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5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198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某，男，201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法定代理人：赵某，系曲某之母。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祖乐，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在航，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建新，男，195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清，男，汉族，1966年1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荣成市宁津富甲山庄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渔港路**。 法定代表人：邹德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晓燕，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某及曲某因与被上诉人钱建新、被上诉人荣成市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渔业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某、曲某上诉请求：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重新审理，并依法改判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共同向赵某、曲某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1366858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错误不清，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认为，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因为政策原因存在船舶登记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经营管理和利益分享关系，因此认定远洋渔业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此项认定只是基于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之间的口头陈述，并没有深入调查两者之间是否真正存在收取挂靠管理费，分享经营利益等事实情况，导致本案这一事实不清，造成远洋渔业公司游离于法律责任之外。2.一审法院认定，赵某没有证据证明2014年6月20日以前在青岛地区连续居住超过一年以上，这是对本案事实调查方向的错误认定。客观上，在本案意外事故发生前，因丈夫曲荣刚从事海洋捕捞工作，赵某从2011年就开始到青岛工作并在青岛居住，赵某在一审时提交了当时的工作单位缴纳的社保等记录，而一审法院认定赵某没有证据证明事发前已经到青岛连续居住超过一年以上，显然违背了本案的基本客观情况。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1.一审已经查明，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认为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普通船员作为普通公民出于对远洋渔业公司作为船舶所有权人的信赖，才跟随“鲁荣渔××××”渔船出海捕鱼，远洋渔业公司应当对挂靠船舶真正负责。是否收取管理费，是否参与收益分配不影响法律责任的承担，其不应以放弃权利为由拒绝履行强制性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应判令远洋渔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赔偿标准应适用青岛市城镇居民标准，而非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山东省高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第三条明确指出，“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本案赔偿标准应以受诉法院所在地青岛作为基准。赵某作为赔偿权利人，在本案审理终结前，已经连续在青岛地区居住超过了一年以上，因此，应当按照青岛市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3.精神损害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并不冲突，是不同性质的赔偿项目，一审法院将其混为一谈，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3年公布实施，明显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适用上“新法优先”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作为收入性损失进行定性，属于物质和财产损失的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是精神损失补偿的范畴，两者不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也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独立于死亡赔偿金的立法精神。所以，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赵某的精神损害赔偿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4.一审法院没有按照公平合理原则，判令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承担赵某为处理事故所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犯了片面强调形式证据的错误。事故发生后，赵某和其他受害者亲属多次到钱建新公司，要求尽快赔偿，虽然当时没有及时把车票和食宿费单据保留完整并提交给一审法院，但是基于生活常理和经验法则，一审法院应当完全能够认定产生交通费和食宿费的事实。5.一审法院对于诉讼费的承担和分配原则适用法律错误不当。本案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大部分赔偿责任，负担大部分诉讼费。 被上诉人钱建新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远洋渔业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赵某及曲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共同向其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1366858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害人曲荣刚，系赵某之丈夫、曲某之父亲。2014年2月26日，曲荣刚等15名船员随“鲁荣渔××××”渔船出海作业，随后“鲁荣渔××××”渔船失联，曲荣刚等15名船员下落不明。应赵某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8）鲁72民特273号民事判决，判决宣告曲荣刚死亡。 赵某、曲某主张曲荣刚受雇于钱建新，“鲁荣渔××××”渔船系由钱建新实际所有并经营，挂靠登记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钱建新应承担雇主责任，远洋渔业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应共同承担责任。 赵某、曲某提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南省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关于“鲁荣渔××××”船失联的情况报告》、海南海警总队筹备组《关于协查“鲁荣渔××××号”渔船的通报》、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关于协查“鲁荣渔××××”渔船的函》鲁荣渔××××船失联时间相关材料（船舶信息类）》《“鲁荣渔××××”失联事件简要情况》《鲁荣渔××××（更名为57089）船舶失联材料》《8月3日与宋立清电话联系内容摘要》以及该支队对宋立清、钱建钦的询问笔录等复印件，用以证明钱建新为“鲁荣渔××××”渔船原始登记所有人，2013年以后远洋渔业公司为登记所有权人，涉案船舶存在挂靠关系，应共同承担责任；“鲁荣渔××××”渔船事发经过以及失联船员身份，船舶所有权人和实际经营人未安装北斗卫星系统，为了冒险远洋捕捞擅自更改船名，有歪曲掩盖事实之嫌，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其中显示，“鲁荣渔××××”渔船为鱿鱼钓渔船，船籍港石岛，总吨位238吨。“鲁荣渔××××”渔船的渔船检验记录（船体和设备）载明船主为“荣成市宁津镇政府驻地钱建新”。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船舶所有人名称为“荣成远洋渔业公司”。船舶国籍证书显示船舶所有人名称以及船舶经营人／项目代理人均为“荣成远洋渔业公司”。2014年2月26日1830时，“鲁荣渔××××”渔船从山东荣成市港口出发，行驶至浙江石浦附近海域时，由于冷冻机故障停留一天一宿维修。2014年3月1日，黄权富（船老大）电话联系钱建钦（船老板），表示船已经修好，但是“鲁荣渔××××”渔船系国际捕捞渔船，没有国内捕捞资质，怕靠岸被渔政查处，船长孙呈王将船舷号更改为“鲁荣渔5××××”。4月13日1800时许，山东荣成市水产公司好当家11216船舶船长房强在福建海域利用单频带联系上“鲁荣渔5××××”渔船，但并未询问该渔船当时的具体位置，计划航向。5月16日，黄权富的两个弟弟到山东省荣成市新泰公司（钱建钦哥哥钱建新的公司），表示前些日子（具体时间不详），黄权富联系他们，让他们到新泰公司上班。两人未问询黄权富当时的具体位置。5月20日，钱建钦派杨建波、张泉泉、刘军生到广东汕尾联系“鲁荣渔5××××”渔船。当日0700时许，杨建波利用单频带联系上“鲁荣渔5××××”渔船，通话中，杨建波大喊“老板让孙呈王、黄权富收港”。对方喊道“哎哎”。随即通话中断。杨建波当时未询问该船具体位置。6月19日，杨建波利用单频带通过频道51688联系到“鲁荣渔5××××”渔船，通知船上人员收渔回港，但不清楚船上对话人员身份，亦无法确定船舶位置。7月7日，宋立清联系广西人黄永成，黄永成表示2月25日、26日，“鲁荣渔5××××”渔船在台湾海峡，黄权富曾两次联系到他，询问台湾海峡的天气状况以及东沙群岛的渔业资源情况，并表示计划到东沙群岛作业，如果东沙群岛渔业资源不好，就到南沙海域作业。黄永成不清楚该船去没去南沙海域。7月9日，宋立清电话联系该支队指挥中心称，“其老板钱建钦与船长孙呈王、船老大黄权富签订协议，雇佣两人驾驶鲁荣渔××××号（现可能改名为57089）渔船出海捕鱼，……船上有船员15人，渔船捕捞地点为10°Ｎ114°Ｅ附近海域（南海太平岛西南海域）。双方约定一个月通联一次，最后一次通联时间是在6月20日。之后，通过卫星电话、移动电话均无联系。”宋立清表示无法确定“鲁荣渔××××”渔船是否到达南沙海域作业以及该船目前位置，请求协助查找。自7月9日起，支队指挥中心每天通过卫星电话、移动电话，电台联系，均无消息。期间，宋立清未告知渔船的其他信息。7月24日，钱建钦与水产局远洋渔业公司利用卫星电话联系“鲁荣渔5××××”渔船，电话接通，但是没有人接，认为渔船失联。7月30日，该支队正式受理“鲁荣渔××××（更名为57089）”渔船失联事件。8月2日，该支队向南海救助局三亚基地发函请求协查该船下落。8月3日，该支队与宋立清通话中，宋立清声称，其系船老板钱建钦的法律顾问、代理人，“鲁荣渔××××”渔船挂靠在荣成市水产局远洋渔业公司，大部分船员系钱建钦雇佣，其余由孙呈王、黄权富找来的，该船为赚取国际捕捞油补，将北斗系统放在国外，未安装在该船上。8月9日，宋立清与钱建钦到该支队报警，该支队对其进行了询问，制作笔录。宋立清声称系钱建新的法律顾问，为钱建钦处理“鲁荣渔××××”渔船失联事件。钱建钦声称，宋立清系其哥哥钱建新的法律顾问，为其处理“鲁荣渔××××”渔船失联事件。钱建钦与孙呈王、黄权富口头协议，孙呈王、黄权富驾驶该船（现更名为57089）船舶出海作业，无论捕获多少鱼货物，孙呈王保底要给其80万元，如果收益好，给其110万元，超过110万元的部分，船员和船长自行分配。其与孙呈王关系很好，黄权富是孙呈王雇佣的，其以前并不认识，这次出海才认识。黄权富带了三名船员，孙呈王带了2名船员，其余都是其雇佣的，船员工资都是按照一年期限发放，一年工资5.5万元，其余按照渔获物的收益提成。宋立清、钱建钦在电话、笔录中陈述了前述涉案渔船失联经过。8月12日，海南海警总队筹备组向各海警支队、海口海关海上缉私处、三亚渔政站等单位发函，要求协查该船下落。截至庭审辩论终结前，无证据证明“鲁荣渔××××”渔船下落，亦无该事件的调查结论。 赵某、曲某提交钱建新对一审法院诉前财产保全提交查封异议书复印件，用以证明钱建新自认为“鲁荣渔××××”渔船投保雇主责任险，自认与远洋渔业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自认“鲁荣渔5××××”渔船系其所在单位所有，自认作为责任主体与其余10名船员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并进行了赔偿，证明钱建新与死亡船员之间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鲁荣渔××××”渔船更改船名与其存在直接关系，远洋渔业公司应共同承担责任。钱建新陈述的事发经过与宋立清、钱建钦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与海南海警总队第三支调查事实存在较大出入，歪曲掩盖事实。其中显示，钱建新声称，“鲁荣渔××××”渔船系由其弟弟钱建钦贷款购买，被强制挂靠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但出现事故由个体老板承担。2014年2月26日，“鲁荣渔××××”渔船从石岛出发经舟山前往南海海域，自2014年7月下落不明，15名船员失踪。2014年9月30日，钱建新所属的“鲁荣渔××××”渔船在海上遇险沉没，9名随船船员失踪。因钱建新为“鲁荣渔××××／2860”渔船投保，荣成市海洋渔业局、宁津街道党委要求钱建新为政府解忧，帮助钱建钦垫付部分赔偿，由政府协调保险理赔事宜。经协调，船东互保协会预付理赔款200万元。 赵某、曲某提交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的（2019）鲁72财保94号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一审法院经审查确认钱建新以雇主身份为“鲁荣渔××××”渔船死亡船员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中“本院经审查认为”内容主要为：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为防止被申请人转移财产，保障胜诉判决的实现，而对被申请人的财产所采取的保全措施，属于当事人的程序性救济措施，不因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而受影响。申请人提供了钱建新在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等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依法保全相应保险单项下被保险人为钱建新的保险理赔款，该些保险均为雇主责任险，保险单均载明被保险人为钱建新，承保“鲁荣渔××××／2860”渔船雇员工作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雇主责任险项下的保险理赔款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一审法院对钱建新为被保险人的雇主责任险项下的保险理赔款予以保全并无不当。申请人的近亲属是否被宣告死亡并非财产保全的前提条件。被保险人能否获得保险理赔款，并不属于解除保全的法定理由。钱建新是否是船舶所有人或雇主、保险理赔款是否应当均分等问题，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需经过实体审理方能认定，并不影响财产保全的实施。据此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钱建新提出的复议，维持原保全裁定。赵某、曲某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的（2017）鲁民终46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钱建新自认为“鲁荣渔××××”渔船实际经营人和雇主责任险的投保人，也是死亡船员的雇主，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远洋渔业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共同承担责任。其中显示，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0月13日，钱建新作为被保险人为被保险雇员在船东为钱建新的“鲁荣渔××××／2860”渔船工作期间的保险事故向保险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雇员张某等9名船员于2014年9月30日随“鲁荣渔××××”渔船出海作业过程中，因该船沉没失踪并被该院依法宣告死亡，钱建新作为“鲁荣渔××××”渔船的实际经营人，与张某的近亲属签订了协议书，赔偿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张某系钱建新的雇员，在钱建新经营的“鲁荣渔××××”渔船出海作业时发生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后钱建新向张某亲属进行赔偿，属于雇主责任险，从而判决保险人向钱建新支付保险理赔款。保险人不服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钱建新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之一为虽然钱建新为涉案船舶投保，但涉案船舶的实际经营人和雇主另有他人。钱建新作为被上诉人辩称的理由之一为，“鲁荣渔××××／2860”渔船的船舶所有权人均为钱建新，实际经营人和雇主责任险的投保人也是钱建新。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定钱建新为“鲁荣渔××××／2860”渔船投保雇主责任险，“鲁荣渔××××”渔船船员出海作业期间死亡后，钱建新以雇主身份向死亡雇员家属赔偿，可以证明钱建新与张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钱建新系雇主。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钱建新认可曲荣刚等5名船员系由其雇佣，并在“鲁荣渔××××”渔船上死亡，对赵某、曲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原件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对复印件不予质证亦不认可，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从没有挂靠单位和被挂靠单位应承担共同责任的条款，“鲁荣渔××××”渔船不是挂靠而是登记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挂靠需要收取费用，登记的可能是假船主，二者关系不一样。 远洋渔业公司因未参加该次庭审而未质证，但在后来的庭审中认为涉案船舶虽然登记在其名下，但实际所有人为钱建新，这种所有人登记不一致是山东省政府政策规定的，因为当时的政策要求必须登记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2014年之前远洋渔业公司是国企，其对名下的渔船实施行政管理，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借用任何资质，因此远洋渔业公司名下的涉案渔船是自己经营自负盈亏。其对运营没有支配权也没有收取任何的管理费用，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远洋渔业公司提交的农业部2014年3月20日发出的《关于确认2014年度第三批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农渔发〔2014〕15号）以及荣成市海洋渔业局于2014年10月1日向鑫发公司出具的《关于扣发鲁荣渔××××／2860船2013年度燃油补贴的通知》。其中，《关于确认2014年度第三批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中的2014年度第三批远洋渔业项目确认表中载明：“作业区域为西南大西洋（含阿根廷）和东南太平洋东海鱿鱼钓，企业名称为山东鑫发渔业集团有限公司，船名为鲁荣渔××××／2860，期限为2014年6月30日。”荣成市海洋渔业局于2014年10月1日向鑫发公司出具《关于扣发鲁荣渔××××／2860船2013年度燃油补贴的通知》载明：2013年至今，你公司实施的东南太平洋远洋渔业项目中的鲁荣渔××××／2860渔船（实际投资经营人“钱建新”），涉嫌严重违规，正在接受调查。截至目前，鲁荣渔××××船失联不知去向；鲁荣渔××××船于2014年9月30日遭遇恶劣天气、沉没灭失，造成9人失踪的恶性事件。现通知你公司：扣发该2艘渔船2013年度国家财政下拨的燃油补贴；提供该2艘船2013年实际的作业区域、生产情况、船舶证书、进出关证明及船位监控轨迹（按月份）等材料资料，以备上级调取，接受处罚。……。钱建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2015年以前所有的荣成市远洋渔船的登记所有人都是登记在荣成市海洋渔业局下设的远洋渔业公司，但不收费，申报资质不能用远洋渔业公司，得自己找有资质的公司申报，2012年和2013年都是使用鑫发公司的资质，只是委托鑫发公司申报，管理权不在鑫发公司，涉案事故与鑫发公司和远洋渔业公司都没有关系。 赵某、曲某对两份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两份文件所表达的是鑫发公司与涉事船舶的相关关系，不能排除我国物权法上规定的船舶登记的公示和公信效力，按照船舶登记管理条例船舶登记物权公示的内容推定为船舶所有人，从船舶登记管理来分析本案的远洋渔业公司是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钱建新在2019年3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查封异议中已经明确表明涉事船舶被强制挂靠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明确表达了挂靠关系，按照法律上的禁止反言的原则，钱建新无权对已经作出的事实认定予以推翻，赵某、曲某认为本案登记的船舶所有人是远洋渔业公司，实际运营的是钱建新，至于日常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如何分配的并不能免除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远洋渔业公司不能在挂靠关系存在期间只挂不管，不能不履行社会责任。 赵某、曲某声称其自2014年3月份以前居住在户籍地，偶尔到青岛居住，2014年9月15日起到青岛投靠弟弟，居住在青岛，自2016年开始居住在青岛的自购房屋内，已在青岛连续居住超过一年以上。赵某、曲某据此主张，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2018年度青岛市城镇居民有关收入和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赔偿款项。即，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青岛市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50187元计算20年，计1016340元；丧葬费是按照2018年度青岛市职工的平均工资5733元计算6个月计34398元；曲某2012年2月出生，从2014年7月份开始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15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2890元计算16年，曲荣刚负担二分之一为263120元；精神损害赔偿50000元；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费和食宿费3000元。 赵某、曲某提交的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显示，曲荣刚为户主，住址为山东省荣成市××街道××村××，户别为家庭户，同户居住的为赵某、曲某。赵某与曲荣刚于2007年9月30日结婚，2012年6月12日生育儿子曲某。 赵某、曲某提交的2016年4月22日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显示，权利人为赵某，房屋坐落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阜城路410号1号楼2单元1003。 赵某、曲某提交的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颁发的山东省居住证显示，赵某的现住址为青岛市城阳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有效期间为2019年5月5日至2020年5月5日。 赵某、曲某提交的青岛市社会保障卡显示，赵某的发卡日期为2014年7月，曲某的发卡日期为2016年11月。 赵某、曲某提交的青岛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赵某自2014年3月起参保，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所在参保单位连续缴费月数为38，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月数为109，缴费情况为2014年3月至2020年3月，参保单位为青岛诚润得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缴费基数为2686元。自2019年7月起，参保单位更改为青岛锦龙轨道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缴费基数为3269元。 赵某、曲某提交的银行存折显示，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20年1月6日，每月缴纳电费。 赵某、曲某提交的青岛雅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水费收据显示，自2016年8月17日起至2020年5月14日，每4个月缴纳水费。 赵某、曲某确认未办理曲荣刚的丧葬事宜，亦未提交交通费及食宿费票据。 赵某、曲某提交的万科清华园物业服务中心于2020年3月13日出具的居住证明证实，赵某自2016年3月12日起居住于青岛市城阳区××路××号××号楼××单元××户。赵某提交的万科清华园物业服务中心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的证明显示，因项目运营原因，2019年5月1日，万科物业与雅居物业进行运营交接，正式入驻清华园小区，进行物业管理工作。 经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实地核实，万科清华园物业服务中心位于青岛市城阳区××路××号××小区内，其工作人员确认前述证明的真实性。赵某、曲某现居住于前述住址，起始时间不详。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春城路社区居民委员会确认其于2019年3月12日出具了前述证明，但解释称，其中“本人无工作无固定收入，经济困难”的内容系根据赵某本人要求和承诺书写，未经调查核实。该居民委员会提供的赵某于2019年3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显示，赵某声称“因2014年2月26号出海失踪，2017年青岛海事法院判决失踪，本人独自带一个7岁男孩，本人拥有一处78平自住房，本人无工作，无固定收入，名下无车，经济困难。” 赵某解释称，其向居民委员会出具承诺书让其出具证明系为缓交诉讼费用，其虽有工作，且超出青岛最低工资标准缴纳社保，但收入不稳定，独自抚养孩子，的确生活困难。 钱建新对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没有异议，对房产证、社保卡、居住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收款收据真实性不认可，应该出具的是正规发票，缺少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钱建新认为，死者曲荣刚系新泰水产的在职集资职工，老板将其安排到渔船上工作，其赔偿是工伤赔偿，不是海事赔偿。房产证、身份证都是2016年办理的，从参保记录看是在事故发生后在青岛办理的，2014年曲荣刚就死亡了，曲荣刚、赵某以及曲某在曲荣刚落水失踪前一直居住在农村，其户口性质也是农村户口性质，虽然赵某从钱建新处取得的赔偿款到青岛买的房子居住，但是并不影响其农村户口性质。我国的死亡赔偿金是以死者生前居住地，不是死后的居住地，死者一直居住在荣成市，均为农村户口性质，没有居住在青岛，赵某故意在青岛边区，不是青岛市里，是为了提高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2020年3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以后，应统一按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而不应按照青岛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4年度的标准计算，由赵某、曲某与死者父亲三人均分，曲永见应得部分的赔偿与赵某、曲某无关，子女抚养费应从宣告死亡判决之日计算11年，扣除赵某负担部分。赔偿款项应扣除钱建新已向赵某、曲某支付的14万元。曲荣刚的父亲与钱建新是表兄弟关系，曲荣刚在船上工作死亡后，所有的死亡丧葬事宜都是其父亲操办的，丧葬费与赵某、曲某无关，曲荣刚的父亲与钱建新签订了赔偿协议，曲永见的赡养费不应该计算。海事案件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即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失联没有精神损害。交通费和食宿费不存在，失联发生后，赵某、曲某并未前来处理事故而是领钱，而且赵某、曲某住在桃园街道办事处，2016年才到青岛买房，没有为处理事故而前来荣成。 远洋渔业公司对赵某、曲某提交的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居住证、社会保障卡，因未参加该次庭审而未质证。远洋渔业公司对赵某提交的参保证明没有异议，但认为水电费收款收据系青岛雅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居住证明系万科清华园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显示两个物业不一致，存在矛盾之处，不予认可。在赵某、曲某提交万科清华园物业服务中心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的证明以及一审法院核实后表示没有异议。远洋渔业公司认为赵某、曲某计算赔偿的标准过高，应该按照山东省的标准，不应按照青岛市的标准计算。 钱建新提交的赔偿协议书显示，2019年7月3日，钱建新作为甲方、曲永见作为乙方，就曲荣刚失踪死亡事宜签订了《赔偿协议书》，载明：2014年7月8日，甲方“鲁荣渔××××”号渔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联，现经青岛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船员曲荣刚死亡，乙方系曲荣刚的父亲，现甲乙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如下：1.双方议定赔偿款共为40万元整。2.此款包括（但不限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赡养人生活费等所有费用，上述所列如有漏项或不足部分乙方自愿放弃。3.乙方明确并自愿以上述赔偿项目和数额为乙方的最终赔偿结果，本协议未列举或涵盖的其他费用，乙方自愿放弃，再无任何争议。4.2014年7月8日以后，甲方向曲荣刚的妻子支付的赔偿款与乙方无关。 钱建新提交的曲永见的户口簿显示，曲永见为户主，住址为荣成市××镇××村××号，户别为农业户口，同户有儿子曲荣刚，签发日期为1998年11月20日。 赵某、曲某确认已收到钱建新的赔偿款14万元。赵某、曲某对赔偿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赔偿该协议书系钱建新与曲永见私下达成的双方之间的赔偿协议，不包括本案赵某、曲某应当取得的赔偿，与赵某、曲某诉讼的请求范围没有重叠关系。曲永见单方与钱建新达成赔偿协议，不影响赵某、曲某主张全部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权利，因为本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同共有物分割之前无权要求分割，所有的共有人对共有物是共有关系。这份赔偿协议书也能够证明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和案外人曲永见存在串通嫌疑。户籍登记跟本案赔偿的标准没有必然关系，按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赔偿权利人是按照赔偿权利人所在的住所的上一年度受诉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赵某和曲某已经离开荣成，在青岛市连续居住超过一年以上，而且主要收入来自于非农业，应当适用青岛市城镇户口的标准予以赔偿。 远洋渔业公司认为，其与死者没有关系，只是涉案渔船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的赔偿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 另，应赵某、曲某的诉前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9）鲁72财保98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扣押、查封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的银行存款1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并据此对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被保险人为钱建新的雇主责任险项下的保险理赔款在100万元额度内予以冻结。 另查明，《2019年青岛市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统计公告》显示，2019年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为76328元。《2019年度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人均消费支出为26731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根据赵某、曲某起诉以及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是否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何种标准计算以及本案的具体赔偿项目和数额；三、是否应当扣除曲永见、赵某、曲某已获赔偿部分。 一、关于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 赵某、曲某主张钱建新系雇主，应承担雇主责任，远洋渔业公司为涉案渔船的被挂靠人，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赵某、曲某主张钱建新系雇主，钱建新予以认可，系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钱建新以被保险人名义在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为“鲁荣渔××××”渔船船员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且于涉案事件发生后，与受害人曲荣刚的父亲曲永见签订了赔偿协议书，并向曲永见以及赵某、曲某进行了部分赔偿。据此，足以认定，钱建新系“鲁荣渔××××”渔船失事船员曲荣刚的雇主，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赵某、曲某提交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南省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关于“鲁荣渔××××”船失联的情况报告》、海南海警总队筹备组《关于协查“鲁荣渔××××号”渔船的通报》、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关于协查“鲁荣渔××××”渔船的函》《鲁荣渔××××船失联时间相关材料（船舶信息类）》《“鲁荣渔××××”失联事件简要情况》《鲁荣渔××××（更名为57089）船舶失联材料》《8月3日与宋立清电话联系内容摘要》以及该支队对宋立清、钱建钦的询问笔录等资料中虽然显示钱建钦系“鲁荣渔××××”渔船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雇主，但均系复印件，且系宋立清、钱建钦的单方陈述，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钱建新虽然在查封异议书中声称钱建钦系“鲁荣渔××××”渔船船舶所有人、实际经营人和雇主，其系为钱建钦代为投保雇主责任险、处理事故和垫付赔偿款项，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其在（2017）鲁民终462号案中的上诉状中自认系“鲁荣渔××××”渔船的船舶所有人、实际经营人和雇主责任险投保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且缺乏合理的解释。故，对前述证据中对钱建新有利的内容，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钱建新虽然辩称曲荣刚系新泰水产的在职集资职工，但并未举证证明，该院不予采信。 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自认“鲁荣渔××××”渔船登记船舶所有人为远洋渔业公司，但均否认远洋渔业公司参与“鲁荣渔××××”渔船的经营，且否认远洋渔业公司向钱建新收取挂靠费用。远洋渔业公司提交的农业部印发的《关于确认2014年度第三批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以及荣成市海洋渔业局发出的《关于扣发鲁荣渔××××／2860船2013年度燃油补贴的通知》均显示，“鲁荣渔××××”渔船并非以远洋渔业公司名义从事作业活动。赵某、曲某并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而且，赵某、曲某提交的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鲁荣渔××××船失联时间相关材料（船舶信息类）》中，“鲁荣渔××××”渔船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虽然显示船舶所有人名称以及船舶经营人／项目代理人为“荣成远洋渔业公司”，但渔船检验记录（船体和设备）载明船主为“荣成市宁津镇政府驻地钱建新”。据此，可以认定，“鲁荣渔××××”渔船的登记船舶所有人虽然为远洋渔业公司，但是并无证据证明远洋渔业公司参与涉案渔船的经营，且因借名登记而获利。钱建新亦未以远洋渔业公司名义雇佣船员或者经营涉案渔船。远洋渔业公司未与受害人曲荣刚签订劳务合同，曲荣刚亦非为其从事雇佣活动，远洋渔业公司并非受害人曲荣刚的雇主。本案所涉受害人曲荣刚系因受雇于钱建新在其经营的涉案渔船工作期间失事，赵某、曲某并未举证证明系因远洋渔业公司侵权所致。因此，赵某、曲某以涉案渔船挂靠登记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为由，主张其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数额 该院认为，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受害人死亡后，其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消灭，相应的赔偿标准应以死亡时的状态予以确定。即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应以受害人死亡时其最后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为准，不应因受害人死亡后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变化而进行变更，以防止赔偿权利人于受害人死亡后通过变更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而获得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的高额赔偿、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和社会公序良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本案中，受害人曲荣刚系因随“鲁荣渔××××”渔船出海作业下落不明而被判决宣告死亡，目前尚无证据证明“鲁荣渔××××”渔船的确切失联时间或意外事件的发生时间。依照赵某、曲某的陈述，曲荣刚随“鲁荣渔××××”渔船出海后，最后一次与家属联系于2014年3月份。依照赵某、曲某提交的相关证据，涉案渔船“鲁荣渔××××”渔船的最后通联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主管机关系以“鲁荣渔××××”渔船失联查找下落未果。故，该院认定涉案渔船“鲁荣渔××××”渔船的最后通联时间2014年6月20日为曲荣刚死亡的日期。 依照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以户籍登记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所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本案中，赵某主张自2014年3月起在青岛工作，偶尔在青岛居住，自2014年9月25日起即在青岛居住，自2016年3月起居住于其青岛的自有住房内。但其提交的户口簿显示，赵某、曲某于受害人曲荣刚生前的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荣成市××街道××村××。虽然赵某提交的青岛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赵某自2014年3月起在青岛市缴纳社会保险，但结合赵某的陈述、该院实地调查以及赵某本人向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春城路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承诺书等，无法认定截至2014年6月20日以前，赵某已在青岛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而且，赵某提交的青岛市社会保障卡、房屋所有权证书、山东省居住证、水电费收据、居住证明等证据均显示赵某、曲某系于2016年6月起才到青岛居住。故，赵某、曲某主张按照青岛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自2020年3月12日起施行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一、在民事诉讼中，对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含海事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赔偿数额。二、对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三、对于我省法院管辖的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均适用本意见。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四、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意见施行后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意见；本意见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以及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案件，不适用本意见。”故本案应适用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而不应适用该院所在地青岛市的城镇居民标准。 按照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计算20年，经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846580元。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本案中，曲某生于2012年6月2日，截至2014年6月20日曲荣刚死亡之日，年满2周岁，应赔偿16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731元计算16年，扣除赵某应负担的一半，计213848元。 关于丧葬费，因曲永见办理丧葬事宜，赵某、曲某并未办理丧葬事宜，赵某、曲某主张丧葬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精神抚慰金，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本案中，赵某、曲某近亲属系因工作的涉案渔船失联而被宣告死亡，并非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侵害导致，因已支持被告赔偿赵某、曲某死亡赔偿金，不应重复计算精神抚慰金。故赵某、曲某主张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交通费和食宿费，赵某、曲某并未举证证明，该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是否应扣除曲永见、赵某、曲某已获赔偿部分的问题。曲荣刚死亡之时，近亲属有其父亲曲永见、妻子赵某、儿子曲某，死亡赔偿金由三人共同享有。因钱建新已与曲永见达成赔偿协议书，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40万元，曲永见已根据赔偿协议书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并放弃其在本案中的相应权利。故，死亡赔偿总额中曲永见应得部分的赔偿应当予以扣除。即应扣除曲永见应获得的死亡赔偿金282193元。对于超出部分的款项，因曲永见并未征得赵某、曲某的同意，亦未获得赵某、曲某的授权，赵某、曲某并非赔偿协议书的当事人，赵某、曲某亦不予认可，该赔偿协议书对赵某、曲某无约束力，钱建新主张扣除其他超额部分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由于赵某、曲某已获得钱建新赔付的14万元，应自其应得的死亡赔偿金中予以扣除。综上，钱建新还应向赵某、曲某赔偿死亡赔偿金42438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钱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某、曲某赔偿死亡赔偿金424387元；二、钱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曲某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213848元；三、驳回赵某、曲某对钱建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赵某、曲某对远洋渔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0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101元，由钱建新负担10320元，由赵某、曲某负担11781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争焦点问题为：一、钱建新、远洋渔业公司是否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何种标准计算及本案的具体赔偿项目和数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赵某、曲某上诉主张钱建新与远洋渔业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本案中，“鲁荣渔××××”渔船虽然登记在远洋渔业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是钱建新。“鲁荣渔××××”并非以远洋渔业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及雇佣船员，曲荣刚的雇主为钱建新而非远洋渔业公司，曲荣刚的失踪被宣告死亡并非远洋公司侵权所致，赵某及曲某上诉主张远洋渔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远洋渔业公司不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以何种标准计算，赵某、曲某上诉主张按照青岛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中，曲荣刚被宣告死亡的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赵某、曲某提供的青岛市社会保障卡、房屋所有权证书、山东省居住证、水电费收据、居住证明等证据均显示赵某、曲某于2014年4月20日后到青岛居住，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截至曲荣刚死亡之时，赵某、曲某已在青岛连续居住满一年。本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的意义，在民事诉讼中，对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含海事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赔偿数额。对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故一审法院适用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应赔偿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 关于丧葬费、食宿及交通费问题。赵某、曲某未办理曲荣刚的丧葬事宜，未提供证据证明食宿、交通费实际发生的数额，一审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死亡赔偿金，本案中，一审判决已支持赵某、曲某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请求，一审法院对其有关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赵某及曲某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赵某及曲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01元，由上诉人赵某、曲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赵 童 审 判 员 王 磊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一平 书 记 员 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