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6民终12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智，男，1943年2月28日生，汉族，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 上诉人（原审原告）：舒燕芬，女，1945年8月9日生，汉族，住丘北县锦屏镇普者黑大街**。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冲、罗文斌，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学，男，1950年10月4日生，彝族，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龙山脚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堂，男，1952年8月13日生，汉族，住，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东路**高层******/div>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权，男，1956年8月8日生，彝族，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陆，男，1966年10月2日生，汉族，住丘北县曰者镇，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龙山脚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岗，男，1968年8月4日生，彝族，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龙山脚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芬，女，1961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丘北县曰者镇，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龙山脚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金，男，1969年7月24日生，汉族，住丘北县曰者镇，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龙山脚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珍，女，汉族，1963年11月29日生，住丘北县曰者镇，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仙，女，1973年7月5日生，汉族，住丘北县曰者镇，住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 李永学等9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礼，男，1964年7月10日生，住昆明市官渡区，住昆明市官渡区阿拉彝族乡小麻苴村**附**的表弟。 上诉人姚智、舒燕芬因与被上诉人李永学、李永堂、李永权、李永陆、李永岗、李永芬、李永金、李永珍、李永仙（以下简称李永学等9人）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6民初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10月14日组织双方到庭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姚智、舒燕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克冲、罗文斌，被上诉人李永学、李永堂、李永权、李永陆、李永岗、李永金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朝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智、舒燕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姚智、舒燕芬的诉讼请求；3.由李永学等9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以现行的物权凭证标准认定姚智、舒燕芬持有的《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不属于物权凭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不仅违背了相关物权法律规定，更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后，姚智、舒燕芬父亲姚正湘于1957年以人民币128元的价格向罗海周依法购得位于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的土地及房屋三间，土地面积载明为：贰·叁方丈，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李顺清土地、南至李品和房屋、西至街心、北至李顺华房屋。当时有见证人魏朝元、李顺才等人，代书人辛兆铭代为书写上述土地房屋买卖契。特别要说明的是：该买卖契是采用了当时丘北人民政府统一制定的“证书”格式，由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并且经当时政府机关丘北县曰者乡人民委员会加盖公章，由时任县（市）长以及财政科（局）长加盖印章，最后由丘北县人民委员会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并颁发。新中国成立以后，房地产权属登记制度几经发展。建国至1955年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阶段，根据当时的政策，对公共房产进行管理和分配，私有房产也允许买卖，但应在政府房产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发放《房产契证》。由此可见，姚智、舒燕芬父亲姚正湘当时持有的经政府机构办理、颁发的买卖契在当时本身就是证明其对上述土地、房屋享有排他的物权凭证。一审一方面认定姚智、舒燕芬父亲合法受让了土地及房屋并颁发《买卖契》的事实，但又未认定姚智、舒燕芬家对房屋及土地依法享有物权，明显自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没有认定姚智、舒燕芬对土地享有物权，与该院1985年作出的（85）邱法民调字第53号民事调解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相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李永学等9人父亲李顺华在姚智、舒燕芬父亲所取得的地基上私自建盖瓦房、猪圈、厕所，姚智兄弟姚勇（已故）于1985年起诉至一审法院，当时一审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在事实部分认定已经明确认定土地属于姚智、舒燕芬父亲所有（详见调解书第一页第五段第1至3行）但是，本案一审判决却将之前已生效的调解书所认定的土地属于姚勇所有的事实置若罔闻，违背客观历史事实，作出与调解书内容相悖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在本案出现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土地、房屋物权权利凭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应当函询当地土地、房屋等主管部门予以核实，以客观、全面、公正地审理本案。本案中，姚智、舒燕芬主张对堆放建筑废料等的土地享有物权的依据是《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以及已生效的丘北县人民法院(85)邱法民调字第53号《民事调解书》，根据姚智、舒燕芬父亲取得土地、房屋当时的法律、政策等相关规定，房产契、员卖契就是经当时政府机构颁发、承认的物权凭证。因《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是当时的历史物权凭证，具有时代性特征，不同于现在的物权凭证，而我国又采取“不换不颁”的物权凭证管理政策（即：权利人不因转让、继承等事由申请换发新证的，管理部门不颁发新证书，但老证书依然认可有效）那么，当下来审理该类案件，对于该历史凭证如何认定，应该发函至土地、房管等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再进一步予以确认，而不是以不是现在的物权凭证为由直接草率认定。首先，因为该凭证属于之前年代的权利凭证、依据，应当进行追寻、核实；其次，人民法院也不是认定、颁发相关物权凭证的主管部门，无权直接认定《买卖契》不属于物权凭证，应该由相关主管职权部门进行核实后再作认定。三、一审判决机械的认定物权排除妨害侵权人，片面地以房屋拆除行为人（曰者镇政府）作为侵权人（注：曰者镇政府根本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其是不是实际的拆除人都还待定），而不以被拆除房屋以及拆除后堆弃物的所有人作为排除妨害侵权行为人。姚智、舒燕芬无法理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事实，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支持姚智、舒燕芬的上诉请求。 李永学等9人答辩称：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公正合理。2.姚智、舒燕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3.本案是排除妨害纠纷，房屋是政府拆除的，李永学等9人并没有实施侵害姚智、舒燕芬的行为。4.姚智、舒燕芬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主张。5.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 姚智、舒燕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位于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的土地，并排除妨害，立即清除堆弃在原告土地上的砖土、木料等建筑废料、垃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姚智系姚正湘（已故）长子，舒燕芬系姚正湘次子姚勇（已故）之妻。九被告系李顺华（已故）的子女。1957年10月5日，姚正湘以壹佰贰拾捌元的价格，向罗海周购买了位于丘北县曰者镇曰者村民委曰者街上村小组的土地及房屋三间，写有《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買卖契》（以下简称《買卖契》），载明土地面积为贰叁方丈，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李顺清地，南至李品和的房，西至其街心，北至李顺华的房。后大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李顺华在姚正湘家园子的地基（争议地）上建盖了一所瓦房，门前空地作为过道共同行走。后因李顺华在其过道靠姚家一边盖猪厩以及在姚家房背后墙角挖厕所，影响了姚家出入。姚正湘次子姚勇于1985年向丘北县人民法院以房屋过道纠纷为由起诉，丘北县人民法院于1985年5月16日作出调解：“1、李顺华愿将盖在原过道上的猪厩和房后厕所搬出，恢复原过道；2、为使双方今后不再为此过道发生纠纷，双方同意在原过道中心线上由姚勇家砌一围墙，砌好后双方应加以保护不得破坏……”后双方一直保持当时的现状生活，直至2019年12月24日，因李顺华所建瓦房成为了危房，被曰者镇政府强制拆除，现争议地上堆放了旧房拆除后的废弃砖土、木料。现二原告以要求九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为由诉至我院提出如前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二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土地享有物权，而排除妨害请求权依据的基础权利是物权，且庭审已经查明，现争议地上所堆放的砖土和木料是曰者镇政府强制拆除危房后留下的，并非九被告所为，故对于二原告要求九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永珍、李永仙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原审法院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智、舒燕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姚智、舒燕芬负担。 二审中，李永学等9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房屋系危房是政府强制拆除的，不是李永学等9人拆除的。 经质证，姚智、舒燕芬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该组证据也不符合证据形式。该证明上没有负责人签字，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证明的内容上来看，是证明冯家凤的房屋属于危房，强制拆除。冯家凤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李永学等9人的母亲冯家凤居住的房屋被政府作为危房拆除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姚智、舒燕芬对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李顺华在姚正湘家园子的地基（争议地）上建盖了一所瓦房”有异议，事实是该认定与丘北县人民法院1985年作出的调解书查明事实部分第二、三行记录内容相互矛盾，调解书中并没有“争议地”三个字的记录。2.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现争议地上堆放了旧房拆除后的废弃砖土、木料。”有异议，事实是姚智、舒燕芬提供的买卖契能够证明姚家园的整个地基系姚正湘购买所有，不存在争议。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 李永学等9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李顺华在姚正湘家园子的地基（争议地）上建盖了一所瓦房”有异议，事实是土地并不存在争议，土地是解放前政府划给李顺华家的，李永学都是在该房屋内出生的。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引用了1985年5月16日作出的（85）邱法民调字第53号调解书查明的事实，虽然该调解书上没有写明“争议地”三个字，但本案就是因为该地块而发生的纠纷。危房被曰者政府拆除后，废料仍堆放在现场，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正确。 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1.姚智、舒燕芬对争议土地是否享有物权排他权？2.李永学等9人是否应向姚智、舒燕芬承担侵权责任？ （一）关于姚智、舒燕芬对争议土地是否享有物权排他权的问题。 姚智、舒燕芬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物权的依据是1957年10月5日《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買卖契》和丘北县人民法院1985年5月16日作出的（85）邱法民调字第53号民事调解书。 李永学等9人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物权的依据是户主为李顺华的一本《宅基地使用证》。 本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土地性质是宅基地，属于用益物权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我国实行的是物权公示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改革，农村土地从私有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从私有到国家所有。因此，现在的物权权利人只能主张其对土地具有使用权，而不具有所有权，与之对应的权利证书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而本案中，姚智、舒燕芬提交的1957年10月5日《丘北县人民政府印发買卖契》只是罗海周转让土地及房产给其父亲姚正湘的一个“契证”，并不具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法律效力，且经查实，姚智、舒燕芬也并未取得争议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此外，姚智、舒燕芬主张丘北县人民法院1985年5月16日作出的（85）邱法民调字第53号民事调解书也能证明其对争议土地享有物权，本院认为，该案的案由是“房屋过道纠纷”，即该案解决的是两家因过道问题产生的纠纷，该民事调解书并不能够证明争议土地的权属，故姚智、舒燕芬的该项主张也不能成立。 （二）关于李永学等9人是否应向姚智、舒燕芬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姚智、舒燕芬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土地具有物权排他权，则其要求李永学等9人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姚智、舒燕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姚智、舒燕芬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永兴 审判员  沈昌效 审判员  陈登荣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