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2民终51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鼎淑，女，1940年12月14日出生，土家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福（邓鼎淑之夫），男，193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欢灿（邓鼎淑女婿），男，196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6284572XKJ。 法定代表人：陈骏，任董事长。 上诉人邓鼎淑因与被上诉人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通盛融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84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鼎淑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20）闽0203民初846号民事裁定书；二、依法判决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承诺，赔付邓鼎淑56200元；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的裁定书对若干事实认定混淆不清，因果关系混乱，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2015年6月之后或2016年11月之后，善林金融公司及其法人代表周伯云涉嫌经济犯罪，与高通盛融公司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本担保纠纷案，其实质是民间借贷担保纠纷案。1、上诉人邓鼎淑于2018.1.16出借50000元给贵州中耀华建公司，并签有《债权转让协议》（合同号ZXT000003784号）（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甲方为转让方贵州中耀华建公司，乙方为受让方，本案上诉人，丙方为居间方北京善者如林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都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并非善林金融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这是不能混淆的。《协议》中的8.3条款和《担保函》规定的担保人高通盛融公司也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法律主体。应该指出，《债权转让协议》其实质是借贷合同，即民间借贷。已有多家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例可作证明。这些法院也认定了《协议》是民间借贷合同，例如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刁丽华与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18）鲁0983年初230号】以民间借贷，已作出了生效判决；又如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陈侃与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一案民事判决书【（2018）鄂1381民初1182号】，以民间借贷已作出生效判决，等等。因此，高通盛融公司的担保实际上是对民间借贷关系的债权债务作出的连带责任担保。2、2015年6月之后或2016年11月之后，高通盛融公司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新股东或改组后的法人承担。尽管一审裁定书指出，2015年6月之前，周伯云（善林公司董事长）一直是高通盛融公司的董事长，但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报告中，查到2016年11月周伯云已把高通盛融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北京天火同人科技有限公司（占60％）和北京东亚传承文化有限公司（占40％），可见2016年11月之后周伯云已不是高通盛融公司的股东和董事长（2015年6月之后）了。而上诉人支付款项并签订《协议》是2018年1月16日，此时的高通盛融公司董事长是陈骏、王**，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因此，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此时发生的民事行为应为此时的法人、法人代表、股东、董事等依法承担。3、善林金融公司及其董事长周伯云涉嫌经济犯罪，不能与高通盛融公司混同，不能模糊犯罪界定。一审裁定书说，“善林金融公司旗下的多家公司均有工作人员被判刑罚，……，周伯云尚待判决”，这些公司及其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并不必然高通盛融公司涉嫌经济犯罪，因果关系不成立，即使高通盛融公司前期（2015年6月之前）与周伯云有关联关系，也不构成本案的因果关系。一审裁决书又说：“周伯云及其关联公司………已涉嫌经济犯罪，因此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无证据证明高通盛融公司在2018年1月之后已涉嫌与本案有关的经济犯罪的事实。因此，这种理由不成立，“驳回起诉”是错误的、与法不符的。该裁定也与最新出台的（2019年11月）《会议纪要》“民刑交叉，分别审理”的指示相悖，并违背了该纪要第128条的指示：“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请二审予以纠正。4、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指出，“跨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审理。”以及《会议纪要》、2019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南昌的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发出要求，要以“分调裁审”一站式处理。请法院依法依规审理本案。二、一审裁定书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鉴于上述理由，基于事实，甲、乙、丙三方签定的《债权转让协议》，其实质是上诉人出借给贵州中耀华建公司50000元，一年之后，加上约定的利息，该公司应支付给上诉人56200元，这是明显的借贷关系，全国已有多家法院都有案例（见上述）作出公正判决。而高通盛融公司则对中耀华建公司的上述债务进行连带责任的担保，并出示了《担保书》，承诺该担保是“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那么现在贵州中耀华建公司不履行该债务，上述人诉高通盛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返还上诉人56200元。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裁决适用法律错误。（1）贵州中耀华建公司的债务（即上诉人的债权）真实存在，按照《协议》8.3条款及其《担保函》的承诺，对原告56200元债权应负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返还给原告。（2）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进行判决或裁定。一审法院依照第十一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第十条如下：“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就目前一审裁定书所提出的，2015年6月之前，周伯云是原高通盛融公司董事长，涉嫌经济犯罪，但没有真实证据证明2015.6月之后或2016.11之后，经过依法改组董事长更换，股东变更，公司重组的高通盛融公司涉嫌与本案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更不能证明2018年1月发生的借贷关系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与周伯云的经济犯罪是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担保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这是两者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适用第十一条裁定，是适用法律错误。 邓鼎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通盛融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承诺，赔付邓鼎淑56200元；2.判令高通盛融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邓鼎淑在善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厦门乐海北里分公司业务员的引导下，于2018年1月16日出借50000元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到期还款56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6日，邓鼎淑（受让方、乙方）在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厦门乐海北里分公司（2015年7月8日成立）的居间介绍下，与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甲方）、北京善者如林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居间方、丙方）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ZXT000003784），约定乙方以50000元的金额受让甲方“依法拥有基于《工程合同》产生的合法债权”，同时约定“本《协议》债权转让生效12个月后，受让方需提前书面向转让方提出债权回购申请，转让方应当依据本协议的约定溢价回购债权。本《协议》转让方到期应当一次性以56200元的价格回购该债权。”该协议第8.3条约定“如本《协议》转让方即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到期未及时履行回购义务的，本协议受让方可以要求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履行回购义务。”当日，邓鼎淑通过刷卡方式向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50000元。签订协议的同时，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厦门乐海北里分公司向邓鼎淑出具了一份落款为2017年7月28日并盖有“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的《担保函》副本，并声称该《担保函》正本在北京公司总部存放，无法交付邓鼎淑，故善林乐海北里分公司在此副本上加盖公章一枚，再将盖有两枚公章的《担保函》副本交由邓鼎淑留存。前述《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一年期届满后，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回购义务，邓鼎淑向其发函未果，而善林乐海北里分公司亦不在其住所地办公。其后邓鼎淑与其他受害人一同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该网站公开的数十份全国各地法院业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显示﹝查询案号有（2018）吉0183刑初564号、（2018）沪0115刑初4750号、（2019）吉0291刑初31号、（2019）沪0115刑初604号、（2019）晋09刑终309号等﹞：2013年2月1日，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在2015年6月之前，周伯云一直担任该公司董事长。2013年12月，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林金融公司”）注册成立，周伯云系实际控制人，该公司陆续在全国29个省、直辖市设立1100余家理财门店，招聘业务团队，在未经国家批准的情况下，采用广告宣传、赞助大型活动、门店招揽等方式公开宣传，以咨询服务为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推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线上及线下理财产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2015年6月26日，善林（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善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林信息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然为周伯云，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商务，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2017年8月起，善林金融公司通过上述手段，销售由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的“政信通（幸福之路）”理财产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2018年4月10日，善林金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伯云向上海市公安机关投案。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善林金融公司、善林信息科技公司以及旗下多家分公司均有工作人员被判处刑罚﹝查询到的分公司有善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善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五台分公司、善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顺平分公司、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绥化庆安中央东大街分公司等﹞，周伯云尚待宣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合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大规模“善林”系列案件的案情，周伯云及其关联公司违反国家相关金融管理法律规定，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已涉嫌经济犯罪，因此，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邓鼎淑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将在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一并侦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邓鼎淑的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法院有权依法将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直接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不以当事人是否报案或公安局是否立案为前提。一审法院对本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分析认定有相关查明的事实作为依据，其关于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一并侦查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如经法定程序认定不构成犯罪，各方可再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员 周宗良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代丁超 代书记员 钟 玲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