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21民初2477号 原告：李维祥，男，汉族，1961年7月7日生，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启威，山东博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桓台县马桥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马桥镇红庙村东起马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王守忠，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涛，桓台少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齐本江，男，1975年10月14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宜国，桓台锦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付士军，男，1972年3月2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原告李维祥与被告桓台县马桥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庙村委）、被告齐本江、被告付士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维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启威，被告红庙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宗涛，被告齐本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宜国，被告付士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维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齐本江与付士军共同支付李维祥欠款46222元，利息10815.95元，共计57037.95元；2.诉讼费用由、齐本江与付士军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至2017年间，时任村书记的齐本江和村主任付士军以工作需要为由，多次在李维祥开办的小超市中赊购烟、酒、茶叶等物品，共计欠款56222元，有齐本江和付士军签名的账册为证。经李维祥多次催要，于2015年支付10000元，剩余46222元至今未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李维祥提起诉讼。 辩称，李维祥所诉不属实，其所提供的账册中有部分是齐本江和付士军的签字，而大部分是第三人的签字，即使是齐本江本人签字的部分，李维祥也没有证据证明齐本江与付士军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请求依法驳回李维祥的诉讼请求。 齐本江辩称，对于本案中所涉及的购买行为与款项，齐本江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理由如下：一是李维祥在诉状中已经明确认可齐本江与付士军是因工作需要而赊购部分物品；二是李维祥在2020年8月5日的法庭审理期间，明确表示齐本江与付士军是履行职务行为；三是李维祥自认涉案款项已经给的现任村书记和村主任王守忠进行了交接说明；四是庭审期间，李维祥认可齐本江曾审批20000元，由的时任财务负责人伊俊平支付了10000元，而伊俊平是现任村书记和村主任王守忠的儿媳。综上可知，齐本江在账册中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齐本江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付士军辩称，付士军在李维祥提交的账册上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从李维祥处赊购物品都是按照时任村主任与村书记的指示，且在账册上都备注了款项的用途，因此，付士军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齐本江在担任村书记兼村主任；付士军在担任村委成员。 庭审中，李维祥提交2015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账册一份，据此证实自2015年2月起至2017年2月期间，的村主任齐本江与村委成员付士军在李维祥处多次赊购烟酒、茶等物品，共计56280元，因起诉时计算错误，李维祥仅主张56222元，其中齐本江与付士军在李维祥配偶记录的账册上予以签名，也注明了赊购物品的用途。就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李维祥与、齐本江、付士军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关于账册中记载的货物，有时候是自取，有时候由李维祥负责送货。齐本江与付士军亲自领取物品时都是当场予以签字确认，账册中记载的陈、小朱、李、齐本山、荆凤霞、媳、伊俊平还有嫂等人领取的物品，都是齐本江打电话告知李维祥后，李维祥才同意其他人领取，其其他人领取物品后有时是自己签名，有时是李维祥的配偶予以标记，领取后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的村主任齐本江与李维祥核实无误后予以补写签字确认。陈、小朱、李、齐本山、荆凤霞、媳、伊俊平还有嫂等人均系红庙村村民，其中伊俊平在担任会计，其他人是接受的指示，为村委从事相应的劳务工作。从账册中齐本江和付士军的签字和商品用途看，涉案赊购物品系用于，齐本江与付士军的签字行为应是履行职务行为。2017年之前，李维祥与就双方之间的赊购物品业务都是一年一结算，但是自2017年2月之后就一直没有结算，但是李维祥与的时任村主任齐本江还有王守忠曾就涉案款项多次进行对账，齐本江与王守忠均认可涉案欠款事实，但是对于涉案款项是否入账，李维祥不清楚。李维祥每年都会去催要，在李维祥的催要下，齐本江曾为李维祥审批了一张20000元的单据，但是的会计伊俊平通过现金方式只向李维祥支付了10000元，因此，尚欠李维祥46222元。涉案账册中记载的部分物品载明了由使用，也有部分购买商品没有载明用途，但是李维祥不能区分哪些款项是用于，哪些款项是付士军或者齐本江个人使用，因此，李维祥要求、齐本江与付士军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一是若李维祥陈述属实，涉案款项在的账目上应该有记载，且李维祥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与对涉案款项进行对账结算，但事实上的账目中尚没有任何记载，现在村账镇管，管理非常到位，也非常严谨。二是从来没有因工作需要购买茶叶等物品用于招待镇领导、县领导，且党纪国法也不允许，任何法律规定和行政规章等都不允许用烟、酒、茶叶等开展工作。三是涉案账册不能证明李维祥的主张，账册中除有齐本江和付士军的签字外，还有多达二十几个人的相关签字，李维祥称上述人员受齐本江和付士军委托，没有依据，无法确定上述人员与是否存在工作关系。四是齐本江和付士军作为自然人也要消费，也要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李维祥认为涉案行为都是齐本江和付士军的职务行为，不存在个人消费，这与常理不符，李维祥无证据证明涉案烟、酒等物品的购买是属于齐本江和付士军个人消费或者家人消费，或者是用于招待某位镇领导。五是李维祥也没从向催要过，对于李维祥陈述的付款事实，在的账目中也没有记载，李维祥要求、齐本江与付士军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于法无据。 齐本江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一是根据账册记录的内容能够看出所涉及的货物并不是齐本江和付士军个人所用，包含的时任村委成员伊俊平及付士军都在账册上签字，能够证明齐本江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从账册记录的时间上看，涉案账册具有连贯性，并不是间断性的。账册中所列明的货物列明了使用用途，都是由使用，而并非齐本江个人使用，如2015年6月26日的物品即皮手套、娃哈哈矿泉水，注明是大舞台用，应该指的是南边的大舞台；2015年10月13日的物品即食品、水57元，是用于妇查，有的时任财务人员伊俊平签字；2016年1月1日的物品注明的是拿手电筒修水管用，包括纸张；2016年2月6日与2016年6月13日的货物备注村里唱戏用等等。二是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2条规定，有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说明，结合本案法庭调查，李维祥明确表示其所诉的涉案货款，其与齐本江、的现任村主任王守忠已经进行交接说明，且李维祥在第一次庭审中一直承认齐本江是职务行为，因此，齐本江在账册中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三是就涉案款项，李维祥、齐本江、王守忠曾在一起进行了说明，王守忠同意该款项由村委负责偿还，且账册中也有王守忠签字的物品，齐本江在后面进行了补签，由此也可以说明涉案款项应当由村委负责偿还。四是对于涉案款项，与齐本江、王守忠没有进行交接，确实已经通过伊俊平向李维祥支付了10000元，的账目中是否有涉案款项的记载，当时每一笔款项是否入账，都需要庭后核实。综上，齐本江在本案中不承担付款责任。 付士军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李维祥所诉属实，付士军在涉案账册中签字所赊购的物品，都是根据时任村主任和村书记的安排去李维祥处赊购的，且签字时都载明了使用用途，所赊购的物品都是办公使用，并非个人使用，因此，付士军是履行职务行为，对涉案款项不承担付款责任。 针对、齐本江与付士军的上述质证意见，李维祥认为一是涉案业务发生期间，齐本江担任的村主任，付士军担任委员，两人在李维祥处赊购商品时均声称系使用，基于两人的身份关系以及对商品用途的陈述，李维祥有理由相信齐本江与付士军当时的赊购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所购商品是用于会。二是庭审中，否认齐本江与付士军的赊购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而是属于两人的个人行为用于个人消费，齐本江在答辩当中也陈述其已经和的现任村主任王守忠作过交接手续，且由的财务向李维祥支付了10000元的货款，在此情况下，齐本江和付士军应当举证证明购买行为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 关于涉案账册中明确载明使用用途的情况，李维祥陈述涉案账册中明确载明赊购物品使用用途的业务，具体明细如下：1.2015年2月6日，付士军签字载明看望老干部使用，金额为370元；2.2015年2月18日，付士军签字载明镇领导用，金额为870元；3.2015年5月8日，齐本江签字载明挖土机，金额为230元；4.2015年5月9日，付士军签字载明镇领导吃饭用，金额为530元；5.2015年6月26日，齐本江签字载明大舞台，金额为70元；6.2015年9月8日，齐本江签字载明修路灯，金额为162元；7.2015年10月13日，齐本江签字载明妇查，金额为57元；8.2015年12月27日，付士军签字载明东胜陈经理油区办刘，金额为300元；9.2016年1月1日，齐本江签字载明修水管用，金额为690元；10.2016年2月13日，付士军签字载明唱戏用，金额为255元11.2016年8月6日，付士军签字载明修井使用，金额为35元；12.2016年9月14日，付士军签字载明秸秆禁烧指挥部用，金额为820元；13.2016年11月10日，付士军签字载明镇土管局，金额为610元；14.2016年12月27日，付士军签字载明村委用，金额为70元；15.2017年1月7日，付士军签字载明修路验收，金额为480元；16.2017年2月4日，付士军和王守忠签字载明唱戏用，金额为470元。该部分款项中，付士军签名的赊购物品用途系由付士军本人书写并签字确认，其他剩余部分由赊购物品时的经办人和李维祥的配偶所书写，之后齐本江予以签字确认。 对此，认为其对上述款项不予认可，一是账册中所记载的镇领导用870元和镇领导吃饭用530元，无论是李维祥还是齐本江与付士军，都应当具体说清楚是因公吃饭还是因私吃饭，不排除齐本江和付士军与某些领导存在个人交集而私下吃饭的可能，因为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规定，决不允许用名烟名酒开展工作，作为最底层的基层组织，消费着中国最名贵的中华烟和苏烟，于理不通，也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关于10月13日的妇查57元，按照常理，妇查应该去医院，该笔款项的发生不符合常理。因此，对李维祥陈述的上述款项，不应承担责任，应有具体的签字人员承担责任。 对此，齐本江认为一是根据账册中所记载的赊购物品载明的用途，显然不是齐本江用于个人或家庭消费，齐本江在账册中签字的行为应是履行的职务行为。二是对于齐本江在上述载明使用用途的赊购物品处签字的行为，能够与李维祥所提供的整个账册进行印证，其中付士军、王守忠于2017年2月4日所赊购物品，齐本江予以签字确认，通过该行为能够充分证实李维祥所诉的涉案款项都是因工作需要产生的，因此，李维祥提供的账册是一个整体的证据链，故，齐本江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 对此，付士军认为其签字赊购的物品都是因工作需要而领取的，并不是个人使用。 庭审中，李维祥陈述因、齐本江与付士军购买李维祥的商品理应按时支付货款，但是至今未付，李维祥要求支付经济损失10815.95元。关于经济损失10815.95元的计算方法，系以46222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5日至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13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 对此，认为李维祥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是齐本江与付士军在涉案账册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二是李维祥主张拖欠货款46222元及利息的事实是否成立。 一、关于齐本江与付士军在涉案账册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同时，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根据李维祥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2015年2月至2017年2月涉案买卖关系发生期间，齐本江在担任村书记兼村主任；付士军在担任村委成员，李维祥与、齐本江、付士军对该事实没有异议。主张李维祥提交的账册中部分是齐本江和付士军本人的签字，而大部分是第三人的签字，即使是齐本江与付士军本人签字的部分，李维祥也没有证据证明齐本江与付士军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且的账目中就涉案款项没有任何记载，从来没有因工作需要购买茶叶、烟酒等物品用于招待镇领导、县领导，且党纪国法也不允许用烟、酒、茶叶等开展工作，但是结合齐本江与付士军的身份以及账册中所载明的购物物品的明细、使用用途、签字人等信息，每一笔款项后都有“齐本江”或“付士军”的签字，齐本江对于其中案外第三人签字的款项都在后面予以补签，且李维祥已就此作出合理解释，李维祥与之间多年来一直是按照该种模式发生业务往来，的时任村主任与村委委员因村级事务在李维祥处赊购物品的行为，李维祥有理由相信其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或的表见代理行为，齐本江与付士军作为的时任村主任兼村书记与时任村委委员皆认可各自在账册中签字赊购的物品都是用于，且认可就涉案款项曾通过的会计向李维祥支付过10000元，而的账目中有无记载涉案款项系内部工作规则和管理问题，不应作为判断涉案账册证据效力的依据，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反驳主张，综合以上证据能够认定齐本江与付士军在账册中签字确认的赊购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的行为后果应由承担，齐本江与付士军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二是关于李维祥主张拖欠货款46222元及利息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 关于应支付货款的数额问题。根据前面论述，李维祥与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李维祥已向履行了供货义务，应当履行付款义务。根据李维祥提交的账册及庭审调查，李维祥向所供货的价款总额为55932元，已支付1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款项后，尚欠李维祥货款45932元。因李维祥与未约定付款时间，李维祥可随时向主张权利。故，李维祥要求支付货款46222元，本院在45932元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维祥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李维祥主张的利息实为经济损失，因未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应当赔偿李维祥逾期付款经济损失。关于经济损失的起算时间，因李维祥与就付款时间没有书面约定，李维祥主张自双方间的最后一笔业务即2017年2月4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经济损失，于法无据，应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为宜。关于经济损失计算标准，李维祥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以上浮30%计算为宜。因此，应当支付李维祥自2020年7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对于李维祥主张的超出部分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桓台县马桥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告李维祥欠款459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桓台县马桥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告李维祥自2020年7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4593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上浮3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李维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3元，由原告李维祥负担139元，被告桓台县马桥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负担4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江贤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张瑶 书记员宋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