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杰宏，男，汉族，1980年3月11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宁乡县************，公民身份号码：430************613。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毅，广东九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姚仕平，男，汉族，1981年10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360************53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文，广东三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嘉，广东三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胡杰宏因与被上诉人姚仕平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3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杰宏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毅，被上诉人姚仕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杰宏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3781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确认被上诉人以人民币400万元转让其持有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50%股权给上诉人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被上诉人负担缴纳；三、判令被上诉人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配合上诉人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依法改判上诉人仅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77万元，无需支付违约金；五、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未将上诉人于2018年1月2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三笔（43万元、2万元、5万元）共计50万元款项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原审判决仅以不符合常理为由，未将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50万元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款项后未向上诉人要求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据与常理不符的推论，毫无依据。上诉人在原审时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1月2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三笔（43万元、2万元、5万元）共计人民币50万元的款项，上述50万元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虽然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出具了163万的股权转让款收据，未向上诉人出具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收据，但从双方全案所提供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不仅未向上诉人出具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收据，还未向上诉人出具2018年7月3日转账支付的10万元股权转让款收据，且上诉人的转账凭证已证明履行了付款义务系常理，且上诉人从未否认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收据，故原审判决作出的所谓“常理不符”推论并非常理，且毫无依据，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审判决认为如上诉人在2018年1月29日已支付了被上诉人223万元，则上诉人在第二笔款项已支付完毕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3日再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不符合常理的推论，也毫无依据。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在前两笔款项未拖欠的情况下上诉人只应在2019年1月30日届满前几天再向被上诉人付款，提前太久付款就不符合常理，但双方的协议约定上诉人在2019年1月30日前还应支付被上诉人第三笔款项人民币50万元，至于在上述时间之前多久付款才合理，双方并无约定。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微信记录截图，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催款，该微信记录系被上诉人主观上认为上诉人仍拖欠其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否还拖欠被上诉人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且根据该聊天记录被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有货款可以抵扣其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事实上，根据本案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事实理由中主张“原告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可知被上诉人向标的公司转款的50万元系其履行出资法定义务，也符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标的股权“出资已全部实缴，无任何权利瑕疵”的约定，而被上诉人在向标的公司转款50万元后，又通过上诉人个人银行账户转回50万元，无任何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之所以在未取得被上诉人出具转账50万元（2018年1月29日）收据的情况下，又在2018年7月3日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是基于上诉人误认为被上诉人向标的公司转账支付50万元然后被上诉人又将上述50万元通过上诉人个人账户转回，其表面上并无额外支出股权转让款，但上诉人之前并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向标的公司转账50万元是被上诉人本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的出资义务，两笔款项并不能相互抵扣，如被上诉人认为其对标的公司已实缴出资，上述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50万元上诉人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是股权转让款。原审判决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仅仅以“上诉人如不欠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就不应再付10万元”作为不符合常理的推论理由，否认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50万元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毫无依据。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于2018年1月29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共计50万元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之前投入的退还款，但却无任何证据证实，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认可其收到50万元，但认为该50万元系“由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之前投入的200万元中的50万元，以平账（即每人出资200万元），因此才会有流水50万元”。被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纯属其编造。上诉人从未同意在股权转让款之外额外退还被上诉人5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为400万元，代表双方认可标的公司相应50%股权在股东实缴出资后的转让价值，该价值毫无疑问包含了双方之前对于标的公司的相应资金投入价值。被上诉人履行完毕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后，要求上诉人于股权转让款之外再退还其股权转让之前已投入的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被上诉人认为双方有其他约定，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实，否则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不顾客观事实，仅以被上诉人提供微信截图上的文件有载明“胡转50w到姚9574（当时的200万是投入我司的私户）”就未认可上诉人于2018年1月29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为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上诉人不构成违约，且双方对50万转款及对协议条款履行的理解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上诉人也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在2018年6月30日前已支付被上诉人213万元，并不构成违约。正如前所述，上诉人在2018年6月30日前已支付被上诉人213万元，上诉人认为均为股权转让款，而被上诉人否认其中的5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但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上述争议的50万元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因此，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了第二期付款义务，不构成违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除对上述50万元的转款存在争议外，对于协议条款履行的理解也存在争议，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是错误的。虽然上诉人在2019年1月30日前和2019年7月1日前均未完全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但未付原因在于双方对上诉人已付的50万元能否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后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存在争议且正由法院审理过程中，因此，在双方争议得到法院判决前，上诉人无法继续按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原审判决不顾本案的客观事实及双方存在的争议，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在双方对合同条款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依据的认定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由上诉人承担应由被上诉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双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前的协商过程根本未涉及个人所得税。根据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微信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前只提到了股东变更需要6-7万元，主要是补租赁税和手续费，并未提及个人所得税。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文本中对上诉人应承担的具体税种约定并不明确。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4.2款“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需由甲方、乙方交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于乙方（上诉人）具体承担的税种没有约定，原审判决仅仅以该条约定了税费由上诉人承担，就要求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不符合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个人所得税发生在股权转让完成后而非发生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系不可转嫁税种，原审判决错误理解了双方的约定。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有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也认为该义务不得通过约定改由他人承担，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约定由上诉人代为履行，并认为双方约定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税费由上诉人承担，故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后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应由被上诉人负担，是错误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既可由转让方承担也可由受让方承担的税费为印花税及可能涉及补缴的租赁税，而个人所得税是根据交易后针对所得额所征收的税收，只有在交易之后才能确定转让方的交易所得，不属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且个人所得税属于不可转嫁税种，不能由受让方承担。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发生争议且无法达成一致，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二条规定进行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八）财产转让所得；…”、第三条“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第九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协议条款中上诉人应负担的税种约定不明确，对履行费用中的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应由转让方（被上诉人）负担缴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无理部分依法应予以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为此，上诉人特依法提出上诉，望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姚仕平答辩称：一审法院综合运用法律规定、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证据、陈述进行全面、客观分析判断，将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所转账的三笔款项（43万元、2万元、5万元）未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是正确的。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均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和方案。本案中，上诉人的主张明显违背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合逻辑。纵观被上诉人提交的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时间跨度长，从头至尾，可以真实反映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当时的意思表示。在2018年1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上诉人多次表示经济困难，其称“虽然目前经济压力山大，还是要感谢你！”、“我刚找我舅借了200万，估计这两天会到，否则过不了年”、“祥泰现220万左右，付完你100，发完工资及付完供应商，直接清零”。故此，在上诉人经济紧张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已约定分期付款之下，上诉人将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的第二笔款直接在2018年1月29日随同第一笔款支付，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2018年4月27日凌晨，被上诉人发微信给上诉人，称“胡总，6月份款有没有办法提前汇一下？我这边的资金比较紧张。”上诉人回复“亲哥，日前比你紧张100倍！”2018年6月19日凌晨，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协议》中“2.2甲乙双方同意上述转让款人民币400万元，按照下列方式支付：2.2.12018年1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163万元；2.2.2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50万元；”内容截图发给上诉人，并注明“提示一下”，6月21日上午，又发微信信息给上诉人，称“胡总，款这几天可以付了吗？”，上诉人回复“好的，你先安排财务对一下还差多少”，被上诉人回复“上次不是已经对清楚了吗？你哪里都有数的，扣除货款就可以了”。6月30日上午，被上诉人又发微信信息给上诉人，称“胡总，早上好！今天能汇过来吗？”，上诉人回复“正在想办法解决，6月你账还没有对吧，安排对一下”，被上诉人回复“这个月没有拿货”。7月2日下午，被上诉人又发微信信息给上诉人，称“胡总，款付了吗？急用”，上诉人回复“钱还没凑够，等下打先10万你”，被上诉人回复“要按进度付完”，上诉人回复“我知道的”。综上，在被上诉人将进度付款内容截图发给上诉人，并催促上诉人按进度支付2018年6月30日进度款时，上诉人均没有提出异议，均未主张已支付第二期款项。故此，上诉人主张已在第一期付款时支付了第二期款项但却又在被上诉人催要第二期款项时未予以否认，明显违反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与逻辑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转账的三笔款项（43万元、2万元、5万元）系退还的投资款，且上诉人也在微信中予以确认。相反，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三笔款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在2018年1月22日微信中确认，“实收资本393万元，各196.5万，前期一年你多出了20万，后面我信用卡都刷了20多万，并且你欠款60多万，实际100多万股本，拿到400万的总回报”。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27日将写有“1.转100W到姚仕平9574卡（股份转让款）；2.转61W和兴美货款到胡账户（公司往来款）；3.胡转63W到姚仕平9574卡（股份转让款）；以上转款在合同签订当日完成。另外，按照律师的建议：营业执照上的双方应缴50W到公户，需从我的私户名下过账到祥泰的公户；以上转款也需在合同签订当日完成。1.胡转50W到姚仕平9574卡（当时的200万投资款是投入到公司的私户）；2.姚投入50W到祥泰的公户；以上的款项往来，烦请知悉，并确认，谢谢！”内容的文件微信发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到后回复“你同小敏担心的付100万，后面那些都可以陆续完成”。2018年8月21日，在被上诉人催上诉人过户时，上诉人称“姚总，由于你们的本位主义，本来可以不打那个50万到公户，就可以不用交很多费用”。从上可以确定，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转账的三笔款项（43万元、2万元、5万元）系退还原来多出的投资款。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100万元，63万元，43万元，2万元，5万元，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61万元，被上诉人转给祥泰公司的50万元，均是在2018年1月29日下午完成的，相差仅几分钟而已，被上诉人开给上诉人的163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收据，祥泰公司开给被上诉人的50万投资款收据，也均是在29日下午出具的。前述款项往来，与1月27日被上诉人微信发给上诉人的明细相符，收据内容也与款项相符。正如前所述，上述款项往来在同一时间完成，上诉人主张1月29日下午支付了163万元以及5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在同时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163万元股权转让款收据却不提出异议，且在之后也一直不提出异议，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也不符合逻辑常理。《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明确，不存在争议，不存在不同的理解。上诉人转账的款项性质也明确，理解上也不存在争议。上诉人存在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股权转让协议》对于税费的负担，已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不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形。本案中协议的约定，以及对约定内容的理解，均是明确的，不存在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情形。上诉人违约的主观恶性非常明显，依法应予以司法制裁。对于1月29日往来款项的性质，在微信中已经非常明确，上诉人也明知。在1月29日之后，被上诉人进行催要股权转让款时，上诉人也仅提出经济困难，对于其是否支付、付的是哪一期的款也是明知的。上诉人甚至对于双方已经签字确认的61万元货款予以否则，足见其毁约的主观恶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违约，未到期的款项视为提前到期，被上诉人可以要求上诉人一次性提前支付，并就此提起本案诉讼，据此，后续未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应当全部提前计算，虽一审法院对于违约金仍按照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后一日分别起计，被上诉人为息诉止争，未就此提起上诉。综上，上诉人认为，契约精神是现代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缔约各方均应遵守契约、信守承诺。本案中，上诉人违约行为确切，主观恶性强，有违法律规定、合同约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并无不当，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姚仕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27万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股权转让款4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自2018年7月1日计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8月13日为人民币52800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股权转让款187万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自起诉之日起计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四、判令被告到惠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诉人胡杰宏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确认反诉被告以人民币400万元转让其持有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50%股权给反诉原告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反诉被告负担缴纳；二、判令反诉被告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配合反诉原告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本诉及反诉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下称祥泰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16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祥泰公司有两名股东，为姚仕平和胡杰宏，两人分别持该公司50％股权。2018年1月27日，姚仕平与胡杰宏签订了一份《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协议，甲方为姚仕平、乙方为胡杰宏）。双方在协议中主要约定以下内容：“第二条股权转让2.1甲方同意将其所拥有的目标公司50%的股权以人民币4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承诺出资已全部实缴，没有任何权利瑕疵。2.2甲乙双方同意上述转让款人民币400万元，按照下列方式支付：2.2.12018年1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163万元；2.2.2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50万元；2.2.3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50万元；2.2.4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37万元。第三条变更登记手续在甲方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3万元之日起18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甲方给予配合、协助。第四条费用的负担4.2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需由甲方、乙方交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第七条违约责任7.2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自逾期之日起，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至实际配合、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之日止，但是乙方不履行办理该变更登记义务的除名。7.3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逾期30日以上的，甲方有权宣布全部转让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完毕”。协议签订后，胡杰宏于2018年1月29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支付了100万元、63万元、43万元、2万元、5万元共213万元给姚仕平。姚仕平出具一份收据给胡杰宏，收据载明收到胡杰宏第一期股份转让款163万元。2018年1月29日，姚仕平转账50万元到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账户上，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出具一份《收据》，收据载明收到姚仕平祥泰投资款伍拾万圆整。胡杰宏于2018年7月3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支付了10万元给姚仕平。另，姚仕平委托广东三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分别于2018年5月24日、2018年8月6日向胡杰宏邮寄送达《律师函》，催促胡杰宏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原告提供的EMS快递查询单显示，2018年5月24日的《律师函》于2018年5月25日签收成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姚仕平与胡杰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签约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共400万元，该款项应在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胡杰宏仅向姚仕平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63万元，及在2018年7月3日支付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中的10万元，剩余227万元至今未支付。姚仕平要求胡杰宏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27万元，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胡杰宏于2018年1月29日转账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三笔款项。胡杰宏称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姚仕平不予认可。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胡杰宏于2018年1月29日转账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三笔共50万元的款项与其在同日转账支付的100万元、63万元的两笔共163万元的款项的支付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姚仕平于当天出具给胡杰宏的收据中载明的是收到胡杰宏的股权转让款163万元，并未包括上述的50万元款项。如像胡杰宏所述上述的三笔50万元的款项也是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胡杰宏仅要求姚仕平出具163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据，而未要求出具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据，与常理不符。其次，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二期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胡杰宏称2018年1月29日的50万元是提前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则意味着其已经履行完毕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但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姚仕平在6月30日开始催促胡杰宏付款，在姚仕平的催促下，胡杰宏于7月3日付了10万元给姚仕平。这也不符合常理。最后，从双方在2018年1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姚仕平发给胡杰宏的文件中载明：“1、转100W到姚仕平9574卡（股份转让款），2、转61W和兴美货款到胡账户；（公司往来款）。3、胡转63万到姚仕平9574卡；（股份转让款），以上转让款在合同签订当日完成。另外，按照律师的建议：营业执照上的双方应缴50万到公户，需从我的私户名下过帐到祥泰的公户；以上转款也需在合同签定当日完成。1、胡转50W到姚的卡9574（当时的200万是投入到我司的私户）2、姚投入50W到祥泰的公户；”，从双方在2019年1月29日的资金往来记录及姚仕平在2019年1月29日转账给祥泰公司50万元的记录，还有祥泰公司出具给姚仕平的收据，姚仕平出具给胡杰宏的收据来看，均与该文件载明的事项相符。综上，胡杰宏称2019年1月29日转账支付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三笔共50万元的款项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胡杰宏仍应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227万元给姚仕平。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第二期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第三期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第四期的股权转让款137万元应在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胡杰宏未按照上述的约定及时足额履行付款的义务，已构成了违约。另，虽然双方在合同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但该约定明显过高，一审法院参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适当调整为按月利率2%予以计算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超过68.1万元（227万元×30%）不予保护。关于要求胡杰宏配合到惠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变更登记手续约定：“在甲方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3万元之日起18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甲方给予配合、协助。”，胡杰宏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63万元支付的时间是在2018年1月29日，按照该条约定，姚仕平应在2018年10月23日之前配合胡杰宏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但在这期间，姚仕平通过微信、发送律师函的形式催促胡杰宏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胡杰宏均未与姚仕平前往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故，姚仕平要求胡杰宏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胡杰宏反诉称姚仕平在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再配合胡杰宏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必须在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后才能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不是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故胡杰宏的反诉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胡杰宏要求确认姚仕平以人民币400万元转让其持有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50%股权给胡杰宏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姚仕平负担缴纳的问题。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费用的负担第4.2条约定：“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需由甲方、乙方交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该条明确约定了在股权转让过程中需由甲方即姚仕平缴纳的税费由胡杰宏承担，但并未对税费仅指印花税进行约定或说明，故胡杰宏称该条所称的税费仅指印花税并不包括个人所得税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转让方即姚仕平依法负有的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系其作为纳税义务人所负有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得通过约定改由他人承担。但税费作为一种金钱之债，却可以通过约定由他人代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受让方即胡杰宏承担税费，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胡杰宏要求确认姚仕平以人民币400万元转让其持有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50%股权给胡杰宏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姚仕平负担缴纳的反诉主张，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胡杰宏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27万元及违约金（其中40万元的违约金以4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50万元的违约金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137万元的违约金以137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上述违约金的计算不得超过68.1万元（227万元×30%），超过部分不予保护）给姚仕平；二、胡杰宏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配合姚仕平到惠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姚仕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胡杰宏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25382元，由姚仕平负担455元，由胡杰宏负担2492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胡杰宏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并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胡杰宏转账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三笔共计50万元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二、上诉人胡杰宏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三、上诉人胡杰宏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关于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胡杰宏转账的43万元、2万元、5万元三笔共计50万元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的问题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胡杰宏转账163万元的同时，另行转账43万元、2万元、5万元三笔共50万元，被上诉人姚仕平出具股权转让款163万元的收据给胡杰宏，对于争议50万元明确为股权转让款。上诉人胡杰宏在2018年6月30日具有支付50万元的义务，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被上诉人姚仕平多次催要第二期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诉人胡杰宏并未提出已经完全支付的异议，而是在7月3日支付10万元，因此，双方并未将该50万元约定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胡杰宏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胡杰宏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合同履行中，上诉人胡杰宏并未基于2018年1月29日转账的50万元，以及个人所得税事宜提出履行抗辩，即双方在诉讼之前并未产生争议，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上诉人胡杰宏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股权转让过程中，被上诉人姚仕平作为出让方，即转让款所得人，属于法定的纳税义务人。被上诉人姚仕平与上诉人胡杰宏未就出让股权的个人所得税的负担进行书面约定，也一致未能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应按照2018年1月27日《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2018年1月27日《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4.2条约定，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需由姚仕平、胡杰宏交纳的税费，由胡杰宏承担，应理解为股权转让手续办理过程当中产生的税费。在股权过户登记中，出让方的个人所得税交纳不是前置条件，姚仕平因转让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属于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后，收取转让款产生的法定税费。换而言之，交易双方在上述税费负担的约定中，并未将姚仕平的个人所得税，约定包含在胡杰宏负担的税费范围之内，不是400万元转让款的一部分，上诉人胡杰宏应足额支付400万元。被上诉人姚仕平在收取转让款后，交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定义务，在民事合同未约定由谁负担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确定义务主体，无需通过民事判决予以明确，被上诉人姚仕平自行向税务部门交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杰宏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上诉人胡杰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