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5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新，男，197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阳，河北广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强，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旭，男，1969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贵淳，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鹏，男，198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上诉人王志新因与被上诉人刘晓旭、原审被告王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7）冀0609民初58号民事判决，刘晓旭、王鹏、王志新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9）冀06民终640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冀0609民初159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王志新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刘晓旭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人民法院不应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一、王志新持有刘晓旭支付的67万元款项是刘晓旭支付给上诉人的赔偿款，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刘晓旭所出示的用于证明其证明目的的证据2“收条”中明确载明“刘晓旭赔偿款”等字样，该证据是刘晓旭提交法庭的，应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和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刘晓旭在本案一、二审、发回重审的各个审理阶段中扮演了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却对其提交的收条为何被表述成“赔偿款”避而不谈。事实上，刘晓旭在与上诉人及他人合伙期间侵吞、转移合伙财产，利用合伙业务关系经营自己的个人业务，造成合伙账目不明且亏损巨大，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上诉人与刘晓旭长达四年之久、历经多次诉讼的各个案件中，刘晓旭正在采用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战术。其将自上诉人处借到的一笔数额为845450元的款项抗辩成向合伙批发部借支的款项；将354750元的款项抗辩成王志新向批发部注入资金应占股金额；将田海龙转给刘晓旭的一笔数额为500000元的款项抗辩成用于合伙经营的款项；将王志新起诉刘晓旭、赵艳成、田海龙、王鹏合伙协议纠纷中要求刘晓旭按照合伙协议补足出资清算合伙财产抗辩成合伙协议并未生效；在合伙纠协议纷中对王志新提出的2014年11月份之前其转账给刘晓旭的200万元款项用途和原因是什么，刘晓旭拒绝回答。为什么要在向王志新支付一笔67万元注明是赔偿款的款项同时向杨乐新转账了一笔65万元用于调解双方纠纷？究其原因，还是刘晓旭自身存在过错，怕挖出隐藏在他身上的秘密，正是他自己背信弃义，才急于和上诉人商谈如何解决纠纷，他不是无享的受害者，而是造成合伙事务亏损的始作俑者。二、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效力的认定适用了双重标准，不符合公平原则。刘晓旭本身存在的过错在第一个观点中已经详细说明，上诉人也提供了刘晓旭亲笔书写的声明加以证实，刘晓旭在一审中抗辩该声明是受到上诉人及相关合伙人多次胁迫、恶吓的基础上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意了上诉人等人提前拟好的内容并签字，如果刘晓旭行得端做得正，即使有人恐吓你，你就随便给他人出具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声明？这是一份刘晓旭本人亲自书写用于证明其经营合伙批发部期间存在过错的证明，并未被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正是基于刘晓旭的严重过错才导致他退出合伙事务，其向上诉人支付了67万元赔偿款的同时又向中间人杨乐新转款65万元用以继续赔偿上诉人和合伙事务的损失，但是因为这些款项远不能填平上诉人的损失，所以上诉人没有与刘晓旭达成调解协议，有鉴于此，只有继续赔偿直至填平上诉人的损失，才能解决上诉人与刘晓旭之间的纠纷，而并不应当以通过他人证实的所谓“王志新撤诉”为是否返还该笔款项的标准。对一审法院不认定刘晓旭自书声明而认定证人证言的标准，上诉人认为是有违公平原则的。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存在纠纷，应待纠纷解决再对本案所涉款项的性质进行认定。通过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6）冀0609民初1976号民事判决和（2019）冀0609民初344号民事判决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和借贷关系，本案所涉款项均与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密不可分，不应单独剥离开进行审理判决。对于被上诉人接收自上诉人处的数百万款项的来龙去脉，上诉人正在寻找真相，相信正义的审判不会太远，因此本案款项的性质应待双方纠纷全部解决再行处理方为稳妥。 刘晓旭针对上诉，答辩称，一、王志新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三歌的规定，依法不应支持。二、王志新上诉称“王志新持有刘晓旭支付的67万元款项是刘晓旭支付给上诉人的赔偿款，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此观点违背事实不成立。（一）刘晓旭“给付”王志新67万元的基础事实是王志新以民间借贷名义起诉刘晓旭和杨丽双，并对刘晓旭进行不同方式的恐吓威胁，经徐东升、刘宝山调解，刘晓旭出款67万元，双方签署书面协议，王志新撤回对刘晓旭和杨丽双的起诉，不再抓刘晓旭。但刘晓旭出款67万元后，王志新拒绝签署调解协议和撤诉。在此情况下，王志新继续持有刘晓旭出款67万元就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得利。（二）刘晓旭出款67万元按照王志新的安排存入了王鹏的个人账户，王鹏给刘晓旭出具了一张“赔偿款”收条。收条的行为主体是王鹏而非刘晓旭，当时的情境下，刘晓旭无法控制或者要求王鹏或者王志新用什么名义名称写，刘晓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刘晓旭当时最为关心的不是出款名称，而是撤诉事情了结不被抓走。刘晓旭出具该收条的证明目的是王鹏、王志新收到了调解款67万元。基于此，王志新上诉称由刘晓旭解释“收条为何被表述成赔偿款”，确有无理取闹之嫌！（三）至于王志新在上诉状中涉及的“在上诉人与刘晓旭长达四年之久、历经多次诉讼的各个案件中，刘晓旭正在采用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战术。”，刘晓旭只尊重事实敬畏法律，不懂“战术”，在王志新等人与刘晓旭间近几十个案件（含一审二审再审）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审判结果是是与非的铁据，巳无须解释。三、王志新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原被告双方证据效力的认定适用了双重标准，不符合公平原则”的观点，不成立。（一）“公平原则”是民商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原则，不是人民法院对证据审核认定的原则，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等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二）王志新上诉状中有关“向中间人杨乐新转款65万元”一节，证明王志新严重违背诚信原则，贪多无厌；证明王志新对刘晓旭的恐吓威胁程度；证明杨乐新汲取了徐东升、刘宝山调解的教训，不写协议不撤诉不转款，才避免了刘晓旭更大损失！四、王志新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存在纠纷，应待纠纷解决再对本案所涉款项的性质进行认定”的观点，更是无理！上诉人旧调重弹反复无新，不管从何种角度都无法证明其获得该67万元的钱款理由是正当的。纵观上诉人的全部诉讼，均是无理缠讼，不仅浪费答辩人的时间、金钱，也更加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答辩人完全不认同上诉人上述说法。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上诉人仅不同意，或以合伙事务未处理完毕等是上诉人的个人认识问题，答辩人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诉权。答辩人起诉不当得利案件不受上诉人所称“理由”的影响，更不存在难以定性的情况。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无误，应依法予以维持。 王鹏未答辩。 刘晓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志新、王鹏连带返还人民币670000元及其利息（自2016年11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2016）冀0609民初1976号王志新与刘晓旭、杨丽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后，经刘宝山、徐东升等人调解，由刘晓旭给付王志新款670,000元，王志新撤诉。2016年11月11日，刘晓旭将670,000元打入了王鹏的账户，由王鹏给刘晓旭出具收条一张。2016年11月18日王鹏将此670,000元转账至王志新名下。后王志新未撤诉。关于就涉案670,000元，王鹏、王志新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刘晓旭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徐东升、刘宝山的调解证明各一份；2.（2016）冀0609民初1976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法庭笔录中双方对徐东升和刘宝山调解证明的质证意见和王鹏出庭作证的证言；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2134号民事判决书。王志新、王鹏质证称，王鹏出具的收条表述得很清楚，写明收到刘晓旭赔偿款670,000元，结合徐东升和刘宝山的调解证明，可以确定赔偿款的项目和数额，包括：刘晓旭赔偿王志新与刘晓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律师费、诉讼费等300,000元、刘晓旭在经营晓旭商贸公司期间造成13笔不明账目损失308,150元、刘晓旭欠田海龙的60,000元。对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异议，但对判决结果不认可，将提起申诉。王志新、王鹏就其抗辩意见提供的证据有：1.“刘晓旭的声明”，用以证明刘晓旭在合伙企业经营中存在过错，为弥补自己的过错，主动向合伙企业赔付了670,000元；2.保定佳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审字【2018】第09003号专项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刘晓旭在经营合伙企业期间有出资不足、借支合伙企业款项及通过其他方式使得其他合伙人多增加投资款的情形，从侧面证实刘晓旭在经营合伙企业期间有欺骗合伙股东、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刘晓旭质证称，对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虽然有刘晓旭的签字，但其中的内容是在被告及其相关合伙人多次胁迫、恐吓的基础上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意了其事先拟好的内容，在其上签字，签字内容可以充分证明上述说法。对审计报告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系王志新个人委托，而非合伙人或者合伙企业委托。其中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双方陈述，结合刘宝山、徐东升出具的调解证明及刘宝山、徐东升在（2016）冀0609民初1976号王志新诉刘晓旭、杨丽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当庭证言，可以说明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王志新和刘晓旭之间的纠纷，经徐东升、刘宝山调解，刘晓旭出款670,000元，双方应签署书面协议，王志新与刘晓旭、杨丽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王志新撤诉。但刘晓旭出款670,000元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王志新也未撤诉。刘晓旭出款670,000元是基于经调解整体解决其与王志新之间的纠纷，但刘晓旭出款后双方并未签订调解协议，双方之间的纠纷也未因此次调解而整体解决。因此，王志新在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仍持有刘晓旭因调解而支付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而且证人证言也可以证实，王志新不同意签订书面协议后当时也同意退还刘晓旭上述款项，故对刘晓旭要求王志新返还不当得利67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刘晓旭与王志新之间的纠纷在因本次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应选择其他方式，依法处理。关于王鹏的民事责任问题，刘晓旭支付该670,000元时是经调解人协助办理打入了王鹏的银行账户，刘晓旭事后也未对此提出过异议，王鹏也将该款及时转账给了王志新，现该款由王志新持有。王鹏并未获得不当利益，因此，刘晓旭要求王鹏与王志新连带返还不当得利款，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因此，刘晓旭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予以支持。根据王志新获得该不当利益时间即2016年11月18日开始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志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晓旭不当得利6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7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晓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王志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产生于上诉人王志新诉被上诉人刘晓旭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期间，涉案670,000元款项系经中间人调解后，由被上诉人刘晓旭支付，但该案并未因该调解而化解，也即双方未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现被上诉人刘晓旭主张返还相关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志新无据占有涉案款项，无不妥。上诉人王志新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双方间仍存在纠纷，应待纠纷解决再对涉案款项性质认定，因双方之间纠纷的确定情况，并不影响本案款项性质的认定，且上诉人王志新所主张被上诉人刘晓旭所造成的损失问题，亦应由双方之间的案外纠纷来确定。综上所述，王志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上诉人王志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岚 审判员 陈道忠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