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04行初124号 原告李勇，男，197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三分局。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东怡街**。 负责人陈进，局长。 委托代理人雷学之，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三分局工作人员。 原告李勇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三分局（以下简称交警三分局）公安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李勇于2020年7月25日向本院邮寄起诉状，本院于2020年8月4日向李勇邮寄补正告知书，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受理。本院于2020年9月2日向被告交警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勇，被告交警三分局分管负责人鞠强、被告交警三分局委托代理人雷学之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交警三分局于2019年7月25日向李勇出具成公（交）行传字[2019]3251号传唤证，将李勇传唤至交警三分局接受询问。 原告李勇诉称，交警三分局2019年7月25日以损坏被扣财物为由对李勇进行了强制传唤，但至李勇向交警三分局提起行政赔偿时也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故李勇认为交警三分局对李勇的强制传唤行为违法。李勇于2020年5月19日向交警三分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对2019年7月25日传唤限制人身自由两小时进行赔偿。交警三分局2020年7月15日作出交（三）行赔字2020第2号行政赔偿决定，以传唤行为未被确认违法，故不予赔偿。公安机关在传唤当事人后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及告诫类文书，是警权私用，是违法行为。综上，请求人民法院认定交警三分局2019年7月25日强制传唤李勇的行为违法。李勇在庭审中明确，李勇起诉的系传唤行为，而非强制传唤行为。 被告交警三分局辩称，2019年7月25日，李勇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交警三分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对李勇进行传唤。李勇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其主张应当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3日14时01分，李勇驾驶领航牌电动三轮车行驶至成都市，被交警三分局协警拦下检查，交警三分局协警向民警报告情况，经交警三分局民警现场调查，查明李勇实施了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违法行为，向李勇出具了5101033000927162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当场扣留了李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李勇当场使用工具将该电动三轮车的挡风玻璃敲碎。 2019年7月25日，经交警三分局负责人批准，交警三分局向李勇出具传唤证，传唤证载明，因李勇涉嫌损毁行政机关依法扣押的财物，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传唤李勇于2019年7月25日15时00分前到交警三分局接受询问。李勇在传唤证上签名确认其到达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14时24分，离开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交警三分局于2019年7月25日对李勇进行了询问调查，告知其行政案件权利与义务，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询问笔录载明询问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14时44分至2019年7月25日17时16分。李勇在询问笔录中表示，传唤之事不需要通知其亲属。李勇在询问调查中陈述，其于2019年3月13日14时01分驾驶领航牌电动三轮车，在二环路东四段与龙舟路口被协警拦下检查，并移交交警处理，交警调查后以车辆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为由扣了其车辆，并向李勇出具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李勇因心里生气，用车锁将电动三轮车的前面、侧面、后面的挡风玻璃敲碎，然后交警将该电动三轮车拖走，李勇随后离开了现场。 以上事实，有被告交警三分局提交的2019年3月13日现场执法视频、2019年7月25日对李勇的询问笔录、呈请传唤报告书、2019年7月25日交警三分局作出的成公（交）行传字[2019]3251号传唤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成都市公安局2019年4月23日作出的成公发[2019]52号《关于明确十六类行政案件管辖的通知》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第十三条规定，行政案件由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授权和管辖分工办理，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的除外。本案中，交警三分局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在交警三分局对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依法执法的过程中，李勇作出了涉嫌损毁行政机关依法扣押的财物的行为，故交警三分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的传唤行为的行政职权。 关于李勇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交警三分局未提交证据证明传唤李勇时告知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故李勇的起诉期限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李勇于2019年7月25日知道传唤行为，于2020年7月25日向本院立案庭邮寄起诉状，李勇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本案中，李勇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了涉嫌损毁行政机关依法扣押的财物的行为，交警三分局经负责人批准，于2019年7月25日向李勇出具传唤证，传唤证载明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李勇于2019年7月25日前往交警三分局接受询问查证，李勇表示不需要将传唤之事告知家属，也未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本院认为，交警三分局的传唤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违法嫌疑人被传唤到案后和询问查证结束后，应当由其在传唤证上填写到案和离开时间并签名，拒绝填写或者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传唤证上注明。本案中，交警三分局对李勇作的询问笔录显示询问时间为两个多小时，李勇在起诉状中陈述其2019年7月25日因传唤被限制人身自由两个小时，询问笔录与李勇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交警三分局2019年7月25日对李勇进行询问查证的时间约为两个多小时，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但是，李勇在传唤证上填写了到案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14时24分”、离开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并在传唤证上签名，李勇未填写离开的具体时刻，办案民警也未在传唤证上注明李勇离开的时刻，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综上，交警三分局未在传唤证上注明李勇离开的时刻，程序轻微违法，但未对李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三分局2019年7月25日传唤李勇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三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彦洵 人民陪审员  李仁英 人民陪审员  舒 琦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继伟 附相关法律、法规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