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广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27民初2731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南句町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广南县莲城镇。法定代表人：邹云龙，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华明，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文，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誉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方大城****。法定代表人：叶牧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曦雯，女，198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住广州市越秀区。系公司法务，特别授权。原告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提起反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华明、张选文，被告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牧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曦雯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又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文，被告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曦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南句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深圳誉甜公司退还广南句町公司演出活动费680万元；2.判令深圳誉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26日，广南句町公司拟举办广南句町欢乐世界国庆音乐会，经与深圳誉甜公司联系，双方协商后签订了《演出服务合作书》，约定由深圳誉甜公司负责组织广南句町欢乐世界音乐会相关活动并提供所需舞台、灯光、音响、视频等设备。双方在《演出服务合作书》中明确了音乐会演出的时间、场次、主要演出嘉宾等内容，并列出演员名单一份（主要演出嘉宾：邓紫棋、周传雄、罗志祥等15位艺人）。广南句町公司按《演出服务合作书》的约定先后三次支付了深圳誉甜公司680万元，之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前期宣传及售票准备工作。之后深圳誉甜公司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向广南句町公司提交一份《承诺书》及广南句町公司、深圳誉甜公司和云南星巢演艺经纪公司三方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承诺书》和《补充协议》明确了举办广南句町欢乐世界音乐会的相关演出报批手续由云南星巢演艺经纪公司办理，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深圳誉甜公司承担，广南句町公司、深圳誉甜公司双方仍按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执行，如任何一方违约，做双倍赔偿。至音乐会开幕之前的2019年9月30日，深圳誉甜公司声称因其公司内部管理需要，要求广南句町公司与其签订一份演出合约，好让深圳誉甜公司报税，本来广南句町公司不想理会该要求，但考虑到双方的合作关系，而且马上就要开办音乐会，不愿得罪深圳誉甜公司，被迫与深圳誉甜公司签订了一份专门给深圳誉甜公司用来提供给税务机关报税的《演出合约》，但要求深圳誉甜公司签订《演出合约》的当日，必须给广南句町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2019年9月30日双方签订的《演出合约》仅是深圳誉甜公司用来缴纳艺人个人所得税使用，该《演出合约》不具备相关效力，广南句町公司、深圳誉甜公司双方仍然按照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执行，深圳誉甜公司按照广南句町公司的要求出具了《承诺书》。但在2019年10月2日至10月4日的音乐会演出中，深圳誉甜公司并未履行双方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中的主要内容，安排《演出服务合作书》约定的主要演出嘉宾邓紫棋、罗志祥参加演出。因邓紫棋、罗志祥属于当红明星，在歌迷中影响力较大，他们没有按照《演出服务合作书》约定出席音乐会，导致广南句町公司举办的音乐会效果没达到预期，演出结束后，广南句町公司公司损失巨大，多次向深圳誉甜公司协商其违约的问题，深圳誉甜公司不予理会。广南句町公司认为依照《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五条第2款的规定，深圳誉甜公司违约应当返还广南句町公司已交付的实际费用680万元，并保留自己追究违约金的权利。综上所述，广南句町公司认为《演出服务合作书》、《补充协议》及两份《承诺书》均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而深圳誉甜公司公司单方违约，致使主要演员嘉宾邓紫棋和罗志祥没有参加音乐会演出，给深圳誉甜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广南句町公司请求依照《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五条第2款的规定，判令深圳誉甜公司返还广南句町公司已交付的实际费用680万元，请依法支持广南句町公司的诉讼请求。深圳誉甜公司针对本诉辩称，一、针对广南句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和2019年9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深圳誉甜公司并没有违约的事实。1.《演出服务合作书》整体上所约定的演出嘉宾名单条款是基于合同一方后续作出特定的事实行为的可变更条款，即使基于《补充协议》中所述“双方仍按《演出服务合作书》执行”，所指向的执行依据应是合同整体约定的可变更条款，如出现特定事实行为，则以变更后的约定为准。关于《演出服务合作书》约定演出嘉宾名单条款包含两处：（1）一、活动基本内容5、“邀请主要演出嘉宾：邓紫棋、周传雄、罗志祥等15位小艺人”；（2）二、活动费用及支付方式2、支付方式“甲方于双方确立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活动费用总额65%即人民币肆佰肆拾贰万元整（4420000）。”由此可知，《演出服务合作书》上述（1）条款所述包含邓紫棋、罗志祥在内的演出嘉宾名单并非不可变更条款，上述（2）条款所述在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活动费用的前提条件为确认“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综合理解下关于演出嘉宾名单的约定是可基于广南句町公司支付第二笔活动费用前的确认行为进行变更。2.自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9日期间，广南句町公司的对接人总经理邹彬与深圳誉甜公司对接人陈仕奇均一直通过微信沟通最终艺人名单事宜，2019年8月29日，广南句町公司已在《演出嘉宾确认函》上对演出嘉宾签字盖章，确认事实包括“本次活动邀请主要嘉宾分别为2019年10月2日：于文文、刘美麟；2019年10月3日：周传雄；2019年10月4日：陈小春”。基于该《演出嘉宾确认函》的确认，广南句町公司于2019年9月2日向深圳誉甜公司支付第二笔活动费用。根据《演出嘉宾确认函》和广南句町公司支付第二笔款项的行为，深圳誉甜公司并无违约事实。3.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0月1日期间，深圳誉甜公司与广南句町公司沟通其中一名变更后的演出嘉宾陈小春的交通费用承担事宜，其中包括深圳誉甜公司向广南句町公司发送演出嘉宾《陈小春演出合约》、发送《演出补充协议》等，均能够证明广南句町公司对于上述变更后的演出嘉宾名单是持肯定的态度。二、除通过分析广南句町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本身的履约情况得出深圳誉甜公司并无违约的事实外，下述一系列的事实行为均能够证明广南句町公司对变更后的演出嘉宾是认可的，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在深圳誉甜公司如期按照约定安排演出嘉宾完成演出后，广南句町公司以演出嘉宾变更为由主张合同解除并退还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合法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1.变更后的实际演出嘉宾名单已通过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合法报批，由于演出报批手续的法定申请主体是广南句町公司，由此可知变更后的演出嘉宾名单是经广南句町公司认可及第三方行政管理机关认证。2.广南句町公司早于2019年9月23日在其“广南句町欢乐世界”的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深圳誉甜公司履约安排的“广南句町欢乐世界音乐狂欢节”的内容，其中包括变更后的演出嘉宾名单中的主要艺人陈小春、于文文、周传雄将出演活动的宣传资料和宣传视频。3.除了上述微信公众号外，广南句町公司于其欢乐世界多处摆放了印有变更后的演出嘉宾的宣传海报。4.2019年10月2日至2019年10月4日期间，广南句町公司接受深圳誉甜公司所完成了安排的演出嘉宾进场演出。综上，对于《演出服务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演出嘉宾确认函》约定的演出服务合作，深圳誉甜公司已合法、合理地按照约定履行其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违约事实，广南句町公司以演出嘉宾变更为由主张深圳誉甜公司违约而提出起诉，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基础，请求驳回广南句町公司的诉讼请求。深圳誉甜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决广南句町公司支付深圳誉甜公司代垫的演出嘉宾额外交通费用28万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30日，深圳誉甜公司与广南句町公司通过微信沟通以及发送《陈小春交通费用附加合约》，双方确认了深圳誉甜公司代广南句町公司垫付陈小春包机进行演出的交通费用28万元的事实，以及由广南句町公司负责该费用的承担的约定。自演出结束至今，广南句町公司均未向深圳誉甜公司偿还上述费用，违反了其应履行的付款义务，损害了深圳誉甜公司的合法权益。广南句町公司针对反诉辩称，深圳誉甜公司的反诉主张不能成立，按照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二条约定广南句町公司向深圳誉甜公司支付的总的费用是680万元，该费用已经明确包含艺人的演出酬金和团队演出往返交通费、舞台搭建费等，已经包括全部费用。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广南句町公司始终没有认可要承担陈小春包机交通费28万元，该费用的支付义务应该由深圳誉甜公司承担。因此，深圳誉甜公司的反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该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及本院依法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广南句町公司提交的1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演出服务合作书》，依法予以采信；2号证据及4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证明关于演唱事宜，双方仍按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执行，依法予以采信；3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证明广南句町公司向深圳誉甜公司支付680万元演出活动费，依法予以采信。深圳誉甜公司提交的1号证据与广南句町公司提交的1号证据系同一证据，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演出服务合作书》，依法予以采信；2号证据与广南句町公司提交的2号证据系同一证据，能证明关于演唱事宜，双方仍按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执行，依法予以采信；3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广南句町公司也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能证明双方于2019年8月29日就“广南句町欢乐世界国庆开业活动”确认本次演出活动时间及邀请主要嘉宾分别为“2019年10月2日：于文文、刘美麟，2019年10月3日：周传雄，2019年10月4日：陈小春”，依法予以采信；4号、5号、16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相互印证广南句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邹云龙，监事是邹彬，邹彬系邹云龙的儿子，广南句町公司的监事邹彬（微信号：×××）与深圳誉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牧春（微信号：×××）、股东陈仕奇（微信号：×××）于2019年9月8日通过微信聊天确认2019年10月2日的演出嘉宾为于文文、刘美麟、于果、徐靖博、ＣＪ、侯歌、孔子明，2019年10月3日的演出嘉宾为周传雄、邵雨涵、曹雪、周礼虎、居子涵、罗艺、蒋绍庆，2019年10月4日的演出嘉宾为陈小春、ＦｒｅｅＣ、于果、徐靖博、侯歌、罗艺、马东，依法予以采信；6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证明广南句町公司于2019年9月2日向深圳誉甜公司支付第二笔演出活动费用442万元，依法予以采信；7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与本院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相互印证双方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作为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的补充，合同内容补充部分“一、最终出场人员名单为：陈小春、周传雄、于文文、曹雪、邵雨涵、徐靖博、于果、周礼虎、居子涵等一行18人。二、演出费用增加陈小春演出交通费用（租赁专用飞机）共计28万元。其他附加说明：一、陈小春演出费用《合约》二、陈小春交通费用附加《合约》”，依法予以采信；8号证据系复印件，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9号、10号、11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能证明广南句町公司分别于2019年9月23日、28日等在本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演出艺人为陈小春、周传雄、于文文、曹雪、邵雨涵、徐靖博、于果、周礼虎、居子涵等人，以上艺人于2019年10月2日、3日、4日分别到双方约定的地点广南句町欢乐世界完成演出，依法予以采信；12号、13号、14号、15号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与7号证据相互印证“广南句町欢乐世界国庆开业活动”演出费用增加陈小春演出交通费用28万元，深圳誉甜公司垫付了该费用，依法予以采信。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客观、真实，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能证明经鉴定，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的《补充协议》原件落款处甲方（公章）上盖有的“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文与调取和提供作比对检验的样本“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该《补充协议》上甲方所盖印章为广南句町公司的，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广南句町公司与深圳誉甜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演出服务合作书》，广南句町公司为甲方，深圳誉甜公司为乙方，其中《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一条“活动基本内容约定活动名称、活动地点、活动时间、活动场数、邀请主要演出嘉宾：邓紫棋、周传雄、罗志祥等及15位小艺人。”“第二条活动费用及支付方式1、活动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艺人演出酬金、团队往返交通费、舞台搭建、音箱、灯光、视频设备租赁、人员劳务、设备运输含税等费用共计680万元。2、支付方式（1）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甲方支付乙方活动费用总额25%即170万元作为本次活动的预付款。（2）甲方于双方正式确立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活动费用总额65%即人民币442万元。（3）甲方于演出活动正式开始前即2019年10月1日前向乙方支付活动费用总额10%即人民币68万元。”第五条“违约责任1、甲方如未按上述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或擅自变更活动时间、内容，造成演出活动无法完成，乙方有权不予退回全部已支付款项（包括预付款在内）2、乙方如违反合同，或擅自变更活动内容造成演出无法完成，乙方应全部退还已收取款项。”第七条“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2、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如有修改本合同的内容，以补充协议为准。”双方签订《演出服务合作书》后，广南句町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支付深圳誉甜公司170万元活动费。2019年8月28日，广南句町公司的监事邹彬（微信号：×××）与深圳誉甜公司的股东陈仕奇（微信号：×××）通过微信聊天确认演出艺人为陈小春、周传雄、于文文、刘美麟。2019年8月29日，广南句町公司与深圳誉甜公司签订《演出嘉宾确认函》，《演出嘉宾确认函》内容如下“我司于2019年8月26日与贵方就广南句町公司国庆开业活动达成相关协议，由贵方委托我司全程执行于2019年10月2日至2019年10月4日共计三场次演出活动，并邀请相关演出嘉宾。经与贵方协商确认本次活动邀请主要嘉宾分别为：2019年10月2日：于文文、刘美麟，2019年10月3日：周传雄，2019年10月4日：陈小春。”2019年8月30日，深圳誉甜公司与陈小春的演艺公司签订合约，演出费用增加陈小春演出交通费用（租赁专用飞机）28万元，28万元是深圳誉甜公司支付的。双方正式确立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后，广南句町公司于2019年9月2日支付深圳誉甜公司第二笔活动费用442万元。2019年9月6日，广南句町公司、深圳誉甜公司、云南星巢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简称云南星巢公司）三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如下：“广南句町公司与云南星巢公司于2019年9月6日签订的演出合同仅用于云南省文旅厅艺人报批手续使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与广南句町公司无关，所有报批费用由深圳誉甜公司承担，此合同不具有任何法律作用和经济作用。执行合同按与2019年8月26日与深圳誉甜公司签订的主合同为准，任何一方不可违反，如任何一方违反，做双倍赔偿”。2019年9月6日，深圳誉甜公司和云南星巢公司双方共同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内容如下：“广南句町公司与深圳誉甜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签署演出服务合同，双方按照此合同条款严格执行。广南句町公司与云南星巢公司于2019年9月6日签订的演出合同仅用于云南省文旅厅艺人报批手续使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与广南句町公司无关，此合同不具有任何法律作用和经济作用。执行合同按与2019年8月26日与深圳誉甜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任何一方不可违反，如任何一方违反，做双倍赔偿”。2019年9月8日，广南句町公司的监事邹彬（微信号：×××）与深圳誉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牧春（微信号：×××）通过微信聊天确认2019年10月2日的演出嘉宾为于文文、刘美麟、于果、徐靖博、ＣＪ、侯歌、孔子明，2019年10月3日的演出嘉宾为周传雄、邵雨涵、曹雪、周礼虎、居子涵、罗艺、蒋绍庆，2019年10月4日的演出嘉宾为陈小春、ＦｒｅｅＣ、于果、徐靖博、侯歌、罗艺、马东。2019年9月23日，广南句町公司通过本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宣传海报句町欢乐世界狂欢节的演出艺人为陈小春、于文文、周传雄、刘美麟、邵雨涵、于果、周礼虎、曹雪、徐靖博、侯歌、罗艺、ＦｒｅｅＣ、孔子明、居子涵、辰羽鸣、蒋绍庆、马东等人，微信公众号同时发布的是陈小春、周传雄、于文文的ＶＣＲ。2019年9月30日，广南句町公司支付深圳誉甜公司68万元活动费。2019年10月1日，广南句町公司作为甲方，深圳誉甜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如下“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演出服务合作书》（下称“原协议”）中定义相同。鉴于：甲方与乙方于2019年8月26日共同签署了《演出服务合作书》，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原协议中未尽事项特订立一下补充协议。合同内容补充部分：“一、最终出场人员名单为：陈小春、周传雄、于文文、曹雪、邵雨涵、徐靖博、于果、周礼虎、居子涵等一行18人。二、演出费用增加陈小春演出交通费用（租赁专用飞机）共计28万元。其他附加说明：一、陈小春演出费用《合约》二、陈小春交通费用附加《合约》”，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2019年10月2日、3日、4日，陈小春、于文文、周传雄、刘美麟、邵雨涵、于果、周礼虎、曹雪、徐靖博、侯歌、罗艺、ＦｒｅｅＣ、孔子明、居子涵、辰羽鸣、蒋绍庆、马东等人均按双方约定的演出时间、地点、地点行程及场次参加了演出。广南句町公司认为主要演出嘉宾邓紫棋和罗志祥没有参加演出，属于深圳誉甜公司违约，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广南句町公司对深圳誉甜公司提交的7号证据即2019年10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广南句町公司的签章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本院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对公章进行鉴定，经鉴定，《补充协议》上盖有的“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文与调取和提供作比对检验的样本“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广南句町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900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深圳誉甜公司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该退还广南句町公司演出活动费680万元的问题。2019年9月6日，广南句町公司、深圳誉甜公司、云南星巢公司三方签订《补充协议》，同日，深圳誉甜公司和云南星巢公司共同出具《承诺书》，该《补充协议》和《承诺书》均载明广南句町公司和深圳誉甜公司执行合同按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主合同即《演出服务合作书》为准，据此，双方执行的合同为《演出服务合作书》，《演出服务合作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共同遵守，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一条第五项约定“邀请主要演出嘉宾：邓紫棋、周传雄、罗志祥等及15位小艺人。”，但是《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二条第二款支付方式第二项约定“甲方于双方正式确立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活动费用总额65%即人民币442万元。”，从该条约定可以看出，待双方正式确立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后3日内广南句町公司向深圳誉甜公司支付第二笔活动费用442万元，结合双方又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演出嘉宾确认函》，确认活动邀请主要嘉宾分别为2019年10月2日：于文文、刘美麟，2019年10月3日：周传雄，2019年10月4日：陈小春，广南句町公司在双方确立演出活动出席艺人名单后三日即2019年9月2日向深圳誉甜公司支付第二笔活动费用442万元，据此可知双方确立的主要演出活动出席艺人为于文文、刘美麟、周传雄、陈小春，而不再是邓紫棋、罗志祥。2019年10月1日，广南句町公司和深圳誉甜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演出服务合作书》的补充部分，与《演出服务合作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双方确认最终出场人员名单为陈小春、周传雄、于文文、曹雪、邵雨涵、徐靖博、于果、周礼虎、居子涵等人，2019年10月2日、3日、4日，以上演出艺人均按双方约定的演出时间、地点、地点行程及场次参加了演出，故深圳誉甜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约定提供了演出服务，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五条违约责任第二项约定“乙方如违反合同，或擅自变更活动内容造成演出无法完成，乙方应全部退还已收取款项。”，深圳誉甜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没有造成演出无法完成，不应退回广南句町公司支付的680万元演出活动费。二、关于深圳誉甜公司垫付的28万元演出嘉宾额外交通费是否应该由广南句町公司支付的问题。《演出服务合作书》第二条活动费用及支付方式第一款约定“活动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艺人演出酬金、团队往返交通费、舞台搭建、音箱、灯光、视频设备租赁、人员劳务、设备运输含税等费用共计680万元。”，根据约定，广南句町公司应承担艺人演出酬金、团队往返交通费等费用，广南句町公司已按约定支付了深圳誉甜公司演出活动费680万元。但演出费用增加了陈小春演出交通费用（租赁专用飞机）28万元，双方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该费用应由广南句町公司承担，但深圳誉甜公司垫付了该费用，故广南句町公司应该支付深圳誉甜公司垫付的演出嘉宾额外交通费28万元。鉴定费9000元，因广南句町公司对2019年10月1日的《补充协议》上本公司的签章有异议，经鉴定，该公章系广南句町公司的签章，广南句町公司的异议不成立，故应由其自行承担该鉴定费9000元。综上所述，对广南句町公司的主张全部予以驳回；对深圳誉甜的反诉主张，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二、由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深圳誉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演出嘉宾额外交通费用28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9400元，由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案鉴定费9000元，由广南句町欢乐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判决的，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的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陆永玲审判员  方 合审判员  陈 俊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张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