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529行初4号 原告：胡浩，曾用名胡宗善，男，194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现住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正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90111458974。 法定代表人：谢陈陈，系该镇镇长。 出庭负责人：黄祥泰，系该镇副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泽，湖北捷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胡浩诉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政府（以下简称长乐坪政府）不履行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于2020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并于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长乐坪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浩，被告长乐坪政府副镇长黄祥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原告胡浩于2019年6月14日向被告长乐坪政府提出山林确权申请，被告长乐坪政府未作出处理，胡浩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胡浩诉称，2004年政府对1998年二轮延包林权登记换证时，胡朝超勾结腰牌村干部，无凭无据将当地小地名为“老虎淌”林地登记到胡朝超名下，导致胡朝超林权证与原告林权证重叠。胡朝超1998年二轮承包合同中承包经营的山林只有一块，即“吊坑子”5亩，而2004年林权证中增加有“老虎淌”林地15亩。胡朝超利用政府不动产登记侵犯了原告财产权和经营权，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森林法》第十七条等法律规定，对长乐坪政府维持和纵容胡朝超继续侵占他人山林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裁定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腰牌村六组小地名为“老虎淌”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归胡浩所有，撤销该组村民胡朝超林地登记和《林权证》中涉及“老虎淌”的非法记载。 原告胡浩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山林确权申请书、被告收件的邮政回执复印件，拟证明案涉争议三块林地的三个权利人共同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 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书、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确权，被告未在60日内给予答复，原告按照法律程序申请复议以及县政府复议不予受理时告知不服该决定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证据三：原告之父胡相臣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非耕地面积为10.1亩，含老虎淌6亩）、林权证复印件，拟证明小地名“老虎淌”的山林历史，当时面积为6亩，包含老虎淌在内山林面积总共为15亩。 证据四：1998年6月30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原告2004年《林权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山林面积总共为25亩，2004年林权证记载的林地面积与1998年6月30日二轮延包合同一致。 证据五：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终971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裁定书中第5页第1-3行、倒数第9-10行载明原告与胡朝超存在林权争议，需通过当地政府解决，原告据此提出确权申请、行政复议申请。 证据六：原告之母邹昌枚的公粮农业税手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退休证、原告妻子黄忠强（农业户口）的死亡证明、合作耕种协议书，拟证明农业税手册上记载实际承包长乐坪XX村X组土地、山林的是原告母亲邹昌枚、原告长子胡朝明、原告三子胡亮；原告及妻子均为独生子女，均有权继承、参与父母承包的山林和土地，原告母亲过世后，由原告妻子黄忠强（农业户口）与田海登在合作耕种，田地并无荒芜；黄忠强过世后，原告家中才没有成员户口在长乐坪XX村**。 被告长乐坪政府辩称，1.胡浩不具有山林确权的申请人资格。胡浩不属于X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该村生产资料，其系城镇居民，退休前享有各项工资福利待遇，退休后享受退休待遇。因此，原告胡浩不具有山林确权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2.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申请人不明确，请求不明确、不具体，无法达到确权目的。3.原告不属于XX村经济组织成员，没有承包该村山林土地的资格，2004年在稳权换证过程中凭口述更改原山林小地名和四至，并填入到原告胡浩的名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林业局在2017年和长乐坪镇人民政府联合调查后，县林业局于2017年7月11日给原告邮寄送达了信访回复，信访回复中确认了基本事实并做出了处理意见“1、胡朝超2004年《林权证》中老虎淌山林通过2000年9月13日村有偿承包，并与村签订承包合同，取得程序合法，林权权属来源清楚；2、你户2004年《林权证》中屋周围的林权没有按《家庭经营山证》中小地名和四至进行换证，造成你户“屋周围”林权四至与胡朝超“老虎淌”林权四至重叠，你户林权登记应依法予以撤销；3、胡朝超2017年4月通过林木采伐审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原告要求确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4.山林土地不属于遗产范围，不属于继承的范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家庭成员可以继续承包山林、土地”，原告不具有承包资格，被告今后将依据相应的程序依法处理。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长乐坪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和依据： 第一组:胡浩户籍证明、县林业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09年3月5日XX村委会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原告系城镇居民、居住情况及原告不享有农村生产资料的资格；原告胡浩不符合享有XX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资料条件，也不符合申请山林确权主体条件，其2004年林权证系凭口述换证，不具有合法性。 第二组:XX村村干部邓安华、长乐坪镇政府驻XX村的包村干部苏道玖出具的证明、胡朝超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复印件，拟证明案涉“老虎淌”山林由原告之父胡相臣转包给胡朝超，原告起诉的“老虎淌”山林系村委会有偿承包给胡朝超。 第三组:胡浩、胡朝超《山林界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胡朝超就案涉“老虎淌”山林界限达成协议的事实。 第四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拟证明被告长乐坪政府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胡浩对被告长乐坪政府提交的证据主要质证意见：证据一，户籍证明来源不合法，但载明的内容真实；林业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林业局陈述其没有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山林权属争议的法定职权，被告举交林业局的信访处理意见作为被告的答辩意见不合适，被告应该直接做出处理，原告为此起诉至省高院，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XX村委会情况说明不真实，系村干部为了帮助胡朝超霸占“老虎淌”林地伪造的证据；证据二，邓安华、苏道玖的证明不真实；胡朝超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系伪造的非法证据，该合同实际应是1998年签订，应提交原件，胡朝超的林权证上有一个林地小地名为“吊坑子”，但是此合同上并未显示；证据三，胡浩、胡朝超《山林界协议》，原告没有印象，被告需举交原件，必须通过原件核对笔迹。 被告长乐坪政府对原告胡浩提交的证据主要质证意见：证据一，被告未收到，原告的申请事项和申请人不适格；证据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确权申请提交之后必须在何时确权，山林确权没有法律规定法定的回复和处理期间，不能达到原告的待证目的；证据三，原告之父胡相臣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本案无关联，具有阶段性，土改时期只针对特定时期有效，经过之后不产生效力，没有证明作用；原告之父胡相臣的公社时期自留山《林权证》与原告无关联，实际系其父亲的山林，不必然为原告的山林；证据四，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有异议，原告本人不享有生产资料，不具有承包资格；对原告持有林权证的合法性有异议，其父亲的林权证过渡到原告，不符合法定程序，林业局的信访答复已经明确作出答复，政府也将依据相应程序作出处理；证据五，与本案关联性不大，系针对林业局的信访回复；证据六，对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退休证均无异议，公粮农业税手册实际不包括原告，从大集体时期到第一轮联产承包时期（1980年以前和以后），原告不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妻子黄忠强（农业户口）的死亡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之妻不是X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XX村的生产资料；对合作耕种协议书的合法性持有异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在没有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的情况下需将承包土地交回集体，原告家中实际并无家庭成员继续承包，原告之妻死亡之前户口在XXX村，系XX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府在今后将通过相关程序依法进行处理。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我国土地第一轮承包为1984年，第二轮承包为1998年，承包期间是1998年至2028年。1998年6月30日，胡浩与长乐坪镇XX村委会签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合同附件载明胡浩承包经营的山林有三块，分别是“门口坡”15亩、“黄家淌”5亩、“屋后头”5亩。2004年12月8日，五峰县政府向胡浩颁发了五政林证字（2004）第034847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XX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胡浩，林地小地名为“屋周围”，面积25亩，林地使用期为长期，四至为“东：黄家淌田边；西：山岩槽直上岭向荒老虎淌田坎横过向南至山岗坟墓岭岗直下至天坑悬下至润滑口田角向北横过至坟包直下苏家淌田边天坑向北至后坪田角至板栗树包田边至西走路为界”。 2004年12月8日，五峰县政府向胡朝超颁发了五政林证字（2004）第XXXXXX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腰牌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胡朝超，登记林地共有四块总面积25亩，分别为“断树坳”5亩、“老虎淌”15亩、“掉坑子”0.4亩，其中“老虎淌”林地使用期为长期，四至为“东：胡朝平的界；南：周永权的界；西：邓安华的界；北：胡相成（臣）路为界”。胡朝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附件）中载明，胡朝超承包经营的山林地名为“老虎淌”，面积为15亩，四界以林权证为准，该林地由胡相臣转入。2007年12月21日XX村村干部邓安华在胡朝超上述合同书（附件）上签署“在二轮承包调整，情况属实”意见，长乐坪镇政府驻XX村的包村干部苏道玖在胡朝超上述合同书（附件）上邓安华上述意见下方签署“情况属实”意见。 针对原告胡浩关于与“老虎淌”林权权属信访事项，2017年7月7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林业局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处理意见如下：1、胡朝超2004年《林权证》中老虎淌山林通过2000年9月13日村有偿承包，并与村签订承包合同，取得程序合法，林权权属来源清楚；2、你户2004年《林权证》中屋周围的林权没有按《家庭经营山证》中小地名和四至进行换证，造成你户“屋周围”林权四至与胡朝超“老虎淌”林权四至重叠，你户林权登记应依法予以撤销；3、胡朝超2017年4月通过林木采伐审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没有任何单位对原告和胡朝超的林权证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登记的行为。 2019年6月13日，胡浩以邮寄方式向长乐坪政府提起书面山林确权申请，请求长乐坪政府对胡浩与胡朝超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确认被申请人胡朝超无权经营“老虎淌”山林，确认胡朝超采伐前述山林的树木属非法占有行为。长乐坪政府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于2019年6月14日签收上述邮件，之后未作出处理。2019年10月29日，胡浩向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峰县政府）提出书面行政复议申请，五峰县政府认为胡浩的行政复议申请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五政复不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 同时查明，原告于1965年参加工作后变更为非农户口，于2007年12月3日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退休。胡相臣系原告胡浩之父，已身故；邹昌枚系原告之母，户籍地为长乐坪镇XX村，已身故；黄忠强系原告胡浩之妻，户籍地为长乐坪镇XXX村，于2011年身故。 另查明，2018年3月5日，原告胡浩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林业局为第三人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五峰县政府作出的五政复不字〔2018〕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责令五峰县政府受理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2、撤销五峰县林业局作出的《申请更正林权登记处理意见书》，认定对胡朝超的林权登记错误并予以更正;3、确认五峰县林业局为胡朝超签发“老虎淌”林地林木砍伐证、虚报“老虎淌”退耕还林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鄂05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胡浩的起诉，湖北省高级人民以（2018）鄂行终971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一审裁定。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5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同时载明，原告和胡朝超对“老虎淌”林地的权属存在争议，原告仍享有申请行政确权、并在之后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被告未对原告山林确权申请作出处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对原告山林确权申请作出处理。 从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山林确权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结合其诉请来看，原告认为胡朝超林权登记的小地名“老虎淌”林地与原告的林权登记重叠，认为“老虎淌”林地权属是属于原告一户的，胡朝超的林权登记错误，因此应将错误登记在胡朝超名下的“老虎淌”林地予以更正、撤销，并将其非法取得的《林权证》注销。由此看来，本案的实质问题是原告与胡朝超对“老虎淌”林地的权属存在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之规定，原告有权通过先向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申请林地确权的方式解决争议林地的权属问题，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山林确权申请，被告收到申请后应依法处理。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胡浩的山林确权申请依法处理；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薛继平 审判员  乔光海 审判员  张仲莲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