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527行初7号原告胡学林，男，195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秭归县。被告秭归县茅坪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7011136878P，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四路**。法定代表人向青松，该镇镇长。出庭负责人蒋丽，女，1976年10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05271976********，汉族，茅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住秭归县茅坪镇山水龙城。委托代理人梅兴安，湖北林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7011136202U,,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长宁大道**法定代表人杨**，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陈翠玲，女，198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秭归县司法局行政复议股负责人，住秭归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胡学林不服被告秭归县茅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茅坪镇政府）取消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及秭归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秭归县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茅坪镇政府、秭归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学林、被告茅坪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蒋丽、委托代理人梅兴安、被告秭归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翠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学林于2000年4月开始享受城市低保三类待遇，2019年8月21日，茅坪镇政府根据相关规定，对胡学林是否符合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进行了入户核查。2019年11月6日，茅坪镇政府向胡学林发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胡学林因对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不服到茅坪镇政府质问并辱骂政府工作人员，被秭归县公安局给予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11月22日，茅坪镇政府对胡学林作出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2020年1月15日，胡学林向秭归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茅坪镇政府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秭归县政府暂停案件审查。2020年5月7日，秭归县政府组织胡学林、茅坪镇政府进行了公开审查，于2020年6月21日作出秭复决字〔2020〕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茅坪镇政府对胡学林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2020年7月10日，胡学林不服茅坪镇政府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及秭归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胡学林诉称：原告胡学林曾因为建房事宜与茅坪镇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发生矛盾，受到报复被取消低保待遇。原告胡学林系二级残疾人，且与其妻高菊玲离婚，因为系移民丧失了生产资料，仅依靠国家对残疾人的低保金度日。被告茅坪镇政府取消其低保待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及相关政策法规。请求判令撤销茅坪镇政府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及秭归县政府作出的秭复决字〔2020〕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按630元／月恢复原告低保金；补发原告低保金228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胡学林向本院主张如下证据：第一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残疾人保障法》低保手册、精准扶贫政策汇编、湖北省民政厅文件（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暂行办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的通知（原告均未提交）。拟证明原告的诉请予法有据。第二组：秭归县社会救助证（2019.7.23换发）、胡学林居民户口簿、残疾证、离婚证、低保发放工商银行卡（原告均未提交）。拟证明原告符合低保申请标准。被告茅坪镇政府辩称：一、茅坪镇政府具有对原告胡学林作出停发最低社会保障的行政职责，主体资格合法。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办法》第四条、秭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秭政办（2019）7号《关于印发秭归县城乡低保审批权下放乡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规定，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会救助的申请受理、调查和审核工作，具有对被答辩人是否应当享受社会救助进行审核及作出决定的行政职责。二、茅坪镇政府作出停发原告胡学林城市低保的行政决定，是根据调查核实其家庭经济收人及财产状况，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作出的正确决定。1.原告胡学林家庭经济收人超出了享受城市低保的政策标准，依法应当停发其城乡低保。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办法》规定：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宜昌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公布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规定，秭归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630元/月，但是原告胡学林家庭成员人均经济收人超出了国家和政府规定标准。原告胡学林现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其妻高菊玲虽然在茅坪镇政府于2019年8月21日对原告胡学林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复核后的2019年11月离婚，但是至今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高菊玲自2009年12月1日起享受退休待遇，现每月可以领取退休金1707.56元，原告胡学林每月可以领取农保退休金327.06元，夫妻俩在茅坪镇××园区卫生服务队从事卫生服务工作，每月可以获取经济收人2300元，移民后扶补助每月100元，房屋门面出租每月可以收取租金300元，仅上述每月收人达到了4734.62元，另外，原告胡学林的两个儿子都在帮别人开大车，经济收人较为可观，两个儿子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其家庭经济收入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享受城乡低保的标准，按照政策规定，应当停发其城市低保待遇。2.原告胡学林的家庭财产状况也不符合城市低保待遇。原告胡学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共有6人，即胡学林、高菊玲、大儿子胡泉虽然户口独立，但是一直与胡学林一起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小儿子胡开高两夫妻和一个孩子。原告胡学林在三溪路100号有一栋住房，占地80平方米，共3层半，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其中一楼房屋作为门面出租，妻子高菊玲建有4层半的楼房，建筑面积562.95平方米，小儿子胡开高同样建有房屋一栋4层半，建筑面积562.95平方米，还有小汽车，其家庭财产状况也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3.原告胡学林的两个儿子都有赡养父母的能力，也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政策。原告胡学林和高菊玲都是退休人员，如果退休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应当由其子女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原告胡学林的两个儿子都在开大车，儿媳是导游，均有较为可观的收入，小儿子胡开高还有小汽车，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能力，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具有赡养老人义务并且具备赡养老人能力而不赡养老人或者不完全赡养老人的，不能享受低保待遇。子女赡养老人，是老人获取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被答辩人没有向子女主张赡养费，或者主张的赡养费不足以维持生活，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更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4.根据《秭归县人民政府（2019）3号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故意扰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辱骂、殴打核查工作人员的，不得享受城乡低保。2019年8月21日，茅坪镇政府对被答辩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后，根据核查的情况，于2019年11月6日给原告胡学林送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原告胡学林当天就到茅坪镇政府民政办无理取闹、辱骂核查工作人员，后又到镇长办公室，对茅坪镇政府的负责人进行辱骂，严重扰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导致政府机关无法正常工作，原告胡学林最后被依法行政拘留15日。三、茅坪镇政府作出停发原告胡学林最低生活保障的程序合法。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办法》、秭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秭政办《关于印发秭归县城乡低保审批权下放乡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规定，答辩人按照工作职责和规定的工作程序，在对原告胡学林家庭低保进行复核的过程中，发现被答辩人的家庭经济收入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收人标准，不再符合享受城乡低保政策，依法于2019年11月6日向原告胡学林送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2019年11月22日向原告胡学林送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告知了原告胡学林不服决定的救助渠道和相关权利，程序合法。四、2020年6月21日，秭归县政府对原告胡学林不服茅坪镇政府作出的决定而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依法维持了茅坪镇政府作出的停发原告胡学林最低社会保障的决定，证实茅坪镇政府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综上，茅坪镇政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调查、核查过程中，发现原告胡学林的家庭经济收人、家庭财产状况已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政策，依法作出对原告胡学林家庭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予以停发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胡学林的诉讼请求。被告茅坪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一组：茅坪镇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单位负责人出庭证明。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第二组：胡学林的低保证，城市低保入户核查记录，胡学林与高菊玲夫妻关系信息，胡学林社会养老保险信息，高菊玲享受退休金信息，胡学林、高菊玲、儿子胡开高领取移民后扶资金登记表，胡学林领取残疾人补贴情况表，胡学林、高菊玲打扫卫生工资表及橘颂居委会的证明，周立国出具的租房情况说明各一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胡学林与高菊玲夫妻的月收人为4734.62元，超过了人均630元的标准。另外享受了重度残疾人补助护理100元、生活补助费50元。第三组：胡学林、高菊玲、胡开高各有一栋房屋、小车照片和胡开高货车行驶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胡学林家庭财产情况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政策。计有一辆轿车、一辆农用车辆、一辆与他人共有的挖机。第四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及原告胡学林的签收。拟证明被告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决定的程序合法。第五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秭归县人民政府（2013）9号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秭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秭政办发（2019）7号关于印发城乡低保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拟证明停发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法律依据。第六组：秭归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茅坪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得到了县人民政府的维持。被告秭归县政府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秭归县政府在行政复议中,对本案事实进行了审查,经审查查明,我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的是差额救助制度，即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以差额救助（扣除家庭人均月收入之后，离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数额差距多少补助多少）的形式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依据此规则,原告胡学林于2000年4月开始享受城市低保三类待遇。2019年4月1日起，秭归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630元/人/月；同时根据秭归县城乡低保审批权下放方案，自2019年4月起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城乡低保，并对原享受对象进行复查复核及动态调整。2019年5月16日，被告茅坪镇政府根据上述方案和年度审核规定对原告胡学林进行了城市低保入户年度核查。经核查，被答辩人月人均收入为253元/月，被答辩人每月仍实际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505元，虽然此时仍然超过了2019年秭归县最低生活保障金630元/人/月的标准，核查意见仍为同意续保。2019年8月21日，被告茅坪镇政府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秭归县政府《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秭政规〔2013〕9号）、秭归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秭归县城乡低保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秭政办发〔2019〕7号）的规定，对原告胡学林是否符合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再次进行了入户核查。核查情况为：胡学林入户核查时共有家庭成员共计6人，妻子高菊玲（入户核查时尚未办理离婚手续，其收入应计算在内），大儿子胡泉，小儿子胡开高，小儿子媳妇孙云云，孙子。夫妻月经济收入共计4934.62元，其中胡学林与高菊玲在秭归县××经济园区卫生服务队共同从事卫生服务工作，每月可获取工资收入2300元；胡学林每月可领取农保金327.06元，高菊玲自2009年12月起每月可领取退休金1707.56元；胡学林的两个儿子胡泉、胡开高每月向胡学林与高菊玲支付赡养费200元；胡学林与高菊玲每月可领取移民后扶补助100元（每人每月50元）；胡学林的一楼房屋作为门面出租，每月可收取租金300元，根据核查，胡学林的月人均家庭收入达到了2467.31元。同时胡学林及其家庭成员共有房屋三栋、大小车辆三台。核查结束后，核查人员制作了《城市低保入户核查记录表》，胡学林在该表上签字并捺了指纹，入户核查人员韩环宇等五人也在记录表上签字。入户核查记录表表明，胡学林的月家庭经济收入及财产状况超过了秭归县最低生活保障每月630元的标准。2019年11月6日，茅坪镇政府向胡学林发出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胡学林收到告知书后，因对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不服到茅坪镇政府质问并辱骂镇长及民政办工作人员，被秭归县公安局给予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11月22日，茅坪镇政府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文件规定，对胡学林作出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并由胡学林本人签收。二、茅坪镇政府对胡学林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决定恰当，依法应当得到维持。1.茅坪镇政府对胡学林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证据充分。根据入户核查结果，胡学林的家庭收入超出了政策规定标准，应当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2.入户核查资料真实有效。被告入户核查时，被答辩人在场，并予以配合，对核查结果予以认可。核查人员制作了《城市低保入户核查记录表》，被答辩人在该表上签字并捺了指纹，入户核查人员韩环宇等五人也在记录表上签字。3.胡学林的两个儿子都具有赡养能力，不符合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胡学林为退休人员，如果退休工资不足以维持其生活，应当由其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胡学林的两个儿子都在开货车，儿媳为导游，具备赡养老人的经济能力。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具有赡养老人义务并且具备赡养老人能力而不赡养老人的，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胡学林主张的赡养费不足以保障最低生活标准，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更不应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4.胡学林与高菊玲解除婚姻关系并没有改变其不符合城市低保的状况。茅坪镇政府入户核查后，胡学林于2019年11月5日与高菊玲解除夫妻婚姻关系,并称高菊玲的经济收入与其无关，主张其符合城市低保的标准。根据茅坪镇政府入户调查核实的资料，其家庭收入中除去高菊玲应享受的份额外，被答辩人个人依然每月有1777.06元的经济收入：其中胡学林与高菊玲在茅坪镇××园区卫生服务队共同从事卫生服务工作，每月可获取工资收入2300元,人均1150元；胡学林每月可领取农保金327.06元；胡学林的两个儿子胡泉、胡开高每月向其与高菊玲支付赡养费200元,人均100元；胡学林与高菊玲每月可领取移民后扶补助100元，人均50元；胡学林的一楼房屋门面出租每月可收取租金300元，与高菊玲分享,人均150元。据此,胡学林的经济收入及财产状况远远超过了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政策标准（630元/人/月）。胡学林在秭归县××××栋住房，占地面积8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小儿子胡开高建有四层半楼房，建筑面积500.4平方米，其家庭成员还有大小车辆三台。故除去高菊玲的份额，被答辩人月经济收入及家庭财产状况仍不符合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5.胡学林有应予停发低保的其他情节。根据秭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秭政规〔2013〕9号）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扰乱办公秩序，无理取闹、谩骂、伤害低保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应予以停发低保金。”2019年11月6日，茅坪镇政府在入户核查的基础上向胡学林下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胡学林在收到告知书后到茅坪镇政府进行质问并辱骂镇长及民政办工作人员，严重扰乱工作秩序，被秭归县公安局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三、茅坪镇政府对被答辩人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只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才能依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当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发生变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作出增发、减发或停发的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本案中，胡学林已经享受了残疾人生活和护理两项补贴待遇，并在生活困难时期，享受了城市低保。在胡学林家庭财产、收入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时，理应退出。胡学林以自己是残疾人为由认为应当永远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且认为茅坪镇政府不能作出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其理由不能成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与残疾人保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肢体残疾不能作为其主张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必然依据。故茅坪镇政府作出停发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四、秭归县政府依法受理胡学林的行政复议申请，对本案进行公开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胡学林不服茅坪镇政府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于2020年1月15日申请行政复议，秭归县政府依法受理后，于2020年1月16日向被告茅坪镇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茅坪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秭归县政府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及对胡学林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证据材料。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暂停案件审查。在疫情缓解后（湖北省于2020年5月2日零时起，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2020年5月7日，秭归县政府在秭归县司法局组织胡学林、茅坪镇政府进行了公开审查，对茅坪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及法律政策依据进行了审查。2020年6月30日，秭归县政府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秭归县政府认为茅坪镇政府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规定，在入户调查和充分核查的基础上，对胡学林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秭归县政府作出秭复决字〔2020〕第3号行政复议维持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胡学林的诉讼请求。被告秭归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一组：秭归县政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授权委托书。拟证明秭归县政府是适格的主体。第二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案件延期审理报告、行政复议公开审查笔录、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秭归县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第三组：原告胡学林的残疾证、胡学林领取残疾人补贴情况表、胡学林的低保证、茅坪镇城市低保资金发放花名册。拟证明原告胡学林作为残疾人已经享受了残疾人生活和护理两项补贴，已经享受了城市低保且享受的低保（505元/月）超过了2018年度、2019年度秭归县最低生活保障差额救助的标准。第四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城市低保入户核查记录和秭归县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登记表及申明书、胡学林和高菊玲夫妻关系证明信息、秭归县茅坪镇桔颂居委会证明、胡学林及高菊玲打扫卫生工资表、胡学林社会养老保险信息、高菊玲退休金信息、胡学林、高菊玲、儿子胡开高领取移民后扶登记表、承租人周立国出具的租房情况说明、胡学林房屋照片、儿子胡开高房屋照片、儿子胡开高货车、小汽车照片及证明。拟证明茅坪镇政府对原告胡学林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证据确实充分。第五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公布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宜府办发[2018]28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公布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宜府办发[2019]12号）、秭归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秭归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秭政规[2013]9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秭归县城乡低保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秭政办发[2019]7号）。拟证明茅坪镇政府对原告胡学林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秭归县政府作出的维持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经庭审质证，原告胡学林、被告秭归县政府对被告茅坪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胡学林对被告茅坪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第二组证据将其与高菊玲的退休金都计算在一起不妥，其与高菊英已离婚；与桔颂居委会的用工合同是高菊玲签的，领取工资也是高菊玲签字的；领取的移民后扶资金不应计算入其经济收入；高菊玲、胡开高的财产不是属于自己的财产；认为茅坪镇政府作出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决定程序是合法的，但在实体处理上违反了《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被告秭归县政府对被告秭归县茅坪镇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胡学林、被告茅坪镇政府对被告秭归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胡学林对被告秭归县政府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自己与高菊玲已离婚，政府的文件规定不能取代《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被告茅坪镇政府对被告秭归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二被告对原告胡学林主张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二被告对原告胡学林主张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胡学林身体残疾与最低生活保障的审核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并无关联。原告胡学林离婚是在2019年11月5日，对其低保审核是在2019年8月21日，在审核时，原告胡学林承认其与高菊玲在2019年11月5日前并未离婚。本院对原告、被告主张、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原告胡学林主张的证据虽未向本院提交，但二被告对其主张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主张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二被告提交的各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只是对证明的作用有分歧，本院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胡学林为二级肢体残疾人，享受了国家对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及生活补贴。原告胡学林于2000年4月开始享受城市低保三类待遇。2019年4月1日起，秭归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标至630元/人/月；同时根据秭归县城乡低保审批权下放方案，自2019年4月起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城乡低保，并对原享受对象进行复查复核及动态调整。2019年8月21日，被告茅坪镇政府对原告胡学林是否符合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进行了入户核查。核查情况为：原告胡学林在入户核查时有家庭成员共计6人，即妻子高菊玲、大儿子胡泉、小儿子胡开高、小儿子媳妇孙云云、孙子。夫妻月经济收入共计4934.62元，其中原告胡学林与妻子高菊玲在秭归县××经济园区卫生服务队共同从事卫生服务工作，每月获取工资收入2300元，原告胡学林每月领取农保金327.06元，高菊玲自2009年12月起每月领取退休金1707.56元，儿子胡泉、胡开高每月向原告胡学林与高菊玲各支付赡养费100元，原告胡学林与高菊玲每月领取移民后扶补助100元（每人每月50元），其一楼房屋作为门面出租，每月可收取租金300元，根据核查，原告胡学林的月人均家庭收入达到了2467.31元。核查还查明原告胡学林、其妻高菊玲、其子胡开高各有一栋房屋，家庭成员有一辆轿车、一辆农用车、一辆与他人共有的挖机。核查结束后，核查人员制作了《城市低保入户核查记录》，原告胡学林在在该记录上签字并捺了指印予以确认，入户核查人员韩环宇等五人也在该记录上签字。2019年11月6日，被告茅坪镇政府向原告胡学林送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原告胡学林因对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不服到茅坪镇政府质问并辱骂政府工作人员，被秭归县公安局给予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11月22日，被告茅坪镇政府向原告胡学林送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2020年1月15日，原告胡学林向被告秭归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告茅坪镇政府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被告秭归县政府受理后于2020年1月16日向被告茅坪镇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茅坪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及对原告胡学林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证据材料。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暂停复议审查。2020年5月7日，被告秭归县政府组织原告胡学林、被告茅坪镇政府进行了公开审查,于2020年6月21日作出了秭复决字〔2020〕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茅坪镇政府对原告胡学林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明确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救助管理工作。根据《湖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湖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实施办法》，“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一负责基层社会救助事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亦明确授权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定期核查。因此，本案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均是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行使的行政职能，是适格的行政主体。《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申请或者已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或者人员，对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据此本案具有可诉性。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胡学林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人均收入、家庭财产方面是否符合本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8年4月1日开始执行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公布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将本县城市低保标准调整为620元／人／月，本县颁布的《秭归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明确规家庭财产满足其中之一的，可认定为超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规定：拥有机动车辆、工程机械；非因拆迁原因有两套以上产权住房；拥有商业门面、店铺的。2019年8月21日，被告茅坪镇政府在定期核查时根据调查情况，制作了原告胡学林的《城市低保入户核查记录》，原告胡学林签字予以认可，对核查的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均不持异议，在庭审举证质证中，原告胡学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因此，该入户核查记录可以佐证原告胡学林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均高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被告茅坪镇政府据此对原告胡学林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支持。原告胡学林抗辩其与高菊玲在入户调查后已离婚，其离婚后的收入及家庭财产状况，仍不符合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抗辩身体残疾，取消其低保不符合《残疾人保障法》的理由亦不成立，理由如下：原告身体残疾，依法享受了残疾人护理补贴、生活补贴，上述费用并未计算入其家庭收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与《残疾人保障法》调整的对象不同，身体残疾并不是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法定条件。需要释明的是被告茅坪镇政府根据2019年8月21日的入户核查为依据取消了原告胡学林的低保待遇，仅表示上述时间段原告胡学林的经济收入、家庭财产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身为残疾人的原告如在今后经济收入及家庭财产发生变化，仍可按程序向人民政府申请社会救助。原告胡学林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秭归县政府予以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体现了法律给予其的救济途径，体现了程序的正当性。被告秭归县政府在审查了被告茅坪镇政府作出的停发原告胡学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后，认为其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履行了复议审查义务，复议程序及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二被告在处理原告胡学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停发过程中，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胡学林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学林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学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宁 岗人民陪审员  孙小兰人民陪审员  向 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贺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