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39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英，女，汉族，1970年4月1日生，农民，现住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志雯，黑龙江龙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树贵，女，汉族，1970年4月5日生，农民，现住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城（系王树贵之子），男，1998年5月18日生，汉族，无业，住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洪彬，黑龙江古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刘艳英因与被上诉人王树贵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9）黑0113民初3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9）黑0113民初396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刘艳英的诉讼请求，即请求判令王树贵将诉争的25.3亩土地归还给刘艳英经营。事实和理由：王树贵系刘艳英哥哥刘胜明的二婚妻子(2013年办理结婚登记)，刘艳英父亲刘长福在一轮土地承包时作为户主与幸福乡久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久援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其中包括刘长福、刘胜明、二姐刘艳华三人总计两个半劳力地，及6口人口粮田9.8亩。二轮土地承包时久援村采用“大稳定、小调整”政策,刘长福作为户主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家庭人口3人,包括刘长福、刘胜明、刘艳英)。刘胜明的劳力地，因其与前妻闫喜平离婚而转给闫喜平及女儿刘静、刘凤，由刘静作为户主与久援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刘长福名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只包含刘艳英、刘胜明口粮田各1.6亩。现刘长福与刘胜明均已过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农业政策，作为共同承包经营权人刘艳英对刘长福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涉及的土地具有当然的继续承包经营的权利。因王树贵强行占有耕种涉案土地，故产生本案一审诉讼。2020年4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黑0113民初396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艳英的合理诉讼请求，刘艳英认为一审判决存在如下错误。一、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导致事实认定有误。首先，对于刘艳英的证据二、证据四未予采纳，却采纳了王树贵的证据二至证据六，系采信证据错误。刘艳英的证据二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书两份与证据四2011年5月8日久援村出具的证明一份、2019年9月24日重新加盖公章的证明可以证明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户主刘长福家庭人口三人,分得土地面积25.3亩。户主刘静家庭人口三人，分得土地面积25.3亩。刘长福户上为刘长福、刘胜明、刘艳英，刘静合同上为刘静、刘凤、闫喜平。对于证据四系双农仲字〔2011年〕第14号仲裁裁决案中已经采纳的证据,不应因村会计赵喜中个人言辞推翻，经生效裁决采信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应当予以认可。其次，王树贵的证据二双城区农林局出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并不能证明王树贵承包了涉案土地。虽然赵喜中称只是拿回要部分修正，但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农林局颁发，这一行为系行政确认行为，现农林局将证书取回即没有颁发，赵喜中并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说明的情况没有依据,不能代表行政机关，不应被采信，可见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并未完成。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因为案涉土地权属存在争议，农林局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收回,相当于没有进行确权,对此人民法院拿不成立、不存在的土地权属证书来认定王树贵具有经营权违背事实与法律。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据相当于认定王树贵对54.7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王树贵不是本村村民，二轮土地承包没有分得土地，王树贵怎么能将刘长福一家54.7亩土地全都据为己。对于王树贵的证据三、四、五、六进行采信所做出的事实认定亦是错误的。结合刘艳英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的事实是,1987年刘长福将家中的口粮田9.8亩（6人口粮田，其中刘艳英1.6亩,另五人8.2亩)交给了刘艳英耕种。1998年1月1日刘长福作为户主与久援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对于刘长福土地承包户的土地9.8亩，1999年村台账将此地写在陈春喜(刘艳英前夫)合账上,并颁发经营权证书,剩余部分向刘长福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书。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即出现了严重错误，久援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是调整土地承包合同，仅是对经营权的确定，且刘长福将家庭成员的口粮田交给刘艳英耕种也是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就存在的事实，也可以印证刘艳英在刘长福土地承包户上。二、一审法院未能准确适用法律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取得模式及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认定，并且适用的法律条文已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可见，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模式采用了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农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途径是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而不是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在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生冲突时，应以承包合同作为确定农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虽然本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发给刘长福的，有发给刘艳英前夫陈喜平的，但是均不可否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承包权、经营权可以相分离的事实。刘艳英的土地不可能凭空而来，势必是基于其所在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而农村土地承包源于一轮土地承包，当时刘艳英是没有出嫁的，那么刘艳英在刘长福土地承包经营户中对于分配土地面积也是被算入基数之中的。1987年刘长福将其户中六人的口粮田9.8亩均交给刘艳英进行耕种，刘艳英尽管结婚，但是仍然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则是“大稳定、小调整”，因为刘艳英的哥哥刘胜明与其前妻闫喜平离婚，土地进行离婚财产分割，才由刘长福、刘静分别作为户主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王树贵更是在土地承包之后才与刘胜明结婚。由此可见，本案的证据所反映的土地情况、农村承包土地政策，即使是刘艳英嫁到外村，本村也不能将其承包的土地收回，更何况刘艳英仍是久援村的村民。因此，在刘长福、刘胜明去世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刘长福作为户主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土地，应当由该农村承包经营户成员即刘艳英进行经营，王树贵应当归还涉案土地。一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系修改前的法律条文。综上,请二审法院审查双方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刘艳英的上诉请求，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王树贵辩称，刘艳英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艳英不是刘长福家庭承包合同中的成员,无权对本案争议的25.3亩土地主张任何权利,这一事实在一审时已查明并予以确认。2018年久援村将原以刘长福为户名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和原以刘静为户名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进行合并整合，重新确权后由双城区农林局颁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载明:承包方代表王树贵,承包土地确权面积54.7亩，刘长福户名下承包地23亩+8.2亩(5人口粮田)+刘静户名下承包地23.5亩。因此，王树贵对本案争议的25.3亩土地拥有合法的经营管理使用权,其占有案涉土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无不当之处,请二审法院驳回刘艳英的上诉请求,维护王树贵的合法权益。刘艳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树贵将诉争的25.3亩土地归还给刘艳英经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长福（2011年病故）生前有五名子女，长女刘艳敏，次女刘艳华，三女刘艳英，长子刘胜明（2015年病故），次子刘胜贤（已病故）。闫喜平是刘胜明前任妻子，婚生长女刘静、次女刘凤。王树贵是刘胜明的再婚妻子，婚生一长子。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作为发包方久援村与刘长福为户名的承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家庭人口3人，承包土地25.3亩。发包方久援村与刘静为户名的承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家庭人口3人，承包土地25.3亩。1999年久援村在重新丈量土地后，将以刘长福为户名的家庭承包地由原合同中的25.3亩，调整为23亩。将原承包合同书中的家庭人口3人，调整为家庭人口1人。并颁发户名为刘长福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将刘静为户名的家庭承包地由原合同中的25.3亩，调整为23.5亩，家庭人口3人没变。并颁发户名为刘静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期间刘长福将家庭成员中每人分得的约1.6亩口粮田即五人的口粮田合计8.2亩，再加上刘艳英自己分得口粮田1.6亩，合计9.8亩一并转交给女儿刘艳英耕种经营。2011年9月刘长福通过土地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从刘艳英处要回属于刘长福全家的口粮田即8.2亩的土地经营权。2011年11月刘长福因病死亡，2015年9月刘胜明因病死亡。2018年久援村将原以刘长福为户名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和原以刘静为户名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进行合并整合。重新确权后由双城区农林局颁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容：承包方代表王树贵，承包土地确权面积54.7亩（刘长福户名下承包地23亩＋8.2亩（5人口粮田）＋刘静户名下承包地23.5亩）。2019年7月31日刘艳英以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父亲刘长福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分得承包地25.3亩，当时刘艳英和长兄刘胜明都在一个承包合同内，刘艳英自1998年后至今始终未经营家里的土地，现父亲刘长福、长兄刘胜明均已病故，刘艳英应该耕种经营原始终由王树贵占有经营的土地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王树贵将诉争的承包地25.3亩归还给刘艳英经营耕种。庭审中，王树贵辩称1999年久援村在对村上的土地重新丈量调整后，将以刘长福为户名的家庭经营土地承包合同进行了调整，即将原合同中的25.3亩，调整为23亩，将原承包合同书中的家庭人口3人，调整为家庭人口1人。并正式颁发户名为刘长福的土地经营权证书，现该承包地一直由刘长福、刘胜明的家庭成员在经营耕种。上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本案经审理查明，刘艳英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是以刘长福为户名的承包经营23亩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家庭经济组织成员中的一员。所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刘艳英要求王树贵返还以刘长福为户名的家庭承包地25.3亩的请求，依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看，作为发包方久援村在2018年仍然将原以刘长福为户名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和原以刘静为户名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进行合并整合，并经村委会重新确权后，将土地发包给以王树贵为户名家庭组织成员继续耕种经营，说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仍然在履行耕种本案诉争的土地。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的，由于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存在，因此不发生继承的问题。故此刘艳英以其父亲刘长福已死亡，其是以刘长福为户名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中的家庭成员为由，要求（继承）继续承包经营25.3承包地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三之规定，判决：驳回刘艳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刘艳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艳英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陈春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陈春喜承包户家庭人口2人为陈春喜及其儿子，地块面积是12.2亩，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9.8亩土地系双农仲案〔2011〕第14号仲裁裁决书中体现的9.8亩土地，其中包括刘艳英及刘长福通过仲裁要回的8.2亩口粮田。该证据可以证明，刘艳英不在前夫陈春喜的土地承包户中。2.2020年8月31日刘艳英与久援村主任张恩祥的录音。证明刘艳英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是真实有效的,加盖公章的行为并非村会计所说的没有看内容。王树贵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王树贵对刘艳英举示的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证实了刘艳英在其丈夫陈春喜户上有1.6亩口粮田的事实，说明刘艳英与陈春喜是在一个承包户上，并且拥有1.6亩口粮田的事实。认为久援村主任张恩祥没有到庭，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刘艳英举示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刘艳英举示的证据1符合有效证据的构成要件，能够证实双农仲案〔2011〕第14号仲裁裁决书中属于刘艳英的1.6亩土地登记在陈春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事实，予以采信。刘艳英举示的证据2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构成要件，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双农仲案〔2011〕第14号仲裁裁决书中属于刘艳英的1.6亩土地现登记在陈春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刘艳英耕种该1.6亩土地至今。本院认为，1999年久援村在重新丈量土地后，已将原承包合同书中的家庭人口3人，调整为家庭人口1人，家庭承包地由原合同中的25.3亩，调整为23亩，并颁发户名为刘长福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刘艳英主张前述以刘长福名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包含其1.6亩土地，其为刘长福家庭承包户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艳英应承担其为刘长福家庭承包户成员的举证证明责任，但在本判决作出前，刘艳英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法刘艳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在2011年11月1日久援村根据双农仲案〔2011〕第14号仲裁裁决，将刘长福承包经营户的8.2亩土地自陈春喜台账中划出后，刘艳英享有的1.6亩土地仍然登记在陈春喜台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庭审中刘艳英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可，并自认耕种前述1.6亩土地至今。故刘艳英为陈春喜为家庭承包经营户成员，而非刘长福家庭承包经营户成员。因此，刘艳英主张其为刘长福家庭承包经营户成员缺乏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规定，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人的继承人在承包期内，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继续承包。本案中，1999年刘长福承包经营户取得久援村23亩土地的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经营方式，而非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故，刘艳英以刘长福继承人的身份诉求耕种刘长福承包经营户1999取得的久援村23亩土地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刘艳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刘艳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艳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胜凯审判员  宋冠瑶审判员  王帅英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