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4民初3434号原告：吕龙，男，199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济南光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长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玲，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吕龙与被告济南光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陈敏，被告光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玲、王蕾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陈敏，被告光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玲、王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光峰公司和吕龙2018年3月份至2018年10月份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光峰公司支付拖欠吕龙2018年3月份至2018年10月份的工资40658元(包含基本工资、奖金、10月份底薪)；3.判令光峰公司支付吕龙2018年3月份至2018年10月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3000元：4.判令光峰公司支付吕龙经济补偿金16142.86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中旬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吕龙在光峰公司处从事房产中介工作，光峰公司未和吕龙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光峰公司拖欠支付吕龙工资40658元，吕龙向光峰公司催要，光峰公司推诿支付，无奈吕龙提出辞职。光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吕龙对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确认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和第二、第三项裁决结果不服，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吕龙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工资40658元包含底薪、提成（即佣金）、回扣，底薪是2018年10月份的底薪3000元；提成是客户王文特和朱树峰的提成，分别是24000元、6800元，还有吕龙垫付的回扣6740元；明确第三项诉讼请求为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15159元。光峰公司辩称，1.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吕龙只是向我公司介绍买房的客户，收取佣金，不受我公司管理，我公司已经将吕龙的佣金全部支付完毕；2.吕龙的各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吕龙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仲裁裁决书、崔明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吕龙与邵合山的聊天记录、吕龙与崔明强的聊天记录、张怀礼和邵合山的聊天记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吕龙的考勤记录截屏、2019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吕龙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崔明强通过支付宝和微信的方式向吕龙转账的手机截图，及光峰公司提交的置业经理离职交接单及离职审批表、崔明强尾号为6870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吕龙与崔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济南恒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邵合山的实名微信信息、《自由经纪人佣金结算协议》《自由经纪人退房佣金追回协议》、收条及邵合山给王向阳、娄西明、田思强的微信转账凭证，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光峰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5日，为自然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房地产经纪服务；房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批发，零售等。2019年10月15日光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崔明强变更为高长兰。邵合山为光峰公司的监事。二、吕龙入职光峰公司从事房产中介工作，光峰公司对其进行考勤管理，为其发放工资及提成。吕龙提交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参保单位为济南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顿公司）。2018年11月22日，吕龙因个人原因通过微信向崔明强提出离职。三、崔明强分别于2018年4月14日向吕龙微信支付1500元、5月15日转账支付3000元、6月15日支付宝转账支付3000元、6月28日转账支付27000元、7月2日支付宝转账支付3146元、7月6日微信支付5500元及转账支付3000元、7月15日微信支付3000元、9月5日转账支付19400元、9月26日转账支付两笔12672元、864元；邵合山分别于2018年9月15日、11月15日向吕龙微信支付950元、654元。吕龙主张2018年6月15日至11月15日其收到的款项为光峰公司向其支付的2018年5月至10月的工资及提成，经计算2018年6月15日至11月15日共计支付79186元。四、2019年4月18日，吕龙作为申请人，以光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槐荫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光峰公司支付佣金29000元。槐荫仲裁委审查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457号仲裁决定书，以请求事项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办案规则》为由，对吕龙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吕龙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吕龙自愿申请撤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鲁0104民初27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吕龙撤诉，该裁定书于2019年7月26日向吕龙送达。吕龙撤诉以后，其作为申请人，以光峰公司为被申请人，以本案诉讼请求为申请事项，向槐荫仲裁委再次申请仲裁。槐荫仲裁委审查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96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吕龙与光峰公司自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存在劳动关系，光峰公司向吕龙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9682元，驳回吕龙其他仲裁请求。吕龙不服，于2020年2月25日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审查后作出（2020）鲁0105民初10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诉讼过程中，吕龙陈述其2019年4月18日申请仲裁时提出的请求即为本案中其主张的客户王文特的佣金24000元及朱树峰的佣金5000元，只是朱树峰的数额不同，当时的想法是朱树峰的佣金只给5000就行了，而本案中主张6800元。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有争议：一、关于入职情况，吕龙陈述其于2018年3月底与曹修帅一同到崔明强处上班，经过邵合山面试，直接入职。工作地点在唐冶和润幸福城，上班时间是8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6点。因为是朋友介绍，所以刚开始没有打卡也没有考勤，约定基本工资3000元加提成，提成按出售房屋的套数，每卖出去一套提成5000元。6月份开始变为按点提成，其是小组组长，小组如果完成小组任务的话，其就可以统提10%，如果小组没有完成小组任务，其提成5%。个人业绩0-7000元提20%，7001元到15000元提30%,15001元到24000元提40%，24000元以上是50%。后光峰公司搬到香格里拉办公，上班时间不变，但是需要指纹打卡，后来用钉钉软件打卡，期间还用过红圈通。光峰公司对吕龙的入职过程没有异议，对入职时间有异议，称是4月初入职，没有约定基本工资，只是口头约定了提成，提成比例确实是按照吕龙陈述的个人业绩进行发放，提成比例属实。但没有严格考勤，中间为了沟通方便使用过大约两三个月的钉钉打卡，使用钉钉期间并未对吕龙及其他自由经纪人进行严格考勤。二、为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吕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1：光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光峰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变更了法定代表人，由崔明强变更为高长兰；1-2：高顿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该公司与光峰公司登记的企业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均一致；1-3:崔明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一份，显示崔明强分别于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28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9月5日、2018年9月26日，向吕龙转账支付3000元、27000元、3000元、19400元、12672元、864元，证明崔明强向公司员工王向阳、曹修帅、张怀礼支付工资；1-4:吕龙与邵合山的聊天记录一宗，显示：2018年9月15日邵合山向吕龙微信支付950元，吕龙问：“这是工资么哥？”邵合山答：“对。”吕龙问：“怎么才950？”邵合山答：“你说呢？”吕龙问：“上个月没休超啊。”邵合山答：“保险加端口。”2018年10月8日，邵合山向吕龙发送考勤情况截图，并留言“什么情况”，吕龙答：“忘了打了。”邵合山问：“一共上了7天，5天晚上没打。”吕龙答：“光忘了。”邵合山问：“是不是按打卡发次工资就能想住了？”吕龙答：“从今往后就想着了。”2018年11月15日，邵合山向吕龙微信支付654元，并留言“上个月工资”，吕龙答：“欧克。”1-5：张怀礼与邵合山的聊天记录一宗，共同证明邵合山通过微信给吕龙转工资时解释，转账工资的构成系工资扣除“保险加端口”的差额，“保险”是代缴保险费，需要从其工资中扣除，“端口”是工作中需要从其他平台发布信息，如安居客、58等平台；1-6：吕龙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参保单位为高顿公司，其中个人缴费额为361.53元。证明其社会保险的缴纳单位系高顿公司；1-7:张怀礼、王向阳、曹修帅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2018年8月至11月，王向阳和张怀礼的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为高顿公司，2018年11月，曹修帅的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为高顿公司，证明前述证据互相印证，光峰公司委托高顿公司为公司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光峰公司对第一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1光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和1-2高顿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无法证明高顿公司向吕龙及他人缴纳社会保险是受光峰公司的委托；1-3:崔明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崔明强向包括吕龙在内的几人转款是支付佣金的行为，无法证明是发放工资；吕龙对保险加端口的解释不符合事实，光峰公司根据吕龙的工作情况结算吕龙的佣金，双方对佣金的结算具有明确的约定，虽然邵合山在与吕龙、张怀礼的聊天记录中称为“工资”，实际上是一般人对佣金的简称；吕龙及张怀礼、王向阳、曹修帅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无法证明吕龙及他人的社会保险与光峰公司有关。该组证据本院认为，光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采信，从吕龙提交的其与邵合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邵合山分别于2018年9月15日、2018年11月14日向吕龙微信支付950元（8月份工资）、654元（10月份工资），邵合山告知吕龙的工资中扣除了保险，且扣除时间与高顿公司给吕龙缴纳保险的时间相吻合，而且高顿公司向光峰公司的其他员工也缴纳了社会保险，与吕龙的主张相互印证，本院采信吕龙的主张，认定光峰公司为吕龙缴纳了社会保险，吕龙每月个人缴费额为361.53元。第二组证据：2-1：吕龙在光峰公司通过“钉钉”软件的考勤记录截屏一宗，显示2018年7月2日，吕龙申请加班，崔明强审批同意；2018年8月3日，吕龙请假，崔明强、邵合山审批同意；2018年6月，吕龙迟到1次，缺卡5次，旷工4天；2018年7月，吕龙迟到2次，缺卡21次，旷工7天；证明吕龙向光峰公司请假、申请加班，都是通过钉钉，崔明强、邵合山通过该管理系统进行审批，吕龙接受光峰公司的考勤管理；2-2：吕龙和崔明强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一宗，显示2018年7月15日，崔明强向吕龙微信转账3000元，吕龙问：“这是啥钱？”崔明强答：“底薪。”2018年11月22日，吕龙说：“崔总，昨天我考虑了很久，我还是走吧。我走之后，一来公司基本就没有不干活的人了，整个氛围也好很多。二来我也去别的公司摔打摔打，吃亏要趁早。强哥，咱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尽管有工作上的不愉快，但我从内心是非常感谢你的，从你这里挣到了些钱，相比之前也开拓了眼界，有了成长，尽管这种成长在你看来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你比我段位要高很多，看的也透彻，我还体会不到。”崔明强回复：“OK。”聊天记录还显示了崔明强对吕龙日常工作的管理和指导等内容。证明吕龙自入职到离职期间，崔明强通过微信给吕龙结算部分工资且通过微信通知吕龙领取仲秋节的福利，双方聊天记录频繁，聊天内容多体现出对吕龙日常工作进行管理、指导、监督，体现了吕龙和光峰公司之间存在人身依附性，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3：光峰公司的管理文件复印件一份，2-4：2019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第7页最后一句显示光峰公司陈述“应该含有部分客户的回扣”。共同证明光峰公司在开庭中陈述的光峰公司与吕龙结算提成的计算方式与管理文件相吻合；光峰公司对第二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考勤记录截屏、吕龙和崔明强的微信聊天截图、2019年6月11日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钉钉打卡不具有连贯性，且每月只有一份记录；吕龙与崔明强的聊天记录只是双方在工作及生活上的交流，该聊天记录中2018年11月22日吕龙明确因个人原因主动向光峰公司提出离职，无法证明吕龙受光峰公司管理；对2-3：管理文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文件没有光峰公司单位盖章，不是光峰公司制作；光峰公司的提成制度是口头约定的无书面材料，开庭笔录与管理文件无法达到互相印证的目的。开庭笔录第七页法院的提问及光峰公司的回答，只能证明吕龙与光峰公司之间存在回扣的问题，不能证明光峰公司拖欠吕龙回扣，双方也未约定过客户回扣由公司承担，吕龙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回扣应由公司承担。该组证据本院认为，管理文件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光峰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吕龙接受光峰公司的考勤管理，且离职时吕龙通过微信告知崔明强其是因个人原因离职。对吕龙主张的回扣是否应由光峰公司承担还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第三组证据：3-1：崔明强和吕龙的关于光峰公司尚未结算的工资的微信聊天截图复印件一宗，证明吕龙通过微信要求光峰公司支付应付的奖金，崔明强表示“不网签放款完事，我肯定要压钱”，证明光峰公司存在未支付吕龙奖金的事实；3-2：崔明强和吕龙的关于帝华广场工作项目的微信聊天截图、帝华广场认购书复印件一宗、客户刷卡POS凭证一宗，证明崔明强通过微信给吕龙发送的文件名为“帝华广场本盘客户明细20180522”，与“帝华客户到访确认单”的名称相一致，崔明强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其发送的文件由公司统一保管；3-3：吕龙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原件一份，显示，2018年9月5日，崔明强转入吕龙银行账户19400元，并备注“吴晓丹黄亚”，证明该笔款项为光峰公司支付给吕龙的购房客户吴晓丹、田静、黄亚礁的奖金，并非系吕龙要求的未结算的（客户王文特）部分；3-4崔明强通过支付宝和微信的方式交付给吕龙工资底薪和奖金的转账记录的手机截图，显示崔明强分别于2018年4月14日、2018年7月6日、7月15日、7月23日向吕龙微信支付1500元、5500元、3000元、1500元；分别于2018年6月15日、7月2日向吕龙支付宝转账支付3000元、3146元。证明吕龙自光峰公司用工之日起至解除劳动关系止，光峰公司已经支付的工资总额为82082元，该支付方式通过崔明强的个人银行卡和微信的方式，亦与光峰公司在证据2-4中相吻合，证据2-4开庭笔录中，光峰公司陈述工资数额与计算方式不一致，与其中含有客户的回扣有关。3-5：吕龙工作期间维护的客户王文特购房的收据复印件两份、崔明强民生银行转款凭证截图打印件一份、山东昀坤鲁商凤凰广场（工抵房）截止至2018年9月27日结佣总表复印件，证明光峰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收到该业务的回款，光峰公司回款后并未向吕龙支付相应的提成；3-6：微信转账截图、吕龙与崔明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一宗，证明吕龙通过微信交付给客户宋长禄回扣740元，刘萍回扣4000元，田静回扣1000元，吴晓丹回扣1000元，光峰公司并未返还。光峰公司对第三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3-1：崔明强和吕龙的关于光峰公司尚未结算的工资的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吕龙未完成的工作，本就不应提取佣金，吕龙已完成的工作，光峰公司将其佣金全部结算清楚；对3-2：崔明强和吕龙的关于帝华广场工作项目的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帝华广场认购书复印件一宗、客户刷卡POS凭证一宗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材料为复印件，该证据无法达到互相印证的目的。虽然吕龙确实销售过帝华广场的房屋，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光峰公司未向其结清佣金；对3-3：吕龙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3-4崔明强通过支付宝和微信的方式交付给吕龙工资底薪和奖金的转账记录的手机截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组证据正是光峰公司向吕龙支付佣金的凭证，仅2018年7月份光峰公司分四次以3146元、5500元、3000元、1500元分别向吕龙支付佣金，这足以证明吕龙所称的每月支付工资是不成立的；对3-5：王文特购房的收据复印件两份、崔明强民生银行转款凭证截图打印件一份、山东昀坤鲁商凤凰广场（工抵房）截止至2018年9月27日结佣总表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结佣总表未加盖单位公章，转款凭证是仝丽丽与崔明强之间的转账记录，该证据无法证明二者之间的转账与吕龙有关；对3-6：微信转账截图中吕龙向其他人的转账凭证与本案无关，光峰公司不知情。崔明强向吕龙的转账截图只是支付吕龙佣金，并非吕龙所称的垫付或报销。对吕龙与崔明强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崔明强向吕龙报销的事实。该组证据本院认为，光峰公司对崔明强和吕龙的微信聊天截图、吕龙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崔明强的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光峰公司对帝华广场认购书复印件一宗、客户刷卡POS凭证一宗、王文特购房的收据复印件两份、山东昀坤鲁商凤凰广场（工抵房）结佣总表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院对真实性有异议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回扣问题，还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三、光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吕龙的置业经理离职交接单及离职审批表各一份，证明吕龙到光峰公司做自由经纪人前在上一单位的离职时间是2018年4月17日，吕龙称与光峰公司自2018年3月起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成立；2.崔明强尾号为6870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光峰公司按照约定已与吕龙结清佣金；3-1.2018年11月22日上午8：30吕龙与崔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内容同吕龙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吕龙因个人原因辞职离开光峰公司的事实；3-2.济南恒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显示成立日期2018年12月4日，法定代表人曹修帅，股东为王喜恒、高阳、吕龙、张怀礼、曹修帅，经营范围：房地产经纪服务等。证明吕龙于2018年12月4日与原同事王喜恒、高阳、张怀礼、曹修帅离开光峰公司处自行成立与光峰公司经营业务相同的公司，吕龙不受光峰公司的管理，随时可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司的事实；4.光峰公司财务工作人员邵合山的实名微信信息；5.2019年5月22日王向阳签署的《自由经纪人佣金结算协议》《自由经纪人退房佣金追回协议》、收条及邵合山给王向阳的微信转账凭证各一份；6.2019年5月22日娄西明签署的《自由经纪人佣金结算协议》、收条及邵合山给娄西明的微信转账凭证各一份；7.2019年5月28日田思强签署的《自由经纪人佣金结算协议》、收条及邵合山给田思强的微信转账凭证各一份；8.2019年5月31日王喜恒签署的《自由经纪人佣金结算协议》、收条及邵合山给王喜恒的微信转账凭证各一份。以上证据4至8共同证明，吕龙于2019年1月1日后对所有自由经纪人按结算协议进行佣金结算的事实，自由经纪人与光峰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吕龙原系光峰公司的自由经纪人，故与光峰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吕龙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置业经理离职交接单、离职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交接单的填写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仅能证明吕龙在原用人单位填写辞职交接手续的时间，而无法证明吕龙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而吕龙为光峰公司实际提供劳动的时间为2018年3月中旬，3月份的工作期间为半个月，崔明强分别于2018年4月14日支付3月份的工资1500元，于2018年5月15日支付了4月份的工资3000元，应该以实际提供劳动的时间作为计算依据。2.对崔明强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光峰公司在2019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第6页中陈述：“该证据证明向吕龙支付涉案两个项目的佣金。2018年7月份以前的均已结算完毕，涉案两个项目是2018年7月份后出售的，银行明细清单中2018年9月5日、2018年9月26日两笔费用支付的是涉案两个项目的佣金。”3.对3-1：吕龙与崔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2018年11月22日吕龙与崔明强聊天当日光峰公司并未足额结算完工资，其中客户王文特和朱树峰的提成也没有结算，吕龙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光峰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并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离职原因只能委婉的说是个人原因，因为其担心强硬的话就拿不到钱了。4.对3-2：济南恒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吕龙离职的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其于2018年12月4日成立公司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5.对证据4、5、7、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的合同相对方并非吕龙，而且签署时间均在吕龙辞职之后。吕龙在光峰公司工作期间，接受其公司制度的管理，每月光峰公司通过崔明强的个人账户向吕龙支付3000元底薪，日常考勤通过指纹打卡和钉钉打卡的方式，日常工作通过微信及时与崔明强进行沟通反馈，并接受其指导和工作安排。可见，吕龙与光峰公司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光峰公司以“自由经纪人”这一称谓，否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法无据。该组证据本院认为，吕龙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还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四、诉讼过程中，吕龙向本院申请证人王向阳出庭作证，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通知王向阳出庭作证。王向阳陈述，其与吕龙2019年4月份一起到光峰公司上班，2018年10月底其离职。光峰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社保费用是从底薪中扣。底薪开始是3000元，后来变成2000元。端口费是通过网络账号开的卖货途径，每个销售人员开了账号就需要扣。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底薪是15日发，后来发放的时候也是按照该时间发放的，但是都扣了一部分。光峰公司于2018年8月份开始通过高顿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吕龙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称证人关于光峰公司发放工资的结构、时间、考勤管理制度、缴纳社保、扣端口费、参与帝华项目的销售均与其提交的证据相吻合。光峰公司对证人的员工身份没有异议，但对证人陈述的关于工资、考勤、社保与事实不符，称光峰公司未为吕龙缴纳过社会保险，是吕龙自己通过高顿公司交的。五、关于离职时间及原因，吕龙主张其是因为光峰公司一直未足额发放工资，其向崔明强要工资，崔明强不给，其就当面向崔明强提出不干了，没等崔明强回复就直接走了。时间是2018年10月底，具体日期忘了，因为光峰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也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所以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但吕龙并未就此提交证据证明。光峰公司对此有异议，称吕龙提交的与崔明强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22日早上8点半吕龙以微信的形式因个人原因离开光峰公司，吕龙个人离职的情形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六、关于垫付回扣6740元，吕龙称是客户找其买房子，其给客户一部分回扣，具体数额不固定，该费用应该由光峰公司承担，其垫付后，光峰公司未给其报销。吕龙主张通过证据3-4崔明强与吕龙的微信转账记录可见，2018年7月23日11时48分吕龙通过微信交付给客户蔡秀秀回扣1500元后崔明强于同时间将该费用返还给吕龙。2018年7月31日17时18分吕龙通过微信交付给客户朱永生回扣2000元，后崔明强于同时间将该笔费用返还给吕龙。光峰公司称不存在回扣由公司承担的问题，只是自由经纪人完成任务，获取佣金。自由经纪人为了促成交易，自愿给客户的回扣，由自由经纪人自行承担，若是公司垫付，则从佣金中扣除。七、本案诉讼过程中，吕龙于法庭辩论终结后（2020年8月3日）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的计算明细表，列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工资为未足额支付2018年8月的底薪1688.47元和10月的底薪1984.47元，共计3672.94元。因吕龙该计算明细表中的工资计算方法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且与其在法庭调查时明确的工资请求（2018年10月欠付底薪3000元）不一致，并且吕龙未针对该项请求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故本院审理该项请求仍按照吕龙在法庭调查时明确的工资请求进行处理。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确立不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实际用工为前提。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应参照以下凭证：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吕龙与光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1.吕龙为光峰公司提供了劳动，在光峰公司从事房产中介工作，且房屋中介服务属于光峰公司的经营范围；2.崔明强代表光峰公司向吕龙发放了工资及提成，吕龙与光峰公司之间存在财产依附关系；3.光峰公司对吕龙进行考勤管理，吕龙请假、加班均需经过审批，吕龙与光峰公司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4.在吕龙的工资中扣除“保险加端口”的费用，说明不论光峰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还是借用其他公司名义，都是在吕龙提供劳动期间，为吕龙缴纳了社会保险。光峰公司辩称吕龙系自由经纪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相反，通过光峰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王向阳、娄西明、田思强、王喜恒都签订过《自由经纪人佣金结算协议》《自由经纪人退房佣金追回协议》，如果吕龙也是自由经纪人，那么光峰公司也应当提供其与吕龙签订的书面协议，但其并未提交，故其辩称吕龙系自由经纪人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光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就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吕龙的主张。但吕龙在起诉状中称其于2018年3月中旬入职光峰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又称其2018年3月底入职光峰公司，前后陈述不一致，故本院采信对其不利的主张，即认定吕龙2018年3月31日入职。因吕龙于2018年11月提出辞职，此前双方并未正式解除劳动关系，故吕龙要求确认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吕龙要求确认2018年3月15日至3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付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光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应当对员工工资的标准及发放情况建立财务账目，对于吕龙的月工资数额及发放情况，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证据，应当由光峰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故本院采信吕龙的主张，认定吕龙月工资底薪为3000元。经审理查明，邵合山于2018年11月15日向吕龙微信支付10月份工资654元，其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为361.53元，光峰公司尚欠吕龙2018年10月份工资底薪1984.47元。光峰公司未提交其向吕龙足额发放2018年10月工资底薪的证据，故其应当向吕龙支付2018年10月底薪1984.47元。吕龙要求光峰公司支付其2018年10月欠付的底薪3000元的诉讼请求，对超出1984.47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吕龙主张的佣金308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吕龙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光峰公司支付佣金30800元的诉讼请求，其已经在2019年4月18日申请过劳动仲裁，仲裁委员会已经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457号仲裁决定书，吕龙不服，向本院起诉后，吕龙自愿申请撤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鲁0104民初27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吕龙撤诉。本案诉讼过程中，吕龙陈述2019年4月18日申请劳动仲裁的佣金即为本案中其主张的客户王文特的佣金24000元及朱树峰的佣金5000元，只是数额不同，由此说明吕龙已经就该项请求申请过劳动仲裁，且〔2019〕第457号仲裁决定书已经于（2019）鲁0104民初2749号民事裁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2019年7月26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吕龙就该事项再次申请仲裁并向本院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应依法驳回吕龙就该部分请求的起诉。关于回扣，吕龙提交2019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及其向案外人转账的记录不足以证明光峰公司拖欠其回扣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客户回扣由光峰公司承担的约定。吕龙要求光峰公司支付其回扣674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倍工资差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及该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光峰公司未与吕龙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其应当自用工第二个月起，即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止，向吕龙支付二倍工资。吕龙要求光峰公司支付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计算，2018年5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光峰公司向吕龙支付的工资及提成为79186元，另外，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光峰公司尚欠吕龙2018年10月份工资1984.47元，故光峰公司应向吕龙支付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81170.47元（79186元＋1984.47元）。吕龙要求光峰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15159元的请求，对超出81170.47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吕龙主张离职系因光峰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所以光峰公司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对吕龙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为吕龙提交的其与崔明强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22日其以微信的形式告知崔明强其是因个人原因离开光峰公司，并未表达因光峰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意思表示，故其要求光峰公司支付经济补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吕龙与济南光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自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济南光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龙支付欠付工资1984.47元；三、济南光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龙支付二倍工资差额81170.47元；四、驳回吕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济南光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裴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