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再37号 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保生，男，196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黑龙江省宾县宾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坤，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春贵，男，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白城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崔海燕，女，196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白城市。 二被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辉，吉林金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恒，吉林金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二审原审被告）：赵军，男，196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白城市××区二社。 申诉人刘保生因与被申诉人李春贵、崔海燕、赵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吉08民终35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吉检民（行）监[2020]22000000005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民抗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牛丽、高思宇出庭。申诉人刘保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坤，被申诉人李春贵、崔海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辉、王子恒，被申诉人赵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3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合伙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七十七条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刘保生与赵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附生效条件为将宝隆木业厂的工商执照由赵军名下变更为赵军、刘保生双方名下，但刘保生在所附对自身有利条件成就之前，就已按照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及金额足额出资30万元现金，与出资10万元现金及厂房的赵军进行合伙经营。该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当事人放弃所附的生效条件，协商一致对所附生效条件进行了变更，《合作协议》已生效。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利润5:5分成，刘保生享有对合伙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及合伙经营权，亦有权将自己的合伙份额转让；二、关于刘保生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民事欺诈成立需具备四个构成要件：1、欺诈方有欺诈的故意；2、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3、受欺诈方因欺诈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4、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刘保生居住地为哈尔滨，之前与崔海燕、李春贵素不相识，经赵军介绍赵军同村的崔海燕、李春贵欲购买刘保生的份额，刘保生当时投资30万元，折价后欲以23万元价格转让，后由赵军从中协调以21万元的价格将该份额转让给李春贵、崔海燕夫妇，符合对价，不存在显失公平和欺诈的行为，而且赵军撮合并签字进行担保，表示赵军知道并同意该份额转让。虽然赵军主张其仅仅是对设备担保，但赵军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承认同意股份转让，李春贵、崔海燕在二审庭审中也承认是份额转让，且因刘保生与赵军合伙经营、共同出资、利润平分，刘保生转让的也不应是某台机器设备，而应是合伙的权利和义务；（二）、李春贵、崔海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备一般活动的判断能力，应对合同主体、合同内容、受让财产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和判断，对交易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该厂位于李春贵、崔海燕、赵军共同居住的拉先村，对转让的财产、设备及权利义务都应知晓，刘保生与赵军未清算，并不必然导致李春贵、崔海燕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且在再审庭审笔录及检察机关询问过程中，赵军认可在李春贵、崔海燕二人接手后，进行了购买原材料等实际经营的行为，转让已实际履行。一审庭审笔录中崔海燕自认“8月31日知道该生意不赚钱才散伙”，并曾与刘保生协商，之前已给付的8万元不要了，不想再继续经营。基于以上事实，李春贵、崔海燕应自行承担该经营风险，以刘保生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证据不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春贵、崔海燕在反诉中主张刘保生欺诈，应撤销该合同。李春贵、崔海燕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保生具有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一审法院认为刘保生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实施欺诈行为，并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刘保生承担，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仅以刘保生在转让合伙份额时未与赵军进行清算为由，判定刘保生转让合伙份额时存在欺诈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刘保生称，请求撤销（2019）吉08民终35号民事判决，要求李春贵、崔海燕夫妻依欠据给付剩余的13万元人民币，要求赵军负担保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刘保生在转让合伙份额中存在欺诈，除了被申诉人李春贵、崔海燕夫妻的陈述之外没有其他证据相佐。以此作为定案依据缺乏证据证明；2、原审以欺诈为由判决转让合伙份额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的规定，转让合伙份额，部分履行（李春贵给付8万元）发生在2017年，二年多李春贵、崔海燕未行使撤销权，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刘保生与赵军虽然约定要办一个合伙企业，只是打算，并未实行。但刘保生与赵军使用赵军的厂房共同出资，按5:5分成已经实际运行，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合伙关系存在。刘保生向李春贵、崔海燕转让的不是设备，而是合伙份额，也得到了二审法院的认定。关于在转让过程中，刘保生是否有欺诈行为，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李春贵、崔海燕，当举证不能时由李春贵、崔海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把欺诈直接作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处理不合法。《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据此，欺诈是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在撤销权人提出撤销权之诉之前法院不能主动撤销欺诈行为。《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李春贵、崔海燕接受转让，出具欠据并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是2017年，时间过去了二年多，李春贵、崔海燕早已丧失了撤销权。总之，赵军与刘保生合伙关系成立，李春贵、崔海燕自愿受让合伙份额，出具了欠据就应该履行。 李春贵辩称，1、本案涉及到的申诉人与赵军所谓的合作协议属于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行为，由于所附条件和期限没有成就，合作协议未生效；2、由于申诉人及赵军在与被申诉人协商和转让设备时隐瞒事实真相，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申诉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涉及到当事人欺诈和重大误解行为的存在，被申诉人申请撤销之诉于法有据，原审判决正确，检察机关的抗诉缺乏依据，对申诉人的申请不应予以支持。 崔海燕辩称，1、本案涉及到的申诉人与赵军所谓的合作协议属于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行为，由于所附条件和期限没有成就，合作协议未生效；2、由于申诉人及赵军在与被申诉人协商和转让设备时隐瞒事实真相，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申诉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涉及到当事人欺诈和重大误解行为的存在，被申诉人申请撤销之诉于法有据，原审判决正确，检察机关的抗诉缺乏依据，对申诉人的申请不应予以支持。 赵军辩称，在刘保生与李春贵、崔海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赵军仅是对设备进行担保，不对给付内容进行担保，赵军不应承担责任。 刘保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保生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李春贵和崔海燕给付欠款13万元，并自2017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债务结清时止;2、请求判令赵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李春贵、崔海燕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撤销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刘保生的股份转让协议;2、判决被反诉人刘保生返还反诉人的转让款8万元，转让的股权归还被反诉人刘保生。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以（2018）吉0802民初1860号对该案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诉和反诉)2014年4月11日刘保生与赵军签订《合作协议》，合伙经营吉林省白城市宝隆木业双面贴板厂。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由刘保生投资30万元，赵军投资10万元；第三条约定:宝隆木业厂的工商执照需变更为甲乙双方名下，在当地工商局变更执照手续作为双方合作经营的前提条件，是本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如执照人不能变更，则本合伙协议不生效；第七条约定:鉴于双方合作使用的是乙方之前生产经营的厂房，故双方在经营中产生的利润按5:5分成，盈利后优先返还双方各自投资的本金；第八条约定:双方合作经营期限三年，合作期满后双方可协商是否继续合作。刘保生于2017年3月16日将该厂的股份转让给李春贵、崔海燕，约定转让金21万元，当时给付刘保生6万元，尚欠款15万元未付，李春贵、崔海燕共同出具欠据一枚，内容为：“今李春贵欠刘保生人民币15万元整，2017年8月1日还5万元整,剩余2017年12月30日还清，如违约按3分利息，从2017年3月16日起还清为止”，赵军在担保人处签字。2017年8月李春贵、崔海燕给付2万元，余款13万元未还。一审认为，刘保生提交了2014年4月11日与赵军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合作投资额、生效的前提条件、利润的分配、合伙期限及合作期满后双方可协商是否继续合作等内容。该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宝隆木业厂的工商执照需变更为甲乙双方名下，在当地工商局变更执照手续作为双方合作经营的前提条件，是本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如执照人不能变更，则本合伙协议不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可见，刘保生与赵军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伙经营吉林省白城市宝隆木业双面贴板厂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刘保生、赵军均未提交合作协议在当地工商局变更执照的手续，二人的合作是否生效，无证据支持。应视为刘保生、赵军未合作经营该厂，因刘保生转让股份时未与赵军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刘保生未提交相关进行结算的证据，而且赵军否认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并认为应与刘保生进行财产状况结算。因退股人刘保生与新入股的李春贵、崔海燕及赵军未进行结算、交接，致使李春贵、崔海燕与赵军有关转让股份目的无法实现。刘保生合伙股份转让于李春贵、崔海燕时存在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基于上列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虽然李春贵、崔海燕为刘保生出具了欠据，并给付8万元，还有赵军的担保，但不足以证明在转让股份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故，李春贵、崔海燕反诉请求应予支持;刘保生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刘保生的诉讼请求;二、撤销反诉人李春贵、崔海燕与被反诉人刘保生的股份转让协议;三、被反诉人刘保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反诉人李春贵、崔海燕的转让款8万元;转让的股权归还被反诉人刘保生。 刘保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8）吉0802民初186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欠款130000元并自2017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债务结清时止;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采信。二审认为，2014年4月11日，刘保生与赵军签定的“合作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此合同所附的条件（即宝隆木业厂的工商执照需变更为甲乙双方名下，在当地工商局变更执照手续）未成就，可以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未生效。虽然“合作协议”未生效，但双方均已共同进行了投资、购买设备等经营活动，可以认定双方有事实上的合伙行为。根据刘保生及李春贵、崔海燕陈述，2017年3月16日，刘保生将其在合伙企业内的份额以2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春贵、崔海燕。因另一合伙人赵军在庭审中否认刘保生转让合伙份额的事实,称此23万只是刘保生出卖设备的款项。且刘保生在转让合伙份额之前并未与另一合伙人赵军进行财务状况的清算，导致现在刘保生转让给李春贵、崔海燕合伙份额的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认定，刘保生在转让合伙份额时存在欺诈行为。原审以此撤销刘保生与李春贵、崔海燕口头协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2014年4月11日刘保生与赵军签订《合作协议》，合伙经营吉林省白城市宝隆木业双面贴板厂；由刘保生投资30万元，使用赵军原有厂房，赵军另投资10万元，经营中产生的利润按5:5分成；宝隆木业厂的工商执照未变更至双方名下，系在赵军名下；刘保生与赵军按照约定数额足额进行了投资，并实际从事了经营；刘保生于2017年3月16日将该厂的股份转让给李春贵、崔海燕，约定转让金21万元，尚欠款15万元未付，李春贵、崔海燕共同出具欠据一枚，欠款金额为15万元，并约定了给付时间及逾期给付的利息，赵军在担保人处签字，出具欠据后李春贵、崔海燕又给付2万元，尚欠13万元未给付；刘保生与赵军共同出资的40万元购买了设备，现在赵军处保管。 本院再审认为，刘保生与赵军于2014年4月11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按协议足额出资进行了实际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七十七条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刘保生与赵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附生效条件为将宝隆木业厂的工商执照由赵军名下变更为赵军、刘保生双方名下，但刘保生在所附对自身有利条件成就之前，就已按照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及金额足额出资30万元现金，与出资10万元现金及厂房的赵军进行合伙经营。该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当事人放弃所附的生效条件，协商一致对所附生效条件进行了变更，《合作协议》已生效。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利润5:5分成，刘保生享有对合伙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及合伙经营权，亦有权将自己的合伙份额转让；2017年3月16日李春贵、崔海燕共同为刘保生出具欠据且赵军在担保人处签字，虽李春贵、崔海燕及赵军主张转让的是机器设备，但通过庭审笔录及李春贵、崔海燕一审时的反诉请求等可以确认刘保生转让的是股份，即刘保生转让的是其与赵军合伙的份额、与赵军合伙期间有关合伙的权利义务；李春贵、崔海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备一般活动的判断能力，应对交易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刘保生与赵军存在事实上的合伙行为，但双方并未成立新的合伙企业，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是否构成欺诈、重大误解应由提出该主张的李春贵、崔海燕承担举证责任，且刘保生与赵军未清算，并不必然导致李春贵、崔海燕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仅以此认定存在欺诈行为缺乏证明力；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不当，刘保生与李春贵、崔海燕之间的转让行为有效，李春贵、崔海燕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2017年3月16日李春贵、崔海燕为刘保生出具了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李春贵、崔海燕出具了欠据，应当履行欠据确定的义务；赵军在担保人处签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赵军应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综上所述：申诉人刘保生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8）吉0802民初1860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35号民事判决； 三、被申诉人李春贵、崔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申诉人刘保生转让款人民币13万元；被申诉人赵军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反诉费1450元由李春贵、崔海燕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李春贵、崔海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立权 审判员  于占明 审判员  李 瑞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