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3838号上诉人（原审被第三人）：闫仁堂，男，汉族，1974年10月14日生，住信阳市浉河区广场东路**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华，河南信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燕，女，汉族，1965年10月20日出生，住信，住信阳市浉河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友德，信阳市浉河区星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丽，女，汉族，1972年10月26日生，信阳，信阳市浉河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静秋、胡建成，河南晓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闫仁堂与被上诉人徐燕、闫丽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2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仁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华、被上诉人徐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友德、被上诉人闫丽的委托代理人韩静秋和胡建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仁堂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请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具体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徐燕与一审被告闫丽在案涉款项的出借这一事务中系委托代理关系并进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符合当事人陈述所表明的基本事实：1、该借款行为发生时直至目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互不认识的（起诉书中的陈述）。2、被上诉人不愿与上诉人直接发生借款关系（起诉书中的陈述）。3、上诉人只是向一审被告提出借款要求，双方之间最终形成了4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4、在上诉人向一审被告借取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全部400万元现金时，上诉人并不知晓所借款项的具体来源，只是在没有如期支付利息后一审被告催要该借款本息时才听一审被告说过。另一方面，（2020)豫1502民初149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同一法院对这同一纠纷作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裁判结果。徐燕答辩称：原审法院因同一事实，做出了两份不同的裁判，不是答辩人的错误。2019年12月的情况说明是答辩人徐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债权身份和闫丽多次协商才弄得，否则闫丽不愿意签字，答辩人的身份是被迫代理，闫丽是为了闫仁堂筹措借款，他们俩才是代理关系，答辩人的债权应该有人清偿，请求二审依法公正公平判决。闫丽答辩称：一、答辩人系徐燕的受托人，原审判决认定答辩人与徐燕之间具有委托关系符合客观事实。答辩人与徐燕多次共同借钱给上诉人。本案涉及的借款，徐燕的本意也是和答辩人一起共同出借给上诉人，2016年6月10日，答辩人与徐燕等四人订立的《情况说明》，充分证明了答辩人与徐燕是委托关系，答辩人与徐燕之间并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双方就案涉借款事宜的委托达成了合意，并实际履行。二、上诉人借款时，完全知悉是多人共同出借。2016年1月、10月，上诉人两次借款，答辩人明确告知上诉人自己资金不足，这些借款是几个人共同出借的，答辩人与上诉人的聊天记录完全证实上诉人充分知晓借款中包含其他人的款项。三、原审判决与《合同法》第73条、79条规定的代位权制度、债权让与制度不冲突。在代位法律关系中，存在两重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债务债务关系；债务人与次债务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本案中，答辩人与徐燕之间的委托出借资金关系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也明知该笔借款包含他人的款项，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间的借款合同亦约束徐燕，徐燕依法享有介入权，享有对上诉人的部分债权。依据《合同法》79条之规定，债权让与是债权人将自己在合同中的全部或部分债权让与第三人，而本案中，答辩人出借给上诉人的400万元，其中事先就己经约定由徐燕出资50万，只是徐燕将50万元的借款事宜委托给了答辩人，而非答辩人在事后将400万元的部分债权转让给徐燕。一审判决上诉人向徐燕履行5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是因为徐燕依法享有介入权。因此，原审对本案作出的认定与判决也并不能取代债权让与制度，二者之间并无冲突。四、原审判决与（2020)豫1502民初1497号裁定书并不冲突。原审判决支持了徐燕诉请，依据的是徐燕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借款合同享有的介入权。而徐燕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不影响徐燕介入权的成立。徐燕向一审法院请求：1、被告立即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至还清为止。2、第三人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闫丽系朋友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不相识，被告与第三人熟识。2016年，原告听说第三人要借款并且第三人是公安系统工作人员借款有保证后，向被告表示自己也愿意参与出借。2016年1月10日原告丈夫张厚伟通过银行将50万元转给被告名下。被告按月12500元的利息支付到原告丈夫名下，一直到2017年8月。被告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月7日，被告将100万元（包括原告的50万元）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每月支付25000元利息，第三人支付利息后，被告将其中的12500元支付到原告丈夫名下。第三人闫仁堂借款时，被告闫丽已经告知过第三人闫仁堂借款中包括其他人的款项。2016年10月8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闫丽现金肆佰万元(包括2016年1月7日的100万元)，月息两分五厘，按月支付，2017年4月8日一次性付清本金。2019年12月份，原告打印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闫丽（出借资金285万元）、徐燕（出借资金50万元）、赵红（出借资金35万元）、李桂君（出借资金30万元），合计400万元。经协商，共同出借给闫仁堂，约定利息为月息两分五厘，按月支付利息。并由闫仁堂打肆佰万元的总借条给闫丽，利息也是由闫仁堂每月支付给闫丽，再由闫丽逐一支付给其出资人，还款期限定为2017年4月8日，本息一同结清。以上情况真实无误，特此说明，本说明一式肆份，每人一份。包括原告、被告及案外人赵红、李桂君分别在该《情况说明》中签名确认。《情况说明》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6日。2017年8月后，原告未再收到利息，2020年4月，原告以本案第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2020）豫1502民初149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与第三人无直接借贷关系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提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确认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依据。本案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当事人陈述及《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闫丽等之间的合意是将各自的钱共同出借给第三人闫仁堂，并委托被告闫丽办理。原、被告之间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被告闫丽按约定将借款交付给第三人闫仁堂，第三人付款后，被告闫丽及时将约定的利息交付给原告。因此，原告与被告闫丽系委托合同关系。另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被告闫丽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闫仁堂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被告闫丽同时有受托人的身份，该借款合同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原告选择民间借贷关系诉讼，第三人闫仁堂有返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法定年利率，被告应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第三人闫仁堂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内日内向原告徐燕返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7年9月1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徐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第三人闫仁堂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上诉人闫仁堂对其向被上诉人闫丽借款40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其向闫丽借款时，闫丽已经告知闫仁堂需要联合别人一起借款，而后闫丽、徐燕、赵红、李桂君四人共同出资400万元以闫丽的名义出借给闫仁堂，徐燕对于闫丽将400万元借于闫仁堂也是明知的，闫仁堂在一审庭审时认可最开始借款时，闫丽向其告知过，这400万元不是她一个人的，只是不知具体是谁的，且在闫丽、赵红、李桂君诉闫仁堂、李海红民间借贷案件中，已将本案所涉50万元款项予以扣除，起诉金额为350万元，故原审认定本案存在徐燕与闫丽之间委托合同关系和闫仁堂与徐燕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2020）豫1502民初1497号案件中闫仁堂的身份为被告，闫丽的身份为第三人，该案民事裁定书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转移而驳回了徐燕的起诉，与本案并不冲突。综上所述，上诉人闫仁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闫仁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宏审判员 邰本海审判员 胡晓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任明乐书记员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