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5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旭华，男，汉族，1979年8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自奇，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禹，男，汉族，1974年4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倩怡，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旭华因与李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9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禹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禹承担。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未将李禹已自认款项予以抵扣，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翻阅判决书第4页第一段第二行、第三行，第二段第八行，结合开庭笔录可知，关于李禹单独给到张旭华21000元购买香港牌照二手车的事实，李禹明确予以确认。且该消费有张旭华提交的车辆登记文件予以证明，故该笔21000元的花费应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在李禹确认该事实，又明知道该笔消费产生在香港，但却要求以提供的大陆正式发票为准，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对张旭华显失公平。对于李禹对己方不利的自认，应当以认定的事实为准，涉案为申领车牌的花费应增加该笔21000元。2、本案中为申领车牌成立的涉案公司登记在李禹配偶名下，在成立该两家公司过程中的花费，应以两家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承诺书为准。张旭华在提供的证据中，涉案两家公司明确确定的花费就有港币28万元、人民币157055.93，折算汇率后总数为人民币400711.93元。该两笔花费有明确的验资证书、纳税证明。在纳税证明中明确涉案公司在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并未正常经营，该纳税也仅是为申领涉案的车牌才予以缴纳，也应作为为达成涉案的委托目的所做的合理支出。更为重要的是，涉案公司属于李禹所有，有涉案公司的盖章确认，明确该些花费从李禹已支付费用中予以扣除，多还少补。一审法院不顾该些证据证明的事实，径自认定该笔费用不宜作为为申领车牌登记公司合理支出的部分，应属于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该认定与事实完全矛盾，针对所缴纳的157055.93元税费，如不在此案中认定，那么现涉案公司为李禹所有，缴税费用却由李禹垫付，且在判决中未针对该笔费用明确张旭华可另提起法律途径予以追索，对张旭华显失公平，不利己化解本案的真正矛盾。为注册涉案的两家公司，仅上述提及的两笔费用就达400711.93元，该些花费均有两家公司的确认，也有国家税务总局珠海保税区税务局的盖章确认，真实无误。依据该缴费数额，也仅是为了满足缴税15万元的标准，好达到申领车牌的目的。故该笔费用应属于开支的一部分，且发生在大陆，也有正规票据，应予以抵扣，一审针对该笔税款的认定完全错误。二、为注册两公司，达到申领车牌的目的，本案还有以下花费应予以抵扣。1、在张旭华一审案件提交的第14份证据房屋租赁合同中，以及在上诉提交的新证据中，可以证明为注册涉案公司，租赁房屋合理支出费用共为34500元，该费用均是由张旭华垫付，现涉案的两家公司仍合法存在，所有作为注册地址的房租也在持续缴纳中，针对此费用，应在本案中一并予以抵扣。2、在一审中张旭华提出反诉，明确除40万预支费用外，超额部分均为张旭华垫付，应由李禹予以报销，但是基于一审事实，所谓车牌并未申领成功，过错应由两人共担，我们对此予以确认。为确认整个申领过程的花费，张旭华提交了全部注册及其他费用票据，其中仅涉案××公司完成注册资本注资合计人民币665730元，该事实张旭华提交了三份证据予以证明，均有银行单据原件。针对该些费用，一审法院却并未提及，更未予以抵扣处置。三、涉案协议被确认无效，但是依据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却并未明确处置完毕。在花费40万预支款，张旭华垫付巨额成本成立的两家涉案公司，至今仍是合法存在的，为此张旭华还在垫付房租。一审法院在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认定时，却忽略了该两家公司的处置问题，该两家公司是因一份无效合同而成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该两家公司的问题必须予以明确，如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旭华将全部款项返还李禹，但却对两家公司的处置只字未提，在认定事实中又明确提及公司属于李禹配偶所有，也即属于李禹夫妻共同财产。综合该事实和判决内容，显示公平，明显存在判决错误。本案张旭华和李禹基于无效协议，为申领跨境车牌成立公司、虚假缴税等均属于违规行为，应予以取缔，但涉案两家公司现仍然合法存在并存续，现仍属李禹合法财产。一审错误认定已花费款项事实，全额让张旭华将已花费款项全部自己垫付返还李禹，同时又默认了两家涉案公司均归李禹所有。两项汇总，李禹通过一审诉讼，获利价值达80万以上。综上，对一审错误认定的上述事实，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支持张旭华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二审审理中，张旭华补充上诉意见如下：在一审中关于张旭华代李禹向珠海保税区税务局缴纳的税款额度为157055.93元。但根据张旭华配偶在上诉期间向代理人整理提交后向中院补交的证据可以确定张旭华为缴纳税款向李禹配偶所在的公司转账共16万元，来完成跨境非营运小汽车申请指标标准纳税额达到15万元以上的纳税标准，所以实际缴税花费应改为16万元。李禹答辩称，一、张旭华提出的一审判决书面第4页第1段第2、3行的原文：“另有2万余元款项被告称系用于购买香港牌照二手车，且该车辆目前属于原告所有。在该认定事实中，对于购买香港牌照二手车，车辆是否属于原告所有的相关问题均是以“被告称”来进行表述的，无法得出张旭华所主张的李禹单独给张旭华21000元购买香港牌照二手车的事实，亦无法看出李禹对此予以确认。根据李禹与张旭华签署的《粤澳车牌委托申领协议》以及李禹提交的付款凭证可以知，张旭华就收取的涉案服务费用金额共计人民币43万元，其中李禹已经支付的款项为40万元，李禹向张旭华支付的21000元为李禹应支付合同款项中的其中一笔款项，而并非李禹所称额外用于购买想香港牌照二手车的款项。二、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张旭华提交的证据可以知道，张旭华为李禹提供粤港、粤澳车牌申领服务的业务方式为张旭华事先以特定人员名义分别于澳门、香港地区以及内地注册成立多个空壳公司，并通过澳门、香港的公司持有内地公司100%的股权，再通过验资、公证、报税等方式使该空壳公司符合粤港澳直通车政策，关于申领主体的资格及相关要求。最终通过转让该公司的股权、法定代表人等一系列操作达到粤港、粤澳车牌指标买卖的目的。而在本案中，涉案××公司在设立时是由张旭华通过案外人名义设立，而××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亦为案外人，亦非本案张旭华所称的张春宏，而根据××公司工商信息显示，特派科技（珠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已于2019年4月25日变更为张旭华处指定的人员，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设立时的案外人。由此可见，不管是××公司还是××公司均是由张旭华设立并维护的空壳公司，两家公司均未实际交付给李禹，且公司的注册、变更以及实际经营均是由张旭华操作，与本案涉案业务无关。因此，张旭华主张的款项不应属于一审判决中所指的合理费用。而对于张旭华提出的公司注册资本以及纳税支出部分，李禹认为首先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为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而应当履行的公司义务。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设立时股东为澳门××公司，而××公司的的股东为案外人，因此，××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应由其××公司承担，且该出资目前已注入××公司账户，属于××公司的资产，并仍在张旭华的控制范内继续使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由此可见，××公司的股东出资并不应当认定为双方履行申领协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对于纳税支出部分，李禹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贵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张旭华的上诉请求。一审诉讼请求：1、张旭华返还李禹已支付的款项共计40万元并支付利息16631元，以上款项共计41663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旭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李禹（甲方）与张旭华（乙方）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粤澳车牌委托申领协议》一份，合同载明甲方同意以每个指标43万元委托乙方代为申领“粤澳车牌指标”一个。乙方承诺于收到订金后18个月内办出指标回执。乙方责任包括：按照甲方提供身份资料成立香港公司或澳门公司并做好中国公证，并以香港公司或澳门公司资料投资广东省成立外资企业营业执照；协助甲方开设银行户口，并协助甲方注册资金到位和开具银行验资报告；根据省厅规定向国家缴纳税金；集齐公司、车辆、法人、税务等资料上传省厅网站；安排法人或股东到省厅现场递交资料领取回执，按排序日期领取批文；办理海关备案、上牌、出薄通珠海口岸关等。甲方责任包括提供资料、按时付款等。签订协议时由甲方支付乙方订金180000元，外资公司一切资料准备妥当缴纳税款时甲方再付乙方230000元，余款20000元于批文时付清。李禹称其自知自身条件不可办理两地牌照，故委托他人办理。另查明，李禹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2月28日合计向张旭华转账379000元，另有2万余元款项，张旭华称系用于购买香港牌照二手车，且该车辆目前属于李禹所有。以上款项合计40万元，张旭华对收到上述款项无异议。张旭华提交其配偶郑某某名下的微信转账凭证，称2019年4月21日郑某某向李禹配偶张某某转账10万元款项，用于将为办理两地车牌而设立的澳门及大陆两家公司转至郑某某名下。李禹否认10万元与本案有关，称系其配偶张某某与张旭华之间的其他往来款。又查，张旭华提交登注册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司及注册登记于广东省珠海市的××公司两家公司的包括验资、银行开户、缴税、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称其已按照约定成立公司用以申请两地牌照。另，张旭华还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车辆登记文件两份，称李禹司机朱某某于2019年1月25日购得香港车辆，并于2019年4月24日转至××公司名下。李禹称案外人朱某某并非其司机，仅为朋友关系，其仅按张旭华要求提供人选。张旭华提交的两家公司的相关证据材料均未包含大陆地区产生的正式发票，依国家税务总局珠海保税区税务局出具的《纳税证明》显示：××公司在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纳税金额合计157055.93元。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8年5月10日，目前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某某。再查，张旭华提交《委托书》及《承诺书》各一份。《委托书》由××公司委托张旭华负责××公司及××公司开澳门银行户口、大陆银行户口、验资、公证、报税等相关业务，费用从李禹已支付的费用中扣除。《承诺书》由××公司及××公司共同出具，载明两家公司开公司、验资、服务费的支出费用合计港币28万元，已申报税务人民币157055.93元，上述费用从李禹已支付费用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粤港澳直通车的创设系鼓励粤港澳地区之间的正常商业互通及方便人员往来，相关政策规定已明令禁止不符合条件的单位或人员套取粤港澳直通车指标。本案中，李禹自知其不具备申领两地牌照资格，故委托张旭华代为办理所谓的“手续”以达到获取车牌的目的，则可以推定张旭华系试图通过合法手段以掩盖使原本不具备取得指标资格的李禹获取指标资格的非法目的。如若李禹最终因此取得指标资格，不仅违反了相关政策规定，更扰乱了交通管理部门对该类车辆的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双方之间签订的《粤澳车牌委托申领协议》应当认定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中因双方均有过错，就张旭华为注册登记两家涉案公司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双方均摊，但合理支出的费用应以正式发票为准，现张旭华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张旭华提交××公司的纳税证明并主张该费用应计作费用开支的一部分。纳税作为一种法定义务，系涉案公司经营过程中将收入的一部分缴纳给国家的行为，如按张旭华所述，涉案公司具备正常经营能力，则应是在经营过程进行商业活动才需按规定纳税，本案中不宜作为成立公司合理支出的部分，故张旭华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张旭华已支付10万元的款项，李禹称系张旭华与李禹配偶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但按李禹所述，该往来事项已于2018年底办结，则张旭华于2019年4月就已完结事项继续返还款项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且李禹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材料予以证明，故李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该10万元款项直接抵扣张旭华应还款项。关于李禹的利息主张，因李禹自身存有过错，不能因无效合同而获益，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张旭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禹返还30万元；二、驳回李禹的其他诉讼请求。张旭华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549元（已由李禹预交），由李禹负担1887元，张旭华负担5662元。二审中，张旭华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纳税证明，证明登记在李禹配偶张某某名下的××公司为了达到办理两地车牌的指标要求向珠海保税区税务局缴纳157055.93元税款。该税款可以看出并非由公司经营所得予以缴纳，从纳税证明附属的外出经营活动预缴税费0元、扣除年底退费申报0元、增值税年底调库税额0元，证明该公司并未实际经营。证据2、银行电子回单；证据3、银行电子回单；证据2、3共同证明：证据1中纳税的款项是由张旭华配偶郑某某名下××公司，由××公司先于2019年1月14日向××公司账户出借16万元，又于次日××公司分两次向珠海保税区税务局账户转账157055.93元。该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涉案公司应该是经营过程进行商业活动才要按规定纳税相互矛盾，证明一审对此的认定错误。该款项是由张旭华代李禹为申领车牌而作出的合理支出，在确定双方为无效合同支出的费用时应该予以扣除。证据4、××公司营业执照；证据5、情况说明；证据6、郑某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据7、郑某某与张旭华结婚证；证据8、郑某某与张旭华户口本；证据4—8共同证明：涉案157055.93元的纳税款项是由张旭华委托自己的配偶郑某某向××公司出借后，再由××公司向税务局予以缴纳。该款项的来源清晰明了，均是为本案中无效合同的实现而作出的合理支出。一审中未予以处理和扣除，属于认定错误。上述证据，其中证据1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过原件，证据2—8均有原件。李禹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超过了举证期限。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原件，经双方质证，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旭华为李禹申领粤港澳直通车汽车牌照中开支的合理费用包括哪些项目，金额为多少。根据本案的情况，李禹不具备申领两地车牌的条件，其与张旭华签订协议，委托张旭华代办手续，申领粤澳车牌，双方实际系试图通过合法手段以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双方之间签订的《粤澳车牌委托申领协议》应当认定无效。本案中双方均有过错，就张旭华为申领粤澳车牌的合理费用，应由双方均摊。张旭华主张其为李禹申领粤澳车牌支出了相关费用，张旭华应当举证证明。本案中，张旭华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公司及××公司两公司的股东为李禹或李禹指定的人员，张旭华亦未提交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设立××公司及××公司系为李禹申领两地车牌而为，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将设立及运营××公司及××公司的费用作为张旭华为李禹申领车牌支出的合理费用。按照上述认定意见，张旭华主张的注册两公司的费用、为公司租赁房屋的费用及××公司缴纳税款的费用，均不能作为申领车牌支出的合理费用。原审法院关于张旭华为注册登记两家公司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双方分摊的意见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原审法院未实际认定张旭华为两家公司有支出合理费用，故未支持张旭华的相关主张，因此原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准确，本院予以维持。张旭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上诉人张旭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紫娟(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