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3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世勇，男，汉族，1980年5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红，广东江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志成，男，汉族，1965年9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联平，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钟兴亚，男，汉族，1983年11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代世勇、向志成因与原审第三人钟兴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8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代世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郭艳红，上诉人向志成及其委托代理人蒋联平到庭参加了调查，原审第三人钟兴亚没有到庭参与庭审。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对本案进行第二次法庭调查，上诉人代世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郭艳红、上诉人向志成的委托代理人蒋联平、原审第三人钟兴亚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代世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向志成向代世勇偿还尚欠借款本金80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向志成向代世勇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80万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7月18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向志成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代世勇与向志成之间的借贷纠纷，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钟兴亚作为代世勇的代理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2017年8月份前后，案外人叶某甲委托向志成借贷，向志成通过钟兴亚认识代世勇并向代世勇筹借资金，《借款合同》及《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均可以确认代世勇系法律意义上的出借人，向志成是明确的借款人。而钟兴亚是受向志成委托找到代世勇筹借款项，实际系向志成的担保人，代世勇联系不上向志成时，只能通过钟兴亚联系向志成，虽然在合同上并未予以注明。且根据钟兴亚提供的《居间服务合同》中明确作为居间方介绍借贷，收取了向志成每月2%的居间服务费，由此可以看出钟兴亚并非代世勇的代理人，且向志成对钟兴亚的居间角色完全知情。二、款项出借后，代世勇一直与向志成联系还款，向志成只通过钟兴亚的账户向代世勇支付过部分逾期利息，向志成从未直接向代世勇账户支付过任何款项，也从未以其个人账户向钟兴亚支付款项。本案所涉及所有还款均是由案外人叶某甲等人支付给钟兴亚的，与本案无关。三、钟兴亚提供了《居间服务合同》，向志成及钟兴亚均在上述《合同》上签字确认，签署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代世勇对向志成与钟兴亚之间关于居间费用均不知情，且代世勇每月收取的利息金额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36%利息标准。无论《居间服务合同》是否属于倒签，这是向志成与钟兴亚之间，甚至是与案外人叶某甲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证据明确的情况下仍然对向志成与钟兴亚之间居间服务合同关系视而不见，转而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无故认定钟兴亚是代世勇的代理人，其收取了案外人的所有款项均为本案还款，对代世勇不公平，且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1、一审认定的本案所涉所有还款均系案外人叶某甲转账支付至钟兴亚名下账户的，向志成每月通过案外人还款的行为从未通知过代世勇。2、代世勇从未向向志成出具过任何书面的《委托书》委托钟兴亚收取还款，且向志成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代世勇曾经委托钟兴亚收取款项。向志成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在《居间服务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已经可以确定向志成清楚每月支付的3%系作为利息，2%系作为居间服务费给钟兴亚，而非偿还给代世勇的本金。3、向志成是通过叶某甲还款，叶某甲又通过钟兴亚还款，其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代世勇并不知情也未曾参与，如若钟兴亚收取的款项均认定为代世勇领取的款项，代世勇怀疑是其三者之间恶意串通，意图使得案涉房屋抵押效果形同虚设，最终导致代世勇无法实现债权，给代世勇造成极大不公。4、现普遍存在居间介绍借贷的社会现象，如果向志成与钟兴亚二者之间违背契约精神，对于超过36%的利息标准予以返还，也应当是其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该部分款项未经过代世勇的账户，代世勇未参与其二者之间的居间法律关系，代世勇不可能也不会将该部分银行流水作为起诉钟兴亚偿还款项，因为代世勇与钟兴亚之间并不存在主张其返还款项的法律关系。一审臆想钟兴亚作为代世勇的代理人，让代世勇自行向钟兴亚主张向志成支付的超过36%标准的利息差额，忽视了法律关系的相对性以及代世勇作为社会大众，不可能搜集得到向志成与钟兴亚之间所有往来明细及法律关系，更何况其二人还涉及案外人叶某甲等人。因此，代世勇认为，即使存在该部分金额，也不应直接认定为对代世勇的直接还款，而应由向志成与钟兴亚及案外人叶某甲等人之间自行处理，与代世勇无关。代世勇与钟兴亚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存在委托关系。相反，向志成与代世勇存在借贷关系，与钟兴亚及案外人叶某甲之间存在居间关系，其主张超付的利息标准应当自行向钟兴亚主张，该超过部分代世勇并未领取，直接予以抵扣对代世勇造成极大不公。另，代世勇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本案中，代世勇是与向志成之间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按照合同约定，向志成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至于其支付给钟兴亚的费用是属于居间服务费还是其他性质款项，均应由其双方自行解决，与代世勇无关。上诉人向志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代世勇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本案借款本金为80万元是错误的。向志成在收到借款后就取现40000元及1000元现金，共计41000元给了代世勇，向志成已经提交了相应的取款凭证。代世勇在庭审中陈述，钟兴亚在2017年8月17日向其给付一笔现金好处费20000元，间接证明向志成在借款当天以现金支付的方式给付代世勇，否则钟兴亚没有理由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的时候就向代世勇支付款项。向志成在庭审时确实对41000元交付过程陈述有差别，但这是由于记忆误差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本案的借款是叶某甲所借，向志成就是听从叶某甲的要求负责收取款项。由于借款时没有全部参与，所以对部分事项记忆存在误差。代世勇分两次给向志成转账，向志成记忆称一次性收到款项，于是就认为是一次性交付了41000元给代世勇。事实上，向志成在收到一笔款项就取现了20000元，这与取款凭证可以相互印证，也是民间借贷中常见的“砍头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案外人叶某甲因公司经营需要，急需筹集资金，对外向他人借款，经王某甲介绍认识代世勇和钟兴亚，因叶某甲没有房产作为抵押物，遂请向志成帮忙借款。于是向志成与代世勇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向志成与代世勇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第五条列明借款的利率为年化利率的16.5%，同时也约定了违约责任“逾期一天按照合同金额的0.15%收取违约金。”，因此，双方之间约定了借款正常利率年化16.5%及违约金的比例，5分息只是代世勇单方说法。即使将违约金比例是为“逾期利率”，也应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限制，即年利率不超过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也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以向志成每月还款4万元就确定月利息为5%是错误的，向志成认为是偿还了部分本金，代世勇认为是偿还了利息，双方存在重大争议，一审法院却无视合同约定，直接认定月息3分是错误的。按照上述两条审理规定，向志成已经还清了全部借款本息。三、一审判决支持律师费40000元有失公平。向志成一直都在向代世勇归还借款，到2019年8月，每月归还40000元已经还清了全部欠款，不应承担律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律师费、保全费属于其他费用，也不应再支持律师费诉求，即使要支持律师费，由于代世勇诉求远高于法院最后支持的判决金额，而律师又是按照诉讼标的收取的，也不应当支持全额律师费。另，向志成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我方已经归还了全部款项，因此我方不需要向代世勇归还款项。针对代世勇的上诉，向志成答辩称，一、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主要意见一致。二、关于代理问题，我方认为一审认定代理正确，向志成向钟兴亚借款，最后由代世勇向向志成提供借款，但是至始至终所有款项都是归还给钟兴亚，钟兴亚也向向志成表示其中部分债权归他所有，且在借款发生后两年内钟兴亚一直收取叶某甲归还的本息，代世勇从来没有向向志成或者叶某甲主张任何债权。因此，钟兴亚收取款项应当视为代世勇收取的款项，是代理行为。针对向志成的上诉，代世勇答辩称，一、关于是否存在“砍头息”：向志成所谓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向代世勇支付了所谓的“砍头息”，且陈述前后矛盾，连款项支付对象都不确定，钟兴亚给过代世勇好处费的行为证明的恰是钟兴亚在介绍形成“借贷关系”中获得好处。而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20年5月1日生效）》第三条的规定，向志成在《上诉状》中也明确“41000元属于所谓砍头息”已经构成对41000元属于案涉借款利息标准的自认，自认每月40000元为借款利息的事实；二、关于双方利息约定的标准：向志成主张双方约定年化16.5%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双方《抵押贷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仅限于该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即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其二，往后每月，向志成委托叶某甲等人再委托钟兴亚每月支付到代世勇的利息并非超过法定年化36%的标准。其三，双方约定逾期按照每日0.15%（月息4.5分的标准）的支付利息。其四，即使钟兴亚与向志成约定月息为5%，代世勇每月收取的利息并非超过法定年化36%的标准，超过部分如向志成要主张返还，也应当由收款人即钟兴亚予以返还。最后，向志成主张叶某甲等人每月偿还40000元属于归还借款利息再抵扣借款本金根本不符合交易习惯，每月如作抵扣，剩余本金金额根本是不确定的，如其所述，其在代世勇起诉前早已就还款金额做统计确认是否已抵扣完毕，而非每个月均按期向钟兴亚支付40000元利息。而且双方《抵押贷款合同》第六条“还款方式”明确约定还款系一次性交付，根本不存在向志成上诉称的分期支付。三、本案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世勇认为，向志成无论是因何目的紧急凑集资金周转，其本人及案外人均是自愿通过钟兴亚向代世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即使存在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其主张返还于法无据，且代世勇本人并未收到向志成或其委托的叶某甲、钟兴亚等案外人支付的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四、律师代理费及保全费并不属于其他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所称的“其他费用”主要指出借人和借款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这类费用的特征是借款人已经或者依合同必然要支付的费用，通常是出借人变相收取利息，本质上属于借款人获取借款的成本。而律师费、保全费与上述费用性质不同，律师费在借款发生之时处于或然状态，在借款人违约之后才产生，不属于借款人获取借款的成本，而属于借款人违约所应承担的成本。并且这部分费用是借款人违约导致出借人支出的实际损失，不属于出借人的获利。因此，代世勇认为，律师代理费及保全费并不属于“其他费用”。另外，各方诉讼争议标的为80万元，代世勇支付40000元一审代理费用符合《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2006年发布）》的指导价格范围之内。原审第三人钟兴亚答辩称，代世勇出借80万元中有20万元是刘俊出的，我已经还给了刘俊，最终本案80万元的债权中代世勇有50万元，我有30万元。对于向志成所称的41000元我没有收到。我也没有给代世勇好处费。代世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向志成向代世勇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万元；2.判令向志成向代世勇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欠付8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起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3.判令向志成支付代世勇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4万元；4.判令向志成支付代世勇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保全担保费1000元；以上三项暂合计84.1万元；5.判令向志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6.判令向志成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五项诉讼请求向代世勇承担抵押担保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8日，代世勇与向志成签署《借款合同》，约定向志成向代世勇借款8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止。如向志成未如约还款，每逾期一天，应按照借款金额的1.5‰向代世勇支付逾期罚息。向志成以其名下的房产（房产证号：201600944**）处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代世勇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担保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向志成承担。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代世勇向向志成转账支付款项如下：2017年8月17日60万元、2017年8月18日20万元。2017年8月17日，代世勇与向志成签署《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向志成向代世勇借款8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止，借款利息为年化16.5%。向志成以其名下位于珠海市金湾区******************（房产权证号：201600944**）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向志成逾期还款，每日按合同金额的0.15%收取违约金。根据粤（2017）珠海市不动产证明第0067720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向志成以其名下位于珠海市金湾区******************（房产权证号：粤20**珠海市不动产权第**）为本案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数额为80万元。根据代世勇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和微信转账记录，钟兴亚向代世勇转账支付情况如下：2017年9月18日17000元、2017年11月17日17000元、2017年12月18日17000元、2018年1月17日17000元、2018年1月22日10万元、2018年2月17日12500元、2018年3月27日12500元、2018年4月18日14500元、2018年5月19日14500元、2018年7月24日14500元、2018年9月20日14500元、2018年10月18日14500元、2018年11月20日14500元、2019年1月23日14500元、2019年3月21日14500元、2019年5月21日14500元。根据向志成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案外人叶某甲及周勇敏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每月向钟兴亚转账支付40000元，合计88万元。另向志成提交了2017年8月17日至8月18日的取款明细，其中显示向志成于2017年8月17日取现2万元、2017年8月18日取现2万元。根据代世勇与广东江林律师事务所签署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代世勇委托广东江林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事宜，约定在签署合同之日支付第一期律师费1万元、2019年6月15日前支付第二期律师费5000元、在开庭审理前三天支付了第三期律师费25000元。根据广东江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发票，代世勇支付了律师费40000元。根据代世勇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单》及发票，代世勇就本案保全支付了保全保险费1000元。另，钟兴亚提交了一份《居间服务合同》，其中载明钟兴亚促成向志成借款80万元，向志成应向钟兴亚支付每月2%的居间服务费。向志成与钟兴亚在该合同中签名，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7日。代世勇于庭审中陈述，代世勇是做窗帘生意的，通过钟兴亚认识向志成。向志成声称朋友在珠海三灶的工厂员工在催款，向志成就帮朋友向代世勇借款。代世勇已向向志成足额支付借款，并未预扣借款利息。向志成所称于借款当天以现金支付的41000元利息，代世勇并未收到。但钟兴亚在2017年8月17日至9月18日期间向代世勇给付了一笔现金好处费2万元。2018年1月22日，代世勇将其中1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钟兴亚，钟兴亚支付了10万元给代世勇，此后钟兴亚每月少支付了2500元利息给代世勇。代世勇并未指定钟兴亚收取本案利息，而是向志成通过钟兴亚支付利息，代世勇并不清楚向志成与钟兴亚之间的合意。向志成于庭审中陈述，的确签署了《借款合同》和《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收到代世勇支付的借款本金80万元。向志成一直向钟兴亚还款，关于转账还款，向志成于借款后每月向代世勇支付4万元直至2019年7月。关于现金还款，代世勇向向志成支付借款时要求向志成支付4万元现金利息，向志成当时要转账支付但代世勇不同意，故向志成就从银行现金交付给代世勇。向志成于2019年9月2日庭审时陈述是“于银行取现了41000元然后在车里给代世勇的”，其后在2019年9月9日庭审时陈述是“在银行门口分两笔两天给代世勇的，但好像是分两笔取款，但一次性给代世勇的”。向志成借款时与钟兴亚约定的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6.5%，向志成一直以为钟兴亚也是借款人。关于《居间服务合同》，是因为钟兴亚声称向志成签署了该合同后代世勇就会撤诉，向志成被误导才签署的，并非向志成的真实意思表示。钟兴亚于庭审中陈述，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为代世勇。借款时和向志成协商的利息为按照每月5%计算，由于向志成要钱很紧急，因此向志成也同意利息高一些，其后向志成亦按照每月4万元的标准来支付利息，但向志成不知道代世勇和钟兴亚各占了多少利息。钟兴亚和代世勇约定的借款利息系按照每月3%计算，即钟兴亚实际从中收取了2%的利息。除了2017年10月利息待庭后核实外，钟兴亚确认收到向志成至2019年7月17日每月支付的4万元利息。除了本案借款外，钟兴亚与向志成及案外人叶某甲之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居间服务合同》的实际签署时间是2019年7月，是向志成自愿签署的。一审法院认为，代世勇提交了《借款合同》、《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的原件，内容表述清楚，形式完整，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认定代世勇与向志成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如下：第一，关于代世勇是否有权在本案中就全部借款本息向向志成主张权利的问题。向志成辩称代世勇不具有涉案全部债权，该抗辩理由于法无据。首先，根据《借款合同》和《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中的明确约定，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代世勇，而钟兴亚并未在上述书面证据中体现为出借人。向志成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于签署上述合同时理应知悉并了解代世勇作为全部8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身份，其提出以为钟兴亚为出借人的抗辩不合常理。其次，向志成辩称代世勇和钟兴亚之间存在债权转让，故代世勇并非涉案全部借款的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应是债权人就债权转让的事实对债务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明确告知，债务人非经过债权人的告知而从其他渠道得知债权转让并不构成合同法领域上的“通知”。本案中，即使代世勇与钟兴亚之间确实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但向志成系通过本案的庭审才得知上述事实，并非由代世勇对其进行了通知。有鉴于此，涉案债权转让并未对向志成生效。再者，钟兴亚作为涉案债权的受让人参加了本案审理的全程，其并未就代世勇行使全部债权人的权利提出异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代世勇就涉案全部借款本息主张权利。此外，向志成辩称其仅为涉案借款的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叶某甲。鉴于向志成系借款合同中明确载明的借款人，代世勇向向志成主张权利具有合同依据，并无不妥。至于向志成承担还款责任后与案外人之间的纠纷，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中不予审处。第二，关于借款本金的金额问题。向志成辩称其在代世勇支付80万元借款时以现金的方式向代世勇支付了4万元的借款利息以及1000元手续费，但代世勇及钟兴亚均未予以认可。鉴于向志成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向志成已将其银行取现的款项实际交付至代世勇，且向志成在庭审中对于交付现金的地点和过程陈述不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于向志成主张代世勇预扣了41000元借款利息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应为向志成银行收款的80万元。第三，关于借款的利息问题。一方面，就利息的标准问题。向志成抗辩涉案借款利息应按照《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每年16.5%计算，而代世勇和钟兴亚均予以否认，其中钟兴亚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借款利息为每月5%。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钟兴亚的意见更贴近客观事实。首先，本案中，向志成向钟兴亚每月支付4万元是不争的事实。而相对于借款本金80万元来说，4万元相当于按照5%的标准来计算的金额，且款项支付的方式符合定期、定额、固定方式的利息支付特征，以上情况均与钟兴亚陈述涉案借款实际约定每月5%借款利息相吻合。其次，向志成于庭审中亦做出其“以现金方式支付4万元利息”给代世勇的陈述，虽一审法院对于向志成以现金支付利息的意见并未予以采纳，但向志成该陈述足可揭示其对于利息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对于钟兴亚主张涉案借款实际约定每月5%利息的意见予以采纳。另一方面，就向志成向钟兴亚支付的款项是否应作为对代世勇还款的问题。鉴于钟兴亚于庭审中自认《居间服务合同》乃本案立案受理后双方才倒签的，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向志成自愿向代世勇支付每月2%的居间服务费，且钟兴亚陈述向志成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并不清楚代世勇与钟兴亚之间的利息分配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钟兴亚在本案中应作为代世勇的代理人收取向志成支付的借款利息，向志成向钟兴亚支付的利息均构成对本案借款的还款。如代世勇与钟兴亚之间就相关款项存在争议，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第四，向志成应偿还款项金额问题。钟兴亚于庭审中陈述除2017年10月的利息有待确认是否已支付外，向志成已支付2019年7月17日前的借款利息。鉴于钟兴亚于庭后并未于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对2017年10月的利息支付情况向一审法院做出书面说明，应承担相关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向志成已清偿了2019年7月17日之前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借款实际履行的利息每月5%已超过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超过每月3%的部分实际已还利息作抵扣本金处理。据此，按照先付息后还本的方法计算，截至向志成最后一次还款之日，即2019年7月17日，向志成尚欠代世勇借款本金280754元（详见下列列表）。一审法院对代世勇主张向志成返还借款本金280754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8日起按照每年24%计算逾期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日期内容金额年利率36%按照年利率36%计算的应付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冲减后期末剩余本金2017年8月借入800000///8000002017年9月还款4000036%24000160007840002017年10月还款4000036%23520164807675202017年11月还款4000036%23026169747505462017年12月还款4000036%22516174847330622018年1月还款4000036%21992180087150542018年2月还款4000036%21452185486965052018年3月还款4000036%20895191056774012018年4月还款4000036%20322196786577232018年5月还款4000036%19732202686374542018年6月还款4000036%19124208766165782018年7月还款4000036%18497215035950752018年8月还款4000036%17852221485729282018年9月还款4000036%17188228125501152018年10月还款4000036%16503234975266192018年11月还款4000036%15799242015024172018年12月还款4000036%15073249274774902019年1月还款4000036%14325256754518152019年2月还款4000036%13554264464253692019年3月还款4000036%12761272393981302019年4月还款4000036%11944280563700742019年5月还款4000036%11102288983411762019年6月还款4000036%10235297653114122019年7月还款4000036%934230658280754计算方法：1.每笔还款先还利息，剩余的部分才偿还本金；未能结清的利息不计算复利。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日利率为年利率/360。3.实际付利息和累计尚欠利息：已付利息超过按照年利率36%计算的当期利息，超过部分抵扣借款本金。第五，关于律师代理费及保全担保费问题。代世勇、向志成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书面约定因向志成逾期还款而引起的律师费和担保费由向志成负担，代世勇主张向志成负担本案律师费4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1000元有合理依据，且相关金额并未超过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六，关于优先受偿权问题。代世勇就向志成名下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产权证号：粤20**：粤20**珠海市不动产权第**理的抵押登记合法有效，代世勇请求就上述抵押房产经拍卖、变卖等处分所得款项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有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向志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代世勇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280754元；二、向志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代世勇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280754元为基数、按照每年24%计算、自2019年7月18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三、向志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代世勇赔偿律师费40000元；四、向志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代世勇赔偿保全担保费1000元；五、代世勇就向志成名下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产权证号：粤20**珠海市不动产：粤20**珠海市不动产权第**分所得款项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驳回代世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10元，由代世勇负担6210元、向志成负担6000元。本案保全费4520元，由向志成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新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代世勇和钟兴亚均确认在本案的借款本金80万元中，其中50万元本金是代世勇的，30万元本金是钟兴亚的。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上诉人代世勇、向志成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实际借款本金。向志成上诉提出他在代世勇支付80万元借款时以现金方式向代世勇支付了41000元的“砍头息”，实际借款为75.9万元，且在《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在《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第五条列明借款的利率为年化利率的16.5%，同时也约定了违约责任“逾期一天按照合同金额的0.15%收取违约金。”代世勇提出借款本金为80万元，他每月收取的利息金额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36%利息标准。他没有收到向志成的41000元，他只收到原审第三人钟兴亚给的2万元现金好处费。经查，根据代世勇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代世勇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向向志成转账支付60万元和20万元，代世勇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80万元的借款本金。向志成对于收到80万元转账予以认可。关于向志成所提其向代世勇现金支付41000元砍头息，代世勇亦称没有收到41000元，只收到钟兴亚给的20000元的好处费，而钟兴亚称没有收到向志成给的41000元，亦没有给代世勇好处费，向志成对给付41000元砍头息交付地点和过程陈述不一，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80万元并无不当。向志成的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借款的利息及向志成支付钟兴亚的款项是否是对本案借款的还款以及本案尚欠本息。本案民间借贷的形成是案外人叶某甲因公司经营需要资金，经王某甲介绍认识钟兴亚和代世勇，因叶某甲没有房产抵押，遂由好友向志成以房产做抵押，与代世勇签订了本案8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于借款利息，钟兴亚陈述因叶某甲借款紧急，故口头约定月息5分，其中他占2分，代世勇占3分，办房产抵押时只能写16.5%，叶某甲也是按照月息5分支付从2017年9月至2019年7月的利息，共计92万元。因80万元的借款中有20万元是刘俊出的，而跟刘俊约定的月息3.5%，故他按80万元的三分息24000元扣除刘俊20万元的7000元利息，每月给代世勇转17000元，自2018年1月22日后，他支付了10万元给代世勇后，他每月付给代世勇的利息就少了2500元。代世勇称当时约定借款期限为一个月，第二月开始按照合同约定的月息4.5%支付，因钟兴亚是介绍人，所以由钟兴亚支付该利息，钟兴亚自2017年9月18日-2018年1月17日每月支付17000元，四个月共支付68000元。在2018年1月22日转账支付10万归还本金。后来从2018年2月17日到2019年5月21日每月给付14500元，十七个月一共支付246500元。代世勇确认收到利息共314500元，本金10万元。向志成上诉提出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年息16.5%，按照法律保护的月息2分，其在2019年7月已经还清本息。经查，代世勇与钟兴亚是发小，本案的借款亦是因钟兴亚介绍的发生，代世勇与向志成及实际借款人叶某甲不认识，本案80万元的借款每月还款亦是通过叶某甲及其指定人转给钟兴亚，再由钟兴亚转给代世勇。本案中《借款合同》只约定了借款金额80万元，期间为一个月，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没有约定借款期间内的利息，但约定逾期利息，每逾期一天，按照借款金额的万分之1.5支付逾期罚息。《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中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化利率16.5%。叶某甲自从2017年9月至2019年7月每月支付4万元，23个月共计92万元给钟兴亚，与钟兴亚陈述因叶某甲借钱着急，口头约定月息5分能够互相印证，故一审认定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5分并无不当。鉴于钟兴亚与代世勇的关系以及代为收取利息，且钟兴亚亦自认《居间服务合同》是本案一审立案后双方倒签，不能证明向志成自愿支付每月2%的居间费，倒是对钟兴亚陈述的双方口头约定月息5分，其中他占2分，代世勇占3分的印证，且在二审庭审中，代世勇与钟兴亚均确本案80万元中，其中50万元本金属于代世勇，30万元本金属于钟兴亚，向志成对此并不知情，故一审认定向志成方向钟兴亚的支付的利息就是对本案借款的还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代世勇的该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本案借款实际履行的利息为月5%，对向志成支付利息超过每月3%的部分抵扣本金，确定截至2019年7月17日，向志成尚欠代世勇借款本金280754元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向志成所提的本案借款利率16.5%以及其已经还清本案借款本息的上诉请求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如代世勇与钟兴亚就本案二人之间相关款项存在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三、代世勇的律师费应予支持。向志成上诉提出本案律师费、保全费属于其他费用，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法院已经支持了24%的借款利息，就不应再支持全额支付该费用。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条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无论出借人主张逾期利息还是违约金还是其他费用，其法定高限以逾期款项为基础，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数额。这里的“其他费用”是指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的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这些费用虽名目不同，但实质上仍属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支付的成本。而本案代世勇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和保全费，是代世勇为实现本案债权的费用，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应由向志成承担。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向志成的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代世勇和向志成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118元（其中代世勇已预交8992元，向志成已预交6126元），由代世勇负担8992元，由向志成负担61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孟庆锋审判员孙志审判员马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黄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