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9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辉，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倩怡，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少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水产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水产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72615J。法定代表人：邱军，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近山，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莹，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郑建辉因与上诉人深圳市水产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建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倩怡、上诉人水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近山、杨海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建辉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391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改判水产公司向郑建辉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608,475.00元及借款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608,475.00元为本金,实际计算至水产公司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2.水产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具体理由如下：一、水产公司通过现金及抵扣房租方式偿还的款项应先予支付借款利息。水产公司与香港渔泰海产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渔泰）签署的《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偿还债务时的还款抵扣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水产公司偿还的款项应先行抵充债务利息。二、原审法院对于借款年利率部分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中关于“郑建辉并非金融机构,双方关于收取复利的约定无效”的认定,是片面地将《借款合同》中的收取“复利”的约定理解为金融机构的特定专属权利,而忽视了《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复利”的真实目的以及款项的本质。（二）即使原审法院认为郑建辉提出的利息标准超过法律支持的一般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亦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相关规定酌情予以调整,而非简单粗暴地认定《借款合同》中违约责任条款无效,从而剥夺了郑建辉收取违约利息的权利。水产公司答辩称：一、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达成通过现金以及抵扣房租的方式偿还借款利息的协议，且郑建辉主张的先还息后还本与其提供的证据《催促还款函》相互矛盾。二、关于复利的问题，如果合同还款协议还在履行中，我方就不存在违约的问题，对方也就无权要求复利。上诉人水产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郑建辉不具有原告资格。1.应驳回郑建辉的起诉。《借款合同》系香港渔泰与水产公司签署，郑建辉与香港渔泰,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郑建辉无权替代香港渔泰起诉水产公司。2.无证据表明,争议债权由郑建辉一人承继。3.郑建辉委托香港郑焯谦律师出具的《证明书》,只能证明郑建辉有承继香港渔泰资格,不足以证明郑建辉一人享有争议债权。二、诉讼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郑建国。三、《借款合同》无效。1.借款非用于生产、经营需要。2.郑建辉、郑建国与水产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及水产公司利益。四、借贷行为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实际发生，不能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的本金、利息等来要求水产公司还款。五、香港渔泰和深圳市海顺水产公司之间达成的《关于应收款抵扣欠款的函》以及租金抵付结算表,对水产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六、香港渔泰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2000年7月1起至2000年12月31日止。借款到期后,水产公司偿还本金人民币23万元。2004年3月31日,香港渔泰最后一次向水产公司要求还款,距今己经14年多,故该借款即使存在,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七、郑建辉要求水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与关于抵销行为是水产公司所为的主张矛盾，应责令其两者择其一，原审在当事人未明确的情况下，替当事人选择其一，违反法律规定。八、郑建辉同意以12%计算利息,还款先抵扣本金，可视为达成补充协议,对原合同条款做了变更。故即使合同有效且未超过诉讼时效,借款应仍然按12%计算利息,并且还款先行抵扣本金。九、如果以租金抵扣本息的协议有效,至今仍在履行,郑建辉起诉水产公司,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十、原审判决内容错误。1.利息计算起始时间错误。原判决认定借款时间为2000年7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但判决利息自2000年1月1日起计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时止,明显错误。2.判决只计算借款利息,不计算租金利息,不公平。3.还款先行抵扣本金,原审判决先行偿还利息,有违双方约定,租金作为还款,应当先行抵扣借款本金。郑建辉答辩称：关于水产公司提出的上诉意见，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已经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水产公司的上诉意见作出了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当维持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法律事实。郑建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水产公司偿还郑建辉欠款本金人民币3,608,475.00元；判令水产公司偿还郑建辉欠款利息（小写：12,547,901.48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21日，实际计算至还本付息完毕之日止)；2.判令水产公司承担本案所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借款合同方面的事实。2000年7月1日，水产公司（借款人）与香港渔泰（被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包括了以下内容：1.借款金额及币种：人民币3,608,475元。2.借款用途：用于交纳盐田海鲜批发市场地价。3.借款划付：本借款分多次以银行转账或现金付款的方式支付，具体的时间、金额如下：2000年6月16日人民币30万元、2000年6月29日人民币60万元、2000年6月29日人民币85万元、2000年6月30日人民币126万元、2000年6月30日人民币258,475元、2000年7月5日人民币32万元、2000年7月14日人民币2万元，本合同项下借款的起始基准日定为2000年7月1日。4.借款期限：6个月，自2000年7月1日起至2000年12月31日止。5.借款利率与利息：利率为年利率12%，自2000年7月1日起，按实际借款额和实际占用天数计算，每月计息一次，计息日为每月21日，第一次计息起始日为2000年7月1日。……11.借款延期：如需要延期，应在合同到期一个月前向被借款人提出书面申请；如果同意延期，双方另签协议，如果不同意，则本合同仍然有效。水产公司已经占用的借款和应付利息，按本合同规定偿付。12.违约责任：水产公司未足额支付利息的，香港渔泰有权收取复利。……15.适用法律及纠纷的解决：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二、款项往来情况。“深圳布吉农产品中心渔泰批发行”分别于2000年6月16日、6月29日、7月5日、7月14日，向“深圳市水产公司滨河批发部”转款人民币30万、人民币85万、人民币32万、人民币2万，合计人民币149万。2000年6月29日、6月30日，黄爱童向深圳市水产公司滨河水产市场批发部转款人民币51万元、人民币75万元。2000年6月29日，“深圳市水产公司滨河水产市场批发部”向“深圳市水产公司滨河水产批发部”转款人民币60万元。对上述三笔银行转款“深圳市水产公司滨河水产市场批发部”于2000年6月30日出具收据两份，分别为：1.收到“渔泰批发行”交来借款人民币(由惠隆转入)人民币60万元；2.收到“渔泰批发行”交来借款人民币现金126万元；此外，“深圳市水产公司滨河水产市场批发部”还出具了一份收据：收到“渔泰批发行”交来借款人民币现金258,475元。2000年6月29日，水产公司向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交款人民币3,608,475元，缴款项目为土地开发金和配套设施金。三、水产公司债务确认情况。2003年10月31日，水产公司计财部曾作出一份名为“关于盐田海鲜批发市场项目与渔泰海产贸易有限公司及滨河批发部资金往来的情况汇报”的文件，在该文件中，称2001年海顺公司向渔泰海产融资人民币3,608,475元，用于支付盐田海鲜批发市场地价款，之后归还了人民币230,000元。海顺公司按12%复利计提利息人民币1,654,298.15元。截至2003年8月31日，尚欠借款：不包利息为人民币3,378,475元，如包含利息则为人民币5,032,773.15元。2004年3月4日，海顺公司向香港渔泰发出一份“关于应收款抵扣欠款的函”，该函内容为香港渔泰及其下属的金色海岸公司、海景餐厅自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28日有未交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共计人民币139,351.7元，按市水产公司的意见同意你公司未交款项在应付账款中抵扣。2006年11月9日，郑建辉向水产公司、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发出“关于要求归还借款的函”，该函包括了以下内容：贵公司于2000年7月1日向我借款人民币3,608,475元，至2002年12月本息合计人民币4,839,975.15元，2003年至2006年6月冲减渔泰铺租水电等合计人民币1,022,478.84元。2003年至今双方未对账，要求双方对账。四、本案所涉相关主体关系方面的事实。郑建国与郑建辉系兄弟关系，如上文所述，香港渔泰在2000年11月24日至2001年3月23日期间为郑建辉与郑建国合伙经营的业务。黄爱童是郑建国的妻子，郑建国与黄爱童出具证明，证明黄爱童支付的人民币126万元系代香港渔泰向水产公司支付的。金色海岸有限公司是于2002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郑建国出资人民币430万元，出资比例为86%，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深圳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渔泰批发行系郑建国在1998年10月15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1993年4月21日，水产公司深水司【1993】字第040号文件显示，公司滨河批发部从1993年5月1日起实行风险抵押承包经营，聘任郑建国为该批发部负责人，承包期为两年。1999年2月4日，水产公司深水司【1999】32号文件显示，水产公司决定由郑建国任公司滨河批发部经理。水产公司深水通【1999】134号文件，决定由郑建国任深圳市海顺水产公司副经理。水产公司深水任【2000】3号文件显示，2000年3月14日，决定由郑建国任深圳市海顺水产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2004年3月3日，郑建辉向水产公司发出一份催促还款函，称双方于2000年7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人民币3,608,475元，年息12%，时间6个月。借款到期后，水产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截至2003年8月31日，累计欠本息人民币5,032,773.15元，要求水产公司于2004年3月31日前还清欠款。如果不能还款，则应提供相应担保，或者冲减渔泰上交水产经营管理费及相关水电租赁费用。盐田水产海鲜批发市场的权利人为水产公司。金色海岸公司与“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签订了该批发市场五楼房屋的租赁合同。深圳市盐田区渔丰海产店（租赁合同中备注为：原渔泰海产）与“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签订了该批发市场B05号房屋的租赁合同。郑建辉自愿从借款中抵扣郑建辉及金色海岸公司、海景餐厅自2004年3月5日起的租金及水电费用。原审法院认为：郑建辉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借款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本案案情，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同时，本案涉及到郑建辉是否有权继受香港渔泰对水产公司的债权，涉及到香港渔泰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故对于香港渔泰终止后其权利义务由谁继受的问题，原审法院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郑建辉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即郑建辉能否在香港渔泰终止之后，继受香港渔泰对水产公司的债权。二、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是否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实际支付给水产公司。三、水产公司尚欠郑建辉的借款本息的数额。四、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分别评析如下。一、郑建辉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在本案审理过程，香港特别行政区丘焕法律师事务所的郑焯谦律师根据郑建辉的委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郑焯谦律师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执业者条例》执业的香港高等法院律师，其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原审法院对该法律意见的内容予以采纳。香港渔泰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公司，其性质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为郑建辉独资经营的业务以及郑建辉与郑建国合伙经营的业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合伙期间权利、法律责任及义务由合伙人共同拥有。在香港渔泰结束业务之后，谁有权代表香港渔泰处理后续的法律诉讼事务取决于该法律诉讼的诉因是产生于独资还是合伙经营期间发生。在本案中，相关的借款发生于2000年7月，而在1996年8月14日至2000年11月23日系郑建辉独资经营的业务，故郑建辉有权在香港渔泰终止后，继受香港渔泰的权利义务，处理本案的诉讼事务。水产公司关于郑建辉不具有适格的主体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二、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是否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实际支付给水产公司。本案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无违反法律规定之处。水产公司答辩认为合同无效，却未能提供任何事实证明本案借款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水产公司的此项答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郑建辉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相应的事实加以证实。借款合同陈述的金额、时间、用途等与转账凭证、收据、水产公司交纳相应地价款的凭证能够一一印证。同时，当时具体的转款人黄爱童、渔泰批发行的实际控制人郑建国均出具证明，证明转款的用途。水产公司答辩认为郑建国在借款时担任了水产公司的滨河营业部的负责人，款项的实际支付有可疑之处。但本案郑建辉据以起诉的证据并不单单只有交款收据，而是包括了借款合同、交款收据等多组证据相互印证，对于借款的事由、金额、收到款项后的去向进行了证实，而且在借款之后的数年时间内反复经过水产公司（或者水产公司下属的经营盐田海鲜市场的相关公司）确认，故水产公司的此项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该借款已经实际支付。三、水产公司尚欠郑建辉本息的数额。水产公司向郑建辉借款，在双方的后续的业务往来过程中，双方同意香港渔泰及其下属的金色海岸公司、海景餐厅自2003年7月以来未缴纳的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进行抵扣。水产公司辩称抵扣行为不是发生在水产公司与郑建辉之间，但是从上述抵扣的内容来看，是水产公司下属（或关联）的公司代表水产公司所进行的抵扣，抵扣的内容也很明确具体，就是指向本案的借款本息。本案借款本金为人民币3,608,475元，此后根据郑建辉自己的陈述，水产公司偿还了人民币23万元。对于该人民币23万元是还本还是付息，双方未进一步提供证据，但是根据郑建辉提交的一份当年的历史文件，即2003年10月31日水产公司计财部作出的一份名为“关于盐田海鲜批发市场项目与渔泰海产贸易有限公司及滨河批发部资金往来的情况汇报”的文件中显示，该笔人民币23万元的还款被作为偿还借款本金。该文件是郑建辉一方提交的，是当年的原始文件，能够反应当时的情况，故借款本金应为人民币3,378,475元。对于借款利率，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年利率为12%，郑建辉在此后的催款函中对此亦予以了确认，双方在此后未再对此提出异议。按照郑建辉一方关于诉讼时效的陈述，正是因为双方多年来一直是按照催款函中约定的抵扣方式在实践中进行运作的。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水产公司迟延支付利息时，郑建辉有权收取复利，但郑建辉并非金融机构，双方关于收取复利的约定无效。因此，本案的利率应按照年利率12%。对于借款的利息抵扣支付情况，水产公司本应积极提供证据，证明相应经营店铺所欠交的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费用的详细金额，以抵扣欠款的本息。水产公司不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不与郑建辉对账。本院采信郑建辉的主张，即自2004年3月5日起至郑建辉起诉时，抵扣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共计人民币5,050,661.08元。如果水产公司确有证据证明上述期间相应的租金、水电费、保安费超过了人民币5,050,661.08元，可以就超出部分另案向郑建辉追讨。四、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借款合同中虽然约定了还款时间，但在后续履行过程中，双方多次延期，此后，双方达成了以郑建辉经营的店铺的租金、水电费、安保费等费用抵偿借款本息的事实上的约定。此后，双方一直按照此约定履行至今。因此，水产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第38章《合伙条例》第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水产公司应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郑建辉借款本金人民币3,378,475.00元；二、水产公司应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郑建辉借款利息，利息以未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自2000年1月1日起计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时止，在计算的利息总数中应扣除人民币5,050,661.08元；三、驳回郑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530元，由郑建辉负担4,530元、水产公司负担人民币114,000元，本案法律查明费用人民币30,000元和港币5,000元，均由水产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水产公司提交了2017年12月至2020年9月的租金抵付往来结算表，证明在此期间发生租金等费用人民币1,065,498元，本院对抵扣的租金等金额予以确认。水产公司还提供了水产公司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缴款专用收据复印件。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香港渔泰与海顺公司、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就香港渔泰、金海岸公司、海景餐厅所欠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一直有对账，对账时间自2004年4月29日至今。郑建辉在二审期间主张以自2003年7月至起诉时2018年5月止的租金等费用抵扣借款利息。盐田水产海鲜批发市场的不动产权权利人登记为水产公司。关于郑建国担任海顺公司经理的时间，水产公司称是从2000年3月14日至2007年。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结合双方上诉争议的焦点本院评析如下：关于郑建辉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一审郑建辉已提供了香港律师法律意见书，原审判决已阐明郑建辉在香港渔泰中止后有权继受香港渔泰的权利义务处理本案诉讼，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水产公司虽提出质疑，但没有提供相反法律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水产公司提出追加郑建国，鉴于已经认定涉案借款发生在郑建辉独资经营香港渔泰期间，郑建辉有权独自作为原告起诉，水产公司的追加原告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合同效力和借款真实性。本案借款合同有水产公司盖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借款用于水产公司缴纳盐田海鲜批发市场地价，是用于生产经营。水产公司主张郑建辉、郑建国与水产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但无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已实际支付，有交款收据、转账凭证等予以证明，并有水产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借款合同、代水产公司交款的凭证等证据佐证。并且在借款后经过水产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的确认，水产公司下属的海顺公司、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与香港渔泰就以香港渔泰、金海岸公司、海景餐厅所欠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抵扣借款一直有对账，足以证实借款关系真实存在。且如水产公司所述，郑建国在海顺公司任职经理期间为2000年3月14日至2007年，但在此后长达十年期间，海顺公司、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仍然对租金等抵扣借款的予以对账。因此，虽然出借人郑建辉的兄长郑建国曾任职水产公司下属单位滨河批发部负责人和海顺公司经理，但不能以此否定借款事实的存在。关于双方是否存在用租金等抵扣借款的合意及抵扣顺序问题。2004年3月3日郑建辉向水产公司发出一份催促还款函，主张如不能还款，则应提供担保或者冲减香港渔泰上交水产经营管理费及相关水电租赁费用。2004年3月4日，海顺公司向香港渔泰发出“关于应收款抵扣欠款的函”，内容为香港渔泰及其下属的金色海岸公司、海景餐厅自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28日的租金、水电费、保安费合计人民币139,351.7元，按照水产公司的意见同意你公司未交款项在应付账款中抵扣。因此，依据上述函件水产公司与香港渔泰有以租金等抵扣欠款的合意。关于抵扣顺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虽然双方当事人曾经确认还款23万元是归还本金，但对一笔还款性质的约定，不足以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已就之后偿还款项的抵扣顺序进行了明确约定，此时仍应认定为双方没有进行明确约定，水产公司在后抵扣的款项应首先用于偿还利息。依据2004年3月4日水产公司下属公司海顺公司向香港渔泰发出的“关于应收款抵扣欠款的函”，香港渔泰及其下属的金色海岸公司、海景餐厅自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28日的租金、水电费、保安费合计人民币139,351.7元应从水产公司应付的利息中予以抵扣。此后香港渔泰与海顺公司、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就香港渔泰、金海岸公司、海景餐厅所欠租金、水电费、保安费等一直有对账，对账时间自2004年4月29日至今。海顺公司、深圳市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盐田海鲜批发市场并不欠香港渔泰款项，二者作为水产公司的下属公司因水产公司欠付香港渔泰的借款而同意以香港渔泰、金海岸公司、海景餐厅所欠租金等费用抵扣水产公司借款。2004年3月至2017年11月间水产公司长期未对借款和抵扣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对借款及抵扣事实均予以确认。郑建辉主张以香港渔泰及其下属的金色海岸公司、海景餐厅从2003年7月至起诉时2018年5月止的租金等费用人民币4,962,658.03元抵扣借款利息。水产公司也提供了2017年12月至2020年9月的租金抵付往来结算表，证明在此期间双方一直有对账，发生租金等抵扣欠款人民币1,065,498元。依据双方提交的函件和结算表自2003年7月至2017年11月发生的租金等费用共人民币4,820,661.03元，2017年12月至2020年6月共发生租金等费用人民币1,065,498元，2003年7月至2020年9月共发生租金等费用合计人民币5,886,159.03元（4820661.03+1065498）。因当事人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关于抵扣金额的认定予以纠正。关于借款本金金额和利息，2003年10月31日水产公司计财部的文件将23万元还款作为偿还本金，写明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3,378,475元，含利息人民币5,032,773.15元。出借人郑建辉在2004年3月3日的催促还款函中也对本息合计人民币5,032,773.15元予以认可，即间接对还款23万元为归还本金予以确认。双方在往来函件中均确认截至2003年8月31日尚欠本息人民币5,032,773.15元。按双方的确认2003年9月1日起水产公司尚有本金3,378,475元未归还。因双方均未举证本金23万元是何时还款，结合双方函件中确定2003年8月31日已还本金23万元的事实，本院推定2003年8月31日为23万元的还款日。双方约定年利率12%，同时约定水产公司未足额支付利息的，香港渔泰有权收取复利。此处的复利是双方对逾期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郑建辉在长达20年期间只与水产公司下属单位进行抵扣对账，对本金、利息长期未对账，对借款长期不按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以致利息损失一再扩大，利息已远超借款本金，对因此扩大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考虑水产公司一直未按约定支付利息怠于履行，双方应对扩大的利息损失均应承担责任。因此，本院酌定自2000年7月1日至2003年8月31日的利息，以本金人民币3,608,4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2003年9月1日起，以本金人民币3,378,4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履行期限，其后又达成以租金等抵扣欠款的合意，并一直对账至今，郑建辉在2018年5月起诉至原审法院，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因当事人提供新证据导致案件事实有部分予以纠正，本院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深圳市水产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建辉利息（自2000年7月1日至2003年8月31日的利息，以本金人民币3,608,4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2003年9月1日起，以本金人民币3,378,4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在上述利息总数中应扣除人民币5,886,159.03元；四、驳回郑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530元，由郑建辉和深圳市水产公司各负担人民币59,265元，上述费用郑建辉已预交，由一审法院退回郑建辉人民币59,265元。法律查明费用人民币30,000元和港币5,000元，由深圳市水产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0,684元，由郑建辉负担人民币35,668元，深圳市水产公司负担人民币35,0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乐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海锚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静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