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3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盛爱华，女，1966年10月6日生，××族，住如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圣江，北京国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晶，北京国舜（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如皋市盛鸿漂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丁堰镇朝阳村。法定代表人：韩春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鹏，如皋市丁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盛爱华与被上诉人如皋市盛鸿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鸿公司）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如皋市人民法院（2020）苏0682民初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爱华上诉请求：改判盛鸿公司返还本人投资款110万元；诉讼费由盛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本人与其他三位投资人为合伙关系错误。案涉四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四人向盛鸿公司出资成为该公司股东，虽未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但一直以盛鸿公司名义进行商业活动。盛鸿公司提出四人属合伙关系的主张，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亦未提交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以证明四方存在口头协议。一审仅凭四方参与公司经营并对外产生债务即认定四人形成事实上的个人合伙关系属认定错误。2.案涉增资扩股协议已实际履行的部分仍具有恢复原状的条件。根据一审法院的论述，四人之间未曾存在过法律或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四人依据《增资扩股协议书》向盛鸿公司出资，南通市仲裁委已认定该笔款项系作为取得盛鸿公司股东身份的对价。目前该协议书已被裁决解除，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已经履行的部分可恢复原状，是指可以恢复到签订该协议书之前的状态，该笔出资并非属于不可恢复原状的情形，故本人的110万出资应当予以返还。盛鸿公司辩称：1.案涉协议签订后各方共同经营应认定为合伙关系，双方在矛盾调解中心签署的协议均确认基于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可理解为合伙关系。2.双方在合伙期间实际经营，盛爱华的投资款已使用完毕，一部分转为盛鸿公司的资产，一部分用于合伙团体的日常经营活动，故不存在返还的基础。盛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鸿公司返还投资款110万元；2.诉讼费用由盛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鸿公司（原名如皋真光漂染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更名为盛鸿公司）设立于2005年11月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韩寿南、韩春山父子，其中韩春山占股60%，韩寿南占股40%。韩春山为法定代表人。盛鸿公司成立后，并未实际生产经营，公司印章由韩寿南之婿即孙祥德保管。2009年10月31日，盛爱华（其夫缪金泉代）与吉德华、孙祥德、姚宗元共同签订《如皋真光漂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载明:1.孙祥德为如皋真光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光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有意对公司进行投资，孙祥德同意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接受三方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增资扩股前真光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新增资本750万元，分别由吉德华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比25%，孙祥德货币增资190万元，占比30%，姚宗元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比25%，盛爱华货币出资160万元，占比20%。孙祥德应在协议签订且出资额的10%到账后,尽快通过公司对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并在30日内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协议由缪金泉（代盛爱华）、吉德华、孙祥德、姚宗元签名。骑缝处加盖真光公司印章。也约定了违约责任，即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增资后注册资本10%的违约金等。2010年6月，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其夫缪金泉代）再次签订真光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对四人新增的出资额进行变更，约定：由孙祥德新增出资额为30万元，占比10%，吉德华为280万元，占比35%，姚宗元为280万元，占比35%，盛爱华为160万元，占比20%。要求在8月底全部到账。孙祥德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配合其他股东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四方原于2009年10月份所签的真光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废止。上述协议签订后，孙祥德之妻韩秀梅与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之夫缪金泉开始以真光公司名义进行合作经营。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今盛鸿公司的股东仍登记为韩寿南、韩春山。2012年1月6日真光公司向盛爱华出具投资款明细一份，载明盛爱华投资款为110万元整。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真光公司于2012年4月停产歇业。2012年6月2日，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吉德华及韩春山、韩寿南（韩春山代）、姚宗元、盛爱华（缪金泉代）、孙祥德（韩秀梅代）就真光公司停产歇业后的资产处置方案、真光公司走向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1、吉德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四位投资人共同委托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对各自的投资、合作期间的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进行清资核产，清算结束后，出具清算报告，清算结果由四投资人承担。2、对2012年6月20日前急需支付的工人工资以及清算费用合计约32万元，由吉德华先行垫付12万元，姚宗元垫付12万元，孙祥德垫付8万元。上述款项由各当事人在6月10日前汇入调解中心账户。该款项按年15%的标准计算利息，作为企业债务列支。3、清资核产后，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韩春山、韩寿南100万元营业执照的无形资产费用、合作期间的债务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之差为亏损，由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按35%、37%、20%、8%的比例承担。4、真光公司整体转让过程中，韩春山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企业变更的义务。5、四位投资人互不追究各自投资是否按期、足额到账的违约责任。6、在清算过程中，义务人有无条件配合的义务。韩秀梅、缪金泉需全程参与清算，按5000元/月支付报酬，该费用列为清算费用。7、对清算中出现需要召开投资人会议的，四位投资人必须随叫随到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吉德华、韩秀梅、姚宗元、缪金泉四人多次就清产核资进行沟通、对账。2012年12月10日，清算人员出具了《如皋市真光漂染有限公司清理工作报告》，该报告载明：一、股东出资情况：吉德华出资376.704万元，姚宗元出资487.3275万元，韩秀梅出资75.348万元，缪金泉出资110万元。合计出资总额为1049.3795万元；二、净资产情况：账面反映净资产为-64.760038万元，具体构成，账面反映资产总额为12487362.19元，账面反映负债总额为13134962.57元。根据以上账面反映数据，对相关往来进行合并核对，未知债务进行申报，同时会合相关经手人、股东进行核实确认，对实物资产进行丈量、盘点，并对部分无价财产进行初步估价，最终盘出实际净资产为-3432231.32元，具体构成，实际资产总额为11600599.74元，实际负责总额为15032831.06元。上述清理报告出具后，清资核产及企业转让未能有效进行。2013年4月23日，姚宗元以常熟市哈达毛绒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真光公司归还其投资款487.3275万元。2013年6月23日，双方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真光公司给付投资款220万元。2013年5月6日，吉德华以真光公司、韩秀梅、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376.704万元，9月2日又撤回诉讼。2013年10月9日，吉德华再次以真光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为被告，姚宗元、盛爱华为第三人，要求确认其为真光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27日作出（2013）皋商初字第11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吉德华的诉讼请求。吉德华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4月24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6年10月14日，吉德华向南通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其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2019年11月4日，南通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书认为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协议内容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履行。协议签订后，是否能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能否完成工商变更等均是该协议能否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效力。同时认为，如皋市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第5条可视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部分变更（即关于是否按期足额出资的违约责任），但调解协议的签订并非仅有本案当事人，还有案外人，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也多涉及案外人或盛鸿公司，本非局限于《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当事人之间，故不能认为该协调协议已经取代《增资扩股协议书》，仲裁庭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目的系约定共同向盛鸿公司出资，并取得相应的股东地位，而事实上，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不仅应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需履行股东会决议、认缴出资、修改公司章程和工商变更登记等一些列法定程序。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因未能履行前述法定程序，吉德华不具有盛鸿公司股东资格，姚宗元已通过另案解决该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返还问题。孙祥德、盛爱华亦无继续履行该《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意愿。故仲裁庭认为，2010年6月的《增资扩股协议书》客观上履行不能，且也无继续履行的必要，各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对吉德华请求解除《增资扩股协议书》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遂作出裁决如下：一、解除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二、孙祥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吉德华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三、孙祥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吉德华支付律师费25000元等。一审法院认为：主要争议焦点为，盛爱华因履行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而向盛鸿公司投入的投资款110万元应否返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盛爱华不可直接主张盛鸿公司向其返还投资款。理由：首先，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盛爱华与吉德华、孙祥德、姚宗元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经（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于2019年11月4日解除，但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等人已经向盛鸿公司投入资金建厂实际经营至2012年4月盛鸿公司停产停业，期间四人均参与盛鸿公司的实际经营，四人投入的资金部分转化为盛鸿公司的资产，部分用于盛鸿公司的日常经营，投资经营行为亦实际对外产生有债权债务，四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个人合伙关系。增资扩股协议解除的法律效力并不及于四人的个人合伙组织，四人的个人合伙组织如果达成继续经营的合意，仍然可以继续个人合伙经营，如果不继续经营，也应就个人合伙期间的资产、债权、债务清算后依法解散；其次，盛爱华与吉德华、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姚宗元等人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本质为四人个人合伙终止而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调解协议约定清产核资后，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韩春山、韩寿南100万元营业执照的无形资产费用，及合作期间债务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的差为亏损，对亏损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按35%、37%、20%、8%的比例负担亏损。目前，盛鸿公司虽然经过初步清理，但盛鸿公司并未整体转让、亏损具体金额也未实际确定，各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继续履行的意思虽不明确，但在该调解协议尚未被解除、撤销的情况下，盛爱华应当依据调解协议主张四人个人合伙终止的剩余资产分配权。综上，因《增资扩股协议》已经部分实际履行，盛爱华等人虽未能成为盛鸿公司的股东，但增资扩股协议的当事人已经实际以盛鸿公司名义经营，所投资金用于四人个人合伙的经营，此后，增资扩股协议各方当事人及相关权益人对四人个人合伙的解散也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目前仍处于履行阶段，盛爱华在本案中直接主张返还其投资款的请求于法无据，碍难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盛爱华的诉讼请求等。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解除后，盛爱华要求盛鸿公司返还110万元投资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盛爱华等人签订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进行投资本意为成为盛鸿公司的股东，虽法院生效判决未认定其盛鸿公司股东身份，但盛爱华等投资人实际参与了盛鸿公司的经营，其部分投资已转化为公司资产，部分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因此，虽然《增资扩股协议》经（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于2019年11月4日解除，但盛爱华等人的投资不能简单适用原值返还。事实上，2012年6月2日，各投资人及盛鸿公司股东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盛鸿公司的资产处置等达成了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即对合作期间的企业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并清资核产，再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转让金再进行分配，如有亏损由各投资人按比例分担。此后清算人员也出具了清理工作报告，但企业转让未能实际进行。虽然各方对企业未能转让的原因说法不一，但从次年投资人姚宗元即以常熟市哈达毛绒制造有限公司名义起诉要求盛鸿公司返还投资款且最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来看，姚宗元、盛鸿公司已以其行为表明不再按2012年调解协议履行。且时隔多年，清资核产和转让一直未能进行，表明2012年调解协议已事实上终止履行。虽然一审法院要求盛爱华按调解协议主张四人合伙终止的剩余资产分配权不当，但盛爱华等实际投资人仍可参照合伙组织终止的处理原则进行清算，再主张剩余资产分配权，现盛爱华主张直接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碍难支持。综上，盛爱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由虽有不当之处，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盛爱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周锦明审 判 员 戴志霞审 判 员 陈 卓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 莹书 记 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