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9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安格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黄建军（已故）。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荣，广东德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才，广东德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琛一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陈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聪，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樟，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程柳萍，女，汉族，1978年1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佛山市安格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格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琛一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琛一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程柳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民初10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格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荣、徐才，被上诉人琛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樟以及原审第三人程柳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格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安格信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琛一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货款282516.45元属实，琛一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是虚假的合同。首先，安格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建军与琛一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嘉已对双方公司的交易进行了结算确认，确认截止至2019年1月5日琛一公司未付安格信公司货款282516.45元，故安格信公司与程柳萍才在《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中进行确认，另外，黄建军与陈嘉对于该货款的还款约定是分8期支付完毕，平均每期为35314元，在2019年3月份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开具的35314元支票是琛一公司支付的第一期款项，非琛一公司所称的《销售合同》尾款。其次，《销售合同》中关于双方的约定内容是虚假的，理由如下：第一，安格信公司没有该《销售合同》，也没有销售该产品。第二，若如琛一公司所称其于2018年12月13日支付了订金49613.55元，后续又另行支付了35314元，按照该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2019年5月30日）及一般的商事习惯，琛一公司应于交货时间前后向安格信公司催货，但琛一公司从未有向安格信公司催货的行为。第三，在2019年1月5日前，安格信公司印鉴均由程柳萍掌管，故尽管《销售合同》的公章是真实的，但其内容是虚假的、可操作的。事实上双方从未有过“订金49613.55元、尾款35314元”的约定，琛一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支付的332130元是双方交易过程中的其他货款，其于2019年3月份开具的支票实际是支付尚欠总货款的第一期货款，因此，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货款282516.45元属实，琛一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是虚假的合同。二、程柳萍曾任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其又一直是琛一公司的监事，与琛一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嘉是夫妻关系，另外，《应收，应付交接约定》是2019年1月5日签订的，若按程柳萍所称其已于2018年11月30日离职，该约定上涉及的数据系产生于2018年11月30日之前，且该约定只是法定代表人变更前后的内部交接，那么，在琛一公司2018年12月13日支付案涉货款后，其理应在该约定上予以扣除或明确，但其并没有扣除或明确，有悖常理，其次，该约定还明确了安格信公司欠琛一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717231.1元，在2019年1月5日后，安格信公司按约向琛一公司开具了发票，更进一步地说明了琛一公司尚欠货款的事实，程柳萍的陈述有违诚实信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安格信公司的诉讼请求。琛一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安格信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应由安格信公司自行承担。一、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可知，本案的案件事实：1.程柳萍于2018年11月份离职，制作了与安格信公司相关的交接材料以备签字确认。由于安格信公司当时没有聘请财务人员，双方没有一次性核对并交接，而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陆续对固定资产、公司印鉴、合同收据、财务资料等材料进行交接，财务资料的交接手续拖延到2019年1月5日办理，故落款时间签订为2019年1月5日（即交接材料的制作时间和签订时间不一致）。2.2018年12月初，程柳萍向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安格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申请，并于2018年12月26日正式将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建军。3.2018年12月13日，琛一公司与安格信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采购变量泵，总金额为84927.55元。双方约定：签合同乙方即付甲方订金49613.55元；出机前乙方须付甲方余款35314元后方可提货。当天，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银行转账支付332130元，其中包含安格信公司主张琛一公司尚欠的尾款282516.45元，以及《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订金49613.55元。4.2019年1月15日，安格信公司向琛一公司开具《收据》（琛一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确认收到琛一公司332130元，明确该笔款项包含琛一公司尚欠的尾款282516.45元以及《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订金49613.55元。5.2019年5月18日，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支付了《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余款35314元，琛一公司已履行完《销售合同》中84927.55元（订金49613.55元+余款35314元）的付款义务。6.2020年1月份，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建军因心梗去世，安格信公司的经营管理交由黄建军的配偶肖某负责。由于肖某此前从不参与实际经营，肖某不清楚安格信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收到琛一公司的332130元是何款项，同时因2019年1月5日《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上记载琛一公司尚欠282516.45元货款，故肖某推测前述欠款扣除2019年5月18日收到的35314元后，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247202.45元货款，由此产生误解而导致本案诉讼。二、安格信公司主张2018年12月13日的《销售合同》为虚假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18年12月13日的《销售合同》中，甲方落款处有安格信公司加盖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黄建军的签字，是安格信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虚假或捏造的情形。故安格信公司声称没有销售《销售合同》中的变量泵，以及《销售合同》的公章真实，但内容虚假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三、安格信公司以内部交接材料来主张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247202.4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应收，应付交接约定》系安格信公司的内部交接手续，而非安格信公司与琛一公司共同确认的对账单，不能对琛一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2.根据程柳萍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上之所以记载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282516.45元货款，是基于其作为财务人员的职业要求。首先，程柳萍在2018年11月份从安格信公司处离职，没有跟进更新安格信公司此后的账目（安格信公司一审提交的公司账目也仅记载到2018年11月30日），此时琛一公司尚欠282516.45元货款。其次，由于安格信公司当时没有聘请财务人员，安格信公司对2018年12月13日收取的332130元没有登记入账，安格信公司至今也未提交关于这笔款项的财务账目。若该笔332130元登记入账，则能反映琛一公司已还清282516.45元货款，并支付了49613.55元订金。虽然《应收，应付交接约定》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1月5日，但程柳萍作为财务人员，不可能在安格信公司账目未更新的情况下，将琛一公司282516.45元欠款清零，导致安格信公司2018年12月13日收取的332130元在会计借贷关系中无法平账。3.安格信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向琛一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取琛一公司332130元，其中包含282516.45元和订金49613.55元。该收据记载的金额282516.45元与2019年1月5日《应收，应付交接约定》的琛一公司尚欠金额完全一致。由此可知，琛一公司早于2018年12月13日还清安格信公司尚欠的货款。4.安格信公司提交的2019年4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琛一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嘉对尚欠安格信公司282516.45元货款进行确认。同时，安格信公司自2019年1月5日起至本案诉讼前从未就282516.45元货款与琛一公司进行对账或催收，琛一公司也没有出具任何书面文件确认尚欠该笔货款。若安格信公司主张琛一公司支付的该笔332130元是偿还双方之前交易的款项，安格信公司应当提交相关交易的依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安格信公司主张琛一公司尚欠其247202.45元货款属于主观臆想，滥用诉讼权利，恶意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对琛一公司造成严重的商誉损害和经营损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安格信公司全部的上诉请求。程柳萍述称其意见与琛一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安格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支付货款247202.4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9年1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琛一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5日，程柳萍与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建军（已故）签订《应收，应付交接约定》，载明安格信公司应收款明细中包含“琛一公司282516.45元”。另查明，安格信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成立，原法定代表人为程柳萍，程柳萍兼任安格信公司的财务工作；2018年12月26日，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程柳萍变更为黄建军。琛一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成立，程柳萍为琛一公司的监事，陈嘉为琛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经理；程柳萍与陈嘉系夫妻关系。又查明，2018年12月13日，安格信公司、琛一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采购变量泵，总金额为84927.55元，提货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厂房因素具体以付款为准）。双方另约定，签订合同时，琛一公司即向安格信公司支付订金49613.55元，出机前琛一公司须向安格信公司支付余款35314元后方可提货。安格信公司、琛一公司均在该合同的落款处加盖公章。2018年12月13日，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转账332130元。2019年3月，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交付支票一张，票号为1****0/4****0，出票日期为2019年5月18日，金额为35314元。琛一公司称，其向安格信公司支付的332130元中，包含《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中的282516.45元及《销售合同》中的订金49613.55元，金额为35314元的支票系用于支付《销售合同》中的尾款。程柳萍称，虽《应收，应付交接约定》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1月5日，但该交接单中涉及的数据系产生于2018年11月30日之前，根据财务工作的相关要求，该交接单中未对2018年12月13日琛一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予以扣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琛一公司是否拖欠安格信公司货款，法院分析如下：1.程柳萍与黄建军于2019年1月5日所签订的《应收，应付交接约定》，应属程柳萍履行其作为安格信公司的财务的职责，与黄建军就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前后的内部相关事宜进行交接。安格信公司未举证证实其曾就涉案相关货款与琛一公司进行对账，琛一公司亦未对安格信公司所称的截止至2019年1月5日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货款282516.45元予以对账确认。2.退一步说，即使《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中的“琛一公司282516.45元”属实，2018年12月13日安格信公司、琛一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琛一公司基于该《销售合同》应向安格信公司支付订金49613.55元，琛一公司于同日向安格信公司转账332130元，扣除该订金49613.55元，剩余金额恰好为282516.45元。琛一公司称该款项即《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中的“琛一公司282516.45元”，且琛一公司后续向安格信公司另行交付的金额为35314元的支票系其基于《销售合同》应向安格信公司支付的尾款，琛一公司的陈述与法院采信的证据均可相互印证，琛一公司关于涉案相关事实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予以采信。3.安格信公司称琛一公司所支付的332130元系用于支付双方交易过程中的其他货款，且该332130元与本案无关，但未举证证实该332130元对应的是双方的何笔交易往来，故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中的“琛一公司282516.45元”已在2018年12月13日琛一公司向安格信公司转账332130元后清偿完毕，故安格信公司现依据该《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主张琛一公司尚欠其货款，缺乏理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安格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17.77元，财产保全费1831.85元，合计4449.62元，由安格信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核，安格信公司提供的证据：1.交接约定、财务资料签收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签定合同交接约定各1份，因上述交接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无法证明安格信公司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2.证明1份，该证明属安格信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琛一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安格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琛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该证据无法反映琛一公司尚欠安格信公司282516.45元货款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琛一公司提交的收据1份，有原件予以核对，且加盖有安格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安格信公司虽然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程柳萍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安格信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琛一公司282516.45元及订金49613.5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安格信公司要求琛一公司支付货款247202.45元及相应利息是否具有充分的依据。本案中，安格信公司提出上述诉请的主要依据为程柳萍与黄建军于2019年1月5日签订的《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从该约定载明的内容和程柳萍的陈述可知，上述约定应属安格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程柳萍变更为黄建军时双方办理内部交接手续时形成，形式上既无琛一公司的盖章，亦无琛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不符合对账文件的基本特征，不能作为确认琛一公司拖欠安格信公司货款的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述约定中载明“琛一机械公司282516.45元”属实，琛一公司已举证证明2018年12月13日其已向安格信公司转账332130元以清偿上述货款。安格信公司亦于2019年1月15日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琛一公司支付的货款282516.45元和订金49613.55元。上述事实足以认定琛一公司提出的已向安格信公司清偿案涉货款282516.45元的主张。而且，琛一公司在本案中能够对交易往来的经过、上述订金的由来等情况作出清晰明确的说明，相关说明亦能与其提供的《销售合同》及另行交付的金额为35314元的支票相互印证，表明琛一公司所陈述的双方曾于2018年12月13日缔结《销售合同》，另行交付的35314元支票系基于该合同向安格信公司支付尾款的事实较为可信。而安格信公司抗辩认为上述款项系用于支付双方交易过程中的其他货款，案涉35314元支票是琛一公司为清偿案涉货款支付的第一期款项，但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证实上述332130元对应的是双方何笔交易往来，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因此，安格信公司依据案涉《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主张琛一公司尚欠其货款247202.45元，缺乏理据。一审法院采信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及现实发生的盖然性较高的琛一公司的事实主张，认定《应收，应付交接约定》中的“琛一公司282516.45元”已由琛一公司清偿完毕，驳回安格信公司要求琛一公司偿还货款247202.45元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安格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35.54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安格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