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申366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爱雄，男，196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范海荣，女，196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文博，男，198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以上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海，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芳，女，197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再审申请人张爱雄、范海荣、张文博因与被申请人徐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6民终1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爱雄、张文博、范海荣申请再审称，1.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张爱雄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张文博和范爱荣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该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不应承担责任。张文博没有与徐芳签订借款协议，张文博的中国银行账户被张爱雄使用，对张爱雄利用张文博账户从徐芳处借款195万元一事，张文博当时并不知情。现提交新证据张文博账户给宋佑怀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借条和证明，证明徐芳主张的2013年3月22日转入张文博账户中的195万元，张爱雄于2013年3月25日将其中190万元转给了宋佑怀，供襄阳市陶盛建筑陶瓷有限公司使用。195万元不是张文博使用。原审对该证据未予接收，程序违法。2.张文博在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工作，未与张爱雄共同经营产业，也不知道张爱雄利用其银行卡从事转贷活动，而且该笔款没有用于张文博的生活所需，2013年6月6日徐芳丈夫陈良账户转入张爱雄账户的700万元，张爱雄在当天就向陈良账户转17.5万元，向何朝阳账户转300万元（转借给何朝阳），向顾军账户转380万元（转借给顾军），该700万元也与张文博没有关系。张爱雄没有赚取差价，并未用于家庭经营或者日常生活，不能从张爱雄使用张文博账户转款的行为，推定为张文博和张爱雄属于共同借款人，亦不能推定为家庭投资经营行为，原审判决让张文博和张爱雄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张文博的购房购车行为也发生在诉争借款发生之前，该卡相关取款凭证上张文博的签名系张爱雄代签，并非张文博本人签名。3.本案发生的第二笔借款是张爱雄个人行为，范海荣当时并不知情，事后也未签字认可，该款没有用于家庭经营，更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款项也没有转入范海荣的银行账户，该借款合同系张爱雄与范海荣离婚后的2017年倒签，范海荣不是共同借款人，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张爱雄用于抵债的房屋已经实际交付，双方在协议中也约定了具体的抵债数额，应从本金中扣除。5.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关于本案中诉争的借款本金，徐芳在诉状中陈述是2013年3月22日出借200万元，6月6日出借700万元，合计900万元。截止2017年4月30日，张爱雄偿还本金530万元，剩余本金370万元。根据原审查明，徐芳实际出借给张爱雄款项895万元，减去徐芳自认已偿还的530万元，实际剩余本金应为365万元。原审判决让申请人偿还本金370万元错误。而且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是受胁迫签订，并非张爱雄真实意思表示，公安机关正在处理中。6.本案中诉争的借款利息200万元，徐芳在诉状中自认按月息2.5%计算，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未予查明超出月息2%的部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7.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二审在给申请人的代理人下达调查令时，只准许了部分申请事项，一、二审均未予准许对徐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襄阳市百利鞋业有限公司贷款资金流向调取证据的申请，程序严重违法。8.徐芳系职业放贷人，其与张爱雄之间有二十几笔借款，其利用张爱雄银行职员身份放贷，且本案诉争借款系其利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百利商贸有限公司从中国银行获得的贷款。根据银行监督管理法、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双方借款合同应为无效。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针对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事由，评析如下：（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再审申请人张爱雄等人主张徐芳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原审中，徐芳陈述其有多栋房屋出租，还开办有公司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所出借款项均来源于其自有资金。原审查明，张爱雄虽提交了徐芳任襄阳市百利鞋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据以及该公司在银行贷款的借据，但该公司与徐芳分别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该公司五笔贷款中仅有一笔2013年2月1日的500万元贷款，发生在本案案涉借款之前，其他四笔贷款均发生在本案款项出借之后，与本案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同时，张爱雄、张文博也未举证证明本案借款出借之前，徐芳个人尚欠银行贷款。因而原审对于张爱雄、张文博二人申请调取襄阳市百利鞋业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的流向，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张爱雄等人还主张徐芳利用张爱雄银行职员身份放贷。本院认为，原审查明2012年7月14日，宜城市兑斗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张爱雄为该公司股东，出任公司董事。张爱雄在宜城市雅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雅新佳苑商品房项目有隐名投资。原审中张爱雄一方举证将诉争借款转借给何朝阳、顾军，申请再审时提交了襄阳市陶盛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作为新证据，由于原审查明张爱雄在上述公司和项目有投资，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达到证明本案诉争借款属于高利转贷及徐芳属于职业放贷人的证明目的。综上，案涉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张爱雄、范海荣、张文博三人共同借款问题张文博主张其个人银行卡交由张爱雄管理支配，其对案涉借款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范海荣也主张对借款亦不知情，其事后也未追认，亦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原审已经查明，2013年3月22日，徐芳与张爱雄签订借款合同时约定借款完全用以家庭生活、经营周转。其后，徐芳向张文博在中国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转款195万元。结合相关银行交易明细以及柜台业务办理记录显示，张文博曾多次持该卡在银行存取现金，其稿费、演出费以及执行款也都汇入该卡，表明该卡并非如张文博所述仅由张爱雄管理支配，应认定为张文博本人及其父亲张爱雄共同使用和管理。同时，2012年至2016年期间，即徐芳账户与张爱雄、张文博账户频繁发生巨额资金往来期间，张文博和张爱雄账户及范海荣与张文博账户之间均有较大数额资金往来。因此，原审认定徐芳出借至张爱雄、张文博账户的款项，实际是由张爱雄、张文博共同使用支配，事实依据充分。此外，从案涉账户交易明细看，在徐芳出借款项期间，张爱雄、范海荣均在外从事投资经营，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及各自与他人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也说明案涉款项用于了家庭对外投资经营，张爱雄也用其房地产项目投资收益为其子张文博购房购车支付了部分款项。综上，张文博将其个人银行卡交给张爱雄使用的行为，系概括授权，张爱雄使用该卡时，与他人发生的资金交易均应视为张文博知情并认可，其法律后果亦应由张文博与张爱雄共同承担。原审参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认定案涉借款债务属于张爱雄、张文博、范海荣三人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息问题在张爱雄偿还部分欠款后，2016年12月19日张爱雄给徐芳出具欠现金370万元的借条一份。此后的2017年4月30日，徐芳与张爱雄签订还款协议书，经双方对账，张爱雄还欠徐芳借款本金370万元，借款利息200万元。同日，张爱雄就本案诉争借款利息给徐芳出具了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徐芳2014年3月20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全部利息200万元整的借条。上述条据均系双方对账后形成。虽然双方约定的借款为900万元，实际转账为895万元，但双方经过了对账确认，张爱雄认可借款本金为370万元，利息200万元。现因无法还原当时双方对账明细，且张爱雄等人也未充分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存在高息以及结算金额不实等事实，加之张爱雄等人未提供双方往来账目和计算方法，故原审法院采信双方结算后的债权凭证认定本案借款和利息并无不当。此外，再审申请人张爱雄等人主张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受胁迫签订，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用于抵债的房屋问题再审申请人张爱雄等人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办理过户，该《以房抵款协议》约定张爱雄负有协助办理房屋过户义务，因此，原审认定以房抵款协议并没有全部得到履行，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并无不当。该房屋依法办理变更过户登记后，双方可在执行环节根据以房抵债协议的约定抵扣相应借款本息金额。综上，再审申请人张爱雄、范海荣、张文博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爱雄、范海荣、张文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周常芳审判员  朱红祥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戈凯书记员张本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