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5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萧耀钦（SIUYiuYam），男，1959年5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湾。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最，广东梧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宣兴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71X2。法定代表人：徐玄高，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嘉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信坚，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萧耀钦（SIUYiuYam）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宣兴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兴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萧耀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萧耀钦无需向宣兴公司支付欠款516096.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宣兴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未能提供原始载体，该证据依法应不予采信；而其提交的对账单、货运单均无原件，也未提供提单或报关单无法证明宣兴公司已经实际交付货物，故不能以此作为计算货款的依据。二、宣兴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故一审判决萧耀钦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宣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未经萧耀钦的质证。宣兴公司起诉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萧耀钦是基于此作出的相应答辩，但一审法院在未与双方沟通的情况下将案由更改为“定作合同纠纷”并作出裁决，是直接代诉讼当事人处分其权利，也没有让萧耀钦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有违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四、宣兴公司提交的工贸合作合同是由其委托公司向境外公司收取外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取外汇时应该提供文件才能收取，故宣兴公司与G2000香港公司存在书面合同。且微信聊天记录第76页提及只收到G2000香港公司的合同，故宣兴公司隐瞒存在书面合同的事实。五、宣兴公司直接将货物交给第三方公司后，第三方公司将货款支付给宣兴公司，萧耀钦不接收货物。宣兴公司生产产品时直接印有第三方公司的商标，若本案由萧耀钦作为主体，即存在商标侵权行为，合同则会无效，本案尚未查清法律主体。宣兴公司辩称，一、宣兴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另案中已经出示过原始载体，该证据的真实性不存在问题。二、货运单、对账单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佐丹奴公司确认的代付货款行为也能证明宣兴公司已经完成货物的实际交付。萧耀钦与佐丹奴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否则该公司不会出示更改收款单位的说明。三、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本案案由更改为定作合同关系，不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萧耀钦向宣兴公司支付货款共计562524.58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1月1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宣兴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4月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徐玄高，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服装、服饰、毛衣、纱线、箱包、手套、鞋等。萧耀钦曾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已于2015年12月25日后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改任监事职务。2019年3月6日，宣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一并起诉萧耀钦的还有一件民间借贷案件【案号为（2019）粤2071民初5681号】。宣兴公司反映，萧耀钦原系该公司的股东，萧耀钦退股后以其个人名义与该公司有合作关系，但是没有书面的合同。萧耀钦一直是以个人名义向该公司下单，该公司则按照其要求发货给佐丹奴等公司。该公司认为是与萧耀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该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中可以体现上述关系及所欠货款的情况。宣兴公司提供的一份其财会人员孔水英与微信名为“萧生”（显示昵称为“萧”，微信号为“y＿y＿siu”，显示的联系电话为138*****382）的人士的微信通信记录，有关记录显示，2018年初，孔水英代表宣兴公司向“萧生”催讨“G2000款服装”及“佐丹奴款服装”的加工款，并向其发出了“G2000对账单”及“佐丹奴对账单”等对账资料。“萧生”则向孔水英提出称“这个是我与客户的单价，与宣兴无关，应给我与宣兴的单价对账”、“怎么可能，我白做”、“怎么可能，我唔赚，还要帮你们做”、“你们单价不对，我与宣兴是另一个价”。孔水英与“萧生”就价格问题数次沟通后，2018年4月21日向“萧生”发出“关于宣兴与新富时（萧生）货款说明”及新的对账单，将有关单价予以调低，该说明的内容为：（一）“G2000宣兴与新富时（萧生）对账单说明”：1.按照公司实际出货数计应收货款人民币801304元（以下未特别注明币种者均为人民币）；2.已收款港币733137.46元，扣除银行手续费港币6178.39元，后实收折合601776.72元（汇率按照82.78计算，未扣除出口公司业务费、运费等）；3.因迟延等原因客户扣款港币43356.54元；4.国内出货已收款48405元；5.共未收款151122.28元。（二）“佐丹奴宣兴与新富时（萧生）对账单说明”：1.按照公司实际出货数计应收货款675924元；2.国内出货已收款108160.01元；3.共未收款567763.99元。（三）G2000、佐丹奴宣兴应收新富时（萧生）货款共718886.27元。（四）应收萧生其他事项说明:1.购亿格二手车一台2万元；2.2016年萧生借款10万元；3.2016年新富时未收余款23660.31元；4.2017年应收回运费2423元；5.2017年代付外经办办证费（2015年4月3日设立新公司费用）3000元。（五）以上事项货款与其他应收回新富时（萧生）的费用合计867969.58元。（六）应付新富时（萧生）事项为应付给新富时（萧生）货款185445元，具体包括：2017年新富时（萧生）代付东莞市汇泽纺织有限公司毛料款18万元，2017年新富时（萧生）代付东莞市新雅琦货款5445元。（七）实应收新富时（萧生）货款682524.58元，计算公式为应收款867969.58元-应付货款185445=682524.58元。“萧生”收到该信息后，提出了“是否已扣起我预代付毛费”、“G2000银行费用、业务费、运费”应由宣兴公司负担、“迟期是厂方问题，你们赶不及，与我无关，客人扣款是你们的问题”等异议，并要求孔水英列出走货明细，孔水英逐一进行了答复，并数次要求“萧生”还有什么异议请逐一提出，“萧生”答复称“已提出，亦有理据”。孔水英经请示后答复称“迟期（外汇手续费），外经办阿峰办证费宣兴承担”，但未就运费、银行费用等应由宣兴公司负担提出异议，并将修改后的账单发给“萧生”。“萧生”提出不要加上个人名字，孔水英答复称宣兴公司没有与新富时公司签订合同，这属于其以个人形式接单，宣兴公司手上也没有新富时公司的有关资料，所以宣兴公司只认其个人签名，“当时没有与新富时签合同然后做了这个生意，纯属是相信你个人”。“萧生”回复称“那就说与新富时没有关系了”。此后，孔水英数次要求“萧生”上传“新富时有限公司”的营业资料，但“萧生”均借故未发送“新富时有限公司”有关资料给孔水英。萧耀钦则否认与宣兴公司存在诉争交易，并称其只是无偿介绍了一些客户给宣兴公司，诉争交易的送货、交货、销货过程萧耀钦并没有参与，其也没有收到货，货款也不是其支付的，其与宣兴公司之间只是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其身份只是居间人。对于宣兴公司提供的上述微信通信记录，萧耀钦不确认上述微信的真实性，其认为该微信号不是其使用的微信号，微信号显示的电话号码“138*****382”是在宣兴公司时使用的电话号码。但其承认，其是新富时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是其控制的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宣兴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出示上述微信通信记录的原始载体，原因是孔水英的手机格式化了，手机上的微信通信记录无法修复。一审法院根据宣兴公司的申请从（2019）粤2071民初5681号案中调取的资料显示，萧耀钦在该案承认上述微信号是其使用的微信号，有关微信通信记录是其与宣兴公司财会人员孔水英的微信通信记录，但认为无法证实该案诉争的借款事实。另宣兴公司和萧耀钦均确认本来宣兴公司是萧耀钦成立的，后徐玄高从萧耀钦处购得其股权，萧耀钦即变成营销部经理，负责香港方面的销售代理工作，萧耀钦于2017年底从该公司离职。萧耀钦确认上述情况，并认为其后来在该公司只是有职位，主要做客户维护和拉单。在该案中，宣兴公司向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出示了该微信通信记录的原始载体，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对其中2018年4月21日至5月28日期间的微信通信记录进行了拍照固定，但有关通信记录中的“G2000对账单说明.docx”文件及“G2000对账单说明.（1）.docx”文件因已被清理而无法打开。除此之外，宣兴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股东徐小练与微信名为“萧生”（显示昵称为“萧”，微信号为“y＿y＿siu”）的人士的微信通信记录，以证明微信号为“y＿y＿siu”的“萧生”就是本案萧耀钦。为证明其已交付了涉案货物，宣兴公司另提交了装箱单、货运单、托运单货物运费对账清单等证据（上述资料均为香港或国外部分，运往国内仓部分没有提供上述有关资料）。其中绝大部分货运单载明的寄货人为“新富时（宣兴服装有限公司）”，备注载明“尾纸寄九龙湾临兴街19号同力工业中心B座8楼8室，萧小姐，23040089”。宣兴公司反映，其通过中山市光裕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裕进出口公司）收取“G2000款服装”的货款港币733137.46元，扣除银行手续费港币6178.39元，后实收折合601776.72元，另收到“G2000款服装”的国内货款48405元（由广州千盈服装有限公司支付），并提供了其与光裕进出口公司签订的工贸合作合同及收取有关款项的银行凭证【其中光裕进出口公司代收款项的单据显示支付单位为G2000(APPAREL）LIMITED】。另宣兴公司提交的迟延扣款账单显示，G2000(APPAREL）LIMITED因新富时有限公司（NEWRICHTIMELIMITED）迟延交货向其扣款共计港币43356.54元（含银行手续费）。另宣兴公司提供的一份加盖有佐丹奴有限公司合同章和新富时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收款单位更改通知载明：“应下开采购合同卖家（新富时有限公司）指示，收货款单位更改为（中山市宣兴服装有限公司）”，该通知加盖新富时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处还有萧耀钦本人的签名。该份通知所附的采购合同的合同号、采购数量与宣兴公司主张的佐丹奴款的服装的合同编号、采购数量基本吻合。宣兴公司反映，其共收“佐丹奴款服装”的国内货款108160.01元（由深圳虎威制衣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代支付），并提供了收取有关款项的银行凭证。宣兴公司反映，其要求萧耀钦从2017年11月11日起计付迟延付款利息的原因是双方之间的最后一笔交易的走货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在一审庭审时，双方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定作合同纠纷，宣兴公司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系认定合同性质有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根据本案情况，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与宣兴公司存在诉争定作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否是萧耀钦。根据查明的事实，宣兴公司与萧耀钦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宣兴公司主张与萧耀钦存在诉争合同关系的核心依据是该公司的财务孔水英与微信名为“萧生”（显示昵称为“萧”，微信号为“y＿y＿siu”）的人士的微信通信记录。虽然，萧耀钦在本案中否认该微信号是其使用的微信号，但根据从（2019）粤2071民初5681号案中调取的资料显示，萧耀钦在该案承认上述微信号是其使用的微信号，有关微信通信记录是其与宣兴公司财会人员孔水英的微信通信记录，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有关微信通信记录是萧耀钦与宣兴公司财会人员孔水英的微信通信记录。虽然，宣兴公司在本案中未能提供上述微信通信记录的原始载体，但其在（2019）粤2071民初5681号案中已向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出示了该微信通信记录的原始载体，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对其中2018年4月21日至5月28日期间的微信通信记录进行了拍照固定，而在本案中宣兴公司提供的孔水英与萧耀钦微信通信记录中的其他部分能够与已核部分前后紧密衔接吻合，在萧耀钦无正当理由否认该微信通信记录的真实性且拒不提供其持有的微信记录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宣兴公司提供的孔水英与萧耀钦的全部微信通信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由于在宣兴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与上述微信通信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与G2000(APPAREL）LIMITED及佐丹奴有限公司发生交易的是萧耀钦控制的新富时有限公司（NEWRICHTIMELIMITED），而非是宣兴公司，宣兴公司在上述交易中处于债务辅助人的地位，也可以认定宣兴公司与萧耀钦存在诉争定作合同关系。结合萧耀钦与宣兴公司之间关系情况分析，可以合理解释双方之间之所以没有签订书面定作合同的原因。萧耀钦主张，宣兴公司是与有关企业直接发生交易关系，其身份是居间人，其与宣兴公司之间只是存在类似于居间合同的关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上述规定，居间合同为有偿合同，居间人所提供服务的内容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向居间人支付报酬。由于萧耀钦的上述抗辩属于积极的抗辩，其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因萧耀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就诉争交易与宣兴公司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故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萧耀钦尚欠宣兴公司定作款的金额的认定问题。本案证据显示，宣兴公司多次要求萧耀钦与其对账，并提供了对账所需的有关资料，萧耀钦就其中部分项目提出了异议，对其他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对于宣兴公司主张的有关款项，审查如下：1.宣兴公司代萧耀钦发货的G2000款服装的总款项为801304元，已收货款港币733137.46元（因宣兴公司承诺负担外汇手续费港币6178.39元，故未扣减该费用，该款按照港币汇率0.8278计算折合人民币606891.19元）及人民币48405元，未付146007.81元，扣除宣兴公司自愿负担的迟延扣款港币43356.54元（该款按照港币汇率0.8278计算折合人民币35890.54元），实际尚应付110117.27元；2.宣兴公司代萧耀钦发货的佐丹奴款服装的总款项为675924元，已收货款108160.01元，实际尚应付567763.99元；3.宣兴公司主张的“2016年新富时未收余款23660.31元”，萧耀钦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4.宣兴公司要求萧耀钦负担2017年运费2423元及开办公司时的费用300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5.应扣减萧耀钦代宣兴公司支付的原材料款185445元，萧耀钦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综上，萧耀钦共应向宣兴公司支付款项计516096.57元。鉴于本案中双方未就诉争交易签订书面合同，致使双方就有关款项计付的问题存在一定争议，而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并非是交付货物即应立即付款，而是采取交付货物一定时间后再行付款，由于宣兴公司未能提供其实际交付有关货物的具体时间的证据，结合本案案情，迟延支付定作款的逾期利息的起计时间应从受理本案之日起计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萧耀钦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宣兴公司支付欠款516096.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尚欠的本金额为基数，从2019年3月6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尚欠本金额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宣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37元（宣兴公司已预交），由宣兴公司负担776元，由萧耀钦负担8961元(萧耀钦负担部分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给宣兴公司)，如需以公告形式向萧耀钦送达诉讼文书的，由此产生的公告费用先由宣兴公司预付，然后由萧耀钦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按宣兴公司实际支付的金额返还给宣兴公司。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萧耀钦称其是新富时公司的负责人，在涉案交易中是履职行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定作合同纠纷。双方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萧耀钦应否向宣兴公司支付欠款516096.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宣兴公司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变更案由为定作合同，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萧耀钦在另案中承认涉案微信名为“萧生”的微信号是其使用的微信号，且一审法院对另案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拍照固定，本案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与另案已核部分内容前后紧密衔接，萧耀钦未能举证推翻上述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萧耀钦主张其是新富时公司的负责人，在涉案交易中属于履职行为。首先，萧耀钦一审中主张其与宣兴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未提及其是代表新富时公司与宣兴公司发生交易；其次，萧耀钦未举证其与宣兴公司发生的交易是代表新富时公司的履职行为；此外，涉案微信聊天记录中宣兴公司明确与萧耀钦个人发生交易，萧耀钦对此虽有异议，但在宣兴公司多次要求其提供新富时公司营业资料时以各种理由未提供，亦可以印证宣兴公司是与萧耀钦个人发生交易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与宣兴公司存在定作合同关系的是萧耀钦，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他证据认定萧耀钦应向宣兴公司付款516096.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应从受理本案起计，均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萧耀钦主张无需向支付宣兴公司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61元（上诉人萧耀钦已预交），由上诉人萧耀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审判员  卢俊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