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0民初805号原告：龚小宇，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綦江区，住重庆市綦江区。原告：龚必玉，女，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綦江区，住重庆市綦江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重庆市綦江区通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劲松，重庆市綦江区通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通惠街道通惠大道**峰汇国际**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5H461L。投资人：曹**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睿，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龚小宇、龚必玉与被告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仁人堂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5日、10日13日、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被告仁人堂中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睿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龚小宇、龚必玉到庭参加了第一、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龚小宇、龚必玉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其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暂定为1万元，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诉讼费。原告在诉讼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向其赔偿死亡赔偿金209334元（34889元/年×6年），丧葬费40884元（6814元/月×6个月），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1000元，合计303218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26日，其父亲龚泽海因为感觉皮肤痛痒到被告处就诊，被告诊断后要求其父亲住院治疗。其父亲按照被告医生的意见办理了住院手续配合治疗。住院期间，被告的诊疗行为严重违法违规，由于被告严重的医疗过错行为，导致其父亲于2019年8月29日在被告处死亡。事发后，在其要求下，双方对患者病历进行了封存。被告在诉前的协商中曾答应进行赔偿，而至今却一直不闻不问，给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仁人堂中医院辩称，2019年8月26日患者龚泽海因皮肤瘙痒并伴有胸闷、心悸症状到其处诊治，被诊断为皮肤破溃伴感染、湿疹、冠心病和高血压，遂于当日收治入院。2019年8月29日上午10时许，龚泽海诉称心慌、心悸、呼吸困难，其立即对龚泽海进行检查和抢救。因抢救无效，龚泽海于2019年8月29日11时10分死亡。龚泽海死亡次日，医患双方在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卫健委）、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通惠派出所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调解过程中已告知原告可以通过鉴定确认龚泽海的死因以及其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但原告拒绝尸检。在协调会召开之后，区卫健委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由于原告拒绝对龚泽海尸检，缺乏鉴定条件，鉴定机构于2019年10月30日告知区卫健委终止鉴定。综上，其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与龚泽海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在龚泽海死亡后，其积极配合原告及行政主管部门调查了解龚泽海死亡的原因，但原告拒绝对龚泽海尸检，致使龚泽海的死因以及其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均无法鉴定。所以，原告诉称其诊疗行为有过错并导致龚泽海死亡不属实，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26日上午，二原告之父亲龚泽海（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因“胸背部皮肤反复瘙痒2+月，加重伴皮肤破溃3天”自行到被告仁人堂中医院门诊就医，同日龚泽海在该院住院治疗。入院时，西医诊断为：1.皮肤破溃伴感染；2.湿疹；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3级；4.高血压3级，很高危。中医诊断为：疮疡（湿热火毒证）。对此，仁人堂中医院的诊疗计划为：1.病情评估：患者住院期间可随时发生病情变化或加重，出现感染加重，电解质紊乱、上消化道出血、脑血管意外、尿潴留、尿失禁、心血管意外等，甚至心源性猝死等。患者依从性可，预后一般；2.予以内科护理常规、Ⅱ级护理、普食；3.完善血常规、电解质、肝功、肾功、血脂、血糖等生化检查，行胸部X线了解肺部情况，行心电图了解心脏生理功能；4.暂予抗感染（氨苄西林）、抗过敏（（地塞米松、抗病毒（炎琥宁、湿毒清胶囊、润燥止痒胶囊）改善循环（丹参川芎嗪）等对症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必要时转上级医院治疗；5.请上级医师查房并指导诊疗。之后，该院按此计划对龚泽海实施治疗。同月28日10时10分，龚泽海诉头昏、疼痛，院方测其血压为201／91mmHg,立即让其平卧，给予苯磺酸左旋硝苯地平片、马来酸依那普利、辛伐他汀口服，观察病情变化。龚泽海服药过后40分钟测血压为188／86mmHg。当天，院方调整治疗，停用氨苄西林、丹参川芎嗪，改用头孢他啶抗感染，红花黄色素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给予健胃消食片口服，其他治疗不变，继续观察病情变化。同月29日10时08分，龚泽海自行行走至门诊大厅到医生办公室，向医生自诉心慌、呼吸困难、心悸、气促、大汗淋漓，院方当即实施救治，11时10分，龚泽海因抢救无效死亡。在此期间，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师也到达现场参与了抢救。当日16时许，龚泽海亲属自行将其遗体接走，接回去之后予以冻存处理，冻存一周后土葬。仁人堂中医院向原告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该书记载“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是‘颅内出血’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根本死亡原因是‘循环衰竭，呼吸衰竭’”。龚泽海自从到仁人堂中医院住院诊疗至抢救前无家属陪伴。原告与仁人堂中医院发生案涉医患纠纷后，重庆市綦江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9年8月30日组织召开了由龚泽海亲属代表（包括原告龚小宇）、仁人堂中医院、区卫健委、重庆市綦江区司法局、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通惠派出所参加的调解会议。会上，区卫健委提出：“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一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二是通过行政或人民调解；三是可直接向法院起诉。家属提出院方对（龚泽海）用药有错误，则可通过尸检鉴定过错，通过鉴定看院方是否对患者进行相关治疗、抢救等。尸检必须在48小时内，冰棺条件可延至7天。”重庆市綦江区司法局提出：“如需尸检必须尽快。最好进行调解，但不是强制性的。”仁人堂中医院在会上对龚泽海的抢救过程进行了说明，并陈述：“30日早晨家属来院说我院医生用药剂量大了。最后刑警队要求进行尸检，家属拒绝了。”龚泽海家属代表提出：“29日龚泽海曾打电话给家属说自己不舒服，快不行了，家属电话里让他赶紧转院。院方未打一个电话给家属。家属赶到后龚泽海已经在抢救之中。家属中有人表示用药剂量大了，输液速度快，导致龚泽海死亡。龚泽海达到了要抢救的地步，院方都没有通知家属。病危通知书是虚假的。对龚泽海死亡感到意外，翻看病历后对病历存在疑惑。26日就入院检查有心脏等方面疾病，为什么院方没有对此病情进行治疗？28日出现双肺啰音，院方却没有进行相关治疗。26日入院时却没有该症状。”仁人堂中医院解释：“只是在判断上出了差错，对小医院来说病情的判断程度应该判断到哪一步与大医院的判断有一定的差别。我院医生的知识程度有限导致判断不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在调解会上，原告龚小宇及其亲属对由区卫健委当场告知有关尸检的规定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因意见分歧大，致调解未成。当天，双方封存了龚泽海的病案资料。2019年9月5日，龚小宇与仁人堂中医院签订了《鉴定协议》，该协议载明：“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兹有我院住院患者龚泽海，患者身份证号XXXXXXX，与我院发生医疗纠纷，现从我院病案室提取该患者病历。经医患双方核实无争议，该病历真实有效，现委托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委托对该事件进行法医临床（过错）鉴定。”同日，区卫健委就案涉医患纠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龚泽海死亡进行法医临床（过错）鉴定。2019年10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患者龚泽海死亡后未行尸检，无法明确其确切死亡原因确认损害后果，难以对医方诊疗行为进行评价，缺乏鉴定条件。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为由，向区卫健委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本案诉讼中，原告申请对仁人堂中医院在对龚泽海的诊疗活动中的过错程度以及该过错与龚泽海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7月8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向我院出具《退案函》，该函载明：“本例未行尸检，缺乏鉴定条件，无法明确是否存在损害后果，故其鉴定要求超出我所鉴定能力及临床法医学鉴定内容。我所予以终止鉴定，并退还相关材料。”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在患者病历上将其记载为‘老年女性’是严重错误。被告违反了向患者说明病情和治疗措施的义务，使得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受到侵害。被告收治患者后，对患者有明确的入院诊断，尤其明确诊断患者有‘心脏病，心功能3级，高血压3级，很高危’这一高危疾病时，却没有及时将患者的病情和相应的治疗措施向患者本人或者家属进行说明，也没有根据患者所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情况告知患者或家属是否转院进行治疗，致使患者的疾病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患者最后因为血压增高最终死亡的后果。甚至在2019年8月28日患者的血压一度达到201／91mmHg，被告的护理人员也多次告知了医生，患者随时都有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可能，但被告一直都没有调整治疗方案和护理等级，仍然采用Ⅱ级护理，也没有将患者病情严重的情况通知家属。甚至在患者病情加重至患者死亡期间长达20个小时内，被告仍未通知患者家属，120急救电话都是龚小宇自己打的。患者死亡后，被告未履行有关尸检的告知义务。其认可案涉调解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但该记录明确记载区卫健委仅提出家属对院方用药有错误则可以通过尸检鉴定及尸检鉴定的时间，并未将其他需要尸检的情况对患方进行说明告知。患方作为没有相关知识的弱势方相信了只在用药错误的情况下才能尸检，且调解会议记录显示被告自述其在判断上出现差错，有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答应进行赔偿，所以患方才没有同意尸检，本案没有尸检的责任在于被告。被告篡改、伪造病历，其诊疗记载不客观、不真实、不完整、不规范。对2019年9月5日双方签订的鉴定协议，我们认可的并不是病历本身的真实性，仅认可该病历是双方共同封存的病历。从病危通知书上‘捺印’的日期即‘2019年8月29日10时20分’和护理记录单记载患者当时的情况即‘2019年8月29日10时20分患者平卧于床，神志意识模糊’来看，说明患者在病危通知书上‘捺印’时是处于神志意识模糊状态，该手印是捏造的，被告存在明显的伪造病历行为。抢救记录记载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共有10人，但该记录上仅有两名医师签名，其他8人均未签名。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应对本案承担全部责任。”仁人堂中医院陈述：“院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患者死亡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已告知原告进行尸检，以便确认患者的死因，但由于原告拒绝尸检，导致本案缺少鉴定材料，致使本案待证事实无法查明。原告并未举示证据证明院方有医疗过错及院方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尸检并不要求必须由院方告知。原告在双方签订的鉴定协议上认可本案病历是真实有效的，院方不存在伪造病历情形，不能推定院方有过错。关于医疗机构向患者告知病情和医疗措施的情形，按照有关规定医疗机构首先向患者说明，只有在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况下才向患者亲属说明。本案中，其已经与患者本人进行了医患沟通，向其说明了病情和医疗措施，并签署了医患沟通记录，不存在原告诉称的未告知病情和医疗措施的问题。病危通知书是患者病危时提前告知患者及其家属，以便他们有心理准备，与患者的诊疗并无直接关系。病危通知书和医患沟通记录上的手印系患者本人捺印，由于患者年纪较大把捺印位置按错了。如原告认为系伪造，可以申请鉴定，原告对患者捺印的疑问与患者的死亡及本案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患者病危时，原告并不在场，所以无法要求家属签署病危通知书。对案涉调解记录中记载的院方陈述存在一定差错，仅仅是院方为了缓和矛盾，促使双方化解纠纷，并不是院方就自认有过错。”案涉《入院病历》（系打印件）记载：“病史叙述者：患者本人现病史：……有‘冠心病’病史3年，多次在綦江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冠心病，并多次住院治疗，2天来胸闷、心悸加重。有‘高血压’病史4年，血压最高时190／120mmHg，一直服用马来酸依那普利，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治疗……”，该病历“确认者”签名处无患者签名。首次《病程记录》（系打印件）记载：“诊断依据：……1）老年女性”。《病危通知书》记载的送达对象为“龚泽海亲属”，但“亲属”签名处无亲属签名，在医师签名处盖有一个“红手印”，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29日10时20分”。《重庆仁人堂医院医患沟通记录》（系打印件）记载了前述入院诊断结果、诊疗计划以及告知了治疗风险及并发症和治疗承诺，但该记录上“患者本人（受托人）”签名处和“与患者关系”签名处无患者或关系人签名，在医师签名处盖有一个“红手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2019年8月29日《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护理记录单》记载（手写）“患者神清，于10时08分自行行走至门诊大厅医生办公室自诉心慌、呼吸困难、心悸、气促、大汗淋漓，立即告知医生知晓，测得血压253／146mmHg，立即予以高流量吸氧，建立静脉通道，予以硝酸甘油……予以Ⅰ级护理……10时20分，患者平卧于床，神志意识模糊，测得血压246／146mmHg……于11时10分，医师宣布死亡”。《死亡记录》（系打印件）记载“死亡原因：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最后诊断：1.皮肤感染；2.湿疹；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3级；4.高血压3级，很高危;5.脑卒中。”另查明，患者龚泽海生前系重庆市綦江区通惠街道浸水社区居民。审理中，仁人堂中医院认为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只能计算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超过8000元，交通费、误工费分别不宜超过500元，但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曾主持双方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致协议未成。前述事实，有入院证、入院病历、病程记录、查房记录、抢救记录、死亡记录、护理入院病历、护理入院评估记录单、一般护理记录单、护理记录单、入院须知、长期医嘱记录单、临时医嘱记录单等病案资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死亡注销户口证明，通信客户帐单和通话详单，情况说明，证明，询问记录，会议记录，鉴定协议，终止鉴定告知书，重庆市第4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实施方案，医师证，退卷函，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并经本院审查，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向患者龚泽海履行了说明义务和向患者亲属履行了有关尸检的告知义务？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其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应当对本案承担民事责任？二、原告因患者死亡受到的损失是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下列事项：（一）解决纠纷的合法途径；（二）有关病历资料、现场实物封存和启封的规定；（三）有关病历资料查阅、复制的规定。患者死亡的，还应当告知其近亲属有关尸检的规定。”按此规定，本案被告在患者因医治无效死亡后，理应告知患者近亲属有关尸检的规定。鉴于患者死亡后不久，原告与被告即发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于患者死亡后的次日就组织召开了患者的亲属（包括原告龚小宇）、被告及相关行政部门参加的调解会议，区卫健委在会上告知了解决案涉纠纷的合法途径，并向患者亲属告知了有关尸检的规定，及时保障了原告相应的知情权利。会上，原告龚小宇及其亲属对由区卫健委当场告知有关尸检的规定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此时原告已知晓可以通过尸检来查明患者死亡的确切原因，以便进一步查明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和被告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9月5日签订了《鉴定协议》，说明已通过区卫健委启动对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鉴定，而此时患者的遗体尚处于冻存状态并未下葬，具备进行尸检的条件，但是否进行尸检的决定权在于原告。需要鉴定的前述问题涉及到医疗领域，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需要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此作出鉴定结论来予以解决。原告是在知晓有关尸检的规定的情况下未同意尸检，导致案涉两次鉴定被终止鉴定作退案处理，以致于被告在本案诊疗活动中是否有过错、被告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无法通过鉴定进行判断。鉴于綦江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即区卫健委在案涉纠纷调解会上及时向原告告知了有关尸检的规定，原告的相应知情权利未受到损害，故本案可以认定为被告向原告告知了有关尸检的规定，没有进行尸检的责任在于原告，因此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对原告关于“被告未履行有关尸检的告知义务”的诉称意见，应不予采纳。其次，《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入院时被告就诊断其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3级；高血压3级，很高危”等疾病，被告对患者的最后诊断也包括了此种疾病。原告认为被告在对患者明确诊断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3级；高血压3级，很高危”疾病的情况下，未对症治疗。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向其履行了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义务，认为有医患沟通记录。然而，案涉《重庆仁人堂医院医患沟通记录》上并无患者或关系人签名，却在医师签名处盖有一个“红手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医务人员充分恰当地向患者履行了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义务。本案可以认定被告未向患者尽到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义务，损害了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知情权和选择医疗措施的权利，对此被告存在过错。第三，《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规定：“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病历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书写，并由相应医务人员签名。”案涉《入院病历》记载患者曾口述“有‘冠心病’病史3年，多次在綦江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冠心病，并多次住院治疗，2天来胸闷、心悸加重。有‘高血压’病史4年，血压最高时190／120mmHg”，但该病历上无患者签名，不符合诊疗规范。案涉记载“老年女性”“2018年8月26日”属于书写瑕疵。《病危通知书》记载的送达对象为“龚泽海亲属”，但该通知书上无患者亲属签名，却在医师签名处盖有一个“红手印”，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10时20分”。被告辩称案涉两处“红手印”均系患者本人捺印，但此两处“红手印”均盖在了医师签名处，对此被告除陈述外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令人费解的是从《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护理记录单》记载（手写）“2019年8月29日10时20分，患者平卧于床，神志意识模糊”的情况来看，此时患者尚处于神志意识模糊状态，此时又怎么可能在《病危通知书》上盖手印？即使该印痕真是患者的手印，那是否系患者的自主行为？正因如此，致使原告对《病危通知书》产生了合理怀疑，认为被告伪造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是‘颅内出血’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根本死亡原因是‘循环衰竭，呼吸衰竭’”。《死亡记录》记载“死亡原因：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最后诊断：1.皮肤感染；2.湿疹；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Ⅲ级；4.高血压3级，很高危;5.脑卒中。”此两处对患者死亡的最后诊断的记载不完全一致。上述情形表明，被告在病历的书写方面存在不客观、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不规范的行为，甚至存在伪造病历行为，据此应依法推定被告有过错。对被告的相应辩称意见，不予以采信。虽然被告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综合考量本案患者的诊疗过程、自身疾病以及未进行尸检的责任主体、被告在诊疗活动中存在的过错因素，衡平原、被告的利益关系，酌情确定被告对本案承担25%的民事责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患者龚泽海生前系城镇居民，对于原告因患者医治无效死亡所产生的损失，结合原告的主张以及被告的抗辩意见，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为209334元(34889元/年×6年)，未超过依法计算标准，予以确认；2.丧葬费。原告主张丧葬费为40884元（6814元/月×6个月），未超过依法计算标准，予以确认；3.交通费和误工费。原告为处理丧葬事宜发生相关费用是客观的，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交通费和误工费各1000元。损失共计为252218元，由被告按前述责任比例赔偿原告63055元（252218元×25%）。综上所述，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内赔偿原告龚小宇、龚必玉损失共计63055元；二、驳回原告龚小宇、龚必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告龚小宇、龚必玉自行承担2297元，由被告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承担603元，此费原告龚小宇、龚必玉已预交，被告重庆綦江仁人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直接支付原告龚小宇、龚必玉。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员 肖庆容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舒 意书 记 员 周 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