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川执复268号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异议人）：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 法定代表人：张诗宏，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明，福建执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英英，福建执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新天府国际中心**/div> 负责人：李映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成都明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div> 法定代表人：彭志成，执行董事。 被执行人：曹宪辉，女，197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执行人：彭元福，男，196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执行人：何立，女，196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执行人：彭志成，男，195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复议申请人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不服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20年10月10日举行了听证，复议申请人富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明、廖英英，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参加了听证。现已审查终结。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执行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成都明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奥公司）、富邦公司、曹宪辉、彭元福、何立、彭志成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异议人富邦公司对该院（2020）川71执61号之一执行裁定拍卖、变卖登记在富邦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168号“半山卫城”X栋X单元X楼1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层X号房产不服，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 异议人富邦公司称，该院于2020年7月24日发布司法拍卖公告，对其名下位于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168号“半山卫城”X栋X单元X楼1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层X号房产即将于2020年8月25日上午10时至次日10时进行网络司法拍卖，该执行行为错误，违反了法律规定且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应予撤销或中止。理由如下：（一）案涉（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内容有误。1.2017年6月18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富邦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富邦公司以其所有的“半山卫城”15套房产提供担保，后进行了变更，其中一套房产在执行公证作出前已解除抵押，该《执行证书》载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享有抵押权的房产为15套存在错误。2.该《执行证书》载明的抵押物不含166栋1层13号房产（双权XXXXXXX），该院未经调查即直接评估、拍卖该房产的执行行为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该院评估程序违法，委托评估前未查清标的情况，评估后未向富邦公司送达评估报告，且在评估报告异议期内作出拍卖裁定及拍卖公告存在错误。1.案涉部分房产已在该院委托评估前出售给案外人，案外人亦付清全款，该院评估前未进行必要调查。2.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早已变更为张诗宏，但该院仅向原法定代表人彭元福送达了评估报告。3.评估报告内容错误，严重影响房产的评估价值，该院在评估报告异议期内作出拍卖裁定和公告违反法律规定。4.该院挂拍程序违法，未给予其足够时间提出异议而径直挂拍，存在错误。即便法院向彭元福送达评估报告是有效的，但彭元福2020年7月21日才签收，该院于同年7月24日就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拍卖公告，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三）该院拍卖程序违法。其2020年7月27日才收到《拍卖通知书》，而该院2020年7月24日已挂网拍卖，程序违法。（四）如前所述，部分案涉拍卖标的物涉及案外人所有的财产，请求法院慎重考虑，先行撤销或中止本次11套房产的拍卖。本案立案后，富邦公司补充增加以下异议请求：1.撤销或中止拍卖富邦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168号“半山卫城”X栋X单元X号、X栋1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共三套房产；2.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理由如下：1.《执行证书》所依据的2017年6月18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富邦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已发生实质变更，2019年7月24日双方签署《抵押变更协议》，并重新进行了抵押登记，原抵押登记已被注销，公证处依据已经变更的抵押合同出具执行证书存在错误，且未查明事实，认定事实有误。2.《抵押变更协议》并未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公证处无权依据该《抵押变更协议》的抵押登记，其出具《执行证书》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综上，该《执行证书》应予撤销。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查明，2017年6月18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明奥公司签订（2017）年（重银成分金支贷）字第009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明奥公司贷款468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7年6月18日起至2020年6月17日，并约定了还款方式及利息。 2017年6月18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富邦公司签订（2017）年（重银成分金支抵）字第010号《抵押合同》，约定富邦公司以其名下位于××路××号××房产为明奥公司的前述债务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提供担保，所附《抵押财产清单》载明15套房产的权利证书号码分别为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房屋唯一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该合同“通用条款”第十二条12.3项载明“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本合同专用条款第3条中所列地址为本合同项下的通知事项及所涉债务催收、各类司法诉讼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等审理、执行阶段的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上述诉讼法律文书通过直接送达、邮寄、电子送达等方式按照上述约定地址送达的，视为当事人签收；受送达人拒收的，不影响送达的效力，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受送达人承担。甲乙双方如需变更约定的送达地址，应将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在变更前2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对方，未以前述方式通知变更的，原约定送达地址仍为有效送达地址。”该合同“专用条款”第3条载明“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合同项下的通知事项及所涉债务催收、各类司法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为：……乙方名称：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详细地址：成都市双流区××镇××村××：138××××6195”。合同签订时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彭元福。随后，双方对上述抵押房产在成都市双流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抵押权设立登记。 2017年7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出具（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5号、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分别对前述《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2017年7月12日，重庆银行向明奥公司发放贷款4680万元。 2019年7月24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富邦公司签订《抵押变更协议》，约定对原《抵押合同》进行变更，解除对123栋1单元1层3号房屋（产权证号：双权XXXXXXX、房屋唯一号XXXXXXX）的抵押，剩余14套房屋抵押物与原《抵押合同》一致，随后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变更登记。 2020年4月7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向蜀都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2020年4月17日，蜀都公证处作出《债务履行情况核实函》并向借款人明奥公司、富邦公司等抵押人和保证人送达，2020年4月28日蜀都公证处出具（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载明前述《抵押合同》所涉事实和合同项下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川（2019）双流区不动产证明第0××8号】的相关事实及被申请执行人、执行标的等。 2020年4月30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明奥公司、富邦公司、曹宪辉、彭元福、何立、彭志成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立案执行【案号：（2020）川71执61号】。2020年5月6日，该院作出（2020）川71执61号执行裁定：查封、冻结、扣押、变卖、拍卖富邦公司等被执行人的财产。2020年5月12日，该院向成都市双流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案涉房产。 2020年6月30日，四川诺力达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根据该院委托出具川诺力达房评字2020第194号《房地产评估报告》，对“半山卫城”15套房产（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除166栋1层13号（双权0289519）房产外，其余14套均为《抵押合同》所附《抵押财产清单》中的房产。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通过EMS法院专递按照《抵押合同》确认的富邦公司送达地址、收件人和联系电话进行送达，邮件到达双流后快递员连日多次送件未妥投，富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彭元福于2020年7月21日签收本邮件。 2020年7月20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20）川71执61号之一执行裁定：拍卖、变卖登记在富邦公司名下位于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168号“半山卫城”X栋X单元X楼1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层X号房产。同日，该院作出（2020）川71执61号拍卖通知书，并于2020年7月22日向富邦公司邮寄送达，彭元福本人于2020年7月27日签收。2020年7月24日，该院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发布对上述11套房产的《竞买公告》。2020年8月5日，该院撤回对上述166栋1层13号房产的拍卖。同日，该院作出（2020）川71执61号之二执行裁定：拍卖、变卖登记在富邦公司名下位于双流区××路××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的房产。2020年8月7日，该院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发布对上述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套房产的《竞买公告》。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针对富邦公司的异议请求及理由，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富邦公司提出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的请求能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前款规定的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构。本案中，富邦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抵押合同》的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具有给付内容，故公证机构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为《抵押合同》出具债权公证文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项的范围，富邦公司虽对《执行证书》有异议，但对于本案的执行依据（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无异议。由于双方签订的《抵押变更协议》并未经过公证，故公证处根据公证债权文书表述抵押物的数量和情况，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并未造成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存在不予执行的情形，故富邦公司提出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的请求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除应当提交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等申请执行所需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执行证书”之规定，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仅为公证债权文书本身，并不包括执行证书，执行证书系债务人债务履行情况的证明文书，与公证债权文书分别独立，不具备执行力。当事人就执行证书载明的执行标的或内容产生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执行依据即公证债权文书本身并结合案件事实确定执行标的或内容。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被执行人未到场且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办理公证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代为办理公证的；（三）公证员为本人、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四）公证员办理该项公证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等确认的；（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被执行人以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实体事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和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债务人提起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之规定，被执行人认为公证债权文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可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如认为公证债权文书内容与事实不符等实体理由，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富邦公司仅提出不予执行《执行证书》的请求，并未提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请求，且本案《执行证书》对抵押物的数量和情况表述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属于出具执行证书的程序瑕疵，不属于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定情形，亦不影响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力。 （二）关于该院是否应撤销或中止拍卖富邦公司名下位于双流区××路××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号××栋××单元××楼××号××栋××单元××楼××号的房产 第一，富邦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于2017年6月18日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富邦公司以其名下“半山卫城”的15套房产为借款人明奥公司向出借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赋强公证，上述13套房产均为该《抵押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载明的抵押物，且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 第二，富邦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于2019年7月24日签订了《抵押变更协议》，约定解除对“半山卫城”X栋X单元X层3号房产（产权证号：双权XXXXXXX、房屋唯一号XXXXXXX）的抵押，其余14套房产不变，该变更协议载明“此协议作为原登记主合同、抵押合同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随后办理了抵押变更登记。该《抵押变更协议》虽未经赋强公证，严格意义上不够规范，但该协议仍为原主合同和抵押合同的一部分，仅对原《抵押合同》进行了部分变更，除抵押物变更减少一套外，其余毫无变化，且剩余的14套抵押物与原《抵押合同》的抵押物完全一致，故作为执行依据的经赋强公证的《抵押合同》仍然有效。另外，原《抵押合同》确定的15套房产均在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抵押权设立登记，该院依据（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对《抵押合同》确定的上述14套抵押房产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第三，富邦公司自愿为明奥公司提供担保，其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抵押合同》《抵押变更协议》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进行了抵押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之规定，在明奥公司未能清偿债务且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富邦公司应就抵押财产向抵押权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担保责任。 第四，关于富邦公司提出评估程序违法的问题，其对评估报告确认的标的物面积并无异议，仅认为评估机构未进行现场勘查，错将部分4层案涉房产的楼层认定为3层，影响了房产评估价值。经查，评估报告第19页第十二条载明“实地查勘期：2020年5月21日、2020年6月11日”，且报告附件附有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勘查所拍摄的照片，反映房屋内部状况和外观、花园及入口等情况。作出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2020年8月19日向该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摘要3》《房屋信息查询记录》未记载估价对象的总楼层，根据现场实际查看，估价对象室内楼层为错层，室外地面总楼层为2层、3层。……本次分别于2020年5月21日、2020年6月11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查看，查看时均由估价委托人、债权人及债务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指认，并已在我公司工作底稿记录上签字确认”。故富邦公司的上述理由与在案证据和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第五，关于富邦公司提出该院评估报告送达程序及挂网拍卖程序违法的问题。首先，《抵押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合同项下的通知事项及所涉债务催收、各类司法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按照约定地址送达即视为当事人签收，双方如需变更约定的送达地址，应书面通知对方，未经通知变更的，原约定送达地址仍为有效送达地址。富邦公司变更送达地址后并未按约书面通知重庆银行成都银行，亦未告知该院，故该院按照《抵押合同》载明的富邦公司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寄送评估报告和拍卖通知书，应视为向富邦公司进行了送达。其次，该院于2020年7月10日即向富邦公司邮出《评估报告》，快递员连日多次送达均未妥投，富邦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才签收《评估报告》，非正常延迟收件系富邦公司自身原因所致，该院于同年7月24日在网络拍卖平台发布拍卖公告，虽未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网络询价报告或者评估报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收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一）财产基本信息错误；（二）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三）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评估资质；（四）评估程序严重违法”的规定，存在瑕疵，但并未对富邦公司的权利造成实质影响。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网络司法拍卖的事项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三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权利人书面明确放弃权利的，可以不通知。无法通知的，应当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并说明无法通知的理由，公示满五日视为已经通知”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7月22日将拍卖通知书按能够确认富邦公司收悉的地址寄出，未满三日即于同年7月24日发布《竞买公告》程序上确有瑕疵，但并未影响富邦公司的实体权利。 （三）关于该院是否应撤销或中止拍卖富邦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X号“半山卫城”X栋X层X号房产 经查明，上述X栋X层X号房产未在富邦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和《抵押补充协议》确认的抵押物清单内，并非抵押物，富邦公司系案涉债务的担保人，而非主债务人，故其仅应在担保财产的范围内对主债务人明奥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该院将X栋X层X号房产挂网拍卖存在错误，但该院已于2020年8月5日撤销对该房产的网络拍卖，在《竞买公告》载明的拍卖起始时间2020年8月25日前，及时进行了纠正。故富邦公司的该异议请求已不存在事实基础。 综上，富邦公司提出的异议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该院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驳回富邦公司的异议请求。 复议申请人富邦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请求：1.撤销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2.不予执行（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或驳回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的执行申请。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执行依据——公证债权文书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法院依法应当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或驳回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的执行申请。1.本案的抵押物所在地、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均不在青羊区，蜀都公证处无权出具（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公证程序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受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事项，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受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事项，可以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所公证的《抵押合同》涉及的是15套房产的抵押，即该公证事项系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事项。因此对《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成都市双流区）的公证机关成都市双流区公证处提出。债权人向位于青羊区的蜀都公证处提出公证，违反了上述法律关于不动产公证管辖权的规定。应当由被抵押房产所在地的成都市双流区公证处办理公证。退一步说，蜀都公证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而当事人富邦公司住所地位于双流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位于高新区；抵押合同系在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办公楼签订，故蜀都公证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中的“住所地、;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其无权出具（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本案中的《抵押变更协议》对原《抵押合同》主要内容抵押物数量及总面积进行了变更，但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并未就《抵押变更协议》向公证处重新申请赋强公证，应视为双方放弃了对原公证债权文书提出强制执行的权利，故公证机关依据原公证债权文书出具执行证书是错误的，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公证债权文书因直接具有赋强的效力，故法律上对公证债权文书出具在程序上和实体内容上都有更高的要求，程序严重违法或实体内容错误都会导致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中的《抵押权变更协议》虽系《抵押合同》的补充协议，但《抵押合同》的最主要内容就是抵押物的数量和面积，而《抵押变更协议》对《抵押合同》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抵押物数量及面积进行了变更，应当进行公证才具有赋强的效力，一审法院仅仅认为《抵押变更协议》系《抵押合同》的补充协议，而忽略了上述本质内容，认为《抵押变更协议》未经赋强公证仅是“严格意义上不够规范”是错误的。同时，复议申请人于2020年8月17日就执行证书错误一事向蜀都公证处提出异议后，蜀都公证处于2020年8月24日出具的复查决定书也承认在出具案涉执行证书时并未查清《抵押变更协议》的存在，并在其新出具的《补正执行证书》中认可《抵押变更协议》的存在，但该《抵押变更协议》中双方并未约定同意接受赋予强制执行公证，该《抵押变更协议》也并未进行赋强公证，复议申请人在执行异议期间也一直在强调因《抵押变更协议》已对原《抵押合同》进行实质变更但未进行赋强公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的规定，公证处无权将未经公证及未约定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抵押变更协议》作为公证债权文书出具《补正执行证书》，原执行依据及执行证书应当不予执行。即复议申请人一直都对该（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有异议，但一审法院却称复议申请人对该执行依据无异议，是严重错误的。此外，一审法院只是简单地把新的14套房产的抵押登记视为变更登记，未查清该案中的抵押登记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减少一套抵押物的变更登记，而是在注销了原15套房产的全部抵押登记后，再根据该《抵押变更协议》重新对14套房产抵押物进行抵押登记，即新的14套房产抵押登记的基础是该《抵押变更协议》。因《抵押变更协议》的存在，导致出具执行证书出现严重违反公证程序，应当属于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却认为不属于不予执行的情形，更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三条第二款：“未经公证的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合同、协议、借据、欠单等债权文书，在履行过程中，债权人申请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机关必须征求债务人的意见；如债务人同意公证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公证机关可以依法赋予该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以及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四条：“符合《联合通知》第二条规定未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当事人就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或者违约订立新的协议，并就新的协议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公证机构可以受理，但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原债权真实、合法的证明材料，并对证明材料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核实”、第十七条：“公证机构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应当注意下列问题：……（六）当事人对债权文书中的修改、补充内容应当记载在债权文书中或者另行订立补充条款，不得以载入询问笔录代替”的规定，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新签订的补充协议也应当办理赋强公证，即《抵押变更协议》虽系《抵押合同》的补充协议，但也应对《抵押变更协议》进行赋强公证，才能对依据该《抵押变更协议》重新办理的14套抵押登记房产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但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并未就《抵押变更协议》向公证处重新申请赋强公证，应视为双方放弃了对公证债权文书提出强制执行的权利，故公证机关依据原公证债权文书出具执行证书错误，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应当属于不予执行的情形。3.本案中《抵押合同》的申请公证时间在签订该合同之前，公证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根据（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内容：“……甲、乙双方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向本处申请对前面的《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本案中《抵押合同》的申请公证时间在2017年6月1日，《抵押合同》实际的签订时间在2017年6月18日，申请公证时间在签订合同之前，公证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4.本案中的债权文书——《抵押合同》及相应的公证书中，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富邦公司约定的抵押物并不明确，依法应当裁定驳回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的执行申请。姑且不论蜀都公证处是否有权作出该公证债权文书，就本案中的债权文书——《抵押合同》及相应的公证书内容来看，该《抵押合同》中的抵押财产清单中的抵押房产并未具体明确到哪一栋哪一楼中的哪一单元哪一号，抵押财产清单中列明的权利证书号码是多套房产的大产权证号（大产权证号中的部分房产并不在本案的拍卖清单中，也不在抵押登记中），并不是具体房产的产权证号，相应的公证证词中也未明确抵押房产的具体坐落。即，在签订本案的《抵押合同》并办理（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时，15套房产抵押物并不明确，在之后办理抵押登记时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三）公证证词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或者给付内容不明确；……”的规定，本案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的执行申请。二、执行证书的出具及内容存在严重错误，严重违反公证程序，本案应当不予执行，一审法院未支持复议申请人的异议请求是错误的。执行证书虽不是公证债权文书，但是本案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所述，执行证书的错误源自于《抵押变更协议》未向公证机关及法院出具，未进行赋强公证，即源自于原公证债权文书（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机关依据原公证债权文书出具执行证书本身属于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行为，复议申请人自始至终都在申请不予执行本案的执行依据，复议申请人提执行异议申请不予执行错误的执行证书本质就是申请不予执行本案的执行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同时复议申请人除了提不予执行执行证书这一项执行异议请求外，还提了撤销或者中止14套房产的拍卖的异议请求也可以佐证。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复议申请人仅提出了不予执行执行证书的请求，未提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请求，甚至认为执行证书对抵押物的数量和情况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是出具执行证书的程序瑕疵，是严重错误的。一审法院的观点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重视公证程序合法性的规定，严重与立法目的相背离，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三、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错误的执行行为，严重侵害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复议申请人的执行异议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在本案执行异议裁定中也承认存在诸多违法执行行为，却轻描淡写地以未对复议申请人权利造成实质影响等理由驳回复议申请人的执行异议请求，是严重错误的。1.执行标的存在错误。复议申请人的被执行房产并不包括X栋X层X号房产，一审法院却在执行裁定书中对复议申请人的X栋X层X号房产进行评估及挂拍，在复议申请人提出执行异议及公证处向法院发函告知错误后，法院才撤拍，一审法院的评估、挂拍行为已经对复议申请人造成了严重影响及重大损失，现撤拍反而佐证了其错误的执行行为，表明复议申请人的该执行异议请求是得到了支持的；而一审法院却以已纠正该错误的执行行为，复议申请人的异议请求已不存在事实基础为由驳回了复议申请人的该异议请求，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若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凡异议人提出了合理的异议请求，法院根据该异议请求纠正其错误的执行行为后，可以直接以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已不存在事实基础为由驳回异议人的请求，那在执行异议裁定书中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存在永远不会得到支持的可能性，而这也将可能剥夺异议人据此裁定要求作出错误执行行为给异议人造成损失的法院赔偿损失的权利。2.评估程序违法。法官在对上述房产委托评估之前未查清该评估标的的情况，评估后也未向富邦公司送达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且在评估报告异议期内就作出拍卖复议申请人房产的裁定及公告，未给富邦公司对评估报告提异议的异议期（该案中评估报告就被评估房产实际层数存在错误，导致被执行房产价值被严重低估），严重损害了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事后复议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评估报告的异议，一审法院也仅凭评估机构自行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评估机构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复议申请人也未收到或看到相应证据），就直接认定“债权人及债务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指认，并已在我公司工作底稿记录上签字确认”为事实，并驳回了复议申请人的该异议是严重错误的。3.公告内容违法，给富邦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该案中富邦公司并非贷款人，只是提供“半山卫城”小区中部分房产为贷款人明奥公司进行抵押担保，大部分房产均可进行正常销售，但执行法官在2020年4月30日作出的（2020）川71执61号《公告》中却不仅称富邦公司是该案的贷款人，逾期未归还贷款，还称富邦公司已将“半山卫城”小区房产全部抵押给了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对“半山卫城”小区房产的买卖行为均属违法。执行法官还将该《公告》张贴在富邦公司的“半山卫城”的售楼处，导致众多购房人对富邦公司及预售房产造成重大误解，严重影响了富邦公司的信誉、名声，以及“半山卫城”其他房产的正常销售，给富邦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4.拍卖程序违法。首先，送达《拍卖通知书》违法，执行法官分别在2020年7月24日、8月7日对富邦公司的房产进行挂网拍卖，而富邦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27日、8月11日才收到《拍卖通知书》，即挂拍在先，而富邦公司收到通知书在后，该拍卖程序严重违法。其次，执行法官送达的两次《拍卖通知书》均未写明拍卖富邦公司的具体哪些房产，即拍卖通知内容不明确，实质上剥夺了富邦公司的知情权。一审法院在其执行异议裁定书中承认了其程序违法，却轻描淡写地认为仅是程序瑕疵，未影响复议申请人的实体权利是严重错误的。综上所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请求依法支持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辩称，1.富邦公司复议请求不予执行（2017）川成蜀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属于新提出的请求，依法在复议程序应不予审查。富邦公司为异议人，其提出的执行异议请求是不予执行《执行证书》，并未对执行依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提出异议主张。其异议时提出撤销或者中止14套房产的拍卖的异议请求，是对网络拍卖这一执行行为的异议，并非是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提出异议主张。故这一复议请求属于新提出的主张，依法在复议程序应不予审查。2.富邦公司未举证证明《执行证书》符合不应执行的情形。首先，《执行证书》并非执行的依据，并非公证债权文书，只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已经生效的证明，不属于法院审查是否执行的对象。其次，即使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等关于不予执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之规定，异议人请求不予执行，也应明确其认为是符合上述规定中应不予执行的哪一种情形，并负有举证责任加以举证证明。3.富邦公司复议中提到的蜀都公证处没有管辖权不能成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的“地”一般是地级及以上的市。蜀都公证处在成都市区范围内均有管辖权，公证处只要依法设立，取得相关资格的证明，就有权出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属于指引性而非强制性规范；第三，各方当事人在公证程序进行中未对管辖权提出过任何的异议。4.公证机关依据赋强的《抵押合同》出具《执行证书》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案涉《抵押合同》从签订至今合法有效，从未被撤销。各方当事人也从未就撤销该协议达成过任何的合意。《抵押变更协议》只是对《抵押合同》的补充，并非撤销，各方当事人也没有重新设立抵押关系的要约和承诺。《抵押变更协议》只是将原抵押的15套房屋注销了1套，其余的14套房屋仍然不变，并明确约定了“该协议作为原抵押合同的补充”。因为原抵押登记在一个他项权证书上，故不动产登记部门只有注销原他项权证书，才能出具新的他项权证书。这只是证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过程，各方当事人没有设立新的抵押协议的合意，不能证明各方当事人达成了新的抵押合同关系。5.《抵押合同》申请公证时间在签订该合同之前，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该协议签订过程的客观事实。一般而言，向公证处申请出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后，公证处会履行一系列的程序，其中一点就是公证员在场时当面签订相关协议。故申请时间在前，协议签订时间在后并无不当。6.案涉抵押物具体明确。《抵押合同》附件有抵押物清单，合同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对抵押物进行了确认，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他项权证书》对抵押物有明确的记载，每套房屋都有唯一号进行识别。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对抵押的房屋的具体信息均明确知晓。7.一审裁定认定《执行证书》对已经赋强的抵押物的数量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只是出具执行证书的程序瑕疵是正确的。且该瑕疵已经得到补正。《执行证书》不是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只是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可以直接进入执行程序的证明。而赋强的公证债权文书之所以能直接进入执行程序，最核心的就是各方当事人在当时对债权无争议并愿意接受赋强公证，减少诉争，节约司法资源。双方对案涉债权及房屋的抵押等事实并无争议，且公证处已经出具了补正的《执行证书》，与原《执行证书》共同使用。8.执行中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1）富邦公司请求撤销166栋1层13号房屋的拍卖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若其认为法院对该房屋的查封和评估损害了其权益，可另行主张，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2）评估时法院依法向富邦公司送达了相关文书，且是按经公证的合同中约定的送达条款预留的送达地址进行的送达，符合法律规定。执行法院也对富邦公司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权利予以了保障。评估机构对其异议出具《情况说明》符合法律规定。（3）执行法院《公告》是为了避免富邦公司将抵押的房产进行销售。但事实是在执行法院张贴《公告》后，富邦公司仍然将多套抵押的房产进行了销售，并将销售款进行了转移。若其认为法院张贴《公告》损害了其权益，可另行主张，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4）因拍卖现已撤回，故富邦公司主张的事实基础已经不存在。综上所述，申请执行人认为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富邦公司的复议申请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1.2020年8月21日，蜀都公证处作出（2020）川成蜀证字第18号《关于（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复查决定书》，载明：“本处受理复查后，组织公证复查委员会对该公证进行了全面的复核。现查明：第一，2017年6月18日，复查申请人为借款人成都明奥商贸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位于胜利镇长兴路X号半山卫城的15套房产，双方因此签订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合同》【（2017）年（重银成分金支抵）字第010号】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双方就该抵押合同向我处申办了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公证书编号：（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后，又于2019年7月24日签订了《抵押变更协议》，解除了其中一套房屋的抵押权，剩余抵押物未变，《抵押变更协议》中明确载明‘此协议作为原登记主合同、抵押合同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且目的在于‘就原抵押合同相关内容进行变更，同时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第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X栋X层X号’房产，并非根据我处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向债权人核实，复查申请人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2018年10月26日就该房产签订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合同》【（2018）年（重银成分金支抵）字第045号】，而该抵押合同并未向我处申办公证，我处出具的（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所涉及的抵押物也不包含该房产。依据以上查明的情况，本处认为：复查申请人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抵押变更协议》的目的在于对原抵押合同中抵押物的范围进行变更，而非重新签订抵押合同，因此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依据依然是（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但申请执行人向我处提出执行申请时未提供《抵押变更协议》。复议申请人认为依据我处《执行证书》查封了‘166栋1层13号’房产的观点是不准确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相关规定，经本处研究决定：更正（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 同日，蜀都公证处作出（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补《补正执行证书》，将原“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抵押人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6月18日签订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人以其所有的位于双流县××路××（号）半山卫城（附号）的15套房产（产权证号：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双权XXXXXXX）提供抵押担保。”补正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抵押人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6月18日签订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人以其所有的位于双流县××路××（号）半山卫城（附号）的15套房产（产权证号：双权XXXXXX、双权XXXXXX、双权V）提供抵押担保。2019年7月27日，双方又签订《抵押变更协议》，将其中一套房屋（房屋唯一号：327981）解除抵押登记。”将原“合同项下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川（2019）双流区不动产证明第0××8号、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证明第0××9号】”补正为“合同项下部分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川（2019）双流区不动产证明第0××8号、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证明第0××9号】”。该《补正执行证书》同时载明“本补正执行证书与（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共同使用。” 2.经查阅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案卷宗，富邦公司在执行异议阶段提出的异议请求为：撤销或中止拍卖富邦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168号“半山卫城”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共11套房产；补充异议请求为：（1）撤销或中止拍卖富邦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长兴路168号“半山卫城”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共3套房产；（2）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富邦公司在执行异议阶段并未对执行依据——（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提出异议，申请不予执行。且在本案听证中，富邦公司亦承认其在执行异议阶段并未对（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申请不予执行。 3.2020年4月30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20）川71执61号《公告》，载明：“被执行人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建的‘半山卫城’小区房产，已经抵押给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用于贷款。由于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逾期未归还银行贷款，本案现在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因此，对‘半山卫城’小区房产的买卖行为均属违法。”2020年5月12日，该院作出（2020）川71执61号《公告》，载明：“‘半山卫城’以下十五套房产：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系本案抵押物，已经被法院查封，严禁买卖。违规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1.富邦公司复议申请不予执行（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本院应否审查；2.富邦公司申请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富邦公司申请撤销或中止166栋1层13号房产及其他13套房产的拍卖，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分别评述如下： （一）富邦公司复议申请不予执行（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本院应否审查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富邦公司在执行异议阶段并未提出（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内容有误，亦未申请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且在本案听证中富邦公司承认在执行异议阶段并未申请不予执行（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对富邦公司在执行异议阶段未提出而在执行复议阶段新增加的异议请求及事实理由，本院不予审查。 （二）富邦公司申请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在向蜀都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时，未向蜀都公证处提交《抵押变更协议》，致使蜀都公证处未查明《抵押变更协议》的存在，认定抵押物数量与事实不符，从而作出（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的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蜀都公证处已根据富邦公司的复查申请进行了复查，并已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川成蜀证字第18号《关于（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复查决定书》以及（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补《补正执行证书》，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补正，且该《补正执行证书》与（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共同使用。故富邦公司提出的（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内容错误的问题已经得到补正。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除应当提交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等申请执行所需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执行证书”之规定，本案的执行依据系公证债权文书即（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非（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仅是债务人履行债务情况的证明文书，其内容错误并不能对本案执行造成实质影响，执行法院仍可以依据执行依据即公证债务文书本身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执行标的或内容。 另，富邦公司称，《抵押合同》及相应的公证书中，双方约定的抵押物不明确，依法应驳回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的执行申请。对此，本院认为，《抵押合同》附件《抵押财产清单》中有15套抵押房产的唯一号，抵押物明确具体，富邦公司该项复议理由不成立。富邦公司又称，双方签订《抵押变更协议》后，原15套抵押房产的抵押登记已全部注销，重新办理了14套房产的抵押登记，而《抵押变更协议》未进行赋强公证，故应视为双方放弃了对原公证债权文书提出强制执行的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抵押变更协议》目的是“就原抵押合同相关内容进行变更，同时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且变更的内容仅是减少一套抵押房产，另14套房产作为抵押财产并未发生变化；因原15套房产的抵押均办理在一个他项权证书上，故要变更抵押，不动产登记部门需要注销原15套房产的抵押登记，重新办理剩余14套房产的抵押登记，为剩余14套房产办理新的他项权证书，该不动产登记部门对办理他项权证的特殊要求并不能否认双方系办理抵押变更登记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未达成撤销原《抵押合同》重新签订《抵押合同》的合意，且该《抵押变更协议》系“作为原登记主合同、抵押合同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即《抵押合同》中剩余14套房产仍为抵押房产的事实并未改变，依据该《抵押合同》的赋强公证债权文书即（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该剩余14套抵押房产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故申请执行人依据（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向蜀都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并向执行法院申请对剩余14套抵押房产进行评估、申请拍卖其中13套抵押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执行法院受理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富邦公司申请不予执行（2020）川成蜀证执字第380号《执行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三）富邦公司申请撤销或中止166栋1层13号房产及其他13套房产的拍卖，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1.X栋X单元X楼X号房产因不是《抵押合同》中的抵押房产，执行法院将该套房产予以委托评估并挂网拍卖存在错误，富邦公司该项异议请求成立，执行法院予以了支持，2020年8月4日富邦公司提出异议，执行法院于2020年8月5日即在《竞买公告》载明的拍卖起始日2020年8月25日前撤销了对该房产的拍卖行为，故富邦公司该项请求已经实现，本院对该项请求不再审查。执行法院在（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中认为“富邦公司的该异议请求已不存在事实基础”并无不当，如富邦公司认为执行法院对该套房产委托评估及挂网拍卖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可另行主张。 2.其他13套房产即“半山卫城”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X栋X单元X楼X号均系《抵押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载明的抵押物，且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该13套房产已经（2017）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166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予以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故执行法院裁定拍卖该13套房产并无不当。 3.富邦公司主张评估程序违法。主要表现为：（1）执行法院委托评估前未查清评估标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执行法院委托评估前未查清评估标的中有一套房产即166栋1层13号并不在抵押物范围内，导致错误地将该房产一并委托评估，确属执行工作中的失误，如执行法院该工作失误给富邦公司造成了损失，富邦公司可另行主张。（2）评估标的中有部分房屋在法院委托评估前已出售给案外人，案外人已全款支付完毕。对此，本院认为，如果案外人认为执行法院评估、拍卖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提起案外人异议。如果被执行人富邦公司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出售抵押房产给案外人，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富邦公司自行承担。（3）送达评估报告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执行法院根据《抵押合同》专用条款中富邦公司的送达地址及联系人、联系电话送达评估报告，该送达行为符合法律规定。（4）评估报告就评估房产实际层数存在错误，严重影响房产评估价值。对此，本院认为，评估机构已对此作出《情况说明》，富邦公司此项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5）在评估报告异议期内作出拍卖裁定和拍卖通知书，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执行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即向富邦公司邮寄出评估报告，快递员连日多次送达均未妥投，富邦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才签收《评估报告》，非正常延迟收件系富邦公司自身原因所致，富邦公司本身存在一定责任，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执行法院于同年7月20日即作出拍卖裁定和拍卖通知书，并于同年7月24日在网络拍卖平台发布拍卖公告，确实存在未查清富邦公司是否收到评估报告即作出拍卖裁定、发布拍卖公告的工作失误，未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网络询价报告或者评估报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收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之规定，未留给富邦公司足够的时间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但富邦公司对评估报告的异议，执行法院还是移交给了评估机构予以处理，并未实质侵害富邦公司对评估报告的异议权。 4.富邦公司主张公告内容违法。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执行法院2020年4月30日作出的《公告》，确实存在文字表述不准确的情况，尽管执行法院在2020年5月12日的《公告》中明确了15套房产为本案抵押物，但仍存在失实之处，其中166栋1层13号并非本案抵押物。如富邦公司认为执行法院的上述工作失误给其造成了损失，可另行主张。执行法院未在异议程序中对项异议理由进行审查，确属不当。 5.富邦公司主张拍卖程序违法。主要表现为：（1）挂网拍卖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执行法院未查清富邦公司是否收到《拍卖通知书》，即分别于2020年7月24日、8月7日对富邦公司的房产进行挂网拍卖，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网络司法拍卖的事项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三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之规定，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但该程序瑕疵并未损害富邦公司的实体权益。（2）《拍卖通知书》未写明拍卖富邦公司的具体哪些房产。对此，本院认为，执行法院《拍卖通知书》确实存在内容不明确的情况，但并未损害富邦公司的实体权益。 执行法院在执行中委托评估、发布公告、挂网拍卖等程序确实存在一定的工作失误和程序瑕疵，但并不能导致撤销或中止拍卖其他13套房产的法律后果，故富邦公司申请撤销或中止其他13套房产的拍卖，该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富邦公司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执异50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施家蓉 审判员  高新玉 审判员  王东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邓 翔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不服异议裁定的复议申请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予维持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异议裁定； （二）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的，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 （三）异议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或者查清事实后作出相应裁定； （四）异议裁定遗漏异议请求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五)异议裁定对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的异议，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 除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发回重新审查或者重新作出裁定的情形外，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且执行行为可撤销、变更的，应当同时撤销或者变更该裁定维持的执行行为。 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新审查的案件作出裁定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