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7民终1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燕，女，生于1973年8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街子乡岳家村**，农民。系死者曹某某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女，生于1994年8月29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XX乡XX村**，学生。系死者曹某某之女。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荣华，男，生于1939年1月12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农民，系死者曹某某之父。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四川名常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男，生于1974年11月18日，汉族，住，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系城固县水库承包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双忠，男，生于1978年4月2日，汉族，住，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系城固县水库承包人。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娟，陕西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系陕西盛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泽余，男，生于1970年1月3日，汉族，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佳，四川联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军，（又名杨军，杨军娃），男，生于1975年6月7日，汉族，住，住陕西省固县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立新，系城固县博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永国，男，生于1966年2月24日，汉族，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兴，系绵阳市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上诉人王**、周双忠，上诉人陈泽余因与被上诉人杨建军、曹永国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2民初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春燕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被上诉人王**、周双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娟、王聪，上诉人陈泽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佳，被上诉人杨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立新、被上诉人曹永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城固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2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上诉人承担40%损失的判决内容，改判上诉人承担不超过10%的损失。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界定为承揽合同纠纷与事实不符，本案应当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1、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不是合伙关系，曹某某与曹永国是雇主雇员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系合伙关系的唯一证据是调查笔录，上诉人虽然在一审庭审中从证据形式上对笔录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但并不认可曹永国、陈泽余所陈述的内容。该笔录属于当事人陈述，而陈述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陈述单方陈述，并且陈泽余在一审中否认与曹某某系合伙关系，而且笔录中反映出渔具渔网都是曹永国和陈泽余出资购买，这也能证明曹永国和陈泽余合伙，而不是和曹某某合伙。曹永国在一审中申请的两个证人樊某某、周礼兴所做的证言也能证明曹永国是捕捞队队长。在没有证据证明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系合伙关系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又能证明曹永国系捕捞队队长，曹某某自2012年开始便跟随曹永国外出打鱼，是杨建军联系曹永国安排人去案涉水库打鱼，曹某某是在案涉水库打鱼时溺亡的事实，因此能够推断出曹某某受曹永国安排在案涉水库为曹永国打鱼的事实。2、被上诉人杨建军联系了被上诉人曹永国安排人员到案涉水库打鱼，打鱼的报酬0.15元/斤虽然是在杨建军与水库方进行鱼款结算时扣除来由杨建军支付给曹永国，但该捕捞费用事实上是由买鱼方杨建军在承担，也就是说整个捕捞队事实上在为杨建军服务，故杨建军也属于接受劳务的一方，也是受益的一方，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3、被上诉人王**、周双忠作为水库的承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曹某某溺亡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一审法院虽对于原告损失总额判决正确，但对于责任比例划分有失公允，不符合公平原则。作为雇主的曹永国、杨建军均有义务向曹某某提供诸如救生衣、完好的渔船等相关劳动保障条件，正是由于曹永国、杨建军未尽到前述义务，最终导致曹某某溺水死亡，故曹永国、杨建军应当承担50%以上的赔偿责任，曹某某在该次事故中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但绝不应当是主要责任，其自负责任比例不超过10%较为公平适宜。请求二审法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本案事实及各方的过错程度，对上诉人的责任比例调低。上诉人陈泽余上诉请求：1、撤销城固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2民初804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陈泽余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认定曹某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不能达到死者系城镇居民的证明目的，也不能以原审法院认定死者常年在外捕鱼，脱离了农业生产而认定应当按城镇居民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职业分类，渔民的职业属于农林牧渔劳动者，依照行业分类属于农业，死者曹某某系农村户口，生前职业为捕鱼，居住地也是陕西汉中各个水库，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其次，一审法院认定陈泽余应当承担本案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陈泽余与曹某某并无关系，一审中陈春燕等明确请求的法律关系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不应变更本案为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陈泽余不是接受劳务方，只是作为本案死者曹某某的工友，双方无资金、技术的合伙关系，渔船系各自所有，与曹某某不存在民法上的合伙关系。上诉人陈泽余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且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尽到了救助和报警义务，上诉人陈泽余对本次事故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曹某某作为成年人，长期以捕鱼为职业，应当具备捕鱼的安全保障知识以及相关救生措施，曹某某溺水死亡其自身应付主要责任，上诉人与曹某某均是为被上诉人王**、周双忠、杨建军提供劳务捕鱼，被上诉人王**、周双忠、杨建军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一审法院认定曹永国系组织者、发起人，因此曹永国作为雇主应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陈泽余作为雇员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陈泽余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王**、周双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曹永国、陈泽余、曹某某均不构成承揽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杨建军与捕捞队系承揽合同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上诉人仅与被上诉人杨建军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曹永国、陈泽余在捕鱼前并不认识上诉人，双方之间没有就劳动报酬有任何约定，承揽合同关系不成立。2、被上诉人杨建军常年从事贩鱼、捕鱼、拉鱼生意，2019年10月底与上诉人约定卖鱼信息后，由上诉人将捕鱼相关费用支付给被上诉人杨建军，再由其直接支付给捕鱼队人员。而一审法院认为杨建军仅介绍捕鱼队打鱼而不收取相关费用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识。根据2020年4月15日陈泽余和曹永国的谈话笔录可知，本案中是杨建军召集捕鱼某乙员在倒浆沟水库捕鱼，捕鱼某乙员按惯例共4人，每船2人分工协作，保证安全，但案发时正逢大雨，每船仅有一人，被上诉人杨建军在捕鱼前每船调走1人去别的水库捕鱼，对此没有尽到提醒注意义务，也未提供相关安全设备，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赔偿责任划分不当，上诉人与曹永国、陈泽余、曹某某不存在合同关系及侵权责任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上诉人作为涉案水库的承包经营者与杨建军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杨建军自行雇人捕捞，然后按照从水库所捕捞上来的成品鱼称重结算。上诉人与曹永国等人无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2、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曹永国等人作为承揽人，自行准备捕捞渔船、渔网等工具，完成捕捞即认为完成合同约定事项，报酬是确定成果后按约定计算，而定做人杨建军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死者曹某某没有捕鱼专业资质，并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下水捕鱼的危险性，在下水作业时没有注意安全并穿戴救生衣、救生圈，死者曹某某自信自己的游泳技能下水捕鱼，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曹某某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曹永国、陈泽余应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杨建军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针对上诉答辩称：首先，本案不是承揽合同关系，而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次，王**、周双忠作为水库承包方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其二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适当，但对其他人责任比例划分不当；第三，我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曹某某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且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曹永国和陈泽余是捕捞队老板，其二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陈泽余针对上诉答辩称：本案应当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且陈泽余与曹永国并非合伙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周双忠针对上诉答辩称：一、曹永国、陈泽余在一审法院所作笔录中自认系合伙关系，并组成捕鱼团队，各自提供资金、工具等，共同劳动、分享利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系合伙关系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二、被答辩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认为杨建军系雇主应承担侵权责任，答辩人没有异议。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一、二审中均称是杨建军联系曹永国等人到涉案水库打鱼，捕捞费用由杨建军承担，整个捕鱼队为杨建军服务，对该事实答辩人无异议。答辩人认为杨建军作为此次捕鱼活动的召集者，应当预见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负有将困难、风险告知他人等提示、管理义务，事故发生时杨建军疏于管理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曹永国辩称：一、曹永国与曹某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首先，曹永国与曹某某系亲兄弟，二人自2012年至2019年7月共同在陕西省从事渔业捕捞工作，劳动所得由一起工作的曹永国、曹某某、陈泽余均分，曹某某的劳动所得并非是曹永国以工资形式发放，因此曹某某并非为曹永国提供劳务，双方是共同为他人从事捕捞工作获得报酬的关系，曹某某等人与水库承包方才是真正的雇佣关系，也是捕捞作业的受益者。其次，曹永国与曹某某之间并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2019年7月分开后曹永国已经未再与曹某某共同从事捕捞工作，曹某某在倒浆沟水库从事捕捞工作并非是曹永国的安排，曹某某死亡时曹永国等人在马洪滩水库从事捕鱼工作，事后是杨建军告知才知情。二、一审认定曹永国与曹某某之间属于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属于合伙关系，双方既不存在合伙协议，也不存在共同出资情况，在曹永国至其他水库从事捕捞后，也没有再从曹某某等人处分享利益；退一步说，即使双方属于合伙关系，在2019年7月分开后也可以看出合伙关系已经解除。综上，曹永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但出于帮扶之意，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杨建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一、本案中，杨建军就是曹永国、陈泽余捕捞队和王**、周双忠水库承包人之间的打鱼中间介绍人，与捕捞队既无雇佣关系，也没有承揽定做关系。与水库承包人虽有口头买卖关系，但也是按照水库捕捞出的鱼随行就市按斤计价，即杨建军购买的是捕捞上岸的成品鱼，未上岸之前的事与答辩人无关，因此本案中杨建军无责任，不应承担赔偿义务。二、倒浆沟水库的承包人是王**、周双忠，什么时间让谁打鱼，打上岸的鱼买给谁是水库承包人说了算，不是杨建军能够定夺的事情，作为捕鱼方和水库方的中间介绍人，在未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只是给双方搭桥，之后的捕鱼事宜时由捕鱼方和水库方确定的，因此杨建军与曹某某的死亡无任何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向一审法院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连带向三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36098元/年×20年=7219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3514元/年×5年÷3=3919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74993元/年÷12月×6=37496.5元、原告办理丧葬费事宜合理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出诊费等6369.4元，以上合计85501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王**、周双忠系城固县XX镇XX沟水库承包人，被告杨建军系常年从事贩鱼生意，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等人常年在外从事捕捞鱼工作的无固定人数的小团体，无工作场所，无营业执照，主要由曹永国联系业务，无论谁联系到捕鱼活干，被告曹永国均从报酬中先抽取百分之十偿还前期捕捞队购买渔网渔具等垫资及后期渔网渔具的更新费用，其余费用由实际打鱼某乙均分。被告曹永国和杨建军认识时间较长，经常从事打鱼贩鱼往来。被告曹永国和曹某某系亲兄弟关系，2012年开始曹某某跟随曹永国常年外出打鱼某甲。2019年10月底，被告杨建军和周双忠联系确认了水库卖鱼信息后，双方口头约定捕捞出的鱼卖给杨建军，杨建军遂介绍曹永国捕捞队到倒浆沟水库捕鱼，捕捞队按每斤0.15元收取捕捞费用，在杨建军和水库方结算鱼款时代为扣除该费用给捕捞队。后曹永国安排曹某某、陈泽余到城固县XX沟水库捕鱼。11月4日曹某某和被告陈泽余拉上渔船渔网等到达该水库，由水库方承担打鱼某乙的食宿及拉渔船渔网的运费。11月6日早上九时许被告陈泽余和曹某某各自划一条船到水库里下网作业，在两人相距一百六七十米的距离的时候，曹某某向陈泽余大喊船进水了，陈泽余听到大喊，就让曹某某把水鞋脱了，同时朝曹某某方向划去，在距离四五十米的地方，发现曹某某已经溺水。陈泽余随即拨打110报警后，又打电话给杨建军。后城固县公安局龙头派出所、消防队、急救中心陆续到现场打捞曹某某，水库承包人、曹永国、杨建军也陆续到达现场，一个小时左右曹某某被打捞上岸已经溺亡，水库方找车将人拉到了城固县医院太平间。城固县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载明溺水。事故发生后，经城固县龙头镇司法所召集死者家属、水库承包人、曹某某、杨建军调解协商善后赔偿事宜，经调解，2019年11月8日各方达成调解意见，“鱼塘承包方、买鱼方、捞鱼方对赔偿死者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肆拾捌万元整无异议并同意（各方）”。调解笔录上均由曹永国、周双忠、杨建军、陈春燕签字。但各自在责任承担具体数额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请求。另查明：1、原告向法庭提交事故发生后，急救出诊费票据111.4元，支出曹某某太平间费用票据800元，火化费票据775元，住宿费票据1642元，餐饮费票据639元，交通费票据4219元，共计8186.4元。2、事故发生后，被告王**、周双忠支付安葬费20000元、曹某某支付安葬费10000元。3、死者曹某某父亲曹荣华，生于1939年1月12日，现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XX乡XX村**，农民。曹某某的父母共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子曹永国，次子曹永平，三子曹某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死者曹某某与水库方（被告王**、周双忠）、杨建军以及曹永国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法律关系。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在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雇主向提供劳务的雇员支付劳动报酬。承揽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按照他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约定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的目的是工作成果，而非劳务。在承揽合同中，为了支付劳动成果，承揽人需要以自己的技术或特有的劳动工具来完成一定的工作，以求实现一定的成果，而承揽对方正是基于承揽人的技术或特有劳动工具，将一定的工作交付出来，以期实现一定的成果。雇佣关系中雇员一般要受雇主的支配，承揽合同一般需要承揽人有专业资质。本案中，曹永国组织的陈泽余、曹某某等人虽然既无固定工作场所，又无专业资质及负责人，但却是由曹永国常年组织人员在各地从事捕鱼工作，形了的相对固定的小团体，约定凡加入的人员自己先出资购买一条渔船，无论谁联系到活干（主要由曹永国联系），曹永国作为发起人就从捕鱼报酬中抽取百分之十偿还前期捕捞队购买渔网渔具等垫资及后期渔网渔具的更新费用，其余费用由实际打鱼某乙均分。故曹永国的捕捞队实际上是一种松散型的合伙关系。捕捞队所提供的劳动成果在依靠专用渔船渔网等设备工具的情况下进行，捕鱼具有高度危险作业性质、需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含量，且所获得的报酬是按打捞上来的鱼每斤0.15元计算，故本案曹永国、曹某某、陈泽余与水库方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水库作为定作方给承揽方免费提供食宿，承担拉渔船等运输费用，其应当选任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捕捞队员捕鱼作业，履行日常安全监管责任。水库方与贩鱼方即被告杨建军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曹某某2012年加入曹永国的捕捞队，2019年11月6日曹永国安排被告曹某某、陈泽余到倒浆沟水库打鱼，报酬也由二人平均分配，故曹某某和陈泽余系合伙关系。2、关于赔偿责任分担问题。被告王**、周双忠作为水库承包人，但未对捕鱼某乙员曹某某、陈泽余等人技能进行审查，对捕鱼方式过程亦未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督管理，对事故发生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即责任承担30%。被告王**、周双忠辩称被告杨建军与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系承揽合同关系，其与被答辩人、死者不存在合同关系、侵权责任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无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其辩解不予支持。被告曹永国在捕捞队中联系业务、组织人员、并从报酬中抽取百分之十作为渔网渔具购置和更新，故被告曹永国对此次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责任承担15%，其辩解本人和曹某某、陈泽余在2019年7月17日就分开了，没有在一起打鱼了，且倒浆沟水库打鱼是杨建军联系的曹某某，本人没有参与，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被告曹永国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支持，且该辩解与当事人在龙头司法所调解时陈述事实不符。故对被告曹某某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不予支持。死者曹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常年从事捕鱼具有高风险工作，理应高度注意自身安全，然在打鱼过程中自己提供的渔船进水，其自身亦未穿救生衣和装备相关救生设备导致溺水事故发生，故死者曹某某有重大的过失行为，应承担主要责任即40%；被告陈泽余作为捕鱼队的共同合伙人，应按约定分摊收益与损失，在从事捕鱼活动中，同伴之间均应当相互配合，互相协作，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工作，但其却疏忽大意，未尽到安全提醒注意义务，故被告陈泽余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15%。被告杨建军在买鱼过程中，与水库方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仅介绍捕鱼队到水库打鱼，没有从中收取相关费用，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捕鱼某乙员系雇佣关系，对事故发生有因果关联性，故不承担责任。3、关于死亡赔偿损失问题：死者曹某某清系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XX乡XX村XX组农村户籍，并在农村居住。但2013年1月4日原告方在游仙区购买商品房一套（权0070389），2012年全家承包地全部进行了流转，2012年曹某某脱离了农业生产，常年跟随曹永国在外靠打鱼某甲至事故发生，其生活、活动轨迹在城乡流动，结合实际，本案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较为合适。但其父系农村户籍，常年在农村居住生活，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计算合适。其死亡赔偿金(2019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98元/年×20年)=721960元，丧葬费(74993元/年÷12月×6)=37496.5元、原告诉讼请求主张办理丧葬费事宜合理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出诊费等共计6369.4元，因参加处理事故的当事人亲属生活费不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之内，故其生活费639元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其余损失数额（6369.4-639）=5730.4元，合情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但该金额少于实际提供票据数额，法院予以照准。死者曹某某父亲曹荣华，年满90岁，生养三个儿子，被扶养人曹荣华生活费(2019年陕西省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10935元×5年÷3人)=18225元。关于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主张，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实际情况，法院酌情按20000元计算；被告王**、周双忠先行支付安葬费20000元，被告曹永国支付10000元应当予以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曹某某死亡各项损失费用：死亡赔偿金721960元、丧葬费37496.5元、被扶养人曹荣华生活费18225元，医院救治费、太平间费用、火化费、参加处理事故的当事人亲属住宿费、交通费共计5730.4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以上合计803411.9元，由被告王**、周双忠赔偿30%即241023.57元，扣除已支付20000元，再给付221023.57元，被告曹永国赔偿15%即120511.79元，扣除已支付10000元，再给付110511.79元；被告陈泽余赔偿15%即120511.79元；其余40%损失费用原告方自行负担。被告曹永国、陈泽余互付连带清偿责任。上述赔偿款项限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82元，由被告王**、周双忠承担1374.6元，被告曹永国承担687.3元，陈泽余承担687.3元，原告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共同承担1832.8元。二审中，上诉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曹永国签字确认的工资结付确认书复印件以及微信截图，证明曹某某是在为曹永国打工，并以微信截图佐证签字复印件的真实性。陈泽余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并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曹永国、曹某某与陈泽余并非合伙关系。王**、周双忠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曹永国质证意见：对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是在曹某某死亡后帮曹某某要账，故不认可证明目的。杨建军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合议庭评议后对该份工资结付确认书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但上诉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认为曹某某系曹永国的雇员的主张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判决认定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系合伙关系，认定曹某某、曹永国、陈泽余三人与王**、周双忠系承揽关系并以此确定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杨建军与曹某某、曹永国、陈泽余不构成雇佣关系故未判决杨建军承担责任是否正确？3、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曹某某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4、一审判决确定的各方赔偿责任比例是否适当？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的捕鱼队是以各自提供资金、共同出资购买渔船、渔具的方式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均分收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某与曹永国、陈泽余构成松散的合伙关系符合本案事实。同时，曹某某、曹永国、陈泽余根据王**、周双忠的要求，在王**、周双忠承包的水库中捕鱼，水库中的鱼在被捕捞之前系王**、周双忠所有，捕捞后如卖出所得收益也归王**、周双忠所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某、曹永国、陈泽余三人与王**、周双忠系承揽关系并确定本案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正确。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已查明，杨建军因与曹永国相识多年，故常向曹永国等人的捕捞队提供需要捕鱼的水库信息，捕捞出的鱼按照市场价格卖给杨建军或其他鱼贩，捕捞人员的报酬按照0.15元/斤计入鱼款中，由水库老板向捕捞队支付或由杨建军或其他鱼贩代为支付给捕捞队人员。因杨建军与捕捞队人员更加熟悉，其在整个交易流程中所充当的是提供信息、代为支付的无偿中介角色，既非捕捞队员的雇主也非捕鱼工作的定做人。具体到本案中，XX队XX沟水库需要捕鱼的信息后，是否接受捕捞的任务以及由哪些人参加捕捞活动并不由杨建军安排决定，因此曹某某溺水死亡的后果与杨建军提供捕鱼信息的行为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未判决杨建军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曹某某虽为农村户口，但一审中，陈春燕一方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曹某某、陈春燕夫妇婚后在绵阳市游仙区购买了商品房，且根据曹某某常年在外捕鱼的客观情况，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务农所得，故一审法院依据城镇标准计算曹某某死亡赔偿金适当，本院不作调整。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比例要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来确定。曹某某作为常年以捕鱼某甲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判断以及捕捞环境的选择有清楚认识，并且对自身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本案事故发生是因曹某某使用的渔船漏水引起，该渔船系曹某某自备的捕捞工具，并非他人提供，因此曹某某对渔船的日常保养维修也负有义务，但其未发现渔船的安全隐患，且在从事捕捞活动时未穿戴救生衣，最终导致溺亡结果发生，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40%的责任较为适当；陈泽余作为曹永国、曹某某捕捞队的成员，其所得收益并非按照其个人捕捞成果计算，而是将一同捕鱼的人获得的所有报酬均分，因共享收益，故应共担风险，其对一同参加捕捞活动的同伴具有提醒义务。本案事发时与曹某某均在倒浆沟水库从事捕鱼活动，其在曹某某未佩戴救生设备的情况下，未尽到提示义务，存在一定过错；而王**、周双忠作为水库承包人，其应当保证捕捞人员在安全的捕捞环境中从事活动，其辩称事发前向曹某某提供了救生设备但曹某某拒绝使用，但其二人并未在此情况下明确拒绝曹某某进行捕捞活动，而是默许曹某某在存在巨大风险的环境中继续捕鱼，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综上，一审法院基于查明的事实判决陈泽余承担15%、王**、周双忠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属于偏高，本院不作调整。综上，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82元，由上诉人陈春燕、曹某某、曹荣华负担1833元，上诉人王**、周双忠负担1833元，上诉人陈泽余负担9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耀斌审 判 员 李小艳审 判 员 李 晓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康 馨书 记 员 高 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