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林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路以北、望仙路以南开元鑫阁****。法定代表人：封林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开，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春良，男，196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京成，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晔，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封林为，男，197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开，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省林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林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春良、原审被告封林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丰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湘0111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谭春良全部诉讼请求；2．谭春良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谭春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中，谭春良明确其退场时间为2016年11月离场，距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三年。谭春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主张2016年之后有报警处理及诉前调解，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双方在退场的时候已经达成了互不相欠的口头协议。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22日，谭春良与湖南辉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佑公司）签订了《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与事实不符。2．一审认定对账之后谭春良还于2016年9月12日缴纳2万元、9月14日缴纳了3万元无事实依据。3．《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约定每户每年年销量最低6000头，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6万元管理费，一审法院未予以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谭春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林丰公司的上诉请求。谭春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谭春良与封林为2015年9月23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2．判令封林为退还谭春良保证金10万元；3．判令林丰公司退还谭春良预交且未使用的租金13.52万元；4．判令封林为和林丰公司对上述保证金和未使用剩余租金的退还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封林为和林丰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谭春良依据其于2015年9月23日签署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起诉，合同抬头记载出租方（甲方）为“封林为”，其中约定：甲方已合法承租新田村场地与建筑并计划新建活牛交易市场，乙方（即谭春良）自愿承租今后建成的棚房与场地经营畜牧交易；甲方于2015年10月8日前建设好交易简易设施与棚房供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十年，自棚房（场地）建成交付乙方时计算；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免交租金与场地使用费，经营期间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水电费据实按月向甲方交纳；三个月免交期满后，乙方按年交纳租金和场地使用费，其中前三年为12元/平方米/月，面积以实际丈量面积为准，如乙方未按时交纳租金与租金，每月按3%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交纳10万元履约保证金，签订正式租赁合同转为租赁押金，两年后充抵第三年租金；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或委托第三人对交易市场的管理制度；经营期内遇政府征收，甲方按乙方要求新建场地并按原合同执行。该合同尾部甲方处有“封林为”签字字样，但封林为否认系其所书，谭春良称该合同系林丰公司方先行拟制并签名后再由他人递交各经营户签署。同时签署的经营户还有曾志勇、韩建新、龙绍求等人，各人将保证金10万元汇交给曾志勇，由其于2015年9月23日转账90万元至王丽（工商登记资料载明其时为林丰公司备案联络员）账户。各经营户通过抓阄方式确定牛棚，其中谭春良分得3号棚，申报面积为600平方米，但承认未有精确测量亦未经双方确认，嗣后市场开始实际经营，但双方对开业时间陈述各异，谭春良称为2015年10月9日，林丰公司称为当年中秋节（2015年9月27日）前。就相关交易背景，林丰公司称谭春良曾于汽车东站附近老牛场经营多年，双方此前即有往来，因该牛场行将拆除，曾志勇等代表部分经营户找来意欲通过林丰公司另寻场地继续经营，林丰公司亦有意借此打造省级草食动物综合物流园，双方就此形成合作，林丰公司随后多方协调办理长沙市活牛交易市场新建手续，项目获得各级政府支持，2015年7月初定选址跳马镇或黄兴镇，因各经营户倾向前者先曾前往该镇关刀村考察但最终确定为新田村钟家坡组，当年9月19日林丰公司与享有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湖南后浪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抢在当年中秋节前开业经营，次年3月完成项目备案，为此提交了请示意见回复、请示件呈签单、立项报告、临建申请报告、备案通知、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租赁合同等为证。2016年1月15日，林丰公司独自认缴出资3000万元设立辉佑公司，专门负责上述活牛交易市场管理与建设维护。林丰公司称双方合作方式此前实未最终谈妥，辉佑公司成立后即着手与各经营户协商正式合同签订事宜。2016年8月9日，谭春良签署辉佑公司制发的《牛场经营户食品安全承诺书》。谭春良（乙方）还与辉佑公司（甲方）签署《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但谭春良称实签于2016年8月22日之后，其中记载：甲方授予乙方在经营期限内于其跳马牛场指定区块以现货形式经销活牛及羊马的权利，年销量低于6000头有权取消经营权；进场经营期3年，即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经营租金按经营费方式收取，包含场地费用与经营费用按15万元/年/户；交纳商品质量保证金5万元，合同执行完毕无重大质量事故退还；电费每度按1.6元，水费每吨按4.3元；乙方自愿以实际进场头数按10元/头标准向甲方支付管理费用，并按5元/头支付卫生费用；经营费每年九月份缴纳，未缴视为放弃经营权，水电费、管理费、卫生费当月底按实缴纳，未按时缴纳则暂停经营。谭春良称系受迫所签且不实际持有该协议故起诉时未提交，并主张该协议书与此前合同为承继关系，当庭增加诉请一并解除，后经一审法院释明，其表示具体法律关系及其责任认定由法院依法裁决。期间，谭春良曾于2016年5月15日左右签字确认加盖有辉佑公司印章的《经营户合同经营费对账单》，其上记载：应收2015年经营费15万元、预收定金10万元，应收2016年经营费15万元、预收定金15万元，应收场地押金5万元，合计应收35万元、预收25万元、未交款10万元，并备注：按合同执行缴纳经营费及场地押金在每年度合同签订日提前一个月缴纳。谭春良称其该次对账后还于2016年9月12日交纳2万元、9月14日交纳3万元，为此提交辉佑公司日记账佐证，林丰公司对此证据不予认可，表示该公司财务资料被当地农户扣留而不知具体情况。谭春良本案还提交部分收据，证明其2016年部分管理费实际交纳情况。因环境污染问题，谭春良称2016年8月实际发生经营受阻，长沙市雨花区环境保护局随后介入调查，并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嗣后政府指示停止供电，各经营户于当年12月完成退场，因事实上2016年10月政府派人守场而致营业限制，故应以此作为合同解除时间。林丰公司称2016年10月开始限制进牛，双方自此已着手协调处理善后事宜，期间进行过对账结算，曾达成口头协议互不相欠，遂有谭春良多年未提异议现象，谭春良否认达成协议，称嗣后林丰公司既不如约另建市场提供继续经营也不结算退款，多次致电不接，期间曾有报警处理，本系列纠纷亦经诉前调解程序，故未超出诉讼时效。2018年12月20日，辉佑公司开始清算程序，同年12月21日公司注销，林丰公司承诺如有遗留债务由其按认缴出资额依法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多次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谭春良起诉提交《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为据，尽管存在签名真伪争议，但谭春良等经营户2015年10月左右入驻跳马牛场从事活牛交易是实，当时必受某种合同关系约束，鉴于该项目系林丰公司运作立项，场地设施以该公司名义租赁建设，合同款项由该公司员工收取，前期市场由该公司管理维护，谭春良应知此时合同相对主体实为林丰公司，封林为即便有所参与亦为职务行为。嗣后，林丰公司虽仍有继续完善项目手续并参与市场关停清理，但其专门成立辉佑公司负责市场建设与管理，与谭春良等经营户往来以及《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签订相应改以辉佑公司名义，此主体变化为谭春良所接受，谭春良本案亦选择辉佑公司承担合同责任而由林丰公司承担公司法责任，依其主张。谭春良主张上述两者为承继关系，意即《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签订前应按《房屋、场地租赁合同》执行，但《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中另有正式签约安排，约定租金未见有核算清缴行为，实际履行情况不符合典型租赁关系特征，期间对账单所载经营费名目以及其他费用分期结付现象等显非该合同内容所能涵盖，可以推知双方法律关系伴随市场管理模式调整不断演变过程，《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已被事实替代，因效力废止而不存解除权利，《经营户合同经营费对账单》能够体现双方前期协调结果与真实履行状态，嗣后通过《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予以明确与固定，应以此作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谭春良起诉事实有所隐藏而致法律关系主张有误，但后经释明同意交由司法裁决，一审法院据此并为免诉累依法进行审查处理。案涉市场后因环保问题而致关停，《牛交易场经营权协议书》终止履行多年已无再行确认解除必要，但双方应当诚信办理结算清理事宜，林丰公司声称已经结算达成协议但无证据支持，所提诉讼时效抗辩不符合双方纠纷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均不予采纳。谭春良利用林丰公司场地设施从事交易，应当如约支付经营费，就其标准对账单确认与嗣后协议书所载吻合，即为15万元/年，谭春良主张按一年计费即至2016年10月，考虑后续交易虽受限制但仍实有经营受益，酌情折合按一个月计收，据此核计应付经营费为16.25万元；协议所载其他费用约定逐月清结，林丰公司本案不能提出具体欠付主张，故无从核减；对账单记载已付25万元事实业经双方确认，予以认定，其中前期所交履约保证金10万元已作转化抵充故不再单独清退；谭春良称其后有再付5万元并提供辉佑公司日记账佐证，林丰公司即便当前无从查账确认，但其作为辉佑公司的控制股东与清算主体，应知相关详情但未提供必要反证，对此事实亦予认定；据上，应退谭春良合同款项为13.75万元（30万-16.25万），因辉佑公司已然注销，谭春良请求林丰公司作为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零八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湖南省林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谭春良合同款项137500元；二、驳回谭春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4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湖南省林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414元、谭春良负担1000元。双方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一审法院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并附庭前调解录音，该说明载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案当事人进行了电话协调。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林丰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2．林丰公司应当退还合同款的金额。关于林丰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本院认为，在一审庭审中林丰公司和谭春良均承认各经营户退场时间为2016年12月。各方有结算对账单，但无最终的结算协议。因各方对结算退还款项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通过电话进行了诉前调解，调解未果后谭春良于2020年1月16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谭春良向法院申请诉前调解要求林丰公司和封林为退还相应款项，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本案龙绍求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林丰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林丰公司应当退还合同款的金额问题。据已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对《经营户合同经营费对账单》中谭春良缴纳的25万元并无异议。林丰公司上诉认为2016年9月12日交纳2万元、9月14日交纳3万元，共计交纳5万元辉佑公司日记账系复印件，不能证明双方对账后，谭春良另缴纳了该笔款项。二审庭询中，谭春良对复印件的来源称系从马坡岭派出所复印而来。本院亦通过电话询问扣留林丰公司账册的农户，验证了谭春良所述复印件来源。一审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认定谭春良向辉佑公司交纳了该《收据》所载明的5万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经营期间核算谭春良应支付经营费为16.25万元（15万元/12月＊13月），应退还的合同款项为13.75万元（30万-16.25万元），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林丰公司上诉称应按年销量不低于6000头、每头10元计算管理费，进而应核减不低于6万元管理费的意见，本院认为，因林丰公司未提供实际进场的牛的头数，且谭春良已经证明了其缴纳了牛场管理费，故本院对核减管理费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并非忽视或默认，而是该部分诉辩主张并不影响本院依据前述认定和分析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故对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林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8元，由湖南省林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力夫审判员  周 坤审判员  罗 希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李银龙书记员彭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