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思颖，女，198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29。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骅，广东泽康（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建文，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溢，男，196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38。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恒，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智聪，男，198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5。上诉人崔思颖因与被上诉人崔建溢、廖智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7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思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崔思颖向崔建溢归还借款280944元，廖智聪向崔建溢归还借款28094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思颖和廖智聪各负担50%。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的数额以及具体应如何承担均存在错误。首先，崔思颖的父亲崔建溢主张的561888元借款中已有3笔共350000元款项在转账时备注为“借款”，但一审法院仅认定其中的250000元为夫妻共同债务，与事实不符。其余的100000元款项也是崔思颖在廖智聪知情的前提下向崔建溢所借，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崔思颖与廖智聪登记结婚后已支出40000元用于婚礼花销，该款项同样来源于崔建溢的借款，故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再者，崔思颖婚后无固定工作，且廖智聪多次创业失败，无奈之下多次向崔建溢借款用于家庭生活，所借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二审庭审时，崔思颖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崔建溢于2017年9月8日向崔思颖转账的100000元为借款，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崔建溢向崔思颖转账该款项时备注为“借款”，崔思颖亦主张该笔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开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就该笔100000元借款而言，虽然廖智聪事后并未追认，但因其实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在2016年5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崔思颖仅用于为儿子廖某1购买婴幼儿用品、上亲子课程以及门诊看病等的部分开销已经超过60000元（尚未包括崔思颖与廖智聪两人的其他日常生活开支）。崔思颖与廖智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无稳定收入，廖智聪创业的资金亦来自于崔建溢的出借款项，崔思颖于2015年底怀孕以后家庭开销逐步增加，迫使崔思颖不得不多次向崔建溢借款以维持基本生活。因此，2017年9月8日的100000元借款也用于家庭生活开销，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崔建溢于2014年6月1日向崔思颖转账的40000元为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崔思颖与廖智聪于2014年3月12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月补办婚礼，婚礼的实际花费超过100000元以上，崔思颖提供的付款凭证足以证明婚礼的各项支出将近80000元，按照崔思颖与廖智聪当时的存款根本无力承担，故崔思颖向崔建溢借款。事实上，崔建溢于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与崔思颖之间的转账款项均为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应由崔思颖与廖智聪共同向崔建溢偿还。崔建溢辩称：同意崔思颖的上诉意见。廖智聪辩称：一、崔建溢向崔思颖转账的时间与崔思颖提供的证据不吻合，款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存疑。二、廖智聪也支付过款项给崔思颖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和抚养小孩。崔建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崔思颖、廖智聪偿还崔建溢借款561888元及利息（利息以561888元为本金从2020年3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崔思颖、廖智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思颖与廖智聪于2014年3月12日登记结婚，于2020年1月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19）粤0607民初5994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的主要内容为：一、廖智聪和崔思颖自愿离婚；二、婚生儿子廖某1由崔思颖抚养；三、廖智聪在佛山市叁俩工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权归廖智聪所有，由廖智聪补偿100000元给崔思颖；四、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一方创业，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等对第三方所负的一切债务，由该方自行负担，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任何共同债权债务；等等。自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崔建溢与其女儿崔思颖之间的转账款项往来如下：（详见下表）：崔建溢转账给崔思颖时间转账金额崔思颖转账给崔建溢时间转账金额2014.6.1转40000元2015.5.5转10000元2015.6.15转100000元（收款人是禤某1），转账备注为借款2015.12.2转42688元2015.11.12转账6708元2016.1.2转20000元2016.1.26转11000元2016.4.8转6600元2016.4.12转1000元2016.5.25转3000元2016.6.8转13600元2016.7.3转3000元2016.7.5转3000元2016.7.25转150000元,备注为借款2016.8.20转30000元2016.10.25转20000元2017.6.22转8000元2017.6.23转425.38元2017.9.8转100000元，备注为借款合计561888元7133.38元在2018年12月9日，崔思颖与廖智聪进行对话,崔思颖制作了录音。在录音中，崔思颖陈述“你想离婚可以，我想你将借我爸爸的250000元先还了。15年做厂向他借了100000元，16年开多茶向他借150000元，你将这些钱还给他，我有眼无珠，不想他因为我受这些冤屈”，廖智聪回复“还有呢”；崔思颖陈述“你写，你写个确认条先，谈完一样是一样，你写了先，内容是廖智聪确认个人向崔建溢借款250000元，自行偿还”，廖智聪回复“你把剩下的讲完，我到时候会再跟你爸爸讲这个事情”；崔思颖陈述“怎么讲，讲什么”，廖智聪回复“钱我会慢慢还给他，但我现在这个时候不会打欠条，你信得过就信，信不过就算”；崔思颖陈述“为什么不用聊，债务这些就是离婚要讲清楚的事情”，廖智聪回复“我都说会慢慢还给你爸爸，但我不会写欠条，你拿着欠条去干什么事的话，我的公司会很麻烦，所以我不会写一份欠条”。另查，在2020年3月13日，崔建溢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向崔思颖、廖智聪催促还款，要求在10天内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崔建溢主张在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其向崔思颖转账561888元（包括向禤某1转账的100000元）均属于借款，崔思颖事后追认上述转账款均属于借款；而且法院在庭审中征询崔思颖本人的意见：如果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转账款仅有部分属于借款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归还561888元，崔思颖回复“我愿意还311888元，因为有250000元不关我的事”；结合崔思颖在答辩时也同意崔建溢的起诉意见，故崔思颖应归还该款项561888元给崔建溢，并应当从2020年3月23日（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给崔建溢。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崔思颖事后所追认的欠崔建溢的债务是属于崔思颖与廖智聪的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属于崔思颖的个人债务问题。法院认为，涉案的债务561888元仅有250000元属于崔思颖与廖智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理由是：一、崔建溢主张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向崔思颖转账561888元（包括崔建溢向禤某1转账的100000元）均属于借款，但并没有提供借条或者欠条等债权凭证予以证实；虽然崔思颖在事后予以追认，但崔思颖的追认发生在崔思颖与廖智聪离婚之后，崔思颖的追认对廖智聪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在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崔思颖也有向崔建溢转账两笔款项共7133.38元，崔建溢和崔思颖却不将上述崔思颖的转账款视为还款，仅将崔建溢转账给崔思颖的所有款项均列入借款，在崔建溢与崔思颖存在父女关系、崔思颖与廖智聪已离婚的情况下，崔建溢与崔思颖关于上述转账款均属于借款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崔建溢主张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向崔思颖转账17笔款项共561888元均属于借款，但仅有3笔款项共350000元在转账时崔建溢备注为“借款”，其他14笔转账款均备注为“转支”等，说明该3笔款项的性质明显有别于其他转账款。四、廖智聪在庭审中也确认对2015年（开厂）和2016年（开茶店）的投资款项250000元来源知情。五、在2019年12月9日崔思颖与廖智聪的通话录音中，崔思颖仅认为廖智聪在2015年（开厂）和2016年（开茶店）向崔建溢借款共250000元，并要求廖智聪写下金额为250000元欠条；而廖智聪在对话中对此250000元并不否定，只是不愿意写欠条给崔建溢或者崔思颖，并愿意慢慢归还给崔建溢。该通话录音能够完整还原案件的事实，可见属于崔思颖、廖智聪夫妻知情且属于夫妻共同经营产生的债务仅有250000元。鉴于崔思颖与廖智聪已经离婚的事实，崔建溢和崔思颖、廖智聪在庭审中均同意对法院确认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借款部分，由崔思颖与廖智聪各负担一半而不互负连带责任，故崔思颖应当对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250000元承担其中的一半即125000元，廖智聪应当对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250000元承担其中的一半即125000元。综上，崔思颖应当归还借款本金436888元给崔建溢，并应当从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给崔建溢；廖智聪应当归还借款本金125000元给崔建溢，并应当从2020年3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给崔建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崔思颖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崔建溢借款436888元，并应从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43688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给崔建溢；二、廖智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崔建溢借款125000元，并应从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2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给崔建溢；三、驳回崔建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09.44元（崔建溢已预交），由崔思颖负担3662.44元，由廖智聪负担1047元，并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分别付还给崔建溢，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崔思颖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为崔思颖支付婚礼开支的收据以及电子支付凭证打印件1组：1.婚纱摄影套餐收据及电子支付凭证；2.造型设计跟妆服务单及电子支付凭证；3.婚礼录像电子支付凭证；4.婚纱礼服电子支付凭证及收款收据；5.喜糖礼盒电子支付凭证；6.婚礼摄影电子支付凭证；7.婚礼花车电子支付凭证；8.婚礼策划服务合同及电子支付凭证，拟证明崔思颖与廖智聪的婚礼各项支出合共79430元，其中部分支出来源于崔建溢在2014年6月1日向崔思颖转账的40000元借款。第二组为崔思颖部分日常生活开支电子购物凭证打印件1组：1.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购买婴儿奶粉；2.2017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购买婴儿辅食；3.2016年7月至2019年11月期间购买婴儿用品、尿片；4.2017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购买药品及营养品等；5.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购买玩具；6.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购买衣物；7.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购买育儿书；8.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购买其他大件婴儿用品；9.廖某1门诊治病费用账单及电子支付凭证；10.廖某1亲子课程学费收据，拟证明在2016年5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崔思颖用于为儿子廖某1购买婴幼儿用品、上亲子课以及看病等的各项费用支出合共66871.74元。第三组：1.兴凯湖食品公司记账及付款凭证打印件7页；2.崔思颖及廖智聪的工资条打印件4页；3.崔思颖及廖智聪工资的银行转账流水及回单打印件4页，拟证明崔思颖和廖智聪在崔建溢经营的兴凯湖食品公司工作，工资分别为7000元/月及5000元/月。虽然双方的婚礼开支部分来自于崔思颖与廖智聪二人的工资收入，但扣除日常生活开支后，不足部分（包括未保留凭证的到国外拍摄婚纱照费用、买结婚对戒等各项开支），还是由崔思颖向其父亲崔建溢借款40000元解决。第四组：崔思颖的天猫购物记录及支付宝转账收款记录打印件4页，拟证明廖智聪在2015年2月6日向崔思颖分别转账的2000元和1467元，用于为廖智聪购买办公电脑，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2016年7月2日廖智聪向崔思颖转账1080元，当日崔思颖也有向廖智聪转账3070元，该笔款项也不应视为廖智聪支付的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第五组：投资款收款及转出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1页，拟证明崔思颖转账给周某1的款项用于投资尚赫sunhope纤体养生项目，但该笔资金来源于其母亲蔡蔚妍，与本案崔建溢的借款无关。廖智聪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支付宝转账记录以及回单打印件1组，拟证明崔思颖述称的婚礼开支、日常生活开支大部分由廖智聪支付，崔思颖将廖智聪向其支付的款项支出当作其向崔建溢借款后的支出，崔思颖与崔建溢串通损害廖智聪的利益；2.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3页，拟证明廖智聪通过微信转账给崔思颖用于日常家庭生活开支，崔思颖个人亦有投资创业。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将综合本案情况予以认定。二审期间，崔建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崔思颖的上诉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崔思颖、廖智聪向崔建溢借款金额的认定。本案中，崔建溢主张其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其向崔思颖转账的561888元（包括崔建溢向禤某1转账的100000元）均为借款，并属于崔思颖、廖智聪的夫妻共同债务。崔思颖认可该561888元为其个人向崔建溢的借款，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廖智聪则认为该561888元中只有250000元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要件有二：一是借贷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二是借款已实际交付。首先，崔建溢主张涉案的561888元均为借款，但其未能借条或者欠条等债权凭证予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虽然崔思颖现追认上述款项均为借款，但该追认发生在崔思颖与廖智聪离婚之后，且崔建溢与崔思颖为父女关系，故该追认债务的效力不及于廖智聪。其次，崔建溢向崔思颖转账的款项当中，只有其中3笔款项共350000元在转账时备注为“借款”，而其他转账款均备注为“转支”等，且数笔款项包含42688元、13600元等零散金额，可见其余款项性质与上述3笔款项性质有所区别。最后，崔思颖提供的2019年12月9日与廖智聪的通话录音中，其只认为廖智聪向崔建溢借款共250000元，并要求廖智聪写下金额为250000元欠条。廖智聪亦对此予以确认，只是不愿出具欠条。崔思颖与廖智聪在该通话录音中均未提及崔建溢还有出借其他借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崔建溢向崔思颖转账的561888元中只有250000元属于夫妻债务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崔思颖上诉主张崔建溢向崔思颖转账的561888元均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崔思颖与廖智聪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此外，崔建溢作为债权人对一审判决认定其向崔思颖转账的561888元中只有250000元属于崔思颖与廖智聪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关于崔思颖、廖智聪向崔建溢应还款数额的认定。由于崔思颖与廖智聪现已离婚，且崔建溢和崔思颖、廖智聪均同意对法院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借款部分，由崔思颖与廖智聪各负担一半而不互负连带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崔思颖与廖智聪对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250000元各承担其中的125000元，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又因崔思颖在一审中自认崔建溢向其转账的561888元均为借款，且表示愿意偿还该款项，故一审判决根据各方确认的上述还款方式，判决崔思颖向崔建溢偿还436888元（561888元-12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崔思颖上诉主张崔建溢向其转账的561888元均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崔思颖与廖智聪各偿还280944元，与其一审中表示愿意偿还全部借款的陈述相违背，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崔建溢作为债权人对一审判决廖智聪只需向崔建溢偿还125000元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因此，崔思颖的该项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思颖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8.88元（崔思颖已预交），由上诉人崔思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黄春英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