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璐瑗，女，汉族，1970年7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麟，广东一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文，广东一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松平，男，汉族，1970年8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张璐瑗因与被上诉人夏松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0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璐瑗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05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张璐瑗无需向夏松平清偿人民币80万元；2.判令夏松平承担所有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违背“不告不理”的基本裁判原则，剥夺张璐瑗合法诉讼权利，依法应予撤销。（一）原审立案案由及两次开庭均围绕不当得利纠纷进行实体审理，但在未释明情况下擅自变更案由为保证合同纠纷并作出判决，违背“不告不理”基本原则，已严重剥夺张璐瑗实体和程序的抗辩权利。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民事案件案由不仅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同时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决定了夏松平立案时对基础事实的定性，案由的确定直接反映夏松平对所诉案情应适用何种法律作出裁判的选择，同时也直接影响案件裁判结果。本案中，夏松平及其代理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立案，到法庭辩论结束前从未提出过变更案由的请求，并始终以不当得利为基础作事实陈述和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原审在两次以不当得利案由开庭后，在当事人没有依法明确提出变更案由情况下，擅自变更案由作出实体判决，违反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只能依照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不能随意予以变更。且不当得利纠纷与保证合同纠纷同属二级案由，即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仅能择其一起诉，夏松平既然确定了侵权之债，合同之债则应当另案处理。原审法院依职权变更案由，代替当事人选择请求权，不但有越俎代庖之嫌，更有违法院审理的中立性及公平原则。此外，一审期间，法庭从未通知案涉双方审理案由从“不当得利纠纷”变更为“保证合同纠纷”，更没有在变更案由后重新给予举证和答辩期限。基于变更后的案由与原案由存在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诉讼参与人的举证责任不同、抗辩理由及适用法律也不同，张璐瑗依法有权对法庭依职权变更案由后的审理享有一系列抗辩权利。就本案而言如以保证合同纠纷审理，夏松平应同时起诉香港人黄白晖，在管辖权问题上就应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管辖，即便不起诉黄白晖，张璐瑗也有权申请追加利害关系人黄白晖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查明本案争议关键事实。（二）原审判决内容明显超出夏松平诉讼请求范围。夏松平起诉诉求明确为“判令张璐瑗立即退还夏松平人民币现金八十万元”，现判项却为“张璐瑗向夏松平清偿人民币80万元”。在法律概念上，“退还”和“清偿”是两个性质有根本区别的概念，前者指向侵权之债，后者则是合同之债，依法竞合当事人仅能择其一起诉。本案中，夏松平在原举证期限届满前对起诉诉求从未提出变更申请，现原审超出夏松平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对夏松平单方有利的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二、原审支持夏松平的诉讼请求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审理过程，夏松平一直主张的是不当得利事实与理由，提交了银行转账和《承诺书》支持其主张不当得利事实成立，并提出张璐瑗是基于黄白晖不当得利基础上承担担保责任的逻辑和观点，却又放弃对债务人黄白晖的起诉，明显是避重就轻，刻意隐瞒其与黄白晖之间的合同纠纷事实。从夏松平的起诉状、案由选择及辩论观点显示原起诉不选择合同之债的真实原因和目的，即规避管辖权及对其不利合同之债的举证责任和审查。张璐瑗在一审庭审中也多次指出，夏松平故意不告债务人，其意图在于规避主合同债务的合法性等方面审查及管辖权异议，同时法庭对张璐瑗提出的另一最大可能性即夏松平与黄白晖串通合谋对张璐瑗进行欺诈视而不见，仍置若罔闻、枉法裁判。如果主债务未经合法审查、确认，谈何有权向张璐瑗主张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总则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审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作出裁判，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请求权发生竞合的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四项，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结合本案情况，夏松平起诉状列明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立案庭据此以不当得利纠纷立案，夏松平一审开庭后至法庭辩论结束前均未作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庭审过程均围绕不当得利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一审从未就保证合同纠纷案由展开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第第三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三）（四）项等法律规定，二审应当纠正原审违法程序，继续以不当得利为本案案由，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夏松平所有诉讼请求，维护张璐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被上诉人夏松平发表答辩意见如下：一、本案在一审立案时，虽然是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立案，但在实体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基础事实与基础法律关系，将本案案由重新确定为保证合同纠纷，属于原审法院自由裁量的范畴，并无不当，也未对张璐瑗抗辩权的行使造成任何影响。二、张璐瑗在原审法院组织的庭审中，多次引用担保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从多维度、多方位进行了抗辩，包括本案主债务是否真实存在、主合同是否有效、张璐瑗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问题都进行了抗辩。故张璐瑗在原审中的抗辩权已经得到充分保障和体现，原审法院不存在任何剥夺张璐瑗抗辩权的程序违法问题。三、原审判决不仅没有超出夏松平提出的诉讼请求，反而驳回了夏松平要求张璐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可见不存在超出夏松平诉讼请求范围而进行判决的问题。至于原审判项中是用“退还”一词还是用“清偿”一词，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四、原审判决依据已经查明的基础事实与基础法律关系，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之相关解释，对本案实体作出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法律适用不当的问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查明及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完全正确，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夏松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璐瑗立即退还夏松平人民币现金八十万元整（小写：￥800000元）；2.判令张璐瑗按年利率6%向夏松平支付占用夏松平上列金钱期间的利息，直至上列款项全部退还之日为止（利息暂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暂计人民币73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2日，夏松平通过夏婷的广发银行尾号为2835的银行账户向张璐瑗转账人民币10万元。2017年12月4日，夏松平通过其广发银行尾号为0034的银行账户向黄白晖中国银行尾号为8811以及尾号为0939的银行账户各转账15万人民币，合计30万人民币。2018年2月9日，夏松平又通过其广发银行尾号为0034的银行账户向黄白晖中国银行尾号为0939的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2019年1月11日，黄白晖及张璐瑗向夏松平出具《承诺书》，内容为“2017年9月22日，本人以介绍中山市翠亨工程项目为由，收取夏松平（男，身份证号码：******）工程图纸费人民币十万元（该笔款项汇入本人指定的账户即保证人张璐瑗的账户内）。2017年12月4日，本人又以给夏松平先生控股公司融资为由，收取夏松平先生香港银行信用证开证费人民币三十万元。2018年2月9日，本人又以应对武钢集团冷湾型钢东南亚国家总代理处查账为由，收取夏松平先生人民币四十万元。本人共计收取夏松平先生款项人民币八十万元整（小写：800000.00元）。本人黄白晖承诺：本人在7天内一次性将夏松平先生的上列款项退还。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人张璐瑗保证：若黄白晖不能按照本承诺返还夏松平先生上列款项，则本人自愿连带承担法律责任。”2019年3月20日，夏松平向黄白晖出具《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黄白晖（男，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开出的香港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银行现金支票一张（支票号码：13******25）。该张支票的票面金额为港币九十六万元整，兑付日期为2019年4月25日。如该张支票到期后不能兑付，则本收条自动作废，并且收票人夏松平有权追究黄白晖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上述《收条》的原件由张璐瑗持有，张璐瑗称2019年1月底黄白晖需回香港处理事务以及治疗疾病，张璐瑗担心自己会因《承诺书》受到牵连，黄白晖为了消除张璐瑗的疑虑，于2019年3月25日左右将《收条》原件交给张璐瑗保管。夏松平陈述，收到黄白晖开具的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现金支票（支票号码：13******25）后，夏松平妻子白艳红持票前往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兑付，但是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对该支票作了退票处理。夏松平为此提交了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白艳红发出的退票通知书以及支票复印件，退票通知书显示该行对于支票号码为“0****4”、金额为96万元港币的支票作退票处理，退票理由为“请与发票人接洽”，支票复印件显示出票人签章为“浩大国际有限公司”“黄白晖”，金额为96万元港币，持票人是“白艳红”，支票左侧载明编号“13******25”，支票下方喷墨字体显示为“0****40****4:5******8”字样。一审法院认为，夏松平于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其依据《承诺书》的约定要求张璐瑗对黄白晖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夏松平与张璐瑗之间系因保证合同的履行而产生的纠纷，一审法院据此变更本案案由为保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夏松平与黄白晖、张璐瑗在2019年1月11日签署《承诺书》，黄白晖承诺7天内退还夏松平人民币80万元，若黄白晖未按照承诺返还夏松平款项，则张璐瑗连带承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上述80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履行期限已于2019年1月18日届至，黄白晖并未于2019年1月18日前清偿债务，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张璐瑗对夏松平作出的是连带责任保证。现夏松平于2019年7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张璐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清偿该80万元人民币的债务，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张璐瑗辩称其遭受了夏松平的欺诈和胁迫才签署《承诺书》，但是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夏松平实施了欺诈或者胁迫的行为。张璐瑗称2019年1月11日其与黄白晖被夏松平控制人身自由达数个小时，故而签署《承诺书》，但是事发后张璐瑗却未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有违常理。并且，张璐瑗还辩称夏松平谎称在《承诺书》上签名仅是起到证明作用，实际无需张璐瑗承担责任，此系对张璐瑗的欺诈，但是通过查明的事实可知，张璐瑗在黄白晖向夏松平出具96万元港币的支票后，亲自保管夏松平书写的《收条》原件，说明张璐瑗对于黄白晖是否向夏松平清偿了债务一事保持高度关注，其对于自己所担负的连带保证责任是明知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张璐瑗的抗辩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璐瑗应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向夏松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返还人民币8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张璐瑗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黄白晖进行追偿。本案中，夏松平主张黄白晖已经死亡，但其并未就此举证，张璐瑗亦表示不知情，故张璐瑗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此外，夏松平主张张璐瑗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占用80万元款项的利息，并无合同或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张璐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夏松平清偿人民币80万元；二、驳回夏松平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36元，由夏松平负担1056元，由张璐瑗负担11480元。本院二审期间，夏松平提交了由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罗芷盈于2020年9月10日出具的《证明书》，具体内容如下：“兹证明：经本人查证，随附的于2020年6月17日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国银行）出具的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的中国银行退票通知书和退票签收单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CertifiedTureCopy）之复印本（共两页）与该文件原本相符，其原本属实。”该《证明书》附件为“上述退票通知书和退票签收单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之复印本（共两页）”，且附件中退票通知书、退票签收单的内容与夏松平一审提交的退票通知书、退票签收单的内容一致。同时，该《证明书》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号码为深办第40584号，日期为2020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前述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国银行）出具的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的中国银行退票通知书和退票签收单均经过了香港执业律师的公证，故本院予以采信。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结合本案，根据黄白晖作为承诺人、张璐瑗作为保证人于2019年1月11日出具的《承诺书》，黄白晖承诺在7天内一次性将夏松平的人民币80万元款项退还，若黄白晖未按照承诺返还上述款项，则张璐瑗自愿连带承担法律责任。据此，黄白晖未于2019年1月18日前清偿上述债务，则夏松平于2019年7月12日提起诉讼要求张璐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张璐瑗称其系受到欺诈和胁迫才签署该《承诺书》。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张璐瑗未提交证据证明夏松平实施了欺诈或胁迫行为；其二，张璐瑗在签署《承诺书》后并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有违常理；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若张璐瑗认为其受到欺诈或胁迫，有权行使撤销权，且撤销权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但其并未行使撤销权。综上分析，本院对张璐瑗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第三，夏松平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收条》记载其收到黄白晖开出的银行现金支票，票面金额为港币96万元整，兑付日期为2019年4月25日，并记载“如该张支票到期后不能兑付，则本收条自动作废”。再结合由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罗芷盈于2020年9月10日出具的《证明书》及附件中退票通知书和退票签收单的记载，该支票被退票，即该支票并未兑付，因此本院对于张璐瑗称黄白晖已向夏松平支付了相关款项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分析，一审判令张璐瑗向夏松平清偿人民币8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因此，张璐瑗主张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即变更本案案由剥夺了其诉讼权利、超出了夏松平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张璐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6元，由上诉人张璐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