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9民终22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支伟，男，198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东,河南千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玉,河南千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利霞，女，197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潇涵，女，199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红垒，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银生，男，198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彦军,河南董彦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支伟因与被上诉人郭利霞、田潇涵、田红垒、刘银生（以下简称郭利霞等四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8民初19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杜支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杜支伟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但上述法律条文与本案事实无关。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内容为：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本案中，杜支伟起诉的被告明确，杜支伟与郭利霞签订了购买河南涵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鸣公司）及相关资质的《协议书》，田潇涵系涵鸣公司的股东，田红垒、刘银生向杜支伟出具了关于涵鸣公司相关事项的《承诺书》，均与杜支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存在被告不明确的情形。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是对小额诉讼作出的专项规定，依据该规定作出的裁定，没有上诉权利。而本案一审裁定书载明“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内容与上述法条直接相冲突，且本案不是小额贷款的案件，适用该法条显然错误。二、一审裁定书认定杜支伟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是郭利霞等人为涵鸣公司申报施工资质时涉嫌社保、医保等造假形成，不存在任何股权争议，一审法院把案件作为股权纠纷审理，审理方向错误，产生的结果必然不公正。2018年1月30日，杜支伟与郭利霞签订《协议书》，约定郭利霞将涵鸣公司及相应资质卖给杜支伟，杜支伟依约将购买款625000元支付给郭利霞。一审法院认为杜支伟与涵鸣公司没有关系，杜支伟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按照这种逻辑，郭利霞是不是就没有将涵鸣公司交付给杜支伟，郭利霞收取的625000元应当退还给杜支伟，并承担违约金。事实上，郭利霞和杜支伟均都认可向驻马店市晨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宇公司）股权的转让就是完成了《协议书》中郭利霞的合同义务，杜支伟就收到了购买的涵鸣公司及相关的资质，故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后的涵鸣公司与杜支伟无关。另2018年12月11日，杜支伟与范某对涵鸣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及相关协议，资金交付的银行凭证，更说明杜支伟对涵鸣公司的关系，原告主体适格。郭利霞等四人辩称，杜支伟虽然与郭利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的合同签订方,但杜支伟不是股权的受让方，转让的标的公司工商登记及股权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建筑企业资质也进行了变更,目前杜支伟不是标的公司的股东,不持有公司股权,也非法定代表人,故杜支伟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返还转让价款不具有诉求主体资格。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杜支伟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杜支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杜支伟、郭利霞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判令郭利霞、田潇涵返还转让费625000元;三、判令郭利霞、田潇涵赔偿杜支伟损失145149元（含中介费、律师费、利息、主张权利的损失等，其中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6月3日，之后应当以625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息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四、判令田红垒、刘银生对上述二、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庭审中，杜支伟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撤销杜支伟、郭利霞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损失以625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3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杜支伟为处理资质发生的过路费、燃油费以及为资质的需要给相关人员支付的资料费,培训费。后在一审庭审中，杜支伟又将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解除杜支伟、郭利霞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8日杜支伟与河南高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居间协议》,约定河南高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杜支伟提供目标公司涵鸣公司,并撮合双方股权转让成功。2018年1月30日杜支伟与郭利霞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杜支伟以625000元价格自愿购买涵鸣公司100%股份,当日郭利霞签署承诺书,田红垒、刘银生在承诺人处签名。协议签订当日杜支伟向郭利霞支付定金50000元,2018年2月3日支付200000元。2018年2月8日郭利霞、田潇涵与晨宇装公司签订《涵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郭利霞将其持有的涵鸣公司80%的股权共40000000元认缴出资额、田潇涵将其持有的涵鸣公司20%的股权共10000000元认缴出资额转让给晨宇公司,并于当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涵鸣公司股东由郭利霞、田潇涵变更为晨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郭利霞变更为解某。2018年3月12日涵鸣公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解某。2018年12月11日解某与范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解某将其持有的涵鸣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范某,股权转让款为720000元。协议签订后范某向解某支付520000元,2018年12月12日解某为范某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涵鸣公司股东变更为范某、杜某、赵某,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范某。现杜支伟称因涵鸣公司的企业资质无法完成变更登记,造成其与范某之间协议解除并退还520000元股权转让款,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涵鸣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解某,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解某持有该公司股权70%,王某持有该公司股权30%。一审法院认为，杜支伟虽与郭利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但涵鸣公司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显示股权受让方为晨宇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解某,涵鸣公司的建筑企业资质变更登记后的法定代表人亦为解某。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工商登记等证据显示,杜支伟非涵鸣公司的股权持有人,亦不是涵鸣公司的股东,杜支伟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杜支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501元,原告杜支伟不予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杜支伟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杜支伟提交证据，从“天眼查”查询的河南梧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查询单,证明目的：河南梧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变更前为晨宇公司。当时晨宇公司的股东是杜某一和杜某二,杜支伟与杜某一系父子关系,与杜某二系姑侄关系。杜支伟收购涵鸣公司后将公司交给由其父亲和姑姑完全持股的晨宇公司进行管理。郭利霞等四人的质证意见，对杜支伟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股东与法定代表人、法人行为均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其行为也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股东作为民事主体存在，与杜支伟之间系不同的民事主体,具有亲属关系也不影响民事主体实施民事行为，两者不产生必然的关联性。本案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到的股权转让主体与杜支伟无关,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股权的再次转让和企业资质的变更以及最后的整体转让均与杜支伟没有直接的关联。综上,杜支伟的举证目无法实现。本院认证意见，郭利霞等四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实杜支伟与、杜某一和杜某二的关系，亦不能证实杜支伟收购涵鸣公司后交给由杜某一和杜某二持股的晨宇公司管理的事实，不能达到杜支伟的该部分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杜支伟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杜志伟的起诉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经审查，本案中杜支伟与郭利霞签订了涉案《协议书》，协议约定杜支伟自愿购买涵鸣公司的100%股权，田潇涵是涵鸣公司转让前的股东，田红垒、刘银生在杜支伟和郭利霞签订的涉案《承诺书》中签名。杜支伟本案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与郭利霞签订《协议书》等。本案亦属于一审法院管辖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范围。本院认为，杜支伟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杜支伟的起诉不当，应予审理。至于杜支伟起诉郭利霞等人相关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系进入实体审理后解决的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8民初196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  李彦敏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兆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