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6463号原告：何凌旺，男，195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河北冀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新成文化大厦201。法定代表人：杨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荣，女，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法务专员。原告何凌旺与被告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典当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凌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就X京房权证通字第XXXX号，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西营前街**楼**161房屋的典当当票原件及发票原件（发票共2张，金额分别为113万和60万）；2.判令被告向法院和原告出示当票存根联1-4联，并要求被告财务到法院说明情况，将存根联复印给法院和原告各一份；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原告因资金所需向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典当行）借款，按照华夏典当行的要求原告先要去长安公证处办理房（地）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的公证和授权委托卖房公证，抵押合同公证。当时原告问典当行和公证处为什么要办理两个意思表示相反的公证？被告回答说：根据典当管理办法，才做以上两个公证！！原告当时不知典当管理办法，现发现典当管理办法与这两个公证不符合。被告误导我们！！！何况是由华夏典当行指定的原告根本就不认识的人（杨巍）作为受托人来卖房。因为根据常理：原告如果卖房子就不需要再做借款公证了，更不需要找华夏典当行借款，况且贷款还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等。原告如果通过借款方式获得了资金，也就无需做卖房公证。如果通过卖房的方式获得了资金也就无需做借款公证。有了钱还卖房吗？因此原告认为同时做借款公证和卖房公证这是两个意思表示相反的公证是自相矛盾的行为，而被告却同时做出这两个公证，实属不符合常理，被告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二十三条中的相关规定。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五章第三十条，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凭证。华夏典当行与长安公证处恶意串通，被告以非法的手段到公证处骗取原告的借款合同公证、抵押合同公证和委托卖房公证，原告交了公证费而得不到公证书，原告不知道此三份公证书中的一切的内容，无法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不得不向法院起诉，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典当做完后，业务员已经将当票给对方了，我们现在没有，何凌旺如果丢失了应当去办理挂失手续，原告第二项诉请中除了第四联当户联外，其他的三联都属于典当行，原告没有权利要求我们出示，当时当票当户联原件都给原告了。当金给对方了我们也没有必要留当户那联，且我们已经将当金交付原告，我们不应当再就当金开发票。我们收的息费可以给对方开票，支付的当金按规定是不能开发票的，因为目前案涉的房产都已经绝当且已申请法院拍卖处置，还没有执行完，息费还没有分，所以不具备开发票的条件。原告已经支付过的息费如果原告要求开票我们可以开票，但是原告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开过，时隔好几年现在都是营改增变成国税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开，且原告要求开票必须提交相关凭证证明息费金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23日，何凌旺与华夏典当行签订《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华房最高额抵字JR010038号），约定为确保2014华房最高额典字JR010038号《房（地）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何凌旺自愿提供具有完全产权的房（地）产为主合同项下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73万元整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西营前街10号楼6层161房屋，所有权证编号：X京房权证通字第XXXX号，双方自愿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对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同日，双方就上述抵押合同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于2015年1月8日出具了公证书，赋予上述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庭审中，被告当庭出示了案涉房屋的两张当票财务联原件以供核对，原告认可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认为当票上当户签章处“何凌旺”签字不是自己签的，承认收到案涉典当款项，但坚持认为原、被告之间只是存在借贷关系，不存在典当关系，认为当票都是被告伪造的，被告制造假的当票到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坚持要求被告出示当票存根原件，坚持要求被告给付当票当户联原件。为证明被告并未将当票当户联原件交付原告，原告提交461号房屋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161号房屋当票当户联复印件，称被告申请执行时是拿着本应交付原告的当票第四联当户联去的，正好印证被告当时没有将当票当户联原件给原告。经询，原告称目前只调到161号房屋的当票当户联复印件，其他房屋的当票调到的都是第二联财务联。对上述原告的主张，被告解释称，当票当户联原件按业务流程及惯例由业务员当时已当面交付给了原告，所有当票的财务联原件因为入账都留存在账册里，其他的存根联及保管联因为公司中途搬家现在也找不到了，且业务都做完了我们也没有必要留。当需要申请执行时，就由当时的业务员将档案材料整理好了给我，我是公司法务，由我统一向公证处申请，有的业务员比较懒，嫌到财务调当票财务联原件再复印麻烦，就会在办理业务时直接复印了当票搁在档案材料里，需要的时候就直接给我，161号房屋这一笔是存在档案中的复印件，恰恰说明我们是开了当票的，我们申请执行时并不要求一定是原件，复印件盖上公司公章就可以，而且是关于身份类、申请类的材料需要盖公司公章，财务凭证类的当票、续当票、转账凭证等并没有要求盖公章。关于发票，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中发票开立金额指的是当金的数额，称被告在2019年诉讼中曾开过发票，但原告认为不是业务当时开的所以没要，就此，被告解释称典当行仅就当户支付的息费开具发票，当金系典当行支付给当户的钱不能开发票，如果原告要求就息费开发票我们也可以开，但是原告需要提供支付息费的相关凭证以明确具体金额，2019年原告起诉要求开票，我们当时问了税务局说虽然营改增了但是客户要求开也可以开，当时确实给何娟补开了一张金额为115200元的营业税发票，开票时间是2019年11月7日，项目就是息费，针对的是何娟抵押的251号房屋，应该是当时他们提交了部分支付息费的凭证所以才开的，就当金本身典当行是不开发票的。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19年11月7日谈话笔录及开庭笔录复印件、强制执行申请书复印件、当票复印件，被告提交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公证书及当票财务联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典当行和当户应当真实记录并妥善保管当票。典当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项法律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实践，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一套交易规则与惯例，在典当纠纷的审理中，应当充分尊重典当行业交易惯例，适用典当特有的法律规则予以判断处理。本案中，原告一方面承认已实际收取了当金，认可与被告签订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公证，一方面又否认与被告之间成立典当关系，否认被告曾交付自己当票原件，否认被告出示的当票财务联上的签字，主张是被告制造假的当票到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骗取原告的房产。现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交付当票当户联原件、当庭出示当票存根联1-4联、要求被告财务到法院说明情况、将存根联复印给法院和原告各一份的诉讼请求，与原告的上述主张逻辑上相悖，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有关被告在当票使用管理上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依法可以向有关监管部门反映处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就支付的当金开具发票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该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原告要求被告就支付的当金开具发票，不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另，被告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可以就收取的息费向原告开具发票，故，原告可以持息费支付的相关凭证直接要求被告开具发票，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在开具发票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亦可以向有关监管部门反映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凌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何凌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国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