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0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环观中路**宏鑫科技园厂房一101。 法定代表人：沈光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强，四川智见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亮，四川智见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星杰瑞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经济开发区金鸡路**。 法定代表人：黄**中，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安碧，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兴业大道北段**/div> 法定代表人：沈强，职务不详。 上诉人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星杰瑞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杰瑞公司）、成都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国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国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星杰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星杰瑞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深圳国鼎公司与星杰瑞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或者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星杰瑞公司自认与成都国鼎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货物也是由成都国鼎公司签收和付款，深圳国鼎公司系代成都国鼎公司垫付货款。2.一审法院判决深圳国鼎公司同时承担违约金和资金占用利息存在不当，案涉《购销合同》不属实，不能依据该合同约定违约金及利息条款判决深圳国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即使该合同属实，深圳国鼎公司同时承担违约金与利息也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存在重复计算，超出了星杰瑞公司的实际损失，违反了民法的“填平”原则和补偿性原则。3.本案的鉴定费应由星杰瑞公司承担。 星杰瑞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深圳国鼎公司的上诉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深圳国鼎公司在星杰瑞公司起诉后，经过多次调解后不断反悔，同时捏造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进行虚假诉讼，作虚假陈述，请法庭审查事实予以惩戒。2.关于深圳国鼎公司主张的印章不一致的问题，深圳国鼎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的结果是深圳国鼎公司自己使用的公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也是不一致的，这样的鉴定结果当然应该是对深圳国鼎公司不利，鉴定费用应当由深圳国鼎公司承担。3.在深圳国鼎公司与星杰瑞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履行完毕之后，深圳国鼎公司通过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财务负责人的账户以及对公账户向星杰瑞公司多次支付货款，足以证明是对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帐单、送货单的真实、合法性、有效性的认可。4.关于利息和违约金，从2017年5月份开始签订第一份合同起，双方就开始进行交易，到现在2020年9月份，已经是接近三年半的时间，深圳国鼎公司一直占用星杰瑞公司的资金，恶意拖欠货款，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通过管辖异议，管辖上诉、公章鉴定诉讼手段来拖延时间，理应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同时资金占用利息和违约金的用途不一致，违约金是在合同里面有约定，是对深圳国鼎公司的违约行为的惩戒，所以一审法院支持资金占用利息和违约金是正确的，也是对深圳国鼎公司不诚信的商事行为的惩戒。 成都国鼎公司未答辩。 星杰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深圳国鼎公司、成都国鼎公司共同支付星杰瑞公司货款31984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1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深圳国鼎公司、成都国鼎公司支付违约金15992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5月1日，星杰瑞公司作为供方、深圳国鼎公司作为需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载明星杰瑞公司按深圳国鼎公司提供的样品向其提供酒盒内所有包装盒吸塑产品，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及含税情况按需方所下订单为准（注：传真、微信、QQ等所下订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第六条送货方式约定成都区域内星杰瑞公司负责送货至深圳国鼎公司指定地点，运输费由星杰瑞公司承担，超出成都区域的，运输费由深圳国鼎公司自行承担。合同第七条货款结算方式约定，月结60天，若延迟付款将以当时银行利率计算利息，若超出30天则视为故意拖延付款，故意拖延即视为违约。第八条约定双方任何一方有违反本合同规定的，违约方承担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并支付货款总值的百分之五违约金。合同同时约定了质量、包装方式、不可抗力及纠纷解决方式，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 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深圳国鼎公司分别在星杰瑞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上“客户签字（章）确认”处加盖公章，确认截止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欠付货款分别为336937.10元、277272.10元、293622.70元、325909.90元、344307.45元、321927.45元。 2017年7月28日，李保云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任贵平支付14520元，载明交易用途为星杰瑞胶片款。2017年8月30日，沈光国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任贵平支付43500元，载明交易用途为国鼎付星杰瑞货款。2017年9月30日，李保云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任贵平支付44000元，载明交易用途为星杰瑞货款。2017年12月14日，李保云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黄**中支付31200元，载明交易用途为星杰瑞吸塑款。2018年4月13日，深圳国鼎公司通过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星杰瑞公司汇票支付100000元。2018年9月25日，深圳国鼎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星杰瑞公司支付40000元，载明用途为货款。 2019年12月23日，经深圳国鼎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星杰瑞公司提交的证据2017年6月10日和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加盖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启用申报书》（B）公印字0143085号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以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对星杰瑞公司提交的证据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对账单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启用申报书》（B）公印字0143085号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以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2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7年6月1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复印件，不具备对比条件；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启用申报书》（B）公印字0143085号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以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对账单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启用申报书》（B）公印字0143085号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以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另载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对账单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属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启用申报书》（B）公印字0143085号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问题。星杰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购销合同》和对账单及付款凭证，诉称与深圳国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深圳国鼎公司辩称《购销合同》和对账单上的印章不是深圳国鼎公司加盖，与星杰瑞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对此抗辩意见，《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的《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印章既不是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也不是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印章，即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印章也不是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足以说明深圳国鼎公司对外开展业务时，使用在公安机关备案外的其他印章，且深圳国鼎公司在2018年5月1日《购销合同》签订前和签订后，以其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和深圳国鼎公司账户向星杰瑞公司支付部分货款，能够证明深圳国鼎公司与星杰瑞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已实际履行支付货款行为。故一审法院对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的《对账单》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星杰瑞公司与深圳国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深圳国鼎公司辩称星杰瑞公司与成都国鼎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深圳国鼎公司的付款行为系代成都国鼎公司付款，合同相对方为成都国鼎公司，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会计凭证》、《成都市四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送货单》、2018年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4月、6月、7月、8月、9月、11月在职工资、李保云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成都国鼎公司与星杰瑞公司因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委托深圳国鼎公司代为履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第二，欠付货款问题。星杰瑞公司提交的与深圳国鼎公司最后一份对账单为2018年10月份的《对账单》，但该份对账单未加盖深圳国鼎公司的印章，也不能明确签字人员，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根据一审法院已确认的2018年8月份《对账单》载明的对账情况，截止2018年8月31日，深圳国鼎公司累计欠付星杰瑞公司货款321,927.45元。出具《对账单》后，深圳国鼎公司向星杰瑞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截止本案一审庭审之日（2020年4月2日），深圳国鼎公司欠付星杰瑞公司货款281,927.45元。星杰瑞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深圳国鼎公司应履行向星杰瑞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购销合同》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60天，即深圳国鼎公司应于对账确认后60日内（2018年10月30日）支付欠付货款，到期深圳国鼎公司未予支付。故对星杰瑞公司要求深圳国鼎公司支付欠付货款319,84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其281,927.45元部分予以支持。 第三，资金占用利息及违约金问题。深圳国鼎公司辩称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主张违约金属于重复计算。对此辩称意见，深圳国鼎公司与星杰瑞公司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对深圳国鼎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和违约金约定了不同的逾期付款情形，而违约金系带有惩罚性和补偿性的作用，故深圳国鼎公司的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对星杰瑞公司要求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1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深圳国鼎公司未于2018年10月30日前支付欠付货款，按《购销合同》约定应以当时银行利率计算利息，故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对星杰瑞公司要求深圳国鼎公司支付违约金15,992元的诉讼请求，深圳国鼎公司未于2018年10月30日前支付欠付货款，超出30日后（2018年11月29日）仍未支付，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已构成违约，应按约定向星杰瑞公司支付货款总值的5%违约金。星杰瑞公司自愿以未支付货款的5%作为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违约金为14096.37元（281927.45*5%）。 第四，成都国鼎公司是否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星杰瑞公司诉称深圳国鼎公司与成都国鼎公司业务、人员、财务混同，成都国鼎公司应对深圳国鼎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星杰瑞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2017年10、11月份星杰瑞公司与成都国鼎公司的《对账单》、深圳国鼎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成都国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不能证明深圳国鼎公司与成都国鼎公司财务混同，故对星杰瑞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鉴定费的负担问题。因深圳国鼎公司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否认与星杰瑞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申请对星杰瑞公司提交的证据2017年6月10日、2018年5月1日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和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启用申报书》（B）公印字0143085号上“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以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产生鉴定费用12,600元。鉴定结论虽然认定2018年5月1日的《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国鼎公司在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印章非同一枚印章，但其证明目的未达到深圳国鼎公司提出的与星杰瑞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故鉴定费用应由深圳国鼎公司负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成都市星杰瑞塑料有限公司支付欠付货款281927.4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欠付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二、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成都市星杰瑞塑料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4096.37元；三、鉴定费12600元，由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四、驳回成都市星杰瑞塑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4元，保全费2249元，共计5493元，由成都市星杰瑞塑料有限公司负担693元，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48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星杰瑞公司与深圳国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判决深圳国鼎公司同时承担违约金和资金占用利息是否存在不当，3.深圳国鼎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鉴定费。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首先，虽然鉴定意见载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的《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印章不是深圳国鼎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但同时也不是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印章，足以说明深圳国鼎公司对外开展业务时，使用在公安机关备案印章外的其他印章。且深圳国鼎公司在2018年5月1日《购销合同》签订前和签订后，以其对公账户、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和电子承兑汇票等方式向星杰瑞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深圳国鼎公司抗辩称系代成都国鼎公司垫付货款，但其并未举证委托付款的相关证据，本院对该抗辩不予采纳。星杰瑞公司举证的《购销合同》《对账单》等证据能够证明深圳国鼎公司与星杰瑞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2018年1月、4月、5月、6月、7月、8月份的《对账单》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双方《购销合同》第七条关于结算方式约定，“月结60天，若延迟付款将以银行当时利率计算，若超出30天则视为故意拖延付款，故意拖延付款视为违约，将承担违约责任”；第八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之规定的，对于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并支付货款总值百分之五的违约金”。通过双方合同约定可知，如果深圳国鼎公司在结算后超过30天付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违约责任既包括赔偿损失，还包括承担支付金额5%的违约金。本案中，深圳国鼎公司逾期付款超过了30天，根据合同约定，其既应当向星杰瑞公司赔偿其已经实际产生的资金利息损失，还应当向星杰瑞公司承担支付金额5%的违约金，且该资金利息损失和违约金之和并不明显过高，一审法院一并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最后，鉴定结论虽然认定2018年5月1日的《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国鼎公司在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备案的印章及深圳国鼎公司目前使用的印章非同一枚印章，但其证明目的未达到深圳国鼎公司提出的与星杰瑞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判决鉴定费用应由深圳国鼎公司负担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88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国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董荣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曾 欢 书 记 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