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6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海南文昌威达铝箔纸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 法定代表人：傅小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敬武，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中投证券**） 法定代表人：张雷，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华林广场******/div> 法定代表人：邢福楹，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明珠广场****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陈奕才，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海南文昌威达铝箔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与被申请人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融公司）、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昌公司）和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2020）琼民终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威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海南高院（2020）琼民终6号民事判决，对本案进行再审；2.驳回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由银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威达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的事实是：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以下合称案涉借款合同）后，银融公司并没有支付裕昌公司3000万元借款，而是自然人张雷于2012年11月8日支付赵青利2000万元，2013年1月30日支付邢福楹1000万元。银融公司没有提供该公司向张雷支付3000万元的证据，证明3000万元不是银融公司出借的资金。银融公司没有向张雷出具付款委托书或者付款指令函。银融公司没有提交银融公司委托张雷支付3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或者相关证据。没有证据佐证“3000万元是银融公司的资金”。《情况说明》中银融公司同意的是“向裕昌公司转款2000万元”，张雷并没有向裕昌公司转款而是向赵青利个人转款。二审法院依据《情况说明》认定张雷、银融公司确认张雷是代表银融公司付款，是错误的。虽然裕昌公司于2012年11月8日向银融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付款证明》，委托银融公司将2000万元支付至赵青利账户，但银融公司并没有向赵青利账户支付2000万元，而是张雷支付；裕昌公司2012年11月8日出具了一份《收到借款确认书》，确认收到银融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但实际上裕昌公司并没有收到2000万元，而是赵青利收到2000万元。虽然裕昌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向银融公司作出《委托付款证明》，委托银融公司将借款1000万元支付到邢福楹账户，但银融公司并没有按照该委托书支付1000万元，而是自然人张雷向邢福楹支付了1000万元。虽然裕昌公司出具了一份收到银融公司1000万元的《收到借款确认书》，但实际上裕昌公司并没有收到1000万元，而是邢福楹收到100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偿还利息。如果银融公司向裕昌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借款，裕昌公司必然要向银融公司支付利息。银融公司自称，自然人符史潜以现金形式向张雷偿还了1936万元利息，证明实际的出借人是张雷个人而不是银融公司。以上事实证明，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银融公司没有支付裕昌公司3000万元贷款。（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己经实际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没有综合判断查证，仅依据裕昌公司出具的《借条》认定《借款合同》己实际履行，并故意忽视银融公司并没有实际向裕昌公司出借3000万元、银融公司并没有向张雷出具付款委托函、银融公司并没有向张雷支付3000万元、银融公司会计账册中并没有记载借给裕昌公司3000万元、裕昌公司并没有向银融公司支付利息、符史潜向张雷支付了1936万元利息等重要事实。原审法院也没有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20号民事裁定的裁判精神，明显偏袒银融公司，司法不公。裕昌公司出具的两份《借条》，是“借据”，不是“收据”。《借条》是《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是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签订的，不是收到款项以后出具的，不能证明裕昌公司“确认己经收到款项”。事实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恶意串通，威达公司在《追加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上签字，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威达公司承认银融公司支付裕昌公司3000万元。原审法院认定“银融公司和张雷确认，张雷的转账行为是履行涉案合同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张雷是银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诉讼中张雷本身就是代表银融公司，张雷和银融公司“均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己证明自己的行为，不应采信。（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实质上是为邢福楹挪用公司资金、利用职务侵占公司财产、逃避国家外汇管理，目的是非法的。邢福楹以借款这种合法形式掩盖挪用资金的非法目的。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所借3000万元，财产权利属于裕昌公司。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裕昌公司就委托银融公司将2000万元直接支付到赵青利个人账户，而赵青利又于同一天将2000万元转付到欧佩华和张淑玲的个人账户各1000万元，又通过地下钱庄，将这2000万元转到邢福楹在香港的账户。邢福楹是裕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邢福楹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裕昌公司资金。邢福楹通过赵青利、欧佩华、张淑玲挪用裕昌公司2000万元至今未还，涉嫌犯罪。2013年1月30日，银融公司又与裕昌公司签订一份《追加借款合同》，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借款1000万元。同样的手法，邢福楹于2013年2月5日将其中500万元转入澳门人邢益锐账户，于2013年2月25日将其中420万元转入其女儿邢静媚账户。邢福楹作为裕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便利，以借款合同这种合法形式，掩盖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裕昌公司财产的目的，《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是以借款这种合法形式掩盖偷逃外汇管理的非法行为。据查，欧佩华，张淑玲是香港居民，邢益锐是澳门居民。赵青利将2000万元转入给欧佩华、张淑玲，邢福楹将500万元转给邢益锐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了境外，涉嫌偷逃国家外汇罪。邢福楹与张雷恶意串通，签订借款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借款合同无效。案涉借款合同及其抵押担保合同，明显是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损害威达公司的利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邢福楹通过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获取巨额利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利息及费用高达43.9%/年。而对于裕昌公司来讲，其之所以愿意支付如此高额的费用，是因为裕昌公司根本就没有想要还这笔借款，目的就是让威达公司还款。表面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骗取威达公司的担保，实际上这3000万元根本没有进入裕昌公司账户，减少了裕昌公司责任财产，损害了威达公司的利益。诉讼中，裕昌公司完全放弃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然是与银融公司恶意串通，互相配合，通过承认借款合同有效，让威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损害威达公司的利益。（四）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原审法院没有审查银融公司出借资金的来源，认定事实不清。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必须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3000万元是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张雷支付给赵青利、邢福楹的3000万元是陈嘉新套取银行的资金，借款合同无效。本案中，2012年11月8日，陈嘉新支付张雷2000万元，同日张雷支付赵青利2000万元；2013年1月31日，陈嘉新支付张雷1000万元，同日张雷支付邢福楹1000万元。2012年6月，陈嘉新及其女儿陈冰从银行贷款1.4亿元，该笔贷款2013年12月才偿还。以上事实证明陈嘉新的3000万元来源于银行贷款。在签订借款合同时，陈嘉新尚欠银行贷款未还，应当“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银融公司以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借款合同无效。张雷是银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也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权利义务主体。如果认为张雷是代银融公司向裕昌公司支付3000万元，那么，银融公司就是向张雷借款3000万元。银融公司将向本单位职工借款又出借给裕昌公司牟利，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银融公司明知裕昌公司借款的目的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五）银融公司违反金融管理规章，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银融公司是一个典当公司，应当遵守《典当管理办法》。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银融公司向张雷借款再出借给裕昌公司，违反了《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扰乱了金融秩序，应认定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六）银融公司与威达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系案涉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抵押担保合同亦无效。（七）退一步讲，即使案涉《借款合同》有效，由于银融公司改变了借款合同的付款方式，威达公司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威达公司担保的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银融公司、裕昌公司的交易行为实质上已改变了《借款合同》的内容，改变了借款的支付方式和实际借款人。威达公司对此根本不知情。这个改变，致使裕昌公司根本没有收到3000万元借款，减少了裕昌公司的责任能力，加重了威达公司的债务负担，损害了威达公司的利益。据此，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对本案予以再审，驳回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因此，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且实际履行、威达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是否妥当的问题。 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指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该司法解释。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审理本案，并无不当。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将企业间借贷纳入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原审法院没有支持威达公司以《典当管理办法》为据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理据充分。法律上，民间借贷款项的实际用途并非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条件。如裕昌公司以生产经营为名与银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但未将款项用作生产经营，应属违约行为，而不会直接导致案涉合同无效。法定代表人代公司转款与公司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后转贷，属不同法律事实，行为特点与法律效果截然不同。本案中，陈嘉新的银行贷款使用情况与本案无关，而裕昌公司从未否定合同效力，更无证据证明银融公司向其单位职工集资后转贷牟利、银融公司明知裕昌公司借款系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出借款项、银融公司在借贷期间尚欠银行贷款等情形。故威达公司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存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多个借贷合同无效情形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威达公司还主张裕昌公司与银融公司以借款的合法形式掩盖邢福楹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公司财产和偷逃外汇的非法目的，以及裕昌公司与银融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等，但威达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原审法院查明，张雷转款后，裕昌公司分两次出具《借条》确认已经收到款项，威达公司在《借条》上对其所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进行了盖章确认。案涉借款合同到期后，各方同意延长借款期限，并以《当票》《续当凭证》等形式对借款事实进行了多次确认。银融公司和张雷均确认，张雷的转账行为系履行案涉借款合同。本案款项支出、收取人虽与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不一致，但借款人和收款人均对此予以认可，并未实质性变更案涉债权债务，且法律也不禁止民间借贷中的委托收付款行为。故威达公司关于银融公司改变了借款合同的付款方式，威达公司因此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以及民间借贷交易惯例等因素，没有支持威达公司关于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以及合同履行主体发生变更等主张，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原审中，威达公司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获得了原审法院的准许。而对于威达公司申请调查收集欧佩华、张淑玲、邢益锐、邢静媚等四人的身份、国籍、与裕昌公司的关系以及其四人款项走向等证据的申请，原审法院认为前述申请所涉内容明显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无调查收集必要并作出不准许的处理意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威达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威达公司与银融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办理抵押登记。因此，威达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抵押合同》亦应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裕昌公司没有依约偿还借款，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规定，认为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此外，原审法院经调阅卷宗，另案卷宗内容证明陈嘉新取得贷款后的资金使用情况。而威达公司仍以陈嘉新向张雷还款时尚未结清银行贷款为由，主张案涉借款来源为银行贷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威达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20号民事裁定与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为依据，指出参考类案的裁判规则问题。经查，该两案中的出借方均无证据证明其使用的是自有资金，且两案裁判时间均早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日，不涉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因此，威达公司所提案件与本案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不具有相似性，亦非指导性案例，故本院对其关于本案应参考提交类案予以裁判的主张，不予支持。威达公司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申请再审新证据清单》涉及两组证据材料：第一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银融公司2011年度与2012年度的《公司年检报告书》；第二组包括银融公司特种行业许可证、还款协议书、追加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公证书、付款凭据、借条、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经查，前述证据材料中，有的已在原审中提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威达公司不仅未说明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且前述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原判决的裁判结果错误，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威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海南文昌威达铝箔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西武 审判员  刘少阳 审判员  肖 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申晗 书记员张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