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0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培林，男，195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月君，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吉勇，男，195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树，广东微众（盐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陆家镇丰夏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9611159X9。法定代表人：侯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树，广东微众（盐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住，住所地昆山市陆家镇丰夏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6657777117。法定代表人：侯立新。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树，广东微众（盐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培林因与被上诉人杨吉勇、原审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以下简称凯辉厂）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1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培林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3民初31265号民事判决；2、改判杨吉勇与第三人凯达公司、凯辉厂签署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3、改判杨吉勇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并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及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4、改判本案诉讼费由杨吉勇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对“杨吉勇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之事实未依法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没有注意杨吉勇是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股东/合伙人，应依据内部关系权衡各方的权利义务，而根据商事外观主义以《承包经营协议书》有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印章即认定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一、袁培林一审证据充分证明：《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原审无视该基本事实，未予认定，事实认定错误。1、杨吉勇是凯达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控制了凯达公司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见袁培林证据1)2、杨吉勇是凯辉厂(普通合伙）的最大合伙人，控制了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见袁培林证据2)3、《承包经营协议书》1.2、1.3约定：《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凯达公司、凯辉厂由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通公司”)控制；而且杨吉勇是凯通公司的绝对大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即杨吉勇是凯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约定承包经营前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债务、税务问题由杨吉勇负责。综上，充分证明了在《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见袁培林证据3、4)4、在袁培林己举证充分证明《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的情况下，杨吉勇对此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否认该事实，根据证据规则，依法应认定前述事实。原审对此未进行任何分析，即以袁培林没有证据证明，显然是错误的。二、侯军、候立新、杨吉勇明知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内容,仍违背决议，签署《承包经营协议书》，印证候军、候立新、杨吉勇串通签署《承包经营协议书》，且协议的签署违背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原审无视该事实，显然错误。1、杨吉勇、候军是凯达公司的股东，均参与了案涉股东会决议的签署，均知道决议确定“承包费必须由股东会审议决定”，“与经营承包相关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股东会、董事会审议决定”的决议要求。(1)《凯达公司股东会决议》第四条第2确定的是“承包费用由股东会议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审议决定”，明确要求承包费用必须经股东会议审议决定，但是案涉协议的承包费并没有经由股东会议决定，明显违背了股东会议决议，案涉协议约定的承包费违背了凯达公司的意志。(2)《凯达公司股东会决议》第四条第6确定的是“经营承包相关的重大事项，都须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审议决定”。2、杨吉勇、候立新是凯辉厂的合伙人，均参与了案涉《凯辉厂合伙人会议决议》的签署，均知道决议确定“承包费必须由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与经营承包相关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的决议要求。(1)《凯辉厂合伙人会议决议》第三条第2确定的是“承包费用由合伙人会议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审议决定”，明确要求承包费用必须经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2)《凯辉厂合伙人会议决议》第三条第5确定“经营承包相关的重大事项，都须由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三、原审没有注意杨吉勇是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股东/合伙人，应依据内部关系权衡各方的权利义务，而根据商事外观主义以《承包经营协议书》有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印章即认定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凯达公司、凯辉厂属于公司/合伙企业；对外，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体现为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印章或股东会/合伙人决议；在股东/合伙人内部，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仅体现为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决议。2、本案，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是承包费、与承包相关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而作为股东/合伙人之一的杨吉勇利用控制的印章、作为股东/合伙人的候军/候立新直接违背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决议，擅自签署案涉《承包经营协议书》，明显违背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损害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进而损害袁培林（凯达公司、凯辉厂股东）的合法权益。3、原审没有注意到杨吉勇是股东/合伙人，而仍按商事外观主义认定《承包经营协议书》有效，明显错误。四、杨吉勇作为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股东、合伙人，违反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决议，擅自将公司/合伙企业的经营权益通过承包方式转移至自己名下；若本案不改判的，本质是通过判决鼓励公司、合伙企业的某些股东/合伙人，违背股东会/合伙会议的决议，将单位资产转移，这种判决将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且严重背离了核心价值观。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依法改判，以维护袁培林的合法权益与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杨吉勇答辩意见如下：一、袁培林上诉状所称“《承包经营协议》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原审无视基本事实，未予认定，事实认定错误”，袁培林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1、《承包经营协议》签署前，杨吉勇从未控制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证照。一审庭审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侯军和凯辉厂（普通合伙）的执行合伙人侯立新都出庭参加诉讼，侯军和侯立新均向合议庭陈述了上述事实。2、袁培林对自己的诉称“《承包经营协议》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这一主张，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3、杨吉勇曾是凯达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但在2017年10月15日凯达公司股东会上选举产生了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为侯军。自此公司的公章、证照均由公司董事会和侯军掌管。2019年6月23日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时，杨吉勇早已不控制公司的公章、证照。2017年10月15日股东会会议，袁培林参会并投了赞成票；袁培林也知道选举了公司董事会和董事长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侯军负责，杨吉勇并不负责凯达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袁培林《上诉状》的“因杨吉勇是凯辉厂（普通合伙）最大合伙人，必然控制凯辉厂（普通合伙）证照”主张，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从公司实务上看，也是错误的，在公司实务中最大的股东（合伙人）不实际控制公司（企业）的情况比比皆是。4、袁培林以《承包经营协议》第1.2条、第1.3条约定的内容推导出“《承包经营协议》签署前，杨吉勇控制凯达公司、凯辉厂并控制了当时的证照公章”，是对《承包经营协议》的曲解和误读，是为其恶意诉讼寻找理由。可见，袁培林称“原审无视该基本事实，未予以认定，事实认定错误”，不能成立，不应予以采信。二、袁培林指控杨吉勇与侯军、侯立新“串通”且违背第三人意志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称“原审无视事实”，这一主张完全不能成立。三、杨吉勇与凯达公司、凯辉厂签署《承包经营协议》的行为，既符合公司法、更不违背合同法，是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四、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护了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行为应遵循“诚实信用”和“契约严守”的民商事基本原则，维护了签约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凯达公司、凯辉厂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袁培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袁培林的上诉请求。凯达公司、凯辉厂答辩意见如下：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前，凯达公司、凯辉厂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均由凯达公司、凯辉厂自行保管，公司负责任人一审均向法庭陈述了上述事实。袁培林对自己的诉称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袁培林是为其恶意诉讼寻找理由，其主张完全不能成立。《承包经营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吉勇应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要求，为合同提供了完善的担保。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护了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行为应遵循“诚实信用”和“契约严守”的民商事基本原则，维护了签约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凯达公司、凯辉厂股东的合法权益。袁培林一审起诉请求：1.杨吉勇与凯达公司、凯辉厂签署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2.杨吉勇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并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及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3.本案诉讼费由杨吉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10月15日，凯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自2017年10月16日起，凯达公司的经营管理由本次股东会选出的董事长侯军负责，确定凯达公司的承包经营原则为由公司股东承包经营，承包费、承包股东对其他股东的承包担保形式由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承包股东对公司现状进行承包，按时向公司支付承包费，承担公司日常开支、税费等，自负盈亏。袁培林、杨吉勇等作为占凯达公司总出资比例65%的股东参会并在股东会决议签字表决通过。2017年10月15日，凯辉厂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凯辉厂的承包经营原则为由公司合伙人承包经营，承包费、承包合伙人对其他股东的承包担保形式由公司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承包合伙人对公司现状进行承包，按时向公司支付承包费，承担公司日常开支、税费等，自负盈亏。袁培林、杨吉勇等人作为合伙人参会并在合伙会议决议签字确认。2019年6月23日，凯达公司、凯辉厂作为甲方与杨吉勇作为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以昆山两公司现有状态将两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乙方，乙方对外以甲方名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年承包费为4580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50%的年承包费，每年的6月30日及12月31日支付；乙方应在2019年6月30日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风险保证金30万元，乙方用其在甲方两公司内的个人股权质押给甲方两公司内的其他股东作为乙方承包经营权的保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为：一、《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二、杨吉勇应否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凯达公司、凯辉厂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关于《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袁培林对《承包经营协议书》系由杨吉勇控制凯达公司案外人侯立新恶意串通所签订，且存在损害到袁培林与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合法权益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现袁培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再者，《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中亦未明确《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的相关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或合伙人会议决议审议当属无效。退一步说，即使《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作出了关于《承包经营协议书》违反了公司审议流程则属无效协议之规定亦非必然导致《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综上，袁培林主张《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吉勇应否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凯达公司、凯辉厂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第三人问题。法院认为，袁培林并无证据证明杨吉勇存在控制前述公章、证照及账户等资料的事实，亦无证据证明杨吉勇存在不应使用前述公章、证照及账户等资料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袁培林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袁培林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袁培林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二审认定，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袁培林主张《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是否成立。袁培林主张《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理由为：袁培林、杨吉勇也是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股东、合伙人，都参与了《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之前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或合伙人会议决议明确约定了承包费必须由股东会审议决定，以及约定了与经营承包相关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股东会、董事会审议决定。杨吉勇违背决议的内容，也即违背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签署了案涉的《承包经营协议》，其中承包经营费以及承包经营的抵押内容等都没有由股东会、合伙人会议专门进行审议确定，损害了作为股东的袁培林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案涉的《承包经营协议》依法应无效。杨吉勇则主张：在2017年10月15日的股东会上选举产生了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是侯军，从这一天开始凯达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就是由侯军负责，而不是由杨吉勇负责。公司的所有证照也由董事会和董事长侯军掌控，不是由杨吉勇掌控。杨吉勇在《承包经营协议》签署前并未控制凯达公司、凯辉厂。《承包经营协议书》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被认定为无效，且不论《承包经营协议书》对承包费及承包重大事项到底有没有经过新股东会讨论决议，即使没有经过也非必然导致《承包经营协议书》的无效。凯达公司、凯辉厂同意杨吉勇的意见。经审查，袁培林、杨吉勇均确认袁培林在凯达公司、凯辉厂各持股15%，杨吉勇也系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持股人。袁培林参与并签名确认的《股东会决议》及《合伙人会议决议》均决定：凯达公司、凯辉厂由股东、合伙人承包经营。凯达公司、凯辉厂与杨吉勇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将凯达公司、凯辉厂交由杨吉勇承包经营并不违反《股东会决议》及《合伙人会议决议》关于承包经营的决定。《股东会决议》及《合伙人会议决议》虽决定承包费、承包担保以及相关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决定，但相关议决程序是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在未召开相关会议及作出决议之前不能得出《承包经营协议书》就承包费、承包担保所作的约定违反凯达公司、凯辉厂的意志。袁培林并非《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当事人，其对《承包经营协议书》关于承包费、承包担保的约定提出异议，应依照法律及相关章程，通过凯达公司、凯辉厂的股东会、合伙人会议予以审议，袁培林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理由不成立。袁培林上诉请求法院判决杨吉勇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并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及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凯达公司、凯辉厂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培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袁培林已预交），由袁培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丁    婷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晓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