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8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广丰。法定代表人：王兴全。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海燕，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观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广东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广丰。负责人：蔡国明。原审第三人：湛江市遂溪县红土艺术团，住所地：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广丰。负责人：苏观喜。上诉人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观喜及原审第三人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前公司工会”）、湛江市遂溪县红土艺术团（以下简称“红土艺术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19）粤0823民初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海燕，被上诉人苏观喜（也是红土艺术团的负责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前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苏观喜的诉讼请求；二、判决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苏观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苏观喜受广前公司委托筹备成立红土艺术团并且苏观喜已为红土艺术团垫资191424元，广前公司应当返还垫资款191424元给苏观喜是错误的。事实与理由：一、没有证据证实苏观喜主张的垫资款项191424元用于红土艺术团的设备、物质采购。红土艺术团2000年7月7日经工商登记设立，苏观喜所出具的收款收据是1996年度形成的，并不能证实其在1996年购买的物品用于红土艺术团，且其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货物名称与红土艺术团登记设立时所上报的“企业主要设备和主要服务设施”中所列的设备名称及数量不一致，因此苏观喜提供的采购证据无法得到印证，不能证实其主张购买的设备、物质确实用于红土艺术团。二、退一步来讲，即使认定苏观喜为成立红土艺术团垫资了191424元，该部分费用也应由红土艺术团承担。主要理由：（一）广前公司与苏观喜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广东省工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证》的内容显示，广前公司工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虽然广前公司工会是广前公司内部的工会，但广前公司与广前公司工会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法人，各自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广前公司工会有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办企业。广前公司工会作为主管部门，苏观喜作为组建负责人从1996年开始筹备成立红土艺术团，2000年6月29日向遂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成立红土艺术团，2000年7月7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是苏观喜。因此，从筹办到成立红土艺术团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广前公司的参与，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广前公司委托苏观喜筹办红土艺术团并购买设备、物质。至于苏观喜其提供的设备、物质购置申报表、购货收款收据等单据上有广前公司工会主席刘起芬的审核签名并写有“同意购买”“同意报销”等字样，只是广前公司工会对苏观喜向主管部门申报所作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审核决定，且设备物质并没有作为广前公司或广前公司工会的资产进行管理、处理。故一审法院认定广前公司与苏观喜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二）苏观喜垫资的191424元不应由广前公司承担。如前所述，广前公司与苏观喜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且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登记资料的内容显示，广前公司工会只是红土艺术团的主管部门，红土艺术团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成立的资金来源于艺术团的积累。依据《关于工会兴办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工会兴办的企业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要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和税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规定，红土艺术团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企业。苏观喜向遂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办成立红土艺术团时，将在筹备期间购买的设备、物质列入红土艺术团的主要设备和主要服务设施，作为红土艺术团的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苏观喜垫资191424元采购设备、物质的费用属于红土艺术团在筹建期间的成本费用，在红土艺术团正式成立营业后，该成本费用应由红土艺术团进行会计账务处理。故苏观喜垫资的191424元应由红土艺术团承担，而不应由广前公司和广前公司工会负担。三、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驳回苏观喜的诉讼请求。苏观喜出具的购买设备、物质的收款收据显示时间是1996年度，但苏观喜直到2019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在此期间有中止、中断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苏观喜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红土艺术团陈述称：同意苏观喜的答辩意见。广前公司工会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苏观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广前公司返还苏观喜垫付的采购款人民币191424元及利息(以191424元为基数，从2000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广前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苏观喜1988年1月进入广前公司原广丰糖厂工会工作，1994年12月至2018年1月24日退休前在广前公司工会任文体宣传干事。1995年1月，广前公司工会被遂溪县总工会颁发《广东省工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证》，法定代表人刘起芬。同年6月30日，广前公司工会依照广前公司的指示，成立湛江市遂溪县红土艺术团，并任命苏观喜为红土艺术团团长。1996年2月开始筹备工作。2000年7月7日，红土艺术团正式登记成立，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苏观喜。企业登记资料显示红土艺术团的主管部门是广前公司工会。1996年2月，广前公司为了筹备成立湛江市遂溪县红土艺术团，由广公司工会牵头筹备的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于是经广前公司和广前公司工会委托，苏观喜负责购买音响设备、物资等主要工作。1996年2月29日，根据筹备工作计划的需要，申报18项设备、物资购置申报表，由广前公司工会负责人刘起芬签名同意购买；申报表中的申报理由是：公司文艺演出舞台专用。其中：1、合成器1台，申报价18000元；2、爵士鼓1套，申报价11300元；3、大功率音响1套，申报价66500元；4、聚光灯4支，申报价428元；5、追光灯架1支，申报价270元；6、舞台追灯1盏，申报价792元；7、24图激光表演仪一盏，申报价6300元；8、开花灯1盏，申报价3705元；9、烟雾灯4台，申报价5400元；10、聚光大射灯4盏，申报价1040元；11、聚光射灯27盏，申报价5292元；12、650强光束月星灯1盏，申报价1845元；13、五向彩虹灯1盏，申报价1367元；14、双层异向转灯4盏，申报价6180元；15、双幽浮灯1盏，申报价1722元；16、五体星型幻彩灯1盏，申报价2311元；17、投景灯3盏，申报价600元；18、南京产跃进汽车（大客车）1辆，申报价6400元；以上申报的18项设备、物资申报价合计：135747元。申报审批后，苏观喜根据申报的设备、物资清单和实际情况需要，以红土艺术团的名义向湛江市演出器材供应部（以下简称“供应部”）和湛江市赤坎海韵琴行（以下简称“琴行”）采购相关设备、物资，供应部和琴行逐项分别给苏观喜出具购货收款收据，其中：1、1996年8月28日，供应部分别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2014663》和《收款收据2014664》各一张，总价款分别为16030元和18050元；2、1996年9月1日，供应部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2014666》一张，总价款为16400元；3、1996年9月5日，供应部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2014674》一张，总价款为18110元；4、1996年9月6日，供应部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2014666》一张，总价款为30794元；5、1996年9月7日，供应部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2014657》一张，总价款为2880元；6、1996年9月12日，琴行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1024327》一张，总价款为12200元；7、1996年9月14日，琴行给苏观喜出具《收款收据N0：1024328》一张，总价款为13000元。1996年9月28日，上述《收款收据》苏观喜作为经手人签名，刘起芬审核签名同意报销。8、1996年11月2日，订做舞台后幕一张、舞台横条三套、台前大幕二张，加工老板王**芳分别给苏观喜出具《收据349567》、《收据349568》、《收据349569》，价款分别为1300元、360元、2300元；苏观喜作为经手人签名，同年11月26日、28日，刘起芬审核分别签名同意报销。9、1998年6月28日，购买大客车发票被办理行驶证人员拿去，广前公司工会给苏观喜补办支出凭证《现金支出凭证N0：0001167》，金额60000元。有刘起芬、苏观喜签名，广前公司工会财务盖章。《现金支出凭证N0：0001167》内容：“工会、公司助理钟毅托海田钢材老板庞罗副协助艺术团的大客车行驶证，但他没有把购置大客车6万元发票还给艺术团，现补上此现金支出凭证，金额陆万元（60000元）”。1998年9月28日，刘起芬审核签名同意报销。以上12张收据和现金支出凭证共款191424元。广前公司工会负责人刘志芬签名同意报销后，苏观喜多次要求广前公司工会报销无果。于2000年3月01日，刘起芬在收据背面上再签上：“工会无钱，请到公司财务报”后，苏观喜又多次找广前公司要求报销被拒，产生纠纷，苏观喜遂诉至一审法院。另，一审审理过程中，广前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对《现金支出凭证》一张和《收款收据》12张背面内容笔迹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中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广前公司因拒不缴交司法鉴定费用，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依法终止鉴定程序。1998年6月18日，以红土艺术团名义购买的一辆二手大客车，发动机号码：91085840，车号牌：粤GR01**号。2000年7月7日第三人红土艺术团正式登记成立前，车辆及音响设备等一直为广前公司使用。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足可认定。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资金返还纠纷。本案的焦点：一、苏观喜是否支付了垫资款。苏观喜依据广前公司工会的委托，按照《设备、物资购置申报表》的要求，为筹备红土艺术团购置相关设备、物资等垫资共款191424元，有苏观喜提供的由广前公司工会负责人刘起芬签名同意报销的《收款收据》《收据》《现金支出凭证》以及刘起芬的书面证言等相互佐证，证据来源合法、真实，各证据互相之间能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对本案具有证明力，因此，苏观喜为筹备红土艺术团购置相关设备、物资等垫资款191424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广前公司抗辩称苏观喜上述垫资的主张，称购置大客车款项与实际款项不符、收据背面刘起芬签上的“工会无钱，请到公司财务报，刘起芬，2000年3月1日”是苏观喜后来添加上的，是伪造证据，广前公司未举证证明，且刘起芬在书面证言中对于签名也作为说明，具有极高的可信度。购置大客车的实际价款，有广前公司工会制作并加盖公章的《现金支出凭证》佐证。综上，广前公司的以上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广前公司辩称刘起芬在收据背面签名为倒签，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况且刘起芬的签名是否为倒签，不影响苏观喜垫资的事实，因此，广前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苏观喜支付的垫资款，是否应由广前公司承担返还义务。苏观喜作为广前公司的干部，根据广前公司工会的委托采购相关设备、物资后，广前公司工会并未予以报销。而广前公司工会虽然是独立的社会团体，但作为广前公司内部的工会，成立红土地艺术团实际是受广前公司的委托而筹备，所购置的设备、物资等也是根据广前公司的授权和指示进行，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苏观喜与广前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工会只是广公司的一个部门，没有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苏观喜垫付的购置设备、物资款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实际是接受广公司委托，处理完成所委托的事务，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的规定，广前公司在苏观喜为其完成委托事务而支出的应当由广公司支付的款项，广前公司应当承担返还的民事责任并承担利息损失。如果由广前公司工会支付，工会没有经费，也是由公司行政拨缴，也是由公司支付。综上，苏观喜请求广公司返还垫资款191424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三、关于利息。广前公司应当给苏观喜返还垫资款却拒不返还，占用了苏观喜的资金使用，损害苏观喜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赔偿苏观喜的损失。但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苏观喜请求从2000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公平原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从苏观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时，即2019年5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四、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一般诉讼时效为期间三年，最长诉讼时效为期间二十年；诉讼时效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而中断，中断后重新计算。本案根据苏观喜提供的证据，苏观喜应当自2000年3月1日刘起芬签名“工会无钱，请到公司财务部报”之日起应当向广前公司主张偿还的权利，在广前公司告拒不偿还时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00年3月1日起计算。苏观喜多次向广前公司提出报销请求，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因此，苏观喜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广前公司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广前公司工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限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苏观喜偿还垫付款191424元及支付以191424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清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苏观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广前公司拒绝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的，苏观喜可以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判决书确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案件受理费4128.48元，由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苏观喜主张其受到广前公司委托组建红土艺术团而垫付资金，并据此请求广前公司返还垫资款及支付利息，故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无“资金返还纠纷”这一案由，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资金返还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广前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广前公司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苏观喜的答辩意见及红土艺术团的陈述意见，本案各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一、关于苏观喜负责筹备组建红土艺术团工作是否基于广前公司委托的问题。广前公司上诉主张其与苏观喜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广前公司参与或者委托苏观喜筹办红土艺术团、购置所需设备、物资，且广前公司与广前公司工会、红土艺术团均为独立法人，各自应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但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苏观喜是受广前公司工会委托而组建红土艺术团的，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即便广前公司、广前公司工会、红土艺术团法人人格独立，并不影响其内部事务运作的关联和其相互之间权利义务的承担。在人事管理上，苏观喜自1994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广前公司工会工作，任文体宣传干事等职务，其间，2000年6月被广前公司工会任命为红土艺术团团长，而红土艺术团从1996年初开始组建，2000年7月经工商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主管部门是广前公司工会。由此可见，苏观喜参与并负责筹备组建红土艺术团过程，其一直是广前公司工会的工作人员。其次，虽然双方没有形成关于筹办红土艺术团的书面委托手续，但苏观喜向法庭提供的18份“设备、物资购置申报表”上均有时任广前公司工会负责人刘起芬签署的“同意购买”意见；相应地购置艺术团用品、用具的13份“收款收据”、“收据”上均刘起芬签署的“同意报”的审核意见。刘起芬的书面证言亦能够反映广前公司基于促进企业文化建设、扩大宣传、提高公司知名度等目的，广前公司负责人庞道文要求工会尽快筹建一个艺术团（后命名为“红土艺术团”），刘起芬便安排苏观喜具体负责艺术团的筹建工作。刘起芬的书面证言与在案上述书证及苏观喜的陈述材料等多项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广前公司委派苏观喜负责筹建红土艺术团并在此过程购置了相关设备、物资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因此广前公司工会与苏观喜在艺术团的组建过程中，已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再者，广前公司工会及其主管的红土艺术团均与广前公司存在特殊关系。广前公司工会的负责人由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任，工会运行的基本保障来自广前公司，广前公司工会是红土艺术团的主管部门，艺术团的团长由广前公司工会委任。结合广前公司于1999年2月11日向遂溪交警大队出具的关于要求协调处理“我公司红土艺术团大客车车号粤GR01**专车前往深圳市沙头角接本公司职工子弟回家过年”，车辆被查扣问题的函件、广前公司盖章确认的“号牌号粤GR01**机动车定期检验表”以及广前公司工会于2001年间先后向遂溪县交通局、遂溪县养征站出具的书面协调文件等证据综合分析，广前公司工会当时并非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广前公司出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要求工会筹建艺术团，这与艺术团的设立目的、价值定位相一致，对此，刘起芬的书面证言内容属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广前公司委托公司工会筹建红土艺术团，公司工会因此委派苏观喜负责艺术团的筹备和组建工作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的规定，艺术团的筹建费用最终应当由广前公司负担。广前公司上诉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筹建红土艺术团，筹建费用不应由其承担，与案件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苏观喜所主张的垫付款项是否用于红土艺术团设备、物资的采购问题。广前公司以收款收据形成时间早于红土艺术团工商登记设立时间、收款收据中列明的货物与该艺术团登记设立时所上报的“企业主要设备和主要服务设施”所列的设备名称、数量不一致等为由提起上诉，并认为没有证据证实苏观喜主张垫资款项191424元是用于红土艺术团设备、物资的采购。而苏观喜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两组书证：一是“设备、物资购置申报表”共18份；二是“现金支出凭证”、“收款收据”、“收据”共13份，载明的付款金额共计191424元。“设备、物资购置申报表”中的“申报理由”则注明“公司文艺演出舞台专用”、“运演出道具用”等内容，时任广前公司工会负责人刘起芬在每一份申报表上均签署“同意购买”意见，并签名确认；而收款收据等凭证上载明所购买物品的“货物名称”与申报表所列物品名称基本一致，苏观喜作为“经手人”在这些凭证上签名确认，工会负责人刘起芬先是签署了“同意报”的审批意见，其后又于2000年3月1日加上“工会无钱，请到公司财务部报”的内容。这些书证与刘起芬的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苏观喜接受广前公司工会的委派，为筹建红土艺术团购置相关设备、物资等垫资191424元的事实。故广前公司关于苏观喜垫付涉案款项并非用于红土艺术团设备、物资的采购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苏观喜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十年，自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苏观喜为艺术团购买设备、物资而垫付上述款项的时间发生于1996年至1998年间，当时红土艺术团尚未成立，公司工会负责人刘起芬最早于1996年9月28日在苏观喜垫付款的凭证上签上了“同意报”的审批意见，苏观喜的债权在公司工会得到了确认，可期待该工会返还所垫付的款项，因此，其权利并未受到侵害。其后，刘起芬又于2000年3月1日凭证上签署：“工会无钱，请到公司财务部报”，至此，苏观喜应向广前公司主张返还该垫付款。从2000年3月1日起至苏观喜于2019年5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二十年。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相应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明确拒绝清偿时起算。本案中，广前公司工会负责人在“设备、物资购置申报表”、“收款收据”、“收据”等报账报销凭证上所签署的审核审批意见并没有明确向垫资人履行返还或者报销垫付款义务的具体时间，诉讼时效应自苏观喜向广前公司或者广前公司工会主张权利且广前公司、广前公司工会明确表示不予返还或报销该垫付款之日起计算。苏观喜2018年退休之前，仍与广前公司存在人事关系，难以认定该期间其未积极主张权利。现有证据显示，苏观喜曾于2019年2月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主张其权利，后于2019年5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广前公司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广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8.48元，由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竹审 判 员  陈小红审 判 员  郑玉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菁菁书 记 员  何骁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