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7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宇，男，汉族，1978年11月29日出生，住高州市坪山镇教办宿舍，公民身份号码440************45X。上诉人（原审被告）：盘伟超，男，汉族，1973年8月6日出生，住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454。上述两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心、张杰强，广东省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章宇，男，汉族，1975年7月15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政府大院**，公民身份号码440************574。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日彬、黎远飞，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麦亚燕，女，汉族，1975年8月24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40。上诉人梁宇、盘伟超因与被上诉人董章宇及原审被告麦亚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948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宇、盘伟超上诉请求：1.撤销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94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董章宇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董章宇承担。二审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撤销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粵0981民初948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董章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严重错误。1.本案源于董章宇与梁宇、盘伟超先后签订的两份《茯苓种植合作协议》，而非源于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借贷事实。本案，《茯苓种植合作协议》已明确梁宇、盘伟超与董章宇之间采取股份制经营形式，董章宇占股50%，盘伟超占股32%，梁宇占股18%；每期茯苓收成，结算经营净利润，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董章宇负责协议履行期间投资资金的融资；盘伟超负责种植管理；梁宇负责协调监督董章宇及盘伟超履行各自义务。除此之外，梁宇、盘伟超与董章宇并无签订任何借款合同。2.合作协议签订后，梁宇、盘伟超与董章宇就茯苓种植合作项目进行多次沟通，相关微信聊天证据可充分印证三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作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3.涉案《借条》中载明的“之前账簿中所签资金全部作废，以本借条为准”是在梁宇、盘伟超签名后，董章宇单方手写添加的，并非梁宇、盘伟超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直接认定该内容，并凭该《借条》便简单、机械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梁宇、盘伟超提供的录音可以证实涉案《借条》是董章宇唆摆梁宇签署的，签署该《借条》是为了应付董章宇对外的融资对象，梁宇签署《借条》后，就更能说服盘伟超同时签署。根据梁宇、盘伟超提供的录音可知，董章宇在和梁宇的谈话中已确认三方真正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作种植茯苓，而非纯粹的民间借贷，董章宇融资所得款项作为合作款项投入合作经营的使用也有账簿记载，而所谓《借条》仅是方便董章宇向真正提供资金方作出解释，对合作投入的款项对账确认，而并非存在借贷合意；梁宇在录音中也多次向董章宇否认三方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屡屡表示“借条和合同怎么同的呢？合同是投资的”、“借条和合同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合同就是合同”。另外，董章宇收取梁宇、盘伟超签字后的《借条》后，单方在《借条》上手写添加“之前账簿中所签资金全部作废，以本借条为准”内容，梁宇、盘伟超并不知情，三方之间也并未就此磋商决定。单一的《借条》仅仅具备借贷的形式，要想印证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实质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真正的借贷合意及借贷的事实。《借条》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证明的内容及范围也多种多样。一审判决凭该单一的《借条》便简单、机械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二)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一方面又罔顾借贷案件的债权人举证规则，在董章宇没有提供足额银行流水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借条》和部分银行流水便直接认定涉案款项本金为3200000元，明显前后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首先，梁宇、盘伟超与董章宇均确认，董章宇的合作投资款绝大部分是由其直接转到麦亚燕名下银行账户，小部分是由董章宇转给梁宇后，再由梁宇转给麦亚燕。然后，根据董章宇提供的其个人银行流水清单和贵院依其申请向银行调查取证的麦亚燕名下银行账户可知：①董章宇转给麦亚燕名下银行账户的总资金为1710000元；②梁宇转给麦亚燕名下银行账户的总资金为637000元。即董章宇可举证证明的投入合作投资款为本金2347000元，而非3200000元。最后，梁宇、盘伟超提供的录音已证实该3200000元是包括利息的，且还包含了梁宇投入的140000元投资款。显然，即使本案被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董章宇投入的款项为本金3200000元。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一方面又罔顾借贷案件的债权人举证规则，在董章宇没有提供足额银行流水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借条》和部分银行流水便直接认定涉案款项本金为3200000元，前后矛盾，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茯苓种植合作协议》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2018年1月21日的《茯苓种植合作协议》约定：“三方采取股份制经营形式，董章宇占股50%，盘伟超占股32%，梁宇占股18%；协议履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租赁费、人工费、钩机费、菌种费等经营费用均在成本中列支；成品茯苓以外的附料(已完成种植的木头)所产生的收入一并计入净利润，作为经营利润组成部分；每期茯苓收成，结算经营净利润，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董章宇负责协议履行期间投资资金的融资，董章宇派出人员管理合作期间财务；盘伟超负责种植管理；梁宇负责协调监督董章宇及盘伟超履行各自义务。”2018年7月11日的《茯苓种植合作协议》约定：“董章宇负责融资，至2018年5月7日已累计融资3200000元，实际融资金额以最后一次融资累计金额为准，三方在收支账本签名确认；合作经营期限为3年或最少种植10000吨松木；在协议履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租赁费、人工费、钩机费、松木费、菌种费等经营费用均在均在经营成本中列支，利息三方共同承担；每期茯苓收成，先还清所有融资资金及利息，所得经营净利润，按照三方股权比例进行分配。”据此，《茯苓种植合作协议》已明确约定了三方的合作形式、盈余分配及各自职责。《茯苓种植合作协议》不能被认定为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理由是：首先，《茯苓种植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盈余分配的具体方式，明确约定了收益是以利润为计算标准的，性质上属于合伙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内容可知，涉案茯苓种植合作项目是由三方将经营利润按照股权比例分配，且经营费用产生的利息由三方共同承担。显然，董章宇收取收益并非固定的，而是根据利润按照占股比例分配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视为合伙人”。董章宇应视为合伙人。其次，《茯苓种植合作协议》还约定在协议履行中，董章宇派出人员管理财务，其并非完全不参与经营管理。然后，《茯苓种植合作协议》并非纯粹的保底协议。《茯苓种植合作协议》并无明确约定梁宇、盘伟超需要每个月或每季度按照董章宇投资金额的具体比例定期向董章宇返还固定收益等，不符合保底协议的特征。即使认定《茯苓种植合作协议》中关于“如因经营损失，盘伟超负责偿还全部融资资金，梁宇作担保”的条款属于保底协议，也应同时认定该保底协议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无效条款。最后，董章宇在一审庭审中，一时主张是借贷关系，一时又承认自己退出合伙，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结合梁宇、盘伟超已提供的证据可证实三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作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二)在梁宇、盘伟超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董章宇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在董章宇并无实质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依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举证规则，驳回董章宇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董章宇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不是合伙关系，不符合合伙的实质要件，根据梁宇、盘伟超与董章宇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五点以及2018年2月2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五点均约定如因经营造成的损失，盘伟超是负责偿还全部的融资资金，梁宇作为担保，董章宇是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并且实际上在经营过程中董章宇从来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仅是提供融资资金，同时，根据约定，其也是无需承担经营风险的，相当劳动经营风险盈亏均由盘伟超负责，因此协议的约定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也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违背了合伙原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因此本案双方的合作名为合伙，实为借贷。二、即使在开始合作的时候，是想合伙经营茯苓种植，但是由于董章宇从不参与茯苓种植的事务，他们之间是互相猜测猜疑，没有信用关系，因此在2018年9月份三方就明确了是借款关系，并且经过各方签字书写了借条。因此本案明显是借款关系，并且是多次核算借款本金，包括部分已经支付的利息，总额是3200000元，在2018年7月11日重新签订茯苓种植协议的时候双方均明确确认至2018年5月17日已经累计融资3200000元，并且在合伙的账目上也是明确确认了董章宇累计投入的资金是3200000元，这是三方签字确认的。因此董章宇认为本案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麦亚燕述称，其不清楚涉案的合伙事宜，并称对梁宇、盘伟超的上诉没有意见。董章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梁宇、盘伟超、麦亚燕立即还清借款3200000元本金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借款之日起计算)给董章宇；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梁宇、盘伟超、麦亚燕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21日以及2018年7月11日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三方先后签订的两份《茯苓种植合作协议》。按照这两份协议约定：三方采取股份制经营形式，董章宇占股50%，盘伟超占股32%，梁宇占股18%；每期茯苓收成，结算经营利润，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如因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盘伟超负责偿还全部出资金额；董章宇负责协议履行期间投资资金的融资，至2018年5月7日已累计融资3200000元，实际融资金额以最后一次融资累计金额为准，三方在收支账本中签名确认；盘伟超负责种植管理；梁宇负责协调监督董章宇及盘伟超履行各自义务。后董章宇认为麦亚燕私自将茯苓种植款转进自己的个人账户，且盘伟超在资金紧张的时候购买小车，怀疑盘伟超合作的诚实性。在2018年9月22日董章宇和盘伟超、梁宇签订一份借条，借条中写明盘伟超、梁宇从董章宇处借款3200000元，约定月利率2%，每月1-3日还款，之前账薄中所签资金全部作废，以本借条为准。后董章宇多次催告还款未果，特向一审法院起诉盘伟超、梁宇、麦亚燕还款3200000元及相应利息。另查明：麦亚燕以自己的个人账户为盘伟超、梁宇接收董章宇汇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本案的案件基础法律事实认定，即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麦亚燕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借贷关系，若是合伙关系是否退伙；二、涉案款项数额的认定；三、麦亚燕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首先是本案的案件基础法律事实认定。盘伟超、梁宇提供了2018年1月21日以及2018年7月11日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三方先后签订的两份《茯苓种植合作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以及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对出资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规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是“人合”的典型特征。本案中董章宇并未参与到合伙经营管理中，不符合合伙必须由合伙人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根据以上规定，合伙人可以不参与经营、劳动，但一定要参与盈余分配，承担经营风险。本案中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三方签订的《茯苓种植合作协议》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属于合伙协议。但是在三方签订的《茯苓种植合作协议》中，董章宇只负责出资，不参与经营，在因经营不善造成损失的时候，也不负责偿还出资金额，全部出资金额由盘伟超负责偿还。相当于经营、劳动、风险、盈亏全部由盘伟超负责，而董章宇只是负责在盈利的时候分红。协议中的此种约定明显不符合个人合伙特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违背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伙原则。合伙制度所包含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要求是为了保证合伙人能够达成共同的经营目的。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根据协议的内容及当事人制定协议的目的，根据协议约定，董章宇入股3200000元是为了收取利润，并不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所以本案双方签订的《茯苓种植合作协议》的性质名为合伙实为借贷。且双方于2018年9月22日结算后，盘伟超、梁宇向董章宇出具了借条，明确借到董章宇3200000元，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纠纷。其次是本案中涉案款项数额的认定。根据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协议，已明确写明董章宇至2018年5月17日已累计融资3200000元，三方在收支账本中签名确认。盘伟超、梁宇于2018年9月22日写给董章宇的借条也明确写道“为了种植茯苓，现借到董章宇(身份证：440************574)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3200000元)，月利率2%，每月1-3日还息，立此为据。账簿所签资金全部作废，以本借条为准”。盘伟超、梁宇向董章宇融资3200000元种植茯苓，是经过双方对融资账本核对结算后签字确定的，有合作协议、借条、银行流水等证据在案佐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董章宇要求盘伟超、梁宇偿还借款本金3200000元，应予支持。关于利息计付问题，董章宇要求从借款之日起(即2018年9月22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约定月利率2%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盘伟超、梁宇主张3200000元中包含了部分利息，因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是麦亚燕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本案中麦亚燕受盘伟超委托，以个人账户代收董章宇资金，除此之外，麦亚燕与本案并无直接联系。麦亚燕不是《茯苓种植合作协议》中的合伙人，也不是后来签订借款的当事人。董章宇诉称麦亚燕将资金转移进麦亚燕个人账户，缺乏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盘伟超、梁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3200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9月22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欠款止)给董章宇。二、驳回董章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盘伟超、梁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梁宇、盘伟超提交证据如下：1.录音光盘1张（含三段录音），证明董章宇在和盘伟超的谈话中多次确认《借条》仅是方便董章宇为避免合作种植茯苓损失扩大，方便董章宇可以对抗第三债权人，并非存在借贷合意。涉案3200000元是董章宇根据茯苓种植合作协议投入的合作投资款，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董章宇与梁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5份，印证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三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作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董章宇提交证据如下：3.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实董章宇委托案外人冼飞在2018年1月30日、31日分别转账49000元和50000元，共计99000元给梁宇，还有1000元现金，总数是100000元，在账簿中三方签字确认该100000元属于融资款，已经入账，包含在本案3200000元中。4.高州市**信用合作联社平山信用社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董章元的账户于2018年3月27日转款200000元给梁宇，董章元是受董章宇的委托转账给梁宇的，该笔款项在账簿中也予以确认了。5.经营账簿复印件共2页，证明三方确认截止至2018年5月17日累计融资本金加利息已经达到3200000元。本院组织到庭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董章宇对梁宇、盘伟超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确认录音的录制时间和地点，录音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取得，不具有合法性，也无法证明该录音是否被伪造、剪接，以及录音内容是否有改变，无法听清楚内容和辨别人员的具体身份，而且录音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录音不能证明梁宇、盘伟超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微信聊天内容不能证明三方是什么关系，且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麦亚燕对梁宇、盘伟超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梁宇、盘伟超对董章宇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由于董章宇提交的证据3、4在庭上无法提供原件核对，故对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由法院依法认定。冼飞和董章元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账簿是不完整的，据当事人称，账簿上应当还有茯苓合作的字眼的，仅凭两页账簿内容无法确认融资资金已经达到3200000元，账簿上显示的融资和支利息的字眼，都可以反映这是三方合作种植茯苓产生的成本，是属于董章宇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自身职责，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因为账簿是一直由董章宇保管的，其完全可以在一审中提交。麦亚燕对董章宇提交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梁宇、盘伟超以及董章宇提交的上述证据1-5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本案案情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本案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二、本案借款实际拖欠的本金以及利息各是多少。一、关于本案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梁宇、盘伟超上诉称本案源于其两人与董章宇先后签订的两份《茯苓种植合作协议》，而非源于借款合同或借条，因此，本案属于合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借贷关系错误，应予以纠正。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见，梁宇、盘伟超与董章宇先后于2018年1月21日、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两份《茯苓种植合作协议》，上述两份协议中均约定由董章宇负责融资，如因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由盘伟超负责偿还全部出资金额，双方在合伙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董章宇要承担经营风险，故涉案《茯苓种植合作协议》的性质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即使如梁宇、盘伟超上诉所称董章宇参与了合伙经营，但由于董章宇未对合伙经营承担风险，且梁宇、盘伟超又出具《借条》给董章宇确认借贷关系，应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至于梁宇、盘伟超上诉称其两人出具《借条》给董章宇仅是方便董章宇向真正提供资金的第三方进行解释，并非形成借款的合意。本院认为，梁宇、盘伟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其对外出具借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梁宇、盘伟超上诉称出具借条仅是方便董章宇向真正提供资金的第三方进行解释，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本案借款实际拖欠的本金以及利息各是多少的问题。梁宇、盘伟超上诉称在合伙经营过程中，董章宇已经将融资款的利息计算出来并加入到融资款中，实际融资的本金为2207000元，其余的都是利息，一审判决在董章宇未提供足额支付的银行流水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借条》和部分银行流水便直接认定融资本金为320000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经查，首先，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茯苓种植合作协议》中明确载明，董章宇至2018年5月17日已累计融资3200000元，三方按约定在董章宇制作的收支账本中签名确认；董章宇与盘伟超、梁宇已在董章宇制作的收支账本中签名确认截至2018年5月17日止已累计融资3200000元；盘伟超、梁宇在2018年9月22日出具给董章宇的《借条》也明确借到董章宇3200000元款项。由此可见，盘伟超、梁宇与董章宇对本案融资欠款的总金额为3200000元已经多次确认，应予以认定。其次，盘伟超、梁宇与董章宇在二审中均承认上述3200000元融资款中包含有部分利息，但双方对于本金与利息分别是多少的意见不一。盘伟超、梁宇上诉主张涉案3200000元中除2347000元为本金外，其余都是利息，但盘伟超、梁宇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盘伟超、梁宇该主张不予支持。董章宇辩称上述3200000元中实际融资的本金为3003700元，余下的196300元为利息，董章宇对此提交有银行流水、收支账本、案外人冼飞和汪桂权出具的《证明》等证据相互印证，理据充足，本院予以确认，故应认定上述欠款3200000元中的本金为3003700元，利息为196300元。董章宇起诉主张的利息应以3003700元为本金，从2018年9月22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综上所述，由于董章宇在二审中对借款本息的金额进行了变更，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息金额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二、限上诉人盘伟超、梁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3003700元及利息(从2018年9月22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款之日止)给被上诉人董章宇；三、限上诉人盘伟超、梁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利息196300元给被上诉人董章宇；四、驳回被上诉人董章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37400元，由上诉人盘伟超、梁宇负担35119元，被上诉人董章宇负担22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上诉人梁宇、盘伟超30426元，被上诉人董章宇负担1974元。上诉人梁宇、盘伟超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多交的1974元本院予以退回。限被上诉人董章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期内向本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元。逾期未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春何审 判 员 陈琪奕审 判 员 赖慧嫦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巫 钊书 记 员 梁 哲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