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正生，男，193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安芹，系胡正生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刚，贵州威驰（遵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安红，男，197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飞，贵州赶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达，贵州赶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正生与被上诉人胡安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正生上诉请求：一、撤销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27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胡安红支付给胡正生房屋征收补偿款196761.50元；二、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定：“1992年农历2月18日，胡正生喊来李元庆（胡安红之舅舅）等人，在李元庆、同村卢远佩等人的见证下，由胡安红与胡安华签订的《分家合约书》，其载明的内容有胡正生与李元芬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有对胡正生、李元芬生养死葬义务的安排，协议已从成立之日开始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各方已按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履行，由此看出，此《分家合约书》应是胡正生、李元芬二人与胡安红、案外人胡安华所达成的遗赠扶养协议”错误。（一）《分家合约书》不是遗赠扶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关于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这里的“抚养人”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集体所有制组织。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同时还是诺成性、要式性、有偿性的法律行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目的在于使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义务人但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寡老人，以及无独立生活能力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由此看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抚养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集体所有制组织。而被上诉人胡安红及案外人胡安华均系上诉人胡正生之子女，没有资格与胡正生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故《分家合约书》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二）如果《分家合约书》是遗嘱，则是附义务的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是遗嘱人生前按照自己的意思和想法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体现的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在1992年农历2月18日由田兴佑代书的《分家合约书》上虽然没有上诉人的亲笔签名，但是上诉人是认可该附义务的遗嘱。在《分家合约书》中“一、房屋部分1”中明确“双老遗产老房子以堂屋中堂直下兄弟两人各一半”；在2016年11月10日南白镇火车站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书》及（2010）遵县法民一初字第804号民事调解书均明确所附义务为“胡安华赡养其父亲、胡安红赡养其母亲”且“胡安华未按照分家协议约定给付赡养费”。《分家合约书》是附义务的遗嘱，按照其“双老遗产老房子以堂屋中堂直下兄弟两人各一半”的约定胡安华应继承的部分即“老房子以堂屋中堂直下兄弟两人各一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9条之规定，也要在胡安华履行所附义务即负责胡正生“生养死葬”且胡正生去世后继承才开始，即此时《分家合约书》针对胡安华的部分才发生法律效力，并不是在签订《分家合约书》就发生法律效力。（三）如果《分家合约书》是赠与合同，也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1992年古历2月18日《分家合约书》没有胡正生的签字，而该合约中处分的老房子的所有权人是胡正生及其妻李元芬（已故），是无效的合同。虽然之后通过（2010）遵县法民一初字第804号调解书得到确认，但该调解书同时确认：约定由胡安华负责赡养父亲，胡安红赡养母亲，是附条件的处分。从（2010）遵县法民一初字第804号民事调解书可知胡安华并未完全履行自己应尽的赡养义务这一所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和192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之规定，胡正生通过诉讼撤销了将自己诉争的房屋一半的产权（即正房174.17㎡/2+简易结构21.74㎡/2）赠与给胡安华的行为。二、胡安红依法应当支付胡正生房屋征收补偿款196761.50元。（一）2016年12月22日由甲方：南白镇人民政府，乙方：胡安红签订的《遵义县南白镇影山湖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4-41）上正房部分总面积174.17㎡和《附件：被征收房屋及附属设施装修装饰和构筑物等补偿计算表》中“简易结构：砖混盖瓦21.74㎡”都是胡正生在1992年古历2月18日胡安红与胡安华分家之前修建的，在1992年分家之后至2016年12月22日征收之前胡安红并未新建或增加该房的面积，也未进行改建或装饰装修添附。（二）（2019）黔0321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因此原告应当享有的补偿款应为扣除案外人胡安华另外修建的84㎡土墙房屋补偿款后剩余的正房补偿余额的一半”事实认定错误。该84㎡土墙房与诉争的“老房子”无关联且在征收前已有胡安红以5万元价格转让给胡安芹后，由胡安芹改建成57.58㎡砖木房屋。2019年6月5日播州区影山湖湿地建设指挥部提供的“影山湖项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发放清册（第六批次）”证明胡安红已将诉争的“老房子”的补偿款418683.90元领取，这418683.90元中有一半即196761.50元是胡正生的合法财产，即正房面积174.17㎡，补偿款387001元的一半193500.50元，简易结构27.74㎡，补偿款6522元的一半3261.00元，合计196761.50元已被胡安红收取，应由胡安红支付给胡正生。胡安红二审答辩称：上诉人胡正生在上诉状中的上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因为上诉人胡正生在上诉状中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和要求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196761.50元，是曲解法律的表现，而且与一审起诉的418683.90元相矛盾。其理由是：一、上诉人胡正生是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而提起上诉的，与起诉的理由矛盾。上诉人胡正生在上诉状中以《分家合约书》不是遗赠扶养协议和按遗嘱，则是附义务的遗嘱；按赠与合同，也是附条件，故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上诉人胡正生的这些上诉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上诉人胡正生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针对遗赠人没有法定继承人时，才由遗赠人立遗赠扶养协议，这是对遗赠扶养协议的曲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对遗赠扶养协议，没有限制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应当是任何公民均已经立遗赠扶养协议；上诉人把《分家合约书》理解为附条件的遗嘱和赠与合同，也是错误的，在1992年农历2月18日达成的《分家合约书》，其内容就是关于遗赠扶养的，一审法院是根据其内容事实作出判决，并无不当。而且《分家合约书》至今已经由28年之多，中途没有任何人提出撤销或者变更，各方当事人都按此《分家合约书》履行了的，特别是案外人胡安华（上诉人胡正生的长子）将上诉人胡正生与其妻李元芬赠与的房屋份额全部出卖给被上诉人和妻子王天春（房屋买卖时，王天春与被上诉人已经结婚），被上诉人在1994年通过案外人胡安碧付清了胡安华的房屋买卖款，就是后来案外人胡安华因赠养问题与上诉人胡正生发生矛盾，上诉人胡正生都没有选择撤销遗赠扶养协议，而是要求胡安华支付赡养费，由此可以看出，《分家合约书》是各方当事人都认可了的，那么对各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二、上诉人胡正生的二审上诉请求与一审诉讼请求相矛盾。上诉人胡正生在一审起诉时要求支付418683.9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可在这次二审上诉时却只要求支付196761.5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是相互矛盾的。在一审和重审时，上诉人胡正生所举证据都是围绕418683.90元，在这次上诉时却要求支付196761.50元，说明上诉人胡正生对自己的主张都是糊涂的。即使退一步来说，上诉人要想得到196761.5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那也只能向受遗赠人胡安华主张，与被上诉人无关，其诉讼主体亦错误。胡正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安红返还胡正生房屋征收补偿款418683.9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安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正生与李元芬（已故）原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有子女胡安红、胡安华、胡安碧、胡安辉、胡安秀、胡安屏、胡安文、胡安芹。1962年2月11日，胡正生与李元芬在原遵义县房屋一套，修建该套房屋时胡安红未出生，长子胡安华仅7岁，女儿胡安碧年仅2岁。1992年农历2月18日，胡正生喊来李元庆等人，胡安红与胡安华在其舅舅李元庆、地邻卢远佩等人的见证下签订了《分家合约书》，载明“胡安华、胡安红兄弟二人征求双老同意，在互相自愿的原则下，将房屋、田土、山林、自留园地等通过协商将分配承包管理如下”、“双老遗产老房子以堂屋中堂直下兄弟俩人各一半，由于胡安华已另建新房迁居，自愿将原老房子一半（猪圈在外）值价款贰仟贰佰元币售给弟胡安红所有，经协商预付现金陆百元下补现金壹仟陆百元，限期在三年内付清（即九四年底）”，及胡安华均在合约上签名。同时，还约定了母亲李元芬由胡安红负责其生养死葬、胡正生由胡安华赡养。协议签订后，本案所争议补偿款对应的房屋一直由胡安红居住、管理、修缮，并添加了附属设施。2001年9月，李元芬去世，胡安红履行了李元芬的生养死葬义务。2010年4月19日，胡正生因赡养纠纷将胡安红、胡安华、胡安碧、胡安辉、胡安秀、胡安屏、胡安文、胡安芹列为胡安红诉至法院，我院作出（2010）遵县法民一初字第804号调解书，载明：“由被告胡安华、胡安碧、胡安辉、胡安秀、胡安屏、胡安文、胡安红、胡安芹每人每月承担胡正生赡养费50元，从2010年1月起算，每年支付一次，定于每年12月30日前付清”，该调解书查明：“1992年农历2月18日，胡正生夫妻与其子胡安华和胡安红分家时，约定由胡安华负责赡养父亲（即胡正生），胡安红负责赡养其母亲。胡正生夫妻将房屋及家庭承包的田土平均分给了胡安华和胡安红，胡正生夫妻二人单独居住”。2016年11月10日，胡正生、胡安红与胡安华、胡安文、胡安芹、胡安屏、胡安秀、胡安碧达成《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对原、胡安红家庭户的家庭承包地及部分征收补偿款、胡正生所开商店及收益权、房屋、胡正生的生养死葬、山林林界及征收分配权等内容均作了约定，协议还载明“4、胡安华所建土墙房（一共84平方米）的宅基地归胡安红使用，所以，由胡安红补偿胡安华伍万元整（50000.00元），胡安红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胡安华。5、山林林界仍按1992年2月18日分家协议执行；若茶树被征收，由胡安华与胡安红两兄弟平均分配，其他申请人自愿放弃对茶树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利”，胡正生与胡安红、胡安文、胡安芹、胡安屏、胡安秀、胡安碧均在协议书上签字，原播州区南白镇火车站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调解书上盖章。该调解协议书未对1962年修建的房屋做任何约定。2017年，本案所争议的补偿款对应的房屋被遵义市播州区影山湖项目征收，胡安红领取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418683.90元（其中正房面积174.17㎡，正房补偿金额为387001.00元，杂房面积21.74㎡，杂房补偿金额为6522.00元，附属设施、构筑物及装饰装修、其它个案等补偿金额为9485.60元，搬迁补偿费1741.70元，搬迁奖励13933.60元）。一审法院认为，1992年农历2月18日，胡正生喊来李元庆(胡安红之舅舅)等人，在李元庆、同村卢远佩等人的见证下，由胡安红与胡安华签订的《分家合约书》，其载明的内容有胡正生与李元芬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有对胡正生、李元芬生养死葬义务的安排，协议已从成立之日起开始发生法律效力，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各方已按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履行，由此看出，此《分家合约书》应是胡正生、李元芬二人与胡安红、案外人胡安华所达成的遗赠扶养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之规定，该遗赠扶养协议(优于法定继承)各方必须遵守、切实履行，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胡安红履行了其母亲李元芬的生养死葬义务，虽不能以此消除对胡正生的法定赡养义务，但足以看出胡安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故相对应的，胡正生也应遵守协议的约定，而不能随意解除上述遗赠扶养协议。且2010年4月19日，胡正生因赡养纠纷将子女胡安红、胡安华等人诉至法院时，原审法院作出（2010）遵县法民一初字第804号调解书载明胡安红自愿承担胡正生部分赡养费，现胡正生以应撤销协议为由主张胡安红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胡正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80元，由胡正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胡正生提交两份新证据：1、三份调查笔录，证明胡安红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胡安华、胡安红处理老房子付款的证明的内容不是事实。胡正生从胡安红收到的礼金拿了600元，给其购买农药或者种子。第二个1600元，是当时胡安碧超生了一个孩子叫丹丹，丹丹是给胡正生在带，当时没有支付带孩子的费用，为了家庭和睦，是当时胡安华修房子的时候在胡安碧处借款2000多元，还有1600元没有还，胡安碧考虑到没有支付丹丹的生活费用，所有胡安碧就没有让胡安华还钱。这个证明是因为在1994年，胡正生在与其爱人想跟到胡安红，所以才写了这个证明，让胡安碧在证明上签字；2、2020年9月12日，胡安华的自书证明。证明2200房款不是胡安红支付的，而是胡正生支付600元，胡安碧抵账1600元，证实了之前的证明是伪造的。胡正生申请胡安碧、胡安华出庭作证，证明胡安华、胡安红处理老房子付款的证明内容不真实。胡安碧陈述：胡安华将房子卖给胡安红，胡安红还差胡安华2000多元钱，胡安华还差我1600多元，我就说不支付给我了，直接抵扣胡安红应该支付给胡安华的购房款了。胡安华陈述：胡安红和我是弟兄关系，对方买我的房子没有给我钱。我借胡安碧1600元是事实，是因为胡安碧超生的女儿是跟到我父母住的，让我将1600元给我父母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因为我父母偏爱胡安红，所以就用这1600元抵胡安红的付款事实，他本人是没有拿一分钱出来的，他支付给我的就应该给我打收据。但是胡安红结婚之后与我父亲是分居另住，没有在一起生活，所以不存在我父亲在他处吃饭的问题，就不存在我父亲应该帮他付款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胡安红与案外人胡安华自愿于1992年农历2月18日，在胡正生喊来的李元庆、同村卢远佩等人的见证下签订《分家合约书》，该合约书签订后，双方已按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履行，故该合约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胡正生主张胡安红与胡安华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书，根据该合约书的约定，胡安红履行了其母亲李元芬的生养死葬义务，虽不能以此消除对胡正生的法定赡养义务，但足以看出胡安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且见证人为胡正生所通知，在一审庭审中胡正生也认可分家一事的事实存在，确认胡安红可以享受所有权，前提是要求对其进行赡养。2010年4月19日，胡正生因赡养纠纷将子女胡安红、胡安华等人诉至法院时，原审法院作出（2010）遵县法民一初字第804号调解书载明胡安红自愿承担胡正生部分赡养费，现胡正生以应撤销协议为由主张胡安红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审认为相对应的胡正生也应遵守协议的约定，不能随意解除上述遗赠扶养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胡正生上诉要求胡安红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认为《分家合约书》中约定的胡安红购买的胡安华分得的房屋是由胡正生出钱购买的。结合二审证人证言可知，胡安华确已收到合约书中约定的购房款，即使胡安华分得的房屋确实是胡正生出钱购买的，但属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且《分家合约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已经履行了合约约定，胡正生要求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集体所有制组织，而本案中胡安红系胡正生的法定继承人，本案纠纷也是因为双方对其自愿签订的《分家合约书》产生的法律关系以及法律事实的内容有着不同观点和看法而引起的，故本案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纠纷，应属于合同纠纷。综上所述，胡正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35元，由胡正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亚 琼审 判 员 令狐荣强审 判 员 何  容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马 琇 峰书 记 员 张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