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5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爱，男，汉族，1967年4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芳，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红爱，男，汉族，1976年5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军，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姚爱与被上诉人姚红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爱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30民初665号民事判决书；2、要求判决姚红爱返还姚爱出资本金32.5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3月2日起至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3、相关诉讼费和上诉费由姚红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根据相关投资款交付的期限、谭健宁关于“医院不随便接受股东，只吸纳有一定技术背景的人”的证言、上诉人到医院实地查看过情况及王某持股信息已经工商登记公示等推定上诉人（一审原告）姚爱知晓且同意由王孟蚊代为持股存在逻辑错误且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对投资医院可以说一无所知，关于尊爱医院的情况全靠姚红爱告知，与投资医院有关的一切事宜都交由姚红爱办理，所以一审法院认为我方应该知晓尊爱医院不随便接受股东的事实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根据王某持股尊爱医院29%股份的信息已经通过工商登记系统对外公示的情况推定原告知晓并同意其投资尊爱医院5%的股份由王某代为持有也与客观实际不符；上诉人长期生活在乡镇，不懂如何上网，无法得知工商登记公示系统以及综合查询工商登记信息的情况，一审在推定时，并未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背景情况。相反，客观情况是，姚红爱及其妻子王某在协商投资及补签《股份转让协议》时均未告知姚爱关于王某代持股的情况。四、王某、姚红爱夫妇对尊爱医院的实际投资情况与本案及上诉人姚爱利益存在重大关联。姚红爱夫妇再转款给尊爱医院的款项中存在“借款”两笔，明显不合理、不正常，对尊爱医院相关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诉人不知情的隐藏协议深表怀疑。五、姚爱要求与姚红爱解除协议并要求返还出资，一方面是因为《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另一方面，姚红爱从最初协商投资开始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姚爱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致使上诉人自始至终从未享受过股东的利益，严重侵害了姚爱的利益：1.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事后补签，但并未约定和同意由王某代为持股；一审通过推定的方式认定姚爱应当知道并同意由王某代为持股的事宜，与客观事实不符，姚爱出资购买的是尊爱医院的股份，应当成为医院的记名股东；2.姚红爱和王某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客观上剥夺了上诉人作为合伙人和持股人的权利，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利；即便姚爱知晓王某代为持股，但是姚红爱和王某作为受委托人也应当如实告知，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处理受托事宜，但是在上诉人出资两年多的时间里，姚红爱并未告知医院的经营状况。姚红爱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理由如下：1、上诉人的推论不成立，因为上诉人将钱打到我处后，我方如实全部转给医院及更换股东；2、购买股份的时候，是我们先达成口头协议，后合伙购买股份；相关情况已告知了上诉人，即便未告知，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该知道合伙时是王某代持股的事实；3、上诉人认为转账给医院的款项中，有“借款”，不符合常理，但在一审中已查明，姚红爱与医院之间未存在任何借贷关系，备注为“借款”等字样不影响是转的投资款的事实；4、注册资金事宜不影响法律关系本身；5、医院现在因经营不善，已经卖出去了。姚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姚爱出资本金32.5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3月2日起至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春节期间，原、被告经过协商达成共同出资购买尊爱医院29%股份的口头协议，其中原告出资32.5万元购买5%的股份，购买后风险和利润以股份比例承担。2017年2月13日，原告通过银行转帐、汇款等方式向被告交付了20万元的投资款，2017年3月14日，原告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被告交付了12.5万元的投资款，合计32.5万元。2018年春节期间，被告姚红爱（甲方）与原告姚爱（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如下：“甲方：姚红爱。乙方：姚爱。甲乙双方经协商，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购买遵义红花岗尊爱医院股份29%，其中姚爱出资32.5万元购买股份为5%，32.5万元以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购买后风险和利润以股份比例承担。本协议一式一份由姚爱保存。”原告与被告分别在乙方和甲方位置签名，并将落款日期倒签为2017年3月1日。原、被告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均认可该协议虽然名为《股份转让协议》，但实质是因原、被告双方决定共同出资购买尊爱医院股份而产生的合伙协议。另查明，案外人王某与被告系夫妻关系。案外人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尊爱医院”）成立于2016年5月30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500万人民币。2017年2月11日，王某作为乙方（受让人）与案外人毛华全、袁小虎、谭健宁、尊爱医院作为甲方（出让人）签订了《股东出资转让及出资赠与协议书》，协议约定：“……二、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经甲、乙双方清算评估，截止清算日期为止，甲方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折价人民币450万元。甲方为引进乙方王某为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并在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医疗及管理工作，甲方经董事会提议，并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现有出资额10%（价值人民币45万元）无偿赠与乙方王某所有，其中，股东毛华全赠与的出资份额为5%，价值人民币22.5万元；股东袁小虎赠与的出资份额为3%，价值人民币13.5万元；股东谭健宁赠与的出资份额为2%，价值人民币9万元。同时，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19%出资份额以85.5万元人民币有偿转让给乙方王某所有，其中股东毛华全转让的出资份额为15%，价值人民币67.5万元；股东谭健宁转让的出资份额为4%，价值人民币18万元。上述出资转让款由乙方在2017年12月31日前分别通过银行转入出让股东个人银行账户。收款股东收款后，按照出资比例投入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该公司发展使用（详见本协议第五条规定）。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份额，经本次股东出资转让及出资赠与后，受让人王某出资比例为29%，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按照该出资比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三、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金后（15天内）依法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与积极协助或配合，变更登记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四、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经本次出资赠与及出资转让后，各股东出资比例如下：1.毛华全：30%；2.王某：29%；3.袁小虎：17%；4.谭健宁：14%；5.陈秀群：10%。五、本合同签订后即按上述出资比例出资共计人民币200万元，用于改造ＶＩＰ病房、化验室、收费室、药房、安装电梯等，余款作为医院发展备用基金。王某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二日内出资人民币40万元，2017年3月31日之前出资人民币18万元。毛华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出资人民币60万元、袁小虎2017年6月31日（30日）之前出资人民币34万元、谭健宁20**年12月31日之前出资人民币28万元，上述款项均转入遵义尊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七、……医院实行自负赢（盈）亏制，按出资比例分配盈利，按出资比例承担风险及亏损。……”根据该协议，案外人王某应当支付给尊爱医院及案外人毛华全等股东的股份转让款及追加投资款合计143.5万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7年2月14日，案外人王某通过交通银行汇款40万元给案外人尊爱医院，汇款附言为：“投资款”；2017年3月20日，被告通过红花岗农村商业银行汇款50万元给尊爱医院，汇款附言为：“借款”；2017年3月20日，被告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汇款18万元给尊爱医院，汇款附言为：“王某投资款”；2017年4月23日，被告通过凭卡号存入方式向案外人谭健宁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中存入18万元，案外人谭健宁在原审法院询问时认可该款系王某向其支付的股份转让款；2017年5月15日，案外人王某通过交通银行汇款10万元给案外人毛华全，汇款附言为：“股份转让款”；2017年12月25日，被告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转账7.5万元给尊爱医院，摘要信息为：“借款”。尊爱医院在原审法院询问时表示其与被告并无借贷关系，前述两笔附言信息为“借款”的资金，实际是王某交付的股份投资款。前述汇款及现金存入合计143.5万元。还查明，案外人谭健宁在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表示，尊爱医院在吸纳新股东时“不是随便接受股东，王某是医生，在妇科产科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原审法院认为：合伙协议纠纷是指合伙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合伙协议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原告与被告因共同出资购买尊爱医院股份而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并约定购买后的风险和利润以股份比例承担，现因协议是否履行、是否应当解除，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而引起争议，故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无异议：1.本案系因原、被告共同出资购买尊爱医院股份引起的合伙协议纠纷；2.原、被告最初合伙时系口头合伙协议，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系2018年春节补签，双方将日期倒签为2017年3月1日，口头协议的内容和《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一致；3.原告姚爱先后通过银行转账、汇款等方式向被告姚红爱交付了32.5万元投资款，被告姚红爱已收到该款。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否应当解除；2.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原审法院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分析如下：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否应当解除。《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名为“股份转让协议”，但其内容实质是合伙协议，该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原、被告在协议中未约定协议解除条件，纠纷发生后，原、被告对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也持相反立场，并且无法协商一致。因此对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这一诉讼请求，应从是否发生了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来评判涉案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原告主张其合伙投资的目的是成为尊爱医院的实名股东、取得尊爱医院5%的股权并获得出资证明、取得股东身份及享有股东权益，之所以与被告签订协议是因为双方决定共同出资购买股权，之所以将钱转给被告而非直接支付给尊爱医院，是基于原、被告双方此前良好的关系而委托被告代为办理投资入股医院的相关手续。原告主张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和第四项，请求解除合伙协议的理由为被告至今未向尊爱医院购买股份，没有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务，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辩称合伙之初就已经向原告告知尊爱医院只吸纳具有医学技术背景的人员成为股东，原告如果想投资医院，其股份就只能挂名在被告或被告之妻名下，双方对这一问题无异议后才决定共同出资购买医院股份，此后被告已经以自己妻子王某的名义向尊爱医院购买了29%的股份，完成了原、被告双方合伙投资医院的事务；后期由于医院亏损严重，原告才利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上的签名是被告，而购买医院股份时登记的股东是王某这一漏洞来提起诉讼。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被告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在尊爱医院购买股份，结合本案案情，被告是否完成了原、被告双方的合伙事务这一争议焦点就进一步具体为：被告之妻王某在尊爱医院购买29%股份的行为，是王某个人的投资行为，还是代表原告和被告所为的投资行为？原、被告对自己的主张和反驳意见负有举证责任，为此原、被告双方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相关的证据。然而，原告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条款十分简略，致使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不清晰，双方在庭上又各执一词，原审法院只能结合双方陈述及相关证据，根据证据规则综合作出判断。首先，从原、被告双方的资金变动时间节点来看，被告之妻王某和被告分别在2017年2月14日、2017年3月20日向尊爱医院缴纳了部分股份转让款40万元、18万元以及50万元，合计支付给尊爱医院以及案外人谭健宁等股东的股份投资款为143.5万元，符合王某与尊爱医院及案外人谭健宁等其他股东在《股东出资转让及出资赠与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节点要求；相应的，原告也分别提前一点时间，在2017年2月13日、2017年3月14日，将投资款转账或汇款交付给了被告；可以看出，原、被告共同出资购买医院股份的资金变动时间节点，与被告或被告之妻向医院交付股份转让款的时间节点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定被告将医院投资款交付期限通知了原告，原告也根据被告的通知将投资款交付给了被告。其次，本案证人、被告之妻王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认可其此前持有的29%的尊爱医院股份中，有5%系原告的股份，10%是医院赠送给王某的股份，剩下的14%是王某与其丈夫，也就是本案被告共同投资购买的所得；并解释说明了之所以由王某而非本案被告姚红爱持股的主要原因在于尊爱医院当时想引进王某本人成为该院妇产科医生。原审法院认为，证人王某与被告姚红爱系夫妻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结合《股东出资转让及出资赠与协议书》、投资款交付流水等证据和尊爱医院前股东谭健宁在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作出的医院“不随便接受股东，吸纳王某成为股东是因为王某是医生，在妇科产科有一定技术背景。”这一陈述来看，证人王某的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对证人王某的证言予以采信。此外，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在投资入股尊爱医院前，到尊爱医院实地察看、了解过情况，这意味着如果原告想成为登记在册的实名股东的话，完全有条件采取直接和尊爱医院协商、并将股份转让款支付给尊爱医院的方式，没有必要采用和本案被告共同出资并将投资款交付给被告这一迂回且风险更高的方式；再结合尊爱医院前股东谭健宁的前述陈述，可以推定被告姚红爱在原告投资时对原告姚爱进行了相应的告知，原告知悉自己无法成为尊爱医院登记在册股东，才采用与被告姚红爱合伙出资的方式来购买尊爱医院的股份。再次，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春节期间补签《股份转让协议》时，被告之妻王某已经在工商登记机关完成了尊爱医院投资人的变更登记，王某持股尊爱医院29%股份的信息已经通过工商登记系统对外公示。原告作为一个日常从事生意行业的普通人，理应对自己投资出去的32.5万元具有投资管理意识，适时询问以及查询股份购买情况、股权登记变更情况，在合伙投资近一年、被告未登记成为尊爱医院股东、工商登记公示出来的股东是被告之妻王某的情况下，原告仍然与被告补签了《股份转让协议》，原审法院认为，从原告补签《股份转让协议》这一行为，可以推定原告知晓并同意其投资尊爱医院所占的5%股份由被告或被告之妻王某代为持有。一审法院认为，综上，原告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投资目的是成为尊爱医院登记在册的实名股东，也没有对其采取如此迂回的投资路径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故原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没有完成合伙事务、协议始终未履行这一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为反驳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股东出资转让及出资赠与协议书》、投资款交付流水及王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其抗辩意见，故原审法院对被告提出的已经委托其妻子王某代为购买和持有尊爱医院29%的股份，完成了原、被告之间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务，协议已经履行这一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对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这一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的前提是案涉协议符合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然而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被告之妻王某在尊爱医院购买29%股份的行为，是代表原告和被告所为的投资行为，被告已经通过委托自己的妻子王某代为购买和持有尊爱医院29%股份的方式，完成了原、被告之间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合伙事务，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原告请求被告立即向原告姚爱返还出资本金32.5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3月2日起至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0.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姚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姚爱向本院提交了各方的座谈录音一份，拟证明姚爱事先并不知晓股份由王某持有，也不知道王某10%的股份系受赠的，姚红爱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真实；对此，姚红爱认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系合伙关系，姚爱事先知晓王某的持股情况，应当对医院的亏损自行承担责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姚爱在一审中当庭增加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股份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效力；2.姚红爱是否应当返还出资并支付相应的损失。关于焦点一。本案一审期间，姚爱与姚红爱均认可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即姚爱与姚红爱达成了共同出资购买尊爱医院29%的股份。在双方达成合伙的意思表示后，姚爱转给姚红爱325000元，用于购买尊爱医院股份。姚红爱在收到姚爱的出资同时将合伙款项转账支付给了尊爱医院，随即尊爱医院将29%的股份登记在了姚红爱妻子王某名下；姚爱和姚红爱在2018年春节前后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实质是双方对共同出资购买医院股份这一合伙约定的事后确认；同时，双方在协议中确认了合伙的股本和利润分红比例为：在尊爱医院29%的股份中，姚爱占5%，即姚红爱占24%。据此，《股份转让协议》系姚爱与姚红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就合伙事宜补充签订的合伙协议，该协议真实有效，姚爱转给姚红爱的款项系合伙款项。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姚爱与姚红爱双方在合伙之初，并未订立合伙合同，而《股份转让协议》中也仅对双方的合伙事项和合伙比例进行了约定，关于退伙、合伙内容的执行等事宜双方并未通过书面协议进行约定，庭审中，双方对其他合伙事项各执一词。姚爱主张签订协议的时候，其明确表示要求姚红爱购买的是尊爱医院的股份，但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时间是2018年春节前后，此时姚爱已经实际出资近一年且尊爱医院的股份的29%已经登记在了王某的名下，姚爱应当知晓双方的合伙内容及履行情况。姚爱虽然主张双方的合伙目的没有实现，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姚爱出资合伙的目的是以自己名义持有尊爱医院的5%股份。结合本案中，王某对其曾持有的尊爱医院的29%的股份就是姚红爱和姚爱合伙的事宜进行了追认，因此，姚爱关于合伙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证据不足，其出资的合伙款项未经清算，其关于退还出资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80元，由姚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龙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陈 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邹波书记员魏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