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8民终1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农户代表：王庆喜，1950年2月14日出生，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新胜村四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内蒙古俊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内蒙古俊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内蒙古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2，男，汉族，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上诉人王某因与上诉人郭某1，被上诉人郭某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823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代表王庆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贾某，上诉人郭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郭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本案中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亩数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按照实际面积认定。本案所涉的的位××旗北机井地上诉人实际享有合法承包权的土地亩数并非30亩。1988年,上诉人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国家政策,与现在机井地的其他三户村民自筹资金打了东滩荒地的第一眼井,并从1988年开始一直耕种至今,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并没有对发包土地进行实地测量,只是按照土地四至界限为基准通过估算将亩数填写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亩数与四至界限内的实际土地面积不符,虽然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关于本案所涉的土地的亩数记录为30亩,但是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同时也载明了该土地的四至界限,即东至来福地、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荒地,而该四至范围内的土地实际面积并非30亩,原审法院未对该土地进行实地测量而仅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亩数进行认定实属缺乏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程序不合法。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四行载明“对于原告提交的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佘太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因其与被告提供的该村委会证明内容完全相反,故本院对原、被告的该组证据均不予采信“,但本案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及2020年3月27日上午9时两次开庭审理,两次庭审中二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过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佘太村民委员会证明,上诉人也并没有就该证据进行过质证,因此,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提供且未经上诉人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程序明显不合法。三、原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本案于2020年3月27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第3项增加为经济损失费140498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144498元,但原审判决中却对上诉人请求的鉴定费4000元只字未提,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原审判决错误。二被上诉人应当对东滩路北上诉人实际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土地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本案中,二被上诉人应当对因其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上诉人对本案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实际亩数并非30亩,无论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存在争议的是多少亩,因其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东滩路北上诉人的全部承包经营土地撂荒两年,因此,二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东滩路北程波经营的四至界限内的全部土地两年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原审判决只对30亩土地的经济损失予以支持不具有合理性。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判决结果不合理,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判决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郭某1辩称，1.争议土地面积应该以承包合同为准，合同之外的土地涉及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和确认，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2.同一组织就同一事项出具相互矛盾的证明，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是适当的，一审法院并没有把我方证明作为定案依据，故该项理由无事实依据。3.同意对方第三项上诉请求，一审法院确实遗漏了关于鉴定费的诉讼请求。4.不管争议土地是30亩还是74.9亩，郭某1均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请求驳回对方的上诉请求，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郭某2辩称，同意郭某1的答辩意见。郭某1上诉请求:1、撤销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823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首先,根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争议实为侵权纠纷(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其次,依据《物权法》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案涉土地虽然登记在王庆喜名下,但承包经营权由其家庭成员代桃花、王红梅、王金梅、王永刚、王三白等人共同享有,假设侵权成立,被侵权人并非农户这个“与发包方相对应的特殊主体”,而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每个家庭成员(自然人),每个家庭成员均有权独立或合并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三,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审法院应当追加王某其他家庭成员以共同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将王某列为原告且未依法通知其他共有权人,属程序违法，依法应予纠正。2、原审判决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首先,被上诉人并未请求对案涉土地确认物权;其次,依据《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均有合法有效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前提下,双方因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应由相关人民政府予以处理,人民法院无权主管,也无权直接确认土地使用权的归属。3、原审法院遗漏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请求赔偿鉴定费4000元,但原审法院对该项请求未作审理。二、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双方争议标的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主要主张上诉人立即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调整和规范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调整第三人对用益物权的侵害,故原审法院审理对象错误,应予纠正。2、将3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认归被上诉人错误。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将案涉3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认归被上诉人所有明显违法:首先,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无论任何自然人及农户,对集体土地均无所有权,仅有使用权等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主要在于调整其他方式承包纠纷的处理,涉及标的为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四荒”土地,该条调整的对象、内容、法益与家庭承包方式明显不同,二者界限分明,不能混为一谈;其三,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时设立,故上诉人对案涉30亩土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无权作出“一方的证书优先于另一方合同”的评判;其四,“一地两合同”、“一地两证”的情形并非本案当事人造成,而是由当地村集体及当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工作失误所造成,本案当事人均无过错，在人民法院对土地使用权归属无权主管及管辖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向双方当事人依法释明引导当事人进行行政确权或提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而不能越权确认土地用益物权的归属。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及依据明显违法,依法应予纠正。3、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在上诉人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其阻拦行为仅仅是在行使物权,是民事自助行为,其手段、方式、方法并未达到严重违法的程度;其次,由于被上诉人不仅要对其承包合同内的30亩土地进行耕种,还要对合同之外的土地进行耕种,故上诉人的阻拦行为具有客观现实性,如其不予阻拦,将造成被上诉人侵权行为得逞;其三,假设上诉人侵权成立,但其阻拦行为并非持续不断,从2018年至今,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维护其权利,但其怠于行使,故对扩大的损失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应当充分认识到阻拦耕种与实际将农作物毁坏的本质区别,假设将要耕种玉米与实际毁坏玉米所造成损失之间的区别,合理确定损失范围。4、对《价格评估意见书》采信明显错误。首先,原审法院的鉴定委托书无事实依据。一般而言,委托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事项、鉴定范围、鉴定目的等内容,且委托内容应符合客观事实。原审法院在未充分征求上诉人意见的情况下,径直将鉴定对象确定为耕种玉米损失,侵害了上诉人的选择权和抗辩权;其次,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同样在未取得双方当事人认可的情况下,直接对委托内容进行鉴定,明显违反鉴定规则;其三,该评估意见确定的评估目的为“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价格参考意见”,而本案并不存在客观上的玉米价值损失;其四,该评估意见确定的价格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12月2日”,但被上诉人的请求还包括2018年4月所造成的损失;其五,该评估意见的价格定义特定为“2018-2019耕种玉米收入的公开市场价格”,而被上诉人请求的是全部经济损失费用;其六,该评估意见第九条3项明确“假设申请人于2018年一2019年未能在被评估土地上耕种”,说明其鉴定前提为“假设”而非客观事实;其七,评估意见的结果与本案争议无实质性关联,无任何参考价值。原审法院以虚构的事实委托鉴定,导致形成虚构的鉴定意见,依法应予纠正。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应当适用《物权法》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何时成立的规定,并参照《土地管理法》、《行政诉讼法》引导当事人寻求行政程序解决纠纷的途径。综上,原审法院在诉讼程序方面、认定基本事实方面、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故上诉至上级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由于王某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直接驳回起诉。王某辩称，原审法院对案由的确定并不存在错误,原审判决对原告主体的设定以及法律的适用并无不当。首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答辩人土地在承包经营过程中与上诉人发生纠纷,完全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范围,且《农村土地承包法》相较于《土地管理法》属于特别法,所以本案案由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以及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不存在错误。其次,根据上述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因此人民法院有权直接受理本案;同时该法第四条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故原审认定主体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二、上诉人郭某1应当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首先,上诉人郭某1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本案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其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承包方为郭三艮而非郭某1,在此情况下,上诉人郭某1并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础阻拦答辩人耕种土地,因此,上诉人郭某1无正当理由以及合法权利基础的情况下,阻拦答辩人经营承包地,明显侵犯了答辩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即使上诉人郭某1为郭三艮农户的承包人口,既然上诉人郭某1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却自取得承包合同书之后至2018年之前一直未主张权利,即使上诉人郭某1持有的由郭三艮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那么在其明知涉案土地由答辩人实际耕种经营的情况下,其应当向发包方协调解决,而非采取非法手段阻拦答辩人耕种土地,致使涉案土地2018年和2019年乃至今年2020年三年撂荒,故上诉人郭某1应当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三、《价格评估意见书》合法有效,可作为认定答辩人损失的依据使用。首先,通过答辩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供的上诉人郭某1等人阻拦答辩人耕种土地的视频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到涉案土地中还有前一年收割后遗留的玉米秆,事实上答辩人每年在涉案土地上耕种的都是玉米，且在上诉人进行非法阻拦时,答辩人也已经购买了准备播种的玉米种子,因此,鉴定机构将鉴定对象确定为耕种玉米的损失具有事实依据。其次,《价格评估意见书》是人民法院通过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后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做出的,且现场鉴定时上诉人郭某1也在场参与,故该鉴定意见书合理合法,应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法推翻其侵犯答辩人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观事实,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郭某2辩称，争议土地本身就是分给我的，王某未经同意耕种了我的土地，认可郭某1的上诉请求。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郭某1、郭某2立即停止对王某承包经营的的位××旗东滩地东至来福地、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荒地的80亩土地的侵权；2、请求依法判令郭某1、郭某2赔偿因其阻拦行为给王某造成耕地费用1600元及购买农资费用32000元，共计33600元；3、请求依法判令郭某1、郭某2赔偿因其侵权行为造成2018年及2019年无法耕种上述80亩土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费用（待鉴定后提出）；4、诉讼费用由郭某1、郭某2承担。庭审中，王某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郭某1、郭某2赔偿因其侵权行为造成2018年及2019年无法耕种上述80亩土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费用140498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14449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轮土地承包时，王某【该农户承包土地人口为9人，分别为农户代表王庆喜、其妻子代桃花、其长女王红梅、其次女王金梅、其长子王永刚、其母亲李改改（约于2000年去世）、其岳父戴福寿（约于2005年去世）、其岳母王二鱼（约于2008年去世）、其三妹王三白（已定居于乌拉特前旗）】与原乌拉特前旗大佘太乡新胜村民委员会（现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佘太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31801038），合同记载王某承包该村土地五块，分别为：①二份地9.9亩；②头份地4.5亩；③兵团地7.2亩；④东滩地42.5亩，东至荒地、西至来福、南至路、北至路；⑤东滩地30亩，东至来福、西至三份路、南至路、北至荒地），该合同未写明具体签订日期，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向王某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所载土地面积及四至界限与上述承包合同书的土地面积及四至界限一致，本案诉争土地为上述第⑤号土地。郭某1持有一份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其父亲郭三艮代表全家6口人与原新胜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31801039），合同记载承包该村土地五块，分别为：①二份地6.6亩；②头份地3亩；③兵团地4.8亩；④东滩井地南42.5亩，东至荒地、西至来福、南至路、北至路；⑤东滩井地北30亩，东至来福、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荒地，该合同也未写明具体签订日期。1998年12月建档的原新胜村土地承包登记表记载，王庆喜承包土地面积94.1亩，地块数5块，郭三艮承包土地面积14.4亩，地块数3块。2018年春耕时，郭某1、郭某2与王庆喜因土地权属问题发生争执，致涉案土地2018年、2019年两年未耕种，现王某以郭某1、郭某2侵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春耕时双方因诉争土地的权属问题发生争议，本案王某代表王庆喜对佘太村民委员会及本案郭某1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后郭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王庆喜在重审案件中申请撤诉，该案最终按照撤诉处理。又查明，经内蒙古诚森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新胜村东滩地土地两年损失（耕种玉米）的价格评估意见书》中意见，损失价格=每亩纯收益×亩数，2018年每亩纯收益为987.25元，2019年每亩纯收益为888元。一审法院认为，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本案中，诉争土地中位于××旗北基井地【四至范围为东至来福地、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荒地】的30亩土地，王某及郭某1均持有此块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但王某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表王某已依法进行登记，而郭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进行登记及准确时间，且根据王某提供的3名证人的证言可以确认，在双方发生矛盾前，该30亩土地一直由王某占有使用，依据以上情况，该3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归王某所有；对于郭某2提出土地是由其依法承包的主张，因其未提供有效的土地承包证明，故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郭某1提出王某所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未加盖公章的问题，土地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是否加盖政府公章并不是土地承包的必要条件和强制性规定，故对于郭某1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王某请求的剩余50亩土地，因其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不包含该50亩土地，故该50亩土地王某是否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无法认定，王某未能提出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该50亩诉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无法支持其要求郭某1、郭某2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诉求，故对于王某的该部分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郭某1、郭某2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双方因土地使用权属发生争议导致涉案土地2018年-2019年两年撂荒未耕种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郭某1、郭某2认为土地使用权属未经法律确认的情形下不构成侵权，但该土地自1988年开始一直由王某占有使用，郭某1、郭某2对土地使用权属有争议应当通过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的方式处理纠纷，而不应以强行手段处理争议，故郭某1、郭某2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王某要求赔偿耕地费用1600元及购买农资费用32000元的诉求，因该部分诉求与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重合，故一审法院仅就要求郭某1、郭某2赔偿无法耕种诉争土地的诉求予以支持，根据内蒙古诚森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新胜村东滩地土地两年损失（耕种玉米）的价格评估意见书》中意见，损失价格=每亩纯收益×亩数，2018年每亩纯收益为987.25元，2019年每亩纯收益为888元，所以郭某1、郭某2阻拦耕地而给王某造成的损失为56257.5元（987.25×30+888×30），故一审法院仅就该部分予以支持；因郭某1、郭某2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故以上损失的赔偿应由二人共同承担。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郭某1、郭某2对于王某承包经营的的位××旗的30亩东滩地【四至范围为东至来福地、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荒地】立即停止侵害；二、判令郭某1、郭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某赔偿款56257.5元；三、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0元，减半收取320元，由郭某1、郭某2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及诉讼主体的问题。双方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王某、郭某1、郭某2均认为自己对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双方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发生纠纷，故本案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故本案案由及所设定诉讼主体并无不当。关于本案一审法律适用是否错误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均有承包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1998年12月建档的原新胜村土地承包登记表记载，王庆喜承包土地面积94.1亩，地块数5块，郭三艮承包土地面积14.4亩，地块数3块。王某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表王某已依法进行登记，而郭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进行登记及准确时间，且根据王某提供的3名证人的证言可以确认，在双方发生矛盾前，涉案四至界限内的土地一直由王某占有使用，对四至界限内的诉争土地王某应享有承包经营权；对于郭某2提出本案应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涉案土地不适用该条规定的理由无法律依据，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评估意见应否采信的问题。内蒙古诚森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新胜村东滩地土地两年损失（耕种玉米）的价格评估意见书》是人民法院通过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后，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做出的,在评估技术报告的测算过程中记载经市场调查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新胜村一般农业生产主要为种植玉米，且郭某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鉴定意见书存在程序违法及鉴定依据不足等情形，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王某请求赔偿80亩土地的损失的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因王某的代表王庆喜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争议的土地东至来福地、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荒地面积为30亩，且结合其并未实际耕种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王某的损失为56257.5元并无不当。王某因鉴定支出4000元，有鉴定费票据为证，应由郭某1、郭某2负担，上诉人王某的该项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对此未认定虽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实体判决结果。综上，王某的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郭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640元，分别由王某、郭某1负担。鉴定费4000元由郭某1、郭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智平审判员 霍淑珍审判员 李建刚二○二○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唐永平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