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6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连学，男，197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贵州黔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大高，男，197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春，男，197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质彬，织金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永龙，男，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太云，男，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青凤，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光亮，男，199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青达，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关福，男，198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张连学因与被上诉人李大高、彭春、柳永龙、郭太云、张青凤、邓光亮、张青达、周关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4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连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与李大高、彭春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大高、彭春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017年2月10日，织金县三塘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塘镇人民政府）与织金县向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良公司）签订通村公路硬化施工合同。后向良公司将该合同委托给上诉人施工。2017年2月13日，三塘镇人民政府向贵州伟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进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上诉人购买工程所需水泥。为此，上诉人工程所需水泥都是在伟进公司购买，而非在李大高、彭春处购买。该二人在一审出具的38张水泥销货单及往来对账单均没有二人的签字，不能证明他们向上诉人销售了水泥。故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上诉人在2017年只有一个工程，该工程最对使用800吨水泥，李大高、彭春要求上诉人支付1589吨水泥的钱不符合逻辑。3.李大高、彭春提交的38张销售票据只有15张是结算联，其余均为运费联。运费联是由卖方出具给驾驶员结算运费的凭证，不能据此要求用户支付货款。且38张票据中用户名称一栏没有上诉人的名字。票据有1张为桂邹洁帮商贸有限公司（三塘后寨）、10张为珠藏姜远平（白泥）、14张为珠藏片区张大举（三塘后寨）、1张为珠藏片区潘忠美（三塘后寨）、4张为陈代远、8张为政府工程织金县人民政府（村村通油路），且使用地点与上诉人的施工地点完全不符。可见，李大高、彭春持他人购买水泥的票据向上诉人要钱。另外，上诉人施工工程是修建乡村公路，每个堆放水泥的施工地点最多不超过一车60吨水泥，同一施工点堆放太多水泥成本高，且不利于保管。而李大高、彭春提交的票据中，仅7月17日这一天就有三张共91吨水泥，91吨水泥要打300多米远的路，如果这属实，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就要搬运水泥300多米，这不符合常理。4.李大高、彭春提交的票据中收货人有9人，其中只有周关福、张青达是上诉人委托的管理人员，其他人是上诉人所开打沙厂的工人。上诉人不知这些签名是否属实，也未在一审申请笔迹鉴定。而柳永龙、张青凤、张幺腊、杨军荣签字涉及的水泥共358吨，该四人没有到庭确定其是否在收货人处签字。另外，上诉人只签了2017年2月21日第一张共40吨，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签了两张。彭春、李大高也没有起诉收货人张幺腊、杨军荣。5.上诉人出示的“2017年5月至7月张连学往来账”是周关福给上诉人的，上诉人是想用以证明上面无供货人签字，没有想到这表格是李大高、彭春设计的，与其提交给法庭的表格模板一模一样。6.伟进公司负责人让上诉人给彭春打款10万元，上诉人便打款了，但上诉人打款是执行伟进公司的指令，不能据此认定彭春销售了水泥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李大高、彭春辩称，1.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答辩人是适格的原告。2.上诉人关于其最多使用800吨水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双方2019年3月30日的往来记录可佐证，涉案水泥总吨位是1589吨，金额是58185元。上诉人提供的票据都有上诉人雇佣人员的签字，其关于票据存在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上诉人在一审出具的《2017年5月至7月张连学往来账》是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工人周关福核对后出具，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该份证据，证明其认可该份证据。4.上诉人称其支付答辩人彭春的10万元是根据伟进公司的要求进行，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5.答辩人在一审期间缴纳了3228元保全费用，该费用属于诉讼费的范畴，应由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郭太云辩称，我是张连学的工人，彭春等在一审提交的我签字的票据是真实的，但该票据不是彭春、李大高拿给我签的，而是驾驶员拿给我签的，我不认识驾驶员，水泥用于修路了。被上诉人张青达辩称，我是张连学的工人，李大高供水泥是事实，李大高拉水泥来要我签字也是事实，但我认为张连学修路最多用1100吨水泥，现在李大高主张其供应1600多吨水泥存疑。我在2-3月份往来账上签字是事实，但该签字是2019年签的，而非2017年签的。被上诉人周关福辩称，我在往来账上签字是事实，但是在李大高修完路两年之后才来找我签字的，当时也没有拿小票来对账，因为签字的时候很忙，所以我没有核实就签字了。6月份7月份的往来账上有我和张青凤的签字，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场，我先签字，张青凤后签字。被上诉人张青凤、邓光亮未作答辩。李大高、彭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8168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从2017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至2020年5月1日为59932.99元，本息暂合计为541617.9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彭春、李大高二人合伙从事水泥销售业务，二原告提交销售发货单及“2017年2月至7月张连学往来账”称被告欠其水泥货款未支付。其中2017年2月至7月销售发货单28张与2017年2月至7月张连学往来账单相互对应。2017年2月至3月张连学往来账载明：日期：2月21日、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40、单价345元、金额13800、余额-13800、车牌号贵Ｆ×××**；日期：2月23日、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22、单价345元、金额7590、余额-21390、车牌号贵Ａ×××**；日期：3月13日、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70、单价345元、金额24150、余额-45540、车牌号贵Ｆ×××**：日期：3月31日、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65、单价345元、金额22425、余额-67965、车牌号贵Ｂ×××**；合计数量：197、金额67965、本期收款0、余额-67965；收货方确认：周关福（指模）；2017年4月张连学往来账载明：上期余额-67965、日期：170417007、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50、单价345元、金额17250、余额-85215、车牌号贵Ｆ×××**；日期：170421001、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50、单价345元、金额17250、余额-102465、车牌号贵Ｆ×××**；日期：170427008、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50、单价345元、金额17250、余额-119715、车牌号贵Ｆ×××**；日期：170429002、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45、单价345元、金额15525、余额-135240、车牌号贵Ｂ×××**、合计数量195、金额67275、本期收款0、余额-135240、收货方确认周关福（指模）；2017年5月张连学往来账载明：上期余额-135240、日期：170501007、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45、单价345元、金额15525.00、余额-150765、车牌号贵Ａ×××**；日期：170510003、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55、单价345元、金额18975、余额-169740、车牌号贵Ａ×××**；日期：170516006、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35、单价345元、金额12075、余额-181815、车牌号贵Ａ×××**；日期：170529012、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5、单价375元、金额9375、余额-191190、车牌号贵Ａ×××**；日期：170529013、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0、单价375元、金额7500、余额-198690、车牌号贵Ａ7**；日期：170529014、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18、单价375元、金额6750、余额-205440、车牌号贵Ａ×××**、合计数量198、金额70200、本期收款0、余额-205440、收货方确认周关福（指模）；2017年6月张连学往来账载明：上期余额-205440、订单号170609009、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35、单价375元、金额13125、余额-218565、车牌号贵Ａ×××**、合计数量35、金额13125、本期收款0、余额-218565、收货方确认：周关福（指模）张青凤（指模）；2017年7月张连学往来账载明：上期余额-218565、订单号7月4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45、单价375元、金额16875、余额-23544、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17日、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20、单价345元、金额6900、余额-242340、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17日、商品名称：贷装32.5、数量26、单价345元、金额8970、余额-251310、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17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45、单价375元、金额16875、余额-26818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24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0、单价375元、金额7500、余额-27568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25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0、单价375元、金额7500、余额-28318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25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50、单价375元、金额18750、余额-30193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29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0、单价375元、金额7500、余额-30943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29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0、单价375元、金额7500、余额-31693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29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20、单价375元、金额7500、余额-32443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30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50、单价375元、金额18750、余额-343185、车牌号贵Ａ×××**；订单号7月31日、商品名称：贷装42.5、数量50、单价375元、金额18750、余额-361935、车牌号贵Ａ×××**；合计数量386、金额143370、本期合计收款0、合计余额-361935、收货方确认：周关福（指模）张青凤（指模）；原告提交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销售发货单11张，无相应的对账单，该期间的11张销售发货单具体载明情况为：日期为2017年8月4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200包，重量60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周关福（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7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100包，重量55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柳永龙（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11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660包，重量33吨，车号贵Ｆ×××**，承运人秦杨国、收货人张青达（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11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100包，重量55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周关福（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16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000包，重量50吨，车号贵Ｆ×××**，承运人陶建华、收货人周关福（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21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100包，重量55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张幺腊（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26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200包，重量60吨，车号贵Ｂ×××**，承运人陈育能、收货人周关福（签名）；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100包，重量55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张青达（签名）；日期为2017年9月8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000包，重量50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周关福、张幺腊（签名）；日期为2017年9月17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000包，重量50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张幺腊、张青凤（签名）；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销售发货单载明货物名称黔贵Ｐ.0**.5袋装，数量1100包，重量55吨，车号贵Ｆ×××**，承运人孔应兴、收货人张幺腊（签名）。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销售发货单11张货物名称均为黔贵牌9.042.5袋装，重量合计578吨，未载明单价。另查明，张青达与周关福系张连学雇佣负责道路硬化施工，负责收水泥和砂，张青凤是开搅拌车的，张幺腊、柳永龙工作是开铲车。再查明，被告张连学于2019年4月13日通过贵州织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彭春转款10万元。诉讼中，原被告均称P.042.5袋装水泥价款一般为375元/吨。双方因是否欠有水泥货款问题发生纠纷，原告遂诉来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院主要争议焦点为：1、二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水泥买卖合同关系；2、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欠水泥货款是多少及应由谁支付问题；3、原告要求支付利息请求应否得以支持。首先，关于二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虽然原被告之间没有书面的合同，但从原告提交的往来账单，销售发货单均有被告张连学或其雇佣的人员签名，且被告张连学于2019年向原告彭春转账的10万元的情况来看，可以认定二原告与被告张连学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张连学称往来账单系其与其雇佣人员内部对账单，且没有供货人名称，其与二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为此，依法认定二原告与被告张连学存在水泥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关于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欠水泥货款是多少及应由谁支付问题。对于2017年2月至7月期间的水泥货款已经被告签字确认，水泥货款总额为361935元。对于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的水泥货款，虽然双方没有对这期间水泥货款的总价进行确认过，原告提交的被告方签字的销售发货单亦未载明有水泥具体单价，但根据双方签字确认2017年2月至7月往来账单载明的水泥型号为P.042.5袋装单价为375元/吨及在庭审中原被告均称P.042.5袋装单价一般为375元/吨的事实，对于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的578吨水泥货款，支持按每吨375元计算，即375元/吨×578吨=216750元。为此，确认水泥总货款为578685元（361935元＋216750元），扣除被告张连学已支付的100000元，尚需支付478685元。因在往来账单或销售发货单上作为签收人签名的被告周关福、张青达、郭太云、张青凤、柳永龙及案外人张幺腊、杨军荣是属于被告张连学雇佣的人员或其雇佣人员授意签收人员，其签名签收是属于职务行为或受托行为，这些人员在此过程中不获益，二原告也称系与被告张连学达成口头水泥买卖协议，二原告的水泥买卖相对人系被告张连学，这些人员不是二原告水泥买卖的相对人，故不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二原告要求周关福、张青达、郭太云、张青凤、柳永龙承担支付货款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未有被告邓光亮签名，未能证明所欠货款与邓光亮有关，原告要求邓光亮支付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二原告系被告张连学存在水泥买卖关系，二原告已举证证明交付了货物，故所欠货款478685元理应由被告张连学偿付。最后，关于二原告要求支付利息请求应否得以支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告主张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但因二原告未举证证明所欠货款支付期限，故逾期付款利息本院酌情支持从本案立案受理之日即2020年5月14日起计算。同时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因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本院支持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连学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大高、彭春水泥货款47868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所欠货款4786851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20年5月14日起计算至欠款偿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大高、彭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16元，减半收取4608元，由原告李大高、彭春负担368元，由被告张连学负担42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了：1.织金县通村油路（水泥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件1份、三塘镇猴场村通村公路硬化施工合同1份、织金县通村油路（水泥路）建设验收汇总表1份、质量鉴定报告1份，证明张连学承包路段是加油站至龙王庙，总长2.1公里，按照c30的标准，每公里路的水泥用量是305.19吨。为此，张连学修建该路段用水泥的总量不会超过800吨；2.张连学与三塘镇人民政府修建道路的委托书及贵州玮进贸易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三塘镇人民政府委托张连学向玮进公司购买水泥，李大高、彭春不能证明其与玮进公司之间的关系，故被上诉人李大高、彭春不是本案适格原告；3.毕节市“一事一议”通村水泥路建设项目整改（返工）通知书1份，证明上诉人2017年3月29日-4月20日处于整改期间，是停工的，没有使用水泥，而被上诉人提交的票据显示，该期间其向上诉人供应了165吨水泥，这不符合常理；4.销售发货单（袋装）2张，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销货单显示其在2017年5月10日供了两车水泥，但该车辆每次可以运输60吨水泥，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分两次运送不符合常理；5.销售发货单（袋装）1张，证明该发货单上收货人张青达的签字与张青达的其他签字不符，所以申请鉴定。被上诉人彭春、李大高提交了：1.彭春与张连学于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30日的短信记录3张，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事实上的水泥买卖合同关系，水泥数量为1589吨的事实；2.织金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黔0524执保311号执行裁定书1份，证明因上诉人未履行水泥款支付义务，被上诉人申请对上诉人财产保全的案件申请费3228元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李大高、彭春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说明上诉人修建三塘镇猴场村公路的事实，不能证明上诉人用多少水泥。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向其供应水泥的，至于上诉人将水泥用于什么地方，用途如何，被上诉人无权干涉及过问；2.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从一审可以看出上诉人与玮进公司之间并未形成真正的业务往来，且从上诉人与李大高的短信记录，以及上诉人支付10万元给彭春的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与玮进公司之间并未履行该委托书；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业主方与施工方的内部规范、工程质量等内容，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实际用多少水泥；4.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李大高、彭春等原系西南水泥公司的销售平台公司，因一个账户上不够开启上诉人当日所需的水泥数量，所以用被上诉人个人两个账户开具票据，但事实上该两张票据共同为一车运载，且织金至三塘的路程仅为几十公里，并非上诉人所述一天不能跑两趟；5.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审中上诉人对原审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均表示不申请鉴定，这是对上诉人民事权利的处分，上诉人在二审申请鉴定，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郭太云质证认为，我就只签了一车水泥，其他都不知道。张青达质证认为，我认为双方争议的不是有没有收到水泥的问题，而是收到了多少水泥。上诉人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上的签字确实不是我签的。我在一审时认为我不是老板，水泥的款不应该由我付，我也没有钱申请鉴定，所以没有申请鉴定。周关福质证认为，我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都无异议。针对被上诉人彭春、李大高提交的证据，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出水泥吨数及金额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异议；2.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郭太云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张青达质证认为，张连学修建的路确实只有2.1公里，其余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周关福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新的待证法律要件事实，故本院依法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经本院二审询问，张连学称，彭春通过短信向我告知水泥的吨数及金额后，我对提出我收到的水泥与彭春供应的水泥不符，并找周关福进行对账。周关福将5-7月的往来账拿给了我，该往来账是李大高拿给周关福的。在周关福将往来账提交给我之后，我发现该账务不对，所以我就拒绝付款，对方就起诉我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周关福自行制作的，所以我在一审时就称该往来账是我们自行制作的。后来为才知道是李大高提供的。周关福、张青达为何会在8-10月份的销售发货单上签字我不清楚，我正准备起诉他们。我没有收到玮进公司供应的水泥，我不清楚彭春与玮进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李大高称，当时我们供应水泥的路不止张连学修建的路，所以我们每个月月底都会打印出两份往来账带到相关工地，经我们与工地管理人员核实清楚日期、数量、车牌号之后，再由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张青达称，李大高打电话和我联系后，他将往来账带到我家，我给他签了字，但李大高没有将小票带到我家核对。周关福称，只有我一个人签名的两张往来账是在三塘的路上签的，由我和张青凤签字的往来账是在猴场的搅拌厂签的，签字时间都是在修完路两年之后，签字时没有就小票进行核对。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李大高、彭春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李大高、彭春与张连学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李大高、彭春供应水泥的数量是多少。第一、关于李大高、彭春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彭春、李大高主张其直接向张连学供应了水泥，因张连学未支付水泥款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从彭春、李大高的起诉看，其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上诉人关于彭春、李大高系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关于彭春、李大高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关于李大高、彭春与张连学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经查，李大高、彭春为证明其向张连学供应水泥的事实，提交了张连学管理人员张青达签字、捺印确认的《2017年2月至3月张连学往来账》、周关福签字、捺印确认的《2017年4月张连学往来账》、《2017年5月张连学往来账》、《2017年6月张连学往来账》、《2017年7月张连学往来账》，且前述往来账有上诉人管理人员及工人签字确认的《销售发货单》佐证。虽然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修建涉案道路所用水泥来自伟进公司，但经本院二审询问，上诉人自认其从未收到过伟进公司供应的水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上诉人一审自认其转款10万元给彭春系用于支付彭春水泥款，且李大高、彭春持有上诉人管理人员签字确定的往来对账单、发货单，而上诉人又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上诉人关于其与彭春、李大高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第三、关于李大高、彭春供应水泥的数量是多少的问题。经查，李大高、彭春2017年2—7月供应的水泥有上诉人管理人员张青达、周关福在往来账上签字确认，而往来账上载明的日期、数量、车牌号与销售发货单相互印证。虽然被上诉人张青达、周关福主张其在往来对账上签字时未与相关票据核对，但张青达、周关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签字、捺印的法律效力，张青达、周关福作为张连学的管理人员，更应明白其签字确认将对张连学产生的法律效力。故上诉人关于李大高、彭春2017年2—7月销售发货单存在瑕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8-10月份的11张销售发货单，虽然没有制作往来账，但有管理人员周关福、张青达及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在李大高、彭春就供应水泥的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并未就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上诉人关于对2017年8月30日销售发货单中收货人张青达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因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鉴定申请，且张青达在一审对销售发货单发表质证意见时明确表示单据上的字系其本人所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张连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16.00元，由上诉人张连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李中付审 判 员  郭友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跃书 记 员  陈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