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25民初2789号 原告：李建，男，汉族，1975年4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云，四川天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忧，女，汉族，1978年2月8日出生。 被告：王昌碧，女，汉族，1950年5月4日出生。 被告：吴绍洪，男，汉族，1978年6月18日出生。 被告：李永琼，女，汉族，1978年10月26日出生。 被告：王涛，男，汉族，1996年3月26日出生。 被告：吴帆，男，汉族，2000年4月12日出生。 被告：吴某阳，男，汉族，2015年6月1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吴绍洪，男，汉族，1978年6月18日出生……。系吴某阳之父。 以上七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沿宏，四川银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建与被告吴忧、王昌碧、吴绍洪、李永琼、王涛、吴帆、吴某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忧以及被告吴忧、王昌碧、吴绍洪、李永琼、王涛、吴帆、吴某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沿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七被告支付给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应当享有的拆迁政策保障款1971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七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吴忧于2015年7月13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无子女。2020年7月13日原告与被告吴忧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吴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经原告委托律师调查，原告与被告吴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2017年3月1日，七被告与渠县人民政府、渠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签订了《渠县文峰山片区棚改项目房屋模拟征收补偿协议书》，其合同编号：C0115，该征补协议中明确约定：4户8人，协议最后有附件记录注明为：李建是吴忧的丈夫，未婚迁。该征补协议里同时约定：享有政策保障，人均45平米面积，总面积为360平方米，评估价4380元每平米，总金额为1576800元。从这个征补协议中显然能够看出，原告是已经享有了45个平米的政策性保障待遇的，其金额为197100元。原告与被告吴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七被告一直缄默其口，没有告诉原告这一情况；2020年7月13日，原告与被告吴忧离婚时，七被告也未告知原告拆迁补偿的这一具体情况，将本属于原告享有的权利据为他们己有；原告与被告吴忧离婚后，原告才得知自己已经享有了这一拆迁补偿政策性保障待遇！为此，原告特诉至本院，请求支付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将请求的诉讼金额由197100元调整为114350元。 被告辩称，1．原告与被告吴忧结婚后，原告户籍一直未迁入被告的家庭现有住址渠县天星镇文峰社区；2．该房屋系本案被告吴忧父母修建的3层房屋，在拆迁的时候，拆迁办与被告母亲协商的相应补偿；3．被告吴忧的父母的房屋，住房下面还有3间经营门市，因此，在人均补偿的时候没有严格按照人均45平方米计算，经营性补偿了一部分，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按照政策性保障补偿。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待证原、被告主体资格合法； 2．原告与被告吴忧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待证拆迁时本案原告与七被告系家庭成员关系，与被告是夫妻关系； 3．家庭成员关系表、被告吴忧向拆迁征补局出的证明、拆迁补偿协议书、结婚证，待证拆迁补偿时原告属于被告的家庭成员之一，与被告吴忧系夫妻关系，王昌碧系户主、李建是吴忧的丈夫，未婚迁。 4．《关于文峰公园建设项目房屋模拟征收补偿方案的公告》，待证补偿办法是，人均面积45㎡部分按市场化商品房价值兑换成“代金券”，超面积部分按原房评估价值兑换“代金券”。所拆迁的房屋是被告吴忧的婚前财产，享受的是政策性补偿，若原告不是被告的家庭成员，则不会多补这114350元，应该属于本案原告享有。 被告为了抗辩原告的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 1．建设土地使用证，地面积130多平方米**层**，待证涉案拆迁房屋是被告吴忧父母的产权； 2．离婚协议书、收条，待证在2020年7月13日协议离婚时，吴忧支付李建15万元，系额外补偿给原告； 3．渠县人民政府关于文峰山公园房屋模拟征收的补偿公告，待证涉案房屋在拆迁范围内，人均住房按45平方米计算，原告李建户口不在文峰山公园区域，不属于享有人均45平方米的保障，原告李建不是适格的享受对象。 按照被告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被告吴忧家庭在文峰山公园征收补偿的具体情况如下： 1．《渠县文峰山公园建设项目被征收房屋复核表》、以及《关于渠县文峰山公园项目被征收人吴绍洪的房屋评估结果公示表》，均载明文峰四组的吴绍洪、王昌碧一家，经营性用房175.23㎡，砖混住房380.63㎡，有墙铁皮房141.59㎡。其中产权房总价699979元，有墙铁皮房38299元，装修价值106199元，共计844407元； 2．李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户籍地为渠县李馥乡李馥村****； 3．吴绍洪、李永琼、王涛、吴帆、吴某阳、王昌碧、吴忧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户户籍地为渠县天星镇文峰社区****；/div> 4．《家庭成员关系确认表》，载明包括原、被告在内共8人； 5．天星镇文峰社区居委会的证明，拟证明2017年3月1日，吴忧与李建系夫妻关系。 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中本案当事人陈述予以综合确认，故本案认定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与被告吴忧于2015年7月13日登记结婚，2020年7月13日原告与被告吴忧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吴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在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7年3月1日王昌碧、吴绍洪作为七被告的户主与渠县人民政府、渠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签订了《渠县文峰山片区棚改项目房屋模拟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征补协议载明：4户8人，协议最后有附件记录注明为：李建是吴忧的丈夫，未婚迁，人均享有政策保障45平米面积。文峰四组的吴绍洪、王昌碧一家，经营性用房175.23㎡，砖混住房380.63㎡，砖混铁皮瓦141.59㎡。其中产权房总价699979元，有墙铁皮房38299元，装修价值106199元，共计844407元。从家庭成员关系确认表显示，包括原告在内家庭成员共8人。《关于文峰公园建设项目房屋模拟征收补偿方案的公告》第七条第（四）项规定：“城市规划区内为集体土地性质的房屋实行市场化商品房安置的人员须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①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②持有合法房屋产权证明的权利人所属户户籍在册人员；必须是在被拆迁住房内长期居住并享有合法产权的家庭人员。”原告与被告吴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李建并没有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也不属于被拆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是被拆迁地户户籍人员。告认为与被告吴忧离婚时，七被告也未告知原告拆迁补偿的这一具体情况，将本属于原告享有的权利据为他们己有。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获得其应享有的这一拆迁补偿政策性保障待遇。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原告认为被告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由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所获拆迁补偿费是否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是否应当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成立的构成要件有四项：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一、被告吴忧与原告原系夫妻关系，被拆迁房屋补偿款不是原告与被告吴忧的夫妻共同财产，排出了原告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受损的可能。 二、原告李建既不属于被拆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户户籍也不属于被拆迁地、没有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即不符合《关于文峰公园建设项目房屋模拟征收补偿方案的公告》第七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应当享有拆迁补偿政策性保障待遇，排除了原告基于政策性规定获得拆迁补偿费的可能。 三、被告所获得的拆迁补偿费，既有住房、还有门市，也有超面积搭建的房屋。不论被告获得的补偿的家庭成员是8人，还是7人，在被告吴忧与原告离婚之前，被告一方获得的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费，只能基于被拆迁的房屋的物权存在为前提，被拆迁的房屋源于被告吴忧父母的房产，基于物权的拆迁补偿均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排出了原告基于物权利益受损的可能。获利与受损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四、如果政府在拆迁补偿中计算错误，误将原告作为被告的家庭成员将补偿款支付给了被告，利益受损的是政府，而非原告，即使需要返还，被告应当返还给政府，而不是返还给原告。 故原告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其以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部分的诉讼请求不合法，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87元，减半收取1294元，由原告李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实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