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1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剑，男，汉族，1989年3月16日出生，住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彬华，男，汉族，1969年7月7日出生，住址：河南省虞城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呼群，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昌明，男，汉族，1980年12月2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周，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岩，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杜在朋，男，汉族，1975年7月1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太康县。上诉人罗剑、郭彬华因与被上诉人蒋昌明、原审第三人杜在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7民初11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罗剑、郭彬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蒋昌明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事实与理由为：一、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其财产包括股东的出资和公司经营的积累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股东的出资在公司发起设立时就已经转化为公司的财产，股东因此而获得股权。深圳市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家康公司）未清算注销之前，其一直享有其债权，不会受股权的变更等影响。一审认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仍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不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事实。该公司股权转让时，除了明确约定债务由原股东负责之外，无其他约定，未收款没有特别约定，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未收款的债权是属于法人，而非股东个人，股权转让后原股东或已离职的公司人员丧失获取未收款的基本资格，转让之前的投资收益，应核减该笔未收款。一审认定投资权益并未转让，罗剑、郭彬华作为代持股人，仍负有收回账款并按比例分配的义务，罗剑、郭彬华未将剩余款项分配给蒋昌明已属违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不符合事实，让罗剑、郭彬华承担不存在的所谓投资收益，是错误的。二、关于股份代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罗剑、郭彬华与蒋昌明之间不存在口头、书面代持股份协议，蒋昌明完全参与公司运营，只是没有变更登记而已，公司的运营其非常清楚。股权代持是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真实出资人并不参加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包括经营管理权、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一系列的权利实际上都是由代持股人行使。事实是蒋昌明完全自己行使这些权利，参与公司经营，从其他公司辞职后，甚至全职在易家康公司工作，参与分红、股权转让签字、最后总账签字等。在蒋昌明2016年11月16日本人起草并签名的《原告关于易家康公司情况说明》中其明确认可蒋昌明负责公司整体及各部协调，分管行政财务等。三、第三人杜在朋的证言不可采信，与罗剑、郭彬华有利益冲突，其本身就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一直拖欠股权转让款。无论其是否承认债权，易家康公司是独立法人，因为没有特别约定，其债权一直就属于公司。四、一审认为所谓坏账也未经蒋昌明确认，不予采信，但在做账日期为2016年4月1日的《资产负债状况》中，明确列明未收款合计504453.43元，蒋昌明也已在列明未收款的总账中签名确认，坏账确实无法收回，蒋昌明此时已在易家康公司上班，负责行政财务，对财务情况非常清楚，是由于一些饭店倒闭、菜品损耗等导致。蒋昌明从未提供任何罗剑、郭彬华收到过未收款项的证据，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其说法，欠缺事实依据。五、蒋昌明承诺的投资款没有到位，应按实际投资份额计算其股份占比。按《深圳市易家康发展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其应出资5.5万元，实际只出资2.8万元。六、蒋昌明不仅投资款没有到位，还从公司以及罗剑、郭彬华处领取大笔金额，属于不当得利，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蒋昌明答辩称：一、关于未收回账款，需要明确的是应收账款和坏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罗剑、郭彬华故意混淆二者，不符合事实，亦没有依据。二、蒋昌明作为隐名股东委托罗剑、郭彬华代持股份，确实有一定的客观理由，蒋昌明作为隐名股东仅是未在工商登记中载明，但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相关事实，蒋昌明并未否认。罗剑、郭彬华单方对隐名股东概念的误解不应当成为其逃避赔偿义务的理由。三、关于蒋昌明的实际出资，2014年3月1日，公司所有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协议中明确蒋昌明已实际出资到位。四、罗剑、郭彬华主张蒋昌明另外领取大笔金额，毫无事实依据，并且与本案毫无关联。杜在朋未应诉，也未发表诉讼意见。蒋昌明一审起诉请求：1.罗剑支付投资权益27700.7元；2.郭彬华支付投资权益56194.5元；3.罗剑、郭彬华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年6%承担迟延付款的利息；4.罗剑、郭彬华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易家康公司于2014年2月11日成立，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投资人为郭彬华和罗剑，出资比例分别为51%和49%。2015年9月10日，蒋昌明、郭彬华、罗剑与案外人董承恩签订股东协议，载明：易家康公司由蒋昌明、郭彬华、罗剑创办，为发展公司同意引入新股东董承恩，郭彬华持股30%，罗剑持股25%，蒋昌明持股20%，董承恩持股25%；截至2015年9月10日股东权益为779312元，包括未收账款590176元，该未收账款如发生坏账则由三位创办人承担。其后，董承恩退股，三位创办人按比例受让董承恩所持股权，即郭彬华持股40%，罗剑持股33.33%，蒋昌明持股26.67%；蒋昌明的股权由郭彬华与罗剑代持。2016年4月7日，蒋昌明、郭彬华、罗剑签署《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总账》和《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协议》（以下简称总账和最终协议），总账载明截至2016年4月7日公司总资产784733.3元【包括未收回的3-4月账款544306.5元、固定资产（厂房）180000元等】，总负债273874元（包括房租水电费7660元、3-4月工资44998元、运费12590元、肉32924元、盒子5000元、莲藕5000元、郭总借款100000元、老董借款65000元等）；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得出总利益510859.3元。最终协议约定，三位创办人决定于2016年4月7日终止合作，4月7日（含）之前的费用由三人承担，亏损按股份占比承担，4月8日后由郭彬华提议的合作伙伴杜总承担；公司及厂房由郭彬华及新投资人继续运作，郭彬华及新投资人须在4月9日前将公司转让费用18万元交至原三位股东，交接完成后，罗剑、蒋昌明与新易家康公司不再享有权利义务，对外不得以易家康股东身份处理事务。2016年4月20日，蒋昌明、郭彬华、罗剑作为出让方（甲方），郭彬华与杜在朋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易家康公司经营权、厂房及公司所有硬件设施（净菜机器设备、冷库、办公设备）转让给乙方，共计180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付清；甲方在2016年4月20日之前所产生的债务纠纷跟乙方没有任何关系。2016年6月17日，郭彬华、罗剑与杜在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郭彬华将其占易家康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杜在朋，罗剑将其占易家康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杜在朋。2016年8月3日，易家康公司进行股东登记变更，变更后的股东为郭彬华、杜在朋，出资比例分别为30%、70%。因杜在朋未依约支付转让款，蒋昌明、郭彬华、罗剑诉至法院，法院作出(2016)粤0307民初15107号民事判决，判决杜在朋向该三人支付转让款126000元。杜在朋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7)粤03民终991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强制执行，杜在朋向罗剑支付了126000元。另查明，罗剑于2016年5月10日向蒋昌明支付了17000元，于2019年3月16日向蒋昌明支付了35351元（银行交易附言注明该笔款项系易家康分账款，已全部算完）。对易家康公司2016年6月8日付给蒋昌明弟弟蒋卓秀的11000元，郭彬华主张该款系其根据蒋昌明的指示付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蒋昌明则认为该款与本案无关。蒋昌明与罗剑、郭彬华均确认，在转让前，公司的未收回账款一直由罗剑、郭彬华负责收款。郭彬华和罗剑还确认代蒋昌明持股，但对各自代持数量未予明确。蒋昌明以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和实际持股比例的差额，计算出郭彬华代持11%股权，罗剑代持15.67%股权。还查明，第三人杜在朋在微信聊天时向蒋昌明表明，其并没有拿到易家康公司转让前的50多万元现金和货款。蒋昌明根据2016年4月7日的总账和最终决议，认为郭彬华和罗剑未按代持股比例向其付清对应的投资收益，私吞款项使其遭受损失，遂提起本案诉讼。罗剑、郭彬华则称未收回账款实际大部分未能收回，已作坏账处理，而执行到的126000元已用于清偿公司转让前的债务，包括公账已付董承恩29553.53元、经强制执行向董承恩付款10000元、支付工资运费莲藕盒子等款项49356元、原股东案件律师费18000元，等等。罗剑、郭彬华提交一份《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以证明郭彬华和罗剑已于2019年3月13日对易家康公司转让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蒋昌明按0.266667的比例应分得35352元，而后罗剑于3月16日支付了35351元。蒋昌明对律师费予以认可，但声称其已按比例付清，其中的100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罗剑代为支付。蒋昌明认为罗剑、郭彬华列举的其他费用支出已在总账中列明，且2019年3月13日的结算未经其同意，对《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蒋昌明与罗剑、郭彬华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但确认存在代持股合同关系。蒋昌明以罗剑、郭彬华未向其完全支付代持股权对应的投资收益，使其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而且蒋昌明所主张的收益损失发生在其转让股权之后，故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并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举证质证意见和庭审情况，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并分述如下：关于蒋昌明持股比例以及蒋昌明转让股权后是否仍享有原投资权益的问题。根据2015年9月10日的股东协议、罗剑、郭彬华提交的《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和庭审陈述，可以认定蒋昌明持股比例为26.67%。罗剑、郭彬华以蒋昌明未足额出资为由主张蒋昌明持股比例为4.1%，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2016年4月20日的《转让协议书》和第三人杜在朋的陈述，可以认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仍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原股东的投资权益并未随股权、经营权的转让一并转移给受让人，因此，蒋昌明可按其持股比例分享原投资权益，同时按比例分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可供分配的投资权益金额的问题。2016年4月7日的总账证明原股东确认了截至当日的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而最终协议则约定了三人按股权比例分担费用和亏损。据此，蒋昌明主张可供分配的投资权益为截至当日的“总利益”510859.3元。罗剑、郭彬华认为最终协议是三人对坏账的确认，缺乏事实依据。罗剑、郭彬华还称大部分“未收回账款”因未能收回已作坏账处理，但并未举证加以证明，且所谓“坏账”也未经蒋昌明确认，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罗剑、郭彬华所列举的包括还董承恩借款、工人工资、运费、盒子、莲藕等项目在内的费用支出，本来已在总账中列作负债，且实际发生金额并未超出总账记载的金额，因此，该等费用支出无需再从“总利益”中扣减。但是，公司转让后原三股东因另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8000元，属三人应承担的费用，应从“总利益”中扣减，扣减后得出的492859.3元（510859.3元-18000元）即为可供原股东分配的投资权益。关于罗剑、郭彬华的赔偿责任。蒋昌明委托罗剑、郭彬华代为持股，罗剑、郭彬华负责包括收回账款等有关公司经营事务，三人定期核对资产和负债。由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委托合同的委托代持股关系。参照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代持股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应当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转让易家康公司后，蒋昌明虽然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和参与公司事务，但因原股权对应的投资权益并未转让，三人的代持股合同关系并未终止，罗剑、郭彬华作为代持股人，仍负有收回账款并按比例分配的义务。罗剑、郭彬华未将剩余款项分配给蒋昌明，已属违约。虽然罗剑、郭彬华未确认各自代持股权比例，但蒋昌明以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和实际持股比例的差额，计算得出郭彬华代持11%股权，罗剑代持15.67%股权，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蒋昌明要求罗剑、郭彬华按各自代持股比例支付款项，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应从中扣减罗剑、郭彬华已付款金额。蒋昌明虽然主张已付清分摊的律师费，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其已向罗剑支付1000元律师费，对其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律师费18000元在上述可分配投资权益的计算过程中已作扣减，扣减后视为三人已按比例分摊了律师费，因此，在计算罗剑应付款项时，还应加上蒋昌明已付的律师费1000元。罗剑实际已向蒋昌明支付了52351元，由此得出，罗剑还应向蒋昌明支付25880元（492859.3元×15.67%-52351元+1000元）。郭彬华主张已付蒋昌明11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郭彬华应向蒋昌明支付54214.5元（492859.3元×11%）。罗剑、郭彬华未向蒋昌明足额支付款项，蒋昌明主张自本案起诉之日（2020年4月7日）起计收迟延付款利息，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罗剑于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向蒋昌明支付25880元，并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付自2020年4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郭彬华于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向蒋昌明支付54214.5元，并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付自2020年4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蒋昌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97元(蒋昌明已预交)，由蒋昌明负担97元，罗剑负担580元，郭彬华负担1220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罗剑、郭彬华在二审向本院提交：1.蒋昌明名片，以证明蒋昌明在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担任营运总部美食项目组主管，期间入股易家康公司。2.永旺华南2014至2015回款明细，以证明蒋昌明从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期间从易家康公司收取130135.7元。3.银行流水，以证明永旺华南2014-2015回款情况。4.蒋昌明在永旺华南期间的邮件，以证明蒋昌明在永旺华南任美食主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终止之前的供应商的合作，入股易家康公司，索要好处。5.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不再续签通知，以证明永旺华南发现蒋昌明在易家康公司有股份后即终止易家康公司供货合同。6.易家康公司托管合同，合同中有蒋昌明的签名，以证明其自身行使股东权。7.易家康公司股东协议（2015年4月18日），协议上有蒋昌明的签名，以证明其自身行使股东权。8.关于易家康公司的情况说明（2016年11月16日），在与杜在朋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蒋昌明向法院提交该份说明，以证明其深度参与公司经营，自身行使股东权。蒋昌明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7、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蒋昌明请求罗剑、郭彬华向其支付投资权益，能否得到支持。首先，结合各方当事人2015年9月10日签订的股东协议，罗剑、郭彬华2019年3月13日签字确认的“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以及罗剑、郭彬华的一审答辩意见及庭审陈述，应认定蒋昌明在转让易家康公司股权之前实际持股26.67%。蒋昌明有权根据其持股比例主张原投资收益。其次，关于公司股权转让前可供原股东分配的投资收益。2016年4月7日易家康公司三名原股东在终止合作关系时已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了对账结算，并共同确认总利益为510859.3元。上述总利益应认定为公司股权转让前原股东之间可供分配的投资收益。罗剑、郭彬华主张上述资产负债表列明的公司总资产中包含未收回账款，其中大部分未收回账款因未能收回已作坏账处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三名原股东在对账结算时，将未收回账款列为总资产，并未将其作坏账处理；其次，罗剑、郭彬华一审中认可在股权转让之前回收款项由其负责，罗剑、郭彬华二审虽然推翻该陈述，但结合其提交的证据8“关于易家康公司的情况说明”中反映的蒋昌明在2016年4月1日才辞去外部工作到公司分管行政财务，以及2016年4月7日三方即终止合作关系的事实，一审认定在股权转让之前回收款项由罗剑、郭彬华负责，并无不当。鉴于易家康公司回收账款等经营管理事务由罗剑、郭彬华负责，而罗剑、郭彬华未能提交公司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明款项收回情况，在此情况下，其主张大部分未收回账款因未能收回已作坏账处理，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根据三名原股东确认的总利益510859.3元，扣减因另案产生的律师费18000元后，认定可供原股东分配的投资利益为492859.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罗剑、郭彬华应当按照持股比例向蒋昌明分配三方合作期间的投资收益。一审根据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与实际持股比例的差额，计算出罗剑、郭彬华各自代持蒋昌明股权的份额，并据此计算罗剑、郭彬华分别应向蒋昌明支付的投资收益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令罗剑向蒋昌明支付投资收益25880元及利息，郭彬华向蒋昌明支付投资收益54214.5元及利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罗剑、郭彬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罗剑、郭彬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庄  齐  明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罗剑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