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1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贺某。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某。负责人：朱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民委员会、甘某与被上诉人胡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2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村民委员会、甘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2896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胡某在2018年3月10日上诉人召开社员大会确定征收补偿方案时已具备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错误，判决错误。本案的事实是：2018年3月9日，胡某与城儿闸村七社村民朱鹏登记结婚。3月12日将户口迁入城儿闸村七社。2018年3月10日，城儿闸村七社与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征用统征包干协议。同日，上诉人召开城儿闸村七社土地征用协议签订会，确定了征用补偿方案，并要求所有社员上报参与分配的人员。3月12日，上诉人再次召开户口确认会，其中就朱建东（上诉人公公）的上报人员情况进行了备注。3月26日，上诉人召开关于城儿闸村七社户口问题的解决方案会议，确定有结婚证没户口的不分配，户口从3月10日晚10点20分生效。3月29日、30日，上诉人再次召开关于城儿闸村七社土地地价款分配中户口问题会议，确定了户口本入户时间以3月10日24时以前为准。4月5日，城儿闸七社召开户口最终确定会议，确定参与分配的人口为187人，被上诉人不在分配之内。4月16日，甘州区新墩镇政府下发《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关于城儿闸村七社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批复》，同意城儿闸村七社上报的分配方案，按实际参与分配的187人平均分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断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征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前提是在补偿方案确定时被上诉人是否具备七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而界定一个人是否取得、何时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应综合考虑其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有户籍登记或在该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生产生活，是否依赖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等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均不符合上述条件，理由如下：1、胡某与朱鹏仅登记结婚并不当然取得七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胡某原系城儿闸村五社成员，其自出生起即具有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直在五社生产生活，对五社集体土地享有经营权。在七社未承包集体土地，对七社土地不享有经营权。2018年3月9日，虽然被上诉人与朱鹏登记结婚，但未将户籍迁入七社，也未实际进入七社生产生活。仅以登记结婚不能作为判断被上诉人是否取得七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依据。2，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9日与朱鹏登记结婚，第二天上诉人确定征地补偿方案，间隔仅有一天时间，尚不足以确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已形成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被上诉人登记结婚与确定征地补偿方案仅相差一天，在一天时间内，被上诉人不可能在七社耕种土地，在七社领取社员补贴及福利，更加不可能直接参与七社的自治管理。因此，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被上诉人在七社尚未行使相应的社员权利，履行相应的社员义务，与七社尚未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3、截止2018年3月10日上诉人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被上诉人户籍尚未迁出五社，其并未丧失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在五社仍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向五社履行社员义务，在五社享受并领取社员待遇，被上诉人所有的生产生活关系均未脱离五社。并且，在七社确定征地补偿方案时，被上诉人并未在七社参加过值班、公共卫生打扫、治安管理、扶贫济困等集体活动，未向七社尽过社员义务，也未在七社申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因此，在七社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被上诉人尚未脱离原集体经济组织，自然不可能同时在七社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4、2018年3月10日，确定征地补偿方案的同时，上诉人要求社员上报参与分配的人员。后分别又于3月26日、3月29日、3月30日召开会议，再次对参与分配人口进行确认，经社员大会决定有结婚证没有户口的不予分配，最终确定落户时间以2018年3月10日24时以前为准。七社多次召开社员大会，最终确定2018年3月10日24点作为落户的时间节点，并不违反国家关于村民自治的政策规定，在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和遵循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形成的决议。因此，一审判决抛开七社已形成的社员大会决定的落户时间，直接认定被上诉人仅因登记结婚即具有七社成员资格，违反了村民自治的原则与制度。5、土地补偿款是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权利主体应当为土地所有权人。被上诉人并不会因结婚而额外取得七社的集体土地，且被上诉人刚与朱鹏登记结婚，其对朱鹏家原承包地的经营权尚未开始行使。因此，七社土地征收对被上诉人的权利及生活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综上，被上诉人在2018年3月10日七社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尚未取得七社户籍，未在七社行使过社员权利，未履行过社员义务，其日常生活尚未开始依赖七社的集体土地，短时间内未与七社形成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仅因被上诉人与七社社员朱鹏登记结婚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具有七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过于片面，且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具有七社成员资格，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判决被上诉人享有征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胡某辩称，我与朱鹏是3月9日领取的结婚证，如果3月10、11日不是周末我的户口就可以迁进去，就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派出所不上班，所以我的户口没有在**迁进去，我认为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和判处都是正确的。胡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108000元；2.要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某原系城儿闸五社社员，2018年3月9日，原告与新墩镇城儿闸七社社员朱鹏登记结婚，并于2019年3月12日将户户口迁入新墩镇城儿闸七社。018年3月10日，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与被告城儿闸七社签订了《土地征用统征包干协议》，约定镇政府征用被告土地，征用土地面积384.56亩，征地费用、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共计27768752元，协议中还约定了付款方式等其他事项。当日，被告城儿闸七社召开了城儿闸村七社土地征用协议签订会，确定了征用补偿方案。同日，被告城儿闸七社还要求所有社员上报了参与分配的人员，其中包含原告胡某。2018年3月12日，被告城儿闸七社再次召开了户户口确认会议，中朱建东（原告胡某公公）一户人口六户，备注“有问题”。2018年3月26日，被告城儿闸七社召开了关于城儿闸村七社户户口问题的解决方案会议，定有结婚证没户户口的不分配，户口从3月10日晚10点20分生效。018年3月29日、30日，被告城儿闸七社再次召开了关于城儿闸七社土地地价款分配中的户户口问题会议，定了原告参与分配的事宜由社员表决及户户口本入户时间以3月10日24时以前为准。018年4月5日，被告城儿闸七社召开户户口最终确定会议，定全社参与分配的人口为187人，其中朱建东（原告胡某公公）一家参与分配人口为五户，即原告胡某不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2018年4月16日，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下发《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关于城儿闸村七社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批复》，同意被告城儿闸七社上报的《关于城儿闸村七社地价补偿款分配的申请》，按实际参与分配的187人平均分配。之后被告城儿闸七社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87537元，但未给原告分配。2020年2月25日，被告城儿闸村出具《新墩镇城儿闸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书》，确定原告胡某具有新墩镇城儿闸村七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农村集体的土地而对被征地者在土地上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根据这一定义，具有或合法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参与土地补偿款分配的基本前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户户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活在该组织，而对该组织的土地享有权利，负有义务的人。它可以依法定事件（如出生）而取得，也可以依合法行为（如婚姻迁入）而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即只有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才有权要求分得土地补偿款。因此，认定一个人何时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应综合考虑其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有户户籍登记或生活、存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并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实际情况。该案中，被告城儿闸七社与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0日签订了《土地征用统征包干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征收土地的面积、费用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该协议应视为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原告胡某与朱鹏于2018年3月9日登记结婚，自登记结婚之日起原告已进入被告城儿闸七社实际生产、生活，虽然在确定征地补偿方案时原告的户户口尚未迁入，户户口的迁入并不是决定原告是否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决定性因素，告是否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除户口外，还应考虑原告是否与被告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依赖被告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原告胡某与被告城儿闸七社的社员朱鹏登记结婚后其主要的生活保障便来源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虽然原告胡某之前户户口所在地城儿闸五社的征地补偿款至今尚未进行分配，原告胡某与朱鹏登记结婚后就在被告村社生产、生活，并将户户口迁入了被告村社，加入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原告胡某已不能获得其原户户口所在地的征地补偿款。次，3月9日，原告胡某登记结婚时正逢周五，3月10、11日为正常休息日，3月12日，原告胡某将户户口迁入被告城儿闸七社。果仅以原告胡某未在3月10日前将户户口迁入被告村社作为单一标准，定原告胡某不具有被告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予向原告分配土地补偿款，有可能导致原告胡某作为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在土地被征用时“两头空”，无法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情况，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城儿闸村七社于2018年3月10日召开社员大会确定征收补偿方案时，原告胡某作为被告城儿闸七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依法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因双方均认可已分配的征地补偿款为87537元，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8753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民委员会、甘某支付原告胡某土地补偿款8753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案件受理费1988元，减半收取994元，由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村民委员会、甘某共同负担。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征地补偿是对失地农民的永久性补偿，其目的在于维系失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被上诉人胡某能否参与讼争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关键在于胡某是否为该集体组织成员。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在尊重村（居）民自治的前提下，应结合户户籍因素和生活保障基础作综合考量。活保障基础，是指村（居）民与集体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包括长期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或虽暂时不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等情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8年3月10日确定征地补偿方案，胡某的户户籍于2018年3月12日迁入新墩镇城儿闸七社，结合胡某婚前户户籍所在地城儿闸五社的征地补偿款至今尚未进行分配、018年3月10、11日为双休日无法正常办理户户籍迁入手续，及胡某婚后一直在新墩镇城儿闸七社生活，其已于新墩镇城儿闸七社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状态、生活保障基础也在新墩镇城儿闸七社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胡某为新墩镇城儿闸七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民委员会、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8元，由上诉人甘州区新墩镇城儿闸村民委员会、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小芸审判员 宋力国审判员 任斌文二○二○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 颖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