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9409号原告：尹春莉，女，1974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监利县，现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昆元，系原告丈夫。被告：广州市深港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道茅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B6T2X0L。法定代表人：谢健淮。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伶灵、李子超，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住，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科汇二街**102-402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890455911C。负责人：李旭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员工。原告尹春莉诉被告广州市深港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港公司”）、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春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昆元，被告深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伶灵、李子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尹春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两被告向原告共同承担营运车停运损失24196元；二、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11月份在被告深港公司处全款购买传祺牌纯电动轿车用于网约车经营业务，除购车款外原告还按照被告深港公司的要求支付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用一万余元，由被告深港公司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处购买机动车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原告在2020年4月26日晚上，驾驶车辆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受损及车上人员受伤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把车拖到被告深港公司处修理，被告接收原告事故车后承诺车辆在15天可以修复交车。时间过去许多天，原告车辆维修不见进展，询问原因，被告深港公司称店里没有配件，需要更换的配件因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更换，只愿意修复已经损坏的配件，所以要浪费很多时间。原告为此多次致电给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不但没有尽快更换已经损坏的配件，而是把已经坏了的重要部件拆至其它地方做修复处理，当修理回来的配件在再装车的过程中反而致使车辆扩大损坏范围。因此在原定于5月11日提车推迟到6月11日，因此二被告需要共同承担原告30天的停运损失。根据原告事故前28天网约车运营收入共22583元，即为806.54元/天，故806.54×30=24196.2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深港公司答辩称：原告将事故车辆送往我司后,因原告的车辆受损严重,属于大修,所以维修耗时较长,符合一般惯例,且我司从未承诺原告维修的时限,原告所主张的15天修复交车的期限无任何事实依据。在修理过程中,因平安保险公司要求将高压配电盒交至第三方外修部门维修,而原告要求该配件直接更换、不同意维修该配件,双方对该配件的维修方式存在异议,导致维修时间受影响,后我司积极与平安保险公司、原告进行沟通协商,使得维修顺利完成。维修过程中我司并不存在任何违约和侵权情形,亦不存在任何过错,故原告要求我司支付其营运车停运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维修过程具体情况如下:原告于2020年4月26日晚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当日将车辆拖至我司维修。4月27日我司通知平安保险公司来店定损,4月28日平安保险公司到店通知我方拆检,4月29日平安保险公司正式通知我方订货维修,但因马上迎来5月1日假期,订货厂家不接受订单,故我司于5月5日重新发起的订货订单,并开始维修。维修项目中有一个高压配电盒,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直接更换,而要将该高压配电盒送至平安保险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外修部门进行修复,外修部门于2020年4月30日取走了这个备件去修复,并于2020年5月13日完成修复给到我司,因车辆前机仓还在修复焊接还没装机头,所以无法试车,2020年5月26日试车时,发现车打不着火。5月27日经检查发现同题原因是平安保险公司外修的高压配电盒没修复,导致短路烧坏了车上的一条高压线和动力电池里面的一个转换器(期间又因为动力电池内部转换器损坏需找电池厂商修,故维修时间延长),当时我方已经第一时间和外修方及平安保险公司沟通,表明该配件需要更换,修复的不能使用,但是外修部门还是坚持要拿回去重修,直到5月30日第二次修理后交至我司,我司并未再次装车试车,因为第一次试已经损坏了车上的其他配件,加上原告要求更换新件、不接受修复后的配件,所以我方又再一次和平安保险公司及外修部门协商,最终在2020年6月8日,平安保险公司同意更换高压配电盒,我方随后积极进行车辆的维修,并于6月11日修理完成并交车给客户。(二)根据原告所提交的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对该交通事故负全责，我司并非侵权人,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侵权人和责任主体,原告要求我司支付其营运车停运失的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三)综上所诉,原告将车辆送至我司处修理后,我司已积极履行维修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和侵权行为,亦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的诉论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答辩称：我方确认涉案车辆在我方购买了交强险及保额为140000元的车损险（含不计免陪），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告驾车发生单方事故，我方已在2020年6月22日将本次事故造成的车辆直接损失78000元赔付到原告车辆所在维修厂，即本案的被告深港公司，我方已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六条的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本案诉讼程序不合法，原告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起诉，而保险合同纠纷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同一诉讼中处理。原告诉请的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根据机动车商业综合保险条款约定，该损失不属于保险人赔偿的项目，我方不应负赔偿责任，我方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诉讼费不应由我方承担。约定的具体内容是“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第六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粤ADJX**在2020年4月27日凌晨发生保险事故,我司委派的勘查人员在2020年4月27日凌晨抵达现场,对受损车辆进行查勘拍照,并按照原告的意愿协助将受损车辆拖到深港公司进行维修；二、2020年4月27日14时20分，我司的工作人员张成状到深港公司对受损车辆进行初步拆检并拍照,原告车辆前部撞击严重，前防火墙也撞穿,且为新款车型,部分配件稀缺,原告及深港公司都知悉车辆维修时间较长。三、由于车辆受损严重,由我司的大案定损员吕志荣进行定损,其中,损失项目中有一个电控元件DC/DC总成(即深港公司书面答辩状中提到的高压配电盒)安装在机舱内部,车辆撞击后,导致DC/DC总成受损,但受损轻微,仅插头位置受损,未达更换标准,故我司与原告及深港公司协商送往第三方专业维修单位外修处理(外修公司全名:广州前晖汽车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外修单位修完之后将配件送往深港公司,但深港公司工作人员在安装配件时不慎掉落一颗小螺丝在插头内部,导致后续插头插上后,通电试车,DC/DC总成损坏,配件损坏后，外修单位到深港公司与深港公司工作人员对质,最终协商将该配件送往第三方鉴定单位鉴定,以核实配件是外修公司修复成功,还是深港公司过错导致该配件损坏。后因原告多次致电我司催促定损理赔,我司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事故车辆为营运车,维修时效要求较高,若要托第三方鉴定损坏的配件,耽误时间较长,马上上报领导申请将受损的配件给予更换处理，并将车损赔款支付至深港公司账号,以保障原告的提车时间。四、综上所述,我司已根据保单约定,对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尽量修复,我司在对车辆的定损维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法院依法审理,以维护我司合法权益。此外，保单特别约定内容: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险人可采取实物或修复方式进行保险赔付。无其它特别约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从业人员，2019年9月23日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粤AD**号小型汽车的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车，车辆行驶证发证日期2019年12月3日。2020年3月26至4月26日期间，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合计22593.95元。2020年4月27日零时,原告驾驶其所有的粤ADJX**号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该车辆受损，随后事故车辆被送至被告深港公司处维修。2020年4月27日至30日，被告深港公司的维修员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对事故车辆进行检查、拍照和定损，其中一个维修项目为高压配电盒，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认为该部件未达到更换标准，故将该部件送至案外人广州前晖汽车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晖公司”）处维修。2020年5月5日，被告深港公司发起订货订单，并开始对车辆进行维修。2020年5月26日第一次修复工作完成后，被告深港公司在试车时发现车辆未能成功启动，次日前晖公司对高压配电盒进行第二次维修。2020年5月29日，高压配电盒第二次维修完毕，事故车辆的其他项目亦已维修完毕，但在5月30日试车发现车辆依然未能启动，前晖公司安排人员对高压配电盒进行第三次维修。2020年6月8日，经协商，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同意更换高压配电盒，2020年6月11日，车辆维修完毕并交付原告。2020年6月22日，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向被告深港公司转账支付维修费78000元。另查明，原告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140000元，含不计免赔）等商业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应当尽量修复……”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载有“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均因投保人的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保单上落款处有原告作为投保人的签字。《广东机动车辆保险投保提示书》载有内容“三、详细了解保单内容，重点关注投保险种、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缴费金额等。若您对条款内容有疑问，可以要求保险销售人员进行解释。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投保提示书，对上述内容没有异议。”提示书落款处有原告作为投保人的签字。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经本院释明，被告深港公司和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均同意以合同纠纷为本案案由。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事故认定书、驾驶证、网约车资格证、行驶证、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事故现场勘探照片、定损照片、投保单、广东机动车辆保险投保提示书、赔款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将其所有的粤ADJ86**号小型汽车送至被告深港公司处进行修理，双方之间形成事实的修理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修理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深港公司作为承揽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或定作人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成果，被告深港公司将车辆高压配电盒的维修工作交由第三人前晖公司完成，其应当就前晖公司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原告负责。然而在本案中，高压配电盒经两次维修仍未达质量要求，并造成事故车辆二次损坏，因需二次修理造成车辆的迟延交付，被告深港公司作为承揽人应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粤ADJ86**号车为营运车辆，违约损失范围应包括车辆停运损失。事故车辆在2020年5月26日第一次维修完成，本院酌定2020年5月28日为合理的交车日期，故停运损失的计算期间为2020年5月28日至2020年6月10日，合计14天。原告事发前一个月的网约车营运收入为22593.95元，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营运过程中的必要成本支出，如人力成本、车辆折旧、保险费、充电费、路桥费、保养费、停车费等，鉴于原告的停运损失客观存在,其享有的权利亦应依法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保护，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参考同类型案件生效判决对网约车停运损失的处理，考虑到原告停运时间为疫情期间，乘坐网约车的人数较平时多等情况，本院酌定该车辆营运利润为12000元/月，原告的停运损失为5600元（12000元/月÷30天×14天）。如被告深港公司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在深港公司向原告履行完毕赔偿责任后，可另行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以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更换配件导致维修时间过长、未修复配件导致车辆损坏范围扩大为由请求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其停运损失。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之间成立修理合同关系，故原告主张基于修理合同关系获得赔偿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即使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并非事故的侵权人或侵权人所驾驶车辆的保险人，不属于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所规定的责任主体。原告要求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保险合同关系，而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付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而停运损失为间接财产损失，不属于交强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付范围，保险合同约定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应当尽量修复，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应优先维修高压配电盒，在修复未果的情况下经协商后决定更换配件，亦无明显不当或违反合同约定，相反，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已同意更换配电箱并支付全部的维修费用，已履行了保险赔偿义务，故原告提出的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其停运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无法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深港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尹春莉停运损失5600元；二、驳回原告尹春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2元，由原告尹春莉承担155元，被告广州市深港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挺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玉婷书记员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