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54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刘能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见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世文，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法定代表人：杨竹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慧，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园园，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法定代表人：伍斌，总经理。上诉人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华公司)与被上诉人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核公司)、一审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璃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初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际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见刚、冯世文，被上诉人国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慧、程园园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璃澳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际华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而非保理合同纠纷。国核公司发放给璃澳公司的所谓保理预付款项实质为质押借款；《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之所以没有写日期，就是借此虚构保理合同关系及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因此本案各方当事人形成的不是保理合同关系而是借款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所涉应收账款客观上并不存在。根据际华公司与璃澳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璃澳公司作为卖方，其并无标的货物存放于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长江港务公司)，对此际华公司请求法院前往张家港长江港务公司调查取证以查明案件事实。其次，际华公司通过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已向璃澳公司支付了《购销合同》货款。第三，国核公司向际华公司出具的《企业询征函》显示国核公司与际华公司的往来账款余额7,095万元，国核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催收通知书》记载的应收账款总计6,250万元，并不存在本案应收账款转让金额为9,375万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应收账款转让金额为9,375万元存在根本性错误。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国核公司在案件立案后，于2018年10月17日重新提交起诉状和证据材料，严重超过期限；一审法院未答复际华公司提出的法院调取证据、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及准予国核公司撤回对东台泰德公司的起诉的决定均不符合诉讼程序规定。国核公司答辩称：一、国核公司与璃澳公司、际华公司之间存在保理法律关系。首先，国核公司与璃澳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依法成立。其次，国核公司对际华公司与璃澳公司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核实，已尽审慎审核之义务。国核公司核查际华公司与璃澳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璃澳公司向张家港长江港务公司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际华公司出具的《收货凭证》以及璃澳公司开具以际华公司为购买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国核公司取得了际华公司签字盖章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际华公司作出对本案应收账款转让完全理解、接受和同意，并对此不进行任何抗辩、抵销、反请求的承诺；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转让业务登记。因此，本案各方当事人建立的是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法律关系。二、际华公司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不构成其向璃澳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该商业承兑汇票是璃澳公司承诺回购应收账款所提供的质押担保，并非际华公司支付璃澳公司的货款对价。三、一审法院诉讼程序合法。国核公司基于保理合同法律关系起诉际华公司、璃澳公司，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于法有据；国核公司撤回对东台公司的起诉、变更诉讼请求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符合法律规定；审理时间较长是际华公司、璃澳公司故意失联、庭审结束后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所致，因此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璃澳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国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际华公司支付应收账款9,375万元和逾期利息5,185,145.55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年从应收账款逾期之日，分别为2017年8月6日、2017年8月15日、2017年9月5日起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0月17日)；2.判决璃澳公司给付国核公司保理回购款本金7,095万元、保理额度使用费8,406,486.11元(按照年利率10%支付额度使用费，分别从2017年8月6日、2017年8月15日、2017年9月5日起算，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0月17日)与滞纳金15,131,675元(起算日期分别为2017年8月6日、2017年8月15日、2017年9月5日，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0月17日)。上述两项诉请，际华公司、璃澳公司任一方履行上述给付义务的，另一方给付义务免除；3.判决璃澳公司支付违约金375万元；4.请求判决际华公司、璃澳公司承担律师费4,911,908.06元；5.请求判决际华公司、璃澳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国核公司撤回第4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一)2016年7月7日，璃澳公司作为卖方，国核公司作为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合同编号：国核商保〔2016〕042｝，约定：2.1保理融资额度为1.5亿元。2.2有效期为2016年5月27日至2017年5月26日止。4.5保理商同意接受卖方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时，在卖方盖章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上加盖保理商印章后发送给买方。《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经保理商盖章后生效，该确认书生效之日该等应收账款转让生效，该等应收账款即作为受核准应收账款。7.1卖方按下述方式计算和向保理商支付额度使用费：7.1.1以保理商发放给卖方的保理预付款为本金，自保理预付款支付日起，计算至保理商实际收回受核准应收账款并冲抵保理预付款之日；若保理商按本合同向卖方反转让受核准应收账款时，在保理商收到卖方支付的回购款当日，即停止计收相应的额度使用费。具体计算公式为：额度使用费=保理商向卖方发放的保理预付款*额度使用费费率*保理预付款的实际使用天数。8.5.2未经保理商同意，受核准买方迟延清偿或卖方迟延回购的，保理商继续计收额度使用费，并可依据本合同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和/或依据《基础交易合同》要求受核准买方承担违约责任。9.3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保理商有权将已受让、未受偿的受核准应收账款全部或部分(包括已到期的和尚未到期的)反转让给卖方。卖方确认，保理商未发送或买方未收到《应收账款反转让通知书》的，并不免除卖方履行反转让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卖方仍应在下述任一反转让情形发生之日通知保理商并履行回购款支付义务：9.3.1无论何等原因，在受核准应收账款到期日或宽限届满日(如保理商同意给予宽限期的)，保理商未全额收回保理商已向卖方发放的保理预付款以及其他应收款项的；9.3.2受核准应收账款虽未到期，但卖方和/或受核准买方发生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等情形的；9.3.3发生本合同11.1条约定的违约情形，保理商按照本合同11.2条决定反转让受核准应收账款的。9.4发生本合同9.3条规定的反转让时，卖方应向保理商履行该受核准应收账款的回购款支付义务。卖方应向保理商支付的回购款的计算公式为：回购款=保理商向卖方发放的保理预付款-保理商实际收回的受核准应收账款+卖方应付保理商而未付的款项+该受核准买方应付保理商而未付的款项。9.5卖方按上述第9.4条足额付款之日，该受核准应收账款反转让成立，该应收账款及从属权利等相关所有权利及权益自即日起由保理商转回卖方，在受核准应收账款反转让成立之前，保理商仍享有该受核准应收账款及从属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并有权合并或分别行使对卖方和受核准买方的追索权。11.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构成卖方的违约：11.1.2卖方未按本合同第7条的规定向保理商支付额度使用费、保理手续费/服务费的；11.1.4卖方未按照本合同第9.4条的规定履行应收账款反转让的相关支付义务的。11.2出现上述11.1条的违约情形的，保理商有权利采取下列措施中的一项或几项：(3)减少或取消额度和/或缩短额度有效期；(4)要求违约方以应付未付款项为基数、按照每逾期一天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保理商支付滞纳金；(9)要求违约方赔偿给保理商造成的全部的经济损失和追索债权与附属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二)2017年1月3日，璃澳公司作为供方与际华公司作为需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号MEG-LA-JF-XXXXXXXX)，由际华公司向璃澳公司采购乙二醇16,000吨，单价8,000元/吨，金额共计128,000,000元，2017年4月30日前以实际交货数量为准，可分批交货。交(提)货地点、方式在长江港务公司库区交割。付款方式为电汇或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款到发货，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至供需双方结清全部货款和费用后止。同年1月17日、1月18日、1月20日，璃澳公司向长江港务公司出具《货权转移证明》，分别将各4,000吨的全部货权转移给际华公司，要求该公司按照际华公司有效指令放货。同时际华公司也分别于上述当日出具《收货凭证》表示，收到上述货物，并已进行验收，确认货物在外观、数量、型号、规格等方面完全符合合同约定。际华公司于2017年2月6日、2月14日、3月8日向璃澳公司背书转让6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合计9,375万元。(三)2017年2月9日，国核公司(受让人)与璃澳公司(出让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2份《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期限为1年。转让合同号码为国核商保[2016]042号，转让财产价值均为3,125万元。(四)2017年2月10日、2月22日、3月17日，国核公司分别向璃澳公司汇出保理款2,375万元，合计7,125万元。(五)璃澳公司向国核公司出具3份《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载明：根据2016年7月7日双方签署的编号为“国核商保〔2016〕042号”的《保理合同》，卖方签署并向保理商提交本确认书。基础交易合同为《购销合同》(合同编号MEG-LA-JF-XXXXXXXX)；受核准买方为“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基础交易合同总金额128,000,000元，转让应收账款种类、金额为乙二醇购货款3,125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分别为2017年8月5日、8月14日、9月4日，基础交易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订单发货单据及对应金额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共3,200万元/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共3,201.60万元/XXXXXXXX-XXXXXXXX，共3,198.40万元，保理预付款金额均为2,500万元(即保理预付款比例为80%)，保理融资期限分别为自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5日、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14日、2017年3月至2017年9月4日，额度使用费费率为10%/年；额度使用费由保理商在向卖方支付保理预付款时预先扣除。璃澳公司作为申请人、国核公司作为保理商分别盖章确认。璃澳公司作为质押人(甲方)，国核公司作为质押权人(乙方)签订3份《质押合同》，约定该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双方于2016年7月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编号为国核商保〔2016〕042｝，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根据主合同条款和条件对甲方提供的本金均为2,5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的返还义务。璃澳公司分别以面值为2,500万元、625万元电子商票(权利到期日为2017年8月25日)/625万元、2,500万元电子商票(权利到期日为2017年8月31日)/2,500万元、625万元电子商票(权利到期日为2017年9月22日)作为质押物。若甲方违反合同义务的，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主债权本金5%的违约金。经质权人国核公司提示付款，因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均被拒付。(六)璃澳公司和国核公司向际华公司发出3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载明璃澳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已申请将与际华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签署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MEG-LA-JF-XXXXXXXX)项下的应收账款及从属权利和权益转让给国核公司。应收账款种类为乙二醇购货款各3,125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分别为2017年8月5日、8月14日、9月4日。际华公司针对上述3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均出具相应《回执》，对应收账款的种类、金额和到期日予以确认，并承诺向且仅向《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规定的指定账户支付上述应收账款，并确定不存在且不得对上述应收账款进行任何的抗辩、抵销、反请求；其承认对上述应收账款及债权的从属权利等相关所有权利及利益均已经出售并完全转让至保理商，若其未向指定账户付款或履行义务的，保理商有权直接向其追索。2017年8月23日，国核公司向际华公司发出2份《应收账款催收通知书》，载明：根据其与璃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国核商保(2016)042号的《保理合同》，璃澳公司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MEG-LA-JF-XXXXXXXX)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国核公司，并业已通知际华公司。按合同规定，应收账款已分别于2017年8月5日、8月14日到期，际华公司应于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两份3,125万元汇至国核公司。际华公司均在《应收账款催收通知确认栏》盖章确认。(七)2017年9月7日、9月14日及2018年6月26日，璃澳公司分别向国核公司支付5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以上合计40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国核公司与璃澳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一、关于国核公司向际华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债权9,375万元，《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载明璃澳公司已将《购销合同》项下际华公司应向璃澳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及从属权利和权益完全转让给国核公司，且国核公司已按约支付保理预付款。际华公司确认收到3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在相应《回执》上盖章确认，故应收账款转让行为已对债务人即际华公司生效，际华公司应履行涉案《购销合同》项下的债务。际华公司辩称应收账款是虚假的，《购销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电汇或商业承兑汇票款到发货，际华公司于2017年2月6日、2月14日、3月8日向璃澳公司交付合计9,37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故不存在应收账款的前提。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际华公司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璃澳公司后，璃澳公司又将其质押给国核公司，但经国核公司提示付款，因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均被拒付，故际华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况且，根据上述《回执》，际华公司确认了涉案应收账款对应的基础合同、应收账款的种类、金额、到期日等信息，并确定不存在且不得对应收账款进行任何的抗辩、抵销、反请求。另外，国核公司还于2017年8月23日向际华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催收通知书》，际华公司对应收账款盖章确认。据此，际华公司应向国核公司支付应收账款9,375万元，及分别以3,1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关于国核公司向璃澳公司主张的保理回购款本金7,095万元，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国核公司已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履行了向璃澳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的合同义务。涉案三笔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到期日分别为2017年8月5日、8月14日、9月4日，但三笔应收账款至今仍未清偿完毕，故国核公司有权依据《保理合同》第9.3的约定，要求璃澳公司回购该三笔应收账款，但回购金额应扣除璃澳公司已经支付的405万元，即7,500万元-405万元=7,095万元。璃澳公司辩称，国核公司在向璃澳公司支付保理款时预先扣除额度使用费，仅实际提供保理款7,125万元，扣除璃澳公司已经归还的405万元，璃澳公司还应支付的回购款本金为6,72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保理法律关系实质是一种债权转让，而非借款，现有法律并未禁止保理商预先扣除额度使用费，故对璃澳公司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璃澳公司应支付国核公司保理回购本金7,095万元。关于国核公司对璃澳公司享有的额度使用费和滞纳金，第一，就额度使用费，根据《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额度使用费费率为年利率10%，璃澳公司已经支付截至保理融资期满日的保理额度使用费，但还应支付保理融资期满日至国核公司实际收回该款项的保理额度使用费，即分别以2,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起算，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璃澳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二，就滞纳金，国核公司主张因璃澳公司未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履行应收账款反转让的相关支付义务，构成违约，故应以应付未付款为基数按照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滞纳金。璃澳公司则辩称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采信璃澳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并酌情将滞纳金调整为按照年利率14%计算。因此，璃澳公司应向国核公司支付分别以2,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起算，按照年利率14%计算至璃澳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三、关于国核公司能否同时向际华公司和璃澳公司主张债权，首先，根据《保理合同》对于反转让的约定，反转让的成立条件是璃澳公司足额支付回购款。本案中，璃澳公司仅向国核公司支付回购款405万元，并未足额履行支付回购款的义务，故应收账款反转让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国核公司仍享有该受核准应收账款及从属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并有权合并或分别行使对际华公司和璃澳公司的追索权。其次，关于本案所涉保理业务的性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能，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据此，在国核公司债权未获得清偿的情况下，国核公司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际华公司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璃澳公司进行追索。因此，际华公司负有的应收账款、逾期付款利息等债务，以及璃澳公司负有的保理预付款、额度使用费和滞纳金等债务，系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尽管际华公司、璃澳公司对其各自承担的债务均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但是，任一被告的清偿均导致全体债务人相应范围内的债务归于消灭，国核公司不得重复受偿。四、关于国核公司主张璃澳公司支付违约金375万元，本案中，国核公司为实现其在《保理合同》项下的债权，与璃澳公司签订了3份《质押合同》，璃澳公司以6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为《保理合同》项下的债权设定质押担保，因璃澳公司未足额支付回购款，国核公司申请兑付上述票据，但因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均被拒付。根据《质押合同》约定若璃澳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国核公司有权要求璃澳公司支付主债权本金5%的违约金375万元。璃澳公司则认为国核公司存在重复计算，故不同意支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质押合同》的签订是为担保《保理合同》项下主债权的实现，因璃澳公司未按约支付回购款，一审法院已判决璃澳公司向国核公司继续支付额度使用费及滞纳金，故根据公平原则对国核公司关于璃澳公司支付违约金37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9,375万元；二、被告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分别以3,1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三、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理业务回购款7,095万元；四、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分别以2,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起算，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额度使用费；五、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分别以2,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起算，按照年利率1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六、被告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任何一方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构成相应债务的消灭，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重复受偿；七、驳回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0,225.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4,675.73元，由被告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被告上海璃澳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20,550元。二审审理期间，际华公司向本院提交五份证据。证据一：《企业询征函》，旨在证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4月30日，国核公司与际华公司之间的往来账项余额均为7,095万元，不存在应收账款9,375万元的事实。证据二：《上海际华公司本部印章使用登记表(2017)》，旨在证明2017年度际华公司印章使用记录；该登记表显示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盖章时间是2017年4月20日，早于国核公司向璃澳公司发放保理预付款的时间，因此国核公司、璃澳公司存在虚构保理的情况。证据三：《东台公司与璃澳公司的关联图》旨在证明丰威雅高、东台公司与璃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亲戚关系，三家公司为关联公司。证据四：《陕西煤业化工上海分公司(陕西煤业上海公司)客户交易明细》，旨在证明璃澳公司并无本案所涉《购销合同》的标的货物乙二醇存放于连云港长江港务公司。证据五：际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旨在证明一审法院未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未准许证人出庭作证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明。国核公司质证认为：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该证据表明际华公司认可其与国核公司存在7,095万元往来账项余额，但不能证明际华公司所称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债务是7,095万元。证据二、证据三是际华公司自行制作的，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四是际华公司自行提供的案外人陕西煤业上海公司的交易明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此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际华公司申请证人张某某出庭作证。张某某作证称：2017年4月20日，国核公司、璃澳公司业务经理来到际华公司，要求际华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上签字盖章，考虑到国核公司、璃澳公司承诺保理预付款到期后不需要际华公司归还，以及国核公司和璃澳公司之前曾做过相同业务、璃澳公司与东台公司是关联公司等情况，本人才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上签字盖章，并将用章情况登记在《公司用章登记表》中。因此，本案中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加盖印章的用章时间是2017年4月20日，晚于国核公司向璃澳公司发放保理预付款的2017年2月10日，2月22日，及3月7日，因此国核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不是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材料。国核公司质证并当庭出示《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认为：首先，证人陈伟忠是际华公司授权的处理本案所涉《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的负责人。际华公司出具的《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我司总会计师张某某为际华公司的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司办理璃澳公司与国核公司保理业务贸易业务往来和与国核公司的保理业务(璃澳公司与国核公司国内保理合同，合同编号：国核商保[2016]042)，我司对有关回执事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张某某的签字盖章行为应视际华公司知晓并同意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其次，《公司用章登记表》是际华公司自行制作，不具证明力。第三，国核公司从未作出不要求际华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承诺，际华公司对此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国核公司对张某某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证人张某某对国核公司提供的《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予以认可。璃澳公司对际华公司提交的证据、对证人张某某证人证言、际华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际华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是国核公司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会计师审计准则向际华公司发出的国核公司与际华公司往来账项及交易发生额事项的询征函件，本院对该函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函件询征的是国核公司与际华公司往来账项余额为7,095万元的情况，不能简单证明本案应收账款转让金额即系7,095万元。证据二、证据三系际华公司自行制作、证据四是际华公司自行提供的案外人的某某，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是际华公司的诉讼材料，不属于本案证据。本院对张某某证人证言的认证：首先，《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授权张某某全权办理编号为国核商保[2016]042保理业务，该编号项下的保理业务包括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的业务，因此张某某在本案所涉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上的签字盖章行为应视为办理本案所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其次，国核公司否认作过不要求际华公司承担应收账款转让付款义务的承诺；在《公司用章登记表》不具证明力的情况下，张某某、际华公司又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因此本院对张某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争焦点在于本案合同性质及际华公司是否是本案所涉《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的债务人。一、关于本案合同性质的问题。首先，国核公司作为保理商与作为应收账款债权人的璃澳公司签订的璃澳公司将其对际华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国核公司以获得国核公司的保理融资款的《保理合同》依法成立。其次，国核公司审核了本案《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的《购销合同》、《货权转移证明》、《收货凭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并办理本案应收账款转让征信登记。因此，国核公司与璃澳公司、际华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保理合同关系而非借货合同关系，际华公司是本案《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的债务人，际华公司所称本案系借贷合同纠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认定问题。首先，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载明的应收账款转让合计金额为9,375万元，际华公司签字盖章表示确认；其次，本案中未见国核公司与璃澳公司、际华公司对本案所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作出变更。因此，本案应收账款转让合计金额应为9,375万元。际华公司上诉提出应以《企业询征函》记载的往来账项余额7,095万元或《应收账款催收通知书》记载的6,250万元为准认定应收账款转让金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关于际华公司主张本案所涉《保理合同》项下的《购销合同》是虚构的，应收账款客观上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所涉的《保理合同》及项下的《购销合同》均依法成立；其次，国核公司已审核了本案应收账款转让所涉《货权转移证明》、《收货凭证》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因此，际华公司所称《购销合同》是虚假合同，璃澳公司未实际交付货物，应收账款不真实存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际华公司所称其以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方式已向璃澳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本案应收账款债务已结清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际华公司承诺其向国核保理公司履行应收账款转让的义务，并承诺对其承担应收账款转让的付款义务不进行任何抗辩、抵销、反请求，因此际华公司不能以该商业承兑汇票已被拒付为由提出不承担应收账款转让债务的抗辩，际华公司提出已履行付款义务的上诉理由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诉讼程序问题。首先，际华公司提出的请求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申请，因不符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其次，国核公司依据《保理合同》及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相关材料起诉际华公司，一审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受理于法有据；撤回起诉、变更诉讼请求是国核公司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形。本案中，际华公司申请本院调查取证，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诉讼程序合法，上诉人际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0,550元，由上诉人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向今审判员  许晓骁审判员  王晓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