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7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德富，男，汉族，1983年3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聚忠，广东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5160041D。法定代表人:王念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雪莲，女，汉族，1985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应品，男，汉族，1976年2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贵州省兴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瑞恒，男，汉族，2001年7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陕西省咸阳市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繁家，男，汉族，1992年10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启发，男，汉族，1996年1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聪，男，汉族，1988年7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鹤壁市淇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成安，男，汉族，1992年2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小波，男，苗族，1988年11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绥宁县。上诉人骆德富、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与被上诉人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0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骆德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骆德富所受损害与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因果关系，却酌定袁小波承担5%的责任，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朱成案、李聪各承担1%的责任，比亚迪公司承担10%的责任，骆德富本身却需要承担80%的责任，显失公平。骆德富所受伤害并非过量饮酒所致，其本身在饮酒前是完全无法预知的，杨瑞恒等人如果不主动将骆德富从饮酒的饭馆抬向唱歌的地方，则骆德富可能完全不会受伤。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的过错是明显的，应承担更大比例的责任。比亚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依法改判比亚迪公司无需向骆德富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骆德富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因共同饮酒而引发的侵权案件，比亚迪公司既非侵权人，其与骆德富因饮酒而受伤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判决比亚迪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骆德富参加的聚餐活动并非由比亚迪公司组织，聚餐行为也与工作无关。骆德富脑损伤系因李聪、杨瑞恒、朱成安在抬的过程中不慎摔倒所致，比亚迪公司对骆德富自行过量饮酒后因摔倒致伤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与受伤结果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比亚迪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不仅严重超越了共同饮酒人应负的赔偿责任，也无任何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无限扩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监管责任的范围，无法律依据。3.骆德富及时就医应尽救助义务的首要人员系共同饮酒者，而非比亚迪公司。一审法院并未查清骆德富未及时就医是否会导致客观上损失的扩大及损失扩大的部分，而随意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共同饮酒者有十多人，一审法院不应当因骆德富放弃其诉权而加重比亚迪公司和其他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曾繁家答辩称，其聚餐喝酒是因为电话邀请，并不是其扶骆德富到KTV，其不应该承担责任。蒙启发答辩称，骆德富受伤是饮酒过量导致的，骆德富在半路突然跌倒，从饭店出来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是在半路突然醉酒，不是我们从饭店强制性把骆德富抬出来，事实不是骆德富上诉状所说的情况。骆德富是主动要求给老板挡酒才喝那么多，我们没有人劝他。袁小波是我们的主管，我们听他的安排把骆德富抬到酒店。袁小波答辩称：骆德富是被硬物撞击头部导致受伤，故主要责任为4个抬扶骆德富的人。聚餐为所有人自愿AA制，并没有强制要求，不能以组织者为由进行判责。参与聚餐的有13个人喝酒，并且中途另外一个部门过来敬酒，这些人要承担部分责任。聚餐是以团建为目的，比亚迪公司要承担部分费用。杨瑞恒、李聪、朱成安未作陈述。骆德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连带赔偿骆德富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营养费等损失的50%共计10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承担。一审期间，骆德富变更其第一项诉请为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赔偿骆德富医疗费309307.82元（其中住院治疗299307.82元、在老家治疗吃药10000元）、残疾赔偿金690528元、护理费144706.83元、误工费202346.8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交通费2000元、营养费5811.52元、鉴定费3270元，共计1428571元的70%即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4日晚，由袁小波提议，骆德富与袁小波、杨瑞恒、蒙启发、朱成安、曾繁家等十余人在饭店自费聚餐。聚餐期间上述人员均有饮酒。聚餐将近结束时，袁小波先行前往KTV订房。当晚22时许聚餐结束，骆德富由杨瑞恒、朱成安等搀扶，与其余人一同前往KTV。途中，朱成安致电袁小波称扶不动骆德富，袁小波联系蒙启发等人与朱成安等一同抬骆德富。其后，朱成安等遇见聚餐时在饭店另一包厢聚餐的李聪等人，并召唤他们过来帮忙。李聪前去一同抬骆德富。期间，过马路时，李聪抬骆德富的肩膀在后面走，杨瑞恒、朱成安各抬骆德富的一条腿在前面走，突然李聪摔倒，骆德富亦脸部朝上摔落地面。李聪随即召唤其余人一同抬骆德富继续前行。将骆德富送到袁小波等人所在KTV房间沙发后，李聪离开。当晚23时许在KTV房间内，袁小波等人发现叫骆德富不应，一旁的案外人孔德华也喝醉不醒。因无人知悉该两人的宿舍位置，袁小波提议在KTV楼上的酒店订房间让骆德富及孔德华休息。此后，案外人邹雄及杨光用身份证在KTV楼上的酒店办理入住登记，并由曾繁家、蒙启发、杨瑞恒、杨光、邹雄等将骆德富及孔德华抬至酒店432号房间床上。后因骆德富在床上呕吐，且考虑到骆德富喝醉酒后可能从床上跌落等，蒙启发等将被子铺在地上，将骆德富放置到地板的被子上睡觉，就离开酒店。2018年2月5日12时许，酒店工作人员冯光炎查房时发现骆德富躺在地上，便询问同房的孔德华是怎么回事，孔德华称没事、喝多酒了，并给酒店工作人员200元作为当日房费，此后酒店工作人员离开房间。2018年2月5日19时许，孔德华离开酒店房间。2018年2月6日13时许，酒店工作人员冯光炎致电432房间没人应答后到该房间查看，发现骆德富仍躺在地上，上前呼唤骆德富无反应，便报警，警察到场后呼叫救护车将骆德富送医院就医治疗。根据骆德富提交的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出具的2018年2月6日的《入院记录》载明，“现病史：缘患者朋友诉患者约于入院前2天，不慎摔倒致伤头部，当时神志不清，患者朋友以为患者酒后未醒，今日被酒店卫生人员发现患者呼叫不醒，报‘120’后送入我院急诊，患者病情较重，入我院时患者意识昏迷，呼之不应，急诊科予CT检查提示‘右侧颞顶硬膜下血肿，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形成’立即收住我科，受伤以来，患者神志昏迷”等。又根据骆德富提交的《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住院（出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骆德富于2018年2月6日16:30分入院，出院诊断为1、特重型颅脑损伤：双侧额叶、右侧颞叶多发脑挫裂伤并脑内血肿形成，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大脑廉下疝，后枕部头皮血肿并头皮挫裂伤，2、双肺挫伤、双侧肺炎，3、继发性癫痫等；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休息2月，加强营养，住院期间留陪一人，出院后无法自理，仍需家人陪护；不适随诊等。根据骆德富提交的《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显示，骆德富于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5月23日期间住院费用共计299307.82元，其中“医保统筹/公医记账”为199988.08元，“个人缴费”为99319.74元。2018年5月22日，案外人骆德中向被告比亚迪公司出具《垫付函》载明因骆德富意外受伤住院，被告比亚迪公司紧急垫付资金50000元用于治疗，待医疗结束后归还被告比亚迪公司。根据比亚迪公司提交的募集捐款明细显示，事发后被告袁小波等人“自愿筹钱/配合骆德富治疗费用”，其中被告袁小波5000元、蒙启发1300元、杨瑞恒1500元、曾繁家1500元等。一审法院应骆德富申请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骆德富的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骆德富“颅脑损伤致四肢瘫（肌力4级）伤残程度为五级伤残”。骆德富为此支出鉴定费3270元。骆德富及比亚迪公司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均予以认可。一审另查：2018年2月4日为周日。上述事发时，骆德富及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均为比亚迪公司同一班组员工，李聪为比亚迪公司其他部门员工。骆德富于2017年3月1日入职比亚迪公司，其受伤前十一个月平均工资为4923.43元。2018年2月5日、6日，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李聪均到岗上班。袁小波于2018年2月5日未上班，于2018年2月6日到岗上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关于上述聚餐饮酒性质的认定。第一，杨瑞恒、蒙启发、朱成安、袁小波、比亚迪公司均主张上述聚餐为同事间自发组织，诉讼中骆德富对此予以确认，故对此依法予以认定。第二，杨瑞恒、蒙启发、朱成安、袁小波主张聚餐期间为自愿喝酒，不存在劝酒、诱导或逼迫饮酒的情形，该主张与上述询问笔录、调查笔录中参与聚餐人员的陈述一致，且骆德富未对该主张提出异议或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对此依法予以认定。关于共同饮酒人的义务。首先，因过量饮酒存在高度安全风险，故饮酒者应量力而行，合理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而基于饮酒者对自身身体情况的了解和控制，其对自身的人身安全应承担较共同饮酒人更高的注意义务。其次，共同饮酒人相互间对人身安全亦应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如共饮者疏于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则存在客观上的过失，应对其他共饮者因此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骆德富对其所受的损害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骆德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身体状况应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有理性的判断，慎重控制自己的饮酒量和酒后行为等。而骆德富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保护自己，饮酒过量，将自身生命健康置于危险的境地，其自身过错程度远大于其他共同饮酒人，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关于袁小波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袁小波提议并与骆德富等共同聚餐饮酒，故其作为聚餐饮酒的召集者、参与者，对骆德富负有较其他共同饮酒人更高的注意义务。而聚餐结束时，骆德富已处于饮酒过量需要搀扶的状态，在朱成安扶不动骆德富而电话联系被告袁小波时，袁小波联系安排参与聚餐饮酒的蒙启发等一同抬骆德富前往KTV；在KTV呼唤骆德富不醒的情况下，提议在KTV楼上的酒店订房，并将醉酒的骆德富等送入酒店房间。其后，袁小波未联系骆德富及其家人或联系酒店了解骆德富状况等，直至2018年2月6日酒店工作人员报警。为此，袁小波作为上述聚会的召集者、共同饮酒人，明知骆德富已处于醉酒的状态，而未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骆德富给予合理照顾和帮助，对损害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关于被告李聪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第一，因蒙启发、朱成安及袁小波均确认李聪并非同一班组，未参与上述聚餐。而李聪虽在上述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同一饭店另一包间聚餐，但骆德富未提交证据证明李聪与骆德富一同饮酒，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李聪对骆德富存在劝酒、诱导或逼迫骆德富违背意志导致其醉酒的行为及意思表示，故李聪对骆德富不负有共同饮酒人的义务。第二，因李聪对骆德富不负有共同饮酒人的协助、照顾等义务，故李聪在骆德富由朱成安等人抬往KTV途中应邀帮助抬骆德富的行为，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之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第三，前往KTV途中，李聪抬骆德富的肩膀在后面走，杨瑞恒、朱成安各抬骆德富的一条腿在前面走，李聪摔倒，骆德富亦脸部朝上摔落地面。结合上述《入院记录》《住院（出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的骆德富伤情，可见李聪对骆德富的损害存在一定过错。而虑及上述李聪的助人行为，应当适当减轻其责任。关于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朱成安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朱成安与骆德富一同聚餐饮酒，在往KTV途中骆德富由杨瑞恒、李聪、朱成安三人共同抬时摔落地面，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等人将骆德富送至酒店房间后离开，其后均未联系骆德富及其家人，亦未联系酒店了解骆德富状况等，直至2018年2月6日酒店工作人员报警。因此，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朱成安作为共同饮酒人，明知骆德富已处于醉酒的状态，而未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骆德富给予合理照顾和帮助，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关于比亚迪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第一，虽上述聚餐饮酒的参与人均为比亚迪公司员工，但为同事间自发组织聚餐，聚餐时间非工作时间，骆德富亦未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该聚餐饮酒行为与比亚迪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关联或系基于行政管理关系而组织的公务活动，因此上述聚餐饮酒行为系各饮酒者的个人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第二，2018年2月5日、6日为周一、二，属于正常工作时间，骆德富应上班而未上班，比亚迪公司告作为用人单位如联系骆德富或向同班组其他员工了解，应知骆德富在2018年2月4日参与同事间聚餐饮酒后入住酒店的情况，以及时联系骆德富及其家人或酒店对骆德富尽早采取救助。因此比亚迪公司疏于履行用工监管职责，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对本案损害的扩大有一定过错。关于骆德富所受损害与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上述《入院记录》《住院（出院）疾病诊断证明书》等，骆德富的伤情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后枕部头皮血肿并头皮挫裂伤等，与上述骆德富在被抬往KTV途中脸部朝上摔落地面的事实相互印证，且骆德富被送至酒店房间后直至2018年2月6日才送医，因此骆德富的伤情与上述当事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行为存在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综上，对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骆德富及比亚迪公司、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均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比例，兼顾公平原则，一审酌情认定对骆德富因本案所受的损害，由骆德富承担80%的责任，袁小波承担5%的责任，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朱成安、李聪各承担1%的责任，比亚迪公司承担10%的责任。对骆德富在本案中提出的赔偿项目及金额，一审认定损失共计1053326.8元。又因一审庭审中骆德富确认同意将此前杨瑞恒、曾繁家、蒙启发、李聪、朱成安、袁小波向骆德富捐助的款项在应赔偿的金额中予以扣减，为此，根据前述认定的责任承担比例，袁小波还应赔偿47666.34元（1053326.8元×5%-5000元），朱成安、李聪应各赔偿10533.27元（1053326.8元×1%），蒙启发还应赔偿9233.27元（1053326.8元×1%-1300元），杨瑞恒、曾繁家还应各赔偿9033.27元（1053326.8元×1%-1500元），比亚迪公司应赔偿105332.7元（1053326.8元×10%）。因比亚迪公司主张其垫付的50000元为借款，故该部分款项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双方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袁小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47666.34元；二、朱成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10533.27元；三、李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10533.27元；四、蒙启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9233.27元；五、杨瑞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9033.27元；六、曾繁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9033.27元；七、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德富赔偿人民币105332.7元；八、驳回骆德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骆德富承担人民币11021元，由袁小波承担人民币658元、朱成安承担人民币145元、李聪承担人民币145元、蒙启发承担人民币127元、杨瑞恒承担人民币125元、曾繁家承担人民币125元、比亚迪公司承担人民币1454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对骆德富、比亚迪公司的责任划分是否适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骆德富与比亚迪公司同事袁小波等人聚餐饮酒后被抬至酒店入住，其后发现人身受到损害。骆德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自身状况以及饮酒的危害,合理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但其未尽注意义务，过量饮酒，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过错程度远大于其他共同饮酒人。一审法院认定骆德富自负80%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骆德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比亚迪公司主张其无需向骆德富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虽2018年2月4日聚餐饮酒系各饮酒者的个人行为，但2018年2月5日、6日为工作日，比亚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并未了解骆德富聚餐饮酒入住酒店后应上班而未上班的情况，并未及时联系骆德富及其家人尽早采取救助。比亚迪公司疏于履行用工监管职责，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对本案损害的扩大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比亚迪公司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比亚迪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骆德富、比亚迪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4195元，由骆德富负担11788元（本院已准予骆德富免交），由比亚迪公司负担2407元（比亚迪公司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全安审判员  林建益审判员  刘 月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常啸洋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