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20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朱文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强，该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解放西路**。法定代表人：方文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峰，江苏山师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晶，江苏山师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华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惠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9）苏0812民初10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惠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案外人王献良以惠达公司名义与其洽谈案涉合同的相关事宜后签订了《购销合同》，并且接受华强公司支付的货款101万元，将部分货款1888000元转付给惠达公司，剩余货款仍在王献良处，华强公司欠付货款仅10万元。王献良与本案事实及判决结果有必然联系，一审未追加王献良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错误。2.一审判决应当认定“华强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王献良，再由其支付给惠达公司”是约定的付款方式，也是交易习惯，并得到惠达公司许可。只有在惠达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华强公司才会把货款支付给王献良。3.一审以年利率6%标准计算违约金是正确的，但应当以10万元的欠付货款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起算点以到货日期计错误。4.由于惠达公司在一审中不认可王献良代收货款的行为，华强公司以其涉嫌诈骗向蚌埠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本案应中止审理。惠达公司辩称：1.追加王献良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华强公司在一审中也未申请追加。2.华强公司认为其支付给王献良的货款应当视为支付给惠达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均有华强公司盖章和高管人员签字，合同上载明惠达公司银行账号，惠达公司开具的发票上也有银行账号。华强公司在没有惠达公司授权也没有与惠达公司沟通的情况下，将款项支付给王献良，对此，惠达公司没有过错，华强公司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华强公司支付给王献良的货款金额与本案无关，且其中包含无效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法证明真实性的承兑汇票，故一审法院未予以认定正确。3.关于违约金的计算起点，一审认定正确。《购销合同》约定的是先付款后发货，为促进交易，实际是先发货，货到付款。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于该付款时点均予以认可。4.本案中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惠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华强公司向惠达公司支付货款1064300元；2.华强公司向惠达公司支付违约金约15万元；3.华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惠达公司陈述称漏算了华强公司已支付的3万元货款，故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华强公司支付货款1034300元，并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违约金计算至货款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强公司于2007年4月23日经登记成立，并于2019年8月3日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鹤变更为朱文君至今。2018年12月24日，惠达公司与华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惠达公司向华强公司销售重质碳酸钠400吨，单价2140元/吨，合同第八条约定，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供方（惠达公司）提供17%的增值税发票；第九条约定，需方（华强公司）违约需按日向供方（惠达公司）支付货款0.5%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惠达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间陆续向华强公司发货14车，总计481吨，货值1029340元。2019年1月23日，华强公司向惠达公司出具说明一份，内容：“请按安徽新生玻璃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新生玻璃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的开票资料给予开票（16%增值税票）”，惠达公司按照华强公司的要求开具了总计发货数量为481吨的增值税发票12张。2019年4月27日，惠达公司与华强公司又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惠达公司向华强公司销售重质碳酸钠100吨，单价2070元/吨，其余内容同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购销合同》，华强公司在合同右下方买方处加盖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案外人王献良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因华强公司前期投入新炉建设、环保设备等客观原因造成应付给惠达公司的货款至今未到位，现补充以下协议：自5月1日—5月31日华强公司必须付给惠达公司货款60万元，如违约每天支付原合同货款的2%作为违约金。上述合同以及协议签订后，惠达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6月4日分两次向华强公司发货3车，共计96吨，货值192960元（其中32吨按照2070元/吨计算，另64吨按1980元/吨计算）。2019年6月4日，华强公司安排案外人王献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惠达公司支付货款12万元，后于2019年7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2万元，又于2019年7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1万元，另于2019年8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货款2万元，再于2019年9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8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货款1万元，以上共计通过王献良支付货款188000元。2019年11月14日，惠达公司通过微信向华强公司朱文君发送对账单，内容为“重质碱481吨，单价2140元一吨，合计1029340元，之后33吨一车，单价为2090元一吨，合计68970元，还有两车合计64吨，单价1980元一吨，合计126720元，减去已付12万，未付货款合计1105030元。利息是165754元，加上货款合计1270784元，减去已付48000元，总共货款加利息1222784元未付”。华强公司对上述对账单未予以回复。因惠达公司、华强公司对购销合同未尽事宜分歧较大，经一审法院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惠达公司与华强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惠达公司先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间陆续向华强公司发货14车，总计481吨，货值1029340元；后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6月4日分两次向华强公司发货3车，共计96吨，货值192960元，以上发货共计货值1222300元，扣除华强公司支付的188000元货款后，惠达公司主张剩余货款10343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合同第九条约定，华强公司违约需按日向惠达公司支付货款0.5%的违约金，现惠达公司将违约金标准调低至月利率2%，虽符合合同约定，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情况，故仍属过高，应予以适当调整。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酌情确定违约金按年利率6%自华强公司实际接受惠达公司货物的日期为起算点，分阶段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经计算，截止2019年12月13日，华强公司应支付违约金38716.97元，惠达公司主张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货款1034300元，并支付违约金38716.97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3日，并从2019年12月14日起至全额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继续计算违约金）；二、驳回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29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20729元，由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948元，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781元。上诉人华强公司对一审认定如下事实有异议外，对其他事实无异议：华强公司认为王献良不是本案的案外人，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华强公司没有签订补充协议；不是华强公司安排王献良转账给惠达公司；惠达公司将对账单发送给了王献良，华强公司没有收到对账单，不清楚对账单的事实。但是，华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异议事实的主张。被上诉人惠达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二审另查明：从一审法院调取的王献良银行账户流水看，在诉争双方催款的《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存在华强公司的有关人员向王献良支付款项的事实，且18.8万元款项也并非来源于华强公司。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一份2020年8月28日蚌埠市公安局龙子湖分局出具的《受案回执》，报案人为朱文君，其报称被诈骗。经电话核实，以及上诉人向本院反映，目前仍未刑事立案。一审庭审中，法院当庭电话联系王献良核实有关情况。二审中，法院联系王献良，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王献良是否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案外人王献良是代表华强公司还是代表惠达公司；3.欠付货款如何认定；4.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本院认为：1.关于案外人王献良是否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本案系华强公司与惠达公司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涉及案外人的权利，王献良在一、二审中也未申请参加本案诉讼，其也不是必须通知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故对华强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案外人王献良是代表华强公司还是代表惠达公司的问题。首先，从两份《购销合同》签订情况看，并没有王献良代表某一方签订合同，而在诉争双方的第二份合同中，王献良为华强公司向惠达公司支付货款提供担保。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惠达公司的收款账号，收款账号并非王献良。华强公司称系王献良代理涉案货物买卖，与该事实不符。其次，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表明，双方存在因华强公司拖欠货款，对惠达公司造成损失，惠达公司的总经理罗建向华强公司的王献良催要货款未果后停止交付剩余货物，以及惠达公司的总经理罗建向王献良及华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文君发送对账单等事实。微信聊天中，罗建称王献良为“王总”，王献良称罗建为“罗总”，王献良称其想把华强公司做大做强，并望惠达公司的罗建予以支持；王献良称华强公司聘其当总经理。第三，一审庭审中，法院当庭电话与王献良核实的事实表明，王献良称其作为中间人，促使双方签订了合同；其不是惠达公司的员工，而是华强公司聘用的经理；因惠达公司要不到货款，有一份合同王献良就作为担保人；王献良称尽可把钱退给华强公司。第四，从签订《补充协议》的情况看，其明确指出华强公司欠付惠达公司贷款，同时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因而，其存在惠达公司向华强公司索要货款的事实，并不能反映出王献良欠付惠达公司的货款。华强公司称系王献良代理涉案货物买卖，也与该事实不符。第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王献良银行账户流水看，在诉争双方催款的《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存在华强公司的有关人员向王献良支付款项的事实，且18.8万元款项也并非来源于华强公司，故，没有证据证明诉争双方形成由华强公司向王献良支付款项，再由王献良向惠达公司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华强公司仍应依约向惠达公司支付货款。第六，从开票情况来看，华强公司向惠达公司出具说明，指示惠达公司开票，惠达公司按照指示开具了发票，因而华强公司是货款支付义务人。第七，华强公司提供社保缴费证明、工资表，证明王献良不是其员工，但其社保缴费证明和工资表上的人数与人员并非完全一样，且其法定代表人朱文君未出现在社保缴费证明中，二者中的人员仅有少数人员重合，该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王献良不是华强公司的员工，不能证明惠达公司授权王献良代收货款。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否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案，惠达公司的举证能够证明王献良系代表华强公司，华强公司的举证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华强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向惠达公司支付欠付的货款。华强公司在其支付货款后，如果认为王献良获取了涉案货款，则可以向王献良另行主张。3.关于欠付货款。惠达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间陆续向华强公司发货14车，总计481吨，货值1029340元。惠达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6月4日分两次向华强公司发货3车，共计96吨，货值192960元。以上货值共计1222300元，扣除通过王献良支付的货款188000元，欠付的货款1034300元华强公司应向惠达公司支付。华强公司认可以年利率6%计算违约金，但认为违约金起算点以到货日期计错误。本院认为其二审该主张与其在一审庭审中关于货到付款、付款不及时的陈述自相矛盾，不予支持。4.关于本案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王献良未刑事立案，现有证据能支持惠达公司的诉讼主张，本案不必以王献良是否构成刑事诈骗的结果为依据，故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条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华强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29元，由上诉人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宪腾审判员  朱 佩审判员  马作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孙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