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422民初580号 原告：抚顺某矿业有限公司，住所新宾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宾满族自治县某矿业有限公司，住所新宾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松，辽宁同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汶橙，辽宁同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抚顺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矿业）与被告新宾满族自治县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宾矿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原告抚顺矿业不服该判决，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19）辽04民终X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8月17日、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抚顺矿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被告新宾矿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松、杜汶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抚顺矿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新宾矿业支付因其未向抚顺矿业出具增值税发票致增值税抵扣进项损失款66.515441万元；2.诉讼费由新宾矿业负担。事实与理由：抚顺矿业长期购买新宾矿业生产的铁精粉。2014年抚顺矿业与新宾矿业签订购买铁精粉合同，按交易习惯结算，即抚顺矿业预付货款、自行提货，并根据提货数量与新宾矿业结算，同时新宾矿业开具增值税发票。抚顺矿业、新宾矿业对账，截止2015年12月15日，新宾矿业确认尚欠抚顺矿业5980.33铁精粉金额为457.782742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未予开具，抚顺矿业多次与新宾矿业商谈开具发票事宜，因新宾矿业原因，一直未给抚顺矿业出具发票；抚顺矿业预付款中包含增值税，可用于生产经营抵扣进项，2015年增值税税率为17%，因新宾矿业不能及时给抚顺矿业开具发票，导致抚顺矿业产生了一定的损失。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因新宾矿业未出具增值税发票导致抚顺矿业无法抵扣进项税款，抚顺矿业诉请要求新宾矿业赔偿该部分损失。 新宾矿业辩称：新宾矿业于2017年由原股东转让给现在的股东，当时约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均由原股东承担，且原股东没有向现股东交待与抚顺矿业有购销合同和欠发票的情况。抚顺矿业提供的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以及法院提审黄某的笔录可以看出抚顺矿业与原新宾矿业确有购销关系，但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抚顺矿业仍应提供向新宾矿业购买5000余吨铁精粉并给付450余万元货款的证据材料，而由于黄某及其公司的财务情况均已被公安机关查封，新宾矿业无法提供更多材料。黄某在笔录中不确认征询函后是否给抚顺矿业开过发票，也没有确认新宾矿业和抚顺矿业之间有这笔450余万元的铁精粉买卖合同。抚顺矿业在取得确认函后应积极向新宾矿业主张权利，而抚顺矿业没有主张，实际抚顺矿业所述其与新宾矿业有很多业务关系，一定知道黄某名下有很多公司，也一定知道黄某于2018年4月因涉案被捕的情况，现在是想趁事实无法查清的客观情况混水摸鱼获得不当利益，所以本案事实不清，应驳回抚顺矿业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如下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抚顺矿业提供证据新宾矿业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本院调取的新宾矿业2013年至2017年工商登记档案。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抚顺矿业提供证据1.《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1份、增值税发票38张，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新宾矿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曾开具过增值税发票。新宾矿业对确认函、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此确认函未写清楚欠增值税发票的起止时间，双方间到底有多少吨购销合同不明确，且黄某称不知道确认函出具后是否给抚顺矿业开具发票的事实，不排除2015年1月27日新宾矿业开具的发票包含在确认函数额中。本院认为，该确认函在本院提审黄某时向其出示该材料，黄某对确认函真实性无异议，增值税发票系原、被告双方在买卖合同过程中由新宾矿业开具，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定，关联性应综合认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第39号]，证明根据国家增值税的增收管理规定计算，未开增值税损失按照当时的税率由未开发票的金额457.782742万元除以1.17再乘以0.17计算得出损失款为66.515441万元。新宾矿业对国家规定无异议，对国家规定的计算损失方法也无异议，但抚顺矿业主张的事实不清。本院认为，以上材料均系国家机关文件，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应综合认定。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宾启运支行交易回单两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支行对账单两张、抚顺矿业登记信息1份，证明抚顺矿业向新宾矿业支付购买铁精粉预付款行为，总计金额1650万元，除两张对公回单外均系抚顺公司股东赵某按照新宾矿业公司要求向其股东孙某转款。新宾矿业对赵某系抚顺公司股东真实性无异议，但赵某是否是该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原告是抚顺矿业，其股东个人行为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转款系公对公行为；对农业银行两张电子银行交易回单无异议，但交易时间发生在2014年4月15日，金额总计为500万元，抚顺矿业向法院提供的新宾矿业为其开具的发票是2015年1月27日，所以这些款项已经开具了发票，这两份单据无实质意义，赵某的银行流水也发生在2014年，同时孙某是否是新宾矿业的股东不清楚，即便是股东，她与赵某之间个人的交易行为与公司之间没有关系，对这两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新宾矿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赵某与孙某银行转账明细无法体现系原、被告两个公司因买卖合同而发生的经济往来，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新宾矿业未提供证据。 根据新宾矿业的申请，本院对黄某制做询问笔录1份，黄某陈述其于2013年至2017年期间实际经营新宾矿业，在其经营期间确与抚顺矿业公司有买卖铁精粉往来，双方有供销合同，对开具发票有相关约定，抚顺矿业购买新宾矿业铁精粉、支付货款，新宾矿业提供产品、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但由于其本人在监狱服刑，公司无人管理，无法提供账目及可以提供账目的联系人，对《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真实性无异议，签字人员秦某是公司财务人员，对确认函中体现欠抚顺矿业公司发票金额457.782742万元无异议，但对确认函出具之后是否给开具过发票不清楚，如果没有给开就应该给开发票，如果开不了，也同意给抵扣税款，但需要核实情况；黄某于2017年将新宾矿业转让给李某2经营，当时约定黄某经营期间债权债务均由黄某负责，与被转让方无关，即使判决新宾矿业承担责任，黄某也会对抚顺矿业承担相应的责任。抚顺矿业公司无异议。新宾矿业对合法性及真实性无异议，但黄某所说事实具有不确定性，他只知道双方有购销关系，但不能提供相关合同及账目，所以黄某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还应由抚顺矿业提供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明材料。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系根据新宾矿业申请对其公司原实际经营人进行核实，黄某陈述客观，应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3月20日至2017年期间，新宾矿业负责人由孙某变更为李某，该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黄某；2017年9月22日新宾矿业负责人变更为关某，2018年4月11日负责人变更为李某2，2018年4月17日负责人变更为黄某1。2014年至2015年期间，抚顺矿业与新宾矿业存在买卖铁精粉的业务往来，双方约定抚顺矿业购买新宾矿业铁精粉，新宾矿业出具相应增值税发票。抚顺矿业、新宾矿业以《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确认截止2015年12月15日，新宾矿业欠抚顺矿业发票金额457.782742万元（吨位5980.33吨），抚顺矿业、新宾矿业均在确认函的征询公司、被征询公司处盖本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人处分别由赵某、秦某签名。 另查明，2015年12月15日后新宾矿业未再给抚顺矿业开具发票。现抚顺矿业诉请新宾矿业给付未开具增值税发票损失66.515441万元（457.782742万元÷1.17×0.17＝66.515441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一、抚顺矿业与新宾矿业在出具《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前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新宾矿业应否赔偿抚顺矿业因新宾矿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造成的损失。 关于焦点一，首先，对黄某系新宾矿业原实际经营人的认定。抚顺矿业提供的新宾矿业企业信用报告中并未体现黄某系新宾矿业股东，本院调取的新宾矿业2013年至2017年期间工商登记档案亦未体现黄某相关内容，但新宾矿业提供的黄某生效刑事判决书中有体现黄某经营新宾矿业的事实，铁岭县人民法院对黄某非法采矿事实予以认定，并就该罪名对其作出了刑事处罚，且原、被告均认可黄某是新宾矿业原实际经营人，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 其次，对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抚顺矿业与新宾矿业在买卖合同往来中订立了书面合同，因客观原因双方均未能提供，新宾矿业原实际经营人黄某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体现了吨位及欠发票金额，抚顺矿业、新宾矿业均盖章确认，故可确认出具确认函前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新宾矿业提出应由抚顺矿业提供购买450余万元铁精粉所支付货款凭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确认函体现的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辩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新宾矿业曾以“现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不是当时的经手人，对案件事实不清楚，需要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了解相关情况”为由申请调取黄某证言，案件发回重审后，经新宾矿业的申请，本院已对新宾矿业原实际经营人黄某就本案事实及确认函的内容进行核实，黄某不仅确认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也认可确认函的真实性，因此，抚顺矿业就己方提出的诉请已经完成举证义务，新宾矿业就其提出的辩解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新宾矿业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辩解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新宾矿业原实际经营人黄某确认与抚顺矿业买卖关系过程中新宾矿业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也认可确认函中体现欠抚顺矿业发票金额，但对确认函确认的时间之后是否有再为抚顺矿业开具发票的事实不清楚。根据新宾矿业的查询及确认，在2015年12月15日后新宾矿业未再给抚顺矿业开具发票。因此，抚顺矿业购买新宾矿业铁精粉后，新宾矿业未能依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以确认函的形式确认所欠发票金额，新宾矿业未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一款“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以及第八条“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从销售方取得的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的规定,抚顺矿业从新宾矿业处购买铁精粉所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即其从新宾矿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抵扣抚顺矿业的销项税。由于新宾矿业未能就货款457.782742万元向抚顺矿业出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该项货款中的进项税额66.515441万元（457.782742万元÷1.17×0.17＝66.515441万元）不能抵扣抚顺矿业当期销项税,抚顺矿业的应纳税额相应增加66.515441万元，新宾矿业理应知晓增值税抵扣规定,应当预见到其不能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导致抚顺矿业无法抵扣销项税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抚顺矿业应纳税额中增加的66.515441万元即为新宾矿业未交付17%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造成的损失，新宾矿业应当予以赔偿，故对抚顺矿业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新宾矿业提出《企业往来征询确认函》未注明所欠发票的起止时间、不排除2015年1月27日开具发票包含其中的可能，以及抚顺矿业明知黄某因犯罪被判刑致本案事实不清、欲获得不当得利的辩解。新宾矿业主张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而原、被告双方确认欠发票金额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15日，原、被告双方均是依法成立的企业，对出具对账函、确认函等相关材料的法律后果应为明知，因此在双方确认时将此前已开具发票金额计算在未开具发票金额内不符合交易常理，新宾矿业未能就其辩解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新宾矿业提出的辩解内容，其为抚顺矿业开具发票已为不可能，而因不能开具发票对抚顺矿业造成的损失，新宾矿业应予赔偿。新宾矿业提出2017年股东转让时约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均由原股东承担的辩解，新宾矿业虽然经历几次股东变更，但公司主体不变，不影响新宾矿业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新宾矿业现股东在承担法律责任后可依双方约定向原股东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新宾满族自治县某矿业有限公司赔偿抚顺某矿业有限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税金损失66.515441万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452元（抚顺某矿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新宾满族自治县某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赵 帼 人民陪审员  李玉民 人民陪审员  毛静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