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17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杨某，局长。委托代理人：林某，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曾某某，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鲁某某，厅长。委托代理人：杨某、孙某某，均系该厅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住所地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徐某某，院长。委托代理人：钟某某、卢某，均系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广州市环境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广东省环境厅)因环保行政处罚与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60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3日，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作出穗环办[2018]30号《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广州市环境监测常规、指令性工作任务表的通知》，要求广州市各区环保局、南沙区环保水务局、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按照广州市环境保护局编制的《2018年广州市环境监测常规、指令性工作任务表》进行监测。原告中大肿瘤中心被列入广州市二级以上医院监督性监测任务表范围内。2018年9月18日，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理站（即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前往原告中大肿瘤中心1号楼水口和2号楼水口的外排污水进行监督性监测，并于当日在上述地点的废水排污口完成现场废水取样，原告污水处理站行政主管“曹炽华”陪同采样过程。监测现场所制作的《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和《污染源监测检查现场记录》载明“监测项目废水，多个独立排放口，现场已拍照，全程由受测单位人员陪同监测。排放口名称1号楼水口、2号楼水口，样品保存条件冷藏”。原告污水处理站行政主管“曹炽华”在记录表上对上述内容签字确认。2018年9月20日，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作出（越）环监污字2018第JD041号《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涉案《监测报告》）显示：1号楼水口外排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437mg/L、悬浮物浓度为179mg/L，粪大肠菌群数为350000MPN/L；2号楼水口外排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92×103mg/L、悬浮物浓度为436mg/L、PH为9.51，均超过《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规定的排放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浓度为250mg/L、悬浮物浓度为60mg/L、大肠菌群数为5000MPN/L、PH为6-9）。2018年12月21日，原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原越秀环保局）对原告委托的曹炽华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曹炽华表示对《监测报告》的监测结果无异议，并在上述笔录中写明“情况属实”签名确认。2019年2月2日，原越秀环保局向原告作出越环听告〔2019〕3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违法的事实、理由、处罚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原告收到该告知书后,向原越秀环保局提出听证申请。原越秀环保局于2019年4月15日举行了听证会。原告在听证会上陈述取样当天，现场监测采样人员未出示有效证件，也未说明采样目的，具体采样工作由原告污水处理站人员实施，并非由监测人员进行采样的，运营人员难以保证采样符合规范。因此，涉案《监测报告》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同一时间取样的第三方监测报告和原告平时自行监测均达标，被告仅依据涉案《监测报告》认定原告废水排放超标，缺乏相应的证据链。2019年6月18日，原越秀环保局作出越环罚[2019]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1号楼、2号楼水口外排污水的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粪大肠菌群数、PH超标排放,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责令原告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70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于2019年8月2日向被告广东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广东省环境厅经审查后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粤环行复[2019]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诉讼中，原告申请了证人出庭，证人指出取样检测时取样程序违法。被告广州市环境局提供的现场照片仅能证明取样现场的情况，没有提供取样记录或取样过程等相关证据。另查，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是原越秀环保局下属事业单位，负责技术监测工作。原越秀环保局更名为广州市环境局越秀区分局，是被告广州市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6.1.3.5采样频率：每4小时采样1次，一日至少采样3次，测定结果以日均值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5.2.1.5排污单位如有污水处理设施并能正常运转使污水能稳定排放，则污染物排放曲线比较平稳，监督监测可以采瞬时样;对于排放曲线有明显变化的不稳定排放污水，要根据曲线情况分时间单元采样，再组成混合样品。正常情况下，混合样品的单元采样不得少于两次。如排放污水的流量、浓度甚至组分都有明显变化，则在各单元采样时的采样量应与当时的污水流量成比例，以使混合样品更有代表性。5.2.2.4实际的采样位置应在采样断面的中心。当水深大于1m时，应在表层下1/4深度处采样;水深小于或等于1m时，在水深的1/2处采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1.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水样从容器的准备到添加保护剂等各环节的保存措施以及样品的标签设计、运输、接收和保证样品保存质量的通用技术。本标准适用于天然水、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等。当所采集的水样(瞬时样或混合样)不能立即在现场分析，必须送往实验室测试时，本标准所提供的样品保存技术与管理程序是适用的。4.样品运输：水样采集后必须立即送回实验室，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每个项目分析前最长可保存时间，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在现场工作开始之前，就要安排好水样的运输工作，以防延误。……装有水样的容器必须加以妥善的保存和密封，并装在包装箱内固定，以防在运输途中破损，保存方法见表1-表3，除了防震、避免日光照射和低温运输外，还要防止新的污染物进入容器和沾污瓶口使水样变质。……。表1物理、化学及生化分析指标的保存技术。序号6“悬浮物”，采用“P或G”容器保存，其保存方法为“1-5℃暗处”；序号12“化学需氧量”，采用“G”容器保存，保存方法为“用H2SO4酸化，PH≤2”，如采用“P”容器保存，保存方法“-20℃冷冻”；序号21“氨氮”，采用“P或G”容器保存，其保存方法为“用H2SO4酸化，pH≤2”。表2生物、微生物指标的保存技术中“细菌总数、大肠菌总类、粪大肠菌、粪链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等”采取“灭菌容器G”的保存方法为1-5℃冷藏。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作为辖区内环境保护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水污染环境防治负有监督管理及处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下列环境监测活动的管理：……（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年2月27日作出的2007年第16号公告《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解释》规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排放标准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必须执行。遵守排放标准是排污单位法定义务。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限值等是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的技术依据，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环保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18年11月5日作出的《关于环境行政处罚即时采样问题的复函》（环办法规函〔2018〕1246号）载明：“现场即时采样是指现场检查时可以取一个样品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该样品的采集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本案中，原告是医疗机构，生产经营中产生废水等污染物，应当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被告作为环境监测管理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但样品的采集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环境行政处罚证据，主要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和计算机数据、当事人陈述、监测报告和其他鉴定结论、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形式。证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三十四条规定：“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本案是广州市环境局在年度监督性检查中,根据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认定原告存在污水排放超标的违法行为进而对其进行处罚。现原、被告双方关于处罚事实部分的争议主要集中于监测机构在采取监督过程中，监测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检测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对“水样从容器的准备到添加保护剂等各环节的保存措施以及样品的标签设计、运输、接收和保证样品保存质量等程序作了技术规定。附表1、2中对物理、化学及生化分析指标的保存技术、生物、微生物指标的保存技术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表1序号6“悬浮物”，采用“P或G”容器保存，其保存方法为“1-5℃暗处”；序号12“化学需氧量”，采用“G”容器保存，保存方法为“用H2SO4酸化，PH≤2”，如采用“P”容器保存，保存方法“-20℃冷冻”；序号21“氨氮”，采用“P或G”容器保存，其保存方法为“用H2SO4酸化，pH≤2”。表2生物、微生物指标的保存技术中“细菌总数、大肠菌总类、粪大肠菌、粪链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等”采取“灭菌容器G”的保存方法为1-5℃冷藏。本案中，被告广州市环境局没有提供取样记录或取样过程的相关证据，其提供的现场照片仅能证明取样现场的情况；从监测现场制作的《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反映情况来看，监测人员虽在《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中注明“保存条件”为“冷藏”，但并未能证实监测人员在监测采样环节中已按照上述技术标准的要求履行样本保存的情况。鉴于污水样品取样、保存措施会影响样品水质变化，从而影响涉案《监测报告》最后定论。在此情况下，被告依据涉案《监测报告》对原告作出的越环罚（2019）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由于被告广州市环境局作出的越环罚（2019）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事实依据，故被告广东省环境厅作出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被诉复议决定亦属不当，也应一并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广州市环境局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二、撤销被告广东省环境厅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广州市环境局与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为两个独立的机构，各司其职，原审判决混淆了两者的工作职责，从而加重了广州市环境局对涉案《监测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和举证责任。广州市环境局按照现行环保法律规范等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和查证，本案中，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取得了国家及行业规定的监测资质，现场采样的监测人员均持有《行政执法证》《广东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合格证》，涉案《监测报告》的制作、出具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监测人员在污水取样过程制作了《污染源监督检查现场记录》《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名确认，广州市环境局已履行了审查义务，监测站依法能够对监测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监测等环境监测过程是否真实准确负责。原审判决加重了广州市环境局的审查义务和举证责任。二、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已对现场监测程序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充分的举证，所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可以相互印证广州市环境局依法履行了现场检查义务以及被上诉人存在超标排放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以取样样本保存并非“冷藏”为由主张取样程序不合法，并以此推翻涉案《监测报告》的结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涉案《监测报告》并非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违法事实的唯一证据，而是与《污染源监督检查现场记录》《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执法监察大队调查询问笔录》《越秀区环保局行政处罚听证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互相印证，证实在监测取样时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场，并对污水取样的样本签字确认，取样检查程序合法。三、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无需另行证明样品保存情况，行政诉讼程序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不应比刑事诉讼程序更为严苛。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广东省环境厅上诉称：一、涉案《监测报告》形式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涉案《监测报告》载明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必须载明的事项，具备合法形式，证据来源合法。二、涉案《监测报告》符合计量认定和监测规范等要求，不存在违反技术规范的情形。三、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在处罚程序和复议程序中均未就涉案《监测报告》是否以及如何违反技术规范提出主张及事实根据，若认定行政机关应当对涉案《监测报告》全流程合法性、合技术规范性负有举证责任，明显不符合常理。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无需另行证明样品保存情况，行政诉讼程序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不应比刑事诉讼程序更为严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二审答辩称：被上诉人作为公立三甲医院，配备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备，并聘请了专业环保公司负责运行维护，废水排放符合标准。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在2018年9月18日进行监督时，监测人员没有亲自收集水样，样本保存没有冷藏，由于执行程序违法，所作出涉案《监测报告》不能作为被诉处罚决定的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被上诉人系广州市重点排污单位，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多次组织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和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其的医疗废水排放情况进行不定期监测，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对被上诉人开展了6次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为1次达标，5次超标。针对被上诉人2017年8月1日废水超标排放行为，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越环罚［2018］63号行政处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规定，责令被上诉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28986.40元。2018年9月18日上午10时许，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受原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到被上诉人处开展当年下半年的常规环境监督监测，在被上诉人行政主管曹炽华全程陪同下，监测人员曾某青、温某鸿完成了监督监测和对排放口污水取样工作，现场制作的《污染源监测检查现场记录》及现场照片记载了被上诉人在1号、2号楼设有污水处理站，该两处污水排放口设置排放口标志，被上诉人在日常经营中产生的医疗废水、餐饮废水经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通过次氯酸钠、一级生化池、二级生化池、臭氧消毒等工艺(工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道，监测当天环保设备运行正常。《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载明对于1号、2号楼两处污水排放口进行废水采样的具体信息，内容分别为：采样时间“10：10、10：20”；样品编号“FS1809006I、FS1809006Ⅱ”；样品份数“6、5”，颜色“淡黄、淡白”；气味“微异、无”；浮油“无、无”；废水检测项目均包含“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悬浮物、PH、氨氮、粪大肠菌群数”等5项内容外，1号楼排放的污水还需检测“总余氯”；样品描述均为“完好”；保存条件均为“冷藏”。现场采样签名“曾某青、温某鸿”；质控样品管理“陈某龙”；接样“余某梅”。在该表上曹炽华作为被上诉人污水处理站的行政主管签字确认由其全程陪同监测，对所采样品及现场监测工作无异议。现场监测工作完成后，监测人员曾某青、温某鸿立即将提取的水样送至相距约6公里的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该站样品管理员余某梅对此次取样的水样进行清点和检查，办理交接手续，校核人员陈某龙对此次监测记录、现场照片、交接表的工作进行校核确认。当天下午，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分析实验室李某、刘某坪、康某某、陈某等4名分析人员对此次样品进行实验分析出具原始记录和分析结果，刘某坪根据现场监测记录和各项目分析结果，编制监测报告，经湛某涛审核后由叶某新签发，于2018年9月20日正式出具涉案《监测报告》。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取得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201719111153)，检验检测能力具备水和废水、空气和废气等五大类69个83项目个能力参数。曾某青、温某鸿、陈某龙、余某梅、李某、刘某坪、康某某、陈某、刘某坪、湛某涛、叶某新均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工作人员，曾某青、温某鸿持有《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和《广东省环境监督人员上岗合格证》，陈某龙、余某梅、刘某坪、湛某涛、叶某新持有《广东省环境监督人员上岗合格证》。被上诉人持有效的排污许可证和排水证，2018年9月1号楼用水量37578吨，2号楼用水量15416吨。被上诉人称当时污水处理站工作委托给佛山市新泰隆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听证时陈述现场监测人员有佩戴证件，但未出示，现场只说采样监测，没有采样的目的用途。在原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张某杰出庭作证，张某杰陈述内容为：其作为时任佛山市新泰隆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环保设备维护人员，在2018年9月18日现场采样时在现场从事其他工作，其没有看见监测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是其同事在排污口进行取样后再倒至监测人员的瓶子内，现场没有看见保存样品的冷藏设备。以上事实有《污染源监测检查现场记录》《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监测报告》《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原审开庭笔录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过程中的告知、听证、送达程序和上诉人广东省环境厅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性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的污水取样及样本的保存、运输是否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关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采取瞬时取样方法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及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解释》(2007年第16号公告)的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设有专门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委托专业公司负责维护运行，应确保医疗废水的排放符合相关标准，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不得超标准排放。2018年9月18日上午10时许，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按照工作安排对被上诉人开展下半年常规环境监督监测工作，在确认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及设备系统正常运转后，监测人员采取瞬时取样，从被上诉人处的两个排水口污水中随机手工采集单一水样进行检测，作为判定被上诉人的污水排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的取样办法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并无不当。关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取样过程及样本保管是否符相关合技术规范要求的问题。《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调查取证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中国环境监察证或者其他行政执法证件。第三十四条规定，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依据本办法取得的环境监测数据，应当作为环境统计、排污申报核定、排污费征收、环境执法、目标责任考核等环境管理的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5.2.2.5.e.规定，污水采样记录表中应有以下内容：污染源名称、监测目的、监测项目、采样点位、采样时间、样品编号、污水性质、污水流量、采样人姓名及其他有关事项等。具体格式可由各省制定。《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2.2.3.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从采集样品后到运输到实验室期间，应在1-5℃冷藏并暗处保存。本案中，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作为环境监测专门机构对被上诉人进行常规环境监督监测，根据该站现场制作的《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污染源监测检查现场记录》、现场照片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调查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听证笔录》等证据证明，负责此次监测的人员为曾某青、温某鸿，在当时佩戴相关执法证件，被上诉人污水处理站的行政主管曹炽华作为被监测方代表全程陪同并签字确认对此次监测和取样过程没有异议，水样提取人员为该站监测人员曾某青、温某鸿，采样地点在1号、2号楼的两处污水排水口，采样时间为当天上午10：10分和10：20分，按照检测项目确定样品份数并进行编号，有对水样的外观描述，保存条件为“冷藏”等，取样结束后即运至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按照流程规定由专人负责办理接样和质控样品管理，组织开展对水样的分析监测，编写监测报告，在2018年9月20日正式出具涉案《监测报告》。故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在开展上述监督性监测过程中，主体合法，污水的取样、水样保存、交接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要求，监测数据合法有效。由于涉案《监测报告》确认被上诉人的1号、2号楼水口外排污水中存在化学需氧量浓度、悬浮物浓度、粪大肠菌群数、PH值等排放指标超出《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所规定的相应标准限值，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中，缺少提供取样记录或取样过程的相关证据，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在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监进行环境监测时监测人员没有告知监测目的，没有出示执法证明，污水的取样工作系由其员工完成，水样保管没有冷藏等多处违反技术操作规范要求的理由。经查，被上诉人是重点排污单位，每年要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在此之前有多次废水超标排放的记录，此次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是对被上诉人进行半年度常规环境监督监测，该站现场制作的《污染源监测现场记录及样品交接表》等材料证明此次监测由被上诉人专门负责污水处理的行政主管全程陪同，已知晓监测人员身份、监测内容及目的，对监测和提取水样没有异议。现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与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制作的现场记录内容不符，所提供的唯一证据是证人张某杰的证言，张某杰系被上诉人委托污水处理维护运营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明事项与被上诉人行政主管曹炽华的书面确认内容不一致，且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情况下，张某杰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督站作为专门的技术性事业单位，在自身专业技术领域内接受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委托对被上诉人实施环境监督检测，该站派出合格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测，所制作的现场记录、样品交接表等材料证实该站完成的监测工作过程和分析测试结果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被上诉人作为被监测方，如主张其监测过程未按技术规范要求操作，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而不能仅凭单方的推测置疑就予以否定。被上诉人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正）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原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制定的《广州市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穗环规字［2018］5号)附件《广州市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6.1规定，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存在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其他污染物超标1倍以上的主要裁量情节时，对应的裁量标准或措施为“废水日排放量100吨以上的，处70万元以上90万元以下罚款。”2019年2月2日，上诉人广州市环境局拟对被上诉人2018年9月18日废水超标排放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前，向被上诉人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根据被上诉人申请组织开展听证会，听取了被上诉人的陈述申辩，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被上诉人的上述废水超标排放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综合考虑被上诉人废水量、超标排放的污染物种类、超标倍数等情况，依据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责令被上诉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70万元的处理，系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广东省环境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原审判决予以撤销，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诉请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602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被上诉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杨立志审 判 员 杨 芳审 判 员 彭铁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汪姝丽书 记 员 陈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