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经营者李爱民。委托代理人罗如洪，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鹏鹏，广东商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法定代表人周文高，局长。诉讼负责人雷战雄，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委托代理人章利兵，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兴英，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以下称潼侨屠宰场）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称惠州市生态局）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192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潼侨屠宰场委托代理人罗如洪、陈鹏鹏，被上诉人惠州市生态局诉讼负责人雷战雄、委托代理人章利兵、魏兴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屠宰场依法设立于2014年6月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300L72832335K，主要经营生猪屠宰、销售。2018年11月29日，被告委托宏科检测公司到被告处进行监督性检测，宏科检测公司工作人员（董某某，检验检测培训证：粤J*****-7382；张某某,证书：粤R字第438号）向原告现场负责人许某某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并出示有关委托文件后，在许某某的陪同下在排污口取样检查。宏科检测公司在取样等过程中进行拍照存证，制作了《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许某某在记录表中签名确认。2018年12月7日，宏科检测公司作出GDHK20181129025《检测报告》，原告排放的污水经检测的结果：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在《检测报告》中，还附有宏科检测公司的《资质认定证书》、《资质认定计量认证书附表》、检测人员资质证书等，相关检测人员在《检测报告》均有签名确认。2019年1月15日，对原告涉嫌违法排放污水行为，被告予以立案。2019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递交《授权委托书》，原告委托许某某（厂长、身份证：441************472）到被告的仲恺分局办理：代为填写地址确认书、接受询问（调查）、提供资料、确认相关资料信息、签收法律文书、进行陈述申辩或者提出（放弃）听证。2019年1月18日，被告的仲恺分局在原告的办公室对原告负责人许某某进行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许某某陈述：1、我是屠宰场负责人，可以代表屠宰场接受询问；2、2018年11月29日本屠宰场有作业，设施有运转。取样时我在现场且签了字；3、对我场排放的废水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是在看到《检测报告》才知道。对《检测报告》暂时没有异议，但具体情况要问过老板才清楚；4、对超标问题，估计是由生化设施不够完善导致，下一步准备请专业人士进行设施整改。当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许某某签收。2019年3月18日，被告的仲恺分局对原告涉嫌违法排放污水行为作出调查报告。2019年4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限制生产事先告知书》，原告的许某某签收，被告拍照存证。两个告知书均告知原告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有权申请听证。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的仲恺分局提出听证申请。4月1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决定在2019年4月25日在仲恺分局举行听证会。2019年4月22日，原告向被告的仲恺分局提出申请，请求注销该屠宰场的排污许可证。2019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关于对潼侨屠宰场行政处罚的申诉书》，强调许某某（在取样时）不能代表老板和公司，强调排放异常主要是因防控猪瘟消毒所致，强调该屠宰场早已关闭，且是小规模生产，强调取样过程错误，强调对处罚程序及决定有异议，处罚过重等。2019年4月25日，原告参加了听证会，并对被告的证据等充分发表了意见。2019年4月25日下午，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再次到现场进行检查，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1）已停产。（2）排放口是消毒池（原验收认定的排放口）现场核定PVC进行截断直接接入中转桶，再经管道接入新建的氧化池（作用为全代、好氧、厌氧，最后外排）。（3）屠宰场无法提供废水设施运行记录及停产记录。（4）屠宰场无法提供新建氧化池建设时间运行记录及整改方案。（5）新建氧化池可以通过消毒池引入，也可以通过调节池直接引入。（6）现场执法人员进行拍照及录像。（7）要求屠宰场在4月28日前提供相关资料。原告自认的屠宰场负责人李某某在该《现场检查笔录》上签名确认。2019年4月28日，原告向被告的仲恺分局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是：一、屠宰场已停产，部分设施早已拆除，环保处理功能无法重现；二、现场无法提供有关台帐资料，难于证明设备运行；三、屠宰场新增环保设施，是为了在生产中产生的污水能达标排放；四、改造后的污水管道是比较杂乱，但污水均经过环保处理后排放，绝无偷排；五、检测时的取水点并不是总排水口，检测时所取水样是还要经进一步处理才通过总排水口外排。等。2019年5月25日，原告在《惠州日报》刊登《道歉书》，对造成的环境影响予以道歉。2019年6月5日，被告的案件经办单位仲恺分局进行集体讨论。经讨论，结论：鉴于该企业已停止生产并注销排污许可证，不再实施限制生产。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从轻处罚适用原则中“①非恶意违法，并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环境违法行为的；②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③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在惠州市主流媒体显著版面（惠州日报、东江时报、南方都市报）上公开道歉并作出环保守法承诺的”从轻情节以及法定代表人是一级伤残退役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建议按裁量标准从轻40%罚款，即处60万元罚款。2019年6月13日，被告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裁量标准参照表第19项的规定，作出惠市环（仲恺）罚〔2019〕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60万元罚款。在决定书中，还有被处罚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和证据、行政过程、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和司法救济的途径及期限、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2019年6月18日，原告签收了《处罚决定书》。2019年7月5日，原告缴纳了60万元罚款。原告不服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还查明：（一）2016年8月22日开始，被告委托宏科检测公司按照监测计划企业名单及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对仲恺区2016年重点污染源进行监督监测。（二）原告持有证书编号92441300L72832335K001R《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止。（三）根据被告提供的其他几份《检测报告》，被告在2017年10月23日、2018年3月20日、7月19日、10月15日等时间对原告屠宰场排放的废水取水采样点（口）均与2018年11月29日的取水采样点（口）相同。（四）2019年10月23日，原审法院案件主办法官、原告、被告共同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认为取水采样点（口）不是最终废水排放口，该取水采样点（口）只是为方便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取水采样而设，其实屠宰场的污水处理设施已经过改造，屠宰场改造污水处理设施的目的是为了达标排放；被告认为检测机构取水采样点（口）是环保部门原来对该屠宰场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时确定的外排口，检测机构也一直在该排口取水采样。至于原告所说的为了达标排放废水而自行改造环保设施，没有经环保部门批准，没有经环保部门验收。依照法律规定，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不得擅自使用。（五）原告的经营者李爱民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级伤残退役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一、被告取水采样点（口）是否正确？被告作出处罚的证据是否确凿？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四、被告的处罚是否适当？关于被告取水采样点（口）是否正确、作出处罚的证据是确凿的问题。（一）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对屠宰场进行监督性检测取水采样都是在同一排水口，即2018年11月29日取水采样排水口。（二）被告（宏科检测公司的取水采样行为代表被告）每次对原告屠宰场进行取水采样均有原告相关工作人员在场陪同并签名确认，原告相关工作人员从未对取水采样点（口）提出过异议。（三）本次及之前进行监督性检测取水采样的点（口）是经被告环保验收并备案的。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被告取水采样点（口）为环保部门原来对环保设施验收时确定的废水外排口；（四）原告自称对环保设施进行了改造，但却没有经被告审批及验收。综上，原告认为被告2018年11月29日的取水采样点（口）错误，原审法院不予认同；根据检测，原告屠宰场2018年11月29日外排环境污水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有资质的宏科检测公司作出了《检测报告》。被告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屠宰场的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原告为防控猪瘟，加强对生产场所等进行清洗消毒，确实需要使用较大量的消毒清洗剂。但是，不能以此作为原告环境违法的“免死金牌”，还是得遵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达标排放生产废水、污水。关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委托的宏科检测公司指派两名有资质的技术人员在原告负责人的陪同下在环保设施验收时确定的污水外排口取水采样，采样人员及原告的负责人签名确认。经过检测，检测机构作出《检测报告》确认原告屠宰场外排环境的废水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后，将检测结果交原告核实并制作《询问笔录》，进行进一步核实。同时，向原告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然后再向原告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限制生产事先告知书》。根据原告的申请，向原告发出听证告知书，举行了听证会，充分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被告又应原告的申请，再次到现场进行勘验。最后，被告经集体讨论通过，作出《处罚决定书》，并在法定期限内送达给了原告。《处罚决定书》内容齐全、规范、适当。审查被告整个行政程序，可以明白看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等的规定，原告的程序权利得到保障。关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前面已述，原告屠宰场外排污水的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证据显示，原告屠宰场向外环境排放污水中，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应属情节严重。在此证据条件下，被告对原告作出处60万元罚款，符合上述法律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裁量标准参照表第19项的规定。关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适当的问题。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原告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幅度是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依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的规定，对原告的环境违法行为应当处以100万元罚款。但是，第一、考虑到原告的经营者是一级伤残退役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第二，在相关媒体上公开道歉，承认错误。第三，原告在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后已停业并注销了《排污许可证》等。被告经集体讨论决定，基于上述理由，对原告的罚款酌减40%，只处以60万元罚款，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四条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的规定，应系过罚相当。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负担。上诉人潼侨屠宰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对“污水排放口”(取水采样点)的认定明显错误。1．在2016年以前经环保部门指导设置和认定的以及现在国家环保平台备案的取水采样点与本案本次的取水采样点完全不同。2019年10月23日，惠城区法院组织原告、被告现场堪察时可见，最早经环保部门指导设置的“污水排放口”(取水采样点)在配电房一侧，与本次取水采样点至少相距130米以上。2019年10月29日，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在国家环保平台备案的《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其中“污水排放口”已作了清晰标注。有现场保存的物证，有国家法定资料的佐证，但一审判决却不予采纳，还认为不足以否定被告的取水采样点，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枉法判定。2．国家环保平台备案的新《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与本次取水时间并无矛盾。新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虽是2018年12月21日至2021年12月20日，但是从2018年7月份就开始提交申请材料，为提高水质加建污水处理设施和补充材料，到审批至少经历了半年时间，直至12月21才审批通过，其中就已明确标注了“污水排放口”。上诉人不可能未先知2019年1月18日会有环保局的处罚调查，或作后面弥补。3．本次取水点并无备案审批，是环保工作人员懒惰私设。2016年以前环保人员取水采样一直在配电房一侧经环保部门指导设置的“污水排放口”(取水采样点)，但2017年后，环保取水采样人员怕脏怕累，自行改在本次的临时取水点，但环保主管部门一直未正式认定和作备案。因此，经环保部门认定的被上诉人对“总排污口”的选取存在错误，这对真实数据的检测以及最终处罚幅度有直接影响，一审法院却对这一关键问题不予认定，反而将错就错，使得行政处罚违背事实。2018年11月29日，被上诉人委托第三方独立对上诉人进行监督检测。在调查当天，由于被上诉人委托的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没有被上诉人的调查人员带领，而且上诉人的负责人不在场，导致检测的排水口并非是最终的排污口。污水经该口流出后仍需经过一个中转池、三个氧化过滤池后才可排放的，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检测报告与上诉人所在厂的真实数据存在明显误差。被上诉人以此作为处罚依据明显错误。二、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不合法。《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的环境监测等技术人员随同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时，享有调查人员同样的职权。但是，2018年11月29日，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到场进行检测废水取样时，没有调查执法人员带领，导致取样的排污口错误，其作出的GDHK20181129028号报告显然不能作为本案主要的证据。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委托的宏科检测公司指派两名有资质的技术人员在原告负责人的陪同下在环保设施验收时确定的污水外排口取水采样……”这是毫无依据的，不管该两名技术人员是否有资质，该调查程序都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的是“调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一审判决却对此违法调查程序视而不见，只字未提。显然，被上诉人不遵守法定程序开展此次调查取证，本次行政处罚无效。三、一审判决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的行政处罚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这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依法不能成立。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显然，惠州市环境保护局无权制定该《裁量标准》。2.该《裁量标准》与法律规定不相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而该《裁量标准》序号19，对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仅凭水污染物的超标倍数，而没有考虑排放量及已造成的社会危害。上诉人是一个小型屠宰场，日屠宰量最高仅约120头猪、日排水量仅约40吨，当时因受猪瘟影响外地生猪禁运惠州，日屠宰量降至70头左右，显然其废水排放量较小，这与我市日屠宰猪超千头、日排水量超千吨的大型屠宰场有很大的差别，而该《裁定标准》序号为80的屠宰废物排放的处罚标准则以屠宰量为依据，显然是顾此失彼。而且，《裁量标准》序号19是普通规定，而《裁量标准》序号80是特别规定，本案显然违反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法原则，加重了对上诉人的处罚。四、认定《惠州日报》的道歉书作为处罚事实依据不足。在环保局的引导下，2019年5月25日，上诉人在《惠州日报》刊登“道歉书”写明“因2018年11月29日废水检测超标，对环境造成影响……”，只是对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检测超标而言，并不是废水排放超标。以此作为上诉人承认违法事实，显然依据不足。五、本案有多项从轻处罚情节，而行政处罚明显过重。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案是由于采水口的错误造成水质检验不准确，假如检验报告是准确的，也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最低档进行处罚，因为：首先，本案拟作行政处罚前，由于场地停止租赁的原因和受猪瘟影响，上诉人已停产关闭近四个月，即使2019年1月18日执法人员现场制作询问笔录时，也早已关闭近一个月，厂区铁门被潼侨政府紧锁；其次，屠宰量与大型屠宰场有极大区别，上诉人排放的污水对社会的影响明显较小；第三，上诉人的经营者系荣誉军人，双目失明，管理上有些地方不到位，从人道上考虑是否可以谅解呢?第四，上诉人因防范猪瘟按照政府部门严格消毒的要求大量使用了洗涤剂、增白洗衣粉等消毒物进行严格消毒清洗，导致磷含量增高。遗憾的是，尽管有上述理由，一审判决法院却支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如此不合理的高额处罚。综上所述，因一审判决法院查明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述请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192号《行政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惠州市生态局辩称，一、答辩人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涉诉环境违法案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8年11月29日，答辩人委托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科公司”)到被答辩人处进行监督性检测，宏科公司工作人员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并出示有关委托文件后，在被答辩人处现场负责人许某某的带领下到被答辩人的排污口进行取样，被答辩人处现场负责人许某某在《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中予以签名确认采样过程。宏科公司后出具监测报告显示：被答辩人废水总排口的废水所测项目中的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后被答辩人负责人许某某在调查询问中确认取样当天有屠宰作业，废水处理设施有运转，称可能是因为生化设施不够完善导致的废水超标。被答辩人存在超标排放废水的环境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答辩人认定被答辩人存在超标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被答辩人提出“污水排放口(取水样)的认定明显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一、宏科公司取样当天是被答辩人处现场负责人许某某带领宏科公司工作人员到排污口取样的，许某某参与了整个取样的过程，但许某某在取样现场并未提出任何的异议，未向采样人员说明有新设排口。在2019年1月18日答辩人的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中，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送达《检测报告》告知存在超标排污时，被答辩人也未告知答辩人的执法人员屠宰场新设了排污口。直至答辩人20l9年4月9日向被答辩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后，被答辩人知道自己存在超标违法行为将受处罚时才向答辩人提出听证申辩，提交了其擅自新设排污口的照片，自称其更换了排污口，新建了污染防治设施。但被答辩人是在何时自建了新的排污口，何时新建了污染防治设施，新建的污染防治设施在宏科公司采样当天有没有运行，因被答辩人此前新建排污口、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答辩人许可及审批，也未履行排污口变更申报手续，答辩人均不得而知。根据《广东省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导则》第五条规定，未经环保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扩大和改变排污口。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须履行排污口变更申报登记手续，更换标志牌和更改登记注册内容……(二)位置发生变化的；……被答辩人擅自新增排污口、污染防治设施，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而被答辩人在得知其存在超标将受到行政处罚后，向答辩人提起申辩时才将上述违法行为告知答辩人，以此作为其免于行政处罚的理由，此理由并无任何法律依据，因此，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应得到支持。二、根据答辩人提交的此前在被答辩人处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可以证明在此之前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进行监督性监测取水采样都是在同一排水口，即2018年11月29日取水采样排水口；该排污口是历来答辩人进行监测的取样口，采样时都有被答辩人相关工作人员在场陪同并签名确认，也有检测报告、采样相片等证据予以佐证，被答辩人相关工作人员从未对取水采样点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审判长也亲自到被答辩人处现场进行查看现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本案并不存在取水采样点(口)错误。因此，答辩人认定被答辩人存在超标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答辩人作出涉案具体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8年11月29日委托宏科公司对被答辩人进行监督性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被答辩人排放废水超标。取样当天宏科公司工作人员向被答辩人出具委托手续，并说明来意，取样人员具备采样资质，并制作了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被答辩人处现场负责参与见证了取样过程，在采样原始记录表中签名确认，并对采样过程进行拍照，宏科公司的取样程序合法，出具的检测报告可以作为答辩人立案处罚的依据。《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现场采样规定：“现场采样取证应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环境监察机构或其他具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机构承担。根据该规定，具有环境监测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可以现场采样。2015年原环保部出台《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2015120号)提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监测，规范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行为，促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良性发展。要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并且有序放开公益性、监督性监测领域，该《指导意见》为社会检测机构进入环境监测领域提供了依据。因答辩人当前环境监测能力和目前监测任务严重不匹配，因此，与宏科公司签订委托监测合同，委托宏科公司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宏科公司系具有相应环境检测资质的企业法人，取样人员具备采样资质，宏科公司在被答辩人处进行现场取样时向企业代表出示了委托文件，通过现场拍照的方式对采样进行记录，被答辩人处现场负责人参与见证了取样过程，在采样原始记录表中签名确认，宏科公司的取样程序合法，出具的《检测报告》可以作为答辩人立案处罚的依据。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行政判决书(2018)粤71行终1610号一案中，该案与本案高度相似，该案中系海珠区环保局委托广州广电计量监测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处罚单位进行油烟监测出具《检测检测》，采样过程并无执法人员参与。关于该案《检测报告》作为被诉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检测报告》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被诉行政处罚的证据。”三、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所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裁量合适。被答辩人的超标排放废水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应适用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答辩人根据《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第六款从轻或减轻处罚使用原则及裁量标准参照表第l9条规定，严格执行裁量标准，并综合考虑被答辩人受非洲影响猪瘟的情况属实，因防控疫情进行大量消毒清洗的情形特殊，非主观恶意违法，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经了解案件情况后于2019年4月23日申请注销排污许可证，主动停产并关闭，在惠州日报公开道歉，经营者是一级残疾退役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特殊贡献，答辩人于2019年6月5日对被答辩人排放废水超标行政处罚一案进行了集体讨论，制作案件体讨论笔录，决定予以减轻40％。最终对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的超标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处罚款60万元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综合上述事实和理由，答辩人作出惠市环(仲恺)罚[2019]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主体适格、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不存在任何撤销事由。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192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据此请求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本案中，从涉案《检测报告》来看，潼侨屠宰场2018年11月29日的外排环境污水氨氮超标3.74倍、总磷超标31.2倍，属于上述规定中应当予以处罚的情形。潼侨屠宰场委托代理人二审当庭亦陈述“我方认可违法事情需要予以处罚，我方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已经自动关闭屠宰场，希望法院支持我方上诉请求，减轻处罚数额。”也即，潼侨屠宰场对上述违法事实并无异议，只是对处罚数额持有异议。惠州市生态局经过立案调查、先后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限制生产事先告知书》，并根据潼侨屠宰场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举行了听证会，充分听取了潼侨屠宰场的陈述、申辩意见。惠州市生态局在《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上是拟对潼侨屠宰场处以壹佰万元（1000000.00）罚款。但在综合考虑了潼侨屠宰场的经营者是一级伤残退役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其亦已在相关媒体上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并在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后停业并注销了《排污许可证》等理由后，惠州市生态局决定对潼侨屠宰场的罚款酌减了40%，最终只处以60万元罚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驳回潼侨屠宰场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潼侨屠宰场上诉意见中对于“污水排放口”（取水采样点）的问题。原审法院对此已经作了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屠宰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少棉书 记 员 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