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3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褚伯恒，男，1978年10月2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慈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华，江苏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萌，河南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春德，男，1966年1月2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继国，男，1982年5月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延富，男，1972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河南人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褚伯恒因与被上诉人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5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褚伯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华、黄萌，被上诉人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褚伯恒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1、原审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第三笔承包费及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的承包仍在承包期限内，被上诉人没有给予时间让上诉人进行最后一次大捕捞，违反合同约定；第三笔承包费的支付是附条件的，支付条件未成就上诉人有权不支付该笔承包费；2、上诉人迟延向被上诉人支付第二笔承包费不构成违约；3、上诉人反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600万元的损失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理应得到支持。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答辩称，双方合同约定终止时间是李宏斌案件的终审时间，我方已多次通报案件进展情况，李宏斌案件于2019年10月25日生效，合同解除约定的条件已达成。上诉人未按期支付第二笔以及第三笔承包费，我方有权停止上诉人对外售鱼。对于李宏斌案件的进展，我方已通报上诉人，上诉人应按照案件进度调整养殖捕捞计划，上诉人为了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拖延时间造成损失由其自己负责。第二笔承包费延迟支付是事实，对弈55万斤鱼苗数量双方在签订合同前通过对账一致认可的数量，投放鱼苗单据已全部交给上诉人，上诉人从未因鱼苗问题找被上诉人要求延期支付，直到后期李宏斌案件终结，上诉人才提出此问题以达到延期支付承包费的目的、上诉人的反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与李宏斌只是水库使用权，上诉人并未丧失水库渔业资源的所有权。上诉人反诉的损失是由李宏斌或其他原因造成，与被上诉人无关。要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退出所租赁的水库（面积约10000亩，在库区红线范围内），将所租赁的水库、使用原告的场地及船只等设备移交给原告；2、判令被告支付承包费220万元及违约金暂计192万（违约金按照日1%的标准自2019年9月11日计算至费用付齐为止）；3、判令被告支付第二笔承包费200万元逾期付款的违约金33.7万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延迟交付水库产生的租赁费、滞纳金等其他合理损失暂计30万元（租赁费自2019年10月29日起按6301.37元/天计算至退出水库时止）；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庭审时，原告当庭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第二笔承包费200万元逾期付款的违约金35.25万元。被告诸伯恒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三原告支付捕捞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00万元；2、判令三原告支付违约金；3、反诉诉讼费用由三原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3775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确认下列事实：2016年5月20日，光山县人民政府作为甲方，河南新华五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光山县五岳水库管理局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河南五岳水库租赁协议》，河南新华五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取得了五岳水库库面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有权进行养殖等渔业的投入和管理。协议签订后，2017年1月10日，河南新华五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新华电力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五岳水库生态旅游、养殖综合开发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五岳水库进行生态旅游、水面养殖等项目综合开发，面积约10000亩，在库区红线范围内。2017年3月23日，新华电力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宏斌）作为乙方，签订了《五岳水库水面养殖合作租赁协议》，约定甲方许可乙方对五岳水库进行库区水面养殖等项目综合开发，乙方拥有五岳水库水面养殖的相关权利和本协议规定的受益权，约定面积约10000亩，在库区红线范围内。合作经营期限为20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36年12月31日止。2017年3月7日，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宏斌）作为甲方，本案原告蒋春德作为乙方（注：虽然名义上由原告蒋春德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但实际上是由本案原告孙继国、蒋延富与蒋春德三人合伙经营），签订了《五岳水库水面养殖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五岳水库进行库区水面养殖开发利用，乙方享有养殖权。面积约10000亩，在库区红线范围内。该合同第三条合作方式约定：…3、双方合作经营第一期限为20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36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四条费用及付款方式约定：费用:乙方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向甲方支付80万元费用，签约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向甲方支付130万元费用；2019年1月1日直至合同截止，乙方支付给甲方费用230万元/年，若今后物价上下浮动互不补偿对方差额。付款方式为：乙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10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不计息）；该保证金到2019年时可抵扣向甲方上交的费用；2018年起每年的12月底之前支付下一年度承包费用，所支付费用均不含税费，如果乙方不能按约向甲方支付承包费，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无条件收回水面养殖权，乙方承担全部违约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履行至2019年初，因蒋春德一方未能按照《五岳水库水面养殖租赁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承包费用，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份将蒋春德诉至本院，提出解除协议，支付拖欠的承包费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本院于2019年2月1日依法受理此案。在蒋春德与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审理期间，即2019年3月31日，三原告作为甲方，本案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主要约定：一、承包期限：1、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到甲方应诉李宏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以李宏斌的姓名来取代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称）；2、即使甲方与李宏斌诉讼案件在2019年12月30日仍未了结，2019年12月30日作为甲乙双方合同最后终止日。若甲方和李宏斌诉讼案件提前终审结案，甲方将以案件结案日作为甲乙双方的合同终止日，甲方不承担乙方养殖时间不足的责任和因养殖不足所造成的损失。二、上交承包金额及期限：1、乙方在承包期内共计向甲方交纳承包金人民币陆佰贰拾万元。2、乙方在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于2019年4月5日前向甲方交纳人民币贰佰万元。3、乙方在2019年7月10日前再次向甲方交纳人民币贰佰万元。4、乙方在最后一次捕捞销售金额按市场价达到叁佰万元时向甲方交纳尾款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乙方最后大捕捞时甲方有权现场监督销售情况，乙方在最后大捕捞销售三天后即时付清贰佰贰拾万元余款，付清余款后才可继续销售）。三、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1、甲方已投放鱼苗约55万斤归乙方渔业生产，甲方负责向甲方业主方交纳2019年水库承包费用，水库承包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原有船只设备、场所提供给乙方使用，……4、甲方不得干预乙方的生产和销售。……11、乙方经营过程中，乙方自行承担水库人员管理和水库管理过程中的各项费用，甲方不承担乙方的管理成本和管理费用。四、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1、乙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用，若乙方不能按时按节点足额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用，乙方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每逾期一天按所逾期金额的1%向甲方偿付违约金，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停止乙方向外销售鱼，因此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无条件收回水库水面养殖权，水库渔业资源归甲方所有。2、甲方不得干预乙方合法经营，甲方前期的债权债务和纠纷由甲方承担，甲方若无正当理由干扰和破坏乙方正常的养殖和销售，甲方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对于620万元承包费的构成包含：1、原告应当向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2019年度承包费230万元（不足一年按实际天数计算，经折算每天的承包费为6301.37元）；2、被告从原告手中购买的约55万斤鱼苗的价款；3、被告租用原告设备厂房器材的租赁使用费；4、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承包费用。在《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签订之前，被告还从原告手中购买了80余万斤成鱼，价值五百余万元，被告称其只运走10万斤左右，还有70余万斤鱼被告重新投放在水库渔场中。合同签订后，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交纳了第一笔承包费200万元后，合同按照约定生效。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交付了船只、车辆、工具设备、移动板房等，其移交的具体物品清单由被告在原告提交的《五岳水库渔业公司船舶，车辆统计表》上于2019年4月25日签名确认。2019年7月10日，合同约定的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笔承包费200万元的时间到期，被告未能按该约定时间支付第二笔承包费。经原告多次催要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分别于2019年7月19日支付承包费100万元，7月26日支付承包费50万元，7月29日支付承包费25万元，8月1日支付承包费15万元，8月15日支付承包费5万元，11月15日支付承包费5万元，至此将第二笔200万元承包费付齐。2019年6月份，原告孙继国通过微信方式向被告通报了蒋春德与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进度，同时索要第二笔200万元的承包费。2019年8月份，蒋春德与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审结。蒋春德不服一审判决，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进入二审审理期间。原告孙继国于2019年9月初通过被告雇请的工作人员陈建锋向被告送达书面通知书告知被告上述案件的二审相关情况，通知被告尽快进行大捕捞和做好移交水库的准备。2019年10月25日，蒋春德与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审结。2019年10月29日，原告孙继国通过微信告知被告二审已于2019年10月25日结案，催要余下承包费225万元并通知被告做好撤出水库准备。2019年11月5日，三原告以被告未支付余下承包费及认为被告在未通知原告现场监督的情况下私自捕捞售鱼，派人将水库渔场的大门锁住。庭审时，原告承认其只锁了一天门，被告称原告一直锁门直至水库被移交给李宏斌一方。根据被告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隗某陈述：原告方系2019年11月份阻止过被告运鱼，原告拦门是两个月前（指2020年1月21日之前两个月），现在没有拦鱼，2020年1月份，多次有人进入水库捕鱼和运鱼。2019年11月27日，经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提起强制执行申请，蒋春德与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被本院依法立案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蒋春德按要求于2019年12月5日向法院交纳了案件执行费34309元。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被告将其已经捕捞起放置在网箱内的10余万斤鱼又重新放回水库。被告方庭审中称将网箱中的鱼放回水库是应本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要求，经向该案执行人员核实，执行人员对此说法予以否认。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移交水库，至2019年12月16日，在执行人员监督下，被告将水库移交给原告，原告又将水库移交给北京圣雨嘉恒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被告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也系被告雇请的工作人员陈建锋出庭陈述：“被告于2019年11月5号之后就没有进行捕捞了，被告于2020年1月24日退出水库。对于原告的机器设备，被告于2020年1月5号、6号期间就停止使用了。2019年7月下旬至11月5日期间，被告方捕捞了大约七、八十万斤鱼，对外销售价格为6.6元一斤”。在2019年11月15日原告孙继国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信息中，被告称：“我现在正在大捕捞”。2019年11月27日，被告在与原告孙继国的微信聊天中向原告索要投放鱼苗的原始单据和被告方付款的发票。此外，经原告取证，2019年11月份至2020年1月份期间，一直有人在水库捕捞鱼，原告称系被告在捕捞销售鱼，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称是他人在捕鱼，并非被告捕鱼。庭审过程中，经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被告所租赁的水库已于2019年12月16日移交给原告，被告所使用原告的场地及船只等设备还在水库库区内，被告没有继续占有使用，原告方确认对于其诉讼请求第一项内容实际已于2019年12月16日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已于2019年12月16日履行完毕，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再予以处理。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1、对于第三笔承包费220万元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及原、被告双方谁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第二笔200万元的承包费迟延支付，被告是否构成违约。3、被告反诉的600万元损失是否具备事实依据，应否得到支持。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被告是否完成最后一次大捕捞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已经完成大捕捞，被告则否认其完成最后一次大捕捞，虽然不能证实被告是否完成最后一次大捕捞以及销售金额按市场价达到叁佰万时向原告支付第三笔承包费220万元的条件，但即使被告未完成最后一次大捕捞，原告对此无过错，依法应当视为条件成就，被告应承担向原告支付最后一笔承包费220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1、在原、被告签订的《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上，明确约定该合同的终止时间是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的终审结案时间，且最晚不能晚于2019年12月30日，上述两个时间节点以先到为准。故原告方有向被告方通报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进度的义务，被告方则应根据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进度调整养殖捕捞计划，并在该案终审结案之前完成最后捕捞的义务，因为依据合同约定，原告不承担被告养殖时间不足的责任和因养殖时间不足所造成的损失。通过法庭调查查明，原告方自2019年6月份开始通过微信向被告通报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进展情况，2019年9月初通过被告雇请的工作人员陈建锋向被告送达书面通知告知被告上述案件的二审相关情况，通知被告应尽快着手进行大捕捞和做好移交水库的准备，虽然被告未在原告的通知书上签字确认，但仍可证实被告知悉了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对上述沟通联络方式未提出异议，可以证实原告方尽到了通知被告的义务，被告在知道通知情况后即应当着手进行大捕捞，以免给自己带来损失。被告庭审时辩称原告事先没有将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的法律文书送达给被告，致使被告无法提前准备大捕捞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上并未约定通知被告有关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进展情况的方式系以法律文书为准，双方在合同签订后也未就此通知方式进行补充约定，根据生活经验以及原、被告双方的日常联系习惯，原告通过微信再加上通过被告身边工作人员转交书面“通知”，完全可以视为原告方已经对被告尽到了通报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进展情况的义务，且被告在双方争议产生之前也未提出异议，被告在接到通知后至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终审结案（2019年10月25日终审结案）前的一个多月时间迟迟不进行最后一次大捕捞，应当视为被告怠于履行自己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鉴于在原、被告的《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合同终止前，被告未依据原告通知要求进行大捕捞，怠于履行自己的权利，视为被告支付第三笔承包费的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第三笔承包费220万元。2、被告将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终审结案时间理解为2019年11月25日（即判决书给予蒋春德一方30天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属于理解错误，案件终审结束之日是指终审判决作出后被依法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之日，即为案件的终审结案日期，自动履行期限与案件终审结案日期无关。3、关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2019年11月5日原告派人将水库渔场锁门，原告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双方合同的终止日期为2019年10月25日，被告未在合同终止之前进行大捕捞，截止2019年11月5日，被告第二笔承包费尚未付齐，第三笔承包费也未支付，依据该合同中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乙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用，若乙方不能按时按节点足额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用，乙方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每逾期一天按所逾期金额的1%向甲方偿付违约金，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停止乙方向外销售鱼，因此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无条件收回水库水面养殖权，水库渔业资源归甲方所有”。因被告违约在先，原告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锁门阻止被告捕捞售鱼的行为并无不当。庭审时，原告否认其长期锁门，仅承认其锁门只有一天，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被告在微信聊天中承认其于2019年11月15日正在进行大捕捞，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陈述称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之后再未进行过捕捞，二人陈述相矛盾，不足以采信，对于原告锁门时间的长短无相应证据进行证实，但无论原告是否锁门一天或者较长时间，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不违反合同中有关违约条款的约定（合同中约定被告违约后渔业资源归原告所有）。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第二笔200万元的承包费迟延支付，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在《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第二笔承包费的支付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双方并未就该笔承包费的给付约定附条件，付款时间到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才于2019年7月19日开始分批次将200万元的承包费直至2019年11月15日付齐，已构成违约。被告称其“多次要求三原告将支付费用的发票及投放鱼苗的单据予以提供方便支付余下费用，但三原告置之不理”，所以迟延给付第二笔承包费的理由不成立，双方在合同上并未约定支付第二笔承包费需要被告所称的上述条件，且通过被告方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也是在双方产生矛盾后才主张上述发票和投放鱼苗的单据的（2019年11月27日被告发给原告孙继国的微信信息），这些理由均不能构成被告迟延支付第二笔承包费的合法抗辩理由。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即被告反诉的600万元损失是否具备事实依据，应否得到支持。被告反诉的损失包含水库中未进行捕捞售卖的渔业资源的价值以及其主张的工人工资、捕捞费、油钱和其他相关费用。首先，因被告方违约，对其未能及时捕捞售卖的渔业资源损失，原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原告主张的是要求被告支付余下未能支付的承包费及违约金和其他损失，并未主张水库中未捕捞的渔业资源的所有权，即使鱼无法捕捞出售被放回水库，被告对于属于其自身所有的渔业资源的所有权并未丧失，故被告主张500万元的渔业资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其主张的捕捞费、油钱和其他相关费用由原告承担不当，此外，被告提交的证明上述损失存在的证据形式不规范，多项内容属于估算，缺乏严谨的依据，依法也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因被告违约，被告应向原告承担的损失包含下列三项：1、第三笔承包费220万元；2、因被告违约迟延交付水库和承包费而应当向原告支付的违约金或实际损失；3、第二笔承包费200万元迟延支付的违约金。关于损失第2项，根据原告的损失清单所列，原告除了主张违约金（按每天2.2万元自2019年10月25日开始计算至承包费付齐）外，还主张220万元的逾期利息（按年息6%，自2019年10月25日开始计算）、4个工人工资（看管水库支出）、因被告迟延交付水库而导致原告多向李宏斌支付的承包费327671.24元（按每天6301.37元自2019年10月25日起算至执行终结前一天2019年12月15日）、李宏斌申请执行蒋春德案件的80万元的执行利息和279600元的执行利息（属于蒋春德与李宏斌案判决书的判决内容事项）、李宏斌和蒋春德案件的二审上诉费用31860元、申请强制执行费用34309元、本案本诉诉讼费用44856元。上述这些赔偿项目中既包含违约金，又包含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原告认为的其他损失，由于违约金和实际损失不应同时主张，违约金兼具了赔偿的损失和惩罚违约方的性质，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金，并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故本院支持原告向被告主张违约金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因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违约方按逾期金额的每日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该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明显过高，且被告方在答辩意见中也明确要求本院调整过高的违约金，故在考虑到原告的实际损失，合同履行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过错，预期利益等因素，本院酌定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降低）调整为按违约造成的原告实际损失的130%为宜，此调整后的赔付比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告的实际损失包含：1、原告主张的因被告迟延交付水库而导致原告多向李宏斌支付的承包费321369.87元（承包费每天6301.37元×逾期51天，自2019年10月26日合同终止后的次日开始计算至水库移交前一日2019年12月15日），2、李宏斌和蒋春德案件的强制执行费用34309元两项。对于原告主张的4个留守水库的工人工资，也属于原告实际损失，但由于原告提交的该部分证据形式不合法，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项目，与被告的违约行为无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实际损失为355678.87元（承包费321369.87元+执行费34309元），原告应获赔462382.53元（实际损失355678.87元×130%）。关于损失第3项，对于第二笔200万元承包费迟延支付的违约金，合同约定按逾期金额的每日1%计算过高，本院酌定按照违约金额的月2%计算为宜。由于被告是分阶段支付完该笔承包费，故该笔承包费的违约金应当分阶段计算。自2019年7月10日开始，至2019年7月19日支付100万元，该期间违约金为12903.23元（200万元×月2%÷当年七月份计31天×10天）；至2019年7月26日付50万元，该期间违约金为4516.13元（100万元×月2%÷当年七月份计31天×7天）；至2019年7月29日付25万元，该期间违约金为967.74元（50万元×月2%÷当年七月份计31天×3天）；至2019年8月1日付15万元，该期间违约金为483.87元（25万元×月2%÷当年八月份计31天×3天）；至2019年8月15日付5万元，该期间违约金为903.23元（10万元×月2%÷当年八月份计31天×14天）；至2019年11月15日付5万元，该期间违约金为3066.67元（5万元×月2%÷当年十一月份计30天×92天）；上述各阶段违约金合计为22840.87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褚伯恒向原告（反诉被告）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支付第三笔承包费2200000元及违约金462382.53元（实际损失355678.87元×130%），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齐；二、被告（反诉原告）褚伯恒向原告（反诉被告）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支付第二笔承包费因迟延履行产生的违约金22840.87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齐；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的其他本诉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褚伯恒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485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共同承担1485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褚伯恒承担3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褚伯恒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褚伯恒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第三笔承包费220万及违约金；2、上诉人褚伯恒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因迟延履行第二笔承包费的违约金；3、上诉人褚伯恒的反诉是否应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褚伯恒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第三笔承包费220万及违约金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褚伯恒与被上诉人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于2019年3月31日签订的《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承包合同终止时间为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终审结案时间，且最晚不晚于2019年12月30日，上述两个时间点以先到为准。合同履行期间，三被上诉人通过微信、书面通知等方式多次向上诉人褚伯恒通报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进展情况，三被上诉人已尽到通知义务。上诉人在此情况下，应根据案件进度合理安排养殖捕捞计划，并在案件终审结案前及时完成最后一次大捕捞。但上诉人褚伯恒在2019年9月初收到书面通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迟迟不进行最后一次大捕捞，其怠于履行自己的权利，不合理地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最后一次大捕捞条件已成就，即上诉人褚伯恒向三被上诉人支付第三笔承包费的条件已成就。且，蒋春德与李宏斌案件终审结束之日，应为终审裁判文书送达各方当事人之日，而非裁判文书上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被上诉人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2019年11月5日派人将水库渔场锁门，是基于被上诉人褚伯恒第二笔承包费尚未全部支付完毕、第三笔承包费未支付的违约情形下，三被上诉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的行为，并无不当，不存在违约。上诉人褚伯恒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第三笔承包费，应依据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违约金。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褚伯恒应支付三被上诉人第三笔承包费及违约金并无不当。上诉人褚伯恒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褚伯恒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迟延履行第二笔承包费的违约金问题。经查，上诉人褚伯恒与被上诉人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于2019年3月31日签订的《水库渔业产量承包合同》中约定第二笔承包费支付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双方未就支付约定附条件。上诉人褚伯恒在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下，直至2019年11月15日才分多批付清第二笔承包费，其已构成违约。上诉人褚伯恒提出被上诉人投放的鱼苗不到约定的55万斤，但其在签订合同和接收鱼苗时并未提出异议，直至双方发生纠纷才提出该问题（褚伯恒与孙继国2019年11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就该问题存在违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因上诉人褚伯恒迟延支付第二笔承包费，一审判决褚伯恒支付因第二笔承包费迟延履行的违约金并无不当，上诉人褚伯恒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褚伯恒的反诉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褚伯恒在一审中反诉其损失包括水库中未捕捞的渔业资源价值及工人工资、捕捞费、油费等相关费用。双方合同约定，如因褚伯恒违约导致渔业资源未及时捕捞造成的损失，蒋春德、孙继国、蒋延富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水库中未捕捞的渔业资源，现因水库已强制执行移交给李宏斌，上诉人褚伯恒如认为其有损失，可另案主张。关于工人工资、捕捞费、油费等，双方合同约定经营管理过程中，褚伯恒自行承担水库人员管理和水库管理过程中的各项费用，且上诉人褚伯恒在反诉时就该项请求未提供充分证据，数额计算没有相应依据，故一审判决未支持该项反诉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褚伯恒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褚伯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856元，由上诉人褚伯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继红审判员  许前让审判员  彭 晨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张中尉书记员熊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