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良惠，女，194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靳春涛，女，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身份证地址重庆市铜梁区，现住重庆市铜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艳秋，女，199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梅，重庆腾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莎，重庆腾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小良，男，197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先烈，男，1960年7月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乐，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因与被上诉人彭小良、彭先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1民初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彭小良、彭先烈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死者贺小兵在事故当天3点多钟死亡，而一审判决书中认定死者在事故当天四点多钟返回家中拿工具，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贺小兵与彭小良、彭先烈之间并非成立了一审法院认定的承揽合同关系。首先本案中彭小良、彭先烈与死者没有约定劳动报酬，200元只是彭小良、彭先烈事后考虑是否给付，而非提前约定，故不符合承揽关系中定作人须给付相应的报酬该特点；其次贺小兵无法独立完成剪断拉线的工作，其不具有独立性，故不符合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具有独立性该特点；最后本案中贺小兵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性，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不符合承揽关系中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负有相应的技术要求该特点。一审法院仅凭贺小兵是专业人员，却不顾其具体从事的工作性质，就认定是承揽关系不符合逻辑。被上诉人彭小良、彭先烈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请求驳回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上诉请求。针对死亡时间问题，实属双方在法庭上陈述存在出入，并不能证明死者当时没有返回家中拿工具这一事实；针对报酬问题，彭先烈与贺小兵通话时，明确表示了要给付报酬，只是数额暂未确定而已，一审庭审中彭先烈也要求法院调取通话录音；针对工作问题，彭小良、彭先烈只是要求将捆绑在树木上的电杆拉线拆除即可，但贺小兵却将电杆之间的钢绞线剪断导致受力不均而发生事故，剪断钢绞线与彭小良、彭先烈所安排的工作并无关联。原审原告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小良、彭先烈共同赔偿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合计852056.50元；2、案件受理费由彭小良、彭先烈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2日，彭小良申请在位于重庆市铜梁区（以下简称“事发地”）宅基地上改建房屋，改建房屋需占用部分土地，并砍掉该土地上的一些杂树，其中有棵杂树底部捆绑有电杆拉线，该电杆与该杂树相距约6米，彭小良认为需将电杆拉线移动后，方可砍掉该棵杂树。彭小良遂委托彭先烈处理相关事宜。2019年7月31日，彭先烈联系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近亲属贺小兵前来移动该棵杂树上的电杆拉线。当日下午14时许，贺小兵驾驶摩托车从铜梁区少云镇（原中和乡街道）搭载彭先烈一同前往事发地进行现场勘查。贺小兵勘查后，认为可移动电杆拉线，但需在离该棵杂树二三十米处位于公路边的另一根电杆上做一条拉线并要求将公路边电杆的拉线洞打好。彭先烈即安排准备修建房屋的挖掘机在距公路电杆四五米远处将拉线洞挖掘完毕。随后，贺小兵回家载上紧线绳、脚扣、麻绳等作业工具又折返至事发地。贺小兵先在公路边电杆上做了一条临时拉线，用以防止该电杆在剪断作业电杆与该电杆之间的钢绞线时倾倒。同时，其建议将作业电杆与公路边电杆之间的钢绞线作为公路边电杆的永久拉线，其认为在做好永久拉线后，即使拆除捆绑在杂树上的拉线，作业电杆亦不会倾倒。下午16时许，贺小兵带着工具攀爬至作业电杆上剪断了作业电杆与公路边电杆之间的钢绞线，之后作业电杆随即发生了侧倒，由于贺小兵带有安全绳、脚踏脚扣，未能及时逃离，因此随作业电杆倒下并被砸中，致其死亡。贺小兵生前系重庆润德供电服务有限公司铜梁分公司职工，从事台区经理岗位，具体工作内容为配电与电力销售。贺小兵从2011年起，从事电力相关工作，且其在事发当月参加了安全培训，其在班组管理及安全措施、配电安规、配网许可考试分数均为90分以上。周良惠出生于1943年4月28日，其与贺启发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即贺东昇、贺春生、贺小波、贺小兵。贺启发于2017年3月死亡。贺小兵与靳春涛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一女即贺艳秋。贺小兵生前居住于重庆市铜梁区。贺小兵死亡后，彭小良通过社区居委会向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赔偿了100000元。经一审法院勘察，从贺小兵居住地原中和乡街道至事发地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作业电杆底部深埋约30厘米。另查明，作业电杆的所有权人为中国电信铜梁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近亲属贺小兵与彭小良、彭先烈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认为双方系义务帮工法律关系，而彭小良、彭先烈认为双方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分别予以评析：根据法律规定，义务帮工是指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义务帮工人，在其义务劳动中遭受人身财产的损害，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义务帮工的法律特征为：（一）帮工合同具有无偿性，被帮工人不需要支付报酬；（二）帮工合同是单务合同，仅要求帮工人一方负担给付义务；（三）帮工人与被帮工人间存在从属地位和支配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的法律特征为：（一）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二）承揽人与定作人系平等法律关系，两者具有独立性；（三）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负有相应的技术要求，而非简单的体力劳动。本案中，贺小兵受彭先烈之邀，拆除杂树上捆绑的电杆拉线，在其勘查后，认为可以拆除并自行携带相应的脚扣、安全绳等工具进行工作，该项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非普通人可以操作，作业过程是贺小兵依照其工作规程进行。虽然公路边的电杆拉线洞是由彭先烈安排挖掘，但该挖掘行为亦是协助贺小兵完成工作。整体来看，贺小兵工作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相应技术，在人身方面没有依赖性，在工作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关于贺小兵与彭先烈是否约定了报酬问题，事发时正值炎热夏季，从贺小兵住处（原中和乡街道）至事发地有相当一段距离，贺小兵与彭小良、彭先烈之间不存在亲友等其他关系，结合一审法院实地了解及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认为彭先烈关于双方约定了报酬的陈述更符合常情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贺小兵与彭小良、彭先烈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主张贺小兵与彭小良、彭先烈形成义务帮工法律关系的意见依法不予采纳。贺小兵从事配电与电力销售多年，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作业，其在剪断作业电杆与公路边电杆之间的拉线时，应当预见电杆间受力不均，可能发生倾倒，但贺小兵主观存在疏忽大意，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其本人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九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的电信线路及其他电信设施；遇有特殊情况必须改动或者迁移的，应当征得该电信设施产权人同意，由提出改动或者迁移要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改动或者迁移所需费用，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的相关规定，彭小良、彭先烈明知其非案涉电杆及拉线的所有人，在未取得电信、电力管理部门批准的前提下便指示贺小兵移动电杆拉线，其存在指示过错，同时彭小良、彭先烈亦未尽到向贺小兵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相关职责，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彭小良、彭先烈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承担30%的赔偿责任，死者贺小兵自负70%的责任，贺小兵应承担的责任依法应由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承担。关于彭小良、彭先烈之间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彭小良委托彭先烈进行房屋改建相关事宜，彭小良、彭先烈形成委托法律关系，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诉状中亦认可彭小良、彭先烈系委托关系，因此，本案的相关法律后果应由彭小良承担，彭先烈在本案中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不承担责任。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请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死亡赔偿金697780元，贺小兵生前居住在城镇且有合法收入，其死亡赔偿金应按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主张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请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30192.50元，一审法院认为，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近亲属贺小兵已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周良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54元计赔，在贺小兵死亡时周良惠已年满76周岁，其应计算扶养费的年限为5年，其有4名扶养人，经计算，周良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30192.50元（24154元/年×5年÷4）。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内赔偿，据此，一审法院共计主张死亡赔偿金727972.50元。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请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丧葬费40884元，该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请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贺小兵死亡后，其近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会产生相应的交通费，因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未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酌情主张交通费1000元。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请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1200元，贺小兵死亡后，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因办理丧葬事宜会导致务工损失，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未提供损失的具体依据，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酌情主张900元。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请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贺小兵死亡确实给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但贺小兵对其死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在本案中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27972.50元、丧葬费40884元、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900元，共计770756.50元。对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要求彭小良、彭先烈赔偿的诉讼请求，根据确定的责任比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彭小良赔偿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损失231226.95元（770756.50元×30%），彭小良已支付的100000元应予抵扣，抵扣后，彭小良还应赔偿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损失131226.95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彭小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损失131226.95元；二、驳回原告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对被告彭先烈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54元，减半交纳2127元，由原告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负担1488.90元，被告彭小良负担638.1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贺小兵登高作业被侧倒电线杆砸中死亡时间在下午3点40左右，原审认定事发时间为“下午16时许”存在不当。另查明，贺小兵死亡后，其亲属靳春涛申请工伤认定，经铜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不能证明贺小兵事发当日进行施工作业属于履行工作职责，也无证据证明其外出施工作业系用人单位指派。审理中，上诉人也陈述贺小兵事发当日在休假。二审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贺小兵拆除杂树上捆绑的电杆拉线，并非普通人单纯提供劳务即可完成的工作事项，而是需专业知识、专业工具，有一定技术要求。彭小良委托彭先烈联系贺小兵完成该项工作，也是基于贺小兵系该片区电管员，对需完成事项具有更专业的判断，贺小兵在工作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其是以完成工作成果获取报酬；同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贺小兵与彭小良、彭先烈不存在亲戚或朋友关系，涉案作业也非贺小兵工作职责范围，彭先烈陈述与贺小兵约定了报酬，贺小兵系有偿作业更符合常情常理。故本院认为，贺小兵与彭小良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贺小兵在完成承揽工作中，未充分考虑到其作业方式的安全措施，以及估量危险因素的存在，对损害的发生，贺小兵具有较大过错，应自身承担主要责任。彭小良私自委托彭先烈叫贺小兵移动电杆拉线，存在选任过失。原审根据贺小兵、彭小良的过错情况，认定彭小良承担30%责任，其余责任由贺小兵自行承担较为妥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7.65元，由周良惠、靳春涛、贺艳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力审 判 员  李立新审 判 员  吴长渝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黄 琦书 记 员  张颖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