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9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建政，男，195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阎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华，男，194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阎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凤伦，女，1949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阎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士林的继承人）：张金涛，男，195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阎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士林的继承人）：张金刚，男，1963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新跃村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士林的继承人）：张金泉，男，196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新跃村合****。/div>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庄，西安市阎良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猛，西安市阎良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办胡张村。法定代表人：孙瑞川，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鱼广会，陕西骊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莎，陕西骊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金涛、张金刚、张金泉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以下简称阎良人防厂）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因不服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5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士林于2020年8月死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金涛、张金刚、张金泉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5民初52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阎良人防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以其不能证明其与阎良人防厂之间的关系可以适用《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知情权为由驳回其诉请有误，因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5）临潼民初字第01836号民事判决书、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1民终13532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申1928号民事裁定书均以《公司法》作为审理依据，且无论涉案企业性质如何，上诉人均享有知悉自己投资企业的知情权。综上，请求法庭依法判处。阎良人防厂辩称：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5）临潼民初字第01836号民事判决书、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1民终13532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申1928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阎良人防厂在200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依据的决议、章程、章程修改案无效，相应作出的工商登记亦应无效，则该厂回归至2002年之前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则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等人于2002年取得的股东身份已不复存在。同时，即使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四人可以确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亦不符合《公司法》第二条关于调整对象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维持原判。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向一审法院诉请：1，依法判令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查阅阎良人防厂2014年元月至2019年12月的财务会计报告，2，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根据阎良人防厂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提出质询，阎良人防厂应予明确的书面答复。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8月27日，吕建政等五人诉至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孙攀峰、赵秀兰的股东身份无效；确认孙瑞川所占股权比例无效。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潼民初字第01836号民事判决，确认孙攀峰在阎良人防厂的股东资格无效；确认孙瑞川在阎良人防厂新增注册资本中所对应的股权比例无效；驳回吕建政等五人要求确认赵秀兰股东资格无效的诉讼请求。阎良人防厂及孙瑞川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民终13532号民事判决，认为涉案纠纷是阎良人防厂在2002年由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引起的。根据双方无异议的事实，1989年，阎良人防厂申请开业时，由新跃村委会投资5.5万元，企业自有4.5万元，企业所有权归村委会。至2002年改制之前，企业的经济性质一直为集体性质。上诉人阎良人防厂、孙瑞川、孙攀峰、赵秀兰提交的2002年3月14日的《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显示，企业申请变更事项为“经济性质”，申请变更内容从“集体”变为“股份合作制”，但企业从业人数变更前后均为39人。双方当事人均提交的2002年3月27日申报的《产权界定申报表》中，阎良人防厂投入资金（其他投入者投入）合计92000元，经营积累（其他投资者权益）合计35127.81元，企业界定资产共计127127.81元。依照上述事实，阎良人防厂在由集体性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性质时，按《西安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应当制定改制的总体方案并由职工（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通过相应决议，同时确定职工39人全员入股，并确定经营积累的资金为集体股。阎良人防厂仅召开11人参加的职工代表大会，也未制定总体方案并通过相应决议，并在改制后将企业股份全部划分在14名个人的名下，而对企业原职工未做任何安置，阎良人防厂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表决程序既不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关于“对企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规定，亦不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阎良人防厂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的决议既违反《条例》的程序规定，也违反《条例》的实体规定，故对孙瑞川在阎良人防厂的增资及孙攀峰在阎良人防厂的股东资格应认定无效。阎良人防厂及孙瑞川等人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民申192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再审请求。之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正式向相关部门提出企业性质及股东身份的任何主张。2019年3月27日，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等人在阎良人防厂大门处张贴申请书，要求查阅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阎良人防厂的全部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后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据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在庭审时没有提交其有权查阅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的相关证据，不能明确证明其和阎良人防厂之间的关系可以适用《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享有的知情权。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无法支持。综上所述，法律保护公民、企业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且各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综上，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原告张士林提出上诉，其在二审上诉期间于2020年8月5日死亡，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张士林的继承人张金涛、张金刚、张金泉要求参加诉讼，张士林的继承人张景智、张京娟、张景恋自愿放弃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合本案当事人于一审期间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材料及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金涛、张金刚、张金泉是否具有查询阎良人防厂财务资料的权利。知情权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情况和范围内行使，而本案中阎良人防厂并非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类型，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金涛、张金刚、张金泉也并非《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其知情权并无法律依据，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吕建政、赵明华、张凤伦、张金涛、张金刚、张金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勤耕审判员  田任华审判员  魏 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