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瞿咪春，女，195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文盲，务农，住云南省梁河县，系死者闫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生任，男，1980年4月16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务农，住云南省陇川县，系瞿咪春儿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女，1985年2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务农，住云南省梁河县，系死者闫某1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女，xxxx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梁河县，系死者闫某1女儿。法定代理人：余某，女，1985年2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务农，住云南省梁河县，系闫某2母亲。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云南星震（芒市）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机构地址云南省梁河县平山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122015268624Y。负责人：赵加敏，系该乡代理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智，男，1987年6月22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梁河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加攀，男，200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务工，住云南省梁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爱艳，女，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乡村医生，住云南省梁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生理，男，1971年11月13日生，傈僳族，小学文化，务农，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梁河县，系闫爱艳的堂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因与上诉人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被上诉人尹加攀、闫爱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梁河县人民法院（2020）云3122民初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梁河县人民法院（2020）云3122民初236号民事判决。2.诉讼费判由被上诉人乡政府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之子、之丈夫、之父闫某1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务工证明一份、工资流水一份，证明闫某1生前在xxxx有限公司工作期限是2017年6月至2019年11月，长期生活在该公司，经常居住地为城市，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户籍虽然登记为农村，但未实际居住在农村，未从事农业生产，且事发前已在小城镇居住满一年的，或者以“打工经济”为主要来源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可一审法院却因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务工证明是闫某1从2017年6月至2019年11月在xxxx有限公司务工，交通事故发生在2020年1月22日，瞿咪春、余某、闫某2无其他证据证明发生交通事故时闫某1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认为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以致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退还尹加攀人民币12,000元（丧葬费10000元，垫付医药费2000元）”认定部分错误。根据相关规定，丧葬费为53,257元，其中尹加攀垫付10,000元，乡政府垫付42,600元，瞿咪春、余某、闫某2退还给尹加攀10,000元丧葬费，那不足的丧葬费10,657元由谁支付，退还尹加攀2,000元的医药费是合理的。3.一审判决对赔偿责任的承担比例认定不适度。一审法院认定瞿咪春、余某、闫某2承担70%的赔偿比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证据，但不是民事责任的划分标准。在此次交通事故中，瞿咪春、余某、闫某2与尹加攀都存在过错，并且都为机动车辆方，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瞿咪春、余某、闫某2虽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根据客观事实情况，乡政府相对于瞿咪春、余某、闫某2而言属于强势群体，而瞿咪春、余某、闫某2是平山乡政府管辖下的建档立卡户，属于弱势群体，一审法院判决瞿咪春、余某、闫某2承担70%的赔偿比例过高，应根据客观事实情况，判决瞿咪春、余某、闫某2承担60%的赔偿责任。4.一审判决仅支持精神抚慰金6000元不合理，且无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因侵权致人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在本案中上诉人的家庭成员因闫某1的死亡已经达到法定的严重后果，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支持瞿咪春、余某、闫某2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的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赔偿比例的确定，死亡赔偿金等项目及数额的计算出现明显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结果显失公正，故此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瞿咪春、余某、闫某2合法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乡政府针对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并计算的闫某1死亡应赔偿的项目及金额事实清楚，理由确实充分，符合闫某1生前的实际情况。1.认定的闫某1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事实清楚，理由确实充分。首先，闫某1的就职证明证实闫某1自2017年6月至2019年11月在xxxx有限公司工作，其发生交通事故时间是2020年1月22日，该时间已经超过其就职时间。其次，根据硅厂行业用工特征是仅在丰水期的几个月进行生产，生产时在当地招聘大量农民工，待丰水期结束后就停止生产，将大量农民工遣散回家务农，没有固定聘请的员工，死者闫某1就是这种形式的用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生活、居住满一年的标准。2.一审将闫某1死亡造成其家属的精神抚慰金确定为6,000元合法、合理。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闫某1事故发生时的血液进行抽检，2020年2月5日，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血液乙醇含量鉴定意见书云通司鉴中心(2020)理化鉴字第00292号：“闫某1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乙醇含量为123.22mg/100ml血。”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对闫某1涉嫌危险驾驶犯罪立案侦查，后因嫌疑人闫某1死亡，案件撤销。闫某1死亡也确实给其家属在精神上造成了损害，但其在醉酒状态下不戴头盔驾驶摩托车送闫爱艳上班，已经构成了犯罪，其对自己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二、一审法院判定的乡政府责任承担及比例错误，更不符合瞿咪春、余某、闫某2请求由乡政府承担40%的责任比例。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案件，闫某1死亡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应当根据损害结果发生各侵权人的过错承担，并不能因为乡政府是行政单位的客观情况就多承担侵权责任，也不能因为死者闫某1生前是乡政府管辖的建档立卡户应少承担侵权责任。死者闫某1死亡的交通事故包含闫受艳强令违章驾驶机动车的侵权责任、闫某1醉酒后不戴头盔违法驾驶机动车责任及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作用导致了闫某1有死亡后果。首先，闫爱艳作为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在明知闫某1处于醉酒的状态，仍让闫某1驾驶摩托车送其上班，主观上故意让闫某1醉酒驾驶机动车，客观上发生了闫某1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医治无效死亡的结果。闫某1作为成年人，明知醉酒驾驶机动车是犯罪行为，仍不戴头盔驾驶摩托车送闫爱艳上班。因此闫爱艳、闫某1应当对闫某1死亡的结果各自承担50%的侵权责任，如果死者家属放弃对闫爱艳的追责，就应当扣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而不是一审判决的将闫爱艳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转嫁给其他侵权人承担。其次，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了现场勘察，从勘验结果和现场照片可以看出，侵权事故发生系闫某1醉酒后应闫爱艳要求，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送其上班的途中与尹加攀驾驶的无号牌垃圾清运车剐蹭，导致闫某1倒地摔伤头部，经医治无效后死亡。闫某1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与尹加攀驾驶无号牌垃圾清运车发生交通事故并非碰撞，事故发生地段是急弯，两车驾驶速度都不快，而是摩托车剐蹭至垃圾车上，因闫某1醉酒后无法控制摩托车，导致其摔落在地并摔伤头部导致的死亡。对于闫某1死亡结果的发生，尹加攀错误驾驶机动车的过错并不大，尹加攀承担的责任应当不超过20%，死者闫某1应当承担80%以上的侵权责任。再次，乡政府虽系尹加攀驾驶的无号牌垃圾清运车的所有人，但该垃圾清运项目系2020年1月6日承包给尹某拉运，乡政府也未对尹加攀进行过指令或者管理等行为，因此乡政府与尹加攀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尹加攀的真正雇主系尹某，本案中尹加攀应就其驾驶机动车的过错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承担赔偿责任。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清，裁判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尹加攀针对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上诉辩称，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上诉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1.一审判决对闫某1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认定适用法律正确。瞿咪春、余某、闫某2虽然提交了闫某1生前在xxxx有限公司的务工证明，但仅能证明闫某1工作期限是2017年6月至2019年11月，交通事故发生在2020年1月22日，瞿咪春、余某、闫某2并未有证据证明发生事故时间闫某1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并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2.尹加攀垫付的12,000元，一审判决已明确计算出丧葬费为53,257元，并且计入赔偿总额中，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该项请求不合理，一审判决由瞿咪春、余某、闫某2退还尹加攀垫付的12,000元是合理的。3.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相关鉴定报告均可证明闫某1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系醉驾、未配戴头盔、未靠右通行是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重大原因，闫某1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是90%，瞿咪春、余某、闫某2认为只应承担60%的比例不合理。鉴于尹加攀为此案已身心疲惫、负债累累，故此自愿放弃请求瞿咪春、余某、闫某2就闫某1的行为承担90%的责任。被上诉人闫爱艳辩称，认可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乡政府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梁河县人民法院（2020）云3122民初236号民事判决；二、依法重新计算闫某1死亡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责任总额〈在计算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时，依法先扣除被上诉人闫爱艳强令违法驾驶机动车侵权损害应当承担的50%赔偿责任；三、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尹加攀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120,000元）与乡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尹加攀承担闫某1死亡交通事故责任扣除交强险赔偿限额外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闫某1死亡侵权损害责任包括被上诉人闫爱艳强令闫某1违法驾驶机动车侵权责任。首先，经一审对被上诉人闫爱艳身份的核实，被上诉人闫爱艳系在卫生院任职的乡村医生，被上诉人闫爱艳作为乡村医生，且乘坐在死者闫某1驾驶的摩托车上，基于摩托车的乘坐常识，二人应贴身而坐，因此其应当清楚知道闫某1驾驶机动车时处于醉酒状态。其次，被上诉人闫爱艳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乘坐在闫某1驾驶的摩托车上，据被上诉人闫爱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事故发生当天是其让死者闫某1驾驶摩托车送她到村里上班，因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闫爱艳强令死者闫某1驾驶摩托车的故意。2.本案发生交通事故时经鉴定闫某1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一审人民法院未予以查清。2020年1月22日死者闫某1驾驶本案云NUxx**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车主闫爱艳沿XN32梁河瑞三线由xx村方向驶往xx街方向，当行驶至XN32梁河瑞三线K25+680米处时，与对向尹加攀驾驶的无号牌垃圾清运车（该车辆系乡政府所有）相撞，经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闫某1事故发生时的血液进行抽检，2020年2月5日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血液乙醇含量鉴定意见书云通司鉴（2020）理化鉴字第00292号：“闫某1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乙醇含量为123.22mg/100ml血。”经梁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侦查后，因嫌疑人闫某1死亡，案件撤销。3.本案尹加攀与乡政府不是雇佣关系。2020年1月6日，乡政府原垃圾清运员退休，经与尹某协商一致，乡政府与尹某达成口头协议，由尹某承包乡政府平x村和勐x村的垃圾清运工作，试运营1个月，试运营过后双方签订正式承包合同，后乡政府将本案交通事故中的无号牌小货车交付给尹某管理，以上事实有尹加攀一审提交的尹某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乡政府并未与尹加攀签订劳动合同，也未指使尹加攀驾驶乡政府无号牌车辆清运垃圾，因此乡政府与尹加攀并非雇佣关系，即使存在雇佣关系，也是尹某与尹加攀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二、一审法院责任分配错误。1.本案在划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前应当先扣除闫爱艳强令违章驾驶机动车的侵权责任应承担的50%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闫爱艳系在卫生院任职的乡村医生，事发当天其乘坐在死者闫某1驾驶的摩托车后，据此其执业本能应当对人的醉酒状态有明确的认知，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闫爱艳明确承认交通事故发生当天，是其让死者闫某1驾驶摩托车送她到村上开展工作，以上可以说明被上诉人闫爱艳明知死者闫某1处于醉酒状态，仍让死者闫某1驾驶摩托车，因此闫某1死亡侵权责任包含被上诉人闫爱艳强令违章驾驶机动车的侵权责任和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闫爱艳应当在其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闫某1死亡侵权责任中50%的赔偿责任。2.本案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中闫某1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中的重大过错，应当承担90%的交通事故责任。经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闫某1事故发生时的血液进行抽检，2020年2月5日，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血液乙醇含量鉴定意见书云通(2020)司鉴中心理化鉴字第00292号：“闫某1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乙醇含量为123.22mg/100ml血。”经梁河县公安交警大队对交通事故认定第53312220200000002号，死者闫某1负事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尹加攀负事故次要责任。死者闫某1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有构成犯罪的过程，应当承担交通事故责任90%的责任。3.本案尹加攀应当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与乡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被上诉人尹加攀在事故发生时驾驶的无号牌车辆系上诉人所有，该车辆经鉴定事故发生时转向系、制动功能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经一审瞿咪春、余某、闫某2请求，尹加攀应当与乡政府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闫某1死亡赔偿责任扣除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外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尹加攀自行承担。本案中乡政府与尹加攀不是劳动雇佣关系，乡政府的垃圾清运项目系2020年1月6日承包给尹某经营的，本案事故发生时的车辆驾驶人尹加攀与乡政府未签订劳动合同，无任何雇佣关系，因此本案不能直接认定尹加攀与乡政府存在聘用关系，更不得基于雇佣关系直接判令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侵权责任分配无法律依据，裁判结果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支持乡政府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针对上诉人乡政府的上诉辩称，1.关于闫某1的死亡，瞿咪春、余某、闫某2向谁提出索赔是他们的权利，乡政府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与本案无关。2.乡政府与尹加攀是否是雇佣关系与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索赔无关联。3.瞿咪春、余某、闫某2关于责任问题已在己方的上诉状中提出独立的要求。被上诉人尹加攀针对上诉人乡政府的上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乡政府与尹加攀之间系雇佣关系正确，并非乡政府所述的无关系。一、2020年1月6日，乡政府原垃圾清运员退休，需要招募新的垃圾清运员。尹加攀想做这份工作，其爷爷尹某就与乡政府协商相关约定，尹某也未立即答应，而是回家征求尹加攀的意见。尹加攀觉得工资太低没有答应，后经乡政府内部协商决定，愿意增加300元，即1,500元/月(期间车辆的加油费、修理费等一切垃圾清运工作的费用由乡政府支付)。经双方协商一致，尹某代表尹加攀与乡政府达成口头协议，试运营一个月，到期后再谈是否继续。乡政府在其上诉状中所述的并非事实，尹某已经69岁，并不持有驾驶证，不可能由其从事该份工作；尹某的情况说明里已明确与乡政府协商由其家人来拉且1,500元/月的薪资及先拉一个月再协商的事实。二、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可以通过如下雇佣关系标准加以判断：1.工作场地(勐x村和平x村的垃圾清运)，生产条件（工具清运车、清运车修理费、加油费等相关工作费用均由乡政府提供）。雇佣关系中，工作场地、生产条件一般由雇主提供，雇员只负责提供劳务。2.报酬支付方式(1,500元/月)，雇佣关系中雇主一般按月、星期、日、时向雇员支付报酬，该报酬相当于劳动力的价格。3.工作内容(勐x村和平x村的垃圾清运)，雇员的工作对于雇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是雇主从事行为的一部分。综上，乡政府在此次雇佣活动中，一是其安排尹加攀进行勐x村和平x村的垃圾清运工作，二是劳动工具和场地是其提供的，三是劳动报酬由其结算，因此，乡政府与尹加攀形成雇佣关系。另，在此次雇佣关系中，乡政府负责车辆的加油费，每次加油均需找相关负责人拿油卡，如果依乡政府所述与尹加攀无关系，尹加攀去拿油卡加油时乡政府并没有拒绝；在此期间垃圾清运车千斤顶曾坏过一次，也是尹加攀修理后由乡政府支付的修理费用；乡政府内有垃圾箱，此垃圾箱也在清运工作范围内，尹加攀几次进行过清运工作，乡政府内的人也是经常看见尹加攀的。上述事实足以证实乡政府是承认与尹加攀的雇佣关系的，同时在一审庭审中乡政府也曾经承认过双方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闫爱艳针对乡政府的上诉辩称，闫爱艳虽然是乡村医生，但她确定不了闫某1是否喝过酒再来驾驶车辆。其他的观点和瞿咪春、余某、闫某2方的所诉及请求一致。瞿咪春、余某、闫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乡政府、尹加攀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偿瞿咪春、余某、闫某2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22,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乡政府、尹加攀在交强险范围之外按照40%的责任赔偿瞿咪春、余某、闫某2各项损失人民币319,917.8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乡政府、尹加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20年1月22日15时1分，闫某1驾驶云NUxx**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载乘客闫爱艳沿XN32梁河瑞三线由xx村方向驶往xx街方向，当行驶至XN32梁河瑞三线K25+680米处时，与对向尹加攀驾驶的无号牌垃圾清运车（车架号XXXXXXXXXXXXXXX）相撞，造成闫爱艳、闫某1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大队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闫某1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尹加攀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闫爱艳无责任。闫某1受伤后，到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7天，又到xxx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14,760.33元，闫某1经治疗无效后于2020年2月25日死亡。尹加攀驾驶的无号牌垃圾清运车（车架号XXXXXXXXXXXXXXX）的车主系乡政府，该车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即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即商业三者险），尹加攀与乡政府之间是雇佣关系。死者闫某1驾驶的云NUxx**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车主系闫爱艳。事故发生后，尹加攀向瞿咪春方支付了人民币12,000元，乡政府向瞿咪春方支付了人民币60,6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应予以支持。本案中，乡政府是尹加攀所驾驶的垃圾清运车的车主，应当依法对该车投保交强险，但其未投保就雇佣尹加攀驾驶该车上路，因此，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乡政府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乡政府对该车未投保商业三者险，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的部分，由闫某1和尹加攀按责任承担，死者闫某1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尹加攀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当事人在本事故中的过错大小、事故形成的原因，确定死者闫某1承担70%的责任，尹加攀承担30%的责任。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尹加攀为乡政府进行垃圾清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闫某1治疗无效死亡，尹加攀造成他人损害的后果由乡政府承担责任。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经济损失，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并参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2020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分别计算为：1.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情，医疗费为114,760.33元；2.闫某1从发生交通事故至死亡共计35天，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误工费按33天计算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闫某1属农村居民，误工费计算为4,455元（33天×135元/天），故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误工费按180元/天计算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3.闫某1从发生交通事故至死亡共计35天，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护理费按33天计算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护理人员系农村居民，护理费计算为4,455元（33天×135元/天），故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护理费按2人，每人每天150元计算及乡政府认为闫某1住ICU病房无需家属护理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4.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33天×100元/天），故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按2人，每人每天150元计算的主张，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5.闫某1从人民医院到xxx人民医院住院的交通费1,000元（有医疗费票据），从xxx人民医院住院回家的交通费800元（有医疗费票据），从事故现场到人民医院住院的交通费各方认可400元，故交通费为2,200元；6.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计算为238,040元（11,902元×20年），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因提交的务工证明是闫某1从2017年6月至2019年11月在xxxx有限公司务工，交通事故发生在2020年1月22日，瞿咪春、余某、闫某2无其他证据证明发生交通事故时闫某1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故不予支持；7.丧葬费计算为53,257元（106,514元÷12个月×6个月）；8.瞿咪春有4个子女，瞿咪春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35,910元（10,260元×14年÷4人），闫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51,300元（10,260元×10年÷2人），合计87,210元；9.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00元（100元/天×3天×3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10.虽然闫某1负事故主要责任，但其死亡给亲属在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和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精神损失抚慰金6,000元。以上10项合计人民币514,577.33元。因此，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各项损失应先由乡政府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按比例划分，乡政府应赔偿118,373.19元[（514,577.33元-120,000元）×30%]，合计238,373.19元，减去已支付的60,600元后，还应赔偿177,773.19元，故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尹加攀、乡政府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441,917.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要求的财产损失赔偿2,000元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对乡政府认为死者闫某1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应当免除的主张，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对乡政府认为在扣除交强险赔偿限额后，闫爱艳应按过错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案中，闫爱艳是车辆的所有人，在明知或应当知道闫某1醉酒的情况下让闫某1驾驶其所有的机动车，虽然存在过错，但瞿咪春、余某、闫某2没有要求闫爱艳承担赔偿责任，视为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与乡政府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无关，故不予采纳。对尹加攀要求瞿咪春、余某、闫某2退还其垫付的人民币12,000元的主张，因由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故对该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赔偿瞿咪春、余某、闫某2各项损失人民币177,773.19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由瞿咪春、余某、闫某2退还尹加攀人民币12,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9元，减半收取1,354.5元，由瞿咪春、余某、闫某2负担809.5元，由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负担54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下列二组证据：一、闫某1务工情况证明1份、员工入职名册1份、员工花名册1份、工伤保险实证清册1份，闫某1务工证明1份、以及工资发放花名册1份，载明闫某1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以及2018年5月至11月的工资发放情况。来源是由于一审时无法找到清单，无法找到负责人，保存于xxxx有限公司。欲证明闫某1自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一直在xxxx有限公司工作，有具体从事的工种、带班班长及联系电话、有具体的宿舍号、购买保险的信息等并附有具体的名册。能够真实客观反映闫某1在事故发生时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因此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相应赔偿。二、情况证明1份、证明1份、2019年云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1份。欲证明闫某1的挂钩帮扶负责人以及闫某1所在的平x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均确认闫某1的务工情况以及死者闫某1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闫某1在城镇的收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载明的收入情况也真实反映了闫某1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闫某1。上诉人乡政府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xxxx有限公司所证明的期间与公司用工的条件和期间不相符，该公司用工是季节性用工，不是全年；对第二组证据中的情况证明和云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观点不认可，对平x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村委会对家庭的收入不具有证明能力及出具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尹加攀对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闫爱艳对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观点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闫某1在xxxx有限公司工作均为年度季节性用工，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闫某1长期生活在城镇的事实，闫某1发生交通事故时系生活在农村，平x村委会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情况说明与闫某1实际工作期间不相符，故对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上诉人乡政府提交如下证据：交警队现场勘验照片2页4张。第一页欲证明事故发生地点是急弯路段，事故车辆速度均非常慢。第二页欲证明两车并非是直接碰撞，而是死者闫某1驾驶的摩托车剐蹭到尹加攀驾驶的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且摩托车上乘坐人员闫爱艳在事故发生后未发生受伤的情况。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对上诉人乡政府提交的该组证据认为不是二审新证据，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对责任进行了认定并且将现场勘验照片作为依据，乡政府对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并未提出过异议，我方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尹加攀对上诉人乡政府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闫爱艳对上诉人乡政府提交该组证据均不认可，其认为：1.事发路段无监控及拍照，无法确定车速的快慢，来源不明。2.两车相撞距离不可能那么远，照片不符合真实情况。本院认为，乡政府提交的证据欲证明的内容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事实及结果不相符，系其单方推断，乡政府并未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复核申请，应视为其认可该认定书对各方责任的认定，故对乡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尹加攀、闫爱艳均未提交二审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被上诉人尹加攀、闫爱艳均表示无异议和补充。上诉人乡政府对以下部分提出异议：1.对“与对向尹加攀驾驶的无号牌垃圾清运车（车架号XXXXXXXXXXXXXXX）相撞”有异议，不是事实，不是相撞，仅是擦碰。2.对“尹加攀与乡政府之间是雇佣关系”有异议，雇佣关系不成立。3.遗漏认定闫爱艳所陈述的闫某1喝酒后系闫爱艳要求闫某1送她到村上上班，闫某1系醉酒后未带头盔驾车。其他部分无异议和补充。对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瞿咪春、余某、闫某2的损失，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除了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认可外，其他的无异议。上诉人乡政府，被上诉人尹加攀均表示无异议。被上诉人闫爱艳认可上诉人瞿咪春方认可的范围。对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的损失，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和陈述意见，并经各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瞿咪春方的损失应如何认定？（仅包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二、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应如何划分及承担？（该争议包含乡政府与尹加攀法律关系的认定，瞿咪春方认为责任比例不当是否成立以及闫爱艳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各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闫某1在xxxx有限公司工作均为年度季节性用工，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其生活在农村。瞿咪春、余某、闫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应适用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按农村居民计算为238,04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丧葬费。一审法院计算丧葬费为53,257元，全部损失计算后再扣除各方当事人支付及返还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瞿咪春、余某、闫某2认为退还给尹加攀10,000元丧葬费，存在无人支付不足的丧葬费10,657元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闫某1在该次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因闫某1死亡给其家属造成一定的伤害，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和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精神损失抚慰金6,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闫某1在此事故中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乙醇含量为123.22mg/100ml血）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上行驶，在行驶过程中遇对向来车未靠右通行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尹加攀未测出乙醇成分，但案涉车辆未按规定登记注册，未投保交通强制保险，并且在行驶过程中未确保安全行驶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闫爱艳系乘客无过错行为，故闫某1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尹加攀负次要责任，闫爱艳无责任。各方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该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请求，该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车辆所有人闫爱艳在明知或应当知道闫某1醉酒的情况下让闫某1驾驶其所有的机动车送其上班，对此事故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对此未予认定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定，闫某1承担60%的责任，闫爱艳承担10%的责任，尹加攀承担30%的责任。一审法院关于瞿咪春、余某、闫某2没有要求闫爱艳承担赔偿责任，视为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与乡政府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无关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规定，尹加攀受雇于乡政府，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其与闫某1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劳务工作过程中，且案涉肇事车辆系乡政府所有，未登记属于无号牌车辆也未购买交强险的事实存在，乡政府作为雇佣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乡政府认为其与尹加攀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投保义务人即乡政府未登记车辆及投保交强险，尹加攀在驾驶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尹加攀不承担对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连带责任，仅由乡政府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该案中因乡政府未投保交强险，其作为投保义务人所承担的相应责任等同于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乡政府认为死者闫某1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应当免除的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损失的确认金额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对各方当事人责任划分及承担金额认定得当，本院予以维持，在此不作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上诉人乡政府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709元，由上诉人瞿咪春、余某、闫某2负担1,354.5元，由上诉人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负担1,35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云南省梁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杨 萍审判员 王赶红审判员 杨蓉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鲁苇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