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行终5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喜仕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区青云街**。法定代表人薛羊扣，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朱守侠，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滔，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法定代表人沈冬林，局长。委托代理人周诗宇，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静宇，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马生洪，男，1950年7月2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代理人杨永伟，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喜仕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仕隆公司）因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松江人保局）所作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行初1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喜仕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守侠、张滔，被上诉人松江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周诗宇、谢静宇，第三人马生洪的委托代理人杨永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马某自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与喜仕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4月26日马某经上海市肺科医院诊断为职业性矽肺叁期；2017年9月11日马某经上海市杨浦区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性矽肺叁期；2017年10月31日经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性矽肺叁期。2019年4月13日马生洪向松江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月19日松江人保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提供证据通知书》和《举证通知》，并向马生洪和喜仕隆公司邮寄送达。后，松江人保局以向喜仕隆公司注册地及经营地邮寄送达因迁移新址不详被退回后并前往上述地址也未能找到该公司为由，于2019年5月16日通过劳动报向喜仕隆公司公告六十日送达。松江人保局经调查核实后于2019年8月9日作出松江人社认（2019）字第10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该决定认定马某自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与喜仕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从事石材切割、打磨及安装工作，接触矽尘，并确认马某上述职业病诊断及鉴定情况。松江人保局认为马某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和《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遂决定予以认定工伤。被诉决定已依法送达喜仕隆公司与马生洪。原审另查明，2017年6月16日马某向松江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松江人社认(2017)字第1872号工伤认定决定（以下简称1872号决定），认定马某患职业病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后，喜仕隆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在（2018）沪0112行初195号案中以“马某在其工伤认定审理中死亡，松江人保局存在工伤认定申请人主体资格不当”为由判决撤销松江人保局作出的1872号决定行政行为。马生洪等不服，上诉后又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裁定准许马生洪等撤回上诉。2017年10月6日马某死亡。马生洪系马某父亲。此外，喜仕隆公司不服本案《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喜仕隆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以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喜仕隆公司仍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喜仕隆公司对被诉决定不服，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马某在该公司处工作时长期大量接触粉尘，而马某至他处或自行与他人合开加工厂过程中从事打磨和安装工作，存在较多的与矽肺有关的粉尘接触史。故松江人保局本案中不应受理马生洪的工伤认定申请。该局公告送达相关材料，以及在该公司针对工伤认定受理通知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尚未作出处理前，该局即作出被诉决定，均属程序违法。喜仕隆公司遂据此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原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和《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松江人保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决定的主体资格。一、关于马某是否应认定为工伤。根据已生效民事判决，可以认定喜仕隆公司与马某之间于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又，在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鉴定书》等可以证明马某在喜仕隆公司处工作期间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以及马某所患职业病为职业性矽肺叁期。经调查核实后，松江人保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和《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马某患职业病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并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喜仕隆公司认为马某在他处存在较多的与矽肺有关的粉尘接触史并主张要求撤销被诉决定，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该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某存在依法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二、关于松江人保局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该局作出被诉决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等条款的规定，行政程序合法。喜仕隆公司认为松江人保局工伤认定存在多处程序违法，但该局不予认可。结合案件实际和相关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喜仕隆公司的相关意见难以采纳：首先，工伤认定申请是否应当受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1872号决定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后，马某近亲属依法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下列因素：（一）病人的职业史；（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三）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职业病防治法》还规定，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在确认劳动者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时，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审法院注意到，在另案中马某确实有关于在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从事石材打磨工作等陈述，但仅是其主张与XX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单方陈述，相关人民法院并未采纳和支持；另，在职业病鉴定过程中喜仕隆公司认为马某从其公司处离职后在他处从事石材打磨工作等，职业病鉴定的相关医疗卫生机构也未予以采纳，更未确认马某在其他单位的职业病史；又，喜仕隆公司也未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本案相关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鉴定书未被依法撤销，且喜仕隆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某在离开其公司后至确诊患职业病之前存在从事接触职业病作业事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无法以马某的相关意见推定其职业病接触史相关事实的成立，更不能以此降低或免除喜仕隆公司依法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基于此，原审法院认为，松江人保局受理本案工伤认定申请并不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以下简称《若干问题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其次，关于马某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是否遗漏。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职工近亲属均有权向工伤认定机关提出申请，但法律并未要求全部近亲属共同提出申请。本案中马生洪接受马某其他近亲属委托，以自己为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松江人保局在被诉决定中将其列作申请人并无不当。再次，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应当中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本案中，一方面喜仕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提起的复议申请已被依法受理，另一方面松江人保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仅是过程性行政行为，并不影响该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喜仕隆公司的相关意见也未被行政复议机关及相关人民法院支持。况且，工伤认定程序是否需要中止属于松江人保局执法裁量范畴。原审法院认为，喜仕隆公司对本案工伤申请的受理行为提起复议或诉讼，不能合法阻却工伤认定程序的继续推进。最后，关于程序文书的送达是否合法。松江人保局陈述其已向喜仕隆公司注册地及经营地邮寄送达但因迁移新址不详被退回，后实地查找该公司未果；喜仕隆公司也陈述自2018年底公司已不再经营。在此情况下，该局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并无不妥。且，喜仕隆公司自认其于2019年7月22日收到上述文书，并将相关证据提供松江人保局。基于此，喜仕隆公司依法享有的行政程序参与权利及举证权利等均已得到保障和满足。综上，本案被诉决定的作出主体适格、执法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对喜仕隆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依法作出判决，判决驳回喜仕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喜仕隆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马某离开上诉人公司后另与他人合伙从事石材加工，并在XX公司进行粉尘接触工作。且马某在上诉人处工作时并非石材切割打磨人员，其自离开上诉人公司至被确诊为职业性矽肺叁期长达近十年，其患病与在上诉人处的工作之间也缺乏因果关系。上诉人在职业病鉴定及后续工伤认定过程中始终就此提出异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但被上诉人松江人保局并未就此履行调查取证职责，并隐瞒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此外，由于马某在离开上诉人公司后，还存在其他职业病危害的接触史，根据《若干问题意见》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案马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不应受理，上诉人对其受理行为提起行政复议，但被上诉人在复议机关作出处理前即作出被诉决定，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均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其允许被上诉人补充提交证据，且未将马某其他继承人列为第三人，程序亦属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松江人保局辩称，上诉人认为马某在离开上诉人公司后还有其他粉尘接触史，但是其对该主张没有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本案中，马某的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在职业病诊断和两次鉴定过程中均予以了认定，上诉人也参与了上述过程，并表达了异议，但诊断和鉴定机构并未予以认可，对此，被上诉人依法可不再进行调查核实。上诉人在此过程中也未就马某的工作岗位问题申请过劳动仲裁。在此情况下，第三人马生洪基于依法作出职业病诊断及鉴定结论申请本案工伤认定，符合受理条件，被上诉人经依法调查，最终作出并送达被诉决定，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不存在所谓隐瞒上诉人提交证据的情形，补充提交的证据也仅系对上诉人关于送达问题的回应。故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马生洪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辩称意见。本案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上诉人已提出相关异议，但因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马某离开上诉人公司后还存在其他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故诊断鉴定机构未采纳其意见。现诊断及鉴定结论已依法作出，被上诉人据此受理并作出被诉决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松江人保局作为松江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职工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于职工以患职业病为由申请工伤认定的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作出了规定，即申请人应当提交符合要求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以及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申请人完整提交上述材料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而对于工伤认定申请事项的调查核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在此过程中，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第三人马生洪提交了完整的申请材料，符合工伤认定的受理条件，被上诉人予以受理并无不当。在申请材料中，包含马某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以及马某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两次鉴定意见书，上述诊断及鉴定材料均系依法取得，并均明确马某患职业性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上诉人，职业病接触史记载为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期间从事石材切割、打磨及安装工作，接触矽尘。据此，被上诉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上述规定，认定马某所患职业病为工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被上诉人实施的送达及调查等行为也均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对此，原审法院已作充分陈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上诉人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及认定工伤所提出的异议，本质上涉及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理解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该款后半段规定的“不再进行调查核实”，含义上既包含诊断、鉴定机构对职业病病情的诊断鉴定意见，也包含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认定意见。理由如下：首先，根据《职业病防治法》（2016年）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的因素包括病人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该规定表明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是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作出诊断、鉴定时必须依据的事实。其次，《职业病防治法》（2016年）第四十五条授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职业病诊断标准和职业病诊断、鉴定办法。据此，原国家卫生部制定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从《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三章关于诊断的规定内容分析，确认劳动者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系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进行（第二十三条）。在此过程中，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此种争议解决是嵌入在职业病诊断程序之中的，争议解决的结果也将用于职业病诊断、鉴定。再次，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采用有效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组织劳动者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为劳动者建立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义务，并应当留存相应资料。在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否则诊断、鉴定机构应当结合劳动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和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并参考劳动者的自述、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等，作出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上述义务性规定一方面能够说明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可以对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问题进行实质判断，同时也意味着如用人单位切实履行了上述义务并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则完全可能在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免除自身责任，否则从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目的出发，用人单位即应承担不利后果。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对于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认定应在职业病诊断、鉴定阶段由诊断、鉴定机构依法进行，相关程序的设计也赋予了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进行认定的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寻求救济的权利和途径。在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已依法作出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原则上不必再进行调查核实。回到本案，上诉人参与了马某的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即便按上诉人所述，其至少也参与了鉴定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马某职业史及职业病接触史方面的异议。但根据上诉人陈述，其并未提交能够证明其已尽到法定的职业病防护义务进而排除其与马某所患职业病之间关联的证据材料，在诊断结论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其也未就与认定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相关的岗位、工种等申请仲裁。而其所提出的马某在XX公司接触粉尘的意见，因双方劳动关系未被生效判决认定，故未被鉴定机构采纳。可见，上诉人的异议等情况已纳入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的考虑，在此情况下，诊断、鉴定机构仍作出本案诊断、鉴定结论，应认为其对马某的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已有定论。加之诊断书、鉴定书形式上均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根据诊断书、鉴定书中关于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记载受理第三人申请并作出被诉决定，于法不悖。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请正确。因马某的继承人对于被诉决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原审法院仅将作为被诉决定申请人的马生洪作为第三人，而不追加马某的其他继承人作为第三人并不影响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基于上诉人诉讼中提出的被上诉人执法程序异议，允许被上诉人补充提交送达方面的证据，有利于更好查明案件事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诉人针对原审程序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上海喜仕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瑶华审判员  宁 博审判员  陈根强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汪 菲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