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宫乃全，男，1956年12月5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辽宁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法定代表人：刘世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卓颖、张雅斐，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大连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太平街道办事处柳家社区。法定代表人：景克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瀛璐，辽宁锴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宫乃全与被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原审第三人大连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景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了（2018）辽02民初1721号民事判决。宫乃全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宫乃全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7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大连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景公司”）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及抵付数额，也未证明其与大连益安金房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安公司”）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无法证实上诉人与益安之间以房抵债的真实性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上诉人与益安公司股东付某之间存在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付某欠上诉人预算费，这一事实已经付某出庭作证认可，而被上诉人文景公司与益安公司存在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文景公司欠益安公司工程款，这一事实由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文景清华园小区防火门和管井门供货、安装合同》、益安公司出具的三份《大连增值税普通发票》及付某证人证言能够充分证明，付某作为益安公司股东，益安公司同意将文景公司抵给自己的涉案房屋转让给上诉人，(由一审中益安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而文景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房屋抵顶确认书》表明其已知道并同意益安公司的转让，因此，本案房屋的转让，均是转让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而原判决一直追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文景公司之间及益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显然是忽略了本案的基础事实，扭曲了本案真实客观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因上诉人未提交《房屋抵顶确认书》原件，因而无法认定权利的真实性是错误的。本案所涉及的房屋所在的文景清华园小区是文景公司开发的，包括本案所涉房屋在内，其他以房抵债的债权人也出现与上诉人类似的情况，即只有《房屋抵顶确认书》复印件，甚至复印件也没有，因为债权人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时，原件被文景公司要回，一审中，被上诉人文景公司也称其认可房屋抵顶确认书的效力，只是文景公司因为法定代表人被羁押，公司账目及合同同时也被办案机关扣押，所以现在无法提供房屋抵顶确认书的原件。由此可见，文景公司应存有房屋抵顶确认书的原件，上诉人无法调取，而对此节重要事实和关键证据，一审判决不应一言以蔽之，直接忽略，否定它的存在。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房抵债的差额11.5万元，应向文景公司或益安公司支付，而不应向付某支付，付某无权代替益安公司收取房款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上诉人是和付某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与文景公司或益安公司之间，结算差额上诉人可以交付给付某，因为付某作为益安公司股东，益安公司将案涉房屋交给付某，付某有处分权，上诉人正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将房屋余款交付给付某，所以付某收取房屋余款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上诉人已将11.5万元于2014年6月13日全部付清，原审认为付某存入账户的款项是否系原告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无法对应，这种说法是违背常识，因为货币是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要求上诉人将种类物变为特定物，证明其存入付某账户的现金就是其从银行取出的现金显然是强人所难，况且，付某在一审中已承认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抵债差额部分11.5万元，所以本案上诉人不论应向谁交付，确是已实际支付了房屋余款并取得了案涉房屋权利。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所涉债权债务的转让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的抵债是以房抵债，抵债协议应视为房款的支付方式，基于此有效的抵债协议，文景公司债务消灭同时，相应的债价款也就转化成了房款，并且上诉人已于2016年8月办理了入住手续，交纳了各种物业费、采暖费、电费、装修押金及垃圾清理费等，上诉人合法占有使用了案涉房屋，正如判决所表述的物之交付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其权利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应具有排除执行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依据法律规定，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长城资产辩称，一、负有举证责任的宫乃全应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大连益安金房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安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欠款关系。本案中，宫乃全系通过多重抵债法律关系而占用案涉房屋。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文景公司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无法证实其主张的抵顶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限及具体抵付数额。并且原审过程中，益安公司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付某所述，付某个人与宫乃全个人是存在欠款关系的，但是付某之前在其他公司的项目上以个人名义欠付宫乃全的工程预算款，并不是益安公司欠付宫乃全工程预算款，这一表述宫乃全予以认可。益安公司与付某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付某与宫乃全之间存在欠款关系，不能证明益安公司与宫乃全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即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益安公司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就无法证明其与益安公司之间的以房抵债的真实性。基于此，原审法院对宫乃全与益安公司之间的以房抵债的真实性认定并无不当。（二）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利的真实性。文景公司并未认可《房屋抵顶确认书》的效力，且宫乃全提供的《房屋抵顶确认书》系复印件。根据文景公司工作人员称，其所有顶账的房屋《房屋抵顶确认书》原件均留在抵顶人的手里，未被文景公司收回，并且原审过程中宫乃全称案涉房屋的《房屋抵顶确认书》是益安公司员工吴某陪同其去签订，而证人益安公司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付某却当场表述陪同宫乃全签订《房屋抵顶确认书》的另有其人而宫乃全提供的《房屋抵顶确认书》系复印件无法证明其权利的真实性。此外，宫乃全主张《房屋抵顶确认书》在文景公司处，宫乃全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未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基于上述事实，原审法院无法认定宫乃全的权利的真实性并无不当。（三）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房屋余款并取得案涉房屋权利。案涉《房屋抵顶确认书》系文景公司与益安公司、宫乃全三方签订，文景公司同意将案涉房屋抵顶给抵付宫乃全。而宫乃全主张案涉房屋约定价款为25万元，其中抵顶债务数额为13.5万元，余下11.5万元仍需由宫乃全实际支付，但宫乃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文景公司或益安公司实际支付该笔11.5万元。付某虽然为益安公司股东，但其与益安公司仍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且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付某有权代益安公司收取上述房款或处分案涉房屋，所以付某收取案涉房屋余款不能等同于益安公司收取案涉房屋余款。其次，宫乃全主张其以现金形式交付案涉房款余额。案涉房款约为11.5万元，金额较大，现金交付本身即不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且宫乃全提供的取款金额、取款时间与房款余额、交付时间等均不相符，且宫乃全与付某关于付款时间和方式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故上述证据并不能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宫乃全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宫乃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案涉房款余额并无不当。二、现有法律规定并未将以房抵债的受让人列入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是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保护的要件，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是关于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本案中，宫乃全虽然通过多重抵债法律关系实际占用案涉房屋，但案涉《房屋抵顶确认书》并不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要件，不能体现宫乃全与文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房屋抵顶确认书》并非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其次，宫乃全并未向文景公司支付房款。案涉房屋系以房抵债之标的物，以房抵债首先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而物的交付仅为以房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非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及《执行异议复议规定》所规定的基于买卖而产生物权期待权具有本质区别。在案涉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尚未履行完毕，仅能产生债法上的效力，其债权人享有的本质上仍然是金钱之债，并不形成优先于其他债权的利益，其目的是消灭金钱债权，所以不能优先于另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所以，房抵债的受让人不属于《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和第二十九条（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范围，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宫乃全于2016年8月即入住涉案房屋，至涉案房屋被查封有一年多的时间，因此宫乃全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亦存在过错。综上，现有法律规定未将以房抵债的受让人纳入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范围，且宫乃全对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故宫乃全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综上所述，宫乃全对案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就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宫乃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不予执行普兰店区久寿街417号2单元8层3号（文景清华园4号楼2单元8层3号）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房屋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文景清华园4号楼2单元8层3号），经长城资产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查封了案涉房屋，宫乃全对查封案涉房屋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作出（2018)辽02执异9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宫乃全的异议请求。官乃全对该裁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提交文景公司和益安公司于2013年6月10日签订的《文景清华园小区防火门和管井门供货、安装合同》，主张益安公司为文景公司的文景清华园项目防火门、管井门供货和安装，工程总价为1,015,578元，此后文景公司与益安公司协商将文景清华园4号楼2单元8层3号房屋即案涉房屋用于抵付工程款297,595元。原告主张，益安公司的股东付某因在其他工程中欠付原告预算费用13.5万元，故将案涉房屋抵顶给原告，并协商案涉房屋定价为25万元，除抵顶款项外，再由原告给付付某现金11.5万元。原告提交一份2014年10月15日《房屋抵顶确认书》复印件，载明抵顶房屋位置为文景清华园4号楼2单元8层3号，面积56.15平方米，价格5300元每平方米，抵顶原因为抵顶工程款，经文景公司和益安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将该房屋抵顶给益安公司指定人员宫乃全。原告未能提交该《房屋抵顶确认书》的原件，原告称原件在办理入住手续时被对方要走了。原告申请证人付某、证人李某、证人吴某出庭作证，以证实该《房屋抵顶确认书》的流转过程真实有效。目前案涉房屋未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已向其交付使用，并提交2016年8月18日《文景·清华园防火责任协议书》及《文景·清华园房屋验收交付书》以证明其已办理了房屋验收交付，但协议书和交付书中均未加盖印章。文景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出具十张《专用收款收据》，收款事由分别为装修证及押金、采暖费、垃圾清理费、电梯运料费、代收电费、沙子承运费、维修基金、物业费、卡费、代收水费等，原告以此主张其已于房屋交付当日向文景公司缴纳了各项费用并办理了入住。对于案涉房屋房款的支付情况，原告在开庭期间提交其与付某共同签字确认的抵债经过中主张余款11.5万元系于2014年6月13日以现金付给了付某。法庭要求原告提交款项来源及实际支付房款的证据。庭审结束后，原告提交2014年5月31日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提取4.5万元及2014年6月9日从中国银行取现5万元的银行交易凭证，并提交付某个人银行流水记录，显示付某于2014年6月9日存入农行大连瓦房店支行8.5万元。原告主张其将两次取款9.5万元的现金于2014年6月9日交给付某，付某当即留下1万元现金并将剩余8.5万元交给其司机，与原告一起到农业银行将该笔8.5万元存入付某名下，之后官乃全又将剩余2万元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交给了付某。另查，普兰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普兰店区久寿街417号2单元8层3号即案涉房屋，于2013年2月20被文景公司抵押给银行，于2016年7月11日注销抵押。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是对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保护的要件，第二十九条规定是关于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隐含的理念是物之交付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而抵债协议的目的是消灭金钱债权，不应优先于另外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本案中，原告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原告对此应当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民事权利，且该权利真实、合法，足以排除执行。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理由：其一，原告主张其系通过抵债方式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利，但原告并未提交其与文景公司之间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抵顶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限及具体抵付数额。而且，原告主张系从益安公司处抵债取得案涉房屋权利，但原告同样未能证明其与益安之间存在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原告陈述系益安公司股东之一付某与其存在欠款关系，无法证实原告与益安公司之间以房抵债的真实性。其二，原告未能向法庭提交《房屋抵顶确认书》的原件，而《房屋抵顶确认书》中已经明确载明“复印件无效”，文景公司在庭审中亦称其他抵债取得房屋的当事人均持有《房屋抵顶确认书》原件，文景公司未收回过原件。现原告未持有并提交协议书原件，故本案无法认定其权利的真实性。其三，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约定价款为25万元，其中抵顶债务数额为13.5万元，余下11.5万元仍需由原告实际支付。而原告未能提交实际向文景公司或益安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证据，其主张将房款以现金形式交由付某，但首先本案无证据证明付某有权代益安公司收取房款，其次原告关于提取款项的证据显示的数额与房款余额不符及提取时间、支付时间均不符，付某存入账户的款项是否系原告主张提取的现金无法予以对应，且原告与付某关于付款时间和方式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经实际支付了房屋余款并取得案涉房屋权利。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本案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权利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亦无法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故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法律效力。综上，原告以《房屋抵顶确认书》复印件拟排除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执行的诉请应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宫乃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64元，由宫乃全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本案中宫乃全应当对其主张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及事实依据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宫乃全系通过多重抵债法律关系而占用案涉房屋。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文景公司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无法证实其主张的抵顶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限及具体抵付数额。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益安公司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就无法证明其与益安公司之间的以房抵债的真实性。宫乃全主张《房屋抵顶确认书》原件在文景公司处，宫乃全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案涉房屋约定价款为25万元，其中抵顶债务数额为13.5万元，余下11.5万元仍需由宫乃全实际支付，但宫乃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文景公司或益安公司实际支付该笔11.5万元。付某虽然为益安公司股东，但其与益安公司仍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且宫乃全未提供证据证明付某有权代益安公司收取上述房款或处分案涉房屋，所以付某收取案涉房屋余款不能等同于益安公司收取案涉房屋余款。本院认为，宫乃全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综上所述，宫乃全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4.00元，由宫乃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黄海洋审判员  郭玉兰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