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4民初3404号原告：罗军，男，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无职业，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被告：武汉市先锋翼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法定代表人：易继旭，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汉林、李**飞，均系该公司员工。原告罗军与被告武汉市先锋翼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军，被告先锋翼隆工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林、李**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9000元；2.被告协助原告申领失业金；3.被告依法转移原告的档案，并告知原告。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工作了15年，是被告的员工，还是被告的股东，被告应依法和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被告没有订。因原告和被告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易继旭有股权纠纷，被告打击原告。在原告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被告不给原告2018年中秋节和‘十一’的过节费，原告向被告要了两次都不给，而其他员工都有过节费，被告以这种卑劣的手段逼迫原告从2018年10月起不上班。被告每月15号发上一个月的工资。被告在2018年10月15号不向原告支付2018年9月份的工资，而其他员工都有9月份的工资。原告在2018年10月17号去要工资，被告不理睬。原告已在9月份全月付出了劳动但被告不给9月份的工资，所以原告继续不上班。到了2019年1月份时，被告不通知原告也不通过工会以原告不上班为由将原告按自动离职终止劳动合同并到劳动部门备案，使原告无法申领失业金。按规定，原告申领失业金需被告收回原告自动离职的备案，填报表格办理。原告采取不上班拒绝劳动的抵抗行为不是自动离职，也不违反劳动合同。被告是违法终止劳动合同。本案的时效应从（2019）鄂01民终10976号判决生效的那天即2019年12月18号算起，因为原告认为被告每月发的钱和缴纳的‘五险’不是工资而是股东分取公司的收益或其他，这在判决书的诉讼请求中很明确，判决最后认定是工资。就算撇开该诉讼，时效也应从2019年3月8号原告去社保局打印武汉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个人专用）时算起，原告拿到该证明才知道被告在2019年1月终止了劳动合同，2019年4月开庭时原告才知道终止劳动合同的理由是自动离职。依照法律规定由被告转移原告的档案。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原告每月工资共3300元分两部分发放，2100元打在银行卡上，1200元用现金支付由原告签字。原告至今不承认被告每月发的钱是工资，原告会依法救济。被告先锋翼隆工贸公司辩称：一、原告超过了仲裁时效，也等同超过了诉讼时效。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仲裁是诉讼的必须程序。我国仲裁法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劳动法对诉讼时效没有规定，因此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是相关联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寓于仲裁时效之中。超过了仲裁时效也就等同超过了诉讼时效。二、关于工资的问题。被告属于改制企业，原有身份都被买断。按改制后的股份公司的规定，被告的员工都实行合同制，每人在每年年底都要续签次年的劳动合同。按合同规定，签订合同后，当月工资当月付，不存在跨月跨年结算的问题。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8年的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工作了九个月，被告给原告发放了九个月的工资，不存在被告欠发工资的问题（有银行清单为证）。原告提出本月15号发上一个月的工资是其认知上的错误。三、原告是主动辞职自动离职的，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从2018年8月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对在商场做卫生工作极其不负责任，工作大多是一个小时左右，商场经营户对商场环境卫生多次提出意见。2018年8月30日早上，被告与原告再次进行了交谈，称其在前几次交谈后工作上都没有较大的改变，并告知原告以后上、下班都要到值班室签到，有事要写请假条，并将一份《武汉市先锋翼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管理制度》交给原告，要他去好好学习，并跟他说，以后要严格考勤制度，并按该劳动管理制度进行处罚。如果他不愿意做卫生工作，可以安排他去消防值班室值班。原告没有接被告递给他的劳动管理制度，并说：“规章制度我知道，工作我不选，你们要么样办就么样办。”原告从2018年9月26日以后就一直没来上班，也未来办理请假。2018年10月17日中午，原告主动到物业办公室对物业负责人刘汉林说，他以后不再到物业公司上班了，即不来做卫生工作，也不来值班。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因原告主动提出辞职，并且一直未再来上班。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劳动者可以提出辞职，劳动者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所以，原告的主动辞职是在行使他的权利，被告未加任何干预。由于不明原告不来上班的事由，被告静观其变，在他没来上班的三个月，还帮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金。根据每年惯例，员工要来被告续签2019年新的劳动合同，可是原告未来续签新的劳动合同，被告在未见原告续签新劳动合同的前提下，才从2019年元月份停止了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当年也未对不来续签新劳动合同之事提出异议。原告不来上班，不来请假，不来续签劳动合同，使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终止。所以，被告没有任何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原告索要赔偿金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原告指责被告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提出赔偿要求也是无理的。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先锋翼隆工贸公司系武汉市三利色织印染公司于2004年改制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罗军在该公司从事保洁工作。罗军与先锋翼隆工贸公司于每年12月31日前续签次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合同。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先锋翼隆工贸公司每月向罗军支付3300元，其中21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剩余1200元通过现金支付。先锋翼隆工贸公司最后一次向罗军转账支付的时间是2018年9月14日。罗军自2018年10月起一直未在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工作，亦未办理请假手续，且双方未于2018年12月31日前续签2019年的劳动合同。先锋翼隆工贸公司为罗军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8年12月。2019年，罗军向本院起诉易继旭、先锋翼隆工贸公司，请求：1、确认先锋翼隆工贸公司从成立至今其权利机构不是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会；2、确认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发给股东的所谓“工资”不是劳动法所指的工资，而是股东分取公司的收益或其他；3、确认先锋翼隆工贸公司为股东缴纳的“五险”属于股东分取公司的收益；4、判决由易继旭赔偿给罗军104000元；5、由先锋翼隆工贸公司承担诉讼费用。2019年8月，本院做出（2019）鄂0104民初4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罗军的诉讼请求。罗军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2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鄂01民终109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21日，罗军向武汉市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仲裁申请，请求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9000元。2020年6月17日，罗军增加仲裁请求，请求先锋翼隆工贸公司为其申领失业金，并依法转移其档案，且向其告知。2020年7月8日，武汉市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硚劳人仲裁字[2020]第10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罗军的全部仲裁请求。罗军不服该裁决，于2020年7月20日起诉至本院。诉讼中，因当事人各持己见，调解未达成协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罗军自2018年10月起一直未在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工作，亦未办理请假手续。虽然罗军主张其是受先锋翼隆工贸公司的逼迫而不上班，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且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由于先锋翼隆工贸公司最后一次向罗军转账支付的时间是2018年9月14日，且其为罗军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8年12月，先锋翼隆工贸公司与罗军亦未于2018年12月31日前续签2019年的劳动合同，故罗军主张本案的时效应从2019年12月18日或从2019年3月8日算起，本院不予采信。罗军于2020年1月21日才向武汉市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其申请仲裁已超过一年的时效期间。现罗军请求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向其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9000元，请求先锋翼隆工贸公司协助其申领失业金，并依法转移其档案，且向其告知，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罗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丽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朱瑞波书记员刘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