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03民初2405号原告：吴淑蓉，女，195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思宇，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201710600116。被告：彭勇，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汇市浔阳区。被告：夏明明，男，199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检长，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200810713039。原告吴淑蓉与被告彭勇、夏明明公司减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淑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思宇，被告彭勇、夏明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检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淑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本金133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24日，原告因债务问题向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九江衡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衡达公司)。浔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0403民初3920号判决，判决衡达公司向原告返还借款13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原告在判决生效后，申请浔阳区法院强制执行。2020年7月9日，浔阳区法院作出(2020)赣0403执601号裁定书。未执行到衡达公司任何财产，已经终止了执行程序。而在2015年6月2日(本案债务发生在2012年)，衡达公司的股东彭勇从出资12100000元变更为出资1705000元，减资10395000元，股东夏明明从出资9000000元变更为出资1395000元，减资7605000元。上述减资程序未有效通知债权人，并且未编制资产负债表以及财产清单。根据相关案例，应按照减资金额的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衡达公司无法执行，而上述两股东减资的金额又远大于本案的债务金额，因此二被告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彭勇辩称，第一，原告与衡达公司债权债务形成在2012年，两被告均不是该期间的股东，衡达公司最早的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在原告与衡达公司形成债权债务期间，衡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000元。2013年4月2日原公司股东刘永祥、董学松、钟志红通过增资将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2000000元，2015年5月5日两被告通过股权转让方式作为衡达公司的股东，同年6月2日衡达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至4000000元。目前为止，衡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000000元，该注册资本与原告形成期间的2000000元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衡达公司的增资减资行为属于正常的行为，并未损害债权人利益。第二，衡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公司人格被否定之前原告主张股东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第三，衡达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通过在九江日报公告的方式进行了公告，原告也没有向衡达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现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且衡达公司的减资行为已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被告作为股东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衡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过诉讼时效，两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对该借案借贷的诉讼并不知情。第四，衡达公司目前进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九江恒达金属精密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原控制人吴美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导致衡达公司的房产和土地被法院查封。目前为止，衡达公司已向法院提请申诉，因为该查封行为是错误的，九江恒达金属精密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在2011年成立，而衡达实业的前称为九江恒达金属精密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后来变更为衡达公司，但是在2008年取得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的名称没有变更，仍然登记在九江恒达金属精密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下，所以导致在吴美华刑事案件中属于衡达公司的房产和土地被错误查封，九江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对衡达公司的申请进行审查，目前并没有证据证实衡达公司资不抵债或者原告的债权得不到保障。第五，衡达公司名下有1156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房产面积12499.67平方米，总资产在30000000元左右，原告在执行期间也仅仅是由于吴美华的刑事案件与衡达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在执行期间交织在一起，导致执行暂时陷入僵局，但并不代表衡达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被告夏明明辩称，虽然我是股东，但我没参与公司具体经营，也没有在公司担任职位，借贷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情，股份为代操宇海持有。其余意见与被告彭勇相同。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7日，汤少维委托吴财安向衡达公司转账300000元，2012年2月22日，汤少维委托吴建国向衡达公司转账690000元，2012件2月20日，汤少维委托余定勤向衡达公司转账240000元，2012年12月18日，汤少维委托余定勤向被告彭勇汇款100000元。2012年2月27日，衡达公司向汤少维出具收条一份，注明：借款壹佰叁拾叁万元整，交款人汤维。2019年9月3日，汤少维与原告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移给原告，并通知了衡达公司。衡达公司后未还款，原告即向本院提起对衡达公司的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赣0403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判决：衡达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返还借款13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20年5月6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查明衡达公司名下位于九江市，本院已予以查封，因上述房产已有另案查封，属轮侯查封，暂无法处置，未查到衡达公司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遂于2020年7月9日作出（2020）赣0403执6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另查明，衡达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14日，原名称为“九江恒达金属精密加工有限公司”，2010年6月8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名称，公司实收资本由1000000元变更为2000000元，为董学松1100000元，占比55%，钟志红900000元，占比15%。2011年8月17日，法定代表人由董学松变更为被告彭勇。2012年10月25日，法定代表人又由被告彭勇变更为刘永祥。2013年4月2日，公司实收资本由2000000元变更为22000000元，为刘永祥出资9000000元，占40.91%，钟志红出资900000元，占比4.0909%，董学松出资12100000元，占55%。2015年4月13日，衡达公司在九江日报第四版中缝中刊登减资公告，载明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金，由22000000元减至4000000元。2015年5月5日，衡达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刘永祥变更为被告彭勇，投资人股权变更为夏明明出资9000000元，占40.9091%，彭勇出资12100000元，占55%，钟志红出资及占比不变。2015年5月25日，衡达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表决注册资本减资议题，会议作出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22000000元减少到4000000元，股东的出资调整为被告彭勇出资1705000元，占比42.625%，被告夏明明出资1395000元，占比34.875%，股东钟志红出资仍为900000元，占比为22.5%。2015年6月2日，衡达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办理登记手续，将上述减资及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从以上规定可知，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属于公司的财产，股东负有在出资范围内维持公司资本充足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虽可以减少注册资本，但对于减资设置了特别的要求，即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并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视情形可以选择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公司如未履行编制减资时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并将相关资产、负债、财产等相关情况全面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债权人即无法了解减资对其债权的实质影响，侵害了债权人基于公司资本充足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因公司的减资系按股东会决议而为，减资的股东基于维持原有资本充足的责任，应对减资程序存在瑕疵给债权人带来的损害在减少资本的数额内就公司无法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实质为损害赔偿关系。本案中，衡达公司只已公告方式通知拟进行减资，且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全面告知相关财务信息的义务，损害了案涉债权原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本应承担相应责任，但衡达公司对减资在媒体上进行公告后，已向登记机关办理了核准变更登记手续，资本变动情况即已向社会进行公示，债权人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应视为已知其权利受损，按照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其应在两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而其在时隔五年后才以减资存在瑕疵为由起诉两被告直接清偿公司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故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淑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70元，减半收取838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385元，由原告吴淑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凡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