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负责人：吴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旸，公司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彬，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永菊，女，汉族，1926年10月23日出生，住址：吉林省集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瑞鑫，男，汉族，1986年10月2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东港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永菊、徐瑞鑫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9）辽72民初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旸、吴彦彬，被上诉人徐瑞鑫及其与赵永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永菊、徐瑞鑫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赵永菊、徐瑞鑫系死者徐某有的母亲和儿子。案外人陈德君系徐某有的雇主。2017年9月1日，案外人陈德君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为徐某有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保险期限自2017年9月1日0时起至2018年2月28日24时止。2018年1月9日，辽丹渔23655号渔船上包括徐某有在内的7名船员失联，经搜寻无果。2018年2月27日，丹东渔港监督处作出《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2018年6月29日，大连海事法院判决宣告徐某有死亡。此后，赵永菊、徐瑞鑫向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提交了理赔材料，遭到拒赔。赵永菊、徐瑞鑫认为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拒赔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约行为，故诉至原审法院。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原审辩称：案外人陈德君从未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处投保过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本案保险合同无效，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其次没有证据证明辽丹渔23655号渔船发生事故的时间及地点，亦无法证明事故发生在案涉保险合同期间内，故不同意赵永菊、徐瑞鑫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赵永菊与徐永绪系夫妻关系，系死者徐某有的父母，徐永绪于2001年2月25日因病死亡。死者徐某有生前与苗春玲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子，即徐瑞鑫。2010年11月23日，徐某有与苗春玲经东港市人民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0307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案外人陈德君与常延红系夫妻关系，陈德君系辽丹渔23655渔船的实际经营人，为徐某有的雇主。2017年9月1日，案外人陈德君通过王波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投保了“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人数为4人，每人保额为200000元。汇交人为王波，汇交号为2017210220844628012035。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出具了新单业务收款收据，载明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在该合同的被保险人清单当中，载明的被保险人为赵福纯、李洪斌、谢宏君、刘中党四人。2018年1月7日，案外人陈德君的妻子常延红作为汇交人为上述汇交号的保单调换增加了徐某有、徐春和、宝民三名被保险人。2018年1月7日13：30，王波通过其邮箱向收件人为“大连人寿袁雪”发送了“常延红2035换人保全1.7”的文件，发送状态为发送成功。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出具了保险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批单，并注明该批单于2018年1月8日生效。2018年1月9日，辽丹渔23655号渔船及船上包括徐某有在内的7名船员失联，经搜寻无果。2018年2月27日，丹东渔港监督处作出《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2018年6月29日，大连海事法院以（2018）辽72民特74号判决书宣告徐某有死亡。2018年7月27日，徐瑞鑫经过东港市公证处公证，继承了死者徐某有全部遗产，赵永菊自愿放弃死者徐某有的遗产继承权。2018年9月10日，赵永菊、徐瑞鑫在王波的安排下，办理了“自愿放弃保险金继承权声明”、“保险金权益转让协议”及“理赔申请书”相关手续并拍摄了照片。赵永菊声明放弃死者徐某有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保单号为2017210220844628012035的保险金权益，并将该权益转让给其子徐瑞鑫。2018年12月14日，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向徐瑞鑫出具了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赵永菊、徐瑞鑫的近亲属徐某有生前系案外人陈德君雇佣的船员，案外人陈德君及其妻子常延红通过王波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处办理了其所雇佣船员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并先后进行了包括死者徐某有在内的被保险人更换增加的批改程序，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接受了该项申请，并进行了批改，且对死者徐某有为该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没有异议。故，案外人陈德君、常延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赵永菊主体是否适格？2．王波作为投保人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其效力是否及与案外人陈德君和常延红？3．死者徐某有因海难事故失联是否在保险合同期间内，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主张赵永菊在起诉之前已经通过公证的形式声明放弃对死者徐某有所有财产及保险理赔金的继承，因而，其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本案中，死者徐某有法定受益人为赵永菊和徐瑞鑫，赵永菊虽然办理了放弃死者徐某有所有财产及保险理赔金继承的公证，也办理了涉案保险理赔金的放弃继承和保险权益的转让，但并没有表示放弃该项保险理赔金的请求权，更何况，该项保险理赔金也不属于死者徐某有的遗产。故，对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认为王波作为投保人（汇交人）与其签订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外人陈德君从未与其签订保险合同，因此涉案保险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签订后，案外人陈德君作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人为上述王波签订的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先后作出了几次的更换和增加，都是通过王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袁雪的网上信箱联系批改，并得到了保险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批单。赵永菊、徐瑞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据相关证据主张王波和袁雪分别是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代理人及工作人员，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相关证据加以反驳。故，对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此节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王波代理相关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工作人员沟通联系办理相关船员保险事宜，同时代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收取保险费，并以自己的名义代相关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签订保险合同。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允许王波收取相关保险费，并通过其工作人员办理保险合同，接受被保险人员的批改，足以证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知道王波与相关渔船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王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代理行为是代理案外人陈德君而非代理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王波收取了案外人陈德君及常延红的保险费，并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了保险合同，提供了被保险人清单，随后也通过自己的信箱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被保险人更换增加的批改，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也出具了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清单，故，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其签订的保险合同、变更增加被保险人的批改直接约束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和案外人陈德君及常延红。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主张海事事故报告当中认定涉案渔船为案外人陈德君个人经营，因而对案外人的妻子常延红作为汇交人进行的被保险人增加更换的批改不予认可。丹东渔港监督处对涉案海事事故卷宗中明确记载涉案渔船在买卖过程中系常延红签字，而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案外人陈德君与常延红系夫妻关系也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确认涉案渔船系案外人陈德君与常延红夫妻共同经营，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常延红作为汇交人进行的相关被保险人更换增加的批改效力及与案外人陈德君。关于争议焦点3，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证明2018年1月9日8时许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虽然调查报告的第3页第3点写明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无法确认具体的时间及地点，辽丹渔23655船舶失联事件的性质及原因不明，从记载来看不能确定具体的事发时间，但是事故调查报告足以证明2018年1月9日8时许至15时许，辽丹渔23655渔船经营人陈德君多次与该船联系，均未取得联系，该船及包括死者徐某有在内的7名船员因不明原因失联。按照日常生活常识判断，7名船员在当时的海况和气候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续存活至失联以后的近50天即到2月28日之久。被保险人徐某有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1日0时起至2018年2月28日24时止。故原审法院认为死者徐某有发生事故导致失踪死亡在保险合同期间内，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应对徐某有的死亡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赵永菊、徐瑞鑫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赵永菊、徐瑞鑫保险金2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赵永菊、徐瑞鑫已预交），由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负担，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赵永菊、徐瑞鑫。宣判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王波和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错误；投保人王波和被保险人徐某有之间不具有保险利益，一审法院认定王波和上诉人之间构成委托关系，同时又认定王波和陈德君之间构成委托关系，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从未委托过王波办理保险事宜，自始至终王波只是投保人，其是否和陈德君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不知情，并且其从未向上诉人披露，案涉保险合同应当因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没有保险利益而无效。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船舶失联属于保险事故错误。本案中的案涉船舶失联是否为保险事故尚不明确，被上诉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属于保险事故，也无法证明案涉船舶失联时间发生于保险期间内，船主陈德君自认案涉船舶出港时间是2018年1月7日22:00,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出港记录》显示案涉船舶的出港时间是2018年1月7日10:39,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也明确记载：“无法确认具体的事发时间和地点，该船失联事件的性质和原因不明”，而案涉批单生效的时间是2018年1月8日，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船舶失联发生于保险期间内，也不能推断被保险人徐某有不能继续存活至保险合同满期终止的2018年2月28日，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船舶失联属于保险事故，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在全面审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赵永菊、徐瑞鑫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王波是上诉人的代理人，理由是上诉人在东港地区的投保人均是王波。王波是跟上诉人公司的袁雪进行沟通，沟通关于投保换人等相关事宜。并且，上诉人向王波支付相关的费用，如果上诉人认为保险合同无效，过错也在上诉人方，因为上诉人跟王波进行了沟通。二、关于本案失联、失踪和宣告死亡的过程，有调查报告以及大连海事法院作出的宣告死亡判决书，证明了事件的发生是在保险期间内。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查明并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审查明及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赵永菊、徐瑞鑫作为死者徐某有的近亲属向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主张保险理赔产生的争议，故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原判认定王波系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代理人、徐某有死亡的事故系发生于保险期间是否妥当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分析待证事项存在的可能性，进而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签订后，案外人陈德君作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人对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先后作出了几次更换和增加，都是通过王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袁雪通过网上信箱联系进行的批改，并得到了保险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批单。且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二审确认袁雪系其公司员工，但并未就王波与袁雪之间电子邮箱内的大量投保信息作出合理解释，也未就其公司在东港地区未设立业务网点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并开发王波的保险业务作出合理说明，故王波系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代理人的情况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判认定王波为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代理人，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妥。关于徐某有死亡的事故是否发生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问题。因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载明：2018年1月9日8时许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辽丹渔23655渔船经营人陈德君多次与该船联系，均未取得联系，该船及包括死者徐某有在内的7名船员因不明原因失联。原审法院根据该报告及利害关系人申请，以（2018）辽72民特74号判决书宣告徐某有死亡。按照日常生活常识判断，7名船员在当时的海况和气候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续存活至失联以后的近50天，故原判认定徐某有不可能存活至2018年2月28日之后，徐某有死亡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亦无不妥。虽然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二审提供陈德君和蔡庆芬的通话详单证明陈德君在丹东渔港监督处的陈述不属实，但《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只记载了渔船上的移动座机号码，并未记载陈德君的电话号码，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德君确系使用前述通话详单记载号码与渔船上移动座机通话联系的情况下，该通话详单无法推翻《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故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伟审判员 刘善超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冯万平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