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9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传林，男，194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翠英，四川金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苟方伟，男，197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玉，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英，女，194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玉，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传林因与被上诉人苟方伟、王桂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1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传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翠英，被上诉人苟方伟、王桂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传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蒋传林不承担任何给付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苟方伟、王桂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本案适格的主体。一审判决主要根据是（2013）都江民初字第224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246号调解书）确定的内容，但该案的当事人系苟从福和原都江堰市幸福镇人民政府（现都江堰市幸福街道办事处，以下统一简称幸福街道办），蒋传林系幸福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暨案外人，一审法院应当追加现在的幸福街道办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蒋传林不应当承担任何给付责任。蒋传林认可其系（2013）都江民初字第2246号案件（以下简称2246号案件）幸福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暨案外人，但对案外人身份的界定存在争议。因为蒋传林与苟从福之间无任何争议，且苟从福从未向蒋传林主张过任何权利，蒋传林也非该案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将蒋传林列为案外人错误，该案调解时向蒋传林设定一系列义务（让其承担土地增值税税款等）错误，也对蒋传林不公平，该案中的当事人才是权利和义务主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蒋传林系2246号案件中幸福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在其从事代理活动期间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幸福街道办承担，蒋传林在该案中仅仅是履行委托代理人的职责，且在调解全过程亦是尊重幸福街道办的意志，其也同意相关的调解方案，一审判决蒋传林个人承担案涉房屋的相关土地增值税税款错误。综上，蒋传林不应当承担本案任何给付责任，即使苟方伟、王桂英要行使追偿权，也应当向适格主体幸福街道办进行追偿。 二审调查时，蒋传林补充上诉理由：2246号调解书第二项的7万元补偿费系跑路费。苟从福和蒋传林均认为办理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是不需要缴纳税费的，在此情况下苟从福才同意给蒋传林7万元跑路费，一审判决蒋传林代苟从福承担133510.40元违背了公平原则。 苟方伟、王桂英共同答辩称，1.关于本案的主体问题。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根据2246号调解书第一项关于“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税费由苟从福承担，办理房屋使用权证的税费由蒋传林负担”的内容，本案仅是对税费的追偿，因此不再是办理实际产权的主体幸福街道办或其他案件主体，不存在蒋传林上诉所说的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根据苟方伟、王桂英提供的公证书及一审查明的事实，苟从福于2015年1月19日因病死亡，苟方伟、王桂英系其法定继承人，故蒋传林与苟方伟、王桂英均系本案适格主体。2.关于蒋传林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2246号调解书将案外人蒋传林作为履行办证并承担义务的主体，相关的笔录、送达回证已经由蒋传林进行签字、确认，该民事调解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经人民法院予以确认。目前该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其应当对各方产生法律效力。3.蒋传林主张2246号调解书第二项的7万元补偿费是跑路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苟方伟、王桂英对此不予认可。蒋传林作为2246号案件的案外人参与民事调解、履行法律义务，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蒋传林的确是案涉房屋办证的实际经办人，至于幸福街道办及相关社区如何与其结算和给付费用，苟方伟、王桂英不清楚。苟方伟、王桂英是在蒋传林未按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办证以及支付税费的情况下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且提前向人民法院支付了民事调解书第二项确认的7万元的补偿费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由苟方伟、王桂英垫付全额税款后办理的不动产权证。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苟方伟、王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传林向苟方伟、王桂英支付办理房屋权属证书产生的土地使用证所涉税、费133510.4元。2.本案诉讼费由蒋传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苟从福出生于1948年2月2日，于2015年1月19日死亡。四川省成都市公证处于2016年2月15日出具（2016）成证内民字第1974号《公证书》，载明苟从福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苟从福的配偶是王桂英，系原配夫妻，苟从福的子女是苟方伟，苟从福的继承人有王桂英、苟方伟。 2014年4月25日，就一审法院受理的（2013）都江民初字第2246号苟从福与幸福街道办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蒋传林作为幸福街道办委托代理人暨案外人参与调解，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发了2246号调解书予以确认，并于当日将《民事调解书》送达了双方当事人及蒋传林，该《民事调解书》载明：“另查明，都江堰市奎光路街道管理委员会于2002年10月11日经都江堰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2）75号文件批准撤销。……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幸福镇政府、案外人蒋传林于签收本调解书次日起60日内共同协助苟从福办理位于都江堰市住房（档案保管号分别为：权0XX2、权0XX6）及位于都江堰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08.61平方米，权证号：监证0XX7）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以上三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税、费由苟从福负担，办理以上三套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税、费由案外人蒋传林负担；二、幸福镇政府、案外人蒋传林将以上三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付苟从福后两日内，苟从福向案外人蒋传林支付7万元补偿费；三、苟从福、幸福镇政府及案外人蒋传林就1994年12月13日签订的《旧房改造协议书》、1995年1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1998年4月1日签订的《建房补充协议》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无其他争议；四、案件受理费……” 2014年7月1日，因蒋传林未按一审法院2246号调解书确认的期限协助苟从福办理位于都江堰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08.61平方米，权证号：监证0XX7）（以下简称案涉商业用房）的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苟从福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7月28日，一审法院向都江堰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发出（2014）都江执字第7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都江堰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协助执行将案涉商业用房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苟从福名下。2018年5月15日，苟方伟、王桂英作为案涉商业用房的共有人，为办理产权登记，向都江堰市税务部门缴纳了印花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全部税费共计278702.88元并办得了商业用房产权证书，税务部门向苟方伟、王桂英开具了三份完税证明，包括：1.土地增值税《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纳税人名称为都江堰市奎光路街道管理委员会，实缴金额133510.40元；2.契税和印花税《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纳税人名称为王桂英，实缴金额为50900.80元；3.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纳税人名称为都江堰市奎光路街道管理委员会，实缴金额为94291.68元。 2018年7月6日，苟方伟以苟从福名义申请强制执行，请求执行蒋传林向苟从福支付办理房屋权属证书产生的土地使用证所涉税费227802.08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受理，案号为（2018）川0181执1544号。2018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川0181执154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根据苟从福提供的现有材料，本案无法确认具体执行的金额”为由，裁定驳回苟从福的强制执行申请。苟方伟以苟从福的名义对（2018）川0181执154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了（2019）川0181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以“2246号调解书虽然确定了由蒋传林承担办理涉案三套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税、费，但并未明确其金额，此情形属于执行依据给付内容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苟从福的异议申请。苟方伟不服，遂以苟从福的名义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审查复议期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由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2019）川01执复249号《调查令》，向国家税务总局都江堰市税务局调取都江堰市地方税务局于2018年5月15日针对房屋坐落地址为下段，权属转移面积208.51平方米不动产交易征税开具的编号为（161）川地证04287165、（161）川地证04287166、（161）川地证04287167三份税收完税证明中涉及土地增值部分的税种和完税金额。国家税务总局都江堰市税务局向本院回复“根据贵院（2019）川01执复249号调查令中所提到的三份税票中，土地增值税税票号码为（161）川地证04287166，涉及金额为133510.40元”。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川01执复249号《执行裁定书》，因苟从福已于2015年1月19日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苟从福的复议申请。 一审庭审中，苟方伟、王桂英陈述，2246号调解书中协议第二项的7万元补偿款已转到一审法院的案款账户，并提交了转款凭证为据。蒋传林对其答辩主张提交了2010年9月和2012年3月业主领取房产证花名册、苟从福两套住房的双证原件、案涉商铺双证原件（产权人为管委会）、苟从福于2013年12月26日出具给其的委托书（税费由苟从福承担）、房产分配协议、税费报告、税务局2014年7月8日发的纳税通知。苟方伟、王桂英对花名册、委托书、房产分配协议、税费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均发生在2246号调解书生效前，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内容为准；对住房双证原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对商铺双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办证时间是在2014年调解文书生效前，且没有办到苟方伟、王桂英或苟从福名下；对纳税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是通知，没有实际缴费，实际是苟方伟、王桂英支付的。经一审法院当庭审查，蒋传林提交的花名册、委托书、房产分配协议、税费报告形成于2246号调解书制发前。 一审法院认为，追偿权是指一方当事人代他人履行他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后，依照法律规定或双方之间的约定，享有的向对方追偿的权利。苟方伟、王桂英作为苟从福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有权继承苟从福的合法财产，对案涉商业用房基于法定继承享有共有权。经当庭审查，蒋传林抗辩所依据的花名册、委托书、房产分配协议、税费报告等证据确实均形成于2246号调解书制发前，蒋传林与苟从福关于案涉商业用房办证税费的承担应以2246号调解书所确认的协议内容为准。苟从福死亡前，蒋传林未按《民事调解书》确认期限协助苟从福办理案涉商业用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苟方伟以苟从福名义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办证内容，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向都江堰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15日开始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苟方伟、王桂英依法继承苟从福的案涉商业用房，必然需要办理案涉商业用房的不动产权证书，而案涉商业用房产权当时仍登记在原都江堰市管理委员会名下，苟方伟、王桂英为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在蒋传林存在迟延履行协助办证义务情形的情况下，先行向税务征收部门缴纳土地增值税税款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关于“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的规定，案涉商业用房的土地增值税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启动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应缴纳税金的税种，再根据2246号调解书确认的协议内容“幸福镇政府、案外人蒋传林于签收本调解书次日起60日内共同协助原告苟从福办理……及位于都江堰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08.61平方米，权证号：监证0XX7）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以上三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税、费由苟从福负担，办理以上三套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税、费由案外人蒋传林负担”，足以认定蒋传林自愿承担案涉商业用房的土地增值税，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书对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苟方伟、王桂英代蒋传林缴纳土地增值税后，根据《民事调解书》享有向蒋传林追偿的权利，故苟方伟、王桂英诉请蒋传林支付税款133510.4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蒋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苟方伟、王桂英代缴的土地增值税税款133510.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485元，由蒋传林负担。 二审时，蒋传林举示下列证据：证据1：224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拟证明苟从福当时的诉请是要求幸福街道办协助办理相关的证书，但民事起诉状并未涉及到苟从福要求支付相关的费用的内容，所以办证的税费应当由苟从福本人承担。证据2：2246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实际上案涉房屋涉及到的所有税费应当由苟传福承担，而不应当由蒋传林或幸福街道办承担。证据3：《委托书》，拟证明案涉房屋办理房产证和国土证的费用由苟从福自行承担，不应当由蒋传林来承担。证据4：（2014）新都行初字第236号行政判决书和本院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从（2014）新都行初字第236号行政判决书第二页苟从福明确陈述案涉房屋是其自有的，不需要缴纳税款的问题，由此可见苟方伟、王桂英一直认为不缴纳税款，而蒋传林也认为不需要缴纳税款，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2246号调解书；证据5：《成都市地方税务局纳税通知书》《关于办理苟从福铺面产权证审核税费的报告》，拟证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在为苟从福办理税款时申请了减免税，但相关部门按照新文件的规定，故针对案涉房屋应该支付的税费应由房屋产权人承担。以上证据共同拟证明2246号调解书认定苟从福向蒋传林支付的7万元系跑路费，不是案涉房屋的税费，因为当时双方均认为案涉房屋不存在土地证的税费问题。质证时，苟方伟、王桂英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相关内容已最终由2246号调解书确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蒋传林应当按照应当按民事调解书最终确认的内容来履行义务。苟方伟、王桂英主张证据3、5已经在一审时提交，以其一审意见为准。苟方伟、王桂英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从两份行政判决书内容来看，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认为苟从福与幸福街道办之间关于房屋的办证事宜应当由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和其申请登记的实质内容予以确认，因此驳回了苟从福关于变更房屋主体信息的诉讼请求，该两份行政判决书进一步证明了蒋传林与苟方伟、王桂英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以2246号调解书确认的内容来履行。根据税收法定原则，房屋的办证、过户、交易依法应当缴纳税费，蒋传林既提交了税务部门的缴税通知，又认为双方的产权过户不需要缴纳税费，本身其举证就存在自相矛盾和违反法律规定，故其二审提交的所有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双方对蒋传林提供的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五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五份证据与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是否有关联性本院将在专门进行论述。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是否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2.蒋传林是否应当承担苟方伟、王桂英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下面分别进行评述。 一、本案系基于2246号调解书所产生的追偿权纠纷。2246号案件的原告为苟从福，被告为幸福街道办，蒋传林不是案件的当事人，而是幸福街道办的诉讼代理人。虽然蒋传林不是2246号案件的当事人，且苟从福作为原告也未对其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但是在2246号调解书的第一条却约定由幸福街道办和案外人蒋传林共同协助苟从福办理案涉三套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约定办理以上三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税、费由苟从福负担，办理以上三套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税、费由案外人蒋传林负担。由于本案涉及的税和费的负担与幸福街道办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无须通知幸福街道办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蒋传林上诉主张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审判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调解书是由人民法院制作，记载当事人之间协议内容的法律文书。调解书既是当事人之间互相协商结果的记载，又是人民法院承认和批准的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调解书和判决书一样，都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2246号调解书是生效的法律文书，记载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虽然蒋传林不是2246号案的当事人，但其自愿加入到幸福街道办应当承担的债务中来，构成了债的加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的规定，案外人在调解书中自愿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准许。且一审法院在2246号调解书也承认和批准了蒋传林自愿协助苟从福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承担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税和费义务的协议内容，故蒋传林应当按照调解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2246号调解书虽然明确办理三套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税、费由案外人蒋传林负担，但并没有载明该税和费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以苟从福的法定继承人苟方伟和王桂英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实际缴纳的税和费金额判决蒋传林承担正确。蒋传林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蒋传林不是2246号案件的当事人，只是该案被告幸福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因2246号调解书中自愿承担义务后，是否有权向幸福街道办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应当另行予以解决。 综上，蒋传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70元，由上诉人蒋传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光勇 审判员  尹 英 审判员  曹 洁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林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