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涛，男，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山东兴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鸿，女，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旱雷，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辛素洁，女，1964年11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文，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江涛、苏鸿因与被上诉人辛素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上诉人苏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旱雷、被上诉人辛素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江涛、苏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判令驳回辛素洁对余江涛、苏鸿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辛素洁承担。事实和理由：辛素洁提供的660万元借条并无对应款项给付，一审判决该660万元借条对应2010年-2011年期间苏鸿银行卡614.65万元银行流水是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借贷金额是借贷案件中基本事实，本案证据相互矛盾，辛素洁陈述自相矛盾，在上诉人代理人要求辛素洁回答时，辛素洁甚至称这一基本事实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辛素洁对于借款金额这一基本事实都未能说清楚，只能说明根本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二、辛素洁主张的660万元借款并无对应款项给付内容。1.辛素洁为了凑数，无中生有，违背事实，把并非辛素洁的款项也算作辛素洁款项。2.辛素洁为了凑数，对于之前案件已经提供的凭证在本案中再次使用。3.辛素洁所提供的款项给付凭证均是在2012年6月30日借条形成之前，该部分款项不能作为660万元借款的对应给付内容。4.余江涛已经向法庭说明了该660万元借条的形成过程，也说明该借条所称的660万元借款是根本不存在的。三、辛素洁是律师，对待如此多次、大额的且明显超出余江涛还款能力的款项给付更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凡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辛素洁所述的借款原因根本不成立，余江涛不存在向辛素洁借款原因，辛素洁所称的投资铁矿完全是辛素洁为了编造借款原因杜撰出来的。四、本案系因山东恒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非法集资导致的纠纷，辛素洁转账到苏鸿账户内的款项均是投资到恒安公司的集资款，这从款项的流向可以看出。本案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辛素洁款项系给付恒安公司的集资款。五、辛素洁向恒安公司投入的集资款本金累计不足200万元，200万元在一直循环、滚动、高息、复利，而辛素洁早已收回了本金和部分高额利息。六、苏鸿不是共同借款人，亦没有使用过辛素洁的钱款，一审法院认定苏鸿为共同借款人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苏鸿齐鲁银行256490账户是余江涛和辛素洁共同使用的，辛素洁给余江涛的款项通过苏鸿账户转账，辛素洁自己都已经承认了苏鸿并非共同借款人。2.苏鸿齐鲁银行256490账户由余江涛控制和使用，同一时期存在大量其他业务及消费贷款均是余江涛办理的，一审判决认定系苏鸿控制和使用与辛素洁自认不符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苏鸿与余江涛曾以夫妻关系或以夫妻关系的表象对外示人”是为了拉上苏鸿让苏鸿承担而罔顾事实的恶意中伤。4.苏鸿并未使用辛素洁的任何款项，一审判决认定苏鸿为共同借款人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还上诉人公道。余江涛补充上诉意见：一、余江涛与辛素洁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不符合借贷的一般规律，并非借贷关系。1.本案中余江涛与辛素洁的资金往来全部发生在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10月24日期间，此外，不存在其他的转账或者流水。首先，双方资金往来期间没有签订任何借据，对该巨额借款，借款时双方不签订任何书面借款借据，严重不符合常理。其次，本案中出现了多张借条、还款协议，也都是资金往来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后补签的，但事实上补签的每一张借条对于已经发生的往来款项额度均是不准确的，仅在2012年6月30日当天就有两张金额分别为200万元、800万元的借条和还款协议，2014年4月20日又出现了660万元的借条，对于事后补签的每张借条双方都未曾细致对账、不能确定借款额度，不符合欠条出具的一般情形。再者，历下区人民法院（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中，辛素洁庭审过程中当庭多次变更，并表示自2011年3月24日开始，分多次给被告打款，借条是最后的汇总；又表示就一笔打款，其他全部是现金；但实际上起诉时距离双方资金往来结束长达一年，然而辛素洁作为借款人尚且还不能确定借款金额是多少、出借方式是打款还是现金，有违基本常理。另外，本案银行流水显示，辛素洁转账至苏鸿账上的转款时间，余江涛将转至恒安公司负责人账上的转款时间，余江涛归还辛素洁90.4万元的每次支付时间，都能够基本吻合，且每个月对应时间段内辛素洁个人账户上都会进入相应的款项；此外，辛素洁转账至苏鸿卡上的钱有零有整，数额非常不规律，从上述表象看，本案不符合一般借贷的基本逻辑，存在不是借贷关系的极大可能。结合本案借条借据出具的不合理性，辛素洁历次诉讼中陈述的不一致性，以及余江涛一审中所述以及对整个事件还原过程的详尽程度，考虑到民间借贷是虚假诉讼高发区，望法庭充分调查，公正审理。二、退一步讲，即便法庭最终认定本案为借贷关系，也应依法对借款数额进行判定，并将已清偿完毕的款项予以扣除。1.关于一审中辛素洁认可收到余江涛的90.4万元应当认定为本金，从辛素洁主张的借款数额中予以扣除。（1）余江涛一审举证偿还了辛素洁90.4万元，辛素洁认可收到该款项，但认为是利息，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认定是本金还是利息，二审法院调查后应当依法予以认定。该90.4万元支付期间为2011年2月-2011年11月，与辛素洁与余江涛的资金往来期间重合，此期间双方未有书面借条，也未明确约定利息，余江涛对此也不认可是偿还利息；其次，历次诉讼过程中，辛素洁第一次开始主张利息的时间为2013年2月27日，在其向历下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在2013年2月27日前双方均未有关于利息的约定。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对于该部分款项因余江涛在双方签订书面借条之时已经偿还完毕，应认定为本金，并从辛素洁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扣除。2.关于辛素洁与余江涛2011年3月24日以后发生的资金往来，因辛素洁自认，金额只有200万元，且借贷关系已经消灭，余江涛无须对此进行偿还。2013年2月27日辛素洁向历下区人民法院起诉余江涛欠款时当庭变更诉状，表示自2011年3月24日开始，分多次给被告打款，借条是最后的汇总，也就是说辛素洁自认截至2013年4月26日开庭之日，经汇总的借款仅有200万元。且辛素洁在个人撤诉申请书中表示：辛素洁、余江涛、苏鸿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因自身合法权益已经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撤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因此本案借款数额，因2011年3月24日以后的借款金额已经执行并实现诉讼目的应当予以扣除，仅应该计算2011年3月24日之前的借款金额，即278.3万元；退一步讲，即便法院不予认定2011年3月24日之后的借款已经被执行并达到诉讼目的，对于该案中2011年3月24日以后的借款数额应按辛素洁的自认认定为200万元，那么本案中的资金往来实际上应当为2010年12月22日97万元、2011年1月24日103.7万元、2011年2月24日77.6万元，以及2011年3月24日之后的款项200万元，共计478.3万元，加之辛素洁已经收到余江涛支付的90.4万元，剩余款项仅为387.9万元，上述两种计算方式均达不到一审判决的614.65万元，因此一审法院直接依据辛素洁提供的流水认定借款数额是错误的，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予以认定实际的借款数额。最后，该案仅系余江涛与辛素洁的个人纠纷，与苏鸿无关。另外，本案的资金往来明细清楚明确，但历次诉讼过程中辛素洁陈述均不一致，并有多处有违基本常理之处，恳请法庭充分考虑余江涛、苏鸿的上述意见并恳请法庭充分注意辛素洁专业律师的职业特征。苏鸿补充上诉意见：一、共同还款人应当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但本案苏鸿与辛素洁之间从未有过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未授权余江涛向辛素洁借款或者事后追认该借款为共同借款。1.辛素洁与余江涛的个人资金往来期间存在于2011年11月份之前。现有的所有在本案出现的借条借据均是在资金往来后补签的，且均系余江涛个人签字。根据辛素洁在一审起诉时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可以认定，辛素洁系主张其与余江涛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未主张与苏鸿存在借贷关系。2.辛素洁在2012年向历下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在余江涛个人的借条上伪造了苏鸿个人签字，作为证据提交，但最终因为苏鸿要进行举报，在其开庭前一天撤回对苏鸿的起诉。该事实也可以完全认定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其本案主张的借款与苏鸿无关。2013年4月25日，在历下区人民法院案件撤诉后，苏鸿为与辛素洁、余江涛的个人借款划清关系，三人共同签订证明一份，表明“辛素洁转账到苏鸿账户的款项已由余江涛全部收到”，该书证可以证实辛素洁转账到苏鸿的账户的资金余江涛全部收到。一审法院认为该书证没有写上借款与苏鸿无关，就自然应当与苏鸿有关，创造性地以证据内容反推事实，违背了证据认定的法律规定。本案中辛素洁提供的借条是2014年4月20日余江涛出具的，结合2013年历下区人法院撤回对苏鸿的起诉，三方签订书证证明由余江涛收到款项，在该种情况下，至2014年签订欠条时辛素洁仍然只和余江涛签订借条，未再与苏鸿进行过沟通，符合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借款的事实。2016年3月4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中（第2页、第3页），辛素洁表示：“2011年通过苏鸿账户转借给余江涛都有收条，可以证明我和余江涛的借款是通过苏鸿的银行账户”并表示“是一张汇总的收条，上面显示是通过转账给苏鸿借给余江涛”，笔录中辛素洁一再陈述是借款给余江涛，交付方式是通过苏鸿账户转借给余江涛，并且有银行凭证证明；调查笔录中还记载辛素洁表示问过余江涛为何不用自己银行卡并得知余江涛因自己是银行员工，不能有大额资金流水，所以才用苏鸿的卡进行借款。因此辛素洁明知苏鸿的卡仅是余江涛借款的工具，不能代表苏鸿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3.辛素洁所谓的苏鸿用其资金偿还银行个人消费贷，无事实依据。（1）辛素洁转账的苏鸿银行卡上的资金，均系余江涛使用，苏鸿并没有以此资金向银行偿还个人贷款，辛素洁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2）辛素洁打到苏鸿卡上的每一笔资金，余江涛都提供了资金去向，且数额能够完全对应，该资金去向未有一分钱用到了苏鸿身上。辛素洁转到苏鸿卡上的钱，在辛素洁与余江涛结束资金往来以后，辛素洁才与余江涛签订借条，并认可由余江涛全部收到，进一步证明系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有金钱往来。上述事实，均无辛素洁与苏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也无款项交付的事实，苏鸿的银行卡只是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均认可的转款工具。二、一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诉讼中，辛素洁主张苏鸿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其将银行账户出借给余江涛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出借银行账户应承担责任的有关规定要求苏鸿承担连带责任。在此，辛素洁请求苏鸿承担的是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辛素洁并未主张苏鸿系共同借款人，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苏鸿系与余江涛共同借款，并判决苏鸿与余江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法律规定，应予以撤销。综上，本案出借资金时辛素洁与苏鸿从未达成过借款的合意，苏鸿也未使用过这其中的一分钱。辛素洁所谓的夫妻名义共同借款，纯粹是辛素洁个人的杜撰，更是辛素洁企图以诉讼的形式侵占苏鸿个人财产，否则也不可能在几次的法院诉讼过程中，就一个民间借贷案件，辛素洁个人陈述前后矛盾，不能一致。退一步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那么该案中辛素洁对于该600多万元的巨额借款应当依照规定就每一笔借款如何使用进行举证。最后，不管辛素洁与余江涛个人之间纠纷最终结果，苏鸿对于辛素洁的个人资金来源提出质疑，并希望法庭调查，在其与余江涛资金往来不到一年的时间，竟涉及600多万元转账，从辛素洁的多次陈述来看，至少有200万元的借条、660万元的借条、800万元的借条，辛素洁作为专业的律师对于借款的数额都不曾确切的计算过，就笼统的让当事人签订一张一张借条，严重不符合常理。辛素洁辩称,对于苏鸿及其代理人多次在诉讼中污蔑辛素洁，谎称其伪造苏鸿签字一事，表示严重抗议。我本人将保留向苏鸿追究污蔑我本人的法律责任。一、本案借款事实清楚，余江涛、苏鸿依法应当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10月24日期间，辛素洁共向余江涛、苏鸿出借资金714.35万元，2014年4月20日经对账后余江涛向辛素洁出具借到660万元本金的借据并约定了利息。一审庭审中，余江涛自行整理的苏鸿认可的转账明细表及对应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宗，证实余江涛、苏鸿自认至少收到辛素洁664万元出借资金的事实。二、苏鸿与余江涛是同居关系，其作为借款资金的共同借款人、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依法应对同居期间所发生的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证据充分显示借款发生在余江涛、苏鸿对外以夫妻名义交往的同居期间，案涉银行账户作为苏鸿个人贷款专用账户由余江涛、苏鸿共同使用，案涉借款资金转入案涉银行账户后双方不但将借款资金用于共同生产和生活，还被苏鸿个人用于向他人转账、支取现金、转入本人的其他银行账户、偿还银行80万元贷款本息和办理抵押房产抵押解除登记等大量的其他业务。因此，苏鸿作为案涉借款资金的共同借款人、实际使用人和受益者，对案涉借款资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既符合《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务，可按共同债务处理”之规定，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之规定。三、余江涛自行整理的苏鸿认可的向辛素洁转账还款的明细表及对应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宗，证实了余江涛、苏鸿自认曾共同向辛素洁偿还过借款利息系共同还款人的事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余江涛、苏鸿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辛素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江涛偿还借款本金660万元；2.判令余江涛支付借款利息（以66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4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20日为164.395万元）；3.判令苏鸿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余江涛、苏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辛素洁自其尾号125290的齐鲁银行账户向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有多笔转账及存入款项，分别为：1.2010年12月22日97万元；2.2011年1月24日103.7万元；3.2011年2月24日分两笔共77.6万元；4.2011年3月24日82.45万元；5.2011年6月24日116.4万元；6.2011年8月5日分两笔共40.85万元；7.2011年9月23日19.4万元；8.2011年10月13日53万元；9.2011年10月24日24.25万元。上述款项金额共计614.65万元，辛素洁主张均为向余江涛出借的借款。除上述款项外，辛素洁主张另有向余江涛现金出借款项共计99.7万元，分别为2011年5月24日9.7万元、2011年6月21日60万元、2011年9月20日10万元、2011年9月21日20万元，也均存入苏鸿尾号256490齐鲁银行账户。对此，余江涛、苏鸿对款项的交付不予认可，辛素洁亦未提交款项交付的证据。2014年4月20日，余江涛向辛素洁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自2010年以来共借到辛素洁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元正（6600000.00）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辛素洁可随时向我本人追偿本息”。辛素洁主张，该借据系在其与余江涛经对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辛素洁出借的款项及余江涛支付的利息对账后由余江涛所出具。经质证，余江涛对该借据系由其出具无异议。关于借款事由，辛素洁主张其与余江涛系多年朋友关系，在2007年通过余江涛介绍知晓了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二人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2009年余江涛以其家庭在章丘市开了铁矿需要几百万资金周转为由表示想向辛素洁借款，并承诺给予高于银行利息的借款利息。辛素洁经调查章丘紫能矿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了解到苏鸿占有31%的股份，结合余江涛向其提交的承包合同、勘探材料等资料，辛素洁认为还款能力有保证，故自2010年12月份开始陆续出借款项至苏鸿账户。关于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经在案证据反映，苏鸿曾于2010年与齐鲁银行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并在该合同项下最高借款额中与齐鲁银行签订借款支用单三份，借款金额共计80万元，借款用途均为消费。在三份支用单中，苏鸿均授权银行在其尾号256490的银行账户中扣收贷款本息。另查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多起诉讼，根据在案证据显示相关诉讼情况如下：1.2013年，辛素洁曾以民间借贷纠纷对余江涛、苏鸿提起诉讼，要求余江涛、苏鸿偿还借款200万元，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立案受理。该案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记载辛素洁系于2011年3月24日、2011年6月24日分两次借给余江涛、苏鸿198.85万元，由余江涛、苏鸿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该案辛素洁提交的证据为余江涛、苏鸿签名的借条1份（苏鸿本案中主张该借条上签名为辛素洁伪造）以及2011年9月23日19.4万元的转账凭证1份;该案庭审笔录中，辛素洁陈述对于借款系多次打款及现金出借款项共计198.85万元并表示以当庭陈述为准，且200万元借条中包含了198.85万元借款的利息。余江涛陈述其收到了辛素洁所诉198.85万元借款，但对打款和现金的数额分别是多少记不清了，借条主文和签名系余江涛本人所写，苏鸿签名不是余江涛所写；该案审理过程中，辛素洁于庭审时当庭撤回对苏鸿的起诉；后于庭审后又对该案撤诉，撤诉申请书载明的撤诉理由为“辛素洁与余江涛、苏鸿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因自身合法权益已经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经达到”。2.2011年，苏鸿曾以民间借贷纠纷对余江涛提起诉讼，要求余江涛偿还借款200万元，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案件立案受理，后由该院出具（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对该案调解结案。后因辛素洁举报该案虚假诉讼，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后做出（2016）鲁01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裁定该案由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做出（2016）鲁01民再5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苏鸿主张200万元的借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将该案发回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重审。案经重审，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苏鸿主张分三次以现金向余江涛出借200万元，无确凿证据证实双方的借贷合意及资金交易，故其主张余江涛偿还借款20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驳回苏鸿的诉讼请求。在（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案件再审审查过程中，案件承办人曾：1.对辛素洁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辛素洁主要陈述其在2011年期间通过向苏鸿交付款项的方式实际交付余江涛款项大约500-600万元，每次交付都是余江涛持苏鸿的存折在银行进行的转账，苏鸿没有露过面，但辛素洁作为朋友知晓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2.至山师附小查询苏鸿女儿苏子睿的原始入学手续并制作工作笔录，笔录主要载明：“苏子睿于2011年9月1日入山师附小就读，后转学至威海高技区第一小学，其户籍记载为苏鸿之女，住济南市，其学籍表均记载父亲为余江涛（监护人1）、母亲为苏鸿（监护人2），家庭住址为济南市历下区文化园**楼****（余江涛为房主）。该校副校长答复：原始入学手续已经销毁，按照学校管理规定最多保存两年。根据苏子睿的上述信息，理论上存在入校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得有余江涛、苏鸿的结婚证。由于原始资料已经销毁，到底有没有结婚证无法查询，即便是有结婚证，学校也没有能力落实真伪。”本案中，苏鸿提交了苏子睿的户口簿及出生医学证明，其中户口簿记载苏子睿曾用名为刘奕彤，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刘奕彤父亲为刘志鹏，母亲为苏鸿。苏鸿与刘志鹏原系夫妻关系，在上述（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二人于2005年经法院判决离婚。3.2019年，辛素洁以房屋确权纠纷起诉余江涛，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立案受理，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该案尚在二审审理中。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项产生争议：争议一、余江涛对辛素洁有关向苏鸿账户转账及汇入款项系借款的主张提出异议，主张相关款项均是辛素洁委托余江涛向恒安公司进行集资的款项。就上述主张，余江涛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2011年10月24日恒安公司向余江涛出具的借条一份及恒安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余江涛人民币现金壹佰玖拾万元整（?1900000-）借款期限半年。”据该证据，余江涛主张恒安公司因无法返还辛素洁集资的高额利息故出具此借条，因余江涛与恒安公司人员相熟，故按辛素洁指示，在借条中写为借余江涛的款项。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该证据只能证明恒安公司与余江涛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辛素洁无关，且余江涛陈述的借条形成过程也不属实；苏鸿主张该证据与其无关，真实性不清楚。2.余江涛自行整理的向恒安公司转账的明细表及对应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宗，其中银行流水反映，自2010年12月份至2011年10月份，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及其另外的工商银行账户曾多次向尾号8187、7789、7374、5678的银行账户转账。余江涛表示上述尾号8187、7789的银行账户为恒安公司董事长曾庆军的账户，尾号7374、5678的银行账户为恒安公司总经理吴晓鲁的账户，并据此主张上述款项多为转付的辛素洁的集资款。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该组证据证明了余江涛自认收到辛素洁本金664万元，但不能证明辛素洁让余江涛代转至恒安公司；苏鸿对该组证据中有关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就上述证据查明，除余江涛主张的转账外，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在2011年期间另发生若干业务，使用频繁。3.余江涛自行整理的向辛素洁转账的明细表及银行流水一宗，据此证明在2011年2月至同年11月期间余江涛或苏鸿的银行卡曾向辛素洁付款共计90.4万元，该款为由余江涛代转的由恒安公司向辛素洁支付的部分利息，并表示其余集资本金及利息由恒安公司汇入辛素洁指定账户。经质证，辛素洁认可收到90.4万元款项，但主张该款项的性质是余江涛与苏鸿共同向其支付的借款利息，与恒安公司无关；苏鸿对该组证据中有关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4.（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的起诉状、借条（该案证据）及撤诉申请等卷宗材料一宗，据此证明辛素洁在该案起诉时自认双方最后汇总金额为200万元，故本案所诉借款金额660万元不成立，且辛素洁对该案的撤诉证明其所谓200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也已消灭。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该案所诉仅是双方之间借款的一笔，该案撤诉系双方口头协商给予余江涛和苏鸿延缓还款时间；苏鸿质证该组证据反映了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的所有款项纠纷在该案中已处理完毕。5.2012年6月30日余江涛向辛素洁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本人因向辛素洁个人借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正（8000000.00）上述款项已通过苏鸿转账和本人收现金全部收到，本人以个人的资产提供担保。”余江涛主张该证据系辛素洁于2016年在（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中提供，并以辛素洁曾起诉200万元借款而不起诉该800万元借款证明该800万元借款与本案660万元借款一样并不存在，且辛素洁陈述2014年4月20日之前的借条、欠条均已由余江涛收回与事实不符。经质证，辛素洁主张其在（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中提交该还款承诺书是要证明余江涛与苏鸿对外以夫妻关系宣称和示人以及出借款项是通过苏鸿的账户且苏鸿与余江涛已全部收到借款，本案陈述的2014年4月20日之前借条和欠条余江涛均已收回与该还款承诺书并不矛盾；苏鸿认为该承诺书系余江涛出具，与其无关。6.2011年1月24日余江涛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及案外人任翔出具的证明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辛素洁现金壹佰壹拾万元正。”任翔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今证明辛素洁手中余江涛出具的金额壹佰壹拾万元（1100000.00）的借条及收到条已作废。特此声明”据该组证据，余江涛主张收条对应的款项为2011年1月24日辛素洁转账的103.7万元及利息，后辛素洁以收条找不到了为由，让与其在同一律所的任翔出具证明，但辛素洁现将该收条又在（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中予以使用。经质证，辛素洁主张收条系在（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任翔所出具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苏鸿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经一审法院核实，辛素洁在（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中提交了上述收条，对应的付款情况辛素洁在该案中主张为向余江涛交付的现金及兴业银行的贷款，未以本案103.7万元的银行流水作为该收条的付款凭证。争议二、苏鸿对辛素洁主张由其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提出异议，主张自己对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清楚，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其抗辩主张，苏鸿提交的证据除一审法院上述查明内容中涉及的苏子睿的户口薄和出生医学证明、（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询问笔录等证据外，另有如下证据：1.2012年2月13日苏鸿与案外人卢玉美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据此证明苏鸿以该房屋买卖的价款偿付前述其向齐鲁银行的80万元贷款，并未使用辛素洁的资金。经质证，辛素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余江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2.2013年4月25日由苏鸿、余江涛、辛素洁共同签字的书证一份及2013年4月26日辛素洁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撤回对苏鸿起诉的申请书一份，上述书证内容为“辛素洁转账到苏鸿帐户的款项已由余江涛全部收到”。据该组证据，苏鸿主张三方经核对账目后确认苏鸿银行卡由余江涛与辛素洁私自使用用于收取和转付辛素洁集资款，苏鸿不应承担责任，故三方书面签字确认并由辛素洁于次日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苏鸿的诉讼。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苏鸿在书证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反证实了苏鸿对借款事实清楚且参与了借款过程，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中系因余江涛与苏鸿承诺还款，辛素洁才撤回了起诉；余江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一，余江涛通过苏鸿银行账户收取的辛素洁款项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辛素洁对于其主张的与余江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款项交付的银行流水以及余江涛向其出具的借条，能够证实二者之间的借贷合意以及借款的实际交付，二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予认定。余江涛抗辩案涉款项均系辛素洁委托其向恒安公司进行集资的款项，但其未能提交辛素洁有上述意思表示的证据予以证实。余江涛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反映的或是苏鸿银行账户与案外人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或是案外人向余江涛出具的借条，或是案外人出具的证明，均无法体现与辛素洁之间的关联性，故上述证据既无法排除余江涛在向辛素洁借款后自行使用款项的行为，也不能证实辛素洁对其有委托事项，故一审法院对余江涛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争议二，苏鸿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其应予承担，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指出，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银行账户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1.苏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由其个人对自己银行账户的使用进行掌控，即便如其所言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交由余江涛为其办理理财使用，但对第三人而言，也意味着苏鸿将该账户使用的权责授予余江涛，苏鸿作为授权人或委托人，应承担该账户收付款项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现其银行账户发生大量的资金往来，苏鸿仅以自己对账户的使用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不足以免除其民事责任；2.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除收取辛素洁的款项外，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大量的其他业务，同时苏鸿还将该银行账户作为其向银行进行消费贷款的授权扣收本息账户，该事实证明苏鸿对该银行账户能够控制并且实际使用；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案证据反映，苏鸿之女苏子睿的学籍卡记载余江涛为苏子睿父亲、苏鸿为苏子睿母亲。在（2016）鲁01民再5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苏鸿与余江涛的住址均为同一处。上述情况能够证实苏鸿与余江涛曾以夫妻关系或以夫妻关系的表象对外示人，同时余江涛又持有及使用苏鸿的银行账户，故辛素洁主张其系在相信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共同借款的情况下出借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4.苏鸿提交的2013年4月25日由苏鸿、余江涛、辛素洁共同签字的书证，其内容仅是反映了款项流转的客观情况，并无苏鸿本案主张的其不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而按苏鸿所言该书证系在其因自己账户收款而涉诉，后经三方确认收款与苏鸿无关的情况下签署，则该书证上更应明确体现出与苏鸿无关的意思表示，现该书证上并无此意思表示，显与常理相悖。综上分析，应认定苏鸿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其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根据上述对争议问题的分析，能够认定余江涛与辛素洁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苏鸿为共同借款人。余江涛在其出具的借条中载明“辛素洁可随时向我本人追偿本息”，现辛素洁要求其与苏鸿偿还借款本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金额，其中614.65万元，有银行流水为证，足以证实款项的交付，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辛素洁主张另有99.7万元系现金出借给余江涛，但未能提交其交付款项的证据，余江涛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据此，辛素洁主张的660万元借款中的614.6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余江涛、苏鸿关于辛素洁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主张借款只有200万元，且撤诉也表明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归于消灭的主张，首先该案并未作出最终的实体处理，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再次撤诉并不当然代表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而该案撤诉申请中也未有关于双方债权债务消灭的明确表述。据此，余江涛、苏鸿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利息，余江涛出具的借条中载明为“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因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借款期限，辛素洁主张按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判决：一、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偿还原告辛素洁借款本金614.6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偿付原告辛素洁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614.6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辛素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491元，原告辛素洁负担5000元，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负担6549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二、苏鸿应否对余江涛的涉案借款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要有借贷的合意，实质要件是要有交付的事实。本案中，辛素洁提交了余江涛2014年4月20日出具的借据，该借据明确载明余江涛自2010年以来共借到辛素洁660万元，能够证明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关于款项的交付，辛素洁亦提交自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10月24了向苏鸿账户转款614.65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余江涛对收到上述款项亦无异议，能够证明借款的交付。余江涛虽辩称案涉款项均系辛素洁委托其向恒安公司进行集资的款项，但其并未提交辛素洁有上述意思表示的证据予以证实，亦未提交辛素洁指示余江涛或苏鸿向案外人转款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余江涛的该辩称不予采信，并认定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借款的数额问题。余江涛出具的借条中虽然载明的借款数额为660万元，但根据辛素洁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仅有614.65万元为转账支付，对于辛素洁主张另有99.7万元系现金交付给余江涛，在余江涛不认可收到上述现金的情况下，辛素洁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关于余江涛、苏鸿对辛素洁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主张借款只有200万元、撤诉表明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归于消灭的主张，因该案并未作出最终的实体处理，且余江涛、苏鸿亦未提交其向辛素洁偿还该200万元款项的证据，该案的撤诉并不能代表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的本金为614.65万元，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还款的数额问题。余江涛主张在2011年2月至11月期间，余江涛或苏鸿的银行卡曾向辛素洁付款共计90.4万元，但其在一审中主张该部分款项为代恒安公司向辛素洁支付的部分利息，但辛素洁认为收到的该款项为余江涛及苏鸿向其支付的涉案借款利息，另根据余江涛于2014年4月20日出具的借据中载明的借款仍为660万元，并未对偿还的款项作出说明，且偿还的该部分款项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上限，故该部分转款应视为余江涛或苏鸿偿还的涉案借款在余江涛于2014年4月20日出具借据之前产生的利息。故余江涛在二审中要求将该90.4万元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除的上诉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问题，余江涛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因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借款期限，一审法院判决以借款本金614.6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苏鸿应否对余江涛的涉案借款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第一，苏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其银行账户的操作与掌控应负有相应的责任，对个人账户的大额资金往来更应明知，即便如其所言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交由余江涛为其办理理财使用，但对第三人而言，也意味着苏鸿将该账户使用的权责授予余江涛，苏鸿作为授权人或委托人，应承担该账户收付款项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现其银行账户发生大量的资金往来，苏鸿仅以自己对账户的使用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不足以免除其民事责任。第二，根据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明细显示，该银行账户除收取辛素洁的款项外，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大量的其他业务，同时苏鸿还将该银行账户作为其向银行进行消费贷款的授权扣收本息账户。另苏鸿的该银行账户在收取辛素洁银行转款后，有部分款项转至案外人银行账户，有部分款项以现金方式取出，部分款项转入苏鸿尾号6217的银行账户。上述事实能够说明苏鸿对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能够控制并且实际使用。第三，根据苏鸿之女苏子睿的学籍卡记载的内容及（2016）鲁01民再51号民事裁定书、（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苏鸿与余江涛的住址均为同一处的事实，一审法院采信辛素洁关于其系在相信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共同借款的情况下出借借款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第四，苏鸿提交的2013年4月25日由苏鸿、余江涛、辛素洁共同签字的书证，其内容仅是反映了款项流转的客观情况，并无苏鸿主张的其不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而按苏鸿所言该书证系在其因自己账户收款而涉诉，后经三方确认收款与苏鸿无关的情况下签署，则该书证上更应明确体现出与苏鸿无关的意思表示，现该书证上并无该意思表示，显然与常理不符。另从该书证中反映的内容与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流水不符，且苏鸿对其该账户收取辛素洁的款项亦系明知，故苏鸿不承担责任的主张亦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结合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在收取辛素洁款项后存在部分现金取款及转入苏鸿尾号6217的银行账户的事实，一审认定苏鸿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余江涛、苏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492元，由上诉人余江涛、苏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