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民终119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云南城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587386458U。 法定代表人：王慧轩，董事长。 上诉人（一审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凯旋大厦**及附楼信用代码：915300000546747214。 负责人：李华辉，总经理。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雁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前卫街道办事处办公大楼****100346658846A。 -2- 法定代表人：王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中，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泰公司）、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诚泰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红投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雁冰、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王耀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诚泰公司与诚泰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42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的起诉和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4.本案若符合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则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货物抵达卸货港时，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已不具有保险利益，依法不得向上诉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四十八条进一步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涉案货物铜精矿由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从境外采购，出售给鹏 -3- 威资源（亚洲）有限公司（下称鹏威公司），鹏威公司同日转售给天津兴邦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兴邦公司），前后两份买卖合同除价格条款外，其余条款基本相同，均约定以装港数量结算，而不以卸港数量结算。同时，从提单转让来看，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并非提单持有人，也非收货人，相反，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为兴邦公司，兴邦公司才是提单证明的货物权利人，此与案涉货物买卖合同链是相一致的。且，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的合同履行材料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最终商业发票和重量确认书看，被上诉人与鹏威公司正是按照装港重量进行确认和结算，与其签订的买卖合同完全一致。以上说明，案涉货物风险和所有权在装货港时已经发生转移，且当货物抵达卸货港时已经发生两次转移，即先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转移给鹏威公司，后转移给兴邦公司，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案涉货物已不具有保险利益。二、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无法证明案涉货物发生短少，更不能证明实际短少数量。具体来说，其未能提供案涉货物于2017年10月11日至13日装船时的水分含量，不能证明装船货物的干吨，在此情况下，即使其提供卸港的干吨数量，也无法与装港干吨进行对比，从而确定案涉货物干吨是否发生了短少。另外，被上诉人主张的装货港水分含量是2017年10月4日从“维拉”（Vela）上卸下货物的水分含量，随后，该货物在码头堆放了约10天，该水分含量不能客观反映10天后装船的货物水分含量，且当时马来西亚巴生港正处雨季，根据装货事实记录，案涉货物在装货期间频繁下雨，必然造成水分含量大幅度增加，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排除案涉货物在装货港码头堆放期间发 -4- 生短量或者水分含量发生变化，而涉案货物在装港码头堆放期间不属于海上货运险保险期间。在水分含量不明的情况下，装卸两港的湿吨数量不具有可比性，不能直接通过对比提单数量和卸货港重量证书数量来认定货物发生了短量。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前，可以要求被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和损失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的情况下，其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赔偿。三、即使案涉货物存在短量，也不属于上诉人的保险责任范围。1.根据被上诉人与广西捷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船合同》第13条约定：“船长和发货人指定的货代公司共同对每个货舱进行封舱，船东/船长保证达到卸港的时候封舱完整。”本案货物在抵达卸港时封舱完好，证明案涉货物在航行过程中没有遭受外来事故，即便货物发生短量，也并非外来原因造成，而案涉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只承保外来原因造成的货物损失，故案涉货物即便发生短量也不在承保范围内。2.根据案涉货物买卖合同链，假定本案有证据证明货物发生短少，根据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及最终商业发票和重量确认单可知，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遭受损失，同理，鹏威公司根据其与兴邦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也没有实际遭受损失。具体而言，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最终商业发票与其理赔时提交给上诉人的最终商业发票自相矛盾，汇款凭证无法显示与本案货物的关联性，金额亦无法对应，亦无证据证明其与鹏威公司协议变更了买卖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则其当庭提交的最终商业发票和重量确认书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 -5- 的根据。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最终商业发票和重量确认书，被上诉人与鹏威公司之间实际是按照装货港货物数量进行结算，与双方合同约定完全一致，因此即便卸货港发生货物短少，被上诉人也没有遭受实际损失。鹏威公司与兴邦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同样约定按照装港数量结算，因此鹏威公司实际也没有遭受损失，更没有理由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卸港数量与其进行结算。3.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下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十一条“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义务，致使保险人未能行使或者未能全部行使代为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主张在其损失范围内扣减或者返还相应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没有保护向承运人等责任方索赔的时效，导致上诉人无法追偿，无权要求上诉人进行保险理赔。四、诚泰公司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保单是诚泰分公司签发的，并非诚泰公司所签发，诚泰公司是诚泰分公司的总公司。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合同纠纷案例，该案例文书中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 -6- 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第四百七十三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诉讼主体资格的说明的函》中明确规定“凡因保险合同发生纠纷诉诸法院解决的，签订保险合同的分支机构应该作为诉讼主体起诉或应诉。”据此可知，在保单是由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所签发的情况下，只有分支机构才是适格主体，而总公司不能作为适格主体，因此，诚泰公司作为本案的一审被告不适格。五、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非涉案货物的过磅和检测费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涉案货物因运输途中发生短量所遭受的损失，被上诉人具有保险利益。被上诉人作为案涉货物的出卖人，以被保险人的身份为案涉货物投保了仓到仓的一切险，货物到港后，发现案涉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短量，被上诉人与货物的购买方鹏威公司协商一致，双方以实际到港的货物重量进行结算，鹏威公司并据此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承担了货物运输途中发生短量的全部损失，即案涉货物在运输途中的损失实际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被上诉人与案涉货物在运输途中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对案涉货物具有 -7- 保险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济宁九龙国际贸有限公司与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对此已经有明确的意见，上诉人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根据本案所有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来看，案涉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严重的短量。案涉货物运输前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总重量为湿重10952.42吨，干重9647.101吨。案涉货物分两次运输：第一批货物运输时经过巴生港港口过磅，确定装船重量为9385.38吨（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重量为1488.14吨，货物重量合计10973.52吨，与原始重量仅相差78.9吨，因第二批复测时含水量已经由11.93%下降至9.97%，因此减少的重量具有合理性，可见货物装船时均没有发生短量），到达防城港时，经过港口过磅，确定卸货重量仅为8770.34湿吨，7737.19干吨，湿吨相差615.04吨，出现明显短量。第二批剩余货物运输时经过巴生港港口过磅，确定装船重量为1468.45湿吨，到达防城港时经过港口过磅，确定卸货重量为1469.79湿吨，1364.48干吨，未发生短量。从以上数据对比来看，案涉货物在起运时均没有发生短少，但是经过运输到达防城港时，案涉货物发生了明显的短量，短少干重达545.431吨。三、案涉货物的短量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被上诉人为案涉货物向上诉人购买的是仓到仓的一切险，前已说明案涉货物发生了短量，且可以明确短量系发生在发货港过磅装船以后至到货港卸货过磅以前，属于保险期间范围。短量险作为11种一般附加险之一，包含在一切险的范围内，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海洋货物保险“一切险”条款解释的请示》的复函明确一切险中所称外来原因仅指偷窃、提货不着、淡 -8- 水雨淋、短量等14种情形（虽然这种解释因为限定了一切险的范围而未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但也说明保险行业对于短量属于外来原因已经有明确的共识），本案涉案货物发生短量应当属于一切险的承保范围。此外，一切险的风险类别并非列明的风险，而是非列明风险，属于未能确定、未能列举的承保风险。既然一切险承保的风险本来就属于未能明确、未能列举的风险，被保险人就只需要证明保险事故的合理可能性，而无需证明损失是由于何种具体的危险造成。在本案当中，案涉货物起运前在港口过磅确认装船重量，到港时再次经过港口过磅确认卸货重量，到货重量明显少于装船重量，发生短量，已经可以明确保险事故的发生。上诉人对发生的损失拒绝赔偿，需要证明损失的发生属于保险条款中列明的5项除外责任，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事实上也没有发生任何除外责任的情形。四、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进行抗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在接受报案后进行了调查，至今未查明有责任的第三者，并不具备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的基础，更不存在放弃主张的情形。其次，上诉人在接受报案后从未提示被上诉人向第三者主张权利，也未索取任何凭证；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因此，被上诉人是否向第三者主张权利并不影响上诉人理赔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并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行使权利。五、两上诉人的诉讼主体适格。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 -9- 定对两上诉人的诉讼主体问题进行裁判，符合法律的规定。 云南红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诚泰分公司与诚泰公司共同向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支付保险赔款3868823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2.被告诚泰分公司与诚泰公司共同向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支付其他损失4241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诚泰分公司与诚泰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并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向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购买了涉案铜精矿，该批货物由“VELA”轮从秘鲁卡亚俄港装运，于2017年9月28日运抵马来西亚巴生港。卸货过程由AHK公司全程监磅并对货物进行成分检测和水分测定。2017年10月4-6日进行水分测定，确认到港货物总重量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含水量为11.91809%[（1－9647.101÷10952.42）×100%]。卸货完毕后，涉案货物全部被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中。 2019年9月27日，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就涉案货物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受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的投保并签发了《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单》（保险单号：6019800060420170000003）。该保险单记载的主要内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云南文产国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保险标 -10- 的物为12000吨（预估重量）铜精矿；承运船舶“台北”轮；运输路线为起始地巴生港，中转地防城港，目的地勋赫川公司；险别名称为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金额为79888246.02元，保险费95865.90元；特别约定：1.本保单承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陆上运输一切险，其中海洋运输一切险附加战争、罢工险。2.每次事故免赔为USD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短量绝对免赔保额的0.5%；本保险合同使用的条款：1.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有关“一切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为“除包括上列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本保险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责任起讫为“仓至仓”。 2017年9月30日，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卖方）与鹏威公司（买方）就涉案货物签订《铜矿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品质：原产地秘鲁的铜精矿化验大致如下：铜17%-22%、银150-250grm、锌2.30%、氧化镁＜8.0%，铜精矿的其他所有元素都按照标准。数量：10000湿吨铜精矿（加/减10%），由卖方选择。允许分批装运。发运：CIFFO（贸易术语2010），中国防城港或者其他港口。价格：铜精矿每干吨的价格应该是货款总价减去下面具体列出的扣除。货款：如果最终铜的含量少于30%，按最终铜含量的96.50%支付，优先扣减一个品位，按照在伦敦金融交易所上公布的A级铜的LME现金成交价和在整个作价期的平均价；如果铜精矿中银含量每干吨少于30g，不计价；如果铜精矿每干 -11- 吨的银含量等于或者超过30g，按90%银含量计价，按照公布在伦敦铂银协会上的银的美金计价和整个作价期的平均价格；其他金属不需要计价，按照分数比例。扣减：粗练费为铜精矿每干吨USD96，CIFFO防城港，中国或者中国其他港口；精练费应付铜9.60美分/每磅，按分数比例；精练费应付银USD0.45/每盎司，按分数比例。为最终结算的目的，应根据国际惯例在装货港进行称重、取样和水分测定。该合同还约定了作价期等其他内容。同日，鹏威公司（卖方）与兴邦公司（买方）签订了《铜矿买卖合同》，该份合同除了买卖双方不同外，其他约定内容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和鹏威公司之间签订的《铜矿买卖合同》基本一致。 涉案货物分两批次运往防城港。2017年10月11-13日，第一批涉案货物在巴生港装上“台北”轮。经装船过磅统计，该批涉案货物的装船重量为9385.38湿吨。承运人出具的提单数量记载为9385.38湿吨。该批货物的装运方式为散装装运，堆存在船舱内，船舱的进出口设有铅封。 2017年10月24日，“台北”轮运载第一批涉案货物到达防城港。到港时检查铅封完好后开始卸货。2017年10月28日，完成卸货。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确认，该批货物的重量为8770.34湿吨、7737.19干吨。因到港过磅后确认的重量与巴生港发货时的重量相比明显短少，为查明事实真相，2017年11月2-3日，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委托北京中远海洋物流有限公司聘请SGS公司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查，结果剩余货物的重量为1488.14湿吨、1339.71干吨，因此产生过磅费 -12- 6704.07美元，折合人民币42414元。经比对，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确认涉案货物的短量发生在第一批运输途中，因此，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于2017年11月初就货物发生短量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报案。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到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报案后委托泛华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提交货物发票等报案所需的材料。因当时第二批货物未起运，其重量不明确，提单也未生成，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协商一致后，双方同意暂时按照涉案货物在巴生港的初始货物重量9647.101干吨出具一份“最终商业发票”（被告证据9），但不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之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泛华公司和金迅公司（兴邦公司的货运代理）三方联合对第一批涉案货物进行复磅，并确认复磅结果为8760.32湿吨。 第二批货物（巴生港剩余货物）于2018年1月3日装船，分装于57个集装箱运输，提单记载重量为1468.450湿吨。该批货物于2018年1月24日运抵防城港卸货。经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确认，该批货物的重量为1469.79湿吨、1364.48干吨。该批货物未发生短量。 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确认：按照买卖合同约定涉案货物的点价为每干吨1197.62美元；实际到港货物为9101.67干吨；货款总额为10900325.24美元。鹏威公司陆续分8次向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的货款：2018年1月16日支付3313100美元；2018年3月30日支付2849739美元；2018年5月18日支付787164美元；2018年7月13日支付739450 -13- 美元；2018年7月25日支付739500美元；2018年7月31日支付392298美元；2018年8月9日支付440133美元；2018年10月29日支付1638991美元，合计共支付10900375美元，其中10900325美元为货款，50美元为结汇手续费。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收到鹏威公司支付的货款后，重新出具了一份新的最终商业发票（原告云南红投公司证据8）。为避免发生争议，以明确是同一笔交易，特意将该发票日期提前到2017年12月29日，与之前出具的“最终商业发票”（被告证据9）日期一致，发票金额为10900325.24美元。 2018年5月2日，被告诚泰公司以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铜精矿已不再具有保险利益，索赔主体不适格，以及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物损失为由，向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出具《拒赔通知书》，对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的申请做出拒赔处理。 另查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原名“云南文产国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更名为“云南红投国际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11月11日更名为“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据中国银行外汇牌价，2019年12月29日，中行折算价为100美元=人民币653.4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由于涉案货物的起运地是马来西亚巴生港，相关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因此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中国防城港是保险事故发生地，属于一审法院管辖的 -14- 地域范围，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诉讼管辖权。本案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 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为涉案货物海洋、陆地运输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并按约定支付保险费。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受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的投保，并向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出具海洋运输货物保险单，该保险单明确记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云南红投公司，适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因此，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被告诚泰分公司之间的海上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双方均应全面而适当地履行合同。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依据涉案保险单及《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来确定。 综合双方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1.诚泰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3.涉案货物在运输中是否发生短量？如果发生短量，短量多少？4.涉案货物的短量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如果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赔偿额是多少？ 一、关于诚泰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 被告诚泰分公司系被告诚泰公司的分支机构。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受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的投保并签发保险单，而本案的《拒赔通知书》系被告诚泰公司出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十四条“保险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 -15- 当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将诚泰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诚泰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 二、关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只要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即可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等同于风险，只要保险标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导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随之受损，即表明其具有保险利益。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出卖方，以被保险人的身份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陆上运输一切险。虽然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在与鹏威公司签订的《铜矿买卖合同》中约定适用CIF价格条件，但双方并未严格按照CIF价格条件履行，主要表现为：保单并未与提单一起背书转让；货损发生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接受买方从货款中扣除货物损失。涉案货物买卖双方的实际履行表明其已经变更了CIF价格条件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后风险 -16- 转移给买方的约定，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实际承担了涉案货物运输途中的风险和损失，与涉案货物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因此认定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被告关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三、关于涉案货物在运输中是否发生短量及短量数额的问题 涉案货物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的总重量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第一批涉案货物装船重量为9385.38湿吨，与涉案提单记载重量一致。该批货物运抵防城港后，经防城港检验局检测，该批货物的重量为8770.34湿吨、7737.19干吨。对比装船提单数，短量615.04湿吨。经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查，结果为1488.14湿吨、1339.71干吨。第一批涉案货物的提单记载重量（湿吨）与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重量（湿吨）总和为10873.52湿吨（9385.38湿吨+1488.14湿吨），考虑到检测误差及货物本身水份自然蒸发流失的因素，该总和比AHK公司2017年10月3日确认涉案货物入库的总量10952.42湿吨少78.9湿吨，符合货物的性质和自然规律。经比对，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巴生港仓库存放期间未发生短量。被告辩称涉案货物装船期间为当地雨季，经常下雨，导致涉案货物水分含量增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存放涉案货物的巴生港北港F9仓库是可避雨水的仓库，AHK公司检验员系在货物运进仓库后，在仓库内进行取样、封样，然后在实验室检验，所以不存在涉案货物被雨淋而导致水分含量增加的情况。第一批货物到达防城港后，根据防城港检验局检测的结果，该批货物的含水量约为 -17- 11.78%[（1－7737.19÷8770.34）×100%]，与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中测定的含水量11.91809%相比还略低。可见，被告主张短少的货物湿重是因为含水量变化导致，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货物短少的重量高达615.04湿吨，在较短的运输时间里，发生如此大量的水分蒸发不符合自然规律。因此，被告关于涉案货物在运输中未发生短量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涉案货物在运输中发生短量615.04湿吨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四、关于涉案货物的短量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及保险赔偿额的问题 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就涉案货物向被告投保的险种为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适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该条款约定一切险的责任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约定责任起讫为“仓至仓”，即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涉案货物在保险单约定的中转地防城港卸货后，发现短量615.04湿吨，事故发生于涉案货物的运输途中。该项短量损失是否属于“外因所致”，应由被告举证证明。被告出具的保险单及适用的保险条款均没有列明“外来原因”的范围，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短量不属于“外来原因所致”，因此，应认定系“外来原因所致”。 -18- 同时，被告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短量属于《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约定的除外责任。因此，涉案货物的短量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在法庭辩论中，被告主张原告云南红投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的规定，存在过错，无权要求被告进行保险理赔。事实上，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在发现货物发生短量后及时向被告报险并提交了相应的理赔材料。被告在接受报案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但至今未能查明有责任的第三者，并不具备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的基础，因此，不存在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事实。被告也未曾要求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提交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的单证或文件，不存在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损害被告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事实。被告《拒赔通知书》所载明的拒赔偿理由是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及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物损失，而不是主张原告云南红投公司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而拒赔。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短量事故发生在约定的保险期间，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除外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的规定，被告应依保险合同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19- 因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系以货物到港的实际干重结算货款，因此，计算涉案货物短量的损失应以货物干重来衡量。根据涉案货物铜精矿的性质，其含水量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而含水量变了湿重也会变。由于发货时的含水量与到货时的含水量不同，所以，到港后货物短量的湿重无法准确衡量货物的实际损失。但是，货物的干重不会因为含水量变化而变化，因此，用发货前货物总的干重减去到货时的干重就能反映货物损失的情况。防城港检验局系负责检验进出口商品的国家机关，其出具的重量证书具有权威性。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主张以防城港检验局确认的涉案货物干吨数量为基础计算涉案货物短量损失，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根据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可知，实际到港的涉案货物为9101.67干吨（7737.19干吨+1364.48干吨），而根据AHK公司的检验报告可知，货物在巴生港起运前为9647.101干吨。巴生港起运前的干吨数量与到达防城港的干吨数量之差即为涉案货物干重短量损失545.431干吨（9647.101干吨-9101.67干吨）。因此，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主张以涉案货物短量545.431干吨为基础计算保险赔偿额符合本案的实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之间点价确认的价格为每干吨1197.62美元，涉案货物短量导致的经济损失为653219.074美元（545.431吨×1197.62美元／吨），按照发票日2017年12月29日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5342折合人民币4268264.07元（653219.074美元×6.5342人民币/美元），扣 -20- 除保险合同约定的短量绝对免赔额399441.23元（79888246.02元×0.5%），被告应向原告云南红投公司支付的保险赔偿金额为3868822.84元（4268264.07元-399441.23元），约等于3868823元。被告因未及时赔偿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的损失，导致原告云南红投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告云南红投公司请求自2018年5月2日被告出具《拒赔通知书》之日起依法计算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特别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测，产生的过磅费折合人民币42414元，属于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为了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合理费用。因此，原告云南红投公司请求被告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该项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被告诚泰分公司之间的海上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诚泰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云南红投公司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涉案货物在运输中发生了短量损失，属于被告的保险责任范围，被告诚泰分公司与诚泰公司依法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及相关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21- 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向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3868823元及利息（利息以保险赔款3868823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赔偿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涉案货物过磅费42414元；三、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所管理的财产不足承担上述第一、二项判决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88元（原告已预交），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对账确认书，证明2020年3月16日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进行了对账确认，结合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收入申报单可知，鹏威公司是按照实际到港的案涉货物干重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进行结算，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实际上承担了案涉货物运输途中发生短量的所有损失，对案涉货物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保险利益。2.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3.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 -22- 开具的发票及公证书、4.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付款凭证，证据2-4证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向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购买的涉案货物重量为干吨9647.101，并通过电汇、信用证的方式分三次付清货款，取得了涉案货物的所有权，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上诉人在二审中没有证据提交。 经本院组织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违反商业操作，如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对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进行了变更，则应当在结算完成前签署相应变更协议，结算协议之后才能结算，否则所有后续文件都涉嫌伪造，且从内容、付款时间以及其他细节来看都不能显示与涉案买卖合同相对应，根本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至今都没有提交其与鹏威公司在实际结算前的财务凭证用以证明其一审所提交的八份转账凭证与本案有关。证据2合同文本页后面加盖的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加盖章之前的文字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3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只是对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供的发票来源进行的公证，并不能证实发票本身的真实性；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认为证据2-4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和鹏威公司之间贸易合同、商业最终发票及银行付款凭证对比，可以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之间的偏离贸易合同的商业最终发票没有根据，是虚假的，二者之间付款凭证也并非本案货物相关付款凭证。 -23-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交的证据1，虽然其提供的原件版式与庭上提交的复印件版式不同，但内容一致，且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版式不同作出了合理说明（即双方分别打印盖章后再交换盖章，因双方电脑版本不同导致文字打印版式不同），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的主张，本院将结合案情予以综合分析认定。证据2，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交了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公证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商业发票与公证书中载明通过电子邮箱下载获得的商业发票，虽然涉及的货物重量、价格等内容一致，但开票时间、发票末部文字内容及印章形式均不同，本院仅确认公证书中载明的商业发票。证据4，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交了原件核对，且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4形成了完整证据链，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从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处购买了案涉货物，货物重量为干吨9647.101，并已付清货款。 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判决认定“因当时第二批货物未起运，其重量不明确……但不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是错误的，无证据支持，认为事实上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在整个理赔期间只向上诉人递交了一份最终商业发票，显示按装货港数量进行结算。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诉讼中提交的另一份最终商业发票是虚假的，也从来没有作为理赔依据提供给上诉人。按照通常的商业操作，如想以另一商业发票证明被上 -24- 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发生了变更，则双方应当在结算前签订变更协议以及变更结算的协议，并有相应财务凭证等，本案并无上述证据，且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诉讼提交的商业发票是复印件，无明确的盖章签字人，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第二批货物（巴生港剩余货物）……该批货物未发生短量。”作为本案事实不当，第二批货物不属于涉案保险货物，因涉案保单仅承保台北轮承运的货物。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确认：按照买卖合同约定涉案货物的点价……发票金额为10900325.24美元。”是错误的，无证据支持，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向上诉人递交的理赔材料显示鹏威公司是按照装货港的数量向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结算的，上诉人拒绝理赔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发票直至本案一审诉讼。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一审提供的鹏威公司付款凭证是多份不相关付款凭证的堆积，且数字无法对应，所谓差额是银行手续费的说法亦缺乏根据。 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或者补充。 对于上诉人所提出的事实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1.关于装货港货物重量9647.101干吨的“最终商业发票”是否为最终结算依据的问题，本案中确实存在两份“最终商业发票”，一是上诉人一审证据9，其来源是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向上诉人申请理赔时提交给上诉人的；二是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一审证据8，两份证据的区别在于货款的结算数量不同，上诉人提交的“最 -25- 终商业发票”载明货物重量为干重9647.101吨，而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交的“最终商业发票”载明货物重量为干重9101.670吨。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两份“最终商业发票”的解释是，货物重量为9647.101干吨的最终商业发票是其开具的，但其与鹏威公司双方并未按该发票实际结算，实际是按货物重量为9101.670干吨的商业发票进行结算，有鹏威公司的支付凭证为据，且上海繁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2018年3月30日对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也明确“发票是按提单数出具的，但买家鹏威公司还没有付清货款，要根据保险情况确定下一步的支付。”则该笔录也印证货物重量为9647.101干吨的最终商业发票是在未实际结算的情况下出具的。因此一法院认定货物重量为9647.101干吨的最终商业发票不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提的第1点异议，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第二批货物的运输情况，因上诉人承保的货物在保险期间内是否发生短量以及短少数量是多少是本案的争议问题，而涉案货物是分两批进行运输，则在第一批发生收货港数量少于提单数量的情况下，确有必要对第二批货物的数量进行核查，因此一审法院对第二批货物的运输情况及数量进行认定是正确的，本院对上诉人所提的第2点异议亦不予采纳。3.关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之间的结算情况，有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所提交的鹏威公司支付凭证、其二者之间的结算确认书等为证，因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另，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9月27日，原告云南红投公司 -26- 就涉案货物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有误，时间应更正为“2017年9月27日”。 综上，除一审查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投保时间应更正为“2017年9月27日”之外，一审法院所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确认。 另查明，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开具“最终商业结算发票”，载明货物最终重量为干重9647.101干吨，金额为1171.66美元×9647.101干吨=11303122.36美元，扣减货物提取价值2329.40美元，扣减已付金额10395262.13美元（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已通过信用证方式支付），最终结算金额905530.83美元（电汇方式支付金额232816.04美元，信用证金额672714.79美元）。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通过电汇费方式支付232816.04美元，2018年1月25日通过信用证付款方式支付672714.79美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诚泰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2.案涉货物在保险期间是否发生了短量，如果发生短量，则该短量货物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3.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案涉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4.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是多少？ 一、关于上诉人诚泰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27- 本案保险单系上诉人诚泰分公司签发，而《拒赔通知书》系上诉人诚泰公司出具，诚泰分公司是诚泰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十四条“保险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起诉时将上诉人诚泰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诚泰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以及《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诉讼主体资格的说明的函》的规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的应当是签订保险合同的分支机构，即本案上诉人诚泰分公司，上诉人诚泰公司作为总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认为其该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所提及的相关规定只是明确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并未排除总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二、关于案涉货物在保险期间是否发生了短量，如确有短量，则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问题 （一）关于案涉货物在保险期间是否发生了短量的问题 案涉货物于2017年10月4日至6日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 -28- 进行水分测定时，测得总重量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分两批进行装运。第一批货物于2017年10月11日至13日装运时，提单载明装船货物重量为9385.38湿吨，第二批货物即剩余货物，在2017年11月2、3日进行过磅检查时测得重量为1488.14湿吨，两批货物重量为10873.52湿吨，对比入库巴生港北港F9仓库水分测定时的总重量10952.42湿吨，少了78.9湿吨，考虑前后检测误差以及水分自然蒸发等因素，该减少的重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案涉货物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至装运时除合理因素导致的重量减少外，并未发生短量。第一批货出仓库运输到目的港防城港后卸货过磅测量重量为8770.34湿吨，与提单载明的装船重量9385.38湿吨明显短少615.04湿吨；而第二批货物系在2018年1月3日装船，提单记载货物重量为1468.450湿吨（虽少于2017年11月2、3日复磅检测时的重量1488.14湿吨，但因两次测量时间间隔较长及货物水分自然蒸发等因素，该短少属于合理范围），运输到目的港防城港后卸货过磅测量重量为1469.79湿吨，并未发生短量。据上分析，第一批货物自巴生港北港F9出库时至防城港卸货测量时确实发生了短少。上诉人认为虽然在数据上看存在短少，但系因为装船期间巴生港当地下雨量大，导致货物含水量高，湿吨数据高，且提单只是载明湿吨未载明干吨，湿吨数据的减少并不能表明货物本质上存在短少，并认为货物到港时的干吨数即是装船时的干吨数。本院认为，货物在巴生港时的测量是在仓库内进行的，确认货物总重量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提单记载的数量是在货物出库时测量的，上诉人对此亦是认可的，且根据第一批 -29- 货物到达防城港检测结果结算其含水量约11.78%，相对于巴生港北港F9仓库测定的含水量11.91809%，略低了0.13809%，较为符合自然规律。如按该减少规律计算，第一批货物装船重量9385.38湿吨，到达目的港时减少的重量应约为12.96湿吨（9385.38湿吨×0.13809%），但实际却短少了615.04湿吨，因此案涉货物湿重短少明显并非是含水量自然变化所致。何况，货物干吨数量应是相对稳定的数据，而货物到达目的港测量的干吨数为9101.67（7737.19干吨+1364.48干吨），与货物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中的干吨数9647.101相比，明显短少545.431干吨。上诉人认为第二批货物不属于保险范围，理由是该批货物并非由保单约定的“台北”轮运输，则在不考虑运输载体的情况下，货物干吨重量应是客观的，而且，如不以第二批货物到港干吨数作为比对数据，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复测时干吨重量为1339.71（低于目的港防城港的测量数据，考虑存在两地测量方式不同的因素），货物则短少570.201干吨，而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按545.431干吨计算短少量，并无不妥。 （二）关于案涉货物短量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问题 涉案《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单》特别约定：本保单承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陆上运输一切险，其中海洋运输一切险附加战争、罢工险。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明确一切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为“除包括上列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本保险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若案涉货物短量是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则 -30- 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首先，前文已述，经比对，由上诉人承保的第一批货物在出仓后至目的港测量时确实发生了大量短少，该短量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其次，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规定的一切险，应是外来的风险，且是不确定的、意外的、无法列举的风险，因此一切险的承保范围较宽，被保险人只要证明货物损失并非是保险除外责任列明的原因造成的，则该损失应当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本案中，货物短少数量为545.431干吨，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是因货物自身属性而发生的短少，且目前亦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货物短量是被保险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上诉人亦未说明及举证证明该货物短量存在除外责任条款列明的原因所致，则在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案涉货物存在短少545.431干吨的情况下，应可认定该损失系因“外来原因”所致。据上分析，涉案货物短少545.431干吨应属保险责任范围。 三、关于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案涉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而所谓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通常认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财产性质的保险标的具有合法的确定的经济性利害关系，即可认定该被保险人对该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作为案涉货物的出卖方，系以被保险人的身份向上诉人诚 -31- 泰分公司投保海洋货物运输一切险、陆上运输一切险。虽然在事故发生前，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签订了《铜矿买卖合同》约定转让案涉货物，鹏威公司亦与兴邦公司同日签订了《铜矿买卖合同》约定转让案涉货物，两份合同均约定贸易术语为CIF，但从案件查明的事实可知，首先，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所投保的案涉保单并未随提单一并背书转让；其次，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按照货物实际到港重量9101.67干吨进行货款结算，而非按装运港重量结算款项，则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之间系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双方的合同约定。因此，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作为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遭受了货物短少的损失，对案涉货物具有保险利益，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 四、关于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问题 （一）关于本案具体保险赔偿数额的问题 涉案货物短量导致的经济损失为653219.074美元（545.431吨×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与鹏威公司点价确认单价1197.62美元／吨），按发票日2017年12月29日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5342折合人民币4268264.07元，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扣除短量绝对免赔额399441.23元（保险金额79888246.02元×绝对免赔率0.5%），上诉人对于案涉货物短量应支付的保险赔偿金额约为3868823元。 （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赔偿损 -32- 失，数额是多少的问题 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在本案主张的损失包括对巴生港剩余货物复测检验费及保险赔偿款逾期支付利息。本院认为： 1.对于复测检验费部分。本案中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提出，其为确定第一批货物在保险期间是否确实遭受短量而对尚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内的剩余货物进行重新检测，由此支付了过磅费6704.07美元，折合人民币42414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特别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的规定，本案事实查明，案涉货物系分两批进行运输，第一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短量615.04湿吨，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在知道该情况后为确定该短量是否属实而及时对仓库内剩余货物进行重新检测，是合情合理的，且经过检测后，可以确定第一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发生了短量。因此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测所产生的过磅费折合人民币42414元，属于其为了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合理费用，其主张上诉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该项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对于利息部分。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在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向上诉人申请理赔，上诉人进行审查后于2018年5月2日向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出具了《拒赔通知书》，而根据上 -33- 文分析可知，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现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主张上诉人应当向其赔偿《拒赔通知书》出具之日起的保险赔偿金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前文已述，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云南红投公司进行保险赔偿，其拒绝理赔不当，一审判决自保险人作出《拒赔通知书》之日即2018年5月2日起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88元（上诉人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与上诉人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宗艳 审 判 员 王华妍 审 判 员 李萍萍 -34-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庞 艺 书 记 员 陈博慧 书 记 员 巫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