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82民初1958号 原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住所地址大安市玉泉路恒源****楼。 法定代表人：张晓会，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显，吉林乾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安市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大安市锦华路**。 法定代表人：王成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以下简称传媒公司）与被告大安市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传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显、被告助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传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助诚公司立即给付拖欠检法小区住宅楼有线数字电视配套工程尾款合计44,100元，利息自工程竣工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支付至全部给付为止；2.助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事实与理由：传媒公司与助诚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和2012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大安市检法小区和检法A区高层1号、2号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现涉案工程已竣工并信号早已开通。双方约定户均建筑成本1020元，其中检法小区194户计197,880元，还有27户回迁户，按460元每户收取计12,420元，合计价款为210,300元，助诚公司自2011年8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已付179,460元，尾欠30,840元，而检法A区高层1号、2号楼121户，合计工程款123,420元，在2012年至2013年12月期间，已经支付110,160元，尾欠13,260元，助诚公司检法小区和检法高层合计拖欠配套工程款44,100元，助诚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构成违约，经我公司多次索要至今未予支付，无奈诉至法院，依法判决。 助诚公司辩称，传媒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助诚公司和传媒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和2012年12月20日签订《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传媒公司为助诚公司开发建设的检法小区多层194户，高层121户楼房有线数字电视配套工程施工，工程款为197,880元和123,420元，助诚公司已付110,160元和179,460元，剩余工程款一次性交齐。如果助诚公司不付清工程款，传媒公司拒绝开通信号。案涉楼房于2012年1月9日和2013年1月18日整体通过验收，助诚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付清最后款项80,340元,其后双方均认为账目结清,传媒公司从未向助诚公司主张过权利，更没有任何人索要过欠款，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而传媒公司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20年4月10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三年的诉讼时效；二、助诚公司不应向传媒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44,100元。第一，助诚公司与传媒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的回迁户是27户，每户460元，双方签订协议后，传媒公司又为回迁户出具回迁证明15户,助诚公司收取费用时,因住户提供回迁证明，要求按回迁户交费，15户共计少缴费8400元，是传媒公司认可的回迁户，回迁户应增加至42户，减少收费800元；第二，传媒公司没有完成对13户商用居民数字有线电视的安装，无权索要欠款。2012年12月20日助诚公司和传媒公司签订《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协议书第2.5条、第2.6条和2.2条约定：传媒公司为助诚公司开发小区121户（商用13户）居民安数字电视信号的接入、每户提供一台交换式高清型数字机顶盒，及2.7条约定，在费用未缴纳齐之前，传媒公司有权不予开通信号，现在传媒公司没有为小区商用13户商业房铺设楼内穿线和发放标清机顶盒，没有按合同约定完成安装工程，13户商用居民拒绝向助诚公司交纳初装费13,260元，按照合同约定，传媒公司没有权利要求没有铺线和发放机顶盒的住户交纳费用。第三，传媒公司已经同意商用13户初装费从费用中减除。《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第2.7条约定：如果甲方（传媒公司）不付清工程款，乙方（助诚公司）有权拒绝开通信号。而传媒公司已经于2013年12月17日为助诚公司开通信号，当时传媒公司领导已经同意13户商户不安装有线电视，不收取初装费，如果传媒公司认为已经为13户商户安装有限电视，按法律规定应承担履行合同的举证责任。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原领导答应的不安装免收费用的承诺应当兑现，不应因法定代表人的更换而失去信誉。第四，传媒公司没有履行合同3,7条约定，没有助诚公司出具的证明，擅自为11户住户开通信号，导致助诚公司无法收费。依据《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第3.7条约定：新建小区用户入住前,乙方（助诚公司）提供小区入住用户的详细资料,并出具相关证明,按乙方出具的证明甲方（传媒公司）为住户发机顶盒和用户签订协议书，而检法小区有11户住户,助诚公司没有开具交费证明,传媒公司有的直接收取费用,有的为住户开通有线电视,导致助诚公司无法收取费用，11户共计逃费1220元。如果传媒公司认为是合理开通信号，应提供助诚公司出具的开通证明。其余13户商用住户因没有安装有限电视,传媒公司也没有为其发放机顶盒，，住户拒绝交费助诚公司只是代收有限电视费,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已经禁止助诚公司继续代收有限电视费，传媒公司也就没有权利再要求助诚公司向住户收取费用。综上所述,传媒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签订协议后，传媒公司又开具回迁证明15户，减少收费8400元，传媒公司并没有为13户商户安装有限电视和提供标清机应收取13户商用户的有效电视初装费用1326元,有11户是因传媒公司擅自开通信号,导致无法收费,不应给付三项合计32,880元，剩余的11,220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传媒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1年12月23日，传媒公司与助诚公司签订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关于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了协议主题内容、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的变更及附则等内容。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第3.4款约定了乙方按照新建住宅小区户数到甲方交纳有线数字电视工程款，1020元/户×194户，合计197,880元。回迁户460元/户×27户，合计12,420元。先期交付70.4%，剩余款项一次交齐。备注：此次先交160户，其中回迁户27户，先期已交付20,000元，此次交128,080元；2.2012年12月20日，传媒公司与助诚公司签订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关于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了协议主题内容、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的变更及附则等内容。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第3.4款约定了乙方按照新建住宅小区户数到甲方交纳有线数字电视工程款，1020元/户×121户，合计123,420元。先期交付61,200元，剩余款项在用户入住时补齐；3.2019年10月12日，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发了吉传媒通（2019）442号文件。文件内容为“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专项清收工作的通知”。要求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应收账款半年以上的请收工作；4.2016年8月5日、2017年4月15日、2020年4月1日，传媒公司与助诚公司分别签订了三份有线数字电视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5.2020年3月13日，吉林乾奕铭律师事务所为刘中显出具了代理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枚，金额为2000元；6.传媒公司先后为检法小区住户出具回迁至检法小区的证明42份；7.2013年12月17日，付款账号/卡号张亚福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转账80,340元；8.2012年1月9日，大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大安市检法小区A区ABCD栋、门市房1、2号出具了竣工工程备案证；2013年1月18日，大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检法小区A区高层1#2#楼出具了竣工工程备案证。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的陈述、协议书、发票、证明、竣工工程备案证等。 本院认为，2011年12月23日、2012年12月20日传媒公司与助诚公司签订的《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关于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有线数字电视工程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及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传媒公司按照约定进行了施工，案涉楼房先后于2012年1月9日、2013年1月8日取得了竣工工程备案证。工程施工期间及竣工后，助诚公司先后支付了部分案涉楼房的有线数字电视配套工程款，最后一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7日。因传媒公司与助诚公司在协议书中并未对案涉工程款的给付时间进行约定，故应以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时间为工程款给付时间，而本案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最后时间为2013年1月8日，但在此日期后，助诚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亦为传媒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故本案应以2013年12月17日为案涉工程款的最后给付时间，即传媒公司向助诚公司最后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7日。自该日期起至本案诉讼时即2020年10月9日，传媒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在此期间向助诚公司主张过权利。庭审中，为了证实其曾主张过权利，传媒公司提交了2016年8月5日、2017年4月15日、2020年4月1日其与助诚公司分别签订的三份有线数字电视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但经本院审查，上述合同/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在助诚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问题不予采信。即使上述合同/协议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从2013年12月17日至2016年8月5日，也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传媒公司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护，此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关于其提交的录音资料，因传媒公司并未提交储存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且助诚公司对该通话录音有异议，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庭对该视听资料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关于传媒公司提交的吉传媒通（2019）442号文件，只能证明吉视传媒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对传媒公司下发了清收通知，但传媒公司是否向助诚公司主张了权利，其没有证据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具体到本案，助诚公司最后一次履行义务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7日，故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的节点应为2013年12月17日。此时间节点直至传媒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即2020年10月9日，已经经过了六、七年之久，传媒公司并未提出充分证据证实本案的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即使以庭审中传媒公司提交的其单方确认的工程验收报告的最后时间即2014年5月25日为节点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传媒公司的诉讼请求亦不符合其权利应受保护的相关规定。故不论传媒公司向本院主张的实体权利存在与否，均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1元，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云升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思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