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陆敏，女，198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扬捷，福建建达（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槟榔东里****。 法定代表人：周德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良，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兰，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陆敏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兆头商贸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2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国如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扬捷与被上诉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确认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于2019年3月8日解除劳动关系；2.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拖欠的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合计69584.47元；3.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经济补偿金37406.33元。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定事实错误。 陆敏向好兆头商贸公司提供劳动，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工资，双方劳动关系成立，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系因好兆头商贸公司管理不规范导致，不应反而由陆敏承担因此产生的责任。 陆敏自2016年11月起至2018年9月接受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管理，一直在好兆头商贸公司吉家家店按好兆头商贸公司总经理周德明指示工作。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好兆头商贸公司也每月向陆敏支付工资。一审法院认为该部分款项不是工资，却未对上述款项的性质加以认定，那长达两年每月支付的款项究竟是何性质呢？ 好兆头商贸公司提供的《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显示，作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股东杨某，其指定的收款账号是沈某的银行账号。而沈某账号也是向陆敏发放工资的账号之一。沈某无论是在店铺股份转让协议中进行收款，还是向陆敏及其他员工发放工资，其都是根据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及其经营者之一杨某的指示进行的。好兆头商贸公司为了规避自身应履行的纳税义务而一直采用个人账号进行公司经营业务往来，不应成为逃避其作为用人单位劳动义务的利器。 同时后加入的合伙人陈某、李某在仲裁阶段提供证人证言称，他们从未领取过任何分红，显然陆敏每月领取的款项性质不是分红。 而且在2017年7月以前，即公司未开展优秀员工激励计划，鼓励员工成为店铺合伙人之前，公司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期间为何向没有任何店铺合伙份额的陆敏每月支付固定款项呢？一审法院对这期间好兆头商贸公司每月支付的款项性质也没有说明，我们认为否定公司向陆敏支付款项性质属于工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陆敏接受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及总经理周德明的指示在好兆头商贸公司店铺进行工作，好兆头商贸公司不仅每月向陆敏支付工资，还在自2016年11月起至2019年1月期间持续为陆敏缴纳医社保，双方劳动关系确实存在。 一审法院以陆敏无法证明好兆头橱柜、舒雅达、妙空间、好兆头商贸四家公司的关联关系而否认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明显违背事实的。 好兆头的关联企业为了逃避其可能产生的作为用人单位的劳动责任，采用频繁更换其用工主体、拒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采用个人账号发放工资等方式。后更以长期拖欠工资等方式试图让劳动者自行离开，以达到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用支付经济补偿的目的。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在这其中完全只能配合公司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方式。 即便陆敏无法证实2016年11月以前的劳动关系，但自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其在好兆头商贸公司处接受股东及总经理周德明的工作安排进行工作，每月由另一股东及经营人杨某指定的沈某向陆敏发放工资、缴纳医社保，后由周德明本人向陆敏发放工资等情况都可以证实。一审法院将2016年11月起至2019年1月期间好兆头商贸公司为陆敏缴纳医社保定性为用工主体与社保缴交主体分离，是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在此期间，用工主体与医社保缴交主体都是好兆头商贸公司。 二、陆敏作为优秀员工加入公司组织的店铺合伙人计划，参与公司其中一家店铺的投资，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首先，劳动关系先于店铺投资关系存在，且在投资关系产生后也持续存在。其次，劳动关系与店铺投资关系并不矛盾，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且，从上述协议也可以看出，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只有在2017年7月份参与公司组织的店铺合伙人计划的《合作协议》上签字。后续店铺份额的各项转让，都没有看到陆敏的签字。因为公司的后续转让行为都未让劳动者知悉，更没有让陆敏行使任何权利，所有这些转让协议，陆敏都是在与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才得以看到。如果想保住工作，陆敏只能根据总经理周德明的指示完成各项工作。 三、根据杨某与周德明2018年4月23日的转让协议可以看出吉家家世界店是好兆头商贸公司下属商铺之一。杨某与周德明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吉家家世界店铺转让协议中也有好兆头商贸公司盖章确认。除了吉家家世界店，好兆头商贸公司名下还有五缘湾店、角美店。现实中许多公司经营并不规范，杨某与周德明在处理完多家店铺交接事宜后再在2018年8月8日办理工商变更合情合理。 四、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实属不公。好兆头商贸公司为了逃避用人单位的劳动责任，采取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个人账号支付工资等方式，并通过拖欠工资的方式逼走劳动者以达到其不用支付经济补偿的目的。劳动者提供工资发放银行流水、社保缴交记录、工作证已完成了应尽的举证义务，上述证据已能证实劳动关系真实存在。 好兆头商贸公司辩称，除了本案一审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外，补充如下答辩理由：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206民初7533号生效民事判决载明，陆敏作为被告在答辩的时候也陈述了好兆头吉家家店系合伙经营体，本质上各合伙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关，也就是说陆敏也确认了该合伙体的经营行为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关。无论是发放工资或者让陆敏离开该店面都是第三人陈某作出的，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关。在本案中陆敏又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是相互矛盾的，也是跟客观事实不相符的。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件中陆敏也确认了是陈某让其离开店面，也是陈某承诺将支付欠付的工资。陆敏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陆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确认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于2019年3月8日解除劳动关系；2.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拖欠的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合计69584.47元；3.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经济补偿金224342.55元。 好兆头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好兆头商贸公司无需支付陆敏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69584.47元；2.好兆头商贸公司无需支付陆敏经济补偿金37406.33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14日，原始股东为周德明（占股60%）、杨某（占股40%）；2016年9月30日，好兆头商贸公司经营场所从厦门市同安区草塘路789号三楼303变更至厦门市思明区槟榔东里291号801室；2018年8月22日，好兆头商贸公司办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杨某原持有的37%股权转让于周德明、原持有的3%股权转让于李勇灿；变更后，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为周德明（占股97%）、李勇灿（占股3%）。 厦门欧迈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19日，2014年7月14日将经营场所由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西路变更至厦门市同安区草塘路789号四楼，2015年12月15日变更名称为好兆头橱柜公司；现股东有陈加栋、陈某、厦门同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郭建强、陈国法、朱雅容，陈加栋任法定代表人；现工商登记联络人为鲁慧。 舒雅达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6日，历史股东有申德正、连某、柳美扬、妙空间公司；历史法定代表人有申德正、连某；2016年9月27日，该公司经营场所由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71号1701-2单元变更至本案吉家家店面，2018年7月5日经营场所由本案吉家家店面变更至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118号吉家家世界C3-12-11商铺；现股东为刘玉朝，任法定代表人。 厦门伯丽雅家居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7日，2015年2月16日变更名称为妙空间公司；历史股东有连某、柳美扬；历史法定表人为连某；历史工商登记联络人有朱雅容、连某、陈国法；2016年8月31日经营场所由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71号1701-1单元变更至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118号吉家家世界C2-17商铺，2018年5月18日经营场所由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118号吉家家世界C2-17商铺变更至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新源路35号2号楼2楼；现股东有蔡新、陈国法，陈国法任法定代表人。 2005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陆敏的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显示：2005年5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好兆头橱柜公司；2014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舒雅达公司；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妙空间公司；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好兆头商贸公司。 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陆敏的建设银行储蓄卡（账号：6217××××3765）流水明细显示：2016年1月15日至2016年4月21日期间，陆敏与案外人陈某（好兆头橱柜公司股东）有13笔账目往来；2016年5月19日至2018年7月16日期间，陆敏与案外人连某（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历史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有34笔账目往来，其中多笔款项备注为工资，最近一笔备注为工资的入账发生于2018年4月17日；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1月16日，陆敏与案外人沈某有28笔账目往来，其中多笔款项备注为工资，最近一笔备注为工资的入账发生于2016年12月15日；2017年8月16日至2018年7月17日期间，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有6笔账目往来，其中没有明确备注为工资的项目；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陆敏与自己其他账户有8笔账目往来；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期间，陆敏与案外人陈某有3笔账目往来。 2017年7月18日，陆敏与案外人杨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经营本案吉家家店面，合作期限自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7月2日，陆敏出资96000元，占总投资的8%。 2018年4月23日，案外人杨某与周德明签订《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杨某将其拥有的55%股权以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德明，转让后本案吉家家店面原有股权结构，即杨某55%、周德明8%、魏某5%、韩某5%、朱某5%、陆敏8%、杨某8%、范某6%，变更为：周德明63%、魏某5%、韩某5%、朱某5%、陆敏8%、杨某8%、范某6%；周德明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汇款到杨某指定的沈某民生银行厦门同安支行的账户中。2018年8月8日，杨某与周德明签订《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某将其持有的好兆头商贸公司37%的股权以1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德明。 2018年11月8日，周德明与案外人陈某、李某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周德明与陈某、李某先后于2018年4月、5月合股收购好兆头厦门五缘湾店和本案吉家家店面，现通过并股转让，各自负责一个店面；并股转让后，周德明持有好兆头厦门五缘湾店85%股份，但享有100%经营管理权；并股转让后，陈某、李某持有本案吉家家店面78%股份，另22%股份仍由陆敏持有8%、杨某持有8%、范某持有6%，但陈某、李某享有100%经营管理权。 陆敏在（2019）闽0206民初7533号案中作为被告陈述：其与案外人杨某签订的《合作协议》、杨某与周德明签订的《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周德明与案外人陈某、李某签订的《补充协议》指向的均是本案吉家家店面的合伙份额转让，本质上是各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关联的是合伙款项，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关。 陆敏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中作为第三人陈述：陆敏与好兆头橱柜公司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好兆头橱柜公司曾为陆敏缴交社保，其后转由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缴交社保，其不清楚舒雅达公司和妙空间公司是何公司；在继妙空间公司之后改由好兆头商贸公司缴交社保之前，并无相关人员与其协商改换用工主体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其系本案吉家家店面的主要经营人之一，本案吉家家店面经营所需费用系由其经手从经营收入中支出，而本案吉家家店面经营收入在2018年10月之后均转入案外人陈某个人账户中，陈某曾将其个人账户及密码交由陆敏实际打理。 案外人陈某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中作为第三人陈述：其与陆敏、范某、李某、杨某合伙经营本案吉家家店面销售好兆头橱柜，其不是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股东和员工，不清楚范某及陆敏等人与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关系；本案吉家家店面自其接手后就持续亏损，其和李某要求陆敏、范某按照股份比例共负亏损继续出资以维持经营，陆、范二人拒绝后就不再来上班，其只好将本案吉家家店面再次转手。 2019年7月25日，陆敏作为申请人，以好兆头商贸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69584.47元；3.好兆头商贸公司向陆敏支付经济补偿金224342.55元。2019年9月25日，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19]2403号裁决书：一、确认陆敏自2019年3月8日起与好兆头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二、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好兆头商贸公司应一次性向陆敏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69584.47元（尚未扣除法定代扣代缴项目）；三、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好兆头商贸公司应一次性向陆敏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406.33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陆敏主张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好兆头商贸、好兆头橱柜、舒雅达及妙空间四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其个人社保缴交记录、其个人银行卡流水、工作牌、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的微信会话记录和案外人陈某手机记录公证书单页加以证明，但好兆头商贸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对此一审法院逐项分析如下：1.关于好兆头商贸、好兆头橱柜、舒雅达及妙空间四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陆敏以此主张四家公司系关联公司，其自2009年起在本案吉家家店面工作系受好兆头橱柜公司安排，其有权选择最后任职的好兆头商贸公司主张劳动关系。但上述四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好兆头橱柜公司、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在历史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历史及现任股东、历史及现任工商登记联络人等方面或许存在某些关联，但均未见与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直接关联；陆敏自述通知其改换社保缴交主体的人员叫鲁慧，该人系好兆头橱柜公司现工商登记联络人，也未见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存在何种关联；经一审法院询问，陆敏亦不能举示能够证明四家公司存在经营场所混同、人员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的其他证据，故一审法院尚不能断定好兆头橱柜公司或舒雅达公司或妙空间公司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存在法人人格上的关联，亦不能断定陆敏系受好兆头橱柜公司安排到好兆头商贸公司工作或存在混合用工的情形。2.关于陆敏的个人社保缴交记录。陆敏主张好兆头商贸公司自2016年11月起为其缴纳社保，能够证明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然而，陆敏在本案吉家家店面工作期间，在好兆头商贸公司替其缴交社保之前，曾先后有好兆头橱柜公司、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替其缴交社保，但其实际并不清楚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是何公司；在好兆头橱柜公司、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好兆头商贸公司分别为陆敏缴交社保期间中，四家公司的登记经营地均非陆敏一直工作所在的本案吉家家店面，且除舒雅达公司外，其他三家公司从未将本案吉家家店面登记为经营地；陆敏在仲裁庭审中陈述其2005年5月与好兆头橱柜公司签订有2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其后未再签过劳动合同，而好兆头橱柜公司为陆敏缴交社保直至2014年11月；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陆敏的社保缴交主体与实际用工主体已经发生分离，并曾有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名称相近的好兆头橱柜公司替其缴纳过社保，故其仅凭好兆头商贸公司2016年11月起为其缴纳社保主张建立有劳动关系，依据并不充分。3.关于陆敏的银行卡流水。陆敏主张其银行卡流水中连某、沈某、周德明、陈某等人先后转入款项均系好兆头商贸公司支付的工资。然而，其中连某是舒雅达公司和妙空间公司的历史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未见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存在关联的证据和迹象，在陆敏自述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之后，连某仍有向陆敏支付“工资”的记录；沈某的账户曾被用于案外人杨某接收陆敏和周德明关于本案吉家家店面的出资款、“股权”转让款，同时陆敏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中亦陈述本案吉家家店面向好兆头橱柜公司购买橱柜亦是向该账户支付“下单款”；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与陆敏的账目往来仅有6笔，相较陆敏与连某、沈某之间的账目往来数量差距巨大，且支付数额并无明显规律，不符合支付劳动工资行为的特征；陈某向陆敏支付有三笔款项，但陈某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中明确表示，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并无任何关系，对此陆敏亦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陆敏主张连某、沈某、周德明、陈某等人先后向其转账均系好兆头商贸公司支付工资的行为，理由牵强，不足令一审法院采信。4.关于陆敏持有的“好兆头”商铺工作牌。因陆敏牵头经营的本案吉家家店面正是销售好兆头品牌橱柜，该工作牌亦无好兆头商贸公司的明确标识也未经好兆头商贸公司确认，且陆敏自认曾与好兆头橱柜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故该工作牌难以区分是代表好兆头橱柜品牌，还是代表好兆头商贸公司，抑或是代表好兆头橱柜公司，故一审法院认为陆敏凭该工作牌主张为好兆头商贸公司提供了劳动，依据并不充分。5.关于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之间的微信会话记录。陆敏主张微信会话记录能够体现周德明对其的工作安排和指示，但一审法院经当庭检视未见能直接体现上述内容的记录，反而在2017年6月9日，陆敏曾表示要替周德明代签向好兆头橱柜公司承诺销售量的“军令状”，意即陆敏与周德明此时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向好兆头橱柜公司报告并负责。6.关于案外人陈某手机中保存的好兆头商贸公司转账记账凭证（标注户名为沈某）。陆敏以此主张沈某即是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财务人员。但该记账凭证既无银行机构盖章确认，也无好兆头商贸公司盖章确认，更无证据来源人的具体说明，陆敏系本案吉家家店面的主要经营者和收支管理者，不能排除其自行制作发送给陈某的可能，且与陆敏自认沈某系好兆头橱柜公司财务人员的陈述亦有矛盾，故仅凭此单页孤证，一审法院尚难作出支持陆敏主张的认定。 反观好兆头商贸公司为反驳陆敏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提供的《合作协议》《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2019）闽0206民初7533号判决书、（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判决书等证据，足以说明陆敏参与了一个以本案吉家家店面为经营场所、以销售好兆头橱柜产品为业务、需要合伙人共负盈亏的合伙体开展经营，陆敏亦自认该合伙体的经营行为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关；周德明虽亦参与了该合伙体经营，但在该合伙体的份额流转过程中，其始终以个人身份而未表明以好兆头商贸公司名义参与；周德明与杨某既参与了合伙体的经营又曾同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股东，但二人在上述合伙体中份额的交接，与二人在好兆头商贸公司中股权的交接，在时间上、份额上、数额上均不同步也不一致，不足以说明合伙体的经营业务即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经营业务。此外，陆敏及案外人范某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中共同确认，系陈某令二人离开本案吉家家店面不要再上班，亦系陈某承诺将支付欠付的工资，周德明并未参与此过程；陆敏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案中同时确认，本案吉家家店面经营所需费用系由其经手从经营收入中支出，而吉家家店面经营收入在2018年10月之后均转入陈某个人账户中；陈某自认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任何关系。综上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并无充分依据说明陆敏的工作地点，即本案吉家家店面，属于好兆头商贸公司资产；并无充分依据说明周德明在本案吉家家店面中的经营行为即代表好兆头商贸公司；并无充分依据说明陆敏所称欠薪导致离职系由好兆头商贸公司及其相关员工造成。 综上，陆敏主张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本证依据不足，而好兆头商贸公司否认其与陆敏存在劳动关系的反证依据已使陆敏的主张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应由陆敏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基于劳动关系的存在而提出的各项请求不予支持，对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相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陆敏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69584.47元；二、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陆敏经济补偿金37406.33元；三、驳回陆敏的其他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陆敏、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查，好兆头商贸公司一审提供的2018年4月23日杨某与周德明签订的《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显示，好兆头商贸公司有在该协议甲方杨某签名处盖章。 另查，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2019）闽0203民初19946号案件的一审庭审中，好兆头商贸公司述称，好兆头商贸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员工，为了方便签约、开票才成立了好兆头商贸公司，周德明在承接业务时，以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开票和收款。案涉好兆头吉家家店面上班人员为范某、谢某、杨某、陆敏、林某。 还查，在一审法院审理（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2019）闽0203民初19946号案件中，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称，好兆头商贸公司是好兆头品牌的代理商之一，经营场所有两个，一是五缘湾红星美凯龙，还有一家店在吉家家世界C馆2楼，吉家家世界店原来是由杨某在租赁经营，在好兆头商贸公司注册后，杨某就用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经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好兆头商贸公司与陆敏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好兆头商贸公司在（2019）闽0203民初19945号、（2019）闽0203民初19946号案件的一审庭审中述称，周德明承接业务时以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签约、开票、收款；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亦述称，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经营场所包括案涉的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系以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经营；另外，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时周德明、杨某即为该公司的股东，好兆头商贸公司在《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甲方杨某签名处盖章，上述证据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案涉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系由好兆头商贸公司经营。好兆头商贸公司辩称其没有实际经营，与上述查明的事实不符，且若好兆头商贸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则周德明以185万元的对价受让杨某持有的好兆头商贸公司37%的股份，亦不符合常理。 在陆敏与杨某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前，陆敏即已在案涉吉家家世界店上班，提供劳动。陆敏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自2016年1月15日至2018年10月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显示，连某、沈某、周德明等人向陆敏转账支付款项，其中连某支付的部分款项明确备注为“工资”、“提成”等，而沈某系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杨某在《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合作协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陆敏主张连某、沈某等人的转款系工资报酬，较为可信，且好兆头商贸公司尽管笼统辩称系合作往来款，但对此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不足采信，结合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时周德明、杨某均为股东以及上述认定的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后，杨某用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经营案涉吉家家世界店、好兆头商贸公司自2016年11月起为陆敏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等事实，陆敏主张其于2016年11月起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虽然陆敏与杨某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但陆敏继续在案涉吉家家世界店上班，好兆头商贸公司未主张或证明陆敏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亦未主张或证明好兆头商贸公司与陆敏之间解除了劳动关系，同时也未举证证明自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从劳动关系转为杨某与陆敏等人的合作经营关系，因为即使陆敏就好兆头商贸公司经营的吉家家世界店与杨某等人之间存在合作投资经营关系，亦不排除陆敏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从陆敏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看，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杨某控制的沈某银行账户以及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周德明多次向陆敏转账，对此好兆头商贸公司尽管辩称系周德明等人与陆敏之间的合作往来款，但并未对此提供结算、分红等财务资料予以证实，不足采信。而且，好兆头商贸公司自认案涉吉家家世界店的上班人员为范某、谢某、杨某、陆敏、林某等，而杨某、魏某、韩某、朱某等其他投资人并未在该店提供劳动，从该事实看，陆敏除了与杨某等人之间存在合作投资经营关系外，还额外提供了劳动。 综合以上分析和认定，陆敏既参与了好兆头商贸公司所经营店面的投资经营，同时亦为好兆头商贸公司提供了劳动，其参与好兆头商贸公司部分店面的投资不影响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 好兆头商贸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陆敏要求与好兆头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好兆头商贸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报酬及经济补偿金，合法有据。对于本案劳动仲裁所认定的欠付工资数额69584.47元及经济补偿金37406.33元，好兆头商贸公司尽管提起诉讼，但仅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辩解，并未对具体金额提出异议，视为对金额无异议，且好兆头商贸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此亦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故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陆敏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2124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陆敏于2019年3月8日起与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三、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应一次性向陆敏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69584.47元（尚未扣除法定代扣代缴项目）； 四、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应一次性向陆敏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406.33元； 五、驳回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六、驳回陆敏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好兆头商贸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吕美严 书 记 员 阮冬梅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