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5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燕，女，198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健军，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洁仪，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古镇萌盛电子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长安灯配电子城第二期D栋第19卡首层，工商注册号442********5823。主要负责人：柯传鑫，男，1988年2月13日，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柯*************。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颖华，广东帅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余刚，男，197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健军，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洁仪，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燕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古镇萌盛电子经营部（以下简称萌盛经营部）、原审被告余刚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2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萌盛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萌盛经营部并非合法取得涉案支票，理由如下：（一）涉案支票是非法流转的票据，萌盛经营部不能取得票据权利。《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对于未补记收款人名称的支票是禁止转让和流通的。余燕已提交涉案支票的存根证明涉案支票的收款人是辛功久，因此中山市顺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展公司）只授权辛功久对涉案支票的收款人进行补记，并且证人姚某某在庭审笔录中已确认辛功久没有授权其在收款人处签字，所以姚某某无权在收款人处签字或者授权他人签字，萌盛经营部取得涉案支票的票据权利必须经过合法背书。（二）萌盛经营部提交的证据明显有违交易常理。1.萌盛经营部共提交了四张销货单证明交易合法，但其中三张显示是由姚杰彬签收货物，姚杰彬并非中山市古镇千旺照明门市部（以下简称千旺门市部）的员工。萌盛经营部提供韦月炎的劳动合同足以证明千旺门市部的员工都是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但萌盛经营部无法提供姚杰彬的劳动合同或社保记录。2.萌盛经营部结算清单与销货单显示的交易双方明显存在区别，萌盛经营部解释不清其与东鑫电子的关系，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三）涉案支票是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萌盛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取得涉案支票的时间在公示催告以前。萌盛经营部辩称结数清单中的“5720”是笔误而且是收取涉案支票后写上欠5720并不符合常理。萌盛经营部收取涉案支票的时间只可能在收取5720元以后。余燕于2018年11月14日申请公示催告，萌盛经营部于2018年12月18日承兑，承兑时间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萌盛经营部取得涉案票据应在公示催告期间。（四）萌盛经营部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018）粤2072民催480号民事裁定书已证明涉案支票的申报权利人是姚某某，倘若姚某某只是接受萌盛经营部委托申报权利，那么申报权利时就应该提交授权书，裁定书也不会裁定姚某某是申报权利人。萌盛经营部收取涉案支票又故意不通过背书进行交易，协同（2019）粤2072民初2952号案原告益阳市亿品电子有限公司委托同一律师共同起诉票据追索权等一系列不合常理的行为，已证明萌盛经营部与姚某某恶意串通的事实。（五）姚某某在庭审中的陈述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首先，姚某某辩称其与辛功久有发生交易往来，但无法提供辛功久签字的收货凭证，甚至在庭审中变更与辛功久的交易金额。其次，姚某某在庭审中虽然提供了转账给辛功久的微信记录，但上面根本没有注明是什么款项，微信聊天记录也没有显示什么原因转账。而且涉案支票当时均未到期承兑，不可能再转款给辛功久，所以姚某某与辛功久之间不存在交易往来，姚某某取得涉案支票不合法，无权处分涉案支票。并且明知没有授权其在收款人签字的情况下还将涉案支票交付给萌盛经营部，同样不经背书，显然与萌盛经营部存在恶意串通。萌盛经营部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收款人不是支票绝对应记载事项，不记名支票可以直接交付转让，无须背书，萌盛经营部已举证证明合法取得涉案支票，故余燕的上诉理由无法成立，因此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刚述称，同意余燕的上诉意见。萌盛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余燕、余刚向萌盛经营部支付支票款42000元及逾期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萌盛经营部持有平安银行支票一张，支票号为307**********425，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15日，出票人为顺展公司，支票金额为42000元，收款人为萌盛经营部，用途为往来。支票背面被背书人栏位为小榄农行委托收款，并盖有萌盛经营部财务专用章。萌盛经营部持该支票至银行兑换，银行于2018年12月18日出具退票理由书，以“持票人已办理挂失止付或已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为由退票。萌盛经营部称其委托姚某某在案涉支票的公示催告程序中申报权利。萌盛经营部萌盛经营部为此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诉求。关于案涉支票的取得过程，萌盛经营部提交千旺门市部出具的《证明》，证明萌盛经营部与千旺门市部存在业务往来，萌盛经营部向千旺门市部供应电子产品材料，千旺门市部于2018年10月31日将案涉支票交付给萌盛经营部用于支付所欠货款，萌盛经营部是案涉支票的合法持有人。萌盛经营部申请姚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姚某某出庭作证称其卖电源给案外人辛功久，辛功久将案涉支票交付给姚某某，案涉支票在公示催告程序中是萌盛经营部委托姚某某去申报权利。一审庭审中，余燕确认将案涉支票交付给案外人辛功久，并确认案涉支票的出票日期、支票金额均是余燕所填写，支票上顺展公司财务专用章及余燕个人签章均是余燕所盖。余燕、余刚还确认顺展公司开始清算的时间是2018年8月7日。一审诉讼过程中，余燕、余刚提交案外人辛功久出具的证明书，该证明书称辛功久将案涉支票交给千旺门市部换取现金，但辛功久没有收到相应的现金，辛功久称案涉支票与顺展公司、余燕无关，所有后果由辛功久承担。一审另查明，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2072民催480号民事裁定，该裁定书载明：余燕于2018年11月14日以案涉支票遗失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余燕注明案涉支票记载的事项为：付款行平安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出票人顺展公司，票面金额为42000元，收款人空白。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姚某某于2018年12月25日持案涉支票向一审法院申报权利。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粤2072民催480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一审再查明，顺展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9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余燕，股东为余燕、余刚，该公司已于2018年11月8日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根据萌盛经营部提交的中山市工商局内档资料《中山市顺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报告》（以下简称《清算报告》）显示，顺展公司已于2018年7月27日成立了清算组，已于2018年11月1日对本企业清算完毕，清算结果如下：一、至清算结束之日止，本企业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没有遗漏；二、本企业没有分支机构。清算组严格履行了清算职责，保证清算过程及结果真实合法，所报清算报告真实有效，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余燕、余刚在《清算报告》清算处成员处签字确认。顺展公司已于2018年8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清算公告。一审又查明，千旺门市部成立于2012年2月27日，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姚某某。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支票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票据。萌盛经营部支付对价后合法取得案涉支票的事实，萌盛经营部提供了支票、退票理由书、送货单及姚某某出具的《证明》等为证，余燕、余刚虽辩称萌盛经营部及姚某某并非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案涉支票，但余燕、余刚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故一审法院对余燕、余刚的该项抗辩请求不予支持。萌盛经营部支付对价合法取得案涉支票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另余燕、余刚辩称萌盛经营部主体不适格，并辩称案涉支票的承兑时间在公示催告期限内，因此案涉支票的转让行为无效。对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姚某某作为案涉支票持有人萌盛经营部的前手，作为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程序中申报权利，并无不当；案涉支票的承兑时间在公示催告期限内，并不能以此来推定姚某某是在公示催告期限内将案涉支票交付给萌盛经营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故余燕、余刚与案外人辛功久之间的交易以及辛功久与千旺门市部、姚某某之间的纠纷，并不影响萌盛经营部作为持票人主张票据追索权，萌盛经营部持有支票后已行使付款请求权，遭拒绝付款后向出票人顺展公司行使追索权，符合法律规定。顺展公司清算组虽然于2018年8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刊登清算公告，但顺展公司在2018年11月1日已清算完毕的情况下，其作为出票人却出具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15日的案涉支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余燕、余刚在顺展公司的清算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故萌盛经营部要求余燕、余刚支付支票款42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余燕、余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萌盛经营部支付票据款项42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余燕、余刚负担（该费用萌盛经营部已预交，余燕、余刚于履行中迳付萌盛经营部）。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因此，收款人名称并非支票必须记载事项，支票出票时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视为经出票人授权补记，一旦持票人将收款人名称进行补记确定后，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即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顺展公司签发收款人为空白的支票，即视为授权持票人补记，持票人通过补记后获得票据权利，其应对补记后的票据承担责任。故余燕上诉辩称萌盛经营部须经合法背书才可取得票据权利，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予以驳回。萌盛经营部已提交其与千旺门市部发生交易的销货单、千旺门市部的部分付款记录、千旺门市部经营者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其与千旺门市部存在业务往来，千旺门市部为支付尚欠货款向萌盛经营部交付涉案支票，故可认定萌盛经营部为支票的合法持票人。另外，余燕曾以涉案支票遗失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虽是姚某某向一审法院申报权利，但姚某某作为亿品公司的前手，其作为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程序中申报权利，并无不妥，且姚某某确认是受萌盛经营部之委托，在案证据也显示涉支票是千旺门市部早于2018年10月31日用以支付萌盛经营部当年9月份的货款，余燕虽不确认，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余燕上诉主张涉案支票是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燕还上诉辩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千旺门市部与辛功久存在交易往来。因千旺门市部与辛功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在此对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作评判。根据票据无因性原理，千旺门市部与辛功久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萌盛经营部向出票人顺展公司行使票据权利，故余燕的上述抗辩本院予以驳回。萌盛经营部作为涉案支票的合法持票人，其持支票到银行承兑被拒，萌盛经营部有权向出票人顺展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顺展公司现已被注销，余燕、余刚作为顺展公司的股东兼清算组成员，明知顺展公司存在涉案债务，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故萌盛经营部诉求余燕、余刚支付支票款42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余燕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余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姜新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汤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