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红，男，197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国，男，196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冀城区。与朱国红系兄弟关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勇信，男，196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河北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常山路**。 法定代表人：韦某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龙，河北决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国红因与被上诉人杜勇信、原审被告河北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田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20）冀0132民初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国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132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追加被告杜勇信为（2017)冀0132执3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山田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2日，注册资本2080万元，石家庄金润利得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原始股东、出资人杜勇信已于2010年10月12日出资2080万元。在山田公司经营过程中，于2016年3月24日，变更为杜勇信持股1872万元、张某军持股208万元，由证据第六页证明杜勇信实缴资金为1206.4万元。原股东杜勇信股权转让给谢季业，证据第五页（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为新股东谢季业认缴额为1872万元，证据第四页、第八页显示实缴额为1206.4万元。这就充分证明了杜勇信在股权转让前认缴资金为1872万元，实缴资金为1206.4万元。一审法院只认定最初的出资额为2080万元，没有认定工商注册登记的股权变更及出资额认缴、实缴的变更记录，显属错误。二、一审法院未进行财务司法审计，未对被上诉人是否抽逃出资验证。一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最初出资2080万元，仅存到公司账户上的问一天，被告山田公司又向石家庄星飞商贸有限公司转款20799970元；支付工本费4.6元，支票业务25元，公司账户余额仅为0.4元，这明显为虚假出资或认定为抽逃出资。一审法院在知道未实际履行出资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公司最初出资《验资报告》。在一审中，上诉人已向法院递交了对山田公司的《财务司法审计申请书》，一审法院在未进行司法审计的情况下，对杜勇信是否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没有验证，便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 杜勇信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山田公司述称：一、因山田公司在2010年10月12日成立之时，注册资本2080万元已经出资到位，并且有验资报告，所以上诉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提及的之后股东之间的转让均不影响该注册资本出资情况。一审法院的裁定及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山田公司的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这一上诉理由，我们认为一审的判决并无不当，首先对于案外人执行追加的案件，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应当以在执行追加过程中执行部门审查的事实及是否支持的理由进行审查，而不应当是全面审查。截至一审开庭，上诉人也并未提及抽逃出资的验证。最终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请求，但是同时给予上诉人的救济权利是否属于抽逃出资行为，需进一步查证，在一审判决第四页这有所体现。说明一审判决并没有去肯定或者否认上诉人的该项诉求，只不过认为该事由需要执行部门进一步查证属实。三、本案不存在追加的前提，无论上诉人以何种理由追加山田公司的股东均是在山田公司不能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山田公司投资建设了元氏县山田装饰城，该项目的价值远远大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也远远大于上诉人的诉求数额。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朱国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追加被告杜勇信为（2017）冀0132执3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田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2日，注册资本2080万元，石家庄金润利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原始股东、出资人杜勇信已于2010年10月12日出资2080万元，足额完成了出资，并在企业登记信息系统进行了登记。2012年11月21日，山田公司股东变更为杜勇信持股1206.4万元、张勇强持股873.6万元；2015年10月13日，变更为杜勇信持股2080万元；2016年3月24日，变更为杜勇信持股1872万元、张某军持股208万元；2017年12月4日，变更为谢季页持股1872万元、张某军持股208万元。另查明，原告提供的工商银行单位客户历史明细显示：2010年10月13日，杜勇信向山田公司转账出资2080万元，同一天、山田公司又向石家庄星飞商贸有限公司转款20799970元；支付工本费4.6元；支票业务25元。以上事实有：单位客户历史明细、《验资报告》山田公司变更登记表及相关山田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档案材料、庭审笔录在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且不论山田公司是否达到了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程度，单就朱国红主张的杜勇信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言，缺乏证据支持。山田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2日，成立时原始股东杜勇信即完成出资2080万元，有山田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档案材料、《验资报告》单位客户历史明细予以证实。针对2010年10月13日，山田公司向石家庄星飞商贸有限公司转款20799970元，该转款的缘由以及该转款的行为是否属于杜勇信抽逃出资资金行为，需进一步查证，但原告主张杜勇信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杜勇信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国红要求被告杜勇信为（2017）冀0132执3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朱国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山田公司银行历史明细，欲证实杜勇信未实际履行出资或抽逃出资。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无法体现合法取证途径。被上诉人提交山田公司向山田家居装饰城进行投资开发的转账以及收据凭证，欲证实山田公司对该装饰城投资情况，山田公司的资产。上诉人质证称，不能证明公司注册时的资金状况，这是山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收入与支出。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股东杜勇信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由其举证证实杜勇信存在出资不实的事实。山田公司成立时杜勇信完成出资2080万元，有企业登记信息档案材料、《验资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故上诉人以此为由追加股东承担出资不实的连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国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国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婷 审判员 孟志刚 审判员 李荣水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苏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