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8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景路，男，198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清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旭东，男，199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军，男，汉族，1968年11月7日出生，住保定市清苑区，系李旭东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霞，河北兴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景路因与被上诉人李旭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8民初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耿景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40万元，并按照借款日当期人民银行年借款利率4.75%自2016年8月1日计算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民间借贷案件事实的认定虽然要有借贷双方借贷的合意，但如果能够证明借款人对出借人欠钱的事实，依然能够认定借贷的事实和欠款的存在。1、本案在被上诉人欠钱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上诉人已经多次陈述欠钱的过程和事实:“2016年7月18日一大早，被告给原告打电话说明天买泵车还没钱，让原告帮助其度过难关，并答应借款就用5-6天，等他爸爸拉货的钱回来就还给原告。当天上午9：31，原告通过农业银行河北分行网银转账给被告40万元，被告账户为:62×××74”。证人证言也非常明确证明，被上诉人欠钱的事实，且能够明确证明钱的金额，其证明力已经完全能够证实双方借贷的合意和借款的事实，更没有必要苛求证人见过欠条、且熟知欠条内容。如果那样反而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提交的书面证言，不是证明被上诉人李旭东被刑警队带走的事实，而是证明被上诉人李旭东欠上诉人钱的事实。不能说与本案无关。2、一审法院在本案证据的认定存在疏漏，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关键的证据为银行流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全部银行流水明细表（后附）再次说明:①双方自2015年到2016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共计10笔，前9笔都已经还清，交易关闭。②说明双方长期存在借贷关系，从而印证了最后一笔借款的存在和性质。③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40万元借款没有偿还的事实。反观被上诉人，并没有对最后一笔40万元的借款进行任何举证，也没有能证明最后一笔借款为何发生，欠款人不能对欠款原因进行解释，说明其在掩盖事实，进行虚假陈述。二、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认定事实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明力问题，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不够严谨，存在错误。1、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证明应当适用特别性规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已经证明基本的借贷事实，根据本条规定“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是其他法律关系。而本案是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出证据证明上诉人转给其40万元款项的原因、用途和性质，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关于复印件是否可以作为本案证据的问题。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而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并没有否认复印件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上诉人长期追讨欠款不可能总把欠条原件随身携带，随身携带复印件保留原件合情合理，原件丢失实属意外。至于复印件上签名的真伪很难确定形成时间，是上诉人伪造还是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伪造很难判断。再者，本案并非孤证，本复印借条已经有证人证言、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补强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3、一审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不能仅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而是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才更适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6年第2期，执笔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韩延斌）对仅有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进行过专门的论论。三、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1、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绝无隐瞒、歪曲、增减，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捺印。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本案中当事人对事实的认定存在完全相反的陈述，明显有当事人在虚假陈述，法院应当让当事人签署保证书，而法院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程序。2、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证之前签署保证书，并在法庭上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证人的除外。”本案中的证人证言为定案的核心证据之一，而法院忽略了证人签署保证书的法定程序，应当纠正。 综上，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李旭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被驳回。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系朋友关系，不存在借款。2、通过银行转款上诉人转入被上诉人账号98万元，被上诉人2015年-2016年转入上诉人卡131.4万元，足以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多笔业务往来。3、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提出的主张是2016年7月18日借款40万元，其主张权利是2020年6月1日，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应当驳回上诉请求。 耿景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按照同期人民银行年借款利率4.75%自2016年8月1日计算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欠条一张（复印件，无原件），内容为：“今向耿景路借到现金400000元，借款人李旭东2016年7月18日。” 2、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一份（1页），其中载明2016年7月18日，耿景路通过网银转账汇款400000元到李旭东的账号内。 3、证人耿某（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出庭作证称，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被告借了原告400000元，原告打完款后给证人打的电话，告诉证人他借给被告400000元，但没有打欠条，第二天上午10点多被告把欠条送到原告家，当时证人就在现场，看见被告把一张欠条给了原告，但证人没有看欠条的内容，后来证人还跟原告去被告家要过几次账。 4、东木欠庄耿老正及原告父亲耿国强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8月28日望亭刑警队把李旭东带到刑警队，原告父子先赶过去，后来耿老正也赶到了，证明被告欠原告借款。 被告李旭东质证意见： 1、欠条只有复印件，且是假的，作为常理来讲欠条不会被狗叼走，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也不符合常理。对欠条不认可。 2、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属于借款，因为原、被告间属于朋友关系，之间有不少的业务和经济往来。 3、对证人证言不认可。 4、耿老正与耿国强的证明与本案无关。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耿景路名下的银行转账明细一份（9页），证明目的：2015年7月到2016年7月份一年间，原、被告之间发生了多笔资金往来，被告直接或间接转给原告1314000元，原告转入被告98万元，被告还多转了33万元，不只2016年7月18日的这笔400000元转账。 原告耿景路质证意见：对银行转账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李旭东统计的数据有异议，有一部分虽然没有写李旭东的名字，但根据卡号是转给李旭东指定其他人的账户，对李旭东转给我名下的几笔款共计1314000元没有异议，我转给李旭东的钱统计不完全。 诉讼中，被告李旭东提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欠条一张的笔迹鉴定申请，在庭前质证过程中，原告陈述欠条原件不慎被家里的狗叼走了，已经毁损，不能提供欠条原件。故本案不能进行笔迹鉴定。被告拒绝对欠条复印件质证，且不认可欠条复印件的内容。 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银行转账明细、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内容客观证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欠条一张系复印件，被告不认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十一条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的规定，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认识多年，双方具有多次经济往来关系，2020年6月原告诉于本院，称2016年7月18日原告借给被告400000元，第二天被告送来欠条一张，后被告未偿还借款。被告抗辩称欠条是复印件，不认可欠条，双方发生过多笔业务往来关系，此笔400000元没有借据不是借贷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还须有当事人的合意。原告虽然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但被告亦提供了多次向原告资金转入的凭证，原、被告双方资金往来频繁。本案中，原告提交了欠条复印件一张予以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合意，但被告不认可，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十一条“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规定，对该欠条复印件，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向被告转账400000元是基于民间借贷的合意无证据证实，故对原告主张的双方存在400000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耿景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交纳3650元由原告耿景路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耿景路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其根据农业银行转帐记录自行制作的“耿景路与李旭东借贷资金流转明细表”，证实其自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7月18日间共向被上诉人李旭东出借资金10笔合计177万元，自2015年7月4至2016年7月17日间被上诉人李旭东已清偿前9笔借款，共计139.9万元。具体包括：第一笔，2015年6月24日上诉人耿景路通过案外人耿红旺借给被上诉人李旭东15万元，2015年7月4日被上诉人李旭东归还15.35万元；第二笔，2015年7月26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15万元，2015年8月9日被上诉人李旭东归还15.5万元;第三笔,2015年8月12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10万元,2015年8月13日、8月14日被上诉人李旭东通过案外人孙小志、赵贺山分别归还7万元、3万元，共计10万元；第四笔,2015年8月22日，上诉人耿景路向被上诉人李旭东指定的案外人赵贺山帐户转款9万元，2015年8月25日，被上诉人李旭东归还上诉人耿景路9.05万元；第五笔，2015年8月27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15万元，2015年9月10日、11日被上诉人李旭东自己及通过案外人魏章强分别归还10万元、5.5万元，合计15.5万元；第六笔，2015年9月23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15万元，2015年10月9日，被上诉人李旭东通过案外人李艳争归还15万元；第七笔，2016年4月8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15万元，2016年4月8日，被上诉人李旭东通过案外人乔红归还15万元；第八笔，2016年4月8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3万元，2016年4月11日，被上诉人李旭东通过案外人孙小志归还3万元；第九笔，2016年7月10日，上诉人耿景路向被上诉人李旭东指定的案外人耿伯川帐户转款40万元，2016年7月17日，被上诉人李旭东通过其父亲李德军归还41.5万元；第十笔，2016年7月18日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40万元，即为本案诉争被上诉人李旭东未偿还款项。针对被上诉人所归还的部分有的是按本金数额归还，有的高于本金的原因，上诉人耿景路解释称，由于双方系朋友关系，借的时间太短就不要利息了，借的时间较长的就收取一定的利息，但利息无固定标准。 （二）2015年6月24日“资金往来（自助渠道）信息结果表”，证实该日上诉人耿景路将证据（一）中的“第一笔”15万元先通过案外人耿红旺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指定的款项接收人席硕，完成第一笔资金出借；2015年8月22日银行转帐记录，证实上诉人耿景路于该日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指定的款项接收人赵贺山9万元，完成证据（一）中“第四笔”的出借；2016年7月10日银行转帐记录，证实上诉人耿景路于该日先转给耿伯川40万元，同日耿伯川将该笔款转入被上诉人李旭东帐户中。 （三）上诉人耿景路申请的证人耿某出庭作证称：“第一次借款是李旭东通过我向上诉人（耿景路）借款的，（李旭东）通过我才认识的上诉人。第一笔款还是我帮上诉人转款给李旭东的，第一次是15万元，该15万元是上诉人给我卡，我从村里耿红旺处转款给李旭东”“上诉人通过我转款就一笔15万，时间在2015年6、7月份之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为好长时间了。” 被上诉人李旭东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中第一笔、第四笔、第九笔以不是自己收款为由均不认可。被上诉人李旭东在上诉人耿景路的证人耿某陈述完毕后表示没有可以询问的问题。被上诉人李旭东二审庭审中陈述，上诉人耿景路于2016年7月18日转给自己的40万元是为了归还其于2016年7月17日向自己所借41.5万元，上诉人未还清，还差1.5万元。 被上诉人李旭东二审庭审中陈述：“（其与上诉人之间）就是缺钱了相互帮忙，都没有利息，没有现金（交付过）。”上诉人耿景路陈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拆借）存在利息，就是一笔一笔单算利息，借款后给相应好处，没有明确几分利息。”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李旭东陈述与案外人席硕、赵贺山不认识，与二人没有经济往来，对此事实并陈述：“我确定。” 本院根据上诉人申请从中国农业银行后台运营中心调取了被上诉人李旭东名下银行账号62×××71、62×××74自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7月18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查明该期间内被上诉人李旭东与案外人席硕、赵贺山之间存在多笔金钱往来。 本院所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判决查明部分。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旭东对上诉人耿景路分别于2015年6月24、2015年8月22日、2016年7月18日通过向案外人转帐而支付的款项虽不认可，但是，从全案证据来看，此三笔款应可认定。（一）关于2015年6月24日的15万元款项。第一，对此款项上诉人耿景路提交了其于该日通过案外人耿红旺转给席硕的银行转帐记录；第二，证人耿某出庭证实了上诉人给其银行卡，其从村里耿红旺处转款给被上诉人李旭东的过程；第三，从本院查询到的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其与案外人席硕多有经济往来；第四，有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4日向上诉人转款（本院认为实际上是还款，以下将具体分析）15.35万元的事实相印证。（二）关于2015年8月22日的款项9万元。第一，对此款项上诉人耿景路提交了其于该日向案外人赵贺山转款9万元的银行记录；第二，从本院查询到的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其与案外人赵贺山多有经济往来；第三，有被上诉人李旭东于2015年8月22日向上诉人转款（实际上是还款）9.05万元的事实相互印证。（三）关于2016年7月18日款项40万元，对此款项上诉人耿景路不仅提交了其于该日向案外人耿伯川转款40万元的转帐记录，还提交了该日案外人耿伯川将此款如数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的转帐记录，且与2016年7月17日被上诉人李旭东通过其父亲李德军向上诉人转款41.5万元的事实相印证。 除以上理由外，从双方转帐记录来看，可以看出如下特点：1.上诉人耿景路所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的均为整数，而被上诉人李旭东转给上诉人耿景路的款项部分与上诉人耿景路给其转款的数额相同，部分高于上诉人耿景路给其所转款项的数额，且有零有整；2.上诉人耿景路前九笔所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的每一笔，都附有被上诉人李旭东或通过案外人向上诉人耿景路的转款记录，无一例外；3.上诉人耿景路转给被上诉人李旭东的前九笔款项，均是第一笔转款得到回款后，才向被上诉人李旭东转款下一笔，无一例外；被上诉人李旭东所转给上诉人耿景路的所有款项中，均与上诉人耿景路转给其所转的款项有对应关系，且其回款时间与上诉人耿景路转款时间属同一天或距上诉人耿景路转款时间短暂的，回款数额与上诉人给其的转款数额相同，回款时间较长的，则回款数额略高于上诉人给其转款数额，明显具有利息的特征。被上诉人李旭东关于双方属于相互拆借且均没有利息约定的主张与双方银行转帐记录中反映的特征不符。相反，双方银行交易往来记录所表现的特征明显符合上诉人耿景路关于被上诉人李旭东自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7月18日之间向自己借款共计10笔、借款日期短的没有利息、借款期限较长的则有相应“好处”、前九笔已还清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于2016年7月18日给其转款40万是上诉人用于归还其于2016年7月18日向被上诉人的借款41.5万元，但是，第一，上诉人的“还款”数额明显少于被上诉人陈述的“出借数额”；第二，若上诉人未清偿被上诉人借款，对于上诉人“还款”不足的部分被上诉人不仅长期不主张，反而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多次索要欠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8日向其转款41.5万元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即用于归还上诉人于2016年7月10日通过耿伯川向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40万元；第四，被上诉人李旭东二审当庭陈述与案外人席硕、赵贺山不认识并陈述与二人无经济往来，但从本院从银行查询的结果看，其与该二案外人各有多笔经济往来，说明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如实陈述案件事实。 鉴于双方均认可除本案提交的银行转帐记录所显示的交易往来外无其他交易行为，又鉴于上诉人于2016年7月18日向被上诉人转款40万元后被上诉人未再向上诉人转款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前九笔双方已清，故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上诉人均存在通过他人向对方转款的情况，上诉人表示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通过案外人帐号给其转款不认可，则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通过他人帐号向自己所转款项亦不认可。若仅凭双方名下帐号之间的转款记算，则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多转款65.1万元。若如此，则被上诉人所“欠”的数额更多。 关于借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关于利息有无约定陈不一、关于利息数额并不明确，依此司法解释之规定，应为利息约定不明，故上诉人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关于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耿景路申请的证人耿某虽出庭证实“后来我还跟原告去被告家要过几次帐”，但并未证明要帐时间。从东木欠庄村主任耿老正与上诉人父亲耿国强出具的证明看，证明2018年8月28日望亭刑警队把被上诉人李旭东带到刑警队后，上诉人和其父亲曾赶到刑警队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还款，故借款期限应认定为到此时止，被上诉人李旭东未及时偿还，应于此日后支付逾期利息。关于被上诉人辩称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于一审中并未主张诉讼时效抗辩，且上诉人举证证实其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故被上诉人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耿景路的上诉理由及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8民初83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旭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上诉人耿景路借款本金400000元，并自2018年8月29日开始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于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交纳3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共计10950元，由被上诉人李旭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常金星 审判员  庞 茜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