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2民终5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以东、建阳路以北世茂大厦501至732号。投资人：陈喜龙。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喜龙，男，197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榕***************。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练旭、陈东旭，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平南社区龙岗大道（龙岗段）4001号万汇大厦401-A13。法定代表人：吴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郁郸、钟曼媛，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以下简称世茂大酒店）、陈喜龙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渔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茂大酒店、陈喜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全部判项，依法径行改判。2.改判驳回绿渔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绿渔公司返还世茂大酒店合同保证金1500万元及租金88万元；4.改判绿渔公司赔偿世茂大酒店经济损失80133291.49元；5.判决绿渔公司负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涉案《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标的物不只是世茂大酒店向绿渔公司租赁“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物，还包含绿渔公司应当书面授权世茂大酒店为法定代表人，并为世茂大酒店提供揭东金叶大酒店经营所需的证照、印章、账户等。绿渔公司没有依约履行上述合同义务，故本案是绿渔公司先违约。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租赁协议书》中的租赁标的物是特指“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物，并认定本案是世茂大酒店先违约不支付租金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理由如下：其一、涉案《租赁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甲方(绿渔公司)应将金叶大酒店的使用权及有形资产按现状移交给乙方(世茂大酒店)。第十条约定自协议签订且甲方(绿渔公司)已收到乙方(世茂大酒店)保证金之日起，甲方(绿渔公司)即书面授权乙方(世茂大酒店)为法定代理人，但乙方(世茂大酒店)出任法定代表的权限只限于揭东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范围，不得对外签署借贷、担保、融资、合作【利用甲方(绿渔公司)整体经营权对外与其他人合作等情况】等一切经济文件或有关协议；乙方(世茂大酒店)担任法定代表的期限自本协议租期届满时结束，如双方提前解除本协议，则乙方(世茂大酒店)的法定代表资格随本协议的解除而自然终止。第十一条约定乙方(世茂大酒店)在租赁期间，对揭东金叶大酒店名称的使用过程中，应当以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乙方(世茂大酒店)不得利用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违法的活动或损坏甲方(绿渔公司)声誉的任何行为。乙方(世茂大酒店)如需对金叶大酒店冠名，需获得甲方(绿渔公司)同意。因此，从上述协议三条条款约定的内容可清楚看出，绿渔公司在涉案《租赁协议书》中的合同义务还应包含书面授权陈喜龙为法定代表人，并为世茂大酒店提供揭东金叶大酒店经营所需的证照、印章、账户等。然而，《租赁协议书》签订后，绿渔公司并未依约将其持有的对金叶大酒店具有合法使用权和经营权的证照、公章、银行账户等移交给世茂大酒店，更未依约书面授权陈喜龙为法定代表人，这导致世茂大酒店经营的金叶酒店自2012年元旦试业后因没有取得合法经营的所有手续，严重阻碍了酒店的正常经营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针对上述存在问题，世茂大酒店向绿渔公司发出《敦促履约通知函》，绿渔公司接到函后委派许界丰与世茂大酒店商谈，表示将尽快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并协商一致在酒店经营证照问题解决好之前，租金每月由88万元减半收取为44万元，故世茂大酒店听信绿渔公司的承诺，于2012年3月21日、4月30日各支付每月租金44万元。其二、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许界丰有权代表绿渔公司代为商定减半收取2012年3月、4月租金，那么收据中注明“因金叶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经双方协商，本月租金减半”这些内容应当也是许界丰有权代表的内容，而双方协商租金减半的原因是因金叶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显而易见可以证明酒店经营证照是应当由绿渔公司负责提供的。一审判决认为许界丰出具的两张《收据》表述的“因金叶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并不能当然的得出是绿渔公司需解决金叶大酒店经营证照的结论。试问一下，如若绿渔公司不用负责提供经营证照，绿渔公司有可能一下子同意减少一半的月租金44万元吗？44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并非一个小数目。从双方协商减收租金原因是因金叶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是可以直接认定绿渔公司是需解决金叶酒店经营证照，减收租金与酒店经营证照未解决是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的，一审判决认为“因金叶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并不能当然的得出是绿渔公司需解决金叶大酒店经营证照的结论这一认定是无视客观事实的认定，也是严重违背常理的。特别是一审判决既然否认世茂大酒店该主张，那么应当作出明确认定是何原因绿渔公司同意减少一半租金，但一审判决却对该争议问题刻意回避，没有查明，明显是在偏袒绿渔公司。其三、如若绿渔公司不存在负有为世茂大酒店解决好经营证照等问题的义务而尚未履行的情况，那么在世茂大酒店租金未付之后，按常理绿渔公司应是不断向世茂大酒店催讨未付租金、提出解除合同甚至早已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世茂大酒店付还尚欠租金、解除合同。但事实是绿渔公司一直未向世茂大酒店催讨尚欠租金，而是在时隔七年多后才来起诉世茂大酒店要求解除合同并付还尚欠租金，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也能清楚说明本案世茂大酒店未依约付还租金是因绿渔公司违约所导致的事实。其四、一审判决只以《租赁协议书》使用了“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装修期”“对揭东金叶大酒店进行装修”“对揭东金叶大酒店具有使用权”、“金叶大酒店的主体结构”等字眼，且涉案建筑物自建成至今一直在该建筑物外墙上冠以“金叶大酒店”的名称为由，认为绿渔公司在《租赁协议书》中只负有将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物的使用权移交世茂大酒店的义务，而不存在书面授权陈喜龙为法定代表人，并为世茂大酒店提供揭东金叶大酒店赖以经营所需的证照、印章、账户等的义务，明显是断章取义，毫无理据，忽略了《租赁协议书》对绿渔公司合同义务的约定内容。对双方争议内容，应当对整份租赁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综合评判，而不能摘取协议的第一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而无视协议的第十条、第十一条内容，如若租赁标的物只是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物，双方还需要在协议第十条约定由绿渔公司书面授权陈喜龙为法定代表人及出任法定代表的权限、期限。第十一条约定租赁期间应当以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如需对金叶大酒店冠名，需获得绿渔公司同意。双方还有可能因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协商减收一半租金吗？其五、对于协议第十条约定书面授权世茂大酒店为法定代理人还是法定代表人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仅约定为法定代理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对于授权为法定代理人还是法定代表人，应当按照该条款上下文连贯及签订协议时的本意，协议前一句写的是法定代理人，但后一句写的是出任法定代表的权限、担任法定代表的期限，可以看出是约定法定代表人，并非是法定代理人，协议写法定代理人应当是笔误。并且根据《民法总则》第163条规定“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根据这一规定，法定代理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使代理权的代理。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无需被代理人的授权，也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取消代理人的代理权。法定代理人的类型主要有：1.监护人。2.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3.清算组。而世茂大酒店与绿渔公司都是企业法人，双方发生的是租赁合同关系，根本不符合可以委托法定代理人的条件，也不符合法定代理人的类型。一审判决认为仅约定为法定代理人这一观点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是错误的认定。其六、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物品移交书》中共同确认“甲方已履行移交手续”，换言之，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均已确认协议书所涉及的标的物已移交完毕，不必再移交其他证照等，世茂大酒店提出绿渔公司负有将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经营权的证照、印章、银行账户移交给世茂大酒店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查明后予以纠正。从《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物品移交书》内容来看，甲方(绿渔公司)移交的物品及材料的具体清单见：1、揭东县金叶大酒店装修工程结算资料二份。2、揭东县金叶大酒店装修工程地法计价项目资料一份。该移交书只能证明绿渔公司移交的物品及材料只是酒店装修工程的资料共三份，并不能证明双方确认协议书所涉及的标的物已移交完毕，不必再移交其他证照等。一审判决在移交书写明移交只是装修工程的三份资料情况下，却来认定双方已确认协议书所涉及的标的物已移交完毕，不必再移交其他证照等，这明显是荒谬的。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何不按照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来认定，而是超出证据证明的内容来认定事实，如此认定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吗？二、本案是因绿渔公司存在先违约和欺诈行为，世茂大酒店拒付租金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维权行为，世茂大酒店反诉请求有理有据，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判决认为绿渔公司没有违约，世茂大酒店提出绿渔公司在案涉《租赁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违约的主张，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驳回世茂大酒店的反诉请求，明显是颠倒是非的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支持世茂大酒店的诉求，理由如下：其一、即使是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租赁协议书》第十条约定书面授权仅约定为法定代理人，而不是法定代表人，绿渔公司一直没有给世茂大酒店作出书面授权，这不是存在违约和欺诈吗？一审判决认为绿渔公司没有违约，一审判决究竟是在有意偏袒绿渔公司，还是在无视事实的裁判？如此所为，能使当事人信服吗？其二、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绿渔公司书面授权世茂大酒店出任法定代表的权限只限于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范围，但是绿渔公司根本没有取得金叶大酒店的经营主体，绿渔公司有何资格、权力来授权世茂大酒店按照金叶酒店的经营范围经营，这不是存在欺诈吗？这还用世茂大酒店提供证据来证明吗？其三、在金叶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能解决，绿渔公司在接到世茂大酒店交涉情况下，委托许界丰与世茂大酒店协商同意减少一半租金，这也足以证明双方签订协议时是有约定应当由绿渔公司提供金叶酒店经营证照给世茂大酒店的，世茂大酒店提交的二份收据写的内容足以证明该事实。其四、从世茂大酒店提交的签收确认书及《敦促履约通知函》可以证明因绿渔公司在履行租赁协议过程存在违约，世茂大酒店在2012年2月7日发出通知函，敦促绿渔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其五、一审判决认为世茂大酒店提供的会计账簿50本是世茂大酒店、陈喜龙单方制作、无法确定真实性的说法也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该50本会计账簿反映的是世茂大酒店的会计人员对世茂大酒店接手揭东金叶大酒店后的经营状况的如实记载的内容，并非自己随意制作，因绿渔公司对该50本会计账簿的真实性也持有异议，世茂大酒店当庭也有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对该50本会计账簿的内容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一审判决在未经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况下，就认定该50本会计账簿缺乏真实性，明显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基于上述理由，绿渔公司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存在恶意欺诈和故意违约，致使世茂大酒店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造成世茂大酒店经济损失合计123281986.91元，引起本案纠纷的责任完全在于绿渔公司。因此，世茂大酒店的反诉请求是合理合法，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世茂大酒店的反诉请求是不合法的，是严重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陈喜龙在本案中无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不合法，是错误的判决。陈喜龙是世茂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陈喜龙在本案《租赁协议书》上签名是代表世茂大酒店签订该《租赁协议书》的行为，而不是陈喜龙以自己的名义与绿渔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书》，故陈喜龙无须对本案《租赁协议书》的履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另外，虽然《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但《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同时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即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需要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况只有在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会发生，而本案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世茂大酒店存在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故陈喜龙无需对世茂大酒店的合同责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陈喜龙在本案中与世茂大酒店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审法庭调查时，世茂大酒店、陈喜龙补充上诉请求：一、改判确认世茂大酒店与绿渔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无效；二、绿渔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标的额明显已超过一亿元,本案一审依法应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明显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事实与理由：一、绿渔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根本不能证明绿渔公司已经合法取得“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的所有权。绿渔公司实际至今尚未合法取得“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的所有权,故绿渔公司依法无权将“揭东金叶大酒店”出租给世茂大酒店。因此,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于2011年10月19日就将“揭东金叶大酒店”出租给世茂大酒店一事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依法应认定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第一，从向揭阳市揭东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企业住所勘查表、协议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产权证等登记资料可证明：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场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建筑物及构筑物的权属人都是登记为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场地是通过与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借用的方式取得,使用期限自2004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共10年。也就是说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揭东金叶大酒店”登记的不动产权属人。而绿渔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却载明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5月2日以挂牌方式出让权属人为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揭东金叶大酒店”所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以挂牌方式出让权属人为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合法性或该出让的方式已经依法征得权属人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同意。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所有权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不是涉案“揭东金叶大酒店”的所有权人,其于2010年5月2日以挂牌方式出让“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是不合法的。因此,绿渔公司受让了“揭东金叶大酒店”所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是属于非法取得。第二,从“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产权登记信息中清楚载明,“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权属人一直都是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从未变更为绿渔公司,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故绿渔公司在本案中至今也尚未依法取得“揭东金叶大酒店”建筑物的所有权。综上所述,由于绿渔公司没有合法取得“揭东金叶大酒店”建筑物的所有权,其不是合法权属人,其无权将“揭东金叶大酒店”出租给世茂大酒店,绿渔公司将“揭东金叶大酒店”出租给世茂大酒店的行为明显不合法。因此,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依法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明显不合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绿渔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标的额已超过一亿元,本案一审依法应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明显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绿渔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第三项的数额为96021412.16元,而第四项中的场地占用费自2019年6月30日计至一审判决前,即2020年6月22日前已约为11088000元(每月租金924000元×12个月),两项的数额合计107109412.16元,明显已超过一亿元,甚至第四项中的场地占用费计至一审开庭前,即2020年5月19日前也已约为10164000元(每月租金924000元×11个月),与诉讼请求第三项的数额合计也为106185412.16元,明显也已超过一亿元,这都还不包含绿渔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的,本案一审的诉讼标的额已超过一亿元的一审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因此,本案一审应由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无权审理本案一审案件,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一审明显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绿渔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中约定的租赁物揭东金叶大酒店为特指的建筑物、构筑物，而不包括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叶公司)的经营证照、印章、账户等完全正确，也符合事实及常理，依法应予以认定并维持。1.本案的《租赁协议书》是依附于2010年12月绿渔公司通过政府挂牌拍卖取得了揭东县***“206”与西一路交叉西北侧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即金叶大酒店经营地点)为依据的。而从政府的出让公告、成交确认书及出让合同均可看出，绿渔公司受让的仅仅是上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并不包括金叶公司的经营权。因此，绿渔公司作为一家外地公司，不可能在租赁协议中将毫不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家公司经营权也进行出租，而世茂大酒店作为一家揭阳本土公司，本身经营范围也与金叶公司相似，也不可能不知道金叶公司系金叶发展集体的下属公司，根本不可能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或出让给他人经营。因此，对于租赁协议中出现的“金叶大酒店”明确就是指绿渔公司受让所得的名称为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而非指金叶公司。对此，租赁协议的各条款约定中已可明确看出双方所指的均为建筑物名称而非企业法人。其中，协议开头指出“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是甲方(绿渔公司)所有，这已明确标明了“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是物体。第四条约定的是“甲方对金叶大酒店具有使用权”，“使用权”一词可证明系针对不动产而非经营权。协议第八条明确约定甲方移交的义务仅包括金叶大酒店的使用权及有形资产的现状，这些都充分证明租赁物为建筑物而非企业。而且在整份租赁协议中，完全没有出现金叶公司的名称，也没有任何涉及金叶公司的内容，更加没有任何有关“转让、变更经营权、变更营业执照”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世茂大酒店辩称租赁协议中的金叶大酒店即为金叶公司的理由完全是在歪曲协议内容和事实。2.世茂大酒店辩称应授权陈喜龙为金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张，是故意对合同条款进行歪曲理解，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可能实现。首先，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法上的概念，即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可见，只有法人这一民事主体才有法定代表人，而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只能是自然人。金叶大酒店不是法人单位而是租赁物，因此不可能有法定代表人，这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其次，《租赁协议书》第十条约定：“自协议签订且甲方收到保证金之日起，甲方即授权乙方(即世茂大酒店)为法定代理人。但乙方出任法定代表的权限只限于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范围，不得对外签署借贷、担保、融资、合作……如双方提前解除本协议，乙方的法人代表资格随本协议的解除而自然终止”。从上述条款内容可以看出，该条款实际约定的内容应该是授权世茂大酒店作为绿渔公司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金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条款并没有出现金叶公司的名称，也没有出现“法定代表人”一词。世茂大酒店在上诉状中称“法定代理人”为笔误，应认定为“法定代表人”这一说法毫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完全系其杜撰而来。最后，协议中约定的授权对象是世茂大酒店，而不是陈喜龙，这一约定就更能够清楚的证实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代理人”而不是“法定代表人”。因为法定代表人只能是自然人，世茂大酒店作为法人主体更不可能成为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该条款的含义绝对不是授权担任所谓的法定代表人。3.世茂大酒店对租赁协议第十一条的理解也完全与事实及常理不符。租赁协议第十一条虽然有约定世茂大酒店应当以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但上述约定是指所租赁的大楼应使用金叶大酒店的名称，即大楼外观上应有金叶大酒店的标示，而不能擅自将该大楼改为其他名称。因为金叶大酒店自建成后就属于揭东区域内最有影响力、最有品牌效应的酒店，“金叶大酒店”这五个字就是这幢大楼的名称，也是这幢大楼最有品牌效应、最有名之处。因此，绿渔公司为了保证租赁物的持续价值及品牌效应，才会要求世茂大酒店应在租赁期间对租赁物使用时仍应标示金叶大酒店。除此之外，上述条款中同时明确约定世茂大酒店如需冠名应取得绿渔公司的书面同意，由此可见世茂大酒店对金叶大酒店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租赁物本身，在其他方面或范围要使用金叶大酒店这一名称应取得甲方即绿渔公司的书面同意，从这点也更能证明租赁协议完全与金叶公司无关，世茂大酒店根本无权要求绿渔公司提供金叶公司的印章及营业执照。而且从目前租赁物的现状来看也可更加印证上述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目前租赁物的实际经营人虽然为世茂大酒店，但租赁物外墙仍标示“金叶大酒店”五个大字，普通民众对于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认识及理解仍为该处租赁物，普遍认可这幢大楼就是金叶大酒店。而世茂大酒店虽然是自己在经营，但在自己的发票、在携程网发布的订房信息、对外宣传上也仍是使用金叶大酒店的名称，由此可见，对于金叶大酒店并不能局限于金叶公司，更不能等同于金叶公司，二者不能挂钩，更不能混同。二、世茂大酒店对于许界丰所签名的二张收据的上诉意见完全违背事实，而且纯属系其断章取义的片面理解。在一审庭审中，绿渔公司已明确提出对上述二张收据存在异议，并提出没有授权许界丰收取租金或是与世茂大酒店进行协商，许界丰也无权做出承诺。虽然一审法院对此质证意见没有采纳并认定许界丰构成表见代理。但是，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二张收据无法证明租赁物的经营证照应由绿渔公司解决这一意见我方是完全认同的。因为从上述二张收据来看，即使收据是许界丰签名的，其也无法证明世茂大酒店的证明内容，收据中虽然提到因租赁物的经营证照问题未能解决，但并未承认未能解决的责任在于绿渔公司，更没有提到应由绿渔公司承担责任。按照世茂大酒店的逻辑，只要减免租金就是出租人存在过错的话，那么这次疫情中出现大量出租人减免租金的情况，岂不是要认定疫情是由出租人的过错引起的?世茂大酒店这种故意曲解他人好意，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做法及言论，不但完全颠倒事实，也有违社会常理及道德。三、一审法院认定绿渔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违约行为完全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1.世茂大酒店在一审反诉状中陈述的反诉理由是因为绿渔公司没有理清之前的债权债务，导致酒店开业前后出现多次债主上门围堵影响其经营。但从一审至今，世茂大酒店均无法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主张，而且从事实上来看，世茂大酒店自从租赁租赁物后就正常经营至今，根本不存在任何被债主围堵的情况，由此也可以证明其主张纯属无中生有，完全没有事实依据。2.绿渔公司并不负有将金叶公司经营证件移交给世茂大酒店，以及书面授权陈喜龙为金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同义务。经营证件是国家工商等有关部门向企业法人等民事主体开展经营活动颁发的证件，颁发的对象只能是民事主体，而绿渔公司作为出租人，仅负有将租赁物金叶大酒店这幢建筑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的义务。至于世茂大酒店在经营使用金叶大酒店期间，需要获得经营证件应自行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与绿渔公司无关。《租赁协议书》第八条仅仅约定绿渔公司负有将金叶大酒店使用权及有形资产按现状交付世茂大酒店，并没有约定绿渔公司应移交酒店的经营证件。而且在该《租赁协议书》第十二条也明确约定：“自甲方(注：绿渔公司)将揭东金叶大酒店移交乙方之日起，揭东金叶大酒店由乙方(注：世茂大酒店)自主经营，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3.绿渔公司在本案中也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整份《租赁协议书》中自始至终均只约定将金叶大酒店这幢建筑物租赁给予世茂大酒店，完全没有提到金叶公司，更没有提到金叶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等问题。世茂大酒店也完全接受并知悉上述情况，且自租赁后一直在正常经营之中。其现在故意歪曲租赁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将金叶大酒店这一建筑物与金叶公司这一法人单位混为一谈，无非是为了达到扰乱法院审理，继续侵占租赁物及拖延拒付租金的不法目的。四、一审法院判决陈喜龙对世茂大酒店的财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世茂大酒店为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关于“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三十一条关于“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的规定，陈喜龙作为世茂大酒店的投资人，理应对其财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的补充上诉请求，绿渔公司答辩称：首先，上述两项上诉请求，世茂大酒店、陈喜龙在一审期间完全没有提及，在二审上诉中也没有提到，等到今天当庭才提出这两项上诉请求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在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内；其次，世茂大酒店、陈喜龙提出的关于租赁协议书无效的问题与事实完全不符，与其一审的自认陈述也完全矛盾，在一审期间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无论是在答辩状还是在反诉状中均明确承认租赁物为绿渔公司所有，在我方一审提供的证据1-3中证实租赁物为我方所有时，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在质证时也未对证据有过异议，而是要求由法院进行审查。所以其现在提出要求法院确认租赁协议书无效毫无事实依据，况且，从法院查明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绿渔公司是租赁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有权将租赁物进行租赁，并行使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合理合法，应依法予以认定。最后，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提到本案标的超过一亿元的问题也与本案一审起诉时的情况不符，本案一审起诉时是在2019年7月3日，当时案件涉案标的不足1亿元，一审法院进行受理本案完全符合相关规定，而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在一审期间也完全没有就该问题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其一审期间提的管辖权异议仅对地域管辖权提出异议，且已被一审法院及贵院依法予以驳回，因此其目前提出该问题并以此为由进行上诉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法也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的上诉目的只是为了延长诉讼时间，以便继续霸占租赁物进行经营盈利。他们这种无理缠诉行为不但违法悖理，而且也严重侵害了绿渔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请求贵院能够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及证据，驳回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绿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绿渔公司和世茂大酒店之间的《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2.世茂大酒店立即腾退并向绿渔公司交付租赁物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3.判决世茂大酒店立即向绿渔公司支付自2012年4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尚欠的租金79024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每期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逾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并进行累计，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止为16997412.16元），合计96021412.16元；4.判决世茂大酒店立即向绿渔公司支付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实际腾退并向绿渔公司交付租赁物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按本案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所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以每月场地占用费为基数自第二个月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并进行累计）；5.判决陈喜龙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的所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6.判决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世茂大酒店、陈喜龙共同承担。世茂大酒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解除世茂大酒店与绿渔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2.判决绿渔公司返还世茂大酒店合同保证金1500万元；3.判决绿渔公司返还世茂大酒店租金88万元；4.判决绿渔公司赔偿世茂大酒店经济损失合计80133291.49元；5.判决绿渔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4日，许界丰通过现场竞价竞得位于揭阳市揭东县(现揭东区)城国道“206”与西一路交叉西北侧、面积23.45亩和位于县城国道“206”与西一路交叉西北侧（金叶酒店西北侧），面积1.487亩二宗挂牌出让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0年6月23日就上述二宗地块与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0年12月10日，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与许界丰、绿渔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将上述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受让人许界丰变更为绿渔公司，合同中的其他约定不变。2011年10月19日，绿渔公司（甲方）与世茂大酒店（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书》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揭东县金叶大酒店出租给乙方经营，租期为10年，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租金为每年1056万元，即每月租金为88万元，乙方以月付的方式向甲方支付租金，甲方同意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装修期为四个月，此四个月不收取租金，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后的第五个月起每月15日前付还当月租金，自签订之日起，第四年租金按原来每年1056万元递增5%即每年租金1108.80万元，每月租金92.4万元；合同第二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应当支付保证金1500万元给甲方；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应当按约定的时间交付每月租金，若乙方连续两个月不按约定的时间交付租金，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不退还乙方保证金，不承担乙方经营期间所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保证对所出租的揭东县金叶大酒店具有使用权并理清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如有出现使用权及之前债权债务的争议，则由甲方自行解决，如甲方因对揭东县金叶大酒店不具有使用权或因债权债务问题影响乙方正常经营或使乙方受到损失，则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应将金叶大酒店的使用权及有形资产按现状移交给乙方；合同第十条约定自协议签订且甲方已收到乙方保证金之日起，甲方即书面授权乙方为法定代理人，但乙方出任法定代表的权限只限于揭东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范围，不得对外签署借贷、担保、融资、合作（利用乙方整体经营权对外与其他人合作等情况）等一切经济文件或有关协议，乙方担任法定代表的期限自本协议租期届满时结束，如双方提前解除本协议，则乙方的法定代表资格随本协议的解除而自然终止；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在租赁期间，对揭东金叶大酒店名称的使用过程中，应当以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乙方不得利用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违法的活动或损坏甲方声誉的任何行为，乙方如需对金叶大酒店冠名，需取得甲方同意；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自甲方将揭东金叶大酒店移交给乙方之日起，揭东金叶大酒店由乙方自主经营，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由此造成甲方负连带责任的，乙方应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且乙方交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乙方租赁期间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否则，除乙方交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外，乙方所投的一切不动产和设备归甲方所有，如甲方单方要求解除本协议，则甲方应立即退还保证金并赔偿乙方的一切损失。协议书还就其它权利义务进行详细的约定。许界丰作为甲方的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名，陈喜龙作为乙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名并加盖世茂大酒店的公章，许秋琳在担保人处签名，黄时宏在见证人处签名。2011年10月20日，绿渔公司（甲方）与世茂大酒店（乙方）签订了《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物品移交书》，约定：本移交书双方签订时，甲方已将揭东县金叶大酒店内的物品及材料移交给乙方，甲方已履行移交手续。许界丰作为甲方代表在甲方处签名，陈喜龙作为乙方代表在乙方处签名。2011年11月3日，世茂大酒店向绿渔公司交付了承租金叶大酒店保证金1500万元。2012年3月21日，许界丰向世茂大酒店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世茂大酒店承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2012年3月租金44万元，收据中注明：因金叶大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经双方协商，本月租金由原议定88.6万元实收一半为44万元。2012年4月30日，许界丰向世茂大酒店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世茂大酒店承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2012年4月租金44万元，收据中注明：因金叶大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解决，经双方协商，本月租金由原议定88.6万元实收一半为44万元。2012年5月起至今的租金世茂大酒店、陈喜龙未依照《租赁协议书》约定向绿渔公司支付。2019年7月5日绿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9月29日世茂大酒店应诉答辩。另查明，世茂大酒店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陈喜龙，于2009年9月17日成立，原名揭阳市东山区世茂名庭大酒店，于2013年12月26日变更为现有名称；揭阳市揭东区金叶钱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自2016年4月20日成立，现法定代表人为孙伟焦，世茂大酒店自称系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案涉租赁物自2016年开始由该公司经营管理；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原名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建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性质是租赁合同纠纷，绿渔公司在与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接受案涉租赁物后，其有权占有使用案涉租赁物，亦有权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租赁协议书》，故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全面履行。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涉案租赁合同关系的标的物是否仅指金叶大酒店的实物即建筑物和构筑物？二、绿渔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违约？对于焦点一：纵观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评析如下：第一，讼争《租赁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装修期为四个月……”、第四条约定：“甲方应保证对所出租的揭东县金叶大酒店具有使用权……”第五条约定：“金叶大酒店附楼第四层系由甲方改造时的增高建筑”；第六条约定：“现甲方已对金叶大酒店进行装修……”；第七条约定：“乙方装修期间……不得更改和毁损金叶大酒店的主体结构”；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应将金叶大酒店的使用权及有形资产按现状移交给乙方……”；上述条款中对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表述中使用了“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装修期”“对揭东金叶大酒店进行装修”“对揭东金叶大酒店具有使用权”“金叶大酒店的主体结构”等字眼，联系协议书中的上下文，从中可以确定“揭东金叶大酒店”是特指的是建筑物、构筑物等物，且结合案涉建筑物自1994年建成至今，一直在该建筑物外墙上冠以“金叶大酒店”，“金叶大酒店”已成为该建筑物地标性的名称，绿渔公司主张案涉《租赁协议书》中关于揭东金叶大酒店的表述系指该建筑物、构筑物的意见，可予采纳。第二，该协议中还明确，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绿渔公司应将金叶大酒店的使用权及有形资产按现状移交给世茂大酒店，且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的《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物品移交书》中共同确认“甲方已履行移交手续”，换言之，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均已确认协议书所涉及的标的物已移交完毕，不必再移交其他证照等，世茂大酒店提出绿渔公司负有将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证照、印章、账户等移交给世茂大酒店的合同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世茂大酒店主张《租赁协议书》第十条、第十一条的约定以及许界丰于2012年3月21日、2012年4月30日出具的两张《收据》可以辅证绿渔公司负有将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证照、印章、账户等移交给世茂大酒店的合同义务。但《租赁协议书》第十条仅约定绿渔公司书面授权世茂大酒店为法定代理人，表述的是授权世茂大酒店为法定代理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亦不是陈喜龙本人；第十一条约定世茂大酒店应当以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但并没有限制实际经营主体，相反，协议中约定的是由世茂大酒店独立自主守法经营，事实上在租赁期内，世茂大酒店成立了揭阳市揭东区金叶钱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案涉租赁物；许界丰出具的两张《收据》表述的“因金叶大酒店经营证照问题未能解决”并不能当然的得出是绿渔公司需解决金叶大酒店经营证照的结论。第三，世茂大酒店自案涉租赁物移交后一直使用案涉租赁物对外经营八年多，也成立了公司对案涉租赁物进行经营管理，世茂大酒店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就经营权及证照问题向绿渔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况且世茂大酒店经承租物的经营权及证照问题系其承租案涉租赁物之后自身的问题。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租赁关系的标的物仅是金叶大酒店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物，世茂大酒店及陈喜龙提出绿渔公司负有将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经营权的证照、印章、银行账户移交给世茂大酒店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对于焦点二：世茂大酒店主张因绿渔公司未依约理清《租赁协议书》签订之前自身对外存在的债务，导致酒店开业前后出现多次债主上门围堵讨债现象，给世茂大酒店带来经济损失和社会名誉损失，但世茂大酒店没有提交充分确实的证据以证明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世茂大酒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绿渔公司在案涉《租赁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违约的事实。综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上述论述，一审法院对本案本诉及反诉的请求评判如下：关于本诉的诉讼请求1即请求确认绿渔公司和世茂大酒店之间的《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是否成立的问题。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绿渔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交付了租赁物，而世茂大酒店自2012年5月起至今无正当理由未支付租金，依照法律规定及案涉《租赁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绿渔公司有权解除案涉《租赁协议书》且不必退还世茂大酒店保证金，绿渔公司请求解除案涉《租赁协议书》，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绿渔公司请求确认案涉《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但绿渔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19年6月30日世茂大酒店有收到其发出的《解除合同函告》，不能确认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绿渔公司请求确认案涉协议书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但是，绿渔公司于2019年7月5日起诉，在公告送达期间，世茂大酒店于2019年9月29日应诉答辩，可视为绿渔公司2019年6月30日主张解除案涉《租赁协议书》的请求至迟于2019年9月29日送达世茂大酒店。虽然世茂大酒店对绿渔公司解除协议提出异议,但是,根据上面的论述，绿渔公司请求解除案涉《租赁协议书》，于法有据,故案涉协议书的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9月29日。关于本诉的诉讼请求2即世茂大酒店立即腾退并向绿渔公司交付租赁物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绿渔公司有权在合同解除后要求世茂大酒店立即腾退并向其交付案涉租赁物。关于本诉诉讼请求3即请求世茂大酒店立即向绿渔公司支付自2012年4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尚欠的租金79024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每期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逾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并进行累计能否成立的问题。绿渔公司主张其没有授权许界丰减半代为收取世茂大酒店2012年3月、4月的租金，纵观全案证据材料，不管是案涉《租赁协议书》的签订，还是《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物品移交书》的签订，许界丰都以绿渔公司的代表在上面签名，世茂大酒店依据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建立的信任，有理由相信许界丰有权代表绿渔公司代为减半收取2012年3月、4月的租金，其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并无过错。鉴于此，许界丰代为收取两个月租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世茂大酒店支付了两个月的租金给许界丰对绿渔公司具有约束力。但许界丰出具的两张《收据》并不当然得出绿渔公司给予世茂大酒店减半收取2012年5月后的租金，故2012年5月起租金仍应按案涉《租赁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按照协议约定，世茂大酒店应自协议签订后第五个月即2012年3月起开始支付租金，但绿渔公司请求自2012年4月1日起计收租金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照准,故世茂大酒店尚应支付绿渔公司自2012年5月开始至案涉《租赁协议书》解除之日止按案涉《租金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租金计算方式计算的租金；双方没有约定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绿渔公司请求按年利率6%计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考虑世茂大酒店逾期支付租金，确实给绿渔公司造成一定的损失，逾期利息可以每期租金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本诉诉讼请求4即请求世茂大酒店立即向绿渔公司支付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实际腾退并向绿渔公司交付租赁物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大酒店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按本案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所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以每月场地占用费为基数自第二个月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并进行累计）能否成立的问题。关于场地占用费，合同解除后，若世茂大酒店未将案涉租赁物交还绿渔公司，绿渔公司的处分权、收益权会因此受损，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但要求场地占用费的起计时间自2019年6月30日则缺乏事实依据，现绿渔公司要求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场地占用费，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并以月租金92.4万元为标准要求世茂大酒店自合同解除之日（2019年9月29日）起支付至实际向绿渔公司腾退交还案涉租赁物之日止。关于绿渔公司请求世茂大酒店支付场地占用费的逾期利息的问题，合同解除后，场地占用费属世茂大酒店继续占用案涉标的物的费用补偿，其以占用期间为限一并计算，当中并无分期履行的期限，如世茂大酒店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绿渔公司要求世茂大酒店支付场地占用费的逾期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于本诉诉讼请求5即请求判令陈喜龙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的所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世茂大酒店的工商登记及营业执照载明的信息，其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陈喜龙，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故绿渔公司请求陈喜龙就本诉诉讼请求第3、4项的义务与世茂大酒店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有据，予以支持；但绿渔公司请求陈喜龙对本诉诉讼请求第2项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世茂大酒店的反诉请求1即判决解除世茂大酒店与绿渔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上面的论述，世茂大酒店提出绿渔公司在案涉《租赁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违约的主张，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世茂大酒店以绿渔公司违约为由请求解除案涉《租赁协议书》，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世茂大酒店请求绿渔公司返还保证金1500万元，据理不足，不予支持。因绿渔公司没有违约，世茂大酒店请求绿渔公司返还已支付的2个月租金及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与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9月29日解除。二、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退案涉《租赁协议书》租赁的标的物，即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城西206国道与西一路交叉西北侧的建筑物金叶大酒店并交还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三、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应自2019年9月29日起至实际向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交还案涉标的物之日止，以每月92.4万元为标准向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四、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自2012年5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9日的租金及逾期利息(租金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按每月租金88万元计算，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9日止，按每月租金92.4万元计算；每期未付租金的逾期利息以该期租金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各期逾期利息进行累计）。五、陈喜龙对本判决第三项、第四项所确定的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的财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21906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陈喜龙连带负担；本案本诉保全费8020元，由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020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陈喜龙连带负担5000元；本案反诉受理费260933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负担。二审期间，世茂大酒店、陈喜龙提交：2020年9月16日向揭阳市揭东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企业住所（经营场所）勘查表、协议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地产权证等登记资料一份共16页。证明：“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人、建筑物的权属人都是登记为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原揭东县金叶大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场地是通过与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借用的方式取得，使用期限自2004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共10年。也就是说原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才是涉案的“金叶大酒店”登记的不动产权属人，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不是涉案的“金叶大酒店”登记的不动产权属人，将“金叶大酒店”建筑物和土地挂牌拍卖给绿渔公司，其拍卖行为违反《物权法》第39条规定，是不合法无效的行为。绿渔公司受让了“揭东金叶大酒店”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是属于非法取得。其将该酒店出租给世茂大酒店是不合法无效的行为。绿渔公司质证意见：首先，该证据并非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世茂大酒店在一审期间没有依法履行举证义务，现在二审期间当庭提交证据已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依法不予认定；其次，世茂大酒店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是由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发展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公司，而揭阳市揭东区金叶发展公司是由揭阳市揭东区资产经营公司进行全资持有的，即本身涉案租赁物就属于揭东区资产经营公司，是属于国有的，而上述涉案租赁物是2010年通过揭东县人民政府批准由揭东县国土资源局以挂牌方式出让，土地及建筑物的出让方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绿渔公司是通过合法有效、公开的途径取得上述租赁物及其土地使用权的，所以揭东县国土资源局有权出让上述土地及租赁物，其也根据法律规定与绿渔公司签订了相关的出让合同，绿渔公司取得涉案租赁物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在绿渔公司取得了涉案租赁物后，原揭东县建设局也依法将涉案租赁物中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的用地单位变更为绿渔公司，因此绿渔公司依法应认定为租赁物的合法所有权人。针对世茂大酒店提交的新证据，绿渔公司补充提交：1.揭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包括以下资料：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须知、挂牌出让竞买申请书、挂牌出让报价单、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挂牌出让地块规划说明、协议书、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主要动产清单、挂牌出让地块红线图）；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份；3.宗地图发票1张；4.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9张。世茂大酒店、陈喜龙质证意见：对证据1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并且该组证据的三性无法确认，由法庭依法认定。对证据2许可证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许可证登记的用地单位原来是揭东县金叶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并且该证登记的日期一份是2000年5月19日，一份是2007年12月5日，根据许可证中写的遵守事项，该证自核发之日起有效期为六个月，绿渔公司是在2010年6月份才通过拍卖取得涉案土地，该许可证的有效期已超期多年，在超过有效期多年的情况下，在该许可证上以更改的方式填写变更为绿渔公司明显是不合法的，因此该许可证缺乏合法性和关联性；对于证据3、4的三性无法确认，由法庭依法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针对涉案《租赁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现甲方已对揭东金叶大酒店进行部分装修，乙方同意对甲方的装修补偿人民币2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时由乙方付还甲方”有无履行问题，世茂大酒店承认已经支付该200万元补偿款，绿渔公司也承认已经收到该2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和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违反级别管辖？2.涉案《租赁协议书》的效力？3.涉案《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租赁物范围？4.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谁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5.陈喜龙在本案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级别管辖的问题。2019年7月5日，绿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其请求的诉讼标的额暂计为96021412.16元，属于一审法院管辖的案件范围。同时，一审期间，陈喜龙已就地域管辖权问题提出异议，并没有对级别管辖问题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后，陈喜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也已经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现世茂大酒店、陈喜龙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关于涉案《租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涉案租赁物是经原揭东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由许界丰竞价取得的，许界丰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后绿渔公司与许界丰、原揭东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绿渔公司作为变更后受让人取得涉案租赁物。因此，绿渔公司与世茂大酒店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确认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请求解除合同，世茂大酒店、陈喜龙并没有提出《租赁协议书》为无效合同。现世茂大酒店、陈喜龙上诉主张绿渔公司不是涉案租赁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租赁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与其在一审的答辩和反诉相悖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租赁物范围问题。从《租赁协议书》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的是将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租赁给世茂大酒店自主经营，绿渔公司按月收取租金，并没有约定绿渔公司需要授权陈喜龙为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以及需要向世茂大酒店移交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证照、印章、账户等合同义务。因此，世茂大酒店、陈喜龙上诉主张绿渔公司除了应当移交揭东县金叶大酒店这一租赁物外，还应当授权陈喜龙为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向世茂大酒店移交揭东县金叶大酒店的经营证照、印章、账户等合同义务，缺乏认定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关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谁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从本案证据显示，世茂大酒店除付还2012年3月、4月租金外，自2012年5月起至今没有付还绿渔公司租金。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世茂大酒店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世茂大酒店、陈喜龙上诉主张《租赁协议书》签订后，绿渔公司并未依约将其持有的对金叶大酒店具有合法使用权和经营权的证照、公章、银行账户等移交给世茂大酒店，更未依约书面授权陈喜龙为法定代表人，是绿渔公司违约在先。本院认为，首先，世茂大酒店、陈喜龙的上述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其次，世茂大酒店提供的《敦促履约通知函》及《签收确认书》，绿渔公司并没有盖章确认。世茂大酒店主张《敦促履约通知函》已经通过许燕敏送达绿渔公司，但对于许燕敏是否为绿渔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是否有权代表绿渔公司签收《敦促履约通知函》，世茂大酒店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尚不能认定世茂大酒店已将《敦促履约通知函》送达绿渔公司,无法达到世茂大酒店的证明目的；再次，许界丰出具的《收据》虽写明因经营证照问题未能解决，但没有写明究竟是谁的责任，只明确2012年3月、4月租金实收一半，并没有对2012年5月起的租金作出变更，故对2012年5月起的租金标准，双方仍应按照《租赁协议书》约定履行。综上，世茂大酒店、陈喜龙上诉主张绿渔公司存在欺诈、严重违约，缺乏认定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由于绿渔公司在本案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一审判决驳回世茂大酒店反诉请求绿渔公司返还其合同保证金1500万元及租金88万元，赔偿其经济损失合计80133291.4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请求解除《租赁协议书》，但一审判决解除《租赁协议书》，却又判决驳回世茂大酒店的全部反诉请求，自相矛盾，本院予以纠正。关于陈喜龙在本案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从本案证据显示，世茂大酒店为陈喜龙投资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关于“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以及第三十一条关于“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的规定，陈喜龙作为世茂大酒店的投资人对该企业的债务承担的是补充清偿责任，即个人独资企业在清偿债务的时候，先以企业的财产去承担责任，如果不足以清偿，则投资人应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去承担责任。因此，陈喜龙对涉案债务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陈喜龙对世茂大酒店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陈喜龙上诉主张其无须对本案《租赁协议书》的履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但陈喜龙上诉主张其作为世茂大酒店的投资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世茂大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陈喜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据此，涉案利息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判决对此表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六项；二、撤销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第七项；三、变更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自2012年5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9日的租金及逾期利息(租金自2012年5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按每月租金88万元计算，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9日止，按每月租金92.4万元计算；每期未付租金的逾期利息以该期租金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各期逾期利息进行累计）；四、变更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陈喜龙对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五、驳回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的其他反诉请求；六、驳回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1906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负担；本案本诉保全费8020元，由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020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负担5000元；本案反诉受理费260933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负担240933元,深圳市绿渔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1867元，由揭阳市榕城区世茂名庭大酒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树城审 判 员 邹秋玲审 判 员 陈爱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孟彬书 记 员 黄佳虹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