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火炬南路****。法定代表人：都兴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大伟，男，系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昌，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东村工业园海昌路**v>法定代表人：董美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洪明，山东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美娥，女，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上诉人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华制衣公司）、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美星公司）与被上诉人董美娥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6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华制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6922号民事判决，改判海阳美星公司与董美娥向三华制衣公司连带支付加工费759，675.8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海阳美星公司与董美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双方明确约定由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4811款服装23，543件，且三华制衣公司共向海阳美星公司交付4811款服装23，606件，比约定多履行61件作为备用，但一审法院仅认定18，334件，与事实不符。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的4811款服装有两部分，其中三华制衣公司委托河南彭某加工18，334件，上诉人直接加工5，272件，共计23，606件。(1)三华制衣公司委托河南彭某加工4811款服装18，334件。该部分服装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认定，与事实相符。(2)三华制衣公司直接加工4811款服装5，272件，一审未予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陶斌2019年11月2日与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微信聊天记录，陶斌向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发送“工资”、“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图片，其中“工资”图片中的30，000元，系给付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陶斌介绍业务的好处费，“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图片中55，457.1元，系海阳代三华制衣公司加工的加工费，上述款项共计85，457.1元。三华制衣公司依据该聊天记录，在2019年11月2日向海阳美星公司开具了85，457.1元的代付海阳加工费收据。该“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图片中载明海阳代三华制衣公司抽片验货修扣4811款服装5，272件，证实三华制衣公司向海阳美星公司交付直接加工的4811款服装5，272件。三华制衣公司共计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4811款服装23，606件，三华制衣公司参照双方约定的23，543件计算价款，结合三华制衣公司业务经理都大伟2019年9月14日与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陶斌微信聊天记录，都大伟发送给陶斌“2019年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与海阳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往来明细”中载明的第11项“圣诞装23543件”(圣诞装即4811款)，海阳美星公司应支付三华制衣公司4811款加工费400，231元。2.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LV9E41T/2R(712款)服装3，500件，海阳美星公司应支付三华制衣公司712款加工费77，000元，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根据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陶斌2019年11月2日与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微信聊天记录，陶斌向都大伟发送“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图片，该“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明确陶斌帮三华制衣公司联系的海阳个体代三华制衣公司加工712款部分工序，海阳美星公司代付款项中包含712款加工费34，067元，证实三华制衣公司已经实际加工了LV9E41T/2R(712款)服装。结合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2019年9月14日与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陶斌微信聊天记录，三华制衣公司发送给海阳美星公司“2019年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与海阳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往来明细”中载明的第10项“712款3500件”，更进一步证实了三华制衣公司已经实际加工了LV9E41T/2R(712款)服装3，500件，海阳美星公司应支付加工费77，000元。3.三华制衣公司向海阳美星公司加工乞丐服(527款)6，000件，海阳美星公司应支付乞丐服加工费69，000元，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根据陶斌2019年11月2日与都大伟微信聊天记录，陶斌向都大伟发送“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图片，该“威海三华加工费明细”明确陶斌帮三华制衣公司联系的海阳个体代三华制衣公司加工乞丐服(527款)款部分工序，海阳美星公司代付款项中包含乞丐服(527款)7，748元。证实三华制衣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乞丐服(527款)的加工义务，结合都大伟2019年9月14日与陶斌微信聊天记录，三华制衣公司发送给海阳美星公司“2019年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与海阳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往来明细”中载明的第7项“乞丐服6000件x11.5元=69000元，2019年8月5日出货”。更进一步证实了三华制衣公司已经实际加工了乞丐服(527款)6，000件，海阳美星公司应支付乞丐服加工费69，000元。4.除发票载明的已加工的5T57643LRU服装7，956件，三华制衣公司还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5T57643LRU服装1，331件，比照合同约定多交付3件备用服装，三华制衣公司不再要求支付该3件的加工费，海阳美星公司应再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5T57643LRU服装加工费17，928元。5.除发票载明的已加工的LV9F41727R(727款)服装4，800件，三华制衣公司还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LV9F41727R服装2，400件，结合都大伟2019年9月14日与陶斌微信聊天记录，三华制衣公司发送给海阳美星公司“2019年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与海阳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往来明细”中载明的第8项“727款7200件x21.00元=151200元，2019年8月17日出货”。证实海阳美星公司应再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LV9F41727R(727款)服装加工费50，400元。6.除发票载明的已加工的40638服装6，000件，三华制衣公司还根据双方2019年6月3日《加工合同》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40638服装3，000件，结合都大伟2019年9月14日与陶斌微信聊天记录，三华制衣公司发送给海阳美星公司“2019年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与海阳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往来明细”中载明的第3项“40638款豆沙返单3000件x15.5元=46500元，2019年7月3日出货”。证实海阳美星公司应再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40638款服装加工费46，500元。7.除发票载明的已加工的PF9S40957JP(简称40957)服装12，575件，三华制衣公司还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40957服装362件。证实海阳美星公司应再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40957款服装加工费5，430元。综上，海阳美星公司共应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加工费1，468，945元。虽然海阳美星公司庭审中仅认可增值税发票涉及的加工费部分，否认三华制衣公司履行的其他加工服装事实，亦否认陶斌业务代表身份及陶斌与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聊天记录。但结合陶斌多次代海阳美星公司向三华制衣公司及彭某支付加工费款项，以及陶斌在与都大伟聊天记录中多次代表海阳美星公司与都大伟就涉案加工合同履行问题进行沟通，且沟通内容与双方加工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相吻合，可以认定陶斌系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代表，陶斌与都大伟之间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三华制衣公司的服装加工履行情况。而海阳美星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否认上述事实，且结合海阳美星公司庭审中多次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三华制衣公司认为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事实。三华制衣公司在一审时采取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产生的诉讼保全费，一审法院未进行处理。海阳美星公司辩称，一、1.一审法院认定4811款货物数量无误。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另外5,272件不成立，具体加工数额应当以河南彭某出具的证明为准。2019年9月3日，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都大伟签字认可了数额和加工费。30，000元是三华制衣公司欠发陶彬的工资，证实陶彬是三华制衣公司职工，不是海阳美星公司职工。5，272件不是另外的数额，而是河南方加工的货物的修理费，不应重复计算，应当从4811款货物加工费中扣除，由三华制衣公司承担。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所谓4811款加工费400，231元，是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向其员工陶彬发送的微信，不是陶彬向其发送的，是三华制衣公司与其业务人员陶彬之间的业务对接，不能证明是与海阳美星公司对账确认。二、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712款不属实，双方合同中并没有涉及。所谓的LV9E41R款没有实际履行，三华制衣公司也没有证据证实实际履行。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所谓712款，3，500件，加工费77，000件，没有事实根据。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向自己员工发送的信息，是与其职工业务对接，与海阳美星公司无关。三、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527款货物。至于为何涉及到所谓527款，应以经办人陶彬解释为准。且陶彬不能代表海阳美星公司，其行为不是表见代理。四、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多加工5T57643LRU服装1，331件没有事实根据。五、三华制衣公司主张还为海阳美星公司多加工2，400件LV9F41727R款服装，没有证据，只是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向其员工发送微信而已，不能证明海阳美星公司确认。六、三华制衣公司主张还为海阳美星公司多加工40638款货物3，000件，没有证据，只是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向其员工发送微信而已，与海阳美星公司无关。七、三华制衣公司主张还为海阳美星公司多加工40957款货物362件，没有证据，其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陶彬不是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不能代表海阳美星公司，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都大伟向陶彬发送的微信不能代表海阳美星公司确认其主张的所谓事实，双方已经加工的货物应当以发票为准，三华制衣公司以所谓的向其员工陶彬发送的微信信息，不能证实其主张。请求驳回三华制衣公司上诉请求，支持海阳美星公司上诉请求。董美娥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董美娥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公司资产独立于个人资产，三华制衣公司也没有证据证实公司资产和其个人资产混同，董美娥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一审判决确实有误，应当依法改判，请求驳回三华制衣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海阳美星公司的上诉请求，并依法判决董美娥不承担责任。海阳美星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判决的应付加工费数额比实际应付数额多判167672.4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2.三华制衣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海阳美星公司应付加工费数额认定错误，超出了证据和三华制衣公司自认的应付数额，明显错误，应当依法纠正。一、4811款货物加工费不是311,678元，依照证据和三华制衣公司自认应是144,005.6元，一审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属于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河南加工的部分货物事实固然正确，但是对于涉案的4811款货物工费认定明显错误，该部分货物的加工费不是311,678元（18，334*17=311,678元），而是144,005.6元。理由是：其一，该部分货物河南彭某没有加工完毕，只是半成品，在经过三华制衣公司现场确认、由海阳美星公司垫付了该部分货物加工费后，河南彭某直接将货物交付海阳美星公司，对此有2019年8月22日证人彭某的书证可以证实，该部分货物的后期工序是由海阳美星公司自己完成的，在证人彭某的书证上明确注明该部分货物只是完成了织、缝、挑三个工序，涉及到的加工费自然不是全部完成的一审认定的每件17元，三华制衣公司出具的2019年9月13日由其经办人都大伟签字的《付河南彭某货款》中，对于4811款货物的加工费非常清楚地记录了4811款货物的件数和加工费单价，这里的单价是7.5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全部工序完成后的每件17元，从书证可以看出，在海阳美星公司将该批货物的加工费直接垫付给河南后，经过三华制衣公司确认，货物直接交付了海阳美星公司；其二，从海阳美星公司垫付河南加工费总数中也可以看出，河南加工的货物不仅仅4811款货物一个货号，还有101、727、567等货号，海阳美星公司共计垫付加工费214,292.6元，一审认定4811款货物海阳美星公司应当给付311,678元加工费，已经明显超出了实际数额，应予纠正；其三，三华制衣公司在本案第三次开庭中也明确主张和自认：海阳美星公司应当给付其4811款加工费144,005.6元，有庭审笔录为准，而非一审认定的数额。该数额与三华制衣公司签字的上述证据相符，因此一审法院上述认定错误，该认定没有考虑到上述货物只是完成了部分工序，是由海阳美星公司直接付款后取得了半成品，而后自行完成了后续所有工序，对于付给河南的半加工费是三方根据完成的实际进程确定为每件7.5元，事实上，一审认定的4811款每件加工费为17元，并没有相关书面依据，仅仅根据都大伟和陶彬微信往来，而该微信往来证据真实性尚存疑，因为陶彬并非海阳美星公司工作人员，且该微信也是先期意向，并非是实际履行过程中的确认，而最后三方确认的4811款货物每件加工费为7.5元，是三方根据合同履行实际，现场确认并由河南方直接交付海阳美星公司，应以该确认为准。二、陶彬不是海阳美星公司工作人员，关于4月5日的合同其与都大伟的微信聊天不能认定是海阳美星公司与三华制衣公司的对账行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海阳美星公司尚欠三华制衣公司4月5日合同中的5T57643LRU款货物加工费5，312元的认定不正确；陶彬与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都大伟之间的聊天记录，不能作为4811款货物单价为17元的认定依据。陶彬是三华制衣公司联系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的人员，是三华制衣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不能代表海阳美星公司，对于其与三华制衣公司之间的关于上述合同的所谓对账，未经海阳美星公司授权和追认，不能认定是海阳美星公司对于三华制衣公司交付货物的确认，该所谓的尚欠5，312元加工费的认定明显不成立，请求二审依法纠正。陶彬与都大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4811款货物加工费单价17元的认定依据，因为陶彬不是海阳美星公司工作人员，而是三华制衣公司工作人员，三华制衣公司出具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9月3日书证可以证实海阳美星公司该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上述判决认定事实明显有误。三华制衣公司辩称，海阳美星公司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与一审前后矛盾，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请求驳回海阳美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海阳美星公司在一审中陈述三华制衣公司只履行了开具发票的加工订单，除了发票载明的加工订单三华制衣公司未履行其他任何部分，一审中海阳美星公司还否认三华制衣公司曾经加工4811款服装，因为所开具的发票中不包含48Y4811款服装，而海阳美星公司在上诉状中改变了自己在一审中的陈述，又自认三华制衣公司委托河南彭某加工了4811款服装，一、二审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已丧失了其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二、4811款服装中18，334件是三华制衣公司委托河南彭某加工，一审中三华制衣公司也确认上述代付款144，005.6元系为代三华制衣公司支付的河南款项，但并非承认该144，005.6元是海阳美星公司欠付三华制衣公司的全部4811款服装的款项，除了河南彭某加工的18，334件外，三华制衣公司还独自加工5，272件4811款服装，上述共计23，606件。因为在正常履行中会需要数量极少的件数作为备用，所以双方一直按照23，543件进行确认实际加工的数量，海阳美星公司所主张的4811款单价为7.5元，也与事实不符，根据双方的约定，4811款服装加工的单价应当为17元。通过彭某与都大伟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三华制衣公司委托河南彭某加工的单价有的7.5元，有的7.9元，但该单价是不包含三华制衣公司的运输成本、税金以及三华制衣公司的利润等。海阳美星公司以此作为双方结算的单价没有任何根据，因此三华制衣公司认为4811款的服装加工费应当为400，231元，陶彬是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代表，根据陶彬与都大伟双方的聊天记录载明的事实，同时结合陶彬在2019年8月22日、23日分别代表海阳美星公司向河南彭某支付应当由三华制衣公司支付的加工费184，905元，可以更进一步说明陶彬代表海阳美星公司，与三华制衣公司的都大伟一直就涉案的加工事宜进行联系，并代表海阳美星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其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三、对于海阳美星公司所主张的5，312元加工费，三华制衣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该数额系误算，因为实际款项要比5，312要多，实际款项应当是17，928元。三华制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海阳美星公司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加工费759，675.80元及利息（以759，675.80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董美娥对海阳美星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海阳美星公司和董美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日，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约定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PF9S40957JP服装12，575件，加工费15元/件，总价188，625元；加工PF9S40638服装6，000件，加工费15元/件，总价90，000元。2019年4月5日，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约定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5T57643RU服装3，074件，加工费12.50元/件，总价38，425元；加工5T57643LRU服装9，284件，加工费13.50元/件，总价125，334元。2019年6月3日，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约定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LV9E41T/2R服装3，000件，加工费22元/件，总价66，000元;加工LV9F41727R服装8，400件，加工费21元/件，总价176，400元；加工40638服装3，000件，加工费15.50元/件，总价46，500元；加工WIE/01A大款服装500件，加工费19元/件，总价9，500元；加工WIE/01A小款服装1，100件，加工费17元/件，总价18，700元。上述三份合同均约定，三华制衣公司交货后，海阳美星公司45日内给三华制衣公司结清加工费，付款同时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开具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中，三华制衣公司提供2019年7月15日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证实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21567服装16，200件，加工费15元/件，总价243，000元；加工4811服装23，543件，加工费17元/件，总价400，231元。海阳美星公司认可2019年4月1日、4月5日、6月3日三份合同的真实性，认为这三份合同虽然属实，只能证明双方的合作意向，不代表三华制衣公司实际履行情况，三华制衣公司以这三份合同作为实际履行的证据不能成立；对2019年7月15日服装加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双方没有签订该份合同，故申请对三华制衣公司提交的时间为2019年7月15日的服装加工合同中海阳美星公司所盖印章是否为其备案公章、是直接原始盖章还是扫描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在鉴定中，一审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及鉴定人员到海阳市公安局查看、复印、拍照盖有“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印文的《申请刻制印章存根》壹页，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标称签订时间“2019/7/15”《服装加工合同》中的“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送检的标称签订时间“2019/7/15”《服装加工合同》中的“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印文是盖印形成。海阳美星公司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三华制衣公司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系由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陶彬盖章后交给三华制衣公司的，三华制衣公司不知其所盖印章是否为海阳美星公司的备案印章，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该合同。海阳美星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12，777元。经庭审查明，三华制衣公司已经为海阳美星公司开具了金额为802，5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包括：2019年4月1日合同中约定的PF9S40957JP服装加工费188，625元、PF9S40638服装加工费90，000元的发票全部开具；2019年4月5日合同中约定的5T57643RU服装加工费38，425元发票全部开具、5T57643LRU服装加工费已开发票107，406元（三华制衣公司称合同约定的加工费尚有17，928元未开发票）；2019年6月3日合同中约定的LV9F41727R加工费已开发票100，800元（三华制衣公司称合同约定的加工费尚有75，600元未开发票）、WIE/01A大小款服装加工费28，320元的发票全部开具、40638服装加工费46，500元未开具发票；三华制衣公司提供的2019年7月15日合同中21567服装加工费243，000元的发票全部开具。另外，三华制衣公司还开具了合同外实际加工的183A服装加工费6，000元的发票。三华制衣公司陈述前述四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其中2019年6月3日合同中约定的LV9E41T/2R服装加工费的单价双方有争议，故发票没有开具；2019年7月15日合同中约定的4811服装加工费发票未开具。海阳美星公司对于上述税务发票没有异议，认为该等税务发票是双方对于合同实际履行后，应当支付的加工费的确认；在双方确认后，三华制衣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数额开具的发票。海阳美星公司认可三华制衣公司开具发票的服装加工订单已实际履行，其他未开发票的部分未实际履行。庭审中，海阳美星公司主张已分13笔向三华制衣公司共支付了加工费775，169元，付款情况如下：1.2019年8月10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40，000元；2.2019年8月14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20，000元；3.2019年8月17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30，000元；4.2019年8月17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20，000元；5.2019年8月25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30，000元；6.2019年8月28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80，000元；7.2019年11月2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85，457.10元，收款事由为垫付海阳加工费；8.2019年11月2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214，292.60元，收款事由为垫付河南加工费；9.2019年11月2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9，560元，收款事由为垫付运费。上述九笔付款证据均系三华制衣公司出具给海阳美星公司的收款收据。另外有三笔付款是银行转账凭证：1.2019年6月26日，海阳美星公司向三华制衣公司账户网银转账30，000元；2.2019年8月6日海阳美星公司向三华制衣公司账户网银转账50，000元；2019年8月7日海阳美星公司向三华制衣公司账户网银转账100，000元，共计180，000元。海阳美星公司主张已付的最后一笔付款是：2019年10月26日三华制衣公司向海阳美星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1份，载明海阳美星公司自2019年4月以来垫付三华制衣公司包装费（含纸箱、塑料袋）50，559.30元、三华制衣公司所用线料共计亏纱510kg，单价每kg30元，共计15，300元，两项合计65，859.30元。三华制衣公司对海阳美星公司主张的上述付款情况认为：对于前12笔付款没有异议，对于2019年10月26日三华制衣公司向海阳美星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三华制衣公司没有向海阳美星公司开具该份证明，虽然证明上的公章系三华制衣公司的公章，但不记得有这份证明，三华制衣公司盖章的习惯是盖在日期上面，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员在三华制衣公司处跟踪产品质量，三华制衣公司怀疑是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员偷着加盖，但是三华制衣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三华制衣公司认为，发票只是履行合同义务，并不一定是海阳美星公司付款了，付款是以收款收据为准。前述2019年6月26日、8月6日、8月7日三笔银行转账共计18万，是海阳美星公司向三华制衣公司公对公账户付款部分，故由三华制衣公司向海阳美星公司出具了正式的发票，包含在已经开具的发票当中，但是剩余的三华制衣公司给海阳美星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的款项并不包含在已开发票金额中。为证明2019年7月15日服装加工合同已实际履行及陶彬系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经理，三华制衣公司提供了其业务经理都大伟与陶彬自2019年7月11日至11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庭审中提供手机原始载体），聊天记录中都大伟称呼陶彬为“彬哥”，陶彬2019年7月11日发给都大伟一份信笺头为海阳美星公司的4811款服装的规格、颜色、件数的明细，并明确21567款15元、4811款17元，总计23，543件；都大伟2019年7月16日微信回复陶彬：收货人河南省鹿邑溢丰工业园彭经理收186××××****；微信聊天记录中都大伟2019年9月5日发给陶彬一份2019年8月28日80，000元的收款收据（三华制衣公司出具给海阳美星公司）,并说“直接寄给美星财务”，陶彬同时提供了海阳美星公司的开税务发票的客户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要求都大伟开具发票，都大伟2019年9月8日回复陶彬：“发票顺丰给建新了，开了8张共计802，576元”，9月14日都大伟发给陶彬一份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的货款往来明细，之后陶彬把彭某书写的提货证明书和收货款证明及付河南彭某货款的明细发给了都大伟，都大伟微信中几次提到要求陶彬做董经理工作，给些加工费。微信聊天中陶彬发给都大伟一些书面材料，其中一份是付河南彭某货款的明细，载明总金额为214，292.60元，4811款服装成衣共计18，334件，落款都大伟签字同意海阳美星公司付款；另有落款彭某签名的一份提货证明书和一份收货款证明，其中提货证明书载明发三华制衣公司订单567、727、4811、101款服装的件数（其中4811款16，170件）、工序、加工费金额、运费等，总计184，905元，备注：以上订单数量，已由三华制衣公司的客户海阳美星公司付款并提走货，三华制衣公司和海阳美星公司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具体以后产生经济纠纷和订单归属情况与彭某无关，只作证明，落款签名彭某186××××****，2019年8月22日；收货款证明载明收到海阳美星公司付4811款加工费（织缝挑）26，872元，运费2，300元，合计29，172元，落款签名彭某186××××****，2019年9月1日。三华制衣公司为此提供证人彭某作证，证实2019年7月15日合同中的4811款服装已经实际履行，其中证人彭某代加工18，334件，三华制衣公司加工5，272件，海阳美星公司代付河南彭某款项中包含4811款的加工费。证人彭某现在河南省沈丘县，因疫情无法到庭作证，故三华制衣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通过互联网庭审连线视频的方式作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证人彭某庭审中陈述：其于2019年8月22日书写了提货证明书，2019年9月1日书写了收货款证明。567款、727款、4811款羊毛衫等订单是从三华制衣公司处接的单，后期付款时三华制衣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不能如期付款，三华制衣公司从海阳美星公司接的订单，三华制衣公司经理都大伟带着海阳美星公司的工作人员陶彬（应该是经理）来证人处看货是否做好，看到货做好了后，证人给他出了多少货，他就给证人多少加工费，最后是陶彬付的钱。证人就写了上述两份证明，但是这两份证明给谁了，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给陶彬了。写证明的目的是双边保护，一证明证人已交货，二证明加工费已付给证人。证人提供给三华制衣公司的银行转账交易提醒，其中有陶彬2019年8月22日、23日向证人分两次共转账184，905元、董美卿2019年9月1日向证人转账29，172元。收到的款项和前述证明中载明的款项184，905元和29，172元一致。上述加工费海阳美星公司已付清，证人没有开具发票。证人是三华制衣公司下家公司，与三华制衣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电话联系。证人共加工了4811款18，000多件（织缝挑工序），到目前为止三华制衣公司尚有约2，000多元加工费未付，证人不清楚三华制衣公司和海阳美星公司的合同如何签订的，证人和三华制衣公司、海阳美星公司之间的货款两清了，不存在经济纠纷。三华制衣公司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海阳美星公司对于证人连线互联网作证有异议，认为证人网上作证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其不同意证人网上作证。对证人证言及微信记录异议如下：1.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所证实的与陶彬之间的关系，应当由陶彬出庭作证；2.除了彭某，陶彬也应当出庭作证；3.陶彬不是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经理；4.涉案合同的相对人是三华制衣公司和海阳美星公司，双方之间涉及到的货号、数额和加工费应当由三华制衣公司、海阳美星公司双方确认一致，不能以第三人的证明为准；5.因为证人没有到庭作证，应当视为三华制衣公司举证不能；6.关于微信聊天记录，都大伟的手机原始载体不能证明对方的陶彬身份及对方信息的真伪；7.证人陈述其书写的证明不记得出具给谁；8.证人与三华制衣公司之间尚有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所作的对三华制衣公司有利的证据，不应当采信；9.证人证实所加工的订单是2019年6-7月，三华制衣公司提交的第四份合同时间是2019年7月15日，这也证实三华制衣公司的合同是伪造的；10.三华制衣公司所主张的4811、727、567款服装涉及的加工费是由海阳美星公司垫付的，但在2019年11月2日三华制衣公司给海阳美星公司开具的收据中载明已收到加工费214，292.60元，即已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实双方所确认的加工货号、数额和加工费已经在双方确认的发票当中载明，三华制衣公司所主张的所谓河南一地的加工费不管如何支付均不影响三华制衣公司、海阳美星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关系。庭审中，海阳美星公司认可2019年11月2日三华制衣公司出具的收据中载明收款事由为垫付河南加工费214，292.60元即为垫付彭某的加工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证人在外地，其出于疫情的考虑不能出庭，申请通过网络庭审视频作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海阳美星公司对通过互联网视频作证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证人彭某的证言与三华制衣公司业务经理都大伟与陶彬（三华制衣公司称该人系海阳美星公司业务经理、证人也称该人系海阳美星公司经理）微信聊天记录中陶彬发给都大伟的付河南彭某货款的明细（总计214，292.60元）、4811款服装的订单明细、都大伟称呼其为“彬哥”，回复陶彬“收货人河南省鹿邑溢丰工业园彭经理收186××××****”及陶、都两人关于开具发票的聊天记录以及陶彬所发的彭某出具的提货证明书、收货款证明、陶彬转账给付彭某货款184，905元的银行交易提醒、海阳美星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美卿转账给付彭某货款29，172元的银行交易提醒，能够将涉案4811款服装的加工事实前后连贯，结合海阳美星公司提供的2019年11月2日三华制衣公司收到加工费214，292.60元的收款收据（收款事由为垫付河南加工费）及海阳美星公司认可该笔垫付的河南加工费就是垫付彭某的加工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形成互相关联的、完整的证据链条，均予以采信，通过该些证据可以认定微信中的陶彬系海阳美星公司工作人员，与三华制衣公司业务经理都大伟存在涉案加工订单的业务联系，三华制衣公司承揽了海阳美星公司4811款服装加工订单后，委托证人彭某加工了4811款服装的部分工序，海阳美星公司提货后付清了彭某的加工费；证人彭某证明其共加工了4811款服装18，000多件，这与三华制衣公司业务经理都大伟与陶彬微信聊天记录中陶彬发给都大伟的付河南彭某货款的明细中体现4811款成衣共计18，334件，数量基本相符，陶彬与都大伟聊天中明确4811款单价为17元，故依此认定三华制衣公司共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了4811款服装18，334件，每件17元。另外，微信聊天中都大伟2019年8月8日发给陶彬一份加工费对账单，载明：豆沙6，000件×15.00=90，000，拉毛纱小款3，074件×12.5=38，425，拉毛纱大款9，284件×13.5=125，334，计款253，759，已收款180，000，差73，759，同时发给陶彬2019年4月1日和4月5日的加工合同，当天陶彬回复都大伟一份书面便笺，便笺上载明：6338款6，000件×15元=90，000元，拉毛纱大款7，956件×13.5元=107，406元，机织1，328件×4元=5，312元，小款3，074件×12.5元=38，425元，合计241，143元，已付18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陶、都两人上述微信聊天系对加工费的对账，对照2019年4月1日和4月5日加工合同及三华制衣公司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5T57643RU服装、5T57643LRU服装的件数、单价、加工费总价，与陶、都两人上述微信聊天中对账确认的相关信息一致，一审法院认为通过聊天记录可知陶彬一直代表海阳美星公司就涉案订单业务与三华制衣公司经理都大伟微信往来联系，故其在微信中所发材料的行为应系职务行为，上述微信聊天中陶彬对账确认的加工费系对都大伟所发对账明细的回复确认，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可以视为海阳美星公司对三华制衣公司履行2019年4月1日和4月5日加工合同的对账确认，其中5T57643LRU服装加工费107，406元已开发票，而该款服装中“机织1，328件×4元=5，312元”即另有5，312元加工费未开具发票，而已实际履行。另查明，海阳美星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美卿，董美娥系唯一自然人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三华制衣公司、海阳美星公司涉案加工业务的实际履行情况；2.三华制衣公司诉请支付加工费759，675.80元应否支持；3.三华制衣公司要求董美娥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焦点一，三华制衣公司、海阳美星公司涉案加工业务的实际履行情况。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于2019年4月1日、4月5日、6月3日签订的三份加工合同，海阳美星公司对此没有异议，且认可已部分履行，故该三份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庭审中，三华制衣公司主张前述三份合同均已全部实际履行，海阳美星公司认可三华制衣公司已开发票部分即为实际履行部分，对合同履行情况，三华制衣公司应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三华制衣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全部履行的主张，一审法院采信海阳美星公司认可的部分履行情况，即三华制衣公司已开发票部分，总计加工费为802，576元；另根据前述陶彬、都大伟微信聊天中对账确认的4月5日合同中约定的5T57643LRU服装“机织1，328件×4元=5，312元”，可认定该款服装有5，312元加工费未开具发票，而已实际履行（理由同上）。2019年7月15日服装加工合同虽经鉴定，上面加盖的海阳美星公司公章有假，但经庭审查明，合同中约定的567款服装的加工费已开发票，即已实际履行；对三华制衣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分析理由同证据审查认定部分），可以认定三华制衣公司承揽了海阳美星公司4811款服装加工订单（单价17元）后，委托证人彭某加工了18，334件，并且海阳美星公司提货后付清了彭某的加工费，且海阳美星公司工作人员陶彬微信所发付河南彭某加工明细中确认4811款成衣18，334件，都大伟在上面签字“同意美星付”，因此可以认定三华制衣公司实际完成该款订单18，334件，单价17元，加工费应为311，678元。三华制衣公司主张其自行加工4811款5，272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焦点二，三华制衣公司诉请支付加工费759，675.80元应否支持。前述三华制衣公司已开发票部分即实际履行部分加工费金额为802，576元，并不包含4811款加工费311，678元及5T57643LRU服装机织1，328件的加工费5，312元，因此，三华制衣公司实际履行部分的加工费应为1，119，566元，海阳美星公司主张已付775，169元，其中三华制衣公司对已付709，309.70元没有异议，对加盖原告公章、载明海阳美星公司为原告垫付包装费及亏纱共计65，859.30元虽存疑，但认可公章的真实性，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明的真实性，认定65，859.30元应从海阳美星公司应付款项中扣减。综上，海阳美星公司尚需支付三华制衣公司加工费344397元，并应支付自2019年12月9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针对焦点三，三华制衣公司要求董美娥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海阳美星公司系董美娥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董美娥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其应当对海阳美星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华制衣公司要求董美娥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三华制衣公司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董美娥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海阳美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三华制衣公司支付加工费344，397元，并自2019年12月9（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支付利息（以344，39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董美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98元，鉴定费12，777元，共计18，475元，由三华制衣公司负担15，242元，海阳美星公司、董美娥连带负担3，2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华制衣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9月15日，陶彬向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出具的收货清单一份，证实4811款实际收货数量是23，543件，712款收货数量是3，480件，712款及双方2019年6月3日加工合同中的第一项LV9E41/2R,因为其中的T/2与712比较相似，所以一直用712代表该款的简称；证据二、三华制衣公司都大伟与海阳美星公司的陶彬微信聊记录,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9日的部分内容，证实海阳美星公司最终确认三华制衣公司加工4811款服装23，291件，该图片中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代表陶彬确认涉案4811款服装的加工中,三华制衣公司所用线料亏纱510千克，只有在服装加工完成后，才能确认亏纱，该证据中，海阳美星公司的陶彬确认了三华制衣公司代加工4811款服装时共计亏纱891公斤，也确认了三华制衣公司的加工件数为23，291件，可以证实海阳美星公司确认的三华制衣公司4811款件数为23，291件，但需要说明的是，三华制衣公司实际加工的件数为23，606件，但在诉讼中，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是23，543件。海阳美星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2019年9月15日所谓的书证只是数字的罗列，没有签名也没有确认，不能证明三华制衣公司的主张。对证据二，聊天对方是否是陶彬无法确认，不予认可。如果微信聊天的对方确实是陶彬，那么该聊天是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与业务代表陶彬之间的业务对接，不能代表是海阳美星公司的确认。海阳美星公司提交以下证据：2019年9月3日三华制衣公司负责人都大伟给陶彬出具的工资欠条一张并申请陶彬出庭作证，证实2018年11月到2019年8月，三华制衣公司共计应付陶彬工资3万元，有都大伟的签字确认，该证据证实陶彬是三华制衣公司的业务代表和员工，不是海阳美星公司的业务代表和员工。三华制衣公司质证认为，对工资欠条的真实性认可，虽然该欠条上载明工资3万元，但实质是三华制衣公司与陶彬之间并非劳动关系，而是三华制衣公司给陶彬的好处费，该3万元与2019年11月2日陶彬向都大伟发送的三张图片中的一张图片是一致的，该3万元图片和另外一张三华制衣公司加工费明细的图片总的数额为85，457.1元，双方确认后，三华制衣公司向海阳美星公司出具了85，457.1元的代付海阳加工费的收据，因此，不能证实陶彬是三华制衣公司的员工，反而可以证实陶彬从三华制衣公司拿到好处费，并代表海阳美星公司与三华制衣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予以表述。本院二审查明，三华制衣公司与海阳美星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约定，定作方即海阳美星公司提供原材料，但双方均无提供原材料的证据。三华制衣公司主张交付货物的方式：一是海阳美星公司自提，二是通过物流向海阳美星公司发货，但均无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三华制衣公司为海阳美星公司加工服装的数量及加工费数额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三华制衣公司作为加工合同履行货物交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就货物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2019年4月1日、4月5日、6月3日的三份合同，除三华制衣公司开具发票的以外，合同约定的其余货物，三华制衣公司主张已经实际交付，应当承担举证责任。2019年7月15日的合同，双方对于4811款的货物是否履行存在争议，三华制衣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明已经交付的数量为18，334件，海阳美星公司也认可；三华制衣公司主张自行加工5，272件，根据上述规定，仍应就是否交付承担举证责任。三华制衣公司所提交的交付证据仅有陶彬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交付的直接证据，而陶彬和海阳美星公司均否认陶彬系海阳美星公司的工作人员，且三华制衣公司所提交证据为单一间接证据，即使陶彬系海阳美星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亦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一审根据当事人无异议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认定涉案服装的数量及加工费数额，符合上述证据规则。三华制衣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既不是新证据，其证明力亦与上所述，本院不予采信。三华制衣公司主张的保全费问题，二审期间一审法院已经裁定补正。海阳美星公司主张4811款货物已加工部分系半成品、三华制衣公司自认加工费数额为144,005.6元，一审认定数额多出167672.4元等主张，仅依据其分析推论，无直接证据证明，本院对海阳美星公司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海阳美星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海阳美星公司虽主张一审对2019年4月5日合同中的5T57643LRU款货物加工费5，312元的认定不正确，但其上诉请求中的数额并不包含该笔款项，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董美娥虽主张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但并未提起上诉，本院对其主张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认定陶彬系海阳美星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瑕疵，但认定其他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94元，由上诉人威海三华制衣有限公司、海阳市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各负担113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