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1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潇潇，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莉，女，加拿大籍，系李潇潇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珞珈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塘下涌社区恒瑞四路******AB。法定代表人：罗涛。原审第三人：罗涛，男，汉族。原审第三人：张松强，男，汉族。原审第三人：张涛，男，汉族。原审第三人：胡芳芳，女，汉族。上诉人李潇潇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珞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珞珈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罗涛、张松强、张涛、胡芳芳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2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潇潇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珞珈公司解散；三、判令珞珈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李潇潇的诉请符合公司强制解散的条件，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一百八十二条和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为：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2.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以上述事由提起解散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李潇潇以第4项事由提请公司解散，并未以第1或2两项事由提请公司解散，而一审判决强加给李潇潇的是1和2两项，因此，简单地以珞珈公司成立未满二年为由，驳回李潇潇要求珞珈公司解散的请求，这是适用法律不当。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百分之八、九十的公司都存活不过第一年，难道都不能解散吗？其中就没有无法自行救济、必须司法救济的吗？公司法哪一条、哪一款说明了此二年原则？一审判决认为：“因为李潇潇是新股东（对公司的状况缺乏认识），未能举证证明珞珈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且珞珈公司的存续足以影响李潇潇及第三人的股东权益，也没有举证证明已就主张的股东之间的僵局采取了其他措施而仍不能解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李潇潇不是新股东，是珞珈公司原始股东和公司发起人之一。李潇潇提供了各种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财务说明等足够的证据。其中，一审证据《珞珈公司开设在法人代表罗涛名下的工商银行卡号为XXX********的公用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记载，珞珈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成立，而早在2017年12月19日，李潇潇就投资40万元进入该账户，又于2018年2月7日投入22万元，2018年3月5日投入50万元，2018年4月12日投入38万元入珞珈公司的招商银行公司账号，共计150万元。而同期，作为公司认缴额57%的大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涛，出资仅仅66959.50元入该账户，挪用公款达72734.51元，其对于该账户的出资额为－5475元。算上罗涛同期的实物投资46828元，罗涛在此期间对于公司的投资额仅仅为41353元（见证据《对深圳市珞珈科技的主要账号以及罗涛出资额的详细说明》）。2018年3月8日出现工商登记变更的状况，仅仅是因为公司成立之时，李潇潇不在深圳，而公司急于注册，所以另外变更加名的。其次，一审判决想表达的意思是公司成立未满二年，李潇潇作为公司的新参与者，不熟悉珞珈公司的状况，因此不能提出公司解散的充分证据。这是严重与事实相违背的。李潇潇对珞珈公司有充分的了解，也提出了足够充分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要求公司解散的理由，在《一审代理词》中也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李潇潇认为，李潇潇的诉请符合公司强制解散的三个条件。（一）珞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即陷入公司僵局李潇潇在《一审代理词》中非常仔细地分析了珞珈公司的工商备案的《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中的股权结构，认为公司的股权结构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营失灵，自行救济无法解决，必须司法救济。作为持股40%的股东，与持股57%的大股东罗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罗涛从公司成立始就背弃了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的原则。李潇潇对罗涛的正在进行的借贷合同纠纷、罗涛的网上骗贷案，罗涛的经过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的职务侵占案，罗涛未按照股东补充协议按时缴纳股本金、虚假出资、挪用资金、抽逃出资、虚报账目等等行为都宣告了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珞珈公司股东之间早就于2018年6月底就在讨论珞珈公司解散清盘的问题[（见证据：《股东清盘协议》（除罗涛外所有股东签名）、《珞珈公司股东群的聊天记录》]，由于罗涛不出资，公司基本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只有清盘一条路。之所以没有达成全体一致通过的清盘协议，完全在于罗涛不同意协议中的赔付条款－－他因为出资不足、虚假出资而应当承担赔偿其他股东的份额。珞珈公司工商备案《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就表明，公司的多项议案，特别是解散清盘都需要三分之二股东的同意，在李潇潇、其他股东与罗涛之间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下，公司的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达成的。罗涛作为持股57%的大股东，如果他不在清盘协议上签字，则李潇潇和其他股东不可能通过公司内部机制退出公司经营，所以只得寻求法律救济。目前公司的状况是已经停止经营，股东之间存在纷争，无法通过股权内部转让或者外部转让方式存续，公司只有解散。然而，一审判决对于整个事实都是认识不清的。1.一审判决对珞珈公司的股权结构认识不清，对认缴制和实缴制的区别认识不清。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5月16日《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中约定李潇潇对珞珈公司的出资比例为45.45%,罗涛的出资比例也调整为45.45%,这不符合事实。《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字眼。这份协议是李潇潇和其他股东在发现罗涛严重出资不足的情况下，用来约束罗涛要与其他股东的投资额同步匹配的，当时尚没有调查清楚罗涛虚假出资、虚报账目、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等行为。《章程》中约定以330万作为清盘的基数，意思是如果清盘，股东不用实际缴纳注册资本1000万作清算，但是并没有对认缴比例作修改。改变认缴出资比例是需要有对价物的，也就是说，股权是有价值的，如果出现股权比例的调整，势必会有资金的流向，然而没有出现资金的流向。《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中原文是这样约定的：“根据《公司法》的有关细则，如果公司后续清盘，出资额未满的股东要根据承诺出资额比例弥补出资额满的股东。”珞珈公司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备案资料表明，李潇潇对珞珈公司的认缴比例为40%，罗涛的认缴比例为59%(包括代持的2%的股份），这是权威的，如果公司不办理变更登记，则以工商登记为准。一审判决显然对于公司法规定的资本金认缴制与实缴制的区别有着误解。根据公司法，实行认缴制的公司股份比例按照认缴额而不是实际出资额来核定，而且是以在工商登记的比例为准。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理解，按照股东出资额来决定股东的股权比例，那么罗涛的出资额80万元并未按照要求于2018年11月27日以前到位，至今也没有到位。而且珞珈公司原来认定的罗涛的出资额40万元中有30多万元是虚假出资或者挪用的，那么是不是说明罗涛的出资额9.4万元加上李潇潇借给他的30万元，仅仅占股东出资额219.4万元的17.96%呢？那么其他股东出资额占82.04%，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公司解散清盘，一审为什么不判决珞珈公司解散呢？2.一审判决认为珞珈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危机完全与公司解不解散没有关系，对于什么是公司僵局认识不清。目前珞珈公司的主要矛盾为罗涛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危机。对于珞珈公司这样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来说，人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原审对于珞珈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认定，李潇潇与罗涛之间的股权是一样的，都是45.45%,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公司僵局。这种股权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导致公司僵局一旦形成，则难以通过自力救济打破。当另一方不愿意执行该决议时，则可以再次单独作出与前一决议完全相反的有效决议。如此循环往复，则公司实质上永无有效决议可供执行。公司僵局一旦形成则难以通过自行救济的方式打破，诉请解散公司几乎是解决公司僵局唯一可行的途径。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这种股权结构下，应当对这种解散公司的诉求百分百支持，而一审法院为什么判决珞珈公司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呢？3.一审判决对于珞珈公司目前的现状完全认识不清。珞珈公司目前已经停业、寻求法律救济进行判决解散，而一审法院还认为珞珈公司在正常营业。李潇潇并未以珞珈公司生产经营严重亏损为理由要求公司解散。李潇潇在《一审代理词》第三页第五行中清楚表明“李潇潇承认，公司生产经营严重亏损并不等同于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公司亏损是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的表现，造成的原因多样，单纯的财务亏损并不能表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进而对股东利益产生重大损失”。珞珈公司自2018年7月开始就处于基本停业状态，因为店铺长期签约的缘故无法马上退出，当时正在寻找潜在买家，希望能够尽量小地减少股东损失，最终于2018年11月底完全停业处于无资金、无人员、无办公场所的等待解散清盘状态。而一审法院对于李潇潇提出的多项书面证明珞珈公司目前已经停业的现状的证据置若罔闻。珞珈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涛于2018年7月5日在自己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暴露的情况下早就逃离公司，在别处打工。罗涛在第一次开庭时推翻珞珈公司已经进入停业等待解散清盘的事实，庭上仅仅口头表述“珞珈公司尚处于正常经营，聘请的员工尚未辞退，公司还有两家全资子公司，有多份合同处于履行阶段，现阶段进行公司解散必然会影响公司利益、员工利益及债权人利益”，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但是却被一审法院采信。4.一审判决对李潇潇的诉求认识不清，认为李潇潇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理取闹，想把股份卖个好价钱。真实情况是，李潇潇已经认为自己的股份毫无价值了，整个公司毫无价值了，寻求的仅仅是让公司解散清盘，罗涛根据认缴制的原则，承担他应该承担的损失份额，然后赔付其他出资多的股东不应该承担的损失份额。珞珈公司已于2018年11月底彻底关门，目前公司是无资金、无人员、无办公地址的一个空壳公司。李潇潇以及除罗涛以外的其他股东都认为珞珈公司已经毫无价值了，根本不存在任何转让价值。罗涛或者任何人也没有收购李潇潇股份的意向。现在的问题是，李潇潇出资150万元(认缴额40%),其他几个第三人除罗涛外出资30万元（认缴额3%),罗涛出资30万元+9.4万元（认缴额57%)，其中罗涛的30万元出资额还是李潇潇以个人名义借给他的。而现在这219.4万元股本金全部被罗涛挥霍一空，公司的少量营业收入也被挥霍掉，目前账上为零，甚至为负数。其他股东所要求的仅仅是，按照公司法的原则，按照认缴额的比例来分摊亏损额。罗涛应承担的亏损额为219.4万元×57%=125万元，因此，罗涛应该赔付其他股东的应该至少是125万元－39.4万元=85.6万元。其他股东应该承担的亏损部分，即使大家都认为被罗涛欺诈，大家也都认栽了，股份清零。如果罗涛赔付了其他股东85.6万元其应当承担的损失额，其他股东愿意把珞珈公司白白送给他，而这显然没有得到罗涛的认可。（二）珞珈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股东利益包括两个方面：股东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1.股东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公司是否能够正常经营，是否盈利，直接关系到股东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审理公司解散纠纷案件中，公司经营状况是人民法院判断公司是否具备解散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方面，李潇潇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珞珈公司目前的现状是停业了，股东之间正在讨论公司解散清盘，而由于股权结构的制约，无法达成协议。而一审判决认为公司还在正常经营，或者是不是在正常经营还是停业对此案不相干，对李潇潇提出的证据视而不见。珞珈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成立以来，该公司只设立了一间店铺，进行了少量的销售，目前已经处于无人员、无办公地址、无资金的停业状态。（1）经营地址异常：深圳市工商局的资料表明珞珈公司注册地址为假的，没有办公地址，没有办理2018年的公司年检。（2）税务登记资料：零交税记录。经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调查，珞珈公司的税务记录是无经营，零申报。（3）社保记录：没有为员工交税的记录。经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查，自2018年5月以来就没有为员工缴交社保。（4）银行账户，自2018年7月以来，多月未动用，账上余额几乎为零。（5）公司目前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账上无钱、无员工，公司已经停业。（6）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罗涛，早就于2018年7月5日逃离公司，目前在江西别家公司打工。其他股东也相继离开公司，在别的公司工作，目前公司空无一人。2.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股东享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在公司僵局情况下，股东难以行使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如果股东不能基于其投资享有适当的公司经营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股东权利，其股东权益将受到重大损失。目前这种公司停业的状态，股东根本说不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了。如果珞珈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公司利益受损，进而使股东利益进一步受损，这违背股东设立和维持公司的初衷。公司继续存在，影响的是全体股东利益，不仅仅是李潇潇的利益。（1）李潇潇提出公司解散的最大原因就是要为自己和其他股东向罗涛讨回公道。罗涛之所以不同意公司解散清盘，就是为了逃避对其他股东的内部债务。按照认缴额份额，公司解散清盘，他需要赔付其他股东至少85.6万元，而这是罗涛坚决主张公司继续存续的动机。不解散清盘，其他股东就不能获得赔付。公司不解散清盘，罗涛是唯一的获利者。（2）公司股东的出资219.4万元，在半年的时间里被罗涛挥霍一空，而同期的销售收入仅28万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不到销售情况的改善。投入越多，亏损越多，停业解散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3）如果公司不解散注销，工商登记上没有公司地址、没有年报资料，公司经营异常，这会使得所有股东的信用严重受损，会进入工商登记黑名单，然后会进入各部门信用征信系统黑名单，以后不能担任其他公司股东、高管，不能坐高铁、飞机，不能申请房贷、车贷等等；（4）如果公司不解散注销，罗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可以用公司的名义进行一系列商业活动，其中包括向外借贷，有进一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潜在风险，目前已经表现出来，如李潇潇提供的证据所表明的罗涛以其他股东作为联系人进行网上小额贷款公司的骗贷，然后逃之夭夭，留下联系电话来骚扰其他股东。（三）目前珞珈公司的状况“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珞珈公司僵局可以化解，想当然地认定罗涛给出了购买其他股东股份的条件，毫无证据支持。李潇潇穷尽一切可能，给过罗涛让公司存续的机会。2018年5月22日，李潇潇曾经借款30万元给罗涛，作为他的股本金。另外，根据2018年5月16日最后一份股东协议第一条“罗涛必须在2018年11月27日前向公司缴纳80万元作为股本”，但罗涛未能如期执行，导致珞珈公司无法运营停业。珞珈公司在2018年7月5日在罗涛逃离公司以后已经处于解散的边缘了。之所以还支撑到2018年11月底，是李潇潇希望寻找买家，能够尽量减少所有股东损失。珞珈公司从2018年8月以后至2018年11月底的运营资金都是李潇潇垫付的。而这些救济手段，都由于罗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店铺签约人的不配合，最终无法实现。这表明李潇潇已经穷尽了一切救济途径，珞珈公司不得不解散。从另一方面来说，罗涛不同意珞珈公司解散，应当由他提出解决困境的方法吧？而不是如一审法院所要求的，由李潇潇来提出解决困境的方法。一审法院认定：“罗涛于庭审中表示，愿意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决相关事宜，由此可见，即使珞珈公司存在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等情形，但该情形也并非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罗涛于2019年3月7日发给李潇潇代理人肖莉的微信表示同意公司清盘，但是仅仅赔付李潇潇他应当赔付的份额至少85.6万元中的36.3636万元，而且分四年还清，对其虚假出资24.75万元没有表示丝毫承认之意，更没有提出要收购李潇潇手中的珞珈公司的股权。罗涛连自己应当承担的损失都拒不赔付，谈何购买其他股东股份？罗涛的财务状况，李潇潇也多项证据揭示了，他连二千多元的网贷都还不起，何谈购买其他股东的股份？李潇潇以及其他股东都自认自己所持有的股份价值为零了，这还不是最后途径？综上，公司法对于公司解散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为作为一个法人牵涉到方方面面，股东、员工、供货商、消费者等等，因此，主张公司自治，而非司法介入。但是，目前珞珈公司的现状，一个无资金、无人员、无办公场所的空壳公司，除了各位股东之间的内债，还影响到其他人吗？答案是没有。目前公司的问题是，公司已经进入解散清盘阶段，只是某些清盘条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限制了一致意见的达成，只能够寻求司法救济了。公司的继续存在，只对罗涛一个人有利，因为他可以不还其他股东的内债，而对于其他股东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李潇潇及其他股东要求解散公司，正是由于罗涛违反《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导致公司巨大的人合性危机，而一审判决对于李潇潇提出的珞珈公司正停业等待清盘搞不清状况，对公司巨大的人合性危机视若无睹，仅仅以珞珈公司成立未满二年为由，认为这样一个空壳公司应该继续存在。这是完全没有认清事实，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上，股东对公司的解散请求权是其在合同法范畴中合同解除权在公司投资领域延伸的产物。解散公司等同于股东之间对公司投资协议的解除。正是由于罗涛作为公司大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一系列违反全体股东一致签订的《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行为，导致其他股东一致强烈要求解除《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也就是解散公司。据此三点，珞珈公司已经具备了由法院强制性解散的条件。二、一审法院对于双方证据的采纳，偏听偏信，有失公正，程序不合法(一）就是在庭审的时候，罗涛还公然藐视法庭，毫不羞耻地撒谎，把他与供货商勾结，伪造虚假合同和虚假汇款，进行虚假出资的事情，说成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把据实只有68447元的货柜道具款，高估近5倍到328897元，其中的差价，则在公司报销作为其虚假的投资款，如此欺诈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对此李潇潇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证据材料。基于罗涛在庭上的谎言，李潇潇也向法庭申请过调查令，要求到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取得更加有权威性的证据（供货商王正夫等人的证词，证明罗涛伪造购货合同，虚假出资），但一审法院认为此要求不必要，而对罗涛伪造证据，公然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予置评，认为证据不相干。第三人对于《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违反，造成珞珈公司其他股东对罗涛的极度不信任，公司出现严重的人合性危机，才是李潇潇要求公司解散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原审法院拒不理会李潇潇的合理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有关规定。(二）一审法院从一开始就认定珞珈公司未满二年为其不批准珞珈公司解散的主要的法律依据。李潇潇总共提出了十几项证据，而一审法院都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在庭上质证时连看看李潇潇提供的证据原件的兴趣都没有，而罗涛仅仅提供了二份书面证据，罗涛作为珞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无故不出庭，而一审法院还常常把罗涛的代理人的口头辩解当作事实接受，这是违反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的。(三）一审法院庭审不安排双方辩论，不允许李潇潇发言，李潇潇提交的《一审代理词》看都未看。造成一审法院对于以上多项事实，存在重大误解。综上所述，李潇潇认为一审法院所作的判决不当，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珞珈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原审第三人罗涛、张松强、张涛、胡芳芳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李潇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珞珈公司解散；2.罗涛个人承担本案诉讼的所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珞珈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工商登记股权结构为罗涛持股40%、张松强持股60%；2018年3月8日，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罗涛持股59%、张松强持股1%、李潇潇持股40%；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于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内分期缴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诸种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李潇潇及罗涛提交了两份珞珈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显示罗涛分别于2017年12月7日和8日与胡芳芳、张涛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胡芳芳、张涛分别委托罗涛作为自己对珞珈公司5万元、15万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胡芳芳、张涛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支付出资额30%给罗涛，余下70%在协议签订后7天之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代持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共计6年。2018年5月16日，张松强、张涛、胡芳芳、罗涛及肖莉代李潇潇签订的珞珈公司《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与本案相关之内容如下：珞珈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际资本330万元，注册资本实行承诺制，不实行一次性到位；所有股东的出资，必须同步按比例一年内到齐；截止今日，股东李潇潇的150万元投资款、股东张涛的15万元投资款、股东张松强的10万元投资款、股东胡芳芳的5万元投资款均已到位，股东罗涛的承诺出资额150万元中只有40万元实际到位，在5月30日之前补加30万投资到位，剩余投资款80万元股东罗涛承诺2018年11月27日前补齐，如果在此之前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由罗涛负责提前补齐应缴80万元股本资金；根据《公司法》的有关细则，如果公司后续清盘，按照股东承诺出资额总共330万元人民币作为基数来分配公司清盘的各项资产负债，出资额未满的股东要根据承诺出资额比例弥补出资额满的股东；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由有表决权三分之二的股东通过并作出决议；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还应当自作出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应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公司的实际营运情况导致公司的实际投入资本少于公司注册的1000万元注册资本，在公司能够继续营运的前提下，各股东承诺追加投资或者对外寻求融资，补足公司注册资本金；在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下，各股东同意按照现有承诺出资额330万元作为基数来分配公司清盘的各项资产负债；股东李潇潇现金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45.45%，罗涛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45.45%，张涛出资15万元，占注册资本4.54%，张松强出资10万元，占注册资本3.03%，胡芳芳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1.52%。李潇潇提交了2018年7月由张松强、张涛、胡芳芳和肖莉代李潇潇签字的珞珈公司股东清盘协议用于证明除罗涛外的其他股东均同意对珞珈公司进行清盘。李潇潇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珞珈公司与案外人的装修合同复印件、报价单复印件、评估报告、付款凭证复印件等主张罗涛在经营珞珈公司时存在虚假报账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罗涛庭审中表示不同解散珞珈公司，愿意继续经营，并希望与李潇潇就股权收购进行协商。一审法院认为：李潇潇作为珞珈公司的股东，按照珞珈公司全体股东2018年5月16日《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中的约定，其对珞珈公司的出资比例为45.45%，即享有珞珈公司45.45%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判令解散公司。李潇潇具备提起本案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资格。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具体事由包括：（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涉案公司2017年12月注册成立，至今未满两年，李潇潇以新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仅有数月。李潇潇举证的主要内容均针对罗涛存在出资不到位或存在虚报账目的问题，未能举证证明珞珈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且珞珈公司的存续足以影响李潇潇及第三人的股东权益，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就主张的股东之间僵局采取了其他措施而仍不能解决。综上，李潇潇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珞珈公司出现了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故一审法院对李潇潇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而且，罗涛于庭审中表示，愿意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决相关事宜，由此可见，即使珞珈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等情形，但该情形也并非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因此，李潇潇以珞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为由，诉请解散珞珈公司，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潇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潇潇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开庭审理本案，李潇潇当庭出示有如下证据：证据2.珞珈公司开设在法定代表罗涛名下的工商银行卡号为XXX********的公用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罗涛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借用罗涛的私人账户是公司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的，该证据能够证明各股东均有向公司出资，并已实际开展经营，公司也设立有董事、监事等管理机构共同经营，李潇潇一方也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非只有由罗涛参与，因此经营当中产生费用和亏损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也应当由各股东及管理人员共同承担后果。证据7.《深圳市珞珈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和现状说明》，包括珞珈公司工商登记、税务办理人牛某某微信聊天记录所揭示的珞珈公司历来无营业额、税务零申报的材料，深圳市工商局出具的营业场所异常的短信通知说明，武汉M+购物中心被追缴租金的邮件，店铺目前状况的照片，证明珞珈公司现在是一个无办公地址、无办公人员、无资金、无任何经营的空壳公司。罗涛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珞珈公司公章已经由李潇潇一方掌握，与罗涛提交的证据2移交清单可以印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需要另外说明的是，公司税务零申报没有营业额，原因在于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借用罗涛的私账造成的，公司实际开展了经营活动，也产生了对外的负债，在公司尚有对外负债而且出资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也不应直接解散公司，否则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二审期间，李潇潇提交了如下新证据证明其主张：证据1.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06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珞珈公司作为第三人是公告送达的，用于证明珞珈公司下落不明，早就停止营业。证据2.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9075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用于证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李潇潇诉罗涛、范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一案过程中调取了罗涛的XXXXXXXXXXX账户自2018年5月21日至2019年5月21日的银行账户流水及交易对手信息，显示该账户自2018年6月29日开始余额为0，之后除利息外未再有资金进出。证据3.李潇潇代理人肖莉与罗涛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罗涛于2019年3月7日表示同意公司解散清盘，但仅愿意赔付李潇潇36.36万元，且分4年还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收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李潇潇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解散珞珈公司。经查，李潇潇主张珞珈公司于2018年7月处于基本停业状态，至2018年11月底完全停业，处于无资金、无人员、无办公场所的状态，提交的户名为罗涛的用于公司经营使用的账户流水表明早在2018年6月底之后该账户余额为0、已无资金进出，本院采信李潇潇的主张，认定珞珈公司已于2018年7月处于基本停业状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06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股东张松强、张涛、胡芳芳在答辩状中也主张珞珈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可见珞珈公司在2018年7月至今已停业两年左右。珞珈公司除罗涛外的其他股东于2018年7月签署股东清盘协议，均同意对珞珈公司进行清盘。罗涛在本案2019年5月16日一审开庭时表示愿意继续经营珞珈公司，希望与李潇潇就股权收购进行协商，但迄今为止并未收购李潇潇的股权，且在2019年3月7日通过微信向李潇潇表示同意公司解散清盘，只是赔付金额存在争议，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罗涛于一审阶段曾出庭并委托律师参加诉讼，现李潇潇亦表示无法与罗涛取得联系，本院二审期间也无法联系到罗涛本人。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珞珈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应依法予以解散。综上所述，李潇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2397号民事判决；二、解散被上诉人深圳市珞珈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已由上诉人李潇潇预交，由被上诉人珞珈公司负担。上诉人李潇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珞珈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