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红，女，197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厚可，贵州藏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倩，贵州藏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应波，男，1983年10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兴科，贵州金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海文，男，1973年6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李世红与被上诉人代应波、于海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1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世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117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审理事实不清，原被告之间不是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合伙合作关系。代应波提供资金需求方信息，李世红寻找存款业务人，该笔业务做成后能拿到的报酬由代应波、张儒（定金的实际支付者，庭审中李世红举交了张儒转款给代应波的捌万元转款截屏可以佐证）、李世红等人，除去前期使用资金后平均分配，这有被告提供的与代应波的微信记录、几个合伙合作人员微信群记示等证据材料加以佐证，所有的报酬来源均系该笔业务中资金需方提供的高于银行利息部分中，支付给存款方相应比例后的余额，实质上代应波、李世红、张儒在本案中系合伙合作关系，各司其职，平均分配盈利。因此，对于为该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支付给存款人的定金），应由此事务的各合伙合作人员共同承担。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代应波并非贴息揽储的需方，代应波与张儒只是拥有资金需方信息，而真正实施贴息揽储行为的是银行和资金需求公司，支付贴息的也是资金需求公司，而非一审原告代应波。一审判决认为系代应波在实施贴息揽储业务，从而认定代应波与李世红之间的合同无效，但本案实际系代应波、李世红、张儒等人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而达成的一种以贴息作为报酬来源的合伙合作关系，其合伙合作关系并不能因为他们从事的此项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而被认定为无效，也不能否认合伙合作就应共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实质。一审认为代应波与李世红之间形成的系“借款合同关系”，与案件事实完全不符，从而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查清事实，支持上诉请求。代应波辩称：1.李世红上诉称李世红与代应波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合伙合作关系而非合作协议关系的理由错误。首先，从法律以及法理角度，无“合伙合作关系”的概念，上诉人严重混淆“合伙”和“合作”的区别。其次，法律角度而言，界定和规范“个人合伙”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是《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至第56条的相关规定，本案李世红与代应波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上述规定均不相符，不是合伙关系。最后，合作关系或者合作协议关系是指协议方共同完成一个项目临时组成一个合作体，只针对某一个或多个项目，在项目完成后自然解散的关系。所以，李世红与代应波之间的关系能且只能是合作关系。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双方是居间合同关系，二审又辩称是合伙合作关系，说明上诉人对双方合同关系的性质一直没有弄清楚。2.一审中所出示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是双方对合作内容、定金收取、报酬、权利义务、责任等的明确约定，证明了：一是李世红收取了代应波8万元定金的事实；二是李世红对存款金额、存款期限进行了事前承诺的事实；三是李世红存在违约行为，导致银行存款的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四是李世红的下家均系李世红自行寻找、联系和交易，都是独立的合同关系，与代应波没有一点关系的事实；五是李世红也承诺如果无法存款自愿一分不少退还代应波定金的事实。3.李世红支付给他人定金的行为性质。黄奋勇和朱行长是李世红的下线中间人，双方之间是独立的合作合同关系，李世红将定金直接支付给黄奋勇和朱行长，是作为李世红与黄奋勇和朱行长合作合同的定金。4.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判决双倍返还定金和支付资金占用费。综上，上诉人的主张不应支持。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支持代应波一审起诉主张。于海文二审期间未答辩。代应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李世红偿还原告双倍定金16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定金清偿之日止，按年6%计算）；2.请求判令被告于海文对前项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代应波与被告李世红均是银行存款业务的中间人，俗称“资金掮客”。原告有存款资金需求的关系，被告李世红有存款资金来源的关系，双方于2019年12月通过口头和微信的方式达成了银行存款业务的合作约定，由被告李世红寻找个人存款业务，将款项资金存入贵阳农商行，由原告代应波按照一定的贴息比例支付被告李世红报酬。原被告双方没有书面的合同，认可通过微信的方式达成合作协议。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月16日，原告代应波与被告李世红通过微信联系，确认合作关系。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有以下内容：一、（代应波）1.营业执照正副本2份（盖单位公章）；2.法人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2份；3.基本户开户许可证；4.公司章程；5.控股25%以上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6.开户申请书、机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非自然人客户收益所有人调查表、一般户开户公函、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资料由银行提供，只需带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章）。注：所有复印件均需该公章。二、（李世红）人到凯里以后收三万定金，最迟星期二开户，户开好以后现场再收三万贴息保证金，收到保证金后立即进款，首单2000万，2000万贴息收到后立即再进3000万，3000万贴息也收到后马上在银行办理转定和开出存款证明（5000万转定是以防非阳操作）。三、（李世红）本企业承诺在一年内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转让，不抵押（质押）。如违反本协议，愿拿存款金额的30%来赔偿。群聊记录：一、（代应波）总的5.9，领导、还有负责人分别0.1，到我们5.7，除成本，大家分一份。现在一个领导只要0.05，总价格5.85，我们的不变。0.3里面扣掉费用就是利润，费用不到8000，成本是5.4,5.7-5.4。四、（李世红）凯里的一年期存款，后面又叫了个资方，当时就把资方对接人电话直接给贴息方了，我和代总就没联系，资方是上周日来的贵阳，可能是先做了贵阳市的银行，周一早上进了三亿贴了息，下午进了五亿一直没贴息，耽误了，资方收了定金先去做贵阳，是我联系的资方不对，但政府一直现在都不让他们撤资，说周一给他们贴息，他们凯里就没有去。当时贴息方就让代总和我别出面，现在这资金还在贵阳，周一才知道，假如资方周一什么情况，定金我一分不少都会退给代总，因为这件事情还没结束，我从不逃避。我一来凯里，所有情况都给代总讲，重来没藏私利。2019年12月22日，原告代应波向被告李世红银行账户打款50000元。2019年12月26日，原告代应波向被告李世红银行账户打款30000元。2019年12月22日，被告李世红向案外人黄奋勇转款30000元。2019年12月26日，被告李世红向案外人黄奋勇转款30000元。被告李世红联系的存款方代表黄奋勇到达凯里，原告支付了费用600元。随后，存款方在原告指定的银行开户，但开户后发现账户进出款无法正常进行，随即取消与原、被告的合作。之后被告李世红另外联系了一位存款方，其称系某银行行长，并向该人微信转账18000元、银行转账2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完成该笔存款业务，存在违约，支付的80000元属于双方合同定金，被告应双倍返还。被告认为这是居间服务，虽然没有完成该笔定存业务，但是原告支付的80000元当中有60000元已经支付给了存款方代表黄奋勇，另外20000元是当着原告的面转给了后面重新联系的另外一位存款人朱行长的。这笔钱不是定金，我也没有从中获利，也不存在需要返还的情形，原告应该去找收钱的人而不是找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有存款资金需求的关系，被告李世红有存款资金来源的关系，原告为了揽储，利用高息贴息的方式吸收存款，被告为原告提供存款资金来源并从中获利，经过庭审查明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原、被告之间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的《借款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自始没有法律约朿力，原告不得依据该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方双倍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当将因双方合作收到的款项80000元归还给原告。关于资金占用费等责任承担问题，原告对自身是否具备从事揽储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资质是明知的，其为了营利从事高息贴息揽储业务，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在于原告，因此，被告占有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亦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于被告主张其已将款项转给案外人黄奋勇、朱行长，要求追加案外人为本案被告的辩解，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李世红与案外人之间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评价，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于海文对本案款项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本案款项均是原告直接转给被告李世红，涉案金额80000元，另案中张儒也向李世红转款了50000元，明显超过了家庭生活日常所需，代应波主张本案款项应属李世红与于海文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代应波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代应波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款项用于李世红与于海文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且本案中李世红所收款项大部分转给了案外人黄奋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代应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案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海文不应承担偿还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世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代应波人民币80000元；二、驳回原告代应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已减半），由原告代应波承担750元，被告李世红承担1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之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代应波与李世红违反上述规定，订立合同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合同无效。李世红上诉称其与代应波等人系合伙合作关系，支付给存款人的定金应共同承担之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的审查范围是围绕上诉人李世红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代应波在二审中所提支持其一审起诉主张的理由，因其未提出上诉请求，故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综上所述，李世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李世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波审判员  喻 茜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周正平书记员王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