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04民初1013号原告：柳玉波，女，1962年1月8日出生，住吉林市船营区。原告：李晓彤，女，1990年11月15日出生，住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茵，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辉，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市城市管理设施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解放中路茂昌花园**楼**西侧。法定代表人：赵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娟，吉林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道静，吉林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吉林市昊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市珲春北街**既哈达湾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门市**。法定代表人：魏俊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军，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告柳玉波、李晓彤与被告吉林市城市管理设施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市管理公司）、第三人吉林市昊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远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柳玉波、李晓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茵、孙庆辉，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娟、曲道静，第三人昊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俊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柳玉波、李晓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某生前2019年5月1日至5月4日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事实经过。李某于2019年5月1日来到被告所经营的珲春街夜市负责垃圾清运工作，工作时间为晚上8点到凌晨3：30分，工资按月结算，口头约定月工资为1,5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5月4日凌晨2点左右，李某在珲春街夜市推车倾倒垃圾时倒地，随即工友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被告，被告工作人员立即来到现场，并在现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后李某经吉林市急救中心确诊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于2019年6月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经仲裁委裁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仲裁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与理解法律错误。1.事实认定不清。原告、被告、第三人及仲裁委均认定，李某于2019年5月4日在被告所经营和管理的珲春街夜市工作时死亡，并且被告与第三人都曾在现场进行处理，这充分说明了李某与被告或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通过被告所举的2019年与第三人签订的《保洁合同书》可知，被告与第三人合同的履行时间是2019年5月12日，且第三人在仲裁庭的陈述中可以证实其《保洁合同》履行前，所有为夜市服务的工人均为被告聘用，第三人在此期间系应被告请求为其代管工人，与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李某死亡于被告经营的场所，其付出劳动的受益人为被告，且被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李某与自己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显然原告与被告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仲裁委却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不当。2.适用与理解法律错误。从仲裁委适用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的立法本意来看，第一条与第二条的并非同时适用才能确定劳动关系，而是只要符合第一条或第二条中任何一种情形，劳动关系即可确认，从本案事实来看，原告的情形完全符合第一条之规定，根本不需要再适用第二条规定来加以确认，仲裁委适用法律错误。第二条规定的最后一款：“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负举证责任”,原告在举证过程中已经履行了第二条中第（二）项的举证义务且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得到了仲裁委的采信，而（一）、（三）、（四）项的举证义务在被告，仲裁委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对于第二条规定的理解存在错误。综上，基于仲裁委对法律的适用与理解存在错误，导致最终所作出的裁决错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和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自用工之日起与李某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李某的工作场所、工作内容、按被告规定的工作时间进行工作、为被告提供有偿劳动，在死亡后，一直由被告处理相关事宜，以上事实均可充分证明李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做出公正的裁决。被告城市管理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于2019年11月19日收到仲裁裁决书，未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即2019年12月4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应驳回被答辩人诉请。二、答辩人与李某在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4日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所述事实与实际不符，2019年5月4日凌晨李某在珲春街夜市推车倒地时，其工友第一时间电话通知的是第三人昊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魏俊艳，拨打120急救电话及110报警电话的均是第三人昊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魏俊艳。答辩人是后来才知道李某在夜市推车倒地的相关情况。答辩人接到魏俊艳的通知到达事故现场，其作为珲春街夜市的管理者基于对市场的经营、管理权利在现场进行协调，该行为不能证明李某与答辩人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昊远公司按照与答辩人签订的《保洁合同书》安排李某进行市场清洁，李某付出劳动的直接受益人为昊远公司。答辩人对李某在夜市从事清洁工作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对李某不进行管理也不支付报酬，答辩人与李某不存在任何事实劳动关系。三、2019年4月18日，答辩人与昊远公司签订《保洁合同书》，将吉林市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范围内垃圾清扫，清运及转运的保洁项目整体打包承包给昊远公司。双方在2019年4月18日签订的《保洁合同书》中明确约定“项目的人工、材料、设备均由昊远公司自行承担”“昊远公司及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由昊远公司自行负责，答辩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合同签订与履行，不代表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劳务派遣关系、雇佣关系或类似关系，答辩人不向昊远公司承担任何雇主或用人单位性质的责任”。答辩人与昊远公司签订《保洁合同书》是承揽合同关系。2019年5月1日，昊远公司于夜市实际开市时间履行合同，李某是昊远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李某与答辩人不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四、原告已经对李某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死亡是自身疾病原因，李某有固定工作是受吉林中惠赫基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派遣到吉林银行珲春街支行从事保安工作，昊远公司是临时雇佣李某从事夜市清洁工作。答辩人与李某无任何关系。五、被答辩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非由答辩人证明李某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在劳动仲裁阶段举证的除证人证言外的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均不能直接或间接证明李某受答辩人的劳动管理，从事答辩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综上所述，答辩人没有安排李某从事任何工作，也未对李某进行任何管理，李某生前未向答辩人提供劳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第三人昊远公司陈述：首先，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答辩人没有异议，原告的这一合理、合法的请求，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其次，被告城市管理公司要求追加答辩人为被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联性，城市管理公司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一、答辩人与李某不存在雇佣关系。其具体事实与理由是：（一）答辩人与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书》所约定的期限是2019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1日，而李某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9年5月4日凌晨，是在答辩人与被告签订的《保洁合同》尚未开始履行之前，因此，答辩人与李某即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要求追加答辩人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答辩人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李某不是答辩人雇佣的工人，而是原来就在被告城市管理公司工作多年的保洁工人，答辩人按照合同约定尚未接管早市、夜市的保洁工作，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答辩人雇佣李某等保洁工人的事实。况且，根据答辩人与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书》第三条第2项关于：“此价款为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之包干价，除此价款外，甲方不再支付乙方其他一切费用”的规定，所以，答辩人不负责给李某等保洁工人1日至11日的工人工资，为此，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的有报酬的劳动”的规定，答辩人不负责给付李某的劳动报酬，因此，答辩人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报酬的关系，也就必然不属于雇佣关系。同时，雇佣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是一种“劳动”与“报酬”之间的交换，因此，答辩人不负责给付劳动报酬就不能构成雇佣关系。二、答辩人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尚未到履行期间的节点，答辩人与李某从根本上就不存在劳动关系。（一）被告城市管理公司与原承包早市、夜市的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书》至2019年5月11日才到期限，答辩人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书》约定的是从2019年5月12日才能正式接手，在此期间，如果原承包公司没有解除与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承包合同，就应该确认李某与原承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原承包公司与城市管理公司已经解除了保洁承包合同，就应该确认李某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联性。（二）答辩人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约定：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给付答辩人的承包费用为262,400元，是2019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1日的承包费用，其他期间的一切费用答辩人均没有义务予以承担，答辩人也不可能额外自己拿出钱款支付合同约定以外的1号至11号的工人工资费用。如果履行合同期间发生变化，也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并且应当明确1号至11号的工人工资由谁承担，如若没有进行明确的补充约定，那么，这段期间，在原公司退出，答辩人合同未到履行期间的时间段，其工人工资就应当由发包方被告城市管理公司承担，也就必然与城市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了。（三）答辩人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是吉林市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而被告城市管理公司请求答辩人提前熟悉和临时协助管理的是夜市的保洁卫生，而早市的保洁卫生仍然是原承包公司进行管理至5月11日为止，5月12日答辩人才能够正式接收和全面履行合同，这也能够充分证明答辩人没有实际履行合同，李某与答辩人也就不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四）被告城市管理公司在早市和夜市设有管理办公室，如果答辩人正式接手的话，城市管理公司就应当将早市和夜市管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答辩人，但直到答辩人解除合同之时，城市管理公司一直没有给答辩人早市、夜市管理办公室的钥匙，更没有正式、明确的进行任何交接的意思表示。上述四点足以说明，答辩人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的《保洁合同》尚未开始履行，期间的工人工资也不是由答辩人负责发放，所以，双方既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李某的身亡事故与答辩人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三、答辩人与城市管理公司不是承揽合同关系，而是保洁服务承包合同关系。答辩人在与被告城市管理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书》第三条第1项计费方式中明确约定：“包工包料，以整体打包方式承包”,这不仅是双方的约定，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城市管理公司所谓的双方是承揽合同关系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四、被告城市管理公司在答辩中称：“事发后是答辩人对事情进行的处理，是答辩人打的120报警电话”。事实上，答辩人是在接到工人的电话之后，让其给公司打电话，工人说不知道公司电话，无奈答辩人才赶到现场拨打的120，这是因为工人知道答辩人于5月12日要正式接管早市、夜市的保洁，在没有正式交接之前，答辩人是受城市管理公司的委托临时帮忙管理夜市，况且，拨打120电话报警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城市管理公司的副经理张一，才是全程代表被告公司处理事故的人员，因为从现场将人拉到火化场，都是城市管理公司的张一副经理一直办理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告城市管理公司与李某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答辩人在没有正式履行《保洁合同》之前，与李某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城市管理公司请求追加答辩人为被告，并主张答辩人与李某存在雇佣关系，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据本案的客观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柳玉波与李某（现已死亡）系夫妻关系，李晓彤系柳玉波与李某的女儿。2019年5月1日，李某到珲春街夜市负责垃圾清运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5月4日凌晨2点左右，李某在珲春街夜市推车倾倒垃圾时倒地，随即工友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昊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俊艳，魏俊艳通知城市管理公司，后城市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亦到现场，魏俊艳在现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后李某经吉林市急救中心确诊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5月10日，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公安分局委托吉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9年6月3日，吉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吉博信司鉴中心[2019]病鉴字第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死者）李某，系因冠心病急性发作猝死。2019年6月4日，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公安分局出具死亡证明，死亡原因：李某系因冠心病急性发作猝死。柳玉波、李晓彤于2019年6月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11月7日，该委作出吉市劳人仲字（2019）第382、38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柳玉波、李晓彤的全部诉讼请求。柳玉波、李晓彤不服该仲裁裁决书，诉至本院。另查明，2018年5月11日，甲方（委托方）城市管理公司与乙方（服务方）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签订《保洁合同书》，约定：“一、服务的内容和要求1.保洁项目情况物业名称：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物业地址：甲方管理的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范围：自光华路至解放大路及庆丰胡同止。2.保洁服务范围：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范围内垃圾清扫，清运及转运。二、合同期限1.自2018年5月12日至2019年5月11日止。2.若遇甲方的原因及其他原因（包括自然因素）造成误工或不能工作的，合同期限将顺期。3.早市应在早8点前清扫结束，夜市应在早3:30分前清扫结束。”保洁合同书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2019年6月21日，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出具证明材料，载明：2018年5月，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与城市管理公司签订《保洁合同书》，承包了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范围内垃圾清扫、清运及转运保洁服务，合同期限约定自2018年5月12日至2019年5月11日止，是关于全市早市的合同时间，关于夜市的开市时间和闭式时间需要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确定，夜市的全年时间一般为每年的4、5月至10、11月份中的某一天，因此夜市的合同期限以实际履行为准，没有在合同中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2018年夜市的实际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止2018年10月10日，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合同期间关于早市、夜市的保洁用工，由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自行安排工人进行清扫工作，人工、材料、设备等由服务部自行承担。另查，2019年4月18日，甲方（委托方）城市管理公司与乙方（服务方）昊远公司签订《保洁合同书》，约定：“一、服务的内容和要求1.保洁项目情况物业名称：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物业地址：甲方管理的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范围：自光华路至解放大路及庆丰胡同止。2.保洁服务范围：船营区珲春街早市及夜市范围内垃圾清扫，清运及转运。二、合同期限1.自2019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1日止。2.若遇甲方的原因及其他原因（包括自然因素）造成误工或不能工作的，合同期限将顺期。3.早市应在早8点前清扫结束，夜市应在早3:30分前清扫结束。三、费用及付款1.计费方式：包工包料，以整体打包方式承包。2.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262,400元，此价款为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之包干价，除此价款外，甲方不再支付乙方其他一切费用。3.合同生效后，甲方按乙方提供的发票每月定期向乙方支付费用直到合同期结束。4.为保证合同的正常执行，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5,000元，乙方先缴纳现金5,000元，剩余部分在甲方支付乙方的合同款中按月扣除。”保洁合同书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认定上述事实有柳玉波、李晓彤提供的仲裁申请书、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吉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吉博信司鉴中心[2019]病鉴字第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证明、《保洁合同书》、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出具证明材料，城市管理公司提供的《保洁合同书》、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出具证明材料，昊远公司提供的《保洁合同书》，本院调取的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北极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案。本案中，关于柳玉波、李晓彤主张李某生前2019年5月1日至5月4日与城市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城市管理公司作为珲春街夜市的发包人、经营管理者，其自认与吉林市船营区婉秋家政服务部签订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与第三人昊远公司签订的合同尚未履行期间，城市管理公司作为实际用人单位，应承担管理责任和义务。李某虽未与城市管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李某生前从事城市管理公司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并遵守服从城市管理公司的监督和管理，李某提供的劳动是城市管理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李某提供劳动时即与城市管理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故柳玉波、李晓彤主张李某生前2019年5月1日至5月4日与城市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关于柳玉波、李晓彤要求对借条上“柳玉波”签名及指纹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柳玉波、李晓彤此项申请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城市管理公司的抗辩主张，本院认为，城市管理公司对其抗辩主张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李某生前2019年5月1日至5月4日与被告吉林市城市管理设施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柳玉波、李晓彤已交纳）由被告吉林市城市管理设施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付立杰人民陪审员  王大伟人民陪审员  孙 静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