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8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文进，男，198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伟，江西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斌，男，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汤文进与被上诉人胡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1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由审判员张喜妹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文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对上诉人的借款提供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收条上载明，今收到胡斌借款现金10万元整，但被上诉人在庭审时，自认其并未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上诉人，而是直接交付给了雀圣公司。对于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上诉人无需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仅加盖了雀圣公司的印章，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替上诉人将10万元现金货款交付给雀圣公司，导致被上诉人是否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雀圣公司的事实无法查清。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相识，被上诉人也没有理由将10万元现金借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显然违背了民间借贷的常理。还有就是收条是上诉人受欺诈的情况下出具的。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收条的形成原因，收条虽然在形式上符合证据的构成要件，但纵观整个案情，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因此涉案收条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确凿证据。因此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辩称：1、上诉人以上所有的陈述与事实不相符。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系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关系是基于上诉人在一审也明确承认与被上诉人当时的公司，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雀圣公司（以前叫雀友公司后来改名为雀圣公司）有业务关系，是个代理商关系。作为公司的股东，为了鼓励和支持开拓公司业务，与代理商建立一个借贷关系是合情合理的。当时公司形成了一个规则，由股东借款支持代理商，由公司跟代理商正常发生经济往来，是业务关系，代理关系，销售关系。这个关系是一账一清作为基本原则，所以当时基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也同意愿意接受公司这样的关系来发展业务，申请了10万元的额度，所以公司也在这个基础上给他进行发货。由其本人跟他发生借贷关系，其把这样的借款与公司结清，公司也出具了证明，也认可这种关系。所以整个的法律事实与上诉人刚才说的不一样。回归事实本来：第一、上诉人是一个独立能承担民事行为的自然人，他出具的借条与当时的事实相符，也是一个真实意思的表达，是借贷双方合意的正确体现；再者，代理人与公司的正常业务也持续了将近两年。所以他与公司的经济往来是一个经营往来，是完全正常的。他把公司与他个人的经济往来发货进货付款这种关系，和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混为一谈与事实不符。所以，一审法院在经过审理后已经完全查清了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的审理和审判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与事实完全一致，判决也是正确的。 原告胡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汤文进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承担逾期利息；2.判令诉讼费由汤文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曾系雀圣公司的麻将机经销商，雀圣公司在2010年前后采取向经销商铺货的销售模式。2010年1月1日，被告向雀圣公司提出要铺价值100000元的货，并向作为雀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的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胡斌借款现金（大写）壹拾元正（￥100000.-）整。”被告自认，其中“壹拾元正”系笔误，款项金额应为100000元。 2019年9月8日，雀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0年1月1日收到胡斌代为江西省吉安市雀圣麻将机代理经销商汤文进交来货款现金壹拾万元整。” 2010年2月1日、2010年3月25日、2010年4月12日、2010年4月23日、2010年5月26日、2010年6月8日，被告向原告儿子胡宇光的账户分别汇款20000元、12480元、15500元、31000元、15500元、14800元，共计汇款109280元。被告陈述，前述109280元中10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的还款，剩余款项系被告向雀圣公司购买麻将机配件的货款。原告陈述，其儿子胡宇光当时亦在雀圣公司任职，经销商为避税，通常将需要开具发票的货款汇入雀圣公司账户，而无需发票的货款则汇入胡宇光私人账户；前述109280元银行流水实为被告截取了其向雀圣公司的一部分货款支付记录，被告与雀圣公司之间的货款确已结清，其中包含原告以借款形式代被告支付的货款10000元，但被告始终未偿还其欠原告个人的借款100000元。双方均认可，被告另有销售麻将机的货款直接汇入雀圣公司账户。 另查明，案涉债务发生时，原告系雀圣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该公司83.33%的股份。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收条》意思记载明确，作为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凭证，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原告虽未直接向被告交付100000元，但原告关于该款项的性质以及《收条》形成过程的陈述与证人江某关于《收条》形成的书面证言、被告在《情况说明》中关于其向雀圣公司提出铺货金额后给原告出具《收条》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故该院确认案涉款项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且被告对该款项用于支付因铺货产生的其对雀圣公司所欠货款的事实系明知。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向原告出具款项性质记载为借款的《收条》之后，即应当受到自己作出的意思表示之约束，并据此履行义务。原告通过向雀圣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完成了对被告的借款提供义务，被告亦确认收到了雀圣公司价值100000元的货物，故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生效。 被告抗辩，无论案涉款项最终被定性为借款或货款，被告均已通过原告儿子胡宇光的账户偿还全部款项。该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在双方均认可被告为雀圣公司代理销售麻将机并非仅限于案涉100000元铺货的前提下，结合被告自认其曾直接向雀圣公司支付货款及其亦曾向胡宇光的私人账户支付货款的事实，鉴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分六次向胡宇光账户汇款共109280元时已与原告协商一致将其中的100000元作为其向原告个人的还款，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提出的案涉债务已清偿的主张，尚不能推翻原告提供的有效证据，该院对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如被告就案外货款有超额向雀圣公司的支付行为，可另案主张自己的相关权利。据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收条》中虽未约定借款期限，但原告可以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7日起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汤文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胡斌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汤文进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为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依据胡斌所在的雀圣公司向经销商铺货的销售模式、汤文进向雀圣公司提出要铺价值100000元的货并向作为雀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的胡斌出具《收条》等查明的事实，确认案涉款项系胡斌出借给汤文进的借款，且汤文进对该款项用于支付因铺货产生的其对雀圣公司所欠货款的事实系明知，同时汤文进也确认收到了雀圣公司价值100000元的货物，原审判决据此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并已生效并无不当。汤文进上诉称案涉收条是其受欺诈的情况下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胡斌与汤文进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汤文进未归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汤文进有关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汤文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喜妹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