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3民初5996号 原告：詹元喜，男，1968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四川泰仁（德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泉，四川泰仁（德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福佑路****。 负责人：毛寄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侃圆，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和社区新兴工业园，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和社区新兴工业园******101第**: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彭远红，董事长。 原告詹元喜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第三人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益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元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被告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鸿益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詹元喜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其已经取得鸿益达公司转让的对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创公司”）的30.606万元股权的所有权；2.请求撤销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3.解除对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15.303%（出资额30.606万元）股权的冻结。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9日，詹元喜与鸿益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的30.606万元股权，科恒创公司于同日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鸿益达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并完成通过股权转让税务审核。因此，程建德已于2019年4月9日合法取得该部分股权。但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川0193民初139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对科恒创公司61.206万元的股权进行冻结，冻结期限为1年；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川0193执保111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30.6%股权（出资额61.206万元）实施冻结，冻结期限至2020年4月6日；于2020年3月27日以（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对科恒创公司30.6%股权（出资额61.206万元）实施冻结，冻结期间为2020年3月27日至2023年3月26日。法院对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股权的查封冻结，导致詹元喜不能完成股权转让登记，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辩称，詹元喜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应当依法驳回。理由如下：第一，在（2019）川0193民初1390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方曾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2019年4月3日做出了对涉案第三人持有的科恒创公司30.6%的股权进行冻结的民事裁定书，很明显在该裁定作出之日，詹元喜尚未与第三人进行所谓的股权转让。因此，詹元喜以上述裁定作出之后所谓的取得了相应股权而提起本案诉讼异议之诉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第二，在（2019）川0193民初1390号审结之后，我方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法院也予以受理。同时，法院在2020年3月27日作出了（2020）川0193执1157号执行裁定，该裁定的作出时间仍然在1390号案的保全期限内，也就是说执行阶段的保全与诉讼阶段的保全是无缝衔接的，没有任何的空档期。因此，詹元喜不存在在1390号案直至1157号执行案件裁定做出的这期间取得所称的涉案股权的可能性。既然詹元喜不可能取得其所称的科恒创公司的股权，其也就无权要求法院确认其所谓的权利人的身份。第三，詹元喜所称的科恒创公司的股权并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没有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詹元喜不能认定为其所称的股权的权利人。因此詹元喜不具有要求法院确认其权利人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最后，假定詹元喜曾与第三人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且该协议也生效，由于詹元喜并没有进行股权转让的登记，因此我方仍然有权对尚未进行登记公示的第三人所持有的科恒创公司的股权进行保全以及执行。詹元喜所称的权利人身份，因为没有通过变更登记这样的方式进行公示，所以詹元喜所谓的权利不得对抗本案保全以及申请执行的权利。 第三人鸿益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对于詹元喜提供的证据，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对证据三性无异议的包括：当事人双方的身份证明材料，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审核表，印花税纳税申报（报告）表，税收完税证明，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及基本情况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詹元喜举出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9日），绵竹市股权转让涉税证明，中国银联签购单（申报缴税），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等证据，因詹元喜并未提交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 2.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证明，应收账款和运输保证金权利转让的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其证明效力，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2月22日，本院受理了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与鸿益达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同日，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申请冻结案涉股权。 2019年4月3日，本院作出（2019）川0193民初1390号之一执行裁定，对科恒创公司61.206万元的股权进行冻结。4月4日，本院作出（2019）川0193执保111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对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30.6%股权（出资额61.206万元）实施冻结，冻结期限至2020年4月6日；并于2019年4月10日送达至绵竹市监管局。 2019年4月9日，詹元喜与鸿益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鸿益达公司将其持有科恒创公司的30.60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5.303%）转让给詹元喜。该项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135万元。 截止2020年4月30日，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载明，詹元喜出资数额121.408万元，股权比例60.704%，程建德出资数额30.6万元，股权比例15.3%。 2019年6月18日，本院作出（2019）川0193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因鸿益达公司未按期履行给付义务，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20）川0193执1157号，立案执行标的5505202.49元，申请执行费54926元。 2020年3月24日，本院作出（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执行裁定，（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对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的30.6%股权（出资额61.206万元）实施冻结，冻结期限为2020年3月27日至2023年3月26日。并于2020年3月27日送达至绵竹市监管局。 2020年4月29日，詹元喜向本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撤销本院作出的（2020）川0193执1157号之三号执行裁定，解除对鸿益达公司持有的科恒创公司的61.206万元股权的冻结。 2020年5月9日，本院作出（2020）川0193执异4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詹元喜的执行异议请求。 2020年7月9日，科恒创公司出具证明，载明程建德在2019年4月9日公司章程变更后，具体持有科恒创公司股权比例15.3%，于2019年4月9日记载于科恒创公司股东名册上。詹元喜在2019年4月9日公司章程变更后，具体持有科恒创公司股权比例由45.401%变为60.704%，于2019年4月9日记载于科恒创公司股东名册上。 另查明，案涉股权登记于鸿益达公司名下。 2018年12月5日，鸿益达公司（甲方）与成都奥旺物流有限公司（乙方），程建德、何**（丙方）签订了《应收账款和运输保证金权利转让的协议》，约定，甲方转让名下的科恒创股份15.6%给程建德和何**（比例由何**及程建德自行商定），以抵偿甲方欠程建德和何**的300万借款。 2019年3月11日，程建德与詹元喜、鸿益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因程建德对鸿益达公司享有到期债权300万元，程建德对詹元喜负有到期债务135万元。现经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债权转让协议：一、程建德同意将对鸿益达公司享有的债权135万元转让给詹元喜，由鸿益达公司向詹元喜偿还到期债权135万元。二、詹元喜同意由鸿益达公司向其偿还到期债权135万元，用以清偿程建德对詹元喜负有的135万元债务。三、本协议签订生效后，无论詹元喜是否从鸿益达公司收回应收债权，詹元喜均不再向程建德主张债权请求权，程建德对詹元喜不再负有任何债务。四、鸿益达公司同意将对程建德负有的到期债务135万元，向詹元喜清偿。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詹元喜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对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执行异议之诉中审查案外人是否享有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当适用实质性审查标准，即对案外人是否为案涉标的物的真实权利人进行实质审查。在本案中中国财保上海分公司主张对登记在鸿益达公司名下的股权实施强制执行，詹元喜以其系该股权受让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排除执行，本院认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一是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股权冻结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股权转让合同；二是案外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三是案外人提供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其他公司内部材料等证据能够证明其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四是案外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非因其自身原因造成。 在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方面。詹元喜与鸿益达公司于2019年4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鸿益达公司将其持有科恒创公司的30.60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5.303%）转让给詹元喜。而本院对案涉股权的首次冻结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因此，詹元喜与鸿益达公司在股权冻结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股权转让合同。 在股东权利行使方面。詹元喜向本院提供的科恒创公司股东名册以及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其实际行使科恒创公司121.408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60.704%），含此次股权转让后的30.60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5.303%）。 在股权未变更登记的原因方面。由于案涉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9年4月9日，而在次日，本院冻结案涉股权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便送达至绵竹市监管局，期间詹元喜并无充分的时间完成案涉股权的变更登记，詹元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并非因其自身原因造成。 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面。詹元喜在庭审中主张其系通过抵偿其对鸿益达公司享有的债权方式作为对价取得鸿益达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但是根据詹元喜提供的证据，2018年12月5日，鸿益达公司已经通过签订《应收账款和运输保证金权利转让的协议》，与程建德、何**达成一致，鸿益达公司转让其名下的科恒创公司15.6%给程建德和何**，以抵偿鸿益达公司欠程建德和何**的300万元借款。而2019年3月11日，程建德、詹元喜、鸿益达公司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程建德将其对鸿益达公司享有300万元到期债权中的135万元债权转让给詹元喜。此外，2019年4月9日，鸿益达公司与詹元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又约定鸿益达公司将其持有科恒创公司的30.60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5.303%）转让给詹元喜。该项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135万元。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股权转让对价135万元的支付方式为抵偿债务。此外，在庭审中詹元喜并未就以抵偿债务方式获取案涉股权的相关事实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其系以抵偿债务方式获取案涉股权，因此，对于詹元喜提出的其系通过抵偿其对鸿益达公司享有的债权方式取得案涉股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詹元喜也并未提出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了案涉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综上，本案并不符合案外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的要件。 综上所述，本案中詹元喜以其系该股权受让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排除执行并不符合相应要件，其请求不能成立。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詹元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91元，由詹元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罗登亮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洪亮 书 记 员 蒲 陈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