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8414号原告:王丹，女，198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民，北京东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茂锋，北京东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晶，男，1972年2月21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吉林刘春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科瑞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宫门口西岔**。法定代表人：石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珊，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吉林刘春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丹与被告石晶、被告北京科瑞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朗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肖成效独任审理。原告王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民、戚茂锋，被告石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被告科瑞朗科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丹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原北京科瑞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工资338316元；3、二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365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1日，原告到原北京科瑞朗服装服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朗服装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兼设计总监。双方口头约定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21500元，但该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在原告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自入职以来为该公司尽职尽责的工作。因原告担任总经理与设计总监两个重要职务，既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工作。又要负责公司主营服装业务的设计工作。但是公司仅向原告支付了3个月的工资，2017年11月的工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石晶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支付，2017年12月与2018年1月的工资是被告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此后公司至今未再向原告支付工资。2018年5月8日起该公司强硬拒绝原告进入公司工作，虽与法定代表人石晶进行了多次沟通，但没有结果。原告因此事造成本已稳定的病情发展恶化，并为了病情不得已隐忍至今。科瑞朗服装公司的行为已给原告造成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严重侵害。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6月17日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仲裁委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4023号裁决书，现现原告认为裁决书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石晶、科瑞朗科技公司共同辩称，王丹经人介绍与原科瑞朗服装公司法定代表人石晶相识，因王丹对于服装服饰设计和营销策划有经验，故石晶与科瑞朗科技公司出资设立原科瑞朗服装公司。王丹以其具备的设计、营销等技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参与公司利润分配，未约定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其也不受公司章程制度的管理和约束。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应由主张存在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现王丹提供的证据，是其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在管理公司过程中形成的，不足以证明与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科瑞朗服装公司考勤表显示王丹为制表人，且不在接受考勤的员工名单之列，表明其为公司的管理者，不接受考勤管理，没有成为公司员工的意思表示，与科瑞朗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王丹的整体请求也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其中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工资的诉求也未经仲裁程序前置，该期间王丹不辞而别，未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其请求的月工资标准过高。王丹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亦超过仲裁时效，且部分请求未经仲裁前置，不应得到支持。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称2017年11月1日入职原北京科瑞朗服装服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朗服装公司）任总经理兼设计总监，但该公司并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的工资标准，双方口头约定为20000元/月，因法定代表人石晶表示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故在上述20000元之外，另行支付1500元/月作为社会保险费用补偿。2017年11月23日，石晶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了2017年11月的工资、社会保险补偿，2017年12月26日、2018年1月27日对方又以现金的形式向原告支付了工资、社会保险补偿及报销款。2018年2月起，原科瑞朗服装公司不再向原告支付工资。原告也曾多次向石晶索要工资，石晶先是表示公司出现资金问题，会为原告补发工资，之后又称原告是公司的核心人员，没有业绩不发工资。因原告属于创业型人员，且对公司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接受了石晶的意见，愿意与他一起共克时艰，便同意了有了业绩再发工资的意见。2018年4月公司有了业务回款，原告再次找石晶要求支付工资，石晶订单太小为由拒绝支付。双方虽因此发生争执，但原告仍秉持自身业务能力的自信心继续工作。2018年5月8日公司强行阻止原告进入公司，导致原告无法工作，多次试图与石晶沟通，但均被拒绝。2019年6月19日原告以未签劳动合同、未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书面通知原科瑞朗服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对上述原告的陈述二被告均不予认可，称：原告系经友人介绍与石晶相识，其自称为服装服饰行业资深从业者，多次承诺高出单率以及年销量不低于5000件，每件利润不低于100元，并带石晶前往俄罗斯考察。在此情况下，石晶决定与原告合作，出资进入服装行业，2017年11月6日注册了科瑞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并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承诺给原告30%的股份。原告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负责购进相关机械、办公用品并确定招聘岗位员工、会见供货厂商，购买各种原料，租用日坛国际大厦的档口。但原告的经营远未达到其承诺的业绩，且在已耗资百万的情况下，未与石晶协商又继续加大开支，并多次发生吵闹、言语威胁等情况，甚至有数次不合作、不接电话、离开公司，几日后又返回。2018年5月6日原告与石晶再次发生口角后，离开公司、不接听电话，并擅自将办公室的物品搬走，为此，石晶更换了公司的钥匙。据了解，原告已于2018年8月正式进入北京圣龙利泰皮毛制品有限公司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进行服装设计研发工作。自此，原告与公司及石晶再无联系。2019年6月19日，我方收到原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三日内办理离职手续并退还私人物品。2019年6月20日，我方收到劳动仲裁委的仲裁通知。原告与原科瑞朗服装公司为合作关系，无需签订劳动合同。石晶2017年11月23日向原告转账支付的是原告去俄罗斯考勤的报销费用，不是工资，更不存在原告所述的石晶用现金方式支付其2018年12月、2019年1月工资的事实，原告的社会保险一直由其他单位缴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名片、科瑞朗服装公司人员联系表、工作作品与作品拍摄记录证明与服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原告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记录、滴滴打车记录、短信息截屏对劳动关系加以证明，二被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还提交了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北京荣京西街支行），该清单显示2017年11月23日，石晶向原告转账21500元，备注为工资。对此转账事实，二被告予以认可，但称此款是支付原告在原单位发生的差旅费，并提交了2017年11月24日的支出凭单，该单名目为“10月20日至29日俄意联程出差费用”、金额26000元，领款人处有原告的签字。二被告表示，这26000元中21500元是转账支付的，剩下4500元是第二天发的现金。对此领取上述26000元差旅费的事实，原告予以确认，但表示26000元全是采用现金方式支付。上述银行卡交易明细还显示，2017年12月26日该账户存现27000元（三笔10000元、10000元、7000元）、2018年1月27日存现28000元（三笔10000元、10000元、8000元）。对此，原告称是石晶以现金形式向其支付的2017年12月、2018年1月的工资及报销款。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从未向原告支付过现金，原告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提交了北京华裳时代贸易有限公司声明一份，载明原告于2016年7月通过股东邓丽元委托该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2月，2020年1月关系转出。表示与原告仅为代缴社会保险关系，原告并未在该公司实际工作，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原告还提交其向*丽元支付宝转行费用（标准包括个税、社保）。对此，二被告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亦不能证明不存在劳动关系。另查，被告方提交过2017年9月17日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双方记载为投资人石晶、合伙人王丹，内容为石晶负责成立公司、投入资金、设置公司框架并运营管理。王丹负责产品开发、设、销售。公司盈利按照石晶70%、合伙人30%的比例，王丹享受实际股东权益。石晶为董事长、王丹为总经理兼设计总监。二被告以此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对此，原告不予认可，并提出对上述合作协议中的签字“王丹”字样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1月6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经本院委托，作出京民司鉴（2020）文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方垫付鉴定费5300元），分析说明“检材上“王丹”签名与样本上王丹签名之间差异特征的质量和总体价值反映出不同人的书写习惯。认定检材上“王丹“签名与样本上王丹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对上述鉴定结论，原告方没有异议，被告方表示与客观事实不符，但表示因涉及商业秘密，所以签协议时只有石晶与王丹两人。二被告还提交了证人宋某的证言及该证人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表述其与石晶为多年好友，2017年6月通过赵敏介绍，证人、石晶与原告相识。当月，石晶告知证人将与原告合作开服装公司。证人向原告表示也想入股，但几天后原告告知证人说石晶不同意证人入股，后听原告和石晶说，公司由石晶负责出资，原告负责运营和研发，原告占股30%。证人2017年12月受原告和王晶之邀，参加了二人档口的开业仪式，开议仪式上二人多次对外宣称双方为合作开设服装公司。2018年2月石晶告知证人没有接到原告承诺的订单数，二人合作出现不愉快。2018年3月石晶告知证人原告不负责任，扔下工作走了，请证人与赵敏联系。2018年5月劳动节后，石晶告知证人原告再次扔下公司一走了之，表示忍无可忍，不再与原告合作。对此证人证言，原告表示该证人与石晶是多年的朋友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且这些聊天记录是曾经就协商建立合作模式的部分交流记录，但这个合作模式最终没有协商成功，最后石晶与原告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又查，原告曾以原北京科瑞朗服装服饰设计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裁决：1、确认原告与科瑞朗服装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17日存在劳动关系；2、科瑞朗服装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工资75047元；3、科瑞朗服装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8047元。2019年8月23日，上述劳动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4023号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申请请求。裁决后，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科瑞朗服装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该公司股东石晶、科瑞朗科技公司承诺对未清结事务承担责任，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4月29日作出注销核准通知书，原科瑞朗服装公司注销。后本院根据原告2020年5月18日提交的变更被告申请，将本案被告由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变更为王晶及科瑞朗科技公司。上述事实，有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原告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北京华裳时代贸易有限公司声明、原告支付宝转账记录、宋某证言及其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1月24日支出凭单、“合作协议”、原科瑞朗服装公司注销登记材料、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京民司鉴（2020）文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4023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丹作为总经理兼设计总监在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工作，该行为的性质是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问题。王丹关于其系与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提交了石晶向其支付工资的银行交易记录，对此石晶虽解释为报销款，但日期及数额均不相符，且无证据证明差额部分系使用现金方式支付，本院无法采信；二被告关于王丹与石晶为合作关系的主张，其主要依据为书面合作协议，但该协议经鉴定为非原告书写，故不具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人证言，其内容仅为证人与王丹的聊天记录，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辅助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认定为裁判依据。关于王丹的社会保险交易记录及案外公司为王丹“代缴”社会保险的问题，虽不符合社会保险缴纳的规范，但尚不足以此否认王丹在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工作的事实，进而不能以此排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本案综合整体案情，结合双方有效证据的效力，认定原告方具有证据优势，并以此认定原告与原科瑞朗服装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为该公司注册登记的成立时间，即2017年11月6日。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因双方确认因石晶已于2018年5月8日更换公司门锁，致使原告无法再继续工作，故应认定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已于上述时间点以实际行为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于2019年6月向原科瑞朗服装公司发出的解除通知书，并不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及后果。关于王丹要求二被告支付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工资的请求：1、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8日期间工资，根据王丹的自述，其与石晶就工资与业绩挂钩，没有业绩就不发工资一节达成共识，故在王丹未提交此期间公司业绩以及石晶向其承诺的具体业绩标准的前提下，其主张二被告按照21500元/月的标准向其支付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在此期间，二被告仍应以原科瑞朗服装公司注销后的责任主体向王丹按照不低本市当时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此期间的工资，具体数额，本院核算。关于二被告在诉讼阶段提出的时效抗辩意见，因在仲裁程序中没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2018年5月8日之后的工资，基于上述劳动关系解除于此时点已事实解除的认定，故本院对王丹此部分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丹要求二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制度的设计目的在于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强势缔约地位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大劳动者维权难度。而本案中，王丹担任原科瑞朗服装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是该公司实际管理人，其并不处于如普通劳动者一样的缔约弱势地位，其理应知晓其作为劳动者亦应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并明晰签订劳动合同的流程。故本院在王丹不能证明确为原科瑞朗服装公司明确恶意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下，对其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丹与北京科瑞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已注销）于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石晶、被告北京科瑞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丹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8日工资6459.77元；三、驳回原告王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丹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石晶、北京科瑞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鉴定费5300元，由被告石晶、北京科瑞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肖成效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高 钰书 记 员 董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