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10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兆峰，男，汉族，1965年4月30日出生，退休人员，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东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石河街道泰海路**。破产管理人：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飞，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琳，女，汉族，1967年5月6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飞，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兆峰因与大连东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霖公司”）、沈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7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兆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民事裁定，指令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2018年12月16日，中鼎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信公司”）、大连圣合顺贸易有限公司、大连鼎鼎财富有限公司、大连鼎华鑫贸易有限公司（甲方、转让人）与刘兆峰（乙方、受让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享有对东霖公司的债权，为了妥善解决各方纠纷，经协商，达成如下债权转让协议，以资信守：1.经东霖公司确认，该公司截止到2018年7月27日止，尚欠甲方人民币11840万元（元）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及相关权益）；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甲方享有对东霖公司的上述债权中的3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兆峰，刘兆峰同意受让甲方对东霖公司的3000万元债权。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纠纷，任何一方均可向刘兆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前2018年7月31日，东霖公司与中鼎信公司等签订了债权确认书，确认中鼎信公司等享有对东霖公司的债权为人民币11840万元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及相关权益）。沈琳作为担保人对上述债权进行了签字确认，沈琳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后中鼎信公司向东霖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刘兆峰依据债权转让合同成为新的债权人，有权提起债权转让之诉。后经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确认，沈琳及东霖公司对上述债权确认书无异议，认可其真实有效。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经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属预决事实，无需当事人另行举证。合同的效力只有法院及仲裁机构有权确认，无需公安机关确认。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2018年7月27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7月31日，中鼎信公司作为债权人与东霖公司作为债务人签订了三份《债权债务确认书》，有东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及公司盖章，沈琳作为担保人进行了多重确认，可以确认的是中鼎信公司与东霖公司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中鼎信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将其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项“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第二、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产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从以上法律规定看出，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二是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三是有经济犯罪嫌疑。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立案侦查的案件是郭允亮及其实际控制公司涉嫌诈骗，本案刘兆峰基于债权转让要求东霖公司承担借款本金及利息还款义务，二者并不相同，债权转让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从《立案决定书》看，郭允亮及其实际控制公司涉嫌诈骗案与本案有一定关联，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东霖公司并未提供公安机关已将本案东霖公司的担保人沈琳等人纳入其侦查范围的证据，故尚不能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结论。即便涉嫌诈骗犯罪，也不影响本案按民事案件审理，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无法律依据。四、本案法律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两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的重申，无变化。第五条第一款仍规定刑事案件不可以通过民事途径，与以前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一致。实际上，刑事规范不是基础性规范，任何刑事案件本质上可能都是一个民事或行政案件，只是程度更深而已。如刑事诈骗是更严重的民事欺诈，所以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如果其基础规范是民事规范，都不应当影响民事案件的进行。五、如果真存在一案的审理需等待另案的审理结果时，本案也应中止审理，而不是以此为由驳回起诉。刘兆峰原审进行了诉讼保全，查封并冻结了东霖公司及沈琳的部分财产，若本案驳回起诉，虽刘兆峰有另行起诉的权利，但假设东霖公司虚假报案，最终未经法院裁决，那么刘兆峰的起诉权利从何时计算。诉讼保全全部作废后，即使将来胜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将如何处理。大连东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沈琳辩称，一、刘兆峰主张的债权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应予驳回。刘兆峰诉称其债权是受让自中鼎信公司等对东霖公司、沈琳享有的债权。但实际情况是该债权系通过诈骗手段获得了东霖公司、沈琳在三份债权债务确认书上的盖章、签字，事实上不存在。除了三份确认书外，中鼎信公司及其旗下公司并无基础证据证明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中提及的11840万元债权是真实的。中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允亮及其实际控制公司涉嫌构成诈骗罪，大连市金州公安分局已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大公金（刑）立告字（2019）1684号立案告知书，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刘兆峰诉请应予驳回。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并未确认案涉债权真实存在。刘兆峰一审举证的民事判决与其所主张的3000万元债权无关联，也不具有能够证明中鼎信公司对东霖公司享有11840万元债权，中鼎信公司将其中1000万元转让给刘兆峰的证据效力。首先，该判决基于刘兆峰诉请确认1000万元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效力作出，与本案诉争3000万元债权非同一法律事实。其次，该判决第4页明确“关于第三人辩称案涉转让的债权并不存在以及该债权转让协议书未向其送达，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一节，本案仅系确认合同有效纠纷，至于债权是否存在以及对第三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第三人可另行抗辩”。可见刘兆峰拟凭此判决证明中鼎信公司对东霖公司享有11840万元债权等诸事的主张不成立。尤其是，刘兆峰在一审中出示2018年7月31日3000万元债权债务确认书（是总计金额11840万元的三份债权债务确认书中的一份）及中鼎信公司旗下公司大连鼎华鑫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3月1日至5月18日期间向东霖公司汇付7笔金额总计4958万元的证据以证明其所受让债权的真实性，但东霖公司也就此举证了自2016年4月1日至7月1日分9笔汇付给大连鼎华鑫贸易有限公司金额总计4830万元的银行付款回单。根据上述双方资金往来，所谓2018年7月31日3000万元债权债务确认书项下的3000万元借款债权并不存在。三、刘兆峰提及的周文亮与大连北府集团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屈志军与大连北府集团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与本案相比，事实基础不同，涉嫌犯罪的主体不同，对本案无借鉴意义。本案中，并非东霖公司、沈琳涉嫌犯罪，而是向刘兆峰转让债权的转让人中鼎信公司涉嫌犯罪，通过诈骗手段取得了东霖公司、沈琳在三份债权债务转让确认书上的盖章签字，却无银行付款凭证等基础证据证明其向东霖公司、沈琳提供了11840万元借款，故刘兆峰的诉请不应被支持。刘兆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东霖公司给付人民币3000万元；2.沈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诉讼费、保全费由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审理中，公安机关已出具立案告知书，对于郭允亮及其实际控制公司与东霖公司、沈琳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否涉嫌诈骗进行立案侦查，因刘兆峰所受让的债权来源于郭允亮实际控制公司对东霖公司、沈琳的债权，故本案应待公安机关查清有无犯罪事实后再行起诉，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应裁定驳回刘兆峰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兆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91800元(原告已预交)，退回原告刘兆峰，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兆峰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中，刘兆峰诉讼请求东霖公司给付其人民币3000万元，沈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东霖公司与中鼎信公司等签订了债权确认书，确认中鼎信公司等享有对东霖公司的债权11840万元及利息，陈琳作为担保人。后中鼎信公司等与刘兆峰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将上述债权中的3000万元转让给刘兆峰，并向东霖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而东霖公司、沈琳公司提供的《立案告知书》载明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郭允亮及其实际控制公司（中鼎信公司等）涉嫌诈骗案有犯罪事实，决定立案侦查。刘兆峰的诉讼请求基于其受让了中鼎信公司等对东霖公司的部分债权，而债权转让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尚无证据证明本案债权转让关系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认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进而驳回起诉的意见不妥。但刘兆峰受让的部分债权标的本身有可能为中鼎信公司等诈骗取得的财产。若经司法程序认定诈骗属实，则非法债权依法不得转让，本案债权转让无效，刘兆峰仅享有对中鼎信公司等的债权；若查证为虚，则法院应当审查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保护刘兆峰的合法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鉴于本案必须以“郭允亮及其实际控制公司涉嫌诈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本案可中止诉讼，待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71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审判长 屈 昕审判员 贺立春审判员 金 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王珊珊书记员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