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2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聚顺祥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为民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9080685491G。 法定代表人：刘建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付，贵州律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成凤，女，1966年4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长顺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男，1989年2月2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长顺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琴，女，1993年8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长顺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超，贵州秀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进，男，1981年11月27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长顺县。 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城南支公司,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680156067L。 负责人：陈智勇，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郭鸿蔚，女，1997年3月2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独山县。 上诉人贵州聚顺祥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顺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伍进、罗成凤、杨**、杨琴及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城南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产保险贵阳城南支公司）、郭鸿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顺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9民初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聚顺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判决伍进按农村居民标准赔偿三被上诉人的损失；3、判决由伍进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是对伍进驾车行为与职务关联问题，事故发生当天是休息日的7点25分，不是工作时间，事故地点不是上诉人的工作场所，伍进陈述系上诉人员工吴某安排其驾车前往摆所，这仅是其推脱责任的说法，吴某的工作是出纳，不负责业务安排，且没有吴某本人的陈述调查，即使事故发生当时伍进身穿“爆破公司”字样服装，也不能认定伍进是在履行职务；二是受害人杨正才系农业户口，没有证据证明其发生事故前连续一年居住或就业于城镇的证据，长顺县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试点县，故不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不应当教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同时参照城镇居民计算标准作出错误判决，这样与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政策格格不入，也是对职务行为无边界、无约束的放纵，实际上是对不特定社会公众安全的一种威胁，所以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伍进二审辩称：2019年11月15日早上公司人员吴某安排我去长顺找公司驾驶员陈某要贵Ｊ×××××车时，公司员工王某也在场，可以证实，我当天下班到长顺后，接到陈某电话，是他主动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长顺交警队，然后他说他把车子开来交给我，他在交警队接到我后，要我送他去城南新区，送他去城南新区后，我就把车子开回住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开车去摆所路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对发生交通事故很后悔，我家境不富裕，之后也东拼本凑积极向死者家属支付了安葬费用并表示了歉意，期间多次找到公司处理这件事，但公司一直推诿不给答复。我驾驶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公司安排的任务，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属于执行工作任务，在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给我和死者家属一个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罗成凤、杨**、杨琴二审辩称：1、伍进系聚顺祥公司员工，在履行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伍进是按照公司指派和授意下履行工作任务，且也没有超出公司授权范围，其员工的行为必然是执行职务行为；公司工作人员安排工作任务，如其是相关管理人员，且有安排工作任务的条件和能力，其工作职责和范围也肯定是由公司授权，否则则属于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杨正才虽然属于农村户口，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已明确其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计算。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人寿财产保险贵阳城南支公司、郭鸿蔚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罗成凤、杨**、杨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聚顺祥公司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6318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1462元、交通费2000元，以上共计715302元，实际应赔偿673302元；2、判令被告人寿财产保险贵阳城南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伍进系被告聚顺祥公司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其工作地点为聚顺祥公司摆所库房，位于摆代公路边摆所打引关处。2019年11月16日上午6时许，被告伍进驾驶贵Ｊ×××××号小型面包车由长顺和心寨前往摆所库房上班，7时20分许，当该车行驶至长顺Ｘ968县道摆所至代化0公里加600米处（小地名：旧场）处快接近摆所库房时，车辆左前端碰撞行人杨正才（男，殁年60周岁）后驶离路面又碰撞围墙、电灯杆及果树，致杨正才当场死亡，伍进受伤，电灯杆、果树及该车损坏，造成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11月21日，原告杨**与被告伍进达成协议，由伍进先行支付42000元作为杨正才的安埋费。2019年12月4日，长顺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长）公（司）鉴（病）字〔2019〕75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意见为：死者杨正才死因符合颅脑损伤和胸腹部脏器伤死亡。2020年1月2日，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出第5227291201900000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伍进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杨正才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另查明，贵Ｊ×××××号小型面包车登记车主为郭鸿蔚，时任聚顺祥公司财务，该车自购买后一直由聚顺祥公司在使用。郭鸿蔚于2019年5月22日12：49分投保无牌五菱多用途乘用车机动车强制保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5月22日13时0分至2020年5月22日13时0分。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伍进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系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的问题，考察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是否执行工作任务的判断，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工作人员是否是按照用人单位的意思或授权执行工作任务，二、工作人员的目的以及行为的受益人，只要与执行工作任务有内在关联，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的，都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三、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执行任务的外在表征。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伍进的侵权行为是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发生，出示了公安机关做出事故责任认定时调查收集的伍进、陈某、郭鸿蔚、李某询问笔录。首先、伍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接受公司财务吴某安排将贵Ｊ×××××号车开到摆所给公司使用，伍进询问笔录与陈某询问笔录证实双方交接车的经过，且吴某将贵Ｊ×××××号车钥匙交伍进时有该单位其他工作人员在场；第二、贵Ｊ×××××号车的所有人郭鸿蔚在公安机关陈述该车其虽为登记车主，但因为公司的户头已经登记满车子了，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系亲戚就叫其用自己的名字登记了这辆面包车，另外，郭鸿蔚在笔录中陈述“事故发生当天，公司的管理人秦某打电话给其说伍进开公司的车撞死人了，是用其名字买的那辆面包车，车牌号其也记不清楚”，与该车投保时间2019年5月22日系无牌面包车能够印证；其陈述该车单位使用时有固定驾驶员陈某，与陈某陈述“只要公司喊我办事都是喊我用这个车，都是公司管理人秦某安排，”能够相互吻合，故两份笔录能够明确贵Ｊ×××××号面包车购买后虽登记所有人为郭鸿蔚，但一直由被告聚顺祥公司在使用；第三、事故地点距聚顺祥公司摆所库房约百米左右，伍进笔录中陈述事故发生前几分钟接到公司刘仁坤电话，因马上到公司库房未接电话，正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在前往公司途中才发生交通事故，可以明确伍进是驾驶公司使用的车辆前往公司工作地点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第四、目击证人李某表示从事故车上下来的那名男子上衣穿的马甲上面有“爆破公司”字样。以上证据可以形成以下结论，伍进与陈某笔录可印证双方交接车的经过，伍进笔录陈述明确其作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系接受单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思和授权使用单位车辆；事故发生地点距其工作地点约一百余米，伍进驾驶车辆的目的是前往工作地点的路途中，与执行工作任务具有关联性；目击证人李某笔录其看到事故车上下来的男子上衣外穿有“爆破公司”字样的马甲，具有执行工作任务的外部表征，可以认定被告伍进是在前往工作单位工作地点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这一客观事实，其前往工作地点的目的是为执行工作任务。长顺县交警大队在调查收集以上四人笔录过程中程序合法，笔录内容稳定具体，能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伍进作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证据使用，原告出示的证据能够达到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此予以采信。一审开庭前原告及被告伍进均申请证人吴某、王某、陈某出庭作证，因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未提供证人的详细地址、身份证信息、联系方式等内容，经通知证人时某无法联系未能出庭作证；另外申请的证人均系被告聚顺祥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被告聚顺祥公司具有利害关系，该院已向申请人作出相应说明。庭审中被告郭鸿蔚辩称其于2019年11月15日下午下班后被告伍进与其借车去家中有事，当时其见伍进没有喝酒等不良行为，且具有驾驶机动车资格故将车借给伍进，与伍进、陈某关于该车的使用情况及交接车的经过陈述不相符，不能一一对应，同时，郭鸿蔚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形成于事故后第三天，该笔录与陈某笔录能够对应，故其庭审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三原告作为被侵权人杨正才的配偶和子女，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死亡赔偿金等损失。综合原、被告各方的举证和质证意见，认定具体数据如下：1、丧葬费31462元，符合规定，可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631840元，符合规定，可以认定；3、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主张较高，调整为30000元；4、交通费2000元，原告未出示证据证明，综合处理事故的经过，酌定为500元。以上合计693802元。投保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具体到本案中，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出的贵Ｊ×××××小型面包车驾驶人伍进承担道路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责任认定，各方当事人对该事故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本案责任的依据。被告人寿财产保险贵阳城南支公司作为事故车辆贵Ｊ×××××小型面包车的承保单位，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该公司仅在先由其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120000元内予以赔偿，对此予以确认。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因被告伍进系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其侵权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需要指出的是，用人单位承担的侵权责任系替代的无过错责任。被告聚顺祥公司提出该公司员工驾驶车辆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伍进不是公司的驾驶员，驾驶车辆与公司工作任务没有关联性，其次事故发生之日为休息日，事故发生时间为上午7：20分，不是公司上班时间，事故地点不是公司工作地点，因此公司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对此不予采信。原告主张的715302元，实际应赔偿673302元，该数据已扣减被告伍进先行赔偿的42000元。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认定为693802元，扣减伍进先行赔偿的42000元为651802元，先由被告人寿财产保险贵阳城南支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120000限额内予以赔偿，剩余部分531802元，由被告聚顺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伍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退还其垫付的42000元的主张，因该款系伍进与原告杨**自愿协议支付，且该协议已经履行，被告伍进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城南支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罗成凤等丧葬费等损失人民币12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被告贵州聚顺祥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罗成凤等丧葬费等损失共计人民币531802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三原告罗成凤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3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贵州聚顺祥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500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城南支公司承担400元，三原告罗成凤、杨**、杨琴承担33元。 二审中，上诉人聚顺祥公司申请证人吴某、陈某、秦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拟证明出车祸前一天早上，伍进向吴某说要用车，吴某就将车钥匙给伍进了，之后伍进开车出了事故；证人秦某拟证明公司车辆全部是由其安排，伍进拿到车钥匙不是其安排的，也不知道吴某拿车钥匙给伍进的事，以及除非工作安排，否则公司周末休息；证人陈某拟证明发生交通事故前一天下午五点左右伍进跟他要车，他就将车辆交付给伍进，伍进拿车时没有讲是公司要车，也没有接到公司指示，平常只要是公司的驾驶员或员工跟他要车辆他就拿。被上诉人伍进质证认为：除了发生交通事故头天上午是吴某安排其到长顺找陈某取车，并要求其开车到公司摆所库房，陈某是接到了公司安排才将车辆交给他的之外，其他事实无争议。被上诉人罗成凤、杨**、杨琴质证认为：三名证人都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陈某的证言只能证明车辆的交付，不能证明伍进驾驶车辆不是履行职务；秦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其负责安排车辆，当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只要是公司安排的工作，就应当视为履行职务行为；吴某的证言前后陈述矛盾，与车主郭鸿蔚的陈述也相矛盾，其证言不能采信。 被上诉人伍进二审举证：证人王某证明材料，拟证明发生交通事故前一天早上是吴某把车钥匙交给伍进叫伍进去长顺找陈某取车开到车库的事实，当时准备出车，王某是驾驶员也在现场。被上诉人罗成凤、杨**、杨琴质证：该证言材料与一审法院对王某作的调查笔录内容一致，没有异议。上诉人聚顺祥公司质证：王某没有出庭作证，一审判决书也没有反映对王某进行过调查，所以该份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上诉人罗成凤、杨**、杨琴二审举证：长顺县摆所镇人民政府、五星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受害者杨正才从2017年至2019年11月一直在城镇务工。被上诉人伍进质证：无异议。上诉人聚顺祥公司质证：对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出具该材料的不是职业证明的法定机构，同时也没有说明受害人在哪个城镇务工、务的什么工、工种是什么。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伍进从吴某处拿车钥匙并到长顺找陈某取车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的问题。对此，双方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分析，首先，伍进从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到一、二审庭审中均坚持称是事发前一天早上接受吴某安排将车辆从长顺开到摆所炸药库给公司用，吴某还说第二天早上开来公司就行了，并主张公司驾驶员王辉伍在吴某安排伍进以及交车钥匙给伍进时在场，在一审开庭前伍进申请证人吴某、陈某、王某出庭作证，但三人在一审法院通知时均因无法联系未予出庭，二审中，伍进提供了王辉伍书面证明材料一份，内容与伍进陈述一致；其次，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吴某、陈某、秦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秦某证明公司车辆均由其进行安排，当天伍进得到车钥匙并且驾驶案涉车辆的事情他不清楚；另外陈述公司员工在周末时只要没有工作安排就休息。对于秦某的证言伍进并无异议，本院认为这也与一审时伍进提供的证据材料“聚顺祥爆破公司工作群”中显示的大部分周末并无工作安排，但是偶尔也上班的事实相符，故对秦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予以采信；证人吴某陈述用车都是由公司领导安排，有人要车也需要领导同意，但其陈述当天不清楚是哪个领导叫她拿钥匙给伍进的，随后又称是伍进自己说想要用车就把车钥匙给他了，其陈述前后矛盾，而车主郭鸿蔚在一审庭审中主张案涉车辆是伍进向她借的，并且是在办公室自己把钥匙拿给伍进的，其陈述又与吴某所述相矛盾，且与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不一致，故对证人吴某所作相互矛盾的证言不予采信；证人陈某证明伍进在发生交通事故前一天下午来跟他要车，伍进是公司运输队驾驶员，并称只要是公司驾驶员或员工跟他要车就给，其并没有接到公司的指示、也没有向公司领导请示就将车交给了伍进。本院认为，陈某作为案涉车辆的固定驾驶员，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其明确陈述用车都是由公司管理人秦某安排的，即对车辆的管理是清楚的，而在二审诉讼中，陈某作证时对于伍进在公司的职务是驾驶员还是押运员都不清楚，即在与伍进都不熟悉的情况下，其没有接到公司安排就将车交给伍进并且不用汇报，这与常理不符，所以对于陈某所述交付车辆的原因应不予采信。从上述材料分析，对于伍进从陈某处要车的原因，伍进陈述前后一致，虽然王某未出庭作证，但其出具的书面材料与伍进所述一致，而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对此的陈述要么相互矛盾、要么不符合常理，且与车主自己的主张也不一致，故对于伍进抗辩的其当天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因受公司安排将车辆开到公司库房的主张予以确认，对于聚顺祥公司抗辩的案涉车辆是伍进私自向陈某要来私用的主张不予采纳，由此，伍进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相应损失应当由用人单位先行赔偿。另外，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在本案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时，贵州省已经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该户的户籍显示为“家庭户”，不再定性为农业户口性质或非农业户口性质；同时，被上诉人罗成凤、杨**、杨琴所举证据已能证明受害者杨正才从2017年至2019年11月一直在城镇务工的事实主张成立，故一审对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66元，由上诉人贵州聚顺祥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王 锦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吴奕 书记员肖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