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宇，女，1983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三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法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崧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第****。法定代表人：胡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欣，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宇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崧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崧淳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6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法全、被上诉人上海崧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欣和肖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崧淳公司自2019年9月21日起恢复双方的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按月工资人民币95,266.68元标准支付杨宇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工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推理逻辑错误，且遗漏与劳动关系解除相关的关键事实。1.从一审判决认定杨宇与崧淳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可推定一审法院系认为杨宇是崧淳公司的高管，据之推出的“忠诚履职义务”应是指向崧淳公司，但一审法院实际上却是以杨宇未对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进行披露为由作出判决，两者之间缺乏逻辑关联。崧淳公司除了为杨宇办理一些人事部门所负责事项（如提供合同、发工资、提供工资单等）外，与杨宇之间没有任何其他联系，杨宇也不认识崧淳公司的任何员工，将杨宇认定为崧淳公司的高管，显然荒谬。而就杨宇实际任职的A公司而言，杨宇的职级是总监（用工高峰时与其平级的人员有近十人），负责带领一个销售团队开展销售工作，不属于A公司的高管。退而言之，即便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忠实勤勉义务，也不意味着公司就有权根据公司法解除该等人员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无理由为杨宇增设义务进行判决，显然没有事实依据。2.直销佣金和代理佣金存在的巨大价差与杨宇劳动关系被解除没有关联。杨宇在一审中提交有A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郭某在微信中发布的工作指示，其称“我再讲一下公司目前对直接LEADS（即直客购房线索）的政策，首先对于公司LEADS不通过中介直接成交的，我们有额外1%的激励，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另外如果我们给到的LEADS，跟大家要一定的折扣，或者钱转不出去，需要通过一个中介来帮助换汇转钱，或者拿中介的佣金让渡一部分给客户，我们是允许大家把LEADS挂到中介上面去的，中介可以拿正常的佣金。公司给了很好的政策，希望大家积极的去转让”，可见A公司明确允许销售人员将直销客户挂到代理商成交并承诺正常支付佣金。为了解决部分销售找不到合适的代理平台的问题，郭某还表示，所有直销客户都可以挂在一个叫XX的代理商处，郭某甚至还在管理群里称哪怕是公司自行营销得来的直客线索，销售都可以选择挂到代理商处。郭某作为A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其工作指示即代表了A公司的意志，上述情况说明即便是把直销客户当作代理商成交客户都符合A公司的要求，杨宇也已经在一审中详细证明了所有33套房屋所涉及到的实际销售代理，根本不存在将直销客户当作代理商成交客户骗取佣金差额的行为。直销客户和代理商成交客户佣金价差所导致的潜在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是A公司的政策所致，并非杨宇过错所致。3.杨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向A公司披露其在其他公司的持股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杨宇持有50%股权的Z公司登记为A公司海外房产销售代理商“明显属于可能触及A公司利益之事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杨宇是为了更好地忠诚履职，才同意用自己持股的公司作为平台帮A公司完成销售任务，杨宇在职期间所带领团队成交的业绩占整个中国区成交业务总量的80%以上便是最好的说明。在杨宇的行为未给公司造成损失且给公司业绩带来极大提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杨宇未“忠诚履职”、有违“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存在不当。5.崧淳公司并非当事双方，无权以杨宇违背对A公司的义务为由解除与杨宇签订的合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属于有法不依。崧淳公司在解除杨宇劳动合同时明确了解除依据是“严重违反与我司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也在判决书中列举了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但却未就杨宇是否违反、如何违反约定进行任何认定和说理，径行认定杨宇违反忠诚履职义务和“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崧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属于有法不依。故请求依法改判。崧淳公司辩称：1.崧淳公司作为向A公司提供销售外包服务的主体，对A公司负有审慎受托人的责任。崧淳公司指派至A公司工作的员工如存在与A公司利益冲突之情形，将导致崧淳公司的诚信受托人义务受到影响，会导致根本合同义务的落空或违约。因而杨宇在意识到有潜在利益冲突情形时，应当告知崧淳公司及A公司相关情况。2.崧淳公司业主从未许可将交易挂靠在外部第三方名下，所有关于佣金的政策均是由业主迪拜总部统一以英文邮件发布。对于杨宇所称的郭某的工作指示，郭某已离职，无法确认相关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且从时间点上看，该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为2019年2月下旬，而杨宇在2019年2月前便已开始利用职务便利将20套房产交易挂靠在本人控股或控制的Z公司名下，故该微信内容与杨宇的违规行为毫无因果关联性。3.杨宇利用本人控股或控制的Z公司与崧淳公司业主发生交易，不仅可以提高本人销售业绩，获取个人销售佣金，还可通过控股公司获取活动经费，代理商佣金等其他收益，享有巨大的个人私利。忠诚义务系劳动合同的主义务而非附随义务，若劳动者陷入利益冲突或其已经意识到有陷入利益冲突之虞，但却未能及时审慎披露的，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杨宇未经披露，从事利益冲突活动，营私舞弊，违规收取业务佣金，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职业道德，崧淳公司系合法解除杨宇的劳动合同。故不同意杨宇的上诉请求。杨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恢复杨宇与崧淳公司自2019年9月21日起的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2、崧淳公司以月工资95,266.68元的标准支付杨宇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宇与崧淳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于2018年10月5日生效，于崧淳公司安排杨宇负责XXInternational项目工作完成时终止；杨宇从事业务发展总监岗位工作。该劳动合同第九条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约定：“……9.2乙方（即杨宇）应严格遵守其工作内容涉及行业之职业操守……9.6乙方同意，将不会自任何人处索取或接受任何人向其的家庭成员提供的款项或其他利益，作为与甲方（即崧淳公司）交易的或代表甲方交易的任何事项或业务有关的引诱或回报。9.7乙方保证，在应聘期间及之后，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所有信息，文件和证件均真实有效。乙方确认，提供误导性，虚假或不正确的信息，或者遗漏重大事实，可以成为立即撤销雇佣或终结劳动关系的合法理由……”；劳动合同第十条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约定：“……10.2.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立即解除本合同且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经济补偿……（4）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或泄露商业机密，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7）乙方不得接受任何客户给予的报酬或财物。也不得参与导致甲方或甲方业主利益冲突的各类活动……10.7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且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都要承担经济责任，具体赔偿费用由非违约方根据违约者责任的大小和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而定，如果由于乙方的违纪，甲方对乙方做出开除，除名，辞退等导致双方劳动关系消灭的处理，属于乙方违约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第十三条违约责任约定：“13.1甲、乙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给对方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当根据损失的大小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崧淳公司将杨宇外派至A公司担任业务发展总监，A公司系XXDevelopmentPJSC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资子公司，杨宇主要从事海外房产销售业务。在职期间，杨宇拥有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50%的股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某1。2019年2月，Z公司成为XXDevelopmentPJSC的代理公司之一，经营XXDevelopmentPJSC海外房产销售业务。Z公司销售了33套XXDevelopmentPJSC的海外房产。2019年4月，Z公司与XXDevelopmentPJSC的合作业务结束。2019年9月5日，杨宇签署无利益冲突声明，声明内载：“杨宇，不可撤销和无条件承诺以下内容：如下表所示，我与我的直系亲属（包括我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均不会参与或从事任何与XXPropertiesPJSC和/或其任何附属公司、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如XXMallsPJSC、XXDevelopmentPJSC、HospitalityGroup,XXHospitalityGroup，北京A有限公司等）或其任何附属公司或子公司的业务竞争（以上所有公司共同称为‘XX集团’）、参与或从事任何可能导致与XX集团存在任何利益冲突的活动、或受雇于任何与XX集团有利益冲突的主体……我承诺始终以保护XX集团的最大利益为原则，我个人或家庭成员的利益或任何其他利益不会影响我履行以XX集团为最大利益为原则的职责，或利用我的职位便利为自己或我的家庭成员谋取利益；我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地索取或接受任何客户、服务供应商、供应商、承包商和/或与XX集团开展业务的任何人的任何礼品、好处、酬金或任何形式的付款，尤其在此类人员可能影响我履行公司赋予我的职责以及XX集团的最大利益的情况下。一旦发现与XX集团存在任何潜在或实际利益冲突、或者我的上述陈述和保证已发生变更或不再准确与完整，我将立即通知我的直属经理/主管、XXPropertiesPJSC与北京A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HR）部门，并须毫不迟延地遵守XXPropertiesPJSC与北京A有限公司就此的任何指示。本无利益冲突声明是我与北京A有限公司、其分公司或子公司以及其认可的代理人的劳动合同的补充，不影响上述劳动合同中的所有条款以及我根据该合同所承担的义务与作出的保证的效力。如我违反本《无利益冲突声明》中的任何保证和义务，将被视为违反劳动合同。XX集团有权要求我赔偿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我因为违反本《无利益冲突声明》而获得的全部利益……”。2019年9月20日，崧淳公司出具劳动合同解除通知，该通知内载：“杨宇女士：您与我司于2018年9月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往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工单位’）担任业务发展总监一职。用工单位系XXDevelopmentPJSC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资子公司。2019年2月，XX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XXDevelopmentPJSC签订了代理协议，成为XXDevelopmentPJSC的代理公司，与XXDevelopmentPJSC开展业务往来。经我司与用工单位调查，您持有Z公司50%股份，此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无利益冲突政策以及严重违反了行业职业操守，且对我司、用工单位及XXDevelopmentPJSC的利益均造成重大损害。由于您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与我司的劳动合同，经公司研究讨论，拟自2019年9月20日解除与您劳动关系，并保留按照劳动合同第10.7条、第13.1条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向您追究民事以及刑事责任的权利。”2019年9月26日，杨宇以本案讼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对杨宇的所有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杨宇对此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杨宇于员工个人信息表上填写紧急联系人为黄某，与员工关系为夫妻。一审庭审中，崧淳公司称：杨宇持有Z公司50%的股份，且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1系杨宇母亲。该公司系经杨宇介绍成为了XX集团的海外房产经销商之一，但杨宇未将其与Z公司的关系告知崧淳公司及A公司。A公司海外房产的销售分为公司自己销售团队销售和通过其他公司代为销售两种方式。杨宇作为A公司的销售业务总监，负责海外房产的销售。A公司给予其销售团队海外房产销售额0.3%左右的提成，而A公司给予为其推销海外房产的代理公司的销售佣金为销售额的3%-5%，两者相差十倍多。截至2019年4月停止合作，Z公司共计为A公司销售了33套海外房产，销售佣金为252万元左右。杨宇为了不让崧淳公司及A公司发现，除第一笔佣金让A公司汇至Z公司账户，其余佣金均让A公司汇至Z公司员工的个人账户，再由该员工个人账户向杨宇丈夫黄某个人账户汇款。此外，Z公司为A公司销售的33套房产中包括杨宇利用职务便利徇私舞弊，安排其母亲刘某1与崧淳公司业主进行交易购置的5套房产，且杨宇用其本人账户为其母亲支付房款。崧淳公司解除与杨宇的劳动合同后，A公司销售业务总监的岗位已由其他人替代，且2019年10月底，杨宇已经在宁波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担任经理职位，双方不具有恢复劳动关系的可能性。为此，崧淳公司提供：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中文翻译件；Z公司的房屋成交记录及中文翻译件；汪某代理Z公司收取佣金的记录及中文翻译件；汪某将Z公司佣金转账给黄某的转账邮件及中文翻译件；C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人员关系图谱等证据材料。崧淳公司还申请证人严某、李某出庭作证。证人严某陈述，其与崧淳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由崧淳公司外派其至A公司担任国内人力资源业务伙伴，与杨宇系同事关系。Z公司在注册代理商的时候，提交的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刘某1100%持股，然2019年8月业务部门发现，杨宇持有Z公司50%的股份。2019年9月，杨宇告知证人，Z公司所有佣金都是转至汪某账户的。2019年10月17日，公司约汪某等人会面，汪某当场登录其网银系统，公司才知晓汪某收取Z公司的佣金后，又转了70,000美元给杨宇丈夫黄某。证人李某陈述，其于2018年10月与崧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崧淳公司安排至A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目前仍在职。汪某系合作方，挂在Z公司名下，系Z公司的佣金收款人。因汪某需向证人证明佣金流向，故在证人、公司人事、公司领导、中国区负责人以及汪某合伙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汪某当场演示了其将佣金转至黄某银行账户的在线银行交易记录。此外，杨宇还教唆证人销售非A公司的房源。杨宇对崧淳公司提供的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中文翻译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Z公司与一家境外公司签署，与杨宇无关；对Z公司的房屋成交记录及中文翻译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崧淳公司对于Z公司销售的33套房屋的信息及购房人的具体情况都是知晓的，故崧淳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杨宇系将原本为直销的单子伪造成了代理销售单，这样才能得出杨宇存在构成利益冲突行为的结论；对汪某代理Z公司收取佣金的记录及中文翻译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记录形成于境外，且其中很多信息难以看懂；对汪某将Z公司佣金转账给黄某的转账邮件及中文翻译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邮件经多次转发，并非原始邮件；对C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人员关系图谱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杨宇任C公司经理系2017年年底经工商登记的，而杨宇于2018年10月开始在A公司工作，且工商登记的职务并不能证明杨宇与C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严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杨宇系Z公司股东一节，严某等人都是清楚的，只是开始公司并没有规章制度来处理，后因公司要裁员，才找理由做了这些事情，故崧淳公司的解除行为是违法的；李某的证人证言均系其主观认定，是其想象出来的，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支持，故杨宇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杨宇为证明崧淳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代理注册指导、员工购买折扣表及翻译件等证据材料。崧淳公司对杨宇与案外人K、刘某2、贾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员工购买折扣表及翻译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9年5月22日杨宇申请出差的电子邮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认为与本案也无关；对其余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代理注册指导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亦无法达到杨宇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杨宇与崧淳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恪守己方的义务。杨宇作为崧淳公司外派至A公司专门从事房产销售的业务总监，其应当清楚知晓自己的工作职责。且杨宇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诚、勤勉的义务。即在涉及有可能触及A公司利益之事项时，杨宇应及时向A公司进行详细、完整的披露，尽到忠实告知义务，避免A公司的利益遭受损失。就本案而言，A公司对于其内部销售团队的员工销售海外不动产支付的提成与其委托的代理公司销售海外不动产所支付的佣金，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杨宇作为房产销售业务总监，对此差异应当明确知晓。而杨宇持有A公司海外房产销售代理商之一Z公司50%的股份，这明显属于可能触及A公司利益之事项，故杨宇对此理应尽到忠实告知义务。现杨宇虽称其入职时已将其在Z公司的持股情况告知公司，但杨宇并未就此陈述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而就杨宇于员工个人信息表中填写有Z公司的工作经历，一审法院认为，杨宇填写的该个人信息仅披露了其在Z公司的工作经历，而对于其系持有Z公司50%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母女关系之重要信息，杨宇并未进行披露。且杨宇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介绍Z公司成为A公司的海外房产销售代理商时将其与Z公司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完整的披露。综观本案事实，杨宇在明确知晓对于同等销售出的不动产，A公司向销售代理商支付的佣金远高于向内部销售团队员工支付的提成的情况下，置公司利益于不顾，未向A公司披露可能触及A公司利益的重要信息，该行为显然违背了劳动者忠诚履职的义务，亦有违劳动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综上，崧淳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与杨宇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因此，杨宇主张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要求崧淳公司支付自恢复劳动关系之日起的工资之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杨宇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杨宇与崧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后的工作任务、工作地点就是在A公司从事业务发展总监岗位工作。二审中，杨宇确认：XX是A公司的关联公司；Z公司曾向A公司申请活动经费20万元，包括Z公司在内的代理渠道商活动经费的申请以及申请金额是以代理商促成的业绩量作为申请获批的依据。杨宇并表示：Z公司实际举办了市场推广活动，但难以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二审中，杨宇还表示：汪静怡是杨宇下面的个人代理之一；Z公司所代理的33套房产交易都是来自于个人代理商的推荐，挂靠到Z公司，不属于直销客户；成为A公司的代理商，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登记，A公司不会将佣金支付给没有经过注册登记的渠道代理商；个人代理商将客户挂靠到Z公司后，Z公司并没有从中获取利益，所有的钱都是付给代理商的；杨宇是为了做好业务、得到升迁，才无偿帮助个人代理商挂靠业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崧淳公司解除与杨宇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杨宇作为受崧淳公司委派至A公司工作的人员，其在A公司所从事工作内容，应可视为崧淳公司对其工作内容之安排。对于杨宇在A公司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不当行为，崧淳公司可得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规章制度规定及劳动法律法规做出相应处理，不因不直接对杨宇进行用工管理而丧失对杨宇的用工管理权。依据杨宇与崧淳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10.2.2条，杨宇不得参与导致崧淳公司或崧淳公司业主利益冲突的各类活动，如有相关情形的，崧淳公司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向杨宇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杨宇后还于2019年9月5日签署无利益冲突声明，承诺一旦发现与XX集团存在任何潜在或实际利益冲突，将立即通知直属经理/主管、人力资源部门。杨宇与崧淳公司在劳动合同中所做约定及杨宇所签署的无利益冲突声明应对杨宇具有约束力。现杨宇认可其在职期间有数十套房产交易业务挂靠到由其持有50%股份且由其母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Z公司，Z公司还就所促成的业绩量向A公司申请代理渠道商活动经费20万元。崧淳公司所提供证据并显示杨宇所称的个人代理商汪静怡将从A公司处获得的部分房产交易佣金转账至与杨宇在员工个人信息表上所登记的丈夫同名的黄某账户中。杨宇虽称Z公司所代理的33套房屋都来源于个人代理商的挂靠，即便把直销客户当做代理商成交客户也系受A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的工作指示，符合A公司的要求，但对此：一则，杨宇作为销售团队负责人，对于所在团队的客户渠道来源确有一定的掌控权，崧淳公司对于杨宇所称的系争33套房屋都来源于个人代理商挂靠本即持有异议，在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系争33套房屋均为个人代理商主动自愿挂靠至Z公司；二则，对于杨宇所称的郭某在微信中之工作指示，即便相关证据真实，当时微信中提及的所允许之挂靠亦存在客户要折扣或钱转不出去等条件限制，杨宇也确认郭某所提到的可以挂靠的XX是A公司的关联公司；三则，杨宇虽称Z公司系无偿帮助个人代理商挂靠房产交易业务，并未从中获取利益，但在案证据难以证明杨宇该主张。故而，崧淳公司主张杨宇持有50%股份的Z公司与A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的行为构成利益冲突，确有依据。杨宇之行为确也有违劳动者之基本职业操守。在此情况下，崧淳公司因杨宇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政策及劳动合同约定，而解除杨宇的劳动合同，难谓违法解除。综上所述，杨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未适用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相关规定，虽有不妥，但裁判结果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少君审判员  韩东红审判员  徐 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过失性辞退）】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