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7行赔终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延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住所地延津县北环路，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41072641725513XY。法定代表人李志魁，局长。出庭负责人李志魁，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珲，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郑重武，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延津县司寨乡平陵村南延丰公路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6MA45E47W29。法定代表人高志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欧阳伟建，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范传美，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住，住所地延津县东安大道会统一信用代码114107260055546786。法定代表人秦峰，局长。出庭负责人陈志高，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郑重武，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延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延津县运管局）、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延津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延津县交通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6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延津县运管局认为运畅公司存在安全隐患，于2019年9月13日向运畅公司送达了《延津县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该通知书整改要求栏载明：请你单位按照以上问题进行整改，限15日内整改完毕并写出书面报告。在整改期间召回所有车辆，停止营运。2019年9月26日运畅公司将其公司的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交至延津县运管局处。运畅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向延津县运管局作了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并提出验收申请，延津县运管局分别于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22日对运畅公司进行验收，延津县运管局于2019年10月22日出具《关于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隐患整改验收的报告》，该报告虽未加盖公章，但在验收人员签名处有“范志方、李珲、李广”的签名，同时该报告下方注明“请运管局积极协调上级有关部门进行复核，以便运畅企业进行整改到位”。2019年10月28日新乡市交通运输局安全专家再次对运畅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意见，运畅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再次提交整改报告。另查明，运畅公司在2020年1月24日将所属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从延津县运管局处领走。延津县运管局系延津县交通局的二级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本案中，延津县运管局扣留运畅公司的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造成运畅公司一定的经济损失，运畅公司有提出行政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现延津县运管局扣留运畅公司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的行政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运畅公司要求延津县运管局赔偿扣留车辆期间的相关损失，应予以支持。延津县运管局于2019年9月26日扣留运畅公司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于2020年1月24日返还给运畅公司，共计121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运畅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该具体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必要的、经常性开支损失，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100万元，举证不足。当事人不能充分举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案件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当事人的损失数额，故关于停运期间的费用损失，酌定参照2019年度河南省交通运输业年平均工资61455元/年计算为：61455元/年÷365天×121天×11辆=224100.29元。延津县运管局作为延津县交通局的二级机构，系独立的法人单位，延津县运管局在本案中是作出违法行为的主体，上述损失由延津县运管局承担赔偿责任，延津县交通局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主体，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运畅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延津县运管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运畅公司损失224100.29元。二、驳回运畅公司要求延津县交通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延津县运管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下达的是整改通知书并非“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运输证是运畅公司主动上交到上诉人单位的，一审认定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不足，判决赔偿的前提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2019年12月3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就和运畅公司的联系人欧阳伟建电话沟通，通知其领走11辆车的车辆运输证，所以对于2019年12月3日以后的扩大损失部分上诉人不应该赔偿。且2019年12月13日的会议中，运畅公司承诺“即使要求赔偿也是截止到今天（12月13日），以后的不会要了”。运畅公司整改期间11辆车的司机陆续离开运畅公司，运畅公司并未一直支付司机的工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运畅公司的损失数额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且一审法院日期计算错误，从2019年9月26日至2020年1月24日是120天，所以按照121天计算赔偿数额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下达整改通知是依法履行职责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也不存在违法之处，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作出赔偿判决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运畅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运畅公司负担。针对上诉人延津县运管局的上诉理由，运畅公司答辩称，一、延津县运管局对运畅公司下发停业整顿及扣押运输证，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产生巨额损失，其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特点，具有可诉性；二、根据延津县运管局提交的录音，不能反映其打电话联系运畅公司欧阳经理领取运输证，且该录音也可证明运输证并非运畅公司自愿上交，而是延津县运管局强行扣押；三、2019年12月13日双方开会，运畅公司承诺赔偿截止到2019年12月13日，该承诺的前提条件是延津县运管局及延津县交通局处理有关人员，事实上截止到目前，并没有处理有关人员；四、在运畅公司停业整顿期间，运畅公司已向司机发放相应的工资，一审已提交银行流水凭证。针对上诉人延津县运管局的上诉理由，延津县交通局无异议，延津县运管局下达通知是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违法情形。上诉人运畅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审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100万元，证据不足”是错误的，运畅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损失为100万元。在一审中运畅公司提交的8-12月份工资表及相应的银行回单，能够相互印证运畅公司在停业期间向司机支付必要的工资数额，折旧记账凭证、河南铭太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票、租赁合同及数据、利润表均能客观证明上述费用系运畅公司在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支出。因此上诉人要求赔偿100万元证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二、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的计算方式也是错误的，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关于“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除驾驶人员外，还用当在专用车辆上配备押运人员，确保危险货物在押运人员监管之下”的规定，运畅公司的车辆运输的是危险货物，每辆车至少应当有两个人，因此运畅公司的损失也应当按照二人计算，即参照2019年度河南省交通运输业年平均工资61455元/年计算为：61455元/年÷365天×121天×11辆×2人=448200.58元；三、延津县运管局是延津县交通局的二级机构，延津县交通局对延津县运管局有领导管理职责，理应对延津县运管局的行为负责，故对于上诉人的损失，应当由延津县运管局和延津县交通局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延津县交通局和延津县运管局赔偿运畅公司损失100万元。针对上诉人运畅公司的上诉理由，延津县运管局答辩称，运畅公司停业期间，其司机及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另谋职业，运畅公司不可能对其发放工资，另外，其折旧费用及每月的平均利润都不属于应该赔偿的范围，故运畅公司要求赔偿100万，所出具的证据不客观、不真实，不能证明其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的开支损失，其上诉请求依法不应支持。针对上诉人运畅公司的上诉理由，延津县交通局答辩称，延津县交通局不属于涉案行政行为的主体，运畅公司要求延津县交通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运畅公司的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运畅公司在先提起的确认违法之诉，亦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针对该确认违法之诉，运畅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向本院申请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即撤回“确认二被告扣押原告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理由为在确认违法之诉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运畅公司认为案涉扣押运输证的行为系延津县运管局、延津县交通局为了保障整改通知中停业整顿内容的实施，扣押运输证的行为包含在停业整顿的行为之中。另，为查明运畅公司的实际损失，本院对运畅公司一审提交的职工工资发放和场地租金支付证据材料等进行了核实，包括相关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业务回单、工资表、租金收据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等，并调取了运畅公司2020年2月所发放的1月职工工资材料，经质证，查明运畅公司自2019年9月13日至2020年1月24日对外实际支付了相关职工工资共计421330.42元、该期间实际产生的场地租金共21863.01元。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和第四条第一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之规定，本案中延津县运管局作出的案涉整改通知书中的“在整改期间召回所有车辆，停止营运”处罚内容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该违法行为对运畅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运畅公司依法有权取得赔偿。关于对运畅公司的赔偿金额如何计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八项对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和计算标准进行了列举，即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和财产权的直接损失。本院认为，运畅公司在停产停业期间实际发生的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包括职工工资和场地租赁费用，均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根据运畅公司提交的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业务回单、工资表、场地租赁费收据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等，可以认定上述损失已实际发生。因延津县运管局自2019年9月13日向运畅公司送达《延津县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至2020年1月24日归还《车辆运输证》，上述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运畅公司实际停产停业133日。延津县运管局主张运畅公司存在因自身过错造成损失扩大的情形，但其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不能证明延津县运管局2019年12月3日正式通知运畅公司领走其《车辆运输证》，并告知相关不利后果等事实，故对延津县运管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运畅公司的实际发放工资时间为次月，其职工工资实际损失应按2019年10月起的银行账单计算，通过核对相关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业务回单和工资表，运畅公司于2019年10月支付了9月的职工工资190078元÷30日×17日=107710.87元，2019年11月支付10月的工资为70820元，2019年12月支付11月的工资为153111元，2020年1月支付2019年12月的工资为76295元，2020年2月支付1月的工资为17300元÷31日×24日=13393.55元，共支付工资总额421330.42元。通过核对运畅公司的场地租金收据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等，运畅公司实际发生的场地租赁损失为60000元÷365日×133日=21863.01元。据此，延津县运管局应赔偿运畅公司各项损失共计421330.42+21863.01=443193.43元。至于运畅公司主张应赔偿其河南铭太亿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服务费、车辆折旧费和利润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服务费不属于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车辆折旧费不属于案涉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利润仅是对未来的期待利益，不属于现存财产和既得利益的丧失，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故运畅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因延津县运管局系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其以自己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故延津县交通局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运畅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酌定赔偿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6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二、延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损失443193.43元；三、驳回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要求延津县交通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随 伟审判员 张彩霞审判员 谢田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史阳阳书记员丁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