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19291号原告：成都福运卡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翟全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勇。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凤琴，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西路******。法定代表人：翟国良，身份不详。第三人：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海科路西段**。法定代表人：陈模，身份不详。第三人：成都卡行天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燕塘路****>法定代表人：宋辉，身份不详。原告成都福运卡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福运公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卡行公司)、第三人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同管业公司)、第三人成都卡行天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卡行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被告卡行公司、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下落不明，本院遂采用公告送达，并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勇、曾凤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卡行公司、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2、判令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向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支付运输费用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07,919元；3、判令上海卡行公司向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支付自应当支付运输费用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由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按照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的指示将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合同期限为2019年5月l日至2020年4月30日。其后，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签订了《物流运输合同》，约定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以公路运输的方式将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的货物运输至境内指定地点，由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向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支付运费，合同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按照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指示将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的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按月与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核对运输清单确定具体运费金额，运费金额核对完成后由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委托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向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支付相应费用。现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依约履行合同具体承运义务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相应运输费用。综上所述，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卡行天下公司未出庭应诉，但发表如下书面答辩意见：不同意原告成都福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未按约提供运输的相关单据，故违约在先，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依据《货物运输合同》第5条第2款第2项的约定有权拒付运费；且根据前述条款的第5项约定，原告福运公司一直未向开具足额发票，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有权迟延支付运费。二、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主张的运费金额与事实不符，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提供的运费账单显示仅欠运费246,572.5元；且根据《货物运输合同》第5条第2款第3项的约定，双方对账争议的，应以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确认的账单金额为准，另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不对原告成都福运公司的运费损失承担责任，故无需支付运费利息。三、两第三人与本案无关；1、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于2019年5月1日另行签订《物流运输合同》，其委托被告上海卡行公司运输货物并支付运费，系另一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且双方运费已结算清楚，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故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与本案无关。2、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系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全资子公司，且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另行签订《物流运输合同》，且该协议到期，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与成都卡行公司系另一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未出庭应诉，但发表如下书面陈述意见：共同管业公司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与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于2016年8月1日签订《物流运输合同》，成都卡行公司承运货物并收取运费，合作期间运费双方已结清；此前，因对方未能提供收款收据故未返还100,000元保证金。随后，共同管业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物流运输合同》，合同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承运货物并收取运费，两方合作期间共计产生未结付运费284,211元，扣除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产生的货损2,325元，还欠付运费尾款281,886元；此前，因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一直未按约在先向开具增值税专票，故因不具备约定支付条件而未支付。最近，通过共同管业公司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三方结算，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提供了约定专票，故共同管业公司已向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支付了运费尾款281,886元。2019年9月以来，在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向共同管业公司要求代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收取运费的过程中，共同管业公司才得知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与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两方对其前述货物承运系以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另行分别签署《物流运输合同》形式，交由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实际完成。而原告成都福运公司、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及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的有行为均未告知共同管业也未征得同意。因对方业务调整及人事更换，无法取得联系，且因对方未开具收据和发票致使不具备合同约定付款条件，共同管业公司此前未返还该100,000元保证金给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及欠付被告上海卡行公司运费尾款281,886元，并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2019年9月以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自称代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索要运费并要求直接付给原告，但因双方未签订物流运输合同，故对其不存在支付义务，且未能取得任何授权，故未将运费支付给原告。共同管业公司收到起诉状后最终联系上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和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经我们三方协商，签订了后附《三方结算协议》和《情况说明》，共同管业公司将欠付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的100,000元保证金和欠付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的281,886元运费尾款后，三方间的债权债务结清；而共同管业公司已于2020年8月28日将前述款项支付完毕，故共同管业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责任。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未出庭应诉，也未发表任何书面意见或提供任何书面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17年，成都福运公司作为乙方(承运人)与成都卡行公司作为甲方(托运人)签订《物流运输合同》，约定由乙方承运甲方货物到达甲方客户后，乙方将代表甲方完成与甲方客户的相应交接事宜。在该合同第6.1条中约定，乙方每月21日提供本月(即上月21日-本月20日)对账单及相应运单回单给甲方，……在甲方核对无误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开具正规运输发票交至甲方……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本月应付运费汇至乙方公司账户。该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后被告卡行天下出具《卡行天下(共同管业)6月21-7月20日运费对账单》，记载了2017年6月23至7月20日的运输服务情况及运费数额。2019年5月28日，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作为甲方与原告福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合作内容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按照甲方的要求为甲方提供货物运输及相关服务，货物品类、提货、收货地点及联系人、运输时效要求等内容以甲方具体订单为准。合作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合同到期后如双方未就新的协议达成一致，且甲方仍委托乙方承运货物的，合同自动续期三个月。在该合同第6条约定，“有效通知：本协议下所有通知应以书面形式通过以下方式递交收悉：甲方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XXX号汤泉国际B幢卡行天下，甲方联系人：李根成，甲方公共邮箱：ligc@kxtx.cn......如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通知的，未有相反证据，电子邮件在按照前述电子邮件地址发出后即视为送达。”该合同第5.2条“结算”约定，“5.2.1双方按照月度计算，按费用发生归属的自然月汇总账单。5.2.2乙方需在每月5日前提供上月账单，并提供相应的货物交接清单、签收单等单据证明资料……双方在当月20日前完成对账；若乙方延迟提供账单或相关单据证明资料的，则对账完成时间可相应顺延；若乙方延迟提供超过30天或者无法提供完全单据，导致甲方无法从甲方客户处收取相应费用的，则甲方有权不支付此部分费用。5.2.3对账期间，一方提出异议，对方需配合在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对于业务数据来源为乙方的，在甲方提出异议时，乙方需在2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证明，若乙方未能按时提供相应证明，则账单以甲方判定为准，因此造成乙方任何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双方对账后，甲方向乙方发起开票通知，乙方需在5个工作日内开具税点为【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送达至甲方。2019年5月9日起至2019年11月19日，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员工魏红军(微信号wXXXXXXXXXXX)与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员工陈梦霞(微信号wxid-y4cryscu6k3121)通过微信进行对账并互发对账文件，陈梦霞向魏红军发送了“3.21-4.20卡行对账.xlsx”、有落款“制表人陈梦霞”和成都卡行盖章的2019年4月账单照片、“4.21-5.20卡行对账.xlsx”、“5.21-6.20卡行对账.xlsx”和“5.21-6.20家装卡行对账.xlsx”“成都共同月结账单2019.06.21-7.20(1).xlsx”“6.21-7.20家装卡行对账.xlsx”“6.21-7.20卡行对账.xlsx”“2019.07.21-8.20成都共同(1).xlsx”“7.21-8.20卡行对账.xlsx”“2019.07.21-8.20成都共同(1)(1).xlsx”“7.21-8.20卡行对账(1).xlsx”“10.1-10.10卡行对账.xlsx”“10.1-10.10家装对账.xlsx”“共同2019.8.21-9.30日月结账单.xlsx”“8.21-9.20家装卡行对账.xlsx”“8.21-9.20卡行对账.xlsx”“9.21-9.30家装对账.xlsx”“9.21-9.30卡行对账.xlsx”“10.01-10.10福运卡行对账.xlsx”“10.01-10.10家装对账.xlsx”“10.01-10.10福运卡行对账(2).xlsx”等电子文件；魏红军向陈梦霞发送了“成都共同月结账单2019.04.21-5.20.xlsx”“成都共同月结账单2019.06.21-7.20.xlsx”“XXXXXXXXX运单丢失情况说明(…盖章).doc”“2019.07.21-8.20成都共同(1).xlsx”“成都共同月结账2019.xlsx”“共同2019.8.21-9.30日月结账单.xlsx”等电子文件。2019年5月29日，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财务赵艳华(微信号zhaoyanhua188888)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员工翟勇(微信号zhaiyong-XXXXXXXXX)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并对账。翟勇向赵艳华发送“3.21-4.20卡行对账.xlsx”文件并发送消息“开票123085”“打款123085+11150=134235”，赵艳华回复“好的”；翟勇回复“我这边下月初开票给你，可以吗？”“成都还是上海发票？”；赵艳华回复“成都的”。2019年7月8日，翟勇向赵艳华发送“4.21-5.20卡行对账.xlsx”文件并发送消息“对好了，打款是两个金额的合计”“里面两个表”“120790+6123。打款合计”“看开哪个发票？”；赵艳华回复“总部”。2019年11月4日，翟勇发送“共同2019.8.21-9.30日月结账单.xlsx”文件并发送消息“这个是8.21至9月30的账单。7.21-8.20得账单，我当时已经发给王总了的，他说当时在申请发票，我就具体不晓得了”“10月分之后，没有合作了”；2019年11月24日，翟勇发送“3.21-4.20卡行对账(1).xlsx”“4.21-5.20卡行对账.xlsx”“5.21-6.20卡行对账(1)(1)(1)确认版(1)(1).xlsx”“6.2175.20卡行对账.xlsx”等文件，同时发送微信“这是前面3个月应该打款，还没打给我的账单明细”；赵艳华回复“哎，拖的有点久了，这次你去总部了可以直接找总部出个证明把后面没开票的你们开票，这样年前你还可以收一部分款，现在我们也帮不了你啥”……2019年6月28日，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员工王利华(微信号wanglihua201712)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员工翟勇(微信号zhaiyong-XXXXXXXXX)通过微信进行沟通。翟勇发送微信询问“发票收到没？”；王利华回复“收到”；翟勇发送微信“付的是1-21至3.20。还压，3.21-4.20,4.21-5.20,5.21-6.20。都在共同那。”王利华回复“嗯”“那天陈波说这个星期付”“给了”；翟勇询问“共同还是没打款哦”；王利华于2019年7月1日回复“打了”“上周打了”“你问艳华”。2019年7月26日，翟勇发送“5.21-6.20卡行对账(1)(1).xlsx”文件及微信“5月份月结款120716元和垫付款11921元”“申请开票”；王利华询问“好”“跟共同的对账单哇”；翟勇回复“开了票过去，月初又可以打过来。”王利华回复“好”。2019年8月14日，2019年8月14日，翟勇发送微信给王利华“108047+21876打款”并发送“6.21-7.20卡行对账.xlsx”文件，王利华进行了语音回复。2019年9月21日，翟勇发送微信给王利华“7.21-8.20对账开票金额125794元，垫付19898合计打款145692”并发送“7.21-8.20共同管业卡行对账(1).xlsx”文件，王利华回复“好”。2019年9月24日，王利华询问“你是三月还是四月开始的运费买结了”“客户给我们付到八月份了哇”；翟勇回复“3-2.1-4.20这个账期开始的就没付款了”“对”；王利华回复“321至821应付你运费多少”“我给总部发个消息”“621-720721-820应付你多少”，翟勇回复“3.21-4.20打款入账123085+11150=134235(成都卡行)4.21-5.20，入账120790+6123(上海卡行)5.21-6.20，入账120716+11921=132637(上海卡行)”；王利华回复“这个有”“后面的没；翟勇回复“6.21-7.20入账129923”；王利华询问“7-8的账单金额呢”；翟勇回复“已对账7.21-8.20对账金额145692(公司未开发票)”“8.20-9.21已经出账单，共同还在核对”；王利华回复“好”；翟勇发送微信“卡行公司已经收款金额：134235+126913+132637+129923=523708元。”；王利华回复“嗯”“3-6个月的吧”；翟勇回复“3个月”“3.21-7.20日”。2019年9月30日，翟勇向王利华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的截屏，该告知函记载了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向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以及共同管业公司告知其在承运被告上海卡行公司项目客户共同管业公司运输项目，项目运费3.21-7.20日4个月合计运费523708元(其中，3.21-4.20日运费134235元，4.21日至5月20日月结款126913元，5.21日至6月20日132637，6.21-7.20日129923)，客户已经全部打款至成都/上海卡行公司合同指定帐户，按照合同约定卡行公司收到款项后，需在当月内转至我司帐户。截至9月30日仍然未收到相应款项。我司在8月26日已经发过催款遥知，未收到关于账款的任何明确打款通值的回复，后在9月份多次催促相关工作人员(王利华，范洪强，宋辉、赵艳华，刘佩佩等)均未有明确打款时间的回复。我司仍然在继续与客户运作，该项目我司合计应收账款高达80余万。贵司未及时行准时付款的相关合同约定；我司特告知于2019年10月1日起，解除该项目的合作合同，我司保留追讨账款及相关损失的权利。责成贵司及时付清相关账款及项目押金款项。另查明，2019年5月，共同管业公司作为甲方(托运人)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作为乙方(承运人)签订《物流运输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将货物以公路运输方式运至甲方客户所在地。在该合同第6.1条中约定，乙方在每月21日提供本月(即上月21日-本月20日)对账单即相应运单回单给甲方，……在甲方核对无误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开具正规运输发票交至甲方……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本月应付运费汇至乙方公司账户。该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并后附有《报价表》。2020年8月20日，共同管业公司作为甲方、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作为乙方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三方结算协议》，对于丙方承运甲方货物所产生未结付运费284,211元，扣除丙方产生的货损2,325元，甲方还欠付丙方运费281886元。2020年8月20日，共同管业公司向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指定的案外人卡行天下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支付运费281,886元并退还100,000元保证金。再查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自称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系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全资子公司，而根据企业登记档案显示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系持有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51.5%股份的股东。2020年9月13日，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收悉本院送达的诉状及证据副本。以上事实，由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提供的企业登记信息、成都福运公司与成都卡行公司签订的《物流运输合同》及2017年6月21至7月20日对账单、共同管业公司和上海卡行公司签订的《物流运输合同》及报价单、成都福运公司与上海卡行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成都福运公司员工魏红军与共同管业公司员工陈梦霞聊天记录及陈梦霞的社保缴费记录、成都福运公司员工翟勇与成都卡行公司财务人员赵艳华、王利华聊天记录及赵艳华、王利华成都市社保缴费记录、钉钉平台主页信息、2019年7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垫付运单票据及月结运单票据、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9月30日垫付运单票据及月结运单票据、应收货款统计及2019年3月21日至2019年9月30日垫付月结运输单、共同管业公司向上海卡行公司部分付款记录和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公司庭审陈述以及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的书面陈述意见等证据在案佐证。经审查，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主张其已在2019年3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为被告卡行公司的客户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以及被告卡行公司为此应支付服务费用为807,919元之待证事实，应由原告成都福运公司负有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对此，现原告福运公司提供了《货物运输合同》、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各方对账的月结单据等证据，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的书面陈述意见等在案事实，同时考虑到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与第三人成都卡行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上海卡行公司在陈述意见中并未否认原被告之间的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及已为共同管业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已于2019年3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为被告卡行公司的客户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之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原告成都福运公司的该项事实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虽然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抗辩原告卡行福运公司的结算金额有误，然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书面《货物运输合同》，同时结合已查明的在案事实，包括各方员工之间的对账聊天记录、第三人即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客户共同管业公司提供的陈述意见及结算材料，已能够证明被告卡行公司应就本案货物运输服务向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支付服务费用807,919元；现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提出结算有误故需由其提供相应反证予以反驳，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卡行公司需支付原告成都福运公司货物运输费用807,919元之待证事实同样具有高度可能性，对该事实主张本院亦予以认同。再者，原告福运公司主张要求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支付前述运输费用之诉请，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提出因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未及时提供运费单据导致其无法和客户结算运费以及未提供发票故不予支付的抗辩理由。对此，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前述主张，另该抗辩主张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提供的证据所反映对账过程之事实相矛盾，且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陈述亦证明其已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结清了相关运费；而且根据涉案《货物运输合同》，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已履行了其提供了涉案运输服务之主要合同义务，被告上海卡行公司亦应履行其支付运输费用的主要合同义务，而开具发票仅是合同附随义务，且根据《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应由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先行发起开票通知，然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发起开票通知；综合考虑前述因素，以及涉案《货物运输合同》现已届期的情况，被告卡行公司前述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同；现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主张被告上海卡行公司应支付807,919元运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开具发票，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也应根据国家税务管理的规定依约及时履行相应的开票义务。最后，对于原告成都福运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如前所述，《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取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和对账后次月20日中取较晚时间作为支付时间，但原告成都福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送达相关发票或对账后次月20日较晚之日的具体时间，同时也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其在2019年9月30日就已向被告上海卡行公司提出解除《货物运输合同》的通知，且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涉案《货物运输合同》届期后双方未自动续期或对支付时间的补充约定，故本院认为被告卡行公司应自本案诉状送达之日起的合理期间内支付货物运输费用，若逾期未支付，则应承担给原告成都福运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考虑到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相应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对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调整。另外，由于被告上海卡行公司、第三人共同管业公司和成都卡行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庭审中享有的抗辩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福运卡行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运输费用人民币807,919元；二、被告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人民币807,919元为基数，向原告成都福运卡行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自2020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原告成都福运卡行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300元，公告费人民币56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成都福运卡行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00元，被告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2,5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闻佳审 判 员 刘 赟审 判 员 杨立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杜澄杰书 记 员 杜澄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