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第21069号原告：惠州市绿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惠阳区良井镇矮光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677062801H。法定代表人：张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裕超，广东惠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佳欣，广东惠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国际机场航站四路**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4368086G。法定代表人：潘葛。被告：深圳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深圳机场物流园国内货运村****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633435。法定代表人：史立臣。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蕾，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光婕，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惠州市绿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物流公司）、深圳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路物流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辉、委托代理人陈裕超、黄佳欣、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蕾、黄光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之间签署了《货物运输合同》，约定仅委托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作为原告的物流服务供应商，由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负责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指定地点按照本协议标准操作流程之约定，提供蔬菜温控运输服务。运输由宁夏提货开始，到广东省内指定收货地送达结束，并在货物送达后提供回单服务。涉案合同第二条约定，本协议自2019年12月18日签署生效，2020年4月15日开始农场出菜运作，有效期到2020年11月20日终止。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在没有任何违反法律规定及本合同条款约定的情况下，单方终止合同视为合作违约，违约方应付对方人民币500,000.00元（伍拾万元）违约金。2020年4月18日，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负责人许升海通过电话方式通知原告不再承运原告的蔬菜，让原告寻找其他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并直接表明其已经违约。原告认为，涉案合同已经约定，原告仅委托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提供长期物流服务供应商，保障原告的蔬菜能够在采摘后及时、连续、稳定、有效地运输至指定地点，以保证新鲜蔬菜及时供应至市场销售。原告在没有其他物流服务供应商的保障之下，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却单方拒绝对原告蔬菜提供运输服务，造成原告在宁夏基地中100多亩地的小葱，因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无法及时承运而滞留基地被风霜冻死，造成小葱大量腐烂，无法对外销售，给原告造成人民币1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行为已然构成根本违约，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另外，经查询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发现，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是由被告顺路物流公司全资设立的公司，被告顺路物流公司对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享有100%的股权，如被告顺路物流公司不能证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财产独立于被告顺路物流公司的财产，则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和被告顺路物流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应对本案的违约之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疫情当下蔬菜是保障民生的根本，原告蔬菜的滞售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广东省内的蔬菜供应，造成供应链断裂，导致其他企业和经销商蔬菜销售短缺的连锁反应，不利于物价稳定，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应当就其不诚信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之间签署的《货物运输合同》；2、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500,000元；3、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支付原告维权支出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4、被告顺路物流公司对诉讼请求第2、3项的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受疫情影响，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确实无法履行合同，本案属于不可抗力，同时也应该适用情势变更。2020年4月至5月期间，受新冠疫情影响，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运营过程中存在车辆困难，运营成本增加，不得不提高合同约定的运价。由于双方所签署的运输合同对提高合理运价有明确的约定，但是被告与原告进行协商时，原告明确予以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调整合理运价，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相关责任不在被告方。因为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无法预见新冠疫情突发事件，因此按照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原则，应当免除继续履行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1款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应予免除相关责任。二、被告单方终止合同，符合合同约定。在原被告所签货物运输合同第三条第4款之约定，如遇市场成本、运价政策、汽油、燃油费用、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增值等因素的波动和变化，需要对运费和其他费用进行调整的，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乙方有权对该费用进行合理调整，但应提前15日书面通知甲方。若调整幅度超过原合同，确认价格的20%的，双方应就此进行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立即终止本运输合同。本案中，由于乙方受疫情影响，关于乙方受疫情影响的实质，乙方本次开庭提供乙方财务人员相关测算依据，提供来自中国商务部、中国物流协会及相关部委所在网载的相关有关物流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严重影响的各类评论文章予以佐证。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负责人于2020年4月8日、23日分别致电原告要求进行调价，但未获得对方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在20%以内的可以直接作调整，20%以上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直接单方解除。因此，对于该合同的履行，是因为原告拒绝调价造成的，而且本案中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已经给原告充分时间寻找替代运输商或采取其他减损措施，被告已尽到减损义务。三、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并无关联，原告自称因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拒绝提供蔬菜运输服务导致其小葱于2020年4月22日受霜冻，但是原告于2020年5月26日才通知被告蔬菜已经生产要求安排运输，对于2020年4月22日所谓的蔬菜损失，与被告无关。合同订立时，原告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沟通运输的蔬菜是菜心，而不是小葱。所以原告提出自己损失的证据是小葱，与本案无关。四、即使不考虑疫情因素，也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调价规则，原告提出要求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支付50万元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减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若干解释二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及逾期利益等综合因素，依据公平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本案中，原告提前一个月就收到被告有关调整价格及调价不成无法运输的准确信息，在实践中，其也确实另行寻找其他运输公司即鑫茂祥公司进行运输，而且该公司的运价为人民币11.5元/箱，低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报价，因为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系大企业，运价成本有很多因素在内。在该情况下，原告实际上没有产生损失，也不存在可得利益的减少。五、按照双方合同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无论是在价格20%以内，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公司享有自由调价权，还是在超过20%以外，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公司享有解除权，双方协商不成即享有单方解除权，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在此过程中都是非常主动的。原告适用该合同没有任何道理采取违约措施，而不是适用正常的调价措施，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因此，手握合同调价权的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不存在恶意违约，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原告仅委托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作为其物流服务供应商，由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负责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指定地点按照本协议标准操作流程之约定提供蔬菜温控运输服务，运输由宁夏提货开始，到广东省内指定收货地送达结束，并在货物送达后提供回单服务；本协议自2019年12月18日签署生效，2020年4月15日开始农场出菜运作，有效期到2020年11月20日终止，如此协议在合同内任何一方在没有任何违反法律规定及本合同条款约定的情况下单方终止合同，视为合作违约，违约方应付对方人民币500,000元违约金；如遇市场成本、运价政策、汽油燃油费用、人民币费率及人民币增值等因素的波动和变化，需要对运费和其他费用进行调整的，双方协商一致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有权对该费用进行合理调整，但应提前十五日书面通知对方，若调整幅度超过原合同确认价格的20%的，双方应就此进行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立即终止本运输合同；合同附件约定出货地为宁夏，目的地为深圳、东莞、中山的价格均是人民币12元/箱，目的地为广州的价格是人民币12.3元/箱。另查明，庭审中双方确认2020年4月18日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负责人许海升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辉通过电话，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主张在电话中告知原告因运营成本上升超过20%，需要涨价才能维持业务政策开展，如果无法涨价需要原告另找物流承运；原告主张许海升仅通知运输价格有上涨，不再承运，并没有说明其涨幅超过20%及涨价为人民币14.5元。此外，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辉在2020年5月26日告知许海升：“我的菜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合同你方是打算彻底不履行了吗”。再查，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于2013年7月22日登记成立，是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被告顺路物流公司。两被告提交了被告顺路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审计报告，用以证明被告顺路物流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财产，无需对顺丰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上事实有《货物运输合同》、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审计报告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各方应当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承认在2020年4月18日电话沟通中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表达了要求原告另找物流公司的意思，其实质就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双方在后期未实际履行合同，故本院确认双方的运输合同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其160亩小葱于2020年4月22日被风霜冻死，产生人民币1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20年4月22日前通知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履行合同、运输蔬菜而遭拒绝，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20年5月26日才告知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负责人“菜已经出来了”，这足以说明原告在此之前并未通知被告顺丰物流公司履行运输合同，故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160亩小葱的损失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违约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是，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亦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因受疫情影响、运营成本上升，导致需涨价20%以上，且告知原告并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故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其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数额，合同约定为人民币500,000元，被告顺丰物流公司主张该违约金过高，与合同预期利益不相称，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结合疫情因素，综合本案案情，本院认为原告请求的违约金人民币500,000元过高，可调整为人民币20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原告与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中并无律师费的约定，且本案中本院已支持原告人民币200,000元违约金的诉请，足以弥补原告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损失，故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顺路物流公司的责任。被告顺路物流公司虽系顺丰物流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其提交的2019年审计报告能够反映其财产、财务的独立性，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顺路物流公司对被告顺丰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惠州市绿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二、被告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惠州市绿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000元；三、驳回原告惠州市绿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25元，由原告惠州市绿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673元，被告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7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艳  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华敏（兼）书记员 韦  凤  鸾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