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6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长富，男，197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敬忠，四川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四川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城南之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办事处江安村社区**。 诉讼代表人：蔡斌，成都城南之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茜，成都城南之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巍，成都城南之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 上诉人蒋长富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城南之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南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长富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694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蒋长富对城南公司享有破产债权38897534.2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城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担保问题的认定上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没有《股东会决议》或者不采信，均不影响城南公司对四川万仁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仁源公司）提供担保的效力。城南公司是四川汉云再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云公司）的全资公司，由罗昌仁任法定代表人。汉云公司的股东是罗昌仁和其女儿罗明铭，法定代表人仍是罗昌仁。万仁源公司是罗昌仁（持股75%）、女婿任立常（持股10%）绝对控股的公司。三家公司都是罗昌仁及其家族实际控制下的关联企业。上述三家关联企业都从事经营房地产开发，在实际经营中经常为融资相互提供担保，城南公司为万仁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只是其家庭关联企业相互担保的案例之一，本案中，任立常收到蒋长富借款的次日，便将其中的1000万元转给城南公司，城南公司因本次的担保也得到了经营所需的巨额资金，符合其实际控制人的主观意愿和利益需求，代表罗昌仁及家族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即使城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因形式上存在瑕疵而不予采信，担保仍然有效。2.城南公司的唯一股东系汉云公司，而汉云公司的股东是罗昌仁及其女儿罗明铭，城南公司《股东会决议》从形式上虽然没有汉云公司的盖章，但汉云公司的股东罗昌仁及罗明铭均有签名或盖章，该二人行为可以视为汉云公司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对城南公司《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决定。3.作为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罗昌仁的女婿任立常，在被授权管理印章期间代表城南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城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行使城南公司的授权行为，且盖章行为发生在城南公司登报公告确认印章作废之前，故城南公司因提供担保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蒋长富作为本案的债权人，只要城南公司在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处加盖公章，其就已经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是善意第三人。城南公司内部有关印章管理的问题，与蒋长富无关。因此城南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得因其内部管理问题而无效。 城南公司辩称,1.本案不属于“九民纪要”第19条公司对外担保无须决议的例外。万仁源公司与城南公司都是罗昌仁实际控制的公司，但是从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来看，两公司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一定是常态化的，而不是偶发的几次担保。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万仁源公司与城南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与本案相关的三个案件中举示的多份证据材料，仅有蒋增伙一案的《借款合同》是罗昌仁个人签字画押，其他材料都是加盖城南公司公章和罗昌仁私章，目前来看罗昌仁私章并非其本人加盖，盖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自然就不存在“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股东签名”一说。2.案涉《股东会决议》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能认定蒋长富具有善意。罗昌仁对《股东会决议》应该是不知情的，这意味着有人背着罗昌仁在《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城南公司公章和罗昌仁私章，这是一个倒签的、不真实的、不合法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对城南公司发生效力。3.任立常加盖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城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蒋长富在一审中声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书》《股东会决议》时，罗昌仁、任立常等人都在场，但任立常在庭外接受询时对上述问题表示不清楚。如果如蒋长富所称当时罗昌仁确实在场，为什么不自己签字，如果任立常加盖印章，假定确实有权代表城南公司，那么任立常也应该在城南公司盖章处签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加盖罗昌仁私章，因此与其说代理，不如说是盗用。4.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并非法律适用，而是事实认定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借款合同》和《借款展期协议书》不对城南公司发生效力，是通过分析诸多异常现象间接将其认定为虚假证据。抛开这两个虚假证据，蒋长富的债权也已超过保证期间，不应当予以认可。 蒋长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蒋长富对城南公司享有破产债权38897534.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城南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8日，蒋长富提供了一份《借款合同》，载明：蒋长富出借资金20000000元给万仁源公司；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18日始至2015年12月17日止；借款利率为每月2%；指定收款账户为任立常在中国民生银行成都青羊支行的账户，账号为47×××20；元丰公司、城南公司、蒋增伙向蒋长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该合同还就担保顺位、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确定。“出借人”处有蒋长富签字，“借款人”处有万仁源公司盖章、任立常签字，“担保人”处有涂山海、蒋增伙签字，并加盖元丰公司公章、城南公司公章及罗昌仁私人印章。 龚裕婷于2014年3月18日分五笔向任立常账户共计转款20000000元。2016年1月5日，龚裕婷当着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员的面在一份《情况说明》的“说明人”处签字捺印，该《情况说明》载明：龚裕婷向任立常共计支付人民币20000000元，是龚裕婷受蒋长富的委托，代其向借款人任立常支付的出借款。 2015年12月17日，蒋长富提供了一份《借款展期协议书》，约定：借款人因筹集资金未及时到位，不能如期偿还借款，现将还款时间延长至2017年12月17日，利息不变，本协议是对双方《借款合同》部分条款的调整和补充，除依协议将原借款期限展期外，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出借人”处有蒋长富签字，“借款人”处有万仁源公司盖章及任立常签字，“担保人”处加盖有城南公司及元丰公司公章、罗昌仁私人印章及涂山海签字。 蒋增伙制作了一份《股东会议决议（担保方）》，载明：一、鉴于借款人万仁源公司向蒋增伙、蒋长富等借款5600万元整，本次会议就公司为借款人万仁源公司向债权人之借款提供担保事宜，决议通过如下事项：1.同意本公司向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至款结清。2.同意以本公司的财产位于成都天府新区城南之星项目在建工程设定抵押，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3.同意以本公司的财产本公司100%法人股汉云公司股权设定质押，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4.其他担保方式：汉云公司自然人股东签字（章）确认，任立常、涂山海以亲属身份担保；二、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等一切费用；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办理抵押、质押登记的，本公司同意办理抵押登记、质押登记，并承诺履行相关的义务。不办理抵押、质押登记的，不影响本公司提供担保行为的效力；四、本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及股东的约定，提供担保的数额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限制，且不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单笔担保的限额。“股东”签字处有任立常、涂山海、罗明铭签字、城南公司公章及罗昌仁私人印章。 任立常在一审法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表示记不清楚其是否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城南公司的股东会照常理不需要任立常参加，也不会让其在决议上签字；城南公司公章及罗昌仁私章一直由任立常保管，但罗昌仁2015年7月放出来后就将印章收走了。 蒋增伙陈述：其与赵琎系夫妻关系，与蒋长富系兄弟关系。三案共涉及借款36000000元均是蒋增伙的。因其不便以个人名义出借全部资金，故分成三个《借款合同》，分别以其个人、赵琎及蒋长富的名义出借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担保方）》均是其制作好后由相关人员签字盖章；其与罗明勇、涂山海是同行也是朋友，通过二人认识罗昌仁。在案涉几笔借款之前其与罗昌仁、罗明勇、涂山海个人及关联公司均无经济往来；36000000元分成三个借款合同向罗昌仁提供借款。出借款中有6000000元是涂山海的，有5000000元是合伙人张玲的，有一部分是蒋增伙挪用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立公司)的，还有一部分是蒋增伙自己的，与张玲的账及康立公司的账已通过各种方式清账，但无法提供相应依据佐证。 罗昌仁向公安机关及破产管理人陈述：其确认的债权均有本人签字捺印或亲笔签名的授权书；城南公司公章由任立常管理，但罗昌仁于2015年3月被羁押后，印章证照就下落不明了。 任立常的银行流水显示：案涉借款均未流入万仁源公司，任立常于2014年3月19日向城南公司转款10000000元，但任立常作为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时将该笔转款一并申报。 蒋增伙是康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城南公司是法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罗昌仁。城南公司唯一股东是汉云公司，其有两个自然人股东（罗昌仁与罗明铭），公司未设股东会、董事会，执行董事是罗昌仁。成都市华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瑞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是罗昌仁的关联企业，罗昌仁是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万仁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立常是罗昌仁的女婿，任立常与罗昌仁均是万仁源公司的股东；罗明勇与涂山海均是罗昌仁的侄子，也是元丰公司的股东，罗明勇还是元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8年2月23日，一审法院以（2018）川0116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申请人陈宜勇关于城南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联合为城南公司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至今未接收到城南公司的公章、罗昌仁的私章及完整的财务资料。蒋长富于2018年6月20日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金额共计38897534.25元，破产管理人认为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已届满，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免除，故对蒋长富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蒋长富于2019年6月27日在《〈债权初审通知书〉异议表》上注明：因其第一次提交债权申报表时，未及时找到《借款展期协议书》，故未在申报期间提交该份材料。补交该材料，请予以复查。破产管理人在《债权异议回复函》上载明：经管理人释明，蒋长富仍无法向管理人提交城南公司出具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故对其申报的债权再次不予确认，蒋长富遂起诉至法院。 诉讼中，蒋长富明确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00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3月18日始至2018年2月2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 以上事实有蒋长富与城南公司的一致陈述及身份证、企业工商信息、《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书》、银行转款凭证、公证书、（2018）川0116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债权申报表及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初审通知书、债权初审通知书异议表、债权异议回复函、《股东会决议（担保方）》、蒋增伙出具的情况说明、城南公司印章遗失声明、成都市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及破产管理人对罗昌仁所作的询问笔录和会议纪要、任立常银行流水、本院对任立常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入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借款合同》及《借款展期协议书》是否对城南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法律规定的目的是区分债权人是否善意，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避免法定代表人随意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故，在公司为提供担保领域，如果不存在公司决议的例外情形，则应严格审查公司决议，以判断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蒋长富虽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担保方）》，但该决议存在诸多不合理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从该决议来源看，决议并非是城南公司提供的，而是蒋增伙在事后单方面制作好交由城南公司签章，且该决议无出具时间，无法确定行为人在《借款展期协议书》中“担保人”处盖章时的行为是否构成越权代表；2.从该决议内容看，决议载明的：“十五日之前通知了全体股东，本公司现召开临时股东会”等内容均不属实，更像是蒋长富为了证明自己是善意债权人而单方制作的。且注明的三笔借款总金额“伍仟陆佰万元”与其自述的36000000元相差甚远；3.从该决议形式看，该决议的“股东签字”处并无城南公司唯一法人股东汉云公司的盖章，反而有任立常、涂山海等非股东的签字，形式相当不规范；4.从该决议盖章效力看，城南公司的印章长期失控，破产管理人至今未接管到该公司印章，蒋长富也无法证明用印行为人身份，故无法确认盖章行为人的用印行为效力；5.从蒋长富的言行看，其提交《借款展期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担保方）》，说明其维权意识很强，且对上述手续的重要性相当清楚，但在申报债权时均未向破产管理人提供。经破产管理人释明后，仍未提供《股东会决议（担保方）》，导致其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在其诉讼至法院后，经法院反复催促，才提交《股东会决议（担保方）》，该行为令人生疑。故，实难认定蒋长富存在善意及担保行为对城南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蒋长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144元，由蒋长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蒋长富提交证据：1.任立常银行账户流水4页,拟证明万仁源公司与城南公司有频繁的资金支持的商业合作关系，城南公司为万仁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其利益，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此等情形对外担保即便没有股东或董事会决议，仍然有效。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88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虽然汉云公司是城南公司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但罗昌仁是实际持有城南公司的控股股东，汉云公司仅是代持人。因此罗昌仁在借款担保合同上盖章，无论有没有股东会决议，担保有效。3.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683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成都中院(2018)川01民终1394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罗昌仁在公安机关否认张海燕的债权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罗昌仁在公安机关对债权的否认不可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成都复欣恒汇贸易有限公司系城南公司项目融资的居间服务方，任立常账户收到蒋增伙借款后，于2014年10月16日代罗昌仁向成都复欣恒汇贸易有限公司付款100万元，2014年11月21日代罗昌仁向成都复欣恒汇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400万元都是用于了与城南公司项目的相关费用。4.(2014)双流民初字第522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成都瑞鼎投资有限公司是城南公司项目的运营商，任立常账户收到蒋增伙借款后，于2014年11月21日向成都瑞鼎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62.4万元也是代城南公司项目支付的款项。5.成都中院(2016)川01民初136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8)川01执2132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1）罗昌仁在公安机关否定王忠的债权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罗昌仁在公安机关对债权的否认不可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罗昌仁以其若干家族企业和亲属共同担保融资的情况非常普遍，本案只是其中一例；（3）公司仅仅以未经公司同意，经办人私自盖章，就不认可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法律以及司法实践对此都不予支持，成都中院的判例也不支持。相同案件应当相同处理，只要城南公司、罗昌仁的印章真实，即便是由印章管理人任立常加盖，也是公司行为和授权行为。6.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29号判决，该判决是九民纪要颁布后第一个判决，拟证明对于在同一个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的关联企业之间为了经营活动提供的相互担保，并不需要股东会决议。城南公司质证称：1.针对证据1，银行流水反映的是客观的资金走向，仅凭双方之间有银行转账，不足以说明双方之间有商业合作关系，罗昌仁的这些关联公司之间互相转账有可能是商业合作关系，也有可能是罗昌仁作为实际控制人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蒋长富主要是想证明罗昌仁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正确，但是该案例只是关于张海燕的债权，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是慧富恒泰(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城南公司、瑞鼎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的债权无关。5.针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与本案无关。6.对证据6最高院的判决书，该判决书本身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该证据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无关。 本院认为，证据1能够显示任立常的银行账户与城南公司、成都市华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有多笔经济往来，但是并不能证明系万仁源公司代城南公司支付款项；证据2，虽然另案判决认定罗昌仁是城南公司的实际股东，但是借款担保合同上的盖章行为效力能否及于城南公司需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故仅依该判决确认罗昌仁系城南公司的实际股东即推导即或没有股东会决议担保也有效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证据3、4、5属于另案判决书，均仅能证明任立常账户与各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并不能直接证明系任立常收到款项后代罗昌仁付款；证据6系最高人民法院对关联企业之间提供担保的情形作出的判决，具有参考意义，但并不证明本案即应照此判决。综上，本院对蒋长富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城南公司就案涉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有效。而认定本案担保是否有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认定，一是《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书》上加盖城南公司公章是否城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若是城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城南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而产生相应法律效力。首先，蒋长富主张与城南公司建立担保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城南公司在《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书》上加盖有城南公司印章。本院认为，探究公司这一拟制人格的真意表达，应按照代理或代表规则，考察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行为之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即判断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于公章的真假，而在于盖章之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而具体到本案，根据二审中蒋长富的陈述，城南公司印章是由任立常加盖，任立常虽然系城南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昌仁的女婿，但是基于亲属关系并不表示其能够代表城南公司意志加盖印章，蒋长富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任立常加盖印章的行为有城南公司或城南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昌仁的授权，因此蒋长富并未尽到出借人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其主观上存在过错不具有善意；其次，从《股东会决议（担保方）》形成经过来看，蒋长富认可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为了可能产生的诉讼而于2014年11月底或12月份时补签，签完后由蒋增伙找到涂山海、罗明铭签字。据其陈述的签订过程，当时有罗昌仁、任立常、蒋增伙在场，而汉云公司是城南公司的唯一控股股东，罗昌仁是城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汉云公司的控股股东，罗昌仁的签字显然比其他人的签字更具有法律效力，但罗昌仁在场的情形下蒋增伙未要求其签字仅由任立常加盖私章，却又去找并非城南公司股东的涂山海、罗明铭签字显然也不符合正常逻辑，对此蒋长富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那么《股东会决议（担保方）》是否在罗昌仁在场的情形下形成存疑；第三，从本案查明事实看，蒋长富在2018年6月20日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时被告知案涉债务保证期间已届满，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随后蒋长富于2019年6月27日又向破产管理人提交了《借款展期协议书》，此后在被告知因未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不予确认债权时，蒋长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提交了未载明时间且形式上并不完备的《股东会决议（担保方）》，从蒋长富的上述行为来看，完备的书面证据表明其具备法律意识，而书面证据的提交过程则显然与其具备的法律意识不相符，结合城南公司印章长期失控，破产管理人至今未接管到公司印章的事实，蒋长富所提交证据的形成过程真实性存疑。综上，蒋长富在本案中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城南公司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基于此，讨论城南公司与万仁源公司之间的担保是否实际控制之下的关联企业之间的担保以及是否需要股东会决议即丧失了事实基础，本院不再评述。 综上，蒋长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288元，由蒋长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小丽 审判员  马 雯 审判员  傅 敏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杜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