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3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有延津林场，住所地：延津县东屯镇汲津铺村东200米。法定代表人：毛永明，党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勤勇，河南众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河，男，195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男，195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原审被告：宋长林，男，195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上诉人因国有延津林场(以下简称国有林场)与被上诉人王福河、原审被告宋长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9）豫0726民初3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有延津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勤勇，被上诉人王福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有林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福河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宋长林是否将土地存在转包事实不清，承包上诉人国有林场的土地转包需要上诉人的同意和认可，原审不能仅以宋长林的认可就认定存在转包关系。莲菜池并不是王福河开挖投入的，本来就存在原始大坑，宋长林也陈述是否种莲菜不清楚，原审仅以王福河及宋长林的说法，推测所谓的亩数、投入以及国家的补偿标准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推测出宋长林书的保证书不是对整个合同的约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竟然错误认定上诉人国有林场持有赔偿明细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供。二、原审违背法律规定。原审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国有林场与被上诉人王福河之间没有合同。原审适用的法律是是对法律关系明确的补偿的规定，本案中的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王福河辩称：一、王福河与宋长林签订有承包协议，虽系复印件，但宋长林当庭认可。二、王福河所种莲菜林场人员皆知。国有林场与宋长林未约定不能转包。国有林场称莲菜池并非王福河所挖，其陈述虚假。向法庭提供的照片显示铺防渗塑料布。退一步讲，大坑与高产莲菜补偿款无关，其他人与本案情况相同，系地上种植，也是按每亩8100元标准赔偿的。三、保证书不是宋长林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书系宋长林所写，不能约束王福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宋长林所取得赔偿款明细表不包含莲菜池赔偿款。四、林场工作人员丈量了莲菜池，现国有林场称没有统计表，不符合事实情况。五、本案中王福河为实际投入人，原审支持王福河符合法律规定。王福河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国有林场、宋长林赔偿王福河附着物赔偿款损失8万元；2、诉讼费用由国有林场、宋长林承担。原审查明：2017年2月17日，宋长林作为甲方与王福河作为乙方签订《承包协议》1份。双方约定，宋长林将其承包的汲津铺村东南地国有林场的一个鱼塘转包给王福河；王福河不得在鱼池内抽沙卖沙；面积为10亩，如不到期国有林场与宋长林的合同终止，王福河也同时与宋长林的合同终止，互不赔偿；承包费每亩每年380元，一年一交；池塘使用权归王福河，可种植莲菜、棉花、西瓜等一切农作物；等。后因平原路东延，占用了涉案池塘。现王福河以国有林场未支付附着物赔偿款为由起诉。另查明，宋长林于2016年9月30日向国有林场出具保证书，载明：“我叫宋长林，身份证号，我在国有延津林场租赁零星地，因该地块是零星地，如遇上级规划占地时只对庄家青苗给予补偿，其它附着物不予赔偿，如违反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宋长林于2019年3月26日向国有林场出具保证书，保证书载明“保证书我叫宋长林性别男身份证在国有××林场××林区临时租赁零星地亩。因平原路东延规划占用该宗地，（我未缴纳2018年9月至今租赁费），现平原路东延占用该宗地，涉及地面附着物处置问题，经与国有延津林场协商清点附着物后对我租赁的林地进行照顾下补偿40100.00元。我承诺得到附着物补偿款后按林场时限要求清理完地面附着物，2019年3月31号以前将该宗地完整交给国有延津林场，解除临时租赁关系，永不反悔，若逾期没有清理完毕，则视为自动放弃，后果自负”。原审法院调取的宋长林赔偿明细载明“小侧柏260棵8元/棵260×8=2080元栾树1500棵10元/棵1500×10=15000二花地8.6亩2500元/亩8.6×2500=21500元杨树30棵30元/棵30×30=900元地埋管62米10元/米62×10=620元共计：40100元”。原审法院调取的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新乡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地下）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新政文[2017]97号）载明，土坑鱼塘水深2米以上，每亩水面10200元；土坑水深2米以下，每亩水面8100元；水泥鱼塘水深2米以上，每亩水面15300元；水泥水深2米以下，每亩水面10200元（新开辟鱼塘1年以上不足3年的每亩按2米以下标准的80%计算，该部分费用包括开挖和鱼塘损失，因采石、取土或自然形成的汪塘不予补偿）。藕塘土坑每亩水面8100元，水泥池每亩水面10200元（包括开挖和藕秧损失）。原审审理中，王福河称2017年承包宋长林的鱼塘后交了3800元承包费，当时涉案鱼塘连淹两年，无人耕种，王福河承包是准备种高产莲菜，承包后进行了改造，在鱼塘下面铺设了塑料布及平整土地，花费3万多元，用铲车、钩机花了约2万元，抽水管花1万多元，种莲菜8000斤，花1.2万元；2018年交了4000元承包费，2018年4月份平原路东延将涉案鱼塘全部征用，当时还有莲菜，因第一年时收成不好，就未收，准备留种，但因占用第二年就未再种；征用时随即清点了附着物，并让宋长林签了字，当年7月份财政局就将附着物赔偿款300万元打到国有林场账户上；王福河主张的损失是每亩8000元计算的。宋长林称其承包了国有林场30多亩土地，其中鱼塘12.6亩，转包给王福河时未告知国有林场，王福河一共交了两年承包费7800元；王福河承包后种的是莲菜，王福河在鱼塘底铺的塑料纸，不知花了多少钱，是否在塑料纸上铺土、第一年种的莲菜是否收获均不知道；宋长林承包的三十多亩土地未征完，征了多少不清楚，12.6亩的鱼塘都征完了，但鱼塘未赔宋长林钱，国有林场赔的4.01万元是宋长林在其他地方栽的核桃树的钱。国有林场称赔偿给宋长林的钱有征用土地款和附着物款，具体是什么钱不清楚；宋长林承包地数、占用鱼塘的情况、赔偿明显均不清楚。原审审理中，宋长林另称，其与国有林场签订了17年承包合同，后又续了5年，占地那年合同到期，具体哪年签的记不清了；宋长林承包40多亩地，承包费每年都交，已交到2018年；承包时全是水坑，后来把30多亩坑垫平用于种地，留下十几亩用来养鱼，鱼坑本来是13亩多，后来剩12.6亩了，养鱼养到2000年，之后种了几年莲菜也不行，就在坑里种地，一直种到承包给王福河为止；当时把其中10亩鱼塘承包给王福河，鱼坑在承包地中间，具体位置说不上来；征地前，国有林场的人员去量鱼塘了才知是12.6亩，并清点了附着物，宋长林报的是莲菜池，但该人员写的是什么不清楚，统计后宋长林与儿子都签了名，但未留存；鱼坑该不该赔钱其不发表意见，如林场赔鱼塘钱应该赔给王福河。国有林场称宋长林称征地时合同到期无异议；土地是国有林场的，土地补偿款应归国有林场；不清楚王福河与宋长林的关系，补偿时国有林场对着宋长林，并不知王福河存在；通过宋长林陈述，王福河对涉案鱼塘并无人力、物力的投入，至于宋长林如何投入不清楚，但已与宋长林达成了协议，宋长林同意也书写了承诺；涉案鱼塘确实为修路所占；宋长林述称的表只是草底，谈妥后就未再说此事；赔偿明细就是法庭出示的明细，国有林场也是照此申请的款项，未专门汇总，具体哪个部门赔款不清楚；因平原路东延共征国有林场土地93亩，每亩4.1万元包干赔偿，赔偿款共计381.30万元；赔偿标准由延津县人民政府与国有林场协商确定，赔偿款由谁支付不清楚；至于国有林场赔偿承包户的标准，就是按照新乡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在和承包户协商后确定最后的赔偿数额。原审审理中，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在2019年12月23日的庭审中告知国有林场需于2019年12月26日上午9点向原审法院提交征地赔偿明细表及附着物统计表。但此后国有林场未向原审法院提供，亦未说明原因。在2020年5月28日原审法院再次告知国有林场，限其于2020年6月2日前提供国有林场征地赔偿明细表，并告知其逾期提供应承担的不利后果。但国有林场仍未能提交，仅于2020年6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交情况说，述称相关明细账目由延津县建投公司保存，而该公司账目正被河南省委巡视组审查，其无法调取。经原审法院向国有林场补充了解，其上所称明细账目存于延津县建投公司具体哪个账本内，账目现由哪个机构审查，但均未回复原审法院。原审认为：结合各方诉辩意见可知，各方争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宋长林将涉案鱼塘转包给王福河的事实是否存在；二是宋长林向国有林场出具保证书能否发生免除国有林场支付附着物补偿款义务的效力；三是王福河要求国有林场、宋长林支付附着物补偿款是否成立，应否支持。首先，关于第一个方面。原审法院认为，宋长林将涉案鱼塘转包给王福河，已由王福河提交的由双方于2017年2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及王福河与宋长林当庭自认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在此原审法院需要说明的是，原审法院只是对上述转包这一客观事实进行认定，因涉案鱼塘已被征用，作为承包合同关系标的物存在的鱼塘客观上已经灭失，宋长林与国有林场之间的、王福河与宋长林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均因此而无法履行。现双方就涉案鱼塘的争议仅为国有林场是否应当支付附着物补偿款的问题，而无论应由谁受领该款项，都不影响应由国有林场支付。故在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基础上，基于宋长林的自认，认定宋长林将涉案鱼塘转包给王福河的这一事实成立，在目前并不会因此增加国有林场的义务。关于第二个方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涉案鱼塘确因平原路东延而被占用。审理中，国有林场主张依据宋长林出具的两份保证书免除其支付附着物补偿款的义务。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该两份保证书均是宋长林作出的保证，而非双方达成的协议，且该两份保证书保证的内容实质上均涉及到土地占用后的补偿问题。在该方面，宋长林实际上属于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即宋长林对被征用的其承包土地的范围内的附着物享有要求给予补偿的权利，其可能遭受的损失将因此得以适当补偿，然此时宋长林作为权利人自愿放弃要求补偿的权利，而向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出具保证书，实与常理常情有悖，宋长林若非受他人要求实无主动出具该保证书的可能，原审法院实无理由相信此全系宋长林的真实意愿。另，2016年9月30日保证书，从内容上看，并未明确“零星地”的性质、位置、面积、地块数量，也未写明青苗种类和附着物的种类，不能明确指向特定的地块，涉案鱼塘是否在“零星地”的范围内也无法确定。2019年3月26日保证书主要涉及的是宋长林承包的国有林场的林地，而从原审法院在国有林场调取的宋长林赔偿明细也与此相互吻合。然涉案鱼塘并非林地，不在宋长林保证的范围之内，不能凭此保证而确定宋长林有放弃涉案鱼塘补偿款的意愿。另，审理中，王福河及宋长林均提及在征地前国有林场对涉案土地进行了附着物统计登记。宋长林另称就涉案鱼塘其当时向国有林场申报的是莲菜池。原审法院认为，在土地征收征用前，对土地的位置、面积、权利人及附着物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形成结论予以确认，是为确定土地征收征用方案和补偿方案的重要基础性文件和前提。依据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及财务管理制度的客观实际，无附着物调查统计表就无法确认土地征收征用的方案和补偿方案。国有林场作为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及被征用土地的发包人，依据常理，其必定需与所涉土地的承包人进行被征用土地的面积和附着物的清点和确认，同时国有林场应当留存确认成果以备核查。另外，关于赔偿明细表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无论是支付补偿款的单位，还是国有林场，向各相对方支付款项均需以各方确认的赔偿明细为依据。若连赔偿明细都未制作，那么如何确定应当补偿多少款项，如何确定土地补偿款和附着物补偿款的数额，如何确定各自所支付的款项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即便如国有林场所称上游系包干按每亩4.1万元的标准赔偿，但国有林场是如何分配该每笔款项的应当有所依据，这绝不可能随意而为。审理中，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国有林场提供附着物统计登记表及赔偿明细，但国有林场未予提供。其称未保留附着物统计表不合常理，其称赔偿明细在延津县建投公司账目上。原审法院认为，国有林场自身未保留上述文件不合常理，原审法院无法采信。即便如国有林场所称赔偿明细存于延津县建投公司账目内，该公司账目正被巡视，但其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供明确线索，经原审法院进一步要求，仍未能明确。据此，原审法院认为，国有林场作为持有关键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据，导致本案相关事实因此而无法查清，国有林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即依据相关规定，原审法院推定王福河及宋长林主张的事实成立，即推定在征用涉案鱼塘前，国有林场对附着物进行了统计，宋长林申报为莲菜池，面积为12.6亩。又因国有林场未提供赔偿明细，不能证实涉案鱼塘确未赔偿。进言之，宋长林出具两份保证书，不能排除存在因此而侵犯宋长林享有的合法权利的可能，同时不能排除国有林场因此受有不当利益的可能。故国有林场主张依据宋长林出具的两份保证免除义务，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中，王福河与宋长林未对附着物的归属进行约定，依据上述规定，土地征用时附着物的补偿款应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原审审理中，宋长林认可王福河在涉案鱼塘内种植莲菜，其也按莲菜向国有林场申报，同时宋长林也同意该部分附着物补偿款归王福河所有。原审审理中，国有林场未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关赔偿明细，无法确定其确未收到涉案鱼塘的补偿款。在国有林场应当持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国有林场拒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原审法院推定国有林场确已收到涉案鱼塘的补偿款。依据上述规定，王福河主张该部分附着物补偿款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具体数额，前文已论及王福河及宋长林所称征地时涉案鱼塘上的附着物申报为莲菜。根据新乡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标准，土坑莲菜池每亩水面8100元，现王福河主张按每亩8000元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王福河要求宋长林承担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国有延津林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福河补偿款80000元；二、驳回王福河对宋长林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国有延津林场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国有林场与被上诉人王福河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王福河在本案中是否为适格的原告；上诉人国有林场是否应当向其承担支付附着物80000元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国有林场诉称宋长林是否将案涉鱼塘转包事实不清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王福河提供了承包合同复印件予以证明，且有宋长林的认可予以印证。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为国有林场将案涉鱼塘承包给宋长林，宋长林又将案涉鱼塘转包给王福河。王福河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系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国有林场主张赔偿的明细标准其未掌握不符合常理，在国有林场应当持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国有林场拒不提供，应当承担不利之法律后果，原审推定国有林场确已收到涉案鱼塘的补偿款并无不当。宋长出具放弃自己权利的保证书，依法不能对王福河产生法律约束力。宋长林赔偿明细中并不包含案涉鱼塘，本案案涉鱼塘实际投入人为王福河，国有林场应将案涉鱼塘补偿款80000元支付给王福河。综上所述，上诉人国有林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国有延津林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云贺审判员  程俊林审判员  郭中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