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冀01执复384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武文静，女，196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雅雅，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河北夯信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体育大街**世茂购物中心**商铺， 法定代表人：杜翠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相荣，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江，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杨建章，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被执行人：河北百尺杆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石，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李村镇百尺杆村v> 法定代表人：杨建章，该公司经理。 被执行人：杨建章，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利害关系人：郑海涛，男，198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复议申请人武文静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桥西法院）（2020）冀0104执异12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在桥西法院执行武文静与河北夯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夯信公司）、河北百尺杆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尺杆公司）、杨建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武文静对桥西法院（2020）冀0104执839号执行决定不服，向桥西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桥西法院查明，武文静与夯信公司、百尺杆公司、杨建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桥西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受理，桥西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冀0104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武文静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载明，“武文静诉称，2010年6月22日，被告杨建章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原告于当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该笔借款汇给杨建章43×××90建行卡，在2014年10月26日被告河北夯信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重新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并盖有河北夯信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协议约定借款月利息2%，利息按季度结算。借款期限：2014年10月26日至2015年10月25日。”武文静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冀01民终1342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河北夯信投资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杨建章、被上诉人河北百尺杆餐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偿还上诉人武文静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武文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自2019年12月25日送达，后武文静向桥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桥西法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执行。2020年1月21日，桥西法院作出（2020）冀0104执839号限制高消费令，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2020年6月10日，郑海涛向桥西法院提交解除限高申请书，2020年6月15日，桥西法院作出（2020）冀0104执839号执行决定书，决定：解除对河北夯信投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海涛的限制高消费措施。 另查明，夯信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0日，投资人为杨建章一人，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5年7月16日，夯信公司作出股东决定，股东杨建章将所持有的在公司10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金0万元），以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海涛，股权转让后，郑海涛持有公司10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金0万元），免去杨建章执行董事，委派郑海涛为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7月22日，夯信公司的工商登记进行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建章变更为郑海涛。2020年3月31日，夯信公司作出股东决定，股东郑海涛将所持有的在公司10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金0万元），以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杜翠彬，股权转让后，杜翠彬持有公司10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金0万元），免去郑海涛执行董事职务，委派杜翠彬为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5月6日，石家庄市裕华区行政审批局准予夯信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郑海涛变更为杜翠彬。 桥西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有关人员申请解除或暂时解除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2）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本案中，武文静与杨建章之间的债权债务实际发生于2010年6月，2014年10月26日夯信公司与武文静重新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再次明确债权，此时杨建章仍为夯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夯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杜翠彬，故郑海涛并非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桥西法院解除对郑海涛的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武文静的异议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武文静的异议请求。 武文静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完善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适用前提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并且“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中，桥西法院依据异议申请人武文静之申请于2020年4月28日对被执行人夯信公司法人郑海涛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郑海涛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变更法定代表人是经营管理的需要，不符合“确因经营管理需要”适用前提条件，郑海涛本人陈述该公司并未实际经营，若其陈述属实，变更法定代表人更不是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2020年5月6日，郑海涛将全部股权转让并变更法定代表人明显系恶意逃避债务，逃避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 二、郑海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不是“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公司法》第63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夯信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郑海涛自2015年7月22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为公司唯一股东，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总经理职务，按照上述规定，郑海涛有义务向法院提交公司会计薄及审计报告来证明其不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郑海涛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仅依据借款发生时，郑海涛不是法定代表人，就认定郑海涛不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从而解除对其限制消费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在程序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之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解除。但郑海涛未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也未进行审查，亦未听取复议申请人武文静的意见，直接作出解除决定书，程序违法。郑海涛自2015年7月22日至2020年5月6日一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总经理职务，又是公司的唯一股东。郑海涛是夯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影响债务的直接责任人，且经历了案件审理的整个诉讼过程。 综上所述，桥西法院作出的（2020）冀0104执异126号执行裁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撤销（2020）冀0104执839号解除限制消费令并恢复对郑海涛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夯信公司在本院听证时提交了杨建章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夯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股东郑海涛，是杨建章借用了郑海涛的名字担任该公司的法人和股东。夯信公司实际经营者是杨建章，杨建章与武文静之间的借贷纠纷与郑海涛以及夯信公司无关”。 针对夯信公司提交的证据，武文静的质证意见为，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342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案涉借款应由百尺杆公司、夯信公司及杨建章承担还款责任。故杨建章出具的该情况说明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不符，故不认可其真实性。根据民诉法规定，该情况说明系杨建章所作的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恳请法庭不予采纳。没有出庭作证的，该证言不能作为案件认定的相关依据。而且根据夯信公司在工商机关的注册登记信息，2015年7月16日至2020年5月6日，郑海涛确系夯信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应当以公示的信息为准。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夯信公司如果认为该笔债务与夯信公司无关，应当通过再审程序予以解决，不应该在复议程序里边提出和夯信公司无关的相应观点。 郑海涛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当时我只是挂名，我是给杨建章打工，在百尺杆公司上班，当时我是前厅经理。杨建章说要去银行贷款，说该笔贷款放不到杨建章名下，就让我当的夯信公司法人。杨建章说，如果他名下有投资公司，银行是不给他放款的”。 郑海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5年7月16日夯信公司的股东决定，拟证明夯信公司原股东杨建章将持有的夯信公司百分百的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了郑海涛。 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在2015年7月16日杨建章以0元价格转让给郑海涛，并且保证公司不存在杨建章未向郑海涛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债务诉讼索赔或责任，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杨建章承担。 证据三、夯信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二份，拟证明夯信公司成立日期是2014年9月10日，法定代表人是杨建章，夯信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系杜翠彬。 武文静针对郑海涛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其提交的股东决定，股权转让协议，恰恰证明杨建章与郑海涛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股权转让，并非股权代持，通过股权转让郑海涛成为了夯信公司唯一的股东，并担任夯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的真实实际控制人。该证据是郑海涛本人提供，说明其认可了证据所有的内容。郑海涛将夯信公司的股权、法定代表人均转让给杜翠彬，是其个人为了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措施的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因经营需要发生变更的情形不相符。对于情况说明中杨建章的签字与股权转让协议中杨建章的签字不一致，对其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 夯信公司认可郑海涛提交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桥西法院异议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第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夯信公司作为本案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桥西法院依据上述规定对其发出限制高消费令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指出，人民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有关人员申请解除或暂时解除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2）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本案中，郑海涛因转让夯信公司全部股权，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海涛也非夯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故桥西法院对郑海涛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并无不当。 综上，武文静的复议申请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桥西法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文静复议申请，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执异126号异议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何东华 审判员  李鸿雁 审判员  高福兴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白娟娟 书记员  陈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