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女，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敏，黑龙江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俊东，男，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北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经理，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敏，黑龙江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男，1982年3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住黑龙江省大庆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霞，黑龙江中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黑龙江中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亚楠、杨俊东因与被上诉人赵殿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20）黑0603民初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亚楠、杨俊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廷敏、被上诉人赵殿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霞、周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亚楠、杨俊东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20）黑0603民初48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判决（其中第五项判决中上诉人只对反诉请求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判决不服，对于反诉请求第三项的判决服判），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的事实不清、认定事实有误，且明显偏袒被上诉人。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合同属于合法有效，且认定被上诉人不属于职业放贷人，是明显错误的认定。因为，单从一个借款合同或者两个借款合同上看，本案的借款合同可能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从整体上看本案中涉及到多个借款合同，而且仅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就高达十余笔之多，再加上被上诉人向多个案外人的其他多笔借款行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具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同时被上诉人不论是向上诉人还是向案外人均收取高于法定标准的高额利息。因此被上诉人的放贷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对于一个未经批准且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的自然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必定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故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确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是否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并未查实。从银行转账凭证上明显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大多来源于案外人，一审法院仅仅是在庭审中简单地向被上诉人询问了部分资金的提供者，并未要求被上诉人出示证据予以证实出借的款项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而且，案涉的借款中被上诉人一方所用于资金流转的账户多达六七个。依据公安部、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在未经批准且以低吸高贷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而签订的借款合同均应为无效合同。同时，对于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7年年底就已经发布了指导性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3.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家用记账本）系唐亚楠单方制作，且欲证明问题是偿还的2013年的借款，与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诉请的借款无关联，这是错误的，明显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因为对于2013年的借款及还款事实不仅上诉人在反诉当中已经诉请返还超付的款项，而且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请中也提及到该部分借款，同时，被上诉人不仅在起诉状中对于该部分借款事实有所表述，而且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当中也包括了2013年的借款合同以及转账凭证等证据。如果2013年借款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那么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向一审法院提交该部分证据。正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借款存在连续性，且借款、还款的时间相互交叉，为了查明双方之间真实借贷事实，就应当认真审查双方之间的每笔借款并还原事实真相以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然而，一审法院没能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审查本案的全部事实，其在事实认定上完全围绕被上诉人的引导进行审理。退一步讲，假设被上诉人的诉请不包括该部分借款事实，由于上诉人在本案中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也应当对该部分借款和还款的事实予以查实并加以裁判。事实上，上诉人对于该2013年的借款金额实际为1232800元（800000元+432800元），而上诉人在偿还利息和本金时均是按照130万元予以计算和支付的。事实上，上诉人超付给被上诉人借款利息46088元和本金67200元，合计超付113288元。一审法院故意不予查明上述事实，明显偏袒被上诉人。4.一审法院认为：结合2014年12月5日的借款合同、取款凭证及唐亚楠签名的借条、收条可以确认二被告收到借款118万元的事实。这也是错误的认定。因为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当庭的表述可以确定的是，取款当日被上诉人带着100万元现金与上诉人一起前往案外人姜峰处还款的事实，这一点被上诉人并不否认，被上诉人并没有证实其取款后将118万元全部交付给上诉人，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没有证实对于剩下的18万元是如何交付给上诉人的。另外，根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出借习惯可知，大多借款发生时被上诉人都会扣留一定数额的砍头息或者扣除前期欠付的利息等。比如，2013年6月26日、2018年9月11日等借款时，被上诉人均未按照约定向上诉人足额交付借款。而被上诉人在借款合同或者对账协议等书面材料上均要求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认定的数额予以确认。因此不论是借款合同还是收条或者对账协议上所体现的借款数额均不能代表本案的借款事实。二、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规定，这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系民事纠纷，且并不涉及刑事犯罪问题，故在适用法律方面应当以民事法律规定为基础，而且《九民会议纪要》已经对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有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九民纪要规定的“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等同于“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出借资金10次以上，而且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不同的。虽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没有出台相关的解释，但是一审法院完全应当以《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为基础，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等其他法律规定认定借款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在该部分事实认定过程中适用法律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二被告未依法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其抗辩意见…。”同样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条司法解释所指的是原告所依据的转账凭证系转账给被告一方的凭证，被告抗辩该转账系双方之间的其他债务关系。而本案中的转账凭证是案外人转账给另一案外人的凭证，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收到该笔款项的事实。退一步讲，如果被上诉人想要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该笔借款，根据常理被上诉人应当进一步证明向上诉人交付款项的过程。因此一审法院在此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赵殿臣辩称，一赵殿臣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说辞没有任何依据。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1.针对上诉人从职业放贷人角度阐述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的借款高达数笔，并与他人也存在借款行为，便以此主张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结合上诉人一审反诉提交的三份裁判文书可知，赵殿臣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自2016年至2020年含本案共4起。另，经一审法院查询数字法院审判系统的结果显示，除2017年赵殿臣作为原告提起一件民间借贷案件外，近两年并无其他被上诉人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却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是职业放贷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者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按照上述规定，无论从时间要件上讲，上述人提供的证据系自2016年到2020年的情况，时间跨度为5个自然年度；还是从数量要件上讲，被上诉人也不符合10次以上向不特定人出借资金的次数要求。同时，对于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2020）最高法民申1760号等指导性案例。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作出裁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以民间借贷为业，更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一审法院按照事实依法进行裁判，系公正无误。2.针对上诉人提出的款项来源角度阐述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款项大多来源于案外人，便以此主张被上诉人系未经批准以低吸高贷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主张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被上述人认为，其一、案涉借款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签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系有效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已证明了被上诉人有合法的收入，并且出借的款项是被上诉人自有的财产。其二、上诉人提出同类案件应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指导性案例。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019）最高法民终1999号、（2019）最高法民终593号等指导性案例，对该类型的案件审理更具时效性。3.上诉人提出的关于家用记账本的证明能力问题。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家用记账本这一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疑，该证据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无法证实其记账是否真实，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经上诉人记账的款项已经给付被上诉人。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家用记账本这一证据欲证明的问题与案件本身无关联。被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诉请是请求上诉人依据2018年12月21日和2019年7月23日，经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账后所确认的尚欠款项。而记账本证明的问题是2015年1月9日和2015年10月9日偿还的款项，均早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确认尚欠款项前，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请无关。第三、通过上诉人提供的家用记账本，记载上诉人于2015年11月5日还息25,000元，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可以证实，截止到2015年1月9日，上诉人欠付的本金为100万元，故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按本金100万元收取利息。一审法院按照客观事实、依法进行裁判，公正无误。4.2014年12月5日上诉人收取借款数额的认定。2014年12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18万元，借期自2014年12月5日起至2015年6月4日止，月利率2.5%。事实上，被上诉人在其岳父张亚峰名下两次取款共计118万元，连同2万元现金，共计给付上诉人120万元借款。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提供了2014年12月5日的借款合同、取款凭证及唐亚楠签名的借条、收条等证据证明已将借款给付上诉人。同时，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可以确认该笔款项已实际借给上诉人的事实。而上诉人对其不认可的借款款项部分并无确实的证据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不能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同时，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未能举示证据证明的交付上诉人的2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定。更无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法院明显偏袒于被上诉人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与案件真实情况相符。二、一审中适用法律问题。1.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错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房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在案号为（2020）最高法民申1193号指导性案例中，被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对职业放贷人的性质进行认定。故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引用该意见的第一条，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并无任何理论依据。2.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系适用法律错误，又无法提出相关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其外甥女孔庆雪的账户向案外人陈晓明的账户转款20万元，且该转账打印件经上诉人杨俊东签名确认。在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进一步对该笔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仅以案外人转账等有关事实认定的问题，归结为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错误，系对适用法律错误这一概念的混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借款事实清楚，一审法院适用该法律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殿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借款本金670,000元，给付利息335,000元；2.判令二被告以借款本金67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24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3.判令原告对拍卖、变卖二被告提供的位于龙凤区龙华路176号湿地福苑D-06-1-201室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聘请的律师费30,000元；5.本案一切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当庭放弃第4项诉讼请求。唐亚楠、杨俊东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反诉人系职业放贷人，并确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之间的全部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2.依法判令被反诉人立即协助反诉人办理解除三处房产的抵押登记（包括让胡路区方晓楼区1-23-1-402室、龙凤区建安小区2-41-3-302室、龙凤区湿地福苑D06-1-201室），以及依法协助反诉人办理解除全部房产抵押登记后的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证）；3.依法判决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按照实际借款金额以年利率6%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后的超付部分的款项105万元；4.反诉的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唐亚楠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佰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180,000元，利息为月利2.5%，借款期限自2014年12月5日起至2015年6月4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违约责任“自借款之日起，按实际金额计算利息，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限内，乙方如果不按期还款，应负以下责任：1.乙方应按月利息2.5%支付给出借方，直至该笔款项执行完毕时止；2.乙方逾期还款应向甲方支付借款额的日1‰作为违约金，直至该笔款项执行完毕时止。”原告及被告唐亚楠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同日，被告唐亚楠向原告赵殿臣出具借条及收条，借条的内容为“今借赵殿臣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180,000元，利息为月利2.5%。”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赵殿臣借款现金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180,000元”。唐亚楠在借条及收条上签字并捺手印。同日，原告赵殿臣在其岳父张亚峰名下（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86）两次分别取款102万元、16万元。2016年7月11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付款账户为62×××18向收款人陈小明名下（账户为62×××33）转账200,000元，该转账打印件下方有被告杨俊东签名及手印。2018年6月11日，原告与被告杨俊东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元整，小写￥250,000元，利息为月利2.5%。借款期限从2018年6月11日起至2018年12月10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违约责任“自借款之日起，按实际金额计算利息，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限内，乙方如果不按期还款，应负以下责任：1.乙方应按月利息2.5%支付给出借方，直至该笔款项执行完毕时止；2.乙方逾期还款应向甲方支付借款额的日1‰作为违约金，直至该笔款项执行完毕时止。”原告及被告杨俊东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同日，案外人孔庆雪在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62×××43）两次取款分别为49,900元、49,900元，被告杨俊东在该两张存取款业务凭单上签名。2018年5月10日，账户为62×××43向案外人陆春玲（账号为62×××05）转账48,753元，被告杨俊东在该转账打印件上签名。2018年6月22日，原告向案外人希嫩布库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账号62×××32）汇款150,000元，同日，案外人希嫩布库在该账户中取款150,000元，被告杨俊东在存取款业务凭单上签名。2018年8月17日、2018年8月23日，账户为62×××77向案外人范小平（账号为62×××49）转账两次，共转账100,000元。经法庭询问，范小平系被告唐亚楠的母亲。2018年9月11日，原告与被告唐亚楠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利息为月利2.5%。借款期限从2018年9月11日起至2019年3月10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违约责任“自借款之日起，按实际金额计算利息，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限内，乙方如果不按期还款，应负以下责任：1.乙方应按月利息2.5%支付给出借方，直至该笔款项执行完毕时止；2.乙方逾期还款应向甲方支付借款额的日1‰作为违约金，直至该笔款项执行完毕时止。”原告及被告唐亚楠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2018年9月11日，账户为62×××77向案外人王艳红（账号为62×××18）转账122,500元，被告唐亚楠在该转账打印件上签名。2018年12月21日，被告唐亚楠、杨俊东签字的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该确认书的内容为“二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和2016年7月11日分别向原告借款120万元和20万元，月利息2.5%。1.2015年1月9日还款20万元，2017年12月14日还款50万元，剩余本金70万元；2.120万元利息从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欠16个月利息，人民币48万元，剩余本金70万元利息从2018年1月至11月，欠11个月利息192,500元；3.2018年5月10日借款5万元、2018年6月11日借款10万元、2018年6月22日借款15万元、2018年8月17日借款5万元、2018年8月23日借款5万元、2018年9月11日借款15万元，其中在15万元内扣除55万元借款利息27,500元（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11月15日）；4.2018年12月21日房主本人将位于开发区××街××号大唐世家D-3-2-101，房屋所有权人唐喜生，房权证ＮＡ××99号出售，还赵殿臣2015年1月9日的剩余欠款本金大写伍拾捌万元整，小写：580,000元，还利息大写：壹拾贰万元整，小写120,000元，此笔欠款本金剩余大写壹拾贰万元整，小写120,000元，利息剩余大写伍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552,500元，本金加利息共计欠款大写陆拾柒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672,500元；5.合计欠款本金670,000元，利息共计欠款552,500元，总计本金加利息欠款为1,222,500元；6.以上所有欠款用3处房产和1辆车作为抵押…………。”2019年7月23日的还款协议书及被告杨俊东、唐亚楠签名的对账还款确认协议记载，案外人张家鑫代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利息300,000元。对账还款确认书内容为“截止2019年7月20日，二被告欠原告本金670,000元，利息为335,000元，总计为1,005,000元。所有欠款用3处房产作为抵押，分别位于龙凤区××大街2-41-3-402，房屋所有权人范小平，房权证ＮＡ××99号、龙凤区龙华路176号湿地福苑D-06-1-201，房屋所有权人为唐亚楠，房权证ＮＡ××76号、方晓1-23-1-4-2房屋所有权人杨春荣，房权证92××**”。另查，被告唐亚楠与被告杨俊系夫妻。二被告共同共有的坐落于龙凤区龙华路176号湿地福苑D-06-1-201房屋于2013年7月1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原告赵殿臣，权利价值为350,000元。庭审中，被告自认2013年9月25日还32,500元，2015年1月24日还32,500元、4月26日还32,500元，2015年5月6日还3万元，5月25日还32,500元、7月11日还32,500元，8月6日还3万元，8月24日还32,500元，以上偿还的利息款对应的本金是2013年6月25日和2013年6月26日两次借款130万元。2015年9月10日被告向赵殿臣龙江银行的账户汇款130万元，赵殿臣向二被告出具收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合同效力如何确认；二、借款本金和利息数额如何确认。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本案中，二被告（反诉原告）称赵殿臣系职业放贷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并提交3份裁判文书（其中2016年1份、2017年2份）用于证明原告（反诉被告）系职业放贷人。本院认为，《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却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是职业放贷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者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从反诉二原告提交的三份裁判文书可知，赵殿臣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自2016年至2020年含本案共4起，且经查询本院的数字法院审判系统，除2017年赵殿臣作为原告提起一件民间借贷案件外，近两年无赵殿臣作为原告或关联原告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本院认为，二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殿臣以民间借贷为业，无法证明赵殿臣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的民间借贷行为。本院对二被告（反诉原告）要求的确认借款合同无效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因此，原告（反诉被告）与二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二被告（反诉原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关于涉案借款本金和利息数额的确定。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诉请的借款是2014年12月5日、2016年7月11日及2018年5月10日至9月11日期间的借款。关于涉案借款本金，2014年12月5日，赵殿臣与唐亚楠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18万元，借期自2014年12月5日起至2015年6月4日止，月利率2.5%。当日，赵殿臣在其岳父张亚峰名下两次取款共计118万元，赵殿臣主张借款除取现的118万元外，还有2万元现金给付被告。经庭审询问，杨俊东认可赵殿臣取款后与其一同将取现的100万元偿还了其欠案外人姜峰的借款，对于其余20万元借款不认可。本院认为，结合2014年12月5日的借款合同、取款凭证及唐亚楠签名的借条、收条可以确认二被告收到借款118万元的事实。关于2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原告未能举示其他证据证实该部分款项的发生，故本院对该2万元借款不予认可。2016年7月11日，赵殿臣通过其外甥女孔庆雪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62×××18）向案外人陈小明（账户62×××33）转款20万元，杨俊东在该转账打印件上签名，二被告（反诉原告）抗辩称未收到该笔借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二被告未依法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其抗辩意见，且结合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可以确认该笔款项已实际发生，故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的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对二被告（反诉原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2018年5月10日至9月11日的借款，原告（反诉被告）主张借款本金为55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抗辩实际收到的借款数额是存取款业务凭单及网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的数额。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且原告（反诉被告）庭审中自认部分借款已预先扣除利息。故本院对二被告（反诉原告）于2018年5月10日至9月11日向赵殿臣借款数额确认如下：2018年5月10日48,750元、2018年6月11日99,800元、2018年6月22日15万元、2018年8月23日5万元、2018年8月17日5万元、2018年9月11日122,500元，合计521,050元。综上，本院确认涉案借款本金总额为1,901,050元（118万元+20万元+521,050元）。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及2019年7月23日对账还款确认书可以确定二被告（反诉原告）已偿还借款本金128万元（具体为2015年1月9日还本金20万元、2017年12月14日还本金50万元，其中20万元是偿还2016年的20万元借款、2018年12月21日还本金58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未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为621,050元。关于二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的以大唐世家房产作价120万元用于偿还赵殿臣借款，其中偿还本金90万元、利息30万元，不再拖欠借款本金的抗辩主张。本院认为，二被告（反诉原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实，但二被告（反诉原告）未能举示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诉请的借款本金数额为621,050元。关于利息，原告（反诉被告）诉称的335,000元利息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以2014年12月5日借款本金1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起至2017年12月止、以偿还2014年12月5日借款本金120万元后的剩余借款本金7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以2018年后的借款本金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起至2019年7月止，上述利息均按年利率30%计算，其中原告（反诉被告）自认二被告已偿还利息合计42万元，现尚欠诉请的335,000元利息未偿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率24%，原告诉请利息的年利率高于24%，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计算的本金基数，上面已论述不再赘述。本院对原告诉称的利息计算如下：以118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起至2017年12月止、以6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以521,05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起至2019年7月止，上述利息均按年利率24%计算，经计算利息为603,326元，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及2019年7月23日对账还款确认书确认二被告（反诉原告）已偿还利息42万元，扣减后二被告（反诉原告）欠付的利息为183,326元。故本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的利息数额为183,326元。另，关于原告（反诉被告）要求二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以67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诉请。本院认为，本院已对涉案借款本金予以确认，故该项诉请的利息本院支持以借款本金621,05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关于二被告（反诉原告）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超付的105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二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家用记账本仅能证明二被告（反诉原告）自2013年9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偿还的利息是2013年6月25日、2013年6月26日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与本案原告（反诉被告）诉请的借款不是同一笔，不足以证实二被告（反诉原告）已超付105万元的反诉请求，故本院对二被告（反诉原告）的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共同共有的坐落于大庆市××龙××湿地福××室房屋为本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因二被告（反诉原告）未按时偿还借款，原告（反诉被告）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故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对该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及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清偿原告欠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二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协助办理解除该房屋抵押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让胡路区方晓楼区1-23-1-402室房屋、龙凤区建安小区2-41-3-302室房屋是否为涉案借款办理了抵押登记。经询问，原告（反诉被告）陈述已将上述两处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但二被告（反诉原告）未能举示证据证明以上述两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存在无效情形，故本院对二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协助办理解除让胡路区方晓楼区1-23-1-402室房屋、龙凤区建安小区2-41-3-302室房屋抵押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借款本金621,050元及利息（以621,05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借款利息183,326元；上述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对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共同共有的位于大庆市××龙××湿地福××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庆房权证龙凤区字第**）享有优先受偿权，如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本息，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借款本息；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05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承担5487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赵殿臣承担157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1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唐亚楠、杨俊东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唐亚楠、杨俊东向赵殿臣借款，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数额、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赵殿臣按照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唐亚楠、杨俊东即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涉案借款合同效力如何确认；二、借款本金和利息数额及还款金额和利息如何确认。关于唐亚楠、杨俊东主张上诉人赵殿臣系职业放贷人，涉案借款合同依法应确认为无效的问题。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3份裁判文书及一审法院查询数字法院审判系统的结果显示，赵殿臣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自2016年至2020年含本案共4起。除2017年赵殿臣作为原告提起一件民间借贷案件外，近两年并无其他被上诉人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却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是职业放贷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者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按照上述规定，无论从时间要件上还是从数量要件上，被上诉人均不符合10次以上向不特定人出借资金的次数要求。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以民间借贷为业，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唐亚楠、杨俊东主张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是否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并未查实的问题。通过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和二审中的法庭调查，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赵殿臣提供的款项来源的合法性，出借的款项是被上诉人自有的财产。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系非法所得。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和利息数额及还款金额和利息如何确认的问题。根据2018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和2019年7月23日双方签订的《对账还款确认协议》，能够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账后所确认的尚欠款项。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家用记账本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无法证实其记账是否真实，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经上诉人记账的款项已经给付被上诉人。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家用记账本证明的问题是2015年1月9日和2015年10月9日偿还的款项，均早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确认尚欠款项，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请无关。同时，2018年12月21日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已实际借给上诉人的款项事实。且上诉人对其不认可的借款款项部分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亦未能举示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偏袒于被上诉人的行为。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唐亚楠、杨俊东主张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的问题。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房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规定，是对职业放贷人的性质进行认定，而唐亚楠、杨俊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赵殿臣系职业放贷人，故一审法院适用该意见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根据2018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明细确认书》和2019年7月23日双方签订的《对账还款确认协议》，能够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账后所确认的尚欠款项，进一步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仅以案外人转账等有关事实认定的问题，归结为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错误，系对适用法律错误这一概念的混淆。故唐亚楠、杨俊东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亚楠、杨俊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44元，由上诉人唐亚楠、杨俊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海陆审判员  赵 楠审判员  王 宣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悦书记员郭瑞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