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5303民初417号原告：刘友，男，1966年3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身份证号码：442************610。原告：刘桂容，女，196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巷28号902室，身份证号码：442************642。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生，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永恒，曾用名：刘亚军，男，1979年3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身份证号码：441************631。被告：云浮市云安区*************民小组，地址：云浮市云安区**********。负责人：刘钟荣，西坑村民小组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生，广东重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莲娣，广东重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友与被告云浮市云安区*************民小组（以下简称“西坑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刘桂容于2020年7月24日向本院申请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通知刘永恒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友、刘桂容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生，原告刘永恒，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刘钟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生、梁莲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政府征收被告石仔顶（肥佬肚）山92.4643亩所支付的青苗补偿款1800000元属原告所有，并支付给原告；二、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友和原告的父亲刘苏(刘苏于2012年2月3日去世)及家人均是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0年被告已将本队的松树山分到各农户管理，其中分给原告刘友和原告的父亲刘苏一家人在地名为“石仔顶”(肥佬肚山)管理的松树山有62.4643亩。2005年3月16日，原告刘友和原告的父亲刘苏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同》，共同承包被告位于“石仔顶”的旱田、旱地及山地，承包期限为20年（从2005年3月15日至2025年3月16日）；2006年3月18日，原告刘友和原告的父亲刘苏又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明确约定了原告刘友和原告的父亲刘苏承租的范围和面积为30亩。原告刘友在管理的松树山和承租的旱地、山地上种植了荔枝、龙眼、黄皮、茶树、沙塘桔、桉树等多种树木和经济作物。2019年10月，政府征收被告位于“石仔顶”(肥佬肚)、猫身山、下西坑等山地、旱地134.8274亩时，将被告分给原告刘友管理的石仔顶(肥佬肚)山的山地、旱地62.4643亩和被告承租给原告刘友的旱地、山地30亩合共92.4643亩纳入了征收范围，青苗按每亩25000元给予补偿，并将青苗补偿款支付到了六都村委的账户代管。由于被告的部分村民眼红原告的青苗补偿款多，不同意将政府支付的青苗补偿全部付给原告，引起纠纷。为此，原、被告经过多次协商不成，且经六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效，唯有通过向法院提出起诉的途径解决。按照原告92.4643亩的青苗补偿款应为2311607.5元，现原告只起诉要求被告支付1800000元。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因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只好向法院起诉，请求贵院依法作出裁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刘友在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被政府征收的石仔顶山由原告刘友、刘桂容种植的果树是92.4688亩的青苗补偿款2311720元由原告刘友、刘桂容共同所有，并由被告支付该款项给原告刘友、刘桂容。原告刘桂容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确认被政府征收的石仔顶山由原告刘友、刘桂容种植的果树是92.4688亩的青苗补偿款2311720元由原告刘友、刘桂容共同所有，并由被告支付该款项给原告刘友、刘桂容。事实和理由除原告刘友的陈述外，原告刘桂容补充：石仔顶山是其父亲刘苏与原告刘友承包经营管理。2005年，刘苏、原告刘友与刘桂容签订了一份合同，把部分石仔顶山给原告刘桂容种植，期限为2005年至2022年，原告刘桂容也按时交租金给刘苏和原告刘友。原告刘永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被政府征收的石仔顶山由原告刘友、刘桂容种植的果树是92.4688亩的青苗补偿款2311720元由原告刘友、刘桂容共同所有，并由被告支付该款项给原告刘友、刘桂容；二、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永恒和原告刘永恒的父亲刘苏(刘苏于2012年2月3日去世)及家人均是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0年被告已将本队的松树山分到各农户管理。其中分给原告刘永恒和原告刘永恒的父亲刘苏一家人在石仔顶山林管理范围有92.4688亩（亩数来源于云安区征地测绘图公司）。刘苏一家人从1980年到现在一直对石仔顶山场管理，西坑生产队对刘苏一家人行使石仔顶山场管理权并没任何争议。由于当时村与村之间分山的四至范围比较简单，很多山林界都是以半山或者大石为界，所以极易与其他生产队发生纠纷。之后是由刘苏一家人出钱和出力十分艰难去解决石仔顶山林的各种纠纷的。比如：1.其中出钱和出力把因山林继承权而分出去石仔顶中的一部分山地叫石仔坑的位置约25亩左右的山场、山林通过法院追回来归刘苏一家人管理的事实，经济价值有1125000元(以每亩山场45000元计算)。从2005年到现在，刘苏一家人对此山场进行管理，并一直支付租金给被告。为了减少与被告的问题、矛盾，目前已经把这部分山根征地款全部分给了被告。2.在猫身山的山林中新建了高压线架，刚好与陈屋村山林的交界处，当时收到11000元的线架青苗安置钱。当时南乡陈屋村的几十名村民到我家来闹，说山林是他们的，要把高压线架安置钱全拿回去，不交出来就要拆我家房子，后来经过刘苏一家人努力协商终于把纠纷平息下来，有当时经手人陈屋村长陈协锐为证。3.刘苏一家人在1980年到现在有40年山林管理了，妥善保护了石仔顶和猫身山的山根、山林，西坑山产队没支付过山林管理费用给刘苏一家人。4.正是由于我们一家人辛苦地在山地上种上橘子树，而其他生产队种的是桉树，很好避免了与其他生产队产生界线纠纷，很好保护了石仔顶的山根、山林利益。5.石仔顶和猫身山边刚好是南乡三燉狮石等数个生产队的耕作区，人员流动十分密集和频繁，经常有破坏和纠纷发生。40年来是刘苏一家人呕心沥血地保住了猫身山山林和山根。只要有响声和其他作业，我们听到后就马上前去了解情况和制止他人破坏行为。2019年10月，政府征收被告的石仔顶(肥佬肚)、猫身山、下西坑等地、旱地134.8274亩时，其中有被告分给刘苏一家人管理的石仔顶山林、山地旱地92.4643亩纳入了征收范围，青苗按每亩25000元给予补偿，并将青苗补偿款支付到了六都村委的账户代管。按照92.4643亩计算的青苗补偿款应为2311607.5元。原本原告考虑只要青苗补偿款1800000元，留给被告511607.5元，希望被告能做好各方调解工作并互相理解，但由于被告的一意孤行阻挠，所以本人刘永恒要求被告必须把2311607.5元全部支付给刘苏一家人。原告刘永恒在庭审中明确：同意原告刘友和刘桂容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将征地青苗补偿款2311720元支付给原告刘友和刘桂容。被告西坑村民小组辩称，一、西坑村民小组并无公章、无账户、无组织机构代码证、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无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因此，能否作为本案适格被告，请法院依法审查处理。二、本案涉及的是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各项补偿费用的分配问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七款：“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7）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广东省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各项补偿费管理办法》第6条第二款：“集体所有的土地征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和收益分配办法，必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报乡级人民政府备案”的规定，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应由村民开会讨论并作出决议。为此，西坑村民小组在2019年10月17日专门召开了村民会议，该会议是在六都镇政府以及六都村委会的组织和见证下进行的，由原村民小组长刘建强（本案原告的亲兄弟）进行主持，主要讨论是否同意征地以及征地所产生的土地补偿和青苗补偿的归属及分配问题。会上由本案原告之一刘永恒提出土地补偿以及青苗补偿统一归集体所有、不归种植户个人的方案，同时也由本案原告之一的刘友提出要求适当补偿种植户的方案，最后经过全体参会人员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形成了《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明确：青苗款归集体所有、不能归种植户个人；所有征地款由村民会议通过分配；个人种植的青苗补偿由生产队集体请评估公司评估青苗价值，按评估公司评估价格补偿种植户。村民大会是村民集体自治的体现，是集体进行民主决策的最合法有效手段，会议经过了全体村民小组成员参与，超过三分之二的参会人员同意并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决议，全体村民小组成员均应当接受其约束。三、在通过《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基础上，全体村民小组成员才同意土地征收并在《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上签名。如果不是形成了“青苗款归集体所有、不能归种植户个人”这一决议，全体村民小组成员肯定不会同意土地征收。也就是说，村民会议就征收补偿分配方案所形成的《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是《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成立的必要前提条件，征收部门要求在签订征地协议前召开村民会议就分配方案形成决议，并且把村民会议决议——《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与《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原件同步收回政府备案，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刘全、刘友、刘永恒、刘建强作为本集体组织成员，参加了该会议，甚至连青苗费归集体以及适当补偿种植者的方案都是由其一家人提出的，经过充分讨论后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形成了《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虽然刘友、刘全、刘永恒、刘建强为了一己私利并未签字，但其后在《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已经充分说明了其四人均认可《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分配方案，否则不可能在《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上签字。同时，《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的乙方即被征收方是西坑村民小组，也是村民小组开会一致通过后才签的，如果青苗费补偿是给个人的，那么关于青苗款补偿的协议就只需要跟个人签了，被征收方即乙方就不会是西坑村民小组了，这也印证了连征收单位即政府也认可《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中关于青苗费归集体的分配方案。四、实际上土地的补偿款以及水田、鱼塘的青苗补偿款均已经按照《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这一村民会议决议，收归集体所有后按照在册人口数量平均进行了分配。在已经分配的水田、鱼塘的青苗补偿款中，各家各户所承包的面积也有多有少，而且水田全部都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水田青苗的价值也比山地要高得多，涉案山地没有承包经营权证、种植物价值也低，在此情况下全体村民小组成员均一致同意按照《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决议内容执行，对青苗款统一平均进行了分配。包括刘全、刘友、刘永恒、刘建强在内的全体村民小组成员均已经实际按照《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分配方式收取了土地补偿款和除山地外的青苗补偿款，其实际提供账户并收取款项的行为也证实其四人是同意和认可《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分配方案的。即全部村民小组成员均已同意《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决议内容并实际收取了补偿款项。五、《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经过全体村民充分讨论后制定了“个人种植的青苗补偿由生产队集体请评估公司评估青苗价值，按评估公司评估价格补偿种植户”的方案，是非常合理的，也印证了该村民会议决议对本次土地征收的各项补偿费用的分配具有约束力。因为本来这些集体土地就是种有作物的，并非光地，而所种植的作物原来都是集体所种下的，即使后来种植者有将部分土地重新种植，那也是在砍掉了原来集体所种植作物的基础上才能重新种植的，这个方案既考虑了集体利益，也平衡了个体利益，更加公平合理，也是集体决策所形成的，对村民小组成员具有约束力。六、实际上从征收前期启动直到现在诉讼的整个过程，都是刘友、刘全、刘建强、刘永恒一家人处心积累的陷阱。刘建强作为原村民小组长，一手主导征地的各项沟通工作，自己带政府去量山，未经过其他村民参与，征收土地的相关资料，刘建强作为当时村民小组长，理应在征收前将这些资料向村民作出公示，但实际上刘建强从未公示过究竟哪些土地属于集体、哪些土地已经承包了、各家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和位置等等数据，弄得村民直至要签署征地协议却还是糊里糊涂的，而实际上其他村民原来根本都不想被政府征收土地，只是当时刘建强一家人拼命做村民工作，推动征收工作进展，2019年10月17日的村民会议便是刘建强组织的，当时刘永恒提议青苗补偿款归集体、刘友提出适当补偿种植者，最终经过全体村民充分讨论一致形成决议，但其一家人作为村民会议的主要参与人和推动人，却故意不签字，等到征收款下来后，刘建强还组织其他村民按照2019年10月17日的村民会议决议将土地、水田、鱼塘的补偿款拿出来进行了平均分配，刘友、刘全、刘建强、刘永恒一家人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些款项，却在收到之后就起诉要求剩下的青苗补偿款全部分给他一家人。回看这一过程，这一家人在利用刘建强担任村民小组长清楚知道征收内情的前提下，积极做工作劝服其他村民同意征收，积极推动村民开会通过征收方案，却故意不签字，收到其他村民的分配款后转头起诉要求拿剩下的钱，这种做法完全是以权谋私、损害集体和其他村民利益的行为，不应获得保护。七、刘友、刘苏承包的只有石仔顶的旱田以及旱地约5亩，冯三、冯水群管理松树所附着的山地并不包含在2005年3月16日签署的《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内。首先，2005年3月16日签署的《合同》明确约定承包的是旱田和旱地，并无山地；其次，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是生产队为了配合当时刘苏、刘友诉讼而制作的，目的是避免该土地落入非集体组织成员手上，并非真实的情况，当时的六都镇司法所对《补充合同》落款人所做的调查笔录也证实该《补充合同》并非真实的；最后，纵观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的条款，也无法得出生产队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松树所附着的约25亩山地是包括在刘苏、刘友的承包范围内这一结论的，第一条条款所画四至图只是表明了石仔顶旱田、旱地的位置，并无确认方框内西坑生产队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松树所附着的山地属于承包范围内，方框内只是强调了“松树已经分给冯三、冯水群两人，山权归生产队所有，面积约25亩”，第二条条款也只是强调山权属于西坑生产队所有，并无确认西坑生产队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松树所附着的山地属于承包范围内，第三条条款也无法明确西坑生产队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松树所附着的山地属于承包范围内。而当初（2007）云中法民一终字第234号案件，并未审理刘苏、刘友承包的四至范围，只是以该案上诉人刘新华无证据证明冯三、冯水群对山地具有承包经营权为由驳回了上诉。因此本案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重点重新审查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的效力以及条款。八、刘苏、刘友自行与刘桂容签订的《租山合同》，是其家庭成员内部自行签署的，并无向答辩人报备，西坑村民小组及其村民均对此毫不知情，因此西坑村民小组对此是不认可的，西坑村民小组只是与刘苏、刘友存在石仔顶约5亩的旱田以及旱地的承包关系，刘桂容以承租人身份主张权利的，应以刘苏、刘友为对象，自行内部处理，与西坑村民小组无关。而且刘桂容并非本集体成员，刘苏、刘友擅自将土地转包给刘桂容，并未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签订合同应为无效，当时刘苏、刘友本人在其与刘金洪的（2008）云县法民初字第89号案件中就是以自己发包给刘金洪的承包协议未经西坑村集体经济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而提出承包协议应属无效的观点，同类理由也当然适用于刘桂容。九、西坑村民小组认为刘苏、刘友自行与刘桂容签订的《租山合同》是虚假的，是为了诉讼而伪造的证据，应追究其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理由如下：1、刘苏、刘友、刘桂容作为一家人，刘苏、刘友在2005年3月16日签订了《合同》，却在同一日马上将土地全部转包给刘桂容，而且还转手赚取差价，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2、刘苏在《租山合同》上的签名与其在2005年3月16日的《合同》上签名明显不一致，非同一人所签，同一天签的字，笔迹却明显不一致；3、从2005年至2020年的每年都开收据，这在一家人内部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收据编号也出现了编号在后却落款日期在前的明显伪造的现象；3、无论是2005年3月16日的《合同》，还是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或者是《租山合同》，其内容上都从未出现过“肥佬肚”的山名，但从2005年开始的收据就特意注明“肥佬肚”山名，而且十几年的收据每一年的字迹、字体大小、字样、位置布局均完全一致，这明显是造假，为了诉讼而伪造证据。十、涉案山地的确有原告种下的一些作物，但也有以往集体种下来的作物，而且原告也是在将集体原有的松树以及集体一起种下的万京子等作物擅自砍掉的基础上才种下新作物的，也就是说青苗补偿款里面肯定有集体的利益，而如前所述，就青苗补偿款如何分配处理问题已经过村民开会一致通过，且已经考虑了种植户的利益，按照山地里种植户实际种植情况进行评估来补偿，这个方案很合理，应该执行。综上，在与政府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前，村民召开会议就补偿分配方案形成了决议，最终分配方案也是在本案原告的参与和提议下确定的，也已经实际按照该方案对除本案以外的其他青苗补偿款收归集体后进行了平均分配，本案原告刘友、刘永恒收取其他青苗补偿款以及在征收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就视为其已经认可了村民会议决定的分配方案。村民开会通过的分配决议是村民同意政府征地行为的初衷和前提，否则村民不可能签字同意征收。本案原告现在提起诉讼的行为属于背信弃义的行为，如果获得支持，将导致后续一系列问题出现，本村的其他村民甚至其他涉及本次征收的村集体都会要求重新分配已分配的青苗补偿款，形成很恶劣的示范效应。而在分配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相当于当时签订征收协议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本村村民甚至其他涉及到征地的村集体，都会推翻这次政府的征地行为、收回土地，后果将不堪设想。故希望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刘友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拟证明原告刘友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合同》《补充合同》《收据》，拟证明1.被告将石仔顶（又称肥佬肚）的30亩山地、旱地租赁给原告承包，并约定如果政府征收，青苗补偿款归原告所有；2.原告支付承包山地、旱地租金的事实。证据3.《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征收土地测绘图》，拟证明1.政府征收了被告山地、旱地、水田；2.政府征收被告的山地、旱地134.8274亩当中包括了被告分给原告管理种植的山地、旱地在内的92.4688亩；3.政府征收被告的山地、旱地时青苗统一按25000元/亩进行补偿。证据4.《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于1980年已将山地、松树分给各农户管理。证据5.现场照片和视频光碟，拟证明原告承包山地、旱地的面积和种植树木的情况。证据6.《人民调解终结书》，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就青苗补偿款分配调解不成。证据7.青苗面积及分布图，拟证明刘友、刘桂容、杨石辉、刘建强在石仔顶的柑桔树、桉树等青苗面积为92.4688亩。证据8.《青苗补偿签领表》，拟证明1.贝融公司因征用之前征收山林的土地建砖厂给西坑村村民刘建强青苗补偿款3240元；2.该项目给刘友的合作伙伴杨锐强补偿青苗补偿款5610元。由此证明之前征收山地的青苗补偿款应归种植者个人所有。证据9.证人陈协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涉案石仔顶的果树包括砂糖桔、荔枝、龙眼、黄皮及桉树，由刘友和刘桂容等人种植管理。证据10.证人陈平的证人证言，拟证明约在2005年底，陈平受刘友、刘桂容雇请在石仔顶山上修筑了一条宽3米、长约1.5公里的公路，还为刘友等人挖水池和修建房屋平整土地。证据11.证人杨迪文的证人证言，拟证明从2005年起，杨迪文受刘苏儿子刘友等人聘请到涉案的石仔顶山造林，种植砂糖桔等果树和桉树，种植面积大约在100亩左右。证据12.证人杨桃新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15年前受到刘友等人聘请到涉案石仔顶山造林，大面积种植砂糖桔、贡桔、龙眼、荔枝等果树，面积大概100亩左右。证据13.证人龙其芳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2007年至2017年间，受刘友等人聘请到石仔顶山种植砂糖桔等果树。证据14.证人黄**容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2008年至2013年间，受刘友等人聘请到石仔顶山种植和打理果树，主要负责砂糖桔的种植、摘果、喷虫、除草等。证据15.证人罗才英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在1988年曾向刘苏租用猫身山和石仔顶山的松树钩松香（采集松脂）；2.从2005年起刘友、刘桂容等人在石仔顶山种植了大量砂糖桔、荔枝、龙眼、油茶树等；3.罗才英及其妻子在石仔顶山帮助刘友等种植和管理果园。证据16.杨石辉和刘建强的《声明》，拟证明两人在云发测绘图有两个人种植的面积，他们和刘桂容一起种植果木，他们均表示放弃该份额的权利，转由刘桂容获得该青苗补偿款的份额。原告刘桂容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身份证，拟证明原告刘桂容的主体资格。证据2.《合同》《补充合同》，拟证明刘苏、刘友向西坑生产队（村小组）承包了石仔顶的山地种植果树和树木，租期为2005年3月15日至2025年3月16日。证据3.《租山合同》，拟证明刘桂容向刘苏、刘友承租其承包的西坑生产队(村小组)位于石仔顶的山地，进行种植经营，租期为20年，即从2005年3月16日。证据4.《租金收据》，拟证明自2005至2020年刘桂容向刘苏、刘友交了石仔顶山地的租金共计人民币33200元，后三年征地减少了一部分面积，所以租金也减少了。证据5.青苗面积及分布图，拟证明刘友、刘桂容等人在石仔顶的砂糖桔树、荔枝、龙眼树、桉树等青苗面积为92.4688亩。证据6.《青苗补偿签领表》，拟证明1.贝融公司因征用之前征收山林的土地建砖厂给西坑村村民刘建强青苗补偿款3240元；2.该项目给刘友的合作伙伴杨锐强补偿青苗补偿款5610元。由此证明之前征收山地的青苗补偿款应归种植者个人所有。证据7.证人陈协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涉案石仔顶的果树包括砂糖桔、荔枝、龙眼、黄皮及桉树，由刘友和刘桂容等人种植管理。证据8.证人陈平的证人证言，拟证明约在2005年底，陈平受刘友、刘桂容雇请在石仔顶山上修筑了一条宽3米、长约1.5公里的公路，还为刘友等人挖水池和修建房屋平整土地。证据9.证人杨迪文的证人证言，拟证明从2005年起，杨迪文受刘苏儿子刘友等人聘请到涉案的石仔顶山造林，种植砂糖桔等果树和桉树，种植面积大约在100亩左右。证据10.证人杨桃新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15年前受到刘友等人聘请到涉案石仔顶山造林，大面积种植砂糖桔、贡桔、龙眼、荔枝等果树，面积大概100亩左右。证据11.证人龙其芳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2007年至2017年间，受刘友等人聘请到石仔顶山种植砂糖桔等果树。证据12.证人黄**容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2008年至2013年间，受刘友等人聘请到石仔顶山种植和打理果树，主要负责砂糖桔的种植、摘果、喷虫、除草等。证据13.证人罗才英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在1988年曾向刘苏租用猫身山和石仔顶山的松树钩松香（采集松脂）；2.从2005年起刘友、刘桂容等人在石仔顶山种植了大量砂糖桔、荔枝、龙眼、油茶树等；3.罗才英及其妻子在石仔顶山帮助刘友等种植和管理果园。证据14.《六都村委西坑村青苗补偿表》，拟证明西坑村民小组负责人及村民代表确认案涉征地项目西坑队有134.8274亩的山地果树青苗补偿面积，补偿单价为每亩25000元，补偿金额为3370685元。原告刘永恒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拟证明原告刘永恒的主体资格。证据2.《六都村委会西坑村贝融土地储备征用地价款分配》，拟证明征地山地土地补偿已分配无争议，水田和水田上作物队员也已经分钱，就只剩猫山和石仔顶的青苗补偿款被告未分给原告一家人。证据3.西坑山林现况，拟证明西坑村民小组山林管理真实情况，除了猫山的松树外，每家每户已经根据自己管理的松林范围，把松林砍成光山后，并自行在原来松树的地方种上桉树自行管理，西坑村民小组山林管理权一直并没有争议。刘苏一家人是从1980年就对猫山和石仔顶顶山林有种植和管理权。证据4.西坑村民小组山林情况光盘，拟证明西坑村民小组山林管理真实情况。每家每户已经根据自己管理的松林范围，把松林砍成光山后，并自行在原来松树管理地方种上桉树的自行管理，每家每户依然是根据分松山(即原来松林地方和松林大小)进行松山前一样管理情况，西坑队山林管理权一直并没有争议。证据5.签订《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实拍照片，拟证明当时协议没有三分之二村民签名，所以该协议是无效的。被告西坑村民小组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拟证明1.当时政府是要求在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前，村民须开会确定好分配方案，因此就在镇政府以及村委会人员的组织和见证下，在2019年10月17日专门召开了村民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征地以及征地所产生的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的归属及分配问题。会议由原村民小组长刘建强（本案原告的亲兄弟）进行主持，会上由刘永恒提出土地补偿款以及青苗补偿款统一归集体所有、不归种植户个人的方案，同时也由刘友提出要求适当补偿种植户的方案，最后经过全体参会人员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形成了《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协议明确：青苗款归集体所有、不能归种植户个人；所有征地款由村民会议通过分配；个人种植的青苗补偿由生产队集体请评估公司评估青苗价值，按评估公司评估价格补偿种植户。2.在2019年10月17日通过《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基础上，全体村民小组成员才同意土地征收并于次日2019年10月18日在《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上签名。3.《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经过全体村民充分讨论后制定了“个人种植的青苗补偿款由生产队集体请评估公司评估青苗价值，按评估公司评估价格补偿种植户”的方案，是非常合理的，也印证了该村民会议决议对本次土地征收的各项补偿费用的分配具有约束力。4.《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不单只是村民会议的记录，还有六都镇政府副镇长黄彩锋、六都镇政府负责征地的工作人员董运生、六都村委会工作人员陈志坚参与并见证的，原件还被征收单位连同征地协议一并拿走去上报备案，由此可见其属于征地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是确定征地各项补偿款分配的有效纲领。证据2.《六都村委会西坑村贝融土地储备征用地价款分配》《租赁合同》，《六都村委会西坑村贝融土地储备征用地价款分配表》拟证明水田、鱼塘的青苗补偿款都是按照人头平均核算并分配的，《租赁合同》拟证明刘树带向生产队租用鱼塘，该鱼塘也在本次征地范围内，但对应的青苗补偿款也已经实际按照人头平均核算并分配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土地的补偿款以及水田、鱼塘的青苗补偿款均已经按照《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这一村民会议决议，收归集体所有后按照在册人口数量平均进行了分配。证据3.《严正声明》，拟证明村民小组成员都认为须按照《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的决议内容进行青苗补偿款项的分配，而且这是村民同意征地的前提，如果最终无法执行《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确定的分配方案，村民将要求重新分配，甚至推翻征地行为、收回土地。证据4.照片，拟证明涉案山地上并未如原告所称由原告种植满了作物，实际上仍是以以往集体所种下的松树为主，兼具很多杂树，法院去现场一看就知道原告所称并非事实。而既然是以往集体所种下的，青苗补偿款本来就应当归属集体所有，就青苗补偿款如何分配处理问题已经过村民开会一致通过，且已经考虑了种植户的利益，如果原告真的在涉案山地上种植过一些作物，那可以按照其实际种植情况进行评估来补偿，这个方案很合理，应该执行。证据5.《征地测绘图》，拟证明该图是从政府处调取的、真正反映征地范围的测绘图，原告所提供的标注有其名字和面积的测绘图都是其单方制作的，并非真实，也无任何公信力。通过该征地图可以看出，集体水田和鱼塘虽然都已经发包给各村民，但都已经实际按照《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确定的分配方案按人头平均做了分配，唯独是集体山地，因为刘建强、刘友、刘永恒、刘全四兄弟的见利忘义行为，导致暂无法分配，损害了村民和集体利益。证据6.《情况说明》《证明》《调查笔录》，拟证明当时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只是为了诉讼而制作的，并非真实的，从当时六都镇司法所对《补充合同》落款人刘树森和刘三的调查可知，其两人并未在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上签字，且刘苏、刘友承包的石仔顶旱田、旱地范围并不包括生产队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松树所附着的山地。当时（2007）云中法民一终字第234号案件的判决理由是上诉人刘新华无法证明冯三、冯水群有山地的承包权，并未对此证明和调查笔录做否定，本案与另案侧重点不同，应该重新审查2006年3月18日的《补充合同》的效力。根据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和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和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和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世纪80年代西坑村民小组落实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刘苏户有王五、刘苏、卢木飞、刘建强、刘结文、刘爱连、刘全和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共十人，均属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成员。2005年3月16日，西坑生产队（即现被告西坑村民小组）与刘苏、原告刘友签订一份《合同》，约定：“1.把石仔顶旱田和西坑生产队的所有旱地承包给刘苏、刘友，承包期限为二十年，从2005年3月15日起至2025年3月16日止；2.每年的承包款为1000元，每年的承包款保证在每年先交款后生产；3.如果国家征用时，不得有任何借口阻止征用，只有青苗款由承包者收入，生产队不得干涉，土地属生产队所有……”。同日，刘苏、原告刘友与原告刘桂容签订一份《租山合同》，约定刘苏、原告刘友出租其所承包的位于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的山地给原告刘桂容经营种植、养殖，租金为每年2200元，期限自2005年3月15日起至2025年3月16日止，每年的3月份按时交当年的租金，如有违约，刘苏、原告刘友有权终止合同，界限为东至西坑生产队石仔顶山地，南至南乡管理区山地，西至山脚塘边，北至原西坑生产队村民冯三、冯水群分属的松树山地旁边为界。原告刘桂容于2005-2016年每年向原告刘友支付2200元作为租金，2017年-2020年每年向原告刘友支付1700元作为租金。由原告刘友每年按时向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缴纳承包款1000元。杨石辉、刘建强和原告刘桂容在原告刘桂容承租的石仔顶山上种植了部分砂糖桔、桉树、油茶树等作物。杨石辉、刘建强分别于2020年7月30日和2020年8月8日作出一份《声明》，表示属本人补偿额的青苗补偿款交由原告刘桂容办理及所有，主动放弃（不参加）本案诉讼。2006年3月18日，西坑生产队（即现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甲方）与刘苏、原告刘友（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于2005年3月16日签订山地、旱田和旱地的承包合同，补充如下协议内容：1.甲方承租给乙方的旱田、旱地、山地：石仔顶旱田、旱地约5亩，西坑生产队松树已分给冯三、冯水群两人，山权归生产队所有，面积约25亩；2.西坑生产队所辖的山地、旱地和旱田包括分给冯三、冯水群两人的松树山地，由于冯三、冯水群两人已辞世并无子继承，该松树山地的所有权归西坑生产队所有；3.鉴于西坑生产队已与刘苏、刘友签订了承包《合同》，因此，任何人无权在该松树山地、旱地和旱田耕种、种植……。2007年，本院受理了刘友、刘苏诉刘新华、第三人云安县*************民小组（原云安县***********坑生产队，即现被告西坑村民小组）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07）云县法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记载“西坑村民小组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的位于‘石仔顶’的松树所种的山地发包给刘苏、刘友……应予以确认。刘苏、刘友对西坑村民小组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的位于‘石仔顶’的松树的山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判决：刘新华停止对刘苏、刘友承包的西坑村民小组原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的位于‘石仔顶’的松树所种的山地的侵害，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清理种植在该山地的果树，将该山地返还给刘苏、刘友经营”。刘新华不服该判决，故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云中法民一终字第2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2月3日，本案涉案石仔顶山的承包人之一刘苏去世。2019年10月28日，云浮市云安区为建设项目需要,云浮市云安区******高田经济合作社签订一份《云安区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约定征用云浮市云安区******民委员会的位于云安区六都镇六都村委石仔顶、猫身山、下西坑等土地，面积为188.3696亩，其中水田53.5422亩，补偿标准为48000元/亩，补偿金额为2570025.6元；旱地134.8274亩，补偿标准为45000元/亩，补偿金额为6067233元。在协议书上，云浮市云安区******高田经济合作社作为乙方盖章确认，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人民政府和云浮市云安区******民委员会作为监证单位签章，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和原告刘友、刘永恒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其后，云浮市云安区******民委员会代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管理收到的该征地所得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在征地过程中，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人民政府委托云浮市云发测绘有限公司对云浮市云安区**************的征地的面积进行测绘，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提交的云浮市云发测绘有限公司测绘图中记载“西坑村征地红线面积188.3696亩，高田村红线面积262.9928亩”，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经济合作社、云浮循环经济工业园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在该测绘图上盖章确认，高田村代表刘木林和西坑村代表刘建强在该测绘图上签名。原告刘友提交的一份云浮市云发测绘有限公司测绘图中，标有:刘友桉树青苗8.4365亩、刘桂容桔青苗19.7699亩、杨石辉桉树青苗25.3347亩……等种植人、面积及何种青苗,图中只盖有云浮市云发测绘有限公司出图专用章,没有相关人员和相关组织、单位的签章。2019年10月17日，被告西坑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通过一份《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约定：“1.该协议由2019年10月17日起实施生效。2.政府征用青苗款归集体所有，不能归种植户个人。3.所有征收款由村民会议通过分配。4.未征收的土地归生产队统一管理和重新分配。5.生产队个人种植的青苗补偿由生产队集体请评估公司评估青苗价值，按评估公司评估价格补偿种植户。若种植户种植的青苗市场价值过高，超过青苗补偿款，则由种植户自行处理青苗，生产队不作补偿。”部分村民代表在该协议上签了名，但原告刘友、刘桂容和刘永恒均未在该协议上签名。2019年10月18日，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委高田经济合作社制作一份《六都镇六都村委西坑队青苗补偿表》，记载“1.农田、水稻、蔬菜、花生、香蕉、木瓜的补偿单价为33000元/亩，补偿面积为53.5422亩，补偿金额为1766892.6元；2.龙眼树、桉树、芒果树、砂糖桔、杂果树的补偿单价为25000元/亩，补偿面积为134.8274亩，补偿金额为3370685元。”部分村民代表及原告刘友、刘永恒在该表上签名。因原告刘友、刘桂容及杨石辉、杨炳锐认为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未向其支付涉案石仔顶山的青苗补偿款，向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要求处理调解，2020年4月30日，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云六民调字（2020）31号《人民调解终结书》，由于一方明确不接受调解，用调解方式不能促使双方达成共识，致使调解不成。另查明，涉案的石仔顶山场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山林权证。2020年7月9日，卢木飞、刘全、刘建强、刘爱连、刘结文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声明书》，明确同意在石仔顶青苗补偿款中属于刘苏遗产的份额的继承权和其本人所属的份额均转由刘友和刘桂容享有及同意由刘友和刘桂容起诉西坑村民小组主张青苗补偿款的分配权利。原告刘永恒没有在《声明书》中签名。2020年7月31日，杨石辉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声明》：本人自2008年起与刘桂容合作，在刘桂容承租的云浮市云安区**********民小组石仔顶的山地种植砂糖桔等果树，后来又种了桉树等树木，对于上述地方的果木青苗补偿款，属本人补偿额，本人全部转由刘桂容办理及所有，本人主动放弃（不参加）刘桂容等人起诉西坑村表苗补偿款一案的诉讼。2020年8月10日，刘建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声明》：本人自2010年起在刘桂容承租的云浮市云安区**********民小组石仔顶的山地种植砂糖桔等果树，后来又种了油茶等树木，对于上述地方的果木青苗补偿款，属本人补偿额，本人全部转由刘桂容办理及所有，本人主动放弃（不参加）刘桂容等人起诉西坑村表苗补偿款一案的诉讼。2020年9月4日，被告西坑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鉴定原告刘桂容提交的《租山合同》以及收据的笔迹形成时间，本院认为该鉴定申请对本案的实体处理无实际影响，故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关于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是否为适格被告的问题。被告西坑村民小组认为其没有公章、账户、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村民小组属于“其他组织”范畴，因此，西坑村民小组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是否应支付青苗补偿款给原告刘友、刘桂容或刘永恒的问题。1.2005年3月16日，被告西坑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刘苏和原告刘友作为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刘苏和原告刘友承包石仔顶的旱田、旱地。同日，刘苏、原告刘友把在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所承包的山地出租给原告刘桂容经营种植。被告西坑村民小组辩称原告刘桂容并非本集体成员，刘苏和原告刘友擅自将土地转包给原告刘桂容并未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签订合同应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第四十一条“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刘苏、原告刘友与原告刘桂容签订了《租山合同》流转涉案山地的土地经营权，未向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登记备案只产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刘苏、原告刘友和刘桂容之间签订的《租山合同》有效，本院对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2.被告西坑村民小组辩称通过召开村民会议且超过三分之二的参会人员同意并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西坑生产队征地协议》，约定“政府征用青苗款归集体所有，不能归种植户个人”，全部西坑村的村民应遵守该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的规定，该协议有违上述规定，且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告西坑村民小组的该辩解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3.刘建强、杨石辉和原告刘桂容在原告刘桂容承租的石仔顶山上种植砂糖桔、桉树、油茶树等作物，刘建强、杨石辉分别作出《声明》，表示放弃其应属份额的青苗补助款并交由原告刘桂容所有，因此涉案山地的青苗补偿款应由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支付给实际种植人即原告刘桂容。4.石仔顶山的承包人之一刘苏于2012年去世，而刘苏、原告刘友与原告刘桂容于2005年签订《租山合同》，刘苏去世时石仔顶山已由承租人即原告刘桂容在种植经营。原告刘永恒、刘友主张其享有刘苏在石仔顶山青苗补偿款的继承权，因本案青苗补偿款无需支付给刘苏，即不存在继承法律关系，因此对原告刘永恒、刘友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石仔顶山争议面积和争议青苗补偿款额的问题。1.争议面积。（2007）云县法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刘苏、刘友对西坑村民小组分给冯三、冯水群管理的位于‘石仔顶’山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被告西坑村民小组与刘苏、原告刘友签订的《补充合同》中明确载明石仔顶旱田、旱地约5亩和西坑生产队分给冯三、冯水群两人管理的山地、旱地和旱田约25亩属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所有并承包给刘苏和原告刘友。因此，刘苏、原告刘友对石仔顶山上述约30亩的山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刘苏和原告刘友把该山地的经营权转租给了原告刘桂容，原告刘桂容依法享有该约30亩山地的承租权。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主张被告西坑村民小组支付另外62.4688亩石仔顶山地的青苗补偿款，虽然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提供了一份云浮市云发测绘有限公司测绘图标有:刘友桉树青苗8.4365亩、刘桂容桔青苗19.7699亩、杨石辉桉树青苗25.3347亩……等字样,但该测绘图只盖有云浮市云发测绘有限公司出图专用章,没有相关人员或相关组织、单位的签章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该62.4688亩石仔顶山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承租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支持涉案的石仔顶山地面积按30亩（5亩+25亩）计算。2.争议青苗补偿款额。根据《六都镇六都村委西坑队青苗补偿表》的约定，种植龙眼树、桉树、芒果树、砂糖桔、杂果树的补偿单价为25000元/亩，因此本案的青苗补偿款应为25000元/亩×30亩=7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浮市云安区*************民小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支付青苗补偿款750000元给原告刘桂容；二、驳回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294元（该款原告刘友、刘桂容、刘永恒已预交），由被告云浮市云安区*************民小组负担8206元，原告刘友、刘桂容共同负担170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建新人民陪审员  卢嘉尧人民陪审员  吴永钧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阮思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第四十一条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