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5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女，汉族，1972年10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留云路**。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莉，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藏某，女，汉族，1991年1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汉族，1998年7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莉，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汉族，2008年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法定代理人：姚某，女，汉族，1972年10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莉，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某、藏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10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莉，上诉人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负担。主要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案涉云南极粹公司30.3062%的股权转让价款认定为424.287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姚某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中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实为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姚某侵害继承人合法权益应赔偿损失，并确定了损失赔偿数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严重违法，应予以撤销。藏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价位为424.287万元正确，姚某擅自处分股权的行为当然侵犯了藏某的合法权益，请求驳回姚某的上诉。同时，藏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负担。主要理由：本案遗产份额分配错误，刘某3、刘某4已经表示放弃继承，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为四人；姚某存在故意隐瞒、侵吞遗产的行为，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本案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0年12月26日，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次日。姚某辩称，刘某3、刘某4并没有放弃继承；藏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姚某存在隐瞒或侵吞遗产的行为。刘某1、刘某2述称，同姚某意见一致。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530358.75元及利息224745.4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0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偿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被继承人刘某5与藏某母亲藏炼红于1989年8月14日结婚，婚生女为藏某。1995年2月7日，藏某父母离婚时约定：藏某由藏炼红抚养，刘某5每月负担抚养费1000元，藏某为双方当事人今后各自拥有的财产合法继承人之一。1997年12月17日，姚某与刘某5结婚，并育有刘某1、刘某2。2010年8月15日，刘某5死亡，留有遗产为房屋七套、汽车两辆、三个公司的股份以及现金（租金、理财款）等，未留有遗嘱。后双方因遗产继承纠纷诉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该院以（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受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藏某放弃了在（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中要求分割三个公司股份的请求，主张另行起诉处理，2014年10月25日，该院作出（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继承人刘某5的遗产，藏某分得2762951.92元，刘某3分得2762951.92元，刘某4分得2762951.92元，刘某1分得2762951.92元，刘某2分得2762951.92元。姚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15日内支付给各继承人；二、鉴定费35000元由藏某承担3000元、姚某承担26000元、刘某3、刘某4各承担3000元；三、驳回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因该案刘某3、刘某4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少民终字第00399号判决，后姚某、刘某1、刘某2不服二审判决，继续向本院申请再审，2016年7月6日，本院作出（2016）渝05民再17号民事判决书，对双方继承纠纷所涉遗产中除了三个公司股份以外的部分进行了分割，未对被继承人刘某5持有的云南极粹公司30.3062%的股份进行分割。2010年12月3日，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对股东刘某5股份继承事宜进行讨论，并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姚某继承刘某5在公司持有的全部30.3062%的股份；2、同意刘某5退出公司股东会。姚某成为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后，持有该公司30.3062%的股份。2010年12月6日，姚某作为甲方与乙方刘某3、刘某4签署《协议》一份，该《协议》中的乙方刘某3、刘某4系被继承人刘某5的父亲、母亲。《协议》中载明：一、刘某5生前持有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0.3062%的股份；二、乙方愿意放弃刘某5在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权的继承权，一致同意由甲方继承刘某5在公司的全部股权，甲方具有对刘某5在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权的继承权及处置权。今后与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所有事宜均与乙方无关。2010年12月25日，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姚某将公司30.3062%的股份转让给刘某6，转让价格为424.287万元，转让后姚某不再持有公司股份；2、同意姚某退出公司股东会。同日，姚某与刘某6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了转让标的为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0.3062%的股份，转让价格为424.287万元，付款方式为刘某6在股份转让完成后1年内支付给姚某全部转让款。在记载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信息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附表中，记载了股东之一为姚某，姚某认缴的出资额为424.287万元，持股比例为30.3062%，实缴出资额为424.287万元。一审庭审中，姚某辩称对前述股东会决议、《股份转让协议》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藏某的证明目的，认为这些决议、协议无法证明姚某等已经收到转让款的事实，并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仅为200万元，并举示了一份签订于2013年6月24日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的甲方（转让方）为姚某、乙方（受让方）为刘某6，协议主要约定了：1、甲方将其在公司的30.3062%的股份转让给乙方；2、转让价格更改为200万元；3、鉴于乙方已于2012年1月19日以汇票的形式支付给了甲方人民币1338503.71元，因此乙方还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661496.29元，乙方需在2013年10月31日之前将剩余款项支付给甲方；4、甲乙双方于2010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等协议中的有关转让价格的条款和金额不再生效，所有有关股份转让的价格事宜都以此《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补充协议》为准。此外，姚某还举示了其名下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交易记录，招商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2年2月22日，姚某账户收入金额1325000元，交易对手信息为重庆通顺花木园艺场，建设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4年1月21日，姚某账户转账存入661500元，对手户名为刘某6。姚某另举示案外人刘某6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案外人刘某6陈述称：本人与姚某于2010年12月2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案涉股权的转让价款424.287万元及配套《股东会决议》仅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非实际转让价格。我本来是不愿意购买股份，但考虑到姚某是合伙人遗孀以及孩子未来的生活，我才同意受让股份，并约定了转让价格为200万元。大概是在2012年1月，我通过汇票支付给了姚某133万多，该款项是用朋友的医药公司支付的，剩余的66万多尾款，是在2014年年初才支付完。藏某对姚某等举示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合同本身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双方在工商转让时没有必要虚构价格，即使虚构价格也是低于实际价格，高于实际价格不符合常理且双方打官司多年，姚某一直未曾举示过该补充协议，不排除姚某为了本案私自制作，不能对抗工商部门登记的转让协议效力；对姚某名下案涉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交易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反映刘某6向姚某真实的付款情况；对刘某6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说明中刘某6的签名样式与协议上的签名样式相差甚远，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不然不能采信，且刘某6与姚某存在利害关系。姚某另举示了本案案外人刘某3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刘某3陈述称：本人及妻子曾于2010年12月6日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刘某5在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虽然该协议第二条记载“刘某3、刘某4愿意放弃刘某5在该公司的股权继承权，一直同意由姚某继承刘某5在公司的全部股份”，但本人及妻子刘某4（现已逝）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不要股份了，而是将刘某5在公司的股份中，我们老两口能继承的部分给我们的儿媳姚某，情况属实，特此说明。藏某对案外人刘某3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而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工商部门登记的资料具有法律效力。现案外人刘某4已经去世，刘某3不能代表其发表意见。姚某等在一审庭审中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举示了（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于2014年6月24日的开庭笔录，在该笔录中，藏某方明确表示云南极粹公司的股权不在（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中处理，藏某方另行起诉。因此，姚某等认为案涉云南极粹公司的股权继承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6月24日重新起算，现藏某2018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藏某为证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举示了如下证据：1、（2016）云2301民初243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系藏某就本案所涉股权继承纠纷向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起诉，楚雄市人民法院认为其并无管辖权，遂对藏某的起诉不予受理；2、（2016）云23民终98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系藏某不服（2016）云2301民初2439号民事裁定书提起的上诉裁定，裁定内容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3、（2016）云23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作出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裁定书载明：藏某诉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变更登记行政行为，于2016年6月14日向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20日立案，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藏某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行为五年后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藏某的起诉；4、（2017）云行终89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系藏某不服（2016）云23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7）云行终8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藏某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此外，藏某还举示了（2016）渝05民再1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判决的执行笔录，笔录载明的和解方案为：本案中的遗产范围应付2762951.92元，一审诉讼费35500元，一审鉴定费32000元。执行中有一笔鉴定费，前次你们双方协商了一个方案，由被执行人一次性支付315万元，其中包括遗产范围应支付金额，一审诉讼费、鉴定费、迟延履行金等。但限姚某等在3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账户。315万元支付至法院账户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继承纠纷一案全部了结，再无争议。姚某等举示了藏某（甲方）与姚某（乙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一份，和解协议内容为：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315万元，该款包括生效判决确定的乙方应支付金额、诉讼费、鉴定费、迟延履行金等，乙方应在2017年9月12日前将前述款项足额支付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二、乙方将前述315万元款项足额支付至法院指定账户后，甲乙双方之间有关继承纠纷全部了结，双方再无争议。前述执行笔录和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间均为2017年9月8日，均有执行法官签字。姚某等认为该和解协议中已明确表示双方有关继承纠纷案件包括本案已经全部了结，双方已无争议，藏某不应再向姚某等主张分割遗产；而藏某认为该和解协议只是法院执行判决书的内容，并没有对本案诉讼内容的和解，该和解协议只能对生效的案件有效力，对本案无约束力。一审庭审中，各方一致同意对于姚某、刘某1、刘某2的权益及份额不在本案中处理。姚某收到的案涉股权转让价款未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本案案外人刘某3、刘某4对其享有的云南极粹公司30.3062%股份的相应份额是放弃继承还是赠予给姚某；三是2017年9月8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项目是否包含本案案涉股权；四是藏某对案涉云南极粹公司30.3062%的股份是否享有继承权及该股份的转让金额。对此，本院评述如下：对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本案中，藏某曾就本案案涉股份的继承纠纷向本院提起过诉讼，本院以（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立案受理，后藏某在2014年6月24日的开庭过程中明确表示对案涉股份不进行处理，由其另行起诉解决。根据前述法律条文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而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是等到有关程序终结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现双方均未举示（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审理程序终结之日，但该时点应明显晚于2014年6月24日，故即使按照2014年6月24日起计算本案继承权纠纷的两年诉讼时效，藏某只要在2016年6月24日之前主张权利，就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藏某举示的（2016）云23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显示，藏某在2016年6月14日向就本案案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行政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该时点未超过2016年6月24日，且再一次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中断了诉讼时效，藏某针对股权变更登记提起的行政诉讼最终于2017年6月22日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因此，藏某提起行政诉讼程序的终结时点应为2017年6月22日，故应当以此重新计算二年诉讼时效至2019年6月22日，故藏某于2018年7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案外人刘某3、刘某4对其享有的云南极粹公司30.3062%股份的相应份额是放弃继承还是赠予给姚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规定：“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不予承认。”本案中，被继承人刘某5在云南极粹公司的股权虽然已经被转让给案外人刘某6，但该股权或者该股权的转让所得价款并未在继承人之间分割，应视为该遗产并未处理。案外人刘某3、刘某4（乙方）与姚某（甲方）于2010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共有两句话，其中第一句原文为：“乙方愿意放弃刘某5在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权的继承权，一致同意由甲方继承刘某5在公司的全部股权，甲方具有对刘某5在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权的继承权及处置权。”一审法院认为该句话中刘某3、刘某4虽然表述了放弃继承权，但同时也表达了一致同意由姚某继承刘某5在公司的全部股权，而这“全部股权”中自然包含刘某3、刘某4所应继承的部分，再结合刘某3出具的《情况说明》，对于该《情况说明》，虽然藏某认为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并未举示相反证据证明其系伪造，故一审法院对该《情况说明》予以采信，刘某3在说明中明确表达了2010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的真实意思是将其应继承份额赠予给姚某。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刘某3、刘某4在2010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中将其应继承的份额赠予给姚某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可。对于2017年9月8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项目是否包含本案案涉股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在（2013）九法民初字第00001号案件中，明确表示了对本案案涉股权进行另案处理，且在2017年9月8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中姚某需向藏某支付315万元，该315万元应当指该执行案件的和解金额，不包括案涉股权纠纷，而且该315万从金额计算上，也仅仅指的是执行案件的本金和利息；其次，2017年9月8日的执行笔录亦载明系针对“本案中的遗产范围”进行处理，以及双方之间该继承案件了结。因此，双方于2017年9月8日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包含本案案涉股权。对于藏某是否享有继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案中，藏某对被继承人刘某5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系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藏某无须再举证证明其对刘某5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且姚某在本案中也未举示相关证据推翻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故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姚某等辩称藏某不享有继承权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故藏某对案涉云南极粹公司30.3062%股份享有继承权。对于案涉云南极粹公司30.3062%的股份转让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本案中，藏某举示的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云南极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了案涉股份的转让价款为424.287万元，且姚某与刘某6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也载明转让价格为424.287万元，藏某举示的股东会决议上有参会股东的签名、云南本草精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章、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章。同时，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至《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补充协议》前，已经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藏某主张案涉股权转让款为424.287万元，该金额有股东会决议、案涉公司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认可，而且与案涉公司股东出资信息中载明的姚某的实缴出资额一致，亦有履行行为印证，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价款为424.287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认可。其次，对于姚某辩称案涉股权的实际转让价格仅为200万元，并举示了与案外人刘某6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补充协议》以及名下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案外人刘某6的情况说明加以印证。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按照姚某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200万元，那么姚某在明知藏某作为继承人的情况下，未经其许可就将出资额为424.287万元的股权以及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金额为424.287万元的股权以200万元交割，侵害了藏某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过错，给藏某造成的损失应由姚某承担，因此，即使股权转让价款为200万元，但在案涉股权继承分割时，仍应以424.287万元作为案涉股权的转让价款。综上，因本案案涉股份适用法定继承，被继承人刘某5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藏某、姚某、刘某1、刘某2以及案外人刘某3、刘某4。因此，在分割时应当先将转让价款的一半212.1435万元（424.287万元÷2）分出为姚某所有，剩余的一半股权为被继承人刘某5的遗产，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中均等分配，即藏某可分得35.3572万元（212.1435万元÷6）。对于藏某请求自2010年12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姚某辩称不应支付利息，即使支付利息也应按照活期存款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在未分割前，处于各继承人共有状态，后因股权转让而不再以股权的形式存在，而转化为货币价值形式由姚某实际占有，故对于藏某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酌情认定自2014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案涉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加之，因案涉股权转让款项由姚某实际占有，且未进行分割，故案涉股权转让价款应由姚某向藏某支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姚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藏某353572元，并自2014年1月22日起，以3535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标准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为11352元，由原告藏某负担5000元，由被告姚某负担6352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姚某举示的于2013年6月25日形成的《关于股份转让价格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付款金额、付款时间、违约金等内容与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不能相对应，存在多处合理怀疑，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转让案涉股份的实际价格为200万元。而上诉人藏某证明案涉股份转让价格为424.287万元有股东会决议等证据并经工商行政部门备案，一审法院在姚某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采信藏某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以确定的股份转让价格为424.287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并不不当。姚某在获得该款后必然产生合理孳息，应当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因双方均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该款的最终取得时间，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从2014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案涉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属于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也较为恰当，本院对此予以尊重。藏某所提交的姚某与案外人刘某3、刘某4的《协议》所表达的意思并非刘某3、刘某4放弃继承案涉股份份额，而是将其本应继承的份额赠与给姚某，藏某称刘某3、刘某4已放弃了案涉股份份额，与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对姚某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姚某、藏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70元，由上诉人藏某负担3836元，由上诉人姚某负担36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段晓玲审 判 员  陈 华审 判 员  周 舟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赵 曦（院印书记员赵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