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2923号原告:李同祥，男，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代理人：陈进学，系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广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鹤园东三巷。法定代表人：谢合清，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帆，系广东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51975845D。法定代表人：张华。委托代理人：温桂敏，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街起航路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忠前，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邵松华，系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凯欣，系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造船厂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白鹤，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鹤园东一巷**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天辉。委托代理人：张帆，系广东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同祥诉被告广州广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力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邦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公司”）、广州造船厂医院（以下简称：“广船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同祥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进学，被告仕邦公司委托代理人温桂敏，被告广船公司委托代理人邵松华、江凯欣，被告人力公司、广船医院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同祥诉称：其于2008年5月25日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至2011年5月25日合同期满时，其与仕邦公司于2011年5月25日再次续签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4年12月25日止，之后双方又第三次续签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6年5月25日。三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实际用工单位均广船公司，均是受人力公司、仕邦公司的劳务派遣，其在广船公司的岗位、地点、部门、内容都没有变，在、地点司（原名“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当电焊工，长时间接触电焊烟尘、噪音、油漆废气等危害源。在岗期间，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职业病安全防护措施，且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对其进行专门的职业病健康体检，导致我因工作而受到噪音职业病侵害。在广船医院进行体检时检查出肺部有异常时，人力公司、广船公司、广船医院共同向我隐瞒病情，导致其的病情延误。2018年4月2日，经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8年5月8日，其被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穗天人社工伤认[2018]004787号}。2019年7月10日，其被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停工留薪期为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16日。其患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与用人单位没有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没有为职工做专门的职业病健康体检具有直接的联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患有职业病的应认定工伤，可以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同时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可以请求民事赔偿。本案职业病的加害主体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因此其可以请求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支付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屡屡推卸责任，置患职业病的员工需求于不顾，对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因此向法院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支付残疾赔偿金差额51513元（48118元／年×20年×10%-44723元=51513元）；2.判令四被告共同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共74749.3元（母亲张书兰生活费34424元／年×5年×10%÷7=2458.9元，妻子鲁红霞生活费34424元／年×20年×10%=68848元，儿子李某生活费34424元／年×1年×10%=3442.4元）；3.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人力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供的2008年5月30日至2016年5月25日期间三份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六、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一）甲方按国家和省、市有关劳动保护规定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劳动卫生标准的劳动作业场所，切实保护乙方在生产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如乙方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甲方应如实告知乙方，并应切实按《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保护乙方的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二）甲方接国家有关规定，发给乙方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并按劳动保护规定每年（年／季／月）免费安排乙方进行体检。（三）甲方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做好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工作。（四）如甲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人身安全的，乙方有权拒绝，并可以随时解除本劳动合同。对甲方及其管理人员漠视乙方安全和健康的行为，乙方有权要求改正并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2年）第三十六条（注：该法经多次修改，但本条内容无修改，仅调整条文顺序）规定：“劳动者享有下列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一）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二）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病防治服务；（三）了解工作场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后果和应当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四）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符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改善工作条件；（五）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危及生命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六）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七）参与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的民主管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行使前款所列权利。因劳动者依法行使正当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其行为无效。由此可见，我司明确告知了原告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即原告从2008年5月30日起就已经明知其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以及该权利受到侵犯时可采取的救济途径。结合原告起诉状所述，原告工作期间每天长时间接触大量烟尘、噪音、油漆废气等危害源，三被告未提供足够安全防护。可见，原告明知工作中接触到职业危害因素，假若三被告未提供足够的安全防护，原告理应及时主张权利，但其从2008年5月30日至2014年1月期间长达5.5年，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作出任何行为来维护自身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六）赔偿损失。健康权的侵权责任并非只能以侵权后果发生时，权利人才能开始主张，本案原告已经明知职业危害因素，并能够合理预见缺乏安全防护的情况下长期接触，很可能导致其身体受到损害，故原告完全有权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但原告漠视自己的法定权利，长达5.5年消极、放任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扩大，再来以工伤认定之日来起算诉讼时效，请求保护其健康权，明显与诉讼时效制度的应有之义，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无法接近真相，无法实现公平正义。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早在2002年施行时，就规定了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施行至今18年，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尚无明确制定规定职业病劳动者在享受了工伤待遇后，可以获得什么赔偿的权利。若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则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审理中，必然配套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已经明确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论述的“因职业病、生产安全事故伤害造成工伤的，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中也就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提到“不论如何理解，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我国现行民事基本法以及劳动基本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目前尚无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对“因职业病、生产安全事故伤害造成工伤的，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进行明确规定，或者足以否定人损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效力，因此，原告的请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三、结合前述，原告完全未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以及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健康权利。此外，原告从1997年3月起就未间断在多家从事电焊工岗位将近20年，已然极为熟悉电焊工岗位相关的专业知识、特能、要求、防护措施。同时，被告人力公司已经与广船国际公司共同履行必要的职业防护义务，建立了相应的职业病防护制度。但任何制度的落实离不开劳动者本人的配合，作为单位，特别是用工单位属于大型的制造企业，是不可能时刻监督员工是否佩戴耳塞，若职业防护制度、措施落实不到位，则不应只发辟原告职业病损害的个别事件，故原告自身存在消极防护的过错或故意。因此，原告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以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四、原告目前与另外两名被告之间就劳动关系、工伤保险待遇方面存在争议，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否解除劳动关系等因素均影响其具体可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并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本案存在中止诉讼的情形。五、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应当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来确定原告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并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已经统一人身损害致残程度等级鉴定标准，该文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依法适用。（二）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负责人就答记者问》亦提到《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出台的主要背景是由于：“我国现行有效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有多个，分别由劳动人事、卫生、交通、保险等部门依据职能制定，适用领域、对象和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确定伤残等级的规则和尺度也不尽相同。实践中，同一个伤残事项由于鉴定标准不同而得出伤残等级不同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还存在较大差距，不仅导致司法鉴定标准适用混乱，办案机关无所适从，而且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会产生新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稳定和司法权威性产生负面影响”。而《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属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颁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从效力上看，前者显然高于后者。（三）依据可公开查询到的裁判文书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造成人身损害用什么标准评定伤残的答复》[(2013)他8复函]认为：“评定伤残的标准和计算损失赔偿的标准应相互对应。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若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在进行伤残程度评定时，不宜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在统一的人身损害伤残评定标准出台之前，可参照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等国家标准的规定”。根据该答复可以延伸理解为，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伤残程度评定的情形仅限于处理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不适用于确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伤残等级。（四）根据广东省司法鉴定协会发布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行业指引（修订版）》(粤鉴协(2018)31号）附件1《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执业指引》4.1.2工作中因交通事故致伤，涉及工伤待遇赔偿的，可以按委托人要求使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进行伤残程度评定。因此，本案原告并非交通事故致伤，请求的也并非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而是职业病引起人身损害赔偿，本案不应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确定原告的伤残等级。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仕邦公司辩称：原告诉求均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一、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我司对原告患噪声聋无过错，其在我司工作期间，单位已履行告知及防护义务，对李同祥患职业病噪声聋并无过错。李同祥2014年1月13日已调岗为护卫员，远离原工作环境，2016年5月25日后已远离工作环境，未再向我司提供劳动，其在2016年7月21日的听力测试报告中明确其听力正常，不符合职业噪声聋的伤残标准，故单位对其2018年被认定为十级伤残的噪声聋的诊断并未过错，单位无需对此承担侵权责任。二、本案中，李同祥是基于工伤事故而造成的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可明确，本案中李同祥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应依法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贵院应依法驳回李同祥的相关诉讼请求。三、退一步来说，（一）关于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自定残之日起算。李同祥所依据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所做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已认定为十级伤残。且李同祥己获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4723元，在本案中应当予以扣减。（二）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支付前提是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民再275号判决书已认定我司与原告劳动至今存续，并未影响其生活来源。且李同祥已向广州市仲裁(案号：穗劳人仲案(2017)981号）申请我司补发工资，我司向天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1.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8875元／年，并非30198元／年；2.李同祥儿子李某出生于2002年3月29日，至今己满18周岁，不符合本案的被扶养条件；3.户口本复印件信息不全。不能免除原告同胞兄弟姐妹对张书兰的抚养义务；4.根据《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肢体三级残疾属于轻度残疾，基本上能够完成日常生活活动，故其妻鲁红霞并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其不符合本案的被抚养人条件，不能免除其对李同祥母亲张书兰扶养义务。（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本案中，我司不存在侵害原告人身权益的事实，也不存在原告受到严重精神损害的事实，原告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严重精神损害及其受到的精神损害是因我司侵害其人身权益而造成的，故我司无需支付。被告广船国际辩称：一、我司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我司一直有在厂房设置职业卫生告知牌、在工场所设立警告牌、在厂区各地张贴宣传广告提示从事相关工作的员工注意相关职业危害因素、按规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经常通过组织职业防护培训、进行安全检查等形式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防护的宣传教育，对不按规定穿戴适用劳动防护用品人员和不按要求采取防护措的人员进行处罚，督促员工做好职业安全防护措施，同时发布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并向员工提供劳动防护用品，按规定对员工进行健康检查，积极做好职业危害的防范措施。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我司已依法履行相关的职业防护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存在侵害李同祥人身权益的事实，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二、李同祥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残疾赔偿金。(1)残疾赔偿金系重复主张，不应予以处理。残疾赔偿金是对劳动者因患有职业病所致伤残、丧失相应劳动能力导致收入损失而给予的补偿，与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及依法享有的治疗期停工留薪待遇、评残后的伤残待遇性质相同。因此，李同祥己获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与其提出的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项目性质相同，故其提出的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系重复主张不应予以处理。(2)我司请求法院计算残疾赔偿金按照（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李同祥患职业病后，双方的劳动关系依然存续，李同祥仍然正常工作，正常获得劳动收入以维持自身生活水平。且李同祥的残疾等级较轻（10级），并未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为保证公平合理，请求法院对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差额部分予以调整。（二）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评残后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均是对劳动者因患有职业病造成伤残后就业能力减少而给予的补偿，以维持劳动者及其被扶养人的正常生活水平。在本案中，李同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较轻，且李同祥患职业病后，双方的劳动关系依然存续，李同祥仍然可获得劳动收入以维持自身以及被扶养人的正常生活水平，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属于尚可获得赔偿的侵权损害赔偿项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首先，李同祥仍然在职，完全有能力赡养其母亲，且不排除其母亲有其他子女可以赡养。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国家都实行新农保、居民养老保险，故李同祥的母亲并不符合“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其次，我司亦无需支付李同祥妻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李同祥提供的残疾证仅证明其妻子肢体残疾三级。三级属于轻度残疾，基本上能够完成日常生活活动，且有残疾并不等同于丧失劳动能力故李同祥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妻子丧失生活能力且无生活来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我司也无需支付其儿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李同祥提供的户口本证明，李硕的出生日期为2002年3月29日，现己年满18岁，且其妻子也有抚养儿子李某的义务。综上，我司无需支付李同祥被扶养人生活费。（三）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九条第（一）款，本案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表现为残疾赔偿金，与李同祥的第一项诉求重复，不应支持。另我司作为用工单位，不存在过错，不存在侵害李同祥人身权益的事实，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被告广船医院辩称：一、我院并非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李同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我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我院系提供体检服务的医疗机构，从常理可以判断李同祥所患职业病与医疗机构的体检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三、李同祥没有证据证实我院有隐瞒病情并延误其病情的侵权行为。四、李同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院在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对其履行劳动保护义务方面存在（共同）过错，并构成共同侵权。综上所述，李同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院对其所患职业病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其要求我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依据。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25日，李同祥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系2008年5月25日至2011年5月25日。2011年5月25日、2016年5月25日，李同祥分别与仕邦公司签订两次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系2011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25日、2014年5月26日至2016年5月25日。上述三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实际用工单位均广船公司（原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均是受人力公司、仕邦公司的劳务派遣，在广船公司当电焊工。2018年4月2日，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诊断李同祥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8年5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李同祥为工伤。2019年7月10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李同祥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2019年8月26日，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向李同祥核发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4723元。从2008年至2017年间，李同祥每年到广船医院进行年度健康体检。由广船医院向广船公司提交年度员工（含协力工）个人健康体检报告。2012年5月25日，广州造船厂医院取得广东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同年5月26日，广船公司与广船医院签订《职业健康检查服务委托协议》，由广船公司委托广船医院对接触有害化学因素、粉尘、有害物理因素（噪声和高温）人员和特殊作业人员的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及离职时职业健康检查。由广船医院向广船公司提交年度公司总体《职业健康检查评价报告书》及员工（含协力工）个人职业体检健康检查表。李同祥在入职仕邦公司时，仕邦公司向李同祥发出过《入职须知》、《造船职业危害防范措施告知书》，在广船公司工作期间，广船公司建立了相应的生产安全、职业防护等宣传、教育、劳动防护用品领取登记、健康体检、职业健康检查等制度，组织李同祥参加《船舶修造行业通用安全知识试题》测试。另查明：李同祥对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的“穗职诊2016268”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申请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4月2日作出穗卫职鉴[2017]056号鉴定书，鉴定结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再查明：李同祥以仕邦公司为第一被申请人、广船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一、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共同赔偿2014年1月6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申请入因××初始和职业病噪声聋的医疗费13117元、伙食补助费3000元和交通费1500元；二、因第一、第二被申请人隐瞒申请人的××初始病情，使申请人病情加重，两位被申请人共同赔偿精神等相关权益损失5万元；三、因第一、第二被申请人隐瞒申请人在2014年厂体检报告中听力已下降的事实且不安排进一步诊断，两位被申请人共同赔偿精神赔偿等相关权益损失1万元（当庭撤回该仲裁请求）；四、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人的健康档案；五、请求回第二被申请人处工作；六、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6年5月25日到2020年3月25日工资428312.6元（7384.7元×58个月）；七、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25日不足额工资部分25650元（950元×27个月）；八、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第二次合同到期后，2016年5月25日至2017年4月24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1231.7元（7384.7元×11个月）；九、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6年到2019年的年终奖32893.8元（8223.45元／年×4年）。该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于2020年6月25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7]98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交付申请人2016年5月26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的工资234379.08元；二、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入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4月24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6617.46元；三、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签章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四、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又查明：在庭审中，李同祥已确认收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4723元，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及广船医院对此无异议。李同祥配偶鲁红霞（1980年9月17日出生）、母亲张书兰（1943年9月24日出生，育有七子）、儿子李某。本院认为：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分别为李同祥的用人单位及用工单位，李同祥及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根据李同祥与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及广船医院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并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现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及认定：一、关于李同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争议。李同祥在与仕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被派遣到广船公司工作期间被诊断患职业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可知法律赋予了职业病患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依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李同祥患有职业病，虽已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其仍有权向作为用人单位的仕邦公司请求人身损害赔偿。据此，李同祥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二、关于李同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李同祥于2018年4月2日被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诊断李同祥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8年5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李同祥为工伤。2019年7月10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李同祥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李同祥所患职业病是一种持续状态，李同祥于2020年4月8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确认民事赔偿责任主体的争议。如前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李同祥有权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在本案中，人力公司、仕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将李同祥派遣到广船公司从事船舶电焊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卫生制度，减少职业危害；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广船公司应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因此，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均应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的对李同祥的劳动保护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虽在入职前对李同祥告知及进行职业病培训，但从制度的执行情况看，广船公司仍缺乏能充分证明其将有关制度措施落实到包括李同祥在内的在岗职工个人身上的证据，即使是劳动防护用品领取登记也只反映了主要由班组长代领后再分发到其他职工个人的事实，缺乏对个人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措施，职业健康检查制度也不够完善，即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广船公司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足以避免李同祥在工作期间遭受伤害。同时，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李同祥存在过错。据此，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均存在未尽法定义务的行为，该行为具有过错，与李同祥所患职业病并构成工伤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李同祥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要求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李同祥已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故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至于李同祥要求广船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鉴于本案诉讼是李同祥因患职业病并构成工伤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请求权引起的。李同祥所患职业病并非广船医院的健康体检行为或者职业健康检查行为引起的，李同祥也无证据证明广船医院在广船公司、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对李同祥履行劳动保护义务方面也存在过错，故李同祥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即使广船医院的检查行为存在误诊，李同祥认为广船医院具有过错，则应对该检查行为是否构成医疗过错以及该行为与李同祥的职业病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另案提起诉讼。五、按照李同祥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本院确定李同祥的损失如下：1.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5119.4元。（1）残疾赔偿金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李同祥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现李同祥主张以《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确定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的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李同祥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据此，李同祥的残疾赔偿金为96236元（48118元/年×20年×10%），但该数额需扣减李同祥已收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4723元故此，该残疾赔偿金差额为51513元（96236元-44723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本案中，李同祥要求其配偶鲁红霞（1980年9月17日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经审查，鉴于李同祥并提供残疾证不足以证实鲁红霞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现根据李同祥提供的证明、户口本等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李同祥主张的被扶养人母亲张书兰（1943年9月24日，扶养年限5年，育有七子）、李某（2002年3月29日，抚养年限为8个月）。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424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经核算，该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总额为3606.4元（34424元/年×5年×10%÷7+34424元/年÷12个月×8个月×10%÷2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一并计入前述残疾赔偿金中，因此，李同祥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5119.4元（51513元+3606.4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李同祥在工作过程中患上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且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李同祥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确实使其遭受精神创伤和痛苦，现参考李同祥的伤残等级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该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如前所述，李同祥的上述损失均应由作为用人单位及用工单位的人力公司、仕邦公司、广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广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李同祥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5119.4元。二、被告广州广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李同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同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825元，由原告李同祥负担2412元，由被告广州广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4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何炎辉人民陪审员  何慧玲人民陪审员  江燕芬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杨碧霞书记员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