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8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强，男，1989年1月10日生，汉族，住赣州市上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宇敏，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婵媛，女，1976年4月3日生，汉族，住赣州市章贡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基玲，男，1965年3月15日生，汉族，住赣州市上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伟，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志强因与被上诉人廖婵媛、刘基玲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4民初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志强与被上诉人刘基玲针对聘请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双方均向本院提交了《律师民事诉讼代理利益冲突豁免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撤销（2017）赣0724执648号之一裁定书，不得执行原告刘志强名下位于赣州市章贡区【不动产权证号：赣（2016）赣州市不动产权第××号】，并解除该房产的查封状态；3.请求法院确认赣州市章贡区【不动产权证号：赣（2016）赣州市不动产权第××号】所有权为原告所有；4.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及部分按揭款系对上诉人的赠与，目的并非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赠与行为合法有效，不会对其债权人造成损害。涉案房屋的购买人、登记权利人系上诉人，上诉人对房屋的出资分为自己出资的部分以及接受被上诉人刘基玲合法赠与的部分，涉案房屋应认定为上诉人个人财产、不应用于清偿被上诉人刘基玲的债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刘基玲向被上诉人廖婵媛借款时已经济状况恶化”的事实有误。一审认为：“第三人刘基玲在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时（2012年8月20日），其与案外人韩金华、梁志坚、陈鼎禄的债务已经发生，且未清偿，足以证实第三人刘基玲向被告借款时（2012年9月25日）已经济状况恶化。”上诉人认为，即便被上诉人刘基玲在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时，对案外人有负债，也不足以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廖婵媛借款时经济状况已恶化。经上诉人核算，截止至2016年1月1日，被上诉人刘基玲对被上诉人廖婵媛、案外人韩金华、梁志坚、陈鼎禄三人负债总额为160万元。被上诉人刘基玲已支付2016年1月之前因负债产生的大部分利息（被上诉人廖婵媛2016年1月之前的利息已全额支付，详见2017赣07**民初340号判决书）。而在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里，1.第五组证据《借条》、银行流水（利息），可以证明2013年4月，被上诉人刘基玲出借400万元给南康区中寿经济投资理财中心，每月获取10万元利息。截止至2016年1月之前，被上诉人刘基玲享有400万元本金债权，150万元利息债权，实际获得利息150万元；2.（当庭补充提交）第二组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4月13日，被上诉人刘基玲向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成为公司股东，实缴资本140万元；3.第五组证据利润分红表、银行流水（分红），可以证明2014年4月，被上诉人刘基玲获得公司南康金岭花园项目分红分别为45万元和120万元；以上，2016年1月之前，被上诉人刘基玲所有的资产、股权等财产总额超过455万元，享有对外债权550万元，远超一审法院认定的负债160万元，如无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基玲负有其他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应当认定2016年1月之前其对上述所负债务有偿债能力，不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刘基玲向廖婵媛借款时已经济状况恶化，进而推出被上诉人刘基玲为转移财产而以上诉人的名义购买房屋的结论，存在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另外，上诉人也在庭审中多次强调，上诉人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与房产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约束和保护。并且《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后签订的正式的购房合同，其与先签订的《选房预订登记表》、《客户认购信息》约定内容不一致时，视为正式合同对认购书所作的修改，属于当事人重新达成的意思表示，应当以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不能因为《选房预订登记表》、《客户认购信息》填的是第三人信息就认定第三人是购房人，有违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涉案房屋的购买人系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基玲之间存在房屋代买协议的情况下，不能推断被上诉人刘基玲借上诉人的名义购房。二、一审认为“案涉房屋首付款系第三人支付，原告主张系第三人对原告的财产赠与，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从而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基玲之间的赠与关系的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刘基玲之间的涉案房屋首付款（与部分按揭款）赠与关系，事实上是违反证据规则，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只要双方达成合意，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赠与合同即成立生效。且赠与标的不是不动产，而是金钱，属于非要式合同，法律并未要求赠与双方应当签订书面赠与协议。赠与合同关系的成立属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三）规定的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无须再举证证明。上诉人认为，在被上诉人刘基玲为上诉人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时，经济状况良好，对其所负债务有清偿能力，不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基玲之间达成赠与合意，赠与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另外，本法第一百九十四条也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要撤销该赠与行为，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请求法院撤销；（2）证明无偿转让财产对其造成损害。退一步说，即便执行法院依职权撤销赠与，也应当建立在该赠与行为对被上诉人廖婵媛等债权人造成了损害的基础上。事实上，在被上诉人刘基玲具备足够的资金用于偿债的情况下，该赠与行为并不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截止2016年1月前，被上诉人刘基玲及其所投资的房产公司资金链未断裂，有足够的债务清偿能力，被上诉人廖婵媛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前要回借款本息，但因其贪图高额利息，超长时间放贷，这无疑也加大了资金损失的风险。三、一审认为“……且案涉房屋的月供款虽除五笔为第三人支付外系从原告账户支付，原告称系其支付，但未提交劳动合同、工作单位证明、工资明细等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执行异议听证和一审阶段已经提交《不动产权证》证明了自己是涉案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作为房屋登记权利人，在法律上已经被推定为权利人。上诉人已按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要求，完成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举证证明责任。要否认该事实，排除上诉人涉案房屋权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廖婵媛主张涉案房屋权利人是被上诉人刘基玲，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基玲系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而对涉案房屋实际出资、对房屋进行实际控制、系房屋真实权利人，而不是要求上诉人提供证据以反向推测被上诉人廖婵媛主张的待证事实。无论是在执行听证阶段还是一审阶段，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一而再、再而三的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要求上诉人提供银行还贷流水，在上诉人已经提供银行还贷流水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在一审判决中要求上诉人提供收入证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为达排除上诉人权利的目的，任意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减轻被上诉人廖婵媛的举证责任，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退一步说，即便一审法院依职权需要向上诉人调取上述证据，也应当依审判程序在庭审前向上诉人下达通知。另外，上诉人也在一审庭审中强调，购房时上诉人已达婚龄，涉案房产系用作上诉人的婚房使用，由上诉人实际控制使用。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我国法律并不禁止父母对子女的财产赠与，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与部分按揭款系对上诉人合法有效的赠与行为，并非是要通过实际出资的方式获取房屋权利。四、一审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系共同家庭成员，案涉房屋虽登记在原告名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本地实际，应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刘基玲家庭共有财产”，违法了我国的物权法定原则。我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第九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在我国，物权权利的归属都是由法律规定，对于不动产，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没有法律规定“日常生活经验和本地实际”可以作为不动产物权权利归属的依据。一审在无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认定涉案房产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基玲家庭共有财产，排除上诉人对于涉案房产的权利，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五、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被上诉人刘基玲是否存在没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2.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的涉案房屋首付款及部分按揭款是否能形成合法有效的赠与？对于被上诉人刘基玲是否存在没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的时间为2012年8月20日，金额237512元，向被上诉人廖婵媛借款的时间为2012年9月25日，金额50万元，即便两个行为相隔时间较短、被上诉人刘基玲有负债，也不能认为被上诉人刘基玲没有清偿能力，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的行为系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因为在2013年4月，被上诉人刘基玲对外出借400万元、投资140万元，也即是说在2013年4月之前，被上诉人刘基玲至少拥有540万元的现金资产，足够清偿其负担的债务，不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同理，被上诉人刘基玲替上诉人支付的五笔按揭款（共计16780元），也不足以让其丧失还款能力。对于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的涉案房屋首付款及部分按揭款是否能形成合法有效的赠与的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只要双方达成合意，且不违法我国法律的强制规定，赠与合同即成立生效。父母为子女购房支付首付款系现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符合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被上诉人刘基玲有条件也有理由为上诉人购房支付首付款，考虑到其当时所拥有的资产总量，其代上诉人支付的涉案房屋首付款及部分按揭款行为并不影响其债权人的利益。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的涉案房屋首付款及部分按揭款可以形成合法有效的赠与。综上，被上诉人刘基玲代上诉人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及部分按揭款系对上诉人的赠与，目的并非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赠与行为合法有效，不会对其债权人造成损害。涉案房屋的购买人、登记权利人系上诉人，上诉人对房屋的出资分为自己出资的部分以及接受被上诉人刘基玲合法赠与的部分，涉案房屋应认定为上诉人个人财产、不应当用于清偿被上诉人刘基玲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2019）最高法民申832号民事裁定书支持上述观点。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我方认为在执行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刘基玲财产过程中，如果要将刘基玲赠与成年子女的财产认定为其可供执行财产，应当满足下列条件：客观上被执行人刘基玲经济状况恶化，在观上有转移财产的嫌疑，本案中被执行人刘基玲在向被上诉人廖婵媛借款及其后近三年时间经济状况良好，且定期返还被上诉人廖婵媛借款利息，没有转移财产的目的，故其赠与成年子女刘志强的财产不应当认定为其可供执行财产。被上诉人廖婵媛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不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刘基玲转移财产的事实由法院审查，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基玲答辩称：答辩人向廖婵媛借款时经济状况良好，有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凭证与（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2018）赣0703执2683号执行裁定书为证。1.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凭证可以证明答辩人于2013年4月8日向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成为公司股东，实缴资本140万元；2.（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可以证明答辩人于2013年4月12日、2013年4月19日，向南康中寿理财中心分别出借100万元、300万元，截止至2015年1月19日，南康中寿理财中心共向答辩人支付利息214.05万元（判决书第4页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判决南康中寿理财中心归还答辩人100万元、300万元借款本金，并分别于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20日起支付利息；3.（2018）赣0703执2683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证明（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已经生效，并已申请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而停止执行。但答辩人作为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答辩人履行债务的义务。二、本案一审认为“第三人刘基玲在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时（2012年8月20日），其与案外人韩金华、梁志坚、陈鼎禄的债务已经发生，且未清偿，足以证实第三人刘基玲向被告借款时（2012年9月25日）已经济状况恶化”，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截止至2013年4月13日，答辩人有充足的资金（超过500万元）对外出资、出借，并且之后能得到丰厚的分红和利息，一审法院查明答辩人的负债为160万元（包括被上诉人廖婵媛、案外人韩金华、梁志坚、陈鼎禄），答辩人所拥有的资产明显大于负债，显然一审认定“答辩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时（2012年9月25日）已经济状况恶化”违背了基本事实，存在错误。答辩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主要原因系（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无法执行所致。三、答辩人与南康中寿理财中心的借贷纠纷发生于2015年之后，答辩人在为上诉人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时（2012年8月20日），并不能预测三年后将发生的事情，法院认定“此时答辩人有转移财产的可能”违背了基本事实，存在错误。答辩人在为上诉人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时，客观上，答辩人拥有充足的资金（超过500万元），有足够能力支付该笔款项，且支付该笔款项后不会对答辩人的偿债能力造成影响；主观上，答辩人作为上诉人刘志强的父亲，资助已达适婚年龄的上诉人购置婚房，符合我国的社会习惯与基本国情。答辩人为上诉人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不是转移财产，而是合法有效，受我国民事法律保护的赠与行为。如果将此时答辩人的对外赠与行为认定为转移财产，不仅违背了我国《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侵犯和限制了民事主体向他人赠与的权利和自由，而且损害了受赠人接受赠与的合法权利。截止二审，答辩人名下依然有财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答辩人财产以用于执行的情况下，反而执行答辩人子女财产，显然不符合司法执行的基本规则。答辩人享有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估值140万元；答辩人享有对赣州市南康区中寿经济投资理财中心、林列桢、黄文光、曾祥生、黄达瑞403.88万元债权；并且，涉案房产系上诉人名下唯一住房，是上诉人生活所必需。希望法院能够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诉请。刘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7）赣0724执648号之一裁定，不得执行原告刘志强名下位于赣州市章贡区房屋［不动产权证号：赣（2016）赣州市不动产权第××号］，并解除该房屋的查封状态；2.请求确认赣州市章贡区房屋［不动产权证号：赣（2016）赣州市不动产权第××号］所有权为原告刘志强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第三人系父子关系，2012年9月25日，第三人以生意周转为由向被告借款500000元，后第三人归还了部分利息，被告于2017年3月29日以第三人刘基玲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7）赣0724民初340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三人于三十日内归还被告借款本金500000元，并从2016年2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判决生效后，被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仍未履行完毕。2012年8月10日，第三人刘基玲在江西中祥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选房预定登记表》和《客户认购信息》，以总价787512元的价格购买中祥玖珑湾一期3栋601号房屋。同年8月20日，以第三人账户转账的方式向江西中祥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共计237512元，之后该房屋购房合同以原告刘志强名义签订，并以原告刘志强名义办理按揭贷款550000元，后涉案房屋登记于原告名下［不动产权证号：赣（2016）赣州市不动产权第××号］。2013年3月起，案涉房产的银行按揭贷款正常偿还，但2015年2、3、4、6、7月按揭款由第三人刘基玲偿还。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后，为保证案件执行，防止第三人转移财产，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7）赣0724执64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了上述案涉房屋。原告于2020年4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支付首付款先于被告和第三人债权债务、第三人支付首付款是合法有效的财产赠予，按揭贷款也均由原告偿还为由，请求撤销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经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听证后，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动产权证登记权利人即可推定为实际权利人，但有证据证明购房款实际出资人不是登记权利人时，亦要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产权属。本案中已查明被执行人刘基玲于2012年8月20日向江西中祥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案涉房产首付款（含定金）共计237512元。案外人刘志强主张该首付款系其存放在被执行人刘基玲处多年的压岁钱、大学期间勤工俭学及投资收益。经查2012年8月案外人刘志强尚在大学求学阶段，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与首付款金额相匹配的收入来源，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案外人刘志强认为被执行人刘基玲支付首付发生在向申请执行人廖婵媛借款之前，系对案外人刘志强赠予的意见。一审法院注意到案外人刘志强提供的相关案例，但该案例房产购买与债务形成时间相差三年多，而本案被执行人刘基玲支付案涉房产的首付款和其向申请执行人廖婵媛借款仅相差1个月，其支付高额首付款的行为势必影响其之后的还款能力，故案外人刘志强认为被执行人刘基玲支付首付款系对其的赠予，与债务无关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做出（2017）赣0724执648号之一执行裁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目的在于‘保证案件的执行，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并无不当。对于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以及购房首付款、按揭贷款的归属问题，当事人可通过诉讼等其他途径予以解决。一审法院（2016）赣0724执728号之一执行裁定并无不当，原告权利不足于以排除执行”，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赣0724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申请，并告知如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遂于2020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刘基玲因资金周转分别于2012年1月1日、2012年5月10日、2013年4月10日三次向案外人韩金华借款共计500000元（其中2012年1月1日借款本金为100000元、2012年5月10日借款本金为200000元），第三人除归还部分利息外，本金分文未付，案外人韩金华于2018年10月22日以第三人刘基玲、廖金兰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赣0724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三人于十五日内归还案外人韩金华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案外人韩金华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仍未履行完毕。第三人刘基玲因资金周转分别于2010年11月19日向案外人梁志坚借款200000元，第三人付清了2015年1月1日前的利息，本金分文未付，案外人梁志坚于2018年10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同年11月22日作出（2018）赣0724民初1081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三人于十五日内归案外人梁志坚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从2015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20‰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案外人梁志坚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仍未履行完毕。第三人刘基玲因资金周转分别于2012年8月7日、2014年2月7日两次向案外人陈鼎禄借款共计400000元（其中2012年8月7日借款本金为350000元、2012年5月10日借款本金为50000元），第三人归还了部分本金、利息，案外人陈鼎禄于2016年12月20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6）赣0724民初1414号民事调解，第三人承诺于2017年7月30日前清偿仍欠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后第三人未履行，案外人陈鼎禄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仍未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购买案涉房屋时，虽已成年，但系在校学生，尚无经济来源。原告称其在校时兼职有收入，大概赚了几万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还称购房首付款中有一部分系其压岁钱和上大学时的礼金，根据通常生活经验，压岁钱一般金额较小，且压岁钱通常会用于消费，礼金一般由父母收取，因此，对原告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相反，案涉房屋首付款系从第三人刘基玲账户转出，应认定该首付款系第三人刘基玲所有，且案涉房屋月供款虽除五笔为第三人支付外系从原告账户支付，原告称系其支付，但未提交劳动合同、工作单位证明、工资明细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案涉房屋首付款系第三人支付，原告主张系第三人对原告的财产赠与，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原告与第三人系共同家庭成员，案涉房屋虽登记在原告名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本地实际，应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刘基玲家庭共同财产。原告要求将涉案房屋确权至其名下，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诉请，不予支持。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系第三人刘基玲个人所有，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第三人刘基玲在支付案涉房屋首付款时，其与案外人韩金华、梁志坚、陈鼎禄的债务已经发生，且未清偿，足以证实第三人刘基玲向被告借款时已经济状况恶化，与原告提到的相关案例情形不同，第三人支付首付款之后，以原告（儿子）之名签订购房合同、抵押合同等行为，有转移财产的可能，一审法院依职权查封案涉房屋有利于第三人刘基玲为被执行人的相关案件顺利执结，并无不当。原告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他性权利，不足以排除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原告请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并解除查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7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志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志强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凭证（验资报告书），拟证明：被上诉人刘基玲于2013年4月8日向江西腾辉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成为公司股东，实缴资本140万元；（用以佐证一审补充证据2）；证据2.（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拟证明：被上诉人刘基玲于2013年4月12日、2020年4月19日，向南康中寿理财中心分别出借100万元、300万元，截止至2015年1月19日，南康中寿理财中心共向答辩人支付利息214.05万元（判决书第四页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判决南康中寿理财中心归还答辩人100万元、300万元借款本金，并分别于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20日起支付利息；（用于佐证一审证据5）；证据3.（2018）赣0703执2683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已经生效，并已申请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而停止执行，但被上诉人刘基玲作为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被上诉人刘基玲履行债务的义务；（一审已提交），以上三组证据证明：1.被上诉人刘基玲向廖婵媛借款时经济状况良好，有充足的资金对外出资、出借；2.被上诉人刘基玲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主要原因系（2018）赣0703民初90号判决书无法执行所致；证据4、股权转让合同、劳动合同书、支付宝流水，拟证明：上诉人的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有偿还涉案房屋月供的能力。上诉人于2013年毕业，去了佛山市汇开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了两三个月，收入为7000-8000元，2014年2月至5月去了深圳中兴网络测试公司工作，2014年6月至9月于深圳市柏利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工作，2014年10月至今于深圳市千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上诉人是该公司的合伙创业人，在2019年底之后不是该公司股东。之前上诉人工作的公司有些已解散，有些工作证明遗失，我方能找到的材料就是上诉人现在工作的深圳市千变投资公司，我方也提交了股权转让合同，证明上诉人是该公司股东，还有劳动合同书，2014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已遗失，只能提供2016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书。被上诉人廖婵媛经质证认为：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基玲购买房屋时，刘志强是大学生，无经济来源。被上诉人刘基玲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刘基玲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即为上诉人刘志强提交的第1、2、3组证据，证明目的亦一致。上诉人刘志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廖婵媛经质证认为，被上诉人刘基玲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第1、2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刘志强与被上诉人刘基玲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3组证据一审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第4组证据中股权转让合同、劳动合同并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实，支付宝流水仅为截取的部分信息且未加盖印章或者水印，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志强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在《中祥玖珑湾客户认购信息》和《包销选房预订登记表》中登记的“房屋预订人”和“买受人”均为刘基玲，并由刘基玲支付了案涉房屋首付款，之后由刘志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按揭贷款。而当时，刘基玲与案外人韩金华、梁志坚、陈鼎禄的债务业已产生且未清偿，虽然二审期间刘基玲主张其当时经济状况良好，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证明目的，故原审认定当时刘基玲经济状况恶化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上诉人刘志强主张被上诉人刘基玲代其支付首付款和部分按揭款属于合法赠与，但当时刘基玲的经济状况业已恶化，本案债务形成时间与购房时间仅相隔一个月，且刘基玲支付了案涉房屋首付款，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刘基玲有转移财产的可能，一审法院依职权查封案涉房屋有利于第三人刘基玲为被执行人的相关案件顺利执结，并无不当。第三，上诉人刘志强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83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该案中购房时间与案涉债务形成时间相差三年多，并且该案房产购买、登记时间均早于案涉债务形成时间，从而作出了该案房产属于成年子女个人财产、不应用于清偿案涉债务的认定。但本案情形不同，本案债务形成时间与购房时间仅相隔一个月，并且本案所涉房产登记时间亦晚于本案债务形成时间四年左右。因此，上诉人刘志强对案涉执行标的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75元，由上诉人刘志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雷勉励审 判 员  傅 忠审 判 员  王阿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钟 琳代理书记员  雷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