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10民初5127号原告：吴丽君，女，1991年3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科伟，广东百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中国人寿大厦**部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3071977。负责人：金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浪，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吴丽君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丽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科伟、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浪、李家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丽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2018年9月26日与原告签订的2018440200SD9018338860号国寿附加少儿国寿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国寿附加少儿国寿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26日,原告在被告处以原告女儿王**佳为受益人投保了一份合同号为2018-440200-SD9-01833886-0的《保险合同》，合同约定投保险种为1、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保险(优享版,保险金额33万元）;2、国寿附加少儿国寿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保险金额33万元;3、国寿附加少儿国寿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2019年5月14日,原告女儿王**佳因“呕吐、左耳痛2天,发热1天,抽搐1次”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颅内出血;2.急性中耳炎;3.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原告共住院治疗9天,出院诊断为:1.脑动静脉畸形;2.急性中耳炎。原告以为原告女儿王**佳所患“脑动静脉畸形”疾病形系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遂向被告提交保险金给付申请。2019年6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通知书中被告以原告女儿王**佳所患“脑动静脉畸形”疾病系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系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为由,通知原告不承担本次事故的保险责任,并解除两附加合同,即解除2018440200SD9018338860号国寿附加少儿国寿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国寿附加少儿国寿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原告就本案保险合同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进行投诉,投诉被告存在未尽到免责条款明确说明解释等行为。2019年9月20日,该局发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书告知书》,认定被告销售人员针对投诉所涉保单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因被告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相关责任免除条款不发生效力,因此即使原告女儿王**佳所患先天性疾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时,被告也不能解除两份附加保险合同。此外,原告认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合同第26页)约定:发现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的情形符合合同中定义的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的时候,被告才能依据免责条款解除保险合同。现原告女儿王**佳所患“脑动静脉畸形”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任何一项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被告解除2018440200SD9018338860号国寿附加少儿国寿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国寿附加少儿国寿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的行为依旧属于违约行为。被告的行为已导致原告女儿王**佳无法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购买相关重疾保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2018440200SD9018338860号国寿附加少儿国寿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国寿附加少儿国寿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合同,望判如所请。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辩称：一、被保险人王**佳所患“脑动静脉畸形”属于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疾病,答辩人根据责任免除条款终止两附加合同符合合同约定。被保险人王**佳所患“脑动静脉畸形”属于“脑血管瘤”，且实际接受了手术治疗,根据《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利益条款》(下称“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第八项及第九条第八项、《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利益条款》(下称“豁免险条款”)第四条第八项及第七条第九项的约定,王**佳的情形属于先天性畸形即“脑动静脉畸形”导致的“脑血管瘤”特定疾病,根据上述责任免除条款的约定,答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附加合同终止。故,基于被保险人王**佳的疾病情况,答辩人依据保险条款终止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及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合同,符合合同约定,被答辩人的诉求应予驳回。二、答辩人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有效。首先,在《重疾险条款》第九条第八项及《豁免险条款》第七条第九项“责任免除条款”中,答辩人用加粗字体载明,先天性畸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疾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附加合同终止。其次,答辩人在《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书》第4条第(1)款、(2）款中,再次提示被答辩人特别注意保险条款中一些保险专业术语的解释,尤其是疾病的范围和释义,只有在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疾病、达到约定的疾病状态或实施了约定的手术时,才能给付保险金,并请投保人注意产品中各种疾病的保障范围,被答辩人签名确认知悉。再次,被答辩人签名的《电子投保单》“声明与授权”部分,被答辩人确认答辩人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被答辩人已仔细阅知、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等规定,并同意遵守。最后,在微回访时,答辩人用加粗字体载明重点提示,被答辩人在《保险合同电子送达书》签名确认：被告销售人员已经口头明确说明并详细解释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充分了解并完全接受免责条款所有内容。纸质《保险合同送达书》上答辩人也再次提醒。以上事实,有电子投保单、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书、重疾险条款、豁免险条款、公证书及光盘、吴丽君签名、保险合同送达书等证据证明。由此可见,答辩人已经再三说明与确认,并尽最大努力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答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成立并生效。三、被答辩人述称的“销售人员未说明免责条款”的主张不成立。首先,所谓的“销售人员”就是本案答辩人的配偶、被保险人王**佳的父亲王义城,故“销售人员”王义城与本案有直接且重大的利害关系,免责条款不生效意味着原告及王义城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其所做陈述不应采信。其次,王义城接受了入职培训,学习了相关保险条款并经过考核,才能成为保险业务人员,与答辩人签订《保险代理合同》,王义城作为专业人员及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他本人非常清楚保险条款,更清楚必须要向被答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否则条款不生效。第三,根据《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王义城作为销售人员,在展业过程中应全面、准确地向客户解释、说明保险条款,明确说明其中免除甲方责任的条款,合同设定了严格的违约责任。如最终认定“销售人员未解释说明免责条款”，根据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所有损失也全部由王义城本人承担,并由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答辩人定会向王义城及担保人进行追偿。最后,如前所述,被答辩人在多份文件上确认,销售人员已经口头明确说明并详细解释免责条款的内容,现为了获取后续继续履行合同,出尔反尔称销售人员未说明免责条款,又没有证据足以推翻其原来签名确认的事实,被答辩人的主张也不应采纳。四、被答辩人引用的深圳银保监局所称“答辩人销售人员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系指答辩人未能提供纸质的投保提示书并要求被答辩人签名确认。被答辩人引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称“深圳银保监局”)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提到“答辩人销售人员针对投诉所涉保单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认为免责条款因此不发生效力。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说法片面、不属实,应当结合实际投保过程,以及深圳银保监局给双方发出的相关文件来认定事实。《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完整的表述是:“答辩人销售人员针对投诉所涉保单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涉嫌违反《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我局将依法对中国人寿深分采取相关监管措施”。随后,深圳银保监局向答辩人发出《监管函》称:“你司未能提供投保人签名的投保提示书,违反了《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09]68号)第四条“各保险公司应明确要求销售人员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向投保人提供投保提示书。各保险公司应明确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各保险公司应将投保人阅读签字后的投保提示书作为重要承保资料进行归档管理”的相关规定。综上,从深圳银保监局发给双方的文件及《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规定可以得知,所谓的“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系指答辩人存在未向被答辩人提供纸质的投保提示书并要求被答辩人签字确认的行为。在对投诉的调查过程中,答辩人向监管机构解释,本案投保系采用电子投保的方式,所以在投保过程中向投保人展示了电子版的投保提示书,并要求投保人确认。但是深圳银保监局最终认为,必须提供纸质的文件并签名确认才符合要求,并提出监管措施。而且,对于被答辩人投诉的五项诉求,深圳银保监局经过全面审查后,仅提出上述一项监管措施,否定了被答辩人的全部诉求。这也从侧面证明答辩人在被答辩人的本次投保行为上,只有这一项违反规定,其余均合规,答辩人在其他方面履行的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获深圳银保监局的确认。五、被答辩人关于“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要求不符合客观实际。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没有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理由是:答辩人未送达《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这本书,也没有明确说明解释“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具体包含了什么疾病。被答辩人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理由如下:《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有三卷合计两千多页,涉及疾病名称数万种,在保险条款中作为一种行业标准来使用。类似于本案保险条款第十六条“释义”中提到“酒后驾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一种标准,如被保险人因“酒后驾驶”遭拒赔,难道他能主张保险公司没有解释“酒后驾驶”具体包括哪些行为,没有送达《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他,所以免责条款不生效?答辩人认为,“先天性畸形”并非晦涩难懂的名词,对于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疾病可以免责的条款,也是容易理解的内容,客观上不需要送本书给投保人才能理解。如果按照被答辩人这个标准,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保险公司包含《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的免责条款都可能无效,因为没有保险公司会送达这本书给投保人,即使是专业的医生也无法毫无遗漏的说清楚先天性疾病包括哪些疾病。被答辩人认为一定要送达《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这本书给她,并逐一解释1000多种先天性畸形疾病种类才可认定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纯属无理取闹。另外,被答辩人在诉状最后称“答辩人的行为导致其无法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购买相关重疾险”并非事实。被答辩人无法购买重疾险是因为其被保险人患有先天性畸形疾病,投保时必须如实告知保险公司而致拒保,故导致其今后无法投保的原因是自身疾病,与答辩人的行为无关。综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都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6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2018-440200-SD9-01833886-0的《保险合同》一份，该合同被保险人为原告女儿王**佳，合同约定投保险种为“1.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保险(优享版）;2.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3.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该《保险合同》于2018年9月27日生效。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优享版）附加于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保险（优享版）保险合同。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系对三十种特定疾病的约定，其中对第八种特定疾病约定的内容为“严重脑垂体瘤、脑囊肿、脑动脉瘤及脑血管瘤：至经头颅断层扫描（ＣＴ）、核磁共振检查（ＭＴＩ）或正电子发射扫描（ＰＥＴ）等影像学检查被确诊为下列病变，并实际接受了手术或放射治疗。1.脑垂体瘤；2.脑囊肿；3.脑动脉瘤、脑血管瘤”。重疾险条款第八条系对保险责任的约定，其中对特定疾病保险金的约定内容有“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核）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核）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但给付以一次为限，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重疾险条款第九条系对责任免除的约定，其中第八种情形约定主要内容为“被保险人因遗传性疾病（不包括严重肾髓质囊××、肝豆状核变性Ｗｉｌｓｏｎ病）、脊髓小脑变性症……先天性畸形（不包括艾森门格综合症和脊柱裂）、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特定疾病保险金或少儿疾病保险金的责任，本附加合同终止”。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合同(优享版）附加于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保险(优享版）保险合同。豁免险条款第四条系对三十种特定疾病的约定（该第四条约定内容与重疾险条款第六条中对三十种特定疾病的约定内容相同），其中对第八种特定疾病约定的内容为“严重脑垂体瘤、脑囊肿、脑动脉瘤及脑血管瘤：至经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TI）或正电子发射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被确诊为下列病变，并实际接受了手术或放射治疗。1.脑垂体瘤；2.脑囊肿；3.脑动脉瘤、脑血管瘤”。豁免险条款第六条系对保险责任的约定，其中对特定疾病豁免保险费的约定内容有“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自被保险人特定疾病确诊日起，于主合同及本公司所认可的其他人身保险合同每个保单年度的各保险费交付日期免予收取主合同及本公司所认可的其他人身保险合同的当期应付保险费”。豁免险条款第七条系对责任免除的约定，其中第九种情形约定主要内容为“被保险人因遗传性疾病（不包括中度肌营养不良症）、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所指特定疾病和少儿疾病，本公司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本附加合同终止”。2019年5月14日,王**佳因“呕吐、左耳痛2天,发热1天,抽搐1次”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颅内出血;2.急性中耳炎;3.急性上呼吸道感染。2019年5月14日，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对王**佳采取“经皮股动脉插管全脑血管造影术及栓塞术”治疗。2019年5月23日，王**佳出院,出院诊断为:1.脑动静脉畸形;2.急性中耳炎。王**佳出院后，原告以王**佳所患“脑动静脉畸形”疾病系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为由向被告提交保险金给付申请。2019年6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经核实：被保险人2019年5月14日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出院诊断为‘脑动静脉畸形’，ICD-10编码Q28.301，属于《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中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异或染色体异常范围。根据上述保险利益条款责任免除和释义中‘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之约定，本次事故属于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我公司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我公司不承担本次事故的保险责任。根据保险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公司解除上述两附加合同，终止其效力，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两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134.02元”。原告收到被告发出的《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后，以被告“无理解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由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投诉。2019年9月20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原告出具“深银保监险诉（2019）第01973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主要内容为“经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销售人员针对投诉所涉保单存在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涉嫌违反《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我局将依法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采取相关监管措施。”2019年11月18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被告发出“深银保监管函（2019）9号”《监管函》，主要内容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我局在调查处理曾梅香、吴丽君、庄志华等人投诉案件时，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你司未能提供投保人签名的投保提示书，违反了《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9）68号】第四条‘各保险公司应明确要求销售人员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向投保人提供投保提示书。各保险公司应明确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各保险公司应将投保人阅读签字后的投保提示书作为重要承保资料进行归档管理’之规定。2.你司业务员……。”再查明：涉案《保险合同》销售人员为被告工作人员王义城。原被告均确认王义城和原告是夫妻关系、王义城是被保险人王**佳父亲。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销售人员是否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即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二、被告是否有权依据免责条款解除涉案附加合同。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依据“深银保监险诉（2019）第01973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深银保监管函（2019）9号”《监管函》可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被告未向原告提供投保提示书、未要求原告在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及将原告阅读签字后的投保提示书作为重要承保资料进行归档管理等为由认定被告销售人员针对涉案保单存在未向原告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该认定系基于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能过程中依据其自行制定的规定对监管对象从业行为是否规范的认定，而不是依据民事法律关系相关法律规定对原被告双方涉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作出的认定。原告仅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主张被告存在未向原告解释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提交的重疾险条款、豁免险条款中对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加粗加黑；被告提交的电子投保单、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书等证据也说明被告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说明义务。被告对免除条款的说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综上，本院认定被告销售人员对重疾险条款、豁免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涉案免责条款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的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优享版）是否继续履行问题：被告主张被保险人王**佳的情形属于先天性畸形中的“脑动静脉畸形”导致的“脑血管瘤”特定疾病，根据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第八项、第九条第八项，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且附加合同终止。原告主张被保险人王**佳发病及治疗情形属于原被告在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约定的被告需承担保险责任的第八种情形。关于被告主张：首先，原被告双方在重疾险条款第九条第八项约定“因先天性畸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特定疾病保险金或少儿疾病保险金的责任，本附加合同终止”，该约定属于概括性约定，原被告并未对先天性畸形情形予以明确或列举，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告知过原告先天性畸形情形包括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第八项疾病。其次，被告主张《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涉及1000多种先天性畸形疾病种类，逐一向原告说明1000多种先天性畸形疾病,既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重疾险条款第九条第八项约定的先天性畸形责任免除范围仅指“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被告需列举说明的也仅仅是“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特定疾病或少儿疾病”中因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疾病，并非按《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表(ICD-10)》所涉及1000多种先天性畸形疾病进行列举说明，被告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以重疾险条款第九条第八项约定包含因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第六条第八项疾病并主张免除涉案保险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首先，重疾险条款系格式条款，第六条明确列明了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三十种疾病，相当一部分疾病下方都有黑体字明确约定了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标准。作为列入同一条规定中的第八项疾病，保险人完全可以比照对其他种类疾病作出免责约定一样在该第八项中做出“因先天性畸形原因导致的该项特定疾病责任免除”等类似约定，以避免产生歧义。在保险人未做出限制性约定前提下，应以通常字面意思理解该第八项约定。其次，重疾险条款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第八项约定明确，普通人均可按其字面意思理解其内容并得出相应认知；但普通人均无法依据其字面意思判断出先天性畸形也是导致第六条第八项疾病的因素之一并进而产生让保险人依据第九条第八项约定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以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第八项约定界定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综上，依据重疾险条款第六条第八项、第八条约定，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优享版）继续有效，被告应当履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的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合同(优享版）是否继续履行问题：首先，关于被告以豁免险条款第七条第九项约定包含因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第四条第八项疾病并主张免除涉案保险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其理由与本院不支持被告以重疾险条款第九条第八项约定包含因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第六条第八项疾病并主张免除保险责任相同，本院不再赘述。其次，依据原被告在豁免险条款四条第八项、第六条第一项约定，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合同(优享版）应终止履行，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继续履行和原告吴丽君于2019年9月2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8-440200-SD9-01833886-0的《保险合同》中的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享版）附加合同；二、驳回原告吴丽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贾延涛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琛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