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民终28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海荣，男，197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X。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华，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国斗，男，197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柘城县*****************，公民身份号码：412************439。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杰，广东飞来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老启荣，广东飞来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潘海荣因与被上诉人高国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802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海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其实是合作纠纷，2012年至2016年9月，上诉人与邓耀林合作生产经营铝锭业务，原在佛山市三水区设厂加工铝锭，后在2015年底转到清远市，并租用鸿泰（清远）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厂房进行生产，对外以与鸿泰公司名义进行经营。2016年10月初至2017年2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邓耀林三方合作，但之后被上诉人全盘控制公司及合伙体，收入收归自己。2017年4月27日，被上诉人串通邓耀林，骗上诉人到鸿泰公司，并安排一班人对上诉人进行非法拘禁长达二天，上诉人于2017年5月2日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但派出所经调查后称是合作纠纷，不予受理，于2017年5月25日才向上诉人出具《报警回执》。至于2017年5月后的相关资料，均由邓耀林提供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拉王亚郁、王保同、赖志文入股，并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将邓耀林踢出合伙体，上述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也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作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另外，一审没有查清《欠条》所写欠款的性质，该《欠条》中明确注明有16万元是上诉人与邓耀林在租厂房时向鸿泰公司支付的押金，且部分欠款是属于2017年3月至4月产生的，如该部分欠款真实，应由合伙体共同承担。王亚郁、王保同向合伙体交付的货物，应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且该二人在2017年5月1日加入合伙体，其二人对合伙体的债权已转化为占合伙体的10%股份。被上诉人主张的货物交付时间都在2016年10月，但该期间是由被上诉人负责合伙体的经营，部分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自己收了货物，不应成为货款的债权人。（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遗漏案件当事人。根据案涉《合伙经营协议》可证，邓耀林、潘炜锋、王亚郁、王保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即使上诉人没有申请追加，一审法院也应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但在上诉人提出申请追加当事人后，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的申请没有任何答复。2、一审未依上诉人的申请进行调查。本案上诉人已提交《报警回执》，证明其因被非法拘禁而向清城区龙塘派出所报警、受胁迫出具《欠条》等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一审法院向清城区龙塘派出所调取相关的调查笔录，但一审法院未予调查，剥夺上诉人举证的权利。3、一审判决审限严重超期。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时间是2017年7月，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一审于2018年1月22日进行开庭审理，直至2019年10月30日才作出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欠条》有效，错误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高国斗答辩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合伙事实，《欠条》是合伙之外买卖的结算，与之后的合伙是无关的，双方进行了结算。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非法拘禁以及其受胁迫写下《欠条》的事实，且上诉人与邓耀林存在利害关系。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高国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潘海荣支付1467872元和利息（从2017年5月2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7年7月20日为9000元；从2017年7月21日起按上述标准计至被告付清为止）给高国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潘海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9日，潘海荣向高国斗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截止到2017年4月29日，本人潘海荣欠高国斗款项1467872元（包含押金160000元，王宝同225792元，王亚郁361827元），上述款项于2017年5月20日前支付到高国斗指定的银行账户……”。根据高国斗提供的称重记录单，其于2016年10月起与潘海荣经营的鸿泰（清远）铝业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在诉讼中，潘海荣提供一份《鸿泰公司租约合同》、《合作经营协议》，拟证明邓耀林与潘海荣以东莞市有限公司的名义承租了鸿泰（清远）铝业有限公司的厂房，交了160000元的押金，高国斗和邓耀林之间是三方合伙关系，涉案的货款不是潘海荣的欠款；提供《合作经营协议书》（2017年2月25日）、《承租方股东合同》（2017年3月2日）和《股东会议》等材料，拟证明高国斗、潘海荣与邓耀林、潘伟锋四人合伙；另提供2017年4月29日手机转账凭证二张、《报案书》一份，拟证明潘海荣在被非法拘禁三天两夜之后，被迫签下欠条；提供2017年5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经营授权书各一份，拟证明高国斗与邓耀林、王保同、王亚郁另行签订一份协议，本案欠款属于其四人的货款；提供一份2017年5月16日的《股东结算书》，拟证明高国斗、潘海荣和邓耀林是合伙关系，不是买卖关系；提供一份2017年5月25日《报警回执》，拟证明其被非法拘禁的事实；提供2017年5月26日《报警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邓耀林的报案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高国斗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欠条》、称重记录单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高国斗与潘海荣双方的买卖关系，潘海荣截至2017年4月29日尚拖欠高国斗货款1467872元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于潘海荣抗辩认为双方为合作关系并非买卖关系的意见，鉴于潘海荣提供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承租方股东合同》、《合伙经营协议》、《股东结算书》等证据大多发生在2017年2月甚至4月之后，与本案产生的买卖事实并没有重合，况且即使双方发生合作关系，亦不能排除之前买卖关系的发生，故此对于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根据潘海荣提供的《报警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等证据，不能证实高国斗存在非法拘禁潘海荣逼迫其签订《欠条》的事实，在上述《欠条》不存在无效或可被撤销的情形下，根据债务应当清偿的原则，对于高国斗要求潘海荣支付欠款1467872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限潘海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高国斗支付欠款1467872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8092元，由潘海荣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其于2017年5月16日向清远市公安局龙塘派出所报警的相应调查笔录，并向本院提交了报警回执存根、《询问笔录》、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称重单和送货单等证据。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由法院核实清远市公安局龙塘派出所案卷材料的真实性，对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称重单、送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佐证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另查明，王保同确认潘海荣在《欠条》出具后已归还25792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潘海荣有无拖欠高国斗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潘海荣于2017年5月16日和17日两次在清远市公安局龙塘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我欠下王保同275792元（我离开办公室前还75792元人民币给王保同，现欠他200000元人民币）、欠王亚郁361827元、欠高国斗880253元’，‘欠下王保同、王亚郁是货款，从2016年8月左右，王保同、王亚郁两人送原材料到我们公司，然后他们运成品锭走，中间产生欠下原材料的差额债务，高国斗的货款和现金从去年10月至今累计170多万，已经归还80多万，还欠880253元人民币’，‘当时接高国斗的现金是我和邓耀林商量好的，然后通过将钱转进的个人账户，我收到钱后将钱拿出来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开支’，‘欠下他们的债务都是公司欠下的’，‘这些钱是我和邓耀林共同欠下的钱’”，由此可知潘海荣确认欠下王保同200000元、王亚郁361827元、高国斗880253元，共计1442080元，与案涉《欠条》内容高度一致（相差25792元），但潘海荣辩称上述欠款为公司或与邓耀林共同欠下，不能由其个人独自承担。在上诉状及二审查询时，潘海荣辩称涉案《欠条》是在受到非法拘禁的情况下非自愿出具的，应当无效。对于潘海荣的上述两点抗辩意见，本院认为，一是潘海荣至今没有提供公安机关就高国斗、王亚郁等人“非法拘禁”行为予以立案侦查的证据材料，且高国斗等人也没有被采取刑事措施并受到刑事处分；二是潘海荣在上述询问笔录中自认在办公室期间是可以打电话与他人联系的，其有将情况通过电话告知其父亲潘燕雄，潘海荣父亲让其报警，潘海荣告诉父亲看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考虑是否报警，后来潘海荣一直都没有报警，潘海荣父亲也没有帮其报警，而公司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办公室，办公室里面也一直有文员在上班。从常理来说，潘海荣如被高国斗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从本能来说应该利用手中的电话立即报警或者委托家属报警，要求公安机关对其予以解救，但潘海荣一直没有报警，却写下案涉《欠条》并分两次转账75792元归还王保同的欠款（从转账时间及《欠条》的内容看，应是先归还50000元后写下《欠条》，之后再归还25792元）。因此，潘海荣抗辩在“非法拘禁”下不自愿出具《欠条》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是潘海荣认为欠款为公司或与邓耀林共同欠下，不能由其个人独自承担，因潘海荣出具《欠条》确认欠款，可承担债务后，根据公司或合伙体内部协议、约定，向其他人要求分担内部债务，承担债务与要求他人分担并不冲突，故对潘海荣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潘海荣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部分上诉请求，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802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二、限潘海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高国斗支付欠款1442080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5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高国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92元和二审受理费18092元，合共36184元，由潘海荣负担34000元，高国斗负担21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春明审 判 员 王 凯审 判 员 黄保长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艳兰书 记 员 朱嘉轩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