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82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利伟，男，198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纲，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利云，女，198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小不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中山西路**华润万象城****。 法定代表人：张中花，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梁利伟因与被上诉人冯利云、河北小不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政公司”）家政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利伟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二、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梁利伟、冯利云、小不点公司签订的协议存在“胁迫”的情形予以撤销是错误的。所谓“胁迫”根据民通意见69条“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由此可见，构成“胁迫”需要以下条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2、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3、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4、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证据的效力，对能够真实反映协商过程时的录音视而不见，却对带有主观色彩的证言偏听偏信，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存在“胁迫”的理由为：第一，证人胡某作证“钱我（梁利伟）不要了，你把你的孩子带过来，我摔他一下”“事情要是办的不满意，就把你家政公司砸了”。上述证言在开庭质证过程中，胡某明确表示其向法庭提供的证明是应冯利云要求作出的，并且明确表示是冯利云打印好，仅仅让胡某进行了签字而已。鉴于胡某的证言和证明存在矛盾，并且未能如实讲述当时签订协议的情况，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是一审法院断章取义予以认定是错误的；第二、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到张中花说出“签的协议时（冯利云）当场下跪”时的前后语境，错误的认定当时的客观环境。张中花当庭也明确说清楚了，所写的《事实确认陈述》是冯利云打印好自己才签的字而已，其中的修改就是冯利云打印的不属实，才进行了修改。且不说冯利云当场下跪的情形是否真实，但是下跪的原因应当不是梁利伟要求（或强迫）其下跪，即使冯利云存在下跪的情形，那么也是冯利云对其将孩子摔伤的一种愧疚，而不是梁利伟“威胁”冯利云必须答应“补偿”条件，所以不能认定。综上可以看出，梁利伟对冯利云并没有采取“胁迫”的行为，既没有要求冯利云必须同意其提出的条件，也没有采取任何威胁、迫使冯利云对其家人和本人产生恐惧。相反，梁利伟却一直要求冯利云、小不点公司“通过法律”解决。相反，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能够反映当时签订协议时的录音，录音反映的过程中，可以明确证明双方是在平等过程中进行协商的，没有任何胁迫情形，而一审法院却根本不予考虑，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解释中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梁利伟提供能够反映协商过程的录音，属于原始证据，能够客观证明当时的情形，其证明效力远大于胡某（小不点公司的员工）、张中花（小不点公司的法人）的证言，对证明当时发生的情况能够客观公正，但是一审法院却对此不予采信，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其次、一审法院撤销《协议》的法律依据为民法通则第157条及民通意见69条，那么根据相关规定，首先必须认定《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胁迫”，而且“胁迫”必须存在“现实”的威胁，而且“威胁”必须是以非法为目的。本案中梁利伟只是要求对方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不能“不管了”。这些相关的证据在冯利云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有明确的确认。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证明当时梁利伟对冯利云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且要求并不存在非法的目的和手段，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第三，本案的审判程序中有明显的错误。首先本案中作为被告的小不点公司（张中花为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冯利云本身存在着雇佣关系，为利害关系人。本来在协议中作为丙方存在，本身仅仅是通过公司将补偿款转交而已，并不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公司的法人张中花明显地加重了被告的责任，其法律关系属于诉讼参与人还是诉讼当事人，如果是诉讼参与人，那么其法律地位仅仅是证明案件事实，如果是诉讼当事人，那么其意思表示就对案件事实和后果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小不点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去证明同样是本案当事人的梁利伟承担相关责任，其法律地位是证人，这样的证言（对案件另外一个被告不利的证言）本身就不应该作为证据使用，这是跟民事证据规则相违背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 冯利云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在赔偿协议签订过程中有胁迫行为，证据充分。证人胡某当庭证实，梁利伟说“钱我不要了，你把你的孩子带过来，我摔他一下”，张中花的《事实确认陈述》中对胡某作证的内容也是明确承认的，并不在其划掉的内容范围内。庭审中，张中花明确陈述了答辩人在签订协议时当场下跪的事实。在3月29日梁利伟给冯利云打电话录音中，冯利云说：梁利伟说砸了中介，我是干公安的，事情办不好，我的要求达不到，都别想好过；梁利伟没有反驳，这也证明了梁利伟说过这样的话。被答辩人的行为迫使答辩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署了赔偿协议。原审判决作出判决认定的根据是胡某的当庭证言和经张中花划掉一部分确认后的《事实确认陈述》，不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被答辩人上诉状中称原审判决没有考虑张中花说出答辩人当场下跪时的前后语境，不是其要求下跪，是答辩人对孩子摔伤的愧疚。但答辩人是过失摔伤孩子，而非故意，且经医院检查，孩子并无明显异样，正常情况下答辩人有当场下跪表达愧疚的需要吗？是什么样的压力导致答辩人在正常的民事纠纷解决中要向对方当场下跪不言而喻，那不是在表达愧疚，是在被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求饶。我无车无房无固定工作收入，离异带着年幼的女儿寄住在年迈的父母家里，无依无靠不得不放弃自己尊严的无奈，求来的结果是在孩子无明显异样的情况下支付高达15万元的赔偿款。可见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的行为属于胁迫行为，证据充分完全正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首先，签协议的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录音才时长多少，被答辩人提交的录音显然不完整，其根本不能客观的证明当时的情况。原审判决不采信该录音证据恰恰是适用法律适当。其次，答辩人在受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赔偿协议，不得不答应支付超出常规的高额赔偿款，其依法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原审判决，在清楚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撤销赔偿协议部分赔偿款依法有据，并无不当。三、原审程序不存在程序错误。在本案中，小不点公司是本案被告，张中花作为其法定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依法有据。张中花的陈述属于当事人的陈述，依法属于证据的一种，经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上诉人主张张中花的陈述不应该作为证据使用，原审程序有错误属于鸡蛋里挑骨头，毫无根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河北小不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进行答辩。 冯利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冯利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20年3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依法判令被告梁利伟返还原告人民币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5日，冯利云经河北小不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介绍为梁利伟提供月嫂服务，2020年3月6日冯利云不慎将抱在怀中的孩子滚落在地。2020年3月9日，梁利伟（甲方）、冯利云（乙方）与河北小不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中花（丙方）三方在家政公司办公地签订《赔偿协议》，协议载明：由丙方介绍乙方于2020年3月5日为甲方提供月嫂服务，由于乙方工作严重失误，在2020年3月6日24时将甲方2020年3月5日出生的新生婴儿抱在怀中，不慎将孩子滚落床下，截止本协议签订，经省三院产科、神经外科联合会诊，暂时未发现孩子有明显异样，由于孩子太小，对后续是否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无法作出预估，特制定本协议，丙方和乙方在甲方孩子成长过程中积极配合，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因此事件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一切责任。经三方协商，由乙方工作过程中的失误，对甲方之（新生儿）不慎滚落在地造成的所有伤害，乙方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乙方同意拿出人民币壹拾伍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包括前期的医疗费用，月嫂费用。合计补偿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本协议内容真实有效，甲方保留追究乙方、丙方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丙方有义务监督乙方严格按照本赔偿协议进行执行，本协议如有不全之处，后期可经三方协商进行增加。支付方式：一、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通过丙方向甲方支付50000（伍万元整）人民币；二、2020年3月11日，乙方通过丙方向甲方再次支付50000（伍万元整）人民币；三、2020年9月10日之前，乙方通过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50000（伍万元整）人民币。签字、手印：甲方：梁利伟乙方：冯利云丙方（法人）：张中花。 协议签订当日，3月11日冯利云通过家政公司胡某支付给梁利伟50000元，3月11日支付梁利伟50000元，共计支付100000元。 原、被告争议的事实是《赔偿协议》的订立是否存在胁迫情形。 对此，冯利云提供以下证据：1、2020年3月24日其与张中花的电话录音，证明事发后因受到恐吓威胁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公安机关向张中花调查的事实；2、2020年3月29日其与梁利伟的电话录音，证明在录音中其多次提到当时签订协议受到梁利伟威胁，在害怕恐惧时签订了赔偿协议，对此梁利伟没有否认，也能证明当时签订协议非冯利云真实意思表示；3、2020年3月19日张中花签名的事实确认陈述，证明签订协议的过程。4、证人胡某出庭作证称：2020年3月9日2点在华润万象城（小不点公司办公地址）签订《赔偿协议》，当时在场的有我本人、冯利云、张中花、梁利伟以及他的母亲。梁利伟说过几句过激的话，其中梁利伟说“钱我不要了，你把你的孩子带过来，我摔他一下”，“这个事情要是办的不满意，就把你家政公司砸了”“其他记不清了”。 梁利伟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录音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方提出的所谓让其产生恐惧是对事实的曲解，没有考虑到当时的语境，第一处前提是被告说“你难道不能提前给我打电话说吗”第二处“这就是你对这件事的态度吗”，这都作为受害人询问对方正常的表达，我方看不到任何胁迫的语气，第三处我方已经说了“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并且称我不能说我拟的合同完完全全就符合法律上的任何条款”，第四处去前提是“可以那我也支持走法律，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想到你没有打过招呼就去”，第五处我方称“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问过孩子怎么样”，第六处我方称“这件事本来说实话在我心里有个态度有个交代”等等都是表达了作为受害人对原告在这件事上的处理表示不理解（起诉），没有任何胁迫或威胁的意思表示，并且该电话录音形成于3月29日，是原告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有胁迫；对张中花与冯利云的电话录音，该协议中张说“人家警察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个没有标准，要100万要什么东西都是协商”，也证明了张中花在该件事情的处理上始终抱着协商的态度。2、梁利伟方对证人胡某进行了当庭发问，胡某称其看过2020年3月19日的《事实确认陈述》，称不是其原话，是冯利云打印出来让签的字，大部分不是事实。 张中花的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录音证据，认可其与冯利云的通电话录音内容。2、关于冯利云向公安报案的情况陈述，张中花在庭审中承认接到过公安机关的电话调查，未到公安机关实地接受调查，公安机关在电话调查中要求其做好安抚工作，并称既然达成协议就按协议履行。3、对于《事实确认陈述》，除已划掉部分的内容外，其余部分均予以承认。 张中花和胡某签字的《事实确认陈述》第四段均载有“冯利云苦苦哀求都不行，被吓到都哭了，甚至下跪了．．．．．．”的内容，对此，梁利伟方当庭向张中花询问该节事实，张中花承认冯利云当场下跪的事实。 梁利伟提供以下证据：1、签订协议时的现场录音，证明原告及二被告就孩子受伤一事是在平等协商的环境下进行的，期间不存在任何欺骗或胁迫的情形；整个过程包括本案的第二被告即原告的雇主单位也对该事进行了评价并未对价款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赔偿的数额在情理之中。该份录音系2020年3月9日10点18分57秒形成的，没有经过剪接，赔偿协议也是这个时间形成的。2、承诺书一份和现场照片一张，证明事情发生后原告明确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作出相应赔偿，承诺以上内容有效，其在签署承诺书时未受到任何限制自由或胁迫。 冯利云的质证意见如下：1、录音不是原始载体；录音不是整个签订赔偿协议过程的完整录音；根据证据规定截取录音不符合证据的三要件。2、对承诺书及照片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承诺书的内容是被告口述由原告书写的；承诺书内容也仅是对跌落孩子以及孩子经医院检查无异样，愿承担孩子因此事件引起的其他问题和责任，并未提及赔偿15万元的问题；承诺书不能证明签订赔偿协议时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家政公司未提供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赔偿协议》的订立是否存在胁迫以及应否被撤销的问题。 首先，关于胁迫行为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证人胡某当庭证实梁利伟说“钱我不要了，你把你的孩子带过来，我摔他一下”，“这个事情要是办的不满意，就把你家政公司砸了”；张中花的《事实确认陈述》对胡某作证的内容也是明确承认的，并不在其划掉的内容范围内。庭审中，张中花还明确陈述了冯利云在签订协议时当场下跪的事实。由上，梁利伟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其次，关于协议应否被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冯利云作为受胁迫方有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行使撤销请求权。但是冯利云将梁利伟的孩子坠地的事实明确，这显然是归责于自身的过失行为，冯利云同意承担责任的意思也是明确的，因此，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应当限制在赔偿金条款上，而不应当及于赔偿协议的全部，全部撤销赔偿协议不符合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 最后，关于撤销协议的法律后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据此，梁利伟应当依法返还冯利云给付的赔偿款。但是从事发的特殊背景来看，婴儿坠地距离出生不满24小时，梁利伟夫妇为此遭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冯利云身为母亲亦当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然值得庆幸的是，孩子目前尚无异常，法庭也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考虑到梁利伟及其家人的痛苦心境，应适当维持冯利云部分给付的效力。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梁利伟、冯利云以及河北小不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中第二、三条内容；二、梁利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冯利云500**元；三、驳回冯利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冯利云负担600元，梁利伟负担5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9日，冯利云、梁利伟、家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中花三方在场共同协商，后签订《赔偿协议》，协议签订当日，冯利云通过家政公司胡某支付给梁利伟50000元，3月11日支付给梁利伟50000元，共计已付100000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梁利伟、冯利云、家政公司签订《赔偿协议》时梁利伟是否存在胁迫行为，《赔偿协议》应否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冯利云一审起诉称梁利伟以威胁、胁迫的方式迫使其签订《赔偿协议》，故冯利云一审起诉请求撤销《赔偿协议》。梁利伟上诉称其不存在胁迫行为，《赔偿协议》不应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事故发生后，梁利伟、冯利云、家政公司的张中花三方共同协商如何解决，协商过程中，梁利伟由于女儿被摔伤、情绪激动而言辞激烈，不违反常理，但梁利伟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冯利云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受到其他要挟；而且假如冯利云受到要挟，其应当立即报警，但冯利云未提交事故发生后立即报警的证据；另外，冯利云签订协议至支付前两笔赔偿款的时间段内，完全可以报警或起诉请求撤销《赔偿协议》，亦没有报警或起诉，反而在支付完前两笔赔偿款后才提起诉讼，现《赔偿协议》已部分履行，不足以证实签订《赔偿协议》违背了冯利云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上述事实不足以认定梁利伟胁迫冯利云签订《赔偿协议》，一审认定梁利伟存在胁迫行为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冯利云请求撤销《赔偿协议》、返还10万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当驳回冯利云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梁利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冯利云请求撤销《赔偿协议》、要求上诉人梁利伟返还1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被上诉人冯利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上诉人冯利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洁 审判员 陈爱民 审判员 宋广道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苏立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