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2285号原告（反诉被告）：郭东焕，女，汉族，1962年2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曹练波，系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符华，男，198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与原告系母子关系。被告（反诉原告）：余林，男，汉族，1960年1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原告郭东焕诉被告余林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3月17日依法做出（2016）湘0104民初897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余林不服该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3日依法做出（2017）湘01民终479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余林不服该二审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做出（2018）湘民申714号民事裁定，指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做出（2018）湘01民再1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尹南桥、人民陪审员张利纯、黄兵平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郭东焕的委托代理人曹练波、符华及被告（反诉原告）余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东焕本诉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分红款255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息计算的利息。原告郭东焕诉请的事实和理由：2005年9月12日，原告以被告名义向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三万元。2005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购股协议书》，就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作出了书面明确，明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向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三万元，该投资产生的收益由原告享有，亏损由原告承担。自原告实际投资以来至起诉之日止，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因该三万元投资款向余林分发分红款共十次，合计291480元，被告收到该291480元分红款后扣留255000元拒不交给原告。被告余林辩称：郭东焕的诉讼不符合客观事实，其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我并不认识郭东焕，第一份协议是我前妻王湘珍带过来签订的，但是签订协议后郭东焕没有给钱，是郭东焕违约在先而导致该协议失效，所以不存在郭东焕向公司投资股份的情形。2006年7月25日，我前妻带郭东焕过来说是前面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而耽误了合同，所以要重新签订一个协议，虽然我不情愿但是还是签了字，直到郭东焕通过我前妻问我要分红款，我因感觉协议不公平所以没有给她，然后提出了取消该协议的愿望。2011年2月，郭东焕表示同意取消双方签订的协议并退还了签订第二份协议的原件，收回了三万元现金，所以不存在我要向郭东焕支付255000元及其利息的情形。郭东焕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反诉原告余林反诉的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之间的《委托购股协议书》。反诉原告余林诉请的事实和理由：因为第一份协议因郭东焕没有给钱，郭东焕违约在先导致了该协议失效，所以不存在郭东焕向公司投资股份的情形。第二份协议郭东焕已经同意取消双方之间的协议并退还了第二份协议原件和三万元现金，所以不存在我向郭东焕支付255000元及利息的情形。反诉被告郭东焕辩称：原、被告之间已经签订《委托购股协议书》，且双方按照上述协议，郭东焕已经完成出资，余林已经将郭东焕支付的三万元投资款转交给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郭东焕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余林所称双方已解除合同没有证据，没有理由，具体理由如下：1、郭东焕完成实际出资并自己保管有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由余林转交的三万元的收款收据，余林在省高院申请再审时所提交四张收条，其中三张收条是分红款收条，另外一张收条余林称是退回郭东焕投资本金三万元后郭东焕出具了收条，虽然经过鉴定人科学充分的分析，认定第四张收条上的郭东焕署名及其他手写字体均不是郭东焕所写。但是从余林出具该四张收条的举证行为可以认定余林承认郭东焕有实际投资三万元的事实，如果没有郭东焕的实际投资就不会有余林向郭东焕支付分红款以及其所称的退回本金的说法。另外，余林在省高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2006年7月25日的委托购股协议书经过鉴定人科学充分的分析，虽然没有否定该协议上郭东焕的署名与郭东焕其他字迹样本是同一人书写，但也没有认定是郭东焕所签署，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余林出示的该委托购股协议书不能证明是郭东焕所签订，而且在省高院申请再审时余林陈述该委托购股协议书双方署名的部位的下方最后三行文字是余林的前妻后来补充书写，按照文书意思表示认定常识，协议的签署人只对签署部位上方的文字内容负责，签署部位下方的另加的文字不能认定成协议签署人的意思表示。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余林与郭东焕均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原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工，2015年，余林享有以160000元入股投资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资格。对于此项投资，余林自己投入30000元，另130000元，100000元由案外人许辉出资，余下30000元，郭东焕与余林于2005年9月5日签订《委托购股协议书》，约定：郭东焕以现金叁万元委托余林购买公司股份；郭东焕承担其在新公司所投股份运作的所有风险（包括不可抗拒的风险）并获得全部利益。若此投资股份有所分红，余林负责按公司规定比例将所得分红交给郭东焕；余林仅为郭东焕股份的投资委托人，不承担该股金遇到的任何风险责任，同时也不获得任何投资利益；郭东焕必须遵守新公司股份的运作规则，不得违反公司规定中途退股及提出任何不合理要求。协议签订后，郭东焕于2005年9月12日以余林名义向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了30000元，并持有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自2009年8月起至2016年1月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共计分红1554560元，按照投资比例，郭东焕可分得分红款291480元，在此期间，余林共计向郭东焕支付分红款36480元，余林尚欠郭东焕分红款255000元。以上事实由郭东焕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书》、《收条》、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证明》，余林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书》（2005年）等证据予以佐证。另根据郭东焕及余林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余林提交的《收条》（2011.2.24）、《委托购股协议书》（2006.7.25,二份）上“郭东焕（涣）”的字迹以及日期进行司法鉴定，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对签名的鉴定结论为：不能确定“郭东焕（涣）”系本案郭东焕所签；对于日期的鉴定结论为：倾向认定落款时间为“2011.2.24”的《收条》原件上除打印字迹、“郭东焕”署名字迹之外的其他手写字迹与供检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综合上述结论，本院认为：上述《收条》（2011.2.24）、《委托购股协议书》（2006.7.25,二份）等三份证据，存在不确定性，不宜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郭东焕与余林所签订的《委托购股协议书》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郭东焕在按照协议支付了三万元投资款后，依法应享有协议约定取得分红款的权利。余林辩称已经取消了协议，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该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郭东焕请求余林支付分红款255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息计算的利息，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余林请求解除余林与郭东焕签订的《委托购股协议书》，郭东焕辩称解除合同没有证据和理由，该协议书依法成立，余林也未能提供双方已经解除合同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本诉被告余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诉原告郭东焕支付分红款255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息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反诉原告余林的反诉请求。如果本诉被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125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共计714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余林负担（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反诉案件受理费2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余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尹南桥人民陪审员  张利纯人民陪审员  黄兵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刘珂岸书记员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