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526民初3067号原告:王东海，男，195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兰（系王东海妻子），女，195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王桂艳，女，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张贺松，男，199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芝（系王桂艳姐姐），女，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君，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东海诉被告王桂艳、张贺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兰，被告王桂艳、张贺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芝、刘利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东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王桂艳、张贺松偿还借款本金1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与张海忠原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海忠即2018年6月1日被告以孩子找工作为由向原告借款12000元，还款日期2018年12月1日，双方约定月利息按2%计算，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拒不偿还，现张海忠以身故，所以原告无奈起诉张海忠的前妻王桂艳及儿子张贺松。被告王桂艳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理由：一、原告出具的借据存在多处疑点，应依法对笔迹及指纹进行鉴定。1、原告出示的《借据》“壹万贰仟圆整”中“每月2%”以及“张海忠”的“张”字的笔迹与其它借据中的笔迹相差甚远。答辩人怀疑是他人模仿张海忠笔迹所写。二、借据不能证明张海忠收到借款的事实。该借据中没有张海忠收到借款的字迹，不能证明张海忠实际收到12000元的事实。三、原告主张的月利息2%没有证据证明，并且也超出“借贷新规”。借据中“每月2%”，不能证明约定的是利息，也可能是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况且，在法院的其他雷同纠纷的借据中，均未此样出现过。四、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张海忠涉嫌经济犯罪。1、借据上没有二答辩人的签名、捺印，并且二答辩人也根本不知情，也从未用过该笔借款。张贺松也从未求人找过工作，至今无职业。12000元的借款和真找工作所需费用相比不切合实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张海忠有经济犯罪嫌疑。自张海忠死后，目前答辩人已接到贵院的传票十一份，借款本金总金额达258500元，利息39437元，本金总计297937元。所有借据的产生有六个共同的特点：（1）原告都是张海忠的同村村民。（2）借据上都没用王桂艳和张贺松的签字和捺印。（3）借据均产生在王桂艳与张海忠分居生活期间。（4）每一个借据上的笔体均不一致。（5）借款的支付过程均未有被张海忠确认收款的证据。（6）均未标注借款用途。贵院的（2019）内0526民初3297号民事裁定书就以张海忠“有经济犯罪嫌疑”驳回原告于玲的起诉，并将卷宗移送公安机关。答辩人后来听说当时扎鲁特旗公安分局的刑警亲自去调查张海忠时，张海忠已经病危，奄奄一息不能取证。被答辩人更不能因为张海忠已身故，就把张海忠对被答辩人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强加于二答辩人。无论从被答辩人陈述的借款理由及出示的证据均与二答辩人无关。2、因张海忠张海忠酗酒、赌博，对王桂艳实施家庭暴力，王桂艳于2014年年初就与张海忠分居生活，寄宿在××旗姐姐家至今，张贺松也同母亲一起居住。借据产生于王桂艳与张海忠分居生活期间，王桂艳在菜店里为他人打工维持生活，原告不能举证借款用在夫妻共同生活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桂艳已于2019年5月15日与张海忠协议离婚，离婚时约定永兴村的宅基地上的房产归王桂艳所有，并且是用于抵顶王桂艳为张海忠偿还分居之前因张海忠赌博欠下的个人债务31万元。答辩人王桂艳与张海忠已经依法离婚，不是张海忠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王桂艳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张海忠并没有遗产供答辩人张贺松继承。依据继承法第33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据此，作为张海忠的长子张贺松并没有继承遗产，并放弃继承。因此，张贺松不承担民事责任。王桂艳从2014年就不在永兴村居住，所有原告不会不知情；张海忠酗酒赌博，不务正业，原告们也不会不耳有所闻；张海忠先患脑血栓、脑梗，后患癌症，原告们更是有目共睹。而均在张海忠死后向王桂艳、张贺松主张权利，既没有事实依据又没有法律依据。同时，2020年9月20日晚在答辩人住处找到2019年9月2日贵院向扎鲁特旗公安局案件移送函复印件一份和2019年8月30日对原告王东海的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编号为（2019）内0526民初4150号，内容为因王东海在此案前已经在贵院起诉过因为该院认为张海忠涉嫌经济诈骗驳回了王东海的起诉并将共12份雷同的卷宗移送扎鲁特旗公安局，目前答辩人从未接到扎鲁特旗公安局对该案的处理决定意见书，也没有接到过该院对于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的意见书，更没有收到王东海因（2019）内0526民初4150号裁定书而上述的上诉状，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王东海本次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海忠与被告王桂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8年3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5月15日协议离婚。二人于1992年1月15日生育长女张彬彬，于1994年9月1日生育长子张贺松，离婚时两名子女均已成年，离婚协议中载明，张海忠分得夫妻共同债权62500元。2018年初至2019年5月，在张海忠与王桂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海忠向包括原告王东海在内的多名同村村民发生借贷行为（相对方均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过权利），张海忠于2019年9月20日病故。张海忠向原告王东海借款人民币12000元，张海忠为原告出具一枚借据，借据载明“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12000.00元，每月：2%元，借款人：张海忠，2018年6月1日-2018年12月1号付款”。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举的借据，被告提举的离婚协议书一份（复印件）、离婚证一份（复印件）、案件移送函一份（复印件）、2019内0526民初4150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以及原告赵龙，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2018年初至2019年5月，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张海忠以个人名义向包括原告王东海在内的多名同村村民发生借贷行为，且并非全部为拆借偿还前笔借款，导致债务持续增多，显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此种情况下，原告王东海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被告王桂艳偿还借款，首先应由原告举证加以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使用，亦或夫妻双方就举债形成合意，但原告王东海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张海忠、王桂艳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原告也可以依据《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第十八条以及《婚姻法》第十九条，举证证明原告是否基于信任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举债方具有夫妻“合意”或“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但本案中原告王东海的述称虽然指向其有基于信任并相信张海忠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可能性，但不能提供证据进一步加以证明，故原告王东海未能完成应负的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对己不利后果。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张贺松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张何松答辩没有继承遗产，并放弃继承，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张贺松偿还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如原告确有证据证明张海忠法定继承人继承张海忠遗产或向债务人在张海忠去世后主张并已受偿张海忠离婚协议中分得的夫妻共同债权的，可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东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东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建武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图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