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28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增活，男，196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劳红燕，女，197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恒，男，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春梅，女，197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阳信县阳城四路**。 法定代表人：刘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志，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劳洪波，男，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景，女，197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上诉人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因与被上诉人劳洪波、王玉景、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信农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信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2民初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担保合同无效；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不承担民事责任；2.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表面上看，孙增活、劳红燕签了担保合同，实际是劳洪波胁迫、欺诈所为，违背真实心愿。因为当时劳洪波经济恶化，被银行和私人追账，我们坚决不同意作担保，他要挟、哄骗，把我们拖下水。2.主合同当事双方恶意串通，共同欺骗担保人。被上诉人与劳洪波合谋搞“借新还旧”，找一公职人员担保，明显是冲担保人来的。3.担保合同首页非孙增活、王玉恒本人签名，更无手印，贷款数额上也没有手印，合同有重大漏洞。被上诉人应承担责任。4.农商行直到现在一直未给我们四个担保人合同原件，显然有失公平，侵害了担保人的知情权。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称:“至2019年4月2日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担保合同约定我们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两年”，即在2017年2月11日——2019年2月11日之间有效。农商行于2019年4月2日登报催收，明显已过时效期，应判决无效。 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辩称，1.四上诉人称主合同双方恶意串通，共同欺骗、胁迫上诉人签订保证合同与事实不符。四上诉人与劳洪波、王玉静是亲戚，对两人的经营状况是熟悉的，签订保证合同是自愿的。2.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是时效。我方于2017年2月11日对借款人、担保人进行了催收，借款人、担保人确认无异议后签字确认。2019年4月2日对上诉人进行公告催收，故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3.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担保人在每页中缝签字，也在页末签字，不可能不知道借款用途。上诉人称合同存在重大漏洞、欺诈也与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劳洪波、王玉景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阳信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劳洪波、王玉景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7000元、利息190780.41元（截至2020年4月17日，含罚息、复利），共计387780.41元及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8日，原告与被告劳洪波、王玉景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与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签订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劳洪波、王玉景向原告借款20万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期限自2015年2月8日至2017年2月2日，采取非循环方式，借款在合同约定的金额、期限内一次性发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利率在每笔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本利率基础上上浮130%确定，每笔借款执行约定的利率直至借款到期日，期内不变。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折／卡号：6223××××0076），办理借款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借款的放款、支付、还款、金额、期限、利率、利息计算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档案、凭证记载为准。还款方式为定期结息，到期日利随本清。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未履行还款义务，贷款人有权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复利。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自愿为被告劳洪波、王玉景在原告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人违反本合同约定或未履行担保责任，债权人有权就保证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 2015年2月11日，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劳洪波6223××××0076账户支付借款20万元，到期日为2017年2月2日，约定利率为月利率11.5‰。借款到期后，被告劳洪波、王玉景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20年4月17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97000元、利息190780.41元，共计387780.41元未予偿还。 2017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劳洪波、王玉恒、孙增活对涉案借款进行催收。 2019年4月2日，原告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催收公告向六被告进行公告催收。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劳洪波、王玉景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与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履行了向被告劳洪波、王玉景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被告劳洪波、王玉景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有违诚信，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被告王玉恒、毛春梅抗辩称对涉案借款系旧贷还新贷不知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在原告提交的经质证无异议的个人借款合同中，明确载明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且被告王玉恒、毛春梅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第五条第5.4项明确载明“已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自愿履行保证责任”，被告王玉恒、毛春梅在保证合同上自愿签字摁印的行为说明其应明知涉案借款用途为旧贷还新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故对被告王玉恒、毛春梅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被告王玉恒、毛春梅抗辩称原告在《山东法制报》公告催收不具有法律效力，涉案借款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已过，涉案借款到期日为2017年2月2日，保证期间应自2017年2月3日至2019年2月2日，但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11日对被告劳洪波、王玉恒、孙增活进行催收，于2019年4月2日按照合同约定向借款人劳洪波、王玉景及保证人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进行公告催收，涉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2月11日起开始计算，且至2019年4月2日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原告于2020年5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且原告在山东法制报公告催收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故对被告王玉恒、毛春梅关于涉案保证合同保证期间、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劳洪波、王玉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阳信农商行归还借款本金197000元、利息190780.41元，共计387780.41元及2020年4月17日起之后的再生逾期利息（利息计算至被告劳洪波、王玉景清偿之日）。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依本判决就其还款数额向被告劳洪波、王玉景追偿。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16元，减半收取3558元，保全费2459元，合计6017元，由被告劳洪波、王玉景、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孙增活、劳红燕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劳洪波胁迫、欺骗孙增活、劳红燕签订的涉案保证合同。证据2.免责声明一份，拟证明：孙增活、劳红燕不同意给劳洪波担保，劳洪波逼迫孙增活、劳红燕签订，劳洪波承诺年后还账。证据3.2015年2月3日孙增活日记原件一份，拟证明：劳洪波承诺过年后还款。证据4.2020年6月21日劳洪波与孙增活电话录音一份，拟证实：办理该笔业务的信贷员为了避免扣自己的工资奖金，就让劳洪波找担保人签字。经质证，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认为是上诉人自己意思的表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能证明借款合同是借新还旧，不能证明其他事项。上诉人王玉恒、毛春梅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增活、劳红燕提交的证据1、证据2因劳洪波本人未到庭质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系孙增活、劳红燕单方证据，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持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期间，上诉人孙增活、王玉恒申请对2017年2月11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签名和手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鲁永司鉴中心[2020]文（痕）鉴字第2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孙增活、王玉恒2017年2月11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签名与供检样本孙增活、王玉恒字迹是同一人笔迹；孙增活、王玉恒署名处指印是供检样本孙增活右手食指所留、王玉恒左手食指所留。经质证，孙增活对鉴定报告有异议，认为不是其书写，像是信贷员写的，对手印不发表意见。2017年2月11日其没去阳信农商行，不可能现场按手印、签字。王玉恒对鉴定意见不认可，2017年2月11日其没有去过阳信农商行签字、按手印，只是在2015年劳洪波让去办担保手续，阳信农商行让在多处签字、按手印，阳信农商行早就准备好了催款通知书，让在上面签字。我们是在被隐瞒、被欺骗不知道贷款用途的情况下签字、按手印，可不负担保责任。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认为：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客观公正，足以证实两上诉人已经充分约定并理解合同内容，在《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签字、按手印，该内容合法有效，且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诉人孙增活、王玉恒质证意见不能否认其签字、按手印的事实，不影响保证合同和履行责任通知书的效力。本院认为，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鲁永司鉴中心[2020]文（痕）鉴字第2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意见明确，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上诉人孙增活、王玉恒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 二审经核对一审证据查明：2019年4月2日，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通过《山东法制报》向劳洪波、孙增活、王玉恒进行了催收，未向劳红燕、毛春梅催收。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保证合同的效力；2.本案担保是否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1，四上诉人称其签订涉案保证合同系受被上诉人劳洪波胁迫、欺诈，被上诉人劳洪波与阳信农商行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且四上诉人对借款用途不知情，故涉案保证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中载明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四上诉人对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保证人处的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其辩称对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不知情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四上诉人主张其向劳洪波的本案借款提供担保是在劳洪波与阳信农商行恶意串通、欺诈、胁迫情况下实施的，缺乏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四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涉案借款到期日为2017年2月2日，按照约定，保证期间自2017年2月3日至2019年2月2日。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提交的2017年2月11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及2019年4月2日《山东法制报》证明，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在四上诉人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孙增活、王玉恒对进行了催收，故自2017年2月11日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019年4月2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公告催收又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至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一审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连带保证责任是一种共同责任，多个连带责任保证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务人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其中任何一个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效力均应及于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故本案中被上诉人阳信农商行向上诉人孙增活、王玉恒催收效力及于毛春梅、劳红燕，四上诉人主张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17元，由上诉人孙增活、劳红燕、王玉恒、毛春梅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景晨光 审 判 员 吴 琦 审 判 员 张 雷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宋蕾蕾 书 记 员 李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