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8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正风，女，195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秋，男，198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晓莉，女，198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遵化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圣斌，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辉，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付，男，197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张国辉的弟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文，随州市曾都区淅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启勇，男，196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原审被告：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水利水产服务中心。住所地：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前进路**。法定代表人：袁常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新存，随州市曾都区淅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梁正风、沈秋、沈晓莉、张国辉因与被上诉人杨启勇及原审被告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水利水产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淅河水产中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4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８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正风、沈秋、沈晓莉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4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维持第二、三项，改判张国辉、杨启勇共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329840.5元的70%即230888.35元，张国辉、杨启勇已支付的30000元从中扣减；２、张国辉、杨启勇共同赔偿梁正风生活费69897.33元；３、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１、一审判决沈某自负40%的责任过重，其就算有过错，也只应承担30%的责任，张国辉、杨启勇应共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329840.5元的70%即230888.35元；２、沈某的妻子梁正风主要靠其丈夫的工作收入生活，且梁正风无劳动能力，也无其他经济来源。梁正风在沈某死亡时已年满60周岁，一审法院以梁正风未举证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经济来源需要抚养不予支持明显错误；３、已支付的安葬费30000元系渔贩支付的购鱼款，是张国辉、杨启勇的共同收入，一审判决张国辉已支付的30000元从中扣减错误，应认定系张国辉、杨启勇共同支付30000元。张国辉上诉请求：１、撤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425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２、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１、一审认定沈某是在提供劳务期间死亡与客观事实不符，应属意外事件；２、沈某由杨启勇个人雇请到水库做杨启勇应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其工资是由水库收益平分后，从杨启勇个人所得收益中支付。沈某与张国辉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其损失应由杨启勇个人赔偿；３、一审判决在责任划分比例上显失公平，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下水前未穿戴救生衣作好防范措施，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即60%的责任。另一审支持25000精神抚慰金无法律依据。梁正风、沈秋、沈晓莉对张国辉的上诉答辩如下：１、张国辉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２、水库由张国辉、杨启勇共同合伙承包，沈某是在水库工作期间死亡，其报酬是从水库收益中支付，故张国辉、杨启勇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张国辉对梁正风、沈秋、沈晓莉的上诉答辩如下：１、沈某系杨启勇个人雇请，与张国辉无关，且沈某溺亡属于意外事件，其在下水前未穿戴救生衣，做好防护措施，自身应承担60%的主要责任；２、梁正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及依靠沈某生前抚养，一审不予支持其抚养费正确；３、从证人万某、虞某的证言可以看出，已支付的30000元安葬费是张国辉个人给付的，不是张国辉与杨启勇的水库共同收入。杨启勇辩称，对梁正风、沈秋、沈晓莉的上诉没有意见。对张国辉的上诉答辩如下：１、张国辉与杨启勇合伙经营水库，沈某也是二人共同雇请，对其死亡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２、安葬费30000元是与鱼贩结算的尾款中支付的，是杨启勇与张国辉的共同收入。淅河水产中心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淅河水产中心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请求维持原判。梁正风、沈秋、沈晓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张国辉、杨启勇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72813.83元；2、被告淅河水产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淅河镇永丰水库系国家注册的小（一）型水库，总库容584.63万立米，为加强水库管理，确保水库良性运转，将水库水面养殖公开竞标，被告张国辉竞中。2013年3月21日，被告淅河水产中心（甲方）与被告张国辉（乙方）签订《永丰水库水面养殖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张国辉承包永丰水库用作水面养殖，承包期限为十年，承包金额82.5万元，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2013年5月28日，双方又签订《永丰水库续签合同书》，约定：“将承包期限延长两年（即自2023年3月20日延至2025年3月20日止），此合同与主体合同权利义务同等”。2015年2月15日，被告张国辉（甲方）、被告杨启勇（乙方）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人本着公平、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订立合伙协议，并自愿就合伙协议的内容承担法律和民事责任。甲、乙双方自愿合伙经营淅河水产中心管理的永丰水库水面养殖，总投资为93万元，甲、乙各出资46.5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50%；以原合同订立的期限为12年，至2025年3月20日止（甲方已经营两年，还有十年），中途退伙，必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合理清算固定资产和隐形资产；合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收益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等”。2018年6月1日，沈某经其妹夫杨启勇雇请，到永丰水库从事日常看护、施肥、捕鱼、钓鱼收款等工作（捕鱼需要开船，下饵料，捞网抬鱼，这项工作至少需要2人完成，平时都是鱼贩和沈某完成），同时从事日常管理的还有被告张国辉妻子孔祥华。被告张国辉、杨启勇二人各自记录永丰水库日常经营收入，定期对账，按合伙协议均分收益，沈某的工资由杨启勇个人支付。2019年8月5日，沈某与鱼贩张某等人在大自然山庄吃晚饭，沈某饮了啤酒，饭后沈某回到永丰水库。当晚7时许，张某电话联系沈某，其次日凌晨要到永丰水库买鱼。因捕鱼需要渔船，沈某游泳取船时溺水而亡。次日上午8点，在水库中发现沈某尸体。沈某家属向杨启勇索要丧葬费，张国辉通过他人转账3万元到杨启勇账户，支付给沈某家属。2019年9月1日，被告张国辉、杨启勇经协商，双方解除合伙关系，杨启勇退出合伙，张国辉支付给杨启勇现金26万元。另查明，死者沈某，男，195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生**籍地为湖北省随县××市镇××村××组，系原告梁正风之夫，原告沈晓莉、沈秋之父。依据2019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原告经济损失核算为：丧葬费30280.5元（60561元/年÷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299560元（14978元/年×20年）、精神抚慰金25000元（酌定），合计354840.5元。又查明，淅河水产中心将水库水面养殖对外承包期间，在水库大坝设立有警示标志和警示牌，并配套发放了救生衣等防汛物资。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一）沈某死亡是因意外事件死亡还是在提供劳务期间死亡；（二）原告的损失是由杨启勇个人赔偿还是由杨启勇和张国辉共同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划分；（四）被告淅河水产中心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针对原、被告的上述争议焦点和原告的诉讼请求，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沈某死亡是因意外事件死亡还是在提供劳务期间死亡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以及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证人张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其与死者沈某电话联系后的次日凌晨三点要到永丰水库买鱼，沈某为捕鱼而去取船，其在取船过程中溺水而亡，应当认定为是在提供劳务期间死亡。（二）关于原告的损失是由杨启勇个人赔偿还是由杨启勇和张国辉共同赔偿死者沈某虽系被告杨启勇雇请到水库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但沈某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及职责范围为水库日常管理工作。被告张国辉和杨启勇在合伙协议中约定，经营水库时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因此，张国辉与杨启勇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三）关于原告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划分该案中，死者沈某在事故发生前存在饮酒行为，其在下水前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其还可以通过安全途径取船，因此，沈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减轻被告杨启勇、张国辉的责任。死者沈某自己承担40%责任，杨启勇、张国辉共同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197904.3元[（丧葬费30280.5元﹢死亡赔偿金299560元）×60%]。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因死者本身存在一定过错，故精神抚慰金支持25000元，由被告杨启勇、张国辉共同承担。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因沈某是1959年7月11日出生，死亡时已满60周岁、未满61周岁，故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为20年。关于原告诉请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死者沈某1959年7月11日出生，配偶梁正风1959年2月18日出生，子沈秋1987年8月25日出生，女沈晓莉1984年1月24日出生。2019年8月5日事故发生时，沈某、梁正风均已年满60周岁，原告梁正风诉请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未举证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经济来源需要抚养，对该诉请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告淅河水产中心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淅河水产中心将水库水面养殖对外承包期间，在水库大坝设立有警示标志和警示牌，并配套发放了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已尽到管理提示工作，其非本案劳务关系的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启勇、张国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赔偿原告梁正风、沈晓莉、沈秋各项经济损失197904.3元。被告张国辉已支付的30000元从中扣减。二、被告杨启勇、张国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共同赔偿原告梁正风、沈晓莉、沈秋精神抚慰金损失25000元。三、驳回原告梁正风、沈晓莉、沈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4元，由原告梁正风、沈晓莉、沈秋负担1200元，被告杨启勇、张国辉负担1244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梁正风、沈秋、沈晓莉提交一份新证据，即随县尚市镇有余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梁正风已年满60周岁，无劳动能力，无其他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沈某工作收入生活。张国辉质证称，随县尚市镇有余村民委员会不是专业机构，无法证明梁正风丧失了劳动能力。杨启勇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淅河水产中心质证称，随县尚市镇有余村民委员会不是专业机构，无法证明梁正风丧失了劳动能力。张国辉、杨启勇、淅河水产中心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随县尚市镇有余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劳动能力鉴定的专业机构，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专业性、客观性，故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沈某是否属于在提供劳务工作期间死亡；二、杨启勇、张国辉是否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划分的责任承担比例是否适当，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四、已向沈某家属赔偿的30000元丧葬费性质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根据沈某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除了每月固定的几天休息时间外，其余时间均驻守在水库从事相关工作。沈某死亡当天是在工作时间，并非休息日，死亡地点也在水库，且鱼贩张某也证实曾提前联系沈某要到水库买鱼。由此可以认定沈某死亡时并非办理个人事务，而是在为水库工作提供劳务期间死亡。关于焦点二，水库系杨启勇、张国辉共同承包经营，二人在《合伙协议书》中约定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虽然沈某系杨启勇找来在水库工作，但其工作目的是为水库创造收益，且工作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水库日常看护、施肥、捕鱼、钓鱼收款等，长期吃住在水库。张国辉、杨启勇约定孔祥华、沈某二人的工资分别由张国辉、杨启勇均分收益后各自支付，但并不能改变孔祥华、沈某为二人合伙承包水库养殖提供劳务的性质。张国辉、杨启勇作为水库的承包人和受益者，应对沈某的死亡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三，１、责任划分比例。一审根据调查审理的实际情况，酌定沈某自负40%的责任，较为合理，并无过高或过低之情形。２、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及司法审判实践，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３、被抚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沈某的妻子梁正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病历或劳动能力鉴定专业部门的意见书证明其丧失了劳动能力，其赡养费应由子女依法负担，故不符合应支付抚养费的情形。关于焦点四，梁正风、沈秋、沈晓莉已获得的30000元丧葬费赔偿款，无论属于杨启勇与张国辉的共同收入，还是张国辉个人付款，不影响其权利，该上诉理由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系张国辉支付的30000元，杨启勇未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梁正风、沈秋、沈晓莉、张国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4元，梁正风、沈秋、沈晓莉负担814元，张国辉负担1140元。审判长 汪 莉审判员 姚仁友审判员 熊 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廖文杰书记员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