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行终1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利强，男，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德莲，女，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何定全，四川南充焦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刘永明，区长。 委托代理人牟云安。 委托代理人杨雪梅，四川赢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利强、曾德莲因诉被上诉人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安区政府）见义勇为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6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8日上午，黄利强、曾德莲之子黄磊应邀到其女同学柏某家帮收稻谷，午饭后，黄磊、柏某以及柏某的表弟刘福万一同前往别处同学家，途经广安市广安区××镇××村××组“锅底凼”水塘处玩耍时发生溺水事件，黄磊、刘福万二人溺水身亡，柏某生还。广安市公安局广安区分局（以下简称广安区公安分局）石笋派出所于当天对柏某进行调查询问，柏某陈述的主要内容：当时系黄磊不慎落水，刘福万见状被吓得掉进水中，自己下水救二人未果，求助村民打捞施救，但黄磊、刘福万二人被救上岸后已经死亡。2013年8月26日，石笋镇人民政府组织柏松建、刘伯兰（系柏某的父母）与黄利强、曾德莲按普通溺亡事件进行了调解处理，由柏松建、刘伯兰补偿黄利强、曾德莲10000元（该款已经支付），广安市广安区石笋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笋镇人民政府）为黄利强、曾德莲解决困难补助13000元。之后，黄利强、曾德莲对黄磊的死因结论产生异议，多次通过ＱＱ等方式与柏某联系，试图了解黄磊溺亡情况。2013年11月22日，柏某ＱＱ空间发表了标题为“证明同学黄磊应该获得见义勇为的称号”的日志，日志内容载明：当天系其表弟刘福万先不慎落水，黄磊跳入水中救刘福万，自己下水救人感觉快不行时，被黄磊推开才得以上岸。黄磊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行为，应该表扬。黄利强、曾德莲在收集了柏某ＱＱ日志等材料后随信访材料向广安区政府请求对黄磊、刘福万溺水死亡事件进行重新调查。2014年3月广安区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黄磊、刘福万溺水死亡事件进行核查。2014年4月11日联合调查组对柏某进行调查询问，柏某陈述的主要内容：当时是刘福万不慎落水，黄磊便跳入水中救人，两人都不会游泳，后二人被淹死了。2014年8月10日广安区公安分局向广安市广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办公室（以下简称广安区综治办）作出关于建议确认黄磊见义勇为行为的申报材料。2015年4月8日，广安区综治办作出《关于黄利强、曾德莲为黄磊申报见义勇为事项的答复意见书》，认为黄磊不符合见义勇为的申报条件，故不予申报。黄利强、曾德莲不服该意见，向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4月26日，广安区政府作出《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决定》，认定2013年8月18日发生的黄磊、刘福万溺亡事件，属于意外事件，不应认定黄磊为见义勇为。黄利强、曾德莲对此不服，起诉至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川16行初6号行政判决，认为此次溺水事件唯一目击证人柏某的证言前后矛盾，广安区政府作出不予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决定并无不妥，遂判决驳回黄利强、曾德莲的诉讼请求。黄利强、曾德莲不服，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6）川行终27号行政判决，认为广安区政府作出的《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决定》未对相关要件事实进行认定，属事实不清，判决：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6行初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广安区政府作出的《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见义勇为的决定》；三、责令广安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27号行政判决作出后，广安区综治办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向黄利强、曾德莲发出了提交证据的通知，并向广安区政府提交了关于黄磊溺亡不应确认为见义勇为的请示，2018年9月30日，经六届广安区政府第30次常务会研究，广安区政府作出《关于不予确认黄磊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的决定》，决定对2013年8月18日石笋镇千年村发生的黄磊、刘福万溺亡事件，不予确认黄磊的行为为见义勇为。黄利强、曾德莲对该决定不服，向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2018年9月30日广安区政府作出的“关于不予确认黄磊见义勇为”的决定；2.判令广安区政府重新作出认定黄磊见义勇为的决定；3.判令广安区政府赔偿黄利强、曾德莲因本案造成的经济损失1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第九条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确认，并向社会公布。”由此，广安区政府有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定职责。 关于广安区政府作出《关于不予确认黄磊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的决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是黄磊是否是因救助刘福万而溺亡。事发当天唯一的现场目击证人柏某对此前后作出了两次不同的陈述。柏某关于黄磊自己不慎落水溺亡的陈述是在当天事发几小时后，由当地公安派出所人员依法向其询问调查时作出，与事发三个月后柏某在自己的ＱＱ空间发表日志和2014年4月向公安派出所人员陈述称黄磊是因救助刘福万而溺亡相比，更具真实性，受外界干扰更少。广安区政府采信柏某事发当天对公安派出所人员的陈述，符合证据一般规则。广安区政府以柏某在事发当天陈述为主要依据，同时调查了相关人员，并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作出后，再次对事实进行调查核实，作出本案的行政决定，应当认定为主要证据充分。 广安区综治办对黄利强、曾德莲提交的关于确认黄磊见义勇为申请，进行了调查核实，听取了黄利强、曾德莲的意见，广安区政府经政府常务委员会研究决定，作出不予确认黄磊见义勇为的行政决定，该行政决定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有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同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和损失。本案中，广安区政府作出的《关于不予确认黄磊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未对黄利强、曾德莲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黄利强、曾德莲要求广安区政府赔偿因本案涉及的事项所支付的交通费、复印打字材料费、邮递费、律师代理费、生活费及住宿费问题，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黄利强、曾德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利强、曾德莲承担。 黄利强、曾德莲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事发当日广安区公安分局石笋派出所对柏某的《调查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属于虚假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柏某在事后调查以及ＱＱ日志中均证明黄磊系救人溺亡，且合理说明其虚假陈述黄磊洗脚落水溺亡的原因。3.黄磊洗脚落水溺亡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生活常识逻辑。4.柏某聊天记录、ＱＱ日志、短信，广安区政府联合调查组询问笔录，电视台采访视频以及广安区综治办的申报材料等证据形成了完整证据链，理应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证据。故请求：1.撤销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6行初4号行政判决；2.撤销广安区政府作出的《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见义勇为”的决定》；3.判令广安区政府重新作出确认黄磊见义勇为的决定；4.将本案发回其他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5.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并追究相关部门负责人责任；6.判令广安区政府赔偿黄利强、曾德莲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广安区政府辩称，1.黄磊车载刘福万和柏某外出，黄磊具有救助义务，故不是见义勇为的适格主体。2.经多次调查，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黄磊对刘福万实施了救助行为。3.虽然石笋镇人民政府事发当天对柏某的调查笔录丢失，但并不能证明该调查笔录能够证明黄磊对刘福万有救助行为。4.现场出警人员与柏某等人没有利害关系。5.广安区综治办经调查后报请作出行政确认程序合法。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安区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并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有：1.《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广安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办法》；2.公安机关关于人民来访登记表、公安机关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3.2013年8月18日公安机关对柏某的《调查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4.公安机关对黄磊、刘福万溺水死亡时间现场绘图；5.柏某父母与黄磊、刘福万父母分别签订的两份《调解协议书》及领条、收条各一份；6.2013年11月21日公安机关对黄磊、刘福万溺水死亡事件情况说明；7.公安机关、中国共产党广安市广安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安区政法委）2014年4月11日至12日对柏某的《调查笔录》；8.公安机关对刘大燕的《调查笔录》；9.公安机关对打捞人员黄家双、伍良万、何信全第一次《调查笔录》各一份；10.公安机关对打捞人员黄家双、伍良万、何信全第二次《调查笔录》各一份；11.黄磊、刘福万溺水死亡现场勘测草图；12.公安机关对柏某同学黄国红的《调查笔录》；13.公安机关、广安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对打捞人员黄家双《调查笔录》；14.公安机关对黄利强、曾德莲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15.公安机关对柏某外婆李素英的《调查笔录》；16.公安机关、广安区政法委、中国共产党广安市广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安区纪委）的工作人员对柏某外婆李素英的《调查笔录》；17.公安机关对医生蒋吉轩的《调查笔录》；18.公安机关、广安区政法委、广安区纪委工作人员对事发当地村书记柏林元的《调查笔录》；19.广安区综治办工作人员对事发当地村书记柏林元的《调查笔录》；20.广安区综治办对事发当时公安机关现场调查人员周佳的《谈话笔录》；21.广安区综治办对事发当日打捞人员何信全、黄家双的《谈话笔录》各一份；22.黄磊溺亡问题听证会签到表；23.关于黄磊溺亡听证会记录；24.参加听证会的社会各界工作人员、群众代表、政协人大代表对黄磊是否评见义勇为的征询意见；25.协调会签到表、会议记录；26.关于石笋镇村民黄利强、曾德莲夫妇申报黄磊见义勇为须提供新的证据的函以及曾德莲收到该通知的收条；27.广安区综治办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确认为“见义勇为”的请示及附件《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意外溺亡事件调查的综述材料》；28.六届广安区政府第30次常务会纪要；29.2018年9月30日广安区政府《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见义勇为”的决定》；30.送达凭证；31.案例。 黄利强、曾德莲向原审法院提交，并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有：1.确认黄磊见义勇为申请书；2.2014年4月18日广安区联合调查组对黄利强、曾德莲信访事件的复查报告；3.2014年8月10日广安区公安分局“关于建议确认黄磊见义勇为行为”的申报材料；4.黄磊救人溺亡水塘的现场照片两张；5.2013年11月柏某的聊天记录、ＱＱ日志及短信复印件；6.2014年8月4日华西都市报的整版采访报道一份；7.公安机关、广安区政法委2014年4月11日至12日调查柏某的《调查笔录》；8.2013年8月18日公安机关对柏某的《调查笔录》；9.公安机关询问打捞人员黄家双的调查笔录；10.黄磊父母了解事发现场打捞人员黄家双的谈话录音一份；11.石笋镇人民政府《现场询问材料丢失的情况说明》；12.2016年4月26日广安区政府《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决定》；13.2016年5月26日起诉广安区政府的行政起诉状；14.2016年9月8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5.2016年9月30日行政上诉状；16.2018年7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7.2018年9月30日广安区政府《关于石笋镇村民黄磊溺亡不应认定“见义勇为”的决定》；18.2014年11月5日江西电视台《传奇故事》栏目以“水塘下的真相”为题，该台记者赴广东省当面采访事发现场见证人柏某的视频报道资料；19.案例；20.交通费共计4982元；21.共计7020元；22.信件快递1239元；23.律师代理费共计102400元；24.生活费及住宿费共计8000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已随案卷移送本院。经审理，根据原审庭审质证的相关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案涉溺水事故发生后，柏某先后三次接受相关部门调查询问，第一次是案发当日暨2013年8月18日15时许，由石笋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张昌华和赵永光进行的调查询问（以下简称为第一次调查）。第二次是案发当日暨2013年8月18日19时35分至20时32分，由广安区公安分局石笋派出所民警周佳、张强进行的调查询问（以下简称为第二次调查）。第三次是2014年4月11日至2014年4月12日，由广安区政法委与广安区公安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成员周斌、王泽、王家林、郑家军进行的调查询问（以下简称第三次调查）。其中第一次调查笔录已经遗失，石笋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16日向广安区公安分局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因工作人员在年终清理资料时将材料不慎丢失。 还查明，柏某在第二次调查时陈述“我从旁边下去，一下就把我淹到了，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在水下我感觉黄磊用一只手推了一下我后腰部，向岸边推的，我就拼命游，踩着一块石头爬上去了”。柏某在第三次调查时陈：“我当时下水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我当时只想着自己要活下来，感觉到有人推了我一下，我才从水中脱险”、“我与黄磊当时的距离很近，与刘福万距离较远，且刘福万越来越远”。 还查明，柏某除在第二次调查时陈述系黄磊洗脚不慎落水外，其之后在ＱＱ日志、短信以及第三次调查时均陈述系刘福万不慎落水后，黄磊为施救才下水溺亡。对于第二次和第三次调查中黄磊落水原因陈述不一致的问题，柏某在第三次调查时作出的解释为：因刘福万为其舅父的儿子，当时害怕黄磊的父母因此找舅父、舅母讨要说法，所以在第二次调查时将二人落水顺序颠倒，编造了谎言，隐瞒黄磊救人溺亡的事实。 还查明，2013年8月18日，黄磊、柏某、刘福万均系未成年人。根据柏某陈述，当日黄磊在帮柏某收割稻谷并吃完午饭后，系柏某主动提出到其同学柏林峰家玩耍，其后由黄磊骑车搭载柏某、刘福万行至溺水事故事发地点，并由刘福万主动提出要在“锅底凼”水塘处玩耍。 以上事实有2013年8月18日公安机关对柏某的《调查笔录》，2014年4月11日至12日公安机关、广安区政法委对柏某的《调查笔录》，2014年4月16日石笋镇人民政府《现场询问材料丢失的情况说明》、ＱＱ日志、短信等证据附卷为据。 本院认为，《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第九条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确认，并向社会公布。故广安区政府具有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焦点为在溺水事故中黄磊是否有特定义务实施保护救助行为，以及黄磊是否对刘福万或柏某实施了保护救助行为。 关于黄磊是否有特定义务的问题。依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特定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理解为是否具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约定义务。首先，法定职责是指因为特定工作职责而应履行的保护救助义务，显然黄磊作为未成年人没有保护救助的法定职责。其次，相伴出行人员之间的安全保障义务及程度应当与人员年龄、邀约组织、亲疏关系等情况而视情确定，本案在黄磊、柏某、刘福万均系未成年人，柏某系刘福万表姐，且系柏某组织邀约到柏林峰家玩耍以及刘福万提议在“锅底凼”水塘处玩耍的情况下，黄磊、柏某、刘福万之间虽应相互帮助照顾，但黄磊作为未成年人并不因相伴出行而负有相应溺水施救的法定义务。第三，虽然黄磊、柏某较刘福万年长，但黄磊、刘福万、柏某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未成年人，其并没有口头或书面约定相互保护救助的权利义务。故本案中黄磊符合见义勇为的主体资格。 关于黄磊是否实施了保护救助行为的问题。该问题的认定取决于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这一类型行政行为应当适用何种证据证明标准。按照行政法基本原理，行政行为作出前事实认定应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标准，但不同行政行为因其内容、对象不同，证据证明标准亦应当有所区别。具体来说，行政行为以其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不同影响为标准，可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负担性行政行为因其往往涉及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减损或义务负担，而授益性行政行为往往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获得，故此两类行政行为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暨授益性行政行为所依据事实认定标准应当适当低于负担性行政行为所依据事实认定证明标准。结合本案，见义勇为明显不属于负担性行政行为，且见义勇为行为往往是在紧迫、危机情形下所实施，实施者在实施前难以考虑过程记录、证据保存等问题。如在见义勇为行为事实认定上采取过高的证据证明标准，将会导致部分确实实施了见义勇为行为的行为人，因证据不能达到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而不能获得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奖励和保护，不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相互帮助、见义勇为等行为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和施行，使陷于危险的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偏离《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弘扬正气，鼓励见义勇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立法目的。基于此，本案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特别是事实认定中应当合理把握证据证明标准，适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据证明标准，暨根据行政相对人提供和行政机关收集证据，在全面充分调查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确信待证的见义勇为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具体到本案，在柏某为唯一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其在事发第一时间所做调查陈述更具有可信性，但这一规则并不必然排除其后所做不一致甚至相反陈述的真实性，能否采信其后陈述关键在于对不一致陈述是否作出了合理解释以及是否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首先，柏某第一时间第一次调查询问材料，石笋镇人民政府已遗失，柏某第二次调查时陈述黄磊因洗脚先落水，但其后的ＱＱ日志、电视台采访以及第三次调查时陈述均为黄磊为施救不慎落水的刘福万而下水遇险，且对前后陈述不一致的原因作出了“因刘福万为其舅父的儿子，当时害怕黄磊的父母因此找舅父、舅母讨要说法，所以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将二人落水顺序颠倒，编造了谎言，隐瞒黄磊救人溺亡的事实”的合理解释。其次，通过柏某在第二次调查时“感觉黄磊用一只手推了一下我后腰部”的陈述以及第三次调查时“感觉有人推了我一下”、“我与黄磊当时距离很近，与刘福万距离较远，且刘福万越来越远”的陈述可以认定在三人均落水后，柏某与黄磊较近，最远为刘福万，符合落水遇险后先落水人员与岸边距离较后落水人员远的生活经验法则，柏某在第三次调查时对落水情况陈述暨刘福万先落水更具有可信性，故黄磊下水对刘福万实施救助行为这一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第三，从柏某在第二次调查和第三次调查中陈述来看，柏某在第二次调查时陈述为“感觉黄磊用一只手推了一下我后腰部”，在第三次调查时陈述为“感觉有人推了我一下”、“我与黄磊当时距离很近，与刘福万距离较远，且刘福万越来越远”两次陈述连贯一致，且第二次调查时明确陈述系黄磊推其后腰部，应当认定黄磊在克服溺水求生本能情况下救助了柏某，使柏某成为唯一幸存者。故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定，应当认定黄磊对刘福万、柏某实施了救助行为。故广安区政府在2018年9月30日作出的《关于不予确认黄磊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关于黄利强、曾德莲请求广安区政府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黄利强、曾德莲在申请广安区政府确认黄磊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过程中所支付的交通费、复印打字材料费、邮递费、律师代理费、生活费及住宿费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所规定的赔偿范围，故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利强、曾德莲部分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6行初4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2018年9月30日作出的《关于不予确认黄磊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的决定》； 三、责令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作出确认黄磊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的行政行为； 四、驳回黄利强、曾德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轶贤 审 判 员 郭 毅 审 判 员 吕元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何卓蔚 书 记 员 魏葭陵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原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第九条见义勇为行为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确认，并向社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