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14526号原告：梁士科，男，195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xx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梁颜，198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xx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罗德顺，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xx公司员工，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平，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伟，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士科与被告罗德顺、梁颜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梁士科，被告梁颜，被告罗德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平、郭金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士科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牌照为×××的日产小客轿车一辆；2．判令被告返还该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购车发票等相关手续；3．判令被告缴纳处理用车期间造成的违章费用；4．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的车辆使用费46667元（每年一万元，按月计算）；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梁颜系原告的女儿，梁颜与罗德顺曾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罗德顺使用原告名下的车辆。现梁颜与罗德顺离婚，被告一直非法占有使用，并不返还。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罗德顺辩称，首先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没有证据证实涉案车辆属于原告，涉案车辆是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车牌确系原告所有，这是事实，但该车辆出资是二被告共同出资。关于车辆的使用费，因为车牌本身作为一种福利的性质，不允许也不能够将车牌出租来谋取利益，所以对此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另外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出租费用达成合意，费用的计算也没有依据。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所称的相关手续材料不在我方手上。综上，不认可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这辆车从当初购买选号的时候选的是5，主要是因为梁颜的车牌号是8，避免重复，单双号，这辆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载原告和家人，很少我自己一个人用。梁颜辩称，我认可我父母出钱给我们买的车，分三次由我母亲打给我钱。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从车买了之后，当时是12月份，我们住的比较远，在一月份我父亲就说把车给我们开，所以才到我们这里，现在购车发票、登记证都在罗德顺手里。我认可原告提的车辆使用费，这是正常的，车辆本身是一个固定资产，我父亲认为给闺女的车，现在女儿分居离婚，有必要返还，而且目前车辆一直是罗德顺使用，原告也是有顾虑的。综上，我同意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士科系梁颜之父，案外人颜世荣系梁颜之母。2015年8月10日，梁颜与被告罗德顺登记结婚。2015年梁士科获得购车指标。2015年12月，罗德顺与梁颜使用梁士科的购车指标以梁士科之名，在北京新发地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购买了东风日产牌二手小型轿车一辆，车辆牌照为×××，价款为85000元，该款分三次由梁颜支付案外人贾志伟，其中第一笔5000元于2015年11月29日梁颜通过其支付宝支付贾志伟，剩余两笔50000元、30000元于2015年12月1日由梁颜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卡转账支付贾志伟。车辆购置后由罗德顺占有使用，并为该车投保相关保险。罗德顺称车辆现停放在停车场，因为车辆牌照被人摘走，无法使用。梁士科及梁颜均主张购车款来自于颜世荣于2015年9月29日汇入梁颜招商银行卡（账号为×××）内的50209．35元和2015年11月26日汇入的35467．2元，并出示两次打款交易明细。梁士科提交的颜世荣名下招商银行卡（卡号为×××）于2015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5年9月29日10时47分38秒颜世荣该账户受托理财赎回50000元及分红101．42元，卡内余额为50209．35元，后于同日的16时10分33秒汇款50209．35元至梁颜招商银行账户（账号为×××）。梁颜提交的其名下招商银行卡（账号为×××）于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日期间交易流水显示，2015年9月29日梁颜通过直付通在双向类商户的交易支出50000元。梁士科提交的梁颜名下招商银行卡（账号为×××）于2015年11月25日至2015年12月2日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颜世荣于2015年11月26日22时53分42秒汇入20000元，于同日22时55分01秒汇入15466元，共计35466元，同日22时56分12秒梁颜通过待清算中间业务平台直付通业务资金支出35466元。罗德顺不认可颜世荣支付梁颜的上述三笔款项为涉案车辆的购车款，并陈述，“2015年9月29日颜世荣汇入梁颜账号的50209．35元是因为梁颜在此前汇给颜世荣50000元购买理财产品，其母颜世荣将理财本金及收益于2015年9月29日返还梁颜，其母颜世荣多次将钱款汇入梁颜的账号，而且颜世荣的银行卡平时都是由梁颜管理，且2015年11月26日汇入的35466元后于同日22:56分通过直付通业务支出35466元，直付通业务是由用户和招商银行及网络签约商户三方共同使用的平台，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游戏充值以及购物，所以原告已交的该份转账明细不能证明35467．2元用于购车”。罗德顺另陈述，“关于购车款是我专门向案外人田家胜借款100000元，有50000元系由田家胜直接打至颜世荣账户，另有50000元由田家胜直接打到我账户，我再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梁颜，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做兼职所以转账的时候备注买人参款，但该50000元是购车款，当时梁颜告诉我付款时还差50000元，我就让田家胜给我打了50000元”。罗德顺提交的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为×××）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案外人田*胜于2015年11月26日汇入50000元。罗德顺及梁颜均提交罗德顺转账给梁颜50000元的支付宝转账账单详情，账单显示罗德顺于2015年11月30日转账给梁颜50000元，备注“买人参款”。对于该笔50000元，梁颜称收到该笔钱款，且确用于购买人参，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50000元用于购买人参。梁颜另提交若干招商银行账单详情，以证明罗德顺转给其的50000元购买人参款系用于生活开销。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梁士科于2019年11月将罗德顺诉至我院，我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京0112民初38127号民事裁定。梁士科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20）京03民终815号民事裁定，撤销我院（2019）京0112民初38127号民事裁定，发回我院重审。本院依法调取（2019）京0112民初38127号案卷内证据及开庭笔录。关于涉案车辆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车辆相关手续保管一节，在（2019）京0112民初38127号案件于2019年11月25日的庭审中，罗德顺提交涉案车辆购车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作为证据，梁士科及当时作为梁士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颜均称，庭审中已对购车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进行质证。罗德顺在本案于2020年10月12日制作的谈话笔录中称，“庭后经过在车内及住所内寻找，均没有找到购车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原件，向法庭提交随身携带的涉案车辆行驶证原件，梁颜也有涉案车辆钥匙及我住所钥匙，我认为购车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被梁颜拿走了。”经询问，梁颜及梁士科均称没有拿走购车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这些材料均在罗德顺处，对罗德顺提交的涉案车辆行驶证原件真实性认可；梁颜另称罗德顺已经更换涉案车辆的钥匙。梁士科在（2019）京0112民初38127号案件于2019年11月25日的庭审中称，“车是梁士科让梁颜帮忙买的二手车，因为梁颜车辆会涉及到限号的问题”。另查，2019年9月23日，梁颜将罗德顺诉至本院要求离婚，本院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2019）京0112民初32871号民事判决，驳回梁颜的诉讼请求。梁颜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20）京03民终121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京0112民初32871号民事判决，发回我院重审。发回重审后于2020年6月3日立案，案号为(2020)京0112民初12293号，该案尚在审理之中，梁颜与罗德顺尚未解除婚姻关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人问题的复函》规定，“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明，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车辆的登记名义人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实际出资人出具的购买该车的财务凭证、银行帐册明细表、缴纳养路费和税费的凭证，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独自对该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实际出资人所有。”涉案车牌号为×××的东风日产牌小型普通客车系特殊动产，机动车的权属并不以登记发生法律效力，“登记”仅为对抗要件。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车辆虽然登记在梁士科名下，但现有证据表明，购车款全部出自梁颜的银行卡及支付宝账户，并非出自梁士科本人或其妻颜世荣，梁颜虽称是其母颜世荣将购车款打给自己，但罗德顺不予认可，并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案外人田家胜借款5万元并于2015年11月30日通过支付宝转账梁颜5万元用于支付购车款，虽该笔转账备注为人参款，但梁颜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人参。关于颜世荣向梁颜账户汇入的两笔款项性质一节，梁士科及梁颜均主张梁颜支付的购车款来自于颜世荣于2015年9月29日汇入梁颜招商银行卡（账号为×××）内的50209．35元和2015年11月26日汇入的35467．2元。颜世荣及梁颜招商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9月29日颜世荣在理财及分红款（共计50101．42元）到账后将卡内余额50209．35元汇入梁颜账户，梁颜在收到该笔转账的当日即转出5万元用于直付通业务；2015年11月26日22时颜世荣分两笔向梁颜转账35466元，同日22时56分12秒梁颜通过待清算中间业务平台直付通业务资金支出35466元。故梁士科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颜世荣向梁颜账户汇入的两笔款项系用于购买涉案车辆。涉案车辆购车款系于梁颜及罗德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梁颜银行卡及支付宝账户支付，且截至2019年11月25日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均由罗德顺保管，涉案车辆购买后一直由罗德顺占有使用，结合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梁颜及罗德顺系涉案车辆的实际出资人，梁颜及罗德顺系使用梁士科指标购买涉案车辆，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梁颜及罗德顺，涉案车辆应系二人夫妻共同财产。现梁颜、罗德顺作为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涉案车辆并无不当，梁士科要求梁颜及罗德顺返还车辆、购车相关手续并支付用车期间使用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关于梁士科要求梁颜及罗德顺缴纳处理用车期间造成的违章一节，因处理违章事宜并非人民法院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士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7元，由原告梁士科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梅人民陪审员  李笑宇人民陪审员  裴云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何 娇书 记 员  高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