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国仲，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贤笑岩，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湘，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法定代表人：肖海鸿，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艳，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逸群，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国仲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卓如基金会）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2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谭国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年5月25日作出的（2020）粤0402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予以改判；2.请求判决卓如基金会向谭国仲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绩效奖金64813.3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卓如基金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没有经过任何计算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直接认定包括谭国仲绩效奖金在内的管理费用远超募捐款项的10%，从而得出《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以下简称《2017年绩效办法》）违反法律规定的武断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民发（2016）189号第七条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谭国仲与卓如基金会分别提交了卓如基金会的2017年及2018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其中卓如基金会2018年度总支出为107014426.23元，2018年管理费用为4146182.61元，包括谭国仲谭国仲在内的十个员工的绩效奖金总计869250.07元，根据上述规定，卓如基金会2018年度管理费用最高上限为（107014426.23元+869250.07元）×10%=10,788,367.63‬元，而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卓如基金会确定已支付的2018年度的管理费用为4146182.61元+包括谭国仲谭国仲在内的十个员工的绩效奖金869250.07元=5,015,432.68‬元，该金额仅为前述管理费最高上限的46%，并非如一审法院所错误认定的“管理费用远超募捐款项的10%”。而且，上述规定的是“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而非如一审法院所错误认定的“募捐款项的10%”，因此，卓如基金会依据《2017年绩效办法》计算所得的绩效奖金，合法、合规且有效，而绝非是如一审法院在未经任何计算、规定理解错误的情况下所错误认定的“变相私分、侵占募捐到的善款”。‬‬‬‬2.《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民发（2016）189号第五条规定，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一）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三）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该规定明确奖金属于管理费用的一部分。而审计报告，是由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对财务收支、经营成果和经济活动全面审查后作出的客观评价。谭国仲认为，审计报告应当是权威、客观及正确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所列明的“管理费用”，理应包括了绩效奖金在内，而非如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不包括在审计报告记载的员工工资与管理费用中”，从而主观臆断“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系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若事实真如一审法院所主观臆断的“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系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那么，是年度审计报告作假，还是卓如基金会提供了虚假的财务资料以供审计。二、涉案绩效奖金的支付主体为卓如基金会，谭国仲与卓如基金会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之略公司）与卓如基金会之间的任何协议或法律关系，均不能约束谭国仲。1.本案系劳动案件,具有明确的人身属性,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基于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让渡，即使是民事案件,涉及债务的转移,也应当经过债权人的书面同意,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谭国仲同意2018年度案涉绩效奖金由案外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2.本案的绩效奖金是工资的组成部分，而支付工资，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一审诉讼中，卓如基金会提交的《关于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绩效奖金费用来源情况说明》及2016、2017绩效考核办法经过蓝海之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审批，前述证据是否真实暂不评述,即使真实,前述的证据，是卓如基金会与蓝海之略公司之间的行为，不能据此免除卓如基金会作为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的法定义务。3.本案的证据显示,2017年度的绩效奖金由卓如基金会的银行帐户直接向谭国仲发放的，而发放的具体数额系根据基金会制定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和基金会制作的确认单来认定的,上述证据已经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绩效奖金系由卓如基金会承担。4.卓如基金会仅提供了蓝海之略公司的前述《证明》，该份证明实际上属于证人证言的作用,并不能作为书证来直接予以认定,更不能仅凭其证言就对本案的重要事实予以采纳。案外人蓝海之略公司除提供《证明》外,并没有提供蓝海之略公司向卓如基金会或是向谭国仲支付过绩效奖金的任何证据,2017年度的绩效奖金是已经实际发放的,如果确系由案外人蓝海之略公司支付,那么,蓝海之略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银行转帐单据来进行证明，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涉案绩效奖金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5.退一步讲，即使蓝海之略公司向卓如基金会支付了绩效奖金，但并没有征得谭国仲的同意，谭国仲也从不知情，他们之间如何处理或约定，均不对谭国仲产生法律效力，卓如基金会应当基于劳动关系，向谭国仲支付绩效奖金。三、工资不同于一般债权，卓如基金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不得以无支付能力为由不履行支付工资的法定义务。本案不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再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这是强制性规定,卓如基金会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严格遵守。谭国仲与卓如基金会的劳动关系早已解除，卓如基金会应按法律规定最迟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当日一次性结清并支付谭国仲包括涉案绩效奖金在内的劳动报酬，不得克扣，也不得迟延支付。2.如前所述,本案属于劳动案件,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劳动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约定工资的支付可以附条件,工资支付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对于离职员工,其工资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是强制性规定,即使约定,也应当认定其约定违反了强制性法律法规,其约定无效。3.《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绩效奖金确认单》系由卓如基金会单方出具的,并不是谭国仲与卓如基金会之间对绩效奖金的协议书,双方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是卓如基金会作为用人单位对谭国仲作出的单方同意支付的承诺,仅对卓如基金会具有约束力,而不必然对谭国仲产生约束力，且在回执单上,仅写明谭国仲知悉绩效奖金发放规则,但并没有确认同意按此执行，其签名,仅能证明知悉了解,而不能作为确认行为。4.一审法院对于绩效奖金附条件的认定,明显严重侵害了谭国仲作为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也是最核心的权利。本案对于绩效奖金的金额和支付,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当由卓如基金会证明不应当发放金额的证据,而不应加大普通劳动者的举证义务。且从提供的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出,2018年卓如基金会所有项目的慈善款及管理费均已收齐并入账，不存在没有资金能力拨付2011-2018年项目医院当地善款的情况。根据卓如基金会《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及《卓如基金会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节选》可以证明，2018年卓如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为81356839.97元。2018年卓如基金会开展的所有项目的慈善款均已募集完毕，且所有的项目都收取了10%的管理费，该管理费同样进入了卓如基金会账户。同时，卓如基金会庭审中已陈述卓如基金会目前账户是有充足的资金。卓如基金会只有一个账户，账户中其中包含了慈善款及管理费两部分，由于卓如基金会在2018年收齐了当年的管理费，在卓如基金会没有举证证明目前账户所有的款项均为慈善款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账户中有当年收取的管理费。因此，卓如基金会不存在没有资金能力拨付2011-2018年项目医院当地善款的情况,卓如基金会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不具备支付2011至2018年项目医院当地善款的资金能力，更何况,如前所述,作为劳动者的绩效奖金,是不应当附条件并以此作为拒发工资的借口。四、谭国仲所主张的绩效奖金是工资的组成部分,是合理、合法的,谭国仲作为劳动者,有权利就其劳动付出获取合法回报。1.谭国仲及其他10名员工(另案)的基本工资较低,包括主管人员,其工资大概5-6千元左右,明显与其付出不相符合,适当的绩效能够加大对员工的激励,扩大善款,所惠及的被援助人员也更多，12名员工募集到的善款总计约36960万元，绩效奖金总额仅约90万元，人均仅约7万元左右,但他们募集到的善款却可以救助约3万多位的基层地区困难患者，谭国仲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可否认。2.绩效奖金属于工资的一部分,是谭国仲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合法收入,也是他们的劳动所得,也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基本原则,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如何发放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约定,应当尊重其约定。五、一审法院的认定存在逻辑错误,其先认定向谭国仲发放绩效奖金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之后认定绩效奖金由案外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但最后却又认定卓如基金会发放绩效奖金的条件尚未成就，前后矛盾，一审判决明显错误。1.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理由部分，先是认定向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工作人员发放绩效奖金相当于变相私分募捐到的慈善款项，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后又认定绩效奖金由案外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最后又根据《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绩效奖金确认单》作出卓如基金会向谭国仲发放2018年绩效奖金的条件尚未成就得认定，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明显前后矛盾。如果按照其认定，发放绩效奖金属于瓜分善款,那么,由于其行为违法,就不存在发放绩效奖金的问题,如果系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那么,就不存在卓如基金会发放绩效奖金条件尚未成就的问题。一审法院最后认为条件未成就,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认可卓如基金会作为绩效奖金发放主体、发放绩效奖金据以执行的文件和绩效奖金额度均属合法,只是条件没有成就。因此,由上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混乱,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错误。综上，谭国仲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法律适用、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采信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谭国仲的合法权益。卓如基金会辩称：一、本案虽为劳动争议案件，但作为用人单位的卓如基金会系非营利性慈善组织，不同于其他营利性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卓如基金会与谭国仲之间的劳动纠纷不仅受劳动法的约束，更应优先适用慈善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在查清全部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据以认定“如卓如基金会向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工作人员发放绩效奖金相当于变相私分募捐到的慈善款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卓如基金会系由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之略公司）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慈善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卓如基金会章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本基金会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捐赠协议约定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另根据卓如基金会与项目医院签订的《医疗捐助协议书》的约定：管理费用于支付在公益募捐活动中所产生的人员差旅费以及被申请人为项目提供第三方监督、监测、评估服务等费用。综合以上，卓如基金会向其工作人员发放工资、奖金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得变相私分、侵占募捐到的善款。2.卓如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至今，所有慈善项目均是为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开展的“慈善+运营”相结合的“健康中国基层行-百市千县精准健康扶贫活动”搭建医疗慈善救助平台。2016年9月之前，卓如基金会对所有慈善项目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故卓如基金会的所有开支均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其中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提成福利办公支出等由蓝海之略公司相关领导审批后发放；2016年9月之后，卓如基金会开展的慈善项目有的不收取管理费，有的收取5%-10%的管理费，也存在按《医疗捐助协议书》约定应收取管理费而实际未收取或者收取了管理费后又退回的情况。当时为了调动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更好地服务项目，同时解决卓如基金会因受《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约及基金会本身费用有限等问题，蓝海之略公司主动承担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绩效考核方案和绩效奖金发放需经蓝海之略公司财务负责人、行政负责人、人事负责人及董事长分别审核审批。3.《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包括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资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首先根据卓如基金会工资表可以看出：卓如基金会的工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岗位绩效、奖金、津贴、午餐补贴，并没有案涉的“绩效奖金”一项；其次根据卓如基金会《2017年度审计报告》和《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7年度基金会管理费用为3296060.32元，其中工资部分为2285966.57元，人均工资56188.07元；2018年度基金会管理费用为4146182.61元，其中工资部分为2391780.32元，人均工资71300.47元。2018年与2017年相比，工资总额与平均工资均有上升，显然，卓如基金会向工作人员发放的2017年绩效奖金并不包括在审计报告记载和员工工资与管理费用中。4.《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根据《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以下简称2017绩效考核激励办法），项目组成员绩效奖金为募捐款项的3.2%，而根据该办法，基金发展部副主任奖励金额为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的0.65%，主任为0.35%，理事长为0.4%，后台人员为0.4%，如此，计提的绩效奖金达募捐善款的5%，加上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会保险费用、差旅费以及基金会的工作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聘请审计机构的费用等，管理费用将远超过募捐款项的10%，如此来看，向包括卓如基金会在内的工作人员发放绩效奖金相当于变相私分募捐到的慈善款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谭国仲关于“卓如基金会确定已支付的2018年度管理费用为4146182.61元+包括十个员工的绩效奖金869250.07元=5015432.68元，该金额仅为前述管理费用最高上限的46%”的计算严重错误。根据《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中关于管理费用的构成，对应《2018年度审计报告》的会计科目和数据，正确的计算应该是：管理费用（工资、办公费用、员工福利、差旅费、社会保险费、交通费、律师会计师费、邮寄费、培训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杂项费用、公积金、物业管理及水电费、工会经费、党建活动支出、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其他费用（银行手续费）+其他捐赠项目成本（差旅费、宣传推广费、会务费、物料费）/年度总支出,据此得出的数据约为8%，如此一来，如加上案涉“绩效奖金”（募捐善款的5%），计算结果将远超10%。另外谭国仲还忽视了重要一点，就是卓如基金会首先要有除善款外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其次才是要遵守上述管理费用的规定。根据以上可知，2016年9月之前卓如基金会因无除善款外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故所有费用开支均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2016年9月之后卓如基金会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来源也基本是收取的项目管理费（不超过募捐到位善款的10%），另根据《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8年度捐赠收入81356839.97元，即使按所有项目都收取10%管理费计算，收取的管理费约为813万元，用于支付管理费用4146182.61元，其他费用7564.8元和其他捐赠成本4017323.62元后，根本没有余额，又如何有能力承担案涉的“绩效奖金”。二、卓如基金会从未拖欠包括谭国仲在内的任何一名员工的工资，案涉“绩效奖金”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在蓝海之略公司未能向卓如基金会拨付2018年绩效奖金的情况下，卓如基金会向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工作人员出具《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绩效奖金确认单》（以下简称绩效奖金确认单），目前尚未达到绩效奖金确认单所约定的卓如基金会向工作人员发放案涉“绩效奖金”的基础，谭国仲更无法证明目前的发放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绩效奖金一直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绩效考核激励方案需经蓝海之略公司财务负责人、行政负责人、人事负责人及董事长分别审核审批同意后才能生效执行。正因为绩效奖金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才可以规定以项目募捐款的一定比例计算绩效奖金，否则卓如基金会是无权将募捐款项违法违规用于绩效奖金发放，另蓝海之略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绩效奖金费用来源情况说明》对绩效奖金的来源作了进一步确认和认可。2.如前所述，卓如基金会的工资构成中并不包含案涉的“绩效奖金”，且卓如基金会向工作人员发放的2017年绩效奖金并未包括在审计报告记载的员工工资与管理费用中，而谭国仲所主张的案涉“绩效奖金”是卓如基金会工资组成部分及由卓如基金会承担一说，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3.卓如基金会从未拖欠包括谭国仲在内的任何一名员工的工资，在蓝海之略公司未能拨付案涉“绩效奖金”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工作人员，经卓如基金会多次与蓝海之略公司协调并在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要求下由卓如基金会出具了绩效奖金确认单，以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办法暂计算出绩效奖金金额，待蓝海之略公司经营状况好转拨付绩效奖金至卓如基金会后，卓如基金会再发放给工作人员。2018年蓝海之略公司因受国内宏观经济去杠杆影响，经营陷入困境，除了未能向卓如基金会拨付绩效奖金外，其与“健康中国基层行-百市千县精准健康扶贫活动”项下的项目医院的合作全部瘫痪甚至产生纠纷，从而引发卓如基金会与上述项目医院的慈善救助活动也受到严重影响，从2019年至今，卓如基金会基本没有开展新的慈善项目，也就没有管理费收入，2011-2018年救助项目中尚有两百余个项目未能完成善款的拨付工作。如此一来，即使卓如基金会完成2011年-2018年项目医院善款的拨付工作之后，也要先看卓如基金会是否有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然后才能确定绩效奖金如何合法合规以及如何按比例分批次发放。综上，目前尚未达到绩效奖金确认单约定的被告向工作人员发放绩效奖金的基础，原告更无法证明目前的发放条件已经成就。4.本案根本不涉及债务转移，即使谭国仲主张不知情、不认可、不同意案涉“绩效奖金”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卓如基金会也无权将募捐的善款违法违规用于案涉“绩效奖金”的发放。5.谭国仲所称的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十名员工基本工资较低，与付出不相符合等说法严重违背客观事实。首先，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十名员工入职于卓如基金会处时基本为刚从学校毕业或者工作不久，除了5-6千的月工资，还可以领到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拨付的数万元绩效奖金，即使与其他营利单位相比，整体收入情况也不是偏低，而是较高。其次，如前所述，卓如基金会开展所有慈善项目均是为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开展的“慈善+运营”相结合的“健康中国基层行-百市千县精准健康扶贫活动”搭建医疗慈善救助平台，当地募集善款均来源于项目医院的合作商、供应商等，具体的捐赠人和捐赠金额在蓝海之略公司与项目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之时，卓如基金会与项目医院签订医疗捐助协议书之前即已基本确定，谭国仲的工作主要是做好捐赠人、项目医院以及卓如基金会之间的对接、协调和配合工作，试想如果善款均为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员工所募集，那么即使蓝海之略经营出现困境，卓如基金会也完全可以另行开展慈善项目，可事实是卓如基金会的所有救助项目基本停滞，大部分员工放假然后离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维护卓如基金会的合法权益。谭国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卓如基金会向谭国仲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绩效奖金64813.36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卓如基金会原名为“广东省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11月17日，广东省民政厅作出《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同意广东省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公开募捐资格的批复》{粤民函[2017]2579号}，同意发给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2018年6月14日，广东省民政厅作出《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同意广东省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名称变更登记的批复》{文号：粤民函〔2018〕1305号}，同意原名称“广东省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变更为“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卓如基金会《章程》第四条规定：本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为200万元，来源于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基金会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本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慈善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2016年7月7日，谭国仲入职卓如基金会，当天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从2016年7月7日起至2017年7月6日止，工作岗位为慈善主管，工作地点是珠海市及全国各地出差，正常时间工资按与岗位工作职责相匹配的工资待遇执行。2016年7月至2018年12月，卓如基金会为谭国仲参加了社会保险。谭国仲名下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谭国仲收到卓如基金会发放的工资从1241.62元至4626.77元不等，另有年终奖5820元。除此之外，卓如基金会还根据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向谭国仲发放绩效奖金。《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规定：根据募款模式不同，实行包括“当地募捐”等四套募捐激励办法。其中当地募捐为现有募捐模式，参与奖励分配人员分别为当前项目组成员（项目主导/主管、项目助理）、基金会发展部副主任、主任、理事长。奖励金额的30%作为绩效激励奖罚基金与绩效考核挂钩按季度结算发放，达标项目总提绩效5%，不达标项目总绩效为4.7%。项目组成员奖励计算公式：当地募捐模式根据项目是否开展慈善晚会设定募捐任务，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3.2%=应得奖励金额。开展慈善晚会的项目，如筹款金额未达100万，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3.1%=应得奖励金额。如筹款金额达100万，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3.2%=应得奖励金额；不开展慈善晚会的项目，如筹款金额未达60万，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3.1%=应得奖励金额。如筹款金额达60万，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3.2%=应得奖励金额。社会募捐（与蓝海之徊项目医院无关的募捐项目或众筹项目）模式根据项目策划时所设定的募捐任务，分层落实募捐任务。参与奖励的人员与当地募捐基本一致。依据完成任务情况实行激励办法，最高奖励金额为收取募捐善款总金额的7%。上述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尾部附有“周丽烨”、“荣雪梅”、“李桥鱼”、“罗志林”的签名，其中“李桥鱼”还备注“同意，此方案执行至2017年12月31日止”。卓如基金会主张以上四人分别为蓝海之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行政负责人、人事负责人和董事长，证明卓如基金会的绩效考核办法需经蓝海之略公司批准后方可实施，实际上，绩效考核所需的资金也系由蓝海之略公司支付。卓如基金会还提交《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6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该办法也有“荣雪梅”、“李桥鱼”和“罗志林”等人的签名。对上述两份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谭国仲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否认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由蓝海之略公司承担。2018年12月29日，卓如基金会向谭国仲出具《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绩效奖金确认单》回执单载明：“谭国仲……于2018年1月1日-2018年8月31日，期间所做项目依据《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的计算绩效奖金为64813.36元，在基金会有资金能力拨付2011-2018年项目医院当地善款的情况下，将会按比例、分批次按照合规方式，凭此单据原件予以发放。”对于该绩效奖金确认单的出具经过，卓如基金会解释称其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一直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负担，奖金分配方案也需蓝海之略公司审批，2018年因蓝海之略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无力拨付绩效奖金，导致卓如基金会无法向工作人员支付绩效奖金，当时为了安抚工作人员，在多次与蓝海之略公司协商并在工作人员要求下，卓如基金会才出具了该份绩效奖金确认单。2019年1月，谭国仲、卓如基金会办理了离职手续。关于周怡等12人申请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劳动争议仲裁案，2019年6月24日，周怡等人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其中谭国仲{仲裁案号：珠劳人仲案字〔2019〕1793号}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绩效奖金64813.36元。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9〕1786-1797号仲裁裁决，驳回谭国仲的全部仲裁请求。裁决后，谭国仲不服，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卓如基金会2017年1至6月份慈善项目可纳入奖励金额明细表载明：2017年1至6月当地募捐纳入奖励计算金额为52918241.25元，总分配金额为2620413.08元；长效善款可纳入奖励计算金额为142154.22元，总分配金额为85292.53元；社会募捐可纳入奖励计算金额为19112.40元，总分配金额为1337.87元；慈善联盟募捐可纳入奖励计算金额为7988662.89元，分配金额为2754975.45元。以上合计分配金额为2754975.45元。卓如基金会2017年度审计报告记载：该年度管理费用为3296060.32元，包括工资、办公费用、员工福利、差旅费等，其中工资部分为2285966.57元，慈善项目部职工人数为34人，工资总额为2117402.36元，人均工资62276.54元；财务部3人，工资总额为168564.21元，人均工资56188.07元。卓如基金会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该年度管理费用为4146182.61元，包括工资、办公费用、员工福利、差旅费等，其中工资部分为2391780.32元，慈善项目部职工人数为31人，工资总额为2177878.91元，人均工资69322.41元；财务部3人，工资总额为213901.41元，人均工资71300.47元。2019年7月9日，蓝海之略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绩效奖金费用来源情况说明》，内容为：“……2011年到今，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一直由我司承担，绩效考核办法通过我司批复后执行。2018年我司因受国内宏观经济去杠杆影响，经营陷入困境，我司员工工资发放都出现困难，故未能拨付绩效奖金给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待我司经营状况好转后再拨付2018年绩效奖金至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根据该法律规定，卓如基金会向其工作人员发放工资、奖金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变相私分、侵占募捐到的善款。2018年12月29日，卓如基金会向谭国仲出具《工作人员绩效奖金确认单》，确认从2018年1月1日至8月31日，谭国仲的绩效奖金为64813.36元。对于绩效奖金的计算方式，谭国仲在庭审时解释称根据《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按照谭国仲所在项目募捐款项的10%计提管理费，项目组成员的绩效奖金为管理费的32%，即募捐款的3.2%，首次考核发放绩效奖金的70%，以此得出谭国仲2018年绩效奖金数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度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谭国仲主张从其募捐到的慈善款项中计提10%管理费，并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根据上述规定第五条，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㈠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㈡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㈢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按谭国仲所述，根据《卓如医疗慈善救助基金会2017年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办法》，项目组成员绩效奖金为募捐款项的3.2%，而根据该办法，基金发展部副主任奖励金额为可纳入奖励计算的募捐款的0.65%，主任为0.35%，理事长为0.4%，后台人员为0.4%，如此，计提的绩效奖金达募捐善款的5%，加上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会保险费用、差旅费等以及基金会的工作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聘请审计机构的费用等，管理费用将远超募捐款项的10%。如此一来，向包括谭国仲在内的工作人员发放绩效奖金相当于变相私分募捐到的慈善款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卓如基金会主张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并非来源于募捐到的慈善款项，而是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负担。蓝海之略公司出具《关于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绩效奖金费用来源情况说明》，认可了卓如基金会该说法。虽然谭国仲对此不予认可，但根据卓如基金会2017年、2018年的审计报告，2017年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总额2285966.57元，2018年工资总额2391780.32元。与2017年相比，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2018年的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均有上升。显示，卓如基金会向工作人员发放的2017年绩效奖金并不包括在审计报告记载的员工工资与管理费用中。而且卓如基金会2016年、2017年绩效考核办法均经过蓝海之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的审批，因此，卓如基金会主张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系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为经营陷入困境，蓝海之略公司没有向卓如基金会拨付2018年绩效奖金。另外，卓如基金会于2018年12月29日向谭国仲出具的《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绩效奖金确认单》载明：“（绩效奖金）在基金会有资金能力拨付2011-2018年项目医院当地善款的情况下，将会按比例、分批次按照合规方式，凭此单据原件予以发放。”谭国仲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卓如基金会已向项目医院拨付当地善款，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无法认定2018年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已经成就。故对谭国仲要求卓如基金会支付2018年绩效奖金64813.3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谭国仲主张卓如基金会应向其发放2018年绩效奖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谭国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谭国仲负担。二审期间，谭国仲提交了以下证据：1.（2020）粤0402民初5379号民事判决；2.（2020）粤0402民初5379号庭审笔录，共同证明了一审法院在没有经过任何计算和数据支持的情况，就直接认定包括绩效奖金在内的管理费用远超募捐款项的10%，从而得出《2017年绩效办法》违反法律规定的武断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外人王婧伊的另案庭审调查、民事判决已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了纠正并作出民事判决；3.庭审笔录中卓如基金会确认以下事实：（1）2018年度的绩效考核是按照2017年的绩效办法计算绩效奖金，《绩效奖金确认单》中确认的奖金数额是根据2017年的计算办法计算得出；（2）2016年9月后收取管理费，从募集的管理费中发放工资，证明诉请的绩效奖金是在管理费中发放，不存在私分善款；（3）证明基金会确认激励机制办法是卓如基金会作为主体出具文件；（4）庭审中王婧伊主张2017年的年薪21万元，2018年基本工资6500元/月左右，基金会未予以否认，也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证明绩效奖金是实际发放的，不存在违规。同时2018年度的考核办法是根据2017年作出的，在2017年度绩效考核及奖金已发放且不违规的情形之下，卓如基金会参照2017年的管理办法出具《绩效奖金确认单》，其承诺发放的绩效奖金也应当是合法合规的；4.广东省卓如医疗救助基金会2019年度审计报告，证明（1）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基金会银行存款余额为12452040.21元，完全具备支付绩效奖金的能力；（2）基金会2019年的收入合计为2384325.7元，相较于2018年的收入82623561.74元大幅度下降，足以体现出十名劳动者的工作出色及贡献。卓如基金会质证称，1.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为一审未生效判决，该判决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卓如基金会已经对此判决提起上诉，故此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2.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谭国仲就该份审计报告的解读明显属于断章取义，卓如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所有的收入均来至于捐赠的善款，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外，均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项目，故所谓的银行存款余额显然不能代表卓如基金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谭国仲仅以账面余额就简单粗暴的认为卓如基金会具备支付能力，明显属于偷换概念，未能考虑到卓如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的特殊性及不得私分善款的大前提。其次，2019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卓如基金会的收入大幅减少，系因为卓如基金会的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运营的项目出现了问题，而非谭国仲的离职造成的，谭国仲认为收入的增加均是其功劳，毫无常识以及自知之明可言。事实上，谭国仲不过是在蓝海之略公司已经沟通搭建好的慈善平台下做些对接、协调、配合等辅助性的跟进工作，所谓劳苦功高，完全是无稽之谈。最后，该份证据卓如基金会已经在庭审中作为参考资料提交给了法院，恰恰反证了2019年度卓如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只有214万元，即使按照收取10%管理费计算，卓如基金会可支配的管理费也只有21万元，这21万元还需要支付当年的管理费用、其他费用、其他捐赠成本，显然无法支付高额的绩效奖金。谭国仲补充提交的该份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其证明目的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谭国仲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结合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二审期间，谭国仲向本院申请调取如下证据：1.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监管处、民政部等管理部门处理部分县级医院投诉卓如基金会违规的调查情况和调查结果；2.对卓如基金会发放员工奖金是否存在私分善款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本院经审查认为，谭国仲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期间，谭国仲以向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监管处等部门投诉卓如基金会涉嫌违规，投诉尚未有结论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谭国仲的投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查明，卓如基金会与伊川县中医院2018年1月5日签订的《医疗捐赠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根据慈善法的有关规定，甲方在此次医疗慈善救助公益募捐活动中所产生的人员差旅费以及甲方后期为乙方专项基金提供第三方监督、监测、评估服务等费用，在筹集到的善款中支出，该费用为筹集善款总额的10%”。卓如基金会《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8年卓如基金会捐赠收入81356839.97元，其他捐赠成本4017323.62元，其他费用7564.8元。二审法庭调查中，本案双方对蓝海之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对外负债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卓如基金会是否应当向谭国仲支付拖欠的绩效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六十二条，工资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按照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全部劳动报酬。一般包括：各种形式的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岗位工资、职务工资、技能工资等）、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属于劳动报酬性的工资收入等。上述规定体现了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但是否发放、如何发放绩效奖金除了要根据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情况决定外，绩效奖金往往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息息相关，用人单位有权根其生产经营状况确定、调整发放绩效奖金的金额、时间等，这是用人单位用工自主管理权的体现。此外，对于某些特殊行业、特殊性质的用人单位，劳动报酬的发放还应当受到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约束。因此，本院在充分考量保障劳动者权益、相关立法本意以及本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确定是否应当向谭国仲发放涉案绩效奖金。首先，卓如基金没有依法可用于发放绩效奖金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本案中，虽然卓如基金会作为用人单位是绩效奖金的发放主体，但作为慈善组织，其财产的使用和分配，应当受到善款捐赠协议的约束，根据捐赠协议约定用于慈善捐赠的款项，不得挪作他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等费用属于慈善活动支出，慈善活动支出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核算和归集。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成本包括慈善活动支出和其他业务活动成本。第五条规定，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包括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第六条规定：“慈善组织的某些费用如果属于慈善活动、其他业务活动、管理活动等共同发生，且不能直接归属于某一类活动的，应当将这些费用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项活动中进行分配，分别计入慈善活动支出、其他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本案中，结合本院查明2018年1月5日签订的《医疗捐赠协议书》中关于提取管理费的约定，以及卓如基金会《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的捐赠收入、管理费用、其他捐赠成本、其他费用分析，即使2018年卓如基金会开展的所有项目的慈善款均已募集完毕，且所有的项目都收取了10%的管理费，则卓如基金会收取的管理费约为813万元，而审计报告中的管理费用约414万元、其他捐赠成本约401万元之和，已经超过了收取的约813万元管理费。因此，卓如基金会主张已经没有符合慈善法规定可用于支付绩效奖金的资金，可能性较大，对其主张本院予以采纳。其次，蓝海之略公司目前没有能力拨付2018年绩效奖金。卓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绩效奖金并非来源于募捐到的慈善款项，而是由发起人蓝海之略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根据卓如基金会提供的相关证据对此论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予赘述。基于蓝海之略公司与卓如基金会的关系，由蓝海之略公司负担卓如基金会员工绩效奖金，既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又有利于防止卓如基金会在慈善资金运作中的法律风险，并无不当。对于蓝海之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对外负债的情况，本案双方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因而导致蓝海之略公司没有能力拨付2018年绩效奖金的可能性较大。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卓如基金会不具有发放绩效奖金的能力和条件，其根据自身性质和运营状况主张目前无法发放绩效奖金，理据较为充分。谭国仲要求卓如基金会支付拖欠的绩效奖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谭国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谭国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