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8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年生，男，1966年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坚，江西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琳，江西雩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美福，男，1969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俊斌，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年生因与被上诉人陈美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0）赣0731民初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上诉人邱年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坚、罗海琳，被上诉人陈美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俊斌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年生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0）赣0731民初62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直接改判为被上诉人陈美福向上诉人邱年生支付经营承包费共计615000元，并自2017年4月1日起以61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月计付滞纳金；本案一审、二审所有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陈美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是承包期间，被上诉人陈美福应按《承包合同》的约定向邱年生支付承包管理费。《承包合同》第二十六条约定甲方（即陈美福）必须合法经营，假如因执行农医、医保政策不利而导致新农合、医保停止报账，其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陈美福承担主要责任（70％），乙方承担次要责任（30％），政府暂停了于都县所有民营医院的医保政策，为了确认亏损金额需要上诉人邱年生在付款单签字。2018年1月31日，双方签订了《于都东方医院股份转让合同》（下称《转让合同》），在签订《转让合同》时陈美福向邱年生提出因暂停了于都县民营医院的医保政策，造成医院亏损，陈美福按《承包合同》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承包期间的承包管理费，但要求邱年生也按照各自的股份比例承担亏损。因此双方在《转让合同》约定第十条的同时也约定甲方结欠乙方承包期间的管理费必须清算完。2.一审法院认定自2017年6月1日起双方的承包合同已终止的证据不足，一方面被上诉人辩称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另一方面却以付款单、证人证言等作为认定证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陈美福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5月15日双方口头约定解除《承包合同》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不清的前提下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陈美福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与医保政策无关，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承包合同》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均约定了医保政策对于承包合同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二十五条约定因医保未开通所需费用仍然由甲乙双方共同按比例出资，至于其在补充上诉状中所阐述的由于停了医保政策为了确认亏损金额需要上诉人在付款单签字，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所依据的承包合同第二十六条是约定在甲方不合法经营而导致停止医保的情况下才存在甲乙双方约定承担主次责任，而2017年5月1日开始停止的医保政策是政策性暂停，于都县的所有民营医院都是一样。3.上诉人主张的转让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的甲方结欠乙方承包期间的管理费必须结清，实际上当时是约定甲方结欠乙方承包期间2017年5月31日前的管理费必须清算完毕，只是当时双方进行约定时认为，双方认可承包合同中的结束时间就是2017年5月31日，所以在该条就没有强调时间，但是结合转让合同的其他条款完全能够证实承包合同终止的时间就是2017年5月31日。4.针对上诉人在其补充上诉状中所阐述的陈美福因按承包合同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承包期间的管理费，但要求邱年生也按照各自比例承担亏损责任，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因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还属于承包期间是不可能要求上诉人也要按照各自比例承担亏损责任，这显然和之前的合同相违背，也违背了任何承包合同的实际操作。综上，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邱年生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陈美福向邱年生支付经营承包费共计人民币615000元（包括2017年4月至12月管理费：60000元/月×9个月=540000元、2018年1月管理费75000元）；2.依法判决陈美福承担自2017年4月1日起至还清承包费用之日止按拖欠承包费用总金额的1.5%支付滞纳金（截止至2020年1月31日，所欠滞纳总金额为313650元）；3.依法判决陈美福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于都东方医院是2016年10月9日经于都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准登记而成立的一家综合医院，其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非政府办），所有制形式为：私人。在2015年6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原、被告按股份比例共同出资开办于都县东方医院，该院坐落在火车站对面（龙景嘉园旁）。合同约定，合伙期限为5年，其中邱年生占股49%，陈美福占医院51%的股份，以及其他内容。2016年8月31日原、被告又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即由陈美福承包经营东方医院5年，合同约定每年的业务收入必须达到如下指标，若没有达到也按此收入标准提取管理费。假如超过下达指标，则按超过的实际收入提取管理费，具体数据如下：第一年2016年9-12月每月40万元到年底完成160万元；第2年2017年1-12月，每月60万元，到年底完成720万元；第三年2018年1-12月，每月75万元，到年底完成900万元；第四年2019年1-12月，每月90万元，到年底完成1080万元；第五年2020年1-12月，每月105万元，到年底完成1260万元；合同第7条约定：每月在25日以前支付一个月的管理费，若延迟则每天承担3%的滞纳金，超过2个月未付则合同终止；第九条约定：若承包者在两年内没有达到预期的业务收入，经对方同意可以终止合同，由医院统一收回管理，否则视为承包者违约。若承包者保证了对方按预期目标提取的管理费则不得随意终止合同，否则也视为违约，任何一方违约需赔偿对方违约金10万元；第十条约定提取管理费的比例：按实际收入的9.8%提取。第十一条：承包期间提取的总收入是指下列实际收入的总和：门诊收入、住院补偿收入（新农合和医保）、实际收到的住院押金、合作科室实际总收入的45%-55%。这部分收入以后有科室合作的，也参照此方案执行；第十五条：陈美福发给邱年生工资每月4000元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合同。在2017年5月15日，由于公费医疗（医保）改革，从2017年5月1日起政府暂停了于都县所有民营医院的医保政策。由此陈美福便不能完成业务收入，从2017年5月起东方医院转入亏损状态。从2017年6月1日起原、被告便恢复合伙经营状态，东方医院由陈美福一人承包经营恢复为两人合伙经营，邱年生在医院恢复院长工作，2017年6-12月东方医院经营亏损，亏损损失由原、被告按此比例分担。2018年1月31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于都东方医院股份转让合同》，即由陈美福（甲方）收购邱年生（乙方）邱年生在于都东方医院49%的股份。内容有：第一条，于都东方医院总折价1100万元（含三年利息）其中陈美福51%×1100＝561万元，邱年生49%×1100万元＝539万元；第三条，医保开通之日起，开始签订正式合同，甲方当日支付乙方首付款45万元，乙方余款489万元分三年支付；第5条、2015年6月15日之前医院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邱年生独自承担；第6条，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8月3日之间的债权、债务由甲方和乙方按各自股份比例承担；第7条，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5月30日之间的债权、债务由陈美福承担；第8条，2017年6月1日起正式合同签订之日止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原、被告按各自股份比例承担；第十条，2017年6月1日起至今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盈亏清算，按各自股份比例承担；第14条，甲方结欠乙方承包期间的管理费必须清算完；第十七条，待医保开通后，正式合同开始签订，合同签订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按各自比例承担。一审另查明，2018年2月1日于都县各民营医院恢复医保。即2018年1月31日双方签订《东方医院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后即属正式生效合同，双方均已履行该合同，双方的合伙正式终止。一审法院认为，于都东方医院是由原、被告个人合伙共同成立的一家综合医院，其中邱年生股份为49%，陈美福股份51%。2016年8月31日，邱年生与陈美福签订了《承包合同》，在承包期间由于于都县医保改革，政府从2017年5月1日暂停了于都县所有民营医院的医保政策，由此导致陈美福不能完成承包合同约定的业务量，造成2017年5月医院亏损。从2017年6月1日起恢复原、被告合伙共同经营医院的模式。这一事实有邱年生签字的付款单、证人陈某证言、《转让合同》的第5、6、7、8、10、14、17条，上述证据相互间可形成证据链证实从2017年6月1日起原、被告已终止承包合同，双方恢复合伙经营的模式。陈美福实际尚欠邱年生2017年4月和5月的承包管理费，从2017年6月1日起不属于陈美福承包期间，邱年生诉讼主张应计算承包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陈美福至今尚欠邱年生2017年4月、5月的承包费未按期向邱年生给付，依约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6条、第7条、第17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0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陈美福尚欠邱年生2017年4月、5月的企业承包管理费计人民币120000（60000×2），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清偿；二、陈美福应向邱年生支付迟延付款滞纳金，其中60000元计息时间从2017年5月1日起算至还款之日止60000元计息时间从2017年6月1日起算至还款之日止，月利率按1.5%计算，利随本清。三、驳回邱年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计人民币13087元，由原、被告各承担50%计人民币6543.5元，于交款时一并付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邱年生向法庭提交了刘金兰的书面证明并申请刘金兰（2014年8月-2017年9月期间在东方医院任护理部主任）出庭作证，证明：1.2017年5月政府暂停了于都县所有民营医院的医保政策后，没有终止承包；2.2017年5月政府暂停了于都县所有民营医院的医保政策后，邱年生没有回医院上班，是由陈美福负责安排医院的工作等相关事实。本院认为，参与东方医院的日常工作管理与参与东方医院的合伙经营并不是一回事。参与财务费用支出的监管是合伙经营的关键环节内容。证人刘某是于都东方医院的护理部主任，不是财务人员，刘金兰的证言也仅是没有发现邱年生参加医院的任何会议及工作安排，不能据此来认定邱年生与陈美福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还是承包经营关系，故刘金兰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陈美福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自2017年6月1日起双方的承包关系是否结束。上诉人邱年生主张，《承包合同》中约定因医保政策不力导致的新农合、医保停止报账的责任其承担30%，而后在《转让合同》中同意就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承包期间的亏损按股份比例承担的前提是陈美福需按《承包合同》约定支付该期间的承包管理费。本院认为，虽然陈美福并未提交双方约定解除《承包合同》的书面解除协议，但是，第一，根据一审中东方医院财务会计陈某的证人证言，邱年生时任东方医院的院长，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办公桌，而且自2017年5月停止医保后，6月份开始医院财务需要共同请示邱年生和陈美福，陈某作为医院的财务会计，能直接接触到医院的财务情况，其证言对认定邱年生与陈美福双方的法律关系更具有直接关联性。相反，刘金兰作为护理部主任，不了解医院财务会计等情况，其工作只向陈美福汇报并不能说明邱年生未参与医院的财务经营管理。第二，从一审中陈美福提交证据来看，2017年6月以后的财务报账单均由邱年生签署，印证了2017年6月以后邱年生参与经营管理的事实，若此时仍由陈美福承包经营，则无需邱年生对相关财务费用的签认。第三，《转让合同》第八条和第十条约定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东方医院期间的债权债务及收入支出双方按照各自股份比例承担。第四，《转让合同》签订以后，邱年生在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期间分四次支付了停止医保期间医院的亏损共计434492元（陈美福称该款仅为部分亏损额），符合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合伙特征。一审认定双方于2017年6月1日起终止承包合同，恢复合伙经营的模式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审理的仅是陈美福应否向邱年生承担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承包费问题，并不涉及双方2017年6月1日以后的合伙盈亏结算等问题。综上，综上所述，上诉人邱年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37元，由上诉人邱年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小兵审 判 员  彭 莉审 判 员  张 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代理书记员  王越颖代理书记员  胡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