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603民初2191号 原告:陈德荣，男，197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考会，四川言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凤丽，女，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四川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德荣与被告杨凤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德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考会、被告杨凤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德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准备为自己购买一辆车，被告告知原告其在甘肃有朋友，可以低价购车，原告便委托被告帮忙询问购车事宜。因原告在浙江经营一家面馆，无法随时离开，被告便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原告到甘肃办理购车事宜。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按要求把相应购车款支付给了被告。截至目前为止，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23.8万元，但所购车辆（车牌号为甘ＬＹ××××）却被被告占为己有。原告之前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贵院提起诉讼，但被告对主要事实予以否认，无奈原、被告之间无书面委托合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 杨凤丽辩称，1.原告诉称不是事实，原告与答辩人从未形成委托购车的合同关系。双方经共同的朋友唐翠介绍认识，于2018年4月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原告要求答辩人到浙江共同生活，为打消答辩人的顾虑，2018年5月原告赠送答辩人3年的社保费，2018年7月原告承诺赠送答辩人一辆车并承担购车的首付款。车辆为原告选定的“大众途观”，由答辩人在甘肃办理购车事宜，给付首付款及相应费用，登记在答辩人名下。之后答辩人将车辆开到浙江与原告共同生活，并一同经营原告的面条店。后原告与答辩人发生争吵且原告动手打了答辩人，答辩人便开车回到德阳。2.在原告第一次起诉中，审判员向原告代理人释明原告可能涉嫌重婚罪，原告便撤诉。3.在原告第一次起诉中，原告申请的证人谢某（即唐翠）已经证实了原、被告双方为恋人关系，其中的3.5万元是原告赠予被告购买社保的费用。4.19.2万元由购车款15万元、原告赠送答辩人社保费3.5万元和分手后原告为挽回被告赠送的生活费7000元组成。5.原告主动转款给答辩人,转款对象明确、具体，应由原告承担19.2万元符合“答辩人收取款项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的举证责任，而原告没有完成该举证责任。同时按照原告的陈述，本案存在“委托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现又要求适用不当得利条款，于法无据。综上，原告人为地改变起诉原因转诉不当得利，试图通过改变基础法律关系减轻举证责任，在原告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不当得利事实且适用不当得利法律条款的情况下，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2月左右，原、被告经案外人谢某介绍认识，后双方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 2018年5月26日、5月27日、7月27日、7月28日、7月29日，案外人谢某受原告委托向被告共转款20000元、15000元、20000元、20000元和10000元。 2018年7月24日、7月29日，原告向被告分别转款50000、50000。2018年11月30日、12月1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分别转款5000元、2000元。 2018年7月31日,杨凤丽购买大众牌汽车一辆,含税价格为235800元,并于当日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各一份，该车登记在被告杨凤丽名下。由于该车系按揭贷款购买，从2018年8月开始每月尚需还贷4985.21元。后杨凤丽驾车前往浙江嵊州陈德荣处，与陈德荣共同生活至2018年10月23日。 2018年10月30日前后，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杨凤丽表示“你给我钱的时候说是买车，所以最后我们上法院的，还是给你车，我一直都在说车还你，没有想要你的车，只是因为车是我的名字，一直在让你过户。我一直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刚才问你的话，我是不是一直在说车还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是答非所问呢”。陈德荣回答“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我们在一起，正是磨合期期间”。2018年11月22日，杨凤丽又表示“刚才我已经打电话给你了，我本来就是打工的，车叫你回来处理你又不来，我已经给了一个月车钱了，我也给不起了，我还要养一个儿子，如果银行要钱没有给的话，我只有让银行收车了，当初你打这个钱就是买车的，你这个态度还让我回去，真的你太自私了，上一次听了你的我把工作没有了，结果成了这样了，好的这一次没有听你的，就是一个月车钱你都不愿意拿”。陈德荣称“你干嘛这样说，车贷的事，你让你还的。”2018年12月1日，杨凤丽称“你今天给我那个车钱2000不，你昨天就真的2000存不进去吗？”陈德荣回复称“是的，存不进去”。杨凤丽又称“你发给我看一下有好旧的钱存不进去，你这样的态度让我怎么去。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让我怎么去你哪（那）里，没有去就这样说话不算。”陈德荣回复称“无所谓的。不管你怎么想，我伍仟就存了，差，等下我还是会去存的。”2018年12月10日左右，杨凤丽称“我现在想去，我说我不开车了，你就是怕我不给你车，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你车”。 庭审中，原告提供在其前往浙江之前的四段录音资料。其中一段录音资料显示：2018年5月26日陈德荣称，“你那个钱我等会转给你”。杨凤丽回复“不转了”。陈德荣又称“3万5够不够”，杨凤丽则回复称“不要了”。陈德荣再次说道“我问你3万5够不够？”在双方聊了办证及20万元的归属问题后，杨凤丽称“既然你那么不相信我，当初我喊买保险，3.5万元你就打过来了，你有没有想过这3.5万元你打过来我不去了呢？”陈德荣回复称“给你这个保障”。上述录音资料内容包括还涉及原告在甘肃的工作情况、原告儿子的读书情况、被告的鲜面店经营状况、被告两个儿子的抚养、教育等情况。由于双方发生争吵后，被告驾车离开浙江，原告遂于2019年11月20日以委托合同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又于2019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2020年6月10日，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首先，原告称因委托被告买车而向其转款192000元，原告第一次起诉亦是以委托合同作为基础法律关系，而被告对收取原告192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该192000元系原告向被告的赠与，其中150000元系用于购买车辆,35000元系赠与被告购买社保的费用,剩余7000元为分手后原告为挽回被告赠送的生活费用。故双方的陈述均说明被告取得该款并非没有合法根据，也非取得不当利益。其次，因该192000元系原告主动给付，给付的金额、对象明确，其主张被告不当得利，即主张给付行为无因，依照不当得利制度的构成要件，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取得该192000元没有合法根据。因此，原告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192000元，与其陈述的委托被告购车的事实相矛盾，本案并非不当得利纠纷，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退一步讲，即便本案不考虑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而依法进行判决。但按照原告的陈述，该192000万元系其委托被告买车的款项，现被告杨凤丽认可150000元已用于购车，表明其已按照原告的指示完成了车辆的购买，且二人已共同使用车辆一段时间，现车辆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的车辆已经灭失,原告可依法要求被告返还车辆。另外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被告亦表示愿意将车辆返还给原告，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返还委托购车的款项，而应接受已经购买的车辆。另外，对于原告委托案外人谢某于2018年5月26日和5月27日向被告转账的35000元，被告辩称该款系原告赠与被告购买社保的费用。由于原告与被告相识时身处不同的省份，地理位置较远，且从双方的语音通话内容来看，该笔费用确系原告为了维系与被告的恋爱关系而出资，现二人虽交恶，但该笔金额并未超出正常人际关系间的赠与数额，故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该35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应支持。另外的7000元，被告辩称系二人分手后原告为挽回被告赠送的生活费，该7000元虽发生在被告离开浙江之后，但从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应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车辆贷款，车辆系原告委托被告购买，被告偿还按揭贷款本属其义务，故其主张原告返还，无法律依据，亦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德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40元，减半收取计2070元，由原告陈德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范荣书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