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6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超，男，198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市定点屠宰加工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96110087，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南港白米村紫荆路东侧G。法定代表人：徐美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娇，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超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市定点屠宰加工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17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昆山屠宰加工中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签署的《生猪产品购销合同》到期后，未签订任何合同，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不符合实际也没有法律依据。2.2019年2月1日对账单是月度对账单，是业务员做的流水账，并不能代表刘超拖欠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货款。二、一审法院表述有误。一审法院陈述对账单内容时提及的“贵店”并不存在，刘超是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业务员，并无店面，所有货物都是由昆山屠宰加工中心指定的送货员送至客户处，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三、2019年1月1日起，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刘超为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跑市场，签到订单后联系其发货。因昆山屠宰加工中心未能按照客户质量要求发货，导致客户拒绝付款给刘超，刘超即无法向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交付货款，过错在对方。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事实审查清楚，应予维持。一、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我方提供货物，刘超支付货款。二、我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是业务员的流水账，而是公司与客户之间才有的对账单。三、刘超不是业务员而是客户，不存在劳务关系。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我方要向其付款或付工资，事实上我方没有向其支付任何费用。我方按照客户要求将产品送货到其指定单位。四、关于委托合同的认定，是一审法院基于其认定作出的，我方还是认为双方系买卖关系。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超立即向昆山屠宰加工中心支付货款1887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8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2.诉讼费由刘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甲方）与刘超（乙方）签订《生猪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载明刘超作为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经销商销售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生猪系列产品；乙方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在甲方规定时间之前以传真或书面形式上交订单；销售指标中约定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乙方对外销售甲方产品价格应按就甲方提供的价格进行销售，不得自行调整及自行打印发货单，乙方的所有发货单均有甲方出具；一旦查到自行打单，打高总额的10倍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货款结算：乙方当天的货款当日缴清，于当天下午15：30前汇入公司指定账户，甲方不收取现金，乙方存入的货款金额低于当天应付货款的，甲方有权就补足部分不予供货；甲、乙双方每月对账一次，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对账单进行签收确认；甲方按照实际销售重量进行考核，外三元按照0.25元/公斤予以提成，当天直接帐扣；货款日清的，奖励0.02%，未清的扣0.05%；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甲方有权拒绝发货直至乙方缴纳足额的货款，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超过2天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取消乙方销售资格并追究乙方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但乙方仍应按双方订单内容支付相应的货款。2019年1月12日，刘超签署对账单，显示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贵店从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购入鲜肉产品，货款余额为人民币-2元。双方对于2018年期间的合作均无异议，且刘超在2018年期间未结欠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货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9年2月13日，刘超对对账单进行确认，内容为截止2019年1月31日，贵店从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购入鲜肉产品，货款余额为49929元。2019年2月14日，刘超再次对对账单进行确认，内容为：截止2019年2月14日，贵店从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购入鲜肉产品，货款余额为人民币18870元。刘超对以上对账单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刘超认为其是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业务员，系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劳动者。关于2019年的结算方式，刘超向一审法院陈述为收货款后直接拿提成，提成从2018年的2角每公斤上涨至2.5角每公斤。刘超向一审法院提供部分2019年的发货单，抬头为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肉品发货单，其发往各收货单位。刘超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各收货单位均不直接向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付款，均需通过刘超进行处理。因双方关于截止2019年2月14日的货款余额18870元有异议，故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与刘超在2018年1月1日签订的生猪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虽名为购销合同，但实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系刘超负责以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名义对外销售猪肉，从中赚取佣金，双方之间应系委托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从买卖合同纠纷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刘超认为自2019年1月1日起与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存在的是劳动合同关系，应当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但从刘超提供的送货单以及结算方式来看，仅每公斤的提成与2018年期间有所提高，其他的权利义务无变更，且刘超亦明确客户不会将款项直接支付给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系客户支付给刘超后，刘超再支付给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应当与2018年期间的一致，刘超无证据证明之间双方从2019年1月1日起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刘超主张其与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自2019年1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不认可。2019年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签订的合同的结算方式，刘超当天的货款应当当日缴清，刘超于2019年2月14日确认货款余额为18870元，昆山屠宰加工中心请求刘超支付货款1887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超未能按期支付款项，构成违约，昆山屠宰加工中心有权请求其支付违约金。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未清的扣0.05%，但是该款项是针对提成的，并非系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视为双方对违约金的标准未约定。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主张的期限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认定为，以18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以18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刘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昆山市定点屠宰加工中心有限公司货款18870元及违约金（以18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以18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72元，公告费300元，两款合计572元由刘超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与刘超签订的合同名为购销合同，但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刘超根据销售重量及货款结清情况享有提成，该约定与一般买卖合同权利义务不同。合同中该条约定系手书填写，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关于使用了错误格式合同文本的主张不能成立。结合刘超陈述的生猪产品交易模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并变更案由，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刘超认为购销合同至2018年年底到期，之后双方未再签订其他合同，故双方构成劳务关系，但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存在惯例，刘超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往来较2018年度发生何种变化，其主张2019年开始双方形成劳务关系的依据不足。根据刘超的陈述，双方每月将会对销售及付款情况进行对账，货款由刘超支付给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现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已经提供对账单及具体明细佐证2019年度欠付货款情况，其主张刘超支付应予支持。刘超一审中提供了《生猪产品订（发）货单》及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发货单，欲证明系昆山屠宰加工中心未按照客户订货要求发货，导致客户因质量问题不付款，所以其无法向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付款，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应向实际客户主张。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生猪产品订（发）货单》系刘超自制，不能体现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确认或接收情况，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对该材料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其次，刘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客户扣款不付情况；再次，刘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昆山屠宰加工中心主张过货物质量问题并要求扣款。刘超二审中认为其向昆山屠宰加工中心的业务经理反馈过质量和扣款问题，业务经理表示其收到多少货款就交多少，但是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对于刘超因质量问题拒绝付款，货款应由昆山屠宰加工中心向实际客户主张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元，由上诉人刘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