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8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男，196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游继彪，男，195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红秀，女，197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神兵，广东惟通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雨，男，198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唐晓东，男，198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审被告：李晓莎，女，198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鼎职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平安金融中心B103。法定代表人：高雨。上诉人王**、游继彪因与被上诉人梁红秀、原审被告高雨、唐晓东、李晓莎、深圳市中鼎职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游继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梁红秀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高雨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庭参加诉讼，导致本案的关键事实调查不清，一审判决仅凭梁红秀的片面陈述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一、梁红秀一审主张其1000000元是投资给中鼎公司用于“包装上市”的，但王**、游继彪从未从高雨或其他股东处听说过包装上市的说法，根本不存在中鼎公司包装上市的投资项目。二、高雨可证明，2015年4月初高雨与梁红秀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口头协议，梁红秀夫妇愿意支付高雨1000000元，唯一的商业目的是用于购买高雨所持有的中鼎公司4%的股权，每股250000元。高雨在确定收到1000000元后，于2015年12月14日与梁红秀共同在工商登记管理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将高雨名下4%的股权变更至梁红秀名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三、梁红秀一审当庭提交付款凭证，显示其于2015年12月31日向中鼎公司转账支付98000元，梁红秀主张此款正是中鼎公司注册资本2450000元的4%，以此证明98000元才是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并非股权转让款。但是，如果98000元是股权转让款，那么股权转让款应该支付给出让股东，而不是支付给中鼎公司。且，梁红秀隐瞒重要事实，即梁红秀向中鼎公司支付的98000元，系高雨于2015年12月30日先向梁红秀转账的98000元。中鼎公司企业类型原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高雨是唯一股东和投资人，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015年12月14日，高雨向包括梁红秀在内的新股东出让股权，所有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根据自己的受让份额，按照公司注册资本2450000元的相应比例做了投资款的操作，即先由高雨转款给新股东，再由新股东转款给公司，用作注册资本，高雨、游继彪、王**、李晓莎、唐晓东的银行转账记录可证明上述事实。故梁红秀转账支付给中鼎公司的98000元，仅是表面上用以投资中鼎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2450000元股权的4%，但事实上，4%的股权的实际成交价是1000000元。四、游继彪提交的（2017)粤0304民初5106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15218号民事判决书可证明游继彪与梁红秀在同一时期向高雨以每股250000元的价格溢价购买公司股权，游继彪以总价3000000元购买12%股权，梁红秀以1000000元的价格购买4%股权。即使游继彪的抗辩主张未能得到一审判决的采信，那么，根据高雨证明的事实，及新发现的梁红秀隐瞒98000元往来款的事实，足以证明游继彪的抗辩主张属实。五、梁红秀以1000000元的价格受让高雨持有的中鼎公司4%股权，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是出让人高雨与受让人梁红秀双方的真实意思，其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至于如何处置该股权转让款则是高雨的权利，高雨将其作为业务提出或投资回报，在高雨本人与其他参与经营的股东间进行分配，是高雨的合法权利，并未损害梁红秀的权益。梁红秀要求高雨及参与分配的股东退还该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依法改判。梁红秀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于1000000元投资款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二、王**、游继彪所称的98000元款项是由梁红秀自行支付，与他人无关。高雨、中鼎公司述称：一、98000元是高雨按照股权比例统一向每位股东转账的款项，金额分别是他们出资比例的金额，根据梁红秀的出资比例，梁红秀收到的款项就是98000元。二、梁红秀支付的1000000元是购买中鼎公司股权的款项。三、高雨与梁红秀之间存在一份转让协议，因统一保管在原始文件柜中，因钥匙丢失，需经全体股东达成一致才能强行打开获得相关证据。唐晓东、李晓莎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梁红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雨、唐晓东、王**、李晓莎、游继彪、中鼎公司连带返还梁红秀投资款894400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款之日止（暂计算2015年4月13日至2018年3月1日的利息共计122495元），共计101689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红秀与唐晓东系同学关系，经唐晓东推荐介绍，梁红秀同意投资1000000元，用于中鼎公司包装上市。2015年4月13日，梁红秀丈夫邓某从其银行账户提取了1000000元现金。同日，梁红秀夫妻在中鼎公司会议室将该1000000元现金交给高雨。高雨收款后未向梁红秀开具收据，也未将1000000元现金存入中鼎公司的银行账户。梁红秀夫妻离开现场后，高雨当场决定将梁红秀的100万元投资款以业务提成和投资回报的名义进行私分，其中高雨分得598400元，唐晓东分得155200元，王**分得52800元，李晓莎分得35200元，游继彪分得52800元，案外人黄某分得35200元，案外人温某分得35200万元，案外人蒋某分得35200元。此后，梁红秀从李晓莎处获悉自己的投资款被私分的事实，梁红秀对此十分不满，随即向高雨等人提出收回投资款的请求。2017年6月4日，在中鼎公司召开的股东交流大会上，高雨、游继彪及案外人温某和蒋某等人迫于梁红秀和其他股东的压力，承诺将自己分得的投资款退还梁红秀。次日，案外人温某和蒋某履行了退款承诺，分别将自己分得的投资款各35200元退还梁红秀，高雨、唐晓东、王**、李晓莎、游继彪则拒绝向梁红秀退款。本案诉讼期间，梁红秀提供了其用手机拍摄的2017年6月4日中鼎公司股东交流大会的现场视频，显示部分人员同意退还梁红秀的投资款，案外人蒋某也出庭作证，确认上述视频的真实性，并证实高雨、游继彪在中鼎公司股东交流大会上同意退还梁红秀的投资款。2017年6月11日，梁红秀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报案，控告中鼎公司涉嫌犯集资诈骗罪。2017年8月17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向梁红秀作出编号为深公福不立字（2017）00063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决定不予立案。中鼎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注册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高雨作为唯一股东和投资人，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2015年12月14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中鼎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000000元增加至2450000元。企业类型由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由1人增加至30人，但高雨仍是第一大股东，并继续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次股权变更登记后，梁红秀与王**、李晓莎、游继彪及案外人温某、蒋某等人共同成为中鼎公司的股东，其中梁红秀出资9.8万元，持有中鼎公司4%的股权。游继彪主张梁红秀交付给高雨的100万元涉案款项并非中鼎公司包装上市项目的投资款，而是梁红秀向高雨购买中鼎公司4%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理由是同一时期游继彪也曾出资3000000元向高雨溢价购买中鼎公司12%的股权，梁红秀不可能仅出资98000元就平价购买中鼎公司4%的股权。为此，游继彪提供了一审法院审理游继彪与高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后作出的（2017）粤0304民初51067号民事判决作为证据，该判决认定2015年游继彪斥资3000000元从高雨处购买中鼎公司15%的股权，双方于2015年12月14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游继彪分多笔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9月1日。梁红秀对游继彪的上述事实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其交付给高雨的100万元涉案款项与股权转让无关，其受让中鼎公司4%股权的对价为98000元，该98000元股权转让款已另行支付给中鼎公司，为此，梁红秀提供了一份民生银行的“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以下简称“付款凭证”）作为证据，该付款凭证显示梁红秀于2015年12月31日向中鼎公司转账支付98000元，转账附言为“投资款”。本案诉讼期间，唐晓东认为梁红秀提供的2017年6月4日中鼎公司股东交流大会的现场视频的声音及图像模糊，系经过后期剪辑制作的虚假证据，且唐晓东本人未出现在视频当中，故申请鉴定，因该视频拍摄连贯流畅，不存在后期剪辑制作的痕迹，且该视频真伪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一审法院未准许唐晓东的鉴定申请。以上事实，有不予立案通知书、民事判决书、付款凭证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梁红秀出于商业目的向中鼎公司投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投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梁红秀以现金方式向中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雨交付投资款后，高雨违反财务制度，未将梁红秀的投资款存入中鼎公司的账户，并且未经梁红秀同意，擅自决定以业务提成和投资回报的名义进行私分，由于中鼎公司未将梁红秀的投资款用于约定的投资项目，此举构成严重违约，中鼎公司应将梁红秀的投资款悉数返还梁红秀。参与私分梁红秀投资款的高雨、王**、游继彪、李晓莎、唐晓东并非投资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取得梁红秀投资款的合法根据，应在各自分得投资款数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游继彪辩称梁红秀交付的1000000元投资款系受让中鼎公司4%股权的转让款，但梁红秀补交的付款凭证显示，其已于2015年12月31日另行向中鼎公司转账支付98000元，转账附言为“投资款”，且转账数额98000元正好是中鼎公司注册资本2450000元的4%，由此可以证明梁红秀交付的1000000元投资款并非股权转让款，游继彪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深圳市中鼎职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红秀返还投资款894400元，并应自2015年4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赔偿梁红秀经济损失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高雨、唐晓东、王**、李晓莎、游继彪应分别在598400元、155200元、52800元、35200元、52800元范围内对上述投资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并在各自责任范围内连带赔偿梁红秀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以各自分得的投资款为基数，自2015年4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三、驳回梁红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952元（已由梁红秀预交），由高雨、唐晓东、王**、李晓莎、游继彪、中鼎公司连带承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游继彪提交以下证据：一、2019年7月12日，高雨与游继彪、案外人黄某的电话通话录音，拟证明游继彪和案外人黄某在通话中反复向高雨确认梁红秀1000000元问题。高雨在通话中确认涉案1000000元是梁红秀购买中鼎公司4%股权的对价，该4%的股权是从原有股东按份额出让给梁红秀，所以高雨主张其收到1000000元后，按照原有股东按份额出让的股权向原有股东进行支付。高雨向游继彪、案外人黄某证实98000元是工商登记显示的注册资金4%的股权，是由高雨先转账给梁红秀，再由梁红秀作为增资款转给中鼎公司。二、游继彪、王**的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游继彪的294000元于2015年12月30日由高雨转给游继彪，2015年12月31日再由游继彪转至中鼎公司。王**的款项于2015年12月30日由高雨向王**转账147000元，由王**转至中鼎公司。所有的增资股东所谓的股本金均是如此操作。梁红秀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王**、游继彪并未提供原始载体予以核实，从录音翻译文字的情况可知，王**、游继彪对内容进行截取，且高雨是本案被告之一，双方存在串通的可能，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使用。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是王**、游继彪与高雨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无法证实证明目的。高雨、中鼎公司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转账恰好可以证明高雨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给王**、游继彪，再由王**、游继彪转账给中鼎公司。梁红秀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一、梁红秀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对账单显示梁红秀于2015年12月31日向中鼎公司转账的98000元，系由梁红秀丈夫邓某转账的50000元及高雨备注“借款”的48000元构成，拟证明梁红秀是以自己的资金转账给中鼎公司。二、梁红秀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在向中鼎公司转账98000元之前，高雨骗取梁红秀资金的事实。王**、游继彪质证认为：一、对梁红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关联性存疑，高雨给梁红秀转账98000元的证据有待法庭向高雨调查证实。高雨质证认为：对梁红秀提交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高雨只是以借款的名义向梁红秀转账，但高雨向每位股东都转账支付了相应的增资款，实际股权转让款是1000000元。高雨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一、高雨银行对账单，拟证明高雨向包括梁红秀在内的所有股东转账，各股东在中鼎公司注册的增资款；二、中鼎公司银行对账单，拟证明包括梁红秀在内的所有股东将高雨转账的款项转至中鼎公司账户，用于各股东在中鼎公司注册的增资款；三、《市场合作协议-关于签订协议的说明》，拟证明至2015年4月30日，中鼎公司的股权价值为每股100万元；四、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拟证明梁红秀确认自己是按公司估值25000000元受让了4%的中鼎公司股权，即1000000元受让了中鼎公司4%的股权；五、中鼎公司纳税证明，拟证明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中鼎公司的纳税额为515727.15元，与中鼎公司估值50000000元是匹配的。六、高雨分别与唐晓东、案外人黄某签订的《股权转让确认书》，拟证明股权转让的对价。梁红秀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梁红秀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可见，梁红秀向中鼎公司转账的98000元并非全部来自高雨，且高雨在转账过程中明确该款项为借款。其次，游继彪提供的录音证据可知，高雨向各股东转账的款项均为各投资人的款项，并非高雨出具的资金。最后，综合（2018）粤03民终21822号案件证据，均认为中鼎公司所称股价溢价投资与事实不符，均认可广州市昊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入股中鼎公司的出资额为24500元，持股比例为1%，与梁红秀所主张的事实一致。二、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所附的空白签章页无法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且未加盖骑缝章，不符合一般的商业交易习惯，另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也对此不予认可。三、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会议纪要仅有签章页，参会人员并未在每一页笔录下方签字确认，不具备真实性，且高雨存在让董事会成员签署空白签章页的惯用伎俩。四、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缴税记录与估值无必然联系，无法证明中鼎公司的市场估值。五、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一，合同的签订主体均为本案被告，相互存在利害关系；第二，高雨与其他受让人签订了高倍溢价出让股权的《股权确认书》，但并未与梁红秀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公司增资协议；第三，高雨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签章处与合同主体内容相连，与其提交的证据三、四附加签章页的习惯不同，无法确认真实性；第四，唐晓东中途被高雨开除离开中鼎公司，唐晓东自始至终都不是公司股东，在一审中唐晓东也陈述自己是一个试用期的员工，工商登记信息也没有反映唐晓东是股东，并无股份款项缴纳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王**、游继彪二审提交的通话录音，并未提供原始载体予以核实，无法确认内容的连贯性与真实性，即便该通话录音内容真实，亦仅属于高雨与游继彪的陈述，本院依法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王**、游继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高雨与案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确认书》及中鼎公司纳税证明，均不属于新的证据，且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三、高雨提交的银行对账单显示高雨于2015年12月31日向梁红秀转账48000元，梁红秀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亦显示该笔款项，但该款项摘要显示为“借款”，同日，梁红秀将高雨该款项及其丈夫邓某转账的50000元一并向中鼎公司转账支付98000元。四、高雨提交的《市场合作协议-关于签订协议的说明》中，签字盖章页均在空白页，并未加盖骑缝章，本院作出的（2018）粤03民终21822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该说明与该案案涉的《市场合作协议》（编号ZDS1512001）及《征询函》内容均不符，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五、高雨提交的2016年1月28日董事会会议纪要，签名页均在空白页，并未加盖骑缝章。该会议纪要内容显示：“议题八：关于估值增长过慢如何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于某提出按4月份的估值，为什么梁红秀是4%股权？董事长高雨解释是老股东按2500万的估值转让给梁红秀的，而且所有增资款高雨个人转给各股东，所以不存在估值和出资比例不统一的问题。梁红秀：那不对，去年十月份董事会的时候高雨要收回未出资到位的股权时，我就已经说过，我是从他们老股东那老股转让的，王**你当时还替于某签的会议纪要的名，你不在现场，你没资格说话。你现在提出来是什么意思，是让我按照2500万以上估值补交吗？于某：我只希望各位股东不要在估值和出资上犯错误……”。六、高雨确认其于2015年4月13日收到梁红秀交付的1000000元现金，并将款项向高雨、唐晓东、王**、李晓莎、游继彪、案外人黄某、案外人温某、案外人蒋某进行分发。2017年6月5日，案外人温某、案外人蒋某将自己分得的款项共计70400元退还梁红秀。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梁红秀出于商业目的向中鼎公司投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符合投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涉案1000000元系股权受让款还是投资款的问题。王**、游继彪、高雨及中鼎公司主张梁红秀交付的1000000元系受让中鼎公司4%股权的转让款，梁红秀则主张其已于2015年12月31日向中鼎公司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98000元，涉案1000000元系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王**、游继彪、高雨主张通过高雨先向各股东转账再由各股东向中鼎公司转账的方式支付中鼎公司增资款，而实际的股权转让款另行支付，故梁红秀支付的98000元来自高雨，并非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王**、游继彪的银行转账记录虽显示了其向中鼎公司支付款项的方式，但并不当然及于梁红秀，亦不足以证实梁红秀支付的98000元不属于股权转让款。梁红秀提交的银行对账单显示，高雨仅向梁红秀转账48000元，与梁红秀向中鼎公司转账支付的“投资款”98000元数额不符，且高雨在转账中摘要信息中列明为“借款”，而王**、游继彪与高雨的款项中则并无此显示，与高雨所称均通过同样方式支付增资款的主张明显不符，在高雨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情况下，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王**、游继彪、高雨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高雨及中鼎公司提交《市场合作协议-关于签订协议的说明》，合同各方的签字盖章页均在空白页，并未加盖骑缝章，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中鼎公司股权价值为每股1000000元，亦无法印证王**、游继彪、高雨及中鼎公司关于梁红秀所支付的1000000元系受让4%股权转让款的主张。相反，梁红秀关于其向中鼎公司支付的98000元系受让4%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与本院（2018）粤03民终2182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关于中鼎公司1%股权24500元的认定相符。再次，高雨提交的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签字页均在空白页，并未加盖骑缝章，且内容显示梁红秀并不认可按照中鼎公司25000000元的估值受让股权，故该会议纪要不足以证明梁红秀交付的1000000元系股权受让款。最后，中鼎公司的商事登记及备案信息登记单中注明，梁红秀的出资额为98000元，持股比例为1%，与王**、游继彪、高雨所称的1000000元系中鼎公司4%股权对价的主张明显不符，王**、游继彪、高雨亦未能提交相应的股权转让或公司增资协议等相关文件，且未能与其他证据相对应。综上，王**、游继彪、高雨及中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未能形成证据链，其关于1000000元系受让中鼎公司4%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梁红秀交付的1000000元系投资款，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投资款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梁红秀向高雨交付投资款后，高雨违反财务制定，擅自决定将款项予以分发，未将投资款用于约定的投资项目，属严重违约，梁红秀请求中鼎公司返还投资款的主张，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参与私分梁红秀投资款的王**、游继彪、高雨、唐晓东、李晓莎并非投资合同的当事人，并无取得梁红秀投资款的合法依据，应在各自分得投资款数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王**、游继彪主张其所得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但根据上述认定，梁红秀交付的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亦无证据显示王**、游继彪为中鼎公司原股东，更无证据显示王**、游继彪的原持股比例，故王**、游继彪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王**、游继彪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2元，由上诉人王**、游继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