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南通纪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工业集中区（孙家桥村**）。法定代表人：孙红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苏娟，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法定代表人：蒋根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爱娟，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南通纪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苏0612民初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纪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长城公司支付我司钢材款本金1734998.03元及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月31日为1391008.4元，并自2020年2月1日起以实际结欠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驳回长城公司要求我司赔偿89401.1元损失的诉请；诉讼费由长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朱明系长城公司项目负责人，其与长城公司无劳动合同关系，但与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能够代表公司从事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行为，包括签约行为。本案的还款协议中提高利率标准的约定并非凭空而来，亦未对合同作出重大变更，双方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相加换算后并不低于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利息标准，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仅是对购销合同中不便于计算的约定进行了换算调整，总体上并未增加长城公司的财务负担。案涉协议由朱明签字，又由签订主合同的委托代表人殷启清签字见证，强化了朱明能够代表公司行使相应行为的身份认同。殷启清亦陈述结算对账由朱明负责，我司有理由相信朱明的签字行为能够代表长城公司而非其个人行为。2.关于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为含17%增值税价，在合同签订时，当事人无法预测到税率会调整，故该17%并非双方可以随意约定的内容，仅表明合同价为含税价，案涉合同价格会随行就市，并非固定价，价格的调整变化中已考虑到增值税率的减少，我司亦不会因税率调整而获利。税收系国家法定征收，并非交易双方可通过约定控制，一审判决违背税法规定。长城公司辩称：1.朱明和纪氏公司签订的还款计划对我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朱明系项目负责人，我司并未授权其变更合同重要条款，其对利息的变更加重了我司的财务负责，其行为系无权代理。2.关于抵扣税的问题，双方合同价格均为包含17%增值税的价格，在双方合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的调整会导致货物本身价格上涨，违背了双方合同对价格约定的本意。增值税税率调低导致纪氏公司获利，而我司减少了抵扣税的金额，造成的损失应由获利方赔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纪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城公司给付尚欠的钢材货款本金1734998.03元，及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止按月利率2.4%计算的利息1391008.40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长城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纪氏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判令长城公司给付律师费损失40000元；变更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息为自2018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长城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纪氏公司赔偿抵扣税损失89401.1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纪氏公司开具金额为921898.50元、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判令纪氏公司给付律师费20000元；4.反诉费用由纪氏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长城公司变更其第2项反诉请求为：判令纪氏公司开具金额为921898.50元、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赔偿该部分抵扣税损失金额2789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8日，长城公司（甲方）与纪氏公司（乙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因位于常熟碧桂园紫辰名筑项目所需向乙方采购钢材，钢材供应价格随行就市按送货当日“上海西本新干线上海建筑钢材交易指导价上浮100元每吨”为结算价格，双方结算按送货当日甲方签字后的送货单为双方结算依据；合同价格均为含17%增值税价；乙方按甲方指定工程地点送货，甲方项目负责人朱明，指定收货人陈娟，上述人员的签收均已得到甲方授权，收货人按实际到场数量签收并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约定每两个月结付一次货款，即次月30日前付清本月1号至次月30号期间所供货款给乙方，如未按以上约定付款从应付款该月30号开始按月息1.2%计算利息给乙方直至甲方付清全部款为止，利息部分不开票，以现金方式每月支付；双方每月30号以乙方的送货单为依据对账，甲方需在对账单上加盖项目章或对账人员签字，如甲方拒绝对账，则乙方可凭甲方指定人员签收的送货单向甲方主张付款；甲方指定对账人员为陈娟、孟现仁（最终对账单以陈娟签字为准）；甲方如有应付款以及应付利息，在甲方每次付款时，必须先结清利息，再抵充货款；如甲方没有按合同付款，期限超过一个月，则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停止供货并单方终止合同，甲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对未付款部分按2元每吨结算违约金给乙方；如有一方违约，应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支付的律师费、调查费、交通费、诉讼费等费用。长城公司委托人殷启清代表甲方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双方共计往来金额为9807046.18元，长城公司已付货款8072048.15元。纪氏公司已向长城公司开具价税共计金额为8885147.6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用于抵扣，具体开票情况如下：1.2018年5月4日开票价税合计1154386.15元，票号03799563，金额995160.49元，税率16%，税额159225.66元；2.2018年5月4日开票价税合计1143389.46元，票号03799564，金额985680.56元，税率16%，税额157708.90元；3.2018年5月23日开票价税合计1123362.73元，票号35039204，金额968416.14元，税率16%，税额154946.59元；4.2018年5月23日开票价税合计1136633.50元，票号35039205，金额979856.46元，税率16%，税额156777.04元；5.2018年5月23日开票价税合计774272.54元，票号35039206，金额667476.33元，税率16%，税额106796.21元；6.2018年5月23日开票价税合计417598.77元，票号35039207，金额359998.94元，税率16%，税额57599.83元；7.2018年9月27日开票价税合计1029502.61元，票号35726114，金额887502.25元，税率16%，税额142000.36元；8.2018年9月27日开票价税合计1059837.95元，票号35726115，金额913653.41元，税率16%，税额146184.54元；9.2019年8月28日开票价税合计1046163.97元，票号56613976，金额925808.84元，税率13%，税额120355.13元。期间，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18年4月4日发布“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通知载明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的，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于2019年3月20日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公告载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的，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规定，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应当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发布的解读第三问为：2019年4月1日降低增值税税率政策实施后，纳税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如何处理？解答为：本公告第二条明确，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应当按照原16%、10%适用税率补开。双方合同履行期间，长城公司项目负责人朱明与纪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红霞于2019年1月27日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该还款协议载明：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纪氏公司”，截止2019年1月27日，甲方尚欠乙方钢材货款2734998.03元，利息715838.54元，甲方承诺在2019年3月底付款1000000元，余款及利息于2019年8月前付清，利息按月息2.4%计算，提前付款，利息按实结算，其他条款按双方合同约定。朱明在还款协议甲方签章处签名，殷启清在还款协议见证处签名。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长城公司尚欠纪氏公司钢材货款本金1734998.03元。同时，长城公司认可截止2020年1月31日，如按月利率1.2%计算尚欠纪氏公司利息695504.20元。本案诉讼过程中，朱明、殷启清于2020年3月4日分别出具了情况说明，载明其在还款协议上的签字行为代表其个人，并未得到长城公司委托授权。为本案诉讼，纪氏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与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元；长城公司于2020年3月8日与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纪氏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纪氏公司向长城公司供货后，长城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纪氏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长城公司尚欠货款1734998.03元未能按约支付，已构成违约，应及时支付上述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纪氏公司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已超过长城公司已付款金额，其未能开具合同中约定的税率为17%的发票系因国家税率政策的调整，不应因此认定纪氏公司构成违约。对于长城公司主张的要求纪氏公司开具价税合计金额为921898.50元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承担因此导致的长城公司抵扣税损失的请求，纪氏公司认为13%的税率是由税务部门规定的，其现仅能开具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引起长城公司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长城公司主张纪氏公司开具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承担长城公司因此产生的抵扣损失未获纪氏公司认可，不产生变更相关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故纪氏公司仍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税率应以税务部门核定为准。对于长城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损失，双方合同中未有约定，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纪氏公司主张的利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如长城公司未按约定付款则从应付款该月30号开始按月息1.2%计算利息给纪氏公司直至付清全部款项为止，长城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9年1月27日的还款协议中关于利息的约定是否对长城公司具有约束力。纪氏公司认为，还款协议对长城公司具有约束力，案涉合同项目负责人朱明及合同签约委托人殷启清均为长城公司人员，并且是案涉项目的经办人员，其有权代表长城公司行使相应的合同行为，该还款协议系朱明、殷启清与纪氏公司协商后签订，该两人的签字行为能够代表长城公司，纪氏公司也有理由相信该两人能够代表长城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长城公司承担。长城公司认为，还款协议对长城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朱明在还款协议上的签字属于无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约定了朱明的权限，并未授权朱明变更合同条款，还款协议对利息的约定变更了合同约定，加重了长城公司负担，纪氏公司明知朱明无权限仍与其签订还款协议，主观上存在恶意，而殷启清仅作为见证人在还款协议上签字证明见证朱明的签字，并非表示同意，且朱明与殷启清均已出具情况说明，表明在还款协议上的签字仅代表其个人，并未得到长城公司委托授权。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合同系长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纪氏公司签订，合同中明确朱明仅系案涉合同项目负责人，并载明了指定收货人、指定对账人员等，殷启清作为长城公司委托人签订合同并加盖长城公司公章。对于签订还款协议，朱明或殷启清并未有长城公司的明确委托授权，系属无权代理行为。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之一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外观上足以使作为理性人的相对人有理由地信赖行为人拥有代理权，此间相对人必须是善意无过失的。本案中，朱明和殷启清虽均属长城公司人员，在案涉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亦均有特定身份，但其“身份”在合同中均有体现，即朱明为项目负责人，殷启清为签订合同代表人，对此纪氏公司应系明知的。在此情况下，纪氏公司仍与朱明签订了还款协议，对利息约定进行了重大变更（该利息约定的变更仅增加了长城公司的财务负担，而与具体的工程施工无关），且在还款协议签订后并未要求长城公司进行追认，与双方一般交易习惯相悖（签订合同时由殷启清作为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长城公司公章），纪氏公司作为理性的交易相对人仅因朱明系案涉合同项目负责人就信赖朱明具有代理权进而签订还款协议，显然存在重大过失，故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此外，纪氏公司与朱明签订的还款协议未能得到长城公司追认，故对长城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利息部分，仍应按双方合同约定标准计算，截止2020年1月31日的利息为695504.20元，并应自2020年2月1日起以实际结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对于纪氏公司主张的超出部分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纪氏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损失40000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于法不悖，予以支持。关于长城公司主张的抵扣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购买商品时所支付的税款可用于抵扣。本案双方合同价格均为含17%增值税价，即包括了货物本身的价款金额及17%的税额。在双方合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因规定调整为16%或13%，即增值税税额下降，则货物本身的价款金额势必上涨，与双方合同对于价格约定的本意相违背。纪氏公司因此获利，而长城公司则因此减少了抵扣税金额，造成的损失应由获利方即纪氏公司予以赔偿。对于纪氏公司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用于抵扣的货款8885147.68元，按合同约定的税率应产生的税额为1291004.36，现实际税额为1201594.26元，差额为89410.10元。对于长城公司反诉要求纪氏公司就已开票部分赔偿抵扣税损失89401.1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其主张的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尚未开票部分可能造成的损失，尚不确定，本案暂不予处理。据此，一审判决：一、长城公司支付纪氏公司货款本金1734998.03元及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月31日为695504.20元，并自2020年2月1日起以实际结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长城公司赔偿纪氏公司律师代理费损失40000元；三、纪氏公司赔偿长城公司损失89401.10元；四、纪氏公司向长城公司开具票据金额（价税合计金额）为921898.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以国家税务部门核定为准）；上述一、二、三、四项，限纪氏公司、长城公司分别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纪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长城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等。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纪氏公司主张欠付货款的利息按月息2.4%计算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纪氏公司是否应当赔偿长城公司开票损失89401.1元。本院认为，本案中朱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纪氏公司主张按照还款协议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不能成立。双方合同明确约定含税价格，现增值税税率下降，纪氏公司理应赔偿长城公司相应的损失。具体分述如下：1.关于案涉利息的认定。纪氏公司认为朱明签署还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故其主张欠付货款的利息应按照案涉还款协议约定的利率计算，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即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首先，朱明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案涉还款协议载明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但落款处由朱明签字，且未加盖公司公章，结合朱明签约时未提交长城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长城公司亦否认其授权朱明对外签约，故朱明与纪氏公司签订案涉还款协议系无权代理行为。其次，朱明与纪氏公司签署案涉还款协议时不足以使纪氏公司相信其有权代表长城公司。纪氏公司认为朱明有权代表长城公司理由是朱明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由殷启清作为见证人签字，而殷启清为两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长城公司的代表。案涉购销合同由长城公司委托人签字后还加盖了公司公章，其中亦明确了朱明的身份仅为项目负责人，而非长城公司委托签署购销合同的人员。而殷启清作为见证人，仅是证明签订合同行为的真实性，不能印证朱明有权代表公司，故纪氏公司陈述的事实不足以成为案涉还款协议签订时其有理由相信朱明有权代表长城公司的依据。最后，纪氏公司存在过错。案涉还款协议变更了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利率，加重了长城公司的义务，纪氏公司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签订协议时，纪氏公司未审查朱明有无代理权，事后也未要求长城公司予以确认或者追认，其未尽到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具有明显过失，不属于善意无过错的相对方。综上所述，朱明的行为不属于表见代理。案涉利息的计算应以两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准，纪氏公司依据还款协议约定的利率主张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是否需要赔偿开票损失的问题。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按照销售额和税率计算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为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案涉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价格均为含17%增值税价，可见合同约定的价格系销售额加增值税额。现税率下降至16%及13%，则纪氏公司的销项税额相应降低，而销售额即商品价格增加，长城公司的可抵扣金额亦相应减少，与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约定相违背，故在此情形下，纪氏公司应赔偿长城公司相应的损失。一审依据纪氏公司已开具并用于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判决纪氏公司赔偿长城公司抵扣税损失89401.10元并无不当。综上，纪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2元，由上诉人南通纪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琰审 判 员  沙 楠审 判 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 莹书 记 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