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3民初2406号原告：王某1，女，196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中，天津津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2，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红艳（夫妻关系），女，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中，天津津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女，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王某4，女，197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揭守卫，天津斐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5，男，199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住天津市北辰区。原告王某1、王某2与被告王某3、王某4、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各自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坐落于北辰区××号楼××室房××平方米）、北辰区润辰新苑X号楼XX室房产一套（79.10平方米）共计两套房产由二原告继承（共计价值150万）；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胞兄（姐）妹关系，原被告之父母王某5、张某1系原配夫妻，婚生二男三女，长子王某2、次子王某6、长女王某1、次女王某3、三女王某4。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镇××街村××街××号××地及房产一处原登记在王某5名下，王某5于1985年病逝，2008年3月10日张某1、王某2、王某6、王某1、王某3、王某4共六人在天津市北辰区××镇××房产的继承手续，王某2、王某6、王某1、王某3、王某4五人放弃对上述宅基地及房产的继承权，一致同意上述宅基地及房产由张某1继承。2010年11月23日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闫街村村民委员会与张某1签订《北辰区城中村改造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载明闫街村X号由村委会组织拆迁，给张某1安置58.6平方米、80.66平方米单元楼房共计两套，张某1于2017年5月21日由律师代书遗嘱，该遗嘱内容为张某1去世后闫街村村民委员会安置给张某1的上述两套楼房指定由二原告继承。现次子王某6于2012年病逝，被告王某5系王某6之子。被继承人张某1于2019年3月26日病逝，现上述两套单元楼房为遗产，原被告之间现因继承上述两套单元楼房经协商意见不一致。现张某1已去世，上述张某1留有的合法有效遗嘱已产生法律效力。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呈诉。王某3、王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2008年原被告及母亲在天穆司法所办理的将原被告之父所有的房屋过户到母亲张某1名下，其认为仅是更名，并不存在放弃继承权，二被告有权利继承其父王某5依法享有的份额；二、原告提交的张某1的2017年代书遗嘱，二被告认为结合张某1身体情况，就医看病吃药情况及张某1受二原告看管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张某1立遗嘱时并不具有相应行为能力。且不排除可能受到精神控制的合理怀疑。二被告对于张某1“我的遗嘱”中签名按手印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且代书人为二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其应当作为遗嘱见证人、证人身份参加庭审，但其作为二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全程参加庭审，与作为继承人的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违反法律规定，此代书遗嘱应认定无效；三、涉案房屋属于还迁安置房，现并未进行产权登记，产权证尚未颁发，并不具有继承条件，应待产权明晰后主张权利。我们认为涉案房屋目前不应由法院作出终局裁定，即便是分割也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王某5辩称，听从法院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即代书遗嘱，结合录像光盘，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王某5、张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长子王某2、次子王某6、长女王某1、次女王某3、三女王某4。王某5于1986年去世，张某1于2019年3月26日去世。王某6于2012年7月15日去世，王某5系王某6之子。另查，王某5、张某1生前留有闫街村X号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一处，宅基地建房用地使用证建房户名登记在王某5名下，宅基地面积111.1平方米，编号×××56，地上房屋共有正房3间，附房1间。2008年3月，王某6、王某4、王某2、王某3、王某1、张某1签订家庭协议一份，载明产权人王某5名下的私产房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正房3间，附房1间，宅基地面积111.1平方米，现经全家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屋由张某1继承并代产权，其他人均表示弃权。2008年3月5日，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闫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闫街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村村民王某5在86年去世，原建房用地使用证名称王某5，证号0006546，全家儿女一致同意把建房用地使用证变更为王某5妻子张某1。2010年11月23日，张某1与闫街村委会签订编号为098号的北辰区城中村改造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约定拆迁人为闫街村委会（甲方），被拆迁人为张某1（乙方），乙方证载宅基地面积139.26平方米，甲方确认还迁面积139.26平方米。乙方拟选择定向还迁安置房型与面积，按拟选还迁安置房建筑面积与应还迁面积最接近的原则。乙方选择58.6平方米一居室房屋一套，以及80.66平方米二居室房屋一套。2008年至2016年期间，张某1随王某4共同生活。2016年，张某1随二原告生活。2017年-2018年期间，被告因探视张某1，原告拒绝探视，双方发生争议，并报警。2017年5月21日，二原告的代理人康伟中律师，对张某1做一份调查笔录。同日，康伟中作为代书人，代张某1书写“我的遗嘱”一份，载明“我叫张某1，我原居住北辰区××街村××街××号，已于2010年拆迁，村委会分给我两套楼房，一套是一居室，建筑面积58.6平方米，一套是二居室89.66平方米，上述两套楼房在我身后由我的长子王某2、长女王某1继承上述两套楼房的属于我的个人所有的份额及我应当继承王某5的份额。我的次女王某3、三女王某4及孙子王某5不得继承我的遗产份额。代书人康伟中，证明人王某7、陈某”。张某1在遗嘱上捺印。证人王某7、陈某在该遗嘱上签字捺印。康伟中律师在该遗嘱上作为代书人签字。同日，康伟中律师为张某1就遗嘱事宜进行录像，在录像中，通过原告代理人康伟中律师的询问，张某1能够陈述涉案房屋系还迁而来、原来登记在王某5名下，后通过签订协议变更到张某1名下，还迁房屋有两套，一套偏单一套独单，这两套待还迁房屋由王某2、王某1继承，其他子女包括孙子王某5不得继承。王某7、陈某作为证人亦出现在录像的尾部分。诉讼中，被告王某4提交其与张某1的谈话录音一份，录音中，张某1先是对王某4讲“没有你们俩人房子”，后王某4询问“你乐意哪样？”后，张某1又表示“那不都你们几个人分嘛”。王某4未能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未能显示录音的具体时间。经被告申请，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一份，闫街村委会针对本院的律师调查令出具了“张某1拆迁选房相关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2019年7月，还迁安置房具备选房入住条件。张某1的继承人王某1等四人推选王某3作为受托人按照统一的选房流水顺序号选择了北辰区润辰新苑1-2603、6-1704作为还迁安置房，王某1等四人在委托书上签字捺印进行确认，王某5经村委会通知后未参与选房。还迁安置房屋尚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产权取得的时间需要以北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进度为准。诉讼中，经本院询问，王某1主张继承北辰区润辰新苑1-2603室房屋，王某2主张继承北辰区润辰新苑6-1704室房屋。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北辰区润辰新苑XX、XX两套房屋是否全部为张某1的遗产；2.各继承人及张某1于2008年3月在天穆镇法律服务所签署的房屋继承书和家庭协议是否真实有效；3.2017年5月21日的代书遗嘱、录像遗嘱是否为张某1真实意思，是否有效；4.假设遗嘱无效，是否应按法定继承分割，各继承人应分割的份额，遗产是否具备分割条件。根据法律规定，遗产系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本案中，二被继承人王某5、张某1有生前坐落在北辰区××镇××街村××街××号××地及房屋一处，王某5去世后，王某6、王某4、王某2、王某3、王某1、张某1签订家庭协议一份，载明产权人王某5名下的私产房经全家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屋由张某1继承并代产权，其他人均表示弃权。2008年3月5日，闫街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王某5儿女一致同意把建房用地使用证变更为王某5妻子张某1。故涉案的北辰区××镇××街村××街××号××地对应的房屋已经全部转化为张某1的个人财产。二被告抗辩家庭协议只是更名，与协议内容不符，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张某1在按照拆迁政策与闫街村委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拆迁后待取得的相应的还迁利益，应属于被继承人张某1的遗产。鉴于被继承人通过代书遗嘱并进行录像的方式确认上述还迁利益归二原告继承，结合录像及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证人证言，该代书遗嘱系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主张被继承人生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代书遗嘱系受胁迫所签，并非张某1真实意思，但根原告提供的录像光盘，张某1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意识清楚，显然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二被告主张张某1系受控制、胁迫，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二被告抗辩原告诉讼代理人康伟中作为遗嘱代书人，有利害关系且应作为证人而非代理人参与庭审、故代书遗嘱无效一节，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继承法中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中的“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应是指订立遗嘱时，代书人、见证人是否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虽然康伟中律师在本案中作为二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订立遗嘱时，康伟中与二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且当时尚有王某7、陈某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参与代书遗嘱的订立过程，故本院对张某1的代书遗嘱的效力予以认定。关于王某4提交的与张某1的谈话录音，不能显示时间，本院无法认定该录音在代书遗嘱之后产生，且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故该录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还迁房屋是否具备继承条件一节，根据闫街村委会的证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还迁利益，经过选房程序，已经转化为相应的房屋，且房屋位置明确，分别为北辰区润辰新苑XX、XX两套房屋，二原告陈述各自继承相应的房屋，故本案遗产明确，且已具备继承、分割条件。综上所述，本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辰区润辰新苑XX室房屋，由原告王某1继承；二、北辰区润辰新苑XX室房屋，由原告王某2继承。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被告王某3、王某4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清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郭鑫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第三、四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第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第六十一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