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12民初3098号原告：李红玉，女，1983年3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江苏常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乔梵益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1Q04RN33。法定代表人：许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锋，江苏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军，男，1987年5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贞，江苏能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刚，江苏能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红玉诉被告江苏乔梵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梵益公司）、李军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红玉、另案原告张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被告乔梵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锋，被告李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贞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红玉，原告李红玉与另案原告张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被告乔梵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锋，被告李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红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50000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3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3月初，原告与李军认识，李军介绍乔梵益公司与原告认识。李军作为乔梵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李红玉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原告作为居间方，促成乔梵益公司与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岛公司）之间的非医用一次性口罩交易，共计3600000只。在原告努力下，完成了上述交易，乔梵益公司也收到了全部合同价款。而且，之后乔梵益公司又与樱岛公司交易了30多万只口罩。但是，乔梵益公司一直迟迟拒绝费用结算。在原告的再三催促下，李军于2020年3月31日与原告、李红玉签订销售分红补充协议，对乔梵益公司的债务进行承担，约定李军应支付603410元销售分红给原告。但是，两被告除了向原告支付100000元之外，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剩余款项。原告提出上述诉请，望予支持。被告乔梵益公司辩称：1.答辩人从未与李红玉签订过居间合作协议书，也没有委托李军与任何人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事后大概在2020年4月份，张某、李红玉找到答辩人，答辩人才知道居间合作协议书的情况；2.答辩人与樱岛公司发生的非医用一次性口罩交易是李军与答辩人共同经营，由李军向答辩人交付部分口罩，答辩人自行采购部分口罩，后向樱岛公司交付，所有的业务往来与李红玉没有任何关系；3.居间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372000只口罩的包装业务与武进高新区天羽卫生用品厂（以下简称天羽厂）和樱岛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中的内容是一致的，这也说明居间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张某、李红玉与李军。综上，李红玉要求答辩人支付居间报酬缺乏事实依据。被告李军辩称：1.居间合作协议书、销售分红补充协议确实是答辩人签字，但都是受乔梵益公司的委托签订的；2.张某、李红玉、朱某等人在履行与樱岛公司的口罩业务中的实际身份是没有口罩经营资质的销售方，并非居间方；3.疫情期间，口罩属于国家管控物品且供不应求，原被告签订的居间合同中关于口罩价格提成的约定违反了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合同；4.张某、李红玉为了自身利益，每天追着两被告要分红，此时答辩人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在极度困乏情况下被迫签下了销售分红补充协议，后报警；5.乔梵益公司在本案业务中是亏损的，李军为帮助乔梵益公司完成订单，能够在2020年3月18日前准时交货，多收购了600000只口罩，尚有部分未能销售出去，同时，自个体户等口罩厂收购口罩没有进项票入账抵扣相应的税务成本，也产生了亏损。原告李红玉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20年3月17日居间合作协议书原件一份；2.2020年3月16日、2020年3月18日乔梵益公司与樱岛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各一份，2020年3月14日天羽厂与樱岛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出库单复印件三份，樱岛公司向乔梵益公司发出的开票通知一份；3.2020年3月31日销售分红补充协议原件一份；4.朱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朱某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南京市鼓楼区李红玉电动车销售中心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同时，原告张某向本院申请朱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居间合作协议书中居间方是张某、李红玉，朱某仅是提供一个打款账户的事实；5.2020年4月15日李红玉、张某、许某谈话录音文字整理稿一份，证明乔梵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认可按照居间合作协议书和销售分红补充协议向两原告支付居间费的事实；6.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4月2日李军与李红玉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八页，证明李红玉提供居间服务的事实。被告乔梵益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意见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四份，证明2020年3月18日乔梵益公司转账给李军共1030000元的事实；2.乔梵益公司开具给樱岛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张。被告李军为支持其辩称意见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20年4月23日、2020年4月29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各一份；2.转账凭证一份，证明李军于2020年4月15日支付居间报酬100000元的事实；3.2020年3月16日、2020年3月18日乔梵益公司与樱岛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各一份，2020年3月14日天羽厂与樱岛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出库单复印件三份；4.天羽厂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5.2020年4月29日许某与李军的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稿一份，证明李军是乔梵益公司的受托人；6.1030000元往来明细表、微信转账记录、李军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常州武进支行账号尾号为0786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明李军收到该笔款项后通过朱军和等人向宥好卫生用品厂、瑞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厂家分别采购口罩，帮助乔梵益公司完成了樱岛公司的订单；7.李军向本院申请天羽厂管某出庭作证，管某陈述，“我是天羽厂的管理者，李军是我们单位的销售。我不清楚乔梵益公司是否生产口罩。当时收购口罩也不是特别困难，但是交货期紧张。收购过来的口罩大部分是在天羽厂更换的包装，部分是在李军小博士培训机构更换的包装。樱岛公司3600000只口罩订单，是李军通过王某、李红玉、胡洁这些朋友介绍给他的。我不清楚乔梵益公司与李军之间是否有委托关系。”8.库存照片两张及自制库存单一份，证明为完成与樱岛公司订单多采购了口罩的事实。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意见：对原告李红玉提交的证据1-3、6，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李红玉提交的证据4，本院对居间合作协议书中居间方为张某、李红玉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李红玉提交的证据5，被告乔梵益公司对录音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录音不能证明乔梵益公司认可了居间合作协议书，录音可以反映出张某、李红玉一直找李军要居间费，李军联系不上，张某、李红玉才找了许某，许某也把为何不能支付款项的事情告诉了张某、李红玉，乔梵益公司与张某、李红玉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即使要向张某、李红玉支付款项，也属于李军应当支付的，李军要从乔梵益公司账户转账也必须李军和乔梵益公司协商处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张某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对被告乔梵益公司提交的证据1，原告李红玉不持异议。被告李军质证认为，1030000元是许某委托李军采购口罩用于完成和樱岛公司的订单。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乔梵益公司提交的证据2，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李军提供的证据1-4，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李军提供的证据5，被告乔梵益公司质证认为，该份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居间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20年3月17日。且录音中李军询问许某，“那我是乔梵益公司委托人我就可以签了是吧。”这说明与居间合作协议书没有关系，不能证明居间合作协议书是乔梵益公司委托李军签订的。本院对该份录音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录音形成时间晚于居间合作协议书一个多月，且其内容不能证明乔梵益公司委托李军与张某、李红玉就涉樱岛公司口罩销售事宜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被告李军提供的证据6，原告李红玉、被告乔梵益公司对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2020年3月18日，乔梵益公司转账给李军1030000元，2020年3月15日胡洁尾号为7242的银行账户转款1330000元至李军名下银行账户，备注为“代樱岛转货款”等事实予以确认。对证人管某的证人证言，本院对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对被告李军提交的证据8，原告李红玉、被告乔梵益公司均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樱岛公司是成立于1999年11月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某，注册资本5000000元，股东刘某，经营范围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等，营业期限长期。乔梵益公司是成立于2017年7月2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许某，注册资本10000000元，经营范围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等。天羽厂是成立于2020年2月25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刘梦，经营范围包括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除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李军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疫情期间，天羽厂成立后，李军代表天羽厂负责口罩的推广、商务谈判、销售及相关售后事宜。2020年3月，樱岛公司急需采购3600000只口罩，张某自朋友胡洁处得知该订单信息，遂于2020年3月10日左右联系李红玉询问是否有货源。李红玉电话联系李军，询问李军能否接下该订单，李军表示可以。张某遂通知樱岛公司向天羽厂预先支付定金20000元。2020年3月13日夜间凌晨1:00左右，李红玉与李军在微信中沟通，交谈内容涉及具体提货时间，两三家厂的口罩是否需要更换统一包装及采用何种包装，是否符合出口标准，李军要求李红玉方面（樱岛公司）先打部分货款，李红玉则表示樱岛公司要求先签订合同，其中，李军讲到，“然后过来签居间合同。”李红玉答复到，“打800000款。居间怎么签？我们之间说好就行了，就对方的我来让他填写一下资料就行了。你赶紧安排。”后李红玉、樱岛公司员工王某等赶至常州市协调口罩采购事宜。2020年3月14日，天羽厂与樱岛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天羽厂向樱岛公司销售非医用口罩996000只，每只1.91元，金额合计1902360元。同时，樱岛公司提供非医用口罩372000只，天羽厂负责提供包装材料并装盒入箱打包完毕，包装费每只0.2元，金额合计74400元。款到发货，在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分批交付完毕。因天羽厂仅能开具3%增值税专用发票，樱岛公司不同意将其余口罩业务交予天羽厂。2020年3月15日，许某至天羽厂拿货，得知案涉订单事宜，许某、李军、李红玉、天羽厂管某、樱岛公司王某等共同在场协商如何处理，许某提出乔梵益公司有口罩销售资质，且可以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完成剩余订单，各方商定以乔梵益公司名义承接剩余口罩业务。2020年3月16日，乔梵益公司与樱岛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乔梵益公司向樱岛公司销售2232000只口罩，每只2.1元，金额合计4687200元，含13%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款到发货，发货时间为2020年3月16日夜3:00前。2020年3月18日，乔梵益公司与樱岛公司又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乔梵益公司向樱岛公司销售336000只口罩，每只2元，金额合计672000元，含13%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款到发货，发货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为完成上述订单，李军与多家口罩生产单位对接，紧急收购口罩，用以转卖给樱岛公司。李军、乔梵益公司、李红玉等共同解决了口罩货源、更换统一包装等事宜。为按时向樱岛公司交货，李红玉还帮忙寻找物流公司将口罩运输至樱岛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前述三份购销合同，天羽厂、乔梵益公司均按约定时间交付了口罩。樱岛公司也向天羽厂、乔梵益公司付清了合同项下全部款项。2020年3月17日，张某、李红玉、李军三人在天羽厂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甲方（委托方）乔梵益公司，经营者许某，乙方（居间方）朱某、李红玉、张某，银行账户，户名朱某，账号62×××83，招商银行南京仙林支行。鉴于：1.乙方存有非医用一次性口罩的销售渠道，乙方朱某与甲方江苏乔梵益商贸有限公司李军为居间关系，协助甲方完成了系即甲方需各支付与乙方581090元（原来居间费为667920元扣除13%增值税后所得）的居间服务费，全款到齐当日内打款，违约者以应付款的10%计算；2.甲方系非医用一次性口罩的生产厂家，乙方向其报告订立口罩销售协议书的机会，甲方按约支付报酬。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非医用一次性口罩销售”居间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定义，1.委托方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依法拥有非医用一次性口罩生产、销售经营资格的个体工商户；2.居间方是指独立于委托方和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受委托方委托，为委托方与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订约或提供订约机会，委托方按约向其支付报酬的自然人；3.居间服务费，是指居间方通过撮合委托方与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口罩销售协议书，委托方按约向居间方支付的报酬。二、居间内容，1.乙方为甲方提供与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口罩销售协议书的订约机会，根据甲方与其所实际发生交易量及到账销售款，由甲方向乙方支付报酬；2.甲方须保证自身所供应的一次性非医用口罩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三、居间服务费，1.鉴于待签合同的订货量为3600000只，单价2.1元／个，另372000只由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帮助提供包装服务，单价0.2元／只，双方的居间服务费按照销售数量单价0.06元／只进行结算，合计22320元。综合以上金额，应打居间费为603410元；2.甲方自收到销售全款后当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该合同下方落款甲方处为乔梵益公司，但未加盖乔梵益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处有李军签名，乙方处有李红玉、张某签名。2020年3月31日，张某、李红玉与李军共同签订销售分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由李军朋友草拟。主要内容：前期因订单货款结算问题，尾款到账后，三方经商议达成以下协议（订单：上海樱岛贸易有限公司3600000一次性民用口罩采购）：1.分红中工商的利润603410元归张某所得；2.分红中拿出150000元归李红玉所得；3.张某从工商的利润中拿出30000元补贴李红玉采购损耗。尾款到账后，李军拿出共计753410元分红，李红玉一方其余等人分红由李红玉本人负责，此订单由李军负责向张某、李红玉等人完成结算。以上协商经三方一致协商，达成一致。2020年4月15日，李军向居间合作协议书载明的朱某收款账户转账支付100000元，附言：购销合同尾款部分分红。2020年4月15日，张某、李红玉因联系不上李军，遂找乔梵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索要居间报酬。谈话过程中，李红玉告诉许某，说李军给他们另外一人100000元，许某表示与她无关。许某称她应李军要求向李军转账300000元，李军称要把管某的钱结掉。张某答复说，李军给了管某100000元。后李红玉表示，李军避而不见，不愿出面解决问题，是因为李军的利润全部在李军自己处，乔梵益公司处的钱是管某和李红玉、张某的。对此，许某表示，她如果私自转款给张某、李红玉，恐怕李军掉过头找她要钱。并称双方在协议上讲过，没有李军的允许，许某不可以将款项转出。李红玉询问许某，与李军之间是否有协议，许某称是有协议上面关系的。张某、李红玉找李军索要居间报酬。2020年4月23日，李军在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御城北门门口报警，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杭派出所接警后，要求张某、李军、许某至法院解决债务问题。2020年4月29日，李军在万达嘉华酒店报警，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湖塘派出所接警后赶至现场，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记载：李军报警称在湖塘万达嘉华酒店大厅签订了不公平的协议，求助查看监控，该处工作人员胡伟亮称报警人要求查看的地方是死角，没有监控。张某、李红玉催要居间报酬等无果，分别诉至法院，要求处理。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主体及性质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判定如下：第一，案涉协议名称为“居间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了委托方，居间方为张某、李红玉，且约定居间服务内容是张某、李红玉促成委托方与樱岛公司签订口罩销售合同。此外，还约定了居间报酬的计算标准及方式，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方张某、李红玉自行负担等内容。据此，该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合同的定义，应认为该协议确立了委托方与张某、李红玉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第二，关于李军是否有权代理乔梵益公司签署居间合作协议书，或者李军在居间合作协议书落款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首先，李军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虽然居间合作协议书甲方（委托方）打印为乔梵益公司，但落款处仅有李军个人签名，居间合作协议书没有乔梵益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许某的签章。同时，李军签订该居间合作协议书时也没有向张某、李红玉出具乔梵益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另，居间合作协议书实际签署于2020年3月17日，而李军提交的其与许某的通话录音形成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通话中并未涉及乔梵益公司委托李军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的内容，也不能证明乔梵益公司对李军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的事实进行了追认。其次，李军与张某、李红玉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时，不具有足以使张某、李红玉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征。李军并非乔梵益公司的员工，此其一。其二，从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节点来看，李军与李红玉在2020年3月13凌晨1:00左右的微信聊天中，李军讲，“然后过来签居间合同”，李红玉表示，“居间怎么签？我们之间说好就行了，就对方的我来让他填写一下资料就行了。”这表明在当时，双方已通过电话、微信，就张某、李红玉报告与樱岛公司订约的机会并促成交易，李军给付居间报酬一事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口头居间合同关系，且李军要求以书面居间合同的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固定。而据查明的事实，乔梵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是在2020年3月15日得知案涉订单信息，经协商各方确定以乔梵益公司名义承接剩余口罩业务，乔梵益公司最终参与到本案中来。据此，在2020年3月13日，李军与李红玉商谈签订居间合同落实各方权利义务时，李军是不可能代理乔梵益公司作出与张某、李红玉缔结居间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的。其三，居间合作协议书载明的居间报酬是以3600000只口罩为基数计算的，包括天羽厂与樱岛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项下996000只口罩的买卖和372000只口罩的包装服务，及乔梵益公司与樱岛公司签订的一份购销合同项下2232000只口罩的买卖。代理人所为代理行为应尽可能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如李军是代理乔梵益公司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对于该3600000只口罩的居间报酬为何均约定由乔梵益公司承担，而非由天羽厂、乔梵益公司分别各自承担，张某、李红玉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再次，张某、李红玉并非善意且无过失。张某、李红玉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后，并未向乔梵益公司核实是否授权李军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一事，也未要求乔梵益公司对居间合作协议书的内容进行追认。而根据樱岛公司所需口罩交期紧张，李红玉本人当时在常州，帮助组织货源，更换包装的事实，张某、李红玉当时完全有机会、有条件向乔梵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核实或要求其追认，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综上，李军在居间合作协议书落款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对乔梵益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应由李军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第三，2020年3月31日，李军、李红玉、张某，还有李军朋友共同在场情况下，各方签署一份由李军朋友草拟的销售分红补充协议一份，明确载明，“尾款到账后，李军拿出共计753410元分红，李红玉一方其余等人分红由李红玉本人负责，此订单由李军负责向张某、李红玉等人完成结算。”据此，可以看出李军是以居间合同委托人身份，以个人名义承诺给予张某、李红玉居间报酬或利润分成的。且已付100000元居间报酬由李军自行从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也印证了该事实。李军称销售分红补充协议系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且已经报警。但其不仅未能明确具体遭受何种胁迫，且无法解释为何签订销售分红补充协议后，在“胁迫”解除后没有立刻报警，而是在2020年4月23日、4月29日才报警。据此，李军的辩称意见，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本案张某、李红玉向李军报告了樱岛公司订单信息，并最终促成天羽厂、乔梵益公司与樱岛公司之间的口罩买卖业务，完成交易。李军与张某、李红玉签订居间合作协议书、销售分红补充协议，同意给付居间报酬，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军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军承接案涉订单后，依托有口罩生产能力的天羽厂，或者有口罩销售资质和符合樱岛公司开票要求的乔梵益公司，通过多方组织货源，完成交易，其与天羽厂、乔梵益公司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之间利润分配、亏损分担，与本案居间合同纠纷无关，本院不予理涉。案涉居间合作协议书的相对方为李军与张某、李红玉，该协议未明确张某、李红玉的债权份额，销售分红补充协议明确约定，603410元归张某，李军另行给付李红玉150000元。且张某将李军已付至朱某账户的100000元从其本人应得居间报酬中扣除。据此，原告李红玉要求李军给付居间报酬15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20年3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李红玉要求被告乔梵益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红玉居间报酬15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20年3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李红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保全费1270元，合计4570元，由被告李军负担，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红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章福泉人民陪审员  王文献人民陪审员  王 洁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孟小军书 记 员  曹 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