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3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住所地：红山区。法定代表人：马文彬，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内蒙古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玲，女，197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喀喇沁旗。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天桥，喀喇沁旗锦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赤峰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以下简称市农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桂玲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8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市农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邮寄费等费用由刘桂玲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市农资公司与刘桂玲签订的《鲜姜订单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认定是错误的。在签订《鲜姜订购合同》时合同中约定甲方保证乙方最低产值16900元／亩，未约定乙方的最低鲜姜产量，此约定不是市农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交易习惯，在约定甲方保证乙方最低产值的同时也应约定乙方的最低产量，否则在乙方不能保证产量的最低标准时，将会给甲方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根据《鲜姜订单合同》，可以理解为无论乙方生产多少鲜姜交付甲方，甲方都应向乙方支付16900元，存在乙方交付1斤鲜姜，甲方也应支付16900元的情况，此不合理的约定不是市农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此约定无效。二、市农资公司在一审时提交追加刘进堂为被告申请，请求追加刘进堂为被告。市农资公司未实际参与到鲜姜生产、销售中，在刘桂玲与刘进堂签订《鲜姜订单合同》后，刘进堂收取刘桂玲的订金时，未将订金交予市农资公司，市农资公司不知道刘桂玲实际交付多少订金。秋季鲜姜收购时，市农资公司亦不知道刘桂玲向刘进堂交付多少鲜姜，且市农资公司未收到鲜姜。同时鲜姜订购活动中的所有账目均在刘进堂手中。故市农资公司的追加申请理由充分，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刘进堂为被告是错误的。三、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刘桂玲自认其种植的鲜姜最高产值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16900元每亩，市农资公司申请对刘桂玲的涉案鲜姜种植面积及产能进行鉴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是错误的。四、一审中李昌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为李昌是东卡拉村委会书记，同时也是鲜姜的种植户。东卡拉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该说明是村委会主任王晓宇亲自出具的，王晓宇亦是与本案类似的另一案件原告。五、刘桂玲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市农资公司交付鲜姜，同时不能证明鲜姜的具体数量。一审判决对该处事实没有查明清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刘桂玲辩称，一、市农资公司与刘桂玲于2018年10月10日签订的《鲜姜订单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所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具有拘束力。2019年秋市农资公司将刘桂玲种植的鲜姜全部收走，那么市农资公司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给付姜款，不足每亩16900元部分应当由市农资公司补齐，故市农资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二、市农资公司要求追加刘进堂为本案被告的问题，在一审中市农资公司明确认可刘进堂是其聘请的业务经理，那么刘进堂在种植鲜姜过程中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由其承担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至于刘进堂是否将所涉及的农资款以及收购的鲜姜是否交于市农资公司，那是其内部管理的问题，与刘桂玲无关，也与本案无关。三、李昌虽然也是种姜户，但其证明的都是其他种姜户的案情，李昌的证据都是市农资公司贾经理发的微信，能够证明其他种姜户向市农资公司交纳的农资款的数目，李昌与其他种姜户没有利害关系。另外，东卡拉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不代表个人，所以其出具的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市农资公司的上诉请求。刘桂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市农资公司立即给付鲜姜款25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进堂是市农资公司招聘的员工。2018年，刘进堂以市农资公司的名义到刘桂玲所在的小牛群镇东卡拉村找到村委会工作人员，协商发展农户种植鲜姜业务。东卡拉村党支部书记李昌协助动员发展了部分农户种植鲜姜。2018年9月28日刘桂玲与市农资公司签订了《鲜姜订单合同》，该合同是由刘进堂等人提供的制式合同，甲方处加盖了市农资公司的印章。合同约定，甲方免费对乙方种植鲜姜提供技术指导，甲方保证乙方最低产值为16900元每亩；甲方按照最高6900元收取农资款（包括提供给刘桂玲鲜姜种子，各种肥料，遮阳网，地膜，滴管等），机械作业费，除草，水电，人工费等由乙方支付。鲜姜收获后，甲方必须按照合同要求回收鲜姜。违约责任第8条明确约定，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回收乙方鲜姜，如达不到最低的产值甲方应按约定进行差价补偿，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刘桂玲种植了20亩鲜姜，并于2018年9月30日预交了50000元农资款，市农资公司以现金收讫（08）号为其开具了收据。市农资公司虽然预收了地膜和遮阳网款，但并未提供实物。刘桂玲按照市农资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建了大棚，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了播种耕作。秋收季节又雇佣机械人工采挖。根据产量和市场价，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16900元每亩的产值，刘进堂等人即将鲜姜全部收走。按合同约定，刘桂玲应得鲜姜款16900元×20亩=338000元。扣除欠市农资公司的农资款88000元，市农资公司应给付刘桂玲鲜姜款250000元，经刘桂玲多次催要，市农资公司于2020年1月将部分款项交给东卡拉村民委员会，刘桂玲得到鲜姜款80000元，再加上刘桂玲已预交款但未给付的遮阳网、地膜款（250+160）元/亩×20亩=8200元，市农资公司还欠刘桂玲178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进堂以市农资公司的名义与刘桂玲签订的《鲜姜订单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桂玲要求判令市农资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给付鲜姜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桂玲要求将市农资公司未提供遮阳网及地膜的农资预付欠款扣除，并提供了李昌证言证实，而且市农资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提供了遮阳网及地膜，故对刘桂玲的这一诉求予以支持。市农资公司辩称需要追加刘进堂为被告，因刘进堂是市农资公司聘用人员，且所签订合同为制式合同，盖有市农资公司公章，故无需追加被告，对市农资公司的这一请求不予支持。市农资公司辩称应对鲜姜亩数及最低产值进行司法鉴定，因合同中对上述事项有明确约定，无需鉴定，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赤峰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刘桂玲鲜姜款人民币178200元。案件受理费5170元，减半收取2585元，由刘桂玲负担653元，市农资公司负担1932元。此款已由刘桂玲预交，市农资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刘桂玲。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鲜姜订单合同》中关于市农资公司保证刘桂玲最低产值16900元／亩的约定是否是市农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是否有效。2.是否应当追加刘进堂为被告。3.是否应当对刘桂玲种植鲜姜的土地面积和每亩土地的鲜姜产能进行鉴定。4.李昌的证言和东卡拉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5.刘桂玲是否向市农资公司交付了鲜姜。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鲜姜订单合同》约定市农资公司保证刘桂玲种植鲜姜的每亩最低产值为16900元，是市农资公司对刘桂玲的保值回收承诺。约定了最低产值，结合鲜姜市场价格，即能够计算出最低产量，也就是说，市农资公司对刘桂玲保值回收的承诺包括保证刘桂玲种植鲜姜的每亩最低产量，保证最低产量是市农资公司的义务，而不是刘桂玲的义务。因此，市农资公司提出的涉案《鲜姜订单合同》中关于市农资公司保证刘桂玲最低产值16900元／亩的约定不合理，不是市农资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鲜姜订单合同》的主体是市农资公司和刘桂玲，刘进堂只是市农资公司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代理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刘进堂与刘桂玲恶意串通损害市农资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下，不应追加刘进堂为本案被告。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刘桂玲种植鲜姜的土地面积的事实，已有相关证据证明；每亩土地的鲜姜产能，与本案责任认定无关。因此，一审法院对市农资公司提出的有关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正确。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李昌和东卡拉村委会知道本案情况，其出具的证言和情况说明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刘桂玲向市农资公司交付了鲜姜，有当地村委会的证明为证。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刘桂玲交付鲜姜的数量，刘桂玲称市农资公司并未称重；且市农资公司对刘桂玲提供了保值回收承诺，交付鲜姜的数量与责任认定无关，故刘桂玲交付鲜姜的数量不能成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综上所述，市农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上诉人赤峰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利峰审判员 麻秋野审判员 张淑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 静书记员 尹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