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8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冲，男，197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北姚家庄**，现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惠金，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跃进，男，198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易谏，江苏德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冲因与被上诉人王跃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2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跃进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跃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中我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王跃进系央地（杭州）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央地企业）的隐名股东，姚冲作为该企业的显名股东为王跃进代持股权，本案的股权代购协议实质上是股权代持协议，且所涉投资款均已汇入央地企业，故姚冲不是该款项的控制方和返还方。1.证人陈述和微信聊天内容、现场视频等证据完全可以认定王跃进的隐名股东身份。一审庭审中两位证人均证实到当时因听信他人说王**有内部关系，可以购买到上海复旦上科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上科）的原始股票，共二十几个人入股央地企业，目的都是通过该企业购买复旦上科的股票，因为法律对合伙企业合伙人数有限制，就把一些出资金额小的人隐名在出资金额大的人名下进行入股，其中证人茆志华是姚冲、王跃进的同事，他自认是以王大雄（合伙企业股东）名义出资的隐名股东，他与王大雄签的协议与本案王跃进与我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完全一致，当时签协议只是为了挂名，根本没有约定显名股东要为隐名股东投资后的资金安全负责，综合我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王跃进对合伙企业的人员情况比我方更清楚，甚至在2019年12月的聊天中我方请示王跃进如何去跟央地企业要求退款，王跃进表示“会给你们指导好”，事后姚冲在王跃进的安排下一起去央地企业讨要投资款（有视频为证），上述证据足以认定王跃进系央地企业隐名股东的身份。2.案涉协议中多次提到“乙方（即王跃进）代持”的字样，从协议内容来看也是股权代持协议，王跃进系隐名股东。3.我方已履行作为股权代持人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而且该投资款现已不是我方控制和占有，应当由实际控制和占有投资款的央地企业返还。我方在收到王跃进的款项后及时合并自己和其他人的投资款全部投资到央地企业，并多次催促央地企业购买相关股票，但央地企业迟迟未按事先约定购买股票，之后我方又多次要求央地企业退还投资款，但至今未还。我方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自己也是这次投资的受害者，所以王跃进的投资款应当由实际获得该款的央地企业返还。二、案涉协议条款中约定的双方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我方没有任何收益的权利，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合理、等价互利原则，显失公平，我方要求对该合同中显失公平的条款予以撤销，确认无效。1.协议第四条第2项、第3项内容全部是我方义务，王跃进的权利，我方除了为王跃进办事之外没有任何权利或利益，在此情况下要求我方为央地企业未完成购买股票行为而向王跃进承担全额还款的义务，已达到显失公平的标准，应当撤销，没有法律效力。2.签订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在同一单位，王跃进系我方直接领导，我方完全听从王跃进的指挥安排，协议内容也是王跃进委托他人起草的格式条款，不是双方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协议时，我方只知道是为王跃进代持股权，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三、从委托关系来说，鉴于双方之间实际为股权代持关系，即王跃进委托我方在工商部门登记显名股东参与央地企业，委托关系的最终利益与责任由委托人王跃进承担，双方协议约定让作为被委托人的我方返还钱款的内容与法相悖，不发生法律效力。王跃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一、姚冲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我方是央地企业的隐名股东。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只能显示因未能购得股票针对个别款项进行追讨，无任何证据证明姚冲代表王跃进持有央地企业的股权，双方之间无书面股权代持协议，也无口头意思表示。一审中，证人茆志华曾明确表示，在与王大雄签订协议时，关于发生亏损后由谁承担的问题无明确约定，也对王跃进与姚冲之间亏损承担情况不清楚，所以无法得出茆志华自认央地企业隐名股东，更无法推断出王跃进也是央地企业隐名股东。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股权代购协议不涉及任何股权代持行为，案涉协议中所指代持是通过央地企业的名义持有复旦上科的新三板股票，而非姚冲所认为的王跃进以姚冲的名义持有央地企业的股权。姚冲仅凭代持的字样就认为王跃进系央地企业的隐名股东没有法律依据，也与事实不符。三、股权代购协议中对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明确，姚冲要求王跃进向央地企业直接索要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也突破了合同相对性，不应支持。四、案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时并不存在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一审时，双方明确，股票代购价格为每股5元，而当时该股的市场价值却为每股4.5元，所以姚冲并非没有任何获利。五、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职务关系与案涉股票代购事宜没有关联性。综上，双方之间仅存在股权代持协议中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不发生任何股权代持行为。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况。在王跃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后，姚冲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致使王跃进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姚冲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返还全部投资款。王跃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王跃进与姚冲于2018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购协议》。2.姚冲立即归还王跃进代购款及税金合计本金52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52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为27846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姚冲赔偿王跃进律师费损失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姚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5日，王跃进（甲方）与姚冲（乙方）签订了《股权代购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出资购买复旦上科的股票，买入价为5元/股，购入100000股，费用合计500000元，乙方为央地企业的合伙人，代购方式为甲方将上款项支付至乙方账户，由乙方通过其合伙人的身份指令央地企业购买相应的股票并由央地企业代持，乙方进行代持代购操作；合同约定在乙方指令央地企业完成股权购买行为后与甲方签订一份确认单，如代购代持行为无法完成，乙方应及时返还甲方款项；合同还约定了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各项费用。协议签订后，王跃进于2018年7月6日支付给姚冲500000元。后姚冲又于2018年7月12日向王跃进收取了25000元购买股票的税金。至今，央地企业未为姚冲购买复旦上科的股票。一审另查明：王跃进为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8000元。庭审中，为证明王跃进实际是央地企业的隐名股东，知晓525000元被央地企业占用，并曾与姚冲一起去央地企业讨要投资款，姚冲提交了视频及微信聊天记录，王跃进对视频和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反映王跃进为隐名股东，也不能仅凭王跃进协助讨要款项而加重王跃进的责任。一审庭审中，为证明央地企业隐名股东通过显名股东向合伙企业投资购买相应股票，姚冲仅是代购，盈亏由隐名股东自己负责，姚冲申请证人黄某,4、茆志华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王跃进与姚冲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系一审笔误，应为《股权代购协议》，下同）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完成复旦上科股票的购买系姚冲的基本合同义务，若姚冲无法完成购买行为的，应当及时返还款项。因此，即便姚冲已经将相关款项支付给案外人央地企业，其因央地企业的原因无法完成购买股票的合同义务，也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与该股票的盈亏无关联性。现因姚冲的违约行为，《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王跃进要求解除上述协议，并要求姚冲返还525000元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系王跃进的实际损失，王跃进主张的计算标准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律师费8000元，双方当事人对此有所约定，并且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跃进与姚冲于2018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解除。二、姚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跃进返还525000元、支付律师费8000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以本金52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04元，诉讼保全费3220元，合计7924元，由姚冲承担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王跃进已预交的诉讼费用，由一审法院退回。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另查明，根据姚冲一审中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央地企业于2018年6月12日成立，系王大雄、黄某,4、姚冲、陈卫春、张风兵、潘跃华、上海张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姚冲出资额168万元，持股比例18.8%。上海张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1万元，持股比例0.1%。二审再查明，证人黄某,4一审中出庭陈述：王大雄、姚冲、张风兵、我，还有一个姓潘的人共同投资央地企业，是王大雄组织我们通过央地企业购买复旦上科的股票，央地企业幕后老板叫王**，王**说复旦上科的股票很好，王大雄组织我们委托王**的央地企业去买，当时王大雄说拼在一起买多点，我是单独100万元买股票，100万元以下都是几个人拼在一起买。王跃进也是一起投资的，当时他的金额不够100万元，王大雄让他打到姚冲的卡上。大家一起投资，赚了钱一起分，亏钱赚钱都是自己负责，王跃进与姚冲之间的约定我不清楚，我知道他们之间没有关于央地企业的股权代持协议。证人茆志华一审中出庭陈述：我有投资央地企业购买股票，具体操作不清楚，是跟着姚冲等十几个人一起买的，我的钱打到王大雄账户，王跃进是我原来公司的副总。我和王大雄签订了股权代购协议，和姚冲、王跃进的股权代购协议格式一样，其他合伙投资的人有没有签这个协议我不知道，当时没有说投资发生亏损由王大雄负担，对于姚冲、王跃进签约时关于亏损责任的约定不清楚，不知道姚冲与王跃进是否签订央地企业的股权代持协议。对于两位证人的证言，王跃进认为，证人证言不足以支撑姚冲的证明目的，姚冲与王跃进之间的代购协议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姚冲在没有任何股权代持的基础上，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由央地企业向王跃进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姚冲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当时有多名投资人因金额不够100万元而自发组织选择一名作为显名投资人，对央地企业进行投资、购买股票，茆志华也是隐名股东，签的协议与案涉股权代购协议完全一样，他明确表示当时并未要求为他代持的显名股东承担亏损；黄某,4也证实了盈亏自负，所有投资人对于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在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股权代购协议中关于代购代持行为无法完成时姚冲应及时返还王跃进款项的约定是否有效，姚冲应否承担款项返还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一审证人证言，王跃进有通过央地企业购买复旦上科的股票进行投资的意愿。至于姚冲与王跃进的关系及双方权利义务，应由双方举证证明。姚冲认为其收到王跃进等人的投资款后即一并汇至央地企业账户，其系央地企业的显名股东，为王跃进等人代持央地企业股份，王跃进为央地企业隐名股东。但从现有证据看，央地企业成立于2018年6月12日，在双方签订《股权代购协议》以及王跃进支付案涉款项之前，姚冲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就合伙成立央地企业以及代持股份的约定，姚冲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主张。双方在央地企业成立后，围绕股票购买及代持事宜签订了《股权代购协议》，姚冲对于该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协议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约定，应当作为认定双方关系的依据。根据姚冲陈述以及证人证言，本次投资购买股票的组织者是王大雄，姚冲认为《股权代购协议》是王跃进提供的格式文本并无证据佐证；从协议内容看，王跃进将款项支付给姚冲，姚冲作为合伙人指示央地企业购买并代持股票，如果不能完成代购代持行为，则姚冲返还相应款项，该权利义务的设置上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姚冲主张撤销相关约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双方签订的《股权代购协议》合法有效，姚冲与王跃进均受该协议约束，现姚冲未能按约完成指示央地企业代购代持股票的义务，王跃进要求其返还股票购买款项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姚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8元，由上诉人姚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