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剑，女，汉族，1971年2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哲，男，汉族，1973年12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民，男，汉族，1965年6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常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琳琳，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皇岛市深顺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盛秦福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05795755827。法定代表人：毛顺军，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张林，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南园路**信用代码：914201001776930413。法定代表人：刘晓清，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露影，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经开第十五大街**信用代码：91410000169954619U。法定代表人：方胜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帅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迪，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代码：9111000010228709XY。法定代表人：赵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清滨，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李洪波，男，汉族，1962年11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原审第三人：毛新君，男，汉族，1978年12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郧县。两原审第三人李洪波、毛新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奎。两原审第三人李洪波、毛新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上诉人毛剑、王哲、刘益民因与被上诉人秦皇岛市深顺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顺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设）、李洪波、毛新君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4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剑、王哲、刘益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常丰、韩琳琳，被上诉人深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毛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张林，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付露影，原审第三人中建七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帅康、张迪，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清滨、张家起，原审第三人李洪波、毛新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奎、李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毛剑、王哲、刘益民上诉请求判决：一、撤销原审判决；二、确认毛剑、王哲、刘益民已经依约受让了深顺公司转让的深顺公司对其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所有债权；三、确认毛剑、王哲、刘益民对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通知为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四、深顺公司依据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曾平波、曾肖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深顺公司的《秦皇岛市深顺混凝土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确认及担保书》（以下简称担保书）对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及深顺公司的其他债务人进行债权转让通知；五、深顺公司撤回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于2017年6月8日发出的债权向深顺公司履行的通知内容:若判决生效后7日内深顺公司不履行对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则毛剑、王哲、刘益民依判决进行通知，效力等同于深顺公司通知；六、确认深顺公司已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做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七、深顺公司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债权转让首先存在于债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深顺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该转让对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并不影响债权转让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因深顺公司与被转让债权的第三方债务人之间的约定而否定本案中的债权转让的效力，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的错误。债权转让的基础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涉及到被转让债权的第三方债务人，但从法律性质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主法律关系，一旦债权转让关系有效建立，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作为债务人，其是否同意该债权转让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的效力，同时债权是否依法不能转让的问题也只在评价债权转让方是否违约时才有意义。如果不依照平等自愿的原则首先对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做出评价，则意味着债权转让合同的债权受让人无法对转让人主张违约责任。深顺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作为债权转让方向毛剑、王哲、刘益民发出的《担保书》，确认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公司债权的事宜。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1款及附件二（债权转让清单）对被转让债权做了明确列举。《担保书》是深顺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向毛剑、王哲、刘益民和李洪波和毛新君作出的，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独立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债权转让中的核心或主法律行为。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没有对作为判决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做出任何评价，直接做出了不予认定的判断，不认定债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这是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的错误。二、毛剑、王哲、刘益民的诉讼请求并未排除共同债权人李洪波、毛新君的权利，一审法院因此认定毛剑、王哲、刘益民并非债权受让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受让债权的主体是包括毛剑、王哲、刘益民和李洪波和毛新君在内的原始股东，却并不认定毛剑、王哲、刘益民受让债权的主体资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共同债权人中的部分债权人主张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共同债权人参加诉讼，但明确放弃向其对共同债权权利主张的除外。本案中，毛剑、王哲、刘益民在一审中申请追加李洪波、毛新君为共同原告，后经法庭要求，调整为追加李洪波、毛新君为第三人；而李洪波、毛新君不仅另行向深顺公司主张了单独而非共同的债权，实际放弃了其作为共同债权人受让深顺公司对外债权的资格，而且也在庭审过程，否认了其作为共同债权受让人的法律关系，因此放弃了其共同债权受让人的资格；另一方面，李洪波、毛新君的出庭，也意味着其诉讼权利没有受到损害。在李洪波、毛新君放弃共同债权受让人资格的情况下，毛剑、王哲、刘益民主张自身在共同债权中的相应份额，不存在主体资格问题。三、深顺公司转让的债权依属性并非不可转让的债权，债权转让也不需要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同意。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不得转让的约定指的是履行合同并获得对价的权利，现深顺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完成，所余债权是请求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给付金钱的债权请求权。特别是债务履行为一般的付款义务，没有任何人身属性，依法可以自由转让，不属于不能转让的债权。（二）债权转让时，深顺公司与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的合同中，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都已因尚未履行付款义务而违约，权利义务不能转让的条款，也不应当适用；（三）中铁建设在其提交给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异议申请书中明确确认债权已经转让的事实，中建七局通过指示明佳地产向王哲个人实际给付也默认了债权转让的事实；深顺公司与中建三局的合同也没有禁止债权转让的内容；（四）深顺公司与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的合同有合同相对性，一个仅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债权的转让也不应该对抗毛剑、王哲、刘益民。四、一审法院认定《担保书》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从合同，认定主合同无法履行以及认定毛剑、王哲、刘益民因此没有请求强制履行债权转让的请求权基础，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担保书》尽管确认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的部分内容也提出了担保，但其中的主要内容，即债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是深顺公司独立做出意思表示，其效力是独立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将债权转让作为从合同义务，既与事实不符，也无任何法律依据。其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法履行的情形，实际上，股权转让的实质性义务已经完成；债权转让的约定也不存在违法性，应当合法有效。五、债权转让对深顺公司债务人的通知义务已经履行。一审法院未做出认定，也属事实、法律认定错误。首先，王哲在担任深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代表深顺公司口头通知深顺公司债务人债权已经转让，转归原股东所有的事实。其次，《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只要通知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就产生法律效力，并且法律并没有限定通知的主体，因此债权的受让人通知债务人也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六、深顺公司新股东毛顺军、孙凤利与毛新君、李洪波串谋侵害深顺公司公司的财产，而且利用深顺公司的公司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仅伤害了深顺公司的利益，而且侵害了毛剑、王哲、刘益民债权。一方面，曾肖和曾平波为深顺公司股东期间，王哲一直为深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深顺公司也依其承诺的义务一直配合毛剑、王哲、刘益民收取对外债权；但毛顺军、孙凤利受让深顺公司股权之后，深顺公司立即免除王哲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并通知深顺公司债务人不能向毛剑、王哲、刘益民履行，构成严重违约。而在2017年5月20日，曾肖和曾平波转让股权给毛顺军、孙凤利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毛新君、李洪波恰恰是受让方担保人，与深顺公司和深顺公司现股东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毛顺军、毛新君本为叔侄关系，毛顺军更是失信人员。另一方面，从深顺公司提交的证据看，毛新君、李洪波和由毛顺军、孙凤利控制的现深顺公司，在秦皇岛法院起诉然后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无视债权已转让的事实，试图通过深顺公司首先瓜分债权，实现不当利益。不仅如此，从2016年《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四资产清单中可以看出，深顺公司在毛剑、王哲、刘益民将股权转给曾肖、曾平波之前仍然有大量资产，公司资产充分，毛剑、王哲、刘益民也没有伤害深顺公司的公司资产。这部分资产在2017年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仍然被列为附件的公司资产。然而，在毛顺军、孙凤利受让深顺公司股权之后两个月左右，深顺公司资产立即被变卖一空，同时深顺公司也在2018年被列入经营异常，深顺公司的建筑资质也在此期间丧失，已经无法正常经营。对此可看出深顺公司及毛新君、李洪波恶意串通损害公司深顺公司和毛剑、王哲、刘益民的利益，进而能证明债权转让真实意思，一审判决书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深顺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深顺公司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案由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毛剑、王哲、刘益民依据的是2016年7月18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而该协议的当事人是毛剑、王哲、刘益民和案外人曾平波、曾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深顺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之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独立于股东存在，因此本案深顺公司主体不适格。骑缝章的目的防止对方更换合同内容、防止对方否认合同内容，并避免因更换合同内容或否认合同内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争议和损失。但涉案《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仅有骑缝章，却不能认定深顺公司须履行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二、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曾平波、曾肖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五条第一款第1项“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归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享有”为无效条款。首先，深顺公司才是权利主体和行为主体，毛剑、王哲、刘益民无权直接处置深顺公司的债权。其次，该约定不但损害了深顺公司和其他股东即李洪波、毛新君的利益，而且损害了深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李洪波、毛新君确认股权转让前深顺公司的股东权益归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享有，而非深顺公司的全部债权归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所有，李洪波、毛新君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毛剑、王哲、刘益民隐瞒了财务账册，隐瞒实际收款私分，严重损害了李洪波、毛新君的权益。根据深顺公司提供的案外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于奎、唐永斌起诉深顺公司的判决书及王哲提供的其以个人账户收款而未偿还深顺公司债务之证据，致使深顺公司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毛剑、王哲、刘益民私收款项使深顺公司无法及时履行偿债义务，严重损害了深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并已被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再者，如果毛剑、王哲、刘益民受让了深顺公司的债权，而毛剑、王哲、刘益民不经深顺公司对公账户收取债权，造成深顺公司涉嫌偷逃税款行为，则损害了国家利益。且现有证据已证明毛剑、王哲、刘益民以个人账户收取深顺公司债权而未纳税，故也应当认定该债权转让无效。三、毛剑、王哲、刘益民提交的证据《担保书》系毛剑、王哲、刘益民伪造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深顺公司提请法庭追究毛剑、王哲、刘益民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案外人曾平波、曾肖及李洪波、毛新君均确认，该《担保书》系毛剑、王哲、刘益民伪造的，在本案诉讼前均不知晓有这份《担保书》。因此该《担保书》不是曾平波、曾肖及李洪波、毛新君的真实意思，更不是深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毛剑、王哲、刘益民在2017年7月19日向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发送律师函时，对《担保书》只字未提。同时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也否认有见过或者收到过该《担保书》。由此可见，深顺公司合理怀疑《担保书》中打印的文字应该是在2017年7月19日之后形成的。一审庭审时，深顺公司虽经法庭释明无鉴定必要而被迫放弃申请，但深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毛顺军清楚该《担保书》的伪造过程：2016年6月中旬左右，毛顺军亲眼看见时任深顺公司总经理的毛剑在办公室用多份空白A4纸加盖深顺公司公章。当时毛剑亲口告诉毛顺军说“以后用得着”，不到一个月后毛剑、王哲、刘益民等其他深顺公司原始股东将深顺公司全部股权转让。深顺公司认为，如能鉴定印章加盖时间与打印文书形成时间非同一时间形成，且能进一步鉴定打印文书形成时间在2017年7月份之后，则能证明毛剑、王哲、刘益民无法在《担保书》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因为这个时间段王哲已不再是深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可推翻“深顺公司在王哲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事后追认有效”这一主张，从而印证这份《担保书》系毛剑、王哲、刘益民伪造的事实。如系伪造，深顺公司提请追究毛剑、王哲、刘益民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再者，《担保书》落款的时间为2016年8月12日，而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曾平波、曾肖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在2016年7月18日。《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因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案外人曾平波、曾肖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在前，《担保书》出具在后，故该《担保书》必须经曾平波、曾肖召开股东会决议才能有效，而本案毛剑、王哲、刘益民仅提供了《担保书》未提供股东会决议因而也无效，更何况曾平波、曾肖及李洪波、毛新君均确认该《担保书》系伪造的。四、深顺公司向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发出《关于股权结构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通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毛剑、王哲、刘益民以律师函形式通知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债权已转让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基于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案外人曾平波、曾肖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五条第一款第1项“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归甲方享有”为无效条款及毛剑、王哲、刘益民伪造的《担保书》系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故深顺公司于2017年7月4日通知债务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已变更法定代表人，要求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和中铁建设继续履行与深顺公司签订的相关混疑土买卖合同，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毛剑、王哲、刘益民向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以律师函方式确认债权已转让给毛剑、王哲、刘益民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由债权人即深顺公司通知。深顺公司与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签订的所有混疑土买卖合同均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王哲经手签署的，因此对合同的约定“转让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必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的约定，王哲是非常清楚的，而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均否认有收到深顺公司的书面转让通知，因而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不发生法律效力。五、毛剑、王哲、刘益民涉嫌抽逃出资和偷税漏税行为，深顺公司将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追究毛剑、王哲、刘益民的法律责任。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案外人曾平波、曾肖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1项的约定仅是转、受让方这两个主体之间即毛剑、王哲、刘益民等人与案外人曾平波、曾肖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二者之间的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且基于该条款无效，将深顺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股权转让支付对价转让给毛剑、王哲、刘益民，实际上就是抽逃出资。其次，根据“衡平居次原则”，当股东借款和其他债务存在时，股东借款与公司其他债务不具有平等受偿地位，公司资产应当首先清偿非股东债权，有剩余部分才能偿还股东借款。故而深顺公司收回的债权首先应当清偿非股东的借款。毛剑、王哲、刘益民在诉状中确认已从第三方处收回债权3955000元，从李洪波、毛新君提供的证明来看，毛剑、王哲、刘益民至少收回近800万元的债权，而毛剑、王哲、刘益民都是以其私人账户收回债权，并未经过深顺公司的对公账户，也未依法纳税。毛剑、王哲、刘益民的行为不但导致深顺公司承担税务处罚的巨大风险，而且使深顺公司出现债务危机，被多家债权人起诉至法院要求深顺公司还款并被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深顺公司认为毛剑、王哲、刘益民无权直接受让深顺公司的债权，毛剑、王哲、刘益民仅享有深顺公司的股东权益，在深顺公司收取债务人债权后经税务核算缴纳各种税费和偿还所有债务后，可根据各毛剑、王哲、刘益民及李洪波、毛新君的持股比例分配。若毛剑、王哲、刘益民直接受让深顺公司的债权，毛剑、王哲、刘益民不经深顺公司税务核算缴纳税款，是偷逃税款行为，涉嫌危害税收征管罪和职务侵占罪，深顺公司将配合税务及公安有关部门追究毛剑、王哲、刘益民的法律责任。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述称：一、原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中建三局与深顺公司尚未办理结算，且深顺公司曾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后来已经撤回起诉，因此中建三局与深顺公司的债权债务尚不能确定，深顺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开具发票，给中建三局造成的税金抵扣的损失，因此双方的债权债务涉及到违约责任的抵扣问题，对于中建三局的债权尚不确定，不应当予以转让。三、中建三局并没有收到深顺公司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本案的债权转让对中建三局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第三人中建七局述称：一、中建七局与深顺公司并未办理结算，中建七局与深顺公司就秦皇岛上海项目存在合作，但深顺公司供货完毕后，一直未与公司办理结算，双方债权债务不确认，另深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中建七局开具发票，给中建七局造成了损失，深顺公司应向中建七局补齐相应发票。二、深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征得中建七局的书面同意，债权转让对中建七局不发表效力。双方合同第18条明确约定，如需转让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必须事先征得对方的书面同意，中建七局既未收到深顺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更未书面同意深顺公司及上诉人的债权转让行为，因此该债权转让行为对中建七局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中建七局与深顺公司债权不确定，且深顺公司并未向中建七局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中建七局也未书面通知深顺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故深顺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毛剑、王哲、刘益民对中建七局不发生效力。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述称：对于上诉状第三点第3项，特别说明如下：一、协助执行异议申请书对象为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而非深顺公司。二、协助执行异议申请书内容仅提到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有债权转让行为，并不涉及同意其转让行为的表述。因此，该协助执行异议申请书不能证明中铁建设同意了深顺公司有债权转让行为。原审第三人李洪波、毛新君共同述称：一、原审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五条第一项系损害深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该条款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毛剑、王哲、刘益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确认毛剑、王哲、刘益民已经依约受让了深顺公司转让的深顺公司对其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所有债权，暂计债权为10188313.42元；二、确认毛剑、王哲、刘益民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通知为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三、深顺公司依据曾平波、曾肖与毛剑、王哲、刘益民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深顺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及深顺公司的其他债务人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四、深顺公司向毛剑、王哲、刘益民连带承担因违约行为给毛剑、王哲、刘益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到期债权利息损失共计808879.38元（以实际损失利息为准，按6%年息暂计1年利息）；五、曾平波、曾肖、深顺公司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毛剑、王哲、刘益民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毛剑、王哲、刘益民已经依约受让了深顺公司转让的深顺公司对其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原审第三人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所有债权；二、确认毛剑、王哲、刘益民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通知为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三、深顺公司依据曾平波、曾肖与毛剑、王哲、刘益民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深顺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及深顺公司的其他债务人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四、深顺公司撤回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于2017年6月8日发出的债权向深顺公司履行的通知内容拓判决生效后7日内深顺公司不履行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则毛剑、王哲、刘益民依照判决进行通知，效力等同于深顺公司通知；五、确认深顺公司已对中铁建设、中建三局、中建七局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六、深顺公司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李洪波、毛新君（五人以下合称“深顺公司原股东”）是深顺公司的原始股东，毛剑、王哲、刘益民合计持有深顺公司66%的股权，五人合计持有深顺公司100%的股权。2016年7月14日，深顺公司原股东召开股东会议，确认深顺公司短期借款明细：截止2016年7月14日止，深顺公司欠毛剑5903586.86元；欠李洪波1077853.71元；欠刘益民142579.28元（其中352800元系李洪波替孙凤利还借款）；欠于奎1539000元；欠毛新君355866.66元；欠唐永斌39935元。深顺公司原股东五人均在深顺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2016年7月18日，深顺公司原股东（甲方）与曾平波、曾肖（乙方）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由于深顺公司存在对毛剑、王哲、刘益民的股东借款，《协议》约定：一、甲方向乙方转让其合法持有的深顺公司100%的股权；二、转让价款为800000元；三、股权转让完成的条件：双方完成手续并在工商管理登记档案中登记；四、双方的权利义务：1、股权转让前的债权（详见交接附件）归甲方享有；2、股权转让前的债务（详见交接附件）及股权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3、乙方负责提供甲方为实现债权所需的相关手续及发票（税费由甲方承担、税率为3.3%，以实际开发票的税率为准），在甲方将债权收回之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由甲方王哲担任，保留法人章，债权全部收回后更换为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时间不超过两年；4、乙方如承接甲方债权单位业务，债权应按时间先后顺序支付；5、若出现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发生的未列入附件的债务，由甲方承担。协议附件中列明应付债务合计为2578112.86元，应收债权合计为17436322.93元，应还罐车欠款2037146.81元，应还设备款1694.7元。甲乙双方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2016年8月12日，深顺公司出具《担保书》，确认：1、《协议》附件中列明的应收债权已于2016年7月18日转给深顺公司原股东；2、深顺公司对外债权由王哲、刘益民负责收取和分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由王哲担任，保留法人章，直到上述公司债权由受让方收回，时间不超过2年；3、深顺公司对曾平波、曾肖履行《协议》提供担保。深顺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王哲在《担保书》上签字确认。2017年5月20日，曾平波、曾肖与孙凤利、毛顺军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深顺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孙凤利、毛顺军。2017年5月24日，深顺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1、公司股东变更为毛顺军、孙凤利；2、由毛顺军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理及公司监事；3、通过公司新章程。2017年5月31日，深顺公司办理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2017年6月8日，深顺公司向深顺公司原股东发出《关于秦皇岛深顺混凝土有限公司债务处理通知》，深顺公司现股东曾平波、曾肖将其所持有的深顺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毛顺军、孙凤利，法定代表人由毛顺军担任。同日，深顺公司向中建七局、中建三局、中铁建设发出《关于股权结构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通知》，通知其深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哲变更为毛顺军，并要求后续款项与法定代表人毛顺军联系履行，不得向深顺公司原股东履行。2017年7月4日，深顺公司向中建七局、中建三局、中铁建设发出新的《关于股权结构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通知》，强调款项的支付应与新的法定代表人毛顺军联系，并声明6月8日作出的《关于股权结构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通知》作废。2017年7月19日，毛剑、王哲、刘益民向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发出律师函，告知其原债权已转让给毛剑、王哲、刘益民，应向毛剑、王哲、刘益民支付款项。另查明，中建三局（承包人）与深顺公司（分包人）签订的合同约定：当分包人收款单位或收款账号发生变动时，应以函件的形式书面通知承包人，否则承包人有权拒绝付款。中建七局与深顺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应恪守本合同的承诺和约定，如需转让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必须事先征得对方的书面同意。中铁建设（需方）与深顺公司（供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未经需方书面同意，供方不得将合同项下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方，如供方违反本约定，视同供方违约，供方承担由此给需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关于毛剑、王哲、刘益民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确认债权转让的效力应符合债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时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据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该条明确了债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不仅需要双方达成合意，并且要求债权具有可让与性。毛剑、王哲、刘益民请求确认其已受让了深顺公司转让的所有债权应举证证明该债权的可转让性。并且，根据《协议》以及《担保书》，债权转让的受让方为原始股东，确认受让全部债权的主体应为原始股东，而非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亦辩称，《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东权益而非债权。综上，毛剑、王哲、刘益民主张其受让了深顺公司对其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条明确了债权转让的生效采用通知主义，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才对债务人生效。本案中，深顺公司与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签订的合同均约定，合同相对人转让合同权利均需要书面通知对方，中建七局、中铁建设还约定了债权的转让需要其书面同意。毛剑、王哲、刘益民仅提交了2017年7月19日作出的律师函/通知函证明其进行了书面通知，而深顺公司已于2017年5月31日将法定代表人由王哲变更为案外人毛顺军，因此毛剑、王哲、刘益民发出的律师函/通知函不能代表深顺公司，不能产生合同约定的变更效力。而且，毛剑、王哲、刘益民没有举证证明深顺公司已向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及其他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因此债权转让对于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关于毛剑、王哲、刘益民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为要求履行。涉案《协议》是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曾平波、曾肖签订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毛剑、王哲、刘益民只能请求曾平波、曾肖履行合同。由于曾平波、曾肖已将深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孙凤利、毛顺军，无法作为深顺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向外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关于涉案《担保书》，根据其表述“鉴于：转让方现股东曾平波、曾肖于2016年7月18日与受让方（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原股东）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依照该转让协议，特别是其中的第五条第1款及附件二，对受让方确认如下：……”，应认定《担保书》为根据《协议》作出的从合同，并非独立的合同，在主合同无法履行的条件下，毛剑、王哲、刘益民不具有强制履行从合同的请求权基础。综上，毛剑、王哲、刘益民依据《协议》及《担保书》要求深顺公司进行债权转让通知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关于毛剑、王哲、刘益民的第四项诉讼请求，由于深顺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变更了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深顺公司向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发出的通知符合合同关于合同变更的约定，毛剑、王哲、刘益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关于毛剑、王哲、刘益民的第五项诉讼请求，毛剑、王哲、刘益民没有举证证明深顺公司已经向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请求确认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毛剑、王哲、刘益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783.15元，由毛剑、王哲、刘益民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所涉中建三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的债权人为深顺公司，债权转让通知应当由深顺公司发出，方可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2016年7月18日，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与曾平波、曾肖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归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享有。毛剑、王哲、刘益民依据该协议提出本案诉求。本院认为，该协议系原始股东毛剑、王哲、刘益民、李洪波、毛新君，与受让股东曾平波、曾肖之间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基于股权转让关系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的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对深顺公司并不当然具有约束力，亦不能据此认定深顺公司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毛剑、王哲、刘益民。因此，一审法院驳回毛剑、王哲、刘益民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至于毛剑、王哲、刘益民与曾平波、曾肖之间因该协议尚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毛剑、王哲、刘益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783.15元（已由上诉人毛剑、王哲、刘益民预交），由上诉人毛剑、王哲、刘益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楠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