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6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曾用名湘潭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镇天易示范区创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曙文，湖南蜜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炎，湖南蜜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湘银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div> 法定代表人：齐建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权，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昕，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付胜，男，197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一审被告：湘潭湘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长株潭大市场**主楼（昭山示范区）v> 法定代表人：付胜，该公司董事。 再审申请人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资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湘银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银公司）及一审被告付胜、湘潭湘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潭湘银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2019）湘民终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湘潭资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湖南高院（2019）湘民终773号民事判决；2.改判湘银公司对湘潭公证处（2018）湘潭潭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中确认的湘潭湘银公司应支付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湘潭支行）的款项在借款本金46671784.63元和该借款截止2018年9月7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7067299.72元及此后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46671784.6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975%的标准从2018年9月8日起计算至偿付清结之日止，同时对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上述利率标准计算复利）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应依案涉贷款合同第十四条，即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之间的展期应当征得湘银公司的同意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应当以保证合同的约定优先。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银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甲方（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另一案涉合同签订于2013年11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长潭银固资贷字第00101号（另一案涉合同编号为第00102号）《贷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这一约定的内容，依法依约均应单独判断。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种事先约定的效力是认可的，即基于保证人的事先承诺，即使贷款展期未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应继续为展期后的贷款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案涉《保证合同》属于特别约定优于案涉贷款合同的约定，系贷款合同签订后的合同，亦应优于贷款合同约定。《保证合同》为担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专门订立，其对担保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优于主合同，故对于担保的主合同范围以及保证期间的认定，应当依照《保证合同》第一条及第四条，而非案涉《贷款合同》第十四条。根据《保证合同》第二页“为担保本合同第一条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乙方（湘银公司）愿意向甲方（广发银行湘潭支行）提供保证。双方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中的词语解释依据主合同确定”的约定，对于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银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应当以保证合同约定优先，对于保证合同未约定的部分，才参考贷款合同的约定。《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应包括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19日、2013年11月22日签订的两份《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合同》〔编号：（2013）长潭银固资贷字第00101号，以下简称《101号贷款合同》；编号：（2013）长潭银固资贷字第00102号，以下简称《102号贷款合同》〕及其展期合同所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本案中，《101号贷款合同》的还款期限为2016年6月28日，而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在还款期限届满前的2016年6月3日签订《人民币贷款展期合同》，约定对贷款3780万元展期一年至2017年6月28日；《102号贷款合同》的还款期限为2016年6月4日，而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在还款期限届满前的2016年6月3日签订《人民币贷款展期合同》，约定对贷款5600万元展期9个月至2017年3月4日。上述两笔贷款均在还款期限届满前进行展期，构成贷款展期。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保证人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保证期限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保证人湘银公司应当依据《保证合同》事先约定的保证期间，继续为展期后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贷款3780万元的保证期间至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的2019年6月27日；贷款5600万元的保证期间至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的2019年3月3日。故本案在广发银行湘潭支行提起诉讼时（2018年9月18日），湘银公司所担保债务的保证期间并未届满，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认定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之间的对贷款合同的主合同期限做了变更，未经得保证人湘银公司的同意，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期间，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湘银公司对于签订保证合同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潭湘银公司贷款合同展期未形成新的债权，仅是原借贷关系的存续，且并未加重湘银公司的责任。湘银公司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大幅减少，恰恰是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银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无需经湘银公司另行书面同意的情形。湘银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后多次书面同意对借款展期承担保证责任。湘银公司在2013年6月19日（另有2013年11月22日）与广发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承诺对主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在第六条中作出声明和承诺“乙方（湘银公司）具备签订和履行本合同所需的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并在2014年10月10日与广发银行湘潭支行签订《补充协议》，承诺按原保证合同约定对原授信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湘银公司的上述书面同意的意思表示，表明其系自愿对借款展期承担担保责任，并清楚知晓其需要对总额高达2.56亿元的借款及其展期承担担保责任。（三）湘银公司多次违反承诺，毫无诚信可言。其作为湘潭湘银公司股东对广发银行湘潭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后作出书面承诺，承诺在贷款被全部清偿前不抽回对湘潭湘银公司的借款和投资，却在2015年就私自转让股权抽回出资，后又在广发银行湘潭支行起诉后拒绝承担担保责任，利用诉讼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规避担保责任，既无诚信又违反保证合同约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四）本案根本就没有超过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案涉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时间是2013年6月19日到2017年6月18日，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9月18日，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两年是根本没有超过保证期限的。本案存在争议的原因是，案涉借款合同进行了两次修改，第一次是以借款借条的方式修改，将借款时间修改为2014年12月5日至2016年6月10日，也是在借款合同约定范围之内；后面修改是通过补充协议，也就是所谓的“展期”，约定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3月4日。这两次修改都是在借款合同，即主合同约定时间内。湘银公司不能说只认可第一次修改，不认可第二次修改。即使都不认可，就按借款合同来，也是没有超过保证期限。两次修订都没有加重保证人的任何责任，都是在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时限之内，而且第二次约定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保证人的责任。因为在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3月12日的9个月时间内，债务人又还了几千万元，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本案过了保证期限。（五）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也明确认可再审申请人的观点。案例中还有展期，而本案中并没有展期，都是在合同期限内的两次修改而已，实际上是把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时间从一次改为两次而已。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湘银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湘银公司认可“借款凭证”即《借款借据》对原贷款期限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其就当然同意案涉贷款展期。本案中，湘潭湘银公司提款时向银行出具两张《借款借据》。根据案涉《贷款合同》第一条第三项，双方通过《借款借据》变更了原贷款期限。湘潭资管公司认为，既然湘银公司认可该等变更，便没有理由再主张贷款展期须另经其同意。其一，与民间借贷不同，基于高度专业化、程序性的操作要求，金融借款赋予了“借款凭证”这一表述特定含义，即借款人申请提款时向贷款银行出具的，用以证明贷款实际发生的格式文本。该等理解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遵循的交易惯例。具体到本案，“借款凭证”亦仅指湘潭湘银公司向广发银行湘潭支行出具的《借款借据》，而不含案涉《展期合同》。其二，《贷款合同》虽承认以“借款凭证”变更贷款期限，但与此同时，亦明确“湘潭湘银公司如要求贷款展期，……应取得湘银公司同意继续担保的书面意见……由各方签订相关的展期协议后，本合同项下贷款才相应展期……”。显然，主合同双方如以“借款凭证”进行展期，在未获湘银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甚至不能使展期在其两者之间发生效力。这亦进一步印证了“借款凭证”必然不会包含案涉《展期合同》。其三，退言之，即便按照湘潭资管公司的理解，将案涉《展期合同》纳入“借款凭证”范畴，《贷款合同》第一条第三项也仅能解决主合同双方的相对关系；对湘银公司而言，展期效力仍只能根据《保证合同》第十条第二项认定，即：展期必然加重保证责任而未经湘银公司同意，因此不生效力。（二）湘潭资管公司主张，贷款到期日虽后经主合同双方前调至2016年6月，而《贷款合同》原定贷款到期日为2017年6月，如以后者为始期计算保证期间，并没有超出湘银公司的合理预期。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以及案涉《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一项，保证期间始期始终锚定贷款期限止期，而无论贷款期限此前是否有所缩短。换言之，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保证期间都从未以贷款期限届满之日以外的标准作为起算时点的道理。其二，《贷款合同》第一条第二项原定贷款到期日仅是名义上的，并不构成湘银公司信赖基础。《贷款合同》第一条第二项下的贷款期限，不仅可基于该合同第一条第三项进行变更，更在该合同第九条第一项设有实质限定：“本合同项下贷款采用以下方式还本付息：……2016年3月末之前须结清贷款……”。如此，第一条第二项虽设有2017年6月的名义到期日，但根据第九条第一项，案涉贷款期限事实上已在2016年3月届满。也正是因此，主合同双方才通过“借款凭证”对此前的四年贷款期限予以变更，从而确保与上述还款安排基本一致。据此，湘潭资管公司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因此，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审法院关于湘银公司不应对展期贷款承担保证责任的处理意见是否妥当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101号贷款合同》第一条第三项：“实际贷款期限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凭证所记载的期限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十四条第二项：“如要求贷款展期……向甲方（即广发银行湘潭支行）提出……有保证人的，应取得保证人同意继续担保的书面意见……并由各方签订相关的展期协议后，本合同项下贷款才相应展期。”《102号贷款合同》亦约定有基本一致的内容。而前述合同履行中，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同时作为借款人与抵押人的湘潭湘银公司、作为保证人的湖南金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典公司）签订了《人民币贷款展期合同》。广发银行湘潭支行与湘银公司订立的《保证合同》〔编号：（2013）长潭银保字第00101号〕第一条：“本合同之主合同为：《101号贷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者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第四条第一项：“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第十条第二项：“除加重乙方（即湘银公司）担保责任外……湘银公司仍在本合同确定的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另一《保证合同》〔编号：（2013）长潭银保字第00201号〕为《102号贷款合同》债权提供保证，约定有基本一致的内容。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广发银行湘潭支行有权要求湘潭湘银公司在申请展期时提供保证人湘银公司同意继续担保的书面意见，但在与同一债权的其他保证人湖南金典公司、作为抵押人的湘潭湘银公司签订了《人民币贷款展期合同》时，该行既没有要求湘银公司在《人民币贷款展期合同》上签字，也没有要求其提供同意对展期贷款继续提供保证的书面意见；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债权人已放弃要求湘银公司对展期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整体看前述合同约定，湘银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对主债务人湘潭湘银公司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因此，对湘潭湘银公司债务履行的展期，必然导致湘银公司保证期间的延长，显然加重了湘银公司的担保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依约认定湘银公司对加重其担保责任又未经其同意的《人民币贷款展期合同》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理据充分；又因湘银公司的保证期间已过，原审法院遂作出免除湘银公司保证责任的处理意见，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湘潭资管公司主张湘银公司既然认可“借款凭证”对贷款期限的变更，则亦应视为其同意案涉贷款展期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第十二条规定：“贷款展期：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借款人应当在贷款到期日之前，向贷款人申请贷款展期。是否展期由贷款人决定。申请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展期的，还应当由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出具同意的书面证明。已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另一方面，《101号贷款合同》《102号贷款合同》中均在四年贷款期限约定后明确约定了“实际贷款期限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凭证所记载的期限、日期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内容。通常在固定资产项目融资中，贷款期限与实际放款日会存在不同，而“借款凭证”则反映了案涉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因此，原审法院以案涉贷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为据，认定湘银公司保证期间的起止时间，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本案中，无论是根据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还是根据金融业务的规定，“贷款展期”“贷款期限（又称合同期限）”与“实际贷款期限”；“展期合同”与“借款凭证”皆分属不同概念，湘潭资管公司关于湘银公司既然认可“借款凭证”对贷款期限的变更，则亦应视为其同意案涉贷款展期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湘潭资管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257号民事裁定为据，指出参考类案的裁判规则问题。经查，第一个案件所涉事实为：主债务属同一债务分期履行。主合同当事人仅对期内分期安排进行了调整，而未对最后一期届满时间予以延长（实际缩短），因此主债务整体并未获得“展期”。鉴于该案当事人并未就保证期间有特别约定且未延长最后一期履行期，保证期间并不会由于期内分期安排调整而被延长，即不会发生《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所称“展期”加重保证人责任的问题。因此，该案裁判理由明显无法作为本案的参考。第二个案件所涉事实为：保证人虽未明确同意展期，但曾作为借款人股东在借款人就借款展期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该案中，保证人亦是借款人的股东。但本案中，湘银公司在案涉借款“展期”时已非湘潭湘银公司的股东，因此，该案基本事实与本案明显不同，亦无法参考。由于湘潭资管公司所提案件与本案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不具有相似性，且非指导性案例，故本院对其关于本案应参考所提类案裁判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湘潭资管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 蕾 审判员 刘少阳 审判员 高燕竹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申晗 书记员张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