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炯鸿，男，汉族，1985年6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37X。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婉宜，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照引，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仲超，男，汉族，1971年6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7*，公民身份号码为441************996。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峰，广东森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炯鸿因与被上诉人刘仲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9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炯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仲超立即向邓炯鸿返还借款本金1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100000元为基数，2015年12月15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刘仲超负担。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炯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41.3元（已由邓炯鸿预交），由邓炯鸿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9084号民事判决。邓炯鸿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邓炯鸿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已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案涉转账可能为其他债务”，用或然性的标准降低了刘仲超的举证门槛。再者,刘仲超的举证内容只是证明案涉款项是代邓炯鸿用于公司业务,非刘仲超个人所用。刘仲超的答辩意见并未包含“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内容,但一审判决主动为刘仲超的答辩增加了该部分的内容。（二）刘仲超未能举证双方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刘仲超仅提供了各种转账凭证与记录作为证据，该证据仅能证明其在收到邓炯鸿的借款后，将个人款项转入案涉公司账户。转账记录是独立的客观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双方合意将该款项最终投入公司。（三）邓炯鸿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向法院具体阐述借款相关背景，在法院传唤邓炯鸿的情况下，也未通知、告知邓炯鸿需要出庭，导致法庭无法进行全面的案件事实调查。（四）刘仲超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已经用其他方式折抵。关于以案涉公司厂房租金折抵了刘仲超欠款的说法并无依据，双方从未约定以租金折抵方式还款。刘仲超无法证明邓炯鸿合计收到了约27000000元的租金，其证据很多是落款处无人签名的空白合同，租金数额远未达到刘仲超所述，且案外人贝德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资产没有注入案涉公司。（五）即使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法院也应该按基础关系审理，积极定纷止争。刘仲超辩称，（一）刘仲超在一审期间提交了银行流水转账单及其他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刘仲超与邓炯鸿的父亲邓稳养之间共同经营的东莞市捷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进公司）归还广发银行部分贷款的事实。（二）邓炯鸿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为专职执业律师且获得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未了解清楚案件事实，没有履行代理人的义务通知邓炯鸿出庭参与庭审，是自身的失职。（三）一审庭审时，法官三次明确询问邓炯鸿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否要变更诉讼案由”，邓炯鸿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坚持按民间借贷案由审理，此有一审庭审笔录为证。（四）邓炯鸿所称以租金折抵还款的事项，系刘仲超另案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中，刘仲超提供的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和明细清单等，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是用于捷进公司偿还广发银行的部分贷款。（五）在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邓炯鸿恶意对刘仲超提起诉讼，造成刘仲超损失。刘仲超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权利，并再次要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将邓炯鸿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庭调查时，本院向邓炯鸿释明，其诉讼请求的本金为1100000元，但其于一审期间确认刘仲超尚欠款项为1000000元，而其二审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可能存在矛盾。邓炯鸿确认其上诉请求偿还的本金为1000000元，利息仍按一审请求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邓炯鸿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一审判决根据邓炯鸿的诉讼请求，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以此开展审理活动，符合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邓炯鸿与刘仲超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邓炯鸿请求刘仲超偿还借款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应当举证证明与刘仲超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一般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时通常提供借据、收据、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但是，邓炯鸿并未提供该类证据，其提供的是银行交易明细、储蓄对账单，反映款项从邓炯鸿及其姐姐邓彩明账户流向刘仲超账户。刘仲超提出抗辩，认为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用于案外人捷进公司偿还银行的部分款项。对此，刘仲超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账户交易历史、广发银行单位定期存单、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等证据。这些证据反映刘仲超将邓炯鸿及其姐姐邓彩明转账的1000000元转至捷进公司账户并转为定期存款，一年后，该款项以“贷款还款”用途被扣划。由于双方确认刘仲超与邓炯鸿之父邓稳养均系捷进公司的股东，因此，刘仲超对于上述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的抗辩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邓炯鸿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审理期间，邓炯鸿并未提供诸如捷进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上述贷款应当由刘仲超一人负责偿还，其仅提供银行交易明细、储蓄对账单，不足以证明其与刘仲超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对于本案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并不存在加重邓炯鸿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形。因此，对于邓炯鸿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本人最好参加庭审，以便法院查明与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等关键事实。但是，委托诉讼代理人有接受法院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的权利，如果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收到法院开庭传票后未尽责通知己方当事人参加，这并非法院诉讼程序违法。本案一审诉讼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邓炯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66元，由邓炯鸿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书红审判员  王 聪审判员  邹 越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静茹黄晓锋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