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2民申4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余井生，男，197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桥飞，广东柏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秋生，男，197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梅花镇梅花街社区***********。再审申请人余井生因与被申请人何秋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粤02民终1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余井生申请再审称，1.撤销原二审判决；2.维持原一审判决；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何秋生负担。事实和理由：原二审法院运用双重否定定律偷换概念，致使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采信虚假证据，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的判决错误。一、涉案佳和农牧养猪场合伙关系没有解除、没有书面约定清算或者结算时间和方式、没有进行清算或者结算。双方当事人投资佳和农牧养猪场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购买母猪、饲料、药品等，没有经营管理且租赁的场地升值，故不存在经营方面的亏损。原一、二审法院均对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及余井生对佳和农牧养猪场共投资了871605元进行了认定，该笔投资款项包括余井生于2014年3月10日投资的33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余井生与何秋生合伙经营佳和农牧养猪场，但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从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合伙，可知其认可余井生向佳和农牧养猪场持续投资至2014年3月10日，在没有书面清算协议的情况下，对该养猪场的清算行为只能发生在2014年3月10日之后。二、何秋生为了证明余井生是养猪场的经营管理者，伪造长沙湘如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事业部的证明，原二审法院对该虚假证据予以采信，并错误地认定惠丰养猪场是余井生在经营、管理账册及原始凭证。（一）2010年左右，何秋生因经济犯罪刑满释放后一直没有工作可做，2011年春节前后，其多次邀请余井生合伙投资养猪场，由余井生出资，何秋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经营管理。而余井生此时经营着乐昌市梅花镇和盛汽车修理厂、乐昌市高梅停车场，每天承接高速公路的车辆拯救、汽车维修工作，根本不懂也没有时间管理养猪场，其只是碍于亲友面子投资养猪场。在惠丰养猪场的合伙过程中，余井生仅负责出资，由何秋生负责采购、喂养、培育、销售，及给员工发放工资、更新设备、交纳水电费等工作，且由其负责日常的进出账目记录。惠丰养猪场的原始账册、账目凭证均由何秋生管理。（二）何秋生伪造证据。原一审庭审笔录中清楚记录着，证人罗高旺在2012年为何老板（何秋生）工作。2012年5月、8月，惠丰养猪场向长沙湘如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饲料，收货人均是何秋生，可知何秋生虚构在该公司工作的事实。何秋生向原一审法院提交虚假证据，称涉案养猪场的具体单据由余井生负责保管，原二审法院被何秋生的虚假证据所蒙骗，错误认定惠丰养猪场的原始账目凭证全由余井生管理。实际上，何秋生是惠丰养猪场的经营者，相应的原始账目凭证均由其经手、保管。三、余井生、何秋生合伙开办了两家养猪场，成立时间、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管理人员均不相同，法律没有规定，合同亦未约定该两家合伙养猪场必须一起清算。惠丰养猪场的场地是何秋生于2012年1月13日向梅花镇政府租赁的，租期为五年，经营品种为良种母猪，经营规模为300头母猪及几千头小猪，管理人员齐备。而佳和农牧养猪场于2013年3月开始筹划，何秋生负责租用荒地事宜，余井生则负责投入供电、道路、鱼塘、蓄水池、办公楼、猪舍等基础设施，租期23年（已支付10年租金），在基础建设完成前，该养猪场并未经营。在经营惠丰养猪场的过程中，由于余井生只负责出资，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何秋生没有提出经营分红，只是不断地要求余井生增加款项，致使双方出现分歧。2014年2月，双方约定对惠丰养猪场进行清算，截止该月，余井生向惠丰养猪场总投资1300000余元，双方清算时设备资产价值300000余元，母猪三百头、不同时期的小猪一千多头，饲料若干吨以及各类药品若干，扣除余井生应承担的亏损之外，余井生实际可拿回1060000元。双方清算之后，何秋生向余井生出具借条，借款金额为1060000元，自此，惠丰养猪场全部资产归何秋生所有。在建设佳和农牧养猪场时，双方在2013年11月17日对各自的投资款进行过一次核算，余井生投资838605元，何秋生投资174413元，因双方约定各出资50%，故何秋生并未出资到位。2014年3月10日，余井生再次出资33000元，之后则不再继续出资，而是等待何秋生的资金到位。在此期间，佳和农牧养猪场没有经营，不存在亏损，双方的投资款账目、凭证由各自自行保管。两个合伙企业各自独立核算，双方的合作比例不相同，且财务分开，管理账册、原始凭证的人员也有区别。按照清算常识来说，惠丰养猪场进行了清算，而且何秋生就1060000元的清算款向余井生出具借条，双方不再存有争议，惠丰养猪场交由何秋生经营，相应的财物账册、原始凭证继续由何秋生管理更符合常理。四、原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导致在判决书中出现双重否定的错误认定。本案中，余井生要求解除合伙协议，返还871605元投资款，围绕余井生的诉讼请求，余井生举证合伙事实存在，合伙目的已不能实现，且证实投资了871605元的事实。则何秋生应举证证明双方是否还存在合伙关系，余井生是否投资871605元，其是否已偿还该投资款。何秋生提交（2015）韶乐法梅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案中的1060000元借款包括涉诉的余井生投资款871605元。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何秋生应当对该判决书中的1060000元是否包含871605元进行进一步举证，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二审法院在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时，要求余井生对1060000元中不包含871605元进行举证，但本案并非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原二审法院的该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有偏袒之嫌。首先，余井生已举证证明其投资了871605元。其次，何秋生提交的（2015）韶乐法梅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1060000元包含本案的871605元，且根据该案庭审笔录中记录的何秋生的陈述，该案涉及的1060000元是已经清算的合伙企业，该合伙企业进行了经营，与本案涉及的佳和农牧养猪场不具有同一性。再次，应当由何秋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非将举证责任转化到余井生身上，在另案中，余井生就1060000元提起的是民间借贷之诉，在本案中，其提起的是返还投资款871605元之诉，该笔投资款不包含在1060000元中。最后，从原二审法院运用双重否定认定“在本案中又不能证实不包括佳和农牧的投资款”分析，该院存在逻辑错误，双重否定即肯定，该句话可理解为“在本案中又证实包括佳和农牧的投资款”。余井生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证据充分，若又证实1060000元中包括佳和农牧的投资款，不符合逻辑，且与当事人的诉讼意愿相矛盾。原二审法院偷换概念，将余井生对投资款871605元的举证责任，变换成另案1060000元中是否包含871605元的举证责任。且该院对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分配不当，若余井生不能举证证明存在871605元投资款，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若何秋生不能举证证明另案中的1060000元包含投资款871605元，则何秋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原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2月12日，何秋生出具一张金额为1060000元的《借条》给余井生，对于该款项仅是对余井生在惠丰养猪场投资的结算，还是包含余井生在惠丰养猪场投资的结算及余井生在佳和农牧养猪场的投资款，双方发生争议。而上述《借条》并未注明该款项的组成情况，在（2015）韶乐法梅民初字第21号案中，余井生亦未明确表示该1060000元仅是对其在惠丰养猪场投资的结算。因双方均确认佳和农牧养猪场于2013年11月17日终止合作，即双方以《借条》形式进行结算时，佳和农牧养猪场亦已终止合作，双方于此时一并就两个养猪场进行结算更符合常理。余井生主张佳和农牧养猪场尚未结算，上述1060000元不包含其在佳和农牧养猪场的投资，则应进一步举证证实其该项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余井生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该项主张，故原二审法院对其要求何秋生返还佳和农牧养猪场投资款871605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至于余井生主张何秋生伪造证据的问题，其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余井生以原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为由提出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余井生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梁晓芳审 判 员  毛文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 莹书 记 员  李 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