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5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志强，男，198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广东宪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静雯，广东宪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邱霖锋，男，198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圣安，广东臻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映珊，女，198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家平，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志强因与被上诉人邱霖锋、原审被告郭映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7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志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邱霖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而属于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的合伙协议纠纷。在四人合作手机生意期间，邱霖锋自行供应涉案的420台手机给案外人黎某及陈某从而产生本案邱霖锋诉请的手机款。从2018年2月份开始，郑志强与邱霖锋作为一个合伙体与案外人陈某、黎某进行手机交易。基本的合作模式为：先由郑志强向陈某提供押金，从而获得每台ＩＰＨＯ**手机均低于市场价300元左右的购机资格，但购机的方式为郑志强和邱霖锋共同向陈某、黎某提供以市场价为单价的手机，换取较多数量但总价值相等的手机（因换回的手机单价低于市场价300元不等），或者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支付数量差的手机款，这样，郑志强和邱霖锋就按照一定比例分享差价利润。合作之初，郑志强向陈某提供押金150万元，获取了交易150万额度手机的优惠购机资格，便与邱霖锋共同向陈某、黎某提供价值约为150万元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200台进行换购。其中，由郑志强提供100台，邱霖锋提供100台，郑志强和邱霖锋也按照每人50%的比例分享差价利润。直到2018年3月份，陈某提出需要调整合作模式，并且需要开办一个手机门店进行操作，于是提出每人投资10万元创办中山市圣恒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恒通讯公司）。圣恒通讯公司以陈某的名义登记注册，实际由郑志强、案外人陈某、黎某分别现金投资10万元，邱霖锋用价值10万元的手机进行投资。虽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在合作期间共同参与盈余分配，应认定郑志强、邱霖锋、陈某与黎某四人为合伙关系。2018年4月份郑志强外出出差，故这段时间就由陈某和黎某负责和邱霖锋进行手机流转操作。在这期间，黎某要求邱霖锋再向其供应300台手机，第二天邱霖锋就将300台手机拿到圣恒通讯公司交给黎某（陈某的询问笔录可证实）。这300台手机的利润本由四人平均分配，但案外人黎某没有再拿货回圣恒通讯公司。2018年5月2日，邱霖锋与郑志强跟案外人黎某、陈某提出拆伙，要求案外人黎某、陈某返还郑志强交付的150万元押金以及邱霖锋与郑志强提供的500台手机（200台为邱霖锋与郑志强合伙体共同提供，300台为邱霖锋直接向黎某提供）。但直到2018年5月5日，案外人黎某、陈某既没有拉货回来也没有交还150万元的押金。所以涉案的420台手机是黎某诈骗所导致灭失的，邱霖锋为挽回损失故意将四人的合作关系歪曲成邱霖锋与郑志强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郑志强在整个事情中也是受害者，不但支付的150万元押金无法拿回来，还有与邱霖锋作为合伙体向黎某、陈某供应的100万台手机也不知所踪。对此，郑志强已提起诉讼，要求陈某返还郑志强提供的手机和押金。（二）即使本案被法庭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但仅仅靠一份《还款协议书》就认定郑志强需要承担巨额货款，理据不充分。如果正如邱霖锋所说，邱霖锋与郑志强之间存在手机交易往来，那么必然需要一些手机货物报价、送货、收货的过程，并形成一系列的证据链来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然而，本案中，邱霖锋只提供了《还款协议书》却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明显证据不充分。其次，本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陈某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中，已清楚的阐明了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的合作关系，且涉案的420台手机是邱霖锋自行供应给陈某和黎某，与郑志强无关。一审法院要求郑志强承担《还款协议书》涉及的手机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应当发回重审。在四人合作期间，邱霖锋自行供应涉案的420台手机给案外人黎某及陈某，又因黎某诈骗而导致灭失。因此，向邱霖锋支付涉案手机款的主体是黎某及陈某，与郑志强无关。一审法院应当追加黎某及陈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查明事实真相。但一审法院仅凭邱霖锋提供的单一证据《还款协议书》就认定本案只属于郑志强与邱霖锋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陈某无关，未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严重影响本案的正确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即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查明事实，应当发回重审。（四）《还款协议书》中涉及的420台手机是邱霖锋自行供应给案外人黎某、陈某，但因黎某自杀身亡，陈某无力偿还，故邱霖锋歪曲事实并胁迫郑志强签订了违反事实的《还款协议书》，根据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应撤销。邱霖锋和郑志强作为共同合作体各自向案外人黎某、陈某提供手机，后再进行利润分成，而本案的320台手机是邱霖锋与郑志强、案外人黎某、陈某四人合作期间自行向黎某、陈某提供的，郑志强并未收取该320台手机，故本案货款应由陈某与黎某向邱霖锋共同清偿，与郑志强无关。因黎某于2018年5月5日自杀身亡，陈某又无力偿还该笔货款，邱霖锋为了转嫁风险于2018年5月7日带领大批社会人员前往其与郑志强、案外人黎某、陈某合作开办的圣恒通讯公司。一进入商铺，邱霖锋就扯掉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限制郑志强、陈某和郭映珊的人身自由，强迫郑志强签下对其明显不利的《还款协议书》。迫于当时邱霖锋人多势众，郑志强为保障自身安全被迫在邱霖锋提前准备好的《还款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邱霖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整个事件中，郑志强也是受害者，在与邱霖锋合作期间，郑志强也提供了150万元的押金和100台手机给案外人黎某、陈某，这些情况邱霖锋也是很清楚的，但现在邱霖锋认为黎某已自杀，陈某无力偿还，便将其全部损失都让郑志强一人承担，并强迫郑志强签下《还款协议书》，显示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邱霖锋胁迫郑志强签订《还款协议书》后，邱霖锋与郑志强达成一致，共同向陈某追讨该还款协议中涉及的420台手机货款，后双方亦多次向陈某追讨过。与此同时，郑志强提出与邱霖锋继续手机交易。因此，郑志强才未在邱霖锋胁迫签订该还款协议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2018年5月14日及5月15日，郑志强共向邱霖锋转账250000元，该款项实际是双方交易的手机货款而并非还款，更能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然而邱霖锋歪曲事实，以继续交易的虚假方式，让郑志强背负无需承担的债务，严重损害了郑志强的利益。（五）郭映珊没有共同参与圣恒通讯公司，更不共同享受双方或者四方合作的利润分成，本案债务并不能认定为郑志强与郭映珊的夫妻共同债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涉案手机款是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合作所产生的，与郭映珊无关。郭映珊既没有在涉案的《还款协议书》中签名，《还款协议书》所涉及的2018年4月17日至4月26日期间短短9天所产生的款项也明显超出了郑志强与郭映珊家庭日常开支。圣恒通讯公司也是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合作创办的，郭映珊只是负责看店，未参与实际经营与参与利润分配。对于邱霖锋通过微信向郭映珊追讨货款，郭映珊也只是向邱霖锋阐述郑志强的情况，未认同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亦未曾积极履行部分还款义务，一直向邱霖锋还款的均是郑志强。而且邱霖锋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债务用于郑志强与郭映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六）在黎某自杀后，郑志强与邱霖锋、陈某以及邱霖锋的家属一同去拦救护车，要求黎某的妻子归还手机款项。黎某病危后，从5月5日至5月7日，邱霖锋带领一伙人扣押郑志强和陈某、郭映珊在圣恒手机店里两天两夜，直至迫使郑志强签署了还款协议后才放郑志强和陈某、郭映珊离开。（七）关于违约金标准。因涉案买卖关系虚假，郑志强无须承担还款责任，亦无须承担违约金。即使二审法院仍然认定郑志强须承担还款责任，但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标准仍然过高，应当予以调整。邱霖锋辩称，（一）郑志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夫妻之间的买卖合同及拖欠货款而产生的纠纷，不能证明是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合作关系。郑志强没有提交书面的合伙协议、共同经营的协议、共同经营合伙体的资金往来凭证、共同装修筹办经营场所的合同等证据来证明有合伙事实的存在。所谓的合伙纯属郑志强随意编造，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郑志强一审提交的其与邱霖锋之间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聊天记录，并没有反映出有类似入伙、退伙、盈余分配、风险承担、合伙事务执行等合伙有关的事项。郑志强一审中提交其与邱霖锋之间的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聊天记录，反而证明了合伙关系不存在，证明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夫妻之间的买卖合同及拖欠货款的事实存在。（二）邱霖锋自身是在珠三角地区从事手机贸易的经营商，总部在广州，邱霖锋手中有充足的手机货源，市场销售的各种价位的苹果手机均能供应。邱霖锋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从陈某手中获得货源。（三）本案认定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夫妻之间的买卖合同及拖欠货款的事实，证据客观充分，也符合经济生活的常理。《还款协议书》足以认定买卖合同和拖欠货款的事实。郑志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不存在买卖合同和拖欠货款的事实，绝不会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名确认。郑志强称邱霖锋扣押郑志强、陈某及郭映珊两天两夜的说法，是郑志强编造的谎言。双方微信往来也反映了报价、送货、收货、追款、部分还款的全过程。2018年5月14日及5月25日，郑志强分别向邱霖锋还款15万和10万元，有还款凭证为证。2018年5月7日签订《还款协议书》后，郑志强和郭映珊夫妻多次向邱霖锋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还款，而且夫妻二人还安慰邱霖锋要振作起来，有微信为证。而邱霖锋送货时，郑志强的员工收取手机的视频和照片可以证明交货的全过程。（四）本案不存在合伙的事实，所以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五）黎某自杀一事与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关联。黎某、陈某与郑志强是亲属关系，至于他们之间是如何运作，邱霖锋不知情。（六）郭映珊共同参与郑志强的手机经营，对于涉案的债权债务知情，并且多次表示愿意共同偿还。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事实与法律。而郭映珊并未提起上诉，因此郭映珊是否承担责任不属于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七）郑志强称一开始的合作模式是由郑志强向陈某转账结款后，陈某提供手机给郑志强，郑志强再将手机转卖给邱霖锋，这不是事实。邱霖锋在珠三角地区从事手机贸易，货源充足。邱霖锋向郑志强供货，不是郑志强向邱霖锋供货。郭映珊述称，（一）郭映珊对邱霖锋、黎某与郑志强、陈某四人的合作是不知情的，没有参与的，只是四人开设的圣恒手机店开张时缺人手，就让郭映珊去手机店看店。本案的《还款协议书》是邱霖锋纠集大量的黑社会人士以郭映珊为人质，逼迫郑志强签署的，郭映珊提供了现场的照片予以证明。（二）1.一审判决以邱霖锋与郭映珊的微信对话认定郭映珊有还款的行为是错误的。郭映珊当时的状态是害怕、濒临崩溃，当时表达的意思是没有钱给，并不是确认债务；2.一审判决认定邱霖锋提供的圣恒通讯公司收据上有郑志强和郭映珊的签字，就认为郑志强与郭映珊是共同经营了圣恒通讯公司，以此确认了还款协议书上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是矛盾的。如果认定该笔款项是郑志强、郭映珊共同经营圣恒通讯公司所欠的，那该债务就应该是圣恒通讯公司所欠，而非郭映珊和郑志强两人所欠。邱霖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志强、郭映珊立即向邱霖锋支付货款28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郑志强、郭映珊承担邱霖锋支付本案的律师代理费45000元。郑志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邱霖锋立即向郑志强支付792920元货款；2.邱霖锋向郑志强赔偿利息损失（以79292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撤销郑志强与邱霖锋于2018年5月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4.邱霖锋向郑志强返还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25日收取郑志强支付的25万元及利息（以25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霖锋与郑志强存在交易往来。2018年5月7日，邱霖锋作为甲方、郑志强作为乙方共同签署了一份《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018年4月17日至4月26日期间，乙方共向甲方采购苹果手机iphonex64G国行420台，总货款人民币308万元（人民币叁佰零捌万元），乙方确认已收到上述全部手机，乙方确认欠货款人民币308万元（人民币叁佰零捌万元），现约定按期归还货款，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协议：1、从签订本协议书日起甲方同意乙方3个月内支付完毕，共分3期支付，每月为一期，第一个月支付100万元，第二个月支付100万元，第三个月支付108万元，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乙方须于每月10日前向甲方支付每期的货款，直至付清为止。2、若有任何一期未按期足额支付的，甲方还有权就全部未清偿款项向人民法院一次性起诉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并有权按全部未清偿款的2%计算月息。3、若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货款给甲方的，导致甲方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的，则由乙方承担所有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用、公证费、诉讼费等等相关费用。4、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方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5、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方可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涂改无效。”签署协议书后，郑志强于2018年5月14日向邱霖锋支付150000元，于2018年5月25日支付100000元。2018年6月24日邱霖锋与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接受邱霖锋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律师代理费45000元。2018年6月25日，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向邱霖锋方开具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邱霖锋向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支付了鉴证咨询服务、律师费45000元。另查明，郑志强与郭映珊于2006年2月16日登记结婚。中山市阜沙镇高昇通信配件店于2014年3月5日注册，是郑志强作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圣恒通讯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7日，是由案外人陈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5月8日，案外人陈某到中山市公安局黄圃分局永安派出所报案称被黎某诈骗70多万元。2018年6月25日，郑志强到中山市公安局黄圃分局永安派出所报案称被陈某诈骗225万元。2018年12月10日，郑志强以案外人陈某为被告，邱霖锋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以合伙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2072民初16001号，截止本案一审判决作出，该案尚未审结。一审庭审中，邱霖锋为证明中山市阜沙镇高昇通信配件店、圣恒通讯公司实际是由郑志强、郭映珊共同经营，而郭映珊对拖欠邱霖锋300余万元货款是知情和认可的，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照片、圣恒通讯手机专卖店销售凭证及收款收据、邱霖锋与郭映珊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显示中山市阜沙镇高昇通信配件店和圣恒通讯公司的铺面情况以及郭映珊坐在圣恒通讯公司内。2018年7月13日的圣恒通讯手机专卖店销售凭证显示销售了一台ＩＰＨＯＮＥ6Ｓ64Ｇ金色二手机，销售单价为1900元，销售凭证上盖有圣恒通讯公司收款专用章，经手人处为郑志强，右上角手写有“189××××****郭小姐”。2018年7月13日的收款收据显示收到苹果6Ｓ64Ｇ金色的手机款1900元，收款收据同样加盖了圣恒通讯公司收款专用章，填票人处签名为“珊”样字体。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2018年6月9日邱霖锋与郭映珊就支付协议书的款项进行沟通的情况，郭映珊回复“有筹紧的，我明白你也难做”、“为佐呢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想死的想法已经有好几次了，我都一直叫渠（他）有钱就先比（给）你”、“你地（们）要我地（们）三个月还三百多万，我边借到甘多呀（我去哪借的到这么多呀）？”等。郑志强、郭映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并称中山市阜沙镇高昇通信配件店是由郑志强与其弟弟郑志荣共同经营，一直在亏本也没人看店，与郭映珊无关。圣恒通讯公司是由邱霖锋、郑志强及案外人陈某、黎某合作创办的，郑志强一直在交租金，但也与郭映珊无关，郭映珊只是负责看店并每月领取4000元工资，没有参与到合作及利润分配。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郭映珊有参与到四方的合作事务中，并应当对邱霖锋诉郑志强的高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志强、郭映珊为证明邱霖锋胁迫郑志强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以及邱霖锋与郑志强、案外人陈某、黎某为合伙关系，邱霖锋尚欠郑志强货款792920元的事实提交了2018年5月7日郭映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三张照片、三段视频资料、邱霖锋与郭映珊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数表、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4月26日邱霖锋与郑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网银交易流水，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郑志强及案外人陈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记录和询问笔录，庭后还补充提交了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6月25日邱霖锋与郑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郭映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映珊向微信昵称为尹誉富的案外人发送图片并称“锋又带一班（伙）人来审”“全部针对小强”“好惨”“渠地（他们）必须要今日定方案”“人多吓（吓唬）人少”，对方回复“电话打吾（不）通”。三张照片中一张照片显示有七个男子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进行交谈，还有一张照片影像模糊不清，最后一张为一男子背对着镜头低头坐在桌子前。两段视频显示一穿黑色Ｔ恤男子拿一手机给穿白色Ｔ恤男子，白色Ｔ恤男子一边对手机进行处理一边同黑色Ｔ恤男子交谈，但视频没有声音；最后一段视频显示地上摆放有若干个纸箱子，有两男子蹲在地上对纸箱进行查看。邱霖锋与郭映珊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邱霖锋与郭映珊就支付协议书的款项进行沟通的情况。五张对数表记载日期4月8日至4月25日的入货、出货、单价、台数、总额、出货小计等信息，但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6月25日邱霖锋与郑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郑志强向邱霖锋发送了文件名为4.8至4.25对数（锋）的五份ｘｌｓｘ文件，但邱霖锋在微信聊天中并未对郑志强发送的对数文件作出回复，而郑志强在向邱霖锋发送4.20对数（锋）ｘｌｓｘ文件后称“差你40几Ｗ”、“尼个先岩（这个才对）”、“你对对”以及在发送4.25对数（锋）ｘｌｓｘ文件后称“有没办法借15ｗ我，听日比返你（明天还给你）”。网银交易流水显示账户名为郑志强，账号为62×××74的银行账号在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与账户名为邱霖锋的银行账号交易情况，但该流水没有银行的盖章确认。询问笔录共四份，2018年5月8日（陈某笔录签名时间），案外人陈某向中山市公安局黄圃分局永安派出所报案称被黎某诈骗70多万元，并称其与邱霖锋、郑志强、黎某合伙开了一间手机店，郑志强通过其转给黎某老婆150万元，邱霖锋有五百台手机压在黎某处，价值约为372.5万元。2018年6月25日，郑志强到永安派出所报案称被案外人陈某诈骗225万元，其中150万元为向陈某支付的押金，另与邱霖锋共同向陈某供应了价值150万元的手机，郑志强占一半为75万元。郑志强与陈某等人进行手机货源交易时没有单据凭证，大约在2018年5月10日，邱霖锋曾带人到手机店胁迫其签署了还款协议。2018年7月6日，陈某再次到永安派出所接受询问，叙述了和黎某交易的方式和过程，并称与黎某、郑志强、邱霖锋一起在黄圃镇开了间圣恒通讯手机店，由郑志强的老婆看店并进行日常的管理。2018年7月18日郑志强再次到永安派出所对之前报案被陈某诈骗的情况进行补充，主要陈述了在2018年5月7日邱霖锋到手机店胁迫其签署还款协议的情况。邱霖锋质证称对2018年5月7日郭映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三张照片、三段视频资料、对数表及网银交易流水的三性均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并不是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之间的，且微信记录中图片上显示郑志强、郭映珊的人数还多过邱霖锋，不存在郑志强、郭映珊在答辩中所称纠集50多名社会人员。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之间是合作关系，即使邱霖锋出现在郑志强、郭映珊经营场所那也是正常的，邱霖锋也需要考察郑志强、郭映珊的资产及信用状况。三段视频来源不合法且不能保证未经剪辑处理，其中出现的人物及地点都不明确，即使在其中出现的人物中有邱霖锋也不能证明郑志强、郭映珊的主张，因为郑志强是老板，其员工陈某或黎某收货很正常，而且陈某是郑志强妹夫的弟弟，黎某又是陈某的亲戚。对数表是郑志强、郭映珊单方制作，只是反映邱霖锋向郑志强供货后郑志强销售产品的情况。网银交易流水中郑志强于2018年5月14日、5月25日向邱霖锋合计转账25万元事实，因邱霖锋多次向郑志强、郭映珊供货且郑志强、郭映珊也多次向邱霖锋借款，双方之间有资金往来是正常的，郑志强、郭映珊的说法不成立。对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确认，并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郑志强、郭映珊的主张，反而证明郭映珊是知情的并共同经营了手机店，邱霖锋向郑志强直接供货，与陈某、黎某并无往来，不存在合伙关系，也未合作开手机店。郑志强在向邱霖锋发送对数表后邱霖锋并未进行确认，郑志强接着表示还欠邱霖锋40多万远，之后又表示还要向邱霖锋借款15万元，故并不是邱霖锋拖欠了郑志强、郭映珊货款。对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郑志强与陈某存在亲戚关系、利益关系，陈某协助郑志强将买卖合同关系歪曲成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是本案邱霖锋与郑志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以及邱霖锋诉请的货款是否为合伙经营产生；三是《还款协议书》是否可撤销；四是郭映珊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是邱霖锋是否尚欠郑志强货款792920元未付。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中，本院审理的是邱霖锋与郑志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不以案外人黎某涉嫌诈骗罪的处理结果或郑志强与案外人陈某合伙纠纷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即黎某是否诈骗了本案的邱霖锋或郑志强、郭映珊以及郑志强与案外人陈某的合伙纠纷，并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及证据对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二、本案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以及邱霖锋诉请的货款是否为合伙经营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该项经营业务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并在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郑志强虽称圣恒通讯公司是由其与邱霖锋及案外人黎某、陈某合伙开办，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圣恒通讯公司是案外人陈某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合伙企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故个人合伙需以合伙协议为基础，但郑志强亦未能举证存在合伙协议，即使是郑志强提交的其与邱霖锋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6月25日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未见类似于入伙、退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合伙事务的执行等合伙协议内容的约定。对于案外人陈某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称四人合伙开手机店，因案外人陈某与郑志强存在交易往来，故案外人陈某与郑志强之间有利害关系，其所作询问笔录作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邱霖锋与郑志强、郭映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郑志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邱霖锋与其存在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抗辩不予采信。三、《还款协议书》是否可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郑志强为证明《还款协议书》是受到邱霖锋胁迫后签下，而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提交了郭映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作为证明，但微信聊天记录只是郭映珊单方的陈述，照片也未反映出存在胁迫的情形。郑志强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也并未就邱霖锋胁迫其签署还款协议书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在2018年6月25日报案被陈某诈骗。2018年5月14日、5月25日郑志强还分别向邱霖锋还款150000元和100000元。微信聊天记录也反映双方在签署协议书之后还保持着交易往来。综上，郑志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邱霖锋以胁迫手段使郑志强违背真实意思而签署协议或协议书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郑志强要求撤销《还款协议书》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还款协议书》是邱霖锋与郑志强对一段时间内双方交易情况的确认，是双方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现郑志强未能按照协议履行，邱霖锋诉请郑志强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向邱霖锋支付剩余款项及利息并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郭映珊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还款协议书》虽只有郑志强签名，但事后邱霖锋通过微信向郭映珊追讨货款时郭映珊回复“宝马已经罗（拿）去卖了”、“有筹紧的，我明白你也难做”、“为佐呢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想死的想法已经有好几次了，我都一直叫渠（他）有钱就先比（给）你”、“你地（们）要我地（们）三个月还三百多万，我边借到甘多呀（我去哪借的到这么多）？”，故应当认为郭映珊在事后是认同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并曾积极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一审庭审中，郑志强称圣恒通讯公司是其与邱霖锋、案外人陈某、黎某四人合伙开办的，由其缴纳店铺的租金，由郭映珊负责看店。而在邱霖锋提交的圣恒通讯公司收款收据及销售凭证上也显示有郑志强、郭映珊的名字，故应当认为郑志强、郭映珊有共同参与经营圣恒通讯公司。综上，《还款协议书》确认的债务为郑志强、郭映珊夫妻共同债务，邱霖锋诉请郭映珊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邱霖锋是否尚欠郑志强货款792920元未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邱霖锋尚欠郑志强货款792920元未付的待证事实，郑志强提交了5张对数表、邱霖锋与郑志强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4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8年2月3日至5月25日郑志强与邱霖锋的网银交易流水。但对数表为郑志强制作，并没有邱霖锋的签字确认，而且对数表记录的只是当天手机出货、入货的情况。微信聊天记录中邱霖锋也未确认尚欠郑志强货款未付，反而是郑志强在微信中称“差你40几Ｗ”、“尼个先岩（这个才对）”、“你对对”、“数岩唔岩（对不对）”。网银交易流水没有银行的盖章确认，郑志强也未对其来源进行说明，但即使该份证据反映的是邱霖锋与郑志强之间的款项收付情况，并且都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资金的往来，无法证明邱霖锋欠郑志强792920元未付。故郑志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邱霖锋尚欠其货款792920元未付的事实，对其诉请邱霖锋向其支付货款7929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郑志强、郭映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邱霖锋支付货款283万元及利息（以283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2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二、郑志强、郭映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邱霖锋支付律师费45000元；三、驳回郑志强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9800元，本诉诉讼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830元，诉讼保全费4485元，合计51115元，由郑志强负担。二审期间，郑志强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提交四组微信的聊天记录：1.名称为32888的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微信群聊天记录；2.圣恒通讯微信群聊天记录；3.陈某和黎某微信聊天记录；4.陈某与邱霖锋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属于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的的合伙协议纠纷。上诉人郑志强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在邱霖锋召集一群人胁迫郑志强签订涉案《还款协议书》时，陈某也在现场并且知悉签订时的全过程。因此，陈某能证明该协议书是邱霖锋胁迫郑志强签订的。邱霖锋对郑志强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这些证据在一审已经形成，郑志强没有正当理由未在一审提交，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邱霖锋对证人陈某的意见如下：1.郑志强与陈某是亲戚关系，且陈某在另案中与郑志强、邱霖锋是有利益关系的，陈某的陈述是不足以采信的；2.陈某在当庭陈述也说明其是与郑志强串通后再去公安机关报案，并制作了询问笔录；3.结合以上事实说明陈某的证人证言是其与郑志强串通，不足以采信；4.陈某的陈述可以说明在手机行业不存在送货单的，都是凭信用交易；5.郑志强一直说陈某是其员工，陈某代表郑志强的，如果邱霖锋与陈某之间有微信往来，或者向陈某追讨本案的款项是正常的，因为邱霖锋与郑志强关系僵化了，通过陈某转达是正常的；6.通过陈某的陈述，签署《还款协议书》不存在胁迫的情形。陈某说邱霖锋这一方来了五六个人，当庭只辨认出四个人，足以说明郑志强一方的人比邱霖锋一方的人多；7.结合陈某在公安机关的两次笔录，陈某没有提及郑志强受到胁迫而签订还款协议书的事情，所以反映不存在胁迫的事实。郭映珊对郑志强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郭映珊对证人陈某的意见如下：郭映珊不知道郑志强、邱霖锋、黎某及陈某四人的合作。郭映珊确认陈某有关签署还款协议时的情况，邱霖锋断章取义，陈某只是说郑志强害怕被报复，不要告知公安，但不代表双方进行串通，反而能证明郑志强确实受到胁迫，被胁迫的意思是不敢对外告诉任何人，所以陈某的陈述能印证郑志强所说的事实。邱霖锋向本院提交传票、民事起诉状及当事人举证登记表，拟证明：1.郑志强起诉陈某退还押金及利息一案［案号：（2018）粤2072民初16001号］，郑志强将邱霖锋列为第三人，能够证明邱霖锋和陈某是没有合作关系的；能印证本案中邱霖锋只有和郑志强有合作关系（买卖合同关系）。2.在另案［案号：（2018）粤2072民初16001号］郑志强也没有提交送货单、对账单、入仓单等作为证据，这也说明在手机销售贸易行业的交易惯例是很特殊的，没有送货单、对账单、入仓单的，与其他货物买卖是不同的。郑志强对邱霖锋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对于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案件本应该是邱霖锋与郑志强形成的合伙体，与陈某、黎某进行手机换货交易时产生的，与本案无关。郭映珊对邱霖锋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与郑志强发表质证意见一致。郑志强与邱霖锋、陈某、黎某四人是合作经营圣恒手机店，在2018年3月左右，郭映珊只是因为该手机店刚开店，四人才同意郭映珊到手机店看铺，郭映珊无参与其四人经营的项目，也无获得任何利润。回应邱霖锋没有合作的情况：在3288的四人聊天群的第71页，2018年3月18日，在圣恒手机店开张的当天，郭映珊召集郑志强与邱霖锋、陈某、黎某四人进行开张仪式，如果邱霖锋不是合伙人，那么不用参加开张仪式。还有3288群的第77页，2018年3月26日对话中，邱霖锋的头像写明“他们以后会在我们档口拿货的，不是从我这里拿货，是因为我和你说这个铺头是我有份的，是我们是几个股东的。”，另外32888群的第80页、第92页、第118页，2018年3月31日、2018年4月7日、2018年4月16日邱霖锋发布了圣恒手机店的手机报价单。郭映珊亦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郑志强被逼签署文件的现场照片，以证明邱霖锋带领多名社会人士强迫郑志强签署《还款协议书》；二、邱霖锋召集多辆汽车集结在圣恒通讯公司门口，多名社会人士围在圣恒店铺附近的现场照片，以证明签署文件当天邱霖锋集结多名社会人士和汽车监控着郑志强；三、四人上海出差照片、视频资料，以证明邱霖锋、黎某、郑志强、陈某在2018年3月共同到上海视察手机市场为回中山四人合作开手机店作准备；四、圣恒通讯公司开张前的装修视频、截图，以证明邱霖锋、黎某、郑志强、陈某从上海回中山后就共同开设了圣恒通讯公司。郑志强对郭映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二的三性予以确认，这就是涉案《还款协议书》的形成现场，其已经报警；对证据三、四的三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涉案款项的产生并非因为郑志强与邱霖锋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而是黎某、邱霖锋、郑志强、陈某在合作期间，邱霖锋供货给黎某，而黎某自杀身亡，导致邱霖锋受到损失，邱霖锋为挽回损失，通过涉黑手段迫使郑志强签署《还款协议书》，将其损失转嫁给郑志强。邱霖锋对郭映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明郭映珊的证明目的。从证据一来看，不能证明邱霖锋有强迫郑志强签署文件的行为，现场照片上只有郑志强及亲属、邱霖锋及亲属等人围坐在一起，其中只有两三人是邱霖锋的亲属，其他人均是郑志强的亲戚朋友，人数多过邱霖锋的亲属，故不能反映双方有在签署文件，更不能反映邱霖锋有强迫郑志强签署文件的行为；从证据二来看，现场只有一辆汽车，并非郭映珊所称的多辆汽车，站在门口的几个人是谁，在做什么，均无法反映，无法证明邱霖锋有集结所谓社会人士监控郑志强；证据三只是邱霖锋与郑志强、陈某、黎某共同去上海游玩、吃饭所拍的照片，没有反映邱霖锋等四人有去当地的手机市场视察。事实上，邱霖锋与郑志强的手机交易只是在广东省内，不可能去到上海这么偏远的市场；证据四无法反映邱霖锋与郑志强、陈某、黎某四人共同开设圣恒通讯公司，无法证明郭映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郑志强提交的圣恒通讯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20日，郑志强和黎某、陈某商量开设手机店，陈某提出10万元一份股份，郑志强回应称那么就需要30万元，黎某则表示起码要30万元。后来郑志强发送了一张其与邱霖锋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群里给黎某、陈某看，表示其问过邱霖锋要不要入股手机店，邱霖锋表示最好不要请老婆、弟弟参与店铺的经营，不好管理，郑志强于是向邱霖锋表示手机店暂时不需要邱霖锋参与，邱霖锋继续负责提供手机。郑志强二审提交的《圣恒通讯群的聊天记录说明》写明，证据第31页反映了邱霖锋要求一起合作开手机店，并将其手机货物放在手机店里出售，但郑志强仍然认为其手机存在大量问题，不想让其货物进入。证据第72页和第183页反映了黎某、陈某向邱霖锋要求拿货，并非郑志强跟邱霖锋拿货。二审诉讼中，陈某出庭作证称，其与邱霖锋、黎某和郑志强合伙开办圣恒通讯公司，每人出资10万元，都是现金，均交给郑志强管理。各方约定收益平分，曾经平分过利润。黎某单独向邱霖锋拿过手机，在黎某死后，邱霖锋逼迫郑志强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当场拿走一些手机，以拿回其投资的10万元。邱霖锋还要求郑志强带他去陈某家里，要求陈某还款，陈某迫不得己卖掉汽车，将所得的24万元给郑志强，因为其没有邱霖锋的账号，没有与邱霖锋交易过。郑志强、郭映珊确认陈某证言的真实性，邱霖锋则不予认可。另查明：郑志强在2018年7月18日在公安机关作询问笔录时表示，邱霖锋带了大约三十个人围着他和陈某叫他签订《还款协议书》。虽然郑志强没有受到殴打，但其见到现场有很多人，迫于压力其在该协议上签字。签订协议后陈某转账了25万元给郑志强，郑志强再转账给邱霖锋，免得邱霖锋一直烦着他和吓唬他。又查明：一审中邱霖锋提供的其与郑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7日下午5：26，郑志强说：“我说过不会走就不会走。我能做的也就这样。你晤好娣我老婆表面坚强，拒心里好惊在。”2018年5月7日下午9：11，邱霖锋说：“我在店里等你，尽快。”2018年5月8日上午，邱霖锋说：“强哥，这两天你要给我款，我主业没顺。”郑志强回应说：“我明白，你也要考虑到，我要变卖车，也要时间，我本已不见230Ｗ，本来再集资金就难，只能出售资产，希望你明白。我和你说，再无力也要生存。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想不通个人就会废了。”接着郑志强又说：“你还当我是朋友，帮我做份报价。我自己加钱卖。只要你介绍我，觉得好赚钱的，我都会帮你推。”2018年5月9日下午7：07，郑志强说：“我今天把我的车拿去打价，应该值二十二万，扣除一年的贷款还剩十几二十万，先凑二十万给你，我明天跟我老婆去香港，跟香港的阿叔借点钱，阿宝那边我跟他爸说了，他爸说也会给二三十万给我，钱一到手我就会转给你。”2018年5月10日凌晨0点，邱霖锋说：“你要抓紧一点，你要安排五十万给我。刚刚跟我兄弟又翻脸了。”郑志强说：“我讲左我在卖车，听日去香港找亲戚借。你迫死我也没用，我已经不见了230ｗ，宝边我已经迫他家人。不想说话，我在找钱你的，100ｗ对于谁是简单的。”邱霖锋说：“我好累，一直没法工作。”郑志强说：“我认埋你300ｗ，我以最坏打算是要拉530ｗ的数在身上。我更累，但还要工作。”二审诉讼中，郑志强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称其向公安机关举报邱霖锋胁迫其签订虚假的《还款协议书》，但公安机关一直都口头回复正在侦查中，直至2020年8月29日，公安机关通知郑志强前往派出所补充证据，称郑志强举报邱霖锋涉黑的案件与黎某自杀后邱霖锋纠集人员阻拦救护车的案件有关联，而黎某案件因涉及人数众多，仍然需要时间侦查处理。郑志强还表示，黎某与邱霖锋的微信记录中有大量的其二人单独沟通的记录，能够证明本案涉及货款是邱霖锋和黎某之间的交易，但该证据在黎某遗孀处，刚刚破解，需要整理后才能向郑志强提供。因《还款协议书》的产生涉及刑事案件，且该刑事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到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故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恢复审理。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中郑志强和邱霖锋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二、涉案的《还款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从圣恒通讯群的聊天记录来看，圣恒通讯公司是由郑志强、黎某、陈某合伙开设的。圣恒通讯公司开设之前，郑志强问过邱霖锋要不要入伙开设手机店，邱霖锋则表示最好不要请老婆、弟弟来参与，认为不好管理，郑志强于是就表示邱霖锋暂时不加入圣恒通讯公司，只是负责提供手机。后面，邱霖锋虽然提出入伙，但郑志强认为邱霖锋的手机存在大量问题，不想让其货物进入。即使后来邱霖锋在微信群里表示要结算利润，也不等于邱霖锋与郑志强、陈某和黎某形成了合伙关系，因为当时邱霖锋与郑志强、陈某、黎某在进行换机业务，即邱霖锋将手机销售给郑志强、陈某、黎某后，郑志强、陈某、黎某用其他的手机抵充货款，故双方存在结算的需要。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邱霖锋加入圣恒通讯公司的合伙关系中。郑志强、陈某和郭映珊表示邱霖锋与郑志强、陈某、黎某三人一起合伙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郑志强提出邱霖锋与其、陈某、黎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双方之间没有形成书面的送货单，但是邱霖锋有在微信群里向郑志强、陈某、黎某报价，并且，郑志强、陈某、黎某在群里经常催促邱霖锋送货到中山，郑志强也曾向邱霖锋发送过对数表，可见，即使没有送货单，双方之间也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郑志强的上述主张予以驳回。郑志强还表示，涉案货物是邱霖锋供应给黎某的，并以微信群里黎某向邱霖锋要货的记录为证，但是，一方面郑志强在上诉状表示涉案货物是邱霖锋供应给黎某、陈某，故其主张先后矛盾；另一方面，即使有黎某、陈某向邱霖锋要货，也是在微信群里沟通的，对此郑志强也是知情的，基于黎某、陈某与郑志强之间的合伙关系，故黎某、陈某在微信群里要求邱霖锋供货可视为其二人代合伙体提出的需求，郑志强主张黎某、陈某和邱霖锋之间成立了与郑志强无关的买卖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郑志强、黎某、陈某和邱霖锋的关系主要是供货关系。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手机换手机的交易关系，但这属于他们的交易模式，不等于邱霖锋与郑志强作为一个合伙体向黎某、陈某购货。综上。郑志强主张其与邱霖锋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郑志强主张其受胁迫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提交了照片和陈某的证言等作为证据，对此，本院认为，照片不足以证明邱霖锋找人对郑志强进行了恐吓和威胁，而陈某在事后于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并无提到邱霖锋恐吓郑志强一事，郑志强也未在事后报警，而是在时隔一年后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郑志强已丧失撤销《还款协议书》的权利。并且，郑志强在签订协议后两天里明确表示其确认承担300万元的债务，准备要卖车借钱来还给邱霖锋，还表示要催陈某承担一部分，事实上，根据郑志强的陈述，陈某卖车后所得的23万元交由郑志强，郑志强额外加上两万元一起转账给邱霖锋，可见郑志强并未拒绝履行《还款协议书》。综上，郑志强、陈某所称邱霖锋胁迫郑志强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事，并无充分的依据。至于郑志强还款的来源，系其与陈某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郑志强在《还款协议书》确认愿意承担支付420台手机款308万元的意思表示的成立，郑志强主张《还款协议书》系其受胁迫签订故应当撤销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郑志强签订《还款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应当按约履行，一审按照《还款协议书》认定郑志强承担剩余的283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郭映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其并无上诉，且其确实参与了圣恒通讯公司的经营，故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郑志强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但其一直未向本院提交其举报邱霖锋涉黑一事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证据，且根据本院上述认定，郑志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邱霖锋涉嫌刑事犯罪，故本院对郑志强请求中止审理本案，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郑志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0元，由上诉人郑志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