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81刑初308号 公诉机关巢湖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建华，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原上海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安徽省徽商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安徽省岳西县人，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住安徽省合肥市。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7年8月29日被巢湖市公安局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9月6日被巢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0月13日经巢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巢湖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巢湖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胜利，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云峰，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巢检刑诉[2018]3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建华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受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巢湖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鑫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建华及其辩护人陈胜利、王云峰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两次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两次决定延期审理，并于2019年5月24日中止审理，2020年10月21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0年10月至2015年2月间，被告人胡建华利用其担任安徽省徽商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副经理及徽商金属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属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进口货物采购业务中提供进口配额、降低保证金数额、减免逾期利息、提高信用证额度、退还订金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收取回扣、手续费，共计人民币520.3165万元、港币240.36405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共计人民币112.08万元。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一）2004年至2009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上海瑞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马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瑞马公司负责人李某1（另案处理）现金人民币2万元。2011年间，被告人胡建华伙同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高晓东（刑拘在逃）向李某1索取并收受贿赂现金人民币60万元。 （二）2002年至2007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上海金属材料公司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金属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洪涛金属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某1（另案处理）人民币40万元。 （三）2007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上海金属材料公司与江门市益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丞金属公司）业务往来中，伙同吴某1共同收取益丞金属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某3人民币23.415万元、港币240.36405万元。 （四）200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苏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开元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开元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往来中，分别以过节礼金、钢材配额好处费、佣金等名义收取开元集团公司员工陈某1（另案处理）贿赂款人民币3万元、80万元、106.1765万元。 （五）2009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浙江惠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惠丰公司负责人王某1（另案处理）人民币4万元、50克金条一根。经巢湖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鉴定，该金条价格为人民币1.7250万元。 （六）2012年3月，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江苏荣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尚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荣尚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1（另案处理）人民币200万元。 二、职务侵占罪 （一）2003年，被告人胡建华利用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及上海金属材料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徽商金属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金属材料公司总经理王某2（另案处理）在业务中截留尤某名下无锡公司应付给上海金属材料公司的货款人民币110万元用于公司支出，后胡建华将该笔款项中的100万余元非法占为己有。 (二）2010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利用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与上海哈顿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哈顿公司)、上海樊悦商贸有限公司业务往来中，从上海哈顿公司支取6瓶拉菲红酒归个人使用，后将红酒应付款人民币7.08万元从徽商金属公司应收上海哈顿公司账务中扣除。 （三）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合肥汉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星公司）业务往来中，要求部门业务员徐斌从汉星公司负责人王某3处支取人民币5万元归个人使用，随后将该笔款项从汉星公司应付利息中予以扣除。 2017年8月28日上午，被告人胡建华在家中被抓获归案。巢湖市公安局从胡建华亲属处扣押人民币161.9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实上述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建华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手续费，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上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二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建华一人犯两罪，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被告人胡建华辩称：收受唐某1贿赂款200万元的供述系在办案人员威胁、胁迫下所作的虚假供述，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他事实与辩护人意见一致。 被告人胡建华的辩护人认为：一、被告人胡建华案发后能自首并积极退赃，诚恳悔罪，建议从轻、减轻处罚。 二、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第一起收取瑞马公司负责人李某160万元贿赂款中，被告人胡建华属从犯。（二）第三起收受卢某3贿赂款应认定为15.61万元人民币、141.2427万元港币，公诉机关采用推定形式认定受贿数额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胡建华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但吴某1是行贿人而非受贿人，认定吴某1构成共同犯罪错误。（三）第四起收受陈某1的贿赂款应认定为30万元人民币，其余部分被陈某1私吞，胡建华对此不知情，不承担责任。（四）第六起指控被告人胡建华收受卢唐某1的贿赂款200万元证据不充分，且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唐某1证词与客观证据相互矛盾，200万元赃款去向无法得到其他客观证据证实。 三、关于职务侵占罪。(一）第一起指控被告人胡建华非法占有公司款项100万余元，但被告人胡建华2007年10月之前主观上无占有故意，其即将离开上海时才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且根据银行交易流水，截留货款应为90万元，胡建华实际占有公司款项应为52.5万元。(二）第二起、第三起指控被告人胡建华非法占有六瓶红酒及5万元均无证据证实被告人胡建华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系为了单位或部门利益使用单位财产行贿，指控不能成立。 经审理查明：2000年10月至2015年2月间，被告人胡建华利用其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副经理及徽商金属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金属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进口货物采购业务中提供进口配额、降低保证金数额、减免逾期利息、提高信用证额度、退还订金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收取回扣、手续费，共计人民币466.335万元、港币160.2427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共计人民币92.08万元。 2017年8月28日，被告人胡建华在家中被抓获归案。2017年8月28日，办案机关扣押被告人胡建华涉案赃款29167.60元，2017年9月6日、2017年9月14日、2018年1月18日，胡建华亲属代为退出涉案金条一根（价值1.725万元）、人民币119万元、人民币35.9万元。2018年4月11日，涉案人员高某退出人民币7万元。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事实 （一）2004年至2009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瑞马公司的业务往来中，收取瑞马公司负责人李某1人民币2万元。2011年间，被告人胡建华伙同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高晓东向李某1索取并收受贿赂人民币6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旅馆业管理信息，证明：李某1入住合肥齐云山庄信息。 （2）李某1个人往来明细表、借款单、收款单，证明：李某1向单位借贷情况。李某12011年11月向瑞马公司借款35万元、12月28日向瑞马公司借现金7万元、2012年1月10日借现金30万元、2012年3月29日借现金16.2万元、2012年5月30日借现金2.3397万元、2013年7月25日借现金7万元。 (3）协商函、付徽商款明细，证明：2011年8月23日，瑞马公司与徽商金属公司协商，因委托徽商金属公司代理进口涉税一事被处罚，两公司达成补偿徽商金属公司协议后提出分期支付750万元补偿款。 2、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其2004年自主经营瑞马公司，2009年7月之前其经营的瑞马公司委托徽商金属公司代理钢板桩的进口业务，7月南京海关找到其说其进口的一万多吨钢板报关税率归类错误，让其补交1400多万的税差，徽商金属公司缴纳相同金额的行政处罚。其被南京海关查获后，胡建华和高晓东也被南京海关限制了人身自由。后来其在2010年6月被释放后，其记不清是胡建华还是高晓东主动提出说他们当时为了这个事受了处分，经济压力比较大，让其给点补偿。其当时觉得要求不过分，就给了60万现金给他们。印象中是让瑞马公司会计张某1办理这事。其在合肥饭店里将60万元现金交给高晓东，其不记得胡建华当时是否在场。给他们这钱也是希望能够继续跟徽商金属公司合作，提高信用证额度，在业务中可以让胡建华给其公司做到先给货物再付款，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胡建华、高晓东在之后其公司应付利息上面帮助减免。2004年至2009年其与徽商金属公司合作期间，送给胡建华红包各两次，每次1万元。其送现金红包一是感谢其与徽商金属公司合作比较愉快，另一个是希望来年他们继续关照。 （2）证人诸某的证言，证明：其为瑞马公司员工，负责出纳、人事工作。公司总经理李某1让其从银行提现4笔，2012年1月10日的30万元借款、2012年3月29日16.2万元借款、2012年5月30日2.3397万元、2013年7月25日7万元借款，都是张某1让其取钱，其每次取出钱后张某1让其写个李某1向公司借款的借款单，再找李某1签字，将借款单保存记账,最后两笔因为李某1当时不在上海时间久了就漏掉了。 （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其为瑞马公司员工，以前是会计。2010年李某1总共在公司提现金使用8.3万元，2011年11月借了35万元，2011年12月借了7万元，2012年1月借了30万元、3月借了16.2万元，5月借了2.3397万元，2013年7月借了7万元。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瑞马公司是2004年至2009年和徽商金属公司发生业务的，当时帮瑞马公司代理进口钢板桩，2009年代理钢板桩进口业务中，由于涉及申报错误，其与高晓东、李某1被南京海关限制了人身自由，后经申述按行政处罚结案。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的某个时间，高晓东在其徽商集团大院的办公室里和其说因为李某1业务被南京海关关押了，特别是其还被关了15天，高晓东要去向李某1要点钱补偿，其当时也同意了。高晓东2011年向李某1收取了60万元补偿费，并分给了其30万元。李某1送其和高晓东60万元是还想继续和徽商金属公司开展代理进口业务寻求照顾。2004年到2009年期间，李某1在其业务合作中，还送过两次礼物，每次都用信封装了1万元现金给其。 4、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胡建华辨认出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时向其行贿的李某1。 （二）2002年至2007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上海金属材料公司与洪涛金属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洪涛金属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某1（另案处理）人民币4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账目明细账、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证明：上海金属公司与洪涛金属公司业务往来具体情况；洪涛金属公司于2007年要求徽商金属公司将账上余款转29.92万元至上海徽商金属公司，将剩余的40.08万元转回洪涛金属公司。 2、证人证言 （1）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明：其经营洪涛金属公司曾与徽商金属公司合作进口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其儿子吴某2，实际是其负责。因为从国外进口钢材的指标很难拿到，其向时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胡建华许诺如果其拿到进口钢材的指标就给胡建华好处，后胡建华给其1000吨钢材的进口指标，并帮其把进口热轧板从国外进口到国内，其兑现诺言给胡建华送了10万元人民币现金。送给胡建华这钱一是因为胡建华通过徽商金属公司给了其进口钢材原材料的配额进口热轧板，另一个方面就是胡建华按时足额发货，因为当时热轧板价格上涨比较厉害，有的公司会毁约，而徽商金属公司足额供货。2004左右，因其实际控制的洪涛金属公司从徽商金属公司子公司上海金属公司订购的钢材价格下跌，其联系胡建华表示如果能帮忙取消订单就会给他一些好处费，后胡建华取消了订单并将其先前交付的定金七八十万元退了，其向胡建华的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30万元,并招呼胡建华给高晓东分一点，但实际胡建华有没有分其不清楚。 （2）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明：其为吴某1的儿子，其登记过洪涛金属公司，该公司曾与徽商金属公司做过业务，业务是其父亲吴某1介绍的，徽商金属公司负责业务的是胡建华，双方之间也曾取消订单，和胡建华公司做的业务都是其父亲吴某1帮忙撮合的。 （3）证人高某的证言，证明：1997年至2016年其在徽商金属公司任职。2006年其任徽商金属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时，胡建华找其帮忙把客户吴某1的洪涛金属公司退70万元定金，其在签报上签字后胡建华给了其7万元好处费。按照公司的合同约定取消订单是要没收定金的，因胡建华给了其7万元好处费，其就按照胡建华要求签字退还全额定金了。其签名的“调账”说明中转29.92万元至上海徽商金属公司付吴某1欠的款项，剩余款项转回吴某1的公司。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2年3月份，洪涛金属公司负责人吴某1支付10%定金从公司订购俄罗斯进口热轧板1000吨，到货的时候价格暴涨，为感谢其按约足额交货，吴某1在卖出获利后转30万或者20万给其作为好处费。2005年洪涛金属公司吴某1从上海徽商金属公司订购了2000吨冷轧板，后因市场价暴跌，吴某1想取消订单。其当时利用其上海徽商金属公司副总经理兼进出口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安排部门副经理高晓东取消订单，并安排高某退回定金70万元，后吴某1付给其20万元或30万元感谢费，其分给高晓东、高某各8万元。吴某1通过洪涛金属公司跟其公司开展业务期间，一共给其50万左右的好处费，一次20万、一次30万。吴某1是用他儿子吴某2的公司和徽商金属发生业务，叫洪涛金属公司。 4、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胡建华辨认向其行贿的业务单位负责人吴某1。 （三）2007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上海金属材料公司与江门市益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丞金属公司）业务往来中，伙同吴某1共同收取益丞金属公司、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某3人民币15.61万元、港币160.2427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注销印章证明、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证明：2017年7月14日，江门市益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江门市红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7月19日注销江门市益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2017年7月14日江门市红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拿到营业执照，2017年8月11日被准予在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开设存款账户。 (2）益丞金属公司材料，证明：证明徽商金属公司于2007年-2013年开展与益丞金属公司不锈钢代理转口贸易业务，与益丞金属公司针对与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益丞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的合同也签订了代理转口协议书。 （3）陈某3账户流水，证明：2007年8月29日，陈某341×××66的账户收入吴某12012002601024285483账户汇入人民币4万元；2007年9月14日收入3.1万元；2007年11月1日收入2.91万元；2007年11月26日收入5.6万元，共计人民币15.61万元。（4）薪酬报表及代转账资料，证明：潮连公司自2008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给胡建华发放工资164万港币，月薪2万港币。其中2014年3月18日潮连公司收到胡建华支票账户转款267573元港币、2015年3月19日收到胡建华支票账户转款210000元港币。164万港币中扣除267573元和210000元中用于当月发放工资的2万元作为受贿数额。 (5）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申请材料，证明：胡建华及家人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获通过，中介费用25万港币。 2、证人证言 （1）吴某1的证言，证明：其介绍胡建华与江门市益丞集团的老总卢某3认识，2007年徽商金属公司在与卢某3控制的公司以虚构贸易的形式进行放贷业务时，其收受好处费，该公司同时也给了胡建华好处费。大概收了130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其分给胡建华大概70余万人民币的好处费，其中包括其帮胡建华给香港一家中介公司的25万港币帮助胡建华办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当时的港币兑人民币大概在0.8:1,并且胡建华还在卢某3在香港的公司益丞集团潮连香港物资有限公司挂名作为员工拿工资，以满足申请居住证要求。2007年开始，其帮卢某3的公司往胡建华老婆的账户上面汇过几次佣金，好像是十几万元，是从其江门市工商银行账户上面汇的。胡建华的好处费一部分被打到胡建华香港账户上，听胡建华说是申请居住证要一家香港公司给他发工资，所以潮连香港公司每月给他发一万五千港币的工资。益丞集团下属公司之所以给胡建华佣金是因为胡建华帮他们公司融资，他们要感谢胡建华。 （2）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江门市红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以前叫江门市益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是江门市益丞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益丞集团的负责人是卢某3。其自2015年担任益丞金属公司的法人代表。2015年之前的法人代表是麦某，梁汉怀以前是江门市益丞集团的员工。邓小燕好像是江门益丞集团的财务人员。 （3）证人麦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至2015年任益丞金属公司的法人代表及实际负责人，其负责期间没有做过不锈钢产品业务也没有和徽商金属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其听益丞集团公司负责人卢某3还有吴某1等人说过徽商金属公司在帮益丞集团做“托盘”业务。吴某1是卢某3的朋友，会帮卢某3融资，卢某3给一些好处费给吴某1。 （4）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其自2009年至今为江门市红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原江门益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会计。公司与安徽徽商金属没有业务往来，也无资金往来。合同章由出纳李某3保管。 （5）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明：李某32009年至2015年在益丞金属公司担任出纳，后来益丞金属公司换了名字。麦某都是法人代表和实际负责人。其对协议为13ＨＳＣＬ130926的“代理转口协议书”没有印象，因为益丞集团管理其任职的益丞金属公司，所以只要协议上有益丞集团的公章，其不需要报告请示就直接盖章了。业务合同是由业务销售人员拟定，其负责保管。 （6）证人卢某1的证言，证明：其为江门市益丞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人卢某3的儿子，益丞集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实际负责人都是其父亲卢某3，其中2015年至今益丞集团均由其负责，其任益丞集团副总经理。13ＨＳＣＬ130926“代理转口协议书”应该是益丞集团用益丞金属公司的名义和徽商金属公司签订的协议，其父亲卢某3知道这件事，其不清楚。其父亲用过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做过贸易，应当也当过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是卢某3用来做进出口业务的，财务挂靠在香港会计事务所。其认识胡建华，胡建华并不是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的员工，其听父亲说胡建华曾和益丞集团有业务关系，胡建华委托其父亲卢某3用潮连公司名义出具过用工证明。胡建华本人或者其他人向潮连公司的账户上汇过资金，这些汇入的资金由潮连公司以工资名义定期汇入胡建华的账户上面。负责发放工资的好像是邓小燕。其听父亲卢某3说是吴某1介绍徽商金属公司的胡建华给其父亲认识的。 （7）证人潘某的证言，证明：其自2011年起在江门市益丞集团有限公司任出纳，邓小燕是益丞集团的员工，主要负责益丞集团与业务单位之间的银单，还有益丞集团与下属公司之间调配资金的证单以及集团负责人支出费用的统计等。2012年、2013年的时候，其经卢某3授意，让吴某1从其处拿过两三次钱，每次十万元。其不清楚吴某1拿的钱是否入账了。 （8）证人卢某2的证言，证明：其2007年担任江门市益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实际负责人，江门市天丞车轮有限公司2011年以后的实际负责人是卢某1，当时的具体业务是卢某1负责，2016年以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1）2008年5月份，其与江门益丞集团在香港的公司（潮连物资有限公司）经吴某1操作签订工作合同并办理了香港工作签证，作为该公司国内办事处的员工，意图将其女儿送到香港上学。工作满7年后其与妻子、女儿一起申领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2）2006年吴某1介绍其与江门益丞集团卢某3认识并在2007年开展业务合作。其在代理广东江门益丞金属材料公司进口业务过程中，其通过业务介绍人吴某1与益丞公司商定，每笔进口业务除公司正常收取的1.2%代理费之外另外支付0.2％的佣金给其与吴某1两人。佣金由吴某1拿1／3，其拿2／3。交易户名为其妻子陈某3、账号41×××66的招行账户当时是其在使用，该账户反映和吴某1的账户往来共四笔15万余元，是吴某1帮卢某3给其的佣金。2008年，其将香港银行账户给了卢某3公司的人，以后其佣金都是卢某3的益丞集团在香港的公司以每月2万元港币工资的形式转到其香港账户上，后来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时候双方业务停止了，其的香港账户要拿满七年工资，益丞金属具体业务负责人员邓小燕提前说潮连物资公司账面上没钱发工资了，其通过公司帮益丞金属做转口业务的卖方黄晓萍向潮连公司转过几次钱，让潮连公司再以工资形式发到其香港账户上，黄晓萍是帮益丞公司做转口业务中的卖方。从2008年5月到2015年12月共计以工资的形式收到港币140多万元，全部存入其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账户内。其在2009年5月用当时账户上的工资款加上其从国内汇去的一部分款，首付98万港币，按揭200万港币在香港购买了617呎的住宅一套，用每月租金支付按揭款。目前其香港账户上有余额70多万港币。其代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没有付钱，都是益丞公司帮其做的。虽然卢某3没有和其谈佣金的事，都是吴某1操作的，但其认为卢某3是知道的。 4、辨认笔录，证明：经吴某1辨认，卢某3即为吴某1曾帮助向徽商金属公司融资的江门益丞公司老板。 （四）200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苏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元金属公司、开元化工公司业务往来中，胡建华分别以礼金、配额好处费名义，通过陈某1收取开元集团公司人民币3万元、80万元，以佣金名义伙同陈某1收取开元集团公司人民币60万元，合计14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旅馆业管理信息，证明：陈某1于2008年至2012年入住旅馆记录，多次入住和平国际大酒店。 (2）财务管理制度、佣金支付申请、转账凭证等，证明：苏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情况。苏州开元集团与徽商金属公司业务往来情况，支付的采购佣金共106.1765万元。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变更与人事任命令、情况说明，证明：2008年8月8日任命陈某1担任开元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国际贸易部经理，分管国际贸易、矿产资源部等。开元集团与徽商金属公司的财务资料，胡建华索要业务佣金的情况以及工作人员陈某1在公司提取现金给胡建华的过程。 2、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苏州市开元集团子公司开元金属公司和苏州市德峰矿产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其代开元金属公司和苏州市开元化工公司向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胡建华送过钱。2001年以前，开元集团下属开元金属公司和徽商金属公司发生业务，2003年以前，其所任职的开元金属公司为了多开点信用证并从徽商金属公司获取钢材进口配额，给了胡建华几十万元的好处费，是按照每吨80元给的好处费，这个费用是胡建华主动提出来的。2003年以后，国家放开对钢材进口，变许可为登记，就不需要许可证了。其和胡建华商量按照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一来计算佣金。2003年之前大概给了胡建华80万元左右的好处费，后来按千分之一计算佣金，大概给了胡建华25万元左右好处费。名义上给交易金额千分之一佣金给胡建华，实际上其和胡建华约定这个佣金其和胡建华分成。佣金是胡某答应给其和胡建华的，按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二付佣金，其和胡建华平分的。胡建华不知道开元化工公司给他的佣金标准，都是其跟胡建华说的。2007年至2010年开元化工公司和徽商金属公司发生业务，其所在公司希望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和其公司业务中能够帮忙登记进口钢材，并且在信用证开具、代理费优惠和公司资金困难时徽商金属公司能够先发货后付款方面提供关照，其和胡建华就商量按照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三来计算佣金也就是好处费，每次送钱都是其让业务员朱和健做一个现金提款单，上面注明“徽商佣金”或者“开元公司与徽商金属公司购货合同编号加佣金”约106万，然后其拿给胡某签字后交到财务拿现金。其拿着现金到合肥住在芜湖路附近的和平国际大酒店，胡建华就会过来取钱。这部分佣金是胡某答应给其和胡建华的，胡建华大概拿了35万元左右，其本人拿了71万元。其在开元集团公司与徽商金属公司的业务中，五六年间向胡建华分几次送了现金3万元，每次都是以拜年费的名义送5000元。 （2）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其为苏州开元集团董事长，2000年左右开始其公司与徽商金属公司开始有贸易往来，开始是集团下面的开元金属公司，后期还有开元化工公司。陈某1为其公司进出口部（后来的国贸部）经理，负责解决其公司和徽商金属公司的配额问题。配额是行业潜规则问题，都是通过其个人银行卡取现金支付买配额的钱，是交通银行卡号为62×××43的银行卡，开元公司购买钢材配额是2002年左右，钢材配额一般需要私下购买，低的价格每吨是30元至50元，高的价格是每吨80元至100元，陈某1共提走几百万现金购买配额，购买配额肯定要私下给好处费才能获得，陈某1一次最高提取七八十万现金购买配额。2007年陈某1和其沟通说找到徽商金属公司开具信用额度，徽商金属的业务经理胡建华提出要收取交易额千分之三的个人佣金，其当时同意了。具体都是陈某1操作的，佣金的钱是使用现金支付的，陈某1和进口部的朱和健说把给胡建华的佣金结算一下，朱和健根据两家公司的进货金额按千分之三的比例计算出佣金，再将合同以及应付佣金申请单让陈某1签字，再交给其签字，其把个人的银行卡交给公司的财务，财务将钱去除后交由朱和健再转交给陈某1，从2007年至2011年共分十次支付了106万多元，陈某1怎么支付给胡建华的其不清楚。钱是从公司账户转到其个人银行卡的，但这钱是其向公司借的，后期要还给公司的，买配额的钱也是同样操作的。陈某1说每次将千分之三的佣金送给胡建华的，是代表开元公司的。2000年开始陈某1和其沟通说要给胡建华一些拜年费，一般都是5000元，最多是10000元，这几年过节费总额大概在五六万元。陈某1送的佣金、礼金都是他回安徽老家的时候给胡建华的。 （3）证人朱和健的证言，证明：其为苏州开元集团国际贸易部进口部经理,但是其人事关系是在集团下属的开元化工公司。陈某1主要负责和徽商金属公司的跟单业务，两家公司每笔交易成功后都会有记录，陈某1让其根据交易量计算出给徽商金属公司个人的佣金，然后填写佣金支付申请单，提交给陈某1签字，其再签字后交董事长胡某签字，最后其拿着签过字的申请单到财务交给出纳宫某，由宫某取出钱交给其后其转交陈某1处理。陈某1安排其佣金按照货款金额的千分之三支付,从2007年到2011年其一共分十次支付了佣金106万元左右，其每次提交佣金申请单都做了记录，但现在已经没有保留了。陈某1支付佣金是在马鞍山支付给徽商金属公司胡建华的，因为胡建华负责跟其公司做贸易。 （4）证人项某的证言，证明：其1997年到苏州开元集团负责公司的财务，集团和徽商金属公司贸易的佣金都是董事长胡某直接打电话给出纳宫某，钱都是从胡某私人的卡支出的，其处有卡和公司的往来账，这些钱算是他作为股东向公司借的。购买钢材配额的资金如果是现金的话都是从胡总私人的银行卡上出。其公司支付佣金的对象都是对方公司的负责人，之所以财务对佣金不记账是因为财务规定不允许支付佣金,但是不支付佣金就做不成业务。 （5）证人宫某的证言，证明：其为苏州开元集团财务部出纳，主要负责公司员工的现金报销、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录入、去银行提取现金。其去银行提取现金一种是从公司账户取钱作为备用金，另一种就是老板胡某的农行卡（9559980403320426816）和交行卡（62×××437）,没有正规发票，不能计入公司账单的，其就从老板私人银行卡里取钱支付，这个卡如果没钱了，就从公司账户上转钱到卡上，算其向公司借的钱。集团国贸部的朱和健拿着他们部门负责人陈某1以及其老板胡某都签过字的佣金申请单和拜年费的白条到其处领取现金支付给安徽徽商金属股份公司，白条都不做账直接交给胡某。2009年5、6月份其使用的是胡某的农行卡，之后使用的是交行卡。公司支付给徽商金属公司的佣金肯定是给对方公司负责业务的领导的。 （6）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其2003到2004年任安徽省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左右，苏州开元集团公司向徽商金属公司购买国家发放给其公司的进口钢材配额，苏州开元集团经理陈某1希望其给一些方便送了其2万元现金，苏州开元集团公司负责人胡某给了其1万元现金，这1万元是其和胡建华帮苏州开元集团在外介绍购买进口钢材配额的介绍费。胡建华从陈某1处拿过好处费。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0年至2006年其所在公司在与开元金属公司进行钢材代理业务期间，每年春节其都收到开元公司职员陈某1送的礼金或者购物卡5000元，共计人民币3万元。 2000年其和进出口部副总经理何某商议开元金属公司使用公司配额，另外每吨给80元回扣费由其二人均分，何某同意。然后其与陈某1电话商定，除支付公司正常钢材进口配额使用费外，每吨另行支付80元回扣费用给其与何某，当时其是公司管理配额使用的人，能够决定配额给不给开元金属公司使用。2000年至2001年开元公司共计使用配额1万吨，2001年下半年由陈某1汇款80万元给其，其和何某各得40万元。之所以跟何某均分回扣费，是因为对账、开发票都是何某负责。 2007年至2010年间，其代理苏州开元公司进口硫磺、棉花等业务期间，其以在业务中让该公司多一点便利（降低保证金或者在业务办理手续中为该公司提高办理速度）为交换与该公司进口部经理约定每笔业务提取千分之一的佣金由其两人均分，在此期间，代理进口金额约7000万美元，其分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收取该公司经理陈某1支付的佣金约30万元，陈某1收的佣金应该也是和其一样的。民警调取的“安徽徽商佣金支付申请”显示从2007年至2011年间，开元集团公司支付佣金共106万都是陈某1拿的。 4、辨认笔录，证明：胡建华辨认陈某1即为其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时向其行贿的开元金属公司的人。 （五）2009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惠丰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惠丰公司负责人王某1人民币4万元、50克金条一根。经巢湖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鉴定，该金条价格为人民币1.725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胡建华亲属处扣押该金条。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旅馆业管理信息，证明王某12009年至2013年入住宾馆的情况。 （2）接收证据清单，证明：巢湖市公安局从陈某3处扣押一根金条（ＡＵ99.99,50ｇ,编号036767,背面写有“传世之宝”）。 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其2008年成立惠丰公司，2010年左右，其与徽商金属公司开展铅锭购买业务期间，为了让徽商金属公司为其惠丰公司开信用证到新加坡的公司，向徽商金属公司董事长刘勇、进出口部经理胡建华行贿。2012年左右其在合肥开年会时送给胡建华一根50克的金条（上面还刻了农业银行的字样），自2010年其每年都送2万元现金给胡建华，送了两年，一共是4万元人民币。其还委托胡建华送给刘勇一根一模一样的50克的金条。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在代理浙江惠丰公司进口业务过程中，其于2009年到2014年间其收取了王某1两次钱，大概金额是4万元，还在2011年或者2012年春节前，在其公司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王某1送其50克金条一块，并另让其转送给公司领导刘勇一块，后来其到刘勇办公室将金条送给刘勇，其认为两根金条应该是一样的，但没有仔细看，因为王某1应该不可能给两人送的金条不一样，金条是农业银行定制的，上面写了50克，塑料盖子。其将送给其本人的金条放在合肥新地中心家中。王某1之所以向其行贿是因为浙江惠丰公司在国外进口货物和其有业务往来，为了得到照顾。收取了王某1给的好处费后，其对惠丰公司的业务予以便利。 4、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经巢湖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鉴定，涉案重量为50g的金条价值人民币17250元。 5、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胡建华辨认王某1即为向其行贿的浙江惠丰公司负责人。 （六）2012年3月，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荣尚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取荣尚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1（另案处理）人民币20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旅馆业管理信息，证明：唐某12009年至2013年在合肥市入住宾馆的情况。 (2）进出口部欠款情况，证明：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业务单位荣尚公司仍欠款31143万元。 （3）银行交易明细，证明：陆某2中国农业银行卡在2011年12月13日支取300万元，2012年3月8日支取300万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唐某1的证言，证明：其为江苏荣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徽商金属公司发生过业务。大概2011年其想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开信用证额度，和胡建华说了这事，并许诺事成后给他200万元。2012年3月其和胡建华联系到合肥。说好后其联系陆某2，让他准备500万元现金，其马上从上海到余姚拿。之后其和司机陆某1开保时捷沪Ｆ×××××车到余姚，到余姚后把陆某1放在陆某2办公室附近，一人到陆某2办公室，陆某2员工的清点了现金，用两个集装袋装的，一份是200万元，一份是300万元。清点后陆某2和员工一起帮其放在车上，300万元放在后座上面，200万元放在后备箱里，后接上陆某1回上海。陆某1开车下午4点多到上海后，其把车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第二天陆某1到其小区开车一起到合肥，大概下午在齐云山庄和胡建华见面，车停在停车场。晚上6点左右喧其餐厅包厢吃饭，刘勇来晚一点，两桌都串了一下。结束后其他人都送走了，其和胡建华说半小时后去找他，约定地方见面后，将车停在胡建华凯迪拉克车旁边，两人一起将把钱放在胡建华车后座上面。袋子是个集装袋，黄色的，有拉链，有提手。2012年3月，在齐云山庄吃饭后，在刘勇家附近一个茶馆停车场给刘勇300万元。同一天，其把钱送给刘勇后和胡建华联系，把装有200万元的集装袋放在胡建华车上，这是从陆某2那拿的。 （2）证人陆某1的证言，证明：其自2011年初至今开始担任唐某1的司机。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其应唐某1要求，开着车号为沪Ｆ×××××号保时捷卡宴从上海市到余姚市，唐某1让其在太平洋酒店附近吃饭等消息，唐某1开车去了别的地方，约一个小时后唐某1在其下车的地方接了其两人回了上海。其将唐某1送回家后，将车辆开到其小区楼下。第二天其开着保时捷接唐某1到合肥，临行前唐某1让其从办公室搬了一箱茅台酒放在保时捷后备箱，其看到后备箱里放了一个编织袋，是什么其不清楚，但其估计是在余姚有人放进去的。到合肥后，其和唐某1到了酒店叫什么山庄，唐某1让其将后备箱里面的酒搬到一辆轿车上去，轿车上下来两个男的，将后备箱的编织袋搬到轿车上去。当晚两人在酒店住宿后，第二天开车回上海。2012年的一天，其又和唐某1开着保时捷卡宴从上海到余姚，到余姚后唐某1在一个加油站附近的小超市将其放下，一个小时后，唐某1开车接上其回上海，其把唐某1送回家后。第二天下午唐某1与其一起到合肥，其下车时瞄到车后备箱里面有个编织袋。 （3）证人陆某2的证言，证明：2008年至2012年5月间，其与唐某1的荣尚公司有业务往来，2011年6、7月份唐某1打电话让其准备300万现金。当天下午，唐某1就开着保时捷卡宴轿车赶到其在余姚塑料城内的公司，其将准备好的装在浅色塑料编织袋里的300万人民币现金，帮唐某1把放在他车后座。这笔钱是其2011年6月30日从卡号为62×××1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中支取250万人民币和家中存放的50万人民币组成。第二次是2012年三四月份唐某1打电话说要其准备500万人民币，把钱分成200万一份和300万一份。当天下午，唐某1开着他的保时捷卡宴赶到其在余姚塑料城内的公司，当着唐某1的面其把500万人民币现金清点清楚后，按照唐某1的要求，帮他把钱分别放在车的后座上和后备箱里。这笔钱是2011年12月13日从卡号为62×××1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中支取的300万人民币及别人归还的借款以及2012年3月8日支取的300万人民币组成。这两笔钱在随后的货款结算中冲抵了，但因为天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注销几年了，公司也搬过几次家，以前的账据都没有保存。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1年6、7月份，荣尚公司负责人唐某1说想在双方业务中将代开信用证的额度从原来的每月1000万美元增加到每月2000万美元，并向其许诺给其200万元。其就默认了帮唐某1促成这件事，并在几天后向刘勇汇报了。2011年8月开始，徽商金属公司帮荣尚公司开信用证的额度就提高了每月2000万美元。2012年12月份春节前的一天，唐某1和其驾驶员小陆一起开一辆保时捷卡宴到了合肥。在唐某1到达之前，其在合肥的齐云山庄帮唐某1开了房间，吃过晚饭后其与唐某1约好在其住的新华学府花园小区见面，晚上8点多吃完饭后，其开车先回小区，时间不长，唐某1就说他也到了，在小区黄山路大门口唐某1将他的保时捷汽车停在其凯迪拉克汽车旁边，唐某1对其说他到刘勇那边去过了，然后在他车子后备箱里面拿了一个大约八九十公分长、蓝色有提手的尼龙包下来,叫其一起把大包搬到其车子的后备箱里面，大包放好后，其将车子开回了小区，停到自己家车库了。后其将钱存了一部分到银行，还了十几万打麻将的欠款，还有三十几万放到其办公室柜子里面锁起来了日后消费了。其当时是具体业务部门负责人，帮助唐某1向刘勇汇报这件事，并且在以后开信用证时帮唐某1操作这件事。 二、职务侵占犯罪事实 （一）2003年，被告人胡建华利用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总经理及上海金属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徽商金属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金属公司总经理王某2（另案处理）在业务中截留尤某名下无锡公司应付给上海金属公司的货款人民币110万元用于公司支出，后胡建华将该笔款项中的80万余元非法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罗某建行卡交易流水，证明：罗某卡号为62×××57的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于2003年2月20日在建行上海五角场支行开户，2012年11月15日在建行上海大木桥路支行销户。2003年2月20日存入现金90万元、2003年12月4日存入现金1万元；2007年10月7日和8日转出至胡建华62×××32银行卡共计574140元。 (2）收条，证明：浙江吉利胡边疆于2003年1月20日收到上海徽商金属公司美金1万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03年至2006年在安徽省徽商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上海徽商公司总经理。其2003年到上海徽商任总经理时胡建华任上海徽商的副经理，其和胡建华在商讨拓展上海徽商业务开展情况的时候，提出设立“小金库”来维持和客户的关系。2004年左右，胡建华就向其汇报说一家公司采购钢材，胡建华通过操作把公司的110万应收货款截留了下来，没有入账而是将收到的现金用于“小金库”，二人拿到钱后，其借其同学罗某的银行卡将钱存了进去，后其将银行卡和密码给了胡建华，再后来，胡建华向其说他已经将钱转到他自己的账户上面了。设立小金库后，其知道将其中拿了一笔好处费给浙江吉利汽车公司的胡边疆，金额应该是六七万元人民币或者1万美元。其离开上海徽商公司的时候，这个“小金库”里面有大约100多万，具体数字胡建华清楚，因为都是胡建华在保管。其没有用过小金库中的钱，设立小金库后其没有向领导汇报，胡建华也应该没有向第三个人说过。 （2）证人罗某的证言，证明：其为王某2的同学，2003年王某2到上海任职后几个月，王某2向其借了一张卡号为62×××57的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其借给王某2时就将银行卡和密码给王某2了，出借时卡上没有钱。这张卡大概2009年左右被注销了，注销时卡上也就几十块钱。其并不清楚王某2如何使用银行卡。其还将卡号为00×××34的招商银行卡于2003年借给王某2使用，但具体怎么借的其想不起来了。 （3）证人尤某的证言，证明：其曾负责过无锡新事业钢铁有限公司、无锡新业钢铁有限公司、无锡飞声腾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其负责公司对外业务。2002年、2003年的时候其用新事业公司和新业公司与上海徽商公司发生过业务，其公司向徽商公司购买货物的付款大部分是通过对公账户，小部分是以现金支付。其知道胡建华是徽商公司的人，其与胡建华没有私下的经济往来。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4年上海徽商金属材料公司总经理王某2安排其在销售热轧钢板给无锡一家贸易公司时与对方公司负责人尤某商定高价销售，低价开票，差额部分扣税后由对方支付现金给其，当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现金110万元，由王某2和其一起从该公司尤某手中拿回后，存入王某2事前准备好的他同学罗某在建行和招商银行开的银行卡中，由其保管，准备留作上海徽商日常一些没有发票的开支和为当时准备实行的内部绩效考核奖励资金使用，罗某建设银行卡号62×××57开户存入90万元就是其和王某2截留公司货款，这张卡上面的钱就是其使用的。上述银行卡内其取款人民币兑换了1万美元交给王某2，王某2送给了胡边疆。罗某招商银行卡号00×××34也是借给其使用的，上面交易明细摘要注明“吴某1”对应的50万元好像就是吴某1向其行贿的钱。2007年其和王某2都从上海徽商离开，上述余款约103万由其取出转存入其自己的账户由其保管。王某22011年从公司离职后，资金仍由其保管，王某2没有找其要过这笔钱只说他跟刘勇汇报过这件事，刘勇问过这笔钱但是没有说这笔钱怎么处理，后来其认为这笔钱没人知道了，便当做自己的钱存放于其股票资金账户，和其自己的资金混在一起用于炒股，目前股票账户市价加上余款约40万元，大部分亏掉了，一部分被其挪用了。这笔款项是公司应得货款，采取低开票实收款的方式，公司账务就反应不出来这笔款项。 4、辨认笔录，证明：尤某辨认出与其以前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徽商金属公司的胡建华。 (二）2010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利用担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与上海哈顿公司、上海樊悦公司业务往来中，从上海哈顿公司支取6瓶拉菲红酒归个人使用，后将红酒应付款人民币7.08万元从徽商金属公司应收上海哈顿公司账务中扣除。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对账单，证明：上海哈顿公司、上海樊悦公司欠货款情况，其中11800x6=70800元,是胡建华从上海哈顿公司拿的拉菲红酒的钱。 2、证人证言 （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其曾先后为上海哈顿公司和上海樊悦公司的总经理，徽商金属公司经理胡建华在与上海哈顿公司交易期间曾在其公司购买过6瓶拉菲红酒，后来在徽商金属公司和其公司对账的时候，胡建华把6瓶红酒的钱从其公司应付给徽商金属公司的钱中扣除了，红酒每瓶一万多元。 （2）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张某2自2005年起在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工作，进出口部属于上海金属公司。进出口部门负责人是部门经理胡建华。进出口部在代理业务中代理费和信用证逾期利息收取是按照代理协议结算，由胡建华和对方公司商谈，但是实际收取的逾期利息都是业务部门计算之后报给财务做账。公司业务中收入的利息或者汇差都是胡建华确认后再报给公司的，实际收入只有胡建华和当时经手的人员最清楚，没有人监管代理费、逾期利息以及汇差的收入。2012年底至2013年初，胡建华让其从上海哈顿公司朱经理处买6瓶拉菲红酒，记在与上海哈顿公司的往来账上，拉菲红酒每瓶11800元。胡建华对其说酒是用于公司的，在上海哈顿应付利息里面扣除，其在统计时就在上海哈顿的对账单上扣除了,没有入公司账，公司财务上也不会有任何反映。胡建华买红酒用于公司本应入公司招待费之类的账，如果胡建华没有和公司其他负责人、财务说这件事或者没有入公司账，那应该是胡建华个人行为。 （3）证人唐某2的证言，证明：2010年左右，孙某的上海哈顿公司和上海樊悦公司与徽商金属公司发生了业务往来。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3年春节前其安排张某2到上海从孙某的公司拿走了6瓶拉菲红酒，市价6万元左右，其和张某2、孙某说好了从上海哈顿应付代理费用中扣除。后来其将2瓶红酒送给金光纸业无锡公司财务经理段守华、2瓶送给金光纸业中国财务部副经理、还有两瓶送给刘勇。“对账单”显示扣除11800ｘ6＝70800元就是上海哈顿公司给红酒的钱。 （三）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胡建华在徽商金属公司与汉星公司业务往来中，要求部门业务员许某从汉星公司负责人王某3处支取人民币5万元归个人使用，随后将该笔款项从汉星公司应付利息中予以扣除。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业务合同、银行承兑汇票、记账凭证，证明：汉星公司委托徽商金属公司代理与天津鸿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购买奔驰ＧＬ350—台、宝马Ｘ6—台、保时捷凯宴一台，王某3通过徽商银行向徽商金属公司支付保证金60万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其为汉星公司的法人和实际控制人。2011年到2013年间其公司与徽商金属公司之间有过几次业务往来，汉星公司委托徽商金属公司代理采购汽车，徽商公司帮其开具信用证，汉星公司支付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业务期间，汉星公司拖欠徽商金属公司几十万代理费、逾期利息以及车辆尾款，其通过写申请给胡建华，胡建华通过公司批准减免了其十万以内的逾期利息。胡建华是徽商公司进出口部的经理，徐斌是徽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帮刘勇开车。许某曾在其处拿钱，但因其与许某是朋友关系，经济往来比较多。 （2）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其为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的员工，也是董事长刘勇和进出口部经理胡建华的驾驶员。2012年至2013年间某年春节前后,胡建华对其说春节期间准备送给相关业务单位一些礼品、购物卡从单位不好走账，让其到王某3处拿5万元，王某3用现金支付给其5万元，随后其陪胡建华买了一些烟酒、礼品将5万元用完了。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安排许某与王某3联系，让王某3提现5万元，给其用于个人春节送有关单位和公司领导，资金从汉星汽车应付利息中扣除。这件事就其和许某知道，当时的业务员不清楚具体情况。 本案的综合证据主要有： 1、书证： (1）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合肥市公安局于2017年8月29日指定巢湖市公安局管辖胡建华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同日巢湖市公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2017年12月7日，巢湖市公安局对胡建华涉嫌职务侵占罪案立案侦查。 (2）户籍信息、前科查询记录，证明：证明胡建华的基本身份信息，无违法犯罪网上追逃等记录。 （3）归案经过，证明：2017年8月28日上午，安徽省纪委工作人员在合肥市政务新区将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嫌疑人胡建华控制，后在包河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次日将其移送巢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案侦查。 （4）领条，证明：陈某3于2017年9月6日自公安机关领回相关银行卡。 （5）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明：2018年4月11日自高某处扣押人民币7万元；陈某3分别于2017年9月1日、9月6日向巢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提交尾号为2759的中国工商银行卡1张、金条1根（编号036767,背面写有“传世之宝”）;钱某于2017年9月14日向巢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提交人民币119万元；钱某于2018年1月18日向巢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提交人民币35.9万元。 （6）胡建华证券账户资料，证明：胡建华于2007年9月17日在国元证券开户，证券账户及股份流水情况。胡建华资产账号为20×××46的人民币账户自2007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20日历史资金存取情况及美元账户自2007年5月30日至2017年12月20日资金存取情况。2018年1月3日资金合并后胡建华资产账户为20×××46的人民币资金余额为83405.78元，总资产311263.78元；美元资金余额为1824.59美元，总资产为6506.19美元。 (7）营业执照、徽商金属公司“三定”方案、企业法人开业通知、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报告、关于同意设立安徽省徽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明：安徽省徽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徽商金属股份公司的成立时间及机构设置、名称更迭情况。 （8）关于胡建华等工作职务的通知、关于聘用2007年度部门负责人的通知、任职情况、员工顶岗表，证明：何某、高晓东、高某、王某2任职情况。胡建华1993年7月至1996年12月，任安徽省金属材料总公司进出口部业务员；1997年1月至1999年6月，任安徽省金属材料总公司有色部业务员；1999年7月至2000年10月，在安徽省金属材料总公司进出口部工作；2000年10月至2002年12月，任安徽省徽商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任安徽省徽商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部经理；2003年1月至2007年3月任上海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3月至2015年2月任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2015年2月至今，任徽商金属公司清欠六部十组业务员。 (9）科目明细账及记账凭证，证明：2002年至2004年，上海徽商金属公司与开元金属公司、宁波洪涛金属材料公司发生钢材购销业务往来。 (10）情况说明，证明：徽商金属公司与江苏荣尚公司等十家公司开展代理进出口业务往来的情况。 2、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胡建华为其妹婿，胡建华曾在其家中存放了一些资料，其不知道胡建华具体放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已经被民警搜查扣押了。 （2）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明：其为胡建华的妻子，两人有一个女儿叫胡曼苓。其家中胡建华、胡曼苓、其本人名下各有一套房子、胡建华名下还有两套商铺，其家还购买了两间车库。2014年左右，其丈夫交给其一张卡号为62×××59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说是给女儿上学用的，其并不清楚卡中有多少钱，从哪里来。胡建华还拿回一块金条，其不清楚具体情况。其与胡建华、胡曼苓在国内有身份证、2015年左右其三人在香港领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具体操作是胡建华操作的。其家庭在香港还有一套房产。 （3）证人钱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胡建华为其姨夫，其不清楚以其名字办理的卡号为62×××59的工商银行借记卡的情况，其不知道这张卡的存在，也没有往这张卡里存钱或者取钱。 3、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1993年7月进入安徽省金属材料公司为业务员，1998年公司改制为徽商金属公司，1999年被提拔为徽商金属公司的进出口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01年被提拔为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经理，2003年因惠山贵金属进出口部被划到上海徽商金属公司，其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惠山贵金属进出部口经理，2007年徽商金属进出口部又恢复，其担任经理，2014年被免职，后任公司清欠小组第10小组负责人。其这些年的工资和奖金基本上都交给其老婆了，股票账户里面的钱基本上都是其受贿、职务侵占来的钱，其中有大约20%左右是其合法的钱。其股票账户里大概投入了300万元左右，中途其还陆续拿过一百万左右出来打麻将输掉或者用于其他花费了。其股票账户大约亏了100多万。2012年其用妻姐陈某2女儿钱某的身份证在工行开通了账户并存入了100万，后期又分批存入了30万，账户银行卡其交给了其老婆保管，平时由其本人网银操作，其老婆并不知道具体金额和操作情况。 4、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明：（1）证明：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民警对合肥市蜀山区新地中心天誉住宅区5栋3004室进行搜查，侦查人员在房间内西北角的书房里，在书桌抽屉和书柜里发现了大量的银行卡、存折和房产证。依法扣押胡建华尾号为0411／8715／6018／7072／3662的工商银行卡五张；尾号为2058／8085／5097／1106／7588的招商银行卡五张；尾号为1382／5247的徽商银行卡两张；尾号为9332的建设银行卡一张；尾号为7546／0909的交通银行卡两张；尾号为0042／5002／0042／3893（4Ｐ4）的光大银行卡四张;尾号为3433／8711的中国银行卡两张；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股东交易卡一张；户名为胡建华，账号尾号为2386的工行存折一本；户名为胡建华，账号尾号为7088的农行存折一本；棕色封面笔记本一个；户名为胡建华的房产证四本、户名为陈某3的房产证两本、户名为胡曼苓的房产证一本；现金人民币29167.6元。依法扣押陈某3尾号为4400／1789号的浦发银行卡两张；尾号为4810的徽商银行卡一张；尾号为4776号的证券交易卡一张；笔记本一个。（2）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民警对合肥市芜湖路258号徽商集团5号楼218室进行搜查，侦查人员在胡建华办公室里发现并依法扣押电脑主机一个、黑色手机一个、笔记本六个。（3）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民警对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159号汽修厂29幢209室进行搜查，侦查人员在陈某2的住宅主卧室衣柜内西侧最下面，发现一只黄色的皮箱子，扣押其中胡建华、胡曼苓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各两张；姓名为陈某3的香港护照一本；胡建华的香港护照本1本；陈某3护照1本及相关书证。 本院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评析如下： 被告人胡建华的辩护人认为胡建华虽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线索被采取强制措施，但该线索被查否，本案事实是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的，应认定为自首，建议从轻、减轻处罚。经查，2017年8月28日，胡建华因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传唤并接受讯问至8月29日。当日合肥市公安局以胡建华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与合肥市阔源置业有限公司业务往来中收受贿赂），指定巢湖市公安局管辖，当日巢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讯问，胡建华如实供述了本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职务侵占的主要事实，2017年12月7日，巢湖市公安局对胡建华职务侵占一案立案侦查，故胡建华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但其犯罪数额大，且其具有部分索贿情节，并对部分事实不予认可，不予对其减轻处罚，对从轻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辩护人提出指控收取瑞马公司李某160万元贿赂款中，被告人胡建华属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胡建华伙同徽商金属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高晓东索取贿赂60万元予以均分，二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基本相当，不宜划分主从犯，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辩护人提出收受卢某3贿赂款应认定为15.61万元人民币、141.2427万元港币，采用推定方式认定受贿数额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经查，被告人胡建华伙同吴某1利用徽商金属公司与益丞金属公司业务关系，共同收受贿赂。2008年4月至2015年3月，被告人胡建华收取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好处费164万元港币，其中2013年底至2014年初双方业务停止，被告人胡建华为了维护虚假的劳动关系便于办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先后向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返还267573元港币应予扣除。另胡建华2015年3月19日的汇至潮连物资（香港）公司的21万港币用于发放工资，该21万港币中用于发放当月工资的2万港币包括在164万港币当中，应当予以剔除。另吴某1从好处费中支出25万港币为胡健华办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费用亦应认定受贿数额，即胡建华收受贿赂款为人民币15.61万元、港币160.2427万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吴某1实际分得的款项数额，故认定胡建华伙同吴某1收受贿赂人民币15.61万元、港币160.2427万元。对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辩护人提出收受陈某1的贿赂款应认定为30万元人民币，其余部分被陈某1私吞，胡建华不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首先被告人胡建华供述2000年至2006年春节共收到陈某13万元，该供述与陈某1证言相印证。其次，胡建华供述与开元金属公司业务往来中2001年下半年收陈某180万元与何某各得40万元，该供述与陈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再次，胡建华供述与开元化工公司业务往来中分次收取陈某1支付的佣金约30万元，陈某1收的佣金应该一样。陈某1称开元化工公司中胡建华大概拿了35万元左右，其本人拿了71万元。故应当认定胡建华在与开元化工公司业务中与陈某1收受贿赂60万元，对陈某1提取的佣金比例及其收受的其余款项数额，无证据证实胡建华知情，不宜认定为胡建华受贿数额，即认定胡建华收受贿赂金额为143万元，对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辩护人及其被告人提出被告人胡建华没有收受唐某1贿赂款200万元及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经查，办案机关没有对被告人胡建华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威胁、胁迫等非法手段，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故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稳定可信度大，可作为证据采纳，结合本案行贿人唐某1的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和书证等证据，能证实该节犯罪事实，对该辩护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辩护人提出指控胡建华非法占有公司款项100万余元，但被告人胡建华2007年10月之前主观上无占有故意，其即将离开上海时才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且根据银行交易流水，截留货款应为90万元，胡建华实际占有公司款项应为52.5万元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胡建华的供述与证人王某2等人的证言，结合罗某银行卡于2003年2月20日存入90万元现金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胡建华利用保管套取的公司货款90万元，此后其仅取出不足10万元供单位使用，对其中80万余元予以非法占有，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辩护人提出职务侵占第二起、第三起指控胡建华非法占有六瓶红酒及5万元的证据不足，胡建华系为了单位或部门利益使用单位财产行贿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胡建华利用职务便利，从业务经营单位支取款物，均从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公款中予以扣除，并用于个人活动，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建华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手续费等，合计人民币466.335万元、港币160.2427万元，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上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合计人民币92.08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二款、第二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分别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依法予以科刑，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胡建华一人犯两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胡建华因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被传唤接受讯问期间如实供述了本案的主要犯罪事实，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胡建华的亲属能配合退出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予以处罚。被害单位被侵占的财物由胡建华予以退赔。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二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胡建华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扣除先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折抵刑期四日，即自2017年9月6日起至2027年9月1日止。没收财产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清。） 二、被告人胡建华退出的涉案的赃款人民币1578167.60元中，退还被害单位上海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人民币80万元、退还安徽省徽商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12.08万元，其余赃款人民币657367.60元和赃物金条一根（价值人民币1.725万元）以及案外人高某退出的人民币7万元予以没收；对被告人胡建华的其他非法所得人民币3918732.40元和港币1602427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敬元 人民陪审员  卜华丽 人民陪审员  夏俊松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葛 璐 书 记 员  袁晶晶 附本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