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15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男，1956年2月1日出生，汉族，忻州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宿某，山西卓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男，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某因与上诉人吕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宿某，上诉人吕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上诉请求：1、依法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吕某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争议金额约200000元，具体金额须实际履行时方可确定）；3、二审诉讼费由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不当。具体理由：1、《合作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亏损由甲方（吕某）单独承担”，即梁某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享有固定回报或收益，这与投资关系本质“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明显相悖；2、投资主体出资后，依法享有经营决策权、知情权、选择管理者权及监督权等，而梁某并未参与矿山（公司）经营，亦无上述权利；3、《合作协议》的目的为双方共同购买公司资产，但梁某出资后，吕某并未将梁某列为公司股东，也未进行工商登记，亦无股东出资证明，现标的公司的股东仅为吕某一人，梁某并非公司股东，亦不享有股东权利;4、合作协议期限为一年，不符合公司长期存续经营的特点；5、吕某在2019年3月30日与梁某的微信记录内容为“第一步：2019年15日退还170万本金。第二步：5月底退还剩余本金”，该“本金”之称谓表明吕某认可投资款为借款，该情形与梁某陈述的事实一致。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本案系典型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情形，根据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审判实践，应当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投资款应当认定为本金，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合伙协议纠纷。二、吕某应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1、梁某一审庭审陈述及证人出庭证言均可证实，吕某承诺按本金的50%支付利息，该利息远高于梁某一审主张的24%；2、吕某与翁祖安签订的《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未支付的转让款按月息两分计算利息，而从吕某支付翁祖安转让款的时间来看不排除系利用梁某的投资款购买公司的可能性，显然本案中梁某名为出资实为吕某向梁某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故梁某要求吕某按年息24%支付利息合理合法；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现梁某请求吕某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报价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梁某的上诉请求。吕某辩称，1、双方之间属合伙关系，并非民间借贷，一审认定并无不当。2、双方合作之初是共同出资购买铝土矿，且梁某在打款时备注信息也为投资款，并非借款。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吕某在此处所说的本金并非民间借贷意义上的本金，8月底结算的是股份营收，并非结算利息，只有具备投资性质结算的才是股份营收，故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关系。3、本案的实质是吕某在购买铝土矿的过程中因开采手续不全，相关手续一直处在办理中，故造成合作延期。梁某见合作延期，当下收不回投资款，便要求撤回投资，进而引起本案讼争，本案实质系合伙协议纠纷。4、《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固定收益，所以不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问题。5、吕某从未答应将投资款转为借款，更未答应给其按年利率24%付息，双方并未就利息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或书面协议，故梁某认为吕某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是错误的。6、双方合伙事务未清算，双方系多年的合作关系，吕某也在梁某处投有款项，并有相关设备在梁某处未拉回，双方首先应将彼此往来帐单进行核对清算后，才能返还投资款，进行盈余分配和亏损承担。综上，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吕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0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梁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吕某与梁某合伙事务尚未终止且未进行清算，梁某无权撤回投资款。双方虽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合作期限，但在实际合作过程中由于铝矿开采手续不全，吕某一直在积极的办理相关手续，目前已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环评手续，尚有绿色矿山恢复治理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应急预案的手续也在办理中。正是因办理上述手续才造成合作期限的延期，故双方的合作事务并不因原定的合作期限届满而终止，所以在双方合作事务尚未终止且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梁某无权撤回投资款。二、双方合伙事务终止清算后只存在盈余分配和亏损承担的问题，故本案不存在支付利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梁某辩称，一、《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为一年，至2019年1月31日已经期满，不存在延期之说。对于吕某诉称的办理相关证件，我方一概不知。二、《合作协议》签订之后梁某并未参与矿山的经营，合作协议中所涉及的铝土矿和以该资产设立的公司股东中没有上诉人，我方一审出庭证人证言足以证实。三、《合作协议》约定双方按实际投入所占股权分配，如果亏损由甲方（吕某）单独承担，该约定的实质为梁某只享有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这一点明显不同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投资合作本质，也根本不存在吕某所诉称的合伙清算及亏损承担问题，因此本案属于典型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情形，法律关系应当为民间借贷，吕某诉称的合伙事务及一审判决认为的合作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四、合作协议约定梁某占有矿山15%的股权，双方按实际投入所占股权份额实行分配，可以确定梁某享有不低于15%的固定收益，合作协议到期后吕某与梁某多次协商时均确认420万元为贷款，其承诺按照年息50%支付利息，一审我方证人对此进行了证明，故我方要求其支付年息24%的利息不违反双方约定，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付利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支持我方上诉请求。梁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吕某立即归还梁某借款本金420万元；2、吕某按照年息24%的标准向梁某支付收到款项起至归还完毕止的利息（其中370万元从2018年2月12日起算，50万元从2018年4月26日起算）；3、诉讼费用由吕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12日，梁某与吕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黄平县重安镇王家寨铝土矿，梁某出资400万元，吕某出资2750万元，梁某占15%的股份，吕某占85%的股份。梁某于2018年2月12日前将出资款汇到吕某指定账户，吕某负责矿山的日常营运和管理，梁某负责协助吕某管理。矿山产生利润后，双方按照实际投入所占股份份额实行分配，如果亏损由吕某单独承担，合作期限从吕某收到梁某出资款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该协议签订当日，梁某转账支付吕某100万元，王万西转账支付吕某170万元，梁名青转账支付吕某50万元，马学武转账支付吕某50万元。2018年4月26日，梁根和经马林花账户转账支付吕某指定收款人李明兰50万元，共计420万元。吕某在收到上述投资款后，并未生产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梁某与吕某之间属合伙关系。双方所签合作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根据双方约定，梁某履行了投资义务后，按照实际投入所占股份份额实行分配，如果亏损由吕某单独承担，由此可认为，在双方合作期间，梁某只参与盈余分配，无需承担投资风险。但在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时，吕某所购买的黄平县重安镇王家寨铝土矿经营所需的各项手续仍在办理中，并未实际经营产生利润，故合作期限届满时，吕某应返还梁某投资款。关于2018年4月26日户名马林花账户转账支付户名李明兰50万元是否为投资款，梁某陈述李明兰系吕某指定收款人，吕某辩称该50万元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从吕某提供的其向翁祖安付款回单看，从2018年3月5日起至2019年11月16日间吕某都是经户名李明兰账户向翁祖安转账，且吕某未提交证据证明该50万元转账与本案无关，由此可认定2018年4月26日户名马林花账户转账支付户名李明兰50万元，实际收款人系吕某，该50万元系投资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梁某投资款金额为420万元。关于梁某主张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因双方并未就利息达成一致，梁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利息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认为，截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吕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梁某投资款4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37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400元减半收取20200元，由吕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一审判决吕某给付梁某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联合体。本案中吕某与梁某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矿山产生利润后，双方按实际投入所占股权份额实行分配，如果亏损由甲方单独承担”，该约定为保底性质的条款，违背了合伙应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原则，不符合合伙法律关系的特征，故双方之间名为合伙，实为借贷，本案应按照借贷法律关系处理，本案案由亦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梁某提出的该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支持。二、关于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改前）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吕某与梁某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梁某占有矿山15%的股权，双方按实际投入所占股权份额实行分配”，矿山产生利润后，双方按实际投入所占股权份额实行分配”，但矿山没有经营未产生利润，故该约定视为对利息约定不明。《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后，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退还本金的时间进行了协商，对如何计算利息亦未进行明确约定，故梁某主张从吕某收到款项之日起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吕某从收到梁某资金之日计算利息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修改前）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吕某与梁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达成归还本金的方案为“第一步：2019年4月15日退还170万本金。第二步：5月底退还剩余本金”。据此，吕某至迟应在2019年5月31日向梁某退还全部本金，但吕某逾期未退还本金，故其应自逾期之日即2019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梁某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因本案是2020年8月20日前受理的案件，故不适用该规定，梁某上诉请求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吕某关于本案不予支付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吕某主张与梁某之间还有除本案之外的其他合作事务应一并结算，因不属本案审理范畴，故本案不予处理，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梁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07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吕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梁某420万元整；三、上诉人吕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梁某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4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诉人吕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400元，减半收取20200元（梁某已预交20200元），由吕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700元（梁某已预交4300元，吕某已预交40400元），由上诉人梁某负担2000元，由上诉人吕某负担42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建荣审判员 刘海霞审判员 王婵英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梁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