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天港大厦******。负责人：黎明，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莹，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琼尹，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陈鑫毅，男，1987年3月15日，黎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国，男，黎族，1958年12月20日生，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系陈鑫毅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贵州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民主路**楼**/div>法定代表人：何波。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鑫毅、贵州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房开）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4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鑫毅、利安房开承担。事实和理由：1.《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的权利人为罗大昌，陈鑫毅不是提起执行异议的适格主体。陈鑫毅提交的《受赠公证书》，该公证行为仅为陈鑫毅单方受赠行为，并不能证明赠予行为真实存在。2.罗大昌与利安房开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的具体位置为A幢一单元11-A2户型，未明确为本案案涉房屋A1-22-2，其协议确定的房屋面积也与案涉房屋不一致，不能认定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特定的房屋”的约定。3.陈鑫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情形。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4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2．准许执行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中环商业广场A幢1单元11层2号房。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鑫毅、利安房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9日，陈鑫毅之舅父罗大昌与利安房开签订《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利安房开对罗大昌被拆迁的房屋进行产权置换，置换后的房屋位置为中环商业广场中环A幢一单元11-A2、12-A2户型，置换房屋面积在180平方米以内被拆迁人不需要补差价。2013年5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公证，罗大昌将其获得的拆迁安置房中的A幢1单元11-A2住房赠与给陈鑫毅。2016年9月26日，利安房开向陈鑫毅交付房屋，房屋实际编号为中环商业广场A幢1-11-2号，陈鑫毅已实际使用该房屋。2016年3月2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9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在价值人民币13937.91万元范围内，对被告贵州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顺恒法投资有限公司、何波、黄妮、陈东泉、张刚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3月2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安顺市房屋产权管理处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本案案涉房屋，期限为2016年3月29日至2019年3月28日。2016年5月24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利安房开偿还申请执行人债务10000万元并赔偿损失，同时申请执行人对利安房开开发的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中环商业广场A号楼1-24层在建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等。2018年7月2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执恢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的（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由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黔04执417号立案执行，并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黔04执41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对案涉房屋续封三年，自2019年3月7日至2022年3月6日。陈鑫毅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4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支持陈鑫毅的异议请求，中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收到（2019）黔04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后，于2019年12月6日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要求继续执行涉案房屋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在收到（2019）黔04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后十五日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针对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明确被拆迁人对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的补偿安置房屋享有的权利优于房屋买受人。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前述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商品房买受人对房屋所享有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买受人在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的相关条件下,享有排除担保物权人执行涉案房屋的权利。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房屋享有的权利优先于房屋买受人。具体到本案，罗大昌的物权在拆迁之前本已存在，但基于城市规划等因素同意拆除房屋，如被拆迁人选择以产权置换形式进行补偿的，其物权的延续应予优先保护。另，罗大昌与利安房开签订《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系在涉案房屋查封之前，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被拆迁人（即案外人罗大昌）对补偿安置房屋（即涉案房屋）享有优先于担保物权人并排除执行的权利。又因案外人罗大昌已将涉案房屋赠与给陈鑫毅，陈鑫毅由此获得对涉案房屋的物权期待利益，可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诉称案外人罗大昌与利安房开签订《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时并未约定明确的房号，且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房面积与涉案房屋面积不同。经查，案外人罗大昌与利安房开虽未明确约定具体房号，但已经明确楼栋号和楼层号，且根据该栋楼户型图可知，每层楼的五套房均为不同户型，故在已明确楼栋号、楼层号及户型的情况下，足以认定安置房已经特定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的“特定的房屋”，如上所述，本案陈鑫毅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综上所述，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的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与利安房开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用利安房开所有的位于安顺市在建工程（住宅14216.69㎡，商业5573.69㎡）及其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向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并于2013年12月1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再查明，2013年5月28日，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出具了《受赠公证书》，公证事项是受赠，内容为：兹证明陈鑫毅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的前面的《受赠书》上签名、按手印，并表示知悉受赠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愿意接受舅舅罗大昌、舅母王治明赠予的共同共有坐落于安顺市住房一套。受赠人的受赠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陈鑫毅对案涉房屋是否享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陈鑫毅之舅父罗大昌与利安房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拆迁人基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房屋享有的权利，优先于普通购房消费者对房屋享有的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的规定，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普通购房消费者对房屋享有的权利，优先于建筑工程承包人对房屋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也优于债权人对房屋享有的抵押权。据此，陈大昌基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优先于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抵押权。本案中，陈鑫毅提交的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出具的（2013）黔安市黄证民字第1038号《受赠公证书》，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公证效力，应认定受赠有效，陈鑫毅获得了关于案涉房屋的民事权益，其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因此，陈鑫毅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主张，案涉《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未明确房号，且协议确定的房屋面积也与案涉房屋不一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的“特定的房屋”。本院认为，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房屋尚未拆迁，补偿安置房屋尚未修建，具体房屋编号尚未确定，且房屋编号在房屋交付前均存在更改可能，因此，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时难以明确补偿安置房屋具体编号。另，房屋建成后的实际面积与建造之初的设计面积存在差异，是普遍存在且符合常理的。本案中，双方约定了补偿安置房屋的具体楼层、具体面积以及房屋户型，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的“特定的房屋”。案涉房屋实际面积与协议面积虽有差异，不影响案涉补偿安置房屋的特定性。故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该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不能成立。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主张，陈鑫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情形。本案中，陈鑫毅因拆迁安置对案涉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无需要求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即可认定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长城资产安顺分公司该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长城资产贵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传   毅审判员 干秋晗审判员潘育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任婧书记员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