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保民，男，193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东，安徽蓝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善武，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衍修，北京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扬，北京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保民因与被上诉人蒋善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9）浙0225民初2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保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蒋保民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实质性转让，且蒋保民对部分转让股权根本无权处分，该转让行为客观上是以转让形式掩盖真实目的，也损害了第三方利益，理应解除。1.蒋保民一直强调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股权集中管理、对外融资等需要而为之，并非将该股权出让给蒋善武。但蒋善武获取股权后立即撤销蒋保民职务，变更法定代表人，客观上也没有完成进一步的融资或实现企业资产重组，这已经完全违背了股权转让的初衷。蒋保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2.案涉转让的股权中有1550万元股权为蒋保民替他人代持有，蒋保民根本无权处分上述股权。一审期间蒋保民多次提及，但一审不予理睬，蒋保民的股权转让行为也未得到股权实际持有人的追认，且蒋善武严重逾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该部分转让行为应为无效。二、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于2019年3月22日蒋善武收到解除合同函后予以解除。1.蒋善武在合同有效期内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达无力或不能履行股权款项支付，蒋保民客观上无法实现合同转让的目的。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是合同相对人的义务。自2017年12月27日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蒋善武没有支付对价，这早已远远超出了合同约定的30日付款期限！即便按照双方书面约定的2576万元的支付对价，数额如此庞大的款项显然对蒋保民是有着重大的财务意义的。一审判决避重就轻，完全无视本次交易行为系蒋善武的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极力偏袒蒋善武。2.蒋保民早已就股权转让款履行过催告，自蒋善武收取解除合同函后，该合同就应视为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30日的付款期间，而支付交易对价是蒋善武的合同义务，并不应当以催告为履行的先决条件。早在2018年，蒋保民在家庭会议内部就提出要求蒋善武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之事，但未获得蒋善武的响应、履行。因此，2019年3月22日蒋保民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函客观上是经过合理催告后因蒋善武拒不履行而被迫解除。此时，即便蒋善武在收到解除函后支付所谓的股权款项，也无法改变合同解除的事实。可以说蒋保民推动的本次股权转让所有的希望已经完全落空，蒋善武的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经造成了对蒋保民的根本违约。三、孙芬芬收款行为不能代表蒋善武如约履行股权转让对价支付义务，更不能视作蒋保民的收款。1.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一审也认定股权有强烈的人资特点，并不能简单适用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况且孙芬芬本人也是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集团公司）1.08%股权持有者，因此关于行使股权相关权利，蒋保民与孙芬芬是完全独立的。蒋保民出让股权行为获取收益也应当是独立行为。在明知蒋善武逾期付款一年半后的孙芬芬收款行为事实上已经和蒋保民本人独立处分股权行为的意思表示相左，其收取2576万元款项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干扰蒋保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不应当对蒋保民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2.蒋善武支付所谓股权价款的行为发生在诉讼及解除合同函之后，此时明知蒋保民已要求解除合同，而故意将款项支付给孙芬芬。孙芬芬也明确表示与蒋善武观点一致，其显然在利益上与蒋善武具有强烈的关联性。事实上，蒋善武恰恰是利用孙芬芬单方认同其观点，合伙以从孙芬芬走账后再转至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实现零元获取蒋保民32.20%股权的不法目的。孙芬芬的相关表述根本不应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一审判决却含糊地以家庭成员之间特殊关系片面认定其证言效力及收款行为的效力。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四、一审判决主观认定“原告现行使解除转让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通知生效，均不利于现有天安集团公司的运行”该结论缺乏依据，仅是蒋善武单方表述。天安集团公司在发生本次股权变动后，融资环境继续恶化，年产值急剧下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象山县政府的帮扶小组也认定企业目前情况危急，必须推动企业资产重组。因此一审认定的事实是对企业现状的无视和未来的主观臆测，依据不足，而且对于天安集团公司运营与股权争议之间的关联性已经超出了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属于超裁，这极大损害了蒋保民的合法权益。 蒋善武辩称：一、蒋保民将“股权并非实质转让”以及“无权处分代持的股权”作为合同解除的依据，存在逻辑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与事实也不符。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应当视是否发生法律规定的解除原因或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而定，蒋保民主张的前述理由显然不属于合同解除的事由，而应属于认定合同是否无效或可撤销时可主张的事由。此外，蒋保民主张股权并非实质转让，实际上是以转让形式掩盖真实目的，与事实不符。股权转让是为了将企业传承给蒋善武，让蒋善武有更好的条件管理公司，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不是以转让形式掩盖真实目的。蒋保民主张代持股权，却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蒋保民的前述主张无事实依据。二、本案蒋保民不具备合同解除权行使条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首先，蒋善武不论在履行期届满前还是在履行期届满后，均从未明示或默示地向蒋保民表达过拒绝履行义务的意思，不满足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二）项适用前提，不能援引该规定解除合同。其次，蒋善武与蒋保民夫妻达成口头约定不定期支付价款，蒋保民在合同生效后至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未催告蒋善武支付价款，可为佐证。结合本案股权交易的背景是为了让蒋善武回公司主持大局，改善公司经营状况，以及该交易系家庭内部股权转让等情况可知，蒋善武未按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时间支付价款系有正当事由。再次，蒋保民解除合同前从未催告过蒋善武，也没给予合理宽限期。不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三）项迟延履行情况下的解除权行使条件。最后，蒋善武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将企业传承给蒋善武，让蒋善武有更好的条件可以管理公司，维持公司发展这一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给付股权价款是金钱给付义务，无明确约定之下，不是定期行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也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因此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适用情形。综上，蒋保民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三、因蒋保民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因此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6条的意见，“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故即便蒋善武未在期限内提起异议之诉，蒋保民的解除通知也不生效力。四、案涉股权系蒋保民的夫妻共同财产，转让案涉股权系基于蒋保民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孙芬芬也是合同出让方的共同当事人。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以及合同解除权不可分原则的要求，蒋保民未经其妻子孙芬芬的同意，不能擅自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五、即便认为本案蒋保民有合同解除权，该权利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而消灭。本案从双方约定的转让款支付期限（2018年1月26日），到蒋保民向蒋善武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之日（2019年3月22日），超过了一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公司经营状况、与其他市场主体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从保护公司的正常运营、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以及规范市场秩序、保护交易稳定角度考虑，参照《最高人民发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其合同解除权因超过一年的合理期间而消灭。六、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将严重影响公司稳定甚至导致公司消亡，进而影响公司上千员工及其家庭的生计，也事关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供应商、客户等社会单元的合法利益。解除合同，不符合当前形势下国家政策的主基调，不符合合同解除制度的本旨，其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继续履行。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蒋保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年12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审理中变更为请求判令：一、确认蒋保民、蒋善武双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9年3月23日解除；二、蒋善武配合蒋保民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股权回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6日，天安集团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的决议》[天安电气（2017）3号]，载明“在2018年1月30日之前，天安集团公司法人及公司的67%股份（包括董事局主席蒋保民所占股份）全部转让给蒋善武，转让期间，原有法人及股份暂时不变，以便新老交替平稳过渡”。天安集团公司于6月20日根据股东会决议，作出《天安集团公司章程修正案》，其中公司董事会成员组成为原15人改为9人。12月27日，蒋保民与蒋善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格，蒋保民愿意将占天安集团公司32.20%的股权（出资额2576万元）以人民币2576万元价格转让给蒋善武，转让后的权利和义务由蒋善武承继，股权转让款交付日期为协议书生效后的30天，并约定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同日，天安集团公司召开股东会，根据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天安集团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一、同意以下股东股权的转让：转让人蒋保民，转让股权25760000元，转让比例32.20%，受让人蒋善武，受让价格25760000元”；股权转让后，股本结构调整为蒋保民占注册资本比例0.30%，蒋善武占注册资本38.26%，为天安集团公司的最大股东。并于同日作出《天安集团公司章程修正案》，原章程股份结构第十条股权结构作修改为“1、蒋保民以货币出资236850元，占注册资本的0.30%，……3、蒋善武以货币出资30607165元，占注册资本的38.20%……”，其余股东的股权没有变化。12月28日，天安集团公司向象山县地方税务局办理《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税费审核表》、《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涉税意见表》、《企业股权变更登记涉税联系单》，核定股权转让印花税25760元，股权变更前蒋保民32.50%、蒋善武6.06%，变更后蒋保民0.30%、蒋善武38.26%，原出资2576万元，转让价2576万元，象山县地方税务局对上述股权转让涉税予以核准。2018年1月9日，天安集团公司将修正后的章程提交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该局出具备案通知一份给天安集团公司。1月31日，天安集团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董事会决议，其中“1、免去蒋保民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职务。2、聘任蒋善武为公司总经理，是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2月6日，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天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蒋善武及相关股权变更事项。 另查明，蒋保民、蒋善武自《股权转让协议书》达成后，蒋保民没有向蒋善武催讨股权转让款。2019年3月22日，蒋保民于本案诉讼后致函蒋善武《合同解除通知》一份，即鉴于蒋善武没有按协议书支付2576万元转让款，也未按口头约定的真实交易价1.50亿元予以支付，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蒋善武在收到通知五日内将股权协议中的股权回转变更登记至蒋保民名下。同日，蒋保民、蒋善武等召开家庭会议，就涉案中蒋保民转让股权的价格是否按1：5确定进行讨论。3月26日、4月12日，蒋善武回函蒋保民对于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不予同意，并阐明意见。4月12日，蒋善武将2576万元汇至孙芬芬名下，孙芬芬出具收条一份给蒋善武，载明“今接受儿子善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2576万元。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我和你父亲是知晓你的经济状况的，所以，我们同意你延迟付款，并未向你催讨过。现股款已全部付清”。4月23日，孙芬芬汇款2576万元至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于2019年3月23日解除。在此首先涉及蒋保民、蒋善武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问题。蒋保民、蒋善武均为天安集团公司的股东，且双方系父子关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根据公司的规定可以相互转让股权，转让股权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也即双方之间转让股权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故该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应予支持。现蒋保民认为该转让合同系名义上转让，并非实质上的股权转让，实际股权转让应当按1：5的价格转让，即按蒋保民持有相应股权，转让价应当达到1.50亿元，并非转让合同中载明转让价按1：1的2576万元。蒋保民为此提供2010年7月1日的文件、证人作证及蒋善武曾提交董事会的提案，2019年3月22日的家庭会议等，上述证据在认证中该院已予以阐明，不足以推翻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价格，蒋保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相关协议签名后的法律责任，也有违民事行为诚实信用原则，故蒋保民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纳。蒋保民以有效合同提起解除，然后又以转让价不符合实际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不存在解除的问题，系自始无效，蒋保民存在诉讼逻辑矛盾。至于蒋保民又称系代持股权，无权处分他人股权，但是在相关股东会议讨论及转让时并没有此事实证明，即使有该方面的证据，但是股权登记在蒋保民名下，蒋保民有权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如对蒋保民代持名下的人员有损失，也是由蒋保民承担，对外转让是股权，更何况上述转让股权是公开进行，并没有人在转让时据此提出异议，蒋保民据此认为无效也是不符合公司股权转让规定，该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双方签订协议后，蒋保民将持有天安集团公司的35.20%股权转让于蒋善武，并为此召开股东会议，经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天安集团公司为此作了股东会决议，并对公司的章程作了修改，此后，又经股权转让税费办理和向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变更等，蒋保民已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蒋善武也取得了相关股权，并履行天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等，蒋保民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现蒋保民认为蒋善武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期限付款义务，已违反合同法规定，蒋保民有权行使解除合同权利，且鉴于蒋善武没有在相关期限内提起诉讼，应对于蒋保民解除合同告知丧失相应的诉讼权利，解除合同的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此，鉴于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特殊，同在天安集团公司从事管理活动，蒋保民也没有提供向蒋善武催讨过转让款的事项，也是基于家庭关系之故，且从2019年3月22日的家庭会议讨论，系是对股权价款问题，蒋保民发出解除股权转让的通知书也是在会议的当天，蒋善武收函后于3月26日和4月12日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并于4月12日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转让款交于母亲孙芬芬，孙芬芬也知道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并支持蒋善武，孙芬芬系蒋保民之妻，孙芬芬对于蒋保民持有涉案的股权也有相应的权利，只是该种权利体现在夫妻共有财产权上的另一方名下，同样也有处决权。蒋善武在取得蒋保民的相应股权后，经市场监管部门变更，股东的股权变更已经产生了对外公示效力，鉴于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蒋保民现行使解除转让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通知生效，均不利于现有天安集团公司的运行，结合孙芬芬收取蒋善武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该院应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解除，而是已经得到履行。至于蒋保民称孙芬芬收取的转让款不能代表蒋保民，后又将款交还于天安集团公司，虽公司股权具有人资的特性，但是鉴于本案蒋保民、蒋善武及孙芬芬等的家庭成员之间特殊关系，而孙芬芬交款2576万元并不是给蒋善武，由此，蒋保民称蒋善武虚假支付股权款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此外，蒋保民并认定蒋善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行为，但是本案蒋善武并没有明确表示拒不履行合同，只是迟延履行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且双方在家庭会议就转让款的价格讨论后按合同约定价予以支付，并不是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而按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据此约定，蒋保民对于蒋善武的违约行为也是可提起相应的损失赔偿请求，并无有解除合同相关约定，应当按合同约定来处理本案的纠纷，照此约定，现蒋保民提出主张不符合上述约定，该院也根据约定不予支持其相关请求。蒋保民如有证据显示蒋善武违约造成的损失，应另行主张理直。 关于蒋保民主张的发函解除。蒋保民在未催告蒋善武履行的前提下，径行发函解除合同后认为合同已解除，但此不符合法律规定，该发函行为发生于诉讼过程中，是否发生解除合同效力本身处于案件争议及审理过程，虽蒋善武未提起确认效力的诉讼，但不因此而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故该院对蒋保民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 至于蒋保民在第二次庭审后递交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蒋保民此行为系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定，而且也从中可知蒋保民对自己的诉讼请求难以确定，即从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后变更为确认合同解除，又转至确认合同无效，该些法律规定均不同。 综上，现有蒋保民、蒋善武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得到履行，实现了合同目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蒋保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5600由蒋保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蒋保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7年11月12日会议纪要1份，拟证明：双方股权转让前半个月就转让细节达成书面一致，蒋善武回天安集团公司担任总裁，天安集团公司仍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蒋善武遇重大事项仅有权提交董事会议案，董事会有决定权。但蒋善武事实上在股权转让后违背约定，罢免蒋保民董事长职务，独断专行，蒋保民股权转让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约定蒋善武没有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前，股权实际控制权仍由蒋保民控制。双方约定“今后因故上述转让股权变更凭董事会决议可到工商登记处办理…”这是对股权再次变更或回转至蒋保民处的约定，该约定与蒋保民表述的股权只是为了对外融资需要集中在蒋善武处完全一致。本次转让根本不是所谓的真实的股权对价转让； 2.2018年10月29日蒋保民致蒋善武信函1份，拟证明股权转让的真实目的仅是为了对外集中股权融资，实际控制权仍为蒋保民；同时提醒蒋善武如坚持召开股东大会，则要求蒋善武支付股权对价款；也证明蒋保民早在2018年就已向蒋善武催告过股权价款的支付，2019年4月的解除告知函具备生效的条件； 3.2016、2017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各1份，拟证明2016、2017年度天安集团公司的净资产，2017年12月的股权转让不可能仅为股权转让的1：1转让，蒋善武所谓的1：1股权转让的2576万元显然远远低于企业的实际价值。 经质证，蒋善武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和争议焦点无关。会谈纪要也只是记录各方之间的谈判、商榷的意见，是各方意向性的非正式文件，不能代表蒋保民与蒋善武之间终局的意思表示，不具有合同法意义上的约束力。双方意思表示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进行认定。而且，蒋善武免去蒋保民董事长职务，与本案蒋保民股权转让目的实现与否并无关系。双方股权转让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公司传承以及更好的维持、发展公司，而非保障蒋保民董事长职位。况且，股权转让本来就伴随着股东决策权利的转移，双方也从未达成过不能免去蒋保民董事长职务的约定。股权转让后，蒋善武依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程序行使股东权利，完全符合法律和公司治理规则。蒋保民主张蒋善武在股权转让后罢免其董事长职务，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理由不成立。对于董事长，本来就应是董事会选举产生，不是总裁可以提名和决定的，也不是一份会谈纪要就可以决定的。蒋善武以股东身份，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免去蒋保民董事长职务，经过合法公司决策程序，不违反会谈纪要的内容。蒋善武已经完成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蒋保民主张股权实际控制权仍归其所有，该主张不能成立，与本案合同应否解除的争议焦点也无关。该证据恰恰可以看出股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蒋保民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并非“实质转让”，该主张与该证据所反映出的当事人意思是矛盾的。也正因为转让意思是真实的，才会在该证据里有类似于“所有权保留”的表述，蒋保民才会在证据2里表示可能“择机”要求蒋善武支付股权转让款。蒋保民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本来就认同股权转让是真实的。当然，如前所述，该证据只是意向性文件，双方最终股权转让协议里没有约定“所有权保留”，这一表述对双方无约束力。而且，股东权利是身份权和财产权的结合，股权转让系股东身份权和财产权的一并转让，与一般动产买卖性质不同，股权转让不能约定“所有权保留”。否则新股东无法通过行使表决权等身份性权利，按照自己的商业判断进行公司运作，并达到相应的受让股权目的。蒋保民曲解该证据中的“今后因故上述股权变更凭董事会决议可到工商登记处办理，也可在企业章程中明确”这一表述，这句话只是说明在股权转让后，由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应当进行的程序性事宜。根本得不出股权回转给蒋保民的意思，也不能推导出股权“非实质转让”，而是为对外融资需要转让这一结论。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蒋善武未收到过此信函。信函中蒋保民主张的所谓的“真实目的仅是为了对外集中股权融资”是蒋保民单方表述，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资产负债表是复制件，既没有企业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会计签字，也无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签字，报表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属实不能确定。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亦有异议，该证据是合并资产负债表，其范围包括了集团控股、参股公司、企业，同时也只反映会计账面处理上的数据，而不是股权价值评估结果，不能如实反映标的股权的价值。其次，公司的净资产，跟蒋保民与蒋善武之间的股权转让成交价格无必然联系。双方没有约定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股权转让价款计算标准。再者，本案股权转让是在天安集团公司经营遇到困难的背景下进行的，是为了让蒋善武接手公司，稳定公司局面，维持公司发展而转让。双方又是父子关系。有鉴于此背景，不以净资产作为股权转让价格，也合乎情理。另外，对其合法性也不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蒋善武对蒋保民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内容与本案存在一定关联，故本院予以认定。蒋保民提交的证据2、3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2017年11月12日，蒋保民、蒋善武以及天安集团公司两位独立董事共同会谈，达成以下主要共识：蒋善武回天安集团公司任总裁；天安集团公司蒋保民董事长的所有股权（42.50%）变更到蒋善武名下，在蒋善武付清所有股权转让款之前，转让股权实际持有人仍归蒋保民董事长。今后因故上述转让股权变更凭董事会决议可到工商登记处办理，也可在企业章程中明确；天安集团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重大人事任免由总裁提交方案供董事会讨论决定。会谈纪要同时载明，上述纪要建议尽快召开蒋氏家属会议，会后报董事会讨论决定。 本院认为，蒋保民与蒋善武之间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蒋保民主张该股权转让行为是以转让形式掩盖真实目的、损害第三方利益的理由缺乏依据，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蒋保民诉请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因其于2019年3月23日向蒋善武发送《合同解除通知》而解除，故本案首先需解决的争议是蒋保民在2019年3月23日主张解除时其是否享有解除权。对此，蒋保民认为蒋善武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即协议书生效后的30天），已违反合同法规定，其有权行使解除合同权利。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天安集团公司为此召开股东会表决通过，修改了公司章程，办理了股权转让后的变更登记等事项，蒋善武也履行天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完成股权变更之后直至蒋保民在2019年3月23日向蒋善武发送《合同解除通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证据显示，蒋保民向蒋善武催讨过股权转让款。而蒋善武在收到蒋保民的《合同解除通知》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并于4月12日将《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转让款交于其母亲孙芬芬，基于孙芬芬与蒋保民系夫妻关系，结合其所出具的收条内容，可以认定蒋善武已支付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综合上述情形，蒋善武未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尚未构成根本违约，蒋保民在未经催告情况下，于2019年3月23日径行向蒋善武发送《合同解除通知》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此，蒋保民提出的有关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解除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难以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蒋保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600元，由上诉人蒋保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曙炜 审判员  张宏亮 审判员  方资南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