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4907号 原告王某2，男，汉族，1948年12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王某3，女，汉族，1956年6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以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曹晓红、韩露，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4，男，汉族，1953年3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吴某，女，汉族，1954年11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王某5，女，汉族，1980年11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洪波，男，汉族，1979年8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洪某，男，汉族，2010年2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王某1，男，汉族，2015年4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洪某、王某1法定代理人王某5、洪波，身份同上，系洪某、王某1父母。 以上六被告委托代理人吴文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2、王某3诉被告王某4、吴某、王某5、洪波、洪某、王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涛独任审判，于2019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2、王某3及委托代理人曹晓红、韩露，被告王某4、吴某、洪波及被告王某4、吴某、王某5、洪波、洪某、王某1的委托代理人吴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2、王某3诉称：原告王某2、王某3和被告王某4是被继承人石杏英的子女，石杏英与王祖庆系夫妻关系，王祖庆先于石杏英去世，无遗产，石杏英于2011年去世，生前户口落在被告王某**。杭州市彭埠镇章家坝村遇政策拆迁，2005年12月15日，王某4户作为被拆迁人与杭州市江干区农居建设管理中心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按照5人（其中独生子女一人）进行安置，实际在册人口4人（被告王某4、吴某、王某5、石杏英），至2019年1月25日，被告王某4户房屋回迁安置完毕。期间，被告王某4户增加被告洪波、洪某、王某1。2018年12月25日，被告吴某实行货币化安置，已实际领取2329380.9元安置费，其余人口按照55平方米／人的标准实行房屋安置。2019年1月25日，被告王某4户的回迁安置房已全部交付完毕（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二原告曾多次与被告王某4商议妥善处理母亲石杏英的55平方米份额，均未果，现二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请求对石杏英名下的55平方米房屋安置份额和拆迁补偿费用进行法定继承。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二原告、被告王某4对被继承人石杏英名下55平方米房屋份额（价值1650000元）各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并依法予以分割；2．请求依法继承母亲石杏英名下的搬迁过渡费163912.5元，即二原告与被告王某4各分得54637.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 被告王某4、吴某、王某5、洪波、洪某、王某1辩称： 一、涉案的财产并不属于遗产。 《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对于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宅基地并不能作为遗产，能够作为遗产的，仅仅是宅基地上附着的房屋及附属物。而对于农村房屋的拆迁，仅对房屋本身进行补偿，对宅基地不进行补偿。 2005年江干区农居建设管理中心与王某4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明确了“屋补偿”、“房屋安置”、“搬家、过渡费”、“房屋重置价”、“奖励政策”等，其中并不包括宅基地的补偿，也就是拆迁是对房屋被拆的一种补偿，而非对宅基地的补偿。被告代理律师到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进行调查取证时，该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当时拆迁涉及的房屋，是王某4、吴某夫妇于2000年8月份全额出资建造，房屋的产权属于王某4、吴某夫妇，此时石杏英已经70岁了，没有任何个人收入。房屋建造时，石杏英老人作为一位年纪大，长期患病需要就医，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老人，其对于房屋的建造根本无法做出任何贡献，因此被拆迁房屋并不能认定石杏英老人具有份额。这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也符合农村群众的一般朴素认识。协议书中约定的55平方／人（小高层安置政策）仅仅是一种计算方式，并非向某个人赋予产权。王某4、吴某夫妇建造并拥有产权的房屋达302.25平方，如果按照原告主张的方式计算，其安置人口为5人，那么拆迁之后王某4、吴某不仅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安置补偿，还因此损失了近200平方的房子产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实际上，目前的拆迁政策，既有按照户内人数进行补偿，也有按照房屋实际面积进行相应补偿，但基本原则都是不损害被拆迁人的权益。按照原告的主张，还会出现另一个违反一般逻辑的情况，那就是对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补偿的奖励面积，将会出现无主的情况，而当时刚刚与被告王某5结婚的被告洪波、还未出生的被告洪某，都已经确定了55个平方的不动产权，这显然违反基本的法律逻辑。因此，无论从法理来解释，还是普通人的一般理解，所谓的55平方／人的安置面积，仅仅是一种计算方式，而不是一种确权。 拆迁工作的负责部门与当时的户主王某4签订补偿协议，符合农村生活的特点，是对该房屋的权利人的一种确认，即根据农村地区的习惯，认可房屋的权利人为王某4。如果说如原告所主张被继承人石杏英享有回迁的55平方回迁房的权利，首先应该确认被继承人对原房屋享有产权，但实际情况是原来的拆迁工作的档案中，没有任何被继承人的签字或者委托被告王某4签字的手续，也就是说政府工作部门仅与王某4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如果按照原告的主张，那这将导致现在的绝大部分拆迁协议无效，拆迁工作秩序大乱。更何况，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规定，被告为这55平方／人的安置面积，支付了相应的2900元／平方的对价，总计195000元，与当时回迁房的市场价格大致相当。 二、诉讼时效已过。2005年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确定了王某4户按照每人55平方进行安置，石杏英老人当时在世，如果按照原告主张，此时财产性利益已经确认，并且毫无异议的分配给王某4户，即使能够确权出证，也将按照协议书中签订的相对方，产权人会记载为王某4，而且2008年11月份已经分配了一部分安置住房。2011年老人去逝后，此时，二原告明知所谓的按照每人55平方分配的安置住房，已经分配给王某4户，王某4户既可以选择安置住房，也可以选择经济补偿，即使按照两位原告的主张，认为被告侵害了他们的法定继承权，根据《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二原告应当在两年内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原告却迟迟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加之周围的邻居、亲朋因为王某4一人独自赡养母亲二十余年，当然认定王某4应继承石杏英的全部遗产并且已经实际取得，目前，王某4户早已形成了稳定的财产状态，二原告主张的法定继承权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早已经过，不应再受到法律保护。 再者，农村地区的普遍认识是房屋的建造者即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如果不是因为房屋拆迁，谁也不会想到，可能也不会出现王某4家的房屋成为了法定继承纠纷的争议标的。也正因为此，王某4履行赡养母亲义务的凭证、房屋建造的证据等等，都没有保留，也无法进行举证。如果认定本诉的时效未经过，将导致被告承担过重的举证义务。 如果法院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鉴于目前被告已经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被告王某4、吴某履行了对被继承人石杏英的主要赡养义务，并且主张的事实符合基本逻辑，被告请求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要求两位原告提供其履行了赡养义务、被继承人在2000年建造被拆迁房时的贡献以及对于55平方安置房支付了相应对价的证据。 三、二位原告未尽赡养义务，不应分得财产。根据兄弟两人的约定，王某2负责赡养父亲王祖庆，继承父亲的全部遗产，王祖庆去逝时，全部的七千二百余元（20世纪90年代初）全部由王某2拿去，此事尽人皆知；根据本地农村的传统，嫁出去的女儿一般不负责赡养父母，不继承遗产，王某3不负责赡养父母，王某4负责赡养母亲石杏英，而其独立赡养母亲有二十余年。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1615元（杭州市统计公报），王某4独自赡养母亲石杏英二十一年，按照目前的人均生活成本来计算，总共花去873915元，加上丧葬费十余万元，王某4独自赡养母亲的成本至少在一百万元以上。而两位原告不仅从未承担任何赡养义务，而且石杏英患有严重的哮喘，生前所有的医疗费、去逝时的丧葬费，均由王某4一人负担，即使是石杏英老人去逝，王某2、王某3的亲戚送来的礼金，也均由二原告拿走；2005年拆迁安置期间，因在外租住的过渡房屋仅六十平方不到，而且当时被继承人石杏英2005年底盆骨骨折，卧床大半年，王某4希望能将母亲先安置在王某3家，竟被王某3拒绝，被继承人石杏英由王某4、吴某夫妇两人照顾至痊愈。二原告有赡养石杏英的能力和条件，却不尽任何扶养义务，甚至被继承人患病期间，仍然不予探视，按照《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结合本案的情节，分配遗产时，不应当分得任何遗产。 四、原告主张分割的搬迁过渡费，是对石杏英生活的一种补助，而目前搬迁过渡费的标准，远远无法满足正常生活，加之被告为石杏英支付的丧葬费、医疗费等，远远超出了搬迁过渡费的补偿。因此，搬迁过渡费不应再进行分配。 五、原告诉讼请求1所列的财产价值165万，是其个人的主观估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和来源，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此外，而目前所有的安置房均未明确产权，也无法办理产权证，因此，该诉讼请求不是一项明确的诉讼请求，违反《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近年来，随着大量拆迁工作的出现，个别人受到巨大的拆迁利益驱使，利用他人法律观念淡薄以及遗产继承类案件举证存证困难的特点，利欲熏心、见利忘义，钻法律的空子来实现自己不正当的目的，极易导致农村地区的遗产继承秩序混乱，并可能因此诱发大量的法定继承案件，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结合涉案拆迁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为被告王某4、吴某，诉讼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被告王某4一家人履行了对被继承人全部的赡养义务，以及两位原告有能力赡养却不履行赡养母亲义务的情况，原告主张的财产并非一项明确的诉讼请求，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石杏英与丈夫王祖庆婚后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子王某2、次子王某4、长女王某3。王某4与吴某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女王某5。王某5与洪波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长子洪某、次子王某1。1996年，王祖庆故世；2011年8月，石杏英故世。 2005年12月14日，王某4户（乙方）与杭州市江干区农居建设管理中心、杭州市江干区用地事务所（甲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支持“城中村”改造工程，同意拆除房屋建筑面积302.25平方米，甲方对乙方房屋含装潢和地面附着物进行丈量、评估，补偿乙方565213.98元；乙方房屋拆迁后，由甲方筹资建造，具体由彭埠镇人民政府和各社区一同实施安置，房屋安置协议另行签订；搬家费700＊2＝1400元，房屋拆迁后乙方自行过渡，过渡期为24个月（2005年12月14日-2007年12月13日），乙方在册人口4人＊350元＊24个月，计33600元；房屋重置价789.25元＊79平方米，计62350.75元；乙方在2005年12月18日前搬迁完毕并交房，甲方奖励乙方4000元＊4人，计16000元；营业执照一本，一次性补偿2000元；以上费用合计680564.73元，根据章家坝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四条之规定，需安置乙方5人＊70000元，计350000元，待乙方入住多层公寓时，由甲方统一结算。 2005年12月15日，王某4户（乙方）与杭州市江干区农居建设管理中心（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常住在册人口数4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根据有关规定，可按建安价购买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可按成本价购买建筑面积50平方米，共计购买建筑面积250平方米；农居公寓的购买价格，按有关规定分为建安价购买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和成本价购买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原农居合法批准面积可增加安置面积指标按综合价购买；多层住宅建安价670元／平方米，成本价130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2500元／平方米；小高层建安价1070元／平方米，成本价170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2900元／平方米；高层住宅建安价1250元／平方米，成本价188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3080元／平方米；房屋拆迁采用自行过渡，过渡期为两年（时间以拆迁协议签订日起）过渡费为每人每月350元，协议签订后一次性支付，如超过过渡期，过渡费每月增加175元，在安置时统一结算。 2008年11月22日，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与王某4户（乙方）签订《章家坝社区第一期第三批次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给予乙方的安置房位于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建筑面积185平方米。 2008年12月25日，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与王某4户（乙方）签订《货币化指标回购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乙方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对乙方家庭安置人口1人实行货币化安置，被安置人口为吴某；补偿金额合计2329380.9元。后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予以支付。 根据《章家坝区块回迁安置选房确认书》载明，王某4户总安置面积为372.61平方米，被安置房屋分别为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建筑面积185平方米）、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建筑面积56.86平方米）、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建筑面积130.75平方米），房款共计623320.16元、房屋维修基金24219.65元。其中多层住宅建安价670元／平方米，成本价164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2900元／平方米；小高层建安价910元／平方米，成本价2009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3288元／平方米；高层住宅建安价910元／平方米，成本价2182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3472元／平方米。上述房屋均由王某4户占有使用。 2019年9月27日，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本社区居民王某2、王某4及彭埠社区居民王某3系兄妹关系，父亲为王祖庆，母亲为石杏英，王某3于1981年出嫁并将户口从本地迁出。王祖庆生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石杏英生前为家庭主妇，生前基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1990年前后，王某2、王某4两兄弟经商议决定分别赡养父母亲，父亲王祖庆与长子王某2共同生活，由王某2单独赡养送终，1990年王祖庆亡故后由王某2单独继承其全部遗产；母亲石杏英生前与幼子王某4共同生活，由王某4赡养送终，2011年亡故后，由王某4负责料理全部丧事”。 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过渡费证明》显示，自2007年至2018年12月期间，共发放石杏英过渡费合计163912.5元，其中2011年-2015年8月期间为1200元/月，2015年9月-2018年6月期间为1650元/月,2018年7月-12月期间为2450元/月。 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王某2、王某3的申请，本院委托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9月26日，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确定上述三套房屋在完成过户且达到上市交易条件下市场价值为1181万元，其中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为556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为205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为420万元；在无法办理产权证前提下市场价值为781万元，其中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为370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为136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为275万元。王某2、王某3为此次评估支付评估费24370元。 另查明。根据《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章家坝村三组，家庭人口为王某4、吴某、王某5、石杏英。 上述事实，有王某2、王某3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王祖庆）、注销户口证明、户口簿信息（1996年）、《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章家坝社区第一期第三批次安置协议书》、回购款支付凭证、入住联系单、《安置选房确认书》、《房款结算表》、《基金结算表》、银行业务凭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过渡费证明》、《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被告王某4、吴某、王某5、洪波、洪某、王某1提交的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及本案庭审记录证实。 本院认为，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章家坝村三组是由王某4、吴某、王某5、石杏英共同批建，为家庭共有财产，现该房屋因拆迁产生的拆迁补偿利益，亦为家庭共有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石杏英于2011年8月去世，去世时其对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享有的权益，即55平方米安置面积和过渡费余额128400元（2011年9月-2018年12月期间），应为石杏英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石杏英生前未立遗嘱，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故王某2、王某3、王某4作为石杏英的子女，对该遗产依法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利。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某4等人认为本案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本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继承人石杏英死亡后，其遗产并未进行分割，王某2、王某3的主张系对遗产进行分割，并非其继承权受到侵犯，故并不适用该条诉讼时效的规定，王某4等人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遗产分割，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结合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及王某4陈述，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与王某4一家共同生活，对被继承人石杏英进行生活上的料理、情感上的交流，对王某4赡养老人的行为应予以鼓励，故关于王某4对被继承人石杏英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的意见，理由充分，予以采信。分配案涉遗产时，王某2、王某3应予以少分、王某4应予以多分。据此，该院确认案涉石杏英遗产分别由王某4、王某2、王某3继承80%、10%、10%。 对于安置面积的分配问题，本院从有利于生产、生活及分割遗产的角度出发，确定由王某4取得拆迁安置面积的所有权，并给予王某2、王某3相应的补偿更为适宜。结合案涉房屋的评估价值，扣除石杏英安置面积房款及房屋维修基金，王某4应向王某2、王某3各补偿167752.96元。 对于过渡费余额128400元（2011年9月-2018年12月期间），结合上文，本院确定王某4应向王某2、王某3各补偿12840元。 就本案鉴定费用，系双方解决纠纷的必要费用，由王某2、王某3垫付，本院确定王某2、王某3应承担鉴定费为17107元，王某4承担鉴定费7263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因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章家坝村三组房屋拆迁，被继承人石杏英可享有房屋拆迁安置面积共计55平方米，由王某4继承，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王某2人民币167752.96元、补偿王某3人民币167752.96元； 二、因领取继承人石杏英享有的过渡费，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王某2人民币12840元、补偿王某3人民币12840元； 三、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2、王某3鉴定费人民币726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王某2、王某3其他的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842元，由王某2、王某3负担人民币5500元，王某4、吴某、王某5、洪波、洪某、王某1负担人民币2342元，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 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沈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