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1行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南京市雨润大街****。 法定代表人范清，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刘应龙。 委托代理人周鸣，江苏苏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继军，男，1959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代理人华东，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焦亦翾，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京芭芭拉教育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苍山路** 诉讼代表人丁添。 委托代理人屈雯，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蕊，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因与被上诉人胡继军、原审第三人南京芭芭拉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芭拉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2行初13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4日，南京芭芭拉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芭拉文化公司）在原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相应职权由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承继，以下均称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处登记成立，登记地点为南京市建邺区苍山路16－3号，注册资本为50万元，登记股东为宋宝亮、朱苗苗。 2016年1月26日，芭芭拉文化公司委托案外人李翠平向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将公司名称由“芭芭拉文化公司”变更为“芭芭拉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变更为“5500万”，股东由“宋宝亮、朱苗苗”变更为“宋宝亮、朱苗苗、郑德胜、方一苗、刘丹岩、胡继军、宋宝进”，并对经营范围进行部分调整。同时，李翠平提交了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公司章程修正案、郑德胜、方一苗、刘丹岩、胡继军、宋宝进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2016年1月28日，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2016年12月28日，经芭芭拉公司委托，案外人李翠平第二次向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增加启晨（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芭芭拉公司的股东，并提交了申请登记变更的相关材料。2016年12月30日，建邺区市场监管局经审核后向李翠平发放了新的营业执照，并对芭芭拉公司的股东登记进行了变更，变更登记为“宋宝亮、朱苗苗、郑德胜、方一苗、刘丹岩、胡继军、宋宝进、启晨（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另查明，在案外人李翠平于2016年1月26日向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提交的第一次变更登记材料中，其中有胡继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有“胡继军”签名字样。在案外人李翠平于2016年12月28日向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提交的第二次变更登记材料中，其中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有“胡继军”签名字样。 又查明，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苏0105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针对芭芭拉公司的破产申请，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苏0105破5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担任芭芭拉公司的管理人。 胡继军向原审法院申请对2016年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12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胡继军”签名字样进行鉴定，鉴定是否真实、是否为胡继军本人所签。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经原审法院委托，对上述签名进行了鉴定，经对比胡继军提供的包括劳动合同书上的签名、其当场书写签名等7份样本，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了金陵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401号《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为：2016年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12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胡继军”签名字样与样本上的“胡继军”的签名非同一人的笔迹。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建邺区市场监管局系芭芭拉公司的原登记机关，对于芭芭拉公司申请的变更登记事项，依法具有相应的办理职权与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该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本案中，芭芭拉公司的前身芭芭拉文化公司于2012年5月14日在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处登记设立。2016年1月，芭芭拉文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建邺区市场监管局申请进行变更登记，提交了授权委托书、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公司章程修正案、郑德胜、方一苗、刘丹岩、胡继军、宋宝进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依据申请人提交的上述申请材料，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涉案公司变更登记行为，准予芭芭拉文化公司变更登记芭芭拉公司，并对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登记。该变更登记行为，具有相应材料，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本案中，虽然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接收了芭芭拉公司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依法进行了公司变更登记，但结合胡继军的在案陈述、相关申请材料上“胡继军”的签名鉴定报告等材料，能够认定芭芭拉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中“胡继军”的签名并非胡继军本人所签，该相关签名材料系虚假材料。虽然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在答辩及庭审中，称不能仅从备案登记上的签名来否认胡继军的股东身份、不排除胡继军与芭芭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密切关系等，但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胡继军对公司变更登记知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胡继军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芭芭拉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也未能作出有效、充某的证言以证实胡继军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在目前情形下，应认定胡继军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冒用身份证用于公司变更登记，该冒用行为侵害了胡继军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必要的影响。在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不同意主动更正或撤销变更登记的情况下，虽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在变更登记时已经依法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亦应认定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在变更登记时将胡继军登记为芭芭拉公司股东的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应予撤销。同时，鉴于胡继军否认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有关“胡继军”签名字样系其所为，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对该主张予以否认，致使需通过司法鉴定以判别真伪，胡继军为此支付了鉴定费用3400元。因鉴定结果认定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有关“胡继军”签名字样非胡继军所写，证实胡继军所述为真，故该鉴定费用应由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01059999）公司变更[2016]第12300008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中将胡继军登记为股东并对出资予以备案的公司登记。鉴定费34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建邺区市场监管局负担。 上诉人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上诉称：一、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芭芭拉公司的致歉声明，称芭芭拉公司“模仿或找他人代为签名”形成股东会决议、“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获得方一苗、胡继军、郑德胜、刘丹岩等人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的方式盗用被上诉人的身份证件用于办理工商登记，该声明上加盖有“南京芭芭拉教育有限公司”的公章。如果致歉声明的内容真实，那么本案就不是普通的行政诉讼案件。芭芭拉公司、宋宝亮、朱苗苗在明知郑德胜、方一苗、胡继军、刘丹岩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下，盗用四人的身份证件连续办理了两次公司变更登记，主观上具有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共同犯罪故意。本案应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是由原审法院直接判决。二、现有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未参与芭芭拉公司的经营。芭芭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宝亮、股东朱苗苗未到庭应诉，被上诉人是否参与芭芭拉公司经营的事实并未查清，且芭芭拉公司出庭的证人亦确认被上诉人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凭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被上诉人参与经营的可能。原审法院不能仅凭笔迹鉴定报告就判决撤销公司变更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本案应先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生效后再继续审理本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中止审理，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再继续审理；二、判令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胡继军辩称：一、上诉人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未立案。被上诉人后也曾在上诉人代理律师的劝说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未立案。公安机关的两次处理结果能够说明本案不存在刑事犯罪行为，即使中止审理，也不能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有任何帮助，只是徒增各方权利义务不确定状态的时间。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证明“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由上诉人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通过笔迹鉴定报告完成了证明，而上诉人未能提供足够证明被上诉人参与芭芭拉公司经营的证据。三、本案的判决结果决定了被上诉人和芭芭拉公司关于债务承担的权利义务，影响芭芭拉公司破产案件的及时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芭芭拉公司述称：一、芭芭拉公司管理人无法与原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且芭芭拉公司无人与管理人办理交接手续，致使管理人未接管到印章、证照等在内的公司相关材料。管理人对相关事实并不知情，无从查证。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工商登记信息依法具有公示效力，管理人对相关登记信息具有合法合理的信赖。二、因相关事实管理人无从查证，根据原审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不能直接排除被上诉人为逃避出资义务而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三、原审已查明案涉登记行政行为确有错误，即使本案中存在案外人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案涉登记行政行为因确有错误，也依法应当撤销。四、根据法律规定，单位不能构成盗用身份证件罪的犯罪主体，故本案三方当事人均非构成盗用身份证件罪的适格主体，本案是否移送公安机关与查明案件事实间没有必然关联。五、芭芭拉公司破产清算案已经由法院受理，但因股东身份问题导致近两年无法结案，债权人一直密切关注相关行政诉讼的判决结果，行政诉讼的判决结果也直接影响破产案件的推进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依法判决。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另查明，针对芭芭拉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提出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01059995）公司变更[2016]第01280002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针对芭芭拉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提出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01059999）公司变更[2016]第12300008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经本院释明，胡继军明确其诉讼请求为：撤销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1月28日、2016年12月30日两次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将胡继军登记为股东并对其出资予以备案的公司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中存在两次公司变更登记，均将被上诉人登记为芭芭拉公司的股东，直接影响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结合被上诉人明确后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两次工商登记行为一并予以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本案中，芭芭拉公司两次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均向上诉人提交了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在形式上均符合要求，上诉人据此办理工商登记，已经尽到一般的审查义务。但是，限制于客观条件，上诉人并未能够充某核查各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是否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该规定并非一概免除或减轻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慎审查义务，相反，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充某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尽可能准确识别申请材料的真伪，确保工商登记行政行为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笔迹鉴定报告显示，前后两份股东会决议中被上诉人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故作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的两份股东会决议系虚假材料，上诉人以此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上诉人提出不排除被上诉人参与芭芭拉公司经营的可能，但是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实，也无法根据原审证人证言确定被上诉人事先知晓并参与了公司经营，该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因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未对公司变更登记予以更正，故应当判决撤销工商登记行为。 上诉人提出，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先行处理。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报案均未立案，说明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尚不涉嫌刑事犯罪。且本案审理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即便存在刑事犯罪，在相关主体承担刑事责任之外，上诉人仍然需要履行依法行政的义务。因此，本案并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必要，上诉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01059995）公司变更[2016]第01280002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01059999）公司变更[2016]第12300008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审判决撤销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01059999）公司变更[2016]第12300008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中将胡继军登记为股东并对出资予以备案的公司登记，该判决内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2行初1316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月28日、2016年12月30日作出的两次公司变更登记中，将胡继军登记为南京芭芭拉教育有限公司股东的部分。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鉴定费3400元，均由上诉人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莉坤 审判员  黄 飞 审判员  周 磊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朱瑞娜 书记员韩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