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知民初218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法定代表人：周建潮，该协会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贞，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雨，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郴州市可秀娱乐俱乐部。经营者：雷鸣，男，198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克芳，郴州市北湖区华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郴州市可秀娱乐俱乐部（以下简称可秀俱乐部）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贞，被告可秀俱乐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克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可秀俱乐部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258420元；2.判令可秀俱乐部承担音集协的维权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392元、公证费500元、律师代理费6700元），共计7592元。以上两项合计266012元；3.判令可秀俱乐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音像集体管理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原告有权代表广大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原告已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案涉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并依法行使集体管理职责。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在其共同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原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没有履行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义务，主观上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经查，被告成立于2015年2月10日，包厢数达到59间以上。被告作为卡拉OK经营者，以营利为目的，以包房为空间，以使用海量作品的曲库供消费者点播来获得收益，是典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针对的使用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版权使用费。参照国家版权局2016年第1号公告颁布的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标准12元/天/终端，并结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7年-2019年公告的湖南地区使用费收费标准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规定，被告应付未付的版权使用费即为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被告应当按照该实际损失金额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也应由被告承担。可秀俱乐部辩称，原告起诉所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原告称被告以使用海量作品的曲库点播来获取利益与客观事实不符。近年来，KTV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转变，被告给消费者提供的包厢及点播设施设备均免费，被告获利的来源只是靠自助消费的酒水及其他食品，从原告提交的消费票据可充分证实，被告并未因消费者点播歌曲而获利。二、原告诉称的被告的包厢数量与客观事实不符，因被告包厢年久失修，相应的设备老化，部分包厢已不能使用，加之市场不景气，许多包厢均已闲置或改作他用。因此，包厢数量不能单从楼层布局的包厢数量来计算。三、原告主张的侵权费用过高，被告所使用的歌曲数量与原告歌曲库里的数量相差甚远，侵权费用也应当根据郴州的市场行情及目前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例予以认定，请求法院对此予以核减，判赔以5000元为宜。四、依照法律规定，著作权的诉讼时效是两年，从原告起诉之日向前推两年，原告诉请的2017年侵权赔偿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请，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音集协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原告主体资格及法定职责的证据1．社团法人登记证、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证，拟证明原告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2．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章程，拟证明原告的法定职责包括：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起诉讼等。3．原告官网公告及公示的著作权许可协议范本，拟证明原告在官网上公示了著作权许可协议范本，其中第2节明确约定原告对足额缴纳许可费的使用者遇到的著作权纠纷承担担保义务，并明确提示旧版空白合同已作废，同时提供旧版合同查询功能。第二组：原告享有著作权的证据4．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与原告订立的著作权授权合同，拟证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系原告的会员，授权原告对其名下权利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行使相关权利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5．原告网站公示其管理作品的清单及相对应的权利人，拟证明原告作为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6．音集协向VOD点播设备供应商发放许可的授权书（包括雷石、星网视易、阳光视翰、厦门前沿、福建海媚、北京传畅、四川音创），拟证明原告管理海量作品在卡拉OK经营行业具有广泛代表性，并已全部许可VOD厂商复制在其制作的卡拉OK曲库中；被告在其经营场安装使用案涉曲库，应当依法向原告交纳著作权使用费。第三组：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费标准7．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第1号公告，拟证明卡拉OK经营场所是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义务主体，基本收费标准为12元／包房／天。8．音集协著作权使用费收费标准的公告（近三年），拟证明原告依职责在全国包括被告所在地区开展针对卡拉OK经营者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并公布了相应的收费标准，其中近三年湖南省的收费标准均为8.3元/天/终端。9．音集协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拟证明原告根据分配细则向其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及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预留6%的分配金额用于支付非会员的使用费和诉讼赔偿金等，证明原告按包厢数向卡拉OK经营者收取使用费具有正当性及合理性。第四组：相关判例10．2017年度湖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十大典型案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终383号〕，拟证明湖南省高院认定音集协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就是场所未缴纳的版权使用费。1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知民终168号，拟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目的是督促场所依法履行向音集协交纳版权费的义务，场所向音集协缴费是获得合法版权许可的唯一途径。第五组：被告侵权行为、原告维权合理费用的证据12．被告工商注册信息，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开业时间、经营情况等。13．证据保全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取证录像、点播歌单、消费凭证等，拟证明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点播业务，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14.滚石、索尼、中唱、华谊等唱片公司流行歌曲DVD原版光盘，拟证明被告曲库歌曲与原告管理的权利作品在动态画面、词曲作者及演唱者信息、字幕、声音等方面完全一致，属于相同作品。15．关于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相关文件，拟证明2018年11月，原告通过在官网发公告、向相关部门协会及卡拉OK场所邮寄公告等多种途径，宣布终止天合文化集团的版权费收费资格，公告空白合同作废。16.原告敦促被告依法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合同并支付使用费的《告知函》、《律师函》等，拟证明原告在诉前已积极同被告沟通，被告置若罔闻，主观过错严重。原告提起诉讼是为加入原告的广大权利人争取正当著作权利益最后的救济手段。可秀俱乐部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权利依法来源于权利人授权，故对于非原告会员的作品，原告无权代其主张权利，且原告不是立法上唯一可以设立的组织。对证据3中的《公告》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上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系社会团体，其与天合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宣告合同作废，公告作废的合同系原告的单方行为，未与合同其他方协商一致，原告与天合公司就原告能否单方解除该合同已提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审理，在该案件未产生生效判决前，任何一方所作出的声明对合同相对方以及社会公众均不产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与原告已经签署了著作权许可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继续按照已签署的合同继续履行，原告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或宣告合同无效。对证据4中《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中国唱片总公司2016年9月1日出具的《声明》，原告仅能证明其与中国唱片总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在约定的有效期内有效（即至2019年9月3日），不能证明本案审理、裁判之日原告有权继续代表权利人中国唱片总公司向被告收取相应的著作权使用费用，也无权向被告提起诉讼。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单方公示的权利人作品清单仅为原告单方行为，原告网站公示的内容均可由其告自行操控并更改，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另外，原告是否有权代表权利人对其作品进行管理，应根据原告与权利人签订的授权许可协议确定，原告单方公示的曲库，不足以证明其具有管理权利。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被告是否安装原告授权的点播设备供应商与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曲库歌曲并没有必然联系，卡拉ok歌厅安装VOD点播设备后，同样可以播放其获得直接权利人授权的歌曲，消费者亦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歌曲播放，故原告向VOD点播设备供应商发放的授权书，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被告安装使用了原告曲库歌曲的证明目的，原告不能以此作出主观的、极端的推断。另外，根据原告提供的《授权书》，（北京雷石、北京雷客、北京镭海、厦门前沿、福建视、北京视翰）的授权有效期自2018年11月1日开始，北京传畅自2019年1月1日开始，福建海媚自2017年11月1日开始，四川音创自2018年1月1日开始，而原告在本次批量起诉的侵权时间多为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此时上述设备供应商尚未取得原告授权，故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与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存在冲突，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使用费标准仅作为原告收取版权费的参考依据，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且该公告中亦申明，收费活动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试点，故公告并非强制性标准。版权使用费标准与侵权损害赔偿是不同的概念，版权使用费的权利人系在原告处登记的全体著作权人，而原告的工作职责为代替在其全体会员统一收取后再向全体会员进行分配，即版权使用费收取后需要按照分配标准分配给各著作权人，而本案系侵权纠纷，侵权损害赔偿系赔偿给被侵权人，即本案最后确定的侵权歌曲的著作权人，故不能依照同等标准主张。使用费标准不能作为原告所受损失的依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单方公布的收费标准不能证明其实际收取的费用标准。使用费标准不能作为原告所受损失的依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原告的使用费分配细则仅能证明其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了使用费的分配规则，并不能证明已经实际向相应的权利人转付了使用费；另外，根据该分配细则的规定，原告收取的使用费需要向所有直接登记的会员以及代理公司会员进行分配，而本案中，原告仅举证证明被告可能侵权十几首歌曲，却按照8.3/包厢/天（即全库歌曲的收费标准）主张赔偿，显然自相矛盾。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判例与本案没有实际关联，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注册个体商户后，经营者还需要通过消防设计审批、经过消防验收、环评验收等一系列手续，完成装修后才能够正式营业，故工商登记时间并不能证明被告的实际开业时间及实际经营情况。对证据13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未录制点歌过程，实际上，所有的消费者均可以通过包厢内电视上的链接（该链接为vod设备供应商提供）进入手机点歌系统，在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器上下载第三方云端网络曲库中的歌曲,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所点播的歌曲系被告本地曲库中的歌曲，著作权人仅授权原告对其作品的放映权进行统一管理，如果本案案涉歌曲并非从本地系统中点播，则原告无权代著作权人提起本诉。对消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对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因为要一首一首的比对，过程比较漫长，但是被告不否认在使用证据中的一部分歌曲，且没有交2019年的费用。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与天合公司的服务协议是否已经解除、是否属于委托合同性质、原告是否有单方解除权等问题，双方均已提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审理，在案件未形成生效判决文书前，任何一方均不能单方解除该协议或认定基于该协议所签订的《著作权使用合同》无效。此时，其余天合公司的服务协议尚在存续期间，本案被告及广大的KTV经营者与湖南天合公司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的行为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对证据16：对签收回单、告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关于终止委托天合公司收费的告知函》等文件均为原告单方制作，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尚未有定论。天合公司与原告对于天合公司是否仍有权对外签订合同持不同意见，而天合公司自2008以来即开始接受原告委托在湖南地区开展业务，且其提供的合同盖有原告真实公章，故被告与其签署合同并认为该行为有效属于合理做法。原告所提交的《签收回单》中填写的包厢数量与原告起诉所主张的包厢数量不符，原告无法证明被告经营的KTV实际包厢数量达到其起诉的包厢数量。对2019年收费标准的公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版权费的收费标准与侵权损害赔偿标准性质上有根本差异。原告版权费的标准制定、收取版权费的权利来源是基于其所有会员的授权，其收取的版权费也是需要向全体会员分配的，而侵权损害赔偿是权利人基于其权利受损而获得的补偿。本案中，原告取证侵权的歌曲（除无出版物对比的外），权利人均为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即即使本案认定了侵权行为确实存在，判决了侵权赔偿，该赔偿也仅为向滚石公司支付的赔偿，并非向全体原告会员分配的版权收入。不能以版权费的收费标准*营业天数作为原告实际损失的参考标准。首先，音集协往年（包括2018年）实际向湖南各卡拉ok经营者收取的费用为2-3元/天/终端，并非8.3元/天/终端，原告实际收取多少版权费最终是以其与卡拉OK经营者达成的一致合意为依据；其次，本案中，原告仅于2019年12月的某一日取证被告场所能够点播案涉歌曲，并未证明被告自开业之日即能够点播案涉歌曲，即即使存在侵权行为，原告也并未证明该侵权行为的持续性；最后，音集协公布的标准是8.3元每天每终端，本案即使要计算损失，也只能计算2019年12月取证日的损失。可秀俱乐部未提交证据。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到可秀俱乐部现场勘查并形成勘验笔录，消防图上的KTV包房现作为办公室、杂房、储物间、休息室等用途的共计5间。音集协对勘验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笔录能反映勘验时被告场所的经营状况，但不能反映原告所诉被告侵权期间（2017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持续的包厢使用情况，被告为2015年2月10日注册，经营时间长，部分包厢可能随经营状况逐步改为其他用途，但不能确定其在整个侵权期间都未用于k歌经营。可秀俱乐部对勘验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因2019年已有多家音像著作权管理公司就著作权侵权提起诉讼，法院亦酌情判决赔偿，故本案如按包厢数判赔，就构成重复赔偿，本案应以歌曲数作为判赔依据。本院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现场勘验的情况将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将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27日，原告音集协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注册资金为10万元，业务范围为开展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咨询服务、法律诉讼、国际版权交流、举办研讨，交流及与本会宗旨一致的相关业务活动。原告音集协作为甲方分别与乙方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乙方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以专有的方式授予甲方音集协在卡拉OK经营领域独家许可卡拉OK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放映音像节目并收取费用，同时甲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合同均在有效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及国家版权局公告的《卡拉OK经营版权使用费标准》等相关规定，音集协作为具有法律授权特许地位的音像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权利人向使用者收取版权使用费，该项工作自开展以来由音集协委托天合集团收取，湖南地区由天合集团成立的子公司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收取。2018年7月24日，音集协因天合集团拖欠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等问题将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诉至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2018年11月5日，音集协向卡拉OK经营者、VOD运营商、各地区娱乐行业协会发布《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公告》，宣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解除与天合集团关于卡拉OK著作权许可费收取业务的委托关系，卡拉OK营业者不得再通过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签署向音集协缴纳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著作权许可协议，不得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汇入任何非音集协账户，并告知已加盖音集协公章的作废格式合同编号可在音集协网站首页查询。2018年11月26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向各市州文（体）广新局下发关于转发《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公告》的通知，请各地部门配合按上述公告执行并维护好当地相关企业的权益，做好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和宣传工作。2019年5月27日，音集协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关于卡拉OK营业场所支付版权使用费事宜告知函》、《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关于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关于成立湖南省联络处的公告》送达给可秀俱乐部，可秀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签收了上述文件。2019年6月25日，音集协向可秀俱乐部邮寄律师函，告知可秀俱乐部立即停止在营业场所内使用音乐电视作品用于营利性商业经营活动，并在3个工作日内与原告协商侵权赔偿事宜。2019年6月26日，可秀俱乐部收到该邮件。被告可秀俱乐部于2015年2月10日成立，经营形式为个体经营，经营者为雷鸣，经营范围包括歌舞厅娱乐活动、餐饮、台球服务。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到可秀俱乐部现场勘查，消防图上的KTV包房现作为办公室、杂房、储物间、休息室等用途的共计5间。音集协提交了其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权利卫士”取证软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文件，并提供对应文件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经查验，音集协提交的上述照片和视频均通过时间戳证书验证。上述文件对应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均载明，时间戳证书验证的证据文件是由“权利卫士”客户端产生，“权利卫士”使用自带的拍照、录像、录音功能对客观事实进行取证并实时进行可信时间戳电子证据固化保全。上述照片和视频文件证明2019年12月25日取证人员进入被告经营的包房，通过点播系统在KTV中点播《倒带》《假面告白》、《好想你》等316首歌曲并进行放映。本院将原告所附证物袋中的U盘内容与原告主张权利的同名音乐电视作品进行比对，上述316首歌曲内容及音源等方面一致。原告音集协为此花费娱乐服务费392元，公证费500元，共计892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可秀俱乐部是否侵害了原告音集协的作品放映权；二、原告起诉被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若构成侵权，可秀俱乐部应当如何承担侵权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合法出版物，可以作为其享有著作权的证据。本案中，音集协提供了包含有涉案作品的出版物以及与著作权人的授权合同和声明，可证明音集协已经取得了著作权人的授权，集中管理涉案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广播权，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出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根据案涉《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记载的内容，音集协在可秀俱乐部经营场所查找、选取、点播了316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取得相关消费凭证，足以证明可秀俱乐部在其经营场所放映被诉侵权作品的事实。经比对，音集协主张权利的歌曲内容及音源与被诉侵权歌曲的内容及音源一致，可以认定可秀俱乐部放映被诉侵权作品的行为侵犯了音集协对该作品的放映权。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著作权保护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考虑到诉讼时效的功能和目的，及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本案音集协主张可秀俱乐部承担2017年至2019年的侵权赔偿费用，未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保护。可秀俱乐部辩称音集协对其2017年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可秀俱乐部的行为侵害了原告音集协的著作财产权，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根据音集协举证及法律规定，可以推定音集协管理了市场上相对较多的作品，并有权利以国家版权局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为基础与被许可人协商后按包厢数收取许可费用。因此，对于音集协为原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以包厢数为基础计算许可费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许可费应由音集协与被许可人协商确定。本案中，音集协提供的每个包厢的收费标准系其单方出具，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亦无法达成合意，因此，法院可以综合如下事实，酌定本案赔偿标准，即：可秀俱乐部经营规模、实际使用的包厢数量、可秀俱乐部未交许可使用费的时间（3年），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酌情确定可秀俱乐部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142800元。关于维权合理开支。因音集协为维权花费了律师费、公证费及取证消费，本院酌情支持维权合理开支2500元。综上所述，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六）项、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七）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郴州市可秀娱乐俱乐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4530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郴州市可秀娱乐俱乐部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704元，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2852元，由被告郴州市可秀娱乐俱乐部负担28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虹审 判 员  刘殳扬人民陪审员  曾红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苏晓玲书记员梁慧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受本法保护。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第四十七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五）剽窃他人作品的；（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八）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八条当事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以定购、现场交易等方式购买侵权复制品而了取得的实物、发票等，可以作为证据。公证人员在未向涉嫌侵权的一方当事人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如实对另一方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和取证过程出具的公证书，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第二十八条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著作权保护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