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4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观上，男，197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涛，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朗达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曹二均都沙新工业区（林伟敬物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62104067U。法定代表人：李引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均洪，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君静，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朗帝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曹二村曹安南路**之2第1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93126277J。法定代表人：李广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均洪，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君静，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永明，男，197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陆川县。上诉人彭观上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朗达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达公司）、中山市朗帝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帝亚公司）、原审第三人江永明买卖合同纠纷，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4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观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判令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江永明连带向彭观上支付货款1200000元并支付利息；3.判令退回一审案件受理费给彭观上。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货物全部由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收取，朗达公司的李贤欢及江永明也已确认签名。首先，送货过程如下：一般是朗达（也是朗帝亚）的李贤欢或江永明打电话给彭观上，谈好价格后，彭观上才叫车送货，彭观上亲自押货，进厂前过磅时，彭观上打电话告知李贤欢货到了，李贤欢过来地磅处（公用的）和彭观上监视货车过磅，然后一起进朗达的厂（现在公司换了一个牌子是朗帝亚）下货。地磅处。地磅处开具电子汽车衡衡量记录单三联（该单由机器打印，手写部分是当事人后来补写的），一联由地磅处留下存底，另两联给客户（地磅的（地磅的客户一联给彭观上，另一联给李贤欢。李贤欢在给彭观上的一联上手写注明皮重，然后由彭观上手写该批货的实际重量（净重-皮重），按议定的单价计算出总价款，然后交由李贤欢签字确定，完事后再打电话给江永明签字确认。上面签名或只有朗达、李贤欢、江永明一个签名，或有三者同时签名的。需要说明的是：李贤欢并非是司称员，因为司称员是地磅处的，不可能是收货方的员工。有些地磅单上李贤欢也在客户处签名，有些单江永明都没有签名。其次，朗达公司的证据1—朗达公司付江永明货款明细、送货单、付款凭证也表明朗达公司收取了彭观上的货物，2016年8月26日、9月27日、10月18日、10月25日、11月18日的付款凭证中付款事由和彭观上证据1-电子汽车衡称量记录单中相关日期的数量记载一致。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朗达公司收取了彭观上的货物，而且朗达公司和江永明共同确认这一事实。（二）朗达公司是实际收货人，朗达和江永明不能举证证明是江永明指示彭观上送货的情况下，朗达公司和江永明应当共同承担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朗达公司与江永明交易，是江永明指示彭观上送货给朗达公司的。如果是这种情形，入库单据就在江永明手上，江永明未举证的情况下，朗达公司也有存底，朗达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它收取了江永明的货。但一审庭审中未见此类证据，也未见相关的合同。相反，朗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朗达付江永明货款明细、送货单、付款凭证，可以证明朗达公司指示江永明向彭观上付款。在不能证明江永明指示彭观上送货的情况下，不管是朗达公司指示江永明付款，还是这两家有什么其他关系，既然朗达公司、江永明共同收取了彭观上的货物，就应该共同承担付款义务。朗达公司和江永明相互认可谁是该债务承担者对彭观上来说没有效力。（三）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彭观上一审预交的受理费应退回彭观上。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彭观上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江永明没有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彭观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和江永明连带支付货款120万元；2.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和江永明连带赔偿迟延支付损失90915元（从2017年2月4日起，按同期银行利息4.35%计至2018年11月1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26日，朗达公司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引欢，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月21日，朗帝亚公司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广志，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3月8日起，彭观上开始送货。根据电子汽车衡称量记录单显示，客户名称为江永明，司称员为李贤欢。从2016年3月8日起至2017年1月4日期间，除2016年5月26日、8月28日、9月27日、10月26日、11月28日、2017年1月4日的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外，江永明均在客户名称或客户代码处签名。另，根据彭观上提供的付款记录及银行流水明细显示，朗达公司及朗帝亚公司并未向彭观上支付过货款。根据朗达公司提供的货款明细、送货单及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期间，朗达公司与江永明发生多笔交易，江永明均在收货人、收款人处签名。江永明向彭观上出具借条，该借条载明，江永明借到彭观上送货朗达未同意货款。2015年、2016年送货款，到2017年6月27日止还欠120万元。定于2017年还清货款。2018年3月23日，彭观上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江永明支付货款120万元及利息[案号：（2018）粤0605民初4500号]。同年6月27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彭观上在庭审中陈述，交易过程中其均与江永明联系，其与江永明对账、签单、谈价格。江永明是中间独立的，不属于朗达公司，就是中间介绍人，只是拉业务的。一审庭审中，朗达公司确认李贤欢为其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朗达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彭观上主张其与朗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仅提供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为证，但该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上登记的客户名称均为江永明，朗达公司的员工李贤欢仅作为司称员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签名，彭观上提供的付款记录中亦未显示朗达公司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朗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与江永明的交易过程中、送货均有付款凭证及送货单为证。而彭观上主张其与朗达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仅提供了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反映交易过程，彭观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与朗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彭观上主张其与朗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朗达公司支付货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朗帝亚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彭观上称，朗达公司与朗帝亚公司经常交换名称与其交易，但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与朗帝亚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彭观上又称朗帝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广志曾向其账户汇款支付货款，但又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广志的汇款跟本案存在关联，故彭观上要求朗帝亚公司偿还货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江永明的责任承担问题。因彭观上提供的送货单上大部分客户名称、客户代码处均有江永明签名，且江永明多次汇款至彭观上账户支付货款。后经双方对账，江永明又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彭观上货款120万元，并同意于2017年底前还清。彭观上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2018）粤0605民初4500号案时亦确认其在交易过程中均与江永明联系，与江永明对账、签单、谈价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彭观上的交易相对方应为江永明，应由江永明向彭观上偿还货款120万元。至于利息，双方虽未约定利息，现彭观上主张按年利率4.35%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起算期间，因双方约定2017年年底付清货款，现彭观上主张2017年2月4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应从201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为宜。第三人江永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江永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彭观上支付货款1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1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二、驳回彭观上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16418元，由江永明负担（该款江永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彭观上）。二审期间，彭观上提交三份收据和一份微信记录截图，三份收据拟证明出具收据的三人作为司机运货到朗达公司，微信记录截图虽然没有在手机里保留，但能证明朗达公司财务人员李情芳指示案外人转账给彭观上。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质证称：不确认三份收据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是新证据，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存在，根据证据规则不属于新证据，二审阶段不应质证，也证明不了彭观上的证明目的。朗达公司亦向本院提交一批付款凭证、银行回单、银行账户对账单，以证明朗达公司与江永明之间有实际交易。彭观上表示不清楚朗达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江永明与朗达公司之间的交易。彭观上还认为，朗达公司提交的付款记录很多是企业之间的转账付款，应当有合同，但朗达公司并未提交。朗达公司提交的付款记录与其收款记录对应不上，故与本案无关。虽然彭观上在朗达公司所举证的付款记录的当天或次日有收到佛山市通鼎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鼎公司）、东莞市宏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康公司）、佛山市环鼎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鼎公司）、佛山市恒通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四家公司支付的货款，但也只能说明朗达公司通过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向彭观上支付货款，不能证明朗达公司与江永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朗帝亚公司确认朗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审诉讼中，彭观上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向朗达公司员工李情芳、李贤欢进询问的笔录。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彭观上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江永明一案的开庭笔录显示，彭观上在回答法官询问为什么不找朗达公司要钱时，称朗达公司说与其没有交易，让彭观上找江永明要钱。在回答“今借到朗达公司未同意货款”的意思时，彭观上表示其送货给朗达公司，江永明没有经过其同意拿了钱，当彭观上找朗达公司要钱时，朗达公司说货款已经给了江永明。江永明向朗达公司借了高利贷，朗达公司把要付给彭观上的货款扣掉了，因此写借条的时候写了“未经彭观上同意没有付给彭观上的货款”，有这笔钱让江永明给的意思。彭观上还表示其向派出所报案，但朗达公司不承认有收货，称不认识彭观上。彭观上在回答“江永明与朗达公司到底什么关系”时，先是表示其以为江永明是朗达公司的业务员，对账、签单、谈价钱都是江永明来做，全是江永明与彭观上联系。后面又表示，江永明应该是独立于朗达公司的，属于介绍业务的中间人。又查明：李贤欢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朗达公司一般是由李广志打电话联系江永明拿货，江永明送货过来朗达公司，其负责过磅，但不清楚江永明是在哪家公司购入的黄铜。一般情况下，江永明会带上包括彭观上在内的几个人一起送货，然后去曹步加油站过磅，过磅后会有一张过磅单。有时候李贤欢会在过磅单上签字，有时候江永明又告诉她不用签字。随后江永明就将黄铜送到朗达公司，等李广志检查质量情况，如果质量过关，朗达公司会开具一张入仓单给江永明。入仓单上会写有江永明的名字。江永明不是朗达公司业务员，只是朗达公司的黄铜供应商。李情芳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其是朗达公司和朗帝亚公司的财务人员，在2016年3月份至2017年5月份期间，朗达公司与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合作。江永明介绍该四家公司提供黄铜给朗达公司，包括拿货、汇款、对账均是江永明与其交接。一般情况下，江永明叫人或者亲自送货到朗达公司，由李贤欢过磅，过磅后会有过磅单一式两份，一份给江永明，一份给李贤欢。李贤欢拿该过磅单回到朗达公司向李情芳出示，由李贤欢开具一张入仓单。该入仓单是朗达公司内部使用的，不会交给任何人，也不会交给江永明。付款时江永明会与李情芳核对金额和黄铜重量等，核对后江永明会在李情芳处签订一份付款凭证。之后江永明会通过微信或短信的方式向李情芳发送通鼎、宏康、环鼎、恒通四家公司的收款账户。李情芳收到账号后会通过朗达公司账户向上述四家公司转账并将转账记录截图发给江永明。走完付款流程后，李情芳会收到上述四家公司提供给朗达公司的发票、收货单及购销合同一式两份，其在一份购销合同及收货单上加盖公司公章并签名后快递邮寄给上述四家公司。有时候李情芳也会将购销合同及收货单交给江永明或江永明找人的人员。李情芳表示其不清楚彭观上与江永明是什么关系，没有接触过彭观上，在微信、QQ等聊天工具上也没有任何接触。直到2016年年底，彭观上曾经打电话给李情芳询问江永明和朗达公司的财务情况。李情芳表示其不清楚通鼎、宏康、环鼎、恒通四家公司的货物是否由彭观上送到朗达公司，其没有与彭观上核对过通鼎、宏康、环鼎、恒通四家公司的账目，彭观上也没有向其提供过通鼎、宏康、环鼎、恒通四家公司的收款账户，只有两次按照江永明的要求发送转账截图给彭观上，朗达公司已经结清通鼎、宏康、环鼎、恒通四家公司的货款。再查明：朗达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付款凭证、银行回单、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每一张付款凭证上均有江永明的签字，而朗达公司或者在江永明签署付款凭证的当天通过银行转账给江永明个人、江永明经营的丰明五金厂以及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或者在江永明签署付款凭证后的一段时间内开具支票给案外人，转账金额与支票金额均与付款凭证的金额一致。经计算，2016年3月8日-2017年3月30日期间，朗达公司一共向江永明支付货款14651202元，其中直接支付江永明及其公司中山市丰明五金制品厂货款1641978元，付款给通鼎、宏康、环鼎、恒通四家公司12184160元，其余825064元据朗达公司主张是其提供铜糠给江永明的金额，用于抵扣江永明货款。另查明：彭观上一审提交的送货记录和付款记录显示，其从2016年3月8日开始送货，一共收到11874941.12元货款，其中，江永明向其支付货款1165901元，朗达公司及朗帝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广志向其支付36945元，用朗达供应的铜糠抵扣319930元，抵扣的时间和金额与朗达公司提交的相应送货单一致，剩余货款10352165.12元均为案外人支付。彭观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因其公司开具不了发票，所以通过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与朗达公司合作，朗达公司将货款转账给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后，彭观上就到该四家公司处开具发票及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上的金额与朗达公司所转账的金额是一致的）提供给朗达公司，而该四家公司就将货款结算给他，他从中赚取差价。另，彭观上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称除了朗达公司老板李广志个人支付及用铜糠锌锭抵扣外，都要别人代付款。代付款人包括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及江永明的公司。再查明：一审开庭笔录载明，一审法官询问彭观上一方是否同意由败诉方承担案件受理费而法院无需另行退收时，彭观上的代理人表示同意。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是否是上诉人彭观上在本案中的交易对象。朗达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了其付款给第三人江永明的付款凭证、银行回单、银行账户对账单，其中，江永明签名的付款凭证所载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与银行回单、银行账户对账单所载的金额相同、时间相近，可以一一对应。银行回单也显示，朗达公司于彭观上开始送货日期即2016年3月8日起至2017年3月30日期间向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支付了12184160元货款。彭观上也确认其主要是从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处收取货款，每次朗达公司转账付款给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后，该四家公司就向彭观上付款。因此，朗达公司向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支付的12184160元可以认定是支付本案的货款。除了从江永明、朗达公司老板李广志处收取货款以及与朗达公司供货相抵扣货款以外，彭观上还从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收取了10352165.12元货款，与朗达公司支付给通鼎、恒通、宏康、环鼎四家公司的货款12184160元相比，差额达1831994.88元。此外，朗达公司向江永明及其公司中山市丰明五金制品厂支付的货款达1641978元，而彭观上从江永明处收取的货款为1165901元，二者相差亦有476077元。综上，朗达公司支付的货款与彭观上收取的货款相差2308071.88元，远远超过彭观上在本案中主张的欠款金额，因此，彭观上主张其是与朗达公司进行交易，与上述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彭观上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江永明追讨120万元涉案货款并确认其均是与江永明沟通价格洽谈、送货和付款事宜，而江永明并非朗达公司员工，且江永明亦向彭观上出具借条确认其尚欠彭观上涉案货款120万元的事实来看，朗达公司主张其与江永明之间存在黄铜交易的陈述更加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彭观上主张因朗达公司未提交相应的合同故朗达公司转账记录真实性存疑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而从李贤欢、李情芳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虽然李情芳、李贤欢在入仓单是否交给江永明、是否与彭观上有过微信聊天记录的陈述上存在不一致之处，但其二人对朗达公司是与江永明而非彭观上进行交易的陈述是一致的。综上，本院认为，彭观上在本案中的交易对象是江永明，而非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江永明向彭观上购买货物后转卖给朗达公司。彭观上主张涉案货物为朗达公司收取且朗达公司还向彭观上支付过货款，但即使如此，也不排除是江永明指示彭观上送货到朗达公司并委托朗达公司直接付款给彭观上的情形，不足以证明朗达公司是涉案货物的购买主体，故彭观上主张朗达公司、朗帝亚公司与江永明共同向其购买涉案货物的上诉意见，缺乏理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6418元由江永明负担并在判决生效后迳付彭观上，彭观上对此不服，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向其退还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对此，本院认为，彭观上已在一审开庭时明确同意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故一审判决江永明向彭观上返还其负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不予调整。综上所述，彭观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18元，由上诉人彭观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