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9民终26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敏，女，汉族，1964年5月24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雪世，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龙飞，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勇，男，汉族，1964年10月1日出生，户籍地址珠海市，现住广州市。原审第三人：杨立宝，男，汉族，1992年9月15日出生，住茂名市。上诉人黄敏因与被上诉人黄勇及原审第三人杨立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民初4122号之三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黄敏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0902民初4122号之三民事裁定，依法指令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二、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的借款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民间借贷案的具体事实是：上诉人黄敏是茂名市xx公司退休工人，与茂名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华房地产公司”）xx分公司的员工杨立宝之间一直有关于房地产业务的生意来往。2019年3月份左右，杨立宝说被上诉人黄勇在茂名市xx房屋是登记在被上诉人的父亲名下，因其父亲已经过世，还欠银行三十几万块的贷款，如果不及时把银行贷款还上，银行就会起诉拍卖该幢楼房；被上诉人向世华房地产公司求助，希望有人垫资先把银行的贷款还清，待把房产证拿出来后，再过户到被上诉人同学的名下(因为被上诉人的征信问题，已经不能在银行贷款，只能找他人代替)，然后再以该楼房向银行抵押贷款，贷款到账后就可以马上偿还上诉人之前的垫资解押款及利息，过程大约需要两个月。因此本案借款及还款商议的操作过程：先向上诉人借款——到银行还清贷款后拿回房产证——到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再重新向银行贷款——成功后偿还上诉人借款及利息。上诉人认为该操作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可以收取正常利息，并且相信世华房地产公司声誉，才答应借款给被上诉人办理房产解押。其次，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因帮助被上诉人解押房产共出借本金32.98万元：1.代被上诉人黄勇向广东农村信用社偿还贷款28.5万元；2.支付给被上诉人黄勇4.18万元用来办理法院解封手续及支付中介费，以上两笔借款于2019年5月2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完成；3.2019年5月29日向被上诉人出借3千元。因5月20日借款可以获得的预期利息5.32万元(解押借款协议第6条：乙方(实应为甲方黄勇)应在本合同项下出借的当日起开始一次性支付两个月利息：人民币(大写)伍万叁仟贰佰元整……)，该预期利息5.32万元组成：上诉人以出借32.68万元(28.5万元+4.18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分/月计算收取利息，超出部分由世华地产中介获取。因此，2019年5月20日签订的《解押借款协议》第1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叁拾捌万元，小写380000.00元。该借款金额38万元组成：28.5万元(银行还款)+4.18万元(办证及中介费)+5.32万元(预期利息)=38万元。故双方借贷关系事实存在。最后，双方对预先将两个月的利息计入本金并于2019年5月20日签订了《解押借款协议》是经过充分协商的，因此被上诉人黄勇签署《解押借款协议》完全是出于其自愿，上诉人及世华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杨立宝从未逼迫违背黄勇的意志。虽然本案《解押借款协议》是有利息组成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上诉人以银行转账方式实际出借给被上诉人32.68万元，这张利息组成的《解押借款协议》是否超出法律保护范围以及是否予以支持，属于民事调整范畴，因此本案借款不存在涉嫌虚假诉讼或“套路贷”等经济犯罪。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的借款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的借款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属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虽然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做法不妥，但对于出借人实际出借的金额应认定为本金，而借款本金是受法律保护的，至于双方约定的利息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除不予支持外，并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的成立，因此本案讼争的借款属于民事审理范畴，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套路贷”作了明确界定：“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行为目的不同。“套路贷”的“借款”是被告人侵吞被害人财产的借口，所以“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而高利贷出借人希望借款人按约定支付高额利息并返还本金，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第二、手段方法不同。(1)虚增数额的名目不同。“套路贷”中虚增数额部分一般是以担保或类似名目出现，高利贷中本金之外的数额往往以利息名义设定。(2)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数额主观认识不同。“套路贷”的借款人(被害人)往往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被告知如正常还款，虚增数额不需归还，故主观上认为对虚增部分不必偿还；高利贷的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高利息部分需要偿还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3)出借人对“违约”的态度不同。“套路贷”中犯罪人员为了达到占有虚增款项的目的，往往采取拒接电话、“失踪”等方式，让被害人在约定期限内无法还款，而不得不“违约”；高利贷的出借方希望借款人尽早还本付息。第三、侵害客体不同。“套路贷”侵害客体多、社会危害大，从诱骗或强迫被害人签订合同到暴力讨债、虚假诉讼，不仅侵害被害人财产权、人身权，还危害公共秩序，破坏金额管理秩序，甚至挑战司法权威，严重妨害司法公司。而高利贷主要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第四、法律后果不同。“套路贷”在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受法律保护。而高利贷体现了双方意思自治，借款行为本身及一定幅度内的利息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即高利贷本金及法定利息受法律保护，超过法定的高额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黄敏并没有诱使或迫使被上诉人黄勇签《解押借款协议》，也没有制造借款到账凭证或人为制造条件让借款人被动违约，更没有通过“平账”方式恶意虚增借款金额和软磨硬泡强力索债或者以借贷为诱饵，榨取借款人及亲属的财产为目的，黄敏出借资金给黄勇完全基于信任房地产中介的关系，意在取得利息，即使其行为可能认定为高利贷，但绝非“套路贷”，本案讼争的借款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三、被上诉人黄勇用心险恶，假借上诉人涉嫌“套路贷”之名，以达到逃避还本付息的义务。1.在双方于5月20日签订《解押借款协议》之后，被上诉人黄勇又以需要额外办证费为由，骗取黄敏3千元，并于2019年5月29日出具《借据》给黄敏。2.被上诉人为了让上诉人追加借款，于2019年6月16日，又出具一张《借据》，再次确认借款本金38.3万元，然后以该房屋(地址：xx)需要重新装修，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为由，继续诱骗上诉人追加借款，双方于2019年7月4日签订了一份《个人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60万元，后因上诉人醒觉，认为被上诉人不可靠，不诚信，才没有按协议汇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阴谋才没有得逞。3.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追加借款没望后，转身就和案外人梁宇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总额65万元，其中45万元用于归还上诉人的借款。第一，上诉人黄敏与第三人梁宇之前素未谋面，是在2019年7月11日因为需要办理该房产抵押事宜才认识，黄勇与梁宇签订的该份《借款合同》，黄敏也是在茂南区法院开庭时才知道其存在。第二，黄勇为达到逃避还本付息的义务，故意与第三人梁宇签订《借款合同》，恶意制造上诉人黄敏与第三人梁宇虚增借贷金额、垒高借贷本金的假象，从而以此为要挟，声称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套路贷”，其用心极其险恶，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惩罚。综上所述，上诉人在案涉借款合同不构成虚增借贷金额，被上诉人抗辩本案涉嫌“套路贷”诈骗犯罪的意见，依据不足。因此，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合议庭查明本案事实真相，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0902民初4122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依法指令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还上诉人予公道。黄勇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是歪曲事实，是千方百计掩盖其套路贷的行为，我方申请一审法院到公证处查证上诉人威逼被上诉人及妻子到公证处签名，公证全权委托被上诉人夫妻处理该房屋，已经签名，公证书可以证明本案涉及套路贷，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杨立宝述称：本案不属于套路贷，上诉人只想拿回本金，当时借38万元的时候不要求做公证，房子原本是黄勇的爸爸的，继承给黄勇，黄勇拿房产过户给其朋友，然后做抵押贷还款给黄敏。还钱后，黄勇就不过户了，公证是被上诉人主动要求公证的，也是被上诉人叫停的，所以黄敏就不敢借钱给黄勇了。黄敏(反诉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830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9年7月20日起至付清借款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原告；2.判令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黄勇(反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47000元及精神损失费8000元给反诉原告；2.判令反诉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黄敏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签订《解押借款协议》，从该协议内容上看，借款金额380000元，借款当日一次性支付两个月利息53200元，即利息按月利率7%计算，明显高于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息；从款项交付来看，2019年6月16日的《借据》载明：“黄敏总共借款给黄勇合计人民币383000元，第一期：黄敏借款给黄勇人民币380000元，第二期：黄敏借款给黄勇人民币3000元。”庭上原告(反诉被告)黄敏称，53200元是第一次签订协议时约定的利息，后来2019年6月16日借据上计入到借款本金中，与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称现金支付53200元给黄勇的事实不符。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现有的证据来看，本案的借贷行为涉嫌属于“套路贷”的犯罪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且黄勇在开庭审理后提出申请，建议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本诉应裁定驳回起诉，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亦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驳回黄敏的起诉。二、驳回黄勇的反诉。本诉案件受理费7046元，保全费2435元，合计9481元(黄敏已预交)，本裁定生效后退回给原告(反诉被告)黄敏；反诉案件受理费1700元(黄勇已预交)，本裁定生效后退回给被告(反诉原告)黄勇。本院另查明，黄勇于2020年10月27日向本院提交《请求法院调查申请书》，请求本院到茂名市人民北路油城公证处调取《公证书》，以及向案外人梁宇取证。黄勇的上述申请在一审时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已对上述申请作了相应处理。本院认为，黄敏与黄勇于2019年5月20日签订《解押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380000元、借款当日一次性支付两个月利息53200元。对于款项的交付，黄敏主张其于当天转账285000元给黄勇，另转账41800元给杨立宝，再由杨立宝转给黄勇，余下的金额为两个月利息53200元。2019年6月16日黄勇出具《借据》给黄敏收执，《借据》载明：“黄敏总共借款给黄勇合计人民币383000元，第一期：黄敏借款给黄勇人民币380000元，第二期：黄敏借款给黄勇人民币3000元。”黄敏主张3000元是微信转账给杨立宝后，再由杨立宝转给黄勇的。黄勇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收到黄敏借款285000元。从上可见，黄敏与黄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至于是否足额出借以及实际出借本金金额是多少，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审查。一审法院仅以未足额交付为由直接认定本案借款涉嫌“套路贷”而裁定驳回黄敏的起诉，处理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应对黄敏的起诉进行实体审理。至于黄勇反诉主张黄敏、杨立宝与案外人梁宇又欺诈引诱其于2019年7月4日与黄敏签署借款600000元的《个人借款协议》，并约定对其委托黄敏处置房屋的事实进行公证，以及于2019年7月5日与案外人梁宇签署借款650000元的《借款合同》并将房屋抵押给梁宇，因两笔借款均未实际交付，又未解除抵押，导致其无法转让房屋以致产生经济损失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案外人梁宇参与诉讼，再对黄勇的反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民初4122号之三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赖慧嫦审 判 员 陈琪奕审 判 员 陈春何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巫 钊书 记 员 梁 哲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