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8行赔初3号原告王丽云，女，1954年9月3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王淑林，原告之女。委托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墨林，男，1985年2月5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栋林，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王淑林，原告之姐。委托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秀林，女，198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翠林，女，198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王淑林，原告之妹。委托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淑林，女，198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和兴，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静文路**。法定代表人刘洪庆，局长。委托代理人许其彬。委托代理人尚绪飞。原告王丽云、王墨林、王栋林、王秀林、王翠林、王淑林诉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秀林、王淑林、王墨林及委托代理人李连进、和兴，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的负责人张奎清，委托代理人许其彬、尚绪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6月11日上午11时许，王吉有在静海泰禾世家西门附近在没有任何违法事实的情况下被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西城派出所民警带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民警未出示执法证件，也没有说明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造成王吉有精神恐慌，加剧了对其身体造成的损害。到派出所下车时王吉有不同意去，是被强行拉下车后被限制在派出所中厅不准离开，还派人监视防止逃跑。王吉有和办案警察发生了短暂言语冲突，监视人员未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程序违法。在王吉有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公安机关不让其吃饭，饿其身体，其在派出所当天从11点到2点死亡期间没人让其吃饭，监管王吉有的人员看管期间玩手机，对王吉有的话语和动作无动于衷，公安机关没有顾及王吉有的死活，事实也是王吉有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死亡，后送去医院抢救，不是人道主义的救助。公安机关始终不允许家属见面，直到送去殡仪馆后，家属才发现受害人已经死亡。家属发现王吉有身上有伤痕、有血迹，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的出警行为有明显过错，和王吉有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将王吉有带至派出所后，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而派出所的监控视频显示，根本没有人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王吉有严重磕碰头部不省人事后也没人过来查看、救助，更没有对其是否达到醉酒做任何调查和测试。故王吉有的死亡系公安机关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且没有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和及时抢救导致的，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9月3日作出静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请求撤销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作出的静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2、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649220元；3、请求判决被告参照天津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支付王丽云生活费至死亡，暂计算至80周岁为369000元；4、请求判决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300000元。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韩国皮肤管理中心和服务员的录像视频，证实王吉有躺在泰禾世家门口不是经常性情况，2019年6月11日路过男子从超市购买矿泉水送给王吉有，公安干警并没有对其进行救助。2、原告王淑林与泰禾世家保安田某的对话视频，证实保安之前与王吉有聊天，知道其儿子在博林理发馆工作，但6月11日公安机关救助王吉有时并没有继续询问其家属情况，没有正确联系家属，存在过错。3、泰禾世家保安视频，证实王吉有能正常交流，说话。4、王吉有2019年6月12日在医院的视频，证实王吉有从派出所到医院，头部有受伤，民警对其看护疏忽大意导致。5、2019年6月12日原告与护士通话录音，证实王吉有被送达医院前已死亡。6、2019年6月11日录音，证实家属知道王吉有死亡是通过打医院的电话得知的。7、2019年6月11日录音，证实16点58分公安机关仍未告知家属王吉有死亡情况。8、医院病历、随车记录，证实当天14点31分，急诊医生到达派出所时王吉有已经院前死亡。9、王吉有照片9张，证实其到达医院后发现有新伤。10、派出所现场照片4张，证实民警拉走王吉有时说给他找个床休息，派出所内也有床，却让王吉有躺在铁质躺椅上导致受伤死亡，同时派出所内有监控，却拒不提供有王吉有头部视频的资料。11、辅警单独执法示意图，证实公安机关让辅警单独看管王吉有，执法程序错误。12、公安机关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证实公安机关违法。13、《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十条，证实了辅警的工作职责是辅助性工作。14、案例判决书一份，证实公安机关不履行或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辩称，2019年6月11日11时许，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西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泰禾世家小区西门发现一男子躺在地上，要求出警处置。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王吉有躺在地上，经询问，王吉有称没有家，且不配合民警，无法核实真实身份，期间民警给其提供了饮水。现场居民反映该男子多次醉酒躺在此地无人管。民警考虑其醉酒且无法联系家属，为防止发生意外，将其架上警车带回派出所醒酒。途中，王吉有带有侮辱性言语，但民警始终语言文明规范，无殴打、侮辱等行为。到达派出所后，民警将其安排在派出所中厅西侧长椅上休息，并由辅警看护，至14时许，看护辅警发现其异常，立即通知民警及派出所领导，并拨打120急救。静海区医院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达派出所后，对王吉有实施了抢救，随后将其送往区医院。经抢救无效，王吉有死亡。因家属不同意尸检，现死因不明。综上，被告认为对死者王吉有进行了救助，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形，原告要求赔偿的理由不成立，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侵犯人身权的情形。请求静海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事实证据。第一组：1、《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记录2019年5月16日11时40分，群众报警称静海区南纬路东段鸡公虾婆火锅店门口一名男性疑似醉酒躺在地上，派出所民警将其带回所里，当天14时32分，该酒醉男子自行离开。2、《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记录2019年5月16日19时44分，群众报警称上午酒醉男子又来了，派出所民警再次出警处置，进行救助。3、《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记录2019年6月11日11时4分，群众报警称在静海区泰禾世家西门，有一人倒地不起，后派出所民警赶到将醉酒人员带回所里醒酒，后王吉有在所内发病，经120抢救无效死亡。以上证据证实民警三次救助王吉有的行为，其中第三次醉酒严重，也没有找到家属，带回派出所醒酒。第二组：1、许某的询问笔录，报警人。描述6月11日上午她看到一男子躺在小区门口斜坡上，头朝下，她让男子起来，男子起不来，让他回家，他说没有家。后许某打电话报警，十分钟后警察赶到，询问这个人情况，他说不清楚，警察把他的头转过来，继续询问，没有结果，最后和保安一起把该男子抬上警车。当时这个男子还说：“你们抓我呀”，警察回答：“不是抓你，是怕你有危险”。2、张某1的询问笔录，报警人同事。描述6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一个喝醉的老头躺在泰禾世家小区西门门口南侧的坡上，头朝下躺着，后她与同事许某上前帮助，也没坐起来，问“为什么躺在这，家是哪里的，是不是不舒服，怎么不回家”，该老头回答“我哪有家呀”，就哭了起来。她与同事给了老头一个西红柿，老头还说了“谢谢”，之后她同事许某报警。民警赶到后，把老头搭起来，但是老头自己还是坐不住，就把他头冲东放在地上躺着了，老头也不空头了，民警给了老头水喝，老头还问民警“你们抓我啊”，警察回答：“不是抓你，是怕你有危险”。民警回答完把老头搭上车。3、田某的询问笔录，其为泰禾世家小区保安。描述6月11日上午王吉有喝醉躺在小区门口，至警察带他走的过程。田某是该小区门卫保安，十点半左右王吉有先是坐在小区门口，后其离开，再回来的时候王吉有头朝下躺在斜坡上，周围群众报警后警察赶到。警察询问其家住哪里，他说没有家，后来警察说把他带回派出所查查住址，他就开始骂街，后警察将其带走。4、张某2的询问笔录，其为泰禾世家小区保安。描述6月11日上午王吉有喝醉躺在小区门口，头朝下躺在斜坡上，后警察赶到将其带走，张某2作为保安还帮助民警把他抬上车。5、胡某的询问笔录，其在泰禾世家物业工作，描述2019年6月11日喝醉酒的男子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来过该小区，也是喝醉酒在物业办公室楼下躺着，当时有人打120将其拉走了。6、杜铁林的询问笔录，该人是王吉有在静海的住处的邻居，他描述静海镇联盟南路交通楼4排5号是王姓东北老头居住，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其大儿子一家两个月前去石家庄做生意了，二儿子判刑，平时二儿媳妇、大闺女、老闺女及姑爷来这里，他老伴不住这里，他经常打老婆。王姓老头爱喝酒，一喝就多，且老头心脏有毛病，2019年的春节前后住院做过支架手术。在半个月前老头摔伤了头部，缠着绑带，周围邻居都知道，但在摔伤后，脸色不正常，也不能跟邻居们交谈。7、宋婷婷的询问笔录，该人是静海区医院医生。描述了2019年6月11日出急诊到西城派出所，有一男子躺在椅子上，进行抢救，心电图线已经直了，表示此人心跳停止，后把他抬到急救车进行抢救，并送往医院。医生处置过程中未看到外伤。8、闫建明的询问笔录，该人是120急救车司机。描述当天抢救过程，其负责开车，因此未注意到急救车内情况。9、靳庆荣的询问笔录，该人是区医院急诊护士长。描述当天急救车把王吉有送至医院后，她参加抢救，当时呼吸心跳停止、大动脉波动消失，意识丧失，抢救了约35分钟，仍无法自主呼吸，宣布死亡。10、乔佳琪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该人在鸡公虾婆火锅店打工。2019年5月16日他拨打过两次报警电话，上午11时左右，一个醉酒的老头躺在饭店门口骂街，报警后警察将其带走。晚8时左右，这个醉酒老头又来了，骂一桌客人，怕影响生意，又打电话报警，警察将其带离。根据乔佳琪的辨认，该醉酒老头为王吉有。11、王淑林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2日公安机关书面询问家属是否进行尸检和死亡原因鉴定，王淑林表示家属了解公安机关一直要求做这个鉴定，但全部家属都不同意尸体检验，认为尸检不符合老家的习俗。家属认为公安机关要求做解剖鉴定是转移责任，其父亲在派出所死亡，派出所应该承担责任。12、马保应的谈话笔录，该人为派出所民警。描述2019年6月11日出警处理王吉有醉酒一事的经过，把人带回派出所醒酒，并指派辅警照看，中午12点多马保应还看到他睡着了打呼噜。下午两点多辅警报告发现异常，喊他没有反应，赶紧拨打120抢救，并送往医院。在处理该警情过程中全程有执法记录仪拍摄。13、刘连伟、吴长义、田鹏昆、郭春义的谈话笔录，该四人为派出所辅警。描述了当天出警处置、看护醉酒的王吉有等相关情况。以上证人证言证实了派出所处置警情的经过，王吉有当天喝醉情况，以及其平时生活状况。第三组：天津市急救中心电话受理登记，证实王吉有救治情况。第四组：2019年6月11日静海区医院病历和2018年8月29日至9月12日住院病历，证实王吉有6月11日抢救情况及此前患病手术情况，王吉有此前患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第五组：电子数据资料。包括泰禾世家小区门口民警执法记录仪视频及西城派出所一楼和院内监控视频，证实民警救助王吉有全过程中无任何违法或不当行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1-5，许某、张某1、田某、张某2、胡某的证言认可，证实王吉有处于危难之中，需要救助，公安机关依据《人民警察法》第21条实施该救助行为是其法定的义务。对6杜铁林证言的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现场情况和视频资料可以看出王吉有伤情已经恢复，是因为公安机关救助过程中疏忽大意、程序违法，造成其身体、头部多次磕碰，又没有及时发现才造成其死亡的严重后果。对7-9宋婷婷、闫建明、靳庆荣的证言认可，证实王吉有在院前就已死亡，并没有因抢救恢复过来。对证言10、11没有意见。对证言12、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辅警郭春义在此之前曾救助过王吉有，也到王吉有儿子的理发店联系过，但本次救助时郭春义出警却没有联系家属。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其应当证实王吉有属于院前死亡，医生在到达派出所抢救时已经死亡了，应以医院出具的记录为准。对第五组证据有异议，从执法记录仪和视频监控中均可见王吉有头部多次磕碰，证明被告在救助过程中没有尽到保护义务。且派出所的监控视频角度有问题，缺少头部的影像部分。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不认可，公安民警出警时因王吉有身边有水，民警给他喝并将其带至派出所，履行了救助义务。对证据2不认可，民警履行了询问核实身份的职责，王吉有说没有家人，并且不配合询问，才带至派出所醒酒。对证据3认可。对证据4-7、10、12不认可，因其来源不明。对证据11不认可，救助行为非执法行为，辅警看护不违反程序规定。对证据13、14不认可，不能作为依据及本案的借鉴。对证据8、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做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10与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基本吻合，并无矛盾，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1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及案例不适用于本案。被告提供的五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其证人证言与视频资料互相吻合，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王丽云系死者王吉有之妻，王墨林、王栋林、王秀林、王翠林、王淑林为死者王吉有之子女。2019年6月11日上午10时35分许，泰禾世家小区西门一名男子穿白色背心长裤，手拿着蓝色半袖上衣，与保安交谈后躺在门口地上。11时2分，公安静海分局西城派出所接报警称在静海镇泰禾世家小区西门有一男子躺在地上，要求处置。11时12分民警带领辅警出警并用执法记录仪开始摄录，11时15分抵达现场，发现王吉有头朝下躺在小区西门地面上（有坡度），民警将其扶起并靠到花坛边，11时16分因王吉有坐不稳磕碰头部一下，后民警将其扶起让其头向上躺在地上。民警对其询问，11时17分王吉有说“喝多了，醒酒就没事了”，民警问其喝了多少，回答是“四两”，后民警问“你住哪，我把你送回家，有子女什么的吗”，王吉有说“我没有家”。11时20分王吉有情绪激动哭了，其不配合民警询问，无法核实身份。11时21分民警决定将其带回所里醒酒休息。11时23分民警对王吉有说“我们是派出所的，先喝点水，跟我们去派出所”，并给王吉有喂水，王吉有喝水后还说了“谢谢”。后民警继续安抚其情绪，说“跟我们回派出所休息”，王吉有说“抓我啊”，民警回答“不是抓你，是帮助你，躺在地上太危险，车啊什么的”，现场群众也开始劝导其跟民警走，保安帮助民警将其抬上车。11时24分警车开动，11时29分抵达西城派出所院内，期间王吉有跟民警一直交流说话，情绪激动。11时30分左右民警将其安置到派出所中厅的长椅上醒酒休息，并派一名辅警看护。约11时49分，王吉有坐起来，至12时7分，王吉有头向另一侧继续躺着休息。由于两个角度的监控视频时间有几分钟差距，因此其最后一次躺下的时间在12时7分到12时24分之间。之后王吉有一直躺着没有再起来。约14时25分，看护辅警发现异常，拨打120急救电话，约14时37分静海区医院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达西城派出所对其进行抢救，随后拉至区医院急救，抢救35分钟后仍不能自主呼吸，宣布死亡。2019年7月3日六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赔偿数额3338220元。2019年9月3日被告作出静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2019年5月16日，王吉有曾因醉酒在公安静海分局西城派出所内休息醒酒。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的行为是否违法；2.王吉有的死亡原因、被告的行为与王吉有的死亡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公安机关在接到报警后，对处于危难情形的公民进行救助是其应尽的义务。本案中，公安民警在接到群众报警后，出警并对躺在地上的王吉有进行询问，无法确认身份和联系人、、地址后从泰禾世家小区门口将其架上警车带至派出所中厅躺椅上休息醒酒，整个过程未采取强制性约束措施，属于救助行为。在处置警情过程中，因王吉有酒后不配合询问，但并无昏迷或可见的受伤，与群众和民警均有对话交流，在此情况下民警未将其送往医院而是带至派出所休息，并无不当，亦符合《公安机关现场执法指引》（公法[2018]665号）关于救助醉酒人员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原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公安机关适合继续盘问的规定》第三条、第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适用于对违法嫌疑人的行政处罚或其他强制措施处置中，不适用于本案的救助行为。争议焦点二，依据静海区医院病历、随车记录，证实医院抢救无效宣布王吉有死亡，但死因需等待法医鉴定。因原告不同意对死者进行死因的法医学鉴定，至案件审理中仍无法确认死因。依据被告处置王吉有警情的全过程视频及资料，结合王吉有与群众、民警的互动和表现，其被带至派出所，坐或躺在中厅长椅上醒酒的行为与其死亡结果没有必然关联性。原告认为被告将王吉有带回派出所的救助行为阻断了其获得其他救助的可能，凭该项猜测不能认定被告的救助行为与王吉有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原告认为其存在因果关系应至少提供法医学鉴定结论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鉴定死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争议焦点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构成行政赔偿需要满足四个要件：一是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违法；三是违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害的结果；四是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被告实施的救助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且损害结果与救助行为之间不能确定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不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综上，本案被告对于王吉有的出警处置行为属于救助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王吉有的死亡，因原告不同意进行法医学鉴定，死亡原因无法确定，亦无法确认王吉有的死亡与被告的救助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丽云、王墨林、王栋林、王秀林、王翠林、王淑林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英人民陪审员  王明霞人民陪审员  陈则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安同侃书记员韩苗苗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