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学芳，女，197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利，男，2000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8。法定代理人：马学芳，系殷利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殷某。法定代理人：马学芳，系殷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殷明仁，男，194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荣，女，194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马学芳等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祖保，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学芳等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杨奇，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经营场所广东省惠州市**********。负责人：叶于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龙，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烨烽，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法定代表人：孟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鸿，男，197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130。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道明，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玫芳，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利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乐工业区（厂房）**。法定代表人：郑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鑫衫国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马安镇新乐工业区****右边。法定代表人：陈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负责人：林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湘平，广东惠泰（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旭，广东惠泰（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以下简称“惠城供电局”）因与上诉人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被上诉人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司”）、刘春鸿、惠州市鑫衫国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衫国公司”）、惠州市惠利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利埔公司”）、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乐村委会”）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3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城供电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龙，上诉人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杨奇，被上诉人刘春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玫芳，新乐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湘平、陈英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南方电网公司、惠利埔公司、鑫衫国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城供电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项，改判惠城供电局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依法判决惠城供电局无须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惠城供电局认为原审法院判决惠城供电局承担20%的赔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惠城供电局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惠城供电局不是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对该线路无维护、管理的义务。根据惠城供电局与案外人惠州市新乐鸿利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利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第3条的约定，110kV马安站10kV超能线F10鸿利支线N2号杆接点为产权分界点，分界点电源侧属于惠城供电局的产权范围，而分界点负荷侧就属于用户鸿利公司的产权范围，即从N2号杆起至用户鸿利公司的专用变压器的所有电力设备、线路，均属用鸿利公司产权。双方按产权归属各自承担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责任。而本案的触电地点正是位于鸿利支线N2号杆至N3号杆之间的线路，即自N2号杆起至用户鸿利公司的专用变压器之间的线路。显然，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属于案外人鸿利公司，惠城供电局并不是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对此事实，一审法院已经在审理过程予以查明。二、惠城供电局不是涉案电力线路的经营者，对涉案电力线路无维护、管理的义务。（一）《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中的“经营者”应当结合产权情况来认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解释，高压电造成损害的，作为责任主体的经营者则依具体情况而定。因为电必须有一定的载体才能存在，高电压对周围环境的危害是以电的载体衡量的。高电压的载体应当包括高电压变压器、高电压电力线路、高电压电力设备等。从过程上看，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环节必须以一个网络联系起来，并且同时进行。而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一般情况下分属不同主体。如果是在发电企业内的高压设备造成损害的，作为责任主体的“经营者”就是发电企业。如果是高压输电线路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就是输电企业，在我国主要是电网公司。如果是在用户产权范围内的高压电力设备造成损害的，该用户就是“经营者”。就本案而言，电能在经过产权分界点之后，该部分电能的经营者就应当是案外人鸿利公司，而非惠城供电局。一审法院在对涉案电力线路“经营者”的认定上，未结合“产权分界点”这一相关电力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重要概念来认定“经营者”，而是简单、粗暴地一刀切，错误认为只要是高压线路、高压电，供电企业就是“经营者”，就必须对所有的高压线路、电力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显然违背了《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电力法律法规的规定。（二）从所有权转移的角度来看，电能交付后，电能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安全风险的责任也一并转移。用户对交付后的电能具有直接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本案中，惠城供电局与案外人鸿利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用电地址位于新乐工业区的用户厂房内，且双方也己对涉案电力设施的产权作了划分。因此，供、用电双方是以供、受电设施即鸿利支线N2号杆作为双方电能交易的交割点和交付地的。当惠城供电局通过产权分界点完成电能的交付时，惠城供电局就不再拥有电能的所有权，电能的所有权已经从惠城供电局转移到用户即鸿利公司所有的电力设施，由用户鸿利公司公司管理、使用，用于其生产、生活并直接产生收益。因此，鸿利公司对产权分界点后的电力具有直接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结合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惠城供电局在产权分界点处已完成了电能的交付，该部分电能的所有权已转移给用户，安全风险的责任也一并转移，故惠城供电局对产权分界点后的所有电力设施、电能不具有任何经营权和收益权，因此，惠城供电局并非涉案电力线路的经营者。三、一审判决以惠城供电局“从电力生产营运中获得利润”为由，武断地认定惠城供电局为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者，“对涉案高压线路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依法无据。l.如上所述，惠城供电局并非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者，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的规定，上诉人对涉案电力线路不具有维护和管理的义务和责任。2.一审法院已然查明案外人鸿利公司为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负有管理、维护和监管职责。但同时却又认定惠城供电局也是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者，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显然是自相矛盾，是为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判决以惠城供电局“从电力生产营运中获得利润”为由，判令惠城供电局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法无据，违背了公平原则。《广东省供用电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供电设施、受电设施的日常维护、安全责任，由其产权人承担。”《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惠城供电局既非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者，对涉案电力线路也不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因此，惠城供电局对本案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而一审判决却以惠城供电局“从电力生产营运中获得利润”为由，判令惠城供电局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显然是依法无据，违背了公平原则，加重了惠城供电局的责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涉电的损害，就要供电企业承担责任，势必加重了供电企业的经营责任和经营成本，最大限度地制约了我国电力供应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变相地加重了电力消费者的负担，同时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综上所述，惠城供电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惠城供电局是涉案电力线路的经营者，对涉案线路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是为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惠城供电局承担20％的赔偿责任依法无据。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书判决事项，并依法改判支持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庭对主要事实没有查明，致使判决有误，明显不公，且明显欲盖弥彰，转嫁风险责任主体，将电力公司责任故意转嫁所谓的主体未年检存在瑕疵的曾经的民营用电现己空壳的企业，有故意偏袒电网公司（惠城供电局）之嫌。一、关于谁是涉案高压线路设施的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是否承担过错责任，还是管理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不清。1.案外人惠州市新乐鸿利制衣有限公司（下称“鸿利公司”）并非涉案高压线真正的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首先，鸿利公司与惠城供电局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是使用电合同，不是产权、管理等分界合同，且根据合同主体具有相对性不能约束合同外主体，《供用电合同》的效力仅能约束鸿利公司和惠城供电局。其次，《供用电合同》是否依然有效存疑。鸿利公司作为供用电合同使用的一方，其工商信息显示其从2016年至今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工商年检，被工商局列入企业异常名录，实际已成空壳公司，符合吊销企业执照的情形。关键是鸿利公司早已不是《供用电合同》中使用的一方，且未在案发地办公、使用该电力设备等。该供用电合同签订于2006年，年代久远，至今已经超过13年。惠城供电局在鸿利公司已成空壳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履行供用电合同?与谁进行合同的履行，日常高压设备维护检查与谁联系，用电费用是谁缴纳，惠城供电局在庭审中确认涉案高压线路的管理人实际是鑫衫国公司。电费也是鑫衫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缴纳。其提交的2018年和2019年《广东电网公司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中的客户收到通知签名处签署“陈某1”，即鑫衫国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一审判决中，该公司却未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一味强调一个主体资格存在瑕疵的鸿利公司应承担责任呢，难道就是因为原告放弃追加鸿利公司为被告吗，原告认为侵权主体主要责任者系南方电网及惠州供电局，且鸿利公司因多年年检，工商信息显示经营异常，且案发时未在案发现场办公使用或管理电力设备等，放弃追加是原告权利，且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这一切却成了一审判决明显偏袒侵权主体责任的理由吗，法庭要求惠城供电局提供涉案高压设备交接手续、缴费单、转账交付记录、以及提交权属交接、使用人、管理人的证明材料。然而惠城供电局并未依照法庭要求提交证据材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后，《供用电合同》仅仅证明供用电使用合同，而并非公用电设施产权、管理使用等分界合同，且种种证据指向，《供用电合同》早己失效。在2018年和2019年广东电网公司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中，又是鑫衫国公司法人代表人陈某1签署，但一审法院却认定案外人鸿利公司系涉案高压线真正的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其认定的依据在哪，还是欲盖弥彰故意转嫁责任主体呢。2.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就是惠城供电局。如前文分析，《供用电合同》即不能约束合同外主体，又已经实际失效的情况下，供电局就是触电事故高压线产权人。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户使用的电力、电量，以计量检定机构依法认可的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为准。用电计量装置，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本案触电事故发生点是进入用电计量装置前的输送电线，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足以认定该触电事故高压输送线产权属于惠城供电局。3.涉案高压线路的管理人是惠城供电局。前文已经分析，案外人鸿利公司不是线路产权人和管理人。故涉案高压线路的管理人要么是惠城供电局，要么是鑫衫国公司，或者两者都有管理义务。惠城供电局在庭审中表述实际管理人是鑫衫国公司，然而并没有提供其他相应证据充分证明。其产权及管理人就是惠城供电局，免除惠城供电局的管理义务，就是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惠城供电局负有管理系辖区内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惠城供电局提供的证据（2018年和2019年广东电网公司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显示，惠城供电局在2018年4月及2019年4月的用电检查过程中，均没有对在高压线下搭建棚屋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放任危险隐患的持续存在。明显的怠于履行作为产权人、经营者、管理人的责任。故惠城供电局作为触电高压线设备的产权人、经营者、管理方，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且承担无过错责任。4.鑫衫国公司是涉案线路的实际使用人、次要管理人。根据惠城供电局的陈述，鑫衫国公司是涉案线路实际管理人。鑫衫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8年和2019年《广东电网公司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中的客户收到通知签名处签署“陈某1”，证明鑫衫国公司是承担一定的高压线管理义务，而且是实际用电的并实际有在新乐工业区内生产、工作，对高压线下搭建棚屋的违法行为必然知晓，然而却放任不管，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5.新乐村委应当履行一部分管理职责。新乐村委系新乐工业区的所有权人，即使将工业区出租给他人使用，作为出租方，依然应当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而不能，也不可能对工业区的事务不闻不问，应当对在高压线下搭建棚屋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而不是放任危险隐患的持续存在。即使是疏于管理，也应当对此承担责任。6.刘春鸿明知简易棚上有高压线，却依然在简易棚屋里从事经营收购废品，对上诉人亲人死亡有不可推卸责任，其理应承担侵权责任。7.惠利埔公司案发时在案发现场工业区从事经营，使用电力，且未对刘春鸿高压线下从事废品收购予以制止，对上诉人亲人死亡亦有不可推卸责任，理应承担侵权责任。二、受害人殷华友本人承担40％过错比例，明显过高，有失公平。一审法庭在事实认定中认为“死者殷华友爬到货车顶部拆卸帆布，在拆卸支撑帆布的钢管时，钢管触碰到货车上方的高压线，导致死者殷华友和另外两名搬运工触电倒地的事故”，该认定并非客观事实。事发现场并没有监控录像，殷华友系触电死亡，但至于是如何导致触电，并无法还原事实。一审法庭却将事故发生言之凿凿，该事实认定明显有误。在事故如何发生无法明确查明的情况下，让受害人殷华友承担40％的过程，明显不公，也不人道。三、一审认定事实与判决相互矛盾。一审判决书第16页第2行，惠城供电局辩称其不是事故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者，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第5行案外人鸿利公司作为该高压线路设施的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对该高压线路设施有管理、维护和监管职责，应确保其事实的安全。既然惠城供电局辩称其不是事故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者抗辩理由不成立，现又论述鸿利公司是该高压线路设施的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难道一物二主，还是欲盖弥彰故意转移责任主体呢，其认定与判决事项严重不一。四、南方电网公司与惠城供电局何种关系，是否应承担责任，却未有一字论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遵守法律，尊重法律威严，但南方电网公司至始至终稳坐泰山，对诉讼一字不回应，一审判决也一字不叙述，难道对电老虎都如此畏惧吗。惠城供电局辩称，一、惠城供电局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五被答辩人上诉称惠城供电局系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和管理人与事实相悖。1.惠城供电局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惠城供电局与案外人鸿利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对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作了明确的界定，该合同第3条约定：“110kV马安站10kV超能线F10鸿利支线N2号杆接点为产权分界点，分界点电源侧属于惠城供电局的产权范围，而分界点负荷侧属于鸿利公司的产权范围，即从N2号杆起至专用变压器以及专用变压器之后的所有电力设备、线路，均属鸿利公司的产权。双方按产权归属各自承担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责任。”而本案的触电点正是位于鸿利支线N2号杆至N3号杆之间的线路，即自N2号杆起至鸿利公司的专用变压器之间的线路。显然，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属于案外人鸿利公司，惠城供电局并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五答辩人上诉称“《供用电合同》是使用电合同，不是产权、管理等分界合同”。这一主张是完全错误的。诚然，《供用电合同》是电力供用合同，但合同同时也就电力设施的产权问题作了明确的约定，因此，《供用电合同》也是电力设施产权界定的唯一依据，而不能以用电计量装置的安装点为依据界定产权。被答辩人以用电计量装置只能装在产权分界处为由，从而主张用电计量装置前的线路产权属于答辩人，显然也是错误的，是对电力法律法规的片面理解。《供电营业规则》第七十四条规定：“用电计量装置原则上应装在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如产权分界处不适宜装表的，对专线供电的高压用户，可在供电变压器出口装表计量”。本案中，案外人鸿利公司用电计量装置正是根据以上规定安装的，但这并不改变电力设施的产权分界点。此外，答辩人与案外人鸿利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影响对涉案高压线路产权的认定，况至今为止该《供用电合同》并没有被认定为无效。2.惠城供电局也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管理人。基于以上事实证明，惠城供电局并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根据《广东省供用电条例》第十七条关于“供电设施、受电设施的日常维护、安全责任，由其产权人承担”之规定，惠城供电局也不是案涉高压线路的管理人和维护人，对案涉高压线路没有运行维护和日常管理的义务。二、惠城供电局对案涉行政区域内的电力供应与使用没有监督管理的权利，因此也不负监督管理的责任。《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电力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实业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实业的监督管理”。惠城供电局只是一个供电企业，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惠城供电局对案涉行政区域内的电力供应与使用没有监督管理的权利，因此也不负监督管理的责任，被答辩人称“惠城供电局负有管理辖区内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无据。三、惠城供电局不是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对案涉高压供电线路不负管理和维护义务。原审判决认定惠城供电局“对涉案高压供电线路的供电具有经营权、收益权，同时依法对高压供电线路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是为认定事实不清。1.高压电对周围环境的危害是以点的载体衡量的，因此，从事高压电的“经营者”，应当结合高压供电载体的产权情况来认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解释，高压电造成损害的，作为责任主体的经营者则依具体情况而定。因为电必须有一定的载体才能存在，高压电对周围环境的危害是以点的载体衡量的。高压电的载体应当包括高电压变压器、高电压电力线路、高电压电力设备等。从过程上看，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必须以一个网络联系起来，并且同时进行，而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一般情况下分属不同主体。如果是在发电企业内的高压设备造成损害的，作为责任主体的“经营者”就是发电企业。如果是高压输电线路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就是输电企业，在我国主要是电网公司。如果是在用户产权范围内的高压电力设备造成损害的，该用户就是“经营者”。本案中，造成损害的高压电力设备是在案外人惠州新乐鸿利制衣有限公司的产权范围内，显然，惠城供电局并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经营者。2.从所有权转移的角度来看，电能交付后，电能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安全风险的责任也一并转移。《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惠城供电局作为电力供应者，是以供、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点作为双方电能交易的交割点和交付地的，当惠城供电局通过产权分界点完成电能的交付时，惠城供电局就不再拥有该电能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该电能的所有权即从惠城供电局转移到用户即案外人鸿利公司，通过该公司所有的电力设施，由该公司进行管理和使用、收益，安全风险也就由该公司承担。《广东省供用电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约定“用户应当依法加强用电安全管理，使用符合标准的用电设备，并对用电设备进行检查、检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重要电力用户和受电装置电压等级为十千伏及以上非居民用户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建立用电安全管理制度、受电工程档案和设备技术档案，落实用电安全责任制；（二）制定用电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协助用电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三）依法配备取得相应资质的电工：（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惠城供电局“对涉案高压供电线路的供电具有经营权、收益权，同时依法对高压供电线路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是错误的，是对事实的认定不清。综上所述，惠城供电局不是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对涉案高压线路没有维护、管理及安全保障的义务。五被答辩人上诉称惠城供电局系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和管理人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以惠城供电局作为供电企业就必须对所有输电线路承担维护管理和安全责任为由，判决惠城供电局应承担20%的法律责任是错误的，违背了公平原则，人为加重了惠城供电局的责任。刘春鸿辩称，一、关于殷华友死亡原因及经过，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刘春鸿从事倒卖废品，殷华友是职业货车司机。刘春鸿联系司机殷华友拉废品，刘春鸿要求运输的废品体积较小，并不需要拆卸帆布，刘春鸿也从未要求殷华友拆卸帆布。刘春鸿另外聘请了工人搬运废品，殷华友作为承运人只需开车将废品搬运到另一个指定地点。殷华友在工人搬运废品的时候爬到货车顶部拆卸帆布，在拆卸帆布的钢管时，钢管触到货车上方的高压线，导致殷华友死亡和另外两个搬运工触电的事故。一审判决根据被答辩人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关于殷华友死亡原因及经过认定事实清楚。二、殷华友对其死亡具有主要过错，一审判决认定殷华友承担40％、刘春鸿承担10％的责任适当。如上所述，殷华友死亡的直接原因：几个搬运工在搬运废品，殷华友在现场没有事做，爬上车厢顶上收车上的帆布，整理车厢顶的钢管时，钢管举的太高触碰到车厢顶上的高压线而触电。殷华友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在刘春鸿要求的工作范围外自行爬到货车顶上收帆布，对自身死亡具有主要过错。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殷华友承担40％的责任适当。刘春鸿与殷华友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关系，刘春鸿联系殷华友拉废品，殷华友作为承运人仅为刘春鸿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刘春鸿作为托运人向殷华友支付运输费用。殷华友并不需要搬运货物，刘春鸿要求运输的废晶体积较小，不需要拆卸车厢顶上的帆布。一审判决认定刘春鸿承担10％的责任适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分配比例适当，应驳回被答辩人对刘春鸿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新乐村委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认定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经一审审理查明，新乐村委会不是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经营者，答辩人没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新乐村委会对被答辩人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以及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所以，新乐村委会不是高压电线设施的产权人、经营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新乐村委会虽是新乐工业区的所有人，但是新乐村委会已将该工业区出租给他人使用，对厂区的所有事务包括高压电线设施没有维修和管理的义务。被答辩人请求新乐村委会承担责任的原因在于认为“新乐村委会应当履行一部分管理职责”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是触电人身损害纠纷，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新乐村委会不是侵权方，不是雇佣方，也不是工业厂区实际的使用人，更不是高压电线的产权人和经营者。新乐村委会将厂区出租给他人后，不再对该厂区的有现场管理和使用的权利和义务。三、在本案中，被害人的触电身亡并非是被厂区内用电导致，而是由中国南方电网架设的高压电线导致，该高压电线只是通过厂区上空，厂区的使用人也无需对通过厂区上空的高压电线维修、管理。工业厂区虽是实际用电方，但厂区实际用电需经厂区内的变压器对高压电转换为工业用电，而被害人触电并非由转换后的厂区内用电导致。所以，即使是厂区实际使用方也无需对厂区上空的高压电线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四、被害人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工作范围以外自行爬到货车车顶并举起铁质横梁导致自己触电身亡，其对自己死亡后果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害人受刘春鸿雇佣前往厂区拉货，但其只是作为一名货车司机的身份开车前往厂区，不需要其搬东西或做了开车以外的其他工作。被害人将货车停在高压电线的正下方，使货车车顶与高压电线距离缩短。但如果只是在此种情况并不会造成被害人损害，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害人在明知货车车顶与高压线相距距离甚短的情况下，自行爬上车顶收帆布并整理车厢顶的铁质横梁，甚至还将铁质后横梁举起来，最后触碰到车顶上方的高压线导致其触电身亡。被害人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但其并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合理注意义务，将自己置于高压电线下的危险之中，最终导致其死亡后果发生，其对自己死亡后果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所述，新乐村委会在本案中既不是高压电线设施的产权人、经营者，也不是厂区的管理人，不是被害人的雇佣方，与被害人不存在任何关联性。所以，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以及被答辩人请求的赔偿损失与新乐村委会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需对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南方电网公司、惠利埔公司、鑫衫国公司未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意见，不影响本院审理。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南方电网公司、惠城供电局、刘春鸿、惠利埔公司、鑫衫国公司、新乐村委会支付原告因殷华友触电死亡产生的医疗费、安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交通费等共计1436697.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南方电网公司、惠城供电局、刘春鸿、惠利埔公司、鑫衫国公司、新乐村委会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5月27日下午15时左右，死者殷华友应刘春鸿的要求到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乐工业区鑫衫国公司内的一个工棚里面拉废品，之后死者殷华友驾驶着粤L*****号红色解放牌大货车到指定地点，刘春鸿另外聘请了工人搬运废品上车，在工人搬运废品的时候，死者殷华友爬到货车顶部拆卸帆布，在拆卸支撑帆布的钢管时，钢管触碰到货车上方的高压线，导致死者殷华友和另外两名搬运工触电倒地的的事故；事故发生后，死者殷华友被送往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花费医疗费3960.4元。案涉高压线的产权人系鸿利公司，由惠城供电局提供电力。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由息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居住证明、不动产权证明，拟证明死者殷华友生前在惠州稳定居住和工作，各原告与死者殷华友是家属关系，其与死者一同在惠州生活，本案的赔偿应当按照惠州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支付赔偿款286739元；二、刘春鸿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支付赔偿款143369.5元；三、驳回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684元（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申请缓交），由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自行负担5378元，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承担1537元。由刘春鸿承担76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除案涉高压线产权人系惠州市新乐鸿利制衣有限公司有误之外，其余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惠城供电局工商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惠城供电局提交2004年4月20日《供用电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合同约定案涉高压线产权人为鸿利公司。二审庭审中，各方确认触电事故发生时，案涉高压电的实际用户为被上诉人鑫衫国公司。经查阅卷宗，上诉人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提交的《新乐工业区拉货司机触电死亡情况》载明，死者殷华友爬上车厢顶收起在该车厢顶上的绿色帆布，被高压电电击。2019年5月28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蔡正山陈述：货车司机爬上货车顶部将帆布拆好，接着又沿外围的边缘走过去拆支撑帆布的钢管，没一会，司机就跟钢管从车尾摔倒地上。《病历》载明，2019年5月27日据现场目击者代诉：患者在货车上作业，不慎将金属棒碰至电线杆上的高压线，当即出现晕厥。案发现场照片显示，粤L*****号车辆停放在高压线正下方。高压线旁电线柱张贴有“禁止攀登高压危险”警示标牌。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各方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比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上诉人惠城供电局一审主张2004年4月20日《供用电合同》约定案涉高压线产权人为鸿利公司，经二审查明案涉触电事故发生时，案涉高压电的实际用户为被上诉人鑫衫国公司，变更了合同相对方，并未对高压线产权进行约定，上诉人惠城供电局作为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管理者，需对损害予以赔偿，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比例，在于受害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过失程度的大小。众所周知，水能导电。本案中，受害人殷华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金属触碰高压电线会导致人身损害，其在作业过程中，选择将车辆停放在高压线正下方，应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受害人殷华友爬上货车顶部，拆卸帆布及支撑帆布的钢管，因疏忽大意，未能注意保持金属钢管与高压电线的安全距离，最终导致金属钢管触碰高压电缆，发生触电事故，该作业过程由受害人殷华友自行决定，而不是受其他主体指派，故对其触电死亡具有重大过失，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惠城供电局作为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和经营管理者，对高压输电线路具有监管义务，从案发现场照片相比较，事故发生时，高压线旁电线柱张贴有“禁止攀登高压危险”警示标牌，高压线的设置高度符合标准规范，故一审判令上诉人惠城供电局承担20%的责任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惠城供电局属于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如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上诉人惠城供电局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可另行向其开办单位主张权利。经二审查明，案涉高压电的实际用户为被上诉人鑫衫国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允许被上诉人刘春鸿在高压线旁区域搭建工棚，受害人殷华友进入该区域作业，爬上自有车辆发生触电损害，与本案事故发生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故应承担10%的责任。至于其余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一审判决已经详尽说理，本院予以认可，具体理由一致，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38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388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惠州市鑫衫国服饰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支付赔偿款143369.5元；四、驳回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84元（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申请缓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68元，共计23052元，由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负担11526元、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负担9220.8元，由刘春鸿负担768.4元，由惠州市鑫衫国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536.8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马学芳、殷利、殷某1、殷明仁、张新荣、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刘春鸿和惠州市鑫衫国服饰有限公司应分别向一审法院交纳3824元、1536.8元、768.4元和1536.8元，如逾期不交，由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弘扬书 记 员  钟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