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0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静，男，汉族，1964年2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清，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幼菊，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才，男，汉族，1974年10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林静因与被上诉人王金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0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静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依法改判驳回王金才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王金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林静辩称林静及家属等人汇款给刘瑞生是偿还王金才涉案款项，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属事实认定不清。1.林静已提交证据《授权委托书》，证明王金才曾委托廖宜平、李大刚等人负责向林静追讨欠款的工作，并同时申请了证人李大刚出庭作证，李大刚作证时也表示王金才让林静将归还王金才的款项汇给李大刚等人，而李大刚将刘瑞生的账号提供林静，让林静将欠被林静的款项汇入刘瑞生的账户内，且李大刚等人与林静不存在其他的任何经济往来。2.一审法院认为《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王金才仅委托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两人帮忙追债，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而《授权委托书》原文如下：“现委托：廖宜平、李大刚等人负责向林静追讨欠款的工作，委托人提供相关欠款依据资料；协助我收回欠款。”因《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的是廖宜平、李大刚等人，而事实上王金才委托向林静现场追讨欠款的人不仅包括廖宜平、李大刚，还有刘瑞生等8、9个人。李大刚、廖宜平等人向林静追债和收款行为均是受托于王金才，因此，李大刚、廖宜平等人收到的款项即视为王金才收到林静的款项，这完全是常理以及社会的普遍认知的，但在一审庭审时，林静提供了《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以及证人李大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王金才存在委托李大刚、廖宜平等人向林静追讨欠款的事实，但王金才一开始即极力否认存在上述事实，但在林静申请李大刚出庭作证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时，其才承认存在上述事实，也即是说，王金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况。3.一审判决认为林静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金才与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之间存在佣金支付的约定，但事实上李大刚、廖宜平等人已为王金才向林静追讨到相应的款项，难道王金才不用向李大刚、廖宜平等人支付佣金？王金才又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李大刚、廖宜平等人支付过佣金的事实，而本案中，林静至少提供了《授权委托书》、证人李大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李大刚出庭作证以及刘瑞生“银行收款流水”，以证明王金才与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之间存在佣金支付约定的事实。4.林静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刘瑞生名下账户，也是王金才与李大刚、廖宜平等人当面协商后要求林静如此付款的，这也是追款行业的一贯作法，因为委托人与追款人都是因利益而在一起，本身即存在利益冲突，对对方均不信任，因此，追讨人与委托人协商将各自应得的款项分别汇入各自指定的账户内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李大刚等人最终是要求将约定收到的款项汇入其指定的刘瑞生账户内，而一审法官认为李大刚等人即使需要收取佣金，也应向王金才索要，而非向林静，明显与本案的事实及行业操作不符。故而，林静及家属等人汇款给刘瑞生是偿还王金才的涉案款项是有事实依据的，现王金才否认该行为，应由王金才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由王金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不应由林静承担该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二、林静与王金才的债权债务已被双方于2017年1月13日达成的《协议书》内容重新约定，林静依约自2017年1月13日后仅需向王金才偿还210万元即可。三、2015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不仅约定了返还投资款、高额违约金，还约定了高额的利息、补偿款，以及逾期支付补偿款的违约金及高额利息，显然有违公平与合理。四、一审法院判决“案件受理费60240元，由王金才负担28040元，由林静负担32200元”错误。本案王金才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总金额为6920000元，由此产生的案件受理费是60240元；而一审判决支持王金才的金额为2534020元，由此产生的案件受理费是27072元，故而一审案件受理费应由王金才负担33168元，由林静负担27072元才是符合《诉讼费交纳办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综上所述，林静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为了查明本案的客观事实，林静强烈要求二审法院能依法要求王金才本人出庭参加诉讼，以便二审法院能让林静、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与王金才本人法庭对质并阐明本案相关事实，为此，林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王金才全部的诉讼请求。王金才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金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林静向王金才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自2015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具体利息数额暂计至2019年8月30日为423万元，扣除林静已付利息150万元，未付金额为273万元）；2.判决林静向王金才支付补偿款5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自2015年10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决林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6日，王金才（乙方）与林静（甲方）签订《开采石方协议书》，约定：王金才借款150万元给林静用于工地工程石方开采；林静自取得借款之日起3个月后开始还款，每月还款金额不少于30万元，5个月内全部还清；林静每开采一立方米石方支付王金才一元作为投资收益，每月30日前向王金才结算；林静未取得、丧失或有第三人主张该工地工程石方开采权的，林静应退还王金才全部借款，逾期7天不还款，则应支付王金才借款金额30%的违约金；林静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的、支付违约金和投资收益的，林静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王金才支付利息。同日，王金才（乙方）与林静（甲方）签订《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王金才投资100万元与林静共同经营码头，双方各占50%表决权和收益分配权；码头所取得收益先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偿还双方投资本金，还本后收益中的50%由双方平均分配，收益按月结算，每月30日结清；若林静并未取得、之后丧失或第三人主张码头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林静应退还王金才全部投资款，逾期不还款应支付借款金额30%的违约金；林静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的、支付违约金和投资收益的，林静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王金才支付利息。2015年2月5日，双方签订《投资确认书》，确认林静已收到王金才《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投资款100万元，并协商王金才增加投资50万元，汇入林静指定账户。2015年2月10日，王金才分两次向林静指定的尾号079账号汇款50万元、15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附言部分注明“码头续投资款”、“双耳山牛仔资源费”，王金才称该150万元系《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款。2015年8月30日，王金才（乙方）与林静（甲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确认林静已收到王金才《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确认书》、《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的投资额共计300万元，协议还约定：林静在2015年9月30日前向王金才返还投资款300万元，逾期支付投资款须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2015年10月30日前支付王金才补偿款50万元，逾期支付补偿款则须承担3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林静未付清全部投资款、补偿款、违约金之前，《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和《开采石方协议书》依然有效，王金才有权要求林静根据上述合同和协议分配应得的全部收益。林静的女儿林月明于2015年1月4日向王金才汇款2笔，每笔130000元，后又于2015年6月25日向王金才汇款30000元。在2015年10月30日前，林静仅通过其女儿林月明向王金才汇款两笔，每笔各50000元。2015年8月30日签订《协议书》后至一审辩论终结前，林静举证证明其通过自己及其女儿林雁、女儿林月明、妹妹林涧的银行账户向王金才汇款共计2125780元，另外王金才于2017年4月24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林静款项8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林静款项50000元，合计2255780元。林静认可在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共向王金才还款为915000元。另外，林静辩称，其还通过自己及其女儿林雁、女儿林月明、妹妹林涧及员工邵永珑向王金才指定的账户刘瑞生汇款支付了90多万元。王金才当庭认可，自签订2015年8月30日《协议书》之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期间，已经收到林静的还款共计2265980元；在2017年1月13日之前已经收到林静还款共计945000元。王金才还主张2015年6月25日的30000元汇款与本案无关。同时，王金才对刘瑞生名下账户收取的款项不予确认。林静辩称，王金才、林静双方在2017年1月13日已就还款事宜达成了新的约定，即林静仅需向王金才返还剩余的投资款本金210万元以了结双方的债权债务。为此，林静提交一份落款处为“还款人：林静，日期：2017年1月13日”的《协议书》复印件，其载明：“林静欠王金才210万元，2017年1月13日双方协商达成还款协议”。协议还约定在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8月8日前分七次各还款30万元整，共计210万元”。同时，上述《协议书》最后一行书写为“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林静并未出示上述《协议书》原件，王金才对其不予确认。王金才于2016年12月10日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因林静欠我个人4500000元到期欠款不还，造成我个人生活困难。现委托廖宜平、李大刚等人负责向林静追讨欠款的工作，委托人提供相关欠款依据，协助我收回欠款。特此委托。本委托书有效期为2017年9月30日。”后在上述《委托书》的委托期限下一行空白处手写添加了以下内容“有效期至延长到收款完为止”。除王金才在落款处签名外，其余添加内容部分均无签名。林静申请了证人李大刚出庭作证。证人李大刚述称，王金才委托其及廖宜平帮忙向林静追讨210万元，同时承诺给予20%的佣金；后帮忙追回了100万多元，而王金才中途不让他们帮忙追讨了，他们索要佣金，王金才让找林静要佣金；因刘瑞生是和他们一起追债的，所以林静把40万元的佣金汇给了他。《委托书》中委托期限下一行空白处手写添加的“有效期至延长到收款完为止”系王金才在到期当天所写。林静申请证人吴向荣出庭作证，证人吴向荣陈述称:林静所提交的2017年1月13日的《协议书》系其本人书写，王金才在当天带了8、9个人找林静，后来以资金周转不来为由要求退款。当时，王金才言辞恶劣，但并未殴打林静，王金才说他以后收款不方便，要求林静以后将款项交给一个姓郭的、一个姓李的人。王金才还要求林静做一个还款计划，包括林静在内的我们便做了一个还款计划，林静便让证人帮忙写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最后一行“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的意思为“林静如果没有按期还款，林静有条件的话就还多点，没有就还少点，还款的时间没有特定，不加任何利息。因为有些还款逾期的话是要利息，这句话就是想说不加利息。”林静申请证人傅伟东出庭作证，证人傅伟东陈述称:其经林静介绍认识王金才，王金才几次找林静，证人都在场。2017年1月13日，王金才带了十几个人向林静追债，证人当时也在场。当时，王金才、林静双方协商同意林静大概以两三百万，另外再加上一辆车折抵掉全部债务。王金才、林静双方达成协议后，因林静害怕写不了字，双方的朋友吴向荣遂代表林静书写一份协议书。林静在王金才出具的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后交给王金才留存。一审法院认为，在签订《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确认书》、《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后，王金才、林静双方又于2015年8月3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林静向王金才退还投资款300万元，此后林静也一直以实际行为向王金才退还投资款，可见，解除合作关系及退还投资款是王金才、林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关于“林静未付清全部投资款、补偿款、违约金之前，《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和《开采石方协议书》依然有效，王金才有权要求林静根据上述合同和协议分配应得的全部收益”的约定与前面的约定相冲突，也显失公平，该约定对合同双方不应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2015年8月30日签订《协议书》达成的解除合作合同及还款协议系双方的合意，依然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照履行。证人李大刚述称“林静汇给刘瑞生的40万元系其与廖宜平代王金才追债的佣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没有证据证明王金才与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之间有佣金20%及同意支付40万元佣金的约定。二、即使有佣金20%的约定，而《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债务总额为450万元，并非210万元，其20%应为90多万元，并非40万元。且证人述称其仅帮忙追回100来万元，如佣金20%，也达不到40万元。三、《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王金才仅委托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两人帮忙追债，证人李大刚述称刘瑞生与其一起向林静追债，这与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人不符，也不符合王金才的本意。四、证人李大刚、廖宜平作为受托人需要收取佣金，也应当是向委托人即王金才索要，并非向债务人林静索要。即使是向债务人索要，而收款人也应当是委托人李大刚或者廖宜平，而不是刘瑞生。五、证人吴向荣述称在2017年1月13日草拟协议书时，王金才也仅是要求将款项交给一个姓郭的、一个姓李的。可见，证人李大刚的证人证言与吴向荣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综上，李大刚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纳。据此，林静辩称林静及家属等人汇款给刘瑞生是偿还王金才涉案款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17年1月13日双方是否达成协议以210万元了结全部债务问题。王金才、林静在2015年8月30日已经签订书面《协议书》，林静辩称双方在2017年1月13日协商同意以210万元了结，对此，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一来，从林静出示的2017年1月13日协议书来看，没有证据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当天的协议书真实存在，当天也仅是林静一人签字，王金才并未在该协议书中签名，并不能认定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二来，证人吴向荣作为草拟涉案《协议书》的人是接受林静的委托，其述称《协议书》最后一行“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的意思为“林静如果没有按期还款，林静有条件的话就还多点，没有就还少点，还款的时间没有特定，不加任何利息。因为有些还款逾期的话是要利息，这句话就是想说不加利息”，这是证人的单方陈述，且该陈述与证人傅伟东的“再加上一辆车折抵掉全部债务”互相冲突，也与文字的字面意思明显不符。三来，在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林静已经偿还王金才915000元，而2017年1月13日草拟的协议书却还列明了210万元的还款计划，同时该草拟的协议中最后还载明“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可见，无论从还款情况，还是从该草拟协议书内容来看，均不能表明双方就全部款项达成协议以210万元了结的意思表示。综上，林静辩称“2017年1月13日双方已达成协议以210万元了结全部债务”，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2015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在2015年9月30日前返还投资款300万元，逾期支付投资款须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2015年10月30日前支付补偿款50万元，逾期支付补偿款则须承担3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可见，在王金才、林静双方解除合作关系之后，林静负有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及补偿款50万元的义务，同时协议约定了逾期返还，不但需支付违约金合计高达130万元，还约定了高达月息3%的高额利息，而违约金及利息均是对逾期付款违约行为的一种惩罚，显然已经重复约定。而林静仅在2015年10月30日前偿还王金才10万元，可见，无论投资款还是补偿款，林静均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形，根据合同约定及合同法规定，林静均应支付违约金。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王金才总共向林静支付投资款金额仅为300万元，林静逾期返还，王金才损失的仅为资金被占用损失，可见，上述协议约定既约定高额违约金，又同时约定高额利息，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在王金才请求林静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王金才再要求林静按照月利率3%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偿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从偿还的款项中先抵扣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抵扣后有余再扣除主债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林静偿还的款项2265980元中应当先扣除违约金130万元（100+30），剩余款项965980元中的50万元用于偿还补偿款，最后偿还投资款465980元。据此，林静还应返还王金才投资款2534020元（3000000-465980）。对于超出部分的请求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王金才再请求林静支付补偿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林静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王金才返还合作投资款2534020元；二、驳回王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240元，由王金才负担28040元，由林静负担32200元。二审期间，王金才提交尾号为2972、7556、5830、6860等银行卡明细清单,经统计，2017年1月13日以后，上述各银行卡收到林静及其主张的相关人支付的款项共计892980元。另王金才对2017年4月24日和12月30日的两张收据项下的收款130000元予以确认，上述两部分合计1022980元。本院根据林静的申请，调取刘瑞生尾号为0871银行卡明细清单，经统计，2017年1月13日以后，该账户收到林静及其主张的相关人支付的款项共计531770元。另，林静提交刘瑞生出具的收条3张，2017年4月30日的收条内容为“今代收林静还款人民币现金叁万，转账贰万，以到账为准。”2017年5月5日的收条内容为“今代收林静还款人民币壹拾万，以到账为准。”2017年11月29日的收条内容为“收到林总佣金肆万元整”。二审调查中，双方确认2017年1月13日协议书的真实性，均同意自2017年1月13日起林静按210万元的本金数额归还。同时查明，王金才的一审民事起诉状已修改诉讼请求为“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6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双方因借款关系和合作关系发生多笔资金往来，2017年1月13日林静向王金才出具协议书，内容记载“林静欠王金才人民币贰佰壹拾万元整”，约定林静自2017年1月20日起分7期偿还210万元，每期30万，“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按照此约定，林静应偿还王金才210万元且归还的款项应当先抵扣本金部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2017年1月13日以后，林静共计还款1022980元，该款项应当在210万元本金部分抵扣。关于林静向刘瑞生支付的款项能否认定为林静还款的问题，本院认为，王金才向廖宜平、李大刚签发授权委托书，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廖宜平、李大刚向林静追讨欠款时出示了委托书和刘瑞生的银行卡号，则林静有理由相信该二人受王金才之托收取欠款，因此林静向该二人指定的刘瑞生账户支付的款项531770元应当认定为林静向王金才的还款，该部分也应当在210万元本金部分抵扣。关于刘瑞生出具的三张收条，2017年11月29日的收条显示林静支付给刘瑞生的佣金，并非代王金才收款，不能认定为林静还款。另两张收条提及的转账支付，基于转账款额已另行统计的原因，本院对该两份收条中的转账部分不再统计。但收条中涉及的现金30000元应当予以认定并在210万元本金部分抵扣。综上，2017年1月13日起，林静还款共计1584750（1022980+531770+30000）元，经抵扣，本金部分尚有515250元本金未偿还。关于王金才主张自2019年6月30日起计算利息的问题，2017年1月13日协议书约定“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但双方对剩余款项是多少和“条件允许”具体是指什么均未明确，应视为约定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林静并未按约定还款，因此，本院参照此规定判令林静自2019年6月30日起以515250元为基数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率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01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01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王金才偿付515250元；三、林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王金才偿付逾期还款违约金，以51525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率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四、驳回王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林静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240元，由王金才负担51287元，由林静负担89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72元，由王金才负担18119元，由林静负担89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永红审判员  徐烽娟审判员  马翠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