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201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法定代理人：林某（系张某母亲），女，197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宏，河北远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住所地：河北省鹿泉区铜冶镇镇前大街**。 法定代表人：高振义，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雨，河北硕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自强路** 负责人：王翔，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雨，河北硕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铜冶卫生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10民初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在一审法院判决基础上判决二被上诉人增加赔偿上诉人103352元；二、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病历及医疗费票据等证据不符合国家关于病历书写规范，无法客观、准确认定患者治疗的过程和支付费用的情况，也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认定案件的证据”并将损失“酌定为10万元”，明显不利于上诉人，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需要康复治疗是必需的，无论是此前的生效判决或本案一审判决，还是医学会的鉴定书均包含了“胆红素脑病后遗症，继续康复治疗”的内容，自然，客观上并不存在上诉人不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情况，而既然需要康复治疗，必然会出现因康复治疗而发生的费用支出。（二）经向相关部门了解，目前存在诊疗行为性质的康复治疗和非诊疗行为性质的一般康复指导、训练，前者只能由医院或者医院性质的单位承担，后者则可以由非医疗单位承接。由于上诉人目前的状况，涉及到用药物或者医疗器械进行康复训练必要性不大，只需要在阶段性、间断性医疗康复之外，以一般康复训练即可，有医疗背景或者康复经验的社会机构完全能够满足康复需要，故此一审法院单纯的认为后续治疗费必须以能够客观、准确认定患者治疗的过程和支付情况的规范书写的病历和医疗费票据为准，显然是不妥当的，医院的康复科进行的非医疗性质一般康复训练，费用要远远高于一般的社会性质的康复机构，对于上诉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如果将全部康复治疗及训练均选择医院，支付明显要大幅度增加，上诉人为了节约费用，无奈才根据实际情况，将阶段性、间断性的康复治疗选择在医院，将一般的康复训练选择在一般社会化康复机构。一审法院将康复简单理解为诊疗行为，而忽略了康复也包含了一般的非医疗性质的康复训练继而抹杀了康复机构提供的相关证据的客观性，其结果自然是错误的。（三）上诉人提供的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站及石家庄市鹿泉区汇爱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的康复病历，其本质上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病历，而是上诉人在两家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指导及训练时的记录。上诉人也不认为该记录属于病历，但是该记录从客观上显示两家康复机构还是十分专业的，对于非诊疗性质的康复指导和康复训练进行了规范的记录，记载了康复指导、康复训练的全过程，相关的票据也能够与该机构康复训练相印证，前者开具了正规发票，虽然是补开，但是那是上诉人为了节约支出所致，后者是由于该单位客观上无法开具发票，但是收据的时间及金额与正常的康复训练的花费相对应，并无反常之处，支付的数额也是合理的。上诉人认为，两家康复机构的病历记录能够客观的反映非医疗性质的专业康复机构实施的康复训练的过程，是对于正规医疗性质的康复治疗的合理的补充，客观上也降低了被上诉人应该承担的费用，由于被上诉人不能及时清结康复治疗支出，上诉人需要垫付大量的费用，在社会化专业机构进行一般康复训练，既具有合理性，也不缺乏客观性。（四）一审法院对于康复期间的护理费合并于损失之内，并未明确护理费的数额，是不恰当的。上诉人系学龄前儿重，从4周岁到近6周岁期间的康复治疗和训练及生活期间，由于系胆红素脑病后遗症，语言发育迟缓，全身控制能差，行走跑步易摔倒，必然是全天候的有家长陪同，上诉人按照护理行业工资标准主张护理费（上诉人仅主张一个人护理的误工费）是完全合理的。（五）上诉人同时认为，虽然上诉人在主张支出时，将全部支出包含住院治疗费390元、童乐指导站康复费139750元、汇爱中心康复费48410元、交通费4075元、护理人员误工费80019元，共计272254元，按照医学会此前的鉴定书之责任比例认定（被上诉人承担60%,冶河医院20%）,要求被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但是实际上，该责任比例并非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的结论，而是被上诉人提交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制作的鉴定书，并非参照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出具的鉴定结论，该结论的客观性明显不足。按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主观过错及过错行为与损失的因果关系是责任承担的依据，那么两家医院合计承担80%的责任，另外20%责任所对应的过错在哪里？合理的治疗风险所对应的是免责条款，而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是明显的诊疗过错所致。并不超过现有医学常识，并不存在治疗和用药风险，损害后果从鉴定书中可以得知，是被上诉人漏诊不负责任所致，是典型的违反医疗常规，疏忽大意致他人损害，如果被上诉人尽到善良管理人义务，则可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对此，上诉人的监护人并无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剩余的20%责任是否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康复的概念范畴，将非诊疗行为的康复训练排除在康复之外，继而排除社会化专业康复机构进行一般康复训练、辅助医疗机构的康复治疗的合理性，进而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客观，其认定明显有失偏颇，请二审法院结合上诉人的病情及家庭情况，综合认定上诉人提供证据的合理性，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与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的答辩意见一致。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的康复费、差旅费、护理费等共计163352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诉称，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的康复费、差旅费、护理费等共计163352元。 庭审时，原告张某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一、河北省儿童医院门诊病历。证明原告注视差，运动协调能力障碍； 二、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站康复病历。证明原告因运动能力障碍等到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康复，康复的时间和康复进展； 三、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站证明一份。证明原告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在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站康复治疗，发票为补开； 四、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站公示信息。证明在尧都区城工商所注册，经营范围为脑病康复指导、康复训练； 五、临汾市尧都区童乐脑病康复指导站发票14张。证明原告康复费共计139750元； 六、石家庄市鹿泉区汇爱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康复病历。证明原告2019年6月10日至今在鹿泉区汇爱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康复训练。 七、石家庄市鹿泉区汇爱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登记证书》。证明民政局批准设立的非企业单位，免税，不开具发票； 八、石家庄市鹿泉区汇爱残疾儿童康复中心《收据》7张。证明原告康复费共计48410元； 九、汽车加油发票18张。证明原告在临汾市及汇爱康复中心支付的加油费共计4275元； 十、2018年4月12日石家庄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书》。证明被告有过错，应承担60%责任； 十一、2018年10月17日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医疗纠纷第一次诉讼时，判决被告承担60%的责任，且该判决也认定了汇爱医院收据的合法性。 针对原告张某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被告铜冶卫生院、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至证据四，该病历不能证实原告在临汾市汇爱指导站进行康复锻炼的必要性及合法性，原告张某所患疾病就目前我国现有医疗技术水平属于不可逆的医疗后果，也就是说现有的医疗水平不能改善其症状，原告所提供的在二处康复治疗经过的证据也证实这点，二处康复指导站并非我国法定的医疗康复机构，原告在该二处进行康复治疗无有效证据证实其康复治疗的实际情况及采用合法的康复形式，是用药还是仪器、医疗设备等等，均不能明确反映，病历里没有记载每日治疗的情况，不符合国家病历管理规范（2020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病历记录规范，比如病程记录，病程记录需对患者进行连续性的记录，记录医生的所见所为），对临汾市的病历只是简陋记录了2018年4月2日、7月10日、8月10日、10月10日以及12月1日，仅有5次这样的记录，违背了国家规定的记载规范，原告在该院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康复活动，效果如何无从得知，在该院所发生的一些费用也就不真实，不合法，作为卫生院来说是为社会提供诊断治疗预防机构，对原告父母想对孩子进行康复治疗的心情完全理解，但必须提供真实合法的治疗经历及所付费用，否则让卫生院承担责任是非常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对证据五的发票同上述质证意见。关于汇爱康复中心，该康复中心作为一家自负盈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是应依法纳税的，我方查阅咨询税务机关均没有原告所说那样的规定（免税），对证据九汽车加油发票，我方认为发票是真实的，但其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是瑞林市政有限公司的发票，而不是原告的发票，该发票不能证明是原告为治疗或转院而发生的费用。至于护理费，我方认为原告在二处康复指导中心进行治疗的事实不清、不真实，护理费同样不真实，我方不予认可。关于2018年鹿泉区人民法院的2915号判决书，我方认为该判决书在认定汇爱医院费用方面是错误的，我方也准备对这方面进行相应后续的法律纠错。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孕妇林某入住铜冶卫生院生产一男婴即原告张某，原告张某出生后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医院未给予及时有效治疗，造成原告张某损伤，经有关部门鉴定，铜冶卫生院存在过失，应承担主要（60%）责任。原、被告发生医疗纠纷后，2018年7月19日原告张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作出（2018）冀0110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前期的损失。现就后续治疗费问题，原告张某再次诉至一审法院。根据相关医疗鉴定结论和原告张某目前的身体状况，原告张某确需继续康复治疗，但庭审时原告提交的病历及医疗费票据等证据，不符合国家关于病历书写规范的要求，无法客观、准确认定患者治疗的过程和支付费用情况，也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认定案件的证据，因此，原告张某请求赔偿损失163352元，依据不足，但原告张某毕竟进行了疾病的治疗，造成损失，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原告张某本次诉讼的损失酌情认定为10万元，被告铜冶卫生院承担60%即60000元。被告铜冶卫生院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故原告张某的损失由被告保险公司承担57000元，被告铜冶卫生院承担60000元×5%＝3000元。一审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三日内支付原告张某保险理赔款57000元；二、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在本判决生效三日内赔偿原告张某损失3000元。案件受理费3568元，减半收取计1784元，由原告张某负担500元，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负担128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的康复费、差旅费、护理费等共计163352元，但其提供的病历等证据不符合国家关于病历书写规范的要求，无法客观准确认定患者治疗的过程和实际支付费用，与待证事实关联性不足；上诉人提供的汽车加油发票，不足以证实系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且上诉人未提供护理人员收入减少的证明，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但上诉人毕竟进行了疾病治疗，造成损失，原审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酌定其损失为十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石家庄市医学会出具的石家庄医鉴2018-1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三级戊等医疗事故，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中心卫生院承担主要（60%）责任，故铜冶卫生院应承担损失60000元，铜冶卫生院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故上诉人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承担95%即57000元，铜冶卫生院承担5%即3000元。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7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李 祥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史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