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4123号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大埔北约西大街****。法定代表人：龚银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贯虹，湖北德来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天，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汉区郑小唱服饰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沿河大道**万商商城****。经营者：郑小唱，女，198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均平，湖北永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勇，男，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湖北永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与被告武汉市江汉区郑小唱服饰店（以下简称郑小唱服饰店）、徐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的法定代表人龚银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天、被告武汉市江汉区郑小唱服饰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均平、被告徐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共同支付服装款775583元及利息（以775583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至2019年，被告向原告定制各季节服装。截止2019年5月11日经双方对账，被告尚欠原告服装款775583元。为此，原告向被告索讨多次，至今无果。郑小唱与被告徐勇对外一直声称系夫妻关系，且郑小唱也支付过服装款，依法应共同承担该差欠的服装款及利息。被告武汉市江汉区郑小唱服饰店辩称：（一）郑小唱在2017年与被告徐勇离婚，离婚后被告徐勇所涉债务与郑小唱无关。（二）原告主张郑小唱承担该债务的责任，应当证明郑小唱与被告徐勇之间存在共同欠付债务的行为，同时要证明该经营所产生的利益用于郑小唱与被告徐勇的夫妻共同生活。涉案债务发生于被告徐勇与郑小唱离婚之后，是被告徐勇的单方债务，与郑小唱无关。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郑小唱应承担涉案债务，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起诉。（三）涉案货物收货人，合同签订人以及最后的债权均为被告人徐勇。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该债务应由合同相对人徐勇个人承担，与被告郑小唱服饰店无任何关联，请求法庭驳回。（四）原告与被告徐勇的经营行为发生在2016年。被告徐勇离婚后，仍然沿用之前的交易习惯，导致与原告的交易行为中出现郑小唱名字，但郑小唱并未实际参与经营，涉案债务与郑小唱无关。被告徐勇辩称：（一）原告与被告徐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原告存在强卖行为，双方并不平等。实际上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徐勇可以要求退还卖剩的服装。被告徐勇多次向原告反映其提供的部分服装不符合订购标准要求退还，原告均以服装已交付为由拒绝，滞销部分的服装损失应由原告承担。（二）原告主张的本金偏高，利息不应支持。原告部分服装不符合标准应扣减适当金额，事实上，被告徐勇已于2019年5月支付30000元，原告并未扣减。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显失公平，而且原告所依据的的计算的基数和利率均偏高。（三）被告徐勇并非故意拖欠服装款，一方面由于原告未能及时处理不符合标准的服装导致滞销和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武汉整体服装消费水平下降，加上去年年底爆发的相关疫情的影响致使被告长期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且目前也是一个破产失业状态。（四）原告主张被告徐勇与郑小唱对外声称系夫妻债务无事实依据。事实上，郑小唱与被告徐勇已于2017年10月份离婚，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资金来往，原告要求被告郑小唱服饰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开始，被告徐勇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衣服样本，原告制作样品后寄给被告徐勇确认，再批量生产。原告通过快递送货后，不定时进行对账，但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2019年5月11日，被告徐勇与原告签订《对账单》约定，经财务核账，至2019年5月11日止，徐勇欠原告服装款775583元。原告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为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并提供以下证据证明：（一）银行转账明细显示，2018年11月19日郑小唱向原告支付50000元、2019年3月31日郑小唱向原告支付38000元、2019年5月2日郑小唱向原告支付30000元。（二）原告与“A－郑小唱”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28日，“A－郑小唱”向原告说明筹集货款的进展，并表示经营困难，只能支付部分货款，并于当天支付货款30000元。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质证认为，银行转账明细的真实性确认，系被告徐勇借用郑小唱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徐勇与郑小唱已在2017年离婚；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即使系郑小唱的微信，也仅是代理行为，与被告郑小唱服饰店无关。另查明，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系注册成立于2017年11月2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郑小唱。原告与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确认，涉案服装交付的收件地址为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住所地，即武汉市江汉区沿河大道**万商商城****，收件人为被告徐勇。再查明，郑小唱与被告徐勇于2017年10月9日登记离婚，被告徐勇确认双方离婚前共同经营服饰店。以上事实，有《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明细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是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据是否充分。关于合同主体的问题。原告主张涉案合同相对方系被告郑小唱服饰店；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辩称涉案合同相对方系被告徐勇。首先，原告交付涉案货物的收件地址系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经营场所，原告有理由相信系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向其购买涉案服装。其次，日常交往中，一般由被告徐勇向原告下单订购服装，但郑小唱也通过微信与原告沟通联系，且涉案货款也是通过郑小唱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基于郑小唱系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经营者，原告有充分合理的理由相信系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向其购买涉案服装。最后，涉案服装的订购联系人系被告徐勇、交付货物收件人亦为被告徐勇，但被告徐勇与郑小唱在2017年10月之前系夫妻关系，在被告徐勇无向原告披露该离婚事实的情况下，且郑小唱仍然继续联系买卖业务，原告有充分合理的理由相信被告徐勇与郑小唱继续共同经营服装店。综上，原告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被告郑小唱服装店，理由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货款金额的问题。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系涉案服装的实际购买人，被告徐勇以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名义对外订立买卖合同，其出具《对账单》的行为视为对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债务的确认和加入，该确认行为的效力及于被告郑小唱服饰店。郑小唱在2019年5月28日已支付30000元，故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共同偿还货款74558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郑小唱系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经营者，应以个人财产承担被告郑小唱服饰店的涉案债务。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起算的时间问题，双方并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被告郑小唱服饰店、徐勇应以745583元为基数，自公告送达涉案起诉状副本之日（2020年6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告主张的货款本金和利息超过上述的部分，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武汉市江汉区郑小唱服饰店（经营者为郑小唱）、徐勇支付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货款745583元和利息（以745583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8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负担456元；被告武汉市江汉区郑小唱服饰店（经营者为郑小唱）、徐勇负担11333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港星制衣厂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剑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黄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