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48962号原告：费海伦，男，198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华仁，上海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玉，男，197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费海伦与被告葛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费海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华仁、被告葛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费海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原、被告达成的赔偿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12万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2日晚，原告因工作不顺心在外饮酒，至次日凌晨4时许，独自一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中大东街闲逛时，见到停放在路边的被告车辆(车牌号沪AKXX**)。原告随手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拿走车内工具箱中两件小物品，而后用打火机点燃车辆前排坐垫，后原告离开现场，酿成火灾。2019年8月13日，被告向派出所报案，称其车辆被烧毁，车内被窃皮夹、手珠，小客车购置价、配置费计20多万元。2019年8月14日，原告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派出所承办民警将原告拘留一事通知原告父亲费某某，并称，家属若抓紧与被害人协商帮助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检察院便不会起诉。原告父亲因救子心切，经协商答应了赔偿被告19万元，并于8月16日转账支付被告。被烧车辆仍归被告。2019年8月28日，原告因涉嫌放火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公安机关将被告车辆毁损评定价23,391元、车内物品皮夹一只及手串一副评定价83元告知原告及其父。2019年10月29日，律师在会见原告时，告知其父已向被告赔偿19万元一事，原告当即表示其愿意以被烧车辆损失评定价的三倍赔偿被告7万元，并写下书面承诺。2019年11月13日，在上述刑事案件法庭审理中，原告亦作同样表示。2019年11月20日，原告因犯放火罪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原告认为，原告方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期间，基于重大误解支付被告车辆经济损失19万元；现原告愿向被告赔偿7万元，故诉请要求撤销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其余的12万元。被告葛玉辩称，对于涉案刑事判决书中“检察院指控”一段记载的事发经过无异议；其车辆当时被原告全部烧毁，驾驶证、身份证、行驶证也被烧，又是沪牌大牌，因此其后续需处理繁多事项。事发后，原告父亲费某某找其协商，称原告马上要结婚了，要求其出具谅解书；其便与原告方在派出所、有警官在场的情况下经协商达成协议，8月14日确定原告方赔偿19万元，8月16日被告收到转账款，亦在当日出具对原告费海伦的谅解书交至派出所。被告认为，原告现在的判刑量刑较轻，原因是被告出具了谅解书。其修理被烧毁的车辆实际支出了六万多元，另有交通费等损失。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13日4时22分许，原告费海伦酒后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中大东街XXX号，在被告葛玉停放在该处的牌号为沪AKXX**的小型汽车内，窃得杂牌皮夹一个、木质手串二串(共计价值83元)等物，后于4时40分许用打火机点燃该客车座套后逃逸。消防部门接报警后至现场，将火势扑灭。嗣后，经价格认定，沪AKXX**的小型汽车物损价值23,391元。2019年8月13日，被告葛玉至公安机关报警称车内物品被窃、车辆起火。2019年8月14日，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本案原告费海伦抓获并实施刑事拘留，同时通知费海伦父亲费某某前来派出所进行协商。当日，原告父亲费某某至派出所与被告协商赔偿、谅解事宜，最终达成赔偿19万元的意见，并于8月16日由费某某向被告银行转账支付19万元(含手续费50元)。2019年8月16日，被告葛玉在派出所作询问笔录时表示，“对方一名叫费某某的、他应该是违法犯罪人员的父亲，2019年8月16日下午2点45分，费某某把19万人民币转给了我，还有就是被烧掉的车子由我来处置归我所有，……我作为受害人对方钱赔给我了，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行为表示谅解。”2019年8月28日，原告因涉嫌放火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11月13日，在上述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中，原告(被告人)费海伦表示“我愿意赔偿损失评估的三倍”。2019年11月20日，本院以放火罪判处费海伦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20年7月，原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与被告达成的赔偿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12万元。另查明，本院(2019)沪0115刑初4721号刑事判决书中言明，“被告人费海伦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成立，应予支持。费海伦具有自首行为，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家属帮助下予以了全部赔偿，综合考量后依法从轻从宽处罚。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对费海伦毁坏李腾飞、李亮车辆以及盗窃被害人葛玉财物的情节在量刑时酌情考量”。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在本案中诉请的依据是：被告利用自己的优势，令原告在无真实意思、缺乏判断能力、缺乏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做出了赔偿，此系显示公平，故协议应当撤销，赔偿应当返还。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认为，赔偿义务人是费海伦，因此尽管原告父亲帮助原、被告达成协议，但本案仍以费海伦为原告起诉；对此被告表示，对于由费海伦作为本案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无异议。同时，庭审中原告表示，得知父亲向被告赔付了19万元后，其当场表示不同意，在2019年10月29日会见律师时书写了《请求书》，表示愿意赔偿被告葛玉7万元并希望得到谅解；该份《请求书》未提交刑事案件的审理法庭；至刑事案件开庭时，原告当庭表示愿意赔偿被烧车辆损失评定价的三倍。对于原告上述说法，被告表示，在刑事案件中，原告并未通知其要撤回赔偿，亦未及时将《请求书》交予被告，其在本案中才知道原告只愿意赔偿7万元。对此，原告表示，在刑事案件开庭前确未向被告表明原告仅同意赔偿三倍(7万元)一事。另，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费某某、冷某某到庭作证。证人费某某称，其到派出所看到通知书上写的是“盗窃罪”，民警说车子烧掉了，车子十八万左右，马上赔偿可以解决掉，“赔偿了么判轻一点”；当时车辆损失尚未评估；其与被告自行协商，最终达成19万元赔偿金额，被告说“你赔了，就没有事情了”，被告妻子说“不赔么要判个十年八年的”。证人冷某某称，2019年8月，其陪同费某某前往派出所，被告称车辆被烧开价25万元，后来双方谈至20万元；车辆损失当时尚未评估；未见到原、被告方书写书面协议。以上事实，由受案登记表、立案告知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逮捕证、询问笔录、价格认定结论书、银行转账凭证、介绍信、起诉书、(2019)沪0115刑初4721号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及原、被告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于涉案事发经过、款项支付情况基本意见一致，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方向被告支付19万元是否处于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取得该赔偿款项是否合法合理。第一，依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向被告车辆放火致损，原告因此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原告家属接通知后前来派出所与被告协商，达成19万元的赔偿意见并实际转账支付；而后，被告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表示鉴于原告方已赔偿钱款、故对原告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谅解；前述刑事判决书中言明，费海伦因危害公共安全而构成放火罪，法院在量刑时，综合考虑了其自首行为、自愿认罪认罚、在家属帮助下进行全部赔偿以及毁坏他人车辆、盗窃葛玉财物的情节。因此，对于原、被告口头达成19万元的赔偿金额且实际支付的事实，该赔偿与费海伦既成的犯罪事实无关，亦与费海伦被法院认定构成放火罪无关，其意义在于影响量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放火等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告费海伦在前述放火案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该较轻的量刑与上述各项情节综合相关，即其中的原告方赔偿被告19万元、取得被告(被害人)谅解的事实，系费海伦获得较轻量刑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原告方支付该款项系出于轻刑、减刑的合法目的，客观上亦确实获得了相应效果。第二，从过程上看，原告系因自身的违法犯罪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羁押，公安机关通知原告家属至派出所与受害人(被告)进行协商，本院认为，原告因涉嫌犯罪被依法羁押不等于其陷入“危困状态”，原告方与被告协商赔偿金额(“砍价”)的过程可见其仍具有判断能力。从结果上看，协商的实际效果系受害人(被告)获得了来自原告方的赔偿，原告作为刑事案件被告人亦取得了受害人(被告)的谅解并对其量刑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故，就原告诉请所基于的理由“显失公平”，本案事实不符合相关法条的构成要件，本院对于原告的该说法不予采纳。同时，基于在案证据、查明事实，未见本案中存在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其他法定情形。故原、被告之间达成赔偿方案并实际支付款项的法律行为合法有效。第三，关于赔偿金额问题。费海伦在刑事案件中被认定构成放火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这也是放火罪与以放火方法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本质区别。因此，即使经价格认定，被告的沪AKXX**车辆物损价值为二万余元，也不等同于被告在出具被害人谅解时仅有权自被告人(原告)处获得二万余元的赔偿。19万元的赔偿数字系经原、被告方协商一致确认、已实际履行，且与原告费海伦向被告(受害人)车辆纵火致损同时侵犯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相较，该金额并无重大不合理之处。故本院认为，被告取得该赔偿款项具有合法、合理性。第四，原告方与被告于2019年8月14日经协商确定赔偿19万元，8月16日转账支付，被告于8月16日向公安机关表示因已收到赔款故同意谅解。而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2019年10月29日，原告书写《请求书》表示同意赔偿被告7万元，却未将该《请求书》告知被告或提交刑事法庭，至2019年11月13日，在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中，费海伦提及三倍赔偿的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赔偿金额高低既体现其真诚悔罪的程度，更是被害人决定是否出具谅解书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原告方在赔偿了19万元并取得被告(受害人)谅解后，心生反悔，却未在刑事案件开庭之前将该变化的情况告知被告或法庭。原告方的该不作为行为导致被告(受害人)无法基于最新变化及时向公检法相关部门表达是否撤回谅解的意思，事实上导致了被告(受害人)葛玉的获赔、谅解情节仍作为了原告费海伦量刑轻化的考量因素。原告方的上述不作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现原告要求撤销与被告达成的赔偿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12万元，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费海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原告费海伦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伟兰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朱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