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71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昆，男，194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岭，女，195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某（系苏某岭女儿），女，197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祥，男，195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凤，女，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自强，河北汇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住所地河北 —2— 省石家庄市范西路36号。 法定代表人：曹琴英，该院党委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贵，男，197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晔，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6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冀0102民初63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纸质版病历的真伪作出正确认定，也没有正确认定因病历资料少而鉴定不能的责任。1.一审诉讼过程中，无论是上诉人申请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苏玉良的电子病历进行鉴定，还是申请法院调取由被上诉人制作并存档的苏玉良的电子病历供上诉人及法院用于核实纸质版病历的真伪，被上诉人均拒绝配合。在上诉人反复请求、原审法院一再责令其提供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阳奉阴违，被上诉人也只是提供苏玉良的电子病历日志而拒不提供苏玉良的全套电子病历。2. —3— 根据诉讼过程中法院调取的苏玉良电子病历日志所载信息，即可发现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纸质病历资料存在诸多疑点。甚至存在病程记录时间倒错以及在苏玉良电子病历中出现了十三次对其他患者病历进行操作的记录。虽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对照电子病历日志和纸质版病历所提出的质疑进行了情况说明，但对许多疑点难以自圆其说，更难以排除上诉人对其提供纸质版病历有可能存在伪造、隐匿情形的合理怀疑。3.原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电子病历系统中保存有可显示病历修改情况的全套电子病历（如被上诉人在《情况说明》中所言，电子病历包含有“红染绿染的文字，是正常书写留下的痕迹”）的情况下。却仍由被上诉人只调取苏玉良电子病历日志，而拒不调取全套电子病历。此作法有失人民法院的公正性，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其结果是，不仅纵容了被上诉人的骄横之情和其对人民法院蔑视，而且导致上诉人无法对苏玉良电子病历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纸质病历进行比对、核实，以便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质证意见。4.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即使被上诉人也认可病历存在修改（正常），但原审法院所调取的电子病历日志中却未见到一条修改的操作记录。这说明，即使法院调取的电子病历日志也存在被人为篡改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却仍做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伪造和隐匿苏玉良病历的认定，显然没有考虑最基本的事实。5.基于上述原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纸质病历仅认可其中 —4— 的客观病历和少量主观病历，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全套电子病历的情况下进行最大宽容度的选择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是按照一审法院的指示，并且在被上诉人在场全程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病历拣选。不仅上诉人的拣选结果得到了被上诉人的同意，而且将上诉人拣选的病历资料作为鉴定材料由人民法院提供给鉴定机构，也是得到双方一致同意。在三方参与下达成共识，指定上诉人拣选可作为鉴定资料的病历，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法院提供给鉴定机构的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但在一审判决中却成了认定上诉人承担鉴定不能责任的理由，令人难以接受。综上，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全套电子病历供上诉人与纸质病历进行核实，是导致部分不能确定真实性的病历资料排除在鉴定材料之外根本原因，也是导致鉴定机构因“病历材料不充分、不完整”“无法完成委托事项”根本原因。因此，鉴定不能的责任完全应由被上诉人一方承担。一审判决不仅没有对被上诉人病历的真实性做出公正的认定，并将鉴定不能的责任归咎于上诉人“认可病历太少”，而对上诉人不认可全部病历的原因却只字不提。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没有反映诉讼过程的全貌，更没有正确区分双方的举证责任，明显有失公允。二、应当推定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伪造、篡改、隐匿或销毁病历资料的主张成立。1.在原审法院调取苏玉良电子病历的过程中，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原审法官均亲眼观看了被上诉人信息科技术人员对苏玉良电子病历 —5— 演示和讲解。结合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苏玉良的电子病历日志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控制着苏玉良的电子病历的事实。2.被上诉人直到诉讼终结仍拒不提供苏玉良的电子病历，导致上诉人无法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纸质版病历的真实性以及修改情况进行核实，也严重妨碍了法院对关键事实的查明。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控制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上诉人一方认为电子病历中的内容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涉嫌伪造、篡改、隐匿病历的主张，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主张成立。4.然而，纵观整篇判决书，判决书没有对法院是否调取到的电子病历，双方对电子病历日志进行质证，发表各自意见的过程进行任何表述和评价。尤其是对上诉人在发现电子病历日志存在诸多问题，被上诉人也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我方坚持要求法院继续调取苏玉良全套电子病历以进一步核实纸质病历真伪的要求也只字未提。一审法院既没有依法正面对双方争议的重点事实——病历真伪进行调查取证和查明，也不适用证据规定判令拒绝提供证据的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不利后果，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实被告确实存在（涉）嫌伪造、隐匿病历”。上诉人认为，在我方一再强烈要求原审法院完成调取苏玉良电子病历的工作，而不是大打折扣地只调取电子病历日志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拒绝调取。即使上诉人在证明病历真伪方面的举证欠充分，其责任应当在原审法院，而不 —6— 是上诉人。一审判决将责任归于上诉人的作法是在掩饰自己的工作过失，逃避责任。三、石家庄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石家庄医鉴2018-012号）不能作为本案依据。1.根据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本次鉴定的委托单位是石家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而非医患双方。被上诉人所谓的双方发生医疗纠纷后，共同委托石家庄市医学会对本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2.该鉴定意见是在假定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病历资料全部真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而非经质证确认病历真实性后进行鉴定。事实上，直到诉讼中被上诉人提供全套纸质病历前，上诉人除复制了住院记录、死亡记录和手术记录、CT报告等不过二十页病历（不足全部病历的10%）外，从来没有见到过苏玉良的完整病历资料。尤其是反映诊疗过程的病历记录、护理记录、会诊记录、抢救记录等病历资料，上诉人更是无缘得见。在被上诉人不向上诉人提供，医学会也不组织质证的情况下，上诉人无法知晓全套病历的相关情况，更无法对病历资料发表意见和做出有无异议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石家庄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纸质历并未提出异议的说法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一审判决以此无证据支撑的观点作为不支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纸质病历涉嫌伪造、隐匿情形的主张的理由之一，更是不能成立的。3.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规定，医学会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7— 过程中并没有质证病历真伪的程序。而根据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二）提供的材料不真实的，医学会中止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说明河北省医学会之所以中止了冀医鉴2018-028号医疗事故鉴定，是因为其认为本案存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资料不真实的情形。4.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曾经申请法院通知石家庄市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以此鉴定非其委托为由拒绝了上诉人的此项申请。与此同时，一审判决却直接引用了该鉴定意见作为判决依据。一审法院的双标做法，导致双方对该鉴定意见的质证不充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导致被上诉人有权提供该鉴定意见支持其主张，而上诉人却无权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为上诉人反驳被上诉人的主张提供证据。综上，根据现有的证据，石家庄市医学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一审判决无中生有地认定上诉人在石家庄市医学会鉴定过程中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病历无异议。却对有证据证实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有异议，以及石家庄市医学会的上级医学会——省医学会，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不真实的情况视而不见。导致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极为牵强。四、应认定被上诉人应对苏玉良之死承担全部责任。1.应当认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资料存在伪造、篡改、隐匿的情形，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推定被告存在过错并承担责任。2.上诉人申请的过 —8— 错及因果关系鉴定不能进行的责任在被上诉人。3.尽管“法院非医学专业机关，无法就医学专业问题直接予以认定”，但这并不妨碍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和适用证据规定依法做出判决。只要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就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应对苏玉良之死承担全部责任。上述观点前已述及或为法律规定，在此不再赘述。综上，原审判决存在诸多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答辩称，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曾经提出过医疗过错鉴定，又对病历的真伪提出鉴定，也经过一审的质证，后又放弃鉴定权利再次提出医疗过错鉴定，但对病历只允许提交部分病历，致使鉴定无法进行。医患纠纷发生之后，上诉人曾向石家庄市卫建委投诉，石家庄卫建委委托石家庄市医学会对本病例做出了鉴定，认定我院医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医疗事故。根据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出具证据加以证明，不能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25条，因当事人的原因致使鉴定不能进行的，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死者苏玉良无近亲属，也就是无第一顺序继承人，但死者的四个第二顺位继承人向我院提出了赔偿诉求，由于患者苏玉良在我院治疗期间尚欠我院医疗费用523798.56元，第二顺序继承人在主张权益的同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应主动承担相应的偿还 —9— 患者苏玉良的医疗费用的义务，故请法院支持并案审理，支持我院要求上诉人偿还医疗费用的请求。 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66万元。诉讼期间，四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916213.1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4月23日患者苏玉良主因“突发性抽搐伴意识不清约3小时”，急诊入住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患者苏玉良缘于入院前3小时突发意识不清、伴有肢体抽搐，家中测血压高，自服降压药物，无好转，伴恶心，呕吐1次，为喷射状，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意识障碍渐加重，急呼“120”送至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入院后急行头颅CT检查，示“小脑出血破入脑室”（阅片无报告），急诊以“小脑出血破入脑室”收入院，入院当日，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为苏玉良行“颅内血肿清除、脑室钻孔引流术”。苏玉良一直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处住院治疗，后于2017年9月26日死亡，死亡诊断为“1.小脑出血破入脑室2.脑积水3.颅内感染4.肺部感染5.脑干出血6.左额叶脑出血”。苏玉良的父母苏风义与刘淑珍系原配夫妻，共育有子女五人：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玉良、苏某凤。刘淑珍于1977年11月22日去世，苏风义未再婚。苏玉良于25岁结婚，后离异，无配偶，未育有子女，无养子女。二、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就 —10—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诊疗问题发生纠纷后，石家庄市医学会于2018年3月26日受理对该次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并于2018年4月3日作出鉴定结论：“……七、分析意见根据医患双方提供的材料、陈述及现场调查，专家鉴定组经充分讨论，分析如下：1.患者苏玉良，男，58岁。主因‘突发性抽搐伴意识不清约3小时’于2017-04-2315：29急诊入住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医方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入院查体及头颅CT等辅助检查，诊断为‘小脑出血破入脑室’是正确的。2.入院当日，医方为患者行‘颅内血肿清除、脑室钻孔引流术’，有手术适应证，无禁忌证，所实施的手术是必要的，手术过程符合诊疗规范。3.患者于手术次日（2017-04-24）行头颅检查，发现的右额颞硬膜外血肿系“颅内血肿清除、脑室钻孔引流术”的并发症，该并发症可预见但不能完全防范。4.患者于2017-05-04出现的手术伤口脑脊液漏与小脑出血破入脑室（原发病）造成的脑积水、颅高压有关。5.患者系小脑出血破入脑室，出血量大、颅高压、脑积水、颅内感染、颅内多发出血是其最终死亡原因；医方的医疗行为未违规，故不构成医疗事故。八、结论综上分析，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等）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三、诉讼期间，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于2018年9月18日申请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诊疗、护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在石家 —11— 庄市第一医院提供了苏玉良在该院的所有病案材料后，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于2018年12月6日更换委托代理人，并于2019年1月7日、8日申请法院调取苏玉良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处的电子病历和为苏玉良进行手术时的监控录像。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否认有电子病历及监控录像，但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坚持要求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并于2019年3月27日申请对电子病历进行鉴定。因法院系统认可的鉴定机构鉴定不了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申请的鉴定事项，且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提供的鉴定机构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不认可，该鉴定无法进行。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于2019年4月26日再次与委托代理人解除委托关系，后于2019年6月1日另行委托代理人。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于2019年6月1日申请法院调取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处电子病历系统中与苏玉良有关的所有数据信息。法院与双方多次沟通后于2019年7月18日进行了调取，并于7月30日征求了双方的意见。经与双方多次沟通，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坚持认为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未能提供真实有效的电子病历数据，在2019年10月21日法院再次征求双方意见时，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表示因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不了真实有效的电子病历数据，无法进行鉴定，故法院定于2019年11月25日开庭进行审理，在此期间，2019年11月19日苏某岭申请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 —12— 玉良实施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20年1月8日苏某岭再次申请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实施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有关系请确定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2020年4月23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京）法源司鉴【2020】医鉴字第048号不予受理告知书，以“……由于本案疑难复杂且病历材料不充分、不完整，我中心无法完成委托事项，致使本次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该案件……”三、关于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应否承担本案责任。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应当对苏玉良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理由如下：1.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苏玉良2017年4月23日至9月26日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处住院就医的住院病历，可证明双方所存在的医患关系以及部分关于苏玉良住院期间接受诊疗情况的相关事实；2.司法鉴定机构不予受理的通知书，证明本案所争议的诊疗活动中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该过错与患者苏玉良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无法鉴定的原因是因为鉴定材料（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所提供的苏玉良的纸质版的住院病历）不完整；3.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之所以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苏玉良的纸质版住院病历中的部分内容不予认 —13— 可，是因为在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反复申请，法院也反复责令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由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制作并存档的苏玉良的电子病历的情况下，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仍坚持拒绝提供上述电子病历，导致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无法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所提供的纸质版病历的真实性以及修改情况进行核实，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的行为严重妨碍了法院对关键事实的查明，更最终导致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由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最终无法得出鉴定结论；4.根据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所提供的纸质版的病历，结合法院调取的苏玉良电子病历的病历日志，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发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纸质版病历中存在多处涉嫌伪造和隐匿病历的情况，并已提供苏玉良病历审查发现问题汇总表，列出了苏玉良纸质病历中所存在的近百项异常问题，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虽进行了部分情况说明，但其情况说明中所表述的意见明显难以令人信服，且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至今都拒绝提供电子病历的行为也恰恰证实了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的猜测，故鉴定机构最终未能得出鉴定意见的责任完全应当由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承担；5.石家庄市医学会对本案争议事实所做的鉴定不是司法鉴定，石家庄市医学会属于内部鉴定机构，只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有鉴定资质，并非是司法机关所授权的司法鉴定机构，该医学会在本案起诉之前进行的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并没有让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对病历的真实性进 —14— 行质证，甚至没有让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看到过鉴定所使用的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单方提供的苏玉良纸质版住院病历，而即使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的相关规定，如果石家庄市医学会能够知道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对住院病历的真实性所提出的异议，石家庄市医学会也必然会终止对该医疗争议进行鉴定，那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根据现有的证据情况，石家庄市医学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不认可，称双方发生医疗纠纷后，共同委托石家庄市医学会对本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在对苏玉良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等进行了鉴定，该行为是双方民事意识的真实表示，该鉴定结论作出后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未向省医学会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该鉴定已经生效具备法律效力，后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以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病历存在伪造要求调取电子病历等相关材料，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积极予以配合，在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提出对病历真伪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亦表示同意，后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放弃申请，且未选定鉴定机构也未预交鉴定费，根据民诉证据第30条、第31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提出鉴定申请，提出申请后又撤销申请，不提交鉴定费的，应承担不能鉴定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提出 —15— 的医疗过错鉴定是在上述情形发生后再次提出的，但又不向鉴定机构提供全部的鉴定检材，只提供自己所认可的鉴定检材，致使鉴定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称医疗事故鉴定书第8项的表述方式就已经证实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所提出的医疗损害的司法鉴定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最高院的相关文件，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不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四、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主张以下损失：1.医疗费31500元，系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预交的住院押金，提供预交押金收据票据1张及信用卡转款截图1张；2.120急救费168元，提供门诊收费票据1张；3.购买人血白蛋白的普通发票1张（票据金额7239元），证明购买人血白蛋白的费用为每支381元；4.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病历中的临时医嘱，证明5月18日到9月25日期间，医嘱外购的白蛋白一共是165支，根据上述票据得出的人血白蛋白每支381元的单价，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共计花费人血白蛋白62865元；5.药品的销售清单3张，证明购买外购的阿米卡星和山楂丸的费用共计86元，医嘱还让自行购买氯霉素120支，但票据已经丢失，费用不清；6.门诊CT片费用270元，即4月23日入院当天花费，但票据找不到了，CT报告在住院病案中有显示；7.医疗事故鉴定费3200元，提供票据一张；8.手机截图9页，证明给苏玉良购买纸尿裤3次及购买匀浆膳营养品 —16— 6次，共计花费807.12元；9.苏玉良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5600元，按住院156天每天100元计算；10.苏玉良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160元，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实际支付的护理费用是每天每人180元，主张按两人护理、每人每天180元计算苏玉良住院156天的护理费；11.丧葬费35817元，按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1633元计算6个月；12.死亡赔偿金659940元，按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2997元乘以20年计算；1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14.交通费3000元，没有票据，由法院酌定；以上共计916213.12元。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不认可，称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的举证有以下特点：1.混乱；2.无法律依据；3.无相应的标准；4.无医嘱；5.无票据或票据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票据中的药品采购清单没有任何人的名字，苏玉良处于昏迷状态，不可能吃山楂丸，人血白蛋白165元每支，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在白蛋白的采购紧张时患者可以在外采购，不紧张时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可以自采；可查的证据显示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只缴纳了31500元，目前尚欠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医疗费523798.56元，本案是同一法律关系，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主张的医疗费也是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主张的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所欠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的医疗费，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所主张的所有费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不承担任何 —17— 赔偿责任；如本案不能并案审理，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所欠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的医疗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将另案起诉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否认在对苏玉良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应举证证明其主张的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苏玉良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以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拒不提供苏玉良的电子病历、现有的纸质病历存在诸多问题、涉嫌伪造和隐匿病历的情况，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规定，认为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存在过错并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因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无证据证实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确实存在涉嫌伪造和隐匿病历的情况，且在石家庄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纸质病历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治疗措施是否存在过错及与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综合当时苏 —18— 玉良的实际身体状况、体质、发病原因等，由医学专家予以认定，但因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认可的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纸质病历较少，导致鉴定机构以本案疑难复杂且病历材料不充分、不完整，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对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申请的过错鉴定事项不予受理，而法院非医学专业机关，无法就医学专业问题直接予以认定。综上，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主张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提交了如下证据：1.苏玉良电子病历的病历日志、病程记录、举证的书面汇总材料、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原审法院拒不调取苏玉良全套电子病历，且电子病历中存在删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2.原审2019年5月6日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苏某昆等人从未撤回对电子病历的鉴定，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也没有全力支持其做鉴定；3.向石家庄市医学会进行调查的录像光盘及录音文稿，欲证明石家庄市医学会对提交的病历材料不需要双方进行 —19— 质证。4.河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医疗事故争议技术鉴定委托受理通知书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止通知书复印件，欲证明省医学会向苏某昆等人求证是否认可病历，苏某昆等人才知道自己有这项权利。苏某昆等人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交的医疗文书及病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省医学会中止了鉴定程序。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质证称，1.苏某昆等人看到的病历是一种模板式的电子病历操作系统，不是苏玉良的病历。出现红染绿染的文字，系对书写错误的正常修改，与篡改、伪造有本质的不同；2.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3.石家庄市医学会所鉴定程序和省医学会的鉴定程序是没有区别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诉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拒不提供苏玉良的电子病历，现有纸质病历与医院方提供的电子病历日志存在诸多不一致，并认为医院方提供的纸质病历有可能存在伪造、篡改或隐匿的情形。对于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是否对病历存有伪造、篡改或隐匿的情形，应当由苏某昆等人举证证实。现苏某昆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该项主张，故其关于应当推定石家 —20— 庄市第一医院伪造、篡改、隐匿或销毁病历资料，即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有过错的诉称，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石家庄市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首先，苏某昆等人提供的录像光盘及录音文稿并不足以证实质证是否系石家庄市医学会的鉴定程序，石家庄市医学会也未就此出具相关证明，且河北省医学会系因患方对医方提交的医疗文书提出质疑而中止了鉴定程序。其次，原审法院并未将石家庄市医学会所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诉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在对苏玉良进行诊疗和护理的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并请求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支付苏玉良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苏某昆等人应当举证证明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诊疗行为与苏玉良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查，原审于2019年11月29日所做询问笔录中记载，原审法院将已封存的苏某昆等人无异议的纸质病历材料作为鉴定材料进行鉴定，双方均表示无异议，且苏某昆等人表示即使鉴定机构要求补充鉴定材料，也没有其认可的病历材料，不用再予以提供。因此，原审认为苏某昆等人认可的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提供的纸质病历较少，导致鉴定机构以本案疑难复杂且病历材料不充分、不完整，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对苏某昆等人申请的过错鉴定事项不予受理并无不妥，苏某昆等人诉称鉴定不能的责任完全应由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承担，理据不足， —21— 本院不予支持。基此，原审认定关于苏某昆等人诉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对苏玉良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苏玉良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理据不足，并判令驳回苏某昆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62元，由上诉人苏某昆、苏某岭、苏某祥、苏某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增辰 审判员  李荣水 审判员  孟志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 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