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1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小叶岽林场（林海招待所）。法定代表人：黄明辉，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梅，江西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勇，男，1966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秀，女，1968年7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妹，江西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忠秀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全南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9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天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生态公益林的定性和国有生态林管护认识显失偏颇。1、生态公益林的定性界定标准是生态公益林界定书，生态公益林具有特殊的权利属性，界定书就是权利凭证，具有林权证的效力，该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范畴，也即生态公益林权利同物权具有可分离性。本案中上诉人享有的是用益物权，被上诉人享有的是林木所有权。2001年7月11日，全南县人民政府核定讼争林木生态公益林所有人为全南县小叶岽林场，此即为上诉人取得国有生态林的法律依据和行政许可。虽然被上诉人2008年8月取得该林木所有权，但该林木仍然为国有生态公益林性质不变，全南县人民政府并未认可被上诉人的生态公益林所有者身份，被上诉人仍然不是生态公益林用益物权权利人，必须将国有属性变更为集体或个人方取得相应权利。2008年以来该讼争林木一直由上诉人管护，被上诉人从未对该林木做过任何管理和经营，其也未采伐过。国有生态公益林的管护不仅仅是支付管护人员工资这一简单的行为，而是一个系统运作，拨付给上诉人的生态公益林管护费用还要用于防火、病虫害防治、行政监管、森林资源调查等多项支出，上诉人的全部经费收入和支出也仅限于国有生态公益林的管护拨款，而且每年均必须对管护的生态公益林经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拨付，因此不能简单地从林木权属界定生态公益管护费的归属，搞一刀切，而更要从客观出发考察生态公益林管理的实际情况，确定上诉人已实际投入到生态公益林管护的各项支出不可逆，每年的经费收支基本平衡，不应让上诉人垫付生态公益林补偿费给被上诉人。2、讼争林木权利原属全南县小叶岽林场，被上诉人林木权利的来源本系2008年的不当协议。3、被上诉人2008年8月取得林木权属后对讼争林木已划为国有生态公益林是明知的，因为上诉人的管护人员一直住在水背村，被上诉人也明知该林木不允许采伐，其也未采伐过，如若不受生态公益林的限制则当地村民早将该林木采伐光，这是客观事实。综上，上诉人认为判断本案生态公益林管护费的归属不能仅仅依表象的事实（林权证）确定，更应从该生态公益林的来龙去脉和生态公益林的属性及管护现状等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该管护费的归属。上诉人收取的管护拨款早已实际支出于该生态公益林管护的各项支出，不应由上诉人再垫付给被上诉人，这是不合情理的，且上诉人并不因管护而取得利益，本系列案讼争林地面积848亩，按2018年20元/亩算，上诉发管护人员工资也不够，不存在谋利之事，上诉人不是盈利机构，上诉人是为国家为社会履行职责。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属不当得利。如前所述，上诉人管护该生态公益林并非为自身谋利得益，生态公益林是造福国家和百姓的事业，上诉人取得生态公益林拨款的法律依据是全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生态公益林界定书，被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并未否认上诉人国有生态公益林界定书的法律效力，2008年8月对被上诉人发证后上诉人取得的是用益物权，因而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被上诉人王忠秀辩称：一、答辩人取得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答辩人于2008年8月取得了涉诉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林木使用权，系涉诉山场的林权所有者。2007年11月2日实施的《江西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赣财农【2007】163号）第四条“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补偿对象为生态公益林的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第五条第一款“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包含管护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第五条第二款“管护支出用于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的补偿费和管护费”；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原则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聘请专职护林人员统一管护。专职护林人员管护经费从其补偿资金中协商确定，原则上不超过2元/亩，其余补偿资金全部拨付个人。”另根据《关于下达2010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和计划的通知》（赣财农【2010】158号）第一条“……。此次下达的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为管护支出部分，主要用于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的补偿费和管护费。……”；第三条“……。专职管护人员的管护费……，原则上不超过2元/亩”。《关于下达2011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和计划的通知》（赣财农【2011】143号）、《关于下达201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2】134)、《关于下达2013年第二批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3】118号）、《关于提前下达2014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3】153号)、《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5】12号）、《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6】187)号、《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生态公益林补偿及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农指【2018】84号）均与赣财农【2010】158号作了相同的规定。《江西省省级林业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赣财农【2016】30)第六条“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分为管护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第七条第一款“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护支出用于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管护公益的相关支出”；第七条第三款“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管护支出，用于林权所有者的经济补偿和劳务补助等支出。专职管护人员的管护劳务补助标准按当年每亩公益林补偿管护支出的15%安排，……”。上述规范性文件均规定了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护支出中包含了对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的经济补偿，并规定了对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的金额的确定方式。答辩人作为生态公益林的林权所有者，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中对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2001年上诉人擅自将具有权属争议的涉诉山林申请划入国家级生态林管理违反争议山林未解决争议前需保持现状的林权纠纷调处规定，具有过错。三、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以对涉诉山林实施了管护的任何直接证据，上诉人对涉诉山林事实上也并没有派人进行过任何的实际管护。答辩人对涉诉山林上的毛竹进行了抚育管理。涉诉山林在1995年3月，由全南县竹林竹笋服务总公司与全南县寨下乡水背村村民委员会共同兴办了毛竹林基地，基地期限为20年，即从1995年3月1日起至2015年3月1日止，在此期间涉诉山林中的毛竹均由答辩人实施管理，进出毛竹林的道路也一直由答辩人管理、使用。四、涉诉山林被划入公益林实施管理的事实系由答辩人于2019年通过向作为生态公益林主管机关的全南县林业局申请信息公开而获悉，涉诉山林被划入生态林管护时，并没有依照生态公益林管护的要求进行任何的公示，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过任何的已实施公示的证据材料。王忠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本属于原告所有的117亩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18351.45元；2.判令被告自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领取的30日内按集体山场发放标准将当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足额给付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营江西省全南县小叶岽林场与全南县存在山林权属四至界址不明的历史遗留问题。2001年，国营江西省全南县小叶岽林场申报水背村大竹园组谢屋背片（5-1、5-2、4-7小班）山林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并于2002年始领取公益林补偿资金。2005年3月2日，全南县人民政府组建成立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即被告），国营江西省全南县小叶岽林场的权利义务由被告受让。为解决山林权属争议问题，2008年6月﹣7月间，被告与全南县龙源坝镇水背村就石子垇、珠坑屋背片等山场权属达成调处协议，原告遂于2008年8月29日取得全南县林证字（2008）第06×××号林权证，其中，位于小地名虾公田面积117亩的山林位于被告申报的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的四至界址范围内。另查明，被告按国有生态公益林标准领取补偿资金至2018年（含）。2009年度至2018年度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标准分别为5元／亩、8元／亩、13元／亩、13元／亩、15元／亩、15元／亩、18元／亩、17元／亩、17元／亩、17.85元／亩。一审法院认为，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用途在于生态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分为管护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管护支出用于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管护公益林的相关支出。本案中，被告在与全南县达成调处协议、原告取得林权证的同时，已经丧失取得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法理基础，其取得的不当利益，应予以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补偿款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返还的计算标准应结合被告管护的事实兼顾公平原则，以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标准计付为妥。经庭审查实，原告系于2008年8月29日取得林权证，在此之前的林权权属并不确定，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返还2008年度之前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告应获得的补偿资金为16245.45元（5元／亩×117亩＋8元／亩×117亩＋13元／亩×117亩＋13元／亩×117亩＋15元／亩×117亩＋15元／亩×117亩＋18元／亩×117亩＋17元／亩×117亩＋17元／亩×117亩＋17.85元／亩×117亩）。根据《江西省省级林业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项目申报与资金拨付的规定，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发放属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范畴，法院不宜直接处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自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领取的30日内按集体山场发放标准将当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足额给付原告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王忠秀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16245.45元；二、驳回原告王忠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元，由被告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天龙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小叶栋林场水背分场一九八三年山林执照林权分布图、全林证字第4×××号山林执照、诉争生态公益林所在位置地形图，证明一九八三年上诉人即享有诉争林地林木所有权，2001年将诉争林木划为生态公益林时并无争议，权属系小叶栋林场。证据二、1985年寨下乡水背村与原小叶栋林场山林纠纷补充协议书，证明再次明确诉争林木权属于原小叶栋林场所有。证据三、2007年江西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六条），证明国有生态公益林的管护费包含专职管护人员管护费和资源建档、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林木补植、抚育等支出，上诉人不存在盈利情况。证据四、赣林函字[2019]353号文、赣林函字[2020]338号文，证明国有生态公益林看护费用需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由财政拨付，不是见面积付款。证据五、天龙公司生态公益林2017年度自查报告及附表2-附表6，证明天龙公司管护的生态公益林每年均须向林业主管部门报告自查情况，并由林业主管部门检查验收。附表反映了档案管理资金使用、管护成效、管护情况等事项。王忠秀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一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结合证据二可以明确该诉争山场系争议山场，因为后来在2008年时双方签署了林业调处协议，我方于2008年8月取得了涉诉山场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林地使用权，且林地所有权由我方集体所有。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理由与证据一质证意见一致。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生态公益林分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因林权权属性质不同分为国有和集体、个人三个类别，涉诉山林在2008年8月以后由我方取得了林权，对方丧失了林权。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涉诉山林因林权权属已经变更为我方所有，属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并且，我方的主张只是对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中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部分进行的诉求。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因为该证据主要是为了检查需要，其中的管护人员大部分都是上诉人自己的职工，其获得管护费并不是真实的，若领取了管护费就是属于领了两份工资。本院经审查认为，2008年6月17日《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协议书》、王忠秀2008年的林权证足以证明涉案林地权属，上述证据一、二均是发生2008年之前，不足以推翻之后物权变动的事实，故对上述证据一、二不予确认。证据三、四三性予以确认。证据五属天龙公司经营内部活动材料，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王忠秀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江西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赣财农[2007]163号）、《关于下达2010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和计划的通知》（赣财农[2010]158号）、《关于下达2011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和计划的通知》（赣财农[2011]143号）、《关于下达201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2]134号）、《关于下达2013年第二批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3]118号）、《关于提前下达2014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3]153号）、《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5]12号）、《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6]187号）、《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18]84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赣财农[2016]30号），证明答辩人作为涉诉生态公益林的林权所有者依法依规享有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中对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的部分。证据二、《全南县兴办联合毛竹林基地合同》、《合同》（寨下乡水背村与陈春全）、《全南县股份制林场经营许可证》（全林字0××号）、《毛竹林抚育施工合同》，证明涉诉山林中毛竹及道路一直由答辩人方经营管理。天龙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我方证据三2007年生态林资金管理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国有生态公益林包含了专职管护人员管护费和资源建档、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林木补植、抚育等费用，所以，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仅仅是支付给所有者权益的补偿。生态林的性质首先要明确才能适用该文件，诉争的生态林的性质是国有，必须按照国有资金来划拨和使用。对证据二，合同没有看到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合同附的图纸是假的，这个图是林改时的图（里面有当时2005年、2006年林改时所勾的村民林权间的区划线），并不是当时签订合同时的附图。毛竹基地的合同并没有四至界址，现在被上诉人按照诉争林地提交附图，把生态林地划入原附图，明显是假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王忠秀提交证据一属国家政府部门文件规定，三性应予确认；证据二需现场核实，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案生态公益林权属发生变动，引发生态公益林经济补偿金归属之争。原林权权利人天龙公司以其持有《公益林现场界定书》以及其为生态公益林管护产生支出不可逆为由认为生态公益林补偿金归其所有的抗辩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生态公益林是从森林分类的角度提出的概念，森林分类属于技术规范，适用行政法规则，《公益林现场界定书》是用于确认某一森林空间（或者林地）是生态公益林还是商品林。国有林、集体林是从森林所有制角度提出的概念，确认某一森林空间（或者林地）是国有林还是集体林，取决于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王忠秀取得的林权证具有物权效力，而《公益林现场界定书》中涉及的权利性质并不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天龙公司认为《公益林现场界定书》具有林权证的效力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本案《公益林现场界定书》形成时间在2008年之前，系生态公益林权属发生变动之前，王忠秀在2008年之后取得的林权证，从时间先后顺序看，《公益林现场界定书》也不能否定林权证的效力。生态公益林经济补偿对象应当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林权证或林权类不动产权证、生态公益林界定书、流转合同等核定，属于行政管理范围。天龙公司未举证证明王忠秀不属于涉案生态公益林经济补偿对象，而《江西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生态公益林补偿对象为生态公益林的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故王忠秀作为案涉公益林的所有权者，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是其法定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天龙公司领取王忠秀所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构成不当得利，应将返还的认定是正确的。最后，《江西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包含管护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管护支出用于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及管护者的补偿费和管护费。由此可见，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获取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中自包括因禁止采伐林木造成经济损失的补偿部分。此外，《江西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六条对不同权属的生态公益林，生态公益林管护支出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其中对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原则上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聘请专职护林人员统一管护。专职护林人员管护经费从其补偿资金中协商确定，原则上不超过2元/亩，其余补偿资金全部拨付个人。因此，天龙公司即便存在对公益生态林管护也不能排除林权所有人应获得的补偿；一审法院结合天龙公司管护事实，兼顾公平原则，以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来计算出其应返还的数额比较公平合理，总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天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元，由上诉人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宁审 判 员  傅 忠审 判 员  赖国东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葛颖婷代理书记员  姚冰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