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4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丽玮，女，198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文达（系柴丽玮父亲）,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西新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36119535133。 法定代表人：曾钦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康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50613694。 法定代表人：许多康，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康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919199。 法定代表人：姜大勇，该公司总经理。 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钱骅，女，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玉泉，男，195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柴丽玮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韵公司）、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鼓浪屿公司）、钱骅、刘玉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2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柴丽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文达、张顺代，被上诉人东南公司、刘玉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被上诉人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钱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丽玮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209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柴丽玮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东南公司、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钱骅、刘玉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以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大王公司系由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于2000年8月2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错误的，因为，大王公司于2000年8月25日成立时，只有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两个股东。2000年11月1日、11月10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属于阴阳合同（内容自相矛盾，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因此，东南公司表面上是于2001年2月27日通过将大王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增资到500万元后，变更登记为股东的；但是，该笔200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去向不清；实际上也没有按照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于2000年1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转到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指定的对公账户，因此，该笔200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涉嫌被许多康、刘玉泉等人共同侵占、贪污的国有资产；也涉嫌被抽逃注册资本。由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上述两份阴阳合同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2号《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强制性的规定，即第八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二）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和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各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二）企业转让全部产权或者企业被划转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无效。但是，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也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这也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错误。因为，隆达公司于2002年3月26日与大王公司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之后，当日双方即同意将乙方隆达公司的主体变更为柴文达个人，当时大王公司与柴文达就用已签订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原件拿去复印，即将乙方隆达公司的公章遮盖后进行复印，并由大王公司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并由刘玉泉签字的“通一号路为9米”。之后刘玉泉、钱骅就将其与隆达公司签订一份《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原件收回。柴文达持有的只是复印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的《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并有刘玉泉签字的“通一号路为9米”。该协议签订后，也是柴文达个人先后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给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以及刘玉泉和大王公司财务。因此，一审判决只认定：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不认定2002年3月26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当日即将乙方隆达公司的主体变更为柴文达个人的事实，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的错误。并且对柴文达个人先后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给被上诉人等人（其中鼓浪屿公司合计收到柴丽玮股权转让款合计330万元，直接收到柴文达通过大王山庄在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市支行设立的归个人转账使用的账户，账号：14×××39，转账款200万元，另通过原大王公司财务叶淑红先后两次转账款130万元）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也遗漏未认定。可见一审判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错误。以上事实有柴丽玮提供的证据一和证据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14张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002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及付款主体均是柴文达个人，并非隆达公司。3.一审判决认定：“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通过协商进行股权比例调整，各股东的公司持股比例调整为：鼓浪屿公司占大王公司股权29.7%，天韵公司占7.1%，东南公司占63.2%”。该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因为，第一，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既没有签订股权转让63.2%的协议，更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为什么鼓浪屿公司占有的国有股权、国有资产无缘无故的减少呢？是否涉及许多康、刘玉泉等人共同侵占、贪污国有资产呢？一审判决为什么不予查清呢？第二，东南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只有40%（实际上其不仅抽逃注册资本200万元，内部协议约定只占29.4%股权），但是增加到63.2%比登记的增加23.2%明显属于涉及鼓浪屿公司国有股权变动、转让，是否经过鼓浪屿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登记备案与批准呢？一审判决为什么不予查清、说明呢？第三，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涉及国有股权23.2%的变动、转让是否合法、有效呢？一审判决为什么不予认定呢？第四，一审判决对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多次股权转让变动的原因为什么不予查清呢？其股权转让变动是否合法有效呢？第五，一审判决对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案涉股权变动、转让的证据“三性”没有作出认证、分析、判断，凭什么认定东南公司占大王公司股权63.2%呢？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违背证据规则，以致使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4.一审判决第3点认定事实部分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遗漏了重要的事实。因为，一审判决只认定：“2005年5月18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建筑召开股东会议，决议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大王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柴昭杨、柴丽玮、柴文达持有。”但未对天韵公司转让股权给柴丽玮，即涉及国有资产转让，未经天韵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批准，属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的事实进行认定；且因大王公司于2015年营业期满，以致股权转让将永远无法生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也未进行认定，一审判决明显属于遗漏了重要的事实，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第3点认定事实的部分，也没有对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认定。由于2005年5月18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分别与柴昭杨、柴丽玮、柴文达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对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双方主体、股权转让金额、股权转让比例进行全面的变更，因此，柴文达已支付给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等人大王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其中680万元可以视为支付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合计680万元。但是，一审判决始终没有对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合同的相关事实进行认定，既未对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所转让的属于国有股权未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的事实进行认定，也未对柴丽玮因该股权转让直接损失的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8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事实进行认定，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5.一审判决认定：2002年3月26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为：（1）2002年3月26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至2005年5月23日期间，柴文达没有经营、管理大王公司权利和职务；当时许多康担任大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授权刘玉泉、钱骅也分别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共同控制、管理大王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房屋销售等。（2）同时刘玉泉还利用职权以大王公司土地使用权及柴文达投资的在建工程作为其东南公司贷款的抵押物贷款至2006年继续抵押展期；钱骅也利用职便用其保管的公章与其指定的亲友十人签订十栋别墅的买卖合同、抵押贷款合同，并用柴文达支付到大王公司财务的作为股权转让款50万元抵作其十栋别墅的首付款，并用抵押贷款480万元其中400万元作为购房款，因此，钱骅空手套白狼，涉嫌侵占、贪污大王公司十栋别墅的国有资产（已控告调查中）。因此，当时大王公司的实际控制、管理的权利人是许多康、刘玉泉、钱骅三人。显然，一审判决认定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大王公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错误。（3）同时柴文达在刘玉泉欺诈、诱骗、索贿等情况下，超过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而且还未享受合同约定的10天内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组成新股东权利，更没有在三个月内办好公司法人变更手续，仅仅是参与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的投资与开发，非大王公司法律上、事实上的经营、管理、控制人；且在刘玉泉欺诈、诱骗下，柴文达超额支付股权转让款223万元（2002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只有630万元，实际上，柴文达累计支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按照2005年5月18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变更约定股权转让款合计680万元来计算，也超额支付173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98万元进入刘玉泉个人账户与腰包，已另案诉讼判决）。当时被上诉人均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股权变更与公司法人变更等义务，经过柴文达三年多时间催讨，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于2005年5月18日才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分别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于2005年5月24日法人代表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在此之前均未经企业章程及股东会任命过柴文达为董事长，所谓的董事长只是营业执照每年年检填表时自行填写的。2008年6月18日只是法人代表变更为柴昭杨，根本不存在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而且此时柴文达在大王公司没任何职务及股东。（4）由于鼓浪屿公司在向管委会上报的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且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比例与工商登记的股权不一致，涉嫌侵占、贪污国有资产，因此，2008年9月17日，鼓浪屿管委会所作《关于撤销的通知》，称鼓浪屿公司在向管委会上报的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故撤销了前述同意转让的批复。（5）被上诉人一方的违约及过错，拒不将其股权变更登记给柴丽玮一方，造成大王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同时也无法召开股东会、更不能申请银行在建工程抵押贷款，柴文达只能向社会融资来投资、造成投资建设成本高。（6）2015年8月24日大王公司营业期满后，不能延长营业期限，造成大王公司房地产资质不能年检，无法进行其他项目的经营，柴丽玮不能依法转让大王公司的股权；柴文达也不能收回巨额的项目建设的投资款。如今柴丽玮与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将来也无法生效。根据（2016）武民初字第2037号《民事判决书》中第3页庭审中鼓浪屿公司辩称：在2015年8月24日大王公司营业执照期限届满，只能办理清算和注销的手续，不能办理其他的手续，柴昭杨在大王公司营业期已经届满后在两个半月后提出诉讼，按法律规定，符合合同规定但不能履行的情况，已经届满情况下不存在股东变更问题，唯一的义务是进行清算，不能再进行变更。根据（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2038号《民事判决书》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称营业执照不能延期主要是要进行大王公司的清算工作。而且柴文达是在大王公司营业执照期满之后，通过诉讼才变更为大王公司的40%股权的股东；如今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仍是大王公司的大股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认为，柴丽玮主张因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的损害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柴丽玮认为，该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系主观臆断，违背事实与证据，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理由如下：柴丽玮在一审诉讼阶段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账、付款凭证、民事判决书等充分的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方违约等过错行为，以致柴丽玮与天韵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给柴丽玮一方造成已支付给天韵公司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款本金48万元及相应利息的直接损失；同时也造成大王公司营业期满后不能正常经营、不能召开股东会、不能申请银行抵押贷款、不能延长大王公司营业期限、不能依法转让大王公司股权等损失；但是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对柴丽玮一方提供的相关证据的“三性”，证明力大小等进行综合认证、分析、判断，就主观臆断柴丽玮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观点！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具体如下：1.一审判决对双方提供的协议书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等未予认定，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通过协商进行股权比例调整，各股东的公司持股比例调整为：鼓浪屿公司占大王公司股权29.7%，天韵公司占7.1%，东南公司占63.2%”对此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且未经过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登记备案与批准；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股权变更，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也涉嫌贪污国有资产。但是一审判决对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通过协商进行股权比例调整是否合法、有效等事实，故意不予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首先，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提供的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天韵公司之间股权比例调整的材料，但未经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批准、办理变动产权登记，违反国务院于1996年发布的第19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二）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和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各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二）企业转让全部产权或者企业被划转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股权比例调整的材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也未实际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由于2002年3月26日，被上诉人控股的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就已经实际终止履行。因为，在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柴文达通过大王山庄在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市支行设立的归个人转账使用的账户（账号：14×××39）直接转账给鼓浪屿公司200万元，直接转账给东南公司175万元；直接转给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98万元（该款已经另案判决生效，但未执行）；另在柴文达与大王公司洽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即2002年3月18日柴文达预付股权转让款现金330万元给原大王公司财务；于2002年9月18日柴文达支付股权转让款现金50万元给原大王公司财务。以上股权转让款总计853万元。因此，鼓浪屿公司实际收到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都是柴文达直接或者间接支付的。显然，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签订增资扩股、转让股权的协议，持股比例调整的决议的目的明显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但在东南公司在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就应终止其协议的履行。三、一审判决适用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未适用国务院于1996年发布的第19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和《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201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一、《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中强调，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于2000年11月1日、11月10日分别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的内容自相矛盾，明显属于阴阳合同。其中11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80元、东南公司股权比例29.4%（东南公司实际上在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为40%，侵占鼓浪屿公司国有股权11.6%），该协议与11月1日《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738万元、东南公司股权比例40%，以及公司章程约定的东南公司40%股权比例不一致，明显自相矛盾；因此，说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签订的阴阳合同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同时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2号《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强制性的规定，即第八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二）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和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各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二）企业转让全部产权或者企业被划转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一审判决未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6条、第134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柴丽玮与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今仍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因其系国有企业，其股权转让属于国有资产转让，其未经上级主管机关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批准同意其股权转让，属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其已收取柴丽玮一方支付的约定股权转让款48万元，给柴丽玮造成直接损失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48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因此，天韵公司对案涉合同未生效有明显的过错，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6条、第134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天韵公司应当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本金48万元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但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以致未适用上述法律的错误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且主观臆断，违背事实与证据，以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柴丽玮的诉讼请求。 东南公司、刘玉泉辩称，一、东南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无异议。二、关于柴丽玮的上诉。1.柴丽玮在本案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审也依此诉求进行审理和裁判。虽柴丽玮在《民事上诉状》进行了长达8页的陈述，上诉仍为该项诉请。2.柴丽玮诉讼的主要依据是（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但该判决对案涉股权转让是认定“2005年5月18日柴丽玮与鼓浪屿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未生效”，并未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驳回的只是柴丽玮要求直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3.自隆达公司(投资者为柴文达、柴昭扬、柴丽玮父、子、女三人）与大王公司2002年3月26日签署《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后，隆达公司、柴文达即实际控制大王公司，随即在2002年4月22日以71.82万元将280㎡的土地出让给赵艺端；在2002年4月2日以725万元将2900㎡的土地出让给杜章旺、魏玉英；在2002年8月8日将八幢十套别墅以450万元出售给钱骅；在故意违约与杜章旺、魏玉英的土地转让合同后，又再次在2006年10月26日将2900㎡的土地与郑顺水合作开发，柴文达控制的大王公司收取郑顺水支付的地价款106万元，并按40%分配利润。作为2002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关系延续的2005年5月18日三份《股份转让协议》，柴文达、柴昭扬、柴丽玮并没有因2005年5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而遭受任何损失，相反还因2002年3月26日签署《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控制并经营大王公司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故其诉请“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4.“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具有法定性、相对性、补偿性的特征，《合同法》第42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柴丽玮在《上诉状》中大篇幅陈述被柴丽玮的“过错”，但我国《合同法》对合同履行实行的是严格法律制度，只依“守约”或“违约”认定，不考虑“过错”，只有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或者是《（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34、35条规定的“合同不成立”的情形下，才考虑引用或参考引用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情形下被《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赔偿责任”。2005年5月18日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被认定“合同成立并未生效”，不属“无效”或“被撤销”、“合同不成立”的情形，不适用、也不参考适用“过错赔偿责任”。故柴丽玮以“过错”来要求被柴丽玮东南公司对其进行赔偿，无法律依据。三、关于刘玉泉与柴丽玮的关系。刘玉泉与柴丽玮没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自然也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刘玉泉作为时任东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东南公司增资入股大王公司后的大王公司总经理，不存在以刘玉泉个人名义与柴文达、柴昭扬、柴丽玮发生过任何关系，故其诉请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连带责任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钱骅未作答辩。 柴丽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南公司、天韵公司对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生效给其造成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赔偿股权转让款本金48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及相应利息（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两被告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计利息33.6万元，总计81.6万元）；2.鼓浪屿公司对股权转让款48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钱骅对股权转让款48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刘玉泉对股权转让款48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东南公司、天韵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大王山庄公司系由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原名福建省南平东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0年8月2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从2000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三股东原在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4%、6%、40%。刘玉泉原任大王山庄公司总经理，钱骅任副总经理。 2.2002年3月26日，大王山庄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柴文达）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主要约定大王山庄公司将其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以63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协议还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股权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纠纷承担主体、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大王山庄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隆达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同日，柴文达个人与大王山庄公司另行签订一份名称和条款内容与上述协议完全一致的协议书，大王山庄公司在该协议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未加盖隆达公司公章。2002年7月20日，刘玉泉、钱骅、陈建平、柴文达等人召开董事会并形成纪要，对股权转让款支付、公章及财务章管理等事项进行确定。上述股权协议签订后至2005年期间，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通过协商进行股权比例调整，各股东的公司持股比例调整为：鼓浪屿公司占大王山庄公司股权29.7%、天韵公司占7.1%、东南公司占63.2%，但由于未到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中的持股比例依然显示为54%、6%、40%。 3.2005年5月18日，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柴昭杨、柴丽玮、柴文达持有，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当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将其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股权（占注册资本63.2%）以430万元转给让柴文达，鼓浪屿公司同意将其持有大王山庄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29.7%）以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同意将其持有大王山庄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7.1%）以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并约定转让生效前出让方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转让生效后以及受让方本人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4.自2002年3月26日大王山庄公司与柴文达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大王山庄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但经营过程中柴文达既有以隆达公司名义经营，亦有以其个人名义经营。2005年5月24日，大王山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又于2008年6月18日变更为柴昭杨，并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 5.2008年9月4日，柴文达以东南公司为被告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73万元及利息、双倍支付押金及其他费用等（以下简称2008年柴文达案），诉讼中，柴昭杨、柴丽玮通过柴文达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递交书面声明，表示大王山庄公司股权转让款均系其父亲柴文达个人支付，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柴文达享有。 6.2015年11月16日，柴丽玮以天韵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山庄公司、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天韵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丽玮办理大王山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天韵公司系国有企业持股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山庄公司6%股权，天韵公司虽未对大王山庄公司处控股地位，但柴丽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韵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山庄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丽玮的诉讼请求。同时，柴昭杨也提起了要求变更登记的诉讼，被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诉讼请求。2016年1月6日，柴文达以东南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山庄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到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柴文达办理大王山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且不存在影响变更登记的因素，但协议中记载的东南公司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不一致，必须以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的工商登记记录为准，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南公司协助柴文达将其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上述三份民事判决书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1月7日，大王山庄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所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40%股权工商实际变更至柴文达名下。 柴丽玮认为，其虽与天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股权并未实际转让，其权益未得到实现，相关过错主体应按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返还转让款本金4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天韵公司为转让其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股权（原为6%，经股东协商调整为7.1%，工商登记未及时变更），与柴丽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转让事项由大王山庄公司股东通过召开股东会方式表决通过，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但天韵公司系国有企业持股企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天韵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股份应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因柴丽玮在当时诉讼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天韵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已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故天韵公司与柴丽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该法律事实经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因此柴丽玮在相应案件中要求变更股权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法被驳回，该判决书已生效。从本案柴丽玮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来看，其认为各被告应赔偿因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要求返还转让款48万元及支付利息），但目前其并无证据证明本级人民政府对天韵公司转让股权事项的处理情况，同时其在签订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前后也应了解天韵公司的企业性质及转让股权所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以采取正确的措施来应对，其在本案中主张因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的损害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另外，虽然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但大王山庄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在2005年5月18日转让股份后均没有参与大王山庄公司经营活动，也未享有大王山庄公司的相关权益，柴文达、柴丽玮、柴昭杨等人已实际控制大王山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进行管理和收益。因此天韵公司虽未将持有的大王山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柴丽玮名下，但不影响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等人对大王山庄公司的经营和收益。柴丽玮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2005年5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其因天韵公司未变更股权的行为遭受损失的相应事实依据及证据。故柴丽玮要求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因《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给其造成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认为，柴丽玮在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审理柴文达诉东南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已向法院声明将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柴文达享有，由柴丽玮本人主张权利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柴丽玮在2008年柴文达案虽曾作出放弃相关权利的声明，但该声明是为该案诉讼而作出，而该诉讼的相关一、二审判决均已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相关判决并未发生效力，而在（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柴丽玮诉天韵公司、第三人东南公司等人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东南公司、天韵公司均未对柴丽玮的主体资格提出抗辩，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已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相关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东南公司、天韵公司在本案中提出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同时，原告柴丽玮并无证据证明鼓浪屿公司、刘玉泉、钱骅对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鼓浪屿公司、刘玉泉、钱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钱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与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柴丽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60元，由柴丽玮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柴丽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对认定：“大王山庄公司系由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于2000年8月2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有异议，认为大王公司于2000年8月25日成立时，只有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两个股东，东南公司并不是刚成立时的股东之一，东南公司于2001年2月27日才成为股东。东南公司、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进行股权比例调整。2.2005年5月18日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但与工商登记不一致，工商不予认可。3.对认定“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有异议，认为没有开股东会，柴文达当时不是股东。柴丽玮没有从事经营，只是投资人。柴文达并不是董事长，仅仅工商登记填写。柴丽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但同时认为一审遗漏认定以下事实：1.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与大王山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柴文达先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53万元。明细如下：200万元转账给鼓浪屿公司，380万现金支付原大王公司财务，另外100万元以土地款的名义转给东南公司，另外173万元中98万元支付刘玉泉、75万元支付给东南公司并备注了用途。2.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天韵公司之间有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有一份是2000年11月1日签订709万的股权转让款协议书，股权比例为东南公司40%、鼓浪屿公司54%、天韵公司6%。2000年11月10日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天韵公司之间又重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款变更为480万，股权比例变更为东南公司29.4%、鼓浪屿公司63.5%、天韵公司7.1%。这两份协议作为股权转让的变更，都没有经过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之间的上级部门管委会登记，违反了国家行政法规。3.2005年5月18日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柴文达交付的相关款项就视为是支付这三份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项。东南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同日，柴文达个人与大王山庄公司另行签订一份名称和条款内容与上述协议完全一致的协议书，大王山庄公司在该协议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未加盖隆达公司公章”有异议，认为不存在两份协议，仅存在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之间的协议，柴文达提供的协议是由其自行复印遮盖隆达公司名称及公章后签字并在掌握大王公司印章后加盖所形成。东南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一审法院认定且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闽0403民初610号原告柴文达与被告东南公司、第三人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9）闽0403民初1213号原告柴文达与被告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第三人大王公司、吴月琴、翁建英、柴百隆、柴百森、柴丽玮、隆达公司、刘玉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审理的（2019）闽04终944号上诉人柴文达与被上诉人东南公司、原审第三人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20）闽04民终1359号上诉人柴文达与被上诉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原审第三人大王公司、吴月琴、翁建英、柴百隆、柴百森、柴丽玮、隆达公司、刘玉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及陈述的意见，本院另查明： 1.1992年10月，鼓浪屿公司在武夷市购得国有出让土地36.42亩（每亩9.8万元，共356.916万元；2000年，武夷山市地价评估事务所以武地评[2000]21号报告书,评估总地价为8,765,116元），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同月，成立中外合资武夷山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已吊销）。2000年，合资公司面临破产，外方退股。同年8月21日，鼓浪屿公司与天韵公司签订成立大王公司合同书和章程，同月25日大王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营业期限从2000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同年11月1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原名福建省南平东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现名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份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权及其所属的固定资产（开发项目用地），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709万元，甲方股份折价661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在三方签订协议后十天内丙方支付贰佰万元汇入武夷山或其所在地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验资后将款项汇入甲、乙方所指定的账户内。甲、乙、丙三方同意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出资额按709万元计，鼓浪屿公司占股权的54%、天韵公司出资30万元占股权的6%、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的40%。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等。同月10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份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权及其所属的固定资产（开发项目用地），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480元，甲方股份折价432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丙方支付贰佰万验资后由三方向武夷山市工商局申请办理新增股东和注册资本增资手续；甲、乙、丙三方同意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出资额按680万元计，鼓浪屿公司占股权的63.5%、天韵公司占股权的7.1%、东南公司占股权的29.4%，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480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等。同年12月7日,大王公司根据上述三方协议条款内容出具《授权书》，决定授权刘玉泉为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相关事宜。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登记为54%、6%、40%。 2.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柴文达为此于同年3月18日支付给大王公司380万元。同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乙方：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该栏为已打印好的文字）一、根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同意将大王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见甲方原规划图和甲方转让的红线图为准，土地使用证号：武国用［2001］字第**）……三、1.甲方同意将其中70%土地的股权以63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630万元金额中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2.签完协议同时乙方付给甲方押金50万元，乙方付款分二期付清，第一期于甲方手续办好10日内付280万元（包括押金330万元，占36%股权），甲方收到款后10天内向工商局办理乙方股权登记手续组成新股东。3.第二期款300万元于甲方手续办好后三个月内交清（占34%股权，合计占70%股权），并办好公司法人变更手续……八、附件：甲方应提供如下手续：1.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01号文件（原件）；2.武夷山市政府该地块2002年新批准的商业用地批文，及本地块通向1号路手续（该批文限期在签订协议即日起60天内办齐），否则应退还乙方押金50万元等。大王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隆达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同日，大王公司又与柴文达签订《关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柴文达在“乙方”及“乙方代表签字”栏后签名，刘玉泉还在该协议第二页尾部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该协议内容和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除“乙方”及“乙方代表签字”栏后主体不同及增加刘玉泉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外，其他内容一致。大王公司将该协议书复印，在该复印件上甲方栏后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后交给柴文达。 3.2002年4月3日，柴文达向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申请开立了供个人使用的大王公司基本账户，账号为：14×××39。同年4月30日、7月19日，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14×××39账户付给鼓浪屿公司各100万元，计200万元。同年9月23日、11月8日、18日、2003年2月21日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14×××39账户分别付给东南公司付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15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投资款）、10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土地款），计175万元。另外，柴文达还现金存款给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建设银行账户96万元及刘玉泉领用现金2万元，计98万元，其中2002年2月1日存60万元、4月10日存15万元、7月4日存1万元、11月1日存20万元，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领取柴文达支付的现金2万元，并注明款项内容：“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该98万元，一审法院已以（2018）闽0403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判决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98万元等，该判决现已生效］。 4.鼓浪屿公司收款情况：2001年3月30日，收大王公司支付50万元、2002年12月24日，收大王公司支付80万元（该公司财务叶淑红转账），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分别收东南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支付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计260万元，加上收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账户支付的200万元，共计460万元。 5.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 6.为完善股权转让事宜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原股东会议决议》。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大王公司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持有，组成新股东，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当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补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大王公司股权（占注册资本63.2%）以430万元转让给柴文达，鼓浪屿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29.7%）以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7.1%）以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并分别约定转让生效前出让方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转让生效后以及受让方本人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7.2005年5月24日，大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2008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柴昭杨。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8.2008年2月22日，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厦鼓管［2008］9号），主要内容为“同意将鼓浪屿公司及其下属天韵公司拥有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给东南公司及柴昭扬、柴丽玮。要求以收回投资，不造成损失为原则，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持本批复按有关规定向武夷山市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有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等。同年9月17日，管委会又作出《关于撤销的通知》（厦鼓管［2008］44号），主要内容为“近日，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纪工委在协同厦门市查处开发公司在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时，鼓浪屿公司在其2008年1月11日和29日上报管委会的两份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暴露了出来，有关问题正在查处中，鉴于此，管委会于2008年9月11日专门召开主任会议，决定撤销2008年2月22日厦鼓管［2008］9号《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 9.2008年9月4日，柴文达将东南公司诉至武夷山市人民法院，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7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该案诉讼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通过东南公司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声明，表示在与柴昭杨、柴丽玮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结算事宜，授权东南公司与柴昭杨、柴丽玮进行结算。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8日作出（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认为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已另行起诉，隆达公司的债务可另案解决，对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不予支持，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该借款发生在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与本案原、被告主体相同，且标的相同，故该笔借款依法可以抵销。据此，判决东南公司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15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东南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8月22日，东南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从柴文达提供的支付凭证上看，凭证上记载的支付时间是从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先后13次支付款项，但股权转让合同订立的时间是2005年5月18日，是先付款后订立合同还是其他原因，原判决未作说明。从支付凭证记载的付款人看，有时是柴文达，有时是大王公司，并非都是柴文达本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收款人看，并非都是以出让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或天韵公司为收款人，有时是东南公司，有时是刘玉泉个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支付项目来看，凭证中记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仅有一份，其他是各种项目，如施工用电用水费用。所以，原判决认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书证记载的内容作为依据。从案件事实看，双方当事人并非仅建立了股权转让关系，而是建立了多种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既有股权转让关系，又有土地转让关系；既有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柴文达与刘玉泉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既有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原判决简单地将上述款项都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故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定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0年11月24日作出（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东南公司不服，再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闽民提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及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发回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再审。2013年11月27日，柴文达以需要进一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为由，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原审起诉，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柴文达撤回原审起诉。 10.2015年11月16日，柴昭杨以鼓浪屿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鼓浪屿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昭杨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鼓浪屿公司系国有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54%股权，柴昭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鼓浪屿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昭杨的诉讼请求。2015年11月16日，柴丽玮以天韵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天韵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丽玮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天韵公司系国有企业持股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6%股权，柴丽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韵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丽玮的诉讼请求。2016年1月6日，柴文达以东南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到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柴文达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东南公司在大王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并不一致，股东持有股权和股权变动的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准，故对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应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40%为准，据此，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南公司协助柴文达将其持有的大王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上述三份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认定且各当事人均无异议“柴丽玮认为，其虽与天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股权并未实际转让，其权益未得到实现，相关过错主体应按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返还转让款本金4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的事实，结合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从本案柴丽玮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来看，其认为各被告应赔偿因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要求返还转让款48万元及支付利息）……”的内容及柴丽玮在二审中就其一审诉讼请求性质的解释，柴丽玮一审要求东南公司、天韵公司“赔偿股权转让款本金48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实为要求东南公司、天韵公司“返还转让款本金4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在（2018）闽0403民初610号、（2019）闽0403民初1213号、（2019）闽04终944号、（2020）闽04民终1359号相关案件中，柴文达始终主张柴昭杨、柴丽玮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从柴文达已支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而在（2019）闽0403民初1213号、（2020）闽04民终1359号两案提交的答辩状中，东南公司均表示“东南公司根据68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将代为收取的应属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全额汇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该答辩意见表明，东南公司认可其收到了柴丽玮、天韵公司于2005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48万元。根据东南公司在本案二审中的陈述及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在（2018）闽0403民初610号一案中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可认定东南公司于2006年9月14日支付天韵公司的30万元即为柴丽玮、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也即可认定天韵公司已收到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且已生效的（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成立未生效并驳回柴丽玮要求“判令天韵公司对其于2005年5月18日转让其所有的大王公司的股份予柴丽玮立即到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上述转让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的手续”的诉讼请求。此外，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在天韵公司本级人民政府未批准天韵公司转让案涉股权且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已判决驳回柴丽玮要求天韵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柴丽玮从天韵公司受让大王公司7.1%股权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柴丽玮要求天韵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请求，应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除前述30万元外，东南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将柴丽玮、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其余18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占有柴丽玮18万股权转让款，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柴丽玮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8万元的请求，应予以支持。虽然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生效前出让方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但东南公司并非该合同的相对方，且东南公司对该约定不予认可，柴丽玮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超过18万元部分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诉讼前，柴丽玮未向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柴丽玮要求从2005年5月19日起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但在柴丽玮一审起诉后至今，天韵公司、东南公司未返还柴丽玮股权转让款，已给柴丽玮造成利息损失，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应支付柴丽玮从本案一审立案之日(2018年5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或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柴丽玮要求鼓浪屿公司、钱骅、刘玉泉对天韵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柴丽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被上诉人钱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3民初2091号民事判决； 二、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丽玮股权转让款30万元； 三、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柴丽玮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丽玮股权转让款18万元； 五、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柴丽玮利息[以18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六、驳回柴丽玮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960元，由柴丽玮负担2,803元，由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723元，由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4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60元，由柴丽玮负担2,803元，由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723元，由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4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贵良 审判员  朱文绣 审判员  廖 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朱 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