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20552号原告：谢军，男，197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道凤，天津华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酷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院**楼**办公B-207-161。法定代表人：杨靖。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忠岩，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军与被告北京酷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我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道凤，被告酷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忠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删除侵权录音制品；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职业音乐人，在担任朝代万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世传媒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由万世传媒公司为其旗下艺人杨坤制作了歌曲《站台》（以下简称涉案歌曲）、《站台（伴奏）》（以下简称涉案伴奏），其后万世传媒公司将上述录音制品的录音制作者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原告对涉案录音制品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及著作权，依法受到保护。被告未经许可通过其经营的“酷我”音乐播放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涉案录音制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录音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专业向社会公众提供音乐内容的传播平台，对其提供的全部录音制品均有严格的注意义务，被告在自己传播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涉案录音制品的行为未尽到审慎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有过错，应承担停止使用、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判如所请。酷我公司辩称，一、涉案录音制品和作品权利人无法确定。专辑没有标注权属的主体为万世传媒公司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录音制作者和录音制作权人为万世传媒公司。电视作品与录音制品不同，制作主体不能等同于制片者和权利人，根据行业惯例，作品上署名为“出品人”“制片人”等的主体可以视为制片者。因此，电视作品权利人也无法确定。原告也没有制作录音制品和电视作品的原始证据；二、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权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万世传媒公司是权利人，原告是万世传媒公司法定代表人，万世传媒公司由原告控制，因此在无法确定万世传媒公司是否享有权利的情况下，原告用其自行控制的公司和自己签订协议转让权利的行为不应被认可。同时该协议未约定对价等，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三、时间戳取证无法保证真实客观。原告应提供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出具主体合法性的证据。一系列操作行为都是由原告单方、且在其所控制的电子设备上进行，得出的数据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即便有一定的效力，该认证行为针对的只是时间，并非文件本身，缺乏第三方有效监督。此外，原告取证时并未进行下载操作,无法证明存在提供下载服务；四、即便原告是权利人，要求赔偿数额过高。即便被告传播了涉案制品，被告提供免费在线播放服务，未进行编辑推荐，未收到原告的警示或告知，没有主观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即便需承担责任，由于涉案歌曲及涉及音乐作品的曲谱小节、歌词较少，时长短，有些是单纯的伴奏，时间久远，受众少，而且专辑封面显示相关MV为“赠送”，每首MV时长也很短，制作成本低，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要求赔偿数额过高。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即便被告需承担责任，恳请降低赔偿金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原告主张权利的相关事实1.名称：《站台》、《站台（伴奏）》。2.署名：谢军提交了名为“DISCO杨坤的士高”专辑封面，载有涉案歌曲、涉案伴奏名称，版权提供：万世传媒公司，ISRC：CN-A65-10-460-00/A.J6,发行日期：2010年5月。3.授权链条：2010年5月6日，万世传媒公司出具《音像节目著作权权利转让协议》载明，万世传媒公司将本公司所有已有音像节目著作权以及未来所有音像节目著作权转让给原告谢军。二、关于被控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谢军提交了《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及录屏光盘，其中载明2019年7月4日，谢军委托代理人在对取证计算机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性检查后，登录网址为“www.kuwo.cn”的酷我音乐网站，清空播放列表，搜索“杨坤disco”，显示“杨坤disco”专辑，点击后可正常播放专辑内的全部音乐，其中包含涉案歌曲和涉案伴奏。专辑播放页面标有“下载”标识，谢军在取证过程中并未就下载涉案录音制品进行相关操作。三、其它相关事实诉讼过程中，谢军将涉案音乐专辑寄送酷我公司，经酷我公司将音乐专辑中的涉案录音制品与上述可信时间戳的相应名称的音乐内容进行比对，酷我公司对二者的一致性无异议。庭审中，经确认酷我公司已将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下架，谢军亦予以认可。以上事实，有涉案音乐专辑、可信时间戳材料、转让协议，当事人陈述及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录音制作者权是指录音制品的制作者依法对录音制品中的录音享有的邻接权，包括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取报酬的权利。根据谢军提交了包含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在内的音乐专辑封面、《音像节目著作权权利转让协议》，在酷我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谢军经授权，享有其主张的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录音制作者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谢军通过可信时间戳取得证据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电子数据是一种法定证据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本案中，谢军提交的通过时间戳服务系统固定的相关网页页面属于电子数据类证据。经全面考察该证据的形成方式，首先，固定证据的整个过程虽然由取证方谢军自行操作，但整个操作过程由录屏软件同时进行记录，且取证方对所用计算机的操作环境及相关网络环境进行了一系列标准化清洁性检查，此举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因操作者不当介入、操作设备不清洁、网络环境不真实等因素可能对取证结果造成的影响，保证了电子数据生成、储存方法的可靠性。其次，每个电子数据文件在申请时间戳时自动产生一个唯一对应的数字指纹（hash值）和tsa格式的电子证书，在验证时间戳时，将待验证电子数据文件与对应的tsa格式的电子证书进行匹配，如果文件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则可通过时间戳验证，反之则无法通过验证。根据时间戳服务系统公示的信息，文件内容发生任何改变，如打开后保存，都无法通过验证。此种方式通过密码技术有效验证和保障了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最后，由权威性较高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负责时间戳服务系统的国家标准时间溯源及系统时间同步与分配，保证了电子数据形成时间的准确性。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谢军提交的通过时间戳服务系统固定的相关客户端页面的真实性可以确认。酷我公司辩称谢军通过时间戳服务系统固定证据的过程由其单方操作、且在其所控制的电子设备上进行，因此得出的数据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判断电子数据证据真实性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由取证方自行操作，而在于生成、储存、传递电子数据方法的可靠性以及保持电子数据内容完整性方法的可靠性等因素。如前所述，谢军提交的电子数据证据，不论生成、储存方法还是保持内容完整性的方法，均较为可靠。酷我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取证过程和验证方式存在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因此，本院对酷我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指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行为。本案中，酷我音乐网站直接提供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的播放行为，用户在时间段内可以按照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上述录音制品，酷我公司的行为已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范畴。可以认定酷我公司侵害了谢军对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鉴于，酷我网站中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均已下架，谢军亦予以确认，谢军主张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谢军的损失或者酷我公司的获利，本院综合考虑涉案歌曲及涉案伴奏的类型、知名度、专辑出版时间，酷我公司的侵权性质、情节、时间等酌情确定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酷我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军经济损失2500元；二、驳回原告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北京酷我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郭 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承祖书 记 员  姚尚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