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30民初4187号原告：唐安强，男，生于1981年5月13日，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罗德元，系习水县官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谢志七，男，生于1972年7月1日，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被告：杨道勇，男，生于1979年9月18日，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贵州省桐梓县。第三人：马斗刚，男，生于1967年2月19日，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原告唐安强诉被告谢志七、被告杨道勇、第三人马斗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王东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安强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德元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谢志七、被告杨道勇、第三人马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安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谢志七、杨道勇签订的《运大免烧砖厂并和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谢志七、杨道勇退还原告转让费8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运大免烧砖厂”是2014年3月12日该厂法人马斗刚(第三人)转让给被告谢志七经营，转让内容为整个厂区、机械设备，所有的相关证件(含营业执照)等，被告谢志七生产经营至2017年3月13日，谢志七找了合伙人杨道勇、唐安强，三人共同经营至2018年10月26日，经合伙人共同协商，又将该厂以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原告生产经营，具体内容及事项以协议所载明内容为据。事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经营两月，于2019年1月，第三人马斗刚向原告提出一些不公平(有损原告利益)的要求被原告拒绝，二人产生积怨。次月第三人马斗刚强行把“运大免烧砖厂”的生产许可证以及营业执照拿走，原告即找被告谢志七、杨道勇帮助协调解决此事，二被告找各种借口置之不理，导致于2019年5月16日被习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无证生产处罚款4200元，并责令停止生产至今原告认为，原、被告转让合并协议之厂系第三人之法人，协议后原告遭第三人阻扰不能正常经营，且矛盾发生后，二被告未协议约定履行协调职责，致使该转让协议之合同主要目的不能实现，且第三人主张原告不能独立对抗，而二被告又不配合处理，该合同无履行继续履行之必要。为维护法律尊严及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上述诉求。被告谢志七答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对于捌万元的事情是大家都有份,是三人均摊的,原告本人也有股份，一份是26600元,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不存在不配合的行为,我是履行了相关的协助义务了的,马斗刚可以为我作证,至于马斗刚、杨道勇与原告之间的情况我不清楚,对于其他的我不清楚。被告杨道勇答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我们签订的协议是有效的。第三人马斗刚答辩称，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起诉我的原因是由于我没有到习水去配合他完善手续,但实际情况是由于砖厂小微企业,是不能转让的,另外我只是与二被告之间有转让行为,跟原告无任何关系,2019年农历三月初八,综合执法局调查后由于砖厂的安全管理不到位,他们强行的把厂里面的营业执照交给我的。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8日，第三人马斗刚出资设立习水县桃林乡运大免烧砖厂（个人独资企业），2014年3月12日，第三人马斗刚将习水县桃林乡运大免烧砖厂以2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谢志七经营，并未办理相关的工商信息变更，但第三人马斗刚作为法定代表人向被告谢志七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其管理经营砖厂；2017年3月13日，被告杨道勇、原告唐安强、被告谢志七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砖厂进出账务以及利润按三股分成，砖厂的一切安全事故由三人负责”，至此被告杨道勇、原告唐安强、被告谢志七成为了习水县桃林乡运大免烧砖厂的共同投资人（合伙经营人）；2018年10月26日，因砖厂经营管理不善，被告杨道勇、原告唐安强、被告谢志七签订《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约定“砖厂的厂房以及设备等折价80000元，由原告唐安强以52000元的价格收购被告谢志七、被告杨道勇的份额后由原告唐安强一人经营管理；案涉厂的批复文件、营业执照、代码证、税费证等所有证件由二被告交给原告，如砖厂后期需要原法人代表与二被告办理相关手续，二被告必须无条件协助，不得推诿、否则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关责任。”，当日谢志七以砖厂负责人的名义向原告唐安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唐安强全权处理砖厂的一切事宜。协议签订后原告开始独自经营案涉砖厂，2019年5月16日习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唐安强涉嫌无营业执照从事免烧砖生产、销售，根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原告唐安强处以罚款4000元、没收违法所得300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致案涉砖厂停产停业至今。另查明，习水县桃林乡运大免烧砖厂系政府扶持的“小微企业”，现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法人代表至今仍然是第三人马斗刚。第三人马斗刚在2014年3月12日将砖厂转给被告谢志七时已将砖厂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证件交给了被告谢志七，被告谢志七和被告杨道勇在原告唐安强收购其砖厂份额时也将砖厂的营业执照等证件以及公司印章交给了原告唐安强，农历二零一九年三月初，第三人马斗刚因其他缘由收回案涉砖厂的营业执照。再查明，农历二零一九年三月，第三人马斗刚协助原告唐安强到习水县运大免烧砖厂的工商信息变更，第三人马斗刚考虑到其自始至终并未与原告唐安强有合同关系且案涉砖厂作为小微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情形导致工商信息变更未果。另，原告唐安强收购被告谢志七、被告杨道勇的份额，原告唐安强向被告谢志七支付了26000元，收购被告杨道勇份额是通过抵扣砖厂账目。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书，《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运大免烧砖厂转让协议书》、《合同协议书》等在案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唐安强诉请解除与被告谢志七、被告杨道勇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应当提交证据证明案涉的约定或法定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因原、被告双方在《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中约定为“此厂的批复文件、营业执照、代码证、税费证等所有证件并和接管后，甲方必须向乙方交接清楚所有证件手续，如此厂之后，需原法人代表与甲方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甲方必须无条件协助，不得推诿、否则造成损失，将承担相关一切责任。”，此约定针对的是砖厂证件的交接而不是对砖厂工商信息的变更,原告唐安强在接管砖厂时被告谢志七、杨道勇已将砖厂的相关证件（如营业执照）和印章等交给原告唐安强，被告谢志七、杨道勇的证件交接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唐安强接管砖厂后已独自经营管理了数月；而后就砖厂工商信息变更，第三人马斗刚也积极协助，不存在原告诉称中所述的违约情形，综上，在签订协议后，案涉协议的主要协议条款已经履行完毕。而对砖厂工商信息变更未果事宜，原告唐安强在2017年3月13日就参与了砖厂的经营管理，至2018年10月26日签订《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时已有一年多，且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确提及了“原法人代表”，可以说明在签订《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时是知道且应当知道砖厂的相关工商信息的，但在协议时确并未对砖厂工商信息变更有明确的约定，而结合前期砖厂的转让模式（即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一并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给新的权利人独自经营管理，出让人即不再享有砖厂的权利，未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二被告在原、被告签订《运大免烧砖厂并合转让协议》后及时向原告唐安强出具了相应的授权，足以说明原告唐安强在协议时是默认并接受前期的转让模式。综上，原告唐安强在与二被告签订协议书时是预见到并默认了工商信息变更存在的法律风险的，双方已按照所签订的协议将主要义务履行完毕，但现在却在被砖厂辖区有关执法部门以无证无照经营处以停产停业、罚款等行政处罚后以二被告和第三人未履行约定的协助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其行使解除权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安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0元，由原告唐安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王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钟兴权书记员杨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