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3行终2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瑞贤，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安俊，广东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泰乾，广东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法定代表人袁贵平，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彦阳，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严剑润，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阳惠深运输实业发展公司号。法定代表人景立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德宝，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雪夫，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东江通达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日新。原审第三人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无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上诉人何瑞贤因与上诉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惠阳惠深运输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称惠深公司）、惠州市东江通达工贸公司（以下称东江公司）、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土地行政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2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瑞贤的委托代理人安俊，上诉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张彦阳、严剑润，原审第三人惠深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德宝、赵雪夫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东江公司、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2月6日，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总公司**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支行签订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总公司**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支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约定利息。后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总公司**公司、惠阳深业运输实业发展公司出具了一份《财产抵押贷款声明书》，载明将位于惠阳区淡水**村两块地皮，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作为抵押。第三人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惠阳府国用（98）字第132*****843号、使用权类型：划拨]等交银行收执。2004年6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2004年11月29日，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又于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2005年12月2日，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局经土地清理发现涉案土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未开发使用，后立案调查。2005年12月15日，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州市惠阳区建设地盘整办公室联合向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通达工贸公司、广东惠阳市惠深运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作出惠阳盘整通字〔2005〕191号《盘整通知书》，载明涉案土地自1998年6月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规定进行开发建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该宗土地为闲置土地，且已超出两年。要求相关公司于2005年12月23日前，带齐资料到惠州市惠阳区建设用地盘整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2005年12月20日，惠州市惠阳区公证处出具（2005）惠阳证内字第1133、1134号《公证书》，对惠阳盘整通字〔2005〕191号《盘整通知书》及向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通达工贸公司、惠阳惠深运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邮寄单据、邮寄交件过程进行公证。2005年12月29日，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火车站片区土地盘整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包含盘整闲置土地及相关补偿标准。2006年1月5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惠阳盘听字[2006]25号《闲置土地听证告知书》，告知第三人对收回上述土地作为政府储备建设用地享有要求听证权利，并在2006年1月13日前提出。次日，该告知书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公证。2006年1月23日，被告作出惠市国土资（惠阳）（用地）字[2006]85号《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决定回收涉案土地，以每平方米60元予以补偿（被告当庭答辩称该款项第三人未领取，已经挂账），并告知：“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后，于2006年3月27日前向惠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复议或在2006年2月10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依法执行。”次日，该决定书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公证。2010年10月19日，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就涉案债权向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该院曾于2010年11月22日、2012年11月19日、2013年11月19日作出民事裁定书查封、续查封涉案土地，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分局回复该院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被政府收回，土地登记要案及证书已被注销，无法协助查封，该院亦将结果告知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2014年4月14日，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二项确认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对作为抵押物的惠阳府国用（98）字第132*****843号国有土地折价或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016年12月22日，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1月19日，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何瑞贤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转让给原告。2017年12月22日，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向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号：（2017）粤1391执字1178号]。2019年5月24日，原告在《中国商报》上刊登公告，载明：“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发展总公司**公司、惠阳惠深运输实业发展公司：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与本人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之约定，现将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对你方所拥有的（2010）惠湾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以现状转让给本人。请贵方自公告之日起向何瑞贤履行全部义务。通知人：何瑞贤。”2019年6月27日，经申请后，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2017）粤1391执字1178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原告何瑞贤。另查，原告称于2019年7月10日从被告处复印材料后得知案涉土地被被告通过盘整的方式收回的具体情况，遂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再查，涉案土地被收回后，于2007年与相邻土地使用权一并出让给惠州**资源有限公司，权属证号为惠市国土资（惠阳）（用地）字[2007]****号，宗地面积77519平方米。目前已被开发建设为“**乐活花园”住宅小区。原审法院认为，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能已整合变更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原告是否适格，二是本案是否已过起诉期限，三是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四是是否应当按照周边土地市场价格予以赔偿问题。关于原告何瑞贤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何瑞贤与案外人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且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已将（2017）粤1391执字1178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原告，原告已合法取得（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权益，根据该生效判决可以认定原告何瑞贤享有对涉案国有土地的抵押物处置的优先受偿权，故原告何瑞贤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经查，虽然涉案民事判决中载明该院已告知案外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土地被收回，但尚未有其他证据直接证明原告及前阶段债权人已经知晓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而原告称其于2019年7月10日从被告处复印材料后得知案涉土地被被告通过盘整的方式收回的具体情况，故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于2019年8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未超过起诉期限。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问题。首先，《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号）第二条、第三条等对“闲置土地”的定义、处置方式等具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被告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如土地现场照片、调查笔录等，无法确定涉案土地当时开发现状等情况，即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认定涉案土地属闲置土地证据不足。其次，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相关文书送达程序具有明显瑕疵。根据当前证据显示在决定回收土地的过程中，《盘整通知书》、《闲置土地听证告知书》、《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均只有邮寄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通达工贸公司、惠阳惠深运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送达给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且送达过程虽然经过公证但是未能证明实际送达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送达规定。再次，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在邮寄送达的情况下，仍直接写明权力行使具体截止日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提起复议、诉讼期限的规定相悖，属告知当事人复议、诉讼权利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1月23日作出的惠市国土资（惠阳）（用地）字[2006]85号《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但鉴于涉案地块已被善意第三人取得、办理了权属登记，并已建设成为住宅小区，故原审法院确认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违法。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按照周边土地市场价格予以赔偿问题。一是根据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土地为划拨土地，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后根据惠阳区人民政府的土地盼着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提存了相应的补偿款。二是本案中原告作为一般债权的抵押权人，按照《担保法》、《物权法》关于抵押权的规定，仅对涉案地块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且原告取得涉案地块的抵押优先受偿权是在被告作出《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之后，不符合国家赔偿法中对于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要求。故对于原告提出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前引法律、规章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1月23日作出的惠市国土资（惠阳）（用地）字[2006]85号《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何瑞贤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何瑞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称，从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印发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火车站片区土地盘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可知，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对涉案土地的处置名为土地盘整或闲置土地处置，实际上就是对淡水火车站片区的成片土地实行征收。但却套以闲置土地处置的名义，实际上就是违法征收，且案涉土地已在2007年被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出让给惠州**资源有限公司并建成“**乐活花园”住宅小区。再者即使套以闲置土地处置的名义，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也未遵守闲置土地处置的规定进行处理，而是从闲置土地认定至闲置土地处置方式，从程序到实体，全面违法。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由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制度。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及本案事实，何瑞贤及原审第三人有权利向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主张行政赔偿。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应向原审第三人返还涉案土地使用权，但涉案土地已建成小区住宅，无法返还，故应按惠州市自然资源局赔偿时同地段类似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本案中，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决定书虽为《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但实质上就是对涉案土地的征收。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在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是闲置土地的情况下，强行认定涉案土地为闲置土地，且不给原审第三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在认定及处置闲置土地的过程中，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完全不遵守实体法及程序法的规定，随意(二个月内在未告知权利人的情况下)处置(征收)涉案土地。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上述违法行为，侵害了原审第三人及何瑞贤的财产权利，依法应对何瑞贤及原审第三人进行赔偿。综上，请求贵院查明事实，重新适用法律，撤销原判错误之处并依法改判，支持何瑞贤的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1302行初207号行政判决中第二项判项；2.请求依法改判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应当按照案涉土地周边土地市场价格向何瑞贤及原审第三人予以赔偿。上诉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一)何瑞贤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第一，何瑞贤与涉案行政相对人之间仅是债权债务关系，且并未就涉案土地进行抵押登记，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在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时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涉案土地存在抵押行为或抵押关系。即便(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对惠阳国用(98)字第132*****843号土地使用权有抵押权，那也是在涉案行政行为作出后才确认的，且该判决书也查明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已被政府收回。因此，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时，不知涉案土地存在抵押行为，该抵押行为当然不属于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时应当保护或考虑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三条“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何瑞贤应就其债权追究相关债务人民事责任，而并不具有对涉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第二，涉案土地抵押时，尚未登记在惠深公司等原涉案土地使用权人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惠深公司等权利人尚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其无权对涉案土地使用权进行处分。另一方面，涉案土地使用权属于划拨土地使用权，原土地使用权人包括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这一非经济性主体，涉案土地抵押时，涉案土地也尚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上也并未建有房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所规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条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转让、出租、抵押”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涉案抵押行为理应无效。第三，涉事土地使用权在收回后已出让给惠州**资源有限公司，按照“一物一权”的原则，惠深公司等原权利人对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应已丧失，即便涉案土地的抵押行为和抵押权是合法有效的，作为从权利的抵押权实际亦在适时丧失且不可能实现。作为**公司对大亚湾**公司债权受让人的何瑞贤，不因其债权的受让，而能取得**公司已丧失的抵押权。何瑞贤作为不良资产包的购入方，其也有条件且必然会判断、知悉到抵押权已丧失的情况。因而，在何瑞贤受让**公司对大亚湾**公司债权时，其已不可能取得抵押权，其与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收回行为并不具有利害关系。综上，何瑞贤并非涉案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当然也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何瑞贤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起诉期限。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了(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已清楚的写明“2010年12月14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复函本院，惠阳国用(98)字第132*****843号土地使用权(涉案土地使用权)已被政府收回，该证已被注销”。而何瑞贤于2019年5月24日在中国商报P06版所发布《公告》记载的“……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与本人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之约定，现将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对你方所拥有的(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以现状转让给本人。请贵方自公告之日起向何瑞贤履行全部义务”，该《公告》内容已经明确提及了(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且在《公告》中何瑞贤认为该判决书是其获得相关债权的依据之一，何瑞贤所受让的债权即是该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由此可见，(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是对何瑞贤所谓的受让债权具有实质影响的文件，对于一份如此重要的文件，何瑞贤在受让债权时不可能没有看过判决书的具体内容。因此，何瑞贤在2017年1月19日或之前就已知悉(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内容，即应当知悉涉案行政行为，按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之规定，何瑞贤自其知悉涉案行政行为至其提起行政诉讼已超六个月，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另外，(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查明涉案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收回，适时债权人**公司亦已知晓。涉案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为除斥期限，不应该因为权利的转让而重新计算，否则将出现规避起诉期限的情况，涉案债权在转让给何瑞贤时，早已超出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何瑞贤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起诉期限，且其与涉案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何瑞贤起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行初207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裁定驳回何瑞贤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何瑞贤承担。针对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上诉，何瑞贤口头答辩称，何瑞贤具有原告主体资格。1.2017年1月19日，何瑞贤通过与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的方式取得了（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判决书中的权益，何瑞贤享有涉案土地的抵押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何瑞贤是涉案土地的抵押权人，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2.除同意惠深公司针对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的答辩意见外，另补充，何瑞贤的抵押权取得的时间应该是在设立时便取得的，而不是经过2010年判决后才确认取得的；3.虽然自然资源局引用了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解释，但是该条不能适用在本案当中何瑞贤与案外人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总公司**公司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其与三位原审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是物权关系，非债权关系。第二，关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第六十五条规定，计算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该适用最长的起诉期限，并且应当是自行政相对人知道具体的行政内容之日起开始计算。虽然在2010年进行债权诉讼时，有告知过该土地已被国土资源局收回，但未告知具体的收回时间、收回方式、收回原因，因此应当以何瑞贤在2019年7月10日取得惠阳区国土资源局针对涉案土地回复的相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开始起算诉讼时效。第三，针对原审第三人的答辩补充答辩，在（2010）惠湾法民二初字第96号判决书中，除何瑞贤作为当事人以外，惠深公司也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因此，其在2010年也知晓该土地有可能已被自然资源局收回，但其怠于行使相应的权利，导致债权人的损失扩大。因此，债权人保留追究原审第三人损失赔偿的责任。针对何瑞贤的上诉，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口头答辩称，第一，涉案行政行为合法，具体理由如一审答辩状。第一，何瑞贤所述抵押权并未登记，而且该抵押权的设立实际上也违反了199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其抵押权并不合法，在此情形下，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无法也无须考虑到何瑞贤所述抵押权利；第二，在何瑞贤进行债权转让前，涉事土地使用权已被收归国有，其抵押权不可能继续存在，何瑞贤不因此取得涉事土地的抵押权。原审第三人惠深公司口头述称，惠深公司针对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上诉提出以下意见，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在上诉状当中提到的所谓担保法、物权法、民法总则、合同法等，在1993年2月6日上述法律均未颁布实施，所以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援引上述法律论述当时抵押所设定的效力，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上述法律不应适用于本案的审理。针对何瑞贤的上诉，惠深公司提出以下意见，何瑞贤受让的债权在2010年原债权人**公司广州办事处向大亚湾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2010年10月大亚湾区法院查封涉案土地之后，得到惠阳区国土局的答复，答复称涉案土地已被政府收回，同时大亚湾区人民法院已将上述回复的内容告知原权利人**公司广州办事处代理人。也就是说在2010年10月份原债权人**公司就已经知道涉案土地被政府盘整收回。现在上诉人何瑞贤受让上述债权之后，不因为债权的转让和受让而使得债权行使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无论在权利存续期间有多少次转让和受让，因为实体权利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么相应的诉讼权利也应当前后相继。同一权利的行使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以事实发生时权利人行使诉讼权力的时效期间计算，而不应当以各个受让人知悉的时间重新计算。原审第三人东江公司、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要件。公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一般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为重要标准。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汕尾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与何瑞贤在2017年1月19日通过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另案已受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债权进行转让给何瑞贤。现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于2006年1月23日作出惠市国土资（惠阳）（用地）字[2006]85号《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上述决定收回所指向的土地为原属惠深公司、东江公司和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名下土地。也即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是惠深公司、东江公司和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这三行政相对人。故，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依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作出的收回土地决定与何瑞贤之间并无行政法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因收回决定针对的是惠深公司、东江公司和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这三行政相对人，而何瑞贤是通过协议方式从案外人处获得债权权益。又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收回决定在前，何瑞贤获得的债权权益在后，按照“后手权利不得优于前手”的原则。因此，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收回决定，与何瑞贤没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事实，何瑞贤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于法不符。原审在认定事实上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行初20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上诉人何瑞贤的起诉。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本案上诉人何瑞贤、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分别已预缴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分别予以退回何瑞贤、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各50元。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邱炜炜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