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260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富力中心**。法定代表人：李思廉。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舒欣、沙骏，均为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韩林玲，女，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惠芳，女，197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晶，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红芳，女，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绍将，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晶，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公司）、韩林玲、陈惠芳与被上诉人张红芳、孙绍将因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力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连带赔偿富力公司滞纳金76,483,333.33元（滞纳金分段计算，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附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0年9月20日，富力公司与广州天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同公司）、天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伦公司）及张国明签订《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文明路项目协议书》），就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地段的项目用地进行合作。富力公司与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及广州市南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光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29日、2013年9月23日签订《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就项目用地相关事宜作出补充约定。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富力公司已依约向南光公司支付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并应分得土地补偿款10585.64万元。南光公司应在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后3个工作日内，向富力公司退还及/或支付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以及土地补偿款，南光公司与天同公司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如南光公司、天同公司未按前述合同约定支付及/或退还相应款项，应按其应付未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富力公司支付滞纳金。此后，协议各方进一步确认，土地补偿款在扣除相应税金及额外补偿款后的余款为6500万元，即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应向富力公司退还/支付定金、拆迁专用款与土地补偿款合计1.15亿元。后据富力公司了解，南光公司在2014年1月1日前已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故南光公司依约应在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后3个工作日内（即2014年1月4日前）向富力公司支付1.15亿元的定金、拆迁专用款与土地补偿款，但南光公司实际并未在履行期限内支付前述款项。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南光公司等债务人催收前述款项。截至2018年12月28日，南光公司与案外人天伦公司才向富力公司合计支付完毕该1.15亿元本金，南光公司仍欠付富力公司因迟延履行付款义务而产生的全部滞纳金。2016年12月19日，南光公司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为孙绍将、陈惠芳，清算报告载明无债权债务，但是南光公司清算组并未依法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2016年12月27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南光公司注销登记，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至今未获清偿。因南光公司清算组的上述违法清算行为损害富力公司的债权，富力公司已于2018年10月对南光公司的唯一股东兼法定清算组成员天同公司、清算组成员孙绍将和陈惠芳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然而，2018年12月19日，在富力公司已经提起本案诉讼维权的情况下，天同公司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为张红芳、韩林玲、陈惠芳，清算报告载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但天同公司清算组同样未依法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2018年12月21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天同公司注销登记，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至今未获清偿。由于天同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被违法注销，富力公司申请将被告天同公司变更为其清算组成员张红芳、韩林玲、陈惠芳。目前，一审判决已正确查明并认定富力公司对南光公司享有的前述1.15亿元债权合法、有效，南光公司未按时退还、支付相应款项的行为构成违约并应承担滞纳金，富力公司是南光公司、天同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南光公司、天同公司清算时没有履行法定通知义务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至今未获清偿等事实。对此，富力公司予以认可。二、天同公司、孙绍将和陈惠芳作为南光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张红芳、韩林玲和陈惠芳作为天同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均应承担违法清算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以孙绍将和陈惠芳并非南光公司股东、张红芳并非天同公司股东而认定该等主体不承担违法清算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第二款规定：“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及法定清算组成员。清算组在公司清算时应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清算组成员承担违法清算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1）存在已知债权人；（2）清算组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3）前述未通知的行为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但是，上述规定并未规定只有股东才能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其他主体不得担任清算组成员以及其他主体担任清算组成员的情况下不承担违法清算赔偿责任。因此，任何清算组成员均应承担不履行法定通知义务而产生的违法清算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一审判决已正确查明和认定富力公司是南光公司的合法已知债权人且富力公司债权未获清偿，天同公司、孙绍将和陈惠芳为南光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张红芳、韩林玲和陈惠芳为天同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前述主体在清算南光公司、天同公司的过程中均未履行书面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的义务。基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和认定内容，天同公司、孙绍将和陈惠芳作为南光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未依法书面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已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获得清偿；对于南光公司的唯一股东兼法定清算组成员天同公司，张红芳、韩林玲和陈惠芳作为天同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在富力公司已就天同公司的违法清算赔偿责任诉至法院后，仍未依法书面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即启动对天同公司的清算程序，亦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获得清偿。因此，四位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均应赔偿由此给富力公司造成的全部债权损失。然而，一审判决却以“孙绍将和陈惠芳并非南光公司股东，实为代表天同公司执行清算事务的人员”，“其清算行为应视为天同公司的清算行为，相关清算责任也应由天同公司承担”以及“张红芳并非天同公司股东”等理由认为前述主体不承担清算组成员的违法清算赔偿责任，不仅与其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更是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三、协议各方约定的滞纳金计算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一，富力公司已经主动将滞纳金计算标准下调为年利率24%，该滞纳金计算标准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实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擅自降低滞纳金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富力公司主张年利率24%的滞纳金计算标准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实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富力公司的利息损失应以民间借贷利率而非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计算标准，富力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并未明显高于实际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南光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给富力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中包括资金占用成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非金融机构的一般商事主体的借款成本和贷款收益往往均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确定一般商事主体的借款成本和贷款收益不符合商业活动的现实和习惯，不具有合理性。根据上述规定，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不超过年利率24%的均受到法律保护。一般商事主体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24%的，应为合理的资金占用成本，不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文明路项目协议书》第二十二条、《补充协议一》第七条第三款均约定，南光公司、天同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富力公司支付及/或退还相应款项的，应按应付未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富力公司计付滞纳金。案涉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均非金融机构，各方当事人基于实际借款成本和贷款收益考虑约定了每日千分之一的滞纳金计算标准，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富力公司已经主动降低滞纳金计算标准为年利率24%，该标准符合前述合同约定和商业实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年利率24%的滞纳金计算标准明显高于富力公司的实际损失，缺乏合同依据，也不符合商业实践，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违约金条款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案涉合同约定的滞纳金计算标准包含了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南光公司长期拖欠富力公司案涉款项，南光公司、天同公司清算组成员恶意注销公司逃废债务，且清偿案涉款项本金本就是南光公司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富力公司亦未与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达成和解，不应降低滞纳金计算标准《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以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根据上述规定，违约金条款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如前所述，富力公司主张以年利率24%的滞纳金计算标准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实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不考虑违约金条款的惩罚性，根据该标准计付的滞纳金也没有明显高于富力公司的实际损失。况且，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等因素，权衡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亦应支持以年利率24%为滞纳金计算标准。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南光公司应于2014年1月4日前向富力公司清偿1.15亿元债权，而南光公司实际未按时清偿。自2013年至2018年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南光公司等债务人催收债权。直到2018年12月28日时隔将近五年之久，南光公司、案外人天伦公司才清偿完毕债权本金，尚欠付全部滞纳金，严重迟延履行债务的事实毋庸置疑。南光公司明知尚欠付富力公司巨额款项，其清算组成员仍然在不通知富力公司的情况下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工商登记机关注销登记，显然有逃避债务的故意。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富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天同公司、孙绍将、陈惠芳承担违法清算赔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天同公司作为案涉合同当事人、南光公司清算组成员以及本案被告，在明知对富力公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其清算组成员仍然故技重施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工商登记机关注销登记，不仅是恶意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富力公司的债权，更是无视司法权威的严肃性！综合本案各方面情况来看，本案属于清算责任纠纷，本案产生的背景即为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违法清算注销南光公司、天同公司严重损害富力公司的债权，逃废债务的主观恶意明显，并非是简单的债务人迟延履行债务。一审判决仅仅基于双方有过协商以及本金已经清偿的情况调减滞纳金标准，不仅没有考虑到清偿债务本就是南光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而且没有综合全案考虑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严重迟延履行债务、违法清算注销公司逃废债务等极度不诚信的情节，对滞纳金的调整完全不符合指导意见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富力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存在多项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富力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改判并支持富力公司的上诉请求。韩林玲、陈惠芳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富力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富力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韩林玲、陈惠芳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富力公司在本案中追究的是南光公司的股东对南光公司的清算赔偿责任，韩林玲、陈惠芳是天同公司的股东，但却不是南光公司的股东，富力公司要求韩林玲、陈惠芳承担对南光公司的清算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富力公司主张天同公司注销，因此追加韩林玲、陈惠芳作为被告，这只能说明富力公司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没有分析清楚。既然天同公司注销，说明一审中富力公司起诉的被告从法律上已经消失，根本不存在，富力公司以韩林玲、陈惠芳作为一审被告代替天同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天伦公司已经出具《情况说明》及相应付款凭证证明本案与富力公司的张力已经达成和解，一揽子了结涉案项目的所有争议，天伦公司并于2018年12月28日向富力公司一次性支付1500万和解款项及60万的律师费及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和解不成立理据不足。（一）张国明先生及张力先生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均十分珍惜、珍视个人信誉，双方合作也颇多，双方基于涉案项目的成功、基于各方的不同意见及为快速处理争议，以富力公司提出的本金数额作为和解金额一揽子解决争议，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没有和解，天伦公司不必急于支付该1500万款项，也不必连同律师费、受理费一并支付。（二）张力为富力公司的大股东，对富力公司具有控制权及话事权，案涉项目的所有争议事项，均是通过张国明先生与张力先生的沟通解决的，张力先生对外代表富力公司是毫无疑问的。一审法院在富力公司无法出具张力本人的意见时，以富力公司出具的说明认定张国明先生与张力先生没有达成和解，没有法律依据。（三）富力公司基于上市公司的属性，在本案律师计算的高标的额情况下，为寻求案涉事宜处理的正当性而否认和解事实，有违商业信誉。富力公司如此利用判决裁决，其行为不应被鼓励。三、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和解不成立，关于南光公司应向富力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协议各方是否确认为6500万元，同时，应否支付土地补偿款的滞纳金，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判决错误。根据一审庭审，可以固定的证据及事实如下：1、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分别支付了3500万、1500万款项；2、2014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日，富力公司向南光公司等发函要求清偿“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只字未提“土地补偿款”；3、2015年12月3日，南光公司及天同公司回函确认将尽快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只字未提“土地补偿款”；4、2016年2月23日、2018年5月21日，富力公司向南光公司及关联方发函要求清偿“土地补偿款、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函中并未说明已收5000万款项，同时也没有土地补偿款的具体金额。5、2018年5月25日、2018年11月7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了3000万及2000万款项，天伦公司自述支付的是“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6、2018年12月28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了1500万款项、60万律师费及受理费。法律关系分析如下：鉴于一审庭审中，各方关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的5000万款项是“土地补偿款”，还是“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因证据不足，各方持不同的看法，韩林玲、陈惠芳区分如下两种假设予以分析：（一）假设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的5000万款项性质为“土地补偿款”根据前述可以固定的事实及证据，结合富力公司一审庭审的陈述：（1）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了5000万土地补偿款；（2）根据2014年11月5日的函件内容，富力公司明确知晓南光公司早已取得土地补偿款；（3）2014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日富力公司仅仅向南光公司催收“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并未提及“土地补偿款”；（4）南光公司2015年12月3日回函明确将退还“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并未提及“土地补偿款”。因此，从截止2015年12月3日的函件往来可以看出：南光公司应付未付富力公司的款项只有“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而没有“土地补偿款”；富力公司主张的也只有“定金4000万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及其滞纳金，从未主张“土地补偿款及其滞纳金”。由此，结论如下：1．2014年南光公司开始付款时，协议各方已经确认土地补偿款是5000万，南光公司并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付清，各方并无异议。2．2016年2月23日，2018年5月21日富力公司虽发函重新提出支付“土地补偿款”的主张，但并未得到南光公司及关联方的认可，南光公司拒绝支付任何款项并完成注销手续。综上，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各方达成一致的土地补偿款的金额是5000万，南光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富力公司并已确认，且并未追究滞纳金；2016年2月23日，富力公司提出了新的主张，但各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是一个“要约、承诺、再要约”的过程，并未形成新的协议。如果说，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富力公司主张各方口头确认土地补偿款的金额为6500万，富力公司应当举证证明：（1）各方何时确认了6500万这个数额，及滞纳金自2014年1月5日起算成立的依据？（2）富力公司接受南光公司支付的5000万土地补偿款，并于2014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日发函催收时未提出任何异议，不是双方对土地补偿款金额的确认。一审法院不能因为韩林玲、陈惠芳没有“否证”就放任如上矛盾事实的存在，且该等矛盾事实举证责任在于富力公司，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在富力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如上事实时，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南光公司就土地补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且富力公司并未要求支付滞纳金。南光公司应付未付的款项仅仅是“应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及其滞纳金”。鉴于天伦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2018年11月7日，已经向富力公司支付了3000万及2000万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则即便富力公司否认和解，韩林玲、陈惠芳承担的责任也应当是3000万自2014年1月5日计至2018年5月25日的滞纳金，及2000万自2014年1月5日计至2018年11月7日的滞纳金，同时，因为天伦公司为解决争议已支付和解款项1500万元，该款项应予扣除。（二）假设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的5000万性质为定金及拆迁专用款1．鉴于2014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日两次委托律师发函富力公司从未要求支付土地补偿款，可以推断协议各方就土地补偿款已达成了其他意见，并无需南光公司依据原来的协议再行支付土地补偿款。2．从另一个角度来讲，2014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日两次发函富力公司从未要求支付土地补偿款，这表明富力公司以其自身的催款行为将“土地补偿款”及“应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割裂开来，并放弃追究，就“土地补偿款”，自2014年1月5日起算，支付土地补偿款的时间已经超出两年诉讼时效，该项债权应不受法律保护。在此种情形下，南光公司对富力公司并无任何债务。3．鉴于富力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发函催收“土地补偿款、应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后，天伦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2018年11月7日向富力公司支付了3000万及2000万的款项，天伦公司自述该5000万为“应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一审法院认为重复支付不合理，但为什么富力公司一次又一次未确认收到5000万的催收行为就是合理的，天伦公司根据催收函重复支付就不合理了呢？因此，如果富力公司有其他异议，其应当举证证明，否则，一审法院应当采纳实际付款人的说明。最终，天伦公司自述与富力公司（张力）达成和解，并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了和解差额部分1500万元及本案受理费、律师费60万元。综上，在此种情形下，南光公司对富力公司并无任何债务，属天伦公司自愿与富力公司达成和解。鉴于和解发生在本案诉讼过程之中，一般情况下，双方可能以债权方主张的本金数额作为和解数额，因此，一审法院以天伦公司支付的6500万元数额与富力公司提出的本金数额一致而确认双方就“土地补偿款”口头确认为6500万元，是没有说服力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同时，如果富力公司否认天伦公司支付的是和解金额，富力公司应当举证推翻天伦公司的说明。在证明过程中，富力公司更应当作出合理解释的是：（1）2014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日两次委托律师发函从未要求支付土地补偿款；（2）天伦公司基于何种原因于2018年12月28日单独支付1500万款项及60万受理费、律师费？既然没有和解，天伦公司为何急于支付这1500万款项及60万受理费、律师费。四、富力公司未及时取得本案讼争款项，并非南光公司及关联方单方造成，富力公司不存在任何损失，一审法院对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仍属过高，且不公平。（一）本案中所涉“土地补偿款”实际上是富力公司支付的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根本不具有正当性，不构成富力公司的任何损失。（二）协议各方本对“土地补偿款”没有任何争议，富力公司在2016年2月23日发函主张后，各方意见不一，一致未能明确“土地补偿款”的金额。这不是南光公司及关联方的单方过错造成的，不能要求南光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即便需要支付滞纳金，综合各方的过错，也应当从数额确定之后开始计算，且利率不应当上浮才是比较公平的。五、即便根据第三部分第一种假设情形，南光公司应当承担“应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滞纳金，但因本案并非合同纠纷，而属于清算责任纠纷。因南光公司清算给富力公司带来的最大损失也就是南光公司的剩余财产，根据南光公司的清算报告，韩林玲、陈惠芳也只应当在南光公司剩余财产1384365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民事判决错误，请求改判驳回富力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富力公司的上诉，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答辩认为：一、富力公司提出南光公司应付土地补偿款为6500万元，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同时，一审法院以“各被告未就该扣税标准提供充分否证”采信富力公司的主张，混淆了举证责任与合作双方有义务核算应付款项的责任。扣税标准并非是哪一方可以提供的证据。如果合同因为该扣税标准无法确定付款数额，那么合同双方应当分别提出意见，核算应付款项，减小争议。而非因为付款方无法提供扣税标准，收款方主张应付多少法官即支持应付多少，这对付款方是不公正的。这应当属于合同双方核算款项的义务，而非韩林玲、陈惠芳的举证义务。请求二审法官查清案涉债权的具体数额。二、南光公司已付清土地补偿款一审中，富力公司主张南光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及2014年5月22日支付的3500万及1500万款项为土地补偿款。而2014年11月5日及2015年12月1日，富力公司两次发函要求南光公司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并未提及南光公司未付清土地补偿款。同时，2015年12月3日南光公司对富力公司的回函也仅仅确认会尽快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并未提及会支付任何土地补偿款。结合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在一审庭审及代理词中提交的计算过程，案涉债权中土地补偿款的金额为4020万元，富力公司的上述该两份函件、南光公司的回函应当视为南光公司已付清土地补偿款的证据。否则，富力公司应当就不催收土地补偿款给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三、关于滞纳金的计算（一）南光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及2014年5月22日支付的3500万及1500万款项各方之间并无争议，根据商业交易习惯，对于无争议的部分现在时隔5年之久进行“翻旧账”是不诚信的行为，不应获得支持。（二）根据往来函件，南光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及2014年5月22日支付3500万及1500万款项后各方之间并无争议，2014年11月5日及2015年12月1日，富力公司两次发函也未提出任何异议。2018年5月21日，富力公司发函仍然未提及滞纳金，但因为提及土地补偿款引发新的争议，产生本案诉讼。这是双方的共同行为导致的，并非是南光公司单方行为导致的。不应当说南光公司因为付款争议延迟付款就导致富力公司产生损失，富力公司要求支付滞纳金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即便支付滞纳金也应从应付款项予以明确后计算，且不应当上浮30%。（三）如第二条所述土地补偿款已支付完毕，天伦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的1500万是出于一揽子解决争议的目的，如计算滞纳金，滞纳金应与该1500万进行抵扣。四、法定的清算组通知义务包括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及在报纸上进行公告，上诉人仅仅是没有书面通知，但已在报纸上公告，且南光公司没有书面通知与富力公司债权未获清偿没有因果关系，富力公司要求清算组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不应被支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清算组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告是书面通知的救济手段，在债权人未收到书面通知时，债权人仍可以通过公告获知公司的清算行为，只有未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同时未履行公告义务，才能追究清算组的侵权赔偿责任。（二）富力公司的该笔债权并非仅仅只有南光公司一个债务人，从富力公司的发函文件来看，自始至终，富力公司均是同时向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及南光公司共同主张。且南光公司注销后，富力公司仍然同时向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发出催收函，天伦公司也依据富力公司的发函向富力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这都说明南光公司没有书面通知与富力公司债权未获清偿没有因果关系。富力公司的债务人不仅仅是南光公司，其债权不会因为南光公司注销而不获清偿。（三）南光公司的经营有效期是1998年7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直至2016年2月18日方变更为1998年7月15日至2016年12月15日，如果富力公司认为其债权应该向南光公司主张，无需通知，富力公司在2016年6月15日前就应当关注南光公司的注销事宜。清算组未书面通知富力公司南光公司的清算行为并不能直接引发富力公司的债权不获清偿。综上，南光公司2014年3月3日及2014年5月22日支付的5000万为全部土地补偿款，天伦公司2018年12月28日支付的1500万是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支付的款项，如果富力公司要求支付滞纳金，该1500万款项应予抵扣。同时，因为本案属于清算责任纠纷，南光公司虽无书面通知，但已履行公告义务，且从南光公司的经营期限及南光公司并非本案债权的唯一债务人，富力公司也并非仅仅要求南光公司承担债务，南光公司无书面通知并不会导致富力公司的债权不获清偿。因此，富力公司要求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的请求不应被支持。针对韩林玲、陈惠芳的上诉，富力公司答辩认为：一、富力公司申请变更、追加韩林玲、陈惠芳作为本案被告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纠纷源于南光公司唯一股东兼法定清算组成员天同公司、清算组成员孙绍将和陈惠芳违法清算南光公司的行为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受到损害。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富力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等规定，依法起诉天同公司、孙绍将和陈惠芳并要求前述主体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在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天同公司在明知富力公司已就南光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诉至法院的情况下，未通知富力公司和一审法院，自行清算并注销了公司，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获得清偿。故富力公司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上述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申请变更并追加韩林玲、陈惠芳（天同公司的股东兼清算组成员）作为本案被告。一审判决已认定富力公司申请变更、追加韩林玲、陈惠芳为本案被告未违反法律规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二、本案双方并未达成和解，富力公司有权继续本案诉讼并要求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赔偿全部债权损失。在本案诉讼中，富力公司与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及其关联方虽然曾协商解决本案债务，但是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最终并未达成和解合意。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亦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富力公司曾以任何形式放弃其在本案中的任何权利主张。韩林玲、陈惠芳提出的“本案债务已经和解解决”的抗辩不成立，一审判决不予支持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的该主张，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三、本案土地补偿款的数额和支付期限、南光公司迟延付款应承担滞纳金等事项均有明确的合同依据及事实依据，富力公司至今一直积极主张权利，从未以任何形式放弃主张土地补偿款及相应滞纳金。（一）案涉相关协议明确约定了土地补偿款的具体金额，款项数额通过南光公司及天伦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也能够充分印证。富力公司与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及南光公司2013年9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第3条、第5条约定，根据南光公司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前置审批用地协议书》，南光公司有权收取土地成交价款的50%即29541.5万元作为土地补偿款，各方一致同意富力公司分得前述土地补偿款中的10585.64万元，南光公司负责将该10585.64万元在扣除富力公司取得该等款项所应支付的税金、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余款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即南光公司收到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富力公司支付。此后，经上述相关协议各方当事人口头确认，土地补偿款10585.64万元扣除富力公司取得该等款项所应支付的税金、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金额为6500万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南光公司及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数额总计1.15亿元，与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的总和完全一致，南光公司及天伦公司的前述实际履行行为也充分印证土地补偿款的数额为6500万元。韩林玲、陈惠芳在本案一审时主张“天伦公司支付的6500万元包括其未经核实重复支付定金和拆迁专用款5000万元以及和解金额1500万元”，现在又主张“分情况分析天伦公司支付的6500万元的性质”，不仅严重自相矛盾，甚至不符合基本的常理，纯属不诚信的狡辩。因此土地补偿款为6500万元这一事实具有充分的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已正确查明该事实，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二）案涉相关协议明确约定了土地补偿款的支付期限，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在本案一审时亦明确予以认可，双方对此并无争议。根据《协议书（天河区东圃镇车陂村文明路AT090510前置审批用地）》第2.1.3条的约定，在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审核通过南光公司提出的前期投入补偿申请、富力公司付清地价款且清场交地后60日内，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南光公司支付项目用地的土地补偿费。通过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签订的《移交确认书》可以证明，富力公司已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案涉项目地块，并缴清项目地块的全部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南光公司于2013年9月24日将项目地块移交于富力公司，富力公司同意接收。由此可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最早应于2013年11月23日（即南光公司交地之日2013年9月24日起算60日）向南光公司支付土地补偿费。鉴于南光公司首次还款时间为2014年3月22日，可反映南光公司于2013年11月23日至2014年3月22日期间就已取得土地补偿费，否则其不会在2014年期间向富力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对于南光公司已收取土地补偿费这一事实，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在本案一审时并未否认。由于相关土地补偿费的信息由南光公司掌握，故富力公司以2014年1月1日作为南光公司取得土地补偿费的时点，并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即南光公司收到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后3个工作日），最终以2014年1月5日（前述履行期限届满后次日）作为滞纳金的起算时点。对此，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当庭予以认可，双方对此没有争议。一审判决亦已查明并作出正确认定。（三）南光公司及其关联方的还款顺序依次为土地补偿款、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在履行过程中，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已达成合意，同意南光公司2014年3月22日、2014年5月25日合计支付的5000万元优先冲抵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之中的5000万元。该事实通过南光公司、天同公司2015年12月3日向富力公司出具的《关于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函》可以充分证明。在该函件中，南光公司、天同公司明确表示，“我司暂时无法履约”、“待税务部门对项目帐目审核完成，且对各方不会造成影响后，我司将尽快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倘若南光公司、天同公司认为前述5000万元是用于返还定金和拆迁专用款，其根本不会再回函确认前述债务了。即使不考虑各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达成的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南光公司2014年所支付的5000万元本就不足以清偿其对富力公司所负的全部金钱债务（土地补偿款、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合计为1.15亿元），在土地补偿款、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到期日相同（均为相关政府部门按照《收地协议》向南光公司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担保情况相同（均由天伦公司、张国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情况下，该5000万元依法亦应优先冲抵债务本金负担较重的土地补偿款，如有剩余再依次冲抵定金、拆迁专用款。同理，2018年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合计支付的6500万元依法亦应优先抵充债务本金负担较重的土地补偿款，如有剩余再依次冲抵定金、拆迁专用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合计支付的1.15亿元，即为涉案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的本金部分”，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四）富力公司一直积极主张本案债权，从未以任何形式放弃主张土地补偿款及相应滞纳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从富力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富力公司自2013年至今一直积极发函向南光公司催收本案债务，从未以任何形式放弃过本案任何一笔债务及南光公司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在南光公司违法清算注销后，富力公司也已积极提起本案诉讼维护权利。此外，如上文所述，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已就2014年南光公司所偿还的5000万元用于冲抵部分土地补偿款达成合意。因南光公司2014年3月22日与2014年5月25日已自愿履行部分债务，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等规定，已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富力公司向南光公司主张偿还土地补偿款的诉讼时效自2014年5月25日起重新起算。此后，富力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再次向南光公司发出《律师函（关于退还/支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相关款项的函）》主张偿还土地补偿款，同样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韩林玲、陈惠芳所谓“支付土地补偿款的时间已经超出两年诉讼时效”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四、土地补偿款支付条款是案涉相关协议各方当事人为分摊、降低商业交易成本而达成的正当、合理商业安排，约定清晰明确，合法有效。根据前述协议约定，南光公司迟延支付土地补偿款应向富力公司支付滞纳金，计算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一。为节约诉讼成本，富力公司起诉时已主动将滞纳金计算标准下调为年利率24%，下调后的计算标准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实践，不违反法律规定。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在本案中亦未举证证明滞纳金过高。一审判决擅自降低滞纳金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五、韩林玲、陈惠芳要求以南光公司剩余财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清算组成员、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的赔偿责任是该等主体因实施违法清算行为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并非公司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的有限责任，侵权主体应以其自身财产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此外，除了公司依法通过破产清算制度被宣告破产的情况之外，公司并不因任何原因而减免其对债权人的全部清偿责任。若此时公司股东和/或清算组未依法向人民法院宣告公司破产，而是选择实施违法清算行为并注销公司，则构成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公司免于清偿部分债务的法律后果，公司股东此时也不受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清算组更无权以违法清算时公司的剩余财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南光公司曾被宣告破产。因此，南光公司应向富力公司履行的债务并未以任何形式被免除，韩林玲、陈惠芳要求以南光公司剩余财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韩林玲、陈惠芳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韩林玲、陈惠芳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20日，富力公司（甲方）、天同公司（乙方）、天伦公司（丙方Ａ）、张国明（丙方Ｂ）签订《文明路项目协议书》。协议“鉴于”部分载明：乙方拟收购南光公司的100%股权，并负责与南光公司共同协商相关政府部门收回位于广州市宗商住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再由相关政府部门将其重新公开出让，届时南光公司作为唯一受偿人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本项目重新出让时，甲方参与竞买，乙方负责协助甲方通过出让程序竞得本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丙方同意为乙方及南光公司在本协议项目用地中应承担的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协议还载明：第五条权益分配（一）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取得本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其所有权益，并同意按本项目用地的地上总建筑面积、单价5000元／ｍ2的标准计付土地费用（以下称土地费用）。土地费用总额暂计为24618万元，最终以甲方签订的《出让合同》约定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为准。甲、乙双方确认，土地费用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本项目用地涉及的所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收回其土地使用权时应向原土地方、原权益方（含安华公司、南光公司、乙方等）或其他被补偿人（单位／个人）应支付的全部费用。……第六条定金的支付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定金8000万元。……第八条土地费用的结算（二）甲方竞得本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后，甲、乙双方及南光概念股是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对土地费用进行结算支付：……2、如土地出让金单价超过5000元／ｍ2的，按以下约定处理：（1）在甲方签订《出让合同》后1个月内，乙方将定金一次性退回甲方。（2）土地出让金超出土地费用总额的部分，由乙方在南光公司收到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第二十二条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南光公司、乙方应退而未退甲方的已付款项，或未支付违约金的，除继续承担付款义务外，乙方还应按其应退（付）未退（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计付滞纳金，直至付清为止。2012年10月29日，富力公司（甲方）、天同公司（乙方）、天伦公司及张国明（丙方）、南光公司（丁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协议载明：第二条定金的调整本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约定的定金由8000万元调整至4000万元。第三条拆迁专用款甲方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专门用于解决本项目用地前期租赁及拆迁问题，该费用在双方进行土地费用的结算中进行抵扣。……第五条相关费用的处理……2、如甲方竞得本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的，则：（1）在相关政府部门按照《收地协议》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第3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但低于（含等于）出让底价130%部分的50%全额支付给甲方。（2）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第（1）点款项的同时，乙方向甲方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三）如乙方未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及/或退还相应款项（含补偿费、定金、拆迁专用款、利息等）的，则应按原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即除继续承担付款义务外，乙方还应按其应退（付）未退（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计付滞纳金，直至付清为止。2013年9月23日，富力公司（甲方）、天同公司（乙方）、天伦公司及张国明（丙方）、南光公司（丁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协议载明：甲方已于2013年7月19日以59083万元（“土地成交价款”）竞得项目用地。为加快项目用地的收地等各项工作，经四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如下：1、丁方负责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向甲方退回已支付的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2、甲方同意另行向丁方支付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用于项目的收地等工作。3、根据丁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前置审批用地协议书》（即“补充协议一”所述的《收地协议》），丁方有权收取土地成交价款的50%（即59083万元×50%=29541.5万元）作为土地补偿款（按国土部门退回补偿款为准，在保证丁方分得18955.86万元后，余款为甲方分得）。四方一致同意由甲、丁双方分享上述土地补偿款，其中丁方分得10585.64万元。4、如丁方收取土地补偿款须承担相应税金的，则由甲方和丁方按照上述各自分得的土地补偿款各自承担相应的税金。5、四方同意，丁方负责将甲方分得的上述10585.64万元在扣除甲方按上述第4条约定承担的税金（如有，最终以税务部门核定为准）及扣除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余款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支付给甲方……。如本协议与“原协议”、“补充协议一”有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其他事项仍按照“原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执行……。2013年9月24日，南光公司（甲方）、富力公司（乙方）签订《移交确认书》，载明：甲方于2013年4月11日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天河区东圃镇车陂村文明路AT090510地块签订前置审批用地《协议书》。乙方于2013年7月19日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该地块，已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乙方已根据《出让合同》约定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的税费……。2013年7月22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天同公司与南光公司发函主张债权。其中，2013年7月22日，富力公司致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关于支付广州南光项目相关款项的函》载明：请贵方按《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向我方支付下列款项：1、贵方退回我方已支付的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2、贵方将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部分的×50%，即（59083万元-37911.72万元）×50%=10585.64万元支付给我方。2013年11月26日，富力公司致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关于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相关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函》载明：请贵方根据原协议约定的期限将我方已付的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返还至我方的以下账户。2014年11月5日，富力公司委托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发《关于：限期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相关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事宜》的律师函，载明：请贵方于本函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退至广州富力指定的账户。2015年12月1日，富力公司委托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再次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发律师函，内容与之前的律师函基本一致。2015年12月3日，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回复君泽君律师事务所12月1日的律师函：待税务部门对项目账目审核完成，且对各方不会造成影响后，我司将尽快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敬请富力公司理解我司的苦衷，并给予一定的宽限时间。2016年2月23日，富力公司委托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再次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发律师函，要求对方明确相关款项的具体退还时间。2017年8月25日，富力公司致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关于尽快支付广州市东圃车陂文明路项目相关款项的函》载明：根据合作协议约定，贵方需向我方支付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以及扣除贵我双方认可的税金后我方应得的土地补偿款。另查，南光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天同公司，公司主要人员有陈惠芳、孙绍将。2016年12月19日，南光公司申请公司注销登记，其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清算组负责人为孙绍将，清算组成员有陈惠芳。2016年12月27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南光公司注销登记。天同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为监事，张红芳为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12月19日，天同公司申请公司注销登记，其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清算组负责人为张红芳，清算组成员有陈惠芳、韩林玲。2018年12月21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天同公司注销登记。又查，2014年3月3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3500万元；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1500万元；2018年5月25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3000万元（用途列明“往来款”）；2018年11月7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2000万元（用途列明“往来款”）；2018年12月28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分别支付1500万元（用途列明“还款”）、60万元（用途列明“诉讼费及律师费”）。对于上述款项，富力公司表示：2014年南光公司支付的两笔款项共5000万元系支付土地补偿款，2018年后天伦公司支付的其余款项系剩余土地补偿款及退还的定金、拆迁专用款。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则认为：南光公司已于2014年退还定金、拆迁专用款5000万元。对于土地补偿款，富力公司在2016年前从未主张过，至2018年向天伦公司主张时，又与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一并主张，天伦公司基于信任并未核实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退还情况，重复支付了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因天伦公司不同意支付土地补偿款，该事项不了了之。至2018年12月，陈惠芳向天伦公司出示富力公司的起诉文件，在与张力再次沟通时，基于友情及为彻底解决该项目中所有的不一致意见，最终确认天伦公司在向富力公司支付1500万元后，本项目的债权债务再无争议，富力公司撤诉。富力公司主张的6500万元土地补偿款根本没有依据。天伦公司最终支付的款项是为了一揽子解决双方的争议，并不是指向富力公司起诉主张的土地补偿款。关于富力公司于本案中主张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其表示按照如下方式核算：1.本案款项履行期限是从南光公司取得政府支付的土地补偿款用后的三个工作日，由于富力公司不清楚南光公司收到款项的具体时间，通过相关协议及南光公司付款时间，推算南光公司在2014年1月1日前取得土地补偿款，相关滞纳金从2014年1月5日起算，涉案协议原约定滞纳金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富力公司主动调低至按年利率24%计算。2.各时段的具体滞纳金，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如下：2014年3月3日已付的3500万元的滞纳金，以3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3月4日，金额为1353333.33元；2014年5月22日已付的1500万元的滞纳金，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5月22日，金额为1370000元；2018年5月25日已付的3000万元的滞纳金，以3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5月25日，金额为32020000元；2018年11月7日已付的2000万元的滞纳金，以2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1月7日，金额为23560000元；2018年12月28日已付的1500万元的滞纳金，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2月28日，金额为18180000元；共计76483333.33元。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认可富力公司提出的滞纳金起算日期，但认为富力公司的上述主张无合同、法律依据，且富力公司关于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庭审后，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向张力发函要求说明情况申请书》：“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与富力公司张力先生就文明路项目争议了结进行了和解，张力先生同意不再追究天伦公司及关联方的其他责任。因为富力公司拒绝撤诉，继续追究相关滞纳金的责任，与前述和解意见不符。我方特申请法院向张力发函要求说明和解事实，张力作为富力公司的联席董事长，作为和解当事人，有能力、有义务说明和解事实。”富力公司就上述情况函复一审法院：“经与我司张力先生核实、确认，张力先生本人从未与张国明先生就本案纠纷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和解一致意见。”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就富力公司的复函发表如下意见：“1.我方向法院申请由张力先生说明和解事实，而非要求富力公司回函。如果和解事实不存在，为何在我方申请张力先生说明情况的情形下，是富力公司回函，而非张力先生回函，这只能说明富力公司无法拿到张力先生的亲笔签名，因此，富力公司的回函并不能代表张力先生的意见。2.富力公司拒绝撤诉，否认和解意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方根本不需要怀疑富力公司的态度，不需要富力公司的回函。我方在申请书中已经明确说明，张力先生才是和解谈判者，如果不是张力先生亲笔回函，富力公司的复函对查明和解事实没有任何助力。富力公司的陈述因为其无法提供其他更有力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无法证明其确实与张力先生核实、确认过，亦无法证明和解事实不存在。3.天伦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属于本案的证人。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了和解事实，且天伦公司的付款凭证不可能作假。现在我方强烈要求张力先生说明和解事实的情形下，富力公司仍无法出具张力先生的意见，只是由富力公司自述，因此，在富力公司有义务、有能力提供张力先生证言的前提下而无法提供，依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请合议庭采纳我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张力先生未否认和解事实。鉴于文明路项目由张国明先生与张力先生联系沟通，张力先生同样属于富力公司的灵魂人物，张国明先生有理由相信，张力先生即代表富力公司，只要张力先生未否认与张国明先生达成和解意见，我方认为富力公司与天伦公司已达成和解意见，只是富力公司不认可张力先生的和解意见而已，此属于富力公司与张力先生的内部沟通问题，不能否认和解事实已经存在，并履行完毕。”另查，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认为天伦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富力公司支付了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律师费60万元，无论本案结果如何，案件受理费均应由富力公司承担。富力公司亦确认上述款项包含了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并表示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同意承担应由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承担的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清算责任纠纷。富力公司依据其与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于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以及与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南光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于2013年9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主张南光公司负有支付上述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退还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及相应滞纳金的合同责任，并以南光公司未经合法清算程序即注销公司而致其上述债权受损为由，于本案中追究南光公司的股东天同公司及清算组成员孙绍将、陈惠芳的清算赔偿责任；又以天同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未经合法清算程序为由即注销公司，变更、追加天同公司的股东韩林玲、陈惠芳及清算组成员张红芳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出自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协议项下所涉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已了结？富力公司关于涉案协议项下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主张是否成立？2.如成立，南光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及独资股东天同公司应否承担清算赔偿责任？3.天同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应否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富力公司认为南光公司前期支付的5000万元是土地补偿款，尚欠土地补偿款1500万元、定金4000万元和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共计6500万元，后由天伦公司代为支付，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则认为天伦公司支付的6500万元不包括土地补偿款，应为重复支付的定金和拆迁专用款，系双方经商谈一揽子解决争议的方式。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涉案协议，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天同公司等就文明路项目约定由富力公司支付项目用地土地费用，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协调办理项目用地重新出让等手续，若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超出土地费用总额的，则南光公司获取土地补偿款后需将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但低于（含等于）出让底价130%部分的50%全额支付给富力公司，同时还需向富力公司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在富力公司以超过土地费用的价格最终竞得项目用地后，各方在上述《补充协议二》中进一步明确就项目用地的土地补偿款，富力公司可分得10585.64万元。对于土地补偿款的具体数额，需要扣除所承担的税金，富力公司表示经相关协议各方口头确认，土地补偿款10585.64万元扣除相应税金及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金额为6500万元，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未就该扣税标准提供充分否证，一审法院对富力公司主张的土地补偿款数额予以采纳。因此，综合涉案协议及项目用地的实际竞拍情况，就涉案项目，南光公司需向富力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认为关于返还土地补偿款的约定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2013年7月22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南光公司等发函主张上述债权，南光公司在2014年期间向富力公司先后支付了3500万元、1500万元，南光公司注销后，天伦公司在2018年期间再向富力公司先后支付了3000万元、2000万元、1500万元、6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从各款项转款用途看，除了最后支付的60万元列明是“诉讼费及律师费”，其余款项用途均为“往来款”“还款”，具体用途指向不够清晰。另一方面，从款项数额看，除诉讼费及律师费60万元外，富力公司实际收取的款项数额与其主张的款项本金数额一致。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辩称天伦公司代为支付的6500万元系重复支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与富力公司张力先生实际上以此方式一揽子解决了就文明路项目产生的所有争议，但未能就此提供书面和解协议或其他足以印证其主张的有力证据，富力公司对此亦予否认，并表示经与张力核实、确认，张力本人从未与张国明就本案纠纷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和解一致意见。而且，双方争议的款项数额巨大，在已知诉讼存在的情况下，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所称天伦公司未经充分核实即重复退还定金、拆迁专用款等意见，并不符合常理。从款项金额来看，富力公司主张的涉案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合计1.15亿，与南光公司、天伦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完全相符，富力公司所称上述各款项实已支付完毕，更具合理性。本案中，在综合考虑双方举证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原则，一审法院采信富力公司的主张，认定富力公司主张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合计支付的1.15亿元，即为涉案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的本金部分。第三，如上所述，涉案款项本金已支付完毕，富力公司现主张南光公司还应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涉案协议，南光公司应按其应退（付）未退（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富力公司计付滞纳金，根据前述分析，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均属于协议中约定的“应退（付）未退（付）款项”的范畴，南光公司未按时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滞纳金的计付标准，富力公司主动将之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认为该标准仍然过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二十九条规定，逾期付款违约金高于逾期付款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当事人可以请求适当减少。本案中，南光公司逾期付款给富力公司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按协议中约定的滞纳金标准及富力公司主张的年利率24%的标准计得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均明显高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考虑双方多次沟通协商解决争议的过程以及本金已全部支付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关于滞纳金的起算时间，根据涉案协议约定，涉案款项的履行期间是从南光公司取得政府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用后的三个工作日，富力公司通过相关协议及南光公司的付款时间，推算南光公司在2014年1月1日前取得土地补偿款，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对此予以认可，故逾期付款的滞纳金应从2014年1月5日起，按照富力公司收到各款项的时间节点，进行分段计算。即以3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3月3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5月22日；以3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5月25日；以2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1月7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2月28日。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认为富力公司关于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涉案协议中并无关于土地补偿款的滞纳金计付标准的约定等意见，与本案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富力公司认为南光公司清算时没有依法通知其申报债权，导致其债权未获清偿，要求南光公司股东天同公司及清算组成员孙绍将、陈惠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富力公司主张的清算赔偿责任要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存在已知的债权人；二是南光公司没有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三是由此导致富力公司债权未获清偿。对于富力公司享有南光公司的相关债权，在前述第一点争议已详细论述，而且直至南光公司注销时，富力公司仍一直向相关当事方发函催款，南光公司毫无疑问应知晓富力公司为其债权人。南光公司明知与富力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清算时候没有书面通知富力公司，导致富力公司部分债权至今未获清偿，已违反了公司清算的相关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关于天同公司、孙绍将、陈惠芳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本案中，南光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南光公司的唯一股东天同公司为其法定清算组成员，理应承担南光公司清算过程导致富力公司损失的赔偿责任。南光公司清算报告所列的清算组成员孙绍将、陈惠芳并非南光公司的股东，实为代表天同公司执行清算事务的人员，其清算报告经天同公司确认，其清算行为应视为天同公司的清算行为，相关清算责任也应由天同公司承担。故富力公司主张孙绍将、陈惠芳承担南光公司的清算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述第三点争议，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认为天同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不应与南光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在本案中合并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富力公司在本案中一开始系起诉天同公司承担南光公司的清算赔偿责任，但在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天同公司在未通知富力公司的情况下自行清算并注销了公司，故富力公司申请变更、追加天同公司清算组成员张红芳、韩林玲、陈惠芳为本案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天同公司系南光公司唯一股东，南光公司与天同公司应承担的清算赔偿责任，最终都会落在天同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身上，故上述两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在本案中合并审理，并无不妥。第二，天同公司作为南光公司的法定清算责任主体，明知南光公司与富力公司之间的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对于南光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已诉至法院，其在此情况下仍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即启动对天同公司的清算程序，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通过清算程序获得清偿，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前述，韩林玲、陈惠芳为天同公司的股东兼清算组成员，应对富力公司未获清偿的滞纳金部分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张红芳并非天同公司的股东及法定的清算组成员，富力公司主张其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富力公司确认天伦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的60万元中包含了本案案件受理费，并同意在分清双方责任的基础上，由其承担应由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负担的本案受理费。经核算，本案案件受理费424217元，应由富力公司负担280367元，由韩林玲、陈惠芳负担143850元。基于富力公司上述自行处分行为，一审法院确认由富力公司全额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424217元。综上所述，富力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一百八十四条、一百八十五条、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韩林玲、陈惠芳向富力公司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分段计算：以3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3月3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5月22日；以3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5月25日；以2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1月7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2月28日）；二、驳回富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217元，由富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南光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南光公司的经营期限至2015年12月15日届满。本院认为，本案为二审案件，因此本案将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是否要承担案涉协议下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清算赔偿责任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标准。2013年9月23日，甲方富力公司、乙方天同公司、丙方天伦公司、丁方南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明确约定就项目用地的土地补偿款，富力公司可分得10585.64万元，并约定：“四方同意，丁方负责将甲方分得的10585.64万元在扣除甲方按上述第4条约定承担的税金（如有，最终以税务部门核定为准）及扣除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余款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支付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同时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向丁方开具收据。”一审中，富力公司主张经各方口头确认，土地补偿款10585.64万元扣除相应税金及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金额为6500万元，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不存在6500万元的土地补偿款，但其并未就富力公司应承担的税金数额提供证据，综合现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富力公司主张的土地补偿款数额为6500万元并未超过双方在《补充协议二》约定的数额，一审法院采信该数额并无不当，因此，就涉案项目南光公司需向富力公司支付以下项目：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合计11500万元。后因南光公司未按约定付款，2013年7月22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南光公司等发函主张上述债权，南光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3日和2014年5月22日向富力公司支付3500万元和1500万元；天伦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2018年11月7日、2018年12月28日向富力公司支付3000万元、2000万元、1500万元和60万元。上述款项除了最后支付的60万元列明是“诉讼费及律师费”外，其余款项用途均为“往来款”“还款”，具体用途指向不够清晰；而从款项数额看，除诉讼费及律师费60万元外，富力公司实际收取的款项数额为11500万元与其主张的款项本金数额一致。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主张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与富力公司张力先生就文明路项目争议进行了和解并已履行完毕，双方已一揽子了结了案涉项目的所有争议。富力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表示经与张力核实、确认张力本人从未与张国明就本案纠纷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和解一致意见，并主张南光公司、天伦公司支付了涉案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的本金部分。由于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并未能提供书面和解协议或其他足以印证其主张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未采信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的主张，并据此认定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合计支付的1.15亿元，即为涉案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的本金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南光公司未依照约定及时付款，富力公司主张南光公司应按年利率24%计算向其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韩林玲、陈惠芳、张红芳、孙绍将认为该标准过高。本案中，南光公司逾期付款给富力公司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而按协议中约定的滞纳金标准及富力公司主张的年利率24%的标准计得的逾期付款滞纳金，明显高于富力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双方多次沟通协商解决争议的过程以及本金已全部支付的情况下，酌定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并按照富力公司收到各款项的时间节点，分段计算案涉滞纳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富力公司上诉请求按年利率24%计算案涉滞纳金，以及韩林玲、陈惠芳上诉主张不应支付滞纳金，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南光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天同公司，其经营期限届满后，自行组织清算并注销了公司。南光公司明知其与富力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清算时并没有书面通知富力公司，导致富力公司部分债权至今未获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天同公司作为唯一股东系南光公司的法定清算责任主体，虽然南光公司清算报告所列的清算组成员为孙绍将、陈惠芳，但他们仅为代表天同公司执行清算事务的人员，故相关清算责任应由天同公司承担。同理，天同公司于一审审理期间在未通知富力公司的情况下自行组织清算并注销了公司，其股东韩林玲、陈惠芳作为天同公司的法定清算责任主体，明知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仍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即启动对天同公司的清算程序，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通过清算程序获得清偿，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富力公司请求天同公司股东之外的张红芳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韩林玲、陈惠芳向富力公司支付案涉滞纳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富力公司上诉认为张红芳、孙绍将亦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以及韩林玲、陈惠芳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富力公司、韩林玲、陈惠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217元，由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80367元，由韩林玲、陈惠芳负担1438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锦城审判员  杨 靖审判员  胡晓清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龚鸿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