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2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彩红，女，汉族，1976年8月28日出生，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晓民，男，汉族，1960年8月8日出生，住太原市。原审被告：王春花，女，汉族，1973年3月24日出生，住太原市。上诉人王彩红因与被上诉人孙晓民、王春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4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彩红，被上诉人孙晓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春花经法庭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彩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489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负担本案鉴定费10500元（上诉人已预交）；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本无法认定存在民间借贷事实。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上诉人、原审被告诉至一审法院，并诉求判令上诉人立即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本息，原审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后在一审过程中又变更诉求判决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连带偿还借款本息；上诉人抗辩根本不认识被上诉人、从未与其签订《民间借贷合同》且未收到借款，并要求对涉案合同中借款人“王彩红”签名进行鉴定；后一审法院委托山西昶榮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并由上诉人先行垫付10500元鉴定费，该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编号：昶鉴【2020】文鉴字第28号），认定合同中“王彩红”签名并非是上诉人的亲笔签名，该鉴定意见足以推翻被上诉人证明民间借贷关系事实，然一审判决却赫然出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2月6日，孙晓民与王彩红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同日，孙晓民与王春花、王彩虹签订《担保合同》...同日，王春花向孙晓民出具《共同还款声明》及《担保人声明》...”的叙述，该事实认定明显违背上述鉴定意见，作为主合同《民间借贷合同》尚且不成立，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又如何成立呢?况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诉讼地位不同，根本没有共同借贷意思，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连带偿还借款本息诉求甚是荒唐！另一审法院还查明涉案借款合同是通过中介山西华瑞鼎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然被上诉人实则系该咨询公司副总经理，且原审被告未到庭参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仅口头陈述借款合同系原审被告办理、原审被告出具《共同还款声明》及《担保人声明》，根本无法认定被上诉人转账至原审被告款项为借款，因此，一审法院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事实根本无法认定。二、一审法院滥用审判权限，超越被上诉人诉求作出判决系完全错误。被上诉人起诉之初诉求判令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原审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过程中又变更诉求判令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共同连带偿还借款本息，然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又认定原审被告为实际借款人，判令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一审法院滥用审判权限，其超越被上诉人诉求作出判决系完全错误。三、一审法院明知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虚假诉讼行为，仍将上诉人预交的10500元鉴定费判令由原审被告负担实属不公，该鉴定费用应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明知不认识上诉人且从未与其签订《民间借贷合同》，但在一审庭审中却坚称认识上诉人并签订上述合同，遂上诉人抗辩并要求对合同中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后鉴定中心出具笔迹司法鉴定意见后，被上诉人方才改口自认不认识上诉人且签合同时也未见过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实则对上诉人恶意虚假诉讼，上诉人预交的鉴定费应当由被上诉人负担；另本案中原审被告并未到庭参诉，借贷事实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素不相识，一审法院判令由原审被告负担鉴定费实属不公。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极其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孙晓民辩称，一、一审庭审中我们就认可没有见过上诉人，是王春花拿的合同去我们家签订的，对于签字是否是上诉人所签，我也不敢确认。二、如果王彩红与王春花素不相识，为何向我的银行卡支付利息，而且不止一次对多人有同样的行为。三、我也不是山西华瑞鼎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我与王春花之间是有多年的往来关系。孙晓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王彩红立即偿还原告全部借款本金1260000元并按年利率24％计付原告自2016年12月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7月30日为459400元）；2、依法判决被告王春花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中孙晓民又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决二被告共同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借款期间未支付的利息30000元，支付逾期、借款本金利息172800元，支付日期截止2019年12月30日，以上合计352800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6日，孙晓民与王彩红签订《民间借贷合同》，该合同约定：王彩红向孙晓民借款1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2月06日至2015年12月05日，借款利率在借款期限内按月利率2％执行，借款人逾期支付借款本息的，应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并支付应付借款本金20％的违约金。同日，孙晓民与王春花、王彩红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王春花作为保证人为上述《民间借贷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同日，王春花向孙晓民出具《共同还款声明》及《担保人声明》，承诺对王彩红的上述借款承担不可撤销无限保证连带责任。2014年12月6日，孙晓民向王春花转账100000元。2014年12月8日，孙晓民向王春花转账40000元。2015年1月4日通过王彩红银行卡给孙晓民转账3000元支付本金150000元的利息，2015年2月4日被告王春花向原告支付本金150000元利息3000元。另查明，本案的借款合同是通过中介方山西华瑞鼎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献瑞，刘献瑞与王春花系夫妻关系孙晓民自认签合同时没有见过王彩红，是王春花一手办理，将起草好的合同，单方交给本人签字。在本案审理中，王彩红对涉案借款合同上“王彩红”的签字提出申请鉴定，经本院委托山西昶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中心做出司法鉴定意见，检材中签名笔迹“王彩红”与样本中的签名笔迹“王彩红”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上述事实有银行明细、民间借贷合同、共同还款声明、担保人声明、借款借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孙晓民与王彩红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王彩红”的签名，经本院委托山西昶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已排除了是本案当事人王彩红的笔迹，庭审中孙晓民自认签订合同时也未见过王彩红，是王春花一手办理，将已起草好的合同，交给本人签字。因此，该借款合同不是王彩红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彩红不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该合同上虽然载明王春花是担保人，但签订合同过程是王春花与出借人所为，且借款数额都是打入了王春花的银行账户，还款支付利息也是王春花支付，因此，王春花应视为实际借款人，本案债务应由王春花承担。虽有从王彩红账户支付利息的情况，但仅以此认定王彩红为借款人，证据不足。依据《民间借贷合同》，孙晓民向王春花的账户转账140000元，现金支付10000元，已履行了出借义务；王春花已支付2个月利息，在借款期限内尚欠10个月利息30000元，孙晓民要求计入本金共计180000，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1月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春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春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孙晓民借款本金180000元、利息172800元（自2016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合计352800元；二、被告王春花支付原告孙晓民本金180000元的利息，自2020年1月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彩红向法庭提供证据为：银行流水；证明：3000元打入被上诉人卡不是我本人行为，我自己不知道，从我调取证据看是刘献瑞用手机银行转的。被上诉人孙晓民的质证意见为：通过网银转款需要支付密码，上诉人的信息如何被刘献瑞所知，如何操作上诉人的银行卡，因此，上诉人对案涉合同应当是认可的，支付利息也是明知的。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山西昶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孙晓民与王彩红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王彩红”的签名，非上诉人王彩红的笔迹，庭审中孙晓民也自认签订合同时也未见过王彩红，是王春花一手办理。故原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王彩红不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进而认定王春花应视为实际借款人，本案债务应由王春花承担并无不当。综上，王彩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92元，由上诉人王彩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铁柱审判员 唐 璐审判员 安源生 二O二O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