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4行初94号 原告王家立，男，汉族，1984年12月5日出生，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景区大队，住所地杭州市玉皇山路阔石板**。 法定代表人蔡奕，大队长。 出庭负责人邵征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周凌焱。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刘忻，市长。 委托人代理人汪群英、程满中。 原告王家立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景区大队（以下简称景区交警大队）道路行政处罚及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复议决定，于2020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家立、被告景区交警大队负责人邵征伟及委托代理人周凌焱、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汪群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2月20日，被告景区交警大队作出编号为3301971451099412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王家立于2020年2月20日15时54分，在南山路玉皇山路口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罚款100元；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本次违法记3分。原告王家立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4月14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景区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301971451099412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原告王家立诉称，被告景区交警大队作出的330197145109941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原告违法行为的认定有误，在此基础上适用了错误的法律规定，应予撤销。 同时，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在合法性上存在瑕疵，应予一并审查。 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并未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依照处罚决定书的记载，景区大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三十八条，也即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但是，原告当时行驶的路段是市区地面道路而非高架，且原告也不属于外地摩托车进杭，原告骑行全程相关路段的起终点均无任何禁止二轮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指示。在景区大队交通民警对原告作出现场告知和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过程中，原告也多次陈述申辩称沿途并未看见任何禁令标志指示，但原告作出的相关陈述申辩并未得到现场交警的采纳。 原告认为，如原告驾驶二轮摩托车在出入口均设有明显禁令标志指示的高架上行驶，或从市区范围以外通过设有禁令标志指示的道路进入杭州，则此种情形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但原告在相关路段起终点均无任何禁令标志指示的路段驾驶二轮摩托车，并不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据此，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三十八条的事实依据错误，处罚决定书以及维持该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书对原告适用的法律有误，应予撤销。 二、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存在合法性瑕疵《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可见，对机动车作出“禁止通行”这一措施的权限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且实施这一措施的前提是“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因此，被告市政府作为地市级人民政府，并无对机动车采取颁布禁令无限期禁止通行的权限。 《复议决定书》援引《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该条系对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禁令的授权。该条第二款内容为：“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道路禁止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原告认为，《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作为地方性条例，本身不具备授权市政府单独再就某一类型车辆作出禁令的权限，也即该条第二款所称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在地方性立法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如果将“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认定为一种开放性授权，就会导致很荒谬的结论，也即市政府可以禁止摩托车通行、可以禁止电瓶车通行、可以禁止某一品牌的机动车通行、甚至可以禁止自行车通行。因此原告认为，《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不属于对市政府的开放性授权，市政府以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的形式禁止摩托车通行属于违法行政，对该文件的合法性请人民法院予以充分审查和论证。 三、原告在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对摩托车上路行驶的处罚应当与对机动车违反错峰限行的处罚尺度一致以及原告行为本身不具有社会违法性的主张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规定本身的合法性在现实中存在并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与之相类似的一个法规是杭政函(2014)54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错峰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该通告与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层级相同、发文机关相同，属于同一级别的地方性政策。目前，交警部门在执法中对机动车违反错峰限行的处罚均充分遵循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也即对在出入口均设有明显错峰限行禁令标志指示的高架上行驶的机动车辆的驾驶员给予罚款及计三分的行政处罚，而对于在地面道路违反错峰限行措施的机动车则仅给予罚款处罚，并不计分。 原告认为，行政执法应当秉持公平、合理、一视同仁的理念。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原告建议交警部门能够按照违反错峰限行的处罚尺度对摩托车上路行驶进行处罚，以体现公平合理的执法理念。然而，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却草率的认为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复议决定书对原告在复议申请中所主张的行为本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同样认定为无相关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明文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该条规定即是原告上述主张的直接法律依据一一同样是市政府层级的文件，同样是违反限行措施，对违反错峰限行和违反禁摩令这两种同级别的行为，在执法中应当把握相同的尺度，以确保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行政处罚的严厉性相对应，避免出现对同类型的违法行为给予有失公平的不同行政处罚的现象。 综上所述，原告现依照《行政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向贵院起诉，同时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一并请求贵院对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请求：1.撤销被告景区交警大队作出的330197145109941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对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王家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3.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对交通违章不予认可。 被告景区交警大队辩称，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合法。2020年2月20日15时54分许，原告王家立驾驶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南山路上行经南山路玉皇山路口时被民警张吉明带领执勤的协警拦下后交由民警处理，张吉明先检查了驾驶员的驾驶证、行驶证，确认该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登记地址为余杭区，属于禁行摩托车。接着按照支队要求向驾驶员告知了摩托车禁止通行的相关范围以及他的行为明确在禁行区域道路上行驶，听取了原告陈述申辩说自己骑摩托车一路上过来没有看到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标志牌等后。民警张吉明口头告知原告王家立其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禁止摩托车通行的西湖景区××路上行驶的行为是违反禁止摩托车通行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的规定，根据《浙江省实施》第75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拟对其处以100元罚款并记3分的处罚，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最后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作出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现场制作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让原告在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原告王家立在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民警随后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给王家立并告知了其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及途径，同时提醒原告离开禁行区域。经公安网查询，当日原告所驾驶的浙ＡＱ××××所有人为江楠，登记地址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街道××街××幢××单元××室，属于禁行摩托车。综上，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原告王家立在起诉书中称“当时行驶的路段是市区地面而非高架，自己不属于外地摩托车进杭，骑行的全程相关路段的起始终点均无任何禁止普通二轮摩托车通行的禁止标志”对此，景区交警大队答复：《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对外公布后，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道路都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在进入禁行区道路各入口都设有明显的禁令标志交通标志牌，这些标志牌上的内容不仅仅是禁止摩托车通过进入，而是附有文字说明即“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含下沙）、拱墅区、西湖区（含景区）、滨江区道路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的区域禁令标志。摩托车只要在这些禁行区域的道路上行驶显然就违反了这些区域禁令标志。 证明上述案件事实的证据有： 1、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景区大队制作的编号：330197145109941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景区大队民警张吉明提供的现场执法记录仪视听资料。3、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景区大队民警张吉明书写的《执勤报告》。4、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景区大队直属中队民警周凌焱事后拍摄的违法处理现场照片。5、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的杭州市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牌安装情况表。6、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景区大队直属中队民警周凌焱拍摄的杭州市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7、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景区大队直属中队民警周凌焱通过公安内网查询打印的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信息。8、杭州市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 二、对原告处罚适用法律条款正确，办案程序合法规范，告知清楚全面。2020年2月20日15时54分许原告王家立驾驶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南山路上行经南山路玉皇山路口时被拦下后被告民警张吉明在现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道路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对原告王家立实施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依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75条第1款1项规定：“机动车驾驶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的；”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同时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39号令）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为：12分、6分、3分、2分、1分五种（附件4）。”及附件4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三、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3分：（八）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对其记分3分，法律依据充分，适用条款正确。对王家立实施的违法行为，被告民警张吉明在现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原告王家立依法进行了处罚，并告知其相关权利。如对本处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内依法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原告王家立签名后民警张吉明在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后交付原告。程序合法规范。 原告不服被告的处罚决定，于2020年3月6日向杭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政府受理后于2020年4月14日审理终结，作出（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编号为3301971451099412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政复[2020]106号）邮寄送达原告。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王家立作出的编号为330197145109941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得当。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判原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景区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3301971451099412《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违法事实处罚合法。 2.执勤报告，拟证明处罚违法过程。 3.人民警察证复印件，拟证明执法主体合法。 4.证据照片，拟证明执法现场道路状况。 5.现场执法视听资料，拟证明违法事实、处罚违法过程合法。 6.杭州市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牌安装情况表；7.杭州市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拍摄照片打印件；8.浙ＡＱ××××普通二轮摩托车公安网上查询车辆信息打印件；9.附件1：《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即《杭政函［2017］98号》，拟证明违法事实。 10.杭政复[2020]106号《杭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违法事实定性准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不服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景区大队（以下简称交警景区大队）作出的编号3301971451099412《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3月6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并同时提出了立案前复议调解申请。经原告同意，调解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后因调解不成，被告于同年3月11日予以受理并进行审理。同年4月14日，被告作出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给原告。被告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行政复议决定查明并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依法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2月20日15时54分许，原告驾驶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本市南山路上行经南山路玉皇山路口时被交警景区大队查获。交警景区大队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并记3分。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口头告知了原告违法事实、拟作出的处罚、处罚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后，执勤民警将处罚决定书当场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书，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1.2017年8月6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规定“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但本通知施行前，已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持有登记地址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路线（区域）通行。”以上通知在杭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媒体上发布。2.截至2017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在杭州市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滨江区、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进入杭州市区的道路上的116个点位均设置了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禁令标志，该标志载明“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含下沙）、拱墅区、西湖区（含景区）、滨江区道路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此外，杭州市区城市快速道路所有上匝道口均设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3．案涉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注册登记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街道××街××幢××单元××室。 （二）交警景区大队作出案涉《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及程序均合法，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答辩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交警景区大队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查处程序是否合法，处罚依据是否充分。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此外，《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道路禁止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杭州市人民政府依据前款授权发布《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杭政函[2017]98号），对各类摩托车等在本市相关、区域内的通行予以限制。该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但本通知施行前，已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持有登记地址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路线（区域）通行”。 根据已查明事实，原告所驾驶的案涉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注册登记地址为杭州市余杭区，按照上述通知规定，该车不能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道路上通行。本案中，原告驾驶该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杭州市西湖区××路玉皇山路口附近行驶，上述地点位于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所确定的范围内，故该行为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因此，交警景区大队依法对原告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法律依据充分，量罚适当，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该处罚决定予以支持亦无不当。 三、原告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无法成立。（一）对于原告提出其行驶的路段是市区地面道路而非高架，且不属于外地摩托车进杭，骑行全程相关路段的起终点均无任何禁止二轮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指示，故不应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的诉讼理由。被告认为，对于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如何设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ＧＢ51038-2015）6.6.2规定：“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区域应按下列方法设置：……2．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驶入时，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设置，禁行范围内宜重复设置。”据此，结合杭州市禁止摩托车通行的范围较大，不可能在禁行范围内的每条道路上重复设置交通标志的情况，相关部门采用在进入杭州市区道路的入口处等116个点位及杭州市××道口设置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并辅以在各网站、媒体发布杭政函［2017］98号通知的方式，该做法并未违反《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的规定，且已经尽到了公示和提示义务。《浙江省实施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限制、禁止的区域或者路段通行、停靠的机动车，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并按指定的时间、路线、地点、地点通行或者停靠&rdquo照上述规定，原告在未取得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驾驶案涉注册登记地址为余杭区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禁行地点行驶，应属于违反交通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故原告该诉讼理由无法成立。 （二）对于原告建议对摩托车上路行驶的，处罚应当与对机动车违反错峰限行的处罚尺度一致，以及行为本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诉讼理由。被告认为，处罚尺度一致不等于具体处罚措施完全相同，且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破坏了交通，管理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故其该诉讼理由也不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原告的诉讼理由无法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作出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及送达情况。 2.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复议申请材料，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及其所提交材料的情况。 3.交警景区大队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证据材料（由交警景区大队提供），拟证明查明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以及依据。 4.行政复议程序性材料：受理、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家立对被告景区交警大队提交的证据1-5，7、8、10，无异议；对证据6，不能证明原告当时行使的地方有摩托车禁止标志；对证据9，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市政府对被告景区交警大队提交的证据1-10，三性均无异议。原告王家立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4，三性均无异议。被告景区交警大队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4，三性均无异议。被告景区交警大队对原告王家立提交的证据1-3，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市政府对原告王家立提交的证据1-3，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王家立提交的证据1-3，均能证明原告王家立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景区交警大队提交的证据1-10，均能证明被告景区交警大队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4，均能证明被告市政府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20日15时54分许，原告王家立驾驶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南山路上行经南山路玉皇山路口时，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被告景区交警大队正在执勤的民警查获，民警向原告王家立口头告知了违法的基本事实、拟作出处罚的内容、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民警听取了原告王家立的陈述、申辩后，出具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当场送达原告王家立。原告王家立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3月11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通知原告王家立受理其复议申请。同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被告景区交警大队，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同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20年4月14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王家立、被告景区交警大队。 另查明，浙Ａ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登记地址为余杭区。 再查明，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其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作出（2018）浙01行终9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杭州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市区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和畅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道路禁止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本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规定的授权，发布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规定各类摩托车禁止在上述区域通行，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告景区交警大队作为案涉地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机关，具有对案涉违法行为的管理职责。 《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一）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处一百元罚款。”被告市政府于2017年8月6日作出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规定“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但本通知施行前，已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持有登记地址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路线（区域）通行。”该通知发布后，截止2017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本市116个点位（即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的外围道路的入城口等位置）均设有内容为：“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含下沙）、拱墅区、西湖区（含景区）和滨江区道路禁止各类摩托车”交通标志；除上述点位外，杭州市区城市快速道路所有上匝道口均设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并辅以在各媒体发布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本案中，原告王家立在未取得上述通知规定的可通行相关审批手续情形下，驾驶摩托车在××路上行驶，违反上述规定。被告景区交警大队依据上述办法对原告王家立处以罚款100元及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原告王家立该次违法记3分，并无不当。原告王家立提出其行驶路线上，未设有禁令标志，故其不构成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但通知规定的禁摩区域外围入口及快速道路所有上匝道口均设有禁令标志，各媒体也予以公告，原告王家立应当知道杭州市禁止摩托车通行区域，故原告王家立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家立请求对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合法性审查，该通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其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作出（2018）浙01行终945号《行政判决书》，本院不再审查。被告市政府在收到原告王家立申请行政复议后，依法予以立案，并通知被告景区交警大队按规定期间内予以答复，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王家立、被告景区交警大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家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家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佩林 人民 陪 审员 陈 怡 人民 陪 审员 沈林宝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戚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