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行终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汇龙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法定代表人邓伟园，社长。委托代理人黄伟键，广东沥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金融商贸区。法定代表人游剑锋，镇长。委托代理人魏露权，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少猛，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邵桂希，女，汉族，1964年2月17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汇龙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汇龙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沥镇政府）乡政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行初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邵桂希原属联安汇龙村村民，户口性质为农业。1987年7月，因南海盐步镇联安汇龙村XX队征地，邵桂希转为“自理粮”户口。1998年9月24日，邵桂希与邓某某登记结婚。1999年6月29日，邵桂希从“自理粮”户口迁回汇龙经济社所在地的农业户口。2008年7月1日，邵桂希与邓某某经法院调解离婚。2013年，邵桂希与黄某某（已故）登记结婚。邵桂希婚后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因邵桂希户口回迁后成员身份一直未得到确认，经信访处理无果，邵桂希于2019年3月向大沥镇政府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该府确认其具有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享有该社成员同等待遇。2019年4月25日，大沥镇政府向汇龙经济社的社长邓伟园及工作人员邓某1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被调查人确认李某某为该社成员。经调查核实，大沥镇政府于2019年6月14作出沥府行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确认邵桂希具有汇龙经济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该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该社社员1股的股东待遇。上述决定书分别于2019年6月25日、7月24日送达给邵桂希和汇龙经济社。另查，1999年6月29日以“自转农”身份迁回汇龙村的人员李某某（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已取得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又查，汇龙经济社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联安管理区汇龙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章程》（以下简称《1998年章程》）第四条规定：“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除嫁出、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判刑有规定之外），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第七条规定：“外嫁女：凡女子出嫁的均在领取结婚证日起，无论是否将户口迁出，只允许享受当年股权分配，下年开始取消股权分配及村中一切福利待遇，此条包括在九二年六月一日拼社时留的人的股权。”第八条规定：“凡执行本章程开始娶入的女社员，又已迁入户口的，要求参加本社分红基础股的，要一次性交纳入股金1000元，则享受分红基础股，新生婴儿从入户日起，要求参加本社分红基础股的，要一次性交纳入股金500元，则享受分红基础股。”第十一条规定：“凡十六岁以上的社员享有一份股份分红。十五岁以下享有半股分红。当年入户当年入股由下年参加股权分红（包括第二章第九条）。”汇龙经济社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04年章程》），该章程第一条规定：“……根据盐步街道的指导意见，结合联安村的实际情况，推行‘固化股权，合理调整’的做法，特制定本章程。”第九条规定：“配股资格1、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前在册的符合条件的经济合作社社员均可配股。2、按照固化股权截止时间，本社下列人员不予配置股权：（1）在截止时间之前已经死亡，但未及时办理户口注销手续的股东；（2）在入户时与本社签订不享受本社股权合约的迁入农业户口。”第十条规定：“嫁出、娶入的处理办法1、二〇〇三年在本股份经济合作社参加股份分红的女股东，在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前嫁出本社以外的，按原章程执行。……”第十九条规定：“配股办法：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年满16周岁的，每人配10股，未满16周岁的，每人配5股。”从2018年9月16日起，汇龙经济社实施《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8年章程》），该章程第八条规定：“本社以2018年09月15日24时为确权到户时点，以每户户口簿在册股东登记为基础，核定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把其股权数合计确权到户，以户为单位管理股权，按户股份分红。户内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核定按本章程第九条办法处理。确权到户后的股权由户内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简称‘本社成员’）共享；本社的总股数长久不变，实行‘增员不增股，减员不减股’，不随本社成员人数的增减而变动。政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第十一条规定：“本社在2018年09月15日24时股权确权到户后，以下人员应当具有本社成员资格：（一）确权到户时户口在本社所在地，且在册在世的股东及2004年6月30日24时后在册在世的成员自然过渡为本社成员；……（六）政策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其他人员。”第十四条规定：“本社股权确权到户后股东成员统一设置为满股1股，实行按户确定股权、按户管理股权、按户进行股份分红。此处的户是指以户籍管理部门核发的户口簿为基础，户口簿内所有具有本社成员资格的登记人口的统称（下称‘股权户’）。”又查，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8年10月31日下发南办发〔2008〕59号《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7.曾经转为‘自理粮’，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含其合法生育、收养的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大沥镇政府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具有对邵桂希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进行受理和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该府受理邵桂希的申请后，经向汇龙经济社调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汇龙经济社及邵桂希，履行了行政处理的正当程序，法院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是邵桂希是否具有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汇龙经济社认为根据《“两确权”意见》第三点第3条规定，邵桂希既没有提出确权申请，也未经过汇龙经济社表决同意，更没有支付相应的购股费用，故不应当具有该社的成员资格。经查，邵桂希属于“自理粮”户口的回迁人员，其在1999年6月29日将户口迁回汇龙经济社所在地后，户口性质为农业，在该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时的成员均系经提出申请、表决同意、支付购股费用后才取得成员资格的情况下，根据当时施行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6月1日实施，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的规定，邵桂希户口回迁后，应可取得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且《1998年章程》及《2004年章程》仅规定男性成员娶入的配偶及新生婴儿、合法抱养的婴儿才需出资购股，对邵桂希一类“自理粮”户口回迁人员并没有购股的要求，故汇龙经济社以该社未对邵桂希的成员身份进行审批及邵桂希未出资购股为由否认邵桂希的成员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佛山市在2004年7月1日户籍制度改革后，取消了原有的“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粮户口”等户口类别，但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在户籍改革后制定的《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第7点已明确规定，曾经转为“自理粮”，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邵桂希在1999年已以“自转农”户口迁回汇龙经济社所在地，故依据现行有效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邵桂希亦应享有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又因汇龙经济社《2018年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该社股权确权到户后股东成员统一设置为满股1股，故大沥镇政府在查明事实后，确认邵桂希具有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并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该社社员1股的股东待遇，处理正确。汇龙经济社认为，邵桂希户口在1987年迁出该社后，成员资格已取消，根据《1998年章程》第四点“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除嫁出、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判刑有规定之外），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的规定，邵桂希在1999年户口回迁后不符合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且汇龙经济社的股权在2004年已固化，不再新增成员，即使邵桂希符合《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规定的“自转农”条件，其能否成为汇龙经济社持股成员仍需该社审批，但汇龙经济社对邵桂希的持股成员身份至今未表决确认，故邵桂希不具有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法院认为，邵桂希在1987年户口迁出后其成员资格应否被取消并非案件争议的问题，案件争议的是邵桂希户口回迁后能否取得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身份。虽然《1998年章程》第四点规定，“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除嫁出、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判刑有规定之外），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而邵桂希户口回迁的时间为1999年，不属于1993年12月31日前汇龙村的农业户口人员，但从与邵桂希同期迁入的“自转农”人员李某某已取得汇龙经济社资格的事实可知，汇龙经济社在审查成员资格时，实际未执行《1998年章程》的上述规定，对1993年12月31日后回迁的“自转农”人员，仍确认其成员资格。事实上，汇龙经济社后来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九条第1点亦将配股的条件放宽至2004年6月30日24时前在册的社员，且邵桂希亦不属于第九条第2点规定不予配置股权的人员范围。故根据《1998年章程》规定，邵桂希应具有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至于《1998年章程》中对外嫁女取得成员资格的限制，因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不能作为界定邵桂希成员资格的依据。即使汇龙经济社的股权在2004年已固化，但因邵桂希在股权固化前有取得汇龙经济社成员资格的权利，邵桂希的成员身份在股权固化前未能被确认系汇龙经济社不允许外嫁女享有该社成员资格所导致，其过错在汇龙经济社，不能归责于邵桂希，故汇龙经济社股权固化不能作为剥夺邵桂希成员资格的理由。另外，因汇龙经济社历年章程对2018年9月15日24时确权到户时点前享有成员资格的人员并没有作持股成员和非持股成员的区分，且明确规定了成员的具体配股数，邵桂希的户口在确权到户时点前已迁入，故其在取得汇龙经济社成员资格的同时，亦应有获得配置股权的权利。汇龙经济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汇龙经济社又提出，邵桂希一直不具有股东成员资格，但从未提出任何行政投诉及申请，直到2019年才向大沥镇政府申请行政处理，根据《“两确权”意见》第一点及《2018年章程》规定，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及丧失相应的资格。法院认为，如上所述，邵桂希依法应当属于汇龙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但汇龙经济社一直拒绝给予邵桂希成员资格及待遇，该行为侵犯了邵桂希的合法权益，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而且无论《“两确权”意见》《2018年章程》还是现行法律均没有对成员资格争议提出处理申请的时间限制，因此，邵桂希有权在汇龙经济社对其成员资格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向政府申请成员身份确认。汇龙经济社的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大沥镇政府根据邵桂希的申请书、身份证、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1998年章程》《2004年章程》《2018年章程》等证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法院予以支持。汇龙经济社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诉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汇龙经济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汇龙经济社负担。上诉人汇龙经济社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仅以获得上诉人成员资格的李某某与原审第三人邵桂希同为1999年“自转农”迁入上诉人处，即认定上诉人在审查成员资格时没有执行《1998年章程》，并以此认定原审第三人享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年“自转农”迁入上诉人处的人，并非性质、条件完全一致，是否享有同等条件应由原审第三人进行举证，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此情况，也并未要求原审第三人或被上诉人大沥镇政府进行举证。在没有任何事实支持的情况下，就简单地以李某某获得成员资格为例，判决原审第三人享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显然是错误的。原审第三人“自转农”到上诉人处的时间是1999年，当时施行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是否享有成员资格最后应由集体表决决定。原审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通过了上诉人的社委会或理事会和成员大会表决确认其成员资格。相反，上诉人的集体成员一直反对原审第三人享有上诉人股东成员资格及分红的权利。二、一审判决认为原审第三人享有上诉人持股成员待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规定了集体成员分为持股成员和非持股成员，而能否转化为持股成员及转化的条件则由村集体章程确定，该规定中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应指原村自愿接受的“自转农”人员，但上诉人是基于当年文件的强制性规定接收原审第三人“自转农”迁回上诉人处，并非自愿接纳。且该办法中有关“自转农”的规定亦非强制性规定，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第三人能否获得上诉人的成员资格，是上诉人的自治权利，应由上诉人集体决定。本案中，上诉人《1998年章程》确定了成为上诉人持股成员的对象范围限于1994年其娶入的女社员及新生儿，上述人员支付相应的购股款后，成为持股成员。后续的《2004年章程》《2018年章程》均延续了该规定。显然，原审第三人不在上诉人章程确定的可转化为持股成员的对象范围内。且上诉人于2004年股权固化至今，并未新增股权，2018年再次固化时仅将2004年确认的股权自然过渡，并未针对2004年后新增的成员进行增股。故原审第三人即使按照上述办法规定具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也是非持股成员。三、上诉人确认李某某享有成员资格而不确认原审第三人享有成员资格，并未违反男女平等原则，未侵犯原审第三人作为妇女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在“自理粮”户口期间结婚，其婚后相当一段时间仍处于“自理粮”户，显然其结婚前后那段期间的户口均不在上诉人处，因此原审第三人并不符合《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及《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的有关规定。上诉人正是基于以上事实和规定，才不予确认原审第三人享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可知，李燕芬同样是1999年期间“自转农”到上诉人处，但李燕芬至今未婚；黄少莲虽是已婚妇女，但黄少莲户口一直保持在上诉人处。上诉人确认了该二人享有集体成员资格并享有持股成员待遇。故上诉人并不存在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行为。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大沥镇政府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汇龙经济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邵桂希述称：与被上诉人大沥镇政府的答辩意见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汇龙经济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燕芬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股权证，拟证明与原审第三人邵桂希同期“自转农”的人员李燕芬因至今未婚，不存在婚姻前后户口不在上诉人处的情形，故一直享有上诉人的股权；2.黄少莲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南海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股份）管理交易系统资料明细表》，拟证明黄少莲的户籍一直保留在上诉人处，户口从未迁移，亦享有上诉人的股权。上诉人主张上述两组证据均可证明上诉人不存在违反男女平等的原则。被上诉人大沥镇政府及原审第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恰恰说明上诉人针对原审第三人这类“自转农”的已婚女性人员进行了区别对待，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证据2因黄少莲的户籍从未迁移与原审第三人的情形不同，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证据材料属于上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本院依法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的名称由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已变更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汇龙股份经济合作社。本院认为，诉讼各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大沥镇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及程序的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审第三人邵桂希能否享有上诉人汇龙经济社的成员资格并享有1股的股东待遇。《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7.曾经转为‘自理粮’，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含其合法生育、收养的子女）；……”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原属上诉人的村民，户籍性质为农业，于1987年转为“自理粮”户口，后于1999年从“自理粮”户口迁回到上诉人处的农业户，后户籍再未迁出上诉人处。根据上述规定，因原审第三人属于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故依法应享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并享有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权益。上诉人主张即使按照上述办法的规定，原审第三人具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也是非持股成员。经查，根据被上诉人大沥镇政府提交的《证明》可知，与原审第三人同期迁入的“自转农”人员李某某系无偿配股。上诉人在二审法庭调查中亦确认其对于1999年“自转农”迁回上诉人处的男性及一直未婚的女性均承认了成员股东身份。在上诉人的章程中仅是规定男性成员娶入的配偶及新生婴儿、合法抱养的婴儿才需出资购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类比与原审第三人同期“自转农”迁回上诉人处的男性，按照同等原则，并根据上诉人《2018年章程》第十四条有关股权设置的规定，确认原审第三人依法享有上诉人的成员资格，并自决定书作出之日起享有上诉人成员1股的股东待遇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不应具有其成员资格及享受股东待遇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还认为原审第三人并不属于婚姻前后户籍没有变动的人员，并不符合《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及《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户籍迁移的原因存在多样性，如婚姻、入学、入伍、工作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公民户籍的迁移，上诉人主张的上述规定仅是针对结婚后的妇女应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但本案原审第三人户籍的迁移并非是因婚姻所致，故上述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即使原审第三人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可以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亦不影响其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及《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依法享有上诉人的成员股东资格，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汇龙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赟审判员 潘华容审判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孔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