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8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宴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七里河路**。法定代表人：张文力，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福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七里河路**法定代表人：夏冬，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洋，男，湖北宴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实，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涛，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东，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忠泽，襄阳市樊城区长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肖海涛，男，197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青妮，女，197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湖北宴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宴禾公司）、襄阳福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红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红涛于2017年6月27日向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7）鄂0606民初3732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宴禾公司、福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民终13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宴禾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申请追加肖海涛、张青妮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予以准许，2019年1月2日作出（2018）鄂0606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宴禾公司、福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宴禾公司、福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洋、邱实，被上诉人刘红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东、袁忠泽，被上诉人肖海涛、张青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宴禾公司、福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并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办;2.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忽视了重要的客观事实，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审查出借资金的来源等事实，从而片面、武断地认定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与本案发回重审的（2018）鄂06民终138号民事裁定书查清的事实相背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刘红涛和宴禾公司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关系，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第二，被上诉人刘红涛、原审第三人张青妮、肖海涛等人的行为系典型的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高息，属于典型的“套路贷”犯罪行为，请求人民法院中止本案的审理，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办。刘红涛辩称，第一，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第二，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到的被上诉人没有出借资金来源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原审实际已经查明了被上诉人借款资金的来源，而且本案中是采取的借款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说明了资金来源是存在的，并非没有资金来源。第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串通没有尊重事实，上诉人认为欺骗宴禾公司设的局，所谓关联公司进行串通，这个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最后，关于“套路贷”和移送管辖的问题，不能支持，本案是一个单独、真实的借款，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和是否存在高息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他们可以自行解决，本案是否属于刑事犯罪，最早一审的时候上诉人已经报案，经过调查没有立案，显然是民事纠纷不存在刑事案件。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肖海涛、张青妮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反复强调刘红涛和他们借款前后账户上只有3万元，这个是在原审法官已经通过相关金融部门调取了本案当事人以及本人、张青妮的原始银行真实数据资料，可以反映出来刘红涛曾经借给本人和张青妮资金，其和张青妮还刘红涛的钱是在和上诉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借贷关系的形成是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谁签字、谁盖章都可以从事实来看，上诉人说本人和被上诉人串通，两方串通是不可能办好这个事情的，而且上诉人的财务不可能听刘红涛或是本人的，必须上诉人认可和办理才能形成本案的借贷，而且最终老板签字盖章然后相关公司担保，对上诉状说的情况不予认可。刘红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宴禾公司偿还刘红涛借款1180万元，支付利息542万元（计算截至到2017年5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1180万元为基数按2%月利率从2017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判令福泰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晏禾公司、福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刘红涛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宴禾公司偿还刘红涛借款1180万元，从2015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至2014年期间，宴禾公司欠肖海涛、张青妮1300余万元债务。2015年3月30日，经肖海涛介绍，宴禾公司与刘红涛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宴禾公司向刘红涛借款118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月息3%，按季度还款，肖海涛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同时，襄阳福泰珠宝玉石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福泰公司）与刘红涛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宴禾公司向刘红涛借款118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债务本金、利息等以及刘红涛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评估拍卖费、过户费等全部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次日起两年等相关内容。同年3月30日、31日，刘红涛分八次向宴禾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180万元，3月31日，宴禾公司向刘红涛出具了借款借据。宴禾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即将1180万元转入其关联公司襄阳福乐源百货有限公司和襄阳文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账户上，并委托两公司分别将1180万元转入张青妮银行账户，用于偿还其对肖海涛、张青妮的欠款。2016年6月23日，宴禾公司委托襄阳文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刘红涛汇款5万元。2016年8月26日、10月31日、12月22日和2017年1月24日，宴禾公司又委托其关联公司襄阳文陆商贸有限公司分别向刘红涛汇款20万元、5万元、30万元、30万元，共计90万元。剩余款项，宴禾公司、福泰公司未还。上述事实，有刘红涛，晏禾公司、福泰公司及肖海涛、张青妮陈述和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刘红涛、晏禾公司双方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刘红涛履行了出借义务，宴禾公司、福泰公司应当按约定时间偿还借款和承担担保责任，否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对于刘红涛要求宴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18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宴禾公司向刘红涛借款用于偿还其对肖海涛、张青妮二人的欠款，宴禾公司与刘红涛之间的借贷关系和宴禾公司与肖海涛、张青妮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福泰公司、宴禾公司辩称刘红涛与第三人相互串通，侵占其合法财产的辩称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宴禾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向刘红涛的汇款90万元，双方未明确所还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按照“先息后本”的交易惯例，认定是宴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月息3%支付给刘红涛的利息，由此推算为77天的利息，即从宴禾公司、福泰公司借款之日2015年4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7日期间的利息。依照法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故宴禾公司、福泰公司已经按月息3%支付的，按3%计算，未支付的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刘红涛变更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故刘红涛要求福泰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湖北宴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红涛借款本金1180万元，支付从2015年6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11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的利息；二、襄阳福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湖北宴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刘红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120元（已付62560元），保全费5000元，由襄阳福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湖北宴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晏禾公司、福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转账表格明细，用以证明刘红涛与晏禾公司转账支付过程系“过账”。经质证，刘红涛认为不属于证据，只是一个明细表，应该以原来已经查实的转账凭证为准，这个过程第一次二审时已经查实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肖海涛、张青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1180万元支付过程问题，在本院第一次二审中根据宴禾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了刘红涛、张青妮、肖海涛、赵新利、熊璐及宴禾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对交易明细真实性及款项流转过程均不持异议，据此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3月30日至31日，从刘红涛账户分8次，共计转入宴禾公司账户1180万元，该款进入宴禾公司账户后随即经襄阳福乐源百货有限公司账户转入张青妮账户，再从张青妮账户直接或经过赵新利、熊璐账户转入刘红涛账户，且从刘红涛账户转出的第一笔100万元系张青妮转入刘红涛账户的100万元，此前刘红涛账户中仅有34874.56元，此后刘红涛每一笔转款均系上一笔转款回到其账户后才转给宴禾公司，其中200万元的前一笔转出款为100万元，张青妮将福乐源公司转入的100万元加上其他人转给其100万元，一并转给了刘红涛，刘红涛随即转给宴禾公司200万元。至1180万元转完后，刘红涛账户仍然为3万余元，而张青妮账户从其他处转入200万元进入本案1180万元的流转，最后，该款全部转至其他账户，张青妮的账户仍然维持第一笔100万元进账前的状态。本案参与流转的资金仅有200万元，均系案外人蒋剑平转给张青妮，最终该200万元张青妮转入了案外人欧阳玉琴账户100万元，转入熊璐账户100万元。证据二：宴禾公司与肖海涛、张青妮之间借款还款明细表和转款凭证，被上诉人肖海涛二审中也提交该明细表，用以证明晏禾公司与肖海涛、张青妮之间借款还款情况，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均不持异议，对证明内容均予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据此认定以下事实：2013年10月24日晏禾公司向肖海涛、张青妮借款500万元，约定月息4.5%；2013年12月4日晏禾公司向肖海涛、张青妮借款560万元，约定月息5%；2014年3月17日晏禾公司向肖海涛、张青妮借款300万元，约定月息4.5%。以上晏禾公司共计向肖海涛、张青妮借款本金为1360万元。还款情况为：对2013年10月24日500万元借款，从2013年10月25日至2015年2月15日分16笔还利息349万元（15笔各22.5万元，1笔11.5万元）；对2013年12月4日560万元借款，从2013年12月6日至2015年1月13日还本金260万元，利息14笔249万元（3笔各28万元，11笔各15万元）；对2014年3月17日300万元借款，从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2月15日还利息148.5万元（11笔各13.5万元），以上共计偿还本金260万元，利息746.5万元，总计1006.5万元。经结算，截止2015年3月30日，晏禾公司下欠肖海涛、张青妮借款本金1100万元，利息82万元（结算后晏禾公司付肖海涛2万元现金予以扣减），共计1180万元。二审中上诉人晏禾公司认可其公司委托襄阳文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刘红涛汇款90万元系支付利息。二审中被上诉人刘红涛未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宴禾公司与刘红涛、肖海涛签订借款合同、福泰公司与刘红涛签订保证合同以及相关转款过程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宴禾公司与刘红涛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不同意见，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红涛与晏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诉争118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宴禾公司、福泰公司上诉主张诉争1180万元借款系一种过账行为，该款经福乐源公司、张青妮等人账户最后又转回至刘红涛的账户，宴禾公司与刘红涛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30日，刘红涛与宴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后，于3月30日至31日分八笔共向宴禾公司账户转款1180万元，具体转款流向为：从刘红涛账户向晏禾公司转出的第一笔100万元系张青妮账户转入的100万元，此前刘红涛账户余额仅为34874.56元，晏禾公司收款后即将100万元转入襄阳福乐源百货有限公司账户，襄阳福乐源百货有限公司转给张青妮，张青妮将100万元和另外的100万元共200万元再次转给刘红涛，刘红涛随即将200万元转给晏禾公司，以此种方式刘红涛账户向晏禾公司转出的每一笔款项均系张青妮或赵新利、熊璐的账户转至其账户后，刘红涛才转款至宴禾公司账户，进入宴禾公司账户后随即经襄阳福乐源百货有限公司账户或襄阳文陆投资管理公司账户转入张青妮账户，再从张青妮账户直接或经过赵新利、熊璐账户转入刘红涛账户，通过循环转账方式，形成第一笔100万元、第二笔至第五笔各200万元、第六笔、第七笔各100万元、第八笔80万元共八笔1180万元转款。1180万元转款结束后，刘红涛、张青妮、赵新利、熊璐、宴禾公司、福乐源公司的账户余额均与第一笔转款前相差无几。本案参与流转的资金仅有200万元，均系案外人蒋剑平转给张青妮，最终该200万元张青妮转入了案外人欧阳玉琴账户100万元，转入熊璐账户100万元。从以上循环转款流向可以看出，本案1180万元借款刘红涛并未实际出借资金。刘红涛辩称，其与肖海涛、赵新利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肖海涛与宴禾公司之间也存在借款关系，本案1180万元借款转回至其账户，系因其对肖海涛、赵新利享有债权。虽然刘红涛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明细，但该转款均系发生在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期间，从本院调取的肖海涛、张青妮、赵新利、刘红涛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刘红涛与肖海涛、张青妮、赵新利之间资金往来非常频繁，2013年7月至2015年3月30日期间，刘红涛共转款给肖海涛、张青妮约834.09万元、转给赵新利约445.52万元，刘红涛与肖海涛、张青妮、赵新利之间资金往来的真实原因，仅凭银行转账明细尚不足以认定，且1180万元中有380万元系从熊璐账户转回至刘红涛账户，刘红涛与熊璐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刘红涛并未举证证明；且本案审理的是刘红涛与宴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至于刘红涛与肖海涛、张青妮、赵新利之间以及肖海涛与宴禾公司之间借贷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以另案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故对刘红涛辩称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到的被上诉人没有出借资金来源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原审实际已经查明了被上诉人借款资金的来源，而且本案中采取的借款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说明了资金来源是存在的，并非没有资金来源，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宴禾公司、福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刘红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宴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要求晏禾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债务成立，担保债务成立，由于案涉《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约定的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故刘红涛要求福泰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刘红涛与宴禾公司存在1180万元借款关系，事实认定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红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512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120元，均由刘红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赵 炬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