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裕联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谷饶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晓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更生，广东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少红，女，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雄，广东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沛冬，广东新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翁欣楷，男，199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上诉人汕头市裕联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联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少红、原审被告翁欣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20）粤5102民初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裕联发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驳回李少红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以李少红提供结算单、送货单、过磅单为依据，认定裕联发公司2016年12月22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及结算之后，双方发生17笔购销关系，对于结算单证明裕联发公司2016年12月22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裕联发公司没有异议，但仅凭没有裕联发公司方签名盖章的所谓送货单、过磅单，认定2016年l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裕联发公司于李少红在结算之后，双方发生17笔购销关系，金额为163200元，显然是缺乏证据的。2.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双方又发生l4次交易，金额为914000元，其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一审认定的理由是：李少红对数量单价总价做了详细陈述，有裕联发公司的员工张丹丽于李少红的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和提取聊天记录公证书；裕联发公司存在前后表述不一。一审以上述证据和理由，认定本案关键的事实是错误的。(1)李少红陈述详细与否，都只是李少红单方的陈述，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是不能认定的。(2)微信聊天、短信记录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认不能作为证据。李少红提交的与裕联发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短信记录，其真实性、是否经过剪辑等均无法确认，因此，该微信聊天、短信记录是不能作为证据的。至于公证书则只是证明文字版从手机中提取过程而已，关于手机是否属是原始载体及手机中的聊天内容是否真实、是否经过剪辑，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显然，一审把未经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聊天、短信记录作为证据是错误的。(3)认定裕联发公司前后表述不一致，纯属歪曲事实。裕联发公司始终一致表述，裕联发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之后，有与李少红继续交易，2016年12月22日结欠货款525010元和之后交易的货款已经全部付清。至于结算之后交易多少次?每次交易的具体金额多少?裕联发公司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本案的小交易，在付清款项之后，没有留存交易记录，无法记清交易的具体次数及每次交易的具体金额是十分正常的。裕联发公司在本案中，一直陈述2016年12月22日结欠货款525010元之后，双方的交易金额为裕联发公司向李少红汇款的金额减去525010元剩下的数额，前后表述始终一致，也合乎情理。（二）一审错误理解双方的举证责任，导致对事实做出错误的认定。本案裕联发公司已经充分举证在结算之后向李少红汇款大于欠款数额，裕联发公司已经完成了还款的举证责任。如李少红不能举证证明该汇款是结算交易之外的交易，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错误的把应由李少红举证的责任认为属于裕联发公司的举证责任，因此，错误认定裕联发公司抗辩证据不足，做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裕联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李少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充分。1.裕联发公司在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的开庭质证意见中均对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的l7笔购销关系的送货单等证据表示无异议，已构成对本案l7笔购销关系的自认，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反观裕联发公司在多次构成自认的情况下，现对一审认定事实持否认意见，且无新的证据予以反驳、证明，其上诉意见应不予采信。2.一审法院对关于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双方发生的l4笔交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裕联发公司虽对一审法院依据裕联发公司员工张丹丽与李少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提取聊天记录的公证书的真实性持异议意见，但李少红提交的上述证据内容系来自与裕联发公司员工张丹丽与其实际控制人林逸华的聊天记录，裕联发公司认为真实性存在异议，其完全具备证明其异议意见的能力却不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本案中，一审法院乃至第一次上诉庭审期间，法院均要求裕联发公司对其2016年12月22日结欠525010元后双方的交易数量、数额予以出示证明，裕联发公司均未出示相应的证据，履行证明其主张的义务。裕联发公司作为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其应当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双方当事人系自2000年便产生买卖合同关系，仅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28日一年多时间便有ll64000元的交易数额，双方的交易数额如此巨大，裕联发公司主张其没有留存交易记录，对交易数量、交易金额不清楚，这显然有悖常理，作为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若对如此大的交易不存在记录，显然不符合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这样的主张显然存在隐瞒事实的嫌疑。因此裕联发公司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分配责任正确。本案中，李少红已在原一审和发回重审期间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主张的事实，裕联发公司虽对李少红的证据存在异议，且提供相应的转账流水反驳并主张其已履行还款义务，但却对其转账流水涉及的具体交易数量、单价等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对交易数额的陈述前后不一，因此裕联发公司虽提供相应的转账流水但亦未能证明其已完全偿还货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要求裕联发公司对其反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正确且于法有据，裕联发公司对其反驳意见负有举证的义务，其未能举证证明其反驳事实，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翁欣楷没有答辩。李少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裕联发公司、翁欣楷立即付还李少红货款438210元及该款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裕联发公司、翁欣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少红与马西海于1991年9月16日登记结婚。李少红与裕联发公司有购销净水材料业务往来。双方没有订立书面购销合同，由李少红按照裕联发公司的订货需求向其供货，双方再进行累计结算，裕联发公司或以现金或通过其股东张应楚的银行账户向李少红的丈夫马西海的银行账户汇款以付还货款。2016年10月6日及同年12月1日，裕联发公司财务人员翁欣楷分别在李少红与裕联发公司双方往来明细清单上签名确认结欠货款，2016年12月1日确认裕联发公司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后李少红在双方往来明细清单上翁欣楷签名的后面标注“2016.12.1日收到50000元2016.12.29收50000元2016.12.23日后，又送货（实际163200元）2016.12.23日后收2笔现金拾万元（5万+5万）以前仍结欠425210元+现欠163600元=588810元截止2017年1月22日实际结余588810元”，原一审诉讼过程中裕联发公司、翁欣楷对上述李少红所标注的内容不予确认。李少红与裕联发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进行结算后，双方继续发生购销净水材料业务往来。李少红称，从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双方又发生17笔购销关系，计货款163200元，双方继续采取上述累计结算的方式进行交易，具体是：2016年12月7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8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13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14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16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20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30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6年12月31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5日供货共8吨，每吨2400元，共计19200元；2017年1月6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10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11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15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18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21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2017年1月22日供货4吨，每吨2400元，共计9600元。李少红为证明其主张举示以下证据：1.送货单,拟证明裕联发公司拖欠李少红货款的事实;2.过磅单，证明李少红于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期间多次向裕联发公司送货，每车净水材料4吨的事实。裕联发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对上述证据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重审时对过磅单认为没有裕联发公司人员签名及公司盖章，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李少红又称，此后因裕联发公司所欠货款太多，李少红不想发货，故双方采取现付现发的方式供货，即李少红收到裕联发公司的货款后才向其发货，双方于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又发生14次交易，交易总货款是914000元，具体是：2017年2月21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7年3月31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7年4月28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7年6月11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7年8月4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7年11月21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8年1月16日供货20吨，每吨2200元，共计44000元；2018年1月24日供货30吨，每吨2200元，共计66000元；2018年4月1日供货30吨，每吨2400元，共计72000元；2018年4月19日供货30吨，每吨2400元，共计72000元；2018年5月3日供货30吨，每吨2400元，共计72000元；2018年5月15日供货30吨，每吨2400元，共计72000元；2018年5月23日供货20吨，每吨2400元，共计48000元；2018年5月29日供货30吨，每吨2400元，共计72000元。李少红为证明其主张举示以下证据：1.裕联发公司员工张丹丽与李少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2017年2月起，裕联发公司再向李少红多次购买净水材料，且均由裕联发公司先行支付货款后，李少红再安排送货上门；李少红运送的绝大多数批次的净水材料为30吨/车；裕联发公司卸货后，李少红向其支付卸货费用等事实。2.短信记录，证明裕联发公司再向李少红多次购买净水材料，且均由裕联发公司先行支付货款后，李少红再安排送货上门；李少红运送的净水材料为30吨/车；李少红的丈夫多次请求就尚欠货款40多万元进行对账，裕联发公司口头答应但实际一直拖延等事实。3.（2019）粤潮韩江第1755号公证书（内容系李少红与裕联发公司的保管人员张丹丽的微信聊天记录录像，具体内容按照上述证据1的书面内容），证明自2017年2月起，裕联发公司再向李少红多次购买净水材料，且均由裕联发公司先行支付货款后，李少红再安排送货上门；李少红运送的绝大部分批次的净水材料为30吨/车；裕联发公司组织工人卸货后，李少红通过微信向裕联发公司支付卸货费用（分别是：2017年4月6日、2017年8月4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1月24日、2018年4月7日、2018年4月20日、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29日），其中绝大多数的卸货费用转账时间发生在上述货款转账之后不久，能够证明涉案每笔分别为66000元与72000元的转账系裕联发公司向李少红另外购买净水材料的事实，与涉案欠款并无关系。另有裕联发公司提交的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28日汇款明细可以印证上述事实。裕联发公司承认李少红于裕联发公司要求送货时要其付清之前或现在的货款，所以出现送货当天付过款的情况，但认为该些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少红的主张，李少红主张的现款交易及交易14次是不真实的，对李少红提交的付款明细也不予认可。原一审庭审中，裕联发公司主张2016年12月1日后双方发生的购销金额为462990元，但对相对应的货物数量、单价表示无法陈述。重审时又主张2016年12月1日后双方发生的购销金额为1164000元减去525010元的差额，对相对应的货物数量、单价同样无法作陈述。2016年12月1日双方结算后，李少红主张裕联发公司的还款情况是：2016年12月1日付还5万元、2016年12月26日付还5万元、2017年1月24日付还10万元、2018年2月12日付还5万元，总共付还25万元，该25万元是付还2017年2月21日之前累计结欠的货款；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采用现付现发的方式供货，共收货款914000元，均在每批货物发货前付清。裕联发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称，结算后付还此前及结算后继续购买货物的货款共计988000元，减去2016年12月1日结欠货款525010元，余462990元是结算后继续购买货物的货款；重审时则主张，结算后共支付李少红货款1164000元，其中525010元是支付之前结欠的欠款，剩下的就是结算后再次向李少红购买货物所欠的款项。2019年2月2日李少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处理。李少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申请证人蓝三松出庭作证，蓝三松证实其从事运输服务工作，从2000年开始为李少红运送净水材料给裕联发公司，2017年2月之后因对方欠钱，就没有帮李少红运送货物给裕联发公司。其经手的货物每吨2400元，每次所运货物数量为4吨，其不清楚李少红与裕联发公司、翁欣楷结欠货款的情况。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依法出具律师调查令，1.向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潮阳分局调取张丹丽、翁欣楷（身份证号码440************835）在裕联发公司的社保缴纳记录情况。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潮阳分局分别出具上述两人的个人基本情况表及个人投保历史，记录表中显示的单位名称为裕联发公司;2.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查微信号Blue027316(呢称：SeptemberMerry)与微信号：a131*****088(呢称：枫叶红了的季节)的转账记录信息；微信号Blue027316(呢称：SeptemberMerry，关联手机：134*****037)的用户实名注册信息；微信号：a131*****088(呢称：枫叶红了的季节，关联手机：131*****088)的用户名注册信息。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函复，内容是“微信号绑定财付通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是：blue027316姓名张丹丽身份证号440************526；a131*****088姓名李少红身份证号410************522。裕联发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对于2016年12月1日裕联发公司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以及结算后双方继续发生购销净水材料业务往来，从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发生17笔购销关系，计货款163200元，有李少红提供的结算单、送货单、过磅单及当事人的陈述为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2017年2月21日之后双方以现结方式另行发生的买卖关系次数及货款金额。李少红称，因裕联发公司所欠货款太多，故双方采取现付现发的方式供货，双方于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又发生14次交易，对具体交易时间、供货数量、货物单价、总价均作了详细陈述，交易总货款是914000元，其上述陈述有裕联发公司员工张丹丽与李少红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2019）粤潮韩江第1755号公证书以及裕联发公司提供的汇款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裕联发公司对李少红上述主张虽予以否认，但其承认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结算后继续发生购销业务往来，也承认李少红于裕联发公司要求送货时要其付清之前或现在的货款，所以出现送货当天付过款的情况，却对2016年12月1日后双方发生的购销金额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表述不清的情形，且裕联发公司作为购货方，对所购货物的次数表示无法确认，对其自认的双方结算后发生的购销金额所对应货物数量、单价也表示无法陈述确实有悖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裕联发公司的抗辩意见理由及依据均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少红主张的上述事实，有相应的证据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裕联发公司在2016年12月1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继续向李少红购买货物的货款为163200元，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继续向李少红购买货物的货款为914000元，总计货款1602210元，抵除裕联发公司已付还的货款1164000元，尚欠货款43821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现李少红请求裕联发公司付还货款438210元及该款逾期付款损失，该请求合法，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其请求的逾期付款损失可自李少红起诉之日（2019年2月2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上浮30%计。关于翁欣楷应否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讼争货款系李少红与裕联发公司发生的购销关系而产生，翁欣楷在双方往来明细清单上签名，系作为裕联发公司的员工履行职务的行为，该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裕联发公司承担。李少红请求翁欣楷共同承担责任缺乏相关的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裕联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还李少红货款438210元及该款自2019年2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上浮30%计的逾期付款损失；（二）驳回李少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882元，由裕联发公司负担，裕联发公司应负担的受理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李少红主张裕联发公司尚欠其货款438210元，对于该数额，李少红主张是裕联发公司在2016年12月1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继续向李少红购买货物的货款为163200元，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继续向李少红购买货物的货款为914000元，总计货款1602210元，抵除裕联发公司已付还的货款1164000元，尚欠货款438210元。裕联发公司则确认了在2016年12月1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但对于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17笔交易货款共163200元及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14笔交易货款914000元予以否认，认为其没有欠李少红货款，其付还的1164000元除了付还结欠的525010元之外，其余金额即为双方在结算之后再行发生的数额。根据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在2016年12月1日结算之后，裕联发公司与李少红共发生多少笔交易，金额是多少。（二）裕联发公司是否尚欠李少红货款，如有欠款，数额是多少。关于焦点（一），1.裕联发公司在本案原一、二审确认了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发生17笔交易涉及货款163200元的事实对相应的送货单及过磅单均无异议，在重一审时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则认为一审认定该17笔交易缺乏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的规定，裕联发公司具有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已对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发生17笔交易涉及货款163200元的事实进行了自认，现又反悔，但无提供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到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裕联发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该认定事实错误理由不能成立。本院确认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李少红和裕联发公司发生17笔交易涉及货款163200元。2.李少红主张双方在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发生14笔交易，货款共914000元。对此提交了裕联发公司员工张丹丽与李少红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2019）粤潮韩江第1755号公证书以及裕联发公司提供的汇款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1）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裕联发公司认为其真实性、是否经过剪辑等无法确认。二审询问裕联发公司对聊天记录及短信的真实性有何异议，裕联发公司认为李少红没有提交原始载体，可能经过剪辑。经审查认为，裕联发公司并没有对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实质性异议，而是对证据形式有异议，该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在李少红一审时已提交了手机原始载体交法庭核对，并提交了经公证机关公证从手机中录制微信聊天记录的光盘作为证据交法院存卷备查，证据形式合法。裕联发公司并没有向法院申请鉴定该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是否存在篡改、剪辑，其提出可能经过剪辑并无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该证据可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2）汇款明细中除了双方确认是付还已发生的货款5万元，5万元，10万元，5万元外，其余汇款数额出现了9600元，66000元，44000元，72000元，48000元等数额，与李少红陈述的每次交易的货物数量及单价计算的相应货款吻合，也与微信聊天记录上涉及的交易时间和货物数量能对应。李少红的陈述是与汇款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体现的事实一致的，裕联发公司认为只是单方陈述，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的规定，一审法院将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3）裕联发公司在原一审时认为在双方结算之后发生交易的总货款为988000元减去525010元，在原二审及本案一二审则陈述是1164000元减去525010元，一审认定裕联发公司前后表述不一致并无不当。（4）由于本案双方确认在结算之后还存在现结方式进行的交易，因此不能仅以裕联发公司结算后向李少红汇款金额大于结算金额就认定裕联发公司已付还全部货款，而是应查明双方发生现结方式进行的交易次数及货款。李少红已完成其举证责任，裕联发公司有异议，却对2016年12月1日结算后所购货物的次数表示无法确认，对其自认的双方结算后发生的购销金额所对应货物数量、单价也表示无法陈述，应由裕联发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确认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李少红和裕联发公司发生14笔交易涉及货款914000元。关于焦点（二）。经审查，裕联发公司在2016年12月1日结欠李少红货款525010元，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2日继续向李少红购买货物的货款为163200元，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5月29日继续向李少红购买货物的货款为914000元，总计货款1602210元，抵除裕联发公司已付还的货款1164000元，尚欠货款438210元，一审认定尚欠货款数额正确。综上所述，裕联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82元，由汕头市裕联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慕成审 判 员 陈 烨审 判 员 杨 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子鋆书 记 员 黄雪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