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0413号原告：姚丽，女，198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天津快买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21210。法定代表人：程志。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小琳，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公司法务总监。被告：天津车畅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金融贸易中心**1-1-2403法定代表人：吕永春。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小琳，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公司法务总监。原告姚丽与被告天津快买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快买车公司)，天津车畅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畅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丽，被告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小琳、刘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仲裁委的裁决书；2、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作日延时加班130.35小时工资13484元（12000÷21.75÷8×130.35小时×150%）；3、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34.72小时工资4788元（12000÷21.75÷8×34.72小时×200%）；4、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年终奖6000元，2019年年终奖12000元；5、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3月1日至31日拖欠工资差额10460元；6、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18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12000÷21.75×5天×300%）；7、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7月9日至2020年3月31日工龄工资1800元；8、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7月9日签订三年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9日至2021年7月8日期间，岗位为UI设计师，工资12000元/月，至今原告仍在职。原告入职时是接受花生好车的管理，为花生好车工作。二被告系花生好车的旗下公司。2019年11月1日花生好车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合同主体变更为快买车公司，同年12月23日姚丽又与快买车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双方仍按原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2019年7月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在单位工作满一年工龄，应发放原告工龄工资200元/月，被告至今未发放。2020年1月31日，单位通知员工于2月3日至9日居家办公，2月10日全员到岗。2月12日单位开会称受疫情影响，工资降低，其他人员待岗，工资按最低工资的70%发放。2月14日原告收到待岗通知，但原告未同意，遂与被告沟通，在沟通未果的情况下原告仍每天到岗上班。2月15日被告陆续关闭原告的企业微信、OA等办公账户，以达到不让原告出勤打卡的目的。2020年5月12日花生好车强行将员工赶出办公区。同年6月16日，原告又收到被告邮寄的待岗延期通知，待岗延期至2020年11月30日。根据花生好车CTO刘沈博的录音能够证明花生好车未停工停产，只是订单量减少，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待岗。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拖欠其2020年3月1日至31日的工资问题，由于被告违法安排原告待岗，2020年4月17日，原告收到被告发放的3月份的工资1540元，5月18日，6月18日各收到了4月和5月的工资1540元，这三个月都存在工资差额及工龄工资200元/月未支付的情况。对于原告主张的加班工资问题，原告的延时加班130.35小时和休息日加班34.72小时，都有考勤记录及与领导的微信沟通为证。再有，已公示的员工手册规定，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总部人员的日常考勤，员工工作日延时加班不用在OA系统提交加班记录进行审批，领导自行把控。原告加班后，至今领导未安排原告进行调休，因此原告主张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庭审中提交的员工手册关于加班的内容与原告提交的不一致，被告提交的版本原告从未见过，是被告在仲裁阶段修改后上传的，是伪造的。原告主张的奖金问题，劳动合同和员工手册对年终奖都有约定。虽然没有明确年终奖数额，但招聘网上写有年底十三薪，被告就应该支付给原告年终奖12000元。被告提交年审报告称公司亏损，都是伪造的是假的。原告主张的2020年度未休年假工资，是因为原告2020年应享受年休假5天，至今原告未休，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该5天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现双方虽未解除劳动关系，但被告让原告无限期的待岗，其目的就是逼迫原告自己离职，因此被告已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条件，应该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告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对第二、三项，要求被告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不认可。因员工手册规定，加班需要经人力资源部批准，方可认定加班，否则视为无效，原告加班并未经过审批。对第四项，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2019年年终奖不同意，公司与原告未约定年终奖的问题。年终奖发放要根据企业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中明确说明，甲方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金。如果发放奖金也只是对完成工作且产生额外的员工奖励。2018年、2019年被告都有审计报告，属于亏损状态，因此不同意原告该项诉求。对第五项，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差额不认可。2020年2月14日，因疫情的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被告已于2020年2月14日向原告发送了待岗通知，另外被告还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了报备。虽然被告安排原告待岗，自2020年3月起发放原告的待岗工资，但原告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都是正常缴纳的。被告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操作的。对第六项，要求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不同意。仲裁阶段，原告表示其只有1天年休假，并不是5天。对第七项，要求被告支付工龄工资同意仲裁结果。原告主张工作每满一年即增加200元理解有误，不是每年都递增的，员工手册对司龄工资问题有明确解释。对第八项，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不同意，因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仍在延续，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原告陈述的事实部分属实。原告先是入职车畅达公司，2019年11月1日合同主体变更为快买车公司。原告的工龄等全部由快买车公司承继，债权债务也全部由快买车公司承继。原告的基本工资为12000元/月（基本工资9600元/月+绩效工资2400元），每月基本就是按照该数额发放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姚丽向法院提交了1、人力部门发送的聘用函。2、offer聘用函。3、花生好车入职指南。4、原《劳动合同书》。5、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6、新《劳动合同书》。7、工位岗位牌。8、公司关联文件。八组证据证明姚丽于2018年7月9日与车畅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后用工主体由车畅达公司变为快买车公司的事实。姚丽的劳动期限自2018年7月9日至2021年7月8日止，姚丽工资12000元/月。姚丽的薪酬福利包含工资、年终奖励及其他报酬。花生好车隶属于捷众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快买车公司与捷众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同一控制人的关联公司，由此说明姚丽系花生好车的员工。9、2019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企业微信工资条。10、收入纳税明细，两组证据证明姚丽的月薪及薪资明细中未包含加班工资和工龄工资。11、OA系统《员工手册》。12、OA系统《员工手册》录屏。13、2019年考勤记录。14、2019年加班考勤记录及微信载图。15、2018年钉钉加班考勤记录。五组证据证明车畅达公司使用考勤打卡制度。自2019年7月起姚丽工作已满一年，应发放工龄工资每月200元。姚丽向法院提交的员工手册编号为MR2018005-002，证明是2018年5月上传的文件。单位提交的《员工手册》，是快买车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将原有的员工手册删除后，重新上传的新的员工手册，是快买车公司篡改的。从员工手册文件编号为MR-202005-0002，能够证明是2020年5月上传的第二号文件。因此双方在延时加班的规定上存在不一致。姚丽提交的员工手册已规定员工延时加班不在OA系统提交审批，由各部门负责人管理，安排日常调休等。现姚丽累计工作日延时加班130.35小时，休息日加班34.72小时，快买车公司并未安排姚丽调休也未支付加班费。16、Hrbp和部门主管企业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7、工资银行卡明细。18、老员工闫亮发放年终奖的银行明细。19、员工史珂2017年、2018年年前发放年终奖的银行明细。20、老员工历年发放年终奖聊天截图。21、员工同刘沈博、赵艳沟通年终奖。22、2020年1月考勤记录。23、2020年2月考勤记录。24、2020年2月18日至5月12日出勤邮件。九组证据证明花生好车有节前发放年终奖金的惯例及刘沈博、赵艳称春节后发放2019年年终奖的事实。姚丽入职时单位承诺就有年终奖励，且姚丽在2019年绩效考核均合格单位应该发放。因2018年应发姚丽年终奖励6000元，2019年应发12000元。25、2020年2月18日姚丽企业微信不能考勤打卡，通知人力部的邮件及企业微信被禁用截图，证明花生好车关闭姚丽的企业微信以达到不让姚丽出勤打卡不安排工作的目的。26、公司搬家通知。27、行政通知。28、花生好车行政负责人驱赶员工的录像。29、5月12日员工同郭炜沟通录像及转文字。四组证据证明公司搬家未通知姚丽，银河SOHO仍为公司办公地。5月12日单位将员工强行驱赶出银河SOHO办公区。注销了姚丽的门禁卡，强行收回电脑，不安排工位，不让姚丽出勤工作。现公司的业务并未受到疫情的影响，仍在不断发展。因此即使姚丽未出勤工作，公司也应该向姚丽发放全额工资。30、6月1日工资明细邮件，证明公司员工郭炜没有工资条，也从未发过。6月1日公司却给姚丽发了工资明细邮件，公司是在说谎造假。31、4月、5月、6月、7月工资银行卡明细。32、个税证明。两组证据证明姚丽要求花生好车人力部同事出具工资条，人力部拒绝提供。姚丽2020年4月17日实际收到3月份工资1540元，4月，5月工资也是1540元。因个税APP上显示姚丽本人收入按3233元申报的个税，因此公司应向姚丽支付拖欠的工资41840元。33、北森里我的信息截图，证明姚丽加入公司的天数。2020年1月1日至同年7月1日，姚丽未休年休假3天，公司未安排其调休也未支付年休假工资。34、春节后上班通知，证明公司通知2020年2月3日至9日在家办公及2月10日全员上班，花生好车未全部或部分停工停产。姚丽按通知复岗后，快买车公司又通知员工待岗。快买车公司是借疫情降低员工薪酬。35、复工人数过半，证明2020年4月20日由于复工人数过半，花生好车行政管理部负责人在微信群通知员工分散座位，躲避东城区防疫检查。36、左培培企业微信通知待岗。37、待岗通知函。快买车公司的非人事部门人员左培培口通知姚丽待岗，证明快买车公司作出决定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更没有征求员工的意见。通知函内容称“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订单量不足，致使公司相应岗位停工停产，您所负责的岗位暂无工作安排”，其实快买车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汽车销售，属于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花生好车业务系统订单量与历史同期相比没有明显减少。根据市政府的文件，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快买车公司让姚丽待岗并未与姚丽协商一致，属违法强制待岗。快买车公司的待岗决定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行为，其目的就是降低员工的薪酬。根据北京市高级法院、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疫情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的解答第15条规定，该规定对疫情期间待岗问题，答复虽鼓励协商但不宜严格要求双方必须协商一致，但快买车公司并未停工停产，不符合安排员工待岗的前提条件。38、待岗延期通知函，证明2020年6月16日姚丽又收到花生好车人事部门发送的延期待岗通知函。因2月14日待岗通知函不是花生好车人事部门发送的，该通知函是无效的，因此6月16日的该通知函也是无效的。另外该通知函内容未明确公司什么业务受到疫情影响，姚丽负责的工作只是转移给其他人。39、员工同刘沈博沟通录音，证明疫情期间企业未停工停产，花生好车信息技术中心在2020年2月14日有大量未在公司正常出勤的员工确没有被安排待岗，反而安排了已复工的员工待岗。40、人力部门强制待岗关闭账号邮件。41、办公账号不能登录。证明花生好车公司关闭姚丽账号、注销门禁卡，属快买车公司主观故意行为。42、断缴社保。43、对外招聘高薪人员。证明花生好车未受到疫情影响，每天都有新人入职，还对外高薪招聘新的人选。44、花生好车CEO马晓军、法人陈鹏云，2020年2月8日合同邮件未提及经营困难，还对外提供医疗物资捐赠，证明花生好车正常运营，2019年业务线上升成果惊人，还第一时间向武汉捐赠医疗物资，这说明公司未停工停产。公司在仲裁时提交的审计报告效益亏损不是事实。姚丽实际是为花生好车提供劳动，花生好车与快买车公司存在混同用工，花生好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5、2020年2月14日花生好车报道向武汉捐赠100万医疗物资，证明花生好车一边对外捐赠，一边安排员工待岗，审计报告不真实。46、业务正常运营。47、公司2019年业绩增长。证明花生好车2019年全年30%的销量增长，摆脱了传统销售模式，销售方式、下单交付都可在线上完成。48、公司92%复工率，3月订单签约量恢复近五成。49、陈鹏云致信员工邮件。50、花生好车融资、债权融资邮件及花生好车CEO马晓军给全员信表示公司获得2.1亿美金投资的事实。51、花生好车与上海大众融资租赁达成10亿元战略合作。52、花生好车业务系统查询2017年-2019年三年销售订单数量对比。53、2019年-2020年花生好车系统同期近三个月订单数量对比，证明花生好车2019年融资4.8个亿，2020年花生好车与上海大众融资10亿元战略合作，2020年1、2月销量同期对比未见明显下降。54、公司人事王冬昀与张天婷沟通记录，证明花生好车以岗位已满为由，威胁员工自行离职，否则无限期待岗。55、姚丽在车畅达公司就开始使用花生好车邮箱办公，证明车畅达公司、快买车公司、花生好车存在关联关系，使用相同的后缀邮箱办公，姚丽实际就是在为花生好车提供劳动。56、花生好车要求员工必须佩戴胸卡邮件，证明姚丽自入职车畅达公司就接受花生好车管理。未佩戴胸卡罚款均支付给花生好车，说明三个公司混同用工。57、组织管理中心发送标题为关于公司人员任命及领导分工的通知，证明2020年2月11日发送的邮件台头和落款均显示是捷众普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花生好车的高管程志对姚丽进行管理。58、傅某、郭永超登录花生好车OA系统查看《员工手册V1.0正式版》，证明二人分别登录花生好车系统，在人力管理菜单下显示的该正式版征求意见版生效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正式生效时间为2018年5月4日。该员工手册正式版是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附件。59、花生好车高管任命通知，证明发放的邮件台头及落款均显示为花生好车的文件，签发人是陈鹏云，三个公司存在混同用工，关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经营范围均没有劳务派遣资质，说明姚丽实际为花生好车提供劳动。60、关于2019年1月工资到账时间，证明花生好车存在委托三方付款、三方用工的情况。花生好车、快买车公司财产混同。61、2019年5月22日花生好车高薪招聘多名高管和普通员工，证明花生好车仍存在人力缺口和需求，一边安排员工待岗，一边招用和安排新员工入职，企业未停工停产。62、2020年2月10日后员工入职邮件并开通hsr系统账号，证明2020年2月3日复工后，花生好车每天均有新员工入职，4月入职人员有李中胜等人。63、2020年7月23日花生好车人事王冬昀等对外发布招聘高管人员信息，证明花生好车一直存在人力缺口和需求。64、JIRA系统显示花生好车各业务均正常进行系统升级，未受疫情影响，外地员工远程办公。证明花生好车将姚丽工作故意转给他人，以达到变相裁员逼员工自行离职。65、傅某与员工沟通记录显示该员工未出勤反而没待岗，说明让谁待岗是有针对性的。66、傅某下属张志扬复工处理业务问题，证明张志扬被安排待岗后，却因工作需要又通知该员工复工，说明公司未停工停产。67、花生好车为张红强开具的2月17日复工证明。68、张红强与赵艳沟通记录。69、花生好车人力部员工发送的强制待岗员工并强行关闭员工邮箱的邮件。70、2019年7月30日表彰信花生好车获得4.8亿债权融资项目，证明公司现金流得到缓解。71、2020年2月18日花生好车法人陈鹏云接受采访时表示安排待岗员工不到20%，待岗是开源节流，不是经营困难。72、2020年2月9日新闻报道花生好车公关负责人接受采访内容，证明公司受到一定影响，安排20%员工待岗，目前可正常维持。待岗人员以车辆运输、采购等人员为主，其他部门根据工作能力选择待岗人员。73、2020年4月10日花生好车报道全国门店正常营业，证明违法安排姚丽待岗。74、2020年4月20日花生好车复工人数早过半，行政分散员工躲避防疫检查。75、CPO张剑南微信要求加班考勤打卡，证明张剑南多次在微信群要求员工加班注意考勤打卡，对部门人员考勤进行管理并认可员工考勤记录中的加班时长。76、人力部郑杰、柴秋爽考勤邮件，证明部门自主管理考勤，工作日延时加班无需提交OA申请。77、2019年4月24日CIO谢大鹏微信工作群通知所有人，未来周未加班申请无需走OA，各团队负责人自行把控。证明周未、节假日加班均无需走OA系统。78、吴国伟同人力部沟通记录，证明人力部表示无需走OA申请。79、花生好车人事焦洋洋、信息技术部韩凤瑞微信群发布的加班餐费报销规定及视频，证明晚上加班到9点可报销加班餐费每天25元，OA系统存有加班餐费审批记录。80、傅某的OA系统中的加班餐费报销单，证明员工报销费用归属于花生好车，快买车公司、花生云仓公司、花生好车财产混同。81、花生好车人力部要求员工EHR系统考勤记录，证明人力部每月发送邮件对员工考勤进行核实，以此发放工资，但花生好车未向姚丽支付加班工资。82、傅某在2020年2月18日登EHR系统查看考勤，证明姚丽也有能力提供考勤截图，其提交的考勤记录也来自于考勤系统。83、花生好车人事部发送的离职人员关闭OA账号邮件，证明快买车公司虽未向姚丽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已按离职人员待遇处理。84、入职的同事补充协议年终奖约定视频，证明花生好车的同事合同主体为北京捷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年终奖基数为2个月工资。花生好车在网络招聘上发布相同职位薪资标准为16薪，姚丽应与他们同工同酬，姚丽应得到年终奖的基数标准为4个月工资。85、花生好车员工证明已发放2018年年终奖的录像和历年发放年终奖的明细及沟通记录，证明花生好车历年均有发放年终奖的惯例，员工手册中也有约定。86、多位员工同与花生好车人力部沟通录音，证明公司已发放2018年年终奖，拒绝发放剩下的年终奖。87、快买车公司劳动仲裁过程中出示的证据材料。88、2020年5月25日花生好车新发布的员工手册及阅读记录，证明现在OA系统中的员工手册是2020年5月25日上传的，更改了之前的员工手册。快买车公司的代理人纪小琳还于2020年5月25日阅读过。89、快买车公司的审计报告，证明该公司提供的亏损报表不真实。对会计师张丽华的身份有异议，审计报告不符合审计准则，存在很多问题。均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该审计报告系伪造。90、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91、北京捷翊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审计报告，两组证据证明快买车公司、花生云仓公司、北京捷翊公司、花生好车人员混同，报告都是伪造的。快买车公司在没有派遣资质下将姚丽派到花生好车工作违法。姚丽实际就是为花生好车提供劳动。如果姚丽待岗也是花生好车通知，但花生好车未停工停产。92、北京安正会计师事务所张丽华在二个事务所执业。证明审计报告的会计师张丽华、杨春祥在辽宁豪达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另外张丽华还在辽宁同公瑞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张丽华违反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93、北京安正会计师事务所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证明该会计师事务所被列入经营异常，说明该审计报告不可信。94、北京安正会计师事务所无从业人员，证明张丽华、杨春祥在该所均没有任职，并不是专职执业，因此不能出具审计报告。另姚丽向法院提交了证人傅某、潘某到庭作证。证人傅某证实，其在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与姚丽不是一个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主体也不一样。其与姚丽的办公地均为朝阳门银河SOHO。其部门领导叫刘沈博，不是姚丽的领导。本人于2020年2月14日收到部门同事发送的图片，图片上有关于岗待的内容。当时刘沈博与其谈话称待岗是遵从人力资源部的意见，是因为公司订单量减少，不是停工停产，其向刘沈博索要书面待岗文件，一直未给。6月又给其发送了待岗延期的通知。现其与合同主体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劳动争议的诉讼，目前已在房山法院立案。证人潘某证实，其在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与姚丽既不是一个公司，也不是一个部门，只是同一个集团下的。该证人证明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和快买车公司的审计报告都出自同一个审计公司，两份审计报告中审计师的签名不一样，两分审计报告签名存在造假嫌疑。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对上述证据1-8，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二个公司隶属于花生好车集团。对证据9-10,工资条及收入纳税真实性认可，因姚丽没有申请加班也未进行审批，所以工资条中没有加班工资。工资条中没有工龄工资也属实，但同意仲裁结果同意支付给姚丽工龄工资。对证据11-12,员工手真实性不认可。姚丽提交的员工手册与公司提交的关于延时加班的内容不一致。姚丽提交的录屏未当着公司面进行不认可。出庭的证人均与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均不认可。对证据13,考勤记录真实性认可，但没有体现出加班。对证据14，加班考勤与领导的微信聊天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姚丽在下班期间还在与领导微信沟通工作，是因为姚丽能力太差没有完成当天的工作。姚丽从上午一直做到下午，领导仍不满意，还一直在问改没改好，说明姚丽晚下班不是领导安排的加班，是自己在上班期间没有完成工作所致。另外吴淳不是公司领导，应该是员工，姚丽与吴淳之间的微信聊天，真实性不认可，单凭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加班的事实。对证据15，钉钉加班考勤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看不出是从哪里统计出来的。对证据16-17，微信聊天及工资明细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8-20，其他员工发放奖金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是其他同事的材料，与本案无关，与姚丽更无关。对证据21,员工与刘沈博、赵艳沟通年终奖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刘沈博、赵艳只是部门负责人，发放年终奖要由集团负责人决定，同时还要看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定。对证据22-24,考勤记录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这期间单位已安排姚丽待岗，姚丽不同意仍天天去打卡照个照片就走，单位也拿她没办法。对证据25，公司关闭企业微信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姚丽待岗没有工作企业账号肯定要关闭，再加上姚丽总来单位闹，单位没有办法，只能关闭。对证据26-29，公司搬家真实性认可。对公司驱赶员工真实性不认可。由于姚丽对待岗有意见，仍在疫情期间每天去单位，为了防控，单位只是对其进行劝离。对证据30，6月1日工资明细邮件真实性不认可。是姚丽发给其他人的，具体收件人是谁不清楚。对证据31-32，2020年4、5、6、7月工资明细、个税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安排姚丽待岗合法合规，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发放姚丽待岗工资。对证据33，信息截图真实性认可。春节后疫情来临，未安排员工休年休假。对证据34，上班通知真实性不认可，该通知的发布人与姚丽不是一个部门的。对证据35，复工人数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6，左培培用企业微信通知待岗真实性认可，左培培是公司员工，通知姚丽待岗符合法律程序。对证据37，待岗通知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8，待岗延期通知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9，录音材料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该材料是其他员工与刘沈博的录音，与姚丽无关。刘沈博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与姚丽非同一部门。对证据40一94，所有证据均与姚丽无关。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员工手册及加班申请单，证明姚丽加班要按单位加班制度及加班流程进行审批。3、待岗通知及待岗延期通知，证明公司已向姚丽送达了待岗通知及待岗延期通知。4、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的审计报告，证明二个公司在2018年、2019年业务亏损经营困难，无法进行年终奖金发放，亏损和疫情导致2020年相应人员没有工作任务，因此对包括姚丽在内的部分岗位人员进行待岗安排。姚丽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是重复使用的是公司预先弄好的，是格式条款，加重了员工的责任。虽第二、四、十三、二十一条约定劳动派遣内容，但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没有派遣资质。姚丽自入职起受花生好车的管理，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只是花生好车下属的实体单位，存在混同用工。对证据2，员工手册及加班申请单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姚丽熟知的员工手册是2018年3月在OA系统进行的公示，该手册中规定，加班管理由负责总部人员进行管理，延时加班不在OA系统提交加班记录，日常加班调休由部门负责人管理，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由部门自行安排。仲裁时，公司将原员工手册删除，上传了新版员工手册，新手册中将延时加班内容进行了修改。对证据3,待岗通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2020年2月14日姚丽没有收到书面待岗通知文件，仅仅是在企业微信中给姚丽发了图片告知，真实性无法保证。公司当庭虽提交待岗通知函的原件，但公章都不一样，应属无效，尽而待岗延期通知函也是无效的。现姚丽不申请对公章的真伪性进行鉴定。待岗延期通知函是6月16日邮寄给姚丽的。根据姚丽提交的刘沈博的录音，证明信息技术中心没有停工停产，待岗行为也不是公司安排的，因此单位恶意安排待岗，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是逼迫员工自行离职。对证据4,审计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快买车公司的亏损报表是伪造的，姚丽入职时offer与员工手册都说了年终奖属于工资的一部分，且有发放年终奖的惯例和事实，因此审计报告是假的，应发放的终奖。另查，姚丽于2020年4月21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快买车公司1、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12月31日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14019.48元；2、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4978.97元；3、支付2018年年终奖6000元、2019年年终奖12000元；4、支付2020年3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工资差额10460元并加付100%赔偿金12000元；5、支付2020年1月1日至同年4月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720元；6、支付2019年7月9日至同年3月31日工龄工资1800元；7、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000元。2019年6月19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1502号仲裁裁决，1、快买车公司支付姚丽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工龄工资800元；2、驳回姚丽的其他仲裁请求。姚丽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双方均认可姚丽于2018年7月9日入职车畅达公司并签订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9日至2021年7月8日，岗位为UI设计师，月收入为12000元，本月发上个月的工资。劳动合同第三十二条载有：“甲方及关联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手册》、《违规处罚规定》等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办法、规定）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乙方在签署本合同前已认真阅读并知悉”。《员工手册》第六章规定，“1、……⑶员工在本公司入职满1年后可享有司龄工资。司龄工资标准：每满一年，每月享受200元司龄工资。2、……⑵公司结合本年度的生产经营效益情况，根据员工年度考核情况确定年终奖分配方案”。2019年11月1日，车畅达公司、姚丽、快买车公司三方共同签署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内容：“为进一步配合各方的运营和发展，就甲、丙双方进行人事调整，现就更换用工管理机构所涉及的劳动合同用人主体变更及其他权利义务相关事宜，三方协商变更主体事宜达成如下变更协议：1、姚丽原与车畅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主体由车畅达公司变更为快买车公司，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不做任何变更。2、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后，快买车公司继续负责办理姚丽的用工以及社会保险缴纳、代发工资等相关手续。3、快买车公司认可此协议所涉及的用工主体的调整，不影响姚丽在快买车公司工作的服务年限的连续计算。4、本协议签字生效后，除本协议中明确所做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劳动合同的其他部分继续有效……”。后姚丽又与快买车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书》，固定期限自2019年11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工作岗位未变。2020年2月14日快买车公司通过企业微信向姚丽发送了《待岗通知函》照片，其内容：“姚丽您好！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订单量不足，致使公司相应岗位停工停产，您所负责的岗位暂无工作安排，现就待岗事宜通知如下：待岗期间自本待岗通知发出之日至2020年6月30日，薪酬标准按照劳动合同归属地相关规定支付。说明：根据劳动合同归属地制定的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相关规定及薪资支付标准执行”。现快买车公司支付了姚丽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的待岗工资1540元。庭审中，姚丽与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均向法院提交了花生好车人力资源部制定的《员工手册》。双方各自提交的《员工手册》除第24页，四、加班管理中的工作日延时加班规定不同外，其他部分均完全相同。姚丽提交的《员工手册》“四、1、员工周末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需在两个工作日内0A提交加班申请，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报人力资源部备案，员工加班后部门可安排调休……。2、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总部人员的日常考勤管理，员工工作日工作延时不在OA提交加班记录，因工作延时而安排的日常调休均由部门负责人直接安排、管理”。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四、1、员工工作日延时加班、周末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需在两个工作日内0A提交加班申请，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报人力资源部备案，员工加班后部门可安排调休……”。姚丽称，其提交的《员工手册》系从其OA系统截屏所取，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系公司修改后新上传到OA系统的。对此法院给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规定了举证期限，让该两个公司提交姚丽入职时其向姚丽OA系统送达并让姚丽阅读的《员工手册》是否系其向法院提交的《员工手册》，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经法院询问，公司表示因后台已经查不到何时将《员工手册》上传给姚丽的，加之单位部门人员变更的太多，已没有办法找到公司何时对《员工手册》进行的修改。根据双方对真实性均认可的姚丽提交的考勤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姚丽于2019年4月2日、4月25日、4月30日，5月15日、5月23日、5月24日，6月21日、6月24日，7月18日、7月29日，8月13日、8月30日，9月2日、9月3日、9月17日、9月26日，10月8日、10月14日、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31日，11月1日，12月20日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65.68小时，该期间姚丽是在为单位工作。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由北京安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该报告证明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在2018年、2019年均处于亏损状态。姚丽虽对该审计报告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伪造的，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姚丽是否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2、姚丽主张的2018年、2019年年终奖是否合理。3、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姚丽是否存在工资差额。4、姚丽主张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有法律依据。5、姚丽主张的工龄工资时段是否合理。6、姚丽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针对第一焦点，姚丽是否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根据姚丽向法院提交的《员工手册》记载，工作日延时加班不在OA提交加班记录，由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总部人员的日常考勤管理。虽然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亦提交关于工作日延时加班需在两个工作日内0A提交加班申请，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报人力资源部备案，与姚丽提交的《员工手册》截然相反，但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其向姚丽OA系统发送的《员工手册》与其提交给法院一致的原始记录及《员工手册》修改的时间，故本院对姚丽提交的《员工手册》版本予以采信。另根据姚丽提交的考勤打卡记录及其与部门领导及吴淳因工作微信沟通的记录显示，其中大部分打卡记录及微信聊天能够证明姚丽工作日延时加班期间是在完成单位交办的工作任务，其不仅提交了打卡记录亦提交了与之相对应的加班完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成果，故本院对姚丽该部分工作日延时加班予以认定，对此姚丽主张该期间的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予以支持。虽然2019年11月1日姚丽与车畅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主体发生了变更，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快买车公司，后双方又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但庭审中快买车公司认可，姚丽的工龄等全部由快买车公司承继，债权债务也全部由快买车公司承继，故姚丽的工作日延时加班应由快买车公司支付，快买车公司应支付姚丽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6794.5元。对姚丽提交的仅有工作日延时打卡记录而没有工作内容的部分，本院不予认定其即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对此姚丽主张该部分工作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另姚丽虽向法院提交了钉钉考勤记录截图“加班时长-按加班规则计算”统计表，用以证明其存在工作日加班和休息日加班，但该统计表的出处和由谁统计计算的及与打卡记录相对应的加班期间所做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果，姚丽均未向法院提交，故本院对姚丽仅凭该统计表主张工作日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本院不予认定，其主张的该期间的加班工资，本院亦不予支持。针对第二焦点，姚丽主张的2018年、2019年年终奖是否合理。根据双方均认可的《员工手册》相关规定，年终奖发放要结合本年度的生产经营效益情况，根据员工年度考核情况确定年终奖分配方案。庭审中，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能够证明2018年、2019年公司均处于亏损状态，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姚丽虽称该审计报告系伪造，真实性不认可，但未向法院提交伪造的证据，故本院对姚丽主张发放年终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第三焦点，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姚丽是否存在工资差额。2020年初，由于疫情的原因，国家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导致不同行业在短期内营业额下降、利润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快买车公司、车畅达公司在原本2018年、2019年即处于亏损状态情况下，加之疫情的影响，单位决定部分员工待岗并不违法。由于姚丽于2020年2月14日开始待岗，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快买车公司已支付了姚丽2020年3月1至31日的待岗工资1540元，符合法律规定，故姚丽要求快买车公司全额支付其3月份工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四焦点，姚丽主张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有法律依据。由于姚丽现处于待岗期间，其与快买车公司并未解除劳动关系，其在2020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可在当年度继续安排，故姚丽主张快买车公司支付其2020年1月至4月1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2000÷21.75×5天×300%），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五焦点，姚丽主张的工龄工资支付时段是否合理。根据双方认可的《员工手册》关于工龄工资的相关规定，姚丽于2019年7月9日起即开始享受每个月200元的工龄工资。虽然2019年11月1日姚丽与车畅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主体发生了变更，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快买车公司，双方又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但庭审中快买车公司认可，姚丽的工龄等全部由快买车公司承继，债权债务也全部由快买车公司承继。故2019年7月9日至同年11月1日期间姚丽享受的工龄工资200元/月应由快买车公司支付。由于姚丽自2020年2月14日起处于待岗，故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2020年3月起姚丽待岗的第二个支付周期，快买车公司无需支付工龄工资。故快买车公司应支付姚丽2019年7月9日至2020年2月29日的工龄工资1600元。针对第四焦点，姚丽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现双方均认可姚丽与快买车公司未解除劳动合同，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故姚丽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天津快买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姚丽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6794.5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天津快买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姚丽2019年7月9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工龄工资1600元；三、驳回姚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天津快买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