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3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桂林，男，195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员，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北京岳成（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国富，男，196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启明，黑龙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兆辉，男，197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司机，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上诉人杜桂林与上诉人姜国富、董兆辉合伙纠纷一案，均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2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桂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上诉人姜国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启明、上诉人董兆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桂林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第一项“姜国富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杜桂林合伙收益款57.35万元”数额计算有误，少计算了25万元，杜桂林应分得收益款实际为82.35万元而不是57.35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解除杜桂林与姜国富之间的合伙关系，依法平均分割合伙期间杜桂林与姜国富合伙承包经营的2600亩土地。3.判令姜国富给付杜桂林2018年应得的土地转包2600亩，每亩220元，计572万元，572万元÷2＝28.6万元的收益款。4.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姜国富应支付给杜桂林的合伙收益款57.35数额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在查清姜国富2011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共四年内转包土地收入款准确数额后，认定“合计214.7万元属于合伙收益，杜桂林、姜国富各半享有，即各分配107.35万元。姜国富退还给杨景荣合伙投资款50万元应由双方分担，故姜国富应给付杜桂林承包土地收益款57.35万元(107.35万减去50万元)”，以上计算方式明显错误。退还给杨景荣的50万元应由双方分担即各自承担25万元，计算公式为107.35万元减去25万元计算后，双方各分得82.35万元的结果。一审判决少计算了25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一审判决没有解除杜桂林与姜国富之间的合伙关系并分割士地是错误的。杜桂林与姜国富均要求解除合伙关系，证明二人已经不具备继续合伙经营的基础条件和可能，法院应当依据民事权利意思自治原则判令解除二人合伙关系。杜桂林与姜国富合伙承包经营的土地尚未到期，剩余承包期内的26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依法进行平均分割后各自独自经营。一审判决以“涉案土地四置不清，无法分割，且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要件”为理由不支持杜桂林的此项诉讼请求显属不当，该判决结果会直接导致姜国富仍然继续霸占合伙经营的土地，尚未解决根本矛盾，杜桂林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2018年之后的土地收益款应当进行分配。因为在诉讼期间，案涉2600亩合伙经营的土地一直被姜国富一人控制并对外转包，至于姜国富“是否已收取了转包费用及收益数额”都是杜桂林无法控制的，诉讼过程中姜国富曾陈述“2018年刘某种600亩”，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无经营收益”明显与事实不符。杜桂林要求参照姜国富2019年与韩冰约定的每亩220元转包费标准，分配2018年土地经营收益款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律支持。综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杜桂林的上诉请求。姜国富辩称，杜桂林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对于杜桂林请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协议姜国富认可，对于请求的款项不予认可。一审判决把土地经营的收入进行了分配，但是没有统计和认定合伙人的全部投入，合伙人经营期间的全部收入以及合伙期间的亏损情况判决当中仅分配了收入部分，对于亏损部分没进行分配，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姜国富对此不予认可。其他详见上诉状。董兆辉辩称，杜桂林上诉请求不合理，一审认定我们合伙的事实不清就分配期间的盈利不合理。姜国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重新认定合伙期间债务，认定杜桂林承担1,981,767元的合伙期间债务，认定董兆辉承担1,551,100元的合伙期间债务。3.请求判令解除杜桂林、董兆辉和姜国富三人合伙经营关系。4.案件一审、二审相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本案事实不清。1.本案入伙、退伙和现有合伙关系的合伙人不清。该合伙开始为四个人，即杨景荣、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之后杨景荣退伙,本案对该事实未予以认定，对董兆辉的合伙人身份同样未予认定，为事实不清；2.一审对合伙人的投资比例没有认定。2009年12月30日，杨景荣、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四人通过案外人杨臣以姜国富的名义承包了位于肇××县古龙镇××泡底东2.5公里的土地，承包期为2009年12月30日至2034年12月30日止，承包费为190万元。其中杜桂林51万元、姜国富79万元、杨景荣50万元(杨景荣于2011年退出合伙关系并且其投资资金同时退回)、董兆辉10万元。在经营期间，大部分经营投入，均是由姜国富垫付。一审法院对合伙经营期间投入认定存在错误。3.一审只是认定姜国富转包土地的收入，而未认定经营土地的支出成本，只分配利益，不分配支出和亏损事实,认定错误。4.杜桂林占用合伙资金874,000元未被认定错误。5.合伙亏损4,853,300元未被认定，未向合伙人分配亏损错误。6.三个合伙人经营的承包地不仅只有位于肇××县古龙镇××泡底东2.5公里的土地，合伙期间还有其他土地的经营投入和产出未予认定错误。二、杜桂林与姜国富均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和分割合伙剩余财产，但均未得到法院支持，这违反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自愿的原则。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个人合伙经营法律关系并未领取营业执照，而不是合伙企业合伙人经营法律关系，合伙企业是经济组织，一定领取营业执照，本案不能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四、本案程序违法。姜国富一审申请对合伙期间的合伙人的投入、支出和收入等进行审计，但一审法院并未委托予以审计。二审庭审中，姜国富变更第二项上诉请求为：杜桂林应承担2,797,731.6元6%的损失，董兆辉应承担2,797,731.6元7%的损失，姜国富应承担2,797,731.6元87%的损失。合伙期间的投入5,580,732元（一部分是192万元的买地钱，另一部分是经营期间的总支出3,660,732元）。合伙期间的总收入第一笔第一部分是2015年34万元的承包费，第二部分是2016年36万元的承包费，第三部分是2017年20万元的承包费，加在一起是90万元的收入；第二笔是在经营期间杜桂林占用合伙期间的各种资产和费用一共1,083,000元，董兆辉占用30万元，姜国富占用55.2万元；第三笔是债权部分，一共是113.7万元，三笔收入加在一起是397.2万元，用5,580,732元的总投入减去总收入397.2万元剩余数额就是亏损数额，亏损数额应该是三方按比例承担的债务。杜桂林辩称，1.答辩人在与姜国富合伙期间并未产生合伙债务。因为二人合伙经营承包土地的成本是190万元承包费，合伙之初答辩人投入的120万元合伙资金直接缴纳了涉案土地承包费的绝大部分，另外的承包费也由原合伙人杨景荣投资交清，姜国富仅预交了2万元承包土地的定金。涉案土地在承包期间一直由姜国富单方实际控制并对外转包收取承包费。所以，土地转包的收益均在姜国富的控制下任意支配，不存在形成合伙债务的基础。2.姜国富上诉请求“解除杜桂林、董兆辉和姜国富三人合伙经营关系”与事实不符。因为答辩人杜桂林与董兆辉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答辩人在合伙之初经杨臣介绍只与杨景荣、姜国富三人进行协商并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当时的合伙人并没有董兆辉；2011年杨景荣退出合伙之后，只剩答辩人与姜国富二人继续合伙，答辩人从未同意增加董兆辉为新的合伙人。所以，答辩人只同意解除与姜国富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不存在姜国富主张的解除与董兆辉的合伙经营关系。3.答辩人并没有占用任何合伙资金。因为答辩人与姜国富合伙期间涉案土地全部由姜国富掌控并擅自决定对外转包，收取的承包费全部由姜国富占有使用，当初杨景荣提供的入伙资金也直接交给了姜国富，答辩人并不掌管任何合伙资金，姜国富退还给杨景荣的合伙投资款也是用合伙承包的土地收益款支付的退还投资款，所以姜国富上诉主张答辩人杜桂林“占用合伙资金874.000元”无事实依据，涉嫌虚假诉讼。4.姜国富答辩时称，其投入的经营土地成本500余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因为一审对各方投资款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承包的土地除了交190万元承包费之外在没有其他大的投入，而且收益都在姜国富控制下，不存在其个人垫付其他合伙投资款的事实。姜国富在今天的法庭陈述时改变了在一审时对合伙投入及支出的数额，请法庭看一审庭审笔录姜国富对每一年的合伙收入均有自认，为了达到二审时逃避债务的目的否认了原来的自认，对于所谓的支出也与原一审陈述完全不一致，随意改变投入及指出的说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理由，请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姜国富的上诉请求。董兆辉辩称，对姜国富陈述的收入认可，对支出数额不认可，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董兆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认定第三人董兆辉为姜国富、杜桂林及杨景荣合伙组织的合伙人；3.请求重新认定合伙期间的利益分配；请求判令解除杜桂林、董兆辉和姜国富三人合伙经营关系；4.案件一审、二审相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杨景荣、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四人开始合伙买地，然后转手卖出赚钱。2009年12月30日，杨景荣、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四人通过案外人杨臣以姜国富的名义承包了位于管源县××××泡底东2.5公里的土地，承包金为192万元。在经营期间，大部分经营投入，均是由姜国富垫付。一审法院对合伙人的认定以及合伙经营期间投入支出认定均存在错误，事实不清。一、第三人董兆辉应为本案涉案土地承包的合伙人。2009年12月30日，杨景荣、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四人通过案外人杨臣以姜国富的名义承包了位于肇××县古龙镇××泡底东25公里的土地，承包费为192万元。其中董兆辉实际投入40万元。第三人董兆辉已经实际支付了该款项。董兆辉为合伙人的事实有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以及齐某、翟某、唐文的证明和相关判决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董兆辉为涉案土地承包的合伙人。该合伙组织的盈余等董兆辉应当参与分配。一审判决对合伙经营中各个合伙人的投入及合伙经营中的亏损情况认定错误。本案合伙组织是自2008年开始的，合伙之初各合伙人的目的是以低价承包，然后转让挣取中间的差价。所以本案合伙组织承包过多块土地，古龙镇东太村一队大泡底东2.5公里的土地仅是其中的一块土地。所以本案认定合伙组织的投入以及支出并不能仅仅按照这一块土地来进行，应当按照整个合伙组织整体的投入及支出来进行计算。而一审法院仅仅针对该块土地来进行审理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一审判决对合伙经营中的投入及亏损额认定存在错误；三、解除合伙经营关系理应得到支持。首先，合伙人之间应在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达成合伙协议，现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三人之间的诚实信用基础已然丧失，合伙经营难以为继，合伙经营的目的难以实现，理应解除合伙经营关系。其次，在合伙经营中杜桂林与董兆辉除了初始资金外再无相应投入，经营过程中大部分亏损均是由姜国富先行垫付，杜桂林与董兆辉拒绝分摊该部分亏损，致使合伙经营难以为继，更为重要的是合伙人杜桂林已抽回自身的合伙人投入，表明其已经自愿退出了合伙经营。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违约行为，已致使合伙目的不能实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理应解除合伙经营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上述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杜桂林辩称，1.董兆辉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因为答辩人从未与董兆辉协商过任何合伙事宜，更没有达成任何合伙协议，答辩人在合伙之初经杨臣介绍只与杨景荣、姜国富三人进行协商并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当时的合伙人并没有董兆辉。2011年杨景荣退出合伙之后，只剩答辩人与姜国富二人继续合伙，答辩人从未同意增加董兆辉为新的合伙人。董兆辉与姜国富之间的个人资金往来未经答辩人同意和追认，不属于合伙投资，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是正确的。董兆辉第二项上诉请求要求认定“董兆辉为姜国富、杜桂林及杨景荣合伙组织的合伙人”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无证据支持。2.董兆辉无权参与答辩人与姜国富合伙经营的盈余分配。综上理由，请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董兆辉的上诉请求。姜国富辩称，1.董兆辉请求的30万元没有根据；2.董兆辉请求重新算账在客观上不可能，且三方在发生正争议之前已经就整个经营期间的支出达成了协议即366万，是三方在一起算账得出的结论，所以不存在重新算账。董兆辉总投资40万，30万元在我手里，另外10万交给了杜桂林，抢地打死人了，都害怕往回要钱，我退给了董兆辉30万元，董兆辉拿的另外10万元还在杜桂林手里没退。杜桂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杜桂林、姜国富的合伙关系,诉讼过程中杜桂林放弃该项诉讼请求；2.变更诉讼请求姜国富给付合伙期间的收益分配款276.4万元，其中：2011年33.5万元，2015年11.9万元，2016年10万元，2017年-2019年三年参照发包给韩冰的承包费计算为221万元；3.2019年末解除杜桂林、姜国富合伙关系，杜桂林分割合伙财产2600亩土地的一半即1300亩；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姜国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杜桂林、董兆辉和姜国富合伙经营关系；2.变更诉讼请求判令杜桂林返还占用资金122.4万元；3.变更诉讼请求判令董兆辉返还占用资金30万元承担；4.反诉费由二反诉被告承担。董兆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其与原、被告为合伙关系；2.请求参与分配合伙盈余30万元；3诉讼费用由原、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30日姜国富与其合伙人经杨臣介绍承包案外人王献文、冯伟位于肇源县古龙镇东太村大泡底土地（该地系王、冯二人于2009年10月20日从东太村承包取得），姜国富代表合伙人与王献文、冯伟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合同》，肇源县古龙镇东太村委会作为甲方盖章。约定：承包面积以卫星定位仪测量定点为准，承包费190万元，承包期自2009年12月30日至2037年12月30日（姜国富持有的转让合同承包期至2034年12月30日）。合同签订后，姜国富于2010年2月7日交纳定金2万元，同年2月10日案外人杨景荣通过银行汇款给冯伟妻子50万元，同日王献文、冯伟出具50万元收条。2010年3月13日、3月14日杜桂林汇款给冯伟70万元、50万元，合计120万元，剩余承包费由姜国富交纳，合伙人为杜桂林、姜国富及案外人杨景荣。2010年5月杨景荣退伙，姜国富于2010年6月10日给杨景荣出具143万元欠条，其中包括杨景荣出资的50万元，2011年12月9日退还杨景荣出资款50万元（杨景荣为姜国富出具168.7万元收条中包括此款）。涉案土地一直由姜国富经营管理并对外转包，2016年杜桂林多次找姜国富清算合伙账目，未果，故杜桂林提起诉讼。2010年-2011年杜桂林、姜国富合伙耕种该地。杜桂林于2010年购买种子和柴油出资33,350元和2,735元，购买播种盘出资390元，姜国富于2010年5月购买种子支付48,000元、同年12月30日给杨臣好处费35,000元、同年11月29日修南北大坝支付39,000元，支付挖沟机款64,000元、支付旋地款141,400元、支付杨臣工资11,000元，购买黄豆种子支付1,820元，因票据均非正规发票，且双方互不认可，法院不予确认。姜国富认为2011年种植高粱由杜桂林售卖，收入应当分配。2019年10月10日姜国富向法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2011年售卖高粱的收入情况进行评估。一审法院委托后，2019年12月4日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鉴定材料不充分不完整，无法完成鉴定”，作出《不予受理鉴定委托告知书》。姜国富自认2011年收入239,820元，但种地投入证据不足，无法确认纯收入。2011年12月28日姜国富将涉案土地转包给高峰、王凤义，双方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约定期限25年，总承包费875万元。姜国富亦持有该地《耕地流转协议书》，系2011年11月30日姜国富与高峰签订，约定承包期限23年，承包费538.2万元。合同履行后，因承包方未如约给付承包费，杜桂林、姜国富两次与王凤义、高峰签订《协议书》，2013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乙方拖欠承包费256万元于2013年4月23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6月1日前支付全部余款；如不能按上述约定履行，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并不赔偿乙方一切损失”。两份合同内容虽不一致，但被告认可收取该地承包费342万元，并提供2011年11月30日、12月8日承包人汇给姜国富在林甸农商行账户50万元、200万元及2012年汇给姜国富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92万元的银行流水证实。由于高峰、王凤义承包的土地由案外人靳某、张某各经营512亩，承包人未按约定付清全部承包费，2013年姜国富收回部分承包地。2015年9月1日姜国富退还给靳某承包费95万元，同年12月3日退还给张某承包费115万元，该事实证人靳某、张某出庭作证并有姜国富通过黑龙江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城分理处交易明细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故2011年末姜国富转包土地收入应为132万元。2014年姜国富因服刑未实际耕种，杜桂林自认耕种700亩。2019年10月10日姜国富向本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杜桂林2014年独自耕种土地收入情况进行评估。法院委托后，2019年12月4日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委托人不能提供有效的鉴定材料，包括无争议的土地种植面积等资料，使得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为由，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故2014年收入情况因无证据证明，法院无法确认。2015年4月15日姜国富将涉案土地2000亩转包给邓洪涛，约定承包费34万元。姜国富对收取承包费34万元无异议，但抗辩因2015年与高峰流转协议未解除，该承包费退给高峰22万元，给杜桂林翻地款5万元，姜国富自留7万元。姜国富对承包费的分配事实无证据证明，2015年姜国富转包土地收入应为34万元。2016年3月12日被告将涉案2700亩土地转包给孙振，约定承包费40.5万元（2700亩×150元）。但姜国富收取承包费36万元，因为承包费是秋天给的，姜国富担心种地不给承包费雇人看地，雇佣李伟夫妻看地支付2.3万元，给霍章民中介费5万元，李伟及霍庆民出具收条。姜国富称改田雇钩机支付0.5万元，无证据证实，该款不予确认。故2016年姜国富实收承包费应为28.7万元。2016年6月15日姜国富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张千，约定承包费39万元（2600亩×150元）。2017年11月20日，姜国富与张千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补充约定如果张千不能按期交齐全部承包费，定金不予退还。对于该合同被告认可收到了20万元定金，张千种了一年。故2017年姜国富收入承包费为20万元。2018年5月10日姜国富将涉案土地全部转包给陈景云，期限20年，承包费每亩200元，共计1,137万元，姜国富与陈景云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耕地流转补充协议书》。因2018年杜桂林、姜国富发生诉讼，陈景云未种，姜国富称没有收到承包费，杜桂林称刘某种600亩，但无证据证实。故2018年无种地收入。2019年3月4日姜国富将涉案承包地转包给韩冰，约定每亩220元，承包费为57.2万元（2600亩×220元），约定2019年秋收前交纳当年承包费，但至今未交。经当庭确认双方同意按2100亩计收承包费，应为46.2万元。另外，双方在合伙期间，姜国富购买四轮车、播种机、柴油机、抽水泵、收割机等，上述设备除收割机由杜桂林开走外，其余均在姜国富处。双方就该部分财产出资情况均未举证证明，无法进行分配。第三人董兆辉称其投资40万元入伙，该款交给姜国富，后姜国富退还第三人10万元，因杜桂林不认可，第三人无证据证明参与合伙出资，第三人与姜国富之间合作往来不能认定与杜桂林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10月10日姜国富向法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杜桂林、姜国富及董兆辉合伙组织在合伙期间的财务状况（包括利润数额、亏损数额）进行司法审计。法院委托后，2019年10月30日大庆益林会计事务所作出《情况说明》：因鉴定人无法提供有效的审鉴依据，故申请此委托退回。上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书面合伙协议或者口头合伙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杜桂林与姜国富及董兆辉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姜国富代表合伙人承包涉案古龙镇东太村，杜桂林通过银行汇款向发包人交纳承包费，能够证明出资事实，且姜国富对与杜桂林合伙事实无异议，故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董兆辉称其是涉案土地合伙人，姜国富认可，但杜桂林不认可，且无出资及参与经营的证据，董兆辉交付给姜国富40万元，后姜国富返还10万元，均是二人之间行为，无证据证明其合伙人身份杜桂林知情或经杜桂林同意，不具备合伙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第三人董兆辉与杜桂林、姜国富共同经营涉案土地，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故第三人请求确认其与杜桂林、姜国富存在合伙关系，并参与分配合伙盈余30万元，不予支持。关于杜桂林主张合伙经营涉案土地期间合伙利润分配问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2011年末被告转包土地收入132万元，2015年转包土地收入34万元，2016年转包土地收入28.7万元，2017年收入20万元，合计214.7万元属于合伙收益，杜桂林、姜国富各半享有，即各分配107.35万元。姜国富退还给杨景荣合伙投资款50万元应由杜桂林、姜国富共同分担，故姜国富应给付杜桂林承包土地收益款57.35万元（107.35万元-50万元）。由于2018年无经营收益，杜桂林要求姜国富给付2018年收益分配款，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转包土地收益，因姜国富至今未能收回承包费，该款由杜桂林、姜国富另行向承包人主张权利。关于杜桂林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分割合伙承包土地1300亩，因涉案土地四置不清，无法分割，且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要件，杜桂林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姜国富请求杜桂林返还占用资金122.4万元，请求第三人董兆辉返还占用资金30万元问题，因涉案承包地自2012年起由被告对外转包，姜国富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投入涉案承包地的费用支出，杜桂林及董兆辉占用合伙资金的事实证据不足，故姜国富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姜国富反诉请求解除合伙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姜国富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杜桂林合伙收益款57.35万元；二、驳回原告杜桂林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姜国富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董兆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12元，原告杜桂林负担20,077元，被告姜国富承担8835元。反诉费36,270元，反诉原告姜国富负担。第三人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第三人董兆辉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个人合伙纠纷。杜桂林与姜国富、杨景荣虽为个人合伙关系，但三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合伙期间亦未建立较为完整规范的合伙账目，杨景荣已退伙，现杜桂林与姜国富对合伙出资数额、合伙盈余数额、合伙经营情况等问题均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双方争议较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合伙出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现有的能够确认的相关证据，虽认定杜桂林出资120万元，但对姜国富实际出资情况无法确定，一审法院参照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利润分担亏损，认定由杜桂林、姜国富平均分配利润承担亏损，并无不当。董兆辉主张其为合伙人，但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的证据，且杜桂林作为合伙人并不认可其合伙人的身份，故因证据不足，对董兆辉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伙盈余分配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2011年末转包土地收入132万元，2015年转包土地收入34万元，2016年转包土地收入28.7万元，2017年收入20万元，合计214.7万元属于合伙收益，并无不当，但因杜桂林二审庭审中认可杨景荣实际投入资金122万元，而姜国富认可杨景荣的实际投入为143万元，本院以122万元认定，则与一审法院认定杨景荣投入50万元存在差异，故杜桂林与姜国富合伙的实际分配数额，应变更为46.35万元，计算方式为（214.7-122）万元÷2=46.35万元。姜国富反诉称，合伙期间出现亏损，但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故对其合伙亏损要求杜桂林承担亏损金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伙散伙及分割承包地的问题。杜桂林与姜国富均向法院提出解除合伙关系的诉求，但依据承包合同，二人合伙承包的土地仍处于案外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该承包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合同履行情况亦不能预测，虽合伙人协商一致后可以请求散伙，本院对此亦予以准许。但依据现有状况，在该承包合同债权数额尚未确定，土地亦由案外人经营，合同履行情况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双方对该合同履行产生的合伙收入及分割合伙承包地的诉求，可在该承包关系终止后，双方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存在瑕疵，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2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2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三、上诉人姜国富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上诉人杜桂林合伙收益款46.35万元；四、解除杜桂林、姜国富的合伙关系；五、驳回杜桂林原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姜国富负担39,751元、杜桂林负担9160元、董兆辉负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志晶审判员  梁 宵审判员  战 剑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俞舒书记员王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