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辖终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市中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胜利长堤4号。法定代表人：龙土金。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解放东路22号。法定代表人：杨杰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1号。法定代表人：林立。上诉人湛江市中鑫有限公司（下称湛江中鑫公司）、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下称霞山区政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农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初6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湛江中鑫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原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所约定的地点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2．在本案中，当事人各方在合同上约定协议签署地法院为管辖法院，并进一步约定协议签署地为广州市。但是，当事人各方签订协议时并没有到过广州，而是在湛江市签订了协议，故协议的实际签署地点是在湛江市。广州市既不是原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也跟本案没有其他实际关联，故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3．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约定的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确定管辖权，违背了上述规定，明显不妥，应予纠正。二、原审法院行使本案管辖权欠缺合理性。1．管辖权确定的原则是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四方当事人中，其中三方住所地均为湛江市霞山区，以被告住所地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比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广州，更让当事人方便参加诉讼。2．目前新冠疫情仍未结束，当事人到湛江参加诉讼比到广州会更加安全，风险更低，这种情形在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时应予考虑。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指定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霞山区政府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审查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本案争议是否存在实际联系，也没有审查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的合同签订地是否一致，就认定广州的法院有管辖权，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裁判依据不充分等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原审裁定认定广州的法院有管辖权的理由是“本案中，案涉投资协议有各方当事人盖章签名确认，表示各方当事人对案涉投资协议达成合议”，却忽视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签订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但是该条规定的核心在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而不是“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从原被告住所地来看，投资协议的甲方作为原告，所在地为北京市西城区，其余的被告乙、丙、丁方均在湛江市霞山区，合同履行地为湛江市渔人码头，标的物所在、资金使用地、抵押物、股权转让办理地等涉案事务和履行等也是在湛江，广州与合同履行没有任何实际联系。因此，当事人约定与争议毫无联系的广州为管辖地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要求，这样的约定是无效的。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在地均不在广州。从常理和交易习惯来看约定在一个与合同当事人、标的所在地、合同履行均没有任何联系的地方签约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因此，合同的签订地不是广州。3．本案诉争的《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投资协议》（下称《投资协议》）是由中国农发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签订地广州是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打在上面的。湛江中鑫公司在本案的管辖权异议中也提出，《投资协议》签署地是广东省湛江市。原审法院没有对真正的签署地进行核实欠妥。二、《投资协议》约定两个管辖法院，依法应该认定无效，应由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协议第14.2条约定“向协议签署地或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合同双方只能在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的五个法院中选择某一个法院，约定上述两个以上法院或者约定上述五个以外的法院管辖的均无效，而《投资协议》约定了两个以上法院管辖。因此，本案不应由广州辖区内的法院管辖。在合同约定无效及管辖不明的情况下，由于不能确定协议管辖法院，广州也不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所以本案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符合法律的规定。三、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具体的管辖区域，也没有约定是“市”人民法院管辖，争议发生的时候根本无法确定管辖法院，原审法院仅以案涉标的达到5000万以上为由确定管辖权错误。即使认定协议约定合同签订地为“广州”，但是没有约定是广州的哪个区，因此在发生争议的时候，需要达到以下条件才能由原审法院管辖：一是涉案标的额达到原审法院管辖诉争标的额达一亿元以上的标准；二是双方书面约定管辖法院为“广州市人民法院”；三是广州市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这样才能表明当事人有在广州市进行诉讼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能依据协议推论广州市只有一家带有“市”的法院，因此原审法院有管辖权。但显然，协议没有约定“由广州市人民法院管辖”。从被上诉人的起诉状落款处也可以看得出，被上诉人起初是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的，后以手写方式将法院改为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可见在争议发生的时候，根本无法确定管辖法院，而广原审法院仅仅以案涉标的达到5000万以上为由确定管辖权明显错误。故本案应适用法定管辖的规定，由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的湛江市辖区内的人民法院管辖。四、为便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本案由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更为客观和方便，也更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广州与本案原、被告，以及合同履行地、资金投资地湛江市霞山区渔人码头没有任何实际联系，也与合同约定的股权、抵押物等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为便于查清事实，本案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所在地的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最为妥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国农发公司依据其与湛江中鑫公司、龙土金、霞山区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为合同纠纷。《投资协议》第十四条约定：“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协议签署地或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该协议管辖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双方在《投资协议》中载明的签约地点为广州，且本案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50亿元以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第一条有关规定，本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原审法院作为各方约定的合同签订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湛江中鑫公司、霞山区政府上诉认为涉案合同的真实签订地为湛江市而非合同中载明的广州市，广州与本案无实际联系，不应作为管辖依据的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本案合同签订地应认定为合同约定的签订广州，故湛江中鑫公司、霞山区政府的该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关于霞山区政府认为《投资协议》约定两个管辖法院，且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具体的管辖区域，也没有约定是“市”人民法院管辖，依法应该认定无效的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在《投资协议》中约定的签约地点为广州，且约定由协议签署地或甲方住所地法院管辖，则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能够确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告可以选择向原审法院起诉。综上，湛江中鑫公司、霞山区政府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江 萍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王晓琴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邓金华书记员周夏如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原则上为50亿元（人民币），诉讼标的额下限继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0〕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8〕13号）等文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