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男，汉族，1970年12月10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安伟，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彬，男，汉族，1969年9月1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凤刚，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伟与被上诉人余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2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伟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29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余彬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余彬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销售清单上没有收货人签字确认，也没有双方结算单据的情况下，对于余彬是否按照零售单罗列的物品运送，是否按照要求将货物送到指定的地点，运送货物的数量及质量是否是按照要求送达，在一审中余彬均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亦没有进行查明。而一审法院仅以此零售单作为债权凭据进行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关于付款时间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郭伟没有举证证明达到了当时约定收货后3个月内支付货款的条件，事实上并非如此。一审郭伟向法庭提交的银行流水，就是当时拨付工程进度款30万元的银行流水，流水上也能体现郭伟将这笔款项取现的证明。所以，一审法院对“被告未举证证明达到了当时口头约定收货后3个月内支付货款的条件”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三、从余彬在一审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72772元（以51980为基数从2014年6月起计算）”来看，也可印证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是货到付款，而庭审中关于收到进度款三个月，则应当是双方当时延期付款的约定，而并非是买卖合同付款的约定。四、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负担是错误的，一审诉讼费是按照本金加利息计算的诉讼费，一审法院没有将驳回部分诉讼请求的诉讼费判决余彬承担是错误的。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余彬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郭伟在收到余彬的货物以后，陆续支付了11万元货款，但对余款51980元未支付是事实，郭伟不诚信，故意逃债导致余彬无法面对面的进行办理欠条，因此，郭伟以诉讼时效已过作为上诉理由有违法律约定。截至2019年春节，余彬本人或者妻子电话多次要求郭伟支付余款，但是郭伟的回答是延期支付，基于双方是朋友及曾经的交易对象，但郭伟一直不敢正面面对，甚至不接电话，直到春节后余彬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余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郭伟支付余彬货款51980元及其逾期未支付欠款利息72772元（以51980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计算至2020年4月）；二、诉讼费由郭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彬、郭伟经朋友介绍认识，由余彬在郭伟处购买材料。2014年5月25日，郭伟再次到余彬处购买材料，由余彬书写销售清单，该清单上列明购买材料的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总金额注明为161980元，该销售清单第二页上注明“贰页合计：161980元”“货到正安”“郭伟5.25”字样。2020年1月份余彬曾通过联系过郭伟，但未有通话内容。2020年4月份，郭伟主动打电话给余彬询问涉案货款差欠的情况，余彬通过微信向郭伟发送过涉案两张销售清单。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当时口头约定材料款的支付方式为收货后“如郭伟3个月内收到工程进度款就付给余彬”。郭伟对余彬提交的两张销售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之规定，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余彬提供的销售清单经双方确认是真实的，根据该清单上记载的出售材料的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的情况，符合零售行业交易习惯，认定原、郭伟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对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涉案款项是因买卖关系产生，经询问，对于货款的支付时间，双方均认可曾口头约定“如郭伟3个月内收到工程进度款就付给余彬”，即如郭伟收货后3个月内收到工程进度款则付款时间为收货后3个月内，如郭伟在该时间内没收到工程进度款则付款时间不确定，而本案中郭伟未举证证明达到了当时口头约定收货后3个月内支付货款的条件，则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余彬可随时要求郭伟支付货款，诉讼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曾另行约定付款时间，故本案中余彬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余彬主张郭伟退还货款51980元及支付利息72772元的认定，余彬提供的销售清单经双方确认真实，该清单上载明了“贰页合计161980元”“货到正安”，说明郭伟收到的材料总款为161980元，郭伟称该款项已于2014年、2015年期间全部支付完毕，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现余彬自认郭伟已付材料款为110000元，故郭伟还应向余彬支付材料款51980元。另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且余彬未举证证明曾向郭伟发出过限期付款通知，无法说明郭伟付款逾期的事实，而余彬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时间从2014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时间在起诉前）止，因此，对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郭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余彬支付货款51980元；二、驳回余彬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0元（已减半由余彬预交），由郭伟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直。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后，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是买受人的基本合同义务。本案中，根据郭伟于2014年5月25日签字的《销售清单》所载明的内容，余彬向郭伟出售了161980元的钢材，余彬作为出卖人已履行了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郭伟作为买受人亦应履行向余彬支付货款161980元的义务。因余彬自认郭伟已支付货款110000元，尚欠货款519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郭伟应向余彬支付货款51980元。至于郭伟提出余彬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其交付161980元钢材的上诉意见。首先，郭伟于2014年5月25日签字的两张《销售清单》详细载明了余彬销售钢材的品种、数量、单价、金额及总价，郭伟在《销售清单》上签字注明“合计161980元，货到正安，郭伟，5.25号”，该《销售清单》能够证明余彬向郭伟供应了价值161980元的钢材；其次，郭伟在庭审中称其通过现金方式向余彬付清了货款，亦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钢材的合同关系。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郭伟提出其已通过现金方式向余彬付清货款的上诉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郭伟作为买受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余彬付款的金额，但郭伟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其取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向余彬付款及付款的金额，因余彬在庭审中自认已收到郭伟支付的货款110000元，故一审认定郭伟尚欠货款51980元并无不当。至于郭伟提出余彬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郭伟应当付款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余彬与郭伟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在《销售清单》上亦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应视为双方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余彬有权随时要求郭伟支付货款，其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故对郭伟提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郭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上诉人郭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肖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