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民再4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通辽市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怀德，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子恒，男，198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通辽市信用联社红星分社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偲，内蒙古瀛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张志宽，男，196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通辽市正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赵志义，男，1963年出生，汉族，通辽市商务局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再审申请人通辽市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赵子恒、张志宽、赵志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5民终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8）内民申140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怀德、被申请人赵子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偲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张志宽、赵志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信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国信公司并未向赵子恒借过钱，而是与张志宽（赵子恒的老板）、赵志义（赵子恒的叔叔）有借贷关系，58万元借据是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怀德按照张志宽的要求写给张志宽和赵志义的，且实际拿到借款是14.5万元，剩余的是高利贷的利滚利。赵子恒从事金融行业，具有一定银行资金操作技能与知识，从安全性等考虑，其借款应当首选转账方式，但赵子恒称六笔借款均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不合理。从案涉借条的内容及保全国信公司三套商铺的做法看，赵子恒的借贷情况不符合常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原审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认定赵子恒非借据的债权人，赵子恒主体不合格，也未查明赵子恒与张志宽、赵志义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事实。一审中，国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强有力的证据链，足以推翻赵子恒的诉请，但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利息给付按月利息5‰的结论错误。即使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在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时也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不支付利息。（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中，国信公司提交的三个谈话录音没有当庭播放，国信公司要求播放，但一审法院拒绝播放属程序违法，且对此并未采信致使判决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赵子恒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子恒、张志宽、赵志义承担。赵子恒辩称，1.国信公司及其法人杨怀德因长期失信原因不可能要求赵子恒转账，因为账户进钱无法支取。2.国信公司及其法人杨怀德已经欠下巨额债务，名下没有任何可执行财产，更没有还款意图。国信公司申请再审是为了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请求支持赵子恒的诉讼请求。赵子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国信公司偿还赵子恒借款本金58万元及从借款日期开始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诉讼费由国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信公司向赵子恒借款六笔，共计58万元，分别于2014年9月21日借款5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并约定如逾期每月按10%付利息及违约金；于2014年12月18日借款30万元；于2015年5月20日两次分别借款10万元及2万元；于2015年6月20日两次分别借款2万元及9万元。国信公司至今未偿还以上借款。一审法院判决：一、国信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赵子恒借款58万元；二、国信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赵子恒借款利息（5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0月20日至判决指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0‰给付；其余53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7月27日至判决指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5‰给付）。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国信公司承担。国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子恒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国信公司对六枚借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国信公司与赵子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国信公司应当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国信公司主张与赵子恒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该六枚借据是给案外人出具所欠借款利息的凭证，且该六枚借据注明借款金额属高息利滚利产生的，要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赵子恒的诉讼请求。经审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国信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赵子恒不是出借人，属不适格的主体，因此国信公司主张赵子恒主体不适格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而国信公司提供的三份录音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赵子恒主体不适格和六枚借据形成是借款高息利滚利产生的事实。综上所述，国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国信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应予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子恒与国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国信公司应否偿还赵子恒借款58万元及相应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赵子恒主张与国信公司存在借款事实的依据为六份《借据》，但国信公司认为该六份《借据》系其向张志宽及赵志义妻子张桂芳所借款项形成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凭据，且为此将五套营业房分别抵押于张志宽和赵志义，并非是向赵子恒的借款。因此，从案涉《借据》的形式和内容上分析如下：首先，该组《借据》均未载明出借方的具体名称，除2014年9月21日5万元的《借据》约定了还款日期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标准和违约金承担外，其他五份《借据》既未约定利息承担、还款期限，亦未设定任何抵押方式，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契约方式和交易习惯。其次，从各份《借据》的形成时间看均在每月的20日及其前后时间，更符合借款利息的计付模式。再次，从借款的履行方式看，赵子恒主张所有的借款均为现金方式且备注于《借据》上，但国信公司并不认可，在借款金额较大、借款人赵子恒与国信公司相距百里的情况下，全部现金支付与常理不符，而且在2015年5月20日和6月20日，同一天均为两笔借款，而未合计出具借据，亦与常理相悖，赵子恒对此并无合理解释。第四，从出借方赵子恒的身份背景及资金来源上分析，赵子恒借款时作为正大典当行的工作人员，应当熟知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及风险承担，但其在与国信公司无任何密切关系及信任基础的情况下出借大额现金既不明确自己的出借人身份，也无息无抵押约定出借款项，与其作为典当行员工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从业经验并不相符。对于资金来源，赵子恒既称其出借款项系结婚资金，又称系向亲戚所借，前后说法不一，缺乏客观性和事实依据。此外，根据国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怀德提交的三份录音资料显示的内容，结合杨怀德对案涉借款金额的逐项合理说明，经比对得出案涉借款58万元与杨怀德所述向张志宽、张桂芳所借两笔款共计115万元分笔分段形成的利息合计金额相吻合。综上分析，赵子恒仅以六份无借款人、无利息约定、无抵押设置的《借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在国信公司举出相反证据、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赵子恒主张国信公司向其偿还借款58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国信公司的再申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5民终577号民事判决及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人民法院（2016）内0524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子恒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9200元，由赵子恒负担。审 判 长 王 佐 玲审 判 员 王  帅审 判 员 杜  娟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格根珠拉书 记 员 房 晔 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