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7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乐琅，男，198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园，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超，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琦，女，199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旭润翼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 法定代表人：李申洪，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四川仁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侨，男，198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乐琅与被上诉人余琦、成都旭润翼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1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旭润公司对余琦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并由余琦、旭润公司负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乐琅根据余琦提供的旭润公司的《开户许可证》将购车余款转入旭润公司账户，余琦向乐琅交付了加盖有旭润公司印章的《收条》。虽该《收条》是复印件，但能与乐琅将购车款支付给旭润公司账户相印证，符合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因此一审判决《收据》系复印件为由不予采信，属事实认定不清。2.余琦、旭润公司均陈述余琦并非旭润公司员工，但余琦和旭润公司对其陈述均未举证证实，一审判决仅凭余琦和旭润公司的陈述就认为余琦非旭润公司员工缺乏事实依据。即便余琦不是旭润公司员工，但余琦以旭润公司名义卖车并收取购车款，乐琅也将款转到旭润公司账户，旭润公司也出具了《收据》，因此余琦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旭润公司应该承担退款责任。3.旭润公司主张案涉《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与其公章不一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旭润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未采纳案涉《收据》的观点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乐琅主张余琦是旭润员工，应由乐琅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乐琅主张余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旭润公司没有销售汽车的资质，本案中旭润公司与乐琅从未达成任何买卖车辆的共识，也无证据表明双方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乐琅仅凭《开户许可证》的照片就随意向旭润公司转账的行为，其本身存在重大过失。3.案涉《收据》上的印章的编号与旭润公司真实公章编号不一致，且该《收据》系复印件，旭润公司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余琦答辩称：1.余琦不是旭润公司员工，与旭润公司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旭润公司也不向余琦支付劳动报酬。2.乐琅向旭润公司转账是基于乐琅在购车过程中想得到更大的优惠，但乐琅为了资金安全就要求余琦提供一个公司账户，乐琅向旭润公司转账时其清楚该转账只是过账，而并非直接向旭润公司支付购车款，因此余琦的行为对于旭润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乐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余琦、旭润翼信公司共同退还购车款229900元及利息（以2299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余琦、旭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乐琅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9年12月6日向余琦转款10000元，12月7日转款30000元，12月11日转款9900元，共计49900元。2019年12月11日，乐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旭润公司转款400000元。 2019年12月27日，余琦向乐琅出具《欠条》，载明“本人余琦，身份证号：5103211992××××××××，由于乐琅在本人（余琦）手上购买奔驰ＧＴ50车辆，给予本人首付款包含购车定金合计46万元整（大写肆拾陆万元整）因贷款原因未购车成功，本人个人原因，应将车款46万元整全额退还购车人乐琅。现已退款23万元整（大写贰拾叁万元整），还剩23万元整（大写贰拾叁万元整）未退还，于2019年12月27日欠乐琅23万元整（大写贰拾叁万元整）。经双方商定，本人答应于2020年1月3日前偿还全部欠款，如若逾期未还，逾期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欠款人：余琦”。 一审审理中，余琦与旭润公司均陈述余琦不是旭润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关系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乐琅主张与旭润公司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乐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转款凭证及收据证明与旭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乐琅提交的《收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因此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乐琅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乐琅提交的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其与旭润公司存在经济往来，且旭润公司并不认可与乐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乐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旭润公司间建立了买卖关系，故对乐琅主张要求旭润公司退还购车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余琦向乐琅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余琦未按约向乐琅退还款项，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乐琅要求余琦退还购车款229900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余琦在《欠条》中明确了在2020年1月3日前付清，在约定期限届满后，余琦未按照约定支付款项，现乐琅主张余琦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标准，双方在《欠条》中明确进行了约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应当以2299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对乐琅的诉请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余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乐琅支付购车款229900元及利息（以2299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乐琅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余琦、旭润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乐琅申请，证人陈某、谢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余琦是旭润公司员工，乐琅与旭润公司建立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陈某自述与乐琅是恋爱关系，谢某自述是乐琅朋友，二人均与乐琅关系密切，在没有其他证据对二人证言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该二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纳。 在二审中，乐琅、余琦、旭润公司均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乐琅主张其与旭润公司建立了案涉买卖关系，旭润公司因而应返还相应购车款，因此乐琅应对其主张进行举证。从乐琅所举现有证据看，首先，乐琅并未举证证实其与旭润公司间曾就案涉买卖关系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其次，乐琅主张余琦是旭润公司员工，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乐琅所提交的案涉《收据》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上所加盖印章的编号与旭润公司印章的编号不一致，乐琅并未举证证实旭润公司曾使用过案涉《收据》上所加盖的印章。乐琅所提交的转款凭证上并未备注锁转款性质，因此该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其与旭润公司间有过经济往来。第三，案涉《欠条》是乐琅向法庭提交，从内容看该《欠条》是余琦以其个人名义向乐琅出具，其上明确载明乐琅在余琦个人处购买车辆，现余琦差欠乐琅案涉购车款。该《欠条》上并无任何与旭润公司有关的内容。第四，乐琅主张其实际是向旭润公司购车，余琦在本案中的行为对旭润公司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根据乐琅提供的证据，余琦的行为在客观上不足以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乐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购车过程中也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乐琅所提余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乐琅所举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所提与旭润公司建立案涉买卖关系的主张，因此应由乐琅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乐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49元，由上诉人乐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