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法定代表人：曾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宝颜，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负责人：王忠法。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铭，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艾林，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振方，男，汉族，1981年1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32************633，住址：湖南省道县*********。上诉人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钧鼎所）、原审第三人周振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8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领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宝颜、杨振锋，被上诉人钧鼎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铭、彭艾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领先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8166号民事判决书，并按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做出判决；2、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上诉人成立于2009年。2015年12月14日，一审第三人周振方成为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当时的股权情况为广东顺科通信设备实业有限公司持股90%，第三人周振方持股l0%，周振方任职上诉人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上诉人的大股东广东顺科通信设备实业有限公司拟改上市，周振方想乘机退出，要求大股东以不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及补偿，否则即以给上市制造麻烦相胁。在此期间，为了上市需要，上诉人的大股东从大局出发多次和周振方协商末果。2017年5月，周振方以上诉人的名义聘请了被上诉人担任上诉人的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和周振方共同谋划损害上诉人公司的相关事宜。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周振方和上诉人沟通末果，即向大股东广东顺科通信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发律师函，随即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周振方委托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及周振方的名义于2017年9月初起诉上诉人的大股东[（20l7）粤73民初3316号、（2017）粤73民初3588号、（2017）粤73民初3589号、（20l7）粤73民初3590号、（2017）粤73民初3591号、（2017）粤73民初3592号、（2017）粤73民初3593号，上述案件可证实]，上诉人及上诉人大股东知悉后于20l7年9月29日解除了周振万在上诉人处的一切职务和劳动关系，周振方携带公司重要资料离开公司，拒不交还。上诉人亦撤销了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权，被上诉人亦出具法律意见说明上诉人无权解除其职务。2017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9日，周振方在解除职务后再次利用其手里拿的财务资料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近300多万元的巨额费用。2017年1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开庭时被上诉人仍然作为周振方的代理律师发表损害上诉人利益的代理意见，亦即作为上诉人的法律顾问代理上诉人的职工发表旨在攻击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言论[（2017）粤73民初331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可证实]。上诉人多次和被上诉人、周振方进行交涉，并以向公安报警追究职务侵占罪进行警告，后来周振方将上诉人的公章、财务章、财务U盾等交回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拒不交还己经支付款项（被上诉人以和上诉人有诉讼代理合同、法律顾问合同等为由，拒不退还，甚至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付款为预付款为由拒绝退款）。上诉人遂向北京海淀区律师协会投诉，在此过程中，上诉人和周振方达成了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约定不再追究周振方的责任，经过和被上诉人交涉末果，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关键事实的基础上贸然判决。在一审庭审时，一审法官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提交对收取的律师费做详细说明（依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周振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此处二审法院查阅一审庭审笔录）。但从一审开庭到判决出来前，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给法院的律师费详细说明、被上诉人与周振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无法提供上述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无法对其已经收取的律师费进行合理说明解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与周振方签订所谓的委托代理合同。这也与上诉人主张的周振方就是利用上诉人公司的名义，让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所谓的律师费等各项费用，被上诉人实际就是代理周振万个人，维护周振方的个人利益，与周振方共同攻击上诉人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共同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的事实相互印证。但一审判决直接忽视上述情况，判决书中也没有对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的情形进行分析说明，而是在没有查清本案关键事实的基础上贸然判决。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主张事实不足明显不当。（一）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公司的股权架构情况，知道周振方的意志和公司意志不一致，知道周振方只代表上诉人10%的发言权，不代表上诉人公司意志，仍接受所谓上诉人的委托（公章就在周振方手里，其实就是周振方的个人委托），攻击上诉人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周振万共同损害上诉人公司的利益，事实上仅仅是维护第三人个人的权益。关于被上诉人与周振万恶意串通、共同侵权、损害公司利益的问题，从以下几点可以体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律师函》的第2页第4、5行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清楚知悉顺科公司是上诉人的大股东，曾志坚为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从《律师函》的第五点明确表示威胁大股东及准备实施的行为。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确认在为“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时知晓上诉人股权的情况。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发起的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起的系列诉讼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当场撤诉。在（2017）粤73民初3313-3316号案件中，被上诉人在周振方被解除职务与劳动关系及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曾勇突解除授权的情况下仍代理周振方发表攻击损害上诉人公司的大股东及上诉人公司的利益，与周振方共同损害上诉人公司的利益。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炮制出的所有委托代理合同、所代理的所有诉讼案件（起诉状、授权委托书、撤诉申请书等）均没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在明知第三人周振方的意志和公司意志不一致的情况下，其代表上诉人的所有法律行为均应当征求法定代表人或者大股东的意见，但被上诉人直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和周振方合谋实施损害公司的行为。假定被上诉人举证的所有法律顾问合同及委托代理均有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却收受大笔的律师费用，明显不符合所谓的委托合同约定及常理。即使风险收费合同也是有效成立的，截至2017年11月9日，天津华泰最多也只应收取75万律师费、乐清八达光电公司的也只应收8万多元，但实际上乐清八达光电的20多万全额收取，且仅仅l0月30日至11月9日，十天的时间却收取三百多万元。企业法律顾问合同明确约定不得代理上诉人的员工的行为，但被上诉人仍然强行代理。在（2017）粤73民初33l6号、（20l7）粤73民初3588-3593号系列诉讼中，在起诉时上诉人领先公司是做上诉人的，但实际上到了法院又改为周振方是上诉人，上诉人又被改为第三人。被上诉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为谁维权非常明显。被上诉人所代理的“上诉人”所有的诉讼案件最后均以撤诉告终，但却有加盖上诉人印章的《承诺书》，承诺撤诉即满足付款条件；同样是风险收费（上诉人自己陈述）合同的周振方，却因撤诉没有达到目的而在整个侵害上诉人利益的诉讼中没有支付一分钱。《承诺书》显示日期恰为周振方被免职前的一天，显然试图说明周振方当时还是总经理，属于“正常履职”行为。明显被上诉人与周振万恶意串通，试图通过撤诉的方式达到已经转移至被上诉人的300多万巨款不需退还的目的。四、关于周振方加盖上诉人公司公章的案涉合同没有成立，退一步讲，即使合同成立，也无效。被上诉人抗辩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属于合同纠纷，其所收取的费用均有合同依据，因合同有盖章，因此就有效，还举证说明上诉人或其它案例盖章即有效的证据。上诉人认可：通常情况下，盖章行为即为公司行为。但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署”的所有合同均未成立，即使合同成立，也因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而无效。合同未成立的理由：本案被上诉人明知周振方的意志和上诉人的意志不一致，印章在周振万保管，盖章行为不是公司行为，盖章的行为只是周振方的个人行为。《民法总则》第l33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l42条亦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必须"意思表示真实”，签订合同显然属于民事法律行为，需要通过意思表示去完成，显然本案中所有的合同均因被上诉人明知周振方的意志和上诉人的意志表示不一致，因此盖章行为不代表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由于合同虽然有盖章，但因盖章行为不代表上诉人而导致合同未成立。假定合同成立，但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而无效，也存在《民法总则》第154条规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而无效。上诉人在此举一个小例子。甲担任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保管公章，甲利用所掌握的公司公章与乙签订合同将公司的车辆转给乙方，并将款项私吞。若乙方事前知道甲想侵占仍然配合签订合同的，支付款项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犯，签订的合同当然不成立，更谈不上有效；若乙方事前不知情的，则构成善意取得，合同有效。五、所有侵权行为均为李风铭律师和周振方合谋恶意串通，正常情况下应当由李凤铭律师和周振方来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和周振方已经达成和解，不再追究其责任。周振方身为上诉人公司的前股东，且在为上诉人公司工作时间较长，前期对上诉人公司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付出了较多的心血。基以上考虑，上诉人不追究周振方的责任合情合理。而根据律师法第54条的规定，律师因违法执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而且上诉人的款项全部是转至被上诉人处，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钧鼎所答辩称：钧鼎所已经按照一审合议庭要求按时提交了代理费《收费依据及说明》和与第三人周振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在《收费依据和说明》里，钧鼎所提供了收费的政府指导价标准、详细的说明了每份协议对应每件案件的收费合同依据、收费合同条款及案件履行情况。另外，钧鼎所在一审《民事答辩状》及证据14《代理费用明细及说明》也对收费情况有详细说明，截至目前，领先公司仍拖欠代理费1416290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第五，原告与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顾问费并未高于政府指导价”，“在被告完成了原被告所签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领先公司上诉状所称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关键事实的基础上贸然判决与事实不符。领先公司起诉钧鼎所，有选择性的主张周振方担任总经理期间领先公司与钧鼎所的合同无效，其目的是逃避支付法律服务费的合同义务。在一审阶段钧鼎所已提供每份协议及对应案件的详细情况及证据，包括签订、履行、收费等等，钧鼎所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完成代理事项，领先公司应文付相应代理费用（见一审判决辩称部分和查明的案件事实部分）。周振方在担任领先公司总经理期间签订了大量合同，包括钧鼎所代理案件中发现的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以及代理追偿货款案件中达成的协议：20l7年5月12日，领先公司与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见一审证据6），2017年10月1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见一审证据7））、2017年11月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见一审证据5））。这些协议都已履行，但领先公司却选择性的主张与钧鼎所的代理协议无效，其实际是在领先公司接受了钧鼎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后，通过提起诉讼达到逃避支付法律服务费的目的。领先公司在起诉书和上诉状中称：2016年，领先公司大股东拟改上市，周振方想乘机退出，要求大股东以不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及补偿。而在一审法院和钧鼎所知晓领先公司大股东与周振方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270万的高价收购周振方原值50万的10%股权后，领先公司上诉状却称周振方身为上诉人公司的前股东，且在为上诉人公司工作时间较长，前期对上诉人公司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付出了较多的心血，领先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依法不应获得一审法院支持。正如一审判决认定若存在第三人与被告共同谋划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原告在末追究第三人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原告大股东还向第三人支付270万元回购股权，并且将价值60多万奔驰车赠与第三人周振方，这明显与常理不符。三、钧鼎所与领先公司所签订协议合法有效，钧鼎所依据法律和合同代理诉讼案件，一直在维护领先公司利益，不存在领先公司诉称的损害公司利益行为。领先公司否定公司独立人格、独立财产和独立意志，将公司与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人格、财产、意志混为一谈，违反基本的法治原则。领先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诉称的，完全视事实和法理于不顾，逻辑混乱，恰恰是其缺乏基本法治观念的体现，也是其为实现其逃废支付代理费的目的而故意颠倒黑白的手段。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了审查，现对几个事实再次说明如下：1、关于代理费收费。2018年5月22日，应领先公司曾某1要求，钧鼎所代理律师专程到领先公司办公室与曾某1、大股东财务总监及领先公司财务负责人对账，已将账目核对清楚，领先公司尚拖欠1416290元代理费。钧鼎所对于拖欠的代理费已提请仲裁，以彻底定纷止争。（见一审证据14《代理费用明细及说明》和按照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费《收费依据及说明》）。乐清八达光电公司风险代理费为94276元，而领先公司在上诉状中却称“实际上乐清八达光电的20多万全额收取”，与事实不符!关于代理案件的撤诉。在追偿货款案件中，乐清八达案件对方清偿了货款，深圳欣锐案和天津华泰案是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鄂尔多斯华泰案件是领先公司因找不到所有证据原件，这些案件均是按照领先公司要求撤诉。而其他案件均是领先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自行撤诉（案件及撤诉情况见一审《民事答辩状》）。关于领先公司是否应受其出具《承诺函》的约束。领先公司出具《承诺函》的日期为2017年9月28日，周振方被免职（注意：“免职”而不是“辞职”）是2017年9月29日，周振方交接公章的日期是2017年l2月1日。领先公司称该《承诺函》为钧鼎所与周振方“恶意串通”的结果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所述，钧鼎所与领先公司所签订协议合法有效，钧鼎所根据法律规定代理案件，履行职责，完成代理事项，不存在实施损害领先公司利益的行为，领先公司意图通过起诉达到逃废支付代理费的义务，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经本院依法传唤，原审第三人周振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上诉人领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律师费人民币3985676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具体起算时间及计算方法见《利息计算方法表》至付清之日，暂计至2019年2月20日为人民币275960.52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5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了以下合同：合同名称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原告签订方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150000元/年有原告公章及周振方签名委托代理协议（顺科新能源专利纠纷案、资产侵占案）2017年7月25日300000元；资产侵占案按照收回资产账面发票价格10%收费有原告公章及周振方签名诉讼案件委托代理协议（深圳欣锐、大连机电买卖合同案）2017年7月28日80000元（发生二审增加40000元）有原告公章及周振方签名委托代理协议（邹冬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2017年8月25日40000元（发生二审增加20000元）有原告公章及周振方签名委托代理协议（与八达光电、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买卖纠纷2017年9月1日按照欠款人清偿额25%支付费用有原告公章及周振方签名委托代理协议（顺科新能源、曾志坚发明创造发明人署名权纠纷案）2017年9月27日180000元有原告公章及周振方签名委托代理协议（邹冬华、曾志坚、周小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2017年9月27日50000元（发生二审增加20000元）有原告公章原告称上述合同签订后其向被告支付了3985676元，对于该已付款项被告不持异议，被告称原告已付代理费3985676元，被告提交的律师费明细表显示，上述合同中的律师费除了2017年8月25日《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鄂尔多斯华泰案件还剩余1416290元代理费未支付，其余合同项下的顾问费及代理费皆已付清。被告为证明上述合同项下的委托事项皆已完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卷宗、受理通知书、调解协议书、协议书、邮件、承诺函等。又查，《惠州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章程显示：原告的股东分别为广东顺科通信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周振方。其中广东顺科通信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出资45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90%，周振方认缴出资5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10%。该章程中还载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是法定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签字人。原告称第三人周振方在2015年12月14日到2017年9月29日期间在原告处担任总经理，具体职权是组织生产，进行日常管理，对外进行诉讼属于重大决定，需要法定代表人进行确认，上述期间的法定代表人是曾某1。此外，广东顺科通信设备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变更为顺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曾志坚。另查，原告称其于2017年5月份发现第三人聘请被告担任其公司的法律顾问，并与其公司大股东交涉。被告则称其于2017年9月份左右知道原告方的股东构成。2017年12月1日第三人向原告交付了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公司法人章、公司合同章、公司中行U盾等。庭审中，被告提交了一份顺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周振方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顺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270万元的价格收购第三人周振方在原告处的10%的股权。再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向一审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作出了（2019）粤1302民初816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上诉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粤13民终442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816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审理。2019年9月21日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一审法院受理后，作出（2019）粤1302民初8166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名下银行存款，冻结金额以4750000元为限，冻结期限为一年。上述保全裁定作出后，被告向一审法院申请复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作出了（2019）粤1302民初8166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复议申请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的复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属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侵害原告利益的行为？第一，在民商事活动中，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赋予了单位公章代表法人权利行使的内涵，是否盖有法人公章也成为判断法人行为是否成立和生效的重要标准，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皆有原被告盖章，因此，对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第二，原告称其于2017年5月份已经知悉被告担任其公司的法律顾问，并与其公司大股东交涉，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除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签订时间在2017年5月份以外，其他代理合同的签订皆发生在2017年5月以后，既然原告在2017年5月份已经知悉被告担任其公司的法律顾问，但其在此后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并未通过通知或者其他方式告知被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并非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第三，虽然原告的公司章程中载有法定代表人是法定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但该章程只是公司的内部章程，第三人周振方在合同签订时作为原告的总经理且持有原告方的公章，被告有理由相信其系代表原告签订合同。第四，原告称在本案起诉前其已和第三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是从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事实上系原告的大股东顺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270万元收回了第三人周振方在原告处的股权，若存在第三人与被告共同谋划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原告在未追究第三人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原告大股东还向第三人支付270万元回购股权，这明显与常理不符。第五，原告与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中所约定的代理费、顾问费并未高于政府指导价。综合以上几点，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损害其公司利益，因事实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被告完成了原被告所签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费用，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周振方未到庭参加应诉，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89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9893元，由原告惠州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领先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被投诉查处结果告知书、处分决定书，证明针对本案，上诉人多次投诉到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均未予以回复。经多次催促，北京市律师协会近期才将处理结果送达给上诉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已认定被上诉人存在为与上诉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等行为，也给予被上诉人相应行业纪律处分。从北京市律师协会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的结果可知，被上诉人确实存在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的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已清楚知悉自己被处分的结果，却近将已经失效的《海律纪处（2017）第068号结案通知》（详见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5）提供给一审法院，欲证明上诉人的所有投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从而达到混淆视听，让一审法院错误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存在任何问题的目的，很明显被上诉人对投诉的处理结果是存在隐瞒的。证据二：费用统计表，一审提到过，法院没有附件，重新提交。证明假设合同都是有效，11月9日收到我们三百多万，按照约定只需支付一百多万。被告当时在沟通的时候说是预付，不肯退还。被上诉人钧鼎所质证称：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庭审前，也就是2019年11月30日之前就存在，上诉人逾期提交并未证据证明逾期提交的理由，法庭不应采信该证据。该证据出具时间是2019年9月29日，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该证据证明目的。上诉人多次投诉的目的正是为了逃避应支付的律师费。该决定书详细审查了被上诉人代理的每一个案件及收费情况。该决定书不支持上诉人关于收费的投诉和非法侵占公司资金的投诉，该决定书并未认定被上诉人损害上诉人公司的利益。上诉人认为海律纪处（2017）第068号结案通知是无效的，但这份通知是有效的，针对的是上诉人的第一次投诉，从两次投诉审查内容反映被上诉人代理每一个案件都合法有效，收费合法合规，更不存在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的行为。对证据二，自己所做的统计，内容不真实，在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十四代理费用明细及说明，以及按照法院提交收费依据说明里面针对每一次收费，每个案件都详细做了说明，而且，根据双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追偿案件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视为完成代理事项。因此，被上诉人所收取的每一项费用都是根据合同并且完成的代理事项后收取的，而且上诉人在两次投诉后，海淀律协和北京律协，海淀律协出具068号结案通知。在一审证据已经说明，该付没有付，该付是远期支票。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粤13民终4426号本院部分载明“从实体处理上本案要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要查明的关键事实是周振方作为公司总经理是否超越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和执行董事赋予的职权而以公司名义对外提起诉讼以及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和《委托代理协议》，同时还要查明钧鼎所接受委托、代理诉讼等系列行为是否为善意。上述事实的查明和认定将直接影响以领先公司名义与钧鼎所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和《委托代理协议》的效力认定，从而影响其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可以委托他人代行职权，委托他人代行职权时，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司设经理，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执行董事的决定；（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四）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六）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执行董事授予的其他职权。2017年7月28曰，领先公司（甲方）与钧鼎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因与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大连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钧鼎所指派律师担任代理人，深圳欣锐案件基本律师费5万元，加发生二审另行支付2.5万元；大连机电案件律师费3万元，如发生二审另行支付1.5万元。2017年8月25日，领先公司（甲方）与钧鼎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领先公司因与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等多起买卖欠款纠纷，特委托钧鼎所指派的律师担任代理人。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欠款的追欠事宜，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乙方可采取发送律师函、协商、谈判、诉讼、执行等一切合法手段追偿欠款”。协议第四条约定：“为办理上述事宜，双方同意律师费采用风险方式，即；甲方接照欠款人清偿额的25%支付乙方律师费，如欠款人直接支付给甲方，甲方应在款项到达甲方账户3日内支付乙方代理费；如果欠款人支付给乙方欠款，乙方应在款项到达乙方3日内扣除25%代理费后打入甲方账户”。第七条约定，如甲方撤销委托，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协议代理事项，甲方应按欠款额的25%支付乙方代理费。2017年5月12日领先公司与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领先公司取回滞留在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223万货物，经双方确认，核算后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付款项共计302万元，分两次（5、6月）支付完毕。领先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收到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偿377105.7元，之后申请撤诉。2017年10月18日领先公司与天津华泰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天津华泰分期偿还领先公司的货款，之后，领先公司撤诉。领先公司收到天津华泰于2017年11月7日支付的300万元，于2017年12月11日分四笔支付的100万元、40万元、5万元和5万元，共计450万元。领先公司诉鄂尔多斯华泰一案，2018年9月5日钧鼎所指派的李凤铭向领先公司发送邮件，通知领先公司准备证据原件及开庭材料。2018年9月17日领先公司邮件回复，钧鼎所代理该案属于周振方个人行为，现公司未找到材料原件，请贵所撤诉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理。2018年9月18日李凤铭邮件回复已经快递了《撤诉申请书》，不认可属于周振方个人行为。被上诉人钧鼎所一审提交落款时间2017年9月28日《承诺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委托贵所代理的诉讼案件，如我司提出撤销诉讼，请贵所予以办理撤销诉讼等手续，视为贵所已完成代理事项，所缴纳的诉讼费及因此而产生的差旅等费用由我公司承担。按照贵我双方已签署的委托协议贵所收取的代理费用或我公司应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我公司继续按照协议承担付款责任，并不向贵所提出任何主张。《承诺函》落款加盖了“惠州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2017年8月25日，领先公司（甲方）与钧鼎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领先公司因与邹冬华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委托钧鼎所指派律师担任代理人。本案一审代理费4万元，如发生二审代理费2万元。2017年9月25曰，领先公司、周振方（甲方）与钧鼎所作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因与顺科新能源、曾志坚发明创造发明人署名权纠纷一案委托钧鼎所指派律师担任代理人。按照每一件代理费3万元，共6件案件，合计18万元。如发生二审，二审代理费减半收取。2017年9月2日，领先公司与钧鼎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因与邹冬华、曾志坚、周小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委托钧鼎所指派律师担任代理人。本案一审代理费5万元，如发生二审代理费2万元。领先公司向钧鼎所支付款项情况：2017年6月6日转账75000元、2017年9月6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8日转账38000元、2017年10月30日电子承兑汇票377105.7元、2017年10月31日银行承兑1000000元、2017年11月8日转账1729240.8元、2017年11月8日现金30000元、2017年11月9日转账73570.3元及2017年11月9日电子银行承兑汇票270759.2元，共计3985676元。钧鼎所一审提交的《依据合同律师费用明细表》中，载明实际收到398.5676元代理费，其中包括领先公司诉鄂尔多斯华泰一案代理费46.083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周振方是否有权以公司名义对外提起诉讼以及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委托代理协议》和出具《承诺函》；二、钧鼎所接受委托、代理诉讼等系列行为是否为善意。《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和六份委托代理协议签订时，周振方持有领先公司10%的股权，担任领先公司总经理一职，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公司总经理行使职权的范围，周振方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领先公司经营过程中，将公司印章交于周振方保管，用于生产经营，周振方合法持有公司印章，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有权基于公司利益，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委托代理律师对外主张债权进行诉讼。从领先公司与钧鼎所先后签订的六份委托代理协议来看，2017年7月25日、2017年9月1日两份协议约定的诉讼对象为顺科新能源公司，持有领先公司90%的股权。领先公司属于独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顺科新能源公司作为领先公司股东，通过经营领先公司，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由领先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后，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领先公司以顺科新能源公司为诉讼对象获得的诉讼利益，按照股份比例，最终的大部分归属于顺科新能源公司，即诉的利益来源与归属同一，属于公司经营重大事项。周振方作为公司授权的总经理，应履行忠实义务，未经股东会决议或执行董事的特别授权，委托钧鼎所向持有公司90%股权的股东提起诉讼，属于超越职权范围的行为。2017年8月25日《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律师费采用风险方式，接照欠款人清偿额的25%支付律师费，领先公司应在款项到达账户3日内支付钧鼎所代理费，如领先公司撤销委托，视为钧鼎所已完成本协议代理事项，领先公司应按欠款额的25%支付钧鼎所代理费，符合法定风险收费的比例范围，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实际履行中，领先公司与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三宗案件均以撤诉结案，领先公司未撤销委托，钧鼎所的代理费用应按照领先公司实际收回欠款的25%计算。风险代理属于特殊的代理方式，领先公司按照25%比例，支付代理费的前提，在于货款收回的数额。2017年9月28日周振方在《承诺函》加盖“惠州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承诺撤销诉讼，视为钧鼎所已完成代理事项，按照委托协议支付律师代理费，继续按照协议承担付款责任。《承诺书》变更了2017年8月25日《委托代理协议》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条件，放弃了领先公司先收取货款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权利，属于公司经营决策的重大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或执行董事的特别授权，属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领先公司已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领先公司诉鄂尔多斯华泰一案于2018年9月18日撤诉，而根据钧鼎所一审提交的《依据合同律师费用明细表》，包括领先公司诉鄂尔多斯华泰一案代理费46.083万元，换而言之，即便按照《承诺函》的内容，在该案撤诉之前，周振方利用控制公司印章和财务的便利，提前支付了“代理律师费”，也明显损害了公司利益。钧鼎所作为专业律师事务所，不同于一般商事主体，对于周振方代表领先公司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取得股东会决议，或是特别书面授权，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作为处理民事法律关系的依据，获取代理费用是否具备事实依据，应具备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钧鼎所明知顺科新能源公司与领先公司的股东身份关系，周振方与顺科新能源公司存在矛盾，在周振方仅为公司总经理，未审核是否具备股东会决议，委托代理律师向控股股东提起诉讼，以《承诺函》作为依据，特别是鄂尔多斯华泰一案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收取超越《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风险代理的款项，不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条件，故2017年7月25日、2017年9月1日两份《委托代理协议》以及2017年9月28日《承诺函》无效，无权以此为依据收取相应的律师代理费用。周振方代表公司聘请法律顾问，委托钧鼎所向债务人追索货款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周振方代表领先公司委托钧鼎所顺科新能源公司提起诉讼，出具放弃合同权利的《承诺书》，属于超越代理权限，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钧鼎所作为专业律师事务所，不符合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其顾问及律师费用应在合法范围内核算：顾问费15万、深圳欣锐、大连电机案8万元、邹东华案4万元、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三案按照实际追偿的货款计算94276.4元+450万×25%=1219276.4元、邹东华、曾志坚、周小丽案5万元，共计1539276.4元。领先公司实际支付给钧鼎所3985676元，扣除钧鼎所应得的1539276.4元，差额部分2446399.6元，属于领先公司的损失，钧鼎所应予偿还给领先公司。综上所述，上诉人领先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8166号民事判决；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上诉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向上诉人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偿还2446399.6元；三、驳回上诉人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897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4786元，由上诉人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9073.54元，由被上诉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负担55712.46元。上诉人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多预交部分，在执行过程中，由被上诉人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径行向上诉人惠州市领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沈巍审判员黄**锋审判员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嘉伊书记员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