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2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惠华，女，汉族，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来，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和庆商务大厦7-D。法定代表人：朱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静，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惠华因与被上诉人惠州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惠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来，被上诉人誉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卢惠华上诉请求：一、依法确认上诉人所出具的《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等债权文书无效；二、撤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书；三、将本案发回惠东县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单位的时间是2014年4月，而不是2013年6月。上诉人入职时的岗位和职务是销售部经理，薪酬由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并不是上诉人通过对外提供手机而获得直接收入）构成。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经理一职纯粹是为了推广业务上的便利，实际上就是普通的业务员。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借用原告公司（被上诉人）手机从事销售”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已查明：被上诉人是一家“以销售通信器材、提供通信技术服务、代办电信业务等为主要经营项目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便是被上诉人的业务范围。而其经营模式（交易习惯）则是：通过其业务员作为公司业务代表在与电信、政企等客户单位进行业务磋商后，根据客户所需手机的数量向被上诉人仓库进行提货，提货后由上诉人将手机送至客户处，客户根据每一批实际采购的手机的数量与被上诉人进行货款结算。也就是说，上诉人及其他的业务员并不是直接向客户销售手机，一直都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规定和要求推广业务，从被上诉人处领取的手机后提供给相关客户，相关的货款结算也是由被上诉人与电信公司之间直接进行的。尽管被上诉人在其诉状中有意将上诉人从公司仓库签领手机的行为描述成“提货”，试图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说成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无法否认的是上诉人的上述一系列行为包括所谓的送货都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而并非独立于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单位期间，电信公司曾经实行过这样一种经营方式，就是所谓的“你打电话，我送手机”，即：通过向用户送手机，而后以两年为限从用户那里逐月扣还话费冲抵手机款，而被上诉人作为电信公司的合作单位就是负责向用户（通常是国家机关或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单位）提供手机，但是获得手机的单位或者用户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由电信公司与被上诉人直接结算（当然是外加营业利润后的价款）。其实，按照被上诉人最初的经营模式，业务根据被上诉人的规定和要求，向相关客户推广业务，销售手机；在获得客户单位所需手机数量的确认后，由客户单位制表直接交由电信公司审核；电信公司核准后便将客户单位所需的手机数量（即用户手机清单）直接发送给被上诉人，再由上诉人等业务员根据表格上的手机数量从被上诉人仓库领取手机（根本不是什么借用）并分派给客户单位；后由电信公司与被上诉人结清手机款。上诉人经手的手机货款未能按时收回绝非上诉人个人的责任造成的。大约自2016年12月起，电信公司改变了此前的经营方式，不再以上述模式与被上诉人进行合作，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业务员对此并不知情，继续如常向相关的客户单位推广业务、提供手机，因此就造成了在电信公司的上述经营政策结束后被上诉人通过其业务员向相关用户单位所送出的手机款无法与电信公司进行结算，收回货款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及时掌握电信公司经营政策更新情报的工作并不在上诉人的业务范围，而是由被上诉人的市场部负责的（责任人是分管市场部的公司高管，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时就是该负责人向上诉人等业务员传达电信公司经营政策以及被上诉人与电信公司的合作模式的）。因此，大量手机款未能及时有效收回是与被上诉人市场部未能及时掌握电信公司经营政策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的，并非因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业务员的疏忽大意所造成的，因此不应由上诉人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上诉人出具《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都是被上诉人的误导所致，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偿还货款责任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因而是无效的行为。如上所述，因被上诉人未及时掌握电信公司经营政策的变化，导致其大量手机货款无法及时有效地收回，这本来属于其经营上遇到的风险。然而，被上诉人却选择转嫁经营风险，决定将手机货款无法收回的后果甩锅给经手的业务员，理由是这些手机是由公司的这些业务员送出去的，要求这些业务员替被上诉人“背黑锅”，承担向公司偿还手机货款（包括经营利润）的责任。因上诉人不懂得被上诉人的决定是否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也因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里处于劣势位置，因而在被上诉人的一再要求且郑重向上诉人承诺不会因此货款而起诉上诉人的情况之下，无奈地答应在被上诉人打印好的《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等文书上签字。正因为有了被上诉人的承诺，上诉人在离职后仍然积极替被上诉人向相关用户追讨手机货款并悉数上交给被上诉人，且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续签确认手机货款未收的文书。事实上，被上诉人也心知肚明，《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上载明的待收手机货款并非上诉人所欠下的，上诉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照被上诉人的安排在执行职务，从中所获得的利益只有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并没有从中获得不当利益，也不是上诉人个人的债务。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偿还未收货款责任的行为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按照被上诉人一审时的说法，其经核算发现，上诉人并未按照实际提货量收回对应的货款，被上诉人多次前往客户处进行确认，客户明确表示已结清相应款项，并未欠付被上诉人任何货款；被上诉人随即向上诉人核实，得知上诉人因其个人原因，导致部分货款未能归还。被上诉人的上述说法显然是在掩盖事实。首先，被上诉人所说的“客户”指的是哪些客户？其次，被上诉人是如何与这些客户确认的？货款金额是多少？第三，客户“明确表示已结清相应款项，并未欠付原告（被上诉人）任何货款”，那么试问，这些客户是如何与上诉人结清相关手机货款的？证据何在？第四，被上诉人随即向上诉人核实，得知上诉人“因其个人原因，导致部分货款未能归还”。那么，这些所谓的个人原因是什么呢？无非是被上诉人以其作为上诉人管理者的身份误导上诉人，承认是因上诉人没有及时跟进电信公司经营政策的变更而造成手机货款未能及时有效回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诉人因所谓的“个人原因导致部分货款未能归还”，这里显然指的是按照被上诉人的经营模式而产生的应收账款未收回，也就是说上诉人还没有收到这些钱，而不是上诉人已收客户货款而拒不上交给被上诉人。如果是属于后一种情形的话，那么上诉人的行为就不是不当得利那么简单，而是涉嫌犯罪，构成了职务侵占罪的问题。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借用原告公司手机从事销售，物及款项未按时交回原告公司，系不当得利”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已经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属于管理者、领导者与被管理者、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单位的业务员，按照被上诉人的规定和要求向相关用户推广业务，并从被上诉人的仓库领取手机提供给相关用户，相关的待收货款由被上诉人直接与电信公司结算。因此，上诉人的行为完全属于职务行为，且一审判决对此也予以了认定。那么，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劳动者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用人单位承担，由此而形成的债务不属于个人债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等文书完全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如上所述，上诉人只是被上诉人单位的一名业务员，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承发包关系，所获取的利益就是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作为一名普通的员工，谁会愿意承担向用人单位承担偿还未收货款的责任呢？被上诉人因情事变更，明知其经过上诉人向相关用户所提供的手机货款已无法收回，所以为了转嫁责任，便利用其在法律地位上对于上诉人的优势，误导上诉人出具相关的《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等文书，并据此要求上诉人承担偿还手机货款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合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他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因而是依法无效的。本案是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劳动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债务所引发的纠纷，而不是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纠纷，一审判决没有就涉案债务的形成及其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和审查，而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等法律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这些均为有关债务履行的规定，与本案的法律性质相去甚远。一审判决将本案的案由由“买卖合同纠纷”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同样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所谓不当得利，就是没有法律依据而取得不当利益的行为。首先，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领取手机是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其次，上诉人将领取的手机提供给相关用户是执行被上诉人公司制度的职务行为。第三，上诉人职务行为的最终受益者是被上诉人，其有权按照其与电信公司的合作关系中收取货款，从中获利。最后，如上所述，被上诉人之所以未能收回手机货款完全是因为其业务部门没有及时获取电信公司经营政策改变的情报所导致的，并非上诉人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试问，上诉人的“不当”在哪里呢？所谓的“得利”又体现在哪里呢？显然，上诉人并没有取得任何不当利益。所以，本案的性质其实就是被上诉人为了减少其经营损失而将已无法收回的手机货款包括经营利润转嫁给劳动者。那么，该行为的合法性何在呢？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本就是缺乏任何法律基础的，依法是不能予以支持的。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同样是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的审理程序不当。上诉人从未拒签由一审法院寄发的任何邮件。上诉人虽然确曾收到过有关邮件到达收件箱的信息，但是因信息的内容上没有注明是寄件人是法院，所以就因存件时间过期未能及时收件。那么，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的起诉状副本或传票等无法送达当事人的，可以公告送达。一审法院在没有穷尽所有手段向上诉人送达诉讼材料和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本案，不符合国家法律的上述规定，客观上也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不当的情形。上诉人并不是有意缺席法庭的审理活动的。上诉人至今仍未收到一审法院寄发的诉讼材料，即本案的诉讼材料没有依法送达上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确曾接到过一审法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知被上诉人已将上诉人诉至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具体的送达地址，但未告知一审开庭审理的具体时间告知上诉人，也没有在庭前与上诉人进行确认。直到开庭当天，上诉人再次接到一审法院打来的电话，才确切知道开庭的时间，但已经赶不过来了。上诉人恳求法官延迟开庭时间，但未获批准。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上诉人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并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卢惠华补充意见称：被上诉人起诉时主张上诉人是“借用”被上诉人的手机进行销售，但却没有向法院提交上诉人借用手机的相关借条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曾问及被上诉人有关此类借条时，被上诉人声称有相关的证据可以提交，而法庭却没有指令被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这些证据。上诉人是借用还是签领被上诉人的手机是本案中一个重大事实，一审判决竟然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予以认定，这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又一个表现。被上诉人在其诉状中称，其经核算发现，上诉人并未按照实际提货量收回对应的货款，被上诉人多次前往客户处进行确认，客户明确表示已结清相应款项，并未欠付被上诉人任何货款。这同样是本案的一个重大事实，有关相关客户是否结清相应款项、上诉人是否收回货款或者手机后未归还被上诉人等方面的证据是本案的核心证据，而被上诉人同样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然而，一审法院却在毫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借用原告公司手机从事销售，物及款项未按时交回原告公司”，如此认定案件的关键事实，未免太不严谨。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提供给相关客户的手机款或物未能收回并非因上诉人的个人原因所造成的。被上诉人的业务主管（市场部经理）决定电信公司相关“送手机充话费”的业务后，便会告知对接的业务员可以到仓库领取指定数量的手机，此前，市场部经理会将业务员签领手机的相关信息告知仓库负责人。上诉人签领的手机数量、型号都是由被上诉人的主管人员决定的，上诉人签领手机也是有单可查的，相关客户的“话费补贴申请表”也需要提交给被上诉人的，不存在上诉人有权随时随意随机领取手机的情形。因此，向相关客户送出手机的行为不是上诉人的个人行为。在经被上诉人打印并由上诉人于2018年2月1日签署的《承诺函》中开宗明义地写明“因工作原因”导致尚欠被上诉人相关款项。上诉人从未承认这是因个人原因或者“本人原因”导致被上诉人上述款物未能收回，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承认是因个人原因导致上述后果是无中生有的。因为“送手机充话费”业务的特殊性，被上诉人在接受到电信公司的工单（即业务单）后，根据相关客户的要求和被上诉人安排，由业务员负责领取并送出手机，手机款的结算方式分两种：在话费内的金额部分由电信公司与被上诉人直接结算，而超出手机机身价格的部分则由业务员直接向相关的客户单位收取现金，并于当日或次日交还被上诉人处。有时被上诉人的主管人员也会在没有电信公司的工单的情况下安排业务员向有关单位送手机，由后续的工单补回相关的手机款。但这也是有弊端的，有时送出去的手机无法补单，被上诉人就决定先放着，等新政策出来再受理的，于是就日积月累，越积越多，导致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截止至上诉人离职时止，该由上诉人收取的现金部分已悉数收回并交予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提供相关的单据以作证明。部分送出去的手机款物未能收回是被上诉人自2014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每月都会制作相关的核对表格，登记已送出手机却无法收回手机款或物的情况和原因，且被上诉人的各层管理人员几乎每个月都会开会讨论此事。这是其他与上诉人遭遇相同的业务员可以证明的。所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代为送出却无法收回款物的责任让上诉人一人承担，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誉讯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恳请法庭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被上诉人货款或手机未能归还，长时间无正当理由占用被上诉人的资产，属于不当得利，应当如数归还。本案的案件事实非常简单，即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对外销售手机，根据客户需要向被上诉人提货，然后配送至客户。被上诉人后根据客户实际入库的手机进行最终的结算，每一台上诉人提走的手机均有明确的编码，只要客户签收了，必然会有相应的记录与后续的结算。换句话说，如果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提取了100台手机到客户处，只要是客户签收了，就会有相应的记录。而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处被提取了100台手机，但最终仅与客户结算了80台，剩余20台手机，既无客户的入库记录，也没有相应的返回记录，那么该批手机去了哪里？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是上诉人非法占用了该批手机或货款。在此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提交的一审证据中，即证据二，2018年2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欠款确认单后，所附带的仓库商品核算表格，上面清楚地显示的截止至2018年2月1日。经被上诉人清算，由表格当中均显示所有的手机均无单、无实物，无单无实物的意思是，在客户处没有入库，没有订单。而在被上诉人处，也没有相应的手机归还，该份商品核算表格，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确认后，由上诉人签名确认。正是因为在具备该事实前提下，上诉人才会与被上诉人最终签订欠款确认单。欠款确认单以及欠款条、承诺函等资料，均为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应当履行协议内容。其一，协议并不具备合同无效的情形，例如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第三人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并且在上诉中已提及的是欠款确认单，欠款条以及承诺函资料，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对货物进行清点后，上诉人因其自愿而签订的还款协议，具有前因后果，而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及的是由被上诉人误导。其二，上诉人作为一名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会不清楚签署欠款确认单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吗？并且上诉人多次签署确认欠款，由2018年2月1日、2018年8月24日，最后一次确认的时间，是在2019年的10月17日。如果上诉人称本案所诉争的货款与其无关，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确认，并且为何在2018年的8月24日又归还29799元？上诉人的陈述分明前后矛盾。本案为一般的民事法律纠纷，属于不当得利，并非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属于劳动合同纠纷。上诉人确实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当中，未归还的手机已经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清点，确定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提取的部分手机，即没有客户的确认单，也没有返还被上诉人。该份手机清点单是经上诉人核实并确认，据此无论该批手机是上诉人私下进行贩卖，或者据为己有。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均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在确认诉讼材料送至上诉人后，才组织双方开庭，并非上诉人所言，在未通知其的前提下组织开庭。原审原告誉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欠款276148.94元，并支付自2018年8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截止至起诉之日利息暂计为20711.19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惠州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系于2008年1月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经营范围为销售、维护：通信技术服务；电信业务代办服务。被告卢惠华于2013年6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从事前台受理员。2018年2月1日，被告卢惠华签署两份欠款确认单、两份欠款条、一份库龄分析表、一份承诺函，另该份《承诺函》书写备注“截止2018年8月24日已偿还¥29799元，剩余¥341148.94元，确认：卢惠华，2018.8.24”。2019年10月17日，被告卢惠华签名确认《欠款确认单》“据2018年7月12日库存盘点表明确：惠城卢惠华仓位库存均无实物。至今仍未全部解决，现由当事人与公司（惠州市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确认后，进行销账转财务应收账款形式挂账。当事人签下欠款条并以现金结款方式结账。确认、同意上述调解方案并签名（盖章）”。同页的《欠款条》“本人卢惠华因业务发展向惠州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借出手机，销账时货款未按时交回公司，导致欠惠州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货款金额如下：共计人民币276148.94元。”被告卢惠华签名捺手印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借用原告公司手机从事销售，物及款项未按时交回原告公司，系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告与被告双方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占用原告库存手机的行为是其职务行为，但被告没有依照双方约定的规章制度将货款或将未销售出的手机交付给原告，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且被告已多次在欠款确认单、欠款条上签名确认，原告对此主张被告返还276148.94元，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自2018年8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双方在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函中并未约定占用资金利息，本案利息应当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3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卢惠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惠州誉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76148.94元及利息（以276148.94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3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76元，由被告卢惠华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卢惠华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工单基本信息（《业务审批单x》》；日期2017年12月5日，拟稿人白x【电信公司客户经理】），证据来源于电信公司提供，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决定接收电信公司“预存中断补贴”的客户申请以后，便安排下属员工与这些客户接洽，员工根据公司的安排向这些客户送去手机。这是上诉人经手的其中一份工单，证明电信公司相关业务都是由被上诉人负责接收、负责安排。证据二：惠州市********话费补贴申请表，证据来源于上诉人收集，用以证明该“补贴申请表”提交电信公司客户经理后，由客户经济制作《业务审批表》，经核准后就按照证据一所叙述的流程由被上诉人安排员工向指定的客户送去手机。被上诉人誉讯公司质证称：对其证据一、证据二，三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被上诉人誉讯公司于一审中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员工入职申请表》；证据二：《欠款确认单》、《欠款条》两份；证据三《承诺函》；证据四《欠款确认单》、《欠款条》。上诉人卢惠华质证称：对证据一，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三、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些欠款或者手机本物没有及时收回，不是上诉人个人行为造成的，而是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安排所履行的职务行为，这些相关的费用无法收回，并不等于是上诉人占用了这些资产。如果正如被上诉方所称这些资产是由上诉人贩卖或者占为己有的话，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单位，上诉人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而且属于公诉案件，这应该不属于民事纠纷。另外，确认单等债权文书，是两方不在对等的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所以不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我方认为签订的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具有对上诉人的法律约束力。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卢惠华自认2018年8月24日已偿还的29799元是通过银行现金转账方式偿还。卢惠华还述称一审法院将相关文书送至其工作地点的“蜂巢柜”，并向其发送提醒信息，但卢惠华未能及时取件导致退回。本院认为，卢惠华与誉讯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领取相关手机送至相关客户，有义务保障相关手机依流程送达并销账。卢惠华领取手机后无法证明手机送于客户、无法销账亦无法返还手机，造成的相关损失应当由卢惠华承担。卢惠华于2018年8月21日及2019年10月17日，分别向誉讯公司出具若干份《欠款确认单》、《欠款条》、《承诺书》，在上述书证中，卢惠华明确认可其因业务发展需要向誉讯公司借出手机，货款未按时交回公司，导致拖欠公司货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卢惠华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出具上述书证时，受到了誉讯公司的蒙骗或胁迫，故一审认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正确。卢惠华以银行现金转账的方式向誉讯公司偿还29799元的事实进一步证实其认可拖欠誉讯公司货款的事实。卢惠华上诉认为其借出手机属于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相关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法院送达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将相关文书送至卢惠华工作地点，并向其发送信息予以提醒，已完成送达程序，卢惠华未能及时取件的后果应由其自负。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件二审受理费5752元由卢惠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十月三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