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5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远宏，男，1978年5月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现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炳调，男，1972年6月1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现住河池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忠厚，河池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秋湖，男，195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瑜，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申云丛，男，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邵东县，现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香，女，1970年1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邵东县，现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因与被上诉人郑秋湖、原审第三人申云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202民初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及两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忠厚，被上诉人郑秋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申云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上诉请求:1、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不采纳上诉人韦远宏从申云丛处受让而取得相应的房产权属，是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1、2010年申云丛与上诉人韦远宏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财产不是含糊不清或笼统的，而是分门别类列举界定得非常清楚。协议的第一条约定“甲方原有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全部归乙方所有，不得拆除。”这是约定甲方的全套生产设备和工具全部归乙方所有。协议的第二条约定“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一起归乙方。”这是约定整个场地上的所有房产都归乙方所有。协议的第三条约定的是“甲方有义务把生产、供销信息提供给乙方”。第四条约定的是转让费的付款方式，是分两次付清："2010年12月底付贰拾万元”，“余下壹拾叁万元”，“在2011年2月底付清”。第五条约定是2010年底前木板厂的债权债务由申云丛自己处理，乙方不负清偿责任。第六条是约定申云丛有责任把木板厂的有关证照交给上诉人。从这协议的约定内容看是典型的买卖合同。证明申云丛已经把包括房产在内的木板厂全部财产卖给了上诉人韦远宏。这份转让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都向法庭提供为证据，是双方都认可的。一审认定“双方争议的被拆迁标的物即房屋及建（构）筑物权利人认定为郑秋湖，不可移动设备（含变压器开户、锅炉一套、变压器一台）权利人认定为被告方”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是错误的。一审这样认定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2、申云丛的转让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诉人韦远宏是用白花花的33万元“真金白银”买下来的。一审己经确认申云丛转让木板厂的全部财产，事先是告知被上诉人的。申云丛给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与申云丛的转让行为是自相矛盾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该场地上木板厂只有一个，既然申云丛己经于2009年年底将全部租赁物退给了被上诉人，那么2010年12月28日申云丛又去哪里弄来木板厂的“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和“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转让给上诉人韦远宏。3、一审把申云丛转让行为的法律性质定性为“转租”行为是十分错误的。难道上诉人韦远宏支付的33万元巨额转让费竟是租金而己。2010年的33万元资金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如果当时申云丛转让的仅仅是生产设备和工具，怎么也值不了33万元，上诉人韦远宏怎么也不会接受。从河池市金城江区城东拆迁分指挥部2018年5月23日制作的《虎山路东北面河池市木板厂韦炳调房屋及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兑现表》中可看出，2018年政府补偿给上诉人的“不可移动设备补偿费”才是282000元，2010年申云丛转让能要33万元吗？卖都不值33万元，租能要33万元吗？何况无“转租”的任何约定，何来的“转租”呢？4、申云丛转让木板厂的全部财产，“转让协议”是在被上诉人家里签订的，事先已告知被上诉人，一审也认可了该事实。被上诉人不反对、不制止、不干涉，说明被上诉人已经认可申云丛转让木板厂全部财产的行为。整个场地上的财产都转让给上诉人了，被上诉人在该场地上哪里还有什么价值227万多元的房产租给上诉人呢？被上诉人7.05亩的场地有多大呢！能安排两个木板厂吗？当时该场地上有两个木板厂吗？一审认定场地上的房产还是被上诉人的，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5、一审确认申云丛与上诉人的转让行为是“概括转让”而非买卖行为，是定性错误。但不管是何种转让，都不能改变申云丛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转让”财产关系，是买卖关系，不是“转租”关系。不能改变申云丛己经全额收取了上诉人33万元转让费，申云丛原来经营的木板厂的全部财产（包括全部房产在内）都已经归属于上诉人所有这个基本事实。二、一审在申云丛不到庭无法质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信申云丛的证词，违反法律程序。申云丛是本案的关键当事人，申云丛不到庭，很难查清关键的案件事实。申云丛是首先租用被上诉人的场地和房产建木板厂的。后申云丛自称不加建任何房产，后来又原封不动把房产全部退给被上诉人了。可一年后申云丛又把木板厂的全部设备和房产转让给上诉人。这矛盾的言行只有申云丛到庭才能查清楚。可一审却在申云丛不到庭无法查证、无法质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信申云丛“情况说明”和问话笔录的证词，违反法律程序。而且拆散上诉人与申云丛签订的转让协议，断章取义采信申云丛与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的部分内容支持判决，这样的判决是不严谨、不慎重、不合法的。三、一审认定上诉人韦远宏修缮房屋6000元的费用是帮被上诉人修房也是错误的。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说木板厂的房产是上诉人韦远宏租用被上诉人的。那么上诉人韦远宏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一定有“维修房屋由谁负责，维修费用由谁承担”的约定。因为房产（实际上大部分是棚架）较多，租用时间又长，房产又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没有这样的约定，一定会因为房产的维修问题发生纠纷。上诉人韦远宏提供这6000元维修费的证据，是说明因为房产是上诉人韦远宏买来的，所以该修就修，费用上诉人自己承担，无需再与被上诉人协商。上诉人韦远宏曾经花了6000元修房费用，都不声不响，自己承担。如果上诉人韦远宏修的是被上诉人的房子，一定会找被上诉人补偿的。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的规定来认定处理，既违背客观事实，又适用法律不当。四、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是错误的。本案举证不能的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侵权，要求法院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2564244元。按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把确实因为上诉人的行为造成被上诉人2564244元合法财产遭受损失的项目、数额、单价，列出结算明细表，还要附上照片及权威部门的评估报告等，客观、真实地证明原告确实有2564244元的财产受上诉人侵犯。但是本案被上诉人请求的这个大数据是由哪些损失项目构成，是怎么计算得来的？被上诉人既没有列出明细表说明，也没有照片及评估报告证实。被上诉人的这个大额请求根本没有事实说明，根本无法认定。被上诉人这种“你得多少，我就一分不少地要你陪多少”的横蛮理由，一分不少照搬上诉人获赔数据提出请求的做法根本不应当得到支持。不否认被上诉人是向法庭提供了不少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具备诉讼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赔偿2564244元是有事实根据的。抛开申云丛已经把房产全部卖给上诉人不算，被上诉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的饲养鸡鸭的棚架历经近30年的风吹雨打，不修缮、不维护，还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吗？从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现场照片看可知，从2016年底上诉人得到政府征用、停止生产的通知并被停水停电、挖断道路后不能生产，到2018年评估部门评估时前后一年多时间而已，上诉人原来正常使用的房产就己破败不堪，场地上杂草丛生。何况历经近30年的棚架，损坏程度可想而知。上诉人获得补偿2564244元的依据，有上诉人韦远宏与申云丛签订转让协议，转让得申云丛的整个木板厂的“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和“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政府征地拆迁时，上诉人的“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和“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加上后来上诉人增加建设和添置的设备，经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评估、鉴定、公告、公示，认定上诉人各项赔偿合计应得2564244元，这完全可推定是法定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三第四款规定，上诉人无需提供增加建房情况和增加设备等的证据材料。一审强求上诉人另外提供证据是要上诉人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当的。五、2009年12月31日上诉人韦远宏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实际上是场地租赁合同。因为被上诉人己经认可，厂房连同生产设备、工具由申云丛以33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上诉人韦远宏。被上诉人在该场地上根本没有什么房产可租赁了。该租赁合同本来是打算用2009年元月9日被上诉人与申云丛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下来，划掉申云丛的姓名，补签上诉人姓名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诉人韦远宏与被上诉人当时基于相互信任，懒得麻烦，就不再重新拟租赁合同了。只是后来被上诉人的爱人要求在协议的第三条后面加上“如国家建设需要的搬迁，按国家政策补偿”这么一句话。上诉人就照写上去。这本来是多余的，国家征用肯定按国家规定标准赔偿，没必要多此一举。但被上诉人的爱人硬要求这样，上诉人无奈，只好重新打印合同，照加了这一句，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六、本案被上诉人是以上诉人侵权为由起诉的，被上诉人也引用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不少条文支持自己的请求。但是纵观本案的全部事实，根本不具备侵权案件的构成要件，上诉人根本没有侵犯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被上诉人是否受损害、受多少损害的事实都无法确定。能成为侵权案件吗？难怪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无理可辨时竟慌忙狡辩说“我们打的不是侵权，我们打的是违约”。上诉人的代理人反驳说“你不打侵权，你再看你的诉状到底是打侵权还是打违约。你说打违约，请问：合同是怎么约定的，被告违反了合同的哪条约定，你是根据合同的哪一条约定计算出2564244元赔偿金的？”被上诉人一方直接哑口无言。所以说，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本不应得到支持。仅就被上诉人起诉的案由而言，就应该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七、本案诉讼主体不合。政府征用上诉人的木板厂时，是公开公告公示过的，如果木板产的房产还是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完全应该向政府拆迁部门提出主张，完全有时间有权利向有关部门反映。为何要等到拆迁工作全部结束，上诉人收到补偿费后被上诉人才找上诉人的“麻烦”？本案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征收拆迁补偿纠纷，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即征收拆迁应对谁进行补偿是政府的行政决定，不能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诉讼加以撤销或改变的。本案中，政府没有同意对郑秋湖进行补偿，是因为“郑秋湖未能提供相应材料证明房子所有权”。因此，如果郑秋湖认为征收拆迁补偿对象错误，应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纠正，而不是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以民事案件受理。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之诉，毫无事实根据，没有证据证明，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又违反法律程序。因此，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郑秋湖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申云丛答辩称：本案纠纷与我方无任何关系。 被上诉人郑秋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564244.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性质为合作经营，原告郑秋湖为该经销部负责人，从业人员有兰桂菊、韦君、兰建荣、兰建明、莫组平。1989年8月1日，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与河池市民族电石厂签订《转让建厂基地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根据河池市计划委员会河计基（1989）第35号文件批准需用土地作开办食用蛙养殖场，河池市民族电石厂同意将经河池地区土地管理局河行土征字（1988）第16号文批准征用的建厂基地转让给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转让面积共7.05亩。此后，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向相关主管部门申报以该地块作为养殖食用蛙场地。1989年8月17日，原河池市城乡规划领导小组批复，同意该经销部在原民族电石厂旧址上建场，用地7.05亩。1989年9月2日，原河池市土地管理局批复，同意划拨国有土地（原为河池市民族电石厂用地）7.05亩作为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食用蛙养殖基建用地。同日，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随后，郑秋湖开始筹建食用蛙养殖场，先后办理了用电转户、接电，组织施工修建围墙、养殖屋舍、工人宿舍及场地硬化等。1999年7月后，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开始在该场地内养殖鸡鸭等禽类。 2009年1月9日，河池市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第三人申云丛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将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围墙内所有房屋和场地及水电设施和围墙外原鱼塘加填地，出租给乙方申云丛做人造板生产加工和堆放原料、住宿办公等用，根据乙方申云丛使用的需要，租用的房屋可以改建和拆除，租用期限为五年，自2009年元月1日起至2014年元月1日止。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郑秋湖在合同甲方处签名确认，申云丛在合同乙方处签名确认。后申云丛在该场地经营木材加工生产。 2010年12月，申云丛拟将其经营的木材加工厂转让给韦远宏，同时告知郑秋湖该转让情况。2010年12月28日，河池市文铭木业、申云丛作为甲方，被告韦远宏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虎山路6号正在生产运行中的河池市文铭木业加工场作价叁拾叁万元转让给乙方经营生产，甲方原有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全部归乙方所有，不得拆除；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一起归乙方等。申云丛、韦远宏分别在合同甲方、乙方处签名。尔后，河池市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郑秋湖作为甲方，韦远宏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甲方将现有的老虎山边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围墙内的所有房屋和场地及水电设施和围墙外原鱼塘加填地，出租给乙方做人造板生产加工和堆放原料、住宿办公等用，可根据乙方使用的需要租用的房屋可以改建和拆除；租用期限为五年，自2009年元月1日起至2014年元月1日止，乙方应交给甲方2009年元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年租金2.5万元，2010年元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年租金为3万元……如国家建设需要的搬迁，按国家有关政策赔偿。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郑秋湖、韦远宏分别在合同甲方、乙方处签名。合同签订后，韦远宏向郑秋湖支付了养殖场2011年租金30000元，双方依约履行。 2014年12月30日，因前述合同期限届满，河池市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作为甲方，韦远宏作为乙方，双方再次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出租的房屋及场地与上述《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一致，租赁期限自2015年元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3万元，其余内容亦与上述《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一致。郑秋湖、韦远宏分别在合同甲方、乙方处签名确认。韦远宏在承租期间，于2017年4月27日曾对租赁物进行更换瓦片，工程费用为6000元。 2017年9月26日，河池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老虎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桥卜安置点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本案涉案房屋、场地包含在征收范围内。2017年10月28日，韦远宏向韦炳调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其与韦炳调合伙经营河池市木板厂，因国家征收行为，租赁合同被提前终止，委托韦炳调全权代理其与出租方协商终止租用合同有关事项，全权代理人其与国家有关征用部门协商有关赔（补）偿事宜，提出、放弃、变更委托人的赔（补）偿请求，签订有关协议，签收有关的协议或文书，接收国家有关征用部分赔（补）偿的各种款物。 2018年5月7日，河池市人民政府（甲方）与河池市木板厂（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乙方被征收厂房附着物及建（构）筑物位于虎山路东北面山脚金六中搬迁新址红线范围内，占地7.05亩，房屋附属物及构筑物情况详见江苏中正同仁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池市木板厂评估结果报告》；甲方根据评估机构对乙方房屋的评估结果，结合河池市实际情况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乙方的房屋补偿及各项补助费共计人民币2579244.00元，具体补偿项目及补偿金额如下：（一）被征收房屋及建（构）筑物补偿费：2282244.00元（详见评估报告）；（二）、不可移动设备补偿费：282000.00元（详见评估报告）；（三）机械设备搬迁补助费：15000.00元（热压机、冷压机、沙光机、胶水机各一台，割板机、带锯、电脑数控柜、磨边机各一套）。 2018年5月23日，被告韦炳调签字领取补偿款共计2579244.00元，其中房屋及建（构）筑物拆除补偿费2282244.00元，不可移动设备补偿费（锅炉、变压器等）282000.00元，机械设备搬迁补助费（热压机、冷压机、河吉机、数控机、胶水机等）15000.00元。2018年，郑秋湖曾以韦远宏为被告、韦炳调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诉讼，后于同年12月21日申请撤诉，该院于同日裁定准许郑秋湖撤诉。现原告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8年9月25日，申云丛出具《情况说明》，申明在其承租涉案租赁物期间，没有加建任何厂房、屋舍或者其他地上附着物，没有增设机器设备或者对租赁之前的场舍设施进行任何改建，其于2009年12月31日将租赁物返还郑秋湖，租赁物的状态仍保持原貌。 2019年3月15日，莫祖平、蓝建荣、蓝某2、韦君分别出具《证明》，证明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实际由郑秋湖独资设立并建设经营，包括该经销部于1989年受让取得相应地块，相应的转让费以及迁坟等补偿费用均为郑秋湖独立出资，此后在该场地上陆续建成的相关房舍场地等地上附着物，均为郑秋湖独立出资建设，其四人从该经销部设立后均未出资或入股，对该经销部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庭审过程中，被告韦远宏、韦炳调均确认其二人间为合伙关系，共同经营河池市木板厂。庭审当日，郑秋湖、韦远宏共同确认双方签订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韦远宏实际租赁起始时间为2011年1月1日。 上述法律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工商企业换照申请、工商企业换照登记表、工商企业从业人员花名册、工商企业负责人登记表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营业执照、莫祖平、蓝建荣、蓝某2、韦君分别出具的《证明》、《转让建厂基地协议书》、《征地协议书》、《关于金城江付食品经销部食用蛙养殖用地定点的批复（河城规1989第17号）》、环境保护许可证（环字第219号）、《关于金城江付食品经销部申请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河土字1989第124号）、建设用地许可证（市1989地证第50号）、地籍调查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指界授权委托书、河池市计划委员会（河计基［1989］第35号文件）、河池市土地管理局（河土字［1989］第124号文件）、红线图、发票、收据、《转让（让售）老虎山采石场高压电线路、电线、电杆协议书》、办理用电报告、办理用水报告、蓝某1、卢俊出具的《证明》、申云丛出具的《情况说明》、《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郑秋湖与申云丛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两份（郑秋湖与韦远宏签订，落款时间分别为2009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0日）、《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金政信办2018第3号-告、第4号-受）、《关于对郑秋湖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关于河池市老虎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桥卜安置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虎山路东北面河池市木板厂韦炳调房屋及建（构）筑物等征收补偿兑现表、《授权委托书》、商品出库单、收条、统一发票、杉原木供货清单、《迁坟通知书》、1990年迁坟通知计要计划表、证人蓝某1、蓝某2证言、申云从出具的《收条》、郑秋湖出具的《收条》（2016年1月6日）、《供用电合同》、郑秋湖出具的《收条》（2010年10月28日）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被拆迁的标的物的权利人及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归属应如何认定；三、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经济性质为合作经营，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合伙，现该经销部的从业人员韦君、兰建荣、兰建明、莫祖平均出具《证明》，确认该经销部实际为郑秋湖独立出资建设及经营，其四人均未出资，故经销部的实际权利人为郑秋湖。涉案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虽以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的名义与韦远宏签订，但郑秋湖做为该副食品经销部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郑秋湖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 二、关于合同解除问题。原告郑秋湖与被告韦远宏签订的两份《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郑秋湖与被告韦远宏签订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租赁标的物已被国家征收，导致合同已无法履行，原告请求解除该租赁合同，应予支持，现因在审理期间，该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已于2019年12月31日届满，故该院确认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与韦远宏于2014年12月30日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2月31日解除。 三、关于被拆迁标的物的权利人。首先，从现有证据看，原告郑秋湖提供部分原始票据以及证人证言，共同佐证涉案场地上的房屋及其他设施由其出资建造；其次，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与申云丛签订的《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以及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与韦远宏签订的两份《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租赁标的物均为养殖场围墙内的所有房屋、场地及水电设施和围墙外原鱼塘加填地，两者一致；再结合申云丛陈述其承租期间仅对房屋进行修缮，而未有其他添附行为，且该添附价值在其退租后归郑秋湖所有这一内容，可以认定涉案房屋、场地的权利人为郑秋湖；第三，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与被告韦远宏的租赁合同中，约定承租方（韦远宏）根据使用需要可对租用的房屋进行改建和拆除，但从被告举证看，其仅举证证实在租赁期间对租赁物（房屋）进行过修缮，修缮费用为6000元，但未能举证证实其对租赁物有其他添附行为，故应由被告韦远宏承担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对于被告韦远宏与第三人申云丛签订的《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性质。从申云丛与韦远宏签订该转让协议后，同时促成韦远宏与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达成协议并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可见，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作为出租人同意申云丛该转租行为，韦远宏亦认可向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养殖场承租。据此，申云丛与韦远宏之间的《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在法律性质上应为申云丛对自身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而非买卖合同性质，系申云丛对其木材加工厂的生产设备、经营权等进行转让，转让价款系对韦远宏为受让申云丛的生产设备、经营权所支付的对价。综上所述，双方争议的被拆迁标的物即房屋及建（构）筑物权利人认定为郑秋湖，不可移动设备（含变压器开户、锅炉一套、变压器一台）权利人认定为被告方。对于被告方抗辩案涉房屋系其从申云丛处受让而取得相应权属的主张，不予采纳。 四、关于被拆迁标的物相应补偿款应如何分配。该院认为，出租房屋被国家征收，其征收补偿的对象是房屋所有权人。本案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租房屋及建（构）筑物被国家征收，征收补偿的对象是房屋及建（构）筑物的权利人。现已查明出租的房屋及建（构）筑物权利人为郑秋湖，故国家征收涉案房屋及建（构）筑物所作补偿应归郑秋湖。结合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政府与韦炳调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可见，房屋及建（构）筑物的相应补偿款为2282244元，该征收补偿款已由韦远宏委托韦炳调代为领取，且韦远宏与韦炳调二人为合伙关系，应由两被告共同返还给原告；另鉴于被告方在承租期间曾对租赁的标的物进行修缮，修缮费用为6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的规定，根据添附规则，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能够拆除的由承租人拆除；不能拆除的由受益人折价补偿，现因出租的房屋已被征收，客观上已丧失拆除和返还的实际意义，故由受益人郑秋湖对该添附价值补偿给被告。据此，两被告应返还给原告房屋及建（构）筑物补偿款为2276244元（2282244元-6000元）。 五、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租的房屋及建（构）筑物被国家征收，相应补偿款应归属于房屋及建（构）筑物的实际权利人郑秋湖。现该征收补偿已由被告韦炳调于2018年5月23日领取，原告以其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应从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亦即征收补偿款由被告领取之日起开始计算，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韦远宏、韦炳调共同返还给原告郑秋湖房屋及建（构）筑物补偿款2276244元；二、驳回原告郑秋湖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31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郑秋湖自行承担3068元，由被告韦远宏、韦炳调共同负担24246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提交如下新证据：1、案涉木板厂现场照片，证明被上诉人在租赁场地上无房产，谈不上房产受到上诉人的侵害，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得到的房屋补偿款合理合法；2、发货清单，证明上诉人购买石棉瓦等材料对案涉木材厂进行了加建，木材厂为上诉人所有；3、对证人韦某1、潘某、韦某2、余某、候某、韦某3、覃某、苏某的问话笔录及上述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木材厂的始建人是申健耀，该厂于2005年发生火灾，厂房基本烧毁，申健耀重建了厂房，于2006年把木材厂交给申云丛经营，申云丛与申健耀是叔侄关系。申云丛于2010年把木材厂整体设备及全部房产、场地等作价33万元转让给韦远宏，韦远宏接手后投入巨资对该厂进行了加建及修缮，木材厂所有财产属于韦远宏所有，否则郑秋湖绝不会始终不到现场了解、掌握厂房的使用及安全等情况。虎山路6号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木材厂，申云丛不可能退还一个厂给郑秋湖，又转让一个厂给韦远宏，申云丛写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属于假证，不应采纳作为定案依据。 对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均发表了各自的质证意见并记录在卷。本院认为，对各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各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从证据的三性方面审查并决定是否采信作为定案依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20年3月30日上午，申云丛到一审法院陈述相关案件事实，一审制作了《询问笔录》，笔录中申云丛对未到庭参加诉讼的原因作了说明，并作了如下陈述：2005年申建耀承租郑秋湖的厂房和场地用于经营木材厂，之后申云丛从申建耀处承接了木材厂的租赁和经营，申建耀和申云丛承租期间对租赁物未有加建行为，仅有翻新行为，翻新的费用未向郑秋湖主张亦无须郑秋湖折价补偿，租赁关系终止后归郑秋湖所有；申云丛与韦远宏签订《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时说过房屋和场地给韦远宏使用，但是不是转让，因为申云丛对房屋和场地没有所有权，签订转让协议后带韦远宏到郑秋湖家中说明情况，让郑秋湖和韦远宏自行协商房屋和场地的出租问题。 再查明，评估报告在估价对象基本状况中评定评估房屋成新率约85％以上。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2、如何认定案涉厂房及场地权利人及拆迁补偿款归属。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的问题。本案郑秋湖与韦远宏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约定郑秋湖把厂房及场地出租给韦远宏，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厂房及场地被政府拆迁，政府把拆迁补偿款支付给韦远宏及其合伙人韦炳调。郑秋湖作为厂房及场地的出租人，因厂房及场地被拆迁但未得到拆迁补偿款而存在经济损失，其可向租赁物承租人韦远宏、韦炳调主张因租赁物被拆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可以政府把拆迁补偿款支付给韦远宏、韦炳调为由而提起行政诉讼。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是郑秋湖可自由选择的诉讼权利，韦远宏、韦炳调主张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如何认定案涉厂房和场地权利人及拆迁补偿款归属的问题。首先，《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和《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内容相冲突。本案先是郑秋湖与申云丛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郑秋湖将虎山路6号养殖场围墙内的所有房屋和场地及水电设施和围墙外原鱼塘加填地，出租给申云丛做人造板生产加工和推放原料、住宿办公等。之后申云丛与韦远宏签订《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申云丛将虎山路6号正在生产运行中的木材加工厂作价33万元转让给韦远宏经营生产，转让范围包括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同时约定申云丛有义务把生产、供销信息提供给韦远宏、不得解雇原有员工，且要把有关加工生产的证照、场地租约合同、林业木材加工许可证件一并转交给韦远宏。签订协议之后申云丛把韦远宏带到郑秋湖家中，由郑秋湖与韦远宏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郑秋湖将虎山路6号养殖场围墙内的所有房屋和场地及水电设施和围墙外原鱼塘加填地，出租给韦远宏做人造板生产加工和推放原料、住宿办公等。从以上合同内容看，郑秋湖出租给申云丛的租赁物包括厂房和场地，郑秋湖是厂房和场地的权利人，申云丛仅是基于租赁关系而占用使用厂房和场地。而申云丛转让给韦远宏的转让物亦包括厂房和场地，这意味着申云丛是厂房和场地的权利人，这与前述的郑秋湖是厂房和场地权利人存在冲突。其次、申云丛明确《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中的转让标的不包括厂房和场地。申云丛在本案对租赁相关情况出具了《情况说明》，申明其在承租郑秋湖的厂房和场地期间，没有加建任何厂房、屋舍或者其他地上附着物，没有增设机器设备或者对租赁之前的场舍设施进行任何改建；2009年12月31日将租赁物返还郑秋湖，租赁物的状态仍保持原貌。申云丛虽经一审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之后自动到一审法院对案件相关情况作了说明，一审对其说明依法制作了《询问笔录》，笔录中申云丛对未到庭参加诉讼的原因作了说明，并作了如下陈述：2005年申建耀承租郑秋湖的厂房和场地用于经营木材厂，之后申云丛从申建耀处承接了木材厂的租赁和经营，申建耀和申云丛承租期间对租赁物未有加建行为，仅有翻新行为，翻新的费用未向郑秋湖主张亦无须郑秋湖折价补偿，租赁关系终止后归郑秋湖所有；申云丛与韦远宏签订《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时说过房屋和场地给韦远宏使用，但是不是转让，因为申云丛对房屋和场地没有所有权，签订转让协议后带韦远宏到郑秋湖家中说明情况，让郑秋湖和韦远宏自行协商房屋和场地的出租问题。以上申云丛的陈述明确说明了申建耀和申云丛承租郑秋湖的厂房场地期间无加建行为仅有翻新行为，且租赁终止后租赁物已返还郑秋湖；申云丛未转让房屋和场地给韦远宏。而申云丛在与韦远宏签订木材厂的转让协议后确实带韦远宏到郑秋湖家中，郑秋湖与韦远宏签订了《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将厂房和场地出租给韦远宏使用。韦远宏与申云丛签订转让协议时间在前，韦远宏与郑秋湖签订租赁合同时间在后，若申云丛确实已把厂房和场地转让给韦远宏且韦远宏支付了对价，那么韦远宏应明白其已经取得了厂房和场地的所有权，则正常情况下韦远宏再无与郑秋湖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再去承租已经取得所有权的厂房和场地的必要。但事实是韦远宏在与申云丛签订转让协议后仍由申云丛带领到郑秋湖家中与郑秋湖签订了《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韦远宏、韦炳调辩解郑秋湖已经明知申云丛把厂房转让给韦远宏而未表达异议，但郑秋湖对此予以否认，韦远宏、韦炳调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此主张。韦远宏、韦炳调辩解申云丛未出庭参加诉讼，其所作的《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不应采信作为证据。对此，本院认为，申云丛是本案的当事人之一，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情况，否则是否参加诉讼是其可选择的民事权利。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未依法参加民事诉讼规定的法律后果是视为当事人自动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而无其他。本案申云丛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与案件相关的《情况说明》及自动到法院作《询问笔录》是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已在一审庭审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结合案件查明事实采信《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再次，韦远宏、韦炳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案涉厂房和场地的所有权人。从厂房和场地的建设成本及交易价格来看，众所周知，建设房屋必定需要土地，房屋须依赖于土地的存在而存在。在房屋买卖交易中，普遍遵循的是“房地一体”原则，即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房屋的价值必定包含其所占用土地的价值在内，这是由房屋和土地不可分离的客观属性所决定。郑秋湖提供的《征地协议书》、《转让建厂基地协议书》、河城规（1989）第17号《关于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食用蛙养猪场地用地定点批复》、河土字（1989）124号《关于河池市金城江副食品经销部申请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等一系列用地手续证明，1989年郑秋湖经过政府部门审批从河池市民族电石厂受让取得7.05亩土地用于养殖场建设，郑秋湖为此支付了8万元土地转让费。郑秋湖另提供了建筑材料的运输证明、支付材料的发票、收款收据、高压电线路电线电杆转让协议书、迁坟公告、建设养殖场房屋和场地的施工工人的书面及出庭证言等证据，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养殖场厂房和场地最初由郑秋湖投资建设并所有。之后郑秋湖将厂房和场地分别出租给申建耀、申云丛、韦远宏使用，从租赁合同内容来看，出租期间郑秋湖一直都是租赁物的权利人。韦远宏、韦炳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2005年时木材厂发生火灾，厂房基本烧毁，申健耀重建了厂房，申云丛从申建耀处接手经营木材厂，因此木材厂的厂房应该属于申云丛所有，申云丛将木材厂包括厂房和场地整体转让给韦远宏，韦远宏已经取得厂房的所有权，郑秋湖不是厂房的权利人，申云丛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应采信。对此，本院认为，证人证言依法律规定为间接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本案韦远宏、韦炳调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木材厂曾发生火灾，申建耀重建了木材厂，但韦远宏、韦炳调除证人证言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明该事实。而申云丛在《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中已经明确说明申建耀和申云丛承租郑秋湖的厂房和场地期间无加建行为仅有翻新行为，租赁终止后租赁物已返还郑秋湖；申云丛未转让房屋和场地给韦远宏，而是协商由韦远宏使用房屋和场地，并带韦远宏到郑秋湖家中由两人商量厂房和场地的租赁问题。由此，韦远宏、韦炳调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即便真如证人所言发生火灾申建耀重建了木材厂，但由于申建耀是因租赁关系而占有使用厂房和场地，在租赁期间发生火灾造成租赁物损毁的责任在于申建耀，其重建木材厂后的厂房亦因其赔偿责任的承担而应归属于出租人郑秋湖所有。而从申云丛与韦远宏签订的《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内容看，申云丛是将正在生产运行中的木材加工厂作价33万元整体转让给韦远宏经营生产，转让的范围不仅包括全套生产设备、工具、场地、厂房、库房、住宿房、生产用的辅助设施等，同时还包括与生产经销相关的生产、供销信息、有关加工生产的证照、场地租约合同、林业木材加工许可证件等，既包括资产又包括经营权及木材加工许可资质等。如前所述，房产交易遵循“房地一体”原则，一般交易价格包括房产及土地价格在内，若韦远宏、韦炳调关于申云丛已经把木材厂厂房转让给韦远宏的主张成立，则33万元转让价款亦包括了木材厂所占7.05亩土地的价值在内。而1989年时郑秋湖单支付该7.05亩土地及部分设施的转让费就是8万元，另外郑秋湖还出资建设了养殖场的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等。从1989年至2010年期间的物价上涨幅度、土地增值程度、货币购买力大小等因素比较，韦远宏支付33万元就可以受让运行中的木材厂所有资产（包括土地和房产等）及经营权显然不符常理，且韦远宏、韦炳调主张仅购买房产不包括土地亦不符合房产交易惯例。而从本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过程、顺序、转让资产范围、转让价款及申云丛的陈述内容综合来判断，可认定申云丛与韦远宏签订的《木材加工场转让协议书》兼具转让生产设备及经营权和转租厂房及场地的内容，否则无法合理解释韦远宏与申云丛签订转让协议后为何还在申云丛的带领下与郑秋湖签订《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因此，韦远宏、韦炳调主张已从申云丛处受让取得木材厂厂房及场地的所有权与查明事实不符，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韦远宏、韦炳调承租期间对租赁物进行了加建及修缮。从郑秋湖提供的养殖场建筑工人蓝某1的书面证词内容看，90年代养殖场的建筑物及构筑物面积总计接近3000多㎡，郑秋湖凭记忆所画的老虎山养殖场地形地貌图上建筑物及构筑物面积总计接近10000㎡，两者面积差距巨大。而2018年评估报告显示木材厂建筑物及构筑物面积总计7280.87㎡，地形地貌图面积远超过评估面积，可信度较低。而蓝某1是从头至尾参加养殖场建筑物及构筑物建设的工人，其作出的证词证明力相对较强，故可认定90年代养殖场建成时的面积接近3000多㎡。郑秋湖于2005年之后把养殖场出租给申建耀及申云丛，申云丛陈述承租期间未加建而仅有翻新，故可认定至2011年韦远宏接手承租时木材厂面积接近3000多㎡。至2018年木材厂拆迁时，评估报告显示木材厂建筑物及构筑物面积总计7280.87㎡，说明2011年至2018年期间，木材厂面积增大。而韦远宏、韦炳调提供了施工协议、发货清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存在加建及修缮的事实，结合《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中允许韦远宏根据使用需要改建和拆除房屋的约定内容及评估报告中评定房屋成新率达85％以上的事实，可认定韦远宏、韦炳调在承租期间对租赁物进行了加建及修缮。加建及修缮行为增加了租赁物的面积，提升了租赁物的价值，拆迁补偿款中无疑包含了该部分财产的补偿对价，韦远宏、韦炳调对此应享有相应的权利。综上，本院综合案件情况按照公平原则酌定郑秋湖对房屋及建（构）筑物拆除补偿费2282244元享有60％的权利，韦远宏、韦炳调享有40％的权利，即郑秋湖应享有的拆迁补偿款为1369346.4元（2282244元×60％），韦远宏、韦炳调应享有的拆迁补偿款为912897.6元（2282244元×40％）。韦远宏、韦炳调已领取了案涉房屋及建（构）筑物的拆除补偿费2282244元，应将1369346.4元拆迁补偿款返还给郑秋湖。另外，一审判决认定韦远宏、韦炳调是不可移动设备（锅炉、变压器等）的权利人并判决该项目补偿费282000及机械设备搬迁补助费15000元归韦远宏、韦炳调所有，郑秋湖对此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该项判决内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韦远宏、韦炳调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202民初580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共同返还拆迁补偿款共计1369346.4元给被上诉人郑秋湖； 三、驳回被上诉人郑秋湖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314元（郑秋湖已预交），由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负担13714元，被上诉人郑秋湖负担13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9元（北港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韦远宏、韦炳调负担12500元，被上诉人郑秋湖负担1250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祝 贺 审 判 员  韦 媛 审 判 员  张桂生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  韦 浪 书 记 员  韦愿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