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6民终33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闻志林，男，××族，1956年10月24日生，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意，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倬，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爱东，男，1970年8月30日生，××族，住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中昶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人民中路**。法定代表人：徐建平，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闻志林与被上诉人王爱东、江苏中昶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昶信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20）苏0681民初195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闻志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1.本人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且本人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将股权转让给王爱东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就所欠中昶信公司的114万元债务也与中昶信公司、王爱东办理了债权转移手续。因此，在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质疑本人对公司所负114万元股东出资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本人提起诉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2.在一审中，中昶信公司、王爱东虽然未否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收款收据以及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但其均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性以及本人与中昶信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已结清予以否认。可见各方之间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其履行产生了现实的争议，本人提起诉讼具有必要性和现实的诉的利益，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3.本案与王爱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系股东内部纠纷，与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和本人之间可能发生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纠纷属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债务的承担。退言之，即便案涉114万元债务系本人对公司的出资债务，也无相关强制性规定该等债务不得转让，并不必然损害中昶信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审非法限制和剥夺了本人司法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存在不当。4.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不但不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相反会加快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和本人之间可能发生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纠纷的审理，从而节约司法资源。闻志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本人与王爱东于2014年3月6日所签订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三项有关“甲方在转让合同股份之前江苏中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的约定合法有效；2.判决确认本人在2008年12月12日所欠中昶信公司的114万元债务已经消灭；3.本案诉讼费由王爱东、中昶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闻志林要求判决确认其与王爱东“甲方在转让合同股份之前江苏中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的约定合法有效，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其所欠中昶信公司的相应债务已经消灭，属确认之诉。判断确认利益的标准有三：一是对象的妥当性，即确认之诉的标的原则上应为现存的法律关系，闻志林的起诉符合这一条件。二是纠纷的成熟性，即各方之间的纠纷，是否到了必须通过本案判决予以解决且已经适合于判决解决的程度。闻志林与中昶信公司、王爱东虽然对案涉协议的性质有不同观点，中昶信公司、王爱东均认为闻志林所欠中昶信公司的债务实际为抽逃出资，股权转让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但中昶信公司、王爱东从未要求闻志林交纳或归还欠款。闻志林提起本案诉讼，系因中昶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部分债权人以闻志林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要求其对中昶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闻志林意在用本案的判决结果对抗中昶信公司不特定的债权人。因相对于中昶信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本案系闻志林与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闻志林即使胜诉，于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其在公司的债权人提起的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亦无改善，本案诉讼即成了无用的或无效率的权利保护。如果债权人提起的诉讼中判定闻志林不需承担责任，则闻志林无提起本案诉讼的必要。如判决闻志林承担责任，且实际承担责任的数额确定后，其要求确认案涉协议有效，并在此基础上要求王爱东承担相应责任的时机才成熟，届时才有对王爱东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司法裁判的必要性。闻志林过早向法院请求保护，双方之间的纠纷未到必须通过本案判决予以解决的程度。三是方法的妥当性，如纠纷当事人存在着确认之诉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其他形态的诉讼等，则应认定不存在确认利益。本案可分两个层次说明。第一个层次为闻志林提起本案的目的。前有所述，闻志林的真正目的为利用本案的判决结果对抗中昶信公司不特定的债权人，无论是债权人直接申请追加闻志林为被执行人，还是另行提起诉讼要求闻志林承担责任，闻志林均有或通过相应的执行异议程序，或提出抗辩的救济手段，而无需另行诉讼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且在无中昶信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作为当事人的情况下，仅对闻志林与中昶信公司、王爱东之间的内部争议作出判决，势必会造成处理相关案件法院的困扰，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因此，在闻志林可以采取确认之诉以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其提起本案确认之诉，既不符合一般常理，也不符合纠纷解决方法的妥当性。第二个层次为闻志林应怎样向王爱东、中昶信公司主张权利。如果闻志林向其主张权利，可以通过其他形态的诉讼，原则上应当否认确认利益的存在，这是由确认之诉的固有缺陷所决定的――效率低于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相对于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而言，确认之诉处于补充性地位。前有所述，闻志林与王爱东、中昶信公司之间的纠纷尚不具成熟性，如将来双方之间的纠纷到了必须通过判决予以解决的程度，也应是要求王爱东承担相应责任，而不是仅仅确认协议有效。另外需要说明的事，如果本案作出判决，无论闻志林在本案中是胜诉还是败诉，将来闻志林因对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承担了责任而要求王爱东承担相应责任时，本案的判决结果均会对处理该案的法官带来困扰，影响办案效率，浪费司法资源。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诉的利益，但该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滥用诉权。如起诉不具备诉的利益，则对该起诉的审理不仅无助于纠纷的解决，也使得被告被迫卷入无谓的应诉之累，还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不具备诉的利益的起诉，应当视为诉权的滥用，构成对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闻志林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性质和内容作为区分，诉可以分为给付之诉、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三种类型。所谓确认之诉系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诉讼。提起确认之诉，除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确认之诉的特别要件，即提起确认之诉需要具有确认利益。也即只有当原告的权利或者法律地位存在现实的不确定风险，且法院对相应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与否所作判决能够有效消除这种不确定状态时，原告才具有确认之诉的利益，法院才应当作出实体判决。就本案而言，根据闻志林提出诉讼请求的性质，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积极的确认之诉，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消极的确认之诉。依照闻志林在一审中的陈述，其提起本案诉讼并非因与王爱东、中昶信公司之间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债务转移产生纠纷，而是因为其被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在其他案件中列为被告或者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尽管本案中闻志林与王爱东、中昶信公司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债务转移的性质存在不同陈述，但王爱东、中昶信公司已明确表示其从未要求闻志林偿还案涉114万元，因此闻志林在本案各方之间的权利或法律地位并不存在现实的不确定风险，其对本案不具有诉的利益。同时，债权具有相对性，本案闻志林与王爱东在股权转让协议之中约定闻志林对中昶信公司所负债务由王爱东承担的效力只能及于其二人之间，并不能及于案外第三人。故本案闻志林、王爱东之间就债务承担所进行的约定是否有效，并不影响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就中昶信公司的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等主张相应的权利，本案确认之诉的判决并不能达到闻志林用于对抗中昶信公司债权人之目的。退言之，即便中昶信公司的债权人主张闻志林与公司之间仍存在债权债务，闻志林因此在其他案件中被追加为当事人或被列为被执行人，闻志林对其与中昶信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已消灭这一消极的法律事实存在现实的不确定风险，但因其他案件的审理范围必然包含该消极确认之诉拟解决的争议，闻志林单独就该争议提起消极确认之诉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相悖，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亦无不当。综上，闻志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琰审判员 沙 楠审判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单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