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兴化市江海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五里西路**。法定代表人：刘仁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珣，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珍涛，江苏天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棉花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锦绣路北希望大道西。法定代表人：仲跻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华，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兴化市江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化江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棉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棉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苏0612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化江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为经销合同，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代理合同关系。1、本案中所涉合同的名称为《销售代理协议》，即已表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为代理关系，而非经销关系或买卖关系。2、通过合同内容，其中所涉的“结算价”、“销售价”可以表明，上诉人在代理销售中以销售价对外销售，如销售后双方之间结算，则以合同约定的结算价结算款项。如双方之间为经销(买卖)关系，则双方就不存在两种价格的约定，只需就合同所涉货物买卖价格约定就行。货物买卖后如买受人对外销售，由买受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定价，无需由出卖人定价，故本案不符合经销(买卖)关系的特征。3、如双方之间系经销(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案涉机械的客户为上诉人，而不涉及其他人员，现通过原审庭审中查明案涉机械的最终客户不是上诉人，说明被上诉人的机械系通过上诉人对外代理销售。4、合同履行中，因市场原因无法对外销售，达不到合同目的，上诉人为更好地对外代理销售，多次到被上诉人处进行协商，要求进行调剂机械，均得到被上诉人的口头同意。如若双方之间为经销(买卖)关系，则双方之间就无从谈起机械调剂事宜。5、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了《委托代管存货询证函》、《企业询证函》，其中《委托代管存货询证函》内容表明，被上诉人有140拾捆机2台、105拾捆机1台在上诉人处代为保管；《企业询证函》内容表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154000元，其注明为预收账款。上述二份询证函内容共同表明：被上诉人为案涉三台机械的所有权人，现机械在上诉人处代为保管；上诉人汇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为预收账款，帐面表现形式为对上诉人公司的欠款，结合上诉人的其他证据，该款以上诉人是否能够代为实际销售为前提而决定是否返还。现因代理的产品未能实际销售，案涉款项尚不属于被上诉人所有，属于返还款项的范畴，从而才在询证函中体现为欠款事实。如是经销关系，则机械的所有权应自交付之日起即为上诉人所有，无需代为保管，根本不会出现“代保管”与“预收帐款”的事实，更不会表明为“欠”上诉人款项的事实。上诉人于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客观事实，反映的法律特征完全不符合原审法院认定的销售(买卖)合同关系，反而是代理关系的直接体现。6、《销售代理协议》中虽未约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销售、先销售再结算、如产品滞销或者在本地区销售受限，可将货物退还被上诉人等，但没有约定也不影响双方之间代理关系的成立。根据销售代理合同的性质，在产品对外销售中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销售产品，也可以代理人的名义对外销售产品，法律并未规定一定需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销售。对于销售代理后的结算方式、时间，不是合同约定的必需条款。根据销售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在代理销售后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无法完成代理销售的，未销产品应由被代理人收回，并因此返还其所收取的代理人相关款项。对于未约定代销售产品最终的处理事宜，可根据代理关系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未约定的也不影响代理关系的成立与相关事项的处理。南通棉机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合法有效，应予维持。兴化江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其与南通棉机公司之间的《销售代理协议》，南通棉机公司立即返还其154000元，并取回在兴化江海公司处代管的140拾捆机2台、105拾捆机1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日，兴化江海公司与南通棉机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协议》一份，约定：南通棉机公司同意兴化江海公司在江苏兴化市销售南通棉机公司生产的秸秆捡拾打捆机，其中MJSD105型的结算价为68000元，销售价为78000元，MJSD140型的结算价为77000元，销售价为87000元；兴化江海公司与南通棉机公司的价格以结算价格为基本价格单价；南通棉机公司承担运费，兴化江海公司在收货时必须在《收货回执》上确认数量与质量，同意后签字盖章确认；南通棉机公司根据兴化江海公司确认的《收货回执》与兴化江海公司结算；南通棉机公司在确认收到货款后发货；南通棉机公司应严格按照《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执行，不合格品或坏机由南通棉机公司负责退回；在“三包”期内南通棉机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服务及服务人员，南通棉机公司服务人员到达地点为兴化江海公司门面店，兴化江海公司负责南通棉机公司技术服务人员到达服务地点并配合、学习服务；“三包”期后，兴化江海公司负责南通棉机公司产品的服务，并可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兴化江海公司在要货时应向南通棉机公司出具盖有兴化江海公司公章的《要货单》，南通棉机公司凭《要货单》发货；兴化江海公司的最低销售价不得低于南通棉机公司规定的销售价格；本协议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当日，兴化江海公司向南通棉机公司付款154000元。同年5月3日，兴化江海公司向南通棉机公司发出《打捆机要货计划》，载明：“我公司已于2013年5月2日将两台机款汇至贵公司账号，合计金额154000元，请速发MJSD140型捡拾打捆机2台，另加样机MJSD105A型打捆机1台。”同年5月7日，南通棉机公司向兴化江海公司交付MJSD140型捡拾打捆机2台及MJSD105A型捡拾打捆机样机1台。因兴化江海公司对案涉两台MJSD1**型打捆机未能销售，兴化江海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向南通棉机公司提出调剂申请，认为兴化地区自2013年起全面实行秸秆粉碎，对打捆机销售确实困难，兴化江海公司曾于2014年3月3日来南通棉机公司处请周志峰经理在省内予以调剂，再次申请2台1**型打捆机在2015年上半年调剂完毕。南通棉机公司未对该申请作出回复。2019年1月24日，南通棉机公司向兴化江海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本公司聘请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本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等事项。下列信息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证明……回函请直接寄至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2018年12月31日欠贵公司154000元，备注：预收账款。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该询证函“被审计单位盖章”处盖有南通棉机公司公章，“信息证明无误”处盖有兴化江海公司公章。2020年4月21日，南通棉机公司向兴化江海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154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20年4月28日，兴化江海公司向南通棉机公司发出《关于请求返还秸秆捡拾打捆机预收款的函》，提出由于国家要求秸秆还田，打捆机费时费力无人问津，其已于2014年3月3日、2015年1月27日向南通棉机公司提出调拨给其他销售点，南通棉机公司相关人员均表示同意，但最终并未解决，南通棉机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发来《企业询证函》和《委托代管存货询证函》，对欠兴化江海公司154000元预收账款及存货予以确认，现南通棉机公司单方开具的销售发票行为无效，要求南通棉机公司返还预付款154000元，并取回3台打捆机。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销售代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均应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鉴于双方一致确认兴化江海公司诉讼请求中的“105拾捆机”系样机，兴化江海公司要求南通棉机公司取回，南通棉机公司诉讼中亦主张兴化江海公司返还，对此双方无争议，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所涉交易性质的认定;2.案涉合同是否具备解除的条件；3.案涉询证函能否作为确定债权债务的依据。对此分析认定如下：一、案涉合同所涉交易应属买卖合同。兴化江海公司认为，其与南通棉机公司签订的是《销售代理协议》，双方之间系代销关系，而南通棉机公司认为其与兴化江海公司之间系经销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争议实质是合同性质的争议，当事人对合同性质发生争议时，应从合同的内容、特征及主要条款加以理解和识别，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而不能以合同名称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实践中，“经销”一般是指经销商与生产厂家或供货商达成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和地域内购销指定的货物，并以经销商自己的名义对外销售货物，商品的所有权由其所有，销售款由其收取，其可从中赚取差价，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代销”一般是指厂商委托代销商仍以厂商的名义对外销售货物，厂商保留所有权，盈亏由厂商自行负责，代销商只收取佣金报酬，若销售不出货物，仍可将货物退回还给厂商，双方成立的是委托销售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销售代理协议》，但从该协议内容来看，更符合经销合同的特征，理由如下：1.南通棉机公司同意兴化江海公司在兴化市销售其生产的打捆机，但未约定兴化江海公司以南通棉机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2.兴化江海公司与南通棉机公司按照结算价结算，兴化江海公司需先付款，南通棉机公司再发货，并未约定先销售再结算，亦未约定南通棉机公司对所发货物可保留所有权，兴化江海公司按照不低于销售价的价格对外销售，所得的销售款无需转交南通棉机公司，其可直接获取其中的差价；3.南通棉机公司仅对“三包”期内的产品质量及服务负责，“三包”期外的售后服务由兴化江海公司自己负责，协议中并未约定如产品滞销或者在本地区销售受限，兴化江海公司可将货物退还南通棉机公司，且事实上兴化江海公司在兴化地区销售困难后直至协议期满后的七年之久才提出退货。综上，案涉合同的名称不能反映双方的交易性质，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可以认定南通棉机公司系对兴化江海公司进行的区域销售授权，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案涉合同不具备解除条件。首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销售代理协议》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兴化江海公司也未就合同解除与南通棉机公司协商一致。虽然兴化江海公司曾数次向南通棉机公司提出调剂，但并无证据证明南通棉机公司同意为兴化江海公司调剂。协议也未约定如产品滞销或者在本地区销售受限，南通棉机公司有为兴化江海公司进行调剂的义务，更何况兴化江海公司向南通棉机公司请求调剂系要求南通棉机公司将货物调拨至其他地区销售，并不能等同于退货请求，因此，案涉《销售代理协议》并未通过协议方式解除。其次，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兴化江海公司主张因南通棉机公司不予调剂案涉拾捆机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要求解除合同。但如前所述，南通棉机公司并无为兴化江海公司进行调剂的义务，案涉打捆机滞销是兴化江海公司应当预见的经营风险，并非南通棉机公司违约行为所致，故兴化江海公司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依据。第三，合同解除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均系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之一，兴化江海公司在向南通棉机公司支付了两台MJSD1**型捡拾打捆机的货款后，南通棉机公司已按兴化江海公司的要货计划交付了相应货物，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得到履行，现《销售代理协议》的有效期也已经过，其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兴化江海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无法律依据。三、案涉询证函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债权债务的依据。企业询证函是指企业在自身财产清查中为核实往来款项而发送给往来单位的一种核对函件，其目的在于确认双方往来是否属实。会计询证函一般是企业在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对有关单位或人员进行书面或口头询问，以获取针对该被审计企业的审计依据，有时也以被审计企业的名义向被询证对象发出，通常函件中会注明仅用于客户账目审计，不作他用，以此争取被询证对象的工作支持。本案中，首先，虽然南通棉机公司向兴化江海公司发出了企业询证函，并载明南通棉机公司欠兴化江海公司预收账款154000元，但该询证函实质是南通棉机公司在内部审计过程中由审计机构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向被询证者发出的会计询证函，该询证函明确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故不能以此单独作为确认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其次，案涉询证函的数据来源于南通棉机公司的账簿记录，南通棉机公司发出询证函时尚未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故在备注栏中的记载为“预收账款”。按照财务记账规则，已收货款一般先在预收账款中挂账，待开票后结转销售收入，因此，该询证函仅反映双方的资金往来，不构成南通棉机公司对债务的自认。第三，双方是否已就货款返还问题达成合意，兴化江海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在案证据证明双方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南通棉机公司并无接受退货之承诺，由于兴化江海公司未能提供双方就货款返还形成合意的证据，故不能仅以询证函的记载认定南通棉机公司已对返还货款进行了确认。综上，兴化江海公司与南通棉机公司之间存在区域销售授权型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履行过程中南通棉机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兴化江海公司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在兴化江海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案涉企业询证函不能作为南通棉机公司同意返还货款的依据。判决：一、南通棉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至兴化江海公司处自行提取MJSD105型捡拾打捆机样机1台；二、驳回兴化江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80元，减半收取计1690元，由兴化江海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兴化江海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委托代管存货询征函》以及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企业询征函》两份函件所作出的依据。本院认为，上述中介机构所发出的该两份函件系根据南通棉机公司账册记载作出，可以直接反映其账簿记载情况，故无需调取。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之间所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性质是代理合同还是买卖合同；2、上诉人主张该协议应当予以解除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性质发生争议时，应从合同条款的内容、特征加以理解和识别，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来看，其中约定了标的物名称、结算价格、运费的负担以及售后服务等事项；兴化江海公司应当先向南通棉机公司汇款，方可取得货物；其取得利益的方式并非按照销售价格的比率取得佣金，而是对外销售价与结算价（即购入价）的价差；南通棉机公司对兴化江海公司负有售后服务义务，在“三包”期内由南通棉机公司到兴化江海公司门面店提供技术服务及服务人员，“三包”期后则由兴化江海公司负责产品的服务并收取费用。以上合同条款都明显具有买卖合同的特征，即南通棉机公司作为生产商，向兴化江海公司销售拾捆机取得货款，兴化江海公司再对外销售商品以取得利润。兴化江海公司的义务并不仅仅在于为南通棉机公司销售农机以取得佣金，而是作为销售商买进、卖出商品，并承担相应的售后义务。对于兴化江海公司提出普通买卖合同不需要约定其销售价的问题，由于农机销售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兴化江海公司并非最终的用户而是销售商，故南通棉机公司在合同中约定销售地域以及最低销售价符合常理。同时，如果双方之间系代理销售关系，那么在农机发生滞销的情况下，兴化江海公司理应要求南通棉机公司取回产品，而非数次要求其进行“调剂”，即在其他地区进行销售。对于《委托代管存货询征函》以及《企业询征函》两份函件，可以证明南通棉机公司在2019年1月24日之前并未将销售两台拾捆机所得计入销售收入，南通棉机公司主张，由于当时尚未开票，所以虽然形成了销售但未记入销售账，该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账面记载并非证明合同性质的直接依据，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还是应当结合合同条款以及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商品销售具有时间性，农机销售更具有季节性，如系代理销售，则代理商退回货物的时间以及费用承担等应系代理销售合同的重要内容，而案涉《销售代理协议》并未对此作出约定，且兴化江海公司明确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货距其收到货物已近七年，显然已超过合理的期限，故其要求退回货物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兴化江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由兴化市江海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琰审判员 沙 楠审判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