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8441号原告：高某，女，193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婕，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良翠，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1，男，196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惠，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维霞，北京市铭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女，196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刘某3，女，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刘某4（兼蒋某、刘某5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常某，女，199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蒋某，女，196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刘某5，男，199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高某与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常某、蒋某、刘某5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婕、蒲良翠，被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惠、蔡维霞，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兼蒋某、刘某5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依遗嘱继承被继承人刘某6所留的存款；2.依据遗嘱继承三套房屋，即北京市海淀区柳浪家园南里×2号、×3号、×4号；3.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我与刘某6系夫妻，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分别为长子刘某1、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3、次子刘某4。2011年7月，海淀区六郎庄地区开始宅基地搬迁腾退改造工作，依据高某名下宅基地面积，高某与刘某6共取得安置房9套，拆迁款项若干元。2012年10月2日，刘某6出具自书遗嘱一份，明确将六郎庄拆迁所安置的九套房屋（6个两居室、3个一居室）及其他涉及刘某6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我继承。2013年至2016年期间，我与刘某6对上述9套房屋归属分别作出实际处理，房屋分别登记于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各自名下。2017年1月24日，刘某6因病去世。此后，我将刘某6自书遗嘱向四子女公布，刘某2、刘某3、刘某4对此无异议，认可刘某6的遗嘱效力，认可登记在高某名下的房产为我个人财产，并同意由我继承刘某6的遗产，即存款。但刘某1对此不予认可，针对房产及存款问题，多次向我发难，我的生活受到严重骚扰。我现年事已高，无力与刘某1协商解决继承问题，为维护合法权益，我被迫提起诉讼，要求依遗嘱继承丈夫刘某6所留遗产，望判如所请。刘某1辩称，我不同意高某的诉讼请求。2011年12月2日的家庭协议已经明确表明对于海淀区海淀镇六郎庄×号进行析产，有析产在我名下份额，析产是指财产共有人对通过协议的方式，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分属各共有人所有。因此，现在高某要求对刘某6和高某已经析产归我所有的四套房屋归于刘某6的遗产进行继承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我的74.25平方米对应的面积及拆迁所得安置的房屋应当按照协议归各自所有，不是刘某6的遗产。（2015）海民初字第31709号和（2016）京01民终1115号判决书将四套房屋作为刘某6的遗产进行继承没有法律依据，上述判决是依据家庭协议判决的，且判决内容是将四套房屋交给高某和刘某6进行处理，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重新调剂和分配，而并非归刘某6和高某所有，所以没有合法所有权的房屋不能依法进行继承。（2014）海民初字第6023、6024、6025号和（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36号判决书明确驳回了高某关于确认刘某1、刘某7和张某的安置协议的无效行为，故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安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依据该协议取得的四套房屋也是合法取得。根据查询，高某于1958年8月23日户籍农户由海淀区中卫胡同×号迁往石景山钢铁厂转为居民户口，后于1960年9月17日迁入海淀六郎庄大后街×号并于1992年9月5日变更为海淀六郎庄×号，以上可以得知1959年高某的户口不在六郎庄，但六郎庄村委会出具证明称高某在1959年取得六郎庄×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显然与事实不符，该证明不足以采信。因高某所称宅基地未提交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政府宅基地审批证明，不能确定其面积和位置以及是否系合法取得审批的宅基地，亦无法证明我的房屋系建造在高某的宅基地上而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故不能认定四套房屋为刘某6的遗产。涉案四套房屋是刘某1、刘某7、张某等人依据六郎庄搬迁腾退方案依法取得，合法有效。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法律服务所的证明书及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房屋均未取得权属证明登记证书，不能进行证明。我名下的房屋被腾退只是判决归高某和刘某6处理并非归其所有。关于两份遗嘱我均不予认可，这两份遗嘱不是同一人书写，2012年遗嘱字迹是颤抖的，2014年遗嘱字迹是有力的，即便是刘某6所写，该遗嘱对房屋的处分也应为无效行为。刘某6和高某名下的存款其中239万元是刘某1、刘某7、王某、张某、张某1、季某六个人的，剩余的才是刘某6和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刘某6的部分，我要求依法继承。刘某2辩称，我同意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可刘某6的遗嘱效力，同意按照遗嘱存款全部归高某继承，刘某6生前说过这些存款都是归母亲的。同时我要求对拆迁安置所得的9套房屋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柳浪家园南里×5号和×6号房屋由我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完备条件时，直接登记在我刘某2下。刘某3辩称，我同意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要求对拆迁安置所得房屋在本案中一并析产继承，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柳浪家园南里×7号房屋由刘某3、常某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完备条件时，直接登记在刘某3、常某名下；判令柳浪家园南里×1号房屋由刘某3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完备条件时，直接登记在刘某3名下。刘某4、常某、蒋某、刘某5辩称，我同意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要求对拆迁安置所得房屋在本案中一并析产继承，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柳浪家园南里×8号房屋由蒋某、刘某5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完备条件时，直接登记在蒋某、刘某5名下；判令柳浪家园南里×9号房屋由刘某4、刘某5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完备条件时，直接登记在刘某4、刘某5名下；判令柳浪家园南里×4号房屋的一半由刘某4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完备条件时，该房屋50%份额直接登记在刘某4名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高某系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六郎庄村村民，1959年高某与刘某6结婚，并取得原六郎庄村×号(以下简称×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及院内房屋的所有权。高某与刘某6婚内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6于2017年1月24日去世。2011年7月前后，六郎庄地区开始宅基地搬迁腾退改造工作。为了在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争取搬迁利益。2011年12月2日，高某、刘某6与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签订了《协议》，主要内容为：“经父母刘某6、高某及兄弟姐妹4人在拆迁前共同商议，为了争取更大利益，将×号院的房产析产在4人名下，拆迁后所置换的房产及补偿款拿回后都必须交给父母统一分配，其他人不得擅自处置，在办理入住手续后相互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最后声明如今后有人对父母不敬不孝，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父母有权收回房产。”《协议》签订后，2011年10月20日，刘某4持高某签名的保证书，交至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六郎庄村村民委员会。在保证书上写明：院落地址×号院，高某家庭成员刘某2、刘某4、刘某3一致协商，将本家宅基地上房屋建筑面积108.54平方米进行如下分割：建筑面积27.14平方米归高某所有;建筑面积27.06平方米归刘某2所有;建筑面积27.17平方米归刘某3所有;建筑面积27.17平方米归刘某4所有。2011年12月，刘某1到六郎庄村委会搬迁办公室，称高某已同意将×号院内前院的房屋析产给其，工作人员知道高某与刘某1系母子关系，且高某对此未提出异议，故认定刘某1为×号院内前院的被腾退人，后刘某1、张某、刘某7向六郎庄村委会提交保证书，对×号院内74.25平方米房屋进行分割，其中24.75平方米归刘某1所有、24.75平方米归张某所有、24.75平方米归刘某7所有。2011年12月7日及2011年12月31日，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张某、刘某7分别与六郎庄村委会签订了《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高某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为高某、刘某6，安置×5号房屋；刘某2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刘某2，安置×6号；刘某3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为刘某3、常某，安置×7号房屋；刘某4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为刘某4、蒋某、刘某5，安置×8号和×9号房屋；刘某1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为刘某1、王某，安置×2号和×1号房屋；刘某7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为刘某7、季某，安置×4号房屋；张某签订协议的安置人口为张某、张某1，安置×3号房屋。2012年1月6日至11日间，刘某2、刘某3、刘某4将以其家庭名义获得的上述补偿款，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入高某的银行账户。2012年1月19日，刘某1领取了其家庭的补偿款存折，并代刘某7、张某领取了其家庭的补偿款存折后，当场将全部存折及相关身份证件等一并交与刘某2；同日，刘某1、刘某7、张某名下的上述补偿款，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入高某的银行账户。2012年1月20日，高某按每家5万元的数额，向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交付了部分补偿款，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在《收条》上签字。2013年9月，刘某1、刘某7、张某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高某诉至本院，要求返还上述补偿款，本院分别作出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刘某1、刘某7、张某不服，并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刘某1将其及刘某7、张某的存折和身份证交与高某是经过双方合意的，双方之间的财产利益发生变动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刘某1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以不当得利主张债务的诉讼主体地位不适格，故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裁定驳回了刘某1、刘某7、张某的起诉。2014年1月，高某以刘某1、刘某7、张某及六郎庄村委会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刘某1、刘某7、张某与六郎庄村委会签订的《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无效，后被本院驳回诉讼请求。高某对判决不服，向一中院提起上诉；一中院就高某的上诉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2522号、2523号、253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2015年，刘某1、刘某7、张某又以保管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某返还上述补偿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本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了刘某1、刘某7、张某的诉讼请求；刘某1、刘某7、张某对判决不服，向一中院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2015年，刘某6、高某将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7、张某诉至本院，要求刘某1、刘某7、张某将其占有的四套安置房屋腾空并返还。（2015）海民初字第31709号判决书认定，虽然在搬迁过程中，涉及×号院签订了7份搬迁腾退协议，但依据的都是×号院宅基地的面积和院内房屋面积，高某作为×号院搬迁前唯一的宅基地使用人和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在搬迁过程中，与其亲属签订的《协议》又明确约定了因搬迁而获得利益的处分方式；当地劳动集体也以《情况说明》的形式，明确了劳动集体的意见；因此，从搬迁利益的来源、当事人的约定及当地劳动集体的意见等各方面因素来判断，高某、刘某6应享有对涉及×号院的搬迁利益的处分权。高某、刘某6要求刘某1、张某和刘某7按《协议》的约定，将其获得的四套安置房屋（×2号、×1号、×3号、×4号）腾空并交给其处理，法院予以支持。刘某1、刘某7、张某不服提出上诉，一中院作出（2016）京01民终1115号判决书认定，刘某7、张某之所以能够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和获得搬迁利益，是源于高某、刘某6×号院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由刘某1基于家庭内部协议的约定派生出来的，因此，刘某7、张某应当受到家庭内部协议的约束。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于2016年3月11日生效。刘某1、刘某7、张某对（2016）京01民终1115号判决书不服，向一中院申请再审，一中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京01民申203号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刘某1主张其在涉案宅基地上投资建造了房屋，该事实即便成立亦在其签订家庭协议时放弃了该权利，原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据此驳回刘某1、刘某7、张某的再审申请。经法院强制执行，截至2016年12月8日，刘某1、刘某7、张某已将上述四套房屋腾空交付给高某、刘某6，后刘某1住进10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2013年11月21日，高某与刘某2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法律服务所签订《协议书》，约定将×5号房屋变更为刘某2，后刘某2于2013年11月23日与北京万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六郎庄村委会就×5号和×6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2013年11月23日，刘某3、常某就×7号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蒋某、刘某5就×8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刘某4、刘某5就×9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2014年12月23日，刘某1就×2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王某就×1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张某就×3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2014年12月24日，刘某7就×4号房屋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2016年3月28日，刘某2代刘某6与高某、刘某3、刘某4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法律服务所分别签订《协议书》，约定将以刘某1家庭签订协议安置的四套房屋更名，同日，高某、刘某3、刘某4分别与北京万柳集团置业有限公司、六郎庄村委会重新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其中×2号和×3号房屋更名为高某，×1号房屋更名为刘某3，×4号房屋更名为高某、刘某4。2018年10月29日，北京建业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和六郎庄村委会出具《关于刘某1信访事项的会议决议》，称北京建业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依据（2016）京01民终1115号判决书变更涉诉四套房屋底单并办理入住手续，该房屋底单登记的姓名不代表房屋所有权归属，因判决未对四套房屋产权归属情况进行确认，针对上述四套房屋办理产权证时必须依据人民法院明确房屋所有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现搬迁安置获得的共计九套房屋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2012年10月2日和2014年11月23日，刘某6分别留有自书遗嘱，表示其名下的所有财产均归高某继承所有。刘某1对遗嘱不予认可，申请对两份遗嘱全文是否为同一人书写以及刘某6签字是否为刘某6本人所写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9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两份遗嘱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刘某6”签名字迹与样本中“刘某6”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刘某1对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认为遗嘱并非刘某6所写，其他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庭审中，高某对刘某2、刘某3、刘某4提出的居住安置房屋并登记在各自名下的请求表示同意，同时表示对于房屋归属以后也要看子女表现，如果对我不好，我有权收回。另查，截至刘某6去世之日，刘某6在北京银行账号：×××中留有存款197.55元、账号：×××中留有存款393.74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中留有存款29.06元。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为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其一为因原六郎庄村×号院搬迁所得的利益，除归属于高某、刘某6的财产外，是否包含其他家庭成员利益，以及刘某6的遗产范围，其二为刘某6遗嘱的效力。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多份判决书及家庭协议可以认定，涉及×号院签订的7份搬迁腾退协议，依据的均是×号院宅基地面积和院内房屋面积，高某系×号院搬迁前唯一的宅基地使用人和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刘某6、高某应享有对涉及×号院的搬迁利益的处分权。因安置房屋均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高某、刘某6的处分权应当包括对补偿款的处分和对房屋居住使用的分配权利。刘某2、刘某4、刘某3、刘某1、张某、刘某7之所以能够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和获得搬迁利益，是基于各方签订的家庭协议的约定派生出来的，均应受到家庭协议的约束，而并不因签订协议人的不同而改变财产归属。据此，因×号院搬迁所得的安置房屋、补偿款等均应为高某与刘某6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刘某6的一半应为刘某6的遗产。高某、刘某6名下的存款亦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依据遗嘱，属于刘某6的部分均应归高某继承所有。针对争议焦点二，高某提交了刘某6的自书遗嘱，经司法鉴定确认为刘某6本人所写，刘某1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某6的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鉴定程序合法，本院依法认定刘某6的自书遗嘱真实有效，属于刘某6的遗产均应由高某继承所有。审理中，高某同意部分房屋由刘某2、刘某3、刘某4及其家人居住使用并同意将来登记在各自名下，但同时表示若子女表现不好有权收回房屋。对此，本院认为，高某同意部分房屋归其子女居住使用，本院对此不持异议。高某系因继承刘某6的遗产而获得搬迁安置的全部利益，本案所涉安置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高某现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不宜在本案中直接将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故本院认定安置房屋待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均应登记在高某名下。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柳浪家园南里×**和×**房屋由高某居住使用，待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登记在高某名下；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柳浪家园南里×**和×**房屋由刘某2居住使用，×7号房屋由刘某3、常某居住使用，×1号房屋由刘某3居住使用，×8号房屋由蒋某、刘某5居住使用，×9号房屋由刘某4、刘某5居住使用，×4号房屋由高某、刘某4居住使用；上述七套房屋待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均登记在高某名下；三、刘某6（身份证号：×××）名下在北京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内的全部存款及利息均由高某继承所有；四、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高某负担，其中1150元已交纳，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文慧人民陪审员  汉 青人民陪审员  石亚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高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