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民终2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俊峰，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峙，湖南秦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玉，湖南秦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飞奇，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经玉，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金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南正街。 法定代表人：李水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波，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上诉人谭俊峰与被上诉人刘飞奇、衡阳市金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虎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湘0424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刘飞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湘04民终299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湘0424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发回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重审。谭俊峰不服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的（2020）湘0424民初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并对上诉人谭俊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峙、刘智玉，被上诉人刘飞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经玉、金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波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谭俊峰上诉请求：1.撤销（2020）湘0424民初28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是：一、上诉人谭俊峰与被上诉人金虎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二、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虚假《土地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1.对土地的来源及转让情况二被上诉人非常清楚，二被上诉人系明显的恶意串通行为。2.二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系合伙关系，而非承建关系”系超诉请判决，明显错误。四、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刘飞奇答辩称：刘飞奇与谭俊峰就开发案涉土地形成合伙关系，刘飞奇系基于土地使用权人身份与金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事前与谭俊峰、金虎公司协商过，不存在与金虎串通，谭俊峰并未因为刘飞奇与金虎公司签订协议而遭受损失。 被上诉人金虎公司答辩称：金虎公司没有与刘飞奇串通损害谭俊峰的主观恶意。 原审原告谭俊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原判查明：2007年12月14日，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挂牌出让枧头村鲤鱼塘片地块的土地53.775亩，原告谭俊峰向该中心缴纳了1200万元竞买保证金，但因故未获通知参加该土地的竞拍活动。原告为此向有关部门举报该挂牌出让过程有违规行为。经相关部门协调，该土地受让方金虎公司于2008年1月13日与原告谭俊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金虎公司将位于枧头村鲤鱼塘片地块办理了东国用（2008）预地000037号《国有土使用证》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位于丽都花园西边交通北路临街面地段，面积为346.9平方米）转让给谭俊峰，转让金额20万元，转让款在签订协议日起30天内一次性支付，并约定过户手续由谭俊峰办理，税费由谭俊峰负责，矛盾由谭俊峰自行处理。金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自清和谭俊峰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金虎公司公章。2011年1月20日，谭俊峰通过周艳平向金虎公司丽都花园项目部支付转让款20万元。因该地块位于刘家湾地界，被告刘飞奇系刘家湾本地人。谭俊峰提出与刘飞奇合作。2011年5月1日，刘飞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8万元至谭俊峰个人账户。之后，刘飞奇参与该土地上现有构建物的拆除以及与周边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关系的协调。2012年10月，刘飞奇作为甲方，与承包方陈从桂、刘启湘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将该地块总建筑面积为3700平方米的建筑工程按照每平方米860元的单价承包给陈从桂、刘启湘施工。其中刘启湘系刘飞奇的父亲。该工程于2014年竣工，主体工程为地下一层，地上**的底框结构。工程款由刘飞奇支付给承建方。因承建方没有建筑资质，该房屋没有经过建设管理部门验收。2017年12月，谭俊峰委托湖南省宏尚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该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检测鉴定，结论为谭俊峰自建房基础和主体结构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2016年，刘飞奇以金虎公司与谭俊峰签订的协议丢失，为方便办证为由，找金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自清，要求重新签订一份协议。原告谭俊峰也在电话中与赵自清有过沟通，请求金虎公司协助办理好相关证件，但并没有要求金虎公司补签协议，更没有要求金虎公司另行与刘飞奇签订协议。之后，刘飞奇与金虎公司重新签订了两份土地转让协议，两份协议中乙方由谭俊峰变更为刘飞奇，其余事项与2008年1月13日与原告谭俊峰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一致。其中一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仍为2008年1月13日，一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28日。2016年6月30日，金虎公司在刘飞奇没有给付款项的情况下，重新出具了一张购货单位为刘飞奇，金额为20万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增值税发票。2017年6月7日，刘飞奇持落款为2016年6月28日的该份土地转让协议和增值税发票向衡东县地方税务局申请缴纳印花税和契税，共缴纳税款26777.38元。同日，衡东县地方税务局出具房地产交易税收已税证明单，证明转让方金虎公司将所属房地产转让给受让方刘飞奇，应纳地方各税210986.48元，该纳税人已于2017年6月7日将上述税款足额缴纳入库。2018年6月7日，谭俊峰以刘飞奇、赵自清涉嫌合同诈骗罪向衡东县公安局报案。衡东县公安局于2019年1月9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原告与被告刘飞奇就该土地开发所发生的矛盾经多次调解未果。2019年5月，谭俊峰向国家税务总局衡东县分局申请办理该块土地转让税务手续，被告知该块土地交易已于2017年6月7日开具了完税证，不得再次办理。原告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判认为：一、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在涉案房地产的建设中是委托建房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刘飞奇系委托建房关系，双方约定按780元每平方承包给刘飞奇。被告刘飞奇主张其与谭俊峰为合伙关系，双方约定按照4：6的比例合伙开发该地块。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飞奇主张与原告系合伙，未能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但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有口头合伙协议。1.被告刘飞奇于2011年5月1日向谭俊峰转账支付8万元,该金额与刘飞奇陈述其与谭俊峰约定按照4:6的比例入伙相互对应。原告谭俊峰对该8万元属于刘飞奇向其缴纳的承建保证金的解释不符合通常做法。故可以认定被告刘飞奇与原告谭俊峰共同出资。2.证人刘森林、曹文波证实刘飞奇参与了土地建设之前的旧构建物拆除的补偿协调，与周边建筑物通风、采光关系的协调，可以看出刘飞奇与谭俊峰不仅仅是承建关系，如果双方仅为承建关系，刘飞奇没有义务参与建筑工程开工之前的协调工作。故可以认定刘飞奇与谭俊峰共同经营。3.谭俊峰在2017年6月3日发给刘飞奇的短信中提到“双方共同开发该项目合作前提是：你40%，我60%”，该短信内容与被告刘飞奇陈述双方按4：6比例合伙的内容一致，可以认定原告谭俊峰在双方没有发生矛盾之前对双方合伙关系予以认可。而且该短信中谭俊峰提出“承建商的应付、已付？承建商是否按照合同完成了该房屋的全部施工？我俩怎么验收？”从该内容中可以看出被告刘飞奇并非承建商，谭俊峰在法庭陈述双方系承建关系不成立。故在涉案房地产的建设中，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系合伙关系，而非承建关系。 二、被告刘飞奇与金虎公司再次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法上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构成恶意串通需行为人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则需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判定。本案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在涉案房地产的建设中系口头约定的合伙关系，被告刘飞奇作为合伙人之一，对涉案不动产依照双方约定享有权利。原告谭俊峰长期在广东，对合伙事务执行较少。被告刘飞奇在衡东，对合伙事务执行较多。被告刘飞奇以原先所签订的协议丢失为由，在未与其他合伙人商议一致的情况下，重新以自己为受让方与土地转让方金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该行为确有不妥，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被告刘飞奇实施该行为，并没有与金虎公司串通损害合伙人即原告谭俊峰利益的主观恶意。而金虎公司根据刘飞奇的陈述，误认为原先签订的协议已经丢失，为方便办证，需要重新签订协议，误认为刘飞奇的合伙人也是该意见的情况下，才与刘飞奇重新签订合同，也没有与刘飞奇串通来损害谭俊峰利益的主观恶意。被告刘飞奇并不能因该重新签订的合同在合伙事务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谭俊峰也并未因该合同的签订而利益受损。刘飞奇与金虎公司再次签订合同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双方的合伙事务即土地使用权等证件的办理无法进行。双方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者另案提起合伙清算之诉予以解决。故刘飞奇与金虎公司之后重新签订两个转让合同的行为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综上，原判认为，原告谭俊峰以二被告重新签订的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俊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谭俊峰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以审查上诉人谭俊峰与被上诉人刘飞奇构成合伙关系为前提。二、被上诉人刘飞奇与金虎公司是否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谭俊峰的合法权益，并导致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 一、本案是否以审查上诉人谭俊峰与被上诉人刘飞奇构成合伙关系为前提。谭俊峰上诉提出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系合伙关系，而非承建关系”系超诉请判决，刘飞奇认为本案应当以审理谭俊峰与刘飞奇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为前提。经查，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认定“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系合伙关系，而非承建关系”，该认定并非判决主文的内容，因此不属于超诉请判决。因为谭俊峰与刘飞奇就案涉土地的开发系何种法律关系与诉争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事实上的承继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故一审法院将认定谭俊峰与刘飞奇构成合伙关系作为判定诉争合同效力的前提并无不当。 二、被上诉人刘飞奇与金虎公司是否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谭俊峰的合法权益，并导致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经查，谭俊峰和刘飞奇就诉争土地分别与金虎公司签订内容相同的《土地转让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如果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则上述《土地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合同。谭俊峰上诉提出刘飞奇与金虎公司恶意串通，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行为在主观上要求双方有互相串通、为满足私利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客观上表现为实施了一定行为来达到这一目的。就本案而言，刘飞奇以原协议遗失，需要签订新的《土地转让协议》去办理相关手续为由，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和金虎公司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金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与原土地受让人谭俊峰核实，即与刘飞奇重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并无证据证明刘飞奇与金虎公司恶意串通，且亦未损害谭俊峰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刘飞奇与金虎公司不构成恶意串通，其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有效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谭俊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谭俊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尹 驰 审 判 员  周 宏 审 判 员  张 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许晓华 书 记 员  谢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