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02民初713号 原告：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新盛路西侧河流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47027447B。 法定代表人：沈建根。 委托代理人：沈菊生、殷丽波,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上林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MA29KB2945。 法定代表人：昌卫国。 委托代理人：赵维昌,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上林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0595567835。 法定代表人：茹雪友。 原告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波公司）因与被告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峰公司）、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峰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因被告康峰公司下落不明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洪波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建根及其委托代理人沈菊生，被告冠峰公司委托代理人赵维昌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康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洪波公司起诉称，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承揽合同关系。2019年11月14日，双方签订了《藤条加工制作合作协议》，协议对合作方式、付款方式、交货方式和前期价款支付进度等内容作了约定。该协议确认两被告欠款为376282.86元，分四期支付，第一期支付5万元，第二期于2019年11月30日支付8万元，第三期于2019年12月15日支付10万元，余款于2020年1月5日付清。协议签订后，至今被告仅支付5万元，余款经原告多次催讨均未果。原告故诉请判令：一、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价款326282.8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655元（分别以8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2019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15日为739元；以1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2019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15日为616元；以14628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2020年1月5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15日为300元，以上利息合计1655元，自2020年1月16日起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率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被告冠峰公司答辩称，一、发票所反映的货款，被告冠峰公司已经支付。被告冠峰公司从未与原告有过直接交易行为，被告康峰公司与原告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被告冠峰公司曾通过康峰公司向原告采购藤条，向原告支付货款也是按照被告康峰公司的要求进行的。原告提供的3份发票合计金额242468.30元的货物，被告冠峰公司已从康峰公司收到，也已按照被告康峰公司的指示于2019年7月11日、2019年8月19日和2019年11月24日分三次向原告付款25万元。二、被告冠峰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过合作协议，也没有收到过对账单。被告冠峰公司与原告的交易都是通过被告康峰公司完成的，被告不可能也没有机会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包括订购合同、合作协议、对账单等一切交易方面的书面文件。原告提供的发票显示的货款金额与原告向被告冠峰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221490.86元不相符。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送货单9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1月至3月合计向被告康峰公司供货3次，累计供货价值253143.75元；于2019年4月向被告康峰公司供货2次，累计供货价值228537.20元；2019年5月向被告康峰公司供货2次，累计供货价值181196.30元；于2019年6月向被告康峰公司供货1次，累计供货价值61272元；于2019年8月向被告康峰公司供货，累计供货价值18335.55元。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为被告康峰公司，被告冠峰公司并未收到上述货物。 2.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对账明细1份，证明一、原告曾与被告康峰公司进行过对账，2018年11月之前的债务双方均已结算完毕；二、2018年11月27日原告开票12302.50元，2018年12月27日原告开票154792.10元，2019年3月28日原告开票139193.62元；三、被告康峰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付款11396元，于2019年8月1日付款139193元，双方确认欠款金额为155399.22元，之后扣减部分，被告康峰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54792元。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该明细系原告制作，对被告冠峰公司无约束力。 3.发票5份（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由原告洪波公司开具给被告康峰公司）、支付凭证2份，该组证据可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被告康峰公司开具5份发票，被告康峰公司共2次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发票是开具给被告康峰公司的，从付款凭证的金额来看，被告康峰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有零头非整数，被告冠峰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都是整数。 4.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原告与被告冠峰公司）对账明细表1份，证明一、被告冠峰公司2018年拖欠原告106882.68元，截至2019年8月20日被告冠峰公司欠款金额为221490.86元；二、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向被告冠峰公司开票113950.13元；于2019年4月27日向被告冠峰公司开票228527.20元，于2019年5月27日向被告冠峰公司开票181196.30元，于2019年6月29日向被盖冠峰公司开票61272元，于2019年8月15日向被告冠峰公司开票18335.55元；三、被告冠峰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原告28683元，2019年4月20日支付原告60000元，于2019年5月9日、6月24日、2019年7月11日、于2019年8月19日共4次向原告支付款项每笔均为10万元。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案外人龚华海并非其公司员工。 5.发票9份（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由原告洪波公司开具给被告冠峰公司）、被告冠峰公司支付凭证6份，该组证据可与证据4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发票，被告冠峰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对该组证据的支付凭证都予以认可，对发票，只认可2019年5月27日开具的2份发票（开票金额分别为90598.15元、90598.15元）和2019年6月29日开具的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金额为61272元），对其余6份发票，被告冠峰公司代理人称需要庭后与当事人核对，于七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供质证意见。 6.微信聊天记录1份（聊天双方分别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与被告业务联系人龚某某）、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于2019年11月14日进行对账，确认被告冠峰公司拖欠原告货款221490.86元，被告康峰公司拖欠原告货款154792元，约定上述欠款由两被告共同偿还，并对以后合作的付款方式等内容也进行了约定。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龚某某并非其公司员工，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认定。 7.银行自助回单1份（2019年11月24日），证明在被告冠峰公司在与原告签订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后，于2019年11月24日按照合作协议向原告支付货款5万元。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被告冠峰公司都是按照被告康峰公司的指令向原告付款的，至于被告康峰公司与被告冠峰公司是如何约定的，被告冠峰公司不清楚。 8.送货单2份（送货日期分别为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27日、2019年12月5日开具的发票1份、QQ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聊天双方为原告业务经理蒋某（庭后原告在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与被告昌姐聊天的人员为徐某）与两被告共同的负责人昌某某】，证明案涉藤条加工协议签订后，原告开始向被告供第一批货，供货金额为52763.10元，该组证据可以印证案涉藤条加工协议的真实性。 经质证，被告冠峰公司称聊天记录中对账单的接收方都是被告康峰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其无法核实，由法院认定；对于发票，未收到康峰公司指令，因此尚未付款；昌姐应该是被告康峰公司的员工，与被告冠峰公司无关；QQ聊天记录中显示的都是原告洪波公司与被告康峰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原告和被告康峰公司，被告冠峰公司虽使用过原告的产品并向原告支付过货款，但都是通过被告康峰公司完成的，被告冠峰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没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冠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转账凭证3份，证明被告冠峰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1日向原告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9年8月19日又向原告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9年11月24日再次向原告转账5万元。 经质证，原告称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与其提供的证据5中的支付凭证相吻合，恰好可以印证原告提供的明细表与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的真实性。 被告康峰公司未提供证据，亦未到庭质证。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3经本院庭后核实，均与原件一致，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4虽系原告单方制作，但该证据可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5，经本院庭后与原件核对一致，庭审中被告冠峰公司称只认可2019年5月27日开具的2份发票（开票金额分别为90598.15元、90598.15元）和2019年6月29日开具的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金额为61272元），对其余6份发票，其代理人称需要庭后与当事人核对，于7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供质证意见，但其至今也未向本院提供，故本院对该组证据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系打印件，经本院庭后与原告手机原始载体核对相一致，且经本院现场使用原告法定代表人手机转账操作，微信号为“G×××”,昵称为“龚某某”的微信使用者转账信息也的确显示为“**海”，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其中该组证据中的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所载明的被告冠峰公司、康峰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5以及本院查证的发票认证抵扣情况相对比后金额基本吻合，故本院对两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该协议上其余内容不予认定，具体理由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原告提供的证据7系复印件，经本院庭后核对与原件相一致，且被告冠峰质证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8中的2份送货单与2019年12月5日的发票，经本院庭后均与原件核对一致，但该对账单与2019年12月5日所开对应金额的发票，经本院查证并未认证、抵扣，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8中的QQ聊天记录系打印件，其聊天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5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冠峰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自2018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3月28日，原告洪波公司分别向被告康峰公司开具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为2018年11月27日1份，开票金额12302.5元；2018年12月27日开具2份，开票金额均为77396.05元，合计金额为154792.10元；2019年3月28日开具2份，开票金额均为69596.81元，合计金额为139193.62元，上述发票金额累计306288.22元。 被告康峰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向原告支付11396元，于2019年8月1日向原告支付139193元，合计150589元。 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2019年12月5日，原告洪波公司分别向被告冠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分别为：2018年10月25日1份，开票金额28683.35元；2018年12月31日1份，开票金额78200元；2019年3月28日1份，开票金额113950.13元；2019年4月27日3份，其中2份开票金额均为76178.99元，另1份开票金额为76179.22元，合计开票金额228537.20元；2019年5月27日开具2份，开票金额均为90598.15元，合计金额181196.30元；2019年6月29日1份，开票金额为61272元；2019年8月15日1份，开票金额为18335.55元；2019年12月5日1份，开票金额为52763.10元。 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2019年11月24日，被告冠峰公司共8次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分别为2019年1月25日支付28683元，2019年4月20日支付6万元，2019年5月9日支付10万元，2019年6月24日支付10万元，2019年7月11日支付10万元，2019年8月19日支付10万元，2019年11月24日支付5万元，累计支付538683元。 另查明，上述原告向被告康峰公司开具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经税务部门认证、抵扣；原告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2019年8月15日金额为18335.55元的发票和2019年12月5日金额为52763.10元的发票未予认证、抵扣。 又查明，原告提供的自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11月27日的11份送货单，均载明：收货单位为“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其中2019年1月22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9×1.16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6598.6，单价11.5，备注201件，超重实收5847.6公斤”，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67247.40元。2019年3月9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9×1.16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2019.90，单价11.5；HB6752扁藤，规格9×1.16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2000，单价11.5；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2474.70，单价11.5，备注200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75377.90元。2019年3月19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10144.8，单价11.5，实收10082公斤备注314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115943元。2019年1月至3月，合计送货金额258568.30元（67247.40元+75377.90元+115943元=258568.30元）。 2019年4月3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1820.1，单价11.5；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8063.7，单价11.5，实收8003.7公斤，备注300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112973.7元。2019年4月22日，送货单显示“HB6863扁藤，规格8×1.2mm，颜色棕色，单位KG，数量2170.3，单价11.5，实收2157.5，备注64件；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7896.5，单价11.5，实收7891.5，备注241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115563.5元。2019年4月,合计送货金额为228537.20元（112973.7元+115563.5元=228537.20元）。 2019年5月9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4051.4，单价11.5，实收4026.6公斤，备注124件；HB6863扁藤，规格8×1.2mm，颜色棕色，单位KG，数量2204.1，单价11.5，实收2190.0公斤，备注66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71501.25元。2019年5月18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9×1.15mm，颜色黑灰，单位KG，数量9594.1，单价11.5，实收9538.7公斤，备注277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109695.05元。2019年5月合计送货金额为181196.30元（71501.25元+109695.05元=181196.30元）。 2019年6月17日，送货单显示“HB6752扁藤，规格8×1.2mm，颜色棕色，单位KG，数量5360，单价11.5，实收5328公斤，备注163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61272元。 2019年7月24日，送货单显示“HB8126，规格8×1.1mm，颜色黑色压花藤，单位KG，数量1349.5，单价9.5，实收1341.5公斤，备注40件；扁藤，规格8×1.1mm，颜色棕色，单位KG，数量489.4，单价11.5，实收486.2公斤，备注16件”，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18335.55元。 2019年11月8日，送货单显示“HB8126，规格8×1.1mm，颜色黑色压花藤，单位KG，数量135，备注5件，实收134公斤，单价9.5.金额1273”，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1273元。2019年11月27日，送货单显示“HB6752黑灰扁藤，规格9×1.15mm，单位KG，数量4505.8，备注142件，实收4477公斤，单价11.5.金额51490.1”，经核算该单送货金额为51490.1元。2019年11月合计送货金额52763.10元（1273元+51490.10元=52763.10元）。 再查明，2019年11月12日上午，微信号为“G××”,昵称为“龚某某”的微信使用者向原告洪波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建根发送微信消息：“康峰和冠峰加一起的付款计划呀，45天时送货开始算起的啊”，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回复：“公司分二家的，我下午做一个计划给你，二家的账单确认了吗？”“龚某某”称：“这个你让财务和我湖州那边确定下就好了，对好了你看咋做就咋做吧”。同日下午，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向“龚某某”发送微信：“龚总，你看一下，这是我重新拟定的协议，可以的话，你连对账单一起盖章给我”。“龚某某”回复：“第一批和第二批付款太多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回复：“你看看欠款时间吧，真的可以了……”2019年11月14日，“龚某某”通过微信将加盖有被告冠峰公司、康峰公司的《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发送给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该《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载明：“经过买卖双方友好协商，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与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购货协议如下：1.双方在本期合作过程中，以互助互利的原则，取得双方同意。2.本期双方合作，付款约定：货到开13%专票后满60天付款。3.供货方必须按照买方的合同要求配合供货，订制加工产品需方一定要给供方合理的生产加工周期，供需双方达成交货时间由需方上门提货，否则产生的损失由供方承担。4.上期湖州冠峰欠款洪波塑胶221490.86元，湖州康峰欠款龚波塑胶154792元（该金额为涂改后手写字体，原打印字体金额为155699.92元）附对账单两份，双方约定正常下单合作后45天付清，具体如下：第一批下单提第一批货前付50000元，第二批11月30日付80000元，第三批12月15日付100000元，第四批2020年1月5日前付清，落款需方处打印有“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字样，并加盖有“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和另外一枚公章（仅可以看清有湖州……具……字样，其余字体无法识别），落款供方处打印有“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字样，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 最后查明，【ＱＱ昵称：转角、遇见你，号码：×××】的使用者与【ＱＱ昵称为康峰，号码：×××（青海跃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25日，“转角、遇见你”向“康峰”发送消息发送1份名称为“康峰10月对账单”的ｅｘｃｅｌ表格，“康峰”回复：“这个是对的”。“转角、遇见你”回复：“好的，我今天开掉，开康峰吧”，“康峰”回复：“冠峰”。2019年4月26日，“转角、遇见你”向“康峰”发送“湖州康峰4月对账单”的ｅｘｃｅｌ表格1份，并称：“昌姐，你空了对下”。“康峰”回复：“好的”，并接收了该表格。2019年4月27日，“康峰”向“转角、遇见你”发送消息：“就是袋子没扣”。“转角、遇见你”回复：“好的，我今天开掉，开冠峰还是康峰啊”；“康峰”回复：“冠峰……以后都是冠峰”。 庭审中，原告称龚某某是被告冠峰公司与被告康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最先与被告康峰公司做生意，后龚某某称其又开了另外一家冠峰公司，故之后开始与被告冠峰公司、康峰公司一起做生意；另，ＱＱ昵称：转角、遇见你、号码：×××的使用者系其公司财务人员徐某，ＱＱ昵称为康峰、号码为×××（青海跃兰）的使用者是被告康峰公司人员昌某某。 根据本院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的结果，被告康峰公司历史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3年12月3日，昌某某和龚某某各出资15万元，占被告康峰公司各50%股份，其中昌某某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或经理，龚某某为监事；2017年2月22日，被告康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昌某某变更为茹雪友。龚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有2家，分别为固始县海跃家具有限公司【2019年1月2日登记注册，住所地：河南省固始县××乡街道，公司股东有2人，分别为龚某某（持股比例51%），昌某某（持股比例49%）】、杭州虎翼家具有限公司【2010年8月6日登记注册，公司股东有2人，分别为龚某某（持股比例70%）、昌某某（持股比例30%）】。 2020年4月18日，手机号码为186××××5279的号码向本院拨打电话（0573-8318××××），对方自称是被告冠峰公司法定代表人昌卫国，称龚某某大约于2017年曾在冠峰公司工作，被告康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茹雪友以后，龚某某就到被告康峰公司工作，双方再无其他往来，只是两家公司的住所地在一起，现被告冠峰公司已搬迁至河南省信阳市。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的买方究竟是被告康峰公司还是被告冠峰公司和被告康峰公司。二、买方尚欠卖方即的货款金额是多少。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的《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虽然为打印件，但其上加盖有被告冠峰公司的公章，现被告冠峰公司辩称与原告无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仅仅是从被告康峰公司处拿了原告的货物，故而由原告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了发票，其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自2018年10月25日开始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曾陆续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开票时间，其中前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税务部门认证、抵扣，仅后2份，即2019年8月15日金额为18335.55元和2019年12月5日金额为52763.10元的两份发票未予认证抵扣。经核算，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原告累计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的10份发票，金额为710174.53元；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被告冠峰公司共6次向原告支付货款，累计支付488683元；两项相减可得，截至2019年11月14日，被告冠峰公司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221491.53元。该金额与藤条加工协议上载明的“上期湖州冠峰欠款洪波塑胶221490.86元”金额基本相符。自2018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3月28日，原告陆续向被告康峰公司开具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累计开票金额为306288.22元；被告康峰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2019年8月1日分别向原告支付11396元、139193元，合计150589元，两项相减可得，被告康峰公司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155699.22元，该金额与藤条加工定做合作协议上载明的未涂改前“湖州康峰欠款洪波塑胶155699.22”的金额完全一致，与涂改后手写的154792元金额也基本相符。由此可以认定，案涉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所反映的被告冠峰公司与被告康峰公司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是存在的。现原告提供了其分别向被告冠峰公司、康峰公司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开给被告康峰公司的发票均已经认证、抵扣，开给被告冠峰公司的仅最后2份发票未予认证抵扣，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中也加盖有被告冠峰公司的公章，且被告冠峰公司实际上也按照合作协议于2019年年11月24日向原告支付了一笔5万元货款，综合上述情况足以认定，被告康峰公司与被告冠峰公司是认可原告的供货行为的，因此，本案所涉藤条购买方应为被告康峰公司与被告冠峰公司两家。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冠峰公司当庭否认龚某某系其公司员工，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案涉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的《藤条加工订制合作协议》的确系由龚某某通过微信发送给了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经本院庭后使用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的手机现场操作，该微信的实名认证信息也的确显示为“＊＊海”，在龚某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2019年11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龚某某明确称：“康峰和冠峰加一起的付款计划呀，45天时送货开始算起的啊”；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回复：“公司分二家的，我下午做一个计划给你，二家的账单确认了吗？”龚某某称：“这个你让财务和我湖州那边确定下就好了，对好了你看咋做就咋做吧”。当日下午，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建根向龚某某发送微信：“龚总，你看一下，这是我重新拟定的协议，可以的话，你连对账单一起盖章给我”。龚某某回复：“第一批和第二批付款太多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回复：“你看看欠款时间吧，真的可以了……”根据该协议载明的内容：“第一批下单提第一批货前付50000元”，被告冠峰公司的确在此次对账后的2019年11月24日又向原告支付了5万元。另，根据原告提供的其公司财务人员徐某（ＱＱ昵称：转角、遇见你，号码：×××）与被告康峰公司员工【ＱＱ昵称：康峰，号码：×××（青海跃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25日，“转角、遇见你”询问“康峰”：“好的，我今天开掉，开康峰吧”，“康峰”回复：“冠峰”。2019年4月27日，“转角、遇见你”询问：“好的，我今天开掉，开冠峰还是康峰啊”；康峰回复：“冠峰……以后都是冠峰”；再结合原告提供的发票，原告的确自2019年4月27日之后所开发票均是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并未再向被告康峰公司开具。因此，无论龚某某是否系被告冠峰公司员工，两被告均应对各自已认证抵扣发票对应的金额扣减已支付的金额得出的剩余货款分别承担付款义务。另，因原告提供的其于2019年8月15日、2019年12月5日向被告冠峰公司开具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金额分别18335.55元、52763.10元），被告冠峰公司未予认证抵扣，且对应的送货单上又无被告冠峰公司签字确认，故对原告主张的该2份发票对应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被告康峰公司应支付原告的货款金额，本院按154792元予以支持；对被告冠峰公司应支付原告的货款金额，本院按153155.98元（28683.35元＋78200元＋113950.13元＋228537.20元＋181196.30元＋61272元-28683元-6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5万元＝153155.98元）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对拖欠货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因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冠峰公司与康峰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故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因两被告未及时向原告支付货款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分别由被告康峰公司以154792元为基数，由被告冠峰公司以153155.98元为基数，均自起诉之日（2020年1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康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不答辩和提供证据，视为放弃一审抗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货款15479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54792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货款153155.9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53155.98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120元，合计8340元，由原告嘉兴市洪波塑胶有限公司负担469元，被告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负担3695元，由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负担4176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湖州康峰家具有限公司、湖州冠峰家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铁鹰 人民陪审员  富建英 人民陪审员  刘国光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陈 浩 书 记 员  吴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