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春菊，女，1983年10月17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金川，男，1993年11月6日生，纳西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莲，女，1982年1月13日生，汉族，旅游从业者，户籍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现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上诉人段春菊（以下简称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赵金川、陈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721民初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春菊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驳回原告段春菊的诉讼请求”及第二项“案件受理费1248元，由原告段春菊负担”的判决内容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赵金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对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内容采信方面明显不当；缺乏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原判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二、三、四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赵金川对上诉人还款的事实与金额给予认可，故上诉人自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9月11日共计还款（赵金川）118700元的事实也是确认的。二、针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上诉人实际向赵金川从2018年6月19日借款10500元，2018年7月23日借款1000元，2018年7月25日借款7000元，2018年8月12日借款7000元，2018年8月24日借款2500元，2018年8月26日借款7000元，2018年9月11日借款7000，共计借款42000元。上诉人提交的向赵金川还款的第四组证据中还款的时间及款项为：2018年6月27日到2020年4月21日共计还款：118700；故上诉人不计利息情况下已经多还了76700元。三、针对赵金川提供的所谓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条证据存在很多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实的出入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1.该份借条并非是赵金川真实借款给上诉人后写下的借条，该份借条金额是在上诉人首次向赵金川借款后加上高昂的利息后的借款总金额。上诉人先后向赵金川写下两份欠条，上诉人超额还完赵金川的借款后，曾要求赵金川退回借条，但赵金川不但不予退还，反而要求上诉人继续还款并对上诉人进行恐吓威胁。同时要求上诉人重新打下借条，对实为不存在的借款进行签字确认。2.该份借条最后的落款没有“借款时间”只有还款时间，同时借条签订的时间上诉人与赵金川确定的时间不一致，上诉人确定签订借条的时间为2019年7月份，并非上诉人所提供的时间为2019年10月份，那么从还款的时间来看上诉人从2019年6月27日就开始还款，2020年4月21日共计还款118700故上诉人不计利息情况下已经多还了76700元，赵金川应该予以退回。3.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了最后的借条是在前面两张借条合并后写下的借条总金额（包含高额利息），同时与陈莲在一审当中提出的最后一张借条的来源情况以做了阐明：“该份借条是陈莲向另赵金川追缴欠款时，在赵金川邀约陈莲一起找上诉人，把之前上诉人写给赵金川的两张借条合并为一张后，再把陈莲名字加上去的(原话出自一审判决书第四页：被告陈莲的辩护第11行)”4、该份所谓的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据中，对70000元借条的来源和组成已做了说明“赵金川明确，在丽江市政府旁以现金形式借给上诉人40000元，在景辉珠宝旁小吃店借现金20000元该两笔打有借条，另外通过支付宝出借10000元(一审判决书第三页第三行)”但上诉人明确表示，未收到赵金川所主张借款现金的事实，同时借条上明确表示的借款即为现金，但赵金川却陈述有10000支付宝转账，赵金川的自述明显与借条内容相矛盾，同时上诉人明确表示自己通过支付宝从未收到过赵金川的借款。故所谓的借条内容的真实性是明显不真实的，是在上诉人缺乏法律常识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上受到赵金川的恐吓威胁且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综上4点：经过上诉人与陈莲的印证，最后一张借条的实际金额是之前两张借条的总金额加利息，并非实质上的借款，而原判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竟然充分采信最后一张借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在赵金川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借款凭证的情况下，而忽视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借款证据三、还款证据四)和陈莲阐述的借条来源的事实，而是以上诉人缺乏法律常识和社会经验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该判决的最终结果是，上诉人不但无法通过诉讼维护自己超额还款的利益，反而助长了不法分子通过民间借贷收取高额的利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甚至于更可怕的是上诉人可能还会因该判决而再次承担实际上不存在的高额借款。赵金川及陈莲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段春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十日内返还原告57,9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段春菊与被告赵金川系朋友关系，被告赵金川与被告陈莲系朋友关系。原告段春菊向被告赵金川陆续借款，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11日，被告赵金川以微信、支付宝的方式向原告段春菊出借42,000元。2018年6月27日-2018年11月21日，原告段春菊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被告赵金川偿还118,700元。2018年10月底，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向赵金川、陈莲借到现金人民币70,000元整；承诺予以国家法律规定年利率24%，作为利息支付×，如借款人逾期支付，出借人可向借款人所在当地人民法院对借款人及借款人配偶起诉，在此债权债务纠纷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诉讼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包括诉讼费用、保全费、鉴定费、律师费、食宿费、车辆等相关合理费用）；逾期二个月未归还款，则借款人将支付法律允许最高上限的违约金。原告段春菊在借条上手写补充协议：2018年11月5日前还3万，叁万，2018年11月15日前还3万，叁万，2018年11月20日前还1万，壹万；如果在这时间之内没有还钱，将无条件将文笔园43栋9号商铺转让给赵金川，且奶茶店前期债务与赵金川无关。段春菊在借款人签名处进行签名，并在借条中的金额、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处捺印。原告段春菊认为原告向被告赵金川借款50,000元，实际只收到42,000元，但原告愿意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9,000元，原告已向被告赵金川偿还了118,700元，故存在超额还款59,700元（118,700元-50,000元-9,000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在庭审中，原告段春菊明确表示其是向被告赵金川借款，没有向被告陈莲借过款，故要求被告赵金川返还超额偿还的借款，不要求被告陈莲返还。同时，被告赵金川也表示即使需要返还也由其一人返还即可，被告陈莲不用承担返还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看，2018年6月-2018年9月，被告赵金川向原告出借金额为42,000元，2018年6月-2018年10月原告向被告赵金川偿还借款103,700元，但在2018年10月底，原告向被告出具了一份借条，在借条中明确载明：“今向赵金川、陈莲借到现金人民币70,000元”，并在借条中书写了还款计划，在出具借条后原告还向被告偿还借款1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只收到被告的借款42,000元，偿还了103,700元的情况下，又打了一份70,000元的借条，并且在借条中明确载明借到现金70,000元，还明确了还款计划，打借条后又偿还了15,000元，原告的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原告也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偿还的款项包括了利息的事实，以及在出具70,000元借条时受到胁迫的证据。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赵金川返还57,9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段春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8元，由原告段春菊负担。双方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根据本案事实，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并分别评判如下：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11日间，被上诉人赵金川以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向上诉人段春菊出借42000元。后在2018年6月27日-2018年11月21日间，上诉人段春菊也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被上诉人赵金川偿还118700元。从双方借款还款看，差额为76700元。因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的款项为57900元。但经询问上诉人其认可借款是42000元；被上诉人则认为借给上诉人款项是20多万元。为此，上诉人在认为归还完所借款项后，还向被上诉人出具7万元的借条，又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返还57900元。该理据既不符合双方间的借款事实，亦无相应证据证明。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及出具借条时认为受到恐吓威胁，案涉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元，由上诉人段春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昕审判员 王康元审判员 薛淑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和八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