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粤刑终400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洪秀治，女，197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时雪雷，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庆珊，女，198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郑卓雄，广东国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段勇华，男，198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丁国臣，广东凯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志超，男，198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由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陈阵，广东耀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洪华伟，男，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洪黑帅，男，1991年5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刘治坤，男，1989年4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住南昌市高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徐鹏飞，男，199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已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陈大宪，男，1986年2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谭家春，男，1991年5月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马青辉，男，199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河南省灵宝市，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已被取保候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洪秀治、洪华伟、洪黑帅、何庆珊、刘治坤、段勇华、徐鹏飞、陈大宪、王志超、谭家春、马青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8）粤03刑初48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洪秀治、何庆珊、段勇华、王志超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讯问各上诉人及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从2013年年底开始至案发，被告人洪秀治从国内货主处揽货，将国内货主在境外订购的手机组织水客走私入境。具体犯罪经过如下：被告人洪秀治与被告人刘治坤、段勇华货主团伙、陈大宪货主团伙、王志超货主团伙、谭家春货主团伙、韩某(另案处理)、马青辉货主团伙达成从香港走私手机到深圳的合谋后，上述货主团伙将从境外购买的手机邮寄到香港，然后由被告人洪秀治和被告人洪华伟到香港快递公司提货并交给水客团伙的头目被告人何庆珊。何庆珊将货物分派给其团伙的水客通过深圳福田等口岸将货物走私入境。被告人洪黑帅按照洪秀治安排负责在深圳从水客手中接货，核对无误后向水客支付带工费并记账。洪黑帅收到货物后，由其和洪华伟一起按照洪秀治或洪华伟提供的国内收货人和货物品牌、数量等信息给国内货主送货，上述货主团伙收货后将走私带工费转账到洪秀治指定的银行账户，洪秀治再将“抽水费”支付给何庆珊。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刘治坤、段勇华雇请被告人徐鹏飞从洪秀治揽货团伙接收走私货物以及向国内下家发货。经查，刘治坤、段勇华共走私全新苹果手机25023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623939．95元，徐鹏飞加入后参与走私全新苹果手机l6342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1763928元；陈大宪走私全新苹果手机13290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8686532．47元；王志超走私全新苹果手机5896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581991．98元；谭家春走私全新苹果手机4512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336944．36元；马青辉走私全新苹果手机6604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743900．2元；洪秀治、洪华伟、洪黑帅、何庆珊对五个货主团伙偷逃税额总计人民币39973308．96元的偷逃税款承担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对账单、带工费对账汇总表、电子账数据汇总表、汇丰银行交易单、出入境记录、证人证言、各被告人的供述等。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洪秀治、洪华伟、洪黑帅、何庆珊、刘治坤、段勇华、徐鹏飞、陈大宪、王志超、谭家春、马青辉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税款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洪华伟、洪黑帅、刘治坤、段勇华、徐鹏飞、陈大宪、王志超、谭家春、马青辉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各被告人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何庆珊主动预交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洪秀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998万元；（二）被告人洪华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三）被告人洪黑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四）被告人何庆珊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998万元；（五）被告人刘治坤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63万元；（六）被告人段勇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63万元；（七）被告人徐鹏飞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八）被告人陈大宪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69万元；（九）被告人王志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9万元；（十）被告人谭家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34万元；（十一）被告人马青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十二）查获的走私货物，依法予以没收，上交国库。洪秀治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1.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刘治坤等人属于犯意发起者、实施者及最大获益者，洪秀治只是介绍水客帮助货主运输手机入境，赚取带工费，是居间作用，相对于货主，洪秀治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及获益均较小，应认定为从犯。2.一审判决认定货主采用包税方式委托给洪秀治并放任走私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水客走私方式完全没有缴纳任何关税，不属于包税走私，且刘治坤等人从事手机销售行业多年，在委托洪秀治介绍水客之前也通过其他水客走私进口手机，因此，刘治坤等货主对于本案中逃避关税的行为是明知且积极追求的，并非放任走私。综上，本案不能认定为包税方式而将货主等人认定为从犯。3.原判罚金过重，洪秀治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综上，请求二审认定洪秀治为从犯并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何庆珊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1.何庆珊在本案中的地位应认定为从犯。在涉案走私链条中，采购环节由货主完成，付款人及受益人均为货主；从香港安排接货、拆分包装、安排走私入关及在国内安排接货、送货并向货主收取费用再向其他环节人员支付费用的主导走私人员为洪秀治；何庆珊只负责从洪秀治手中接货并派发给认识的水客，并从洪秀治处领取报酬，且负责带货的水客并不固定，并非何庆珊指挥或者领导，水客费用均为洪秀治安排洪黑帅等人直接支付。据此，何庆珊在本案中所起作用次要、辅助，应当认定为从犯。2.一审认定何庆珊参与全案走私活动的主要证据为洪秀治、洪华伟、洪黑帅三人的供词，其中洪秀治、洪华伟归案后即供认帮他们派货的“水客头”不止何庆珊一人；洪黑帅供认其于2016年1月第一次见到何庆珊；何庆珊与洪秀治的微信内容仅有二人从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的对账记录；水客刘某娟、孟某艳亦供述自2016年才开始从何庆珊处拿货。据此，何庆珊仅应对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协助洪秀治走私12984台手机的行为负责。3.原判对何庆珊认定主犯及犯罪数额有误，导致量刑过重，请求改判何庆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诉人段勇华上诉提出：1.罚金过高。其走私手机25023台，实际获利仅为250万元，且此期间其没有参与刘治坤的业务分红，本金及利润均由刘治坤控制及转移，恳请对其酌情减少罚金。2.量刑过重。其只是负责刘治坤团伙的业务咨询，刘治坤的部分供述与事实不符，其从未参与走私订货、款项对账付款及团伙工作安排，原判对其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认定段勇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4年初至2015年6月，段勇华与刘治坤合作买卖手机，除几人供述外无其他证据证实段勇华在此期间实施走私犯罪；2015年7月至案发期间，段勇华没有与刘治坤合作，段勇华后期否认自己此前关于一直与刘治坤合作的错误供述，徐鹏飞当庭关于段勇华是合伙人的供述不足采信，洪秀治亦供认后期与刘治坤而非段勇华联系，刘治坤的内部QQ群成员并无段勇华，尽管刘治坤坚称此期间和段勇华有合作且五五分成，但其供述与段勇华、徐鹏飞、洪秀治等人的供述及聊天记录相互矛盾。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段勇华参与走私犯罪活动。2.即使构成走私犯罪，认定刘治坤、段勇华团伙走私手机的数量不正确，罚金数额不正确。虽然根据洪秀治与刘、段团伙聊天记录得出其经营手机数量为25023台，但没有通关记录或现场查获数量作证明，不足以认定全部手机都走私入境，2017年2月至4月何庆珊走私的数量不应计入刘、段团伙数量之内。一审认定刘、段团伙走私25023台手机错误。3.段勇华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且是初犯、偶犯且具有中止情形，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王志超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王志超走私手机数量及偷逃应缴税额的依据不足，侦查机关仅调取到王志超与洪秀治之间的微信对账记录及银行流水，缺少现场扣押的手机实物及手机销售记录；且聊天记录显示，涉案手机多数为二手手机，以全新手机来认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王志超系家中独子，需赡养年迈父母，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从轻判处。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刘治坤、上诉人段勇华货主团伙走私手机25023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623939．95元；原审被告人徐鹏飞加入该团伙后参与走私手机l6342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1763928元；原审被告人陈大宪货主团伙走私手机13290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8686532．47元；上诉人王志超货主团伙走私手机5896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581991．98元；原审被告人谭家春货主团伙走私手机4512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336944．36元；原审被告人马青辉货主团伙走私手机6604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743900．2元；负责揽货的上诉人洪秀治及洪秀治安排提货、接货的原审被告人洪华伟、洪黑帅；负责组织水客走私手机入境的上诉人何庆珊均应对上述货主团伙偷逃税额总计人民币39973308．96元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何庆珊走私手机数量的认定。何庆珊丈夫陈某涛、弟弟何某雄均证称，何庆珊从2013年开始帮洪秀治雇请水客走私手机入境；证人刘某娟称，其于2013年认识何庆珊时她就是在香港派货的水客头；洪秀治供称，其从2013年底开始做水客走私，与其合作派送手机的水客头只有何庆珊，初期的抽水费都是当天与何庆珊结算，从2016年开始才用对账单的模式进行结算。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何庆珊参与走私手机活动的时间始于2013年，其应当对洪秀治团伙委托其组织水客走私入境的全部手机数量承担责任。上诉人何庆珊及其辩护人对此所提异议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2．关于段勇华走私犯罪事实及走私手机数量的认定。经查，首先，从刘治坤手机中提取的、其与段勇华的微信聊天记录，经段勇华辨认，证实2015年10月至2017年4月，二人商议手机进货、销售、员工工资及提成等问题；段勇华、刘治坤均多次供认二人一直是合作关系，在2016年转由刘治坤与洪秀治联系后，段勇华仍一直与刘治坤就走私手机业务进行沟通；徐鹏飞当庭指认段勇华与刘治坤一直是合伙关系，均有安排其做事，二人在安排员工及财务问题上均不分彼此；洪秀治供称，2014年左右段勇华与其联系合作并进行对账，2015年后段勇华让其与刘治坤对接，此后段勇华还会过问关口查得是否严格、走货是否顺利等事宜；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段勇华与刘治坤在案发前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相互配合、持续合作走私手机的犯罪事实。其次，刘治坤与洪秀治的微信聊天记录、洪秀治记录的与国内货主的对账单、洪秀治确认的与国内货主微信对账单数据明细列表及情况说明等证据，记录了包括刘治坤、段勇华在内的货主团伙的走私手机日期、型号、数量、带工费、结账金额、对账汇总等情况，与洪秀治、刘治坤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段勇华与刘治坤共同走私手机的具体事实，是认定段勇华走私手机数量的充分依据；且上述对账书证显示的是刘治坤、段勇华等货主团伙在实际收到走私货物后与洪秀治进行对账、结算的情况，不存在未入境手机被计算在内的情形。综上，上诉人段勇华的辩护人所提认定段勇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事实不清及认定走私手机数量不正确、未剔除已在港销售的部分手机等意见均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3．关于王志超走私手机的新旧认定。一方面，王志超与洪秀治的微信对账单记载了走私手机的日期、型号、数量及新旧程度，其中部分手机明确注明为二手机，带工费明显低于全新机；何庆珊供称，新旧手机在对账单上会有区分，洪黑帅从水客手上接收货物时也会记录，派工费及丢失赔偿费均因手机新旧、型号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区别；洪黑帅供称，其在罗湖收货时会记录手机型号、数量、是否二手等情况，以便洪秀治与货主对账及收取不同的带工费；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证实王志超走私的手机包括新机和二手机，均已在对账单上注明。另一方面，海关计核部门在计税时，已经剔除了对账单中记录为二手机或八九成新手机的数量，计税的对象均为全新机。据此，上诉人王志超及其辩护人所提王志超走私手机多为二手机，以全新机来认定系事实不清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4.关于洪秀治、何庆珊的主从犯认定。经查，洪秀治作为揽货团伙负责人，主导从香港接货、安排派货、境内收货、支付带工费和抽水费、与货主进行结算等重要环节的犯罪活动；何庆珊直接安排水客携带手机走私入境，对于通关这一走私核心环节起组织作用；二人均实施了走私犯罪的实行行为，亦是本案的重要获利者，行为积极主动，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洪秀治、何庆珊及各自辩护人对于主从犯所提异议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5.关于罚金。依照相关司法解释，在共同走私犯罪案件中，对各共同犯罪人判处罚金的总额应在共同走私行为偷逃应缴税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本案系包括货主团伙、揽货团伙、水客团伙在内的多人共同犯罪，一审对于洪秀治、何庆珊、刘治坤、段勇华、陈大宪、王志超、谭家春等人均分别按偷逃应缴税额的一倍判处罚金，未能充分考虑走私共同犯罪的特征、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实际获利情况等因素，导致所判罚金与上述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具体罪责不相适应，应予纠正。上诉人洪秀治、段勇华所提罚金过重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洪秀治、何庆珊、段勇华、王志超、原审被告人洪华伟、洪黑帅、刘治坤、徐鹏飞、陈大宪、谭家春、马青辉逃避海关监管，共同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上诉人洪秀治、何庆珊组织、安排及主导涉案货物的通关环节，行为积极主动，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主要，是主犯；洪华伟、洪黑帅、刘治坤、段勇华、徐鹏飞、陈大宪、王志超、谭家春、马青辉均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从轻处罚。上诉人何庆珊主动预交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具有悔罪表现，依法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唯对部分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所判罚金与各人罪责不相适应，依法予以纠正。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的合理部分，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初483号刑事判决第二、三、七、十一、十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初483号刑事判决第一、四、五、六、八、九、十项。三、上诉人洪秀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四、上诉人何庆珊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五、原审被告人刘治坤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六、上诉人段勇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七、原审被告人陈大宪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八、上诉人王志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九、原审被告人谭家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双堰审判员  梁 美审判员  石春燕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宋文丽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