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36民初684号原告李某1，男，苗族，1942年3月2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委托代理人张德忠，贵州洲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明珍，女，苗族，1969年2月28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系原告之女。被告李某2，男，苗族，1979年7月20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被告王某，女，苗族，1986年4月3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未到庭）。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进，丹寨县龙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李某1诉与被告李某2、王某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受理，同年9月29日，由审判员潘国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德忠、李明珍、被告李某2以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2、判令被告恢复原告“羊改各”、“干秧道现”（地名）耕田各一丘并退还给原告、被告将占用原告“干秧道现”耕田一丘返还给原告；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前妻生育四个女儿，即李阿翁、李阿且、李阿汪、李明珍。前妻去世后，四个女儿分别出家成家立业。经相邻撮合，原告与王阿批又组成家庭，相濡以沫共度晚年。2011年6月，王阿批大病一场，但陆续治疗难愈。2013年7月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原告既照顾妻子饮食起居，又忙于农活，里外辛劳，困苦不堪。原告女儿以及王阿批子女虽不时回家帮助，但苦于本身家庭事务亦难时常在原告家料理，家庭重担主要由年老体弱的原告承担。2015年3月3日，在羊望村部分干部、相邻的见证下，原告夫妇与被告夫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一、甲方夫妇生前的生活起居全由乙方夫妇照顾和护理，将后甲方夫妇的死葬费用全由乙方承担安排；二、现甲方夫妇所承包耕地的山林田土全由乙方为甲方耕种管理；三、甲方夫妇死亡后留下木房一栋三间全归乙方夫妇所有；四、甲方夫妇生前所承包集体的田土共6.68亩（其中田6亩、土0.68亩），林地共12.4亩（用材林8.8亩，经济林3.65亩），死亡后上述田土和山林全部归乙方夫妇耕种管理使用；如承包的山林田土被国家征用，产生的补偿效益由乙方享受。具体田土和山林，详见李某1的承包土地登记表。《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后前两年，被告夫妇尚能不时到原告家对原告夫妇进行照顾。期间，被告夫妇将原告夫妇“羊改各”耕田一丘平整，变更为自己的宅基地，将“干秧道现”耕田一丘进行平整，砌筑堡坎，拟用于开办农家乐，将“干秧道现”耕田一丘田埂用水泥加固，变成自己的养鱼稻田。在2017年3月，被告夫妇完成田土的平整后，再也不到原告家对原告夫妇进行关心、照顾，经督促亦不再履行《遗赠抚养协议》。2018年1月24日，原告因急性肠胃炎、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进入丹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天，被告从未到医院进行照顾和护理，双方发生纠纷。同年5月11日，扬武镇司法所就原、被告履行《遗赠抚养协议》进行调解，因被告之前未全面履行《遗赠抚养协议》义务，违约在先，调解不成。2020年2月13日，原告妻子王阿批病重不治身亡，被告依然不履行协议中安葬义务，全由原告以及原告女儿及王阿批子女负责。在2018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原告曾五次因重病入院治疗，被告均不履行协议的照顾和护理义务。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亡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本案中的遗赠抚养协议除第四条约定内容因违法效力待定外，其余条款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依约定应予以履行。协议签订后，被告前两年尚能履行协议义务，但自2017年3月，被告将原告的田土占用、平整并单方获益之后，无正当理由不再履行协议义务，经司法所调解未果。原告多次因重症入院治疗，被告也从未履行照顾和护理义务。不仅如此，在王阿批病重不治身亡时，被告仍未履行义务。被告的上述行为已经明确表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协议义务，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遗赠抚养协议》已经无继续履行的必要，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之规定，《遗赠抚养协议》应当予以解除，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请明确为：请求判令被告撤除“羊改各”耕田中的房屋基脚并清除对方的材料、将“干秧道现”耕田中的杂物予以清除。被告辩称：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扶养人签订由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将自己的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在其死亡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协议签订的目的是通过遗赠抚养协议达到老有所养。本案中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后，双方和睦相处多年，被告按照协议要求尽到了全部抚养义务，自从2019年2月，遗赠人的四个女儿为了达到占有遗赠人财产的目的，开始采取粗暴手段干涉被告对其父母的抚养，原告住院期间其女儿不让被告及家人照看，王阿批死亡后不让被告去安葬并多次采用非法的手段阻碍被告的鱼塘养殖，其目的是阻止被告继续履行遗赠抚养协议。现被告被迫停止了对遗赠人的抚养，但不能据此简单认定被告违反协议约定未尽抚养义务，而解除遗赠抚养协议，如果原告坚决要求解除协议，遗赠人应对抚养人已尽的义务给予经济补偿。庭审中被告明确补偿的标准参照贵州省2015年至2019年期间，农林牧渔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按照一人护理的标准，由原告向被告做出经济补偿。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2、遗赠抚养协议，用以证明双方签订协议并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事实。3、调解笔录，用以证明司法机关就履行遗赠抚养协议进行了调解其无法达成协议的事实。4、丧事账本，用以证明王阿批病逝以及安葬过程中被告不履行义务的事实。5、住院病案，用以证明原告生病住院治疗，被告不履行义务的事实。6、图片，用以证明被告将原告耕田改变性质并占用不予退还的事实。7、土地证存根，用以证明与本案有关的土地实际是原告李某1承包耕种的事实。被告质证意见：对第1、2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调解笔录中明确载明了王阿批愿意由被告抚养；对第4组证据认为是原告的女儿不允许被告安葬，被告无法履行义务；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系性有异议，被告也曾将原告送到医院治疗过；对第6组证据真实没有异议，但是是原告要求被告对耕田进行整理的；对第7组证据认为，在2017年时是经过原告同意，在土地确权时才将案涉的“羊改各”、“干秧道现”两丘耕田变更登记承包经营。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医院授权委托书、医患沟通记录单及病历，用以证明原告在住院期间都是由被告夫妇照看，被告已经履行抚养义务的事实。2、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单方解除协议是因为其四个女儿逼迫被告放弃抚养的事实，2019年之后，被告之所以不履行协议义务是因原告女儿阻止的原因。原告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真实没有异议，但是委托书不能证明被告全面履行了看护义务，2018年的病历并不能证明被告尽到抚养义务；对第2组证据认为是一份无效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要求，由单位出示的证明，应该有单位的法人签字并由经办人签字。该份证据存在判断性、猜测性的表述，不具有证明力。对原告提交的第1、2、3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中载明的内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第4、5组证据以及被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双方都指向本案的争议焦点即被告是否因未履行协议而导致遗赠抚养协议被解除的事实，故对于双方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第6、7组证据，涉及到因遗赠抚养协议的签订而双方转移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登记问题，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故该两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1与前妻生育四个女儿，前妻去世后，四个女儿分别出嫁成家立业，之后原告与王阿批重组家庭共同生活，二人无共同子女。被告李某2系原告李某1侄子，2015年3月3日，为解决原告李某1夫妇的扶养问题，在村民委员会的组词下，原告夫妇与被告夫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原告）夫妇生前的生活起居全由乙方（被告）夫妇照顾和护理，将后甲方夫妇的死葬费用全由乙方承担安排；二、现甲方夫妇所承包耕地的山林田土全由乙方为甲方耕种管理；三、甲方夫妇死亡后留下木房一栋三间全归乙方夫妇所有；四、甲方夫妇生前所承包集体的田土共6.68亩（其中田6亩、土0.68亩），林地共12.4亩（用材林8.8亩，经济林3.65亩），死亡后上述田土和山林全部归乙方夫妇耕种管理使用；如承包的山林田土被国家征用，产生的补偿效益由乙方享受。具体田土和山林，详见李某1的承包土地登记表；五、上述达成的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协议签订后，原告李某1夫妇曾与被告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原告李某1夫妇自己居住，不再与被告共同生活。2018年5月11日，原、被告以及原告子女因原、被告履行《遗赠抚养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经调解原告以及王阿批同意继续由被告进行扶养，而原告四子女则不同意，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2020年2月13日，王阿批因病死亡，丧事由原告女儿等人操办。同年7月，原告以被告不履行《遗赠抚养协议》中的扶养义务，遂诉至人民法院，引起本次诉讼。被告认为因原告女儿等人坚决不要求被告对原告进行扶养，原告也同意解除协议，但被告已经履行的义务原告应当予以补偿。另查明，双方在履行《遗赠抚养协议》期间，2017年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时，经双方以及发包方同意，原告诉请中涉及的“羊改各”、“干秧道现”耕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登载于被告李某2承包证中。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原、被告于2015年3月3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因对于履行扶养义务发生争议，庭审中原告要求解除《遗赠抚养协议》，被告也同意解除。故对于原告的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协议解除后，是否产生返还供养费用或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后果，庭审中双方均出示医院住院病历来证明被告已经尽到和没有尽到扶养义务。对于遗赠抚养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当然的会存在不确定性，扶养义务的履行因扶养人的经济能力、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各异。遗赠协议的履行涉及到每日三餐，甚至在不同时间段因协议当事人等原因对供养行为的理解都不一样，因此原、被告通过病历的形式主张扶养义务履行或是不履行的目的，本院均不予采纳。综合全案证据，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扶养人或集体组织与公民订有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供养费用。”之规定，本院认定在《遗赠抚养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李某2、王某夫妇履行了一定的扶养义务，现原告要求解除《遗赠抚养协议》，对于被告所尽义务范围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对于补偿的标准，结合协议签订到双方发生争议，导致2018年5月司法机关介入调解的时间长度以及参照离婚案件离婚时，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支付抚养费的标准，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本院酌情判定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20000元。对于被告要求按照贵州省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予以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羊改各”、“干秧道现”耕田的承包经营权的诉请，因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登载于被告名下，承包经营权的返还还涉及发包方的权利，故原告的第二项诉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王某于2015年3月3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二、原告李某1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某2、王某经济补偿2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直接向上诉法院交纳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潘国先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杨栋书记员王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