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03民初5145号 原告：郭祥芳，女，汉族，1969年11月6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原告：岳亮，男，汉族，1994年10月16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原告：岳静，女，汉族，1991年8月15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叶佳佳，安徽中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鲍学文，安徽中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六安市裕安区艺点广告经营部，经营场所安徽省六安市义乌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1503ＭＡ2Ｕ41ＢＦ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经营者：汪显亮，男，汉族，1983年2月7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传庚，安徽中特（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可飞，男，汉族，1983年7月19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洪莲，安徽立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启圣，男，汉族，1973年5月24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被告：六安市裕安区抒源童装经营部，，经营场所安徽省六安市磨子潭路大别山小商品市场**楼18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者：余昌宝，男，汉族，1994年7月15日生，住六安市裕安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匡光银，安徽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祥芳、岳亮、岳静与被告六安市裕安区艺点广告经营部（以下简称艺点广告经营部）、刘可飞、余启圣、六安市裕安区抒源童装经营部（抒源童装经营部）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叶佳佳，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委托代理人杨传庚、被告刘可飞委托代理人周洪莲、被告余启胜、抒源童装经营部委托代理人匡光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祥芳、岳亮、岳静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939475.77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余昌宝与被告三为父子关系，六安市裕安区抒源童装经营部由其共同经营。2020年8月8日被告三联系被告一为被告四制作广告牌，被告一承接此项业务后，在被告二的介绍下雇佣受害人岳付根为其拆除被告四的老旧广告牌。2020年8月15日，岳付根在拆除广告牌的过程中从阳台上摔下，致其脑部严重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一作为雇主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二将受害人介绍给没有施工资质及安全保障条件的被告一从事具有一定危险程度工作，明显存在过错，同样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三、被告四作为广告牌的定作人，选任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一作为施工方，为其拆除、安装广告牌同样存在严重过错，也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四被告一直推脱责任，不愿依法履行赔偿义务，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辩称：首先我们对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答辩意见为：一、本案中答辩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及承揽关系，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答辩人仅是应余启胜的要求帮忙找人做雨棚，答辩人介绍本案的被告刘勇给余启胜认识，后刘勇又将受害人介绍给余启圣帮忙做雨棚，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其它往来。后来查明，受害人与王某系个人合伙关系，其在市场中为他人搭建雨棚，包工包料，费用均为两人收取，并且在事故发生后王某主动前往商户家中收取费用。答辩人并未收取任何的费用，受害人的行为足以证明两人在市场中独立经营其与答辩人不存在人身及财产的依附性，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二、受害人是应余启胜及抒源童装店的要求拆除旧广告牌，其拆除广告牌的原因是在一楼焊接进入二楼的楼梯通道，并非为了安装新广告牌，其要求受害人拆除旧门头的事情，答辩人一直不知情。余启胜及抒源童装店也一直未要求答辩人制作门头，答辩人成立至今一直诚信经营，通过答辩人的营业执照记载其经营范围为：广告设计、制作，打字、复印，证件快照#，可以看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包含门头的拆除及安装，答辩人仅是是制作部分喷绘及写真，并有长期合作的师傅，广告安装均是其负责。答辩人与受害人只见过几次面不可能也无任何权利要求其从事各项业务。答辩人在先前也从未安排人员替本案的被告三四或他人拆旧门头，按照交易习惯旧门头应当由定作人自行拆除，另在事故发生现场也并未发现制作的广告牌及喷绘，这一点就很不符合常理，按照原告在诉状中的描述拆除旧门头是为了安装新门头，那么当日应当将新的广告带到现场安装。但是纵观事故现场以及全部的聊天记录答辩人与余启胜、抒源童装店之间并未就订做广告的具体内容、大小及价格进行协商，本案各被告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做的陈述均为虚假。如果仅凭受害人是在拆除旧门头就将答辩人列为第一被告，那么所有的广告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这明显是不公平的。三、本案中受害人没有任何的资质，在作业时也并未进行安全防护。被告三、四作为在场人在施工的过程中应当提供安全防护，确保安全施工。根据调查被告三、四搭建雨棚的行为本身不符合相关规定，受害人作为常年在市场活动的主体也应当其是从事的是不被允许的行为，本案应由受害人与被告三、四承担全部的责任。四、原告诉请的金额过高不符合实际，在辩论阶段详细说明。五、原告在相关责任主体不明确，过错程度未确定的情况下，就申请了法院对答辩人的资产进行了保全，已经对答辩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我们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最后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刘可飞辩称：1、本案应为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死者岳付根承揽了被告三、被告四门头广告牌的拆除工作。岳付根以自己的设备、工具、技术、和劳力为定作人被告一完成广告牌的拆除工作，以广告牌的拆除为劳动成果，并由被告一直接支付报酬给岳付根。岳付根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是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其与被告三、四之间地位完全平等，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均不受被告三、四的安排，与被告三、四之间没有从属性。工作完成后由被告三一次性直接将报酬支付给岳付根。在加工承揽合同中需承担责任的当事人有两方，定作人和承揽人。本案中岳付根作为承揽人没有尽到自身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戴安全帽，没有栓安全绳，贸然的踩在一楼顶生锈的平台架上（根据王锡明的陈述），因平台架垮塌导致死亡，其本人应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被告三作为定作人，负有选任过失责任，应负次要责任。答辩人不是加工承揽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没有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被答辩人诉状中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被告二将受害人介绍给没有施工资质及安全保障条件的被告一从事具有一定危险程度工作，明显存在过错”，被答辩人的这种说辞，明显是套用加工承揽合同中定作人的选任过失责任定义。被答辩人一会儿说受害人是受雇于被告一，一会儿又给答辩人套上定作人的选任过失责任，法律关系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被答辩人的说法也反映了被答辩人对本案是加工承揽关系的内心确认。2、答辩人没有介绍拆除广告牌的工作给受害人岳付根。2020年7月份，被告一汪显亮打电话给答辩人，问答辩人义乌市场有两家要焊雨棚，问答辩人可愿意做。答辩人在被告一汪显亮的带领下到义务市场看了一下，回复因价格仅为70元每平米，价格低了不划算，拒绝接这个活。后在与岳付根一起干活谈心时提到义务市场焊雨棚的活，岳付根表示想干，干完当天的活后，答辩人就将岳付根带到被告一处。此后的事情答辩人就不知道了。岳付根出事后，经了解，其在干完原先的两家活后又受邀干了多家焊雨棚的活。这些活都是岳付根包工包料，按平方计价，并由岳付根与定作人直接结算费用的。完成焊雨棚的活几天后，岳付根又承接了被告四店面拆除广告牌的工作。从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来看。首先，答辩人只介绍岳付根焊两家雨棚，后期多家焊雨棚及拆除广告牌的事，答辩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去介绍；其次拆除广告牌发生在焊雨棚工作全部完成之后，中间有时间间隔，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后一个工作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没有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3、退一步说，假设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又假设答辩人是拆除广告牌工作的介绍人，法律也只规定了雇主和雇员承担责任，要求介绍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雇主和雇员有没有施工资质和安全保障条件，是双方在达成合意前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介绍人没有此义务。4、从事一定危险性工作中的安全保障是基本常识。答辩人与岳付根是工友，平时经常在一起干活，对于岳付根的个人能力是清楚的，焊雨棚的工作其完全能够胜任。焊雨棚的工作是包公包料的加工承揽，作为承揽人，岳付根应当注意自身的安全，这是从事一定危险工作承揽人的基本常识。而事实上岳付根在焊雨棚的过程中还比较小心，没有发生意外。后又承揽了拆除广告牌的工作，因疏忽大意导致意外发生，本身具有重大过失。5、答辩人介绍焊雨棚的工作给岳付根是一种好意施惠行为，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对于好意施惠，只要施惠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就无需承担责任。原告起诉答辩人的行为寒了雷锋的心，更有违社会的公序良俗。今年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都不景气，能接到活，对答辩人及岳付根都不容易，既然岳付根想要干焊雨棚的工作，答辩人就好意帮助引荐。如果贵院判决答辩人承担责任，以后这个社会还有谁敢做雷锋。综上，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 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辩称：第一，被告三余启胜与余昌宝为父子关系属实，只是在办理抒源童装经营部的营业执照时将经营者登记为余昌宝。实际经营人只有被告三，余昌宝另有工作单位，不参与店的经营和管理，也不是二个人共同经营。第二，被告一是具有广告装饰制作安装的资质，被告三选择被告一作为承揽方没有过错。第三，被答辩人在诉状中陈述:2020年8月8日被告三联系被告一为被告四制作广告牌，被告一承接此项业务后，在被告二的介绍一下，雇佣受害人岳付根为其拆除被告四的老旧广告牌。2020年8月15日，岳付根在拆除广告牌的过程中从阳台上摔下，致其脑部严重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答辩人对上述陈述的事实没有异议。第四，对被答辩人认为被告三、四作为广告牌的定作人的认识没有异议。第五，答辩人于受害人受伤当日垫付医疗费3030.78元。第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二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被告户籍信息、企业信息，证明：1、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说明原因、谈话笔录，证明：1、证明受害人岳付根在被告处进行拆除广告牌工作过程中摔下受伤的事实。2、证明受害人与被告一之间存在雇佣关系。3、被告一与被告三、被告四之间存在承揽关系； 证据三：医疗费发票、死亡记录，证明：1、证明受害人岳付根拆广告牌摔伤花去医疗费76052.22元；2、证明受害人岳付根摔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中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三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居委会并非是开具亲属关系证明的主体，其证明应当由派出所户籍部门开具。对于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的户籍信息、企业信息，三性没有异议，对于被告一的户籍信息和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被告一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和适格的被告，对于证明一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证据二接出警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从接处警记录的时间是十四点四十一分，并非案发当时，受害人是否并且上面记载的是做广告牌摔下摔伤，与原告起诉的内容不一致。对于证据二中的说明原因和谈话记录的三性均有异议，我们认为余启圣和刘勇作为本案的被告，其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作出的说明原因和笔录是不真实的，其作为本案的被告，必然会将相关的责任推卸到其他人身上。 对于证据三药费发票三性没有异议，对死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从死亡记录上没有办法看出受害人是在拆除广告牌的过程中死亡，其上面只记载的是坠落，致意识不清，半小时余入院。 被告刘可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当中的原告身份证的三性不持异议，亲属关系证明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被告户籍信息，企业信息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认被告二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 证据二，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证明被告二与受害人受伤摔伤死亡的事实有关联。对谈话笔录及说明原因中的余启圣所做的说明原因和谈话笔录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三明显在推脱责任，且本案到平桥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做笔录的人，还有汪显亮及与受害人共同一起干活的王锡明。原告方对这两人的谈话笔录，均未举证，有意回避，案件事实，其证据不具有完整性、客观性。 对证据三医疗费发票三性不持异议，但与被告二无关联性。对死亡记录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一。 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但强调以下几点:1、被告余启圣和余昌宝不认识受害人岳付根。2、被告余启圣于2020年4月22日租朱秀芳所有的位于义乌市场一期B1一18号一间门面，门头广告牌是以前房东的，不是被告余启圣的。3、被告余启圣于2020年8月8日同被告一即六安市裕安区艺点广告经营部汪显亮联系拆除老广告牌并安装新广告牌的，二者应属于承揽合同关系。4、被告一经营者汪显亮又雇佣其同学即被告刘可飞(又名刘勇)负责承包。5、被告刘可飞又安排其受害人岳付根和王师傅二人负责具体施工。6、被告刘可飞负责支付岳付根和王师傅的二个人的工资(不包括广告牌本身费用，只负责拆除、安装的费用)。被告刘可飞又同被告一汪其亮进行结算。而被告余启胜仅同被告汪其亮进行结算(包括拆除和安装广告牌费用和广告牌设计费用，制作费用，材料费用)。7、被告余启圣和其他人多人多次提醒受害人岳付根要戴安全帽，但受害人没有按照规定戴安全帽，致使头部摔伤抢救无效死亡。8、被告三为受害人抢救垫付医疗费3030.78元。 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但医疗费数额含被告余启圣垫付的3030.78元。 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彩钢瓦雨棚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受害人生前与王师傅二人合伙关系，两人采取包工包料的方式为义务小市场部分商户商户搭建彩钢瓦，并自行收取费用的事实。在受害人遭遇意外后，其合伙人向商户索要相关费用，证明两人为合伙关系，并非接受被告一的雇佣，双方并不存在人身及财产依附关系。 证据二：被告一与被告三的聊天记录、被告一与杨洋的聊天记录、被告一与被告二的聊天记录。证明:1、被告三在7月19日通过微信联系被告一要求被告一介绍人来做雨搭子，被告一介绍其同学即被告二。2、8月7日被告三再次联系被告一介绍人安装雨搭子。3、8月9日被告三向被告一表示其需要焊货架和楼梯截止到8月15日双方均未提及做新广告和拆除旧门头的相关事项。4、在案发的第一时间，杨洋询问被告一伤者的情况的时候，被告一明确表示：这个活我只是介绍人，并非雇佣。5、被告二刘勇在7月30日将受害人的号码发给被告一，被告三所做笔录均为虚假称述。 证据三：现场照片五张，证明现场照片足以反映，雨棚为新做，且一楼和二楼之间需要从外围进入，受害人在8月15日是受被告三四的雇佣前往焊楼梯和连接二楼的通道并非装新广告牌。与8月9日的聊天记录相吻合。 证据四：证明、微信聊天记录、营业执照副本。证明：1、被告一常年与王运成合作、被告一负责设计后，由王运成负责安装，不存在与受害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根据营业执照和实际情况，被告一只制作广告喷绘写真，并不包含原告所称制作门口安装等经营范围。 原告对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微信转账记录以及聊天记录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够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不能够有效证实受害人与王师傅之间是合伙关系，恰恰相反，被告一所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本案的受害人由被告一安排到被告三、被告四门店进行广告牌的拆除。 对证据二是关于做雨棚的相关聊天记录以及转账凭证，我们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不能证实拆除老旧广告牌是为了安装和焊接楼梯，在被告一提交的证据一里面，被告一在事故发生后再三询问被告三、被告四是否要继续拆除安装新的广告牌。 对证据四，对该份证明的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形式的合法性我们均持有异议。首先证明是由个人出具的，实际上属于证人证言，这个证人必须出庭，否则对其证言法院不应当采信。对于证据四中的聊天记录，我们认为同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虽然被告一可能有景昌合作的生意伙伴，但是不能说在本案中被告一雇佣受害人为被告三、被告四，安装撤除广告牌这个情况。对于证据四中的营业执照，我们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够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 被告刘可飞对艺点广告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我们不持异议，要强调的是，从这份我已经转账记录中，可以明显能看到，受害人岳师傅与各商户建立了加工承揽关系，各商户均将费用只直接支付给受害人。 证据二，聊天记录的三性不持异议，但正如原告所质证的，这些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聊天记录等均讲的是安装雨棚，与本案的拆除旧门头、旧广告牌无关联性。被告二也仅仅是介绍受害人安装雨棚，并未介绍受害人拆除旧门头。 证据三，三性不持异议，但可以看出焊楼梯和连接二楼通道，也与被告二无关联。 证据四，与被告二无关联性，我方不予质证。 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对艺点广告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三性均持异议，根据刚才我问被告的代理人，因为这个证据来源不是被告转账给这些商户的，我们没有看到被告调查途径和合法的来源，所以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从转账的记录来看，也无法证实受害人跟王师傅两个到底是不是合伙关系，这个证据也完全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对证据二，首先是被告一与被告三的聊天记录，整个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我们不持异议，但对被告一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从第一个证明目的来看，说明被告三涉及到广告装饰这些话，都是找被告一来做的。8月8日被告三就跟被告一联系了装门头、换广告牌子，涉案地点是一个小市场，有统一管理，更换门头需要向物业申请，在事发之前的八月十二号被告三就向物业办提交了申请，在发生事故之前物业办的人已督查安全质量问题，告知安全事项。 对证据三现场照片我们不持异议，但对它的证明目的我们持有异议。被告三雨棚安装在先是事实，但安装楼梯不符合事实，当天就是为了安装广告牌才进行广告牌的拆除。 对证据四，对证明和微信聊天记录三性均持异议，同意原告代理人的意见，证人证言应当当庭出庭作证，微信聊天记录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所全部还是部分的，完整性无法我们无法证实，对营业执照三性不持异议，同时证明被告一在广告制作、安装方面具有资质，被告一不仅负责广告牌的制作，也负责安装工作。 被告刘可飞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王某在派出所所做笔录，证明拆除工程是受害人自行承揽的，且工具是受害人自己提供，受害人自行到被告三门市部做拆除工作；受害人因站在一楼顶平台架，平台架生锈垮塌导致受害人伤重不治身亡，受害人本人具有重大过错。在受害人拆除广告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醒其采取安全措施。2020年7月，受害人曾找王某，与他一起在义乌市场做雨棚电焊。 证据二：证人证言，证明：1.拆广告牌与装雨棚是两个不同工作，中间间隔三天，被告二只介绍了装雨棚的工作，并未介绍拆除广告牌工作，被告二对受害人岳师傅为被告三做楼梯修改货架的工作不知情，说明被受害人拆除广告牌及其他工作，与被告二的介绍没有关联性。2.受害人在工作过程中，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其本人应对自己的受伤及死亡负主要责任3.拆除广告牌的工具及材料，都是由岳师傅自己提供的，明显这是一份加工承揽合同。 原告对被告刘可飞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我们不持异议，但是该份证据不能够达到被告二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不能证明被告一与受害人之间是承揽关系。受害人在本案中仅仅是提供劳务，然后自己带来一些简单的工具，不能仅仅以受害人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带了一些辅助工具，就以此认定为双方是承揽关系，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被告二所提供的该份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受害人因为拆除广告牌，从二楼摔下导致其死亡的事实。 对证据二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就是该份证言不能达到被告二的证明目的。1这个证言不能证实被告三与受害人之间已形成了这种承揽关系，受害人只是带了一些简单的工具，主要提供劳务，他只是完成把广告牌拆除，并不是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成果，这个先与承揽关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2岳师傅他不存在过错，过错主要是在雇主，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和安全的提醒和保障的义务，应当雇主承担最主要的责任。3证人证言恰恰证明了本案的受害人月是福，就是因为在拆除广告牌的过程摔下直接导致死亡的 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对刘可飞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三性均有异议，因为谈话笔录上面并没有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 对证据二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没有异议，但是通过被告二的证人证言，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原告所提供的被告三、刘勇的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做的笔录是虚假的。本案应当依据出庭经过质证的证言来加以定案。第二点，从证人证言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受害人是一个独立的经营个体，其自行准备材料和工具，并且自行收费。通过刚才证人的陈述，明确本案的证人甚至不认识被告一，那么何来雇佣关系。通过刚才证人的陈述，我们看到受害人和证人在本案被告三被告四家中不仅做了雨棚，还修复了货架和楼梯，难道认为修复货架和楼梯也是由被告一雇佣的吗？第四点，受害人当天在七点多钟，就已经到达了事故现场，而且明确地陈述了，只要把架子做完他们就完成了工作，我们认为即使是做新广告牌，那么这两项工作也是可以完全分开独立的。第五点，受害人自己在未系安全绳未戴安全帽的情况下进行作业，被告三、被告四作为在场的管理人，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认为本案的所有损失应当由受害人与被告三、被告四所分担。 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对刘可飞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三性无异议，从王某陈述中明确提及2020年8月14日，受害人说有家广告牌老旧需要拆除换新的。 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被告二的三个证明目的，同意第二个证明目的，另外两个不认可。证明目的一与三相互矛盾，从证明目的三，拆广告牌是为了安装新广告牌，广告牌不是受害人、王师傅制作的，王师傅是从受害人处领工资、听从其安排，他不认识被告一不能证明受害人的工作不是被告一安排的。王师傅的证人证言也不能说明被告三所做笔录是假的。 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原件当庭核对，但需保留)。证明目涉案门头广告牌所在的房屋是被告三于2020年4月22日租用朱秀芳的房屋，原门头广告牌不是被告三制作安装的。 证据二、交易记录清单。证明目被告三是六安市裕安区抒源童装经营部的实际经营人，只是办理营业执照时的经营者登记的是被告三儿子余昌宝的姓名，余昌宝在另一个单位从事会计工作，不参与店子的经营业务。 证据三、艺点广告帐单和微信截屏。证明被告三儿子余昌宝在另一个单位从事会计工作，该单位有关广告装饰等业务也是余昌宝与被告一的汪显亮老扳联系，具体业务项目是通过微信联系确认，报酬是完工后付款。 证据四、艺点广告帐单和微信截屏。证明:①被告三平时有关广告装饰等业务均与被告一汪显亮老扳联系，也是先干事后付报酬；②被告三是于2020年8月8日与被告一汪显亮老扳联系涉案门头广告牌的拆除和新门头广告牌的安装，并问被告三门市部的门头号，被告三微信告诉被告一汪老板是18号。 证据五、申请和证明二份及证明人程帮胜身份证复印件。证明:①根据义乌小市场管理的要求，被告三在门头拆除和安装前，于2020年8月12日向小区物业办程经理送交了申请。这份申请正是2020年8月8日被告一与被告三在微信中说的所谓在搞那个动火证所需要写的申请。这个申请也是在被告一汪显亮老扳的办公室写的。②该申请证实:义乌市场一期B1栋18号门头拆除和安装，都有安装方提供，垃圾和安全都是安装方自行承担。③程经理收到了这份申请，且在2020年8月15日施工当天二次告知受害人岳付根采取安全措施。 证据六、证明四份。证明:义乌市场物业办程帮胜经理及被告三商户附近的其他商户陈昌勇、罗会斌、高绪亮均要求或提醒受害人要戴安全帽，但受害人认为不高而没有戴安全帽。 证据七、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受害人受伤当时紧急入住六安世立医院后，被告三为受害人垫付医疗费3030.78元。 证据八、微信截屏。证明2020年8月14日晚18时受害人岳付根微信转账280工资给王师傅。 原告对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证据一三性我们不持异议。 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我们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实被告四的经营者余昌宝没有实际参与经营，即便没有参与经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实际经营者与挂靠单位之间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不能有效证明被告四的经营者余昌宝没有实际经营该门店，对其他的证明目的没异议。 对于证据四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 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没有异议，第三点有异议，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孙经理到现场提醒受害人采取安全措施。 对证据六的三性持有异议，我们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证据七、八的三性没有异议 被告艺点广告经营部对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工商登记与内部约定不一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且证据二、证据三是相互冲突，余昌宝不是实际经营人，那么为什么会主动找被告一制作广告。 证据四艺点广告的账单，时间全部在事故发生之前，按照被告三、被告四的举证，报酬是完工后付款，那么应当在8月15日之后双方应该还存在转账记录，但是我们从被告三、被告四的举证中并没有发现，更加印证了受害人是受被告三、被告四的雇佣。 对证据五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这份申请上，没有看到任何和被告一有关的信息，并且在申请中明确记载，B1栋18号楼门头的拆除和安装，都由安装方即本案的受害人自行承担，与被告一无关。 证据六，三性没有异议，刚好能够反映出受害人在作业是存在过错。 证据七，三性没有异议。 证据八，转账凭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这份转账记录明确可以看出，受害人曾经给本案的证人转账，证明他们是在市场中独立经营的个体，并不是受雇于被告一。 被告刘可飞对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三性不持异议，但要强调的是装饰装修属于承租方的权利，因此门头广告牌的拆除及安装应当由被告三四自行完成，并承担此过程中的责任。 对证据二，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且达不到被告三的被告三、被告四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三三性无法确认均有异议。 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与被告二的关联性有异议。 对证据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 对证据六、七无异议； 对证据八，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根据证人的证词，该280元是原先做雨棚子的钱，非制作广告牌的工资。对被告三、四提供的所有八组证据，我们认为均与被告二无任何关联性。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二中的接警情况登记表三性予以认定、对说明原因，因该说明系余启胜出具，其作为本案被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其说明不予认定，对王锡明的谈话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刘可飞及余启胜的谈话笔录真实性，本院将结合本案案情予以认定；对证据三予以认定；二、对被告艺店广告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四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刘可飞提供的证据一、二予以认定；对被告余启圣、抒源童装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二、三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账单及微信时间均发生在事故以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五、六、七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八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该280元系事故前证人同受害人焊接雨棚的款项。 经庭审举证、质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汪显亮系艺点广告经营部经营者；刘可飞系汪显亮同学；抒源童装经营部的经营者系余昌宝，余昌宝与余启圣系父子关系。2020年8月15日上午7时左右，案外人王锡民应受害人岳付根的要求租赁两副脚手架，两人一起为被告抒源童装经营部拆除老旧广告牌，岳付根准备将隔断的旧广告牌推下来，但其踩到的平台架塌掉了，随即岳付根和广告牌一起掉下来。岳付根摔下后，立即被送往世立医院抢救，后经救治无效死亡，其住院治疗共支付医疗费76052.22元，余启圣垫付医疗费3030.78元（其中有2000元包含在76052.22元中）。 另查明：事故发生前，汪显亮应余启圣要求，介绍刘可飞为抒源童装经营部搭建雨棚，但刘可飞认为利润不多，就将给笔生意介绍给岳付根施工。岳付根在搭建雨棚后又为抒源童装经营部焊接了楼梯和货架。 本案争议的焦点：受害人岳付根与谁形成雇佣关系？以及双方责任的划分问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佣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从庭审调查以及原、被告的举证、陈述来看，原告认为汪显亮经刘可飞介绍雇佣受害人岳付根为抒源童装经营部拆除老旧广告牌的事实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与受害人一起干活的王锡民（即本案证人）并不认识汪显亮，而汪显亮也从未向受害人及王锡民支付任何劳动报酬；2、原告诉请汪显亮承担责任的依据系刘可飞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做的笔录，但在庭审中本院询问刘可飞，其如何知道“是汪显亮叫受害人拆除抒源童装经营部广告牌”而刘可飞陈述“到底是谁让受害人去的，我也不清楚，我是事后在医院听余启圣说的”；3、从艺点广告经营部及抒源童装经营部提供的证据来看，汪显亮仅为余启圣介绍他人为其搭建雨棚，而受害人在搭建雨棚后继续焊接楼梯、货架及拆除老旧广告牌等事宜，汪显亮并不知情；而抒源童装经营部仅提供事故发生前其与艺点广告经营部存在的业务往来证据，其是否与汪显亮关于定制门头广告事宜达成合意以及汪显亮雇佣受害人为其拆除老旧广告牌的事实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汪显亮及刘可飞在本案中仅系介绍人身份，受害人与其并不存在雇佣关系。综上，受害人在为抒源童装经营部拆除老旧广告牌时摔下致死，该事实客观存在，双方之间雇佣关系成立，抒源童装经营部应为受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受害人在从事危险作业时未戴安全帽和安全带及未采取其他安全措施，未能注意自身安全，存在过错，应承担40%责任。综上，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经本院核算为：医疗费76052.2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元（30元/天×3天）、营养费90元（3天×30元／天）、护理费406.62元（3天×135.54元／天）、误工费518.43元（3天×172.81元/天）、死亡赔偿金750800元（37450元×20年、精神抚慰金酌定为60000元、丧葬费39518.5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及误工费酌定为3000元，共计930475.77元；被告抒源童装经营部应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的60%，即558285.46元（930475.77元×60%），比除已垫付的3030.78元，应支付555254.6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六安市裕安区抒源童装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郭本芳、岳亮、岳静各项经济损失计555254.68元； 二、驳回原告郭本芳、岳亮、岳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00元减半收取6600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9620元，由被告六安市裕安区抒源童装经营部负担6620元，由郭本芳、岳亮、岳静负担3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红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婉倩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抚慰金。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