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23民初1339号 原告：黄涛，女，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彪，广西桂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燕，广西桂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洁玲，女，197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象海，金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廖钟思，女，1980年4月3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武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象海，金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宣县启星幼儿园，住所地广西武宣县武宣镇沿鞍路**。 法定代表人：廖钟思，该园园长。 第三人：韦永苗，男，1976年9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武宣县。 原告黄涛与被告罗洁玲、第三人廖钟思、武宣县启星幼儿园、韦永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彪、吴秀燕，被告罗洁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象海（并作为第三人廖钟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廖钟思（并作为第三人武宣县启星幼儿园法定代表人）、韦永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罗洁玲之间关于转让武宣县启星幼儿园200000元股份的转让合同；2.判令被告罗浩玲归还原告200000元股份转让款； 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必要费用由被告罗洁玲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罗洁玲二人都是在武宣县境内举办幼儿园的同行，平时相互认识。第三人武宣县启星幼儿园是涉案股份所属单位，第三人廖钟思是股份所属单位主办者，第三人韦永苗是股份所属单位控制人之一。2019年10月份，被告罗洁玲对原告称其持有武宣县启星幼儿园的200000元股份,因急需用钱医治病重的母亲，欲将其持有武宣县启星幼儿园的股份2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出于同情心爽快地把200000元支付给被告用于购买被告口中所谓的“武宣县启星幼儿园股份”，分五次向被告转账共200000元。之后，原告电话联系被告罗洁玲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和对幼儿园财务等问题进行咨询时，发现在收到款项后的被告罗洁玲竟然把原告列入手机、微信黑名单。被告异常的行为引起了原告的警惕，现经了解得知，被告罗洁玲目前尚未持有武宣县启星幼儿园的股份。因此，被告罗洁玲取得原告200000元款项后把原告列入手机、微信黑名单，根本没有履行合同办理相关转让手续的诚意，导致原告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并完善和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而且，因被告罗洁玲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遭受第三人韦永苗的相关威胁，相关安全失去保障，己经无法实现受让股份的合同目的。被告罗洁玲以自己的上述行为表明不履行转让涉案股份的主要债务，并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受让股份的合同目的，根据法律规定，涉案股份转让合同符合解除条件。为维护合法权利，特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 罗洁玲辩称，一、武宣县启星幼儿园最初在2019年是由韦永苗与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一起投资办理,其中韦永苗占50%份额,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三人占50%份额。2019年8月份,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三人委托朱毅将三人共计50%份额以58万元转让给本人和廖钟思。其中本人支付转让款20万元,占股17.24%,廖钟思支付转让款项38万,占股32.76%,因本人原因不想出现在转让协议上,所以委托廖钟思与朱毅、韦永苗签订转让协议,本人的占股委托廖钟思代持。转让后，本人和廖钟思接手启星幼儿园,接管日常管理工作。二、2019年10月份,本人因家庭原因需要将自己的份额转让出去,就跟原告沟通转让事宜,原告表示同意受让。在转让前,原告和其丈夫、家里其他人员都去幼儿园进行了全面了解,最后才决定受让本人的幼儿园股份。因转让匆忙,原告与本人就简单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明确了转让价格为20万元,在2019年10月18日前支付完全部转让款,并明确协议一经签字立即生效,双方不得反悔并具法律责任。本人在接收幼儿园后因经营期间产生亏损，个人已承担资金亏损1万元，启星幼儿园财务出具了收据，启星幼儿园和廖钟思进行了确认。原告按协议支付完了转让款,开始接管幼儿园并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对幼儿园经营涉及设施设备、员工工资、广告、宣传等承担的开支与廖钟思进行了列支统计、分担等工作。管理期间涉及幼儿园的管理、人员、设施设备等问题,原告基本上都与廖钟思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沟通。本人转让股份后，没有干涉和参与幼儿园的工作。三、本人从廖钟思处得知，原告受让本人的股份后觉得占股不够多,曾与廖钟思微信或者电话沟通,要以9万元受让廖钟思部分股份,以使原告个人持股达到25%,但之后只支付给廖钟思32000元,占股到20%。后续涉及幼儿园的费用分担因黄涛不愿意支付,其认为对幼儿园涉及的管理、设施设备、人员工资等按比例要求按20%占股份额进行分担处理。从这些内容可以得知和证实了原告黄涛在起诉中说不知道本人转让多少股份给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四、本人向原告黄涛转让启星幼儿园股份是本人拥有并委托廖钟思代为持有的,本人与廖钟思约定本人私下有转让的权利,转让后其他合作人或者股东未提出异议,韦永苗作为幼儿园的大股东也是知道和清楚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本人向原告转让幼儿园股份,原告经过全面考察后才决定受让,并且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转让后,原告作为股东或者经营者,对后续幼园运营管理应自负盈亏。原告黄涛受让后管理幼儿园那么久,因为经营亏损了就反悔要求退还转让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人与原告黄涛转让幼儿园股份己签订协议,并已生效,没有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廖钟思述称，一、武宣县启星幼儿园最初在2019年是由韦永苗与朱毅、李巧如、修武一起投资开办,其中韦永苗占50%份额,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三人占50%份额。2019年8月份,朱毅、李巧如、覃修武委托朱毅将三人共计50%份额以58万元转让给本人和罗洁玲,其中本人支付转让款38万元,占股32.76%,罗洁玲支付转让款项20万,占股17.24%,股份转让协议由本人与朱毅、韦永苗签订,罗洁玲的股份由本人代持。转让后，本人与罗洁玲接管启星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工作。二、2019年10月份,罗洁玲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原告黄涛,其中罗洁玲已承担接手幼儿园后因经营期间产生亏损1万元，幼儿园财务出具了收据、幼儿园和本人进行了确认。罗洁玲转让幼儿园股份后,黄涛作为管理人员接管幼儿园并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负对经营涉及设施设备、员工工资、广告、宣传等承担的开支与第三人进行了列支统计需分担等工作。管理期间涉及幼儿园的管理、人员、设施设备等问题,黄涛基本上都与本人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沟通。三、在黄涛受让罗洁玲的股份后,其觉得占股还不够多,多次与本人微信或者电话沟通,要支付给本人另外支付9万元再受让部分本人的股份,达到原告持股25%,但之后只支付给本人32000元,占股达到20%,还差58000元未支付给本人。后续涉及幼儿园的费用分担因原告黄涛不愿意支付,其认为对幼儿园涉及的管理、设施设备、人员工资等按比例要求按20%占股份额进行分担处理。四、幼儿园股份是本人与罗洁玲从朱毅、李巧如、覃修武处受让得来,也全部支付完转让款,合法有效。本人代罗洁玲持有其入股20万元的股份,在代持协议中也明确罗洁玲有权私下转让份额的权利,与本人无关,至于转让给原告的份额,本人也无权干涉,但根据代持协议可以协助处理。 武宣县启星幼儿园述称，一、启星幼儿园最初在2019年是由韦永苗与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一起投资办理,其中韦永苗占50%份额,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三人占50%份额,2019年8月份,朱毅、李巧如、覃修武委托朱毅将三人共计50%份额以58万元转让给廖钟思、罗洁玲,其中转让款通过廖钟思账户支付给朱毅(罗洁玲支付转让款项20万,廖钟思支付转让款38万元)。廖钟思、罗洁玲接手转让的幼儿园后,开始进入幼儿园接管日常管理工作。二、2019年10月份,罗洁玲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原告黄涛,其中罗洁玲承担其在接手幼儿园后因经营期间产生亏损1万元，幼儿园财务出具了收据、幼儿园进行了确认。罗洁玲转让幼儿园份额后,黄涛接管幼儿园并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负责对幼儿园经营涉及设施设备、员工工资、广告、宣传等承担的开支与第三人进行了列支统计需分担等工作。三、幼儿园是合法经营,至于开办人或者股东是谁,或者开办人或者股东之间如何转让份额或者份额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幼儿园无权干涉,也与幼儿园无关。 韦永苗述称，一、武宣县启星幼儿园中本人的占有份额50%，我与廖钟思是合伙关系，廖钟思与他人合作，谁出钱我不管。我已经全权委托廖钟思管理幼儿园，廖钟思作出的股份转让等行为我都认可的，原告提供的录音中并不是恐吓，原告在管理过程中恐吓我们老师，我出于对老师的保护，我才这样跟原告说的。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 1.办学许可证，证明第三人武宣县启星幼儿园、廖钟思的身份情况； 2.转账记录，证明原告先后5次向被告转账交付购买股份款共计200000元； 3.微信记录，证明取得200000元款项后，被告罗洁玲将原告的手机号和微信号拉入黑名单，拒绝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 4.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光碟及文字），证明被告认可只跟第三人廖钟思取得所谓的股份，没有其他股份手续。 5.原告与第三人的通话录音（光碟及文字），证明第三人韦永苗对原告黄涛人身安全进行威胁，致使原告黄涛在涉案合伙组织丧失人身安全，无法继续进行合伙经营活动。 被告罗洁玲，第三人廖钟思、启星幼儿园、韦永苗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三性无异议，这是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后原告根据协议书转入的款项；证据3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幼儿园的合作和开办，不存在股份转让办手续的问题，双方签订协议书即可履行，双方签订协议也付了款；对于证据4，对录音真实性有异议，是原告在双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录音，所说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已经就存在协议，是否有手续已经提交证据给法院予以证实；对于证据5，韦永苗认为原告作为管理者，曾经在原告管理幼儿园时发现出问题，幼儿园老师向我们反馈，我们叫原告出来协商，她都不出来，我才说出这么气愤的话。原告作为管理者，为何不敢面对其他股东。被告、廖钟思、启星幼儿园同意韦永苗的意见，说明原告跟被告转让股份后完全进入幼儿园进行管理工作，因自身原因与幼儿园没有处理好管理关系，韦永苗叫其出来处理都没有出来，不影响双方转让股份全部履行的事实。 被告罗洁玲提出如下证据： 1.黄涛与罗洁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将启星幼儿园股份以20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按约定支付转让款后进入幼儿园进行管理和经营的事实，双方的转让行为已完成，协议已经生效，后续幼儿园运营管理应自负盈亏； 2.收条，证明被告转让启星幼儿园所占份额前在9月、10月份因经营期间产生亏损，个人承担资金1万元的事实，被告罗洁玲本人持有幼儿园股份； 3.启星幼儿园代持份额协议，证明被告转给原告幼儿园股份是从之前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三人与韦永苗合作的启星幼儿园占股50%转让过来的，其中被告支付转让款20万元，占股17.24%，廖钟思支付转让款38万元，占股32.76%，后续为了与韦永苗合作方便，由廖钟思代为被告持有该17.24%，并明确被告可因经济问题或者特殊情况进行个人私下转让，廖钟思应予以配合，不得干涉，而韦永苗从转让到罗洁玲所占股份是清楚、无异议的。 4、5、6.朱毅与韦永苗、廖钟思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收据、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证明2019年8月6日，原启星幼儿园合作人朱毅、李巧如、覃修武将幼儿园的份额委托朱毅与原股东开办人韦永苗、新股东廖钟思签订协议，将三人共计50%份额以58万元转让给廖钟思和罗洁玲，其中罗洁玲委托廖钟思签字，应支付的转让款罗洁玲通过转账和给付现金付给廖钟思，之后由廖钟思通过银行账户转给朱毅的事实。 7.收条,证明罗洁玲以200000元转让幼儿园股份给原告后，廖钟思作为股东开办人、股东，认可原告入股股金200000元的事实，并出具收据给原告。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即使双方存在转让协议，但并不表明双方间完善了转让手续，该协议仅是原告与被告的协议，还没有取得相关第三人的同意，不同意其证明目的；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该收条上反映的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该收条是不真实的，不具备合法性，也不能达到其要证明的目的；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所举的证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上清晰证明本案被告与廖钟思没有签订什么协议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在诉讼后，该份证据才冒出来，怀疑该份证据是诉讼后被告方制作出来的材料，并不是真实的在2019年8月份制作的，该份证据只有年月没有日；对于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关键人朱毅没有出庭作证，是否为三人签订，原告没有办法了解，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流水明细清单具体情况没有办法核实清楚，农村信用社明细与本案无关；证据7收条原告没有收到过，对其三性不予认可。 第三人廖钟思、启星幼儿园、韦永苗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都是真实存在的，罗洁玲也是付了20万元，亏损也是幼儿园和第三人认可的，代持协议也是真实的。收条是在幼儿园办公室由廖钟思写给原告的，原告现在说没有收到是在隐瞒事实。 第三人廖钟思提出如下证据： 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从被告罗洁玲处受让幼儿园股份后，2019年10月份开始进入幼儿园对幼儿园主持管理日常工作，对幼儿园经营涉及设施设备、员工工资、广告、宣传等承担的开支与第三人进行了列支统计需分担的事实；在原告主持管理幼儿园期间，原告还与第三人廖钟思多次协商，愿意给第三人另外支付9万元再受让部分第三人的股份，与之前受让罗洁玲的股份一起，以达到个人持股25%，但之后只支付32000元（占股到20%），还差58000元未支付给第三人廖钟思，后续涉及幼儿园的费用分担都按20%比例要求进行分担处理。 原告质证认为：其关联性有异议，廖钟思提供的证据材料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改变被告的违约行为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被告、启星幼儿园、韦永苗对廖钟思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是明确了被告转让股份给原告后，原告已经对幼儿园进行管理，幼儿园经营是否盈利或亏损是由双方对幼儿园正常开展业务后的结果进行核算，是否亏损和盈利不由股东说了算，被告在转让前也是亏损一万元，原告愿意接手了能否盈利能否管理好幼儿园是由大家一起管理的。 第三人启星幼儿园提出如下证据：幼儿园的开支统计账目，证明原告在入伙后进行管理幼儿园。 原告认为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是原告本人进入幼儿园后自己垫资十多万对幼儿园进行经营投资，是原告针对自己投资的数额内容进行简要的登记，幼儿园的财务账有专人负责不是由原告负责。 被告、廖钟思、韦永苗质证同意启星幼儿园的意见。 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因与本案其他证据内容相反，不予采信；证据5，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的证据：证据1为原、被告所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定案参考；证据3、4、5、6、7，与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形成了证据链，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第三人廖钟思、启星幼儿园提出的证据，因与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形成了证据链，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武宣县启星幼儿园为个人合伙性质，原合伙人为韦永苗、朱毅、李巧如、覃修武，其中韦永苗占有份额50%，朱毅、李巧如、覃修武三人占有份额共占有50%。2019年8月6日，朱毅、李巧如、覃修武将三人共有的份额转让给廖钟思和罗洁玲，转让款580000元，其中罗洁玲支付转让款200000元,占份额17.24%,廖钟思支付转让款项380000元,占份额32.76%。罗洁玲占有的份额委托廖钟思代持。朱毅、李巧如、覃修武转让份额给廖钟思和罗洁玲后，廖钟思和罗洁玲接管启星幼儿园日常管理工作。2019年10月,罗洁玲与原告黄涛协商后,罗洁玲将武宣县启星幼儿园自己所有份额17.24%,以200000元的转让价转让给原告黄涛。原、被告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内容如下：“受合伙人廖忠思委托，罗洁玲方与黄涛方就与韦永苗合伙经营的启星幼儿园贰拾万元股份转让，达成协议如下：一、转让金额：贰拾万元人民币。二、支付方式：2019年10月16日支付定金陆仟元人民币；2019年10月17日支付第二笔金额四万四千元人民币；2019年10月18日前支付剩余金额十五万元人民币协议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协议一经签字立即生效，双方不得反悔并具法律责任。”原告于2019年10月16日向罗洁玲转账支付6000元，于2019年10月17日支付44000元，于2019年10月19日支付150000元，合计转账支付200000元。原告按协议支付完了转让款后,被告罗洁玲本人没有再参与幼儿园的工作，由原告接管武宣县启星幼儿园并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原告入伙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工作后，与第三人韦永苗发生矛盾，原告于2020年7月28日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2020年9月21日（开庭后的第7天）原告向本院递交《文书形成申请书》，要求对廖钟思、罗洁玲签署的《启星幼儿园代持份额协议》中廖钟思、罗洁玲、韦永苗三人签名及签名处所盖手印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本案的争执焦点为：1.是否准予原告的申请鉴定问题。2.原告黄涛与被告罗洁玲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是否有效。3.《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应该解除问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1.关于是否准许原告的申请鉴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本案中，在《启星幼儿园代持份额协议》上签字的原告、第三人廖钟思、韦永苗对该协议均无异议，认可其真实性，其内容与被告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收据、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等证据，与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实被告在启星幼儿园占有份额17.24%，其份额由廖钟思持有的事实，且原告是在开庭后第7天才提出申请鉴定。因此，对于原告的申请鉴定，本院不予准许。 2.关于原告黄涛与被告罗洁玲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是否有效问题。从本院所查清的事实可知，被告在武宣县启星幼儿园实际拥有合伙份额17.24%,其将自己的份额以2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被告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自愿订立《股份转让协议书》,被告罗洁玲在转让其合伙份额时征得了其他合伙人廖钟思、韦永苗的同意或认可，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权益,该《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 3.《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应该解除问题。《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原告依约支付给了被告罗洁玲转让款，被告罗洁玲依约将武宣县启星幼儿园属于自己的合伙份额转让给了原告，《股份转让协议书》得到了实际履行，且原告也实际入伙对武宣县启星幼儿园进行了经营管理，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因此，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转让武宣县启星幼儿园200000元股份的转让合同并判令被告罗浩玲归还原告200000元股份转让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涛的诉讼请求。 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黄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波 审 判 员  卓义林 人民陪审员  潘庆宁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蓝淑君 书 记 员  李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