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再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双，男，196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原五常市乐发粮油有限公司经理，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春红，女，197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尚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仁学，尚志市亚布力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五常市乐发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开发村。法定代表人：肖健华，董事长。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肖健华，男，196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五常市乐发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一审被告：慈恒伟，男，198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一审被告：李守艳，196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再审申请人李双因与被申请人于春红、二审上诉人五常市乐发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发公司）、肖健华、一审被告慈恒伟、李守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黑01民终3197号民事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黑民申41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双、被申请人于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仁学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上诉人乐发公司、肖健华、一审被告慈恒伟、李守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对担保协议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担保协议是在抵债协议基础上并附带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为抵债协议双方应积极配合担保人，在抵债协议双方没有按约定时间将抵债物变现的情况下，将抵债务完成转移手续给担保人，在这种情况下，担保协议方可成就。2.担保协议的附条件不成就的原因，不是李双造成的。二、担保协议是在于春红等人胁迫和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签订的。是一份不合法、无效的合同。于春红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现有证据均证实于春红与乐发公司存在水稻买卖关系，并且在乐发公司原董事长肖健华、总经理李双的协商下，达成了担保协议。一审法院对李守艳、慈恒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决的认定是正确，对李双承担一般的保证责任更符合法律规定。李双所说其承担的保证责任是附条件的，法律规定一般的担保责任是附条件，但是在担保合同中抵债物办理转移手续后由李双承担责任，李双的这一条件没有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上述债务时，由李双、肖健华承担保证责任，判决的条件更加严谨，也包括了李双所说的债务人抵债物转移手续的其中一部分。现在于春红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抵债物，抵债物如果被法院依法执行后办理了转移过户手续，当事人也就得到了抵债物的相关赔偿。如果抵债物没有办理转移手续，法院应依法对其采取执行法院判决中，所谓条件是抵债物抵债不可能或者是办理了转移手续后，李双和肖健华才承担一般保证。原审判决恰恰包含了担保合同抵债物转移，这个条件更加细化。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李双、肖健华仍承担一般的保证责任。对李守艳、慈恒伟的房屋，如果能执行，条件成立，如果执行不了，卖给别人，担保合同里担保人没有实现这个担保合同，就应该承担担保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条件更加严谨、细化，请法庭依法裁判。乐发公司述称：一、证据材料已表明于春红诉请乐发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实属告错对象。1.于春红与乐发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2.于春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乐发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二、于春红的辩解意见依法不能成立。1.于春红称交易习惯的原因未要求乐发公司出具收到稻谷的票据，这一解释站不住脚。2.于春红称起诉时未将乐发公司列为被告是代理律师审查不严或于春红未陈述清楚的原因所致，这一解释站不住脚。于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乐发公司偿还于春红水稻款130万元，并按约定的月利率1.5％给付此款自2018年4月1日起至12月1日的利息15.6万元，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慈恒伟、李守艳、李双、肖健华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春红于2018年4月份将水稻销售给乐发公司，由该公司验收后入库。因该公司员工慈恒伟挪用公司的购粮款，致使其未将水稻款给付于春红。后经于春红索要粮款，慈恒伟和李守艳为逃避其挪用公司粮款的责任，由其母子二人担保偿还于春红水稻款，并拟以其房屋、车辆为于春红抵债。2018年7月29日，经李双（乐发公司经理）、肖健华（乐发公司董事长）为慈恒伟、李守艳担保，共同与慈恒伟、李守艳为于春红出具担保协议，注明：2018年4月初，慈恒伟欠于春红水稻款130万元，同意用慈恒伟名下房产及李守艳名下的房产和车抵债给于春红，由李双和肖健华共同为其担保。约定由慈恒伟在2个月之内出售上述财产，以偿还于春红的130万元，所差部分，由慈恒伟、李守艳继续偿还，直至付清为止。如期满不能出售上述财产，由担保人在15日内出售变现。否则，在完成转移抵债物手续后，由担保人承担支付责任。此后，慈恒伟、李守艳并未能将此抵押物变现，该抵押物被法院查封、扣押，李双和肖健华也没有履行担保义务。现慈恒伟因挪用公司卖粮款而被公安机关拘禁，于春红的水稻款至今未能兑现。另经一审法院到五常市公安局核实，肖健华、李双曾到五常市公安局经济侦查二队报案，称慈恒伟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乐发公司资金，用此款偿还五常市五发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发公司）的债务，同时公安机关认为慈恒伟所侵占的资金亦属于乐发公司应支付给于春红的水稻款。现慈恒伟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移送检察机关。一审法院判决：一、乐发公司给付于春红购粮款130万元，此款于判决书生效后立即履行；二、乐发公司给付于春红购粮款利息18,850元（自2018年7月30日始，按年利率4.35%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止），此款于判决书生效后立即履行；三、慈恒伟、李守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上述债务时，由李双、肖健华承担保证责任；五、驳回于春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04元，由乐发公司负担16,669.70元，慈恒伟、李守艳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此债务时，由李双、肖健华承担保证责任。余下1,234.30元由于春红自行负担。乐发公司、李双、肖健华均不服一审判决。乐发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驳回于春红对乐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三、由于春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李双、肖健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二、驳回于春红对肖健华、李双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乐发公司自认，于春红所送的粮食入库单系乐发公司制作，但系慈恒伟发出，入库单上签字的化验员慈兆忠、检斤员肖博东、复核员刘力猛系由案外人五发公司转到乐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五发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李守艳和慈恒伟，该公司同时亦是乐发公司股东。2018年1月份，五发公司将其全部经营场地租赁给乐发公司，其只保留一个名称，不再从事经营。慈恒伟系双重身份，其既是五发公司的董事也是乐发公司的理事。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于春红出卖水稻后并未获得应得的售粮款，故本案的焦点为：1.乐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购粮款的责任；2.李双、肖健华是否应当承担保证人义务。关于乐发公司给付责任确定问题。诉讼中，乐发公司虽称其与于春红之间不存在水稻买卖合同关系，但于春红出售水稻入库后，工作人员为其出具了标有乐发公司名头的入库单，诉讼中，乐发公司也承认该入库单系其公司制作，收粮工作人员亦是乐发公司员工，故于春红有充分理由相信其系向乐发公司出卖水稻。且，在2018年7月30日有乐发公司盖章确认的备忘录中，也确认该水稻入库乐发公司，并明确该款项由乐发公司直接支付244万元，余款由乐发公司慈恒伟用大米销售款直接支付。从上述水稻买卖过程、款项支付约定可以证实，乐发公司与于春红之间的水稻买卖关系客观存在，于春红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乐发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全部给付购粮款，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余款给付义务，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关于乐发公司称，于春红系与五发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关系的问题。乐发公司依据于春红在起诉状中称系慈恒伟、李守艳在其处购买水稻，以及慈恒伟、李守艳签订了《房屋、车抵债协议书》，同时，认为慈恒伟、李守艳代表五发公司，故应当认定于春红系与五发公司建立水稻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二审认为，本案水稻买卖行为发生之时，五发公司已经不再实际经营，其全部场地已经租赁给乐发公司，慈恒伟虽系五发公司董事，但同时也是乐发公司理事，故其行为可以代表乐发公司，且买卖水稻所出具的凭据亦是乐发公司所有，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五发公司为合同相对人。另外，五发公司亦是乐发公司股东之一，其公司人员包括李守艳的行为，亦不能排除与乐发公司有关。同时，经一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查，亦证明慈恒伟侵占的资金属于乐发公司应支付给于春红的水稻款。综上，乐发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不能对抗上述证据链条固定的乐发公司与于春红之间建立水稻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对该主张本院二审不予支持。关于李双、肖健华是否应当承担保证人义务问题。虽然由于春红、李守艳、慈恒伟、李双、肖健华于2018年7月29日签订的《担保协议》中约定：“……如担保人到期也不能变现抵债务，在完成转移抵债物手续后，由担保人承担支付责任。慈恒伟、李守艳、于春红需积极配合完成上述手续……。”但该所附条件“在完成转移抵押物手续”不能成就，系因人民法院保全行为所致，不是当事人主观故意不予完成，不能因此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也不能因此认定发生了债的转移，一审认定由主债务人、担保人共同对于春红的债权承担给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关于李双、肖健华称其不应对乐发公司偿债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案涉债务虽系在乐发公司与于春红之间形成，但因乐发公司理事慈恒伟的侵占行为，慈恒伟、李守艳同意用慈恒伟名下房产抵债，李双、肖健华虽系针对慈恒伟、李守艳的抵债协议提供担保，但其担保的债务来源于乐发公司对于春红的债务，标的指向一致，故本案并非直接认定对乐发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李双、肖健华该免除担保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乐发公司、肖健华、李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9.10元，由乐发公司、李双、肖健华分别各负担16,669.70元。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关于于春红与乐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审中，于春红为了证明其与乐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举示了标有乐发公司名头的入库单、有乐发公司盖章确认的备忘录、乐发公司的公司章程等证据。水稻买卖行为发生之时，五发公司已经不再实际经营，其全部场地已经租赁给乐发公司，慈恒伟系乐发公司监事，其行为可以代表乐发公司，且买卖水稻所出具的凭据亦是乐发公司所有，五发公司亦是乐发公司股东之一、且一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查结果，也证明慈恒伟侵占的资金属于乐发公司应支付给于春红的水稻款。原审根据现有证据认定于春红与乐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本院再审予以认可。关于李双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李双主张担保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被胁迫下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双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签订担保协议是受到胁迫，出于非自愿所出具的。对其此项再审理由不予认可。担保协议中关于李双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究其实质，应认定为李双对债务承担保证方式和担保范围的约定，即在债务人不能履行相应的偿还义务或相关财产不足在完成以物抵债后，剩余的无法清偿的债务才由李双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即依据担保协议，在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不能清偿债务，慈恒伟、李守艳承担连带责任后，李双才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与担保协议中约定的李双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一致，并未加重李双的保证责任。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双的再审申请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黑01民终319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剑峰审判员  郭英禄审判员  赵 鑫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宋美华书记员杜欣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