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02民初2139号 原告：徐翠菁，女，198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燕，广西华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钧安房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温庄子村大宁路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31798321X2。 法定代表人：宋向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权，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徐翠菁与被告北京钧安房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钧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翠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燕以及被告北京钧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权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10月1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翠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燕以及被告北京钧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 2 人廖伟权、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翠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自法院立案受理之日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以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并提出为方便公司财务做账，要求被告转账时备注为订金。原告于2019年12月26日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转账100000元，双方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偿还无果，故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北京钧安公司辩称，1.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中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只有对公往来款的意思表示，双方没有借款的合意，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宋向林已经代被告向原告归还了489000元，超过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数额470000元。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原告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截图、律师函及快递送达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灵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工作证明及2018年、2019年原告的社保缴纳记录、原告与被告财务微信聊天截图（2018年3月9日、3月14日、7月19日、9月17日）、原告与被告财务微信聊天截图（2019年4月1日）、企业查询变更记录作为证据，被告北京钧安公司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清算中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20）京0111民初6999号起诉状、证据清 3 单及证据、裁定书、庭审笔录、证明（2020年7月29日）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劳动合同书、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招待款）作为证据。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截图、律师函及快递送达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该对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涉案10万元是否为借款以及双方主张的款项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在下文中综合论述；2.对原告提交的灵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工作证明及2018年、2019年原告的社保缴纳记录，被告主张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3.对原告提交的原告与被告财务微信聊天截图（2018年3月9日、3月14日、7月19日、9月17日）、原告与被告财务微信聊天截图（2019年4月1日），被告表示真实性不清楚，认为原告可随时删减微信内容，经审查，该组证据中的被告财务微信与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及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对方主体“钧安财务小侯”相一致，被告对前二者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原告当庭出示了手机载体，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在下文中综合认定；4.对原告提交的企业查询变更记录，被告表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5.对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原告认可收到该组证据中反映的款项，但认为被告所转款项是归还宋向林用于公司经营的消费，另外的3000元是被告归还原告为被告代垫的运费，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该证据中的款项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在 4 下文中详述；6.对被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清算中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原告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宋向林向原告转款时并不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宋向林的转款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理关于该证据中的款项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在下文中详述；7.对被告提交的（2020）京0111民初6999号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裁定书、庭审笔录，原告认为其中庭审笔录不完整，也没有查档章，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现原告已确认没有支付北京案件的购车款，本案的10万元不是该案的购车款，当时是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和北京的律师进行当面沟通，导致原告把被告欠原告的10万元用于相抵北京案件购车款作为凭证提交，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反映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本案1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本院一并在下文中详述；8.对被告提交的证明（2020年7月29日）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原告认可收到该证据的款项，但不认可蒋晓丹出具的证明，主张该证据的款项是宋向林安排转给原告的，用于宋向林个人及家庭开支、业务招待等，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蒋晓丹向原告转账的款项性质，本院亦在下文中综合认定；9.对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原告对其本人签名认可，但主张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10.对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招待款），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为宋向林垫付的招待款，故报销时财务直接支付给原告，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如何确认该笔款项，本院在下文中详述。 另，被告申请了蒋晓丹作为证人到庭作证，蒋晓丹陈述，其时被告公司广 5 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分别于2017年9月18日向原告徐翠菁转账支付1万元，于2017年10月17日向原告转账支付8万元，于2019年6月7日向原告转账支付2万元，合计11万元，该款项是宋向林通知其向原告支付的，但没有告诉用途，这些款项是公司的备用金，蒋晓丹认为是代被告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费用。对上述证人证言，被告表示无异议，原告表示证人不清楚转款用途，故不能确定其向原告所转款项就是被告公司所转。对此，关于双方争议的该问题，本院在下文中详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2017年12月26日，原告徐翠菁通过手机银行的方式向被告北京钧安公司账号为×××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并附言“订金”。 同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的财务人员发送上述10万元转款截图，并发送“这笔查一下收到没？”，被告的财务人员回复“收到了”，原告又发送“那我不电话你了”“对公往来款，所以写成客户业务订金，以后客户不要车，退定金也在税局说得通”，被告的财务人员回复“对”。 现原告主张上述10万元款项系其向被告北京钧安公司出借的借款，具体经过为2017年12月26日，被告公司的董事长宋向林打电话给原告，要求转款给被告公司，为借款，故原告支付上述10万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由于原告与被告公司的董事长宋向林关系亲密，且转账数额比较小，故没有让被告出具借条。双方亦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至于为何在微信记录中称该笔10万元为对公往来款，原告称系想强调该笔款项是与被告公司的对公往来，而不是与 6 宋向林个人之间的往来款。 对此，被告不认可原告的上述主张，认为上述1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与被告公司的往来款，因为涉及原告、被告及宋向林三方，故被告也不能单方确认这一笔10万元系什么往来款性质，但被告提交了蒋晓丹向原告转账的三笔款项合计11万元，也是往来款，已经抵消原告主张的10万元。被告对其主张提交了相关银行凭证，载明如下情况：2018年12月4日，被告北京钧安公司向原告转账22400元，备注用途往来款；2018年12月2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3000元，备注用途往来款；2018年12月8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6000元，备注用途为招待费。2018年1月6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宋向林分多次共向原告转账489000元，其中两笔用途载明为“还信用卡”。2017年9月18日，蒋晓丹向原告转账1万元；2017年10月17日，蒋晓丹向原告转账8万元，该笔交易摘要及交易用途均备注“宋”；2019年6月7日，蒋晓丹向原告转账2万元。 对上述各笔款项，原告提出的意见如下：1.对2018年12月4日被告转给原告的22400元，原告主张系宋向林使用原告的信用卡消费用于公司经营，被告公司转给原告该笔款项用于归还信用卡消费，对此，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公司财务“钧安财务小侯”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上载明，2018年12月3日，原告向“钧安财务小侯”发送交行信用卡及工行信用卡短信信息截图并称“今晚宋总有应酬，交行信用卡额度只有1200，你问他一声他今晚结账需要用吗”“然后忙完今天，明天再问看工行信用卡明天需要还2.24万，交行8号需要还4.1万，资金能安排吗”，“钧安财务小侯”答复“要是该还信用卡您和他说一下，让他 7 和我们说一下转款，公户5点前能转款”；2.对2018年12月27日被告转给原告的3000元，原告主张系原告为被告公司垫付3000元运车运费后被告公司转给原告的报销款；3.对2018年12月8日，被告转给原告的16000元，原告主张系因原告垫付招待款后被告支付的报销费用；4.对宋向林从2018年1月6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分多次共计向原告转账的489000元，原告主张宋向林在此期间并不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向林的转款与被告公司无关，且这些转款是用于归还使用原告信用卡的款项以及用于宋向林儿子上学的费用；5.对蒋晓丹向原告转款的三笔合计11万元，原告主张是宋向林叫人转给原告的，用于宋向林个人及家庭开支、人情往来、业务招待等的款项，对此，原告亦提交了其与被告公司财务“钧安财务小侯”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上载明原告分别于2018年3月9日、2018年3月14日、2018年7月19日、2018年9月17日向“钧安财务小侯”发送业务费用记账单、家庭记账单等明细表。另“钧安财务小侯”于2019年4月1日向原告发送“今天宋总让我把您两张信用卡一张加油卡寄给您啦注意查收吧”。 另，原告徐翠菁亦提交了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单，其上载明：原告徐翠菁分别于2018年11月9日向被告转账了三笔50000元，共计150000元；于2018年11月10日向被告转账了220000元。 庭审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均确认原告与案外人宋向林系曾是男女朋友关系，原告称双方于2019年4月结束男女朋友关系。 又查明，2020年7月1日，原告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20）京0111民初6999号，原告在该案中诉请宋向林返还车 8 辆原物并提交了本案2017年12月26日10万元的汇款明细作为证据。原告于该案提交的证据目录中载明，该证据系拟证明该款项为原告依约向宋向林指示的第三方支付了该案所涉车辆的购车款。对此，原告称因疫情期间其未能和北京的代理律师沟通清楚，才将本案10万元汇款明细在该案中作为证据提交。2020年9月10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徐翠菁诉请宋向林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作出（2020）京0111民初699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本案中，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涉案车辆系案外人北京钧安房车销售有限公司出资购买，与本案被告没有关系”，据此，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徐翠菁的起诉。 再查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宋向林于2015年8月24日成为被告北京钧安公司的股东，后于2016年8月18日退出。之后，宋向林又于2020年5月11日成为被告北京钧安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执行董事，成为被告北京钧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现原告以被告未归还借款为由，诉至法院，酿成本案。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本案10万元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是否能成立？若成立，则尚欠本息如何认定？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以其向被告转账的10万元转账凭证主张是借款，被告则辩称 9 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与被告公司的往来款，因涉及原告、被告及宋向林三方，故被告不能单方确认这一笔10万元系什么性质的往来款。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款项接收方，对其自身收到的款项无法做出准确具体的陈述，视为其未明确自身主张，即未完成上述规定中“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举证责任，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采纳原告的陈述，确认2017年12月2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10万元为借款。至于原告在（2020）京0111民初6999号案件中亦提交本案10万元作为证据主张购车款的情况，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20）京0111民初6999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购车款系北京钧安房车销售有限公司出资，即排除了涉案10万元系购车款的事实，故原告在本案中就该笔10万元主张系借款并不违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以上，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1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双方未明确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 其次，对于被告提交的款项流水，被告主张系双方之间的往来款，足以超过本案原告向其支付的款项。对此本院逐一分析如下：1.对于被告北京钧安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向原告转账的22400元，备注用途为往来款，原告提交了对应日期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载明原告向被告公司财务告知“工行信用卡明天需要还2.24万”，金额与该笔22400元亦相吻合，结合宋向林确有使用原告信用卡的事实，本院确认该笔22400元系用于偿还信用卡的款项，与本案10万元无关，不能作为还款；2.对于被告于2018年12月8日向原告转账的16000元，备注用途为招待费，故与本案10万元借款无关，不能作为还款；3.对于宋向林从2018年1月6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分多次共向原告 10 转账的489000元，本院认为，在此期间段，宋向林并非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向原告的转款不能代表系被告公司的转款，且原告与宋向林在该期间段内系男女朋友关系，存在宋向林使用原告信用卡并支付资金用于偿还信用卡的情况，故对于该489000元，因涉及案外人宋向林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关系，不宜在本案中进行认定，本院不予确认；4.对于蒋晓丹分别于2017年9月18日、2017年10月17日、2019年6月7日向原告转账的三笔款项合计11万元，被告主张系被告公司与原告的往来款并主张抵消，本院认为，蒋晓丹于庭审中陈述该三笔款项系宋向林通知其转款的，其亦不清楚款项的性质，且其中2017年10月17日这笔交易摘要及交易用途均备注“宋”，即为宋向林个人的款项，在此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笔款项就是蒋晓丹代被告公司所转，对于其他两笔款项，退一步而言，即使按被告所主张的“往来款”，但原告亦提交了其分别于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10日分别向被告转账的150000元及220000元双方“往来款”，即剩余的2017年9月18日、2019年6月7日这两笔款项亦无法抵消原告提交的双方之间的“往来款”，据此不能认定为本案的还款；5.对于被告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向原告转账的3000元，备注用途为往来款，同理，在原告提交了其分别于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10日分别向被告转账的150000元及220000元双方“往来款”的情况下，该笔3000元款项亦无法抵消原告提交的双方“往来款”，故亦不能认定为本案的还款。 最后，关于尚欠本息。本金方面，如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1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履行期限不明 11 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现原告于2020年6月18日诉至法院，视为催告，被告应履行还款义务。又根据上述认定，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对本案进行了还款，故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双方未明确约定利息，现原告主张从本院立案受理之日起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具体计算，应以10万元中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20年6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钧安房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翠菁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支付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中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20年6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12 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230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北京钧安房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蒙鹏燕 人民陪审员  韦定宁 人民陪审员  杨念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彭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