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6民终15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现住址同上，系刘某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杭锦旗“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原审第三人：祁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内蒙古易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任某，原审第三人祁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5民初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石某，被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任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原审第三人祁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错误地认定单方陈述推导债务转移。1.基本事实经过：2010年11月7日王某向刘某借款300000元,约定按月利率3.5%计息。借款期限为2010年11月7日至2014年2月7日。刘某与王某、祁某、鄂尔多斯市鑫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亿达房地产公司）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由王某在抬头“借款人(以下简称乙方)处和落款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后边书写有“金玉璞商贸中心”字样,用以证明“金玉璞商贸中心”与借款人的关系,并且书写联系电话号码、包括办公室电话也捺了印。祁某、鑫亿达房地产公司在“连带责任保证人”落款处签字盖章,盖章为“鄂尔多斯市鑫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2）”。刘某与王某、祁某、鑫亿达房地产公司确认该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后,刘某于2010年11月7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王某300000元，证明刘某己经履行了出借义务。借款后,王某返还刘某借款本金100000元,将利息结算至2011年11月17日,刘某共收到房屋租赁合同利息70000余元。剩余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至今未偿还。祁某、鑫亿达房地产公司是借款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2010年8月12日上诉人与法院追加的第三人任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与任某仅仅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没有民间借贷关系,欠条上的本金200000元和利息147000元为房屋租金往来结算的欠款，和民间借贷无关。2.一审认定错误。案涉个人借款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明确独立成立,根本不存在转移权利义务给第三人之约定,更未有补充协议对债务转移的书面约定，债务转移必须书面协议并且由原合同所有的当事人确认签字,时间在双方履行之前而不是在履行合同中由法院追加第三人,单方面认定毫不相干的另外一个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一审刘某请求事项利息计算方式:本金200000元×月利率2%×88个月=352000元,即诉讼请求的利息为352000元，本息共计552000元。一审刘某请求事项“判令祁某、鑫亿达房地产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352000元,本息共计552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书第7页认定的“事实”:刘某欠款本金为200000元，利息147000元,合计347000元与刘某请求金额不符合。一审认定:“由任某与刘某进行了结算和还款”,就是说刘某与本案涉案金额为552000元按照347000元进行了“结算”,一审将刘某的552000元请求依“职权”变更为347000元，其中刘某诉求的205000元借款本金或者利息在判决中不翼而飞,因此一审判决在债务转移认定上属于主观臆断。上诉人认为其原因是一审明显偏袒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查明依据的“欠条”之来龙去脉直接采信，比如应当对欠条上签字的重要人物邬海霞及房屋租赁合同进行调查,再者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是全部还是部分未查明,利息和本金如何结算也未查明。可见一审片面采信证据导致事实偏差，前后矛盾。3.一审引用错误。一审多次引用2014年和2015年判决书中有利于被上诉人的相关内容,而对于刘某在庭审时多次陈述本次民间借贷款项与任某的房屋租赁两码事一审视而不见,一审明显断章取义片面引用判决书内容时没有考虑到当时本案刘某仅仅是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连当事人身份也没有搞清楚。二、一审混淆了涉案合同与房屋租赁合同法律性质。1.债权主张:刘某作为债权人从未转让过该债权的债务,也未通知过债务人转让权利。再者刘某认为该债权应当属于刘某与其丈夫乔某之夫妻共同所有,因此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需要夫妻共同主张加以确认,再者法庭未提供任某与被上诉人之间身份关系的有效证据就进行确认,也未提供对被上诉人的委托合同。2.本息返还：借款后,王某返还刘某借款本金100000元,将利息结算至2011年11月17日,刘某共收到利息70000余元。2012年1月17日刘某收到王某、祁某返还借款本金10000元。2011年11月17日刘某收到王某、祁某返还借款本金90000元，剩余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至今未偿还。王某辩称，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祁某曾供职于任某负责开发的金玉璞项目部任经理，祁某、王某仅仅是受任某的委托借了案涉款项，刘某于2014年9月12日两次书写收条的内容可以证实该笔借款是任某的借款。依据一审的鉴定结果，刘某有篡改借款合同的行为，应对刘某变造证据予以罚款和拘留。通过本案刘某的陈述和任某的举证及乔某的起诉可以看出，仅发生过案涉30万元借款且任某已经将该款项偿还。乔某、刘某的起诉为虚假诉讼。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任某提供的收条两支可以证明任某已经偿还20万元借款本金。刘某上诉混淆房屋租赁合同法律性质没有法律依据。任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王某与祁某是任某项目部负责人，有过借款事实，任某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偿还完毕借款。祁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借款担保的事实存在，该借款已经过了保证期间，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任某偿还刘某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352000元（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1年11月18日至2019年3月18日止），本息共计552000元；2.判令王某、任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王某和祁某均曾供职于由任某负责开发的金玉璞项目部，任副经理，王某、祁某受雇于任某。因金玉璞项目开发需要，向刘某借款300000元。由王某于2010年11月7日与刘某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出借人（甲方）处为空白。合同约定王某向出借人借款3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11月7日至2011年2月7日，借款人处写有王某及金玉璞商贸中心字样，祁某在担保人处签字，担保人处还加盖有“鄂尔多斯市鑫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章。刘某于签订借款合同当日向王某转账300000元。次日，王某将该笔300000元转入杭锦旗锦龙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账户。款项出借后，收到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70000余元，利息结算至2011年11月17日；2．就上述借款合同，刘某的丈夫乔某曾于2015年12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王某、祁某、鑫亿达房地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王某不服判决，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内06民终15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5）杭民一初字第3030号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立案，案号为（2017）内0625民初3245号，于2018年5月21日，以乔某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乔某的起诉。后刘某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3.2014年9月12日，任某向刘某出具了欠条1支。内容为，金玉璞项目部任某欠刘某房租210000元，本金200000元，维修费15000元，利息147000元，合计572000元。欠款单位任某，经办人邬海霞。刘某自认，上述欠条中所记载的本金200000元及利息147000元为涉案借款300000元款项中尚欠的借款本金200000元以及相应利息147000元。刘某于2014年9月12日出具收条2份，一份记载“今收到任某本金贰拾万元整（200000），收款人：刘某”，一份记载“今收到任某20万元本金欠利息壹拾肆万柒任元整（147000元），时间结息至2014年9月12日，收款人：刘某”。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某虽与刘某签订借款合同，但是其个人并没有向刘某借款的意思表示，对于刘某出借的款项，王某和祁某是经办人，款项实际由任某授意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借款最终也是由任某与刘某进行了借款结算，刘某接收了任某结算后出具的欠条，可以说明刘某对任某的身份是知晓的，也认可由任某进行结算和还款。综合以上事实，可以确认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是刘某，而实际借款人则是金玉璞项目部（商贸中心）的实际负责人任某。王某主张涉案借款已经转移给任某，王某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借款前后负责对接还款事宜人员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借款实际流向，所以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债务转移，故王某对刘某所主张的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应当由任某承担。针对刘某的主张，任某提交两份由刘某出具的收条，主张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刘某不予认可，主张签名捺印非其本人所为。一审法院询问刘某是否申请司法鉴定，刘某主张同意由公安部或者公安厅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查询，刘某之主张不符合关于鉴定机构选择的相关规定，经告知后，刘某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符合规定的司法机构，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某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足以反驳两份收条的证据，故应当由刘某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20元，由刘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为查明案涉借款的还款事实，本院依职权传唤案涉还款的经办人即案外人任雄、邬海霞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并对二人进行交叉隔离询问，形成谈话笔录，由双方当事人质证。就本院向案外人任雄、邬海霞的谈话笔录，刘某质证称，不认可任雄、邬海霞的陈述，当时有6人在场，刘某有光碟证明任雄没有给刘某还款，因刘某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形象不好，没有出示过该证据，去任雄家找任雄时，任雄说没有付过款，邬海霞说收条的内容和签字都是刘某写的，邬海霞只出具了欠条，任雄是任某的哥哥。任某质证称，认可任雄和邬海霞的陈述。王某质证称，认可任雄和邬海霞的陈述。祁某质证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因案外人任雄、邬海霞系案涉还款和收条出具的经办人，本院对二人陈述予以审查，并结合全案认定本案案件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已经偿还完毕。刘某称，2010年11月7日王某向刘某借款300000元,约定按月利率3.5%计息，刘某以转账方式向王某履行出借义务，2011年11月17日,祁某向刘某偿还了9万元本金，2012年1月17日王某在金玉璞项目部给刘某偿还了1万元本金和7万元利息，剩余20万元本金和利息尚未偿还，2014年9月12日刘某与乔某、李永胜去金玉璞项目部要款项，金玉璞项目部的任雄把会计邬海霞叫过来给刘某结算款项，结算后下欠刘某57.2万元，向刘某出具了57.2万元欠条，任某提交的四支收条没有一支是刘某出具的。任某辩称，当时王某与祁某向刘某借款，款项用于金玉璞项目部，王某在项目部工作的时候偿还过一部分款项，后来王某离开项目部，刘某和任某催要款项，任某让案外人任雄和刘某结算款项，结算完毕后案外人任雄将57.2万元现金交付于刘某，刘某出具了收条，收条的内容由案外人邬海霞书写，刘某本人进行签名与捺印。王某辩称，祁某、王某仅仅是受任某的委托借了案涉款项，刘某于2014年9月12日两次书写收条的内容可以证实该笔借款是任某的借款，通过刘某的陈述和任某的举证及乔某的起诉可以看出，仅发生过案涉30万元借款且任某已经将该款项偿还。本院认为，刘某主张王某、任某下欠刘某2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任某称其已清偿并提交刘某出具的两支收条予以证明其还款的事实，但刘某否认该两支收条系刘某出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反驳的事实。一审中刘某以未有满足其要求的鉴定机构为由未就该两支收条申请鉴定，二审中，经本院释明，刘某仍放弃就任某提交的两支收条进行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任某提交的两支收条视为刘某出具。依据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常理，收条系当事人收取款项的凭证，如当事人未收取款项，不应出具由其签字捺印的收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还款事实有争议，任某提交刘某出具的收条证明其还款事实，而刘某既未提供有效证据反驳该两支收条，亦未就该两支收条的形成和出处作出合理说明，刘某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依据该收条认定任某的还款情况，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20元，由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贞审 判 员  陈晓婧审 判 员  余 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 卓书 记 员  陈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