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81民初7831号原告：朱国忠，男，1973年2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红、蔡小丽，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昌工控机器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6MA35LAQM4B，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儒乐湖大街**。法定代表人：贾寿浔，该公司总经理。原告朱国忠诉被告南昌工控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国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红、蔡小丽，被告工控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寿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国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货款180万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赔偿他损失120万元。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1日，他与工控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他向工控公司采购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设备及软硬件15套，每套60万元，后于4月6日双方协商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实际采购10套。第一套设备到货后出现质量问题，双方协商后随即退货，他共支付了9套设备款共计540万元。嗣后，他将其中2套设备以20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了江阴万事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兴公司），由于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万事兴公司将2套口罩机设备退货。因设备质量问题他与工控公司经协商，他陆续将3套设备退回给工控公司。因万事兴公司生产迫在眉睫，而2套口罩机设备又无法使用，他与万事兴公司协商后约定由他为其加工KN95口罩片子，加工费1.5元/片。4月22日至4月30日他共加工出60万片口罩片子，经检验由于超声波问题，其中的25万片不合格，万事兴公司要求他赔偿口罩片子材料成本3元/片。后经他公司与万事兴公司协商，退还2套设备的款项，赔偿25万片的材料成本，再扣除万事兴公司应向他支付的加工费，双方一次性了结，他向万事兴公司指定的曹新洪账上支付了150万元。因此，他因设备质量问题的损失金额为120万元。工控公司辩称：他公司只是为了帮朱国忠与沈桂明代卖设备，并非退货。新冠疫情初期，口罩及加工设备紧缺，具有智能制造性能的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很快成为市场追捧，但是由于我国制造工业的强盛及后来欧美的制裁及国内对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的严控，口罩及加工设备的市场供应迅速饱和，口罩及加工设备订单呈断崖式暴跌，口罩及加工设备严重产能过剩。朱国忠和沈桂明为挽回损失，请求他公司帮忙代卖三台KN**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看在法人代表同学介绍的关系上，他公司同意代卖。然而此时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已经很难卖出，朱国忠急不可耐，竟以“退货”为由起诉他公司，目的就是为了转嫁经营风险。至于此前的第一台设备，并非质量问题，而是看在朋友份上与沈桂明协商一致退给他公司，他公司从订金中及时返还，与本案起诉并无关联。朱国忠为了支撑其“退货”的谎言，竟无视请求代卖的事实，编造KN95口罩自动打片主机质量有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他公司销售的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并无质量问题。他公司与朱国忠及万事兴公司的购销合同均约定“甲方在乙方工厂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50%货款并提货。朱国忠和沈桂明亲自到他公司工厂了解设备性能，派人学习机器操作性能，检验和验收设备，认为设备质量合格后才支付剩余货款。由此证明，朱国忠和沈桂明的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并不存在质量问题。朱国忠要求赔偿120万元损失的诉求更是漏洞百出，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一、朱国忠称其为万事兴公司加工了60万片口罩片材，经检验是超声波问题造成了其中25万片不合格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1、口罩片材机出厂前就已验收合格，但是最好的设备，若是人工操作不当也会出现质量问题，朱国忠并未提供可信证据证明不是人工操作所致，其主张不应采信。2、朱国忠向法院提供的对账单中记载不合格的次品67027片是“面料反”，出现“面料反”的原因恰恰说明了只能是人工操作失误而非机器质量问题。3、朱国忠微信也提供过有关不合格产品数量，一会儿说两万片，一会儿说十五万片，前后矛盾。二、朱国忠称片材不合格是超声波问题造成，只能说明其对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设备性能十分无知。口罩打片机有两个关键易损部件，必须及时处置：一是刀具磨损，二是超声波过载，具体合同已约定了这两个部件不属于保修范畴，尽管如此，他公司未收到质量投诉。超声波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口罩会焊接不上，前段打片的生产和质检人员会立刻发现，应该立刻通知设备停机。如果出现部分焊接不良，原因是：第一，超声波下面的花纹刀安装不到位；第二，设备运行速度过快，造成超声波超负荷运行。以上2个问题，如果前段打片生产和质检失控，打片后还需要后段的2道工序焊中缝和焊耳带来完成，后段的生产和质检人员也会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出货前还有出货检验。对于产品的不良流到万事兴公司，如果事实真实，说明朱国忠对工厂生产人员和质量人员培训不到位，生产和质量管理完全失控。第三，朱国忠与万事兴公司之间的结算是否属实，是否合理，与他公司无关。综上，在2020年4月底，在口罩出口收紧，需求断崖式下跌，市场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朱国忠意识到投资失败，朱国忠在2020年5月1日，沈桂明在2020年4月29日通过微信的方式请求他公司帮忙代卖其3台设备（其中朱国忠2台，沈桂明1台）。他公司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故3台设备拉到他公司工厂，并分别出具收条给他们，收条明确写是寄卖。他公司也是帮他们在积极的联系国内外客户和提升设备的功能，但是无人购买。没想到朱国忠竟然采取软暴力的方式严重干扰他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他公司账户，恶意起诉他公司。这种恩将仇报、背信弃义、颠倒黑白的行为实在令人不齿。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1日，甲方朱国忠与乙方工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货物名称为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15套，含税单价60万元，总金额为900万元；订金：现金219万元，银行承兑81万元；交货期21天（在收到预付款后，特殊时期，遇不可抗力，交期顺延）；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预付50%的货款，甲方在乙方工厂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50%，乙方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到甲方；交货方式：客户自提，费用自理。产品售后服务：1）设备质保1年，其中超声波焊机质保3个月，人为破损除外；负责安排甲方人员的安装调试培训；若乙方售出的设备发生质量问题而无法正常使用，乙方在收到保修后2小时内反应，提供远程售后协助，特殊情况24小时到达现场；保修期内，因设备本身缺陷导致质量问题的乙方可进行免费维修或调换；若保修期内出现非乙方保修范围故障时，甲方可要求乙方为其提供维修服务，乙方同意为甲方提供保修服务的，按保修期外产品售后服务的规定处理。2）保修期届满后发生的质量问题，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售后服务，但乙方有权收取适当的维修成本费用；乙方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维修服务；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范围仅包括产品自身或乙方原因导致的产品质量瑕疵，不包括非因乙方或产品自身原因导致的产品缺陷或瑕疵；该协议中涉及的设备均为非标定制型产品，除设备设计存在重大瑕疵外，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机。2020年4月6日，甲方朱国忠与乙方工控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因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的必须部件超声波焊机市场断货，原合同购买的KN95口罩自动打片机主机15套更改为10套，原单套价格不变。工控公司交付10套机器后，1套经协商于2020年4月26日直接退货工控公司，工控公司亦办理了退款手续。9台机器最终由江阴马斯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斯克公司，联系人朱国忠）收取3台，江阴爱洁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洁康公司，联系人沈桂明）收取3台，万事兴公司收取2台、江阴市春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亿公司）收取1台。马斯克公司、爱洁康公司、万事兴公司与工控公司各签订了购销合同。上述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文本相比朱国忠个人签订的合同文本，在第5条“产品售后服务”中特别约定“其中超声波焊机由于外购不提供质保，模切刀是易损件不提供质保”。马斯克公司向工控公司支付了3台机器的设备款总计180万元，分别于2020年4月9日、4月14日、4月29日各支付了60万元。工控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7日及5月11日向马斯克公司开具了120万元及6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爱洁康公司向工控公司支付了3台机器的设备款总计180万元，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4月14日支付了120万元及60万元。2020年4月27日工控公司向爱洁康公司开具了18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万事兴公司向工控公司支付了2台机器的设备款总计120万元，分别于2020年4月16日及4月29日各支付了60万元。2020年4月22日工控公司向万事兴公司开具了12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春亿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工控公司支付了1台机器的设备款60万元。2020年5月22日工控公司向春亿公司开具了6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0年4月29日，爱洁康公司将工控公司供应的1台机器通过物流运回工控公司。2020年5日1日，朱国忠联系物流公司，将万事兴购得的两台机器运回工控公司。4月30日，沈桂明与贾寿浔微信聊天，告知贾寿浔“贾总！机器到了”，贾寿浔回复“到了”，沈桂明回复“好，谢谢你支持和理解”。当日，贾寿浔将一份收条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沈桂明，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江阴市爱洁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交给南昌工控机器人有限公司委托寄卖设备一台。当日晚上，沈桂明通过微信告知贾寿浔“贾总！尽快帮忙帮我卖掉”。5月2日下午，沈桂明与贾寿浔微信聊天，说“贾总！目前行情一天天在变化，口罩根本卖不动，我们的机器你看看怎么处理，越快越好”，贾寿浔回复“低于购买价也不合适啊”，沈桂明说“反正市场行情很不好，你看下能卖就低于市场价能接受的，三台卖掉收点本钱也可以”，贾寿浔回复“另外2台还没到，您别急”。沈桂明说“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5月3日晚上，沈桂明与贾寿浔微信聊天，说“贾总，我们这二天还是没做，没生意”，贾寿浔回复“没事，能用就用，不合适给我即可”，沈桂明说“本人无能，让你添麻烦，本应是我的责任”，贾寿浔说“没事没事，希望能帮上你们，大环境如此”，沈桂明说“我真的难为情的”，贾寿浔说“没事，不用着急，我的设备比你多”，沈桂明说“你便宜帮我卖掉，价格你作主，不亏本就好”，贾寿浔回复“好”。5月8日，沈桂明问贾寿浔“早上好，贾总，口罩生意确实不好做，你看能不能成本价帮我回收掉，已做了六十万口罩卖不出去，真的没办法”。2020年5月7日，朱国忠与贾寿浔微信聊天，说“贾总，帮忙把机器给买掉，我这里资金压力太大了，只有出去的钱，没有回来的钱”，贾寿浔回复“知道，快了”。5月13日，朱国忠说“贾总你好，我这边的机器还要请你抓紧帮忙了，我跟万事兴的事情太麻烦了，将近15万个口罩都是有问题，所以我要尽快处理这个事情，家里口罩一个也出不去”，贾寿浔说“最近一台没卖，市场跟死了一样”。朱国忠说“我实在压力太大了，估计万事兴事情着急，你能够帮忙尽量帮个忙吧，贾总”，贾寿浔说“知道”，朱国忠说“谢谢”。5月17日，朱国忠说“贾总你好！我的机器你帮帮忙吧！实在是要处理好多麻烦事情，这个生意做的非常头疼”，贾寿浔说“哥啊，一台没卖”，朱国忠说“你有办法的，我这次投资失败”,贾寿浔说“我还有21台没卖出去”，朱国忠说“恩，你生产厂家有办法的”，贾寿浔说“慢慢来”，朱国忠说“我们实在走投无路，我们一般不高兴麻烦别人的”，贾寿浔说“是的，我也是这样，能帮就帮”，朱国忠说“恩”。5月25日，朱国忠说“贾总你好，机器事情麻烦你帮我早点处理下，谢谢”。5月29日，朱国忠说“贾总你好，给你退过来的机器，麻烦你处理下，万事兴那边等着我退钱呢，主要还有好多次品口罩要给万事兴处理，烦死人了”，贾寿浔说“朱总，不是退给我的机器，是我帮您代卖的”，朱国忠说“万事兴退了我们的机器后，又进了好多台，就是我们的机器有问题，所以他不要了，这些事情都是已经过去，能否抓紧帮我处理下”，贾寿浔说“设备验收合格后出厂请注意合同，我们自己的设备目前一台都没卖，请知悉，我没有能力帮您卖，您把让我代卖的设备拉回去吧”，朱国忠说“当初你答应能够买让我拉过来的呀，贾总，你不答应给我处理，我也不会拉过来”。贾寿浔说“朱总，总要有人买才能卖吧，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没人买我怎么卖，您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朱国忠说“你生产厂家，有办法的呀”，贾寿浔说“我也在想办法增加功能，总要能卖出去啊，哥，大家都相互理解，尽力”，朱国忠说“帮帮忙吧！贾总，拜托”。贾寿浔说“德国和韩国的项目正在谈”，朱国忠说“明白”。案件审理中，沈桂明陈述：设备退给工控公司时，工控公司法定代表贾寿浔说可以卖高一点，当时说可以卖120万元，她才同意代卖，价格不高就是退货，现在没有卖掉就应该退原价给她。案件审理中，朱国忠提供朱总（6/7号机）对账明细，载明朱总入库601231只，其中朱总修补117903只，次品已退83780只，次品（面料反）67027只，合格品入库359500只。该对账单下方载明：经双方协商，由朱国忠在下周退款给万事兴公司150万元，并提供曹新洪的银行账号。2020年6月20日，顾章英向曹新洪的银行账号转支150万元。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补充合同、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收条、物流货物运单、对账明细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控公司收取的后3台机器是否属于买方的退货还是买方委托寄卖，对此本院分析如下：该3台机器运回发生在双方已履行购销合同完毕之后，即卖方已完成了交货和开票义务，买方已履行了付款义务。3台机器运回的行为是否为质量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后的退货还是买方因市场行情下滑止损而委托厂家代卖，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以固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机器运回后的交流（微信聊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依据微信聊天还原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工控公司后收取的3台机器属于买方委托寄卖。首先，工控公司在收取到沈桂明一方发出的机器后，立即向其出具了收条，明确载明为寄卖，对此沈桂明并未提出异议。其次，从机器运回后双方的聊天内容来看，可以明显看出是朱国忠与沈桂明请求工控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寿浔帮其卖掉机器。从双方第一台机器退货的处理情况及一般的商业习惯来看，合同解除退货应是卖方退款，但朱国忠与沈桂明从未表达合同已解除要求对方退款的意思，相反语气上也是麻烦对方，请求对方帮忙的意思。即使5月29日朱国忠变更说“给你退过来的机器”，贾寿浔亦立即进行了纠正，并明确是代卖，在双方意思表示明显发生冲突的时候，朱国忠并未坚持其退货的以意思表示，而是说“你生产厂家，有办法的呀”帮帮忙吧！贾总，拜托”。综合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认定朱国忠、沈桂明主要是因市场行情变坏，口罩卖不掉要求卖家工控公司代为卖出机器，以减少亏损。沈桂明的当庭陈述也确认了代卖的意思，但其称价格不高就是退原价，显然与微信聊天中的意思表示相矛盾。最后，依据合同约定“设备均为非标定制型产品，除设备设计存在重大瑕疵外，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机。”工控公司作为卖方直接接受退货既不符合其利益，也不符合合同约定，相反，其作为生产厂家接受客户的委托转卖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综上，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后3台机器达成了解除合同退货的合意，相反，从双方的微信聊天中，可看出3台机器退回工控公司是因为朱国忠、沈桂明请求工控公司代为转卖机器。朱国忠起诉要求工控公司退还3台机器货款180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朱国忠主张的损失120万元，包括80万元的转卖利润损失及因质量问题少收取的40万元加工费，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该主张仅有打印的入库明细及朱国忠与第三方（万事兴公司）的协商内容、顾章英向曹新洪银行转支150万元的凭证，由于万事兴公司是涉案机器的最终买受人，与工控公司也签订有合同，并有开票、付款的往来，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上述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朱国忠损失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其次，对账明细中的修补、次品的质量问题，朱国忠并无证据证明系工控公司所供机器的缺陷引起，且依据工控公司的抗辩，口罩出现大量次品（包括面料反）确有人工操作不当及质量管控不严等人为的原因。依据合同的约定，如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买受方应当及时与出卖方沟通，并依据合同约定确定出卖方的售后服务及维修义务。本案朱国忠并未提供及时向出卖方反映所购9台机器出现质量问题的证据，也未在与贾寿浔的微信聊天中提及工控公司应对万事兴的次品口罩进行赔偿。朱国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并不诚信，本院对其第二项赔偿请求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亦当保持合理的怀疑。综上，朱国忠要求工控公司赔偿其损失120万元的理由与证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案件审理中，朱国忠于2020年9月30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案涉三台KN**口罩自动打片机进行鉴定，以确定上述设备能否稳定以每分钟生产80个的效率生产出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口罩片子以及工控公司提供的超声波配件是否质量合格。由于该申请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提出，且申请鉴定的三台机器实际已由买受方接受并作出了委托转卖处理，其申请鉴定待证的事实与其诉讼请求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国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400元（朱国忠已预交），由朱国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俞拥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