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内29行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向阳，个体户，现住江苏省无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祥润，内蒙古北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   负责人包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斌。   上诉人田向阳因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区人民法院（2019）内2921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田向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祥润，被上诉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该局法制大队副队长王玲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3日晚20时许，原告田向阳同事朱某某向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110报警，称原告田向阳趁其不备拿走她的iPhoneX手机不予归还，被告新华街派出所民警处警后，进行初步调查时，原告田向阳不认可拿走朱某某iPhoneX手机，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遂于2018年8月14日决定对朱某某被抢夺案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原告田向阳进行拘留。同年8月15日经被告再次讯问，原告田向阳承认8月13日拿走朱某某iPhoneX手机后交给其同事崔某某，又由崔某某将该手机交给朱某2、李某某、王某某（田向阳妻子）。朱某2、李某某、王某某将手机放置内蒙古自治区××区贺兰草原蒙古包广场东北角路边木栈道下。同年8月14日，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在朱某2带领下将该手机进行扣押，于同年8月21日对原告田向阳决定取保候审。在立案侦查阶段，被告对原告田向阳、朱某某、崔某某、朱某2、李某某、王某某分别进行询问。并就该部手机委托阿拉善左旗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认定，阿拉善左旗价格认证中心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阿左发改价认不受【2018】鉴字8号《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标的物无入网许可证号，无法辨别手机真伪”为由，对该手机价格不予认定。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遂于2019年1月10日，以“朱某某被抢夺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此案”，作出阿左公撤案字【2019】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于同日对原告田向阳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作出阿左公（刑）行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田向阳给予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现原告以该行政处罚决定与“撤案决定书中所认为的原告的行为存在矛盾，且与本案的相关案件事实以及物证、书证不相符，被告对于本案客观事实并未查明”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阿左公（刑）行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原告田向阳于2018年8月13日晚在同事朱某某办公室，趁其不备将其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抢走，朱某某索要无果遂报警，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民警处警现场，原告田向阳仍不承认抢走朱某某手机，被告遂立案侦查，后经查明原告田向阳抢夺朱某某手机事实成立，但因该手机“无入网许可证号，无法辨别手机真伪”，而无法作价格认定，被告遂撤销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治安案件，向原告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作出阿左公（刑）行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田向阳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田向阳提供名称为“南京永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及网上商场分期还款详情，称所涉案的手机为原告本人所有，被告对于本案客观事实并未查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合议庭认为，其一，原告提供的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名称为“南京永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而非原告本人姓名，不能以此认定为原告所购买的手机，且为涉抢夺朱某某手机的同一部手机。其二，原告提供的网上商场分期还款详情，不能证明为朱某某手机还款凭据。其三，如果抢夺的手机为原告本人所有，在被告出警后原告不如实相告，且自己的手机在朱某某手里也不进行报警处理与事实不符，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田向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田向阳负担。   田向阳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区人民法院（2019）内2921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涉案事实的审查和认定有悖于客观事实本身。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对于涉案证据事实表述如下:“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及被告提供的阿左公(刑)行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认定,对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及网上商场分期还款详情,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此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上述表述完全脱离了证据事实本身。1、被上诉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被诉行政行为本身,提交的证据仅仅显示上诉人当时从朱某某办公室拿走了一部手机,且涉案手机串号为“353055092034088”,但是公安机关对于该部手机从何而来,没有进一步查证,并且对于上诉人抗辩的购买手机的事实,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2、上诉人在被取消强制措施后,曾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涉案手机的发票(电子发票)打印件,该发票上在备注栏当中明确注明手机串号为:“353055092034088”,该串号与公安机关提交的2018年8月14日的《扣押物品清单》手机一栏中特征栏中表明的“黑色iPhoneX手机,串号:353055092034088”的标注完全一致,手机串号是手机的唯一的身份标识,是辨别手机身份的唯一特征,既然发票涉及的手机与扣押物品清单涉及的手机是同一部,一审法院又是如何作出“对原告提供的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及网上商场分期还款详情,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定的呢。这显然与已经查清或者明确的的事实完全相悖的。因为公安机关并没有否认该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也没有否定该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反而认为该票据合法存在,那么,在此基础上作出与证据载明事实相反的认知,又是依据的什么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和瑕疵,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并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原告田向阳于2018年8月13日晚在同事朱某某办公室,趁其不备将其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抢走,朱某某索要无果遂报警,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民警处警现场,原告田向阳仍不承认抢走朱某某手机,被告遂立案侦查,后经查明原告田向阳抢夺朱某某手机事实成立,但因该手机“无入网许可证号，无法辨别手机真伪”,而无法作价格认定,被告遂撤销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治安案件，向原告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作出阿左公(刑)行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田向阳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田向阳提供名称为“南京永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及网上商场分期还款详情,称所涉案的手机为原告本人所有,被告对于本案客观事实并未查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合议庭认为,其一,原告提供的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名称为“南京永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而非原告本人姓名,不能以此认定为原告所购买的手机,且为涉抢夺朱某某手机的同一部手机。其二,原告提供的网上商场分期还款详情,不能证明为朱某某手机还款凭据。其三,如果抢夺的手机为原告本人所有,在被告出警后原告不如实相告,且自己的手机在朱某某手里也不进行报警处理与事实不符,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针对全案事实进行审查和甄别之后,作出上述认定和判断，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行政诉讼的诉讼目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的宗旨,应对涉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程序的合法性、涉案事实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并做出最终判断,确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或者存在程序及其他方面的瑕疵，是否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经过庭审举证和示证、质证,已经能够非常清楚看出公安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处罚过程中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存在严重瑕疵,根本无法确认涉案手机与受害人之间的合法关联。被上诉人代理人称,在案件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受害人朱某某的手机包装盒与发票丢失,无法向公安机关提供。该黑色iPhoneX手机属于进口产品,公安机关掌握该手机的串号,通过手机的串号可以查到销售商和销售路径,即使受害人丢失了单证,一样可以清楚的查证手机来源。其次,该涉案发票系电子发票,在销售完成后即一直以网络虚拟状态真实存在，根本不存在丢失的可能。公安机关查询时,完全可以通过登录网站的形式再次下载打印。而该发票在上诉人人身获得相对自由后,第一时间下载打印提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获悉该证据后，对这样重要的基础事实证据却没有继续排查,一审法院还认为被上诉人建立在上述存在严重漏洞和瑕疵的行政行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其三,除了提供电子发票外,上诉人同时还向法庭提交了上诉人的个人银行卡消费记录、顺丰快递单号、购买手机的发票获取信息说明,其中串联上述所有证据线索的就是涉案黑色iPhoneX手机“353055092034088”的手机串号,银行卡消费记录记载的购买手机的价格、手机串号、时间与涉案事实完全吻合,快递单号可以查询到发货人和收货人是谁,收货人是否上诉人田向阳,但是被上诉人在如此详尽的证据事实材料面前仍然狡辩称受害人发票丢失,而没有排除上诉人提交证据合法存在的任何可能,在事实证据唯一性、排他性尚未解决,事实真相还不清楚的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能够清楚。而且一审法院仅仅对于发票进行了认证和表述,但是对于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卡消费记录,该消费记录与涉案手机之间的合法的事实关联等等证据既未表述更未认证,这显然是对于上诉人提交证据的忽略和遗漏,其认定本身即违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四,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提交上述发票等证据后,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证据材料和案卷当中没有出现上述证据。根据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律的规定,当事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以及双方提交的相关材料都应当被如实记录和记载,也应当在案件审理和办理过程中忠实体现,即使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也不能有所废弃。但是本案中公安机关对于手机来源以及上诉人在侦破过程中的辩解,以及上诉人在之后提供发票等证据以印证其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明显视而不见,并且有意将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排除出案卷材料之外,形成了对上诉人完全不理的证据链条,并最终作出对于上诉人不利的行政处罚,上述一切行为均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其五,一审法院的审理任务是查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事实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在经过审理后,对于被上诉人没有依法提供排他性的事实证据和上诉人已经提供的能够印证公安机关办案存在事实瑕疵的证据却没有直接认证,而进行了逻辑推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已经背离了自身的审判职能,而是在行使刑事侦查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针对本案所做出的行政判决,背离了案件客观事实,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辩称，一、上诉人田向阳称一审法院对涉案事实的审查和认定有悖于客观事实本身。我局认为，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和认定证据合理合法，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我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田向阳实施了抢夺朱某某正在合法占有手机的事实。田向阳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抢夺的违法行为。田向阳称该部手机是自己购买的，拿回自己的手机不构成抢夺行为。还提供了增值税发票和网上分期付款凭证，证明该手机是其自己购买的。而法院认定上述两项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定完全正确。理由：一是发票联反应该手机购买主体是“南京永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田向阳没有任何关系。二即使是田向阳购买的，所有权也不一定是田向阳自己的（期间存在赠与等所有权转移）。也就是说自己购买的手机并不一定是自己所有的。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推翻朱某某合法占有手机的事实，田向阳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二、田向阳称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和瑕疵，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上诉人在上诉状上列出五条理由的焦点均是被上诉人没有查清手机的来源而进行抗辩。我局认为，一审法院查明和认定事实不存在错误和瑕疵，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一）刑事的抢夺案件、治安管理的抢夺行为侵犯的客体均为对财务合法的占有权。只要通过不合法手段侵犯他人的合法占有的财务，都有可能构成抢夺行为。本案中，经过公安机关查证，朱某某一直占有和使用这部手机，推定朱某某是该部手机的合法占有人。上诉人称该案涉案抢夺的手机是本人的，并且提供了发票和手机串号。田向阳提出的申辩，经公安机关核实，其提供的购买发票该发票的买受人并不是自己的姓名，而是某公司的名称，又提供不了自己是手机所有人的其它有力证据。向朱某某了解手机来源问题，朱某某称是朋友赠送的。让其提供发票和手机相关的材料信息，朱某某称手机包装盒与里面放着的材料均在发案后丢失了，无法向公安机关提供。办案人员也向有关部门调取了证据，证明朱某某是手机的第一注册人，也是该手机的唯一使用人。因此，公安机关并不是没有对手机所有权异议进行调查，而是调查了，确定手机所有人为朱某某所有。（二）即使是上诉人自己购买的，自己又不去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请求返还占有，公安机关在初查时又拒不交代实情，也不承认自己抢走了手机的事实。而是将该案进一步复杂化。迫使公安机关受立案，指派警力展开调查，获取了手机藏匿地点，从而提取了被抢手机。经过几次询问，才交代了案件事实。在询问田向阳前几次笔录中，根本没有主动提及该手机有可能是自己的手机而申辩，宁愿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不交代案件实情，不符合常人的思维。因此，从这一点上断定，田向阳所讲的抗辩理由手机是自己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三）至今为止，上诉人也没有主张占有返还请求权或原物返还请求权，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丢失手机一案。这一点完全可以断定田向阳对该手机不享有所有权或合法占有权，只不过在后期编造虚假的理由来引导办案人员错误判断，浑水摸鱼，规避法律处罚。一审法院也告知上诉人代理人，如果上诉人报了案，公安机关能够认定朱某某实施了盗窃手机的行为，那么本案行政处罚就错了。如果不能认定朱某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就不能认定朱某某所持手机是非法占有。综上所述，田向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内蒙古自治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2921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判决适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田向阳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中，2018年8月13日晚20时许，上诉人田向阳同事朱某某向被上诉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110报警，称田向阳趁其不备拿走她的iPhoneX手机不予归还。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民警处警后，进行初步调查时，田向阳不认可拿走朱某某iPhoneX手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遂于2018年8月14日决定对朱某某被抢夺案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田向阳进行拘留。同年8月15日经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再次讯问，田向阳承认8月13日拿走朱某某iPhoneX手机后交给其同事崔某某，又由崔某某将该手机交给朱某2、李某某、王某某（田向阳妻子）。朱某2、李某某、王某某将手机放置内蒙古自治区××区贺兰草原蒙古包广场东北角路边木栈道下。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将该手机进行扣押，并对田向阳决定取保候审。并就该部手机委托内蒙古自治区××区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认定，该中心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阿左发改价认不受【2018】鉴字8号《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标的物无入网许可证号，无法辨别手机真伪”为由，对该手机价格不予认定。阿拉善左旗公安局遂于2019年1月10日，以“朱某某被抢夺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此案”，并作出阿左公撤案字【2019】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于同日对田向阳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向田向阳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综合本案上述事实，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作出阿左公（刑）行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对田向阳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田向阳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田向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道 日 娜   审 判 员 伊 丽 娜   审 判 员 哈斯塔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策丽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