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729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周本辉，男，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住江西省吉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悦，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深圳市真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村九华新科技工业园****（已注销）。 法定代表人：周本辉。 复议申请人周本辉不服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4执异6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听证审查，复议申请人周本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悦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真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铷公司）刑事罚金一案的过程中，作出（2019）粤04执365号之一执行裁定，裁定追加周本辉为本案被执行人，周本辉对此不服，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撤销（2019）粤04执365号之一执行裁定，不予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裁定周本辉对真铷公司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的罚金600万元人民币不承担连带责任，解除对周本辉名下银行账号、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的冻结，退还已强制扣划的资金暂计10495.01元，并解除对周本辉的限制消费令，案件受理费无需由异议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9）粤04执365号之一执行裁定实质上是要求周本辉承担（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对真铷公司的刑事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周本辉与真铷公司的犯罪行为没有关联，侦查机关及公诉机关对周本辉也作出了撤回起诉，可见，周本辉对真铷公司的犯罪行为不负任何责任，执行程序中不能以执代审追加周本辉成为刑事罚金的承担者。二、执行法院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所认定的事实错误。首先，周本辉仅为挂名股东，未参与公司的经营，不能提供账册，导致不能清算，不是周本辉行为所导致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已搜查了真铷公司，并扣押了相关资料，周本辉无法提供财务账本。其次，真铷公司自涉案以后长达两年没有经营管理，在税务和工商系统中出现的问题会影响异议人的征信，继而直接影响异议人子女的升学问题。随后异议人从钟艳红处取得了公司的相关资料。由此可知，异议人并没有隐瞒账册逃避债务的任何故意及动机。再次，周本辉在不知道真铷公司被判决承担600万元刑事罚金的情况下，依照工商注销程序依法注销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行为没有过错，已经尽了最大的审慎义务。三、执行法院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适用的法律错误。周本辉是真铷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与公司的财产也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真铷公司注销的时间在立案执行之前，且公司经过清算，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剩余资产为0，无剩余资产可分配，与案件在执行过程中也未发现真铷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致。执行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应该有严格的实质审查义务，条款的适用前提要有后果产生，而无法清算的认定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事实方面在执行程序中是无法明确认定的，故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确定了适用范围即是由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提出追加变更当事人，而本案是由执行法院依职权进行追加。该司法解释适用救济途径是执行异议之诉，但本案异议人仅能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因此执行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错误。恳请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异议人的主张作实质性审查，依法维护异议人的合法权益。 异议人周本辉向执行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9）粤04执36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2019）粤04执365号执行裁定书；3.执行笔录一份；4.（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一份；5.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6.退还保证金决定书一份；7.清税证明一份；8.开户许可证一份；9.中国银行销卡清户资料五份；10.报纸图片一份；11.手机图片一份；1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3.讯问笔录2份；14.授权委托书、刘惠丽身份证复印件、送达起诉书副本笔录、送达回证、宣判笔录；15.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16.限制消费令；17.银行流水。 执行法院经审查查明，执行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法院（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立案执行真铷公司等被告人走私普通货物罪涉财产执行一案。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真铷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因真铷公司没有履行该义务，经执行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移送，执行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执行，案号：（2019）粤04执365号。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执行司法查控系统发出查询通知，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真铷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企业状态为注销，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周本辉。2019年10月10日,执行法院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征询函，征询被执行人真铷公司企业状态是否为注销，于何时注销（请明确具体年月日），被执行人真铷公司注销是否进行清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复函，真铷公司企业状态为注销，注销核准日期为2019年3月28日，注销有提交公司进行清算的申请材料。该公司2019年1月31日成立清算组，3月28日提交清算报告等申请材料办理了注销，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予以注销。并附清算报告，清算组负责人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周本辉，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剩余资产人民币0万元整，无剩余资产分配。执行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通知周本辉听证，周本辉表示其自己主动在2019年1月30日按照工商局的指引要求对公司进行注销，没有进行清算，只填写清算表。只有其一人作为清算组成员，没有专门的机构承担清算工作。执行法院要求周本辉限期提交真铷公司账册，期满周本辉以无账册为由未向执行法院提交公司账册。2020年1月16日，执行法院作出（2019）粤04执365号之一执行裁定，认定真铷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周本辉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周本辉作为股东应追加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周本辉作为被执行人真铷公司的股东，在明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法院（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真铷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的情况下，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周本辉作为公司股东应追加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裁定：追加真铷公司股东周本辉为被执行人。之后，执行法院对周本辉名下财产进行查封并对其作出限制消费令。周本辉不服遂提出本案异议。 另查明，执行法院（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中周本辉证言：2015年6、7月份左右，香港真宝公司的老板陈真说他在国内有一家负责国内派送货物的公司，想找周本辉做挂名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一份工资，周本辉答应了并提供了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银行卡。周本辉挂名法定代表人每月工资2500元（2016年8月起提到每月5000元）。2016年12月初陈真打电话告诉周本辉真铷公司出事了，要周本辉将手机和电话卡扔掉，并让周本辉承认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被拒绝。周本辉在该案侦查阶段曾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并起诉，2018年7月侦查机关撤回对周本辉的起诉，检察机关决定解除取保候审措施。钟艳红在侦查笔录中证实，周本辉没有负责实际管理，只有在需要通过网上银行转账付款时，因为用的是周本辉的银行账户，每次周本辉将手机验证码发给钟艳红。 执行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及审查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鉴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中的追加当事人及救济程序并无明确规定，故应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及救济程序作出了相应规定。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正确，周本辉异议主张执行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如申请人、被申请人对人民法院的追加裁定不服，可通过径行向上级法院提出复议或执行异议之诉。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中的追加行为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的，并无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相对方，而相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径行复议程序，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救济程序更利于对案件的审查及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故对周本辉的异议请求，执行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予以审查。 关于周本辉应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真铷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周本辉。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变更、注销均应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在工商机关备案的公司股东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公司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一人股东以其为名义股东进行的抗辩不能对抗第三人。从维护商事交易安全角度考虑，执行法院充分肯定公司登记信息的形式推定力，不论周本辉是否是名义股东，其在不能举证证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时，仍应当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对内部关系而言，名义股东基于公司人格否认对公司债务承担了连带责任后，其可向实际股东进行追偿。故周本辉以其出借身份证及银行账号为由抗辩，并不构成免除其对外责任的充分事由。且周本辉主张其并无公司账本等清算资料与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的材料不符，不能证明周本辉所主张的财产独立的观点。周本辉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无实质冲突。周本辉提交刑事判决等主张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实际是让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观点系对法律的误解，执行法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执行人真铷公司已被周本辉在执行法院（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生效后注销，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所附注销资料显示，周本辉申请材料齐全，周本辉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本案所涉刑事罚金发生于真铷公司清算之前，周本辉作为清算义务人，在清算程序中未依法对该笔刑事罚金进行处理，即对真铷公司进行注销登记。周本辉作为真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非刑事判决中的诉讼代表，但其在刑事侦查阶段曾被询问并被起诉过，其主张根本不知道该笔刑事罚金的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执行法院不予采纳。周本辉作为清算义务人未依法处理该笔刑事罚金，不应认定为“经依法清算”。综上，周本辉主张真铷公司经依法清算并注销不成立，执行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周本辉作为成年人在真铷公司工商变更材料中签署自己的名字，借用身份证及银行账号给他人登记注册及经营使用，并定期收取费用。在真铷公司被判承担刑事责任后，未经“依法清算”将公司注销，执行法院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裁定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周本辉异议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执行法院不予支持。2020年4月17日，执行法院作出（2020）粤04执异61号执行裁定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周本辉的异议请求。 周本辉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执行法院上述执行异议裁定，并依法裁定不予追加其为被执行人；2.依法裁定周本辉对真铷公司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的罚金600万元不承担连带责任，并解除周本辉名下深圳罗湖区深南东路华裕花园14K房产的查封，解除周本辉名下银行账号、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的冻结，退还已强制扣划的资金暂计10495.01元，并解除对周本辉的限制消费令。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审法院错误理解、适用法律，本案并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21条规定的情形，周本辉不应承担民事连带责任。（一）周本辉不是真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机会与公司产生财产混同。原审法院错误裁定：“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公司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一人股东以其为名义股东进行的抗辩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论周本辉是否是名义股东，其在不能举证证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时，仍应当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周本辉不是真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机会与公司产生财产混同，故原审法院依据商事外观主义而认定真铷公司是周本辉的一人公司，并且财产混同，系错误地理解、适用法律。同时原审法院忽视了刑事案件已查明的周本辉财产独立的事实，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最新规定，周本辉不应当承担任何连带责任。1.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四）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在审判实践中，要准确把握《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精神。一是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损害债权人利益，主要是指股东滥用权利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二是只有实施了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其他股东不应承担此责任。……四是《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根据上述最新规定，能否追究股东的连带清偿责任，关键要看该股东是否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滥用行为是否是导致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务的根本原因。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法条实质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当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无法分割、无法区分时，进行的公司人格否认，本质要追究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责任。综合上述规定，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关键要看被执行人是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可能/是否有机会与公司发生财产混同。3.在（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中，已查明了下列事实：(1)香港的真宝公司是真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钟艳红是真铷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周本辉仅为挂名法定代表人，每月仅收到固定的挂名工资，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管理，未与公司有任何资金往来，根本不存在、客观也无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可能性；(3)周本辉虽将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卡出借真铷公司使用，但从未管理过上述账号，也未从账号中支取资金，从未有过分红，上述银行卡始终由财务人员钟艳红管理控制；(4)因查明周本辉未与真铷公司存在资金关联，已被侦查机关撤回移送审查起诉，刑事判决也未判定周本辉涉及犯罪。上述事实有生效刑事判决、钟艳红的笔录等证据证明。4.对于单位经济犯罪案件，在指控真铷公司涉嫌走私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更需要慎重查清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周本辉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实质混同关系。因侦查机关已查明上述事实，才将周本辉释放，且撤回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刑事判决也未判定周本辉涉及犯罪。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案件，调查力度也远远强于民事审查，足以证明周本辉的财产独立，不是实际控制人。综上，周本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二）周本辉仅是挂名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并非实际控制人，其不存在主观故意不提供账册或不作为，本案属于客观无法清算。原审法院错误裁定周本辉系主观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周本辉仅是挂名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并非实际控制人，其不存在主观故意不提供账册或不作为，本案属于客观无法清算。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最新规定，周本辉不应当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具体理由如下：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判断公司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更应该实质审查其是否真正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以及公司无法清算是否与股东的行为之间是否有根本的因果关系。周本辉仅为真铷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不知晓不参与公司任何管理，该事实已经刑事判决确认。真铷公司经过漫长的刑事诉讼程序，账本或财务凭证早已不知所踪，周本辉根本无掌控公司财务账本的机会与可能性，属于客观无法清算，非主观故意不去清算，不符合“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情形，相反其已积极向工商部门填写清算文件，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自费登报进行清算公告，已积极履行了力所能及的行为。周本辉从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客观无法获得财务账本等财务凭证，无法清算属客观不能，并非其行为所致。法不强人所难，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不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三）罚金不是公司债务，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21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错误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鉴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中的追加当事人及救济程序并无明确规定，故应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相关规定。”罚金属于刑事财产刑罚，与公司债务在法律属性及法律内涵上截然不同，“参照”只是类推适用，并非强制性适用，应当同时满足“没有直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延伸的事项”两个条件，才得以直接适用参照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无视罚金的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直接机械地引用民事规定审理本案，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1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条款均是基于保护民事案件中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针对公司债务而设置；而罚金与民事债务有本质区别，刑事罚金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是国家用来惩治犯罪分子、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而设置，罚金金额需经过刑事法庭调查、定性、达到刑事证据证明标准、量刑均衡评判等一系列合法复杂的程序才能最终得以确定，不能仅简单地依据民事诉讼相关规定追加案外人承担罚金。本案罚金不是真铷公司的公司债务，是国家为惩治真铷公司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专门确定的刑罚，而周本辉亦不是该公司任何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又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原审法院错误适用了民事追加被执行人的相关法律规定。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参照”只是类推适用，并非强制性适用。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法工委发[2009]62号文印发)第18.3条：“参照”一般用于没有直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又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延伸的事项。因此，参照的法律规定必须同时符合“没有直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延申的事项”两个条件，才得以直接适用。而刑事罚金刑与普通民事债务在法律属性及法律内涵上具有天壤之别，罚金刑罚也不可能属于民事责任在法律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原审法院不加区分，直接错误地、机械地引用民事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来审理本案，结果必定是有失公正的。二、罚金是法定刑罚，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系错误的。（一）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法定原则。《刑法》第34条规定：“附加刑的种类如下：（一）罚金……”；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因此，罚金是法律明文规定财产刑的一种，其惩罚的对象应当是经生效判决确定的犯罪者本人或单位犯罪中的实际控制人；刑罚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分子，且用来限制、消除犯罪者本人再犯的条件，罪刑相适应原则本质为犯罪是原因，刑罚是结果，若行为人不构成犯罪，就不应该承担任何刑罚，包括罚金刑。本案周本辉是由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04执365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是将周本辉直接追加为刑事罚金的被执行人，等于让一个根本没有犯罪的人员承担了严苛刑责，严重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完全背离了《刑法》的立法宗旨与刑罚的设置目的。（二）程序上违反了“审执分离”的规定，剥夺了周本辉的辩护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本案周本辉是否应当承担罚金刑罚？是否应当由周本辉承担真铷公司的罚金刑罚？这属于实体问题，应当经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通过审理确定，基于“审执分离”原则，执行程序对此不应当予以审查认定。而原审法院直接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实质是未经审判在执行程序中认定周本辉构成犯罪，直接认定周本辉应承担刑罚，严重违反了审执分离原则，造成了“以执代审”的后果。（三）在程序上也剥夺了周本辉维护合法权益的机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若案外人对于刑事案件涉及财产部分的执行裁定不服，只能通过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复议进行救济，而不能另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解决。对于本案周本辉而言，若未经审判就认定其承担罚金的刑事责任，他本人也将丧失利用一审、二审及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本案也无法再进行实体审理，这对于周本辉的辩护权将是毁灭性的剥夺，同时严重违反了程序公平正义。三、刑罚具有谦抑性（又称必要性），处理本案应当考虑法律的公平正义，遵循处罚比例原则，审慎处理。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在司法执行中应当始终贯穿遵守的原则。涉案真铷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1万元人民币，同案被定罪的公司负责人钟艳红也仅被判处缓刑、未被判处任何罚金或没收财产，若仅挂名的周本辉在没有任何刑责、未获取任何非法收益之下，却要承担公司600万元的巨额罚金，从实体到程序上，均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本案真正应当追究的是真铷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而非周本辉。之所以严格认定追加判决之外的其他人员为被执行人，是因为会直接关切到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被追加人不仅会面临财产被执行的危险，而且还可能面临罚款、拘留甚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后续风险。本案若追加周本辉为被执行人，意味着直接通过执行追究了周本辉本不存在的刑事责任，也让周本辉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救济机会。退一万步讲，即便法院认为周本辉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也仅应承担与其过失程度相匹配的责任，绝不是600万元全部罚金的重罚，否则将严重失去公平公正。周本辉一家四人均生活在深圳这个强生活压力的城市，有年近七旬的老母亲要赡养，还有二名幼儿（分别为6岁和2岁）需要抚养，一家人均靠周本辉一人的打工钱过日子，基于人道主义，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应向周本辉及其所抚养家属保留维持生活必需的房屋或财产，保证周本辉及一家老小的正常生活。综上所述：周本辉从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根本没有机会与公司产生财产混同，其客观上无法获得财务账本，无法清算属客观不能，并非主观故意不提供或不作为，本案并不具有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不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任何连带责任。本案是从刑事罚金执行案件延展出的追加被执行人，罚金是法定刑罚，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在性质上与民事执行案件截然不同，请求法官不要机械引用法条，在处理本案时遵循“公平正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本次执行中谨慎追加被执行人，否则600万元罚金对普通百姓，就是灭顶之灾。刑罚具有谦抑性（又称必要性），处罚应按比例原则，不因一人小小过错，付出一家两代人幸福。法官轻轻一落笔，决定的是百姓的身家性命，恳请法官悲悯百姓之苦，谨慎适用法律。 本院经审查，对执行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的执行依据即执行法院（2018）粤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载明： 1.该案公诉机关指控，真铷公司前身为真宝中国公司驻深圳办事处，2013年变更为真铷公司，该公司是真宝中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的中转仓库，主要是为真宝中国公司的快件货物提供仓储、派送业务，并协助收取部分货款、处理财务事宜。被告人钟艳红作为真铷公司负责人，管理真铷公司日常事务。该案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为，被告真铷公司及被告人钟艳红对本案所涉全部走私货物负责。 2.侦查机关在本案侦查时对真铷公司进行搜查，扣押了书证资料7箱、公章1枚、货物43箱以及其他物品。 3.真铷公司的刑事诉讼代表人刘丽惠陈述，真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周本辉，财务主管是钟艳红，我在真铷公司负责财务。 4.被告人钟艳红的供述和辩解，其中内容有：2013年11月香港真宝公司深圳驻点被真铷公司取代，2014年我升任真铷公司负责人。真铷公司以前挂牌真宝物流中国有限公司时老板是陈真，后来变更为真铷公司后，陈真先后安排陈植振、周本辉任法定代表人。真铷公司从属于真宝公司，我是陈真安排做真铷公司的负责人，真铷公司的日常管理都要听真宝公司的。真铷公司的人员工资和日常财务由我负责，刘丽惠负责香港真宝公司与我公司之间财务核算。周本辉不实际管理公司，只是从真宝公司领取一份工资，以前是两三千，现在是五千，我不用向他汇报工作。 5.该判决认为，被告单位真铷公司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利用进口快件方式走私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钟艳红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成立。遂判决：被告单位真铷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六百万元；被告人钟艳红犯走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以及其他判项。 还查明，2018年7月23日，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以侦查机关撤回对周本辉的起诉意见为由，决定对周本辉解除取保候审措施。次日，九洲海关缉私局决定退还周本辉交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刑事判决判处罚金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后，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遵循法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无申请执行人的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案件中，执行法院虽可以依职权变更、追加当事人，以维护生效刑事判决权威，但仍需严格遵循法定原则，审查变更、追加当事人有无相应的法律依据。 二、罚金执行追加被执行人缺乏刑事法律依据。首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依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构成犯罪、应否课处刑罚均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依罪刑相适应原则，课处刑罚应以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承担刑事责任则应以构成犯罪为基础。罚金与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系刑法规定的附加刑，属于刑罚方法之一。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对其强制执行罚金，将造成未经定罪、无刑事责任的主体与罪犯共担刑罚的后果，违背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其次，本案真铷公司系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在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单位犯罪中，对个人并不适用罚金。本案在执行中追加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周本辉个人与公司共担罚金，与我国刑法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的单位犯罪所确立的对个人的量刑准则明显不一致。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规定，被判处罚金的单位终止，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裁定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有被隐匿、转移等情形的，应当追缴。依上述司法解释，真铷公司已经注销且经查实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应当裁定终结执行。但前述司法解释并未规定真铷公司清算注销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或其他责任人应就罚金执行承担相应责任。周本辉作为登记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本案执行中依法负有配合调查和协助强制执行真铷公司财产的义务。执行法院如果发现周本辉在清算和注销真铷公司的过程中，隐瞒、转移、隐匿、毁损、处置被执行人真铷公司的财产，依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随时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责令其追回真铷公司财产并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追加周本辉为本案被执行人，则缺乏明确的刑事法律依据。 三、追加周本辉为本案被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中，股东因无法证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从而推定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据此否定公司独立人格，从而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共同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本案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真铷公司的财产并不受周本辉控制与处分，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互相独立并无混同的事实。即使本案可适用前述司法解释，本案仍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其次，《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刑事判决载明，真铷公司的公章、文书资料及其他财物已在本案刑事诉讼被司法机关查扣，同时周本辉确非真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仅作为挂名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故以周本辉未依法清算、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册为由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亦缺乏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应事实依据。 综上，复议申请人周本辉主张其不应被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理由成立，其复议请求应予支持。执行法院所作的追加裁定和异议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撤销，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周本辉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4执异61号执行裁定。 二、撤销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执365号之一执行裁定。 三、指令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已对周本辉采取的执行措施。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