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21民初1242号原告：王某，男，198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阳谷县定水镇童庄村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岭，山东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某（曾用名翟玉祥），男，199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寨里河镇老营村居民，住。被告：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莒县东关社区一街莒州南路**。法定代表人：王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西亭，莒县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某，男，196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西亭，莒县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某，女，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住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被告：王某，女，199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纪凯，山东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与被告翟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鲁1521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翟某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9月10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5民终17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鲁1521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追加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之行公司）、王某、张某、王某为本案的被告，于2020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岭、被告翟某、被告绿之行公司及王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西亭、被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纪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翟某、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支付货款448234.48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王某、张某、王某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电线电缆经销者。2018年6月4日被告翟某通过微信聊天与原告订立购销电缆关系，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价值412679.48元（不含税价格）的电缆，双方商定了价格、交货方式，并约定货到付款。原告于2018年6月9日以快运方式向被告翟某交付了约定货物，但被告翟某收货后以其与电缆生产厂家之间存在纠纷为由将货物扣押，拒不向原告支付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要仍拒不支付。被告翟某自称为绿之行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向绿之行公司开具发票。被告翟某、绿之行公司应共同支付原告货款及利息。被告绿之行公司原系被告张某的个人独资有限公司，张某是交易时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原告起诉后，张某将其公司转让给被告王某，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王某，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张某、王某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某向绿之行公司、翟某出借银行账户，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翟某辩称，我与原告从未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电缆业务发生在绿之行公司与山东绿灯行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原告亦向绿之行公司主张过权利，并且由绿灯行电缆公司向绿之行公司开具了发票。因绿之行公司和绿灯行电缆公司业务关系存在了多年，双方之间尚未对账结算。我作为绿之行公司的业务经理，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具备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绿之行公司辩称，涉案电缆买卖关系发生在绿之行公司与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原告作为绿灯行电缆公司的业务经理，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王某辩称，我只是绿之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绿之行公司以其独立的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我不应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张某未答辩。被告王某辩称，我不认识原告，亦未从事过电缆买卖业务，我与原告或其它第三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在汇款时并不知道汇款的事项和用途，本案与我无关，应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王某系电缆电线销售者，在济南从事绿灯行电缆销售，被告翟某是被告绿之行公司的业务经理。2018年5月5日，翟某在绿之行公司董事长张某的安排下，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提出购买绿灯行品牌电缆的意向，但未明确哪个生产厂家，翟某将意欲购买电缆的型号和数量发送给原告，要求原告给予优惠最低价格，并向原告表达了“数量也不少，你给问问邹总，给申请能便宜多少，价格合适我就从咱那边定就行了，就不从厂里定了”的意思。2018年6月3日，翟某与原告协商确定在原告处购买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的绿灯行牌电缆，并商定了价格（不含税），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该批绿灯行品牌的11种规格的电缆价款为412679.48元，原告在此基础上给被告优惠了4126元，货款实为408553.48元。该批电缆由原告向邹翔宇赊购，由邹翔宇在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购买。2018年6月4日绿之行公司通过王某的银行账户将定金2万元汇入原告指定的邹翔宇的账户。2018年6月9日，原告将电缆送至翟某指定的地点，翟某验收后未在销售出库单收货人处签名，亦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2018年6月14日，翟某向原告提供了开票信息，信息显示开票相对方名称为绿之行公司。当日，经原告与翟某协商确定需向原告支付税款69696元，绿之行公司通过王某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指定的李海胜账户汇入了税款14141元。同日，原告找到邹翔宇，由邹翔宇在绿灯行电缆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8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六张（税款共计69696元），原告垫付税款55555元。一个星期后，原告将发票交付给翟某，张某安排翟某在莒县城东派出所在销售出库单收货人处签了名，但依然未支付原告货款。2018年7月10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一、被告偿还欠款448234.48元；二、被告赔偿利息损失18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至实际还款日；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8年7月10日，王某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绿之行公司、翟某的银行存款50万元，本院出具（2018）鲁1521民初2413号民事裁定书并采取了保全措施。王某交纳保全申请费3020元。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鲁1521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翟某偿还原告货款及利息，翟某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9月10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5民终17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鲁1521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重审期间，本院另查明，被告绿之行公司是2016年3月10日成立的张某的个人独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张某认缴出资100万元。2018年7月12日，绿之行公司变更股东为王某。2020年9月24日，合议庭告知绿之行公司三日内提交其公司成立后每一个会计年度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及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况资料，绿之行公司未提交。原告王某与被告翟某、绿之行公司在是否买存在卖合同关系问题上发生争议。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某认为其与翟某、绿之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其与翟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绿灯行品牌联盟协议书、邹翔宇与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2018年6月3日签订的电缆购销协议、原告签名的销售出库单，证明2018年1月1日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与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绿灯行电缆公司签订了“绿灯行品牌联盟协议书”，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将注册登记的“绿灯行”第九类商标，许可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使用在其销售的电缆电线产品包装上。涉案电缆是由邹翔宇在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购买，原告又在邹翔宇处赊购，与绿灯行电缆公司无关。被告绿之行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以邹翔宇与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2018年6月3日签订的电缆购销协议、绿灯行电缆公司是否授权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出库单货款数额与本案不符为由提出异议。被告绿之行公司、翟某认为，涉案业务发生在绿之行公司和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涉案电缆的发票是绿灯行电缆公司开具的，与原告无关。被告绿之行公司提交了其公司的营业执照、绿之行公司与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的独家代理协议、绿灯行电缆公司开具的发票6张、翟某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翟某与邹翔宇的短信记录、绿之行公司员工王凤胜与邹宽文的短信记录、绿灯行电缆公司的通信录、山东绿灯行智慧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书，证明绿之行公司与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禁止跨区串货，发票由绿灯行电缆公司开具，邹翔宇是绿灯行电缆公司总经理邹宽文之子，也是绿灯行电缆公司关联企业的股东，其参与涉案电缆业务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绿之行公司的营业执照、绿之行公司与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的独家代理协议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发票不能作为确定买卖关系的标准；翟某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翟某与邹翔宇的短信记录、王凤胜与邹宽文的短信记录能够证明原告赊购邹翔宇的电缆，向翟某催要的是原告所欠邹翔宇的货款，邹宽文与王凤胜熟悉，也通过邹宽文催要过货款，同时，短信内容也不能证明与本案买卖有关；绿灯行电缆公司的通信录是2011年制作的，只能证明邹宽文在绿灯行电缆公司工作过，邹宽文在2015年后便不在绿灯行电缆公司工作了，不能证明涉案电缆买卖发生时邹宽文还是绿灯行电缆公司的员工。本院对原告与被告绿之行公司、翟某争议的问题分析认为，合同是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合同关系成立是判断合同责任的前提。本案中，被告翟某在2018年5月5日受被告绿之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指派，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原告王某提出购买绿灯行品牌电缆的意向，但未明确生产厂家。双方在价格、税款、付款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后，由邹翔宇在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许可的山东趵突泉线缆有限公司在其销售的电缆电线产品包装上使用注册登记的“绿灯行”第九类商标的电缆，王某在邹翔宇处赊购了该批电缆，送往翟某指定的地点。被告绿之行公司与绿灯行电缆公司之间的独家代理协议只能在协议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翟某在与王某协商后，明确表达了“数量也不少，你给问问邹总，给申请能便宜多少，价格合适我就从咱那边定就行了，就不从厂里定了”的意思，在王某向翟某明确供应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的绿灯行牌电缆后，翟某亦对此表示认可。绿灯行电缆公司的通信录制作于2011年，不能证明涉案电缆买卖发生时邹宽文还是绿灯行电缆公司的总经理。邹翔宇赊销电缆给王某，邹宽文系邹翔宇的父亲，在邹翔宇货款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与翟某、绿之行公司进行沟通和协商符合常理。邹翔宇是山东绿灯行智慧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涉案的货物发票虽系绿灯行电缆公司开具，但仅凭发票不能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还应当结合合同的订立与实际履行情况综合进行认定。王某作为供货方，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均是其本人，其亦持有在邹翔宇处的赊购电缆的出库单，王某是本案的买卖合同主体。翟某作为绿之行公司的业务经理受绿之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指派与王某洽谈业务，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绿之行公司与王某之间。本院综合全案认为，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绿之行公司在收到货物后，即否认原告王某的合同主体地位，以与绿灯行电缆公司尚未对账为由拒付货款，显然不当。被告绿之行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扣除其已经支付的定金20000元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88553.48元。按照双方的约定，原告垫付的税款69696元应当由被告绿之行公司承担，在2018年6月14日原告为被告绿之行公司开具发票之日起扣除被告绿之行公司已经支付的税款14141元，被告绿之行公司即应支付原告税款55555元。被告绿之行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原告货款及税款，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与被告绿之行公司对逾期付款未有约定，对原告要求的损失，应当分段计算，货款388553.48元应自付款之日即2018年6月9日起、税款55555元应自付款之日即2018年6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利率的基本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所支付的保全申请费3020元，系其支出的合理诉讼费用，依法应由被告绿之行公司承担。被告绿之行公司系一人独资有限公司，被告张某、王某分别作为绿之行公司的原任、现任股东，不能提供证明绿之行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合法有效证据，应当对绿之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某出借账户于绿之行公司使用，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告绿之行公司与原告王某形成买卖关系、故意拖欠货款方面起到帮促作用，应对绿之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翟某系被告绿之行公司的业务经理，在本案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对原告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张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货款388553.48元、税款5555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388553.48元自2018年6月9日起、税款55555元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利率的基本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张某、王某、王某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保全申请费3020元。四、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24元，由被告日照绿之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洪峰审判员  胥凤莲审判员  张国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李海魁书记员魏茂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