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02民初1384号原告：杨某，女，199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原告：普金荣，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彝族，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原告：刀琼芝，女，1965年10月11日出生，傣族，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原告：普某1，男，2015年7月22日出生，彝族，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原告：普某2，男，2017年4月5日出生，彝族，现住普洱市思茅区。法定代理人：杨某（普某1、普某2之母），女，199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云，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杨某、普金荣、刀琼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罗涛，男，1977年4月3日出生，彝族，个体户，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云南康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普某1、普某2诉被告罗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普金荣及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普某1、普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云、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华，被告罗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普某1、普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承担造成原告损害的下列费用：1、医疗费26003.29元；2、死亡赔偿金36238元×20年＝724760云；3、丧葬费106514元÷12个月×6个月＝53257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长子：23455元×13年÷2人＝154257.50元；次子：23455元×15年÷2人＝175912.50元；以上四项合计1132390.22元，扣减被告支付的丧葬费50000元，剩余部分为1082390.22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4日，受害者普红到被告享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林场高笕槽林班千塘作业区为其工作。受害者受雇在该伐区从事挖机开挖道路工作，有一棵椿树处于不是伐区必经道路内，被告以要出卖该椿树为由，亲自指挥在场的伐木工人将该树挖出，但由于树木过大，在挖掘过程中，大树倒下直接击中受害者驾驶的挖机，致使挖机翻倒将受害者压住身亡的事故。事故发生后，在场人员将受害者送至普洱市人民医院抢救，由于伤势过重，受害者于当晚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金额，被告于2020年5月6日支付了14000元用于折抵医药费，5月10日支付受害者安葬费50000元，并结算支付了受害者的工资4010元，在结算工资时又将支付的14000元医药费在工资中扣减，拒绝赔偿其余费用。被告罗涛答辩称，一、原告起诉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与事实不符，实为承揽合同纠纷。被告与原告杨某于2020年4月17日签订了《木材采伐协议》，该协议中第二条约定：在进场期间甲方没时间管理乙方的安全问题，一切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甲方不负任何乙方的安全问题。乙方进场人员必须买劳动保险，不买保险不得进场。从该条约定中可以看出，被告与原告杨某之间符合《合同法》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符合承揽合同要求的以完成一定工作为目的、具有工作的独立性、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对定作物承担一定的风险的特征，被告与杨某构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由杨某负责完成采伐工程，被告支付相应报酬，对于原告如何招用工人，如何完成工作，被告是不予干涉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且死者普红虽为杨某的丈夫，实际其在法律关系中应为杨某雇佣的工人，死者并非被告所雇佣工人，与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人损赔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死亡的责任也应由杨某承担；二、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所称椿树矗立于不是必经道路伐区内，被告以要出卖该椿树为由，亲自指挥在场的伐木工人将该树木挖出，与事实不符，修路作为伐木的必需附属工程，且原告自用挖机挖通道路及把所采伐木料上车，被告仅是支付费用，至于该道路如何挖通，是由原告负责，被告是不予过问的，被告当时是去查看伐木的进度情况，并未对实际施工作出任何指挥，况且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被告查看修路进度的行为和原告的修路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三、死者普红在该起事故中未尽到谨慎操作，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普红作为一名挖机驾驶员，其本身应有多年的操作经验，应对树木倒下后的角度和后果有一定的预判，但其未做到谨慎操作，致使树木倒下砸到挖机发生事故，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原告计算的赔偿标准过高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普红为农村户口，而原告是依据城镇标准计算的赔偿金额，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五、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属共认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普红的死亡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二、《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安全生产责任书》、《商品木材生产责任书》，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三、《医疗票据》、《收据》、《收条》，被告质证对三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四、《收条》、《收据》、《被保险人及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清单》，系原告杨某为案外人钱应强、沐才忠购买保险，并支付二人劳务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五、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普洱市思茅区应急管理局询问笔录。被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仅对询问笔录中罗涛的陈述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国家行政机关依职权对普红死亡一事进行调查并制作的笔录，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罗涛提交的证据：《林木采伐协议》，系原告杨某与罗涛就伐木事宜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普红与杨某系夫妻关系，普金荣、刀琼芝是普红的父母，普红生前户籍地和居住地均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普红与原告杨某共同育有两子，其中长子普某1于2015年7月22日出生，次子普某2于2017年4月5日出生，现均未上学。2020年1月31日，罗涛取得六顺镇××笕××村干塘组《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53080205200417001），载明：树种：思茅松；采伐类型：工伐；采伐方式：皆伐。2020年4月17日，原告杨某（乙方）与罗涛（甲方）签订《木材采伐协议》，约定：一、罗涛将岔山龙潭团山大荒地70亩山场交给乙方采伐；二、在进场期间甲方没时间管理乙方的安全问题，一切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乙方进场人员必须买劳动保险，不买保险不得进场；六、采伐质量要求：乙方包采伐包装车采伐时木桩不得超过3厘米，规格料长度不得超所定的±2厘米；八、乙方进场采伐工钱规格料价格每吨80元，柴火料每吨80元。原告杨某与罗涛签订采伐协议当天即组织工人进场伐木，杨某、普红、普金荣曾口头约定挖老路按小时计算挖机费，挖新路按8000元每公里计算挖机费，实际由普红负责挖路（用普红家挖机挖路）。2020年5月4日，罗涛到六顺镇××笕××村岔山龙潭团山伐区察看伐木进展，罗涛要求普红开挖机将伐区内的一棵椿树连根挖出，挖树过程中，罗涛在旁指导普红。椿树挖出后，侧倒下来将挖机砸翻，正在驾驶挖机的普红被压在挖机下面。事故发生后，罗涛当即拨打120，并与在场的沐才忠、钱应强、普金荣等人将普红送至六顺镇卫生院救治，因伤势过重，又将普红送往普洱市人民医院治疗，后因抢救无效死亡。罗涛已支付普红以上治疗的门诊费900.24元；原告支付普红的住院费12003.29元。事发后，罗涛报警，六顺派出所接警后组织干警到现场进行勘验，并对在场的沐才忠、钱应强（伐木劳务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2020年5月6日、5月8日，普洱市思茅区应急管理局就普红身亡一事对普金荣、沐才初、钱应强、杨某、罗涛展开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罗涛在询问笔录中自认椿树是罗涛要求普红挖的，挖出的椿树罗涛准备拉回家改成茶板自用，椿树直径约70厘米，树高约3米；沐才初、钱应强的询问笔录中证明平时伐木都是用油锯锯断树木，并不需要用挖机来挖。另查明，杨某于2020年5月6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罗涛住院费现金14000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笔费用罗涛已在应支付给普红的工资中予以扣减。2020年5月10日，杨某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罗涛付普红安葬费5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杨某与死者普红是夫妻，普金荣、刀琼芝是普红的父母，普某1、普某2二人是普红与杨某共同生育之子，四原告均是死者普红的近亲属，四原告主体适格。本案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纠纷还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罗涛取得六顺镇××笕××村干塘组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与原告杨某签订了《木材采伐协议》，将该伐区的伐木事宜交给杨某采伐，并约定杨某方包采伐包装车采伐时木桩不得超过3厘米，规格料长度不得超所定的±2厘米。而根据六顺派出所和普洱市思茅区应急管理局就普红身亡一事所作的询问笔录，本案中引发普红身亡事故的椿树是罗涛需拉回家自用而要求普红在挖路时将椿树整棵挖出，挖树时，罗涛在旁指导。罗涛要求普红将椿树整棵挖出的行为不属其与杨某签订的《木材采伐协议》中的约定内容，普红的死亡与罗涛要求挖椿树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普红受罗涛要求挖出椿树是普红在挖伐区道路时提供劳务的行为，罗涛是接受普红劳务的一方，故本案的案由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对被告罗涛答辩称本案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纠纷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普红作为专业的挖机司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对危险的预判不足，在出现危险时安全防范意识不够，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失，应自负次要责任，罗涛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且在普红挖树的过程中全程在旁指导，应对挖树过程中的危险有更高的预判能力及安全防范意识，其未尽提醒义务，导致普红死亡，其应对普红死亡造成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各方责任本院酌情认定如下：普红自身承担20%的责任，罗涛承担80%的责任为宜。普红死亡的各项费用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还是农村标准计算的问题，四原告主张根据云高法发电〔2020〕80号文件中全省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要求，本案普红死亡的各项费用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但该文件中已明确指出侵权行为发生在2020年4月1日后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本案并不属于机动车事故责任纠纷，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普红生前户籍地和居住地均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故普红的死亡赔偿金应按上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本案中普红与原告杨某共同育有两子，需由杨某与普红共同抚养，其中长子普某1于2015年7月22日出生，次子普某2于2017年4月5日出生，现均未上学。因普红户籍为农村，故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也应按上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来计算，计算至普某1、普某2十八周岁止。对原告要求普红死亡的各项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的请求，无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普红因此次事故死亡的各项损失费用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2020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的规定计算，具体为：1、死亡赔偿金，按上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20年，计算为：计算为11902元／年×20年＝238040元；2、医疗费，根据医疗费发票，普红受伤住院的住院费为12003.29元、门诊费为900.24元（被告罗涛垫付），合计12903.53元；3、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计算为：106514元÷12个月×6个月＝53257元；以上3项共计304200.53元。按比例,由死者普红自身承担20%的责任，即60840.11元,被告罗涛承担80%的责任，即243360.42元,扣除被告罗涛已支付的丧葬费、医疗费合计50900.24元，被告罗涛还应承担192460.18元。4、被抚养人生活费，普红与杨某共同生育的儿子普某1（2015年7月22日出生）、普某2（2017年4月5日出生），确需普红及其妻子抚养，普红的死亡确实造成了对普某1、普某2抚养能力的丧失。普红2020年5月4日发生事故时，普某15岁、普某23岁，计算抚养期至普某1、普某218周岁成年，分别计算13年、15年，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普某1的生活费计算为：10260元×13年÷2人＝66690元，被告承担80%的责任，即被告罗涛应支付普某1生活费53352元；被扶养人普某2的生活费计算为：10260元×15年÷2人＝76950元，被告罗涛承担80%的责任，即被告罗涛应支付普某2生活费6156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普某1、普某2赔偿款192460.18元；二、被告罗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普某1赔偿款53352元，支付原告普某2赔偿款61560元；三、驳回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普某1、普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42元，由原告杨某、普金荣、刀琼芝、普某1、普某2共同承担10412元，被告罗涛承担41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各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刘晓玲人民陪审员  黄云飞人民陪审员  段武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赵雪梅书记员段云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