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初1018号 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东胜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6812000X5。 法定代表人：闫振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霞，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靖，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98746818E。 法定代表人：段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国旅）与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科）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鹅国旅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霞、孟凡靖及被告天津安科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鹅国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天津安科立即返还其履约保证金7800000元。二、判令天津安科立即支付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的运营补贴款109308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等天鹅国旅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均由天津安科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15年4月天鹅国旅开始包销天津安科开设的“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桂林”航线的座位。双方分别于2015年4月23日（石家庄-日本）、2015年5月8日（石家庄-桂林）签订了两份航班包座协议。其中石家庄至日本航线的航班包座协议第3条约定，天鹅国旅应向天津安科支付700万元，作为该航线的履约保证金；第11.3条约定，该航线的政府补助金（运营补贴款）由双方共同申请，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5万元以内，按照天津安科70%天鹅国旅30%进行分配。协议签订后，天鹅国旅就上述两份协议，依约分别向天津安科支付了700万元及80万元共计780万元的保证金。2015年7月22日天津安科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机场），签订《“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协议约定河北机场对上述航线按每人次200元的标准给予天津安科航线运营补贴。截至2015年底，天津安科共收到河北机场运营补贴3643600元，但该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将该笔补贴款与天鹅国旅进行分配。目前天鹅国旅正在实施强制清算，经审计确认天津安科尚欠天鹅国旅保证金780万元及应当分配给天鹅国旅的日本航线运营补贴款1093080元（按天津安科实际收到补贴款3643600元的30%计算）。天鹅国旅原工作人员多次前往天津安科催收，但天津安科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未付。天鹅国旅已于2018年5月份被法院判决解散。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案号为（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天鹅国旅的清算一案，并指定了清算组负责清算事宜。现依据《合同法》、《公司法》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提起诉讼。 被告天津安科辩称：不同意天鹅国旅的诉讼请求，申请法院驳回天鹅国旅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天鹅国旅承担。理由如下：第一项要求天津安科返还天鹅国旅履约保证金780万元不成立。天鹅国旅拖欠天津安科日本航线票款，根据合同约定，天津安科有权从其7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拖欠票款。天鹅国旅另因为在履行合同中，天鹅国旅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如单方停止履行合同，未完成约定100%执行率，拖欠天津安科巨额包位费，未及时补齐履约保证金等。天津安科有权扣除天鹅国旅剩余的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天鹅国旅的该项诉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另，天鹅国旅的事实和理由存在错误，原被告签订日本航线包座协议的同时，2015年5月8日签订了航班包座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将包机执行日期更改为，石家庄-静冈于2015年5月27日至2016年5月26日执行，每周两班；石家庄-大阪最早与2015年6月15日首航，航班执行日期一年。第二项诉讼请求关于运营补贴款分配。天鹅国旅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天津安科所取得的补贴款为天津安科单方申请，应为天津安科所有，与天鹅国旅无关。合同11.3条约定双方分配的补贴款是包销方取得的补贴款，包销方指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另外，天鹅国旅称天津安科取得补贴款的金额统计错误。天津安科对双方签约时间认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天鹅国旅的诉求应当被驳回。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5.5.8桂林航线的《航班包座协议》。证据2，2015.4.23日本航线的《航班包座协议》。证据3，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支付780万元履行保证金的转账凭证。证明：1、原被告双方就“石家庄-桂林”航线签订了《航班包座协议》，原告向被告支付履约保证金共计80万元。2、原被告双方就“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签订了《航班包座协议》，原告向被告支付履约保证金共计700万元。3、协议第11.3条约定该航线的运营补贴款由双方共同申请，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五万元以内，按照安科70%，天鹅30%进行分配。 第二组证据：证据4、2015.7.22天津安科与河北机场签订的《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证据5、河北机场支付天津安科运营补贴3643600元的转账凭证。证明：1、协议约定河北机场对日本航线按每人次200元的标准给予天津安科航线运营补贴。天津安科实际获得补贴共计3643600元。2、被告天津安科应支付原告天鹅国旅日本航线补贴款1093080元（按天津安科实际收到补贴款3643600元的30%计算）。 补充证据1、企业询证函。证明：天津安科审计单位给天鹅国旅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中“函证账户余额及交易显示”：直到2015年12月31日在天津安科财务账面上仍然显示尚欠天鹅国旅其他应付款780万元。可见，天津安科从未向天津安科主张过违约责任。 补充证据2、《董事会决议》。证明：2015年8月23日，天鹅国旅董事会上，就解决日本包机业务作出了决议：同意日本包机业务解决方案，到10月31日终止日本包机合同，从9月1日开始，减少航班至包机结束，共23班，价格降至2400元每位，合同终止后，保证金按约定时间一个月内返还。该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相符，可见，提前终止合同是双方协商后的结果。 补充证据3、天津安科于2019年8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天津安科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天津安科确认的天鹅国旅欠包机款的具体时间和数额。日本航线最终终止时间是2015年11月底，但天津安科并未向天鹅国旅主张2015年11月2日至11月底期间的包机款，可见，天鹅国旅提前终止合同是双方协议一致的结果（第4页倒数第2段）。 补充证据4、天鹅国旅于2016年4月15日、2016年11月11日给天津安科发出的《关于日本包机业务的相关事宜的函》。证明：天鹅国旅多次向天津安科主张过《包机协议》中的相关权益。 补充证据5、快递单据。证明：天鹅国旅曾与2019年5月23日向天津安科发出《债权申报通知书》，但天津安科至今没有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也没有主张过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抵销。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第一组证据：对于证据1、证据2、证据3，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1、天鹅国旅支付78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转账凭证，并未备注具体航线，所以，转账凭证只能证明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支付了履约保证金780万元，该780万元应为两航线的履约保证金，是保证天鹅国旅履行两航线包座协议约定全部义务的保证金，不能证明80万为“石家庄-桂林”航线保证金。2、2015年12月31日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出具的“无文件头的欠款还款说明”也证明双方认同780万元为两航线履约保证金。在该说明中天鹅国旅明确表示：同意天津安科从天鹅国旅桂林=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交纳的履约保证金780万元中扣除拖欠包位票款合计396.793万元，扣除票款后押金余额为383.207万元。 第二组证据：对于证据4，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补贴标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天津安科应支付天鹅国旅日本航线补贴款的金额，也不能证明天津安科应按照所取得该航线政府补贴的30%向天鹅国旅支付补贴款。 对于证据5：认可四张凭证（合计295.82万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其中两凭证33.82元、34.72元的关联性，两凭证33.82元、34.72元为河北机场向天津安科支付的石家庄=塞班航线补贴68.54万元，与本案无关，应予扣除，天津安科实际收到日本航线补贴款295.82万元。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天津安科应按照所取得该航线政府补贴的30%向天鹅国旅支付补贴款。法院前往河北机场调取的两份证据也证明了天津安科从河北机场实际收到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份“日本航线”补贴款共计295.82万元，原被告对法院调取的证据发表意见时也对该事实及数额予以认可。 对于补充证据1、企业询证函，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企业询证函》反应的是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天津安科财务记载双方交易的阶段性状态，属于阶段性、核对性文件，不能证明当时实际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证明目前天津安科应返还天鹅国旅780万元履约保证金，更不能证明天津安科未向天鹅国旅主张过违约责任。 对于补充证据2、《董事会决议》，该董事会决议为伪造证据，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1、该证据为天鹅国旅单方文件，涉嫌伪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如下：从形式上，董事会决议落款显示：天鹅国旅名称（无公章）、2015年8月23日及五个人的名字。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文件形成的真实时间是2015年8月23日。如果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倒签、伪造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当然能对发生的事实准确描述。2、《航班包座协议》1.1条约定，班期以承运人实际执行批复为准，航班数属于行政审批，不是包机方或分销商决定。根据天鹅国旅提交的补充证据3《2015年天鹅国旅日本航线包机航班明细》显示各个航班票价可见，协议执行过程中，天津安科曾于不同时段给予天鹅国旅票价优惠，且双方（包括另一包销方康辉公司）对航班数、票价及票款不存在异议。3、退而言之，董事会决议在性质上属于内部文件。无论该决议是否存在、何时产生、内容如何，对天津安科均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更不能作为天鹅国旅违约停止履行合同后，免除违约责任的证据。 对于补充证据3：天津安科于2019年8月6日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可引用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1、天鹅国旅引用《情况说明》第4页部分（包括附件5、附件6）内容可以证明天鹅国旅单方停止履行合同时，拖欠天津安科包位票款的金额为396.793万元，不能证明天鹅国旅提前终止合同是双方协议一致的结果。2、该《情况说明》第1页第3点，第6页上面两行可以证明，天鹅国旅同意天津安科从7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拖欠包位票款，且天津安科已经完成从7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拖欠票款，并将剩余押金扣划为违约金的理由和事实。 对于补充证据4：2016年4月15日、2016年11月11日《函》，不认可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 该两函不能证明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主张过返还780万元履约保证金。理由如下：1、从形式上，第一份函，签章显示天鹅国旅股东的名字，天鹅国旅名下未签章，法定代表人处签名人身份不明。第二份函，落款处天鹅国旅名下为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处签名身份不明。因此不认可其真实性。2、从主体上，第一份函落款为天鹅国旅股东，但天津安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天鹅国旅与股东均属于独立法人，天津安科没有义务听从天鹅国旅股东的要求。第二份函，天鹅国旅的财务章属于内部管理签章，天津安科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更无义务配合。3、从内容上，该两函内容与天鹅国旅于2015年12月31日向天津安科公司发出的“无文件头的欠款还款说明”（天津安科补充证据5：同意从780万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拖欠包位票款等）存在矛盾，因此，该两函不能作为本案证据。 对于补充证据5：快递单据，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证明天津安科放弃了对天鹅国旅的债权。天鹅国旅提交的是复印件，经过EMS查询，输入快递单号，未查询到任何信息，该快递单不能证明天鹅国旅给天津安科快递过《债权申报通知书》，天津安科也从未收到过天鹅国旅发送或交付的《债权申报通知书》。目前天鹅国旅是股东自行清算阶段，我国公司法等法律并未规定在股东清算阶段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天津安科有权选择申报债权的时机。2019年3月，清算组持法院调查令到天津安科处调查取证，天津安科再次明确告知，已从780万元履约保证金扣除拖欠包位票款396.793万元，并将剩余押金383.207万元扣除为违约金的事实，同时提供了《情况说明》。因天鹅国旅经营困难，天津安科暂时未向其主张更多违约金或债权。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及诉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 证据1、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航线（简称“日本航线”）《航班包座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1、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签订的日本航线包座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2、日本航线《航班包座协议》明确约定了天鹅国旅的义务及违约责任，主要包括：日本航线执行日期为：暂定2015年5月29日-2016年5月28日（最终首航日期以航空公司及民航局批发为准）。补充协议将包机执行日期更改为“包机执行日期：石家庄-静冈必须于2015年05月27日至2016年05月26日执行，每周两班；石家庄-大阪最早与2015年06月15日首航，航班执行日期一年。”合同期内，乙方（天鹅国旅）保证航班执行率不得低于合同期内总班期100%，如未达到执行标准则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第2.2条，约定了天鹅国旅航班起飞前五个工作日12点前支付该航班包位票款；第4.4条，约定了天鹅国旅拖延支付包位票款，应向天津安科按照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第4.5条，约定天鹅国旅拖欠包位票款，天津安科有权以押金冲抵，天鹅国旅应于三日内补齐，如未及时补齐，如有两个航班未补齐，天津安科有权扣除其所有履约保证金。3、天鹅国旅违反了上述约定，天津安科有权扣除其履约保证金，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证据2、天鹅国旅给天津安科的FJ-3-56、FJ-3-57《询证函》。证明：天鹅国旅自认至今仍拖欠天津安科包位票款3467930元（346.793万元），应向天津安科支付逾期违约金（该数额不对）。 证据3、天鹅国旅诉河北康辉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冀01民初1019号】，天鹅国旅提交证据目录及证据8：天鹅国旅参与分销“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的航班明细（日本航线包机明细）（备注：共计执飞73班往返航班，2015年11月2日后停飞）。证明：1、日本航线《航班包座协议》约定执行期限为2015年5月27日-2016年5月28日，期间一年，而天鹅国旅仅执飞到2015年11月2日（仅执飞5个月）即单方终止了合同，给天津安科（包括河北康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利润、补贴、经济损失等）。2、天鹅国旅的违约行为及给各方造成损失已经自认，对此河北康辉明确证明。 证据4、天鹅国旅诉河北康辉合同纠纷案【（2019）冀01民初1019号】2020年4月22日庭审笔录（P1、2、7、8、9、10），证明目的同证据3。 第一组证据证明：天鹅国旅未完成约定100%执行率、拖欠巨额包位票款、未及时补齐履约保证金、单方终止协议等行为，违反了协议约定，安科公司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以履约保证金冲抵拖欠票款、追偿拖欠履约保证金、行使抵销权，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第二组证据： 证据5：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签订的日本航线《航班包座协议》。 证据6：天津安科、河北康辉、天鹅国旅三方签订的日本航线《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备注：天鹅国旅诉河北康辉合同纠纷案【（2019）冀01民初1019号】中，河北康辉提交了该份证据原件，天鹅国旅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提供过复印件。 证据7：天鹅国旅诉河北康辉合同纠纷案【（2019）冀01民初1019号】2020年4月22日庭审笔录（P1、2、7、8、9、10）。 证据5、6、7证明：1、天津安科把日本航线分销给了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天津安科为包机方，天鹅国旅、河北康辉为分销商。2、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天鹅国旅分别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11.3条约定按比例分配的政府补贴，是指分销商（河北康辉、天鹅国旅）身份申请的政府补贴，具体分配比例为，包机方天津安科分配比例为70%，两分销商共同分配比例为30%。3、三方补签的日本航线《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反映了天津安科分别与天鹅国旅、河北康辉签订《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条约定分配比例如上意思表示的真实性。4、安科公司以包机方申请的补贴与分销商天鹅公司无关。5、天鹅公司已经主张参与河北康辉申请补贴的分配。 证据8：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简称河北机场）与河北康辉签订的《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 证据9：2015年7月，河北机场与天津安科签订的《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 证据10：2015年8月19日，河北机场与天津安科签订的《石家庄=塞班航线补贴协议》。 证据11：河北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给天津安科的政府补贴凭证（天鹅国旅提交）及天津安科统计表及分析。 证据8、9、10、11，证明：1、天津安科日本航线以包机方（被政府招商开辟新航线，拉动消费和地方经济）身份申请补贴，与天鹅国旅或河北康辉以分销商身份申请的补贴，性质不同。2、从补贴协议内容看，安科公司以包机方申请的补贴与分销商天鹅国旅无关。3、天鹅国旅提交的河北机场向天津安科支付的日本航线补贴合计364.36万元，数据统计错误，因其中包含了河北机场向安科公司支付石家庄=塞班航线补贴68.54万元。天津安科实际收到日本航线补贴款295.82万元。4、天鹅国旅无权分配安科公司申请的日本航线政府补贴，更无权参与分配安科公司石家庄-塞班航线政府补贴。5、天鹅国旅违约给天津安科造成了政府补贴损失。 补充证据1：2015年12月31日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出具的“无文件头的欠款还款说明”。 补充证据2：2015年10月22日，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出具的“欠款单”。 补充证据1、补充证据2，证明，1、天鹅国旅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违反约定，拖欠天津安科包位票款；2、2015年年底双方对账后，天鹅国旅给天津安科发函，同意天津安科从“桂林=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国际国内航线）交纳的履约保证金780万元中，扣除拖欠包位票款396.793万元，扣除票款后押金余额为383.207万元；3、对于上述根据日本航线包座协议2.2、4.3、4.5条天津安科也有权冲抵，并根据1.1、第三条、5.2条，将剩余履约保证金（押金）扣除作为违约金。 天鹅国旅对被告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于证据1，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不能证明“日本航线”提前终止的原因是由于天鹅国旅单方违约，也不能证明天津安科因航线提前终止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根据《航班包座协议》第4.10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双方根据本协议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如有）将限于赔偿另一方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包含可获得的利润损失）……”。因此，如果因“日本航线”的提前终止而产生某一方的违约责任，则应仅限于赔偿对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天津安科称其受到的包销座位票款损失及减少的政府补贴属于可得利润损失，而向航空公司支付违约金600多万元也缺少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仅凭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天鹅国旅存在违约行为，也不能证明天津安科遭受损失，不应扣除全部天鹅国旅的履约保证金。 对于证据2，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根据天鹅国旅聘请的审计单位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2019年3月12日，天鹅国旅账面应收天津安科日本包机保证金7800000元，应收天津安科飞往日本包机补贴1460000元，应付天津安科包机团款1916080元，其他应付天津安科日本包机款2051850元，合计应付款为3967930元。 对于证据3，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仅证明“日本航线”提前终止，但不能证明提前终止的原因是由于天鹅国旅单方违约造成的。 对于证据4，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属于复印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且天鹅国旅诉河北康辉合同纠纷案与本案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河北康辉与天鹅国旅存在利害关系，其在另案中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对于证据5、证据6，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河北康辉分别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虽属于同一条航线，但根据合同的内容可知，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独立的，三方并不存在协商一致且生效的关于如何获得补贴的书面协议。因此，天津安科主张“《航班包座协议》11.3条约定按比例分配的政府补贴，是指分销商（河北康辉、天鹅国旅）身份申请的政府补贴，具体分配比例为，包机方天津安科分配比例为70%，两分销商共同分配比例为30%。”是其一面之词，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河北康辉是否对案涉补贴款享有份额，应根据其与天津安科签订的《航线包座协议》的内容进行分配，且河北康辉并没有参与到本案中对案涉补贴款提出过任何主张。因此，本案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对案外人的权益进行审理。 对于证据7，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属于复印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且天鹅国旅诉河北康辉合同纠纷案与本案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于证据8，证据9，认可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据8关联性，不认可这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从这两份《补贴协议》的第一段内容可以证明，证据8《补贴协议》是河北康辉代表分销商从河北机场专门申请的用于弥补分销企业严重亏损的政府补贴，这并不是在订立《航班包座协议》时所预期的，因此河北康辉领取的补贴款与天津安科及本案无关。而证据9《补贴协议》是河北机场为了推进河北与日本的经贸交流，促进旅游文化往来所给予的奖励性补贴，这在各方订立合同时就已有预期，所以才落实到《航班包座协议》中，因订立合同时无法确定由哪一方申请，才约定由双方共同申请。因此，天津安科获得的奖励性政府补贴，应按照协议第11.3条约定的比例与天鹅国旅进行分配。 对于证据10（天鹅国旅提交），证据11，结合法院前往河北机场调取的两份证据，天鹅国旅认可河北机场提供的天津安科收到补贴款的明细，即天津安科从河北机场实际收到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份“日本航线”补贴款共计295.82万元。 对于补充证据1，补充证据2，对两份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这两份证据中均无天鹅国旅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字，所加盖的公章也各不相同，因此，对这两份补充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天津安科向天鹅国旅主张过违约责任，并且在本案中，天津安科也未向天鹅国旅提起反诉，因此天津安科无权扣除天鹅国旅的履约保证金。 本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4月天鹅国旅作为分销商开始包销天津安科运营的“石家庄-静冈/大阪”、“桂林-石家庄-桂林”两航线的航班座位。上述两航线的另一分销商为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河北康辉），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各包销天津安科70个座位。 2015年4月23日，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就“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签订了《航班包座协议》（天津安科为甲方，天鹅国旅为乙方）1.1条约定，包机执行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2015年8月31日。三、履约保证金约定，签订本协议起三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合计人民币33万元。如乙方如约全面履行本协议后，甲方于本协议终止后十五日内一次性退还给乙方，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不计利息。 2015年5月8日，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就“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签订《航班包座协议》（天津安科为甲方，天鹅国旅为乙方）。同日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将《航班包座协议》1.1条约定的包机执行日期更改为，石家庄-静冈必须于2015年05月27日至2016年05月26日执行，每周两班；石家庄-大阪最早于2015年06月15日首航，航班执行日期一年。《航班包座协议》1.1条还约定，每架航班共140人，天鹅国旅包销70个座位。合同期内，乙方保证航班执行率不得低于合同期内总班期100%，如未达到执行标准则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第三条履约保证金约定，签订本协议起三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计人民币7000000.00元（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作为履约保证金。如乙方如约全面履行本协议后，甲方于本协议终止后十五日一次性退还给乙方，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时不计利息。2.2条约定，乙方应在航班起飞前五个工作日的中午12点之前将当期航班包位费。4.3条约定，由于本协议为包销方式，乙方无论在航班起飞前是否提供乘客信息，或是否提供足额的乘客信息，乙方均应按时足额支付当期的包位票款。4.5条约定，如乙方没有及时支付包位费，甲方有权使用乙方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如有两个航班的包位费延迟支付，甲方有权不予出票，并扣除所有履约保证金。第5.2条，在协议有效期届满前，非因不可抗力或经双方（所有包销代理）协商一致外，甲乙双方均不得单方解除合同。此航线中途不可停飞，不可取消。第5.3条约定，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中止或终止协议的履行。第11.3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该航线政府补助金由双方共同申请，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五万元以内，按甲方70%，乙方30%分配。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超出人民币五万元，甲方只收取每班人民币肆万元整，每班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为表述方便，上述“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班包座协议》及《航班包座补充协议》以下统称为天鹅国旅与天津安科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班包座协议》。 同期，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就“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也签订了《航班包座协议》（天津安科为甲方，河北康辉为乙方）。除履约保证金金额不同，其他协议内容同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均相同。天津安科运营的每个航班140个座位由各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各包销70个。 同期，天津安科（甲方）、河北康辉（乙方）、天鹅国旅（丙方）三方签订《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就合同期内不同时期的机票价格、补贴款的分配、需要乙方和丙方补齐国际国内段的押金等进行了约定。其中，补贴款的分配约定，6月30号以前的包机政府补贴全部归乙方所有，6月30号以后的政府补贴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陆万元以内，按甲方50%，乙、丙方50%分配。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超出人民币陆万元，甲方只收取每班人民币肆万元整，每班剩余部分归乙丙方所有。同时约定，协议以乙方、丙方补齐国际、国内押金为生效条件。原被告均认可天鹅国旅及河北康辉未补足履约保证金。 2015年7月20日河北机场与天津安科签订《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协议约定“石家庄=静冈”JD329/30航班（2015.5.27-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次200元，“石家庄=大阪”JD355/6航班（2015.6.15-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次200元。 河北机场与河北康辉签订《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未载明协议签订时间），协议约定“石家庄=静冈”JD329/30航班（2015.5.27-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班往返4万元补贴，“石家庄=大阪”JD355/6航班（2015.6.15-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班往返4万元补贴。 天鹅国旅通过银行转账向天津安科支付履约保证金合计780万元，其中2015年4月22日转账200万，摘要：日本包机押金；2015年4月22日转账500万元，摘要：日本包机押金；2015年5月27日转账20万元，摘要：保证金；2015年5月27日转账30万元，摘要：保证金；2015年6月12日转账30万元，无摘要内容。 对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包座协议》，协议双方按照约定执行完毕所有航班，除天鹅国旅诉求天津安科返还80万元履约保证金外不存在其他争议。 原被告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航班包座协议》约定执行期2015年5月27日-2016年5月26日。天鹅国旅实际执飞从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11月2日止，两航线73个航班，其中“石家庄-静冈”航线执行时间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10月31日、“石家庄-大阪”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1月2日。原被告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 原被告均认可，截止到2015年11月2日，天鹅国旅拖欠天津安科“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包机票款人民币3967930元。 天津安科提交2015年12月31日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出具的“无文件头的欠款还款说明”载明：天鹅国旅同意天津安科从天鹅国旅“桂林=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国际国内航线）交纳的履约保证金780万元中，扣除拖欠包位票款396.793万元，扣除上述票款后押金余额为383.207万元。天鹅国旅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调取天津安科领取“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补贴款的情况，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提供向天津安科发放补贴款的明细表及说明，其中从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份“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天津安科运营73班，按照每人次200元，河北机场管理集团向天津安科发放补贴款合计295.82万元。原被告对上述事实与补贴金额予以认可。 关于天鹅国旅诉请要求天津安科返还780万元履约保证金问题及天津安科申请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补贴分配问题。双方当事人说法不一。 天津安科主张：780万元履约保证金性质上为天鹅国旅履行“桂林-石家庄-桂林”和“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航班包座协议的履约保证金，天鹅国旅全面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后，才有权要求天津安科返还。合同期内，天鹅国旅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包括：单方停止履行协议、未达到合同其总班期100%执行率、未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包位费、拖欠票款等，违反了协议1.1条、5.2条、5.3条、2.2条、4.3条。根据协议1.1条，“合同期内，乙方需保证航班执行率不得低于合同期内总班期100%，如未达到执行标准则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合同期内天鹅国旅单方停止履行合同，未达到约定100%执行标准，天津安科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由于天鹅国旅同意从7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拖欠票款396.793万元，之后履约保证金余额为383.207万元，因此，天津安科有权根据约定扣除该余额作为违约金。履约保证金被依法扣除，天鹅国旅无权要求返还。天津安科有权选择追究天鹅国旅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本协议是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不涉及格式条款问题。 天鹅国旅主张：提前终止日本航线系原被告双方经协商共同决定，《董事会决议》可以证明天鹅国旅不存在违约行为。在2015年8月23日，天鹅国旅董事会上，就解决日本包机业务做出了决议，并已经在实际履行中得到执行。对于《董事会决议》，天津安科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主张在性质上其属于单方内部文件，无论该决议是否存在、何时产生、内容如何，对天津安科均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更不能作为天鹅国旅违约后，免除违约责任的证据。 关于天津安科申请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补贴数额。法院向河北机场管理集团调取的明细表、说明及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支付凭证可以证实：2015年5月-2015年10月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共同分销73班，天津安科申请到的补贴款为295.82万元，原被告均予以认可。 对于如何分配补贴款及对《航班包座协议》11.3条的理解。天津安科主张，《航班包座协议》11.3条约定的是双方共同提出补贴申请，共同按照该约定分配。在实际执行时，由于补贴性质不同，按照河北机场管理集团要求，包机方（天津安科）、包销方（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分别签约、分别申请、分别补贴，天鹅国旅未参与天津安科的申请过程。事实上，作为日本航线的包销方（分销商），天鹅国旅委托另一包销方河北康辉也申请到了该航线的补贴款，现正通过起诉向河北康辉索要。协议未约定申请的具体情况，因此应各自申请、各自所有。天津安科申请的补贴应为天津安科单独所有，天鹅国旅无权参与分配。如果将该11.3条解释为“即便是分别申请，也应将分别申请到补贴合并后，按照11.3条约定比例分配”，那么天鹅国旅要求分配天津安科申请到的补贴，同理，天鹅国旅也应将其申请的补贴分配给天津安科。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之间对于补贴的分配亦然。如果按照上述解释分配补贴，无论是将双方所获补贴款合并后按照该比例分配，还是将包机方、分销商所获补贴款合并后按照该比例分配，三方最终所获补贴款的比例应为天津安科70%、天鹅国旅15%、河北康辉15%。关于天津安科、天鹅国旅、河北康辉三方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其虽未生效，但可以反映三方对补贴款按照上述比例分配的真实意思表示。天津安科还主张，天鹅国旅在本案中和（2019）冀01民初1019号中的主张自相矛盾，在本案中，为参与分配天津安科取得的补贴，主张不论补贴性质协议对方都有权参与。在（2019）冀01民初1019号案中，称两补贴性质不同，天津安科无权参与分配。天鹅国旅主张，根据每人次200元的标准，每架次航班为140个座位，则每班补贴款最高为28000元，在五万元以内。天津安科主张，天鹅国旅对每班的理解错误，每班是一个往返，两个架次，每班满员吞吐量280人，每人200元，每班补贴款最高为58000元。 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清算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民事决定书，为上述清算案件指定了清算管理人，负责清算事宜。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包座协议》、“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航班包座协议》，天鹅国旅与河北康辉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航班包座协议》均是协议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或抗辩理由具有举证义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如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本案原告包销天津安科“桂林-石家庄-桂林”和“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航班座位，共向天津安科支付履约保证金780万元，但转账凭证并未备注具体航线，从金额上无法与航班包座协议约定金额相对应，因此，应视为780万元是对“桂林-石家庄-桂林”和“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的履约保证金。2015年12月31日天鹅国旅向天津安科出具的“无文件头的欠款还款说明”，同意天津安科从“桂林=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国际国内航线）交纳的履约保证金780万元中，扣除拖欠包位票款396.793万元，扣除票款后押金余额为383.207万元。天鹅国旅对拖欠天津安科票款数额并从7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表示同意，故扣除后押金余额为383.207万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也可以认定，780万元系“桂林-石家庄-桂林”和“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的履约保证金，天鹅国旅主张其中80万元为“桂林-石家庄-桂林”，2015年8月31日航线到期，天津安科应如约返还天鹅国旅全部履约保证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被告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航班包座协议》约定执行期2015年5月27日-2016年5月26日。天鹅国旅实际履行期间从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11月2日，两航线共73个航班，其中“石家庄-静冈”航线执行时间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10月31日、“石家庄-大阪”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1月2日。2015年11月2日之后天鹅国旅停止履行协议。天鹅国旅主张停止履行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后共同决定，并出具《董事会决议》予以证实，但天津安科不认可其主张，且《董事会决议》系原告单方出具，故原告存在单方停止履行协议行为，且天鹅国旅未达到合同期内总班期100%执行率的标准，未依约定补齐国际国内段航线押金，对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依协议1.1条约定扣除剩余383.207万元履约保证金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天津安科申请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补贴款295.82万元如何分配问题。鉴于包机方天津安科分别与分销商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签订了独立的《航班包座协议》，其中协议11.3条明确约定补助金由各自合同的甲乙双方共同申请、共同分配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的原则，本院不宜在《航班包座协议》约定的内容范围内及协议所涉相关方包座数量范围内进行扩大解释。 天津安科、天鹅国旅、河北康辉三方曾签订《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就合同期三方就包机航线申请取得的补贴款的分配比例和原则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需要乙方、丙方补齐国际国内段的押金，并约定协议以乙方、丙方补齐国际、国内押金为生效条件。之后因乙方、丙方未补齐国际、国内段航线押金，导致该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在该补充协议尚未生效的情况下，本院难以支持天鹅国旅的主张。鉴于原被告双方在《航班包座协议》11.3条中已经约定了航线补贴款分配比例，对于天鹅国旅参与执飞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天津安科作为包机方共计73班所得的航线补贴款295.82万元，原告天鹅国旅应分得15%，即44.373万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航线补贴款44.373万元。 二、驳回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052元，由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70352元，由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3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靳建军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崔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