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6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代表人：黄建容，女，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联合（系黄建容配偶），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高新村五组。法定代表人：张庆容，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彬，重庆市长寿区葛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明君，女，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彬，重庆市长寿区葛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高新村五组（以下简称八颗街道高新五组）、张明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4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联合，被上诉人八颗街道高新五组的代表人张庆容、被上诉人张明君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彬到庭参加二审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l15民初494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入户协议》是复印件，是一份传来证据，不能用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八颗街道高新五组收回土地的原因是“2003年，原告农户代耕人黄广清向组上表示希望将案涉耕地交回组上。因原告农户不愿再交农税提留，2003年2月25日，原“付何镇高产村7组“召开了村民大会，讨论收回案涉耕地、第三人入户并继续承包该耕地事宜。”该事实仅有叶云周在证言中提到听说有该事实这一传来证据予以证明。3.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全家户口迁出后被上诉人八颗街道高新**有收回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也没有证明上诉人拒绝缴纳农税提留的证据。4.张明君在2003年迁移户口到被上诉人八颗街道高新**处前其在原户籍地是否已经承包了土地的事实未查清，若已经承包了土地，就涉及双重享有承包经营权，损害他人的承包经营利益。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修订)》第十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之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的基本事实应当是上诉人于1996年取得了被上诉人八颗街道高新五组1.9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实际承包经营，在上诉人承包经营期间，被上诉人八颗街道高新五组未按法定程序且无正当充分的理由违法收回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发包给了张明君，其收回行为和重新发包行为是无效的。八颗街道高新五组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要求维持原判。张明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要求维持原判。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第三人向原告返还案涉1.93亩土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农户（成员为黄建容、杨联合、杨鸿维）原系“付何镇高产村7组”（现已并入被告八颗街道高新五组）村民。1996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黄建容作为原告农户的代表从原付何镇高产村7组承包了农村土地1.93亩，分别为：曹家冲1亩（东边黄广清，西边张金元、南边黄广全、北边廖淑琴），大沙田0.3亩（东边胡显芳，西边张学良、南边黄龙普、北边张志云），奔坎0.094亩（东边张金元，西边廖淑琴、南边黄广全、北边张志云），水龙泵0.312亩（东边黄某，西边周淑珍、南边廖淑琴、北边向建明），铺子山0.224亩（东边黄广全，西边水池、南边黄某、北边曹政行）。但双方未订立书面承包合同，也未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耕种约两年之后，原告农户便将案涉耕地交由同村村民黄广清、黄治龙（系同村另一农户成员）代耕种。2000年5、6月份，原告农户一家三口将户口迁至长寿区渡舟镇街上，转为非农业户口。2003年，原告农户代耕人黄广清向组上表示希望将案涉耕地交回组上。因原告农户不愿再交农税提留，2003年2月25日，原“付何镇高产村7组”召开了村民大会，讨论收回案涉耕地、第三人入户并继续承包该耕地事宜。2003年2月27日，第三人与原“付何镇高产村7组”订立了《入户协议》一份，载明：“根据张明君同志于2003年2月21日本人申请自愿将户口迁回高产村**入户，经组里2003年2月25日晚召开村民大会，研究决定同意解决三人来我组入户，每人收取公共设施建设费壹仟伍佰元正（整），合计生产队共收（肆仟伍佰元整）。款缴后才能入户，广大社员一致同意入户，如不能入户将全额退还给张明君同志。耕种黄建容原有一切土地”。原重庆市长寿区付何镇高产村民委员会在协议上加盖了印章，原高产七组组长黄某在该协议上署名。2003年5月17日，第三人张明君向原“付何镇高产村7组”缴纳了入户费4500元。订立协议之后，案涉耕地便交由第三人农户耕种并缴纳了农税，但至今未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6年2月8日，黄建容将所有的原“付何镇高产村7组”房屋转卖给了第三人张明君户。2017年，原告农户要求被告返还案涉1.93亩耕地。因协商未果，就本案事项，原告农户以“杨联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名义向重庆市长寿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仲裁委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长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书，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原告农户收到该裁决书后，因不服该裁决书，便以“杨联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名义，于2019年1月23日向重庆市长寿区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因主体不适格，原告农户撤诉，后又于2019年4月2日以“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提起诉讼。后该案再次起诉因故又撤诉，原告农户最后于2019年6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996年9月5日，原中共长寿县委办公室、原长寿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发（1995）7号文件精神，联合印发了《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长委办发（1996）10号文件]，该通知第四部分第（一）条第1项“发包方的权利”中明确规定了：“……遇有下列情况，发包方有权收回承包地：……（2）全家迁出及自然消亡户；……（4）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粮油订购任务，不交纳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不承担法定费用和劳务的”。1996年9月17日，原付何镇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为贯彻中发（1993）11号、国法（1995）7号及长委发（1996）20号、长委办发（1996）10号等文件精神而制定，其第三部分第5条规定了“全家迁出户”所承包土地应由集体收回另行发包。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待确认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农户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而1996年原告农户承包案涉土地时，并未与发包方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事后至今也未办理权证。故基于当时法律制度不完备及1996年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的客观情况，无法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确定农户诉讼代表人。现原告举示的付何镇高产村7组2003年4月农业税征收登记花名册载明了原告农户的户主为“黄建容”。而黄某作为1996年土地承包至2003年间被告小组组长，其证言证实了系黄建容代表原告农户承包了案涉土地。且庭审中，被告、第三人对“黄建容”为原告农户的户主这一事实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农户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确认。二、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书的效力认定对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农户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原告农户诉称，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书的申请人为“杨联合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其非同一主体，其不应受该裁决书的约束。一审法院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户系我国民法确定的独立民事主体。参加诉讼时，才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确定农户代表人。而农户作为民事主体，并不会因代表人的不同发生变化。本案中，黄建容、杨联合系同一农户成员，杨联合以其名义针对本案争议事项申请仲裁、起诉，系为了维护原告农户的利益。故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农户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后或者签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后，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庭审查明，原告农户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以“杨联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提起了诉讼。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因法庭依据原告举示证据查明，原告农户户主为黄建容，故原告农户撤诉又以“黄建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因不服仲裁裁决结果，原告农户已经在法定期限内，以“杨联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提起了诉讼。而之后撤诉并非基于对仲裁裁决结果的认可，而是因为诉讼程序问题，其诉讼目的并未实现。其次，现有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不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起诉后撤诉，原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故在当事人诉讼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基于充分保障当事人救济途径的考量，一审法院确定原告撤诉后再次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第三人陈述称，案涉土地于2003年即由被告收回并另行发包给了第三人。原告于2006年将其在原付何高产**农村房屋转卖给了第三人，故可推定原告农户知晓案涉土地被收回并另行发包的事实。而原告于2017年才主张权利并于2019年6月21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农户主张返还案涉土地的请求权，系基于其对该土地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系基于不动产物权所享有的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对被告、第三人该意见不予采纳。三、原告行为是否构成自愿交回土地庭审中，被告、第三人均陈述原告农户已经将案涉土地交回发包方。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系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故认定原告农户是否自愿交回土地，即要确定原告农户是否存在自愿交回土地的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农户申请的证人黄某的身份系原高产七组组长，系案涉土地处处置的具体实施者。在2018年1月25日《会议记录》中，黄某陈述，“……因黄治龙跟我讲，杨联合承包耕地还给生产队，……，杨联合讲处理土地没有通知他，至于他与黄治龙怎样讲的我不知道……”。黄某在出庭作证时也明确陈述，黄治龙没有向其表示过黄建容不想耕种案涉土地。故黄某的陈述仅能证明黄治龙向其表示过将案涉土地交回，不能证明系原告农户以口头明示的方式向被告作出了交回土地的意思表示。而以默示方式作出意思表示也需要行为人对相对方主张权利的行为作出回应。本案中，被告未证明向原告作出过收回土地的意思表示，也未证明原告以其具体默示行为对被告权利主张表示认可，故不能认定原告以默示行为作出了交回土地的意思表示。综上，被告、第三人陈述原告农户在本案中构成自愿交回土地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四、被告是否有权收回土地本案基本事实发生于1996年第二轮承包至2003年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现行土地承包法、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在本案中不能适用。而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可予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法制环境下，国家政策系我国民法渊源之一，应予以适用。庭审中，被告举示的中共长寿县委办公室、长寿县人民政府联合下发的《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长委办发（1996）10号文件]第四部分第（一）条第1项“发包方的权利”中明确规定了：“……遇有下列情况，发包方有权收回承包地：……（2）全家迁出及自然消亡户；……（4）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粮油订购任务，不交纳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不承担法定费用和劳务的”。同时，原付何镇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通知》第三部分第5条也规定了“全家迁出户”所承包土地应由集体收回另行发包。一审法院认为，上述2份文件是根据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相关文件精神制定的，其内容符合当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的相关政策安排，也系1996年长寿首轮农村土地承包、具体实施、履行过程中应遵循的政策规定。现查明，原告农户一家三人于2000年将户口迁出，并将所承包案涉土地交由他人代耕，后因代耕人及原告均不愿意交纳农税，发包方原付何高产七组才将案涉土地收回并另行发包，原告存在违反上述文件的行为，基于当时的政策规定，被告在履行了一定的程序后，有权收回土地并另行发包。故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1、《入户协议》的真实性；2、八颗街道高新五组是否已经收回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并另行发包；3、八颗街道高新五组的收回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是否合法。本院评析如下：1、关于《入户协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当时的记录人叶荣周及高新村村委会均认可该复印件反映的内容全部属实，也与2018年该村召开的处理本案争议事项的会议记录反映的内容一致，且有其他证人证言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关于八颗街道高新五组是否已经收回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并另行发包的问题。本案中，黄建容户虽称其交纳了2003年的农业提留税，但其也陈述并非是其直接向集体交纳，而是通过黄广清完税之后，其再行支付给黄广清，对此，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当时的组长黄某在2018年的会议上陈述：“考虑提留税无人交。”、村会计叶荣周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03年是算在黄建容身上，但是是张明君完善。”……“2003年之前代耕人不想耕种、不想缴纳农税提留，2003年之后原告原土地的农税是张明君交纳的。”社员曹树清陈述：“2003年、2004年原告承包地的农税提留是张明君交纳的。”结合上述陈述可以确认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并未交纳2003年之后的农业税。再结合2018年会议记录、该社相关村民在一审庭审中的证人证言、《入户协议》等证据，本院认为，可以确认因2003年原代耕人不再愿意耕种案涉土地，无人交纳农业税的问题，八颗街道高新五组通过召开村民会议收回了黄建容农村承包户的承包地并另行发包给了张明君耕种。3、关于八颗街道高新五组的收回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于2003年3月1日起实施，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八颗街道高新五组于该法实施前通过召开村民会议的形式收回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地的行为不适用该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即“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发包方收回承包地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故2003年3月1日前，尚未有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承包地并另行发包必须征得承包户的同意。而根据2003年之前，当地政府的一些具体文件，均反映对于全家迁出的承包户，其承包地可以由发包方收回承包地，故在当时的法制环境下，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并未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一审判决也予以了详尽阐述，本院不再予以赘述。至于上诉人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院认为，该规定并非对于全家迁入城镇落户的承包户承包地应如何处理的规定，本案不宜适用该条进行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黄建容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硕审 判 员 刘希审 判 员 郑泽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玲书 记 员 梁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