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9875号原告：左国文，男，汉族，1967年1月14日生，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代理人：欧文杰、陈海意，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骏信国际汽配城******。法定代表人：陈良招，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杨顺蓉，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陈良招，男，汉族，1973年1月21日生，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代理人：李黎，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张喜艳，女，汉族，1976年4月12日生，住昆明市西山区。委托代理人：王鹏、刘彦君（实习），云南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左国文与被告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文峰独任审判，于2020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左国文的代理人欧文杰、陈海意、被告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顺蓉、第三人陈良招的委托代理人李黎、第三人张喜艳的委托代理人王鹏、刘彦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左国文是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股东，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名下1%的股份归原告左国文所有；2、请求判令被告、第三人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陈良招、张喜艳名下1%的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股份过户至原告左国文名下；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信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24日，企，企业地址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浦新路骏信国际汽配城******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工商档案登记的股东分别为：陈良招持有被告21.78%股权，出资人民1089万元、张喜艳持有被告21.69%股权，出资人民币1084.5万元、以及陈明招、赵修泽、赵修红、姚述武、宋贵雄、姜荣祥、曾文志、孙善楚、张再双共计11人。原告与第三人系同乡兼好友，2010年在被告骏信公司设立之前，受第三人邀约，原告便投资50万元的原始股本金，通过案外人赵某将投资款按照第三人要求支付予第三人。被告骏信公司登记设立后，第三人一直代原告持有投资权益，并于2014年将第一次分红款30万元支付予原告，第三人一直代原告享有被告的股权，原告多次要求第三人将股权转回原告名下。2017年6月1日，经陈良招通知，原告与第三人在湖南商会办公地点内协商代投资事宜，第三人陈良招及张喜艳出具《投资款确认书》予以原告，确认第三人代原告持股，以及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从被告处领取分红款后未交付原告，拖欠原告2016年度15万元分红款。后经原告多次要求转回股权，但第三人依旧未将代持股份变更予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原告左国文为实际出资人，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为名义出资人，原告与第三人口头约定的股权代持协议以及《投资款确认书》合法有效。为此，原告诉至法院，主张上述诉请。被告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诉称其为实际出资人，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如果要取得被告公司的股权，应与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份协议，原告应向被告实际出资，并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原告提交的投资款确认书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代持股协议，同时也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实际出资和投资。如果要作为一名合格的有限公司股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该向公司出资和认缴出资，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的主体，而原告既没有向被告公司出资，也未记载于被告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更未经过被告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故被告不认可原告为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另本案中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都否认其与原告为代持股关系，因此在投资确认书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起诉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而投资确认书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1日，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与第三人的投资关系，与被告公司无关系，并且诉讼时效已过，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陈良招陈述称：第三人陈良招为被告公司的合法股东，被告公司的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里均没有记载原告左国文为被告公司股东，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公司股东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与第三人陈良招之间并没有签订过股权代持股合同，双方间没有第三人陈良招为原告代持1%股权的意思表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系被告公司1%股权合法的持有者，原告要求确认股权及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诉请与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张喜艳陈述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张喜艳诉讼主体不适格，其本人没有收到过原告所谓的投资款，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过期，协议是在自身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原告针对其诉请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投资款确认书》，欲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口头订立股权代持合同，原告作为被告的隐名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股份由第三人代持，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依法享有股东资格；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第三人系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原告于2010年5月19日履行出资，而被告公司于2010年5月24日成立，原告所支付的出资款系被告公司的原始投资款，原告系被告的原始股东；3、客户回单、存款凭条、（2020）云0111民初1866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原告委托案外人赵某将投资款支付给第三人，且该事实已经另案询问并质证；4、原始股本金确认书、和解协议，欲证明第三人与案外人阳德来签订的《原始股本金确认书》，确认了投资关系，并以和解方式结案。经质证，被告骏信公司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投资款确认书》不发表质证意见，因为其不是被告所签订，被告未收到原告任何投资款；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为被告的实际出资人；对证据3的客户回单、存款凭条三性不予认可，不发表质证意见，对民事判决书的三性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人认可，其与本案没有必然的法律关系；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经质证，第三人陈良招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投资款确认书》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确认书是在其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达。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原告系被告原始股东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客户回单、存款凭条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在另案作为证据使用并被采纳，证据为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缴纳股本金，对判决书中的内容不予质证，因为该判决书正在上诉期间，还未发生法律效力，对其在本案中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经质证，第三人张喜艳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投资款确认书》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确认书是在其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系被告骏信公司的股东；对证据3的客户回单、存款凭条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另案证据一样，证据间金额不能相对应，对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民事判决书还在上诉审理期间，还未发生法律效力；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骏信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公司章程，欲证明被告公司章程股东名录中并没有记载原告为其股东，也没有原告与第三人代持股的相关约定。经质证，原告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公司章程》的三性予以认可，认为自己为隐名股东，当然不会在被告公司章程中有记载。经质证，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公司章程》三性没有异议，均认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良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接处警登记表，欲证明2017年6月1日，原告聚集十余人，胁迫第三人签署包括《投资款确认书》在内的多份书面材料，第三人报警，其签署的材料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经质证，原告针对第三人陈良招提交的证据接处警登记表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第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签订投资确认书的时候，是第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接处警登记表中记载内容看，第三人并未受到胁迫，如果第三人认为其签订投资款确认书是受胁迫的，但第三人并未在签订后一年内行使相关的撤销权。经质证，被告骏信公司针对第三人陈良招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具体情况称不清楚。经质证，第三人张喜艳针对第三人陈良招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三性予以认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张喜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结婚证、离婚证，欲证明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结婚时间为2010年10月11日，离婚时间为2012年6月28日，2017年6月1日签署“投资确认书”时，陈良招与张喜艳已经离婚5年，不存在夫妻关系，该“投资确认书”不是对投资款的确认；2、胡明亮《民事起诉状》、赵某《民事起诉状》、（2020）云0111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书、（2020）云0111民初1866号民事判决书、（2019）云0111民初2300号民事裁定书、（2019）云0111民初9656号民事判决书、接处警登记表，欲证明原告聚集十余人胁迫第三人张喜艳签署十几份类似文书，通过恶意诉讼以达到让第三人张喜艳承担责任的目的，“投资确认书”系原告胁迫第三人张喜艳签署的，不是张喜艳真实的意思表示。经质证，原告针对第三人张喜艳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两第三人虽不是夫妻关系，但他们都在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他们间的离婚债权债务分割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支付的投资款是支付到张喜艳账户上，第三人陈良招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可，这些判决书都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所签订的确认书内容大体一致，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恰恰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签署的确认书是他们真实意思的表示。经质证，被告骏信公司及第三人陈良招针对第三人张喜艳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针对其诉请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并发表证言，欲证明原告的投资款500000元系通过证人的银行账户分别被转账至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名下银行账户。证人总共向第三人转账2000000元，其中1500000元由证人另案起诉第三人，剩余500000元是原告左国文的投资款。经质证，原告左国文针对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证人的证言有异议，不予认可。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认证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投资款确认书》，欲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口头订立股权代持合同，原告作为被告的隐名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股份由第三人代持，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依法享有股东资格。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资金投资关系，双方并未明确投资款的具体用途及性质，原告亦未能佐证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书面合同法有效的代持股合同约定其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而第三人未能佐证其在签署投资款确认书时有受到胁迫的情形，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故不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的客户回单、存款凭条，欲证明原告委托案外人赵某将投资款500000支付给第三人。本人认证认为，该证据转账金额为1800000元，其中两笔分别为400000元的存款凭条未显示存款通途，另1000000元的银行转账用途为货款（背书注：投良明顺公司食品厂￥100000.00元《壹佰万元正》），而证人赵某认为该1800000元中的1500000元为自己另案向第三人给付的投资款，剩余300000元为原告左国文委托其向第三人转账的投资款，其他200000元是证人赵某通过现金方式给付第三人作为原告的投资款。原告左国文未能佐证证明该款项中的500000元为自己给付第三人的投资款，证人赵某也未能提交有效依据证明该500000元为原告左国文款项。当事人间的资金往来应按照交易习惯明确款项的用途，该客户回单、存款凭条中的金额及用途未能证明原告左国文已依法向被告骏信公司有效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故不予以采信。3、原始股本金确认书、和解协议，欲证明第三人与案外人阳德来签订的《原始股本金确认书》，确认了投资关系，并以和解方式结案。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以采信。4、证人赵某所作证言，欲证明原告的投资款500000元系通过证人的银行账户分别被转账至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名下银行账户。证人总共向第三人给付款项2000000元，其中1500000元由证人另案起诉第三人，剩余500000元是原告左国文的投资款。本院认证认为，原告左国文在证人赵某另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本案中证人赵某又为原告出庭作证，原告与证人间相互作证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原告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证人代为给付的500000元为被告骏信公司股权出资款，故证人赵某所作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庭审和原告的举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被告云南骏信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24日，企业地，企业地址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浦新路骏信国际汽配城******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工商档案登记的股东分别为：陈良招、张喜艳、陈明招、赵修泽、赵修红、姚述武、宋贵雄、姜荣祥、曾文志、孙善楚、张再双共计11人，该公司从事国内贸易、物资供应、房屋租赁、市场运营等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陈良招。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于2010年10月11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6月28日自愿离婚。原告左国文与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系同乡朋友关系。2017年6月1日，原告左国文等十余人与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在湖南商会办公地点内协商经济纠纷事宜，第三人陈良招及张喜艳出具《投资款确认书》予以原告，内容为：“左国文于2010年投资到骏信汽配城一期项目中陈良招、张喜艳投资金人民币（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目前该项目已于2016年分红15万元整（大写壹拾伍万元整），未支付给左国文，以上共计陆拾伍万元整（65万元整）。收款人：陈良招，日期：2017年6月1日。具体金额以转账凭证为准，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及与陈良招离婚协议约定承担。2014年以付分红款25万元，张喜艳，2017年6月1日”。同日，因案外人向昆明市公安局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昌宏路派出所报警，公安民警对报警情况进行登记，接处警登记表载明：“经出警了解，报警人不在现场，其称其同事与当事人在湖南商会6楼办公室被堵着不让走，现场当事人叫张喜艳，该人与其前夫湖南商会会长陈良招共同负债，欠投资方赵某等十余名投资人几千万（具体数额不清），三方约定今天上午10时到湖南商会6楼会议室协商，但陈方律师到下午13时许才到，张方认为等待时间过长，便要离开，但被投资者阻拦，后民警到场劝说，三方愿意在场协商，但要求民警保护其安全，民警全程陪同，直到下午17时许陪同报警方张某离开，期间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况”。现原告认为其为被告骏信公司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要求被告确认其股东资格及要求第三人将其代持股份变更至原告名下，向本院主张上述诉请。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因代持股份发生争议而主张权利的基础条件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而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间并未签订代持股协议也未约定双方间的权利义务，故双方间不存在代持股的法律关系。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就股权的归属发生争议，原告主张其实际享有被告公司股权，原告应对其是否已经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及与第三人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代持股协议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被告骏信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确认其为实际出资的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的主张，未经被告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并形成有效决议，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双方提交其他民事判决书中的证据均有第三人陈良招、张喜艳于2017年6月1日所签署的《投资款确认书》，其内容与本案原告提交证据的内容相似，而受案法院以债权债务等案由进行裁判。本院认为，投资行为是投资方投入资金享有投资收益并承担经营管理中的经营风险，有时投资方也参与到经营管理中，投资者不仅享有投资收益而且还要承担经营管理和经营风险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第三人间并未签订合法有效的代持股份协议约定各方权利义务，而原告也未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承担股东义务享受股权收益，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间投资行为只享有收益而不承担经营管理和经营风险的义务，故原告与第三人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诉请无关。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都不具备股权代持的形式条件及实质条件，均不足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间为股权代持关系，故原告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左国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左国文承担，其余50元退还原告左国文。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王文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奕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