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10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科技路**金桥国际广场。负责人：江泽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聿翀，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少华，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法定代表人：彭胜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聿翀，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少华，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凤阳路中州世纪广场**div>负责人：江泽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聿翀，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少华，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冬宇。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凌宏，陕西海普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陕西海普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西安分公司）、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合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冬宇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6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信西安分公司、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聿翀、卫少华，被上诉人孙冬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凌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信公司西安分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七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五项，改判驳回孙冬宇对国信西安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孙冬宇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国信合肥分公司与孙冬宇签订了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均未与孙冬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认定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孙冬宇提供的个人收入证明是孙冬宇找朋友帮忙出具，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一审鉴定机构的鉴定方式错误，鉴定结论无法反映真实的笔迹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孙冬宇所从事的西安高新万达项目并非国信西安分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而是国信公司承揽的项目，故国信西安分公司不是孙冬宇的用人单位，一审法院认定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一审法院判决国信西安分公司承担作为孙冬宇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国信公司及国信合肥分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七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五、六项，改判驳回孙冬宇要求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对国信西安分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孙冬宇负担。事实及理由：1.孙冬宇起诉将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列为被告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与国信西安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均未与孙冬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国信合肥分公司与孙冬宇签订有劳动合同，孙冬宇拿着合肥的社保卡、国信合肥分公司发的工资、享受国信合肥分公司的旅游等各种福利，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始终未提出异议，孙冬宇诉称其系国信西安分公司员工，与事实和常理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需连带支付未签订书面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72559.74元、工资3912.52元、加班工资及加班餐补621.0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5968.9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国信合肥分公司上诉还认为本案鉴定机构的鉴定方式错误，鉴定结论无法反映真实的笔迹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孙冬宇针对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的上诉，共同答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分公司无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总公司承担，故国信公司为本案适格诉讼当事人。因国信西安分公司在劳动仲裁中主张与孙冬宇存在劳动关系的是国信合肥分公司，并提供了伪造的国信合肥分公司劳动合同、国信合肥分公司为申请人缴纳社保等证据，且国信合肥分公司亦向孙冬宇支付部分款项，属于借用银行账户行为，故国信合肥分公司是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均为本案适格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本案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非是国信合肥分公司与孙冬宇存在劳动关系。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分解发放工资、代缴社保、提供伪证，以达到偷漏税并阻止劳动者主张权益等非法目的。3.国信西安分公司不依法与孙冬宇签订劳动合同，强行要求孙冬宇与国信合肥分公司续签并伪造上年度劳动合同，否则前去外省办理离职手续，在孙冬宇拒绝后即通过恶言辱骂，不让孙冬宇正常工作、不发放工资、不发放加班费及加班餐补等行为，强迫孙冬宇离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依法应向孙冬宇支付一审判决认定的各项金额。4.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在一审中对鉴定报告未提出异议，也未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意见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冬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信西安分公司为孙冬宇出具离职证明；2.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支付2018年5月21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拖欠的工资人民币9169.09元；3.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支付加班工资及加班餐补621.04元；4.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支付2018年6月21日至2019年5月2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差额87828.94元；5.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支付经济补偿11976.67元；6.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5968.90元；7.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就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8.本案诉讼费用由国信西安分公司、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孙冬宇经国信西安分公司负责人江泽升面试，于2018年5月21日进入“西安高新万达项目”工作，工作地点为万达公司成本部。主要工作内容为西安区域项目的造价咨询工作。工资为“6000-8000元/月"。2019年6月5日，国信合肥分公司向孙冬宇发送电子邮件，该邮件载明“因你的劳动合同将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公司（西安综合部负责人）于2019年5月30日微信发送您劳动合同续签通知书一直未收到反馈，如您本人同意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请在通知单上签字确认并于2019年6月6日下班前发送至人事部;如您放弃劳动合同续签请通知，请2019年6月6日下班前到人事部按公司规定办理离职手续”。后孙冬宇于2019年6月17日离职。在此工作期间三公司均未与孙冬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另查明，孙冬宇提交了工作群截屏，该截屏显示2018年7月13日，国信西安分公司建立工作群，在群里安排“西安高新万达项目”相关工作，孙冬宇为该工作群成员；孙冬宇提交了“北京国信造价咨询管理系统”截屏，该系统“西安咨询服务部”项下“劳动关系管理-人员资质”一栏显示，孙冬宇所在部门为“西安咨询服务部”，合同关系为国信西安分公司，岗位为“预算员"，“办公门户”项下“项目内预算报销申请”显示孙冬宇曾于2019年4月针对“西安万达高新9-2、9-4、6地块”相关报销单进行了报销。2018年12月7日，国信西安分公司曾出具个人收入证明，载明孙冬宇为其公司正式员工，近一年月均工资为8580元。另，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7日，孙冬宇工资分别由国信合肥分公司、国信公司等进行发放，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6596.34元。经孙冬宇签字的“万达•西安one项目6块地”结算单、审定单、咨询公司签章为国信公司；三公司提交的西安高新万达广场造价咨询服务合同亦显示咨询人为国信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孙冬宇经国信西安分公司负责人面试，在“西安高新万达项目”工作，其提供的工作群记录、办公系统、个人收入证明均显示其为国信西安分公司员工，且三公司提交的国信合肥分公司与孙冬宇的劳动合同经鉴定并非孙冬宇签字，故应当认定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公司关于孙冬宇与国信合肥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辩解，依法不予采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并未就劳动报酬作出具体约定，仅约定工资为“6000-8000元/月”，但根据孙冬宇的工资发放记录，能够证明孙冬宇2019年4、5、6月份的月平均工资确实相较前季度有明显降低，且三公司对孙冬宇提供工资流水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其应当支付孙冬宇工资3912.52元。至于孙冬宇主张因国信西安分公司因劳务费形式发放使其产生多交个税，要求支付该部分工资的问题，扣除仅为公司的代扣义务，故对此不予支持。孙冬宇主张的加班费及餐补共计621.04元，三公司表示认可，予以支持。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国信西安分公司并未与孙冬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劳动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即72559.74元。关于孙冬宇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孙冬宇于2018年5月21日入职，至2019年5月20日已满一年，期间国信西安分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自2019年5月21日起视为已与孙冬宇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6月5日虽以国信合肥分公司名义要求续签，但国信西安分公司与该公司为独立的用工主体，孙冬宇未按要求与国信合肥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国信西安分公司遂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向孙冬宇支付经济赔偿金15968.90元。对于孙冬宇请求的经济补偿11976.67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中，现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孙冬宇要求国信西安分公司为其出具离职证明书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国信西安分公司应当在十五日内为孙冬宇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关于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是否应就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的问题。国信西安分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均隶属于国信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虽有独立用工资格，但国信公司、国信西安分公司就孙冬宇在职期间所从事的工作明显存在用工混同，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内容，国信公司应当就国信西安分公司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国信合肥分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孙冬宇发放工资的行为视为借用银行账户的行为，应当与国信西安分公司就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孙冬宇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二、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冬宇工资3912.52元；三、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冬宇加班工资及加班餐补621.04元；四、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冬宇2018年6月21日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2559.74元；五、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冬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68.9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六、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就上述二、三、四、五项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七、驳回孙冬宇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鉴定费1440元，由国信西安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三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报销单10份，以证明报销单上孙冬宇的签字与孙冬宇和国信合肥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上的签字笔迹相同，一审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国信合肥分公司与孙冬宇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且合法有效；证据2、国信西安分公司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人员名单，以证明国信西安分公司以自己名义独立招聘员工，缴纳社保、发放工资，不存在借用国信合肥分公司名义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的行为，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孙冬宇享受国信合肥分公司待遇、社保、福利，与国信合肥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审中，三上诉人并申请证人徐某（国信现分公司土建主管）、牛某出庭作证，证人徐某证明2018年他和孙冬宇都参加了西安万达项目，《个人收入证明》是孙冬宇以在西安买房贷款为由找其帮忙出具，该证明上徐某的签字是他人代签。证人牛某证明孙冬宇入职国信合肥分公司，孙冬宇入职时由牛某招聘并办理入职手续，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孙冬宇与国信合肥分公司具有劳动关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孙冬宇质证意见为：1.三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证据1的10份报销单中仅2018年9月17日、11月19日、2019年4月24日共四份报销单是孙冬宇本人签字，该四份报销单的报销部门是“西安咨询部”，可以证明国信西安分公司与孙冬宇存在劳动关系，其余报销单上的签字不是孙冬宇的签字。且报销单与《劳动合同》无任何关联性，《劳动合同》上孙冬宇的签名经鉴定证明系伪造，因此，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3.孙冬宇已于2019年6月17日离职，三上诉人出具的2019年12月3日的社保情况与孙冬宇无关，且未提供原件进行核对，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无法核实真伪。社保缴纳情况中郭娟、盛洁鑫为孙冬宇直管领导和向孙冬宇发送续签合同通知的国信西安分公司员工，可以证明孙冬宇与西安分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因此，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4.证人徐某、牛某分别为国信西安分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员工，受国信公司直接领导，其工资报酬由国信公司发放，与三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中不利孙冬宇的部分证明效力弱。证人徐某同样存在被分解发放工资的情况，与孙冬宇主张一致。牛某证言所陈述的《劳动合同》已被鉴定为伪造，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牛某的证言证明社保卡、医保卡等均未实际向孙冬宇发放存在矛盾，两名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弱。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及法庭调查，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三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第一组证据报销单明显由多人笔迹书写，且与国信合肥公司和孙冬宇签订《劳动合同》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实国信合肥分公司与孙冬宇的《劳动合同》真实、有效。三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社保缴纳情况出具时间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与本案无关。两名证人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与上诉人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该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因此，三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与本案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依法不予采信。另，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归纳双方辩诉意见，本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孙冬宇与国信西安分公司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国信西安分公司应否向孙冬宇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支付欠发工资及欠发工资数额如何认定；（三）是否支付加班工资及加班餐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四）国信公司和国信合肥分公司应否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五）一审法院追加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为本案被告是否属于审判程序违法，本案鉴定程序是否违法，该鉴定结论是否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国信西安分公司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依法成立的公司分支机构，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工商公示信息显示江泽升自国信西安分公司成立（2017年10月25日）即为国信西安分公司负责人，在本案一审中江泽升作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对该基本事实予以认可。江泽升作为国信西安分公司负责人，在2018年5月招聘孙冬宇进行面试并进入西安高新万达项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结合招聘短信、国信西安分公司的考勤记录、工资单、国信西安分公司的电子办公管理系统截图以及工作任务分配、《个人收入证明》等证据，可以认定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发布招聘信息、进行面试，并在与孙冬宇建立劳动关系后按照其规章制度对孙冬宇进行管理并安排劳动任务等，故应认定国信西安分公司与孙冬宇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三上诉人关于孙冬宇与国信合肥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国信西安分公司与孙冬宇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6月17日终止，应依法向孙冬宇出具离职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双方对孙冬宇月平均工资为6596.34元均无异议，结合本案双方提交并认可的《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孙冬宇2019年4、5、6月工资明显降低，一审法院认定国信西安分公司应向孙冬宇支付欠付工资3912.52元，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焦点三：二审中，三上诉人对加班费、加班餐补数额、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数额均无异议，仅对责任主体有异议。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由与孙冬宇存在劳动关系的国信西安分公司向孙冬宇支付加班费、加班餐补数额、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公司管理系统、工商公示信息、社保缴纳信息等证据和江泽升身份信息，足以认定孙冬宇系由国信西安分公司负责人江泽升招聘面试入职国信西安分公司，参与国信公司承接的西安高新万达项目，受国信公司管理考勤系统管理，工资由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公司等公司发放，社保由国信合肥分公司代扣代缴。本案三上诉人系关联公司，并在人员调配、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员工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叠，在西安高新万达项目对孙冬宇的用工方面存在混同用工及管理，故国信公司和国信合肥分公司应就国信西安分公司对孙冬宇的本案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本案中，孙冬宇是与国信西安分公司或是与国信合肥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本案基础事实，是作出相关裁决的关键，故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国信西安分公司在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方面存在用工混同情形，追加国信公司和国信合肥分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并对国信公司和国信合肥分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并处理具有法律依据，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关于本案的鉴定程序及鉴定意见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中，三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既未提出书面异议，亦未提供任何足以反驳鉴定意见的证据。因此，对于国信西安分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就本案鉴定一节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国信西安分公司、国信公司、国信合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元（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各预交10元），由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负担10元，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元，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雪晴审判员  姬 钊审判员  蒋 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