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44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振英，女，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北京市国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奎科，男，194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兰芬，女，194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洋，男，199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硕，女，199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玉军，男，196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2—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杰，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振英、杨硕、杨洋、杨奎科、高兰芬因与被上诉人蒋玉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振英、杨硕、杨洋、杨奎科、高兰芬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献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冀0929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被上诉人借款的责任、并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远远不能够证实杨廷举向其借款、其向杨廷举实际交付借款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书写时间是2019年2月24日，借款现金65万元，用款期限是2019年2月24日至2020年2月24日。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其在2019年2月24日是如何向杨廷举交付65万元现金的证据，也就是说本案借款65万元有无履行没有查明，而且实际上杨延举没有如此大额的资金需求，蒋玉军也没有这么大的出借能力。该65万元的借条，从形式上、内容上字体和签字均不是同一人的笔迹，杨廷举签字的位置不正，杨廷举本人会写字，无需由他人代为书写欠条，本案的借条存在重大疑问，借条是在何种情况下形成 —3— 的。上诉人申请对该借条朱墨时序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恳请二审法庭责令蒋玉军出庭说明借条的形成过程。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2月24日，杨廷举和蒋玉军对借款行为进行对账核算出具的本案借条，但是本案借条从内容上完全看不出对账的意思。一审开庭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与于振英的录音，录音中被上诉人否认还款25万元的事实，但是一审过程中通过一审法庭调取的银行的交易凭单能够清楚的证实还款25万元的事实，一审判决以杨廷举之前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来推断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是不正确的，更缺少证据支持。本案在一审过程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杨廷举的签名进行了司法鉴定，一审法庭调取了带有杨廷举签名的三份样本供鉴定机构比对，调取的三份杨廷举的签名从字面上能够看出明显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的，但是鉴定机构做鉴定仅是依据其中的二份签名样本做出的，另一份明显不同的样本没有被比对，本案的鉴定依据检材数量不足，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结论是不客观不真实的，故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关于上诉人于振英与杨廷举的关系说明，一审判决以孩子的出生推断于振英与杨廷举的夫妻关系，显然是缺少证据支持的，更不能以孩子的出生推断于振英与杨廷举的夫妻关系持续至杨廷举去世前，即便是依法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也不排除离婚的可能，2006年杨廷举经朋友劝说执意出门搞租赁，但是杨廷举没有经商经历，也不适合经商，加上当时孩子小，于振英上班，全家极力 —4— 反对杨廷举出门搞租赁，但杨廷举一意孤行，自从2006年杨廷举出去做生意后就很少再回家，于振英与杨廷举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后来杨廷举说借了蒋玉军的钱，让家里还钱，迫于无奈家人凑钱还清了蒋玉军的钱，之后杨廷举就不回家了，于振英与杨廷举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杨廷举在外面的事再也没和于振英说过，对于被上诉人所诉的借款于振英毫不知情，其他上诉人也均对借款一事毫不知情。一审判决以杨廷举银行流水中有向于振英转账的记录就推断出本案被上诉人所诉借款杨廷举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显然缺乏证据支持的，杨廷举向于振英的转账是给付的孩子的生活费，杨廷举不在家，于振英照顾着孩子，孩子的衣食住行均是于振英负责的，杨廷举偶尔给付一部分孩子的抚养费，但数额并不多，几年的银行流水中只有几笔向于振英的转账，而且每次转账数额并不大，远远不能证实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解释，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结婚登记，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确立夫妻关系。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若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很显然，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时间于振英与杨廷举之间既不 —5— 存在夫妻关系，更不存在双方共同签字的借条，也不存在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情形，被上诉人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债务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故于振英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请依法撤销，支持上诉请求。 蒋玉军答辩称，一、案涉65万元《借条》具备真实性，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记载和证明。1、《借条》具备真实性，一审中对杨廷举的签字已经进行鉴定，证实借条确实由杨廷举签字，民事行为中签字是意思表示形式，证实杨廷举确认《借条》的65万元债务属实。2、《借条》反映的是双方借贷关系自开始至《借条》日2019年2月24日形成的债务余额，因杨廷举不能立即还款，双方2019年2月24日以《借条》的形式对杨廷举应付债务数额进行了记载和确认。答辩人从未主张过2019年2月24日答辩人向杨廷举出借了65万元。3、杨廷举做生意，答辩人是公务员，本案是答辩人与杨廷举朋友之间陆续借款，持续时间近15年，杨廷举身故后，答辩人与上诉人就借款产生争议，答辩人凭据记忆回查出借依据及方式，查询到的出借方式、数额如下：①证人高某证言、2019年4月19日答辩人与于振英及高某在一起的录音资料，证实2005年5月份左右因生意需要向答辩人借款20万元、利息按10万元一年给2万元；②建行转账明细一张，证实2011年7月6日银行转账10万元给杨廷举；③工商银行转账凭证1张，证实2011 —6— 年7月6日转账16万元出借给了杨廷举；④一笔10万元的出借款项的交易记录（出借时间是2009年7、8月份左右），因为时间太长，不能确定是银行的存单、还是存折、还是卡，也忘了是答辩人家人谁的户名，时间太久中间又涉及到多次开户销户，未能查询到银行记录，用于印证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基于杨廷举做建材租赁生意的盈利性及当地民间借款利息的行情，上述借款均是有息借款，对此上诉人于振英的录音也予以证实。4、一审鉴定符合法定程序，是认定事实的依据。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杨廷举是上诉人亲属，一审鉴定是上诉人拒不提供杨廷举签字样本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奈调取的杨廷举在政府机关留存的笔记样本。如果上诉人有异议，上诉人应当在一审鉴定中提供相反的样本，而不是鉴定意见作出后不认可鉴定结论。5、上诉人再次提出鉴定申请不应允许。《借条》、鉴定意见、转账明细、录音、证言相互印证，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再次申请鉴定，违反法定程序，鉴定结论与待证事实亦缺少关联，属于拖延诉讼不应准许。综上，双方是陆续借款，陆续还息，借贷关系持续至2019年2月24日，答辩人要求收回全部款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借条》，《借条》实质上是一个延期还款承诺书，足以证实双方借贷的真实性及债务数额的无争议性。二、本案债务属于杨廷举及于振英的共同债务。1、杨廷举及于振英属于事实婚姻，婚后生育三个子女。2、录音证实，于振英参与杨廷举租赁 —7— 生意的经营，为租赁生意筹措款项。3、银行明细证实，杨廷举的租赁收益用于家庭生活。应当注意的是，伴随的十几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租赁生意利润可观，杨廷举及其家庭在租赁生意中取得的丰厚利润，银行明细显示的只能是部分银行卡的部分数额，并且银行明细本身显示的也只是部分收益方式。据了解杨廷举仅在献县就为家人购置房产2处。4、于振英办理丧事及支取杨廷举身故后的款项，证实双方是夫妻关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蒋玉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6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原告蒋玉军向杨廷举提供借款20万元，后杨廷举妻子于振英代杨廷举于2009年5月4日偿还原告25万元，2011年7月6日原告蒋玉军又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向杨廷举提供借款260000元，后杨廷举分别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向原告偿还部分利息，共计偿还97000元，2019年2月24日借款人杨廷举给原告出具借条，双方对2019年2月24日之前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最终核算，写下涉案借条。后杨廷举死亡。杨廷举妻子于振英出生于1967年3月1日，女儿杨硕出生于1992年5月2日，儿子杨洋出生于1997年2月5日，被告于振英与杨廷举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根据其二人及其子女出生日期可知，双方在1992年前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被告高兰芬为杨廷举母亲， —8— 被告杨奎科系杨廷举父亲。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虽对原告蒋玉军提供的欠条上杨廷举的签名不认可，但是根据鉴定结论，该签字确实为杨廷举所签，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欠条予以认定。根据原、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及一审法院调取的杨廷举银行转账明细，可知杨廷举与原告蒋玉军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足以印证杨廷举写下该借条的真实性，因此，杨廷举应偿还给原告借款65万元，现杨廷举已经死亡，其妻子于振英应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因被告于振英与杨廷举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被告于振英否认与杨廷举的夫妻关系，且否认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根据被告于振英、被告杨硕及杨廷举的出生日期，可以推算，被告于振英与杨廷举已经在1992年之前形成了事实婚姻关系，可以认定被告于振英与杨廷举系夫妻关系，被告于振英称该笔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杨廷举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杨廷举多次分别向其子女杨硕、杨洋及其妻子于振英账户转款，可知杨廷举账户的钱确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杨廷举妻子被告于振英也于2009年偿还原告25万元，可知，被告于振英对杨廷举与原告蒋玉军之间的借款是知情的，且在杨廷举死亡后，被告将杨廷举账户上的余款37000元支出，进一步可以认定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于振英应当偿还原告借款65万元；被告杨奎科、高兰芬、杨洋、杨硕均为杨廷举的法定继承人，应当在其继承杨廷举的 —9— 遗产份额内承担偿还责任。因各被告对借条上杨廷举的签字不认可，原告申请鉴定花费鉴定费8500元，但鉴定报告显示，借条上借款人处的杨廷举确为其本人所签，因此，该笔鉴定费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于振英偿还原告蒋玉军借款本金65万元；二、被告杨奎科、高兰芬、杨硕、杨洋在其继承杨廷举的遗产份额内承担给付原告蒋玉军借款本金65万元的给付义务；三、被告于振英给付原告蒋玉军鉴定费85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50元，诉讼保全费3770元，由被告于振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蒋玉军提交以下证据：1、加盖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渤海新区支行公章的流水明细一份，显示2011年7月6日向杨廷举转账100000元。2、加盖中国工商银行沧州渤海新区支行公章的存款单据一张，显示2011年7月6日蒋玉军存入杨廷举账户160000元。3、加盖有中国农业 —10— 银行沧州分行公章的转账单据一份，显示蒋玉军向杨廷举转账50000元。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的蒋玉军账号为62×××65的流水明细四页，显示2016年2月7日杨廷举向蒋玉军转账20000元、2017年10月7日杨廷举向蒋玉军转账17000元、2018年9月12日杨廷举向蒋玉军转账10000元、2018年12月19日杨廷举向蒋玉军转账20000元。被上诉人主张前三项系蒋玉军出借给杨廷举的款项，第四项为杨廷举向其还款的情况。 上诉人于振英、杨洋、杨奎科经质证认为：1、对蒋玉军向法院提交的前三份银行转账凭证，因有三个银行的行章，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蒋玉军提交的还款流水情况，杨硕、于振英质证意见为蒋玉军提交的四张单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漏掉了2017年1月25日杨廷举向蒋玉军打款三万元的流水。 上诉人于振英向本院申请调取杨廷举2007-2019年七张银行卡的流水情况，主张不知借款是否属实，不知道还款情况。本院依法委托一审法院调取上述材料，对调取的银行流水情况，上诉人于振英一方经质证认为：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中两个卡号不存在等于没有调取，另外两个卡号虽调取了几笔交易但未显示收款人信息和卡号，不清楚流水情况。杨硕经质证认为：蒋玉军向杨廷举转账5万元的农行卡号，经查询杨廷举该账号不存在。其他卡号存在错误，没有查出来。还有部分 —11— 卡没有显示对方户名，不清楚是给谁打的款。被上诉人蒋玉军经质证认为：第一，向杨廷举转账5万元的杨廷举农行卡号查询结果是账户不存在，但是请法庭注意，该查询单是献县法院向献县农行查询的，而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交易凭证是在农行的档案库河间市沙桥由农行的工作人员提供的。因为交易时间是在2009年，当时的银行卡都是磁条卡，之后陆续升级为芯片卡，因此原有账号存在注销是普遍现象，所以该卡号应当向农行沙桥档案库予以查询。第二，被上诉人向杨廷举转账10万元以及16万元的转账对应账户，被上诉人提供了原始的交易凭证，如果对交易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应当向出具交易凭证的相应银行进行核实。一审法院显示的无记录没有查询出来，是没有向交易银行进行核实，对此请法庭予以注意。第三，被上诉人与杨廷举是朋友盟兄弟关系，双方对于借款账目是清楚的，但是鉴于借款存在持续时间将近十五年，因此即便是杨廷举亲属不能核实全部的银行交易明细，但是在2019年2月24日借据经鉴定属实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借款数额的真实性。 关于借条形成经过，上诉人于振英一方认为应由蒋玉军出庭说明案情，本院依法责令蒋玉军本人出庭接受询问，开庭过程中上诉人于振英一方亦对蒋玉军对借条形成过程进行了充分发问。蒋玉军本人出庭陈述为“我和杨廷举是盟兄弟关系，2005年他找到我，他说出去做生意需要借钱，按10万每年给 —12— 2万利息说的，一个是感情不错一个租赁行业遍布全国效益可观。我考虑后借给他20万元，每年给我4万利息，一直到2009年这期间他这个利息每年给，但时间太长每年给多少我记不清。2009年5月4号于振英给我打款25万，然后2009年5月7号杨廷举又向我借款说有急事生意上的，我又借给他10万。5万是有打款记录，还有5万我找不到打款记录，我请求法庭给我调取。从2009年5月7号延续到2011年了形成了14万的借款，因为这几年没给我利息。这种情况下他又找我借款，还得往里投钱，我认为感情好还有利息我给他打了26万的钱，一个10万，一个16万。16万是拿着现金到柜台给他存到卡上，10万是转账。为什么给26万是由原因的，这14万加上26万一共40万。2009年到2011年没还我利息，10万变成14万，凑整凑了40万，形成了40万的本金的借款。之前05年给我打过借条，2011年7月6号这40万打了借条，约定每10万给2万。2011年到2019年一直给我利息但是总给不够，我催要，他总说没事会给我的。我们经常见面,2019年我们对账，对账比这借条中这65万要多。2005年的应该是还清了,2009年一个10万、2011年一个26万。借条是他也不想干了，我们就把账目对了下，累计的利息和本金形成了这个条。这个条没利息，看在哥们情面上我还让了钱”。 经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被上诉人蒋玉军提交的向杨廷举转账的流水情况，因加盖有银行公章， —13— 且上诉人对此无异议，对蒋玉军向杨廷举的转账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对蒋玉军提交的杨廷举向其转账的流水情况及本院委托一审法院调取杨廷举银行流水情况，对其真实性因双方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涉案“65万元借条”是否真实并实际履行。二、涉案65万元借款如真实存在，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于振英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借条是否为杨廷举（已故）亲笔签名。一审中上诉人于振英因对借条中杨廷举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蒋玉军申请对借条中杨廷举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无对比样本，一审法院在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取了杨廷举签名并按手印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各一份用于作为比对样本，样本材料经双方进行质证，上述对比样本系在行政部门档案处的材料，一审法院采信上述对比样本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委托天津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津迪安[2019]文书鉴字第2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为“将检材笔迹与样本笔迹进行比较，发现彼此书写水平、书写风格均相一致，单字的写法、搭配比例、连笔方式、运笔等笔迹细节特征 —14— 符合点明显。通过对比检验发现，检材笔迹与样本笔迹之间的符合特征多，且符合特征质量较高，其总体价值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鉴定意见明确为“蒋玉军提交的《借条》原件落款处的“杨廷举”签名笔迹与样本中的杨廷举签名笔迹是同一人的笔迹”。上述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于振英一方虽对借条中杨廷举的签字不予认可，且二审中对签名是否真实申请重新鉴定，但因上诉人于振英一方在一审过程中并未提交能够证实系杨廷举签名的其他对比样本，未提交与一审法院调取样本不一致的证据材料，对上诉人于振英一方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其次，关于涉案“借条”是否实际履行问题，蒋玉军主张与杨廷举之间的借贷关系始于2005年5月份左右，因杨廷举要做租赁生意，向其借款2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为每10万元本金一年给付2万元利息，对该笔借款上诉人于振英一方虽对借款时间存有争议，但对借款数额及利息未提异议，且提交2009年5月4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向蒋玉军账户存款25万元的存款凭条证实已本息全部还清。虽一审开庭过程中蒋玉军代理人陈述上述借款本息未全部偿还，但蒋玉军本人在二审开庭过程中表述杨廷举借款20万元后，每年都给付利息，给了多少因时间太长记不清了，至2009年5月4日给付25万元后是否还欠利息也没有准确数额。对2005年5月份的借款本息，因被上诉人蒋玉军未能证实利息具 —15— 体数额，对上诉人于振英主张的已全部偿还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上诉人蒋玉军于2009年5月7日、2011年7月6日向杨廷举转账或现存的款项31万元，因上诉人于振英一方未提交证据证实杨廷举与蒋玉军之间存在其他债务或其他交易，蒋玉军主张上述转账款项为借款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结合杨廷举与蒋玉军之间的交易习惯（借款有利息）、杨廷举后续向蒋玉军还款的情况及杨廷举签名的借条，上述证据能够相互佐证，涉案借条已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于振英是否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首先，于振英与杨廷举之间是否为事实婚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第六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五条的原则处理”。本案杨廷举与于振英共生育两名子女，其中女儿杨硕出生于1992年5月2日，结合杨廷举去世后于振英为其办理丧葬事宜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杨廷举与于振英符合事实婚姻的构成 —16— 要件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次，涉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涉案借条系杨廷举个人签名，被上诉人蒋玉军提交的录音材料亦表明于振英对涉案债务并不知情，蒋玉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涉案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蒋玉军主张系夫妻共同债务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上诉人杨奎科、高兰芬、于振英、杨洋、杨硕作为杨廷举的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于振英、杨奎科、高兰芬、杨洋、杨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 二、撤销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变更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杨奎科、高兰芬、于振英、杨 —17— 硕、杨洋在继承杨廷举遗产份额范围内承担偿还被上诉人蒋玉军借款65万元的责任。 上述给付内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保全费3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均由上诉人杨奎科、高兰芬、于振英、杨硕、杨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梅 审 判 员  程晓明 审 判 员  余志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双凤 书 记 员  陈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