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926号原告：何惠珠，女，汉族，1984年4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高新国，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称娣，女，汉族，1983年11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都贤，广东广信君达（清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惠珠诉被告罗称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惠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被告罗称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都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惠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8万元；2、被告归还原告为被告借款而产生的利息3万元；3、被告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28万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至付清款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和被告是多年的好朋友、闺蜜，被告从事平安保险业务，经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原告为了帮助闺蜜，不仅自己购买被告卖的保险还发动亲戚购买保险为被告冲业绩。除此以外，原告还经常借款给被告，从2016年到2018年间，原告以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开通信用卡给被告使用、保险单贷款等多种方式借款给被告，金额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共出借给被告28万元，累计借条共15张。以上借款中，其中一部分是原告为了帮助被告而发生的贷款，被告承诺因此而产生的利息由被告承担。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越来越多，导致自身经济危机，因此多次催被告偿还借款，但是被告一直借故拖延，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也因此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特起诉到法院，望法院判如诉请。被告罗称娣辩称,一、原、被告现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被告此前曾向原告小额借款，除此之外也通过银行、微信等渠道有一定的经济往来，但都没有订立借条。但迄今被告己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归还了原告161079.4元，在2018年9月5日转入的25000元为货款，剩余部分已通过现金归还给原告。被告与原告过往关系较好，基于相互间的感情与信任，自2011年以来有一定的经济往来。被告曾按原告指示，在2017年12月18日原告的叔叔何栋波借出了七万元。此后，何栋波通过自身账户向原告归还了一万元，并在2018年5月至9月，另通过原告尾号为187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归还了六万元；还有三万元是通过被告姐姐向原告归还。结合被告本人的微信转账记录，被告己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归还了原告161079.4元，通过微信为原告转付房租10493元，原告在2018年9月5日转入的25000元为货款，剩余部分已通过现金支付房租、现金转还等方式交给原告。二、原告主张借款本金为28万元的依据为“借条”所记录的金额。但没有一张“欠条”的实际金额能与银行转账、微信转账记录相印证。事实上全部欠条都是基于就同一笔债务出具的。被告此前在处理案外债务问题时，因为希望向案外人争取还款时间，故听从了原告的建议，在2019年一次性与原告一同制作了15张“借条”。原告之后将借条从被告处要走，一直没有归还或销毁。原告在得到借条后，按照“借条”起诉被告，然而其所提交的“借条”与银行、微信转账记录的金额、时间完全不符：借条中2016年10月、12月共借款40000元，但原告在2016年全年仅向被告银行、微信转出了13200，并且在10月、12月根本没有向被告转账；“借条”中2017年l、3、5、7、9、12月共借款135000元，但原告在2017年全年仅向被告银行、微信转出了29020元；“借条”中2018年2、3、5、8、9、11月共借款105000元，但原告在2018年全年却向被告银行、微信转出了194100元。综上所述，即使在时间上放宽以年为统计，在2016、17年原告的各项转账金额也明显低于“借条”的金额，在2018年原告的各项转账金额却又高于“借条”金额。原告在“谈话笔录”中称所谓的“现金”支付，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提现依据，“借条”明显不具备真实性。另外，原告所提供的“借条”时间跨度为2016-2018年，根据原告所称，其经济并不宽裕，但在长达三年期间，被告未有还款的前提下，原告依然连续十余次大额出借，有悖常理。三、原告称其通过平安贷款8万元、百度贷款54700元后借款给了被告。但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银行卡记录，上述款项到账后只有部分转给被告，也没有取现记录，原告有关贷款已借给被告的说法明显与证据矛盾。根据原告的说法，其通过平安贷款8万元、百度贷款54700元后借款给了被告使用。但根据原告的银行卡记录，在2018年10月10日借到平安贷款80000元后，在10月与被告有关的转账只有29500元；在2018年9月5日，百度贷款借到30000元后，与被告有关的转账有25000元，另银行卡没有其他取现记录。综合以上证据，在原告主张的贷款总额134700元中，只有54500元与被告有关，且这54500元已经是原告所称的“银行转账借款”167600元中的一部分。四、被告未使用过原告信用卡进行消费，原告提交的相关消费记录与原告无关。原告称将两张不同的信用卡交给被告使用，但实际上从2016年起双方主要的经济往来早有微信、银行转账的手段。被告没有必要通过信用卡的方式来借款。假设原告所述属实，其中也有不合理之处：原告称被告是“急需用钱”而刷取信用卡款，但根据广发信用卡2018年12月14日消费记录，该笔消费为西餐厅消费，同日浦发信用卡又在“理疗会所”消费数千元，两笔消费明显并非急用。按常理推断，原告应当会有相应询问。但实际上原告当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事后也没有追讨记录，本次诉讼原告仅以自己的信用卡账单主张存在被告应当还款，于理不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为了预防虚假民事诉讼，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有疑点或者产生合理怀疑的，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中，针对借款金额、时间等核心问题，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与说明已有前后矛盾、数目更无法吻合，与实际严重不符，恳请法院予以查明。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主张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支持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何惠珠与被告罗称娣在借款前是关系较好的朋友关系，原告称被告在2016年至2018年间多次向其借款，其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交付、信用卡交被告使用以及网络贷款给被告使用等方式将款项交付给被告，共计交付借款28万元，后由被告出具15张《借条》予以确认，但被告在借款后仅偿还71079.4元后未再支付款项，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原告提交的15张《借条》显示，被告在2016年10月21日至2018年11月28日期间共向原告借款15笔，合计28万元，落款处均有被告的签名和指模。原、被告均确认该15张《借条》是在2019年的某一天一次性书写的，具体时间不记得，借条的内容是由原告所写，落款处被告的签名和指模是被告所写和按捺的。原告称双方对借款总额确定后，因为借款是一笔一笔出借的，所以为了还原事实，原告凭印象要求被告出具多份借条，对每一张借条的金额原告都是估算，借条上所记载的金额并没有对应的款项交付方式。被告在庭审中先称该15张借条是原告以死相逼强迫其出具的，并非其自愿的；后又称当时被告因与案外人有债务纠纷，原告向被告提议可通过制作没有真实发生的借条，来恳请案外人给予被告更多的还款时间，被告当时缺乏法律意识，且与原告也是朋友关系，因此听从了原告建议，此后原告借故将借条从被告处要走。但被告对其前后两次的陈述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借款款项的交付。原告就银行转账的款项提交了其名下农业银行多个账户自2016年2月22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向被告转账的记录以及委托案外人何锦燕于2018年5月29日向被告转账的记录予以证实，共计转账24笔，数额合计167600元；就微信转账的款项提交了2015年12月12日至2019年4月13日期间的微信转账记录，共计转账56笔，数额合计79008.88元，其中2015年12月12日转账500元、2019年1月14日转账300元、2019年4月11日转账100元、2019年4月13日转账200元；就被告刷原告信用卡支取的款项，提交了《信用卡柜面账单查询回单》，显示2018年12月14日、15日分别在清远消费5839元、4838元；就原告借网贷款项交被告使用，原告提交了自行制作的网贷记录、百度有钱花贷款记录、i贷贷款记录；就被告以原告名义保单贷款和信用卡贷款，提交了贷款申请记录、还款计划表以及平安信用卡贷款记录。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银行转账的部分，原告称出借16万元，但其中6万元是案外人何栋波转账至原告的银行卡，再由原告转账给被告的还款，其中，何栋波于2018年5月5日、5月22日、6月24日、7月20日、9月20日分别向原告转账15000元、5000元、30000元、5000元、10000元，何栋波的上述转账与被告所称的欠款金额完全一致，该期间内何栋波与被告几乎没有其他账户往来，只有2018年6月5日何栋波帮原告偿还信用的15000元，该转账记录证明被告所述情况属实；另外，转账的款项中2016年是属于原告向被告购买年货的货款，有相应的出货单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2017-2018年是被告的收入以现金交给原告，再由原告转账给被告的，因当时被告的收入及货款大多为现金，被告将现金存入银行不方便，所以通过现金给原告，再由原告转账交给被告的，因之前的聊天记录已删除，所以没有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我方委托原告现金转存款；对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合租期间发生的转账是属于原告支付的房租，之后的转账是双方的共同生活消费，消费后由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对原告所称以其他方式对被告出借的款项均不认可，原告无法证明该部分款项已实际交付给被告或由被告实际使用。原告就被告的还款情况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在2015年12月6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共向原告转账52笔，合计71079.4元，其中，2015年12月6日还款100元、12月12日还款500元。被告质证称对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原告称尚欠7929.48元，根据被告确认，剩余的欠款是两人见面时以现金的方式归还了。被告就其还款情况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两份银行明细清单证明被告应原告的指示向原告的叔叔何栋波借出7万元，何栋波后向被告还款1万元，剩余6万元还款转入原告账户，由原告向被告转账归还；微信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自2016年9月至2019年3月的房租均由被告转交给房东，房东对此予以确认；送货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其中，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被告于2017年12月18日向何栋波转账7万元；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何栋波于2018年4月19日向被告转账1万元；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收款人和聊天的对方昵称为八姑；送货单显示日期、货品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但并无原、被告的签名。原告质证称，对两份银行转账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向案外人转账与本案无关，应另案处理，也无法证明转账的7万元的性质；对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转账的内容无法证实，房租与本案的借贷纠纷是两种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2018年原告就没有与被告合租房屋，在合租时也是不用缴纳房租的。庭审中，被告确认曾向原告借款3笔款项，2016年6月借款5000元、2017年5月借款8000元、2018年1月借款5000元，3笔借款均已还清，双方均是通过现金交付借款以及归还借款，该3笔借款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没有关联。原告称被告陈述的借款是属于本案主张的借款中的一部分，而且被告也没有归还过，现金借款也不止被告陈述的3笔，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5月29日我有4笔取现，我是取现后在增××沙埔镇现金交付给被告的，另外是2万元转账交付给被告，共计3万元，被告是确认的，所以由此可以证明有现金交付给被告的事实，至于其他的现金交付的情况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居住在清远，原告居住在增城区，通过刷卡地点可以证明信用卡的消费是由被告使用的；网络贷款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被告使用，另外双方之前是有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原告的手机现无法出示相关记录；诉讼请求第2项的利息3万元是依照年利率6%自出具最后一张借条之日2018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诉讼请求第3项是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日止。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果存在，被告尚欠的借款本金是多少？2、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合法有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双方有借贷的合意和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首先，对于借贷的合意，原告提交了15张《借条》予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上述《借条》虽为同一天出具，但双方均确认《借条》的内容为原告所写，落款处的签名为被告所签，故视为《借条》内容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被告先称上述《借条》系原告逼迫下才签订的，后又称其出具《借条》是为了拖延向其他债权人偿还债务。被告的陈述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且被告对上述两种解释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认定《借条》的出具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形，故本院认定上述15张《借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对于实际借款的数额。根据上述15张《借条》显示的落款时间以及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的借款发生的期间，本院认定双方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而对于双方在该期间以外发生的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其款项性质为借款，故对该期间以外的资金往来不作为本案借款处理。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在2016年至2018年间向被告转账共计245508.88元（167600元+79008.88元-500元-300元-100元-200元），该数额并未超过15张《借条》约定的借款总金额28万元。对于原告主张以借用信用卡消费、网络贷款、保单贷款、信用卡贷款、现金等其他方式向被告交付的借款款项，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所涉款项由被告实际使用或款项实际交付给被告，且被告对以上述方式交付的款项亦不予确认，故对于原告主张以上述方式向被告交付的借款，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原告于2016年间交付的款项系向其购买年货支付的货款，2017年-2018年间交付的款项系因被告收入大多为现金，被告将现金存入银行不方便，故将现金交给原告，再由原告转账给被告。但被告提供的送货单并无原、被告的签名确认，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亦无法认定送货单上的款项与案涉借款具有关联性；对于被告主张将现金收入交给原告，再由原告转账给被告的事实，被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被告的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另，被告主张因其与案外人何栋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何栋波将应还给被告的借款转账给原告，再由原告转账归还给被告，该部分款项不应作为本案的借款。但被告对于上述资金往来的经过并未提供除银行流水以外的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与案涉债务具有关联性，故对于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对于被告已还的款项，原告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予以证实。如前所述，原、被告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故对于该期间之前被告向原告的转账不视为被告的还款。因此，被告还款的数额为70479.4元（71079.4元-100元-500元）。对于被告辩称上述款项系双方合租期间的租金以及共同消费后相互的转账，其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175029.48元（245508.88元-70479.4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在15张《借条》中均未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现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视为借款期限已届满，故逾期利息应以尚欠借款本金175029.48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1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原告主张自最后一张《借条》出具之日2018年11月28日起计算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称娣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惠珠偿还借款本金175029.48元及逾期利息（以175029.48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何惠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原告何惠珠负担2590元，被告罗称娣负担33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徐小卓人民陪审员  邹召敏人民陪审员  刘艳霞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朱勇冬汤建成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