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7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旭东，男，1970年1月10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满，北京张德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长春市南关区。法定代表人：曹国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昌汽车公司。住所：长春市南关区。法定代表人：庞成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长春市伟远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长春市绿园区。法定代表人：刘伟，经理。上诉人孙旭东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昌汽车公司（以下简称“西昌公司”）、长春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集团”）、原审第三人长春市伟远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伟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2民初2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旭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人给付车辆净值款2077167.51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认定事实不靠证据。一审开庭时，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拿来一个账本，法庭以账本内容太多没法质证为由，没有当庭让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举证、质证。认定公交集团、西昌公司给付伟远公司款项都是靠这个账本。然而，却没有举证质证。程序违法。没有程序公正便没有实体公正。2.一审法院认定孙旭东不是《一汽大众班车合作经营合同》（以下简称“经营合同”）的“当事人”是错误的。“经营合同”签订和履约的主体都是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和孙旭东。孙旭东与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分别于2007年7月13日、2008年6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签订了三份“经营合同”，这三份合同的主体应该是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孙旭东，而伟远公司不是合同的主体。理由是：（一）合同的签订。合同虽然以伟远公司名义，但伟远公司并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名，合同上只有孙旭东的签名。三份合同都是如此（一审已经提供）。所以只能由签订人孙旭东承担责任。（二）合同的履行。从2007年7月13日至2014年11月，“经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也是孙旭东而非伟远公司。（1）合同标的物30辆汽车都是孙旭东出资贷款购买、登记在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名下，并交付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使用的。并将30辆车的购车发票交付给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交付30辆车是重大履约行为。因为，一切经营活动都是围绕这30辆车进行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这30辆车就没有车辆运输经营合同。（2）合同标的物30辆汽车的实际经营人也是孙旭东，即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也是孙旭东。在合作经营过程中，这30辆的维修都是孙旭东个人负责的，这30辆车上工作的职工工资也是由孙旭东负责发放。利润也是孙旭东直接从公交集团、西昌公司领取的。这些都是履约行为。以上事实孙旭东都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证实。所以，“经营合同”签订和履约人都是孙旭东，而不是伟远公司。3.一审法院认定“实际经营中，合同的履行方式是伟远公司向西昌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进行账目结算，伟远公司再与孙旭东进行结算”是错误的，是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支持的。如前所述，诉争30辆车是孙旭东贷款购买并提供给公交集团、西昌公司的，经营过程中，车辆维修，给工人开工资，领取利润都是孙旭东来做的。并非一审法院所说“伟远公司向西昌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也并非“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进行账目结算”。4.一审法院认定“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依据终止经营合同约定与当事人伟远公司进行相关车辆结算并支付相关款项并无过错”是错误的。根据物权法，车辆的所有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诉争的30辆车的所有权人是孙旭东，不是伟远公司。伟远公司不具有出卖孙旭东所有的30辆车，并收受价款的权利。所以，该合同只对伟远公司自己享有所有权的73辆车有效，对孙旭东所有的30辆车无效。正常该合同的主体应该包括孙旭东，或者说孙旭东隐名在这个合同里。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根据车辆所有权情况，向伟远公司履行伟远公司享有所有权的73辆车款的给付义务；向孙旭东履行孙旭东享有所有权的30辆车款的给付义务。根据物权法，伟远公司对孙旭东所有的30辆车没有所有权，没有处分权。因此伟远公司依据《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仍不具有收受孙旭东所有的30辆车价款的权利。孙旭东反对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全部向伟远公司履行给付车款义务。孙旭东作为30辆车的所有权人，有资格反对。孙旭东一直向公交集团、西昌公司索要30辆车价款，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一审法院认为，“实际合作经营是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所以依据终止经营合同约定与伟远公司进行相关车辆结算并支付相关款项并无过错。”这个判断既有事实上的错误，也有法律上的错误。首先，事实方面，“实际合作经营”——指2007年7月13日至2014年11月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期间，实际合作经营者并非是“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这段合作经营期间，所有的事都是孙旭东来做的。包括交付标的物——30辆车，工人工资从西昌公司支取，再向工人发放；30辆车的维修、保养；从西昌公司领取利润等等都是孙旭东来做的。其次，一审法院混淆了本案的两个法律关系，即运输经营合同关系和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从2007年7月13日至2014年11月，是运输经营合同关系，这段时间，由孙旭东购买并提供30辆车给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合作经营人员运输。双方按照约定分享利润；从2014年11月以后，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收购了孙旭东的30辆车，应该给付孙旭东车辆价款。这个收购行为，属于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这样，在2014年11月以后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中，处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要适用合同法、物权法。既要考虑合同性质，又要考虑标的物的物权性质；既要考虑合同相对性问题，又要考虑标的物的处分权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善意还是恶意。运输经营合同关系中，并非伟远公司履行诉争30辆车的合同义务。同时，即使履行了义务，仍然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后面的车辆买卖合同里必须是30辆车的所有权人来处分车辆，并收取价款才行。孙旭东并没有授权伟远公司处分自己的车辆并收取价款。况且，孙旭东一直向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主张车辆价款。所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向伟远公司给付孙旭东30辆车的价款，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并且具有恶意和可谴责性。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伟远公司明知诉争的30辆车所有权属于孙旭东，而故意将该车款给付伟远公司，置孙旭东的多次索要于不顾，主观上非善意。二者以《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为借口，以合同相对性做掩护，实施侵占孙旭东车辆价款的目的。以合同为“套路”，达到侵占财产的目的。5.一审法院认定“公交集团与西昌公司已将103台车（包括本案原告孙旭东的30台车）的全部车辆净值款即剩余车辆保险费支付给伟远公司”与事实不符。根本没有证据来证明，没有经过开庭举证质证。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一审法院的陈述，还有一部分和伟远公司抵顶欠款。这些都是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和伟远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坚持要让孙旭东买账。而且还以法律之名。一审法院开庭的时候，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并没有当庭举证，也没有当庭质证。违反法律程序。举证质证是认定事实的重要环节，缺乏这个环节就不可能公平公正。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对事实定性错误。1.一审法院对事实定性错误，没有厘清事实法律关系，盲目支持公交集团、西昌公司的恶意侵财行为，使孙旭东的巨额财产面临损失。首先是没有分清整个案件的时间过程上属于两个阶段。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一阶段是从2007年7月13日，到2014年11月车辆被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收购，双方合作经营运输生意，这段时间的法律关系是运输合作经营合同关系。第二阶段从2014年11月以后，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收购了孙旭东的车辆，运输合作合同关系终止。开始了另一个法律关系即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在适用法律上是有区别的。相当于案由。在开庭的时候孙旭东已经向法庭陈述案件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并未不采纳。2.在2014年11月以后的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没有适用物权法、合同法，机械地、教条地适用合同相对性，错误地认定伟远公司是两个合同的主体，推导出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向伟远公司支付、抵销购车款并无不当的错误结论。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中，伟远公司属于没有物权，没有代理权，没有处分权。应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认定处分孙旭东财产无效；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在取得物权的过程中损害他人利益，违反社会公德。所以应该适用物权法第七条、第三十九条。根据这些法律规定，认定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签订的《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只在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之间有效（对伟远公司的73辆车有效），对孙旭东的30辆车无效。所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应该给付孙旭东车辆款。三、一审程序违法，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开庭，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举证是一本会计记账账本，内容太多为由，没有让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当庭举证、质证。要求让孙旭东去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处看账本。这样，没有当庭举证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拿来大量的复印件，没有合格的证据，蒙混过关。稀里糊涂判决公交集团、西昌公司胜诉。违反法定程序，应该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为孙旭东不是适格主体，属于程序问题，应该使用裁定而不是判决。总之，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并且违反法定程序，导致了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拨乱反正，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公交集团、西昌公司辩称，一、孙旭东并非合同主体，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1.孙旭东一审请求权所依据的合同，合同签订主体分别为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分别于2007年7月13日、2008年6月20日、2009年10月30日签订“经营合同”。“经营合同”第一条约定由伟远公司提供车辆；第二天约定伟远公司享有取费收益的标准，及伟远公司向西昌公司上缴利润的标准；第六条约定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而孙旭东仅作为伟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经营合同”中签字。因此“经营合同”约束的合同相对人为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孙旭东仅是被授权签定合同，而非合同履行的主体。2.西昌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履行方式及履行内容均与孙旭东无关。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在“经营合同”履行过程中，又签订了《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第三条约定于2014年11月30日提前终止经营合同、乙方提供103台车辆上线时间及剩余年限；第四条约定乙方向甲方交回一汽大众专线车的经营权，及乙方交回甲方未到报废期的车辆进行清算、结算，并明确了车型、数量、剩余保险费、实际支付金额事项。《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签订后，西昌公司已经将全部合同款项支付给伟远公司，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具体履行方式、金额已由一审法院认定。同时，公交集团、西昌公司认为，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结算履行情况与合同双方存在直接权利义务关系，因孙旭东并非“经营合同”、《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的合同方，故其无权对上述合同的履行提出异议。二、孙旭东与伟远公司存在委托关系，孙旭东的投资回报相关事项应当向伟远公司主张。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作为承担社会公用事业职能的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只能与具备相应资质、能力的单位合作而不能同个人签订、履行运输合同，西昌公司与具备客运资质的伟远公司合作，该经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孙旭东如何通过伟远公司进行投资、运营，西昌公司无权进行干涉，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除非西昌公司接到并同意伟远公司的书面指示外，西昌公司也只能向合同方伟远公司而不能向孙旭东主张违约责任。就本案而言，西昌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伟远公司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孙旭东应当根据其与伟远公司的约定向委员公司主张民事权利，若符合规定情形，孙旭东亦可向司法机关举报伟远公司及负责人侵占/诈骗犯罪的线索。综上所述，因孙旭东并非本案合同当事方，应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孙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公交集团、西昌公司给付孙旭东车辆净值款2077167.51元及利息（自2014年11月3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7月13日、2008年6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孙旭东以伟远公司的名义与西昌公司签订了三份“经营合同”，由孙旭东向西昌公司提供30台公交车,合同期限至车辆使用报废。2014年11月,经双方协商,孙旭东的30辆车全部归西昌公司所有,被告于2014年11月末前给付孙旭东车辆净值款2077167.51元。但公交集团、西昌公司至今未完全履行给付义务。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辩称，孙旭东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在孙旭东的起诉状中可以看出孙旭东是以伟远公司的名义与本案西昌公司签订2007、2008、2009三年“经营合同”,同时提起《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也是以伟远公司的名义签订的，从诉状可以看出孙旭东对提前终止“经营合同”是同意的、明知的，支付的方式是通过伟远公司接受车辆净值款完成的，其中包括孙旭东本身的三十辆车，这些事实在起诉状中和二审庭审记录中可以证实，所以孙旭东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整个本案所涉及的103辆车的净值款14595300.24元已按合同约定给付给伟远公司，不存在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再支付。在一审南关法院，二审法院的证据得到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7月13日、2008年6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孙旭东以伟远公司的名义与西昌公司分别于2007年7月13日、2008年6月20日、2009年10月30日签订了三份“经营合同”,合同分别约定由乙方（伟远公司）向甲方（西昌公司）提供10辆公交车，与甲方合作为一汽大众提供班车服务,合同期限至车辆使用报废,乙方的运营车辆每车每年上缴甲方利润一万元，共计30辆车。其中2007年合同与2008年的合同分别约定购买无锡太湖商务客车10台，每台23.5万元、2009年的合同约定大连远征商务客车10台，每台27.5万元。甲方设专人管理账目，每月扣除运营成本及人员工资外，计为乙方利润，孙旭东在“法人（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结算款项由一汽大众转给公交集团，再由公交集团转给西昌公司，西昌公司再转给伟远公司,在各合同中每年10万元的利润款在一汽大众结算款项中予以扣除。2014年11月，经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协商并签订《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伟远公司名下含孙旭东的30辆车全部归西昌公司所有,给付伟远公司车辆净值款(数额公交集团核算,其中孙旭东所有的30辆车净值为2077167.51元)。经伟远公司伟远公司授权，西昌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转给伟远公司财务经办人孟宪秋23台车（伟远公司2011年所购）的车辆净值款与剩余车辆保险费3977809.43元。西昌公司通过于2015年2月15日转给伟远公司财务经办人孟某500000元、2015年4月27日代伟远公司转给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2906998.23元，2015年8月28日代伟远公司转给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1500000元、2015年7月29日代伟远公司转给吉林北方汽车产业担保有限公司500000元的方式支付30台车（伟远公司2010年4月所购）的车辆净值款5312977.14元；后经公交集团有关部门审核，伟远公司交回集团财务部的购车发票为每台车375000元，此发票有问题，伟远公司交回真实原始购车发票为每台车275000元，根据伟远公司交回时间（截止2014年11月末）测算30台车购车发票前后折旧后净值差额为1332812.5元，该笔欠款伟远公司一直未予偿还。公交集团欠伟远公司50台车（包括本案孙旭东的30台车）的车辆净值款及剩余车辆保险费6543305.08元，欠公交集团款项3278943.44元，公交集团于2016年4月19日代伟远公司转给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1500000元，西昌公司欠伟远公司1764361.64元。2016年4月22日西昌公司转给公交集团1764361.64元，伟远公司拖欠公交集团2010年4月所购30台车的车辆净值差额1332812.5元，西昌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以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给伟远公司剩余车辆净值款431549.14元，通过以上方式，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已向伟远公司实际支付上述50台车的车辆净值款及剩余车辆保险费。公交集团与西昌公司已将103台车（包括本案孙旭东的30台车）的全部车辆净值款及剩余车辆保险费支付给伟远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孙旭东代表伟远公司与西昌公司签订三份“经营合同”，上述合同真实有效。孙旭东主张其为合作经营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但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合同的履行方式是伟远公司向西昌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进行账目结算，伟远公司再与孙旭东进行结算，且在此过程中孙旭东并未提出异议，孙旭东并非合同当事人，虽该合同中涉及30辆车属于孙旭东所有，合同履行也是由伟远公司与西昌公司，合同相对方为伟远公司与西昌公司，故孙旭东此节主张不予支持。2014年11月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协商并签订了《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但实际合作经营是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公交集团及西昌公司依据《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约定与伟远公司进行相关车辆结算并支付相关款项并无过错，孙旭东应得款项因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已将103辆车的全部款项给付给伟远公司，孙旭东主张其所有的30台车的车辆净值款应向伟远公司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旭东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21元，由孙旭东负担。本案经二审审理后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孙旭东陈述其不清楚是否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后又陈述其应该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但无法提供相应依据，亦无法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的具体内容。二审中，孙旭东承认2009年至2013年二被上诉人的付款都是支付到伟远公司的账户后，再由孙旭东去取款。二审中孙旭东亦陈述孙旭东知晓伟远公司与二被上诉人签署案涉《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孙旭东找到西昌公司的尹春经理，“其（指尹春）说给我钱就完事了，款项的给付还是像以前一样向公交集团要钱，我给西昌公司的财务人员付艳秋打收条，再通过伟远公司将款项给付于我”。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6）0102民初2564号民事案件（即本案发回重审前第一次审理时的案件）庭审中伟远公司出庭应诉，该案卷宗正卷一第174页收录的庭审笔录中记载伟远公司陈述：伟远公司没有给孙旭东授权，当时孙旭东已经与西昌公司签订了三份合同，进行了合作，在2009年西昌公司领导班子找我，说没有资质的不合法，让孙旭东挂靠在我公司，单独核算，不让我收挂靠费，2007年、2008年的合同我不知道，如何结算我也不知道。本院审理的（2018）吉01民终192号民事案件（即本案第一次二审审理时）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孙旭东曾陈述其知晓《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的签订情况，伟远公司签订该合同是经过孙旭东同意的，随后孙旭东对该陈述予以否认，但并未对此提供证据。本院认为，关于公交集团、西昌公司是否应该给付孙旭东车辆净值款2077167.51元及利息的问题。首先，与西昌公司进行合作经营需要具有相应资质，孙旭东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相应经营资质。伟远公司亦承认其与孙旭东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故在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中，孙旭东虽然在伟远公司代理人处签字，但并非“经营合同”的当事人。《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由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签订，孙旭东亦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故孙旭东无法依据《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向公交集团和西昌公司主张案涉款项。其次，依据孙旭东的陈述和二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孙旭东、西昌公司和伟远公司三方的交易习惯是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结算后，伟远公司再与孙旭东进行结算，孙旭东并不直接与西昌公司结算款项。最后，依据孙旭东在本案多次审理中的陈述，对于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与伟远公司签订《西昌公司专线车辆提前终止经营合同》，约定提前终止经营并将车辆结算后的净值款支付给伟远公司一事，孙旭东也是知情并且认可的。孙旭东虽然在后续的审理程序中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因此，孙旭东提出的关于二被上诉人应给付其车辆净值款及利息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孙旭东与伟远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应另行解决。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孙旭东在上诉中提出一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举证的会计账本进行庭上举证质证，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对该证据质证时孙旭东请求庭后提供书面意见，孙旭东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此系孙旭东对自身质证权利的放弃，而非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质证程序，在孙旭东放弃自身质证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据此认定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不当之处。故孙旭东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孙旭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孙旭东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21元，由上诉人孙旭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