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民终2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开生，汉族，1970年12月23日出生，住枣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书芬，女，汉族，1977年5月7日出生，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振普，湖北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登秋，男，汉族，1969年7月4日出生，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何君，吕登秋女婿，1989年8月12日出生，住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女，汉族，1971年2月14日出生，住枣阳市。上诉人余开生、上诉人吕书芬因与被上诉人吕登秋、被上诉人杨华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1778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开生、上诉人吕书芬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1778号民事裁定书，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停止侵犯上诉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赔偿损失或发回枣阳市人民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2003年，上诉人吕书芬从唐河搬迁至枣阳市××××村居住，经人介绍，于2007年春购买枣阳市熊集镇高庄村××组谢先伦的房屋。在时任村主任及队长的见证下，双方在谢先伦家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随后，谢先伦把合同约定的房屋及房屋周围所栽的二十儿棵树木、二分多园子、一块田，都转包给上诉人。由于上诉人户口没有迁移过来，该承包土地挂靠他人名下，并享受国家补贴待遇。2011年，上诉人户口迁至高庄村××组。2017年，国家重新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将该承包地流转至上诉人名下，由时任村书记决定，由当时的村民小组组长经办。原村书记卸任，新的村书记是张世清。由于被上诉人恶意侵占上诉人唯一的一块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双方发生了纠纷，惊动了村委会、熊集派出所、熊集镇政府。因解决不了，村委会出具证明，让上诉人向法院诉讼。枣阳法院受案后，再次要求村委会出具证明。村委会又出具证明，枣阳法院才正式立案。但枣阳法院受案后，被上诉人就让他人威胁上诉人撤诉，说官司打不赢。张世清书记给被上诉人出具证明，称枣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废。一审庭审后，上诉人根据法院的要求，补充了部分证据，并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并核实上诉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但一审承办人相信村书记张世清，让其陪同调查，且调查内容未组织质证。上诉人申请调查原村委会经办人员，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村民委员会哪里来的权利否决人民政府颁发的证件。当初村委会、公安机关、镇人民政府都认为属民事纠纷，要求上诉人依法诉讼解决，一审法院却裁定本案系土地权属纠纷，当事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认为，自己所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合法有效，享有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上诉人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被上诉人不得侵犯。被上诉人吕登秋在二审中口头答辩称，被上诉人对诉争土地有承包经营权，2017年登记错误，经调查村委会已确认当时经办人员情况不熟悉，错将被上诉人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原告余开生、吕书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毁坏原告农作物的损失2500元；本案一切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4日，枣阳市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了证号为15374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取得了位于枣阳市××××1.23亩土地经营权，承包期限自2005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2020年3月13日，原告请人耕种上述田地时，被告杨华过来阻止，原告报警后，村委会调解未果。同年3月15日，原告在田地李栽种了62棵桃树，又被被告全部拔掉。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提起诉讼，请求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余开生、吕书芬夫妇及被告吕登秋、杨华夫妇均系枣阳市熊集镇熊集村村民。2005年7月30日，吕登秋代表其家庭与熊集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承包了含枣耿路西第二块4亩的地块在内的五块田地，承包面积共计18.52亩，承包期限从2005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同年10月30日，枣阳市人民政府向吕登秋颁发了编号为001003080038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吕登秋家庭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2016年10月，枣阳市人民政府根据农业部的有关文件要求，对枣阳市范围内所有农户二轮延包时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测量并颁发新证。熊集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办理诉争土地登记的过程中，将原吕登秋农户经营权证项下第三块土地即枣耿路西第二块（面积4亩）土地中的1.01亩登记在原告余开生农户名下，枣阳市人民政府根据熊集村委会及熊集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登记材料制作了证号为15374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方代表为余开生，承包期限为2005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承包地块二块，一块0.22亩，一块1.01亩，其四至界限与吕登秋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基本一致。2017年5月，熊集村委会工作人员向余开生发放此证，被告吕登秋知晓后向熊集村委会反映该证登记错误，熊集村委会遂要求余开生、吕书芬退还此证，二人未予退还。2020年3月13日，原告余开生、吕书芬请人耕种上述1.01亩田地时，被告杨华过来阻止；同年3月15日，原告在诉争田地上栽种了桃树，又被拔掉。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经村委会调处未果，原告于2020年5月6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熊集镇熊集村民委员会证明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可佐证证明。一审裁定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妨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谁享有？从双方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看，原告余开生、吕书芬所持的经营权证上载明的经营田地与被告吕登秋、杨华的经营权证上载明的部分承包地（枣耿路西第二块）重合，且四至界限基本一致，即该诉争土地权属不明。原告余开生、吕书芬虽以侵权纠纷提起诉讼，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质为土地权属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故土地权属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当事人应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后，当事人再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余开生、吕书芬的起诉。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吕登秋、张世清于2020年8月20日签字的证明，内容为“兹有高庄村××组庄东堰塘东边（承包合同代码420683110201000818原面积0.4亩，现面积1.01亩）的壹宗田块经营权归余开生、吕书芬夫妇共同所有。”经质证，上诉人称因土地纠纷，杨华伤人被羁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欲将诉争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放弃追究杨华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为表诚意在前述证明上签字，但是由于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不生效。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表态前述证明附有条件，条件未成就，该证明不具有效力。本院认为，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未结案，上诉人在庭询中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效力更强，前述证明不能说明上诉人已放弃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诉争土地登记在枣阳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10月30日颁发的枣阳市农村承包（权)字第00100308003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吕登秋家庭的承包地中，也登记在枣阳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4日颁发的鄂（2017）枣阳市农村承包权第15337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开生家庭承包地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该争议有相应的解决途径。解决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系解决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损失的前提。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指明了解决路径，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涂晶晶审判员  江 涛审判员  柳 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汪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