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爱英，女，196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庆丽，女，198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张爱英因与被上诉人樊庆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2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由审判员亓雪飞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爱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樊庆丽一审中诉告我，我因买房向其借款74000元。一审中我已向法庭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从来没有向樊庆丽借过钱，只是我介绍樊庆丽和我一起投资一款叫“博鑫”理财产品，后来因“博鑫”理财产品资金断裂，樊庆丽投资的20万元返还126000元，还余74000元未返回，樊庆丽诉我索要这7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樊庆丽有借条一份载明，张爱英用买房借樊庆丽74000元，张爱英认可借条中“借款人”张爱英系本人书写，就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我认为一审认定是片面的，丢掉真实内容，借贷关系成立必需有三个条件，一、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二、借条是借贷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三、借贷款实际已到位，即转给了张爱英，并已收到。这三个要件一个都不存在。一、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缺失，我与樊庆丽同是“博鑫”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也是“博鑫”理财产品的受害者，根本不存在我因买房向其借款的事实，樊庆丽与2019年7月26日将钱转给张某某，张某某当天就转给上线孙悦，从2019年7月29号向樊庆丽返利到2019年11月8号，“博鑫”共向樊庆丽返利共计143000元，这二次返利有转账记录，樊庆丽在一审法院上也承认以上事实，她亏的是57000元，而不是74000元，向我索要74000元是一种欺诈手段，所以说我向她借贷关系是不存在的，假若说她投资股票，我向她推荐一款股票亏了，还要向我索赔不成!二、借条是借贷人真实意愿的表达，这一条是不存在的，樊庆丽投资“博鑫”于2019年8月16日停止返利后，就不断的向我和张某某追要投资余下的本金，2019年10月8日带着何君、刘虹宇，将我堵在张某某开的养生馆二楼，百般纠缠，不让我和张某某走，让我当时给她74000元，后来我实在无法脱身，才在樊庆丽早已准备好的借条上签了我的名字，当时签我名字时我受到胁迫，是不情愿的，当时我想，这个借条不存在的，我又没买房，又没实际借她的钱，这个借条也是不成立的。这个过程在一审时我已讲了，张某某已做了证实，刘虹宇、何君也承认上述事实，樊庆丽也没有提出相反意见，而一审判决一字未提上述过程，仅断章取义的将我承认是我签的名，就认定借款的存在。这就违背了《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三，借贷款实际已到位，即张爱英实际已收到这笔款，这就更不存在了，上面已讲清楚了，她这钱投资了理财产品，不是将款转给我的，而是通过张某某转给上线孙悦了，不应该由我来承担这57000元的亏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案件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借款合同成立的要件有五条，即只有实际给予了借款，借贷关系才算成立，对照这五条，就清楚说明，我和樊庆丽的借贷关系根本就不成立，我和樊庆丽所投资的“博鑫”理财产品，实际上是平度市以崔宁宁为首的，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并且平度市公安局已立案侦查，《根据最高法院民间借贷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五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樊庆丽的起诉。一审法官所引用法律条款，只有在借贷关系成立下，才能使用。所以一审使用的法律条款是不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五条、第九条之规定，这是一场樊庆丽搞的虚假诉讼，一审在我和樊庆丽借贷关系根本不成立的情况下，不顾其他的事实真相，单凭我个人受到胁迫下而签的名，就判我偿还樊庆丽这57000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樊庆丽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1.张爱英于2019年10月8日向樊庆丽出具74000元的《借条》是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借款关系的建立具有明确的判断和认知能力，根据该借条载明的内容，张爱英向樊庆丽借款74000元，证明人何君、刘虹宇、张某某均签字捺印，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双方对于借贷关系建立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胁迫情形。对此，樊庆丽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交了该《借条》签署时双方以及证明人之间的完整录音材料，证实张爱英在签署该《借条》时是在各方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存在任何胁迫情形，张爱英签署该借条的行为亦是其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3.《借条》中载明的款项已经实际交付，樊庆丽履行完了借款的行为，张爱英为该款项的借用者。根据原审中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可知：樊庆丽最初出具的款项共计20万元，张爱英借用该款项的用途为购买“博鑫”的理财产品，之后张爱英在获得收益后分期偿还给了樊庆丽，截至2019年7月26日共偿还了126000元，尚欠74000元，因此于当天向樊庆丽出具了74000元的借条。同时，根据张爱英在上诉状中称“…只是我介绍樊庆丽和我一起投资一款叫“博鑫”的理财产品，后来“博鑫”理财产品资金断裂，樊庆丽投资的20万元返还126000元，还余74000元未返还”。因此，张爱英认可其因投资“博鑫”的理财产品而向樊庆丽借款20万的事实，也认可其后续返还了126000元，尚余74000元的事实。但是，对于“博鑫”的理财产品事宜，樊庆丽从不知情，樊庆丽从来没有委托张爱英投资任何理财产品，张爱英也从来没有向樊庆丽出示过任何投资理财的协议、合同或其他凭证。双方对于该笔资金的往来实质尚就是借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1.樊庆丽出借给张爱英的款项，最终由张爱英用于了投资“博鑫”理财产品，该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即张爱英融通了樊庆丽的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双方之间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行为。而张爱英上诉称该款项系樊庆丽的投资理财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张爱英向樊庆丽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载明“如不按约定给付完成，月利率按2%计付逾期利息”。截至一审起诉之日，张爱英尚欠樊庆丽57000元未偿还，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张爱英偿还57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属于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樊庆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借款74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樊庆丽明确诉讼请求为：1.被告归还借款74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74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0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按月利率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借条一份，载明：“今张爱英为购买房产，向樊庆丽借款人民币74000元（柒万肆仟元整）。从今日（2019.10.8）开始，今天给付5000元整（伍仟元整），从2019.10.9日开始每天给付500元（伍佰元整），但总额需在12月底（2019.10.9-2019.12.30）前全部给付完成。如不按月定给付完成，月利率按2%计付逾期利息。借款人：张爱英诉讼中，樊庆丽认可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1月8日，案外人张某某打给其的17000元系张爱英偿还的74000元的借款本金。张爱英认可借条中“借款人：张爱英”系其本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樊庆丽为证实与张爱英存在借贷关系，提交了借条，张爱英虽辩称与樊庆丽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中的款项74000元系樊庆丽购买理财产品后未返回的投资款，但认可借条中“借款人：张爱英”系其本人签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条系樊庆丽与张爱英对74000元达成了借贷合意的体现，对张爱英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因樊庆丽认可借条出具后张爱英通过案外人张某某向其偿还了借款本金17000元，故张爱英应当向樊庆丽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为57000元，对樊庆丽要求张爱英偿还借款本金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因借条中约定了还款期限为2019年12月30日前及逾期利息为月息2%，且樊庆丽要求支付利息的截止日为2020年6月30日，故张爱英应当向樊庆丽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0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对樊庆丽主张的利息过高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爱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樊庆丽借款57000元；二、被告张爱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樊庆丽支付借款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0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原告樊庆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已减半收取，由张爱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张爱英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张某某写的证明材料一份，以证明涉案款项是用于购买“博鑫”的理财产品。证据二孙悦写的证明材料一份，以证明钱是由张某某转给孙悦的，是通过张某某自己的POS机刷的。被上诉人樊庆丽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签字是不是由张某某、孙悦本人签的我不清楚，是张爱英主动打的借条，钱数是真实的，每一笔钱的款项是真实的，但内容不真实。我不认识孙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57000元是否属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涉案款项20万元虽然由樊庆丽打入张某某账户，但张爱英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刘虹宇认可转款时张爱英等即向樊庆丽出具借条。在涉案20万元未及时清偿、樊庆丽向张爱英催要借款时，张爱英在张某某、刘虹宇在场的情况下，以借款人名义向樊庆丽出具借条，刘虹宇、张某某等作为证明人签字，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张爱英是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爱英主张本案应驳回起诉，但不能举证证实相关刑事案件涉及本案借款；张爱英主张受胁迫在借条上签名，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张爱英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爱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张爱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