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屈宝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航，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艳林，山东润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培祥，男，汉族，1952年2月12日出生，住济南市。上诉人山东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培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由审判员亓雪飞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2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已经于2020年6月17日结束，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归还的本金及税后利息后，将钱打回上诉人账号的行为，并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延续。被上诉人打款的行为系其单方行为，双方之间并无民间借贷合意，而且上诉人并无借款的意思表示。民间借贷中，借款人的还款到达出借人的账户即视为还款完成，而且借款人可全额或部分还款，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收到还款，仅因为上诉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代扣税款，便恶意将还款打回上诉人账号，并且恶意起诉，增加诉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代扣代缴被上诉人所得利息的个人所得税，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按国家税法规定履行法定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其中第二条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工资、薪金所得；(二)劳务报酬所得；(三)稿酬所得；(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五)经营所得；(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七)财产租赁所得；(八)财产转让所得；(九)偶然所得。居民个人取得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非居民个人取得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得，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取得前款第五项至第九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第三条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后)；(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后)；(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第九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二款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上诉人作为支付利息的单位，属于法定的扣缴义务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系履行法定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已因上诉人主动还款的行为而结束，被上诉人起诉时，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坚持民间借贷关系起诉，一审法院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且上诉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履行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再支付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张培祥辩称，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以6月17日的转账单为证据，主张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已于6月17日结束。”被上诉人认为，该账单是在诉前调解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过程中，上诉人还使用了欺诈手段。而且，时至今日，上诉人并未按合同约定或双方确认的数额还本付息，怎言“结束？”若言“结束，”何必上诉？借贷纠纷延续至今，事实俱在。去年12月5日、今年1月9日，被上诉人两次找到通达负责人，提出若在春节前还账，可让利20%。1月20日、4月1日两次催讨未果。5月27日诉至历下法院。6月4日联系到负责调解的同志，问其能否直接转审理。听其劝，同意调解。该同志表示：下午即告通达。6月8日，通达邀请核对本息，并要求带账号。通达王梓航递给我的纸条上写着本息1095449.75元。由于通达还要上报待批，没同意留账号。6月17日，通达王梓航电话告：钱已批，问其打谱还多少钱，王梓航告本息为1097254.89元，遂同意给其账号。嘱其打款后马上通知。至18日下午4时未接到通知，到银行查方知转来本息1013183.92元，比告知的少84000多元。面对通达王梓航的欺诈行为，当即以“打回”表示抗议。随后又给通达负责人发短信抗议。短信说明了为什么退，点明了通达“违法”和“欺诈”的行为性质。6月24日，给法院负责调解的同志做了汇报。该同志表示：再给通达说说。随后回话讲：通达表示不再让步。这样就不能调解了。下步给你们立案审理。7月3日转立案审理。关于个税。2010年之前，通达在借款协议上有明确约定。取消后，通达领导告诉：如让出借方缴个税，就会在协议上写明。不写，就是由通达负责（本金结算就是证明）。被上诉人永远感恩于党和国家，亦曾牺牲个人切身利益、默默无闻地给予通达重大资金支持（25万元以上），哪会为税而纠结，拒绝的是“赖”账。通过上述客观事实与经过，可以确认：一是通达公司6月17日的转账单发生在诉调过程中，可以证明调解未成，而不能作为其后诉讼借贷关系结束的证据。通达的主张明明白白地违反了《最高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7条。二是通达王梓航以欺诈方式骗取账号，实际转账数与告知数差额巨大，严重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通达的证据和取得方式都是非法的，清清楚楚地违反了《最高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8条。三是上诉人的所谓还款，没有按告知出借人的数额或按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并因为以欺诈骗取账户，严重侵犯出借人合法权益遭到拒绝。款被打回，还款没有完成。钱款仍在上诉人账上，借贷纠纷并未在6月17日结束，而是延续至今。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也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上诉人在诉状中称“借款人还账到达出借人账户即视为还款完成。”这种说辞无视应还之款还在通达账上的基本事实，无视通达恶意欺诈的可耻行径，属于混淆是非。上诉人讲“借款人可全部或部分还款。”试问要不要沟通？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不是由单方任意处置的。本案借贷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是“一次性还本付息。”上诉人不是健忘，而是强词夺理。上诉人还讲：打回款“系单方面行为，”“无借款合意”及“表示。”这说法大言不惭，居心叵测。“打回”就是对“欺诈”的“打脸。”不以为耻，厚颜遮羞，损害了国企形象。一审法院以“本院认为”的表述判“付息至6月17日”，支持了通达借贷关系“已于6月17日结束”的主张。这就同通达一样，清楚明白地违背了上述客观事实，违反了上述法律。被上诉人与通达的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方式是“一次性还本付息”，被上诉人面对欺诈和合法权益受损的还款，有权拒绝。以“打回”抗议，正当且必要。欺诈与款被“打回”是因果关系，后果也应由通达承担。一审法院的判决袒护一方，故意忽略客观事实，行文中甚至讲什么：通达8月6日交税，原告不认可，于6月18日退回。实乃认定事实错误、逻辑错误。一审的判法，没有分清是非、理清责任，分别担责。不问青红皂白地让非法手段获利，反而让受欺诈的被上诉人受到惩罚。一审法院颠倒是非，偏袒过度，荒唐可笑。难怪连上诉人也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很明显，一审法院是扬恶惩善，支持纵容的是欺诈、是侵犯别人合法权益、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相信对下负有监督指导职能的中院，对此能予以坚决纠正。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主要指个税。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既然知道引用国家税法第30条第2款和个税法规，那么对涉税执法权的归属就是知晓的。既然知晓，再反复要求法院处理，纯属浪费司法资源，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损害企业形象，一审法院不支持是对的，质证不对。三、对上诉书个别提法的回应。通达还账用欺诈手段，在上诉书中反咬人“恶意打回”、“恶意起诉”、“增加诉累。”试问通达或王梓航：若按告知额打款能“打回”吗？若按合同约定还款能“起诉”吗？依法维权能称之为“恶意”吗？通达在市中区法院约当过借贷被告二十余次，不正是恶意赖账引起的吗？不正是因为通达不讲诚信，才给出借人和法院制造了“诉累”吗？通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恶意，败坏了鲁信集团、山东油气的国企形象。上诉本身就是恶意的，目的不过是拖延结案，占用资金，制造诉累而已。上诉状中诸如“主动还款”、“起诉时不存在借贷关系”均是虚假谎言。四、请求：1、维持一审法院对本金和受理费的判决；2、将一审判决结果第22页中的“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2020年6月17日止”改判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上诉费由上诉人承担。张培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76900元；2.判令被告以6769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自2015年4月14日起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时计算至2020年5月27日原告起诉之时利息416100元）；3.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及有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0日和3月21日，杨阳以马欣阳（杨阳之女）的名义分别向通达公司出借人民币30万元，共计60万元，约定月息1%。2015年4月14日，双方将上述两笔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协商一致后重新确定借款本金分别为338500元及338400元，并签订两份借款协议，通达公司出具两份收据，协议均约定：借款利息均为月利率1%，借款期限均为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10月13日，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2020年5月20日，张培祥（甲方）与马欣阳（杨阳代签，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张培祥系杨阳之姨夫，马欣阳现年10周岁，属于未成年人，马欣阳之母杨阳，作为法定监护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为马欣阳主张债权，因此将马欣阳名下通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张培祥，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截止本协议签订日前，债务人通达公司拖欠甲方借款本金676900元及借款利息，利息数额的具体计算方式为以6769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甲方以对价方式将以上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并支付对价；甲方原借出本金676900元，按借出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自2015年4月14日至2020年5月20日共计5年零1个月零7天，利息总额为414488.41元，本息合计约为1091388.41元；乙方已于2020年5月20日以转账方式支付甲方。张培祥于2020年5月28日将债权转让协议邮寄送达通达公司，通达公司在2020年5月29日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2020年6月17日，通达公司通过交通银行单位账户，分两次将借款本金人民币676900元以及利息人民币336283.92元，共计人民币1013183.92元转入张培祥银行卡（尾号3118）内。通达公司称其共应支付张培祥借款676900元的利息为420354.89元，2020年8月6日其公司代张培祥交纳个人所得税人民币84070.98元，已通过招商银行缴至济南市市中区税务局。张培祥对通达公司代其交税的行为不予认可，于2020年6月18日将通达公司支付的1013183.92元，退回通达公司。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3月20日和3月21日，杨阳以马欣阳的名义向通达公司出借人民币60万元，2015年4月14日，双方将之前的借款结算，重新签订《借款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计入后期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的部分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约定借款月息1%，2015年4月14日，双方将本息结算，重新记入本金，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息24%限额，应予支持。通达公司共向马欣阳借款本金676900元，事实清楚。2020年5月20日张培祥与马欣阳的法定代理杨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送达通达公司，合法有效。因此，张培祥要求通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76900元，理由正当，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双方之间的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本案双方约定借款月息1%，未超过年息24%，利息应按月息1%，自2020年4月14日起计算，2020年6月17日通达公司已将借款本金人民币676900元及部分利息336283.92元偿还张培祥，张培祥对通达公司代其交税的行为不予认可将借款及利息1013183.92元退回通达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利息应计算至2020年6月17日止，按借款本金676900元计算。通达公司称其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张培祥享有的利息代其交纳代扣个人所得税84070.98元，且已向济南市市中区税务局代扣代缴，应从其支付张培祥的利息中扣除，张培祥不予认可，通达公司主张由其代交利息税款，无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向原告张培祥支付借款本金6769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二、被告山东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培祥借款利息，以借款人民币676900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2020年6月17日止，按月息1%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三、驳回原告张培祥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85元，由通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通达公司提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一份，以证明通达公司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系法定义务，其履行代扣代缴符合法律规定。并提交闪电新闻关于滨城区法院首例民间借贷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的案件报道，以证明山东法院也与税务局联系扣缴民间借贷利息的个人所得税。张培祥质证认为：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我与通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个人所得税问题，所以不发表质证意见。张培祥提交通达公司职工王梓航打的条子，以证实王梓航认可涉案本息是1095449.75元。通达公司质证认为：时间太长，当时公司给王梓航说的多少钱，王梓航就在电话中说的多少钱，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大概是一百多万。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通达公司应否向张培祥支付涉案借款本息；涉案个人所得税应否从通达公司应付利息中直接扣除。关于通达公司应否向张培祥支付涉案借款本息的问题。本案中，通达公司共向马欣阳借款本金676900元的事实清楚，张培祥与马欣阳的法定代理人杨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已送达通达公司，张培祥依法有权向通达公司主张涉案借款本息。通达公司向张培祥支付1013183.92元后，张培祥将上述款项退回通达公司，是基于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履行产生争议，该退回行为不能产生通达公司债务免除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通达公司向张培祥支付涉案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通达公司主张应驳回张培祥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个人所得税应否从通达公司应付利息中直接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四条规定：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由税务机关直接向纳税人追缴税款、滞纳金；纳税人拒不缴纳的，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执行。根据上述规定，张培祥不同意代扣、代收税款时，通达公司的法定义务是向税务机关报告，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理。本案中，通达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分两次将借款本息合计1013183.92元转入张培祥银行卡内，张培祥对通达公司代其交税的行为不予认可，于次日即2020年6月18日将1013183.92元退回通达公司，并明确告知通达公司，直接扣钱（税）违反国家规定。因此，通达公司在张培祥不同意代扣、代收税款，且已将借款本息退回的情况下，直接代扣代缴税款，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一审判决认定通达公司代交利息税款无法律依据、对通达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张培祥未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因此对其主张的应将一审判决第二项中的利息计算“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2020年6月17日止”改判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70元，由山东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