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3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罗茵，女，汉族，1982年6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全，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梵睿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香山中街2-1天鹅堡会所地下停车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508084M。法定代表人：谭江波、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谭江波，男，汉族，1988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姚罗茵因与被上诉人深圳梵睿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睿澜公司）、原审第三人谭江波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17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罗茵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17771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姚罗茵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梵睿澜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梵睿澜公司存在公司解散的法定要件，姚罗茵作为适格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散梵睿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要件为：（1）申请人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2）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3）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4）申请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符合第一项要件，但不符合第二、三、四项要件。姚罗茵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完全错误的，梵睿澜公司符合公司解散的全部法定要件。第一，梵睿澜公司经营状态异常（无法联系且未按规定公示2016年与2017年的年度报告），且控制梵睿澜公司经营决策和财务的谭江波（梵睿澜公司的大股东兼执行董事）也下落不明，以上足以说明姚罗茵与谭江波之间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协商和信任的基础，梵睿澜公司赖以存在的人合性基础已不复存在，而且自姚罗茵入股梵睿澜公司后四年期间未曾召开过股东会，已经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即“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而一审法院却以姚罗茵未提供证明梵睿澜公司曾试图召开股东会因客观原因无法召开为由认定梵睿澜公司不存在前述情形，姚罗茵认为，梵睿澜公司和谭江波下落不明已足以说明梵睿澜公司因受谭江波控制的客观原因无法召开股东会，且姚罗茵作为梵睿澜公司的小股东，无法自行召开股东会，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被姚罗茵不存在公司解散要求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第二，梵睿澜公司长期停止经营，导致姚罗茵和谭江波投资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梵睿澜公司的继续存续会对全体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姚罗茵可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其他方式如提起知情权之诉、股份回购请求权之诉、股东损害赔偿之诉来获自身利益的法律救济，但是梵睿澜公司和谭江波均已下落不明，姚罗茵的合法权益已无法主张和实现，姚罗茵采取前述法律救济途径不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第三、一审法院以姚罗茵暂时联系不上梵睿澜公司及谭江波为由认定不存在“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姚罗茵认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一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义要前置性条件的立法本意固然是考虑解散公司对公司影响重大，立法者希望借此提醒司法人员审慎注意，要穷尽了内部救济手段，尽量通过公司自治、股东自治等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就本案而言，控制梵睿澜公司经营决策和财务的大股东因担任涉及债务纠纷多家公司（包括梵睿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已下落不明，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案件均系公告送达，致使股东会长期无法有效召开，依法通过股东会决策来化解公司僵局的内部救济机制已经失灵，一审法院仍要求姚罗茵穷尽内部救济手段实属强人所难，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综上所述，姚罗茵请求人民法院解散梵睿澜公司合法有据，一审法院机械适用法律导致判决完全错误，为此，姚罗茵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姚罗茵的有关诉讼请求，以维护姚罗茵的合法权益。姚罗茵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从姚罗茵诉讼至今已经超过两年了，公司也没有召开过股东会。因此，姚罗茵认为其上诉请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梵睿澜公司未到庭发表辩论意见。谭江波未到庭陈述意见。姚罗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散梵睿澜公司；2.本案诉讼费由梵睿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公示信息显示：梵睿澜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1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5年8月19日，梵睿澜公司的股东由姚罗茵（持有11.80%的股权）、谭江波（持有87.20%的股权）、秦伟（持有1%的股权）变更为姚罗茵（持有11.80%的股权）、谭江波（持有88.20%的股权），谭江波任执行董事。梵睿澜公司的经营异常信息包括：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未按规定期限公示2016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期限公示2017年年度报告。姚罗茵自述自其入股梵睿澜公司，梵睿澜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以上事实，有企业信息查询单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该案中，梵睿澜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公司章程显示姚罗茵是梵睿澜公司股东，持有梵睿澜公司11.8%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姚罗茵有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依据上述法律，梵睿澜公司出现了下列情形之一且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1.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该院对此分析如下：公司僵局，指在公司存续期间，由于股东、董事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使得股东会、董事会的权力和决策机构陷入权力对峙、无法表决，进而导致公司内部事务处于瘫痪的状态，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无法进行的情形。该案中，虽然姚罗茵自述自其成为梵睿澜公司股东以来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但没有证据显示梵睿澜公司曾试图召开股东会因客观原因无法召开，故梵睿澜公司并不存在公司解散所要求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情形，并未因此形成公司僵局。其次，梵睿澜公司仅有一名董事，不存在董事长期冲突的可能，并没有因此形成僵局。关于梵睿澜公司继续存在是否会导致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该院认为，这里的股东利益应当指全体股东而不是个别股东的利益。因为个别股东利益受损时，完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其他方式如提起知情权之诉、股份回购请求权之诉、股东损害赔偿之诉来获法律救济。而公司解散之诉是司法权力对公司自治的强力干预和终极手段，不能仅为满足个别股东利益而影响到其他股东利益和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法人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姚罗茵暂时通过梵睿澜公司的注册地址联系不上梵睿澜公司及第三人并不能说明姚罗茵与第三人作为股东间的人和性被破坏且不可调和，因此，该院认为姚罗茵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穷尽内部救济手段而无法解决公司和股东间存在的问题。综上所述，姚罗茵请求解散梵睿澜公司，但其不能证明其主张符合解散公司的条件，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梵睿澜公司及谭江波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姚罗茵的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100元，由姚罗茵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公示信息显示：梵睿澜公司未按规定期限公示2018年度年度报告。2020年8月28日、9月10日梵睿澜公司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姚罗茵持有梵睿澜公司11.8%的股权，有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姚罗茵要求解散梵睿澜公司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综合评析如下：首先，从梵睿澜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来看。《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姚罗茵自述自其成为梵睿澜公司股东后四年期间未曾召开过股东会，并以此为由主张符合上述规定第（一）项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姚罗茵持有11.8%的股权，故有权在执行董事和监事均不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会时自行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会。姚罗茵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召集过召开股东会。梵睿澜公司未到庭答辩，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但结合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认定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亦不能据此认定梵睿澜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对于姚罗茵该项主张，一审不予认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从梵睿澜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来看。姚罗茵以梵睿澜公司长期停止经营，导致姚罗茵和谭江波投资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梵睿澜公司的继续存续会对全体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公司解散之诉是司法权力对公司自治的强力干预和终极手段，对公司及相关主体而言影响重大。本案中，因梵睿澜公司未到庭答辩，故对是否符合解散的条件认定应更为慎重。对于股东利益是否受到重大损失的认定则应当以股东现实利益是否受损为基础来进行综合考量。公司虽在2016-2018连续三年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经营异常，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但并无证据证明公司存在严重亏损、被吊销营业执照等情形，亦无证据证明存在公司已经使股东利益受到损失的事实。姚罗茵主张谭江波因担任涉及债务纠纷的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且谭江波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影响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认定。故姚罗茵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认可。再次，从能否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的情况来看。姚罗茵以通过梵睿澜公司的注册地址及谭江波的身份证住址联系不上梵睿澜公司及谭江波，谭江波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多起案件公告送达为由，主张已无法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对此，本院认为，仅通过公司注册地址及谭江波身份证住址联系不上梵睿澜公司及谭江波不能等同于已穷尽内部救济机制。且法院依法送达的梵睿澜公司的注册地址及谭江波的身份证住址均系姚罗茵提供，是否存在其他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本院均无从查实，且姚罗茵未提供其积极联系梵睿澜公司及谭江波的相关证据。故，对于姚罗茵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姚罗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姚罗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王  丹  妮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