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5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东风，男，1973年12月19日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汪瀚波，重庆金牧锦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梦凡，重庆金牧锦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妙菊，女，1978年8月13日生，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肖瑶，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余若男，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1978年8月14日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肖瑶，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余若男，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邓东风因与被上诉人何妙菊、刘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东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何妙菊、刘伟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的“被告将转让价由20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该金额比原有价格大幅减少四分之ー，从逻辑上判断，必然是存在某一事件，使得公司负债增加，从而导致双方对股权收购价格予以调整。”从而采信了何妙菊的说法既无证据依据，也不符合逻辑，邓东风已经就该问题调取了直接、关键证据予以证明；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的“故可以认定公司交接至少应发生在2016年10月23日之前，之后发生的债务关系应与被告无关”的表述是对双方签订的《重庆渝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误读，同时也没有正确理解费用产生的时间问题。3.何妙菊不仅违背诚实信用，也反法律规定偷逃税款，其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否定，其违法后果本身就不应当由善意的邓东风承担。何妙菊、刘伟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审理程序无误，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东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妙菊、刘伟支付邓东风垫付的企业所得税、教育附加税、接收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而产生的各种税费和滞纳金等合计734438.74元，以734438.7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日利息为千分之五计算。2、何妙菊、刘伟支付邓东风垫付的员工工资30557.94元。3、何妙菊、刘伟支付邓东风垫付的2016年10月、11月产生的税费55495.23元。4、诉讼费由何妙菊、刘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3日，何妙菊、刘伟（甲方）和邓东风（乙方）签订《重庆渝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重庆渝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瑞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设立，认缴注册资本300万元，刘伟持股90%，何妙菊持股10%，法定代表人何妙菊，公司已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甲乙双方一致认定渝瑞公司100%股权和相应设施设备合计转让款200万元。渝瑞公司账户现金和流转资金等归甲方所有。渝瑞公司在甲方移交乙方前如发生任何债务（包括隐形债务、潜在债务）、欠缴税费或人员工资的，均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50万元。乙方支付该笔款项，甲方即将渝瑞公司设施设备、场地及管理权按现状移交给乙方。但在渝瑞公司股权转让办结前，乙方对渝瑞公司的任何资产不享有所有权，不得处置任何资产，并应尽职管理渝瑞公司，否则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甲方在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和由乙方提交的必要证照或签署的必要文件后3个工作日内，开始办理渝瑞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等变更工作。甲方在完成该类证照变更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工商营业执照变更完毕后，本协议约定渝瑞公司股权转让工作视同办结。乙方在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按现状接管渝瑞公司，接管现有员工队伍，并自此承担渝瑞公司人员薪酬。2016年10月23日，邓东风向何妙菊支付了转让款150万元。2016年11月15日，渝瑞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股东由刘伟、何妙菊变更为邓东风、崔瑞苹。2016年11月23日，渝瑞公司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邓东风。关于公司交接时间，邓东风认为是在2017年1月9日，其举示了一份《应收账款对账函发出明细》复印件予以证明，何妙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从内容看也不能看出是在交接。何妙菊认为根据工商信息，至少在2016年11月24日已经移交。2016年12月1日，何妙菊和邓东风签订《关于渝瑞医药公司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将转让价由200万元改为150万元。何妙菊称，签订该补充协议的背景是渝瑞公司转让之前是由案外人陶锡峰在实际经营，邓东风在接手公司后，发现之前有虚开增值税的税务风险，故和何妙菊协商由邓东风自行处理该风险，何妙菊将转让款改为150万元，剩余50万元不再收取。邓东风称该协议签订的原因是何妙菊员工在其接手公司之前私刻公章，“被我发现了，我就说我不要公司了，后来何妙菊就说给我让50万元”。2019年1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五稽查局作出渝税五稽处（2019）100463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载明：渝瑞公司，我局于2018年2月2日至2019年11月4日对你单位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你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取得了已证实虚开的贵州思南县创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具的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公司已于2016年10月收票次月认证申报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额...2016年10月1400000元，11月165000元，12月500000元，收付存账单齐全....你公司2018年有78087.6元未申报缴纳增值税，应补缴增值税10770元。处罚决定为：1、追缴增值税税款437129.25元（其中2016年10月426358.55元，2018年6月10770.7元）。2、追缴2016年10月城市维护建设税29845.1元、2018年6月城市维护建设税753.95元，合计30599.05元。3、追缴2016年10月教育费附加12790.76元、2018年6月教育费附加323.12元，合计13113.88元。4、追缴2016年10月地方教育附加8527.17元、2018年6月地方教育附加215.41元，合计8742.58元。5、追缴企业2016年企业所得税138796.13元。6、对追缴的税款依法加收滞纳金。2019年11月27日，渝瑞公司缴纳了上述费用共计734438.74元。邓东风称在收购股权之前，对渝瑞公司的厂房、办公室、财务状况等进行了调查，但表面上没有发现问题，直到税务核查才发现问题。审理中，邓东风举示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代何妙菊缴纳了2016年10月、11月的税费和员工工资等。邓东风认为上述转账均发生在11月、12月，彼时邓东风已接管公司，且收款人也无法确认是否为公司员工，故上述费用均不应由何妙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重庆渝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合同约定看，“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50万元。乙方支付该笔款项，甲方即将渝瑞公司设施设备、场地及管理权按现状移交给乙方”。鉴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移交手续，而邓东风已于2016年11月23日经工商变更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可以认定公司交接至少应发生在2016年11月23日之前。之后发生的债务关系应与何妙菊无关。股权收购价格会根据渝瑞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予以确定，邓东风在收购之前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但根据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关于渝瑞医药公司转让补充协议》，何妙菊将转让价由20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该金额比原有价格大幅减少了四分之一。从逻辑上判断，必然是存在某一事件，使得公司负债增加，从而导致双方对股权收购价格予以调整。从邓东风、何妙菊对签订该补充协议背景的陈述并结合双方的举证判断，一审法院对何妙菊所称其不再收取剩余转让款，由邓东风自行处理虚开增值税的税务风险的陈述，予以采信。对邓东风要求何妙菊支付企业所得税、教育附加税、接收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而产生的各种税费和滞纳金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邓东风要求何妙菊支付邓东风垫付的员工工资和2016年10月、11月产生的税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如前所述，2016年11月23日之后发生的债务关系应与何妙菊无关。其二，2016年11月发生的债务已经过诉讼时效。其三，邓东风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代何妙菊垫付了员工工资。综上，一审法院对邓东风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邓东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02元，由邓东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东风举示如下六组证据。证据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五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渝税五稽处[2019]100463号）。证明目的：欠缴税款所属期间为2016年10月之前，补缴税款金额627088.41元。证据二.贵州思南县创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票清单。证明目的：证明渝瑞公司在2016年10月一共接受贵州思南县创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票人民币2507991.45元。证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2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流水、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2019年10月23日）、代付说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目的：1.渝瑞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补缴滞纳金与补缴税款合计人民币734438.74元。证据四：2017年10月31日邓东风与何妙菊电话录音2段、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10月27邓东风与何妙菊电话录音6段、支付宝截图（何妙菊电话号码截图）。证明目的：证明本案所涉虚开发票的抵扣事宜是发生在公司转让之前，何妙菊本人明确告知邓东风补缴的税款和邓东风无关，税款不应该由邓东风来补缴。录音中说到的缴纳税款也只是针对走票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正常税款问题何妙菊会解决，并没有涉及到后续的税务问题，当时邓东风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后续还存在接受虚开发票导致的补税问题。证据五：重庆市南岸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所税务事项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电子缴税记账凭证及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各4份、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宽页）（重庆渝瑞医药公司）。证明目的：1.2016年12月2日重庆渝瑞医药公司缴纳了2016年11月未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税总计14337.2元；2.2016年11月25日及2016年11月28日重庆渝瑞医药公司缴纳了2016年10月增值税及附加税总计41158.03元。3.2016年11月25日上诉人以借款名义向重庆渝瑞医药公司财务李亚瑜转让50000元，在50000元范围内代被上诉人缴纳了上述税款。证据六：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6份、应收账款对账函发出明细、利润表3份（2016年-2018年）、纳税人基本信息（2019年）。证明目的：向员工支付2016年10月、11月支付工资。邓东风正式接手公司并厘清公司财务是在2017年1月19日之后。重庆渝瑞医药公司在邓东风接手后的2017年-2019年期间均属于亏损状态，邓东风没有领取过重庆渝瑞医药公司任何分红款。何妙菊质证称，第一组证据，邓东风已在一审中举示，却在二审中提交税务机关修正后的文本，在邓东风已经缴纳完毕相应税款，税务机关对处理决定书作出修正的行为有可能是邓东风前去沟通的结果，不认可该证据修正部分的真实性。第二组证据已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第三组证据，是案外人与邓东风之间的交易，真实性无法核查，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证据，形成时间均在一审开庭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第五组、第六组证据，部分书证系复印件。通话录音中，何妙菊也未直接认可应由其承担该税款，双方已经签订补充协议，因此税务处罚的税款应由公司承担，也不是何妙菊个人承担，双方就交易风险、经济损失达成合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税务违法行为也不是何妙菊实施的，且邓东风在购买公司及经营公司期间应当履行管理及查明职责。在签订协议后出现的税务处罚，应当由邓东风自行承担责任。本院审查认为，邓东风举示的上述证据主要为了证明本案所涉股权交易之前渝瑞公司已产生所欠税款及滞纳金，邓东风已向税务机关补缴该部分税款及滞纳金，该部分税款及滞纳金应由何妙菊承担。邓东风所举示的电话录音时间均早于《关于余瑞医药公司转让补充协议》签订时间，邓东风在明知渝瑞公司存在税务风险仍与何妙菊签订的《关于余瑞医药公司转让补充协议》，本案所欠税费属于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公司未尽事宜”应由邓东风处理，故上述关于股权交易之前所欠税费及滞纳金应由何妙菊承担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述关于邓东风已向员工垫付的工资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亦不采信。二审另查明，2016年12月1日，何妙菊与邓东风协商签订《关于余瑞医药公司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元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格作出以下调整，转让价由200万（贰百万）元整改为150万（壹百五十万）元整。另从转让之日起所产生的费用由受让人承担。公司未尽事宜，除不可抗力外的原因均由受让方解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1.渝瑞公司交接时间如何确定；2.2016年10月、11月产生的费用应否由何妙菊负担；3.渝瑞公司股权交易之前所欠税费是否应由邓东风承担。本院依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关于渝瑞公司交接时间的问题。《重庆渝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股权转让款，甲方即将目标公司设备、场地及管理权已交给乙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移交手续，邓东风已于2016年11月23日经工商变更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认定公司交接至少应发生在2016年11月23日之前，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关于2016年10月、11月产生的费用应否由何妙菊承担的问题。邓东风一、二审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代何妙菊垫付了员工工资。2016年10月、11月期间的税费，股权转让之前产生的费用属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公司未尽事宜”，股权转让之后的费用理应由受让人邓东风承担，因此该部分税费应由邓东风承担。关于渝瑞公司股权交易之前所欠税费是否应由邓东风承担的问题。本案中，邓东风在支付第一笔150万元转让后，因发现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法发票的税务风险后，何妙菊与邓东风协商签订《关于余瑞医药公司转让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价款进行了调整之后，约定从转让之日起所产生的费用由受让人承担。公司未尽事宜，除不可抗力外的原因均由受让方解决。本院认为该协议是双方针对股权交易中对包括税费等所有事项作出的了结。邓东风在与何妙菊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已明知渝瑞公司存在虚开增税发票的税务风险，以减少转让价款50万元继续完成涉案股权交易，因此交易之前渝瑞公司所欠税费理应包含在“公司未尽事宜之内”应由邓东风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邓东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2004元，由上诉人邓东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克审 判 员  严永鸿审 判 员  邓筱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刘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