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34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男，汉族，1981年4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婷，广东诺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锦耀，男，195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孙雄，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成因与被上诉人林锦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8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仅需支付被上诉人79.2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原合作协议终止或解除而非无效，即本案应为股权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借据应属无效。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为合伙投资关系，原合作协议有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投资款100万元投入公司后即为公司资产，被上诉人无权将已投入公司的资产强行转为借款,否则属于抽挑出资的违法行为。《借据》当中明确上诉人李成与被上诉人搞贸易公司，该公司名称为昆山晟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X公司），是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李成、林锦耀、张某三方在2016年9月1日签订《合作协议》，由李成出资30万元，占股40%；林锦耀出资100万元，占股45%；张某出资20万元，占股15%。并约定每三个月分红一次。原审法院仅依据《借据》而直接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忽略借据当中所提到的原始法律关系为合作开设公司的事实，错误将股权转让纠纷当做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在公司法领域，根本不存在将投资款转借款的情况，被上诉人强行将投资款转为借款并让李成签下《借据》，让上诉人承诺保障被上诉人每月高达2%的投资收益，毫无法律依据。2、原合作协议终止或解除的情况下，因公司一直存续没有注销，即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属于公司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只能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所占公司股权卖出，并经过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等法定程序，不能通过直接转借款方式抽逃出资。被上诉人的100万元投资款实际属于公司资产并已投入到公司的实际运营当中，公司的前期正常运作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都是经营公司所必需的支出。被上诉人既然与上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而且公司在正常运作，被上诉人无权将投资款转为借款，而只能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股东地位或者所有股东协商一致注销公司的情况下对公司进行清算终止经营。本案中，双方合作搞的晟X公司依然存续，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只能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股东地位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如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等，因此，若按照原审所认定的原合作协议有效，双方仅是约定终止或解除的情况下，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3、原合作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无法通过私人约定的方式终止或解除合作协议转为借款，本案《借据》应属无效。按照原审所认定的原合作协议终止或解除，是建立在原合作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原合作协议为股东协议，公司已经设立情况下公司独立运作，无法通过私人方式终止或解除，并将投资款转为借款，双方所签订的《借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被上诉人应征询另外两位股东的意见，是否愿意购买其股份，若李成或张某不同意购买的情况下，再考虑向其他第三人出让股份，转让股权的价格由双方进行协商。二、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清，若本案借据有效，即原合作协议应为无效，被上诉人已收的分红款应予返还。按照原审判决，原合作协议有效，仅是终止或解除，《借据》同样有效，显然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若《借据》有效，原合作协议应为无效。因为公司的股东应以所占股份各自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不应以固定利息的方式逃避经营风险。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若《借据》有效，原合作协议无效，即被上诉人因原合作协议取得的分红款2016年底第一期分红8万元及2017年第二期分红6万元合计14万元，应当予以返还并抵扣借款本金100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事实并正确适用法律，原合作协议是否有效是本案的焦点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三、原审认定欠款100万元的事实不清，实际欠款总金额并非100万元，已偿还的款项应以银行转账为准。1、实际欠款并非100万元，而是扣减银行转账还款后的金额。《借据》补充协议已经写清楚“明确欠款总金额与利息金额，所有偿还记录以银行转账票据为实。”该手写部分由上诉人李成书写，应根据上诉人手写增加时的本意，因为与被上诉人林锦耀之前已经有转账还款记录，但是因为没有查银行流水签《借据》又太仓促，因此写清楚欠款总金额要以银行转账为实，这符合常理与手写人的本意。前面打印部分“需于10月底前向林锦耀先生落实每月分期偿还的金额与时间。”该打印部分是由林锦耀事先准备好，因此，打印部分的理解才是分期偿还的金额与利息。“欠款总金额”与“分期偿还的金额”两者含义完全不同,原审法院牵强附会强行将“欠款总金额”按照被上诉人的意思理解为“分期偿还的金额”，从而认定签订借据时欠款100万元，毫无依据及逻辑可言。2、上诉人已直接还款给被上诉人5万元。在原审庭审时，法官询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了本案纠纷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双方均表示只有本案纠纷；在双方没有任何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上诉人于2018年4月17月向林锦耀本人账户转账的5万元应视为本案的还款，原审法院以结果反向推导，以先认定了100万元欠款为由，论证得出之前之后所有还款均忽略不计，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3、上诉人通过张某还款20万元。该20万元放在中间人张某处作为还款保证，该款是双方协商分期还款要求撤诉过程中支付。张某为被上诉人林锦耀做事，其负责追讨本案款项，因此，李成将款项转账到张某处。李成与张某也不存在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四、原审认定月息两分从2017年6月1日起算，属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利息的解释应按照字面解释和手写人的本意，根据约定优先的原则，而不应由原审法官创设解释。《借据》手写部分写明：“月息两分结算，结算至2017年5月底。”首先，该手写部分是由李成书写，应按照上诉人李成的本意去理解。其次，因为2017年5月底前已经有发放分红款，既有利息又有分红的情况下，双方本意是只能够选择一样，因此，月息两分是截止到2017年5月底。再次，按照字面理解，“月息两分，结算至2017年5月底”已经明确约定了利息截止的时间是到2017年5月底，根据约定优先原则，法院应尊重双方的约定，而不应创设另外的解释。按照原审法院的理解：利息起算时间不确定，截止计算到2017年5月底，双方在签订借据时已能够确定利息的金额。原审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按照被上诉人打印部分，根本没有任何部分提到利息的问题，表明其只要求收回本金的原意，而且投资有风险，根本没有人可以保证收益。另外，李成手写部分加上去的利息约定，也并没有任何提到2017年6月1日开始起算利息的约定。五、本案借款并未逾期，被上诉人无权起诉。《借据》补充协议第①条约定“需于10月底前向林锦耀先生落实每月分期偿还的金额与时间”，表明林锦耀同意给李成分期还款，由李成作还款计划，即本案款项未到清偿期，被上诉人无权起诉。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借据手写部分的理解均不按照字面理解和手写人的本意，而牵强由法院全部强行按照被上诉人的理解，导致作出不公判决，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令上诉人蒙受巨大损失。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林锦耀答辩称：一、涉案纠纷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而非股权纠纷。二、涉案借款本金就是100万元。三、借款利息就是2%/月，期限从2017年6月1日起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告林锦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人民币100万元和利息人民币40万元（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从2017年6月份计至还清之日，现暂计至起诉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时，原告明确利息起算时间为从2017年6月1日。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2016年8月，原告与被告经案外人张某（被告老乡）介绍，由原告出资人民币100万元与被告合作搞贸易公司。2017年4月，被告将公司转让。经双方协商，将原告投资的人民币100万元转化为被告对原告的借款。还款期限为2019年1月30日之前还清，约定利息每月二分，从2017年6月开始计算。但是被告并未按期足额偿还借款和支付利息。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均不予理会，拒绝偿还。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借据》予以证明。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应按约定的时间向原告偿还借款和支付利息，被告逾期不还已构成违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1.借据，拟证明原告借款被告人民币100万元，经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二分。2.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26日转账给案外人张某人民币100万元，张某是原告与被告合伙投资的中间人。3.农行委托凭条，拟证明张某于2016年8月26日将原告的人民币100万元转至被告账户。4.还款协议书，拟证明原告起诉后，被告给了原告一个还款协议书，原告要求双方到法院就签订调解协议，但是被告不同意，所以原告并未在该还款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同时可以证明被告欠原告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截至起诉前的利息人民币40万元的事实。被告称，一、原合作协议作废无效，视为自始无效，原告已取得的分红款人民币14万元应予以抵扣借款本金。根据《借据》中的补充协议第③点：“此借据生效后，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作废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作废无效，原告因该合作协议取得分红款应当予以返还，被告要求将该分红款人民币14万元予以抵扣借款本金。二、被告已还款人民币25万元，请求法院予以抵扣。双方签订《借据》后，经过原告的催收，被告陆续还款人民币25万元，其中人民币20万元放在中间人处作为还款保证，该款是双方协商分期还款要求撤诉过程中支付。三、按照《借据》约定：利息按照2%从2016年8月26日起结算至2017年5月底。双方签订的《借据》第一段约定“月息两分结算，结算至2017年5月底。”因为原告是2016年8月26日转账支付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签订《借据》后原合作协议作废，但是自2016年8月开始至2017年5月底原告收取分红款人民币14万元。因此，双方协商该笔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转为借款后，在该期间按照月息2分进行结算，截至2017年5月底，其后并没有约定利息。因此，分红款人民币14万元应当予以抵扣借款本金，利息也应当尊重双方的约定，结算至2017年5月底，而不是原告所诉求地从2017年6月开始计至还清之日，不符合约定优先的原则。四、《借据》已经写清楚，欠款总金额与利息金额并未明确。《借据》补充协议第①点写明“明确欠款总金额与利息金额，所有偿还记录以银行转账票据为实”，即虽然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转为借款，但是实际欠款总金额及利息应当以合作协议后过程当中双方发生的转账为准。因此，被告剩余需还款金额为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加利息人民币18.2万元减去分红款人民币14万元和已还款人民币25万元，应为人民币79.2万元，利息也应以人民币79.2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被告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被告建行流水（3份），拟证明被告于2018年4月17日向原告还款人民币5万元，于2019年5月14日还款人民币10万元，于2019年5月31日还款人民币10万元，合计还款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合作投资经营贸易公司，原告投资人民币100万元至该公司，后因公司经营问题需转让给他人，原、被告协商将应退还给原告的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转化为借款，并于2018年10月5日签订了一份借据。该份借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借据内容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主张按照借据约定内容，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并从2017年6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上述款项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还清，但被告签订借据后一直未偿还任何借款本息。被告抗辩称，一、双方对于欠款金额在签订时尚不明确；二、因双方约定之前的合作协议无效，原告因合作协议取得的分红人民币14万元应退还给被告，被告要求将该款项与本案借款本金相抵扣；三、双方确实有约定利息，但是根据借据约定的内容，利息只需支付至2017年5月底；四、被告已向原告偿还了人民币25万元。关于签订借据时的欠款金额。法院认为，借据中的还款方案已明确载明“把借得林锦耀的壹佰万借款分期偿还”。至于补充协议中手写的“明确欠款总金额与利息金额”，原告解释称该内容的意思是指被告在明确还款计划时应明确分期还款时的欠款总金额与利息金额，确认金额一致。法院认为，原告的该解释符合常理，且借据本身就是双方对于欠款金额的一个结算及确认。因此，法院认定签订借据时，被告的欠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关于原告收取的分红人民币14万元是否应抵扣借款本金。被告主张双方在借据中约定原合作协议无效，故原告因合作协议取得的分红应退还给被告，并抵扣借款本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是对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规定，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被告之前订立的合作协议符合该条法律的规定，且合同无效是法定情形，双方当事人并不能对合同无效进行约定，更何况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在借据中约定“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作废无效”实际的意思应为协议终止或解除，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无效。因此，被告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原告收取的分红不应退还给被告或在借款本金中进行抵扣。关于利息。借据中第一段打印内容“转为借款”后有两句手写内容“月息两分结算，结算至2017年5月底。”原告主张该两句备注的意思是指结算至2017年5月底之前的分红已结清，自2019年6月开始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被告则主张是指利息计算至2017年5月底。法院认为，如果按照被告的主张，利息计算至2017年5月底，但是双方在借据中并没有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利息根本无从计算。而且如果利息计算至2017年5月底，那么双方在签订借据时已能够确定利息的金额，应该直接写明利息的金额而非仅写出利息的计算方式。原告的主张更符合逻辑及常理，也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综上，法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双方实际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从2017年6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被告的还款情况。被告主张其于2018年4月17日向原告还款人民币5万元，委托案外人张某于2019年5月14日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0万元，委托案外人张某于2019年5月31日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0万元，合计已向原告还款人民币25万元。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主张2018年4月17日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案外人张某所支付的款项是张某偿还其欠原告的借款，与本案亦无关。法院认为，法院已认定原、被告在签订借据时被告的欠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而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的人民币5万元是发生在2018年4月17日即双方签订借据之前，故法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该笔款项并非偿还涉案款项。关于被告支付给案外人张某的三笔合计人民币20万元的款项，原告主张并未收到该款项，至于原告与张某之间另有借款关系，但与本案无关。法院认为，被告主张其转给张某的款项人民币20万元，张某已代被告支付给原告，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亦予以否认。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被告已向原告偿还人民币25万元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认定被告在签订借据后并未向原告偿还过任何款项。综上，借据约定的还款时间早已届满，被告至今仍未偿还任何款项。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林锦耀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上判项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0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成还款数额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仅需支付被上诉人林锦耀79.2万元，原审认定100万元及利息错误。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双方签订的《借据》内容（即投资款100万元转为借款，月息2分结算，结算至2017年5月底）以及银行汇款凭证，原审认定本案由投资款转为借款，从2017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鉴于本案《借据》双方于2018年10月5日签订，而上诉人主张的还款5万元发生在2018年4月17日，在双方签订《借据》之前，另上诉人转给案外人张某合计20万元，未有证据证实张某已转给被上诉人，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应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00万元以及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27元，由上诉人李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黄国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彭镘羽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