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赵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华，广东潮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杨怡名。原审被告：潘华新，男，汉族，住重庆市。原审被告：唐余军，男，汉族，住四川省武胜县。原审被告：东莞市昌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法定代表人：黄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玉，女，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审被告：黎韶剑，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审被告：黄创辉（曾用名：黄春设），男，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原审被告：佛山市西南水都饮料基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唐国均。上诉人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三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利达公司）、原审被告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市昌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佛山市西南水都饮料基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水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三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河南三建公司向广州利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71369.30元及利息（以171369.3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内容，依法驳回广州利达公司对河南三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广州利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为杨某某，而非广州利达公司。广州利达公司提交的工程款结算依据包括2015年4月28日由唐余军、潘华新、黎韶剑、黄创辉签订的《承诺书》以及2015年5月8日黄创辉签订的工程款确认文件。该两份工程款确认文件均载明案涉工程款项是由杨某某收取，与广州利达公司没有关系。另外，虽然上述两份工程款确认文件中涉及的118135元款项是由黎韶剑支付至广州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1的账户，但相关收据仍是由杨某某出具，广州利达公司提交的杨某某的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据均无法证明杨某某是广州利达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仅凭上述证据即认定广州利达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明显与事实不符。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真伪直接影响河南三建公司的责任承担，应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鉴定。根据一审法院在（2017）粤0607民初4xx2号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河南三建公司为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栋住宅楼工程的总承包方，并于2012年12月15日与东莞昌城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后东莞昌城公司将包含案涉工程在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潘华新、唐余军。因此，河南三建公司与唐余军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唐余军对外无权代表河南三建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利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唐余军有权代表河南三建公司签订合同，唐余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河南三建公司从未将公章交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使用。而且，在河南三建公司已将案涉工程交由东莞昌城公司施工管理的情况下，河南三建公司亦不再会就相关工程对外签订合同。因此，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的印章系唐余军私刻及伪造的。故本案应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的“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三、河南三建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从未就案涉工程进行过任何结算。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粤稿法[2012]240号）第二条第（四）款第23项“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原则上应当在合同相对人之间进行，并符合合同约定”的规定，即使认定广州利达公司与河南三建公司就案涉工程存在合同关系，相关结算也应该由河南三建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直接进行，唐余军、潘华新、黎韶剑、黄创辉与案外人杨某某所进行的结算并不能代表河南三建公司。因此，广州利达公司以其与上述人员签署的文件为由要求河南三建公司支付工程款无法律依据。四、广州利达公司对河南三建公司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河南三建公司与唐余军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唐余军对外无法代表河南三建公司。因此，唐余军向广州利达公司承诺于2016年5月1日前付清工程款，仅能中断其个人对广州利达公司债务的诉讼时效，而无法中断广州利达公司对河南三建公司的诉请的诉讼时效。故广州利达公司对河南三建公司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广州利达公司辩称，一、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广州利达公司，杨某某只是代表广州利达公司履行职务，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广州利达公司承担。（一）案涉施工合同是由广州利达公司与河南三建公司签订的，且河南三建公司无法证明案涉工程的实际水电班组与结算文件中提及的水电班组不同。（二）杨某某原系某某服务公司广州二分公司的员工，该公司负责人赵某1亦是广州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某1安排杨某某代表广州利达公司参与工程结算。（三）黎韶剑转账所支付的工程款118135元，是直接转入广州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1的账号，而杨某某向东莞昌城公司出具的收据上也备注该笔款项转账到赵总账号，这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杨某某是由赵某1委托代表广州利达公司履行职务。二、广州利达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河南三建公司要求对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的上诉请求。（一）唐余军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的河南三建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017）粤0607民初4xx2号、（2018）粤06民终9xx0号等一系列生效判决已查明，河南三建公司为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栋住宅楼工程的总承包方，其将案涉工程违法转包给东莞昌城公司，后东莞昌城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潘华新、唐余军。且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民终9xx0号民事判决书亦确认，广州利达公司由理由相信唐余军有权代表河南三建公司签订合同，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求。故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二）河南三建公司在承接案涉工程后并没有实际施工，在签订合同后，广州利达公司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实际上代替了本应由河南三建公司完成的工作，河南三建公司已从中受益。现河南三建公司以公章虚假为由企图逃避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损害了广州利达公司的利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三）一审法院在审理（2014）佛三法民二初字第xxx号案中已认定公章的真伪并不影响河南三建公司承担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与该案具有高度相似性，故法院应对河南三建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批准。三、河南三建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东莞昌城公司，即将相应的工程结算权一并让渡给了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作为昌城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有权代表东莞昌城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进行结算，且代表河南三建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名的唐余军也参与了结算，河南三建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未出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西南水都公司辩称，案涉工程是由河南三建公司分包给广州利达公司，西南水都公司仅与河南三建公司有合同关系，与广州利达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河南三建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之间的纠纷与西南水都公司无关。广州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河南三建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支付工程款171369.3元及利息27196.6元（自承诺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其中73387元从2015年7月21日起算为11508.69元，97982.3元从2015年7月1日起算为15687.91元）；2.西南水都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确认广州利达公司在本案所主张的款项内对“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栋住宅楼”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河南三建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西南水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9日，河南三建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利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河南三建公司将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住宅楼工程的水电、空调以及智能化安装工程项目分包给广州利达公司，合同价款按投标总价下浮30%予乙方。结算方式为：综合单价不变工程量按实结算，清单漏项和图纸变更再另行签证。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唐余军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广州利达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公章，公司法人处有广州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1签名。签订合同后，广州利达公司依照约定完成了部分水电、空调和智能化安装工程。2015年4月28日，潘华新和唐余军作为结算人，黎韶剑、黄创辉作为东莞昌城公司的代表人，共同向广州利达公司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本公司自愿承担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A2栋住宅楼项目，自开工至2014年6月30日止由唐余军、潘华新欠下工程款债务，水电杨某某班，总款191522元，在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一半95761元，在2015年7月31日前还清95761元。”2015年5月8日，广州利达公司的水电班组杨某某向河南三建公司出具书面文件，黄创辉在该文件落款河南三建公司处作为确认人签名，主要内容为：“河南三建公司总承包的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房A2栋住宅楼项目水电工程由杨某某水电班组进行分包，自开工日到2014年6月30日止，智能化部分已实施工程量为75608.2元，另剩余材料已经移交贵司接收费用为22374.1元，上述共计97982.3元，该款请贵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前全额支付。”2015年7月20日，黎韶剑通过银行转账向广州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某1支付工程款118135元，当日，杨某某向东莞昌城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该公司支付的案涉工程款118135元，备注该款“转账到赵总账号”。2016年2月1日，唐余军向广州利达公司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为：2015年4月-5月期间已经确认尚欠广州利达公司（杨某某）水电班组工程款，2015年7月20日已付118135元，余款在2016年5月1日前付清。另根据一审法院在（2017）粤0607民初4xx2号案查明的事实，2012年10月18日，河南三建公司中标成为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栋住宅楼工程的总承包方。2012年12月15日，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为甲方）与东莞昌城公司（为乙方）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将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栋住宅楼工程项目（中标价88314211.34元）承包给东莞昌城公司施工管理，乙方按工程结算总造价的3%向甲方上缴管理费等。东莞昌城公司将包含案涉工程在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潘华新、唐余军。黎韶剑、黄创辉是东莞昌城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西南水都公司至今未向河南三建公司付清工程款。另查明，2015年4月28日，唐余军和潘华新退出案涉工程，黎韶剑、黄创辉代表东莞昌城公司与唐余军、潘华新共同签订《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A2栋住宅楼项目（唐余军、潘华新施工队共欠材料款）》，确认唐余军、潘华新对外尚欠工程款和材料款，其中水电工程尚欠金额为255363.08元，该款项扣除管理费30%，并备注“以上款项所欠班组款项由本公司负责全额支付，今后与潘华新、唐余军施工人无关。”黄创辉、黎韶剑签名确认。再查明，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是河南三建公司的分支机构，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参与案涉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对河南三建公司的效力；2.案涉工程尚欠的工程款以及逾期利息的具体金额问题；3.广州利达公司是否有权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河南三建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西南水都公司是否应对尚欠工程款和逾期付款利息负清偿责任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问题。案涉施工合同对河南三建公司是否有效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A2住宅楼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层层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情形，河南三建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总承包人，也是工程转包人，没有履行依法施工和管理的义务，工程管理混乱，唐余军、潘华新等人在施工过程中多次以河南三建公司名义或者工程项目部的名义签订结算文件，虽然河南三建公司否认案涉施工合同公章真实性，但根据合同签订人员唐余军的陈述，案涉合同公章为邮寄到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由该公司所盖，河南三建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排除为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或者其他人使用该公章的可能，且结合河南三建公司是案涉工程总承包人等实际，广州利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唐余军是有权代表河南三建公司而订立合同，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案涉施工合同对河南三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河南三建公司辩解案涉施工合同公章为他人私刻、伪造，本案应驳回广州利达公司起诉，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辩解，也没有充分证据推翻案涉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对该项辩解不予采纳。虽然案涉工程施工合同是河南三建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签订，但唐余军在诉讼中承认案涉工程实际由唐余军、潘华新从东莞昌城公司揽得中国某某基地保障性住房-A2栋工程后，再分包给广州利达公司，潘华新、唐余军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案涉建设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关于第二个争议问题。唐余军、潘华新和黄创辉代表东莞昌城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8日、2015年5月8日确认的工程款结算文书，案涉工程的结算价款为289504.3元（191522元＋97982.3元）,已经支付118135元，尚欠171369.3元未付。至于广州利达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逾期利息，但唐余军曾向广州利达公司承诺于2016年5月1日前付清，东莞昌城公司的逾期付款给广州利达公司造成利息损失，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6年5月2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宜，广州利达公司主张过高部分的逾期付款利息，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之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与发包人订立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本案广州利达公司不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主体，故其主张缺乏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问题。根据上文认定，案涉合同是唐余军用河南三建公司名义与广州利达公司签订，对河南三建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故广州利达公司依照合同主张河南三建公司对欠付工程款和逾期付款利息承担清偿责任，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唐余军、潘华新共同从东莞昌城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后将之分包给广州利达公司，广州利达公司主张唐余军、潘华新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应予支持。东莞昌城公司的管理人员黎韶剑、黄创辉代表东莞昌城公司向广州利达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自愿承担案涉工程款，广州利达公司主张东莞昌城公司承担工程款连带支付责任，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西南水都公司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西南水都公司作为发包方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广州利达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西南水都公司未举证证明工程已结算或工程款已支付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应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而黄创辉、黎韶剑是东莞昌城公司员工，在本案中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广州利达公司诉请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黄创辉、黎韶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河南三建公司辩解的案涉工程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问题，唐余军曾经向广州利达公司承诺于2016年5月1日前付清案涉工程款，至广州利达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即2018年4月24日未届满两年，广州利达公司的起诉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对于河南三建公司的该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潘华新、东莞昌城公司、黄创辉、黎韶剑、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河南三建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利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71369.3元及利息（以171369.3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二、东莞昌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西南水都公司在欠付河南三建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支付责任；四、驳回广州利达公司对黄创辉、黎韶剑、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广州利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72元、财产保全费1487元，合共5759元（广州利达公司已经预交），由广州利达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57元，由潘华新、唐余军、河南三建公司、东莞昌城公司、西南水都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915元、财产保全费1487元。二审期间，河南三建公司向本院提交2010年制定的《印鉴管理实施细则》一份，拟证明根据河南三建公司的《印鉴管理实施细则》第6.10条规定，河南三建公司的公章只限制在总经理办公室内使用，不得随意外出用印，故案涉施工合同上加盖的河南三建公司的印章是唐余军伪造。经质证，广州利达公司对河南三建公司提交的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河南三建公司单方制作，对外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且该证据形成于2010年，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西南水都公司对河南三建公司提交的该证据无异议。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未对河南三建公司提交的该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广州利达公司、河南三建佛山分公司、潘华新、唐余军、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西南水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河南三建公司向本院提交《公章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涉案广州利达公司提交的与唐余军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河南三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7月23日委托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对该合同上加盖“河南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8月26日出具粤明鉴[2020]文鉴字第0xx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河南三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与鉴定对比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收到后，依法通过邮寄方式交由各方质证。经审查，河南三建公司向本院提交2010年制定的《印鉴管理实施细则》属于内部规定，不足以证明其对外进行通告，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经本院委托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及人员具有文书鉴定资质，各方均无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法定的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而该鉴定意见与本案认定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庭后，广州利达公司向本院递交调取证据申请，申请本院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调取“河南三建公司”公章被假冒一案的《撤销案件决定书》。经审查，本院认为，广州利达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关于各方责任承担认定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委托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对涉案合同上加盖“河南三建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8月26日出具粤明鉴[2020]文鉴字第0xx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河南三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与鉴定对比样本：1.日期为2015年5月4日的《证明》；2.日期为2013年6月26日的《融资互保协议》；3.日期为2013年7月1日的《浦发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4.日期为2013年8月8日的《浦发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5.日期为2013年9月29日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河南三建公司预缴鉴定费4456元。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围绕河南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审查的焦点为：河南三建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之间就涉案工程是否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河南三建公司应否就涉案工程款向广州利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河南三建公司上诉主张其并未与广州利达公司就涉案工程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未将涉案工程发包予广州利达公司，未与唐余军存在合同关系，唐余军对外无权代表其公司，涉案《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所加盖的“河南三建公司”并非其公司公章，属于虚假的印章。该合同签订、工程款结算的经办人亦非其公司员工，不应就广州利达公司所主张的工程款承担付款责任。广州利达公司认为，河南三建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东莞昌城公司，相应的结算权一并让渡予东莞昌城公司，黎韶剑、黄创辉作为东莞昌城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有权代表东莞昌城公司与广州利达公司进行结算，且代表河南三建公司在涉案《建设工程施工该合同》上签名的唐余军也参与了结算，河南三建公司应对结算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涉案工程，广州利达公司主张与河南三建公司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并要求河南三建公司支付经唐余军确认的工程款，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广州利达公司理应就所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义务。通过广州利达公司的举证及庭审调查进行分析，广州利达公司就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付款承诺书、工程款确认书、收款收据、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进行证明。从上述证据内容来看，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经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河南三建公司公章。广州利达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该合同上加盖的“河南三建公司”印章属于河南三建公司对外使用私自刻制的印章，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河南三建公司的员工或法定代表人对外使用过该“河南三建公司”印章办理有关结算事宜。其次，涉案工程完工后，广州利达公司提交的《承诺书》《收款收据》等工程结算单没有河南三建公司加盖公司印章或其他负责人签名确认，广州利达公司也未能提交唐余军、潘华新的工作证或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明唐余军、潘华新、黄创辉、黎韶剑系河南三建公司的员工，有权对外代表河南三建公司签订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办理工程款结算有关事宜，或河南三建公司曾向其支付过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综上论析，本院认为，广州利达公司本案之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与河南三建公司就涉案工程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唐余军、潘华新、黄创辉、黎韶剑有权代表河南三建公司对外订案涉合同并办理结算有关事宜，现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结算文件未得到河南三建公司追认，且施工合同经鉴定不属于河南三建公司真实公章，故上述合同、结算文件等均对河南三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此，广州利达公司诉请河南三建公司支付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唐余军、潘华新、东莞昌城公司、西南水都公司责任承担问题，因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述当事人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河南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潘华新、唐余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71369.3元及利息（以171369.3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四、驳回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272元、财产保全费1487元，合共5759元（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预交），由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57元，由潘华新、唐余军、东莞市昌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佛山市西南水都饮料基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915元、财产保全费14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72元、鉴定费4456元（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由广州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及向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鉴定费，逾期缴纳，本院强制执行。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缴的案件受理费4272元，经其书面申请后，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笑尘审 判 员 翁丰好审 判 员 潘伟丹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杨全欣书 记 员 周英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