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1254号原告（被告）：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庄胜广场南翼13A。法定代表人：纪小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辜鸿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男，公司员工,联系地址同单位办公地址。被告（原告）：张国雄，男，196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效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被告）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基金公司）与被告（原告）张国雄互诉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肖成效独任审理。益民基金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辜鸿鹄、李峰，张国雄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效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民基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无需支付张国雄2017年未休年假工资3708.9元；2、无需支付张国雄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电脑使用费1200元；3、诉讼费用由张国雄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不服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虹劳人仲（2019）办字第184号仲裁裁决书第一项、第二项裁决，向法院起诉，理由如下：一、被告劳动合同的履行及解除情况。2012年4月6日，被告入职原告处，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2014年4月2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2018年12月13日被告向原告寄送律师通知函并在函中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日为2018年12月31日；二、被告关于2017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的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无需支付未休年假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鉴于被告在仲裁前未向原告要求支付其应休未休年假工资，亦未能提供其他相应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7年期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的主张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原告无需支付该部分未休年假工资。因此，被告对于其2017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无需向其支付任何未休年假工资；三、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其主张的电脑费。电脑费是原告依据一段时间的经营情况，酌情发放的非固定补贴款项。事实上，原告已于2018年7月起取消发放电脑费。此后包括被告在内的原告全体员工都不再享有该等补贴。因此，被告主张的电脑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的电脑费。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不享有2017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和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电脑费，鉴于此，请法院查清事实，并支持原告的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张国雄对原告益民基金公司的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详见个人方起诉意见。（原告）张国雄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益民基金公司向其支付：1、拖欠的工资208651元（2016年7月到2017年11月，6666元/月*17个月=113322元、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7333元/月*13个月=95329元）；2、报销款69921.25元；3、2017年1.5天、2018年13天未休年假工资48427.65元；4、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7807元（北京市社平工资8467元*3倍*7个月）；5、2018年7月至12月电脑使用费1200元（200元/月*6个月）；6、2018年10月工资中多扣除的个人所得税1941元以及2018年10月、12月工资中缺少的151元；7、2018年年终奖73332元；8、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给个人造成的再就业损失183330元；9、因诉讼产生的公证费2520元；10、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0000元。事实与理由：（1）项请求为公司拖欠个人的工资，数额及计算方式已经列明；（2）项请求的报销款包括两部分：1、2018年凭票支付的各种补贴2450元/月*12个月、2、仲裁裁决第7页列明的因公各项支出40521.25元；（3）项请求是未休年假工资，按照2017年1.5天，2018年13天计算，共计48427.65元；（4）项请求，个人2018年12月13日发出因拖欠工资而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函，公司回复同意2018年12月31日解除合同，但不认可解除理由。个人计算解除补偿金的标准是北京市社平工资的3倍；（5）项请，公司的办公设备管理办法规定不为员工提供电脑，员工使用个人电脑办公，公司每月支付200元电脑费使用费，按季度随季度末月份工资一并发放（600元/次），2018年6月前一直正常发放，2018年下半年开始不再发放；（6）项请求，2018年10月公司没有更新个税起增点，因此10月份多扣个人税款1941元，应予退回。另，由于公司一直不向个人提供工资支付明细，所以个人认为公司2018年10月至12月期间，均都应向个人发放151.3元/月的提成费；（7）项请求，根据公司薪酬管理规定，员工有经考核后获得年终奖的权利。2018年个人曾提供数据要求公司进行考核，但公司没有回应（责任不在个人），所以公司应向个人支付当年的年终奖，具体标准，个人根据往年发放数额并参照其他同事发放的情况，认为是2个月的个工资；（8）项请求为诉讼阶段新增加请求，由于公司没有为个人出具离职证明，造成个人再就业工资损失，按照6个月工资标准主张；（9）、（10）项请求为诉讼阶段新增加请求，是个人方因诉讼支出必要的公证费和律师费。（被告）益民基金公司对（原告）张国雄的诉讼请求辩称：关于个人（1）项请求，个人工资中有20%属于绩效工资，该部分绩效工资，公司有权根据经营业绩决定是否发放。2016年至2018年公司连年亏损，故在此期间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高管发放20%的绩效工资。劳动合同里只载明了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具体20%高管绩效工资是在《薪酬管理制度》和《考核管理办法》中提到的；关于个人（2）项请求，公司没有个人所谓2400元/月的餐补、话补等费用。公司曾有交通补助（上限1200元/月）和话费补贴（上限600元/月），均需要个人指定期限内凭票报销。公司也曾明确告知本案个人2018年度报销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4日，但公司没有收到其提交的任何票据，即使其现在提交，也无法报销了。另，报销款是根据公司的报销制度审批，按照规定，所有报销事项均要事前申请，经批准后按照实际花费再行审批，违反规定的一律不予报销。2017年至2018年公司已为本案个人报销了30万元的款项，不存在拖欠报销的情况，其现主张的所谓费用事前没有申请，事后亦未经过审批，不符合报销流程、违反报销制度，公司不予报销；关于个人（3）项请求，认可个人在2017年有1.5天年休未休，但该部分已超过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其2018年的15天年假已经全部休完，且还多休了10天。公司有个人2018年9月19日、9月20日的年假审批单，且为其到澳洲旅游出具过收入及保函证明，仲裁期间个人也并没有否认其去澳洲旅游的事实，所以不应再向其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关于个人（4）项请求，公司确认收到了个人以拖欠工资为由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函件，但公司并不认可个人主张的解除理由，认为应属于其个人主动自行离职，并向其回复说明，不同意向其支付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关于个人（5）项请求，公司确认曾向员工发放200元/月的电脑补助费，但为了减少公司的运营成本，由公司总经理决定自2018年下半年起取消该项补贴，并交行政部门执行；关于个人（6）项请求，公司工资采用下发制，2018年10月发放9月的工资，2018年9月根据注册地税务局的要求，仍按照调整前的数额进行扣缴，多扣除了个人1941元税款，这不是公司能左右的事情，不同意退还。2018年11月，本案个人确有一笔销售提成，名称是“意林信用增利纯债一年定期A”，营销奖励189.13元，具体计算方法不清楚，税后实得151.3元；关于个人（7）项请求，年终奖的性质以及发放与否问题与之前提到的绩效工资一样，是工资之外的部分，亦由公司根据经营情况进行决策。由于公司连年经营亏损，所以公司高管都没有发放年终，并不是针对本案个人；关于个人（8）项请求，程序上未经仲裁程序前置。实体上，公司再收到个人离职函件后，将己方意思向其进行了说明，并要求其前来办理离职手续和工作交接，但本案个人未按要求来公司办理，所以没有出具离职证明的原因是个人造成的，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为的损失，公司不同意支付；关于个人（9）、（10）项请求，程序上，未经仲裁程序前置，实体上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9日，益民基金公司向张国雄发出《益民基金公司人员录用通知书》，载明：工作岗位市场部门上海地区业务负责人，薪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22000元/月，其中绩效工资为工资总额的20%，在季度考核合格后发放。其他待遇：通讯费400元/月，交通费800元/月，公司提供工作午餐。2012年4月6日张国雄与益民基金公司签订了2012年4月6日至2013年4月30日劳动合同，约定甲方（益民基金公司）聘用乙方（张国雄）在市场部门担任上海业务负责人，经常工作地点为北京；2013年4月26日，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张国雄岗位为上海业务部部门总经理，经常工作地为北京；2014年4月21日，双方签订了自2014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国雄岗位为市场副总监兼上海事业部总经理，经常工作地为北京及上海。2012年4月6日当日，张国雄在《新员工入司承诺书》、《确认函》及《入职承诺书》上签字确认，表示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行业公认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知晓并保证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包括考勤休假制度、员工薪酬管理规定、费用管理规定）、自愿服从公司的统一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任职岗位和工作所在地的调整。张国雄表示对上述文件中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不申请笔迹鉴定。上述三份合同有如下相同的约定：第五条“劳动报酬”载明：甲方依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薪酬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根据乙方的工作岗位及职业确定乙方工资标准和分配方式。甲方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乙方工资（工资已包括国家规定的一切津贴、补贴、福利、保密津贴）。劳动报酬为税前基本工资8800元/月、岗位工资8800元/月。合同第七条“劳动记录、规章制度”载明：本合同所指的甲方规章制度，不仅指在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已公布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包括合同期内甲方陆续公布的各项规章制度。关于绩效工资差额：2018年6月29日，张国雄向益民基金公司时任总经理黄桦提交书面申请，表示2016年7月起公司停发绩效工资，自己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工资标注为33333元/月，未发放20%的工资总额为33333元*20%*17个月=113332.2；2017年12月起其月工资标准调整为36666元，至2018年5月所欠20%的工资总额为43999.2元，请公司尽快发放，以解决女儿在国外留学的实际困难。上述书面申请后黄桦批示“因此种情况涉及员工人数较多，请等待公司出台解决方案，一并处理”及“黄桦”签字字样。对此，益民基金公司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且因黄桦也正与公司存在劳动争议，故不能排除其与张国雄存在利害关系。同时，益民基金公司认可张国雄的工资标准，也确认其中有20%的绩效工资原为按季度发放，但表示该项工资与公司运营业绩相关，且属于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发放的范畴。因公司2016年至2018年连年亏损，故公司董事会决定自2016年下半年起不再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放绩效奖金，并提交：1、公司人员岗位职级通知（2016年5月），该通知显示张国雄为副CMO/上海业务部总经理，位列公司管理层；2、张国雄参会并签字的2016年9月28日总经理会议纪要、2017年10月10日总经理办公会决议；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办法（2010年3月），适用对象包括市场总监级实际履行该职务人员；4、公司2016年至2018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审核报告书，证明公司经营不善、连续亏损；5、原总经理黄桦离任审计报告，证明经营不善、连续亏损；6、公司关于不发放2016年至2018年管理层绩效工资的决定（2017年2月、2018年2月、2019年1月，加盖公司公章），证明不支付高管绩效工资的决策依据；7、工资薪酬发放调整通知，证明工资支付周期；8、向张国雄支付工资的银行流水，证明及时、足额向张国雄支付工资。张国雄确认上述证据1、2、3、8的真实性（其他不认可），但表示自己仅为市场副总监兼上海业务部门经理，属于公司中层干部，并非高级管理人员，且仅以参加总经理办公会不能得出其为公司高管的结论，其不受高管薪酬规定及绩效考核相关条款的约束，公司不得停发其工资总额20%的绩效工资。关于报销款：张国雄主张为两部分：1、公司除向其支付工资外，每月还有凭票报销方式的补贴2450元（交通补贴1200元、通讯费600元、餐补650元），但2018年公司并未向其支付，共计29400元，要求补报。对此，公司不予认可，但确认有1200元/月（上限）及600元/月(上限)的报销额度，且需要员工在指定期限内凭票报销，但张国雄未再指定日期（2019年1月4日前）向公司提交票据，现已无法报销；2、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其因工作原因产生的招待费、发行新产品漏报的费用、差旅费及业务拓展费40521.25元。对此，公司表示张国雄主张的上述费用，未经事前申报、事后审批，不符合报销流程，不予报销。并提交了公司费用管理制度(2010年3月)，该制度载明“公司员工因公赴外地办理业务，因在出差前填写《公司出差人员申请表》，按公司有关审批制度规定的程序报批，未经批准的差旅费支出，公司财务人员应拒绝办理报销手续”、“公司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实行事前审批制，业务需要开支的招待费，承办部门应如实、详细填写《公司宴请、招待费申请表》，填明接待的原因，时间、地、地点物、标准等项目，并报公司分管领导批准；超过500元的开支，同时报总经理批准。接待人员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接待标准，不得突破所审批的指标”、“费用的开支实行分管领导审批制。事前，业务人员应填写《出差人员申请表》和《公司宴请、招待费申请表》，并经部门领导、分管领导、总经理批准”、“费用支出和报销由总经理全面负责，报销程序为先由经办人持费用审批表和票据，经公司财务人员审核其报销凭据是否符合财务政策规定，确定有效签字后报总经理审批报销。对于虽在标准报销限额以内但不符合财务政策规定的费用，公司财务人员不予报销”、“员工市内交通费、个人移动通信费用实行总额包干、分月核算、全年考核的办法。开支费用在指标内的据实报销，超过费用指标个人承担”。对此规定的真实性，张国雄予以认可，但表示实际工作中并未执行事前审批，就是个人将报销票据提供给专人负责人，再报总部审批，只是走形式，一般都会批准，如有没有批准的，相关票据会退还给提交人。现张国雄所有提交的票据均未退还，故应被认为通过了审批。就此，张国雄提交其与公司相关人员的电子邮件，证明其已经向公司提交了69921.25元的报销票据（含2018年1月至12月额度内票据29400元，2450元/月），已对方已经确认，但公司尚未报销，也表示不予退还，且总经理黄桦批示“请财务配合，妥善处理”。对此电子邮件内容的真实性，益民基金公司予以认可，但表示上交了票据不代表就可以报销，因为没有履行事先审批手续。另，益民基金公司表示在2017年、2018年已合计为张国雄报销了30万元，不存在拖欠情况，但未就报销均切实执行事先申报、事后审批的审批流程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未休年假：双方确认张国雄在2017年尚有1.5天未休，但公司表示已超过仲裁时效，个人不予认可。2018年，公司称为张国雄赴澳洲旅游时间为25天，超过其应休假15天。对此，张国雄不予认可，提交护照证明其2018年前往澳大利益的期间为2月15日至2月25日，且2月15日至2月21日为春节法定节假日，2月22日至23日年假2天，24日为上交所休息日，25日为周日休息日，其2018年未休年假天数为13天。公司提交张国雄2018年9月19日至20日的年假审批单，对此个人予以认可。诉讼中，公司申请本院调取张国雄2018年出境记录，但并未提交相关与张国雄护照2018年出入境记录不符的证据或线索，本院不予调取。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18年12月13日，张国雄委托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向益民基金公司发出律师通知函，以公司自2016年7月起拖欠20%工资为由，通知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承办人律师为本案个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效愚。2018年12月21日益民基金公司向张国雄出关于律师通知函的回函，确认收到个人方面的律师函，表示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并视个人为主动辞职，确认双方劳动关系2018年12月31日终止（解除）。对此双方往来函件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但个人方认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应承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责任；公司认为个人提出的解除理由不能成立，但同意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按照主动辞职处理，不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电脑使用费：张国雄表示公司不为员工配备电脑，但会按照200元/月的标准（每个季度发放）向员工支付使用费，且2018年上半年之前一直按此执行，但2018年下半年开始就未再支付，要求补发。对此事实，益民基金工资予以认可，但表示公司为了减少经营成本，在2018年下半年由总经理决定取消该项补贴并开始执行，不同意支付。关于2018年10月至12月的工资中扣税及额外收入：张国雄称益民基金公司在2018年10月9日向其支付2018年9月工资时，没有随全国统一调整的新个税标准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仍按照之前的标准操作，多扣个人税款1941元。对此事实，益民基金公司不持异议，认可在2018年10月发放张国雄当年9月工资时安州调整前的标准多扣缴了个人所得税款1941元，但表示之所以这样扣除是按照公司注册地税局机关按照原标准扣缴要求操作的，公司无法决定。对此，张国雄不予认可，益民基金公司未提交证据就上述抗辩意见加以证明。另，张国雄以2018年11月工资比10月、12月多151.3元为由，认为益民基金公司欠发工资，要求补发。对此，益民基金公司表示2018年11月个人多收取的钱款是公司向其发放的意林信用增利纯债一年定期A产品的营销奖励。对此，张国雄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关于2018年年终奖：张国雄称根据公司薪酬管理规定，员工有权获得年终奖金，个人已向公司提交了考核数据，但公司没有回应，也未向其发放2018年的年终奖，要求补发，具体数额参考个人以往以及其他同事的发放标准为2个月的工资。对此，益民基金公司称年终奖金的性质如同绩效工资，公司有权根据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因为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所以2018年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发年终奖金。益民基金公司未提交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人员的薪酬及绩效管理办法。张国雄提交了《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薪酬管理规定》，该规定第十九条载明公司年终时会根据企业经济效益情况以及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等因素决定是否发放绩效以外的年终奖。益民基金公司确认上述员工绩效考核暂行办法的真实性，但表示张国雄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适用该规定。张国雄还提供了2016年、2017年全年及2018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其中2016年总结末尾处有总经理黄桦的合格评价及签字、2017年的总结末尾处有总经理黄桦的优秀评价及签字，2018年上半年员工年度工作栏尾部有总经理黄桦“上半年张总的工作积极努力、成绩显著，报告中的困难和问题已知悉，将推动逐步改进，望下半年继续保持、代号队伍、做好工作”的批准及签名。对此，益民基金公司表示2016年、2017年的工作总结与公司备案的文档签字位置不一致，真实性无法确认，2018年没有半年工作总结。关于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再就业损失（个人诉讼阶段增加）：张国雄称益民基金公司未及时向其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再就业损失，要求公司赔偿。对此，公司表示程序上该请求未经仲裁前置；实体上是因个人未按要求来公司办理离职及交接手续，导致公司不能开具离职手续，且个人所谓的损失没有证据证实。关于个人产生的公证费、律师费：张国雄表示为诉讼进行了合理支出，且在仲裁阶段尚未发生，故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益民基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程序上该两项请求未经仲裁前置，实体上也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关于本案仲裁前置程序及移送管辖：张国雄曾以益民基金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虹口区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仲裁请求益民基金公司向其支付：1、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208651元；2、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报销款69921.25元；3、2012年度至2018年度应休未休年假工资200609.4元;4、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7807元；5、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电脑补助费1200元；6、2018年10月、2018年12月工资差额2091元；7、2018年年终奖73332元。2019年5月20日上述仲裁委作出虹劳人仲（2019）办字第184号裁决书，裁决益民基金公司支付张国雄2017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3708.9元、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电脑费1200元。裁决后双方不服，益民基金工资于2019年5月21日向本院起诉。同日，张国雄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2019年9月30日益民基金公司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2019）沪0109民初13676号案件移送至本院管辖。本院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承办人联络后，于2019年6月13日发出会商函，表明双方立案时间高度一致，均为2019年5月21日14时05分，并根据张国雄的实际工作地点、居住地点以及案件前置仲裁处理机构均为上海市的客观情况，建议移送案件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及案件审理。2019年7月16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09民初1367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院立案在先（2019年5月21日14时05分37秒），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在后（2019年5月21日14时05分29秒），裁定益民基金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移送案件至本院审理。张国雄对上述裁定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2民辖终83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移送至本院后，互诉案件合并至本案一并审理。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不予发放2016-2018年度管理层绩效工资的决定》、《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费用管理制度》、《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薪酬管理规定》、《律师通知函》（解除通知）、《律师通知函回函》、2018年6月29日申请、年休假审批单、张国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8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上海市虹口区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虹劳人仲（2019）办字第184号裁决书、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13676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辖终839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对其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拖欠20%绩效工资的请求：益民基金公司称因公司业绩不佳，决定不向管理层发放2016年至2018年期间的绩效工资，但其提交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办法所列的高级管理人员范围并不包括张国雄的职位，且亦未就张国雄实际履行高管职务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已实际向张国雄支付了2016年上半年的绩效工资，故本院对张国雄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不予采纳，并对张国雄此项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报销款的请求：虽然益民基金公司有关于业务费用事先申请、事后审批的制度流程，但结合公司财务人员已经收取张国雄报销票据并未提出异议（没有证据显示对张国雄此前报销流程按照制度进行），也不予退还，且总经理批示妥善处理的客观事实，本院认定益民基金公司对张国雄的业务款报销并不实际执行事先申请流程，其应当按照收取票据的数额为原告报销业务款40521.25元。另，根据公司财务人员向张国雄发出的确认邮件内容可知，益民基金公司亦已经收取了张国雄2018年1至12月额度内报销票据29400元，故亦应依照本院上述认定一并支付；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以及益民基金公司要求不支付张国雄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双方确认张国雄2017年、2018年各享有15天带薪年假及张国雄2017年尚有1.5天年休未休，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益民基金公司关于张国雄此部分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与未休年休具有可跨年安排的属性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应当按照张国雄2017年平均工资标准支付1.5天的未休年假工资。另，根据益民基金公司提交的张国雄2018年9月年假审批单及张国雄个人因私护照显示2018年2月出境记录，本院认定张国雄2018年已休4天，尚有11天未休，益民基金公司应就此向张国雄按照2018年平均工资标准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基于本院上述关于益民基金公司拖欠张国雄绩效工资的认定，张国雄以拖欠工资为由与益民基金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因张国雄的工资标准高于法定标准上限，本院以本市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8467元/月）为基数予以核算；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电脑补贴费以及益民基金公司要求不支付张国雄电脑补贴费的请求：因益民基金公司没有为张国雄提供办公电脑，故其以支付电脑费的方式给予张国雄使用个人电脑办公补贴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在未为个人配发办公电脑的情况下，单方停止发放上述补助，违背了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的用工义务，故其对扣发的电脑费应于补发。据此，本院对张国雄此项请求予以支持，对益民基金公司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2018年10月多扣税款以及支付2018年10月、2018年12月与2018年11月额外工资收入差额的请求：双方对多扣除的数额事实及数额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但益民基金公司关于按照注册地税务机关的要求仍按照调整税率之前的标准代扣代缴张国雄2018年10月个人所得税的陈述意见，与政策法规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多扣缴税款导致张国雄个人收入受损，益民基金公司应予补齐。另，益民基金公司已对张国雄2018年11月多收入的部分作出了合理解释，但张国雄没有证据证明该笔收入为其他性质，故其以此为依据主张前后月份的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2018年年终奖的请求：基于本院上述张国雄不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本院对益民基金公司以年终奖类似绩效工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的规定均未发放为由，不应向张国雄支付2018年终奖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公司薪酬管理规定规定，发放年终奖以系考核为前提，虽然公司总经理黄桦在张国雄2018年1月至6月工作记录上作出了积极、肯定性的评语，但并不能以此得出2018年张国雄全年工作已经考核且合格，故尚不能认定其已符合发放年终奖的要求。故此，本院对其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张国雄要求益民基金公司支付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造成再就业损失以及支付因诉讼产生的公证费、律师费的请求，均系张国雄在诉讼阶段增加的新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处理且与本案审理不具有不可分性，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张国雄2016年7月至2018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208651元；二、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张国雄业务报销款、额度内报销款69921.25元；三、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张国雄2017年、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41723.34元；四、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张国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7807元；五、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张国雄2018年10月多扣缴税款1941元；六、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张国雄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电脑费1200元；七、驳回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八、驳回张国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5元（已交纳10元，剩余5元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并交纳）、由张国雄各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肖成效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高 钰书 记 员 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