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8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0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法定代理人：黄某1，女，197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系刘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松，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琴，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女，195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峰，重庆继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7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7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上诉人刘某1与被上诉人高某1、刘某2、刘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7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立华，上诉人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黄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松，被上诉人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经本院依法通知未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2.判决2015年11月9日以刘某4名义所立的《遗嘱书》无效；3.本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鉴定申请费、公告费由被上诉人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原判决认定“2015年11月9日，刘某4死亡前，口头告知父亲刘慧仁遗嘱内容”的事实错误；2.原判决回避认定重大事实，严重损害刘某1系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3.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遗嘱书属于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原一审判决认定本案遗嘱书属于自书遗嘱，与法相悖。高某1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刘某2、刘某3经本院依法通知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15年11月9日以刘某4名义所立的《遗嘱书》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刘某4，男，于1972年11月20日出生，于2015年11月11日死亡。根据病例记载，刘某4于2015年10月22日到大坪医院住院治疗，其2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胸痛，伴有活动后气促，偶有干咳，咳嗽剧烈及体位改变时伴有胸痛加剧等，入院诊断为左肺腺癌晚期，于2015年11月11日因呼吸衰竭死亡。刘某4死亡时，其生母已经死亡，其父亲系刘某5，继母系高某1，其已经离婚，原配偶系黄某1，共有子女一人即原告刘某1。其中，高某1与刘某5于1991年4月12日登记结婚；刘某5已经于2017年5月18日死亡，其死亡时其父母均已经死亡；刘某4与黄某1于2002年5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9月6日登记离婚，儿子刘某1由黄某1抚养，于2014年5月20日通过诉讼调解变更刘某1由刘某4抚养，刘某4死亡后，刘某1由黄某1接去抚养。2015年11月9日，刘某4死亡前，口头告知父亲刘某5遗嘱内容，由刘某5到打印店印制出《遗嘱书》，然后将《遗嘱书》拿到医院交给刘某4，刘某4核对《遗嘱书》后作为立遗嘱人签字，并由李某1、刘某6、汪某1作为见证人签字。原审过程中，该院依据刘某1申请依法委托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对《遗嘱书》上刘某4及三个见证人的签名真伪和签名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所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渝公信［2017］（文）鉴字第0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遗嘱书》上刘某4、李某1、刘某6、汪某1签名均真实，均系本人书写，但对笔迹形成时间因标本问题无法得出结论。《遗嘱书》载明，由高某1与刘某5代为出售刘某4名下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某房屋和渝BF****轿车，所得房款中的400000元、全部车款及遗留现金约100000元归刘某1所有并作为其教育基金，委托高某1与刘某5设立专项资金账户管理，待刘某1年满18周岁时全部移交刘某1等。刘某1认为刘某4所立《遗嘱书》无效，遂向该提起诉讼。审理中，刘某1坚持其诉讼请求，高某1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刘某2、刘某3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刘某4死亡时，其母亲已经死亡，其父亲系刘某5，其继母系高某1，其与高某1未形成抚养关系，其与配偶黄某1已经离婚，其共有子女一人：儿子刘某1，故，刘某4死亡时共有继承人二人：父亲刘某5、儿子刘某1。刘某5死亡时，其父母均已经死亡，其配偶系高某1，其共有子女三人：儿子刘某4、儿子刘某3、继子刘某2，其中，其与刘某2形成了抚养关系，故，刘某5死亡时共有继承人三人：配偶高某1、儿子刘某3、继子刘某2。刘某5死亡后，其应继承的刘某4遗产份额应由其继承人依法转继承。故，该依法追加刘某3、刘某2为本案一审被告。对被继承人刘某4所立《遗嘱书》是否有效的争议焦点，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据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自然人有权以遗嘱的形式处分自己的财产，明确规定了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五种遗嘱形式，并明确规定了遗嘱无效的条件，但不论何种形式的遗嘱，其目的均是为了保障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有效保护遗嘱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首先，刘某4死亡前所患疾病为肺癌，无证据显示该疾病直接影响了其辨认、理解等认知能力，应当认定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权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其次，打印形成的文件清晰、高辨识，且规范、不易涂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在1985年10月1日施行时，打印并未普及到日常工作生活中，而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已经基本普及，本案《遗嘱书》在形式上是打印形成的书面遗嘱，在打印出来后刘某4亲自进行了核对，确保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通过他人打印只是一种手段，与亲自书写并无实质上的差异，本质上是将他人作为一种书写的工具，作为其手臂的延伸，该遗嘱应属自书遗嘱，而非代书遗嘱；第三，现并无证据证明该遗嘱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第四，现并无证据显示刘某5、高某1执行遗嘱期间损害了遗嘱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被继承人刘某4所立《遗嘱书》属自书遗嘱，合法有效。对刘某4的真实遗产是否超出了《遗嘱书》所处理遗产的范围的争议焦点，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如遗产真实存在且属于《遗嘱书》的处理事项，应当按《遗嘱书》处理，如遗产真实存在且超出了《遗嘱书》的处理事项，则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属于法定继承事项，当事人可另案处理。综上所述，对于刘某1请求确认2015年11月9日以刘某4名义所立的《遗嘱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刘某3经该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刘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亦未到庭参加诉讼，均应当承担不到庭参加诉讼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40元、鉴定申请费12000元，合计12040元，由刘某1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刘某1提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6年9月5日《开庭笔录》一份，拟证明遗嘱见证人李某1和刘某6没有参与刘某4立遗嘱的全过程，不知道涉案遗嘱书的形成过程。举示《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临时遗嘱记录单》原件一份，拟证明刘某4从2015年11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11日死亡期间一直在大坪医院的RICU呼吸重症监护病房，不是在普通病房，涉案遗嘱形成于2015年11月9日，刘某4不可能在重症监护室里立遗嘱，各见证人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重症监护室。高某1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不认可，笔迹鉴定结论证明涉案《遗嘱书》确属刘某4本人所签，是刘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见证人李某1和刘某6在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6年9月5日《开庭笔录》中对涉案《遗嘱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陈述，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临时遗嘱记录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另查明，李某1和刘某6没有参与刘某4立遗嘱的全过程，不知道涉案遗嘱书的形成过程。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遗嘱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遗嘱形式，明确规定了遗嘱的生效要件，合法有效的遗嘱应当由适格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和形式记录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刘某4名义立下的《遗嘱书》不属于公证遗嘱、录音遗嘱或口头遗嘱。依照法律规定，自书遗嘱应符合三个要件：第一，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内容；第二，遗嘱人亲笔签名；第三，遗嘱人亲笔注明年、月、日。涉案遗嘱系打印形成，不符合“亲笔书写”的生效要件，不属于有效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应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第二，见证人其中一人代书，并注明年、月、日；第三，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案遗嘱仅列明立遗嘱人和见证人，未记载代书人，且现在有证据不能够证实涉案遗嘱系由见证人代书，其中两名见证人也未见证遗嘱的形成过程，故涉案遗嘱不属于有效的代书遗嘱。关于鉴定费，因该鉴定系刘某1申请，其申请要求未得到鉴定结果支持，故鉴定费应由刘某1负担。综上，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7887号民事判决。二、刘某42015年11月9日所立的《遗嘱书》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鉴定费12000元，合计12040元，由刘某1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刘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蓉审 判 员  刘健红审 判 员  胡 军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院印）法官助理  闫帅锋书 记 员  谭虹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