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湘民再565号抗诉机关：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钦州市安州大道**远辰金湾蓝岸**楼**房。法定代表人段太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怀，湖南炜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朱文顶，男，1958年2月2日生，汉族，住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来，湖南展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栩源，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西金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南宁市江**菠萝岭中六街**iv>法定代表人覃春凯，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梁强，男，1970年12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北流市，现住广西南宁市。原审被告：李廷敢，男，1971年6月22日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因与朱文顶、广西金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悦公司）、梁强、李廷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4民终64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湘检民（行）监[2017]4300000014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湘民抗1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伍松林、石敏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恒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怀、张栩源，被申诉人朱文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4民终641号民事判决认为李廷敢、梁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构成表见代理须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综合本案证据,李廷敢、梁强以恒辉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在客观上，李廷敢、梁强的行为并不具备享有恒辉公司代理权的表象。从本案《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来看，供货方（甲方）系朱文顶以桂锦祥公司名义签订，购货方（乙方）系李廷敢以恒辉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签订时李廷敢未获得恒辉公司授权，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廷敢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首先，李廷敢不是恒辉公司的职工，并未持有该公司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使人足以相信其享有恒辉公司授权的证明材料，也无证据表明李廷敢曾经是恒辉公司的代理人或者恒辉公司曾有授权李廷敢代理权的意思表示。另外，法院对李廷敢的调查笔录显示，李廷敢虽陈述涉案项目上树立了表明施工单位为恒辉公司的标示牌，但是并未提及标示牌上注明了李廷敢是项目负责人，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标示牌记载有李廷敢与恒辉公司存在关联的信息。其次，金悦公司与恒辉公司就涉案项目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能据以认定李廷敢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关于金悦公司出示了其与恒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这一情形，仅有朱文顶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且虽然该合同显示涉案项目的施工单位是恒辉公司，但合同上并未体现李廷敢在项目建设中有何权限。即便金悦公司出示了该合同，也不能说明李廷敢与恒辉公司的关系，更不能据此表明客观上李廷敢具有代理恒辉公司订立合同的表象。再次，《钢材购销合同》加盖有恒辉公司公章亦不能证明签订合同时李廷敢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根据李廷敢、梁强陈述，在与桂锦祥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仅有李廷敢签名，恒辉公司公章系合同签订后梁强加盖。李廷敢无授权委托书、未担任公司特定职务，且涉案公章系梁强伪造，并非恒辉公司真实公章，现无证据证明加盖该伪造公章的行为获得了恒辉公司追认，不能因签订合同后加盖伪造的恒辉公司公章的行为而推定李廷敢在签订合同时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另外，梁强于2014年7月11日签订《还款协议书》时亦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虽然梁强的户籍资料显示其服务处所为恒辉公司，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梁强在合同订立时就职于恒辉公司，且无证据证明合同订立时梁强出示了该户籍资料以表明自己有代理权。在本案二审时，朱文顶提交了梁强与恒辉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管理协议书》，拟证明恒辉公司南宁市第一经营部由梁强承包，梁强具有恒辉公司代理权的表象，但朱文顶在一审时并未提交该证据，其知悉事实的时间晚于订立合同的时间，不能作为认定梁强具有代理权表象的证据。（二）在主观上，桂锦祥公司存在过失。构成表见代理须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相对人已尽到合理注意，不存在明显的疏忽或懈怠。从本案事实来看，在涉案合同订立过程中，桂锦祥公司一方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首先，李廷敢在签约时仅提供了其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桂锦祥公司没有要求李廷敢出示与恒辉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或授权文件。其次，《钢材购销合同》以及2014年5月12日的《还款协议书》由李廷敢代表“恒辉公司”签订，而2014年7月11日的《还款协议书》改为由梁强代表“恒辉公司”签订，对于梁强是否有权代表恒辉公司、恒辉公司代理人是否变更、为何变更等问题，桂锦祥公司未进行审查。再次，恒辉公司是广西地区大型建筑公司，在李廷敢、梁强不能提供恒辉公司的授权文件的情况下，桂锦祥公司并未向恒辉公司核实李廷敢、梁强的身份。最后，桂锦祥公司与恒辉公司此前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而本案签约的钢材量达800吨，且由桂锦祥公司垫资，作为理性商事主体，桂锦祥公司本应更加谨慎。但在履约过程中，购买方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支付钢材款，桂锦祥公司仍继续供货，且在2014年5月12日、7月11日分别与李廷敢、梁强签订还款协议时仍未对李廷敢、梁强是否具有代理权尽合理审查义务，说明桂锦祥公司主观上存在过失。综上所述，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4民终641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本院再审补充查明:2017年8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桂0102刑初237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在2013年，梁强与李廷敢未经恒辉公司同意，私刻该公司印章，并在南宁市金悦大塘新城项目中将私刻的恒辉公司印章加盖在李廷敢与广西盛达混凝土有限公司、广西桂锦祥投资有限公司朱文顶等签订的购销合同上，判决梁强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李廷敢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查明：因被申诉人朱文顶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已于2019年12月13日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桂01刑初34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11月，李廷敢、梁强挂靠恒辉公司，承建位于南宁市高新区××路××村××队××楼，即“大唐·聚德隆城”项目。2013年11月16日，李廷敢代表恒辉公司与桂锦祥公司的朱文顶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自2013年11月15日至2015年6月8日间，桂锦祥公司向该项目供应钢材795.628955万元。合作初期，因李廷敢未按时支付供货周期内的钢材款，自2014年5月12日起，朱文金指使庞世礼和朱文顶逼迫李廷敢签订虚增钢材款总额为450万元的还款协议。不到两个月，2014年7月11日，梁强又逼重新签订总额为720万元的还款协议。李廷敢被迫退出所承建的涉案项目。后李春廷接替李廷敢继续承接该工程项目，并被迫继续跟朱文金进货。自2014年12月10日，朱文金带领庞世礼、尹武林等人到位于南宁市××乡××路的和德新天地售楼部和高新一号售楼部，驱逐工作人员，并持棍棒等工具对以上两个售楼部进行打砸，以此方式索要钢材款。2015年5月8日，朱文顶依据第二份还款协议书向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恒辉公司、梁强、李廷敢偿还钢材款720万元以及违约金，随后法院判决被告恒辉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朱文顶欠款610万元（认定已还110万元）。在明知该组织通过将利息计入本金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实现虚增债权行为模式情况下，莫彩媚制作相关表格，在该项目中为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纠纷发生期间，截止2017年10月24日，恒辉公司一方已支付钢材款共计490万元，尚欠钢材款305.628955万元。后朱文顶按照朱文金的要求通过生效判决，向衡东法院申领到执行款840.9593万元。朱文金、庞世礼、莫彩媚、朱文顶实施本起诈骗数额共计535.33.345万元，是犯罪既遂。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01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申诉人朱文顶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七万元。责令朱文顶等12名被告人退赔各被害人、被害单位（含本案申诉人在内）的经济损失。本院再审认为，朱文顶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一审判决虽已作出，但相关被告人已提出上诉，刑事判决最后生效时间暂无法确定。刑事案件判决表明朱文顶存在新的涉案犯罪事实，需要原审法院查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4民终641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二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曾英煌审判员  吴建华审判员  禹爱民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宇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