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2民初965号原告：王延英，女，汉族，1956年11月21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县******石宝组。公民身份号码：430************705。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品华，男，汉族，1980年11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30************672。系原告王延英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帆，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水平，男，汉族，1977年7月18日出生，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公民身份号码：420************718。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帆，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杜蕾，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魏伟林，男，汉族，1982年5月19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南靖县*************。公民身份号码：350************512。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帆，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杜蕾，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873M。负责人：刘奕贤，主任。第三人：郑荣全，男，汉族，1955年4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9。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诉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及第三人郑荣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延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品华，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帆、赖杜蕾，被告负责人刘奕贤以及第三人郑荣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2019年1月1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2.判令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王延英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自2019年2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21日为40962.5元）；3.判令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设立，股东为：王延英持股50%、付水平持股25%、魏伟林持股25%，法定代表人为付水平，于2019年7月10日被注销。2019年1月12日，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律师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办理东莞市******、洋乌村共595亩土地权证及调规等相关事宜，被告需在3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该委托事项。上述协议签署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按合同约定委托案外人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前期办证费用100万元。但被告收取上述100万元款项后，未能在约定的30天委托期限内办理完成相关土地权属证书。其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多次要求被告退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还。由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被注销，故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原有三位股东即原告王延英、原告付水平、原告魏伟林提起诉讼。现原告付水平、原告魏伟林全权委托原告王延英向被告收取退还的100万元款项以及相关利息，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王延英返还100万元及相关利息。2018年年底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邹品华接受案外人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办理涉案地块的调规等委托事宜，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本案第三人，第三人说他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奕贤很熟，被告与政府关系很好，可以办得涉案地块的调规等事宜，出于对律师职业的信任，邹品华同意第三人联系被告。不久第三人答复称被告可以代理这件事，但要求先转100万元到被告的帐上，于是邹品华通过也是自己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案外人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转款100万元，后由被告草拟了委托代理协议，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被告于2019.1.12在合同上盖章，但无人签名。其后，由第三人负责与被告沟通涉案土地的调规等事宜，但到了2019.3月份，第三人告诉邹品华称涉案地块的调规因当地政策原因无法完成，邹品华于是要求第三人通知被告退还已交的100万元前期费用，第三人当时口头答复没有问题，退还事宜包在他身上。但经其后多次催缴，被告收取的100万元涉案费用一直没有追回。诉状上所称的先签协议后付款是有误，代理人当时没有搞清楚情况，实际上是先付款后签协议。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提交了以下证据：1.《委托代理协议》（2019.1.12）；2.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户名：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3.《委托付款的情况说明》（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20.1.8）；4.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报告、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2019.7.10）；5.《委托收款授权书》（2020.1.5）；6.《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协议编号：20181128）、《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编号：20181128补充协议001》、《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441900-47-03-844262）；7.对帐单（账户名称：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辩称：结合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记录，存在着造假行为，房产证和合同造假，违反了有关工商登记的条例，被罚款1万元，也就是说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善于说假话，原告的补充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仅是一面之词。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理由：一是本委托代理协议完全是挂名在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下，当时是基于第三人考虑到将来会牵涉到其他款项的收支，帮我开发票，需要以一家公司作为挂名的签约。本案的真正主体是第三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只是挂名，有名无实。二是100万元并不是像原告所述由邹品华指示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汇出，这个钱是由第三人牵头为东莞市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办事而获得了500万元，当时为东莞旭广公司办事先后与两家公司签约，最先是由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东莞旭广公司签约，后来因为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复杂，后换成了广州弘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帮东莞市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东莞市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就给了500万元给最早签约的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把其中的350万元打到了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就打了100万元给被告，这350万元是以第三人为主的运作项目的费用，包括本案的项目和肇庆四会的码头用地项目、武汉的朗肯空调三个项目的费用，这350万元的支出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过支出清单给第三人，因为这是以第三人为主花钱支出要向第三人报告。也就是说这350万元都不是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钱，更不是本案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或者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的钱。三是本案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已经注销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注销必须履行清算程序，清算就牵涉到对公司的财产、债权债务、编制资产负债表、编制财产清单、清算报告。对于100万元如果原告主张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或者三个原告的，必须有一个前提在清算报告或者财产清单中要体现出100万元是他们公司的，因为在清算结束以后会牵涉到债务的偿还，包括税收的支付，如果这100万元没有体现在清算报告里面，原告也说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邹品华，如果凭着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付款说明，也就说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付出给被告的100万元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的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目前被告没有看到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清算报告，这100万元没有看到纳入作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也没有清楚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无欠其他人的钱，因此这种情况下三原告是没有资格提起本案诉讼。对于合同的签约，整个过程被告从来没有见过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任何人，一直都是与第三人接触。对于本案的100万元是第三人催着要打进被告，因此才形成了打进钱以后五天后才签约，在没有签约之前，我去东莞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协议是我起草的，因为与第三人是朋友，因此协议很简单，只是强调签约的甲方要配合提供办理土地证相关的申请书，但是甲方无法提供，被告反复催甲方尽快提供申请书给被告，但是最后说没有。也就是说对于协议无法履行是甲方的责任。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说多次要求被告退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还，原告应尊重事实，从来没有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任何人向我提过要退钱的问题，如果有，原告应提供证据。只是有一个女的打电话给我说汇了100万元给我方，要我方开发票，我说要提供开票信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这个事情我与第三人说过。对于甲方与被告签订的委托协议，已经与签约的实际签约人即第三人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双方约定退40万元，被告已经退了将近39.5万元给甲方（包括之前借款的抵偿）。也就是说本案甲方与被告签订的代理协议已经处理完毕，不再存在纠纷，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因为签委托代理协议一直是第三人与被告商量确定的，第三人既不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受委托代表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签约，第三人完全是本案签约的真正主体，因此被告与第三人所签的处理委托协议的相关退款事宜是有效的。综上，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提交了以下证据：1.委托代理协议（2019.1.12）；2.办理土地权证申请书（2019.2.8）；3.与郑荣全（甲方广州森林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4.补充协议（2019.2.21）；5.致刘奕贤律师手写内容（2019.3.2）；6.退款结算收据（2020.2.26）；7.收据（2万元、收款人落款日期：2019.5.3）；8.收据（2.5万元、收款人落款日期：2019.5.26）；9.借据（4万元、借款人落款日期：2018.8.6）；10.借据（3万元、借款人落款日期：2018.10.13）；11.与郑荣全（甲方广州森林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汇款2.5万元）；12.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截图2页；13.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项目编号：20190325）；14.用地红线图（用地单位：东莞市聚义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15.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广州市恒盛实业总公司、广东泽圣荣投资有限公司、受委托人：刘奕贤、2018.8.1）；16.情况说明（郑荣全、2020.3.11）；17.郑荣全身份证复印件；18.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441900-47-03-844262）；19.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项目编号：20190621）；20.东莞市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州弘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1.微信号为*****【昵称：百步穿杨（刘奕贤）】的个人微信主页、微信号为*****【（昵称：合相、备注名：郑荣全（甲方广州森林公司）】。第三人郑荣全陈述称：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何一个人我是不认识的，原告说的关于通过一个朋友认识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接下这个项目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认识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我认识的，邹品华是根本不在这个项目里的，我把这个项目接完以后，我通过罗伟雄认识了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任峭，然后就把东莞这个项目接下来了，当时跟邹品华还不认识，后来通过罗伟雄认识邹品华。当时罗伟雄和邹品华在做南沙宅基地的审批，他们说可以审批宅基地，就跟很多客户拿了很多钱说可以办宅基地的报建，就骗了客户，所以最后清算也是因为有官司。我就同情邹品华，跟他说如果我们这个项目搞好了就算了，就把邹品华带过来做东莞市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涉案项目。在做这个项目时我也知道被告的刘律师有关系可以搞关于办土地证这些，所以我委托了刘律师，整个来说都是我跟刘律师办这个事情的，至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没有参与业务的事情。当时因为我们要接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钱，邹品华就找了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经理将350万元打进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有100万元打给了被告，还有其他100万元打给罗绍康（做肇庆码头地块），还有剩下的就是以我为主做武汉郎肯空调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全部是我的关系，这些资金全部是作为运作这些项目的。是我叫广东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汇款，不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品华也是叫我老板，都是以我为主。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时签约委托代理协议我们都是找一家公司挂名签约，为了方便走账、交税，所以我就叫邹品华找一家公司，邹品华就找到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跟被告签合同，整个合同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参与，都是我个人与被告签约、开展工作。第三人郑荣全提交了以下证据：1.与郑荣全（甲方广州森林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公司收支明细表3页；2.协议书（2018.4.27）、图片；3.投资合作协议（2019.1.7）；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5.中府国用（2011）第3100647号土地使用权证；6.关于将我公司位于围底第二工业开发区土地办理改造项目的用地申请、委托代理协议及其附件罗定市围底镇总体规划、围府[2014]5号文件、土地权证5份；7.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经审理查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成立。2018年12月28日，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由邹品华、付水平、魏伟林变更为付水平、魏伟林、王延英，法定代表人由邹品华变更为付水平。王延英与邹品华系母子关系。2019年7月10日，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准予以注销。三原告及被告在本案中均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作为证据。原、被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抬头处均载明“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乙方：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奕贤”。三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甲方落款处仅加盖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无签名字样，乙方落款处仅加盖了被告公章无签名字样。被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甲方落款处除加盖了原告印章外还有第三人郑荣全签名，乙方落款处除加盖了被告印章外还有被告负责人刘奕贤签名，郑荣全、刘奕贤是在盖章后再签名。原、被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除落款处盖章、签名情况不同外，其他条款完全一致，条款内容如下：“甲方因受委托办理东莞市******、洋乌村共595亩土地权证及调规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地块状况：上述两地共595亩在2006年已由蔡边村通过镇司法服务所见证，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东莞市聚义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在2006年由大朗镇规划管理所出具规划图，目前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决定承接该地块进行开发并付清了有关款项；二、委托事宜：①办理蔡边村356.33亩R2的土地权证，费用为600万元，甲方支付本事项前期费用100万元；②办理238.58亩原为E2改为R2的调规及办理土地权证，费用为每亩10万元共2380万元（税后）；三、甲方配合：为乙方办土地权证提供蔡边村、洋乌村出具的办证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给乙方（356.33亩先办土地权证至蔡边村名下，235.58亩先调规后半土地权证至洋乌村名下）；四、时间及程序：乙方在3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如有实质性进展，时间顺延……；本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若因甲方原因延误的，时间顺延；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二份，具有同等效力。”三原告持有两份其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的原件。被告称印象中持有两份其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的原件，但在庭审中被告仅提交一份原件供核对。第三人郑荣全称其无《委托代理协议》原件，原件均已经交给邹品华。关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过程。三原告称，邹品华与第三人郑荣全于2018年12月15日至被告处商谈委托事宜，2019年1月7日将100万元转给被告，被告负责人刘奕贤于2019年1月12日通过微信向第三人郑荣全发送委托代理协议的电子版后，第三人郑荣全发给了邹品华，邹品华修改后打印四份并加盖了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后寄给被告，被告收到后盖章寄回两份给邹品华。被告称是第三人郑荣全找被告洽谈涉案委托事宜，邹品华是跟着第三人郑荣全到被告处，但被告不知道邹品华是谁，也没有进行介绍，被告未与邹品华洽谈过协议的任何内容，都是与第三人郑荣全接触；因是与律所签订协议，被告认为与个人签订不恰当就叫第三人郑荣全找一家公司挂靠签订，第三人郑荣全就找到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被告未核对郑荣全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签订挂靠协议、也未建议郑荣全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挂靠协议；由于与第三人郑荣全很熟悉，就简单写了委托代理协议，于2019年1月12日将起草好的协议发给第三人郑荣全，对方没有修改、没有意见，被告就将加盖了被告公章但未签名的4份协议寄给第三人郑荣全，第三人郑荣全加盖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并签名后寄回2份给被告，被告负责人刘奕贤在这2份的乙方处签名；在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前在2019年1月7日已将100万元打进被告账户。第三人称，记不清2018年12月15日有无带邹品华去被告处，是其与刘奕贤谈具体的项目，刘奕贤了解情况并现场调研后觉得可以做，双方就开始谈具体的条件，于是产生了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代理协议的盖章和签约事宜其都交给了手下邹品华，被告提议找一家公司签约，邹品华就找到了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协议是被告先盖章寄给邹品华，第三人郑荣全再让邹品华加盖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第三人郑荣全后期在被告处在2份委托代理协议上签名。关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三原告主张甲方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为被告；签订协议之时没有约定郑荣全是协议的甲方，由于协议是被告草拟，当时没有仔细看抬头的甲方是谁，三原告持有的协议也没有郑荣全签名确认。被告主张虽然协议上载明甲方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但实际上甲方就是郑荣全。第三人郑荣全称该协议的甲方是郑荣全，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其用来挂靠的，其认可涉案协议的内容。关于郑荣全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品华的关系。三原告称邹品华不是郑荣全手下，与郑荣全也无合作关系；邹品华在2018年3月经人介绍认识了郑荣全，郑荣全介绍被告负责人刘奕贤与邹品华沟通涉案委托事宜，郑荣全仅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中间人、介绍人。第三人郑荣全称邹品华跟着做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项目，是其手下，虽不向邹品华发放工资但有支付分成；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其用来与被告对接签订协议，其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另查明，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成立，其股东、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1月17日由邹品华变更为廖洁君。2019年1月7日，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转账支付100万元，该笔转账摘要处注明为“保证金（网转）”。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8出具《委托付款的情况说明》，确认其系受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前述100万元，在该款项转账前其与被告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前述100万元是支付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前期费用。第三人郑荣全称该100万元是其叫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被告主张汇款摘要注明100万元是“保证金”，因原告无法提供相关申请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履行，按照定金法则该100万元应被没收，不予退还。被告提交郑荣全于2020年3月11日出具的致本院的《情况说明》一份，其中提到：100万元是其于2019年1月初叫划入被告，该100万元不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是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共汇入500万元至广州弘盛投资有限公司账户，广州弘盛投资有限公司再汇300万元到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再汇100万元给被告等。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广州弘盛投资有限公司是在2019年3月22日成立，此时100万元已经支付；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涉案地块的调规事宜并向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500万元的前期费用，后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邹品华办理涉案调规事宜；由于邹品华当时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邹品华以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并由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接收了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前期费用350万元，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的100万元即来源于前述350万元；邹品华与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签订协议，但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邹品华办理调规事宜曾出具授权委托书，由于时间太长无法找到，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邹品华提供了《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的原件。为证明三原告前述主张，三原告提交了《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委托代办商住用地服务协议书》是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与2018年11月30日签订，就乙方委托甲方办理东莞市******（围子岭）一幅356.33亩R2性质用地和大朗镇洋乌村（坑尾元）一幅238.58亩土地调规为R2性质用地指标协调服务一事进行了约定。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对账单显示：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账号为051***********552的账户分别于2018年12月18日、2019年1月4日收到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汇入的款项50万元、450万元，并于2019年1月7日向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转账支付350万元。第三人郑荣全称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弘盛投资有限公司都是任峭的，在情况说明中其以为是广州弘盛投资有限公司汇款给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应更正为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涉案土地的调规事宜，其与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代表任峭是朋友关系，其与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办理调规事宜，没有签订协议；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广州谚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500万元，邹品华跟着其做涉案项目，其与邹品华、任峭在微信上建立了核心群，该项目由其主导；为了委托被告办理涉案调规事宜，任峭说会向其付300万元，后来支付350万元是为了给其买一辆奔驰车方便与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接，其让邹品华以广州慧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接收了350万元。2019年2月15日，被告负责人刘奕贤通过微信向第三人郑荣全发送了名为“办理土地权证申请.docx”的WORD文档。从被告负责人刘奕贤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来看，刘奕贤将第三人郑荣全的微信账户名称备注为“郑荣全（甲方广州森林公司）”。被告主张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其反复多次去了地块所在地，与有关的国土规划部门进行沟通了解并拿到了涉案地块的最原始红线图进行复印。为证明被告上述主张，被告提交了用地红线图复印件一份。该红线图载明：用地单位为东莞市聚义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用地位置为蔡边村委会，用地面积为396210.06平方米等。2019年2月21日，第三人郑荣全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抬头处载明“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乙方：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奕贤”，落款处载明“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该协议落款“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未加盖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郑荣全在“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方空白处签名确认，落款“乙方：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处加盖了被告公章并由刘奕贤在下方空白处签名确认。该协议条款内容如下：“双方于2019年1月1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乙方多次催告甲方提供蔡边村、洋坞村出具的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但甲方一直未能提供，已经构成违约。现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甲方再争取蔡边村、洋坞村出具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给乙方，使乙方能顺利开展工作……三、如果最后因甲方无法提供上述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给乙方，则从尊重事实及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乙方退回甲方40万元（本款由甲方郑荣全收取，退款时间及方式由郑荣全通知，另60万元作为甲方违约金及乙方的交通、误工补偿费用；四、本委托乙方代理事宜一直是甲方郑荣全与乙方洽谈、联系及签约，郑荣全即为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为郑荣全挂靠签约单位；五、本补充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被告称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郑荣全的挂靠单位，涉案委托事宜均由郑荣全处理，不需要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补充协议进行确认，郑荣全也反复强调是他的事情，涉案款项也是他的。第三人郑荣全称邹品华是跟其做事，其想怎样就怎样，其跟被告说由其处理涉案委托事宜。2019年3月2日，第三人郑荣全向刘奕贤出具手写文件一份，内容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与贵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我们暂无法向贵所提供村的办理土地权证申请书，现甲方在考虑另委托他人办理，请贵所暂停履行原协议。对于款项的处理事宜，按《补充协议》沟通。”被告在该手写文件上盖章予以确认。2020年2月26日，第三人郑荣全作为收款人向被告出具《退款结算收据》，确认：收到被告委托刘奕贤转来的代理委托协议的退款32.5万元，其中微信及手机银行转来共28万元，现金4.5万元，另外以郑荣全于2018年向刘奕贤借款7万元抵退款；以上共计39.5万元，原借据交回借款人作废。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未办理成功。三原告称涉案委托事宜均由郑荣全作为中间人进行沟通，三原告不清楚具体情况，后来听郑荣全说是村委会的原因导致无法办理。被告及第三人郑荣全称涉案委托事项未能办理成功是因委托人无法提交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高价从东莞聚义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购买涉案地块，后村民要求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另行支付大额款项，东莞旭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同意支付，村民就不同意配合出具申请报告和调规申请书，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在2020年2月26日第三人郑荣全向被告出具《退款结算收据》时已经解除，解除时未通知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主张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因甲方违约则被告仅需退回40万元，另外60万元作为违约金及交通、误工补偿费用，被告已经退回39.5万元。再查明，2020年1月5日，付水平、魏伟林作为委托人出具《委托收款授权书》称：关于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起诉被告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上述委托人付水平、魏伟林同意由受托人王延英向被告收取退还的100万元款项以及相应利息，同意法院将被告退还的100万元款项以及相关利息裁决给受托人享有。三原告称上述《委托收款授权书》是委托合同性质，原告付水平、魏伟林委托原告王延英收取涉案100万元款项。被告于2020年2月27日签收本案起诉状等应诉材料，第三人郑荣全于2020年4月25日签收本案起诉状等应诉材料。本院认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7月10日注销，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作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主张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相应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和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二、《补充协议》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三、《委托代理协议》的解除时间；四、《委托代理协议》解除的后果。现将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涉案《委托代理协议》抬头处已明确载明甲方包括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郑荣全，且原、被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在甲方落款处加盖了公章，故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甲方。虽然三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无第三人郑荣全签名，但第三人郑荣全认可《委托代理协议》的内容且已在被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甲方落款处签名进行确认，故第三人郑荣全亦是《委托代理协议》的甲方。综上，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甲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与乙方被告。至于被告、第三人郑荣全关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仅是郑荣全的挂靠签约单位以及三原告关于郑荣全仅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中间人的主张，各方的举证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二、《补充协议》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补充协议》抬头处已明确载明甲方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但该协议未经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盖章或签字予以确认。《补充协议》不仅就甲方提供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的义务进行了补充约定，并对甲方未能完成上述义务的后果以及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郑荣全之间的关系等重大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还约定该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被告作为一家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理应清楚知晓“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所代表的法律含义，也应清楚知晓代表他人从事相关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郑荣全并未提供其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挂靠协议，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授权郑荣全处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重要权利义务的变更的情况下，被告仅凭郑荣全的单方陈述即相信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郑荣全是挂靠关系、补充协议无需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补充协议》是针对《委托代理协议》进行补充而达成的协议，两份协议的抬头处载明的甲方均为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被告要求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委托代理协议》盖章予以确认，却又认为《补充协议》无需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明显矛盾。综上，由于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郑荣全可代表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同时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在《补充协议》上盖章或签字予以确认，故《补充协议》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三、《委托代理协议》的解除时间《委托代理协议》是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解除合同应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达到对方时解除。被告及第三人郑荣全主张上述协议在2020年2月26日已经解除，但并未通知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故此时协议尚未解除。三原告于2020年2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涉案《委托代理协议》，被告、第三人郑荣全分别于2020年2月27日、2020年4月25日签收本案起诉状等应诉材料，故三原告解除合同的通知在2020年4月25日已送达给协议其他当事人，《委托代理协议》的解除时间为2020年4月25日。四、《委托代理协议》解除的后果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配合为乙方办理土地权证提供蔡边村、洋乌村出具的办证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给乙方。现被告及第三人郑荣全均主张因甲方无法提供办证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导致涉案委托事项无法办理，三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因此，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并非因被告过错而导致解除。被告已收到《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前期费用100万元，由于《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并未完成且该协议现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对于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至于协议解除后返还款项等相关约定，是各方的重大权利义务，需合同相对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和被告达成合意。如前所述，《补充协议》未经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对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不能作为认定《委托代理协议》解除后应退还款项的依据。被告根据该协议主张其仅应退回已收的前期费用40万元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第三人郑荣全的陈述可知被告对涉案地块进行了现场调研，同时被告已取得涉案蔡边村地块的红线图，也曾起草“办理土地权证申请”并通过微信向第三人郑荣全发送。因此，被告确实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涉案委托事宜，必然产生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鉴于《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无法办理是因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郑荣全未提供办证申请报告及调规申请书所致，被告对此并不存在过错，并考虑到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费用总额以及被告已完成工作占委托事务的比重，本院酌定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应向被告赔偿损失10万元。扣除应赔偿的损失10万元后，被告应向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荣全返还已收费用90万元。鉴于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注销，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是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故前述50.5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应向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及第三人郑荣全返还。被告及第三人郑荣全均确认在2020年内月26日被告已向郑荣全退回39.5万元，故被告还应向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以及第三人郑荣全退回50.5万元。自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之日起，被告即负有返还上述费用的义务，被告至今未返还，已构成违约，并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应向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及第三人郑荣全支付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50.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主张至2019年2月12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与第三人郑荣全就上述50.5万元如何分配以及第三人郑荣全已收取的39.5万元如何处理的问题，属于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与第三人郑荣全的内部关系，与本案向被告主张返还涉案款项的外部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各方可另循其他途径解决。虽然原告付水平、魏伟林出具《委托收款授权书》称同意由受托人王延英向被告收取退还的100万元款项以及相应利息，但授权书仅是授权原告王延英代收相关款项，主张相应款项诉讼当事人仍应为三原告，三原告要求将上述款项裁决给原告王延英享有并向原告王延英个人支付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案件受理费的负担。由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委托事务无法办理是因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郑荣全未能履行相应义务导致，被告对于该协议的解除不存在过错，因此解除该协议而产生的相应案件受理费应由三原告及郑荣全负担。根据被告应付款项金额（即505000元）占本案诉讼请求总金额（即6040962.5元）的比例，本院确定本案案件受理费54087元，由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负担4521元，由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及第三人郑荣全负担4956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广州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郑荣全与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12日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二、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及第三人郑荣全返还费用505000元及支付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50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54087元，由原告王延英、付水平、魏伟林及第三人郑荣全负担49566元，由被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负担45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胡 莉人民陪审员  叶穗梅人民陪审员  李桂琼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黄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