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6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建艳，女，1985年9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果，山东大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继臣，男，199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沂水县。上诉人温建艳因与被上诉人张继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3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建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偿还借款13,092元；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事实情况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沂水支公司上班，是工作上的同事，2019年12月份被上诉人以资金紧张为由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于12月6日通过扫码借给了被上诉人1500元。此后被上诉人又以同样的理由向上诉人借款，并承诺次月归还。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1日通过扫码、支付宝转账分三次共向被上诉人出借11,592元，12月份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出借13,092元，有转款记录可以证实。还款期限到期后，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还款，被上诉人拒不偿还并自称就欠上诉人12,000元，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又称只借款1500元。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前后相矛盾。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其在说谎并难以自圆其说。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其向上诉人转款的记录可以看出，转款金额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无论从金额还是转账频率都与正常借款的生活常识不符，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借钱给上诉人的主张。事实是被上诉人也兼职从事客运驾驶员，期间因被上诉人信用卡逾期，银行卡权利受限制，不能正常使用，旅客在通过网络支付车费时便转到上诉人的微信账户帮其代收，这些钱上诉人随后就转给了被上诉人。这些款项金额都不大，一般在10元-100元之间，都有乘客备注姓名，很容易识别。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支的金额稍大一些的款项，上诉人随后都转回了被上诉人的微信或者支付宝、网银账户，上诉人都有转账记录可以证实。综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3,092元，一直未偿还，案件事实清楚并有新的证据可以证实。张继臣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希望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温建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调解或判决被告张继臣偿还原告温建艳借款13,092元；2.请求保全费、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张继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陈述其二人均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职工，为同事关系。2019年12月6日，张继臣向温建艳借款1500元，温建艳于当天14时34分通过支付宝花呗扫码支付给张继臣。张继臣于2019年12月10日通过招商银行网银贷记发起付款转账给温建艳1488元，于2019年12月27日转账1000元，于2019年12月29日转账1000元。2019年12月11日14时2分，温建艳通过支付宝花呗支付给张继臣1592元，14时5分通过支付宝借呗支付给张继臣5000元，14时7分通过支付宝借呗支付给张继臣5000元。张继臣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显示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12月29日止，共计转账支付给温建艳20201.04元，其中转账金额为131.40元、4888.88元的客户摘要为“爱的承诺”。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民间借贷案件的出借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本案中，在原告温建艳与被告张继臣之间在经济往来方面，张继臣多次通过银行卡转账给温建艳，温建艳通过支付宝多次转款给张继臣，且温建艳转款给张继臣亦无明确约定用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完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温建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元，已减半计取64元，由原告温建艳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温建艳提交下列证据：一、微信、支付宝转账截图8份，拟证明2019年1月5日至2020年6月13日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共计35871.8元。其中2019年12月6日1500元，2019年12月11日分三次借款5000元、5000元、1592元，借款合计13092元。二、2018年11月21日至2020年6月30日，邮政储蓄银行转账记录4份。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16160元的事实。三、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要13092元欠款的情况，被上诉人只承认借款12000元。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追要13092元欠款录音一份，拟证明上诉人追要欠款的过程被上诉人认可借款12000元，但拒绝偿还。五、上诉人与同事申希朋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因挪用客户保险费被公司发现追责，遂盗用上诉人支付宝密码私自从上诉人借呗、花呗借款11592元补缴、挪用客户保险费的事实。六、2019年12月11日至2020年6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全部汇款统计表一份，拟证明在此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金额为17272元，其中包含支付宝、借呗借款为11592元。七、根据其微信往来转账记录一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20年3月6日往来转账4600元、4650元。该笔转款相互抵冲的事实。被上诉人张继臣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无异议。她转给我的这些钱，我用我的账户给她和她的客户买了保险。对证据二累计金额为52031.76元认可，这52031.76元大部分是上诉人用我的账户为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客户买保险的费用，或者是上诉人用我的信息买的保险。用我的信息买保险算上诉人的业绩。我给上诉人转的20201.04元只是招商银行的，微信、支付宝我没有统计。我给上诉人转的20201.04元和上诉人转给我的52031.76元，基本上没有等额的转账记录。被上诉人张继臣提交其招商卡、支付宝、微信转账、微信红包、微信支付保险、保险银行卡扣款凭证一宗，计款62256.67元。上诉人温建艳的质证意见为：一、对一审判决中认定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20201元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款项包含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的支付宝、微信的转账和红包。二、对支付宝转账3101.37元，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项转款发生在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已包含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的20201.04元中，被上诉人属于重复提交证据、重复计算。三、微信转账18407.04元，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项转款中2019年3月25日转给张继鹏2000元、2019年8月7日转给保险我转业（135××××****）2100元，上诉人对此两笔转款不知情，也没收到该款。长相守微信号并非上诉人的微信，给该微信500元、200元、52.10元、52.10元四笔转账没有转给上诉人，对以上四笔转账上诉人不知情。以上转账与本账无关联。转给浩楠款项，上诉人收到。但该款已包含在20201.04元中，被上诉人是重复提交证据、重复计算金额。四、微信红包5193.05元中，只有771.68元是转给上诉人微信名浩楠账户，上诉人对微信名长相守等红包收款不知情。长相守微信名不是上诉人使用。除771.68元外与上诉人无关。以上款项均发生在2019年9月30日以前，已包含在一审判决认定的20201.04元中，被上诉人属于重复计算、重复提交证据。五、微信支付保险费5470元，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客户购买保险，也无法证明证据中客户名称是上诉人客户，按一般常理，谁的客户由谁为客户缴纳保费。六、保险银行卡扣款9883.85元，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客户交纳保险，也无法显示保险客户名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温建艳与被上诉人张继臣均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职工，在工作期间双方互有通过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转账的情形，且未注明用途系借款还是保险费用，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温建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为由对其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温建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元，由上诉人温建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华雁审判员  陈 芳审判员  范宗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