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稳养，男，汉族，1957年3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2************355。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婉宜，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照引，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仲超，男，汉族，1971年6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7*，公民身份号码为441************996。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峰，广东森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稳养因与被上诉人刘仲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9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稳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仲超立即向邓稳养返还借款本金3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200000元为基数，2010年12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刘仲超负担。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稳养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41.87元（已由邓稳养预交），由邓稳养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9075号民事判决。邓稳养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邓稳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民间借贷法律行为性质的理解存在偏差。首先,民间借贷法律行为不会因为借款用途而改变法律行为的性质。民间借贷资金并不存在特定性或一般性的用途,借钱用于出资不等于出资关系,借款人用于投资不会使得双方变成投资、出资等关系。其次，还款时间与方式的约定不是民间借贷的必备要件。（二）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不仅存在借款合意且有实际交付行为，借款合同成立，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刘仲超向邓稳养出具借据，表明以个人名义向邓稳养借款；借款用途为投资公司，明确了双方成立自然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双方之间就成立借贷关系达成了合意，本案借款的交易方式是邓稳养按照刘仲超的意思向案外人惠州市易安鑫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鑫公司）支付款项，借款并非用于新增注册资本，而是双方协商建设厂房并用来生产经营或收取资金。由于刘仲超资金紧缺，向邓稳养借款用于完成投资。因案涉款项是作为易安鑫公司建设厂房的资金，为了手续方便，邓稳养将自有资金及出借的款项一同用于支付建设费用，没有经过刘仲超之手。故结合厂房价值、刘仲超在补充协议和借据中的投资和借款的意思表示，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刘仲超为了出资与自己股份相应比例的厂房建设费，在手头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向邓稳养借款用于出资，这是典型的民间借贷关系。在补充协议中，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就案涉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法律规定，邓稳养有权随时向刘仲超主张还款。而补充协议第三点约定，易安鑫公司的租金收益分配以刘仲超还清邓稳养3200000元借款为前提，并不是刘仲超所称的用易安鑫公司的租金抵扣相应的借款，该条协议本意只是为了邓稳养对于案涉借款的归还有一个保障，易安鑫公司的租金收益是否进行结算不影响邓稳养向刘仲超主张案涉借款的归还。（三）邓稳养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向法院具体阐述借款相关背景，在法院传唤邓稳养的情况下也未通知、告知邓稳养需要出庭，导致法庭无法进行全面的案件事实调查。（四）刘仲超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已经用其他方式折抵。关于以案涉公司厂房租金折抵了刘仲超欠款的说法并无依据，双方从未约定以租金折抵方式还款。刘仲超无法证明邓稳养合计收到了约27000000元的租金，其证据很多是落款处无人签名的空白合同，租金数额远未达到刘仲超所述，且案外人贝德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资产没有注入案涉公司。（五）即使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法院也应该按基础关系审理，积极定纷止争。刘仲超辩称，（一）刘仲超在一审期间已提交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及其他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刘仲超与邓稳养之间共同经营的易安鑫公司投资扩产的事实。但对于实际投资金额的相关票据，刘仲超没有具体核实。案涉借据记载的3200000元实属易安鑫公司的借款，并且易安鑫公司一直在支付利息，刘仲超只是配合邓稳养方便记账而出具案涉借据。（二）邓稳养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为专职执业律师，并获得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未了解清楚案件事实，没有履行代理人的义务通知邓稳养出庭参与庭审，是自身的失职。（三）一审庭审时，邓稳养明确易安鑫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全部由邓稳养处理，刘仲超从来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易安鑫公司由邓稳养和其儿子邓稳养经营管理，邓稳养任总经理，邓稳养任监事。邓稳养涉嫌职务侵占，侵害刘仲超作为股东的权益。（四）一审庭审时，法官三次明确询问邓稳养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否要变更诉讼案由”。邓稳养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坚持按民间借贷案由审理，此有一审庭审笔录佐证。（五）在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邓稳养恶意对刘仲超提起诉讼，造成刘仲超的损失。刘仲超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权利，并再次要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后，将邓稳养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六）邓稳养与刘仲超在博罗法院的另案中，邓稳养提交的答辩状第三点明确确认10000000元（其中包括案涉款项3200000元）系易安鑫公司对邓稳养的欠款。因此，邓稳养应该向易安鑫公司主张权利，并且该10000000元投资的厂房已经被邓稳养于2018年1月擅自转卖给一名香港居民，获利达10800000元，由其女儿邓彩明的银行账户接收款项。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期间，邓稳养未提交新的证据。刘仲超提交如下新的证据（本案二审期间形成）：1.邓稳养另案的答辩状。拟证明邓稳养在博罗法院的另案诉讼提交的答辩状中主张其为易安鑫公司厂房建设投入10000000元，该款系易安鑫公司对邓稳养的欠款。2.（2020）粤1322民初380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邓稳养与邓炯鸿共同侵占易安鑫公司资产的事实。邓稳养质证认为，另案诉讼是刘仲超起诉邓稳养损害了公司利益，故邓稳养在该案中为了证明未损害公司利益提出曾经为了公司经营投入超过10000000元的主张；该10000000元包含了邓稳养出借给刘仲超的3200000元。刘仲超提供的另案民事判决并未生效，该案当事人邓炯鸿已经提起上诉，且在上诉时提交了新的上诉意见和证据，故该民事判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二审法庭调查时，邓稳养确认：刘仲超没有参与易安鑫公司的经营管理；在经营易安鑫公司过程中，邓稳养没有向刘仲超报告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包括出租收益及其他收益、亏损等）；补充协议中的10000000元与邓稳养另案答辩时提到的10000000元是同一笔款项。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邓稳养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一审判决根据邓稳养的诉讼请求，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以此开展审理活动，符合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邓稳养请求刘仲超偿还借款3200000元及相应利息，应当举证证明与刘仲超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诉讼期间，邓稳养提供了2010年10月31日由刘仲超出具的借据。但是，邓稳养陈述，该款项并没有实际向刘仲超支付，而是刘仲超为享有易安鑫公司的相应股东权益，在确认邓稳养前期投入到易安鑫公司的10000000元的情况下，向邓稳养借款3200000元投资到易安鑫公司。由此可见，邓稳养所主张的借贷事实并未发生。其次，诉讼期间，邓稳养没有提供投入资金10000000元到易安鑫公司的证据。根据二审法庭调查时邓稳养确认的事实，由于刘仲超没有参与易安鑫公司的经营管理，且邓稳养没有向刘仲超报告该公司的经营情况，能够反映邓稳养向易安鑫公司投资的证据比如资金明细财务账册、相应的单据、公司年报等，只可能由邓稳养掌握，而不可能由刘仲超掌握。本案也没有证据反映刘仲超曾在相关投资明细上签名。故邓稳养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向易安鑫公司投入资金10000000元的事实。再次，即使邓稳养上述巨额投资的主张属实，邓稳养在另案中也已确认包括案涉款项3200000元在内的10000000元投资属于易安鑫公司对其所欠的款项。此有刘仲超二审提供的邓稳养另案的答辩状，以及邓稳养二审法庭调查时的陈述为证，且邓稳养对另案答辩状予以确认。因此，根据邓稳养另案的自认，案涉款项3200000元并非刘仲超向邓稳养所借款项，即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并未成立借贷关系。最后，借据不能反映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但也有例外情形，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规定的，例如，对于虚伪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均无规定，发生纠纷后，基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规则，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基于以上论述，本院认为，本院采信刘仲超的抗辩，刘仲超只是配合邓稳养方便记账而出具案涉借据。即借据属于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因邓稳养坚持要求按民间借贷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但基于不存在邓稳养向刘仲超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在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况下，不存在刘仲超需要向邓稳养返还款项的问题。双方作为案外人易安鑫公司股东而产生的股东权益等争议，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综上，邓稳养与刘仲超之间既未成立借贷关系，也未发生借贷事实，对于邓稳养提出的偿还借款32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本人最好参加庭审，以便法院查明与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等关键事实。但是，委托诉讼代理人有接受法院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的权利，如果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收到法院开庭传票后未尽责通知己方当事人参加，这并非法院诉讼程序违法。本案一审诉讼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邓稳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上述援引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283.73元，由邓稳养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书红审判员  王 聪审判员  邹 越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静茹黄晓锋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