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行申1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韦理英，女，1945年6月1日出生，壮族，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暖花，女，1979年6月17日出生，毛南族，住址同上，系韦理英之女。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桥东路**。 法定代表人黄炳峰，县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源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源镇水源社区**/div> 法定代表人胡大伟，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展，水源镇人民政府综治办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论，水源镇人民政府司法所所长。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源镇和平村定台屯。 诉讼代表人覃壮益，队长。 再审申请人韦理英因其诉被申请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环江县政府）、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水源镇政府）、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源镇和平村定台屯（以下简称定台屯）林地林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2行终1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韦理英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对争议地的地名和范围的认定，林地林权的划分，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均是纠纷发生后第三人单方的证人证言，以及附近不明真相群众的证言，这些证言均不能推翻纠纷发生前第三人和被申请人水源镇政府已经确认争议地“坡产”（地（地名四至界线，及林地范围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全部属于申请人所有的事实。（二）本案一审时，申请人除向被申请人水源镇政府提交6份证据外，还提供了现场照片4张，证明现争议地上有苍天大松木及杉木是申请人长期管护的结果。第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实由第三人集体种植林木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人主张争议林地上的林权。被申请人水源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时，仍然将争议的林地林权划归第三人所有，明显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财产。(三）一审判决认定“覃善怀与第三人签订《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作为定案的依据,作为划分林地界线确权的依据，明显缺乏证据证明。2013年8月10日，申请人的儿子覃善怀与第三人签订《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约定“挖沟以上至坡顶（与下陈分界），所有树木与地皮属生产队集体管理，挖沟以下所有树木与地产（坡）属覃善怀个人管理（包括已砍的树木），经协商后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在2013年8月10日时第三人仍然认可“坡产”是整个坡，2018年被申请人处理双方纠纷时，第三人又划分为“坡产”和“坡老”两个地块是错误的。且覃善怀与申请人不是一户，覃善怀与第三人签订《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不能作为申请人与第三人划分林木林地的依据，对申请人也没有约束力。（四）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采信申请人证据后，对被申请人不采信申请人的证据作出的处理结果，仍然予以维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一审和二审行政判决；2、确认争议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全部归属于申请人所有。 被申请人水源镇政府答辩称：（一）水源镇人民政府派员实地调查，查明：“提坡里”、“坡产”与“坡老”实际上是三块不同的地名，三地相邻并以坡槽为界。具体位置详见2018年8月6日水源镇调处工作组组织双方绘制的《现场堪界图》。上世纪80年代定台屯集体划分林木管护时申请人抽签所得的责任林为“提坡里”是事实，韦理英将“提坡里”、“坡产”与“坡老”统称为一个地名，是不符合事实的。（二）水源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日派员到下陈屯实地走访相关知情人，查明：韦理英在2014年7月13日事先写好证明给下陈屯群众签名并按手印，下陈屯群众对证明的内容并不知情且不明韦理英证明的用途才签名、按手印。定台屯部分参加1981年划分林木管护的群众所提供的证言：当时申请人抽签得“提坡里”，定台屯于1981-1982年分配责任林的时候，“坡老”与“坡产”均没有分到户，而是留作集体机动荒坡。因“提坡里”与“坡产”地;地相邻理英以相邻便于管护为由，在“坡产”地;地与&ldquo坡里”相邻处开荒几分地种植农作物，生产队不同意，还多次开会讨论韦理英私自开荒种植农作物，讨论未果。（三）韦理英在向水源镇政府多次申请及报告要求镇政府调处该案中，对其当时抽签地的具体面积也多次改动，并存在很大变化，如在2013年8月14日写的《申请书》上没有写上争议地面积；在2013年12月4日的《报告》上也没有写上争议地面积；在2014年9月21日向镇政府提交《关于要求依法处理覃壮恒等强占林地林木的报告》中称“1980年分田到户后，经全屯群众抽签，我分得坡产（地）林地，面积约4亩”；2015年2月在向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信访局信访时称“1980年分田到户后，我分得坡产（地（地名地，面积约4亩，我开荒种植木薯，后种植杉木及松木，并一直管理至今。”2015年11月8日向镇政府提交《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权属纠纷调整申请书》又称“1980年分田到户执行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后，经全屯群众抽签，我分得坡产（地（地名地，面积约18亩”；在2018年8月6曰再次到实地勘查走界时又变成约32亩，韦理英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也无明确四至范围和面积，说明韦理英对争议地林权的主张缺乏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四）水源镇政府调处工作组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实地勘查指界确认争议位置和范围，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经实地走访相关知情人后，从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出发，兼顾双方的利益为基础，作出1号处理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调解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水源镇人民政府的处理程序完全合法。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定台屯陈述意见：（一）对争议地的地名和范围的认定。争议案中三个地名是：“坡老”、“坡产”、“提坡里”，为不同的地块。（二）1981年至1982年分责任林到户时，是按抽签的方式进行分配的，韦理英当时分得了“提坡里”坡的责任林，而“坡产”地;地和&ldquo老”坡均没有分到户，而是留作集体机动地，因韦他修失火毁林后成了荒坡。申请人韦理英未经生产队群众许可，便在火烧后的“坡产”地;地中槽开荒了几分木薯地产队多次开会讨论并制止韦理英，韦理英继续强行种植至今。2013年申请人的儿子覃善怀未经队里群众许可，私自到“坡老”坡林地砍伐了一批松木，因而发生纠纷。（三）2013年7月26日，覃壮恒带领全队群众和申请人的儿子覃善怀，以及申请人的儿媳一起到现场商议解决纠纷问题，经协商，双方同意以挖沟为界线。挖沟上面至坡顶与下陈松木林为界，所有树木和地皮属生产队管理；挖沟下面所有树木和地皮属覃善怀个人管理（注：当时覃善怀夫妇也在现场参加挖沟分界）。2013年8月10日经村委及林业部门调解，双方签订《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公正裁决，驳回申请人韦理英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按下列规定确定：（二）鉴定意见、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规定，水源镇政府提供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以及调查笔录，能够证实双方争议地名叫“坡产”和“坡老”，“坡产”和“坡老”为两块相邻以坡槽为界的不同地块。水源镇政府调处工作组2018年8月6日进行现场勘查的询问笔录、现场勘查图上有韦理英签字。韦理英申请再审主张一、二审对争议地的地名和范围认定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再审申请人韦理英主张覃善怀（韦理英之子）与第三人定台屯签订《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对其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经核查，一审诉讼中，韦理英诉称《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系覃善怀在受威胁的情况下与第三人所签，其并没有否认《关于坡产松林纠纷反映情况》存在的真实性，亦没有提供覃善怀受威胁签字的证据，一审依法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三）关于涉案争议地的管护情况。再审申请人韦理英主张其提供的6份证据、现场照片4张能够证明争议的林地全部由其种植管护。经核查，争议地“坡产”地;地块内有零星马尾松及2013年纠纷发生后玉远钨理英儿媳）种植的零星桂花树和杉木；“坡老”地;地块内有马尾松星杉木等。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条第一款“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水源镇政府通过调查核实，尊重历史管护情况，结合“三个有利”原则，兼顾各方利益,对本案讼争的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所适用的法律正确。 综上，韦理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韦理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碧辉 审 判 员 宋玉杰 审 判 员 谭刘宽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黄国艳 书 记 员 刘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