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苏红，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银，北京兰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北京兰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德，华商林李黎（前海.坪山）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昌，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苏红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4民初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一审诉讼请求吴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信银行支付吴苏红死亡赔偿金96万元、丧葬费3.3万元、差旅费2万元、精神损失费80万元，共计181.3万元；2.判令中信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吴苏红的女儿为陈见欢，陈见欢于2019年5月28日于家中烧炭自杀，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吴苏红陈述平时其与女儿陈见欢同住，吴苏红于2019年5月11日回老家，5月29日接到陈见欢的死讯；吴苏红陈述陈见欢生前未向吴苏红提过欠付信用卡贷款的事情。陈见欢于2010年5月1日与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辅助人员聘用合同》，约定该律师事务所聘请陈见欢专职辅助邸长君律师办理银行按揭业务，合同期限至2012年4月30日止。后双方续签合同至2015年4月30日，后再续签为无固定期限。根据陈见欢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其在2009年10月至2019年5月，分别于广东郎乾律师事务所、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工作。吴苏红于2019年6月12日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投诉，该局作出[2019]06123、06147号《告知函》，载明：陈见欢在中信银行曾开立6张信用卡，其中1张已于2013年底注销，1张正常使用，4张已核发未激活，共享额度。中信银行基于行/职业认定规定给予陈见欢30,000元授信额度。截至发卡审核时点，陈见欢名下共办理8家银行贷记卡，额度合计221500元，透支53951元；此外还有1家银行准贷记卡，额度15000元。中信银行给予额度时收入认定简单依据行/职业判断，未审慎参考社保缴交情况或其他辅助材料。后中信银行根据陈见欢的用卡情况，将固定额度上调至39000元，后再上调至59000元。中信银行两次上调固定额度主要基于额度使用率和评级结果，未查询人行征信明细并对他行授信额度进行合理扣减，也未审慎考虑客户收入及还款能力。中信银行2016年6月至2018年1月多次给予陈见欢分期专项临时额度，额度从39000元至190000元不等，额度有效期为1个月。中信银行给予分期临时额度主要以客户固定额度为基数，参照行为表现数据设定差异化倍数，未查询人行征信明细并对他行授信额度进行合理扣减，未审慎考虑客户收入及还款能力，未考虑固定额度在不断调升，也未考虑客户大量开展分期业务已占用额度情况。截至2019年6月25日，该信用卡欠款金额共计253426.31元，此后已停止计息。欠款总金额253426.31元中，除2019年5月当期账单总额102459元外，还有分期未入账金额及未入账息费，分期未入账金额中包括圆梦金消费分期、新快线现金分期和单笔消费分期。陈见欢新快线现金分期发放后直接转入其本人在他行借记卡，未见中信银行搜集消费凭证等贷款用途证明材料的记录，存在贷后管理不到位的问题。陈见欢圆梦金消费分期暂未发现交易存在异常及套现嫌疑。中信银行对陈见欢长期分期还款且授信额度不断累积的情况，未根据他行授信额度及时采取降额等措施，贷后监测及管理有待加强。陈见欢该信用卡2019年5月的最后还款日为5月22日，因未按时还款出现逾期记录，中信银行于2019年6月4日使用智能语音系统拨打陈见欢预留手机号码，提示无人接听，此后并未开展其他催收行为。中信银行存在现金分期用途管控不到位、额度管理不审慎、收入认定标准不审慎的问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已通过约谈机构相关负责人、下发风险提示等方式督促中信银行加强整改，并视整改完成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一审裁决结果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中信银行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的是对陈见欢的死亡具有过错。首先，未有证据证明陈见欢的死亡与无力偿还信用卡贷款有因果关系。吴苏红与女儿陈见欢同住，未曾听到陈见欢提出无力偿还信用卡贷款的问题或者求助。因此陈见欢自杀的原因是否为欠付信用卡贷款目前无法确定。其次，中信银行存在收入认定标准不审慎、额度管理不审慎、现金分期用途管控不到位等问题，并不必然导致陈见欢过度消费、无力偿还信用卡贷款的结果。陈见欢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曾经在律师事务所从事银行按揭业务工作，也一直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对此应当有充分的法律认识，应当清楚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其有责任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规划及限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消费及使用信用卡。再次，欠付信用卡贷款也并不必然导致陈见欢自杀死亡的结果。自杀是一种主观上的行为，中信银行对此是无法预见的，且欠付信用卡贷款的后果是偿还信用卡贷款，产生的是合同法律关系上的还款责任，并不必然导致陈见欢死亡，以生命为代价逃避还款责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也违背了社会正常的价值取向。因此，陈见欢自杀的死亡后果并非因中信银行的过错而导致的，故吴苏红主张中信银行承担过错侵权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吴苏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因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减半收取10,559元，由吴苏红负担。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情况吴苏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支持吴苏红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中信银行支付吴苏红死亡赔偿金96万元、丧葬费3.3万元、差旅费2万元及精神损失费80万元，共计181.3万元；3.请求判令中信银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中信银行与其他12家银行构成共同过失侵权，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一审法院未依职权通知12家银行参加诉讼并裁定驳回吴苏红追加其他被告的申请，程序违法。中信银行与其他12家银行的违规行为均经银监会等银行监管部门书面确认，中信银行与其他12家银行的违规行为以共同过失侵权导致同一侵权结果发生，即陈见欢自杀身亡，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在对13家银行均到案进行全面审理的情况下判定陈见欢的死亡与13家银行欠款所形成的压力有无关系方才能够作出判决。显然依照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或者根据吴苏红的申请通知其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二、中信银行未依法审查陈见欢信用卡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存在着过度授信、异常交易管控不力以及违规收取手续费等过错行为，吴苏红提交了《调查笔录》证明陈见欢自杀死亡的原因，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中信银行存在收入认定标准不审慎、额度管理不审慎、现金分期用途管控不到位等重大过错，银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两份《告知函》对此予以了充分证明。其次，中信银行在原审提交的对陈见欢两位朋友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载明早在2015年陈见欢就提过信用卡欠款20多万元的事情，且几年来一直反复提起“人死债消”，最后一次提起“人死债消”就在陈见欢自杀前不久，前述证据充分证明陈见欢系因信用卡还款不堪重负最终选择自杀身亡的结果。再次，吴苏红作为陈见欢的单身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打工挣钱供女儿长大成人，对于一个贫穷家庭而言，陈见欢出于害怕以及不想拖累母亲的心理，不将其信用卡欠款高达几十万元的事情告知母亲也属情有可原。一审法院无视弱势一方的原告提出的证据，断然判断没有证据，一审法院在中信银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陈见欢自杀身亡是因为其他缘由，此种裁判系在以没有证据的主张推翻有证据的主张，裁判纯属主观臆断。早在2014年陈见欢就向中信银行提交了信用卡申请，当时陈见欢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对信用卡借款还款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知。中信银行在给予额度时简单依据行/职业判断，未审慎参考社保缴交情况或其他辅助材料。中信银行两次上调固定额度及给予分期临时额度未查询人行征信明细，中信银行对其他银行的授信额度应当明知，但却不进行合理扣减，未对客户收入及还款能力进行考量，仅关注自身的收入将固定额度不断调升，确实与其他12家银行对收入微薄的陈见欢共同形成高额债务，以共同过失侵权的方式造成了陈见欢的巨大经济压力。陈见欢为中专学历，从社保缴费情况看陈见欢作为律师助理每月平均月薪不足3000元，但是其名下却持有多达14张信用卡，且中信银行授信额度就高达21万元。陈见欢14张信用卡每一张的消费均超过了授信额度，总欠费额度达到了恐怖的87.7924万元，中信银行欠费就高达25万元。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中信银行作为有审查义务的监管单位和责任方，应当对授信额度审核、刚性扣减等进行主动管理和监管，以保证客户借贷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但是中信银行未对前述违规行为做任何主动的监管和纠正，而是对陈见欢的欠款置若罔闻，直至悲剧发生。中信银行未尽到其监管义务并造成他人死亡的损害后果，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信银行的严重违规行为与陈见欢不堪重负最终选择自杀以逃避沉重的负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未依据法律规定通知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以一审判决驳回吴苏红的诉讼请求为由驳回吴苏红追加其他被告的申请，并未对吴苏红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及相关证据作实质审查，程序违法。中信银行的过错行为与陈见欢自杀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中信银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苏红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任何依据。（一）中信银行不存在侵害陈见欢生命权的过错行为。陈见欢在家烧炭自杀的行为发生于2019年5月29日，而中信银行收到陈见欢信用卡申请以及发卡行为发生于2014年11月，自中信银行发卡起至陈见欢身亡期间，中信银行向陈见欢发卡、根据信用卡使用情况进行的额度调整、贷后管理、催收等行为，并不具有侵害陈见欢生命权的主观故意，也未做出任何刺激或促使陈见欢自杀的暴力等行为，且作为经营信用卡业务的银行机构，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知，中信银行的日常经营行为也不会造成更无法预见到陈见欢在内的信用卡持卡人未来将烧炭自杀，两者无任何关联。（二）陈见欢死亡的结果是因其轻生自杀的行为所致。首先，无论是陈见欢向中信银行申请信用卡，亦或是陈见欢在家烧炭自杀，时间均已发生在陈见欢成年之后，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其有相应的工作（法律行业）和收入，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陈见欢对其信用卡的申请与使用，甚至于发生债务偿还困难之后，也都具备如何去正确处理的认识；其次，陈见欢身亡的原因，业经珠海市公安部门认定，系其本人烧炭自杀而身亡，对此吴苏红亦予承认，而非因中信银行实施的行为或其他第三方行为所致；再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陈见欢名下有两处房产，价值超过全部负债，即使其还贷有压力，也完全可以通过处理房产还清贷款或者与银行机构协商如何还清贷款，减小负债和压力，不存在须自杀的前提；最后，所谓“欠债自杀”仅是吴苏红的假想，并无任何证据或法律事实可予佐证。故中信银行认为，陈见欢死亡的原因是因其轻生自杀所致，因何自杀尚无从得知，与中信银行发卡行为等更不存在因果关系。（三）吴苏红并未证明陈见欢死亡与中信银行发卡行为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吴苏红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认定的中信银行存在的收入认定标准不审慎、现金分期用途管控不到位、额度管理不审慎问题为由，主张是造成陈见欢信用卡还款不堪负重最终自杀身亡结果的原因。中信银行认为，中信银行应陈见欢申请向其发放信用卡，并根据持卡情况作出相应的额度管理等工作，是正常、合法的经营行为，依常理，只会对持卡人有利，改善其生活质量及便利，不具有引导持卡人做出危害自身生命健康危险的可能。且即使发卡管理有瑕疵，直接的结果只能是所放贷款无法收回，中信银行才是该行为不良后果的直接承受人，现吴苏红仅凭深圳银监局的《告知函》主张中信银行是陈见欢自杀身亡的原因，是对该等经营行为进行恶意的解释，人为任意“制造”因果关系，不仅违背常理、常识，也无益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四）吴苏红主张中信银行未举证证明陈见欢自杀身亡是因为其他缘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人身损害，为一般侵权赔偿，非特殊侵权，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有关规定，中信银行不具有前述事项的举证义务，吴苏红既然认为是中信银行过错行为所致，应当举证予以证明。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吴苏红主张包含中信银行在内的银行机构日常发卡等行为具有侵害陈见欢生命健康权的危害性，故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然而，正如前所述，本案吴苏红无视陈见欢申请信用卡是其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事法律行业且有相应收入的事实，将包含中信银行在内的银行机构合法日常经营行为理解为具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危害行为，并人为任意“制造”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具有任何依据并违背常理、常识。故在事实清楚，而吴苏红仅靠个人臆断未提交任何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情形下，一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吴苏红追加其他被告的申请合法、法规，有关本案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均为同一天出具的事实，并未影响吴苏红的诉讼权利，程序完全合法，吴苏红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吴苏红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过程中吴苏红提交陈见欢朋友的证人证言，证明陈见欢身前的压力来源于信用卡的欠款不能归还。中信银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是一审判决以后形成，不属于新的证据，不应该作为二审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询问，现无法对证人的身份进行核实，该证人证言不应该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审裁判结果及理由吴苏红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故本院不予采纳为二审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吴苏红上诉主张中信银行构成过失侵权导致陈见欢自杀身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中信银行是否应对陈见欢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理论，侵权责任有四个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本案中，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告知函》的内容，中信银行在对陈见欢核发信用卡时存在现金分期用途管控不到位、额度管理不审慎、收入认定标准不审慎的问题，可以认定中信银行存在违规行为，陈见欢自杀身亡亦是双方没有争议的客观事实。中信银行是否应对陈见欢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在于中信银行的违规行为与陈见欢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中信银行是否存在过失。关于中信银行的违规行为与陈见欢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判定因果关系有直接原因的规则和相当因果关系的规则。首先，陈见欢的死亡原因是呼吸循环衰竭，系烧炭自杀造成。因此，陈见欢的死亡系其自我选择结束生命的结果，而非由外力造成。无论陈见欢是否因还款压力过重自杀还是因为感情、事业、人际关系或身体疾病原因自杀，中信银行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毫无疑问不可能直接造成陈见欢死亡的后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次，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来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智识水平来判断该行为是否有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可能性。对于中信银行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可以预见该行为可能导致陈见欢无法按时偿还贷款，但导致陈见欢以生命为代价自杀逃避债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陈见欢的个体特异性不符合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故中信银行的违规行为与陈见欢的死亡后果之间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关于中信银行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是指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对于损害后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首先，可以确认中信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主观上不可能有迫使顾客自杀身亡的故意，吴苏红对此亦无异议；其次，中信银行亦不存在过失。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疏忽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能够预见到损害结果的发生而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懈怠是指对损害后果虽然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最终没有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就本案而言，以“人死债消”的极端方式逃避还债责任属于极其特殊的个例，该损害后果不属于一般人能够预见的范围，要求中信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应当预见会发生顾客还款压力过重从而自杀身亡的损害后果无疑是过分苛求。因此，中信银行对于陈见欢的死亡后果既没有故意也不存在过失，不具有主观过错。综上，中信银行对于陈见欢的死亡后果不具有主观过错，中信银行的违规行为与陈见欢的死亡后果之间亦不存在因果关系，中信银行无须对陈见欢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此外，关于一审法院不追加其他十二家银行作为被告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对于一审法院是否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他十二家银行作为被告，前提是中信银行的违规行为构成侵权，其他十二家银行才有构成共同侵权的可能。如上所述，在认定中信银行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前提下，本案自然不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其他十二家银行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其他十二家银行作为被告并无不当。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只有对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三种裁定可以上诉，一审法院作出的不予准许吴苏红追加被告的申请的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上诉的范围，吴苏红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提出的上诉意见不属于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吴苏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18元，由吴苏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李 灵审判员  艾欣欣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龚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