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9。法定代表人：王晓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琚国锋，男，汉族，1975年5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龙游县***************，公民身份号码330************7。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彧，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琚志祯，男，汉族，1944年5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龙游县**************，公民身份号码330************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瑜凤，女，汉族，1983年11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龙游县**********，公民身份号码362************7。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毅，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世良，男，汉族，1960年7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公民身份号码330************9。上诉人佛山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天公司）、琚国锋因与被上诉人琚志祯、胡瑜凤，原审第三人李世良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2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天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琚志祯、胡瑜凤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琚国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琚志祯、胡瑜凤、琚国锋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琚国锋2009年2月16日抽逃对吉天公司出资700万元，并据此判决琚国锋承担返还出资700万元，计付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等法律责任。吉天公司对此完全予以认同，但吉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判决琚志祯、胡瑜凤对琚国锋抽逃出资7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明显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没有判令琚志祯对琚国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琚志祯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认定事实错误。自2007年3月吉天公司设立起至2014年11月期间，琚志祯一直担任吉天公司监事，属于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了吉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判决对此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并因此导致判决结果的必然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二）琚志祯作为挂名股东，应当预见被挂名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其基于自己和琚国锋之间的父子关系等原因，自愿作为股东，其对于琚国锋在挂名过程中实施的抽逃出资行为，应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琚志祯基于其挂名股东及琚国锋父亲等特殊身份，与琚国锋共同构成吉天公司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人，其对琚国锋在挂名过程中实施的抽逃出资行为，应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琚志祯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琚志祯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主张系挂名股东、没有参与吉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却对其该主张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胡瑜凤对琚国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胡瑜凤作为股权受让人、琚国锋配偶及吉天公司共同的实际控制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琚国锋没有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二）根据2014年8月15日吉天公司股东会决议，胡瑜凤协助琚国锋实施并完成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为掩盖琚国锋抽逃出资的事实，2014年8月15日，胡瑜凤以吉天公司股东身份签署股东会决议，将琚国锋抽逃出资的700万元故意曲解为“李世良欠公司款”并决定将该款项做坏账处理。（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胡瑜凤作为琚国锋配偶，应当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2016年12月25日的胡瑜凤讯问笔录可知，胡瑜凤作为琚国锋配偶及吉天公司的股东，对琚国锋出资设立及实际控制、经营吉天公司等事实是明知的。（四）本案诸多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直接证明胡瑜凤作为公司股东实际参与了吉天公司的经营。综上，一审法院没有判决琚志祯、胡瑜凤对琚国锋抽逃出资7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针对吉天公司的上诉，琚国锋辩称：尽管吉天公司的上诉主要是针对胡瑜凤和琚志祯，但两人承担连带责任前提依然是琚国锋是否应承担责任，但琚国锋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针对吉天公司的上诉，胡瑜凤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应返还出资700万元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首先，吉天公司陈述的700万元抽逃出资行为发生在2009年2月，胡瑜凤当时并不是股东。吉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琚国锋，胡瑜凤虽然当时与其系夫妻关系，但并不当然推定成为吉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次，在2013年3月，胡瑜凤虽然成为吉天公司的挂名股东，但实际上一直从事教师职业，其日常教育任务繁重，根本不可能管理、控制公司。最后，吉天公司陈述胡瑜凤在2014年8月15日协助琚国锋完成抽逃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013年10月8日，斯乐普公司与胡瑜凤、琚国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斯乐普公司已经接管了吉天公司的财务。2014年8月15日，斯乐普公司李某某、财务人员均电话通知要求胡瑜凤签署股东会决议，目的是为了配合斯乐普公司上市审计，而且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原因是李世良欠款作坏账处理，并不是做平抽逃出资所产生的坏账，不能认定胡瑜凤对抽逃出资是明知的。二、通过审查琚国锋的证据材料能够佐证其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行为。首先，根据琚国锋提供的宝泓公司上市披露材料显示，琚国锋在2009年2月前就购买了位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宾港中路39号工业用地25亩和5000多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实际在2008年12月26日已经将产权直接登记在吉天公司名下完成了实物出资。虽然现在上述土地和房产已经不在吉天公司名下，无法评估其价值，但是根据披露材料中显示的抵押贷款情况来看，当时该资产实际价值已经完全超过700万元。琚国锋在庭审中表示“考虑到财务手续问题才又向吉天公司注入700万元现金，出具合法验资报告，该行为实质上是对此前实物出资的手续补充”，虽然琚国锋的此种做法在出资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该现象普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之中，而且确实也维持了出资资本，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次，从琚国锋与李某某往来邮件中可以明确，宝泓公司在收购吉天公司之前进行了尽职调查。2013年10月8日，宝泓公司在对吉天公司有了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以2000万元收购了琚国锋与胡瑜凤手中吉天公司的100%股份。而后宝泓公司派驻财务人员接管吉天公司和负责公司财务以及进行系列调账，再到正式收购吉天公司完成变更工商登记，最终宝泓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上市。在这过程中，如果吉天公司真的存在被抽逃出资或者出资不实的情况，宝泓公司出资收购吉天公司是有悖常理的。而且，琚国锋提供的宝泓公司上市前公开披露《上市法律意见书》《上市财务审计报告》，均没有记载吉天公司存在被抽逃出资的事实。综上，琚国锋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琚国锋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故胡瑜凤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吉天公司的上诉，琚志祯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琚志祯无需承担本案抽逃资金的偿付责任合理合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1.琚志祯从未参与过吉天公司的经营及管理，也不知晓案涉转账行为和事实。2.琚志祯从未听琚国锋及他人说过案涉转账行为属于抽逃出资。3.琚志祯从未授权、告知或和代理人确认案涉转账行为是抽逃出资。4.王晓东律师提交了《协议书》《技术开发合作协议书》《对赌协议》等证据原件，一审法院认定为无原件，严重程序违法。5.《协议书》《技术开发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吉天公司应支付琚国锋772万元专利技术开发费用，一审法院未审查吉天公司是否已实际支付该款项，还是实际已支付琚国锋，琚国锋是否又将该部分款项中的700万元交还吉天公司，明显存在对证据未实质性审查，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6.吉天公司和宝泓公司实际上是典型的关联公司，两公司管理人员混同。7.据了解，案涉转账行为期间，琚国锋以吉天公司现土地、厂房实物进行了增资，不应该也不可能有抽逃出资行为。8.退一步讲，案涉转账给李世良的行为存在抽逃出资的嫌疑，琚国锋以土地、厂房出资存在增资瑕疵，但结合《协议书》《技术开发合作协议书》《对赌协议》《吉天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及宝泓公司提交上市审核通过的《公开转让招股说明书》《财务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应可充分证实吉天公司、宝泓公司同意或确认琚国锋以实物土地、厂房增资的事实以及案涉转账行为是“走账”的行为。宝泓公司安排陆某某对吉天公司进行调账、平账、记账、审计和盖章等，已充分证实不存在也不应存在抽资出资的行为和事实。琚国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吉天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吉天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严重剥夺琚国锋举证、辩护等诉讼基本权利，存在严重违法情形。（一）本案在2019年5月17日立案，9月4日、11月6日两次开庭，均未让琚国锋出庭质证、陈述、辩护等，严重剥夺琚国锋诉讼基本权利。（二）吉天公司和一审审判人员均知晓琚国锋被羁押于南海看守所，且一审法院有专人到南海看守所收发信件。截止到2019年10月21日琚国锋才第一次收到一审法院出具的2019年11月6日的出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但未收到任何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剥夺了琚国锋的相关诉讼权利。（三）琚国锋收到上述材料后，积极做了应诉准备。在2019年10月28日给一审法院书记员寄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截止今日未见一审法院有任何信息回复。（四）一审法院剥夺了琚国锋出庭辩护的基本诉讼权利。2019年11月7日琚国锋将答辩状寄给一审法院书记员，但一审判决未见有任何言语描述琚国锋的实际辩护词。（五）一审中琚国锋未委托任何人代理诉讼，一审判决硬说成王晓东是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2019年10月24日，琚国锋会见王晓东律师时，已明确告知其在2019年10月21日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和不委托任何人代理诉讼的决定。二、一审法院未对相关证据全面质证、审核，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琚国锋提交的《协议书》《技术合作协议》《对赌协议》未全面质证、审核，认为是复印件，且以从内容上反映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关联而不予认定，显然是错误的。首先，琚国锋提交了原件，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没有原件。其次，上述证据是否有证明力，应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当事人陈述等综合分析、对比，不应单从内容反映不存在关联，就否定其证明力。（二）琚国锋提交的《公证书》和宝泓公司上市公示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财务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和网页截屏证实郭柯为宝泓公司副总，均未见一审判决有质证、审核和描述其证明力的措词，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程序。（三）综合上述证据，结合本案事实和关联案件证据，进行全面分析，可得出下列事实和矛盾：１．2012年7月17日，吴江市景山贸易公司分五笔汇款到吉天公司3********8账户计429.63万元，当天吉天公司分六次将款转入宝泓公司440********4账户。上述款项实际是宝泓公司利用实际控制的吉天公司和吴江市景山贸易公司进行走账的一种行为，目的是为宝泓公司上市做虚假业绩，为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做假账。退一步讲，在此期间假若宝泓公司不了解吉天公司财务状况，不信任吉天公司，不能控制吉天公司，不可能也不敢利用吉天公司账户走账。吴江市景山贸易公司和吉天公司无任何真实贸易，相互亦不认识，但宝泓公司与吴江市景山贸易公司是熟悉的且能控制该公司。吉天公司在走账中无任何利益可获取，显然可知在此期间宝泓公司和吉天公司关系异常亲密。2.根据《公证书》和（2019）粤0605民初4999号、（2019）粤06民终2326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证实：2013年4月20日前宝泓公司董事长李某某就安排财务总监陆某某负责吉天公司的调账、审计、盖章。根据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陆某某调账已很久，李某某有抱怨太慢了，担心审计进来就麻烦的意思。3.根据《公证书》中的内容可以证实：2014年7月9日，宝泓公司管理人员、吉天公司管理人员、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人员开会讨论了吉天公司财务审计中抽逃出资等财务问题。综上事实和理据，宝泓公司、吉天公司显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转账是一种走账行为，两公司都是认可或接受琚国锋以实物（土地、厂房）增资的行为和事实，在本案诉讼前两公司均确认琚国锋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和事实。退一步讲，案涉转账是抽逃出资的话，宝泓公司、吉天公司多年调账、查账、平账、审计，不可能会不知道。根据宝泓公司、吉天公司的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财务审计报告和《公开转让说明书》《法律意见书》等，均未反映琚国锋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三、一审法院严重剥夺琚国锋辩护权，认定案涉转账是抽逃出资，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剥夺琚国锋辩护权，又未对琚国锋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答辩状进行质证、审查，也未见法庭对当事人调查、询问的任何证据材料。一审法官仅凭材料，听信相关诉讼代理人的说法，不切实际地认定事实。其次，琚国锋自始至终从未确认过案涉转账是抽逃出资，也未对王晓东律师陈述过。2019年12月16日在（2019）粤0605民初12337号案庭审中，琚国锋明确告知法庭及吉天公司案涉转账及余小慧的款项均是走账行为。琚国锋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和事实。还有，在2012年7月17日前，宝泓公司就安排陆某某等专业财务人员对吉天公司尽职调查，其已明确知道案涉转账是走账行为，琚国锋实际以实物（土地、厂房）增资。财务人员为了合理避税，并未按土地、厂房实际价值入账，也未按资产评估值入账。增资采用了货币出资，在出具合法验资报告后进行走账。宝泓公司、吉天公司均认可走账和实物出资事实，确认琚国锋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和事实。四、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采用的是简易程序，立案时间是2019年5月27日，第一次开庭时间是9月4日，判决时间是12月12日。琚国锋未收到任何延期、变更程序审理的法律文书，一审期限远超法定期限。（二）吉天公司未主动要求追加李世良为第三人，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但是对按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宝泓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财务总监陆某某等人，琚国锋申请追加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却不予采纳。（三）一审判决先认定宝泓公司是吉天公司股东，无权代表吉天公司放弃追回抽资，后又认定宝泓公司作为吉天公司股东有权决定诉讼，判决理由前后矛盾，严重混淆关联公司股东权利及义务。（四）吉天公司和宝泓公司在法律上均是独立的法人公司，但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均是李某某，财务总监均是陆某某，吉天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也是宝泓公司副总郭柯，两公司管理人员混同，吉天公司又是宝泓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两公司实质是典型的关联公司，吉天公司所有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宝泓公司意志体现。本案诉讼其实是宝泓公司滥用股东权利。（五）一审判决累诉，严重颠覆事实，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一审判决，琚国锋应支付吉天公司抽逃出资款，根据琚国锋和宝泓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宝泓公司应承担履行琚国锋的股东义务，而宝泓公司是吉天公司唯一股东。五、吉天公司、宝泓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存在恶意诉讼和侵占他人财物行为和事实。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充分证实琚国锋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吉天公司、宝泓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存在恶意诉讼行为，严重扰乱司法秩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琚国锋在二审诉讼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即使认为琚国锋实物出资不成立，宝泓公司在股权收购过程中也补足了对吉天公司的出资，吉天公司无权再就抽逃出资重复起诉。宝泓公司在收购吉天公司股权时应当全面、充分知悉吉天公司原股东出资情况，在此情况下宝泓公司仍决定收购吉天公司股权应当视为宝泓公司对吉天公司内、外债权债务的认同及承接，该内部债务自然应当包括原股东对公司收购前可能存在的出资不到位或抽逃所形成的内部债务，故在宝泓公司完成对原股东股权收购之后，吉天公司应无权再向原股东就因出资问题所引发的内部债务向原股东追偿，而只能向新股东宝泓公司追偿。况且，宝泓公司与琚国锋、胡瑜凤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并未就股权收购前原股东可能存在的因出资所导致的内部债务仍由原股东继续履行、承担作出约定。此外，宝泓公司与吉天公司原股东琚国锋、胡瑜凤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向吉天公司出资2000万元，且吉天公司自认该款项为投资款。即使二审认定琚国锋此前就700万元出资存在抽逃，那么宝泓公司的该笔出资在财务和法律上也完全填补了此前700万元抽逃出资。从本质上看，股东对公司抽逃出资形成的法律后果应当构成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在新股东宝泓公司向吉天公司补足之后，原股东对吉天公司的该笔债务已经得到偿还平复，该笔债务已经归于消灭。针对琚国锋的上诉，吉天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琚国锋返还出资700万元及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中，根据吉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吉天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转款凭证、银行流水等证据及琚国锋当庭自认的事实，琚国锋于2009年2月25日向吉天公司账户转入出资款700万元，于同年2月26日吉天公司完成增资700万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当天，将增资的700万元全部转出至其指定账号。琚国锋至今未能对其转出款项的合法性及正当性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同时，琚国锋在一审中提供的经过公证的2014年7月9日《会议记录》中，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吉天公司存在“股东抽逃出资1800万元”等事实，也明确予以承认。此外，琚国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二审诉讼期间反复以宝泓公司向吉天公司支付2000万元投资意向金系弥补其抽逃出资及宝泓公司知道其抽逃出资等事由多次提出抗辩。上述证据及事实可以高度相互印证。二、琚国锋主张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琚国锋以实际采用非货币方式出资为由主张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琚国锋无法对此主张提供相应的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琚国锋该主张与吉天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及现金出资验资证明等记载的基本事实不符。最后，琚国锋一方面主张其采用非货币方式出资，不存在抽逃出资700万元的事实，另一方面其又以宝泓公司向吉天公司支付2000万元投资意向金系弥补其抽逃出资及宝泓公司同意等为由主张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两者相互矛盾。（二）琚国锋以宝泓公司向吉天公司支付2000万元投资意向金为由主张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宝泓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的性质为投资意向金，并非弥补琚国锋抽逃的出资。其次，在经过公证的2014年7月9日《会议记录》中，琚国锋明确承认吉天公司存在“股东抽逃出资1800万元”等问题，并表示要想办法解决。（三）琚国锋以宝泓公司同意为由主张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已生效的（2019）粤06民终2326号民事判决释明意见，坏账损失与债务免除是涉及不同专业领域、内涵相互区别的两个不同术语，坏账损失并不产生债务免除的效果。即使宝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知晓或同意其对李世良及余小慧所欠吉天公司的款项等做坏账处理，但并不代表宝泓公司就知道琚国锋之前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更不代表宝泓公司同意琚国锋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其次，股东抽逃出资违反了公司“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及资本不变”的基本原则，不仅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还损害了公司、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员的权益。即使其他股东同意，也不能免除该抽逃出资股东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再次，琚国锋以宝泓公司同意为由主张免予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针对琚国锋的上诉，胡瑜凤辩称，胡瑜凤认可琚国锋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上诉理由，一审法院仅凭代理人的自认认定抽逃出资，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楚的情况，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针对琚国锋的上诉，琚志祯未作答辩。李世良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吉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琚国锋、琚志祯连带返还所抽逃出资的本金7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同类商业贷款利率计算，自2009年2月27日起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18日为3130031.78元）；2.判令胡瑜凤对琚国锋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琚国锋、琚志祯、胡瑜凤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含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天公司原名浙江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1日，设立登记股东为琚国锋、琚志祯，注册资本300万元，琚国锋持股10%，琚志祯持股90%。2009年2月26日，吉天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信息，注册资本增加700万元即增至1000万元，琚国锋持股17%，琚志祯持股83%。同日，吉天公司从公司账户向李世良转账700万元。2011年4月27日，吉天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琚国锋。2013年3月21日，吉天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20万元，股东变更为琚国锋、胡瑜凤，琚国锋持股89.1089%，胡瑜凤持股10.8911%。2014年7月9日，琚国锋与斯乐普公司有关管理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等就吉天公司股权转让问题召开会议，会议记录显示：会议讨论了“股东出资抽逃1800万元”的问题，解决方案：“待商讨补回资金方案”。2014年11月13日，吉天公司股东变更为斯乐普公司。2018年2月1日，吉天公司将公司经营场所变更至佛山市，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名称。另查，斯乐普公司现公司名为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琚志祯与琚国锋为父子关系，琚国锋与胡瑜凤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琚国锋在庭审中承认其在2009年2月26日对吉天公司增资700万元后将700万元出资抽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吉天公司请求琚国锋返还出资本息，于法有据。琚国锋辩称吉天公司目前由宝泓公司百分百控股，本案起诉实际是宝泓公司的意志体现。而宝泓公司在受让吉天公司股权之时明知琚国锋抽逃出资的事实，双方就抽逃资金补回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并顺利进行了股权转让，宝泓公司在受让股权后也顺利在新三板上市，故宝泓公司乃至吉天公司不能再向琚国锋要求返还出资。对此，法院分析认为：一、股东出资义务是指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对公司资本的认缴出资额的义务，是股东的最基本的法律义务。既是股东的一项契约义务，同时更是股东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股东不仅不得自行放弃，而且接受履行的公司也不得任意变更履行或免除履行。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是公司独立财产制度的基础与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规定，公司向股东主张返还出资的请求权甚至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及出资义务的债权人，拥有向股东主张出资的权利。琚国锋作为吉天公司的设立股东，其既然确认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则其负有向吉天公司返还出资的义务，该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消灭。二、琚国锋主张其在转让股权之时就抽逃出资的补足问题与受让人即吉天公司的现股东宝泓公司达成了一致意见，则其应当就如何补足抽逃的出资款项承担举证责任。琚国锋未举证证明其实际的补足了抽逃的出资。琚国锋提供的证据《协议书》《技术开发合作协议》《对赌协议》未能提供原件核对，法院不予认定。即便该部分协议真实，按琚国锋的主张也是没有实际的履行，只是为“做平吉天公司财务账的方法冲销抽逃出资”，恰恰说明琚国锋没有实际的履行出资补足义务。同时，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本身即被法律所禁止。琚国锋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琚国锋主张宝泓公司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其抽逃出资的事实，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受让人是否明知出资不足并不免除股权出让人返还出资的义务。琚国锋依据该法律规定，认为吉天公司要主张返还出资的，本案应当追加股权受让人即宝泓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上述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对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作为债权人的吉天公司具有选择诉讼主体的权利。吉天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对宝泓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因此，法院对琚国锋的追加被告申请不予准许。四、虽然吉天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宝泓公司为其一人股东，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然是独立的法人。本案诉讼即便是宝泓公司的意志体现，也是宝泓公司根据法律规定享有的股东权利。琚国锋以其与宝泓公司之间的约定来抗辩吉天公司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否认吉天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但现行法律并未对一人公司的出资义务作出区别性的规定，因此，琚国锋的抗辩事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琚国锋辩称其不应当承担返还出资的义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琚国锋应当返还出资700万元及以700万元为本金自200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吉天公司。关于琚志祯、胡瑜凤的责任问题。抽逃出资后的出资返还责任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责任，应当由侵权人承担。吉天公司认可琚志祯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琚志祯只是挂名的股东，并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无证据证明琚志祯参与了抽逃出资行为。因此，吉天公司主张琚志祯返还出资，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同样，本案的抽逃出资行为发生在2009年2月，无证据反映胡瑜凤当时参与抽逃出资行为或参与公司的经营，吉天公司主张本案债务应认定为琚国锋、胡瑜凤的夫妻共同债务，无事实依据，法院对吉天公司要求胡瑜凤承担返还出资义务的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琚国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出资700万元及以700万元为本金自200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吉天公司；二、驳回吉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2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290元，由琚国锋负担。本案二审期间，琚国锋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各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2013年10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能证明斯乐普公司与琚国锋、胡瑜凤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2.《斯乐普公司向吉天公司支付2000万元投资意向金明细表》和银行回单，均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从内容上不能反映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签收王晓东寄出的EMS邮件一份，内含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托浙江**风律师事务所王晓东律师为委托人与佛山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中委托人的代理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签法律文书、代为进行和解、代为提出反诉等”，委托人处有琚志祯、琚国锋、胡瑜凤三人的签名并按指模。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向王晓东邮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证据材料等材料，邮件于2019年6月26日签收。琚国锋、琚志祯、胡瑜凤的代理人王晓东于2019年7月8日向一审法院邮寄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粤0605民初1210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琚国锋、琚志祯、胡瑜凤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认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2.吉天公司请求琚国锋返还出资本息的理据是否充分；3.若琚国锋需向吉天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琚志祯、胡瑜凤是否应对琚国锋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责任。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的问题。琚国锋上诉称没有委托王晓东作为其一审程序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但王晓东在一审期间提供了由琚国锋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显示琚国锋授权王晓东律师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晓东为琚国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不当。琚国锋上诉称一审法院剥夺其诉讼权利，如前所述，王晓东为琚国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法院在收到该授权委托书后，已按法定程序向琚国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送达相关应诉材料，且已对王晓东代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依法作出相应的民事裁定。琚国锋一审期间虽被羁押，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其行使诉讼权利，在代理人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其是否参与庭审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不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琚国锋的相应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吉天公司请求琚国锋返还出资本息的理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琚国锋在2009年2月26日完成吉天公司增资700万元工商变更登记后，于当日就将该笔已经属于吉天公司资产的700万元转出至李世良名下账号为101********3336的银行账户，琚国锋二审期间称该款项为与李世良的往来款，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吉天公司向李世良支付该笔款项的正当理由和合法性。故琚国锋上述行为明显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琚国锋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亦明确确认琚国锋确有抽逃出资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调整）》第八条中“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的规定，王晓东的该承认视为琚国锋的承认，琚国锋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上述自认，故本院对于琚国锋上诉称其未作出上述自认不予支持。另外在2014年7月9日琚国锋与斯乐普公司有关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证券公司有关人员就吉天公司股权转让问题召开的会议所形成的会议记录中，亦显示各方讨论了“股东出资抽逃1800万元”的问题并确定了“待商讨补回资金方案”。综合以上事实，足以认定琚国锋存在抽逃出资70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吉天公司要求认定琚国锋抽逃出资并请求其予以返还相应的出资本息，应予支持。琚国锋上诉称其已通过实物（土地、厂房）出资完成增资义务，因而就700万元现金出资进行“走账”处理，但琚国锋并没有证据证明相应土地和厂房是由其在吉天公司决议增资时由其出资购买后登记于吉天公司名下并以此完成其增资义务。根据吉天公司的工商登记以及琚国锋二审期间提交的宝泓公司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可以反映琚国锋所称的土地和厂房是登记在吉天公司名下，而吉天公司在注册成立和增资扩股过程中股东均是以现金出资方式履行缴纳出资和增资的义务，并未反映存在股东以实物出资且已依法完成验资程序的情形。故本院对琚国锋关于其已经以实物完成增资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琚国锋申请开具律师调查令以调查收集吉天公司所有的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宾港中路39号土地、厂房的拍卖原始资料，因不予调查上述事项并不影响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不予准许。琚国锋上诉还认为宝泓公司在股权收购过程中已经以支付2000万元投资意向金的方式补足对吉天公司的出资，但上述2000万元仅为宝泓公司支付给吉天公司的投资意向金，琚国锋与宝泓公司为互相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没有证据证明宝泓公司对于上述投资意向金中包含了为琚国锋代为补回抽逃的700万元出资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琚国锋单方主张宝泓公司已代其补回出资，明显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确定琚国锋应向吉天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700万元及相应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琚志祯、胡瑜凤的责任问题。吉天公司亦确认琚志祯只是挂名股东，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琚志祯参与了抽逃出资行为或者为琚国锋抽逃出资的行为提供了协助。此外，琚国锋抽逃出资的行为发生在2009年2月，胡瑜凤当时并非吉天公司的股东，现有证据无法反映胡瑜凤当时参与了抽逃出资行为。虽然胡瑜凤与琚国锋为夫妻关系，但该抽逃出资的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无证据反映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综上，本院对吉天公司要求琚志祯、胡瑜凤对琚国锋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吉天公司和琚国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160元，由上诉人佛山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2580元，上诉人琚国锋负担825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薛韵莹书 记 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