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9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汉明，男，1956年9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然，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壮，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民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积北海路。法定代表人：王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展建峰，张家港市金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张虞青，女，1960年7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上诉人魏汉明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民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泰公司）、原审被告张虞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5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汉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民泰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民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魏汉明与民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1.魏汉明系民泰公司销售人员，双方系职务上的委托代理关系。魏汉明一审中提出受民泰公司委托至广州开展业务，开拓客户包括广州财勤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勤公司）等，除对外销售，魏汉明还负责向客户催款，广州客户大部分货款均直接向民泰公司支付，魏汉明依据民泰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明细进行催款。因财勤公司支付本案货款涉嫌票据诈骗，民泰公司才要求魏汉明签字确认以转嫁损失。故魏汉明在应收账款明细上签字并无确认欠款的意思表示。民泰公司向魏汉明发出的催款函上有“致工厂销售（魏汉明）”的字样，即认可魏汉明销售人员的身份。2.在没有书面合同、订货单、发货单、交易记录的情况下，仅依据应收账款明细确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充分。二、财勤公司订货时会向民泰公司发出调纱单，民泰公司之后会出具发货单，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在民泰公司与财勤公司之间。魏汉明持有部分单据复印件，放在广州，目前因疫情原因暂时无法提供。三、2015-2019年间，魏汉明收到客户货款后转账给民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良，金额计3805195元，因民泰公司未向客户开票，魏汉明为客户垫付开票税金60余万元。就本案货款，民泰公司应向财勤公司开具金额约142万的增值税发票，如不能开具则应扣除相应开票税金。民泰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希望魏汉明诚信诉讼，尊重事实，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买卖关系，我方也会针对魏汉明的证据补充举证。张虞青未作陈述。民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魏汉明、张虞青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1426524.8元；2.诉讼费由魏汉明、张虞青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4日，魏汉明在民泰公司出具的《民泰纺织应收账款明细账（2019广东新塘魏汉明）》上签署了“确认”两字并签名。该《民泰纺织应收账款明细账（2019广东新塘魏汉明）》以表格形式载明了日期、名称、成品规格、单号、件数、单件、重量、单价、金额、收款情况、结欠，另外右下方以另一小表格载明了“其中分月小计”，显示“至2019年3月共计结欠1501524.8元”。以上事实，由《民泰纺织应收账款明细账（2019广东新塘魏汉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魏汉明确认至2019年5月24日结欠民泰公司货款1501524.8元，由《民泰纺织应收账款明细账（2019广东新塘魏汉明）》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民泰公司自认现魏汉明结欠货款金额为1426524.8元并要求魏汉明支付该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民泰公司要求张虞青承担付款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魏汉明辩称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魏汉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家港市民泰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426524.8元；二、驳回张家港市民泰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81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819元，由魏汉明负担，限魏汉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魏汉明向本院提供：1.魏汉明与民泰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微信中发送的文件截图打印件，以证明（1）民泰公司在广州设立有办公室并配备仓库；（2）民泰公司不定期发送明细账给魏汉明，其中列明了客户名称和收款金额，民泰公司与其核对客户应收账款是正常业务流程；（3）民泰公司微信中多次使用“销售”的抬头，发送的函件抬头为“致工厂销售”，要求魏汉明及时收回货款，可以证明民泰公司认可魏汉明系销售人员；（4）客户向民泰公司反馈质量问题，说明客户认可与民泰公司交易，魏汉明系代表民泰公司，民泰公司也认可并同意扣款；（5）魏汉明2019年5月24日在民泰公司的明细账上签字确认后，民泰公司仍按照之前的业务流程，要求魏汉明抓紧付款，并再次发送明细账，这与其主张的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相矛盾。2.民泰公司与广州茂辉纺织品有限公司、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签收单，以证明买卖关系成立于民泰公司与客户之间，客户的名称在民泰公司的明细账目中也有体现。民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魏汉明的证明目的，魏汉明并非民泰公司业务员，民泰公司未向其支付任何报酬或给予业务员的待遇，双方之间就是买卖关系，其有证据可以证明。二审中，民泰公司向本院提交：1.民泰公司2018年4月、5月供货单复印件两份，以证明购货单位即买方就是魏汉明；2.魏汉明与民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2019年12月10日的电话录音材料，以证明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魏汉明主动打电话要求就货款打折处理、协商解决。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魏汉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供货单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为真，供货单中货物数量仅有一、两百公斤，与日常交易货物按吨计不符，故供货单上的货物可能仅为样品，数额也无法与双方之间的货物价值相对应。2.录音材料是民泰公司剪切刻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通话中并未体现魏汉明对买卖关系的认可，反而情绪激动，对民泰公司起诉行为不能接受；魏汉明在录音中以业务员口吻与王良协商，讨论以六折的价格买下该不良账款，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且在和解中作出妥协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能在诉讼中作为不利证据。后魏汉明向本院补充提交：1.民泰公司2017年9月、11月供货单复印件数份，以证明购货单位为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交易数量均以吨计。2.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签收单一份，以证明民泰公司向客户开具发票，客户法定代表人签收。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屏打印件一份，以证明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民泰公司在本院要求的质证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民泰公司陈述，双方之间基本是口头合同，民泰公司按照魏汉明提供的规格和要求加工生产后发货，魏汉明支付货款，双方定期对账，主要通过微信沟通；发货有时从张家港发、有时从广州的仓库发，直接送至魏汉明指定的客户处；货款有的是魏汉明直接支付，有的是魏汉明委托其客户直接支付。魏汉明则认为，其为民泰公司在广州寻找客户，找到目标客户后向民泰公司王良汇报情况，如果客户需要发票，则由客户与民泰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如果客户不需要发票，则直接以微信订单往来的形式，要求民泰公司向客户发货，主要是从民泰公司在广州的仓库发货，故双方之间是代理销售关系；至于魏汉明的报酬，魏汉明从客户支付的货款中抽取部分再转交公司，如果是客户直接向民泰公司付款的情况，客户一般还会有部分货款经魏汉明之手向民泰公司王良交付，魏汉明会从中抽成，没有固定的抽成比例；在本案诉讼之前，向客户催收的事情基本都由魏汉明处理，这也是魏汉明作为业务员的职责。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理销售合同关系，双方对此意见不一致，鉴于魏汉明与民泰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双方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故不能仅依据双方之间的称谓来认定双方的关系。民泰公司一审中提供了魏汉明签字确认的应收账款明细账，属于双方之间的结算单，其中对于货物名称、规格、发货情况、收款情况、结欠金额均详细列明。从民泰公司及魏汉明陈述的双方往来流程看，相关货物交易由魏汉明对外联系确定，民泰公司与魏汉明所主张的广州茂辉纺织品有限公司、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等没有直接联系。至于魏汉明提供的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上的货款金额与发票签收单上的发票金额一致，魏汉明也陈述客户需要开具发票时才与民泰公司签订合同，故购销合同不能反映真实的买卖关系。魏汉明上诉称财勤公司向民泰公司发出调纱单，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从款项的结算情况看，民泰公司仅与魏汉明进行对账，明细账的抬头均为魏汉明；货款大部分由魏汉明向民泰公司支付，魏汉明2019年5月在明细账上签字确认后，民泰公司在微信上多次催促魏汉明汇款，魏汉明之后向民泰公司转账支付了部分款项，并未提出民泰公司应向客户公司催款的异议；民泰公司也从未向魏汉明所称的客户公司催讨过货款。此外，魏汉明认为其系代理销售，其自客户支付的货款中直接提成作为报酬，但魏汉明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双方之间对于提成的约定以及其具体提成情况，并表示没有固定的提成比例，对于该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综上，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认可的交易方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魏汉明在明细账上对欠款金额予以确认，民泰公司自认结欠金额为1426524.8元并要求魏汉明付款，应予支持。至于魏汉明上诉主张的开发票以及垫付税金60余万元的情况，魏汉明未能提供双方关于开票事宜的具体约定以及垫付税金的依据，双方可以另行处理。综上，上诉人魏汉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38元，由上诉人魏汉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