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3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1，女，汉族，1950年5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2，男，汉族，1979年6月5日出生，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3，女，汉族，1953年8月4日出生，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志永，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4，男，汉族，1949年1月31日出生，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慧（系谷某4妻子），女，汉族，1951年1月29日出生，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明（系谷某4弟弟），男，汉族，1954年6月12日出生，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5，女，汉族，1945年5月30日出生，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雅丽（系谷某5女儿），女，汉族，1968年3月6日出生，现住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3、上诉人谷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谷某1、谷某2、谷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志永，上诉人谷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慧、周德明，上诉人谷某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谷雅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3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冀0108民初字第264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一审原告各6.936万元。事实和理由：（2020）冀0108民初字第2640号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期间，已经查明：被继承人李菊与谷黎明系原配夫妻。共生有子女五人，分别是谷某5（长女）、谷某4（长子）、谷某1（次女）、谷某3（三女）、谷国林（已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无其他子女。上诉人谷某2系谷国林之独生子。谷黎明于2016年2月20日病近；李菊于2019年3月15日病近。谷黎明去世后原被告已将谷黎明与李菊的财产60万元以及谷黎明去世单位发放的抚恤金21.3万元进行了分配。李菊此前的护工费及生活费等均已从谷黎明与李菊夫妻共有财产中支付。自2016年2月份谷黎明去世后，李菊的工资收入卡折为同一账户始终由被上诉人谷某5保管控制，护工的工资也由被上诉人谷某5负责支付。上诉人谷某4依法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被继承人李菊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已经显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支行李菊的（账号为60×××63）银行账户自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被继承人李菊生前2016年3月至2019年6月工资及其他收入共约计502931.75元，上诉人认可减去李菊生前共可能发生的护工费及其他合理支出尚有34.68万元。被上诉人称除该户余额38751元外均已为李菊生活支付完毕，但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且明显违背李菊长期住院直至死亡期间除支付护工费用外无须其他花销的客观事实，且四位上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故，被继承人李菊生前遗留的工资尚有34.68万元，虽被被上诉人以折取现金或ATM机取现方式支取，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系为李菊个人生活需要对外支付，被上诉人支取的但未用于李菊个人生活需要的仍由被上诉人掌控的钱款，同样应作为李菊的遗产，依法应由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均分割，故，被上诉人应给付四上诉人各6.936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所属银行存款数额，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明显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依法改判。 谷某5答辩称，1、原审原告错误的理解了遗产的范围，将李菊生前所花费的费用计算到了遗产范围内，是对法律的不尊重。2、一审法院只对部分事实进行了认定，却错误地认定了其他的事实，因此理应对原审原告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 谷某5上诉请求：1.请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由谷黎明、李菊书写的遗嘱认定不合法是错误的。第一，遗嘱订立的形式上分析，由立遗嘱人谷黎明亲笔书写的遗嘱，其妻子李菊加盖手章，事后亲笔签名形式合法。首先，一审法院将立遗嘱人谷黎明认定为代书人，是完全错误的。原告向法院出示的由谷黎明书写、李菊加盖手章并事后签名的遗嘱。谷黎明虽是遗嘱的书写人，但他是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亲生父亲（其中谷某2是谷黎明的孙子），是立遗嘱人，是有权处分财产的人。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谷黎明是代书人，进而认定遗嘱形式不合法是错误地适用法律。作为立遗嘱人之一的谷黎明其与作为共同立遗嘱人的妻子一起书写遗嘱由谷黎明书写，而将谷黎明武断地认定为代书人是正常的，也是符合惯例的。我国《继承法》中并没有夫妻作为共同的立遗嘱人时，由夫或妻书写遗嘱而成为代书人的规定，莫非一个人写一包才叫“亲笔”书写，一个人完全书写就叫代书？这是对法律的曲解，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作为夫妻，总会有一个人先行过世。不能因为谷黎明与其妻共同订立的遗嘱因书写遗嘱的谷黎明先过世而将其认定为代书人，也是对法律规定的代书人的曲解。再次，作为立遗嘱人之一的李菊最初只是加盖手章，但在事后在该遗嘱上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完全符合法律对遗嘱——由立遗嘱人亲笔签名的合法性要求。从遗嘱的内容上看，遗嘱的大部分内容都近似于《继承法》中有关法定继承的规定，也就是说内容合法。而且，遗嘱所处分的是自己的财物。没有涉及他人财物，因此，从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上看，完全是合法的。第二、不能因为见证人中有李菊的弟弟就简单的认为证人与立遗嘱人有利害关系，而认为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自书遗嘱，有两组证人，一组有立遗嘱人的亲弟弟，时间在前；另一组是立遗嘱人单位同事，时间在后。一审法院却将见证人中有李菊的亲弟弟而认为不符合法律对见证人中不能有利害关系人的要求，认定因见证人不符合法律要求而无效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法院不能简单地认为见证人中的立遗嘱人李菊的亲弟弟而认定遗嘱无效。从遗嘱的内容上看，并没有李菊的亲弟弟的任何利益。其作为见证人不符合利害关系的定义，李菊的亲弟弟作为见证人是合法的。二、作为被继承人谷黎明死亡后，所发生的一次遗产分配（含李菊的存款）是一次遗产分配行为，其所确立的原则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应当加以适用。被上诉人在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李菊遗产进行法定继承时，一审法院曾组织双方调解。在调解的过程中，被上诉人等陈述：“在谷黎明去世后，五名子女（其中谷某2是代位继承人，系谷黎明的孙子）把谷黎明和李菊名下所有遗产（含李菊的存款）包括存款60万元和谷黎明的抚恤金21.3万元，共计81.3万元进行过一次分配。遗产（含李菊的存款）分配结果如下：谷某4、谷某1、谷某3各分得15万元，谷某2分得5万元，谷某5分得10万元。抚恤金分配结果如下：谷某4分得5万元、谷某1分得7万、谷某3分得9万元，谷某5未分配”。这是不是调解结果，是在调解过程中各位被上诉人的自述，是对先前事实的承认。一审法院对此环节未作任何的评判与认定，是错误的。这一次遗产及抚恤金的分配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是谷某4、谷某1、谷某3商定，谷某5、谷某2同意的。即：李菊亡故后，其抚恤金应全部归谷某2，李菊剩下的存款归谷某5。从最终分配数额看，也基本体现了立遗嘱人的“平均分配”原则。如果一审法院不对此情节进行认定，就不能公平、公正的体现立遗嘱人谷黎明、李菊的意愿。上诉人就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从统计遗产的最终分配数额上看，加上李菊所遗留的存款38751元，上诉人谷某5也仅得到不超过14万元，远少于其他继承人所得数额（李菊的抚恤金归谷某2获得）。因此，上诉人认为，应当将谷黎明亡故后的财产分配进行评判与认定，才能公正、公平地选用法律，正确地处理本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改判。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3答辩称：1、原审被告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2、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和事实在原审原告的上诉状当中已经说得清楚了。一审判决主要围绕继承法24条的规定，就是遗产的保管，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我方才提起上诉。 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原告与被告平均分割被继承人李菊生前所遗留的工资收入约34.68万元，被告应给付四原告各6.93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李菊与谷黎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即谷某4、谷某1、谷某3、谷国林、谷某5。谷黎明于2016年2月22日去世，李菊于2019年3月15日去世。谷国林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其与妻子生有一子谷某2。关于遗产范围及分割，四原告称，2016年3月至2019年6月李菊的工资收入共计502931.79元，减去护工等其他合理支出，应剩余34.68万元作为遗产。上述钱款在李菊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尾号（0263）账户中，该账户是卡折子合一户，由被告掌握，每月进入的钱款均于几日内由被告支取。四原告要求五个继承人均分遗产。原告申请法院调取李菊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60×××63交易明细为证。被告质证称，对银行流水无异议，这些钱取出以后均用于李菊的生活医疗等，主要包括24小时护工工资每月6000-7000元左右；护工和李菊的伙食费；李菊营养品、护理品费用；护工生病时给护工看病费用、给护工买鞋和衣服支出；李菊长期在医院住院，过年过节给护士和医生买东西的花费；谷黎明去世时由谷某5垫付的丧葬费，从李菊的工资中扣除，现剩余38751元。被告称，谷黎明与李菊的遗嘱上写明平均分，在谷黎明去世后，五名子女有一次对其遗产的分配，把谷黎明和李菊名下所有遗产，包括钱款60万元、谷黎明的抚恤金21.3万元，共计81.3万元进行分配，谷某4、谷某1、谷某3各分得15万元，谷某2分得5万元，谷某5分得10万元，21.3万元抚恤金由谷某4分得5万元、谷某1分得7万、谷某3分得9万元，这次分配原则奠定了本案的分配原则，谷某2是谷黎明唯一孙子，其并未参与均分，所以李菊的抚恤金应全部都给谷卓健，李菊剩下的钱都给谷某5。以上是大概平均分割的原则，被告仅得到了不到14万元，所以本案李菊剩下的遗产38751元应归被告所有。被告提交2004年12月1日谷黎明与李菊留下的书面遗嘱为证。经询问，被告称，谷黎明签名是其本人所写，第一个李菊签名是谷黎明所写、第二个李菊是其本人所写，两人的手章为两人分别所盖；见证人李某是李菊的弟弟；遗嘱的主文、附记是谷黎明2004年12月1日所写；遗嘱最后两行，是谷黎明单位同事赵大平、李子新夫妇在2008年5月22日去家中看望时，为了避免孩子们有纷争，让赵大平、李子新作见证，证明是其身体健康、思维清晰所立遗嘱。该遗嘱原件在谷某5手中保管。四原告称，遗嘱是被告在2017年给的谷某4、谷某1、谷某3复印件，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另，五个子女在谷黎明去世时分割过遗产，被告所述的数额没错，但是谷某1和谷某2没有在场，被告所说的分配原则不存在。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李菊自2013年之后开始长期住院直至去世，由护工进行护理。但四原告称，李菊由同一个24小时护工进行护理，每天工资100元、饭费自理，每天150元的工资只支付了一个月；被告称，2011年至2013年李菊陆续出院、住院，出院后就回自己家中与谷黎明一起居住，谷某5与李菊住的很近，被告及其爱人每天都去家里照顾。李菊前后更换过三次护工，以现金方式每两天结算一次工资。另查明，李菊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60×××63交易明细显示：2019年3月15日折现金取10767；2019年4月12日社保17917、2019年4月26日工资288.74、2019年5月14日社保10417、2019年6月14日社保10417、2019年7月29日工资100，2020年6月21日余额124.14。被告谷某5认可上述银行存折由其保管。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被告提交2004年12月1日遗嘱一份，被告庭审中称该遗嘱由谷黎明书写，由谷黎明、李菊签名，李菊的弟弟作为见证人，四原告对该遗嘱的真实性表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遗嘱的内容与形式都要符合法律规定。其中，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继承人及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故被告提交的上述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被告要求按照该遗嘱进行继承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涉及李菊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谷黎明、谷国林先于李菊去世，谷国林生前育有一子谷某2，其代位继承谷国林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故李菊的遗产由谷某4、谷某1、谷某3、谷某5、谷某2均分。四原告虽称李菊的遗产为银行存款34.68万元，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所述银行存款数额，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李菊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在其去世当日现金支取10767元，此后的工资收入共计39139.74元，即（10767元＋39139.74元）＝49906.74应为李菊的遗产，现李菊的上述银行存折由被告谷某5保管，故被告应返还谷某4、谷某1、谷某3、谷某2各9981元。另，李菊名下该银行账户余额124.14元亦为李菊的遗产，应由四原告和被告五人均分，考虑到生活便利，可由被告给付四原告各24元，剩余金额由被告至银行支取。基此，被告应给付四原告各（9981元＋24元）＝10005元。被告称李菊的抚恤金是其遗产，但抚恤金是单位对死者近亲属的生活补偿，其性质并非遗产，被告对此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谷某5给付原告谷某4、谷某1、谷某3、谷某2各10005元。二、被继承人李菊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60×××63截止2020年6月21日存款124.14元由被告谷某5支取。案件受理费3771元，由原告谷某4、谷某1、谷某3、谷某2、被告谷某5各自承担754.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继承人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其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等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无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关于遗嘱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1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见证人不能是继承人或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本案中，上诉人谷某5提交2004年12月1日遗嘱一份，并称该遗嘱由谷黎明书写，由谷黎明、李菊签名，李菊的弟弟李某作为见证人。该遗嘱对被继承人谷黎明来说为自书遗嘱，对被继承人李菊来讲为代书遗嘱，谷黎明作为代书人与李某均可视为李菊代书遗嘱的两个证人，故该遗嘱在形式要件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谷某1等四人对该遗嘱谷黎明、李菊的签字不予认可、对李某证人身份持有异议的情况下，该遗嘱的效力有待证明；而该遗嘱内容亦表示将谷黎明、李菊工资收入及积蓄悉数分配给五个儿女，即谷某1等四人和谷某5，故原审法院认定谷某5提交的上述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但不论该遗嘱效力如何，不影响原审法院按法定继承分割李菊的涉案钱款。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6年3月至2019年6月李菊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收入为502931.75元，期间该银行账户折卡均由谷某5持有，账户内钱款亦由谷某5支取。庭审时双方均认可该期间李菊护理费的合理开支为160000元，关于李菊该期间的医疗、生活等其他开支，谷某5主张至李菊去世时所支取的工资已全部花完未有剩余，主要包括：1、护工工资每月6000-7000元左右，护工是24小时护工；2、护工和李菊在医院发生的伙食费；3、李菊营养品、护理用品费用、护工生病时给护工看病费用，给护工买鞋和衣服支出；4、长期在医院住院、逢年过节时给护士和医生买东西、吃饭的花费；5、谷黎明去世时，谷某5垫付的丧葬费从李菊的收入中扣除；6、李菊住院期间采买的生活用品，例如纸垫、蛋白粉、抗郁拟药等，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基于李菊长期住院治疗，医疗、生活及其他花费必然产生且高于一般生活消费水平的客观实际，以及谷某5在照看李菊时对一些日常花费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记账的实际情况，谷某5的上述主张可以成立。谷某1等四人主张李菊生病住院期间除合理的护理费开支外未有其他花费，依目前的证据尚无法确认谷某5所支取的工资在合理花费后是否仍有剩余以及剩余的具体数额，不能依法进行分割，待证据充分后，谷某1等四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李菊去世当日及以后谷某5支取的工资，应作为李菊的遗产，依法予以分割，原审分割的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3、谷某5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84.0元，由上诉人谷某5负担7542元，由上诉人谷某4、谷某1、谷某3、谷某2负担75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玉华 审 判 员 刘云峰 审 判 员 杨根山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梁 阔 书 记 员 苏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