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5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1，男，1960年8月25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系上诉人妻子），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杰伟，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2，男，1951年9月11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3，男，1957年2月3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祥官，南通市通州区姜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4，男，1952年10月10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上诉人崔某1因与被上诉人崔某2、崔某3、崔某4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2民初6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某1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依据《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认定案涉房屋产权共有人为崔某5、施某属于认定事实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颁布生效，《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是通州区人民政府1999年颁发，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并无公示作用。其次，即使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有效，本案“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审批表”也可以证明真实的产权共有人为崔某5、施某和上诉人。再次，上诉人提供的“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审批表”中村、镇、市三级审批时间和《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互相印证，可以看出该审批表是颁发案涉《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审批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建造时家庭成员除了被上诉人崔某2外，上诉人崔某1与其他被上诉人都是家庭成员，但审批表上未有崔某4、崔某3，从而反推该审批表错误的逻辑严重失实。首先，案涉房屋并非1999年发证时修建，而是上诉人与崔某5、施某早在1990年左右修建；其次，崔某5、施某修建的房屋并非仅有该案涉86.9平方米的四间房屋。早年，崔某5、施某两人生育了四个儿子后，为了平衡四个子女财产分割问题，将修建的其他房屋分配给了其他上诉人，也即其他被上诉人已经从父母那里获得了相应份额的房屋。后来被上诉人将父母分配的房屋拆除新建楼房，被上诉人在通州区档案建房报告中明确批注了“拆旧建新”，根据当时现状，被上诉人拆除的旧房子就是父母崔某5、施某分给被上诉人的房屋，所以审批表上只有上诉人和父母崔某5、施某。再次，原通州市在发放《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时，存在“通州市村镇建房申请报告审批表”和“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审批表”两种形式，“通州市村镇建房申请报告审批表”是申请人在申请建房时依据法律规定向政府申请建房的依据，而“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审批表”是政府对已经建成的房屋依法进行确权，并据此颁发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凭据。因此通州区的老房子都不存在“通州市村镇建房申请报告审批表”，而只有“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审批表”，“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审批表”是确认产权所有人的唯一依据。3.2018年的分房协议书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农村房屋所有权归农民所有，但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案涉分房协议将宅基地和房屋分开进行分割，显然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另外，分房协议将案涉房屋以外的一间违章建筑进行了分割。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及会议纪要，违章建筑属于行政认定范畴，司法不应理涉。崔某2、崔某3辩称，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审批表”仅仅是在确认产权所有人前履行的申请手续，对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发生效力。只有经过依法登记的1999年4月2日《通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通南兴字第03×××51），对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才发生效力。2.在父母都去世后，2018年2月13日双方对案涉86.9平方米房屋进行了分配处置，双方均在该分书上亲笔签名，至此双方之间对于案涉86.9平方米房屋再没有任何纠葛。崔某4辩称，1.双方父母生前一共建造房屋11间，其中有证房10间无证房1间。父母生前说过兄弟4人，每人两间房屋，老大得48平方米左右，老二得45平方米左右，老三得61平方米左右，老四两间得44平方米左右，老大、老二、老三都已经在结婚时拿走他们的各两间房屋，而崔某1结婚到女方落户，父母给他的两间房和父母两间房在一起，没有分开，所以剩余四间有证房中存在崔某1的份额。后来在父亲死后的遗物中找到分书一份，父母亲亲自安排四兄弟房屋坐落位置，老大崔某2最东头两间，老二崔某4宅沟南两间，老三崔某3在最西头两间，老四崔某1位于老三崔某3东边两间。2.早在1987年农村房屋普查摸底中被上诉人3人都已同父母分开各立门户，同父母在一起的那四间房屋中两间为老四崔某1所有，两间为父母亲所有。3.1999年农村村镇房屋申请审批表中四间86.9平方米房屋，崔某1和父母的两间房屋没有分开申请，所以申请共有人为三人。由于农村房屋产权证上通常都是户主一个人的名字，两个人的名字都很少见。农村房屋产权证来自农村村镇房屋申请审批表，故应当以申请审批表为依据，审批表经过三级审批，上墙公示15日，一审认为审批表没有公示力显然有误。崔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坐落于镇房屋所有权证中86.9平方米房屋中三分之一的房产归崔某1所有，同时继承父母遗留房产的四分之一份额；2.判令崔某2、崔某4、崔某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父母崔某5、施某共生育了双方四个子女。崔某5、施某夫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了案涉86.9平方米房屋（后有过修建），当时仅崔某2已婚，其它三兄弟均未成家。1998年原通州市政府拟对村镇房屋所有权进行登记发证，案涉房屋的发证申请审批表上显示，申请人为产权人崔某5、产权共有人为施某、崔某1。1999年案涉房屋取得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崔某5，共有人为施某（见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号：通南兴字第×××号）。后双方的父亲崔某5于2010年去世，母亲施某于2017年去世。2018年2月13日，在堂弟崔仲金、叔叔崔某7在场见证下，双方签订“分书”一份，对包括案涉86.9平方米房屋在内的五间平房进行了分配，分书载明：“东头第一间房子是崔某2、崔某1各半间，地基归崔某2所有；东头向西第二间包括房子地基归崔某2所有；东头向西第三间包括房子地基归崔某1所有；东头向西第四间第五间房子，其中11.5平方屋面地基归崔某4所有，其中屋面25.4平方归崔某3所有，地基25.4平方归崔某1所有，其中第四间第五间崔某3住到拆迁为止。以上所有房子都是到拆迁为止，中途不得自行来拆除。以前所有协议、分书作废。原件有堂弟崔仲金保管，弟兄四个复印件各执一份”。崔某1于今年2月份去区房管局查看《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审批表》发现，该审批表显示的产权人为崔某5，产权共有人为施某和崔某1两人，遂认为案涉86.9平方米房屋中崔某1本来就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原来的分书将该房屋全部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配是侵害了崔某1的权益，故提起诉请。另查明，崔某5父母先于崔某5去世，施某父母先于施某去世。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所有权证是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发放的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凭证，根据案涉《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崔某5、共有权人为施某，而崔某1并非共有权人。《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审批表》与《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不同，其不具有房屋权利凭证的属性，也不具有公示的效力，崔某1以审批表有记载为由主张其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缺乏依据。而从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案涉房屋建造时，除老大崔某2外，崔某1及崔某4、崔某3均未成家，均与父母共同生活，但审批表上仅记载有崔某1，却未有崔某4及崔某3，这与案涉房屋建造时的家庭成员情况亦不相符，故崔某1认为《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有误的说法法院难以信服。且，即使《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确实存在登记错误，崔某1也应先行向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要求纠正。故，根据目前的证据，崔某1认为案涉房屋中其本来就占三分之一份额，并无依据，双方将案涉房屋作为父母遗留房产所达成的分房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共同遵守，崔某1要求重新分割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3元，由崔某1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崔某1提交了下列证据：1.通话录音及其文字整理材料，证明案涉2018年2月13日的分房协议无效；2.南通县南兴乡（镇）高桥村宅基地和建筑占地分户清查登记表，证明上诉人在87年房屋普查时已经有44平方米房屋；3.双方父亲分书，证明双方父亲在去世前已经将案涉房屋分给上诉人的事实；4.行政处罚书，证明上诉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下的2018年2月13日协议。被上诉人崔某2、崔某3质证认为，2018年2月13日协议经各方签字应为有效，崔某11987年结婚时在女方落户，父母给他的两间房，其中一间在崔某31993年建房时拆掉了，并且把拆掉房子的材料给了崔某1，另外一间在2002年被父母拆掉了，崔某3在原地又建了一间。崔某4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2018年2月13日的分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2.崔某1是否为案涉坐落于×××、产证号为×××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中86.9平方米房屋的共有人。关于争议焦点1，物权在于支配其物，享受其利益，为使法律关系明确,避免物权关系不适当的复杂化，便于公示，以保护交易安全，一个物上只能成立一个所有权，物的一部分不能成立所有权。具体而言，物权的客体必须是特定并且独立的“一物”，在标的物的重要成分上不得成立一个独立的物权。所谓物之重要成分，是指各部分相互结合，非经毁损或者变更其性质，不得分离的部分。物之重要成分被标的物本身所吸收，不构成独立的“一物”，因此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故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的统一登记制度中，不动产虽然可以由两个以上个人共有，但不动产不具备独立功能的组成部分不得由两个以上个人分别所有。案涉“分书”对房屋进行分配时，将部分房屋“屋面”和“地基”分配给不同人所有，系在房屋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单独设立物权，显然已经违背了“一物一权”原则，也将导致权利人无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国家公权力亦不能根据各方的约定实现对物权的保护，因此案涉“分书”无效。关于争议焦点2，首先，不动产物权公示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的制度，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要特定的方式予以公示得产生法律效力。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信效力是物权公示制度的法律效果，即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但在《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施行之前，我国并没有形成物权法意义上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制度。其次，农村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证在颁证时往往只将一户代表登记为所有人，但其他共有人亦不因该登记行为丧失对房屋的所有权，确定房屋所有权人时还应当以建房申请审批表为依据。本案中，案涉房屋建设年代较早，建房时未经过申请审批，故在1998年颁证时，崔某8、施某、崔某1共同以产权人身份申请发证，并形成了《通州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审批表》，该审批表载明所申报房屋产权经过公告，未有他人提出产权异议，再经村委会、乡建管所、乡政府、市政府村镇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审核确权同意发证，事实上已经确认了崔某1是案涉该房屋产权共有人。而经该申请审批表确权后，并无其他审核材料否定崔某1作为案涉房屋共有人的身份，因此最终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上未将崔某1登记为共有人系当时登记制度使然，并不能以此否认崔某1的共有人身份。最后，崔某1在二审中举证的1987年南通县南兴乡高桥村宅基地和建筑占地分户清查登记表显示当时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已经和父亲崔某5分户，各自名下均有房屋面积，故崔某2、崔某4、崔某3未作为发证申请人系因该三人另分得了其他房屋。上述分户清查登记表还记载崔某1名下有两间房屋共44.1平方米，其父亲崔某5名下有38.2平方米房屋，两者面积相加与案涉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确认的房屋面积86.9平方米相差无几，再考虑到崔某1结婚后入赘其妻家中的事实以及发证申请审批表中同意确权的记载，可以认定崔某1房屋与崔某5房屋在1998年系合并确权。综上，崔某1系案涉坐落于×××组、产证号为×××号村镇房屋的共有权人。其要求确认享有案涉房屋产权的三分之一份额，同时继承父母遗留房产四分之一份额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2民初6409号民事判决。二、坐落于×××组、产证号为×××号村镇房屋由崔某1、崔某2、崔某4、崔某3共有，其中崔某1享有该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崔某2、崔某4、崔某3各享有该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213元，由崔某1负担108元，崔某2、崔某4、崔某3各负担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6元，由崔某1负担216元，崔某2、崔某4、崔某3各负担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璐审判员 陆海滨审判员 高 雁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唐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