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6195号原告：范孟凯，男，197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娟，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凯丽，女，199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小学教师，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金朋，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孟凯与被告范凯丽占有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田志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孟凯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娟、被告范凯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金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孟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北京市西城区xxx巷x号楼x门xxx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范孟凯、被告范凯丽、案外人范晶晶系堂兄弟姐妹关系。北京市西城区xxx巷x号楼x门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拆迁安置房，被安置人口分别是范进书、刘桂英、范步恒、范孟凯、范晶晶。范晶晶于2019年诉至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在涉案房屋中的居住权，该案经西城区人民法院、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认范晶晶被安置人身份，并支持范晶晶诉讼请求。该案审理过程中，范凯丽一家人亦否认了范孟凯的被安置人身份及居住权利。为维护原告合法权利，现诉至贵院，请求予以公正判决。原告范孟凯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陶然亭派出所证明信；2、回楼通知单、北京市建设拆迁居民周转安置协议书、建设用地分户调查、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3、北京市电子技术发展公司房管科公有住房承租人申请过户审批表、户口簿、范步恒、任桂芝、范凯丽身份证复印件、结清证明、范凯丽申请；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2300号民事判决书；5、庭审笔录；6、郝艳丽、范永红、范步臣证人证言被告范凯丽辩称，原告以“占有保护”作为案由向被告提起诉讼，但其对于涉案房屋并无实际占有的状态，因此不受“占有保护”。按原告的说法，其身份属于原拆迁房屋的被安置人，但其实际已多年未在涉案房屋中居住，“占有保护”制度，是基于对物实际占有的民事主体，该主体实际的占有状态的一种保护。原告未实际占有物，其不享有物权法中占有保护制度赋予的权利。且其诉请的依据并非基于占有，而是依据“安置人身份”，“占有保护”中的占有应当是非基于任何债权或者法律原因对物客观的占有状态，原告起诉的事实显然与“占有保护”无关。反而被告目前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被告的上述权利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原告所述其属于涉案房屋的被安置人口，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列明被安置人口的情况并无证据支持，亦未得到相关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原告主张其属于被安置人口，其应当对该主张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如其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据被告所知，原拆迁安置协议中对于安置人口的陈述仅显示“户籍人口6人，安置5人”，原告应当对于其属于安置5人中的一员举证证明。且证明属于安置人应当以事实为准，而非推论推断。根据北京市当时的拆迁政策，针对安置人口的年龄，应理解为年满13周岁异性可以分户，并不能直接得出原告符合安置人的条件并被认定成为了被安置人。且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应以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提供的证据为依据，不能凭借推断。如根据当时北京市的政策，推断13周岁以上的在册人口属于安置人，将原告列为安置人，那么当时基于拆迁所分得安置房屋根据“异性分室、同性不分室”的原则，应当分得一套4居室，而非3居室。因此，拆迁政策与实际落实存在差距，不能仅凭政策就推断实际安置人的情况。被告基于合法手续，与产权单位签署《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有权根据该份合同对涉案房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属于合法的承租人，该权利不受他人干涉。被告与原告针对涉案房屋既无债权纠纷，物权范畴上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已通过合同方式赋予给了被告占用、使用的权利，被告亦按照相应规定给付了对价（租金），且实际占有使用了该房屋，原告没有任何可以对抗被告使用房屋的权利。即便原告属于原拆迁房屋的被安置人，基于该被安置人身份，对于涉案房屋的居住应当是建立在其与原被拆迁人即涉案房屋原承租人共同居住的基础之上。如其并未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之内，那么其便失去了居住在此的权利，因为对于被安置人进行安置的目的仅仅是保障其可与被拆迁人共同居住，满足基本居住条件，而非赋予其相关的物权。如原承租人已不再承租房屋，且变更承租人后被安置人也未取得承租权，那么其也失去了居住在此的权利，因为无论如何，其针对安置房屋并不享有具备支配性、排他性的物权，即便具备权利，该权利也是相对性的而非附着于涉案房屋之上永久存在，其至多仅可向被拆迁人或原始承租人主张作为共居人的居住要求，而无权向涉案房屋的其他权利人主张利益。起诉前原告已多年并未在涉案房屋中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且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已几经变更，其已失去基于“共居人”身份使用房屋的权利，且原告并不享有任何针对涉案房屋的物权，其无权向作为现房屋承租人的被告主张权利。原告的主张客观上不具备可履行性。涉案房屋面积为53平方米，分为三小居室，本身便面积狭小，被告一家居住尚且紧张，且贵院已经判决案外人范晶晶有权居住使用。如判决原告有权居住使用，那么狭小房屋将由范步恒夫妇、范凯丽、范晶晶以及原告范孟凯居住使用。上述几人均已成年，且并非同一家庭成员，又存在性别差异，无论如何涉案房屋客观上也无法满足上述几人的分配使用。原告的主张有违公序良俗，不利于社会和谐被告自出生之日起便与家人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被告一家长期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而原告却未居住在涉案房屋之中，涉案房屋也不是保障其居住条件的场所。上述状况已形成稳定持续的状态，目前涉案房屋也无法满足原告与被告共同居住，原告亦并非被告的家庭成员，其提起的本次诉讼势必会破坏上述居住状态以及和谐的家庭关系，有违公序良俗。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范凯丽提供证据如下：1、史某证人证言。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9年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xxx区地区基建办公室与刘桂英签订《安置协议书》，计算机公司在原宣武区xxx地区进行建设，范进书同志原住xxx巷胡同xx号，正式住房2间，居住面积24平方米。正式户口6人，应安置5人；安置楼建成后分给范进书x号楼x门xxx号三居室一套……。建设用地分户调查表记载，xxx巷胡同x-x号家庭成员为范进书、刘桂英、范仲凯、范孟凯、范步恒、郝艳丽、范晶晶。1991年6月25日，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xxx区地区基建办公室出具《回楼通知书》，为范进书安置案涉房屋一套。签订拆迁协议时，拆迁房屋内户口有6人即范进书、刘桂英、范晶晶、郝艳丽、范孟凯、范步恒。《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京政发[1982]144号）第八条规定被迁户的家庭人口，以拆迁范围内的正式户口为准。2009年11月22日，范进书及其配偶是刘桂英、子范步崑、子范步臣、子范步恒、女范永红一致同意将案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范步恒。2010年3月3日，经北京市电子技术发展公司审核，案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范步恒。2017年8月2日，北京市电子技术发展公司根据范步恒的申请，变更案涉房屋承租人为范凯丽。2019年，范晶晶（另案当事人）起诉范步恒、任桂芝、范凯丽请求确认原告对北京市西城区xxx巷x号楼x门xxx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219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晶晶有权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xx号楼x门xxx号房屋。范步恒、任桂芝、范凯丽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2民终230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中院判决书中本院认为中记载，范晶晶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范进书在签订《安置协议书》时，范晶晶户口在被拆迁房屋、年龄也满足彼时的北京市拆迁政策，应属于应安置五人中的一员。范步恒、范凯丽主张未对被安置人情况作出清楚认定，结合双方对被拆迁房屋户口情况的意见以及彼时北京市拆迁政策，一审法院将范晶晶为被安置人依据充分。如范步恒、范凯丽所言，签订《安置协议书》时安置房屋原则上不超过被拆迁户原住房屋的面积数量，但拆迁范围内的正式户口且满足一定年龄要求并考虑性别时会影响房间数量，基于此，也就由两间的被拆迁房屋安置为三间的案涉房屋。所以获得案涉房屋的安置时，范进书认可范晶晶是被安置人的事实，其应通过安置房屋或者其他方式实现对范晶晶的安置。范步恒获取案涉房屋承租权前同意范晶晶对案涉房屋居住使用权利，属于对自己权利有效处分，在范步恒与范晶晶之间有效，故此范晶晶可向范步恒主张对案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范凯丽并非通过市场交易的合理对价来获取案涉房屋承租权，所以没有必要给予其市场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同等保护，尤其本案纠纷发生在家庭成员间。有理由相信，范凯丽从范步恒处取得承租权时对范晶晶系案涉房屋的被安置人以及范步恒同意范晶晶居住使用的事实知情。范晶晶对范步恒主张对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的请求可一并适用于范凯丽。范凯丽不能以不知情或者自己系善意第三人为由否定范晶晶居住使用权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询问笔录中范凯丽自述以前房屋两大间，一个小间，小间自建，范孟凯跟范步恒住一间，爷爷奶奶住一间，其他人不经常住。以前范孟凯居住，以前三居爷爷奶奶是大间，然后直到我出生92年一直跟我父母，任桂芝三人住一间。对于原告是否在案涉房屋内居住的事实，原告方所述拆迁时其与范步恒住一间，当时范步恒是单身，住了两年后范步恒交了女朋友准备结婚，回迁后我就只能在门厅居住，到了2004年，范晶晶结婚搬走了，我们商量我住小屋，住了不到1年，范凯丽一家住在小屋，范进书就与我商量让我住门厅，又住了1年，因居住不便我于2006年就在外租房了，但我也经常回去照顾我爷爷范进书和我奶奶也经常回去居住在门厅，到2013年后我奶奶去世，范步崑、范步臣、范永红三家居住，我就不在这住了。被告方所述原告1992年至2000年居住情况不清楚，这期间原告确实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但原告在2000年左右结婚后就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了，客观上无法满足居住条件，2003年原告有孩子之后就更不可能在涉案房屋的门厅居住了。原告方就其所述向本院提供了郝艳丽、范永红、范步臣证人证言，郝艳丽证言显示在分房时范孟凯和范步恒住一个房间，如果我住可以和范晶住一个房间，后来回迁后范孟凯和范步恒住一间房，范步恒结婚后，范孟凯就住在门厅；范永红证言记载拆迁安置后范步恒、范孟凯共同居住一间房，范步恒结婚后单做饭，范进书、刘桂英就由范孟凯照顾。范步臣证言记载，在房改回迁安置中，范进书、刘桂英住在涉案房内，范孟凯在孙子、孙女中辈份最大，在房改中回迁安置时，范进书、刘桂英儿子范步恒没有交上女朋友，安置办公室人员说，范步恒如果已婚，结了婚就可以单解决，目前只能让范步恒、范孟凯两人合住一间。至范步恒结婚，范孟凯就只能住在门厅。郝艳丽、范永红出庭作证陈述拆迁时在册户口有6人（包括范孟凯），范孟凯在门厅居住，居住时间不清楚。范步臣（范晶晶之父）出庭作证，拆迁时在册人口6个（包括范孟凯），1989年拆迁后范金书夫妇居住大房间，范步恒、范孟凯住小屋，范晶晶和郝艳丽居住在另一个小屋。1994年范晶晶结婚，就搬出了房屋，范孟凯就居住到范晶晶的小屋，住了两年左右，两个老人考虑到范凯丽居住不方便就让范孟凯住在门厅，范进书去世后范孟凯就断断续续的住在门厅，刘桂英去世后就不住了。被告对证人身份认可，对郝艳丽陈述居住情况与原告开庭自述矛盾，对证言内容不认可。对范永红证言内容不认可，证人在某陈述与今天不符。对范步臣证言不认可，认为范步臣系范晶之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被告所述2005年后范孟凯就未在案涉房屋居住，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史某证人证言，证人证言记载，本人与范凯丽为初中至大学同学，2005年起经常放学后于（与）范凯丽家中（西城区xxx巷x号楼x门xxx）一直写作业，周末、假期经常在范凯丽家中留宿，范凯丽家中除其父母及爷爷、奶奶从未见过其他人在此居住，且从未听说有其他人在此居住，也没有其他在此居住的痕迹，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5月。证人史某出庭作证，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被告一家除了他的爷爷奶奶父母外，没有其他人居住过，门厅没有床或沙发，也没有听说过门厅有人居住。原告方对证人身份认可，认为证人系被告的同学，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规定，被迁户的家庭人口，以拆迁范围内的正式户口为准，并约定了家庭人口的安置政策，北京市西城区xxx巷**北京市建设拆迁居民周围安置协议书中拆迁房屋正式户口6人，原告范孟凯系正式户口之一，故原告范孟凯应为拆迁安置人口。对于范孟凯居住案涉房屋一节，原、被告各持一词，原告方向本院提交了郝艳丽、范永红、范步臣证人证言，证人亦出庭作证，上述证言均显示范孟凯在案涉房屋内居住的事实，结合原、被告所述范孟凯曾居住过的事实，本院认定范孟凯曾在案涉房屋居住的事实。史某证言中所述2005年后只有范凯丽父母及爷爷奶奶外无其他人居住，证人只能证明2005年后的居住事实，并不能否定此前范孟凯居住的事实。基于原告系房屋拆迁安置人口并实际居住过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对于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范孟凯有权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xx号楼x门xxx号房屋。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范凯丽负担，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田志鹏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迎吉书 记 员 王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