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9民终1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5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保德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柳某，男，1974年8月8日，山西省河曲县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5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保德县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保德县人。上诉人刘某、柳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王某健康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保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93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上诉人柳某、被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梁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上诉请求：1、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保德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31民初211号，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王某和被上诉人梁某按各自过错大小承担被上诉人梁某因提供劳务遭受到的人身损害赔偿2、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王某给付被上诉人梁某因提供劳务的全部劳动报酬。3、依法改判上诉人刘某不承担任何责任。4、上诉费和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梁某和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对劳务关系没有确认，对责任主体的认定犯了随意性的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某承担被上诉人梁某的赔偿责任和给付被上诉人梁某劳动报酬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当前，审理劳务纠纷案件主要依据的是这条法律规定。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在审理劳务纠纷案中，劳务关系的审查是关键，而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梁某到底和哪一方建立起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一审法院自始至终没有讲清楚，没有明确。劳务关系不能明确,责任主体就不能随意确定。一审法院判决书认为“原告梁某受伤是由于要给正在做工的铲车提供救助引发的，而该铲车是给被告刘某吩咐的工作面进行作业的，所以，被告刘某应当对原告梁某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的认定完全是错误的。既明显犯了无因果关系的法律逻辑错误，也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的错误认定。2、客观上讲，本案实际的接受劳务者是被上诉人王某，从本案的相关证据也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王某为接受劳务者。首先，本案的事故发生地为王某的蔬菜大棚内，王某对于梁某的劳动行为是知情的，从未明确阻止过和反对过。说明了王某对于梁某的劳动行为在客观上的默认性。其次，本案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蔬菜大棚的物权所有人和管理人为王某，王某有义务对劳动者在蔬菜大棚内提供劳务的安全性负责。（王某自己认为其与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过蔬菜大棚的承包合同，但其又将合同作废了。）再其次，王某为蔬菜大棚内提供劳务的终极受益人,梁某因提供劳务遭受人身损害由受益人王某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1、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柳某作为第三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柳某是上诉人的女婿，本案在一审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并没有起诉柳某，一直到本案在发回重审的时候，原告一直没有起诉柳某。在一审重审开庭时，本案柳某是来向人民法院为上诉人刘某作证的证人，可一审法院没有让其作证，而是当庭将其作为了第三人让其参加诉讼。显然，在程序上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二)追加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三)发回重审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酌情确定举证期限；(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五)公告送达的，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本案在一审中，突然将柳某作为第三人，既未给柳某本人留足举证期限也未给上诉人刘某和其他当事人留足举证期限。显然错误。2、被上诉人柳某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的第三人，属于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非一审原告（被上诉人梁某）起诉的对象，也没有经过一审原告（被上诉人梁某)的申请追加。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一审法院在该案中是无权判决由柳某承担责任的。可一审判决却判决了由刘某和柳某共同承担责任,显然超出了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3、在一审法院重审的庭审中，上诉人刘某及第三人多次强调过，被上诉人王某与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过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中，关于工人们在蔬菜大棚的劳务用工和发生意外事件等事项均已约定的非常清楚，都是约定由被上诉人王某负责的。上诉人要求王某拿出承包合同，王某拒绝拿出。被上诉人王某也在庭审中亲口承认其将蔬菜大棚发包给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但其又说后来自己又私自撕毁了合同。一审判决书也认定:“被告王某作为发包方，曾经将其蔬菜大棚发包给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双方还写过承包合同。”一审还认定了“被告王某雇佣多人在蔬菜大棚进行劳务。…但被告刘某不认可，被告王某提供不出充分证据证据证明自己的意见。”（判决书第10页第6自然段）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一审判决没有依此为依据作出认定，而是将被上诉人王某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打折认定为35%的责任，于法无据。其次，一审在重审的时候，如果人民法院要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可以将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被上诉人王某自述其与轩铭公司签过承包合同，但其又拒不提供。为何不能让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庭参加诉讼并将其承包合同呈上法庭，这样一来，本案的真相就不清楚了吗?一审法院竟然没有这样做，而是突然将证人柳某作为第三人。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实体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鉴于本案已经发回重审一次，敬请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柳某上诉请求：1、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保德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31民初211号，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王某和被上诉人梁某按各自过错大小承担被上诉人梁某因提供劳务遭受到的人身损害赔偿。2、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王某给付被上诉人梁某因提供劳务的全部劳动报酬。3、依法改判上诉人柳某不承担任何责任。4、上诉费和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梁某和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对劳务关系没有确认，对责任主体的认定犯了随意性的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柳某承担被上诉人梁某的赔偿责任和给付被上诉人梁某劳动报酬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当前，审理劳务纠纷案件主要依据的是这条法律规定。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在审理劳务纠纷案中，劳务关系的审查是关键，而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梁某到底和哪一方建立起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一审法院自始至终没有讲清楚，没有明确。劳务关系不能明确，责任主体就不能随意确定。一审法院判决书认为“被告刘某在蔬菜大棚指挥工人劳务并给工人记工是受雇于柳某，所以，第三人柳某应当对原告梁某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的认定完全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刘某在蔬菜大棚指挥工人劳务并给工人记工”是受雇于柳某，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又依据“刘某…受雇于柳某”进而推出“第三人柳某应当对原告梁某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来的太突然，明显犯了无因果关系的法律逻辑错误，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的错误认定。事实上，上诉人柳某仅仅是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王某签订合同前的一个介绍人。上诉人柳某向王某引荐了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后，上诉人柳某就再没有与王某发生过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梁某是王某的工人，其受伤与上诉人柳某没有任何关系。2、客观上讲，本案实际的接受劳务者就是被上诉人王某，从本案的相关证据也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王某为接受劳务者。首先，本案的事故发生地为王某的蔬菜大棚内，王某对于梁某的劳动行为是知情的，王某从未明确阻止过和反对过。说明了王某对于梁某的劳动行为在客观上的默认性。其次，本案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蔬菜大棚的物权所有人和管理人为王某，王某有义务对劳动者在蔬菜大棚内提供劳务的安全性负责。（王某自己认为其与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过蔬菜大棚的承包合同，但其又将合同作废了。）再其次，王某为蔬菜大棚内提供劳务的终极受益人，梁某因提供劳务遭受人身损害由受益人王某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1、一审判决将上诉人柳某作为第三人是错误的。上诉人柳某是刘某的女婿，本案在一审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并没有起诉柳某，一直到本案在发回重审的时候，原告也一直没有起诉柳某。在一审重审开庭时，本案柳某是来向人民法院为被上诉人刘某作证的证人，可一审法院没有让其作证，而是当庭将上诉人柳某作为了第三人让参加诉讼。显然，在程序上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二)追加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三)发回重审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酌情确定举证期限；(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五)公告送达的，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本案在一审中，突然将上诉人柳某作为第三人，既未给上诉人柳某留足举证期限也未给上诉人刘某其他当事人留足举证期限。显然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柳某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的第三人，属于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非一审原告（被上诉人梁某)起诉的对象，也没有经过一审原告（被上诉人梁某）的申请追加。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一审法院在该案中是无权判决由第三人柳某承担责任的。可一审判决却判决了由刘某和柳某共同承担责任，显然超出了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3、在一审法院重审的庭审中，上诉人柳某及和被上人刘某多次强调过，被上诉人王某与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过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中，关于工人们在蔬菜大棚的劳务用工和发生意外事件等事项均已约定的非常清楚，都是约定由被上诉人王某负责的。上诉人要求王某拿出承包合同，王某拒绝拿出。被上诉人王某也在庭审中亲口承认其将蔬菜大棚发包给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但其又说后来自己又私自撕毁了合同。一审判决书也认定:“被告王某作为发包方，曾经将其蔬菜大棚发包给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双方还写过承包合同。”一审还认定了“被告王某雇佣多人在蔬菜大棚进行劳务。……但被告刘某不认可,被告王某提供不出充分证据证据证明自己的意见。”（判决书第10页第6自然段）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一审判决没有依此为依据作出认定，而是将被上诉人王某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打折认定为35%的责任，于法无据。其次，一审在重审的时候，如果人民法院要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可以将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被上诉人王某自述其与轩铭公司签过承包合同，但其又拒不提供。为何不能让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庭参加诉讼并将其承包合同呈上法庭，这样一来，本案的真相就不清楚了吗?一审法院竟然没有这样做,而是突然将证人柳某作为第三人。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实体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鉴于本案己经发回重审一次，敬请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王某辩称，不认可上诉人柳某的上诉意见，柳某说的都不是事实。柳某引荐来的工程，是我和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2014年5月份刘某组织的干活，后面所有的事与我无关。认可一审判决。梁某辩称，我不认识柳某，是刘某雇佣的我。认可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一审法院2020年6月12日依职权追加柳某为第三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但一审法院2020年6月12日开庭，并未给柳某留足举证期限，属于程序违法。为查明本案事实，将柳某及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列为被告是否更为合适；且一审法院仍未查明刘某、王某、柳某及山西轩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蔬菜大棚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该蔬菜大棚的权属等问题，也未在文书中对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望发回重审后，查清本案事实，加大调解力度，依法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保德县人民法院（2019）晋093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山西省保德县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刘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93元予以退回，上诉人柳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93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左长军审 判 员 刘 勇审 判 员 曲 攀 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文鑫书 记 员 刘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