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8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莉，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春，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婷，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泽林，男，197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宝珠，广东帅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广伦，男，196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忠良，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莉、陈泽林与被上诉人袁广伦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605民初24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杜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判令袁广伦立即归还杜莉75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9年7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一、二审诉讼费由袁广伦承担。事实与理由：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系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并非个人合伙、或委托代理关系，由于袁广伦与陈泽林《合作经营协议书》中所称的项目不真实、不合法，故袁广伦与陈泽林有义务连带返还杜莉的投资款项。即使按一审判决之认定，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类似于个人合伙关系”、“袁广伦以自已的名义与陈泽林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应类似于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角色”、“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但因袁广伦存在重大过错，故袁广伦与陈泽林仍应对杜莉的投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杜莉与袁广伦之间非隐名委托代理关系，即使双方是此关系，但因袁广伦存在重大过错，其应与陈泽林共同连带赔偿杜莉损失。本案中，杜莉与陈泽林之间未就所谓的案涉项目有过任何交流，杜莉也从未向陈泽林接触，说明杜莉从无与陈泽林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思表示。一审中，无论是杜莉的证人、还是陈泽林一方，均明确表示：陈泽林与袁广伦在进行洽谈时，袁广伦亦曾向陈泽林表示想邀请其他人员进行合作，但陈泽林则明确表示其只认袁广伦是其合作者，陈泽林根本不认为杜莉是陈泽林的合作者或投资者，说明陈泽林根本无意与杜莉建立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杜莉与袁广伦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错误的。杜莉发现陈泽林所说的砂场项目子虚乌有、但袁广伦却拒不积极主动向陈泽林主张退款时，曾与其他案外人张某、吴某多次向袁广伦表示：若袁广伦不愿意向陈泽林追索，就请袁广伦将其与陈泽林的合作合同交给杜莉等，在该合同上加上杜莉及案外人张某、吴某的名称，以使杜莉及其他案外人共同向陈泽林追讨，但袁广伦却拒绝将与陈泽林的合同交给杜莉、拒绝杜莉在该合同上签名，因此，袁广伦不是接受杜莉的委托而与陈泽林进行合作，其与陈泽林之间的合作合同，是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的共同合意，而非杜莉与陈泽林之间的合意。一审判决认为杜莉与袁广伦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错误的。本案中，袁广伦明显并非为了杜莉的利益与陈泽林签约，而是因为其本人与陈泽林合作的目的，与陈泽林签约合作。因此，杜莉与袁广伦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一审认为本案合同属于财产性资本投资，并不特别涉及人合性的个人信任是错误的。既然一审判决认定杜莉与袁广伦之间既属于个人合伙关系、又属于代理合同关系，而无论是合伙、还是委托代理，其建立的基础必然是信任关系。若按一审判决的观点，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确实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认为袁广伦“与杜莉等其他投资人一样参与出资，无证据证明袁广伦将从杜莉等人的投资中赚取个人利益”的无偿代理，是错误的。杜莉投资于袁广伦，才使得袁广伦能按陈泽林的要求凑足800万元，才使其满足陈泽林的合作条件，取得与陈泽林的合作签约资格。个人利益不仅仅局限于实际的现金收益，袁广伦借助于杜莉及其他案外人的投资，才取得与陈泽林的合作资格，才使得其有预期投资收益的可能；如果没有杜莉的参与投资，袁广伦也无法获得与陈泽林合作的机会，故，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亦应为有偿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无偿关系。即使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确是无偿的委托代理关系，袁广伦作为受托人理应本着善良注意义务，核查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袁广伦与陈泽林《合伙经营协议书》项下所谓的合作项目，根本不真实、不合法、不存在，假设袁广伦确是受托人，但其根本没有对所谓合作项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具有重大过错，导致委托人杜莉的投资款项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杜莉与袁广伦之间非个人合伙关系，即使双方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但因袁广伦存在重大过错，其应与陈泽林共同连带赔偿杜莉损失。袁广伦根本没有对与陈泽林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中所涉及的项目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核查，且不积极追索，因此，无论是委托关系，还是个人合伙关系，袁广伦都是明显与陈泽林进行串通，恶意损害杜莉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故袁广伦与陈泽林对杜莉的损失，有连带赔偿的义务。另补充如下：1.杜莉并未与陈泽林形成合伙关系，仅是基于对袁广伦的信任，向其投资，杜莉与陈泽林之间并未有合伙关系。案件的实际情况是：之前麦某向杜莉提到他的老板即袁广伦很有实力，现在拿到砂石开采项目，收益很好，但是目前流动资金不足，便让他帮忙找几个朋友投资。杜莉与袁广伦接触后，确实了解到袁广伦名下有工厂、有别墅，很有实力，杜莉也去过袁广伦的工厂看过，也在其所开的农庄吃过几次饭，相信袁广伦是很有经济实力的人。在沟通中，袁广伦向杜莉表示其投资的项目具有高回报率，日收入达100万元以上，并在2020年3月27日下午与杜莉的交谈中明确再者承诺若案涉项目100天内无法动工，其将直接向杜莉退还款项。故杜莉才会同意向袁广伦投资100万元并于2020年3月28日将投资款打给袁广伦。2.袁广伦提供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杜莉与袁广伦以及陈泽林之间是共同投资的关系，也不能证明袁广伦是杜莉的委托代理人。该微信记录仅能证明袁广伦叫其手下麦某找人投资时，提供了相应资料给麦某看，以此来让麦某告知投资人实际情况、项目背景，并不能证明杜莉委托了袁广伦去与陈泽林进行合伙。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相关规定。陈泽林与袁广伦是合伙经营关系，相互之间存在高度的人合性。若合伙关系适用隐名代理，将打破合伙关系的人合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合伙组织的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杜莉与袁广伦存在投资关系，袁广伦应按照承诺向杜莉履行返还款项的义务。即使袁广伦认为未在合同约定规定时限内取得采砂证的原因系陈泽林造成，也应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向杜莉承担款项返还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杜莉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杜莉的诉讼请求。陈泽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杜莉对陈泽林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杜莉、袁广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陈泽林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与杜莉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应当驳回杜莉对陈泽林的起诉。本案是合同纠纷，杜莉的证据表明，陈泽林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泽林与杜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杜莉确认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为袁广伦，涉案款项也是支付给袁广伦，其与陈泽林并不认识，陈泽林也从未与杜莉协商过合作投资事宜，且杜莉本人也确认，与其存在投资关系的合作人为袁广伦，收取其款项的也为袁广伦，而非陈泽林。由此可见，无论是杜莉缔约时的主观意识还是付款行为均明确表示杜莉是袁广伦缔结合作投资关系，而非陈泽林。由此可见，陈泽林与袁广伦之间基于《合作经营协议书》确定的合作经营关系，与袁广伦与杜莉之间建立的个人合作投资关系，是基于两个不同合同之间建立的两个独立的法律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杜莉作为《合作经营协议书》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依据该合同向陈泽林提出请求或者提出诉讼。袁广伦与杜莉之间的合同关系，杜莉也不能向与合同是无关的第三人即陈泽林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一审法院应当按照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的合同约定确认其双方的权利义务。2.陈泽林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审法院追加陈泽林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明显违法律规定。陈泽林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与杜莉并无任何法律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二、原审法院庭审存在程序违法情形。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日已开庭审理，杜莉于2019年12月11日才申请追加陈泽林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已过庭审辩论期。同时，原审法院在追加陈泽林作为被告的过程中，并没有以裁定书确认追加陈泽林作为被告，明显属程序违法。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认定陈泽林向袁广伦推介一砂场经营项目，张某、杜莉、吴某与袁广伦共同投资上市经营项目的事实错误。陈泽林与袁广伦共同投资经营一砂场项目，由袁广伦本人投资800万，占股30%。袁广伦支付第一期投资款400万给陈泽林。陈泽林仅同意与袁广伦共同经营该砂场，接受袁广伦个人投资行为，除此之外，并未同意并接受张某、杜莉、吴某等人的任何投资。原审法院认定张某、杜莉、吴某与袁广伦共同投资上述砂场经营项目，明显属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认定袁广伦收齐个人应承担款项共计400万元后付与陈泽林指定账户的事实错误。陈泽林仅按照与袁广伦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收取袁广伦第一期投资款400万元，该款项是由袁广伦本人支付，并非杜莉等人支付给陈泽林。对于杜莉等人因何原因支付涉案款项给袁广伦，与陈泽林无关。3.原审认定因砂场始终未能办理相关手续，袁广伦亦有带杜莉等人找陈泽林退钱。后陈泽林退回100万元，其余款项未有退回的事实错误。陈泽林在原审时已明确表示，因袁广伦支付第一期投资款后，在合同履行期内多次以骚扰、威胁的方式要求陈泽林退还其投资款，造成该砂场项目不能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开采证，不能取得砂场开采证的原因不在陈泽林，而是因为袁广伦的威胁要求退款等违约行为而导致。陈泽林无奈之下退还袁广伦100万元投资款后。陈泽林与袁广伦之间是合伙关系，双方应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但因袁广伦的违约行为，导致砂场无法顺利办理开采证，现砂场办理开采证仍需要大量资金运作，袁广伦应退还100万投资款给陈泽林，同时应赔偿因此造成陈泽林的巨大经济损失，不存在其余款项需要退还的情况。另外，陈泽林也从未见过杜莉等人，杜莉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明确从未见过陈泽林。由此可见，原审认定袁广伦有带杜莉等人找陈泽林退钱明显与事实不符。4.原审认定袁广伦以自己名义与陈泽林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类似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角色，袁广伦是代理杜莉从事上述行为，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陈泽林与袁广伦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的建立是基于陈泽林对袁广伦的信任，《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为袁广伦本人与陈泽林，陈泽林仅收取袁广伦个人的投资款依据双方达成的合作经营协议。从陈泽林与袁广伦订立合作经营合同的目的，可以看出，陈泽林同意合作经营的相对方仅为袁广伦。至于袁广伦的资金是否来源杜莉，属于袁广伦与杜莉之间的内部纠纷，与陈泽林无关。其次，从杜莉起诉袁广伦是基于其与袁广伦之间合同关系，按照其与袁广伦之间的口头协议约定，要求袁广伦退还投资款。以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为合伙关系为由，要求陈泽林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案诉讼标的的合同依据为杜莉与袁广伦之间订立的口头协议，而非基于袁广伦至陈泽林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另外，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的订立的合同的合同标的应为袁广伦取得的砂场30%收益额，对于30%砂场的股权属于袁广伦本人所有，而非杜莉与袁广伦共同享有。袁广伦与杜莉签订的合同是袁广伦对于自己应取得的收益的处分行为，应该其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产生的债务属于袁广伦个人债务，与陈泽林无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明显存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调查核实后，依法予以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杜莉对陈泽林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一致。陈泽林对杜莉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一致。袁广伦答辩称，袁广伦与陈泽林系投资合作关系，根据合作经营协议书，由于陈泽林原因超过100天没有取得手续，应向袁广伦返还400万元，现在陈泽林只还了100万元，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杜莉与袁广伦为共同投资关系，四人共同投资案涉项目，现项目终止，300万元的投资款需要追回，而300万元的投资款中张某、杜莉、吴某与袁广伦各占25%，故此杜莉可以向陈泽林主张归还750000元投资款的权利。张某、杜莉、吴某与袁广伦类似个人合伙关系，袁广伦作为合伙体执行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驳回杜莉、陈泽林的上诉，维持原判。杜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袁广伦立即归还杜莉750000元及暂计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按年6%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7月6日计算至2019年10月15日为12750元，计算至被告清付全部款项之日止）；2.陈泽林承担连带归还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广伦、陈泽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初，袁广伦与陈泽林相识后，陈泽林向袁广伦推介一砂场经营项目。经他人牵线，张某、杜莉、吴某同意与袁广伦共同投资上述经营项目，即四人先行支付第一期投入款共计400万元，每人100万元。2019年3月27日，陈泽林（甲方）、袁广伦（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合作经营位于阳春市***********的砂场，甲乙双方分别占股份的70%、30%，乙方投入800万元，第一期于签订本协议三天内支付，第二期于本项目办理开采手续齐全，开工当天支付，甲方应尽快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开办该砂场，争取三个月内能办理开采的相关证明，如超过100天还未能取得该项目的合法手续，不能如期开工，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甲方应该三天内无条件全额退回乙方所投入的400万元，若甲方逾期退还乙方的投入款，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为此产生的费用，包括使用过程的资金和逾期利息、诉讼费等。2019年3月28日，杜莉将自己应承担的100万元付与袁广伦，袁广伦收齐各人应承担款项共计400万元（包括其个人承担的100万元）后付与陈泽林指定账户。因上述砂场始终未能办理相关手续，袁广伦亦有带杜莉等人找陈泽林退钱。后陈泽林仅退回100万元，其余款项未有退回。袁广伦收到上述100万元后，按每人出资比例，退回杜莉25万元（100÷4）。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关于杜莉与袁广伦合同关系的性质。本案中，杜莉与袁广伦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因此，无法直接根据书面约定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双方合同关系的性质，但从法庭调查可知，有理由相信杜莉系基于砂场经营项目的前景而参与对该项目的投资，投资的对象系该砂场项目，而非袁广伦，袁广伦与杜莉等其他投资人一样参与出资，无证据证明袁广伦将从杜莉等人的投资中再赚取个人利益，因此杜莉等投资人与袁广伦之间应类似于个人合伙关系，各方共同投资于上述经营项目，共同分享投资盈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等。袁广伦以自己名义与陈泽林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应类似于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角色，此间，袁广伦系代理杜莉等其他投资人从事上述行为，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关于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袁广伦与陈泽林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有双方签字，应体现了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也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如超过100天还未能取得该项目的合法手续，……甲方（即陈泽林）应该三天内无条件全额退回乙方（即袁广伦）所投入的400万元。”由于上述砂场始终未有办理相关手续，甚至陈泽林是否对该砂场享有任何权利仍存疑，因此本案退款条件已成就，陈泽林应退回袁广伦所投入的款项。关于陈泽林应否承担本案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由于杜莉与袁广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袁广伦代理杜莉与陈泽林建立合同关系，而且本案合同属于财产性资本投资，并不特别涉及人合性的个人信任，因此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如果第三人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情形”，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杜莉可直接向陈泽林主张权利，要求其退还投资款项7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即杜莉主张资金占用费）。综上所述，对杜莉要求陈泽林退还750000元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杜莉请求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2019年7月6日（即上述协议书约定的100日届满之日）至清付全部款项之日的资金占用费，由于年利率6%暂没有法律依据，且与贷款利率不完全吻合，因此其请求利息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19日前）以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后）计算。如上所述，杜莉与袁广伦之间类似个人合伙关系，且双方也未对袁广伦未收回的对外投资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作出约定，因此袁广伦在本案中不宜承担责任。故对杜莉要求袁广伦承担本案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陈泽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杜莉退还7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19年7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杜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27.5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共计15697.5元，由陈泽林负担。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杜莉支付的75万元应由何人予以返还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杜莉与袁广伦的关系。根据杜莉的起诉状以及法院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对于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已经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一事均知晓，且表示对协议所涉沙场项目“利润收入丰厚”有所期待。杜莉、张某、吴某三人对于包括袁广伦在内的四人每人投资100万元，共计400万元由袁广伦支付给陈泽林一事非常清楚，且在矛盾产生后，四人共同协商向陈泽林追讨已经支付的款项，袁广伦将其向陈泽林追讨回来的100万在四人之间平均分配，也不持有异议。杜莉称，如果沙场项目在投资100天内无法进行，则应由袁广伦无条件全额退还其每人所投100万元。对此主张，由于杜莉与袁广伦之间并无明确书面约定，袁广伦对此亦不予认可，且在张某、杜莉、吴某、袁广伦四人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中也未有此约定一致的意思表示，反而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出在向陈泽林追讨款项共同对外性以及分配追回款项的平均性。因此，本院认为，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与袁广伦之间，并非简单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四人之间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个人合伙关系的特征，一审判决对此定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二，关于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的关系。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双方协议合作共同经营案涉沙场，虽然在该协议中，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亏损的承担，但双方约定了股份分配比例以及各自的分工和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关于个人合伙以及合伙合同的中的规定，符合共同投资，共享盈余、共担风险的合伙特征，二人之间亦为合伙关系。第三，关于杜莉与陈泽林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虽然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对于袁广伦将四人的400万元用于履于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知情，且在袁广伦向陈泽林追讨该笔款项时，陈泽林也偿还了100万元，但由于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与袁广伦之间，袁广伦与陈泽林之间均为合伙关系，合伙关系具有人合性与资合性两种性质，且根据杜莉、张某、吴某与袁广伦以及袁广伦与陈泽林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未证实陈泽林对于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成为《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伙人表示明确的同意，或者作出可由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直接承担《合作经营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认定袁广伦代理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与陈泽林建立合同关系，并将本案所涉合同定性为财产性资本投资，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第四，关于袁广伦、陈泽林应否向杜莉返还款项的问题。根据袁广伦与陈泽林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如超过100天还未能取得该项目的合法手续，……甲方（即被告陈泽林）应该三天内无条件全额退回乙方（即被告袁广伦）所投入的400万元。”本案中，陈泽林未举证证实其已在约定期限内取得案涉沙场项目的合法手续，也未证实袁广伦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胁迫等不当之处，同时在袁广伦与陈泽林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一直表示退还案涉款项。因此，根据协议约定，本案退款条件已成就，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泽林应退回袁广伦所投入的款项剩余部分300万元。如前所述，基于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与袁广伦的合伙关系，虽然袁广伦为四人投资沙场该项目的实际执行人，但在庭审过程中，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均表示对于袁广伦与陈泽林的协议约定内容、以及陈泽林所享有的案涉沙场的相关权益等内容直接或者间接的予以了解，亦清楚知晓400万元是交付给陈泽林用于袁广伦履行案涉沙场的相关协议，即使四人之间为投资关系，亦无法认定袁广伦在执行此次合伙事务或投资行为中存在明显的过错。且在本案中，张某、杜莉、吴某并未有充分证据证实对未收回的对外投资由袁广伦直接承担偿还责任作出明确约定，在袁广伦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对于该400万元未能得到返还的责任应由四人共同负担，杜莉上诉要求袁广伦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虽然包括杜莉在内的张某、吴某三人与袁广伦一直有协商向陈泽林追讨案涉款项，但直到杜莉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袁广伦均未通过法律途径向陈泽林追讨案涉款项，该行为已经损害了杜莉的合法权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相关规定，从减少讼累，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在陈泽林未举证证实其已完全履行了对袁广伦的退款责任的情况下，一审判令其向杜莉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以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责任，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杜莉、陈泽林的上诉均缺乏理据支持，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55元，由杜莉、陈泽林各负担114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立伟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