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3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张焕。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焕，男，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斌，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法定代表人：初期鹏。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传服，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玲，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春玉，男，1991年1月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横县。上诉人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盘公司）、张焕与被上诉人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原审被告刘春玉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20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银盘公司、张焕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恒通公司对银盘公司、张焕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本案主合同法律关系，恒通公司与刘春玉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是借款合同关系。（一）本案主合同不存在物的流转，仅存在资金的空转，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可知，借款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存在实际物的流转，若存在，即为融资租赁合同，若仅是金钱的流通，则为借款合同。本案中，案涉车辆一直由刘春玉占有，从未从恒通公司流转到刘春玉处，案涉合同根本不存在物的流转。刘春玉签订案涉合同仅为获得资金，从而用案涉车辆进行抵押，完全符合抵押借款合同的特征。（二）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物的所有权一般归出租人所有，借款合同中抵押物的所有权归借款人所有。本案中，恒通公司与刘春玉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虽约定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归恒通公司所有，但也仅是以合同的形式设定所有权，无法对抗合同相对方；且案涉车辆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前后均登记在刘春玉名下，车辆所有权一直属于刘春玉。（三）恒通公司与刘春玉之间的法律关系具备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一审错误认定本案主合同虽然合同性质具备较强的融资属性，“但合同约定的内容缺乏借款本金、利率、期限、违约金等最为明显的借款合同基本要素，与借款合同存在明显区别”。本案主合同本就是以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掩盖借款合同的实质，故在合同条款中并没有使用“借款本金、利率”等，但主合同内容实质具备借款合同基本要素。主合同中的实际放款金额即借款本金，租赁期限即借款期限，每月租金即每月应还等额本息。主合同实质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条款并没有对车辆的权属状态、交付状态、租金起止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约定，本案无任何交车手续，恒通公司主张以放款日作为租金的起算日，而不是车辆交付日，暴露其实质就是借款本息的计算方式，主合同约定的内容实质缺乏的是融资租赁合同基本要素。另，恒通公司在合同中特意设置抵押条款，强调承租人以车辆抵押担保所有债务，全文条款设置的重点都是保障本息得到清偿，故本案主合同的性质就是抵押贷款合同，并非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条款约定“自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视为占有改定完成，出租人取得租赁车辆之所有权”，应解释为恒通公司为无法取得车辆所有权。本案约定车辆转让价款恒通公司至今没有完成支付，实际放款金额仅占车辆价值的80%，恒通公司的目的在于抵押放贷，即恒通公司从未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在实际履行中本案无“融物”的事实，不具有融资租赁的特征，双方不存在融资租赁关系。二、一审错误认定银盘公司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债务既有抵押物作为担保，又有保证人作为担保，应当优先适用抵押物担保，保证人仅对物的担保范围以外承担责任。（一）银盘公司对物的担保范围以外承担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使主合同为融资租赁合同，且刘春玉需要承担责任，而案涉车辆作为抵押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作为保证人的银盘公司仅需对案涉抵押物以外承担担保责任，恒通公司应当优先主张物的担保，在物的担保不足以覆盖其债权的情况下，银盘公司才有可能承担责任。并且，一审判决银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依据上述规定，银盘公司也仅是对物的担保范围以外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二）项约定无效。该约定要求无论主合同的债务存在何种担保，保证人都不得提出抗辩，恒通公司均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排除了保证人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显失公平，应属无效。本案存在债务人物的担保，保证人有权抗辩，恒通公司已经主张刘春玉物的担保，该物的价值已经覆盖债务，银盘公司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三）恒通公司存在违约及过错，银盘公司存在免责事由。恒通公司违反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一）款“债权人以邮件发送通知的方式，每月向保证人发送截止到发出通知之日为止由保证人提交的并且通过债权人放款的债务人中违约债务人清单”之约定，从未向银盘公司发送过债务人的清单，且其早已经关闭了双方的合作系统，银盘公司根本无法核实刘春玉具体履行合同的情况，恒通公司存在违约。另，恒通公司为车辆安装了GPS，却在刘春玉出现违约时没有及时收回车辆，不积极采取措施止损，消极放任刘春玉逾期，也不向银盘公司告知刘春玉的逾期情况。如法院认为银盘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则应认为恒通公司存在严重过错，银盘公司在恒通公司扩大损失范围内免责。综上，一审判决银盘公司对刘春玉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三、张焕从未委托银盘公司在《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作出意思表示，银盘公司无法代表张焕，一审错误认定张焕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生效要件是“保证人二”处“签字”，张焕从未签字，合同不生效。合同签订时张焕不在现场，张焕从未签字也未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签字，而合同是由恒通公司单方拟定的，“保证人二（签字）”就是恒通公司自行设置的生效要件，要求作为自然人必须签字，排除签字外的一切任何形式。恒通公司明确知晓张焕未签字就不承担责任，故在此前恒通公司与银盘公司合作期间的担保责任，恒通公司仅向银盘公司主张，从未向张焕提出要求。（二）银盘公司刻制的“张焕”印章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银盘公司的公章一同使用。银盘公司为方便开展公司业务刻制了“张焕”的法人印章，并非张焕本人使用的私人签名章。该印章仅用于需要出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事项中，故与银盘公司的公章一同使用，不单独使用，如签订合同时在银盘公司落款处加盖公章、在法定代表人落款处加盖名字章。银盘公司无权在张焕的个人事务中使用该名字章。张焕虽然是银盘公司的股东，但银盘公司无权代表张焕处理其个人事务。（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的“张焕”印章由银盘公司加盖，并未经得张焕的同意，不代表张焕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由恒通公司单方拟定的，银盘公司知晓该合同只是恒通公司捆绑双方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的一种方式，故认为只要恒通公司同意作为保证人即可，便加盖了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章。该合同签订时张焕不在现场，法定代表人的名字章加盖在“保证人二”处是银盘公司的员工所为，张焕并不知情，更未征求张焕的同意。恒通公司明知张焕未签字，合同上仅有银盘公司作出了意思表示，但恒通公司对此不持异议，从未向银盘公司反馈合同需要补签。银盘公司在合同上加盖的名字章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不代表张焕。（四）张焕知情担保不必然等同于其同意担保，张焕己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作为保证人，一审法院以知情认定同意是错误的。即使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张焕对于银盘公司需要向恒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是明知的、张焕是银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焕占公司股比99%，也仅能推出张焕对于银盘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事知情，但知情不必然推导出张焕同意签署《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同意作为保证人，一审法院的推导毫无依据，违背事实。《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无张焕本人的签字已经表明张焕不同意作为保证人，如果同意张焕早就签字或授权他人签署，张焕在整个合同签订过程中从未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而是以不签字的实际行为做出了不同意的意思表示。且本案的最高担保额是亿元，张焕作为一个普通自然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资金实力，张焕与恒通公司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合作、业务、利益，张焕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可能同意为这亿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歪曲了张焕的本意，就算张焕对担保事宜知情，张焕也绝对不同意担保，张焕从未对担保做出同意的有效意思表示。（五）《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否对张焕生效的举证责任在恒通公司，恒通公司无证据证明“张焕”名字章是张焕的真实意思表示，恒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张焕否认《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名字章为其所有，也否认在合同上盖过名字章，在此情况下恒通公司应该举证证明其与银盘公司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即名字章为张焕所有且盖章行为也是银盘公司所为，恒通公司至今无法证明。银盘公司已经明确表示该名字章由其刻制及使用，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章一同使用，无权代表张焕个人。故恒通公司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应改判认定《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对张焕不生效，张焕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一审认定恒通公司主张剩余租金、优先受偿权合理有据是错误的。恒通公司主张剩余租金缺乏依据。虽然主合同约定，承租人违约的，出租人有权行使租金加速到期权或不经通知直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车辆并要求赔偿损失，但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恒通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银盘公司协商，恒通公司未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租金加速到期排除了刘春玉的主要权利，显失公平，应属无效。租金应计算至停止租赁之日，刘春玉停止租赁的，恒通公司无权主张未使用时期的租金。恒通公司在刘春玉出现违约时，不顾刘春玉的实际用车时间，主张剩余租金的同时主张对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车辆的现状。恒通公司为车辆安装了GPS，应由恒通公司举证证明车辆仍由刘春玉使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车辆一旦拍卖，刘春玉必定停止占有车辆，恒通公司无权主张拍卖后的剩余租金。可见，“剩余租金加速到期”的约定是不合理的，会导致恒通公司不当得利，恒通公司欲借“剩余租金加速到期”保障自己的借款本息得到偿还。银盘公司补充上诉意见：银盘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属于阶段性担保，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物保设定，人保解除”的约定，即一旦恒通公司取得租赁物的抵押权，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即解除。本案保证责任解除的条件成就，一审判令银盘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关于涉案合同关系。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先签订《代理合作协议》，约定银盘公司对其作为恒通公司的代理商期间签约客户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承担阶段性的保证责任。其后，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基于上述代理合作协议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对银盘公司的阶段性担保责任进行单独的强化约定，于当日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明确银盘公司在保证期间对经其推荐并与恒通公司缔约的客户承担1亿元债权范围内的最高额担保责任。后刘春玉与恒通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因刘春玉不履行合同义务，银盘公司被一审依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判令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对本案主从合同关系的判定有误。本案的主合同是刘春玉与恒通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但本案的从合同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成立在先的《代理合作协议》关于阶段性担保责任的约定，二是在后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中关于银盘公司作为保证人的约定。上述两份合同共同构成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的从合同，为刘春玉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二、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第4部分担保阶段对银盘公司的保证形式、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间进行了明确约定：“代理商将在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直至抵押手续完成租赁公司取得了登记注明租赁公司为车辆的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止的期间内对其每一承租人与租赁公司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租赁公司负有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无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公司在实现其融资租凭合同和抵押合同下的债权和抵押权时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用、差旅费用、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代理商连带保证责任自每一承租人与租赁公司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期开始，直至租赁公司取得了登记注明租赁公司为车辆的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时自动解除。但代理商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完成抵押手续的办理并交付租赁公司《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的，保证期间为融资租凭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满(包括到期和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关于“鉴于”约定:“1.债权人与保证人一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合作事宜签署了编号为[]《代理合作协议》，据此，保证人作为债权人的业务合作商,向债权人推介汽车融资租赁客户并协助办妥相应的合同签约、资料收集等事项；2.就上述《代理合作协议》项下债权人的“放鑫融”汽车融资租赁产品，保证人一（银盘公司）有权按《代理合作协议》获取较高的服务费用，并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保证责任；3.保证人二（张焕）作为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经债权人要求，也愿意同保证人一并按本合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该保证合同正文第一条“被担保的主合同”明确：“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由银盘公司提交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承租人）与本合同债权人（出租人）就债权人“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论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包含保证人）。”第二条“保证方式与保证担保范围”约定：“保证人保证对主合同下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上述两份从合同对担保责任的约定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和从属性，《代理合作协议》中约定若出现物保（融资租赁物的抵押权）未在约定时间内设立则银盘公司应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一旦恒通公司取得物保则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自动解除。《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基于《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阶段性担保的约定，其在保证责任的范围上没有突破《代理合作协议》约定的范围，一审忽略《代理合作协议》对阶段性担保责任约定的事实，导致对保证责任认定出现错误。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第4部分担保阶段（a）之约定，银盘公司承担保证人责任的期间仅为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抵押手续完成租赁公司取得登记注明租赁公司为车辆的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的期间。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就保证责任的约定为阶段性担保，对于条件成就的情形（即恒通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取得租赁物的抵押权），银盘公司的保证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出现上述情形银盘公司应依据本条第（f）款替客户即刘春玉结清余款及利息等费用。本案融资租赁物的抵押手续早已按约定完成，根据双方就担保阶段的约定，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在恒通公司取得登记注明其为车辆第一抵押权人《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原件时自动解除，故即使之后出现客户逾期还款的情形，因保证责任解除的条件已成就，银盘公司对此不再负保证责任。三、关于合同条款的解释。（一）从法律条款的解释规则来看，本案一审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双方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但忽视了该保证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考虑银盘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的背景和原因是基于此前与恒通公司就担保问题在《代理合作协议》作出过的约定，银盘公司对恒通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阶段性担保责任。本案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没有对保证范围作出其他约定，对保证责任范围的约定也没有超出《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银盘公司认为对保证人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界定应基于《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中是否就保证责任的范围作出其他约定，在对相关担保责任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时应综合运用法律条文的解释规则，其中对格式条款的处理应依法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一方的解释或作出该条款无效的认定。首先，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银盘公司对恒通公司的债务人之债务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若恒通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签订后没有取得其作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银盘公司应对该债务人的债务保证责任。反之，若恒通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取得了抵押权，则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将于恒通公司取得其作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时自动解除。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对银盘公司保证期间的计算应以恒通公司与债务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为始点，以恒通公司取得其作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为终点。其次，根据文义解释，但从字面意义上看保证合同确实约定了银盘公司应对债务人刘春玉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依体系解释银盘公司的该保证责任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阶段性担保责任，一旦恒通公司成为了其作为租赁物的第一抵押权人时，银盘公司作为保证人的担保责任就自动解除。因此，对于解除条件不成就的情形，即恒通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期间取得租赁物的抵押权，银盘公司自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继续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然而，本案不属于恒通公司没有取得登记其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情形，且债务人刘春玉因逾期还款产生的债务发生在恒通公司取得登记其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后，故银盘公司不应对刘春玉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最后，虽然《代理合作协议》第4部分担保阶段（b）约定：“一旦代理商将合同各方签署完整的融资租赁合同交与租赁公司，本合同第4部分规定的阶段性担保即成为代理商对租赁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而无需签订其他担保合同。”本案双方就担保问题，尤其是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在内容上没有突破《代理合作协议》约定的范围，若对此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之规定，依法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一方即恒通公司不利的解释。或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格式合同条款定义及使用人义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之规定，针对银盘公司提出的异议对恒通公司是否对《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内容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进行审查，并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情形以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规定的，依法作出该格式条款无效的认定。（二）从主从合同关系及担保制度宗旨的角度来看，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基于《汽车租赁合同》这一主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之一，又是基于《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两份从合同在内容上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在《汽车租赁合同》没有对主债务担保范围进行其他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对银盘公司担保责任范围的认定应与保证合同成立的基础性的约定即《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保持一致。因为根据担保制度的宗旨，保证责任的负担与保证人的追偿权密不可分，保证人对主债务约定以外的事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无法就该部分向债务人追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保证人自行履行保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由此可知，保证具有从属性。保证的从属性亦称保证的附从性，意指保证债务与主债务休戚与共，同其命运的关系。关于保证责任的范围亦即保证债务的范围，涉及到保证责任的大小，故明确保证责任的范围无论对债权人还是保证人都极为重要。保证具有从属于主债务的性质，保证责任的范围还要受保证从属性的影响，不得超出主债务约定的范围，在强度上也不得重于当事人就主债务的约定，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符合设立担保制度的宗旨。综上，对《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保证范围的认定应立足于本案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实为一种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这一决定性因素。本案不满足适用《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阶段性担保责任不免除，保证责任应当继续的条件，故没有适用《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的余地，若银盘公司依一审判决承担保证责任后会因违反法律规定出现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约定范围而无法向债务人刘春玉追偿的后果，导致银盘公司作为保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对保证人是极为不公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处结果有失公允，应予纠正。恒通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银盘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银盘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春玉在二审期间未陈述、举证及质证。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春玉支付恒通公司应付租金100816.52元；2.刘春玉支付恒通公司律师费2500元；3.银盘公司和张焕对刘春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恒通公司对涉案抵押车辆（发动机号2145299）享有优先受偿权；5.银盘公司、张焕、刘春玉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刘春玉作为承租人（乙方）、恒通公司作为出租人（甲方），双方共同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180******937），该合同由《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及抵押合同三部分构成。《专用条款》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承租人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承租人向出租人租赁车辆（广汽本田凌派2017款1.8LCVT舒适特装版，发动机号：2145299，车架号：LHGG17642H2041850），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汽车融资租赁，租赁车辆转让价款总额108000元，融资总额95556.45元，融资首付款21600元，扣取或抵销后，融资总额中的86400元由承租人委托出租人一次性将应付款支付至户名为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中；租赁期限为36个月，自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起算，每期还款租金3600.59元，租金支付日为起租日次月起的每月出租人放款对应日；每期租金和尾付租金采取委托扣划的支付方式；若各方产生争议时，前述地址亦为争议解决时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通用条款》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本合同的租赁车辆系承租人转让给出租人，再由承租人租回占有使用，因此租赁车辆不发生现实的占有转移，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的方式为占有改定；自承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视为占有改定完成，出租人取得租赁车辆之所有权；出租人与承租人确认以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时的车辆现状展开租赁；租赁车辆登记在承租人名下时，出租人作为租赁车辆所有人，收取承租人将车辆抵押给出租人；承租人结清所有应付款项后，租赁车辆以结清后现状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自行承担费用在出租人配合下办理租赁车辆解除抵押登记；遇有下列情形时，出租人有权行使租金加速到期权或不经通知直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车辆并要求赔偿损失：（1）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或不足额支付租金的……；出租人以承租人未支付租金为由行使租金加速到期权的，租金加速到期日为承租人未足额向出租人支付过任何一期租金或任何一笔其他应付款项的次日；租金加速到期后，承租人应立即结清到期、未到期租金、逾期违约金及尾付租金等所有应付款项，否则，出租人有权自租金加速到期日起就所有应付款项按日4‰的标准起算违约金，至实际结清之日止；出租人基于本合同可主张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未付及未到期租金、逾期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用、律师费用等）。《抵押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承租人（刘春玉）作为抵押人以主合同下租赁车辆作为抵押物，为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出租人（恒通公司）提供担保；抵押车辆为广汽本田凌派2017款1.8LCVT舒适特装版，发动机号：2145299，车架号：LHGG17642H2041850；担保范围包括抵押人在主合同项下向出租人所负所有债务以及出租人为实现该等债权及担保权所发生的全部费用。2018年5月18日，涉案车辆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抵押权人为恒通公司。2018年5月18日，恒通公司分三次向银盘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86400元、4407.45元、2000元，摘要均为“1828037刘春玉”。2018年1月16日，恒通公司与银盘公司（保证人一）、张焕（保证人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主要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由银盘公司提交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刘春玉）与本合同债权人（恒通公司）就债权人“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论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包含保证人）；保证人对主合同下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本合同保证的每笔主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约定的起租日至每笔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两年。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的为准。若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本合同自保证人、债权人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恒通公司、银盘公司在上述合同的落款处加盖公章确认，张焕在上述合同的落款处加盖了其印章予以确认。刘春玉已被扣划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共计8期的租金，第9期2019年2月18日起逾期支付租金。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益。另查明一，涉案车辆（发动机号：2145299，车架号：LHGG17642H2041850）于2017年7月21日登记在被告黄海锋名下，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450014241397。另查明二，恒通公司提交《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自然人案件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代理恒通公司在广东区域内发生的自然人案件，恒通公司每案支付代理费2500元。2019年7月19日，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确认收到恒通公司就本案支付的律师费2500元。另查明三，银盘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焕，股东为张焕和王学涛，其中张焕占股比为99%。另查明四，银盘公司曾作为原告向相应承租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一系列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恒通公司与刘春玉签订的《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包括《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及抵押合同三部分），以及恒通公司与银盘公司、张焕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均是在各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就恒通公司的各项主张，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关于剩余租金、律师费。恒通公司主张刘春玉在签订合同后自第9期即2019年2月开始未支付租金，现刘春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对恒通公司主张予以采信。因刘春玉逾期未能支付租金，根据《通用条款》的相关约定，已构成违约，恒通公司有权要求刘春玉支付全部剩余租金，恒通公司诉请刘春玉支付剩余租金100816.52元（3600.59元/月×28个月），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融资租赁同时具有融资和融物的属性。与典型的融资租赁不同，本案采取的售后回租行为具有更强的融资属性。经核算，不考虑中介可能收取的服务费，承租人所支付的案涉融资成本已达年化利率24%，现恒通公司诉请全部未付租金提前到期，相当于诉请“融资本金”和“融资利息”提前到期，该部分未实际产生却提前到期的“融资利息”已足以补偿恒通公司所受损失，故对恒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不再支持。根据《通用条款》的约定，刘春玉应承担恒通公司追索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本案中，恒通公司委托了律师参加诉讼，并提交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其因涉案纠纷支付了律师费2500元，该律师费计算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故恒通公司主张刘春玉支付律师费25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涉案车辆的优先受偿权。《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涉案车辆作为抵押物抵押给恒通公司，且涉案车辆已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抵押权人为恒通公司，故恒通公司主张其对登记于刘春玉名下的车辆（发动机号：2145299，车架号：LHGG17642H2041850，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450014241397）的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银盘公司和张焕是否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中，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恒通公司与相应承租人就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故本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属于该担保合同的主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的规定，故恒通公司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上述约定，要求银盘公司对刘春玉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恒通公司与银盘公司、张焕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约定，张焕应与银盘公司共同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由银盘公司提交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刘春玉）与本合同债权人（恒通公司）就债权人“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论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包含保证人）”在壹亿元的范围内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张焕辩称是公司员工在前述合同中加盖个人印章，其对保证合同并不知情。因银盘公司曾向相应承租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一系列诉讼，在上述案件中银盘公司均是代相应承租人向恒通公司偿还未付租金，并取得恒通公司转让的债权，故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担保的合作关系，其对需向恒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明知的，因此张焕作为银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占公司股比99%的大股东，应当对银盘公司的上述保证合同及担保行为知情，故张焕的前述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对恒通公司诉请张焕对刘春玉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春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恒通公司支付租金100816.52元；二、刘春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恒通公司支付律师费2500元；三、恒通公司在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登记于刘春玉名下的车辆（发动机号：2145299，车架号：LHGG17642H2041850，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450014241397）的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银盘公司、张焕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主文确定的刘春玉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425元，由刘春玉、银盘公司、张焕共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银盘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代理合作协议》，拟证明银盘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进行阶段性担保约定；2.裁定书、快递单，拟证明安徽省法院认为某公司的融资行为涉嫌经济犯罪，该案与本案的性质一致。恒通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代理合作协议》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相互独立。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裁定书没有生效，公安机关没有就该案件正式受理立案，且该裁定书与本案无关。银盘公司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多宗诉讼案件，一、二审法院对于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的合法性均予以认定，双方的行为均不涉嫌犯罪。经审查，银盘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代理合作协议》，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再审查。证据2系银盘公司与上海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的裁判文书和送达凭证，该裁定书尚未生效，且该案所反映的某公司融资租赁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恒通公司、刘春玉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刘春玉与恒通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抬头处列明“租赁产品名称：放鑫融”。另查明2，《连带责任保证合同》“鉴于”第2点载明：“就上述《代理合作协议》项下债权人的‘放鑫融’汽车融资租赁产品，保证人一有权按《代理合作协议》获取较高的服务费用，并同意按本合同约定提供保证”。另查明3，《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一条载明：“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由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交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承租人）与本合同债权人（出租人）就债权人‘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本院认为，针对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四：一是恒通公司与刘春玉之间的关系，二是恒通公司要求刘春玉向其支付剩余租金及主张优先受偿权能否得以支持，三是恒通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四是银盘公司、张焕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形式。一、关于恒通公司与刘春玉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恒通公司与刘春玉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恒通公司根据刘春玉的要求向刘春玉购买车辆，并租给刘春玉使用，刘春玉向恒通公司支付租金，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融资租赁情形。而且，无论从合同的名称、融资项目、支付款项方式等均表明双方之间形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原为承租人刘春玉所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之规定，不能以此认定双方之间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因此，银盘公司辩称上述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恒通公司要求刘春玉向其支付剩余租金及主张优先受偿权能否得以支持。因刘春玉未依约向恒通公司支付租金，构成违约，依据《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7.2条之规定，恒通公司有权主张租金加速到期以及对抵押物经折价、拍卖、变卖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主张优先受偿权。因此，一审支持恒通公司提出刘春玉应向其支付剩余租金的主张，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银盘公司、张焕辩称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排除了刘春玉的主要权利、显失公平而无效，并主张租金应当计算至停止租赁之日，但刘春玉、银盘公司、张焕未能举证证明恒通公司已取回案涉车辆，则租赁车辆仍可由刘春玉支配和使用；且刘春玉已取得恒通公司支付的租赁车辆转让价款，不能反映恒通公司依合同约定主张租金加速到期及行使抵押物经折价、拍卖、变卖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主张优先受偿权将产生不当得利的情形；该条款亦以加黑加粗的形式进行了提示，刘春玉也已签名表示“已仔细阅读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和抵押条款，并完全知悉和同意其中的约定”。故银盘公司的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恒通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的约定来看，债权人向保证人以邮件发送通知的方式告知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履行、适当履行或完全履行债务的情况，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若银盘公司对恒通公司提出的违约债务人的情况有异议，其可提供合理、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但由此不能反映恒通公司没有向其发送通知即构成违约，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亦不予采纳。关于恒通公司是否存在怠于履行己方权利，是否对损失的扩大存有过错。恒通公司表示租赁车辆已无法实现GPS定位，故无法进行车辆的回收，从本案现有证据反映，结合刘春玉经一、二审的传唤均不到庭应诉的情况，不能反映恒通公司存在怠于履行己方权利，损害保证人利益的情形。因此，银盘公司主张其可以在恒通公司造成扩大损失的范围内免责，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银盘公司、张焕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形式。（一）关于银盘公司。关于担保形式。银盘公司主张其与恒通公司在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同日也签订了《代理合作协议》，依据该协议第4点第（a）项对担保阶段“代理商连带保证责任自每一承租人与租赁公司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期开始，直至租赁公司取得了登记注明租赁公司为车辆的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时自动解除……”之约定，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件已自动解除。经审查，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鉴于”第2、3点的内容反映，《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银盘公司、张焕就《代理合作协议》项下债权人的“放鑫融”汽车租赁产品提供的保证。因此，恒通公司主张《代理合作协议》为其与银盘公司之间的框架合作协议一般约定，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就“放鑫融”汽车租赁产品的特别约定，否则双方无需在同一天分别签订两份内容不同的有保证条款的合同，而《融资租赁合同》亦注明租赁产品名称为“放鑫融”，可见其该主张有事实依据，亦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纳。有鉴于此，银盘公司以其与恒通公司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之约定否定其应依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担保范围。银盘公司认为在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其只应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由此可知，双方对于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情况下，已明确约定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恒通公司要求银盘公司、张焕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有鉴于此，银盘公司辩称该条款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等应属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令银盘公司、张焕承担的保证范围并未超出主债务约定的范围，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二）关于张焕的责任。首先，《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抬头已明确保证人为银盘公司和张焕，在张焕部分亦注明其身份证号码和住址，明确张焕的保证人主体身份，不存在可能混淆的情形。其次，该合同内容中已明确表示：“保证人二（张焕）为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经债权人要求，也愿意同保证人一（银盘公司）一并按本合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再次，张焕在该合同落款“保证人二”处盖章确认。由此可知张焕有作出愿意受《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束履行己方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故恒通公司主张要求张焕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张焕辩称其对该保证合同并不知情，是银盘公司员工在前述合同中加盖其个人印章，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某公司已明确知道张焕不同意签字或张焕的印章只能用于银盘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章之用，抑或银盘公司员工未经其准许而私自盗用其印章，在已发生本案纠纷的情况下，仅凭其与银盘公司一词不能当然认定《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落款处的张焕印章系银盘公司的员工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加盖；且张焕在该保证合同中系以盖章的形式而非手写签名的形式确认，也不能当然否定其效力，亦无与“签字”的形式不符。而且，张焕作为银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占公司99%股权比例的股东，应当知悉该保证合同的内容，若其不同意签订该合同，却未要求撤销，不合常理。因此，张焕、银盘公司均主张张焕无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张焕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银盘公司、张焕的上诉均缺乏理据支持，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0.25元，由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立伟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