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1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正英，女，1957年6月13日生，彝族，文盲，云南省牟定县人，农民。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昌，男，1956年6月19日生，汉族，文盲，云南省牟定县人，农民。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欣怡，女，2011年9月17日生，彝族，云南省牟定县人，小学生。法定代理人：鲁正英，基本身份信息同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字连芹，云南楚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光顺，男，1978年2月1日生，彝族，高中文化，云南省大姚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席登洪，云南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楚雄市鹿城黄聪龙箐园农家乐餐馆。经营者：黄聪，男，1979年11月18日生，彝族，中专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磐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肖光顺因与被上诉人楚雄市鹿城黄聪龙箐园农家乐餐馆（以下简称黄聪龙箐园餐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2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昌、鲁正英暨李欣怡的法定代理人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字连芹，上诉人肖光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席登洪，被上诉人黄聪龙箐园餐馆的经营者黄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22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为肖光顺赔偿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29160.15元；二、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22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由黄聪龙箐园餐馆及黄聪与肖光顺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原审判决认定“2020年1月21日19时许，李加发与肖光顺及案外人黑光义一起吃员工餐，期间自行饮酒”，属于认定错误。2020年1月21日晚上，李加发与肖光顺及案外人黑光义一起吃员工餐，期间三人均喝酒，并且肖光顺还带着李加发去敬客人酒，此事实在黑光义及客人的笔录里可以充分证实，因此，李加发并非是自行饮酒，而是受肖光顺的授权饮酒、指示敬酒，从而导致李加发因饮酒引发冠心病发作死亡。肖光顺的授权、指示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对李加发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原审判决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认为李加发应对其醉酒诱发疾病死亡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肖光顺作为老板，为了服务客户，赚取经济利益，授权、指示、安排李加发喝酒、敬酒，导致李加发因喝酒突发疾病死亡，李加发喝酒、敬酒的行为属于提供劳务，李加发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的规定，雇主肖光顺的授权、指示、安排存在过错，应对雇员李加发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李加发对自身患有疾病或饮酒会诱发疾病导致死亡的结果未能预见，存在一定的过错，应由其自身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李加发自身的过错程度较小，只应承担次要责任，应由肖光顺承担主要责任。2、原审判决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而不予支持其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双方当事人针对自己的主张都有举证责任，上诉人对自己主张是肖光顺指示、安排李加发喝酒敬酒有举证责任，但肖光顺同样也有责任举证证明李加发是自己喝酒敬酒，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平等的。尤其本案肖光顺与李加发之间是雇佣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李加发在工作期间发生事故死亡，本应由肖光顺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肖光顺能证实是李加发自己的过错，肖光顺才能得以免责，然而，肖光顺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无过错。因此，肖光顺在不能举证证明是李加发自己喝酒、敬酒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应对李加发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虽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肖光顺指示、安排李加发敬酒，但根据其他在案证据及案件事实，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确信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存在。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判决肖光顺对李加发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三、原审判决被上诉人黄聪不应承担责任错误。黄聪作为黄聪龙箐园餐馆的工商登记经营者即合法经营者，将黄聪龙箐园餐馆非法出租给不具有餐馆经营资质的肖光顺，对黄聪龙箐园餐馆及肖光顺因该餐馆经营行为发生的事故责任，应与肖光顺承担连带责任。肖光顺上诉请求：1.判决驳回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黄聪龙箐园餐馆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认定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停尸费15670元是完全错误的。今年疫情期间的政策是“丧事简办，婚事停办”，没有因为疫情原因不准办理丧事的说法。2020年1月22日，楚雄市公安局的法医电话通知李加发的妹婿王正发到楚雄市人民医院（新区）停尸房参与验尸，验尸的结果是：自然猝死。参与验尸结果的签字人有2人：李加发的妹婿王正发和李加发舅舅鲁正生。2020年1月23日，因为楚雄市殡仪馆没有空位，经过楚雄市公安局法医允许并且告知第三方运尸车主后，将李加发的尸体运送到牟定县殡仪馆保存，在该殡仪馆办理手续的是李加发的妹妹李翠芬。因此，停尸费用高达15670元是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自行造成或者任意扩大的，应当完全由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自行承担。2.李加发是楚雄市鹿城镇黄聪龙箐园农家乐餐馆的厨师，2018年10月28日参加工作时曾经与楚雄市鹿城镇黄聪龙箐园农家乐餐馆签订了书面的《关于龙箐园农家乐用工劳动合同》，并且每个月300.00元，依照死者的要求发给本人，由本人自己购买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原审法院完全混淆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的概念，将劳动关系当成劳务雇佣关系，彻底颠覆了本案认定事实的客观基础。3.原审法院偷换概念、吹毛求疵。首先，雇佣关系里怎么存在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李加发签订的《关于龙箐园农家乐用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其次，饮酒管理的劝告、制止是原审法院吹毛求疵的主观臆想，根本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即使退一万步讲上诉人有责任，也应当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黄聪龙箐园餐馆承担。4.原审法院认定黄聪对于李加发的死亡后果不应承担责任错误，直接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4条的规定。虽然“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主语“用人单位”前面有定语“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作限制，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承包、租赁出现的频率比较高。5.原审法院对“昭通天麻肚子鸡菜单及就餐费记录”不予采信错误。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承认有这回事，也没有提出需要付款凭证予以印证这个理由，虽然点菜单和收据与对应的金额不相符，是因为每桌326.00元，两桌652.00元，讲价以后为606.00元。6.原审法院脱离居中裁判的角色充当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829160.15元的诉讼标的额增加为946156.97元。原审法院认定的：“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鉴定费1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其外，对于肖光顺垫付的门诊费及治疗费合计334.97元，就餐费350元，住宿费300元，李加发使用的被服费用360元，运尸费760元，虽然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未起诉，但原审法院认为以上费用应属于本案合理经济损失，故纳入本案损失进行计算……根据上述确认的责任承担份额，肖光顺应承担的经济损失应为47307.85元（946156.97×5%），扣除其已经支付的27104.97元，现还应向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支付20203元。”和“由肖光顺赔偿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经济损失人民币20203元”是一个令人惊诧的认定。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鉴定费15000.00元是晚期尸体解剖5000元的收费标准。因为《云南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法医类（88项）第4项规定：“对死亡24小时以外的尸体进行常规法医学尸体解剖检验。尸体常规解剖的主要内容包括尸表检验，颅腔、胸腔、腹腔剖验，根据案件需要提取常规毒化检材等是晚期尸体解剖每具5000元。”肖光顺在本案中根本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肖光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也应当将垫付费用在其责任范围之内进行扣减，而不是先作出扣减以后再作出判决，否则就是一笔糊涂账。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本判决未予适用。2.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因为本案即使劳务关系成立，肖光顺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全部证据都证明不了“肖光顺要求敬酒导致突发冠心病”的诬告。因此，原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本案应当由上诉人李欣怡的亲生母亲李朝英出庭代理其参加诉讼。李欣怡是李加发与李朝英的婚生女，生于2011年9月17日，有8周岁，读小学，是未成年人，应当由李欣怡的法定监护人李朝英作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李加发与李朝英于2014年4月17日离婚时已经签订《离婚协议书》。因此本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2.原审法院脱离居中裁判的角色充当原告将829160.15元的诉讼标的额增加为946156.97元的行为同时构成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该规定叙明：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是原告的权利，而不是审判机关的职权。不仅如此，人民法院变更诉讼请求也没有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黄聪龙箐园餐馆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和肖光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李加发系冠心病心源性猝死，诱因是饮酒，李加发的死亡后果与黄聪龙箐园餐馆没有任何关系，李加发的死亡后果也非黄聪龙箐园餐馆所导致，黄聪龙箐园餐馆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2.承担连带责任是要有法定的前提条件，经营权等同于用益物权也是使用权，法律部禁止经营权出租；3.黄聪并非黄聪龙箐园餐馆实际经营者、管理者、使用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肖光顺是黄聪龙箐园餐馆的实际经营者、管理者、使用者，李加发是由肖光顺雇请，受雇于实际经营者肖光顺，且自2017年11月30日，转租的黄聪龙箐园餐馆由肖光顺1人经营使用，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经济纠纷由肖光顺1人负责。上诉人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意见一致。肖光顺辩称，1.被答辩人鲁正英一方在上诉状里诉称的事实均是谎言、是无中生有，且与其一审主张的事实自相矛盾。李加发是在自行喝酒、自己去敬酒和被敬酒的过程中醉死。2.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不应适用鲁正英一方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以及第九条第二款。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黄聪龙箐园餐馆、肖光顺连带赔偿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各项经济损失合计829160.15元（1184514.5元×70%），其中，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3488×20年），丧葬费27038.50元（104077元÷2-25000元），停尸费156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54146元（鲁正英：21626元×17年÷2人，李国昌：21626元×16年÷2人，李欣怡：21626元×9年÷2人），交通费500元，误工费2400元（160元×5人×3天），鉴定费1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昌、鲁正英系李加发父母，李欣怡系李加发女儿，李加发与其妻子已于2014年4月17日协议离婚。2018年10月28日，李加发受肖光顺雇佣到其经营的黄聪龙箐园餐馆做厨师。黄聪龙箐园餐馆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黄聪，于2015年9月5日出租后又经转租，自2017年11月30日至今，由肖光顺在实际经营。2020年1月21日19时许，李加发与肖光顺及案外人黑光义一起吃员工餐，期间自行饮酒，后在与客人同坐过程中突然倒地，于当天被肖光顺送至楚雄市人民医院，于2020年1月21日23时4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云南维权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4月22日出具云维司鉴【2020】法病鉴字第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李加发死因系冠心病致心源性猝死；2.饮酒因素构成冠心病发作的诱因。鲁正英、李国昌支付鉴定费15000元。另经审理查明，鲁正英、李国昌生育有两个子女，长子李加发，次女李翠芬，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现在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蟠猫乡朵苴村委会利市厂村66号居住生活。李欣怡现就读于云南省牟定县蟠猫中心小学。李加发在2020年1月21日送医抢救期间，产生门诊费及治疗费合计334.97元，李加发死亡后其亲属为其处理后事，产生就餐费350元，住宿费300元，以上费用合计984.97元均由肖光顺支付。此外，肖光顺还支付了李加发使用的被服费用360元，运尸费760元，向李加发家属支付了款项25000元。综上，肖光顺在处理李加发死亡事件过程中，合计支出款项27104.97元。2020年1月21日至3月28日期间，李加发的遗体停放在牟定县殡仪馆产生费用15670元，由其亲属李翠芬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李加发系与肖光顺个人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肖光顺作为雇主应对雇员李加发受到的损害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责任。本案中，李加发死亡的原因是冠心病致心源性猝死，饮酒因素为其冠心病发作的诱因，心血中酒精含量为184.79mg/100ml（大于80mg/100ml）。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主张李加发系受肖光顺安排向顾客敬酒，但本案现有证据均不能证实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该主张，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加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大小、身体健康状况有正确的判断，在明知醉酒可能危及健康甚至生命，且明知工作期间禁止饮酒的情况下，不加注意，在工作期间饮酒并醉酒，应对其醉酒诱发疾病死亡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肖光顺主张按工伤认定赔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职工虽符合工伤认定标准，但是有下列情形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2.醉酒或者吸毒的……。且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按《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选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来维权并无不当。故对肖光顺的主张不予采纳。肖光顺作为李加发的雇主，在雇员工作期间负有管理义务，其在与李加发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在劳动纪律部分明确约定在工作前和工作期间不得饮酒，但是其在与李加发吃员工餐看见其饮酒时，却未严格履行其劝告、制止的管理义务。应对李加发饮酒诱发疾病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考虑到肖光顺在李加发醉酒倒地后积极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并垫付了相关抢救费用。且导致李加发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其自身疾病，饮酒因素仅为导致其疾病发作的诱因，肖光顺对李加发饮酒导致其自身疾病发作死亡的损害后果不具备事先预见的可能性。故肖光顺应承担的责任不应过重。综上，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由肖光顺承担5%的责任较为适宜。黄聪虽为黄聪龙箐园餐馆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但其于2015年就将餐馆出租他人，在此期间未参与餐馆的实际经营管理，对于李加发不负义务，与李加发的死亡后果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于李加发的死亡后果其不应承担责任。对于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经济损失，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死亡赔偿金，肖光顺、黄聪龙箐园餐馆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李加发于2018年10月份到黄聪龙箐园餐馆工作的事实，其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妥，故对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计算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予以确认；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其自行扣减了肖光顺支付的25000元款项，因该25000元款项性质尚未明确，不宜在单项费用中（丧葬费）中进行扣减，故一审法院确认丧葬费为52038元；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停尸费15670元，系其合理必要的支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法律规定不符，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均为农村居民且在农村居住生活的事实，被扶养人应该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为191584元【鲁正英为77546元（9123×17÷2），李国昌为72984元（9123×16÷2），李欣怡为41054元（9123×9÷2）】；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交通费500元，其未提交相关票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误工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诉请的鉴定费1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其外，对于肖光顺垫付的门诊费及治疗费合计334.97元，就餐费350元，住宿费300，李加发使用的被服费用360元，运尸费760，虽然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未起诉，但一审法院认为以上费用应属本案合理经济损失，故纳入本案损失进行计算。综上，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合理损失认定为：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元、停尸费156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1584元、鉴定费15000元、医疗费（门诊费及治疗费）334.97元、就餐费350元、住宿费300元、李加发使用的被服费用360元、运尸费760元，合计946156.97元。根据上述确认的责任承担份额，肖光顺应承担的经济损失应为47307.85元（946156.97元×5%），扣除其已经支付的27104.97元，现还应向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支付2020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肖光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经济损失人民币20203元；二、驳回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20年1月21日19时许，李加发与肖光顺及案外人黑光义一起吃员工餐，期间自行饮酒”有异议，认为李加发并非自行饮酒，而是在员工餐中与老板肖光顺和黑光义一起饮酒，且李加发是经过肖光顺的授权、安排而饮酒敬酒。上诉人肖光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以下法律事实有异议：1.对“2018年10月28日，李加发受肖光顺雇佣到其经营的黄聪龙箐园餐馆做厨师”有异议，认为该句应表述为李加发到黄聪龙箐园餐馆做厨师。2.对“黄聪龙箐园餐馆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黄聪，于2015年9月5日出租后又经转租”有异议，认为应注明黄聪龙箐园餐馆属于个体工商户，2015年9月5日是发包后又转包。3.对“肖光顺在处理李加发死亡事件过程中，合计支出款项27104.97元”有异议，认为肖光顺在处理李加发死亡事件过程中合计支出的款项金额是27988.97元，一审法院未认定606元和350元的两笔就餐费错误。被上诉人黄聪龙箐园餐馆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于其余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述。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肖光顺、黄聪龙箐园餐馆在本案中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2.一审法院对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主张的停尸费、鉴定费、就餐费的认定是否正确；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针对争议焦点1，肖光顺、黄聪龙箐园餐馆在本案中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加发自2018年10月受雇于肖光顺到其一人实际经营的黄聪龙箐园餐馆做厨师，2020年1月21日19时许，李加发与肖光顺、黑光义在一起吃员工餐的过程中饮酒，后在与客人同坐过程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本院认为，李加发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吃员工餐时饮酒，饮酒因素诱发冠心病致心源性猝死，其死亡原因并非是受到人身伤害或者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李加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和饮酒的危害有明确的认知，却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忽视自身安全，因其饮酒行为诱发冠心病致新源性猝死，其家属鲁正英一方应对李加发死亡的损害后果自行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本院结合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酌定由鲁正英一方自行承担80%的民事责任。而作为雇主的肖光顺，在雇员工作期间对雇员负有管理义务。李加发饮酒的地点系从事雇佣活动的餐馆内，其所饮的酒系该餐馆提供，雇主肖光顺明知李加发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饮酒而未劝阻，而是放任李加发饮酒，其作为雇主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因此，肖光顺应对李加发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结合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酌定由肖光顺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鲁正英一方主张李加发是因老板肖光顺授权饮酒、指示敬酒，应该由肖光顺对李加发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但鲁正英一方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李加发的饮酒行为与其从事雇佣活动有关联性，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系肖光顺指示李加发饮酒敬酒，故上诉人鲁正英一方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鲁正英一方及上诉人肖光顺均主张黄聪及黄聪龙箐园餐馆在本案中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黄聪虽然系黄聪龙箐园餐馆的登记经营者，但本案在案证据证实黄聪龙箐园餐馆于2015年9月5日出租后，自2017年11月30日至今一直由肖光顺一人实际经营，肖光顺在楚雄市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和庭审中亦认可黄聪龙箐园餐馆由其一人实际经营，故上诉人肖光顺和鲁正英一方主张黄聪及黄聪龙箐园餐馆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对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主张的停尸费、鉴定费、就餐费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中，针对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主张的停尸费和鉴定费，上诉人鲁正英一方提交了相应的正式发票，且停尸费和鉴定费属李加发死亡后产生的合理必要支出，故一审法院对鲁正英一方主张的停尸费和鉴定予以认定正确。至于肖光顺已垫付的就餐费，肖光顺主张其已垫付了1234元，但针对其主张的884元就餐费，因无相应的付款凭证，其提交的点菜单和金额又不相符，一审法院根据其提交的有效证据认定肖光顺已垫付的就餐费为35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所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为：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元、停尸费156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1584元、鉴定费15000元、医疗费（门诊费及治疗费）334.97元、就餐费350元、住宿费300元、李加发使用的被服费用360元、运尸费760元，合计946156.97元。针对争议焦点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经审理查明，李欣怡系李加发和李朝英的女儿，但李加发与李朝英已于2014年4月17日离婚，婚生女由李加发抚养。庭审中，肖光顺亦认可李欣怡由鲁正英、李国昌实际监护。因鲁正英、李国昌主张李欣怡的母亲下落不明，故肖光顺一方主张因李欣怡的法定监护人李朝英未参加诉讼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上述确认合理经济损失和责任承担份额，肖光顺在本案中应承担的经济损失为189231.39元（946156.97元×20%），扣除其已经支付的27104.97元，现还应向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支付162126.42元。其余经济损失由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肖光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上诉人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判处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2214号民事判决；二、由肖光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经济损失162126.42元；三、黄聪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四、驳回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免交）。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245元，由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负担3396（已交），肖光顺负担849元（未交）。肖光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肖光顺负担20元（已交），由鲁正英、李国昌、李欣怡负担80元（未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纪艳茜审判员  杨培松审判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