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02民初2551号 原告（反诉被告）：于德水，男，196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河北尚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康建军，男，196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阿鹏、田金明，河北山庄（隆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淑芬，女，1963年8月29日出生，满族，现住承德市高新区。 原告（反诉被告）于德水与被告康建军（反诉原告）、王淑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康建军于2020年8月7日提出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于德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被告（反诉原告）康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阿鹏、田金明，被告王淑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德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解除与二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455000.00元及利息，并支付原告违约金暂定507000.00元，暂合计96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23日，原告于德水与被告康建军、王淑芬、高福群（法院已作出高福群退出合伙协议的判决）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在被告康建军取得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承包经营权后，四人共同出资、经营、收益。2017年12月31日，康建军取得上述管理权后，原告于德水、被告康建军分别出资455000.00元，高福群出资325000.00元，合计出资1690000.00元用于经营投资。高福群出资后未参与经营、未分红，由原告于德水与二被告共同经营至2018年7月中旬，三人各自分得390000.00元利润后，二被告就不再向原告分配利润，也不公开收入账目，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二被告已近两年时间未让原告参与经营，现合伙已无法继续履行，合伙账目亦无法查清，依据法律规定二被告应返还原告投资款及利息。同时，依据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如违反本协议应支付投资份额30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违约造成其他三方的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 康建军辩称，在于德水补齐出资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伙协议，原告主张返还投资的入股款没有事实依据。 王淑芬辩称，一、自2018年5月1日开始，于德水多次给魁星楼找麻烦，打架并伤人、举报、封门、调戏女职工等，没做过任何有益于魁星楼的事情，给魁星楼名誉造成很坏的影响，经营遭受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和康建军没少给他一分钱，截止2018年7月末三个合伙人各自收回投资款39万元，现于德水要求返还455000.00元的投资，属于无理要求。二、按照合伙协议，不交纳承包费即放弃合伙经营权。于德水既不参与经营，也没按时交纳承包费，属于自动退出合伙经营，是他违约在先，故不存在应支付于德水违约金的事实。三、由于于德水捣乱，致使魁星楼无法正常经营，始终属于亏损状态，合伙人的股份投资尚未完全收回，但没有追究于德水赔偿损失。补充答辩意见，答辩人不具备本案的被告身份，答辩人于2018年8月份退出合伙关系，在双桥法院作出的（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上确认，“截止2018年11月30日三被告每人分得利润39万元”，分得的39万元不是利润，是返还出资款，出资款未返还全，何谈分得利润。之后的经营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合伙经营期间尚欠返还答辩人出资6.5万元，答辩人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 康建军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之间的《合伙协议书》；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伙经营魁星楼景区期间应该承担的债务567841.80元（以审计、评估鉴定清算为准）；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伙经营魁星楼景区期间应该补交的出资10.01万元；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2019年度合伙经营魁星楼景区期间应该承担的债务758567.96元（以审计、评估鉴定清算为准）；5、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2019年度合伙经营魁星楼景区期间应该承担的出资30万元、保证金25万元，计55万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7年11月23日，反诉人与于德水、高福群及王淑芬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因合伙内部原因，王淑芬于2018年8月退出合伙经营，高福群于2018年11月13日起诉解除合伙协议并经双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确认：“截止2018年11月30日，三被告每人分得利润390000.00元，盈余412367.00元，合计1582367.00元”，但是盈余412367.00元的实际截止日期为2018年10月16日。因此，2018年10月16日以后，合伙人只有反诉人和被反诉人，本案对2018年度所争议合伙经营魁星楼景区期间被反诉人应该承担的债务为567841.80元。2、2017年11月23日，反诉人与于德水、高福群及王淑芬签订了《合伙协议书》，每人应出资55万元，因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同意缓交纯利润资金目标费，所以每人暂交45.5万元。2018年4月19日、2018年6月26日和2018年9月4日，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向反诉人出具了《催缴函》，要求反诉人及时交纳所欠纯利润资金目标费30.03万元，反诉人于2018年11月11日用短信方式通知了于德水及时缴纳2018年度欠费和2019年度出资及保证金，于德水至今未缴纳上述款项，其行为构成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3、2019年度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合伙经营魁星楼景区期间被反诉人应该及时出资和交纳保证金并承担债务758567.96元，但被反诉人至今未履行相应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于德水对康建军的反诉辩称，1、对于康建军的第一项反诉请求于德水同意，同意解除其与康建军、王淑芬签订的《合伙协议》；2、对于第二项要求于德水承担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债务，无事实依据。因康建军、王淑芬自2018年7月开始不向于德水分红，违约在先，并且康建军无证据证明有亏损，于德水有证据证明有盈利。康建军和王淑芬作为经营人和记账人，有义务出示2018年7-12月份的账目，但二人不出示，在鉴定质证时，王淑芬说上述期间账目已经交给康建军，并且部分账目已经销毁，这里必然有情况，康建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对于第三项诉求，要求于德水补交10.01万元，在（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经营款由200.03万元，变更为160万元，免除40.03万元。当时作为被告康建军的代理人已经当庭认可，现在又向于德水主张，毫无依据。并且康建军也无证据证明其已经补交，应予驳回；4、对于第四项、第五项诉求，要求返还2019年度合伙经营债务758567.96元，自2018年7月康建军、王淑芬不分红开始，就不再向于德水披露账目，于德水被迫无法参与经营，2019年的新合伙事务就无法再参与决定。2019年、2020年康建军与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了新的合同，有了新的约定，于德水均未能参与。依据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事务应共同商议，因此依据协议和法律规定，2019年至今，于德水不应承担责任，并且康建军对于其出资和损失都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应支持；5、对于其在事实理由中陈述的（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确认了“截止2018年11月30日，三被告每人分得利润39万元，盈余412368元，合计1582367元”，是康建军对此判决的错误理解。此部分是该案原告高福群的证明目的，并不是法院确认的数额，在该卷宗中高福群的证据目录表达的意思是对现有收入证据的结合，没计算没掌握的现金收入的金额，康建军对此理解为至2018年10月16日收入为158万余元是偷换概念，也由此反映出康建军对不提供此段期间账目恶意隐瞒的事实。对于康建军提出的亏损都不是事实，是其恶意主张。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康建军的第二至五项诉讼请求。 王淑芬对康建军的反诉述称，没有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德水提交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合伙协议书》一份，拟证明2017年11月23日，原告于德水与高福群（已退伙）、康建军、王淑芬签订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中约定了投资数额、合伙期限、利益分配、违约责任等内容，其中第十二条第三项约定“合伙人如违反本协议应支付投资份额30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违约造成其他三方的经济损失。”本案中，二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每月20日财务需打印银行对账明细供原告核对，隐匿账目，不按经营习惯给于德水分红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2、《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执行经理目标责任制》一份，拟证明2017年12月31日，四合伙人推举康建军与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将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的经营权交由康建军经营，经营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承包价格为200.03万元每年。3、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书，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民终36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一、高福群已经退出合伙；二、2018年的承包费为160万元，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减免40.03万元；三、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间，被告康建军、王淑芬与原告共同经营管理魁星楼；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及以后，由被告王淑芬、康建军直接经营魁星楼；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7月经营魁星楼期间，原、被告每人分得经营利润39万元的事实；四、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30日，王淑芬和康建军的微信和支付宝收入为310332.00元。4、王淑芬书写的魁星楼账目单一份，拟证明四合伙人出资的情况，其中高福群（李永辉）出资325000.00元，于德水、康建军、王淑芬各出资455000.00元，合计1690000.00元，其中1600000.00元用于交承包费，剩余9万元用于各项花销；5、收支情况表5张，其中包括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31日、2018年2月份、2018年3月份、2018年4月26日至5月2日、2018年6月1日至30日的收支情况明细，拟证明被告康建军、王淑芬、于德水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31日期间每人分得魁星楼营业利润340000.00元，合计102000.00元，盈余22887.26元。6、魁星楼收入提成明细表，包括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16日期间的日收入明细（7-8月不全面），与5号证据部分相互印证，拟证明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8月16日，原、被告每人分得利润390000.00元，盈余375297.00元。三方合伙后约定达到每人分5000.00至10000.00元就分红，但盈余三十多万二被告都未按约定分红，证明二被告违约的事实；7、王淑芬微信收款记录一份，该证据与5、6号证据相互印证，拟证明原、被告前述经营收入的真实性及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14日经营期间的微信收入为272754.00元的事实。8、康建军微信收款记录一份，该证据与5、6号证据相互印证，拟证明2018年10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经营期间的微信收入14692.00元的事实。9、王淑芬支付宝收款记录一份，该证据与5、6号证据相互印证，拟证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经营期间的支付宝收入为22886.00元的事实。综合5、6、7、8、9号证据，截止2018年7月19日，原、被告每人分取利润390000.00元。盈余676141.00元，盈余数额仅为原告掌握的部分证据，还有其他现金收入因二被告未披露原告无法获取。结合7月之前的账目，微信、支付宝收入仅是全部收入中的微小部分，现金收入占比更大，真正的收入会是现有证据的5至10倍，或者更多。10、照片14张、视频6段，拟证明魁星楼在经营期间有大量现金收入，二被告称除了门票收入没有其他收入是虚假陈述。11、录音10段，录音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5月。2018年5月3日第一段录音（名称为新录音3）、第二段（名称为新录音4）、第三段录音（名称为新新录音6），上述三段录音主要内容为，因为于德水与康建军、王淑芬发生经营分歧，康建军、王淑芬、王淑芬的丈夫王连友打算更改合同条款，将合伙事务由全体合同人同意，改成少数服从多数，让于德水不再参与管理，歇一段时间，于德水不同意的谈话内容；2018年5月11日录音（名称为新录音10），主要内容为康建军不让于德水参与经营，三方讨论的内容；2018年5月17日录音（名称为新录音15），主要内容为商量会计找人，给于德水钥匙以及5月份的分红计划等内容；2018年5月21日录音（名称为新录音16），主要内容为二被告不给原告分红，又不给原告钥匙，产生分歧；2018年5月28日第一段录音（名称为新录音22），主要内容为于德水要求聘任会计，康建军不同意，认为账目不能让别人知道，三方产生分歧；2018年5月28日第二段录音（名称为新录音23），主要内容为王淑芬的丈夫王连友让康建军销毁4月份之前的账目，达到偷税的目的；2018年5月28日第三段录音（名称为新录音25），主要内容为面试会计，王连友问会计会不会做假账，因会计说不会，王连友不同意聘用，要求用王淑芬，另行给王淑芬开工资，康建军附和王连友，于德水不同意。以上全部录音证明二被告在经营期间的违约、违法行为，按着合同约定其他人不可以参与经营，但本案中王淑芬的丈夫王连友却参与经营。12、承德市中心医院急诊病历及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证明2018年7月开始二被告不给原告分红，二被告排挤员工，2018年8月中旬，康建军授意他人与于德水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于德水受伤住院，无法参与经营。13、手机截屏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在原被告经营期间于德水有微信收入的收款通知，但2018年10月14日，二被告取消了于德水的通知提醒，进一步证明二被告的违约行为。被告王淑芬对于德水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除合伙协议是真实的，其他证据均不认可。被告（反诉原告）康建军对于德水提交的1-9、1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盈余分配约定的是年终，是否有盈余到年终才能核算，且未到盈余分配时间，不公布账目与事实不符；对10号证据不予认可，因证据提到有现金收入，于德水提供的4-6号证据均有核算，但2019年只有照片，无法确定收入数额；对11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录音光盘无法确定是否是全部内容，亦无法鉴定真伪；对13号证据不予认可。 综合各证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并结合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1-9、13号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12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康建军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9）冀08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于德水与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与被告康建军无关。2、承德市961890群众服务热线电话转办单，拟证明于德水投诉魁星楼景区，投诉电话“138××××0531”是于德水本人的电话号码。3、康建军2018年11月11日通知于德水交费短信截屏，拟证明魁星楼景区催缴租赁费，康建军催于德水交纳租赁费用，于德水拒绝交费。4、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适当减免2018年度剩余利润资金的决定一份，拟证明减免租金100000.00元。5、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目标责任制合同，拟证明产生新的租赁费。6、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截止到2018年10月31日的结论为返还出资款，而不是分红，且没有对是否盈余进行清算。7、2018、2019年反诉原告康建军在解除合伙后所做的账目，虽然鉴定机构予以退回，但是法院没有对能不能鉴定给我方回复。于德水对康建军提交的1号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于德水与他人发生冲突，他人有过错，且于德水一直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未限制人身自由，但自2018年7月起二被告就不再向原告分红，依据合伙协议约定，虽然是年底分红，但是原被告三方已经达成新的分红方案，每人够5000.00至10000.00元就开始分红；对2号证据不认可，认为康建军取得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对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于德水因为被告不分成造成情绪化，并且康建军要求缴纳的租金金额不合理，因为2019年的租赁费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且被告康建军也没有提供相关的单据予以佐证；对4号证据不予认可，在高福群起诉于德水、王淑芬、康建军案件中，2019年3月5日双桥法院曾经到魁星楼调取了证据，当时魁星楼的会计陈述40万元已经在当年的承包中进行了减免；对5号证据不认可，认为康建军签订该合同时，没有经过于德水同意，通过康建军要求于德水缴纳租金的短信来看，存在虚高报价的情况，所以对其证明目不予认可；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康建军证明目的，该份判决虽然记载了是退还高福群投资款，但是高福群举证的盈利及分红以及盈余均在该判决中体现，康建军作为经营人，王淑芬作为记账人应有义务提交下半年的账目，但未提交账目就口头提出未盈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7号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康建军提交的账目均为白条，没有发票，不符合会计记账规范。王淑芬对康建军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并综合各证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本院对被告康建军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1、2、6号证据达不到康建军的证明目的；康建军提交的4号证据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且康建军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4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结合4、5号证据可以看出，康建军与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2019年的目标费进行了重新约定，与康建军提交的3号证据短信截屏所记载的目标费相矛盾，故对3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康建军提交的7号证据中的账目，属于康建军单方制作，且无同为合伙人于德水、王淑芬的签字，支出绝大部分为收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达不到康建军的证明目的。 王淑芬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3日，原告于德水与被告康建军、王淑芬、案外人高福群签订合伙协议书，最初约定每人出资550000.00元合伙承包魁星楼经营管理权，推举康建军与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取得经营资格。取得经营权后，于德水、康建军、王淑芬共同经营魁星楼，高福群未参与经营并经生效判决退出合伙。2019年8月10日，本院作出（2018）冀0802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载明：“2017年12月22日、25日，被告王淑芬、于德水分别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康建军的个人银行账户转入合伙出资款430000.00元，王淑芬在“魁星楼账目”中记载四合伙人共同出资1690000.00元，其中康建军、王淑芬、于德水各出资455000.00元，高福群出资325000.00元，并注明承包费1600000.00元，剩余90000.00元“用于接手魁星楼前后周转资金”。另查明，截止2017年12月22日，被告康建军先后向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支付承包金1600000.00元，同年12月31日，康建军与承德市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签订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执行经理目标责任制合同，取得了对魁星楼的经营管理权。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间，被告康建军、王淑芬、于德水三人经营管理魁星楼，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被告康建军、王淑芬二人直接经营管理魁星楼。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7月经营魁星楼期间，三被告每人分得营业利润390000.00元，原告高福群未参与经营，亦未取得利益分配。”依据上述生效判决、原被告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2018年8月以后，于德水未参与经营，亦未取得利益分配。 经查明，人民法院调取的王淑芬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14日经营期间的微信收入为272754.00元，康建军2018年10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经营期间的微信收入为14692.00元，王淑芬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经营期间的支付宝收入为22886.00元。 另查明，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王淑芬在魁星楼担任会计，并于2018年10月份将魁星楼所有账目和票据交付康建军，经本院明示，康建军未在指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上述账目和票据。 同时查明，2020年8月7日，康建军向本院提交审计、评估鉴定申请书，要求对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至12月期间的魁星楼收入、支出以及需要施工工程量价值进行审计。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审计，2020年9月16日，承德永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委托书退回函，载明：1、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1-12月份凭证、2019年度凭证为未进行装订的凭证，且未提供账簿，审计人员不能对账务的入账处理情况进行核对。2、关于收入的记账凭证，凭证后无附件，散装门票存根无销售日期，会计期间无法确定；关于费用的记账凭证，后未附发票，均为白条等，无相关审批手续，无法审核其真实性。3、在建工程入账凭证，后无附件，款项支出情况无法核实。 本院认为，个人合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人合”的性质，当事人之间应该恪守共同出资、平等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处理合伙事务。于德水与康建军、王淑芬虽然签订了合伙协议书，但是各合伙人之间并未就合伙事务以及利益分配按照协议约定平等协商，在合伙事务发生变动时也未及时作出明确性决议，一些合伙重要事项因缺少书面的文字记录而形成争议。针对上述争议，本院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关于是否解除于德水与康建军、王淑芬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的问题。合伙协议约定，净利润年终以合伙人出资为依据，按比例分配，但于德水与康建军、王淑芬共同经营魁星楼后，并未按合伙协议约定分配利润，而是随着账面资金的增加而随时分配利润并保留一部分账面资金用于景区经营管理。2018年8月以后，于德水未参与经营，康建军、王淑芬亦未向于德水分配利润，该行为违背了合伙协议中共同出资、共享收益的合伙理念，也违背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因于德水在交纳了2018年合伙出资分得部分利润后，未再交纳2019年及以后的合伙出资，且2019年、2020年康建军已自行与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公司达成新协议，上述协议并未征求于德水意见，于德水亦未实际出资，因此，本院确认于德水与康建军、王淑芬于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已于2018年12月份自然解除，本院不再判令解除。 二、关于于德水返还投资款、支付利息及违约金的问题。于德水履行合伙出资义务后在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7月中旬期间已经分得利润，如再让康建军、王淑芬全额返还于德水合伙出资款明显不公平，因此，对于德水要求康建军、王淑芬承担返还于德水投资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依据公平原则，于德水全额出资后却未获得2018年7月中下旬至2018年12月份期间的经营利润，故康建军、王淑芬应向于德水支付上述期间的经营利润。 依据合伙协议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应清算合伙财产及债务，因进行清算的前提是提供合伙账簿、票据等，故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主体应当是经营期间负责日常账目及票据管理的合伙人。本案中，康建军作为执行经理，王淑芬作为记账会计，负责日常账目及票据的管理，但其二人在本院明示的情况下仍拒绝向本院提交2018年7月中下旬至2018年10月期间的魁星楼账目，亦未举证证明上述期间合伙亏损，且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的账目因不符合审计规范和标准，致使无法确定退伙时可分割的合伙财产及应承担的债务，其二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上述账目及票据无法查清，本院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魁星楼收入中现金收入占大部分，而微信、支付宝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小部分，结合承德旅游淡旺季的现实情况，每年5月至10月为旅游旺季，因此2018年7月中下旬至10月期间的经营利润应参照2018年5月至7月中旬期间的经营利润，其余淡季月份平均计算，故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和事实，确定于德水的经营利润参照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7月中旬期间的平均利润计算。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7月19日原被告每人分得利润390000.00元，共计206天，每人每天获得经营利润1893.20元。2018年7月20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164天，每天经营利润1893.20元，合计310484.80元。上述款项应为康建军、王淑芬向于德水支付的经营利润。 王淑芬辩称其已于2018年8月份退出合伙，并认为分得的390000.00元不是利润，而是返还出资款，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上述抗辩意见，且上述退伙意见不符合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程序，上述意见亦与本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相矛盾，因此，对王淑芬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018年8月以后于德水未参与经营亦未取得利益分配是事实，但于德水未举证证明其未参与经营系康建军、王淑芬不分配利润所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德水要求康建军、王淑芬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康建军主张于德水承担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度债务的问题。合伙协议约定，合伙资金仅用于园区经营，经营款项在5000.00元额度内，经理严格按照公司正常请款流程自行经营支配，超出此额度需四方合伙人一致审批同意方可支配使用。本案中，康建军提交的魁星楼2018年10月25日至12月31日财务明细表中的支出远远高于合伙协议约定的5000.00元，且康建军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将有关费用使用情况向于德水披露或征求于德水意见。后康建军向本院申请审计，但因其提供2018年11月-12月份凭证、散装门票存根、在建设工程入账凭证等材料均不符合审计规范和标准，审计公司无法对上述项目进行审计，并退回上述委托及材料。同时康建军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实际发生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于德水与康建军、王淑芬于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已于2018年12月份自然解除，故2019年度债务问题，本院不予评价。故康建军主张于德水承担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度债务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康建军主张于德水补交出资100100.00元的问题。康建军提交的关于适当减免2018年度剩余利润资金的决定，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且康建军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其已代为实际补交，因此，对康建军主张于德水补交出资100100.00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康建军主张于德水承担2019年出资及保证金的问题。因于德水已自然退伙问题本院在第一部分中详细论述，本部分不再赘述。于德水退出合伙后，康建军与承德魁星楼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新协议与于德水无关。故康建军要求于德水承担2019年出资及保证金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康建军（反诉原告）、王淑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于德水（反诉被告）经营利润310484.80元； 二、驳回原告于德水（反诉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康建军（反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710.00元，由于德水负担4544.00元，由康建军、王淑芬负担2166.00元；反诉费11294.00元，由康建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崔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