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3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水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焕昭，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萌，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振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燊，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铨，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水生因与被上诉人邓振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4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水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邓振建向袁水生返还借款本金24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每月2万元自2015年9月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邓振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袁水生已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袁水生与邓振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已将款项支付给了邓振建，邓振建应向袁水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1.袁水生起诉时向法院提交了邓振建出具的欠条。欠条载明“今欠袁水生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整，利息从2015年9月份起也是袁水生支付（约每月2万元左右），特立此据，待后一并结算，2016年2月归还。”该欠条已就借款本金（人民币240万元）、利息起算时间（2015年9月起）及金额（每月约2万元），以及偿还期限（待后一并结算本息，2016年2月归还）作出了明确的约定。该欠条即为债权凭证，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一审诉讼过程中，袁水生向法庭详细地陈述了案件事实，并在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吉州珠江村镇银行转账回单、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企业信用信息等证据。充分证明：其一，邓振建向袁水生出具欠条之前，曾因资金周转需要，先后多次向袁水生寻求帮助。袁水生念及朋友关系，安排吉安讯×公司（袁水生为该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先后三次向银行贷款，并将资金提供给袁水生使用，款项均付至邓振建指定的收款账户（一次是付至×创公司、齐某；一次是付至×创公司，一次是付至王某）。很明显，邓振建与吉安讯×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吉安讯×公司同时与银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吉安讯×公司是邓振建的债权人，同时是银行的债务人。其二，邓振建出具欠条之后，袁水生向民生银行贷款240万元，将款项支付至吉安讯×公司账上，替邓振建归还了其所欠吉安讯×公司款项及利息。吉安讯×公司收到该款后，迅即归还了为帮助邓振建而向银行所借的贷款本息。很明显，袁水生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袁水生已经实际将资金出借给了邓振建，并已支付给了邓振建。该资金之所以未付至邓振建的个人账户上，是基于袁水生与邓振建的约定，由袁水生直接付至吉安讯×公司的账户，替邓振建归还其所欠吉安讯×公司的借款。吉安讯×公司收到袁水生转入的款项后，清结了与邓振建之间的债务。邓振建与吉安讯×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同时，与袁水生依法成立借贷债权债务关系，邓振建应按欠条的约定向袁水生返还借款及其利息。因此，一审认定“袁水生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以证明袁水生已实际向邓振建支付涉案借款”，与事实不符。袁水生诉请邓振建返还借款240万元及支付利息，有事实根据，有法律依据，应得到支持。二、邓振建一审答辩称，“我与袁水生的经济纠纷，是我们在公司里的经营管理的账务问题，而不是民间的借贷关系，这也是袁水生要我写欠条而不是借条的原因”，“这是我做为一个主要经营者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如果是民间借贷关系，袁水生的转账凭证在哪里”，“请法官调查，并根据事实，驳回袁水生的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据此，一审应审理查清邓振建提出抗辩的基础法律关系，并据此作出判决。邓振建提出前述抗辩，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形下，一审应向邓振建进行释明，即邓振建以“经营管理的账务问题”、“主要经营者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关系”对袁水生以欠条为依据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提出抗辩，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是“经营管理的账务问题”，且属于“主要经营者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关系”。然而，邓振建未尽举证义务，一审也未尽释明义务。邓振建提出抗辩的“经营管理的账务问题”、“主要经营者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关系"等基础法律关系事实不清，根本无法认定。邓振建对出具欠条及佐证借贷关系依法成立的资金流转等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又无正当的异议理由的情况下，一审不仅不否定邓振建的抗辩理由，反而以袁水生未能提供将款项240万元直接付至邓振建私人账户的证据，即认为“涉案24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至邓振建事实不清，无法认定”，并据此判决驳回袁水生全部诉讼请求，显然有违背审判职责，更有失公平正义。三、邓振建2013年1月以吉安×华××有限公司名义向吉安讯×公司出具借条，借款250万元。当月，吉安讯×公司从银行贷款250万元后，于2月1日按邓振建的要求将款付至其指定的×创公司、齐某账户。邓振建2014年1月26日将2502600付至吉安讯×公司，注明资金用途为“借款”。邓振建与吉安讯×公司之间依法成立的借贷关系，邓振建却硬要说成是“主要经营者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关系”，其辩称“2013年元月，袁水生在吉安贷款250万元用于吉安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四、邓振建答辩称，“2009年左右，袁水生与陈某、谭某合作做普通电话机的出品业务，我负责该产品的生产加工工作，一直到2013年这段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一直没有清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经济往来”，“从2011年底开始，我就一直要求袁水生就我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一个结账处理”，“这张欠条是2015年10月应袁水生的要求所写”。试想：邓振建是个年过五十且经商多年的人,出具240万元的欠条，意味着将承担偿还240万元及其利息的法律责任，邓振建对加工费尚且如此在乎，为什么袁水生要求邓振建写240万元的欠条，邓振建竟然就会照写。这显然不合乎情理。事实是，2014年1月，应邓振建的请求，袁水生又安排吉安讯×公司从银行贷款250万元借给邓振建使用。吉安讯×公司又按邓振建的要求将250万元全部付至×创公司账户上（邓振建是该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该款并非×创公司使用，而是邓振建个人使用。邓振建每月将前述贷款利息付给吉安讯×公司，再由吉安讯×公司再还给银行。贷款到期（2015年1月），邓振建无法归还该笔贷款，遂向王某借短期高利过桥资金250万元汇入吉安讯×公司，归还所借吉安讯×公司借款，以便该公司归还银行贷款。随后，又由吉安讯×公司再向银行贷款240万元，借给邓振建，按邓振建的要求将款汇入王某账户，用于归还邓振建所借王某的短期高利过桥资金（邓振建自已归还了10万本金及王的利息）。此后，邓振建又和以前一样每月将该笔贷款的利息付至吉安讯×公司，由吉安讯×公司还给银行。到了2015年9月，邓振建没有钱归还利息，要求袁水生为其垫付先还上利息。到了2015年10月，邓振建请求袁水生先替其付息还本（2016年1月到期），并承诺在2016年2月结算本息一并归还给袁水生。由于向银行贷款的是吉安讯×公司，无奈袁水生只有答应，邓振建遂向袁水生出具欠条。五、邓振建一审答辩称，袁水生与陈某、谭某之间是合伙关系，邓振建与该合伙体之间存在电话机委托加工的关系。暂且不论是否属实，即使是袁陈谭三人确实合伙且合伙体与邓振建之间发生委托加工电话机的关系，也与吉安讯×××有限公司无关。更何况，涉案的240万元，原是邓振建与吉安讯×××有限公司借贷关系，袁水生替邓振建归还借款后，与邓振建之间依法成立借贷关系，与吉安讯×××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任何关系，怎么成了“主要经营者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关系”？六、邓振建答辩称，“2007年10月，袁水生在吉安成立吉安讯×公司，由我兼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全面负责公司生产经营”，“到了2015年2月，授信期满后，银行在扣除了10万贷款后，又继续授信2年，放了240万元的借款，给吉安公司用于生产经营。这就是欠条所说的240万元的来由”。既如此，240万元资金就应当用于吉安讯×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然而，240万元全部付至×创公司，两个公司之间并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且该笔资金转入×创公司后，全部由邓振建个人实际使用。既然邓振建兼任吉安公司总经理，涉案240万元并非“吉安公司用于生产经营”，而是邓振建个人使用，这无异于邓振建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司资金，甚至构成职务侵占。综上，袁水生诉请邓振建返还借款240万元及支付利息，有事实根据，有法律依据，应得到法庭支持。邓振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纯属无理缠讼，其答辩不足为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袁水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袁水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邓振建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的240万元是吉安讯×公司经营周转所用，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但与本案中的240万元款项无直接关联，涉案欠条是应袁水生要求出具，并无对应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水生一审起诉请求：1.邓振建归还借款240万元及其利息78万元（利息按每月2万元自2015年9月起暂计算至2018年11月，应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振建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袁水生、邓振建原系同事关系。2015年10月20日，邓振建向袁水生出具《欠条》，载明：“今欠袁水生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整，利息从2015年9月份起也是袁水生支付（约每月2万元左右），特立此据，待后一并结算，2016年2月以前归还”。袁水生主张其系通过代邓振建归还贷款240万元而取得本案债权，具体情况如下：1.2013年1月，邓振建因急需资金周转向袁水生寻求帮忙，袁水生通过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吉安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讯×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取得银行贷款250万元，吉安讯×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将其中160万元支付至邓振建的吉安×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公司），余下90万元于2013年2月21日支付至邓振建指定收款人齐某账户，2014年1月26日，邓振建将该笔贷款返还至吉安讯×公司。2.2014年1月，邓振建再次向袁水生寻求资金帮助，袁水生再次通过吉安讯×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取得银行贷款250万元，并于同日将该笔贷款支付至邓振建的×创公司；2015年1月29日，邓振建通过向案外人王某贷款归还该笔贷款。3.2015年2月3日，袁水生再次通过讯×公司取得银行贷款240万元，并于同日按邓振建要求将该笔贷款支付至案外人王某账户，用于偿还邓振建向案外人王某的借款。4.2016年1月14日，袁水生以个人名义取得民生银行贷款240万元，并通过案外人袁某将该款支付至吉安讯×公司，代邓振建偿还贷款。为证明其上述主张，袁水生提交欠条、吉州珠江村镇银行转账回单、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企业信用信息等证据予以证明。邓振建对袁水生主张的上述欠款不予认可，邓振建主张其系袁水生名下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员工，其系接受袁水生安排从事工作，邓振建系应袁水生要求出具欠条，款项系支付至公司账户用于生产经营，非邓振建个人。吉安讯×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袁水生。吉安×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公司）于2007年10月10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3月19日变更为钟某，变更前为邓振建。深圳××公司于2002年11月29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袁水生，邓振建2007年12月至2015年4月期间社保由深圳××公司缴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袁水生诉请邓振建返还借款，应就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已经实际出借资金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袁水生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以证明其已实际向邓振建支付涉案借款，故对涉案24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至邓振建事实不清，无法认定，故袁水生诉请邓振建返还借款240万元及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水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120元，由袁水生负担。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创公司于2003年2月18日成立，邓振建现为其股东之一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袁水生在二审中提供了吉安讯×公司在吉州珠江村镇银行开设的80×××078号银行账户的2013年1月30日至2016年12月21日期间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该清单内容显示：1.2013年1月30日，吉安讯×公司收到银行放贷250万元，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1日以货款名目向×创公司支付160万元、向齐某支付90万元，×华公司自当年3月20日起每月较为固定的时间向该账户内转入2万或2.2万元，部分款项备注用途为“贷款利息”，吉安讯×公司在每月20日被银行扣划还2万元左右作还贷用途。2014年1月26日，邓振建向该账户转入2502600元，备注用途为“借款”，同日被银行扣划2504250元作还贷用途。2.2014年1月29日，吉安讯×公司收到银行放贷250万元，当日向×创公司支付250万，×华公司自当年3月20日起每月较为固定的时间向该账户内转入2.2万元，部分款项备注用途为“贷款利息”或“还款利息”，吉安讯×公司在每月20日被银行扣划还2万元左右作还贷用途。2015年1月29日，案外人王某向该账户转入250万元，同日被银行扣划2504628.53元作还贷用途。3.2015年2月3日，吉安讯×公司收到银行放贷240万元，当日向王某支付240万，×华公司于当年3月20日向该账户转入3.1万元，款项备注用途为“贷款利息”，邓振建于当年4月起至当年8月间，每月较为固定的时间向该账户内转入1.4万至2.2万元不等金额，×华公司及邓振建共支付了12.8万元。吉安讯×公司在每月20日被银行扣划还2万元左右作还贷用途。邓振建对上述银行查询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质证称：1.相关证据早已形成，袁水生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提交，故不属于新证据。2.2013年支付的款项名目为货款，2014年是吉安讯×公司向邓建振借款用于还贷，2015年是邓振建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帮助吉安讯×公司归还贷款利息。邓振建在二审中提供了×华公司于2013、2014年期间向吉安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0份，用以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包括货款、合作款、提供贷款利息等复杂的经济往来。袁水生以邓振建未能出具证据的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称即使真实，亦与本案争议的借款没有任何关联。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袁水生与邓振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对此评判如下：本案中，袁水生持有邓振建向其出具的欠条，用以证明其曾向邓振建出借240万元，邓振建承认该欠条的真实性，但辩称相关款项实际上是用于受袁水生安排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袁水生主张其前后三次向邓振建出借款项，第一次借款250万元、第二次借款250万元均已归还，现其请求归还的是第三次借款240万元，袁水生就此所作的陈述与其在二审中提供吉安讯×公司的银行流水基本能够印证，可信程度较高。其次，针对袁水生主张的第三次借款240万元，邓振建在2015年4月至8月间均在较为固定的时间向吉安讯×公司支付一定的金额，该金额与吉安讯×公司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相当，在2015年9月起邓振建未再向吉安讯×公司支付款项，后于同年10月向袁水生出具欠条并确认借款本金及每月利息金额，邓振建的上述行为符合债务人在被债权人追讨后所作反应的日常生活经验。第三，按邓振建的抗辩主张，其是接受袁水生的安排从事生产经营，其角色仅是职业经理人，所收到的款项均用于吉安讯×公司的经营活动，但其为何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袁水生出具欠条以确认债权的金额，邓振建未能对此作出充分说明，其相关抗辩有悖于常情常理，在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债权非民间借贷行为所引起的情况下，由此所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据此，袁水生主张其与邓振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在本案中形成证据优势，故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邓振建应按何种标准向袁水生支付借款利息的问题。本案事实表明，袁水生系存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转贷给邓振建，违反我国金融管理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应认定为无效，故袁水生主张邓振建应按每月2万元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在2019年8月20日前，邓振建应按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袁水生支付欠款利息，在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欠款利息，利息自2015年2月3日起计，邓振建及×华公司已支付12.8万元作为已付利息予以扣除。综上，袁水生的上诉请求大部分成立，对于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4804号民事判决；二、邓振建应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水生归还借款240万及相应利息（在2019年8月20日前，按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在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欠款利息，自2015年2月3日起计至款项偿清之日止，邓振建及×华公司已支付12.8万元作为已付利息予以扣除）；三、驳回袁水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20元，由袁水生负担4602元，邓振建负担115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袁水生负担1024元，邓振建负担249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龙蒙 （ 兼）书记员 任楚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