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甘01行终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磊，男，197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代理人张莹，甘肃方域西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西路**。负责人陶宏，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晖。委托代理人马玉萍，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永昌路**负责人张栋梁，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浩，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何江，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大众巷******商铺div>法定代表人韩玉花，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韩玉花，女，198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原审第三人蔡汶卿，男，198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上诉人高磊因工商行政登记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行初27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磊的委托代理人张莹，被上诉人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兰州市城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城关工商局）的委托代理人徐晖、马玉萍，被上诉人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兰州市工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浩、何江，第三人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玉花，原审第三人韩玉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蔡汶卿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高磊曾系第三人多喜公司原股东之一及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7日，第三人多喜公司向被告原城关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以下事项：1.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高磊变更为韩玉花；2.投资人由高磊、蔡汶卿变更为韩玉花、马**；3.投资人信息：蔡汶卿60万元，高磊140万元变更为韩玉花140万元，马**60万元；4.高级管理人员蔡汶卿：监事，高磊：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马**：监事，韩玉花执行董事兼经理；5.联络员备案由高磊变更为韩玉花。同时多喜公司向被告原城关工商局提交以下材料：1.《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2.《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3.《法定代表人信息表》；4.《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5.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6.《联络员信息表》；7.委托申请；8.《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9.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10.《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11.《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12.《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经理的任免职决定》；13.《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免职决定》等材料。原城关工商局于当日受理后并进行书面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核准变更登记，并颁发新的营业执照。2018年12月10日，高磊、蔡汶卿以其不知情且未到场、未授权为由向原兰州市工商局申请复议，同日原兰州市工商局予以受理。2019年1月3日原兰州市工商局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原城关工商局的工商档案中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高磊”“蔡汶卿”的签名进行鉴定。2019年1月9日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科信[2019]司鉴字第200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中“法定代表人签字”处“高磊”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人”处“高磊”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签字”处“高磊”的签名均不是高磊书写；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人”处“蔡汶卿”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签字”处“蔡汶卿”的签名字迹均不是蔡汶卿书写。2019年1月24日原兰州市工商局调查人员分别对高磊、蔡汶卿进行了询问。在询问过程中，询问人问高磊：“由现法定代表人韩玉花提供的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你所签？”高磊答：“是我签的，但那天她让我签的字很多，我也没看内容，她也没给我说这是股权转让协议让我签字的话。”询问人问蔡汶卿：“2017年11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你本人所签？”蔡汶卿答：“高磊说让我签，我就签了，我确实不曾具体了解此事，内容我没看。”2019年3月7日原兰州市工商局作出兰市监复决字（2019）第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多喜公司在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时，向被申请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高磊和蔡汶卿的签名，经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虽均不是高磊和蔡汶卿书写，但申请人于2017年12月20日《委托书》中已将委托权限给予公司股权受让人韩玉花，并委托其全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故2018年5月7日多喜商贸公司委托韩玉花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的变更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此次变更合法有效，遂决定维持原城关工商局于2018年5月10日对多喜公司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高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2016年7月6日多喜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李**宇认缴出资额140万元，实缴出资额14万元，张峰认缴出资额60万元，实缴出资额6万元，李**宇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张峰任监事。2017年8月28日多喜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出资人由李**宇、张峰变更为高磊、蔡汶卿，其中高磊认缴出资额140万元，蔡汶卿认缴出资额60万元，高磊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蔡汶卿任监事。2017年11月10日高磊与韩玉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2017年11月10日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友好协商并经其他股东同意，高磊将其在多喜公司的货币出资人民币14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70%）全部转让给韩玉花，韩玉花同意受让，转让后高磊退出多喜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韩玉花依法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本转让协议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登记后生效。”同日蔡汶卿与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2017年11月10日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友好协商并经其他股东同意，蔡汶卿将其在多喜公司的货币出资人民币6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30%）全部转让给马**，马**同意受让，转让后蔡汶卿退出多喜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马**依法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但上述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并未通过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事宜。另查，原城关工商局工商档案资料中显示：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主要内容：2018年5月7日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友好协商并经其他股东同意，蔡汶卿、高磊分别将多喜公司出资60万元（占股权的30%）、140万元（占股权的70%）转让于马**、韩玉花，转让后蔡汶卿、高磊退出多喜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马**、韩玉花依法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原城关工商局作为企业法人登记和营业登记的主管机关，负有依法受理并作出企业核准登记行政许可的法定职权。本案被诉行政机关原城关工商局作出准予核准变更登记的行为即是基于多喜公司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根据多喜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原兰州市工商局提交的2019年1月24日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2017年11月10日高磊与韩玉花、蔡汶卿与马**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中高磊、蔡汶卿的签名系高磊、蔡汶卿本人所签。而本案中，高磊对上述工商档案中的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均提出异议。出具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具有相关性，2018年5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真实、有效，是人民法院审查原城关工商局作出企业核准变更登记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前提。而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应属民事争议范畴，须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以作为公司登记行为之基础的民事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作如下处理：对民事行为的真实性问题，可以根据有效证据在行政诉讼中认定；对涉及真实性以外的争议，可以告知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本院向高磊释明本案行政诉讼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后，其坚持主张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存在违法，执意坚持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本院对高磊提起的行政诉讼，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高磊的起诉。上诉人高磊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将形成于2018年5月7日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与形成于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强拉硬拽到一起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高磊在一审中诉请撤销的是原城关工商局作出的变更登记，该变更登记所依附的《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2018年5月7日，与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一审裁定查明“多喜公司向被告原城关工商局提交以下资料：1.《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2.《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3.《法定代表人信息表》；4.《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5.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6.《联络员信息表》；7.委托申请；8.《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9.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10.《多喜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11.《多喜公司章程修正案》；12.《多喜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经理的任免职决定》；13.《多喜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免职决定》等材料。原城关工商局于当日受理后并进行书面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核准变更登记，并颁发新的营业执照。”上述查明事实明确反映原城关工商局在2018年5月10日作出股权变更所依附的《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2018年5月7日，且原城关工商局认为多喜公司提供的变更登记资料完整，因此准予变更。以上登记资料足以证明2018年5月10日多喜公司的变更登记与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认定“出具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相关性，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是人民法院审查被告原城关工商局作出企业核准变更登记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前提。而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应属民事争议范畴，需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处理。”从一审裁定的认定来看，案涉民事争议有两个，一是2017年1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相关性；二是2018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据此，一审裁定应当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关于“对民事行为的真实性问题，可以根据有效证据在行政诉讼中认定”，而不应当援引“对涉及真实性以外的争议，可以告知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另外，上诉人在一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该院审理的（2019）甘0103民初5103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因韩玉花是否具有合法的多喜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本案所涉追偿权纠纷必须以上述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现上述行政案件尚在审理中，故本案中止审理”，并且向一审法院阐述了本案不必再次进入民事诉讼审理的理由。2.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属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1.案涉行政变更登记行为侵害上诉人权利，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2.案涉行政争议有明确的被告，即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起的诉讼请求具体且明确，请求撤销原城关工商局作出的变更登记及原兰州市工商局作出的复议决定，并且提供了证明2018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证据；4.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综上，一审驳回原告起诉，属适用法律不当。三、一审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本案，否则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原城关工商局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局作出的变更登记合法有效。2018年5月7日，原审第三人多喜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高磊变更为韩玉花；将股东由高磊、蔡汶卿变更为韩玉花、马**，并委托韩玉花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委托人韩玉花向本局提交了以下材料：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及身份证证明，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高磊与韩玉花股权转让协议、蔡汶卿与马**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的任职决定、原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本局对申请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准予变更登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高磊与韩玉花于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多喜公司申请公司股东（投资人）变更的基础。2017年11月10日，高磊与韩玉花，蔡汶卿与马**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高磊、蔡汶卿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名、捺印均系高磊、蔡汶卿本人所签。2017年12月20日，高磊同时出具《委托书》，委托韩玉花全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故高磊与韩玉花于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多喜公司申请公司股东（投资人）变更的基础。2018年5月7日，多喜公司委托韩玉花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的变更是依据高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委托书、按照委托权限、办理委托事项，系高磊真实意思的表示。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案中，上诉人高磊与原审第三人韩玉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原兰州市工商局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7年11月10日蔡汶卿与马**、高磊与韩玉花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蔡汶卿经其他股东同意，将其在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的货币出资人民币60万元全部转让给马**，马**同意受让。”；“高磊经其他股东同意，将其在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的货币出资人民币140万元全部转让给韩玉花，韩玉花同意受让。”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蔡汶卿、高磊的签名、捺印都经其本人确认，充分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涉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同时，高磊2017年12月20日《委托书》中载明：“甘肃多喜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外出不能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事宜，现委托韩玉花全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委托期限2017年12月20日至手续办理完结。”上述《委托书》由高磊捺印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基于以上事实，一审裁定适用《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的规定，驳回高磊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兰州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高磊不服原城关工商局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多喜公司的变更登记行为，于2018年12月10日向原兰州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原兰州市工商局查明：多喜公司于2018年5月7日委托韩玉花向原城关工商局提交了将法定代表人高磊变更为韩玉花；将股东由高磊、蔡汶卿变更为韩玉花、马**的变更登记申请，同时向原城关工商局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经理任用证明书、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原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原城关工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对其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进行了审查，并于2018年5月10日向赵昕（执照领取委托人）颁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2018年5月7日原城关工商局核准多喜公司变更登记行为时，上诉人高磊否认此次变更登记材料中股东签字是其本人书写，其作为该公司股东对变更内容并不知情；原兰州市工商局于2018年12月27日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中“法定代表人”处“高磊”签名字迹、《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高磊和蔡汶卿的签名字迹进行了笔迹鉴定（兰工商鉴字[2018]03号），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于2019年1月9日作出了甘科信[2019]司鉴字第2002号《书写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检材样本中的书写笔迹均不是高磊和蔡汶卿书写。”另查明：2017年11月10日蔡汶卿与马**、高磊与韩玉花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蔡汶卿经其他股东同意，将其在多喜公司的货币出资人民币6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30%）全部转让给马**，马**同意受让，转让后蔡汶卿退出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不再承担股东义务。高磊经其他股东同意，将其在多喜公司的货币出资人民币14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70%）全部转让给韩玉花，韩玉花同意受让，转让后高磊退出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不再承担股东义务。”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蔡汶卿、高磊的签名、捺印都经其本人确认，同时将其身份证正背面留存于《股权转让协议》上。2017年12月20日《委托书》中载明：“多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磊，因外出不能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事宜，现委托韩玉花全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委托期限2017年12月20日至手续办理完结”，上述《委托书》由高磊捺印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以上事实均有原城关工商局收集的在卷证据为证，并经本局复核。三、原兰州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多喜公司在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时，向原城关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高磊和蔡汶卿的签名字迹，虽经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均不是高磊和蔡汶卿书写，但高磊于2017年12月20日《委托书》中也将委托权限给予公司股权受让人韩玉花，并委托其全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故2018年5月7日多喜公司委托韩玉花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的变更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此次变更合法有效。原城关工商局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多喜公司的变更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兰州市工商局决定维持原城关工商局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多喜公司的变更登记行为。原审第三人多喜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韩玉花述称与原审第三人多喜公司述称相同。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高磊以原城关工商局、原兰州市工商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原城关工商局作出的变更登记及原兰州市工商局的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高磊起诉后，高磊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查，高磊系多喜公司涉案变更登记前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且其提起的诉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高磊的起诉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以作为公司登记行为之基础的民事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作如下处理：对民事行为的真实性问题，可以根据有效证据在行政诉讼中认定；对涉及真实性以外的争议，可以告知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本案中，高磊对原城关工商局作出准予核准变更登记的工商档案中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应根据多喜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兰州市工商局提交的2019年1月24日的《询问笔录》、高磊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委托书》中已将委托权限给予多喜公司股权受让人韩玉花并委托其全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证据材料，对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作出认定，而非告知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本案中，原城关工商局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系将多喜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高磊变更为韩玉花，股东（投资人）由高磊、蔡汶卿变更为韩玉花、马**，故本案处理结果与马**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当通知马**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一审裁定驳回高磊的起诉确有错误且高磊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行初276号行政裁定；二、指令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 判 长  刘祥礼审 判 员  王海燕审 判 员  杜占才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瑾书记员米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