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9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韦军，男，197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汪青松，男，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安，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宾，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柳珠，女，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美，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军、汪青松因与上诉人李柳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11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军、汪青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李柳珠向韦军、汪青松支付2016年10月16日起计至2017年6月30日酒店经营期间亏损总额的三分之一即人民币（币种，下同）257626.44元，驳回李柳珠的反诉请求；2、李柳珠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三人合伙经营的厦门浪晴湾酒店确存在严重亏损，李柳珠应承担三分之一的亏损金额。1、三人自2012年1月开始合伙经营酒店业务，此后在2014年5月26日起由韦军承包经营酒店，后因2014年10月厦门市规定外地游客改由厦门邮轮中心码头上鼓浪屿，不再从轮渡码头上鼓浪屿，导致位于轮渡码头商圈的浪晴湾酒店业务直线下降，已出现连续亏损，作为承包人的韦军自2015年12月份开始也欠付李柳珠按《承包合同》可取得的承包金收益，此后韦军确无力承包经营，故在2016年10月16日三方恢复到合伙经营。在合伙经营期间，酒店仍长期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其中镇邦路60号每月租金共计18000元，镇邦路62号每月5万元自2015年每年递增8%至2017年已每月62985元，租金每月已共计80985元），在要求一起承担亏损无果的情况下，韦军、汪青松为维持酒店的日常经营，不得不出售房产和对外借款等为酒店垫付大量资金。根据酒店日常经营状况所制作收支账款明细统计自2016年10月16日起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的收入总额为584419元，支出总额为1357298.31元，亏损总额为772879.31元，亏损总额均由韦军、汪青松共同垫付。按照三方《合作协议》的约定，李柳珠应当承担亏损总额的三分之一257626.44元并支付给韦军、汪青松。2、三人自2012年1月开始合伙经营酒店业务之始就以本次诉讼韦军、汪青松所提交的流水账本形式记账，对该记账方式各方是明确的也是一贯认可的。本案中，关于上述亏损金额的计算以及相关收支的明细及凭证均系韦军、汪青松按照以往记账方式根据日常经营情况所制作形成并附有相关可以取得的凭证。本案相关租金、人工等费用的支出和收入是本案客观发生的实际情况，本案各方在经营酒店业务时的确存在未规范设置完整的财务总账、会计报表等账簿资料，但各方自合作之初就以流水账的方式记账，在各方均确认和采用该记账方式的情况下，本案客观上不存在韦军、汪青松掌握规范完整的财务资料而拒不提供，两人不应承担因审计材料不全导致审计鉴定意见无法出具的不利后果。3、关于韦军、汪青松登记入住的房间数部分与公安系统登记数据部分存在出入的情况，确因本案系一个小酒店并不十分规范，有时入住宾客在已办理退房结算后，但酒店人员未及时在公安系统点击退房登记导致出现出入的情况。二、李柳珠一审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如前所述，酒店客观存在严重亏损，不存在盈利，何谈要求分配利润。在韦军、汪青松已将携程网等后台数据提交一审法庭的情况下，李柳珠仍以旅游旺季时外网上对外标示的价格等为基础进行计算酒店的客房价格，且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计算入住房间数的《客房销售登记统计表2017.4.1-2017.4.30》与公安系统登记记录本身即有出入（在即便在不考虑因酒店人员未及时在公安系统点击退房登记导致公安系统登记人数实际虚高的情况下），李柳珠以此来计算酒店收入并推定酒店利润高于按承包合同约定的每股分红金额，该计算方式的数据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也并不属于优势证据，一审法院以此作为优势证据进行认定并无事实依据，并以此认定酒店确有盈利并将原在2014年承包经营时约定的将来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酒店承包经营的分红金额作为本案2016年10月以后实际合伙经营期间的分红款，该认定不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也确与酒店严重亏损的实际情况不符，基于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有误，李柳珠的反诉请求不应支持。 李柳珠答辩称：一、韦军、汪青松主张的酒店亏损，不但缺乏基本事实，并且与实际经营情况完全不符。二、韦军一直在回避拖延对合伙酒店资产进行审计清算，拒绝以审计方式，清算合伙企业。三、本案本诉和反诉中，韦军、汪青松一再拒不配合向法院委托的司法审计鉴定机构提供合伙酒店所涉期间的经营客房收入的银行账目明细及押金账目明细资料的事实，只能反诉，韦军、汪青松所诉求的亏损事实，根本不能成立。四、韦军、汪青松无论是隐瞒酒店收入现金账目明细，或者没有现金账目明细，都可直接反证韦军、汪青松存在违反合伙协议的每半个月结算分红一次的、定期支付李柳珠分红收益款的严重违约事实，以及隐瞒合伙收益侵占李柳珠应得分红款的主观故意的侵权行为。五、本案不排除韦军、汪青松以提供不符事实的虚假证据的本案诉讼方式，虚构亏损事实，一方面可借以阻吓李柳珠行使对合伙酒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企图在侵占李柳珠应得分红收益款同时，再通过本案诉讼从李柳珠身上再次谋取不义之财。 李柳珠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第一项判决，改判韦军和汪青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李柳珠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分红款46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韦军和汪青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柳珠提供的公证书记载的所涉酒店相应时期的网络订房价，公安系统记载的每日入住数和韦军及汪青松自认每日入住数（与公安系统房号未重叠部分），以及据此计算的所涉酒店经营数据，有偏差，不具合理性，不予采纳，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以韦军出具的欠款条上记载的“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每月应支付李柳珠33123元”，作为参照承包合同约定的李柳珠每月应分盈利分红款的依据，而该每月33123元的欠款，非承包合同约定的应分红款数，一审认定与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参照承包合同所对应的酒店一期39个客房每月每股分红3.7万元并以韦军手书欠款所载的每月欠款33123元，作为整个酒店在相应期间60间客房的经营所欠分红款的计算依据，与事实不符。 韦军、汪青松答辩称：一、本案酒店存在亏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原因是外地游客不再渡轮码头登船，导致酒店严重亏损。二、三方都是流水账，并不存在一审中韦军、汪青松不提供相关账目。三、李柳珠认为存在盈利的主要依据是统计的公安入住的相关数据及进行公证的携程网定房价的数据。但公安入住的相关数据是错误的，将入住的人数当作入住的房间数进行统计，同时，对公布的价格是携程网公布的价格，且属于配制高大房间的价格，该计算错误，二审补充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韦军、汪青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柳珠向韦军、汪青松支付自2016年10月16日起计至2017年6月30日酒店经营期间亏损总额的三分之一即257626.44元；2.案件诉讼费由李柳珠承担。当庭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包含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1809元。李柳珠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韦军、汪青松连带支付李柳珠合伙酒店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盈利分红款46万元（暂参照2014年5月承包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的每股分红款3.7万元/39个房间*60个房间*8.5个月计算），并承担自2016年10月16日起按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息日万分之二点三的标准计算逾期支付利息；2.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韦军、汪青松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于2012年1月1日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内容如下：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就股份股东事宜明确如下：1.公司总设股东三人（韦军、汪青松、李柳珠），各占公司总股份的三分之一股份。2.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任命韦军为公司全面代表代理事务，任命汪青松为负责酒店财务管理，任命李柳珠为负责便利店一切事务。其他股东不得恶意查收主管方的事务，但有建议、监管责任。3.公司如遇重大事项，需经股东协商决定，否则无效。4.公司账目（酒店、便利店）每半月结算一次（即15号、30号）。5.本协议直到酒店合同到期为止，如有继续签定，则延期生效。本协议经三股东签字即为生效，每人各执一份。 2014年5月26日，以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作为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出租方、甲方）的代表，韦军作为承租方（乙方）的代表签署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甲方从2014年6月1日起将酒店交付乙方经营至2019年4月20日终止。乙方于2014年6月1日起将自己的股权作为押金，每月25日前缴纳下一月的租金，乙方以现金或转账支付给甲方，甲方收到款项后予以书面签收。租金金额：2014年6月1日起每月每股租金3.7万元整（共三股）。后韦军未按约支付李柳珠该租金收益，并于2016年8月14日向李柳珠出具欠条，载明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之前分红钱已付清，其欠李柳珠2015年12月份34563元，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31日每月33123元，合计299547元整。因各方就合伙经营发生矛盾，且韦军未支付上述欠款，2017年4月，李柳珠为原告，以韦军、汪青松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7）闽0203民初5628号］，李柳珠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三方合伙经营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酒店的合伙关系有效；2.确认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三方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韦军依约将承包押金37000元支付至合伙账户；3.韦军立即支付李柳珠欠款355047元，并按约定支付李柳珠自2015年12月1日至全部欠款付清止按每天以月租金的2%计算的滞纳金；4.李柳珠退出与韦军、汪青松合作投资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的合伙关系；5.对李柳珠合伙投资的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的酒店累积资产进行退股清算司法审计和分割并由韦军、汪青松承担返还李柳珠应得分割款（按累积资产的三分之一，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的连带责任。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一致协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调解书确认双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就拖欠李柳珠的承包金350887.5元，韦军在2017年8月12日之前将该款支付给李柳珠（账号：62×××75，开户行：农业银行，户名：李柳珠）；若逾期支付，自2016年10月1日以350887.5元扣除已付款项为基数按月2%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若逾期，李柳珠可立即申请强制执行；二、李柳珠、韦军、汪青松在调解生效后7日内，组织对三方自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5月10日合伙经营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期间，对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的盈亏及资产状况进行审计；三、李柳珠有权对三方合伙经营的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参与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每个月的开支审核权、营收确认权）。该调解书于当天生效。该调解书确认的款项韦军已支付给李柳珠。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韦军、汪青松与李柳珠先后就自己主张的诉讼请求，申请对厦门浪晴湾酒店在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经营盈亏情况进行审计，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鉴定审计，被委托的福建普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要求提供“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房费交款单及收银报告表、押金单据、日房间出租情况统计表、如有酒店管理系统请提供系统每日入住、跟房费收入有关的各个银行账户明细”等材料，因当事人均无法提供上述资料，最后该所表示无法出具审计意见而退件。之后一审法院委托的另一家鉴定机构福建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亦以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未建立财务账套、无财务凭证、总账、明细账、会计报表等账簿资料”，无法进行审计而予以退件。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按照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三方2012年1月1日签署的《合作协议》，韦军为公司全面代表代理事务，任命汪青松为负责酒店财务管理，李柳珠负责便利店。可见，负责酒店具体经营、财务管理的是韦军和汪青松，因此鉴定机构要求提供的“房费交款单及收银报告表、押金单据、日房间出租情况统计表、如有酒店管理系统请提供系统每日入住、跟房费收入有关的各个银行账户明细”或者“财务账套、财务凭证、总账、明细账、会计报表等账簿资料”，韦军、汪青松有义务提供，但韦军、汪青松未予提交，不论是掌握上述材料拒不提供还是未完整建立整理上述材料，作为酒店实际经营和财务管理者的韦军、汪青松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因审计材料不全导致审计鉴定意见无法出具的不利法律后果由韦军、汪青松承担。 第二，韦军、汪青松主张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浪晴湾酒店亏损772879.31元，但未有鉴定审计意见确认该期间酒店盈亏情况，而韦军、汪青松提交的酒店客房入住登记表、酒店账目明细均系其自行手写记录，未经李柳珠确认，客房入住登记亦与一审法院向公安系统调取的入住登记情况亦不一致，故韦军、汪青松的主张的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浪晴湾酒店亏损772879.31元的事实缺乏证据，故其要求李柳珠承担相应亏损及案件诉讼保全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第三，李柳珠主张对酒店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盈利进行分红，同样未有鉴定审计意见确认该期间酒店盈亏情况。而李柳珠根据其提交的公证书所记载的浪晴湾酒店在携程、艺龙、美团等网站上线上销售的房间报价、公安系统调取的酒店房间入住登记情况进行统计，以线上销售报价的平均价格、公安系统登记入住的平均入住客房数作为计算依据计算出酒店销售收入，一审法院认为李柳珠的计算方式及结果会与实际情况产生太大偏差，缺乏说服力：首先，该酒店房间房型多、价格差异大，而且实践中旅游旺季与淡季客房价格亦会有所调整，李柳珠根据其方式计算所得2017年4月份平均房价和2017年3、4、5、8、9、10月、2018年4、8月八个月的平均房价即相差18.4%；其次，李柳珠提交的《客房销售登记统计对比表2017.4.1-2.17.4.30》中2017年4月份客房入住统计数据与从公安系统调取的登记记录本身即有出入，而且以2017年4月的房间入住平均数值代表讼争期间的房屋入住情况，亦缺乏合理性。综上，李柳珠自行计算的酒店盈利金额，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虽李柳珠计算的盈利金额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但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李柳珠所提交的证据与韦军、汪青松所提交的证据相比，在证明己方主张的力度上已高于韦军、汪青松，而且，如上文所述，本案本诉、反诉鉴定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均由韦军、汪青松承担，结合公平原则，故一审法院支持李柳珠要求分得酒店经营收益的反诉请求，并根据现有的证据确认李柳珠应分得的款项金额。根据韦军、汪青松、李柳珠2014年5月26日签署的《承包合同》，浪晴湾酒店从2014年6月1日起将酒店交付韦军经营至2019年4月20日终止。韦军每月需缴纳酒店租金金额：每股租金3.7万元整（共三股）。按照该合同约定，李柳珠每月可得酒店租金收益3.7万元。根据韦军于2016年8月14日向李柳珠出具的欠条，其应支付李柳珠2015年12月份分红34563元，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31日每月33123元，合计299547元。而本案讼争的酒店经营期间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处于三方签署的《承包合同》原本约定的“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4月20日”承包期限内，距离本案起诉时间2017年7月18日亦较近，韦军、汪青松无证据证明浪晴湾酒店在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存在严重影响酒店经营与收入的不利因素，李柳珠亦无证据证明上述期间存在大幅提高酒店经营收入的有利因素，故一审法院认为李柳珠在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31日每月可获得的分红金额33123元极具参考价值，在无充分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确认该金额为本案计算依据，认定李柳珠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应获得分红款33123元/月×8.5月=281545.5元。各方未有约定拖欠支付分红款的违约责任，且各方争议问题2017年7月即进入诉讼程序，未有恶意拖欠之故意，故李柳珠主张逾期利息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韦军、汪青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李柳珠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分红款281545.5元；二、驳回韦军、汪青松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李柳珠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韦军、汪青松提交如下证据：1、2016闽02**民初14331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年李柳珠以民间借贷起诉）；2、2017闽02民终62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年李柳珠以民间借贷起诉），拟证明：李柳珠在2016年9月以民间借贷进行起诉并查封韦军房产的事实和相关判决驳回李柳珠诉讼请求的结果。证据3、民事起诉状（2017年3月李柳珠以合伙起诉）；4、2016厦鹭证内字第56858号公证书（合伙诉中韦军、汪青松提供证据）；5、2016厦鹭证内字第59991公证书（合伙诉中韦军、汪青松提供证据）；6、承包协议（合伙诉中韦军、汪青松提供证据）；7、2017闽02民初5628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1.2017年3月李柳珠以合伙纠纷起诉；2.在本次应诉中韦军提交证据证明，在2016年10月16日承包合同解除后汪青松多次通知和要求李柳珠协商处理酒店经营事宜，在无果情况下、因酒店一直亏损,在多次通知李柳珠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26日将酒店再次承包出去,但承包方在经营至2017年2月15日后也无力经营,单方解除承包合同；3.本案经思明法院2017年5月调解后，各方达到对酒店进行审计等调解协议。证据8、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清单中证据6-7相关借款材料、（2017年7月韦军起诉李柳珠财产保全错误）；9、（2017）闽0203民初11425、民事裁定书（韦军起诉李柳珠财产保全错误）；10、存量房买卖合同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韦军)；11、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汪清松配偶曾四花)，拟证明：1.合伙酒店存在严重亏损，为维持酒店经营韦军在2017年7月时已对外借款人民币140万元；2.因合伙酒店存在严重亏损，为垫付酒店房租及人员工资等酒店开支韦军、汪青松先后已卖掉各自房产。证据12、公安系统中2016年11月-2017年4入住房间统计表；13、公安系统中1102房间在2016年11月-2017年4月入住房间数统计表，拟证明：1.以1102房间为例，李柳珠在统计时系按入住人数统计房间数，将多人（含小孩）入驻同一间的错误统计为多间；2.经统计公安系统中数据，在2016年11月291间，12月359间，2017年1月378间，2月595间，3月622间，4月684间，2017年4月为入驻房间数最多；3.李柳珠在一审中提交了入驻最多的2017年4月份统计数，并将684间错误统计为1172间；4.2016年11月-2017年4月平均每月入驻房间数为488间，即便按每间160元计算也仅为78080元，而仅仅房租一项支出已达80985元，本案合伙酒店确属严重亏损。证据1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的登记情况。 李柳珠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合伙人从未对当时投入款项进行说明，李柳珠并不知道对方投入了多少钱，表面上是合作协议，实际到2014年5月签订承包协议之前，收入是有保证的；李柳珠并没有参与经营，以合伙形式为名，实际是借贷的关系，韦军、汪青松从未向李柳珠提起过结算。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韦军、汪青松主张的亏损没有关联，相反可以证明酒店稳定的营业事实。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韦军、汪青松有提供相关的审计资料进行清算的事实，也不能证明酒店亏损的事实。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2014年5月份签订承包协议，从酒店营业至2014年5月，是韦军、汪青松主要经营管理酒店，李柳珠并不参与经营，故韦军、汪青松对酒店是否盈利的事情是清楚，韦军在承包合同中承诺的分红款会比实际酒店的收益小得多。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是证据3结案的法律文书，不能证明酒店的亏损，反证酒店良好的经营情况。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借款事实与酒店经营的关联性，所以该案最后撤诉了；对方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仅仅是韦军其中的一个银行记录，与韦军、汪青松主张的亏损事实不符。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与对方主张的亏损主张不具有关联性。证据10、11：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卖房的收入是弥补酒店亏损事实，不排除韦军、汪青松是在转移财产的行为。证据12、1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统计错误的观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酒店是登记为公司在经营但三方是合伙关系，李柳珠的出资与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关联，双方都是根据合伙关系主张权利和义务。 李柳珠没有提交新证据。 针对韦军、汪青松提交的证据，因李柳珠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韦军、汪青松并未能提交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以证实其主张，本院对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之外的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 庭审中，李柳珠陈述：“没有提出查阅账册的要求……不懂得她的收益跟盈亏挂钩也不懂得要去查阅账册……从法院判令是合伙关系后就提出会计账簿、原始凭证等规范的财务制度管理合伙事务……” 二审另查明，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3年5月13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于2019年5月30日名称变更为厦门逸湾酒店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韦军、汪青松、李柳珠于2012年1月1日签署的《合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形式合法，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前述各方依据该协议成立个人合伙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之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本案中，经各方协商确定由韦军为合伙事务即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的全面代表代理事务，汪青松负责酒店财务管理，李柳珠负责便利店一切事务，其他股东不得恶意查收主管方的事务但有建议、监管责任。即各方通过协议对合伙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安排并确立了具体的负责人员，但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仍应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全体合伙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必须对合伙事务尽到谨慎注意之管理义务，对合伙事务的财务制度等重要事项的建立积极参与、群策群力以促进合伙利益之最大化。现合伙事务因账簿资料不全导致审计鉴定意见无法出具系全体合伙人未对合伙事务尽到谨慎管理义务所致，虽然韦军、汪青松作为负责酒店具体经营、财务管理的负责人具有一定过错，但是李柳珠作为合伙人之一其在酒店经营管理过程中负责便利店事务，从未对财务制度的规范建立提出建议或者异议，其在庭审中陈述“没有提出查阅账册的要求……不懂得她的收益跟盈亏挂钩也不懂得要去查阅账册……从法院判令是合伙关系后就提出会计账簿、原始凭证等规范的财务制度管理合伙事务……”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对审计鉴定意见未能出具亦具有一定过错。故，韦军、汪青松、李柳珠应共同承担合伙事务审计鉴定意见无法出具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该不利后果由韦军、汪青松一概承担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而合伙事务的经营有盈利或者亏损，现韦军、汪青松、李柳珠所提交的证据并无法证实其各自主张，韦军、汪青松所主张的讼争酒店亏损情况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条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而李柳珠所主张的讼争酒店的盈利情况亦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李柳珠在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31日每月可获得的分红金额33123元作为盈利依据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 此外，厦门浪晴湾酒店有限公司在韦军、汪青松、李柳珠签订《合作协议》之际乃至之后并未登记为合伙企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之相关规定判令韦军、汪青松承担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韦军、汪青松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该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李柳珠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其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112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112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李柳珠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596元由韦军、汪青松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李柳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392元，由韦军、汪青松负担5192元，由李柳珠负担8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徐丽碧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玉梅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