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71行终17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志勇，男，196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船营交通管理大队，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鞍山街**。 负责人刘宪军，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崔巍，该单位法制支队科员。 委托代理人李凤光，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志勇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船营交通管理大队（以下简称船营交管大队）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吉林铁路运输法院（2020）吉7102行初121号行政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20年7月15日9时，刘志勇在吉林市船营区解放西路（吉兴路-黄旗路）将其驾驶的吉B×××19号小型轿车停于出租车专用限时停车泊位内。2020年7月23日，船营交管大队作出编号2202041512502235《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刘志勇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刘志勇处以200元罚款。刘志勇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船营交管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于刘志勇提起的要求撤销行政行为的诉讼，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是否充足，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存在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情形，进行全面审查。同时，还应当对刘志勇主张的理由进行评析。（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船营交管大队作为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机构下设的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相当于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的职权，不存在超越职权的情形。根据船营交管大队提供的违法行为发生时的现场照片可见，刘志勇驾驶的车辆停放处地面有明显的“出租车”字样，且车辆旁边即为出租车停靠限时60秒的标示牌，一般人均可作出有效辨识和判断，在刘志勇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该违法事实的情况下，被诉行政行为应属主要证据充分。案涉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构成要件，船营交管大队适用此规定认定违法行为，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船营交管大队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虽适用简易程序，但已然履行了关于道路交通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正当程序，未剥夺和侵犯刘志勇的程序性权利，应属程序合法。同时，本案无证据证明船营交管大队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存在目的不适当、不相关考虑等滥用职权的情形。被诉行政处罚的内容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罚款幅度内，且与船营交管大队日常执法常规标准相符，不存在明显不当的情形。（二）关于刘志勇提出的诉讼理由。第一，刘志勇认为船营交管大队认定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点错误，经调查，此系摄录设备的定位误差所致，并未对案涉违法事实的认定造成影响，因此不足以否定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刘志勇认为现场没有禁停标志，自己的车辆停靠在出租车停车位标线内，不构成行为违法，船营交管大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认定违法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此系刘志勇对法律、法规的规避性误读。公共道路上设置的禁停标志、标线，既可以作直接的指示和理解，也可以作间接的指示和理解。本案中，虽然违法行为地点没有明示的禁止刘志勇驾驶类型车辆停靠的标志和标线，但确有出租车限时停靠的标志和标线，即是间接的指示禁止刘志勇驾驶类型车辆停靠。刘志勇作为取得驾驶资格的个人，以正常思维即可有效理解该标志和标线的含义。因此，刘志勇的此项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刘志勇认为违法行为地无停车位，船营交管大队“钓鱼执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宗旨，以及刘志勇的行为实现了出租车停车位利用率最大化。如上所述，刘志勇同样是在有意规避自己的违法事实，而对法律、法规片面的理解。所谓立法宗旨，是以法律规范为形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追求，而非仅仅对个别个体利益的保护。有关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所涉公共利益包括交通秩序、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等，而在各种利益中寻求平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要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均予以规制。行政主体不能超越法律、法规执法，行政相对人亦要遵守法律、法规设定的规则。从依法行政的层面理解，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于法，并受法的约束和支配。在法治国家中，个人也当然必须服从法，必须履行国家通过行政权力依法设定的义务，在规则下行使权利，享受自由。即使设定的规则有失，当事人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理性表达诉求，寻求救济，而非如本案刘志勇，故意触碰和挑战规则，则必然构成行政违法。第四，刘志勇在起诉状中要求一审法院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就停车场问题发出司法建议，此非行政诉讼的审查范畴，本院不予评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具备合法性，刘志勇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判决驳回刘志勇的诉讼请求。 刘志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船营交管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2.判令船营交管大队退还刘志勇缴纳的罚款并返还滞纳金48元。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船营交管大队提供的证据程序错误。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船营交管大队举证照片时，刘志勇要求提供照片的原载体及检测证明，从而确定证据的合法性及有效性，但一审法院并未理会刘志勇的这一要求，故一审法院在认定证据的过程中程序违法。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第一项规定，船营交管大队及其代理人在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船营交管大队举证的五张照片中，有两张刘志勇在官网上查到了，其余三张是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之后取证的，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有效证据。3.船营交管大队在答辩和庭审期间已自认取证设备有问题：“由于取证的摄录设备自动定位功能存在细微误差，应将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地点解放西路（黄旗路-吉草高速口）补正为解放西路（吉兴路-黄旗路），该路段与处罚决定书的地点相邻。”通过使用百度地图APP的测距功能，显示实际的处罚地点与处罚决定书上的处罚地点直线距离相差3.1公里，由此说明取证设备存在严重问题。4.船营交管大队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交通警察对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停放机动车行为，应当在机动车侧门玻璃或者摩托车座位上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并采取拍照或者录像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张贴违法告知单。根据上述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第二十一条第六项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应当予以消除：（六）不符合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要求的”，船营交管大队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二）船营交管大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钓鱼执法”问题。在吉林市众所周知船营区法院门口根本没有停车的地方，作为执法者，船营交管大队不去协调有关单位解决船营区法院侵占公共区域私设停车场问题，相反每天都去罚款，属于“钓鱼执法”。广大交通参与者没有地方停车，被迫违法，所以不能心服口服接受处罚。（三）被诉处罚决定违反交通安全法的立法宗旨，且没有法律依据。1.《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刘志勇将车停在可以停车的位置上，首先不影响交通，其次船营交管大队作为交通管理部门不去协调停车难的问题，而是每天到那里罚款作为财政收入获取不当利益，与《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和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的立法宗旨相悖。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是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船营交管大队没有证据证明处罚地点设有禁停标志，刘志勇将车停在标线内，虽然是出租车停车标线，但根据罚则相对应原则，该条并没有规定私家车停在出租车位的法律后果，船营交管大队作为执法机关没有创设法律和曲解法律的权利，法院的法官也无权用自己的理解去适用法律的权利。3.《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停车场；停车泊位不足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投入使用的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施划停车泊位。”第五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刘志勇驾驶的机动车停在出租车停位标线内，并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准确适用了第五十六条规定，而且《交通安全法》并没有规定机动车不可以停在出租车停车位上，出租车也属于机动车车型。4.法无禁止即可为。任何人都必须在法院规范内行使权利，执法机关不能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套用法律处罚。 船营交管大队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志勇是否存在违法停车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免除处罚的法定情形，刘志勇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如刘志勇对有关社会现象有意见，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提出，不能与本案的违法停车行为混为一谈。刘志勇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其驾驶的私家车停在出租车临时泊位上，船营交管大队依法对其予以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志勇的上诉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本案中，从现场监控设备拍摄的照片可见，刘志勇驾驶的机动车为私家车，停车的位置为出租车专用限时停车泊位，旁边设有出租车限时60秒停靠标志牌，明确表明该停车泊位仅允许出租车临时停靠，刘志勇无视禁令标志，将其私家车随意停放在出租车专用限时停车泊位内，明显属于违法停车。船营交管大队据此适用简易程序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且处罚幅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二）关于刘志勇提出的监控摄录设备显示的地点与实际违法地点不一致的问题。经查，监控摄录设备显示的地点虽有误差，但并未影响本案违法停车行为的认定，故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志勇提出的“钓鱼执法”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立法宗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置出租车限时停靠标志牌的目的是方便出租车驾驶员定点停车上下客，引导乘客定点候车，解决出租车无处停靠、随意停靠问题，对维护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刘志勇将其私家车随意停放在出租车限时停车泊位内，不仅违反机动车停泊规定，且影响道路交通秩序，故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志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包蕴琦 审判员  侯德顺 审判员  李长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