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36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禾下（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4、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托管第948号）。法定代表人：夏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庆阳，男，汉族，1988年1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会军，男，汉族，1983年3月9日出生，住甘肃省临洮县。原审被告：兰州犇犇启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曾注册名：甘肃禾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西固区康乐路**（丝路电商产业园**）**楼****。法定代表人：王剑飞，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永，男，汉族，1994年11月20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上诉人禾下（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禾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康会军、原审被告兰州犇犇启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启航汽车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4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禾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租赁案涉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且交付车辆后也未能如约办理网约车营运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事实认定错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证是行政许可一种，取得该项行政许可需要车辆符合条件，且驾驶人员符合行政机关要求的条件。首先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E项租赁车辆用途为本人自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对车辆性质及用途是明知且明确表示是“本人自用”。被上诉人“自用”，即使是用于网约车服务，属于其自由意志，应由其承担自用所对应的行政审批申请及相应法律后果；其次，被上诉人收到车辆后如用于网约车服务，需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应的申请，并且在通过审核后取得相应的资格。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租赁车辆时已经告知相关流程，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与协助，车辆性质也将会在被上诉人取得相应资质后根据行政机关的要求再进行变更，故合同目的并非无法实现，而是需要正常的行政许可申请时间；最后，依照兰州市主管部门安排，截至2019年3月份才允许办理网约车相关证照，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网约车证照也不可能突破政府行政管理要求，因政策原因无法办理相关证照，所产生责任不应强加于上诉人。原审法院无视行政管理政策及合同当事人合同约定，肆意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属于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合同签订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被上诉人仍拒不支付租金，且拒不支付的时间己远超合同的约定，故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追究被上诉人违约责任。（二）原审法院判决书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承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之规定，原告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本院应予以支持”，却同时认定“鉴于康会军在交付车辆给启航汽车公司前确实占有、使用案涉车辆”。原审法院认定的原告解除合同所适用法律规定与其认定基本事实相悖，却依然枉顾基本的案件事实径行裁判违背法院应秉持的中立客观的精神。2.原审法院违反意思自治原则，错误理解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合同第2.4条款约定“购买、使用租赁车辆应缴纳的税费均由承租人负担，与出租人无关。若出租人因此被要求作出相关支付，则承租人应全额补偿出租人所支付的金额”、合同第6.1条款约定“首付款系指在承租人于本合同签署的同时购买车辆的情形下，车辆购置等款项中，除承租人向出租人申请的融资款外承租人自行负担的部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各自履行自己合同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了首付款性质及税费承担的条款，原审法院未尽到对合同审慎审查义务，错误认定“首付款其实质应是履约保证金的性质”及“被告禾下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是汽车租赁合同非汽车买卖合同，提供的标的物应为能够满足合同目的，承租人取得租赁物即能正常使用的汽车，上述费用应属出租人承担范围。”从而错误得出上诉人应予以返还的错误判决。如法院不尊重双方当事人签订合法有效的合同，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即可单方认定或者改变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民商事合同交易安全和稳定只能是一种理想，民商事交易活动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障。涉案车辆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后购买新车交付给被上诉人。车辆采购价120500元、购置税10387.93元、商业险4029.52元、交强险855元、GPS设备费用1500元，仅交付至被上诉人的直接费用即高达16772.45元，不包含上诉人员工等费用。因被上诉人不按时支付月租，被上诉人却一直占有使用租赁车辆，截止原审法院庭审后经法庭要求被上诉人才将车辆退还，车辆价值大大减少。被上诉人所缴纳的首付款按照合同约定不具有返还的基础，而且被上诉人仍逾期支付车辆使用期间的租金，被上诉人按照合同应缴纳的款项不足以弥补上诉人损失，上诉人己放弃对其余部分的追索，故上诉人不应该承担额外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况，原审判决的错误认定损害了上诉人的正常权益，请二审法院在查清全部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康会军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上诉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案涉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且交付车辆后也未能如约办理网约车营运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认定错误的说法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上诉人全资子公司启航汽车公司代签)在2019年9月27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但签约后禾下公司提供的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交付车辆后迟迟未能如约办理网约车运营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项事实由融资租赁合同、微信截图、广告截图等为证，并且这些证据在一审已经质证过。因此，上诉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案涉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且交付车辆后也未能如约办理网约车营运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认定错误的说法没有依据，被上诉人逾期支付月租也是因为上诉人违约在先。依据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7年3月24日印发《兰州市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第三十三条：“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提供信息对接开展网约车运营服务。”第七条：“从事网约车经营，应当依法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经营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约时，启航汽车公司并不具备网约车经营许可证，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为“甘肃禾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上诉人就堂而皇之的承诺可由其统一安排办理网约车手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无法办理网约车手续，自己亦无法办理，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被上诉人签订不可能履行的合同，属于欺诈行为。被上诉人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依法承担违约责任。2.上诉人主张的车辆损失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是因上诉人承诺由其统一安排办理网约车手续才与上诉人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而上诉人交付车辆后迟迟未能如约办理网约车运营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欺诈在先，其主张的损失于法无据。相反，涉案车辆无法办理营运手续合法上路，且启航汽车公司现已取回案涉车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可以主张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解除合同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融资租赁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租金”及“车辆首付款”实际是被上诉人为取得车辆支付的对价，融资租赁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且上诉人现已取回涉案车辆，上诉人应依法返还被上诉人车辆首付款。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启航汽车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康会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2、判令上诉人、原审被告返还首付款46000元；3、判令上诉人、原审被告返还已支付租金2964元，2019年9月2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车辆租金由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启航汽车公司原注册名称为甘肃禾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核准变更登记为现名称，该公司为上诉人禾下公司全资子公司。被上诉人康会军根据启航汽车公司散发的“滴滴快车司机招募”广告，在经启航汽车公司确认可办理网约车营运手续的承诺下，于2019年9月27日在启航汽车公司所在地，与禾下公司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车辆为日产轩逸轿车，融资额106691元，首付款46000元，该合同附件一约定租期36个月，2019年10月28日为首月租金交付日，每月租金2964元。上述合同签订前即2019年9月18日，被上诉人康会军以微信转账的形式转给了启航汽车公司的业务员2000元保证金，于2019年9月27日在启航汽车公司刷卡缴纳首付款44000元，上述款项交纳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均未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款凭证。2019年10月11日，启航汽车公司向被上诉人交付租赁车辆，根据《交车确认单》记载，该车里程数为35000公里。2019年10月，被上诉人向指定账户内转账支付1个月租金。因网约车营运手续未能如约办理，被上诉人康会军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已付款未果，双方遂引发诉争。被上诉人康会军于2020年6月18日将承租车辆交还启航汽车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相对人均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交易安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启航汽车公司通过能办理网约车营运手续的广告宣传，协助禾下公司在兰州招募网约车司机。被上诉人康会军之所以愿意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用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出租的车辆，并非用于家用，看中的或吸引其投资的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承诺的可为承租车辆办理网约车营运手续，以达到其合法营运，赚取收入的目的。现由于上诉人禾下公司提供的车辆为非营运性质，且至被上诉人交还车辆之日亦未能办理营运手续，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承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退还首付款、保证金和1个月租金的诉请，第一，合同中约定的44000元首付款，其实质应是履约保证金的性质。第二，上诉人禾下公司辩称，该44000元并非首付款，而是根据合同第六条约定，收取的出租车辆办理挂牌、交纳购置税、购买保险等费用。上诉人禾下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汽车租赁合同非汽车买卖合同，提供的标的物应为能够满足合同目的，承租人取得租赁物即能正常使用的汽车，上述费用应属出租人承担范围。且被上诉人康会军承租的车辆为二手车，该二手车显然不需要再支付上述费用，故被上诉人缴纳的首付款和保证金合计46000元应于退还。鉴于被上诉人康会军占有、使用案涉车辆至2020年6月18日，故合同解除后应扣除康会军实际使用期间（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6月18日，共计8个月）的租金。因被上诉人已交纳1个月租金，故禾下公司应予以返还25252元（46000－2964元×7个月）。综上所述，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未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为被上诉人提供具备网约车性能条件的车辆，同时上诉人禾下公司作为启航汽车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本案签订协议交付车辆过程中均表现为与启航汽车公司存在交叉混同，且启航汽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财产独立于禾下公司财产，故启航汽车公司与禾下公司应就本案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被上诉人康会军与上诉人禾下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二、上诉人禾下公司、原审被告启航汽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康会军返还25252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康会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12元，由上诉人禾下公司、原审被告启航汽车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首先,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案涉车辆的租赁用途系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方康会军的主要合同目的。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康会军有权依法行使其在本案中的合同解除权，一审对此处理正确，应予以支持。其次，从缔结合同时的双方地位及对影响合同内容达成合意的信息掌握条件而言，上诉人禾下公司作为从事网约车辆融资租赁的专业公司，其理应比一般普通从业者更为清晰和准确地掌握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从事网约车辆的准入门槛和限定性条件，而这些准入门槛和限定性条件显然是构成双方融资租赁事宜是否达成合意的实质性决定条件，依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兰州市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早于双方缔结合同时即已公布了网约车辆的从业条件，故基于上述所析，禾下公司在案涉合同的缔结过程中相对于康会军等个人而言，无异拥有更为有利的合同地位，但其并未秉承诚实守信的原则在缔结合同之初向另一方缔约人如实披露上述足以影响合同是否成立的潜在信息条件，致使康会军等人就合同的实际履行条件等内容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对此，禾下公司应负主要过错责任，一审判决基于此，对康会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禾下公司给付的款项作出了合理的定性及处理，该认定及处理于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禾下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禾下（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31.3元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明审判员苏兵审判员赵瑞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义敏书记员宁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