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舒红梅，女，196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362************820。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维新，男，196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360************334。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红梅，钟维新的妻子。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信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LEE****，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宏武，广东严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舒红梅、钟维新、江门信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博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舒红梅、钟维新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部分判决，判令信博公司退回已事实冲抵了粤J*****车辆的购车款而应退钟维新的购粤J*****车款1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信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改判。信博公司前法人于2014年12月24日通过口头协议以64万元的价格将粤J*****车辆转让给舒红梅的丈夫钟维新，分两次付款，首期34万，第二期为办理过户手续的同时付清30万，公司负责过户的全部费用。2016年4月，钟维新要求办理过户手续，但当时公司资金紧张，希望钟维新先付清款项再过户，钟维新不同意，也未付尾款。后前法人将车收回并同意退回钟维新35万元。在钟维新多次催促下，前法人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仅于2016年6月30日退回了钟维新25万元。后前法人又多次与舒红梅沟通，希望舒红梅以市场价22万元购买粤J*****车辆，也就是算上应退给钟维新的10万元，舒红梅再付12万元，但舒红梅当时并没有同意。2016年8月13日，舒红梅的粤J*****车辆被撞损，此时，前法人再次提出要舒红梅购买粤J*****车辆，并将价格降至只需舒红梅再付10万，但前提是暂不过户，到车辆折旧摊销完以后再过户。因此事谈论过很多次，有一次信博公司的另一个董事陈某1也在场。后舒红梅、钟维新接受了前法人的上述建议，于2016年9月26日同意付清余款10万元，购买了粤J*****车辆。舒红梅分别在2019年1月17日、1月18日、3月14日、7月9日多次要求归还上述车辆，但信博公司不予理会，故请求信博公司退回已事实冲抵购粤J*****车款的原应退钟维新的购粤J*****车款10万元。此外，《婚姻法》第十七条赋予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置权。信博公司是确认钟维新的债权的，可以优先冲抵舒红梅的债务，《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也有规定，并且已形成事实冲抵。庭审中，舒红梅、钟维新变更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中不确认信博公司所欠钟维新10万元冲抵粤J*****购车辆款的部分判决；2、判令确认应退钟维新的购粤J*****车款10万元已事实冲抵粤J*****车辆的购车款；3、撤销信博公司2019年就粤J*****车辆的第二次转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追回舒红梅的粤J*****车辆，继续履行与舒红梅2016年9月26日的合同约定，办理相关过户手续；4、判令信博公司从2019年1月17日起赔偿舒红梅粤J*****车辆使用折损费至车辆归还之日止；5、判令信博公司退回舒红梅2019年1月4日垫付的粤J*****车辆的保险费用3890.89元；5、判令诉讼费用由信博公司承担。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26日转让协议有效，信博公司应当退回舒红梅粤J*****购车款，但现有证据证明信博公司已通过一系列非正常手段，致使该案已无现金及其他资产偿还的可能。舒红梅早在2019年1月17日就信博公司非法扣留其已实际使用两年半的粤J*****车辆的问题进行报警投诉，潮连派出所的处理意见是：要走法律途径，双方暂时不要使用该车辆。现舒红梅放弃只申请退回涉案购车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信博公司继续履行2016年9月26日的合同约定，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信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舒红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舒红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是舒红梅串通金某1损害信博公司利益的行为，该协议的约定有故意逃避税收的意图，应当认定为无效。信博公司没有收到舒红梅的车辆转让款，舒红梅向金某1转账的行为不能视为信博公司已收到其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按舒红梅提供的《收据》认定法律事实，是错误的。舒红梅没有向信博公司支付过20万元现金。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舒红梅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转账给金某1而非信博公司。为查明该笔款项的流向，信博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金某1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但一审法院不同意该申请，在没有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判决，程序违法。舒红梅、钟维新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信博公司退回已收回舒红梅、钟维新车辆，粤J*****购车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1月17日起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给付赔偿损失至货款清偿之日止）；2、信博公司退回舒红梅、钟维新20**年1月4日垫付的车辆粤J*****车辆保险费用3890.8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信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6日，信博公司与舒红梅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1.信博公司同意将持有的粤J*****车辆转让给舒红梅使用；2.转让协议车价为200000元；3.原则上公司账面价值没有摊完，不办理过户，如出现公司变更、结业清算或舒红梅因故离开公司，则随时可办理过户，过户费用由信博公司承担；4.办理过户前，信博公司承担车辆每年车船税、交强险、商业险费用，信博公司在“甲方”一栏盖有公章确认，“代表签名”一栏有金某1签名确认，“乙方”一栏有舒红梅签名、捺有指模确认。同日，舒红梅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622*************396账户向信博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金某1名下账户转账人民币100000元，后信博公司向舒红梅出具《收据》一份，记载“今收到舒红梅购买粤J*****车辆金额200000元”的内容，《收据》上盖有信博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现金收讫章、有金某1签名确认，“经手人”一栏由舒红梅在签名确认。2019年1月4日，舒红梅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522*************090账户，向信博公司转账人民币3890.39元，并填写《江门信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付款申请单》，后信博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转账2019年度粤J*****保险费人民币3890.89元。现舒红梅、钟维新以信博公司未返还购车款人民币200000元及保险费人民币3890.89元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一）关于涉案合同相对人及《车辆转让协议书》效力问题。舒红梅、钟维新共同主张信博公司返还车款200000元、利息及保险费3890,89元，信博公司抗辩称钟维新不是涉案合同相对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舒红梅是基于《车辆转让协议》提起诉讼的，而根据《车辆转让协议书》显示，《车辆转让协议书》是由信博公司、舒红梅所签订的，信博公司、舒红梅亦分别盖有公章、签名确认。而《车辆转让协议书》并未显示出钟维新系涉案合同相对人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相对人为信博公司、舒红梅。《车辆转让协议书》是舒红梅、信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二）关于信博公司应否向舒红梅返还购车款及支付利息的问题。本案舒红梅主张信博公司已经收回车辆并将车辆出售，造成《车辆转让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故请求返还购车款2000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7日起支付利息。信博公司抗辩称涉案购车合同系虚假交易，利息请求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信博公司抗辩称涉案转让车辆合同是舒红梅伙同信博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金某1形成的虚假交易，二人侵吞公司财产。但信博公司上述抗辩意见，未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舒红梅是否与前任法定代表人侵吞公司财产，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在本案处理。由舒红梅所举的《车辆转让协议书》、银行流水显示，信博公司与舒红梅签订协议，信博公司以人民币200000元向舒红梅转让车牌号为粤J*****小型轿车一辆，而舒红梅亦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信博公司转账人民币100000元。舒红梅陈述称余下10万元是信博公司欠其丈夫钟维新人民币100000元而转为粤J*****小型轿车转让款。因信博公司庭审中予以否认，且无其他证据证实信博公司与舒红梅、钟维新达成一致意见将钟维新1000**元的款项转为粤J*****汽车转让款，虽舒红梅持有信博公司盖有财务专用章确认的收据，但上述收据是由舒红梅担任信博公司财务、出纳期间，本人经手出具的，且盖有“现金收讫”章亦与舒红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转让款100000元的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确认舒红梅已向信博公司支付粤J*****小型轿车转让款人民币100000元的事实。庭审中，信博公司、舒红梅确认涉案车辆已于2019年1月17日由信博公司收回且该车辆已出售，即涉案转让车辆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公平原则，信博公司应向舒红梅返还其从银行账户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00000元。至于舒红梅陈述称余下人民币100000元是信博公司欠钟维新款项，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钟维新可另案主张。信博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向舒红梅转让涉案车辆的行为已属违约，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现舒红梅主张从2019年1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自此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故一审法院调整利息从2019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关于信博公司应否向舒红梅退回垫付的车辆保险费人民币3890.89元的问题。舒红梅主张信博公司退回其垫付的保险费用人民币3890.89元。庭审中，信博公司确认上述保险费用人民币3890.89元是由舒红梅转账给信博公司、由信博公司再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事实，但信博公司认为该车辆是由舒红梅使用，其与舒红梅达成默契由舒红梅承担车辆保险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保险费用是2019年1月4日舒红梅通过其名下账户转账给信博公司，信博公司再转账给保险公司，上述转账时间是在《车辆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按《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办理过户前，信博公司承担车辆每年车船税、交强险、商业险费用”。由于涉案车辆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此费用应该由信博公司承担。且现时涉案车辆已实际出售第三人，涉案转让车辆的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信博公司应向舒红梅返还涉案车辆保险费用人民币3890.89元。故对舒红梅上述诉求，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信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车款人民币1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购车款1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舒红梅；二、信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保险费用人民币3890.89元；三、驳回舒红梅、钟维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58.36元，减半计收2179.18元，由舒红梅负担1068.8元，信博公司负担1110.38元。二审期间，舒红梅、钟维新提交如下证据：1、信博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金某1书面证明；2、江门市瑞世德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书面证明；上述证据1、2均证明因信博公司欠钟维新10万元未偿还，才有后续购买粤J*****车辆之事实；3、钟维新情况说明，证明钟维新同意将信博公司所欠10万元用于舒红梅购买粤J*****车辆；4、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失价格鉴定报告复印件，证明舒红梅于2016年8月13日驾驶粤J*****车辆遭遇交通事故；5、（2017）粤07民终2140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证明粤J*****车辆保险理赔进入诉讼阶段，导致该车辆暂时无法修理；6、2019年1月17日报警回执，证明信博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非法扣留舒红梅已出资购买的粤J*****车辆之事实；7、2019年3月29日报警回执，证明信博公司非法撬开舒红梅的保险柜，获取了舒红梅留在保险柜中的车辆备用锁匙、个人私章、现金财物、身份证件复印件等重要物品；8、手续交接证明，证明舒红梅办理了所有离职手续；9、（2020）粤07民终1149号民事判决书及其生效证明，证明信博公司至今仍拖欠舒红梅工资之事实；10、失信决定书及限制消费令、告知函，证明信博公司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及其无财产可供执行之事实；11、粤J*****车辆证件资料，证明信博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将有关粤J*****车辆的所有证件交付给舒红梅。信博公司对此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证据1属于在境外形成的证据，应当经过我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且金某1与舒红梅共同串通损害信博公司利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任何效力。金某1于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全为中文，而金某1是韩国人，不掌握汉字的书写和表达，该情况说明是舒红梅、钟维新书写打印后交给金某1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情况说明也没有明确是金某1代信博公司收取购车款10万元，其陈述的内容是以总价10万元抵扣相关欠款。该陈述与舒红梅在一审和起诉状中的陈述完全不同，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该情况说明是虚假的。对于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陈某1与钟维新是江门市瑞世德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与钟维新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该证言陈述的是以10万元冲抵部分车款，另外只需补充10万元即可。而舒红梅和钟维新在起诉时陈述的是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涉案车辆，并举证证明已将20万元转账给金某1，且开具了现金收款收据，陈某1的陈述与舒红梅、钟维新的陈述相互矛盾。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这是钟维新单方出具的说明，没有落款时间，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4、5与本案无关。证据6在一审时已提交，质证意见与一审一致。证据7与本案无关。证据8是舒红梅与工会部门进行的工作交接，并不是职务（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交接，相关工作资料并没有移交给信博公司。证据9、10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的三性没有异议。信博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9月26日，舒红梅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622*************396账户向信博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金某1名下账户转账人民币100000元，附言为“购买粤J*****车辆款”。又查明，一审期间，信博公司、舒红梅均确认粤J*****车辆已于2019年1月17日被信博公司从舒红梅处收回，且信博公司已将该车辆出售给他人。二审期间，舒红梅、信博公司均确认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金某1是信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舒红梅、钟维新虽在二审期间上诉请求撤销信博公司2019年的粤J*****车辆转让合同、要求信博公司追回粤J*****车辆并继续履行2016年9月26日的合同约定以及由信博公司支付车辆使用折损费等，但信博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并认为上述请求已超出舒红梅、钟维新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故而不应予以支持。因此，对于舒红梅、钟维新在二审期间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在二审程序中对此不予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舒红梅主张信博公司返还购车款2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保险费用3890.89元的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信博公司作为卖方于2016年9月26日与舒红梅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该协议落款处有信博公司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金某1签名确认和舒红梅的签名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虽然信博公司抗辩称该协议是舒红梅串通金某1而形成的虚假交易，但其未能就此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对《车辆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信博公司与舒红梅应当按照涉案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舒红梅主张其在涉案协议签订后已向信博公司履行了支付购车款200000元的付款义务，其中包括舒红梅向金某1转账支付的100000元和以信博公司欠付钟维新的款项冲抵购车款的100000元。然而，涉案车辆已于2019年1月17日被信博公司收回后出售，舒红梅据此以《车辆转让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为由请求信博公司返还购车款2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而信博公司则认为其从未收取舒红梅支付的购车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金某1作为信博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与舒红梅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且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上卖方落款处有信博公司加盖的印章，可见，金某1与舒红梅就涉案车辆进行交易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及于信博公司。结合涉案协议未就付款履行方式进行具体约定和金某1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具有信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舒红梅对于向信博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金某1支付购车款即为向信博公司支付购车款具有合理的信赖。从舒红梅的付款情况来看，舒红梅在涉案协议签订当日即向金某1名下的账户转账了100000元，并将该款项备注为“购买粤J*****车辆款”，且舒红梅在庭审中亦已对此种付款方式作出解释，故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金某1作为信博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收取款项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也就是说，舒红梅将购车款100000元转账至金某1名下的账户，应视为舒红梅已向信博公司支付了购车款100000元。至于金某1在收取款项后是否实际向信博公司交付，此为金某1收取款项后的自主行为，即使其收取款项后未交付给信博公司或用于其他用途，也不能否定舒红梅已向信博公司支付购车款的事实。鉴于此，信博公司以查明上述款项的最终流向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金某1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该申请事项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对信博公司提出的调查证据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妥。信博公司如确实未收到该款项，应向其前法定代表人金某1另行主张权利。其次，舒红梅主张以信博公司欠付钟维新的款项冲抵了购车款100000元，并提供了钟维新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证明，而信博公司则予以否认。对此，涉案购车款是舒红梅应向信博公司支付的款项，而舒红梅主张冲抵购车款的是信博公司欠钟维新的款项，该欠款显然与涉案购车款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再者，舒红梅提供的《情况说明》仅是钟维新的单方意思表示，并没有信博公司的盖章确认，且信博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亦对该《情况说明》所载的内容不予认可。可见，舒红梅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信博公司与舒红梅、钟维新之间就其主张的债务抵销形成意思表示一致，也未提供其与信博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予以冲抵购车款的证据，故本案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可抵销的情形，舒红梅主张以信博公司欠付钟维新的款项冲抵购车款100000元没有依据，舒红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舒红梅提供的《收据》中虽有信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该收据是在舒红梅担任信博公司财务、出纳期间由其本人经手出具的，且该收据中盖有的“现金收讫”章也与舒红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购车款100000元的事实不符。本案中，除了舒红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100000元外，并无其他可以反映出舒红梅已向信博公司支付剩余购车款100000元的证据，而基于舒红梅作为信博公司财务、出纳的特殊身份，无法排除舒红梅可以根据自身意愿支配使用信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可能。故在此情况下，仅凭《收据》不足以认定信博公司已收取了购车款200000元。综合上述分析，舒红梅以信博公司欠付钟维新的款项冲抵了购车款为由主张其已支付购车款100000元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仅确认舒红梅通过信博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金某1的账户向信博公司转账支付了购车款100000元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信博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收回涉案车辆并将其出售给他人，违反了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关于将涉案车辆转让给舒红梅使用的约定，致使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公平原则，一审判决信博公司应返还舒红梅已支付的购车款100000元并支付该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信博公司应否向舒红梅返还保险费用3890.89元的问题。舒红梅在一审庭审中称“涉案车辆保险费用是由其转账给信博公司后，再由信博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这与舒红梅于2019年1月4日将款项3890.89元转账至信博公司名下的账户以及信博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2019年度粤J*****保险费的事实在时间和金额上相一致。相反，信博公司对此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仅认为车辆的相关费用应由实际使用者舒红梅承担。因此，对于舒红梅已垫付了涉案车辆保险费用3890.89元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结合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关于“办理过户前，信博公司承担车辆每年车船税、交强险、商业险费用”的约定，现信博公司因已将涉案车辆出售给他人而无法为舒红梅办理过户手续，信博公司理应依约承担上述保险费用。据此，一审判决信博公司应向舒红梅返还保险费用3890.8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舒红梅、钟维新、信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58.36元（已由上诉人舒红梅、钟维新预交2300元，江门信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预交4358.36元），由舒红梅、钟维新负担2300元，江门信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负担2058.36元。江门信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