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1刑终336号原公诉机关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迪，男，1982年1月24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汉族，大学文化，系长春市第68中学教师，户籍地海南省海口市，住长春市。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6年11月22日被免予刑事处罚。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2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春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高群，吉林从为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迪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吉0102刑初36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迪不服，提出上诉。经本院审理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2019）吉01刑终494号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吉0102刑初11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迪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聂磊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张迪及其辩护人高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迪谎称能办理东北师大附中明珠校区上学，陶楠为给自己的女儿陶美伊办理入学，于2018年6月4日将好处费29万交给迟岩，迟岩遂交给白某，白某自留7万元后将22万交给邢利，邢利于同日将21万交给张迪。因不能办理上学，于2018年10月31日，由张迪还给白某15万，11月6日，白某代为偿还给迟岩29万。此起事实，张迪共收到21万元，案发前返还15万元。此笔诈骗金额为6万元。被告人张迪谎称能办理师大附中上学，郑钊为给其子黄瑞熙办理入学，于2018年6月4日交给李艳好处费32万，李艳遂交给刘畅，刘畅自留3万后，于当日将29万拿给白某，白某于6月7日将22万交给邢利，邢利于当日将21万交给张迪。为了办理吉大附中上学，郑钊又于2018年8月16日交给张迪24万。因不能办理上学，于2018年8月20日、9月12日由白某、刘畅、李艳代为偿还给郑钊26.5万，10月29日张迪偿还给郑钊20万。案发后，张迪家属将剩余的9.5万偿还给郑钊、将白某等人代为偿还的23.5万予以退还。张迪两次共收到办理黄瑞熙上学的钱款45万元，案发前返还20万元，此笔诈骗金额为25万。被告人张迪谎称能办理吉大附中本部上学，宋旻昊为给女儿宋祎褀办理入学，于2018年8月16日将好处费34万交给李某，李某自留2万后交给张静，张静自留1万元后交给丛某，丛某自留1万元后将30万交给白某。白某于当日将24万交给邢利，邢利于当日将21万交给张迪。因不能办理上学，于2018年9月17日后，由白某、丛某、张静、李某代为偿还给宋旻昊每人4.8万，加上白某等人自留的好处费，共计19.2万元，仅邢利答应偿还的4.8万元补偿及3万元好处费没有偿还。案发后，张迪家属于2018年11月16日将24万全部返还给中间人。此笔张迪诈骗金额为21万。综上，张迪诈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2万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迪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张迪犯诈骗罪的罪名成立，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张迪诈骗金额56万元，经庭审查明，应为52万元。被告人张迪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上诉人张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诈骗金额有异议。中间人案发前返还的金额应视为张迪案发前返还的金额，应在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且由于黄瑞熙家长认可其到68中就读，并自愿支付张迪5万元费用，该5万元亦应在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故张迪的诈骗金额应该为4.5万元。张迪同时具有认罪、全部返赃、愿意缴纳罚金等情节，请求二审法院对张迪从轻量刑。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认定该事实的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查证核实，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检察机关当庭出示了证人李某、丛某、白某证言及张迪于2018年9月15日向白某出具的欠条两份，欲证实白某等人的还款行为并非是张迪授意或者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白某等人的还款金额不能视为张迪案发前返还金额。具体内容如下：1.证人李某证言：我报警是因为当时已经开学，张迪不可能办成学生上学的事情，而且报警之前我们已经平摊凑钱还给了学生家长。我们多次到张迪家找他要钱，既不还钱也找不到他。我不知道张迪给白某出具欠条的事情。2.证人丛某证言：2018年十一之前的一天，在南关区幸福街派出所门前，张迪在白某的车上签署了欠条，我当时坐在车的后排座位。和张迪见面是因为白某说和张迪见一面看接下来怎么处理，事情办不了就还钱，不还钱就报警。白某和张迪具体怎么商谈的我记不清了。见面后，张迪签完欠条就走了。之后我们我和白某多次到张迪家找张迪，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张迪。后来我们大家平摊了钱款还给了学生家长。3.证人白某证言：2018年9月15日在南关区幸福街派出所门口我的车里张迪给我出具了两张欠条，出具欠条的时候还有丛某在场。欠条是我逼张迪写的，签署欠条的时候我跟张迪说，事没办把钱还给我们，张迪给我写了一张24万，一张22万的欠条。张迪说，马上还钱但是钱还没有到账，到账就给我。写完欠条之后张迪就走了，我多次打电话给张迪要钱，但一直没给我们。后来我就找不到张迪了。我去找张迪的目的就是事没办成找他要钱。最后学生家长的钱是我们平摊还的。4.张迪向白某出具的两份欠条记载，一份为2018年9月15日张迪欠白某人民币贰拾贰万元；另一份为2018年9月15日张迪欠白某人民币贰拾肆万元，还款日期为2018年9月16日。上述证据，上诉人张迪及其辩护人对李某、丛某的证言及欠条两份均无异议，对白某的证言有异议称该欠条系在张迪车中自愿签署，并非受到白某的逼迫；白某始终能够联系到张迪。经查，鉴于控辩双方均对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张迪是否受到白某的逼迫签署该欠条并不影响该欠条作为本案证据予以使用。白某、丛某均证实，张迪在白某车上签署欠条，后无法找到张迪。且无法找到张迪的事实有李某证言予以佐证。故张迪及其辩护人的上述异议不能成立，且上述异议与张迪是否构成诈骗罪及认定张迪的犯罪金额无关联性。上述证据经过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关于上诉人张迪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诈骗金额有异议。中间人案发前返还的金额应视为张迪案发前返还的金额，应在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且由于黄瑞熙家长认可其到68中就读，并自愿支付张迪5万元费用，该5万元亦应在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故张迪的诈骗金额应该为4.5万元。张迪同时具有认罪、全部返赃、愿意缴纳罚金等情节，请求二审法院对张迪从轻量刑”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证人白某证实，2018年9月15日找张迪的目的是为了让其偿还收取的办学费用，签署两张欠条是为了催促其尽快还款。其中一张欠条记载的归还日期约定为签订的第二日，但签署欠条之后张迪失联且一直未还款。证人丛某证实，白某欲向张迪追要办学钱款，故约张迪在幸福街派出所门前见面商谈并让张迪签署欠条，之后张迪失联且未归还钱款。各中间人证实，其平摊凑钱将办学费用偿还给学生家长。学生家长证实，因开学后学生未能如约上学，故找白某等人索要办学钱款，后中间人将办学钱款全部或部分归还。到案经过及转账记录证实各中间人还款后即到公安机关报案。现有证据能够证实白某等人在学生家长的压力下偿还办学钱款。张迪关于白某等人的还款行为是经其授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辩解在一审、二审期间均未提出，在发回重审期间提出且未能提出证据予以证实。故张迪的诈骗金额应该按照其实际收到的全部金额计算，中间人案发前返还的金额不应视为张迪案发前返还金额，不应在张迪诈骗金额中扣除。同时，黄瑞熙家长黄庆军、郑钊均证实，找张迪办理的学校为吉大附中或师大附中并非68中学，并不认可黄瑞熙到68中学就读。证人68中校长李华昌亦证实，张迪并未找其办理黄瑞熙入学68中的事情。且向黄庆军出具的欠条记载金额为46万元。综上，黄瑞熙家长未认可黄瑞熙到68中就读，亦未自愿支付5万元办学费用给张迪，该5万元不应在张迪的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原审法院依据张迪全部有罪事实认定其诈骗金额为52万元，并依据其全部量刑情节对其适用刑罚，对其定罪量刑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出庭意见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迪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万明元审判员  吴应书审判员  杨 帆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杜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