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6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灼明，男，1982年9月11日出生，白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四开，女，1981年6月14日出生，白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菊梅，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延安医院，住所为昆明市盘龙区人民东路**。法定代表人：谭晶，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余菊、蒙彦钧，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灼明、李四开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延安医院（以下简称延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1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灼明、李四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被告为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记录能够证明其已经通过其陈述的方式告知尸检的重要性...”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系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就理应知道尸检的重要性，系剥夺了上诉人的知情权，同时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我方提供的“昆明市延安医院死亡患者尸检建议书”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超过法定期限后才告知我方进行尸体解剖的权利，且该份证据系公文书证，其证明效力高于一审法院采信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制作并使用的“昆明市延安医院死亡患者尸检建议书”明显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极大侵犯了上诉人的知情同意权。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中法律上因果关系无法证实系因无法确定死亡原因，而无法确定死亡原因是因为未进行尸体解剖，进而无法判断被告过程参与度...”系事实认识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民事案件证明标准只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即可，而一审法院明显提高了证明标准，对上诉人实行严格证明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违背。本案未作尸体解剖原因是被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告知上诉人尸检的权利，未告知不做尸检的后果等。一审法院认定“...无病程记录，无出院记录的过程无法看出与李元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病程记录、出院记录是法律明文规定住院病人必须拥有的病历资料，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客观、全面、规范、完整的病历资料，没有上述资料或隐匿病历资料，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推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上诉人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无法看出与李元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此时应当适用举证责任转移，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延安医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灼明、李四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12700元、死亡赔偿金669760、丧葬费52038.5元、交通费13800元合计748298.5元；2、判令被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鉴定费。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1年4月29日11时，原告李四开因“停经9+月，要求入院待产”到被告处住院生产。2011年5月3日的术前诊断为：0-0-0-0，孕39+周，胎儿窘迫，血小板减少。2011年5月4日行剖宫产术，娩出一女婴，体重4000g。Apgar评分1分钟6分、5分钟4分、10分钟4分。转新生儿科，术后予以抗炎、促宫缩对症处理。原告李四开于2011年5月1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0-0-1孕已产、足月活婴、低置胎盘、血小板减少、胎儿窘迫、新生儿轻度窒息、巨大儿。李四开之女取名为李元希，其2011年5月4日因“出生后全身皮肤青紫，肌张力低，刺激后无哭声19分钟”住院。初步诊断为：新生儿窒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脑损伤、高危儿。2013年6月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新生儿重度窒息；2、缺氧缺血性脑病；3、新生儿肺炎；4、脑瘫。2013年7月23日，李元希因“发热1天”住院，2013年7月3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急性咽炎；2、脑瘫。2015年10月5日，李元希因“发热5天，抽搐1次”住院，2015年10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败血症；2、支气管肺炎；3、癫痫持续状态；4、脑瘫；5、营养不良；6、电解质紊乱；7、轻度贫血；8、凝血功能异常。出院医嘱为：1、出院后继续巩固治疗，注意喂养，防感染、意外，1周后门诊复查血常规、肝肾功等，儿科、神经内科随访，不适随诊；2、出院带药：卡马西平，头孢羟氨苄片口服。2015年10月24日，李元希因“反复抽搐4天”住院，给予抗癫痫等对症支持治疗，2015年10月2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癫痫；2、脑瘫；3、营养不良。2018年8月21日15时40分，李元希因“反复抽搐、无反应20分钟”送入原告医院，经抢救30分钟，患儿仍无任何生命迹象，无呼吸、心跳，无任何反射，16时10分宣布其死亡。死亡诊断为：1、心跳、呼吸骤停；2、脑瘫；3、小脑畸形。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记载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2014年11月24日，官渡区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载明：李元希，3岁6月，诊断为脑瘫。原告支付李元希在被告医院费用720.3元、预交费用7000元，支付李元希在昆明市儿童医院医疗费516.7元，支付李元希在昆明市安医大药房购买物品及器械费用668元。李元希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住院产生医疗费102763.49元、2013年7月23日至2013年7月30日期间住院产生医疗费679.37元、2015年10月5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住院产生医疗费7397.09元、2015年10月24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住院产生医疗费367.13元，除原告预交的李元希第一次住院费7000元外，其余上述费用均由被告支付。原告李灼明系李元希父亲，原告李四开系李元希母亲。两原告于2014年12月24日共同生育第二个孩子。2011年6月9日，原告李灼明与被告延安医院签订《医疗争议协议书》，约定：患者李四开、女、30岁，2011年4月29日因“孕39W、低置胎盘、妊娠水肿”入院待产，于2011年5月4日上午7时行“急诊剖宫产术”，术后新生儿出现“重度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肺出血、缺氧、缺血性脑病待查、新生儿抽搐原因待查”等情况。现患者家属认为此事件属医疗责任事故，要求延安医院承担完全责任。延安医院经调查分析认为：我院提供给李四开的医疗服务存在不足。医患双方在明确可以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者司法途径明确事件性质、原因和责任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了通过协商途经解决本医疗争议事件。故医患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一次性终结性协议，医患双方共同遵照执行。一、延安医院依本协议约定，同意于2011年6月9日一次性赔偿患方186147.75元，减免患方李四开之女医药费19578.10元。二、基于此前针对患儿李四开之女的病情，开展了多次省内外专家会诊，会诊专家均认为患儿李四开之女的病情无法得到改善，故医患双方依本协议约定于2011年6月9日起延安医院将为李四开之女提供普通的护理及基本的医疗服务。在此期间患方家属有权利看望患儿李四开之女，同时如果患儿李四开之女生命终止，则家属有责任为其处理后续相关事宜。四、本协议为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的一次性、终结性解决方案，经医方和李四开家属双方签字后即生效。协议生效后，医患双方均不得再对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提出任何争议和发生纠纷，同时放弃其他解决方式与途径。患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延安医院主张权利，否则患方应无条件返还延安医院赔偿的所有费用（含医疗费），且不得以本协议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五。五、本协议履行地为医方住所地、本协议壹式肆份，医患双方各持壹份，延安医院财务部门存档壹份，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壹份，肆份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4年11月5日，被告延安医院与原告李灼明再次签订《关于李四开之女医疗争议事件的备忘录》，约定：医患双方授权代表就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中关于李四开之女的问题经过协商，现达成本备忘录，双方共同遵守。双方希望通过本备忘录记录目前的状况。一、双方已达成初步谅解的事项：1、医患双方已于2011年6月9日就患者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达成一致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医方已经一次性赔偿患方186147.75元，并减免患方李四开之女部分医疗费19578.10元。该协议已实际履行。2、医方自2011年6月9日至今为患儿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期间医方已代行监护人义务，对李四开之女进行了生活照顾。患方不定期前来看望患儿购买部分生活用品。二、双方签订本备忘录以后应采取的行动。1、患方自2014年11月5日将患儿带出院外进行检查评估，并于2014年11月5日将患儿带回延安医院。2、医患双方一致同意待患方生育二胎后一年内，双方应对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中关于李四开之女的问题进一步协商，或者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关于李四开之女事件。2011年6月9日起至2018年8月21日（即李元希死亡），李四开之女李元希一直由被告延安医院进行照顾及提供基本医疗服务。2019年8月12日，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LC鉴字第06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载明：（一）延安医院为李四开提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过错一：医方在患方胎儿宫内窘迫时，治疗不及时。根据第8版《妇产科学》中《胎儿窘迫》章节，产时胎心率变化是急性胎儿窘迫的重要征象，正常胎心基线为110-160bpm。缺氧早期，胎儿电子监护可出现胎心基线代偿性加快、晚期减速或重度变异减速；随产程进展，尤其在较强宫缩刺激下胎心基线可下降到＜110bpm。当胎心基线率＜100bpm，基线变异≤5bpm，伴频繁晚期减速或重度变异减速时提示胎儿缺氧严重。剖宫产指征：胎心基线变异消失伴胎心基线＜110bpm，或伴频繁晚期减速等。2011年5月3日18时40分术前讨论评估记录显示：胎心105次/分，术前诊断：1、0-0-0-0，孕39+周，胎儿窘迫，血小板减少。拟行子宫下段剖宫手术，医方未行手术。5月3日22时胎心166次/分，给予左侧卧位，胎心监测。22时34分，胎心136次/分。5月3日22时34分以后至5月4日6时30分之间未做监测，5月4日6时30分胎心100次/分，给予左侧卧位，氧气吸入。5月4日6时58分胎心波动于105-110次/分之间。5月4日7时39分至7时41分胎儿娩出。医方剖宫产手术治疗延误。过错二：医方病历书写不规范。李四开之女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6月1日住院治疗。此次住院过程中2013年4月6日至6月1日无病程记录，无出院记录。(二)、母体血液含氧量不足、母胎间血氧运输及交换障碍、胎儿自身因素异常，均可导致胎儿窘迫。患方发生胎儿窘迫时，医方治疗延误致患方胎儿缺氧未及时改善。李四开之女出生时确存窒息，相关检查后诊断：缺血缺氧性脑病、脑瘫。综上所述，延安医院的诊疗过错与李四开之女的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及脑瘫之间有因果关系，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过错参与度建议为75%左右。(三)、李四开之女于2013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因“急性咽炎”住院治疗。医方给予抗感染，退热等治疗，治愈出院。2015年10月5日至10月20日因“1、败血症；2、支气管肺炎；3、癫痫持续状态；4、脑瘫；5、营养不良；6、电解质紊乱；7、轻度贫血；8、凝血功能异常”住院治疗，医方给予抗感染、抗癫痫等对症支持治疗，病情好转出院。2015年10月24日至10月27日因“1、癫痫；2、脑瘫；3、营养不良”住院治疗，医方给予抗癫痫对症支持治疗。上述3次住院，医方诊断明确，诊疗符合医疗原则及规范。李四开之女2018年8月21日因“反复抽搐、无反应20分钟”就诊。入院时无呼吸、心跳，刺激无反应，全身皮肤苍白、厥冷，肢体僵硬，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肛门括约肌松弛，无任何反射。医方给予心肺复苏等抢救，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死亡诊断：1、心跳、呼吸骤停；2、脑瘫；3、小脑畸形。医方抢救治疗措施符合医疗原则及规范。鉴于李四开之女死亡后未做尸体解剖，鉴定人无法判断延安医院的诊疗过错与李四开之女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一)、延安医院为李四开提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二)、延安医院为李四开提供的诊疗过错与李四开之女的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脑瘫之间有因果关系，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过错参与度建议为75%左右。(三)、延安医院的诊疗过错与李四开之女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判断。原告垫付鉴定费10500元。另查明，被告通过电话方式与原告李灼明沟通尸检事宜，原告李灼明表示不需要尸检。2018年8月27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原告李灼明发送微信信息，提示其进行尸检。原告李灼明未回复。一审法院认为，针对被告为原告李四开生产至李元希出生的诊疗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李四开因怀孕到被告处生产，并生育一女，取名李元希。经鉴定，延安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为：医方在患方胎儿宫内窘迫时，治疗不及时的过错，且该诊疗过错与李元希出生后出现的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脑瘫之间有因果关系，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过错参与度建议为75%左右。可见，被告为原告李四开生产至李元希出生的诊疗行为构成侵权。根据原被告签订《医疗争议协议书》，约定：1、延安医院依本协议约定，同意于2011年6月9日一次性赔偿患方186147.75元，减免患方李四开之女医药费19578.10元2、2011年6月9日起，延安医院将为李元希提供普通的护理及基本的医疗服务。之后，原告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和减免了款项，并一直为李元希进行照顾及提供基本医疗服务。2014年11月5日，被告延安医院与原告李灼明再次签订《关于李四开之女医疗争议事件的备忘录》约定：医患双方一直同意待患方生育二胎后一年内，双方应对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中关于李四开之女的问题进一步协商，或者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关于李四开之女事件。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协议书中已经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且被告已经按照协议书履行了义务，支付赔偿款并照顾和医治李元希直至其死亡。双方在备忘录中约定的“进一步协商”系双方为解决李元希的后续情况，并不是对双方之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处理。综上，双方已经就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处理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已经按照该协议履行完毕，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对李元希出生时的诊疗行为造成李元希出生后出现的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脑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针对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务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在李元希出生时即已知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原被告在备忘录中约定医患双方一直同意待患方生育二胎后一年内，双方应对李四开医疗争议事件中关于李四开之女的问题进一步协商，或者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关于李四开之女事件。两原告陈述其于2014年12月24日共同生育第二个孩子，原告应在2015年12月24日前与被告进一步协商或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双方之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自2015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适用一年诉讼时效。自2015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李元希因出生时医疗行为受损的诉讼时效至2016年12月25日届满。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对李元希出生时的诊疗行为造成的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脑瘫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对李元希出生时的诊疗行为发生于2011年5月4日，而李元希于2018年8月21日死亡，针对被告是否应当对李元希死亡这一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未超过诉讼时效。针对这个问题，从侵权行为法的因果关系分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医疗行为与医疗损害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鉴定机构分析认为延安医院为李元希提供的出生时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因李元希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无法判断因果关系。本案中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法证实系因无法确定死亡原因，而无法确定死因是因为未进行尸体解剖，进而无法判定被告的过错参与度。对于为何未进行尸体解剖，原告陈述系被告在规定期限内未向其告知尸检权利，所以没有进行尸检。被告陈述已经通过微信和电话方式向原告李灼明进行了告知，李灼明表示不尸检。被告为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记录能够证明其已经通过其陈述的方式向原告告知了尸检权利，同时原告李灼明为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其应当明知尸检的重要性，且其在电话中表示不需要尸检，并未提出超过尸检期限。结合李元希由被告医治和照顾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不应当因李元希出生时的诊疗行为对李元希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李元希第一次住院的2013年4月6日至6月1日期间无病程记录，无出院记录的过错无法看出与李元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后的三次住院，经鉴定，被告诊断明确，诊疗符合医疗原则和规范，不应当对李元希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医疗费12700元、死亡赔偿金669760、丧葬费52038.5元、交通费138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灼明、李四开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聘用证明一份，欲证明李灼明的身份情况及工作单位，并非经开区医院医务科负责人。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延安医院是否应对上诉人主张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就延安医院对李四开分娩李元希提供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而形成的侵权之债是否可以向延安医院主张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与延安医院于2011年6月9日签订《医疗争议协议书》及2014年11月5日双方再次签订的《关于李四开之女医疗争议事件的备忘录》，载明延安医院一次性赔偿患方186147.75元，延安医院为李元希进行照顾及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双方对以上两个协议签字确认，且该《医疗争议协议书》、《关于李四开之女医疗争议事件的备忘录》无相应权利义务主体申请撤销，确定的内容已经履行，对各方当事人具有合同效力，延安医院对李四开分娩李元希提供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而形成的侵权之债，因《医疗争议协议书》、《关于李四开之女医疗争议事件的备忘录》而协议变更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责任。故上诉人就延安医院对李四开分娩李元希提供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而形成的侵权之债不可再向延安医院主张赔偿。其次，延安医院对李元希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问题。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LC鉴字第06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李四开之女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6月1日住院治疗。此次住院过程中2013年4月6日至6月1日无病程记录，无出院记录；2013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因“急性咽炎”住院治疗，2015年10月5日至10月20日因“败血症、支气管肺炎...”住院治疗，2015年10月24日至10月27日因“癫痫、脑瘫、营养不良”住院治疗，上述3次住院，医方诊断明确，诊疗符合医疗原则及规范。2018年8月1日因“反复抽搐、无反应20分钟”就诊，医方抢救治疗措施符合医疗原则及规范。鉴于李四开之女死亡未作尸体解剖，鉴定人无法判断延安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李四开之女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其一，延安医院在2011年5月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对李元希提供多次诊疗行为过程中，除了部分住院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对此问题，本院在后另行阐述）外上诉人并未举证延安医院对李元希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二，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下列事项：（一）解决医疗纠纷的合法途径；（二）有关病历资料、现场实物封存和启封的规定；（三）有关病历资料查阅、复制的规定。患者死亡的，还应当告知其近亲属有关尸检的规定。”对患者死亡的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者家属有关尸检的规定。本案中延安医院举证已经举证通过微信及电话已经履行了尸检告知义务。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履行尸检告知义务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诉人主张1.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是病历书写不规范问题还是病历缺失问题；2.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的情况下如何观察及治疗？本院认为，其一，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LC鉴字第06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延安医院在2011年4月28日至2011年5月4日为李四开提供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问题，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延安医院为李四开提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过错一：医方在患方胎儿宫内窘迫时，治疗不及时。过错二：医方病历书写不规范；针对2011年5月4日至2018年8月21日延安医院为李元希提供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问题，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李四开之女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6月1日住院治疗。此次住院过程中2013年4月6日至6月1日无病程记录，无出院记录。2013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因“急性咽炎”住院治疗，2015年10月5日至10月20日因“败血症、支气管肺炎...”住院治疗，2015年10月24日至10月27日因“癫痫、脑瘫、营养不良”住院治疗，上述3次住院，医方诊断明确，诊疗符合医疗原则及规范。2018年8月1日因“反复抽搐、无反应20分钟”就诊，医方抢救治疗措施符合医疗原则及规范。所以上诉人主张的“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仅是李元希在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的住院治疗，之后住院治疗及2018年8月21日李元希去世时的抢救，延安医院对李元希的诊疗均符合医疗原则及医疗规范。从而上诉人庭审中口头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已无必要。其二，虽然被上诉人延安医院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部分住院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的问题，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规定的情况，病历书写不规范、部分住院（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与李元希死亡（2018年8月21日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关于部分住院没有病程记录、出院记录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灼明、李四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3元，由李灼明、李四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庆审判员 汪丹丹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