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3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卓然，男，汉族。系原博罗县园洲镇东然纺织品加工厂经营者。委托代理人吴浩旭，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更祥，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黄惠明，局长。委托代理人朱碧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俊峰，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志鹏，男。委托代理人张文君，广东凯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卓然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卓然委托代理人吴浩旭、李更祥，被上诉人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博罗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朱碧辉、张俊峰，原审第三人武志鹏委托代理人张文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职工武*义是第三人武志鹏的父亲。武*义于2019年1月10日与原告经营的东然工厂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任操作工。后因手部受伤，被安排负责门岗一职。2019年5月7日12时31分左右，武*义上班期间从值班室外出到药店买药，于12时45分左右步行到达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博罗园洲分店买药时，突然晕倒在地。店员拨打120，医务人员于12时56分到达现场进行抢救，于13时21分宣布院前临床死亡。2019年5月15日，第三人吴志鹏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其本人和武*义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登记卡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劳动合同》、东然加工厂厂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博罗县医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抢救记录》、东然加工厂武长余厂牌、武长余书写的《证明》等，要求认定武*义此次突发疾病死亡为工伤。当日，被告予以受理。2019年6月10日，被告人社局向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园洲分店的营业员傅*玉进行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傅*玉陈述：2019年5月7日12时45分左右，店里进来一名男子跟我说“胸口闷”，我便拿看藿香正气颗粒给他，不一会，他就倒在收银台边上，后我打了120来抢救，120于5分钟左右赶过来进行抢救后现场宣告死亡。后来我才知道死者叫武*义。2019年6月11日，被告人社局向原告加工厂的经理翁*义进行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翁*义陈述：1、加工厂上下班实行纸质打卡考勤，早上7：30-11：10，13：00-17：30，晚班基本上没有；2、武*义是我们加工厂的生产员工，因年前上班作业时不小心弄伤右手，我另行安排他在3月初开始负责门岗工作；3、武*义的临时门岗责任是在上班时工人到厂就要打开门作业，到了下班时间没工人的时候就关门，有时工人没按时离开在工厂作业，到了下班时间，武*义也自行把大门关了，工人由小门自行离开。2019年6月14日，被告人社局再次向翁*义进行调查，翁*义陈述的内容与前次被询问时陈述的情况基本一致。2019年6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博）人社局证通字[2019]第36号}，要求原告在2019年6月25日前提交书面回复及事故经过书面材料、死者2019年3月-5月的工资表、考勤记录、不认为是工伤的其他证据等。在规定期限内，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案发经过有关监控（值班室、药店）、原告营业执照、《诉求事项表》、《陈情书》、《家属提交资料内容不实的书面回复》、《关于要求“厂中厂”企业自行关闭清退的通知》、《关于武*义猝死一事的经过陈述》。2019年7月12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之规定，认定“武*义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在决定书中，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查明事实、当事人不服认定决定进行行政和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期限、作出认定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2019年7月26日，原告签收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一，《劳动合同》可以证明武*义与原告工厂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第二，翁*义是原告工厂的经理，他在《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确认武*义在手臂受伤后被工厂安排做门卫一职。第三，监控视频及《工伤认定询问笔录》、《陈情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可以证明武*义出事当天在工厂安保室正常上班，于12时31分左右从值班室外出，于12时45分左右在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园洲分店购买药品时突然倒地，经120医护人员现场抢救无效，于13时21分被宣布院前临床死亡：猝死。第四，从监控视频及《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可以得出武*义在上班期间发病。第五，根据翁*义经理确认，原告工厂上下班实行纸质打卡，但是，原告没有向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该打卡表。综上事实，职工武*义的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规定情形。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无论是在被告进行工伤认定时，还是本次诉讼中，原告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职工武*义的死亡不是工伤或视同工伤，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被告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请，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卓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林卓然负担。上诉人林卓然向本院上诉称，一、武*义有明确的工作时间，为7:30-11:10，13:00-17:30。（一）博罗人社局搜集的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武*义有明确工作时间。工厂经理翁*义两次《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均明确告知博罗人社局“武*义的工作时间与其他员工一样都是7:30--11:10，13:00-17:30”。一审法院和博罗人社局已经采信该证据认为武*义是门岗，但选择性不予采信该证据关于工作时间的事实，对此又没有合理解释，违反证据规则。（二）我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直接证明武*义有明确工作时间。1.《监控视频》显示：武*义与其他员工一样，每天需要打卡。2019年5月5日6:34:03，武*义上班打卡。2019年5月6日17:30:41，武*义下班打卡。2019年5月7日6:49:34，武*义上班打卡。7时30分左右，武*义打开厂区侧门，让工厂员工进厂工作。10时57分左右，武*义便从厂区侧门外出。11时10分左右，厂区员工陆续下班离开，而武*义直到11时40分左右才返回厂内，外出约53分钟。从监控视频记录的武*义活动轨迹看，其每日会在六点三十至四十分上班打卡，下午五点三十到六点期间下班打卡。每日行踪，基本与工厂规定的工作时间一致。2.常*健出具的《证人证言》，提到“工厂上午7:30分上班，中午l1点10分下班，下午13点上班，17:30分下班；武*义跟其他员工一样打卡上下班”。3.工厂员工陈*、高*宏两人出具的《证人证言》均提及：武*义平时上下班打卡也是跟我们一样正常打卡、吃饭。4.补充提交的《考勤打卡表》可以证明武*义上班均有正常打卡，打卡时间与工厂上班时间一致，有明确的上班时间。该证据也印证工厂其他员工证言的真实性。（三）博罗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武*义的工作时间为24小时制，仅凭武长余的《证明》，该证据不足以采信，理由如下：1．武长余《证明》与翁*义《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均是博罗人社局调查搜集的，但两份证据关于工作时间明显矛盾冲突。2．翁*义《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可以与工厂员工证言、监控视频等证据互为印证。3．武长余《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互为印证，其在证明中提到2019年5月3日前工厂是由武*义和常*健轮流上班，但现在常*健的证言明显也与武长余所述矛盾冲突。4．武长余作为武*义的直系亲属，其证据效力明显低于其他证据。5．武长余称武*义24小时上班显然有悖一般常识。武*义居住在工厂内的宿舍，工作及生活在空间出现重合，仅凭其居住在工厂内，便机械地认为武*义的工作时间是24小时，显然没有尊重客观事实。假设武*义24小时上班，其便没有打卡的必要。此外，博罗人社局对武长余进行调查询问，但没有对常*健做调查询问。常*健显然是根据武长余陈述内容必须要调查的关键证人，对如此关键的证人，博罗人社局为何没有向其调查取证，没有充分调查取证，博罗人社局径行作出视同工伤认定，主要证据不足。综上，关于武*义工作时间，本案至少有六份证据（客观证据：《监控视频》《考勤打卡表》；言辞证据：翁*义两次《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常*健、陈*、高*宏《证人证言》）互为印证，证明武*义有明确的上班时间，为7:30-11:10，13:00-17:30。而唯一一份武长余的《证明》存在内容矛盾、证据效力低、陈述违背常识等问题，不足以采信。同时，结合武*义兼有门岗工作的原因，按照烘干机长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工厂即将清退关闭的背景情况，可以合理解释及相信武*义工作情况及工作时间。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全案证据正确认定武*义工作时间，事实认定不清，从而导致定性错误。二、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武*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出现身体不适。一审法院认定武*义是在上班期间发病，事实认定错误。第一，武*义死因系猝死，突发疾病时间为12时45分，突发疾病地点为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园洲分店，死亡时间为13时21分。上述事实显然证明武*义突发疾病的时间并非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的地点也不是在工作场所，其当时也并没有在工作岗位和在履行工作职责。第二，翁*义的《工仿认定询问笔录》载明，博罗人社局询问翁*义“武*义有无反应身体不适的情况”，翁*义表示“早上上班时我曾与武*义打了下招呼并没发现有异常”，第二次《笔录》也作出相同的陈述。本案也无其他证人反映武*义在上班期间身体有不适。第三，《监控视频》显示，武*义最早出现疑似身体不适症状的时间是2019年5月7日11:46:55。在该时间节点之前的现存所有视频中，武*义行动自如，无有异常，未向上司请假、没有不适症状。我方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武*义在工作时间内没有出现过任何身体异常，足以否定武*义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已经履行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武*义是在上班期间发病，显然与事实不符。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不应扩大使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将原本不属于工伤的情形视同认定为工伤，已属于扩大工伤认定范围。那么在适用视同工伤认定情形时，便需要对该条款的要素进行严格核实。该条款主要是针对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突发疾病、病情危重、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其中发病、抢救、死亡为连续完整的不间断的过程，发病与抢救、抢救与死亡之间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如果认为武*义受到的伤害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那么至少应当证明武*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出现身体不适或发病征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存在以上情形。首先，“工作时问”在《工伤保险条例》未有明确定义，《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确定有职工工作时间、单位规定时间和制定上下班具体时间，以及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通常来讲，工作时间一般为正常上班时间。博罗人社局收集的证据不足以支撑其结论，我方提供的证据又足以推翻结论。博罗人社局显然没有查明“初始发病”的时间这一关键要素，也不能证明武*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病，整个工伤认定结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工伤保险条例》虽然倾向性保护劳动者，但同时也应当兼顾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相较于劳动者而言，用人单位虽然更具有优势，但同时意味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本案的裁判结果将会对我方新厂的生产经营产生决定性影响，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客观事实和证据作出公正裁判。综上，一审法院及博罗人社局均没有对武*义的工作时间作出正确认定，认为武*义是在上班期间发病也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撤销博罗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博罗人社工伤认定（2019）第0614号）；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博罗人社局承担。被上诉人博罗人社局答辩称，一、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经我局查明：武*义于2019年1月10日与林卓然签订劳动合同，从事前处理操作员一职，后因手部受伤于3月份临时安排负责门岗一职。2019年5月7日12时31分左右，武*义上班期间因身体不适从值班室外出到药店买药，于12时45分左右步行到达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博罗县周洲分店买药时，突然晕倒在地，经报12时56分到达进行抢救，于13时21分宣布院前临床死亡。死亡原因：猝死。以上事实有武志鹏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武*义身份证、武志鹏身份证、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东然纺织品加工厂武*义厂牌、博罗县园洲镇东然纺织品加工厂《劳动合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博罗惠博医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抢救记录》、东然纺织品加工厂武长余厂牌、武长余书写的《证明》、案发经过有关监控；我局调取的博罗县****洲派出所对武*情和傅*玉调查所作的《询问笔录》，对傅*玉和两次对翁*义调查询问所作的《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二、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武志鹏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按照我局要求补充了相关证据，我局依法受理，我局向林卓然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根据审核需要，我局对案发经过进行调查取证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我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依法将决定书送达给各当事人。综上所述，我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程序是合法的。依据证据显示，武*义在工作岗位上因身体不适，去药店买药期间猝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我局认定武*义猝死一案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三、林卓然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林卓然主张武*义的工作时间是7:30-11:10，13:00-17:30；本案无证据证明武*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出现身体不适；《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不应扩大使用。我局认为，林卓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第一、翁*义是林卓然工厂的经理，他在《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确认武*义在手臂受伤后被工厂安排做门卫一职。第二、监控视频与《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显示，武*义离开值班室（门卫工作地点）前往药店买药，后在药店购买药物时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后被宣布死亡。可以得知，武*义是在工作地点发病，武*义发病至其死亡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逻辑上具有因果关系。第三，林卓然在二审提交的《考勤表》显示武*义上午六点半至七点期间打卡上班，下午五点半至七点期间打卡下班，《考勤表》未显示林卓然主张的武*义11:10下班、13:00上班等情形。林卓然认为武*义发病时间并非上班时间的主张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第四、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鉴于林卓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武*义此次遭受的伤害并非工伤，本案应由林卓然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也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武志鹏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是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作出的公正的、有效的判决。第二、对于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我方也认为是在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武*义于2019年5月7日猝死是否符合上述规定可以认定为视同工伤的情形。首先，关于事发时是否属于工作时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第四十五条规定：“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博罗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已向东然加工厂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明确要求其提交武*义3月至5月的考勤表，但其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东然加工厂在二审阶段才向本院提供武*义4月及5月的考勤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武*义因之前受过工伤于2019年3月份开始调整岗位在东然加工厂从事门岗的工作，负责大门开关，且居住和工作均是在车间值班室，可以认定在其他工人正常上下班之余，如有人员、车辆进出，其仍随时还承担着开关门的职责，其居住在厂区，自然也承担着保护车间内财产安全的职责。因此，上诉人辩称武*义事发时不属于上班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是否属于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问题。从事发当天公安机关对药店营业员傅*玉的询问笔录看，傅*玉称武*义进入药店后就称胸闷、疼以及在家里有呕吐情况，且武*义离开工厂的时间为12时31分左右，药店监控视频反映其于13时02分左右进入药店，期间与药店营业员有交流，不时手按胸口，13时05分左右拿完药后掏出钱包准备结账时晕倒在地，后经医务人员抢救于13时21分宣布死亡。从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武*义在工厂时已确有身体不适的症状才到药店买药治疗，其离开工作岗位到在药店晕倒只相隔半个小时左右，应认定其是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综上所述，武*义2019年5月7日猝死的情形，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可认定为视同工伤。林卓然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林卓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饶来新审 判 员 陈龚东审 判 员 邱炜炜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肖 瑶书 记 员 苏敏娜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