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83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首层西面**。负责人：陈业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业、朱慧生，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仲龙，男，198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从安，女，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世炳，男，193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谢三元，女，193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儒，男，199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上列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杉，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容子，女，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学武，男，199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丹，女，198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江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家清，男，194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腊伢，女，194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上列五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杉，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仲海，男，197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称上海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曹原，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朋程，男，199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军、郑阳，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严超，男，198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严金城，男，196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利县支公司（以下称监利公司），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天府大道**。负责人：易生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峰，男，1990年10月10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住荆州市沙市区/div>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交投随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原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随岳高速公路管理处），住，住所地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湖东路**/div>法定代表人：曹慧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浩，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武汉市经济开发区17C1地块东合中心****所地武汉市经济开发区17C1地块东合中心****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何柏青，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金国，湖北兴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仲龙、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苏仲海、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分公司）、朱朋程、严超、严金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利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监利公司）、湖北交投随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公司）、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岳南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监利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3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财保广州分公司上诉称：1、本案为一次交通事故的两次碰撞，上诉人只应承担一次交通事故的责任。2、赔偿标准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损失。3、因司机朱朋程涉嫌刑事犯罪，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庭审中，上诉人自愿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苏仲龙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损失认定合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共同答辩称：1、本案从时间上还是地点上来看，两次碰撞所参与的因素都不相同，应当认定为两次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两次交通事故共同参与造成。2、朱朋程在事故中负同等责任，并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标准。为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仲海答辩称：1、同意一审原告的答辩意见。2、即便朱朋程负刑事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应该赔偿。朱朋程答辩称：1、交警部门对本次交通事故作出两次事故认定是正确的，一审予以采信符合法律和事实。两次事故的主体不同，碰撞地点不同，时间间隔20分钟，明显属于两次交通事故。2、答辩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支持与否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保监利公司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交投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随岳南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保上海分公司、严超、严金城未到庭进行答辩。一审原告苏仲龙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广州公司、上海公司对原告因苏某1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779380.5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2.判令被告朱朋程、苏仲海对原告因苏某1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779380.5元在上述保险赔偿限额内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朱朋程、苏仲海、广州公司、上海公司承担。一审原告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的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公司、广州公司、监利公司对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1497432.65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付；2.判令苏仲海、朱朋程、严超、严金城对原告超出上述保险赔偿限额和范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苏仲海、广州公司、朱朋程、上海公司、严超、严金城、监利公司承担。一审原告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公司、广州公司对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1517588.65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付；2.判令被告苏仲海、朱朋程对原告超出上述保险赔偿限额和范围的损失承担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苏仲海、上海公司、朱朋程、广州公司承担。一审认定：2019年2月9日6时许，苏仲海驾驶牌号为鄂Ｄ×××**大众牌小型轿车行经随岳高速公路岳随向310KM+300M瓷泥湖大桥处时，车辆打滑后掉头斜停于快车道和慢车道之间，车上司乘人员苏仲海、苏某2、苏某1、刘某随即下车。随后，朱朋程驾驶粤Ａ×××**的小型普通客车从快车道驶来，撞上苏某2、刘某、苏某1三人，同时与鄂Ｄ×××**大众牌小型轿车发生刮擦，后靠边停在应急车道内，此次事故造成苏某2死亡、苏某1受伤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刘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路面设施受损。苏仲海将鄂Ｄ×××**大众牌小型轿车停于应急车道。同日6时26分许，严超驾驶车牌号为鄂Ｄ×××**的小型轿车行经此处时，撞上应急车道内鄂Ｄ×××**大众牌小型轿车后旋转再次撞上躺在快车道内的刘某及中央隔离带护栏钢板，横停于快车道内，此次事故造成刘某再次受伤，两次事故共同造成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车辆受损、路面设施受损。经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三支队监利大队认定，朱朋程负第一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苏仲海负第一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严超负第二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朱朋程、苏仲海共同负第二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苏某2、苏某1、刘某无责任。同时认定：2019年2月8日12时30分，随岳南公司针对监利北段部分桥面可能结冰，在主线双向的情报板上发布了“道路桥面结冰，请减速慢行”的警示，直至2019年2月13日取消。承接随岳南公司日常养护工程的湖北天浩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8日和2月9日多次进行撒布融雪剂作业，多次进行日常巡查和特殊巡查。还认定：苏仲海驾驶的鄂Ｄ×××**大众牌小型轿车在人保上海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责任限额为1,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朱朋程驾驶的粤Ａ×××**的小型普通客车在财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责任限额为5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严超驾驶的由严金城所有的鄂Ｄ×××**的小型轿车在人保监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承保期间内。另认定：死者苏某2于2008年起在上××宝山区大场镇居住，2017年3月28日至2019年2月1日居住于上××××室，作为监事与其子苏学武于2012年4月1日成立并经营上海彩林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死者刘某于2010年起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港龙二横路居住，于2010年12月17日成立并经营广州富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死者苏某1原系湖北海佳斯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苏家清、孙腊伢、刘世炳、谢三元均系洪湖市螺山镇农村居民，分别居住在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和皇堤宫村。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42,066元（一般地区），2018年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68,034元，2018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4,455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年支出为13,946元，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4,280元，制造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1,030元。朱朋程于2019年2月18日分别向苏仲龙、苏学武、刘儒支付了30,000元赔偿款。苏仲海于2019年2月17日分别垫付了苏某1、苏某2、刘某殡葬费用7090元、6170元和3290元。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因过错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有证据证明的合法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诉讼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其诉辩意见，就本案涉及的问题评析如下：一、本案交通事故是一次事故，还是二次事故；三名死者应否承担交通事故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交通事故为二次事故，且认定三名死者无责任。尽管刘某的死亡是由两次撞击共同造成，但本案交通事故的二次撞击间隔20多分钟，在该20多分钟内，如果采取设置警示标志等相应措施，第二次撞击不必然发生。故本案应认定为二次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车上人员应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三名死者从车上下车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其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将该行为认定为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无不当，三名死者不应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二、三名死者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三名死者在苏仲海所驾车辆打滑掉头后下车，在天气恶劣、时间急促的情况下，不能要求三名死者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三名死者即使有过错，亦应为“一般过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三、本案三名驾驶员对刘某死亡的参与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苏仲海、朱朋程负第二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严超负第二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妥；四、苏某2的死亡有无被对向车辆碾压的原因。监利县公安局监公交[2019]法鉴字12号法医分析意见书证明，死者苏某2头部开放性骨折、双下肢骨折，其他部位未见明显异常；死者苏某2符合头部外伤致颅脑损伤引起脑功能严重障碍而死亡。被告方未提供苏某2在对向车道曾被碾压的证据。故可以认定苏某2未被对向车道碾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即使苏某2在对向车道曾被碾压，也不减少相关被告的赔偿额度；五、本案所涉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苏仲海、朱朋程的行为致三人死亡，对其中二人的死亡负同等责任，对另一人的死亡二被告一起负同等责任，并非分别负同等责任，不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公安机关亦未对二被告进行刑事立案。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使二被告以交通肇事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本案原告亦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苏仲龙要求相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的主张，李容子等五人和苏从安等四人要求相关被告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主张，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司法实际，本院均予以支持；六、本案所涉死亡赔偿金问题。《最高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李容子等五人列举了苏某2原居住在上××宝山区，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湖北省相关标准等证据，故李容子等五人主张死亡赔偿金按上海市相关标准计算为1,360,680元（6803420），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苏某1与苏某2同在本案所涉的第一次撞击中死亡，基于苏某1原系湖北海佳斯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苏仲龙主张按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89100元（3445520），予以支持。刘某在本案所涉第二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不宜认定为与苏某2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死亡，故二者的死亡赔偿金不应确定为相同数额。现苏从安等四人列举了刘某居住在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湖北省相关标准，故苏从安等四人提出死亡赔偿金为1,360,68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该死亡赔偿金应按广东省相关标准计算为841,320元(4206620)；七、本案所涉扶养费问题。本案中的被扶养人即苏家清、孙腊伢、刘世炳、谢三元均系洪湖市螺山镇农村居民，分别居住在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和皇堤宫村，且均年满七十五周岁以上，苏家清、孙腊伢和刘世炳、谢三元提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上海市的相关标准计算，不予支持。苏家清、孙腊伢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34,865元（13946542），刘世炳、谢三元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3,243.33元（13946562）；八、本案所涉交通费问题。因多数被告同意由法院酌定受害人苏某2、刘某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数额，根据原告居住地点及办理丧事需要等，酌定李容子等五人和苏从安等四人该交通费支出均为1000元。苏仲龙提出的交通费主张，系与误工费一并提出，其交通费的主张不明确，且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九、本案所涉误工损失问题。苏仲龙误工损失的请求不明确，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基于苏仲龙已成年，系农村居民，其误工损失可以按2018年湖北省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即为838.37元（34,2803659）。刘儒、苏从安和苏学武及其妻子不能证明其收入为固定收入，亦不能证明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但可以证明上述四人均从事印刷包装业，故应按湖北省相同或相近行业即制造业2018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51,030元计算。又因为苏从安主张的误工损失标准、苏学武主张其妻子的误工损失标准均低于前述标准，予以支持。故刘儒、苏学武的误工损失应均为1258.27元（510303659），苏从安的误工损失为900元（3000309），苏学武的妻子的误工损失为1200元（4000309）；十、原告方应获赔偿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原告苏仲龙多次变更诉讼请求，应以第一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向法院提交的《赔偿清单》为准，但该《赔偿清单》上的“共749,380.5元”错误，其请求的四项赔偿项目合计应为779,380.5元。苏仲龙、李容子等五人、苏从安等四人主张的丧葬费均应为30,280.5元(60561126)。综前所述，苏仲龙应获赔偿的数额为750,218.87元（689100+30280.5+838.37+30000），李容子等五人应获赔偿的数额为1,479,283.77元（1360680+30280.5+1258.27+1200+34,865+1000+50000），苏从安等四人应获赔偿数额为948,002.1元（841,320+30280.5+1258.27+900+23,243.33+1000+50000）；十一、随岳管理处、随岳南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案发路段不由随岳管理处管理维护，故随岳管理处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义务的除外。”随岳南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义务，其在本案中可以不承担赔偿义务；十二、三名死者针对苏仲海所驾车是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问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者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因三被害人从苏仲海所驾驶车辆上下车之后，间隔了一段时间才遭受第一次撞击，故三被害人针对苏仲海所驾驶车辆应是“第三者”；十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的次数和限额。《交强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交强险合同中的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对每次保险事故所有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所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这是否表明交强险可以多次在最高限额内进行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八条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总则》第二十八条约定：“每次事故的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本合同时协商确定。”故在保险期限内，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可以多次在最高限额内进行赔偿；十四、有关赔偿责任等问题。（一）交强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在第一次事故中，苏仲龙和李容子等五人的经济损失之和超出了苏仲海和朱朋程所驾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故财保广州公司和人保上海公司各应赔偿苏仲龙和李容子等五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部分死亡赔偿金共110,000元。在第二次事故中，苏从安等四人的经济损失超过了苏仲海、朱朋程、严超所驾车辆的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故财保广州公司、人保上海公司、人保监利公司各应赔偿苏从安等四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部分死亡赔偿金共11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苏仲龙与李容子的经济损失之和为2,229,502.64元（750218.87+1479283.77），故财保广州公司和人保上海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各应赔偿苏仲龙37,014.57元（750218.872229502.64110000），财保广州公司和人保上海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各应赔偿李容子等五人72,985.43元（1479283.772229502.64110000）；（二）商业三者险和朱朋程赔偿责任问题。本案第一次事故中，苏仲海和朱朋程均负同等责任，故苏仲龙和李容子在获得交强险方面的赔偿后的余下经济损失，由人保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50%，另外50%的经济损失先由财保广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朱朋程赔偿。本案第二次事故中，严超负同等责任，苏仲海和朱朋程负同等责任，故苏从安等四人在获得交强险方面的赔偿后的余下经济损失，由人保监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50%，由人保上海公司和财保广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各赔偿25%。苏仲龙余下经济损失676,189.73元（750218.87-37014.572），李容子等五人余下经济损失1,333,312.91（1479283.77-72985.432），二者之和2,009,502.64元（676189.73+1333312.91）超过了财保广州公司、人保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应赔偿的数额之和，故亦应按损失比例确定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财保广州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苏仲龙和李容子等五人经济损失500,000元；朱朋程应赔偿苏仲龙和李容子等五人经济损失504,751.32元（2009502.642-500000），扣减诉前向苏仲龙和李容子等五人各支付的30,000元，朱朋程还应赔偿二者的经济损失444,751.32元；人保上海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苏仲龙和李容子等五人经济损失1,004,751.32元（2009502.642）。其中，财保广州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苏仲龙168,248.03元（676189.732009502.64500000），财保广州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李容子等五人331,751.97元（1333312.912009502.64500000）；人保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苏仲龙338,094.87元（676189.732009502.641004751.32），人保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李容子等五人666,656.45元（1333312.912009502.641004751.32）；朱朋程赔偿苏仲龙169,846.83元（676189.73-168248.03-338094.87），扣减先行支付的30,000元，还需向苏仲龙支付赔偿款139,846.83元；朱朋程赔偿李容子等五人334,904.49元（1333312.91-331751.97-666656.45），扣减先行支付的30,000元，朱朋程还需向李容子等五人支付赔偿款304,904.49元。在财保广州公司、人保上海公司、人保监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各赔偿苏从安等四人的经济损失110,000元后，苏从安等四人余下经济损失618,002.1元，由人保监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309,001.06元，由财保广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赔偿苏从安等四人154,500.52元，由人保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154,500.52元；（三）有关垫付等问题。朱朋程于诉前向刘儒支付了30,000元赔偿款，因朱朋程不需要向苏从安等四人承担赔偿责任，故应予退还。苏仲海于2019年2月17日分别垫付了苏某1、苏某2、刘某殡葬费用7090元、6170元和3290元，因苏仲海不需要向本案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应予退还。另外，因苏从安等四人未提供严金城对本案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证据，故其提出严金城承担赔偿责任、负担诉讼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苏仲龙支付赔偿款205,262.60元；由被告朱朋程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苏仲龙支付赔偿款139,846.83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苏仲龙375,109.44元，因被告苏仲海垫付了丧葬费7090元，故该375,109.44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苏仲龙支付368,019.44元，向被告苏仲海支付7090元；二、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支付赔偿款404,737.40元；由被告朱朋程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支付赔偿款304,904.49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739,641.88元，因被告苏仲海垫付了丧葬费6170元，故该739,641.88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支付733,471.88元，向被告苏仲海支付6170元；三、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支付赔偿款264,500.52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利县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支付赔偿款419,001.06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264,500.52元，因被告苏仲海垫付了丧葬费3290元，被告朱朋程先行支付了赔偿款30,000元，故该264,500.52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支付231,212.52元，向被告苏仲海支付3290元，向被告朱朋程支付30,000元；四、驳回原告苏仲龙、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329元，减半收取24,164元，由原告苏仲龙负担217元，由原告李容子、苏学武、苏丹、苏家清、孙腊伢负担233元，由原告苏从安、刘世炳、谢三元、刘儒负担3352元，由被告苏仲海负担8786元，由被告朱朋程负担8786元，由被告严超负担279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是一次交通事故还是二次交通事故。2、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本案是一次交通事故还是二次交通事故经查，2019年2月9日6时许，苏仲海驾驶车辆在随岳高速瓷泥湖大桥路段行驶时，因车辆打滑斜停在快车道与慢车道之间，车上人员随即下车，此时，朱朋程驾驶车辆驶来，因躲避不及，将苏某2、刘某、苏某1三人撞到，同时与苏仲海的车辆发生刮擦，然后停在应急车道内。至此时止，朱朋程的车辆从碰撞开始至车辆停止，整个碰撞过程已经结束，此次事故造成苏某2当场死亡，苏某1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某受伤，两车受损，路面设施受损。可以说，在朱朋程的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内时止，该交通事故已经结束。同日6时26分钟许，严超驾驶车辆经过事发路段，撞上停靠在应急车道内的朱朋程的车辆后，严超的车辆发生旋转撞上躺在快车道上的刘某及中央护栏，最后停在快车道内。可以说第二次碰撞是独立发生的碰撞，两次碰撞的时间、地点、人员不同，碰撞的车辆及损害后果不同，因此，第二次碰撞既不、地点次交通事故的延伸，也不是一次交通事故的两次碰撞，而是独立发生的第二次交通事故。上诉人财保广州公司认为本案是一次交通事故的两次碰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经查，上诉人财保广州公司以本案被告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由不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截至二审时止，上诉人财保广州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本案被告人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是将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损失认定合理，上诉人财保广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4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传益审判员  熊 艳审判员  徐 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