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3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825025571。法定代表人：班诺特·勒布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喜林，上海江三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强，男，198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缘媛，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5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特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朱喜林，被上诉人李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特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特高公司不支付李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1734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内部规章》第十章理解错误。李强担任重庆时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进公司）控股股东及监事的行为，符合《内部规章》第十章中有关禁止从事与特高公司利益相冲突行为的规定。2.《内部规章》合法有效，应当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李强同时触犯其中多个条款，严重违反《内部规章》的规定，特高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3.特高公司得知李强违纪后，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未违反《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4.一审判决偏离了当下平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权并重的裁判理念。李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特高公司向李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万元（2万元×8.5×2）；2.本案诉讼费用由特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特高公司系于2005年11月2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批发。2011年4月1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李强在特高公司从事质量工程师工作，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4月11日起至2014年4月11日止。2014年4月1日，双方续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2017年3月8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5月20日，特高公司发布《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主要载明：现印发2016年版《内部规章》（草案），向全体员工征求意见，员工查阅草案途径为电子邮件和告示板，员工对草案如有个人建议或有不明之处，可随时以书面形式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出，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18:00，公司将采纳合理建议，完善《内部规章》，特高公司有15名员工（除李强外）签字确认已收到公司的《内部规章》（草案）。2016年7月14日，李强在《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上签字，确认已经收到并知悉特高公司于2016年6月1日颁布的2016年版《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同意并将遵守前述规章制度中的所有规定。其中，《内部规章》第十章“奖惩制度”规定，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行为，特高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4月30日，特高公司向工会出具《关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通知》，主要载明：因严重违反公司《内部规章》（2016年版）第十章的规定，即“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公司决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解除李强的劳动合同，特此将以上解除理由告知工会。同日，特高公司向李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主要载明：你违反了公司《内部规章》（2016年版）第十章的规定，即“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你的劳动合同，以上理由和决定已事先通知工会。同时查明，2014年7月23日，时进公司依法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运，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人力搬运，货运代理，货物分拣，包装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李强系时进公司控股股东，并于2017年5月11日成为时进公司监事。时进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1日、2016年7月1日、2017年6月20日、2018年6月20日和2019年5月21日连续五次与特高公司签订《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2016年3月15日，时进公司与特高公司签订《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另查明，李强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平均工资为19513.74元/月。2019年5月10日，李强以特高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万元。2019年6月25日，该委向李强出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2019年6月27日，李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强对特高公司举示的《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及《道德规范培训会签到表》三份证据中“李强”的签字表示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后李强撤回其中对《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证据中“李强”的笔迹鉴定。2019年11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9]鉴字第43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依据现用样本，不能确定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20日”的特高公司《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原件第2页序号“14”对应的签字栏中“李强”署名字迹是否李强所写。2.依据现有样本，不能认定起止日期为“2018.3.30”至“2018.3.31”、关于“核心价值观及道德规范”教育的《培训签到表》原件第1页序号“6”对应的签字栏行中的前三个“李强”署名字迹是否李强所写；倾向认定第四个“李强”署名字迹是李强所写。为进行司法鉴定，李强支出鉴定费用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特高公司是否应支付李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争议焦点在于特高公司单方解除与李强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特高公司以李强严重违反公司《内部规章》第十章“奖惩制度”的规定（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为由，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之规定，单方解除与特高公司的劳动关系。首先，特高公司《内部规章》第十章“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的规定在理解上存在歧义，应当做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上述规定中“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既可以理解为“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又可以理解为“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由于用人单位系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有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的义务，因此在对规章制度的理解有歧义时，应当做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也即上述规定表达了三种行为：1.兼职；2.干私活；3.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其中第3种行为又分为两种行为：1.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2.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而且，从上述规定的中文语法结构来分析，将其做此种解释也更为符合语法逻辑。本案中，李强投资设立时进公司并成为股东和监事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行为”暂且不论，李强在从事上述行为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盗用特高公司名义的行为，依照上述理解，李强的行为并不构成特高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严重违纪行为之“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行为”，因此特高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单方解除与李强的劳动关系。其次，李强担任时进公司股东及监事的行为是否构成“兼职、干私活”。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通过上述规定可知，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如果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不属于公司职工的情况下，其监事身份必然是基于股东身份而衍生的。具体到本案而言，李强投资设立时进公司，基于投资行为而获得股东身份，又基于股东身份获得监督职责从而成为公司监事，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李强与时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李强不属于时进公司员工，则其监事身份只能是基于其股东身份而来，因此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投资行为或基于投资行为而衍生的结果。同时，“兼职、干私活”虽然并不必然以劳动者与第三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也不能对“兼职、干私活”做广义解释，否则将会限制劳动者的行为自由，对劳动者不公。本案中，李强投资设立时进公司以及基于投资行为而获得了股东和监事身份，李强并没有在时进公司从事与时进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的行为，从狭义解释来看，李强的行为并不构成“兼职、干私活”，本质上仍然属于投资行为的范畴。再次，特高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劳动者“兼职、干私活”，用人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也即，只要劳动者的行为不会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规则，当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只有在其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才享有单方解除权，那么当劳动者具有“兼职、干私活”的行为但并没有与第三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时，用人单位更加没有权利直接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李强与时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即在李强与时进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李强投资设立公司以及成为股东和监事的行为，即使可以将其认定为“兼职、干私活”，特高公司也没有权利直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而且，本案亦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李强的行为会对其完成特高公司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从特高公司与时进公司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来看，两个公司在业务上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从特高公司举示的双方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及《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来看，也不能证明两个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冲突或竞争关系。事实上，李强作为特高公司单位员工，同时又是特高公司合作公司的股东及监事，这种双方身份并不必然会对李强完成特高公司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如特高公司所述，两个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必然会有议价，议价时即会产生利益冲突，但是在特高公司与时进公司谈判并多次签订《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及《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的过程中，没有证据显示李强曾多次代表特高公司的利益直接参与了上述过程，因此特高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如前所述，特高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劳动者“兼职、干私活”，用人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特高公司不能以违反法律规定的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最后，时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是否属于用人单位应当知道的情形。作为一种工商登记信息，虽然属于一种公示信息，但是用人单位并没有义务主动查询其员工名下是否注册了公司，相反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诚义务，决定了劳动者有主动告知的义务。但是，本案中，时进公司与特高公司从2015年即开始合作，一直到2019年特高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依然存在合作关系，从常理上来分析，时进公司作为特高公司长期稳定的商业合作伙伴，特高公司理应对时进公司的基本情况知情，而李强系时进公司股东兼监事的信息，可以认定属于时进公司的基本信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特高公司理应知晓其长期商业合作伙伴的基本信息包括股东及监事的信息，特高公司在应当知道其商业合作伙伴的股东和监事同时又是特高公司员工的情况下，一直未提异议，根据《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之日起一年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处理的，不再追究该违章责任，也即即使特高公司享有解除权，在特高公司与时进公司合作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特高公司的解除权也已经因为超过除斥期间而消失。综上所述，特高公司的单方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应当向李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李强于2011年4月11日入职，2019年4月30日特高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李强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平均工资为19513.74元/月。因此特高公司应支付李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331734元（19513.74元/月×8.5个月×2，四舍五入到元）。关于司法鉴定费用5000元的负担问题。参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四十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先行垫付，案件处理终结后，由鉴定结果对其不利方负担。鉴定结果不明确的，由申请鉴定方负担。本案中，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结果来看，鉴定结果对其不利方和申请鉴定方均为李强，因此将鉴定费用分配给李强负担更为合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1734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司法鉴定费用5000元，由李强负担。”二审中，特高公司举示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附件Ｔｒｉｇｏ集团道德公约、电子邮件，拟证明李强有关于利益冲突申报规定是知晓的。二审庭前询问过程中，李强陈述其没有申报义务，也没有进行过申报，与特高公司规章制度违背。李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邮箱是发给董某的，并没有发给李强，李强并不清楚。邮件显示的“董某”，是否是特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某不清楚。对关联性也有异议，即便发给董某，并不代表每位员工都清楚，邮件发送的时间是李强受让时进公司股份之后。李强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1.《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拟证明李强作为时进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其身份没有对在特高公司的工作产生任何影响，2020年6月双方还签订了新的服务合同。2.董某提供的书面证明，拟证明李强投资时进公司并担任监事一事，特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某已经知晓，李强告知过该情况。特高公司质证认为，1.认可证据1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因重庆汽车产业大幅萎缩，特高公司的业务相应下滑，重庆区域仅需少量仓储配送服务。考虑到时进公司报价还算公允，同时免去另行选择其他供应商的麻烦，基于商业考量，特高公司选择继续与时进公司合作，但这并不代表特高公司认可李强曾经作出的违反公司规章及职业道德的行为。2.证人董某未到庭，且未到庭的理由不能成立。董某与特高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书面证言不应采信。审理中，李强以董某为法国籍华人，经常往返中法两国之间为由，当庭申请董某以视听传输方式作证。本院认为，李强提出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证人董某也未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向本院提交申请书。因此，本院已当庭告知对李强提出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对双方于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均不应采信。理由：1.特高公司举示的相应文件是其发送给董某的电子邮件，不能证明李强知晓相应文件的内容。2.李强举示的服务合同系特高公司与时进公司达成的协议，与本案特高公司与李强的劳动争议不具有关联性。即使特高公司在解除与李强之间的劳动关系后，仍选择与时进公司签订协议，但商业合作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不能以此推定特高公司对李强过往的行为予以认可。3.证人董某无法定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其书面证言依法不应采信。二审查明：特高公司与李强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李强承诺遵守特高公司的《员工手册》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意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以其全部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公司指派的任务，严保企业秘密维护公司声誉和利益。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特高公司解除与李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该问题涉及特高公司制定的《内部规章》的效力，《内部规章》中争议条文的理解，李强有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以及特高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有无超过除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特高公司于2016年颁布的《内部规章》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向李强公示。其中第十章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包括：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完成劳动任务，遵守劳动纪律和执业道德是劳动者的基本法律义务。《内部规章》第十章的规定意在强化劳动纪律、执业道德，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内部规章》可以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特高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对《内部规章》第十章中有关“禁止劳动者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的理解有误。本院认为，对规章制度中具体条文的理解，应当结合其使用的词句的惯常含义、制定相应条文的目的，确定其真实意思。上述规定中“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与“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属并列语句。一审法院认为，“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应以“盗用公司名义”为前提，与惯常理解不符。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李强承诺“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以其全部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公司指派的任务，严保企业秘密维护公司声誉和利益。”该约定可佐证《内部规章》第十章的规定意在强化劳动纪律和执业道德，维护公司权益。劳动者未盗用公司名义从事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行为，同样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应予禁止。基于对《内部规章》中上述争议条文的理解，可以确认李强从事了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李强既是特高公司的质量工程师，又是时进公司的控股股东及监事，并代表特高公司与时进公司签订过仓储配送服务合同。无论上述合同的定价是否合理，李强的上述行为均属于从事与本公司利益相冲突的行为，违反了劳动者应尽的忠诚义务，应获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因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诚义务，故决定了当劳动者从事与用人单位利益相冲突的行为时，应负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因特高公司并无主动获悉时进公司股东及其监事身份等信息的法定义务，故即使特高公司与时进公司合作时间较长，亦不能据此推定特高公司已知晓李强是特高公司的控股股东及监事。因李强未举证证明其如实向特高公司告知其在时进公司担任控股股东及监事的事实，故不能认定特高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时，已过一年除斥期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57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司法鉴定费用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李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乔 艳审 判 员  吴学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汪 骞书 记 员  陈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