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1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高州市北郊杨垌口杨垌收费站。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雄，广东雄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建和中心**。负责人：蓝晓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广东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紫铭，广东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住所，住所地高州市公园路**div>法定代表人：张春风，行长。上诉人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高州支行”）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1民初2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主要表现在：一、原审第三人没有支付贷款给上诉人，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享有转让债权，一审判决对此未查清。1.原审第三人作为国有银行，上诉人作为市政府全资的国有企业，均属公对公银行账户，所有资金往来必须经银行账户划转，并且均应按照会计法的规定依法进行会计核算，登记会计账簿。在原审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均没有向法庭举证其向上诉人通过任何账户将贷款划拨给上诉人的账户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凭空认定上诉人收到涉案贷款需承担还本付息责任错误。2.上诉人于1997年12月9日才成立，高水公路已于1995年建成完工并通车，根本上不存在在高水公路建成通车后的1998年2月27日才贷款建设高水公路客观事实。3.一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依法应当责令被上诉人承担发放贷款给上诉人，以及上诉人收到贷款本金的举证责任。4.一审判决漠视上诉人的举证，而造成认定事实不清。一方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举证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上诉人的总账及明细账，证实上诉人从来没有在原审第三人开立有银行账户，也没有收到原审第三人及被上诉人的任何贷款款项。因此，上诉人已足够证明了原审第三人并未履行发放贷款、交付该笔贷款给上诉人的事实。另一方面，为证明原审第三人有无履行发放贷款，交付该笔贷款给上诉人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依法提供总账及明细账的同时，还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原审第三人划出贷款给上诉人的原审第三人账户明细，以及其划贷款入上诉人的上诉人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细、银行流水账资料，但一审法院均没有调查收集到原审第三人划出贷款的账户明细，更没有收集到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处有任何开设账户的资料。而且，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原审第三人回答主审法官关于提供一审被告开设银行账户及发放交付贷款资金往来明细账资料提问时，均回答无法提供。既然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处没有任何开设账户资料，又何来账户收取原审第三人划来的贷款。既然原审第三人没有划拨贷款给上诉人，上诉人亦无需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债权转让有效，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如前所述，原审第三人并没有划拨支付贷款给上诉人，那么，原审第三人本身就不享有债权，更不存在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转让的贷款本金3768834元及利息13810926.75元，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其后更从2015年4月20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计算利息1160137.56元，更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茂名市财政局拨款还债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一审错误认定茂名市财政局根据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的申请，划拨给原审第三人207国道高州段还债资金262.57万元作为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的还款，从而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依据不足，判决错误。首先，上诉人没有向茂名市财政局申请或要求拨付还债资金给被上诉人或原审第三人。茂名市财政局是否拨付款项给被上诉人或原审第三人，均与本案无关。其次，茂名市财政局复函没有认定划拨给原审第三人的262.57万元是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的涉案贷款的还款。茂名市财政局复函称：“....，但该款是否对1998年2月27日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借款6394534元的还款，我局不清楚，也没有还款依据和协议”。第三，一审认定的茂名市财政局还款账户，其户名是“还贷过渡户”，并不是上诉人开具的账户，一审认定其是上诉人的还款账户显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既要求原审第三人出示上诉人在其银行开设账户资料，原审第三人无法提供，而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依法收集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同样无法收集，但却毫无依据地认定属上诉人还款2625700元，显然是错误的。第四，茂名市财政局复函所述的还债资金是国道207线高州段的还债资金，并不是本案涉案高水公路建设项目的还债资金。国道207线高州段与高水公路为两个不同的公路项目，其投资主体、债务形成及还债资金来源均不相同。一审“张冠李戴”地将国道207线高州段的债务还款毫无依据地作为高水公路的债务还款，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即便如一审判决第10页所认定，诉讼时效应从2003年2月24日起计算，2006年11月17日在《茂名日报》、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公告不合法合规不属诉讼时效中断，那么，2013年6月19日，茂名市财政局划款给原审第三人，也与上诉人无关，依法也应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即从2003年2月24日至今，原审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均未进行有效催收，没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因此本案也应认定为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也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遗漏诉讼参与人茂名市公路管理局，一审判决第10页认定茂名市财政局根据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的申请进行拨款还款，按照了解，本案借款本来就是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的借款，因而还款主体是茂名市公路管理局，茂名市公路管理局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茂名市公路管理局作为诉讼参与人。因而一审判决违反诉讼程序，特别是我公司与茂名市公路管理局是没有任何的地属关系也没有直接业务关系。也没有理由为我公司偿还贷款，从该方面看，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并已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错误。为此，特提出上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信达公司辩称：一、原债权银行已经向上诉人发放贷款，借款关系成立，原债权银行于1998年2月27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借据，内容主要为上诉人向原债权银行借款6394534元，月利率7.92‰，该借款借据有银行盖章，上诉人的行政印章，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依法认定为有效借款合同。且原债权银行在2003年2月24日向你上诉人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诉人及法定代表人也盖章签字予以确认，表明上诉人承认上述借款的存在，原债权银行已经发放贷款。二、上诉人称茂名市公路管理局没有理由为其偿还借款，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于2013年6月19日自己向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申请划拨款项，偿还银行债务，因此上诉人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三、本案债权没有超出诉讼时效，从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债权银行以及我方均在诉讼时效内向上诉人履行通知还款义务，且上诉人在2013年8月20日已经偿还一笔2625700元的本金，诉讼时效中断，我方于2018年8月23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农行高州支行未到庭参与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768834元及利息(利息按约定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为186469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2月27日，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向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借款1笔6394534元，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借款借据(正本)》上盖上其公司的行政印章、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吴锡奎个人印章确认，并交农行高州支行收执。该借据约定：借款金额为6394534元，月利率为7.92‰，偿还日期为1998年8月30日，用途为高水公路建设。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公路公司未按借据约定还本付息，农行高州支行通过在报纸上发出催收公告方式向被告公路公司催收借款。具体情况如下：一、2003年2月24日，农行高州支行向被告公路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告公路公司在该催收通知书上盖章，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签名确认；二、2006年11月17日，农行高州支行在《茂名日报》刊登催收公告要求被告公路公司偿还借款6394534元；三、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四、2009年3月29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五、2011年3月2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六、2012年12月19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七、2014年6月30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一份《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主要内容为：“茂名分行(甲方)将对被告公路公司的借款本金3768834元，利息13810926.75元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乙方)，因主债权及从权利产生的其他相关权利和权利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依法可向债务人追索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随主债权一同转让给乙方，自2015年4月20日产生孳息及甲方收回的现金及非现金资产归乙方所有，但甲方回收的现金不抵扣双方《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甲方承诺与乙方采取以共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告知义务。”2016年1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的A18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向被告公路公司催收“1998年2月27日签订金额为人民币6394534元的《借款借据》”。2017年3月1日信达公司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催收暨招商公告，再次向被告公路公司催收上述债务。借款6394534元的还款情况如下：一、2004年12月31日，被告公路公司向第三人支付贷款利息150000元。二、2012年茂名市撤销了G207线高州段3个二级收费公路项目，省财政厅粤财综[2012]264号拨付茂名市取消政府还贷款二级收费公路撤站补助资金10791.06万元，按2012年底核定的债务余额比例进行分配，G207线高州段分得补助资金6703.57万元。由于G207线高州段由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收费，茂名市财政局根据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的申请将该笔补助金按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经高州市人民政府审核盖章)《国道207线高州段第一批省补助资金分配还债表》拨付2625700元给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中的还贷过渡户，账号为XX，并注明用途为“归还公路公司建设207国道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焦点为以下：一、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原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原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三、原告信达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原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问题。1998年2月27日，被告公路公司签下一份《借款借据(正本)》，约定：“借款金额为6394534元，月利率为7.92‰，偿还日期为1998年8月30日，用途为高水公路建设。”农行高州支行和公路公司均在借款借据上盖章确认，其中被告公路公司《借款借据(正本)》上盖上其公司的行政印章、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吴锡奎个人印章确认，并交农行高州支行收执。2003年2月24日，农行高州支行向被告公路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告公路公司在该催收通知书上盖章，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签名确认尚欠贷款本金6394534元。该笔借款虽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但是《借款借据(正本)》已具备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应认定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借款借据(正本)》签订后，公路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予以盖章及签字确认，这是对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的再次确认，故应认定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原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公路公司主张不存在借贷关系，没有收到贷款，却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原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问题。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原告信达公司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将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对被告公路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信达公司，并在2016年1月19日在广东省级报纸《南方日报》上对上述债权转让进行公告。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之规定，故应认定作为原债权人的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已履行了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义务，该债权转让对公路公司发生效力，公路公司应对信达公司履行偿还尚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关于原告信达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公路公司主张原告信达公司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贷款于1998年2月27日发生，约定的还款期限为1998年8月30日，2003年2月24日，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向公路公司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书》，公路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盖章和签字，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故该笔贷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03年2月24日起算。原告信达公司提供的2004年12月30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因未有公路公司的确认，不应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于2006年11月17日在《茂名日报》、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刊登的催收公告因上述两份报纸均不是国家级或省级以上的报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乙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这两次的债权催收不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2013年6月19日，公路公司向茂名市财政局书面申请将G207线高州段的补助资金按还债方案直接拨付还债。2013年8月20日，茂名市财政局按其发函的附表将向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还贷款本金26257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之规定，因偿还贷款2625700元是公路公司主动履行还贷义务的行为，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余下未还的贷款及利息的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故公路公司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8月21日计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14年6月30日再次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原告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协议，将余下的贷款本金3768834元及相应利息进行转让，并于2016年1月19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于2017年3月1日在《羊城晚报》再次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之规定，因农行高州支行作为债权人已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并自2013年8月31日起计至原告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23日均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向公路公司提出履行请求，且未超过20年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在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信达公司对公路公司的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受法律保护。公路公司应承担偿还贷款本金3768834元的责任。信达公司请求的利息是在转让的贷款本金3768834元和利息13810926.75元基础上，自2015年4月20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按年利率6.3%计算得出的利息18646900元。但原始的借据上只约定了借期月利率7.92‰，未约定逾期利率及复利，信达公司不能超出原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擅自增加计算复利的合同权利。故该贷款利息应当按月利率7.92‰自逾期之日计算至还清贷款本金之日止，因在该笔贷款债权在2015年9月25日转让时已确认截至2015年4月20日公路公司尚欠贷款本金3768834元，利息13810926.75元，故自2015年4月21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尚欠的利息应为3768834元×7.92‰÷30日×1166日=1160137.56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欠的利息合计应为：13810926.75+1160137.56=14971064.31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贷款本金3768834元及支付利息14971064.31元(2018年7月1日起计至还清贷款本金时止的利息以尚欠的贷款本金为基础，按月利率7.92‰另计)给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二、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878元，由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29258元，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24620元。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信达公司主张其从农行高州支行处受让农行高州支行原对公路公司享有的涉案债权，提供有《借款借据(正本)》、《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以及多份报纸公告为证，本院予以采信。公路公司主张涉案借款未实际交付，信达公司与农行高州支行之间的债权转让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公路公司上诉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信达公司辩称，本案债权没有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从信达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债权银行以及信达公司均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上诉人履行通知还款义务，且上诉人在2013年8月20日已经偿还一笔本金2625700元，诉讼时效中断，因此信达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作如下评析：经查，本案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为1998年8月30日，2003年2月24日原审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向公路公司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书》，公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盖章和签字，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故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3年2月24日起重新计算两年。2004年12月30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因未有公路公司的确认，不应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此后，原审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于2006年11月17日在《茂名日报》、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刊登的催收公告，以及茂名市财政局于2013年8月20日向原审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偿还本金2625700元的事实均发生于上述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不能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信达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本案应驳回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的中断事由，而非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可重新计算的情形，故一审判决依据该规定认定2013年8月20日茂名市财政局向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625700元的行为导致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中断而应重新计算，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另，在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于2006年11月17日在《茂名日报》、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刊登催收公告，不能导致本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原因是此两次刊登行为均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而非上述两份报纸均不是国家级或省级以上的报刊，一审判决认定这两次的债权催收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1民初22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8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878元，均由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上诉人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已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3878元，本院予以退回。限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878元，逾期则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慧嫦审判员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梁 哲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