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11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平，男，1983年4月22日生，汉族，住昆明市东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祥，男，1978年11月23日生，彝族，住玉溪市新平县。上诉人高平因与被上诉人王金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427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其支付代办费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合作中，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弱点，糊弄上诉人，双方约定被上诉人的代办费为5万元，上诉人已经支付。一审判决中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被上诉人之前已经在通海收5万元代办费。对此，一审庭审中，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明两三年前在通海县旁的一个小餐馆里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一起吃饭时，上诉人拿了现金给被上诉人，当时听上诉人说金额是5万元，只是其不清楚款项的性质。由于时间长，朱某并不记得确切的时间、地点，也没有说该款项就是“代办费”，按照合理推断，朱某的证言可信度较高。双方2019年4月4日的通话录音，已证明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之前在通海收到上诉人的现金5万元。故该5万元属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代办费的事实，应予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金祥答辩称，2016年时，其确实在通海收到过对方支付的5万元现金，但这5万元并不是代办费，而是货款。此外，双方之间从没有对过账，其有电话录音和王文会的证言可以证实。原审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金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平支付2016年在新平县收购洋芋所欠王金祥的货款169688元。2.判令高平支付王金祥帮助收购洋芋的代办费66750元。诉讼中，王金祥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变更为149684元并要求高平根据尚欠代办费66750元支付自2016年5月起按年利率7.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期间，高平委托王金祥为其在新平县收购洋芋，双方口头约定洋芋收购价由高平定（随行就市），收购完成后由高平根据成交数量支付王金祥150元／吨的代办费。收购过程中，洋芋款系由高平支付给王金祥，再由王金祥支付给洋芋种植户；另外，高平将收购来的部分大号及小号洋芋交由王金祥代卖，代卖所得由王金祥直接支付给洋芋种植户以折抵洋芋款。2016年5月，王金祥与高平的侄子李正瑞曾针对高平委托收购洋芋事宜进行结算，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双方因结算及付款问题发生争议，王金祥多次向高平催款未果。双方在2016年之前已存在洋芋买卖关系，2016年之前的洋芋款已经结清。针对本案洋芋款，除双方认可王金祥收取洋芋代卖款478444元、高平委托“小陈”向王金祥转账支付26100元及高平分别于2016年拉运了1车洋芋种子、于2017年拉运了4车洋芋种子（合计88.3吨）交由王金祥折抵洋芋款176600元以外，双方对洋芋款总金额及其他付款情况均各执一词：王金祥认为洋芋款合计1160128元，除双方认可的付款情况外，高平还通过银行向其转账支付349900元；高平认为洋芋款合计1042692元，除双方认可的付款情况外，高平还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向王金祥支付445886元。针对本案代办费：王金祥陈述其代高平收购洋芋合计445吨，代办费为66750元，该款尚未支付；高平陈述代办费为50000元，且其已于2016年6月在通海县以现金方式交付王金祥。因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账目材料均提出异议，双方均表示不愿意进行相关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双方针对委托收购洋芋事宜引发的纠纷，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双方对其二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这一事实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涉及的洋芋款金额及支付对象应如何认定？二、王金祥要求高平支付代办费66750元，并支付自2016年5月起按年利率7.6%计算的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针对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王金祥主张洋芋款总金额为1160128元，并提交了五本销货清单、六本收款收据及一本工作笔记为证，高平对王金祥主张的金额及提交的工作笔记提出异议，经审查，王金祥提交的账目材料项目繁多，且记录简单、形式不规范，难以准确印证其观点，王金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洋芋款总金额以高平自认的1042692元予以认定。对于洋芋款的付款情况，双方确认的洋芋代卖款478444元、高平委托“小陈”代付款26100元及洋芋种子折抵款176600元，应在洋芋款总金额中扣减；除上述款项外，王金祥自认高平还通过其他方式向王金祥付款349900元，高平虽对该金额有异议，但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其观点，应以王金祥自认的349900元对高平的其他付款金额予以认定。综上，高平应付洋芋款总金额为1042692元，扣减已支付的1031044元，尚欠洋芋款11648元。对于洋芋款支付对象的问题，王金祥要求高平向其支付尚欠洋芋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之规定，结合本案中洋芋款的支付模式系高平支付给王金祥，再由王金祥支付给洋芋种植户，且王金祥作为受托人已向提起诉讼的部分洋芋种植户承担付款义务的实际情况，王金祥要求高平支付尚欠洋芋款的主张于法有据，但金额应为11648元。针对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高平委托王金祥为其收购洋芋并承诺支付代办费，王金祥完成了委托事务，有权要求高平支付相应的报酬。因双方约定的代办费是以洋芋数量为基数进行计算，王金祥主张按445吨来计算，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对洋芋数量进行证明，应以高平自认的50000元对代办费金额进行认定。高平辩称其已将代办费支付给王金祥，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对于王金祥主张的代办费利息，根据双方约定，高平应在收购完成后向王金祥支付代办费，但高平自2016年5月中旬收购完成后至今未向王金祥付款，客观上给王金祥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王金祥要求高平支付代办费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但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与查明事实不符，且利率标准过高，应酌情参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月1日起对代办费利息予以适当支持。依照上述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由被告高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金祥尚欠洋芋款11,648元；二、由被告高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金祥代办费5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代办费利息；三、驳回原告王金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47元，由原告王金祥负担3,206元，由被告高平负担1,341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王文会的书面证言及一份2019年4月4日10:41其与高平的通话录音，证实高平付过货款50000元，50000元不属于代办费，双方之间并没有进行过结账。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内容没有明确50000元是货款还是代办费，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一审不承认去过通海收过50000元现金，现在又改口收到了，50000元应属于代办费。对上述证据，本院将在说理部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评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5月，王金祥与高平的侄子李正瑞曾针对高平委托收购洋芋事宜进行结算，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双方因结算及付款问题发生争议，王金祥多次向高平催款未果，”错误，认为当时货款和代办费已经结算并付清，但因上诉人自身的原因，没有对此出具书面材料。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提出的异议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对高平尚欠王金祥洋芋款11648元并无异议。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确认由高平支付王金祥代办费50000元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高平委托王金祥为其收购洋芋并承诺支付代办费，王金祥完成了委托事务，有权要求高平支付相应的报酬。高平上诉称其在2016年4月已将50000元代办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王金祥，王金祥并未出据收据。王金祥认可收到过5万元，但抗辩认为支付的是洋芋货款，并不是代办费。经审查，因双方合作时间较长、帐目混乱、且未进行结算，按正常的交易习惯，代办费应该是在款项结算清楚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支付。现高平主张的已付50000元属代办费的依据不充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判决由高平支付王金祥代办费5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高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高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燕审判员 韩顺平审判员 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范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