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34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邵远强，男，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彬，男，196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杰，男，197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绵阳临园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临园路**。 法定代表人：吴杰。 上列四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浙川，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龙，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盛元，男，汉族，196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定玉，女，1962年10月15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杨盛元、刘定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盛元、刘定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璐璐，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双杰长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马鞍村七社 法定代表人：游建华。 再审申请人邵远强、陈彬、吴杰、绵阳临园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园公司）因与再审申请人杨盛元、刘定玉，被申请人四川双杰长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民终3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邵远强、陈彬、吴杰、临园公司申请再审称，（一）邵远强一方于2013年1月23日向杨盛元一方支付675万元用于偿还信用社贷款本息的款项中的75万元、于2014年11月23日向天泽公司支付的620万元中的419443元，临园公司于2011年11月28日支付四川三正会计师事务所的资产评估费、验资费、审计费以及因判决书笔误应调增的费用合计153600元[100000元+50000元+（608400元-604800元）]，杨盛元于2011年12月25日、2012年1月7日出具的两份《借条》载明借到邓辉用于工商登记的10万元，杨盛元、刘定玉于2014年4月4日至2014年9月22日期间及2015年7月8日、7月16日、7月21日、8月22日收取的5笔合计528336.9元的租金，杨盛元领取的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08）涪民初字第1682号案件执行费用8500元和差旅费375元，杨盛元于2011年8月30日领取的用于办理恢复手续协调的3万元。上述款项总计1960575.9元，均应计入邵远强一方已付的股权转让款，因而已付股权转让款总额为33176509.57元。但二审判决对于上述1960575.9元不予计入，导致认定的已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只有31289854.67元，认定事实错误。（二）一、二审判决遗漏了邵远强一方反诉请求第一条第③项，即判令杨盛元一方因2000年期间兼并绵阳市武引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引公司），应负责解决盛元五金市场现有在职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就业安置、住房等遗留问题。包括杨盛元一方没有退还本应于2001年退还的原武引公司职工16.5万元股本金，未兑现对承租原武引公司旧房，工龄超过30年的职工，每户赠送27平方米住宅，工龄在30年以下的职工，每户赠送22平方米住宅的承诺，导致以上人员拒不搬迁，从而导致案涉项目从2011年开始至今长达9年多不能开发，给邵远强一方投入的3000余万元造成重大资金占用损失，应由杨盛元一方赔偿。（三）2013年9月9日，杨盛元、刘定玉在临园公司股东会决议中，一致同意吴杰、陈彬加入临园公司成为新股东，将杨盛元持有的80%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此后，临园公司向杨盛元、刘定玉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针对邵远强一方的履约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3年9月12日，杨盛元、刘定玉向邵远强一方及临园公司发出《关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函》，要求立即代为清偿相关债务。由于主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约定不明，因此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从2013年9月12日杨盛元一方发函要求临园公司履行义务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而杨盛元直至2017年才提出诉讼，已超过了时效，临园公司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二审判决以《绵阳临园家具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现场移交工作协议》（以下简称《移交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和时间进行了重新约定为由，认定临园公司的保证期限未届满，是完全错误的。临园公司并未参与签订《移交协议》，故针对原协议提供保证的担保人未参与，且在超过原协议最长两年保证期限之后重新产生的权利义务与担保人无关。综上，邵远强、陈彬、吴杰、临园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杨盛元、刘定玉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杨盛元、刘定玉作为股权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股权转让款及时清偿杨盛元、临园公司所负债务。其主要义务是向股权受让方邵远强等人转让临园公司股权，移交临园公司，而邵远强等人主要义务是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2.《移交协议》中约定的“四项义务”应为合同的从义务，杨盛元一方予以协助即可，因为邵远强一方己于2014年1月10日取得临园公司全部股权并全面接管临园公司，杨盛元、刘定玉已完全退出临园公司，对方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履行“四项义务”的主体应为临园公司，即邵远强一方。但其怠于履行，亦未要求杨盛元予以配合。因此邵远强一方并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从而应当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邵远强一方提起反诉时至《移交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届满之日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二审判决混淆了本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主从义务，错误认定“四项义务”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顺序，认定邵远强一方的反诉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3.原武引公司职工中的无产权户搬迁工作可依据《绵阳市涪城区临园家俱城兼并武引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由临园公司对无产权户进行现金补偿，该笔费用能够明确计算并从剩余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因此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也已经具备。但二审判决却认定“赠送住房面积的义务因地块未开发而无法履行，解决该项问题产生的费用金额也不确定……进而导致股权转让的金额无法确定”。相反，现因房价上涨带动了临园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价值的大幅增加，从2014年1月10日案涉股权全部转让完成后，临园公司，即邵远强一方从商家收取的租金已近800万元，故即使不进行地块开发，对方仅依靠收租金每年即可获得近100万元的收益。根据二审判决，如果对方一直不开发，则将可能导致无产权户的搬迁工作无期限的推迟，剩余股权转让金额将永远无法确定。（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杨盛元多次以书面或口头通知的方式要求邵远强一方以代偿债务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但邵远强一方延迟履行付款义务，导致杨盛元一方的债务产生大量的利息、违约金。《移交协议》虽然约定不再追究对方以前的违约责任，但同时又在合同最后手写了“甲乙双方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知杨盛元一方不再追究对方以前的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对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移交协议》中约定邵远强一方应在接管临园公司一个月内付清股权转让尾款，但对方并未付清，则仍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自未履行《移交协议》行为发生之日起承担违约责任。故二审判决对于股权受让方已付股权转让款金额的认定存在错误，即二审判决“本院认为”的第四部分“关于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中，第2-5项、第7-9项、第12-17项、第18-20项、第22-24项的款项合计7366229.23元，属于邵远强一方迟延履行代偿义务而增加的对应债务利息、罚息、违约金等费用及因债务引发纠纷而产生的差旅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二审判决将上述7366229.23元计入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三）二审判决上述认定中的第24项:2016年10月8日支付黄飞龙居间合同纠纷律师代理费3万元。二审法院认为：“该费用的发生有《代理合同》《收据》为证，足以认定付款的真实性。杨盛元等人主张陈彬等人怠于代偿，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于其陈述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该款应计入股权转让款，一审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可见二审法院仅凭一份未经过双方质证及辩论的《代理合同》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加上二审法院对于一审中存在法官应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未予纠正，审判程序违法。综上，杨盛元、刘定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邵远强一方的再审理由。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移交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股权转让人杨盛元一方多次向邵远强一方发出的敦促其履行合同义务的函件，邵远强一方也两次向杨盛元作出书面承诺，可见，邵远强一方确有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其再审申请中提及的已付款中的1960575.9元，系其逾期付款导致的债务增加部分，按上述三份协议的约定，应当被排除在股权转让款之外，二审判决对此已作详细分析，所作认定亦无明显不当，本院在此不再赘述。2.关于一、二审判决是否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首先，邵远强一方在其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中并未提出一审判决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其次，经查二审法庭笔录明确载明，邵远强一方在二审法院就“一审有无漏判诉讼请求”的问题询问时，亦明确表示“没有，是驳回的诉讼请求，不是漏判”。3.关于邵远强一方提及的损失问题。案涉诸份协议中并无杨盛元一方承担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计算方法的约定，邵远强一方即使有资金占用利息的损失，但土地增值是客观存在的，且案涉土地迄今未能开发，也不能完全归责于杨盛元一方。故二审判决对邵远强一方就损失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4.关于临园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临园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后，其财产即已纳入邵远强一方的资产范畴，故邵远强一方以其自有资产作为担保，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二审判决对此认定亦无不当。因此，邵远强一方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 （二）关于杨盛元一方的再审理由。1.关于邵远强一方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从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的目的来看，邵远强一方就是为了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通过开发获利，在解决了杨盛元一方与其原股权受让人所涉的股权争议及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之后，进行开发的最后障碍就是案涉土地上房屋的现有使用人（承租人）拒绝搬迁，按照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的确应由杨盛元一方先行处理，消除案涉地块上原已设立的负担（即杨盛元一方负责处理的“四项义务”）。否则无法确定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客观情况亦确实如此。至于杨盛元提及的由临园公司对无产权户进行现金补偿，从而实现尾款支付条件的问题。绵阳市涪城区临园家具城（甲方）和武引公司（乙方）于2000年12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有约定：“如甲方在3年内没有对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路××号的土地进行开发，甲方必须按每平方米600元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给应该享受赠与的职工。”但因时过境迁，该协议中“按每平方米600元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的约定现在还能否履行，取决于案涉的原武引公司职工，而该案涉职工并非本案当事人，无法在本案中处理。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邵远强一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且“待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不明……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并无不当。同时，基于股权受让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则股权转让方杨盛元认为对方当事人代偿的款项中有7366229.23元，系迟延履行代偿义务而增加的相应债务利息、罚息、违约金等费用及因债务引发纠纷而产生的差旅费等费用不应计入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并且根据《移交协议》的约定，杨盛元一方也自行放弃了由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2.关于一、二审法院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对于杨盛元一方在二审中提出的一审审判人员未依法回避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的规定，认为“杨盛元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出回避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邵远强一方在一审中就其为黄飞龙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中支付的代理费所举示的证据是否经过质证的问题。经查一审案卷卷宗，杨盛元一方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故二审判决亦不存在相应的程序违法问题。 综上，双方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邵远强、陈彬、吴杰、绵阳临园家具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二、驳回杨盛元、刘定玉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吉家涛 审判员  郭 伟 审判员  贾 欢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