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6民终14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某，现住内蒙古包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任某，现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某，现住呼和浩特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某，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内蒙古首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和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 上诉人高某、任某与被上诉人杨某、刘某，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和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宇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内0621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任某、高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某、高某，被上诉人刘某、杨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被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达、被上诉人刘某，原审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某、高某上诉请求：1.撤销达拉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1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实质上是土地上的建设项目的转让而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错误的，双方合同无论从名称还是内容看，都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而非建设项目的转让；2.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错误。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没有骑缝手印或者其他说明合同统一性、整体性的标志，该合同存在被人篡改或者伪造的可能性，从证据效力大小来讲，上诉人所持合同内容也更丰富，约定更全面，条款更详细，因此更具有真实性合法性；3.双方的合同现因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另行取得了合同所涉土地使用权，双方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因此，依法应当解除双方的合同；4.双方合同中没有关于剩余转让费时间的约定，因此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没有依据，且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按照利息计算，数额超过所欠剩余转让费的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根据合同法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减少。 杨某、刘某辩称，1.双方合同名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实为房地产项目转让，转让时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获得了相关批文，转让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2.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如不能按期给付转让费，应按照借款性质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故不适用以实际损失计算违约金的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一审并未提出减少利息的抗辩理由，被上诉人主张利息有合同依据，合理合法；3.上诉人出示的合同内容缺失，且第七条和第八条不能衔接，不是原始合同。 和宇房地产公司述称，案涉合同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对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因刘某、杨某未完成拆迁，政府将土地收回后，和宇公司另行取得的。和宇公司提供的合同是有效合同，有效合同没有约定到期履行时间。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持有的多出一页的合同认定是错误的。 刘某、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某、任某给付刘某、杨某土地及开发项目转让款5074678元；2.判令高某、任某给付刘某、杨某逾期付款的利息9743382元（5074678元从2011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9月18日止8年按年利率24%计算），共计14818060元；3.判令第三人内蒙古和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上述款项的连带给付责任；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18日，原告（反诉被告）刘某、杨某作为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高某、任某作为乙方签订《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甲方通过达拉特旗政府实行招拍挂认定的规划局发放建设用地许可证的位于达拉特旗北国商城南、南至南园路、北至德胜大街、西至达拉特路、东至商城路，共占地8.6万㎡的使用权转让乙方，用途是商业住宅楼，以批准规划面积为准，现已经过达拉特旗规划局批准并备案，已办理有效政府文件有《土地招拍挂认定书》、《规划局规划批准文件件》、《规划局发放的建设用地许可证》、《拆迁办文件》、《土地局函》。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费1400万元（其中包括甲方押在拆迁办保证金200万元，从签转让合同后属于乙方所有）。甲方转让后，将政府有关开发建筑所有文件和设计方案图纸及现工地所有围墙、彩钢工棚一并转与乙方所有，所有文件双方当时确认移交。双方约定甲方保证乙方正常使用挂靠企业的所有与开发建筑、出售楼房的资质及手续（挂靠企业名称为富凯房地产开发公司）保证乙方办理出售楼房向银行的申报按揭贷款及再建工程的流动资金贷款的资质和印件证明。乙方只向挂靠企业交挂靠管理费30万元至50万元，不交任何其它费用，如多出部分由甲方负责承担，为了保证正常使用挂靠企业的开发手续，甲方同意乙方用转让费其中壹佰万元作为使用该企业开发手续的保证金。如该企业故意不让使用该企业的开发手续，乙方用甲方保证金来办理变更。乙方承付甲方转让费1400万元分为二次承付，第一次600万元现金在双方初步合同时，乙方向甲方交转让费捌拾万元，待转让合同正式签约后交甲方220万元，其余300万元在签订合同之日一个月内付清甲方；第二次付款共计800万元，其中抵付商城路迎街一、二层连体底店400平米左右，单价按11000元/平米计顶，由第一期建成商铺抵顶；其余不足款项由3号、4号楼按单元抵顶，单价按2800元/平米计顶（楼号按开工两栋往北排）。乙方必须按约定承付甲方转让费，如按时不能承付，乙方按借款向甲方交年息30%。签约后甲方负责给乙方从富凯房地产公司办理全权委托书，使乙方在法律上独立履行该宗地的开发建设、销售业务。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已经给付原告转让款7474897元，其中现金5809045元，抵顶住宅一套折价396172元，抵顶钢材折价269680元，支取保证金1000000元，对此双方均认可。 另查明，2007年原告（反诉被告）刘某作为项目负责人，挂靠富凯房地产公司实施达旗旧城改造房地产项目开发，以富凯房地产公司达旗北国花苑项目部的名义实施达旗旧城改造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北国花苑商住小区，该项目由刘某自行投资、自行出售，刘某可以项目部的名义进行土地征用、建造、出售、物业管理、房屋销售、申请银行按揭贷款的使用、办理北国花苑的相关事宜（此项目盈亏与富凯房地产公司无关）。原告（反诉被告）先后在达拉特旗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了相关用地建设许可，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了拆迁许可等批文，缴纳拆迁保证金200万元。在2010年3月18日双方签订《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前，原告（反诉被告）已实施了部分项目建设工程和拆迁行为，新建围墙860米、新建办公室240平方米、开挖建设楼房基础4000平方米、拆除公共卫生间两处、垃圾点两处、拆除被拆迁户房屋29户并清理了全部废物。2010年3月18日，双方签订《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富凯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4月20日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高某为达旗北国花苑项目负责人，刘某为第二负责人。 又查明，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于2011年1月25日注册成立，高某、任某均为公司股东，高某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8月1日，富凯房地产公司与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共同向达拉特旗人民政府递交书面《变更单位名称的申请》，请求变更涉案土地上建设项目的开发公司名称。2012年5月9日，涉案土地办理了证号为达国用（2012）第19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人为本案第三人内蒙古和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此外，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合同第七条第二款内容为：“抵顶房屋乙方按对外销售房屋给以办理按揭贷款及相关手续，100万保证金及抵顶房屋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8个月，全部付清甲方”，而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合同第七条第二款内容仅为：“抵顶房屋乙方按对外销售房屋给以办理按揭贷款及相关手”，双方提供的合同内容除此项内容存在不同，其余合同条款均一致，且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必须按约定承付甲方转让费，如按时不能承付，乙方按借款向甲方交年息3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双方签订的《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性质问题及效力问题；二是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及履行情况的问题。一、关于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首先，涉案国有土地是富凯房地产公司与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故该宗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主体应为富凯房地产公司，刘某仅是挂靠富凯房地产公司，由富凯房地产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某以富凯房地产公司的名义进行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项目，该项目由刘某自主投资、自行出售，而并非刘某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其次，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后，富凯房地产公司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高某在开发建设达拉特旗北国花苑商住小区中以北国花苑项目部名义开展工作，自行投资、自行出售、独立承担责任，委托高某为项目负责人，刘某为第二负责人，高某依然是挂靠富凯房地产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并以富凯房地产公司的名义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并非其所说的通过政府第二次招拍挂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涉案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依然是富凯房地产公司，并未发生转让。2010年3月18日，双方签订《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高某作为受让人，挂靠富凯房地产公司进行项目开发，但此时其并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1年1月25日，和宇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2011年8月1日，富凯房地产公司、和宇房地产公司共同向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提交《变更单位名称的申请》，明确北国花苑项目原负责人刘某退出，由高某全权接管开发，并负责处理回迁等事项，申请变更该项目的开发企业名称。后经政府同意，将开发企业变更为和宇房地产公司，2012年5月9日，涉案土地办理了证号为达国用（2012）第19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此，和宇房地产公司取得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虽然双方签的合同名称为《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其实质是对涉案土地上的建设项目的转让，而并非单纯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2010年3月18日，原告（反诉被告）刘某、杨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高某、任某签订《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各自在落款处签字捺印，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双方提供的合同存在部分不同的情形，其中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合同落款处下方有“此合同为生效合同”字样，有刘某的签字，时间为2010年8月18日，而且该份合同有用手指捺印形成的骑缝章。虽然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合同落款处下方有“此合同为生效合同”字样，有刘某的签字，也有用手指捺印形成的骑缝章，但是该合同是刘某、杨某作为甲方与高某、任某作为乙方的双方签订的，即使刘某在合同下方标注“此合同为生效合同”，但其签字的行为对于另一合同主体杨某并不当然发生效力，杨某也并未在事后予以追认，而且双方并未就合同中给付期限变更进行明确约定，也不能体现双方合意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从合同内容和内在逻辑上看，原告（反诉被告）所提供的合同第七条内容完整，与第八条的约定也能够相互衔接，第七条中约定转让费的给付期限，第八条约定逾期承付转让费的违约责任，二者符合合同条款的内在逻辑关系，本院予以认定。而且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合同中未约定给付期限却约定逾期违约责任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二、关于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的诉讼请求。如上所述，虽然双方签的合同名称为《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其实质是对涉案土地上的建设项目的转让，原告（反诉被告）刘某、杨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高某、任某签订《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双方各自在落款处签字捺印，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且本案中并未出现《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其次，被告（反诉原告）称其在2011年11月16日通过政府重新招拍挂取得国有建设用地所有权并缴纳土地出让金，至本案诉讼近八年时间，其行使解除权已超过合理期限。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反诉原告）亦通过受让取得案涉土地上的建设项目并进行了开发建设，而被告（反诉原告）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双方约定转让费1400万元，被告（反诉原告）已经给付原告转让款7474897元，其中现金5809045元，抵顶住宅一套折价396172元，抵顶钢材折价269680元，支取保证金1000000元，对此双方均认可。被告（反诉原告）已经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转让费7474897元，另外核减合同中约定的办理变更手续的100万元，被告（反诉原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转让费5525103元未付。原告（反诉被告）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数额核减了其应承担的李平等五户拆迁户的违约金450425元，但该违约金是李平等五户拆迁户与富凯房地产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该违约金的承担问题与本案无关。关于违约金，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转让费的履行期限不得超过18个月，如按时不能承付，乙方按借款向甲方交年息30%，现原告请求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反诉原告）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请求被告（反诉原告）给付原告转让费5074678元，及该转让费从2011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9月18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付款利息9743382元，合计14818060元，本院予以支持。虽然本案中二被告（反诉原告）均为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且该受让项目实际由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实际开发经营，但和宇房地产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现原告（反诉被告）请求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高某、任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刘某、杨某转让费5074678元，及该转让费从2011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9月18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付款利息9743382元，合计14818060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070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告高某、任某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向法庭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高某、任某出示新证据如下：1.承付土地转让合同金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协议书内容说明高某与刘某转让的是土地，不是项目；2.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份，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是高某与刘某签订的，拟证明有了多次的合同形成，才最终形成了案涉合同，案涉合同是依据前两份合同形成的。高某、任某要求的必须是刘某和杨某有土地使用权，刘某、杨某要求一会儿要现金转让费，一会儿要入股，所以确认了最终要房子的合同。 刘某、杨某质证称：1.不认可证据一协议书的真实性，在签订合同之前，刘某和高某商议过转让的事情，大致商量了总价，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刘某和杨某是合作关系，股份占比分别是49%、51%，所以要签订合同也是二人一起签订。刘某无权代表杨某单方面签订合同。订该协议书形成于2010年3月10日，且并未实际履行，在本案一审开庭之前就已经存在该份合同，不属于新证据。2.证据二合同真实性不认可，3月18日杨某在场，刘某不可能单独与高某签订合同。该合同与案涉争议合同是同一天签订，应当是四人签订。且根据该合同内容，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已经投入1400万元，但上诉意见对被上诉人投入不认可，相互矛盾。 和宇公司质证称：合同上有刘某签字和手印，笔迹也与刘某签字一致，可以确认这两份合同是同一人所签。从合同内容来看可以明确合同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案涉土地转让权合同相互印证。几份合同内容都没有提到项目转让。证据二合同中写的1400万元是单方面陈述。 刘某、杨某出示新证据：刘某与杨某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拟证明二人是合作关系，杨某占股51%，刘某占股49%，在与上诉人已经签订过转让合同并且杨某签字的情况下，刘某在未经杨某授权，无法单方对合同进行重新约定。 高某、任某质证称刘某和杨某之间的合同与我方无关。 和宇公司质证称该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 经审查，对于高某、任某出示的两份合同，其中刘某的签字经与案涉合同比对，字迹基本一致，且合同内容与案涉争议合同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刘某、杨某出示的合作开发协议，系二人之间的合同，二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该合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哪一方持有的合同为真实合同，应当以哪方持有的合同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三、剩余未付合同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转让款并承担逾期利息。 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问题，土地使用权转让是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将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行为，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等转让形式。根据双方合同内容，明确约定“甲方转让后将政府有关开发建筑所有文件和设计方案图纸及现工地所有围墙、彩钢工棚一并转与乙方所有”，经询问双方，虽然对转让时工地现状陈述不一，但对于转让时工地已经挖槽的陈述是一致的。另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转让方刘某、杨某在挂靠伊金霍洛旗富凯房地产公司名义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后，并未缴纳土地出让金，而是转让后由第三人和宇房地产公司实际缴纳，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也远高于双方转让价款，故案涉合同虽名为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实际转让的是案涉土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一审法院对案涉合同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其次，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的问题，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双方合同并未约定解除条件。上诉人高某、任某以案涉土地变更到和宇房地产公司名下，导致其二人不能取得土地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经查，案涉土地由刘某、杨某挂靠伊旗富凯房地产公司名义与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二人将土地及项目建设开发权通过签订合同转让给高某、任某，高某、任某为开发项目又成立了和宇房地产公司，伊旗富凯房地产公司、和宇房地产公司共同向达旗政府申请变更开发企业名称，达拉特旗发展和改革局也出具了该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和名称的变更说明，故和宇房地产公司取得案涉土地开发权利应当是基于刘某、杨某与高某、任某之间的项目转让，并非高某、任某所称另行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及该项目开发权，且和宇房地产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取得案涉土地的时间是2011年，高某、任某直至本案诉讼才提出解除请求，已经超过了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故一审法院未支持高某、任某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正确，案涉合同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双方应当继续履行。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哪一方持有的合同为真实合同，应当以哪方持有的合同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中，双方向法庭提交了两份不同的合同，并均主张各自持有的合同为生效合同，应当以其持有合同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经查，双方所持合同均存在页码不完全的情况，双方合同第1、2页内容完全一致且均有页码，第9至13条内容也完全一致，区别在于刘某、杨某所持合同第2页最后一句话与第3页第一句话是前后连贯的完整条款，第3页有页码但落款处无签字，双方签字捺印出现在无打印页码的第4页落款处，而高某、任某所持合同第2页第7条第2款的最后一句话意思表示不完整，第3页没有相应后续内容且无页码，但合同有刘某的骑缝手印和刘某亲笔书写的“此合同为生效合同”字样。经法庭询问，高某、任某陈述二人持有的合同是在打印店铺一次形成，但对于合同第三页没有页码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且经核对该合同原件，刘某的骑缝手印存在不能完全吻合的情况。综合以上情况，结合双方合同内容，刘某、杨某提供的合同第七条约定了剩余转让费的给付期限，第八条约定逾期承付转让费的违约责任，内容更加完整，能够前后衔接，故一审法院采信刘某、杨某持有的合同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剩余未付合同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转让款并承担逾期利息的问题。经查，双方合同约定第二次付款的800万元转让费以迎街底店和3号、4号楼抵顶，并约定抵顶房屋最长期限不超过18个月，并约定乙方（高某方）如不能按时承付，乙方按借款向甲方（刘某方）交年息30%。现高某、任某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18个月内向刘某、杨某交付抵顶剩余转让款的房屋，故对于刘某、杨某请求高某、任某支付剩余转让款及承担逾期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对于逾期利息的计算，因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为未能按时承付转让款的，剩余转让款按照借款交年息30%，刘某、杨某请求按照年息24%计算，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在原告请求范围内认定逾期利息并无不当。鉴于二审期间高某、任某提出逾期利息过高请求调整的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对逾期利息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1.3倍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二审上诉人提出对逾期利息的调整请求，本院依法对逾期利息进行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达拉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1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二、变更达拉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1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高某、任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刘某、杨某转让费5074678元，并给付刘某、杨某以5074678元转让费为本金，从2011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9月18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的逾期利息； 三、驳回刘某、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0708元，由刘某、杨某负担55354元，由高某、任某负担55354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由高某、任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758元，由刘某、杨某负担55354元，由高某、任某负担554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薛春梅 审判员  韩伟振 审判员  倪志强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丽莉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