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2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博，男，197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宝，山东领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三八中路北侧鑫龙嘉园小区西邻。 负责人：张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莹莹，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佳，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宁津县银河开发区泰山路**。 法定代表人：孟召利，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高博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益民支行），一审被告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业玻璃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5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鲁民申69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高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宝，被申请人建行益民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莹莹、贾佳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晶业玻璃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博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5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建行益民支行对案涉借款本息及全部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行益民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1）原判决认为张华杰向高博提供借款保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缺乏证据证明。该借款保函是由时任建行益民支行行长张华杰亲自代表银行签订；签订地点系建行益民支行张华杰办公室；该借款保函由建行益民支行提供，保函的文本格式、内容、措辞等和中国建设银行官方公布使用的借款保函模板完全相同；保函上有张华杰的亲笔签名，并加盖有该行公章。高博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主观上善意无过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在任职期间持有的单位印章是真是假，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若将此归属于合同相对方的审查义务范围，则已超出合同相对方的合理审查范围，亦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高博作为非法律人士和非建行人员，其不可能知道建行担保的内部流程，不可能知道张华杰的签字盖章行为超越了权限，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也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原判决以高博为公司股东为由认定高博应当知道银行担保流程属于主观猜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无论建行益民支行章程和管理制度对行长代表权有何限制，均不影响建行益民支行在本案中承担法律责任。（2）原判决认为“建行益民支行在本案中没有明显过错，对高博的经济损失不具有因果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张华杰使用私刻的公章，在工作场所，以建行益民支行名义提供担保并盖章、签名，建行益民支行对其行为存在管理过错责任。张华杰在担任建行益民支行行长期间，同时经营晶业玻璃公司，银行在此问题上存在用人失察、管理混乱的明显过错。建行益民支行在业务操作上存在明显过错。根据查明的事实，晶业玻璃公司在建行益民支行的账户是在张华杰授意下开设的，严重违反银行有关公司开户的相关规定。建行益民支行的过错行为与高博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假设案涉借款保函无效，因高博在本案中无过错，而建行益民支行存在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建行益民支行也应当对高博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明显错误。该规定所指的行为人，不包括有权使用公章之人，更不包括单位负责人。因为单位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及权利外观，足以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具有相应权利，完全能够构成表见代表，单位理所当然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建行益民支行行长张华杰在借款保函上签字并加盖银行公章，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高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张华杰超越权限的情形，借款保函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建行益民支行就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建行益民支行辩称，其如果在本案中要承担保证责任，需满足如下条件：第一，高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出具保函是建行益民支行的意思表示；第二，张华杰的行为能够代表建行益民支行；第三，高博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的相对人。1.张华杰私刻建行益民支行公章出具借款保函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且高博非善意相对人，原审法院认定张华杰向其提供借款保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是正确的。高博明知案涉借款保函系张华杰违法出具，仍然接受，主观上不构成善意。从案涉刑事询问和讯问笔录内容以及高博积极主动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分析，高博均不构成善意，其应当知道张华杰出具建行益民支行盖章的借款保函是虚假的。根据高博询问笔录可知，系其主动要求张华杰提供银行保函，且担保金额为1亿元，数额巨大，其应知道银行为企业提供担保需要经过上级银行审批和授权。从高博与晶业玻璃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看，合同约定的月息是4-5分，明显属于高息借贷，违反了法律规定。不能将高博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对其注意义务的要求也应符合其身份。2.高博借款给晶业玻璃公司是一种通谋虚伪的行为，其实质就是借款给张华杰本人使用。高博让张华杰出具担保函的目的是为了在张华杰不还钱时用以威慑以及将出借风险最终转嫁给建行益民支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3.高博对其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高博未对案涉借款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签约主体情况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高博未对借款人晶业玻璃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起码的核实与调查，存在重大过错。高博未要求张华杰出具建行益民支行上级行担保决议和授权，未尽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4.原判决认定建行益民支行在本案中没有明显过错，高博的经济损失与建行益民支行的监管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是正确的。5.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6.高博在本案中的放贷行为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且已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予以打击，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7.本案借款保函样本实际系由高博提供，且内容与建行制式样本并不一致，不能因为该保函内容与建行制式模板相似就径行推定系建行益民支行出具的保函。 晶业玻璃公司未出庭陈述意见。 高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晶业玻璃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76万元、利息420.7万元，本息合计996.7万元（计算至2017年5月22日），及从2017年5月23日起至还清日止的利息（以57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2.判令建行益民支行对借款本息及全部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所有诉讼费等费用由建行益民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2月12日，高博与晶业玻璃公司、担保人张华杰签订《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高博向晶业玻璃公司提供的借款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元，在此借款额度内晶业玻璃公司可自由向高博借款。张华杰对在上述额度内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中连续发生的晶业玻璃公司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晶业玻璃公司有资金需求时，向高博借款时按月利率3%-5%（双方按实际情况调整，以借款收据为准）支付利息，利随本清，每月月底结算利息。从高博的任何银行账户上通过银行汇款或网银汇款方式汇到借款人，或借款人或张华杰指定的任何账户即算借款成立，可事后补写借款收据。张华杰对晶业玻璃公司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等所有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每笔借款期限届满后二年。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当日，张华杰向高博出具借款保函，为《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提供最高限额为壹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借款保函上加盖了其私刻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公章并签字。 2012年2月14日，高博分两笔向晶业玻璃公司在建行益民支行开设的公司账户转款576万元，预扣了24万元利息。当日，晶业玻璃公司作为借款人、张华杰作为担保人为高博出具借据一张，载明：晶业玻璃公司从高博处借款600万元整，月利率4%。 另查明，2005年，张华杰开始经营晶业玻璃公司，张华杰系晶业玻璃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之一，该单位公章由其持有。本案借款发生后，张华杰共偿还高博借款利息308万元。2016年6月26日，张华杰犯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事实中包括涉案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高博与晶业玻璃公司签订的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为有效合同，应予以确认。高博按照合同约定向指定的账户转款，履行了出借义务。晶业玻璃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借款，晶业玻璃公司未及时偿还借款应承担全部责任。高博向晶业玻璃公司账户转款576万元，预扣了24万元的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借款数额为576万元。借款约定的利息标准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高博主张按照24%支付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案外人张华杰偿还了高博部分借款，根据法律规定应为利息，偿还的该部分利息应相应予以扣减。 关于建行益民支行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涉案借款保函上的公章系张华杰私自刻制，张华杰在担保函上加盖并签字，其行为未经建行益民支行的同意和授权，建行益民支行也不予追认。因此，建行益民支行并非担保函的真实签约主体。高博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建行益民支行在张华杰的行为发生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过错行为与高博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高博要求建行益民支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高博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晶业玻璃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50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一、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博借款5760000元、利息4207000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7年5月23日起至还清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高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569元、公告费560元，由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高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建行益民支行对涉案借款本息及全部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全部由建行益民支行承担。 二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 1.张华杰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任建行益民支行行长。 2.2012年2月24日，张华杰向高博出具一份盖有建行益民支行公章和张华杰签字的借款保函。保函载明：“贷款人高博：因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借款人”）与你方签订了《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我行愿就借款人按照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偿还或支付本息及其他费用向你方提供如下保证：一、本保函项下我行承担的保证责任最高额为人民币壹亿元。二、我行在本保函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三、本保函的有效期（保证期间下同）为以下第2种，即每笔借期届满后二年。四、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如借款人违反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未按期偿还或支付本息及其他费用，我行将在收到你方提交的本保函复印件及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上述保证金额为限支付你方索赔金额【同时归还保函原件】……六、本保函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不得设定担保。七、本保函为不可撤销的担保，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借款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主张。八、因本保函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按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即向贷款人(即受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十二、本保函自本行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中，关于诈骗罪审理查明，2005年被告人张华杰开始经营晶业玻璃公司，该公司2008年停产后欠下巨额债务，资不抵债，为归还欠款和利息，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张华杰在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虚构资金周转等理由，隐瞒了个人和公司的真实资金状况，以许诺给予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息为诱饵，或用其私刻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公章出具保函等手段，骗取被害人高博等人资金合计5591.34万元。书证(2)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借款保函、借据、民生银行及工商银行网上电子回单、高博身份证复印件等书证一宗证实，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向高博借款600万元，担保人为张华杰，张华杰向高博借款出具的银行保函，加盖的建行益民支行公章，张华杰签字。高博实际向张华杰转账576万元。 该判决中，证人孟召利的证言证实，孟召利和张华杰是合作伙伴，2005年在宁津县共同经营晶业玻璃公司，孟召利以技术等无形资产入股，控股49%，张华杰以柴均智的名义入股，控股51%，负责融资，建厂的钱是张华杰投资的，他是晶业玻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孟召利虽然是法定代表人，实际上说了不算。 4.2013年12月23日，张华杰在讯问中供述：当时高博要求有个担保，假如没有银行担保我是借不来钱的，银行的担保信誉高容易让人接受，有利于我借款，所以我就用假公章盖上给高博提供的担保借款合同。 5.2014年2月12日，张华杰在讯问中供述：我借了高博600万元，高博实际出借了576万元，24万元是预扣的利息，当时约定的利息为4分，该款打到了晶业玻璃公司的对公账户。晶业玻璃公司是张华杰和孟召利合伙经营的，孟召利出资金入股，主要负责经营，我负责融资，孟召利是法定代表人，后因公司经营不善停产了，我就把公司的手续和账户等公司资源掌握起来了，停产后公司其他人员都不参与任何事情了，所以我能够使用公司账户。 6.2014年10月15日，张华杰在讯问中供述：晶业玻璃公司在建行益民支行开设的单位账户是我自己办理的，孟召利和公司其他人员不知道这事，我还有公司的一套公章(包括行政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在益民支行开设账户就是用的这套公章。 7.2013年12月23日，高博在公安局询问中称：我是通过高明达认识的张华杰，2012年初，张华杰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企业很好，等着用几千万资金。张华杰一开始作为担保人，我信不着他，并告知张华杰必须有银行担保并出具保函，因为张华杰是益民支行行长，所以他马上就答应了，张华杰是在其办公室先出具的保函，让我看过后加盖的公章。我当时认为太顺利就向张华杰询问公章的真实性，张华杰说当然是真的。2012年2月12日签订的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和出具的借款保函，2月14日分两次向晶业玻璃公司账户转款576万元(预扣24万元利息)，至于张华杰与晶业玻璃公司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后来张华杰天天催促打款，我感觉有问题，就没有再打款。 8.《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2011年转授权书》第六条(一)信贷业务审批权限(4)规定：除“内保外贷”业务中受益人为我行海外分行或全资子公司的贷款类融资性保函业务(包括借款、透支、延期付款及银行给予的授信额度等)外，其它融资性保证业务审批权限集中在总行，不授予一级分行。说明建行益民支行对借款担保无审批权限。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焦点是：一、张华杰向高博提供借款保函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表；二、建行益民支行对张华杰向高博提供借款保函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对高博的损失承担责任。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是表见代表的构成要件之一。本案中，高博与晶业玻璃公司签订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时，张华杰作为保证人已经在该合同上签字进行了保证，在此情况下，高博仍要求张华杰以建行益民支行名义为其提供担保，且保证数额巨大，约定利率过高，明显违反了当时的相关规定，其本身不存在善意。另外，从高博的身份来看，其不仅是东营华纳集团的股东，亦是该集团的高管，其应当知道银行为企业提供担保要经过上级银行审批和授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张华杰在既没有向上级银行请示，也没有和其他副行长研究商量的情况下，即根据高博的要求出具了借款保函并加盖了公章，此时高博应当知道张华杰的行为已经超越其权限，但其对此并没有产生怀疑，仍接受借款保函并出借款项，系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其本身存在过失。因此，张华杰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表。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张华杰向高博出具借款保函的行为事先未得到上级银行审批和授权，事后也未得到追认，且涉案借款保函是张华杰私自制作，其上加盖的公章也是张华杰私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建行益民支行并非涉案借款保函的真实签约主体是正确的。同时，涉案借款保函的提供是张华杰的个人犯罪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且张华杰对外出具保函骗取的借款归其个人占有、使用，与建行益民支行的经营活动无关。加之张华杰的犯罪行为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单位无法进行有效监管，故建行益民支行对张华杰向高博提供虚假借款保函的犯罪行为无明显过错，同时，高博也没有证据证明建行益民支行对张华杰的犯罪行为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其经济损失系张华杰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与建行益民支行的监管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建行益民支行在对张华杰的犯罪行为没有明显过错，和对高博的经济损失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建行益民支行对涉案借款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晶业玻璃公司经二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二审诉讼权利的放弃。 综上所述，高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二审法院作出（2018）鲁05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69元，由高博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一、建行益民支行提交张华杰2013年12月8日讯问笔录，证明案涉借款保函样本是由高博提供，高博和张华杰在明知建行益民支行没有担保意思的情况下，高博主动要求，张华杰放任同意，共同完成了保函的出具，并非建行益民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高博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笔录上应该有提供机关的印章。即使该笔录是张华杰所作，也是其单方说辞，不能达到建行益民支行的证明目的。二、建行益民支行提交该行借款保函样本，证明案涉借款保函与建设银行的借款保函样本从内容上并非完全一致。建设银行借款保函注有查询编码和保函查询地址，高博提供的保函文本并没有查询信息。高博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保函样本是从什么时间开始适用的也不清楚，案涉保函是2012年的保函版本，该份证据不能否定案涉借款保函的效力。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建行益民支行的担保效力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高博与晶业玻璃公司签订的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首先，建行益民支行主张高博借款给晶业玻璃公司是一种通谋虚伪的行为，其实质就是借款给张华杰本人使用，高博的目的是将风险最终转嫁给建行益民支行，案涉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应为无效，但建行益民支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建行益民支行主张高博本案中采用高息循环放贷的方式出借款项，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本案中的出借人高博，其出借行为不足以认定其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或者从事职业放贷行为，不属于职业放贷人。亦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案涉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建行益民支行主张案涉借款及最高额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无法支持。 关于建行益民支行的担保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案涉担保合同已经成立，但系无效合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案涉借款发生时，张华杰任建行益民支行行长，张华杰向高博出具借款保函的地点是在建行益民支行张华杰办公室内。并且借款保函的内容、格式与建行益民支行庭审中提供的制式借款保函基本一致。借款保函中约定的保证人是建行益民支行，张华杰作为时任行长在借款保函上签字，并且加盖了建行益民支行的公章。虽该公章系张华杰私自刻制，但张华杰作为行长有使用本单位公章的权利，至于张华杰所使用的公章是真实的还是私刻的，高博并没有审查的能力。建行益民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高博在签订合同时对张华杰超越职权的事实知情且非善意。高博有合理依据信赖建行益民支行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能够认定张华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建行益民支行与高博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成立。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建行益民支行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没有书面授权对外进行担保是无效的。本案中高博未要求建行益民支行提供总行书面授权的行为虽不影响建行益民支行具有担保意思表示的认定，但却影响到案涉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建行益民支行与高博之间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关于建行益民支行应否承担责任及责任性质及责任范围问题。首先，高博未要求建行益民支行提交总行授权担保函件，建行益民支行在无总行授权情况下出具案涉借款保函，本案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导致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建行益民支行因案涉合同无效应承担赔偿责任，且不应超过晶业玻璃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高博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5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和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维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对本判决第二项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高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1569元、公告费500元，由德州市晶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569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益民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召亮 审 判 员 李 霞 审 判 员 崔志芹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俊峰 书 记 员 白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