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3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某，平顺县人，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长治市城区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1，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系个体经营户，住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2，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住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住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再审申请人张某因与被申请人王某2、王某1、刘某物权确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2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和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1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某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2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二项及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1420号民事判决；2.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本案；3.依法改判确认以下2套房产均为再审申请人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长治市英雄中路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3层12号房，长治市英雄中路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1层8号房；4.改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及二审法院并没有按已经查清的案件事实进行判决，再审申请人从来都没有向两个继子女赠与房产的意思表示，再审申请人也没有义务向两个继子女赠与房产，既然一审、二审均认定诉争房产系再审申请人出资购买，就应当直接确认2套诉争房产均为再审申请人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及二审判决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再审申请人不服。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具体为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一）诉争房产是再审申请人与刘某约定用来养老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购买摩登时代2套房产时，再审申请人专门与刘某约定“手里的钱也合适，为了将来老了生活有保障，把钱投资了房产吧，将来房子升值卖了房子也够养老了。因为刘某与再审申请人名下均有房产，再用再审申请人的名义购买房产会多缴纳税金，为了少缴纳税金借用两个女儿名义购买房产也应该问题不大”。具体的购房过程都是刘某一手经办的。因为是半路夫妻，两个女儿仅是再审申请人的继子女，再审申请人考虑到自己将来老了以后两个女儿还不见得管不管再审申请人，所以再审申请人从来都没有向两个女儿赠与房产的意思表示。再审申请人尚且没有用再审申请人亲生儿子张瑞的名字购置房产，又怎么会向两个继子女赠与房产？老人本来就应当自己掌控财产，为的是老了以后物质生活有保障，这才是正常的、合理的安排，这才符合中国的传统。再审申请人现在没有存款，也没有独立支配的房产，就连住院花费都是再审申请人借的钱，现在遭遇的窘迫状态与再审申请人最初和刘某约定的养老计划相违背。把子女抚养大，再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购买房产赠送给两个继子女，这就相当于把自己榨干了，再审申请人老了以后无依无靠、生活没有着落，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人之常情，从这个角度也应当认定2套诉争房产为再审申请人与刘某用来养老的夫妻共同财产。购买2套诉争房产时王某1、王某2都还小，二人根本没有购买房产的现实紧迫需要，二人更没有独立购买房产的经济能力，而且二人将来是要嫁人的，根据长治的风俗习惯都是男方买房，所以也不能认定2套诉争房产为王某1、王某2购买，只能认定为再审申请人与刘某为自己购买房产时避免多缴纳税金的权宜之计。（二）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进行判决。一审判决书第5页经审理查明部分第3行至第9行载明“2011年12月10日，被告王某1与长治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治市××路房，房款为744683元。同日，被告王某2与长治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治市××路房，房款为706360元，以上房款由原告支付。对于以上事实原、被告均认可”。既然已经审理查明以上房款由再审申请人支付，而且对于以上事实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认可，那么基于再审申请人与刘某的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房产就应当认定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申请人刘某称“是与再审申请人共同协商向王某1、王某2赠与房产”，双方均为口头陈述，双方都没有证据，为什么一审法院偏偏采纳刘某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向王某1、王某2赠与房产”这是一审法院的主观推测，被申请人王某1、王某2并没有向法院提交房产系赠与的证据，法律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房产是否为赠与的证明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书面明确表示赠与的才能认定为父母向子女赠与房产。刘某在一审时称“曾与再审申请人商议过三个子女一人一套房”，那张瑞居住的房子登记在再审申请人名下怎么解释？如果真的是向三个子女赠与房产，张瑞居住的房子应当写张瑞的名字才对，现张瑞名下一套房产都没有的事实足以否定向王某1、王某2赠与房产的推测。再审申请人与刘某于2010年4月16日登记结婚，2011年12月10日就分别将价值744683元和706360元的房产赠与给两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向两个继子女有违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依据该规定，应当由王某1、王某2向法院提交房产系赠与的证据，或者王某1、王某2向法院证明再审申请人曾表示赠与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再审申请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再审申请人称投资诉争房产是与刘某约定专门用于将来再审申请人与刘某养老，被申请人称该两套房产是向王某1、王某2的赠与，对于这种是否为赠与存疑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王某1、王某2应承担房产或购房款系赠与的举证责任，如果王某1、王某2不能举证证明，则只能认定再审申请人、刘某与王某1、王某2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该两套房产的房款由再审申请人支付，这是正确的，对于房产是否为赠与存疑的一审法院不应当认定为赠与，针对房产在王某1、王某2名下而再审申请人为出资人的情况，再审申请人可以另外提起借贷纠纷之诉，在借贷纠纷诉讼中法院才能进一步确认再审申请人与王某1、王某2是构成借贷关系还是构成赠与房产或赠与购房款的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及二审法院并未按当事人约定进行判决，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合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案由为物权确认纠纷，争议焦点为：案涉两套房屋是张某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王某2、王某1的财产。窗体顶端本院经审查认为，父母可以将购置的房产登记为子女的姓名，但是这一行为实际上内含了父母对子女财产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赠与，是赠与人把自己享有处分权的财物无偿地给予受赠人的行为。赠与行为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三点：（1）无偿性。赠与人将赠与标的物交付给受赠人，并不要求受赠人对等支付财物以获取经济利益。（2）单务性。受赠人只享受接受赠与的权利。赠与人承担将标的物无偿交付给受赠人的义务。（3）实践性。即只有赠与人将标的物实际履行交付给受赠人，赠与关系才能成立。不动产经过房屋登记即为已实际交付履行。本案中，张某与刘某在再婚后，于第二年，共同出资给刘某与其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王某1、王某2购买了位于摩登时代的两套住房，房屋产权分别登记在了王某1、王某2名下，因此，在购买两套住屋之时，张某与刘某即完成了赠予，两套住屋产权属于王某1、王某2所有，已不是张某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在其支付购房款时，对于当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房管部门的备案合同）时签署王某1、王某2的名字的法律后果应是知晓的，且其在购买两套房屋之后，在长达近八年的时间中未提出该两套房产权属问题，现其主张从来都没有向两个继子女赠与房产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义务向两个继子女赠与房产的义务与事实不符。故张某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张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刘英审判员韩德荣审判员仲俊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段治国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