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10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祁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祁某2，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某与被上诉人祁某1、祁某2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64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将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逐一拆解进行认定，致使判决结果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董某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原物，首先应提供证据证明需返还的原物即涉案玉米种子存放于被告处。”关于该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时已当庭提交《制种玉米代繁合同》、证人证言、涉案玉米种子存放于被上诉人处的照片及公证书等证据。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将本案涉案玉米种子存放于被上诉人处，后由被上诉人侵占、变卖的事实。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逐一拆解进行认定，严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因此，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2、通过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张掖市福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并委托上诉人生产加工鄂玉16品种玉米；何某111、董某2为上诉人种植该品种玉米合计210亩，待玉米成熟后，上述两人将玉米鲜穗运送至被上诉人租赁的西城驿林场进行加工的事实。3、证人何某112的证言不仅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租赁的农场加工过玉米种子，还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所加工的玉米鲜穗就是何某111、董某2向上诉人交售的；2、将加工的成品玉米种子存放于被上诉人租赁的西城驿林场，也就是照片所拍摄的场地；3、对存放种子的具体数量进行了确定并当庭陈述了数量确定的理由；4、上诉人在拉运其所有的涉案种子时，被上诉人挡车拒绝返还，而上诉人准备拉运的种子，就是证人何某112等人加工的成品种子。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将本案涉案种子存放于被上诉人租赁的农场且被上诉人通过挡车等行为拒绝向上诉人返还。而一审判决在认定该事实时断章取义，未将何某112的证言予以充分评判。4、上诉人不但向法庭提交了其在拉运种子时，被上诉人挡车的相关照片，而且被上诉人祁某1本人也当庭认可在上诉人拉运种子时挡车的事实。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上诉人将涉案玉米种子存放于被上诉人处。5、证人陈某的证言不仅证明其在被上诉人祁某1处购买了玉米种子，还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所购买的玉米种子就是从上诉人提交照片上的场地拉运的；2、所购买的玉米种子包装袋与上诉人提交照片上是一致的。而一审判决将陈某的证言仅仅认为：“其在被告祁某1处购买了玉米种子”，与上诉人提供该证人证言所证明的目的背道而驰，且未充分考虑该证据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另外，陈某不但在一审时当庭提出购买的玉米种子就是从祁某1农场购买的，而且在公证处提取玉米种子样本时，指明该种子就是祁某1向其出售的。但上诉人在要求对公证处保全的玉米种子样本进行鉴定时，法庭却当庭不予准许，该决定于法于理无据。6、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无法证明其保全的种子系涉案种子”，完全违背客观事实。1、公证机关是依法设立、符合证据保全的机构，公证书中明确载明保全种子的时间、地点、保全过程以及种子的来源，一审法院将该公证书载明的事实及其证明效力都不予采信，违反公正审理原则。2、通过陈某的证言已经可以充分认定祁某1出售的玉米种子就是上诉人存放的，并且公证处在现场提取种子样本时，陈某再次明确说明该玉米种子就是从祁某1处购买的。而一审判决置本案关键证据于不顾，草率否认公证书的证明效力，明显偏向于被上诉人。如上所述，所有证据都指向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存放的玉米种子侵占、变卖的事实。而一审判决却未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反而将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逐一拆解进行认定，片面的理解为证据不足，明显对上诉人不公，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后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玉米种子并承担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七十五条、一百一十七条、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七款之规定，结合上诉人已经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侵占、变卖上诉人所有的鄂玉16品种玉米的事实，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祁某1、祁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72000千克（价值720000元），并承担经济损失7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被告系父子关系，西城驿林场系被告祁某1租用。2018年4月2日，原告董某与张掖市福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制种玉米代繁合同》一份，约定张掖市福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委托董某代繁鄂玉16玉米杂交种子，原告应在收获种子后及时加工并交货，最后一批在2019年1月30日前交货。同日，张掖市福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并委托原告对鄂玉16玉米杂交种子进行生产。2018年4月4日，原告分别与何某111、董某2签订《玉米种植回合同》各一份，约定由何某111、董某2为原告种植鄂玉16玉米杂交种。原告在被告祁某1租赁的农场加工过玉米。2019年5月12日，张掖市福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因交货期限届满后，董某未能按约交售玉米杂交种子，为此董某支付违约金80000元。该违约金实际从该公司应付董某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5月6日，祁某1、祁某2分别以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将董某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一审法院分别作出（2019）甘0702民初3741号、（2019）甘0702民初374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董某支付祁某2玉米款240000元、支付祁某1玉米款410400元，于2019年10月30日前付清。一审法院再查明：2020年4月3日，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并向一审法院交纳保全费1270元。一审法院还查明：案外人陈某、李某曾从被告祁某1处购买过转商玉米种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董某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原物，首先应提供证据证明需返还的原物即涉案玉米种子存放于被告处。庭审中，原告针对其主张虽提交了《制种玉米代繁合同》、证人证言及照片等证据，但证人何某111、董某2的证言仅能证明其曾为原告董某种植了玉米及玉米成熟后运送至被告租赁的农场加工的事实，证人何某112的证言仅能证明原告在被告租赁的农场加工过玉米的事实，证人陈某仅能证明其在被告祁某1处购买了玉米种子，证人杨某仅能证明其所在的张掖市福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过《制种玉米代繁合同》，上述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原告将收购所得的玉米制种交由二被告保管及二被告侵占、变卖原告物品。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无法证明其保全的种子系涉案种子，故对其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照片亦不能反映出被告占有原告所诉物品的事实。此外，依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也并未查实二被告存在侵权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曾将本案所涉玉米种子交由二被告保管，亦无法证明涉案玉米种子的具体数量，更未能证明被告占有或变卖原告所诉玉米种子。综上，原告主张其将玉米种子存放于被告租赁农场并交由被告保管及被告将涉案玉米种子变卖均未达到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要求被告返还原物并承担损失，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20元，由原告董某负担。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董某是否将价值720000元的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72000千克存放于二被上诉人处？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董某在祁某1处加工玉米制种的事实均无异议。对董某主张其将加工好的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72000千克存放于祁某1租赁的农场，并给祁某1交纳管理费5000元。对此，祁某1不予认可。为证明其主张董某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制种玉米代繁合同》、授权委托书、《玉米种子合同》证人何某111、董某2、何某112、陈某、杨某的证言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经审查，董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将价值720000元的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72000千克存放于二被上诉人处的事实。二审中，董某辩称其将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72000千克存放于祁某1处时，给祁某1交纳了5000元管理费，并连同欠款给祁某1出具41万元欠条一张。祁某1对董某所述41万元欠条中包含5000元管理费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该事实，在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分局明永派出所对刘涛的询问笔录中虽有反映，但因刘涛的陈述与董某陈述不相一致，且刘涛与董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另，依据常理，董某将价值720000元的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交由祁某1看管并向祁某1交纳管理费，应要求祁某1向其出具相应条据、或另行书写交纳管理费欠条等证据证明存放玉米种子的事实，而不是随意将欠款与交纳管理费混为一谈，并不加备注，导致法庭无法区分董某的该辩解理由是否真实。对此，董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董某在一审中提交的公证书，因该公证书无法证明所保全种子确系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一审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因董某无法提交将鄂玉16品种制种玉米交由二被上诉人保管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董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上诉人董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20元，由上诉人董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小芸审判员 宋力国审判员 任斌文二○二○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 颖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