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儒忠，男，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廷宇，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亚辉，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贤彬，女，196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郸，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卢小勉，女，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冶，广东广和（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儒忠因与被上诉人何贤彬、原审第三人卢小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4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儒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贤彬向陈儒忠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及自2015年7月8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一、二审诉讼费由何贤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何贤彬得利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和前案中都存在《合作协议（二）》，陈儒忠支付本案款项可能系履行上述协议行为是错误的。前案陈儒忠依据前述《合作协议（二）》起诉广东南海摩龙赢量化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龙赢公司）返还借款，经生效判决认定：合作协议未履行，陈儒忠主张的借款法律关系不成立，也就是说，《合作协议（二）》作为摩龙赢公司得到款项的法律依据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件所否定，因此不能成为本案何贤彬得款的法律依据。也正是前案生效判决认定陈儒忠主张的借款关系不成立的同时，明确指示陈儒忠可以另案起诉挽回付款损失，所以才有本案诉讼发生，本案起诉合情合理合法。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合作协议（一）》，陈儒忠支付款项可能系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股东认缴股份出资款错误。股东认缴投资款的认定有多个条件：需经符合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证报告；须经入股公司原始会计账册明确做账记载；需在工商登记中进行出资实缴登记；本案中陈儒忠支付款项已经有5年时间，而这些认定股东认缴投资款的文件均不存在。陈儒忠的款项支付到何贤彬个人名下，也非支付到陈儒忠投资的公司名下；公司另外的两个股东的投资款均分文未缴，陈儒忠作为小股东先行实缴也不符常理。综合上述情况，何贤彬主张得到本案款项系以《合作协议（一）》为依据，完全是临时编造的谎言，根本不成立。3.陈儒忠主张涉案款为借款的请求被驳回，何贤彬主张涉案款为投资款时即获支持，同一法院的不同认定尺度对陈儒忠极为不公。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相互转账金额相抵与其已查明的事实矛盾，且陈儒忠的损失与何贤彬获利30万元明显存在因果关系。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全部转账往来持平违背事实。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完整银行转账往来，双方半年来银行转账记录明确显示：陈儒忠通过卢小勉支付的30万元款项未收回；何家支付的30万元款项连本带利均已收回，且多得款项30万元，陈家与何家双方转账往来款项明显不平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5行“分析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并确认在2015年6月-7月期间，陈儒忠、卢小勉一方与何贤彬、何贤霏一方的相互转账的金额完全相同”，截取部分时间段的转账记录仅显示双方资金投入情况。对于2016年7月及之后的转账和双方资金回报情况，却避而不谈。由此导致陈儒忠受损与何贤彬获利的客观事实被掩盖。2.陈儒忠的受损与何贤彬获利明显存在因果关系。如银行流水所示，陈儒忠和案外人何贤霏各投30万元入混沌公司炒期货。经过一段时间操作后有所盈利，投资的60万元增至766313.74元。何贤霏连本带利收回466313.74元。陈儒忠却连本金都没收回。因为另外30万元由何贤彬收取不肯退还。根据上述转账往来，陈儒忠的30万元明显流向了何贤彬账户，两者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三、一审法院称陈儒忠追求主观上的公平不符事实。前案（2019）粤06民终1602号判决书告知陈儒忠可另案主张权利。陈儒忠依据前述生效判决，另行向何贤彬主张权利，有合法依据。另外，前案陈儒忠的诉求未得到支持的原因是法院认为陈儒忠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款30万元转入公司；但本案被告为何贤彬，陈儒忠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款30万元转给何贤彬。何贤彬不当得利30万元，陈儒忠损失30万元。陈儒忠正是为追求客观上的公平，另行提起诉讼，并已严格按照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完成举证。四、陈儒忠与何贤彬的损失和得利事实清楚。从法院查明的银行资金往来看，陈儒忠和何贤霏各向卢小勉转账30万元，共计60万元，卢小勉全部转入混沌公司账户，何贤彬未向卢小勉转入过任何钱款。该60万元之后增值到766313.74元，其中30万元流入到何贤彬账户，466313.74元流入到何贤霏账户，何贤霏将投入的30万元连本带利全部收回，陈儒忠分文未收回。从资金流向可清晰看出，何贤彬未出一分钱，账户却多了30万元，其得利30万元事实清楚，陈儒忠投入30万元，最终分文未收回，损失30万元事实清楚。五、陈儒忠的损失与何贤彬的得利存在因果关系。涉案30万元是陈儒忠为履行《合作协议（二）》借款给摩龙赢公司的借款，但是该借款没有到摩龙赢公司账户下，而被何贤彬无合法理由据为己有，陈儒忠的损失与何贤彬的得利存在因果关系。六、一审认定何贤彬得利有法律依据错误。1.何贤彬并非《合作协议（二）》的当事人，其不可能因该协议而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何贤彬可能基于该协议得利而存在法律依据，证据不足。何贤彬一审中主张获得该30万元是投资款，一审法院已对该主张不予确认，后又认为可能是履行《合作协议（一）》中约定的投资款，明显自相矛盾。2.一审法院认定何贤彬所得款项可能是履行《合作协议（一）》中约定的认缴出资款不成立（前文已论述理由）。3.陈儒忠在本案主张的不当得利与前案主张的借款纠纷并不矛盾。前案主张借款纠纷是基于陈儒忠履行《合作协议（二）》借款给摩龙赢公司的客观事实，但该客观事实前案不予认可，前案生效判决认定：合作协议未履行，陈儒忠主张的借款法律关系不成立。陈儒忠提起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则是基于前案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本案陈儒忠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推翻前案认定的事实，因此法院应当以前案确定的法律事实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陈儒忠在前案及本案中均诉称涉案款项系履行《合作协议（二）》的合同义务，并提供了两份合作协议、法庭调查笔录、卢小勉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为由，认为本案涉案标的存在法律依据，是对证据规则的错误适用而得出的错误结论。前案因举证不能，认定合作协议未履行，借款法律关系不成立，本案却认定何贤彬得利是有法律依据的，实际认可该协议已经履行，前案与本案认定事实存在明显矛盾。七、何贤彬应当对获利具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首先，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陈儒忠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意外情况，故何贤彬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何贤彬承担举证责任。八、一审法院认为何贤彬获利的可能依据是借贷关系或投资关系，但两个法律关系的资金流入方均为摩龙赢公司，何贤彬并非收钱主体，所以何贤彬获利没有合同根据。九、根据民间借贷一案的判决以及何贤彬在该案的举证情况，因出借人未履行出资义务，借贷关系法院认定不成立，因何贤彬未充分举证，投资关系也不能成立，何贤彬不能依据未成立的借贷关系或投资关系获利，更何况何贤彬也并非两法律关系的主体，故获利无合法根据。十、一审判决依据十年前的案例作出判决，以前的观点早已过时，而且适用条件与本案不一致。何贤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陈儒忠的上诉主张和意见。卢小勉述称，卢小勉收到的涉案30万元实为陈儒忠支付的款项，卢小勉仅根据吴才彬的指令进行了转账操作。陈儒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何贤彬向陈儒忠返还不当得利款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8日起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日为5万元，共计35万元；2.何贤彬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7日，陈儒忠与案外人何贤霏、何贤彬签订《合作协议（一）》，约定：陈儒忠与何贤霏、何贤彬三人以认缴出资的方式共同成立摩龙赢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陈儒忠、何贤霏、何贤彬分别认缴出资45万元、240万元、15万元，分别占公司股权15%、80%、5%。同日，陈儒忠与何贤霏、何贤彬另签订了《合作协议（二）》，约定：陈儒忠与何贤霏、何贤彬为支持摩龙赢公司的经营发展，分别向摩龙赢公司提供资金30万元作无偿使用；全部资金用于期货、股票等证券投资；期限自2015年6月8日起至2017年6月8日止，期间陈儒忠与何贤霏不得向摩龙赢公司收取任何利息及费用；期限届满后公司应当将上述资金分别返还陈儒忠及何贤霏；若上述投资产生亏损，摩龙赢公司将以其经营的收入对亏损部分进行补偿，若经营收入不足以补偿，差额部分由摩龙赢公司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以保证借款到期后顺利归还。2015年5月29日，陈儒忠的尾号为0713的银行账号向卢小勉尾号为3916的银行账号转账25万元。2015年6月4日，案外人何贤霏通过尾号为5465的银行账号向卢小勉上述银行账号转账25万元；当日，卢小勉通过上述银行账号向何贤霏尾号为5465的银行账号转回25万元。2015年6月7日，案外人陈佺忠的尾号为0311的银行账号向卢小勉上述银行账号转账5万元。2015年6月8日，卢小勉通过上述银行账号向混沌天成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混沌公司）转账30万元；同日，何贤霏通过尾号为5465的银行账号向卢小勉上述银行账号转账30万元；同日，卢小勉通过上述银行账号向混沌公司再次转账30万元。2015年6月24日，混沌公司向卢小勉上述银行账户转账103000元；同日，卢小勉通过上述银行账号向何贤彬的银行账号转账10万元。2015年7月8日，混沌公司向卢小勉上述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同日，卢小勉通过上述银行账号向何贤彬的银行账号转账20万元。2015年7月15日，摩龙赢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陈儒忠认购出资45万元，占公司股权的15%；何贤霏认缴出资24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80%；何贤彬认缴出资15万元，占公司股权的5%；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何贤彬。2015年11月11日，混沌公司向卢小勉上述银行账户转账466313.74元；同日，卢小勉通过上述银行账号向何贤霏的银行账号转账466313.74元。另查一，双方均确认陈儒忠在本案主张的款项与在前案（2018）粤0605民初24443号、（2019）粤06民终1602号中主张的款项一致。陈儒忠在庭审中诉称其就上述生效判决提起了再审申请，但被驳回再审申请。另查二，案外人何贤霏与本案何贤彬为姐妹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标的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获利无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陈儒忠主张其支付的30万元款项在前案中未被认定为借款，故应属不当得利；何贤彬则主张该款项性质为投资款，不构成不当得利。综合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标的不构成不当得利，理由如下：本案陈儒忠诉称不当得利的类型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属于权利发生规范，陈儒忠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首先，陈儒忠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为之给付缺乏法律根据。其一，陈儒忠在前案及本案中均诉称涉案款项系履行《合作协议（二）》的合同义务，并在本案中提供了两份合作协议、法庭调查笔录、卢小勉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即说明涉案标的存在法律根据，但陈儒忠又在本案中主张涉案标的为不当得利，其前后两案的主张以及其主张与举证之间存在自相矛盾。其二，从陈儒忠举证及陈述来看，陈儒忠、何贤彬及案外人何贤霏除签订《合作协议（二）》外，同时另行签订了《合作协议（一）》约定合作投资成立摩龙赢公司，陈儒忠亦在《合作协议（一）》中认缴出资45万元，因此涉案款项除可能为借款外，还可能系履行《合作协议（一）》的款项，涉案款项并非因前案生效判决未认定为借款而仅存不当得利的可能性，陈儒忠及案外人陈佺忠的转账行为并非当然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其次，陈儒忠也未能举证证明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其一，从资金流向上看，已生效的（2018）粤0605民初24443号民事判决书将陈儒忠与卢小勉、何贤霏和何贤彬分别作为利益共同体，分析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并确认在2015年6月-7月期间，陈儒忠、卢小勉一方与何贤彬、何贤霏一方的相互转账的金额完全相同，陈儒忠虽对该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其二，陈儒忠主张其方支付的30万元并非与何贤彬一方支付的30万元相抵，而是于2015年6月8日转入混沌公司，但从陈儒忠提交的卢小勉银行流水来看，卢小勉分别于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8日分别收到混沌公司转入的103000元、20万元，同日则向何贤彬分别转账10万元、20万元，从资金流转的时间关系、主体关系来看，陈儒忠所主张其支付的款项与何贤彬所收取的款项之间并未体现出直接关联性，而陈儒忠提供的证据并无法证明其与陈佺忠在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7日转给卢小勉的共30万元与卢小勉分别于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8日向何贤彬转账的共30万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陈儒忠诉称因前案未能确认借贷关系，因此只能以不当得利起诉，但在前案中，陈儒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即是支付前述《合作协议（二）》约定的借款，从而未能得到支持，其在本案中又以不当得利起诉，系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但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陈儒忠在本案中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标的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合以上理由和本案实际情况，在陈儒忠以不当得利为诉讼请求权基础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释明仍坚持以该案由起诉，又不能就其主张的事实及涉案标的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陈儒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儒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减半收取3275元（陈儒忠已预交3275元），由陈儒忠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2015年6月7日，陈儒忠与何贤霏、何贤彬另签订了《合作协议（二）》，约定：陈儒忠与何贤霏、何贤彬为支持摩龙赢公司的经营发展，分别向摩龙赢公司提供资金30万元作无偿使用”不予确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5年6月7日，陈儒忠与何贤霏、何贤彬签订《合作协议（二）》约定：陈儒忠与何贤霏为支持摩龙赢公司的经营发展，分别向摩龙赢公司提供资金30万元作无偿使用，摩龙赢公司承诺将上述资金60万元全部用于期货、股票等证券投资，投资产生的收益用于摩龙赢公司的日常经营费用支出，剩余部分归摩龙赢公司所有。另查明二，陈佺忠是陈儒忠弟弟，陈儒忠称陈佺忠代其于2015年6月7日向卢小勉转账5万元，因此陈儒忠共向卢小勉转账30万元。卢小勉对此予以确认。另查明三，一审诉讼期间，摩龙赢公司出具声明，称本案涉及的陈儒忠30万元系陈儒忠投入摩龙赢公司的投资款。何贤彬于二审庭审中称：向卢小勉转账30万元是因为约定了用卢小勉的账户炒期货；在摩龙赢公司成立之前，双方协商一致利用吴才彬的金融知识炒期货，因此陈儒忠和何贤霏分别转账30万元到卢小勉账户，本金和获利的钱用于公司运作；卢小勉于2015年6月24日、7月8日向其转账共计30万元是用于开办、经营公司，可以认定为出资款。另查明四，摩龙赢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摩龙赢公司的股东为陈儒忠、何贤彬、何贤霏，三人认缴资金分别为45万元、15万元、24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35年12月31日，实缴资金均为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卢小勉分别于2015年6月24日、7月8日转给何贤彬的10万元、20万元是否构成何贤彬的不当得利。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可知，陈儒忠通过其本人及陈佺忠银行账户共转账30万元至卢小勉账户；何贤霏亦转账30万元至卢小勉账户。卢小勉收到上述60万元后转账至混沌公司，其后混沌公司分三次向卢小勉共转回769313.74元，卢小勉收到后将其中30万元转给何贤彬，466313.74元转给何贤霏。何贤彬认为其收取的30万元是陈儒忠作为摩龙赢公司股东支付的出资款，但陈儒忠、何贤彬、何贤霏签订的《合作协议（一）》约定陈儒忠出资45万元与何贤彬主张陈儒忠的30万元为出资款在金额上完全不符，且摩龙赢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摩龙赢公司的股东即陈儒忠、何贤彬、何贤霏三人均尚未实际出资，因此何贤彬关于其收取陈儒忠30万元出资款的陈述不属实，本院不予采信，此其一。其二，银行流水显示陈儒忠、何贤霏分别转账30万元至卢小勉账户，通过卢小勉的账户转入混沌公司用于期货投资，何贤彬称期货投资的本金和收益用于公司运作，但其与陈儒忠并未对此签订相关的协议进行约定，即便是《合作协议（二）》也仅是约定将投资期货后的盈利部分用于摩龙赢公司的日常经营，本金60万元应当分别返还给陈儒忠、何贤霏。因此何贤彬的该项主张也不成立。第三，生效的（2019）粤06民终160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陈儒忠与摩龙赢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何贤彬作为摩龙赢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不可能收取陈儒忠30万元借款。综上，何贤彬关于其收取陈儒忠30万元的依据陈述前后不一，且均无证据证实，故本院确认何贤彬获取陈儒忠30万元无法律依据。由于陈儒忠汇入卢小勉账户的30万元经期货投资后转账给了何贤彬，何贤彬收取该30万元无合法依据，且何贤彬获利与陈儒忠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何贤彬的获利构成不当得利，陈儒忠有权请求何贤彬予以返还。何贤彬自款项取得之日（2015年7月8日）即构成不当得利，陈儒忠有权要求何贤彬返还30万元及自2015年7月8日起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合理孳息，陈儒忠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2015年7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陈儒忠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本案因当事人新的陈述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4672号民事判决；二、何贤彬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儒忠返还3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陈儒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陈儒忠已预交），由何贤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陈儒忠已预交），由何贤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陈 文审判员  周 嫄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