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311民初3527号 原告：崔鹏，男，1990年3月13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萱，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艳，女，1976年2月15日生，汉族，铜山供电公司职工，住徐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华，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意，男，1980年2月2日生，汉族，无业，住徐州市泉山区。 原告崔鹏与被告李艳、刘意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被告李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华、韩鹏，被告刘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中介费13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LPR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原告通过案外人李平介绍认识两被告，两被告称可以为原告在徐州地铁安排变电巡检员的正式岗位，但要收取130000元的职业介绍费。2018年4月14日原告到两被告的工作室与被告刘意签订了职业介绍服务协议，并向被告刘意支付了30000元职业介绍费定金，后又在2018年11月9日向被告李艳支付了100000元职业介绍费余款。此后，原告多次催促两被告为原告安排徐州地铁的工作，两被告各种推脱和哄骗，始终未能按照协议约定为原告安排徐州地铁的正式岗位，并在2019年底明确告知原告，工作安排不了了，原告要求全额退还职业介绍费，两被告至今分文不退。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李艳辩称，原告起诉李艳主体不适格。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李艳既不是介绍人也不是居间人，更没有从原告或者被告刘意处获益，相关法律关系也不是与李艳发生。李艳不具备作为居间合同的身份、地位、条件和要求，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被告刘意辩称，原告诉讼的情况客观存在，但是有几点与事实不符。1、原告声称在办理工作期间内被告多次推诿、隐瞒、欺骗，与事实不符；2、当时考虑资金安全，被告让李艳帮忙代为收取原告费用，让李艳不要一次性把钱打给被告的上家；3、被告曾和原告等人商量，不通过诉讼先去徐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咨询是否构成立案，把原告经济损失尽快找回。被告不同意退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经原被告举证、质证，对于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查确认事实如下： 2018年4月14日，原告崔鹏（乙方）与被告刘意（甲方）签订《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约定：1、甲方介绍乙方就业岗位为变电巡检员；2、在乙方按要求提供真实、有效信息的前提下，甲方为乙方提供就业单位基本信息，帮助乙方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3、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向甲方一次性支付30000元职业介绍费（包括职业指导费、居间服务费及活动经费等费用）；……9、本合同生效后，如有下列原因之一，甲方给予退费：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乙方未被面试成功的。《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刘意支付了30000元职业介绍费。2018年11月9日，原告又向被告李艳支付了100000元职业介绍费。因被告至今未能为原告安排协议约定的工作，原告遂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 庭审中，原告崔鹏为证明被告李艳作为居间介绍人让包括原告在内的5人向其交付剩余的100000元职业介绍费并保证安排工作，由李艳负责通知原告准备面试等职业介绍人的工作，向本院提供了类案当事人刘1母亲与李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组。2018年11月10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交给我你放心吧。钱还是会在我手里，放心，我只是让他看见你们的钱已经进账了”，刘母称“好的”，李艳称“已经有面试过的人通过了”；2018年11月14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姐姐，你让孩子把身份证反正面和毕业证，如果有等级证也复印一下带着原件和复印件，服装要正装，形象注意就行，明天中午听我通知，如果明天下午能排上就明天下午，如果不能最迟是后天星期五，好吧？我刚又给我那弟弟赔了礼，所以下面所有事都不要让她小姨在参与，假如有任何问题还有我和我哥呢，没啥不放心的对吧，别把事弄咂了就不好办了，孩子在准备正装的2寸蓝底照片4张，明天听我通知。这个的等，他给我说了就这星期一定面试，别急姐姐，还有没面试的，交给我放心”；2018年11月30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别急，是孩子报的岗位还没开始面试工，别急，没事”；2018年12月13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我跟着呢，放心，他们12月底必须全部结束，就这2天的事”；2019年4月15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他们还在等老师。我知道这事了，你别急，我电话打过去了，特殊情况会有的，巧合了。我让他处理好，好事多磨吧，别急。都到上海了没啥意外了。安排好了，张1给你打电话了吧？”2019年5月27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母称“艳子，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上海那边本来说今天给通知的，到现在也没通知，你上次不是说，再不通知就叫张1跑吗？现在他们怎么办，不能叫他们一直这样等下去”；2019年6月3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母称“艳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接到通知，这老是拖是怎么回事，这时间也太长了”，李艳回称“小崔和小宋星期二过去，过后就是这3个孩子”，刘母回称“好的”，李艳回称“昨天晚上我给张1打电话了，他说那个李主任给崔鹏都说了，让孩子给崔鹏联系”；2019年7月18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你让孩子联系崔鹏，然后给张1打电话，主要是9月份能在徐州签完这是主要目的。昨天晚上我还联系着的”；2019年8月19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不去上海了，9月直接在徐州签合同了，张1这2天就回徐州了，再等等吧”；2019年9月30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咱们都打张1电话，所有孩子家长都打，就说在这样我们就去地铁公司问问清楚了，他给我说的可好了。下午崔鹏2点半去地铁公司，看看怎么样？地铁那边的李给通知的”；2020年1月5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母语音称“艳子，你得帮俺要这个钱，你催催他，俺不弄了，俺就要钱”，李艳回称“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钱必须要”；2020年1月12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昨天晚上还打电话，他说他解决好钱他肯定给”，刘母称“（艳子，刚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我换号码了，可能不熟悉，张1刚打电话了，还是弄不成了，弄不成那就退钱呗，你催催他，他说人那个铁路可能就是钱没到位，他说的可好了，说过个好年，19年肯定能弄成，一年多了”，李艳称“昨天我就给他说了，还有崔鹏的妈妈，我们星期二一起见个面，现在我在外地，我们一起说好找他，一定把钱要回来”。 经质证，被告李艳认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不能作为原告要求李艳承担责任的依据。原告父母与李艳是好朋友，只是帮忙联系工作，李艳系受原告及刘意的委托将收到的100000元转给了张2（张1），语音聊天内容可以直接证明手机持有人刘1母亲主观及客观上均无要求李艳承担还款的责任，并且他们也明确知道相关款项已经转付到张1（张2）的名下，其主观意思是让李艳帮着催要。 经质证，被告刘意认为，李艳收到的100000元是其委托李艳 代收崔鹏的，然后再帮忙转给张2，是被告帮原告介绍的工作，是被告找张2帮忙办的。30000元被告留下了，后续也基本转给张2了。 被告李艳为证明其纯属受刘意及原告家属要求，将有关款项全部转给了指定的收款人，李艳未取得任何报酬，提供了李艳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与支付宝转账截屏。显示2018年11月12日转给张2270000元，2018年12月18日转给刘意120000元，2018年12月7日支付宝转给张250000元，2018年12月31日微信转给张250000元，2019年3月8日支付宝转给张210000元。 经质证，原告崔鹏对李艳的上述转账不予认可，李艳不是代收款项的人，刘意和原告及张1根本不认识，如果不是李艳，原告不可能支付介绍费。李艳将款转交给张1的行为恰恰说明与原告之间是居间介绍关系。 经质证，被告刘意对李艳的转账凭据真实性无异议，是其委托李艳将款转给上家张2的。 被告刘意为证明原告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向法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主张2020年4月还在谈下一步找上海铁路局工作的事，直到收到法院速裁庭的通知才知道原告要单方面解除协议。同时刘意陈述，2020年4月张2说地铁工作办理无望，可以安排到高铁去，五个原告都同意了，后期因原告起诉就未再谈。 经质证，原告崔鹏对刘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不具备职业中介资质，其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该组证据中相关领导的介绍无法证明被告有能力为原告安排铁路的正式编制工作，也不能证明相关领导接受了被告或他人请托可以为原告安排工作。 经质证，被告李艳对刘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原告与刘意、张2有较为深入的沟通交流，原告在原居间关系基础上又与刘意、张2达成了新的介绍其他工作的意向，从而说明李艳不是本案适格主体。 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一）关于被告刘意是否应当承担向原告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民事责任问题。 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刘意签订的《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系协议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已按《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约定向刘意支付用于办理工作入职的费用130000元，刘意对此亦予以认可。刘意作为居间人，未能成功促成为原告介绍协议中约定的变电巡检员工作，刘意应当按协议约定将原告向其支付的费用予以返还。并应支付原告自2020年7月20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虽刘意提供证据主张其之后又与原告谈下一步找上海铁路局的工作，但最终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故对刘意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被告李艳应否承担向原告返还款项的民事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首先，原告作为本案证据提供的《职业介绍服务协议》显示，该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为被告刘意，而非李艳；其次，根据被告李艳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原告等5人向李艳转账所有款项，李艳在收到后均已转给被告刘意和案外人张2，庭审中被告刘意亦认可系其请李艳帮忙代为收取原告的费用，并委托李艳将款转给张2的；再次，根据原告提供的李艳与刘1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刘1母亲一直是要求李艳帮忙要钱并催一催张1，并未要求李艳退款。因此，虽原告向李艳转账100000元，但李艳随后即转给被告刘意和案外人张2，并未从中获益。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李艳为涉案职业介绍的居间人，亦非合同相对方，对原告要求李艳向其返还款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崔鹏返还13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7月20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二、驳回原告崔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被告刘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车勤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梁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