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6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吉林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某1（系刘某的丈夫），住吉林省敦化市。原审第三人：卞某2，住吉林省敦化市。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第三人卞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高某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评判案件事实，对有关证据没有综合判断、采信，证据所反映出高某所买的母牛是已经怀孕六个月的母牛，高某才支付25,000元购买。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没有给以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高某要买的牛是有孕的母牛，曾有卢克亮兽医给刘某家的牛B超显示怀孕六个月左右，高某才决定要买，刘某也说有B超检查。卞某2在微信里介绍时也说是怀孕六个月的母牛出售。有崽的价格是25,000元，如果没有崽，一头母牛市场价也就15000-16,000元。刘某及卞某2辩解的理由相互矛盾，不能成立。通过开庭举证刘某也说过，她卖给高某的牛是怀孕六个月的母牛，兽医卢克亮也证实其“在2020年4月16日在大桥乡德胜村刘叔芹家给一头四岁红白花母牛做B超显示怀孕六个月左右，百分百准确，保证有崽”。这就能够反映出，在高某和刘某协商买卖牛时，刘某要出卖的母牛是做过B超检查的，已经怀孕六个月左右。也就能体现双方要交易的牛是有孕的母牛。否则不会出现有B超检查的事情。如果向卞某2陈述“只是说做B超显示六个月，有没有崽四个人来了自己看。没有崽可以不要，并报销往返的路费”。这就可以证明高某要买的牛是怀孕的牛。B超完全能够体现双方买卖的母牛是怀孕的母牛。否则也没必要提起B超的事情。而一审法院认定交易的牛仅是一头母牛，而非是已经受孕的母牛，显然与证据体现的B超的事情相互矛盾。（二）证人董某能够证实，高某要买的牛是怀孕的母牛。卞某2在微信里介绍卖家卖的牛是带怀孕的母牛，和刘某提到给牛做过B超能够相互印证，高某买怀孕的母牛。通过证人董某到庭作证证实：高某所买的是怀孕六个月左右的牛，刘某保证牛是带崽卖的。买牛当天傍晚，也就是在2020年4月24日晚上6点26分49秒，高某给刘叔芹转款5000元。高某买牛当晚，刘某已经将牛喂得饱饱的，普通人看牛的外表是看不出是否怀孕，牛的肚子也很大，再加上刘某说有给牛检查做得B超显示怀孕六个月左右，高某就相信了刘某，相信牛已经怀孕，就决定花25,000元买怀孕的母牛。当牛被送到高某家后第二天，牛已经消化了，肚子就小了。怀疑牛没有怀孕，便找来当地的兽医检查，发现牛没有怀孕。因为卞某2介绍刘某要卖的牛是保证带崽的，高某便找董某，董某打电话给卞某2，卞某2还跟董某说保证有崽。第二天发现牛没有怀孕，就给卞某2打电话说验牛，卞某2还说B超是准的，卢兽医说肯定是带崽的。4月29日（交易后的第5天）通过卞某2联系了卢兽医，卢兽医在高某家给这头牛做B超，检查结果没有崽。（三）证人樊某是兽医，已经证实了高某买回来的牛没有怀孕。高某是按照怀孕的母牛价格25,000元购买，如果不是有孕的母牛，价格也就15,000元-16,000元，高某不会高价买没有怀孕的牛。樊某还证实了这头牛不存在掉崽的情形，其检查的这头牛没有近期流产情况。（四）通过曹永金与卢克亮兽医的电话录音体现，卢兽医说高某买的这头牛“我自始至终没有说有犊呀，现在又去验了没有犊呀”。高某有理由怀疑卞某2及卢兽医为了帮助刘某卖牛、卖出高的价格，编造出该牛怀孕了，并出具虚假的B超录像，说怀孕六个月左右，来欺骗高某。卞某2在微信群里说：这头牛保证带崽。（五）在买牛当天，卞某2催促前去买牛。当证人董某说当天去时间太晚，卞某2说第二天怕这头牛被卖，催促董某介绍的高某当晚去买牛。这里隐藏了傍晚牛已经吃饱肚子变大，肉眼看不出是否怀孕六个月，刘某还说有B超证实牛已经怀孕。二、刘某存在欺诈行为。卞某2及卢兽医存在帮助刘某欺诈。卞某2在微信里介绍刘某家有怀孕的母牛要卖，跟董某说要赶紧来买，要不就卖给他人了。而在当曹永金给卢克亮打电话时卢兽医说：“我自始至终也没有说有犊呀，现在又去验了没犊呀”。以上事实能够体现刘某存在欺诈。刘某出售给高某的牛是怀孕六个月左右的母牛，高某花费25,000元购买的是怀孕的母牛。如果不是怀孕的母牛，并非这个价格，高某也不会买。刘某欺骗高某使得其把没有怀孕的母牛卖出了高价。三、当高某发现牛没有怀孕时，就给卞某2打电话，卞某2还在说B超准，说明高某买的牛是怀孕的母牛。高某买牛的第二天就给卞某2打电话说明了牛没有怀孕，第三天卞某2给董某发过来牛之前的B超视频，还在说牛是怀孕的。第五天，即2020年4月29日，通过卞某2找来之前给牛做过B超的卢兽医再次检查，发现牛根本没有怀孕。四、刘某构成违约，且违约已经造成高某损失，刘某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证据能够证明，高某支付25,000元购买的是怀孕的母牛，刘某承诺给牛做过B超，说牛怀孕六个月。卞某2跟董某说“保仔”。但是，买完牛发现刘某出售的牛跟双方交易时所约定的怀孕的母牛不符，牛根本就没有怀孕，高某交付的标的物与双方约定不符。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是因被告违约，没有交付约定的怀孕六个月的母牛，高某有权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高某买怀孕的母牛是为了繁殖，支付较高的价款却买来了并未怀孕的牛，刘某的行为致使高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能达到繁殖的目的，牛至今不能怀孕。如果案件需要，高某申请对牛进行鉴定：1.这头牛是否在2020年4月24日已经怀孕6个月左右；2.鉴定自2020年4月24日至今，这头牛是否有过流产；3.这头牛今后是否能怀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综合案件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维护公平正义，支持诚实守信，让违约方承担法律责任。刘某辩称，2020年4月24日，刘某联系牛经纪人卞某2，说我家有一头四岁红白花母牛想出售，问他买不买养茬母牛。于是卞某2来到我家说他不买，但有要买的人。前些日子董某曾委托卞某2帮他家亲属买一头养茬母牛，于是卞某2便联系董某，后董某、高某一行四人来到刘某家，一眼看好了去年下的小牛仔子，并问刘某出30,000元卖不卖，刘某说自己养着不卖。他们一看大牛下崽挺好的，董某问大牛带崽几个月了，刘某回答B超显示有崽，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当场摸当场验，行就买，不行就可以不买。董某说去年下的牛崽已经不吃奶了，大牛肯定有崽，董某反复观察又摸牛外犬，说牛肚子已经下坠，肯定有崽。刘某说还是找个专业人摸摸，董某说自己养了一辈子牛，确认有崽。经双方协商价格为25,000元。付钱时高某先付了5000元，说当日拉到家确认没有问题再把剩下20,000元让卞某2给带回来。这样我们又给了高某二次考虑的机会，牛拉到高某家其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便把剩余20,000元让卞某2给捎了回来。至于高某提出刘某、卞某2承诺此牛保证已怀孕，我们从未向高某承诺过，我们只是说B超显示怀孕。我们卖的是母牛，而不是崽子。有无崽子这头牛都值25,000元，少于这个价格我也不会出手，我们卖的是单个大母牛，跟崽子没有任何关系。牲畜交易不同于其他商品实行三包，俗话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人有旦夕祸福，牛马有转僵之病。从古至今，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行有行规，牛马行换完缰绳交易完毕之后，双方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综上，我认为一审判决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卞某2述称，高某的叔叔董某委托我帮忙买一头牛，但并没有说要怀孕的母牛，只是说要买一头口小的、奶好的、下崽好的小口母牛，有没有崽没有关系。因此，我给他介绍了这头牛，下崽确实好。高某买的这头牛在2019年下了个崽子，高某当时出价30,000元，刘某都没有卖。高某是看这头牛下崽子好才买的这头母牛。另外，刘某家也并没有按照怀孕母牛价格出售，而是按一头单个母牛价格出售的。如果按怀孕母牛价格出售的话，25,000元刘某也不会卖。我和刘某从来没有向高某承诺过这头牛有崽子，只是说B超好像有崽，是否真的有崽我们也不确定，有没有崽自己看，手机发的是当场可以摸可以验，没有崽你们可以不要，报销往返路费，从没说保证有崽。交易时刘某提出如果想看看是否有崽子，可以找兽医当场来验，验完再决定要不要买。但是高某当时并没有去验，就说明高某是按照单个母牛来购买。事后没有崽也不是刘某的问题，因为刘某出售的就是一头单个大母牛。当时一共来了四个人，有没有崽是高某自己看，也是其自己要买，和中介人没有关系。付款时高某先付了5000元，说当日拉到家如果没有问题把剩余的20,000元拿回来。因此，刘某又给了高某二次考虑的机会。当日，把牛拉到家后，高某认为没有问题才把20,000元给我，由我给刘某捎回来的。牛马这行当场交易，点完钱换完钢绳交易就结束，后出现的问题与卖家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解除高某与刘某之间的买卖合同；二、请求判令刘某返还购牛款25,000元，并赔偿损失10,000元，合计35,000元；三、刘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董某向卞某2说，高某想买一头母牛，卞某2向董某介绍了刘某家的母牛。2020年4月24日，经卞某2和董某联系沟通，高某和董某到刘某家商讨买牛事宜。在刘某家商讨时，高某和刘某当场约定买卖所在现场的母牛价格为25,000元。高某于当日18时左右当场支付给刘某购牛款5000元。卞某2帮高某将牛运回高某家，高某向卞某2支付运费200元。当日20时左右，高某将剩余购牛款20,000元支付给卞某2，21时左右卞某2将该20,000元支付给刘某。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20年4月29日，经兽医做B超，确认此时涉案母牛处于未受孕状态。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4月24日，高某与刘某在刘某家磋商买卖一头母牛的合同，双方通过各自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发出要约，作出承诺，高某与刘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合同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合同已经生效。刘某于当日将一头母牛交付给高某，高某将该母牛运回家中，并于当日分两次将购牛款25,000元向刘某支付完毕，合同双方已经各自履行了合同义务。高某在将母牛运回家中后，才将剩余购牛款支付给刘某，该行为应当视为高某对买卖标的物进行了检验，并认可标的物的质量已经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高某以“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认为其“想买一头已经受孕的母牛”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但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根据庭审调查，仅能查明高某的买卖合同目的为购买一头母牛，该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可以解除合同的任一情形，故对于高某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高某要求返还购牛款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上述请求是基于解除合同所请求的，而原审法院未支持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故对上述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5元，减半收取337.5元，由高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高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三段录音资料。其中，第一段为2020年4月29日，高某与董某、卞某1、刘某女儿的对话录音。此段录音第49秒左右的时候卞某1说“牛是我的牛，肚子里揣了崽”；第二段为2020年7月18日，本案刘某一审代理律师和高某的对话录音。此段录音能够体现刘某一审代理律师已将其与卞某2的对话录音材料交给了一审法官。刘某一审代理律师和卞某2的对话录音中可以体现牛是带崽的，不带崽不要钱；第三段为2020年4月29日，卢克亮兽医与董某、高某三人的对话录音。此段录音能够体现卢兽医去过刘某家做过B超，但是不能确定当时做B超的牛与卖的牛是否是同一头牛。以上三段录音综合证明，刘某在第二审庭审中陈述不属于。卞某2向高某介绍买牛时，介绍的是“牛带崽子的，不带崽子不要钱”。录音材料也能体现刘某的丈夫承认卖牛时卖的是有崽子的牛。刘某丈夫说：“我是去年9月份买的牛，到家以后带着一头小崽，从来没有发过情，也没有找过兽医来配牛，一直在家也没有松开，也没有放出去过”。高某问：“牛是怎么带上崽子的”，卞某1陈述是兽医说的。我们是2020年4月24日买的牛，而刘某的牛是在2019年9月买进的，买牛到卖牛时隔7个月时间，刘某说牛在他家期间没有配过，就说明牛在她家没有带过崽子，而刘某在卖牛时说B超显示怀孕六个月了，后经兽医进一步给该牛做B超显示没有怀孕。因此，该牛不是刘某所说的怀孕状态的牛。李树芹质证称，第一段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录音是卖完牛以后的录音。卖牛当时我陈述说牛有崽是因为卖牛之前B超显示有崽，也同意高某可以当场摸、当场验，验不好可以不要，我们并没有保证牛一定有崽。第二段录音与第三段录音真实性不认可，我们没在录音现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实性。卞某2质证称，三段录音真实性均不认可。第一段录音已经是买卖交易结束十五天后的事情，买卖当时我也并没有保证这个牛一定带崽，只是说B超显示有。第二段和第三段录音中，高某买牛时找的董某，董某找到的我。我在微信群里是按照董某跟我说的发的消息：找一个口小的、奶好的、下崽号的小口母牛，并没有说要怀孕的母牛，所以我才介绍了刘某家的这头母牛，下崽确实好。这头母牛2019年下的牛犊，高某想出30,000元买，刘某没同意卖。这种情况下，高某是看中这头牛下崽号才买的这头母牛。买牛时高某问刘某牛带没带崽，刘某说“带没带崽不知道，但是做过B超显示有崽，但是也不确定，得你们自己看或找专业兽医当场看，行你们买不行不买”。刘某和我本人从来没有承诺过此牛一定带崽。我在群里发的是语音，我说的是“可以当场包摸包验，没有怀孕的话可以不要牛，包来回路费”。本院认为，刘某对第一段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段、第三段录音真实性有异议；卞某2对三段录音真实性均有异议。第一段录音中人员系高某、董某、卞某1、刘某女儿，刘某对该录音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某和卞某2对第二段、第三段录音真实性有异议，且录音中人员除高某外均为案外人，高某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人员身份，该两份录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一段录音，该录音32:42分高某父亲陈述“没有崽！我们是按带着崽的花的钱，你说心理不平衡”，刘某丈夫回答“对，对”，接着刘某女儿亦陈述“搁我，我也是，一样心理不平衡”；录音33:00分刘某丈夫陈述“你说这事，千错万错，咱要说追源，现在就是那个兽医，没有说没有，你说没有，咱就说没有的价，咱也不敢说保揣崽，对不对，没崽咱就说没崽，你不可能说有崽，他说六个来月，你看正好对上那个日期”。以上内容可以认定，高某是以怀孕母牛价格购买了刘某家的母牛，该份证据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刘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证人杨某。证明，高某去刘某家买牛的时候我也去现场了。他们当时在研究买牛的相关事宜，刚开始刘某家说少于27,000元不卖，后来双方协商到25,000元了。研究到是否有崽的问题，当时刘某说不保证是不是有崽，但是B超显示有崽。后来又去看小牛，高某想出30,000元买小牛，刘某说不卖小牛。刘某对母牛的意见是不敢保证是否有崽，但是B超显示有。之后我把和高某一起来看牛的老人请到我家给他看我家的牛，当时给我家的牛出价是28,000元，我家也是一头小母牛，刚上笼，没怀孕。高某质证称，证人陈述我方买的是单个牛不属实，与一审证人董某到庭陈述相矛盾。证人与刘某是邻居，其证言真实性无法保障。刘某质证称，证人证言真实可靠。卞某2质证称，证人证言真实。本院认为，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其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卞某2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4月29日，关于母牛未受孕事实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时，高某父亲陈述“没有崽！我们是按带着崽的花的钱，你说心理不平衡”，刘某丈夫回答“对，对”，接着刘某女儿亦陈述“搁我，我也是，一样心理不平衡”，刘某丈夫接着陈述“你说这事，千错万错，咱要说追源，现在就是那个兽医，没有说没有，你说没有，咱就说没有的价，咱也不敢说保揣崽，对不对，没崽咱就说没崽，你不可能说有崽，他说六个来月，你看正好对上那个日期”。即高某是以受孕母牛价格向刘某购买案涉母牛。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养牛一天饲养费用为25元。本院认为，高某向刘某购买的是受孕的母牛，也是以受孕母牛作价向刘某支付25,000元。现确定该母牛交易时并未受孕，即刘某出售母牛存在违约，高某要求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饲养牛一天所需费用为25元。2020年6月2日，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止，案涉母牛一直由高某进行饲养，故高某要求刘某支付期间的饲养费975元（39天×25元/天）并无不当。高某二审中主张要求支付至2020年10月22日止六个月饲养费，亦超过起诉的诉讼请求范围，该笔费用高某可另案予以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之规定，高某要购买受孕母牛，但交易当场并未对受孕事实进行检验，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要求支付其他赔偿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高某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购牛款25,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高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一百三十条、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二、刘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返还并支付高某购牛款25,000元和饲养费975元，共计25,975元；三、履行本判决第二项的同时，高某向刘某返还案涉母牛；四、驳回高某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5元，减半收取337.5元，由高某负担125元，由刘某负担2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贞姬审 判 员 葛福祥审 判 员 赵 颖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孟 佳书 记 员 池宥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