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0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沪滨，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明，江苏和合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惠年，男，195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丽红，女，196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拥军，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沪滨因与被上诉人陆惠年、吴丽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9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沪滨上诉请求：1.撤销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945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段沪滨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陆惠年、吴丽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持有异议，但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本案中，陆惠年、吴丽红虽抗辩转账系佣金而非借贷，但提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佣金之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段沪滨就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的前提是陆惠年、吴丽红提供的相应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纵观本案认定的事实，陆惠年、吴丽红并未能证明涉及的款项为佣金，段沪滨不应承担进一步举证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强加给段沪滨举证责任，而维护了做虚假陈述、混淆事实的陆惠年、吴丽红的利益。二、在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又没有其他给付关系的情形下，案涉款项应当构成不当得利，陆惠年、吴丽红负有返还的义务。即便陆惠年关于佣金的陈述是真实的，也应当由了解项目的联系人出庭作证。退一步讲，项目的实际合同价仅为5755万元，而非陆惠年陈述的6900万元，即便是佣金，陆惠年也没有达成6900万元的佣金目的，也应当返还不当得利，更何况连合同价格都不清楚的佣金又从何谈起。三、关于一审释明法律关系的问题。在2019年11月21日一审询问笔录中，一审法官就法律关系进行了释明，但并没有要求段沪滨明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段沪滨也并未选择法律关系并承担相应的后果。段沪滨并非专业法律人士，在此情况下不能对其提出超过其理解范畴的要求陆惠年、吴丽红辩称：陆惠年、吴丽红从来没有向段沪滨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段沪滨在二审中改变诉讼请求，要求对本案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进行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段沪滨的上诉请求。段沪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陆惠年、吴丽红偿还借款本金430万元，支付利息15588元（自2018年8月16日暂算至2018年9月15日，要求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陆惠年、吴丽红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陆惠年、吴丽红系夫妻关系。2017年1月26日，段沪滨向吴丽红名下尾号为“7950”的建设银行卡转账支付200万元，同日，段沪滨再次向上述账户中转账支付30万元。2017年8月1日，段沪滨又向上述账户转账支付200万元。2018年8月6日，段沪滨委托律师向陆惠年、吴丽红发出律师函，要求陆惠年、吴丽红于收到函件5日内履行还款义务。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吴丽红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段沪滨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借贷关系，陆惠年与段沪滨之间因工程方面的原因接触较多，在信息、资讯方面存在一定的共享、互助。2017年初，陆惠年多次在段沪滨处及在电话中提到其妻要求其出资投资房产，但其资金全用在项目上，直至2017年1月20日左右开口要求借300万元，段沪滨碍于一直合作的情面，也考虑到陆惠年一直强调自己的背景，段沪滨打给陆惠年200万元，但陆惠年称300万才能解决资金缺口，要求再借点，段沪滨解释称卡里没有太多现金，就再打了30万，且说明过年自己钱也很紧张。等到7月份的时候，陆惠年又提出自己几个项目进展顺利，但缴纳保证金导致压力很大，段沪滨当时考虑救急，项目上钱有缺口很正常，再说一共430万元就从事工程项目行业而言确实也不算特别大的数目，当时以为陆惠年是顾及面子，所以每次都是当面沟通或电话联系，从未在微信中提及借钱的事情，现在觉得他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对此，陆惠年否认曾经向段沪滨借款的事实，陆惠年表示自2016年以后其未购置过房产，其亦不从事房地产项目经营，不存在缴纳保证金之说。陆惠年主张，段沪滨向其所支付的款项系其为段沪滨协调新鸿基基坑围护项目所支付的费用，该项目合同报价6900多万元，段沪滨承诺向其支付700万。对此，段沪滨解释称新鸿基基坑围护项目的确系由段沪滨以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组织施工，但合同价格并非陆惠年所称的那么多，实际合同价仅为5755万元而非6900万元，而且即便该价格成立，项目利润亦不可能达到陆惠年所称的可以付700万佣金的程度。陆惠年退休后从事建筑经营活动，与段沪滨为同行，双方在项目上多有沟通与互助，由于段沪滨以前做过学校的项目，段沪滨也为陆惠年经营东延路小学的项目提供过帮助，双方从未提及过佣金问题。段沪滨及陆惠年在该院审理过程中均向该院提供了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打印件，对于陆惠年手机中所留存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段沪滨不持异议。在该院审理过程中，段沪滨认可微信聊天记录中从未明确提及“借款”的字样，段沪滨亦无法提供借据、借条等其他书面材料证实借贷关系。陆惠年认可，关于“佣金”问题是口头商定的，当时没有说过按什么比例支付佣金，只是商定佣金总价700万。陆惠年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中，与“佣金”的说法有关的内容为：2016年5月29日11:04分，段沪滨称“重要的是业主的心态。价格适中的。也考虑了您的”。陆惠年认为该句表述表明报价中包含了佣金。对此，段沪滨解释称，在陆惠年所提及的聊天之前，段沪滨于2016年5月29日10：11分发给陆惠年的是报价8877万元的清单，段沪滨所说考虑是建立在8877万元的基础上，事实上该项目的价格跟8877万元大相径庭，也根本不存在700万元佣金之说。而且，如果陆惠年所说的佣金的主张若是存在的话，陆惠年拿到那么多佣金，至少也得来几句感谢的话，但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陆惠年并未表达过谢意，甚至连收款的性质都从未提及过，这只能解释为借钱不好意思开口。对于段沪滨提及的东延路学校的项目中也同样给予陆惠年帮助的事实，陆惠年对于该项目本身未提出异议，陆惠年认可该项目系新世纪公司承建，陆惠年退休后在该公司工作，但陆惠年否认该项目与自己个人利益有关，表示与新世纪公司不存在股权上的联系，自己只是配合新世纪工作，具体情况也是由新世纪公司老板与段沪滨协商，故不存在陆惠年要给段沪滨佣金的问题。经该院审查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段沪滨与陆惠年之间除了在聊天中提及新鸿基项目、东延路项目之外，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项目，陆惠年于2016年8月4日、6日（该时间段在新鸿基项目进场之后，但在施工合同签订之前）两次要求段沪滨帮其关心“园区公交候车亭项目”。当事人双方向该院确认，段沪滨与陆惠年自2009年下半年起相识。在该院审理过程中（2019年10月21日），该院曾要求当事人双方就相识以来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情况向该院作出说明。陆惠年向该院确认，双方之间就项目合作问题上涉及“佣金”的仅有新鸿基“一个项目，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对此，段沪滨表示，双方多年来联系过的项目较多，从未涉及佣金问题。段沪滨向该院确认，除了本案诉争款项外，其与陆惠年并无其他未了债务，但在本案诉争430万元之外，另有一、两次小额借款，数额不大但已经结清。对此，陆惠年当即表示“从来没有（类似的往来）”。陆惠年还表示，双方微信往来中提及的“许总”系陆惠年朋友，新鸿基项目是陆惠年找他联系的，但他跟新鸿基到底什么关系陆惠年不清楚。2019年10月22日，段沪滨向该院提交了转账凭证，证明段沪滨曾于2015年11月16日向吴丽红转账40万元，段沪滨称该笔款项同为借款，但陆惠年已经偿还。段沪滨表示此笔款项足以表明陆惠年此前关于“从来没有（往来）”的陈述为虚假陈述。2019年10月24日，该院再次要求陆惠年确认与段沪滨之间除本案所涉430万元之外有无其他经济往来，陆惠年表示印象不深了，要回去查一下再回复。2019年10月28日，陆惠年向该院确认，除本案所涉430万元之外，段沪滨另有两笔来款，合计金额100万元，其中40万元是转账，即2015年11月16日转账40万元，另一笔为现金60万元。陆惠年向该院解释称“该笔款项系因原告段沪滨当时有个项目需要新世纪的老板赵林根配合，当时他们之间不太熟，由我从中介绍，原告承诺事成之后会有酬谢，当初是他拿出100万，其中40万是转账，还有60万是现金，我后来让老婆分两次转账给赵林根共50万，2016年2月6日转30万，2017年1月26日转20万，该款并非是原告所说的借款。”对此，段沪滨表示陆惠年陈述不实，陆惠年所收40万元就是借款，更不存在60万元现金之说。陆惠年该说法与之前所陈述的从无其他佣金往来亦存在矛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段沪滨主张其向吴丽红转账支付的430万元系陆惠年、吴丽红借款，但目前并无其他任何直接证据可供印证，而陆惠年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表明段沪滨所主张的借款关系并不确定，尽管陆惠年在向该院陈述双方过往的经济往来时存在故意隐瞒某些事实的嫌疑，但由此并不必然导致段沪滨所主张的借款关系成立。尽管段沪滨在诉讼中所主张的段沪滨为与陆惠年相关的建设项目也提供过帮助的事实亦可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得到印证，但该节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陆惠年所主张的事实，在陆惠年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段沪滨仍负有进一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责任，故依现有证据，段沪滨主张与陆惠年、吴丽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尚无法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段沪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24元，由段沪滨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在2019年11月21日的一审询问笔录中，审判员就是否按不当得利关系来主张权利询问段沪滨，段沪滨回答“我接受审判长的提议”“我接受”，但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2020年6月11日，在本院组织的二审调查中，段沪滨明确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其权利。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段沪滨主张其向吴丽红转账支付的430万元系陆惠年、吴丽红向其的借款，陆惠年抗辩该转账为其他债务，并提供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确定。在此情况下，段沪滨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故依据现有证据，段沪滨主张该430万元银行转账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的依据并不充分，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段沪滨在一审中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借贷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未变更诉讼请求，在二审中又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本院对此不予理涉。段沪滨认为就案涉银行转账其与陆惠年、吴丽红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段沪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324元，由段沪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一鸣审 判 员 柏宏忠审 判 员 丁 兵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马歆悫书 记 员 沈可尧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