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再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叶炯祥，男，汉族，1963年7月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2************55X。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曹就凤，女，汉族，1974年11月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景*********1105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41************446。以上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揭小明，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麦语芳，女，汉族，1967年7月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之一，公民身份号码为442************88X。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寒，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欣，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何金贵，男，汉族，1969年4月1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公民身份号码为350************414。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广东法铸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叶炯祥、曹就凤因与被申请人麦语芳、何金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粤19民终1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粤19民申15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叶炯祥、曹就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被申请人麦语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寒、裴欣，被申请人何金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炯祥、曹就凤申请再审称，（一）案涉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为何金贵，并非叶炯祥。第一，何金贵曾于2016年7月6日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寄交一份说明，明确确认其本人于2014年1月份实际受让了麦语芳持有的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前述股权的实际投资人为案外人邓裕潮；何金贵也确认曾委托叶炯祥向麦语芳、邓裕潮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第二，叶炯祥、曹就凤也通过多方打听已找到何金贵，其本人愿意出庭说明其与麦语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来龙去脉，证明麦语芳所持有的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的实际受让人是何金贵本人。第三，虽然2013年5月5日叶炯祥与麦语芳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2月1日叶炯祥出具《欠据》给麦语芳，曹就凤提供担保，但是之后麦语芳不信任叶炯祥的付款能力，叶炯祥也不愿意购买上述股权，同日（晚上）邓裕潮在叶炯祥持有的《欠据》上明确确认：麦语芳与叶炯祥于2013年5月5日签订的御湖湾酒店公司的转股份协议作废。本来叶炯祥是要将签订的《欠据》收回的，但邓裕潮说此《欠据》的原件存放在麦语芳处，这样写就可以了。此后，麦语芳将上述股份转让给何金贵，并完成工商行政部门变更登记。上述股份的实际受让人是何金贵，而并非叶炯祥。第四，麦语芳在庭审中多次提及曾巧军的相关诉讼，曾巧军的相关诉讼确认了曾巧军所持有的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的实际受让人是何金贵，再审申请人叶炯祥只是为何金贵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案也恰恰证明何金贵是上述股份的实际受让主体。第五，2013年5月5日，叶炯祥与麦语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作废，案涉股份已转让给何金贵。一审、二审法院根据协议中的条款：“余款支付前，股权暂登记在麦语芳名下，余款支付后，麦语芳按叶炯祥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认为麦语芳是根据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法院这种不认定前半部分，而认定后半部分的行为，属于断章取义。第六，《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御湖湾酒店公司备案的商业登记资料、公证书等证据已证明案涉的股份实际转让给了何金贵，并非叶炯祥。一审、二审法院均以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了19万元为由，认为叶炯祥和麦语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叶炯祥和麦语芳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是错误的。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款项是受何金贵委托，这从何金贵提交的《说明》也可以证实，并且叶炯祥也在二审中有提交了吴国强向叶炯祥转账的记录，证明何金贵通过吴国强向叶炯祥支付股权转让款，委托叶炯祥代为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叶炯祥、曹就凤无需承担案涉款项。叶炯祥、曹就凤出具《欠据》给麦语芳是基于叶炯祥受让麦语芳的股份而形成的，但根据双方的确认，叶炯祥与麦语芳于2013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作废。因为协议作废，麦语芳没有将股权交付给叶炯祥，故没有履行的基础，叶炯祥基于股权转让出具的《欠据》也应随之作废。另外，案涉股份也并未转移至叶炯祥名下，而是转移至何金贵名下，并且何金贵也承认其本人是实际受让上述股份的主体。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是双务合同关系，麦语芳没有按照约定交付股权给叶炯祥，故叶炯祥也没有付款义务，曹就凤也无须为叶炯祥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从权利救济途径来讲，也不能认定由叶炯祥、曹就凤支付案涉款项。麦语芳已将案涉股权转移至何金贵名下，与麦语芳有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是何金贵，并非叶炯祥。现在案涉股权登记在何金贵名下，一审、二审法院在没有明确案涉股权的归属情况下，却要求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实属不当。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是案涉股份属于叶炯祥所有，但事实并非如此，案涉股份的实际持有者是何金贵。退一步讲，假如叶炯祥承担了案涉股权转让款后，如不能确认案涉股权属于叶炯祥所有，叶炯祥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因为叶炯祥与何金贵之间并没有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然而，对于麦语芳而言，即使叶炯祥不承担案涉股权转让款，其也可以依据案涉股权登记在何金贵名下为由要求何金贵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者退回股权，综上所述，为维护叶炯祥、曹就凤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再审，恳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做出公平、公证的裁决。综上，请求：1.撤销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9民终l92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叶炯祥无需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71万元及利息；3.改判曹就凤无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麦语芳负担。叶炯祥、曹就凤在再审开庭期间补充上诉理由如下：第一，（2019）粤19民终1928号案件认定叶炯祥、曹就凤承担责任的依据是：1.叶炯祥、曹就凤出具《欠据》以及叶炯祥、曹就凤其后四次向该《欠据》指定的账号转账19万元，由此认定叶炯祥与麦语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这一点是错误的。首先，根据叶炯祥曹就凤提交的2013年12月1日的《欠据》可知，邓裕潮明确在该《欠据》上确认麦语芳与叶炯祥于2013年5月5日签订的御湖湾酒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作废，而（2018）粤1972民初6254号案件认为叶炯祥、曹就凤作为成年人应该知道签订《欠据》的法律后果，但是邓裕潮亦作为成年人，知道在《欠据》上签名确认股权协议作废的法律后果。叶炯祥、曹就凤再次强调，先形成的《欠据》，后邓裕潮再在《欠据》上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作废。其次，叶炯祥与曹就凤转款是根据何金贵的指示。2016年7月6日，何金贵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邮寄说明，明确表示其于2014年1月实际受让了麦语芳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前述股权的实际投资人为案外人邓裕潮。2014年1月，何金贵与麦语芳、邓裕潮曾一同前往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何金贵曾委托叶炯祥向麦语芳以及邓裕潮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这在（2015）东二法民二初字第205号判决书第五页有明确的论述，也就是说叶炯祥、曹就凤转款是根据何金贵的委托，支付何金贵的股权转让款，而并非是叶炯祥、曹就凤支付欠款给麦语芳。再次，叶炯祥也向法院提交了何金贵表弟吴国强向叶炯祥转账的记录以及情况说明。根据何金贵向法院提交的说明以及配合叶炯祥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其委托支付的真实性。第二，法院认为虽然麦语芳与何金贵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最终过户至何金贵名下，但是并无证据显示何金贵向麦语芳支付过股权转让款，而由此认定股权转让给叶炯祥的，这个是错误的。首先，法院以何金贵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给麦语芳作为前提，而由此推断何金贵没有受让麦语芳的股权，属于基础逻辑错误。其次，叶炯祥、曹就凤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公证书，足以证明案涉股权确实是登记在何金贵的名下。并且，何金贵也确认股权是麦语芳转让给何金贵的，也曾委托叶炯祥向其支付过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再次，麦语芳与叶炯祥2013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作废。麦语芳不能再以此协议的约定来约束叶炯祥。虽然此协议约定麦语芳应按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登记，但自始至终麦语芳没有提供过任何证据证明是受叶炯祥的指示将股权转让给何金贵的相关证据。并且，叶炯祥本身就是御湖湾酒店公司的股东，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55%的股权。如果确实是叶炯祥受让了股权，没有必要将股权登记在何金贵的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本案中，麦语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受叶炯祥指示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何金贵名下的，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股权转让合同属于双务合同，既然叶炯祥与麦语芳2013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作废，麦语芳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了何金贵。故，叶炯祥没有受让案涉股权，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股权转让款理应由实际受让人来支付，而非叶炯祥。综上，恳请法院支持叶炯祥、曹就凤的再审请求。麦语芳辩称，首先，叶炯祥、曹就凤以上所述均在本案已生效的（2019）粤19民终1928号判决中已经提出过，对其所述，已有生效判决作出相应的说明与认定。再次，麦语芳认为应该以终审判决中的认定为最终意见。叶炯祥、曹就凤在再审申请书中说本案已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但是其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如今叶炯祥、曹就凤的说辞也不过是在重复原审中的陈述，其一直认为案涉御湖湾酒店公司最终的股权登记在何金贵名下，就认为麦语芳没有实际交付股权。然而，在现实的股权交易市场中，代持的现象频繁。而且，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是属于行政范畴，只是一种行政部门对外公示的行为，并非设权性行为，两者根本没有任何关联。何金贵已经参与过之前的庭审，也表达过相同的陈述，而且其陈述左右矛盾。如果按照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其转让款应该是10万元，但是其又向法庭说明其转让款是30万元，如今又说转让款是100万元，其说辞本就不值得相信。具体其他意见与该案一审、二审庭审意见一致。叶炯祥、曹就凤提出再审的理由，不充分，应该驳回其再审申请。何金贵辩称，何金贵在本案中与案涉诉讼请求不存在关联性，何金贵出庭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在2014年1月，何金贵通过叶炯祥介绍向麦语芳购买了10%的股权，当时约定的价格是100万元，后在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提交的合同对价是10万元。之后，何金贵通过叶炯祥支付了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由于御湖湾酒店公司经营不善发生亏损，所以后期款项并没有支付。何金贵陈述的事实，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麦语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炯祥支付股权转让款990000元、利息（从2013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2月30日的利息在扣除180000元后为77800元）；2.曹就凤对叶炯祥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叶炯祥、曹就凤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邓裕潮代表麦语芳，与叶炯祥、案外人徐益军及曾巧军签订一份《股东协议书》，约定：四人投资设立御湖湾酒店公司；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叶炯祥出资550万元、占55%的股权，麦语芳出资100万元、占10%的股权，曾巧军出资100万元、占10%的股权等。麦语芳提交的5份收据，均加盖有御湖湾酒店公司名称字样的印章，记载麦语芳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向御湖湾酒店公司出资100万元，部分收据记载邓裕潮曾代麦语芳支付前述部分出资款。2013年5月5日，麦语芳与叶炯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麦语芳将其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0万元转让给叶炯祥；叶炯祥应于签订该协议10日内现金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于2013年11月15日前付清其余股权转让款90万元；股权转让款付清前，股权暂登记于麦语芳名下；股权转让款付清后，麦语芳按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叶炯祥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则麦语芳可要求叶炯祥从麦语芳向御湖湾酒店公司实际出资之日起按法律允许的最高借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付清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之日止，并可要求叶炯祥一次性向麦语芳赔偿损失30万元等。2013年11月18日，案外人邓裕潮经手，代麦语芳收到叶炯祥交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万元。2013年12月1日，叶炯祥作为“欠款人”、曹就凤作为“保证人”签署了一份《欠据》，《欠据》除当事人签名及立据日期是手写的外，其它内容均为打印文字。叶炯祥在《欠据》中确认：叶炯祥欠麦语芳御湖湾酒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同意按月利率2%计息；承诺于2014年8月30日前分10期付清欠款等。《欠据》上，叶炯祥与曹就凤均签名并捺指印。同日，邓裕潮在另一份打印文字内容、排版与上述《欠据》一致，但没有叶炯祥、曹就凤署名的另一份《欠据》尾部右下角，手书签写以下内容：“麦语芳与叶炯祥于2013年5月5日签订的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的转让股份协议作废”，并署名捺指印。诉讼期间，曹就凤确认其于签署《欠据》时愿意对叶炯祥《欠据》所列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麦语芳主张因与叶炯祥原约定有30万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故在叶炯祥、曹就凤立《欠据》时，双方协议叶炯祥在2013年11月18日付的10万元作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重新确认欠麦语芳100万元；邓裕潮因叶炯祥在《欠据》中以欠款形式确认了欠付股权转让债务，并另行承诺分期履行及给付利息，变更了原《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违约金、利息等的约定，故才写下原《股权转让协议》作废的内容。叶炯祥则主张《欠据》是邓裕潮制作，其没有看清内容即签署，并认为后因麦语芳不信任叶炯祥，故取消原《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转让给何金贵。诉讼期间，曹就凤提交了《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御湖湾酒店公司备案的商业登记资料等证据。《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记载2014年1月8日，麦语芳与何金贵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麦语芳将其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何金贵，转让款于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麦语芳。《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2014年1月8日，麦语芳、叶炯祥、案外人曾巧军作为御湖湾酒店公司“原股东”，何金贵作为“新股东”签订了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主要内容为：同意麦语芳将其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何金贵；同意案外人曾巧军将其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何金贵等。御湖湾酒店公司备案的商业登记资料记载，御湖湾酒店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0日；御湖湾酒店公司成立时，登记的股东是麦语芳、叶炯祥、案外人曾巧军、案外人徐益军，原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叶炯祥，登记麦语芳、曾巧军各持有10%的股权，登记麦语芳与曾巧军的出资金额均为5万元；麦语芳与何金贵于2014年1月20日重新签订了一份《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麦语芳、叶炯祥、案外人曾巧军及何金贵又于2014年1月20日重新签订了一份《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述两文件均交工商行政部门备案，其内容与前述2014年1月8日签订的内容一致；案外人曾巧军及何金贵亦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了一份《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交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约定曾巧军将其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何金贵，转让款于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何金贵以御湖湾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了御湖湾酒店公司新的章程，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章程确定股东共有叶炯祥、何金贵及徐益军三人，叶炯祥出资55万元，占55%出资，何金贵出资20万元，占20%出资，徐益军出资25万元，占25%出资。曹就凤提出是因为要完善通知徐益军参加股东会议的程序，故在2014年1月20日重新签订了相关的签《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据《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麦语芳是把股权转让给了何金贵，而非叶炯祥。叶炯祥确认曹就凤的观点。麦语芳主张其与何金贵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原因是叶炯祥指示麦语芳将受让的股权变更登记在何金贵名下，其非真实与何金贵进行股权转让交易。2014年1月29日，曹就凤向案外人邓智仁的账户（该账户为麦语芳在前述《欠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汇款5万元。曹就凤主张该笔汇款是何金贵委托叶炯祥、叶炯祥转委托其向麦语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麦语芳主张该笔汇款是叶炯祥应付麦语芳的股权转让款1万元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4万元。2014年8月12日、9月30日及11月4日，叶炯祥分别向邓智仁的前述账户汇款5万元、5万元及4万元，叶炯祥在转款时备注该三笔款项的用途均为叶炯祥还麦语芳的借款。叶炯祥主张该三笔汇款是何金贵给了叶炯祥30万元，委托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扣回之前已付的10万元及1万元费用后，余款19万元转给麦语芳，至于用途，是随便写的。麦语芳则主张叶炯祥该三笔汇款是归还《欠据》上欠款的利息。对于上述4笔款项，麦语芳并提供了其书面的收据存根作证，收到的款项均表述为“叶炯祥归还欠款”。一审法院2014年受理了曾巧军作为原告起诉何金贵、叶炯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该案生效判决认定，2013年10月5日，曾巧军以1151600元的价格转让御湖湾酒店公司10%股权给何金贵，叶炯祥作为担保人向曾巧军提供担保，因何金贵后仅支付了20万元的转让款，何金贵被判决须向曾巧军支付股权转让款951600元及违约金，叶炯祥承担连带责任。案外人邓裕潮在诉讼期间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其在御湖湾酒店公司设立及经营的过程中代表麦语芳签署相关文件及参与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其不是麦语芳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另查明，根据麦语芳的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裁定查封了叶炯祥与其妻子共有的房地产，后案外人提供反担保，一审法院查封了担保人的房屋。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判决书、当事人的陈述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何金贵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结合其他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对曹就凤提供的《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御湖湾酒店公司备案的商业登记资料的证据的载体真实性予以认定。麦语芳与叶炯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叶炯祥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购买麦语芳持有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麦语芳与叶炯祥因此形成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在签订《股东协议书》，到缴交股东出资款，再到收取叶炯祥交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万元，均有邓裕潮代理麦语芳行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邓裕潮在案涉交易中是代理麦语芳的行为。邓裕潮书写字条声明麦语芳与叶炯祥签订的该《股权转让协议》作废，该行为是否导致麦语芳与叶炯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双方基于该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消灭，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2013年12月1日，叶炯祥确认因受让麦语芳御湖湾酒店公司的股权欠麦语芳100万元，明确分10期还清，且承诺支付利息，并郑重其事提供曹就凤作为保证人，叶炯祥与曹就凤均在《欠据》上签名并捺指印，该《欠据》的出具不能不谓严肃认真。但就在当天，在相同内容的《欠据》样式中，邓裕潮代表麦语芳声明麦语芳与叶炯祥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废，但却没有收回叶炯祥、曹就凤出具的《欠据》，亦没有声明该《欠据》作废或失效，如按叶炯祥、曹就凤主张，这不符合常理；第二，在叶炯祥与曹就凤立下《欠据》后的2014年1月至11月间，曹就凤与叶炯祥先后4次向麦语芳在《欠据》中指定的他人名下的收款账户转款19万元，叶炯祥在转款用途备注归还麦语芳借款。在付款人主体、收款账户及备注用途等，证据显示的信息与叶炯祥、曹就凤主张相关款项是代何金贵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关联性较远，而与麦语芳主张曹就凤与叶炯祥是按《欠据》支付欠款的主张关联性更为接近；第三，麦语芳与叶炯祥约定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转让价为100万元，曾巧军与何金贵在相若时间约定同样10%的股权转让价为1151600元，但在2014年1月8日拟提交工商部门备案，以及2014年1月20日提交工商部门备案的《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与《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麦语芳与曾巧军均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10%的股权给何金贵，叶炯祥、曹就凤亦主张何金贵支付30万元给叶炯祥委托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由此可知，《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与《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非相关股权交易真实的记载，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不能仅以麦语芳与何金贵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即认定是两人之间有直接真实的交易，亦不能以此否定麦语芳与叶炯祥存在股权转让的关系；第四，麦语芳与叶炯祥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有约定麦语芳应根据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综合上述分析，叶炯祥、曹就凤的关于麦语芳与叶炯祥股权交易取消的主张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而相比，麦语芳关于邓裕潮声明《股权转让协议》作废的主张合理，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反驳叶炯祥与曹就凤立下的《欠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麦语芳提供的《欠据》的关联性，确认叶炯祥欠麦语芳股权转让款，曹就凤承诺提供保证担保。至于叶炯祥至今仍欠麦语芳股权转让款的数额问题，2013年11月18日，叶炯祥已交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万元，麦语芳主张在叶炯祥立下《欠据》时，该款作为违约金，重新确认欠麦语芳100万元转让款，因《欠据》中没有该明确记载，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有此协议，一审法院对麦语芳该主张不予确认，认定该10万元就作为支付转让款处理。2014年1月至11月曹就凤与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的19万元还款性质，因《欠据》没有约定利息的支付时间，且从立据到约定的清偿日不足一年，利息应在约定的最后还款期一并支付，且麦语芳提供的相应收据中对收到的款项表述为“叶炯祥归还欠款”，并非利息，故应认定是归还转让款本金。即叶炯祥至今仍欠麦语芳转让款本金为71万元。麦语芳要求叶炯祥支付利息，因双方在《欠据》中有约定，麦语芳该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利息的本金应以不同时段的实欠数额为基数。曹就凤在《欠据》中为叶炯祥向麦语芳提供保证担保，麦语芳诉求曹就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麦语芳诉求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叶炯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欠款71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3年12月1日起以9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29日起以85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8月12日起以8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9月30日起以75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1月4日起以71万元为本金，均以月利率2%分段计算至股权转让欠款实际清偿之日；二、曹就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叶炯祥追偿；三、驳回麦语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4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麦语芳负担5500元，由叶炯祥、曹就凤承担13910元。叶炯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改判叶炯祥无需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71万元及利息；2．改判曹就凤无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麦语芳承担。麦语芳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判决叶炯祥、曹就凤在《欠据》签订后支付的19万应先归还欠款利息；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叶炯祥、曹就凤共同承担。二审期间，叶炯祥提交吴国强向叶炯祥转账的银行凭证，其主张何金贵通过吴国强付款给叶炯祥，叶炯祥再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叶炯祥还提交了一份公证书，内容为麦语芳向徐益军邮寄一份股权转让通知。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二审应当对叶炯祥、麦语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叶炯祥、曹就凤应否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根据叶炯祥、曹就凤出具的《欠据》以及叶炯祥其后四次向该《欠据》指定的账户转账190000元的事实可知，叶炯祥与麦语芳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虽然麦语芳又与何金贵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最终过户至何金贵名下，但并无证据显示何金贵向麦语芳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在工商登记变更为何金贵后叶炯祥还向麦语芳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叶炯祥主张其受何金贵委托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于二审提交的吴国强向叶炯祥的转账记录，并未显示该款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何金贵通过吴国强向叶炯祥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何金贵委托叶炯祥向麦语芳付款。叶炯祥二审提交的公证书并不足以证明麦语芳与何金贵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再根据叶炯祥与麦语芳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麦语芳应根据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一审法院认定叶炯祥与麦语芳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叶炯祥、曹就凤应当向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以及在本金中扣减叶炯祥已付金额，处理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麦语芳、叶炯祥的上诉理据均不足，本院二审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本院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0元，由叶炯祥负担10900元，由麦语芳负担4100元（已预交）。再审期间，叶炯祥、曹就凤向本院提交一份由何金贵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麦语芳持有的御湖湾酒店公司10%的股权实际转让给了何金贵，转让对价为100万元，何金贵通过其表弟吴国强的账户转账30万元给叶炯祥，委托叶炯祥支付给麦语芳，现何金贵尚欠麦语芳股权转让款70万元，证明叶炯祥并非股权的受让人，叶炯祥、曹就凤无须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麦语芳质证认为，不确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何金贵确认该份情况说明由其出具。经再审审理，一审判决、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再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何金贵在本案再审期间确认叶炯祥、曹就凤的主张，陈述其是麦语芳转让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何金贵主张其委托吴国强向叶炯祥支付股权转让款。叶炯祥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吴国强向叶炯祥转账的银行凭证显示，吴国强于2014年1月10日向叶炯祥转账汇款20万元，备注为“货款”；于2014年11月3日分两笔向叶炯祥转账，合计8万元，两笔转账均无备注信息；于2015年1月6日向叶炯祥转账2万元，无备注信息。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麦语芳转让御湖湾酒店公司10%股权的合同相对方是谁。叶炯祥、曹就凤主张麦语芳转让股权的受让人为何金贵，何金贵对此予以确认。麦语芳则主张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受让方为叶炯祥，其只是依照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股权登记在何金贵的名下。本案中，虽然何金贵认为其为股权转让的受让人，但是在对方当事人不予确认且存在多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形下，不能以此简单认定相关事实，而应当根据证据材料并结合案情来综合分析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叶炯祥与麦语芳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股权转让款为100万元。何金贵在再审期间虽然主张其为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但是其亦明确当时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另外，叶炯祥、曹就凤主张已代何金贵支付29万元股权转让款，而何金贵主张已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实际上，无论由何方支付股权转让款，麦语芳收到的款项均已远远超过10万元。由此可知，何金贵与麦语芳签订的且已提交工商部门备案的《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合同》与《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何金贵以10万元受让麦语芳的股权，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合同》是否为真实履行的股权转让合同，存疑。其次，邓裕潮代表麦语芳在2013年12月1日无叶炯祥、曹就凤签名的另一份《欠据》中注明“麦语芳与叶炯祥于2013年5月5日签订的东莞市御湖湾酒店有限公司的转让股份协议作废”，叶炯祥由此主张其与麦语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作废。麦语芳解释称，双方在《欠据》中以欠款形式确认了欠付股权转让债务，并另行承诺分期履行及给付利息，变更了原《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违约金、利息等的约定，故才写下原股权转让协议作废的内容。从叶炯祥、曹就凤申请再审的事由来看，其确认存在两张《欠据》。从两张《欠据》内容来看，确如麦语芳所述，系对之前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的重新结算，变更了原《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加之，有作废相关内容的《欠据》并未进一步注明有叶炯祥、曹就凤签名的《欠据》作废或终止，且叶炯祥、曹就凤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曾要求麦语芳归还上述《欠据》，也未解释为何在2013年11月18日已付10万元的情况下仍写下100万元的《欠据》。因此，麦语芳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次，如像叶炯祥、曹就凤所述《股权转让协议》已作废且股权受让人为何金贵，但叶炯祥、曹就凤在协议作废后仍先后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19万元，且在相关股权已登记在何金贵名下后，叶炯祥仍向麦语芳继续转款，这与常理不符。且，上述转账汇款均汇入《欠据》中载明的指定收款账户“邓智仁”名下。叶炯祥、曹就凤主张其代何金贵支付股权转让款。然而，上述汇款中有三笔银行转账汇款中明确备注为“叶炯祥还麦语芳借款”，并未显示款项与何金贵有关。另外，叶炯祥提交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吴国强向其转账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何金贵委托吴国强转账给叶炯祥，再通过叶炯祥向麦语芳支付股权转让款。然而，银行凭证显示吴国强于2014年1月10日向叶炯祥转账汇款20万元，备注为“货款”，而非股权转让款，而其他汇款无备注信息。因此，上述银行凭证显示的内容与叶炯祥的主张相悖，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此外，叶炯祥、曹就凤、何金贵亦未提交其他有关何金贵委托付款的相关证据。最后，根据叶炯祥与麦语芳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麦语芳应根据叶炯祥的指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麦语芳有关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为叶炯祥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可能性，且叶炯祥、曹就凤在再审期间并未提交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证据，因此本院对麦语芳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认定叶炯祥与麦语芳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因此，叶炯祥应向麦语芳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曹就凤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叶炯祥、曹就凤再审的申请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粤19民终1928号民事判决。本案再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已由叶炯祥、曹就凤预交，由叶炯祥、曹就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张善华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运科卢淑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