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37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征路**。负责人：叶轮，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存平，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发，系分行职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湖北筑信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前进路创富鑫城********法定代表人：董德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耀华，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湖北城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iv>法定代表人：陈波，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襄阳市古城厚德文化传播中心。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卧龙镇赵冲种畜场v>法定代表人：陈学强，该中心执行合伙人。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襄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筑信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筑信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北城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城投公司）、襄阳市古城厚德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襄阳古城中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3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建行襄阳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对襄阳城投公司账号为42×××72保证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9972账户）中的存款414.34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事实与理由：根据法律法规及担保法司法解释，保证金质押的构成要件为：担保合意+交付占有+特定化。建行襄阳分行与湖北城投公司具有明确清楚的担保质押合意；出质资金已交付建行襄阳分行占有，保证金账户内资金的使用受建行襄阳分行控制，存款人湖北城投公司对保证金的使用没有支配权；保证金账户单独设立，与一般结算账户清楚区分，除担保用途外，没有用于支付工资、贷款、税款等其他任何结算用途。一审认定案涉账户不符合保证金质押的特定化构成要件，进而认定上诉人对案涉账户内资金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一审认定案涉账户不具备特定化要件与事实不符。《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均明确约定9972账户为保证金账户，上诉人提供“企业定期明细信息”清楚地标明客户名称：湖北城投公司保证金。一审认定“双方未注明该专用账户的性质”错误。《担保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将1150万元保证金存入（唯一）保证金账户，并与乙方（上诉人）签署《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协议与双方另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或其他担保合同存在不一致的，以该《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或其他担保合同为准。《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和此后双方签订的系列《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二条均明确约定了9972账户为保证金账户。一审将《担保合作协议》与《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及《保证金质押合同》割裂不当。二、案涉账户在性质、约定用途、实际使用等方面均符合特定化要件，完全符合保证金质押的特征。三、一审认定“双方在合同中排除了建行襄阳分行在该账户内资金被有权机关扣划时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上诉人对9972账户资金享有质权，上诉人并无放弃质权的意思表示。一审依据《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二条认定上诉人放弃了该账户被有权机关扣划时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该认定错误，相反该条系加固权利条款，以该条认定上诉人放弃优先受偿权不符合质押合同的目的。对合同条款含义应当依法作出认定，本案质权系法定物权，本质还在于法律的规定。四、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强行扣划案涉账户的资金。2015年6月5日，上诉人将案涉账户内的剩余资金全部扣收，全部用于偿还城投公司所担保的贷款，恰恰是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而依法行使质权的表现。一审认定上诉人违反“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的规定”，既与事实不符，定性也完全错误。五、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情形及一审法院类似案件高度相似，应按照同案同判的原则进行处理。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发布指导案例54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一案）、（2019）最高法民再44号案件等类似，也与（2018）鄂0302执异301号案件类似。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误，上诉人恳请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请求。湖北筑信公司辩称，本案9972账户不符合保证金账户的特性，不享有优先权，建行襄阳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9972账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保证金账户特性，建行襄阳分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9972账户流水显示，23笔转账存入和转账销户的提示，应该发生了23笔相应的担保业务。一审审庭中，上诉人仅仅提供了十份相应的业务合同，剩余部分无法考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完整，无法认定每笔转款存在相应的担保业务，因此无法认定保证金账户的性质。根据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流水没能显示这些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无法与相应的担保业务相关联，也不能因此推断该流水的每笔业务都对应了相应的担保业务。此外，账户流水显示，资金均在2015年6月5日转账销户，但上诉人提供的十份担保业务合同显示，其中数笔担保到期日在6月5日之后，因此可以认定建行襄阳分行在到期日之前将该账户资金转出的行为系其为弥补损失提前划扣，而与担保业务无关，该账户也自然不符合保证金账户特定化的要求。一审上诉人称是因为湖北城投公司经营面临恶化，才单方面宣布债权提前到期，进而有6月5日的划扣行为。但这一系列操作，均由建行襄阳分行掌控，无论是公司经营面临恶化的标准，还单方面宣布债权提前到期的声明，或对保证金账户进行划扣的用途，均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第三方确认和监管。二、9972账户不具备质押的优先效力。《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如保证金专户被司法机关或有权机关冻结划扣，甲方（湖北城投公司）应提供乙方（建行襄阳分行）认可的其他担保。据此，9972号账户内存款可被人民法院划扣，双方也明确约定出现司法划扣后，由存款方另行提供担保，《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也有类似约定，由于可见9972账户不具备质押的优先效力。虽然一审中上诉人解释了该条款的意思，我方认为该解释为缩小解释，不能完全覆盖该条款的含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湖北城投公司、襄阳古城中心未提交陈述意见。建行襄阳分行一审诉讼请求：确认建行襄阳分行对湖北城投公司开设账号为42×××72保证金专用账户中在的存款414.34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9月24日，湖北城投公司申请在建行襄阳分行开设一般账户，账号尾数为9972。2014年1月20日，湖北城投公司又在建行襄阳分行申请开设保证金账户，账号尾数为9972。2014年5月16日，湖北城投公司与建行襄阳分行签订一份担保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开展担保及配套业务的全面合作，由湖北城投公司为在建行襄阳分行办理信贷业务的客户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金质押、保证金质押等担保；在协议签署三个工作日内，湖北城投公司将不低于人民币1150万元的风险保证金存入在建行襄阳分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并与建行襄阳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风险保证金按照《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约定作为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的质押担保，建行襄阳分行有权要求湖北城投公司补充、追加风险保证金。上述协议还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资金、账户的管理，担保操作程序等事项作出约定。同日，双方签订《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在该合同中，双方约定，存入保证金专户的1150万元，非经建行襄阳分行同意，湖北城投公司不得进行支用、划转或做其他任何处分；如保证金专户被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或扣划，湖北城投公司应提供建行襄阳分行认可的其他担保。在质权的实现一项中，双方约定，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建行襄阳分行有权从上述保证金专户中划收相应款项。在上述合同签订之前，湖北城投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将1150万元款项从其一般账户转入9972户。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展开合作。在具体的操作中，每发生一笔贷款，除建行襄阳分行与债务人签订贷款合同外，湖北城投公司与建行襄阳分行分别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约定湖北城投公司为双方商定的债务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按贷款金额的5%向9972户存入保证金，作为向建行襄阳分行的质押担保。自2014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8日，该账号共发生26笔业务，其中转账存入23笔，转账销户3笔。2013年7月1日，湖北筑信公司与襄阳古城中心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襄阳古城中心向湖北筑信公司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为月息2分。2013年10月8日，襄阳古城中心与董贤咏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襄阳古城中心向董贤咏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9个月，利率为月息2分。2013年10月24日，襄阳古城中心与王辉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襄阳古城中心向王辉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9个月，利率为月息2分。湖北城投公司对以上三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湖北筑信公司及出借人均按约履行了借款义务。借款到期后，襄阳古城中心除2014年1月还款100万元外，其他借款本息拒不偿还。2014年10月3日，董贤咏、王辉将到期债权本息全部转让给湖北筑信公司并履行了告知义务。该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4）鄂十堰中民二初字第00087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如下：一、截止2014年10月29日，襄阳古城文化认可尚应偿还湖北筑信公司借款本金为2000万元人民币。二、偿还期限：2014年12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200万元；2015年1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100万元；2015年3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200万元；2015年6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300万元；2015年9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300万元；2015年12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300万元；2016年3月19日之前偿还本金600万元。三、利息的支付：利率按月息1%计算；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每月19日之前支付当月利息。按照还款计划偿还一笔本金，减少应付标的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以30天为计算依据。四、襄阳古城中心向湖北筑信公司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湖北城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五、若未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偿还，则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本息。案件受理费141800减半收取70900元，保全费5000元以及转让债权人董贤咏、王辉申请诉前保全的保全费各5000元，合计85900元由湖北筑信公司负担。调解书生效后，襄阳古城中心未履行义务。2015年1月30日，湖北筑信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襄阳古城中心、湖北城投公司欠款310万元。一审法院执行机构作出（2015）鄂十堰中执字第00037号执行裁定，2015年4月3日，执行机构向建行襄阳分行送达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对案涉账号9972内414.34万元存款予以冻结。2015年5月8日向建行襄阳分行发出协助划拨（提取）存款通知书，划拨（提取）湖北城投公司在建行襄阳分行所开设的账号为9972中的存款414.34万元。建行襄阳分行遂向一审法院执行机构提起执行异议，该执行机构审查认为，建行襄阳分行与湖北城投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的合作协议及质押合同，具备质押合同的一般要件，符合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认定双方质押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但是，建行襄阳分行与湖北城投公司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及《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均约定，“如保证金专户被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或划扣，甲方（湖北城投公司）应提供乙方（建行襄阳分行）认可的其他担保”。按照该条款的约定，可以认定双方在合同中排除了建行襄阳分行在该账户被有权机关扣划时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即建行襄阳分行放弃了当该账户内的资金被有权机关扣划时所享有的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账户中的资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故建行襄阳分行要求法院撤销协助划拨（提取）存款通知书、退还已扣划资金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作出（2017）鄂03执异3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建行襄阳分行的异议请求。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建行襄阳分行对案涉账号9972内的资金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认为，企业通过银行办理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业务需要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直接存入保证金是一种担保方式，所担保的事项在没有完结之前，保证金不得提前支取或挪作他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可见保证金质押的构成要件为：担保合意﹢交付占有﹢特定化。其中特定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单位结算账户按照用途分为基本账户、一般账户、专用账户和临时账户。根据物权公示的原则，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金钱作为特殊的质押财产，必须达到特定化，并交债权人占有。银行作为具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将出质人交付的金钱作为质押财产，应当依法将质押金钱置于专用的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否则难以区分该金钱是出质人交付的普通存款还是质押财产。本案中，建行襄阳分行与湖北城投公司虽约定账号9972的帐户为贷款保证金账户，但未注明该专用账户的性质，不能满足质押财产特定化的要求。建行襄阳分行提交的与湖北城投公司签订的《担保合作协议》，约定湖北城投公司为不特定主体在建行襄阳分行贷款提供担保。但该《担保合作协议》中未将案涉账号9972注明设为贷款保证金专用帐户。其次，建行襄阳分行提交的多份格式《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二条保证金专户第（二）款规定“如保证金专户被司法机关或其他机构冻结或扣划，甲方（湖北城投公司）应提供乙方（建行襄阳分行）认可的其他担保”。可以认定双方在合同中排除了建行襄阳分行在该账户内资金被有权机关扣划时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即建行襄阳分行放弃了当该账户内的资金被有权机关扣划时所享有的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账户内的资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第三，庭审中查明一审法院执行机构将案涉账号9972账户内资金扣划后，建行襄阳分行在多笔贷款未到期的情形下，将该账户内的资金提取。建行襄阳分行的上述行为违背了保证金所担保的事项在没有完结之前，保证金不得提前支取或挪作他用的规定。综上，建行襄阳分行对案涉账号内资金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建行襄阳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947元，由建行襄阳分行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建行襄阳分行是否对湖北城投公司开设的9972账户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本案中湖北城投公司与建行襄阳分行签有书面质押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还应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首先，湖北城投公司在襄阳分行开立9972账户与《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的账户一致，账户流水清单可以证明湖北城投公司按照约定，依据每次担保贷款额度5%向9972账户缴存保证金，该账户除存入保证金外未作其他结算，符合金钱特定化的要求。湖北筑信公司辩称该账户流水不能与担保业务形成对应，与事实不符。其次，《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二条“保证金专户”约定“非经乙方（建行襄阳分行）同意，甲方（湖北城投公司）不得对保证金专户内资金进行支用、划转或做其他任何处分”，表明建行襄阳分行能够对保证金专户进行实际控制和管理，实现了移交占有，湖北城投公司作为保证金专户内资金所有权人，非经建行襄阳分行同意不得自由支取专户内资金，实质上丧失了对保证金账户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而在债务人贷款逾期或者可能出现逾期情形出现时，该保证金直接用于偿还贷款。据此，建行襄阳分行实际取得了案涉9972账户的控制权，此种控制权移交符合动产交付占有的要求。因此，本案金钱质押已经设立，建行襄阳分行对9972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中关于“如保证金专户被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或扣划，甲方（即湖北城投公司）应提供乙方（即建行襄阳分行）认可的其他担保”的约定，并不是表明建行襄阳分行在有权机关扣划时即放弃优先受偿权，事实上建行襄阳分行提起本案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也表明其并未放弃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将9972账户内资金划扣后，建行襄阳分行认定多笔被担保的贷款符合提前到期的条件并提取资金，也进一步说明9972账户由该行控制。一审认定建行襄阳分行对案涉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建行襄阳分行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3民初39号民事判决；二、湖北城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金专用账户（账号42×××72）内的保证金414.34万元不得执行；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对上述414.34万元保证金可优先受偿。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9947元，均由湖北筑信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潜勇审判员  郭登友审判员  兰 飞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虢 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