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0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春明，男，198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敬，江苏迈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荣华，江苏迈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响水县恒源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响水县汇中集团响水县住宅区。法定代表人：衡苏奎，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静，女，198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上诉人邱春明因与被上诉人响水县恒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孙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春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恒源公司、孙静承担。事实和理由：邱春明系江苏春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绿公司）二车间负责人，孙静系春绿公司的员工，与恒源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春绿公司。邱春明在一审中提供的由恒源公司向春绿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和春绿公司主要负责人出具的邱春明系公司员工的证明足以证明邱春明的身份及本案所涉货物买卖事实。一审对上述证据只字未提，仅凭恒源公司提供的邱春明签字的对账单，认定系邱春明与恒源公司发生货物买卖关系欠妥。恒源公司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孙静二审未作答辩。恒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春明、孙静支付恒源公司钢材款75714.4元；2.邱春明、孙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春明与孙静系夫妻。2017年10月13日，孙静向恒源公司出具收条两份，分别载明：“今收到恒源公司送货单2015/4/12-2016.8.18号23份，金额￥65555.40元整，2016.10.8号－2017.10.8号23份金额￥55863.90元整，春绿二车间.孙静收”、“欣富荣三车间今收到恒源建材送货单2016年11月1号－2017年7月11号26份送货单金额￥44924.30元整。2015年8月22日－2016年10月14日23份送货单金额￥43125.13元整。2017年7月28－2017年8月21号4份送货单金额￥5590元整。三车间.孙静”。2017年11月9日，邱春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总共欠恒源建材钢材款壹拾肆万陆仟贰佰元整。（￥146200元）。于2017年11月10日付伍万元（￥50000元）。2017年12月30日付伍万元整（￥50000元）。2018年1月30日付肆万陆仟贰佰元（￥46200元）。春绿二车间邱春明”。2018年3月8日，恒源公司又向春绿二车间送货9514.4元，送货单上收货单位载明“春绿化工二车间（邱总）”，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有“蒋锋”。一审另查明，2017年11月10日，孙静将一张出票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交给恒源公司，恒源公司于当日交还孙静一张出票金额为5万元的承兑汇票，并由孙静在该汇票复印件上书写“收到此承兑原件。荣臣三车间孙静”。2018年4月11日，邱春明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恒源公司货款3万元，并由恒源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春绿公司，收款方式承兑，人民币贰万元整，收款事由钢材（邱春明）。关于涉案业务往来经过，恒源公司陈述如下：涉案的货物都交给邱春明了。是根据邱春明的要求送到春绿公司二车间或都是荣臣三车间。荣臣三车间原来是邱春明和案外人孙强合伙经营的，后来两人撤伙，邱春明说春绿二车间和荣臣三车间所欠的部分货款由他支付。因为当初约定的是含税价，邱春明说付款时按照他的要求开具相应抬头的发票。后来由于邱春明长时间没有付款，我们多次催要货款，邱春明答应先对账，对账人是孙静，对账后孙静出具了相关收条并签字，邱春明又要求去掉税点后优惠了一部分，确定了一个总金额，邱春明签订了还款计划，并签字。第二天2017年11月9日邱春明说有10万元的承兑，要我们带5万元承兑来，故事实上他这次只付了5万元。邱春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我没要求恒源公司送货，应该是姓蒋的（即蒋锋）要求送货的。10万元的承兑是我申请支付的，但不是我付的，付款的时候我也不在。我没有说过春绿二车间和荣臣三车间的部分货款由我支付。我和荣臣二车间是没有关系的。涉案货款应由春绿公司支付，我是负责春绿公司二车间的，因为恒源公司和孙静对过账确认有这个多欠款金额的货款，所以我就签了春绿公司二车间。春绿公司一共有七个车间。欠条是恒源公司逼我写的。孙静陈述，我是在荣臣公司三车间和春绿公司二车间做出纳的，这两个车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时付给恒源公司10万元的承兑是我申请后付的，是为了支付春绿公司二车间的货款，多付的5万元承兑恒源公司找给我一张5万元的承兑，我交给了荣臣公司的会计了，用于支付春绿二车间结欠荣臣三车间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恒源公司以持续供货的方式发生交易，与邱春明或案外人春绿公司均未订立书面合同，恒源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邱春明主张货款，应举证证明其与邱春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邱春明主张该对账单系受胁迫出具，亦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恒源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系邱春明个人出具，邱春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受胁迫出具，也未能提供其出具该对账单系代理或代表春绿公司行为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恒源公司提供对账单足以证明案涉货款的合同相对人系邱春明。邱春明作为买卖合同的买方，理应承担支付货款。关于结欠货款金额。除邱春明于年11月9日确认的146200元货款外，2018年3月8日，恒源公司又向春绿二车间送货9514.4元货物，该送货单虽未经邱春明签字确认，但该送货单收货单位处载明“春绿化工二车间（邱总）”，并由蒋勇签字，且邱春明陈述涉案货物系蒋锋要求送货，即邱春明确认蒋锋有权收货并签字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涉案交易总金额为155714.4元，扣除已支付8万元，尚余75714.4元。关于孙静的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货款发生于邱春明、孙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现恒源公司提供的收条系孙静出具，货款也系通过孙静以交付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结合孙静其为春绿公司二车间及荣臣公司三车间出纳的陈述，加之邱春明陈述其是负责春绿公司二车间的，因恒源公司和孙静对过账确认有这个多欠款金额的货款，自己才以春绿二车间名义出具了相应的欠条，可以合理认定孙静知悉邱春明经营涉案货款业务且双方系夫妻共同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邱春明结欠恒源公司的钢材货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孙静应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邱春明、孙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响水县恒源建材有限公司货款75714.4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响水县恒源建材有限公司指定账号；或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吴江分行营业部，账号：62×××67）。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46元，由邱春明、孙静负担，邱春明、孙静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交至法院（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江支行营业部，账号：62×××66）。响水县恒源建材有限公司预交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退还。二审中，邱春明提交邱春明、孙静与春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两份，证明与恒源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春绿公司。恒源公司质证表示，恒源公司与邱春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邱春明的工作单位无关，该合同的真假与本案无关；邱春明购买恒源公司货物，送货地点有多家化工厂，公司只是送货场地；涉案欠条上没有春绿公司的盖章，与春绿公司无关，与邱春明提供的劳动合同无关。孙静质证表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二审中，邱春明陈述：1.其是春绿公司二车间的负责人，有签订劳动合同，从2017年2月份开始，至2020年5月劳动关系终止，邱春明没有投资春绿公司或持有春绿公司的股份，邱春明与荣臣公司没有关系。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公司每月补贴200元，未另行由公司缴纳社保，200元与工资一起以现金形式发放。2.孙静在2016年4月之前担任荣臣三车间的出纳，2016年4月之后不再担任荣臣三车间的出纳，2016年4月到了春绿公司担任出纳，有劳动合同，于2018年3月终止，工资基本都是现金发放，社保缴纳情况和邱春明一样，公司每月补贴200元，未另行由公司缴纳社保，200块与工资一起以现金形式发放。3.涉案争议的几笔交易之前，荣臣公司与恒源公司的交易比较多，春绿公司与恒源公司的交易比较少，邱春明没有参与其中，是仓库负责人和恒源公司直接联系的。4.邱春明解释孙静在2016年4月以后不再担任荣臣公司的出纳，但2017年相应的送货金额仍由孙静出具收条的原因时表示其不清楚。恒源公司陈述是邱春明打电话安排送货，恒源公司根据邱春明的要求有时送到春绿公司，有时送到荣臣公司，具体时间记不清。以前也付过款，都是承兑方式，没有出具收条或欠条，此前按照邱春明的要求开具的发票抬头是春绿公司。二审另查明，一审于2020年4月14日组织的证据交换中，邱春明和孙静的代理人陈述邱春明和孙静与春绿公司之间均无劳动合同。一审于2020年4月22日组织的庭审中，一审要求邱春明于庭后5日内提交劳动合同，逾期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邱春明表示清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恒源公司因涉案买卖合同事宜诉至法院。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是邱春明还是春绿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邱春明虽主张涉案欠条上注明春绿二车间邱春明，相应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恒源公司与春绿公司之间。但涉案欠条由邱春明出具，2018年3月8日的送货单指向收货人也是邱春明，邱春明提供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恒源公司买卖合同相对方系邱春明以外的案外人。一审中，邱春明的委托代理人经法院询问，陈述邱春明与春绿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邱春明本人经法院要求未提供劳动合同。二审中，邱春明虽提交了其与春绿公司的劳动合同，但鉴于邱春明一审举证情况及相关陈述，邱春明应提交工资流水或社保缴纳记录佐证其与春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邱春明未能提交，故本院对邱春明关于其与春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观点不予采纳。一审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邱春明，由邱春明承担支付货款义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邱春明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2元，由上诉人邱春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军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姚冰馨书 记 员 严苏徽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