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2民终12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负责人：徐青。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坤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康泰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绍京。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海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超、朱坤儒、海南康泰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9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海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康泰公司、朱坤儒赔偿曾超的合理租车损失；2.一、二审诉讼费由曾超、朱坤儒、康泰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曾超的租车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人保海南分公司不应赔偿该损失，曾超租车损失应由康泰公司和朱坤儒赔偿。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人保海南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支付2,000元，对超过交强险由商业险承担的部分，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确定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人保海南分公司与康泰公司之间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约定，涉案受损车辆因事故受损停止行驶，属于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的合同明确条款约定范围，不属于因事故导致的直接损失，所以人保海南分公司依约不予赔偿。2.人保海南分公司有证据证明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人保海南分公司抗辩理由不成立属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中，人保海南分公司提供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证明租车损失不属于人保海南分公司商业险赔付的范围，其余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所以该条款可以作为人保海南分公司是否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保险责任的根据，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认定人保海南分公司没有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认定事实不清。   二、在人保海南分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租车费12,300元过高，不属于因事故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非经营性车辆受损无法继续适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才属于赔偿范围，而本案中曾超提供的租车费发票为12,300元，数额过高。1.租车费不是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且费用也不合理，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前提下，不能证明该项费用是与本案交通事故有关的费用。2.修车期间应为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7月7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7月31日（取车时间）。朱坤儒提供了三亚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公司）的证明材料及经办人员与曾超的通话记录，证实车辆于2019年7月7日修好，中升公司已告知曾超取车，因曾超没有时间，维修款于2019年7月30日到账，曾超于7月31日提车。原本2019年7月7日修好车即可提车，但由于曾超自身原因导致延迟至7月31日提车。由于证明材料中的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和曾超是否到场、是否授权不存在关联性，2019年7月7日之后的租车损失不属于人保海南分公司应赔付的费用范围。一审法院认定车辆修好时间便是取车时间的理由不成立，由此一审支持12,300元的租车损失数额过高。   曾超辩称：一、曾超的租车费用属于人保海南分公司赔偿范围，人保海南分公司应予赔偿。由于康泰公司在人保海南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案涉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期限之内，故人保海南分公司对于投保人康泰公司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失应负责赔偿。   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规定，涉案被损坏车辆是曾超工作生活必要交通工具，因事故致使曾超无法正常使用，对曾超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保障工作生活的正常进行，曾超在车辆维修期间选择租赁替代性车辆，符合常理且正当。曾超在案涉车辆维修期间所支付的租车费12,300元是合理费用。曾超为三亚锦绣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前期开发部总监，属于公司高管，因工作性质需要，曾超每天需要与工地、政府相关部门，还有自己个人要用车，另外还要接待政府相关人员。在其自有车辆维修期间，常用的公交车、出租车无法满足需求，如果租低档次的车辆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曾超租用的车是采用同型号的代步车，才能满足出行和商务的需求。一审期间曾超向法庭出具了海南旅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佳租车公司）开具的租车费12,300元的发票，且有租车单予以佐证，属于合理费用，法院应予以支持。另外人保海南分公司主张2019年7月7日车已修好，那时曾超在外地，人保海南分公司负有举证责任，仅凭通话记录不足以证明以上事实。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人保海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朱坤儒辩称：12,300元租车损失应该由人保海南分公司来承担，不应该由朱坤儒承担，具体的租车损失数额由法院认定。   被上诉人康泰公司未作出答辩意见。   曾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康泰公司赔偿曾超租车损失12,300元；2.康泰公司赔偿曾超车辆价值损失1万元；3.朱坤儒对上述两项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人保海南分公司在承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5.诉讼费用由康泰公司、朱坤儒、人保海南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0日8时，朱坤儒驾驶车牌号为琼A780**的大型客车，行驶至凤凰路临春岭公园路段时，追尾碰撞曾超驾驶车牌号为琼BQ53**的小型客车，致两车部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第46020142019000349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以下简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坤儒负事故全部责任，曾超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曾超所有的琼BQ53**的小型客车即被送往中升公司进行维修，于2019年7月31日取出，期间共产生的维修费23,270元已由人保海南分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足额支付给了中升公司。曾超于2019年6月21日至同年8月1日期间在旅佳租车公司租赁汽车共产生租赁费12,300元，该费用曾超已支付完毕。肇事车辆琼A780**的大型客车的所有权人为康泰公司，朱坤儒系康泰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其在履行职务行为，该车已在人保海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率，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另外，事故发生后人保海南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内赔付曾超修车费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财产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本案中，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予以采信。经查，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为康泰公司，朱坤儒作为其雇员，事发时正履行职务行为，因无证据表明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朱坤儒严重违反交通规则等个人因素而造成的，因此朱坤儒对本次事故不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不负民事赔偿责任。其雇主康泰公司对本事故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鉴于事发时肇事车辆已在人保海南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率，且事故发生后人保海南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足额进行了赔付，故对于曾超主张的损失，应先由人保海南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康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曾超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一、租车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本案受损车辆为曾超工作生活的必要交通工具，因事故致使无法正常使用，其后果势必对曾超的出行造成严重的影响，结合曾超的工作、生活等因素，其在车辆维修期间选择租赁替代性车辆，符合常理且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租车费的具体金额，经查，受损车辆于2019年6月20日进厂维修，人保海南分公司于同年7月30日支付维修费后，曾超于次日将车取回，在此期间共产生租车费12,300元，有租车单和付款发票相佐证，予以支持。朱坤儒与人保海南分公司对取车的时间存在异议，认为由于曾超的原因致使其未能在车辆修好的当天将车取走，并提交了由中升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受损车辆于2019年7月7日已修好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受损车辆维修费的支付时间为2019年7月30日，维修厂出具的证明材料中仅是注明车辆修好的时间和要求曾超配合办理授权，并未提及要求曾超办理取车事宜，且经人保海南分公司当庭陈述保险公司的赔付行为与曾超是否到场是否授权并不存在关联性，故不能因此断定在未支付维修费的情况下，车辆修好的时间便是取车的时间。综上，对于朱坤儒和人保海南分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租车费的承担问题，人保海南分公司作为琼A780**的大型客车的保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人保海南分公司辩称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相关规定，曾超主张的租车损失系间接损失，属于保险责任免除的事由，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负有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履行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及举证责任，但人保海南分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海南分公司辩称在保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故曾超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租车损失应由人保海南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二、车辆贬值损失，本案曾超以其车辆遭受碰撞导致损失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法律关系为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本案曾超诉求的贬值损失费不在上述财产损失的赔付范围内，曾超对该项损失提出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海南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曾超租车损失12,300元；二、驳回曾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康泰公司负担138元，曾超负担11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人保海南分公司承保了康泰公司名下琼A780**号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根据该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约定，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该车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第三十三条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   另查明，人保海南分公司在涉案事故中支付给中升公司的维修费用共计25,270元，其中在交强险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内支付了2,000元，在商业险范围内支付了23,270元。中升公司的证明材料中载明，“……车辆于2019年7月7日修好，车好后已告知车主，由于车辆是做授权转账的，车主由于没有时间，于2019年7月23日来店做授权，维修款于2019年7月30日到账，通知车主提车，车主于2019年7月31日提车出厂”。曾超在旅佳租车公司租赁的车辆与其在本案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均为丰田凯美瑞。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保险人人保海南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了2,000元车辆维修费。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人保海南分公司是否应赔偿曾超的租车损失；二、曾超主张的租车损失12,300元是否过高，是否应予调整。   关于焦点一。（一）因交通事故导致非经营性车辆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属于应予赔偿的财产损失范围。本案中，朱坤儒驾驶康泰公司名下琼A780**号车辆追尾曾超的车辆，朱坤儒在本次事故中负全责，事故发生时朱坤儒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康泰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曾超因涉案事故造成了车辆损坏，在其车辆维修期间因正常生活和工作需求产生的租车损失，属于应予赔偿的范围。   （二）被保险车辆在人保海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以及不计免赔，该车辆的商业险限额为50万元，曾超在本案中主张的各种损失以及人保海南分公司已支付的车辆维修费未超过保险赔付限额。依照被保险车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十三条的约定，人保海南分公司对康泰公司给曾超造成的财产损失，康泰公司未向曾超赔偿，人保海南分公司应直接向曾超赔偿。经查，人保海南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内支付了2,000元维修费，在商业险范围内支付了23,270元维修费，故对于曾超主张的租车损失，人保海南分公司应在上述商业险范围内支付。   （三）人保海南分公司主张依照被保险车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约定，曾超的租车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故其不负赔偿责任，且其已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人保海南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上述保险合同时，已针对该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被保险人康泰公司注意的提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针对该免责条款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康泰公司作出了明确说明，故人保海南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故人保海南分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曾超在旅佳租车公司租赁的车辆与其在本案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均为丰田凯美瑞，其在车辆维修期间产生的租车损失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对曾超产生的12,300元租车损失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人保海南分公司主张涉案车辆于2019年7月7日已修好，因曾超没有时间才导致提车时间推迟到了2019年7月31日。本案中，中升公司证实曾超的被损坏车辆于2019年7月23日做授权，人保海南分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向中升公司支付的车辆维修款，曾超于2019年7月31日提车。由此可知，在被损坏车辆做完授权之后，曾超未能提车，在人保海南分公司付完修车款之后的次日曾超才提车，与提车时间早晚有关的是维修费的支付时间，而非车辆授权时间。故，提车时间的推迟并非曾超造成的，人保海南分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人保海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已预交），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柔翰   审判员 杨冲冲   审判员 王晓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 陈 子   书记员 周海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