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7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住安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慧，河北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姬某，女，住安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某1（姬某之父），男，住安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党争良，X村委会推荐代理。 上诉人郭某与上诉人姬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3民初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姬某返还彩礼56600元；诉讼费由姬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5万元是赠与财产不予返还，对此上诉人不服。上诉人给付的彩礼是116600元，一审法院认定其中5万元是购买金首饰的钱应是赠与，对此不认可。上诉人给付彩礼66600元后，姬某以购买首饰为由索要5万元，但此前一天其已经购买了首饰，所以5万元已丧失购买首饰的意义，不能再认定为购买首饰的专款，不属于赠与关系，应当是彩礼性质予以返还。6600元是包含在66600元中，对此没有争议，故应当如数返还。除一审判决的6万元和改口费21800元外，还应当返还上诉人给付的5万元和6600元，请二审在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的基础上改判。 姬某辩称，一、一审认定的证人证言违背民诉法及证人意愿，经当庭质证证人没有亲眼看到郭某主张的66600元及5万元与钱某、银行卡具体信息，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认定错误，与事实相悖。二、郭某提到的2019年10月31日给付彩礼后又索要的5万元，姬某没有收到，郭某提供的是姬某9月10日银行流水存入记录，其应提供10月31日以后给付5万元的证据，且郭某因没钱于9月10日向姬某借钱，据此郭某主张诉求属虚拟事实。姬某的改口费22000元也在订婚当日被郭某借走存入其银行卡（尾号9321）中。至于郭某所说66600元，姬某从来就没有见过。 姬某上诉请求：1.调取一审卷宗及庭审视频以及一审认定郭某自己银行卡订婚以后的使用者；2.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判令郭某承担全部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婚约财产的性质以及登记结婚目的不能实现时丧失占有婚约财产合法依据的判决内容，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相违背。二、一审判决认定彩礼款66600元返还6万元、改口费21800元返还，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证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判定的诉讼费用负担不公，据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偏袒郭某，结合上诉人代理人当庭质问证人没有证明郭某给付姬某彩礼的事实，足以证明郭某起诉状中请求事项没有事实依据，以此证明郭某给付姬某款项的彩礼事实。四、一审法院认定庭审中郭某称举行结婚仪式时将存有彩礼、改口费的银行卡给付姬某，后姬某将款项分两次转账至本人银行卡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此卡交给姬某使用，姬某也从未见过该卡。10400元是订婚当天郭某给付姬某的彩礼，10万元是订婚数天后郭某本人转账偿还姬某垫付置办结婚用品以及开支的款项数额。恳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郭某辩称，姬某上诉所述不实，具体理由同我方上诉状意见。 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姬某返还彩礼等1386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姬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某、姬某相识后于2019年10月31日举行定婚仪式，未共同生活，后因琐事产生矛盾，双方不再继续履行婚约。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均认可媒人为杨某。证人杨某书写证明并出庭作证，证明郭某给付姬某的钱款有：大礼66600元、开口钱22000元、买金首饰50000元。庭审中，郭某称举行结婚仪式之时，郭某将存有彩礼66600元、双方父母互给的改口费43800元（男方给女方22000元＋女方给男方22000元-未能存入银行卡的现金200元）的银行卡一张（总计金额110400元＝66600元＋43800元）给付姬某，后姬某将上述款项分两次（10400元＋100000元）转账至其本人银行卡中。姬某对此不予认可，辩称订婚当日姬某没有收到66600元彩礼和50000元，改口费属于双方父母互相赠与，如果返还，对方也应返还。庭审中，郭某称2019年9月10日给付姬某50000元现金，有姬某当日的银行现金存款交易流水为证，证人杨某的书面证明及证言也证实该50000元现金系用于支付姬某之前自己购买三金首饰的花费。姬某对此不予认可，辩称没有收到，且2019年10月31日以前的不算彩礼。另，郭某当庭表示自愿放弃主张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婚约财产的给付是当事人依据本地风俗习惯，基于结婚之目的而为的一种民事给付行为，该行为与通常的赠与行为不同，是为了促成婚约的履行，实现结婚之目的而成立的一种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当登记并结婚的目的不能实现时，一方无权要求对方履行与其结婚之“义务”，而接受财物一方也因此丧失占有婚约财产的合法依据。本案中，郭某、姬某举行订婚仪式后，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姬某从郭某处取得的彩礼款66600元应当予以返还。但需要指出的是，婚约财产具有很强的人身性，婚约财产的返还并不完全等同于债务返还，依据公平原则，结合郭某、姬某双方相识较长时间，期间必然产生花费等实际情况，姬某返还给郭某彩礼款的数额应当适当扣减，酌定姬某应返还的彩礼款数额为60000元。关于郭某主张的改口费22000元，双方均认可互相赠与，证人证言亦予以证实，且姬某亦辩称既然是互相赠与，如果返还，对方也应返还己方。因双方父母互给的改口费总计43800元现已由姬某连同彩礼款一并转账至其本人银行卡中，该43800元现都处于姬某实际控制之下，即可视为女方给男方的改口费22000元已经返还，而男方给女方的改口费21800元尚未返还，故姬某应当返还郭某改口费21800元。关于郭某主张的给付姬某的50000元现金，姬某虽不予认可，但有证人杨某的书面证明及当庭证言予以证实系郭某给付姬某购买首饰的钱。但因该50000元现金系用于支付姬某之前自己购买三金首饰的花费，实属郭某方为取悦姬某增进双方感情而做出的无偿赠与行为，并不具有法律所规定的彩礼的性质，不具有返还的法律依据，故对郭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郭某当庭自愿放弃主张利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对此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姬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郭某彩礼款60000元、改口费21800元；二、驳回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36元，由原告郭某负担613元，由被告姬某负担923元。案件申请费1213元，由原告郭某负担375元，由被告姬某负担83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姬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6页，称其中第1页内容证明订婚当日（2019年10月31日）郭某向姬某借了22000元改口费，10月31日当日存到了郭某尾号为9321的中国银行卡中，一审中郭某提交的该卡流水不完整；提交一审卷中郭某银行卡转账流水，用以证明郭某是使用此卡的人，订婚第二天郭某转给郭某某10万元，余额4.98元；提交微信转账记录，用以证明订婚前姬某向郭某转账4900元，订婚后转给郭某共计20780元，订婚后微信消费支出3944元；提交姬某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订婚后银行卡消费，其中2019年9月9日4.7万余元用于购买三金，9月5日15100元购买手表，9月20元3040元购买腰带，10月26、27日两笔购买订婚仪式物品，10月28日2840元、10月30日3200元用于购买床上用品；微信转账记录用于证明姬某给家里转账5万元；以上证据用以证明一审认定由姬某控制使用郭某银行卡的事实是错误的，控制使用人就是郭某，以上证据证明11月初给我转的10万元包括郭某向我所借的2.2万元改口费、我购买三金、给其购买手表、钻戒、腰带、订婚礼服、订婚四件套垫付的款项；证人王某的书面证言已经提交，证人已到庭。经核对，证人王某认可其出具的书面证明内容。针对姬某提交的上述证据，郭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聊天记录，我方亦提交2019年1月19日的完整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姬某当时表示这个钱她不借给郭某，实际也没有给郭某转2.2万元；对于郭某银行卡流水，这张银行卡是姬某控制使用，因为郭某某做生意，郭某通过手机银行向郭某某转这10万元走了流水，之后11月7日又把10万元给姬某转回去了；对于微信转账记录，4900元是郭某给姬某买手机转的钱，现在姬某用的就是这个手机，姬某微信转账20780元，郭某又给她转回去了，这是姬某为了规避微信取款手续费，给郭某转账后由郭某在姬某的宠物店里刷付款码就转回给姬某了；订婚后11月27日郭某还给姬某转了一个8400元，我方提交转款记录两份、郭某与卖手机的人聊天记录3张，转款记录用以证明向姬某转账8400元、向宠物店付款2万元，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手机购买价格及郭某向出售方转账情况；此外提交向姬某微信转账记录12页，用以证明郭某向姬某转账多笔；对于姬某借记卡明细，购买三金属实，腰带和手表没有给郭某，其他订婚物品郭某不清楚，床上用品现在我处，同意给姬某，三金是用郭某给的5万元现金购买的，一审中有证人和我方支款记录、法院查明的姬某存款记录可以证明，男方出购买三金的钱符合当地习俗；按当地习俗标准彩礼都在10万元以上，我方总共给姬某138600元，姬某为订婚支出较少，属于其应该花费，不是垫付，我方为订婚支出2万多元，我方支出高于姬某。 针对郭某提交的证据，姬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微信聊天记录，郭某提交的是我提交的微信记录的下一页，当时我们因为这个事情争执，后郭某去我店里找我，订婚当天我把两家父母给的改口钱现金4.4万元都给了郭某，他说存他卡里，之前我方陈述给郭某2.2万元改口费是指把姬某的改口钱给了郭某，包括在这4.4万元中；4900元是郭某跟我说要钱，我直接转给他的，我的手机是我自己买的，4900元和我手机没有关系；对于郭某与卖手机的人的聊天记录，我的手机是订婚前买的，郭某订婚后也买了手机，具体价格不清楚，郭某买手机跟我要钱，还到店里闹，后来我没给他，过了两天郭某向我要4900元，说有急事，我就给他了；2万元是店里的现金，我把这2万元给了郭某，让郭某从微信里向我的宠物店的微信付款，宠物店的微信是商家码，提现不要手续费，然后我就提现后通过支付宝把钱借给了聂兆楠，聂兆楠11月22日还钱后我又使用郭某的微信把钱倒到宠物店的微信账号里，都是为了规避微信提现手续费；11月27日的8400元是11月26日我给郭某转了8000元；手表和腰带按习俗是订婚当日互相交换给郭某了，王某的证言也能证实郭某拿到手表和腰带了；关于三金，2019年9月10日郭某某支取了6万元与5万元金额不符，当天郭某向姬某微信借了500元，说明他当天没有钱，当天姬某存款三次共5万元，姬某9月10日存的这笔钱是家里需要用现金时取出来的，后来没有用又存回去的。对于郭某上诉所称的5万元，姬某称不是事实，我没见到过这5万元，也没有要过，一审时对方提交了9月10日我的存款记录，这笔钱存的是我自己店里的盈利和父母给我的钱，与一审庭审中郭某称订婚后我又向其索要5万元的时间不吻合，存在矛盾，不是事实；我们没有见过5万元和66600元，郭某家一共给了彩礼10400元，说好是11000元。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2019年9月10日郭某是否向姬某给付5万元款项的问题，姬某在二审中先是陈述“这笔钱存的是我自己店里的盈利和父母给我的钱”，后又称“这笔钱是家里需要用现金时取出来的，后来没有用又存回去的”，两次陈述存在矛盾，其称之前因家里需要现金曾支取款项，但其银行卡交易明细并无相符或相近金额的取现交易记录。郭某主张2019年9月10日其父郭某某取款后郭某交给姬某现金5万元，提交了郭某某支取现金6万元的交易明细，该支款金额大于姬某存款金额，足够支付，郭某某支款时间亦与姬某存入现金为同一天，而姬某提交自己银行卡明细显示购买首饰时间为2019年9月9日；以上购买首饰和给款时间、款项金额等均与媒人杨某证言中“他们去保定买首饰去，郭某某说他们今天买首饰去了，第二天郭某某又跟我说，买首饰花了女方的钱，待会我去支5万元，你等会和我儿子把钱拿过去，但钱我也没见，只是这么说，我说你儿子这么大了自己去就行了，我后来就没有跟着去”的内容吻合，上述证据内容相互印证，与姬某所主张的事实相比，郭某陈述的姬某先行支付款项购买首饰后次日郭某给付其相应款项5万元的事实更具高度盖然性。 关于彩礼金额，姬某主张其所收彩礼为10400元，对于2019年11月7日所收10万元主张为郭某给付的前期垫付款项及借款；郭某主张彩礼金额为66600元。证人杨某一审中证称，“彩礼订婚有一张卡，郭某某拿着那张卡说是66600元，改口费是一人11000元”，该证言与郭某陈述的2019年10月31日订婚当日银行卡中有110400元的主张一致，通过郭某银行卡明细亦可体现当日向姬某转账10400元后账户余额为100004.98元，金额亦为相符，因此应当认定2019年10月31日订婚当日郭某当众向姬某交付的银行卡中金额为110400元。对于该银行卡的实际控制使用情况，双方当事人均称由对方实际使用，根据郭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和当庭陈述，郭某的银行卡即使确由姬某持有，郭某本人亦可通过手机银行等方式对账户中款项进行支配，因此，订婚当日该银行卡内款项并未实际全部交付给姬某，而是于次日由郭某转账给郭某某10万元，11月4日再由他人转回，11月7日该10万元转至姬某账户中。以上事实说明，姬某已实际收取郭某给付的彩礼66600元和双方父母改口费438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无误。姬某主张其收款10万元中包括首饰款5万元、借款2.2万元以及其他消费支出，如前所述，购买首饰款项已由郭某另行支付；姬某所称“借款”与其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表达“不借”的意思表示不符，亦无任何转账或付款证据对其出借款项的事实加以证明；同时，姬某既述10万元包括改口费，而该10万元又全部转入其名下账户，该事实与其所说将2.2万元借给郭某的陈述明显不符，故姬某主张的该10万元款项性质为偿还垫付款等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关于郭某给付姬某彩礼66600元、改口费21800元以及购买“三金”款项5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亦予认定。双方当事人未登记结婚，原则上彩礼应当全部返还；鉴于双方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均有花费，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姬某返还彩礼6万元，裁量基本合理，对此本院不再调整。无论是郭某支付购买首饰款项还是姬某购买床上用品、手表、结婚用品等，双方当事人均为结婚支出部分款项，该部分款项属于自愿支出或赠与对方不属于彩礼性质，故一审法院未判令返还，并无不当。据此，对郭某要求返还剩余彩礼6600元和购买首饰款项5万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姬某上诉主张彩礼金额10400元，既缺乏客观证据支持，亦与媒人证言、银行交易明细不符；其银行账户中收取的88400元系郭某为结婚而给付的礼金，双方未登记结婚，依法应当返还，故对其要求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15元，由郭某负担；姬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45元，由姬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丽芳 审 判 员 庞 茜 审 判 员 于纪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 露 书 记 员 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