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民终69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建民，男，1971年7月8日出生，回族，住广西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政，广西宏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贱苟，男，195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建人，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柳，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贵华，女，1966年9月29日出生，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柳，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建民因与被上诉人葛贱苟、常贵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2民初2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丁建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法律关系应依法认定为民间借贷。㈠、本案管辖权异议已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1民辖终342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并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与葛贱苟之间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葛贱苟主张的股权转让纠纷。1、双方原始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民间借贷。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凭证2张及取款凭证，与葛贱苟于2017年4月7日出具的《借条》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葛贱苟 向上诉人借款。2、双方未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自2013年3月上诉人按葛贱苟要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至今，除上诉人登记为股东外，《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均未实际履行。葛贱苟和钦州琼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森公司）从未向上诉人发过召开股东会议的任何通知，从未向上诉人提供过有关公司的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和财务资料等，更没有关于分红的说法，上诉人与孔令花从未参与琼森公司的经营管理。3、葛贱苟以股权转让纠纷为逃避债务的借口。经查，葛贱苟与常贵华的夫妻共同财产已全部转移到常贵华个人名下，若将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常贵华将不会被列为共同被上诉人，其共同财产将不会被执行，就是上诉人胜诉也无法实现债权。4、股权转让在本案中仅是形式而无实际意义。上诉人与葛贱苟于2017年4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经2019年5月20日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琼森公司在2017年8月10日进行过一次股东变更，不但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未变更，而且还增加了一名股东，从原来的9名股东增加到10名，这可证实股东身份仅是形式上名义而无实际意义。葛贱苟和琼森公司视公司股份为儿戏，仅作为向他人借款的幌子，无任何实际的股东权益。 5、葛贱苟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葛贱苟提供的所谓相关证据均是显示为同一天签订的相互矛盾的材料，《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显然不符合实际，且大部分材料均是葛贱苟自己制作的，没有实际履行的相关证据证实。二、一审法院的认定有误。㈠、一审在葛贱苟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为此欲出具欠条，误写成‘借条’”。葛贱苟系经商多年的成年人，其亦参与过多起民事诉讼，法律知识较为丰富，且从《借条》的内容看，既载明“借到丁建民60万元”，也载明了还款时间，落款处也写明是“借款人”，该借条的全部文字都是葛贱苟亲笔所写，所以不可能存在误写情形。㈡、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其向葛贱苟出借600000元，缺乏依据”有误。本案60万元借款中，有5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及相关的取款凭证，可证明上诉人有经济能力出借该笔款项。另外，上诉人按葛贱苟的要求交付了10万元现金，葛贱苟也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且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实葛贱苟也是认可借款的事实。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资料等，只字不提，有失公平。四、本案借贷债务发生在两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由其共同偿还，且葛贱苟的两套房产已全部登记在常贵华名下，葛贱 苟名下已无财产，这充分证明葛贱苟投资经营所得收益已实际用于两被上诉人的家庭生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葛贱苟、常贵华共同辩称，一、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第一，2013年3月3日，上诉人受让葛贱苟持有的琼森公司5%股权，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钦州琼森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经召开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已依法向钦州市钦南区工商管理局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上诉人依法出资受让股权为琼森公司股东，至今仍实际持有公司5%股权，即上诉人持有4%、代持股人于建国持有1%。第二，上诉人提供的两张银行转账凭证中，2013年3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银行填写机打空白处手写“用途：借款”的标注，无法排除上诉人为了以“民间借贷”起诉而事后添加嫌疑，也与正常银行汇款机打标注相悖；2013年3月23日汇款凭单上面没有任何标注，该两笔汇款恰恰与2013年3月3日签订的《钦州琼森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相符。第三，上诉人提供的取款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仅表明其在银行取过钱，无法直接证实上诉人将该款项出借给了葛贱苟。若依照上诉人的借贷主 张，在葛贱苟久拖不还的情况下，相隔4年之久，上诉人又于2017年4月7日再次出借10万元现金给葛贱苟，明显有悖常理。第四，上诉人有投资、投机行为，其认为琼森公司当时的案件可以胜诉，所以才受让葛贱苟的股权。但是，琼森公司的案件至今尚未胜诉，所以上诉人才在2017年4月7日与葛贱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时葛贱苟没有钱，本来应写“欠条”而误写为“借条”，葛贱苟并没有借到上诉人的钱。上诉人的妻子在2013年3月7日、23日两次通过银行转账50万元给葛贱苟，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不是民间借贷。第五，上诉人持有公司股权是事实，且其单向要求退钱，而未提及返还股权。上诉人作为股东转让股权，须召开股东大会，但其并未依法主张召开，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需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承诺书，也未出具。因此，上诉人主张当初受让股权为借款质押，系葛贱苟一人操作办理，是不客观的。因此，葛贱苟是基于与上诉人之间2017年4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才误写出具《借条》给上诉人的。上诉人虽然与葛贱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将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葛贱苟，但未依法召开公司股东会，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现上诉人仍实际持有公司5%股权，故同日葛贱 苟误写出具的《借条》的前提条件未成就，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现上诉人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若获支持则其既获得60万元款项，又可继续持有琼森公司股权，这将严重侵害葛贱苟的合法权益。二、常贵华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首先，常贵华不是涉案股权转让的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其次，两被上诉人虽存在夫妻关系，但涉案纠纷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仅依据调取两被上诉人的婚姻关系证明材料、保全财产信息，均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因此，上诉人主张常贵华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丁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葛贱苟向丁建民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15000元（以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10月7日起至2019年3月6日止，以后利息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判令常贵华对葛贱苟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葛贱苟、常贵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贱苟和常贵华是夫妻关系，两人于1989年9月14日登记结婚。 2017年4月7日，葛贱苟向丁建民出具《借条》，载明借到丁建民600000元，自2017年4月7日起一年半内还清。 丁建民的妻子何春兰通过其卡号为62×××8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3年3月7日和2013年3月23日分别向葛贱苟卡号为62×××5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内汇款200000元和300000元，共计500000元。 另查明，葛贱苟是琼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2日，注册资本为一千万元。2013年3月3日，丁建民和葛贱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葛贱苟将其持有琼森公司的5%股权共500000元的出资额转让给丁建民，丁建民在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葛贱苟所转让的股权。同日，琼森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将原章程中“第六条第十一章：出资人：葛贱敬，出资方式：固定资产，出资额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修改为“葛贱苟出资600万元，占60%，……丁建民出资50万元，占5%”。琼森公司并召开了股东会议，同意上述《公司章程修正案》的修改内容。2013年3月8日，琼森公司在钦州市钦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公司股东名录内容的变更登记， 变更后葛贱苟持有股权60%，认缴600万元，丁建民持有股权4%，认缴金额40万元。 2013年11月18日，丁建民和葛贱苟签订《协议》，约定该协议为前述2013年3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丁建民自愿将名下5%股权调整为1.67%，由葛贱苟负责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相关股权变更的手续办理，2013年3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其他条款不变。 2017年4月7日，丁建民和葛贱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丁建民在琼森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葛贱苟。2017年8月10日，琼森公司在钦州市钦南区工商管理局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股东名录由“常桂成、葛贱苟、韩献、李桂锋、张光裕、孔令花、丁建民、董少敏、于建国”变更为“常桂成、韩献、李桂锋、张光裕、孔令花、丁建民、董少敏、于建国、陈永平、葛贱苟”。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丁建民、葛贱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丁建民主张葛贱苟向其借款600000元，并提交了葛贱苟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葛贱苟、常贵华主张借款不存在，丁建民和葛贱苟只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因丁建民同意退股，葛贱苟同意支付600000元，为此欲出具欠条，误写成“借条”。丁 建民主张其通过其妻子何春兰分别于2013年3月7日和2013年3月23日以转账方式共计向葛贱苟支付了500000元借款，另外100000元通过现金方式于《借条》出具时支付给葛贱苟。但是结合丁建民和葛贱苟于2013年3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丁建民妻子何春兰向葛贱苟支付500000元的时间及金额均与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基本相符，款项支付后，琼森公司也实际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丁建民也无充分证据证实其向葛贱苟支付了100000元现金。且《借条》出具时间为2017年4月7日，与丁建民主张的借款时间2013年相隔四年之久，如借款真实，丁建民在葛贱苟如此长时间内一直未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情况下，仍向葛贱苟出借100000元，有悖于常理。且《借条》出具的同日双方另外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丁建民将其所持的琼森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葛贱苟，与葛贱苟关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而出具《借条》的主张能相互印证。因此丁建民主张其向葛贱苟出借600000元，缺乏依据。对于丁建民主张葛贱苟、常贵华偿还该借款并支付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丁建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50元，由丁建民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丁建民与被上诉人葛贱苟、常贵华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但上诉人丁建民认为一审遗漏查明以下事实：涉案的琼森公司从2000年始长期无经营活动，且长期涉诉，财产被查封、冻结等，公司已无任何财产。 上诉人丁建民提供以下新证据：1、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罗兵诉琼森公司、韩献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成民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葛贱苟控股的琼森公司无财产且欠有外债至今未还，该公司股份不具有受让价值；2、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葛贱苟诉高志坚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3）江民一初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葛贱苟的本案诉讼代理人和建人长期为葛贱苟提供法律帮助，其具有较强的诉讼经验和法律意识。被上诉人葛贱苟、常贵华经质证认为：证据1、2与本案无关，不能以此来证实上诉人的民间借贷主张。证据1是罗兵与琼森公司的纠纷，与葛贱苟无关；证据2是葛贱苟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高志坚之间的纠纷，现该案已经判决并履行完毕，也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可予认定；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遗漏查明的事实，一审在庭审中已调查， 未在判决书中写明确属遗漏，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另案民事判决书，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系公开发布的法律文书，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查明： 本案一审时，葛贱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回答审判长提出的以下问题即“被告主张双方系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后，原告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管理、分红？”、“公司何时开始处于没有经营的状态？”、“公司没有经营的情况下，为何原告还要购买股权？”时，陈述分别为“公司已经没有财产分红，公司仍处于诉讼阶段，被告已经向各部门主张权利。”、“1999年被查封，2003年被执行，公司财产被转给了华兴公司，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财产。”、“原告看好公司能打赢这个官司。”。 2012年5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成民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琼森公司偿还罗兵借款本金161万元及利息、逾期罚息。2013年9月6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江民一初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书，本案葛贱苟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建人系上述案件的葛贱苟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2017年1月20日，丁建民从其账号为62×××12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内现金支取49000元。同年4月6日，丁建民从上述账户内再次现金支取49900元。本案一审时，丁建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回答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即“原告主张的借款60万元，其中10万元现金如何支付？”时，陈述为“签订协议时，由原告两夫妻到被告一住的酒店南宁市青山路澳莹酒店时将款项交给他。当时是被告要求以现金方式支付。”。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丁建民与被上诉人葛贱苟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被上诉人常贵华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事实的发生与否、借款本金数额、利息数额及计算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即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之外，还需当事人实际交付标的物，或者完成其他现实给付，从而使得合同生效。因此，在确认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时，必须以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借款为事实依据，在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情况下，仅凭双方达 成的借款合意的书面证据如借据（借条）等，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对于全案仅有借据（借条）作为借款证据，并无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不宜直接作出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认定。此亦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举证责任和事实审查标准所规定，即出借人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借贷金额大小、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关于《借条》项下借款的交付问题，丁建民以银行凭证2张及取款凭证2张为据主张该借款已交付。但是，银行凭证系2013年3月7日、23日发生的单据，项下转款事实在时间上与《借条》并无关联且相距甚远，付款人亦非丁建民，而系其妻子何春兰，同时根据葛贱苟对此的抗辩及举证，丁建民于2013年3月3日与葛贱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受让琼森公司5%股权，并依合同约定应在合同订立十五日内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琼森公司也完成了相关的股权变更登记，且丁建民未再另行举证证明除其妻子所转付葛 贱苟的50万元外还存在另外一笔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故从证据与事实的关联性上判断，银行凭证项下50万元应为股权转让款并已履行完毕支付义务；取款凭证发生的时间虽近于《借条》出具时间，但2017年1月20日的取款仍距《借条》的出具相差有两个多月，且金额仅为49000元，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实难让人相信该笔款项系丁建民所主张的2017年4月7日现金交付10万元之组成部分，由此丁建民于2017年4月6日现金支取的49900元亦无法佐证其所主张的10万元现金交付之事实，故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条》项下10万元已现金交付。因此，丁建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葛贱苟无需承担向丁建民偿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常贵华亦无需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丁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50元，由上诉人丁建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恪民 审 判 员 罗建燕 审 判 员 姚 娟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甘泽英 书 记 员 黄于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㈢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㈣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