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3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及附楼**。负责人：蒋治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里程，男，1985年10月14日，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雄（实习律师），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陶里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被上诉人陶里程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徐晓雄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陶里程要求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赔偿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公司不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被保险标的车驾驶人员陶里程饮酒后驾驶标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因害怕酒驾被查处，而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其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据法律的规定不属于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机动车损失险赔偿的范畴。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驾驶人员陶里程饮酒后驾驶标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因害怕喝酒被查处，而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同样不属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机动车损失险赔偿的范畴。根据双方约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第八条第（1）、（2）项；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2）项之规定，“（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二）1、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逃离现场的；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等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后，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不属于免责条款中约定的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及交通肇事逃逸，属认定事实错误。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引用的交通肇事违法条款认定的非常清楚，被上诉人交通事故发生后，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违反了《道交法实施条例》92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肇事逃逸及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四、被上诉人还有酒驾行为，襄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非常清楚，被上诉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害怕查处而找人顶包。五、被保险人在上诉人公司投保时，上诉人公司已履行了明确的告知义务，关于这一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正确。六、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并没有三者财产损失，故原审法院关于这一事实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七、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社会导向性，若人民法院判令上诉人公司对原告的该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赔偿，会纵容这种驾驶员饮酒后驾驶标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因害怕酒驾被查处，而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违法犯罪行为。陶里程辩称，一、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不存在酒驾行为。被上诉人在与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担心中午少量饮酒（刑事案件查证为一口酒）被查处酒驾，让朋友顶替处理交通事故，但酒驾含量检测鉴定报告显示被上诉人并不存在酒驾行为。2.上诉人不存在逃逸行为。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同救护车将受害人送往医院救治，并筹备、缴纳医疗费，并于当天主动向交警部门投案说明真实情况，客观上被上诉人没有构成逃逸行为的事实，主观上也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二、上诉人自行扩大解释法条，不应被采信。上诉人引用《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试图将被上诉人顶包行为扩大解释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行为。结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前述行为。上诉人自行扩大解释法条，请求人民法院不予采信。三、本案从一审查明的证据显示，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死亡原因已排除被上诉人存在酒驾、逃逸的行为。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公平公正，杜绝保险公司为拒绝赔付自行扩大解释法律条文。本案尊事实、重证据，维护被保险人、第三人合法权益，对合同相对人应当遵守契约精神有积极正确的导向性。陶里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赔偿陶里程向被害人垫付的各项赔偿款613494元（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应赔付医疗费3494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应赔付500000元）；2.判令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赔偿陶里程车辆损失31402元（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应赔付2000元、机动车损失保险应赔付29402元）；3.判令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赔偿陶里程车辆损失价格评估费1500元；4.判令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6日，陶里程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为其所有的号牌为鄂Ｆ×××**的轿车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87727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上述保险期间均为2017年11月17日00时至2018年11月16日24时止。上述保单中注明代理机构跟单销售人员姓名：黄世芳。2018年1月20日16时30分，陶里程驾驶鄂Ｆ×××**小型轿车沿襄城区环山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襄城环山路真武山路段与在行车道内的张某及其停放的鄂Ｆ×××**轻型自卸货车相撞，致张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陶里程因担心中午饮酒被查出酒后驾车行为，便电话通知其友人高波到现场假冒肇事司机，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随同救护车将张某送往医院救治。后陶里程于当日20时57分主动到襄城交警大队投案。张某在医院抢救期间支付医疗费为3494.77元，后因救治无效死亡。2018年1月23日，襄阳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公（襄）鉴（尸）字[2018]S002号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载明：张某因交通事故致严重创伤大失血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襄阳支队襄城大队出具的鄂公交认字[2018]第000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陶里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及“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之规定，陶里程承担全部责任；张某不承担责任。2018年1月29日，襄阳汇驰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为，从送检的陶里程的血液中未检测出乙醇。2019年4月28日，襄阳襄城区XX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张某，男，身份证号，生前与张某耀（子）男，于2015年入住辖区XXXX小区。另查明，张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驾驶的车辆归其子张某耀所有，张某自2013年6月12日取得C1机动车驾驶证。2018年7月18日，陶里程与张某耀（张某之子）达成调解协议，陶里程赔偿给张某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830000元整，双方达成谅解。2018年7月18日，陶里程支付完毕上述赔偿款830000元。2018年8月28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陶里程送达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拒赔理由：鄂Ｆ×××**车2018年1月20日17时13分在襄阳襄城区真武山下发生交通事故，本次事故驾驶员逃逸离开现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商业险做拒赔处理。2018年11月6日，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02刑初334号刑事判决书，以陶里程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判决书中认定陶里程案发后找人“顶包”的事实，因“顶包”而酌情从重处罚。2018年12月3日，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陶里程所有的鄂Ｆ×××**号轿车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受损的损失评估价格为31402元。还查明，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提供了陶里程投保的电子保单签名，陶里程本人人脸识别照片，2017年11月16日陶里程通过黄世芳的平安银行账户POS机支付的保费，证实陶里程是以电子投保的方式进行投保。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陶里程投保的商业保险即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条款是否对陶里程具有约束力；2.陶里程支付的赔偿款是否属交强险的理赔范围；3.陶里程支付的赔偿款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4.陶里程主张赔偿款的标准及依据是否合法。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提供了陶里程签名的电子保单，陶里程本人人脸识别照片，并陈述了电子投保的流程。庭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与陶里程、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一起到保险公司进行核对，了解电子保单投保的操作流程大致为，“投保人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向投保人手机发送一个链接，投保人从该链接点进去后拍一张本人的人脸照片，使用照片通过后进入界面来操作，投保页面链接中设置有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商业险条款所规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只有阅读勾选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投保流程。”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二）》第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是通过电子保单的形式与陶里程订立了保险合同关系。电子保单的网页中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也予以提示和说明，故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条款对陶里程具有约束力。陶里程诉称保险人未履行明确告知提示说明义务，一审法院不予认可。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陶里程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强制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死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中，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死亡，且事故并非受害人故意造成，保险公司应当向受害人近亲属依法进行赔偿。现陶里程已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给受害人近亲属赔偿金，在无法律规定保险公司不应向陶里程支付赔偿金的情形下，陶里程依据保险合同要求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给付医疗费3494元、财产损失2000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陶里程饮酒后驾驶标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因害怕酒驾被查处，而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陶里程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处为其机动车投保了商业保险，该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陶里程对其支付的合法款项享有在商业险范围内向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主张理赔的权利。关于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陶里程驾驶车辆饮酒，保险条款规定属免赔事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陶里程虽自述其于肇事当天上午11点40左右喝了一口酒，但当时并未驾驶肇事车辆，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交警部门的委托,检验部门未检测出陶里程体内有酒精含量，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陶里程属酒后驾车的情形下，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陶里程属饮酒驾驶车辆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陶里程在事故发生后，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条款规定属免赔事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后，陶里程及时拨打了120，并乘坐救护车陪同去抢救伤者，后到交警部门自首。陶里程喊来的朋友高波也留在肇事现场，并拨打了110积极配合处理事故。陶里程在肇事后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故对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的此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陶里程因害怕酒驾被查处，找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交通肇事后逃逸，依据保险条款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的。”属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免赔的事项。庭审中，陶里程陈述找人顶包的事实属实，但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也未逃离现场。一审法院认为，陶里程、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订立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免除责任并未规定肇事后找人“顶包或交通肇事逃逸”属保险人免赔责任，虽然条款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的。”但陶里程在事故发生后，陶里程及时拨打了120，并乘坐救护车一起去抢救伤者，之后，陶里程自行到交警部门自首。陶里程的上述行为，尽到了及时报警并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陶里程喊来的友人高波也及时拨打了110，襄阳支队襄城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责任等事实认定清楚，责任明确。对此，陶里程通知他人“顶包”的行为不属于保险条款免责的情形。陶里程要求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张某与其子张某耀居住在张某耀购买位于襄阳襄城区XXXX小区第X幢X单元X号的房屋，襄城区XX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亦证实张某自2015年已入住该小区，且陶里程也提供了张某耀的购房合同予以证实。张某于2013年取得C1驾照，事故发生时也是张某在驾驶其子张某耀的鄂Ｆ×××**轻型自卸货车。由此认定张某虽系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镇居住，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陶里程按照城镇标准支付的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陶里程赔偿给死者近亲属的医疗费3494元，死亡赔偿金按2017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587720元（29386元×20年=587720元），丧葬费25707.5元（51415÷2=25707.5），精神抚慰金等费用，远大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且该费用于法有据，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不足部分在商业险范围内予以理赔。陶里程支出的车辆损失费用31402元，价格评估费1500元有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及评估费票据予以证实，该费用属实。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陶里程为其鄂Ｆ×××**小型轿车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87727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50万元，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签发了保单，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事故发生后，陶里程要求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赔偿其垫付赔偿款613494元（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应赔付医疗费3494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应赔付500000元），赔偿车辆损失31402元（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应赔付2000元、机动车损失保险应赔付29402元）、评估费15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三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陶里程支付保险理赔款613494元、赔偿车辆损失31402元、评估费1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7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陶里程提交三份证据：1.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襄公交决字（2019）第420600-21000363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3.襄公交决字（2019）第420600-21000541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违法事实已经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无逃逸行为，上诉人拒赔理由无法律依据。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编号为3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因为本案一审开庭时间是2019年2月26日，公安机关出具该决定书的时间、程序都是违法的，本次事故发生在2018年元月份，并且该事故已经由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故该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其他两份质证意见同上。本院对上诉人陶里程提交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认定以下事实：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1月8日对被处罚人陶里程作出襄公交决字（2019）第420600-21000363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查明被处罚人于2018年1月20日16时59分，在襄阳市××××路真武山路段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代码100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决定给予：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陶里程对处罚决定不服，向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以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程序违法，于2019年7月3日作出（2019）鄂0606行初58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的襄公交决字（2019）第420600-21000363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责令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9月25日对被处罚人陶里程作出襄公交决字（2019）第420600-21000541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查明被处罚人于2018年1月20日16时59分，在襄阳市××××路真武山路段实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代码1004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决定给予：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本院认为，从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陶里程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可以看出，虽然之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引用《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但交警部门在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中并未认定陶里程存在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事实，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刑初334号刑事判决中对陶里程违法犯罪事实中亦无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故对上诉人陶里程提交该组证据关于其无逃逸行为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陶里程的行为是否属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应否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上诉人已就案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予以提示和说明，该条款生效，因此判断上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被上诉人找人冒名“顶包”的行为是否属于双方约定的免责情形。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第（1）（2）项约定，“（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二）1、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驾驶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逃离现场的；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等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陶里程的行为系故意破坏、伪造现场，肇事逃逸并存在酒驾行为，属于上述免责情形，其应不负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首先，检验部门受交警部门的委托出具的检测鉴定报告未显示陶里程存在酒驾行为，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陶里程属酒后驾车；其次，事故发生后，陶里程及时拨打了120，并乘坐救护车陪同去抢救伤者，后到交警部门自首，喊来的朋友高波也留在肇事现场，并拨打了110积极配合处理事故，陶里程找人“顶包”的行为并未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查清，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也未因“顶包”行为导致赔偿责任的加重，不属于“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和“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驾驶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逃离现场”情形，而且免责条款中也未使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用语；最后，退一步讲，即使对陶里程喊人“顶包”行为是否构成免责情形理解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免责条款作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具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陶里程在肇事后因担心酒驾而找人“顶包”的行为不属于双方约定的免责情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另上诉称，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并没有三者财产损失，故原审法院关于这一事实判决错误应予纠正。经查，2018年7月18日，陶里程与张某耀（张某之子）达成调解协议，陶里程赔偿给张某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830000元整，陶里程赔偿项目中并无对方财产损失，一审法院将陶里程车辆损失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判决赔偿2000元确属不当，应在车损险限额内赔偿，本案中陶里程所投保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87727元，其车辆损失31402元并未超出车损险限额，故一审判决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赔偿车辆损失31402元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7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赵 炬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