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19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游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宁夏国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上诉人游某、赵某与被上诉人任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6民初10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终结。 游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内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错误，本案应是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本案中，赵某自始至终未参与任某与游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游某与赵某之间有恶意串通的，缺乏证据支持。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宁01刑终36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否认了被上诉人诉称游某与赵某之间的无偿赠与行为系恶意的认定。故一审法院认为赵某协助上诉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无事实依据。三、上诉人有以房顶账、积极还债的事实，该事实经过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6刑初370号刑事判决书的确认。此外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按月扣划上诉人养老金，说明上诉人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在执行过程中。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任某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游某与赵某是母子关系。民间借贷案（2016）宁0106民初549号和（2017）宁01民终88号民事判决书中，被上诉人任某与游某2013年4月15日，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游某2014年3月14日、8月7日、2015年4月12日出具的《借条》，游某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12日向任某借款时均提出以涉案营业房作为抵押以及赵某于2013年12月4日取得涉案营业房所有权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游某2007年至2011年间，以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向任某借款数次，后又制作假房产证给任某，将之前几笔借款累计后重新签订376200元借款协议。游某将抵押案涉营业房的借款，全部用于赵某经营的银川腾升门窗有限公司购买材料、支付工人工资和归还信用卡。赵某曾于2012年2月12日受其母亲委托，用案涉营业房作抵押并提供房产证正本到被上诉人处借款20万元，并亲笔签订借款协议、借条和收条。（注：此款已归还）综上，任某的诉讼请求成立。 赵某辩称，对游某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认可。 赵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任某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与游某一致。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游某恶意串通，判决涉案赠予合同无效，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52条针对第三人利益特指签订的合同内容本身涉及到第三人，并且针对的是特定第三人，比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或赠予合同中出售或赠予的房屋是特定第三人名下的房屋，这种情况下，第三人才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而被上诉人任某的身份主体为游某的债权人，上诉人与游某之间的赠予合同所涉房屋也与任某无关，即便任某认为该赠予行为损害了其对游某的债权，根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任某享有的应当是合同撤销权，而非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金凤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6民初549号民事判决仅在证据认定时对2013年4与15日《借款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游某称仅签订了协议，任某并未实际提供借款，故《借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而任某也未提交任何其按照该份协议提供借款的证据，故金凤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文书仅认定800200元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3月14日之后，并未认定2013年4月15日发生过借款行为，而本案一审判决却断章取义的认定游某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12日期间均向任某借款，该认定毫无事实依据。此外，（2016）宁0106民初549号民事判决第4页在证据认定描述时时间上存在笔误，即“被告分别于2013年3月14日、8月7日、2015年4月12日出具的三份《借条》…”，在此，金凤区法院错误的将2014年3月14日、8月7日错误的写为“2013年”，在之前的庭审中上诉人及游某已经指出，但本案一审判决明知是笔误却仍然将错就错，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游某系母子，故上诉人不知晓游某2007年至2013年间以房抵押向任某多次借款不合常理，故而认定上诉人与游某具有恶意串通情形，上诉人认为该认定同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至今年近40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自己的家庭，并未与游某共同居住，上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必须知晓游某的个人对外民事行为，一审判决的该推定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况且，如果一审判决的上述推断成立，在金凤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6刑初370号刑事案件中，上诉人一定会被列为游某涉嫌诈骗罪的共犯，但事实并非如此。故房屋赠予行为发生在2013年12月4日，但任某与游某之间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3月14日之后，上诉人与游某之间不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一审判决不应当只为保护任某作为借款债权人的权益，而牺牲上诉人作为受赠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任某的诉讼请求。 任某的答辩意见同对游某上诉请求和理由的答辩意见一致。 游某对赵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无异议。 任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游某与赵某间关于银川市金凤区福州步行街11-2号营业房的赠与行为无效，并由赵某返还房屋，将产权恢复登记至游某；2、律师费用由二被告承担；3、二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某与游某民间借贷纠纷，本院（2016）宁0106民初549号民事判决认定：1、本院对任某与游某于2013年4月15日、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游某于2013年3月14日、8月7日，2015年4月12日出具的三份《借条》予以确认。2、游某多次承诺以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向任某借款。双方2014年3月14日《借款协议书》约定，任某出借376200元给游某，自2014年3月14日至6月13日以案涉营业房作抵押担保。随后，游某将产权证书交与收执，出具“今借到任某现金叁拾柒万陆仟贰佰整(376200元)2014年3月14日”借条一份。双方未就11-2营业房在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设定抵押借款登记。2014年8月7日、2015年4月12日，游某仍以该房抵押向任某借款194000元、230000元，出具借条二份。以上三笔借款合计800200元，未还款。后游某提出以抵顶工程款的××区房屋抵付借款，无果。任某于2016年1月28日向本院起诉。3、游某2013年12月以赠与方式将案涉营业房产权过户至赵某，除此无其他财产可供保全执行。4、游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向任某借款中提供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双方虽未依法设定抵押登记，但足以能够让任某相信其有偿还借款的能力。游某借款后转移财产规避履行清偿债务义务，有违诚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判决“游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日偿还任某借款800200元，支付违约金158004元”。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本院（2016）宁0106刑初370号刑事判决认定：1、2007年至2011年间，游某使用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将房产证交给任某，先后与其签订借款协议或出具欠条，向任某借款数次，并陆续归还了借款。2013年游某又向任某借款，于2014年3月14日使用已过户至赵某的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并找人制作了假的房产证交给任某，与其将之前几笔借款累计后，重新签订了376200元的《借款协议》，约定期限三个月，未归还。2、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游某工程款未付，同意以房屋抵顶。2015年6月，游某带任某及其女儿、女婿到金凤区金凤花园小区看房，协商以顶账房屋抵顶借款，任某随后向售楼部交付定金，签订了购房认购协议。3、该案判决“被告人游某无罪”。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12月3日，游某与赵某签订《赠与合同》，赵某受赠案涉营业房，经银川市国立公证处公证。2013年12月4日，赵某办理了产权证，登记为赵某单独所有。2013年12月12日，赵某与黄河银行银川雅安支行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2015年12月16日止、编号：2013年个循字第1410200144号），金额1000000元。2015年12月9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2016年12月8日止、编号：2015年个字第1410200274），金额900000元，用途为“归还丽水支行2013年个循字第1410200144号合同项下贷款”。2016年12月14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年期、编号：个字第01141161212220762号），金额790000元，用途为“归还丽水支行2015年个字第1410200274号合同项下贷款”。2017年12月11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年期、编号：个字第01141171208216688号），金额750000元，用途为“归还雅安支行2016年个字第01141161212220762号合同项下贷款”。同日，赵某以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又签订《抵押合同》（编号：抵字第01141171208216688-2号），为该笔750000元贷款提供担保。2018年11月28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年期、编号：个字第00101412018112833030号），金额730000元，用途为“归还雅安支行2017年个字第01141171208216688号合同项下贷款”。《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单》（2018年12月4日）载明，案涉营业房向黄河银行银川雅安支行设置了抵押。该银行2019年3月21日在产权证（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3037085号）附记栏标注“此营业房在我行抵押贷款柒拾叁万元整，房产证原件留存我行，此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任某认可该房现仍在抵押中。2018年5月16日，本院作出（2018）宁0106执139号执行裁定书，以被执行人游某名下无房屋、车辆登记信息，也没有银行存款为由“终结本院作出的（2016）宁0106民初549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成立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且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1、前述民间借贷案件，本院对任某与游某2013年4月15日、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游某2013年3月14日、8月7日，2015年4月12日出具的《借条》，游某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12日向任某借款时均提出以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以及赵某于2013年12月4日取得案涉营业房所有权的事实予以确认。前述合同诈骗案件，本院对游某2007至2011年间以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向任某借款数次，2013年又向任某借款、于2014年3月14日以案涉营业房为抵押，并制作假房产证交与，将之前几笔借款累计后重新签订376200元《借款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据此，游某使用制假的房产证借口抵押借款，又在明知赵某已受赠取得房产所有权的情况下，隐瞒事实不予告知，其规避借款风险、逃避还款义务的主观恶意明显。被告二人系母子，赵某不知晓游某2007年至2013年间以房抵押向任某多次借款，不合常理。被告二人明知游某债务尚未清结，仍以无偿赠与方式处分房产，客观上减少、甚至消灭了游某的责任财产，该行为严重危及任某债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可以确定游某与赵某具有恶意串通情形，其无偿赠与房产的行为损害了任某的利益，任某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请成立，本院予以采信。2、《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任某由此提出将案涉营业房产权恢复于游某的诉请。因案涉营业房现在银行设置有物权抵押，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采信。3、是否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而非必须行为，裁判结果与此并无必然因果关系。任某要求游某、赵某承担律师费用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游某与赵某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任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游某与赵某共同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任某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任某提交两组证据，（2019）宁刑再10号刑事裁定书和收条，上诉人游某对刑事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定书仅裁定发回重审，目前对案件尚未判决。对收条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收条不能证明与本案有任何关联，不能达到赵某始终知情的证明目的。而且时间是2012年，该收条的基础事实与本案无关。赵某对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形成时间是2019年12月10日，而本案一审判决作出时间是2020年3月30日，故裁定书是在一审诉讼期间形成的，故不属于新证据，另该裁定书仅仅是对原刑事案件一、二审判决或裁定的撤销，并没有形成最终定论，况且上诉人赵某并没有在该案件中以诈骗罪的共犯进行刑事追责，故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收条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收条形成时间是2012年2月12日，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确认合同无效认为侵犯其借款债权的日期为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4月12日，故该份收条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任某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游某与赵某之间关于银川市金凤区福州步行街11-2号营业房的房屋赠与行为无效，故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主张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无不当。根据游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可以确定游某在2007至2011年间以案涉营业房作为抵押向任某借款数次，2013年的借款协议及2014年3月14日的借款款协议中均以案涉营业房为抵押，而2014年3月14日的借款协议中显示的借款数额376200元系前几笔借款累计后出具，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并不存在上诉人赵某所称一审法院断章取义的情形。游某向任某借款后，将其向任某多次承诺抵押的房产无偿赠与其子赵某，规避履行债务清偿义务，有违诚实信用，游某与赵某虽系独立个人，但系母子关系，且根据被上诉人二审提交收条，赵某亦知晓游某与任某的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游某与赵某具有恶意串通情形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游某、赵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游某负担50元，上诉人赵某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和平 审判员  马 云 审判员  杨璐璐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卢蓉蓉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