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乃杞，男，195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领上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杨乃杞，任总经理。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开，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王广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一峰，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欣，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乃杞、佛山市南海领上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光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4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星光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乃杞向国星光电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377252.95元；2.杨乃杞支付利息损失（以377252.95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1月6日为86973.05元）；3.领上公司对上述两项诉求的总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杨乃杞、领上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杨乃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77967.85元予国星光电公司；二、杨乃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以177967.85元从2015年4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予国星光电公司；三、领上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国星光电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63.4元，减半收取计4131.7元，由国星光电公司负担1839.22元，由杨乃杞、领上公司负担2292.48元。杨乃杞、领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国星光电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国星光电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证据采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1.杨乃杞、领上公司在一审答辩状第二页第一行中确认《产品销售合同》为货款月结60天。一审法院认定国星光电公司提供的《产品销售合同》并非原件，且内容不完整，杨乃杞、领上公司不予确认，并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采用无法与原件核对，杨乃杞、领上公司不予确认的复印件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且佛山市南海区金沙南沙均昌五金厂（以下简称均昌厂）已经注销，没有法律权利进行对账。为此，该证据不符合真实性要求，严重违反证据规则，应依法对2013年10月、2014年2月、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2015年3月的《对账单》不予采纳为定案证据。该组证据除了模糊不清，无法判断是否删改而无法质证外，其公章尺寸也不一致，国星光电公司也没有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如果是传真件，亦应当有诸如传真机号码，传真时间等信息，传真件也可以用热敏纸作为原件，但国星光电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原件予以核对。均昌厂注销后没有个体工商户资格，其公章也没有法律效力，其在对账单上的确认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国星光电公司提供的2013年10月、2014年2月、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2015年3月的《对账单》虽非原件，但均加载了均昌厂印章，杨乃杞、领上公司虽然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并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的认定，违反证据规则，应当不予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二）2018年年中，杨乃杞、领上公司无法确认是何人的情况下，亦无谈过任何事情，至于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是国星光电公司的员工实属无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国星光电公司完全不具有上述情形，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领上公司、杨乃杞确认在2018年年中左右，国星光电公司员工有到领上公司处对欠款进行催收事实错误。认定同样属于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明显就是脱离法律规定胡乱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领上公司是代均昌厂支付货款，但领上公司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人。本案义务人为均昌厂。均昌厂注销后，由其经营者杨乃杞承担法律责任，与其他单位无关。领上公司代为履行的行为并不能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2016年1月26日时，均昌厂已经注销，根本不可能委托领上公司代付款。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代付行为可以中断诉讼时效，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代付行为需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均昌厂委托领上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进行最后一次付款，领上公司的该次付款行为应视为均昌厂作出部分履行的行为，诉讼时效期间从该时中断而重新计算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程序违法杨乃杞、领上公司与国星光电公司在一审开庭调解期间提供货款金额，属于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一审法院以此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一审法院用调解程序取得杨乃杞、领上公司的文件，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本案的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依法排除在调解期间获得的对案件事实认可的所有证据。三、适用法律不正确（一）均昌厂升级设立为领上公司，关于升级设立的法律性质并没有规定为权利义务由新设立公司承继。法律已对于个体工商户和有限公司有详尽的规定，各自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为此，一审法院无任何法律依据就认定领上公司承继了均昌厂的债权债务是错误的。（二）国星光电公司与均昌厂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杨乃杞、领上公司并不承认对账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引用对账单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是错误的。假设2015年4月7日对账单是真实的，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距离起诉之日已经五年，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均昌厂注销行为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国星光电公司应当在均昌厂注销之日起两年内进行起诉，即从2014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17日止，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假设杨乃杞、领上公司承担货款及利息，假设2015年4月7日对账单是真实的，假设双方均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则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随时履行，计算货款及利息也应当从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进行计算，一审法院计算利息起点没有法律依据。杨乃杞、领上公司二审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证据认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为此，国星光电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应当提供2013年10月、2014年2月、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2015年3月的《对账单》的原件，这是国星光电公司的必须履行的庭审义务，是一审认定事实的基础条件。国星光电公司提供复印件进行庭审、一审法院依照复印件进行审理，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二、《对账单》是伪造的。2013年10月、2014年2月、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2015年3月的《对账单》是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对账单上，均昌厂的印章直径前后不一致，对账单均属伪造。经杨乃杞、领上公司依照实际测量，2014年10月的对账单上公章的直径为3.8厘米；2014年12月对账单为3.4厘米；2015年1月对账单为3.4厘米；2015年3月对账单为3.4厘米。实际上，依照均昌厂按佛山市公安机关规定的刻章，其公章实际尺寸为4.2厘米。对账单上没有任何一张公章直径为4.2厘米，对账单明显属于伪造，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三、杨乃杞、领上公司无须质证。依据证据规则，国星光电公司应当对《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举证，并不是由杨乃杞、领上公司提出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复印件，对账单复印件本就不应该纳入庭审审查范围，无需杨乃杞、领上公司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原审法院审查证据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五、一审法院以2013年10月、2014年2月、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2015年3月《对账单》的复印件作为定案证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上述对账单应当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国星光电公司辩称：一、结合各方一审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足以认定杨乃杞、领上公司拖欠国星光电公司货款事实及拖欠货款金额。杨乃杞、领上公司称一审法院仅凭《对账单》复印件认定欠款事实及欠款金额，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国星光电公司一审提供了《产品销售合同》《销货单》《对账单》、催款微信聊天记录、《领上付款证明》、催款电话录音、发票、《发票签收表》、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证明杨乃杞、领上公司欠款情况、欠款金额、时效中断情况，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杨乃杞、领上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拖欠货款。杨乃杞、领上公司同样认可国星光电公司提交的《销货单》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国星光电公司已向杨乃杞、领上公司交付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对账单显示的货物。而均昌厂已于2014年12月28日注销，领上公司同日设立，足以印证均昌厂注销后，销货单对应货物系交付给领上公司。领上公司也承认国星光电公司的供货已由其占有。杨乃杞、领上公司也提供证据证明均昌厂注销后，由领上公司支付了共计199285.1元的货款，且在2015至2017年间，国星光电公司与领上公司财务、何有彬对货款进行沟通。综合以上证据，足以认定杨乃杞、领上公司拖欠国星光电公司货款，领上公司承继均昌厂与国星光电公司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至于具体欠款金额，杨乃杞、领上公司如不认可国星光电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应就欠款金额进行主张并举证。在杨乃杞、领上公司无法举证证明欠款金额构成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结合国星光电公司提供的发票、对账单、销货单等资料以及杨乃杞、领上公司一审陈述，综合认定欠款本金为177967.85元于法有据。二、领上公司为均昌厂升级设立，签收、占有国星光电公司发出的货物并已支付部分货款，足以证明领上公司已承继均昌厂债权债务。均昌厂于2014年12月28日注销，领上公司同日在原址设立,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均为均昌厂实际经营者杨乃杞。均昌厂注销前后，国星光电公司与杨乃杞、领上公司间的业务往来（货物签收、对账、支付货款）持续，对账单系由均昌厂盖章，但收货方及货款支付方已过渡为领上公司。杨乃杞、领上公司否认债权债务承继，认为领上公司支付货款行为系赠与行为，认为领上公司保管货物行为系代为保管行为，该说法完全系领上公司为开脱责任而编造。领上公司作为企业，日常运转应当以盈利为目的，无偿代还款行为、代保管行为不符合企业正常运转逻辑。纵观一审二审，领上公司均不能解释为何无偿代均昌厂还款、从何时开始因何缘由代均昌厂保管货物，也不能举证均昌厂及领上公司间就代还款、代保管行为达成任何的书面、口头协议。此外，杨乃杞作为均昌厂经营者，作为领上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对均昌厂、领上公司均拥有完全控制权，均昌厂升级设立为领上公司过程中，与国星光电公司的买卖关系承继杨乃杞均全程参与。如果领上公司与均昌厂只是赠与和代为保管关系,如何解释领上公司财务及领上公司监事何有彬在2015年至2017年间一直与国星光电公司就货款问题进行沟通。事实是，领上公司承继了均昌厂与国星光电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杨乃杞、领上公司为维护与国星光电公司间长期形成的买卖关系，才耗费如此多的精力、成本与国星光电公司往来。综上，结合国星光电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及杨乃杞、领上公司陈述，足以证明领上公司承继均昌厂债权债务，领上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历经对账，杨乃杞、领上公司还款、国星光电公司催款，诉讼时效已多次中断，国星光电公司起诉仍在诉讼时效内。自双方2015年4月7日对账后，杨乃杞、领上公司曾陆续分三次支付部分货款，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而2018年中，国星光电公司曾到杨乃杞、领上公司处催收欠款。杨乃杞、领上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均构成时效中断。故诉讼时效应截至2021年中，国星光电公司的起诉仍在诉讼时效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乃杞是否尚欠国星光电公司货款；若有，领上公司应否对杨乃杞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本案债权请求权有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杨乃杞是否尚欠国星光电公司货款的问题。经审查，国星光电公司为证明杨乃杞尚有货款未付的事实，举示了《对账单》《销货单》《广东增值税发票》等证据，虽《对账单》未提供原件，但多份《对账单》形式一致，国星光电公司对于未能提供原件已作合理说明。更为关键的是，国星光电公司举示的《销货单》原件能够与《对账单》的内容相对应，且杨乃杞、领上公司确认《销售单》原件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同时，2014年11月12日国星光电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产品亦与2014年10月《对账单》一致。是故，国星光电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予证实国星光电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真实性，本院对《对账单》予以采信。依据2015年4月7日《对账单》记载，均昌厂尚欠国星光电公司货款期末余额为373078.1元，未开票金额合计48000元，两项合计421078.1元，扣除退货459元，实际尚欠货款额为420619.1元。以该对账单为基数再扣除对账后领上公司转给均昌厂的款项，一审法院核算出均昌厂实际尚欠的货款数额为221793元，认定正确。因国星光电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自认均昌厂尚欠的货款为177967.85元，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均昌厂的欠款为177967.85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逾期付款损失一节，国星光电公司与均昌厂于2015年4月7日对账确定尚欠的货款数额，均昌厂应当按照已确定数额支付货款。因此，一审法院以双方对账的次日即2015年4月8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未有不当。案涉货款发生于均昌厂经营期间，杨乃杞为均昌厂经营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杨乃杞应对均昌厂的前述债务承担责任。关于领上公司应否对均昌厂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个体工商户升级设立为企业的证明》，领上公司由均昌厂升级设立，均昌厂注销登记后由领上公司办理有关财产过户手续。据此可知，均昌厂的权利义务由领上公司承继，该承继事实亦可由领上公司向国星光电公司支付案涉货款予以印证。因此，国星光电公司主张领上公司对均昌厂的案涉货款承担付款责任应予支持。关于国星光电公司本案所享债权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经审查，案涉买卖合同发生于2014年至2015年，故应当适用当时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领上公司承继了均昌厂的权利义务，而领上公司最后一次付货款的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领上公司的该付款致诉讼时效因此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从2016年1月26日起重新计算。又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本案二年的诉讼时间期间尚未届满，诉讼时效期间应计至2019年1月25日止。杨乃杞、领上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国星光电公司员工于2018年年中左右到领上公司处催收欠款，国星光电公司该主张债权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故至国星光电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2020年2月19日，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超过。至于杨乃杞、领上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对案涉未付货款的认定建立于当事人的举证及陈述基础，并不存在将调解程序中取得的杨乃杞、领上公司提供的货款金额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杨乃杞、领上公司有关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乃杞、领上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9.36元，由上诉人杨乃杞、佛山市南海领上照明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刘金玲审判员  李 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