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182民初2886号原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住所：武穴市石佛寺镇农产品加工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820920164121。法定代表人：张小龙，男，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强，男，1983年5月5日出生，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法务专员。特别授权。被告：范学军，男，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养殖户，住武穴市。委托代理人：邢鹏程，男，武穴市梅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原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公司”）与被告范学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强与被告范学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邢鹏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襄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范学军赔偿襄大公司经济损失733688.52元。具体明细如下：1、襄大公司投入1100头猪苗551438元（猪苗1100头×每头501.31元）、投入饲料233吨1020100元、药品50139.82元、防疫费954.90元、煤款6755元；2、襄大公司实际回收牲猪604头销售收入895699.20元。上述两项相减，襄大公司损失733688.52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4日，襄大公司与范学军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其中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公司回收，养户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第三条第一款：养户必须执行合同规定，按时交售毛猪，均重220斤以上，若养户私自外卖，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本合同第六条追究违约责任；第六条第一款：毛猪销售数量与进仔猪数量不一致，必须有技术人员在饲养记录卡上写明原因签字，否则视同私自卖猪，养户私自变卖公司委托养殖的，公司有权要求养户进行赔偿；第六条第二款：养户只能饲养本公司的猪，不能同时饲养其他公司的猪，否则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追究养户违约责任（按每头3000元标准计算违约损失）。在合同履行期间，襄大公司依约向范学军提供猪苗1100头价值551438元、饲料233吨价值1020100元、药品价值50139.82元。后襄大公司共从范学军处回收商品猪604头（其中正品猪445头、次品猪159头），销售金额895699.20元。另范学军养殖不当，造成牲猪死亡224头，还有272头牲猪不知去向，且范学军在饲养过程中，襄大公司为范学军代垫防疫费954.90元、代购煤款6755元。范学军的饲养给襄大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起诉要求范学军赔偿。庭审中，襄大公司明确放弃防疫费和煤款的诉讼请求。被告范学军辩称：襄大公司并没有与范学军进行结算，其诉状陈述情况不属实：1、猪苗头数不对，范学军没有收到猪苗1100头，仅收到872头；襄大公司回收的牲猪604头其中445头正品猪不对，襄大公司回收的牲猪应是648头，且全部是正品猪；2、范学军收到的饲料总吨位不对，药品的数量不对。上述不对的部分，均应以范学军的签名为准，没有范学军的签名确认不予认可。补充说明：2018年-2019年是非洲猪瘟大范围扩散的时间段，武穴也不例外，所以牲猪大面积死亡（死亡224头）属于自然灾害，死亡224头牲猪相对应的猪苗费、饲料费等损失应由襄大公司承担，同时范学军对死亡224头牲猪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襄大公司应对范学军这部分投入按每头200元-26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同时范学军已交保证金3万元，襄大公司应予退还。另外范学军也没有私自卖猪。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质证，被告范学军对襄大公司提供的证据一《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无异议；对证据二中牲猪养殖合同附件、领料明细表、借条、猪栏消毒程序及时间安排表、牲猪回收结算表、承诺书有异议；对证据三2018年4月11日襄大农牧养户领料单(黄联、红联）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需要看原件。庭审中，原告襄大公司补交襄大农牧养户领料单原件（一式四份，分别是白联原件；蓝、黄、红联复印件）。被告范学军有异议，认为原告襄大公司补交的原件，与其第一次庭审提交的（黄、红联）领料单内容不同，故对补交的证据也不予认可。对证据四养户领用饲料明细单及开票单复印件，被告范学军有异议，认为明细单是原告襄大公司单方面提供，其开票单没有范学军的签名或范学军的委托人王建鑫的签名确认。对证据五范学军用药品的明细清单及开票单复印件一组，被告范学军有异议，认为明细清单是原告襄大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表格，没有范学军的签名确认，且药品开票单上也没有范学军及其委托人王建鑫的签名确认。原告襄大公司补充提交被告范学军委托向定武的个人授权委托书以证明药品开票单上向定武的签名系被告范学军的委托授权。被告范学军对该授权委托书有异议，并申请对该授权委托书和编号为JXS20180525-024号药品开票单中的范学军的签名予以字迹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提供鉴定意见，认为该委托书中的委托人范学军和-024药品开票单中的范学军签名并非被告范学军本人的签名。对证据六牲猪销售明细表及销售现场确认单有异议，认为对销售确认单没有签名的不予认可，其中有签名一张2018年9月28日编号为0002649号销售确认单中的范学军签名有异议，表示并非其本人签名，并申请字迹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提供鉴定意见，认为编号为0002649号销售确认单中的范学军签名并非被告范学军本人的签名。对证据七打疫苗登记表四张和用煤清单一张有异议，认为没有范学军及其委托人王建鑫的签名。对证据八死猪明细清单及照片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大面积的死亡，系自然灾害，损失应由原告襄大公司承担。对证据九范学军的结算单有异议，认为该结算单是原告襄大公司单方面制作的，没有范学军的签名认可。对证据十情况说明有异议，是原告襄大公司单方面的说明。对证据十一饲料生产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销售饲料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但原告襄大公司没有提供，则其向范学军销售的饲料产品质量存在瑕疵。原告襄大公司对被告范学军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七张中的10月2日的证明有异议，对其他证明无异议，并认可其他证明中的牲猪净重重量，可以按正品猪的标准计价。原告襄大公司对被告范学军提供的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鉴定费6000元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上述双方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信，并记录在案予以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中的牲猪养殖合同附件、牲猪回收结算表、承诺书，因有范学军本人的签名确认，故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中的领料明细表、猪舍消毒时间安排表，因无范学军本人的签名确认，故不予采信；对证据二中的借条，虽然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联，故不予采信；对证据三，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以及补充提交的票据，主要系证明被告范学军收到猪苗1100头，但原告襄大公司自己提交的和补充提交的票据编号和签名均不相同，如原告襄大公司开始提交的票据复印件编号是18109，收货人有范学军和柯国炎的签名，但其之后补交的票据原件编号是18110，收货人仅有柯国炎签名，无范学军的签名，同时原告襄大公司自认柯国炎系其公司管理人员，而被告范学军对1100头猪苗头数有异议，坚称没有收到这么多猪苗，只认可收到猪苗872头，故本案中，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对其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被告范学军收到猪苗872头。对证据四，原告襄大公司提交该证据主要系证明被告范学军用了饲料233吨，价值1020100元，但其提供的饲料开票单均没有范学军本人的签名确认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鑫的签名认可，而原告襄大公司又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襄大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五，原告襄大公司提交该证据系证明被告养猪用药的情况，被告范学军未予认可，而其提交的药品开票单仅有一张有被告范学军的签名，但该签名被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不是被告范学军本人的签名，其他的签名如向定武的签名，原告襄大公司提交了有被告范学军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向定武系受被告范学军的委托授权，但该委托书中的范学军的签名又被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不是被告范学军本人签名，故向定武的签名不应视为被告范学军的委托授权。因此，原告襄大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六，原告襄大公司提交该证据系证明其回收牲猪头数是604头及销售金额。但因被告范学军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具有真实性，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又是销售牲猪的必经环节，未经检疫不得销售，且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已确定检疫的头数是648头，故本院认定原告襄大公司回收牲猪销售头数为648头。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对回收牲猪648头的总重量表示无法确定，则重量无法确定销售金额亦无法确定，因此对原告襄大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七，原告襄大公司庭审中表示放弃，故不予置评。对证据八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九，由于该结算单系原告襄大公司单方面制作，被告范学军没有签名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十情况说明，系原告襄大公司单方面陈述，是否认可，本院结合事实依法认定。对证据十一饲料生产许可证予以采信。对被告范学军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予以采信，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本院查明：2018年4月4日，襄大公司与范学军签订了一份《牲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1、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猪价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公司回收，养户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数造成的风险；养户负有管理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2、养户负责提供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3、养户向公司按每只猪200元的标准交付保证金，以实际交付的金额为准；4、提供的牲猪品种、数量及价格以公司提货单确认的为准；5、公司向养户提供不同饲料阶段所需的饲料、型号、数量及价格以公司提货单确认的为准；6、公司向养户提供的药物等物料，数量及价格以公司提货单确认的为准；7、养户利润结算方式：回收商品猪价+公司的相关补贴-公司给养户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注：养户受公司委托养殖商品猪的利润可能是副值，即当公司牲猪养殖合同附件约定的标准计算收回牲猪的价值和公司提供的各项补贴之和，低于养殖过程中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饲养价值之和，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2018年4月4日，范学军向襄大公司交纳3万元养殖保证金，范学军开始饲养牲猪872头。饲养期间，范学军委托王建鑫代其饲料的运输和相关单据的签收，襄大公司也投入了饲料和药品。饲养结束后，襄大公司回收牲猪648头，确认死亡牲猪224头。其中回收的648头牲猪均检疫合格。襄大公司认为，根据合同利润结算的约定，襄大公司投入了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价值，与回收牲猪销售价值，相减襄大公司亏损733688.52元。故具状起诉。本院认为，一、被告范学军于2018年4月4日与原告襄大公司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二、因《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约定了利润结算方式，故原告襄大公司按照该约定的方法计算盈余亏损，符合合同的约定，其计算方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襄大公司按照该计算方法，以猪苗（1100头）、饲料（233吨）、药品等加起来的投入价格，减去回收牲猪销售价格，确定自己的亏损为733688.52元，并要求被告范学军予以赔偿。由于被告范学军对原告襄大公司陈述的关于猪苗、饲料、药品、牲猪回收头数等均有异议，则按合同约定，原告襄大公司应提供有双方确认的载有猪苗、饲料、药品等数量、价格内容的提货单为证。本案中，虽然原告襄大公司提交了关于猪苗、饲料、药品等数量价格方面的证据，但经本院审查，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猪苗1100头数的领料单，由于存在领料单原件与领料单复印件编号不相同、领料单原件没有被告范学军的签名确认，故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据其主张，即起诉标的额的组成部分猪苗价值551438元无法认定；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饲料开票单，被告范学军未予认可，而该开票单均没有被告范学军的签字确认，故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即起诉标的额的组成部分饲料价值1020100元无法认定；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药品开票单，被告范学军未予认可，而该开票单均系原告襄大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没有被告范学军的签字确认或其委托代理人王建鑫的签字确认，故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即起诉标的额的组成部分药品价值50139.82无法认定；原告襄大公司陈述实际回收牲猪604头销售收入895699.20元，由于被告范学军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回收牲猪头数为648头，但原被告双方对回收牲猪的总重量均表示无法确定，则总重量无法确定，根据合同约定，回收牲猪的价格则无法计算。因此原告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回收牲猪604头销售收入895699.20元，即起诉标的额的组成部分回收牲猪的销售价值无法认定；综上，原告襄大公司要求被告范学军按合同约定的利润结算方式的计算方法赔偿其经济损失733688.52元，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当然，如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襄大公司可另行依法提起诉讼。三、被告范学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饲养牲猪时发生不可抗力情形，故其关于死亡牲猪系自然灾害，损失应由原告襄大公司承担的抗辩理由，不符合合同关于养户承担养殖风险的约定，对被告范学军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用1113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游 军人民陪审员  张新兵人民陪审员  江艳慧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吴定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