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4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林涛，男，1981年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蕊，广东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玲，女，1981年7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蕊，广东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剑，男，198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峻，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广辉，男，197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月，广东鼎柱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林涛、陈玉玲因与被上诉人孙剑、郑广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1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姜林涛、陈玉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粤0304民初112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为上诉人陈玉玲、姜林涛无须向被上诉人孙剑返还16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借款纠纷，同时已查明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取款项、使用款项，10%收益亦是被上诉人郑广辉支付，那么上诉人不应承担借款的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不应以上诉人在涉案《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签名为由，就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如按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观点，那么上诉人亦完成出资人民币425万元，同样被上诉人孙剑亦在《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签名，那么按一审法院观点，被上诉人孙剑作为签订方理应也共同还款责任。另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亦出具证明，上述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为被上诉人郑广辉。被上诉人郑广辉将款项收取后有无实际投入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上诉人郑广辉一审未提供相关证据，上诉人虽在《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签名，但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未收到被上诉孙剑的出资，上诉人不应共同偿还。三、一审庭审根据孙剑的同学出庭，已查明本案被上诉人孙剑系自行与被上诉人郑广辉联系，并表示出资意愿，另被上诉人孙剑的收益均是被上诉人郑广辉支付，因此，被上诉人郑广辉才是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一审法院如认定为借款关系，不可将款项支付路径中的关联人亦判决承担共同还款。四、《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1.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属依法成立的合法公司；2.上述公司于2017年3月1日成立，7月10日核准，上述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1日，被上诉人孙剑作为股东，虽没有进行工商登记。首先，被上诉人孙剑至今未要求，其次，法律并不禁止隐名股东的存在。因此，法院应按上述合作协议的约定完成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清算，并按出资比例大小承担相关责任。五、上诉人姜林涛未在任何文件上签名，不是合同主体的任何一方，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姜林涛实际参与合作经营，也查明涉案款项并未用于上诉人共同生活，不应以上诉人姜林涛知情为由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上诉人姜林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孙剑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之后，认定本案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同。（一）涉案的160万元实际上并非投资款。（二）被上诉人从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每月月底或者下月初极为规律的收到案外人李某或者上诉人姜林涛转来的按照总金额100万元或者160万元的10%支付的资金使用费（8334元/月或者13334元/月），该款项实际为上诉人姜林涛、陈玉玲及被上诉人郑广辉使用被上诉人的款项而支付的固定利息。二、涉案款项应由上诉人姜林涛、陈玉玲及被上诉人郑广辉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三、一审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本案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款的法律关系，并依法判决，并未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郑广辉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孙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于2017年9月1日与被告陈玉玲、郑广辉签署的《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2.三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160万元整；3.三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8年6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债务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8年11月26日，利息为34132元）；4.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日，被告郑广辉（甲方）、被告陈玉玲（乙方）与原告孙剑（丙方）签订《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乙、丙等人经过平等协商，一致同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具备的条件，自愿出资申请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组成包括甲、乙、丙三方。第一条约定公司名称为：威海市章旭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空白，法定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钦村路-16号，法定代表人：乔某。第二条约定公司注册时间及经营期限空白。第三条约定出资额、方式、期限，其中甲、乙方的出资额及占公司股份均为空白，丙方处约定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100万元整，占公司股份的10%。第四条约定盈余分配及债务承担。盈余分配：以甲、乙、丙三方所占股份比例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承担：公司债务先由公司财务偿还，公司财务不足清偿时，以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为据，按比例承担。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原告与被告郑广辉、被告陈玉玲分别在公司股东签名处签名确认。2017年8月31日，原告向被告姜林涛转账100万元（备注为股）；2017年12月25日、12月29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姜林涛转账2万元、18万元、58280元。2017年12月25日、2017年12月29日及2018年1月17日，案外人陈某分别向被告姜林涛转账10万元、10万元、141720元。案外人陈某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书面说明，证明其向被告姜林涛银行账户转入的上述三笔涉案款项，均系其代原告孙剑向被告姜林涛转账。上述七笔转账款合计160万元。被告姜林涛对上述转账事实当庭予以确认。2017年8月31日，被告姜林涛收取原告转账100万元后将该100万元于当日转给案外人黄某。2017年12月26日、2018年1月2日，被告姜林涛分别向案外人张某转账30万元、15万元。2018年1月17日，被告姜林涛向案外人李某转账15万元。上述四次转账合计160万元。被告姜林涛主张其是按照被告郑广辉的指示将收取原告的160万元全部转给案外人。对此事实，被告姜林涛提交了与被告郑广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陈玉玲、郑广辉及案外人郑某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中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郑广辉指示姜林涛向黄某、张某、李某转账的语音，且在2018年1月2日，被告姜林涛告知被告郑广辉，孙剑的款项稍晚打15万，被告郑广辉说，弄清楚，那就160个，都是按那个月底最后一天结束了一号给他打息。2018年12月30日，被告姜林涛发微信给被告郑广辉称，“老三，我查了一下，共分四笔打过去的，2017.08.31100万，收款人黄某；2017.12.26，30万，收款人为张某；2018.01.02，15万，收款人为张某；2018.01.17，15万，收款人为李某。你核对一下，还需要具体时间吗？”对方回复：“好的。”被告姜林涛说：“孙剑打给我的，有几笔比较散，我是汇总了以后给你打过去的，但总数是一致的，咱们不存在截留或者私用等情况。”对方回复：“哦。”《补充协议》内容为：“鉴于公司目前情况，截至2019年1月18日，双方确认陈玉玲出资人民币425万（应郑广辉要求向张某、李某、黄某汇款）郑广辉出资人民币240万，按原协议郑广辉应承担60%，陈玉玲40%，郑广辉现同意归还人民币160万元，待公司恢复正常后按原协议执行。以上款项郑某（身份证：Ｈ0********）愿代郑广辉（身份证：4405071977********）分期偿还，如逾期则一次性全部归还，于每月20日前支付（2019年3月20日开始）分11期每期人民币146000元。”被告郑广辉主张其与本案另外两被告共同实际经营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借用本案三名案外人黄某、张某、李某的账户用于转款。由于他们长期有经济往来，因此被告姜林涛向案外人转款不需要征得其指示。被告姜林涛主张自己与上述三名案外人并不认识，向他们转款是因为受到被告郑广辉的指示。2017年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案外人李某分别向原告转账三笔，每笔均为8334元；2018年1月30日，案外人李某分别向原告转账4291元、8334元；2018年2月28日、3月30日、4月28日、6月1日，案外人李某分别向原告转账四笔，每笔均为13334元。上述九笔转账款合计90963元。2017年12月31日，被告姜林涛向原告转账8334元，被告姜林涛当庭确认该转账事实，但其主张该款项系代案外人李某向原告转账。2018年1月2日案外人李某向被告姜林涛转账8334元。庭审时，原告主张其按月收到的上述十笔转账款性质为资金使用费，被告郑广辉主张上述资金为原告依据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收到的盈余分红。庭审时，被告姜林涛申请了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其当庭证明原告与被告郑广辉在协议订立时已相互认识，且讨论过相互合作事宜，在一起吃饭时，原告及其妻子一起出席，席间曾表示过合作挺好的，收益挺好的，大致就是已经合作了的状态。被告郑广辉确认其与原告于2017年认识。原告孙剑主张其于2018年2月才第一次见到被告郑广辉。经查，协议中约定成立的威海市章旭贸易有限公司直至庭审时尚未注册登记。庭审时，三被告主张协议中所指公司实为已注册成立的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另查，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乔某（后变更为黄某），股东乔某，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7月10日，公司注册地址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钦村路**变更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葡萄滩路**-Ｂ。被告姜林涛、陈玉玲提交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显示该公司成立以及具体业务开展、合同商订、资金使用、报关出口、收汇结汇等均由被告郑广辉负责。被告姜林涛还提交了一份其与郑某的通话录音，有如下对话内容：姜林涛：“他说这个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孙剑的钱，孙剑的钱不是打到我这里了吗？完了，我打给老三（即指郑广辉）了嘛，老三那边的钱有没有打到公司里去，这个很关键。”郑某：“可能是没，有可能不是打到公司里去。”姜林涛：“如果是，我不知道对方的律师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到。他说如果是打到公司里去，表明这个投资是在公司里来应用的，来使用的。这个就说明资金的走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是说老三这边没有打到公司里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哦”。郑某：“嗯……叫老三查一下，查到这笔钱，他是分成三次打过来的吧？”……郑某：“你这个钱应该不是打到老三的账户上了吧？”姜林涛：“没打到老三账户上，打到那个，我记得，好像有张某、李某是不是？”……郑某：“啊，对对对，把它调出来，让老三去查，去查这几笔钱当时是走到哪里去。”。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陈玉玲、郑广辉签订的《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是指原告投资已成立的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而非三方成立一个新的公司，理由如下：一、该协议载明股东三人，而只有原告处有出资额及占股比例的约定，而没有其他两位股东的出资额及占股比例，如系成立新公司，则应该三方出资均明确，上述约定不符合常理；二、该协议公司名称与已成立的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从名称上看只差一个“市”字，且地址正是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地址；三、证人孙某出庭作证称，在原告请被告吃饭的过程中曾表示合作挺好的，收益挺好的，大致就是已经合作了的状态。故，原告以被告收款后未实际成立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张被告欺诈，并要求撤销涉案《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款项的流向。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将160万元转给被告姜林涛后，被告姜林涛已将全部款项转给了被告郑广辉指定的收款人。被告郑广辉否认收取该款项并否认收款人是其指定，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被告姜林涛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主张成立，即被告姜林涛将收取的160万元转给了被告郑广辉指定的收款人。原告共有9个月收取来自案外人李某或被告姜林涛的转账，金额与原告支付金额按年利率10%标准计算每月可得金额吻合，时间基本是按月支付。原告主张该款项系被告承诺的按年利率10%支付的资金占有使用费，被告郑广辉主张为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盈余分红。一审法院采信原告的主张，理由如下：一、被告未提交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等证据证明该司在2018年6月1日前有盈余可分配，之后没有盈余可分配，且分配金额正好是年利率10%标准；二、《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是原告出资100万元，原告开始出资100万元，但之后在2017年底又追加了60万元，该60万超出合同约定金额，而被告仍以160万元按年利率10%标准向原告支付了相关费用；三、被告姜林涛提交的与被告郑广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郑广辉表示“弄清楚，那就160个，都是按那个月底最后一天结束了一号给他打息。”。由于涉案款项由被告郑广辉指定的人员收取，而被告郑广辉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最终是否流向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且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郑广辉对原告的出资是有承诺按年化利率10%标准支付利息的，上述特征不符合股东出资的特点，且原告也没有成为威海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上述投资应认定为借款，即原告与被告陈玉玲、郑广辉签订的是一份名为合作实为借款性质的协议，涉案款项虽最终由被告郑广辉指定的人员收取，但由于被告陈玉玲亦是该协议的签订方，应与被告郑广辉一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姜林涛知道该债务，是基于其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产生的债务，故被告姜林涛亦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请求合理，三被告应承担给付原告利息的违约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姜林涛、陈玉玲、郑广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剑返还160万元及利息（利息分两段计算：以1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6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以1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孙剑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507.19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姜林涛、陈玉玲、郑广辉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上诉人陈玉玲、姜林涛上诉请求无须向被上诉人孙剑返还160万元及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孙剑陈述的向姜林涛转投资款100万元及追加投资款60万元的过程，结合孙剑与陈玉玲、郑广辉签订的《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可以认定孙剑系通过姜林涛转款160万元进行投资，且孙剑签署《威海市章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时知晓合作项目的股东为其与陈玉玲、郑广辉三人，故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而系合作合同纠纷。孙剑在本案起诉时也主张合作项目未实际运行且合作协议未生效，请求实际收款人退回其投资的160万元款项，故本案争议焦点应为：一、合作项目是否实际运行；二、孙剑是否有权要求实际收款人退回其投资的160万元款项。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姜林涛在原审提交的与郑广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陈玉玲、郑广辉及案外人郑某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姜林涛与郑广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郑广辉语音指示姜林涛向黄某、张某、李某转账，郑广辉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还表示收到了姜林涛代孙剑转账支付的160万元投资款，并承诺按160万元投资款金额给孙剑“打息”。《补充协议》显示截至2019年1月18日，郑广辉收到陈玉玲出资425万元（应郑广辉要求向张某、李某、黄某汇款），郑广辉同意归还陈玉玲160万元，待公司恢复正常后按原协议执行。孙剑2017年9月30日至2018年6月1日收取九笔转账分红款合计90963元。按照上述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孙剑与陈玉玲的出资款均已支付给郑广辉，且郑广辉负责分别向孙剑、陈玉玲支付合作回款，孙剑也已取得收益，故三人的合作项目已经开始进行，应当共负盈亏和承担投资风险，孙剑此时未经对账和清算，以合作协议未生效和未履行为由要求陈玉玲、郑广辉返还160万元全部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陈玉玲、姜林涛均非孙剑投资款的实际收款人，从《补充协议》内容看，陈玉玲尚有265万元投资款在郑广辉处，也难以认定陈玉玲、姜林涛为孙剑投资款的实际占有人，故孙剑投资款的实际收款人及实际占有人均系郑广辉，孙剑要求陈玉玲、姜林涛向其返还160万元投资款和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本院对原审判决陈玉玲、姜林涛向孙剑还款的理由难以认同，依法予以纠正。最后，郑广辉在《补充协议》中承诺向陈玉玲退款160万元，且称等待公司恢复正常，由于郑广辉未再向孙剑分红付息，其在本案中对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也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无法说明合作项目还有继续，孙剑要求退款可以视为解除合作协议，故郑广辉负有向孙剑分配投资剩余款项的义务，原审判决郑广辉向孙剑返还160万元及利息，郑广辉虽有提出上诉，但未在本院传票指定时间到庭，本院已经依法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其应当承担一审判决其支付孙剑160万元及利息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玉玲、姜林涛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12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12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郑广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孙剑返还160万元及利息（利息分两段计算：以1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6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以1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孙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507.19元（被上诉人孙剑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7.19元（上诉人姜林涛已预交），均由被上诉人郑广辉负担（郑广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及本院分别缴纳19507.19元，孙剑预交的19507.19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姜林涛预交的19507.19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