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3行初65号原告杨有平，男，汉族，1952年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告罗思文，女，汉族，1953年8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居君，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亚圣君，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安联大厦**31A01。法定代表人李文红，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家麒，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颜廷宇，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有平、罗思文因不服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作出的金融监管行政处理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于2020年5月12日向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原告杨有平、罗思文在起诉状中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是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合法性，本案的审理结果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没有通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参加诉讼。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2020年5月26日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向原告送达答辩状及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有平、罗思文的委托代理人居君、亚圣君，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委托代理人刘家麒、颜廷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2020年1月8日作出信访编号【2019】20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对原告的信访事项作出答复，称“暂无证据表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东方建富公司之间存在不法交易的情况”。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2020年5月26日向法院提供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4份证据：证据1、原告来件。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8日收到原告“关于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违法发放1亿元贷款的举报公开信”的举报材料。证据2、信访事项告知书及邮寄证明。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编号为（2019）202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受理事项。证据3、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及邮寄证明。证明被告于2020年1月8日作出编号为（2019）20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进行书面答复。证据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东方建富不良贷款相关事项回复》及附件材料。证明被告就原告的举报事项依法调取了材料，进行了调查。原告杨有平、罗思文诉称，两原告为夫妻关系，两人名下拥有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证明0061100号、0061101号、0061102号、0061103号、0061104、0061103号”的六套房产。2016年9月2日，第三人“民生银行”与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6深红岭综额字第001号”的《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三人“民生银行”向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提供最高为壹亿元的授信额度，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为一年，自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9月2日，为保证该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够得到清偿，两原告与第三人“民生银行”人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两原告同意以案涉房产为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在《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016年11月3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向“东方建富公司”出借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限约定为2017年11月3日止。但在2017年8月29日，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突然向其他案外人借款人民币1亿元，一次性提前偿还被两原告所出借的本金1亿元及利息。为此，根据《综合授信合同》，以及《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约定，案涉贷款授信额度将会于2017年9月2日到期，到期后两原告即将免除担保责任，那么第三人“民生银行”应当为两原告办理解除抵押担保手续，将抵押的房产证归还两原告。然而在上述期限即将届满的最后2天，即2017年8月30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又与“东方建富公司”签订了第二份《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年深红岭综贷字第006号）。2017年8月31日（授信截止日的前一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将上述一亿元借款支付给了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但自2017年12月起，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开始逾期还款，于是第三人“民生银行”将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担保人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者于2019年5月22日判令两原告在案涉房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两原告已对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本案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两原告认为，对于第二笔一亿元的借款交易，第三人“民生银行”未尽审核义务，没有审核“东方建富公司”的资信状况以及偿付能力，明显违规，而且第三人“民生银行”与“东方建富公司”在发放该笔借款时也没有通知两原告，导致上述借款逾期违约后，加重了两原告担保责任。具体而言，两原告认为第三人“民生银行”存在以下违规情况：首先，第三人“民生银行”未尽职合理审查涉案借款的真实用途。案涉的第一笔一亿元借款约定的用途为“预付租金”，第三人“民生银行”与“东方建富公司”在《支付申请书》尾部用手写体明确载明：“物业租赁合同及租金预付说明，物业移交”。然而，在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并没有出具上述文件的情况下，第三人“民生银行”就将重大贷款高达人民币1亿元草率于1天内审查完毕，并于2017年8月31日放款，从而使审批流程流于形式。而且，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主营业务是房屋转租，且“东方建富公司”多年以来的经营惯例均是按月向上游出租方支付租金，直至2017年12月前始终如此；换言之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不存在需要预付如此大额租金的必要性；因此，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声称涉案借款用途为支付租金，借款一亿元必然已超过其正常的经营需求，但第三人“民生银行”并未进行实质审核。其次，第三人“民生银行”未尽职审核“东方建富公司”的偿还能力。鉴于“东方建富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单一（仅有房屋转租业务），在并未出现任何经营困难的特殊情况下，该公司的现金流是完全可预期、可计算的。据原告了解，在不扣除人工费用等成本的情况下，“东方建富公司”每年的经管毛利仅约为一亿元（收取的下游租金减去支付的上游租金的差额）。但第三人“民生银行”与“东方建富公司”约定的还款期限仅为6个月，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因此第三人“民生银行”应结合“东方建富公司”的实际经营模式和收入来源来确定合理的还款方式，然而第三人“民生银行”在签订具体贷款合同之前未尽基本的审查义务，导致该笔贷款在一开始就明显缺乏如期清偿的可能性。最后，第三人“民生银行”未尽职审核“东方建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民生银行”发放涉案一亿元贷款的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但是“东方建富公司”从2017年12月就已经停止经营“倒闭”【具体参考（2018）粤0306民初7795-7818、7997、7998号民事判决书】，从“民生银行”发放贷款，到停止营业仅短短相距三个月，明显具有过错。根据两原告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网上查询到的信息显示，截至原告向被告发送投诉信之日，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已有58起案件被执行，未被执行的债务标的高达548，647，548元（超过5亿元，不包括涉案借款本金一亿元）。仅从法院公布的诉讼案号可以得知，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绝大部分债务发生在2018年以前。并且，据两原告了解，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汉军，已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任何一家企业短时间背负大量债务并导致最终停业经营，都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先兆。企业的资信能力发生变化是常态，即使“民生银行”对“东方建富公司”约定有一亿元的授信额度，但仍有职责及义务在具体发放贷款前再次对“东方建富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进行重新基本审查，结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三人“民生银行”显然未尽审查义务。此外，结合第三人“民生银行”贷款出借后真实款项去向不明，以及“东方建富公司”短期内大量欠付债务并停止营业的事实，原告完全有理由怀疑“民生银行”的相关人员与“东方建富公司”之间存在不法交易，并可能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基于上述理由，两原告于2019年11月4日以书面的方式向被告寄送了关于第三人“民生银行”的违规放贷行为。2020年1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2019]202号《深圳银保监局信访答复意见书》，在该《答复书》中，被告仅仅对原告提出的合理怀疑进行否定性简单答复，对“民生银行”可能涉嫌违规的具体情况含糊其词，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明显缺乏客观公正性。被告不愿意披露具体的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行为，极有可能根本没有对“民生银行”进行过实质调查，或者其对“民生银行”的违法行为存在严重的包庇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被告作为监督金融行业的法定部门，若不对银行机构发放贷款的合规性进行严格监管，将会使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形同虚设，也会纵容银行机构滋生更多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极大地扰乱整个金融市场秩序。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依法撤销信访编号[2019]20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并重新作出答复；2、本案诉讼费均由被告承担。原告杨有平、罗思文向本院提交了12份证据：证据1、举报信。证明原告就民生银行违规发放贷款一事向被告进行举报。证据2、2016年深红岭综额字第001—9号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据3、2016深红岭综贷字第007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及其附件。证据4、2017深红岭综贷字第006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及其附件。证据2—4共同证明第三人民生银行未履行谨慎审核贷款用途的义务，将案涉1亿元贷款出借给了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证据5、电子银行业务回单。证据2—5共同证明第三人民生银行未履行谨慎审核贷款用途的义务，将案涉1亿元贷款出借给了第三人东方建富公司。证据6、（2018）粤03民初446号民事判决。证明第三人民生银行的违规行为导致原告利益受到重大损害。证据7、[2019]20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被告罔顾事实，对于第三人民生银行明显违规的行为并未进行实际调查，也未对其予以处罚。证据8、工商登记信息打印单。证明2017年5月24日，雅盛公司名称更名为汇东晟公司；2017年5月26日愉盛公司更名为润东晟公司，案涉两笔共计两亿元贷款，均进入了相同两家公司名下。且该两家公司曾经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黄三河。证据9、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东方建富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通过向外借款的方式，提前偿还了民生银行第一笔1亿元贷款，于2017年8月31日就获得了第二笔1亿元贷款，于207年9月1日迅速将上述贷款分别支付给了深圳市润东晟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润东晟实业有限公司。证据10、诉讼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东方建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汉军与润东晟、汇东晟公司的前实际控制人黄三河存在个人债务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银行仍然突击批贷，证明其未能尽到审慎义务。证据11、（2018）粤0306民初3343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2、2016年深红岭综颜字第001-15号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明同样的最高额担保合同，其中一份系原告从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来，另一份是民生银行在(2018)粤03民初446号案件中提交的。两份合同文本存在大量不同之处，可以推断出民生银行与原告当时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是空白版本，存在违规行为。上述证据8-12系原告于2020年6月29日本案开庭日提交。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答辩称，1、被告对已受理的举报事项作出了恰当充分的调查取证，并作出了合法的处理决定，处理程序符合《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办法》，合法有效。2019年11月8日，被告收到原告的举报材料。2019年11月2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告知书，告知在职责范围内受理信访事项的部分内容，对于其余不属于被告受理范围的信访事项，建议依法通过诉讼解决。2020年1月8日，被告在经过必要充分的调查后作出涉案答复意见书。被告已经对举报事项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调查，依法作出了认定，未发现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在涉案贷款发放中存在违规行为。2、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不是被告的监管对象，也不是贷款合同的借款人，被告的处理意见对原告不具有强制力，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3、被告已经进行了调查并书面答复了处理意见，第三人是否存在应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无权起诉。4、原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原告自述已经提起上诉。原告的目的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理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被告的任何行政处理均不能影响原告的权利义务。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原告提交的证据1-7的真实性，认定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8-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确认以下事实：2019年11月8日，被告收到原告的举报材料，举报请求为请求确认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2017年深红岭综贷字第006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违规，并确认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发放贷款未尽责严格审核，存在严重的过错或者工作失职；请求确认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上述过错或者工作失职行为，因没有通知举报人，导致加重了举报人对上述借款行为的担保责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2019年11月21日，被告作出信访编号【2019】202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在职责范围内受理信访事项的部分内容，对于其余不属于被告受理范围的信访事项，建议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途径解决，该告知书于次日邮寄原告。2019年12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被告回复《东方建富不良贷款相关事项回复》，并提供了编号为2016年深红岭综额字第001号《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2016年深红岭综额字第001-15号《最高额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年深红岭综贷字第007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2017年深红岭综贷字第006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审查表》、《调查报告》、《评审报告》、《定期检查报告》等材料。2020年1月8日，被告作出涉案答复意见书，并于2020年1月9日邮寄送达原告。另查明，本院针对原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8）粤03民初446号民事判决，原告自述已经提起上诉。本院认为，被告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对于原告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投诉有监督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被诉行为系被告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形式作出，但实质上属于被告履行监管职责的行政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作为投诉人，与该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关于本案被诉行为系信访处理事项故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作出涉案《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合法性。被告收到原告投诉后，及时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信访编号【2019】202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同时向被投诉人进行调查。被投诉人针对投诉事项作出了回复并提供了相应的材料。被告结合被投诉人提供的编号为2016年深红岭综额字第001号《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2016年深红岭综额字第001-15号《最高额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年深红岭综贷字第007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2017年深红岭综贷字第006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审查表》、《调查报告》、《评审报告》、《定期检查报告》等材料，称“暂无证据表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东方建富公司之间存在不法交易的情况”。该回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投诉及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想免除自己在涉案借款合同中的担保责任，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有平、罗思文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有平、罗思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成明审判员  杨宝强审判员  伍建卿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林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