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702行初277号原告唐人荣，男，汉族，1941年4月26日生，住。委托代理人刘常伟，于都县禾丰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于都县铁山垅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铁山垅镇。法定代表人谢政平，镇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赖秀红，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刘军翔，于都县铁山垅镇林业工作站站长。委托代理人严长蓬，江西赣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滨江大道**。法定代表陈阳山，县长。委托代理人钟菲，于都县司法局股长。第三人唐福保生，男，汉族，1939年8月25日生，住。委托代理人唐九月生，男，汉族，1962年9月20日生，，住，系原告儿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赖童辉，江西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人荣诉被告于都县铁山垅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铁山垅镇政府）、于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于都县政府），第三人唐福保生山林权属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人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常伟；被告铁山垅镇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赖秀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军翔、严长蓬；被告于都县政府委托代理人钟菲；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唐九月生、赖童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64年原告在本组新屋（原名山塘坳）处建造房屋，直至1992年已建好两栋土坯房和一块晒场，面积300多平方米，1992年领取《于集建(92)字第09-01-27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7年政府号召拆除危旧土坯房，原告在新屋这里的土坯房被拆除，同时政府又通知被拆除的土坯房，房主可以在原宅基地上重建，谁知，在原告准备动工重建房屋时，第三人却前来阻止，不准原告建回原址，说新屋此地的权属是他的。无奈，原告只好找到相关证据，交由政府处理。1、1953年唐后轩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该地名为“山塘均”下块四址:东:大路;南:唐镇;西:自己(上块)；北:唐镇。上块四址:东:唐诗友;南:唐汗田;西:唐北斗;北:唐后芳。2、1987年《江西省于都县自留山使用执照?NO.0109834号该处登记为唐人沐，地名为“新屋屋背”。四址:东:新屋屋背;南:田坎;西:大布岗背人茶山;北:大路。3、2007年《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登记为唐人沐，地名:新屋屋背。四址:东:新屋屋背，南:田坎，西:大布岗背茶山，北:大路;面积3.2亩。以上证据及相关知情人的证实和现场勘查，该处四邻界址基本清晰可见，一致证实该宗地由原来唐后轩登记的山塘土幼，后经多人在此处建房，变更为新屋，而且此处权属为原告所有，其登记的相关证照合法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1953年第76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名为“均子背”四址:东:唐镇，南:田坎，西:唐福，北:唐福。该宗地完全与唐后轩1953年登记的“山塘助”宗地不相关。第三人提供的2007年《林权证》登记“均子背”宗地四址:东:唐人礼屋背滴水，南:田坎，西:大路，北:唐书荣岭。此次登记的四址与1953年登记的四址完全不同，而且与现场界标及历史记录完全不相符，界址模糊不清，也无历史资料可证，系不实之证。所以，第三人完全是在混淆事实，指鹿为马，制造矛盾，欺骗政府，而作为当地基层政府被告一，在查证事实不清，证据认定含糊时，做出《铁府处字[2018]6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将争议地“划一为二”，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更可笑的是2019年12月7日对此争议地又做出《铁府处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将原告“新屋屋背”宗地的东面界址往西推移，至为“上坝背大路”，这份决定书完全是颠倒是非，制造矛盾，乱作为，所以被告一偏听偏信，利用法律不准确，做出错误处理决定，而被告二又不做进一步的核实、查证，仅以被告一的错误决定为依据，做出错误的复议决定，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和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此，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二作出的《于府复字（2019）21号》的行政复议决定：（1）撤销被告一作出《铁府处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一、二条；（2）改判为原告《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关于“新屋屋背”宗地东面界址为“新屋屋背”及南、西、北界址合法有效；（3）判令第三人无权享有新屋处的土地使用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2.行政复议决定书；3.行政处理决定书；4.房产所有权登记证；5.自留山使用执照；6.林权证；7.宅基地使用证；8.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9.拆分协议书；10.现场照片5张；11.铁府字（2018）6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12.地形示意图；13.调查笔录；14.建厅厦会议记录；15.集体土地使用证；16.照片2张。被告铁山垅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所调处的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权属争议，是农村集体组织村民个人间的林地使用权争议。原告与第三人同为村民。原告主张的“新屋屋背”宗地与第三人主张的“坳子背”宗地均坐落在其本组境内，系两块东、西交界的责任山。原告的“新屋屋背”山场位于西边，第三人的“坳子背”山场位于东边。两山场东、西交界界址地物标是争议的焦点。原告认为“新屋屋背”山场的东边界址“新屋屋背”就是“新屋屋背滴水”，第三人则认为是新屋屋背后的“上坝背的路”。本案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对下列事实无争议：原告和第三人双方都持有林改期间于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双方都认为应当以林权证所载林地权属为准；双方对各自主张的林地使用权和争议林地，都到现场指界，并同时在答辩人绘制的现场图上签了名；双方都认为林权证颁发前，各自都已经实际使用了林权证所载“新屋屋背”、“坳子背”宗地；原告在听证调解会上承认自己建第二栋住房所占用的争议林地，是在征得了第三人同意后占用的。答辩人根据上述基本事实，以原告持有的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所载宗地内业号00266的“新屋屋背”宗地，四至界址：“东至新屋屋背，南至田坎，西至大布岗背茶山,北至大路，面积3.2亩），第三人持有的（2007）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所载宗地内业号00265的“垇（坳）子背”宗地，四至界址：东与唐人礼屋背滴水为界，南至田坎，西至大路，北至与唐书荣岭界，面积1.1亩）、双方现场指认并勾绘的争议地现场指界图（该图“争议林地”四至界址：西上坝背的路、南田坎、西“新屋屋背滴水”，即图中原告指认的虚线位置、北黄胫塘组黄书荣的山为界。争议地的东边界址“新屋屋背滴水”即虚线位置至“小路”为无争议的“坳子背”宗地，“小路”为“坳子背”宗地的东边界址，虚线为原告指认，小路为第三人指认）等合法有效的权属和经双方签字确认的现场图作为主要证据，将原告的“新屋屋背”与第三人的“坳子背”宗地东、西交界的界址地物确认为“上坝背的路”是完全正确的，且符合法律规定的界址确认原则。答辩人以此为界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1.原告的“新屋屋背”宗地，林权证所载东面界址“新屋屋背”，的界址地物标不明，原告将其界定在“新屋屋背滴水”，其界址地物标除原告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而第三人指定的“上坝背的路”与第三人林权证所载“坳子背”宗地的西面界址地物标“大路”吻合；也与原告自己说的“新屋屋背”宗地，来源于土改期间唐后轩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的“山塘坳”下块，的东边界址也是“大路”一致，二者都能佐证其“新屋屋背”东边界址地物标是“路”，而原新屋屋后的路最近的就是“上坝背的路”，故第三人指认的“新屋屋背”宗地的东面界址是“上坝背的路”，不是“新屋屋背滴水”理由更充分。2.原告的“新屋屋背”原山主唐克裕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亲自到争议现场踏看，也认为“新屋屋背”的东面界址是以“路”为界，但东面有两条路（即“争议现场指界图”中的“上坝背的路”和“小路”（小路为第三人指认在原唐人礼的屋后滴水外），究竟以那条路为界，唐克裕不清楚。以上坝背的路为界，则争议林地不是唐人荣（唐人沐）的，以小路为界，争议林地就是唐人荣（唐人沐）的。现场可见，“上坝背的路”是原告“新屋屋背”宗地东边最近的路，以此为“新屋屋背”东边界址，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的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的规定。3.从现场地面植被看，“上坝背的路”以西山场植被大多是“松树和杉树”，与原告林权证所载“新屋屋背”宗地的主要树种相符；以东山场植被大多是“毛竹”，与第三人林权证所载“坳子背”宗地的主要树种相符。4.从实地面积看，以“上坝背的路”为界，其实地面积既与原告林权证证载“新屋屋背”宗地的林地面积相符，也与第三人林权证证载“坳子背”宗地的林地面积一致，反之（即以“小路”为界）则二者登记面积均与实地不符。二、答辩人做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答辩人依法受理，并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收集、审查证据、质证、调解等法定职责，在调处过程中充分保障了原告、第三人所享有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回避申请权，调解权，为此答辩人先后召开了两次听证调解会，在调处无果的情况下，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并告知了其相应的行政救济权。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将争议林地确权归第三人享有，并重新明确了原告“新屋屋背”宗地的东边界址，处理程序完全合法，处理结果恰当。三、原告诉求撤销答辩人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几点理由不能成立。1.关于原告诉称的“1964年原告在本组新屋（原名山塘坳）处建造房屋，直至1992年已建好两栋土坯房和一块晒场，面积300多平方米，1992年领取了建设用地使用证，。2017年政府号召拆除危房……同时政府又通知被拆除的土坯房，房主可以在原宅基地上重建，谁知，在原告准备动工重建房屋时，第三人却前来阻止，不准原告建回原址，说新屋此地的权属是他的”。答辩人认为，原告建了新房并在新房居住，拆除的空心房的宅基地，在原告已建新房的情况下，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农村居民一户一宅规定，根本不存在归原告使用，由原告重建的规定更何况，原告以此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于法无据。再说原告在听证调解会上也承认，拆除的空心房的宅基地是原告建第二栋土坯房的宅基地，是向第三人讨要去的“坳子背”宗地，原告以拆除空心房的宅基地是其所有的宅基地，不是“坳子背”宗地林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以此为由撤销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当。2.关于原告诉称的“1.1953年唐后轩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该地名为‘山塘坳’下块是其“新屋屋背”宗地基础；2.1987年的自留山使用证ＮＯ.0109834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记有‘新屋屋背’；3.2007年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登记了‘新屋屋背’……由原来唐后轩登记的山塘坳宗地……第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的“坳子背”宗地四至界址与唐后轩的“山塘坳”宗地不相关，也与第三人的林权证中的“坳子背”宗地四址完全不同……”。答辩人认为，原告和第三人持有的林改期间的林权证，其林权登记申请表内所载宗地林权的权源依据都是店下组集体的“承包合同和讨论通过的村组林改方案”，而不是土地房产所有证或其他依据，原告和第三人所提供的土改期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都不是本案林权归属的确权依据；原告的1987年的自留山使用证，也早已被统一收回作废了，更无确权效力。何况原告所称的唐后轩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的“山塘坳”下块宗地，和原告提供的1987年的自留山使用证所载“新屋屋背”宗地的东面界址地物标，都不是原告所称的“新屋屋背滴水”，相反，其土改期间唐后轩的“山塘坳”宗地下块的东面界址地物标也是“路”。答辩人认定原告与第三人的“新屋屋背”与“坳子背”宗地的东、西界址地物标为“上坝背的路”并无不当，且符合法律关于解决争议界址的原则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和被告于都县人民政府就案涉林地权属争议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调处程序合法，处理恰当，请依法予以维持。被告铁山垅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1.受理、答复通知书；2.身份证复印件；3.委托书；4.情况说明；5.维持林地现状的通知；6.送达回证；7.申请书；8.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9.自留山使用证存根；10.林权证；11答辩书；12.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13林权证；14.证明；15.会议记录簿；16.林权登记申请表；17.林权登记申请表；18.新屋屋背宗地指界图；19.坳子背宗地指界图；20.争议林地指界图；21.询问笔录；22.询问笔录；23.询问笔录；24.询问笔录；25.询问笔录；26.询问笔录；27.听证调解会记录；28.证明；29.于都县林业局职务任免通知；30.处理决定书。被告于都县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于府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唐人荣与第三人唐福保生同属于都县铁山城镇丰田村店下村民小组的村民。本案争议林地坐落于，原告称“新屋屋背”，第三人称“烟（均）子背”，争议林地四至界址为东至原唐人礼屋背滴水（现为厅堂后墙往东1.5米），南至田坎，西至上坝背大路，北至唐书荣山（即厅堂南墙往南1.5米与黄腔塘组唐书荣山为界），面积1.1亩。原告与第三人因山林权属争议，向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调处期间，为证明各自主张，原告向于都县铁山境镇人民政府提供了以下证据:1、1953年唐后轩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2、1987年第0109834号自留山使用执照存根复印件，其自留山执照中载明的“新屋屋背＂宗地林权四至界址为:东至新屋屋背，南至田坎，西至大布岗背茶山，北至大路，面积ｏ.5亩。3、2007年于都县人民政府发放的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复印件，宗地内业号为00266，证载四至界址为东至新屋屋背，南至田坎，西至大布岗背茶山，北至大路，面积3.2亩。第三人唐福保生向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提供了以下证据:1、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其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载明的“烟子背”宗地林权四至界址为:东至唐镇，南至田坎，西至唐福，北至唐福，面积5亩。2、2007年于都县人民政府发放的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复印件，宗地内业号为00265所载“烟（场）子背”四至界址为:东至与唐人礼屋背滴水为界，南至田坎，西至大路，北至与唐书荣岭界，面积1.1亩。3、丰田村委会《证明》及其附件《黄公山理事会会议记录》各ｌ份；4、厅堂祖牌及钱包簿复印件。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调取了以下证据:1、在于都县林业局档案室调取的2006年林改时期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2份；2、唐人荣、唐福保生对争议林地指界图3份;3、向知情人唐人华、唐克裕、唐二发女、唐二发、唐人礼、唐人义等六人询问笔录;4、丰田村委会关于唐成有任职《证明》和于都县林业局《关于刘毅强（包括刘军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各一份。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在2019年11月22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召开了听证调解会，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12月7日，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作出铁府处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查明:原告以其于都县人民政府1987年第0109834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复印件和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载有的“新屋屋背”宗地林权主张争议林地经营权。其自留山证中载明的“新屋屋背”宗地林权四至界址与原告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宗地内业号为00266的证载四至界址一致，面积3.2亩。该宗地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登记的宗地属性为“责任山”，权源依据是2005年6月23日讨论通过的村组方案和于都县农户责任山承包合同，铁山城镇林地责包字林改（2006）080107010（责任山使用证0109834被划去），四至界址接界人签名栏空白。第三人以其持有的1953年第76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载有的“地子背”宗地林权和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主张争议林地经营权。其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载明的“烟子背”宗地林权四至界址为:东至唐镇，南至田坎，西至唐福，北至唐福，面积5亩。林改期间，第三人取得了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宗地内业号为00265，证载四至界址为东至与唐人礼屋背滴水为界，南至田坎，西至大路，北至与唐书荣岭界，面积1.1亩。该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登记的宗地属性为“责任山”，权源依据是“2005年6月23日讨论的林改方案气表内宗地四至界址接界人签名栏内，北面“与唐书荣岭界”签有唐书荣名字，其余三面空白。原告和第三人唐福保生所持的“林权证”分别载有的“新屋屋背”、“拗（烟）子背”林地，均系铁山城镇丰田村店下村集体发包的“责任山飞发包依据并非村民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而是该组集体与村民签订的“于都县农户责任山承包合同”，不存在按照土改时期的村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载林地“原山归原主”发包的事实。在2019年11月22日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召开的听证调解会上，原告承认其建在“上坝背的路”以东的第二栋住房用地，曾向第三人要过林地建房，在得到第三人的同意后才建起第二栋住房。第三人代理人唐九月生现场指认其“烟子背”宗地的西面界址地物标“上坝背的路气与其持有的“林改”期间县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所载《烟子背》宗地的西面界址地物标“大路”一致，争议林地在“上坝背的路”的东面，第三人的“林权证”所载“均（烟）子背”宗地四至界址范围内。土坯房改造期间，铁山城镇丰田村黄适塘组唐氏村民在争议林地北面与黄运塘组村民唐书荣使用的00264号宗地南面界址交界处建有一栋唐氏宗祠，该宗祠占用争议林地180.5平方米，2017年店下组与黄运塘组两组共同设立的土坯房改造理事会的《会议记录簿》显示，店下组土坯房改造占用“均（地）子背”林地面积180.5平方米（在争议林地范围）补偿款，记入在第三人之子唐九月生（又名唐承德）名下，黄公山理事会也认为是第三人林地。原告与第三人对证载“新屋屋背”宗地四至界址，除东面界址有异议，原告认为是原“新屋屋后的瓦檐滴水”，第三人认为是原“新屋屋背后的“上坝背的路”外，其余三面界址无异议并与实地基本一致;争议林地西边界址“上坝背的路”以西山场，即本案争议林地外山场的植被为自然生长的马尾松和杉树及少量的其他树种，与原告的“新屋屋背”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所载主要树种“马尾松杉树”相符;“上坝背的路”以东山场，即争议林地的植被为自然生长的“毛竹”，与第三人的“烟（蝴）子背”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所载主要树种“毛竹”一致。行政复议期间原告再向答辩人出示了1987年自留山使用执照存根原件。其存根原件，本应报备于都县档案局而未报备，证明其自留山使用证并未列入林权权属范围，这与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在调处期间查明的“丰田村店下组在1983年林业三定期间未分配自留山，于都县档案局没有原告所在的丰田村店下组自留山档案资料，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召开的听证调解会上，原告承认其持有的1987年自留山使用证原件被村委会收回”等情况相符。答辩人认为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涉及本案的所有证据材料，经审查核实，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答辩人作出的于府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及第二十九条“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的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之规定，原告唐人荣称“新屋屋背”，第三人唐福保生称“地（均）子背”的争议林地，原告和第三人均未提供有效的1983年案涉林权证书，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在认定原告持有的林改期问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第三人唐福保生持有的林改期间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合法有效的基础上，结合实地勘验，原告、第三人现场指认并签字确认的争议地现场图的四至界址与第三人唐福保生持有的林权证所载“烟（蝴）子背”宗地的四至界址和面积相符，其“烟（±幼〉子背”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所载主要树种“毛竹”与争议林地实地植被“毛竹”一致，原告的林权证所载“新屋屋背”宗地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所载主要树种“马尾松杉树”与其“新屋”后的“上坝背的路”西侧山场，即争议林地外山场的主要树种相符。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以“新屋”后“上坝背的路”为原告的“新屋屋背”宗地的东面界址确权，符合“按四至载明的最近的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的法律规定，据此做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争议林地使用权归第三人唐福保生享有是恰当的。原告所称的“新屋屋背”宗地在1981年分田单干时在“新屋屋背”林地上练过禾坪、1962年开过荒，1964年与唐人林建过房，1970年又建了牛栏猪栏，都是1983年林业“三定”和“林改”前使用“新屋屋背”宗地的事实，以此主张争议林地为其“林权证”所载“新屋屋背”宗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1983年、1987年生产队分山林，唐后轩“塘坳上下”两块地分给了原告的问题，原告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没有“塘坳上下”名称的宗地林权，以此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否认第三人唐福保生的“均（烟）子背”宗地林权理由不当。故原告复议申请撤销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申请理由不成立。于都县铁山拢镇人民政府在案涉林地使用权争议经调解无果后，对案涉林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调处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答辩人决定：维持于都县铁山城镇人民政府2019年12月7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铁府处字（2019）5号）。三、答辩人作出的于府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9年12月23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经审查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答辩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先后向行政复议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等相关文书，因新冠××疫情影响及原告在行政复议期间又提交新证据，答辩人分别于2020年2月7日、5月17日、5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中止审理通知书》《恢复审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答辩人于6月2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行政复议各方当事人，并告知了原告、第三人有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答辩人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府复字［2019］21号）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章贡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被告于都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身份信息及证据材料；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行政复议中止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回复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唐人荣询问笔录；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第三人辩称，一、争议的地块属于答辩人是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的。答辩人的父亲在1953年便取得了争议地块的山林执照，当时小地名叫作垇（坳）子背，之后，该地块与其它土地归集体所有。在上世纪80年代，该地块根据按照原山归原主的原则一直由答辩人经营管理，包括答辩人修建猪栏，别人需要在该地块修建房屋也需要答辩人同意，包括原告向答辩人请求，要了30平方米的地块用于建房。2006年确权时，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依法登记在了答辩人的名下。答辩人获得该地块承包经营权的历史由来脉络清晰，登记给答辩人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并且，在近年来土坯房改造期间，在争议地块，铁山垅镇丰田村黄胫塘组唐氏村民修建了一栋唐氏祠堂，占用争议林地180.5平方米。这个事实是本地村民众所周知的，该地块的补偿款，也是归答辩人所有，原告也是没有异议、要求申领。该事实，也可以明显证明争议地块是答辩人承包经营的。二、原告提供的1987年第0109824自留山使用权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提供的1987年的自留山使用权证明显错误。该证里面中“新屋屋背”明显有误。争议地块自古以来，该地块叫垇（坳）子背，就是不叫新屋屋背（新屋屋背的称呼根本就没有出处），就是现在，本组组民都不会把该地方叫新屋屋背，该地名明显是杜撰出来的。在1987年，于都县人民政府也未向店下组组民颁发自留山的使用权证，于都县档案局也没有原告提供的自留山使用权证的存根，这是店下组组民都知道的事情。并且，原告调处时承认当年其自留山使用权证被依法收回。所以，可以明显确认原告提供的1987年的自留山使用权证是没有效力的。三、铁山垅镇政府、于都县人民政府将争议地块认定答辩人所有，是两级人民政府现场实地勘察，认真向答辩人、原告及本组组民核实情况后，按照合法程序，公平公正的形式权力，作出的处理决定，属于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林地位于于都县。原告以其持有的1987年第0109834号《江西省于都县自留山使用执照》存根和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载明的小地名“新屋屋背”宗地林权主张争议林地经营权。第三人以其在持有的1953年第76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载有的“垇子背”宗地林权和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主张争议林地经营权。2019年11月22日，被告铁山垅镇政府组织原告和第三人召开听证调解会，原告承认其在争议林地建第二栋住房时，曾向第三人要过土地，得到第三人许可后才建成。2019年12月7日，被告铁山垅镇政府作出铁府处字［2019］5号《铁山垅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一、确认争议林地四至界址：东至原唐人礼屋背滴水（现为厅堂后墙往东1.5米），南至田坎，西至上坝背大路，北至唐书荣山（即厅堂南墙往南1.5米与黄胫塘组唐书荣山为界），面积1.1亩，为第三人持有的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68号林权证所载业内号第00265号“坳（垇）子背”宗地林权，使用权归第三人享有；二、确认原告享有于都县林证字（2007）第0801070178号林权证中业内宗地号00××66号“新屋屋背”宗地使用权；明晰其“新屋屋背”宗地的证载东面界址“新屋屋背”为：“上坝背大路”。其余南、西、北三面界址地物标，仍以于都县政府颁发的该宗地的“林权证”为准。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于都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6月24日，被告于都县政府作出于府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铁山垅镇政府作出铁府处字［2019］5号《铁山垅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进行山林权调处是因为原告认为第三人侵犯其山林权，依据双方提供的山林权证，原告的山林地名为“新屋屋背”，第三人山林地名为“坳子背”，且双方的山林权属登记的四址并无相重合的地方，原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第三人的山林归其所有。在2018年9月13日及2019年11月22日由被告组织的听证会上原告均承认其向第三人“要过山场”，原告现否认其在听证期间的陈述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建房时向第三人“要”山场建房，该山林权属本该系第三人所有，原告要求该山场归其所有于法无据。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要求撤消上述行政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人荣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50元，由原告唐人荣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云蔚人民陪审员  陆志灵人民陪审员  肖 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娟书记员张境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