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49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世明，男，汉族，1965年1月27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海源，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双丰村金鱼池**楼恒升大厦********。 负责人：魏文禄，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娟。 被上诉人：刘某（系原审原告江某之妻），女，汉族，1935年9月17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江某1（系原审原告江某之子），男，汉族，1953年2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江某2（系原审原告江某之女），女，汉族，1955年10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被上诉人：江某3（系原审原告江某之子），男，汉族，1958年5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艺虹，张敬欣，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世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1民初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因原审原告江某于2020年8月1日死亡，江某的法定继承人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申请参加诉讼，各方对此均无异议，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世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虽未在实体上判令曾世明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但一审判决已认定曾世明在本案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与事故前江某自身业已存在且与此次侵权无关的疾病治疗费用全部认定为赔偿范围，这势必导致江某在事故伤害治疗终结后再次因自身疾病住院治疗并产生相关费用与本次事故继续关联，且要求曾世明予以继续承担问题。上诉人认为:江某在本次事故前自身业已存在的肠癌、前列腺癌等诸多疾病在本次事故中治疗的费用是否应属事故侵权赔偿范围，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且在学理上不符合侵权归责构成。1.江某在本次事故前自身业已存在的肠癌、前列腺癌等诸多疾病，不论本案事故是否发生，前述的疾病已业已存在，在客观上与本次事故无任何的关联，不会因为没有本次事故，上述的疾病就不需要治疗。基于这样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一概而论的适用“蛋壳脑袋”理论去判决同类的案件起码在学理上不符合侵权归责构成。2.根据侵权归责构成:一个侵权行为必须具备违法性、过错、因果关系、损害后果这些要件。而交通事故的侵权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与无过错，故现行的法律无例外的肯定因果关系在交通事故责任构成中的不可或缺任，而此因果关系的认定又关系到侵权责任范围的确定。现一审判决依据“蛋壳脑袋”理论，认为江某年老体弱虽然对损害后果有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故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此理论的适用显然与侵权责任的基本原理相悖。就侵权责任的基本原理讲:侵权人原则上仅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如果在该起事故中，江某自身疾病的因素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要侵权人承担自己损害后果之外的损失无依据。如果侵权人的过错不构成受害人自身疾病的原因，那又何来减轻或者免除之说?故一审判决缺乏因果关系的归责认定。3.一审判决认定的医疗费中涉及外购药品、产品及检测费6315.6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之规定，江某的外购药品、产品及检测并没有得到医疗机构的同意，一审予以支持有误。4.一审判决对医疗费的认定缺乏必要的专业性。即使一审判决依据“蛋壳脑袋”理论作出判决，可该案项下的医疗项目不排除存在故意扩大治疗、过度检查等诸多问题，由此可能产生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对医疗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质疑是赔偿责任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在本案中，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已就此提出了鉴定申请，且一审法院也委托了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一审判决中并没有将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仅凭借一审法院法官自身的专业知识就本案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出判决认定，缺乏必要的专业性。 阳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医疗费不合理，应当予以改判。江某的医疗费经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医疗费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医疗费与交通事故关系为主要因果关系，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60-80%;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同等责任，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40-60%”。曾世明承担侵权责任，但江某的损害结果并非由曾世明的本次事故完全造成，曾世明与江某的事故中仅造成“左肱骨大结节骨折伴肩关节脱位、左锁骨骨折”的损害，且该损伤处手术复位，病历记录其术后恢复尚可。江某事故当时自身存在肠癌，前列腺癌，冠心病等多发原发性疾病，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0医院2019年5月9日该份转入院记录中记载江某患高血压、冠心病30余年，事故前一年肠癌手术治疗。且江某在2019年5月29日至2012年12月12日期间诊断其上消化道出血、麻痹性肠梗阻、肝性脑病因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减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诊断均为原发性疾病，上述疾病部分有长达30余年的长期使用药物治疗控制，不排除因此引起并发症，且江某年事已高身体机能下降，因自身疾病引起相应的并发症(如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对江某就诊相关单证中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列明的并发症有如:急性肾损伤、药物性血小板减少、药物性肝性损害、电解质紊乱等)。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依法获得福建司法厅准批，其鉴定意见合法合理有依据。故对医疗费应结合该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依法判决。另，江某提供医疗票据中体现其统筹支付28734.03元，江某该损失在国家医保统筹基金中支付，该部分费用并未实际支出，一审法院判令承担该项已经统筹支付的医疗费，有违背损失补偿原则，亦构成不当得利。江某在事故发生后就诊中，医院病历明确记录其因事故受伤，但从多次就诊发票票面来看，江某在医院进行恶性肿瘤放化疗，且获得统筹支付。根据医保部门规定:“由他人原因造成的人身损害，不得使用医保卡进行治疗”。而一审原告在多次就诊治疗中获得统筹支付，实际上也佐证了江某后期的多项治疗非事故直接引发。故统筹支付的金额28734.03元应剔减。另，江某医疗发票中伙食费合计4686.64元，该项目在伙食费中已获补偿，属于重复计算。175.6元外购药及肾造瘘管1040元非医疗发票，该费用无医嘱，无法核实与事故相关应予以剔除，门诊发票4401.42元标明恶性肿瘤化疗和放疗，明显非事故相关应予以剔除。综上以福建省澄源司法鉴定所意见计算医疗费为2019年5月3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医疗费:33112.78元-230元(伙食)余32882.78元；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医疗费355402.15元-14139.73元(统筹)-4021.64元(伙食)合计337240.78元后以70%计算为236068.54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医疗费17803.47元-11975.54(统筹)-435元(伙食)后余5392.93元，以50%计算为2696.46元。门诊发票备注恶性肿瘤放化疗发票合计4401.42元，非医疗发票费用1215.6元不属于事故相关不予认可，以上属事故相关医疗费应计算为271647.78元，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二、护理费金额认定有误，应当予以改判。一审法院认定住院期间护理费32100元，出院后居住养老院费用4500元由其承担有误，江某已92岁高龄，自身存在肠癌，前列腺癌，冠心病等多种原发病长期应由他人照顾，且养老院费用不仅包含护理费还包含伙食费、住宿费等其他支出。因外伤致左肱骨大结节骨折伴肩关节脱位，根据国家公安部发布的《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指导鉴定护理期60-90日，结合江某年纪，护理天数应以90天计，护理费标准按照2019年居民服务业标准164元/天进行计算，合计损失为14760元。三、护理用品费1500元不属于保险合同赔付范围。 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原一审诉讼请求：1.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56751.32元，不足部分由被告曾世明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411935.4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900元，营养费40000元，护理费71854元，残疾器具费1075元，交通费5000元，护理垫等1976.9元，残疾赔偿金228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伤残鉴定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以上合计578751.32元，扣除两被告垫付的222000元后为356751.32元）；2.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日16时许，被告曾世明驾驶闽ＡＮ××××机动车，在福州市晋安区××路××号××花园××区路段倒车时碰撞到原告江某，造成原告摔倒受伤的交通事故。被告曾世明为事故车辆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于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其中商业险保险限额为500000元。事故发生当日，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到场查勘并做出《机动车辆保险赔案现场处理单》，查勘意见为驾驶员曾世明倒车不慎碰撞三者江某，驾驶员曾世明全责。 原告受伤当日，被送往福州市晋安区医院治疗，医院诊断其为左侧肱骨大结节骨折、左侧肩关节脱位，原告在该医院门诊花费470元。同日，江某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进行治疗，共计住院158天，期间多次办理出入院手续并有转科治疗，现有证据显示的最后一次出院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治疗期间，医院诊断原告病情包括肺炎（双侧）：呼吸衰竭，气管插管术后；泌尿系统感染；急性肾损伤；上消化道出血：出血性贫血；药物性血小板减少；麻痹性肠梗阻；药物性肝损害：肝性脑病；电解质紊乱（高钾、低钾、低钠、低钙）；低蛋白血症；升结肠管壁增厚待查；甲状腺功能减退；压疮；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复位术后；左侧肩关节脱位，复位术后；左锁骨骨折；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脏病；肠癌术后；前列腺癌治疗后；肝囊肿；双肾囊肿等。医嘱为加强营养，加强康复及护理，继续加强抗感染、补充水电解质、补充蛋白等治疗等。原告在该医院治疗期间前后产生医疗费405149.82元，其中2019年5月3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医疗费为32642.78元，2019年5月29日（当日出院结算后又入院）至2019年12月1日前医疗费为352273.85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医疗费为17966.47元，2019年12月12日之后至2020年1月4日期间医疗费为2266.72元。另外，原告为购买助行器及肩外展支具花费1075元。上述事故发生后，被告曾世明已支付原告5000元、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已支付原告217000元。 2019年10月19日，原告自行委托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对其因本案事故造成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江某的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原告因该鉴定花费鉴定费1200元（含出诊费200元）。诉讼过程中，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申请对原告医疗费中不关联费用及治疗与事故参与度进行鉴定。经一审委托，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闽澄司[2020]临鉴字第1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江某2019年5月3日至5月29日治疗与交通事故存在直接的完全责任。其医疗费考虑为交通事故直接完全引起，为100%责任。2.江某2019年5月29日至12月1日前治疗与交通事故之间关系为主要因果关系，其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60-80%为宜。3.江某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同等责任，其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考虑为40-60%为宜。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曾世明负事故全部责任，江某无责，江某年老体弱虽然对损害后果有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故本案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因此应当由机动车一方的被告曾世明承担事故引发的全部赔偿责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的保险人应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对原告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其外购药品、产品及检测花费6315.6元，并提供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检验申请单、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迅敏康病原微生物宏基因组检测送检单暨知情同意书、上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证。经查，原告外购药物系抗感染药物，在外检测项目为真菌及病原微生物检测，购买的医疗产品为肾造瘘管，结合原告住院治疗期间出现器官感染、急性肾损伤等症状及医嘱加强抗感染治疗的事实，原告主张的上述6315.6元应认定为本案医疗费。原告获得统筹报销是其履行社保费缴纳义务后享有的权利，这是基于原告与社保机构之间存在社会保险关系而发生的，原告主张本案赔偿则属于侵权法律关系，二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主张医疗费中已经统筹报销的部分应予以扣除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认定原告医疗费为411935.42元（470元+405149.82元+6315.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按每日5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7900元（50元/日×158日）合理，予以认定。3.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40000元，被告提出该部分费用应为3000元,综合原告伤残情况及医嘱情况酌定营养费为5000元。4.护理费。医嘱显示，原告受伤治疗后日常生活仍不能自理，需要护理与照料，现原告主张住院期间支出护理费32100元有厦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证，可以认定。原告主张其2019年10月29日至2019年11月28日在养老院居住护理花费4500元，经查，本案入院及出院记录显示，该期间原告并未住院，且前后医嘱均要求加强护理，现原告举证了相应的收款收据且金额合理，认定原告2019年10月29日至2019年11月28日期间的护理费为4500元。原告主张其2019年12月12日至2019年12月30日及2020年1月份在养老院居住护理花费11854元，并主张后续护理费23400元（260元/天×90天），经查，本案证据未体现原告2019年12月12日之后的住院及治疗情况，仅以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原告2019年12月12日之后在养老院居住护理及后续护理的合理性，现原告仍在持续治疗中，该部分护理费宜另案主张。综上，认定截至2019年12月12日原告护理费为36600元（32100元+4500元）。5.残疾辅助器具费（即原告主张的残疾器具费）。原告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1075元，有事实依据，可以认定。6.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5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被告阳光保险以原告治疗都在福州为由主张交通费为1000元合理，予以认定。7.护理用品费（即原告主张的护理垫费用）。原告受伤后生活不能自理，其日常护理确实需要使用护理垫、纸尿裤等护理用品，但原告举证的福建增值税发票未体现具体货品名称，购物小票金额与福建增值税发票金额亦不对应，酌定护理用品费用为1500元。8.残疾赔偿金。原告因本案事故致十级伤残，参照2019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残疾赔偿金为22810元（45620元/年×5年×10%）。9.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被认定为十级伤残，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10.鉴定费。原告主张鉴定费1200元有票据为证，可以认定。以上各项费用总计494020.42元。根据原告的损失情况，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护理用品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492820.42元，被告曾世明应赔偿原告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的鉴定费损失1200元。抵扣两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后，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还应支付原告272020.42元，被告曾世明应支付原告的鉴定费已付清，其多支付的3800元由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直接付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某赔偿款272020.42元。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曾世明3800元。三、驳回原告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司法判例及学界理论，所谓损伤参与度，是指在有外伤、疾病（包括老化和体质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损害人体健康的案件中，损伤在受害人死亡、伤残、后遗症的发生上所起作用的比例关系。本案中，曾世明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审原告江某无责，受害人江某因事故致十级伤残，江某年老体弱虽然对损害后果有影响,但并非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故对于受害人十级伤残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因此应当由机动车一方的曾世明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但在治疗因本案事故造成的伤害中，江某自身患有前列腺癌、肠癌、肝性脑病、冠心病等自身疾病，期间所发生的与交通事故无关联费用，不属于侵权人赔偿责任范畴。经阳光保险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对江某医疗费中不关联费用及治疗与事故参与度进行鉴定，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医疗费参与度的意见，鉴定意见为：1.江某2019年5月3日至5月29日治疗与交通事故存在直接的完全责任，其医疗费考虑为交通事故直接完全引起，为100%责任；2.江某2019年5月29日至12月1日前治疗与交通事故之间关系为主要因果关系，其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60-80%为宜；3.江某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同等责任，其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考虑为40-60%为宜。该鉴定意见经庭审质证，结论合理有据，故本院予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曾世明、阳光保险公司有关医疗费按照鉴定意见予以赔偿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因此，2019年5月3日至5月29日医疗费32642.78元予以支持；江某2019年5月29日至12月1日前医疗费352273.85元，酌定支持80%即281819.08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医疗费17966.47元，酌定予以支持60%即10779.88元。江某事故当日的门诊治疗470元予以支持，其他外购药品、产品及检测费6315.6元，予以支持。以上医疗费合计支持332027.34元。因此，江某总损失调整为414112.34元。上述损失，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1万元赔偿限额范围的有医疗费332027.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900元、营养费5000元计344927.34元，由阳光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超出部分在承保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334927.34元；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11万元限额内的损失有：护理费366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075元、交通费1000元、护理用品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228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67985元。综上，阳光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77985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由阳光保险公司在承保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334927.34元；扣除阳光保险公司先行支付的217000元及曾世明先行支付的5000元后，阳光保险公司还应支付192112.34元；曾世明多支付的3800元由阳光保险公司直接付还。关于阳光保险公司提出江某的医疗费中医保报销金额应予扣减的上诉主张，因医保报销与侵权责任赔偿隶属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主张将已获医保报销的费用从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中扣除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公司提出因江某医疗发票中有伙食费4686.64元，再行判决住院伙食补助费系重复计算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住院伙食补助费是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费支出的补偿，一审予以判赔符合法律规定，故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公司提出175.6元外购药及肾造瘘管1040元和门诊发票4401.42元及曾世明提出相关外购药品及检测费应予以剔除的上诉主张，经查，上述外购药物系抗感染药物，在外检测项目为真菌及病原微生物检测，购买的医疗产品为肾造瘘管等费用，均与江某住院治疗期间出现器官感染、急性肾损伤等症状及医嘱加强抗感染治疗的事实有关，一审对该费用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该项有关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公司提出护理费金额有误的上诉主张，根据在案医嘱显示江某受伤治疗后日常生活仍不能自理，需要护理与照料，其住院期间支出护理费32100元有厦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证，2019年10月29日至2019年11月28日期间的护理费为4500元亦有相关证据为证且数额尚属合理，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公司提出护理用品费1500元不属于保险合同赔付范围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阳光保险公司、曾世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赔偿项目及计算方式不当，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1民初7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1民初79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1民初7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赔偿款192112.34元。 四、驳回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曾世明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651元，减半收取计3325.5元，由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负担1535.5元，曾世明负担17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元，由刘某、江某1、江某2、江某3负担1745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914元，由曾世明负担9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刘茂元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涂腾香 附：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