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81民初2437号 原告：郑顺剑，男，198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原告：祝燕丽，女，198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区。 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伟，浙江达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自远，浙江达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清福，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区，现在浙江省。 原告郑顺剑、祝燕丽与被告徐清福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顺剑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伟、丛自远，被告徐清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顺剑、祝燕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江山市双塔街道城北广场80幢306室、93幢17号房产归两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原告郑顺剑曾系被告的雇员。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曾将一些债务人（含祝林林）用以抵偿债务的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之后再以原告的名义对外处置。除案涉房产两原告以32万元的对价从被告处取得外，其余原告代持的房屋均配合被告对外处置。原告为取得案涉房屋，将从银行贷款的30万元购房款支付给被告，被告出具了相应收条，为配合原告与祝林林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时间，将收条时间倒签为2010年、2011年。2012年7月11日，在江山市××室（以下简称协处办）对被告集资诈骗所涉及的资产处置时，江山市公安局以“祝林林出卖给徐清福的房产却过户在两原告名下”为由，对两原告的上述房产进行了行政限制。2020年4月24日，两原告作为合法所有权人，以公安业已侦查完毕以及超过法定期限为由，向协处办以及公安局申请解除上述房产的行政限制，协处办以“（2014）浙衢刑二初字第7号判决书第一部分‘集资诈骗部分’中，法院予以确认的证据第12点‘徐清福出资购买登记在郑顺剑名下的双塔街道城北广场’属于案件资产”为由，拒绝两原告的解封请求。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陈述除直接支付5万元购房款外，2012年3月1日原告以个人信用贷款30万元替被告归还了其用其他房产抵押借款的20余万元欠款，该款虽然没有明确是购房款，但足以抵付应付的购房款，且当时被告还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双方的经济往来不存在恶意侵害别人利益的情况。 被告徐清福辩称，具体陈述以在公安侦查时的口供为准，被告尊重公安机关的认定并服从法院的判决，但原告除了支付被告5万元购房款外，还帮被告偿还了很多债务，足以抵扣房款，故被告认为案涉房产应该归原告所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原告郑顺剑、祝燕丽提供了下列证据： 1.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4页）、贷款凭证一页、收条三页、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三页，证明原告为取得案涉房屋，除直接支付5万元购房款外，2012年3月1日用个人信用贷款30万元替被告归还了20多万元欠款，以此抵付应付的购房款，被告倒签了相应收条，案涉购房款实际全部结清；案涉房屋登记在两原告名下，两原告系合法所有权人，现该房屋处于行政限制状态。 2.解除行政限制申请书一份（2页）、协处办函件一份（2页）、（2014）浙衢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一份（20页），证明2020年4月24日，两原告作为合法所有权人以公安业已侦查完毕以及超法定期限为由向协处办及公安局申请解除上述房产的行政限制被拒绝；刑事判决书证据部分仅阐明了案涉房屋系被告出资购买登记在原告名下，并未否定之后两原告从被告处支付合理对价合法取得房产所有权的事实，也未确定案涉房屋系赃物，且判决生效至今已六年之久，法院和公安机关均没有采取任何追赃措施。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4）浙衢刑二初字第7号案卷中公安机关对原告郑顺剑制作的询问笔录两份及对被告制作的讯问笔录三份，其中2013年9月12日笔录中，郑顺剑在公安机关询问“？江山市双塔街道城北广场80幢306室到底是谁的房产”时回答“好吧，我实事求是，这套房产其实是徐清福以我的名字购买的。后来，我存了160万元在徐清福处，徐清福无法归还，我想反正徐清福以我的名字购买了这套房产，所以我一直说这套房产是我的。”并陈述“2010年12月20日，我付给徐清福5万元购房款。后来，我们一直没有和徐清福说起购买该房产的事情。徐清福还花钱装潢了该房产，偶尔还住里面。……2011年8月底，风雷公司资金链断裂，我知道我的160万元肯定拿不回来了。所以去年7月，你们问我这套房产时，我说这套房产是我到徐清福那里买来的。你们找我做过笔录后，我去找徐清福，我和徐清福讲你们公安已经找我问过这套房产的事情了，我让徐清福再写两张收到我购房款的收条。于是，徐清福就补写了两张收条给我，一张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26日的7万元，一张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8日的20万元。”、“我一共只支付了5万元购房款给徐清福。2010年11月26日的7万元收条和2011年3月8日的20万元收条是徐清福补写的，我并没有支付他这27万元购房款”等。2013年11月18日，徐清福在公安机关宣读郑顺剑的上述笔录后陈述“好吧，我实事求是向你们交待。我在2010年11月左右从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旁边的一间燕子林房屋中介看中江山市双塔街道城北广场80幢306室这套房产，我就决定买下该套房产。之后，我就和郑顺剑说要把这套房产挂在他名下。之后，郑顺剑和他妻子就去办理了过户手续。当天，郑顺剑就找到我说，他想到我这里买下这套房产，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先支付我5万元购房款，我就答应了他。2010年年底，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郑顺剑就支付给我5万元购房款，我出具了一张收条给他。之后，郑顺剑就一直没有向我提及购买该房产的事情，我就花钱装潢了该房屋，还经常住在里面。去年7、8月左右的一天，郑顺剑找到我，他说公安已经在追查这套房产的事情了，他让我补写两张我收到他购房款的收条给他。于是，我就出具了两张收条给他，我还将两张收条写了不同的时间，具体时间和金额我记不清楚了。”并陈述2010年11月26日、2011年3月8日，被告没有收到郑顺剑支付的7万元和20万元购房款。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均无异议。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安机关关注的是收条的真实性问题，没有涉及购房款是否付清、买卖是否完成，且郑顺剑已支付5万元购房款，笔录并未否认原、被告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以及郑顺剑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和代偿的债权足以抵付剩余房款的事实，因此公安机关的笔录不能作为界定本案房款是否付清的依据；被告认为应以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但主张案涉房产属于原告。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可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1月12日，两原告就案涉房产与祝林林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该房产于同年11月16日登记在两原告名下。此后，原告陆续借给被告160万元。2012年5月4日，被告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8日被刑事拘留，并于11月14日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逮捕，同时案涉房产被行政限制。2013年9月12日、11月18日，郑顺剑与被告分别在江山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中确认案涉房产系被告购买登记在原告名下，后由被告装潢、居住，原告曾与被告协商购买案涉房产事宜并支付被告购房款5万元，被告于2010年12月10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另被告于2012年7月补写给原告两份总金额为27万元的收条，但该27万元款项并未实际支付。2014年9月3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衢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案涉房产系被告出资购买登记在原告名下。2020年4月24日，两原告以案涉房产被采取行政限制已超过法定期限为由向江山市××室、江山市公安局申请解除行政限制。同年5月6日，江山市协同处置民间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江协处函〔2020〕8号函，不同意解除上述房产的查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主要争议在于：案涉房产是否属于两原告所有。首先，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两原告名下，但根据郑顺剑和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认定案涉房产实际系被告购买；其次，虽然原、被告曾就买卖案涉房产达成合意，但原告仅于2010年12月10日支付了5万元购房款，此后仍由被告对该房产进行装潢并使用至被采取强制措施前；第三，2014年9月3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浙衢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案涉房产系被告出资购买登记在原告名下；第四，虽然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曾替被告归还了20余万元债务，足以抵扣购房款，但双方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均未提及上述事实，反而确认剩余27万元购房款未支付，现原告仅提供了贷款凭证，双方并未提供原告替被告还款及确认抵扣购房款的其他证据。综上，原告主张已付清案涉房产购房款，案涉房产应归其所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顺剑、祝燕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郑顺剑、祝燕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姜美娟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姜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