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9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胜和健朗路**大朗商业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68638428XY。负责人：石向卫，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幼菊，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进胜，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守信，男，汉族，1958年1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滨，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浩丹，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悦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徐守信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悦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2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国悦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徐守信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没有解除。原审法院作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5月解除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于法于理不通。（一）叶忠明律师是由国悦律所根据委托合同指派给徐守信的履行委托事项的唯一诉讼代理人。1.根据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国悦律所只参与（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的协商、和解、诉讼工作。第十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亲自或承办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至本案二审（含重审完毕）完毕时止”。本案证据证明，国悦律所指派的叶忠明律师已完成了该案代理工作。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日作出并生效的（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也确认：徐守信的诉讼代理人是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忠明。除非有证据证明叶忠明律师私自办理该案，应当确认：在该案诉讼终结之前，国悦律所与徐守信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无视此一基本事实，认定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于2013年5月份解除委托合同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2.徐守信提供的由其签发给姚滨律师的授权书载明的日期是2013年3月27日。但是，姚滨律师并未参与2013年4月18日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调查活动，也没有出具任何代理意见。（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也没有将姚滨律师列为徐守信的诉讼代理人。足可证明：此授权书的签发时间不真实；在2013年7月3日，也即该案审结之前，姚滨律师并非徐守信的诉讼代理人，不存在由姚滨律师取代叶忠明律师的事实。领取（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属于法律文书送达问题，徐守信可以要求法院直接或邮寄送达，也可以亲自或委托他人到法院领取，所以领取法律文书并不是国悦律所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以姚滨律师代徐守信领取了判决书为由，认定国悦律所与徐守信解除了委托合同关系，既无委托合同约定的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二）国悦律所根据与徐守信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指派叶忠明律师担任徐守信的诉讼代理人，参与（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的协商、和解、诉讼工作。叶忠明律师开展这些工作，当然属于职务行为。但是，签订、变更、解除委托合同，不是也不可能是叶忠明律师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将并不属于叶忠明律师职责范围内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违反了基本常识。国悦律所从来没有授权叶忠明律师对是否与徐守信解除委托合同作出决策或实施行动。因此，无论叶忠明律师是否同意解除委托合同，在未取得国悦律所的确认前，其言行不应也不可能对国悦律所是否解除与徐守信委托合同关系产生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将叶忠明律师的非职务性的言行强加于国悦律所身上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是极其错误的。（三）叶忠明律师在2013年年终进行工作汇报时曾经反映过徐守信撤回上诉一事。有鉴于此，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如果徐守信当时撤回上诉，则委托合同属于自行终止且国悦律所因已无合同标的及合同利益且已收取了徐守信十万元办案费用，国悦律所认为没有继续跟进的必要。国悦律所的此一行为，是基于对徐守信的信任而非懈怠，于理于法，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以国悦律所没有深究为由，推定国悦律所于2013年5月份解除了与徐守信的委托合同关系，不仅与（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关于叶忠明律师为（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中徐守信的诉讼代理人的事实不符，更加彰显其臆断案件事实的荒唐之举。（四）叶忠明于2019年12月1日在其他案件中所作的关于其在2015年怀疑被徐守仁、徐守信兄弟俩欺骗的说法，叶忠明律师一直没有向国悦律所反映过。至于为何叶忠明律师不将此情况向国悦律所反映的动机，国悦律所无从知晓，也无权过问。对此造成的后果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国悦律所承担。一审法院以叶忠明律师可能抱有的怀疑作为认定国悦律所同意解除合同或超过诉讼时效的根据，明显不当。（五）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前半节“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认定徐守信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对于该条文的理解，国悦律所特别要强调的是，至2013年4月25日止，国悦律所已完成了该案所有的委托合同义务，余下的是由徐守信履行委托合同义务。国悦律所相信，无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作出何种解释，我国法律都不可能认为徐守信可以于此时利用该条款规定而规避履行其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前半节“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认定徐守信有权在2013年5月解除委托合同，其实质就是确认徐守信于委托事项完成后可以随时利用该条款而规避履行其支付委托合同义务的合法性。一审法院如此曲解法律的做法，明显违反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六）（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并不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的委托事项范围之内，因此，国悦律所没有参与（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工作，并不影响《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以姚滨律师参与了（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工作为由，作出了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于2013年5月解除了《委托合同》的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前，国悦律所指派的叶忠明律师是徐守信的唯一诉讼代理人；徐守信至今仍没有与国悦律所办理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任何手续；国悦律所已完成了委托事项，不存在徐守信撤销委托授权可能性与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解除委托合同的问题；至于叶忠明律师当初反映的徐守信撤回上诉的情况，无论徐守信是否与被叶忠明律师沟通过，基于对当事人的信任，国悦律所不作深究并无不当；徐守信没有撤回上诉，徐守信的委托代理人仍然是国悦律所指派的叶忠明律师。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没有实际解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5月解除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的。二、国悦律所并没有怠于行使追索律师费的权利，原审法院认定国悦律所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是违反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的。国悦律所与徐守信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亲自或承办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至本案二审（含重审完毕）完毕时止”。由此可见，徐守信委托国悦律所的权限仅仅是在涉案案件的二审阶段，由于徐守信向国悦律所指派律师叶忠明表达过“撤回上诉”，并瞒住国悦律所委托姚滨代徐守信领取了二审判决书，在法院没有通知国悦律所律师领取二审判决书情况下，国悦律所误以为徐守信已撤回上诉，致使国悦律所没有查询涉案案件的二审判决及执行情况，导致国悦律所无法知悉二审法院已判决及已执行的事实。另外，在国悦律所与徐守信未签订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对徐守信所涉案件的执行款项的进展情况是无从知晓的。在国悦律所于2019年11月领取到涉案案件的二审民事判决书后，随即起诉要求徐守信支付律师费，并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即使国悦律所作为一家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但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相信徐守信撤回上诉的决心及徐守信撤回上诉的事实。而原审法院仅因为国悦律所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就加重国悦律所获取信息的能力，认定国悦律所怠于行使权利，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判决驳回国悦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认为叶忠明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该认定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也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约定相背。《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约定本合同为不可撤销合同，该约定属于对案涉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一种特约放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并不是强制性规范，而是属于授权性规范，按照合同自由原则的意思表示，应当尊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只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而且法律没有对于当事人放弃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或禁止性规定，所以合同任意一方在有对于放弃任意解除权的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是不得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主张解除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徐守信有权随时解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有违法律规定以及事实依据的。因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未进行解除，国悦律所可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徐守信主张律师费的支付。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违背了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守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国悦律所歪曲事实，谋取不合法的利益，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关于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已经于2013年5月解除一事，是国悦律所指派的承办律师叶忠明在另一案件中的书面自认，同时也是客观事实。徐守信与国悦律所解除委托合同一事是叶忠明提出的，此时徐守信也认为叶忠明的代理工作不称职，连上诉状都是该案一审律师起草的。徐守信认为叶忠明律师的此种工作态度会影响案件结果，因此，2013年5月，徐守信在自己家中与叶忠明见面并告知叶忠明如果二审判决结果达不到叶忠明承诺的结果，叶忠明需要对此负责。叶忠明当时提出可以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就此终止。另外，叶忠明要求徐守信再支付人民币8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徐守信也同意了叶忠明的要求并在其后向叶忠明支付8万元。即前后共向叶忠明支付了18万元律师费。自此，叶忠明即退出该案的二审的全部代理工作，再无过问、参与该案件的任何诉讼、执行的相关事项。二、国悦律所所述的徐守信曾言撤回上诉一事是虚构的，徐守信从未打算也从未说过会撤回上诉。如前文所述，《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是叶忠明提出的，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退一步讲，即便真如国悦律所所说，徐守信拟撤回上诉，叶忠明作为徐守信的代理律师，在解除合同前，应当代为向法院申请撤诉，并在收到法院的撤诉裁定后代为申请诉讼费退费事宜，至此案件才能够结案并在律师事务所将案件进行归档留存。然而，叶忠明律师只是退出该案件后就再也没过问过，也没有与徐守信签订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足以说明叶忠明律师对待工作的懈怠和消极。三、关于国悦律所在上诉状中称叶忠明是唯一代理人一事。国悦律所阐述的事实与理由皆不能成立。第一，徐守信签发给姚滨的授权委托书是从该案件二审法院已经归档的卷宗中调取的，该授权委托书在签发后就已经提交给法院，因此签发时间是真实的。第二，领取诉讼文书是诉讼代理人的基本义务，国悦律所和叶忠明律师作为法律从业机构和人员对此应十分清楚，人民法院进行裁判文书送达时，一般会先与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进行电话沟通，即使是通过邮寄送达，一般情况下也是优先邮寄到诉讼代理人处，国悦律所之所以没有前往法院领取诉讼文书，也没有收到法院邮寄的裁判文书，是因为其的确已经退出了该案件的代理工作。国悦律所在上诉状中称领取诉讼文书不是其义务，此种理由实在荒唐。四、叶忠明律师退出该案代理工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视为国悦律所已经与徐守信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从律师行业的常规业务模式来看，委托人从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开始，便是直接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进行沟通交流，委托人一般情况下也不认识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工作人员。叶忠明是国悦律所指派给徐守信的承办律师，也是国悦律所与徐守信沟通的唯一对接人，其代理行为以及相关的决策决定都是职务行为。至于叶忠明律师是否与国悦律所充分沟通此事，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徐守信无从得知也无权过问。徐守信有充分理由认为叶忠明律师在承办该案件中作出的决策决定和行为都是代表国悦律所作出。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任何不当，应依法驳回国悦律所的上诉请求。（一）国悦律所在分析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时断章取义，并无合理依据。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是意在说明，根据该条法律的规定，不予采纳国悦律所所称《委托代理合同》是不可撤销合同的抗辩。并不是国悦律所所说的根据此条规定可以随意逃避合同义务，国悦律所对于一审判决书的理解是断章取义的。（二）本案国悦律所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国悦律所所说的撤回上诉一事是其虚构的，因此其所称的在2019年11月前不知道案件已经宣判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关于案件的走向，无论是以撤诉结案还是宣判结案，审理法院都会出具对应的文书，国悦律所和叶忠明律师没有进一步核实，是因为其已经退出该案件的代理工作。国悦律所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应当知道徐守信支付代理费用的时间起算点，但国悦律所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内没有向徐守信主张任何权利，国悦律所在诉讼时效届满后4年再向徐守信提起诉讼，已经丧失胜诉权。六、违反律师法的规定并私自接收费用的是叶忠明律师，徐守信是与国悦律所签订的合同，没有违反律师法的规定。叶忠明律师是国悦律所指派给徐守信的承办律师，徐守信不认识也从未见过国悦律所的其他工作人员，因此徐守信认为叶忠明律师的决策和行为是代表国悦律所的。综上所述，徐守信早在7年前即与国悦律所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国悦律所的上诉请求。国悦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守信向国悦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807880元；2.判令徐守信向国悦律所支付违约金1201594元（以80788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暂自2013年10月29日起计至2020年1月7日止的利息为1201594元，要求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3.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徐守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守信因与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岭村民委员会）、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0日对该案作出（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13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解除徐守信与北岭村民委员会、正邦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充合同》中关于北岭村民委员会应向徐守信交付1950平米物业及停车位部分的内容；二、北岭村民委员会应向徐守信返还预付租金3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785600元；三、驳回徐守信对正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徐守信的其他诉讼请求。徐守信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立案受理。就该案二审事宜，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徐守信为与北岭村民委员会、正邦公司房屋拆迁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国悦律所的律师为代理人，经双方协商同意，订立协议如下：一、国悦律所指派叶忠明律师担任徐守信代理人，参与本案的协商、和解、诉讼等律师工作……五、费用数额与支付办法：1.本案基本费为人民币10万元，由徐守信于合同签订之日向国悦律所交纳，此费在本条第4、5项结算时须予扣除。2.鉴于本案已经过一审的实际情况，本案二审代理费用分二部分，一是为一审判决支持的款项总计4825600元，二是未被支持的款项。3.对于第一部分款项，决定不予收费。4.对于一审未支持的款项，如在二审中得到确认，在1000万元内的，徐守信依被确认标的的百分之二十的标准，向国悦律所交纳律师代理费；在1000万元以上的，徐守信依被确认标的的百分之三十的标准，向国悦律所交纳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应于执行标的实现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如因徐守信原因导致此项代理费不能及时支付，徐守信应依四倍于当时银行长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5.本案办案费用原则上由国悦律所承担，但如在二审中得到确认的数额超过2000万元时，徐守信依其超过部分总额20%的标准于执行标的实现之日起三日内补偿给国悦律所……九、本合同为不可撤销之合同……。”前述合同签订后，徐守信向国悦律所转账支付律师费10万元。2013年4月18日，叶忠明作为徐守信的委托代理人与徐守信一起出庭参加（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的调查活动，并于同日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代理意见书》一份，之后又于2013年4月21日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补充代理意见书》一份。国悦律所主张双方签订合同后，其指派叶忠明对徐守信一审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进行阅卷了解、制作上诉状交由徐守信提交法院、领取（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件传票、通知徐守信并与徐守信一起参加该案庭审活动，还向法院提交了前述代理词及补充代理词，并于2013年4月25日与法院沟通该案调解事宜，因调解未果，法院告知叶忠明会直接裁判无需另行开庭，因此国悦律所已履行全部委托事务。徐守信于2013年3月27日向姚滨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姚滨作为其与北岭村民委员会、正邦公司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并明确委托权限包括申请执行、代领（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等。徐守信据此主张因对叶忠明的代理工作不满意，另行委托一审代理律师姚滨共同代理（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件；在徐守信于该案庭审后质问叶忠明若达不到其承诺的结果其须为此负责时，叶忠明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并要求徐守信另支付律师费8万元，徐守信遂向叶忠明现金支付律师费8万元，但无收据，因此国悦律所与徐守信已于2013年5月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并提供叶忠明于2019年12月1日出具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予以证明。该再审申请书系叶忠明因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就徐守仁诉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所作的（2018）粤0402民初6815号民事判决以及该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2019）粤04民终615号民事判决而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该再审申请书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2013年5月份的一天，徐守仁称其弟弟徐守信有事与叶忠明商量，要求叶忠明与其一起去见徐守信。在徐守信家里，徐守信说他因对248号案件上诉没有希望，拟撤回上诉并让叶忠明退出248号案的代理工作，徐守仁在旁确认徐守信撤回上诉的真实性后，也劝叶忠明退出。出于对徐守仁兄弟俩的信任，叶忠明当时认可了徐守仁的要求。2014年起，叶忠明开始陆续向徐守仁还款。直到2015年的某个时间段，叶忠明怀疑徐守仁伙同其弟欺诈叶忠明，便终止了还款。徐守仁或许当时心中有愧，也没有催促叶忠明还款……”。国悦律所对前述《民事再审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徐守信主张向叶忠明现金支付律师费8万元不予认可，主张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合同是不可撤销之合同，如需变更，需经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徐守信于2013年5月向叶忠明谎称撤回上诉，但徐守信实际未撤回，且叶忠明当时明确告知徐守信必须到国悦律所处办理结算手续；另外即使叶忠明在徐守信谎称拟撤回上诉的情况下同意退出代理工作，也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并非国悦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国悦律所与徐守信并未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013年7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13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1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北岭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守信返还预付租金人民币30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865000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36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94365元，由徐守信负担人民币120510元，北岭村民委员会负担人民币73855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307元，由徐守信负担人民币111452元，北岭村民委员会负担人民币73855元。姚滨于2013年7月9日领取了前述判决书。因北岭村民委员会不履行前述判决确定的义务，徐守信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2013）珠香法执字第3222号立案受理，该案执行过程中，姚滨代理徐守信处理有关事宜。2013年10月10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3）珠香法执字第3222号案件的执行员在作执行笔录过程中询问徐守信“北岭村民委员会是否已履行完毕（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时，徐守信明确回复“尚未履行完毕，已返还9012710元，但尚未支付利息”。2013年10月25日，徐守信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213907元并备注已结案。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执行结案通知书》告知徐守信及北岭村民委员会（2013）珠香法执字第3222号案件已作执行结案处理。国悦律所主张根据前述事实可知（2013）珠香法执字第3222号案件执行回款为9226617元；徐守信确认该案执行回款为900多万元，但称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国悦律所与徐守信确认徐守信未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已解除国悦律所委托代理的相关凭证。国悦律所称2013年5月徐守信向叶忠明谎称撤回上诉后，叶忠明以为徐守信已撤回上诉，不再继续关注涉案案件的进展情况，后国悦律所于2018年7月得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向徐守信送达（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遂致电徐守信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之后于2019年11月处理徐守仁和叶忠明之间的案件执行情况时，才得知徐守信已申请强制执行且已经结案，并于法院调取本案相关证据后才知悉执行回款的情况。徐守信对此回应称，国悦律所主张直至2018年7月才得知涉案案件的判决情况及于2019年11月才得知涉案案件已申请执行，原因在于国悦律所与徐守信已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国悦律所不再关注涉案案件的进展情况；否则，国悦律所作为一家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可轻而易举地查询到涉案案件的进展情况，若如国悦律所主张的双方未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国悦律所仍关注涉案案件的进展情况，国悦律所应当于2013年11月就知晓涉案案件的执行结果，但国悦律所直至2020年1月才提起诉讼，期间长达六年从未向徐守信主张律师费的支付，因此国悦律所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全部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为，国悦律所与徐守信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委托合同。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和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已于2013年5月解除。徐守信主张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5月解除，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具体理由如下：1.叶忠明在《民事再审申请书》中明确表示徐守信于2013年5月要求其退出（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8号案件的代理工作，其认可了徐守信该要求。由此表明叶忠明和徐守信在2013年5月就解除代理合同已达成合意。国悦律所指派叶忠明担任徐守信的代理人，因此叶忠明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国悦律所具有约束力。国悦律所主张叶忠明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是法定的权利，徐守信有权随时解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因此，国悦律所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合同为不可撤销之合同、变更需经双方另行订立书面协议作为抗辩，并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国悦律所作为一家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清楚知悉查询涉案案件进展情况的途径和方法，若国悦律所与徐守信确未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在徐守信未向法院提交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相关说明的情况下，国悦律所查询涉案案件是否撤回上诉、是否已判决、是否已申请强制执行等进展情况显然轻而易举，而国悦律所却主张其于2018年7月才得知涉案案件的裁判情况，于2019年11月才得知涉案案件已申请强制执行并已执行结案，这明显与常理不符。4.根据叶忠明在《民事再审申请书》里的陈述，其在2015年的某个时间段已经开始怀疑徐守仁伙同其弟弟徐守信欺诈叶忠明，叶忠明作为执业律师在对徐守信产生怀疑的情况下，未继续跟进相应案件的相应进展或向徐守信主张支付律师费，也明显不符合常理。5.徐守信另行委托姚滨领取涉案案件判决书并处理涉案案件的执行事宜，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国悦律所与徐守信之间协商解除了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有足够的事实和理由认定国悦律所与徐守信已于2013年5月解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5月解除，所涉的案件也已于2013年10月31日执结完毕，而按照国悦律所的陈述其是在2018年7月才致电徐守信要求支付律师费。即便确如国悦律所所说双方未就合同解除事宜进行结算且国悦律所在2018年7月已要求徐守信支付律师费，国悦律所作为一家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在合同已于2013年5月解除的情况下，国悦律所也应及时与徐守信进行结算并要求徐守信支付律师费或赔偿损失，但国悦律所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未与徐守信进行结算并要求支付费用，显然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年。因此徐守信主张国悦律所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能够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对于国悦律所要求徐守信支付律师代理费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国悦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1438元，由国悦律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否于2013年5月解除的问题。第一，叶忠明在另案提交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中表示：因徐守信称对上诉没有希望，拟撤回上诉并让叶忠明退出248号案的代理工作，叶忠明当时认可了该要求。可见，叶忠明与徐守信在2013年5月就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已达成合意。而叶忠明系国悦律所指派给徐守信的诉讼代理人，故叶忠明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国悦律所承担。国悦律所主张叶忠明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国悦律所在二审中称因徐守信一直没有向其提供法院作出的徐守信撤回上诉的裁定书，故而双方一直没有办理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书面手续，且直至2019年11月方得知徐守信已经拿到全部执行款。对此，本院认为：徐守信从未向法院提交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申请与说明，国悦律所的叶忠明律师仍然是徐守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国悦律所很容易即可查询到该案的进展情况，因此国悦律所未继续跟进该案进展而主张其于2019年11月才得知该案已申请强制执行并已执行完毕结案，是不符合常理的，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第三，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认定徐守信有权随时解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无不当。国悦律所以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约定“本合同为不可撤销之合同”作为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已于2013年5月解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国悦律所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国悦律所在二审中主张其于2019年11月、12月多次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徐守信要求支付律师费。其一，国悦律所并无证据证实其确实曾向徐守信主张过律师费；其二，即便确如国悦律所所称的其在2019年11月、12月曾向徐守信主张过律师费，但如前所述，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5月解除，所涉案件已于2013年10月31日执行完毕，而国悦律所在此后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未向徐守信主张并结算费用，显然已超过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一审对国悦律所请求徐守信支付律师费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76元，由上诉人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