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4民初987号 原告浙江银资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老浙大横路****。 负责人杜平，该事务所主任。 被告俞丽，女，198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钱志震，浙江英普（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浙江银资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银资律所）为与被告俞丽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2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俞丽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6月30日依法作出民事裁定，驳回被告俞丽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俞丽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依法作出民事裁定，驳回被告俞丽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银资律所的负责人杜平、被告俞丽的委托代理人钱志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银资律所诉称：2019年11月7日，被告因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华人寿”）拒赔事宜到原告律师事务所咨询，陪同的有其在新华人寿工作的朋友。原告执业律师杜平在分析案情和证据材料后，认为该案可以通过诉讼处理，同时向被告介绍了普通代理收费和风险代理收费两种律师费计付方式，被告称需要回去与家人商量。次日下午，被告到原告处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2019）浙银律民字第146号】，其选择按照风险代理收费方式计付律师费。合同约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2日内支付基础代理费5000元；无论本案以何种方式结案，风险代理费部分均按照甲方（被告）因本案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的20%计算……；甲方（被告）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合同的，视为乙方（原告）已完全实现甲方委托目的，甲方应当按照起诉金额计算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在合同签订之后，原告律师及时开展工作，在认真研究保险合同、多次与被告沟通确认后，确定起诉标的定为131万元。被告于2019年11月11日签署了起诉状，原告于当日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申请网上立案，并邮寄了纸质立案材料。2019年11月25日，被告在其配偶以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的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原告处，声称起诉的4份保险合同中其中2份新华人寿已同意理赔，要求原告律师撤回全案起诉，被告并于27日通过微信通知原告律师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因双方就律师费计算与支付问题未达成一致，由此引起诉讼。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系被告深思熟虑后签署的，其中约定的收费方式是在原告明确告知后，被告自行选择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的情形。原告律师也积极开展工作，及时提交立案申请，无任何违约行为。被告单方面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其行为符合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情形，应当按照起诉金额即131万元的20%计算支付原告律师费。现为维护原告权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法律服务费26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俞丽辩称：1、被告与新华人寿的纠纷在案件被法院立案受理前因被告病情确诊导致该纠纷矛盾解决，已无诉讼基础，因此被告提出解除委托并中止诉讼活动；2、该保险合同纠纷未立案，案件尚未进入实质阶段，原告没有提供实际的正式代理服务；3、合同法第410条赋予委托人任意解除的权利，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相关条款与法律规定相抵触，应属无效；4、原被告约定了基础代理费5000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该5000元，根据司法部门的定价指导及原告实际在该案前期付出的劳动，5000元费用公平合理；且被告认为原告在其代理该案过程中，准备的诉状及证据并不专业也不完整；5、上述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与原告无任何关系，是被告通过权威医疗机构进行确诊，再由被告本人独自与新华人寿协商和解解决，原告不存在任何损失；6、律师代理服务受司法部门行业管理，有强制性的标准合同范本，其目的就是保障委托人的权利，以防个别律师及事务所利用法律专业知识侵害委托人的利益；本案中被告通过自身努力与新华人寿进行和解，符合被告的利益，原告因被告自行和解的行为，未能获得其合同所约定的利益，限制当事人作出权利处分的选择，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原告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第12条应属无效；7、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受托事项，被告是委托杜平、张鑫珍两位律师代理，所有代理事务均应由这两位律师进行处理，如需将工作托付给他人应取得被告同意，但原告将立案事务都交付给褚嘉辉完成，被告认为原告已严重违反合同。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 2019年11月8日，俞丽作为甲方（委托人）与乙方（受托人）银资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1份，约定：委托人因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担任其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委派杜平、张鑫珍律师担任甲方上述案件的一审、二审（若有）诉讼代理人及执行代理人，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详见授权委托书）；甲方支付乙方代理费的计算和支付方式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2日内支付基础代理费5000元，无论本案以何种方式结案，风险代理费部分均按照甲方因本案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的20%计算，于甲方收到款项之日起2日内支付，分期收到的分期支付；乙方及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依法维护甲方合法权益，乙方律师应当根据案情需要制作法律文件，依法调查取证或申请调查取证，依法申请法院采取执行查询、扣押、冻结、拍卖、变卖、通知协助执行等措施，按时到庭，发表代理意见；甲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已经认真听取了依法律师对于案件的分析，并充分了解了案件诉讼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包括败诉的可能性）；甲方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合同的，视为乙方已完全实现甲方委托目的，甲方应当按照起诉金额计算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等。当日，俞丽在银资律所提供的《敬告当事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风险告知书》上签名，其中告知了委托人不得在律师已做好准备工作委托人自己决定撤诉的情况下要求律师事务所退费。当日，俞丽在授权委托书签名，载明：因委托人俞丽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委托银资律所杜平、张鑫珍律师作为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代为调查取证、代为诉讼和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参与调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代为申请执行，代为参与执行和解，代为受领诉讼费退费和履行款项）。当日，俞丽向银资律所支付了5000元。 另查明，自2019年11月7日起至2019年11月11日，俞丽与银资律所杜平律师多次通过微信沟通委托代理、收费、起诉状、案件证据、存在风险及办理立案等事宜。2019年11月11日，俞丽在原告律师制作的民事起诉状上签名，当天16时20分许，原告银资律所杜平律师的助理褚嘉辉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且提交了起诉状、当事人身份材料、委托代理人委托手续和身份材料、民事诉讼证据清单及相应13组16份证据等，当日并通过EMS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邮寄了上述材料。 又查明，2019年11月22日起至2019年11月25日，俞丽与银资律所杜平律师多次通过微信沟通商讨案情，俞丽表示担心胜算很低并请求优惠结算代理费。2019年11月26日上午10时许，俞丽通过微信告知杜平律师案件如未立案就不要立案；上午11时许，俞丽通过微信要求杜平律师办理撤诉；中午12时许，俞丽通过微信明确告知杜平律师“新华保险公司愿意接受我之前的条件，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协议。此次纠纷在本人努力下已经完成，故无需你的法律服务，之前已经和你口头表达解除合同，今天再次用书面方式通知你解除合同，无需为本人提供法律服务”。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将原告邮寄的起诉状、当事人身份材料、委托代理人委托手续和身份材料、民事诉讼证据清单及相应13组16份证据等材料退卷（邮寄退回原告）。 上述事实，本院依据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手续、起诉材料、中国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截图、邮寄凭证、原告银资律所杜平律师与俞丽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被告提交的浙江省肿瘤医院细胞病理学诊断报告单、俞丽与新华人寿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理会诊报告单、俞丽与原告银资律所杜平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原告、被告的陈述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第三条约定“基础代理费5000元，无论本案以何种方式结案，风险代理费部分均按照甲方因本案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的20%计算”的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收费，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之规定，民事案件允许风险代理收费的存在，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也不属于禁止风险代理收费的范围，双方约定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存在违反禁止性效力性规定之情形，且约定的收费标准亦未高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应认定为有效。关于被告认为原告将立案事务都交付给褚嘉辉完成已严重违反委托合同的辩称，原告当庭陈述褚嘉辉系原告银资律所杜平律师的助理，杜平律师在完成起诉状及相关材料等工作后，才交由其助理褚嘉辉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交并通过EMS邮寄，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对于双方争议焦点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提前终止本合同的处理：甲方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合同的，视为乙方已完全实现甲方委托目的，甲方应当按照起诉金额计算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被告认为合同法赋予委托人任意解除的权利，该条款限制当事人自行调解、和解及作出权利处分的选择，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与法律规定相抵触，应属无效；本院认为该条款并未限制本案被告调解、和解等处分权利，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院认为该条款系双方对于委托人（被告）单方解除委托合同后需向受托人（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约定。综合案件起诉标的额和原告受托后向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及原告已进行、完成的工作量，以及之后因被告解除委托致使原告律师未完成全部诉讼代理义务，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视为乙方已完全实现甲方委托目的，按起诉金额计算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过度高于其损失，结合本案实际和被告已支付给原告5000元的情况，本院酌定被告俞丽尚应支付原告银资律所法律服务费6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俞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银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60000元； 二、驳回原告浙江银资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615元，由原告浙江银资律师事务所负担1965元，由被告俞丽负担650元。 原告浙江银资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俞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波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冯舒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