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1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晓梅，女，198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山西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姣，山西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庆，男，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建军，山西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平，山西凯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许志华，男，198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上诉人崔晓梅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庆及原审被告许志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3民初3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晓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史亚姣，被上诉人王国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建军、曹新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许志华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晓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借贷关系这一事实的认定显属错误。1.被上诉人对于借条载明的款项已经全部实际交付给上诉人这一事实,所提举的证据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应当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涉案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于借款的交付,仅提供了59.8万元的转账记录,其他款项被上诉人陈述系通过现金以及受上诉人指示转账给案外人的转账款项,并在之后通过在微信上进行对账等方式确定了最终的借款本金数额,但对于其陈述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并无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于借条载明的款项已实际交付这一事实,被上诉人所提举证据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由作为出借人的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款项已经全部交付给上诉人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显属错误。2.原审判决在认定被上诉人提举的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的相关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具有出借能力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是错误的。回溯到本案第一次的判决上,即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2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有这样一段表述:“本案中,原告持有被告崔小梅签印的借条及其名下银行往来明细、资金给付凭证主张权利,并提供其名下公司工商登记凭证及个人取款凭证说明其具备给付涉案款项的能力,以上证据具备证据形式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能够互相印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提举的借条,再结合相关证明被上诉人具备出借能力的证据后,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那么本次发还重审的判决中,对于被上诉人提举的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的证据均进行了否认,认为这些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具有出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被上诉人想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这一事实的高度盖然性,必然是要降低的,法官对这一事实的内心确信度也理应降低,然而原审判决在否认掉出借能力的相关证据后,依然强行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原审判决对于本案所涉借条是借款累计,还是因投资形成,或者是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和解、对账、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依然未能查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规定的借款人合理说明义务进行了错误的适用,将本不属于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且未对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进行全面审查判断。1.原审判决在上诉人已经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依然将举证不利的责任强加于上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在对证据认定部分称:“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转账凭证、转款凭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上诉人认为这一表述与庭审情况是不相符的。上诉人对于转账凭证及转款凭证在原审庭审中当庭明确提出了关联性的异议。对于59.8万元的转账记录,上诉人提出并非借款,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租金以及合作投资的款项,虽然对于这一说法并未提供证据佐证,但已经作出了合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该法律规定的本意是,对于出借人仅凭借条去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借款人如果认为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只需要作出合理说明即可,不需要承担额外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更谈不上承担举证不利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然而原审判决却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形成抗辩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显然是对该法条的适用错误。2.原审判决在对本案所涉借贷关系进行审查时,忽视了本案中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本案中,从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来看,被上诉人称让上诉人白白使用两年多达一百余万元的款项而不支付利息,这显然与通常的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相符。并且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向其提供了被上诉人事业单位工作证明后,据此相信上诉人具备偿还借款的能力,也不符合正常逻辑。然而原审判决对上述疑点视而不见,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原审判决未能全面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本案所涉借贷关系进行审查。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国庆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是借款关系，上诉人借被上诉人的款项主要是用于投资经营天宝KTV和婴幼儿产品，随着生产经营的扩大，然后累计向被上诉人借款，在双方对账以后，上诉人累计也向被上诉人还过钱。就是一、二审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和第二次发回重审都对他所还的款项进行了扣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王国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4280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经朋友介绍认识二被告。二被告投资经营天宝KTV和婴儿用品店，为扩大经营，缺乏资金，多次向原告提出借款请求。鉴于被告崔晓梅为事业单位人员，原告相信被告具有偿还能力，多次向二被告提供了借款。截止2014年6月20日，被告累计向原告借款1428000元并出具借条一支。双方口头约定两年后还款，借期内不用支付利息，两年到期后再计算利息。借款到期后，经多次索要未果，原告无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与被告崔晓梅在2013年经他人介绍相识，后原告与被告崔晓梅开始发生资金往来，原告先后以现金给付或者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崔晓梅付款，用于其经营。2014年6月20日被告崔晓梅向原告出具内容为“借条今借到王国庆现金壹佰肆拾贰万捌仟元整（1428000）崔晓梅”的借条一支。就借款的给付，原告提交银行业务凭证证明其向崔晓梅转账的情况，包括2013年7月10日转账18万元，2014年1月4日转账5万元，2014年1月29日转账4.8万元、2014年4月25日转账12万元、2014年4月27日转账20万元，共计59.8万元。此外，原告提供银行业务凭证说明按照被告崔晓梅要求向徐林刚转款30万元，其他款项提供银行明细记录说明多次提取现金交付给被告崔晓梅，被告崔晓梅就此不予认可。被告崔晓梅辩称与原告因共同投资发生矛盾，受原告威胁将投资转变为借款，并提供2019年3月19日本人的报案材料予以说明，但是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法律文件。另，被告崔晓梅提举转账凭证及收条、银行记录及微信记录，证明其已支付原告共计605000元，此外，被告主张向原告微信转账及支付现金共132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就资金的来源提举其名下银行流水记录，部分转账凭证、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授权书、其名下长治市旺达工贸公司税务登记证等证据证明其存在资金往来，具备出借资金的能力，被告提供长治市恒旺达工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该公司已于2012年被吊销，无法证明2014年王国庆具有出借能力，此外，被告提供被告代理人与北京理工大学北欧留学录音资料一份，证明2018年原告王国庆才与留学项目工作人员认识，王国庆一审陈述其系三年一签合同不是事实，且王国庆仅代理学生的招生工作，有学生推荐才可能得到少许感谢费，无工资提成，无法证明其出借能力。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明被告许志华对其与被告崔晓梅之间的债务知悉或者事后予以追认。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足于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该案中原告持有被告崔晓梅签印的借条及其名下银行往来明细、资金给付凭证主张权利，被告崔晓梅辩称与原告因共同投资发生矛盾，受原告威胁将投资转变为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系共同投资并受原告胁迫出具借条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原告证据形成抗辩，应当确认原告与被告崔晓梅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被告崔晓梅应当按照借条记明金额偿还原告借款。对于应偿还借款的数额，被告崔晓梅主张其已向原告还款737000元，原告不予认可，原告认为扣减被告已还款后，被告还应偿还102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崔晓梅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已支付原告605000元，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转账不是被告偿还借款的事实，本院认定被告已偿还原告借款605000元，还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823000元。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两年后还款，借期内不用支付利息，两年到期后再计算利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因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逾期利息，对于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从原告2019年1月8日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将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被告崔晓梅应当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关于该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与被告许志华有明确约定，也未证明二被告对夫妻财产有明确约定以及被告许志华对该笔债务知晓或者事后追认的法定事由，该笔债务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崔晓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国庆借款本金人民币823000元整；并以823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时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驳回原告王国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52元，由原告王国庆承担7467元，被告崔晓梅承担101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关于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对于本案借条的形成，被上诉人王国庆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主张被上诉人崔晓梅和原审第三人许志华因经营需要多次向王国庆贷款，截止2014年6月20日累计借款1428000元并出具借条。崔晓梅、许志华一审中辩称，本案系合伙经营矛盾引发的经济纠纷，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结合借条的内容和双方陈述意见以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数额并非单笔原始借款形成，而是崔晓梅与王国庆根据双方之前经济往来进行的权利义务清算或者和解，无论是清算还是和解，均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达成一致后形成的新债权债务协议，对双方具有合同约束力，无论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一审法院根据重新出具的借条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并无不当。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王国庆起诉请求判决由崔晓梅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提交了借条一支和部分款项的多次支付凭证。崔晓梅在诉讼中抗辩称其与王国庆因共同投资发生矛盾，受原告威胁将投资转变为借款，并提供了其本人2019年3月19日报案材料，但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法律文书，且报案材料显示的时间2019年3月19日，距离其出具借条的时间2014年6月20日长达近三年，不能充分证明崔晓梅所提其受到王国庆威胁的主张，该主张不能成立。本案借条并非单笔借款形成，崔晓梅抗辩其受到王国庆威胁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当事人存在以民间借贷的合法形式掩盖债权凭证背后的非法交易或损害他方利益的情形，崔晓梅出具借条的行为应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对借条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定相关事实并作出处理并无错误。综上所述，崔晓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30元，由崔晓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艳飞审判员 常旭光审判员 范进斌二○二○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周晋豫书记员 崔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