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727行初18号原告：付景秋，男，汉族，1967年9月5日生，住封丘县，委托代理人：郭子卫河南黄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封丘县南环路中段。法定代表人：柳利民，任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瑞，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乐，河南御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景秋诉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违章拆除行政一案，于2020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景秋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子卫，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金瑞、曹明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景秋诉称，2019年12月11日被告封丘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下达《强制拆除决定书》，并于次日对原告房屋进行强制拆除，原告认为被告不仅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且存在强制拆除的主体及程序均严重错误的情况。鉴于被告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令：：1、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付景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一、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决定书》（限拆决字（2019）第162号）一份。证明目的：1、该《限期拆除决定书》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1）、该决定书没有经过依法调查取证、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等法定程序而直接作出，没有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2）、该决定书中没有告知原告相关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直接剥夺了法律赋予原告的救济权利。以上事实证明，该决定书明显违反了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2、责令限期拆除的主体错误被告作出该决定书的依据是我国《城乡规划法》第66条，而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有权责令限期拆除建筑物的是建筑物所在地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并非被告，故被告据此作出该《限期拆除决定书》明显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主体错误。3、认定原告房屋系违章建筑，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决定书根本不显示原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款，据此认定原告的房屋系违章建筑，显然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4、适用法律错误原告的房屋建设于2004年，而我国《城乡规划法》于2008年1月1日实施，且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房屋不符合被告的乡村建设规划和封丘县城区总体规划，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被告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原告房屋不符合我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责令自行拆除，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5、被告认定原告200平方米房屋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实际拆除原告房屋2000多平方米，显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强拆决字（2019）第003号）一份。证明目的：1、该《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1）、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中，并不存在该《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故该决定书并未合法送达原告，违反了我国《行政强制法》第38条的规定。（2）、书面催告是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而被告未经书面催告就直接作出该《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违反了我国《行政强制法》第35条、第37条的规定。（3）、该决定书没有载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违反了我国《行政强制法》第37条第2款第“四”项的规定，直接剥夺了法律赋予原告的救济权利。2、强制拆除决定的主体错误被告作出该决定书的依据之一是我国《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规定，而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有权强制拆除措施的是“有关部门”，而被告系乡镇人民政府，并非有关部门。故被告作出该《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明显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主体错误。3、被告认定原告房屋为违章建筑，但未依法发布《行政强制拆除公告》，且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间内强行拆除原告的房屋，违反了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的规定。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的期限是一种法定期间，即对违法建筑物等强制拆除行为规定了一般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更多的前置条件，即应经公告并经法定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自行拆除也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自行强制执行。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在作出该《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的第二天（2019年12月12日）即将原告的房屋强行拆除，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共24日）。事实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竟发生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间内（申请行政复议期限为60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六个月），且根本没有履行发布《强制执行公告》这一法定程序，违反了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的规定。三、原告付景秋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付景秋的身份信息情况。以上第一组证据证明：1、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原告付景秋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四、土地租赁协议、书面《证明》、现场照片。1、2003年12月1日土地租赁协议1份；2、都自发与王建斌《证明》1份；3、王洁民等六人《证明》1份；4、付景生《证明》3份、付某2《证明》8份；5、2004年4月20日租赁土地现场照片3张。证明目的：（1)、2003年12月1日，原告与封丘县城关镇南范庄村委会、南范庄村第二生产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租赁该村民小组位于封曹路南封开路西5亩土地,租期5年。合同到期后，经村委会与第二小组代表协商同意，将5年变更为35年。该土地有原告与案外人王明生、付连明共同经营使用。双方约定：乙方（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在甲方土地上所投入的全部资产所有权归乙方，甲方无权干涉；合同到期后，地面建筑物乙方自行拆除。（2）、该租赁土地原系公路与河堤中间的荒坑，原告出巨资（10万多元）对该荒坑进行了填平整理。（3）、土地租赁费原告已全部付清，其中：2003年至2008年共计7500元；2009年至2018年的租赁费共计15000元（1500元×10年）。五、2004年5月13日《民房修建位置核定协议书》及《民房修建申请书》各1份。证明目的：2004年5月13日，原告提出民房修建申请，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所为原告颁发了《民房修建位置核定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示：姓名付景秋，地点封曹路路南（南范庄段），建筑面积194.37，底层建筑面积长20.9米×宽9.3米=194.37米2，翻修形式一层六间。东临封开路，西临十支渠，南临空地，北临封曹路。该协议书分别加盖有封丘县城关镇南范庄村民委员会、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所公章，具有法律效力。事实证明，原告修建房屋已经过南范庄村委会、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审批。六、票据、收据、政府文件1、2004年5月13日封丘县建设局《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2081309）1份；2、2004年5月18日封丘县城关镇土地管理所《收款收据》（№754928）1份；3、2000年5月15日封丘县人民政府文件（封政文[2000]57号）1份（4页）。证明目的：（1）、2004年5月13日、5月18日，封丘县建设局收取原告“封政[2000]57号费2000元”，封丘县城关镇土地管理所收取原告城建配套费500元。共计2500元。（2）、该费用为城乡规划建设审批过程中收取的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其他相关费用。（3）、原告2004年修建的房屋，已经过封丘县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符合封丘县城乡规划要求，系合法建筑。（4）、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认定原告的房屋属“违章建筑、私搭乱建”，没有事实根据，是完全错误的。七、证人付某1、付某2出庭证言。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辩称，1本案被告作为参与拆除的主体程序合法，2019年以来为推动平安畅通封丘专项整治行动向纵深发展县政府决定对社区内的各类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整治，进行集中拆除，并安排了有封丘县公安局及包括封丘县人民政府在内的八个单位，联合发文，作出了关于拆除城市规划区拆除私搭乱建的通告，通告中也明确显示了限期拆除的时间，以及不自行拆除情况下强制拆除的时间，因该行动由县政府安排，城关镇人民政府按照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及责任划分对原告的违章建筑进行联合拆除，属于县政府的工作安排内容，应当认定被告主体及程序均合法。2原告的案涉建筑确属于违章建筑，应当予以拆除，以上两点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2019年11月15日封丘县公安局、封丘县城市管理局、封丘县自然资源局、封丘县交通运输局、封丘县公路管理局、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封丘县城关乡人民政府、封丘县王村乡人民政府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拆除城市规划区私搭乱建的通告》一份；二、2019年11月16日，封丘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的《关于拆除城市规划区私搭乱建的通告》推文一份。三、2019年11月17日，封丘城管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的《关于拆除城市规划区私搭乱建的通告》推文一份。证明目的：上述证据均证明被告城关镇政府作为镇一级人民政府，在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开展综合执法主体适格。四、2019年12月12日封丘县城关镇政府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的《多个部门重拳出击依法拆除违章建筑》推文一份。五、2019年12月13日，封丘县城管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的《敢亮剑出重拳强力拆违创平安保畅通》推文一份，以上五份证据证明被告是按照平安畅通整治领导小组要求参与的全县集中拆除行动，在城市规划管理的过程中开展综合执法主体适格。六、2019年11月19日付景秋（小名付新田）签收的《城关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决定书限拆决字（2019）第160、161、162号》送达回执单共三份。七、李献民、都东亮、陈卅、王猛出具的证明四份及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的照片一张。证明我方按照规定依法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且口同通知，要求限期所有违章建筑全部拆除。证明目的：被告按照法律规定对原告送达了限期拆除决定书，履行了告知程序，送达程序合法。八、违章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台账一份。证明被告在县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对原告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其中261-263号属于城关镇拆违任务。九、2020年5月25日，封丘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NO.1045869票据为封丘县国土资源局对原告违法占地的罚款。十、2020年5月26日，封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NO.2081309票据为封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封政【2000】57号文件精神向原告收取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另外上述证据综合证明了在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强制措施时并非被告一家，而是在县政府安排下多部门联动，实施的拆除行为。经庭审质证，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对原告付景秋提交第一组证据第一份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下发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是有事实依据的，来源于封丘县政府下发的工作台账在工作台账中列明的都是违章建筑，只是对责任部门进行了分工。该证据没有剥夺原告的诉权和救济权利，目前正在审理。虽然没有列明属于瑕疵但并没有剥夺。我们的权利主体适格，在举证阶段已经充分的说明。关于使用法律错误，被告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按照2004年已经事实的城市规划法，原告的建筑也属于违章建筑，且该违法状态一直在存续期间，我们做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当然要使用目前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对已经废除的当然不能使用。对第五具体实际拆除的面积不清楚是多少，根据申请上的197我们写了个200平方，具体面积无法证明。对第二份证据行政强制拆除，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我们也认为合法，在我们提交的证据中我们提交的照片证明已经签收，送达合法。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书面催告是前提，但是根据城乡规划法规定没有催告方面的法律规定，因为二者是并行的，所以作为城关镇政府有权利选择适用城乡规划法作为执法依据。没有强制性规定要进行书面催告。关于强制拆除主体我们已经陈述，本次拆除是多部门联合强制拆除，非被告一家其中包括城管及规划部门，当时拆除的时候有城管局，自然资源局，公安局等八个部门。对于认定没有依法发布公告我们在举证的时候已经明确，八个部门在县政府领导下下发的有通告，而且各部门由在不同的宣传和网络平台发布了推文。对证据3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是依据改组证据不能证明付景秋对案涉的违章建筑享有合法的权利，不能证明付景秋与案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第二组证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土地租赁协议上可以看出承租期间是2003年-2008年五年，而被告曾经接过政府的交办件，曾经篡改过租赁协议成35年。从合同内容上看，合同到期后乙方付景秋有优先租赁权利，但原告并未与村委会签订租赁协议，对于都自发、王建斌的证明，证据形式不合法，原告应说明证据来源是谁书写的，是否为都自发和王建斌本人书写，证明内容不属实，都自发和王建斌均为完全民事权利能力行为人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可能作为完全一致的说明。该份证明也属于证人证言形式，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证明内容不予认定。对第三份证据该份证据并非是王洁民等人出具的，从该证明上看证明我叫付景秋，所以该证明是付景秋书写的内容，后来有其他人签字，但是除付某1和付某2之外的签字其他人的签字无法确认，从证明形式上看形式不合法，六个人作为完全民事权利能力行为人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可能作为完全一致陈述。付某2的证明从证据形式上看为同意时间书写，在本上都挨着，同时付某2也出庭证明，7500元没有经手，而且付某2的出庭证词明确显示其没有收过钱，只是知道付景秋交钱而该知道的情形也只是听说，付某1的三份证明，其不能证明其实合法的收取土地租赁费的主体，也不能证明其村民代表的身份更不能证明其收取的款项发放给了群众，从本上显示的2016-2018在本上没有间隔，也是同一时间书写，但书写的落款时间显示2016/2017/2018年，恳请法庭查明其落款时间是否是形成证明的时间，我方保留做字迹形成时间鉴定的权利，如存在伪证或提供虚假证明我方也追究其与原告提交虚假证明的权利，因此，原告的第四份证据仅能证明其签署了土地租赁协议为5年的事实，证明不了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四邻并没有权利的签字和盖章，也没有村委会进行确认，对主管单位明显是镇政府，盖章单位是封丘县城关镇政府房地产管理所且没有盖章人签字，该份证明不是合法的建房手续，从内容上看，当时核定的建筑面积是194.37根据原告陈述其违法建筑面积是2000平米，从落款时间是2004年5月份，根据当时的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新建扩建或改建建筑物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部门提出申请，在取得规划许可情况下方可申请开工手续，因此仅凭位置该核定协议书不能认定其所建建筑为合法建筑，鉴于未取得规划许可和建房许可应当认定其为违法建筑，对证据第六份证据两组票据被告已经向法庭提交，自然资源局已经建设局开具的证明，也证明了其收取款项的项目，不能认定其已经实际取得了规划许可和建设许可，封政文【2000】57号对这份文件无异议，但是不能认定其已经取得了规划许可和建设许可。原告付景秋对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八部门通告，该通告合法性不予认可，该通告内容违反我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因为该通告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11月15日，从通告内容看50平米以下限期拆除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4日。50平到100平限期拆除的时间是2019年12月10日。但是从内容看通告所给出的时间点均在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间及行政诉讼期间内。所以该通知所为的集中行动的规定直接剥夺了当事人行政复议的权利，所以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对证据2电视台推文及证据3城管公众号推文、证据4镇政府微信公众号推文、证据5城管微信公众号推文鉴于通告不具有合法性，那么推文恰能证明被告违法强拆在主体和程序上均存在违法的事实，根据被告所下发的两份通知书及决定书所使用的法律条款可以证明被告主体不适格。具体理由在举证时阐述。对证据6被告限期拆除决定书161/160/162号，只有送达回执单，没有相关法律文书予以证明。其实真正的限期拆除决定原告只收到一份162号。而且送达人员并非被告工作人员，送达主体不合法，从送达时间以及本案拆除原告房屋时间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强拆行为违法，具体理由举证时说明。对证据7四位证人出具的证人证言及照片，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据形式不合法，证明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而且被告在证明目的中所为的口同通知是不存在的，该四份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合法送达，不能证明被告程序合法。对证据8工作台账，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所说的领导小组不是法定的行政机关，该台账没有加盖作出单位的公章，所以从形式到内容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成立。对证据9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证明，原告不予认可，因为被告并没有出具该份票据证明对原告的罚款，该证据真实性没有认可证据证明，据原告庭前审核被告证据时候，原告当时出了2万块钱交到土地局是为了办土地手续，票据一直没有给原告。所以该证据真实性不存在。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说被告所说的违法罚款成立，那么说当时的国土资源局已经对原告付景秋进行了处罚，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现由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说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随意性，被告强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要求被告出示票据尾号5869号票据。对证据10对住建局出具的证明，这份证明引用的政府文件，对该政府文件文号有异议，要求出示政府文件。代理人到封丘县档案馆对该文件查询，当时档案馆查询结果不存在该文件，这份文件被告所述的证明目的没有说完整，而且最主要的定义部分没有说到，根据57号文件通知里有收费标准，所以票据证明是城乡规划审批的费用，而不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从被告出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房屋符合封丘县的城乡规划，而且经过了政府城乡规划审批。综上十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答辩观点成立。不能证明原告房屋属于违章建筑，不能证明被告强制拆除程序合法，故被告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观点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付景秋提交的第四组证据2、3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7关于李献民、都东亮、陈卅、王猛出具的证明四份均系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收集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可以认定下列事实：2003年12月1日原告付景秋与封丘县城关镇南范庄村第二生产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租用位于封曹路南封开路（封荆路）路西的5亩土地，租金每年共计2500元。原告在租用的地上建有房屋，未办理建设许可证。2019年11月19日，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对原告付景秋作出限拆决字[2019]第16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原告付景秋于2019年12月10日内将建筑物自行拆除，逾期不自行拆除，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2019年12月11日，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对原告付景秋作出强拆决字[2019]第003号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付景秋在位于封荆路路西、封曹路路南的违章建筑、私搭乱建予以强制拆除。2019年12月12日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原告付景秋不服该强制拆除行为，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职权来源、事实认定、程序及法律依据四个方面进行审查。从职权来源来看，涉案强制拆除行为是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所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的规定，应认定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的职权来源合法。从事实方面来看，原告付景秋在租用的土地上建设涉案被拆除的建筑物时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取得建设许可，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认定涉案建筑物系违章建筑符合法律规定。从行政程序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未提交证据证明拆除前履行了上述程序，实施拆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应认定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作出案涉强拆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但程序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付景秋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封丘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军锋审 判 员  鲍丽霞人民陪审员  孟 娅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