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3民初1290号原告：史磊，男，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溢、赵红彬，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建宝，男，195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溢、赵红彬，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巴立新，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溢、赵红彬，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长付，男195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溢、赵红彬，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建国，男，196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卫杰，男，198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王世瑶（实习），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秀花、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诉被告王建国、赵卫杰合同纠纷一案，五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来院起诉，本院经过审理后，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豫0103民初9680号判决书，后五原告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查明原告王秀花已于2019年9月22日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20年3月4日作出（2019）豫01民终2445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溢，被告王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被告赵卫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王世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2013年11月20日王秀花、原告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与被告王建国、赵卫杰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建国、赵卫杰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20日，被告王建国称企业缺生产经营资金对外借款，要求王秀花及四原告为其提供担保。在被告王建国的再三请求和安排下四原告及王秀花于当日晚非工作时间前往郑州市中原公证处办理了借款担保手续。后被告王建国因金融凭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告才得知2013年11月份，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金水支行发现被告王建国所贷的4500万贷款系被告王建国以伪造存单的手段取得，中国农行金水支行为掩盖其放贷过程中的审查疏漏、避免被上级追责，行长王军经与被告王建国通谋，商议由王军安排被告赵卫杰出面，以被告赵卫杰的名义借给被告王建国2,400万元（其余2,100万元贷款由被告王建国另外筹集资金偿还），后再经被告赵卫杰控制的赵伟娜、张金玲等人的银行卡进行复杂的资金流转，以实现掩盖银行玩忽职守、掩盖被告王建国涉嫌犯罪的目的。因担心被告王建国骗贷案发和无力还款，被告王建国遂以其企业缺生产经营资金为由骗得王秀花及四原告信任，并在行长王军和被告王建国等人的安排下，在非工作时间到公证处办理了借款担保手续。王秀花及四原告后得知，2013年11月21日，被告赵卫杰向被告王建国转款2,400万元后，被告王建国于当日分四次向被告赵卫杰指示的张金玲账户转款1,800万元，向赵伟娜转款100万元，此后又分三次向被告赵卫杰转款380万元。原告认为，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王秀花及四原告受被告王建国等人的欺诈而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订的，依法应予撤销。被告王建国辩称，一、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完全是一个骗中骗、套中套，其目的是为了诈骗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1、农业银行金水路支行为了弥补王建国以东方人公司的名义从金水支行货款4,500万元的损失，安排赵卫杰向贷款主体河南东方人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以偿还东方人公司对金水路支行的货款。厘清本案复杂的法律关系，必须从王建国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刑事案件，即（2015）郑刑一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书出发，在该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王建国以东方人公司的名义，用伪造的金融凭证做抵押从农业银行金水支行货款4,500万元。根据王建国在律师会见笔录中的陈述，王建国是市11届至13届连续三届人大代表，王建国的企业是郑州市农业龙头企业，是市农行重点扶持对象，和时任郑州市农行的行长周贵恒、副行长王军熟识。在王建国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东窗事发后，农业银行的主管领导为了逃避责任，催促王建国尽快将贷款偿还，为此，副行长王军将东方人公司的银行账户和王建国的个人账户都控制起来，将王建国的入账资金都往东方人公司的账上汇，但东方人公司账上资金仍不够偿还4,500万元的本息，于是在王军安排下，赵卫杰于2013年11月20日往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随后，由银行划扣作为东方人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至此，东方人公司向金水路支行贷款4,500万元，全部还完。但无论是王军，还是赵卫杰，都没有告诉王建国这一事实。按照王建国的陈述，银行的4,500万元贷款的偿还除王建国的自有资金外，剩余资金由王军寻找，王军是如何寻找资金、又是如何将该4,500万元贷款本息偿还的，对王建国而言，其本人只是知道已经全部还清了。但每个人都明白，王建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东方人公司压根也没有偿债能力，如何确保该1,400万元不受损失，成为王军、赵卫杰的心头大患。于是，就出现了本案的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2、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本质上并没有实际履行，只是一个过账，王建国直到现在都认为涉案合同只是走一个形式，2,400万元已经全部回流给赵卫杰，赵卫杰在故意混淆其和东方人公司以及案涉《借款担保合同》这两个独立合同的法律关系以达到掩盖和弥补赵卫杰向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的事实或损失，欺骗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在这一场骗中骗的剧中，其实有两个合同，其一是赵卫杰和东方人公司之间的合同，如前所述，在金水路支行的授意下，赵卫杰向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被金水区支行从东方人公司账户上划扣用于偿还银行货款4,500万元，东方人公司基于赵卫杰的1,400万元，清偿了其对银行的负债；其二，是赵卫杰和王建国的《借款担保合同》。赵卫杰也正是基于对其和东方人公司依据该1,400万元的汇款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的认识，但苦于东方人公司无力偿还，才设计了另一个法律关系，即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在该合同中，合同主体是赵卫杰和王建国，资全也没有被王建国用于东方人公司偿还银行4,500万元的贷款，而是立即回转至赵卫杰指定的账户，该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签订后的次日，即2013年11月21日，赵卫杰往王建国的个人账户转款2,400万元，又于当日在王军、赵卫杰的安排下向张金玲、赵伟娜的账户分别回转1,800万元、100万元，以达到弥补或掩盖赵卫杰向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的事实；3、赵卫杰再以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起诉担保人，实现其非法利益。如前所述，从赵卫杰账上出账两笔资金，第一笔是对东方人公司的汇款1,400万元，对王建国的汇款2,400万元，合计3,800万元。但赵卫杰对东方人公司的1,400万元汇款，明知东方人公司无力偿还，在赵卫杰起诉担保人一案即（2015）新民初字第4482号案件中，赵卫杰便失口否认张金玲的1,800万元与案件无关，让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其本质就是诉讼欺诈；二、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是因王建国刑事犯罪而设计的圈套，欺骗担保人，当属无效或可撒销的担保，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金水路支行副行长王军暗中安排赵卫杰向东方人公司转款1,400万元，但没有告诉王建国实情，却欺骗建国说，只要签订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银行贷款的资金你就不用管了，但必须得提供担保人。于是让王建国去找担保人，王建国便逐个做担保人的工作，告诉担保人说，企业需要流动资金，很快就会偿还，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只是按照行长的要求走个形式，加之在中原区公证处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是深夜，副行长王军和办公室主任都在，王建国便告诉担保人，你们看行长都在，就走个形式。于是担保人在王建国的欺骗和副行长王军都在现场的保证下就签订了所谓的《借款担保合同》。故，王军和赵卫杰向王建国隐瞒了赵卫杰已经向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的事实，为了弥补赵卫杰给东方人公司汇款1,400万元的损失，欺骗王建国又签订案涉2,40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此为一骗；王建国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又欺骗担保人说企业需要流动资金，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只是走个形式，此为骗中骗，套中套。故此，王建国直到现在都认为涉案合同只是走一个形式，2,400万元已经全部回流给赵卫杰。《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中，主合同的债权人采取欺骗的方式，骗取王建国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王建国又采取欺骗的手段，让担保人签字，构成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赵卫杰辩称：一、本案应由新郑市人民法院审理，二七区人民法院无管辖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只有在被告全部被监禁等少数特殊情况下，方由原告住所地等管辖。本案中，被告赵卫杰住所地为新郑市，而被告王建国则自2015年至今因刑事犯罪先后被羁押于河南省第二监狱、第一监狱，早已离开郑州市中原区多年；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借款担保合同》所涉的合同履行地亦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被告赵卫杰住所地。故本案应当由新郑市人民法院管辖，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应当依法移送至新郑市人民法院管辖；二、被答辩人诉称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答辩人试图将王建国所涉金融凭证诈骗罪一案与本案混为一谈，但是王建国所涉刑事犯罪已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刑一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刑终452号刑事裁定书所确认。根据上述两判决的内容王建国所涉犯罪行为系于2013年10月18日案发，故2013年10月18日王建国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而此时本案借货等行为尚未发生且本案相关情况也从未被上述刑事判决所提及。因而，本案所涉王建国的借贷行为与王建国所涉刑事犯罪明显并非同一事实，也无任何关联，且被告王建国的代理人在本案原一审庭审中也明确声明“王建国归还农行贷款的4,500万元，系用王建国自有资金和其他资金，与本案所涉的2400万借款并无任何关系”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即使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涉嫌或构成犯罪的，相关借贷合同的效力也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该规定第十四条进行认定。本案中，答辩人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张案涉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称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系受王建国欺诈所签因而应予以撤销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被答辩人并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经消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应知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案中，被答辩人称王建国隐瞒事实虚构借款用途，但却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在王建国代理人原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律师会见笔录中，王建国也从未提及其是否存在向担保人虚构借款用途等问题。反而，无论是根据王建国会见笔录还是被答辩人诉状等内容，均可以看出被答辩人作为王建国的近亲属在为王建国提供担保时是经过反复和慎重考虑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借款担保合同经过公证机关依法公证，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过公证的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被答辩人主张撤销该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中被告赵卫杰作为出借人也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王建国存在所谓的“欺诈行为”之情形，赵卫杰系债权人，其对本案所涉借款的用途实质上对史磊等担保权人不负有任何的查明、告知和说明义务，反而是史磊等人作为王建国的近亲属及担保人对王建国真实借款目的更应当知悉和清楚，故案涉借款的目的并不能作为认定赵卫杰是否对史磊等人实施欺诈的依据，更不能作为案涉借款担保法律关系的依据。而根据王建国会见笔录，其与被答辩人存在近亲属等影响其陈述内容真实性的利害关系，因而其笔录内容也不过是为了帮助亲属逃避义务，并不足以采信。故案涉《借款担保合同》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欺诈等法定撤销情形，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就案涉借款王建国是否已偿还、已偿还的具体金额，以及双方剩余的借款本息数额等事宜，应属合同实际履行中的相关问题，不应作为认定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案涉合同签订时是否存在欺诈的依据。此外，本案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11月，至原一审诉讼时已将近七年，相关撤销权除斥期间已经经过，史磊等人的撤销权已经消灭，依法应当驳回其的诉讼请求；四、案涉《借款担保合同》所约定的2,400万元借款已经足额交付至借款人指定收款账户，被答辩人应依法就王建国未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第5.1条之约定，被答辩人自愿为王建国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案中，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后，被告赵卫杰已经向王建国实际控制的河南东方人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转款1,400万元，但经与王建国沟通，双方一致认为应当按照《借款担保合同》之约定将全部借款2400万转入合同指定的王建国账户避免日后产生争议，故王建国又将该1400万退回给赵卫杰（该1400万转入张金玲账户）。后，赵卫杰依据《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将2400万借款于2013年11月21日转入到合同指定的王建国个人收款账户。至此，本案2,400万元借款已经全部交付完毕。后因王建国称只需用2,000万元，故又将400万元借款归还（该400万元转入张金玲账户）。故原告所称的转入张金玲账户的1,800万元，仅有400万元是归还本案所涉借款，而另外1,400万元则是退回赵卫杰前一日转入公司的1,400万元。而就被答辩人所称的转入赵伟娜100万元，在赵卫杰诉被答辩人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赵卫杰已经将该笔金额从本金中扣除；被答辩人所称的另外380万元，则是王建国向赵卫杰借款后陆续归还的款项，在前述案件中赵卫杰也已经将相关金额从欠款金额中扣除。此外，赵卫杰系于前些年以其合法自有资金进行出借，且利息约定合法合理，且案涉借贷行为不存在任何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被答辩人等人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故在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后，2,400万元借款已经真实足额交付，不存在任何虚构；且被答辩人一方面称借款2400万用于偿还王建国在农行骗取的贷款，一方面又称2400万借款并未真实发生，系虚构，甚至王建国在借款当日即已经向赵卫杰偿还完毕的逻辑，也实难自圆其说。综上，各被答辩人应当对其在外从事的民事活动承担相应责任，而尽管当前司法政策对出借人苛责了更多的义务，但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本案中，赵卫杰作为出借人和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不存在欺诈等法定可撤销的情形，且本案所涉的借贷及担保行为与王建国所涉的犯罪行为也无任何关联，本案相关借款亦已经真实足额交付，被答辩人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依法就王建国尚欠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其要求撤销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本案完全是主债务人王建国被依法收监还款无望后，与其近亲属等人共同串通一致，意图帮助其近亲属逃避担保责任所为，史磊等担保人就案涉合同存在欺诈和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应予撤销或确认无效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不予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采信并在卷佐证。本院对本案事实及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认定如下：1.2013年11月20日，赵卫杰（甲方）与王建国（乙方）、东方人公司为丙方和担保人，荆东风、王秀花、王建国、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为丁方和担保方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借给乙方2,4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2%，2013年11月30日前偿还本金3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前偿还本金300万元，2014年1月30日前偿还本金800万元，2014年3月30日前偿还本金300万元，2014年4月30日前偿还本金700万元；乙方指定收款人账户为王建国名下工行账户；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还款义务，甲方可以按照乙方、丙方、丁方提供的地址分别邮寄送达执行文书；丁方担保人自愿以其所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回迁房中的面积或房屋作担保并承担无顺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为借款及利息到期之日两年）。2．当日，王建国向赵卫杰出具了《借据》《借款交付确认书》。3.2013年11月20日，赵卫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四笔向东方人公司账户共计转款1,400万元；2013年11月21日，赵卫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六笔向王建国共计转款2,400万元。当日，王建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四笔向张金玲账户共计转款1,800万元，向赵伟娜账户转款一笔100万元。（对涉案合同签订前后，赵卫杰与王建国的资金流转情况，二被告陈述不一：被告赵卫杰称本案当事人签订案涉借款担保合同后，王建国要求赵卫杰把1400万转入东方人公司，东方人公司的账户是王建国实际控制的，赵卫杰转款后发现该账户并非是合同约定的账户，故要求王建国退回该1400万后再向王建国交付本案的借款2400万，2013年11月21日，赵卫杰收到王建国退回的1400万，后转给了王建国指定的借款担保合同账户2400万，王建国称其只需要2000万资金，又将该400万退回至张金玲账户。赵卫杰认可王建国转给张金玲的1800万和转给赵丽娜的100万系还款。被告王建国称赵卫杰先转给东方人公司的1400万，其并不知道原因，该1,400万元被农业银行直接扣除。签订涉案2400万的借款合同后，第二天赵卫杰向王建国的账户上转款2400万，当天王建国向张金玲的账户上转款1800万，向赵伟娜的账户转款100万，且转款就是过一下账，本合同就是走个形式。4．原告提交《河南东方人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窄页）》复印件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11月20日至2013年11月21日，有多笔转存及贷款还款等巨额账款出入，原告及被告张建国均称被告赵卫杰转入东方人账户资金用于归还贷款后转入赵卫杰账户，被告赵卫杰认为转账单真实性无法核实，赵卫杰对于该账户背后所谓的流向根本不知情，且该账页中部分款项印证了被告赵卫杰与张建国之间的转款过程。5.2013年11月26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公证处为该《借款担保合同》出具了（2013）郑中证民字第890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6．被告赵卫杰称，在新郑市人民法院受理的赵卫杰起诉本案原告案件一审中赵卫杰已经提交了本案各原告及其家属所签署的送达公证书回证显示2013年11月26日，公证处已经将本案案涉借款担保合同公证书，向各原告进行了送达，并有各原告签字按指印。四原告称其没有签字，没有按指印，也没有收到公证文书，因为当时已经搬迁了。7．原被告均提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3日作出的（2015）郑刑一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2013年8月1日王建国与他人合谋伪造金融凭证骗取中国银行陇西支行支行贷款2,850万元；2013年9月16日，王建国与他人合谋伪造金融凭证骗取中国农业银行金水支行2,700万元，案发后该贷款追回；2013年10月10日，王建国伪造金融凭证骗取中国农业银行金水支行1,800万元，案发后该贷款已追回；2014年8月15日，王建国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刑事拘留，后犯金融凭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退赔被害单位财产。王建国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豫刑终45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王建国被关押于河南省第一监狱。8.2015年10月22日，赵卫杰基于案涉《借款担保合同》向新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方人公司、王建国、荆东风、王秀花和本案原告连带清偿借款2,400万元及利息。2018年6月14日，新郑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新民初字第448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东方人公司、荆东风和本案原告及王秀花偿还赵卫杰借款本金1,92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4年5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后王秀花及本案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2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民终11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本案庭审中，被告赵卫杰称其与王建国经张景民介绍认识，被告王建国称其与赵卫杰在此笔贷款发生前不认识，也没有业务往来。当时是银行副行长王军介绍的业务，签订涉案合同时已至深夜，王建国才见到赵卫杰。10．对于被告王建国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被告赵卫杰称系王建国企业生产资金使用，赵卫杰考虑到王建国也能够提供相关的保证人才签署了本案的合同，被告王建国称系因农业银行行长王军告诉他，2400万的合同签订完，东方人公司向银行的贷款4,500万元就不用管了，王建国认可当时以此理由要求原告提供的担保。四原告称签合同当天上午王建国分别来找到原告，让几原告带着拆迁协议跟着他去办事，王建国说就签个字，签完就走。到下午6、7点还没有办成，然后到中原区公证处，最后因时间过晚，合同的内容都没让几原告看，只是说让签名，办完之后已经深夜。一直到2015年10月22日之后，新郑法院通知原告，才知道本案被告赵卫杰提起诉讼。11．四原告称其于2016年6月12日开始在二七法院主张撤销权，2016年11月8日二七法院以被告王建国、赵卫杰无法送达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2018年4月3日原告再次提起撤销权诉讼，2018年9月30日，因赵卫杰以涉案合同为依据起诉原告以及王建国民间借贷纠纷案，在新郑法院和郑州中院都已胜诉，原告起诉撤销案件失去意义，于2018年9月30日撤诉；2016年1月23日，原告等5人因不服郑州中院（2018）豫01民终11051号民事判决书，向河南省高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豫民申849号民事裁定书指令郑州中院对赵卫杰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再审；2019年10月2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民再4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豫01民终11051号民事判决和（2015）新民初字第448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重审。【（2019）豫民申849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豫01民再424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赵卫杰向王建国4635号账户转款2,400万元，同日王建国通过该账户向张金玲转款1,800万元，向赵伟娜账户转款100万元；原审中，赵卫杰认可王建国向赵伟娜的转款系还款，但不认可王建国向张金玲的转款系归还借款。张金玲与赵卫杰系婶侄关系。张金玲的银行卡曾被赵卫杰使用，本案中，王建国向张金玲转款附言备注为还款，且该四笔款项的具体数额与赵卫杰向王建国的6笔款项中的四笔一致。赵卫杰与王建国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东方人公司之间也有大额资金往来。综合以上情况，张金玲作为赵卫杰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王建国向其转款1,80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归还本案借款直接影响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原审法院对该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新郑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19）豫0184民初11835号民事裁定书。以王秀花死亡后赵卫杰未提交王秀花继承人信息为由驳回起诉。原告在2019年4月27日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原告同时提交了涉案相关法律文书。被告对相关案件审理情况无异议，但认为其2020年在新郑市人民法院诉讼时系因疫情撤回起诉。12．原告提交2013年至2018年最高法院及河南省三级法院24份裁判文书，该批文书显示赵卫杰自2013年至2018年间在不同法院以原告身份因民间借贷及其他纠纷提起诉讼，要求不同借款人归还借款及利息（多为月息2分），借款本金总额数千万元。被告赵卫杰称原告提交的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且赵卫杰家族经营有实体，赵卫杰出借款项均系对朋友的帮助，且在国家对民间借贷相关规制的司法政策出台之前，赵卫杰也未在任何法院的职业放贷人名录中，赵卫杰并非职业放贷人。13．庭后提交情况说明称，通过法庭审理，原告认为因本案涉及职业放贷问题，法院应对涉案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和认定，如法院查明合同存在无效情形，请求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一、本案中，本案以下事实清楚：1．原被告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并进行公证；被告王建国于2014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后于2016年11月9日因犯金融凭证诈骗罪被判处刑罚；原告于2016年6月12日开始主张撤销权，2016年的11月8日被本院驳回起诉；2018年4月3日原告再次提起撤销权诉讼，于2018年9月30日撤诉；2016年1月23日，原告等5人因不服郑州中院（2018）豫01民终1105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后该案被发回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重审。新郑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19）豫0184民初11835号民事裁定书，以王秀英死亡后赵卫杰未提交王秀花继承人信息为由驳回起诉；原告在2019年4月27日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2．被告赵卫杰自2013年至2018年以出借人身份向不特定人员出借多笔大额资金，并约定利息，提起诉讼所涉数额巨大。二、关于本案撤销权：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知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自当事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被告合同签订于2013年11月，本案原告于2016年起诉后被驳回起诉，其未提起上诉，即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了撤销权。且其后来提起诉讼，又撤回起诉，再次以自己行为表示放弃了撤销权。其此次于2019年4月提起诉讼，自签订涉案合同之日起算已超过5年，而撤销权适用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撤销权法定行使期间。故原告请求撤销涉案合同，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合同效力：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系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标的2,400万元，且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并无特殊关系，本案被告在合同签订后收到款项前即出具了《借据》《借款交付确认书》，且本案原告提供的相关法律文书也显示被告在一定时期内多次、大额向不特定人员出借款项并约定较高利息，被告赵卫杰出借款项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本案被告赵卫杰出借款项行为显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违背公序良俗，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合同撤销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一致，故本案原告主张涉案合同无效，本院应予支持。被告赵卫杰辩称本院没有管辖权，本案系原审作出判决后被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案件，本院对管辖问题不予审查。被告赵卫杰辩称其出借款项均系对朋友的帮助，并非职业放贷人，与事实不符。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与被告赵卫杰、王建国及河南东方人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王秀花、荆东风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史磊、常建宝、巴立新、王长付负担50元，被告王建国、赵卫杰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书冉人民陪审员  曾 华人民陪审员  周永颖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赵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