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8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莆田市莆辉方显光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洞湖村荔城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方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宇，福建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福建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莆田市电子工业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文献路段东段。 法定代表人：唐长征，该公司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勤达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轩尼诗道**先施保险大厦西翼14字楼。 法定代表人：钟喜民，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莆田市莆辉方显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莆田市电子工业公司（以下简称莆田电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勤达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方显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担保合同有效，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一）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本案担保合同确属无效。本案方显公司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勤达公司为境外企业，方显公司为勤达公司向莆田电子公司提供担保，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登记，担保合同依法确属无效。二审法院却以“案涉股权转让款及其担保并不涉及外汇收支和经营”为由，认为不属于外汇管理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适用范围，认定本案担保合同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因法律规定没有将担保事项与外汇收支和经营进行关联，即便有所涉及，勤达公司作为境外机构正常履行债务情况下支付转让款，也须支付外汇。二、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担保合同属于越权担保而无效。方显公司2003年12月8日的公司章程第四章规定，合营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营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决定合营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其职权包括决定和批准财务收支、资金、借款，及其它有关公司重大事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借款由董事会决定或批准，而对外担保是纯负担行为，更应当由董事会决定或批准。然而本案《转股协议书》和《承诺书》中的担保条款中担保方盖章是法定代表人所为，其提供担保没有经过董事会决定或批准，且该《章程》在工商管理机关予以备案公示，莆田电子公司知道且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越权担保行为依法属于无效行为。另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本案2015年出具《承诺书》也是违反该禁止性规定而属于越权担保的无效行为。三、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属于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而担保合同无效。勤达公司为方显公司股东，且本案《转股协议书》签订于2004年12月20日，根据担保行为发生时的《公司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本案《转股协议书》中的担保合同也属无效。且本案中又于2015年出具了《承诺书》，以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为依照，亦应认为本案系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而无效。四、原一、二审判决对以下事实认定也明显错误：一是2004年《转股协议书》保证担保，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保证责任予以免除。二是双方《转股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延期付款期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逾期按月1.5%支付滞纳金。本案因莆田电子公司一直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及负担其他责任，其与勤达公司长期处于延期付款状态，不存在应当支付逾期滞纳金的事实。综上，本案《转股协议书》与《承诺书》系两次担保行为，无论适用哪次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均应属无效。故方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莆田电子公司、勤达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原审判令方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否有误的问题。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莆田市莆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莆辉光电公司）系1988年10月29日成立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莆田电子公司与勤达公司。2004年8月，莆田市人民政府作出《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莆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方股权转让的批复》，针对莆田市经贸委《关于莆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方股权转让的请示》，研究同意莆辉光电公司中方股权及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年度承包利润以170万元转让给合资企业的外方。2004年11月10日，莆田市经贸委组织召开莆辉光电公司中方股权退股协调会。2004年12月20日，莆田电子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勤达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转股协议书》一份，约定莆田电子公司将其股权以及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承包利润合计以170万元转让给勤达公司，勤达公司以170万元认购，并对付款期限与金额等具体事项作出约定。方显公司同意以其土地、厂房等财产为勤达公司上述付款行为作连带担保。此后，勤达公司依约支付了前两笔款项，尚欠59万元。2015年10月30日，勤达公司作为承诺单位、方显公司作为担保单位向莆田电子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内容为：“贵司在莆田市莆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12%股份及外方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的年度承包利润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与香港勤达企业有限公司达成转让协议，香港勤达企业有限公司以170万元认购，莆田市方显光电科技公司（2007年更名为莆田市莆辉方显光电子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承担连带责任，但至今倘有59万元以及所产生的利息和滞纳金还未还贵司，因我司资金周转困难，现承诺在2016年12月底前还清上述所有欠款，特此承诺”，之后方显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代偿股权转让款10万元、2016年9月23日代偿股权转让款6万元、2016年9月27日代偿股权转让款2万元、2016年10月20日代偿股权转让款8万元、2016年11月17日代偿股权转让款8万元、2016年12月19日代偿股权转让款8万元、2017年1月20日代偿股权转让款17万元。由此可见，基于莆辉光电公司的企业性质，同为该企业股东的莆田电子公司与勤达公司已就案涉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充分协商并履行了必要的申报审批流程，事实上也已经得到莆田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准许。此后亦是经由莆田市经贸委牵头召开股权转让协调会后双方才最终签订《转股协议书》。该协议中约定方显公司为勤达公司的付款行为承担连带担保，担保意思表示真实、明确，行政机关已知悉并同意。且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勤达公司已按约支付前两期股权转让款，仅余59万元尚未支付。在此情形下勤达公司、方显公司共同向莆田电子公司出具《承诺书》，对剩余59万元股权转让款及所生利息、滞纳金的归还作出明确约定，并再次确认了方显公司作为担保方的连带责任。方显公司在出具承诺函后亦向莆田电子公司部分履行了股权转让款的代偿义务，可见其对自身所应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系为明知且认可。 另从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2004年双方在签订《转股协议书》时，钟喜民同时担任受让方勤达公司与担保方方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勤达公司系方显公司的股东，两公司具有关联关系，结合本案股权转让具有政府协调组织的历史背景，莆田电子公司对于担保人方显公司与主债务人勤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具备一定的合理信赖基础。且此后勤达公司作为承诺单位、方显公司作为担保单位向莆田电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以及方显公司的后续分期代偿行为，亦以实际履行行为认可其所作出的担保意思表示。又因《承诺书》系基于《转股协议书》未能完全履行而签订，其中关于方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表述内容具有连续性，原审法院以《转股协议书》签订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对股权转受让双方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予以判断符合案涉事实。因此，原审法院结合协议签订背景、历史形成及两份协议的关联性，认定《转股协议书》事实上已经行政机关同意，方显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故应对其中约定的担保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方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莆田市莆辉方显光电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 颖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何 君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徐晨 书记员王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