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2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神火大道香君路南汇城国际广场**楼**********。负责人：黄鑫，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燕，河南浩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飞雷，男，汉族，1976年10月24日生，住瀑河市召陵区，系吴某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雨龙，男，汉族，1979年2月15日生，住瀑河市召陵区，系吴某二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利红，女，汉族，1984年12月15日生，住瀑河市召陵区，系吴某女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漯河市郾城区沙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常玉龙，男。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原审被告：虞城县宏站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住所地：河南省虞城县乔集乡刘新寨村洪河大道东段路南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王新军，任总经理。以上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岩岩，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雨龙、吴飞雷、吴利红，原审被告虞城县宏展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展运输公司）、常玉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20）豫1104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联财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燕，被上诉人吴雨龙及其与吴飞雷、吴利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原审被告宏展运输公司、常玉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岩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联财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20）豫1104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一,常玉龙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驶离现场的情形属于免责条款中约定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故上诉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通过交通事故发生的视频监控可见,本案一审被告常玉龙驾驶的重型厢式货车在与被害人吴某相撞后,可见其明显刹车迹象并向其他方面偏离行驶,由此可判断常玉龙在驾车过程中明确知道其撞击到行人，但其并未下车救助伤者，而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驾车逃跑,属于逃逸。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被认定逃逸,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认定事故发生后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人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常玉龙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驶离现场的情形符合上述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故上诉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第二,上诉人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完全知晓。投保人宏展运输公司于2008成立，专门从事道路运输行业，自2015年其就在答辩人公司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对保险条款的内容十分熟悉。之前在与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已经明确告知了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且其拿到的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已经字体加黑,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且投保人在投保单中手写确认“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自2015年起，投保人虞城县宏展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在上诉人公司购买商业三者险,在多份投保单上签字确认明确知晓免责条款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从本质上讲，是为了让投保人明了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在本案中，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是明确知道且完全理解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告知义务不符合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吴雨龙、吴飞雷、吴利红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l、上诉人主张不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所依据的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根据该免责条款约定,驾驶人驶离现场免赔的前提是“未依法采取措施”。为确保查清事故真相和及时认定保险责任,车辆驾驶人原则上不得离开现场,并负有依法采取措施的义务。当驾驶人知道事故发生,却未采取措施即离开现场,且不存在合理、必要的理由的,保险公司可据此免除保险责任;驾驶人并不知道事故发生时,显然不存在“采取措施”的客观基础,在此情形下,如果适用该条款免除保险责任,对投保人不公平。本案中,驾驶人不知道与受害人发生碰撞,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未认定其故意驶离现场,驾驶人不存在采取措施的前提条件,且事故发生后驾驶人积极配合交警部门调查,主观上并不存在逃避责任的恶意。2、免责条款的目的是防止驾驶人故意驶离现场导致责任增加,从而致使保险公司承保风险加大,如果不以故意为前提,驾驶人不知情,行为不具有非难性,而苛以责任,既违背了侵权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保险法所规定的公平原则,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使其丧失了依法享有的保险权益。因此,驾驶人离开现场,应做限缩解释,应以主观故意为前提。驾驶人虽事发后驾车驶离现场,但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系故意驶离现场,且交警大队在事故认定中,并未因驾驶人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而认定驾驶人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亦不能证明已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告知说明义务,上诉人主张免责的理由不应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宏展运输公司、常玉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常玉龙驾车离开的情形既不属于逃逸,也不属于免责条款情形,上诉人应依法承担保险责任1、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中清晰记载,车辆与躺在道路上的行人发生事故,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记载的内容是离开现场而非上诉人认为的逃逸行为。同时,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发生事故情况的认定,应当依据公安交巡警部门作出的认定书为准。2、根据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记载,常玉龙违反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事故认定书没有表述为“肇事逃逸”的行为及内容,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章认定与复核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担全部责任:(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二)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现事故认定书并未使用该条款,也即说明公安机关事故认定不认为常玉龙的行为是逃逸。从该事故认定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中也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与“肇事逃逸”的行为构成要件不同。因此,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不是逃逸行为,也不属于免责条款情形,应属上诉人交强险和商业险承担保险的范围。二、上诉人未履行免责条款告知义务,上诉人依法承担保险责任1、上诉没有向答辩人交付保险条款,也没有将免责条款向答辩人进行提示及对答辩人作出明确说明。在答辩人购买涉案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时,上诉人并未向答辩人提供及交付保险合同,仅仅催促答辩人交纳保险费,在上诉人没有提供保险合同的情况下,答辩人无从得知免责条款的内容,上诉人更是无法对答辩人进行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及明确说明,因此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2、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之规定:(三)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单首页最显著的位置,用红色四号以上字体增加“责任免除特别提示”,对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公司应当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下手书:“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名。该条款系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约束性条款,对各保险公司具有约束性效力,答辩人虞城宏展运输公司订立合同时,既未盖章,也没有手书免责内容,足以证明上诉人未尽到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发生免责效力。3、答辩人虽曾在上诉人处购买车辆保险,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由于涉及的保险合同均属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上诉人在销售保险时,每次均应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同时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明确提示及明确说明。因此,在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未使用逃逸条款,也未认定为逃逸行为的情况下,答辩人仅是驾车离开现场,不属于保险免责范围。同时,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向投保人交付了保险条款,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就该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即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飞雷、吴雨龙、吴利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停尸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费用共计55970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意见及提供证据质证、认证情况，原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1、2020年5月13日1时24分，被告常玉龙驾驶豫Ｎ×××**号重型厢式货车沿人民东路自西向东行驶至召陵路口处时与躺在道路上的行人吴某相撞，造成吴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2、事故发生后，2020年6月8日，经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交管巡防大队处理作出漯公交认字［2020］第0513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常玉龙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3、豫Ｎ×××**号重型厢式货车登记所有权人为被告宏展运输公司，实际所有权人为被告常玉龙，二者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被告常玉龙具备驾驶事故车辆的资格，事故车辆在被告中联财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别、第三者责任险别、不计免赔特约险别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4、事故发生后，吴某即被送往漯河市中心医院抢救，抢救花费3061.48元，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被告常玉龙垫付费用30000元；5、原告吴飞雷等三人请求停尸费等8500元、交通费1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6257.12元；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记载：“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明了交通事故的事实情况。常玉龙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是造成该事故的根本原因。事故发生后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对此，被告中联财险公司认为被告常玉龙的行为系“驾车逃逸”行为，属于双方约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范围（情形）且已尽到了明确告知及提示义务；7、对此被告常玉龙垫付的30000元费用，原告吴飞雷等三人的诉讼请求不包括该垫付费用；8、经调解，原、被告双方未达成共识。一审法院认为，2020年5月13日，被告常玉龙驾驶豫Ｎ×××**号重型厢式货车与躺在道路上的行人吴某相撞，造成吴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涉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处理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常玉龙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该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而作出的，内容客观、真实、有效，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综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吴飞雷等三人可获得的具体赔偿数额及被告中联财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可见，人身权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其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系不法行为，应受民事法律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根据上述法律及有关规定，原告吴飞雷等三人请求赔偿抢救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此事故可获得的具体赔偿数额为：1、抢救费为3061.48元（以票据为准）；2、死亡赔偿金为478813.58元（34200.97元／年×14年×100％）；3、丧葬费为32074元（64148元／年÷12个月×6个月）；4、精神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原告吴飞雷等三人请求60000元，不违反有关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5、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为1877.14元（45677元／年÷365天×3人×5天）；6、交通费，原告吴飞雷等三人请求1000元，该数额较为合理且符合实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7、关于原告吴飞雷等三人请求停尸费等8500元，因该费用已包括在丧葬费中，属于重复主张，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第1—6项下合计576826.20元。事故发生后，经事故责任认定，认定被告常玉龙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说明被告常玉龙明确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中联财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别、第三者责任险别、不计免赔特约险别等保险限额内予以承担赔付责任，即共赔付原告吴飞雷等三人各项损失共计576826.20元。为减少诉累、节约司法资源，被告常玉龙垫付的30000元，本案一并处理，除被告常玉龙、宏展运输公司应当承担的损失责任外，多支付的数额理应予以返还。被告常玉龙与被告宏展运输公司之间系经营挂靠关系，实际车主即所有权人为被告常玉龙，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常玉龙与被告宏展运输公司应当对其承担的责任负连带赔偿责任，如被告宏展运输公司认为被告常玉龙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法律规定，虽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上的对抗效力，但在被告宏展运输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被告中联财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否成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保险人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综合考虑免责条款内容的通俗程度、条款性质、投保习惯、投保人能力等因素，投保人仅在投保单上签名（签章）或者通过电子保单等形式的认可，没有书面明示其已经知悉条款内容，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述法律规定不仅是法定义务，同时也是特别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首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立法本意宗旨，关于当事人请求依据及述称事实，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即被保险人的解释，才符合常理及社会的通常认知水准，被告中联财险公司拒绝理赔或者减轻赔付的理由明显不当，同时，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不论是打印内容还是书写内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在投保注意说明及免责条款等事宜上作出明确说明、告知义务，在产生争议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交易习惯、合同目的、通常理解及认知水准等原则进行分析、解释、推理、判断，否则，该部分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记载：“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明了交通事故的事实情况。常玉龙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是造成该事故的根本原因。事故发生后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对此，被告中联财险公司虽认为被告常玉龙的行为系“驾车逃逸”行为，属于双方约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范围（情形）且已尽到了明确告知及提示义务，但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是“常玉龙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是造成该事故的根本原因”，认定被告常玉龙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相关法条的规定，从该事故认定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中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并未认定被告常玉龙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与“肇事逃逸”的行为构成要件不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及责任承担也不相同，在公安机关未就被告常玉龙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作出认定的情形下，被告中联财险公司辩称其不应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吴飞雷等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无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中联财险公司的其他辩称意见，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保险限额内赔付原告吴飞雷、吴雨龙、吴利红各项损失共计546826.20元；二、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常玉龙垫付的费用30000元；三、驳回原告吴飞雷、吴雨龙、吴利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00元，减半收取4850元，被告常玉龙、虞城县宏展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负担4800元，原告吴飞雷、吴雨龙、吴利红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对于发生事故后常玉龙驾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逃逸”，以及该行为是否属于保险免责情形的问题。因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常玉龙的行为为“肇事逃逸”，而且对于出现驾车离开现场，保险公司即免责的约定，属于免责条款，上诉人也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已对上述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上诉人主张免责条款生效，不应赔偿的理由，不应采信。综上所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7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刚审判员吕茹辛审判员林晓光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珂馨书记员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