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2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光标彩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滦河路**。法定代表人：郑子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万信、凌桂凯，山东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菊恩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嘉戬公路**A8-32法定代表人：李瑞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钮玲，上海市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栋，山东群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光标彩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光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菊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菊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9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山东光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子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万信、凌桂凯,上海菊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瑞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钮玲、李国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光标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鲁1502民初93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山东光标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上海菊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上海菊恩公司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没有事实依据。1、山东光标公司与上海菊恩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对净化装置进行验收，山东光标公司与上海菊恩公司签订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第三条第2款规定的验收方法为：经双方盖章确认的技术方案；且检测取样时双方都应到场；安装调试完成后，开机验收。在双方交涉过程中，上海菊恩公司的股东张雄回复：“需要双方都认可的检测公司去检测”。截至目前，双方并没有就净化装置的验收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共同委托或由人民法院指定专业机构对净化后排风有机废气浓度进行检测，亦未开机验收。一审法院以山东光标公司将设备投入使用并履行付款义务，认定上海菊恩公司合同义务履行完毕，没有事实依据。一方面，涉案空气净化装置是山东光标公司生产所必需的，根据环保政策的规定，如山东光标公司停止使用该设备，需停产三个月整改。所以，即使改善设备排放标准不达标，山东光标公司也不能停用。另一方面，是否支付货款是山东光标公司的权利，山东光标公司履行部分付款义务并不意味着双方已对净化设备完成验收，山东光标公司有权追究上海菊恩公司违约责任。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净化设备净化后排风有机废气浓度不大于40mg/m3。一审中，上海菊恩公司提交的山东光标公司发布《光标公司环保信息公示》的内容不能视为山东光标公司自认涉案净化设备符合技术标准，山东光标公司的表述为“已降低到50毫克以内”，而不是双方约定的不大于40mg/m3。且该公示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环保政策需要，技术数值上存在偏差。2018年9月26日，山东光标公司单方委托国衡环境监测公司检测显示“VOCs的浓度(mg/m3)排气筒进口：285排气筒出口：119”。2019年7月22日，聊城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再次委托国衡环境监测公司检测，检测结果却符合双方的技术要求，差距巨大。这说明，设备净化后排风有机废气浓度的检测受检测时间长短、检测位置、生产设备开机时间，甚至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大。且涉案设备的废气处理工作原理分为活性炭吸附阶段和活性炭脱附再生阶段，现已进行的多次检测仅针对“活性炭吸附阶段”，不包括“活性炭脱附再生阶段”，无证据证明活性炭脱附再生阶段的废气浓度符合约定标准。另外，针对“活性炭吸附阶段”的多次检测时间均为上午，此时涉案净化设备开机时间不长、净化能力相对较强，设备开机至下午后排风废气浓度明显升高，检测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山东光标公司单方或聊城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能证明涉案净化设备净化后排风有机废气浓度不大于40mg/m3。山东光标公司与上海菊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共同委托或申请人民法院指定专业结构进行检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山东光标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有权要求上海菊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返还货款。一审中，山东光标公司已向法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海菊恩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设备，如活性炭填充量不足，无生产厂家名称、合格证及吸附量标志；合同约定活性炭形状为蜂窝状，实际交付为颗粒状；活性炭催化剂与合同约定厂家不符等。上海菊恩公司使用不符合约定的劣质核心配件，足以导致涉案空气净化设备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标准。山东光标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且该质量问题很可能导致净化废气浓度不达标。为查明案件事实，山东光标公司依法提出的涉案净化装置质量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未同意。如涉案净化装置不符合约定的技术标准，山东光标公司有权要求上海菊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返还货款。另外，上海菊恩公司交付的产品明显不符合双方的约定，给山东光标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山东光标公司亦有权要求其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赔偿已支付的货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鲁1502民初93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山东光标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上海菊恩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海菊恩公司已经完成了《工业产品购销合同》的所有义务。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应证据材料，可以明确上海菊恩公司已经完成了合同所有义务，包括供货、安装、调试净化设备(2018年5月交货并安装完成，6月调试完成)，且山东光标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于2018年6月20日支付了验收合格款，至2019年7月4日付清了全部验收合格款。因此，除了山东光标公司尚未支付合同尾款5万元，其余合同义务双方均已履行完毕。2、山东光标公司在一审中以净化设备排放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解除《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但山东光标公司在一审中以及上诉状中均自认净化设备自2018年8月安装调试后，一直在投入使用至今，且山东光标公司已在2018年9月25日在自己官网上公示VOC排放已经达到最低标准，因此山东光标公司的主张与其行为严重矛盾。若净化设备排放不达标，山东光标公司不可能支付验收合格款，更不可能在官网上公示合格，尤其不可能一直使用至今而未受到环保处罚。因此，山东光标公司的行为印证了净化设备是合格的，上海菊恩公司已经完成了所有合同义务。3、一审已明确环保部门两次对山东光标公司的废气排放委托检测，检测报告均证明山东光标公司废气排放达标且符合合同约定。作为环境的执法部门，不同于民间的检测机构，其认定的报告不同于一般的检测报告，在环保方面应当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即使是山东光标公司与上海菊恩公司共同委托的民间检测机构，作出的检测报告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都不可能高于环保部门认定的检测报告。因此，以这两份具有最高权威和专业性的检测报告认定净化设备达标，认定上海菊恩公司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是正确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山东光标公司无证据证明净化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山东光标公司已自认知晓活性炭和催化剂的更换情况，因此更换行为属于双方在履约过程中以行为方式达成的一致变更，不属于违反合同约定。且上海菊恩公司在一审中已充分举证证明了更换的颗粒状活性炭及催化剂比原方案中蜂窝状活性炭及催化剂性能更优、使用寿命更长、成本更高，更换活性炭和催化剂，只会使净化设备的净化效果更优，不会导致净化设备净化效果下降。山东光标公司仅有单方臆测却无相反证据证实，故提出鉴定的理由不充分，一审不予鉴定正确。综上，山东光标公司无证据证明净化设备质量不合格，净化设备自投产使用至今都排放达标。即使从山东光标公司2018年9月25日公示排放合格之日起算，也已长达两年，环保局作为国家环保执法部门，其官网公示山东光标公司的废气排放目前仍然达标且符合合同约定(小于40mg/m3)，上海菊恩公司的合同义务早已经履行完毕，净化设备已无鉴定必要和条件，山东光标公司无依据解除合同。山东光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山东光标公司的上诉，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山东光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山东光标公司与上海菊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上海菊恩公司偿还山东光标公司货款90万元和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责险由上海菊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9日，山东光标公司作为需方与上海菊恩公司作为供方签订《工业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上海菊恩公司向山东光标公司供应一台R**净化装置，型号：30000型，单价：950000元，数量：1台，合同总价950000元（包含税、运费、安装费、吊运费和调试费），第二条，产品遵循的质量和技术标准：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3.《工厂企业厂界噪声标准及其测量方法》(GB12348～12349-90)；4.《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5.净化后排风中有机废气浓度不大于40mg/m3；6.设备附近无明显的乙酸乙酯气味；7.系统进、出风段共设2套浓度检测仪。第三条验收标准及方法：1、参照本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2、经双方盖章确认的技术方案。3、安装调试完成后，开机验收。第六条保修期，供方对产品免费保修期限为开机验收合格后12个月，每年免费到现场技术交流，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第七条交货时间、地点、地点供方收到需方定金之日起75天内设备到达现场，设备到达现场后15天安装结束。2.安装时如遇下雨天气，则工期顺延。3.交货地点：需方工厂内指定地点。第八条结算方式及期限：1.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在供方发票开具给需方后，需方支付给供方定金人民币200000元。2.设备生产完成，在供方发货前，需方支付给供方人民币560000元。3.系统安装调试完成，经需方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需方支付给供方合同总价的15%（人民币142500元）。4.设备经需方验收合格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需方应支付供方合同总价的5%(人民币475000元)。5.需方每次付款时，供方同时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九条违约责任：供方提供的工艺排风设备净化后，若不能够达到排放标准，供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需方已支付的全部合同款项。总工期90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工期每延误一天，扣除合同款壹万元。如遇春节，应扣除春节前、后各20天。合同对运输方式、运费负担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上海菊恩公司提供《30000Nm3/h印刷废气净化项目技术方案》，列明技术方案、设备部件规格主要参数、工程预算、运行费用等。后山东光标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向上海菊恩公司付款20万元，2018年5月15日付款40万元，2018年5月18日付款10万元，2018年6月20日付款10万元，2019年7月6日付款10万元，共计付款90万元。山东光标公司主张2018年8月份净化装置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上海菊恩公司主张2018年5月15日将净化装置送到山东光标公司，6月15日安装调试完毕并开机投入使用。双方均未提交相关证据。山东光标公司、上海菊恩公司对净化装置达到的排放标准是指“净化后排风中有机废气浓度不大于40mg/m3”均无异议，上海菊恩公司主张开机时设备屏幕会显示出口的浓度，只要小于40mg/m3就是合格的，不需要单独检测。山东光标公司认为双方没有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检测，不能视为进行了验收。2018年9月25日山东光标公司在其公司平台上发布《光标公司环保信息公示》，内容摘要“新环保设施已正常启用，由原来的80毫克排放量，已降低到50毫克以内，已达到国内最低排放标准。新升级的环保设施还具有在线检测功能，在线PLC采集现场数据、动态画面显示等一切的监视功能，切实做到了VOC完全排放达标。”2018年9月26日，山东光标公司单方委托国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自动烟尘（气）测试仪、气相钯谱质谱联用仪”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显示“VOCs的浓度（mg/m3）：排气筒进口：285，排气筒出口：119”。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9年5月20日委托山东聊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山东光标公司的“废气”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彩印排气筒出口VOCs的排放浓度（mg/m3）：三次检测结果：3.51、1.56、3.90，均值为2.99、苯排放浓度（mg/m3）：0.084、甲苯排放浓度（mg/m3）：0.196、二甲苯排放浓度（mg/m3）：0.707，”。2019年7月22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国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山东光标公司的“有组织废气”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VOCs的排放浓度（mg/m3）：0.458、苯排放浓度（mg/m3）：0.004、甲苯排放浓度（mg/m3）：0.063、二甲苯排放浓度（mg/m3）：0.008”。2019年5月18日，上海菊恩公司委托山东快准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有组织废气进行检测，山东快准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检测报告，显示：“排气筒出口监测口VOCs的三次实测浓度（mg/m3）：8.89、11.4、12.3；苯三次实测浓度（mg/m3）：均为4.×10-3，甲苯三次实测浓度（mg/m3）0.0869、0.0439、0.526，二甲苯三次实测浓度（mg/m3）：0.154、0.128、0.133”。山东光标公司一直在使用该净化装置。审理过程中，山东光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该净化装置的质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上海菊恩公司向山东光标公司供应净化装置，山东光标公司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即投入使用并按约定向上海菊恩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如果山东光标公司认为上海菊恩公司供应的产品不符合约定，给其造成损失，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不能以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故山东光标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山东光标彩印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山东光标彩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山东光标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一、2020年7月8日，山东光标公司委托山东品冠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涉案设备有机废气浓度检测报告一份，拟证明检测结果为436.3毫克每立方米，远超合同约定水平，上海菊恩公司交付的设备不符合合同约定。二、VOC烟气在线检测系统监控数额打印表两份（该系统由环保部门指定安装在山东光标公司生产厂区，对废气浓度进行实时监控），后附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委托上海麦越环境技术有限公司鉴定报告一份，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和2019年9月11日，证明目的同证据一。上海菊恩公司经质证认为：一、该证据是山东光标公司单方委托，对其客观性、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报告中没有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该报告仅有出气口浓度，没有进气口浓度，无法客观科学地反映原因，根据规定检测机构的报告应当经过依法备案，但该报告未提供备案证据，因此对其合法有效性不予认可。该检测机构仅为普通检测机构，其报告的权威性、专业性不如环保局认定的检测报告，且也无法推翻一审中查明的环保局认定的两份官方有效检测报告，该报告作出的时间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质保期，该设备的质量问题与上海菊恩公司无关。退一步讲，即使该报告结果不合格，也无法排除山东光标公司不当使用设备的原因。二、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检测系统无法证明是用于本案净化设备上，若如山东光标公司所述是由环保部门安装的用于本案净化设备上检测废气排放的，山东光标公司应当举证证明，且该检测系统也无法完全反映设备进气口及出气口浓度，其余意见同上。上海菊恩公司提交2020年7月24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示信息，拟证明2020年度山东光标公司废气排放检测浓度为6.9毫/立方米，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也进一步证明了山东光标公司的陈述不符合事实。山东光标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示的废气浓度数值与山东光标公司厂区净化浓度数值不符，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的来源为在线废气浓度检测系统，因该系统线上投入正式使用未经验收，其反映的废气浓度数值不稳定，实际废气浓度数值应按照合同约定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海菊恩公司对于山东光标公司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检验报告系由山东光标公司单方委托所作出，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上海菊恩公司对于山东光标公司提交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该证据的内容看，无法体现是由环保部门指定安装在山东光标公司生产厂区，对废气浓度进行实时监控的系统，故本院对于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山东光标公司对于上海菊恩公司提交2020年7月24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示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山东光标公司主张2018年8月净化装置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此后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分别于2019年5月20日、2019年7月22日委托环境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均未显示废气浓度超标。2020年7月24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的官网公示信息显示2020年度山东光标公司废气排放检测浓度为6.9毫/立方米，亦未显示超标。从现有证据看，山东光标公司的主张并不属于上海菊恩公司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订立目的的情形，山东光标公司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9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在此情形下，山东光标公司要求对涉案空气净化装置排放的有机废气浓度进行检测，本院不予准许。山东光标公司与上海菊恩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山东光标公司若认为涉案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上海菊恩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可以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通过要求上海菊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综上，山东光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山东光标彩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凤魁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雷蕾书记员杨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