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0798号原告：刘某1，女，195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某2，女，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刘某3，男，196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吉林刘春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女，193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刘某4，男，196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平，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明，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与被告张某、刘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刘某2，原告刘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被告张某，被告刘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平、宋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楼×门×号房屋（产权证号：西更成字第**）归原告刘某3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依法分担。事实和理由：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楼×门×号房屋系刘某5生前与张某夫妻共有财产，登记在刘某5名下。刘某5于2018年2月1日去世，生前留有遗嘱。刘某5生前与张某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是长子刘某4、次子刘某3、长女刘某1、次女刘某2。刘某1、刘某2均认可公证遗嘱，自愿将其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刘某3，被告张某也同意将其名下房产份额赠与刘某3，故要求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楼×门×号房屋由刘某3所有。被告张某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楼×门×号房屋是我与刘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我跟刘某5一起去的公证处，我也办了一份遗嘱，同意该房都给刘某3。被告刘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公证代书遗嘱在诸多方面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具备合法的遗嘱效力。涉案房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方式予以分配。具体理由如下：1．涉案遗嘱虽为经过公证的代书遗嘱，但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违反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强制性规定，即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此外，根据最高院给北京高院《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的答复意见，因代书遗嘱具有形式瑕疵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求应属无效。2．遗嘱内容并非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整个遗嘱公证过程中遗嘱人对房产份额如何处分没有任何语言表述，无法认定为本人的意思表示。整个公证过程中，均是由张某代为陈述，无法证明其真实意思表示。3．2011年11月28日，在安定医院的门诊病历中，遗嘱人刘某5明确表示遗产要分给四个子女，其中也包括被告刘某4。2011年11月被告刘某4因突发心梗住院，时隔5个月以及刘某4住院期间之后的4月23日变成分配给除刘某4之外的其他子女。结合公证过程中，遗嘱人身体坐轮椅精神状态不佳、言语极少且回答问题基本由张某代为回答，因此，遗嘱人存在被胁迫的极大可能性。4．遗嘱人立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证遗嘱卷宗中可以看到证明遗嘱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是一份诊断证明书，上面仅证明目前未见精神异常。但是从安定医院的2012年4月23日的病历可见，接诊医生甚至都没有问诊，也没有做检查，直接给出目前暂无精神异常的一个结论。这只是一个诊断，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报告。另外从安定医院司法鉴定科的业务须知要求来看，司法鉴定科明确规定，该科不出具精神正常或者精神无异常这样的证明，而且同时规定要做司法鉴定，只接受法院、检察院、司法机关的委托。而诊断证明书上却盖有司法鉴定专用章，这不符合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因此立遗嘱人立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再补充一点，立的遗嘱的时候是2012年4月，但是从2008年开始，遗嘱人是多发脑梗，年事已高，身体状态极差，这种情况应属于必须要提供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情况。最后一点，涉案遗嘱公证人严重程序违法。首先，国立公证处没有按照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的要求。代书遗嘱上公证员和见证人并没有签字；其次，国立公证处没有依法审查遗嘱人立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涉案公证遗嘱不具备合法的遗嘱效力，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遗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明信、房屋所有权证、诊断证明、住院病案、残疾证、劳动合同终止书、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核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刘某5与被告张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育有子女四人，分别为：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5的父母早于刘某5死亡。刘某5于2018年2月1日死亡，2018年7月10日因死亡户口注销。本案诉争房产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号楼×门×号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刘某5名下，系刘某5与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4月23日，刘某5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门诊病历显示“女儿刘某1伴诊，办房产遗嘱公证，刘某5决定将其所有的房产日后留给长女刘某1、次女刘某2、小儿子刘某3，因为大儿子刘某4自己有房子，精神状况如常。出证明，目前未见精神异常”。同日，该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载明刘某5“目前未见精神异常，本证明仅用于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医师于庆波”。刘某5于2012年4月27日办理了遗嘱公证，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刘某5，男，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出生，现住，现住北京市西城区塔院×号×楼×门×号身份证号码：×××。我声明撤销（98）西证字第0007号公证遗嘱。我立本遗嘱，对我的财产做如下处理：在我名下在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楼×门×号有房产壹处（房产所有证号码：西更成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69．13平方米)，上述房产系我与张某夫妻共有财产。在我去世后，我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个人的份额中六分之四份额留给我的儿子刘某3继承，并指定为儿子刘某3的个人财产；另六分之一份额留给我的女儿刘某1继承，六分之一份额留给我的女儿刘某2继承。本遗嘱一式贰份，我本人收执壹份，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存档壹份。立遗嘱人：刘某5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2012）京国立内证字第2017号公证书显示：“申请人：刘某5，男，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出生，现住，现住北京市西城区塔院×号×楼×门×号身份号码：×××。公证事项：遗嘱兹证明刘某5于二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和本处工作人员王小戈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并表示知悉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刘某5的遗嘱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张庆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张某亦于201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将本案诉争房产中属于其名下个人的份额中六分之四份额留给刘某3继承，并指定为儿子刘某3的个人财产；另六分之一份额留给女儿刘某1继承，六分之一份额留给女儿刘某2继承。在庭审中，张某表示将本案诉争房产留给刘某3是她和刘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之前已经分给刘某4房产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所以本案诉争房产就没有给刘某4留有份额。刘某4提交了刘某5自2009年至2016年期间的住院病案，欲证明刘某5自2008年开始患有脑梗塞，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根据刘某4提交的住院病案，刘某5于2011年9月5日因溃疡性结肠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住院治疗，其他诊断为缺血性肠病、结肠黑变病、风湿性心脏病、脑梗塞后遗症，该院住院志体格检查显示“轮椅推入病房，神志清楚，精神欠佳，发育正常，体型较胖，自动体位，查体合作”，出院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新发脑梗塞、缺血性肠病、结肠黑变病、脂肪肝、风湿性心脏病、心律失常-心房纤颤、二尖瓣反流、脑梗塞后遗症、前列腺增生并左下肢动脉栓塞术后、左上肢动脉硬化、结肠多发息肉；2011年11月28日，刘某5在北京安定医院门诊病案显示“妻子张某伴诊，办房产遗嘱公证，刘某5原为西城区房管局西长安街房管所管理员，60岁退休，有两男两女。刘与妻共有住房一处，位于德外塔院×号院×号楼×门×，三居，69﹢㎡，刘决定日后将归其所有的部分留给四个儿女：刘某1、刘溥州、刘某2、刘溥明。精神状况如常，能理财、能理家，3年患左侧半身不遂，头脑一直清楚。检查神清，接触好，主诉如上，无社交障碍，无幻觉妄想，情绪稳定。出证明目前未见精神异常。于庆波”。在诉讼中，刘某4申请对被继承人刘某5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高院随机确定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认为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因此不予受理。另查，刘某4原系北京齿轮总厂职工，2003年10月3日因工负伤，2011年9月28日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其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拾级。刘某4于2011年11月1日取得残疾人证。2011年12月26日，北京齿轮总厂依法破产，与刘某4终止劳动合同。2012年8月6日，刘某4向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申请，确认结论是：已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标准。2012年10月12日，刘某4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按月领取退休养老金。在庭审中刘某4自述每月退休收入三千多，有一成年子女，其配偶也已退休。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涉案房屋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楼×门×号系被继承人刘某5与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某5生前办理了公证遗嘱，将涉案房产个人名下份额指定由刘某3、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刘某5立遗嘱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公证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二是刘某4是否属于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继承人，应为其保留必要份额。第一，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可以看出公证遗嘱是与代书遗嘱并列的遗嘱形式。《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遗嘱人未提供遗嘱或者遗嘱草稿的，公证人员可以根据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代为起草遗嘱。公证人员代拟的遗嘱，应当交遗嘱人核对，并由其签名”；第十八条规定，“公证遗嘱采用打印形式。遗嘱人根据遗嘱原稿核对后，应当在打印的公证遗嘱上签名。以上情况应当记入谈话笔录”。本案中，刘某5前往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调取的公证卷宗显示公证员张庆和王小戈在遗嘱上进行了签名，遗嘱人也在打印的公证遗嘱上进行了签名，该公证遗嘱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对于刘某5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办理公证遗嘱时已经提交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能够证实刘某5办理公证遗嘱时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刘某4的提交的住院病案虽然能证明刘某5患有脑梗塞后遗症，但无法证明刘某5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且其提交的2011年11月28日北京安定医院的门诊病案亦显示刘某5未见精神异常，故刘某4所述刘某5办理公证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刘某5办理公证遗嘱，未违反法定程序，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是否应为刘某4保留必要份额问题，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财产份额，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没有生活来源，主要指的是该继承人没有固定的工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无法有效地从他人或社会处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本案中，在遗嘱生效时，刘某4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有稳定的退休收入、其配偶也属于退休状态，并不属于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故刘某4要求在遗产中为其保留必要的份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涉案房屋系继承人刘某5与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对涉案房屋占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刘某5对涉案房屋占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刘某5生前立有公证遗嘱，将其名下二分之一的份额由刘某3、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现刘某1、刘某2表示自愿将其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刘某3，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对于张某自愿将其所占有的诉争房产二分之一份额赠与刘某3一节，系张某对自身权利处分，对此本院不持异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刘某5名下北京市西城区塔院胡同×号×号楼×门×号房屋由原告刘某3所有。案件受理费17238元，由原告刘某3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乐人民陪审员 张 超人民陪审员 李蓉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宋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