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3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文达，男，194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西新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36119535133。 法定代表人：曾钦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康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919199。 法定代表人：姜大勇，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康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50613694。 法定代表人：许多康，该公司总经理。 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国家旅游度假区湖畔公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82717383440C。 诉讼参与人：柴丽玮，该公司董事。 原审第三人：吴月琴，女，195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母亲。 原审第三人：翁某，女，198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妻子。 原审第三人：柴百隆，男，200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长子。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柴百隆母亲），女，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原审第三人：柴某，男，201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次子。 法定代理人：翁某（系柴某母亲），女，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原审第三人：柴丽玮，女，198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原审第三人：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安平路**信用代码：91350782724210089N。 法定代表人：柴文达，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刘玉泉，男，195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柴文达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鼓浪屿公司）、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韵公司）、原审第三人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百隆、柴某、柴丽玮、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刘玉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柴文达（其亦为原审第三人隆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柴文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被上诉人东南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刘玉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被上诉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百隆、柴某、柴丽玮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文达上诉请求：一、撤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柴文达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以致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因后续资金问题，同年11月1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权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709万元，甲方股份折价661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丙方支付贰佰万元……验资后将款项汇入甲、乙方指定的账户内（但一审对该笔200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去向未查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实际上该200万元并没有转到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公账户，许多康、刘玉泉等人涉嫌共同侵占、贪污国有资产；也涉嫌抽逃注册资本）……东南公司在付足……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同月10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权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480万元，甲方股份折价432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东南公司在付足……转让金480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以上认定的事实详见判决书12页第8行开始至倒数二行止）”。此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于2000年11月1日、11月10日分别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的内容自相矛盾，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即阴阳合同）。由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11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80元、鼓浪屿公司股份折价432万元，与柴文达提供的1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709万元，鼓浪屿公司股份折价661万元（两份阴阳合同直接计算证明鼓浪屿公司股权转让款减少229万元，但是一审判决为何不予查清、认定该两份合同无效呢？），先后才九天时间，鼓浪屿公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股权转让总金额为什么相差减少229万元（这是20年前的钱，折现在的钱至少十倍2200万元左右吧！），一审为什么不予以查清呢？这么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涉嫌贪污国有资产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是，一审为什么不予查清认定呢？甚至还依据厦门法院错误的劳动争议案件（与本案没有相关性）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上述两份阴阳合同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2号《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强制性的规定，即第八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二）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和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各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二）企业转让全部产权或者企业被划转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再则201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一、《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中再三强调，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这也是该案的关键问题。一审判决未予以认定。2.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3月15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份调整变更后的比例分配如下：1.鼓浪屿公司占股权29.7%，2.天韵公司占股权7.1%，3.东南公司占股权63.2%等”。该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因为，第一，2002年3月15日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股份调整变更既没有签订股权转让63.2%的协议，更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为什么鼓浪屿公司占有的国有股权、国有资产无缘无故的减少呢？是否涉及许多康、刘玉泉等人共同侵占、贪污国有资产呢？一审判决为什么不予查清呢？第二，东南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只有40%（实际上东南公司属于抽逃注册资本200万元，没花一分钱而骗取的40%股权），但是增加到63.2%比登记的股权增加23.2%明显属于涉及鼓浪屿公司国有股权变动、转让，是否经过鼓浪屿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登记备案与批准呢？一审判决为什么不予查清、说明呢？第三，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涉及国有股权23.2%的变动、转让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呢？一审判决为什么不予认定呢？第四，一审判决对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多次股权转让变动的原因为什么不予查清呢？其股权转让变动是否合法有效呢？第五，一审判决对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案涉股权变动、转让的证据三性没有作出认证、分析、判断，凭什么认定东南公司占股权63.2%？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违背证据规则，以致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判决结果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这是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因为，柴文达于2002年3月间，是与大王公司原总经理刘玉泉口头协议投资大王公司及股权转让事宜。且在2002年3月26日也是柴文达先以隆达公司名义，后发现隆达公司注册资本低于大王公司，不具备收购股权的主体资格，当日双方即同意将乙方隆达公司的主体变更为柴文达个人，当时大王公司与柴文达就用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拿去复印，即将乙方隆达公司的公章遮盖后进行复印，并由大王公司在复印件上加盖原大王公司公章予以确认，并有刘玉泉签字的“通一号路为9米”，之后刘玉泉、钱骅就将其与隆达公司签订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收回。柴文达持有的只是复印件加盖原大王公司公章予以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庭审中当庭也对该《股权转让协议》原件及公章进行过核实。判决书对当庭核对的事实应予以确认。该协议签订后，也是柴文达个人先后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给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以及刘玉泉和大王公司财务。一审判决只认定：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认定2002年3月26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当日即将乙方隆达公司的主体变更为柴文达个人的事实，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错误。并且对柴文达个人先后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给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等人（其中鼓浪屿公司合计收到柴文达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330万元，直接收到柴文达通过大王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市支行设立的归个人转账使用的账户，账号：14×××39，转账款人民币200万元，另通过原大王公司财务叶淑红先后两次转账款130万元）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也遗漏，不予认定。可见一审判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错误。以上事实有柴文达提供的证据一和证据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14张即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002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以及付款主体均是柴文达个人，并非隆达公司。4.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背事实与法律。首先，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之日，也就是柴文达个人与刘玉泉代表的大王公司签订大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日，当日柴文达个人不需要支付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押金50万元（因为，早在2002年3月18日柴文达就先预付330元股权转让款给大王公司），也不缺少资金，为什么无缘无故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其次，早在2002年2月1日柴文达就以存款方式支付60万元到刘玉泉个人账户，且从3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约定来看，也没有直接约定该60万元抵扣作为股权转让款，因此，该60万元属于柴文达对刘玉泉享有的债权款，双方为什么不从60万中抵扣？难道当时60万元系刘玉泉个人向柴文达个人索取的受贿款吗（值得怀疑，且20万元借条也可能涉嫌属于索贿款），否则，明明是债权人，为什么变为借款债务人？据此，2002年3月26日之前，柴文达是债权人，刘玉泉是债务人，柴文达不可能会在3月26日向刘玉泉个人借款，更不可能向东南公司借款20万元，再次，如果3月26日签订《协议书》当天，柴文达就存在资金困难，需要向刘玉泉个人借款，那么，不是说明柴文达没有履行6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能力吗？刘玉泉怎么相信柴文达有能力履行协议约定的后续付款义务呢？最后，如果2002年3月26日有现金借款，约定的一个月还款期限，为什么刘玉泉长期不催讨？而是等柴文达第一次2008年起诉之后，才主张借款？柴文达于2013年11月29日经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后，至今长达6年多为何不起诉？早已超过法定3年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5.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3月《协议书》签订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2002年3月26日《协议书》签订后，至2005年5月26日期间，许多康不仅担任大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刘玉泉、钱骅也分别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系许多康授权，并共同控制、管理大王公司业务及公章）。（2）同时刘玉泉还利用职权以大王公司土地使用权及柴文达投资建设的工程作为东南公司贷款的抵押物，贷款期限至2006年仍继续抵押展期；而钱骅也利用职便用其保管的公章与其指定的亲友十人签订十栋别墅的买卖合同、抵押贷款合同，并将柴文达支付到大王公司财务作为股权转让款50万元贪污作为其十栋别墅的首付款，并将抵押贷款480万元其中400万元作为购房款，80万元被钱骅取走等等。因此，钱骅空手套白狼，涉嫌侵占、贪污大王公司十栋别墅的国有资产（目前厦门市监察委在调查中）。因此，大王公司当时实际控制是许多康、刘玉泉、钱骅三人。（3）同时，柴文达只有超额履行合同的义务，没有享受合同约定的10天内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组成新股东权利，更没有在三个月内办好公司法人变更手续，仅仅是大王公司投资、建设者，非大王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控制人；且在刘玉泉欺诈、诱骗下，柴文达超额支付股权转让款223万元（2002年3月26日《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30万元，实际累计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当时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均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拒不申请其主管机关将股权变更登记给柴文达，经过柴文达三年多时间催讨，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于2005年5月18日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分别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由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一方的违约及过错行为，拒不将其股权变更登记给柴文达及柴昭杨、柴丽玮，造成柴文达投资的大王公司不能正常经营、无法召开股东会，也不能行使法定的股东权利，更不能申请银行在建工程抵押贷款，柴文达只能向社会融资来投资、造成投资建设成本高，亏损巨大。（4）由于鼓浪屿公司在向管委会上报的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且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比例与工商登记的股权不一致，涉嫌侵占、贪污国有资产。因此，2008年9月17日，鼓浪屿管委会所作《关于撤销的通知》称鼓浪屿公司在向管委会上报的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故撤销了前述同意转让的批复。因此，造成柴昭杨、柴丽玮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成立，但未生效。（5）一审判决书15页（7）中2002年3月《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经营中，柴文达既有以隆达公司名义经营，亦有以其个人名义经营。（这只是东南公司代理人所作的陈述，实际均未履行）。2005年5月24日法人代表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2008年6月18日法人代表变更为柴昭杨，并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在此之前什么时候经股东会任命过柴文达为董事长，所谓的董事长只是营业执照每年年检填表时自行填写的。2008年6月18日只是法人代表变更为柴昭杨，根本不存在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而且此时柴文达在大王公司没任何职务及股东。2016年11月7日柴文达才成为大王公司小股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由于柴文达与柴昭杨、柴丽玮无法行使大王公司股东权利，营业执照期满后也不能延长营业期限，造成大王公司房地产资质不能年检，无法进行其他项目的经营，更不能依法转让大王公司的股权，不能收回投资的巨额工程建设款。如今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将来也无法生效。根据（2016）武民初字第2037号《民事判决书》中第3页庭审中鼓浪屿公司辩称：在2015年8月24日大王公司营业执照期限届满，只能办理清算和注销的手续，不能办理其他的手续，柴昭杨在大王公司营业期已经届满后在两个半月后提出诉讼，按法律规定，属于符合合同规定但不能履行的情况，已经届满情况下不存在股东变更问题，唯一的义务是进行清算，不能再进行变更。根据（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称营业执照不能延期主要是要进行大王公司的清算工作。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属大王公司国有控股大股东，清算他们是最大受益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错误。6.一审判决认定：“许多康与鼓浪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讼争股权实际市场价值应为4856184元，与讼争股权转让价格480万元并无实质差异。综上，许多康不构成严重失职。”该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只有鼓浪屿公司与许多康双方，没有柴文达提供的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转让款680万元等事实、客观证据作为判决依据，以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错误，所以，许多康与鼓浪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查明的股权转让款总金额680万元等事实明显相违背，且劳动争议股权转让价格480万元与本案实际股权转让款680万元，相差200万元，怎么能够证明“讼争股权实际市场价值应为4856184元，与讼争股权转让价格480万元并无实质差异。综上，许多康不构成严重失职”呢？显然，一审判决采信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许多康与鼓浪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股权转让纠纷的判决的依据，完全是本末倒置，自相矛盾，违背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原则。二、一审判决对争议的部分事实，审查、判断错误，证据不足。1.关于2002年3月26日《协议书》认定错误部分，一审认为，大王公司依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该决议柴文达至今也未看到，2002年7月21日移交清单上也没有（2002）1号决议﹞。一审判决依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认定将股权转让给隆达公司，而非转让给柴文达。这明显违背柴文达将原合同主体隆达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书》变更为柴文达的事实；且柴文达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双方均没有提供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请问一审法院（2002）1号决议内容是什么？因此，一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一审还认为，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协议书》系柴文达代表隆达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签订的，而非柴文达个人签订（详见判决书23页第8行，请问隆达公司何时支付过股权转让款）。该认定事实证据不足，违背了柴文达将原合同主体隆达公司改为柴文达个人的真实性，以及柴文达个人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的事实。明显属于主观臆断，违背客观事实。2.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金额认定错误。第一，一审认为：东南公司于2002年3月18日收到330万元，于2002年9月18日收到50万元，这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为，一审法院故意将大王公司财务叶淑红于2002年3月18日收到柴文达预付的股权转让款330万元，于2002年9月18日收到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事实，混淆为东南公司先后收380万元的情形，以此来偏袒东南公司等被上诉人一方。事实上，在2002年3月18日时，刘玉泉是许多康授权的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相关事宜（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3页1、2行以及24页2、错误认定的事实），因此刘玉泉与柴文达协商大王公司股权转让、预付股权转让款的时候，是在履行大王公司总经理的职责，代表大王公司，而且实际收款人也是大王公司财务叶淑红，并非东南公司的财务。一审对此明确的事实都能认定错误，故意混淆事实，认定东南公司收38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样的判决，怎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呢？第二，一审认为：2002年11月18日前，除柴文达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外，没有其他关系。这也是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刘玉泉在2002年2月1日就收取柴文达现金存款60万元，该款并未包含在680万元内，也说明在2002年11月18日前，柴文达与刘玉泉个人之间的关系，实为债权人，并非债务人，与东南公司之间关系，只有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买卖、借贷等关系。第三，一审判决对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为什么多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款853万元，超过3月26日协议书约定的630万元以上部分为223万元的巨款，是否涉嫌刘玉泉个人利用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进行受贿、索贿呢？3.关于23.2%股权转让效力认定有效是违背事实与法律的。第一，一审认为，10日《协议书》实际是对1日《协议书》的变更……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经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这是认定事实错误，以致适用法律错误。因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属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由于10日《协议书》对1日《协议书》的变更后，鼓浪屿公司持有大王公司的国有资产股权转让款总额从661万元降低为432万元，国有资产直接减少229万元。还荒谬的认为：“1日《协议书》对东南公司更有利，故不能确认双方有恶意，且互相串通”。这明显是故意混淆事实，真的令人气愤与难以容忍！由于1日、10日《协议书》均涉及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股权及国有资产转让问题，两份合同涉及鼓浪屿公司国有资产、股权转让款总金额从661万元降低为432万元，不属于正常的依法变更，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变更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民法通则》第58条第（四）项的分别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即民事行为无效）；违反《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和1994年7月24日由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改组为股份制的，须经监督机构和有关部门批准”。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与其他企业或者事业单位之间联营组成新的企业法人的，须经监督机构和有关部门批准。”第三十八条规定：“企业改组为股份制的，或者与外商实行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或者转让企业产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清产核资、产权登记和资产评估，并按照规定填报报表”。也违反1996年国务院发布的第19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二）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和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各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二）企业转让全部产权或者企业被划转的”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于2000年11月1日、10日与东南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大王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企业改组未经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且变更、降低股权转让价格也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于2002年3月15日、2005年3月18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以召开股东会的形式，随意将鼓浪屿公司股权23.2%调整给东南公司进行非法转让国有资产，也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违反上述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第二，10日《协议书》对1日《协议书》的变更，如果10日《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那么10日协议约定的东南公司股权29.4%，为什么工商行政登记的股权40%呢？这就进一步说明10日《协议书》是阴阳合同，属于鼓浪屿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许多康与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第三，一审认为：“东南公司依据10日《协议书》、2002年《股东会议纪要》，已支付相应对价，取得23.2%股权”该认为完全是主观臆断，违背事实与证据。事实上，在2000年11月1日签订《协议书》后至2004年1月13日之前，长达三年二个月之久，东南公司没有支付分文股权转让款给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详见判决书第14页第4点认定鼓浪屿公司收款情况）。东南公司在并未支付鼓浪屿公司23.2%相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时，根据2000年11月《协议书》之约定“东南公司在付足……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据此，东南公司在没有付足股权转让金之前，不具备取得鼓浪屿公司持有的大王公司23.2%股权的合同依据。因此，一审认为：“已支付相应对价，取得23.2%股权”，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及证据证明，不能成立。虽然东南公司在2000年11月1日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709万元，甲方股份折价661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丙方支付贰佰万元……验资后将款项汇入甲、乙方指定的账户内”，但是在验资后东南公司并没有将该200万验资款项汇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指定的账户内。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东南公司抽逃200万入股验资款及违约的行为从不追究，非常的宽容！第四，由于东南公司长期没有能力履行合同，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给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因此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于2002年3月26日将其大王公司70%股权转让给柴文达，其授权大王公司及总经理刘玉泉等人与柴文达签订《协议书》，并收取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柴文达通过新开的大王公司账户转账给鼓浪屿公司），因此、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柴文达股权转让关系成立之际，就是其与东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应当解除之时（且当时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也明知大王公司70%股权转让给柴文达）。因此，在2002年3月26日之前，东南公司长期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给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也未能取得23.2%的股权，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一审认为：“取得23.2%股权”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错误。4.关于东南公司多收取的23.2%股权对应价款158万元应由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返还。第一，虽然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签订63.2%的股权转让合同，但是，东南公司实际工商登记公示的股权只有40%，经过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决、执行，也只有40%过户登记给柴文达，余下23.2%的股权实际上仍属于鼓浪屿公司持有的国有资产、国有股权，由于东南公司并非该股权所有人，且未经鼓浪屿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根据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5）闽0782民初2037和2038号两份民事判决，也属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因此，东南公司应当返还柴文达23.2%股权对应的转让款158万元及利息。第二，根据2000年11月《协议书》之约定“东南公司在付足……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据此，东南公司在没有付足股权转让金之前，不具备取得鼓浪屿公司持有的大王公司23.2%股权的合同依据。且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于2002年3月26日将其大王公司70%股权转让给柴文达，其授权大王公司及总经理刘玉泉等人与柴文达签订《协议书》，并收取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而东南公司在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由于长期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未支付23.2%的股权转让款给鼓浪屿公司，也未能取得23.2%的股权，更未经鼓浪屿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第三，由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作为大王公司工商登记、公示的60%股权所有人，其两公司与柴昭杨、柴丽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都被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5）闽0782民初2037和2038号两份民事判决，认定为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东南公司在事实上未支付23.2%股权转让款给鼓浪屿公司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内部股东会议纪要、股东会决议直接取得鼓浪屿公司未批准、登记的国有资产23.2%的股权。显然，东南公司不仅没有取得国有资产23.2%股权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更不可能享有超越鼓浪屿公司对其国有资产23.2%股权享有转让的处分权。第四，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东南公司非法转让鼓浪屿公司国有资产23.2%股权给柴文达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6条、第134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与东南公司共同返还柴文达23.2%股权对应的转让款158万元及利息。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以致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未适用国务院于1996年发布的第19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和《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则2019年8月6日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一、《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中再三强调，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于2000年11月1日、10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的内容自相矛盾，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同时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2号《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和第九条的强制性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一审判决未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6条、第134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6条、第134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应当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本金158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但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以致未适用上述法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主观臆断，违背事实与法律等错误，以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柴文达的诉讼请求。 东南公司辩称，一、关于2002年3月26日《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协议主体问题。1.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一改系列案件一直以来均以2002年3月26日《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协议主体为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的认定，增加认定了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定《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当日，又由大王公司在原协议复印件的基础上与柴文达个人签订了一份《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东南公司对一审这一事实的认定有异议。东南公司持有隆达公司与大王公司2002年3月26日签署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原件，柴文达在2006年以来系列案件的诉讼以及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莘口法庭审理原一审［注：（2020）闽0403民初610号］案件第一次开庭时都陈述，他的复印件是来源于东南公司持有的这份原件复印，但后经比对，发现印章位置对不上，这才改口说是从另一份《协议书》的原件复印，盖了大王公司印章交柴文达签字。东南公司举证这份《协议书》原件，“甲方”是“大王公司”，“乙方”是“隆达公司”，有完整的大王公司鲜红印章和隆达公司鲜红印章。而柴文达提供的“协议书”则是将《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前部“乙方”“隆达公司”文字和落款处的“乙方”文字及隆达公司印章遮盖后进行复印，再由柴文达个人签名形成，复印件上另一鲜红大王公司印章则是柴文达控制并取得公司印章后加盖，在柴文达这份“协议书”上有大王公司复印后的复印印章和鲜红印章两枚印鉴。很显然，柴文达持有的这份《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是其复印后加盖公司印章后形成，2002年3月26日《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主体是“甲方：大王公司与乙方：隆达公司”。除此之外，东南公司还向法庭举证的隆达公司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大王山庄项目经营在隆达公司账上的《报告》《承诺书》等书面材料也可证明，2002年3月26日《协议书》主体是“甲方：大王公司与乙方：隆达公司”。二、关于柴文达上诉提出大王公司股权及其款项问题。自2002年3月26日《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签订以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均退出大王公司经营，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经营管理、获取利益，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变更至柴文达（2005年5月24日）和柴昭杨（2008年6月18日）名下。东南公司根据68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将代为收取的应属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全额汇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2005年5月18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是2002年3月26日《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延续，柴文达受让东南公司63.2%的股权，柴昭杨受让鼓浪屿公司29.7%的股权，柴丽玮受让天韵公司7.1%的股权，三人合计受让大王公司100%股权，支付的股权对价款也为680万元，并没有支付多余款项。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自2002年3月26日以来就没有参与大王公司经营活动，也没有享有或主张股权转让后大王公司任何权益，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已实际控制了大王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进行管理收益，股权变更登记并未影响柴文达等人对大王公司的控制、经营和获利，柴文达也没有将大王公司的经营收益向原股东进行支付,柴文达等三人已实际取得大王公司100%股权的控制权，理应支付受让大王公司100%股权的转让款680万元。再者，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在《大王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均盖章确认了在大王公司各自享有的股权份额和股权转让价，虽在工商登记的份额与《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份额不一致，但依《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不影响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已对大王公司100%股权的实际控制。一审判决不支持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退还差额部分股权23.2%所对应的股权款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关于抵销问题。1.基于生效判决［注：（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和（2010）南民终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及（2011）武执行字第320号执行裁定确认，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有400.76万元的借款债务，且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柴文达互为执行申请人与被执行申请人。因此，在扣除还款后，隆达公司尚欠东南公司175.76万元，东南公司除在485号案中向隆达公司主张返还借款72.76万元外，另欠103万元在系列股权转让案诉讼中（包括本案）均有主张抵销并保留诉权。2.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刘玉泉所借的20万元借款，柴文达在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中确认用于抵销，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及判决正确。综上,东南公司认可重审后的一审判决结果，对于欠103万元借款未予抵销的主张，东南公司保留另案处理的诉权。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刘玉泉述称，其同意东南公司的答辩意见。 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百隆、柴某、柴丽玮、隆达公司未作陈述。 柴文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南公司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233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东南公司承担。一审诉讼中，柴文达变更第一项请求为判令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233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1992年10月，鼓浪屿公司在武夷市购得国有出让土地36.42亩（每亩9.8万元，共356.916万元；2000年，武夷山市地价评估事务所以武地评[2000]21号报告书,评估总地价为8,765,116元;2008年,福建省大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评估总地价为5,195,900元），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同月，成立中外合资武夷山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已吊销）。2000年，合资公司面临破产，外方退股。同年8月21日，鼓浪屿公司与天韵公司签订成立大王公司合同书和章程，同月25日大王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营业期限从2000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因后续资金问题，同年11月1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原名福建省南平东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现名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份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权及其所属的固定资产（开发项目用地），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709万元，甲方股份折价661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在三方签订协议后十天内丙方支付贰佰万元汇入武夷山或其所在地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验资后将款项汇入甲、乙方所指定的账户内。甲、乙、丙三方同意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出资额按709万元计，鼓浪屿公司占股权的54%、天韵公司出资30万元占股权的6%、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的40%。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等。同月10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份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权及其所属的固定资产（开发项目用地），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480元，甲方股份折价432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丙方支付贰佰万验资后由三方向武夷山市工商局申请办理新增股东和注册资本增资手续；甲、乙、丙三方同意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出资额按680万元计，鼓浪屿公司占股权的63.5%、天韵公司占股权的7.1%、东南公司占股权的29.4%，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480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等。同年12月7日,大王公司根据上述三方协议条款内容出具《授权书》，决定授权刘玉泉为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相关事宜。2002年3月15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纪要》，主要内容为：鼓浪屿公司将所持之63.5%的股权转让其中的33.5%（此处为33.8%，应为笔误）给东南公司，其股份折价230万元。天韵公司所持股份不变，按三方总出资额680万元计股份调整变更后的比例分配如下：1.鼓浪屿公司占股权29.7%。2.天韵公司占股权7.1%。3.东南公司占股权63.2%等。但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登记为54%、6%、40%。 2.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柴文达为此于同年3月18日支付给大王公司380万元。同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大王公司、乙方：隆达公司（该栏为已打印好的文字）一、根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同意将大王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见甲方原规划图和甲方转让的红线图为准，土地使用证号：武国用［2001］字第**）……三、1.甲方同意将其中70%土地的股权以63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630万元金额中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2.签完协议同时乙方付给甲方押金50万元，乙方付款分二期付清，第一期于甲方手续办好10日内付280万元（包括押金330万元，占36%股权），甲方收到款后10天内向工商局办理乙方股权登记手续组成新股东。3.第二期款300万元于甲方手续办好后三个月内交清（占34%股权，合计占70%股权），并办好公司法人变更手续……八、附件：甲方应提供如下手续：1.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01号文件（原件）；2.武夷山市政府该地块2002年新批准的商业用地批文，及本地块通向1号路手续（该批文限期在签订协议即日起60天内办齐），否则应退还乙方押金50万元等。大王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隆达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同日，大王公司又与柴文达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柴文达在“乙方”及“乙方代表签字”栏后签名，刘玉泉还在该协议第二页尾部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该协议内容和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除“乙方”及“乙方代表签字”栏后主体不同及增加刘玉泉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外，其他内容一致。大王公司将该协议书复印，在该复印件上甲方栏后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后交给柴文达。 3.2002年4月3日，柴文达向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申请开立了供个人使用的大王公司基本账户，账号为：14×××39。同年4月30日、7月19日，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14×××39账户付给鼓浪屿公司各100万元，计200万元。同年9月23日、11月8日、18日、2003年2月21日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14×××39账户分别付给东南公司付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15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投资款）、10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土地款），计175万元。另外，柴文达还现金存款给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建设银行账户96万元及刘玉泉领用现金2万元，计98万元，其中2002年2月1日存60万元、4月10日存15万元、7月4日存1万元、11月1日存20万元，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领取柴文达支付的现金2万元，并注明款项内容：“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该98万元，一审法院已以（2018）闽0403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判决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98万元等，该判决现已生效］。 4.鼓浪屿公司收款情况：2001年3月30日，收大王公司支付50万元、2002年12月24日，收大王公司支付80万元（该公司财务叶淑红转账），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分别收东南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支付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计260万元，加上收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账户支付的200万元，共计460万元。 5.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 6.为完善股权转让事宜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原股东会议决议》。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大王公司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持有，组成新股东，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当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补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大王公司股权（占注册资本63.2%）以430万元转让给柴文达，鼓浪屿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29.7%）以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7.1%）以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并分别约定转让生效前出让方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转让生效后以及受让方本人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7.2002年3月《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签订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经营中，柴文达既有以隆达公司名义经营，亦有以其个人名义经营。2005年5月24日，大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2008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柴昭杨，并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8.2008年2月22日，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厦鼓管［2008］9号），主要内容为“同意将鼓浪屿公司及其下属天韵公司拥有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给东南公司及柴昭扬、柴丽玮。要求以收回投资，不造成损失为原则，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持本批复按有关规定向武夷山市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有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等。同年9月17日，管委会又作出《关于撤销的通知》（厦鼓管［2008］44号），主要内容为“近日，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纪工委在协同厦门市查处开发公司在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时，鼓浪屿公司在其2008年1月11日和29日上报管委会的两份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暴露了出来，有关问题正在查处中，鉴于此，管委会于2008年9月11日专门召开主任会议，决定撤销2008年2月22日厦鼓管［2008］9号《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 9.2008年9月4日，柴文达将东南公司诉至武夷山市人民法院，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7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该案诉讼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通过东南公司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声明，表示在与柴昭杨、柴丽玮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结算事宜，授权东南公司与柴昭杨、柴丽玮进行结算。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8日作出（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认为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已另行起诉，隆达公司的债务可另案解决，对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不予支持，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该借款发生在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与本案原、被告主体相同，且标的相同，故该笔借款依法可以抵销。据此，判决东南公司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15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东南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8月22日，东南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从柴文达提供的支付凭证上看，凭证上记载的支付时间是从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先后13次支付款项，但股权转让合同订立的时间是2005年5月18日，是先付款后订立合同还是其他原因，原判决未作说明。从支付凭证记载的付款人看，有时是柴文达，有时是大王公司，并非都是柴文达本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收款人看，并非都是以出让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或天韵公司为收款人，有时是东南公司，有时是刘玉泉个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支付项目来看，凭证中记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仅有一份，其他是各种项目，如施工用电用水费用。所以，原判决认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书证记载的内容作为依据。从案件事实看，双方当事人并非仅建立了股权转让关系，而是建立了多种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既有股权转让关系，又有土地转让关系；既有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柴文达与刘玉泉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既有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原判决简单地将上述款项都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故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定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0年11月24日作出（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东南公司不服，再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闽民提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及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发回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再审。2013年11月27日，柴文达以需要进一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为由，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原审起诉，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柴文达撤回原审起诉。 10.许多康与鼓浪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思民初字第2888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大王公司土地的市场价值，应以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为准，许多康股权转让的价格，与该份报告接近，可以认定，许多康股权转让的行为，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鼓浪屿公司以许多康存在严重失职,违规操作,造成重大利益损害解除与许多康的劳动关系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判决确认鼓浪屿公司于2010年11月2日作出解除与许多康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鼓浪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1）厦民终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认为讼争股权存在场外交易情形，但股权交易非许多康一人私下进行，许多康已履行了有关股权交易的报告职责。讼争股权非许多康一人自行完成，许多康就讼争股权交易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鼓浪屿管委会申请，并经由批复同意讼争股权交易。虽之后撤销该批复，但该撤销不足以否认鼓浪屿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曾同意批复的事实，且此时股权交易也已完成。许多康已履行相应审批手续。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系为市场价值提供参与依据，较为客观反映讼争股权交易的真正市场价值，应以该评估报告为依据，同时，该报告包含被武夷山政府划走的2.38亩土地价值，扣除被划走部分，讼争股权实际市场价值应为4,856,184元，与讼争股权转让价格480万元并无实质差异。综上，许多康不构成严重失职，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2015年11月16日，柴昭杨以鼓浪屿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鼓浪屿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昭杨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鼓浪屿公司系国有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54%股权，柴昭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鼓浪屿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昭杨的诉讼请求。2015年11月16日，柴丽玮以天韵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天韵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丽玮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天韵公司系国有企业持股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6%股权，柴丽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韵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丽玮的诉讼请求。2016年1月6日，柴文达以东南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到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柴文达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东南公司在大王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并不一致，股东持有股权和股权变动的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准，故对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应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40%为准，据此，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南公司协助柴文达将其持有的大王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上述三份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12.柴丽玮、柴文达、吴月琴等人于2019年11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等人赔偿因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造成的损失等。 13.经一审法院查询，大王公司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一、关于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柴文达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认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1.柴文达提供的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虽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且和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相比对，大王公司在甲方栏后的盖章及钱骅、陈建平、刘玉泉在甲方代表签字栏后的签字位置明显不同，刘玉泉还在“协议书”第二页尾部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故可以确认大王公司当日分别与隆达公司、柴文达签订了《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2.从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内容（“一、根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同意将大王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见甲方原规划图和甲方转让的红线图为准，土地使用证号：武：武国用［2001］字第**”及“附件：甲方应提供如下手续：1、大王山庄股东会议［2002］01号文件”）看，大王公司依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将股权转让给隆达公司，而非转让给柴文达，现无证据证实大王公司股东会议已改变［2002］1号决议，结合柴文达系隆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系柴文达代表隆达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签订的，而非柴文达个人签订，故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主体为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而非柴文达个人。该《协议书》签订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直至2005年5月18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转让协议》与该《协议书》均是转让大王公司的股权，转让的是同一标的，柴文达、刘玉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柴文达同时作为隆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刘玉泉作为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相关事宜）及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和之后股权转让实际已转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的行为均表明该《协议书》已于同日解除，且柴文达、东南公司等案涉主体均将隆达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视为支付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应支付的上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至于隆达公司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因该款项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二、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金额认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1.诉讼中，柴文达、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刘玉泉均确认本案系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中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案涉当事人实际不存在土地转让关系。另外，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业经法院判决生效，案件正执行中，与本案无关；2.东南公司于2002年3月18日收到的330万元、于2012年9月18日收到的50万元、于2003年2月21日收到的土地款100万元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鼓浪屿公司于2002年4月30日收到的100万元、于2002年7月19日收到的100万元，亦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上共计680万元，因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3.东南公司虽辩称2002年9月23日的30万元、2002年11月8日的30万元均载明“材料款”、2002年11月18日的15万元载明“投资款”，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款项，但东南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柴文达在2002年11月18日前，双方还存在材料买卖或投资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14×××39账户系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开立并使用，2002年11月18日前，除柴文达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外，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期间只发生了案涉股权转让关系，在《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中也约定“630万元金额中包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即施工用电、水、开通接口等费用亦属股权转让款。另外，东南公司在答辩意见中也认可该75万元属于柴文达一方对东南公司一方享有的债权，并可用于抵销隆达公司尚欠东南公司的债务，说明双方并不存在材料买卖或投资关系，该75万元不是材料款或投资款，结合款项发生在股权转让期间的实际情况，该75万元是柴文达支付给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综上，可以确认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755万元（680万元加75万元）；4.2005年，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分别以430万元转给让柴文达、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合计680万元。且柴昭杨、柴丽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从柴文达支付的755万元中予以抵扣，柴文达实际支付755万元，确已多支付75元（755万元减680万元）。因柴文达直接支付鼓浪屿公司共200万元，其他555万元由柴文达支付给东南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且《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返还多支付的7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三、关于2000年11月10日的《协议书》、2002年的《股东会纪要》及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23.2%股权转让效力认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1.1日的《协议书》，柴文达虽未提供原件，但该证据能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所作的“1日的《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已被10日的《协议书》替代”辩称相印证，证实1日的《协议书》确实客观存在；2.从1日的《协议书》及10日的《协议书》看，该两份《协议书》签订主体一致（均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内容发生了变化与更改（1日的《协议书》约定，股份及所持固定资产股份转让总金额折价709万元，其中鼓浪屿公司股份折价661万元，天韵公司股份折价48万元，另有中介费等杂费29万元，由董事会委托东南公司直接支付；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总资产按709万元计，其中鼓浪屿公司占股权54%，天韵公司占股权6%，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40%，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10日的《协议书》变化和更改为，股份及所持固定资产股份转让总金额折价480万元，其中鼓浪屿公司股份折价432万元，天韵公司股份折价48万元；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总资产按680万元计，其中鼓浪屿公司占股权63.5%，天韵公司占股权7.1%，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29.4%，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480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故10日的《协议书》实际是对1日的《协议书》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经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柴文达提出该两份《协议书》属阴阳合同，因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且对比该两份《协议书》内容，1日的《协议书》比10日的《协议书》，东南公司要多付29万元（509万元减480万元），但东南公司股权增加10.6%（40%减29.4%、按柴文达诉称每股6.8万计算，价值为72.08万元），东南公司多付29万元但多得股权10.6%（价值72.08万元），10日的《协议书》与1日的《协议书》确有不同，但1日的《协议书》对东南公司更有利，故不能确认双方有恶意，且互相串通；3.柴文达提供的1992年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行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及国务院1996年《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针对的是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并非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审批，直至2003年5月27日国务院公布并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才明确规定，而10日的《协议书》于2000年11月签订、《股东会纪要》于2002年3月召开并形成决议，无需上报厦门鼓浪屿管委会批准同意，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能依据该条款确定合同无效，《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均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故即使违反该两《管理办法》，也不影响《协议书》、《股东会纪要》效力，一审法院确认10日的《协议书》及2002年的《股东会纪要》合法有效；4.从《关于撤销的通知》内容看，厦门市纪委、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纪工委查处时，发现的是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及有关问题正在查处中，现历经10多年，未发现双方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民终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故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协议书》及2002年《股东会纪要》、《股权转让协议》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对于柴文达提出该两份《协议书》转让款相差258万元（738万减480万元），系柴文达只解读《协议书》个别条款，未全面解读《协议书》；对于柴文达提出涉嫌贪污国有资产的主张，因柴文达已向有关部门控告，由有关部门查证；5.柴文达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大王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于2016年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东南公司应协助柴文达将大王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该判决已生效且已执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四）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因柴文达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一审法院对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即《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63.2%股权，而非40%股权，23.2%股权是该《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的部分，故一审法院确认23.2%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且10日的《协议书》、2002年的《股东会纪要》及2005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上，具有连贯性，东南公司依据10日《协议书》、2002年《股东会纪要》，已支付相应对价，取得23.2%股权（只是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东南公司没有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能认定为欺诈，故柴文达提出2005年，其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23.2%股权工商登记为鼓浪屿公司所有，东南公司没有处分权，东南公司转让行为系欺诈，该23.2%股权转让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四、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转让大王公司股权63.2%，但工商登记显示其享有的股权为40%，该差额部分股权23.2%所对应的股权款158万元是否应退还柴文达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1.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柴文达在大王公司中已依法享有63.2%的股权，且已实际交付，因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没有参与大王公司经营活动，不享有原大王公司任何权益，柴文达等人实际控制了大王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进行管理收益,23.2%股权未变更登记，不影响柴文达等人对大王公司的控制、经营、收益，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未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故柴文达提出股权23.2%所对应的股权款158万元应退还的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对23.2%股权的变更登记，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柴文达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因属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主张。 五、关于柴文达与刘玉泉之间借款认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1.柴文达支付给刘玉泉的98万元，一审法院已以（2018）闽0403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现该判决已生效，与本案无关；2.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柴文达提交给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也认可该20万元用于抵销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该20万元依法可以抵销本案股权转让款。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亦召开股东会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表决，原三家股东对自己及他人转让名下所有股权不持异议，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依据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大王公司股权转让款为680万元，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出让方除收取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80万元外，东南公司还额外收取了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5万元，东南公司收取该款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应当返还给受让方。案涉75万元，由东南公司收取，且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故柴文达要求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该75万元与东南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纠纷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另案解决，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不予支持，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依法可以抵销本案股权转让款。据此，东南公司还应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55万元。东南公司多收取股权转让款应当在2005年5月18日返还，但至今未予返还，已给柴文达造成利息损失，故柴文达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超出股权比例23.2%的股权转让款158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已在上述焦点问题中予以阐述。同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23.2%股权所对应的转让款158万元，不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柴文达提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应对23.2%股权所对应的转让款158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百隆、柴某、柴丽玮对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与判决。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判决：一、东南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55万元；二、东南公司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柴文达利息［以55万元为基数，从2005年5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柴文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440元，由柴文达负担19440元，由东南公司负担60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柴文达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一、对认定“2008年,福建省大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评估总地价为5,195,900元”有异议，认为该份评估报告是在厦门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出具的报告，是另案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二、对认定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于2000年11月1日签订《协议书》是“因后续资金问题”有异议。三、对认定“2002年3月15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纪要》，主要内容为：鼓浪屿公司将所持之63.5%的股权转让其中的33.5%（此处为33.8%，应为笔误）给东南公司，其股份折价230万元”有异议，认为虽然对方有提供会议纪要，但是该会议纪要是假的。四、对认定“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有异议，认为柴文达仅与大王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没有与东南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五、对认定“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鼓浪屿公司)分别收东南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支付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计260万元”有异议，认为没有相关凭证证明该事实。六、对认定“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东南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吻合。七、对认定“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经营中，柴文达既有以隆达公司名义经营，亦有以其个人名义经营”有异议，认为当时刘玉泉仍然是公司的总经理，钱骅仍是副总经理，所以不存在柴文达以个人或隆达公司实际经营并控制大王公司。八、对认定“并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有异议，认为只有法人变更为柴文达的事实。九、对认定“10.许多康与鼓浪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思民初字第288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鼓浪屿公司于2010年11月2日作出解除与许多康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鼓浪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1）厦民终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许多康不构成严重失职，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案鼓浪屿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双方的证据不一样，以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该判决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柴文达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东南公司、刘玉泉对一审法院认定“同日，大王公司又与柴文达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大王公司将该协议书复印，在该复印件上甲方栏后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后交给柴文达”有异议，认为这份协议不存在，只存在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东南公司、刘玉泉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一、关于柴文达对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的异议。在本院审理的（2019）闽04民终944号上诉人柴文达与被上诉人东南公司、原审第三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庭审中，柴文达已确认对“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之事实无异议，现柴文达又否认该事实，有悖诚信原则。就柴文达对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柴文达就一审法院认定其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之异议。在本院审理的（2019）闽04民终944号一案庭审中，柴文达辩称其是向刘玉泉个人借款20万元、不是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该辩称内容可确认柴文达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之事实。此外，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柴文达亦表示，应其请求，刘玉泉有向柴文达的朋友出借20万元、借条是柴文达出具的。现柴文达又否认其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有悖诚信原则。柴文达就一审法院认定其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之异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刘玉泉对该借款20万元性质的陈述及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关于“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的认定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柴文达就一审法院认定“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鼓浪屿公司)分别收东南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支付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计260万元”之异议。根据东南公司、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闽0403民初610号原告柴文达与被告东南公司、第三人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陈述的意见及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提交的相关银行转账凭证，一审法院作出前述认定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东南公司、刘玉泉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一审判决书关于“柴文达提供的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虽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且和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相比对，大王公司在甲方栏后的盖章及钱骅、陈建平、刘玉泉在甲方代表签字栏后的签字位置明显不同，刘玉泉还在‘协议书’第二页尾部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故可以确认大王公司当日分别与隆达公司、柴文达签订了《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论述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东南公司、刘玉泉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不成立。综上，除前述“本院认证认为”的内容外，一审法院认定且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方面，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且已生效的(2016)闽0782民初326号原告柴文达与被告东南公司、第三人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在确认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同时，就《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东南公司在大王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并不一致的问题，该生效民事判决书认为：“股东持有股权和股权变动的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准，故对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应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40%为准”，也即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确认东南公司在大王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0%。另一方面，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东南公司未举证证明在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后，鼓浪屿公司的本级人民政府已批准将鼓浪屿公司持有的大王公司股权中23.2%股权转让给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亦陈述,在鼓浪屿公司的本级人民政府未批准的情况下，鼓浪屿公司持有大王公司的23.2%股权无法转让给东南公司。因此，除已变更登记的40%股权外，柴文达从东南公司受让大王公司另外23.2%股权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返还大王公司23.2%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应予以支持。根据2005年5月18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大王公司63.2%股权的转让价款为430万元。因此，已变更登记的大王公司40%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272.1519万元(430÷63.2%×40%=272.1519)。东南公司应向柴文达返还大王公司23.2%股权的转让款。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并非2005年5月18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柴文达要求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共同返还23.2%股权转让款的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书关于“二、股权转让款支付金额认定问题”的内容中，除“(东南公司)于2012年9月18日收到的50万元”为“(东南公司)于2002年9月18日收到的50万元”的笔误外，其余内容就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构成、数额进行了全面、详细、合理的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其中关于“可以确认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755万元（680万元加75万元）”的认定合理，本院予以维持。此外，2005年5月18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与柴昭杨、柴丽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分别以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且柴昭杨、柴丽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从柴文达支付的755万元中予以抵扣，柴文达实际支付755万元，确已多支付232.8481万元（755-272.1519-202-48=232.8481）。鉴于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柴文达提交给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也认可该20万元可用于抵销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关于该20万元依法可以抵销本案股权转让款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柴文达直接支付鼓浪屿公司共200万元，其他555万元由柴文达支付给东南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的约定，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东南公司应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212.8481万元(232.8481-20=212.8481)。东南公司多收取股权转让款应当在2005年5月18日返还，但至今未予返还，已给柴文达造成利息损失，故柴文达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柴文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第三人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百隆、柴某、柴丽玮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案件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撤销：驳回柴文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212.8481万元； 三、变更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柴文达利息[以212.8481万元为基数，从2005年5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驳回柴文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440元，由柴文达负担1,612元，由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8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440元，由柴文达负担1,612元，由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82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贵良 审判员  朱文绣 审判员  廖 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朱 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