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8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瑞隆国际海运有限公司（RAYLONGINTERNATIONALMARINELIMITED），住所地安圭拉岛国#25梅森中心，**P.O.193邮箱。 法定代表人：王延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强，广东敬海（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广东敬海（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海川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荣成市港湾街道办事处张家小区**。 法定代表人：刘爱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航，北京市隆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好当家海洋捕捞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楼/div> 法定代表人：张永仁，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山东德衡（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瑞隆国际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隆海运公司）、上诉人荣成海川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船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好当家海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当家捕捞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瑞隆海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改判为：好当家捕捞公司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船舶延滞损失人民币2890768元及利息、因船舶触碰码头遭受的损失人民币50万元及利息、船舶维修费等损失人民币94001.2元及利息、罚款损失人民币5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好当家捕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瑞隆海运公司无权就滞留损失向好当家捕捞公司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1.瑞隆海运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7）鲁72民初1422号案件（以下简称为1422号案件）中，曾就滞留损失向好当家捕捞公司主张权利，但法院并未处理。瑞隆海运公司提起1422号案件诉讼时，明确将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但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该案具有关联性为由，要求瑞隆海运公司撤回对其起诉，否则不予立案，瑞隆海运公司不得已撤回了对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应瑞隆海运公司的申请调取了荣成海关等部门的询问笔录，瑞隆海运公司在查阅相关笔录后才知晓，涉案货物的收货人为好当家捕捞公司，随即申请追加好当家捕捞公司为被告，但一审法院以好当家捕捞公司并非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一方为由不予准许。可见，因法院的错误认定，致使瑞隆海运公司的该项诉请未能在1422号案件中得到处理。2.瑞隆海运公司有权在本案中就滞留损失向好当家捕捞公司主张权利。在1422号案件中，瑞隆海运公司系依据航次租船合同向舟山永立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立船务公司）等提起索赔的。本案中，瑞隆海运公司系基于好当家捕捞公司的侵权行为主张权利，不属于“一审不再理”的范畴。且在涉案船舶违规进港事件中，好当家捕捞公司与永立船务公司等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瑞隆海运公司有权就其中一个或几个侵权方提起诉讼，一审以瑞隆海运公司已向其他方主张权利为由驳回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好当家捕捞公司对于涉案船舶违规进港存在重大过错，其应对由此给瑞隆海运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荣成海关对陆志海、肖宁、张华阶、席家春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上述三方事先均明知靖海禾丰码头为非对外开放口岸，为逃避涉案货物的税收缴纳义务，仍恶意串通或未尽代理人应尽的提醒义务，安排涉案船舶挂靠该渔港，永立船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志海更是亲自登轮冒充“引水员”引领该轮进港，上述三方均对该轮违规进港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严重侵害了瑞隆海运公司的合法权益。2.好当家捕捞公司的总经理张华阶在涉案船舶抵达石岛港前3-4天明确指示，永立船务公司将船舶停靠在靖海禾丰码头；其在荣成海关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因为我让运输船到北太平洋运这些鱼回来时，我就知道运回的是没有在北太平洋捕捞资质的渔船捕捞的，进口时没法按照远洋捕捞方式申报。”“我知道进口时应该向海关报，因为这些鱼是没有农业部批准资质的渔船捕捞的，进口时要求缴税。”可见，好当家捕捞公司显然在涉案船舶非法靠港中起着明显的主谋作用，存在重大过错。3.瑞隆海运公司因涉案船舶违规进港额外产生了修理费损失、罚款损失。涉案船舶之所以违规进港完全是由于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与永立船务公司的恶意串通，三方应对瑞隆海运公司由此遭受的罚款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审认定好当家捕捞公司对滞留损失的差额部分，即：3651920元及利息不承担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好当家捕捞公司对于涉案船舶违规进港存在重大过错，其应对瑞隆海运公司因涉案船舶违规进港遭受的全部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由于好当家捕捞公司等安排涉案船舶挂靠非对外开放口岸，而该口岸却明显不具备该轮挂靠的客观条件，再加上非正规引水的引导，导致该轮与码头发生触碰，好当家捕捞公司应对瑞隆海运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对瑞隆海运公司滞留损失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因“ＵＮＩＯ××××”轮违规靠泊靖海禾丰码头，荣成海关、石岛边防检查站、威海海事局分别对该轮进行了调查、处罚，而上述违规进港完全系好当家捕捞公司的不当安排造成的，因此，其应对瑞隆海运公司在上述部门调查及全部滞留期间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径行认定涉案船舶滞留期间的损失仅限该轮的运营成本于法无据，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 针对瑞隆海运公司的上诉，好当家捕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 海川船代公司述称，其对瑞隆海运公司的上诉无意见。 海川船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瑞隆海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的立案案由为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未要求瑞隆海运公司在起诉时填写《海事事故调查表》，也未要求海川船代公司及其他被告在答辩时填写《海事事故调查表》，开庭审理前的完成举证说明书也未要求当事人提交。在各方当事人无一提交前述材料的情形下，直接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之规定。2.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更改案由，既替瑞隆海运公司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海川船代公司和好当家捕捞公司的抗辩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的立案案由是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瑞隆海运公司正是基于其提交的权益转让书起诉各被告，这是瑞隆海运公司起诉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中，瑞隆海运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海川船代公司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海川船代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的，一审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既未向瑞隆海运公司释明、亦未征得各被告同意，自行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侵权纠纷，且未按照上述规定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两个案由所对应的法律规定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完全不同，涉及诉讼时效中断与否的问题，一审法院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海川船代公司的合法权益。3.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仅为两人。第一次开庭笔录里记载的人民陪审员是“张方生、董伟”，但在（2019）鲁72民初686号民事裁定书中记载的人民陪审员是“张方生、王军”，后又将“张方生”补正为“王军”，导致补正后合议庭中仅有“王军”一名陪审员，合议庭组成人员仅为两人。4.在瑞隆海运公司未明确损害结果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损害结果确认并划分，替代瑞隆海运公司履行诉讼义务。一审判决海川船代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船舶代理合同项下海川船代公司因扣留船员证书导致涉案船舶滞留产生的损失，并非其划分的两个损害结果中的任何一个。5.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海川船代公司当庭提出“结束互联网开庭要求现场开庭”的要求，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6.一审第二次开庭的结束时间近2020年4月21日13时，海川船代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上午9时便收到一审判决。海川船代公司有理由怀疑一审法官在第二次开庭前便写好判决书，第二次开庭仅是个形式，合议庭未考虑海川船代公司提交的证据和意见，有偏袒之嫌。二、瑞隆海运公司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1.从瑞隆海运公司起诉状内容看，其主张的是船舶触碰码头产生的损失，因此，涉案船舶的所有人联合国际船务有限公司（UnionInternationalShippingCo.，Ltd.）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2.瑞隆海运公司提交的用以证明其主体适格的权益转让书和船舶运营协议真实性无法判断，且是在境外形成的，未进行公证认证，不具有合法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债权人即船舶所有人未向海川船代公司及其他被告发出过债权转让通知，即便存在真实的权益转让，对海川船代公司也不发生任何效力。假设上述两份证据具有证据效力，瑞隆海运公司取得了诉权，但依据权益转让书的约定，瑞隆海运公司取得的向相关责任方追偿的权利仅限于和解协议项下，涉案船舶所有人支付的触碰码头所造成的损失的和解款项（人民币100万元），并不包含海川船代公司非法扣留证书所造成的损失，对超出和解协议项下的损失，瑞隆海运公司无权向相关责任方进行追偿。即便能够超出和解协议项下提出主张，其针对船舶滞期损失的主张也仅限于1288000元，而且应扣除在1422号案件中已经获得的赔偿。3.对于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海川船代公司在一审答辩时和法庭辩论阶段均有提及，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三、一审判决超出了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请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从海川船代公司起诉状倒数第二段的内容可以看出，瑞隆海运公司的诉求仅限涉案船舶触碰码头遭受的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产生的滞留损失，并不包含其他损失。四、一审法院对多个事实认定错误。1.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首先，瑞隆海运公司以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涉案碰撞事故发生时间为2015年8月，起诉时间为2019年，瑞隆海运公司从未基于船舶碰撞向海川船代公司及其他被告提起过诉讼或仲裁，不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因此，瑞隆海运公司的起诉已超出两年的时效期间。其次，1422号案件的案由是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说明瑞隆海运公司是基于航次租船合同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权利，并未基于船舶代理合同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瑞隆海运公司基于船舶代理合同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从未中断。假定海川船代公司侵权事实成立，由于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明确“在2016年1月5日其已经知道海川船代公司侵权”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瑞隆海运公司基于船舶代理合同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至2019年1月4日已届满，而本案一审立案时间在2019年1月4日之后，且不存在时效中断的事由。最后，如按一审判决观点，对瑞隆海运公司的债权进行拆分，瑞隆海运公司部分债权基于违约主张权利、部分债权基于侵权主张权利，在海川船代公司的行为存在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允许瑞隆海运公司上述操作不符合法理。2.一审判决关于“1422号案件未对海川船代公司在1288000元范围内应承担的滞留费进行评判”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1422号案件判决海川船代公司对该项滞留费用不承担责任，二审判决维持了1422号案件的判决结果，说明在先前的案件中，法院对该滞留费用的承担问题已经明确作出评判，判定海川船代公司对此不承担责任。3.瑞隆海运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相互串通”的事实。4.一审判决认定海川船代公司员工将有关证书交予案外人从而导致船舶滞留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是基于瑞隆海运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由于瑞隆海运公司未提交通话录音的原始载体，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即使具有证明力，从通话内容看，涉案船舶证书系瑞隆海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延富自行交给案外人山东省荣成市禾丰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丰公司），用作船舶触碰码头纠纷的担保，保证在碰撞纠纷解决前不会开航。在没有船舶证书的情况下，船舶是不可能正常离港的。因此，即便肖宁确实扣押了相关船员证书，涉案船舶不能离港的原因不是缺少船员证书，而是瑞隆海运公司用船舶证书和船舶作了担保。瑞隆海运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五载明：“禾丰公司在收到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预付款后，不再滞留涉案船舶”，瑞隆海运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才完成预付款的支付，由此可以认定，涉案船舶滞留与海川船代公司无关。5.一审法院将案由改为侵权纠纷，假设其更改案由符合法律规定，也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对各方过错进行划分，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提及，径行判定海川船代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允。瑞隆海运公司作为被侵权方，具有法定的积极减损的义务，但事实上瑞隆海运公司既未向海事部门反映所谓的证书被扣押问题，也未申请挂失重新办理、未报案，更没有向海事法院申请强制令责令相关人员返还证书。即便确有损失，瑞隆海运公司也应自行承担。五、本案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船舶滞期损失，瑞隆海运公司通过两次诉讼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权利。两个案子的滞期损失都是从触碰码头计算至已经能够离港期间的所有损失。因此，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船舶滞期损失属于重复诉讼。由于瑞隆海运公司对于超出1288000元部分的滞期损失已经明确放弃，即便一审法院区分瑞隆海运公司债权的观点成立，由于瑞隆海运公司已明确放弃剩余部分债权，因此，诉讼时效不中断。即使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中的诉求属于新的诉求，且海川船代公司确实存在过错的情形下，由于瑞隆海运公司对滞期损失的主动放弃，海川船代公司仅应在1288000元的范围内，扣除瑞隆海运公司在1442号案件中已获得的赔偿、并划分海川船代公司与瑞隆海运公司之间的过错责任比例后，再行确定海川船代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对海川船代公司的上诉，瑞隆海运公司辩称，一、山东电子诉讼服务平台显示，本案立案时的案由就是侵权责任纠纷。而且，从诉状来看，瑞隆海运公司诉请的损失不仅包括涉案船舶违规进港造成的滞留损失，还包括由于海川船代公司违规扣留证书导致的损失。海川船代公司关于依据船舶碰撞纠纷填写事故调查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针对海川船代公司违规扣留船员证书导致的滞留损失，瑞隆海运公司单独提交了证据，并要求海川船代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请将相关损失索赔进行分类、评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互联网庭审问题，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已通知海川船代公司以互联网方式开庭，其参与了互联网庭审，表明认可该方式。关于判决时间，第二次开庭时，海川船代公司仅提交了1422号案件的二审判决书，其他证据的举证、质证均在第一次庭审中完成，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没有任何问题。三、关于主体资格问题。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请不限于触碰码头产生的损失，还包括海川船代公司违规扣留证书导致的滞留损失等。联合国际船务有限公司的权益转让仅是将触碰码头项下的相关索赔转移给瑞隆海运公司，瑞隆海运公司作为涉案船舶的管理人和实际运营者，有权就其他侵权方的侵害行为主张权利。对于船舶运营协议和权益转让书的真实性，瑞隆海运公司提交了原件，上述两份证据载明形成地是大连，无需办理公证手续。关于权益转让通知的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本身就是一种合法的通知形式，不影响相关权利的转移。四、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请包含了海川船代公司违规扣留证书造成的滞留损失，故一审法院没有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五、瑞隆海运公司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8月，瑞隆海运公司就已经向海川船代公司提起了诉讼，该诉讼导致时效中断。六、1422号案件的生效判决明确认定，因海川船代公司扣留证书产生的滞留损失应另案解决。因此，瑞隆海运公司就该部分损失在本案中起诉，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七、关于船舶滞留问题。一审中，瑞隆海运公司已当庭播放录音，并经各方确认，一审判决也作出认定。在1422号案件的二审庭审中，海川船代公司确认其曾经协助禾丰码头扣留涉案船舶的船舶证书，进而逼迫船方与码头方就触碰码头损失在商谈时作出让步。海川船代公司所提及的触碰码头损失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一条预付款支付后不再滞留涉案船舶，也印证了海川船代公司将证书提供给码头方是造成船舶在此期间滞留的原因。禾丰公司并没有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也没有向海事主管机关申请对涉案船舶进行滞留，其正是通过持有海川船代公司交予的船员证书实现了对涉案船舶的不当滞留，海川船代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违背了船舶代理人应尽的职责，应对由此给瑞隆海运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八、本案中的滞留损失和1422号案件存在的差额，在1422案件中，瑞隆海运公司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仅主张了1288000元，但并不意味着瑞隆海运公司放弃了该部分损失的索赔，更不意味着瑞隆海运公司放弃向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主张该部分损失。两案的主体和案由均不相同，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海川船代公司的上诉。 好当家捕捞公司述称，其对海川船代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瑞隆海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连带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船舶滞留损失4939920元及利息；2.判令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连带赔偿瑞隆海运公司因船舶触碰码头遭受的损失50万元及利息；3.判令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连带赔偿瑞隆海运公司罚款损失5万元及利息；4.判令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连带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船舶维修费等损失94011.2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6日，瑞隆海运公司与永立船务公司签署了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瑞隆海运公司为永立船务公司承运一批冻鱼，承运船舶为“ＵＮＩＯ××××”轮；装货港为北太平洋公海，卸货港为石岛港，附近一个安全泊位；船东运输船到达卸货港前，租家应按时办理货物有关的一切手续；租家指定装卸港代理并支付港口使费；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永立船务公司之所以与瑞隆海运公司签订上述航次租船合同，是为履行其与好当家捕捞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双方约定：永立船务公司为好当家捕捞公司从北太平洋公海运回3000吨冻秋刀鱼、鱿鱼、鲐鱼等，好当家捕捞公司向永立船务公司支付运费1000元/吨，货物的税费、装卸港代理费、港口使费等由好当家捕捞公司负担。 2015年7月28日，“ＵＮＩＯ××××”轮抵达北太平洋海域，并于当日至8月11日陆续自好当家集团所属船上转载冻鱼共计2876.7吨。 好当家捕捞公司的张华阶在船到港前的三、四天通知永立船务公司陆志海将船舶停靠在禾丰公司所属的码头。 2015年8月18日、19日，永立船务公司找到海川船代公司的肖宁，要求其等船到了卸完货以后按照空船申报进境。 2015年8月20日，涉案船舶在未取得进港许可，以及未向海关申报的情况下，擅自入境靠泊非对外开放口岸靖海禾丰码头。荣成海关对船长席家春的查问笔录中记载：船舶代理是陆志海找的海川船代公司的肖宁；8月20日，永立船务公司的陆志海电话通知其将船抛锚在苏山岛附近，之后又通知往凤凰尾方向走，船长通过海图看凤凰尾的吃水不够，就通知陆志海没法走，船就在苏山岛和凤凰尾之间抛锚；船抛锚在苏山岛和凤凰尾之间的时候，其联系肖宁问他要向哪个海事申报，停靠在哪个港口，他告诉其不用报；其问他今天能不能靠港，他告诉我靠港的事情陆志海会安排；后来陆志海通知船长继续往里面走，陆志海安排拖船和引水员牵引；引水员上船后，船长询问进港有没有问题，引水员的答复是不清楚；船长比较生气，想掉头回去，但是引水员说左右都是浅滩，没办法，必须得开进去；最后船就靠泊在禾丰码头；靠船的时候，船头球鼻艏与码头发生轻微碰撞，导致淡水舱稍微渗漏；下午六点多船靠港后，船上将要联检的总申报单（申报进口2800吨冷藏鱼）、货物申报单、船用物品申报单、船员物品申报单、船员名单和挂靠港的单据准备好，然后就打电话通知肖宁准备联检，肖宁告诉其所有的事情由陆志海负责，他也没有到船上去。荣成海关对陆志海的查问笔录中，陆志海确认是其自己将船领到禾丰码头停靠。 在未经海关同意的情况下，8月21日至23日，船上的2876.7吨冻鱼被卸下后，被交付给好当家捕捞公司。 卸完货后，海川船代公司办理了船舶进境手续，申报船舶进厂并产生修船费68000元。 石岛边防检查站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席家春于2015年8月18时许，驾驶涉案船舶擅自入境靠泊非对外开放口岸靖海禾丰渔港，并上下人员进行卸货作业。该行为已构成交通运输工具擅自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违反规定上下人员、装卸货物，给予席家春罚款5万元的处罚。瑞隆海运公司已经代为缴纳罚款。 瑞隆海运公司述称，涉案船舶于9月16日经主管机关检查完毕，海关放行；9月23日，船舶维修完毕；船长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10月6日船舶修理及船员更换工作完成，考虑到荣成海关等执法部门已解除了对我轮的查扣，我轮已完全具备开航条件。海川船代公司在边防检查之后，将涉案船舶船员的海员证和护照给了禾丰公司，瑞隆海运公司述称，海川船代公司一直将上述证书滞留至2016年1月5日，导致船舶在此期间无法办理离港手续；瑞隆海运公司在1422号案件二审中述称，2015年12月9日可以离开石岛，因“特检”，至2016年1月5日离开石岛；“特检”是船舶营运期间每五年进行的船舶检验，由法定部门执行，在涉案航次中，如果是正常卸完货，可以开始新的航次，在新航次履行过程中可以延期至航次结束之后，没有必要在石岛进行船舶的特检；瑞隆海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船舶的法定特检时间。海川船代公司否认扣留证书，但其并不清楚向瑞隆海运公司交还上述证书的时间，也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证书归还的具体时间。船长声明中记载：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我轮多次以电话、口头方式督促代理办理我轮离厂手续，但代理始终不给办理离港手续；……直到2015年11月30日，我轮才在海川船代公司肖宁的协助下办好了离厂手续。 根据生效判决查明，“ＵＮＩＯ××××”轮涉案航次起始时间2015年7月18日，截止时间2015年8月23日共计36天。期间发生工资及伙食费193589.28元折合每日5377.48元，重油和轻油合计459421.05元折合每日12761.7元，水5400元折合每日150元。2015年8月20日至11月20日期间的保险费7656.25美元，折合每日212.67美元。 2017年8月6日，瑞隆海运公司基于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青岛海事法院以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提起对永立船务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的诉讼，案号为（2017）鲁72民初1422号，要求永立船务公司、海川船代公司赔偿其运费损失589030元及利息、船舶延滞损失（与本案中的船舶滞留损失含义相同）1288000元（延滞损失从2015年8月23号到2016年1月5号船舶实际离港，一共135天，净利润每天36592元，共损失4939920元，只主张1288000元）及利息、因船舶触碰码头遭受的损失50万元及利息、罚款损失5万元及利息、船舶维修费等损失94011.2元及利息。1422号判决：1.判令永立船务公司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运费损失人民币589030元及2015年9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永立船务公司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触碰码头损失人民币25万元及自2015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永立船务公司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船舶维修费、港使费、移泊费损失人民币46500元及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判令永立船务有限公司赔偿瑞隆海运公司船舶滞留损失人民币219470.16元和2552.4美元及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5.驳回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该案上诉后，（2019）鲁民终2919号判决驳回瑞隆海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1422号案件判决。 另查明：“ＵＮＩＯ××××”轮为外籍船舶。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瑞隆海运公司主张的侵权损害后果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相互串通指定非对外开放码头而导致的船舶滞留损失和罚款损失；一部分是因为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安排假引水导致船舶触碰码头而引起的船舶触碰、船舶修理和船舶滞留损失。 本案共有四个争议焦点：一、针对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中提起的与1422号案件中相同的诉讼请求，即滞留损失1288000元及利息、船舶触碰损失50万及利息、罚款损失5万元及利息船舶维修费损失94011.2元及利息应当如何处理；二、瑞隆海运公司的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否应当由好当家捕捞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瑞隆海运公司主张的超出1422号案件中船舶滞留损失3651920元及利息是否应当由好当家捕捞公司、海川船代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瑞隆海运公司与海川船代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只能择一主张，不能二者都主张。瑞隆海运公司在1422号案件中，已经以违约之诉对海川船代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船舶触碰损失50万及利息、罚款损失5万元及利息船舶维修费损失94011.2元及利息——不应在侵权之诉中再次主张，瑞隆海运公司明确本案的诉因是侵权之诉，因此，对瑞隆海运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而且，生效判决已对瑞隆海运公司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的船舶触碰损失、罚款及维修费进行处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瑞隆海运公司不得再次就此部分费用向海川船代公司重复主张，故法院对瑞隆海运公司的此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1422号案件中，瑞隆海运公司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的滞留费损失1288000元及利息，生效判决认为不属于生效判决处理范围，瑞隆海运公司现以侵权之诉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权利，故本案将对此部分费用是否应当支持予以评判。 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起诉的滞留费超出1422号案件中的滞留费金额的部分，即3651920元及利息，是否应当由好当家捕捞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将对此予以评判。因瑞隆海运公司在1422号案件中就1288000元滞留费已向其他主体主张，不能再向好当家捕捞公司主张，因此，对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生效判决未对海川船代公司在1288000元范围内应承担的滞留费进行评判，转化成本案中海川船代公司和好当家捕捞公司是否应对此部分滞留费承担责任。 第二个争议焦点，瑞隆海运公司的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否应当由好当家捕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关于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船舶触碰主张。好当家捕捞公司与瑞隆海运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好当家捕捞公司对永立船务公司发出的靠泊指令与船舶触碰码头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瑞隆海运公司关于按照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要求进入涉案码头而导致船舶触碰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瑞隆海运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第二，瑞隆海运公司主张的船舶维修是由于船舶触碰导致的。好当家捕捞公司既然不应对船舶触碰承担责任，就不应对船舶维修费用承担责任。因此，对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主张的维修费用也不予支持。 第三，根据石岛边防检查站行政处罚决定书，如前所述，好当家捕捞公司对永立船务公司发出的靠泊指令与船舶触碰码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瑞隆海运公司要求好当家捕捞公司承担上述行政罚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生效判决认定，海川船代公司并非瑞隆海运公司船舶进港时的代理，海川船代公司并没有事实侵权行为以损害瑞隆海运公司利益，因此，海川船代公司不应对瑞隆海运公司违规进港、靠泊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瑞隆海运公司要求好当家捕捞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第三个争议焦点，1422号案件中，瑞隆海运公司对永立船务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主张的金额为1288000元及利息，在本案中，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主张的金额为4939920元及利息，4939920元包含了1288000元，瑞隆海运公司不能再对好当家捕捞公司主张其已经对其他主体主张的1288000元及利息，所以，本案仅对好当家捕捞公司是否应对瑞隆海运公司未对其他主体主张过的差额，即3651920元及利息承担责任进行审查；瑞隆海运公司在1422号案件中对永立船务公司和海川船代公司共同主张1288000元及利息，生效判决未对海川船代公司应当承担的滞留费金额进行评判，在不超过1288000元及利息的前提下，本案应对海川船代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进行评判；而且，海川船代公司是否应对差额，即3651920元及利息承担责任也是本案应当审查的内容。 关于好当家捕捞公司是否应当对差额，即3651920元及利息承担赔偿责任。综合瑞隆海运公司的主张，涉案船舶无法离港的原因有三个：船舶未取得许可就擅自入境并装卸货物导致的主管机关检查、因船舶触碰码头导致船舶维修和海川船代公司扣留船员证书。瑞隆海运公司与好当家捕捞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好当家捕捞公司并未对瑞隆海运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瑞隆海运公司擅自入境并非因好当家捕捞公司的原因所导致，故好当家捕捞公司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后续导致船舶滞留的原因有两个，即因船舶触碰码头导致船舶维修和海川船代公司扣留船员证书，上已述及，好当家捕捞公司对船舶触碰码头不应该承担责任，而且，根据瑞隆海运公司的陈述，涉案船舶经主管机关检查完毕、海关放行时，船舶尚未维修完毕，并不具备开航条件，而好当家捕捞公司与此也没有关联，因此，瑞隆海运公司要求好当家捕捞公司承担船舶滞留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对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海川船代公司是否应当对1288000元及利息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海川船代公司是在瑞隆海运公司擅自入境靠泊后与瑞隆海运公司建立代理关系，船舶因擅自入境被调查并非因海川船代公司的原因所导致，所以，海川船代公司不应对船舶擅自入境引起的主管机关调查而导致的滞留承担责任。海关调查完毕，涉案船舶放行时间是2015年9月16日，但是，海川船代公司肖宁在主管机关检查完毕后，将有关证书交给禾丰公司，这一行为导致瑞隆海运公司船舶无法办理离港，是因为海川船代公司原因导致船舶滞留。海川船代公司未举证证明与瑞隆海运公司存在扣留书证的权利，而且，海川船代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时间内将上述证书交还瑞隆海运公司，因此，海川船代公司应对瑞隆海运公司的滞留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船舶滞留期间的起算点，应为船舶具备离港条件的时间。瑞隆海运公司虽主张船舶于9月23日修理完毕，但根据瑞隆海运公司自己提供的席家春的证明，10月6日船舶修理及船员更换工作完成，船舶此时具备开航条件。法院采信对瑞隆海运公司不利的主张，以2015年10月6日作为滞留期间的起点。船舶滞留期间的止算点，应为船舶实际离港时间。瑞隆海运公司虽主张船舶2016年1月5日离港，但根据瑞隆海运公司自己提供的席家春的证明，2015年11月30日，海川船代公司协助办理了离厂手续。法院采信对瑞隆海运公司不利的主张，以2015年11月30日作为滞留期间的终点。船舶共计滞留56天。 根据生效判决的认定，船舶在滞留期间产生的运营成本，包括船员工资、伙食费、燃料费、物料费、保险费，其中，船员工资和伙食费为5377.48元/日，燃料费为12761.7元/日，水费为150元/天，保险费212.67美元/日。海川船代公司应当赔偿瑞隆海运公司人民币（5377.48元/天＋12761.7元/天＋150元/天）×56天=1024194.08元、美元212.67美元×56天=11909.52元。 上述船舶滞留损失和生效判决中认定的舟山永立船务公司有限公司应赔偿瑞隆海运公司的船舶滞留损失（人民币219470.16元和2552.4美元及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人民币1243664.24元、美元14461.92元）超出了瑞隆海运公司主张的滞留费损失1288000元约人民币5万元，对超出的部分，法院在1288000元范围内不予支持；但超出的部分并未超出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超出1422号案件中主张金额的差额3651920元，因此，海川船代公司应当赔偿瑞隆海运公司滞留费损失人民币1024194.08元、美元11909.52元。 第四个争议焦点，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出诉讼时效。 船舶滞留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此时应当作为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诉讼请求的时效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瑞隆海运公司于2017年8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1422案件诉讼，要求海川船代公司赔偿运费损失589030元及利息、船舶滞留损失1288000元及利息、因船舶触碰码头遭受的损失人民币50万元及利息、罚款损失5万元及利息、瑞隆海运公司船舶维修费等损失94011.2元及利息，因此，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于2017年8月6日中断，并自此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至于本案瑞隆海运公司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的超出1422号案件中滞留损失的3651920元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因没有证据表明瑞隆海运公司放弃对滞留费3651920元及利息的权利，因此，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于2017年8月6日中断，并自此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海川船代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不成立。 综上所述，瑞隆海运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其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海川船代公司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瑞隆海运公司支付船舶滞留损失人民币1024194.08元、11909.52美元及上述金额自瑞隆海运公司起诉之日起至该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该判决确定付款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87元，由海川船代公司负担10061元，瑞隆海运公司负担40826元。 二审中，根据海川船代公司的申请，本院出具调查令，准许海川船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调取“ＵＮＩＯ××××”轮在自2015年8月19日至2016年1月5日的全部修理记录及结算单据。海川船代公司调取的证据有两组：证据1.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5年，“ＵＮＩＯ××××”轮曾在我司进行过3次修理，修理费用分别为67011.2元、308040.5元、37143元。鉴于双方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将修理费用分别确定为66000元、287000元、35000元，上述费用已结清。落款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证据2.“ＵＮＩＯ××××”轮三次坞修结算清单3份。以上两组证据用以共同证明：“ＵＮＩＯ××××”轮在涉案事故发生之后先后三次在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进行修理，修理时间分别为2015年8月26日-2015年9月18日、2015年11月4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5日-2015年12月9日，并非海川船代公司原因导致“ＵＮＩＯ××××”轮不能开航，而是船舶修理导致船舶未开航。 对海川船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瑞隆海运公司质证意见为：在情况说明中，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并未确认三次修理的时间，结合结算清单看，涉及船舶维修的项目非常少，结算清单中大部分费用是属于码头费以及拖轮费用，以及淡水、消防、卫生费等。上述清单只能证明该轮确实是滞留在码头上，并不能证明该轮一直在修理。事实上，该轮在2015年9月16日已经维修完毕，具备了离港开航的条件。正是由于海川船代公司非法扣留船员证书，导致船舶无法正常运转。 好当家捕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 对海川船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ＵＮＩＯ××××”轮在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内的时间，但不能证明船舶修理时间，因此，不能证明该轮系因为修理而不能开航。一审判决以2015年10月6日作为滞留期间的起点，以2015年11月30日作为滞留期间的终点，认定船舶共计滞留56天，是正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瑞隆海运公司为外国法人，本案应按照涉外民商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瑞隆海运公司诉称的侵权行为发生于我国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诉讼程序是否合法；二、瑞隆海运公司是否是合格的诉讼主体；三、一审判决是否超出了瑞隆海运公司的请求范围；四、一审判决对于海川船代公司的实体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五、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六、瑞隆海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七、好当家捕捞公司是否应向瑞隆海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ＵＮＩＯ××××”轮在靠泊靖海禾丰渔港时，曾碰撞渔港码头，但本案并不审理该轮对该渔港的赔偿责任问题，一审法院未要求当事人填写《海事事故调查表》及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 一审法院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后在审理中将案由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两者均属侵权纠纷。本案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五条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形，一审法院无需告知瑞隆海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在瑞隆海运公司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亦无需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一审中，参加第一次开庭的合议庭成员为王宁、张方生和董伟。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72民初686号中止诉讼的民事裁定，裁定书署名的合议庭成员为王宁、张方生和王军。后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72民初686号之一补正裁定，将（2019）鲁72民初686号民事裁定中的“张方生”补正为“王军”。（2019）鲁72民初686号之一裁定书署名的合议庭成员为王宁、王军和董伟。参加第二次开庭的合议庭成员为王宁、王军和刘时贤。第二次开庭后，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书署名的合议庭成员为王宁、王军和刘时贤。一审法院应当将（2019）鲁72民初686号民事裁定书中的“张方生”补正为“董伟”，（2019）鲁72民初686号之一裁定书将“张方生”补正为“王军”属于笔误，但该笔误不影响一审合议庭组成的合法性。 一审法院针对瑞隆海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进行了审理，一审判决支持了瑞隆海运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驳回了部分诉讼请求，并不存在海川船代公司所称的“一审法院将损害结果确认并划分，替代瑞隆海运公司履行诉讼义务”的问题。 一审法院通过互联网庭审的方式进行第二次开庭，海川船代公司参加庭审且未提出异议。其在开庭过程中要求结束互联网开庭，改为现场开庭，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一审中，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一审法院进行了认证，其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是正确的。海川船代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考虑海川船代公司的证据和意见，偏袒瑞隆海运公司的主张并不成立。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瑞隆海运公司与永立船务公司签署了航次租船合同，约定承运船舶为“ＵＮＩＯ××××”轮，且瑞隆海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涉案船舶的所有人联合国际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船舶运营协议》。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瑞隆海运公司为“ＵＮＩＯ××××”轮的经营人，其有权就“ＵＮＩＯ××××”轮的滞留损失向海川船代公司主张赔偿。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包含了要求各被告赔偿船舶滞留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海川船代公司赔偿船舶滞留损失，并未超出瑞隆海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海川船代公司将“ＵＮＩＯ××××”轮船员证书交予案外人，致使该轮无法离港，给瑞隆海运公司造成船舶滞留损失，海川船代公司应就上述损失向瑞隆海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海川船代公司关于瑞隆海运公司未尽到减损义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的人民币1024194.08元、11909.52美元船舶滞留损失是海川船代公司的行为导致的，瑞隆海运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瑞隆海运公司上诉称，海川船代公司的赔偿范围应当包括船舶滞留期间的利润损失。本院认为，航运业务有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因此，瑞隆海运公司所称的利润损失并非确定的损失。一审法院按照涉案船舶的运营成本计算船舶滞留期间瑞隆海运公司的损失，并无不当。 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1422号案件二审判决认为，海关调查完毕，对涉案船舶放行的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之后的船舶滞留损失问题不纳入该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因此，本案一审判项中的船舶滞留损失并未在1422号案件中进行处理，1422号案件判决驳回了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不意味着海川船代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本案与1422号案件诉讼标的不同，瑞隆海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关于第六个焦点问题。本案中，“ＵＮＩＯ××××”轮滞留发生于2015年10月至11月。2017年8月，瑞隆海运公司对海川船代公司等提起1422号案诉讼，其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海川船代公司赔偿船舶滞留损失1288000元。瑞隆海运公司要求海川船代公司承担上述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因其提起1422号案诉讼而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现无证据证明瑞隆海运公司放弃了1288000元之外的债权，因此，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瑞隆海运公司在本案中对海川船代公司主张的债权。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8月重新计算，瑞隆海运公司于2019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七个焦点问题。“ＵＮＩＯ××××”轮滞留是因为海川船代公司将船员证书交给案外人造成的，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行为与船舶滞留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轮挂靠非对外开放的靖海禾丰渔港，是永立船务公司安排的，好当家捕捞公司并未指示该轮挂靠禾丰渔港，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行为与该轮船长被处以罚款以及该轮碰撞禾丰渔港码头之间亦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驳回瑞隆海运公司对好当家捕捞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瑞隆海运公司、海川船代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78元，由瑞隆国际海运有限公司负担26729元，由荣成海川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负担83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兵 审 判 员  赵 童 审 判 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福贵 书 记 员  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