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2328行初31号原告杞永才，男，1963年10月1日，汉族，小学文化，住云南省大姚县。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大姚县金碧镇金平路政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刘文跃，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起云平，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才，云南南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大姚县石羊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大姚县石羊镇法定代表人曹丕红，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思文。原告杞永才诉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大姚县石羊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羊镇人民政府）其他行政管理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杞永才，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何兴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起云平、杨志才，被告柳思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杞永才诉称：原告系大姚县石羊镇清河村委会瓦窑箐村**村民，1986年，原告与父母兄弟分家自为一户，1989年，原告为发展家庭经济外出务工。1998年1月，大姚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户颁发《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确认位于大姚县亩土地（打子田0.346亩、槽子田0.195亩、打子地0.1亩、打子平地0.333亩）由原告户承包经营，土地承包期限为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28日。当时由于原告在外务工，家中无人，大姚县人民政府未将原告户承包的土地实际划分交付给原告户耕种。2007年11月，大姚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20405117号】，再次确认位于大姚县亩土地（打子田0.346亩、槽子田0.195亩、打子地0.1亩、打子平地0.333亩）由原告户承包经营，土地承包期限为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28日，但大姚县人民政府仍未将土地实际划分交付给原告户耕种。2015年，原告因病无法继续在外务工，需回家务农，但由于被告未将原告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实际划分交付给原告，导致原告无地可耕，无田可种，已无法维持生计。为此，原告只能向二被告申请解决，但二被告拒绝以原告持有的《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依据将土地划分交付给原告耕种，致使原告始终无法拿回自己合法承包的土地进行耕种。现大姚县人民政府已向石羊镇清河村委会瓦窑箐村二组村民发放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由于原告户承包的0.974亩土地存在争议，大姚县人民政府未向原告发放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综上所述，被告未将原告户合法承包的土地交付给原告耕种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将原告承包的0.974亩土地（打子田0.346亩、槽子田0.195亩、打子地0.1亩、打子平地0.333亩）交付给原告耕种；判令被告向原告颁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杞永才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1、信访事项程序性受理告知书和手写的申请书；2、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机打的申请书，综合证明我的土地被镇政府和村委会、村民小组抽出去承包给别人，造成我生活困难。4、户口册、农民负担接读手册、调解通知书，证明我的土地被镇政府、村委会抽出去了，造成我生活困难。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系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合法主体，有权决定颁发或不颁发土地承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是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主体，有权决定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于2007年11月向原告颁发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2040511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已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二、原告要求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交付承包地的诉求，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予以驳回。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实行承包，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各农户，土地承包方案是由村民会议决定，大姚县人民政府并不是农村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也无权决定土地承包方案，承包地的发包和交付，依法不属于大姚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职责。本案中，大姚县人民政府也不存在做出行政征收等涉及侵害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要求大姚县人民政府交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已向原告颁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要求颁发新证的理由不成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的规定，大姚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按照相关的程序，于2018年9月基本完成了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其中，大姚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0日向原告颁发了滇（2018）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383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并由大姚县农村农业局石羊镇农村农业服务中心向原告发放新证，但因原告一直拒绝领取而未能发放到原告手中。据此，大姚县人民政府已依法向原告履行了颁发新证的行政职责，不存在尚未向原告颁发新证的事实，原告要求颁发新证的理由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该诉讼请求。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大姚县人民政府的主体资格；2、（2019）云2326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书、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2040511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大姚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11月向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原告外出务工期间，其证上记载的承包地由其父亲罗保兴经营管理。原告2016年4月回家后，其父亲罗保兴将原告证上载明的承包田地交回原告耕种至今；3、滇（2018）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B第05383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大姚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0日向原告颁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并由石羊镇农村农业服务中心向原告发放,不存在尚未向原告颁发新证的事实，因原告拒绝领取，导致新证未实际发放到原告手中；4、《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楚雄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全球求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各一份，证明大姚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滇（2018）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383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法律依据。被告石羊镇人民政府辩称：一、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和行使行政职权的范畴，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案原告要求确认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求，因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而依法应已驳回。二、案涉的土地一直由原告承包经营至今，石羊镇人民政府并不存在收回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侵犯、妨害原告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石羊镇人民政府依法不应当承担交回案涉承包地和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原告诉称“其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发展家庭经济外出打工后，将其承包地交由其兄弟罗洪经营。2003年，罗洪户因地震搬迁至姚安居住，在罗洪户××××人民政府交回承包地时。石羊镇人民政府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并收回，后又将收回的承包地作为经济田发包给他人经营”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是：在1981年前后原告与其父亲罗保兴，母亲杞翠兰和两个弟弟罗洪、罗贵平为一户，户主是罗保兴，在国家实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后，罗保兴户就起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罗保兴户分家，罗保兴、杞翠兰和罗贵平为一户，原告和罗洪均作为户主分属另外不同的两户，三户均从石羊镇人民政府分到承包地，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国家规定，县人民政府还分别于1997年和2007年以向农户颁发《大姚县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方式，先后两次对各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原告确实对案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案涉的土地一直由原告户承包经营，只不过在原告外出打工期间，原告将案涉土地交由其父亲户一并经营管理，大姚石羊镇人民政府从未向原告收回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罗洪户在其搬迁以前，所经营管理的土地都是其户《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所载明的土地，不存在经营原告的承包地。在罗洪户搬迁至姚安县居住后，向石羊镇人民政府交回承包地时，石羊镇人民政府也不存在一并收回原告案涉承包地的行为，更不存在收回案涉承包地后作为经济田另行发包。据此，石羊镇人民政府从未实施过收回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侵害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原告起诉要求石羊镇人民政府交回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石羊镇人民政府无证据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1予以认可，但不认可申请书中原告陈述的事实，我方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原告的承包地未被村民小组或其他单位收回，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书载明原告承包地面积及四至界限应当与2018年新颁发的土地承包证为准，该证据不能证明大姚县政府实施了收回原告土地的行为；对证据材料3的关联性、真实性不认可，事实上县政府无权收回原告的承包地，也不存在实施征收原告承包地的行为；对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和目的，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被告石羊镇人民政府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杞永才对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提举的证据材料都不认可，与事实不符。被告石羊镇人民政府对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提举的证据材料无意见。本院认为，原、被告均围绕各自的诉讼主张向法庭列举了相关证据材料，经对方质证后无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认定采信，作为本案证据在卷佐证。对被告列举的证据材料符合证据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采信，作为本案证据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原告杞永才系石羊镇清河村委会瓦窑箐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6年，原告杞永才与父母兄弟分家，分得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0.974亩。1989年，原告杞永才离家外出打工，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无偿委托家人负责耕种。1998年，石羊镇潘家村公所瓦姚阱二合作社与杞永才签订了《大姚县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2007年11月，大姚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杞永才颁发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2040511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对原告杞永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2015年，原告杞永才外出打工回家后，其父亲将其承包的土地交回原告杞永才耕种至今。2018年8月30日，大姚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杞永才颁发了滇（2018）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383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但原告杞永才拒绝领取该证。2020年4月26日，原告杞永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杞永才请求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和石羊镇人民政府将其承包土地交付其耕种，属于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之诉，但原告杞永才的诉请不属于二被告的法定职责，杞永才也无证据证明其承包土地被二被告收回的事实，故原告杞永才要求二被告交付其承包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杞永才要求被告颁发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已向其颁发了滇（2018）大姚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383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诉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杞永才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予以减免。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兆林人民陪审员  王树荣人民陪审员  杨宗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罗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