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7民初23226号原告：贲星明，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代理人：李凯，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中亮，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戚宁，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委托代理人：林展鹏，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贺敬，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国强，男，199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安阳县。委托代理人：刘佳佳，女，198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安阳县。上述当事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于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贲星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郭中亮、李凯、被告戚宁的委托代理人林展鹏、贺敬、第三人刘国强的委托代理人刘佳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贲星明的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第三人与被告于2018年12月9日签署的《合资经营协议书》己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出资款13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75598元（以132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自2018年12月14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19日,共8个月5天，共计39078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自2019年8月20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19日，共8个月，共计3652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担保费、保全费、执行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第三人与被告为普通朋友关系。2018年11月被告声称其拥有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海底小纵队主题娱乐及宣传活动”的合法授权等资源，鼓动原告和第三人对其所称的项目进行投资。原告和第三人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并未对被告所称的所谓资源进行详细的查验，于2018年12月9日，共同签署了《合资经营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设立“乐佳商业运营（深圳）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公司注册资本为350万元，其中，第三人出资227.5万元，占股65%;被告以其所在的“乐悠游集团”设施出货价格20%折扣及“资源”折价70万元出资，占股25%;原告以管理股5%及现金17.5万元出资，占股10%。2018年12月11日，原告和第三人按照协议约定，通过指定账户（王瑞凯）共同向被告支付出资款245万元。但在原告和第三人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后，被告始终无法提供可作为股东出资的“集团设施”（即协议书约定的第二条第2项之(2)款的义务）。经二人多次催促后，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被告上述行为明显属于故意欺诈。为此，原告及第三人多次要求被告退还出资款245万元，然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仅退还出资款共计113万元，仍有132万元拒不退还。基于上述事实，2019年1月7日，原告及第三人向被告发送《关于解除《合资经营协议书》及阁下返还全部出资款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合资经营协议书》自被告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解除，并要求被告退回全部的出资款。2019年3月8日，为了方便向被告主张要求返还出资款所形成的债权，第三人与原告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将其对被告拥有的因主张要求返还出资款所形成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债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二人便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被告（2019年4月2日通过EMS的方式邮寄给被告，被告于2019年4月3日签收）。原告在受让第三人的全部债权后，原告对被告拥有因主张返还出资款所形成的债权共计132万元。被告戚宁答辩称：1、第三人不是《合资经营协议书》的真实当事方，原告亦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和主张相关权利。（1）刘国强仅是隐名代理人，其缔约行为代表案外人刘佳所为，其自身并非真实缔约方。2018年底，原告主动找到被告称希望与被告合作投资若干商业项目，并称其可协助被告拉来投资。在此前提下，被告筛选出“万达－海底小纵队”主题娱乐及宣传活动项目，供原告与被告展开合作。原告表示同意，并拉来案外人刘佳作为该项目的投资人，三方共同开展投资合作。三方达成初步共识后，逐步敲定了各项合作细节，并拟定了《合资经营协议书》文本，其中协议甲方为刘佳，乙方为被告，丙方为原告，但是在三方准备签约的最后关头，刘佳以及身份特殊、不便出面（被告不清楚具体缘由，不排除涉及违法犯罪），不宜将其身份登记至合资公司的股东名册中为由，要求由其弟刘国强出面代为签约和作为合资公司的股东。因该项改变来得非常突然，三方甚至来不及签修改协议文本，直接在原有协议文本中将“刘佳”的字样划去改为“刘国强”，三方就此于2018年12月9日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被告事后从原告处获悉，刘佳在做网上赌博平台和区块链集资等涉嫌犯罪的生意，其担心影响到本人和合作的公司，故此才不便出面。尽管上述协议是由刘国强代为签订，但被告在签约时并不认识该人，在签约后的项目推进、谈判、协商等过程也是直接与刘佳、原告对接，与刘国强的接触甚少。被告、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均明知刘国强是代表刘佳签约，且在签约后的履约过程中均以刘佳直接接洽，协议直接约束刘佳、被告及原告，刘国强仅是隐名代理人，而非《合资经营协议书》的真实缔约方。在此情况下，刘国强并不享有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无权对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转让或者做其他处分。（2）《合资经营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依法不得转让，原告主张的债权转让不成立。被告与刘佳、原告开展相关合作，不仅针对具体的项目，还需要基于各自的人身信任，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共同参与经营管理，相关合作乃是一项需要各方配合和参与的持续性合作，而非即时结清的合同。因此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等具有人身专属性，依法不得转让。此外协议约定在该协议签订后两年内刘佳及被告均不得单独撤资，也不得转让股份，因此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不得转让。此外在收到原告及刘国强共同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后，被告及时向原告回复《债权转让异议函》，表明对该所谓的债权不予承认，也不承认所谓的债权转让。原告以其从刘国强处受让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既缺少主体适格性，也缺乏合法的实体权利来源。再者被告从未承认涉案协议已经解除，也不承认原告已受让取得刘佳基于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原告基于受让所取得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缺乏必要的直接利害。2、被告在签约后如约履行义务，各方前期均在积极履约，刘国强及原告的解除权不成立。涉案项目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原告未能取得非法不当利益，从而挑拨各方的合作关系。在协议签订后，原告找到被告称该笔投资是他拉来的，要求拿到相关的回扣，还威胁被告称如果被告不向其支付回扣，会采取一切办法让合作搞砸，让刘佳撤资。迫于无奈之下，被告先行以“业务费”的名义向原告转账支付了10万元的回扣。协议签订后，被告如约安排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从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处取得“海底小纵队”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并安排原告以“乐佳商业运营（深圳）有限公司”名义与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签订相关的授权协议，完成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准备工作。被告与原告、刘佳也一直就公司注册场地、选址等合作细节进行磋商，在2018年12月25日前，各方均较为融洽的在共同推进相关的合作。2018年12月25日，原告突然向被告提出不想继续做“海底小纵队”相关项目，转而想做“MR乐”相关项目，继而提出反悔和终止合作。因被告已通过相关的安排从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取得相关的知识产权授权，如此时终止合作，将使得合作各方需承担巨额违约责任并蒙受巨大损失。故此，被告拒绝了原告该项要求。此时原告又提出，刘佳对涉案项目的投资合作主要是基于对其个人的信任而为之，其“可以让合作成，也可以让合作不成”，要挟被告同意其反悔的要求，但被告并未同意。其后，原告挑拨被告与刘佳、刘国强等人的关系，并刻意阻止被告与刘佳、刘国强直接沟通解决纠纷，并在2019年１月初又以其他理由向被告发来解除涉案协议的通知。在被告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刘国强及原告所谓的解除权不能成立，涉案协议并未解除。原告及刘国强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人刘国强答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9日，贲星明、刘国强、戚宁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约定：三方合资设立乐佳商业运营（深圳）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经营范围是商业策划、连锁店运营管理、国内贸易，注册资本350万元；贲星明以管理股5%以及现金出资17.5万元，合计持股10%，戚宁以其所在乐悠游集团设施出货价格20%抵扣以及资源折价70万元投入，占25%的股权，刘国强以货币出资227.5万元，持股65%；贲星明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由刘国强代为借款17.5万元投入公司，被告以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的出货清单中折扣金额出资，刘国强在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投入投资款227.5万元；协议两年内戚宁、刘国强不得单独撤资，不得转让股份；公司设立董事会，三方各委派一名董事成员，第一任董事长由戚宁担任；第一任合资公司总经理由贲星明担任，法人代表由刘国强指派担任；本协议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的甲方原打印为“刘佳”，后更改为“刘国强”。2018年12月11日，刘国强向戚宁支付投资款245万元。2018年12月12日，戚宁向案外人武传波转账支付8万元。贲星明主张该款是戚宁退还的投资款，另有2万元投资款未能找到转账记录。戚宁主张该款是贲星明索要的回扣款，另有2万元回扣款戚宁微信支付给了贲明星的妻子。2018年12月13日，贲星明申请将投资款转出给刘国强，经刘国强、戚宁同意，戚宁于同日向刘国强支付“投资款余款”103万元。2018年12月13日，贲星明以“乐佳商业运营（深圳）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海底小纵队主题及宣传活动运营权转授权协议》，协议载明“乐佳商业运营（深圳）有限公司”的实际合伙人为贲星明、戚宁、刘国强三人，内容为“海底小纵队”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2018年12月25日，贲星明向戚宁发送微信：“老板海底小纵队我们不做了改做你自己的品牌MR乐，从新修改合作方案吧。或者在找合作机会”，戚宁回复“那不行，我们跟万达的合同都弄完了。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吗”、“万达的授权都批完了，咱们的合同也签字盖章了，你们在开玩笑？”贲星明称“我们并没有看到万达合同都是你说的，我们改做你自己的品牌，明天从新起草合作合同吧，海底小纵队和你原来说的偏差太大了，支持力度不大”、“我们现在更倾向MR乐”，戚宁回复“1.万达授权合同已到；2.授权金已缴纳；3.咱们的合同已签字盖章；4.3个场地合同已到，明天上午就要确认；4.我派给你们的资深店长都已做好工作安排；5.设备定金已缴纳OEM授权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骑虎难下。改不了”。2018年12月26日，戚宁问“你们究竟如何？要不你们都自己去谈门店吧。不用万达推荐的这几个场地了”，贲星明坚持“老板我们不做海底小纵队了，做你MR乐”、“那没办法了和当初聊的差距太大了。只能投资你旗下品牌做”、“当初你说海底小纵队品牌使用权是2年，现在合同上就1年”，戚宁回复“授权是按场来计算的，1年10场保底。2年20场。懂了吗”。戚宁称“约佳佳，我把整个咱们之间合作的情况都要跟她清晰地讲清楚”，贲星明回复“佳佳昨天我们通电话了，我全全办理这个事。佳佳投资是投资我个人的。”“海底小纵队项目群”（贲星明、“刘佳”、戚宁均为群成员）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8日下午13：03，戚宁发出“海底小纵队活动授权协议—乐悠游.PDF”，称“这个是万达发给乐悠游的，乐佳商管在此基础上，获得乐悠游转授权”，14：35戚宁问“下午可以把所有合约签署完毕吧？签完咱们的，才能跟万达约去北京签约”，16：20戚宁发出“海底小纵队活动授权协议—转授权乐佳商管.PDF”，称“按照万达的合同，做的乐悠游与乐佳商管的转运营合同”。2018年12月12日，戚宁称“海底小纵队中庭项目项目进度：万达集团总部授权合同已审批完毕。后天万达IP副总裁张妍抵达深圳，安排具体实施。已约好明天缴纳100万的海底小纵队授权金。海底小纵队专用游乐设施3套销售定金52.5万已提交（50%）。贲贲已与皋小姐谈好入职，预计本周末开始推进工作，下周开始前往各场地。2名现场运营资深店长已从乐悠游惠州区门店调回深圳准备在乐佳商管公司上岗……一切快速推进中”、“乐佳公司已开始准备核名资料，明天上午开始注册。并在拿到执照后，开立对公账户”。2019年1月7日，贲星明向戚宁邮寄由刘国强、贲星明签字的《关于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及阁下返还全部出资款的通知》，认为“阁下从未开展公司创立的筹备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阁下作为公司经营的资源提供方，从未向我们两位出资人提供公司成立后的运营规划，从未向我方提供任何能证明阁下拥有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海底小纵队主题娱乐及宣传活动’的合法授权的合法文件。你我皆知阁下拥有‘海底小纵队’的合法授权为公司成立和经营的基石，阁下不具有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则公司成立和经营目的就必然无法实现；也正是因为阁下拒绝提供，导致拟成立的公司至今并未登记注册、未开展任何有效公司成立筹备工作如经营场所租赁、人员招聘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你我三方作为出资人的基础信任已完全丧失”，因此通知“《合作经营协议》于阁下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解除”、“阁下应在收到本通知三日内向我方（刘国强、贲星明）退回全部投资款”。2019年4月2日，贲星明向戚宁邮寄由刘国强、贲星明签字的债权转让通知，告知刘国强已将其对戚宁因要求返还出资款所形成的全部债权1225714元转让给贲星明。戚宁提交《主题及宣传活动授权许可使用协议》，证明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已从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处取得“海底小纵队”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协议载明的授权期限为2018年12月15日至2020年1月1日。贲星明及刘国强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在庭审中，刘国强委托代理人刘佳佳表示其即为协议及微信中所指的“刘佳”、“佳佳”，其与刘国强为亲姐弟，涉案协议的当事人是刘国强。贲星明和刘国强主张其解除涉案合作协议的理由是：三方协商签订协议时约定被告提供的资源包含“海底小纵队”授权、指定的一线城市大型商超的较大规模的十个场地、乐悠游集团生产的玻璃钢材质游乐设施，但是，被告未能按约定提供以上资源。戚宁不认可贲星明和刘国强的上述主张，并认为贲星明作为合资公司总经理应当要负责去落实各项具体工作。本院认为：《合资经营协议书》为贲星明、戚宁、刘国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9年1月7日，贲星明向戚宁邮寄的《关于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及阁下返还全部出资款的通知》以戚宁未开展公司创立的筹备工作、未提供公司成立后的运营规划、未提供“海底小纵队主题娱乐及宣传活动”的合法授权文件为由通知解除合同，该通知是否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原告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合同并未约定公司创立的筹备工作、运营规划由被告一人负责，事实上从合同约定的三方各指派一名董事成员、第一任合资公司总经理由贲星明担任、法人代表由刘国强指派担任来看，设立公司之前的筹备工作、公司的运营是三方共同的责任。另外，戚宁在微信中通知了“海底小纵队”授权进度，贲星明以“乐佳商业运营（深圳）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海底小纵队主题及宣传活动运营权转授权协议》，辅以戚宁提交的《主题及宣传活动授权许可使用协议》，在贲星明、刘国强未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戚宁已经履行了提供“海底小纵队”合法授权文件的义务。至于贲星明、刘国强在本案中主张的戚宁未能提供约定场地、游乐设施，因合同并未约定戚宁个人应承担提供场地的义务以及所提供场地的标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贲星明、刘国强提出的解除合同的原因不成立，贲星明、刘国强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贲星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360.4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纯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伍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