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3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1958年9月28日出生，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居民，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体育西路**保障小区廉租**楼****。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程某，住山东省，住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v>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赵某，住山东省，住山东省莱芜区v>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程某、赵某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3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韩德荣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3259号民事判决和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229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一、二审的判决书首先是从1999年7月12日因再审中请人与山东申鲁公司、蔺全发签订的焦炭供货合同、又依据莱中民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由再审申请人返还申鲁公司45万元所引起。未能返还此款是因不可抗力原因所致。申鲁公司蔺全发是知情的。当2004年3月29日晋中中法经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再审申请人已与蔺全发协商，由我将此判决书中所欠我65万元通过晋中中院办理委托莱芜中院执行手续返还。从此至今有15年之多的时间，从没有过任何人与我再提过此事。现突然被申请人（在本案中不是真正的债权人）对我提出追偿权纠纷诉讼，于理于法我实无法接受。我实己付出偿还债务手续并将委托手续和晋中法字第55号判决书应蔺全发要求寄到山东申鲁公司。在本案的真正债权人未出现、更不知受托后的执行情况下、一二审就草率做出判决是对双方的极不负责任。（二）在二审判决书中认可程某提交了证明“李某身份的常住人口信息表、该表详细载明了李某的身份信息，足以证明有明确的被告和住址”与15年无法找到、联系到李某的事实自相矛盾。是在为诉讼已过时效找借口。（三）一审判决书中认定赵某既非本案所涉合同的保证人依法不应对赵某承担还款责任给予了支持，可是当莱芜中执扣押了与程某无关又无支配权的款时，程某又在给谁做起了担保人、又与我有何联系。（四）为了对双方当事人做到公平公正，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能从实际出发帮助从本院查找到李某在2004年4月至2005年4月间在本院办理过的委托莱芜中院执行手续。如果受托从未执行过“晋中中法经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便可重新起动执行。还事实一个真相。（五）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提到“2015年程某提起诉讼行使权，此时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从诉讼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此后程某又分别于2017年、2018年提起诉讼，时间间隔未超过两年，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该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且缺乏证据证明。在二审庭审中被申请人程某提供三份裁定书，分别是（2015）榆民一初字第390号民事裁定书、（2018）晋0725民初911号民事裁定书、（2018）晋0702民初4307号民事裁定书，另外提供了一份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晋0702民初856号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意在证明在本案诉讼前2015年、2017年、2018年曾起诉过三次。但是，2015年的诉讼因被申请人提供的再审申请人身份信息不明，被驳回起诉。2017年的诉讼经榆次区人民法院立案后转到寿阳，被申请人没有交费按照撤诉处理，2018年榆次区人民法院因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信息不能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应视为没有明确的被告，裁定驳回起诉。对于2015年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起诉要同时符合四个要件，其中一个要件为要有明确的被告。一个诉只有同时符合法律规定的四个要件才能被称为一个合法的诉。而2015年9月17日被申请人程某提起的诉讼因为没有提供再审申请人李某具体的身份信息，被视为没有明确的被告，从而裁定驳回起诉。故该诉是一个不合法之诉，从而不能认定该诉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对于2017年及2018年的诉讼，同样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之诉，被申请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明显缺乏证明力，故二审判决该诉未过诉讼时效，从而维持一审判决的做法错误，该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六）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己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在二审中双方均予以认可并经法院查明的事实为被申请人程某为再审申请人李某与莱芜申鲁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提供担保，后再审申请人李某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形成诉讼，判决生效后，再审被申请人程某于2014年3月23日代再审申请人李某偿还货款373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可知，再审被申请人程某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4年3月23日起算，而本案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不管是适用《民法总则》施行前的两年诉讼时效，还是施行后的三年诉讼时效，再审被申请人程某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均已超过。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再审审查中，李某提供的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晋中中法经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原告李某诉被告山东省莱芜市口镇建材服务公司、被告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口镇粮食管理所、被告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粮食分局购销合同拖欠货款纠纷一案，……判决被告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口镇粮食管理所给付原告李某货款649233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李某是否已经履行了还款责任；二是程某和赵某行使追偿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李某在再审申请中称，“其在15年前既已与蔺全发协商，将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晋中中法经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欠其的65万元通过晋中中院办理委托莱芜中院执行手续返还”，并请求本院帮助查找该委托手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到本案，李某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在15年前既已返还钱款的事实，前述所称还款行为亦未明确向何人返还65万元，又未向本院提供具体查找相关委托手续的线索，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即调取证据的申请应该在开庭前的举证期限内提出，因此，对李某在再审申请中请求本院查找委托手续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因李某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还款责任，故对其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程某为李某与莱芜申鲁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提供担保，后李某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形成诉讼，判决生效后，程某于2014年3月23日代李某偿还货款373000元，双方对此均无争议。从被程某提供的（2015）榆民一初字第390号民事裁定书、（2018）晋0725民初911号民事裁定书、（2018）晋0702民初4307号民事裁定书和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晋0702民初1856号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能够证明：在本案诉讼前，程某于2015年、2017年、2018年，曾三次提起对李某的追偿权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2015年程某提起诉讼行使追偿权，此时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从诉讼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此后，程某分别于2017年、2018年提起诉讼，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两年，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李某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韩德荣审判员 仲俊光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