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4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松，男，198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公民身份号码350************051。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思玲，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乐，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天立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76。法定代表人：葛付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嘉怡，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思，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祺弘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珊美社区*********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91441900MA4WG47Q93。法定代表人：袁霞花。原审被告：袁霞花，女，197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公民身份号码360************226。上列两原审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思玲，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原审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乐，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松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天立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立公司），原审被告东莞市祺弘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弘公司）、袁霞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9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祺弘公司立即支付拖欠货款1342249元及利息（以1342249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2倍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1日共275天的利息为53522.18元；2.判令方松、袁霞花对上述祺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由祺弘公司、方松、袁霞花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一审庭审中，天立公司明确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1.判令祺弘公司、方松共同向天立公司支付货款134224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134224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1.2倍计算，由于政策原因，利息标准作相应的调整）；2.判令袁霞花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祺弘公司、方松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立公司支付货款1342249元及利息（利息以1342249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2倍计算；以1342249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2倍计算）；二、袁霞花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祺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680.9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680.97元（天立公司已预交），由祺弘公司、袁霞花、方松负担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径付予天立公司，法院不另收退。方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方松无须向天立公司支付货款1342249元及利息（利息以1342249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2倍计算；以1342249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2倍计算）；2.判令天立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方松作为祺弘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与天立公司沟通案涉交易、货款事宜，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一）方松不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天立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原告天立公司与被告一祺弘公司达成口头买卖协议…被告一祺弘公司出具《欠条》确认欠款事宜…属于被告二方松自愿对被告一祺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天立公司在一审阶段的两次庭审中，一会说方松是案涉交易的实际相对方，一会说郭某佳和方松二人与天立公司交易，一会又说交易方是祺弘公司和方松，但其提供的送货单和欠条明确表明是祺弘公司拖欠天立公司货款。（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股东对公司具有经营管理的权利，方松作为祺弘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与天立公司沟通本案交易及货款事宜，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2019年11月26日，方松尚为祺弘公司的登记股东及监事，并且方松一直和另一股东赵萌均有代表祺弘公司沟通与天立的交易事宜，方松作为祺弘公司案涉交易的经办人签署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证明祺弘公司拖欠天立公司货款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理由如下：1.方松代表祺弘公司在欠条上签署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称“祺弘公司出具欠条时，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如果仅仅是确认祺弘公司欠款，只需在欠条上加盖祺弘公司公章即可达到确认欠款的目的，没有必要让其他与该欠款无关的主体签名或盖章”缺乏理据。祺弘公司本身经营规模较小，所以方松、赵萌均有代表祺弘公司和天立公司沟通交易事宜，签署该欠条时方松尚为祺弘公司的登记股东及监事，作为案涉交易的见证者、证明人在欠条上签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在商事交易中，由经办人在相关合同、文件上签名具有普遍性，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不代表商事交易各方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在公司加盖了公章的情况下，其他人员“没有必要”签名。2.一审法院称“反观欠条上欠款主体、金额、还款日期、联系地址等手写内容均为方松妻子郭某佳书写，在案证据还反映郭某佳曾多次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天立公司支付祺弘公司的货款，但郭某佳没有在欠条上签名确认，可见其清楚知道在欠条上签名有特定的意义，也清楚可能需要承担的后果”，一审法院该推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天立公司一审第二次开庭提交的空白欠条文本与本案祺弘公司签署的文本不一致，天立公司主张曾向方松提供过该空白欠条文本，要求方松承担本案支付责任，但方松不同意，才修改成本案欠条文本。即便欠条上欠款主体、金额、还款日期、联系地址等手写内容均为方松妻子郭某佳书写，郭某佳没有在欠条上签名确认，也不足以推定郭某佳“清楚知道在欠条上签名有特定的意义，也清楚可能需要承担的后果”，更不足以认定方松愿意承担本案债务，天立公司第二次开庭提供的空白欠条文本反而证明方松不同意、不愿意承担本案债务，并且在欠条上签名也不代表一定有一审法院所谓的“特定的意义”，方松是祺弘公司的股东，其作为经办人签字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二、方松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交易双方为祺弘公司和天立公司，祺弘公司向天立公司出具欠条的目的是确认双方交易的欠款金额，方松在欠条上签署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完全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一）天立公司第二次开庭提交的空白欠条文本与本案祺弘公司签署的文本不一致，天立公司主张曾向方松提供过该空白欠条文本，要求方松承担本案支付责任，但方松不同意，修改成本案欠条文本。方松修改欠条文本的行为已经明确表明不同意、不愿意承担本案债务，方松完全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二）该欠条文本明确载明“兹有东莞市祺弘皮革有限于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欠佛山南海区天立皮革有限公司货款”，祺弘公司在欠款单位处盖章，方松仅仅作为经办人签署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无论是该欠条条款还是方松本人，均无方松债务加入的意思。（三）一审法院称“第三，方松原为祺弘公司的股东，但并非祺弘公司法定代表人，却在欠条上签署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还在微信上向原告发送了身份证照片，结合方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原告表示‘钱还得过几天，我现在在河南那边款都进不来’‘我这时真没法拿出那么多钱还你’等，可以认定方松在欠条上签名属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即自愿负担祺弘公司的涉案债务”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方松虽非祺弘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为祺弘公司的股东，作为案涉交易的经办人之一，方松在欠条上签署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不能就此作为方松愿意承担案涉债务的依据。2.方松在微信上向天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葛付林的儿子葛某飞发送身份证照片是为了核实方松的身份，对此天立公司也当庭予以确认。方松发送身份证照片的行为不能作为方松愿意承担案涉债务的依据。3.2018年7月8日下午5时42分，方松向葛某飞发送微信消息称“某飞，钱还得过几天，我现在在河南那边款都进不来”。2018年10月29日下午1时33分，方松向天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葛付林的儿子葛某飞发送微信消息称“兄弟，我这时真没法拿出这么多钱还你”。方松作为祺弘公司的大股东兼监事，与葛某飞沟通祺弘公司与天立公司的货款情况完全合理、合法，如果任何公司股东向交易对方发送该类信息都被认定是股东个人愿意加入公司债务，任何公司都经营不下去，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资格将成为空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该两条消息发生在签订欠条之前，一审法院以在先发生的行为推定方松在欠条上签名属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祺弘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责任能力，方松无论在欠条还是在与天立公司的聊天记录等均无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凭一系列推定即认定“方松在欠条上签名属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并以此判决方松与祺弘公司共同承担货款1342249元及利息的高额债务，为方松设定义务、加重责任，一审法院该判决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5.天立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称方松作为保证人担保祺弘公司债务的履行，在一审阶段的两次庭审中，一会说方松恶意利用其在祺弘公司的股东身份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会说祺弘公司、郭某佳、方松、袁霞花均应对案涉款项承担付款义务，一会又说交易方是祺弘公司和方松。由此可以看出，方松从未向天立公司作出过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并且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天立公司也从未主张方松向其作出过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也从未主张方松在欠条签名是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枉顾事实，给方松设定承担货款1342249元及利息的债务加入的义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天立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方松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方松系涉案交易相对方，并以个人名义签字确认欠款事实，应当对所欠货款承担清偿责任。（一）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可见，虽然方松使用祺弘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交易，但涉案的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下单、收货、对账以及付款均由方松一手操办。天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对起诉内容及交易情况进行更正与说明，并提供了欠条、出货单、收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涉案的整个交易过程的事实：由方松以电话或微信方式向天立公司业务员葛某飞下单定货，天立公司根据订单生产完成后由方松或其工作人员签收送货单、出货单确认收到货物，双方每月进行对账后由方松负责支付货款。因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其是涉案交易的主体。（二）方松原来仅为祺弘公司的股东，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作出任何代表公司的行为，但事实上无论是公司公章的持有，还是涉案的买卖交易都能证明是方松一手操控着公司与天立公司进行交易，故方松与祺弘公司共同作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三）从天立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见，方松一直以个人名义进行交易沟通、支付货款以及签字确认欠款的事实，并非公司职务行为，其上诉事由毫无理据，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天立公司与方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聊天内容显示，方松负责沟通下单、货物价格、质量、货期等问题，其中所有表述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2018年7月8日和2018年10月29日的聊天内容显示，方松以个人名义确认其拖欠货款的事实，并给出还款的方案，上述均能证实方松作为涉案交易主体的事实。2.方松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与郭某佳系夫妻关系，但郭某佳不是祺弘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却直接与天立公司进行货物交易以及对账付款。从天立公司与郭某佳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可见，自涉案交易发生以来，方松指令其配偶郭某佳通过郭某佳本人的微信、支付宝及中信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向天立公司支付货款，与此同时方松从未通过祺弘公司对公账户向天立公司支付过任何一笔货款，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方松是讼争买卖事项的实际交易方。（四）涉案欠条是由天立公司提供纸质版给方松，方松进行修改后将其打印稿带到天立公司处进行签署的，由方松的配偶郭某佳亲自填写，最后由方松在该《欠条》欠款人一栏加盖公章并在上方签字确认，恰恰也印证了方松确认拖欠货款事实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承担清偿欠款的义务，具体理由如下：1.若方松仅确认涉案货款属于祺弘公司的债务，直接加盖公司公章即可，无需个人签名确认。如方松所说仅作为经办人，为何在欠条修改及签订时不注明为“经办人”，这明显不符合常理。2.从天立公司与方松在2018年11月26日（即欠条签订之日）的聊天内容可见，方松为完善确认欠款事实，将其本人的身份证正反面拍摄后发送给天立公司，结合其在欠条上签名并书写身份证号捺指模的行为，表明其作为欠款人之一的债务加入意思表真实且充分。3.涉案欠条中的欠款主体、金额、还款日期、联系地址等手写内容均为方松的配偶郭某佳亲笔书写，郭某佳并未在欠条上签名确认，可见方松及其配偶郭某佳清楚知道在欠条上签名的特定意义，表明其自愿负担祺弘公司的货款债务。原审被告祺弘公司、袁霞花未向本院陈述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对祺弘公司拖欠天立公司货款1342249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径予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方松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立公司在诉讼中举示了欠条、微信聊天记录、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拟证明方松作为案涉交易相对方，负责经办案涉交易，其在欠条上签字确认欠款，构成债务加入，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方松则认为其作为公司股东、监事，下单、付款及签字均系职务行为，其并无债务加入之意思表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方松在案涉交易期间，系祺弘公司的监事、股东，而祺弘公司股东仅有方松、赵萌，二人均对外联系、经办业务。方松负责案涉货物的下单、指示收货、付款、对账等事项，这表明其以股东、监事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其对欠款形成过程清楚、知晓，其在欠条上签字确认货款符合一般商事交易习惯。其次，方松妻子郭某佳在欠条上书写确认欠款金额、还款时间等内容，方松在案涉欠条“欠款单位”上方签字、捺印并手写其身份证号，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表明其对案涉交易货款愿意承担清偿的法律责任；方松辩称其仅作为经办人在欠条上签字、捺印，系职务行为，但其签字、捺印位置位于“欠款单位”上方，且注明身份证号，相关行为方式明显与经办人身份不符，在其未注明为经办人身份或提供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再次，方松在交易期间将其个人身份证拍照发送予天立公司方，且在与天立公司业务员微信沟通中表示“钱还得过几天，我现在在河南那边款都进不来”“我这时真没法拿出这么多钱还你”，再结合其通过郭某佳个人账户而非通过公司账户的形式清偿货款，方松的行为表明对案涉交易所致货款自愿承担相应清偿责任，构成债务加入。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方松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80.24元，由上诉人方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