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4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施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玉琢，广东胜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玮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朱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能，广东伟伦（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观文春，广东伟伦（仲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玮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玮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对原审判决第一项进行改判，判决上诉人不应当向被上诉人返还货款1717.8l元，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2019）粤1302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书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很明显是片面的。该解释的第一条也明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具体到本案，贵法院也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而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是：玮达公司的“订购单”，订购单显示：当月所交货物须于次月3日前统计，开出17％增值税发票，第8条显示付款方式：月结60天，结算方式：电汇或银行承兑。二、一审开庭时玮达公司认可了恒吉公司在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向其开具的1996535元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根据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2018）XX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可以间接证明玮达公司已将1996535元的增值税发票作了抵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第1款规定，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因此买受人玮达公司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提供其与发票相关的订购单、送货单、付款凭证，如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出卖人恒吉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三、一审开庭时玮达公司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确认了2016年6、7、8月三个月的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其又确认了恒吉公司开给玮达公司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且恒吉公司开给玮达公司的1996535元的发票均是在2016年6月8日前开具玮达公司确认2016年6月份的对账单对账时间是2016年7月4日，7月份的对账时间是7月29日；8月份的对账时间是9月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8修正）》第26条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所以，恒吉公司不可能于2016年6月8日前将2016年7月4日之后的发票开具出来。被上诉人在其事实与理由中陈述：原告向被告采购货物总额为1729605元，但被告不但未按照实际交易金额向原告开具足额发票，还开具了部分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上诉人又在一审庭审时确认上诉人开具了1996535元的发票。四、一审开庭时玮达公司认可了恒吉公司向其开具的金额为1996535元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又确认了2016年6、7、8三个月的订购单、送货单和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增值税发票金额1996535元加6、7、8月货款金额：703505元，总计玮达公司应付恒吉公司货款总金额：2700040元。玮达公司应对2700040元的货款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玮达公司仅用支付1770107.51元来举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可以说明原审判决是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的错误判决，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对原审判决进行改判。被上诉人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售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标的物义务的，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在本案中，玮达公司与恒吉公司的交易过程中每笔交易都有相应的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恒吉公司作为合同交易中的供货方，竟然不能够针对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与实际交易金额的差异部分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证据，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和常理，因此恒吉公司仅凭发票辩称玮达公司欠恒吉公司货款是完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返还原告多付的货款人民币40502.51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3月24日起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约为人民币727元；三、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惠州市玮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存在业务往来，由被告恒吉公司根据原告玮达公司《订购单》要求，向原告玮达公司供应ABS塑胶颗粒等产品。《订购单》约定，当月所交易货物须于次月3日前统计，开具17%增值税发票，连同送货单财务联交原告玮达公司挂账，付款条件为月结60天，电汇或银行承兑。原告玮达公司提供的客户对账单显示，原告玮达公司与被告恒吉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对账确认11月应收款为175500元，于2015年12月29日对账确认12月应收款为337500元，于2016年1月29日对账确认1月应收款为250800元，于2016年3月2日对账确认2月应收款为39600元，于2016年3月31日对账确认3月应收款为147000元，于2016年6月2日对账确认5月应收款为75700元，于2016年7月4日对账确认6月应收款为242667.5元，于2016年7月29日对账确认7月应收款为424837.5元，于2016年9月5日对账确认8月应收款为36000元，以上合计金额为1729605元。上述对账单供应商处均加盖了被告恒吉公司的业务专用章，部分有“张某”签名字样。除2016年5月份仅提供订购单外，原告玮达公司就上述月份的采购、送货情况提供相应订购单、送货单予以佐证。原告玮达公司提供的收据显示，被告恒吉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3日、6月1日、7月1日先后向原告玮达公司出具收到200000元、4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据六张，金额合计为1500000元。原告玮达公司主张其除支付上述款项外，其还因被告恒吉公司欠他人债务涉诉协助法院执行被扣划136445.36元，被告恒吉公司提供的发票认证失控导致其缴纳进项税额133662.15元被转出，其共计付款的总额为1770107.51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一股于2018年3月14日向原告玮达公司发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为：“你公司从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发票代码XX，发票号码4296442*******426、4296443*******437，税额共计133662.15元。现该批发票已被认定为是失控发票，按规定应作进项税额转出”。被告恒吉公司对原告玮达公司主张的上述已付款金额予以认可，但认为其向原告玮达公司供货总金额为2700040元（1996535元＋703505元），扣除上述已付款1770107.51元，原告玮达公司尚欠货款929932.49元。被告恒吉公司为证明其与原告玮达公司的交易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于2015年12月3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向原告玮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发票总金额为1996535元。该2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原告玮达公司主张被税额转出的11份发票。2016年8月10日，被告恒吉公司与案外人XX经营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恒吉公司将其对原告玮达公司的债权703505元转让给该经营部。后案外人XX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案原告玮达公司支付其货款及利息共计672444.54元。原告玮达公司在随后亦以超付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就XX经营部与玮达公司上述债权人代位纠纷一案作出（2018）粤1302民初2937号民事判决，玮达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因本案的处理需以该案审理结果，本案中止诉讼。本院经审理认为，（2018）粤1302民初2937号案的审理应综合考量本案的处理结果，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粤13民终419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恢复审理。另查，被告恒吉公司为证明原告玮达公司存在伪造其公司公章的嫌疑，亦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年6月的《客户对账单》传真件一份，该对账单与原告提交的同月对账单相比较，除供应商签名盖章处有“张某”个人签名、盖章位置有不同外，其余内容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玮达公司与被告恒吉公司对双方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存在交易往来、原告玮达公司已付货款1770107.51元（含银行汇票、协助执行款、税额转出款）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执的主要焦点为：原告玮达公司是否超付被告恒吉公司货款？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被告恒吉公司主张其在上述期间向原告玮达公司供货共计2700040元，仅向一审法院提交截至2016年6月8日止其向原告玮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合计金额为1996535元。原告玮达公司对该发票的真实性虽无异议，但并不认可上述发票载明的金额系双方真实交易的金额，被告恒吉公司亦未提供相应送货单、对账单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仅凭被告恒吉公司提供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足以证实其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向原告玮达公司实际送货数量及金额，应由被告恒吉公司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原告玮达公司主张其在上述期间向被告恒吉公司供货1729605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订购单、送货单、客户对账单等予以佐证，各月的对账单亦均加盖了双方的印章，该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原告玮达的上述主张，被告恒吉公司认为原告玮达公司存在故意隐瞒双方部分交易，并有私刻其司印章、伪造对账单的嫌疑。被告恒吉公司为此证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年6月份的客户对账单一份。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恒吉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为传真件，该对账单供销商签名盖章处有个人签名，盖章位置与原告玮达公司提供的相对应月对账单的供销商签名盖章的位置不同，除此之外，原、被告提供的对账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等内容均一致，被告玮达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玮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送货单等。其次，被告恒吉公司对双方真实交易往来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从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为月结60天，电汇或银行承兑，原告玮达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1500000元，均系由其收到他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再转交给被告恒吉公司，出票金额并非由原告玮达公司确定决定的，事实上，被告恒吉公司出具的收据所载明收到原告玮达公司银行承兑的金额，与原、被告实际对账的金额、发票金额亦不一致，并不排除原告玮达公司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提前支付或超付货款的可能。综上分析，被告恒吉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玮达公司主张双方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实际交易金额为1729605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被告虽对原告玮达公司已付货款1770107.51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该款中含税额转出款133662.15元，因双方实际交易的含税金额为1729605元，而被告恒吉公司提供的税票金额为1996535元，则被告恒吉公司对超出双方实际交易部分、金额为266930元（1996535元-1729605元）的税款38784.7元（266930元÷117%×17%）无需承担支付责任，应予以扣除。据此认定，原告玮达公司已付的款项为1731322.81元（1770107.51元－38784.7元），则被告恒吉公司应向原告玮达公司应返还多付货款1717.81元（1731322.81元-1729605元），故，原告玮达公司要求被告恒吉公司返还多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717.81元，超出部分，缺乏相应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玮达公司主张的利息，因原告玮达公司主张的超付款项系因税额转出所致，原、被告对此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惠州市玮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717.81元。二、驳回原告惠州市玮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415.5元，由原告惠州市玮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负担398.5元，被告恒吉公司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上诉人恒吉公司主张其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向被上诉人玮达公司送货1996535元，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的送货单、对账单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多支付的货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东莞市恒吉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