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5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洪平，男，197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祥，广东金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骏林，男，199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蓬江区圣美利五金配件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霞村工业区。经营者：代吉堂。原审被告：代吉堂，男，195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上诉人代洪平，被上诉人何骏林以及原审被告蓬江区圣美利五金配件加工厂（以下简称圣美利厂）、代吉堂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8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代洪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代洪平支付货款119301.5元给何骏林；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骏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定代洪平拖欠何骏林货款299958.5元明显错误。一、根据何骏林提供的对账单显示，代洪平在2015年9月11日确认至2015年9月10日止欠何骏林货款772973.5元。二、在对账后，何骏林收取货款的详细情况如下：（一）根据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结合代洪平提供的收据以及何骏林提供的付款明细表来看，在2015年9月11日后，代洪平共向何骏林支付货款217930元（319520元－40000元－61590元）；（二）在2015年12月31日，佛山市顺德区甲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何骏林开办的企业，以下称甲公司）、圣美利厂（乙方）与佛山市顺德区乙照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丙方，下称乙公司）三方签订一份《转让协议》，在协议中约定以下内容：一、乙方同意将对丙方享有的债权148000元全部转让给甲方。二、甲方同意受让乙方上述债权，直接向丙方主张要求履行。四、上述债权转让实现后：1.乙、丙之间上述转让的同等金额债权债务归于消灭。2.甲、乙之间上述转让的同等金额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也就说，根据协议的约定，圣美利厂与何骏林之间的148000元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根据何骏林提供的付款明细表以及庭审笔录中第5页：在2017年2月25日前，乙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已向何骏林支付了126000元（60000元+66000元）。（三）在2017年2月25日，何骏林（甲方）、圣美利厂（乙方）、乙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以下内容：第一、丙方乙公司代为乙方圣美利厂向甲方何骏林支付货款287742元；第三、如乙方圣美利厂、丙方乙公司有违约或不按照本协议支付，甲方何骏林有权从供货日期以月息1%追究该乙、丙方双方责任，并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由于乙公司没有付款，为此，何骏林向法院提出诉讼，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该287742元债权已由（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在调解后，根据何骏林在2018年2月5日的申请执行书中的陈述，由于乙公司只是在2017年7月24日（何骏林在付款明细表中只列了7月4日转13978元）、同年8月8日、同年9月日、同年11月9日分别支付了23978元，并于同年12月21日支付了10000元，共支付了105912元，尚欠货款本金181830元。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8）粤0606执2186号。代洪平认为虽然协议书中约定如圣美利厂、乙公司有违约或不按协议支付，何骏林有权从供货日期以月息1%追究圣美利厂的违约责任。但是，何骏林已经根据协议书的约定，以乙公司作为被告提出诉讼，法院受理后，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在出具调解书后，何骏林以乙公司没有完全履行调解书的付款义务为由，申请强制执行，并得到部分执行款。因此，何骏林无权再以2017年2月25日《协议书》中约定的287742元债权提出本案的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何骏林在本案中再次诉讼的请求，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诉”的原则，属于程序明显不当，错误的判决导致何骏林就同一债权得到两份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何骏林存在重复主张债权，一审法院支持何骏林这287742元债权的诉讼请求明显是错误的。可以视为代洪平已向何骏林支付了287742元，何骏林只能根据（2018）粤0606执2186号执行案件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继续向乙公司主张权利，而不能在本案中重复主张权利。经上所述，认定在2015年9月11日后，代洪平已共向何骏林支付了653672元（148000元+287742元+217930元），何骏林还有可能收取了除付款明细表所列的金额之外的款项，但是，就现时已有的证据来看，代洪平只是欠何骏林货款119301.5元（772973.5元－653672元）。何骏林答辩称，代洪平上诉请求无理，一审认定圣美利厂、代吉堂欠何骏林货款299958.5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代洪平上诉称何骏林与代洪平之间148000元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不符合双方以及《转让协议》约定，是代洪平对《转让协议》的单方错误理解，从该协议约定第四条明确上述债权转让实现后圣美利厂与乙公司之间的同等金额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二、从该协议看，甲乙之间上述转让的同等金额债权债务归于消灭，148000元债权债务归于消灭的前提是乙公司完成向何骏林支付148000元而不是该转让协议一签订就消灭148000元的债权债务。三、代洪平称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可视为其向何骏林支付287742元与事实不符，是代洪平对协议的单方错误理解。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乙公司代圣美利厂向何骏林支付287742元，可见双方的真实意思不是代洪平所称的287742元债务承担。四、何骏林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148000元加上乙公司出票的退票150000元、未偿付的90000元，合计238000元，扣除66000元，尚欠172000元，直到2017年2月25日，代洪平提出由乙公司代付115742元，加上余欠172000元合计287742元，即《协议书》约定的金额，协议书形成后乙公司累计129103元，可见乙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为66000+129103+60000元=255103元。五、代洪平在本案中存在虚假陈述。2015年9月11日签名确认欠款772973.5元，却故意虚假陈述提出鉴定，然而鉴定结论为其自己签名，是为了拖延时间，也是为了转移财产取得时间。圣美利厂、代吉堂未作陈述。何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圣美利厂向何骏林支付货款30064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5年6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2.代吉堂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3.代洪平承担个人连带清偿责任；4.圣美利厂、代吉堂、代洪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何骏林与代洪平双方约定，由何骏林供应各种型号的塑料粉末给代洪平。2014年11月10日，由何骏林作为供方，圣美利厂作为需方，代洪平作为担保人，三方共同签订《订货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何骏林向圣美利厂提供塑料粉末，在需方提出要求后七日内供货，由需方自提或供方代办运输，出现质量问题圣美利厂在收货后七日内提出，付款时间为收到供货之日起月结60天支付货款。合同还约定代洪平作为合同担保人对需方依期支付货款承担连带清付责任。《订货合同》落款处供方由何骏林签名，并明确指定收款人为何骏林，需方由圣美利厂加盖公章，但盖章处未见有任何人员的签名，担保方处由代洪平签名。合同签订时，在何骏林要求下，圣美利厂加盖公章出具《委托收货书》，证实委托刘某、蔡某等为验收粉末的代表，一切手续圣美利厂代为承认。上述合同签订的前后，何骏林于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6月29日，分多批供应各种规格型号的塑料粉末，何骏林制作的送货单显示，除2014年11月4日、11月6日、11月9日三张送货单收货单位为“丙喷涂厂”外，其余从2014年11月12日开始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均为圣美利厂，上述所有的送货单均由刘某、蔡某和代洪平在收货单位处签名签收。上述货物共计价值为874563.5元。上述货物的货款支付分两部分：一是直接由圣美利厂给付的货款，包括2015年4月10日支付40000元，4月13日支付61590元，10月10日支付30000元，12月15日支付19400元，2016年7月22日支付40000元，9月13日分二次共支付34513元（14513＋20000），2017年6月2日支付13400元，8月11日支付5235元，9月22日支付5555元，10月16日支付18580元，2018年7月20日支付1000元，7月24日支付2000元，7月25日支付7000元，8月5日支付11309元，8月6日支付14920元，11月支付15000元，以上合计付款319502元。何骏林对其中的8笔款项（2015年4月10日支付40000元，4月13日支付61590元，12月15日支付19400元，2016年7月22日支付40000元，9月13日支付的14513元，2017年6月2日支付13400元，8月11日和9月22日合共支付10790元，2017年10月16日支付18580元）分别向圣美利厂出具了《收据》。二是由圣美利厂委托乙公司付款给何骏林，包括2015年6月8日出具金额为150000元的支票，由何骏林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支票但支票无法兑现，其余付款为：2015年10月19日支付20000元，10月28日支付20000元，11月3日支付20000元，2016年6月5日支付12000元，6月23日支付18000元，7月1日支付10000元，7月22日支付5000元，8月17日支付5000元，9月2日支付8000元，10月27日支付8000元，2017年6月30日支付10000元，7月4日支付13978元，8月8日支付23978元，9月8日支付23978元，11月9日支付23978元，12月21日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8日支付12507元，2019年通过法院参与分配的执行方式视为支付10684元，以上合计付款255103元。双方买卖交易过程的对账，在2015年9月11日，何骏林曾于全部的送货及收取了2015年4月10日的40000元，4月13日的61590元两次货款后，要求代洪平对账确认收货数额。代洪平于2015年9月11日，确认购货方截止至2015年9月10日，尚欠供货方（何骏林）货款共772973.5元。本案诉讼过程中，何骏林将《对账单》作为证据出示，代洪平对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提出进行司法笔迹鉴定的要求，经第三方鉴定机构广东弘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对账单》上的签名为代洪平本人书写。代洪平为申请笔迹鉴定交纳鉴定费6139元。双方买卖交易过程的委托付款过程，部分货款由圣美利厂委托乙公司付款给何骏林，委托过程为，何骏林在收款过程同意由乙公司代圣美利厂支付欠款，在乙公司先期交予150000元支票无法兑现后，乙公司在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又承诺代付148000元，并且于2015年12月31日由甲公司、圣美利厂、乙公司三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圣美利厂将其享有的对乙公司的到期债权148000元转让给甲公司，甲公司同意受让上述债权，直接向乙公司要求履行，但协议中同时约定债权的实现以甲公司到账为准。甲公司在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再次于2017年2月25日承诺代为支付287742元（150000元及148000元未付的部分以及再次承诺的115742元），并且由何骏林、圣美利厂、乙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公司代圣美利厂向何骏林支付货款287742元，乙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支付完毕，支付后视为乙公司与圣美利厂同等金额的债权债务消灭，视为何骏林与圣美利厂同等金额的债权债务消灭，但《协议书》同时约定，如圣美利厂、乙公司有违约或不按协议支付，何骏林有权从供货日期以月息1%追究圣美利厂、乙公司的责任。何骏林在多次追收乙公司款项未果的情况下，曾以乙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闫某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结案后乙公司亦未有全部履行付款义务，至法院强制执行，乙公司只支付了部分的货款。另查，圣美利厂是代吉堂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注册于2014年8月11日，现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诉讼过程，一审法院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等程序，该个体工商户企业真实存在，但代吉堂本人未有出现，经通知无法找到其本人，按代吉堂户籍地址邮寄材料亦被退回，经询何骏林亦无法找到代吉堂本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圣美利厂的代理手续及送达手续问题：本案审理过程，圣美利厂的代理手续是由圣美利厂加盖公章、代洪平本人签名聘请代理律师。经一审法院审查，代理律师无法找到代吉堂本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确认圣美利厂聘请代理律师代为其参与诉讼的真实性，故应确认圣美利厂并未真实聘请代理律师参与诉讼。本案中，只有代洪平聘请代理律师参加本案的诉讼。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何骏林对圣美利厂、代吉堂、代洪平提起诉讼，其中对圣美利厂聘请代理律师的程序性手续不予认定，圣美利厂和代吉堂的相关诉讼材料经一审法院使用其他各种方法亦无法送达，一审法院采取公告的形式予以送达。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首先是买卖双方的主体，在整个买卖交易的过程，代吉堂均未有签名，《订货合同》落款处供方由何骏林签名，需方由圣美利厂加盖公章，但盖章处未见有任何人员的签名，担保方处由代洪平签名。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何骏林和圣美利厂，圣美利厂的公章不论谁人加盖，均视作表见代理行为，何骏林与圣美利厂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代吉堂是圣美利厂个体工商户的开办者，对圣美利厂的债权债务承担共同责任。代洪平作为《订货合同》约定付款的担保人，对圣美利厂、代吉堂货款未有及时支付时应承担担保责任，对货款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圣美利厂签订《订货合同》后，何骏林按约定将货物交由相应人员签收，代洪平作为合同的直接参与人对货物签收及货款的金额进行了确认，圣美利厂收取何骏林的货物，未能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尚欠何骏林部分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圣美利厂、代吉堂未依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清还尚欠货款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关于何骏林主张代洪平对债务的清还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代洪平在《订货合同》中，明确作为担保方，对货款清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具体到本案，《订货合同》约定，担保方即代洪平负责督促圣美利厂按约定支付货款，与圣美利厂对何骏林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订货合同》的签订、履行、付款、委托案外人付款等环节直至何骏林提起诉讼后的圣美利厂委托代理律师，圣美利厂的开办者代吉堂均未直接出现完成任何的手续，圣美利厂的所有对外工作均是代洪平所操作，可见何骏林一直有向圣美利厂要求履行债务及对代洪平要求履行督促圣美利厂按约定支付货款责任，故代洪平对圣美利厂的保证期间，应以圣美利厂的最后付款时间即2018年11月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间，何骏林主张代洪平对债务的清还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应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何骏林提起诉讼主张代洪平对债务的清还承担连带责任并未超过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六个月，故一审法院对何骏林主张代洪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代洪平提出何骏林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六个月的担保期限，代洪平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供货的数额及已支付的货款数额的认定。何骏林于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6月29日，分多批供应各种规格型号的塑料粉末，按约定将货物交由相应人员签收，代洪平作为合同的直接参与人对货物签收，代洪平在2015年9月11日对尚欠货款的金额772973.5元在《对账单》上签名进行了确认，结合何骏林制作的送货、收款明细表，可认定何骏林于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6月29日供货共计价值为874563.5元。付款分为两部分：一是直接由圣美利厂给付的货款合计319502元；二是由圣美利厂委托乙公司付款给何骏林，合计付款255103元。代洪平提出，圣美利厂通过债务转让的方式将欠款转至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由甲公司（何骏林开办的企业）、圣美利厂、乙公司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同时约定债权的实现以甲公司到账为准。由何骏林、圣美利厂、乙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如圣美利厂、乙公司有违约或不按协议支付，何骏林有权从供货日期以月息1%追究圣美利厂的违约责任。两份协议均明确，如果乙公司实际履行则约定债务抵消，实质为乙公司对欠债行为的一个债务加入行为，圣美利厂在乙公司代为清偿了债务，则债务消灭。在何骏林对债务加入人无法追讨债务时，仍可向原债务人即圣美利厂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对代洪平提出的债务转让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何骏林起诉要求圣美利厂、代吉堂支付尚欠的货款299958.5元（874563.5－319502－255103）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圣美利厂、代吉堂没有履行付款义务，何骏林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5年9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符合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次供货时间即2015年6月29日后的60日的要求及何骏林自行提出的起算时间，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故对逾期付款利息本院支持从2015年9月1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代洪平对何骏林提供的证据《对账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意见，并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对账单》上的签名是代洪平所签，代洪平提出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的陈述失实，故鉴定费用应由代洪平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圣美利厂、代吉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何骏林支付货款299958.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从2015年9月1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代洪平对上述款项的清还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09.1元，由圣美利厂、代吉堂、代洪平共同负担；财产保全费2023.21元，由圣美利厂、代吉堂、代洪平共同负担；本案审理过程产生的笔迹鉴定费6139元由代洪平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何骏林向本院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拟证明案外人谷某7月份仅向何骏林支付2笔款项，分别为2017年7月4日转账13978元，2017年7月4日转账7227元。2017年7月4日转存的13978元与2017年6月30日支付的10000元，共23978元实则是支付（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民事调解书》的第一笔调解款23978元。2017年7月4日转存的7227元是乙公司、案外人闫某、谷某承担的该案受理费3384.47元、财产保全费2342.98元及担保保单保险费1500元共计7227元的费用。因何骏林已向法院预交该7227元，需由乙公司、闫某、谷某向何骏林偿还。代洪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据此可见何骏林存在虚假陈述，其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付款明细表》只列出谷某2017年7月4日转账13978元，故意隐瞒谷某当天再转账7227元的事实，导致一审判决只认定当天转账金额为13978元，而没有认定该7227元。因此，不能排除乙公司、谷某还存在支付除了何骏林提交的《付款明细表》中所列付款金额之外的款项。圣美利厂、代吉堂未参加二审庭审亦未予质证。经审查，由于代洪平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认可。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反映2017年7月4日谷某向何骏林转账13978元，同日转存的7227元的事实。因2017年7月4日转账13978元已记载于《付款明细表》，何骏林对该7227元的构成所作的解释与（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民事调解书》反映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予以认可。代洪平、圣美利厂、代吉堂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7月4日,案外人谷某向何骏林转账的7227元为（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案中乙公司、闫某、谷某应承担的该案的受理费3584.47元、财产保全费2342.98元及担保保险费1500元。本院认为，针对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代洪平应否向何骏林支付货款299958.5元。第一，关于双方交易总额的问题。何骏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日期为2015年9月11日、购货方采购确认处有手写字体“代洪平”的《对账单》，经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对账单》中代洪平的签名为代洪平本人的笔迹。代洪平上诉状中对其至2015年9月10日止欠何骏林货款772973.5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代洪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圣美利厂2015年4月10日向何骏林支付40000元，2015年4月13日向何骏林支付61590元等收据以证明其有向何骏林支付款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知，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来源于买卖双方确认的欠款总额扣除已支付的货款金额，而本案《对账单》反映截至2015年9月10日圣美利厂欠何骏林货款772973.5元的事实，结合圣美利厂、代洪平签署《对账单》前已支付的两笔款项共计101590元（40000+61590）的事实，以及何骏林提供的《送货单》，一审法院采纳何骏林关于双方交易总额为874563.5元的主张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圣美利厂、代洪平向何骏林支付的货款金额问题。首先，圣美利厂所持2015年4月10日、2015年4月13日、2015年6月8日收据所载款项应否从对账金额中扣减的问题。代洪平共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据9份，其中6分收据的日期均在双方对账后，且与《付款明细表》所载收款日期及数额相一致，即双方对何骏林已收取该6份收据项下货款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余3份收据分别于2015年4月10日、2015年4月13日、2015年6月8日出具，产生于双方对账前。何骏林对收据载明的2015年4月10日收取40000元、2015年4月13日收取6159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该些款项已于双方对账前扣除，不应在对账后的欠款金额中进行扣减。何骏林对2015年6月8日收据所载收取支票号码15340857金额150000元不予确认，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支票号码为15340857的《退票理由书》予以证明，据此，圣美利厂对账前仅向何骏林支付货款101590元（40000+61590）。如前所述，《对账单》反映双方经对账，确认截至2015年9月11日圣美利厂仍欠何骏林货款772973.5元的事实，而《对账单》确认的欠款金额与交易总额874563.5元扣减圣美利厂对账前所付的101590元后剩余的欠款金额相符。代洪平上诉提出2015年9月11日双方对账后，其共向何骏林支付货款217930元（319520元－40000元－61590元）与本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应否支持代洪平上诉所提应扣减148000元的主张的问题。虽然甲公司、圣美利厂与乙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了圣美利厂将对乙公司享有的债权148000元全部转让给甲公司，债权转让实现后同等金额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但该《转让协议》第四点明确载明“债权的实现以甲方到账为准”，而圣美利厂、代洪平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向甲公司转账148000元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代洪平关于圣美利厂与何骏林之间的148000元债权债务归于消灭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应否支持代洪平上诉所提应扣除乙公司代付的126000元的问题。代洪平上诉关于2017年2月25日前乙公司已向何骏林支付126000元（60000元+66000元）的主张与何骏林一审提交的《付款明细表》中反映的事实一致，分别为2015年10月19日转账20000元，2015年10月28日转账20000元，2015年11月3日转账20000元，2016年6月5日转账12000元，2016年6月23日转账18000元，2016年7月1日转账10000元，2016年7月22日转账5000元，2016年8月17日转账5000元，2016年9月2日转账8000元，2016年10月27日转账8000元，合共126000元。但该《付款明细表》显示，乙公司支付的255103元已包含代洪平上诉主张的126000元，即该已付款项126000元已计算在应扣减的已付货款之内，不应再行扣减。第三，关于《协议书》约定的乙公司代付287742元货款应否由圣美利厂向何骏林支付的问题。何骏林、圣美利厂、乙公司共同签订《协议书》，约定乙公司代圣美利厂向何骏林支付货款287742元，同时载明“第三、甲方（何骏林）同意上述金额的支付与清还，甲方收取入账上述金额即日，视为甲方与乙方之间同等金额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乙公司没有付款，该债权虽然在（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民事调解书》中得以确认，但仍未得以清偿，才导致何骏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该债权目前尚处于未清还的状态，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何骏林仍可向圣美利厂主张该债权剩余部分的欠款，而何骏林本案请求的欠付款项中，亦已将乙公司已支付的105912元进行扣减，并未违反《协议书》第三点“同等金额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的约定。且一审支持何骏林（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民事调解书》剩余部分的债权并不影响债务人在强制执行中提出相应抗辩的权利，（2017）粤0606民初7737号《民事调解书》剩余的债权181830元（287742-105912）不应在本案欠款中扣减，本院对代洪平就此所提上诉不予采纳。综上，何骏林作为案涉交易的债权人，在圣美利厂、代吉堂欠款未还的情况下，有权根据《订货合同》第六条关于：“担保方责任：负责督促需方依期（时）支付货款给供方并连带承担需方订购供方材料款的责任”的约定，向案涉债务的担保人代洪平请求清偿欠款。一审法院判令圣美利厂、代吉堂、代洪平支付尚欠的货款299958.5元（874563.5－319502－255103）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代洪平的上诉均缺乏理据支持，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13.14元，由代洪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立伟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