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3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柴某，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山西启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住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党某，住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中盛伟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三墙路******。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柴某因与被申请人王某，党某，以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中盛伟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民终1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张建军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柴某的再审请求为：1.改判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民终1443号民事判决书，并判令追加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2.改判二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劳务费238800元，以238800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息期间自2011年1月起至被申请人付清本息止；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柴某仅与中盛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事实是柴某之所以能够以实际施工人的名义承揽乌兰察布市浩通洗煤厂的土方工程，前提是因为王某、党某从中盛公司将该工程分包，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了柴某。且在后续的付款中王某、党某均向柴某支付过劳务款。且所有账目均交由党某结算（这一情况可以在2018年7月29日柴某与党某的通话记录中可以证实）。分包项目也经过了中盛公司的认可。所以与柴某成立合同关系的应当是中盛公司、王某、党某三个主体。在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王某一直在起主导作用，包括工程进度，劳务款的结算均需要听取王某的最终指令才能得以进行（这一情况在2017年11月29日至2019年5月9日期间的通话录音均可以证实，且在一审、二审的庭审中王某的个人委托律师也是本案调解、审判中起主导性作用）。由此可以证实，王某才是工程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本案工程的实际受益人，同时也是本案中与柴某合同订立履行的相对方。党某作为王某的合伙人，同时也是联系柴某，并亲自口头约定了相关的合同履行条款，所以现在二审法院仅仅认定中盛公司基于合同关系偿还欠款显然是错误的，作为合同对方的王某、党某也有偿还拖欠劳务款的还款义务，所以请求再审法院增加王某、党某为还款义务人。（二）原判决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二审上诉时，再审申请人请求中盛公司、王某、党某向柴某偿还拖欠的劳务费，并承担拖延履行的利息。但是二审法院却对再审申请人的诉求视而不见，在二审判决中对王某、党某的还款责任只字未提，也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二人是否承担责任并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十二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请求支持再审申请人的申请请求，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计息期间自2011年1月起至被申请人付清本息止。2010年10月份中盛公司，承包了乌兰察布市浩通洗煤厂的土方工程后，又将部分工程承包给王某和党某。王某的弟弟党某在此工程中负责工程的具体管理，所以党某就找同学柴某，在征得中盛公司和王某的同意后将部分土方工程承包给了柴某，2010年12月5日完工后在王某授意下，经党某整理资料，并代理再审申请人到中盛公司挂账，2011年6月6日打印自中盛公司财务的《工程施工明细帐》，显示自2010年12月起就拖欠柴某劳务款约100余万元。之后再审申请人就开始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在讨债的过程中再审申请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及健康代价，因此二审判决仅判决被告从2013年1月起计算利息，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因此再审申请人请求再审法院应当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至2011年1月起计算利息至被申请人和中盛公司还请本息止。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中盛公司的再审意见为：1.2010年10月份柴某提供劳务的工程为乌兰察布市浩通洗煤厂的土方工程，该工程是中盛公司承建的，当时法定表人系王某，而不是王某个人承包了该工程。另外，具体负责该工程项目，其履行的也是职务行为，与其个人没有任何关系。2.该案通过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和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次审理，也没有认定王某和党某个人承担责任，案件本身也与他们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有必要将工程再承包给其个人吗？柴某申请再审纯属浪费司法资源。希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查材料后，依法驳回柴某的申请，以彰显法律之严谨。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王某、党某应否向柴某支付劳务款及相应利息；二是柴某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三是二审判决是否遗漏诉讼请求。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柴某主张：因其所作土方工程，与其成立合同关系的应当是中盛公司、王某、党某三个主体，所以二审法院仅仅认定中盛公司基于合同关系偿还欠款显然是错误的，作为合同对方的王某、党某也有偿还拖欠劳务款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到本案，柴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某、党某因土方工程成立了合同关系，且其在起诉状中所称“中盛公司承包了乌兰察布市浩通洗煤厂的土方工程后，又将部分工程承包给王某，王某的弟弟党某找到柴某，在征得中盛公司和王某的同意后将部分土方工程承包给了柴某”不具有合理性，因为既然中盛公司将承包的工程又承包给王某，王某有权自主决定将工程承包给柴某，无需再经过中盛公司的同意。因柴某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和所称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其主张王某、党某亦应向其支付劳务款及相应利息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柴某在再审申请书中称，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但其在再审审查期间并未提交新证据。在再审审查中，本院询问柴某有无新证据提交，其明确表示没有新证据。柴某虽提供了通话录音文字等证据，但因党某是时任中盛公司土方工程的负责人，王某在中盛公司于2016年将其担任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后还担任该公司经理，基于此二人在中盛公司的身份原因，即使有柴某打电话催要工程款的事实，也不能因此证明是王某、党某与柴某成立了合同关系并欠其工程款。且柴某所提交的通话录音文字等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能作为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而支持其再审请求。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柴某在再审申请书中称，其二审上诉请求中盛公司、王某、党某向其偿还拖欠的劳务费及利息，但二审判决对王某、党某的还款责任只字未提，也没有作出任何判决，故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第十二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柴某与中盛公司事实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认定中盛公司尚欠付柴某劳务费238800元，并判决中盛公司给付柴某劳务费238800元及利息。由此可见，二审判决只是支持了柴某要求中盛公司给付劳务费238800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未认定和判决支持柴某要求王某、党某向其支付劳务费及利息，但并不代表是遗漏诉讼请求。即使二审法院对此部分未予明确评判，亦只是瑕疵问题，但判决结果正确，故柴某的此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再审申请人柴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柴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张建军审判员 仲俊光二0二0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