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67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志伍，男，汉族，1984年7月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湖南省衡东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0************411。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斌，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思敏，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艺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53L。法定代表人：陈一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志和，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俐，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合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矮岭冚村新世纪领居141号楼办公20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67。法定代表人：陈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翔，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水连，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诚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中心4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65900X。法定代表人：郑伟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卓，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46T。法定代表人：杨某1。上诉人邓志伍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艺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涛公司）、东莞市合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和公司）、广东诚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加公司）、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越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9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志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艺涛公司向邓志伍支付工程款396185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96185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合和公司、诚加公司对艺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腾越公司对诚加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艺涛公司、合和公司、诚加公司、腾越公司负担。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志伍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8494.84元，由邓志伍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9871号民事判决。邓志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或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艺涛公司向邓志伍支付工程款396185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96185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合和公司、诚加公司、腾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艺涛公司、合和公司、诚加公司、腾越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邓志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1.艺涛公司将案涉的工程转包给邓志伍施工，双方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转包法律关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第5条规定：“转包的特征为：（1）转包不履行建设工程合同全部义务，不履行施工、管理、技术指导等经济责任；（2）转包人将合同权利与义务全部转让给转承包人。在司法实践中，转包往往表现为，转包人在承接建设工程后并不成立项目部，也不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和技术指导。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核实查清进行实际工程建设的单位不是承包人而是承包人以外的第三人，承包人也没有为工程项目成立项目部，也未在施工现场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均隶属于承包人以外的第三人，则基本可以认定承包人的行为为非法转包。”艺涛公司承揽工程后，并没有在工程项目现场成立项目部，也没有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和技术指导，而是将案涉的工程全部交由邓志伍组织施工，由邓志伍自行聘请管理及技术人员，自行采购原材料，自行雇请班组，自主安排施工，案涉合同的施工、管理、技术指导等经济责任都是由邓志伍在履行，艺涛公司收取1.5%的管理费，这是典型的转包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转包。虽然邓志伍聘请的管理人员、班组的工资、材料款大都是由艺涛公司支付的，这是建筑业“营改增”后承包企业为做大成本的避税措施，不能曲解为艺涛公司在履行施工合同的施工、管理、技术指导等经济责任。艺涛公司收到诚加公司的进度款后，应邓志伍的要求及指示支付，即使在没有邓志伍签订的支出单上，艺涛公司都备注“记入邓志伍”等内容的文字，这都说明他们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付款关系，是邓志伍委托艺涛公司付款，而不是艺涛公司在履行管理职责，邓志伍只是项目的辅助人员。2.邓志伍与艺涛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一审判决认为“邓志伍仅为依据艺涛公司的意思表示从事负责施工及内部管理工作的类似于项目负责人的辅助人员，并非实际施工人。”其意思就是将邓志伍定性为“内部承包人”。在司法实践中，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承包给其下属分支机构或职工施工，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可以认定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详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本案中，邓志伍与艺涛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关系、也没有领取工资，艺涛公司在邓志伍负责组织工程施工期间，也没有提供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相反，在艺涛公司收到诚加公司的进度款后经常苛扣或不按邓志伍的要求支付。为此，艺涛公司还向邓志伍出具了《承诺函》，保证邓志伍有关项目所有款项的支出拥有审批权，如有未经邓志伍签字审批的款项流出的，愿意赔偿邓志伍200万元。这都足以说明邓志伍与艺涛公司之间不是内部承包关系，也不是项目负责人的施工辅助人员。参照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八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转包，但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除外：（三）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的”的规定，本案也应当认定为转包。3.邓志伍是本案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由于艺涛公司与邓志伍之间是转包的法律关系，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两者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补充责任书》是无效合同，邓志伍是本案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判决认为“邓志伍仅为依据艺涛公司的意思表示从事负责施工及内部管理工作的类似于项目负责人的辅助人员，并非实际施工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邓志伍与艺涛公司完成了结算，工程总造价应当为27932909.82元，邓志伍在本案中主张的工程款未超过艺涛公司欠付的工程款范围，艺涛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1.艺涛公司与邓志伍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中第三条第4点约定：“项目竣工验收后，乙方（邓志伍）同建设单位进行工程结算，凭结算书十天内对工程项目进行完工总结……”按照邓志伍与艺涛公司上述约定，应由邓志伍与建设单位合和公司进行结算，但艺涛公司并无遵守双方约定让邓志伍直接与合和公司进行结算，而是在艺涛公司与合和公司结算前，艺涛公司派代表黄楚彬与邓志伍进行结算，双方是确认工程造价为27932909.82元的。所以，案涉工程造价应以邓志伍与艺涛公司指定结算负责人黄楚彬确认的27932909.82元为准。经邓志伍统计，艺涛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仅6132109.11元，本案邓志伍主张的金额并没有超出艺涛公司的欠付金额。2.艺涛公司以其与诚加公司确定的结算价作为邓志伍与艺涛公司之间的结算价没有法律依据。艺涛公司与诚加公司之间的审核定案表、诚加公司与合和公司的审核定案表中的送审价、审核价系其双方之间的合意，与本案所涉的合同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邓志伍。另外，艺涛公司与诚加公司结算价无端减少600余万元，一审法院也让其出具书面说明，解释扣减的明细，但艺涛公司从未提供，也可以间接说明他们之间存在通谋损害邓志伍的利益。3.艺涛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邓志伍在本案中主张的工程款未超过艺涛公司欠付的工程款范围，艺涛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三）诚加公司、合和公司、腾越公司对于艺涛公司的欠付的工程款应当承担付款义务。1.发包人合和公司应对案涉工程没有支付的款项承担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案涉工程早2017年12月已现场验收，出具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两年质保金付款期限已届满，合和公司尚未支付剩余工程款。2.发包人合和公司应对案涉工程没有支付的款项承担义务外，还应对诚加公司的未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从诚加公司与艺涛公司签订的结算审核定案表可见，合和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代替了诚加公司与艺涛公司进行结算，且合和公司一审庭上亦确认山湖碧桂园项目的管理印章是合和公司加盖的，这都说明合和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中，对诚加公司过度支配，完全操纵诚加公司，诚加公司在该项目中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合和公司的工具。据此，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过度支配与控制”的相关规定，合和公司应对诚加公司未付工程款部分承担连带责任。3.腾越公司应对诚加公司的未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诚加公司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腾越公司，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邓志伍之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贵院依法判决。艺涛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工程施工合同是由艺涛公司负责签订和履行，邓志伍只是受艺涛公司指派负责涉案工程项目管理的执行人员，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应是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是实际从事工程施工，最终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实际施工的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人等民事主体。对于实际施工人的认定，可从如下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审查是否参与转包合同或分包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二是审查是否存在实际施工的行为，包括施工过程中是否存在组织人员施工、购买材料、支付人工工资等；三是审查是否存在投资及收款的行为。而邓志伍并不符合上述情形，现艺涛公司结合本案具体分析如下：1.艺涛公司与邓志伍之间不存在转包合同或分包合同。2016年7月1日，艺涛公司与诚加公司就涉案装修工程签订了编号为BGY-20160701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合同签订后，为明确管理职责，艺涛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与邓志伍签订《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责任书）。目标责任书第一条明确，艺涛公司（甲方）任命邓志伍（乙方）为涉案工程项目的执行责任人，项目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甲方全权委托乙方负责本项目的施工及内部管理工作，乙方为本项目质量、工期、安全、成本控制等综合目标管理的责任人。第三条明确，项目目标考核指标，以项目实现15%的目标利润（指项目工程总造价结算额扣除本规定项下的劳务费、材料费、项目费用等其他开支之后的企业所得税前利润）作为乙方项目管理的考核目标。如果乙方超额完成利润考核指标，超额部分的70%奖励乙方及项目团队；如果因乙方管理上的故意或过失导致未完成责任利润目标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赔偿数额应不低于目标利润的差额。第四条明确，甲方作为授权人对乙方行使和承担领导责任，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甲方管理部门应提供人、财、物等全方位支持。甲方有权对乙方所负责的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工期、资料等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审计及考核。如甲方发现乙方在项目运作中管理不当或存在较大风险时，甲方有权进行制止，或终止本责任书中对乙方的授权，或对乙方作出撤职决定；造成甲方损失者，甲方有权追究其责任。2017年6月15日，艺涛公司与邓志伍签订《补充责任书》，将目标责任书约定的15%的目标利润率调整为甲方按实际收取工程款项收取1.5%的管理费。《补充责任书》第六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6年9月20日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依然有效，其中有与本补充责任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责任书为准。”《补充责任书》是艺涛公司和邓志伍在目标责任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基础上，对利润分配方式进行了调整，并未改变目标责任书确定的涉案工程项目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的约定。因此，艺涛公司与邓志伍之间就涉案工程并不存在转包或分包合同。2.涉案工程施工合同是由艺涛公司履行，涉案工程包括邓志伍在内的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材料款、人工工资均是由艺涛公司支付。邓志伍在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辞去项目经理职位，提前离开项目部。项目部管理人员包括邓志伍在内的人员工资全部由艺涛公司支付，艺涛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支付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的凭证（详见艺涛公司提交的证据第四册第97页、112页、120页、196页287页、420页、453页、481页、564页、616页、642页、847页、1153页、1144页）。涉案工程的劳务费、材料款及其他所有费用亦是由艺涛公司支付，详见艺涛公司提交的证据第三册、第四册。2017年8月8日，邓志武向艺涛公司提交《工作联系函》（详见艺涛公司提交的证据4第329页），辞去项目经理一职，明确提出“本人在2017年8月8日后不在担任山湖碧桂园项目经理职位，请贵司把本人4月份至今的工资结清。本人不承担从2017年所有向公司写的借款单的任何责任，并不再承担责任书及补充责任书的一切责任”。邓志伍向公司表达的意见十分清晰，他的职务是项目经理，要求公司结清他离职前的工资，邓志武不再受责任书及补充责任书的约束。邓志伍离职后，艺涛公司另行指派秦辉团队接手涉案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详见艺涛公司提交的证据6第333页），并最终完成施工、办理竣工验收和工程结算。（二）邓志伍违背诚实信用和禁反言原则，在上诉状中作虚假陈述。1.邓志伍对与艺涛公司是否存在转包关系及何时存在转包关系，前后说辞不一致。在一审法院组织的2020年5月21日的庭审中，邓志伍在被审判长问及：“原告，你方认为工程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签订后你方与被告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邓志伍的代理人回答：“工程转包关系，该关系自该责任书签订之日起。”而邓志伍马上补充称：“我方更改一下，我方主张从补充责任书签订之日开始是转包关系，之前的关系是以合作的形式，我帮被告一管理，我方也实际投入了钱进去，是合作的关系。签订了补充协议之后就是我方单方做了。”（详见一审2020年5月21日的开庭笔录第6页）对补充协议签订前双方是否形成了转包关系，邓志伍在上诉状中再次变更说辞，主张艺涛公司在承揽工程后就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邓志伍。2.邓志伍在一审庭审时明确收到过艺涛公司发放的工资，在上诉状中却予以否认。邓志伍在一审法院组织的2020年5月21日的庭审中明确承认，艺涛公司有向其发放工资，每月工资1万元左右。而邓志伍在上诉状中却称“邓志伍与艺涛之间没有签认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关系、也没有领取工资”。（三）邓志伍一再主张其是实际施工人，却将艺涛公司制作的结算书（二稿）的工程造价金额27932909.82元作为其与艺涛公司之间的结算金额，据以主张工程款。但邓志伍又无法说明其诉请3961855元的计算依据。邓志伍罔顾事实，一再主张其是实际施工人，却对涉案工程造价金额及是否与艺涛公司完成结算的主张前后矛盾。在起诉之初，邓志伍根据其提交的证据4《安装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水电部分）》主张“涉案工程造价为人民币22729855元，具体工程量以鉴定结果为准。”在一审庭审时，邓志伍又主张涉案工程造价以艺涛公司的员工黄楚斌制作的结算书造价27932909.82元作为案涉工程的总结算价。在上诉状中邓志伍又主张其与艺涛公司已完成结算，工程总造价应当为27932909.82元。邓志伍一再主张的“工程总造价人民币27932909.82元”，是艺涛公司在完成工程施工后，为与诚加公司办理结算，而由艺涛公司成本部员工黄楚斌制作的结算书（二稿）的工程造价金额。邓志伍歪曲事实，违背工程结算常识，以此主张双方已办理结算并据此主张工程款，实属视诉讼为儿戏。且在一审庭审时，审判长已明确向邓志伍询问:“你方诉请3961855元如何算出？”邓志伍回复称：“不是完全按照那个金额来算的，这个只是估算金额，没有比例，也没有算支出等。收入和支出的材料都不在原告手上。”即邓志伍根本无法说明其诉请3961855元的计算依据。邓志伍之所以无法说明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是因为其本来就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作为涉案工程的前期执行责任人，在项目未完工时就已离开了涉案工程项目部。综上所述，艺涛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志伍违反诚实信用和禁反言原则，歪曲案件事实，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合和公司辩称，（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认定，至少包括两个条件，一是实际施工人是建设工程合同存在非法、违法分包及借用有施工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担建设工程的情况；其二，实际施工人是具有履行施工义务的承包方，对项目实际投入的资金、材料及劳动力。综合一审证据及庭审情况来看，邓志伍显然无证据证明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其并非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二）邓志伍请求各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但始终无法说清其具体金额计算标准，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如邓志伍是实际施工人，不可能连最基本的金额及计算依据都无法明确。综上，邓志伍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诚加公司辩称，邓志伍并没有实际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到项目中，其不符合实际施工人的条件。邓志伍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腾越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期间，邓志伍向本院提交律师询问周东广、邓清松、许香衡的笔录，及多张微信转账凭证截屏，拟证明艺涛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邓志伍，邓志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邓志伍为案涉工程垫付工程款。艺涛公司、合和公司、诚加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本院询问分别艺涛公司与邓志伍，双方存在的是何种法律关系。艺涛公司主张双方存在的是劳务关系。邓志伍则主张在双方签订《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时，其与艺涛公司是合作或者是合伙关系，双方在签订《补充责任书》后形成工程转包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邓志伍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邓志伍是否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邓志伍上诉主张，在双方签订《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时，其与艺涛公司是合作或者是合伙关系，双方在签订《补充责任书》后形成工程转包关系，其为案涉工程垫付工程款，其为实际施工人。一审判决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条件，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而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条件，本院认为还应包括实际施工人同与其签订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或者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或劳务关系。就艺涛公司与邓志伍存在的是何种法律关系，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双方于2016年9月20日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2017年8月8日邓志伍向艺涛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函》的内容上看，邓志伍在2017年8月8日前在案涉工程中担任艺涛公司的项目经理一职，艺涛公司向其发放了2017年4月之前的工资，即便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双方在此期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隶属管理关系，艺涛公司对邓志伍所提供的相应劳务，支付了劳动报酬，存在劳务关系。第二，2017年6月1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责任书》，艺涛公司主张该《补充责任书》未并实际履行，从上述邓志伍向艺涛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函》的内容上看，邓志伍亦认为艺涛公司未履行该《补充责任书》的相关约定。邓志伍上诉主张双方在签订《补充责任书》后形成工程转包关系，关键在于邓志伍能否举证证明在2017年6月14日之后，其已作为“实际施工人”独立于艺涛公司，自行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材料进行施工。对此，邓志伍在一审期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二审期间其提供的律师询问笔录，多张微信转账凭证截屏，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关联性，邓志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较之下，艺涛公司已提交大量案涉工程的材料款、人工费、管理费等款项的付款凭证作为证据，付款时间从2016年10月于2019年8月，即便剔除邓志伍不予确认的部分，亦可认定艺涛公司就案涉工程在2017年6月14日之后实际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支付案涉工程的材料款、人工费、管理费等项目。由此可见，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补充责任书》的相关约定，邓志伍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邓志伍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所定义的“实际施工人”，其参加案涉工程的施工属于其作为艺涛公司的项目经理履行其职务行为，而非履行承包合同的行为，故邓志伍对外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向发包人、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综上，上诉人邓志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494.84元，由邓志伍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胡运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