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和盛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吴忠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永、魏小琴，均系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礼旦，男，汉族，1963年6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身份证号码：432************615。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赖莹，均系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礼旦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永、被上诉人邓礼旦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撤销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3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郭岚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孝华代理人并以此认定“郭岚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属事实不清。首先，从郭岚与上诉人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土地出让代理合同》上看，其中包含两个意思表达，第一，根据《土地出让代理合同》第一、二条约定实质为上诉人与郭岚对案涉土地的转让约定；第二，根据《土地出让代理合同》第二条第一、五、六款、第四条及第三款约定，郭岚欲通过法院拍卖形式受让案涉土地，要求全权代理案涉土地法院拍卖等手续，但郭岚并未按照实际支付时间向上诉人支付款项，可见郭岚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出让代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虽《土地出让代理合同》其中有上诉人授予郭岚的委托办理土地过户约定，但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直接等同于上诉人已授权委托郭岚处理张孝华与邓礼旦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显然，郭岚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出让代理合同》并不属委托合同，也未有约定郭岚的授权范围，原审法院认定的郭岚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属事实不清。其次，从郭岚、张孝华、邓礼旦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看，该合同没有上诉人盖章，张孝华虽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土地出让合同书》针对的两宗土地属公司重大财产决定，在有股东不知情且未经上诉人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仅有法定代表人张孝华的签字就认定张孝华有权处理案涉两宗土地实属不符合常理。再次，从款项支付情况来看，案涉545万由郭岚收款后向张孝华转款，按照常理，如原审法院认定的郭岚是张孝华的代理人，张孝华行为由上诉人承担，郭岚与张孝华在《土地出让合同书》中签字代表上诉人，郭岚收款后应尽如实报告的责任向张孝华转款，张孝华向上诉人上交款项，但上诉人并未实际获得款项，而郭岚、张孝华与邓礼旦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的合同是受让土地与获得土地款项，上诉人未获得土地款项仍需继续履行合同实属不合理。同时根据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20l4年1月6日郭岚就已经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地块买卖诚意金5万元，而郭岚与上诉人于2014年1月13日方才签订《土地出让代理合同》，时间明显早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授权委托时间”如果郭岚是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在上诉人未授权的情况下，代理人已经收到了被上诉人的诚意金，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的委托程序及交易习惯。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郭岚为张孝华代理人并以此认定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实属无事实法律依据。二、无论是交易价款为545万元《土地出让合同书》还是425万元《土地出让代理合同》及80万元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方式均为通过法院虚假诉讼的方式达到过户的目的，均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第二条出让方式第1款约定:“甲方承诺通过合法（甲乙双方配合法院立案拍卖）的程序把两块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惠阳国用（2008）第0*****7号和第0*****9号，土地宗号地号：0*****6和0*****7转让给乙方，并确保两块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第3款第④项：“法院为两块土地立案裁决，将两块土地分割成三块土地裁决到乙方三人名下后,凭法院相关手续解封”。根据证人提交的《土地出让代理合同》第二条出让方式第1款：“甲方配合乙方通过法院拍卖的形式把该块地块转让给乙方,并确保该地块为住宅用地”。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补充协议》（复印件）：“现就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的基础上，甲乙双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甲方撤回上诉，将过户所需材料交由甲方代理人，甲方撤诉当天乙方付35万元予以甲方，甲方收款后，不得再进行上诉，同时必须无偿配合甲方代理人办理过户手续”。假若该份补充协议是客观真实存在的那么也是证明了被上诉人通过多份关联的协议以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以上三份由被上诉人及证人提交的证据均可证明，从一开始各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时从出让方式到付款方式至整份合同的履行均以各方虚假诉讼作为前提，否则根本无法履行。合同中涉及虚假诉讼约定的条款包含了转让（通过法院立案拍卖）、付款（通过法院判决）过户（通过法院“分割”）可见，涉及土地转让的重要事项：转让方式、付款方式、过户方式等均系依赖虚假诉讼完成。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且被上诉人已经通过上述约定的虚假诉讼方式将案涉土地过户至了被上诉人指定的三人名下，即：邓礼旦、刘玉、王建中名下。三、交易价款545万元的《土地出让合同书》与425万元《土地出让代理合同》及80万元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事实上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协议。（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判决书已对上述合同的履行作出判决，现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并作出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法律确有错误。（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件虽为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三人关于80万转让价格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争议，该案的判决结果实际上就是545万元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第二条第3款第④项：“法院为两块土地立案裁决，将两块土地分割成三块土地裁决到乙方三人名下后，凭法院相关手续解封”所约定的合同目的，该目的已通过（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所实现，因此与本案邓礼旦起诉的事实一致，起诉的法律关系也一致，（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件也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主张和抗辩、查证和审理。本案原审法院，实际上否认了上述生效判决关于案涉两宗土地转让无效的认定，无论邓礼旦一人还是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三人，都系诉求将案涉两宗土地过户，属于同一事实，法院受理该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被上诉人对转让的内容如有主张或异议，只能在（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件审理中一并提出或提出再审申请，而不能另行提出。四、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支付上诉人土地转让款531万元，支付款项已达97.43%，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属事实不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邓礼旦向郭岚支付大部分款项，事实上诉人并未收到款，上诉人所支付的531万元土地转让款。被上诉人及前法定代表人直接收到的款项仅为214万元，及借到邓礼旦借款200万元。假设郭岚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按照交易习惯应当将所有交易款项支付到被上诉人公司账户或指定的账户。但从郭岚在《土地出让合同书》签订前就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诚意金来看，显然郭岚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就合同交易价格等达成了意向，郭岚在未经被上诉人指定的情况下是不具备收取交易款项的权限。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即使存在资金流水往来也不能推断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土地交易款项。五、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继续履行《土地出让合同书》，协助被上诉人将案涉土地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依据《土地出让合同书》约定条款该合同根本无法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前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为有效合同，并据此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如果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且对上诉人有合同相对方的约束力，上诉人应当与被上诉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继续履行。根据《土地出让合同书》第二条出让方式第1款约定:“甲方承诺通过合法（甲乙双方配合法院立案拍卖）的程序把两块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惠阳国用[2008]第0*****7号和第0*****9号），土地宗号地号：0*****6和0*****7转让给乙方，并确保两块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第3款第④项：“法院为两块土地立案裁决，将两块土地分割成三块土地裁决到乙方三人名下后，凭法院相关手续解封”。根据郭岚提交的《土地出让代理合同》第二条出让方式第1款：“甲方配合乙方通过法院拍卖的形式把该块地块转让给乙方，并确保该地块为住宅用地”。根据该条款，被上诉人需要与上诉人再次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将案涉土地判决过户到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三人名下，而事实上案涉土地截止上诉人提起上诉之日止，仍登记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三人名下。对于已经登记在被上诉人等三人名下的案涉土地，如何能通过法院再次判决至被上诉人名下呢，且被上诉人诉请判决至其一人名下也与《土地出让合同书》约定内容也不相符。显然《土地出让合同书》不具备依照条款约定的方式继续履行的条件。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邓礼旦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予维持。一、郭岚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第一，郭岚是持有由上诉人加盖公章，时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张孝华签字捺印的法人代表委托书，上诉人授权委托郭岚负责代理上诉人办理涉案土地出让过户缴费事宜。第二，上诉人曾与郭岚签订土地出让代理合同，该合同经上诉人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张孝华签字捺印确认，该代理合同约定，由郭岚向上诉人支付合同价款425万元，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过户至买家名下。第三，郭岚作为上诉人的授权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土地转让款540万元，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第四，土地出让合同书签订后，郭岚代表上诉人收取的部分土地转让款，上诉人对此多次出具收条予以确认，且该收条加盖上诉人的公章以及上诉人的财务章。第五，上诉人出具股东会决议，委托郭岚办理涉案土地出让手续，决议是经彼时工商登记的全部股东签字确认的。第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时，郭岚也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该补充协议是由上诉人加盖公章，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综合上述事实可得知，上诉人与郭岚签订代理合同，上诉人委托郭岚代为办理涉案土地出让并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郭岚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根据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全程代表上诉人参与并负责涉案土地转让事宜。郭岚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二、张孝华就涉案土地转让事宜作出的签订合同，收取土地转让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应由上诉人承担。第一、自被告成立之日起至2015年6月25日，张孝华担任被告的总经理，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民法总则第61条的规定，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张孝华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应由作为法人的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张孝华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作为善意相对人的被上诉人。第二，2014年8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土地的出让事宜所签订的补充协议，该份协议不仅有张孝华的签字，更是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更是证明了张孝华一直代表上诉人处理涉案土地的出让事宜，证明了上诉人一直知晓涉案土地出让事宜的具体进展，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出让涉案土地是张孝华个人行为的情形退一步而言，如果张孝华处分土地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上诉人认定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张孝华损害了其利益，或损害了其个别股东的利益，根据法律的规定，其主张也不得对抗作为善意相对人的被上诉人，上诉人或者上诉人的股东仅能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另行起诉，追究张孝华的责任。三、上诉人出让土地的行为并非须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行为，且上诉人的股东会决议也已对土地出让合同书的签订作出追认，土地出让合同书的签订合法有效。第一、出让土地的行为仅仅是属于处分公司部分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公司法第37条、第43条规定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行为，公司法仅在第104条，对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重大资产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作出明确规定，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转让重大资产是否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法并无强制性规定，对于司法领域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禁止即可为，在法律没有明确的强制性的规定下，有限责任公司出让土地并非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第二，假设出让土地的行为需要经过上诉人股东会的决议通过，这也只是上诉人内部管理的规定，属于调整公司内部治理的制度性规范，而并不是据此认定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强制性规范，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更不得因此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被上诉人。三、土地出让合同书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其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第一，土地出让合同书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照合同的约定，已分批次向上诉人支付土地转让款，共计531万元，上诉人在收取款项时并无异议，且多次对被上诉人出具收据，其行为说明土地出让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无论是签订总价为80万元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亦或是约定通过法院立案拍卖的虚假诉讼方式将土地过户，这均是上诉人为了不承担税收而要求被上诉人配合进行的。根据土地出让合同书的约定，税收的承担是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并支付相应的对价，仅是为了购买土地，并无虚假诉讼和避税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收益。上诉人才是虚假诉讼、避税的实际受益人。第三，（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判决已被撤销，本案并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土地出让合同书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原审原告邓礼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土地出让合同书》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土地出让合同书》，将位于惠阳区淡水淡环油麻墩松山下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惠阳国用(2008）第0*****7号、第0*****9号]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3、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3日，被告食品公司和郭岚签订《土地出让代理合同》，约定被告食品公司配合郭岚通过法院拍卖形式将位于淡水镇淡环油麻墩松山下的两块宗地，土地使用权号分别为惠阳国用（2018）第01*****7号和第0*****9号、土地宗地号分别为0*****6和0*****7转让给郭岚，并确保该地块的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转让总价为425万元（不含税费），所有过户办证税费由郭岚支付；郭岚同意分段支付土地价款：签订代理合同时支付第一期定金50万元；第二期在签订合同20天内支付中国银行本土地抵押贷款200万元，食品公司将土地证件交给法院备案；第三期在裁决书下来时支付食品公司人民币125万元；第四期价款在交完税收过户后5天内支付被告食品公司人民币45万元；第五期在原告领取国土证当天支付被告食品公司人民币5万元。该转让事项由郭岚独立运作、盈亏自负等等。该代理合同盖有被告食品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孝华的签名及身份证号码。同一天，被告食品公司向郭岚出具《法人代表委托书》：委托郭岚全权办理本公司位于淡水淡环油麻墩松山下的两地块，宗地号0*****6和宗地号01*****7的出让、过户手续及代交费等相关事宜。被告食品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孝华分别在委托书上盖章并签名。2014年1月20日，原告邓礼旦（乙方，土地买方）与被告食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孝华（甲方，土地卖方）及甲方授权代理人郭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约定被告食品公司将位于惠阳区淡水镇淡环油麻墩松山下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路边地480㎡，土地证号：惠阳国用（2008）第0*****7号；另一块里边地920㎡，土地证号为惠阳国用（2008）第0*****9号，土地宗号：0*****6与0*****7]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45万元；转让款分五期支付：第一期原告支付5万元诚意金，被告收到诚意金后及时处理前期买卖合同的解约；第二期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时支付定金50万元；第三期支付200万元，被告赎出相关土地证书并登记备案手续解封；被告授权代理人承诺垫资200万元将两块土地相关证件从欠贷的中国银行赎出来交由法院裁决备用后，被告授权代理人可提取第二、第三期款项合计250万元；第四期法院裁决到原告名下后解封，同时原告支付200万元给被告，被告凭法院裁决解封；第五期为余款80万元，原告配合支付过户纳税等相关费用；第六期为尾款10万元，直至土地证和国土证等相关证件办齐后付清给被告；被告保证地块没有权利纠纷和财产纠纷或其它权利限制；原告在5个月内未能取得该地块，被告除返还原告已付款项外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等等。原告食品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张孝华在“甲方”处签名捺印，郭岚在“甲方授权代理人”处签名捺印，原告邓礼旦在“乙方”处签名捺印。2014年8月11日，被告食品公司和原告邓礼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撤回上诉，原告在被告撤诉当天支付35万元给被告；原告收到国土部门出具的收件回执后付被告40万元，若因国土部门原因未能过户，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原告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当天付款40万元；被告督促相关部门协助清理土地违建且原告拿到红本时付清余款10万元；违约方向守约方赔偿50万元违约金等。合同签订前的2014年1月6日，被告食品公司委托代理人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原告地块买卖诚意金5万元。2014年2月21日，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原告土地定金50万元。2014年3月3日，被告食品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条》，借原告人民币200万元，用于还清中行土地抵押贷款本息，待土地抵押权取消及办完公证后，此借款额转为购土款，借条换成收据。被告食品公司在《借款条》上盖章，其法定代表人张孝华在《借款条》上签名。2014年7月16日，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据》，收原告购地款30万元。2014年7月16日，被告食品公司向原告出具条据，收原告购地款100万元，加盖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2014年7月25日，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据》，收原告购地款33万元。2014年8月19日，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原告购地款33万元。2015年4月24日，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收原告购地款40万元。2015年4月28日，郭岚向原告出具《收据》，收原告购地款40万元。原告提交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于2014年3月3日、2014年7月16日分别付款2000020.9元、1000000元至6*****4账户、6*****1账户（张孝华账户）；原告于2015年4月24日、4月28日分别付款400000元、315814元至郭岚账户6*****4。2014年7月16日，邓礼旦转款217400元至郭岚账户6********；2014年7月25日，邓礼旦转款327930元至郭岚账户6*****4；2014年8月18日，邓礼旦转款28万元至郭岚账户********。为规避土地转让税费，被告食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孝华以食品公司名义与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三人另行签订一份时间倒签为2012年9月2日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将土地转让总价减少至80万元，并向邓礼旦等三人出具收到土地转让款共计80万元的《收条》。邓礼旦等三人以虚假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收条》等证据起诉食品公司，向本院隐瞒了土地转让总价为545万元的真实情况，导致本院作出错误的（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本院(2017)粤1303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邓礼旦、刘玉、王建中的诉讼请求。因原审原告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不服提出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粤13民终22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本院(2017)粤1303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一致；并认定张孝华和邓礼旦、郭岚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约定的土地转让总价为545万元；为达到避税的目的，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与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孝华在明知以总价80万元转让涉案土地事实不真实的情况下，于2012年9月2日恶意串通倒签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书》及两份《收条》，伪造案件重要证据，并据此到惠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食品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涉案土地过户登记至邓礼旦、刘玉、王建中名下；一审法院据此认为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与张孝华恶意串通、试图以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逃避税收的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认定转让总价为80万元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处理亦无不当，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邓礼旦、刘玉、王建中的上诉，维持原判。又查明，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本院裁定涉案土地过户至原告等人名下，国土部门已于2015年4月17日根据本院（2014）惠阳法执字第9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涉案土地过户至邓礼旦、刘玉、王建中名下，但因税费问题尚未为邓礼旦等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被依法撤销后，涉案土地尚未执行回转。再查明，2014年2月21日，郭岚从其中国银行账户6*****9转款40万元给被告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孝华账户6********。2014年8月19日，郭岚从其中国银行账户6*****4（卡号621********04228108）转款35万元给被告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孝华账户6*****1。2014年2月24日，食品公司向郭岚出具《收款条》：收购土地定金50万元。2014年8月19日，食品公司向郭岚出具《收款收据》（江沦华签名）：收郭岚购土地款35万元；2014年8月19日，郭岚转款35万元至张孝华账户********。2014年4月20日，江沦华出具条据：2014年2月21日收定金40万元、3月19日还清中行借款200万元、7月16日收100万元、8月19日收35万元。郭岚于2014年1月15日书面承诺在土地转让合同书外再付张孝华10万元。2016年3月22日，张玉华向原告出具条据，收邓老板电费押金、办理过户手续退回1000元；同一天，吴忠玉向原告出具收据，收邓礼旦电表转户费4000元，为办理过户。本院(2017)粤1303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查明，被告食品公司于2006年8月30日核准设立，股东张孝华占26%、吴忠玉占21.14%、张孝彬占21.14%、张孝明占21.14%；张孝芳占10.58%。2007年10月27日，张庚清与被告食品公司各股东张孝华、张孝彬、张孝明、吴忠玉、张孝芳签订《扩股合同》，约定全体老股东一致同意增加张庚清为新股东，张庚清以9块地皮作价160万元入股。股份比例如下：张庚清股份17.453%，张孝华股份21.461%，吴忠玉股份17.453%,张孝彬股份17.453%，张孝明股份17.453%，张孝芳股份8.727%。张孝彬于2015年10月2日死亡，其妻子娄波以公证方式取得张孝彬的股份。该判决书判决：确认张庚清为被告食品公司的股东，占股份17.453%。2014年被告食品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占股比例为张孝明占股份21.14%、张孝芳占股份10.58%、张孝华占股份26%、吴忠玉占股份21.14%、张孝彬占股份21.14%。2017年11月17日，股东张孝华变更为江沦华。2019年4月，被告食品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江沦华，股东为张孝明、张孝芳、张孝华、吴忠玉、娄波。被告食品公司股东张孝芳、张庚清均称其从未参加过与原告邓礼旦等人的土地转让的股东会，也未表决或签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郭岚与食品公司的法律关系性质；2、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否是食品公司；3、《土地出让合同书》的效力；4、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5、合同履行是否适当。关于郭岚与被告食品公司的法律关系性质。第一，从合同签订情况分析，郭岚是张孝华的代理人。2014年1月13日，被告食品公司和郭岚签订《土地出让代理合同》，合同名义虽为“代理合同”，但合同内容约定的是被告食品公司将涉案两宗土地以4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郭岚，郭岚向被告食品公司支付土地转让价款，合同内容为土地转让合同；而与原告邓礼旦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的甲方即土地出卖方明确为张孝华，郭岚为甲方授权代理人，邓礼旦为乙方即土地买方，由此应认定郭岚是张孝华的代理人。第二，从合同履行情况分析，郭岚是张孝华的代理人。合同签订后，郭岚代收原告邓礼旦支付的土地转让款之后又转支付给张孝华，证实郭岚是张孝华的代理人；由此应认定郭岚是张孝华的代理人。第三，作为被告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张孝华委托郭岚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食品公司承担。2015年6月25日前张孝华担任被告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此后变更为江沦华。张孝华以被告食品公司名义转让被告食品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张孝华转让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食品公司承担。综上，应认定郭岚是被告食品公司的代理人。食品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如前所述，因张孝华是当时被告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原告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转让的是被告食品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该行为属于公司经营活动，依法应由被告食品公司承担起经营活动的民事责任；且张孝华转让被告食品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后获得的款项一部分用于偿还被告食品公司所欠银行贷款；被告食品公司通过“借款条”形式向原告邓礼旦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认可该借款可转为购地款；被告食品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24日、2014年8月19日以公司财务的名义收取购地款定金及购地款；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食品公司明知涉案土地将转让给原告邓礼旦而收取购地款，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张孝华的个人行为，从而足以认定食品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土地出让合同书》系原告邓礼旦与被告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孝华签订的，而张孝华代表的是被告食品公司；合同内容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3民终22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孝华和邓礼旦、郭岚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约定的土地转让总价为545万元；但为达到避税的目的，邓礼旦、刘玉、王建中与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孝华在明知以总价80万元转让涉案土地事实不真实的情况下，于2012年9月2日恶意串通倒签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书》及两份《收条》，伪造案件重要证据，从而认定转让总价为80万元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但80万元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被认定无效不影响545万元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的效力认定。被告辩称该545万元的《土地出让合同书》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理由如下：1、本案原被告与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的原被告并不是完全一致，本案原告是邓礼旦一人，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的原告除了邓礼旦之外，还有刘玉、王建中，两案的当事人不同；2、本案审理的是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545万元的《土地出让合同书》，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审理的是2012年9月2日签订的80万元转让价款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3、虽然两案中关于将涉案土地过户的诉讼请求相同，但两案诉请有不同之处：本案原告的诉请的是确认《土地出让合同书》有效，并继续履行《土地出让合同书》；而本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2012年9月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继续履行《土地转让合同书》，两个合同签订时间、合同名称及合同转让价款均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应认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被告辩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同的履行。原被告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前后，原告邓礼旦向被告食品公司代理人郭岚支付331万元，被告食品公司向原告邓礼旦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解除涉案土地的抵押，实际为原告邓礼旦支付被告食品公司的土地转让款，且与合同约定一致，有原告提交的相关凭证、银行流水（银行流水4523937元）及证人郭岚的当庭作证予以证实，足以证实原告邓礼旦已支付土地转让款531万元。而郭岚是被告食品公司的代理人，郭岚收款代表被告食品公司收款，从而应认定被告食品公司已收取原告邓礼旦土地转让款531万元（被告食品公司认可2014年3月3日，原告借款给被告200万元；同年7月1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土地转让款100万元）。至于郭岚是否足额支付被告食品公司土地转让款，是郭岚与被告食品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食品公司向郭岚出具的有关土地转让款《收款收据》上有现任法定代表人江沦华的签名；2014年4月20日，江沦华出具条据：2014年2月21日收定金40万元、3月19日还清中行借款200万元、7月16日收100万元、8月19日收35万元。而被告食品公司的股东吴忠玉曾向原告出具收据，收邓礼旦电表转户费4000元，以上证据证实被告食品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江沦华及股东吴忠玉知晓涉案土地转让事宜。原告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被告食品公司土地转让款531万元，支付款项已达97.43%，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涉案土地已经本院通知强制过户至原告名下，因税费问题尚未正式过户。原告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被告食品公司继续履行《土地出让合同书》，并将涉案土地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因过户的主要义务人是原告，故被告食品公司履行的是协助义务；过户相关税费应依法由原被告各自支付；但过户同时原告应向被告食品公司支付剩余土地转让款14万元。原被告因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导致80万元转让款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被人民法院认定无效及拖延诉讼等，系原被告恶意串通的结果，双方均有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确认原告邓礼旦与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合法有效；二、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继续履行《土地出让合同书》，并协助原告邓礼旦将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淡环油麻墩松山下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惠阳国用（2008）第0*****7号、惠阳国用（2008）第0*****9号，土地宗号分别为：0*****6与0*****7转移登记至原告邓礼旦名下；过户相关税费应依法由原被告各自支付；原告邓礼旦同时支付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剩余土地转让款140000元；三、驳回原告邓礼旦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450元，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负担45000元，原告邓礼旦负担8450元。二审中，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二份：一、《执行裁定书》，证明案涉土地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不具有过户条件；二、一事不再理的司法解释解析，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讼行为构成重复诉讼。被上诉人邓礼旦质证称，首先，该两份证据并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其次，对于证据一执行裁定书，认定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该份执行裁定书所依据的判决正是已被撤销的（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惠阳法人民法院均有权通过执行回转的方式，将涉案土地回转至上诉人的名下。因此涉案的土地仍具有继续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的可能性。二、一事不再理的司法解释解析，该份司法解释解析，仅是某位法官对司法解释的一个解读，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解释，不构成证据形式。对于本案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原审判决已作出充分正确的认定，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双方与上诉人所主张的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双方不一致，诉讼标的也不一致，本案并不属于重复诉讼，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的效力如何及后续应如何处理。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结合本案，本院认为，（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的原告为邓礼旦、刘玉、王建中；而本案的原告为邓礼旦一人。（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的诉讼请求在于确认2012年9月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邓礼旦、刘玉、王建中名下；而本案的诉讼请求为确认2014年1月20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邓礼旦名下，本案请求法院审理的合同与前案要求审理的合同不同。综上，尽管合同指向是同一土地，但无论是在当事人方面，还是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方面，（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案与本案均存在不一致。故本案并不属于重复诉讼。关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书》的效力及后续处理的问题，第一，根据本院（2019）粤13民终227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9月2日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是双方为一定目的签订的将转让价格降低但未实际履行的虚假合同，该合同无效并不导致双方实际履行的2014年1月20日《土地出让合同书》无效，2014年1月20日合同是否有效仍应根据合同的签订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进行认定。由于该合同为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第二，2014年1月20日《土地出让合同书》是否已大部分履行，对此需要认定郭岚与惠阳张氏食品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其一，2014年1月13日，惠阳张氏食品公司向郭岚出具《法人代表委托书》，委托郭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该委托书上有法定代表人张孝华的签名及公司盖章；其二，2014年1月20日，张孝华作为甲方，郭岚作为甲方授权代理人，邓礼旦作为乙方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书》；其三，2014年2月24日郭岚向张孝华转账40万元，同日惠阳张氏食品公司出具收据表明收到购土地定金50万元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2014年8月19日，郭岚向张孝华转账35万元，同日惠阳张氏食品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表明收到郭岚购土地款35万元，该收据上有会计江伦华的签名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郭岚在持有食品公司委托书的情形下，以代理人的身份与邓礼旦签订案涉合同、收取转让款并将转让款支付给惠阳张氏食品公司，惠阳张氏食品公司在相关委托书、收据上加盖公章、财务专用章等视为对郭岚代理认定的认可，郭岚与惠阳张氏食品公司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理据充分，郭岚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及于惠阳张氏食品公司。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邓礼旦提交了收据、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向郭岚及上诉人惠阳张氏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转让款531万元，而郭岚在一审庭审时予以认可。据此，可以认定2014年1月20日的《土地出让合同书》已大部分履行。综上，2014年1月20日的《土地出让合同书》为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已大部分履行，邓礼旦诉请继续履行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提到土地已登记在邓礼旦等人名下，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由于土地登记在邓礼旦等人名下是基于（2014）惠阳法秋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结果，现该判决书已被撤销，执行依据不存在则涉及执行回转问题，故不能以目前土地尚登记在邓礼旦名下而认为无法继续履行。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45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张氏食品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斯审 判 员  郭志文审 判 员  饶来新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荣 盟书 记 员  赵 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