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京阳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表人：汤京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必韬，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涛，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法定代表人：刘西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春根，男，195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省京阳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红雨律所）及原审第三人罗春根法律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4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阳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红雨律所对京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红雨律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京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京阳在合同上签名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红雨律所时，并未依法通知并取得原合同相对人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的同意，该转让行为不能成立。红雨律师事务所未取得相关权利义务，不是合同主体，不享有诉权。二、2016年11月28日，京阳公司与罗春根在《委托代理合同》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罗春根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进行补充约定，该《补充协议》无效。罗春根在《补充协议》第二条中要求京阳公司向其个人支付律师费，违反《律师法》的规定，且罗春根私自收费逃避法律监管，逃避税务机关征税，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始无效。红雨律所与罗春根共同答辩称：第一，在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注销之前，京阳公司和红雨律所已经通知并且取得了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的同意，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已经完成了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第二，红雨律所在得到相应的授权以后，全面履行了各项代理职责，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代理任务。第三，京阳公司应当履行支付法律服务费的义务，经红雨律所罗春根作为代表与京阳公司协商，对法律服务费的具体金额以及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并且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签订以后，京阳公司支付了140万元的法律服务费，剩余的6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已经构成违约。红雨律所要求京阳公司支付相应的法律服务费用，有理有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京阳公司的上诉请求。红雨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京阳公司向红雨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600000元；二、京阳公司向红雨律所按逾期付款分时段支付违约金744605元（逾期违约金计算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并以逾期应付款600000元基数部分，按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三、京阳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9日，京阳公司（委托方，甲方）与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受托方，乙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委托乙方作为该案诉讼代理方。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达成本合同条款如下：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对本案诉讼进行风险代理。指派本所罗春根律师为甲方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执行程序的代理人。代理权限至本案诉讼、执行程序终结止（包括但不限于判决、裁决、调解、重审、撤诉、执行和解及终结等导致诉讼程序终结的情况）下同；2.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代为起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为上诉，代为领取法律文书等；3.甲方按诉讼请求有关利息损失和违约金赔偿部分的生效裁判金额的5%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甲方按诉讼请求除前述两项以外的生效裁判赔偿额的20%，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如本案诉讼对方提起反诉的，甲方按对方反诉请求额减少或抵付赔偿额部分的20%，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本案若经调解结案，甲方应按调解书确定由对方赔偿额的15%，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甲方在本案款到账后七日内，按上述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比例支付乙方；4.甲方应按时向法院和有关部门交纳相关费用。甲方根据诉讼审级在合同签订后立案之前，向乙方提供预付前期办案费（一审50000元，二审30000元，执行30000元）。双方还对证据材料的提供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依约指派罗春根参与京阳公司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望民初字第00257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及(2012)望民初字第01134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事宜的代理活动。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5月19日注销。2014年9月2日，京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京阳在京阳公司与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上签署：“同意本合同变更至红雨律师事务所”。同日，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即红雨律所向京阳公司出具《证明》载明：“你公司于2011年11月29日与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业务，因该所于2014年5月19日注销，案件承办代理律师罗春根同志现转入我所执业，为了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合同》，同意该代理合同由承办人罗春根同志个人负责承办该案代理业务，并享受《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此后，罗春根以红雨律所执业律师身份参与上述案件的二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240号、(2016)湘01民终534号】及执行事宜。2016年10月17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6）湘0112执939号《执行结案通知书》载明：“关于申请执行人湖南省京阳物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标的10638769.94元，已执行标的10638769.94元，现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8条第(1)项的规定，此案已全部执行完毕。”2016年11月28日，罗春根（乙方）与京阳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根据双方2011年11月29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如下：1.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第6条有关风险代理收费依据，甲方向乙方支付案件风险代理费2000000元，并承担案件代理期间乙方承办案件时已在甲方报销的办案差旅费；2.协议签订后甲方于2017年1月25日之前向乙方支付1000000元，余款1000000元于2017年8月30日以前（支付）。甲方凭乙方提供税务正规发票后予以办理，如逾期付款，甲方向乙方按应付款额部分的千分之一每日支付违约金。”此后，京阳公司按约支付第一期款项1000000元，后经红雨律所催促，京阳公司于2019年5月前支付400000元，尚有600000元未支付，红雨律所催收无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京阳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给罗春根款项1530000元，其中2016年之前罗春根报销办案经费共计130000元；罗春根则认为已领取的该三笔办案费共计130000元，已经报账冲抵了，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与京阳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是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但2014年5月19日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注销，罗春根转入红雨律所执业；京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京阳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署“同意本合同变更至红雨律师事务所”。之后，罗春根即以红雨律所律师的身份作为京阳公司诉讼代理人参与到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因此，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的主体由京阳公司与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变更为京阳公司与红雨律所，并由京阳公司委托红雨律所执业律师即第三人直接提供法律服务，且代理案件完毕。故京阳公司辩称红雨律所并非诉争合同的签订主体，其不享有本案诉权，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罗春根与京阳公司就律师服务费支付事宜达成的《补充协议》，红雨律所予以追认，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红雨律所、京阳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京阳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无效，未提供证据证明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事由，不予采纳。红雨律所按照合同约定为京阳公司提供了法律服务，京阳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红雨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补充协议》约定京阳公司应付红雨律所律师服务费2000000元，双方对京阳公司已支付1400000元无异议，故红雨律所要求京阳公司支付剩余律师服务费600000元，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京阳公司主张其实际支付给罗春根款项1530000元（含2016年之前罗春根分三次报销办案经费共计130000元）；因《补充协议》中已对罗春根报销的办案经费进行了处理，故此款不应计算在京阳公司已付律师服务费中。红雨律所要求京阳公司按照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约定过高，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从衡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考虑，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违约金酌情认定以未付款项6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至法律服务费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京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红雨律所法律服务费600000元；二、京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红雨律所违约金（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上述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红雨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51元，由京阳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京阳公司因与案外人发生纠纷，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案涉合同属于诉讼代理合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定性不准确，本院予以指正。在该类合同中，委托关系具有特殊性，合同相对人是委托人和接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但在所涉诉讼中，根据实务需要，律师事务所又必须指派律师代理委托人进行诉讼，故在某种意义，诉讼代理合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中，京阳公司是委托人，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是受托人，罗春根则接受指派具体办理诉讼代理事务，因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在代理过程中注销登记，罗春根转入红雨律所执业，京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京阳在原合同上签字同意合同主体变更，红雨律所亦于当日出具《证明》同意由罗春根继续承办案件，并配合办理了之后的委托代理事务，故案涉当事人已经就合同变更达成一致约定，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京阳公司上诉称红雨律所不是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本案系委托合同，委托人对于受托人具有选任权，故京阳公司上诉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应当取得湖南唯正律师事务所同意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后，红雨律所及罗春根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代理义务，所代理的诉讼亦于2016年10月执行结案，案件执行标的10638769.4元也已经执行到位，故红雨律所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报酬。后罗春根与京阳公司经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对案件风险代理费数额与支付方式进行约定，合同中罗春根虽然是以个人名义作为相对人，但明确记载系以《委托代理合同》为依据，又记载罗春根需提供税务正规发票，且该合同已经得到红雨律所的追认，故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费数额与支付方式的约定并不违法，应当予以支持，至于其中是否违反其他法律与法规的问题，可由相关部门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京阳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2元，由湖南省京阳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孟庚秋审判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聪书记员唐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