签字。牧场牲畜、设施转让及草场使用权转租共计155万元成交,当时答辩人要求在合同签订之日付清全部款项,青格勒图、达林台提出当时付不了全部款项,有人买牲畜当天可以付135万元,其余20万元在一个月内支付,青格勒图、达林台说他们可以给担保。因清点牲畜数目与实际稍有出入,牧场最终成交价格是154万元,2011年9月8日达林台领王立来答辩人处付给答辩人19万元。刘进先在律师调查笔录中陈述“青格勒图、达林台帮我联系牧场,通过达林台见的李双娟、于臣。签合同时达林台、于臣、李双娟还有姓刘的和其他两个人在场。他们没有人愿意签合同,李双娟签又不签的,后来在门口打了几个电话,李双娟同意在代表人处签字。合同书上就李双娟签字,于臣没有签字,当时没付清款,青格勒图还说他给担保”。一审庭审中陈述“我认为是李双娟代表王立买的”、“我不能明确,李双娟签字是不是他们合伙人委托她签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原告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做不对。我觉得草场应该归合伙人所有。”、“李双娟代表的是几名合伙人签字的”、“刘金祥是买牧场的人”、“他们几个合伙买的。当时是李双娟和我签,后来说是他们几个人委托一个人签订的合同”。合同中间人达林台在一审答辩状中称:刘进先先找到青格勒图说想以155万的价格将自己的草场及牲畜一同卖掉,后青格勒图找到达林台,达林台找到于臣、李双娟,于臣、李双娟找到王立牵线搭桥促成了刘进先和王立的交易。王立拿不出155万元,就提议将牲畜变卖,剩余款由王立给付刘进先现金,并让李双娟和于臣转告了达林台和青格勒图,于是达林台和青格勒图就跟刘进先说了王立的意思,刘进先接受了,并提出牛马羊可以卖138万元,对剩余17万元的支付达林台和青格勒图做了担保后李双娟代表王立签合同。刘进先作为草场使用权和基础设施所有权及全部牲畜的转让人多次认同合同以155万元与王立成交,王立当时给付不了全部款项,有人买牲畜当天可付135万元;李双娟是代表王立签合同。刘进先的述称与当时帮助联系卖牧场并促成合同成交的中间人达林台的述称一致。故该协议虽形式上系李双娟与刘进先签订,但依据刘进先与达林台提供的证言及王立交剩余款项的事实可证实李双娟系王立签订合同的代表人,该合同中的受让人实际为王立。二审判决认为“《合伙租赁购买牧场牲畜协议书》、《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就草场使用权人及设备等基础设施所有权人均指明系李双娟、于臣”缺乏依据。王立同意检察院抗诉意见。补充意见称，二审法院审理超出李双娟、于臣的上诉请求，程序违法。李双娟、于臣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协议，其上诉请求亦是改判解除协议。二审法院却对草场的经营权、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以及财产的归属均作出了判决，系超出李双娟、于臣请求范围的审判，应予纠正。于臣提交书面答辩称，于臣、李双娟二人和刘进先签订的牲畜草牧场转让协议。我们签订转让协议后因没有资金打草及管理草牧场，所以找到王立、达林台、史永志签订了一份草牧场经营管理股份协议书，但在经营期间王立等人并没有按经营协议书去做，自己独断专行，把于臣、李双娟二人赶走，合伙经营两年间我们没分到草牧场的任何收入，所以才请求法院解除合伙协议，分配利润。李双娟、于臣一审诉讼请求：1.要求解除与王立、达林台、史永志达成的合伙《经营协议》;2.要求王立、达林台、史永志及时退还占用于臣、李双娟的草场并进行清算,支付按比例分红款163242元;3.要求王立、达林台、史永志承担本案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0日，李双娟（乙方）与刘进先（甲方）签订了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草场使用权及草场内基础设施、设备及全部牲畜转让给乙方，总价为155万元，乙方于2011年8月20日前支付135万元，尚欠20万元于2011年9月20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当日，刘金祥通过常春青账户支付刘进先135万元，后因清点牲畜时与实际有出入，双方最终将总价定为154万元。2011年9月8日，王立将剩余19万元给付刘进先。2011年8月20日，于臣、李双娟与刘金祥签订合伙租赁购买牲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租赁刘进先的牧场及牧场基础设施、设备、全部牲畜，于臣、李双娟投资47万元，刘金祥投资108万元，于臣、李双娟拥有草场和基础设施、设备的使用权，刘金祥拥有全部牲畜的所有权，在交易和运输过程中，于臣、李双娟不得干涉，为保险起见，于臣、李双娟先交给甲方30万元风险抵押金，在交易和运输过程中，如有干涉或阻拦，刘金祥不退还于臣、李双娟抵押金等内容。同日，刘金祥收取于臣、李双娟风险抵押金30万元，后刘金祥将牲畜全部拉走，此后未干涉草场经营和管理的相关事宜，由于臣、李双娟继续经营和管理草场。2011年8月24日，于臣、李双娟与王立、史永志、达林台三人签订了草牧场租赁承包经营协议书，对合伙经营人员、资金投入、股份制比例、职权分配、权利义务、退股条件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后在合伙过程中，各合伙人因账目、卖草等发生争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对合伙的投入、支出、盈余等账目进行清算，但因双方所持有的票据均为白条收据，且互不承认所持票据，无法进行会计审计鉴定，故鉴定被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退回。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双娟、于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元，由李双娟、于臣负担。李双娟、于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租赁承包经营草场协议。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合伙期间，史永志、达林台、王立三人于2012年8月2日签订了一份《2012年打草工作安排决定》，约定2012年打草由史永志和达林台承包，盈亏由其二人自负，承包费为每亩6元，4万亩共计24万元作为合伙盈利，在全体合伙人间分配。对此，李双娟、于臣称由于签订该协议时未征得其同意，故不予认可。诉讼中，就合伙存续问题，除李双娟、于臣继续要求解散合伙外，王立、达林台、史永志二审亦当庭同意解除合伙关系。由于合伙解散后需进行清算，而原审就此所启动的鉴定已被退回，未形成鉴定结论、故二审中该院自行组织当事人对合伙账目进行了审核。首先，关于合伙出资情况。李双娟、于臣称其系以涉案草场及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一台进行的实物出资，草场系其与刘金祥共同向刘进先购得，为此其向刘金祥交付了30万元，同时，王立直接给付刘进先的17万元（王立称系19万元）系其为支付草场转让款而向王立的借款，当时约定支付王立1分利息。对李双娟、于臣所述，王立、达林台、史永志均不予认可，且王立称涉案草场系其所购买。就王立出资情况，第一，对王立称交给刘进先19万元这一事实本身，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有刘进先出具的收款收据为证，争议在于，李双娟、于臣称19万元中有2万元系出租草场收益，属合伙共同财产，故王立个人只有17万元，且该17万元王立已借给其二人，属其二人购买草场款；第二、对王立所称支出购买捆草机款7.9万元以及支出2011年打草费用70万元，史永志称购买捆草机的7.9万元其认可，但打草费用70万元不清楚，且称打草费用过多；李双娟、于臣称王立支出的打草费用70万元不属实。就史永志出资情况，对其购买打草机支出的1万元，王立、李双娟、于臣均无异议；对购买捆草机所支出的6万元，王立认可，但李双娟、于臣称对此不清楚，但称捆草机的购买价格是13.9万元。就达林台出资情况，其自称按合伙协议约定出了5万元，钱交给了王立，但王立称达林台分文未出。其次，关于合伙经营情况。王立称，2011年其经手的卖草收入共计61.3万元（尚有7.3万元未收回），达林台经手的卖草收入有14.1万元（尚未收回）。李双娟、于臣称，2011年其经手的卖草收入共三笔合款20300元，其中两笔款合计10700元交给达林台了，有达林台签字的账；一笔9600元交给王立妻子了。史永志称：2011年其经手共卖了3车草，扣除运费等成本亏损了6500元；2012年卖草已收入33万元，另外草场现在还有七、八千亩草没捆，由于2012年系其与达林台承包打草，故盈亏由其与达林台负责，与其他合伙人无关。最后、关于合伙财产情况。对账过程中，当事人称合伙添置的财产有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四台、捆草机一台。2013年4月10日，该院对草场现存设备、物品进行了现场清点，除牧场原有资产外，现存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一台、捆草机一台，即打草机数量与当事人所称少了三台。就捆草机现值，当事人商定为7万元。二审法院认为，李双娟、于臣与王立、达林台、史永志五人于2011年8月24日签订的《草牧场租赁承包经营协议书》（简称经营协议），系就合伙经营草场所达成的个人合伙协议，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当属有效，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合伙期间，当事人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在缺少应有信任与包容的情况下，仅共同经营了数月便无以为继，并最终走向解体。现当事人均同意解散合伙，故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其合伙关系应即终止。合伙终止后，对合伙出资、合伙财产以及合伙盈亏等应进行清理。关于合伙出资情况。《经营协议》虽有资金投入方面的约定，但除达林台以外的其他合伙人的具体出资数额均未予明确，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对账情况，二审法院对各合伙人出资认定如下：就王立出资，对其称购买捆草机支出的7.9万元，由于史永志认可，故予认定；对其称支出的打草费用70万元，虽然李双娟、于臣不予认可，史永志亦提出了异议，但由于均不能提出有力的反驳证据，故予认定。就史永志出资，对其交给于臣的1万元，各方无异议，故予认定；对其称购买捆草机支出的6万元，因王立认可，且对捆草机价格13.9万元各方无异议，既然王立支出了7.9万元，那么剩余6万元应认定系史永志所支出。就李双娟、于臣出资，其称涉案草场及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一台系其实物出资，首先，对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一台，因其他人未提出异议，故予认定；其次，对涉案草场，由于李双娟、于臣在合伙《经营协议》签订之前的2011年8月20日，既已同刘金祥签订了《合伙租赁购买牧场牲畜协议书》，及同刘进先签订了《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就草场使用权人及设备等基础设施所有权人均指明系李双娟、于臣，同时，一、二审中，刘金祥均称李双娟、于臣与其共同出资购买了刘进先的草场及牲畜，并以出具的收款收据证实李双娟、于臣向其支付了30万元。故据以上证据，该院认定，李双娟、于臣关于其系涉案草场的权利人，其以草场进行合伙出资的主张成立；王立等人虽不予认可，且王立称草场系其出资购买，但由于《经营协议》中并无草场权属的相关约定，而仅凭王立交给刘进先的19万元，在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显然不能成立。关于王立交给刘进先的19万元，由于王立认可其中包含李双娟给其的2万元，故其实际所出款数应认定为17万元。就该17万元，由于李双娟、于臣称系对王立的借款，故由其二人向王立承担偿还责任，与其他合伙人无关。就达林台的出资，其虽称将出资5万元交给了王立，但由于王立不予认可，加之其未提供已付款的相应证据，故该院认定，达林台未按约定向合伙出资。然而，由于出资系合伙人行使合伙权利的前提条件，故达林台仍应按《经营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其5万元的合伙出资义务。关于合伙盈利及亏损情况。合伙期间，由于当事人未建立较为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往来账目极为混乱，加之产生矛盾后合伙事务未由合伙人共同执行，故形成了人手一本账但相互未置可否的复杂局面。鉴于本案实际情况，对2011年王立经手的卖草收入61.3万元、李双娟、于臣经手的卖草收入20300元，以及对史永志卖草亏损的6500元，因其他人未提出异议，故予认定；但对王立称达林台经手的卖草收入14.1万元、因达林台未参与对账，故不予认定。史永志2011年亏损的6500元，扣除其自担部分1300元（6500×20％）外，其余5200元由其他合伙人按比例分摊。就2012年，由于王立、达林台、史永志三人签订的《2012年打草工作安排决定》，约定由达林台、史永志承包打草，并以按每亩6元给合伙提交利润，对此，虽然李双娟、于臣不予认可，但根据《经营协议》关于“股东会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准”之约定，该《2012年打草工作安排决定》应属有效，故2012年合伙盈利应依此确定。按照合伙解散的处理规则，合伙财产在清偿合伙债务后，对合伙人的出资应进行返还，并对剩余财产按约定比例向合伙人分配。诉讼中，各合伙人未提供对外负债的有关证据，故应认为合伙无对外债务，无清偿责任。关于出资返还问题。李双娟、于臣以涉案草场及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一台进行的实物出资，故应返还原实物。王立、达林台、史永志以现金出资，本着方便履行的原则，二审法院确定以下返还方式：王立出资77.9万元，扣除其2011年经手的卖草收入61.3万元及李双娟、于臣交给其妻子的卖草收入9600元，差额156400元（77.9万元-61.3万元-9600元），从2012年盈利24万元中予以返还，由达林台、史永志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对史永志出资7万元以及2011年应由其他合伙人分担的亏损额5200元，亦从2012年盈利24万元中返还，由史永志从中直接扣留；而达林台应投未投出资5万元，则以免交出资方式予以返还。返还王立及史永志上述现金出资及史永志亏损后，合伙财产中2012年盈利尚余8400元（24万元-156400元-7万元-5200元），连同2011年剩余盈利即李双娟、于臣交给达林台的卖草收入10700元，以及捆草机一台价值7万元，为合伙最后全部剩余资产，由合伙人按比例进行分配。因李双娟、于臣继续使用涉案草场，故捆草机归其所有，由其给付其他合伙人折价款。由此，按照《经营协议》第三条、第五条约定的分配比例，上述剩余合伙财产具体分配数额及责任主体为：达林台、史永志给付李双娟、于臣2520元（8400元×30％）；达林台、史永志给付王立3360元（8400元×40％）；达林台给付李双娟、于臣3210元（10700元×30％），达林台给付王立4280元（10700元×40％），达林台给付史永志2140元（10700元×20％）；李双娟、于臣给付王立28000元（70000元×40％）、李双娟、于臣给付达林台70**元（70000元×10％）、李双娟、于臣给付史永志14000元（70000元×20％）。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二）李双娟、于臣、王立、达林台、史永志等五人合伙关系终止；（三）涉案草场及小四轮拖拉机一辆、打草机一台返还李双娟、于臣继续使用；捆草机一台归李双娟、于臣所有；（四）达林台、史永志给付王立剩余合伙出资156400元及合伙盈利3360元；（五）达林台、史永志给付李双娟、于臣合伙盈利2520元；（六）达林台给付李双娟、于臣合伙盈利3210元、给付王立合伙盈利4280元、给付史永志合伙盈利2140元；（七）李双娟、于臣给付王立捆草机折价款28000元、给付达林台捆草机折价款7000元、给付史永志捆草机折价款14000元；（八）李双娟、于臣给付王立借款17万元，并按利率1分（即月息10％）支付自2011年9月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7120元，由李双娟、于臣负担2136元、王立负担2848元、史永志负担1424元、达林台负担712元。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3）锡民三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先进与李双娟、于臣签订的《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中租赁转让期限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王立是否为案涉草牧场的实际使用权人。（二）王立给付刘进先17万元款项的性质。（三）二审是否超诉讼请求判决。关于案涉草牧场实际使用权人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李双娟、于臣在涉案合伙《经营协议》签订之前，即已于2011年8月20日同刘进先签订了《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同日又与刘金祥签订了《合伙租赁购买牧场牲畜协议书》。刘金祥在原审明确表示李双娟、于臣与其共同出资购买刘进先的草场及牲畜，其出具的收款收据能够证实李双娟、于臣向其支付了30万元。刘进先原审中亦陈述其并不能明确李双娟签字是否受其他合伙人委托。《合伙租赁购买牧场牲畜协议书》和《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内容相互印证，明确约定草场使用权及基础设施所有权人系李双娟、于臣。王立申诉称草场系其出资购买，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合伙租赁购买牧场牲畜协议书》、《牲畜草牧场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经营协议》中草场权属的相关约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李双娟、于臣系涉案草场的权利人，以草场进行合伙出资的主张成立并无不当。关于王立交给刘进先的17万元性质问题。王立交给刘进先的19万元，由于原审中王立认可其中包含李双娟给的2万元，故其实际所出款数应认定为17万元。李双娟、于臣称该17万元系向王立的借款，王立主张系购买草场的出资，但王立主张其购买草场的事实并不成立。据此，二审法院判令该笔款项由李双娟、于臣二人向王立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二审法院是否超诉讼请求判决的问题。于臣、李双娟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合伙关系，分配相应利润。要解除合伙关系，分配相应利润中就包含对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投入及盈亏进行清算，清算后才能得出是否有相应的利润可以分配，即于臣、李双娟的诉讼请求可否成立。本案合伙经营期间，财务会计往来账目混乱，合伙人矛盾产生后未共同执行合伙事务，形成客观事实难以认定的实际情况。在无法审计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账，结合草场现存物品及部分合伙人认可的投入、支出、收入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并无不当。因此二审法院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分配利润的判决并未超出于臣、李双娟的诉讼请求。综上，王立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民三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   志   军审   判   员 杜       娟审   判   员 萨   仁   娜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陶格苏书记员云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