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2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住所：富源县胜境街道打磨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57097928695。法定代表人：陈明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源，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陆生，男，汉族，1950年7月8日生，云南省富源县人，住富源县后所煤矿刘家湾生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周、马贤超，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龙陆生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20）云0325民初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红利款；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性质认定错误。本案上诉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形成的新型企业的组织形式。资本是以股份为主构成，职工股东共同劳动，实现按资按劳分配，权益共享，风险共担，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职工股东大会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其他员工和股东共同商讨作出的《云南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红利分配实施方案》（以下简称“红利分配方案”），是符合法律和章程规定的。但一审法院以一句“应予执行”，继而就忽略了本案重要事实。上述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说明了员工与企业是存在风险共担，红利分配方案的前提是将上诉人两个煤矿的股权转让，从转让款中提取8400万元用于分配，2014年上诉人收到部分股权转让款就已经按照红利分配方案的程序，清偿公司债务和缴纳各种税金和支付上诉人公司的相关费用后，按比例分批次向被上诉人和其他应分配人员分配了部分红利款。2、一审法院对《红利分配方案》的性质认定错误。涉案的红利分配方案其实质是附条件分配方案。红利分配方案第二项分配管理办法第11条明确了“由于受让方只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资金，且存在一定周期及风险”，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退休员工，且已经自愿申请退股，知晓方案中的风险。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红利分配方案符合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就应予立即执行。红利分配方案是上诉人承诺向被上诉人支付红利的具体计算方式及如何分配的相应规定，而具体能够分配多少红利和什么时候分配，还需要很多条件，上诉人要收到受让方的股权转让款，再根据红利分配方案约定的清偿债务、缴纳税金，支付上诉人公司的相关费用后，才进行分配，所以该红利分配方案是在收到股权转让款这个大前提之下按照相应程序后才能进行分配的，该红利分配方案是附相应条件和程序的分配协议。而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并未停止向受让人主张股权转让款，也未达到分配条件进行分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错误。1、上诉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区分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的，股东大会并不是上诉人的权利机构，职工股东大会才是上诉人的权利机构，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我国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所适用的法律相对较少，上诉人认为应当适用《煤炭工业部关于煤炭行业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煤炭工业部意见”）及参考相关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解答，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上海高院解答的通知”）的通知，而不是适用公司法。煤炭工业部意见第31条确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利润应符合什么条件和如何分配，该条的规定同样符合上诉人红利分配方案载明的分配的具体条件。参考上海高院解答的通知第五项的规定：“五、关于持股职工请求企业分配红利应如何处理的问题。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对企业红利分配有约定的，或企业股东大会对红利分配事项已作出有效决议的，应当按照章程的约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予以处理，持股职工分配红利的请求违反章程约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故本案红利分配方案是上诉人红利分配事项的有效决议，该分配方案已经明确分配的具体条件，具体程序和具体风险，所以被上诉人诉请的红利款未达到分红方案所约定的条件和程序，是不应得到法院支持。2、一审法院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据红利分配方案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认为系法律适用错误。债权债务关系是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的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审理的案由为与企业有关的纠纷。首先上诉人通过民事案由规定，查询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与本案相关的只有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纠纷，这三个案由都不是本案一审法院能够依据民法通则来判决所能支撑的案由；其次，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是相区分的两个民事主体，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原来的员工和股东，又是依据上诉人转让股权所得转让款进行分配红利的受益人，红利分配方案是上诉人内部的分红机制，不能认定为是两个民事主体所作出的。再者，红利分配方案，是被上诉人可得利益的分配方案，是确定被上诉人分红的来源、依据、红利计算方式的凭证而已，红利分配方案并未明确上诉人下欠被上诉人多少红利款，上诉人公司的股金分配明细表也只能证实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了部分红利的事实，也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下欠被上诉人红利。一审法院仅凭红利分配方案的红利计算依据，和被上诉人领取红利签字表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是明显错误的。上诉人认为红利分配是一种被上诉人所依据的原来的股东身份和员工的可得利益，而非债权。故本案一审法院以与企业有关的纠纷的案由来审理，又以债权债务关系来判决，明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龙陆生答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龙陆生至今都没有向上诉人申请退股，龙陆生的股东身份是继续存在的；龙陆生是否退股也不影响上诉人作出的分配方案的效力，上诉人作出的分配方案对龙陆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龙陆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分配红利共计227001.09元，并自2015年10月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至付清全部红利为止（截至2020年3月7日的利息为40602.72元，现本息合计267603.81元）；二、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后所煤矿残采区原是云南省后所煤矿下属的二级单位，后经改制于1999年11月30日登记注册成立为独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即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原告龙陆生是被告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的股东和职工，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股份合作制）投资者名册载明原告的出资额为8700元，量化配股为5700元，原告合计持股14400元。《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集体股由企业法人代表实施管理，职工股东得到的量化配股只享有表决权和分红受益权，股东无权转让、继承、赠与；职工无论何种原因离开企业，其量化配股由企业收回。”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02年12月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岗时工龄为29年。2014年l月10日，被告在曲靖市四海潮酒店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云南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红利分配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规定：公司拟从2013年出售公司所持有的羊场口公司49%股份和发礼煤矿70%的股权所得转让款（2亿元多）中提取8400万元资金用于对2004年第二次改制以前的退休、退股、辞职、调职、离职等人员以及2006年后到公司工作（未参加过入股）的公司城镇合同制职、员工进行改制红利分配。公司将把集体股对应的资产全部用于本次分配，不足的部分由公司从股权转让款中提取分配。本次分配完毕后公司将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处理剩余资产、债权债务，公司除现在册股东以外的人员不在参与。一、分配原则：根据《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改制实施方案》第二项第（二）条第3款规定“出资购股者必须是本公司在职的城镇合同制职工。”以此确定参加本次红利分配范围是：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残采区、煤炭联营开发公司、羊场口煤业公司）在册城镇合同制职工。……二、分配管理办理……10、本分配方案须提交公司全体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符合本次分配的70%以上人员签字认可，并报后所煤矿党委审阅同意后方能组织实施；个别股东因特殊原因不能到会的，可采取单独征求意见的方式听取意见，并签字认可。11、由于受让方只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资金，且存在一定的收款周期和风险，公司不可能将应收款项提前进行分配，因此本分配方案将按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的进度分批分比例分配到个人。……根据该实施方案规定，原告持有的8700元股金可分得股金红利248809.57元、29年的工龄可分得工龄红利121739.13元，红利合计370548.70元。之后，被告即组织实施该实施方案，被告于2014年向原告发放了红利的40%即148219.48元，被告至今尚欠原告红利的60%即222329.22元未支付，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原告依法与其他股东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云南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红利分配实施方案》，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被告应予执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红利分配实施方案一旦成立，即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作为股东并未对股东会议形成的《云南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红利分配实施方案》提出异议，仅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给付义务，故本案应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下欠红利222329.22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下欠红利227001.09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该实施方案没有规定支付红利的具体时间及利息，且双方也没有约定要支付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龙陆生下欠红利222329.22元。二、驳回原告龙陆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14元，减半收取计2657元，由被告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负担2207元，由原告龙陆生负担4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3民终93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贾光书与被上诉人龙陆生之前是东源公司的股东，但是改制以后都不是东源公司的股东，现在不具有股东身份。被上诉人龙陆生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判决内容的合法性不认可，我们不服从这个判决；判决与本案无关联性，是对贾光书身份的确认，与本案龙陆生没有关系；对方认为龙陆生不是东源公司股东，在一审也提交了证据，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应不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公有经济组织形式；本案的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系原后所煤矿残采工区根据当时国家企业改革改制的相关政策经依法批准，改制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根据企业章程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的性质属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属于我国公司法调整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范畴；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不当，本案的案由应定为与企业有关的纠纷较为妥当。关于被上诉人龙陆生红利分配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煤炭工业部在《关于煤炭行业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股份合作制是采取股份制某些方法的合作经济，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权限包括：批准企业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企业税后利润按照下列顺序分配：（1）弥补企业上一年度的亏损；（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法定盈余公积金按税后利润减法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的10%的标准提取，当法定盈余公积金达到注册资本金的50%时，可不再提取；（3）提取公益金；（4）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5）按照股东协议书约定的股利率，支付国家般、法人股、职工集体股、职工个人股等股利。本案中，2014年1月10日，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批准了该公司红利分配方案；根据该红利分配方案，被上诉人龙陆生可分得的股金红利合计为370548.70元；但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仅于2014年向被上诉人龙陆生发放了股金红利的40%即148219.48元，下余的60%即222329.22元未予以发放。虽然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在本案中辩称，上述红利分配方案中载明：由于受让方只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资金，且存在一定的收款周期和风险，公司不可能将应收款项提前进行分配，因此本分配方案将按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的进度分批分比例分配到个人；被上诉人龙陆生诉请的红利款未达到分红方案所约定的条件和程序。根据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与富源东南矿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富源东南矿业有限公司应于2013年11月15日向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项18600万元；虽然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在另案（贾光书、李冲友案）中，于2019年7月8日的答辩状中称，很多债权公司未收回，所分配到个人的资金没有完全到位，富源东南矿业有限公司至今还欠5000多万元，但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况且被上诉人龙陆生系2004年改制以前退休，按照该红利分配方案，此类人员的红利分配金额为4200万元，可分配金额为2000万元。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企业股东大会对红利分配事项已作出有效决议，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应当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予以处理；上述红利分配方案已通过多年，因本案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龙陆生分配红利的主张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红利分配方案的条件，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龙陆生作为持股职工，其在本案中有关分配红利的诉讼请求并未违反股东大会的决议，一审法院依法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引用法律有误，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4元，由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夏 尧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叶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