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17民终1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成建，男，195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住成都市都江堰。上诉人（原审被告）：覃洪林，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渠县，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薇，四川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成秀，女，198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薇，四川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成建因与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3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成建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310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购车合同无效，各自返还财产，被上诉人应退还上诉人购车款16万元；3、判令二被上诉人三倍赔偿上诉人48万元；4、第三人喻彬峰与被上诉人共同销赃犯罪，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于2015年5月26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其摆放在门市地坝上的一台丰田锐志小车，5月29日付清全部购车款。6月1日被上诉人绕过二手车市场的车管所业务点，单独到车管所大厅将车过户到上诉人名下(车牌号川SNR9**)。直到2018年4月上诉人准备把车户籍由达州转到成都，成都车管所查验出该车车架号和发动机号被打磨，且该车在2015年4月27日陈勇转来成都时，因车架号和发动机号被打磨曾被退回达州，而拒绝给上诉人转籍登记，上诉人才知晓这车的非法情况。上诉人起诉后一审法院却认定“2015年4月27日陈勇购车成都退档时，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谁孙成建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故不能证明被告卖车时知道本案争议车辆车架号被打磨的事实；本案不存在欺诈情形”，该认定是错误的，是枉顾事实真像。1、陈勇在上诉人购买之前一个月的4月27号转车辆户籍至成都车管所被退档，当时车辆的所有人不是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而不应该是上诉人；2、第三人喻彬峰、喻小平与被上诉人系合伙收购该车，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喻彬峰向陈健的老婆周海宁蓝转账16万元的银行流水，同时还提供了喻彬峰与陈健的购车合同和喻彬峰在2019年2月26日的公安询问笔录，想以此来证明他是在2015年5月9日才从喻彬峰处购得该车，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陈勇转籍成都退档的事实，但被上诉人一直未提供2015年5月9日与喻彬峰、喻小平父子存在交易的证据，车辆又是他卖给我的，故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喻彬峰在2015年4月27日陈勇退车退档时是车辆的所有人，被上诉人当然知道4月27日成都退档的所有事实。本案应追加喻彬峰、喻小平、陈健为第三人；3、被上诉人分别于2018年12月10日和2019年10月14日在一审法院的两次庭审中和2019年2月26日达州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在2015年5月29日自己知道了这台车是被成都车管所退档的事实，但他却隐瞒了这个事实，仍然将车卖给上诉人，纯属欺诈，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错误。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上诉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三倍赔偿的合法合理的诉求错误，应予撤销。覃洪林、杜成秀辩称，1、孙成建在上诉中既主张合同无效，同时又主张合同存在欺诈，法律关系错误、矛盾。合同无效，自始无效，而欺诈是合同可撤销要件，撤销前合同依法有效，孙成建从未提供证据证明我方欺诈，起诉车辆存在拼装，有公安机关查实，鉴定机构鉴定，该车辆不存在拼装，因此，其主张欺诈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更谈不上属于欺诈可撤销的情形；2、孙成建主张我方从陈健处购买车辆后出售给陈勇，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现无证据证明他的说法成立；3、孙成建断章取义认为我方在2015年5月29日知晓了成都车管所退档并又欺诈卖给他，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多次查明，覃洪林是与孙成建一起于2015年5月29日到车管所交易大厅才知晓车辆被成都那边退档的事情。当时我们只知道退档，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警官也说是成都车管所的问题，车子没有问题，在达州可以用。当时我们就予以了退款，提交了银行流水。知道退档是一审出示的档案袋，是孙成建取得后发布到论坛上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档案袋。本案车辆是否存在拼装，以及是否存在打磨是通过2018年公安经过核实后，才查明该车辆存在犯罪情况的问题，且公安已查明打磨跟覃洪林无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覃洪林、杜成秀的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31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成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孙成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实际履行买卖合同是对《旧车转让合同》的继续履行的观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旧车转让合同》于2015年5月29日已经解除。5月29日当天孙成建与当时我们经营的达州市佳洪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洪公司）员工一同去达州市二手车交易服务中心办理过户手续时被车管所警官告知车于2015年4月在成都上户被成都车管所退回，只能在达州使用，不能去成都过户。员工打电话告知佳洪公司法定代表人覃洪林，才知道案涉车辆存在瑕疵，孙成建仍表示要买，便提出减少价款5000元，覃洪林不同意，最后双方达成减少价款4000元，当即覃洪林退还了4000元给孙成建。后因当天不能及时办完过户手续，覃洪林当即不愿再出售，也不想今后麻烦，佳洪公司将剩余15.6万元退还至孙成建的账户，孙成建也予以了接受，通过返还购车款，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合同已实际解除。5月29日当天孙成建离开车管所后在明知涉案车辆存在只能在达州使用不能过户至成都的瑕疵情况下，先是打电话给覃洪林表示该车为六缸很是喜欢，仍愿意购买该车辆，但希望以更低价格购买，想少1万以15万元价购买，后又亲自到佳洪公司当面沟通，最后双方口头约定以15.4万元购买该瑕疵车辆，以后孙成建不能为此找佳洪公司麻烦，随即孙成建于2015年5月29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15.4万元。本案实际履行的系双方口头达成的孙成建自愿以低价15.4万元购买瑕疵车辆的合同。该口头买卖协议形成的买卖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与原合同相类似但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不能当然适用原合同，原合同已经解除。2、一审法院认定购车款为15.8万元，判决返还孙成建购车款15.8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如前所述，原旧车转让合同已解除，双方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的购车款只有15.4万元，而并非是15.8万元。本案案涉车辆经公安鉴定不存在拼装，一审法院也已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我方存在欺诈的事实，现孙成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16万元，支付惩罚性赔偿48万元，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欺诈基础事实不存在，那么本案也就没有请求权基础，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使用车辆长达三年之久，车辆折旧、损耗严重，不能恢复原状且早已经不能达到原有的价值，一审判决由上诉人返还孙成建15.8万元购车款极为不公。3、一审将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额判由上诉人承担错误。孙成建辩称，1、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标的物是赃车，根本不能交易，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2、这台车我最初是认为是拼装车，不知道是赃车，经过公安调查，车的情况才弄清楚，这个车是三个诈骗犯诈骗所得的赃车；3、2015年5月29日的银行流水问题，我记得不欠覃洪林的钱，是一次性给的16万元付清了的；4、5月29日是否解除合同，对方认为是合同解除，后执行的是口头合同，但这一切是建立在他说的4000元现金的基础之上，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给了我4000元的现金。银行流水证明了5月29日是我和覃洪林两个一起去上的户，但是当时覃洪林把我一人撇在一边，很远，他就在跟另一个警官说话，说了大概十多分钟，后来就把车往回开，说警察刁难他，今天办不了，就说把钱退给我，找关系能办下来了就拿钱，办不了就算了。但是他要求增加2000元定金，说找人办事要用，怕到时候找人把事办了我不要车了，就这样他退了我15.6万元。在二手车市场出来后，我在莱克汽车城转了一圈，中途覃洪林给我打电话，说事情办成了，叫我付钱，就可以办理了。我回到覃洪林那里，我怕开车技术不好，他就很大方的说再少我2000元叫我自己去装一个360°摄像头。6月1日我打电话给他要求去选车牌号，但是没让我去，是2015年6月3日才上好的牌照把车交给我。2018年5月1日我开车回来后发现问题，到车管所去，车管所工作人员说覃洪林写了份保证书，但是没有拿保证书给我看。从车管所的档案袋可以看出，所有表格都是覃洪林填写的。2015年5月29日根本没有口头合同，也没有4000元现金的问题，如果有口头合同，原合同他肯定会收回去。覃洪林这台车是赃车，至少现在晓得是非法的，法律上是不认可交易的，这种情况仅仅只少我几千块钱可能吗？我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买下来的。2015年4月底覃洪林将车卖给陈勇时被成都车管所退回称不能上户，为何他不去找他的上家陈健要求退车，他们在陈健处收购价是多少？是否他们在收购时就晓得这个车的非法性，低价购入的，所以在成都车管所退回时他们才没有去找陈健。他把车子收购过来后，要清理，要缴税等，他16万元卖出来就已经亏本了，他都不愿意退车，证明他购入车辆的成本价比这个价还低很多。孙成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合同，由被告覃洪林、杜成秀共同退还孙成建购车款16万元，孙成建返还覃洪林、杜成秀汽车；2.判令被告覃洪林、杜成秀赔偿孙成建三倍购车款计48万元；3.判令被告覃洪林、杜成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购车款。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银行流水，但双方就对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均未提出异议，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该银行流水证实，2015年5月26日，原告孙成建给被告覃洪林转账支付2000元，2015年5月29日，孙成建向覃洪林转账15.8万元；之后覃洪林给孙成建转款15.6万元，而后孙成建又向覃洪林转款15.4万元；即孙成建共计给覃洪林转账支付15.8万元。原、被告协商购车时车辆中没有360°摄像头，摄像头的价款不应该计入原、被告购车款中，故对于孙成建主张因购买360°摄像头覃洪林给其少2000元计算入购车款中的观点不予采信；覃洪林辩称给孙成建支付现金4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事实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法院认定原、被告间的购车款为15.8万元。2.本案是否存在欺诈的事实。孙成建提交了陈健的询问笔录两份、覃洪林的询问笔录两份，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书面材料复印件、（218）川1703民初3421号民事裁定书、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拟证实覃洪林从陈健手中购买本案争议的车辆，后出售给案外人陈勇，被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以该车车架号有明显打磨痕迹不符合规定为由予以退档，覃洪林作为车辆的实际车主在车辆被退档时应该知道车辆车架号被打磨，仍然将车辆出售给他，存在欺诈的事实。覃洪林和杜成秀质证意见为，对陈健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覃洪林第二次询问笔录予以认可，覃洪林的第一次笔录与客观事实不符；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孙成建的证明目的；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裁定书不能证实被告方在卖车时知道车辆车架号被打磨的事实；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覃洪林将本案争议车辆从陈健手中买入后卖给陈勇，亦不能证明覃洪林在本案发生之前知晓该车辆的瑕疵。二被告提交了孙成建与覃洪林的聊天记录壹份，陈健与喻彬峰的车辆买卖协议及交易流水各壹份，覃洪林与汪鑫的旧车转让合同壹份，陈健、覃洪林、喻彬峰的询问笔录各壹份。拟证实覃洪林系从喻彬峰处购得本案争议车辆，本案争议车辆被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退档的情况其不知道，也不知道本案争议车辆车架号被打磨的事实，本案不存在欺诈的事实。孙成建质证认为，微信记录中覃洪林在微信中称车子买来不到2个月就卖给原告，也证实覃洪林是在4月从陈健处购买的车。对陈健与喻彬峰的车辆买卖协议的客观性有异议，对覃洪林与汪鑫的旧车转让合同的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异议，对陈健询问笔录的客观性无异议，对覃洪林、喻彬峰的询问笔录客观性有异议，喻彬峰陈述的购车时间与陈健陈述的时间不一致，喻彬峰陈述的内容又无其他证据佐证。陈健与喻彬峰的车辆买卖协议及交易流水均系复印件，其客观性无法确认，法院不予采信。覃洪林与汪鑫的旧车转让合同系证实覃洪林将本案争议车辆出售给案外人的事实，不能证实覃洪林取得本案争议车辆处置权的时间，且该证据系复印件，不具有关联性、客观性，法院不予采信。民事裁定书已经被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该民事裁定书不具有合法性，法院不予采信。陈健陈述的卖车时间与覃洪林第一次在公安机关陈述的买车时间及微信聊天中的买车时间大致吻合，但与覃洪林第二次在公安机关陈述的购车时间和证人喻彬峰陈述其从陈健处购车的时间均不一致，同时陈健又未明确陈述其将车辆卖给谁，言辞证据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又与其他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证人陈健、喻彬峰的证言、聊天记录与覃洪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客观性无法确认，法院不予采信。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书面材料和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符合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本案现有的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书面材料和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仅能证实2015年4月27日，陈勇曾购买本案争议的车辆并欲将该车辆转籍到成都，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以该车车架号有明显打磨痕迹不符合规定为由予以退档，退档时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谁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即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被告在车辆买卖时知道本案争议车辆车架号被打磨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存在欺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欺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经营的佳洪公司达成车辆买卖的合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返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且买卖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该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原、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后原告支付完购车款，后覃洪林又退还部分购车款，后原告又给覃洪林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均系对买卖合同的履行，故对二被告主张覃洪林退还购车款时系对书面合同的解除，原、被告最终履行的是双方达成的口头购车合同的观点不予采信。原告与佳洪公司间的合同违反了《二手车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该《办法》系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系部门规章，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故对于原告主张本案的车辆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的观点不予采信。原告与佳洪公司间旧车转让合同载明的车架号及发动机号不是客观存在的，即原、被告间合同约定的身份信息的车辆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本案争议的车辆现已被公安机扣押，并已找到原始车架号的车主,且该车辆已经抵押给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原告与佳洪公司间的合同目的现已不能实现，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佳洪公司应该返还原告购车款15.8万元。2017年10月18日，佳洪公司将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到10万元，被告覃洪林、杜成秀作为股东承诺因公司本次减资而导致债权人经济上的损失，由公司及全体股东承担所有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二被告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佳洪公司，并在未清算的情况下申请注销了佳洪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因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该成立清算组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主体是股东，二被告未清算即注销公司，公司的相关民事责任应该由二被告承担。故本案中佳洪公司退还原告购车款的民事责任最终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对于二被告辩称其主体不适格的观点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方在车辆买卖过程中存在欺诈的事实,但原告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要求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二被告返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其主张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与被告覃洪林签订的旧车转让合同，被告覃洪林、杜成秀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购车款15.8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0元、保全费4020元，由被告覃洪林、杜成秀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孙成建提交了覃洪林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15日农业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喻彬峰与覃洪林经济往来频繁，利益相关，但没有覃洪林和喻彬峰的交易流水，也没有汪鑫的转账，因此覃洪林称该车是喻彬峰卖给他的言辞是虚假的。喻彬峰与覃洪林之间资金进出共计54笔总额554.618万元，而没有16万元这一笔，说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车辆买卖的事实，也说明他们两人是经营共同体，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覃洪林质证认为，孙成建申请调取的银行流水，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比如他想证明我方以16万元购买陈健这个车的内容，这个流水根本查不到，因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实。孙成建主观臆断，主张我方向陈健购车后又转卖给了陈勇，但这个银行流水根本不能证明他的事实成立，反倒证明我方与喻彬峰之间有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有其他关系。我们都是经营车行的，一审笔录已经说明了如何进行款项往来。本案车辆的前后情况一审已查清，孙成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新情况，对证据不认可。本院对该银行流水明细认为，只能佐证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15日覃洪林经营的佳洪车行与相邻的喻彬峰经营的车行有54笔总额554.618万元的资金往来，达不到孙成建想要证明的覃洪林与喻彬峰之间没有16万元的交易往来，而又是经营共同体的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6日，上诉人孙成建到达州市达川区二手车交易市场想购买一辆二手车，当其走至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所经营的达州市佳洪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时看中了停放在车行门市前的丰田锐志车，经孙成建与覃洪林谈价，议成车辆售价16万元，孙成建与孙覃洪林签订了《旧车转让合同》，孙成建当即转给覃洪林2000元做为定金。2015年5月29日，孙成建向覃洪林转账15.8万元，覃洪林予以收款，共计收取了孙成建16万元的车款。之后覃洪林与孙成建一同前往达州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办证大厅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但当天未办成，覃洪林将车开回车行，称车辆无法买卖了，并转款给孙成建15.6万元。当天仅隔一小时左右，孙成建又向覃洪林转款15.4万元，覃洪林收取了车款。2015年6月1日覃洪林将案涉车辆在达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予以了上户，并挂车牌号川SNR9**，之后覃洪林将车辆交给了孙成建。2018年4月19日孙成建准备将案涉车辆户籍转至成都，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以该车车架号平台明显有打磨痕迹且字体打刻与同型号车辆字体不符为由，予以退办，并告之该车在2015年4月曾在成都车管所上户时因车架号平台有明显打磨痕迹不符合规定予以过退档。孙成建得知该情况，又因无法在成都为案涉车辆上户，返回达州，找覃洪林和达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要说法。后经达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委托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对该车进行鉴定，结论为：该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存在打磨篡改痕迹。案涉车辆现被达州市公安局扣押。2017年10月18日，达州市佳洪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将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到10万元，覃洪林、杜成秀夫妻作为该公司的二人股东承诺，因公司本次减资而导致债权人经济上的损失，由公司及全体股东承担所有责任。在一审审理期间，覃洪林、杜成秀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了佳洪公司，并在未清算的情况下申请注销了达州市佳洪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作为原达州市佳洪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以该公司的名义在对外经营二手车车行期间，于2015年5月26日至6月1日将自己车行的丰田锐志车出售给上诉人孙成建，覃洪林与孙成建签订了《旧车转让合同》，之后覃洪林共收取了孙成建15.8万元的车价款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及第二十条第一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规定，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应当真实全面将案涉车辆的情况告知上诉人孙成建。而覃洪林、杜成秀原所经营的佳洪二手车行作为一家专业的二手车销售企业，对于自己销售的车辆信息的真实性负有专业标准的注意义务，且对于车辆信息的真实性也应当具备核实的能力和职责，以及依法如实告之车辆买售人的义务。本案中覃洪林、杜成秀销售给孙成建的车辆在本次交易前，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以该车车架号平台明显有打磨痕迹且字体打刻与同型号车辆字体不符为由，予以退档的事实早已客观存在。2015年5月29日覃洪林在收取了孙成建车款16万元后前往达州市车管所办理车辆上户手续，未办成，将车开回车行，并当即退回孙成建购车款15.6万元，然后在当天的一个小时左右再次收取孙成建车款15.4万元，并将车辆在车管所成功上户挂牌，覃洪林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第一次车辆未上户的原因和再次上户后明确告知了孙成建车辆只能在达州使用而不能去成都上户的情况。现案涉车辆经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鉴定为：该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存在打磨篡改痕迹。现案涉车辆根本无法再使用。本院认为，如果覃洪林之前不知晓，但在2015年5月29日其应当知道案涉车辆存在问题，曾被成都车管所退档，根本无法在成都上户的客观事实，但其并未如实将该车的真实情况全面告知孙成建，以至孙成建购买案涉车辆后现不能在成都上户，无法正常使用，其行为存在对消费者的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孙成建有权请求法院撤销《旧车转让合同》并依法获得赔偿。案涉车辆价款16万元包含购置税、保险、上户等费用在内。因双方合同应予撤销，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覃洪林、杜成秀应将收取的购车款退还给孙成建，并按前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孙成建予以车款三倍的赔偿即赔偿金为47.4万元（15.8万元×3）。孙成建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覃洪林在2015年5月29日收到了孙成建向其转账15.8万元，加上5月26日从孙成建处收取的2000元的定金，共计收取了孙成建16万元的车款属实，当天只转回给了孙成建15.6万元，剩余4000元在覃洪林手里。后覃洪林又接收了孙成建的转款15.4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覃洪林共收取了孙成建车款15.8万元正确。覃洪林与孙成建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了书面的旧车转让合同，合同中约定了所购的车辆品牌和价款，又进行了款项的支付，在实际履行中，只是车辆未予交付，既使按照覃洪林的说法以他5月29日退款给孙成建为合同的解除，但其并未将所收取的16万元款项全部转完，无任何证据证实覃洪林支付给了孙成建现金4000元，加之覃洪林、杜成秀亦无任何证据佐证孙成建是在明知案涉车辆有“只能在达州上户，不能在成都上户”的瑕疵情况下，仍愿意以低价15.4万元进行购买的事实成立。故，覃洪林、杜成秀上诉称原合同已实际解除，孙成建在明知是瑕疵车辆的情况下仍自愿与覃洪林以低价15.4万元购买瑕疵车辆，且今后还不能找覃洪林麻烦的口头协议，该口头协议应当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认定双方的购车款为15.4万元，且按口头协议不应当返还购车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孙成建的诉讼请求并未全部支持，却将全部诉讼费和保全费判由覃洪林、杜成秀负担，确属不当，本院予以调整，孙成建申请保全，正当、合法，其保全费应由覃洪林、杜成秀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因孙成建的两个诉讼请求支持了一个，故受理费各负担一半，即5100元。覃洪林、杜成秀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成建和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3109号民事判决第一条，即：“解除原告与被告覃洪林签订的旧车转让合同，被告覃洪林、杜成秀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购车款15.8万元”；二、撤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3109号民事判决第二条，即：“驳回原告孙成建的其余诉讼请求”；三、由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孙成建人民币47.4万元；四、驳回上诉人孙成建和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孙成建负担5100元，由覃洪林、杜成秀负担5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覃洪林、杜成秀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上诉人孙成建负担5100元，由被上诉人覃洪林、杜成秀负担5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牟春艳审判员  古 霞审判员  钟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古钰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