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5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松，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明，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桔婧，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乐洋，男，198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斌珍，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时变光纤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火炬高新区软件园曾厝垵北路****。 法定代表人：朱用昌，总经理。 上诉人马松因与被上诉人吴乐洋、原审第三人厦门时变光纤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1民初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吴乐洋存在根本违约情况的重大事实未查清。1、吴乐洋存在未将全部出资款支付至时变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吴乐洋受王广友、刘琢和马松的委托，分别代持各委托人1％的股权，合计代持股权3％，三位委托人合计出资75万元。根据马松与吴乐洋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吴乐洋受马松委托代持1％股权，对应出资额25万元。但是，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仅仅查明吴乐洋向公司转账支付15万元，并未查明并区分该15万元分别是代谁出资。实际上，该15万元是吴乐洋受三人委托持有的3％的股权的全部出资款。而吴乐洋受托持有马松的股权比例为1％，也就意味着，吴乐洋收取马松转账支付的25万元投资款后，仅支付5万元，剩余出资款中的20万元自2015年起即被吴乐洋占为己有，并未转账支付给公司，也未如实向马松告知。该行为明显违背马松委托其代持股权的意思表示，属根本违约。吴乐洋收受马松转账支付的1％股权所对应的25万元出资款后，实际支付了多少出资款，其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均遗漏且未查清。2、吴乐洋存在擅自将马松委托持有的股权进行处置的根本违约行为。吴乐洋未经马松同意，擅自将股权转让给朱用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规定，马松与所谓“A公司”抑或“朱用昌”之间均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合意，既然没有合意，就不存在委托朱用昌持股的情形。吴乐洋在马松不知情、更无法对所谓持股比例、出资问题等委托持股的关键内容进行确定的情况下，直接将受托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朱用昌，属于根本违约。 二、一审法院存在重大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1、吴乐洋擅自转让股权属根本违约行为而非正常经营管理行为。一审判决关于“股权代持人基于实际出资人的利益考量进行的经营或变更活动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是在履行代持义务”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马松与吴乐洋在《股权代持协议》明确约定不得擅自处分、转让受托持有的股权，但事实上案涉股权持有主体已经从吴乐洋变更为朱用昌，且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吴乐洋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对代持股权的私下处分。股权变更活动不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如果任何受托人均有权根据该事由对受托持有的股权进行处分变更，则隐名股东的合法权利无法保障。因此，该行为不但不是履行代持义务，反而是严重失信行为，属于根本违约情形。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还认定“被告并未处分其代持的原告股权，也未违背《股权代持协议》的要求”，这明显属于重大认定错误。在吴乐洋已经不是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的情况下，如朱用昌侵犯隐名股东合法权益，马松则无法确保合法利益不受侵害。2、马松有权要求返还出资款及赔偿损失。吴乐洋存在两个根本违约行为，马松当然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吴乐洋返还出资款及赔偿损失。在吴乐洋根本违约情形下，马松的出资款被占为己有。未经马松同意，吴乐洋擅自以0元价格处分代持的股权，这不仅是意思表示存在不自由，而且是侵害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该转让始终未取得马松同意，马松也不可能同意其将股权转给第三人，更何况涉及具体转让价格。 吴乐洋辩称，一、吴乐洋不存在根本违约的事实，马松无权行使法定解除权。1、吴乐洋代马松持有的股权已经出资到位。马松与吴乐洋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吴乐洋已是时变公司的股东，吴乐洋系向时变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朱用昌受让3%股权，每股的股权转让款150000元，而马松系向吴乐洋受让1%股权后委托吴乐洋代持，吴乐洋已于2015年11月13日前将代持的1%股权出资到位，且时变公司及其他股东从未否认吴乐洋未出资到位的事实，马松主张吴乐洋未出资到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吴乐洋不存在致使马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吴乐洋将代持的股权交由朱用昌代持，看似违反《股权代持协议》合同约定，实则是出于维护公司运营发展的目的，本质上是更为维护马松的利益考量，且不影响马松实现隐名股东的权利。时变公司一直处于投入的状态，从未产出。为了快速摆脱困境和诉讼纠纷，让公司快速恢复生产，让朱用昌致力于研发，早日作出成果，为方便公司扩大融资，2019年6月14日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将股权交由朱用昌代持，并非只针对吴乐洋。吴乐洋与时变公司仍承认马松股东身份，马松仍可以实现隐名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吴乐洋并未处分其代持的股权，也未违反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并未损害马松的利益，属于履行代持的行为。吴乐洋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向马松告知了相关事实，2018年9月23日马松与吴乐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体现，吴乐洋作为受托人尽到相应的受托义务，将公司的运营情况及时反馈给马松，且马松对朱用昌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诉讼是知情的，对该纠纷的解决方案也是知道的，吴乐洋也未从中获益，隐瞒解决方案的事实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吴乐洋已尽到了作为受托人的相关义务。 二、马松要求吴乐洋返还投资款及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马松的合同目的仍然可以实现，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马松与吴乐洋之间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吴乐洋在股权代持期间从未获得任何分红或者其他益处，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马松要求吴乐洋返还投资款及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时变公司述称，同意吴乐洋的答辩意见。 马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解除马松与吴乐洋于2015年10月28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2、吴乐洋立即返还马松支付的出资款25万元；3、吴乐洋立即赔偿给马松造成的损失25万元；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包括公告费、公证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均由吴乐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厦门时变光纤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朱用昌。2015年10月28日，马松(甲方）与吴乐洋（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第1.1条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对时变公司人民币25万元出资（该等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1%）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协议中约定，吴乐洋仅以自身名义代马松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划转等处置行为）。在委托持股期间，马松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马松或马松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吴乐洋需无条件同意并予以配合。未经马松书面同意，吴乐洋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该代持股份及其股东权益。吴乐洋受马松委托代持股份期间，不收取任何报酬。随后，马松委托案外人毛秀慧将250,000元转给案外人刘琢，刘琢受马松委托将250,000元转给吴乐洋。2015年12月15日，时变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朱用昌与吴乐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用昌将所持有的时变公司3%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50,000元，实缴资本150,000元）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吴乐洋。 2018年1月15日，时变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用昌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时变公司支付其工资报酬、社保补偿和返还投入资助金共1,973,400元。2018年1月31日，时变公司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其中列出会议拟审议事项为：1、会议决定公司是否继续经营议案；2、会议决定宣告公司停业，并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议案。《通知》称，公司目前已负债累累，无经营场所继续经营。2019年6月14日，包括吴乐洋在内的时变公司所有股东签署《协议书》，约定由于公司濒临倒闭，为未来的经营管理，现所有股东所持股份全部转至朱用昌名下，除朱用昌外所有股东退出工商登记，并成立一公司A，A公司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时变公司12%股份，股份由朱用昌代持。在此期间内除朱用昌在内所有股东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五年后，若时变公司已完成股份融资并进入成长期，其余股东及A公司可自由决定进入工商登记的时间。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吴乐洋与朱用昌于2019年6月15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吴乐洋同意将所持有的时变公司3%的股权以0万元价格转让给朱用昌，朱用昌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协议签署后，2019年6月17日，朱用昌向思明区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 另查，马松提供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载明，吴乐洋持有时变公司3%的股份。 又查，2015年11月4日、11月13日，吴乐洋先后向时变公司银行帐户转款100,000元、50,000元（涉及该事实的转账记录系吴乐洋庭后补充提供，经马松及时变公司补充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吴乐洋将代持股份交由朱用昌代持的行为是否致其与马松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吴乐洋是否需要向马松返还出资款及赔偿损失费用。分别认定如下： 一、吴乐洋将代持股份交由朱用昌代持的行为是否致其与马松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代持的目的在于将实际出资人与外观权利人分离，满足实际出资人隐名向公司投资的需求。而实际出资人向公司投资，最终目的是从公司运营中获利。当公司运营陷入困境时，股权代持人基于实际出资人的利益考量进行的经营或变更活动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是在履行其代持义务。本案中，包括吴乐洋在内的所有股东皆将股权交由朱用昌代持，可以说明各方均认可朱用昌代持股权对正处于财殚力竭状态的时变公司来说是维持运营的最佳途径。吴乐洋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朱用昌名下看似违反《股权代持协议》合同约定，但其是出于维护公司运营发展的目的，本质上更是为实际出资人的利益考虑，属于履行代持义务的行为。况在吴乐洋举证的其与马松的微信聊天记录（马松：“那大股东还是朱？朱是原告啊”，吴乐洋：“然后再新股东进入把朱的股份买走”，马松：“他告你们几个股东啊？我还以为你们几个股东告他”，对该证据的真实性，马松于2020年4月25日书面答复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可反映出马松对朱用昌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诉讼是知情的，亦对纷争的解决方案有所了解。另，关于隐名股东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实际出资人未在公司名册或工商登记中体现，并不影响其隐名股东的身份，也不影响其享有除具名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本案中吴乐洋与时变公司仍然承认马松的股东身份，表明实际上吴乐洋并未处分其代持的马松股权，也未违背《股权代持协议》的要求。据此，《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仍然可以实现，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 二、吴乐洋是否需向马松返还出资款及赔偿损失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马松是基于解除合同这一前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作为法律依据，诉求吴乐洋恢复原状，并要求赔偿损失。在本案第一项争议焦点的审理中，已确定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仍然可以实现，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该合同不应解除。故马松前述返还投资款及赔偿损失之诉求不具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若马松可证明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转让价金数额的确定在意思表示上存在不自由等情形，导致其意愿支付的转让股权价款与实际支付的款项不相符，其可依法另案向吴乐洋提出返还多收取的价款等诉求。 另需述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委托关系是建立在当事人信任的基础上，依该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基于信任关系已不存在而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在本案审理期间，经征询马松意见，马松于2020年6月29日书面回复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故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在本案没有适用余地。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马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马松认为遗漏查明：1.15万元款项是为谁出资，吴乐洋在收取马松25万元款项后实际向公司支付了多少，该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2.马松仅认可吴乐洋向时变公司银行账户转款100000元、50000元的转账记录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但对证明对象存在异议。其余事实当事人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还查明，本案二审审理中，时变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用昌表示，吴乐洋前期均按公司要求出资用位，后期因其他股东没有出资，他就没有出资，目前出资款为38万元。吴乐洋则表示已出资到位款项为39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马松与吴乐洋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即吴乐洋是否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未将全部出资款支付至公司、擅自将受托股权转让他人）；吴乐洋是否应当向马松返还出资款和赔偿损失。 马松主张吴乐洋未将25万元出资款全部支付至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吴乐洋辩称其已将代马松持有的1%股权出资到位。本院认为，首先，从马松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目的分析，其支付25万元价款的目的在于成为时变公司1%股权的隐名股东，享有除具名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而吴乐洋确已向时变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朱用昌受让3%股权，《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亦载明吴乐洋持有时变公司3%的股份，马松在《股权代持协议》签订后对吴乐洋受托持有马松的股权比例为1％并无异议。其次，从《股权代持协议》的内容分析，该协议并未对吴乐洋代马松实缴出资款的时间作出明确约定，庭审中，时变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用昌也表示吴乐洋前期均已按照公司要求分期出资到位，后期系由于其他股东没有出资而未出资，且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吴乐洋因1%的代持股权出资未到位而对马松的股东权益造成损害。最后，从《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和履行分析，如马松认为吴乐洋尚未根据协议足额代为履行出资款25万元，其可依法要求吴乐洋承担继续履行等法律责任；如马松在认为自己在1%的股权的价款问题上意思表示不真实，其可依法另案就合同效力问题提出诉求。因此，马松主张吴乐洋存在未将全部出资款支付至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马松主张吴乐洋擅自将受托股权转让他人，已构成根本违约，吴乐洋则辩称将代持股权交由朱用昌代持，本质上是更为维护马松的利益考量，且不影响马松实现隐名股东的权利。本院认为，一方面，吴乐洋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朱用昌名下，是在公司陷入困境的情形下，出于维护公司运营发展的目的所作出的选择，在案证据也表明马松对朱用昌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诉讼是知情的，对纷争解决方案亦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吴乐洋与时变公司仍然承认马松的实际股东身份，表明吴乐洋并未实际处分其代持的马松股权。因此，吴乐洋将代持股权交由朱用昌代持的行为尚未达到根本违约程度。 如前所述，马松以吴乐洋未将全部出资款支付至公司、擅自将受托股权转让他人为由主张《股权代持协议》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代持协议》合同目的仍然可以实现，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马松要求返还投资款及赔偿损失之诉求不具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马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马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柯雅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庄维 旸）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