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7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华朗嘉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6610622W。法定代表人：靳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丰，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敏，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则阳，男，汉族，1974年3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廷忠，男，汉族，1968年10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成都市高新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卡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曲则阳、何廷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尼卡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曲则阳、何廷忠赔偿霍尼卡姆公司因其伪造霍尼卡姆公司印章及相关法律文件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司法鉴定费损失40200元；3.改判曲则阳、何廷忠赔偿霍尼卡姆公司因其伪造霍尼卡姆公司印章及相关法律文件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律师费损失60000元；4.改判曲则阳、何廷忠承担本案律师费20000元；5.曲则阳、何廷忠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以上合计120200元。霍尼卡姆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变更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曲则阳、何廷忠赔偿霍尼卡姆公司因其伪造霍尼卡姆公司印章及相关法律文件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司法鉴定费损失40000元；3.改判曲则阳、何廷忠赔偿霍尼卡姆公司因其伪造霍尼卡姆公司印章及相关法律文件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律师费损失60000元；4.改判曲则阳、何廷忠承担本案律师费20000元；5.曲则阳、何廷忠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以上合计12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如果曲则阳、何廷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第149条规定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因为霍尼卡姆公司在一审没有提交能证明自己主张，即无法证明伪造公章及签名系曲则阳、何廷忠实施的，加之王某英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故驳回霍尼卡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此，霍尼卡姆公司认为一审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一、曲则阳、何廷忠是三次违法变更的主谋，已经指使他人对霍尼卡姆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即侵权行为。2016年1月2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局作出了深市监华撤决字[2016]9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撤销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1月26日的变更登记的行政决定，理由是：经查明三次变更登记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即在2015年11月9日的“企业营业执照登记证补（增、换）发申请书”、“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2015年11月17日的“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2015年11月17日“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2015年11月26日的“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上面的“靳哲”签名和“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章”存在假造公司公章盖章、假冒签名，是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行政许可的违法行为。对此事实认定及[2016]9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曲则阳、何廷忠已经认可并且放弃了听证及行政诉讼的权利。这已经充分证明曲则阳、何廷忠认可其伙同王某英通过中介对霍尼卡姆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不能以王某英刑事案件尚未结案否定曲则阳、何廷忠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曲则阳、何廷忠有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主观上故意违法。在深圳市市场监督局的调查笔录中（一审补充证据1）曲则阳、何廷忠非常明确地承认：“选举完后，准备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时，因公司的执照、公章都在财务保管，而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靳哲不配合，是要靳哲签名财务才肯提供，只好由中介在报纸上声明执照丢失，补办了新执照……”，可见曲则阳、何廷忠明知公司公章没有丢失，且知晓没有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的情况下，采取非法手段刊登公章遗失声明并向中介提供加盖伪造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虚假工商变更文件进行公司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金变更并申办新的营业执照和公司印章，曲则阳、何廷忠在主观上存在故意违法的过错。2.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和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霍尼卡姆公司为了纠正曲则阳、何廷忠违法进行的工商登记变更行为，证明曲则阳、何廷忠实施的三次违法工商变更登记文件上的公章、靳哲签名均系伪造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伪造文件上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委托律师进行维权产生的鉴定费、律师费，这些费用的产生与曲则阳、何廷忠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霍尼卡姆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补充如下上诉理由：本赔偿案件是基于市场监督局行政撤销许可认定的三次违法工商变更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损失提起的诉讼，曲则阳、何廷忠对于上述行政撤销许可决定未提出异议，即认可该撤销行政决定。行政撤销决定认定的三次工商变更违法系用伪造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的，即在2015年11月9日、17日、26日变更文件上的公章及签名是伪造的。霍尼卡姆公司根据市场监督局的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产生了鉴定及维权费用。曲则阳、何廷忠承认于第二次工商变更后向公安机关申领了新的印章，并由其二人保管，因该枚印章系用伪造的文件申领的，已被公安机关予以收缴，第三次工商变更文件上加盖的就是这枚印章，这就充分证明了曲则阳、何廷忠参与了违法工商变更，理应对霍尼卡姆公司的维权损失进行赔偿。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错判。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霍尼卡姆公司的合法诉求。曲则阳、何廷忠辩称：一、该案民事诉讼形成在刑事立案之后，其争议的主要事实即伪造公章签名的行为导致行政机关撤销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也是刑事追诉的事实。对于曲则阳、何廷忠是否涉嫌伪造公章签名，在刑事认定中已经认定并不存在上述行为，曲则阳、何廷忠已经被公安机关解除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笔录仅为刑事案件的其中一份证据，不能断章取义地将单方材料作为刑事犯罪行为和曲则阳、何廷忠实施的判断依据，也不能由此推断曲则阳、何廷忠存在犯罪故意。三、霍尼卡姆公司认为上述行为的实际受益人是曲则阳、何廷忠，故曲则阳、何廷忠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该案并没有公司利益等损害事实以及后果，损害公司利益应为职务履行过程中所造成的公司利益的经营性损失，该案霍尼卡姆公司所主张的伪造公章签名的行为，不是一个履行公司职务的经营性行为，由此所支出的费用也不是属于公司的经营性损失。综上，曲则阳、何廷忠认为该案并不具有损害的事实以及后果，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主张的相应赔偿依据。霍尼卡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曲则阳、何廷忠赔偿霍尼卡姆公司因其伪造霍尼卡姆公司印章及相关法律文件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司法鉴定费损失40000元；2.曲则阳、何廷忠赔偿霍尼卡姆公司因其伪造霍尼卡姆公司印章及相关法律文件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的律师费损失60000元；3.曲则阳、何廷忠承担该案律师费20000元；4.曲则阳、何廷忠承担该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霍尼卡姆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公司于2003年1月24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靳哲，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股权历经多次变更。2015年11月26日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靳哲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比例60%，曲则阳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20%，何廷忠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王某英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2017年8月28日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靳哲出资额231.428万元，出资比例46.2856%，曲则阳出资额148.5715万元，出资比例29.7143%，何廷忠出资额52.8575万元，出资比例10.5715%，王某英出资额67.143万元，出资比例13.4286%。2017年9月13日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靳哲出资额226.428万元，出资比例45.2856%，曲则阳出资额148.5715万元，出资比例29.7143%，何廷忠出资额52.8575万元，出资比例10.5715%，王某英出资额67.143万元，出资比例13.4286%，刘某、梁某鹏、靳某凤、靳某朴和卢某荣各出资1万元。曲则阳、何廷忠为公司董事，靳哲为董事长。2015年11月9日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登记证补（增、换）发申请书》，该两份申请书中有权签署人处有“靳哲”的签名，企业名称处加盖了霍尼卡姆公司的公章。2015年11月9日《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载明：“本公司已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下列变更决定，所议事项的会议记录本公司已存档备查：一、因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于2015年10月28日遗失，已在2015年10月31日《深圳特区报》第A7版刊登遗失声明公告，并声明作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补发营业执照正、副本一本。二、将公司地址由‘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松元某厂房搬迁至宝安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某厂房’变更为‘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松元某厂房搬迁至宝安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某厂房’。本公司承诺以上内容均真实合法，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法定代表人处有“靳哲”签名及霍尼卡姆公司公章。2015年11月26日的《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参加人员为全体股东，会议内容为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一事，公司注册资本原为600万元，实收资本500万元，已由股东于公司注册登记前缴付。现因公司股东资金不足，经公司股东决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减至500万元，即首期出资额作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减资后，股东靳哲出资300万元，股东曲则阳出资100万元，股东王某英出资50万元，股东何廷忠出资50万元。减资前，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为靳哲出资360万元，占股60%，曲则阳出资120万元，占股20%，王某英出资60万元，占股10%，何廷忠出资60万元，占股10%。减资后，靳哲出资300万元，曲则阳出资100万元，王某英出资50万元，何廷忠出资50万元，占股比例与减资前一致。2015年11月26日的《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载明：“公司减资前债务处理情况如下：1.公司于2015年11月21日在《深圳特区报》第A7版上刊登减资公告，截止至2015年11月24日，本公司将减资情况按程序通知了所有债权人，没有债权要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2.公告至今已经超过了法定45天债权登记日，无人前来办理债权登记手续。3.本公司无对外经济担保事项。4.股东承诺对减资前的债权债务继续承担责任。”上述《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均有“何廷忠”、“曲则阳”、“靳哲”和“王某英”的签名字样。各股东间因股权、公司变更登记等产生多起纠纷：一、2014年，何廷忠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靳哲、霍尼卡姆公司，要求将靳哲其代何廷忠持有的4%的公司股权中的0.57143%变更至何廷忠名下。该院作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靳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何廷忠名下；靳哲、霍尼卡姆公司配合将该公司0.57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何廷忠名下，并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靳哲、霍尼卡姆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2014年，曲则阳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靳哲、霍尼卡姆公司，请求判令：1.靳哲将其代曲则阳持有的21.14286%股权变更到曲则阳名下，根据持股比例，折合受让金额为21万元；2.靳哲、霍尼卡姆公司配合办理法定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靳哲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曲则阳支付靳哲代付的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靳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21.14286%股权变更至曲则阳名下；二、靳哲、霍尼卡姆公司配合将该公司靳哲名下的21.1428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曲则阳名下，并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三、驳回靳哲的反诉请求。靳哲、霍尼卡姆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6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变更（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靳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12.5714%股权变更至曲则阳名下；二、变更（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靳哲、霍尼卡姆公司配合将该公司靳哲名下的12.5714%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曲则阳名下，并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三、撤销（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曲则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靳哲支付股权转让款1285714元；五、驳回曲则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靳哲的其他反诉请求。三、2015年12月3日，靳哲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曲则阳、何廷忠、王某英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公章、假冒签名于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8日和2015年11月26日对公司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等事项进行变更登记，要求撤销上述变更登记。2015年12月4日，靳哲就《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登记证补（增、换）发申请书》《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上霍尼卡姆公司公章的真伪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作出了粤众[2015]文鉴字第1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处载明：“检材《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登记证补（增、换）发申请书》《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上共计3处‘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同名印文分别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2015年12月8日，靳哲就《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靳哲”签名的真伪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作出了粤众[2015]文鉴字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处载明：“检材《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第二页上有权签署人处和《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名处‘靳哲’签名笔迹均不是出自靳哲本人的笔迹。曲则阳在2015年12月21日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笔录中称，其为霍尼卡姆公司的股东，2015年11月9日这次变更，变更前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的任期已期满，由其及何廷忠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7月20日已向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靳哲发了会议通知，靳哲已经在家庭地址上及公司地址上均签收了该通知，定于2015年8月7日召开此次会议，但开会时靳哲并未到场。此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重新选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选举“曲则阳”为新的董事长、选举“何廷忠”为公司总经理。选举完后，准备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时，因公司的执照、公章都在财务保管，而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靳哲不配合，是要靳哲签名财务才肯提供，只好由中介在报纸上声明执照丢失，补办了新执照，同时进行一照一码升级，变更住所（把宝安区变更成龙华新区），委托了一万姓代理人进行办理的，股东没有参与……所有资料都由中介准备，我们没有参与，也没有代靳哲签。前两次变更公司公章不在我们手上，公章也是被委托人盖的。最后一次变更时我们已向公安机关补办了一个公章，上面的公章是新公章盖的，前几天因公安机关接到“靳哲”的举报，对我们调查，公章已交给了公安机关了。之所以进行如上变更，是因为靳哲不配合变更，同时他前期与我们三名股东有股权纠纷，其代持我们股份不予返还。2016年1月14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拟对霍尼卡姆公司作出撤销公司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1月26日变更登记一事向靳哲、曲则阳、何廷忠送达了深市监华听告字[2016]00009号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该局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深市监华撤决字[2016]9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撤销公司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1月26日的变更登记的行政决定。该决定书载明：经查明，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1月26日变更登记过程中提交的申请材料，存在假造公司公章盖章、假冒签名，是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行政许可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举报人询问笔录、司法意见鉴定书、企业变更登记档案等证据证实。四、2015年12月1日，靳哲报警称其发现霍尼卡姆公司的公章及法人代表的签名均被伪造。何廷忠在2015年12月3日观澜派出所询问笔录中称，公司变更法人代表的手续是由我们委托中介到工商局办理的，具体是由王某英经手的，变更公司法人代表后更换了公司的行政章和财务公章。因为在董事会决议后变更了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是靳哲一直不把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交给公司，所以我们视为遗失才通过中介在报纸上登报称遗失。曲则阳在2015年12月16日观澜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公司变更法人代表的手续是由其与何廷忠、王某英委托第三方办理的。公司变更住址的申请书上靳哲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公章是否为原告公章，谁盖上去的，以及该申请书由谁拿去给工商局的曲则阳均不清楚。王某英在2015年12月16日观澜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公司已经变更了法人代表，变更后的法人代表为曲则阳，其还没有履行公司法人的权限。公司法人变更的手续是由何廷忠、曲则阳和王某英一起去办理的。公司变更住址的申请书上靳哲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公章是否为原告公章，谁盖上去的，以及该申请书由谁拿去给工商局的王某英均不清楚。2017年4月20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作出深公龙华立字[2017]03243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靳哲被伪造公章案立案侦查。案外人万大毛在2017年6月24日观澜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10月底或者11月初，有一个自称是王某英的人称需要变更原告的登记地址和法人代表。王某英称当时的法人代表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现在人出国去了，有半年多都联系不上了，搞的现在公司都运转不了了，王某英有法人的签字章。2015年11月9日，万大毛带着曲则阳、何廷忠及王某英到龙华行政服务大厅递交材料，由于王某英要求把靳哲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都变更掉，导致准备的材料错误无法办理，当天只办理了公司地址变更。当时法人代表靳哲没有到场，是王某英他们三个用靳哲的签字章盖上去的。材料给回万大毛时已经盖好了公司公章。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于2017年7月2日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称因犯罪嫌疑人王某英患有严重疾病，决定对王某英取保候审。2017年9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观澜派出所委托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就《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王某英”、“曲则阳”、“何廷忠”三人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该所作出深公（司）鉴（文）字[2017]09008号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称，送检检材上“王某英”签名笔迹与送检单位提供的王某英笔迹样本是同一人笔迹；根据现有条件，无法判断检材上“曲则阳”“何廷忠”签名笔迹与送检单位提供的曲则阳、何廷忠笔迹样本是否为同一人笔迹。2017年11月16日，靳哲就《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的股东签名处“王某英”、“曲则阳”、“何廷忠”签名的真伪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作出了粤众[2017]文鉴字第3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鉴定意见表明送检检材中的“王某英”、“曲则阳”、“何廷忠”签名均为同名王某英、曲则阳、何廷忠书写。2018年5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称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对何廷忠、曲则阳取保候审，并于当日释放何廷忠、曲则阳。2018年6月28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作出深公龙华诉字[2018]00880号起诉意见书，其中经依法侦查查明部分载明：犯罪嫌疑人王某英、何廷忠、曲则阳及报案人靳哲系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靳哲为法人代表。2015年下半年，犯罪嫌疑人王某英及股东曲则阳、何廷忠因不满靳哲在公司的所作所为，合谋进行公司的工商事项变更。2015年11月初，犯罪嫌疑人王某英找到中介万大毛，给了万大毛3000元“中介费”。万大毛拿到王某英等人提供的盖有伪造的公司印章的资料将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为曲则阳；2015年11月26日，又将公司注册资本从6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靳哲报案后，犯罪嫌疑人王某英于2017年6月29日被我局民警抓获归案。经鉴定，犯罪嫌疑人王某英等人用来变更公司相关信息的资料所盖印章系伪造。王某英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2019年3月27日，曲则阳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和《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中股东签名、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有权签署人签署处“曲则阳”签名笔迹的真伪进行鉴定，该所作出了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前述文件中“曲则阳”签名笔迹不是出自曲则阳的笔迹。同日，何廷忠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股东签名处“何廷忠”签名笔迹的真伪进行鉴定，该所作出了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前述文件中“何廷忠”签名笔迹不是出自何廷忠的笔迹。2019年5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作出深公龙华解保字[2019]00162和00163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分别对曲则阳和何廷忠解除取保候审。五、2017年，曲则阳、何廷忠、王某英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霍尼卡姆公司、靳哲，请求判令：1.确认曲则阳自2017年9月4日取得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2.霍尼卡姆公司、靳哲协助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信息登记手续；3.由霍尼卡姆公司、靳哲承担诉讼费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06民初232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曲则阳自2017年9月4日起取得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二、靳哲、霍尼卡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协助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霍尼卡姆公司、靳哲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7579号民事判决，载明鉴于变更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相关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已经被生效判决予以撤销，曲则阳、何廷忠、王某英关于申请核准并变更曲则阳为霍尼卡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已无依据，且曲则阳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且至今仍未解除，因此，霍尼卡姆公司、靳哲关于曲则阳不得担任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新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327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曲则阳、何廷忠、王某英的诉讼请求。霍尼卡姆公司主张曲则阳、何廷忠造成公司的利益损害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证明曲则阳、何廷忠伪造公司印章及靳哲签名而产生的司法鉴定费，二是为了维护霍尼卡姆公司合法权益支出的律师费，并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年12月7日、2015年12月9日、2017年12月18日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向原告出具了9200元、6000元、2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霍尼卡姆公司（甲方）与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甲方因曲则阳、王某英、何廷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相关文件非法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纠纷事宜，现委托乙方代为办理，甲方已向乙方指派律师所在的原律所支付了2万元，待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撤销决定后3日内支付4万元律师费。2016年5月11日，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向霍尼卡姆公司开具了4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3.2018年6月10日，霍尼卡姆公司与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再次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载明该案律师费为2万元。2018年6月14日，该所向霍尼卡姆公司开具了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时，霍尼卡姆公司称曲则阳、何廷忠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及董事，王某英是被指使的，实际上是曲则阳、何廷忠实施的犯罪行为，实际受益人也是曲则阳、何廷忠。以上事实有《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登记证补（增、换）发申请书》《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司法鉴定意见书、询问笔录、发票、《委托代理合同》《取保候审决定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曲则阳、何廷忠有无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给霍尼卡姆公司造成损失。对此，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霍尼卡姆公司主张曲则阳、何廷忠存在伪造公司变更登记相关文件的行为，但从现有证据来看，粤众[2017]文鉴字第3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深公（司）鉴（文）字[2017]09008号司法鉴定书、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相应文件中的“曲则阳”、“何廷忠”签名的真伪作出了不同的司法鉴定结论，而曲则阳、何廷忠、王某英和万大毛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过程也作出了不同的陈述，且王某英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伪造公章及签名的行为是由曲则阳、何廷忠实施的，霍尼卡姆公司在该案中的主张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霍尼卡姆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2700元（已由霍尼卡姆公司预交），由霍尼卡姆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霍尼卡姆公司在二审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法院2018年度司法委托专业机构增补名册的通知》等三份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曲则阳、何廷忠是否应对霍尼卡姆公司因纠正违法工商变更登记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综合评析如下：首先，曲则阳、何廷忠放弃对2016年1月2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局作出的深市监华撤决字[2016]9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听证及行政诉讼权利并不能证明曲则阳、何廷忠已认可其伙同王某英通过中介对霍尼卡姆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其次，粤众[2017]文鉴字第3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深公（司）鉴（文）字[2017]09008号司法鉴定书、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相应文件中的“曲则阳”、“何廷忠”签名的真伪作出了不同的司法鉴定结论。再次，曲则阳、何廷忠、王某英和万大毛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过程作出不同陈述，且王某英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此外，曲则阳、何廷忠承认因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靳哲不配合签名，无法获取公司执照和公章，故由中介登报声明执照丢失，补办新执照，并不能证明曲则阳、何廷忠存在向中介提供加盖伪造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虚假工商变更文件的行为。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霍尼卡姆公司主张的曲则阳、何廷忠实施了三次违法变更行为。因此，霍尼卡姆公司基于上述主张要求曲则阳、何廷忠对霍尼卡姆公司因纠正违法工商变更登记行为进行司法鉴定产生的鉴定及维权费用承担赔偿责任，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霍尼卡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光  伟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