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43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彬，女，197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宏音，吉林茂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鹏，男，198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彬因与被上诉人孙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2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彬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中，被上诉人依据《培训学校转让合同》要求上诉人给付转让款，条款中明确约定双方转让的内容为被上诉人持有的昂立学校66%股权，但本案中，被上诉人仅为法定代表人，并不具备转让的主体资格及合同利益。被上诉人仅为口头陈述受让于吴艳丽，但并无证据证实受让行为的真实性及吴艳丽在案涉学校的主体地位。虽然上诉人最终受让了举办者的身份，但该结果的出现是由出资人吴安平、陈久奎认可才得以变更，该变更结果是否与本案被上诉人有关联性，并不确定。故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具备转让主体资格的确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学校性质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为公益性办学组织，法律规定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也应当包括权利转让时不得溢价转让。但在本案中，案涉学校的总转让款为61万元，远远超出举办者出资，属于溢价转让，违反法律规定。2.《培训学校转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出售的是“股权”、“办学资格权”、“收益权”等，其中“股权”为非营利学校不具备的权利，而“办学资格权”、“收益权”均为学校享有的权利，无论举办者或法定代表人均无权处分。被上诉人对该权利的处分明显侵犯了学校利益。同时，依据法律规定在办学过程中取得的最终受益的归属权为国家所有，即被上诉人的转让行为也侵犯了公共利益。据此，双方签订的《培训学校转让合同》因被上诉人无合同利益而无效，也因侵犯了第三人及公共利益而无效。3.原审判决认定《培训学校转让合同》有效，但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将学校转让给上诉人后，学校所有的设备及财产归上诉人所有，但法律规定举办者履行完出资义务后，财产权即归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有，即本案被上诉人无权处分该财产，该处分行为无效。因该条款无效，其所对应的价值也应从转让总价款中扣除。综上，被上诉人的转让行为存在多处违法之处，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孙鹏主要答辩意见：一、原审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应知晓被上诉人受让股权时未变更举办者的事实。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现行法律未禁止学校出资者转让学校权益，不应单纯比照开办资金确认是否存在溢价转让。被上诉人转让权益并未侵犯学校的资产，案涉培训学校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三、即使被上诉人无处分权，上诉人也是善意取得人。上诉人已经取得了合同项下资产权益，不能以被上诉人无处分权来抗辩其应履行的给付价款义务。孙鹏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于彬偿还所有款项人民币31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于彬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12日，孙鹏、于彬签署《培训学校转让合同》，约定孙鹏将其持有的昂立培训学校66%的股权及其一切权益转让给于彬，转让的总价款人民币43万元，该款项于彬采取分期付款形式，即从2019年4月1日开始还款，每月偿还3万元整，到2020年6月1日前偿还所有欠款。本合同签订后，于彬仅向孙鹏偿还4期款项，共计12万元，剩余到期款项虽经孙鹏多次催要，但于彬无正当理由拒不给付。故孙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认为于彬逾期的款项已经达到了全部款项的1/5，故向其主张归还全部欠款。庭审中，孙鹏明确利息自起诉之日2020年3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2日，孙鹏（甲方）与于彬（乙方）签订《培训学校转让合同》，约定：甲方为昂立培训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学校66%的出资额（股权），现甲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66%的出资额（股权）、学校的经营管理（办学资格）权、附属学校收益权以及甲方因投资学校而享有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乙方。转让的总价款为43万元，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乙方于2019年4月1日开始还款，每月偿还3万元整，到2020年6月1日前偿还所有欠款。甲方将所持有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资质变更给乙方。甲方负责把培训学校移交给乙方。合同签订后，孙鹏联系长春新区昂立培训学校原举办者吴安平、陈久奎，将该校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变更给于彬，于彬已登记为该校新的举办者，同时将该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于彬，该校的资产业已移交。于彬向孙鹏支付了4期款项，共计12万元，剩余到期款项至今未付。孙鹏申请对于彬的财产保全，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函费620元。另查明，吴安平、陈久奎在进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登记变更时并未要求与于彬另行签订合同或要求于彬支付任何款项，于彬庭审陈述学校资质手续变更后能够正常经营，在经营案涉学校过程中亦没有其他人对学校主张过权利。孙鹏庭审陈述自己是从案涉学校原实际控制人吴艳丽处取得学校所有权，当时并未变更学校举办者。关于变更登记的过程，孙鹏庭审陈述变更当日孙鹏、于彬、学校前台及陈久奎均到现场，陈久奎是案涉学校原实际控制人吴艳丽联系来的，吴安平未到现场但视频确认变更登记，于彬对此变更登记过程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孙鹏与于彬签订的《培训学校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于彬辩称案涉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并未对民办学校的转让作出禁止性规定，案涉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该规定是对合同履行事项的核准，并非是对合同效力的核准，案涉学校的举办者也在其主管部门长春新区教育局登记变更为于彬，于彬未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案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第二，于彬应否支付孙鹏转让款31万元及利息的问题。经查，孙鹏已经履行了案涉合同约定的甲方义务，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资质变更给于彬，并已将培训学校资产移交给于彬，虽然于彬辩称认为孙鹏无权处分吴安平、陈久奎对学校的出资，但不能否定孙鹏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将相关资质依法变更给于彬，而吴安平、陈久奎在进行变更登记时并未要求与于彬另行签订转让合同或要求于彬另行支付转让价款，因此，应认定孙鹏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于彬亦应依约履行支付转让价款的合同义务，现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故孙鹏要求于彬支付剩余转让款31万元的诉请应予支持。关于孙鹏主张自本案起诉之日2020年3月3日起计算利息一节，因于彬逾期给付孙鹏转让款必然给孙鹏造成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故于彬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依据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每月1日支付3万元，到2020年6月1日前偿还所有欠款，故于彬截至2020年3月3日欠付3*8=24万元，至2020年4月1日欠付24+3=27万元，至2020年5月1日欠付27+3=30万元，至2020年6月1日欠付30+1=31万元，故于彬应付的利息应分段计算如下：自2020年3月3日起至2020年4月1日止，以24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以2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日起至2020年6月1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1万元为基数，给付标准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关于孙鹏主张为诉讼保全支付的保函费用620元一节，此费用属于孙鹏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亦是于彬违约行为给孙鹏造成的损失，应予保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于彬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孙鹏转让款31万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3日起至2020年4月1日止，以24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以2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日起至2020年6月1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1万元为基数，给付标准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于彬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孙鹏保函费用620元；三、驳回孙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5元、保全费2070元，由于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孙鹏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长春市赛思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简表，用以证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为于彬，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8日，即在于彬受让诉争股权之前，其是拥有教育信息咨询领域专业知识的人，也证实了其在受让股权时对于举办者吴安平和陈久奎未变更的事实是知晓的。证据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章程，用以证明于彬在2019年4月9日召开理事会会议通过该章程时即知道举办者仍登记为吴安平和陈久奎。于彬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该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与案涉学校的非营利性法人机构性质不同，二者适用的法律也并不相同，因此不能证明于彬对非营利性法人机构举办者的转让及变更是知晓的，且该份证据也无法证明于彬对案涉学校举办者是吴安平和陈久奎并未变更成孙鹏的事情知晓。对证据二，由于当时学校举办者的变更系由孙鹏主要负责联系及沟通，由学校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实际的操作，于彬仅对结果知晓，而对具体的过程以及事业局对举办者变更是禁止的，并不完全知晓。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培训学校转让合同》效力一节。虽然案涉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显示其原举办者为吴安平、陈久奎，但该二人在将办学资质变更登记至于彬名下时并未提出异议，在于彬成为举办者后其二人未参与学校的运营和管理，亦未向于彬主张相关权益。法律并未禁止民办学校举办者通过转让出资份额方式退出，《培训学校转让合同》是孙鹏和于彬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故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确认《培训学校转让合同》有效，依据充分。此外，于彬曾于2018年11月27日与孙鹏签署过一份《昂立培训学校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了昂立培训学校34%的份额，故于彬在本案中又否认孙鹏的转让主体身份，与事实不符，亦有违诚信。关于于彬应否向孙鹏支付转让对价一节。于彬已经依约向孙鹏支付了4期款项，合计12万元，现剩余款项支付期限已到，原审判决于彬向孙鹏支付转让款31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于彬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9元，由上诉人于彬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俊审判员 冯 曲审判员 梁琳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