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03民初864号原告：武汉世纪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福星惠誉国际城******。法定代表人：汪国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四川中辰城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金路********。法定代表人：钟正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建，北京市惠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告武汉世纪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世纪中诚公司”)与被告四川中辰城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辰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世纪中诚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忠，被告四川中辰公司委托代理人陈仕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分包款项1304239.07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产生的利息，自2019年12月28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截止2020年8月1日为34198.24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3日，原告与被告就“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精装修及幕墙工程”签订了《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承接的“花样年项目”进行劳务施工，合同暂定劳务费为700万元，并约定在项目竣工验收及结算办理完成后付至97%。原告按约定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并于2019年12月29日获得了该项目业主单位的竣工验收，且该项目己全部移交给业主单位。经原、被告双方对劳务施工工程进行核算，双方共同确认原告实际施工所产生的劳务款总额为2004239.07元。但截至日前，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的劳务费仅为700000元，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与原告结清劳务工程款，致使原告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被迫大量垫资处理工人工资事宜，被告拖延付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未能依照合同的约定据实向原告支付劳务工程款，己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原、被告就“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精装修及幕墙工程”施工事宜达成一致，合同约定劳务工程款暂定金额700万元，并在工程验收结算后付至97%。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务施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且双方对价款及付款时间节点进行了明确约定。证据二、《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项目监理单位对原告负责劳务施工的项目工程整体验收合格并出具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联合验收表》“花样年”项目业主单位对项目进行整体验收合格并出具的验收记录；《精装修场地移交记录》该项目整体移交给业主单位的签字记录。拟证明原告已完成全部劳务施工内容，且该项目已获得监理单位及业主单位验收合格，并且已整体移交业主使用，被告应依约付至97%。证据三、《工程量结算汇总表》（出示原件）及工程量清单（出示原件）。原告实际施工的工程量经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原告实际施工产生的劳务工程款为2004239.07元。拟证明双方对实际产生的劳务费用进行了确认结算。证据四、交通银行付款回单（两张），被告向原告两次支付工程的数额记录。拟证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70万元的劳务工程款，仍欠付原告劳务工程款。被告辩称：1、原告提供的与被告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电工、包工合同）》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仅仅是曹伟华与于翔为了开具发票而签订，包工合同也不是原告和被告协商签订，而是曹伟华的项目人员自行用项目章自行签订，原告起诉被告支付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涉案工程实际由于翔和曹伟华合作，并以于翔的名义和被告签订《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该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是于翔和曹伟华，且该项目工程的项目章由该项目管理人员王友顺管理，原告提供的包工合同中原告的工地代表也是王友顺。原告也并没有实际负责该项目的施工，由于曹伟华和于翔之间关于内部合作发生纠纷，故曹伟华在于翔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王友顺管理的被告项目章在没有该项目负责人或被告公司人员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和原告办理了虚假不真实的结算，原告提供的结算单并没有被告人员的签字，完全是原告单方指使王友顺使用被告的项目章进行的结算。3、被告和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总价仅1958万元，而原告提供的包工合同暂定总价1958万元，从合同金额来看，被告将该工程全部转包给原告，而被告没有收取任何管理费用十分不符合常理。另原告专业从事建筑行业，若原告真的与被告签订前述1958万元的合同，不可能认可使用项目章签订。因此，包工合同使用项目章签订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合同，应认定为虚假证据或不能提供本案诉请的有效合法证据。综上，该包工合同实际是曹伟华为向被告开具发票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包工合同也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双方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没有实际施工。原告依据包工合同向被告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合作协议《、《协议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1、2019年8月6日原告与于翔签订了《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约定由于翔负责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精装修及幕墙工程的施工，案涉工程是于翔和曹伟华责任承包，从签订该项目承包责任协议书中管理人员可以看出，该项目实际一开始就是于翔和曹伟华合作，只是以于翔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2、2019年8月12日于翔和曹伟华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该项目售楼部及门楼幕墙工程由曹伟华负责，本案案涉售楼部及门楼幕墙工程是曹伟华负责，曹伟华的项目管理人员王友顺管理原告公司项目的项目章，王友顺是原告提供的《综合（木工、泥工、电工、包工合同）》中乙方代表，曹伟华是原告原来的股东。综上，于翔与曹伟华合作了承包案涉工程，并内部将售楼部及门路口幕墙工程整体给曹伟华负责，原告该项目的管理人员是《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中载明的被告管理人员王友顺，王友顺管理原告公司的项目章，故王友顺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办理的结算是虚假结算，不发生法律效力。证据二、《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精装修及幕墙工程情况汇总》、《付款凭据》、《收款统计明细表》《收款凭据》，证明中辰公司没有与原告直接签订合同，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辰公司将该项目交由于翔和曹伟华负责施工，于翔与曹伟华是合作关系，该项目工程款中辰公司应该和项目负责人于翔进行结算并向于翔支付，对于翔和曹为华之间的结算和支付，属于合作之间的内部结算，与被告无关；中辰公司仅在工程结算以后对欠付于翔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但中辰公司截至目前共计收到该项目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16600000元，中辰公司就该项目受于翔委托已经向第三方支付了18271141.80元，中辰公司不仅不下欠于翔工程款，于翔还向中辰公司预支了工程款。证据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及幕墙工程项目《合作协议》、2019年8月13日曹伟华与于翔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证据来源是今天开庭由于翔向本案被告代理人当庭出示的（原件），该组证据证明曹伟华与于翔于2019年8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案涉项目的合作协议，进一步证明于翔和曹伟华是案涉项目的被告方的管理负责人和实际责任人，从包工合同中最后一页的曹伟华签字也能证明曹伟华系代表本案原告签字，同时也是本案被告的项目承包责任人，结合2019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我们能够清晰证明曹伟华和于翔是本案的项目负责人，曹伟华用被告公司项目章与其他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对本案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仅作为于翔和曹伟华的内部结算和为了向被告提供相应的成本发票而出具的。证据四、2020年9月1日资金往来对账记录，证明于翔已经支付曹伟华工程款480万元；从该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原告向法庭起诉时提交的相关结算金额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上虽然加盖了被告“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显示区装饰工程项目部”章，但仅凭合同没有实际施工的证据，不能证实合同己实际履行，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联合验收表》、《精装修场地移交记录》，均加盖的是被告该项目部章，证实该工程己竣工验收合格并向建设单位移交，但施工单位均显示为被告该项目部，而不是原告，且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是从被告处复制而来，不能证实涉案工程是原告进行的施工；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工程量结算汇总表》，虽然加盖有被告该项目章，但不能证实原告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且合同约定总价款为1958万元，其中劳务费700万元，而结算结果仅为200余万元，原告没有提交涉案工程增减工程量的证据，不能证实该结算的真实性，工程量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不予认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一，《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是被告为涉案工程与于翔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并由于翔等人组建涉案工程项目部负责施工，于翔为项目总负责人，曹伟华为项目经理，同时曹伟华又曾是原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联性；《合作协议》更进一步证实曹伟华作为被告内部涉案项目部经理负责涉案项目工程的人力物力及资金投入，其向被告负责，并与被告进行内部结算，获得相应利润，原告并非该工程的施工人；《协议书》虽然是本案起诉后签订的，但证实涉案工程并非原告施工，向原告转款只起走帐作用，并非是支付的工程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实曹伟华曾是原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曹伟华有便利要求通过原告公司帐目走帐，并为此签订合同。被告提交的证据二，《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精装修及幕墙工程情况汇总》、《付款凭据》、《收款统计明细表》《收款凭据》，证实涉案工程均是被告该项目部施工，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证实原告不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原告与被告涉案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合同实际施工人为该项目部及其于翔、曹伟华等人，对其证据目的，本院予确认。根据确认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8月6日，被告承接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展示区精装修及幕墙工程。被告为该工程的施工与其内部工作人员于翔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约定：暂定合同价款19584676元，由于翔组建项目部，于翔为项目总负责人，曹伟华为项目经理，夏天为技术负责人，龚德辉为施工员，唐少华为安全员，王友顺为材料员，郑小雄为设计师；项目管理目标责任成本1664.6975万元,按暂定合同价项目上缴利润264.3931元，项目上缴利润率为13.5%(按结算金额完税后计提),具体组成详见《附件工程量预算书》；本项目施工工作由乙方（于翔）负责，甲方（被告）委托成控人员蔡佩珊负责签字确认，乙方由于翔签字确认；项目承包范围变化、工程量的增减等，项目部签订的《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的上缴利润不作调整；涉及项目的所有成本费用和罚款均由项目部承担；计划开工日期2019年8月10日，计划竣工日期2019年9月30日，暂定总工期50日历天；工程质量确保达到甲方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经双方协商并达成一致，乙方于翔在本协议签定前，应自行组织本项目启动资金300万元，此资金应本协议签定前汇入甲方指定帐户，作为本项目的专用资金，专款专用，甲方保证不得挪用任何金额，乙方保证必须使用在本项目的相关实际支付；乙方必须确保工程款收入100%进入公司帐户，及时办理各种履约保证金的回收和返还；印章管理目标：在印章制空权范围内，按公司印章管理要求管理和使用项目印章，做好印章使用登记台帐，杜绝因印章使用不善造成经济纠纷，如超出印章使用范围使用印章，全部责任由项目部承担。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8月12日，被告该项目部与曹伟华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售楼部及门楼幕墙工程达成如下协议：乙方（曹伟华）负责项目所有需要的人力物力及资金的投入；所有本项目的相关合同及款项，均由甲方（被告该项目部）公司财务进出；本项目总工程款为人民币512万元；利润分配：等工程结算完毕，甲方收到业主方的工程尾款时，一次性扣除公司利益分成13.5%；总造价512万元构成分别为：开票主材65%，劳务35%，交由甲方的作为进项，乙方支付甲方应付利益分成并税务完税后所有利益均为乙方所有；本项目所有安全生产、人员安全，均由乙方安全部负责。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涉案工程具体由曹伟华组织人员施工，工程的签证、竣工验收以及结算均由被告该项目部负责与建设单位进行，涉案工程资金均通过被告公司帐户进出。2019年8月13日，以被告该工程项目部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合同上甲方加盖了被告该工程项目部章并由该项目部负责人于翔签字，但乙方一栏只加盖了原告公司公章但未有负责人或公司代表签字，也没有写明时间。2019年12月30日，涉案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并形成《工程竣工报告》、《单位（了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联合验收表》、《精装修场地移交记录》、《钥匙移交单》、《水电工程移交单》，上述竣工验收及移交文件均由被告该项目部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单位办理，并加盖了被告该项目部章，没有原告公章或者代表签字。2019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该项目部形成了“《工程量结算汇总表》”，总造价为2004239.07元，加盖有被告该项目部章和原告公司公章，没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原告还提供了《武汉花样年香门第项目售楼部幕墙工程量清单》，清单上加盖有被告该项目部章，没有任何相关人员签定确认。还查明，曹伟华曾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股东。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是不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以及原告与被告该项目部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是否己实际履行？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关于原告是不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以及原告与被告该项目部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问题。本院认为，假设原告与被告该项目部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是真实的，则按该合同约定涉案工程应当由原告施工并进行竣工验收。一个规范的建设工程，从开工到竣工都有严格的程序规范，有具体的开工指示，有每项工程完工后以及工程量增减的签证，有竣工验收的确认。而原告提供的证据，既无开工指示，也无施工过程的签证以及工程量增减的签证，更无原告参与竣工验收的任何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而根据确认的证据，涉案工程是由曹伟华具体负责施工，而曹伟华又是被告该项目部经理，工程竣工验收均是由被告该项目部与建设单位进行的。因此，即使原告与被告该项目部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是真实的，原告并未参与涉案工程的施工，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原告只提供了与被告该项目部签订的一份合同和加盖有被告该项目部章的结算单，且该结算没有原、被告相关代表签字确认，结算单不规范。同时，仅有结算而缺乏中间施工环节的大量证据，不能证实涉案工程是原告施工。其二，即使原告与被告该项目部签订的《综合（木工、泥工、水电工、漆工/电焊工、安装工）（包工）合同》是真实的，按照该合同约定工程总价款为1958万元，其中劳务价款700万元，而双方最后结算的工程款却只有200余万元，原告又提供不出工程量增减的证据，不能证实该结算的真实性。其三，被告将其承接的涉案工程与其内部人员于翔签订了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将涉案工程交由于翔组织人员进行施工；于翔又与曹伟华签订合作协议，将该工程交由曹伟华负责施工，曹伟华从中获得利润收益。因此，曹伟华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涉及相关工作需要使用该项目部章的问题。其三，在被告与于翔签订的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中明确约定，涉案工程所有资金往来必须走被告公司帐户。而曹伟华又曾经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因此，原告提供的被告己向原告支付70万元，实际应当是通过双方公司帐户走帐而己，并非是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世纪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6846元，减半收取8423元由原告武汉世纪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四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显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