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5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军，男，汉族，1963年3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玮，男，汉族，1979年9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博美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李军，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吴琼海，男，汉族，1971年12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怀，广东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舒欣生，男，汉族，1951年3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超，上海建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军、李玮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博美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美德公司）、原审第三人吴琼海、舒欣生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6民初14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军、李玮上诉请求：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4721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博美徳公司。事实与理由：1、关于事实认定及其现象后的本质。一审法院关于案情认定方面并未深究各方争议背后的本质以及目前公司早已停止运营的事实，而仅以2019年8月召开过一次股东会及一审开庭时吴琼海和舒欣生均派人参与本案诉讼为由，否定了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甚至主观认为股东之间若存在关于公司经营之争议，仍可通过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解决。以及若股东权益受损，仍可以通过公司法其它法律规定实现权利保护。一审法院的判断与事实不符。2、关于公司实际运营状况。李军、李玮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已显示博美德公司在2018年初就已发生资金断流，导致拖欠房租、员工工资及供应商货款等，因股东不愿意再继续投入资金，博美德公司被迫于2018年4月底遣散全部员工，退掉租用的厂房，全面停止运营。2019年4月4日李军作为公司名义董事长，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提交了《关于公司经营方向的议案》，在议案中提出“表决提案之一：同意增加投资，使公司能够持续经营；表决提案之二：同意解散公司，启动清算程序。”但到通知的开会表决时间时，吴琼海和舒欣生均不参会，导致股东会无法正常召开，从2018年5月至今股东们未对公司后续经营问题形成任何决议。（虽然部分股东在2019年8月11日召开了一次“股东会议”，但此会议的两项内容均不涉及公司的经营决策，只是为了保证个别股东自己的利益。）3、关于主要股东的不作为。作为博美德公司的主要股东，舒欣生从2018年5月起，就再未关心公司的运营。而吴琼海作为董事、总经理更是从2016年7月20日即已自行离开公司，在2017年7月正式提交辞职报告，之后再未参加过股东会和董事会。现在工商登记注册的5名董事，除舒欣生委派的1个挂名董事外，其他4人都早已提出辞职，董事会已多年无法召开。公司目前仍有一些有争议的外部债权，本应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索，以避免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但是公司已没有任何资金用于追索费用，包括收集整理证据、支付诉讼费及聘请律师等费用。作为主要股东既不主动提议召集股东会，当李军、李玮召集股东会及提出议案后又置之不理，根本不予响应。李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无法卸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只能在公司没有任何运营资金、个人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靠个人垫资独撑。由于主要股东在决定司经营方向方面的不作为，导致公司事实已无法运营，公司流动资产中的一些外部债权无法有效追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超过诉讼时效将给全体股东带来更多的损失。4、关于李军、李玮的损失扩大。李军虽然在2018年9月即已正式提出辞去董事长职务，但因为控股股东一直不配合进行重新选举，导致无法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被迫继续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吴琼海与舒欣生既不愿意继续投资运营公司,又不愿意解散公司,公司虽然已没有运营，但仍要每月请人进行财务核算和报税，需要租用场地保管公司剩余的一些文档资料和物品。博美德公司货币资金早已为负数，这些维持成本很长时间以来都由李军垫付，而李军从提交辞呈后再未从博美德公司领取任何薪酬，博美德公司事实上也没有一分钱的支付能力。如果这种局面不尽快改变，李军的个人损失将会继续扩大。吴琼海与舒欣生如果不同意解散公司，就应该积极发起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公司继续运营问题，尤其要先考虑增加投资及新的董事会组成问题；如果认为李军在被动掌管公司过程中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侵害股东权益的情况，完全可以主动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追索。如果他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对公司不管、不问、不作为，又不同意解散公司，那就应该承担维持现状的必要成本和费用。第三人吴琼海答辩称：李军提出公司解散是为了规避资产转移或以其他债务的执行而提起的，不符合公司解散的实质要件，因此应予以驳回。一、《公司法》上的经营管理困难并不是指公司资金发生困难，而是侧重于公司的管理层面，即股东会、董事会内部机制是否失灵，因为在公司的资金周转发生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融资、破产清算等方式予以解决，而本案在2019年8月11日也就是在本案的一审受理期间，还通过了决议，改组董事会，这说明了博美德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机制并未失灵，所以并不是经营管理方面的困难，所以解散的条件没有成熟。二、关于李军、李玮所述的损失扩大，也不属实，而恰恰是李军、李玮在控制管理着博美德公司，造成资产下落不明，解散公司实为逃避责任，因为李军在诉讼当中是博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实际控制人，那么他实际代表着博美德公司的，所以就出现了李军与博美德公司同为案件当事人，而且李军掌管博美德公司的公章与证照，那么由此李军对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起诉，形成了自己告自己的诉讼现象，发生了人格重合，就会损害公司以及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看到李军、李玮在一审提交的补充材料中，2019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上面记载存货还有4084130元，在产品2613651元，固定资产2955271元，最后是所有的权益是3267万多元，这些资产的去向都没有交代清楚，如果贸然的解散，李军、李玮就必然损害了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三、李军、李玮所述的其他股东不作为，也不属实，因为李军没有按照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时间、主题、议题、表决程序通知各股东，而且都是这些正在经营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需要股东会才实际解决的决议，但是李军在需要通过特别决议需要表决，向公司资产转移，又不召开股东大会，将其他股东排除在外。而且在2019年8月11日也召开过股东会，并不是其所说的不作为，况且本案当中，吴琼海与舒欣生的股权比例达到了89.5%，不同意解散，那么李军、李玮就无权提出解散之诉。针对李军、李玮补充的，要求控股股东召开股东会，这违反《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在董事会。第三人舒欣生答辩称：一、舒欣生认为李军、李玮的主体不适格。根据公司法第183条之规定，只有单独或合并持有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才有权请求诉讼解散公司，但本案当中经舒欣生了解，尽管在一审当中李军、李玮二人合计持有10%以上的表决权，但本次上诉当中仅有李军一人提出，李玮并未提出上诉，上诉状中的签字也并非李玮本人所签。因此经李军一人持有5.5%的表决权无权单独提起上诉。二、一审法院认定博美德公司内部机制能够正常运转，并能够形成有效决议，与事实相符。（一）博美德公司股东大会仍能正常召开，并可以形成有效决议。博美德公司在李军、李玮起诉后于2019年8月11日召开股东会，李军、李玮以及舒欣生均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三人持股比例达到了70%，并形成了更换公司董事、确认股东对公司的债权等有效决议。更换董事是为了公司的经营发展，而股东对公司的债权确认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公司经营发展中的问题，李军、李玮诉称本次股东会决议内容不涉及公司的经营决策，只为了保证个别股东自己的利益，显然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的因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解散公司事由。既然公司内部机制仍在运转，就可以实现推进公司运营之目的。（二）尽管4位董事先后提出辞职，但该辞职申请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公司的内部组织仍然完整、有效，博美德公司管理方面不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博美德公司的董事分别为李军、王慧、李玮、杨苏徽、吴琼海五人，系法律所规定的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款，以及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因此，尽管工商注册登记的董事长李军、总经理吴琼海以及其他两位董事李玮、王慧等自2017年以来，相继向董事会及股东会提出辞职，但仅有李玮一人的辞职申请因改选出其他的董事而生效，其余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而目前公司未改选出的董事就任，故其余董事的辞职行为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仍然为公司董事，仍负有完整的忠实勤勉义务。博美德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不存在缺位的情形。李军、李玮以4人提出辞职为由主张公司的内部组织存在障碍，显然不能成立。因此，博美德公司股东会机制并未长期失灵，公司管理方面不存在严重内部障碍，公司并未陷入僵局状态。三、李军、李玮诉称博美德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与事实不符，舒欣生认为博美德公司不存在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继续存在也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一）舒欣生作为股东，已经完全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并在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中充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存在李军、李玮诉称的“不作为”。舒欣生作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李军对机器人行业及博美德公司发展前景预判的不断游说下，出于对吴琼海在本行业的专业能力及影响力的信任，才决定入股博美德公司。2015年6月，舒欣生按约履行股东的完全出资义务，此后于2017年、2018年多次出席股东会会议进行表决，甚至在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时自掏腰包借款给公司支持公司发展。目前博美德公司仍欠付舒欣生借款200万元没有偿还。舒欣生在投资入股前，即与李军与吴琼海确认，舒欣生作为财务投资人，除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外，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博美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2016年8月31日前为吴琼海；2016年8月后至今，博美德公司一直处于董事长兼执行总经理李军的实际控制下。舒欣生仅为控股股东，既非高级管理人员，又非实际控制人，已经完全履行了《深圳博美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义务，并于2019年8月11日出席股东会并积极表决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故李军、李玮诉称舒欣生“自2018年5月起，就再未关心公司的运营，完全不闻不问”与事实不符。（二）博美德公司遭遇了前后两任实际控制人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没有进行专业的审计核算之前，不能得出经营严重困难的结论。1、2016年8月，吴琼海在离任审计时发现存在多项重大问题，李军、李玮也在一审中提供了吴琼海在职时期应收账款存在问题的证据。至今吴琼海仍为博美德公司的总经理，但其长期身居国外，怠于行使《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对董事会负责等各项职权，也不行使股东的各项权利，对此，博美德公司已起诉吴琼海确认责任与损失。2、2017年年初，经评估显示博美德公司的资产优良，李军对公司前景的预期良好，然而，此后证据表明李军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和勤勉义务的行为：2018年，李军在没有得到其他股东同意及授权下，擅自变更业务重组主体，与所谓的易造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达成重组协议、设定重组条件，后声称所有人员、场地、办公用品及机器设备等转移，大量库存物品被低价收购，现又主张博美德公司资金断流、无员工、无办公场所、无偿还债务能力等，以上情形仅为李军单方操作及陈述，舒欣生对此不予认可。倘若以上属实，那么李军、李玮就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之嫌，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2月李军在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在没有征得公司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公然违反公司章程约定，进行同业竞争，入股深圳汉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总经理。于是2018年李军在再次以公司名义向舒欣生进行借款未果的情况下，即以公司经营困难、员工欠薪等事由，发送邮件给舒欣生及其他股东，要求考虑与科通芯城业务重组一事，以此想抽身，发展其已入股的深圳汉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事业。舒欣生没有想到，博美德公司在李军、李玮的先后控制下陷入李军、李玮诉称的境况。舒欣生认为，结合上述实际情况，博美德公司应当提供全部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所有银行账户清单、债权债务人清单及相应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及记录等所有书面文件，并经由专业的审计核算，否则不能得出公司存在严重经营性困难、继续存续会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的结论。李军诉称博美德公司在2019年4月吴琼海及舒欣生未参加股东大会会议，导致未能形成关于公司解散之决议，即为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显然属于法律认识错误。上述规定“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公司僵局情形，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无人召集或召集后没有股东出席股东会”。显然博美德公司已经在1年内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只是没有形成李军、李玮意欲达成的决议，董事、总经理均不存在缺位，公司内部机制仍能正常运转；李军、李玮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目前公司经营中存在严重困难，也无证据显示公司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四、股东之间如存在关于公司经营之争议，仍可通过公司内部救济手段解决。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法授权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通过解散公司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其前提条件是该股东已寻求并穷尽一切手段和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仍然不能获得有效救济，才宜于请求解散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第三节规定，不仅董事会可以召集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召集股东大会时监事会或股东均可以行使职权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舒欣生作为控股股东一直以来积极参加股东大会会议，并促使形成有效议案，可见股东大会机制仍然有效运行，博美德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形式决定公司的经营及走向。李军、李玮在补充上诉意见中要求法院让控股股东召开股东会的事宜，李军、李玮提出的上诉请求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李军、李玮作为控股股东，已经在过去和现在完全支持及配合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走向及经营，现在各方仍可以召开股东会的方式解决争议。综上所述，博美德公司在经历了吴琼海作为实际控制人，离任后审计发现存在重大问题；李军作为此后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执行经理，其多次作出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与案外公司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业务重组行为，以及从事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等，并在短短2年内声称“博美德公司已经无可救药”。在此情况下，如未经专业审计，认定资产负债情况、划清主体责任，即仓促决定解散公司，显然对舒欣生作为投资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利于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本案当中，尽管李军、李玮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符合关于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主体要求，但无论从公司是否存在严重亏损的经营性困难来看，还是从公司的内部机制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而言，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故不符合法律法规对于中小股东诉请解散公司的法定情形。因此，舒欣生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李军已经在上诉状中多次诉称如公司不解散将会导致其个人损失继续扩大，很显然，其提起的公司解散纠纷诉讼从根本上并不是为了解决公司的经营管理困难问题，而是急于从其已经实际经营状况混乱的博美德公司抽身，以集中精力从事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业务，着眼于私利。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结合李军为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舒欣生已经严正告知李军，其在没有卸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之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博美德公司的经营发展上，故其在诉称的公司目前所享有的外部债权追索权等理应系其职责范围内应当实际关注的情况，而不应当把责任推给并不参与实际经营与管理的股东。如其不履行上述法定职责，将会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和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当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目前公司尚未进入僵局，公司的内部机制尚能正常运转，舒欣生在此也督促争议各方积极提出和解方案，或对博美德公司进行财务及决策公开、专业审计，如经专业审计核算，在博美德公司清偿所有债务后，包括舒欣生的个人借款，尚有剩余资产，才可进行解散；如审计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除追责相关责任人外，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才是应对目前困境的有效方式。李军和李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博美德公司。一审法院查明：一、博美德公司的出资情况等登记信息：博美德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军。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股东有四名，分别为：李军持股5.5%，李玮持股5%，吴琼海持股30%，舒欣生持股59.5%。深圳博美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分别为李军、王慧、李玮、杨苏徽、吴琼海五人。博美德公司现处于存续状态。二、博美德公司的公司章程内容：第四十四条约定：股东大会可以采用现场会议、网络会议、或其他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一百五十七条约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邮件等方式直接通知本人，无法直接通知的以公告方式进行。三、李军、李玮提交了房租催收函、物业催款通知书、欠薪问题限期改正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书、关于解决员工欠薪问题的结果说明、租房合同终止协议、物业租赁与管理合同解除协议，拟证明公司已经没有了经营团队，没有了经营场所，没有了持续经营的能力。李军、李玮提交了2015、2016年审计报告、2017、2018、2019年财务报表，还提交了博美德公司银行账户情况，拟证明公司的财务困难。四、李军、李玮提交了李军向吴琼海、舒欣生发送电子邮件的相关证据，拟证明吴琼海和舒欣生对博美德公司所剩余物品如何处理表示弃权，不再关心博美德公司的发展。吴琼海表示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其他表决方式召开，但是会议召开程序要符合公司章程。五、李军、李玮称博美德公司登记的董事长、总经理已经提出辞职，自2018年5月以来，无法与吴琼海和舒欣生取得联系，无法召集董事会和股东会议。经查，博美德公司现在登记的董事长是李军，总经理是吴琼海。六、庭审中李军、李玮及舒欣生均认可三方在2019年8月11日召开过一次股东大会，持股比例达到70%。作出股东会决议：1、同意李玮辞去博美德公司董事职务，选举杨亚飞为公司新任董事；2、确认公司经营期间舒欣生、李玮借款本息及舒欣生垫资款本息为公司债权。七、吴琼海称李军、李玮李军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是为逃避私自转让博美德公司财产及规避自己同业竞争的法律责任，以及规避对吴琼海借款400余万元、工资26万元和欠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债务。舒欣生称李军将博美德公司的人员、场地、办公用品及机器设备私自转移给了易造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博美德公司的财产被低价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博美德公司是否应予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李军、李玮共持股10.5%，系持有博美德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依法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博美德公司三名持股共达到70%的股东在2019年8月11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两项决议。可见，公司内部机制仍在运转，仍可以实现推进公司运营之目的。吴琼海和舒欣生均参与了本案诉讼，非如李军、李玮所说下落不明。博美德公司董事、总经理均不存在缺位情形。即使博美德公司现在经营中存在相当困难，但无证据显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股东之间若存在关于公司经营之争议，仍可通过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解决。若股东权益受损，仍可以通过公司法其他法律规定实现权利保护。综上，李军、李玮要求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情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军、李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军、李玮承担。二审过程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调查中，李军、吴琼海、舒欣生均同意对博美德公司账目进行审计。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情形是否符合法定的公司解散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公司解散直接导致公司主体人格的消灭，对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责任均产生直接影响，是一种严厉的法律救济措施，因此只有非解散不能衡平利益的情况下方能判决准予公司解散。前述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必须达到“严重困难”的规定，实际上正是公司解散请求权适用的限制，避免部分股东出于个人利益而滥用公司解散制度。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必须受到限制，暂时的经营管理困难不足以支持股东解散公司请求权的正当性。本案中，首先，博美德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本案一、二审两次开庭，博美德公司股东吴琼海、舒欣生都到庭应诉，且在二审调查时对审计账目达成一致意见，并不存在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的情形。其次，舒欣生持股达59.5%，在股东会表决时亦不会发生无法达成绝对多数意见之情形。再次，各方均确认博美德公司仍然对外享有债权，李军、李玮上诉主张的资金困难，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程度。故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李军、李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军、李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罗仪婷（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