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1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忠，男，1972年2月2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岛镇沙包村。法定代表人：唐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大川，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杨忠因与被上诉人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獐子岛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9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杨忠上诉请求：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933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或由高院直接审理。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于2019年12月3日起诉被上诉人于大连市中级人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做出（2019）辽02民初19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对此不服，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系故意司法不作为。上诉人认为，在2001年全国人大提出证券投资者立案难的问题后，最高院和证监会以及有关部门经过18年的努力，依据从实际出发的立法精神，根据科学髙效地法律原则，终于确定了调整对策为，普通投资者可以到上市公司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立案后，由中院汇集引导到调解组织解决纠纷。也就是说2018年最高院和证监会的联合通知事实上已经改变了2002年最高院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先行政后民事的对策。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是涉及利益非常巨大的案件，涉及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以何种标准鼓励和限制的疑难问题，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要解决这类案件的审理问题，法院必须要依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法精神，必须要体现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判断是非的法律原则来做出具体的调整对策。如果人民法院考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法精神，考虑体现人民意志的立法精神，在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判断针对上市公司证券民事赔偿利益博弈的真相后，人民法院应当意识到必须给处于上层阶层的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和利益代言人强大的法律压力，让他们意识到只有踏踏实实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服务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人民法院应当认可普通投资者参与到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中来的权利，在调解不成后，法院不应裁定驳回起诉，而是应该开庭审理，在审理中发现上市公司确实有虚假陈述的行为，足以认定的，应该当庭认定。而不是非要等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生效。并且，人民法院只要不驳回起诉，就可以给其他的普通的投资者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受害的投资者也就会有更大的信心起诉到人民法院来，从而方便汇集投资者启动示范判决机制，从而引发证券民事赔偿集体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给上市公司以威慑力，促使其放弃讲故事圈钱，利用自身优势损害他人利益快速聚敛财富的做法，回到为人民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正路上来。而假如人民法院一味予以驳回，则其他的投资者就不会有信心起诉到法院来，示范判决机制也就难以启动，证券民事赔偿集体诉讼也就始终难以启动，人民法院等于是利用程序法的规定维护了上市公司的利益，变相的告诉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利益代言人，法院是站在维护这一小撮变质了的资本玩家一方的，这一小撮变质了的资本玩家讲故事圈钱，利用自身优势损害他人利益快速聚敛财富，是变相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认可的。法院如果不愿意考虑人民的意志，也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的失望，社会的凝聚力下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人说，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写了一部经济学巨著《国富论》，在其中他提到了经济人假设：所有人都是经济人，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仿佛在穿越时空帮助当今时代众多追逐私利的利己主义者提供了价值观佐证。但是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前还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他指出：一个人可以追求私利，但是绝对的约束条件是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果一个人靠损害他人利益去谋取私利呢？亚当斯密说：靠法律。如果法律不作为呢？亚当斯密摊摊手说：一点辙没有。参考巴曙松《如何看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支持上诉请求。獐子岛公司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具体意见如下：《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未提交相应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尽管2015年立案登记制改革推行后，人民法院秉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工作要求，对原告的起诉实行登记立案，但对于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却未提交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仍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和《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在一审法院审理的“沈峰与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一审法院明确认定，“原告并未就其主张的被告时空客集团虚构媒体资产等固定资产造假之事实，提供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时，对于原告未提交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的案件，也会在立案后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具体案例包括但不限于：（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龙静文诉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6）苏民终1364号］；（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曾令奇与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6）浙民终366号］；（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龙静文诉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6）京民辖终116号］；（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戴国平诉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明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7)沪民终390号]；（5）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斌诉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众华会计师事务所、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8）苏01民初1713号]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在“熊莉、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337号]的再审裁定书中亦明确指出，“当事人在提起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诉讼时，应当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证明证券虚假陈述事实的存在，此为当事人提起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诉讼并为人民法院受理的前提条件……该司法解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目前仍然有效，在其未被废止或修订之前，原审法院继续适用并无错误……熊莉并未提交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加以证实，其对威华公司、赣州稀土集团、招商证券、西南证券的起诉不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法定受理条件。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熊莉对威华公司、赣州稀土集团、招商证券、西南证券的起诉，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案中，对獐子岛公司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依法应提供有权机关关于獐子岛公司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文书。然而，在杨忠起诉之时，有关行政机关并未对獐子岛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也并未对獐子岛公司作出刑事裁判文书。因此，杨忠对獐子岛公司的起诉并无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作为起诉依据，杨忠的起诉不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等相关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忠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杨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獐子岛公司赔偿杨忠各项经济损失合计741,809.14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558,934.13元，佣金损失535.94元，印花税损失612.19元，其他规费损失0元、利息损失6,694元，以上合计566,776.26元；另外律师基础费用损失9,600元，律师工作费用损失5,000元，律师风险费政府指导价损失32,005.26）；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獐子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据此，当事人在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时，应当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证明证券虚假陈述事实的存在，此为当事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并为人民法院受理的前提条件。而本案中，杨忠起诉时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涉及獐子岛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根据杨忠所举证据显示，2019年7月11日獐子岛公司发布的是《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该“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并非正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其对獐子岛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法定受理条件。根据立案登记制改革规定，人民法院秉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工作要求，实行登记立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亦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杨忠的起诉应予驳回。如证监会针对杨忠诉称的虚假陈述行为对獐子岛公司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对此作出刑事裁判文书，杨忠可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忠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218元（杨忠已预交），退还杨忠。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6月23日，獐子岛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9号。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杨忠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本案系杨忠以獐子岛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其权益受损为由提起的民事赔偿之诉，对于杨忠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应当按照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由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受理条件及提起诉讼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明材料，《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条第一款，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投资人以其受到虚假陈述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虚假陈述行为人赔偿其损失的，应当提交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此为当事人提起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诉讼并为人民法院受理的前提条件。尽管证券市场等相关情况已发生一定变化，但《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目前仍然有效，在其未被废止或修订之前，一审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并作出一审裁定并无错误。因本案审理过程中，獐子岛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9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獐子岛公司等当事人作出了处罚决定。杨忠提起本案诉讼，具备《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已经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杨忠上诉请求成立，二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93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薛 宁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孟识睿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