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91民初25号原告：泰州市霞泽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纬六路西首北侧。法定代表人：王炳中，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大海，上海三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前海云东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首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泰州市霞泽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泽公司）与被告深圳前海云东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东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霞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大海，被告云东家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首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霞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合同款16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要求原告帮助其在泰州地区销售收银机，计划与原告签订《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一份，原告因急于早点开展业务，就于2019年5月9日先将16万元代理费支付给被告，但此后原、被告就代理价格、代理范围、返佣等内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已经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原告认为，既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已经无合作的可能，被告应当将原告支付的16万元予以返还。另：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与被告签订过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后来因为不利于开展业务，双方商谈改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因为价格、合作的范围没有达成一致。当时协议是空白的，被告将两份空白的合作协议都寄给了原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炳中本来以为签定协议的联系人都是被告的人员，后来经多次询问发现协议上签名包括联系的人员均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当时与王炳中联系如果说改成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伙协议，加盟代理费改为16万，之前王炳中支付的2万元退还给王炳中个人。再次确认的时候自称李总的人又称被告不同意了，又因为本来合同上说培训是免费的，5月份的时候被告也安排了一次培训，但是向王炳中收费，虽然费用不多，但是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导致原、被告合作协议没有签署成功，因为开展业务过程中绝大多数客户均要求以公司的名义去推广收银机，以个人名义推广绝大多数商家是不接受的。并且推广之后收银机的返点、返费均需要绑定原告的公司信息及银行帐号。因为协议没有签署成功，所以原告也没有实质性开展推广收银机的业务，被告一共发过60台收银机，其中有一台是以王炳中个人的名义给用户使用了，据了解目前也在使用，但是相应的返点、返还的费用王炳中及原告均没有收到。所以，我方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没有签署成功，我方支付的16万元应当予以退还。被告云东家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从来没有就推广收银机以及相应的代理合作商谈过任何业务。2019年4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与被告签署了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因为原告是个人独资有限公司，王炳中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以及总经理。2019年4月29日的合作协议合约总金额是20万元，由于是在北京招商会现场签署的，而且王炳中在签约当天使用个人刷卡支付2万元定金，所以根据当时的招商政策在原基础打九折，王炳中应支付的合同总款项为18万元。2019年5月9日，王炳中用个人的独资企业泰州市霞泽机电有限公司的账户向被告支付了合约款16万元，被告在收到该16万元的次日，按照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以及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之间的聊天记录的内容向王炳中发出60台收银机。王炳中显示收货后，被告又多次通过微信以及公众号向案外人进行培训，自始自终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从来没有在所有的聊天记录中称要以原告的名义重新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也从未有过任何洽谈的事实。原告的陈述不符合事实，系虚假陈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举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证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4月29日，被告云东家公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签署了编号为YDJHZ2019的《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签约地点为北京，协议约定：王炳中与被告云东家公司在江苏省泰州市全部区县范围内合作智能收银机一体产品及附属收单业务推广营销，代理费为20万元，代理资格为独家，协议有效期为两年，自2019年4月29日至2021年4月28日。协议同时约定，王炳中有权要求云东家公司提供必要的技术和销售培训、开立商户管理系统平台账户等；云东家公司应提供云东家智能收音机，在商户成功装机后，双方按照交易金额进行利润分成。如商户中途退机，王炳中应将商户设备收回并退给云东家公司，如有破损按价赔偿（代理价3200元/台）。协议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一份空白协议，编号也为YDJHZ2019，该协议尾部甲方落款处盖有被告云东家公司的公章，原告主张在被告云东家公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签署《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之后，原、被告双方曾经协商合意变更此协议乙方主体，即将王炳中变更为原告霞泽公司。对此，被告云东家公司称从此份空白协议的编号上看，与之前王炳中与被告云东家公司签订的协议编号是完全一致的。假使原告的陈述是真实的，合同编号也不可能是同一个。其次，该协议上加盖的被告云东家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授权代表也不是被告云东家公司的授权人员，被告从未与原告商谈过变更协议主体的事宜，该协议并非被告云东家公司向原告提供，该协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审查。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炳中本来以为该协议的联系人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后来经多次询问发现协议上签名的联系人和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联系的人员均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从原告方的陈述可见该协议极有可能是有关人员冒用被告云东家名义与原告联系，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协议系被告提供，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可。3.庭审中，法庭询问原告，既然原告主张与被告重新协商签订合作协议，那为什么协议尚未签订就向被告支付16万元？原告回答：就如被告所说，该协议的内容全部是空白的，原告也不敢随意签订。之所以向被告付款，是基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之前有一个合作协议，所以按照王炳中的理解来讲，无论哪个协议可以继续履行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后面在开发业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差别，绝大多数客户是不接受个人与商家签订收银机的协议。4.被告提交了两份银行回单，一份银行回单显示：2019年4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用其银行账户向被告云东家公司支付2万元；另一份银行回单显示：2019年5月9日，原告霞泽公司银行账户向被告云东家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了16万元（备注代理加盟费）。5.被告云东家公司提交的电子运单显示，2019年5月10日，被告云东家公司向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炳中寄送了60件收银机，对此运单的真实性，原告予以认可，并确认王炳中收到了60件收银机。但原告称王炳中仅成功推广了一台收音机，仅有一家商户安装了该收银机。6．被告云东家科技有限公司提交“泰州云东运营服务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云东家将收银机寄出后，要求王炳中尽快推广，双方就推广、安装使用收银机事宜以及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被告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对，故对微信聊天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7.庭审中，被告云东家公司当庭展示了云东家商户管理系统，显示被告云东家公司以王炳中手机号码133××××****为王炳中注册了账户，原告予以确认。8.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霞泽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6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炳中为唯一股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霞泽公司向被告云东家公司转账支付的16万元是否可以认定为原告霞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与被告云东家公司签订的《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中的代理费。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从原告霞泽公司与王炳中的关系来看，原告霞泽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王炳中为唯一股东。因一人有限公司只有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股东与公司联系更为紧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结合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之所以向被告付款，是基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与被告之前有一个合作协议，所以按照王炳中的理解来讲，无论哪个协议可以继续履行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后面在开发业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差别，绝大多数客户是不接受个人与商家签订收银机的协议。故从原告自身的陈述来看，其付款的原因是基于王炳中与被告云东家之间的《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其次，从合同的签订以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2019年4月29日，王炳中与被告云东家公司签订了《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王炳中于当日支付了2万元，2019年5月9日，原告霞泽公司向被告云东家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了16万元（备注代理加盟费）后，被告云东家公司于次日向王炳中邮寄了收银机。被告云东家公司主张根据协议约定应先支付代理费再提供收银机，其主张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霞泽公司向被告云东家公司转账支付的16万元可以认定为原告霞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炳中与被告云东家公司签订的《云东家合伙人合作协议》中的代理费，该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原告要求返还代理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泰州市霞泽机电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原告泰州市霞泽机电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康珊书记员郑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