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2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佰翠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姚沛霞。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喜燕，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浩，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继任，男，汉族，1971年6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东，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佰翠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继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佰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喜燕，被上诉人李继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佰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佰翠公司无需向李继任支付任何违约金;2.判令李继任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佰翠公司遵守协议约定，结合自身经营实际进行合理调价，合法合理，一审法院认定佰翠公司调价违约，属于对双方所签署《协议书》的片面解读，对协议关键条款及本案关键证据未能审慎调查，直接排除了佰翠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所生产产品定价的权利，导致判决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销售产品：蓝精伶鸡尾酒”，第六条约定：“如在半年后乙方平均月销量达不到300箱（1×24）以上，甲方有权重新签订协议和规定新的价格和合作方式”，上述条款对双方合作的条件作了明确约定，即李继任应至少达到以下三个条件方可分成：1.销售的产品仅限于蓝精伶鸡尾酒，并不包括桑格娜花香起泡酒、炫彩起泡酒等其他系列产品，其他系列产品销量并不计入考核销量范围，也不参与该协议“底价为35元/箱”的分成方式；2.李继任作为乙方应当在签署《协议书》半年后确保蓝精伶鸡尾酒每月平均销量为300箱以上；3.李继任每月必须达到平均销量300箱以上，每箱应包含24瓶蓝精伶鸡尾酒，否则，也不参与该协议“底价为35元/箱”的分成方式。结合本案中李继任提交的对账单，经统计获悉李继任自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期间（1×24）蓝精伶鸡尾酒销量合计1587箱，即签署合同半年内月平均销量为264.5箱；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1×24）蓝精伶鸡尾酒销量合计6156箱，每月平均销量为256箱。而经佰翠公司自行统计，自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期间（1×24）蓝精伶鸡尾酒销量合计1557箱，即签署合同半年内月平均销量为259.5箱；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1×24）蓝精伶鸡尾酒销量合计6126箱，每月平均销量为255箱。可见，在双方合作期间，李继任销售蓝精伶鸡尾酒销量远不满足《协议书》所约定的月平均销量300箱以上，佰翠公司完全有权根据《协议书》第六条规定新的价格和合作方式，一审法院认定佰翠公司违约与事实不符，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人每月2100元，佰翠公司属于生产类型企业，该等政策调整并非是佰翠公司可以预见、避免或克服的，因该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佰翠公司用人成本大幅上涨，如佰翠公司不适当调整产品价格，将难以继续承受该等高额用人成本，在此等情况下，佰翠公司对产品价格进行适当调整属于正常合理调价行为。此外，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在长达20年的合作期间，如货物价格自始至终均不能予以调整，则明显加重了佰翠公司负担及排除佰翠公司作为生产商的定价权，因此，该约定既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也显失公平。三、李继任已经以自身行为变更了《协议书》履行方式，应当视为双方对调整蓝精伶鸡尾酒价格协商一致，佰翠公司提价行为并未违反《协议书》约定，不构成违约，无须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李继任与案外人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佰翠公司与李继任就交易方式予以变更，案涉货物价格调整后，李继任按照新价格继续购货直至2019年10月，李继任陈述因提价导致流失客户显然与事实不符。由此可知，李继任继续购货的行为已表明李继任同意货物价格变更，应视为李继任同意按新价格履行。此外，佰翠公司曾与李继任口头沟通，蓝精伶鸡尾酒销售价格调整后，如李继任可确保案外人许文略继续向佰翠公司订购产品，则双方同意，在许文略订购产品当月由佰翠公司向李继任支付7000元作为报酬，在此前双方合作期间，价格未调整前，李继任销售业绩并不理想，李继任每月分成仅约5000元，鉴于上述口头协议，李继任已获得了额外的报酬，并不会因调整价格而遭受巨额损失。再退一步而言，从《关于2019年蓝精伶系列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函》的内容可知，佰翠公司的提价是面对全国的经销商的，并不是仅仅针对李继任。况且，商品价格上涨后，与佰翠公司合作的其他经销商还继续大量购入货物。由此可知，其他经销商的销售业务并未受商品价格上涨所影响。因此，李继任的业务萎缩不仅仅是因为商品价格上涨，也是由于其销售方式或销售渠道所造成的。综上，佰翠公司的提价行为是合法合理的，佰翠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李继任以此主张佰翠公司向其支付巨额违约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判决佰翠公司向李继任支付违约金20万元，严重与事实相悖，既未立足李继任实际损失综合考虑，也未切实从兼顾公平角度予以裁判，更未响应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精神。结合当前新冠病毒疫情，政府部门政策及法院裁判指导均指引适当考虑扶持企业等内容予以审慎裁判，鉴于协议所约定违约金标准过高，即使最终法院认定佰翠公司构成违约，也应当依法予以降低或免除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规定，违约金应当予以减少。即使根据李继任提交的对账单数据，李继任于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即商品价格上涨前）因经销案涉商品获利仅为118410元，月平均分成仅为5148元。因此，从销售数据及利润可得出，李继任不再经销案涉商品的利益受损不大，远远低于违约金。本案审理期间，国家正处于全民战“疫”状态，民营企业因疫情遭受重创，损失惨重，为了鼓励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相关政府部门出具了包括《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禅城区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坚定发展六条政策意见的通知》《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若干措施的通知》（穗府规〔2020〕2号）等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也规定对疫情期间案件需综合疫情情况予以审慎裁判。此外，客观事实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州市政府要求推迟正常复工时间，佰翠公司积极响应政府要求，推迟员工上班时间，但佰翠公司业务也因此遭受重创，在疫情期间基本处于停产停业状态，如法院判决佰翠公司承担高额违约金，佰翠公司在客观上难以承受，可能直接造成佰翠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并不得不进行规模缩减及裁员处理，甚至可能导致佰翠公司因无力承担违约金而最终破产清算的严峻后果，这显然也与政府鼓励、扶持民营企业稳定经营发展的政策初衷相悖。综上所述，佰翠公司的提价行为并不构成违约，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即使佰翠公司的行为被认定构成违约，但违约金远远高于李继任的实际损失，所以，李继任主张的违约金应当予以减少。为了保障佰翠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佰翠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李继任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李继任销售的数量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平均每月超过300箱，佰翠公司对涉案的酒进行调价并非基于每月销售量不足为由而调整，是为了调整市场的统一价格而进行的调价。2.佰翠公司称其成本上升并无证据证明，且调价过高，不能作为抗辩理由。3.李继任没有同意变更合同，李继任一审提供的录音等证据都是要求佰翠公司按照合同价格履行合同，但都遭到佰翠公司拒绝。4.一审法院判决20万元的违约金合理。李继任按照合同继续履行的话，其盈利应该可以超过二三百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佰翠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继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李继任与佰翠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佰翠公司向李继任支付违约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佰翠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继任（乙方）与佰翠公司（甲方）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授权乙方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招商及销售工作。二、销售产品为蓝精伶鸡尾酒。三、合作方式，甲方与乙方协定底价为35元/箱（1×24×275ml)，含运费，不含税，乙方招商或销售回款，在减除乙方因销售甲方产品而产生的如礼品、赠酒、返利等费用之后，即净收入与底价的差价部分，甲乙双方对半分成。四、甲方在收到货款后七天内将乙方应得利润汇入乙方指定账号，如甲方逾期支付款项的，逾期一日支付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六、如在半年后乙方平均月销量达不到300箱（1×24）以上，甲方有权重新签订协议和规定新的价格和合作方式。七、如甲方推出新产品，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参照此方式进行合作。八、协议有效期：二十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九、如甲方提前终止合同或者因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与客户签订合同无法履行，从而导致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五十万元。2019年4月26日，佰翠公司向各蓝精伶合作伙伴发出《关于蓝精伶系列产品提价的通知》，内容为“由于本公司市场营销策略发生重大变化，现对全国市场价格体系作统一调整，自2019年5月1日起，蓝精伶（鸡尾酒、苏打酒系列）产品由原来基础上，上调10元/箱，具体事宜可向我司业务人员咨询。”2019年5月30日，佰翠公司向各经销商及终端客户发出《关于2019年蓝精伶系列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函》，内容为：“众所周知，近年来，由于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工费用增加，运输费用增加等因素，使得蓝精伶鸡尾酒产品系列的生产成本急剧攀升，经公司一直的努力，尽力消化部分成本上涨，但仍难以支撑。为继续生产及供应高品质的蓝精伶鸡尾酒产品，鉴于以上情况，公司将统一对产品价格调整如下：1.蓝精伶系列产品广东区域统一提货价格调整为88元/箱。2.蓝精伶系列产品每箱支持20元终端市场费用（包含且不限于促销礼品费用，场所活动费用，公关费用等）。3.蓝精伶系列产品终端场所供应价格统一调整为168元/箱。4.对发生跨区销售，擅自降低终端场所供应价的客户，将扣罚其当月支持费用，情况严重者将直接取消合作。为进一步加强管理，统一市场宣传及开发，公司将对广东各区域设置分公司及经销商管理制度，防止跨区销售、低价销售、公司人员配合协助开发市场，保证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分公司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共同开发广东市场。”另查明一，2019年8月13日，李继任与佰翠公司刘某通过微信沟通，李继任发送三张微信截图后说“刘总，调价后都不合作了，还是希望能按原来合同的条件执行，希望回复一下”。李继任向刘某发送一张微信截图后问“是这样吗？刘总”，刘某回复“要么你们改做伶度？”；李继任回复“我要回复别人，之前做开的老品种现在什么价”；刘某回复“按调整价格做”李继任“68元/箱？”，刘某回复“是啊”。另查明二，2019年11月22日，李继任与佰翠公司人员刘某通电话，主要内容，李继任“他们的三个客户，可能每个客户都不太一样，他们客户我有些知道，有些也不是太清楚了”，刘某“这三个客户都是哪里的？”，李“东莞的东余，顺德阿伟那里，然后还有升平这里，主要是三个啊，那个许文略现在可能已经差不多了，那是你们已经接上了，不行不行，我先不聊那个东西了，先说这三个，已经合作不了了”，刘“一个东莞，一个顺德，升平寻那个客户只会捣乱市场”，……李“对，你现在这样，你现在是怎么样？我想的是因为我们之前跟你来谈的合同”，刘“我给你这个低价肯定不行了，现在的低价比你还低，是啊，他主要是受到低价产品的影响，现在三四十块的产品多的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倒回来，要做一个品牌操作的路线，要拉高做”，李“拉高来做，是这样，现在我和你之前谈的合同，原来这些客户，随着你这个调价，现在已经是终止合作，已经做不了了，另外一个，我想开发的新客户，一听说提价，开发也开发不了，这两方面，就是老的再合作，没有了，新的开发不了，那等于我和你之间签的合同中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李“我现在和你要明确一个东西，我好回复人家，我和你之前签的合同还能不能执行的了”，刘“肯定能执行的了，有效啊，但价格体系要变啊”，李“价格变了怎么执行，就等于执行不了了”，刘“那你的意思就是20年不变，所有的不变，有这种可能吗？”，李“如果按照那个合同，怎么签就怎么执行嘛”，刘“那价格你要随行就市啊，我们根据市场变化，我为了将就你，我整个市场价格体系都要打乱了？”……李“你其他的怎么提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你一提价，我做不了了”，刘“你的意思我清楚了，你想降价到原来，我可以明确答复你，不可能，如果你就两个客户想保留，我们就派人跟他谈，变得拢就谈，谈不好就拉倒”李“那行，刘总，你说执行不了，我就给他们回复一下，我和你之前的合同执行不了了，我看他们怎么办吧”。另查明三，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李继任因经销佰翠公司货物获利118410元。另查明四，2020年3月10日，佰翠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及应诉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佰翠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李继任、佰翠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应否解除？2.李继任诉请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关于《协议书》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佰翠公司未经李继任同意，私自对合同中约定的鸡尾酒从35元/箱调整为88元/箱，即使扣减补贴的20元/箱的费用，仍需要68元/箱，远远超出了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佰翠公司抗辩称合同约定的底价为35元/箱，而合同有效期为20年，该约定明显加重了佰翠公司负担及排除了佰翠公司作为生产商的定价权，该约定既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也显失公平；另外，李继任按照新的价格继续购货至2019年11月，双方已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且佰翠公司的提价行为是面对全国经销商的，并非只针对李继任，其他经销商并未受价格影响拒购货物。对此，法院认为，案涉的《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佰翠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情形，而且其调整价格的行为未经李继任同意，佰翠公司在诉讼期间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调整价格的依据及合理性，也没有证据证明李继任同意佰翠公司的调价行为，李继任从案外人处用高于李继任、佰翠公司双方约定的价格购货的行为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其同意了佰翠公司的调价行为，且佰翠公司调价力度较大，超过合同约定价格的一倍以上，因此，佰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法院对佰翠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佰翠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佰翠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李继任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李继任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李继任的该项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此，《协议书》的解除日期为佰翠公司收到法院送达起诉状之日，即2020年3月10日。二、关于李继任诉请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根据李继任、佰翠公司双方合同的约定，如因佰翠公司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佰翠公司须向李继任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损失赔偿的范围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而且违约金既有补偿的性质，也有惩罚的性质，因此，违约金不应当仅仅是为补偿实际损失，佰翠公司的该项抗辩不成立，佰翠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只约定了佰翠公司违约的违约责任，并未约定李继任违约的违约责任，且李继任、佰翠公司双方对于为何确定50万元违约金也各执一词，因此，综合李继任因履行合同获利的金额以及因佰翠公司违约造成李继任流失客户、预期利益损失等各项因素，法院酌情将违约金金额调整为20万元，李继任超出部分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李继任与佰翠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20年3月10日解除；二、佰翠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向李继任支付违约金20万元；三、驳回李继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李继任负担1760元，佰翠公司负担2640元。佰翠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李继任与案外人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转账记录各1份。本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因佰翠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并无原件予以核对，李继任亦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李继任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李继任诉请解除案涉《协议书》并要求佰翠公司支付违约金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继任主张佰翠公司未经其同意，私自调整合同约定的鸡尾酒价格，导致其流失客户，也丧失了继续开发其他潜在客户的可能性，并据此认为佰翠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遂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佰翠公司则主要抗辩认为，佰翠公司的提价行为并未违反案涉《协议书》的约定，且双方已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佰翠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即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变更不能协商一致的，应通过法定程序依法变更，否则不能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经审查，涉案《协议书》明确约定，佰翠公司授权李继任以佰翠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招商及销售蓝精伶鸡尾酒的工作，双方协定底价为35元/箱。现佰翠公司对合同中约定的鸡尾酒从35元/箱调整为88元/箱，属于对关键条款的变更，应当符合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合同变更条件。虽然双方在案涉《协议书》第六条明确约定，如在半年后李继任平均月销量达不到300箱以上，佰翠公司有权重新签订协议和规定新的价格和合作方式，但该约定仅表明在李继任销售量未达标的情况下，佰翠公司有向对方提出调整价格的权利，并无法当然得出佰翠公司在未经李继任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单方调整价格的结论。换而言之，在未经李继任同意或未经法定程序变更合同的情况下，佰翠公司调整价格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即使佰翠公司的调价行为是面对全国经销商的，其他经销商并未受价格影响拒购货物，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他经销商同意购货的行为也不能因此证明李继任同意了佰翠公司的调价行为。而李继任对于按照新的价格继续购货至2019年10月解释为因突然调价客户来不及寻找新的合作对象才继续购货至10月亦较为合理，结合李继任在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通话中所作陈述，李继任明显不同意佰翠公司超过合同约定价格一倍以上的调价行为，佰翠公司主张李继任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并无理据。此外，佰翠公司单方调价的行为发生于2019年5月，明显于新冠疫情无关。因此，佰翠公司的调价行为不符合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变更条件，已构成违约。佰翠公司在合同期限届满前私自调整合同约定的价格，致使李继任无法实现案涉合同目的，在此情况下，李继任请求解除涉案《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就此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违约金数额问题，如上所述，佰翠公司单方调整双方约定的协议底价，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涉案《协议书》约定，如佰翠公司提前终止合同或者因佰翠公司原因致使李继任与客户签订合同无法履行，从而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佰翠公司须向李继任支付违约金5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在佰翠公司单方调整双方约定协议底价的情况下，李继任所受的损失主要为预期利益损失，李继任主张按合同约定的50万元计算违约金标准过高。在佰翠公司明确提出调低违约金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佰翠公司的违约情况、李继任因履行合同获利的金额，酌定佰翠公司应支付违约金数额为20万元，较为公平合理，佰翠公司请求再次调低违约金标准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佰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广州佰翠酒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