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信凯，男，汉族，1977年9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5*********。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周雄，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汝森，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琳，男，汉族，1978年6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140*********。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凌翔，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信凯因与被上诉人冯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信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解除韦信凯与冯琳双方于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3.判令冯琳返还股权转让款439280元及资金占用费105427元（以4392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0月29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2月18日）；4.一、二审受理费用由冯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未依法通知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魅族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不当。（一）韦信凯与冯琳就魅族公司内部股进行买卖，买卖协议是否有效、能否解除均涉及魅族公司利益。因此，韦信凯在原审《民事起诉状》中将魅族公司列为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却认为本案与魅族公司无关、未通知魅族公司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二）原审认定魅族公司内部规定“（内部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或出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无效，也涉及魅族公司利益。根据原审法院向魅族公司调取的冯琳与黄小琴签订的《经济收益权授予协议》及《关于冯琳持股情况的说明》，明确约定：“经济收益权”（内部股）属于受限权益，未经授予方同意不得转让；魅族公司内部规定“（内部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或出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魅族公司尚未上市，这些关于内部股的规定关乎魅族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的稳定，对于魅族公司能否顺利上市意义重大。原审认定魅族公司关于内部股未经允许不得转让等规定无效，势必涉及魅族公司的重大利益，因此，原审未通知魅族公司参与诉讼，从实体上也损害魅族公司的利益。二、涉案的内部股权买卖协议依法应予解除。（一）冯琳对所转让的股份不具有处分权。魅族公司提交的《关于冯琳持股情况的说明》第三条载明“‘经济收益权’（内部股）属于受限权益，未经授予方同意不得转让”、《经济收益权授予协议》第八条载明“未经甲方魅族科技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冯琳）不得将基于本协议获得的经济收益权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或出质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而冯琳在与韦信凯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第二条第3项却宣称“甲方（冯琳）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可见，签约时冯琳就带有欺诈性。（二）韦信凯依法有权要求解除内部股转让协议。由于魅族公司禁止冯琳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对外转让内部股，因此，韦信凯与冯琳签订的转让股权协议《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始终未能获得魅族公司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就算冯琳原审庭审中否认2019年8月份双方已达成解除《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的意思表示，韦信凯在知悉冯琳隐瞒魅族公司禁止其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后，坚决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也理应得到支持。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三、双方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未生效。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除上市公司以外的股权进行出质的，生效时间是自双方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进一步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该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回到本案，即使股权应是在魅族公司的名下，即使没办法办理登记，那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最起码也要经过魅族公司的书面同意才有效。四、冯琳在《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第二条第三点里面说保证其股权在公司上市之前不被稀释，这与事实不符。从韦信凯提供的2016年度ESOP确认函，冯琳的股权对应的经济收益是每股9.17E-04元。冯琳提供的2015年度ESOP确认函，显示冯琳的股权所对应的经济收益是每股9.33E-04元，可见冯琳的股份是逐年被稀释的。此外，从魅族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也可以看到，在2019年4月份一家具有珠海国资委背景的公司珠海虹华新动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也对魅族公司进行注资。被上诉人冯琳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韦信凯主张合同目的的落空没有依据，不能成立”以及“韦信凯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签署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实际为买卖合同，且真实有效。双方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冯琳将其持有的魅族公司内部配股（ESOP）115600股以每股3.8元，共计439280元的价格转让给韦信凯，并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其他条款。从协议书主要内容看，该协议名义上是抵押协议，实际属于买卖合同，协议签订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第三人合法权益，该协议真实有效。（二）《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并没有附加任何生效条件。该协议第六条生效条件明确表明：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经双方签字后生效。除此之外，该协议其他条款内容没有规定任何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订后已即时生效，双方均履行了合同约定。二、魅族公司作为第三人不适格，一审法庭未通知其参加诉讼，程序正当。（一）魅族公司对于韦信凯与冯琳之间的纠纷，既没有提出自己的请求权，也对双方纠纷不产生任何利益关系，其作用仅是证明冯琳所拥有的魅族公司内部配股经济收益权是否持续有效。根据冯琳在一审诉讼中出具的《2015年度ESOP确认函》《2016年度ESOP确认函》以及一审法院依法向魅族公司调取的《关于冯琳持股情况的说明》和《经济收益权授予协议》等证据，说明冯琳在2015年向韦信凯转让魅族公司内部配股115600股收益权时，至本案一审期间，冯琳均合法持有魅族公司股权中相当于魅族公司注册资本16513元（对应红筹股578000股）对应股权的经济收益权以及因魅族公司送红股或转增股本而新增的相应股份对应的财产性权利。（二）上述股份经济收益权转让是在韦信凯与冯琳之间进行，所产生的纠纷与魅族公司和冯琳之间的约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况且，冯琳所拥有并转让的区区115600股收益权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日，动辙几十亿流通股上市的环境下，又怎么可能涉及魅族公司的重大利益？又如何会导致魅族公司内部股权结构不稳定？上诉状的言论夸大其词。一审法院未通知魅族公司参与诉讼，并不损害其公司利益，程序并无不妥。三、《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真实有效，冯琳自始至终没有同意解除合同。（一）韦信凯认为冯琳对所转让的股份不具有处分权，且具有欺诈性是十分荒谬的。1.冯琳所转让的股份是否具有处分权，在一审法院依法向魅族公司调取的《关于冯琳持股情况的说明》和《经济收益权授予协议》等证据中已经充分说明魅族公司认可冯琳无论是在转让行为发生的时候还是在本案诉讼期间，对出售给韦信凯的115600股经济收益权均合法持有，之后冯琳并未有任何违约行为导致履约不能。至于是否违反魅族公司与冯琳之间的约定，因为该约定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所以不能作为认定处分权的依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范畴。2.《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第一句就写明“甲方……由于其配股不能进行交易或转让”，这表明韦信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魅族公司代理商股东，完全清楚冯琳所持有的魅族公司股份经济收益权的情况，更了解当时魅族IPO的状况，当初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意受让，现在因为魅族公司的不景气又在上诉状中无中生有认为冯琳欺诈，这明显违反了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二）在冯琳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导致履约不能且不同意解除转让协议情况下，韦信凯无权单方面要求解除转让协议。韦信凯在一审出示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结果显示，冯琳在签署《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后按约定履约，并将《受股通知书》正本交给韦信凯，后双方多次微信沟通中也并没有同意无条件解除协议并退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韦信凯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双方协议未生效，该说法无法接受。因为《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的性质就是买卖合同，从合同的内容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韦信凯在起诉状中也说得很清楚，本合同名为抵押实为买卖合同，交易的标的是个人配股的经济收益权，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所以我方不认同韦信凯股权出质的说法。如果韦信凯认为这是股权出质，则案涉合同应为质押合同，但韦信凯在一审都已认定了是名为抵押实为买卖。五、韦信凯所称的股权稀释，根据2015年和2016年度ESOP确认函，2015年冯琳的ESOP股份中的累计231200股，2016年写的是累计349764股。冯琳与黄小琴之间签订《股权激励协议书》第一章释义中的表格里，有这么一条股权激励计划或ESOP计划，载明只在BVI公司实施的对魅族科技、魅族软件等几个公司的员工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该计划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不时的修订。ESOP实际上就是魅族公司为了上市，为了融资，做了一个金融方面的操作。如果韦信凯认为稀释了股权，仅凭ESOP确认函并不足以证明，应当提交金融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另外，韦信凯称双方之间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第二大条第三项约定“甲方保证其股权的公司上市前不被稀释”，当中约定的“股权”仅是指转让给乙方的115600股，并不能代表冯琳持有的魅族公司的其他股份，因为其他股份不只115600股，其他股份跟乙方没有任何关系。只要转让给韦信凯的115600股实际存在或有效，就可以。综上所述，韦信凯作为魅族公司代理商股东，既清楚魅族公司之前和现在的经营情况，也对其内部员工配股收益权的管理、处分及未来可能收益的各种情况十分了解，在受让了冯琳的内部配股收益权后由于对魅族公司上市后取得大幅升值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期待落空，转而以所谓的欺诈为名要求解除合同，这是对买卖活动中公平原则和法律诚实信用原则的践踏。冯琳与韦信凯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真实有效，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第三人合法权益，理应受法律保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韦信凯全部请求。韦信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韦信凯与冯琳双方于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协议抵押转让金额为439280元）；2.判令冯琳返还股权转让款439280元及资金占用费105427元（以4392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0月29日起计至冯琳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9日，韦信凯为乙方、冯琳为甲方签订《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一份。当时韦信凯系广州市采枫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该公司系魅族公司代理商，冯琳系魅族公司员工。上述协议书约定：甲方拥有魅族公司的内部配股115600股，由于其配股不能进行交易或转让，甲方又急需资金周转，故将其配股抵押给乙方；现甲方将其占魅族公司115600股的股权以439280元（3.8元/股）转让给乙方；若该公司上市，股权可进行转让，甲方必须无条件地按抵押价将其所抵押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可转让当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转让手续。若该公司上市后出现甲方取消抵押，必须按抵押价5倍赎回所抵押股权；甲方保证其所抵押配股在四年内不被公司取消，若不幸被该公司取消，按违约论处，按7.8元/股即878560元从被取消即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付清，并支付10万元违约金；甲方保证其股权在公司上市前不被稀释，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其他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经双方签字后生效……。韦信凯与冯琳表示上述协议书中的股权性质为魅族公司内部员工股、激励股或统称内部股。同日，韦信凯向冯琳支付股权转让款439280元，冯琳将《授股通知书》原件交付韦信凯。该《授股通知书》记载：根据2014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书》，姓名：冯琳，您于2015年获授予伟讯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115600股。本通知书确认上述股份对应魅族集团的权益正式授予给您。签约至今，魅族公司没有上市。2019年8月3日，冯琳向韦信凯发送短信信息“你搞不搞，我搞了”，随后又发送一条关于魅族公司《ESOP内部交易登记办法》的信息。冯琳表示上述信息的意思是冯琳准备将自己持有的内部员工股在魅族内部平台交易，询问韦信凯受让的内部员工股要不要交易，但韦信凯没有回应。同时，冯琳主张上述短信后还有两条信息并当庭出示手机显示：韦信凯：那是内部交易！所以你可以挂上去看看有没有人要买。冯琳：你的卖不卖？韦信凯出示其手机未显示存在上述两条短信信息。2019年11月29日，韦信凯向冯琳发送短信信息：冯琳，8、9月份时你说过等你回公司将个人股权妥善处理后，就将股权转让款退还给我。因今年资金较紧，能争取在年底前将股权转让款转给我吗？冯琳回复：都没卖出去，同时现在魅族以要融资的原由暂停了平台交易，后续再通知以什么情况和模式进行交易，我现在也在等通知。冯琳表示当时没有同意韦信凯解除合同回赎股份，只是说过如果冯琳自己持有的内部员工卖掉后可以给韦信凯钱，但是后来没有卖掉。韦信凯主张上述信息表明冯琳同意解除双方合同，且目前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应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依法向魅族公司调取的《关于冯琳持股情况的说明》和《经济收益权授予协议》显示：2013年6月13日至2017年3月16日，冯琳在魅族公司工作。2015年12月30日，冯琳与黄小琴签署《经济收益权授予协议》。根据该协议，冯琳间接持有魅族公司股权中相当于魅族公司注册资本16513元（对应红筹股578000股）对应股权的经济收益权以及因魅族公司送红股或转增股本而新增的相应股份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而不是直接持有魅族公司的股份。根据协议第三条，冯琳离职后其现在持有的经济收益权股数缩减为349764股。根据协议第八条，未经黄小琴及魅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冯琳不得将基于本协议获得的经济收益权（包括随后根据本协议扩大的经济收益权部分）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或出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韦信凯与冯琳对于上述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韦信凯与冯琳均认可《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名为抵押、实为买卖，约定的转让的标的“股权”为魅族公司内部员工股。结合韦信凯、冯琳上述意见以及魅族公司的说明，一审法院认定韦信凯与冯琳签订的《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系转让魅族公司对应股权经济收益权的买卖合同。合同签订时，韦信凯身为魅族公司代理商股东，了解或应当了解魅族公司经营情况及其“内部员工股”的管理、处分以及未来可能收益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合同中明确约定“其配股不能进行交易或转让”的同时又规定魅族公司上市后再完成转让手续。因此，冯琳对韦信凯不存在欺诈，韦信凯对“内部员工股”也不存在误解。至于魅族公司“经济收益权（包括随后根据本协议扩大的经济收益权部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或出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的规定，并非法律与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如果冯琳因违反上述规定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是冯琳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亦与合同效力无关。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合同系韦信凯与冯琳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于韦信凯解除合同的两个理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和韦信凯与冯琳曾协商一致解除，具体分析如下：一、合同目的能否实现韦信凯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表面是取得冯琳“内部员工股”，实质是期待魅族公司上市后取得大幅升值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合同签订后，冯琳已将代表“内部员工股”权益的《授权通知书》原件交付韦信凯，目前上述数额的“内部员工股”仍在冯琳名下，因此韦信凯取得“内部员工股”的目的并未落空。至于韦信凯尚未取得魅族公司股份，是因为魅族公司目前尚未上市导致，不是冯琳违约造成。而且，对于魅族公司能否上市、何时上市，冯琳并没有予以保证。因此，韦信凯主张合同目的落空没有依据，不能成立。二、冯琳是否同意解除合同韦信凯主张冯琳同意解除合同而提供的证据为四条短信信息，分析该四条信息的内容，一为冯琳询问韦信凯是否要将其受让的“内部员工股”在魅族公司内部平台交易，但韦信凯对此未予回应；二为根据韦信凯短信“将个人股权妥善处理后，就将股权转让款退还给我”的内容，也是附条件的退款，即待冯琳妥善处理“内部员工股”后再退款。可见，上述证据不能表明冯琳同意无条件解除合同并退款。由于魅族公司暂停内部平台交易，导致冯琳仍未将其持有的“内部员工股”售出。因此，即使冯琳作出过韦信凯上述短信中的承诺，因附条件退款的条件尚未成就，韦信凯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也不能成立。综上，韦信凯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韦信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24元，由韦信凯负担。上诉人韦信凯在二审中提交一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在案涉《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签订之后魅族公司又有多次注资，必然导致冯琳的股权被稀释。被上诉人冯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于韦信凯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在于案涉《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对此，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韦信凯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表面是取得冯琳“内部员工股”，实质是期待魅族公司上市后取得大幅升值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双方签订《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至今已逾五年，魅族公司至今尚未上市，韦信凯基于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一直未予实现。第二，根据魅族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出具的《关于冯琳持股情况的说明》，冯琳曾获授予经济收益权，由于冯琳离职日为2017年3月16日（早于2019年3月31日），按照《经济收益权授权协议》第三条（4），其经济收益权股数已被缩减；同时，冯琳取得的“经济收益权”属于受限权益，未经黄小琴及魅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冯琳不得将基于协议获得的经济收益权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或出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结合本案，冯琳将其持有的“内部员工股”转让给韦信凯，并未经过黄小琴及魅族公司的书面同意，因而冯琳持有的“内部员工股”能否转让至韦信凯名下也是不确定的。综上分析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韦信凯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主张解除《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因韦信凯无证据证实在其起诉前已经向冯琳主张解除合同，故本院认定该《个人股权抵押协议书》于韦信凯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31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冯琳应向韦信凯返还股权转让款43928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资金占用损失应以4392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390号民事判决；二、韦信凯与冯琳签订的《个人股权质押协议书》于2019年12月31日解除；三、冯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韦信凯返还股权转让款43928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4392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韦信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及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24元，由韦信凯负担615元，由冯琳负担4009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248元，由韦信凯负担1230元，由冯琳负担80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