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344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杭林，男，199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柳馨、韩惠芳，浙江六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剑洪，男，196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郑于雷，男，196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周福英，女，196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第三人：张袁萍，女，199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郑杭林因与被上诉人叶剑洪、原审被告郑于雷、周福英以及原审第三人张袁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袁正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上诉人郑杭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柳馨和韩惠芳、被上诉人叶剑洪、原审被告周福英、原审第三人张袁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郑于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杭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撤销郑于雷、周福英对郑杭林559222.8元赠与；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叶剑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撤销郑于雷、周福英对郑杭林1567660.3元的赠与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郑于雷户每人可享受的拆迁福利既有对搬迁房屋补偿费及奖励费等共同共有的部分，又有户内家庭成员实行货币化安置获得的款项的专属性，不能混为一谈。郑于雷户共领款项5100874元。各项补偿款实际分为两个大块：其一为被搬迁房屋及附属物及对家庭成员的奖励等，合计补偿金额为2025434元，系家庭户内7人共同共有的，该部分财产需要家庭共有成员协商一致方可确认份额，进行处分、使用；其二为户内郑于雷、周福英、张袁萍、徐锡珍四人选择货币化安置应得的货币补偿款每人为849182元，属于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的补偿。二、郑于雷作为户主在2017年9月20日领取到5100874元后，第一时间就做了形式上的分家析产，将该属于郑杭林、张袁萍、徐锡珍、郑锡生、郑柯奕的钱款份额支付到了郑杭林账户，然后将郑于雷、周福英应享有的货币化安置部分款项归还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借款。2017年9月23日前，郑于雷、周福英在自己的专属货币化安置范围内先行处理了41万元(其中有40万元，周福英后转给郑杭林）；后将户内其他成员应享有的份额如数打到了郑杭林账户；再剩下的120万余元由郑于雷转给了各生产经营有关之使用对象。根据郑于雷提供的银行流水，已经可以客观反映出，郑于雷、周福英将340万元款项打给郑杭林之时，已经客观完成了分家析产的行为。三、基于上述一、二两点，郑于雷、周福英有权可以单独处分的仅仅为货币化安置应得的货币补偿款每人为849182元，即2人为1698364元。郑于雷在执行笔录中提及已经使用170万元，与其专属的货币补偿款是高度吻合的。因此，郑杭林足以证明郑于雷所称的“给父母30万元，工程上花了130万元左右”的款项系以郑于雷、周福英所享有的份额支付的，但其无权单独处分剩余部分钱款（5100874元-1698364元=3402510元）。同时，郑于雷将房屋搬迁补偿款于2017年9月23日转给郑杭林后，郑杭林所拿到的钱款即有特定物的属性，对于郑于雷户已经完成分家析产法定的程序。此时，郑于雷、周福英还余120万元。四、郑杭林从郑于雷处领取的银行款项是基于房屋搬迁这一合法权益所产生的，郑杭林及家庭其他成员得到的钱款是有合法理由的，并非郑于雷为逃避债务故意而为之。若根据一审判决，郑于雷、周福英在此后转给案外第三人的钱款有120余万元，同样侵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五、郑杭林及户内家庭成员、郑于雷、周福英在进行房屋搬迁补偿款分配之时，案涉债权并未确定，对自己因房屋搬迁所享受的利益进行分配完全符合一般家庭成员的行为属性。六、郑于雷有其他财产足以清偿案涉债务。根据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6民终8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本案的郑于雷对案外第三人享有3216690元债权。叶剑洪可通过该部分债权的行使完成债权清偿。七、由于郑于雷户并未安置完毕，扣减的预付购房款是一个不确定的金额，一审法院在计算户内每人应得与实际能得的补偿款项计算方式错误。一审判决在计算郑于雷、周福英两人应得份额时，是根据应得补偿款5422162元计算得出其享有份额为1175946.7元；而在计算郑杭林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时，是根据扣除预付购房款后的实际发放的5100874元计算得出2748980.6元。前后家庭成员份额的计算参照标准不一，导致郑于雷户内所有成员的享有份额计算错误。按照公平原则，预付购房款321288元应在5422162元中先行扣除，剩余5100874元后再计算得出家庭所有成员实际能分得份额。一审判决在应得补偿款5422162元中，计算得出郑于雷、周福英享有份额为1175946.7元。但应扣除预付购房款321288元每人应承担1/7的份额后，郑于雷、周福英享有份额为1130048.4元。根据其能分得的份额1130048.4*2=2260096.8元，郑杭林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为5100874-2260096.8元=2840777.2元。郑杭林从郑于雷、周福英处领取到340万元，根据计算得出应返还的金额为559222.8元。综上，请求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叶剑洪答辩称：郑杭林收取的340万元已经超出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共同享有的份额2748980.6元。叶剑洪作为债权人，对债务人郑于雷、周福英享有债权，该债权已经被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浙0106民初999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且该债权在郑于雷、周福英将340万元支付给郑杭林之前已经发生，应认定郑于雷、周福英无偿转让财产，其行为减少了其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必然对叶剑洪的债权造成损害，依法应予撤销。郑杭林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郑于雷、周福英尚有其他财产且足以清偿案涉债务，请求驳回郑杭林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周福英称，510万元本来就是自己的，并没有无偿转让财产。 原审第三人张袁萍称，郑于雷、周福英无权拿其他人的份额去偿还债务，两人的份额也没有200万元。 叶剑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郑于雷、周福英对郑杭林、张袁萍的247万元赠与；2.判令郑于雷、周福英及郑杭林、张袁萍向叶剑洪支付律师费2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郑于雷、周福英、郑杭林、张袁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叶剑洪以郑于雷向其借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郑于雷及其配偶周福英归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浙0106民初99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郑于雷、周福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剑洪借款本金390万元、支付利息268000元（利息已计算至2017年10月11日），并支付自2017年10月12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其余利息。后郑于雷、周福英未履行该生效判决，叶剑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郑于雷于2017年9月份领取郑家坂159号房屋拆迁款5100874元。对于该款去向，郑于雷称其将“其中340万元给儿子郑杭林买了恒大水晶城的房子，给父母30万元，工程上花了130万元左右。”叶剑洪认为郑于雷支付给郑杭林的340万元补偿款中的247万元应属于郑于雷、周福英所有，系其对郑杭林、张袁萍的赠与，其行为已严重损害叶剑洪债权。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7年7月25日，郑于雷户与杭州市双浦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郑于雷户共七人，分别为郑于雷、周福英、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可增加安置人口1人。该户坐落双浦镇夏家桥社区郑家坂159号，房屋补偿费共计808796元。选择调产安置的，过渡期限自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按3人发放24个月临时过渡费￥43200元，每人每月600元，超过上述期限的，临时过渡费按照每人每月1200元标准发放；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按照4人计发，按照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十二个月，共计￥28800元。搬家补贴费每户每次1200元，计发2次，合计2400元。奖励费和其他费用包括：2017年5月22日前丈量的，给予一次性支付丈量奖励费￥20000元；2017年7月29日前签约的，给予一次性支付提前、按时签约奖励费￥90000元；2017年9月15日前腾空交房的，给予一次性支付提前、按时腾空交房奖励费￥60000元；2017年9月15日前腾空交房的，户内有80岁以上老人、八大类重大疾病或卧床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的疾病患者，可给予一次性过渡补贴费20000元。其他费用合计952238元。该户可安置面积暂定为440平方米，其中调产安置220平方米，货币化安置面积220平方米。要求选择货币化安置人数共4人，分别为周福英、张袁萍、徐锡珍和郑于雷。实行货币化安置部分的，安置单价15890元/平方米，结合货币化安置面积扣除相应的调产安置用房结算价款，郑于雷户应获得的货币化安置款为3174512元，加上货币化安置款基础上增发7%的奖励费222216元。该户扣除预付购房款后余额计5100874元已由郑于雷领取。 一审审理过程中，郑杭林对收到郑于雷交付的款项34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并认可该款已用于购买商品房两套，房屋登记在其与配偶张袁萍名下。郑于雷、周福英、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一致认可郑于雷、周福英对上述家庭共有财产的份额均为1098481.77元，具体为：被搬迁房屋搬迁补偿费808796元属于郑于雷、周福英、徐锡珍、郑锡生、郑杭林共有，每人享有各1/5的份额，即161759.2元；货币化安置过渡费，每人每月600元，按12个月一次性发放，即郑于雷、周福英各享有7200元；搬家补贴费2400元、一次性丈量奖励费20000元、提前、按时签约奖励费90000元、提前、按时腾空奖励费60000元及其他费用952238元，均应由家庭所有成员7人平均分配，即郑于雷、周福英享有160662.57元；货币化安置补偿款共3396728元，郑于雷、周福英各享有1/4份额，即849182元。郑于雷、周福英、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一致认可上述拆迁安置所得款项中郑锡生、徐锡珍的全部份额归郑杭林所有。 又查明，叶剑洪为主张本案所涉债权，委托浙江新台州（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法院起诉，为此支出律师费2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系债权人以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转让行为而起的撤销权纠纷。叶剑洪基于郑于雷、周福英将340万元交给郑杭林，其中的247万元应属于郑于雷、周福英所有，系将其所有财产无偿赠与给第三人，损害了叶剑洪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要求撤销赠与行为。而郑于雷、周福英与郑杭林、张袁萍均辩称，郑杭林取得的340万元均属于郑于雷、周福英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所有，不存在所谓赠与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评估报告》、《建房用地呈报表》和拆迁安置政策，结合郑于雷户关于析产份额的一致意见，《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款项，其中：被搬迁房屋搬迁补偿费808796元属于郑于雷、周福英、徐锡珍、郑锡生、郑杭林共有，每人享有各1/5的份额，即161759.2元；货币化安置过渡费，每人每月600元，按12个月一次性发放，即郑于雷、周福英各享有7200元；搬家补贴费2400元、一次性丈量奖励费20000元、提前、按时签约奖励费90000元、提前、按时腾空奖励费60000元，均属于全体家庭成员所有，每人享有各1/7的份额，即24628.6元；货币化安置补偿款共3396728元，属于周福英、张袁萍、徐锡珍和郑于雷所有，每人各享有1/4份额，即849182元；2017年9月15日前腾空交房的，户内有80岁以上老人、八大类重大疾病或卧床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的疾病患者，可给予一次性过渡补贴费20000元、其他费用中的80岁老人及八大类疾病补偿费用20000元属于郑锡生、徐锡珍所有，其余932238元属于全体家庭成员所有，每人享有各1/7的份额，即133176.9元。综上，郑于雷、周福英在《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各享有份额为1175946.7元（161759.2元+7200元+24628.6元+849182元+133176.9元=1175946.7元）。郑杭林收取的340万元显然已超出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共同享有的份额2748980.6元（5100874元-1175946.7元*2=2748980.6元）。叶剑洪作为债权人对债务人即郑于雷、周福英享有债权，该债权已经被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浙0106民初999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且该债权在郑于雷、周福英将340万元支付给郑杭林之前已经发生，应认定郑于雷、周福英无偿转让财产，其行为减少了其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必然对叶剑洪的债权造成损害，依法应予撤销。郑杭林、张袁萍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郑于雷、周福英尚有其他财产且足以清偿案涉债务，对其关于郑于雷、周福英的赠与行为未侵害叶剑洪债权的辩称意见不予以采信。关于撤销金额的认定。郑于雷户在《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共领取款项5100874元，未经析产该款系该户全体家庭成员的家庭共有财产。且货币系种类物，叶剑洪未提交证据证明郑于雷、周福英的份额全部包含在其向郑杭林支付的该340万元中，郑于雷、周福英和郑杭林、张袁萍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郑于雷所称的“给父母30万元，工程上花了130万元左右”的款项均系以郑于雷、周福英所享有的份额支付，故该340万元中郑于雷、周福英的份额应根据其二人份额在总款项5100874元中的比例计算，为1567660.3元（3400000元*1175946.7元*2/5100874元=1567660.3元）。该款应视为郑于雷、周福英对郑杭林的赠与。关于叶剑洪主张的律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叶剑洪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系其在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过程中产生的合理费用，郑于雷、周福英作为债务人应负担其中的9683元。没有证据证明郑杭林、张袁萍对此存在过错，故对叶剑洪要求郑杭林、张袁萍承担律师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郑于雷、周福英对郑杭林1567660.3元的赠与。二、郑于雷、周福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叶剑洪律师费9683元。三、驳回叶剑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364元，由叶剑洪负担4902元郑于雷、周福英负担8462元。 二审中，郑杭林提交的证据有：1、银行流水两页，用于证明郑杭林与郑于雷、周福英及家庭成员在2017年9月23日时就形式上完成了就已经拿到的钱款部分的分家析产，此后郑于雷处理的170万元款项系其自己与周福英共同所有的部分，与其他家庭成员以及郑杭林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们偿还的也是属于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因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部分债务；2、（2019）黔0624民初2578号民事判决书、（2020）黔06民终826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郑于雷在外尚有3216690元的债权待于实现。叶剑洪质证认为，对证据1银行账户不清楚，证据2与叶剑洪没有关系，且能否拿回来钱也不清楚。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对郑杭林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证据2的债权能否最终实现并不能确定，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 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叶剑洪对郑于雷、周福英享有债权，已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本案在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郑于雷、周福英在对叶剑洪负有高额债务的情形下，对郑于雷户房屋拆迁款的分配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事由。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在案证据显示，郑于雷、周福英在《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各享有份额为1175946.7元；因郑于雷户实际共领取款项5100874元，扣除郑于雷称“给父母30万元，工程上花了130万元左右”后，仍应按郑于雷、周福英原享有份额在原总款项中的比例，确定剩余340万元中归属郑于雷、周福英的金额为1567660.3元。一审该项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郑于雷领取款项后的付款行为，并不能推定郑杭林所主张的完成分家析产、“给父母30万元，工程花费130万元”应从郑于雷、周福英享有份额中扣付等结论。叶剑洪对郑于雷、周福英享有的债权发生在郑于雷、周福英将340万元交付给郑杭林之前，郑于雷、周福英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必然对叶剑洪的债权造成损害，依法应予撤销。郑杭林是否对叶剑洪债权知情，并不影响叶剑洪对撤销权的行使。另，郑杭林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在计算郑于雷、周福英应得份额与计算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享有份额时是否扣除预付购房款标准不一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在拆迁安置过程中，调产安置和货币安置是择一进行的，预付购房款系针对购买调产安置面积预扣的相应对价，支付义务人为选择实物安置的当事人。根据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郑于雷户可安置面积暂定为440平方米，其中调产安置220平方米，货币化安置面积220平方米。实行调产安置部分的，预付购房款321288元，待回迁安置时双方按实结算，多退少补。因此，选择货币安置的郑于雷、周福英并无支付预付购房款的义务，一审根据预扣前的补偿款5422162元为基数计算郑于雷、周福英应得份额，并以郑于雷户实际领取的安置款5100874元计算郑杭林、张袁萍、郑柯奕、郑锡生、徐锡珍共同享有的份额，具有合理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郑杭林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76元，由上诉人郑杭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袁正茂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