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9642号原告:北京松林和创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民安街**楼**。法定代表人：王腾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任，北京银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凝，男，1984年4月24日出生，北京松林和创广告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法定代表人：李玮（LIWEI），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燕平，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肖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燕平，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强，男，1983年12月4日出生，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员，住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原告北京松林和创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林公司）与被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恒公司）、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享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松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任、许凝，被告际恒公司、被告际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燕平，被告际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松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连带支付服务费579750元；2、要求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滞纳金，以57975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日始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至二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2017年1月20日，原告与际恒公司通过邮件的方式确认涉案服务项目即“2017北京现代悦动试驾”由原告和案外公司共同负责，期间为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3月2日，双方因系长期合作关系，故未订立书面的合同，原告依照约定为际恒公司提供了包括场地布置、晚会组织、租赁场地、户外物料制作、第三方演员、延展物料制作等服务项目。2017年3月21日，原告再次与际恒公司通过邮件确认，按照际恒公司的指示将服务内容相关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中与际恒公司订立服务合同，服务费用2309516元，剩下与际享公司（际恒公司的关联公司）订立四份合同，总服务费金额841000元。原告遂与际恒公司订立《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媒体试驾会服务合同》，显示订立日期为2017年2月，合同约定项目服务费2309516元，结算完成之日起60日内付清剩余款项。原告与际享公司又订立四份合同，分别为《北京现代广州车展服务合同》，项目名称11月北京现代广州车展（2017年），费用112500元；《媒体服务合同》，项目名称11月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上市，费用268000元；《活动运营合同》，项目名称11月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媒体试驾，费用255500元；《活动运营合同》，项目名称9月北京现代中秋答谢会晚宴（2017年），费用205000元。2018年6月1日，原告将服务费用发票向二被告开具。际恒公司已经将2309516元支付完毕，际享公司也支付了部分费用。2019年2月20日，原告向际享公司发送《询证函》，际享公司确认欠款579750元。原告认为，原告向际恒公司提供了“2017北京现代悦动试驾”服务，实际接受服务的主体为际恒公司，但际享公司与原告订立四份服务合同构成了债务加入，故应由二被告连带承担责任；原告与际恒公司订立合同中约定了应付款日期及违约责任，虽然原告与际享公司订立的四份合同分别约定了付款日期和违约责任，但原告认为应参照与际恒公司的合同，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向二被告出具发票，因此于2018年8月2日计算滞纳金。被告际恒公司、际享公司辩称：际恒公司认可原告所述服务项目属实。2017年2月21日之前，际恒公司与原告一直在磋商服务费用问题，但对于费用总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要求原告先行履行服务内容，服务期间为2017年2月21日至2017年3月2日，原告已经将服务内容履行完毕。2017年3月20日，双方仍在商讨服务费金额问题。2017年3月21日，经双方协商际恒公司认可服务费总额为2309516元，原告对此表示同意，但提出利润过低，际恒公司提出为原告争取其他合作项目。2017年3月，际恒公司与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的项目结束，际享公司成为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的公关服务商，但二被告之间并无关联关系。2017年下半年际恒公司为原告推荐了际享公司，由原告与际享公司订立了四份服务合同。但订立合同后，原告并未为际享公司提供服务。在际享公司收到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关于四份合同相关预付款后，因财务账中有原告向际享公司提供的发票和相关合同，因此际享公司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际恒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际恒公司已经支付了全部款项，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际享公司认为，原告起诉的“2017北京现代悦动试驾”活动与际享公司无关，原告与际享公司订立四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因此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20日，际恒公司原工作人员丁某向原告工作人员许凝发送电子邮件，确认“2017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全国媒体试驾活动”（以下简称涉案项目）中晚宴物料搭建、第三方演员、户外物料制作、延展物料制作部分由原告负责，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3月2日。2017年2月8日，许凝向丁某等人发送邮件称涉案项目原报价为423万元，经过多次商议修改进行了价格调整，在整体效果不变的情况下费用从423万元下降到315万元（未含约10万元酒店晚餐及发车场地费），费用已无法降低，希望际恒公司相关领导根据真实情况考虑原告方价格。2017年2月19日，丁某向许凝发送邮件并抄送际恒公司原工作人员于某称“目前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全国媒体试驾活动会务执行部分费用已经确认，总计为3150516元，具体费用明细还请参考附件明细。”其中明细中将3150516元分别载入两份表格，一份金额为2309516元，另一份补充费用金额为841000元，最终松林部分费用合计3150516元。2017年3月11日，许凝向宁某发送项目结案报告、费用与合同电子版，其中费用明细仍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金额为2309516元，另一部分补充费用金额为860800元，与2月19日相较增加三个项目共计19800元。电子版合同中载明服务费总价为3015936元，就该金额为何与费用清单不一致问题，原告方表示无法解释，但该合同并没有双方签章。2017年3月21日，许凝向丁某发送邮件，显示“附件是按要求修改的合同，已分成两部分，为两个合同，请悉知”。附件中有两份《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媒体试驾会服务合同》，其中一份合同双方为际恒公司与原告，合同金额2309516元，另一份合同双方为际享公司与原告，合同金额为860800元，两份合同其余条款均一致。就上述2017年2月19日及3月11日的邮件，二被告称通过两份费用表格可以看出原告在3150516元基础上为际恒公司计算了折扣，因此最终的费用是2309516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应际恒公司与客户结算的需求，原告将报表金额降低至2309516元，但第二份补充费用明细是告知际恒公司降低的费用体现在何处，同时告知其应单独结算的金额。原告提交许凝与丁某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3月13日丁某要求许凝将合同中的抬头改成际享公司，同时按照2309516元先签，许某询问剩余80余万元与谁签订及付款周期，丁某答复只能等客户确认才能签，北京现代确认的费用是不含84万元的费用，该84万元费用是于某要求加上的，只能按照北京现代确认的费用先签合同，许凝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原告与际恒系合同的相对方，应该按照事前谈好的价格订立合同，现在服务已经完成，不能因为北京现代不结算费用就降低合同金额。3月20日至22日，许凝与丁某商议如何草拟两份合同，5月16日，许凝向丁某询问80多万元的合同如何订立，希望两个合同确定下来一并签章，丁某表示目前还没有消息，如果原告着急可以先订立200多万元的合同。6月2日，丁某催促因公司改制，希望原告先将200多万元标的的合同确定下来。2017年8月30日，许凝向丁某催促80多万元合同订立事宜，丁某称听过说可以签合同了，但是具体走哪个项目尚不确定，并向许凝发送了其与李某（原告称系北京现代方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截图，显示于某向李某催促84.1万元如何走费用问题。2018年2月8日，丁某向许凝发送四个合同，总计金额841000元，许凝对金额提出异议，认为应该为860800元，丁某表示客户给际享公司结算里只认841000元，如果对方不认可只能重新走流程。经质证，二被告认可丁某曾系际恒公司员工，负责涉案项目，但是无法核实微信记录的真实性，际享公司委托代理人关强称其亦曾为际恒公司员工，因2017年4月际恒公司与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项目结束，因此大部分公司员工从际恒公司转至际享公司，继续为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服务，丁某与于某也因此转至际享公司。2017年2、3月份，际恒公司承接“2017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全国媒体试驾活动”项目，原告最初的报价为400多万元，但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活动预算仅有200多万元，因此双方协商由原告以230万元的价格进行该项目，际恒公司再为其介绍其他项目。涉案项目结束后，际享公司继续为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服务，因此由际享公司与原告订立四份合同。关强称从微信头像看是丁某的微信，但亦无法确认内容的真实性。经询，原、被告均无法联系到丁某出庭作证，本院联系丁某，亦未果。原告提交许凝与于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7年6月13日许凝向于某催促80多万合同订立事宜，于某称正在走流程，付款也开始了。经质证，二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于某曾系际恒公司的工作人员，认为于某为原告确认过315万元系活动的预算，非结算价格。本院当庭与于某联系，于某确认上述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表示具体与原告联系的为丁某，因此不掌握具体细节。关于当事人订立合同情况：2017年6月2日，原告与际恒公司订立有《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媒体试驾会服务合同》，约定际恒公司委托原告负责“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媒体试驾会”活动区域物料制作、灯光音响租赁及现场搭建、产品说明会、恳谈会、晚宴活动安排、晚宴演出等表演工作，项目日期为2017年2月21日至2017年3月2日，项目地点为广东清远，合同项下服务费用2309516元，合同订立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给付预付款1154758元，际恒公司收到原告活动尾款发票后，六十个工作日内给付余款1154758元，合同履行过程中无其他变更，上述约定的款项为最终结算价款，工程如有变更，因此而涉及工程款项增加或减少时，双方按增减项目进行结算，结算完成之日起60日内付清剩余款项。在未有书面确认的前提下，际恒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款项的，按日息千分之五支付滞纳金。原告与际享公司订立有《活动运营合同》，项目名称9月北京现代中秋答谢会晚宴（2017年），服务期限2017年9月25日至2017年10月25日，费用205000元；《北京现代广州车展服务合同》，服务期限2017年11月15日至2017年11月17日，费用金额112500元；《活动运营合同》，项目名称11月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媒体试驾，服务期限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2月11日，费用255500元；《媒体服务合同》，项目名称11月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上市，服务期限2017年11月13日至2017年12月1日，费用268000元。上述合同均未载明订立时间。原告认可其并未履行后四份合同，认为该四份合同系际恒公司因履行第一份合同需要向客户做账而订立，二被告称因原告未履行后四份合同，故不应支付对应款项。就后四份合同服务提供主体问题，际享公司称因公司为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提供一系列公关服务，项目繁杂且人员流动性大，目前不清楚上述四份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但上述四个项目已经实际执行完毕。因际享公司与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之间因费用问题产生争议，在向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索要款项时发现原告并未实际提供服务，没有结案报告，因此导致其无法向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主张相应款项。现当事人均认可际恒公司已向原告支付2309516元，际享公司已向原告支付261250元。2019年2月20日，原告因审计需要向际享公司发送《询证函》，载明际享公司欠付原告579750元，际享公司在该函中加盖公章。经询，际享公司称该《询证函》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认可欠款数额，因际享公司财务账簿上有四份合同及原告开具的发票，因此对《询证函》予以确认，并支付了相应款项。就际享公司是否要求原告履行四份合同的服务项目，以及在原告未履行服务项目后是否往来函件追究其相关责任，际享公司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另查，际享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曾于2017年8月4日前任际恒公司董事。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情况，原告与际恒公司建立有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双方订立的《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媒体试驾会服务合同》的合同金额载明2309516元，但通过原告提供的双方往来邮件、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佐证服务费用总额为3150516元，而原告与际享公司订立的四份合同，合同总标的恰好为3150516元与2309516元的差额，原告认可其并未履行上述四份合同，际享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要求原告履行，结合际恒公司与际享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原告与际享公司并无真实履约的意思表示，该四份合同的订立实则为履行原告与际恒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际恒公司作为服务的接受主体，理应支付相关费用。现当事人均认可际恒公司已支付2309516元，因此尚欠付841000元。考虑到二被告之间的业务、人员关联关系，结合邮件及微信往来记录，可知际享公司理应知晓际恒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自愿与原告订立四份合同并向原告支付261250元，构成对际恒公司的债务加入，原告收取际享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后，际恒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剩余579750元。而际享公司在原告的《询证函》加盖公章的行为表明其认可欠付款项并对继续付款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要求际享公司承担连带支付义务，理由正当。现际恒公司已经如约支付《北京现代全新悦动媒体试驾会服务合同》载明的合同金额，而双方系履约后倒签的上述合同，原告主张的579750元并不属于合同载明的合同变更项目，双方之间的结算也未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和方式履行，因此原告向二被告主张滞纳金，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原告提交的许凝与丁某之间聊天记录，二被告认可丁某原系际恒公司与际享公司的员工，且负责涉案项目，并从形式上认可系丁某的微信头像，虽然其无法核实内容的真实性，但二被告无法联系丁某出庭作证并提出反证否认该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结合被告对于许凝与丁某邮件往来的认可，及许凝与于某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被告关于原告与际恒公司的合同内容已履行完毕，并协商为原告另行提供际享公司合作机会因而订立四份合同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北京松林和创广告有限公司连带支付服务费57975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松林和创广告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99元,由被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龙 琨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倩茹书 记 员  康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