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7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法定代表人：赵金毅，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分公司，，住所地保康县城关镇光千路**负责人：赵金毅，该分公司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烛，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春兰，女，197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烈华，湖北五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襄阳市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分公司（以下简称襄保源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樊春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9）鄂0626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姚烛，被上诉人樊春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烈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保康县人民法院（2019）鄂0626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存在借款法律关系：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出示的证据，从来没有表明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还本付息的义务。原审法院认定的2005年原襄樊电力开发总公司向投资人承诺资金回报率不低于15%，完全没有依据。2.上诉人所缴纳的款项为入股投资款。被上诉人所持有的股权证、上诉人举出的收款收据、转账凭据、李云诗作为股东代表人参加股东会所形成的《关于古泉沟电站2010年财务决算分配情况的说明》以及李云诗手中持有的收条均清晰地证明了被上诉人作为股东出资并根据经营情况进行分红的本案基本事实。3.原审判决完全抛开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站在被上诉人利益的角度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清晰反应出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是入股，接受款项的相对方也是以入股款接受。二、将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襄保源分公司、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混为一谈，同样是事实认定错误。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注销，襄保源分公司2010年2月5日成立，两个公司并非同一公司，也不是简单更名所承继；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还存在；古泉沟电站目前经营管理权在襄保源分公司，并不代表产权已经属于襄保源分公司。原审法院将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法人相互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对湖北弘正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审计意见进行片面地采信也属事实认定错误。该审计意见本来就不是证据。仅仅是其单方的认识，其中对黄泓公司和兴源公司投资的认识已经经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否定，并且该审计报告也没有被原审法院完全引用，对其认为是投资款的认识只字不提，未反映审计意见的全貌。四、本案对诉讼时效方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同样不当。本案中没有具体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认为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是因为上诉人本身就没有还款义务。被上诉人称2011年以后就主张过权利，说明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是2011年，而被上诉人不符合任何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法定情形，以借款法律关系看，被上诉人显然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樊春兰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借款关系而不是投资入股关系，虽然被答辩人襄阳能源集团公司在收款收据上注明的是“收到入股资金”，但当时是为了规避集资行为，其真实的意思是借款，理由为：1.2005年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款承诺资金回报率不低于15%，若是股金应当按照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分享盈利和承担亏损，不存在固定回报问题。2.答辩人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本案中古泉沟和老鸦池电站经营决策都是由被答辩人实际操控，两个电站注销合并后，所有债权债务及资产都由被答辩人襄阳能源集团公司享有和承担，而后襄阳能源集团公司成立襄保源分公司实际经营古泉沟和老鸦池电站，以上所有这些重大经营决策行为，答辩人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参与决策。3.被答辩人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按照借款处理。4.本案所涉古泉沟和老鸦池两个电站工商登记的是分公司，分公司在法律上不可能有股东，并且本案也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之间既无书面又无口头的合伙协议。二、被答辩人承诺的资金回报率不低于15%证据充分。1.襄保源分公司经理阮永芳的证言证实2005年当时襄樊电力开发总公司经理吴传斌来保康集资建设古泉沟和老鸦池电站，利息在2010年前按1分利息支付。2.襄保源分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给襄阳能源集团公司的《关于股东要求退股付息的报告》明确写明：2005年建设古泉沟和老鸦池一级电站时，当时由原电力开发总公司吴传斌到找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洽谈，在保康投资开发电站，电力部门人可参与，保证每年不低于15%的回报率。3.此事实已被生效的（2018）鄂0626民初字169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被答辩人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三、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一是答辩人曾多次向被答辩人主张过权利。二是因为本案借款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随时可以主张权利。樊春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立即返还借款3万元，并从2011年起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至借款偿还之日止；2.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原襄樊市电力开发总公司在保康县集资建设电站，向投资人承诺资金回报率不低于15%。襄樊供电公司职工李云诗出资115万元用于古泉沟电站建设，其中3万元为樊春兰出资。2006年11月20日，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古泉沟电站向樊春兰发放股权证一本，载明：股东户名樊春兰，认购金额3万元。樊春兰每年均按其所投入的3万元领取红利，从2010年12月31日襄保源分公司财务账目并入襄阳能源集团公司以后，襄保源分公司、襄阳能源集团公司未付樊春兰红利，樊春兰多次要求退本付息未果。一审法院另查明，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古泉沟电站于2005年12月22日成立，2009年12月23日注销。2011年12月20日，襄樊电力开发总公司变更为襄阳能源有限公司。2012年3月22日，襄阳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为本案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27日，2010年2月5日变更为本案襄保源分公司，非独立法人，经营管理原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古泉沟电站等7个电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款项性质是投资还是借贷。投资关系是投资主体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享受公司利益分配，承担风险；借贷关系是出借人仅对借款人享有请求其按期还本付息的权利，对借款人经营管理中产生的风险并不承担责任。本案中，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古泉沟电站收取樊春兰3万元款项，虽然发给了股权证，但未将樊春兰作为出资人列入股东名册，并明确其股权份额，进而确定樊春兰对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利。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主张樊春兰与古泉沟电站之间系合伙关系，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合伙人就合伙的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进行了约定。在襄保源分公司财务账中，樊春兰3万元款项记在李云诗名下，于2008年4月8日记载款项性质由原来的“股金”调整为“借款”，由此可见，当事人的本意为案涉款项系借款，而不是股金。古泉沟电站由襄保源分公司经营管理，樊春兰未参与襄保源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无论公司亏盈，樊春兰每年均按其所投入的3万元收取固定回报，应当认定樊春兰与襄保源分公司之间名为投资入股实为借贷关系。襄保源分公司承诺每年回报率不低于15％，应视为对借款利率标准有约定。樊春兰请求由襄保源分公司偿还本金3万元及按年利率10％付息，符合法律规定。襄保源分公司系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对樊春兰诉求襄阳能源集团公司与襄保源分公司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从襄保源分公司关于股东要求退股付息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出资人多次向襄保源分公司主张过权利；樊春兰当庭陈述其数次要求付款，襄保源分公司说商量后答复；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对于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分公司偿还樊春兰借款3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0%自2011年1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分公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交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交付的案涉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以及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款项性质问题。投资关系是投资主体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享受公司利益分配，承担风险；借贷关系是出借人仅对借款人享有请求其按期还本付息的权利，对借款人经营管理中产生的风险并不承担责任。本案中，首先，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古泉沟电站收取樊春兰3万元款项，如果该行为是企业法人行为，则应当将樊春兰作为出资人列入公司股东名册，并明确其所持公司股权或份额，进而确定樊春兰对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但是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并未提交樊春兰系公司股东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仅以当时给樊春兰出具的襄樊市保康县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古泉沟电站股权证，不足以证明樊春兰系公司股东身份；其次，如果收款行为是古泉沟电站的行为，则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合伙人之间应当就合伙体的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进行约定，但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根据2016年12月10日襄保源分公司《关于股东要求退股付息的报告》内容显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电站的投资保证不低于15%的回报率，从实际履行情况看，2007年2月12日，樊春兰领取2006年红利3000元，账面挂李云诗出资款115万元（含樊春兰3万元），襄保源分公司2007年按12%支付李云诗13.8万元，2008年按8.5%支付97750元，2009年、2010年按8%支付92000元，李云诗每年领取后对樊春兰按出资进行了兑现，每年款项数额虽有不同，李云诗对此作出解释，当时其要求按15%支付，经双方经协商后被上诉人作了让步，但都给予了回报，领款的性质有“借款”、“还款”、“集资分配款”，而在徐声雅与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襄保源分公司负责人阮永芳陈述徐声雅所收款项系支付10万元的利息，李云诗所领款项与徐声雅领款性质相同。同时，襄阳能源集团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对襄保源分公司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中对李云诗名下115万元款项认定意见倾向为“集资”，该审计意见亦能够与阮永芳的陈述相印证。综上，樊春兰未参与襄保源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无论公司盈亏，樊春兰每年均按其所投入的3万元收取回报，一审法院认定樊春兰与襄保源分公司之间名为投资关系实为借贷关系，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支持，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上诉称案涉款项系入股投资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由于本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且债务未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二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襄阳能源集团公司、襄保源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襄阳市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襄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康襄保源水电开发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何绍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