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新城茶子山东路**。负责人：李征，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威，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炳坤，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长沙县湘龙街道中南汽车世界社区****/div>法定代表人：范可风。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津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英蓉南路四段**弘高车世界****div>法定代表人：范可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可风，男，196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胜，女，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汇励生物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长，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湖南大学科技园创业大厦501A22v>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合升高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津湘汽车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衡阳市，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西外环路杨柳汽贸城法定代表人：阎青山，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祁东津湘汽车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祁东县，住所地祁东县洪桥镇竹园路南侧**法定代表人：阎青山，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东乔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衡东县洣水，住所地衡东县洣水镇世纪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阎青山，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攸县华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攸县联星街，住所地攸县联星街道富康社区王家岭下组机电城****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任震球，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沅陵津湘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沅陵县沅陵镇滨，住所地沅陵县沅陵镇滨江大道龙兴花城****门面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阎青山，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汽车城津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谢艺，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利平，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湖南津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津湘公司）、范可风、朱文胜、湖南汇励生物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励合伙企业）、衡阳市津湘汽车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汽车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祁东津湘公司）、衡东乔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阳公司）、攸县华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沅陵津湘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沅陵津湘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16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判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沅陵津湘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设定质押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处置价款在全部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判令被上诉人万达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0000元；3、被上诉人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沅陵津湘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对被上诉人万达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连带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违约金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依法享有对被上诉人质押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质押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为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法定登记部门，上诉人在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已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依法产生物权登记公示效力。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质押登记函》的行为为合法的质押登记手续。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所做出的质押登记信息，足以为不特定公众知晓。2、违约金条款在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签署时已明确约定并为借款人及担保人知晓、同意，被上诉人应当遵守合同的约定，承担包括支付违约金在内的义务。3、被上诉人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沅陵津湘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作为质押担保人，应当承担包括清偿贷款本息、支付追索债权费用，支付违约金等清偿责任。万达公司、津湘公司、汇励合伙企业、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沅陵津湘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答辩称：1、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不可转让、不可质押，本案中出租车特许经营权质押未合法成功设立，不应当承担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主张的担保责任。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不属于法定的可出质权利，出租车特许经营权属于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权利，该许可不具有流通属性，不得出质。本案中出租车经营权的质权未合法设立，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不享有质权。交通部颁发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作为出租车行业最高效力等级的具体规范，并未允许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出质及自由转让，并明确限制了该权利的转让。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为相应被上诉人无偿取得，权利本身不具有价值，也不产生收益，并不得变更经营主体。签订《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时，对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不可转让、不可出质、不可变现、无价值是明知的，只是当时上诉人为了通过内部审核以追求贷款业务成交而要求相应被上诉人签署相应担保合同。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运营具有特殊性，关系到出租车司机这一社会群体的生存，该权利的强制变动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华泰公司原有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于2020年2月28日到期，政府已经收回许可，华泰公司已经税务注销。衡阳市全市实行所有权车辆及经营权全部收回，衡阳津湘公司已经收回车辆近五百台，只剩下55台车辆，且到2020年12月31日也将全部到期并被收回经营权。2、上诉人同时主张逾期利息（罚息）与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范可风、朱文胜未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立即解除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万达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关系；2、判令万达公司立即偿还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贷款本金500万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10月24日止,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日止)；3、判令万达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支付违约金5万元；4、判令万达公司承担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为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费用5万元；以上合计510万元。5、判令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汇励合伙企业质押的、其持有的湖南汇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940.4万元股权的处置价款在上述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津湘公司、范可风、朱文胜对万达公司的上述全部贷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沅陵津湘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设定质押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处置价款在上述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8、判令各被上诉人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8日，万达公司（借款人）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贷款人）签订《浦发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其中约定：万达公司因购买汽车需要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申请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6月28日至2019年12月28日；实际提款日和还款日以贷款人、借款人办理的借款凭证上记载的日期为准；贷款利率按发放日贷款人公布的一年（期限）的浦发银行贷款基础利率+329.25BPS计算，为固定利率；每月20日结息；如借款人未按期还款付息，借款人或担保人财务状况恶化，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或发生对其正常经营、财务状况或偿债务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或情况的，借款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其重大资产被扣押、查封、冻结、强制执行或被采取了具有同样效力的其他措施，或其法定代表人等高管人员涉及诉讼、资产或其他强制措施导致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全部或部分立即提前到期，并要求立即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所欠利息结清，并通过各种形式向担保人或借款人立即追索；对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计收罚息，并计收复利；要求借款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贷款人所受损失的，借款人应赔偿贷款人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本金、支付利息的，还应当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各种其他应付费用；对本合同逾期罚息利率按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执行利率加收30%执行；违约金相当于借款本金的百分之一。2018年6月7日，津湘公司、范可风（保证人）分别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津湘公司、范可风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万达公司在2018年6月7日至2021年6月7日期间内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范围内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责任；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日，朱文胜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出具《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其中载明：朱文胜为范可风之合法配偶，本人同意该保证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并愿意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在发生保证人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时，债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同月21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汇励合伙企业、津湘公司分别签订《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其中约定：汇励合伙企业以其持有的湖南汇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8.88%（股权数额940.4万元）的股权作为质押物，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万达公司在2019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3日期间内在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处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范围内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同月19日、20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分别与祁东津湘公司、沅陵津湘公司、衡阳津湘公司、华泰公司、乔阳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出质人）签订《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祁东津湘公司以200台出租车经营权、沅陵津湘公司以130台出租车经营权、衡阳津湘公司以62台出租车经营权、华泰公司以60台出租车经营权、乔阳公司以55台出租车经营权、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以284台出租车经营权作为质押物,均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万达公司在2019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3日期间内在原告处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范围内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上述担保合同还均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上述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费用，及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上述合同签订时，津湘公司、汇励合伙企业、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沅陵津湘公司均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了同意提供担保的有效股东会决议。上述协议签订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就汇励合伙企业津湘公司、津湘公司所持的上述股权均办理了质押登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就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沅陵津湘公司、乔阳公司、华泰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的上述出租车经营权出质向当地交通局或运输管理部门出具《质押登记函》，相关行政机关在函件上加盖了公章。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于2019年6月28日向万达公司发放了500万元贷款，万达公司未按时还款，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诉诸该院。诉讼中，万达公司仍未还款，截至2020年4月3日，尚欠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贷款本金500万元、逾期利息171809.47元、逾期罚息2430.5元。另，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就该案支付了律师费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1、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万达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双方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万达公司未按期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达到合同解除的条件，且诉讼中，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已到期，故对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主张合同解除、万达公司偿还欠款本息的诉请予以支持。对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主张合同解除无事实依据的理由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抗辩双方无逾期利息的约定，经查，上诉人主张的逾期利息是指借款期间内到期未还的部分，该利息属于被上诉人应负担的内容，对该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在上诉人已依约主张了利息及罚息及律师费而无证据证明其他损失存在的情况下，再行向万达公司主张违约金，实为变相利息，增加了借款人的融资成本，有失公平，故对上诉人此项诉请不予支持。对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同时主张利息、罚息及违约金不当的理由，部分予以采纳。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为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应担之债务，该费用未超过法定标准，故对上诉人关于律师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对被上诉人抗辩律师费不是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理由亦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除诉讼费及律师费外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因无明确金额也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故不予支持。2、上诉人分别与被上诉人津湘公司、范可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且津湘公司就其担保向上诉人提供了有效股东会决议，故双方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津湘公司、范可风应对万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对上诉人相应诉请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朱文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查，上诉人并未与朱文胜签订书面保证合同，依朱文胜向上诉人出具的《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仅是同意执行其与范可风的夫妻共同财产，既同意范可风提供担保的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但并无个人提供保证之意思，故对上诉人主张朱文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但在财产处置时，上诉人仍可要求就范可风、朱文胜的夫妻共同财产所得价款清偿债务。3、上诉人分别与汇励合伙企业签订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汇励合伙企业向上诉人提供了同意担保的有效股东会决议，上述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双方间的质押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上诉人就相应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押权设立，故对上诉人就汇励合伙企业相应股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抗辩上述股权质押未经有效股东会决议同意，质押无效的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4、上诉人分别与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沅陵津湘公司、华泰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签订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经查，上述被上诉人系以其出租车经营权向上诉人提供质押，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该部分担保的合同效力及物权效力如何认定。就此：其一、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和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就涉案有关出租车经营权所签订的上述《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效力，应根据现有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是否有作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经查，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一概禁止行政许可的转让。同时，根据《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4条“改革经营权管理制度”部分规定“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并不得变更经营主体。既有的出租车经营权，在期限内需要变更经营主体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变更手续，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交通运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服务规定》第17条规定：“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因故不能继续经营的，授予车辆经营权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可优先收回。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内，需要变更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应当到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许可手续。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车辆经营权变更许可手续时，应当按照第八条的规定，提示车辆经营权期限等相关风险，并重新签订经营协议，经营期限为该车辆经营权的剩余期限”。由此可见，出租车经营权变更尽管需要办理变更行政许可手续，但行政机关在办理该手续时主要考察的是受让人是否具备一定的资格，而非审查合同本身，故审批不影响合同效力。此外，实践中，可以通过折价、拍卖等方式实现出租车经营权，在折价、拍卖前可以事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定受让人的条件，并事先征求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从而实现出租车经营权自身的财产价值。因此，上述《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间的担保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被上诉人抗辩因出租车经营权质押违反《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出租车经营权无财产价值，上述合同无效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其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其中登记的方式亦应法定。该法律指的应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经查，当前在我国法律对出租车经营权出质登记方式未作规定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相关出租车经营权质押向有关行政机关发函，签章的行为产生设立质押物权的效力。此外，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权利质押，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该案中，相关被上诉人的经营权许可文件并未交付上诉人，而相关行政部门在上诉人出具的函件上盖章的行为并非法定或正式的登记，也不足以使不特定的公众知晓。综上，上诉人未就涉案出租车经营权取得质押权，故对上诉人就上述出租车经营权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予支持。但上诉人仍可要求就该财产折价、变卖或拍卖所得价款等方式清偿债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四）项、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66012019280343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于2019年12月28日解除；二、限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及罚息（至2020年4月3日应付利息171809.47元、罚息2430.5元，此后按约计付至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律师费50000元；三、湖南津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范可风对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湖南津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范可风承担保证义务后，有权向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追偿）；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对湖南汇励生物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湖南汇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940.4万元股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48060元，由湖南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津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范可风、湖南汇励生物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双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1、关于上诉人是否对被上诉人质押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质押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本案中，上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分别与被上诉人衡阳津湘公司、祁东津湘公司、乔阳公司、沅陵津湘公司、华泰公司、湖南汽车城津湘公司签订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上述被上诉人以其出租车经营权向上诉人提供质押，该质押权利为出租车特许经营权，虽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但实践中，出租车特许经营权可以通过折价、拍卖等方式实现，在折价、拍卖前可以事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定受让人的条件，并事先征求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从而实现出租车经营权自身的财产价值。因此，上述《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间的担保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其中登记的方式亦应法定，该法律指的应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首先，在我国法律对出租车经营权出质登记方式未作规定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相关出租车经营权质押向有关行政机关发函，签章的行为产生设立质押物权的效力。其次，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权利质押，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相关被上诉人的经营权许可文件并未交付上诉人，相关行政部门在上诉人出具的函件上盖章的行为并非法定或正式的出质登记，不足以使不特定的公众知晓。故上诉人主张就出租车经营权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已依约主张了利息、罚息及律师费，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损失，再行向万达公司主张违约金，实为变相利息，增加了借款人的融资成本，有失公平，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050元，由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伏华审  判  员  孟庚秋审  判  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小兵书记员（兼）  刘小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