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9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庆芳，女，197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镜桂，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芳，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光厦楼**第**西侧。 法定代表人：钮李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绍敬，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桂莲，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庆芳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尖公司）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庆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镜桂、张颖芳，被上诉人顶尖公司的法定代理人钮李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绍敬、俞桂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庆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错误理解2010年12月12日《协议书》第四条及第一款第一项的含义，该条约定适用的对象是股份而非股权，且该项约定的情形并不包含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1、2010年12月12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是股份回购，但因顶尖公司未进行股份改制，所以本条约定的股份回购前提不存在；2、从合同文义解释来看，《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针对的是上诉人主动离职以及上诉人与顶尖公司协议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不包括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情形；3、从合同目的解释来看，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应解释为构成股份回购的条件；4、根据格式合同解释规则，即使顶尖公司主张《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其他理解，应当作出不利于起草方顶尖公司的解释。二、即使认为本案存在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因系顶尖公司不正当促成回购条件成就，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视为回购条件未成就。1、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恶意促成回购条件成就，应视为回购条件未成就；2、原审判决导致顶尖公司从其违法行为中获益，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法律原则；3、原审法院在另案中对“同一行为重复评价”，在本案却提出“同一行为不得重复评价”，采用双重标准，明显偏袒顶尖公司。三、本案并不属于《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的过渡期的情形，因此，顶尖公司无权援引《协议书》第九条第二款的约定要求上诉人向其指定的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尖信息公司”）转让所谓的股份。四、原审判决以熊庆芳与顶尖公司丧失信任及合作基础，有限公司人合性不存在为由要求熊庆芳退出公司的说法既与事实不符，也缺乏法律依据，且有悖公平原则。没有任何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公司人合性不存在，公司就可以单方强制回购股东股权，原审判决在双方未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时强制要求股东退出的做法有悖公平原则。五、原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并导致判决错误。1、顶尖公司在原审开庭时才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原审判决仍然审理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已经构成程序违法；2、顶尖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涉及案外人顶尖信息公司，原审法院依法应当追加顶尖信息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却未追加，构成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六、顶尖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长期压制小股东，未依法向上诉人披露财务会计报告等信息，更未依法向上诉人分配利润，现又要求原价回购股东股权，原审判决却支持顶尖公司的诉求，在程序和实体上均存在明显的错误和不公。 顶尖公司答辩称，熊庆芳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股份”与“股权”的含义是一致，仅仅是称呼上的不同，在双方签订《协议书》之时，就已经认可《协议书》中的“股份”与“股权”为同一含义。二、讼争条款所约定的顶尖公司可以回购上诉人股权的情形显然包括上诉人被公司开除（革职）的情形。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约定中的“解除”应当包含劳动者解除以及用人单位解除两种情形，而不应只限缩解释为劳动者解除，否则不仅与“离职”一词语义重合，亦有违公平原则。同时，约定中“乙方与本协议签订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所在单位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简化表述是“双方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可见无论双方哪一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顶尖公司均有权依据协议回购上诉人的股权。三、顶尖公司回购离职股东股权符合协议书的目的及背景。公司授予员工股权激励的基础是与员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若双方不再有劳动关系，股权激励的基础便也不复存在，不再提供劳动及服务的被激励对象理应将因股权激励获得的股权返还给公司，这是股权激励的基本特征。四、本案《协议书》系双方协商签订，且经过其他签约者的修改，不属于格式合同。五、讼争条款依一方意思表示或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条件”，而是一种授权的行为。在约定合同时，将一方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就能成就的情形约定为自己将履行合同的承诺，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在订立合同当下，就已经将是否要求自己履行合同的权利授予给对方了，其实质是给对方选择权，是一种授权。顶尖公司已经依据讼争约定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上诉人自然也应当依据约定履行向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转让股权的义务。六、退一步说，即使讼争条款属于民法规定的“附条件的法律行为”，顶尖公司亦不存在恶意促成的情形。双方在《协议书》讼争条款通过设置离职、解除及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形来触发股权回购，即意味着缔约双方任意一方的主动行为均可能导致劳动关系终止进而造成股权回购条件之成就，该条款明显系客观中立的立场，顶尖公司依据协议约定要求回购股权，并不存在“恶意”。并且，所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等于“恶意促成条件成就”，顶尖公司也已经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判决向上诉人支付了高额的赔偿金。七、顶尖公司有权依据《协议书》第九条指定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受让股权。八、顶尖公司依据《协议书》约定要求回购股权公平合理。顶尖公司系基于《协议书》的约定要求回购上诉人的股权，与公司法规定的单方回购权没有关联性。九、顶尖公司在诉讼中明确将股权登记至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系明确诉求，法律也明确规定可以在辩论终结前增加诉求，且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未提出异议，因此上诉人关于顶尖公司超出举证期限变更诉求的理由不能成立。十、顶尖公司将股东回购的股权登记权利转移给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法庭上明确表示同意将股权登记到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名下，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有权申请但不是必须参加原审诉讼，原审法院未追加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为第三人于法有据。 顶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庆芳协助顶尖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持有顶尖公司0.2973%的股权过户登记至顶尖公司指定的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尖信息公司”）名下；2.判令熊庆芳向顶尖公司支付违约金45000元（人民币，下同）；3.判令熊庆芳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并支付顶尖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5000元。诉讼过程中，顶尖公司申请撤回判令熊庆芳向顶尖公司支付违约金4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0年12月12日，钮李明（甲方）、熊庆芳（乙方）及顶尖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就钮李明转让其持有的部分顶尖公司股权的相关事宜，约定：第一条甲方转让的股权甲方因释股计划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壹拾伍万元（占注册资本0.2973%）的股权。根据实际情况，丙方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乙方因其持有前述股权而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为壹拾伍万股，对应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伍拾万元。第二条转让价格经协商，甲方同意按成本价向乙方转让本协议第一条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伍拾万元。第四条回购及回购方式经协商，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乙方应将其所持股份交由丙方回购，丙方可于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行使回购权.......（一）自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六年内，乙方离职或乙方与本协议订立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所在单位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丙方回购甲方的股份，可以用以减少注册资本或奖励职工或转让，但与乙方无关。第五条回购价格经协商，丙方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价格不因丙方的经营情况或丙方净资产以及丙方挂牌价格的变动而改变。第六条回购价款支付经协商，丙方应于办理完毕回购所需的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价款，该价款也可由丙方以外的第三方代为支付。第八条违约责任……（五）本协议第四条所载明的回购情形出现后，乙方应无条件按约定履行义务。若经甲方催告后三日内乙方仍未向丙方提供办理回购所需材料，乙方需承担相当于转让价格30%的违约金及由此而发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第九条过渡期管理：……（二）过渡期间，如果发生本协议第四条规定丙方可以行使回购权的情形之一的，乙方应通过协议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单位或自然人让出其当时所持全部股份，且应履行下列业务：1、与丙方或丙方指定的单位或自然人订立股份转让协议；2、签署办理股份变更所需的文件；3、提供股份变更所需的各项证明文件；4、履行其他法定义务。此外，协议还约定了锁定期限、违约责任等其他各方权利义务。 2010年12月26日，熊庆芳登记为顶尖公司股东，持有后者0.2973%的股权。 二、顶尖公司与熊庆芳确认顶尖公司共计有30名（包括熊庆芳）职员通过上述释股计划持有顶尖公司0.1982%-0.9911%不等的股权。 三、2016年12月7日，顶尖公司以熊庆芳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并损害了公司利益为由解除其与熊庆芳之间的劳动关系。 2016年12月8日，熊庆芳就其与顶尖公司的劳动纠纷申请劳动仲裁。该案经劳动仲裁、一审及二审审理后，厦门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2018）闽02民终202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顶尖公司系违法解除与熊庆芳的劳动合同，但鉴于双方缺乏合作基础，顶尖公司亦已找到他人顶替熊庆芳的岗位，从平衡劳动者及用人单位利益及有利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考虑，不支持熊庆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2月7日解除。 四、2019年11月26日，顶尖公司向熊庆芳发送《协助办理股权回购手续催告函》，称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12月7日解除，依《协议书》第四条第（一）项约定，熊庆芳应将所持顶尖公司股份交由本公司回购，回购价格依约为股权转让款（即原价）。该函于次日送达熊庆芳。 一审另查明： 一、顶尖公司提交《协议书》、《辞职申请表》、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拟证明7名原股权激励对象离职后，顶尖公司均通过股东会决议依《协议书》约定原价回购其持有的全部股权。 熊庆芳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质证称与本案无关，该7人均是自己主动提出辞职申请，与本案中顶尖公司通过违法形式解除劳动合同不同，且这些人是与顶尖公司签署转让协议，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并不能理解为顶尖公司有权回购熊庆芳的股权。 二、2015年12月20日，钮李明与顶尖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其在与公司职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公司不能上市的处理）约定的回购权转让予顶尖公司，后者可自行行使回购权或指定第三方行使回购权。 2016年4月21日，顶尖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由顶尖信息公司原价受让原股权激励计划中的16名职员股东所持有的全部顶尖公司股权。 熊庆芳质证称该股东会决议部分股东并未参与，相关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但其对公司受让该16人的股权并无意见。对此，熊庆芳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案外人金涛等的2016年4月21日至4月23日的航班信息表，拟证明上述股东会决议系伪造的。 顶尖公司对此质证称该微信聊天记录仅截取部分，并不能体现完整的沟通过程，而关于决议的签署亦可以事后补签，故金涛的航班信息不能证明股东会决议系伪造的。 三、熊庆芳提交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拟证明顶尖公司法定代表人钮李明要求其在签订按原价回购的股权转让协议与离开公司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顶尖公司质证称对录音不予认可，存在违法，不得作为证据。退一步讲，从内容上看，熊庆芳提交的录音文字不完善，没有体现整个过程，该录音不得作为证据。即便录音中钮李明要求熊庆芳二选一，也是基于双方约定顶尖公司未上市的情况下行使合同的正当权利，而且该录音体现的事情本身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顶尖公司系台资企业，本案属厦门中院指定由一审法院集中管辖的涉台案件，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顶尖公司可否依《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约定回购熊庆芳持有的顶尖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协议书》第四条之约定，顶尖公司关于回购熊庆芳持有的顶尖公司股权的条件已成就，顶尖公司依约有权回购熊庆芳的股权。具体而言：其一，顶尖公司解除与熊庆芳的劳动合同属于《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的情形之一。从《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的“自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六年内，乙方离职或乙方与本协议订立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所在单位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的表述来看，“离职、“解除”或“终止”系条款列举的三种情形，体现缔约各方意在尽可能全面地囊括熊庆芳与顶尖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各种可能性；故从文义解释角度，“解除”即应包含劳动者解除及用人单位解除两种情形，不应只限缩解释为劳动者解除，否则不仅与“离职”一词的语义重合，亦有违平等原则。其二，该劳动合同解除事由发生于熊庆芳登记为股东之日起的六年之内。根据查明的事实，熊庆芳于2010年12月26日成为顶尖公司的股东，而生效判决确认熊庆芳与顶尖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7日（即六年内）已解除。 熊庆芳关于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系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不成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条件成就或不成就之拟制应注意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当事人主观上有促使条件成就或不成就而获益的故意；二是当事人以不当行为促使条件成就或不成就。具体到本案，第一，双方在《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通过设置离职、解除及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形来触发股权回购，即意味着熊庆芳或顶尖公司任一方的主动行为均可能导致劳动关系终止进而造成股权回购条件之成就，该法律后果系双方在缔约之时即知晓并通过自由意思表达确立的，该条款明显系客观中立的立场，无法判定顶尖公司主观上存在促使条件成就而获益的故意。况且，本案并不涉及股权回购价款问题，在回购价格未决之前，案涉股权回购是否于顶尖公司有利，或是于熊庆芳有利，抑或是于双方均有利，尚不确定，即顶尖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行使回购权并不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自不存在顶尖公司通过促成条件成就而使自身获益甚至损害他人之虞。第二，本案系合同纠纷，顶尖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应适用劳动法评价其正当性。顶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解除劳动合同本即存在诸多限制，基于保护劳动者之精神，劳动法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有合法与非法评价之别，但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则不涉及否定性评价；因此，在案涉协议约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可通过解除合同以实现回购目的之情形下，以劳动法评价顶尖公司解除合同行为的正当性，有违公平原则。再者，顶尖公司已为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承担了劳动法项下之赔偿责任，本案不宜再对其同一行为重复评价。因此，熊庆芳关于顶尖公司不正当促成股权回购条件成就的抗辩，没有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顶尖公司、钮李明与熊庆芳签订的《协议书》中第四条所涉股权回购条款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与形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顶尖公司主张依《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回购熊庆芳持有之顶尖公司股份，并依据《协议书》第九条指定顶尖信息公司受让股份，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顶尖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发函熊庆芳主张回购时，尚未过三年诉讼时效，熊庆芳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顶尖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等，并无合同依据，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最后，顶尖公司与熊庆芳就股权回购及股东权利行使等事项长久以来纷争不断，亦曾诉至法院，熊庆芳与顶尖公司亦已完全丧失信任及合作基础，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早已不复存在，通过让股东熊庆芳退出公司的方式，有利于尽快解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保障公司利益和各股东利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熊庆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熊庆芳持有的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0.2973%的股权过户登记至顶尖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名下；二、驳回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熊庆芳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双方一致确认一审判决书存在以下笔误：判决书：第七页第四段第7行“注册资本50万元”应为“注册资本为15万元”；第七页第四段第9行“转让价格为50万元”应为“转让价格为15万元”；第七页第四段第11行“……丙方可于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行使回购权……”应为“丙方可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之日起行使回购权……”；第八页第一段第13行“……，其应履行下列业务：1、……”应为“且应履行下列义务：1、……”；第十页第四段第3行“2016年4月21日至4月23日的航班信息……”应为“2016年4月18日至4月23日的航班信息……”。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熊庆芳、顶尖公司与案外人钮李明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在“自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六年内，乙方离职或乙方与本协议订立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所在单位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下，顶尖公司有权行使回购权。本案中，双方对因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顶尖公司与熊庆芳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2月7日解除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该情形是否符合《协议书》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顶尖公司主张根据前述约定，只要劳动关系解除，熊庆芳就应将其所持股份交由顶尖公司回购；熊庆芳则主张，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不属于《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的回购情形。就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合同词句看，“乙方与本协议订立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所在单位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确实包含仅限于熊庆芳主动与顶尖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与包括熊庆芳与顶尖公司之间所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情形两种理解。但是，从合同的其他条款看，《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其他项规定的导致公司回购情形的行为启动主体均限于熊庆芳，且均为熊庆芳主动违反国家法律、单位规章或协议约定的不当行为。同时，顶尖公司在起诉状载明签署《协议书》的目的为“激励员工”，而《协议书》约定的所有情形的回购价格均为按原价回购，可见约定股权回购实际上是公司对员工行为的一种约束。再结合《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在六年内对熊庆芳持有股权限制出售的约定，应认定《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目的在于对熊庆芳在六年内选择离开公司形成约束。综上所述，《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的“自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六年内，乙方离职或乙方与本协议订立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所在单位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不包括顶尖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情形，顶尖公司据此要求回购熊庆芳持有的公司股权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熊庆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3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 伟 审 判 员  张水波 审 判 员  林巧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张 菁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