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与西飞集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书 （2020）陕行终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淑文，女，196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斌锐，男，198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陕西瑞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明，陕西瑞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法定代表人：邹晓刚，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祥，西安市灞桥区司法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席王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 法定代表人：王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秉丛，该街办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永丰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唐都医院北门。负责人：鲍建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武锁柱，男，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上诉人武淑文、李斌锐因诉被上诉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灞桥区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席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席王街办）及原审第三人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永丰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永丰社区居委会）、武锁柱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陕71行初23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1月19日，灞桥区政府和西安市纺织城地区综合发展办公室联合下发灞政告字[2010]16号《关于永丰村地区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工作的通告》，对永丰村地区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实施项目拆迁，确定该改造项目拆迁工作在灞桥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监督指导下由席王街办具体实施，并以批准的拆迁安置方案为准。2010年12月20日，原永丰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西安市灞桥区XX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发生法律效力的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1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武淑文原是属于户口在永丰村的村民，后来出嫁户口迁到后村变为居民户口，李斌锐是1985年出生，XX户XX村为非农户口，2008年武淑文离婚，武淑文、李斌锐户口迁回永丰村仍系非农业户籍，此次所诉被拆房屋系武淑文母亲王某某名下的位于XX村XX号（28号付1号）房屋。2010年12月20日永丰村拆迁，依据改造拆除安置方案，拆迁部门与武淑文弟弟武锁柱签订了永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所有补偿款均被其弟领取，武淑文为此曾向信访部门投诉，信访部门答复该房屋已按祖遗户对待，武淑文已出嫁，拆迁款已由其弟领取属家庭内部纠纷，……”武淑文庭审中称2011年4月发现其在其母亲王某某（当时已经去世）具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被拆除一半，到2012年8月全部拆完，XX村委XX街XX户，多次找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其不签，后拆迁部门与其弟武锁柱（又名武某某）签订永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被拆除后，武淑文进行信访投诉，其于2012年3月向国家信访局的投诉中称，2010年11月17日夜，在没有和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灞桥区拆迁办强行拆除了其家。2012年3月27日，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2012]1917号回复，就其提出的投诉事项，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已交由陕西省信访局处理。后灞桥区信访局于2013年6月3日作出转字[2013]238号答复，称：因城中村改造XX城改需拆迁，在拆迁时，武淑文因已结婚，村上视为出嫁，在拆迁时项目办和其弟签订了拆迁合同，并赔付到位，所以不存在强拆一事，目前纠纷只属于其家庭内部经济矛盾。目前，XX街道XX室XX村干部已对其家庭问题进行调解。后武淑文仍进行几次信访投诉，答复亦如前。2017年8月30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11民初312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武淑文、李斌锐撤回对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永丰村民委员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的起诉。2017年12月8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11民初5380号民事判决书，对武淑文、李斌锐诉席王街办、永丰社区居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判决驳回武淑文、李斌锐的诉讼请求，武淑文、李斌锐不服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陕01民终179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决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2018年11月27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111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表述“原告持其弟与拆迁安置部门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要求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补偿方式给予补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财产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因其弟武某某与拆迁安置部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而遭到拆迁，原告若认为自己的房屋遭到了强拆，其应就该财产损害诉请赔偿，但其经法庭明示后仍坚持己见，其诉请应予驳回”，故该判决驳回武淑文、李斌锐的诉讼请求，武淑文、李斌锐不服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陕01民终6057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回上诉。2019年12月15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111民初4789号民事裁定书，对武淑文、谢玉侠诉席王街办、永丰社区居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以该案系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引起的纠纷，案涉纠纷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非民事案件受案范围，驳回武淑文、谢玉侠的起诉。武淑文、谢玉侠不服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陕01民终4250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回上诉。2020年6月1日，武淑文、李斌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强行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另查明：2015年12月11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灞政发[2015]26号《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席王街道永丰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组建席王街道永丰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撤销席王街道永丰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组建席王街道永丰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武淑文、李斌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及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武淑文、李斌锐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2年3月向国家信访局的投诉中称，2010年11月17日夜，在没有与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灞桥区拆迁办强行拆除了其家，其又在本案庭审中称，其房屋是2011年4月被拆除一半，到2012年8月全部拆完。从有利于原告出发，本案起诉期限从2012年8月房屋全部拆完起算，武淑文、李斌锐的救济途径是，2012年至2016年期间选择信访投诉方式，2017年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选择民事诉讼方式。当事人单方向有关部门信访投诉，因信访投诉耽误的期间，没有可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应予以扣除，故武淑文、李斌锐因信访投诉而耽误的时间不能从起诉期限中予以扣除。同时，武淑文、李斌锐虽然自2017年选择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但其提起的均是民事诉讼，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也无需以这几起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为前提，故武淑文、李斌锐提起民事诉讼耽误的期间也不能从起诉期限中予以扣除。据此，从2012年8月武淑文、李斌锐知道房屋最后全部被灞桥区拆迁办拆除时起，至2020年6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2年起诉期限，武淑文、李斌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武淑文、李斌锐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武淑文、李斌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武淑文、李斌锐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在对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和内容尚未明确认定的情况下，单独就本案起诉期限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缺乏事实基础。因本案中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没有制作和送达文书、未告知起诉期限，其才通过信访、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最终才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其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并且，2015年5月1日之前法院不受理政府强拆行为的行政案件。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中并没有规定强制拆除案件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直至2015年5月1日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法院才受理当事人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案件，这也是导致其之前通过信访、民事诉讼方式寻求救济的原因。（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最长保护期限是二十年，其提起本案诉讼是针对不动产提起的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二十年。（三）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市城改发[2015]119号《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关于灞河新区XX村XX户区（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复》已经确认永丰村属于未取得方案批复等手续即进行拆除的村，所以拆除行为违法。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灞桥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0年11月19日，灞桥区政府和西安市纺织城地区综合发展办公室联合下发灞政告字[2010]16号《关于永丰村地区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工作的通告》，该通告第二条规定载明：永丰村地区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工作在灞桥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监督下由席王街办具体负责实施。2011年4月20日，在与武锁柱达成《永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后，由席王街办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拆除。武淑文、李斌锐自2012年起开始信访、诉讼，就已经知晓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及拆除的主体。（二）武淑文、李斌锐不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对因此造成的后果应由本人承担。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赋予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提起诉讼的权利，武淑文、李斌锐在知晓行政机关的拆除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不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武淑文、李斌锐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了起诉期限。（三）涉案房屋的拆除是以足额补偿为前提的，不存在武淑文、李斌锐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武锁柱与灞桥区堡子村地区综合改造席王拆迁项目部于2011年4月20日签订《补偿协议书》，同日，武锁柱依据该协议足额领取了拆迁补偿费用，移交了案涉房屋，后该房屋被拆除。基于上述事实，武淑文、李斌锐及武锁柱属于XX村XX户，祖遗户的补偿标准不以该院宅基地上居住人口数或持有多份户口登记簿发生变化。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席王街办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武淑文、李斌锐怠于行使法定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武淑文、李斌锐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原审第三人永丰社区居委会陈述意见与灞桥区政府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武锁柱述称：灞桥区政府和席王街办的拆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拆除行为违法。其与拆迁部门签订的协议是针对其建设的房屋进行补偿，不涉及武淑文、李斌锐的房屋。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法确定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获得人民法院受理的期间，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条件之一。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便丧失了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中，从原审庭审笔录、起诉状和武淑文、李斌锐于2012年3月向国家信访局递交的投诉书可知，武淑文、李斌锐在2011年4月就已经知晓涉案房屋开始被拆除及到2012年8月房屋全部拆完的事实，亦知晓具体实施征收、拆迁、补偿的部门，但其仍未通过诉讼主张其权利，武淑文、李斌锐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无可予扣除的法定事由，其起诉应予驳回。故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武淑文、李斌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裁定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勇审  判  员    张安品审  判  员    张慧颖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  禄书  记  员    周怡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