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2民终455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3，女，198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男，200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法定代理人：郑某2，系郑某1父亲。 法定代理人：郑某3，系郑某1母亲。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莉，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天马华侨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港头村。 法定代表人：林爱武，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利,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源，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市中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A539。 法定代表人：邓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渊，公司员工。 上诉人郑某2、郑某3、郑某1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天马华侨农场有限公司（下称天马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市中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中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1民初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2、郑某3、郑某1（以下称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三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下称“安置协议”）第十条载明‘自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因所附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该《安置协议》未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中舟公司作为天马公司的代理人，其员工黄俊渊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安置协议》即已成立并生效。2014年10月21日，中舟公司向上诉人发出《抽取搬迁安置商谈流水号的通知》，告知上诉人在2014年10月25日早上9-11到农场场部抽取商谈流水号，并告知“若按流水号顺序进行商谈中能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者可优先选择安置房。”即中舟公司向上诉人发出要约，发出了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2014年10月25日，上诉人按通知要求的时间和所需提供的资料前往农场场部与中舟公司商谈。上诉人同意中舟公司提出的安置内容，即上诉人同意天马公司发出的要约，已经承诺，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案讼争的《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已经依法成立生效。退一步说，即使2014年10月25日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合同未成立生效，2017年7月上诉人和中舟公司就前述要约和承诺内容在书面协议书上签字之行为，是对要约承诺内容的确认，依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及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也应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安置协议》第十条载明“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后生效”，即协议并未特别约定必须同时具备当事人的签字和盖章后合同方生效，故签字或盖章其中一种方式就能够产生合同生效的法律后果。根据天马公司与中舟公司签订的《“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房屋搬迁服务协议书》（下称搬迁协议）的约定，天马公司与中舟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舟公司签署《安置协议》的行为视为天马公司签署，其法律效果归属于天马公司。应由天马公司承担。天马公司未在《安置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并不影响《安置协议》的成立及生效。上诉人、中舟公司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后协议即成立并生效。 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安置协议》已生效。根据中舟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可知，当时是天马公司领导跟中舟公司员工黄俊渊说上诉人这户可以安置，黄俊渊才签了《安置协议》。即天马公司同意与上诉人签订《安置协议》，并指示中舟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安置协议》，但事后天马公司又以上诉人不符合安置条件为由出尔反尔、违背其承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不作为方式拒不在《安置协议》上签章，阻止条件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应视为天马公司签章之条件已成就，《安置协议》已生效。 三、《安置协议》第十条中载明的“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之内容并非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不产生限制合同生效的法律效果。《安置协议》并非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已成立并生效。1、签字或盖章是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法定要件，“条件”系指法律规定以外当事人特别约定的生效要件，《安置协议》第十条中的约定不是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条件”。2、《安置协议》是天马公司、中舟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条款并非各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后确定的，上诉人签约时天马公司、中舟公司并未释义该合同条款，该条款对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一审判决中确认，天马公司提交的20份天马公司与其他职工签订的《安置协议》中，除被搬迁人信息、需拆除房屋信息、补偿金额等与上诉人提交的《安置协议》不一致外，其余合同文字部分条款均是一致的。中舟公司庭审时亦陈述《安置协议》是其参照其已办过的其他拆迁项目而进行制作的，故《安置协议》是格式合同。2017年上诉人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前，天马公司、中舟公司从未对外公示或向上诉人出示过该《安置协议》，签字当日中舟公司仅是让上诉人核对被搬迁人信息以及安置的房屋、金额等无误后签字，并未向上诉人解释该合同文本，故上诉人并不知晓该条款内容。上诉人只知晓农场其余职工也是经过抽取流水号、提交与中舟公司要求的资料、与中舟公司面谈且签字后《安置协议》就生效了并领取了安置房屋。现天马公司以该条款、以其未签章否认《安置协议》生效显然依据不足，亦显失公平、违反诚实信用。3、“条件”须具备不确定性，“条件”能否成就不受当事人意志及主观努力所控制，但“安置协议”第十条中“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之约定显然只是当事人就已达成的要约承诺进行书面确认，而非是生效条件。“条件”应在自然情况下发生，它不要求当事人为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而作为或不作为，而如按照《安置协议》第十四条“自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生效”之约定，《安置协议》的生效在上诉人、第三人签章后就完全取决于天马公司的意志。天马公司同意签章则生效，不同意则不生效。这显然是由当事人的个人意志左右合同的生效。这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合同成立、生效之规定不相符，亦与第四十五条附生效条件之规定不相符，人的意志并不是条件。4、“条件”必须合法，《安置协议》第十条中的“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之约定不合法，不产生限制合同生效的法律效果。政府部门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审批或者批准的权限和职责，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围。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仅使用于金融商事、国有资产转让、外商投资领域、探矿权采矿权转让领域。本案涉及的安置协议不属于依法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方予生效的合同。故《安置协议》第十条中的约定，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有关附条件合同的规定，依法应视为没有附条件，不产生限制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另根据政府相关文件，集美区政府在搬迁工作中只提供必要的政策业务指导，并非《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审核部门，【2014】206号厦门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明确本案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采用协议搬迁模式，由天马公司自行负责完成职工住宅搬迁工作，若涉及诉讼、上访等矛盾纠纷由天马公司自行处理。集美区政府指派专人参加，给予天马公司必要的政策业务指导，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十条并非根据政府规定，而是天马公司、中舟公司自行规定的。故不能以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没有进行审核而认定《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没有生效。 综上，《安置协议》并非附生效条件之合同，《安置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并非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上诉人与天马公司代理人签约后，《安置协议》即已依法成立并生效。 天马公司答辩称，一、《搬迁协议》并未授权中舟公司代天马公司签署《安置协议》，中舟公司或其员工在安置协议上的签字不能代表天马公司已经确认。1、《搬迁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中舟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按有关规定组织进驻现场，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调查被搬迁房屋的权属。第六条第1款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即派驻人员按甲方（天马公司）的进度安排开展工作，并将调查情况及被搬迁房屋资料准确地书面报送甲方，乙方入户调查登记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等内容均体现中舟公司在征迁过程中仅协助天马公司对安置对象进行摸底排查。其次，第六条第4款约定的，中舟公司负责在搬迁期限内与被搬迁人签订《安置协议》，报甲方委托的征收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同时报甲方备案。并不能说明天马公司将签订《安置协议》的权利委托中舟公司，此处的“签字”仅是约定中舟公司应在《安置协议》中舟公司签字处签字盖章，以表明其已进行初步的摸底排查，随后再将其签字盖章的《安置协议》送交天马公司审核。至于该款表述报甲方委托的征收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同时报甲方备案，并非指《安置协议》无需经天马公司审核，实际是在中舟公司签字盖章后送天马公司审核，农场审核确认后再由中舟公司将《安置协议》送往集美区房屋征收中心审核确认。上诉人称中舟公司作为天马公司代理人，其员工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即已成立并生效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2、在中舟公司签字盖章后，天马公司对安置对象及《安置协议》进行实质审核。《安置协议》中舟公司处的签字仅是中舟公司经办员工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中舟公司，更不能代表天马公司。关于《安置协议》的签署流程，首先是中舟公司经办员工签字后，中舟公司审核盖章，再送天马公司审核确认后盖章。天马公司的审核流程有三个层级，先由具体经办人员审核，再由审核小组组长审核，最后经天马公司领导审核盖章。天马公司审核盖章后由中舟公司报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实务管理中心最终审核盖章，协议才生效，该签署流程也可与中舟公司在一审庭审陈述相对应。同时，根据中舟公司委托代理人庭审陈述，其签字后需送中舟公司审核盖章，再送天马公司审核，并非其签字后即生效，并且中舟公司经办员工签字仅是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中舟公司，更不能代表天马公司。3、案涉安置协议已约定生效条件，在该生效条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况下应是有效并遵守的。《安置协议》第十条已明确生效的前提是合同各方均签章确认，在案涉安置协议已约定生效条件下仅凭中舟公司签字并不能证明合同其他各方对《安置协议》内容的认可，协议仍然不具备生效要件。其次，从法律效力上看，中舟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受政府指派负责代表政府实施具体拆迁实施工作，中舟公司并无代表天马公司实施安置或者代表天马公司签订安置协议的权利。最后，即便认为《搬迁协议》第六条第4款的约定为天马公司授权中舟公司签字，但《安置协议》第十条已明确约定协议生效条件，对《搬迁协议》第六条第4条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在该生效条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况下应是有效并遵守的。 二、上诉人因存在空挂户，已享受住房优惠政策等情形，不符合《国营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安置要求，《安置协议》最终未能签署正是因为天马公司对上诉人资格进行审核后发现其不符合安置实施方案规定条件最终未能通过审核，未予以确认。1、上诉人已经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不符合安置标准。《安置实施方案》第四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计入应安置人口：……3、已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含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单位自管房、直管公房、廉租房、住房货币化补助等）的家庭（指当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天马公司核查得知，上诉人曾向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申请保障性住房，并在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享受了坐落于××一里××号××室的保障性住房。2、郑某2与天马公司系挂靠关系，属于《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空挂户口”情形，不应予以安置。《安置实施方案》第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计入应安置人口：……6、空挂户口。”空挂户，即是指户口登记在该处，而在该处没有真实住房的情形，上诉人正属于该类情形，上诉人虽于2012年将户口迁回农场，但一直未在农场处实际居住，明确属于《安置实施方案》规定不予安置的情形。上诉人自1997年6月毕业于福建化工学校，7月安排至原“厦门大旺华侨种猪有限公司”，其关系挂靠在天马公司至今。上诉人实际上从未在天马公司处工作，一直自谋职业，挂靠期间既未与天马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天马公司亦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且因属单纯的挂靠关系。虽然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此前裁决认为上诉人自1997年8月至2019年3月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裁决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改变上诉人与天马公司之间实际上是劳动挂靠关系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实质上就是属于《安置方案》规定“空挂户口”不应给予安置情形。同时，安置的初衷便是对失地、失房人员的补偿。而上诉人既非天马公司员工，也未在农场实际居住，搬迁并未对其居住产生任何影响，基于此亦不应予以安置。 三、天马公司根本未与上诉人签订《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与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有效、要求华侨农场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没有请求权基础，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其上诉请求。《安置协议》第十条约定协议自上诉人、天马公司及中舟公司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而本案中的《安置协议》，仅有上诉人在《安置协议》上签字摁印，中舟公司虽然在“代理人”处签字，但既未由签字人摁印也并未加公盖章，天马公司及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既未签字也未盖章。据此，案涉《安置协议》并不满足约定的成立条件，属于尚未成立的合同，上诉人不能依据一份尚未成立的合同主张天马公司承担合同义务。 四、对上诉人的安置会明显违背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势必会引起其他员工的不满，还会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1、天马公司安置的基本原则及初衷系基于企业土地被政府征收后，可能对企业资产、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依赖于企业的员工的日后劳动报酬、生计等，基于企业员工先前对企业的贡献及与企业同舟共济共命运之企业责任及担当考量，上诉人仅与天马公司基于挂靠关系而经仲裁委认定为构成劳动关系，但上诉人与天马公司的劳动关系明显跟其他正规劳动关系不同，上诉人从未为天马公司提供过工作，从未为企业作出贡献，天马公司也从未也无需给上诉人支付任何工资，企业将来的好坏变化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情形显然与天马公司安置的前述原则精神不符，如对上诉人进行安置，对其他员工来说也明显不公平。2、天马公司拆迁安置工作现在仍未完成，尚有数十个与上诉人情况近似或相似的“员工”仍在争议当中，如果上诉人的诉求得以支持，一则可以造成其他“员工”的争相效仿，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二则可能会因不公不合理引发企业数以百计员工家庭的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 中舟公司述称，其意见与一审相同，没有新的意见。 郑某2、郑某3、郑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郑某2、郑某3、郑某1与天马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2.天马公司履行《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项下义务，即向郑某2、郑某3、郑某1交付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1号楼XXXX室和2号楼XXXX室的房屋；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天马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某3系郑某2的妻子，郑某1系郑某2的儿子。 2014年8月14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就2014年7月30日关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及部分非住宅房屋搬迁工作问题会议形成纪要。上述会议明确：会议原则同意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采用协议搬迁模式，由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华侨农场作为具体实施主体，参照“厦安高速”项目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自行负责完成职工住宅搬迁工作。 2014年8月18日，天马公司作为甲方，中舟公司作为乙方，签订1份《“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房屋搬迁服务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委托乙方对“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搬迁范围内的所有房屋负责协调实施征收事宜。其中“甲方权责”部分约定：“……2、审核确认乙方制定的实施方案、补偿协议、搬迁计划、费用预算等；……”“乙方权责”部分约定：“……4、负责在搬迁期限内与被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报甲方委托的征收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同时报甲方备案；……” 2014年8月26日，天马公司制定《安置方案》。该方案载明应安置人口为：（一）2003年8月1日前已落户在华侨农场且为在册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归侨及其直系亲属人口；（二）2003年8月1日后随华侨农场在册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归侨迁入的配偶、子女（含配偶）的人口；（三）符合计划生育出生、婚嫁、在校大中专生、现役士官和义务兵、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等正常入户的人口；（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计入应安置人口：1.已被拆迁安置的户（人）口；2.党政机关及非华侨农场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含离退休人员、无固定期限合同工）、现役军官；3.已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含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单位自管房、直管公房、廉租房、住房货币化补助等）的家庭（指当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4.超计划生育人口；5.2013年12月31日后迁入的人口[除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外];6.空挂户口。该实施方案载明的搬迁人和业主单位为国营厦门华侨农场，搬迁实施单位为中舟公司。 2014年10月21日，中舟公司发布关于抽取“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搬迁安置商谈流水号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凡属“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建设用地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户在2014年10月25日早上9:00-11:00持与农场签订合同有效证件。届时，按流水号顺序安排商谈，若按照流水号顺序进行商谈中能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者可优先选择安置房。未按时前来抽取商谈流水号者，视同放弃抽取商谈流水号的权利金，其商谈和挑房将安排在已抽取商谈流水号的被拆迁户之后。其中，在应提供的资料中包括：单位证明工作期间无享受政府给予福利性用房。郑某2抽取的房屋搬迁商谈流水号为106号。 同日，天马华侨农场就农场搬迁事宜发布《告知书》，载明的搬迁实施工作流程如下：1.抽取商谈流水号；2.签约送审[农场工作组初步审核、区征收办终审（安置房产权具体以区征收办终审送区土地资源局给予办理）]；3.搬迁协议生效并交房（搬迁协议以区征收办终审通过签字、盖章为准）。拆迁公司与拆迁办协商交房日期交给拆除公司拆除；具体过渡费以交房提起为准（交房日期涉及按时交房奖励金）。 2018年12月2日，郑某2因与天马公司劳动争议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3日作出厦集劳仲案［2019］0163号裁决书，裁决：自1997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郑某2与天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7月16日，郑某2因与天马公司劳动争议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厦集劳仲案［2019］0963号裁决书，裁决：自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郑某2与天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郑某3、郑某2、郑某1提交了一份《安置协议》，其中载明的搬迁人为天马公司，被搬拆迁人为郑某3、郑某2、郑某1，实施征迁单位为中舟公司，郑某3、郑某2、郑某1持身份证1本、登记人口3人，应安置人口3人，即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3、郑某2、郑某1应安置的面积为150平方米，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该项目安置房为“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市场评估价为6864元／平方米。郑某3、郑某2、郑某1安置房建筑面积为178.12平方米，安置户型为三房二厅一卫贰套。安置房地点“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1号楼XXXX室89.06㎡、2号楼XXXX室89.06㎡，人均50平方米未建成的部分150平方米，按集美区砖混结构住宅（一等）重置价730元／平方米向天马公司购买，应缴交购安置房款109500元。郑某3、郑某2、郑某1安置房面积超出应置面积部分28.12平方米，按安置房市场价估价6864元／平方米缴交购房款计193015.68元。因产权调换，郑某3、郑某2、郑某1挑选了贰套安置房，需补交水电配置费1000元／套，共计2000元。该《安置协议》落款处仅有郑某3及中舟公司的黄俊渊签字。该《安置协议》后附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安置费用表，载明对抵后郑某3、郑某2、郑某1应付金额为193705.28元。 郑某3、郑某2、郑某1还提交1份《补充协议书》，载明：搬迁人（甲方）为天马公司、被搬迁人（乙方）为郑某3。该《补充协议书》约定：1.甲方同意：乙方因人均50平方米未建成的部分150平方米，按集美区砖混结构住宅（一等）重置价730元／平方米向甲方缴交的购安置房款计10950元，由甲方补助。2.乙方于2014年12月15日前与甲方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将该房屋完全交由甲方拆除。以上款项合计109500元。落款处郑某3在乙方处签字，甲方签章处空白。 天马公司提交了20份天马公司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其他职工签订的《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除被搬迁人信息、需拆除房屋信息、补偿金额等与郑某3、郑某2、郑某1提交的《安置协议》不一致外，其余条款均与郑某3、郑某2、郑某1提交的《安置协议》一致，但落款处除了被拆迁人签字外，还加盖有“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公章、中舟公司公章，代表人签字及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公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讼争的《安置协议》载明的搬迁人（甲方）为天马农场，被搬拆迁人（乙方）为郑某3、郑某2、郑某1，实施征迁单位为中舟公司。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天马农场在案涉的搬迁安置过程中系行政主体或受托实施行政行为的组织，故就讼争的《安置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理案件的范围。 讼争的《安置协议》仅有乙方郑某3及中舟公司员工黄俊渊签字。黄俊渊的签字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中舟公司承担，故应认定中舟公司已签署该《安置协议》。天马公司与中舟公司签订的《“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房屋搬迁服务协议书》中“乙方权责”部分约定：“……4、负责在搬迁期限内与被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报甲方委托的征收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同时报甲方备案；……”并且，中舟公司在案涉搬迁安置工作过程中受天马公司委托与拟搬迁安置职工进行商谈。据中舟公司陈述，当时是天马公司的领导跟黄俊渊说郑某2这户可以安置，中舟公司才去签了《安置协议》。因此，中舟公司系受天马公司委托签订《安置协议》，故中舟公司签署《安置协议》的法律效果应归属于天马公司，也即《安置协议》在天马公司与郑某3、郑某2、郑某1之间已成立。但是，讼争的《安置协议》第十条载明：“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壹份，受托实施单位贰份，自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因该《安置协议》并无甲方即天马公司签章，亦未经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故该《安置协议》因所附的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补充协议书》因仅有郑某3一方签字而未成立。因此，郑某3、郑某2、郑某1主张确认《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并主张天马公司履行《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某3、郑某2、郑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066元，减半收取7033元，由郑某3、郑某2、郑某1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及中舟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天马公司提交文件：厦国土房集（2013）14号《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关于杏林湾白石片区招拍挂一号地块项目用地土地征收预先通告》，证明征收单位是集美区政府，拆迁方案与拆迁协议的核准应由政府确认后生效。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土地征收与职工住宅征收没有关系。中舟公司认可该文件。 二审经审理查明，各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天马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1、上诉人已经享受过保障性住房。2、上诉人与天马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是空挂的劳动关系，上诉人并未给天马公司提供实际的劳动，天马公司也未给上诉人支付过报酬。3、安置协议是否应予签署，需天马公司领导集体研究讨论，不存在由某个领导说可以就能签字的事实。 另查明，上诉人于2010年申请承租了保障性住房，即公租房，有入住过，2012年1月18日上诉人退回了该承租的保障性住房。 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征收引发搬迁安置而出现的纠纷。讼争《安置协议》明确约定协议自上诉人、天马公司及中舟公司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方能成立并生效，而天马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亦未予以审核同意。由于上诉人并未与天马公司就上诉人是否符合安置政策，能否对上诉人进行安置，如何安置等达成一致，且本案涉及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还需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方能生效，因此，本案所涉安置协议在各方尚未达成一致前，上诉人请求就该安置协议的效力等做出认定，不符合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1民初60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郑某2、郑某3、郑某1的起诉。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退还郑某2、郑某3、郑某1。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曾 聆 审判员 章 毅 审判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源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