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甘行终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人，住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汉族，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人，住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2段182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人，，住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人，，住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5，女，中国台湾地区新北市人，，住中国台湾地区新北市以上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白某，甘肃康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谷县自然资源局。法定代表人张某。原审第三人李某6，，住甘谷县委托代理人李某7，，住甘谷县大像山镇西街水门巷**（系李某6之子）委托代理人汪某，甘谷县大像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以下简称李某1等5人）因其诉甘谷县自然资源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5行初1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08年1月15日，甘谷县人民政府将位于甘谷县大像山镇西街水门巷地号25-130-（1）、用地面积610.18平方米国有土地为李某6颁发了甘国用（2008）第0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李某1等五人诉称：其五人之父李作模是甘谷县人，1942年从军，1948年定居台湾地区。1988年海峡两岸互通后，李作模收到李某6邮寄的家书一封，告知其五人之祖父李重轩已于1976年病逝，在病逝前的1974年4月15日给李某6留书，叙明将本案祖产，即大像山镇西街水门巷26号作了明确分配，其中属于长孙（因长子已逝世）的部分已经划分完毕并已由其自愿处分，剩余的前院南房3间、厕所半分、二门半分、西房台基半分，由李作模所有；后院北房3间、西房2间、小排子两处、西房台基半分，归李某6。1974年6月29日在亲友的见证下立下自书遗嘱，即划分财产分单，明确了财产范围，分割了长孙的一部分房产及财物，剩余部分房产及财物由李作模与李某6共同所有，并指定李某6为财产照管人。1992年10月29日，李作模、李某6在亲友的见证下，对祖产处置自愿协商，将房产前院到后院从东到西中间对半划分，每人各半，南面所有房院归李作模，北面所有房院归李某6，小院地基、南巷道、厕所、二门等公共部分二人共有，二人即立据签字捺印，李某6承诺将公证但其未办理。多年来，李某1等五人上下均不知道李某6对李作模的遗产办理了产权登记之事，2016年初李作模与李某6协商无结果，委托代理人在甘谷县房地产管理局查询，才得知李某6已将属于李作模的遗产也登记在他自己名下，李作模在提起民事诉讼中不幸逝世，李某1等五人作为合法继承人继续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6月1日秦安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甘0522民初106号民事裁定，认为行政机关对房屋所有权证未变动前，不能按民事纠纷处理驳回了李某1等五人的起诉，该裁定被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甘05民终108号民事裁定维持。2018年8月1日，李某1等五人向甘谷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变更、注销、或者撤销为李某6颁发的甘国用（2008）第00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局未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2008年《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李某6申请土地是继承取得的初始登记，按照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甘谷县自然资源局应当对李某6提交的申请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确定其真实性，审查确认遗产来源，但是，甘谷县自然资源局在第三人未提交遗嘱及任何书面权属证明、未提及争议土地上有其他继承人共有的信息，草率发证行为严重违法，侵犯了其五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在其五人递交撤销、变更、注销等申请后，仍不处理。请求判令撤销甘国用（2008）第0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审法院认为，李某1等五人起诉请求撤销甘国用（2008）第0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证是以1991年向李某6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为基础而登记颁发的，即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在先，李某6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土地登记部门根据房屋所有权登记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故本案只有在先撤销房屋颁证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对土地颁证行为进行撤销。而本案给李某6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时间为1991年，距今已近三十年之久。且李某1等五人所起诉的土地登记颁证行政行为，该土地颁证行政行为李某1等五人在向秦安县人民法院起诉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中，其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明确陈述，李某1等五人知道李某6土地使用权证的时间为2017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李某1等五人在2017年4月6日已经知道本案所诉行政行为内容，其于2019年4月1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一年的起诉期限。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的起诉。上诉人李某1等5人上诉称，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被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李某6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甘谷县自然资源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李某6述称，上诉人李某1等5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李某1等5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起诉期限作为保护当事人诉权的重要法律规定，同时承担着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使不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公法秩序稳定的功能。本案中，上诉人李某1等5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撤销甘国用（2008）第0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而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是被上诉人甘谷县自然资源局（原甘谷县国土资源局）于2008年为原审第三人李某6登记颁发的，故李某1等五人作为案涉土地登记颁证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于2019年4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期限应当适用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形。同时，本案被诉土地行政登记颁证行为发生在2008年，加之起诉期限制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影响，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考虑到旧法规定的起诉期限较长，新法规定较短的情形，应当新旧法结合适用。本案上诉人是对2018年2月8日之前发生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应当依据2018年2月8日前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之规定，适用两年的起诉期限。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及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自认其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是2017年4月6日，而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4月18日。故根据提起诉讼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两年的起诉期限应截止至201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上诉人是在涉案民事诉讼开庭审理中知道本案被诉土地行政登记颁证行为内容的，故从2017年4月6日至涉案民事诉讼裁判生效之日应为不属于上诉人自身的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涉案民事诉讼终审裁定（2018）甘05民终108号民事裁定送达日期是2018年3月20日，故在扣除2017年4月6日至2018年3月20日这一被耽误的时间之后，上诉人于2019年4月18日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李某1等5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5行初19号行政裁定；二、指令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判长 陈金瑞审判员 吕 强审判员 薛 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恩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