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92民初90号原告：江冬生，男，汉族，1956年12月17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被告：武汉市洪山区石门峰公墓管理处，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九峰乡王家店。法定代表人：梅玲，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好光，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冬生（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洪山区石门峰公墓管理处（以下简称被告）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期间因疫情原因中止审理。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冬生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好光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当事人的共同申请，本院给予各方调解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20000元，精神损失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胞妹江玲于1991年2月6日去世，于1991年在被告处购买墓地并下葬被告处（新3区11排4号）。2019年5月，原告去胞妹墓地扫墓，发现胞妹墓地已无踪迹，经与被告交涉被告知原墓地已被改造，因被告疏忽导致胞妹遗骸、墓穴已不知去向。原告因此倍受伤害，且被告长期冷漠面对原告的正当交涉，拒不道歉，拒不给原告实质性的安抚慰藉。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江玲是已婚人士，应由江玲的配偶、父母、子女主张；2、被告迁移老墓是遵守公序良俗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的骨灰，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江玲于1958年5月8日出生，于1991年2月6日去世，于1991年2月8日落葬于洪山区石门峰公墓新3区11排4号。被告出具的《墓穴证》载明了江玲的姓名、性别、年龄、落葬日期、落葬区域以及主办人等信息，还载明了被告的电话876××******。江玲去世时的婚姻状况为离婚，没有证据显示江玲有子女。江玲的父亲江贤茂、母亲孙腊英先后于2006年、2012年去世。原告江冬生是江玲的哥哥。原告陈述：江玲去世时，只有父亲江贤茂、母亲孙腊英、哥哥江冬生这三位亲人，江玲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江玲去世后，由母亲孙腊英办理安葬手续，向被告交纳了墓位、墓盒、刻碑的费用，具体多少钱不清楚，费用是一次性交的，后续没有向被告交费，由亲人自己扫墓、维护。原告在2000年之前经常去给妹妹江玲扫墓，之后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就有十几年没怎么去。2019年5月，原告去扫墓时发现江玲的墓地不见踪迹，就找被告交涉。原告没有在被告处留下联系电话，也不知道被告在2011年发布了关于迁坟的公告。被告陈述：1995年以前，逝者的亲属一般是向民政局申请墓位安葬逝者，被告是民政局下设机构，1995年之前都是由亲属自己维护墓地，如果亲属向被告提出维护需求，则由被告收费后再找施工队维护。1995年改制，公墓变成经营性的，被告委托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墓地，墓地价格上涨，主办人（逝者亲属）与公司之间形成了商事合同关系，公司负有合同义务。被告还陈述：石门峰公墓园区内有众多老墓位，由于雨水冲刷及山体滑坡等自然原因，很多老墓破损严重，1998年洪水曾导致“管塘区”山体滑坡，但江玲落葬的“新3区”不是滑坡的墓区。被告于2011年6月1日在《武汉晚报》上发布《公告》称：“原石门峰公墓，自1952年成立至1994年安葬的大量老墓，因没有规划且年久失修，目前老墓区内大部分老墓已经严重破损、开裂、且杂草丛生多次引发山火。为了避免老墓自然塌陷找不到坟头，同时避免山火烧毁墓穴，石门峰都市陵园即将对1995年前安葬的合墓2区—合墓5区、统建11区—统建26区、新1区、新3区、新4区、新6区、新7区进行保护性搬迁，因历史原因客户档案和联系方式不全，虽通过电话联系和园区内公告牌形式告知了大部分客户，但经过多方联系仍有部分客户无法通知。为了维护大部分客户的利益，请以上区域的坟主于2011年6月30日前到石门峰都市陵园管理处旧墓咨询办公室办理咨询和迁坟相关手续，逾期未联系的，管理处将作为无法联系客户保留合理期限，并于公证后进行统一保护性起坟存放。特此公告。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27-876××******。”被告当年迁坟时对老墓进行了摄像，并请武汉市洪兴公证处的公证员到现场见证。因江玲的亲属没有在被告处留下联系方式，且多年未去扫墓，导致被告无法及早联系江玲亲属商量墓位的重新安置事宜。原告在2019年5月去寻找江玲墓位时，被告检索墓区内所有姓名含“玲”字的墓主信息，发现除“大树—新4”区876号墓位外，其余姓名含“玲”字的墓主都有完整的姓名，“大树—新4”区是包含大树、新1、新2、新3、新4在内的一片墓区，该区876号墓位周边其他墓位的落葬时间均在1991年2月前后，相邻墓位的落葬时间相隔不远，江玲的落葬时间正是在1991年2月，被告据此认为，根据排除法并结合生活经验，可以证实876号墓位就是江玲的墓位。被告当年拍摄的照片显示，“大树—新4”区876号墓位内的骨灰盒上隐约看到一个“玲”字。在庭审中，被告指着该骨灰盒的照片询问原告：“当时安葬江玲时你是否在场？这个骨灰盒你确定不是江玲的？”原告回答：“江玲安葬当时我在现场，这个骨灰盒我不确定是不是江玲的，我也不记得了。”目前，876号墓位内的骨灰盒放置在石门峰公墓管理处存放中心。原告认为，被告对江玲的墓穴疏于管理，上述876号骨灰盒不能确定是江玲的，原告因此遭受精神痛苦，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其对老墓信息是如何管理的，被告工作人员称：“江玲去世时没有电脑，只有发给亲属的墓穴证，墓穴证上的记载基本就是档案资料。1995年之前的档案找不到。”以上事实有《墓穴证》、《公告》、《公证书》、照片、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作为逝者江玲的哥哥，因寻觅不到江玲的墓位而遭受精神痛苦，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适格。被告并无证据证明逝者江玲尚有配偶、父母、子女，故被告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逝者江玲于1991年2月8日落葬于被告管理的洪山区石门峰公墓，因年代久远、自然原因导致老墓破损严重，被告对老墓进行保护性搬迁，并对搬迁事项进行了公告，因江玲的亲属没有在被告处留下联系方式，且多年未去扫墓，导致被告无法及早联系江玲亲属商量。原告在2019年5月去寻找江玲墓位时，被告通过检索姓名含“玲”字的墓主信息，发现编号为876号的墓位的骨灰盒极可能是江玲的骨灰盒，因为该骨灰盒上隐约可见“玲”字，且876号墓位周边墓位的落葬时间与江玲落葬时间接近，被告据此推定此墓位为江玲墓。虽然存在这种高度盖然性，但推定不代表确定，被告不能明确无误地指出哪个墓位是江玲的，而只是说876号墓位高度可能是江玲的，这种不确定性会给逝者亲属造成心理阴影，导致其精神痛苦。这一后果是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院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其一，墓位破损、骨灰盒上字迹模糊主要是因时间久远自然力的破坏所致。其二，原告作为逝者亲属疏于祭扫，且联系方式缺失，导致被告想主动联系江玲亲属也无能为力。其三，被告对老墓进行保护性迁存是合理措施，且进行了公告；但不可否认，被告早期的档案登记工作不细致，没有详细的文字档案记录，给后续查找墓位造成了障碍，如果被告能及早为老墓登记造册，在早期墓碑字迹仍清晰可辨的时候，清楚完整记录每个墓位的墓主信息，并根据地理位置给每个墓位精确编号，那么若干年后就不难确定墓位和墓主的一一对应关系，故被告还是存在一定过失。其四，特定历史时期下公墓管理体制与当前经营性的公墓管理体制应有所区别，公墓的收费状况与其应付的注意义务、维护义务相对应，不应以经营性墓地的维护标准去苛责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公墓管理者。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酌情确定被告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20000元。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洪山区石门峰公墓管理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冬生20000元；二、驳回原告江冬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800元（已减半），由原告江冬生负担3650元，被告武汉市洪山区石门峰公墓管理处负担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薛琴书记员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