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6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仁县雄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仁县。法定代表人：李成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俭，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富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法定代表人：唐兰寿，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粟沙，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冰，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仁县雄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仁雄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资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04民初3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安仁雄森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涉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2、安仁雄森公司与华融资产公司达成交易系双方直接达成交易，并非元亨资产公司促成，元亨资产公司不享有报酬请求权。3、一审判决认定安仁雄森公司与华融资产公司达成交易系元亨资产公司促成，没有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4、元亨资产公司在本案所涉项目中所做的工作量非常有限，且并未达到实现合同目的的效果，依据合同约定，不仅不能主张报酬，也无权主张任何其他费用。元亨资产公司辩称：一、安仁雄森公司主张涉案合同为居间合同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关于华鹤公司债权项目之代理处置协议》（以下简称《代理处置协议》）明确约定实现回收时，元亨资产公司即有权要求安仁雄森公司支付代理费；现郴州华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鹤公司）债权已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变现9980万元，已然达到了《代理处置协议》约定的安仁雄森公司应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并且华融资产公司收购华鹤公司债权的行为也与元亨资产公司的履约行为有重大关联，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元亨资产公司已严格履行《代理处置协议》，且已在委托期限内实现了合同目的，一审裁判认定事实于理于法有据；现安仁雄森公司编撰各种理由上诉意图拒付代理费是典型的罔顾契约精神，恶意逃避债务的表现，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护公平正义。元亨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安仁雄森公司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费549.8万元；2、判令安仁雄森公司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其未依约支付代理费的违约金（违约金以应付总额549.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4月10日止的违约金为144.5974万元），以上暂合计：694.3974万元；3、判令安仁雄森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元亨资产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安仁雄森公司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费548.9万元；2、判令安仁雄森公司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其未依约支付代理费的违约金（违约金以应付总额548.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止的违约金为149.8497万元），以上暂合计：698.7497万元；3、判令安仁雄森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1日，安仁雄森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元亨资产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代理处置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已从华融资产公司合法受让了其对华鹤公司的债权，是该债权及其项下权利的合法权利人，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委托乙方管理及处置该笔债权，乙方同意接受该委托。债权基本情况：1笔，本金1.05亿元，《债务重组协议》（编号：湖南Y18130023-4），重组收益及费用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计算的数额为准。协议第一条委托事项包括：一、资产维权包括但不限于：1、阅卷、查询工商档案、查询土地与房产档案、整理财产线索等，并依此向甲方提交包括有价值资产清单在内的详细的书面报告。2、根据甲方要求以甲方名义参与所有司法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起草法律文书、起诉及申请财产保全、参加庭审、申请执行等。3、如乙方认为需要聘请律师则由此产生的法律服务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切实跟进相关资产的诉讼及执行等情况，且及时、定期向甲方汇报。二、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1、前往相关政府部门查询物权担保财产的权属、规划、工程、担保权益登记、法院保全以及债务人的除抵押物以外的土地、房产、股权、其他对资产处置有价值的财产等其他对资产处置有利的任何信息或线索情况，并前往不动产所在地进行现场勘察。2、查询债务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工商登记情况、整理财产线索。3、对债务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及/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当地政府进行走访、了解债务人的经营状况。三、资产清收处置包括但不限于：1、与债务人及/或相关方、中介机构、潜在资产受让方等单位和个人进行接触、谈判，回收现金。2、制订并向甲方及/或其关联方提交符合其要求的债权处置方案，根据实际情况或甲方及/或其关联方要求适时更新债权处置方案，并协助执行甲方及/或其关联方已批准的债权处置方案……。3、执行并落实甲方作出的处置决定。4、协调各方关系以推动债权处置的顺利开展。四、资产交易过程的参与:1、在甲方与债权受让人或债务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债务重组协议后，乙方应协助甲方完成交易工作，乙方应安排相关支付义务人将款项直接向甲方支付。……。协议第二条甲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一、甲方应向乙方出具开展本项工作所需的授权文件，以及应乙方要求提供其他合理的配合工作。二、甲方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代理费用给乙方。……。协议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第三款约定：甲乙双方通过对本案综合评估，综合运用清收处置手段，如以拍卖抵质押物、债务重组方式等实现清收处置，清收目标不低于1.35亿元；如以债权转让方式实现快速变现的，价格另行协商。…第六款约定，乙方在实现回收时，有权要求甲方根据本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支付代理费用。协议第四条代理处置保证金第一款约定，乙方同意，在正式签订本协议后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缴纳30万元代理处置保证金到甲方指定账户。…第三款约定，如乙方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发生第四条第二款的情形，在合同执行完毕或合同到期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无息退还受托方所缴纳的代理保证金。协议第五条费用结算约定：代理费率按实际回收金额分段阶梯计算：回收金额在0-1.3亿元之间代理费比例为5.5%，1.3亿元以上部分按12%计算。总代理费为各分段代理费之和，分段代理费=回收金额*代理费率。结算方式为甲方先期按乙方应得60%比例支付代理费给乙方，待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结算剩余服务费。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第二款约定，甲方不按约定支付服务费用，应按应付款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协议第八条协议期限约定，本协议期限6个月，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计算，如处置进度有重大进展而未执行完毕则双方另行协商。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均在上述《代理处置协议》上签章确认。2018年6月11日，元亨资产公司与安仁雄森公司再次签订《合同续签协议书》，约定：鉴于甲乙双方在2017年12月11日签署的《关于华鹤公司债权项目之代理处置协议》中约定由乙方为甲方提供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服务，因原合同即将到期，甲乙双方又有继续合作的意愿，故双方经协商一致，就原合同有效期延长之有关事宜约定如下：一、在本续签协议有限期间内，双方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均适用原合同。二、本续签协议有效期为9个月，即自2018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3月11日止。甲乙双方可于本协议到期之日前协商再次续签之有关事宜。三、本协议只涉及对原合同有效期限的变更，原合同所涉及的费用、服务内容及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合同内容均不发生变化。上述《代理处置协议》签订后，元亨资产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向安仁雄森公司转账支付了30万元的代理保证金。2017年12月13日，元亨资产公司组建了由董事长唐兰寿、法务总监王旷、外聘律师何霁虹、项目经理杨民、刘杨兵组成的专业处置团队开展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因华融资产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安仁雄森公司未对外公示，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及华融资产公司均认可元亨资产公司以华融资产公司名义开展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2017年12月19日，华融资产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何霁虹、唐兰寿、王旷就华鹤公司相关债权中所涉及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承债主体的股东、主管单位等相关责任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诉讼、执行、清算、仲裁以及其他行动，授权期限至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20日，华融资产公司就上述委托内容再次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期限至2019年3月11日。元亨资产公司在履行上述《代理处置协议》的过程中开展了如下工作：一、资产维权工作，1、聘请律师何霁虹前往郴州市不动产档案馆查询了债务人及抵（质）押人华鹤公司及嘉玛服饰（郴州）有限公司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整理相关财产线索，制定并向安仁雄森公司提交了《关于郴州华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良债权尽职调查报告暨处置方案》（该《处置方案》已于2018年1月10日由元亨资产公司员工杨民向安仁雄森公司实际控制人颜昌华发送），该《处置方案》第三条债权形成及交易情况第3点提到：安仁县雄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受让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华鹤公司的债权，华融资产公司未对外公示，现继续以华融资产公司名义维权。2、在管理及处置涉案资产的过程中，元亨资产公司起草了业务联系函、查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收款通知书、评估拍卖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及工作函件等。二、尽职调查工作，1、查询了债务人及抵（质）押人华鹤公司及嘉玛服饰（郴州）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和财产线索等。2、多次派人前往郴州走访债务人及当地处置华鹤债权的政府维稳工作小组，协调处置债权期间的相关群众维稳工作等。三、资产清收处置工作，1、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元亨资产公司多次派人就上述债权的处置清收事宜与华鹤公司进行接洽，处理华鹤公司就该债权抵押物的查封及解押事宜，回收未缴清余款的购房人款项，提升涉案债权的估值等。2、2018年1月9日，元亨资产公司制订并向安仁雄森公司提交了《关于、华鹤公司不良债权尽职调查报告暨处置方案》。3、协调华融资产公司、涉案债权的债务人、政府维稳工作小组、涉案债权涉及购房者群众等多方关系以推动债权处置工作的开展。四、资产交易过程的参与工作。元亨资产公司派人协助华融资产公司对华鹤公司进行实地尽调考察，调查并协调湖南省郴州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收购华鹤债权的意向函》，促成华融资产公司总部同意债权回购。2018年9月12日，安仁雄森公司（转让方）与华融资产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转让方拥有对债务人华鹤公司及相关保证人（包括陈北川、陈爱莉、陈爱中、陈冀凯、佳萬高有限公司、嘉玛服饰（郴州）有限公司）的不良债权，且转让方同意按本《债权转让协议》的条款转让、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受让上述“债权”之上的所有权利、权益，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截止基准日2018年8月10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05亿元及应收未收的重组收益、违约金人民币9656.4792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8月10日，之后的重组收益及违约金按照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9日作出的（2015）湘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计算，即以人民币1.05亿元为基数，按照24%/年的收益率计算至债权本金还清之日止）。自转让日即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之日起，与债权有关的全部权利自转让方转移至受让方，受让方由此替代转让方享有债权。债权转让价款经转让方及受让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债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980万元整。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中。2018年10月8日及2018年10月9日，华融资产公司先后三次分别向安仁雄森公司指定的账户汇兑支付债权转让资金1500万元、4980万元及3500万元，合计9980万元。2018年11月1日，安仁雄森公司将元亨资产公司支付的30万元代理保证金通过转账方式退还给元亨资产公司。2018年12月18日，元亨资产公司委托律师向安仁雄森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安仁雄森公司在收函后5日内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服务费548.9万元。安仁雄森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在《回复函》中称，华融资产公司与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在法律上还存在瑕疵，元亨资产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接受安仁雄森公司委托应当审查委托人是否对委托事项享有权利而未审查。鉴于上述理由，安仁雄森公司愿意在遵守上述事实的前提下与元亨资产公司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二、元亨资产公司是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合同目的是否实现，华融资产公司收购涉案债权的行为与元亨资产公司的履约行为有无关联；三、元亨资产公司诉请安仁雄森公司支付代理费及违约金有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安仁雄森公司辩称上述《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所涉的债权系华融资产公司非法转让给安仁雄森公司，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代理处置协议》鉴于部分即明确涉案债权系安仁雄森公司从华融资产公司合法受让，安仁雄森公司是该债权及其项下权利的合法权利人。安仁雄森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涉案债权的取得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上述《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的签订系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委托管理及处置债权事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安仁雄森公司关于合同无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元亨资产公司是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合同目的是否实现，华融资产公司收购涉案债权的行为与元亨资产公司的履约行为有无关联。第一，《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签订后，元亨资产公司按约向安仁雄森公司转账支付了30万元的代理保证金并组建了专业处置团队开展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进行了资产维权、尽职调查、资产清收处置工作，参与了资产交易前的准备工作即派人协助华融资产公司对华鹤公司进行实地尽调考察，调查并协调湖南省郴州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收购华鹤债权的意向函》，促成华融资产公司总部同意债权收购并最终与安仁雄森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以9980万元收购涉案债权并于2018年10月9日支付完毕。在上述履约过程中，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及华融资产公司三方均认可元亨资产公司以华融资产公司名义为安仁雄森公司开展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此外，安仁雄森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将元亨资产公司支付的30万元代理保证金通过转账方式退还给元亨资产公司的行为亦表明安仁雄森公司认可合同履行完毕。第二，根据《代理处置协议》第三条的约定，“甲乙双方通过对本案综合评估，综合运用清收处置手段，如以拍卖抵质押物、债务重组方式等实现清收处置，清收目标不低于1.35亿元；如以债权转让方式实现快速变现的，价格另行协商。”安仁雄森公司辩称的合同清收目标1.35亿元是指以拍卖抵质押物、债务重组方式等实现清收处置的目标，以债权转让方式实现快速变现的，价格另行协商。涉案债权最终是以债权转让方式变现，则不应以1.35亿元作为合同清收目标。故安仁雄森公司关于《代理处置协议》双方均未履行且合同目的未实现的抗辩均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元亨资产公司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其履约行为最终促成了华融资产公司对涉案债权的收购，安仁雄森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三、元亨资产公司诉请安仁雄森公司支付代理费及违约金有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元亨资产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安仁雄森公司应当依约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费，因安仁雄森公司至今未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用，显属违约，理应按照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按照《代理处置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第2项的约定，“甲方先期按乙方应得60%比例支付代理费给乙方，待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结算剩余服务费”，安仁雄森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向元亨资产公司退还30万元代理保证金可以视为安仁雄森公司认可的合同履行完毕时间，故对元亨资产公司主张安仁雄森公司自该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予以支持。对元亨资产公司要求安仁雄森公司按应付款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系依据其与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代理处置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的“甲方不按约定支付服务费用，应按应付款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予以主张，该项诉请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安仁雄森公司未要求予以减少，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安仁雄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费548.90万元及违约金149.8497万元，共计：698.7497万元。（违约金以应付总额548.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暂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止的违约金为149.8497万元，此后的违约金顺延照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如果安仁雄森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0408元，减半收取302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204元，由安仁雄森公司承担（此款项已由元亨资产公司全额预交，由安仁雄森公司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元亨资产公司。）本院二审期间，经上诉人安仁雄森公司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柳某出庭作证。证人柳某证明，安仁雄森公司在华融资产公司有债务，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华融资产公司想提前终止与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此将华鹤债权收回，且与安仁雄森公司直接沟通谈判。元亨资产公司对证人柳某的证言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一、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如在二审申请出庭作证的，必须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要求，而本案中证人证言意图证明的待证事实是可以通过证人与元亨资产公司杨民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体现的，证人证言明显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并且微信记录是案发前所形成的客观证据，证人也对该证据均予以了认可，待证事实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已能够得到清晰的体现，故元亨资产公司首先是不同意雄森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的。二、华融资产公司与安仁雄森公司有利害关系，双方是业务单位，是友好合作伙伴，在一审时华融资产公司就不配合法院调查取证，导致取证阻碍非常大，在调取证据时华融资产公司的对接人就是证人，证人柳某的证词明显也丧失了中立性。三、目前一审判决已经作出，证人很可能已经阅卷，明显也丧失了证人应某的客观性。四、证人柳某仅是华融资产公司湖南分公司的流程审批人员，不是总公司成员，也非湖南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并且根据其证词来看，证人仅是参与了部分的流程审批工作，并未参与到整个交易过程中，故最终总公司如何收购的，证人并不知情，也不具备证明权限。此外，证人的部分证言所指向的情况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甚至是与已有的大量客观书面的证据相冲突，比如交易最终协议是全新意思表示的债权转让协议，显然不是原协议的终止协议，故证人的证言真实性存疑，又不具备客观性，中立性，元亨资产公司对该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1、为查明本案事实，二审可以要求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柳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证前，法院告知了柳某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权利义务，并要求其签署了保证书，因此，证人柳某出庭作证程序合法。2、一个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需要多个证据来证明，柳某的证言提到华融资产公司想要提前终止原债权转让协议故收回华鹤债权。但证人柳某作为华融资产公司在与安仁雄森公司交易项目的项目组成员，仅参与了一些审批及协助性工作，不是主要洽谈人员，柳某个人不足以代表华融资产公司，并且该证言内容又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还与一审调取到的《债权转让协议》存在一定矛盾，故柳某证言中关于华鹤债权交易经过的表述的真实性存疑，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的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二审查明：1、元亨资产公司与安仁雄森公司签订的《代理处置协议》中约定：在安仁雄森公司与债权受让人或债务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债务重组协议后，元亨资产公司应协助安仁雄森公司完成交易工作，元亨资产公司应安排相关支付义务人将款项直接向安仁雄森公司支付。如元亨资产公司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发生第四条第二款的情形，在合同执行完毕，或合同到期后7个工作日内，安仁雄森公司无息退还元亨资产公司所缴纳的代理保证金。2、2018年9月18日，华融资产公司的员工柳某发微信给元亨资产公司的员工杨民：“杨总，我们华鹤的事情现在一直卡在总部，现在领导要去总部汇报解决，想拿一个中天我们出的一个意向收购函去会更有说服力一点，所以刘处要我发个函给你，麻烦帮我们给中天盖个章。这个函不做实质性用途，后期会退回来的。”杨民回答：“好的，收到。后续怎么给你原件，还是扫描件？”柳某：“杨总，麻烦先给我们扫描件吧。”杨民：“好的。”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是否为居间合同。二、华融资产公司收购涉案债权的行为与元亨资产公司的履约行为有无关联，元亨资产公司是否已完成了合同义务。关于焦点一。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该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与居间合同十分近似，它们均是一方当事人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委托，实施相应的民事行为，处理受托事务。但这两类合同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1、受托一方的法律地位不同。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在与第三人从事民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处于类似委托代理人的地位。而居间合同中的受托一方为居间人，在居间过程中他只处于一个中介服务人的地位。２、受托一方的委托内容不同。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接受委托的内容是办理委托事务。而委托事务的范围，既包括法律事务，又包括非法律事务。但是在居间合同中，居间人接受委托的内容则只限于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介绍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约。３、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有权在委托权限范围内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他对于委托事务的处理享有一定的独立决定权。而居间合同中的居间人在居间活动过程中，并不介入委托人与第三人的订约活动。４、合同的有偿性不同。委托合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可以有偿也可以为无偿。但是，受托人在为处理委托事务而支付的合理费用须由委托人承担。而且，对于有偿的委托合同而言，受托人即使没有将委托事务处理完毕，他也有权要求受托人就其已处理的委托事务部分支付相应的报酬。而居间合同则不同。除法律另有特殊规定外，居间合同应为有偿合同，不过，居间人的居间活动只有在使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建立起合同关系才有意义。如果居间人的居间行为没有取得成功的结果，则居间人不能取得约定或规定的报酬。同时，居间人在其居间活动中所支付的必要费用，非经双方事先约定，不得请求委托人予以承担。本案中，安仁雄森公司与元亨资产公司所签涉案《代理处置协议》约定：1、安仁雄森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委托元亨资产公司管理及处置该笔债权，元亨资产公司同意接受该委托。2、协议明确约定的委托事项是委托元亨资产公司管理及处置涉案债权，还详细列明了资产维权、尽职调查、资产清收处置、资产交易过程的参与等具体委托事项的内容。3、元亨资产公司在实现回收时，有权要求安仁雄森公司根据本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支付代理费用等等。在管理及处置涉案资产的过程中，元亨资产公司起草了业务联系函、查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收款通知书、评估拍卖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及工作函件等，根据该债权的实际情况，华融资产公司向元亨资产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因此，不论根据涉案《代理处置协议》约定的上述内容，还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元亨资产公司是接受安仁雄森公司的委托管理及处置涉案债权。涉案合同中没有关于提供订约机会或媒介的居间内容的约定，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安仁雄森公司与元亨资产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符合委托合同的性质，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故上诉人安仁雄森公司提出的涉案合同为居间合同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经审查，第一，双方签订《代理处置协议》及《合同续签协议书》后，元亨资产公司组建了由董事长唐兰寿、法务总监王旷、外聘律师何霁虹、项目经理杨民、刘杨兵组成的专业处置团队开展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因华融资产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安仁雄森公司未对外公示，元亨资产公司、安仁雄森公司及华融资产公司均认可元亨资产公司以华融资产公司名义开展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2017年12月19日、2018年6月20日，华融资产公司先后向元亨资产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何霁虹、唐兰寿、王旷就华鹤公司相关债权中所涉及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承债主体的股东、主管单位等相关责任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诉讼、执行、清算、仲裁以及其他行动。第二，元亨资产公司在履行上述《代理处置协议》的过程中开展了如下工作：一、资产维权工作。1、聘请律师何霁虹前往郴州市不动产档案馆查询了债务人及抵（质）押人华鹤公司及嘉玛服饰（郴州）有限公司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整理相关财产线索，制定并向安仁雄森公司提交了《关于华鹤公司不良债权尽职调查报告暨处置方案》。2、在管理及处置涉案资产的过程中，元亨资产公司起草了业务联系函、查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收款通知书、评估拍卖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及工作函件等。二、尽职调查工作。1、查询了债务人及抵（质）押人华鹤公司及嘉玛服饰（郴州）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和财产线索等。2、多次派人前往郴州走访债务人及当地处置华鹤公司债权的政府维稳工作小组，协调处置债权期间的相关群众维稳工作等。三、资产清收处置工作。1、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元亨资产公司多次派人就上述债权的处置清收事宜与华鹤公司进行接洽，处理华鹤公司就该债权抵押物的查封及解押事宜，回收未缴清余款的购房人款项，提升涉案债权的估值等。2、2018年1月9日，元亨资产公司制订并向安仁雄森公司提交了《关于华鹤公司不良债权尽职调查报告暨处置方案》。3、协调华融资产公司、涉案债权的债务人、政府维稳工作小组、涉案债权涉及购房者群众等多方关系以推动债权处置工作的开展。四、资产交易过程的参与工作。元亨资产公司派人协助华融资产公司对华鹤公司进行实地尽调考察，调查并协调湖南省郴州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收购华鹤债权的意向函》，促成华融资产公司总部同意债权回购。第三，2018年9月12日，安仁雄森公司与华融资产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华融资产公司以人民币9980万元的转让价款受让了涉案华鹤公司不良债权。第四，2018年9月18日，华融资产公司收购涉案华鹤公司不良债权的事情卡在了华融资产公司总部，为说服总部领导，元资产公司协调中天公司出具一份意向收购函。说明元亨资产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实施了协助安仁雄森公司完成交易的工作。第五，2018年10月8日及2018年10月9日，华融资产公司先后三次共向安仁雄森公司支付债权转让资金9980万元。说明元亨资产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安仁雄森公司回收涉案不良债权的合同目的已实现。第六，2018年11月1日，安仁雄森公司向元亨资产公司退还了其支付的30万元代理保证金。说明元亨资产公司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发生第四条第二款的情形，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执行完毕。根据上述事实与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元亨资产公司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无不当，安仁雄森公司应当依约向元亨资产公司支付代理费。上诉人安仁雄森公司提出的元亨资产公司不享有报酬请求权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安仁雄森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204元，由上诉人安仁县雄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祖湖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谢莉莎书记员（兼）  谢莉莎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