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7行终4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其明，男，1975年10月1日生，汉族，住寻乌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丽萍，女，1981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寻乌县，系上诉人刘其明之妻。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某，男，2004年2月4日生，汉族，住寻乌县，系上诉人刘其明之子。法定代理人暨某，女，1981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寻乌县，系上诉人刘其明之妻。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荣海波，北京新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寻乌县长宁镇长安大道**。法定代表人：谢小菁，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赖平湖，男，1968年1月17日生，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仁飞，男，1990年7月30日生，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明，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寻乌县江东庙路**法定代表人：谢金城，乡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刘维兵，男，1977年11月22日生，系该乡副乡长。委托代理人：范小平，男，1965年9月1日生，汉族，系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明斌，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其明、谢丽萍、刘某因行政协议一案，不服龙南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7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8年5月29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作出《关于寻乌县2018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征【2018】391号），同意寻乌县征收文峰乡长举村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14.3647公顷，用于城镇住宅项目建设等。2018年6月13日，寻乌县人民政府发布《寻乌县2018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征收土地公告》，载明：批准文号为赣国土资征【2018】391号、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建设用地、征地位置、征地补偿标准和补偿费用等。2018年7月6日，寻乌县人民政府发布《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征收范围为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的集体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具体范围以征收红线图为准；寻乌县国土资源局为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征收部门委托文峰乡人民政府为征收实施单位，承担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的具体工作等。原告刘其明与第三人谢丽萍共有的位于文峰乡长举村的涉案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被告征收人员多次与原告刘其明、第三人谢丽萍协商征收事宜未果。2018年8月30日，刘其辉和第三人刘某提供委托人为“谢丽萍”的《授权委托书》，以第三人谢丽萍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寻乌县国土资源局、被告文峰乡政府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约定征收被征收人谢丽萍坐落在寻乌县的房屋，其中视为合法主房建筑面积224.96平方米，附属房面积25.33平方米，院坪、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宅基地面积159.88平方米；选择产权调换房屋面积224.96平方米；补偿、奖励、补助合计192395.7元；承诺2018年10月6日完成搬迁等。并于当天签署《弃房声明》，承诺在2018年9月26日前将房屋内需要搬迁的物品及设施搬迁完毕，2018年9月26日后可以组织人员拆除房屋，且有权处置房屋内未搬迁的物品、设施及地上附着物。2018年12月4日，第三人谢丽萍在农业银行寻乌支行的账户收到棚改征地拆迁资金人民币192395.7元。之后，涉案房屋被拆除。原告认为征收补偿标准明显过低，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本案审理过程中，两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关于刘其明申请笔迹鉴定的答复意见》，认可案涉《授权委托书》中的“谢丽萍”并非第三人谢丽萍本人签名。原审法院告知原告刘其明涉案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刘其明与第三人谢丽萍为夫妻关系、与第三人刘某为父子关系、与刘其辉为兄弟关系。原告刘其明就本案已于2019年8月26日向寻乌县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起诉状及附件。寻乌县将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的规划职责等整合，组建县自然资源局，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不再保留县国土资源局。原审法院认为，寻乌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已划归被告寻乌县自然资源局，被告文峰乡政府是受征收部门原寻乌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参与涉案征收工作的，涉案房屋为原告刘其明和第三人谢丽萍夫妻共有，故刘其明、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和文峰乡政府为本案适格的原、被告。关于涉案《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行政协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首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行政协议作为体现双方合议的产物，又可在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重大且明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本案中，涉案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涉案协议的补偿金额也是依据《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计算而来，并不存在“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原告刘其明和第三人谢丽萍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签订涉案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或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主张的征收补偿标准明显太低、须置换宅基地等问题不足以导致涉案协议无效。其次，对行政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要对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从维护契约自由、维护行政行为的安定性、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角度，慎重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本案中，签订涉案协议的是刘其辉（原告刘其明兄弟）和第三人刘某（原告刘其明和第三人谢丽萍共同的儿子），且其均提供了委托人为“谢丽萍”的《授权委托书》，并按有手印，在此情况下，被告征收工作人员有理由相信其取得了第三人谢丽萍的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即使第三人谢丽萍并未授权委托刘其辉和第三人刘某，在未经被代理人谢丽萍追认的情况下，涉案协议对第三人谢丽萍也不发生效力。综上，涉案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经原审法院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其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其明承担。上诉人刘其明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1.撤销龙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727行初7号的行政判决书；2.确认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等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3.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首先，刘某签字系无效民事行为。诚如一审法院所说，在行政法中无明确规定，可以参照民事法律规范。本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某在签订所谓合同时仅有14岁左右，仍在读书，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因此刘某签字当然依法无效。其次，涉案协议中谢丽萍签字不是本人签署，也未委托任何人代理签字，更不是本人意思表示。在一审期间上诉人提起相关鉴定申请后，被上诉人等已经答复承认，涉案协议、授权委托书等签字均非谢丽萍本人签署。涉案协议、授权委托书均属伪造，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一段视听资料，称谢丽萍已经同意了拆迁事项。但是经庭审播放，根本无此内容。反而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意思表示尚不明确，更能够证明涉案协议，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再次，案外人刘其辉代理行为并不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刘其辉未经合法委托，不具有代理权，《民法总则》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拆除房屋当天，上诉人等强烈反对，完全不知道所谓的协议的存在。被上诉人此时就已经知道涉案协议的委托并非本人所为，属于无效代理行为，但是被上诉人依然一意孤行，拆除了涉案房屋。另外，涉案协议明显侵害了上诉人利益，贬损了涉案房屋价值属于两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刘其辉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协议内容本来就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协议中所谓的选择产权安置或者货币补偿等系上诉人合法享有的权利之一，但是在没有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上诉人的选择权利被违法剥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二条，对其中涉及农村村民住宅的应当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偿，将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列入了补偿方式之一，在补偿方式上更多地强调农村村民意愿选择。上诉人是农村村民，理应保障宅基地，涉案协议完全剥夺了上诉人的“宅基地”使用权、重新建房权，“一户一宅”资格权，明显减损了上诉人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的不存在减损上诉人权利，明显错误。协议中所谓的当天弃房根本无法实现。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居住多年房屋，破家值万贯，生产生活物品极多，不可能当天弃房，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现实。同时，涉案协议中的补偿当天并未落实，我们搬出房屋去哪里居住？被上诉人直接据此拆除了涉案房屋明显就是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案外人刘其辉，伪造谢丽萍《授权委托书》，引诱、误导第三人刘某（限制民事行为人）订“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的涉案协议，侵害上诉人权利。纯属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害上诉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涉案协议依法应当无效。最后，对一审法院不知所谓的判决，应当依法撤销。本案协议没有合法签字。一审法院引用的合同法第48条规定和其表述十分明显，涉案代理不对上诉人发生效力。一审法院却评判说“涉案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令人费解。到底是法律说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正确还是法院的评论正确？本案被告的征收人员偷录的上诉人录音中已经明确表示要考虑下，并未同意协议。一审中，被告作为征收部门也没有提供其核实相关委托真实性的证据。刘其辉与上诉人刘其明之间早已经分家另过，根本不可能代理其签订如此重要的拆迁协议，而一审法院却说被告征收人员“有理由相信”,理由是什么？就凭被上诉人用嘴说的？被上诉人作为征收机关有审查各项内容真实性的基本义务，当然地高于一般的民事主体，但是上诉上很明显没有尽到义务，甚至根本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在涉案协议剥夺上诉人补偿、选择等权利的情况下，明显减损了上诉人的权利，符合一审法院所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居然以结果与补偿安置方案内容确定标准为由，就认为不存在减损权利，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结果逻辑，完全无视程序权利，无视程序正义。再者，涉案的协议数额从何计算而来，被上诉人从未说过，如何能够认定其标准是从方案中来？又如何认定上诉人房屋面积等内容认定准确？补偿内容完整？完全是一审法院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答辩意见，一、涉案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首先，行政协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的判断首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上诉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同时，行政协议作为体现双方合意的产物，又可在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刘其明建设的涉案房屋位于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2018年8月30日，答辩人与谢丽萍、刘某及刘其辉签订了《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涉案协议的补偿金额是依据《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计算而来，并不存在“减损权利或增加义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签订的涉案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或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上诉人主张的征收补偿标准明显太低、须置换宅基地等问题不足以导致涉案协议无效。因此，答辩人认为涉案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二、案外人刘其辉签订涉案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协议是否为谢丽萍真实意思表示这一问题，答辩人认为，协议签订当天，上诉人刘某与案外人刘其辉共同向房屋征收部门工作人员出示了委托人为谢丽萍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委托书中按有手印，明确表示将代为签订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等事宜的权限授权给上诉人刘某及案外人刘其辉。因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答辩人已多次与上诉人商谈征收补偿事宜，上诉人完全知道涉案项目补偿的标准、补偿方式等情况，而且拆迁工作人员也多次就拆迁协议内容与上诉人协商，上诉人对协议内容完全知晓。在此情况下，征收工作人员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份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上诉人刘某、案外人刘其辉已取得代理权，更何况签协议当时，除上诉人刘某、案外人刘其辉在场外，上诉人的父亲及其他家人也在现场，据此，基于这种合理信赖，答辩人及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与上诉人刘某、案外人刘其辉最终签订了《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及《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虽然上诉人刘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答辩人基于授权委托书有理由相信其及案外人刘其辉享有代理权，二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答辩人在整个协议签订过程中已尽到相对人的谨慎义务，同时为保证征迁工作的公开透明，答辩人还将上诉人的补偿协议进行了张贴公示。由此可见，整个协议签订过程合法且协议约定内容符合《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伪造”问题，也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三、案涉《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前所述，答辩人与谢丽萍及其受托人刘某、刘其辉经协商一致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了案涉《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书对上诉人的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及付款方式、搬迁期限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谢丽萍、刘某及案外人刘其辉均在协议上签字、摁印，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协议签订后，文峰乡人民政府及时向谢丽萍足额支付了192395.7元补偿款。谢丽萍、刘某也向文峰乡政府出具了一份《弃房声明》，同意文峰乡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6日将上诉人房屋予以拆除。据此，案涉《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换言之，审判机关有权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司法审查，并不包括行政机关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形。即行政机关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自己义务的行政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以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更何况，由于签订该协议时，政府本着让利于民的原则，考虑上诉人家庭实际情况，将其未取得任何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视为合法建筑进行补偿，现上诉人为获得更大补偿利益，在协议签订至今已长达一年多之后提起本案诉讼，可见其诉讼目的不正当。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协调笔录在卷可以证实。本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某签字行为是否合法有效；2.上诉人刘其明之兄刘其辉签订涉案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3.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应当撤销。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某签字行为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刘某出生于2004年2月4日，至2018年8月30日签订协议时，仅14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以其母亲即上诉人谢丽萍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由谢丽萍同意或追认，而本案中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谢丽萍”并非上诉人谢丽萍本人签名，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谢丽萍具有同意或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刘其辉签订涉案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上诉人刘某与案外人刘其辉在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委托人为“谢丽萍”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并按有手印，但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刘其明不同意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情况下，应当对该授权行为进行核实，且刘其明以及谢丽萍当时均在当地，亦非无法取得联系，其在没有核实授权真实性的情形下直接与刘某、刘其辉签订协议，没有尽到谨慎义务，存在过错，故刘其辉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关于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刘其明房屋纳入了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前，由第三方测量公司进行了丈量，丈量后根据《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计算了征收补偿款并约定进行产权调换。在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谢丽萍转账支付了征收补偿款。案外人刘其辉作为上诉人刘其明的成年兄长，为避免上诉人刘其明逾期签约被扣减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出于为刘其明考虑的好意，在签约期限的第一阶段后期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减损上诉人刘其明依法享有的征收补偿权利，且案外人刘其辉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上诉人刘其明提到协议剥夺了其选择宅基地安置的权利，而上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并没有规定安置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方式。在上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未被撤销之前，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上诉人刘其明的征收补偿也应当在该方案的框架范围内进行，故上诉人刘其明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刘其明的房屋现已拆除，案涉集体土地已实际征收完毕，当地政府也对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的土地进行了规划利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撤销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应确认两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刘其辉、上诉人刘某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法。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龙南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7行初7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与上诉人刘某、案外人刘其辉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法；三、责令被上诉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对上诉人刘其明的征收补偿采取补救措施。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被上诉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