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781行初13号 原告：余明宝，男，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邵武市村民，住邵武市。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邵武市税务局，住所地邵武市。 法定代表人：杨新祥，局长。 出庭负责人：夏荣明，男，该局副局长，住邵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江、熊喜春，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福建省邵武吴家塘农场，住所地邵武市。 法定代表人：邱伟光，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斌，福建匠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明宝要求确认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邵武市税务局(以下简称邵武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即未为原告向第三人福建省邵武吴家塘农场（以下简称吴家塘农场）追缴应由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不作为]违法，确认被告将原告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属滥用职权行为，要求被告邵武税务局向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追缴原告垫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136227并按银行存款利率赔偿利息，以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上访误工合法收入164922元、迟延退休的退休金损失125550元及按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于同年5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明宝、被告邵武税务局的出庭负责人夏荣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喜春、第三人吴家塘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明宝诉称，根据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7民终5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原告1969年9月至1999年4月为吴家塘农场正式职工。吴家塘农场故意违反《社会保险法》第十二条“用人单位应当按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规定，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而被告故意不对吴家塘农场拖欠基本养老保险费违法行为进行追缴，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2008年，原告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被告却把原告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中的17324.86元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属于滥用职权的乱作为行为，侵犯了原告财产权。原告从2010年至2013年进行了四年上访维权，造成原告误工合法收入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018年人年均工资82461元收入计算，被告的不作为和滥作为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误工合法收入损失329844元（即82461元/年×4年），被告必须依法给予赔偿329844元的一半计164922元及利息(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另一半164922元由邵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于2013年8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和滥作为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拖延至2018年10月垫付养老保险费136227元后才于2018年1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领到退休金，被告应当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原告垫付的养老保险费136227元返还原告。由于被告的不作为和滥作为造成原告在法定退休期不能享受退休待遇，推迟62个月退休，造成原告退休金损失251100元（即4050元／月×62个月），被告应当赔偿原告退休金损失的一半计125550元及利息(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另一半由邵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决：1、确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即未为原告向吴家塘农场追缴1969年9月至1999年4月期间应由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不作为]违法；2、确认被告将原告缴纳的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基本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中的17324.86元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属滥用职权滥作为行为；3、被告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原告于2018年10月31日垫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136227元并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赔偿利息；4、被告赔偿原告2010年至2013年上访误工合法收入损失329844元（即82461元/年×4年）的一半计164922元、迟延退休的退休金损失251100元[即4050元／月×62个月（从2013年9月至2018年10月）]的一半计125550元及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被告邵武税务局辩称，一、被告不存在不作为和滥用职权乱作为的行为，原告要求确认违法的该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原告认为被告未向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追缴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构成不作为的理由错误。根据法律规定，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必须以行政主体具有法定义务为前提，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法定作为义务为必要条件。国务院1999年1月14日发布施行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被告（此前的邵武地税局）依2001年1月1日实行的《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开始受劳动保障部门委托对社会保障登记、申报等事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处理。原告作为农垦企业员工之一，是依据2000年1月1日实施的《福建省国有农垦企业实施〈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方案》（闽政［2000］文193号）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于该方案实施时，被告尚未取得劳动保障部门的征收委托，自然无权对第三人（或原告）此前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包括原告依据（2020）闽07民终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与第三人1999年4月止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的养老保险费]进行征收。 退一步讲，即使被告有权对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进行征收，也需以原告先行向被告提出请求为前提，只有被告在接到原告请求后，在法定期限内仍然拒绝履行，方才够成不作为。从本案证据看，被告并未收到原告的任何请求，对第三人吴家塘农场是否存在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事实不知情。因此，原告要求对被告既无权征收也不知情的行为认定为不作为，与法不符，不能成立。 2、原告认为被告将其缴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是滥用职权作为的理由也是错误的。被告自2001年1月1日开始受劳动保障部门委托开展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征收工作，征收对象主要是单位主体而非自然人。原告2008年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是先缴交给第三人吴家塘农场，然后再以吴家塘农场的名义缴交至被告系统。被告对以吴家塘农场名义缴纳的该款项，当然应按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法定分配比例进行分解，并按规定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因此，被告当年对第三人吴家塘农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是否包括原告缴交的养老保险费都不明知（也无须明知）的情况下，不存在故意之说，当然更构不成滥用职权的问题。显然，原告对此理解有误，认为不知情的被告构成“滥用职权作为”理由不能成立。 二、原告要求被告向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追缴其已垫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136227元并赔偿该款本息的请求不能成立。 根据原告证据显示，2018年10月31日，被告收到以吴家塘农场名义缴纳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36227元，该款无论是原告出资还是第三人吴家塘农场出资，被告无权干预。因此，在以吴家塘农场名义缴纳该所属期限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后，被告便不能再重复要求第三人吴家塘农场缴纳或所谓的追缴。原告若确有垫付136227元，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如今要求被告以向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追缴方式来挽回损失的诉求不能成立。 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所谓“上访误工合法收入”和“延迟退休损失”计290472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所谓“上访误工合法收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违法行为（理由见本答辩状第一点），自然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其次，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行政机关仅对法定的侵权情形予以赔偿，原告因社会养老保险费缴纳问题的上访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提出的所谓“上访误工合法收入”无法律依据。再次，原告套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赔偿情形来主张所谓“上访误工合法收入”系曲解法律规定。 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延迟退休损失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之一，即南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的《关于余明宝同志反映养老金问题信访事项处理答辩意见》（南人社信复[2014]2号）显示，原告由于未按《福建省国有农垦企业实施〈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方案》（闽政［2000］文193号）规定从1989年起开始补缴养老保险费，不符合视同缴费年限的规定，导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妥善解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社文［2011］211号）规定，原告在缴费未满15年前，自然无法享受退休待遇，该责任在其自身。因此，被告的行为与原告延迟退休无关联，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据此可知，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属于不同机构，不能混同。我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法律责任针对的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非针对作为受托征收的被告(征收机构责任规定在第九十条)。因此，原告即使有延迟退休损失，无论责任在谁，如今试图依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要求并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成员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 四、原告提起的本次诉讼早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规定，依法应予驳回起诉。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在诉状中自认，其自2010年开始便认为行政机关侵害其权益，但并没有选择在知道后的六个月内或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维权，而是选择上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52号］、［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4817号］、［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4747号］、［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769号］｝显示，信访行为虽然可中断民事诉讼时效，但因信访行为并非《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的法定事由。因此，原告通过信访途径寻求救济的时间，应该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间内。因此，退一万步讲，原告即便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也不应拖延至现在才起诉。人民法院对原告的本案起诉，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 综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严重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述称，我场在1984年10月起，即根据邵武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在吴家塘镇的行政辖区内设立行岭村民委员会。行岭村民委员会将耕地承包给原告等村民，由村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场与原告实际已不存在劳动关系。1999年4月，我场实行以生产资料置换原告等人职工身份的改革。原告在获得生产资料后，未归还我场，且在2012年和2013年征地时，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标准获得征地补偿款。2000年5月23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福建省国有农垦企业实施方案》（闽政[2000]文193号,下称方案），我场据此有依据为在职职工办理养老保险登记及缴纳养老保险费。但此时，原告已不是我场在职职工，与我场没有劳动关系。我场收到该“方案”后，为了切实保障原告等我场原职工的利益，也将“方案”告知原告等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我场可代为办理养老保险登记及补缴，但补缴的养老保险费须由原告等人全额承担。此外，我场改革后，将生产资料给原告等人生产经营，我场没有经营收入，也不具备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经济能力。2008年，我场为原告代办养老保险登记，原告自行补缴养老保险费，且自行全额承担2008年以后养老保险费。2018年10月，原告按“方案”自行补缴198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养老保险费，且自2018年11月起领取养老金。由此可见，原告已纳入我省养老保险统筹，全额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依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69年9月，余明宝被吴家塘农场招收为职工，身份为“全民固定职工”，在农场七牧管区从事种水稻工作。1972年12月，余明宝参军入伍，1976年3月退伍回原籍吴家塘农场七牧管区弓墩桥队工作。1984年，吴家塘农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场土地等生产资料由农场职工承包经营。1984年9月13日，邵武市吴家塘乡人民政府成立。1999年3月，吴家塘农场作出邵吴场（1999）01号《关于实施置换职工身份改革方案的请示》，吴家塘农场提出其决定以资产量化、生产资料承包经营折抵及资金补助的方法，一次性彻底置换全场2136人的职工身份。1999年4月28日，邵武市人民政府作出邵政[1999]综116号《关于吴家塘农场实施置换职工身份改革方案的批复》，同意吴家塘农场的改革方案。2000年7月18日，邵武市人民政府根据《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邵武市吴家塘农场改制设立吴家塘镇的批复》〔南政（2000）综150号〕，作出邵政[2000]综188号《关于吴家塘农场改制设立吴家塘镇的批复》，主要内容如下：一、吴家塘农场改制，设立吴家塘镇后，以吴家塘农场的区域为吴家塘镇的行政区域。二、原吴家塘农场的吴家塘、坊上、行岭三个管理区分别改设吴家塘居民委员会和坊上村民委员会、行岭村民委员会。三、吴家塘镇辖吴家塘居民委员会和坊上、行岭、杨家圩、铁罗、庄坛五个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驻吴家塘。四、吴家塘农场改制设镇后，镇与农场应明确分开。吴家塘农场为镇企业，归吴家塘镇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吴家塘农场改制后，余明宝所在行岭管理区改设为吴家塘镇行岭村民委员会，余明宝从吴家塘农场职工身份转为吴家塘镇行岭村村民，余明宝与其家人共同参加所在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生产经营。2012年、2013年行岭村部分土地被征收，余明宝以行岭村村民身份获得了征地补偿。 2002年至2008年，吴家塘农场先后又为数百名原农场职工补办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手续，养老保险费农场概不承担，均由参保人员个人全额缴纳，由参保人将养老保险费交至吴家塘农场后，再由农场统一上缴原福建省邵武市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邵武地税局）。余明宝于2008年1月以吴家塘农场“原全民固定工”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通过吴家塘农场全额补缴和缴纳了2002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此后余明宝又通过吴家塘农场全额缴纳了2009年、2010年的养老保险费，共计缴纳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其中个人缴纳部分7699.94元和用人单位缴纳部分17324.86元）。2011年12月，原邵武地税局在发现吴家塘农场养老保险费明细申报时人数有遗漏，先后于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2月18日和2013年12月17日以及2014年12月23日向吴家塘农场发出基本养老保险费限期申报缴纳通知书及限期缴纳通知书，虽经吴家塘农场及余明宝所在行岭村民委员会多次通知，余明宝未再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2012年2月，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因缴纳养老保险费发生争议，申请劳动仲裁。同年3月14日，邵武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邵劳仲不字[2012]第4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主要理由：吴家塘农场于1984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已将生产资料划由个人生产经营，农场无用工行为，双方不具备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的劳动关系条件。2012年3月28日，余明宝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吴家塘农场按其的实际工龄为其缴纳社会统筹金（养老保险费），退还多收取其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16815.22元，并缴纳从2011年至2013年9月按企业应缴纳比例18%的社会保险统筹金（养老保险费）。2012年4月1日，本院作出（2012）邵民初字第823号民事裁定，认为劳动者以与用人单位就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金额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的范围，裁定不予受理。余明宝不服，提起上诉。2012年5月14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南民终字第53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年5月25日，余明宝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邵武地税局履行法定职责，为其向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追缴拖欠的社会保险统筹金（养老保险费）；2、被告邵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邵武人社局）履行法定职责，对吴家塘农场拖欠社会保险统筹金（养老保险费）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处以社会保险统筹金（养老保险费）三倍的罚款；3、确认邵武人社局把原告缴纳的16815元社保费（养老保险费）转入省社保统筹金违法，并将16815元转入其个人社保账户；4、邵武人社局执法不作为、滥作为造成其上访维权付出误工费、差旅费、材料费、快递费等损失，给予补偿；5、两被告给予其从1969年8月到法定退休年龄2013年8月实际工龄视同保龄工龄计发退休养老金。2015年11月23日，本院作出(2015)邵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驳回余明宝的诉讼请求。余明宝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3月28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7行终15号行政裁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2015）邵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二、发回邵武市人民法院重审。 2016年5月17日，余明宝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邵武地税局未履行法定职责，未为其向第三人吴家塘农场追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2、要求原邵武地税局履行法律职责，依法为其向吴家塘农场追缴拖欠的基本养老保险费。2016年11月15日，本院作出(2016)闽0781行初1号行政判决，认为：自余明宝从2011年开始未再缴纳养老保险费后，邵武地税局先后四次向吴家塘农场发出基本养老保险费限期申报缴纳通知书及限期缴纳通知书，吴家塘农场及余明宝所在行岭村民委员会也多次通知余明宝。可见，邵武地税局已履行了征缴社会保险费的法定职责，并未存在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至于余明宝要求向吴家塘农场追缴拖欠的养老保险费，因吴家塘农场为余明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前提系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在余明宝养老保险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现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就余明宝养老保险缴费期间双方是否仍然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且有南平市人民政府南政（2000）综150号和邵武市人民政府邵政(1999)综116号、邵政（2000）综188号文件证明早在1999年、2000年吴家塘农场职工身份置换和农场改制已经政府批复同意的情形下，余明宝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确认其与吴家塘农场在其养老保险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后，再要求社会保险机构向用人单位征缴社会保险费。因此，余明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认为邵武地税局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判决如下：驳回余明宝的诉讼请求。余明宝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4月17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7行终10号行政判决，认为：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确实存在争议。在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未经有权部门经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仍未确定的情况下，邵武地税局无法对吴家塘农场未为余明宝缴纳社会保险费作出实质的行政处理，为余明宝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养老保险费。因此，原审判决驳回余明宝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7月12日，余明宝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邵武地税局赔偿、补偿其各项损失163546元（即历经5年维权，支出差旅费5224元、快递费2366元、材料费4298元，造成误工费损失316205元，共计327093元的50%）。2016年11月15日，本院作出(2016)闽0781行初4号行政判决，认为：自余明宝从2011年开始未再缴纳养老保险费后，邵武地税局已先后四次向吴家塘农场发出基本养老保险费限期申报缴纳通知书及限期缴纳通知书，吴家塘农场及余明宝所在行岭村民委员会多次通知余明宝，因余明宝未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以致其无法享受按月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邵武地税局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并未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因此，余明宝主张邵武地税局行政不作为，造成其财产损失，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如下：驳回余明宝的诉讼请求。余明宝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4月18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7行终13号行政判决，认为：邵武地税局的行政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余明宝要求邵武地税局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余明宝向邵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吴家塘农场于1969年9月起至2013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5月9日，邵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邵劳人仲字[2019]16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1969年9月至1983年12月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存在劳动关系；二、1984年1月至2013年8月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不存在劳动关系。余明宝不服裁决，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其与吴家塘农场自1969年9月起至2013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0月20日，本院作出（2019）闽0781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确认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自1969年9月起至1972年11月期间及自1976年4月起至1984年10月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余明宝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2月27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7民终5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撤销邵武市人民法院（2019）闽0781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自1969年9月起至1972年11月期间及自1976年4月起于1999年4月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另查明，2018年10月23日，吴家塘农场根据闽政办[2001]231号文规定向邵武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和邵武税务局为余明宝申请政策性补缴养老保险费。2018年10月29日，邵武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和邵武税务局审批，同意补缴，补缴金额136227元。2018年10月31日，余明宝拿《参保职工申请政策性补缴养老保险费审批表》到邵武税务局补缴了1989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计136227元。同日，邵武税务局向余明宝开具了《税收完税证明》，该证明上载明：纳税人名称：福建省邵武吴家塘农场，税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品目名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单位缴纳94310.97元，个人缴纳41916.03元）。2018年11月，余明宝办理了退休手续，并开始领取退休金（基本养老金）。2020年3月份，余明宝的退休金为4055.61元。 还查明，余明宝收到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闽07民终53号民事判决书后，并未将该判决书复印送达（或提交）给邵武税务局。自2016年余明宝起诉邵武地税局，要求确认该局未为其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养老保险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要求该局赔偿其各项损失163546元的诉讼请求被判决驳回后，余明宝未再向邵武税务局（含原邵武地税局）反映（或提出）关于追缴养老保险费方面等请求（或申请）。 再查明，2018年7月20日，原福建省邵武市国家税务局和原福建省邵武市地方税务局合并，挂牌成立国家税务总局邵武市税务局，承担所辖区域内税收和非税收征管等职责。 本院认为，《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费是指基本养老费和失业保险费，由各级地方税务机关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征收。”根据以上规定，我省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税务机关依法负责征收。关于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即未为原告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应由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违法的诉请。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一般要满足以下条件：该行政机关负有某项法定职责；存在一项权利，该权利属于原告；行政机关对于履行职责申请的拒绝导致原告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或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对原告的权利产生了现实的不利影响）；行政机关客观上能履行该职责。本案中，2016年5月、7月，余明宝曾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原邵武地税局未履行法定职责，未为其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原邵武地税局为其向吴家塘农场追缴拖欠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赔偿其5年维权的误工费等损失。经本院一审、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认为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确实存在争议，在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仍未确定的情况下，原邵武地税局无法对吴家塘农场未为余明宝缴纳养老保险费作出实质的行政处理。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闽07行终1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驳回余明宝的诉讼请求）。此后，直至2020年2月27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7民终53号民事判决，确认余明宝与吴家塘农场自1969年9月起至1972年11月期间及自1976年4月起于1999年4月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此时，余明宝和吴家塘农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存续的起止时间方予明确。而自2017年4月17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7行终10号行政判决至余明宝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期间，余明宝未向邵武税务局（含原邵武地税局）反映（或提出）关于追缴养老保险费方面等请求（或申请），且在2018年10月31日余明宝拿《参保职工申请政策性补缴养老保险费审批表》到邵武税务局补缴了1989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计136227元，并于2018年1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领取退休金（基本养老金），故至2018年11月已不存在余明宝欠缴养老保险费的问题，也不存在追缴的问题。综上，邵武税务局（含原邵武地税局）虽有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职责，但之前余明宝和吴家塘农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明确，虽之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起止时间明确，但余明宝已于2018年10月31日补缴了养老保险费并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存在欠缴和追缴养老保险费的问题，且余明宝在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前亦未再向邵武税务局（含原邵武地税局）反映（或提出）关于追缴养老保险费方面等请求（或申请），故不存在余明宝的请求（或申请）被拒绝和邵武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故余明宝认为邵武税务局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关于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将原告缴纳的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基本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中的17324.86元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属滥用职权滥作为行政行为的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第九条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金组成。”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社会统筹基金由以下部分组成：（一）企业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划转个人帐户金后的剩余部分。”本案中，余明宝系以吴家塘农场为单位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吴家塘农场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手续，其参保的养老保险费均统一交由吴家塘农场后，再由吴家塘农场代为上缴给原邵武地税局。原邵武地税局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收到吴家塘农场正常申报，全额缴纳的参保人余明宝的养老保险费25024.80元后，按照《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上述规定，依照缴费比例将划入余明宝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余款17324.86元转入省社会统筹基金账户，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构成滥用职权。综上，本院对余明宝要求确认被告将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17324.86元转入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属滥用职权滥作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其于2018年10月31日垫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136227元并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赔偿利息的诉请。本案中，2018年10月23日，吴家塘农场根据闽政办[2001]231号文规定向邵武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和邵武税务局为余明宝申请政策性补缴养老保险费。2018年10月31日，余明宝拿《参保职工申请政策性补缴养老保险费审批表》到邵武税务局补缴了1989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计136227元。同日，邵武税务局向余明宝开具了《税收完税证明》，该证明上载明：纳税人名称：福建省邵武吴家塘农场，税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品目名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单位缴纳94310.97元，个人缴纳41916.03元）。2018年11月，余明宝办理了退休手续，并开始领取退休金（基本养老金）。至此时，已不存在余明宝欠缴养老保险费的问题，且余明宝是以吴家塘农场的名义补缴养老保险费，对于邵武税务局而言，不存在吴家塘农场欠缴养老保险费的问题，亦不存在追缴的问题，因此，本院对余明宝要求邵武税务局向吴家塘农场追缴其补缴的养老保险费的诉请，不予支持。至于，余明宝如果认为其于2018年10月31日补缴的养老保险费136277元中有部分（或全部）应由吴家塘农场缴纳，其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向吴家塘农场主张返还，但鉴于1984年吴家塘农场已将农田等生产资料承包给余明宝等原农场职工经营，余明宝等原农场职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不受吴家塘农场的监督、管理，余明宝等原农场职工也并没有为吴家塘农场提供劳动，因此，余明宝补缴的养老保险费136277元是否应由吴家塘农场部分（或全部）缴纳存在争议，余明宝申请劳动仲裁（提起民事诉讼）存在风险。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2010年至2013年上访误工合法收入损失329844元的一半计164922元、迟延退休的退休金损失251100元的一半计125550元及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请。本院认为，当事人取得国家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或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且损害结果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面，本院已认定邵武税务局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和滥用职权的行政滥作为的违法行为（理由在此不再赘述），故余明宝要求邵武税务局行政赔偿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余明宝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一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二条、《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明宝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明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尚美 人民陪审员  朱荣健 人民陪审员  章建姬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雯琳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十一条：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第六条：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 3、《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费是指基本养老费和失业保险费，由各级地方税务机关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征收。 4、《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第六条第一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 第九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金组成。 第十条第（一）项：社会统筹基金由以下部分组成：（一）企业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划转个人帐户金后的剩余部分。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