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13刑终183号 原公诉机关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伟，男，1991年9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部县，现住四川省仪陇县。2011年1月25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19年9月4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南部县看守所。 辩护人张方云，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审理南部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熊伟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川1321刑初3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熊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和查阅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伟的上诉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讯问了熊伟，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6年6月30日晚，黄某打电话叫被告人熊伟多叫几个人到南隆镇XXX歌城去喝酒。熊伟认为要打架，遂电话通知了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等先后来到XXX。次日凌晨1时许，熊伟、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及死者何某1等十余人到南部县红岩子大道513号外滩大排档吃宵夜。期间，熊伟认为何某1给黄某等人敬酒时表现不够尊敬，遂对何某1心生不满，就暗示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准备殴打何某1。随后，杜江持空啤酒瓶先冲上去朝何某1头部砸了一下，杜海波也持空啤酒瓶砸何某1头部。熊伟伙同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冲出饭店对何某1进行殴打，杜江、杜海波分别用啤酒瓶砸何某1头部，致使何某1头部流血。熊伟见状，即掏钱交给何某1，叫其到医院治疗，被其拒绝。随即，何某1走出门外打电话，熊伟等人认为何某1在打电话准备叫人报复，熊伟又伙同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去追打何某1，何某1即向金洞路方向逃跑。在追打的过程中，杜海波、李杰边追边掏腰刀，其中，李杰在与何某1打斗中眼镜被打掉，李杰就持刀乱挥乱刺，其中一刀刺入何某1左胸部，导致何某1倒地死亡。案发后，熊伟、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坐出租车逃离现场。后熊伟叫其朋友将李杰接到仪陇新政。在去仪陇的路上，熊伟将李杰、杜海波所持的刀具从车窗扔出。经南充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何某1系左胸部锐器伤致心脏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案发后，同案人李杰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杜海波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杜江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杜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 2019年9月4日上午，被告人熊伟在仪陇县新政镇龙城壹号小区被公安机关抓获。 被告人熊伟亲属与被害人亲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10接警信息；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强制措施文书；到案经过；南部县人民医院疾病病情证明书；何某1院前急救记录；工具找寻图片及情况说明；尸体处理通知书、销户证明；熊伟的基本情况、人口信息、在逃人员熊伟的登记信息表；情况说明；光盘制作说明；尸检报告及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被告人熊伟及同案人李杰、杜江、杜旺、杜海波的供述；证人黄某、师某、刘某、宋某、杨某、蒋某、汪某、何某2的证言。 原审被告人熊伟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赔偿协议及谅解书；熊伟女儿出生证明及熊伟之妻所在村委员会证明。 原判认为，被告人熊伟伙同李杰、杜海波、杜江、杜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熊伟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依法应当在十年以上量刑予以处罚。熊伟曾因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受到刑事处罚，不吸取教训、认真悔改，依法应当酌定从重处罚。归案后，熊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其亲属对受害人亲属进行了赔偿，取得谅解，可以酌定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熊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原审被告人熊伟的上诉、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认定熊伟系主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熊伟是否提起第二次追打犯意存疑，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2.同案犯李杰应认定为本案主犯，熊伟仅在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范围内与李杰、杜海波等人成立共犯。二、一审认定“过程中对李杰、杜海波均持刀，亦应当知道李杰捅伤被害人致其死亡的后果，被告人熊伟所持的是放任心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熊伟明知李杰、杜海波持刀追赶的证据不足；2.熊伟“追赶”行为是阻止还是帮助存疑，是否在被害人倒地后才出大排档外亦存疑。三、原判决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使熊伟有第二次追打的教唆行为是主犯，其与实行犯李杰的作用地位也应相当，均应作为第一阶梯量刑档次。虽然熊伟提出第一阶段犯意，但对于李杰是否持刀并不明知，李杰捅刺被害人的行为也超出共同犯意内容，在整个过程中，双方的作用地位至少应当同一评价。四、熊伟与李杰等人无犯意联络，未形成共同犯意，李杰捅死何某1属于情急之下的下意识动作，属于过失行为，对于过失犯罪，与李杰等人不成立共犯关系，故对李杰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应承担责任。五、李杰捅死被害人何某1属于实行过限。六、被害人对引发纠纷有一定过错，依法可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1.原审法院（2016）川1321刑初283号判决认定被害人何某1对引发本案纠纷具有一定过错，但在本案判决中并未认定，依法应当纠正，并减轻处罚；2.同案犯供述及证人证实，对何某1进行追打的原因是因为何某1打电话叫人来，何某1的挑衅行为直接引发第二次追打，存在重大过错。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了“从轻、减轻”处罚之义，应当对熊伟减轻处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减轻处罚或者发回重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一致。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针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伟的上诉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一审认定熊伟系主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案犯李杰应认定为本案主犯，熊伟仅在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范围内与李杰、杜海波等人成立共犯”的上诉及辩护意见。 经查，首先提出伤害被害人何某1犯意的是熊伟，当何某1被打伤流血后，打电话叫人来时，熊伟又叫同伙继续对熊伟实施追打，并最终导致何某1死亡。作案后，熊伟又安排同伙逃离现场，安排逃跑路线和躲藏地点，还指使同伙扔掉作案刀具，关闭手机扔掉电话卡。在当晚整个犯罪过程中，熊伟起到了组织、策划和指挥作用，认定其系主犯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熊伟及其辩护人的此项上诉及辩护意见，无任何事实依据予以支撑，不能成立。 二、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一审认定熊伟对李杰等人持刀是明知的，对李杰捅伤被害人并致其死亡的后果持放任心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李杰捅死被害人何某1属于实行过限”的上诉及辩护意见。 经查，现有证据虽无法确认熊伟对李杰等人持刀是明知的，但熊伟首先提出伤害犯意后，其同伙便使用空酒瓶对何某1砸打，致何受伤出血。在此过程中，熊伟并未加以劝阻。尔后得知何某1在打电话叫人来时，在知道何某1已被同伙砸伤流血的情况下，又指使同伙继续对何某1追打。熊伟在知晓系李杰持刀捅刺了何某1后，并未感到意外，亦未对同伙进行指责，还指令同伙将刀具扔掉，以毁灭证据。故现有证据认定熊伟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的依据充分，李杰等人的行为并未超出熊伟的概括故意的范畴，因此亦不存在实行过限的问题。 三、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决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熊伟的量刑应当与李杰相当”的上诉及辩护意见。 经查，在案发当晚，若没有熊伟的安排和指使，本案不会发生。熊伟系主犯，现有证据证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大于李杰。熊伟无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原审法院仅在量刑起点上对其处罚，已充分考虑了熊伟所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对熊伟所处刑罚恰当。故该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依据不充分，不能成立。 四、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熊伟与李杰等人无犯意联络，未形成共同犯意，李杰捅死何某1属于情急之下的下意识动作，属于过失行为，对于过失犯罪不存在共犯关系。故熊伟与李杰等人不成立共犯关系，熊伟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及辩护意见。 经查，李杰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犯有故意伤害罪，并给予了刑罚处罚，该生效判决并未认定李杰系过失犯罪。熊伟作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共犯，且系主犯，理应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该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五、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害人对引发纠纷有一定过错，依法可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上诉及辩护意见。 经查，生效的南部县人民法院（2016）川1321刑初283号判决认定了被害人何某1对引发本案纠纷具有一定过错。但根据在案证据，要认定何某1存在过错的证据并不充分。至于何某1打电话叫人来的目的因其已死亡，现无法查清，但从情理分析，何某1无故被人用酒瓶砸伤出血，在此情况下打电话叫人来，其行为虽有不当之处，但熊伟在得知该情况后，采取先下手为强，继续伙同他人对何某1实施伤害，故何某1的行为尚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责任。故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害人有过错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六、熊伟及其辩护人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了‘从轻、减轻’处罚之义，应当对熊伟减轻处罚。”的上诉及辩护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应当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应当于法有据；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和量刑。结合本案，原审被告人熊伟并无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依法不能适用减轻处罚。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伟无视国法，无端怀疑被害人何某1在敬酒时对其朋友不敬，指使李杰、杜海波等人两次对何某1实施伤害，最终导致何某1被伤害致死，熊伟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熊伟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熊伟有前科，应当纳入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熊伟的亲属代其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可对熊伟酌情从轻处罚。在二审期间，熊伟检举他人犯罪，因其无法提供明确具体的线索，故无法查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尹 林 审判员 张怡丹 审判员 李碧英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罗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