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5142号原告：陈蓓，女，197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鸿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子沁，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培敏，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址上海市长宁区。被告：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加城花园中新大道西128号幢9D室B06号办公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荣正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利保华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青浦区清湖路726号2层C区280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荣正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霞，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彬，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前海青松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青松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博，男。原告陈蓓与被告郑培敏、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文华有限合伙）、上海利保华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青松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青松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郑培敏、苏州文华有限合伙、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该裁定生效后，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鸿鹏、江子沁，被告郑培敏、苏州文华有限合伙、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霞、吴彬，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陈蓓与被告郑培敏、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存在委托投资关系，确认原告委托三被告投资于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的投资金额合计90万元；2.请求被告郑培敏、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共同返还原告陈蓓委托投资收益合计57186.6元及利息（利息以57186.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原告起诉之日计算至三被告付清57186.6元之日止）；3.请求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5万元由被告郑培敏、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陈蓓与被告郑培敏系朋友关系，从2007年开始委托被告郑培敏对外进行投资。被告郑培敏通常通过其创设或关联的相关商事主体（如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等对外进行各种投资，并将相关收益支付给原告。2014年2月7日，被告郑培敏告知原告可以投资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下称“青松二期基金”）。2014年5月20日，被告郑培敏通过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为被告郑培敏实际控制企业）认缴1000万元基金份额，与其他方共同发起设立青松二期基金（该基金设立时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33333万元），并于当天完成该基金的工商设立登记；该基金已于2015年4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2014年8月27日，原告按照其与被告郑培敏以往的委托投资惯例，向被告郑培敏指定的账户（即受被告郑培敏实际控制的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的账户）转账90万元，认缴被告郑培敏通过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所持的青松二期基金对应金额的基金份额。截至本起诉状出具日，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累计持有青松二期基金6.6%的份额。2019年，原告得知青松二期基金已退出项目取得的总投资收益为2118万元，且已向包含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在内的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分配；该等已取得的投资收益总额对应已分配给各投资人的投资收益率折合约6.36%。原告委托三被告投资于青松二期基金的本金为90万元，该次分配应得收益为57186.6元。原告多次向三被告主张前述收益，三被告均拒绝支付并否认原告委托该等被告投资于青松二期基金的事实。基于上，原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郑培敏、苏州文华有限合伙、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原告不满足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条件，事实上并没有投资青松二期基金，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阐述如下：一、原告要求确认其委托被告投资了青松二期基金90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原告不满足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条件，无法投资青松二期基金，原告计划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预留资金只有90万元，该金额既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最低投资门槛，也没有达到青松二期基金的最低认购门槛。根据2014年8月21日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以及《青松基金二期基金募资计划书》显示，青松二期基金的认购资格为最低1000万人民币起，按500万元整数倍数增加，原告既不满足直接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条件，亦不满足间接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条件，无法投资青松二期基金。2、原告事实上并没有投资青松二期基金。原告认为其通过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投资了青松二期基金，与事实不符。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前后三次投资了青松二期基金，即青松二期基金有三次投资机会。第一次投资机会为2014年5月20日，上海华菁有限合伙认购青松二期基金3%份额。但此时原告尚未向被告转账90万预留资金，不可能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第二次投资机会为2015年12月31日，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受让案外人青松二期基金1.5%份额（人民币500万）。在此之前的2015年4月13日，郑培敏曾提前告知原告这一投资机会，建议原告追加资金以满足投资条件获得本次投资机会。但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不但没有追加资金反而向郑培敏索要500万资金，郑培敏于2015年9月21日，向原告账户转账两笔，一笔186万元系原告长城投资退出款，一笔314万元系郑培敏出借给原告的借款。同时，郑培敏考虑到原告资金周转困难，建议原告退出青松二期基金投资计划，原告表示会考虑。可见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放弃了本次投资机会。第三次投资机会为2017年6月23日，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受让案外人青松二期基金2.1%份额。但在此之前的2016年3月4日，郑培敏应原告要求向原告账户转了300万元，该笔款项注明系青松基金退伙及晨光退出款，即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采纳了郑培敏的建议放弃了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计划，取回了90万元的预留资金，已不可能在本次投资青松二期基金。原告也没有投资上海华菁有限合伙。上海华菁有限合伙的股东名单中没有原告，且上海华菁有限合伙的股东出资需要100万起，可见原告也不满足投资上海华菁有限合伙的条件，无法投资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况且，根据前述“暂行办法”第十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告90万元的资金也不满足间接投资私募基金的条件，不能通过投资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来间接投资青松二期基金。原告亦没有投资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苏州文华有限合伙的股东名单中没有原告，且苏州文华有限合伙的股东出资需要100万起，可见原告也不满足投资苏州文华有限合伙的条件，无法投资苏州文华有限合伙。况且，根据前述“暂行办法”第十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告90万元的资金也不满足间接投资私募基金的条件，不能通过投资苏州文华有限合伙来间接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由此可见，原告事实上并未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综上所述可知，原告初始转入的预留资金的额度不满足青松二期基金的投资条件，事实上不能也没有投资青松二期基金，后因资金周转困难更是取回了预留资金，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其委托被告投资了青松二期基金90万元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本金及其投资收益和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原告事实上没有投资青松二期基金，投资收益及其利息无从谈起。而郑培敏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已于2016年3月4日取回了90万元的预留资金，即被告早已返还了原告所谓的投资本金。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确实委托被告进行了投资，原告要求的投资收益及其利息的计算方式也是错误的。第一，对于投资收益，原告不应拿走所有的投资收益，而应按照行业惯例从中扣除20%作为被告的佣金；第二，对于投资收益的利息，由于该投资收益的留存并非借款，不应以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而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的活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明知其并未实际投资青松二期基金，而且因资金周转困难还向被告借款314万并取回了90万元的预留资金，却罔顾事实，恶意挑起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反而要被告承担其律师费，于法无据、于理不合。针对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被告保留向原告追偿314万借款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辩称：第一，原告和其之间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相互之间也不认识，其不清楚也不明白原告为何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第二，青松二期基金是面向公司老板的校友或者朋友，不是熟人是不能投资的，由此可见，原告也不可能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第三，原告不符合暂行办法的规定，没有资格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第四，其不清楚原告为何将其列为被告，双方没有合同和事实法律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4年2月7日，被告郑培敏向原告陈蓓发出电子邮件，主要内容为向原告介绍“青松基金二期”基金（即前海青松有限合伙），并询问原告“你要想参与，最多给你200-300额度，首期大概在3月份出资，估计在30%左右”，邮件附件为《青松基金二期基金募资计划书》。2.2014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账户转账90万元。3.2015年1月5日，被告郑培敏向原告陈蓓发送微信称“原来说你这边认购青松二期基金……考虑得怎样？”，陈蓓回复称“我本来为你找了资金，可是你不愿意提供详细点的报告”。2015年4月13日，被告郑培敏向原告陈蓓发送微信称“我增持了500万青松额度，你还要吗？”，陈蓓回复称“青松二期运作一年了吧？现在项目情况怎样？有退出的吗？帐面有多少利润了？好的话我卖点股票可以再要一些”，郑培敏回复称“一年不可能退，我发报告给你”，陈蓓回复称“好的，发了告诉一声”。4.2015年9月21日，原告陈蓓联系被告郑培敏需要周转资金，郑培敏回复称“经核算，还有186万未付，如果你要，国内一上班我就让财务汇给你……有410万转青松投资了，你之前哭着喊着要500万额度，已全部满足（青松也确实已全部Call完）”陈蓓回复称“这次是紧急需要周转，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要投的时候我可以再投给你，青松的没想到你已转，可否先把这笔周转下，回头再打回去？”郑培敏回复称“我今天可以打500给你，其中186是兑现余款，314算借款。你要周转多久？如果超过一个月，那我建议你退出青松投资吧”。陈蓓回复称“先帮忙解决眼前的问题吧，若这段时间周转不回来，我们再商量青松的方案好吗？”随后，郑培敏分两笔向陈蓓转账186万元和314万元，摘要分别为“长城退出款”和“暂借款”，共计500万元。5.2016年3月4日，被告郑培敏向原告陈蓓转账300万元，摘要为“青松基金退伙及晨光退出款”。6.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5月20日，出资额共计33333万元，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为有限合伙人之一，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出资比例为3%。2015年12月31日，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从其他合伙人处受让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1.5%的财产份额，出资额为500万元。2017年6月23日，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从其他合伙人处受让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2.1%的财产份额，出资额为700万元。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于庭审后陈述：截至2020年1月16日青松二期基金已进行收益分配共计2019.66万元（已扣除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各合伙人按照投资份额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后续青松二期基金是否有收益分配及收益分配的多少无法估计，要根据项目退出情况而定。7.案外人上海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利保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18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被告郑培敏认缴出资额为4900万元，所占股份为98%。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成立于2012年2月2日，出资额为5000万元，上海利保公司为合伙人之一，认缴出资额为4900万元，所占比例为98%。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1月9日，出资额为4500万元，上海利保公司和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均为其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500万元和1000万元，所占比例分别为33.33%和22.22%。8.2019年3月22日，原告陈蓓向被告郑培敏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为：2014年8月郑培敏与陈蓓商议由陈蓓实际出资90万元购买青松基金相应份额，并由郑培敏或郑培敏所控股的企业代陈蓓持有，陈蓓享有该基金额份额对应的全部权益。但至今郑培敏尚未按照约定签署双方确认的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也未向陈蓓支付基金份额收益，并拒绝与陈蓓沟通。为此，陈蓓要求郑培敏：（1）于2019年3月31日前：与陈蓓签署代持协议，并将青松基金2014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产生的全部投资分红支付给陈蓓；或者将代持的青松基金份额过户至陈蓓名下，同时将2014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产生的全部投资分红支付给陈蓓；（2）如欲解除代持关系，应在2019年3月31日前明确提出，同时在该日前向陈蓓支付投资款本金90万元及按年利率10%计算的自2014年8月28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投资收益，如逾期支付则按年利率24%支付滞纳金。9.被告郑培敏收到上述《律师函》后，原告委托其朋友与被告郑培敏在微信中进行沟通，被告郑培敏确认原告汇款涉案款项90万元的事实，并表示其可以返还该笔款项，还款方案为两个工作日内还30万元（要求豁免资金占用利息），剩余60万元可从到账日起计算年化10%的资金占用利息。因双方协商未果，郑培敏通过微信群向原告发送了《律师函》，称该笔90万元是作为预留资金，在青松基金后续放开认购或原有限合伙份额转让时，用作认购青松份额之用，但至今认购机会并未出现，故此款项一直作为预留资金由苏州文华有限合伙持有，并且陈蓓也知晓此款项并未实际投资青松基金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1.涉案款项90万元是否已用于认购青松二期基金；2.如已用于认购青松二期基金，涉案款项90万元是否已退出青松二期基金；3.原告各项诉讼请求是否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款项90万元是否已用于认购青松二期基金。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原告系委托被告郑培敏对外投资，被告郑培敏再通过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上海华菁有限合伙投资，涉案款项90万元系受被告郑培敏的指定而转入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的账户。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涉案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亦是由原告与被告郑培敏个人进行沟通协商，可见，涉案委托理财合同的合同主体应为原告陈蓓与被告郑培敏，该合同仅在原告与被告郑培敏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原告与被告郑培敏于2015年9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郑培敏确认原告委托其投资青松二期基金的500万元额度已全部满足，其中410万元系从双方之间的其他款项转成。虽然双方并未明确差额90万元即为2014年8月28日转账的涉案款项90万元，但差额部分与该笔转账金额一致，被告郑培敏在其向原告回复的《律师函》中亦确认该笔款项是作为认购青松二期基金的预留资金，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双方已协商一致涉案款项90万元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涉案款项90万元系原告委托被告郑培敏用于购买青松二期基金且已实际购买的事实。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不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的抗辩意见，《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即使原告认购青松二期基金的金额不足100万元，违反了该办法的相关规定，但原告与被告郑培敏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不能据此认定为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款项90万元是否已退出青松二期基金。被告主张涉案款项90万元已返还原告的依据为被告郑培敏于2016年3月4日向原告转账300万元，转账时已注明“青松基金退伙及晨光退出款”。首先，如前所述，被告郑培敏已确认原告认购青松二期基金的金额为500万元，本案原告主张的认购金额90万元小于两者差额200万元，故该笔转账不足以证明涉案的90万元亦已退出。其次，虽然2015年9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郑培敏建议陈蓓退出青松二期基金，但陈蓓仅表示过后再商量，不能证明双方已对退出青松二期基金协商一致。再次，根据郑培敏与陈蓓朋友的聊天记录显示，郑培敏确认其当时尚未退回涉案款项90万元。综合上述分析，涉案款项90万元尚未退出青松二期基金。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各项诉讼请求是否能成立。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郑培敏、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存在委托投资关系，确认原告委托三被告投资于被告前海青松有限合伙的投资金额合计90万元。因涉案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系原告与被告郑培敏，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告与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并不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本院仅确认原告委托被告郑培敏将涉案款项90万元用于购买青松二期基金并已实际购买的事实，因该事实不属于确认之诉的标的，故本院不在判项中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投资收益，被告前海青松有限企业已确认青松二期基金已进行收益分配2019.66万元，被告郑培敏亦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需扣除20%的佣金，故被告郑培敏应向原告支付的收益应为54531元（20196600×90/33333）。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根据现有证据显示，上述收益已于2020年1月16日前分配，故被告郑培敏应在该日前向原告支付，但被告郑培敏至今仍未支付，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自该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原告主张被告苏州文华有限合伙、被告上海华菁有限合伙应向其支付收益和利息，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其余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且未提交该笔律师费已实际发生的证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培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蓓支付投资收益54531元及利息（利息以54531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1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郑培敏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6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6元，被告郑培敏负担138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艳人民陪审员  夏颖人民陪审员  刘劼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王**书记员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