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兰，女，194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光，广南县那洒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原告）：娄方学，男，194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兰，女，194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系娄方学妻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住所地云南省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代表人：王贵廷，该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苹，云南章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金仙，女，197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现住广南县。上诉人王玉兰、娄方学因与被上诉人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以下简称上里蒙小组）、胡金仙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广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7民初1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20年4月29日组织上诉人王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光，被上诉人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的代表人王贵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苹，被上诉人胡金仙，进行了法庭调查、询问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年12月5日广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7民初1519号民事判决，支持王玉兰、娄方学的一审诉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王玉兰、娄方学依据《文山州林业管理条例》第三条：“鼓励国家、集体、个人大力发展林业，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和该条例第十二条：“没有承包到户的集体荒山，可以在坚持荒山公有的原则下，组织和发动群众造林，谁造谁有”之规定，在现争议的林地上种植30亩桐果和20亩茶叶，该事实是受法律保护的，即王玉兰、娄方学使用该集体土地种植林木具有合法性，该林木所有权依法归王玉兰、娄方学长期所有。而仅暂未办《林权证》，一审就否定该林木所有权不属于王玉兰、娄方学的，这是认定事实不清。2.上里蒙小组根本就没有填发得《林权证》，而虚构和捏造其有《林权证》，一审居然也认定其有《林权证》，这是最大的认定事实不清。3.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卡）》内容不真实和不合法，因为其四至内含有王玉兰、娄方学种植的294.7亩桐果、茶叶和杉树，有一审依职权调取的《坝美镇堂上村委会里蒙上寨林地争议指认图》为证。对该证据存在的内容不真实性和不合法性，一审居然也采用其为定案依据，这更是认定事实不清。4.在上里蒙小组申请林权登记的同一期间，王玉兰、娄方学也向政府申请填发“大弯”（包含50亩争议林地）的《林权证》，然因王玉兰、娄方学是外来户受到村小组的歧视和排挤，意在撵王玉兰、娄方学出村，所以村小组便将王玉兰、娄方学的林权登记申请扣压不予上报至今，才导致王玉兰、娄方学至今未取得《林权证》。但由于王玉兰、娄方学不断上访，林业部门和各级政府还是发现上里蒙小组申请的登记表（卡）四至内隐瞒有王玉兰、娄方学的294.7亩林木，所以就没有填发给上里蒙小组的《林权证》确认其权属，然一审却想象有登记申请表（卡）就会有《林权证》，而没有去查清上里蒙小组为何没有填发得《林权证》的真相。这亦是认定事实不清。5.《云南省林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隐瞒事实或者采取非法手段骗取登记的，林权证无效，由林业主管部门收回原林权证并公告作废。法律法规只规定隐瞒事实进行登记后发证书的要收回证书，并未规定隐瞒事实登记后要收回登记表（卡）和公告登记表（卡）作废，所以隐瞒事实骗取登记的上里蒙小组的登记表（卡）至今才得以还留存在档案袋里，导致一审认为只要有登记表（卡）就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的错误认识。6.王玉兰、娄方学被砍的20亩茶叶树桩均在且发出新枝芽，然庭审法官却对鉴定机构说：被砍的树桩己不存在，导致鉴定机构说鉴定不成，进而导致一审不准给王玉兰、娄方学鉴定受损的茶树价值，这亦是认定事实不清。7.上里蒙小组、胡金仙签订的流转合同约定要流转的土地类型是“荒山荒地”，而未流转有林地，合同亦未约定可以毁林开荒，胡金仙却擅自在有林地挖除和砍除王玉兰、娄方学有20至30年树龄的30亩桐果树和20亩茶叶树，胡金仙存在明显侵权，一审却不给予认定其侵权，这亦是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在审理时程序违法。1.一审共开了2次庭，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第一次开庭不涉及上里蒙小组有林权申请登记表（卡）问题，因为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表（卡）是2019年10月17日才在坝美林业站获得的。那么在第二次庭审时，从头至尾法庭均不给上里蒙小组当庭举证即出示《林权登记申请表（卡）》和所谓的《林权证》，也均未给王玉兰、娄方学质证过上里蒙小组的该证据。然判决书却以上里蒙小组有林权登记表（卡）和所谓的《林权证》为唯一依据驳回王玉兰、娄方学的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然一审却把未经当庭出示和互相质证的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卡）和所谓的《林权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根据驳回王玉兰、娄方学的请求，这是不合法的。2.一审不给上里蒙小组当庭出示林权登记申请表（卡）和所谓的《林权证》让王玉兰、娄方学当庭质证的唯一原因应该是：1.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卡）内容不真实、不合法，因其四至含有王玉兰、娄方学294.7亩林木；2.上里蒙小组因登记表上隐瞒有王玉兰、娄方学294.7亩林木的事实，才导致没有填发得《林权证》。若给予当庭举证质证，该证就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卡）》是在本案第一次开庭（2019年7月16日）后的10月17日才在林业站获取的，然一审却将该证据列为上里蒙小组的第一号证据，意在用证明第一次开庭时就出示过此证据了，以混淆视听，这也可佐证该证据未经当庭出示给当事人质证过，因为第二次开庭时上里蒙小组唯一出示的只是争议地的照片一份证据。4.为何王玉兰、娄方学知悉上里蒙小组只有《林权登记申请表（卡）》而没有《林权证》，因为王玉兰、娄方学听说上里蒙小组有《林权证》，所以王玉兰、娄方学在本案审理结束阶段即第二轮辩论上，请上里蒙小组当庭出示《林权证》来质证一下，可上里蒙小组代理人当庭说没有《林权证》，只有《林权登记申请表（卡）》。然法庭也未组织出示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卡）》让王玉兰、娄方学有机会质证即休庭。三、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虚构上里蒙小组有《林权证》的虚假事实，进而运用相关法律加以维护，形成明显的适用法律不当。四、一审判决错误。因《林权登记申请表（卡）》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只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不能作为认定物权的法律凭证，只有《林权证》才能作为本案认定物权的法律凭证。犹如毕业生的《文凭》，国家和用人单位承认的文凭是该生的《毕业证》、而不是在校时的登记卡。所以一审判决王玉兰、娄方学种植的林木属于上里蒙小组集体所有是错误的。综合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根本未查明上里蒙小组为何只有《林权登记申请表（卡）》而没有《林权证》的原因和事由，就稀里糊涂地认定其有《林权证》；审理程序违法，用未经当庭出示和相互质证的上里蒙小组背地提供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卡）》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根据；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主持公平与正义，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王玉兰、娄方学的一审诉求。上里蒙小组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王玉兰、娄方学的上诉请求没有合法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胡金仙答辩称，其没有砍着王玉兰的树，其砍的是上里蒙小组的，还有过集体会议。王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上里蒙小组赔偿王玉兰茶叶树和桐果树的经济损失275000元。在审理过程中，王玉兰、娄方学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决胡金仙与上里蒙小组连带赔偿王玉兰、娄方学的茶叶树和桐果树的经济损失27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玉兰、娄方学**原是广南县旧莫乡猫街村民委员会石山小组村民，该户于1982年搬迁至上里蒙小组生活居住，2007年12月申请将户口迁移至广南县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小组，公安部门已同意王玉兰、娄方学户的申请，至今，王玉兰、娄方学户的户籍地址仍是上里蒙小组。1982年起，王玉兰、娄方学开始使用上里蒙小组名叫“大弯”的土地，用于栽种稻谷、桐果树、茶叶树、杉树。1997年，周继强与上里蒙小组签订《集体荒山承包合同》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周继强开发。2008年2月，上里蒙小组已申请办理林权证，林权证上登记的地名叫“大歪”，上里蒙小组平时称此地为“大弯”（大地名），小地名叫“陆碰沟”，林业部门已进行审批登记，并已为上里蒙小组办理了林权证，林权证号为1809130001，面积为1232.6亩，上里蒙小组作为该林地的所有权人、林地使用权人及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王玉兰、娄方学所使用的集体土地面积为352亩，其中有294.7亩土地是位于上里蒙小组的林权证的范围内，有57.3亩土地是位于上里蒙小组的林权证的范围外，王玉兰、娄方学所起诉的被砍的桐果树和茶叶树是位于上里蒙小组的林权证的范围内，王玉兰、娄方学所主张的桐果树、茶叶树并未取得林权证。经周继强与上里蒙小组协商，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终止该合同，同日，上里蒙小组召开群众会议，会议决定将该集体荒山（地名：陆碰沟）转让给胡金仙使用。2015年1月8日，上里蒙小组与胡金仙签订《林权流转合同》。2016年8月27日，上里蒙小组召开集体会议，会议决定要求娄方学一家归还其使用的上里蒙小组的集体土地。2016年5、6月份时，胡金仙对流转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时，砍了林地里的部分林木。王玉兰、娄方学认为胡金仙砍了其种植的桐果树、茶叶树对其造成损失，致其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玉兰、娄方学对其主张的位于上里蒙小组“大弯”（又名“大歪”）的桐果树、茶叶树是否享有所有权的问题。王玉兰、娄方学主张其栽种的桐果树、茶叶树被砍要求赔偿损失，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及对主张的林木享有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国务院可以授权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对国务院确定的国家所有的重点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造册，发放证书，并通知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规定，王玉兰、娄方学主张被砍的桐果树及茶叶树是其种植的林木，其应到林业部门办理林木登记手续，由广南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其所有权。但是王玉兰、娄方学对其主张的桐果树及茶叶树没有取得林权证，其主张的桐果树及茶叶树登记的该林地的所有权人、林地使用权人及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均为上里蒙小组，王玉兰、娄方学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主张的桐果树及茶叶树享有所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应由王玉兰、娄方学承担不利后果，故对王玉兰、娄方学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玉兰、娄方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6元，由王玉兰、娄方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广南县、胡金仙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王玉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林地争议指认图。用以证明：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四至内包含了王玉兰户的294.7亩已成林的经济林木。第二组：粮食征购任务通知。用以证明：王玉兰户没有分得承包地，但村小组同意给王玉兰户在争议地种植经济林木和农作物。所以给王玉兰户一起承担本村的国家公粮任务。第三组：收据。用以证明：村小组同意给王玉兰户在大弯即现争议地种植经济林木和农作物。第四组：未署名称和盖公章的林权证。用以证明：2019年12月16日判决后，王玉兰和代理人到广南县土地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上里蒙小组的所谓林权证，结果是未署有发证机关名称和未盖有广南县人民政府公章的空白《林权证》，即上里蒙小组在判决前没有《林权证》。经质证，上里蒙小组对第一组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该证据客观反映了上里蒙小组的林地所有权；对第二、三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只能证明娄方学上着公粮；对四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来源不清，内容虽然与林权登记表上是一样的，但不能反映王玉兰、娄方学证明的内容。胡金仙认为王玉兰、娄方学提交的四份证据是上里蒙小组与王玉兰的事情，其不清楚，也不认可。本院认为，对于娄方学、王玉兰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系坝美镇林业站制作，在一审庭审中，王玉兰、娄方学、上里蒙小组、胡金仙已分别对该份证据质证表示认可，对于该份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王玉兰、娄方学在二审庭审中提出的证明观点，对于王玉兰、娄方学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争议内容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的要求，且与本案其他在案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依法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系电子页面，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的要求，不能证明娄方学、王玉兰的证明观点，依法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一组证据：对广南县五名村民的调查笔录。1.黄国刚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我是上里蒙小组的村民，一直在上里蒙小组居住生活。对于王玉兰起诉的那块地，集体没有说把地划给她家，她栽了一点茶叶树，没有见她家去管理过。这片地是集体的，当时我们栽种时集体来阻止过，我们就说地丢荒了可惜，能栽一年算一年，如果集体要收回就无条件归还集体。这片地当时先承包给周继强，是周继强开发了以后，放荒了我们才去栽的。王玉兰家栽的时间和我家的差不多，都是在周继强开发了几年以后，放荒以后才去栽的。集体把这片地发包给周继强我们是清楚的，王玉兰也清楚。集体在2015年就叫我们归还，是通过广播叫我们开会去说归还的。当时上里蒙小组与胡金仙签订《林权流转合同》我们是清楚的，是我们先归还了地胡金仙才来租的，但王玉兰家没来开会。我没见王玉兰去阻止过胡金仙砍树。2.农仕荣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我是上里蒙小组的村民，一直在上里蒙小组居住生活。我认识王玉兰，她不是我们村的人，搬来我们村很多年了。关于王玉兰起诉的“大弯”这块地，村小组没说把这块地分给她家，我家也在她家栽树的附近栽了杉树。这块地是集体的，集体阻止过我们栽种，我们说栽一年算一年，集体什么时候要我们什么时候归还。这块地是集体承包给了周继强，周继强先开发，他放荒了以后我们才去栽的。我们是知道集体将这块地承包给周继强的，王玉兰家也知道。当时周继强开发了三年，他叫工人来栽树，但没有栽成果，王玉兰起诉的这块地就是周继强开发承包的，王玉兰家就住在那里，周继强来开发她是清楚的。后面这个老板来承包的时候村集体叫我们归还，是开大会通过的，王玉兰家是知道的，她家在的地方是听得见广播的。当时是我们把地归还给了集体，胡金仙才来砍的树。我没见王玉兰去阻止过胡金仙砍树。3.林玉文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我是上里蒙小组的村民，一直在上里蒙小组居住生活。我认识王玉兰，他不是我们本村的，是搬来我们村的，对于王玉兰起诉的“大弯”这块地，村小组没说分给她家，她栽不栽树我不清楚，但茶叶树是有的，但她不去管理。我家也栽了树在她起诉的这块地的对面。这块地当时集体是划给周继强承包的，后来他丢荒以后，我就去栽了茶叶，集体让我们不要栽，我们说丢荒了可惜，我们先栽着，集体什么时候要了我们就归还。我家栽的包括王玉兰栽的这些地都是承包给了周继强的，当时周继强开发了这片地，栽了杉树、桉树等。我家去种的当年就把地归还给了集体，归还的时候集体就跟我们说要转租给其他老板，叫我们不要去种了，开过集体会议说是集体的地，不准私人去栽，是通过广播喊的。胡金仙来租这片地我们是知道的，当时村里面开了会，我们把地归还给了集体，有些家栽了十多年的茶叶都归还给集体了，当时胡金仙砍的时候跟我们说过，说这片地已经租给他了，所以要把这些树砍掉，我没见王玉兰去阻止过。4.王朝光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我是上里蒙小组的村民，一直在上里蒙小组居住生活。我认识王玉兰，她是从外地搬来我们村的，对于王玉兰起诉的“大弯”这块地，村小组没说分给她家，她家一直没有栽树。我家栽了桐果树，与王玉兰家起诉的这块是连着的。这块地是集体的，我们栽种的时候集体来阻止过，让我们不准栽种，我们见地丢荒了可惜，就说先栽着。这块地是已经承包给周继强了，他是1998年左右来开发，是他先开发以后，地放荒了，我们才去栽的，王玉兰家也没有去管理，后面就放荒了。当时集体将这片地承包给周继强我们是知道的，集体开过会，当时周继强已经招了9家工人来，工人就在王玉兰家旁边住，王玉兰起诉的这块地是周继强开发的地，周继强叫贵州人来栽了4年没有成功。当时胡金仙要来租地，集体就叫我们归还，是通过广播召集全村人开会，王玉兰家没有来开会，但是她家听得见广播，她家有人在家。王玉兰对这块地没有管理栽种。胡金仙砍树的时候王玉兰家也没有阻止过。5.王光明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我是上里蒙小组的村民，一直在上里蒙小组居住生活。我认识王玉兰，她是暂住的，原来不是这个村的。对于王玉兰起诉的“大弯”这块地，村小组没说分给她家，那个地是集体的，我们都去种。她家在这块地上栽了杉树，是在2002年栽的，栽了多少我不清楚，我记得规划给胡金仙的这块地她家没有栽杉树，因为她家没有去管理，在胡金仙去砍之前就放荒了。我家也在这块地上栽过茶叶树，我栽的地在她家栽的地的对面。这块地是集体荒山，承包给了周继强，之后周继强不栽了，我们觉得可惜才去栽的，村集体说过如果集体要了我们就无条件归还。我家栽茶叶树是在2002年左右，周继强是在1997年、1998年来承包的，王玉兰是清楚已经将这块地承包给了周继强，周继强也开发了这块地，他本来栽桉树，但是不成功，栽了3、4年左右。2015年的时候集体说要收回这片地，村集体开会告诉我们一律收回，树无条件退回集体，是在胡金仙来砍树之前就叫我们归还了，开会是用广播通知的。集体与胡金仙签合同我们是知道的，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利益就牺牲集体的利益，在我们刚开始栽的时候就说好集体什么时候要我们什么时候归还。当胡金仙来砍树，没有人去阻拦和争吵，王玉兰也没有阻止，现在胡金仙已经栽了杉树在里面了。经质证，上里蒙小组对以上5名村民的调查笔录认可。胡金仙对以上调查笔录予以认可，但是认为谁家种有树其不知情，因为其与上里蒙小组签订流转合同时，是经过林业部门核对、地类属于宜林荒山荒地类型，至于村小组怎么收回的过程其不清楚，只管这块地是无争议的宜林荒地，且无争议的集体土地。王玉兰对黄刚国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是：黄刚国是1985年8月生的，而王玉兰户是1983年就到上里蒙小组居住的，黄刚国根本不知道这20年王玉兰户在上里蒙小组落户、维修公路和小组分给王玉兰户的土地和王玉兰户栽种过多少亩桐果树和茶叶树的事，更不知道哪年周继强去开发的事，所以不认可对黄刚国的笔录。周继强承包时因无图纸，谁也不知道其界线包含至哪里，如包含争议地，周继强是不会给其栽种的。对农仕荣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是：农仕荣知道王玉兰户也在上里蒙一直居住，这是认可的。但农仕荣说集体未划分给王玉兰户种植土地，是说谎的。如果王玉兰户一直居住却又没有土地，那王玉兰户怎能活下来至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生活时代，很明显农仕荣证实的对王玉兰户不利的语言都是假话，对此不认可。周继强承包时没有图纸，谁也不知道四至界限，如王玉兰栽着周继强的承包地，周继强是不会给其栽种永久性经济林木的。对林玉文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是：王玉兰户1983年就到上里蒙小组居住至今，当时林玉文还未出生，他根本不知道王玉兰户如何取得集体划分给其栽种的经济林木的地。胡金仙砍树时娄方学去阻止过但阻止不了，这明显证明林玉文根本不知情。如王玉兰栽着周继强的承包地，周继强是不会给其栽种永久性经济林木的，所以争议地非周继强的承包地，没有图纸指认。对王朝光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王朝光说是王玉兰户没有在“大湾”栽着树，这是错误的，就连一审自取的证据都说王玉兰家在争议地里栽有300余亩的经济林木；王朝光根本不可能知道娄方学曾在两个早上去阻止过胡金仙砍王玉兰户的经济林木，因为王朝光家距现场很远，还有山水阻隔。王玉兰户距村集体户数相距很远，用广播通知开会王玉兰不可能听到。为何不给王玉兰知道要砍她家的树，因为王玉兰知道了就没有理由砍她家的树了。周继强承包过，但没有图纸，周继强的承包面积根本没包含王玉兰栽的50亩经济林地。应以图纸为界线，不能以现村小组和胡金仙的指界为准。再则其已栽有成年的50亩桐果树和茶叶。对王光明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王光明说的话其不认可。难道集体不同意，王玉兰户在20至30年前还栽得成活这几十亩茶叶树和桐果树，只是现在公路通了，不需要其义务维修上里蒙去广西古降三台坡20余公里赶街路。所以上里蒙小组村民一口同声要撵出其而作的假证。周继强承包时没有图纸，谁也不知道界线到哪里。若王玉兰栽的50亩争议地是周继强的，他不会给其栽种的。本院认为，黄刚国等五人的调查笔录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由法院向黄刚国等五人进行询问而做的笔录，黄刚国等五人的笔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争议地是属于上里蒙小组集体的土地，其五人包括王玉兰户在内都是在村集体已经将土地发包给周继强开发后，才到这片地上栽种林木，上里蒙小组也阻止过村民不准村民在集体发包给周继强的地上栽树，并且在胡金仙与上里蒙小组签订合同前上里蒙小组通过村集体会议告知过村民要收回栽种的土地，能够证明本案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上里蒙小组、胡金仙没有异议；娄方学、王玉兰提出异议：对一审认定的上里蒙小组办理了林权证不认可，其余都认可。对于娄方学、王玉兰所提异议，本院认为，上里蒙小组虽然因遗失无法提供涉及争议林地的林权证，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由坝美镇林业站制作的《坝美镇堂上村委会里蒙上寨林地争议指认图》及一份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村民小组《林地权属勘察登记卡》，以上两份证据经一审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林地争议指认图上载明该宗地集体林权证号为：1809130001，面积1232.6亩，争议地面积352亩（其中林权证内面积294.7亩），被砍茶叶面积为19.8亩，被砍茶叶地在林权证号为1809130001的林地内；坝美镇堂上村民委员会上里蒙村民小组《林地权属勘察登记卡》上面记载林地面积为1232.6亩，发证机关广南县人民政府同意发证，且在一审庭审中，上里蒙小组提供了一份坝美镇林业站的《林权证发放登记表》，该份登记表为林业证发放情况，上面载明上里蒙村小组领取的林权证编号为1809130001，领取日期是2008年6月30日。以上三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里蒙小组虽然因遗失无法提供涉及争议林地的林权证，但确实经发证机关广南县人民政府批准在2018年6月30日领取了编号为1809130001的林权证，该林权证林地面积1232.6亩，本案娄方学、王玉兰诉请的争议地及被砍树木所在地均在上里蒙小组林权证编号为1809130001的林地范围内。故娄方学、王玉兰所提异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通过二审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与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里蒙小组、胡金仙是否应对娄方学、王玉兰主张的其栽种在上里蒙小组“大弯”（又名大歪）的桐果树和茶叶树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另有法律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玉兰、娄方学主张其栽种桐果树和茶叶树的土地为其搬迁到上里蒙小组居住时，村小组分给其家庭户开发耕种，但对于该项主张，娄方学、王玉兰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无证据能够证明上里蒙小组分过土地给娄方学、王玉兰耕种、管理的事实，并且双方在庭审中认可本案争议地为集体所有。因此，对于王玉兰、娄方学主张本案争议地属于村集体分配给其栽种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玉兰、娄方学对于其主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被砍伐的林木系其合法栽种。对于争议林地上的林木，王玉兰、娄方学并未提交相关林业主管部门的权属证明证实林木归其所有，而上里蒙小组已于2008年6月30日领取对于包含本案争议林地在内的“大歪”地块的林权证，成为该林地的所有权权利人、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在二审庭审过程中，王玉兰陈述其家栽种桐果树、茶叶树的具体时间是2001、2002年，结合上里蒙小组黄国刚等五名村民的陈述，结合已查明上里蒙小组与周继强在1997年签订《集体荒山承包合同》，当时该土地处于他人承包期内，上里蒙小组是将本案争议的集体土地承包给周继强开发，周继强与上里蒙小组于2015年1月1日终止承包合同。在周继强的承包期内，王玉兰、娄方学在未经村小组、周继强的同意，擅自在村集体承包给他人的承包地上栽种桐果树、茶叶树的行为，系无权栽种，依法不受法律保护。上里蒙小组于2015年1月8日与胡金仙签订《林权流转合同》，胡金仙基于合同对属于上里蒙小组的林地进行开发利用而砍伐了争议地上的林木并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胡金仙在砍伐时王玉兰、娄方学也未进行阻止、也未提出异议，胡金仙砍伐林木是基于与村小组签订的合同来排除地上林木进行开发利用，且上里蒙小组于2016年8月27日召开集体会议，会议决定要求娄方学一家归还其使用的上里蒙小组的集体土地，由此，上里蒙小组、胡金仙并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并不构成侵权，对于娄方学、王玉兰主张的桐果树、茶叶树的损失是因其二人自身栽种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损失结果由其二人自行承担，上里蒙小组、胡金仙对此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王玉兰、娄方学对于其主张的茶叶树和桐果树的经济损失275000元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王玉兰陈述起诉的数额是根据市场价值进行估算，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林地争议指认图上所载明的被砍茶叶面积为19.8亩，但无证据能够证明是否全部为王玉兰户栽种，王玉兰户所栽种的面积无法确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就本案王玉兰、娄方学主张的损失数额组织双方当事人就鉴定问题进行询问，但因本案王玉兰、娄方学主张的树木已于2016年被砍伐，经咨询多家鉴定机构均表示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鉴定林木的损失，该询问笔录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按印。故在本案中王玉兰、娄方学主张的林木损失因无证据予以证明，损失无法确定。关于娄方学、王玉兰上诉提出上里蒙小组的林权登记表（卡）于2019年10月17日在坝美林业站获得，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法庭未对该份证据进行当庭举证、质证，属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坝美镇林业站调取了《现场指认图》《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装）》《林地权属勘察登记表》及审批表，以上证据在一审2019年11月15日的庭审笔录中记载由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娄方学、王玉兰的质证意见是认可，对此，一审法院未存在对林权登记表（卡）未进行当庭举证、质证的违法情形，故对于娄方学、王玉兰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娄方学、王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6元，由王玉兰、娄方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郭 琴审判员  贺雯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