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4行初64号 原告刘泽洪，男，汉族，1951年8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赤壁市，系刘红明之父。 原告冯乐意，女，汉族，1952年5月27日出生，住湖北省赤壁市，系刘红明之母。 委托代理人周红敏、姚强，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市民之家**。 法定代表人陈勇，局长。 出庭负责人梁松英，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怡。 委托代理人王明，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西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陈如根，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逸豪。 第三人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姚家路**div> 法定代表人余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春曼，该单位职员。 原告刘泽洪、冯乐意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余杭区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及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杭区政府）复议决定一案，于2020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泽洪、冯乐意的委托代理人周红敏、姚强、被告余杭区人社局的副负责人梁松英及委托代理人张怡、王明、被告余杭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逸豪、第三人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同衣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春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0月20日，被告余杭区人社局就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申请本单位员工刘红明死亡工伤认定，作出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2019年9月13日系用人单位中秋节放假，刘红明处于休息期间，其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被送医疗机构经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之情形。综上，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提出刘红明的工伤认定申请一案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或者视同工伤之情形。故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刘泽洪、冯乐意不服，向被告余杭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3月20日，被告余杭区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认为，关于职权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被申请人具有作岀案涉《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法定职权。关于程序方面，《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道同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被申请人于次日制作《受理单》予以受理，并直接送达刘勇，刘勇在受理单上签字确认。2019年10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11月5日被申请人将上述决定书直接送达申请人和道同公司，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刘勇，邮件单号1064428447092。因此，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关于实体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单位防火情况巡查上报工作并非刘红明的本职工作，不属于工作原因；且事发当日系中秋节节假日期间，道同公司并未安排刘红明加班，事发时刘红明正位于公司宿舍休息，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故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针对申请人认为刘红明构成视同工伤的观点。本案，陈建中系因手机APP无法打开而寻求刘红明帮助，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无法认定陈建中系将单位防火情况巡查上报工作委派给刘红明,不能认定刘红明进入了“临时加班状态”,故不符合《条例》第十五条认定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被申请人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刘泽洪、冯乐意诉称，两原告系死者刘红明的父母，刘红明系第三人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下称道同公司）的员工，于2015年左右进入道同公司工作。2019年9月13日早上，刘红明在公司宿舍按照上级主管的指示，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临时加班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9月16日，第三人道同公司就刘红明死亡事故向被告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红明死亡事故不属于工伤。 两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12月4日向被告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二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余政复决[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一作出的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两原告于2020年3月23日收到该复议决定书。 两原告认为，刘红明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被告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二作出的维持不予认定工伤的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一、刘红明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 1．从刘红明突发疾病到死亡的过程来看，其处于按照单位上级主管的指示，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临时加班的状态。 2019年9月13日早上7点，“良渚街道消防重点单位群”提示陈建中（系第三人道同公司董事、工会主席、消防工作负责人）登录APP，向街道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该日虽然是中秋节，但越是节假日，用人单位在消防安全工作方面越不能放松，需要人员进行加班。陈建中作为道同公司的消防工作负责人，在2019年9月12日即因为需要登录消防工作APP，向良渚街道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而加班到深夜，但工作还没有完成。 2019年9月13日一早，良渚街道又通知陈建中继续登录APP，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陈建中当时即进入加班状态。但是，直到7：15分，陈建中还是打不开APP。为了完成工作任务，陈建中于7：20分左右来到公司宿舍找刘红明一起完成工作任务。当时，刘红明虽然还没有起床，但按照陈建中的要求和指示，坐起背靠墙，接过手机操作起来，已经属于“接受上级主管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进入临时加班状态。刘红明在临时加班过程中，突发疾病，之后于当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刘红明在道同公司的工作岗位是行政，日常工作内容较为繁杂，主要是电脑（手机）网络的管理、操作、维护，其他行政事务，及公司和上级主管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等。除了正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之外，刘红明在休息时间也经常按照公司或者上级主管的要求，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进入加班或者临时加班的状态。刘红明劳动合同的第二条“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对道同公司对刘红明进行临时工作安排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刘红明“同意尽心尽责按要求完成该岗位的工作任务，包括上级主管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和“因完成工作的需要，临时在以上工作地点之外工作的，刘红明同意服从工作安排，主动完成工作任务”。 陈建中作为道同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消防安全工作和其他工作等多项工作，但是具体的消防安全上报等工作很多是指派刘红明办理的。在2018年1月8日，陈建中就曾经通过微信，向刘红明指派向街道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的工作任务。陈建中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也多次向刘红明指派其他工作任务，刘红明均按照要求完成。 2019年9月13日早上，陈建中在加班过程中遇到手机网络问题、无法独自完成工作任务时，他找到了刘红明，要求刘红明进行操作、调试。刘红明作为公司负责电脑（手机）网络管理工作、且之前也按照公司要求向街道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的员工，按照上级主管陈建中的要求和指示，立即进行手机登录单位消防工作APP的操作、调试，属于为了单位的利益，在个人休息时间在宿舍进行临时加班，符合其工作特点和职业特点，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伸。当时在刘红明的宿舍还有两个已经起床的同事，陈建中之所以把工作任务交给尚未起床的刘红明，是因为该工作属于向街道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及电脑（手机）网络维护工作，属于刘红明的工作内容，陈建中临时对刘红明指派了工作任务。 2．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外，在工作岗位、公司宿舍或者其他地方加班，以及按照公司和上级主管的要求，进行临时性加班，是刘红明日常常见的工作状态。 刘红明平时住在公司宿舍内，工作和生活无法截然分开，在单位工作需要的情况下，随时可能需要加班或者临时加班。即使在节假日，在单位没有提前明确加班安排的情况下，刘红明也会被安排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本次事故发生于中秋节早上，陈建中系公司的董事、工会主席和消防负责人，是刘红明的上级主管，其让刘红明进行手机登录单位消防工作的APP，并非因为私人需要，而是因为工作需要，属于向刘红明临时进行工作安排。刘红明属于在临时加班的过程中突发疾病身亡，理应被认定为工伤。 3．第三人作为刘红明的用人单位，也认可刘红明是在临时加班时突发疾病死亡，属于工伤。 第三人作为用人单位，也认可刘红明是在临时加班过程中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假如刘红明当时脱离了工作，不是处于工作状态，用人单位不可能主动为其申请工伤认定。 综上，刘红明2019年9月13日早上突发疾病时，是为了单位的利益，利用个人休患时间，完成上级主管临时安排的工作，处于临时加班状态，其突发疾病并经抢救无效死亡，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二、被告一作出的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被告一认为刘红明发病死亡时系用人单位中秋节放假，刘红明处于休息时间，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被送医疗机构经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之情形，认定刘红明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之情形，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两原告认为，刘红明突发疾病时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条件。理由如下：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确立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本宗旨。因此，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进行工作。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为了单位的利益，占用个人时间随时进入工作状态，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的立法目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在具体的“工作场所”之外加班工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当然应当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十五条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就本案而言，将“工作岗位”理解为包括刘红明在宿舍加班工作，是对法律条文的正常理解，而非扩大解释。 三、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如前所述，两原告认为，刘红明突发疾病时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条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二认为刘红明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对被告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刘红明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节假曰早上仍然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加班，不幸突发疾病死亡，留下年迈的父母，刘红明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其加班和工伤均应得到认定。被告一认为刘红明在节假日的早上在公司宿舍加班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认定与工伤认定的立法精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被告二的复议决定也应一并撤销，以维护刘红明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两原告请求：1.撤销被告一作出的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被告二作出的余政复决[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一限期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红明2019年9月13日的死亡事故属于工伤；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刘泽洪、冯乐意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余人社公工行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落款时间：2019年10月30日），拟证明被告一对刘红明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2.《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余政复决[2020]5号，落款时间：2020年3月20日），拟证明被告二作出维持被告一不予认定工伤的复议决定。 3.户口本；4.琅桥村村委会证明（落款时间：2019年10月8日），拟共同证明两原告系死者刘红明的父母。 5.劳动合同书，拟证明刘红明的工作岗位、地点、地点和内容div> 6.工伤认定申请表，拟证明第三人道同公司认为刘红明死亡事故属于工伤，向被告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7.刘红明和陈建中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建中系刘红明的上级主管。陈建中经常通过微信向刘红明布置工作，刘红明也通过微信向陈建中回复工作、请假等。陈建中曾经于2018年1月8日向刘红明布置单位消防安全方面的工作。 8.刘红明所在道同公司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建中负责第三人道同公司的加班工作安排，有权力安排刘红明临时加班。而且从刘红明的工作内容（即电脑手机网络维护、管理）来看，临时加班是他工作的常态。只要第三人单位有需要，刘红明随时会进入临时加班状态。 9.刘勇和陈建中通话录音光盘（通话时间：2019年9月15日上午）；10.刘勇和陈建中通话内容文字稿，拟共同证明刘红明从突发疾病到死亡的过程，处于按照单位上级主管陈建中的指示，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临时加班的状态。刘红明当时是根据陈建中的要求，操作单位的消防工作APP，在操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 被告余杭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具有作出案涉行为的行政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作为杭州市余杭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职权。 二、案涉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本案中，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及上报工作并非刘红明的本职工作，陈建中才是单位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其因手机APP无法打开，找刘红明帮助打开，并非是将具体的消防安全管理及上报工作指派刘红明办理；陈建中和刘红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明向街道报告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系刘红明的日常工作任务，因此，刘红明突发疾病与其本职工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另事发当日系中秋节放假期间，道同公司并未安排刘红明加班，事发时刘红明正位于公司宿舍内休息，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此，本案情形不符合本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道同公司由陈建中具体负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陈建中事发当日因手机APP无法打开而找刘红明帮助打开，而非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及上报工作委派给刘红明办理，不能因此认定刘红明进入了“临时加班状态”，亦不能认定事发当时刘红明处于工作岗位上，因此，本案情形不符合本条规定的视同工伤构成条件。 综上，被告作出案涉《不子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 三、案涉行为程序合法。本案，道同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被告于次日制作《受理单》子以受理，并直接送达刘勇；2019年10月30日，被告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11月5日被告将上述决定书直接送达原告和道同公司，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刘勇。因此，被告的行为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杭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2.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3.居民户口簿；4.劳动合同；5.良渚急救点、知情告知书、门诊病历、病危通知书、死亡证明书；6.受伤事故调查报告、上班记录表、群聊天截图，拟共同证明原告亲属、用人单位申请认定工伤并提交相关材料的事实。 7.受理单，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的事实。 8.送达地址确认书，拟证明亲属确认送达地址的事实。 9.刘勇、梁维平、杨小龙、陈建中调查笔录及身份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相关人员调查了解情况的事实。 10.举证告知书、邮件详情单及邮件查询记录，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原告相关权利的事实。 11.案件集体讨论记录，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案件集体讨论的事实。 12.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执、邮件详情单及邮件查询记录，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当事人的事实。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被告余杭区政府辩称，一、余杭区人社局作出的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关于程序方面，《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道同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余杭区人社局于次日制作《受理单》予以受理，并直接送达刘勇（二原告之子，死者刘红明之兄），刘勇在受理单上签字确认。2019年10月30日，余杭区人社局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11月5日余杭区人社局将上述决定书直接送达二原告和道同公司，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刘勇，邮件单号1064428447092。因此，余杭区人社局作出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关于实体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单位防火情况巡查上报工作并非刘红明的本职工作，不属于工作原因；且事发当日系中秋节节假日期间，道同公司并未安排刘红明加班，事发时刘红明正位于公司宿舍休息，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故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 针对二原告认为刘红明构成视同工伤的观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本案，陈建中系因手机APP无法打开而寻求刘红明帮助，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无法认定陈建中系将单位防火情况巡查上报工作委派给刘红明，不能认定刘红明进入了“临时加班状态”，故不符合上述条例第十五条认定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余杭区人社局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三、余杭区政府作出的余政复决[2020]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2019年12月4日，余杭区政府收到二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经案前调解，余杭区政府于2019年12月23日对该案予以受理并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余杭区政府于2020午2月17日决定延长复议审理期限三十日。2020年3月20日，余杭区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维持余杭区人社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因此，余杭区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余杭区政府所作的余政复决[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程序作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杭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所附材料、案前调解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提交行政复议请求的内容及申请案前调解的事实。 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法定期限内受理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3.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证据清单，拟证明余杭区人社局行政复议答复的具体内容。 4.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延期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5.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告知的内容。 6.区消防大队AI云消防APP巡查记录；7.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名单—良渚规模以上企业库（勾庄3），拟共同证明陈建中案发当天并未委派消防安全巡查情况工作给刘红明，且该工作系陈建中的工作职责。 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述称，刘红明生前系本单位员工。2019年9月13日突发疾病死亡时系刘红明在休息日内。本单位非专业部门，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 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刘泽洪、冯乐意对被告余杭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1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2，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余杭区政府对被告余杭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12，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对被告余杭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12，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刘泽洪、冯乐意对被告余杭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5，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7，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区消防大队盖章签字。被告余杭区人社局对被告余杭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7，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对被告余杭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7，三性均无异议。被告余杭区人社局对原告刘泽洪、冯乐意提交的证据1-6，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10，没有看到证据原件，三性不予认可。被告余杭区政府对原告刘泽洪、冯乐意提交的证据1-5，三性均无异议；证据6-10，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对原告刘泽洪、冯乐意提交的证据1-6，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10，不予认可。刘红明和陈建中只是同一个办公室。没有上、下级主管关系，不能安排刘红明工作。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刘泽洪、冯乐意提交的证据1-10，均能证明原告刘泽洪、冯乐意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余杭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12，均能证明被告人社局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余杭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7，均能证明被告余杭区政府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泽洪、冯乐意系刘红明的父母。刘红明生前系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员工，从事行政及单位电脑、监控网络管理工作。2019年9月13日7时，良渚街道要求辖区企业报告假期消防安全工作情况，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消防安全负责人陈建中因无法打开本人手机内的AI云消防APP进行工作情况汇报，遂于7时20分许从其居住的公司302宿舍前往刘红明居住的公司411宿舍请在床休息的刘红明帮忙。刘红明在操作过程中，突发急性心梗，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9月16日，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就刘红明的死亡向被告余杭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9年10月30日被告余杭区人社局作出余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9]第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刘泽洪、冯乐意不服，于2019年12月4日向被告余杭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6日，原告刘泽洪、冯乐意申请行政复议案前调解。2019年12月23日，因调解不成，被告余杭区政府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审理。2020年2月17日，被告余杭区政府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审理三十日的决定。2020年3月20日，被告余杭区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另查明，2019年9月13日系中秋假日，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未安排刘红明节假日加班。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余杭区人社局作为杭州市余杭区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认定工伤的法定职权，是本案适格被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交点系刘红明在帮助陈建中操作手机时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死亡，是否符合上述规定构成工伤。首先，2019年9月13日系中秋假日，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未安排刘红明节假日加班，刘红明处于正常休假。其次，良渚街道要求辖区企业报告假期消防安全工作情况，该工作职责系第三人道同衣业公司消防负责人陈建中，非刘红明。第三，陈建中在2019年9月13日7时收到良渚街道要求辖区企业报告假期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时，其着手操作本人手机上的APP，因其打不开APP,前往刘红明宿舍，将其本人的手机交给在床休息的刘红明帮助操作，该情形应认定为同志之间的相互帮助。据此，刘红明在帮助陈建中操作手机时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死亡，不符合上述工伤认定标准，被告余杭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被告余杭区政府在收到原告刘泽洪、冯乐意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受理，并通知被告余杭区人社局进行复议答复并要求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在法定期限内审理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且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刘泽洪、冯乐意、被告余杭区人社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泽洪、冯乐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刘泽洪、冯乐意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佩林 人民 陪 审员 朱 瑾 人民 陪 审员 范晓磊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代）书记员 戚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