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2民初10160号原告：某某，男，汉族，1973年10月17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军，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法定代表人：黄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学成，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某某与被告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以下简某某某某某某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军，被告湖南天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学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8月至2019年9月的工资差额49433.57；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2年10月原告入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与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单位任品保部检验员，被告经资产置换后，由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2015年8月底，因原告不同意签订平移合同，被告强制原告离岗，2016年7月份，被告登报要求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后经仲裁和诉讼，2017年10月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书，撤销了被告解除合同的决定，原告与被告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原告及其他同事，曾多次向包括被告上级主管单位在内的部门主张权利，要求恢复工作岗位并支付拖欠的工资房暖补贴和补缴社保，但被告至今没有提供工作岗位，原告认为因被告过失剥夺原告劳动权，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补偿或赔偿，此外根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被告与其他员工劳动争议纠纷的已生效判决内容，劳动者在劳动仲裁诉讼期间以及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被撤销后，被告不提供劳动岗位，导致劳动者客观上无法进行工作，故被告有义务按照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向劳动者发放前述期间的工资。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湖南天雁公司辩称，一、本案系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遗留的历史问题，具有特殊性和群体性，不同于正常运转的公司与正常提供劳动者因为履行劳动合同而引发发生的劳动争议。法院不应适用鲁高法【2010】84号第33条裁判本案。被告前身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系国有企业，2012年被告在各级政府主导下，进行了资产置换和改制，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迁址湖南，更名为被告。因为迁址湖南，员工均在济南，原劳动合同履行的各方面情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考虑到跨地域和职工便利性，政府改制意见是由同一控制人的子公司某某某某某某车有限公司（性质也是国有企业）全部接收和承继员工的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原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发生了变化，有部分人员不同意接收，又无法达成新的变更。所以，2012年这些员工就开始陆续回家待岗，待岗期间被告发放基本生活费，这种待岗状态一直持续到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被法院撤销后，恢复劳动关系，恢复原来的状况，那仍然是待岗。也就是说，本案的员工，并非在解除前是正常提供劳动的状态，是因改制才待岗的，并不是因为解除而失去了工作岗位。所以，第33条显然不适用本案的特殊性和群体性，本案不是个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企业改制中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关系而发生的民事纠纷，但对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主导的企业改制，其权利转移等事项并非企业自身所能决定的，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因此，本案系因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具有其特殊性，应当由政府统筹解决，不应由法院裁判。即便法院已经裁判，也恳请法院在裁判时考虑到政府改制的特殊性，不要一刀切的采用个案适用的法律规定，对本群体性、历史遗漏的案件进行裁判，这将造成企业难以为继、员工变本加厉的局面，双方的劳资关系更加恶劣；二、劳动关系恢复后，应当按照损害填补原则，使劳动双方通过填补达到解除前的状态。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实际损失额，不能随意扩大。依据损害填补原则，用人单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补偿的，应当以恢复到劳动关系解除之前的状态为界限。在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前，原告并没有提供正常劳动，是待岗人员。根据《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歇业，企业未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停工、停产、歇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当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该工资支付周期的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劳动者没有到其他单位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被告每月发放待岗员工基本生活费。在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至解除决定被依法撤销的期间内，原告的实际损失是这期间的基本生活费，而不是工资，没有提供劳动，怎么会有工资？并且，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被依法撤销后，被告也已为原告补发了这期间基本生活费，所以依照损害填补原则，被告已经足额承担了自己的补偿责任；三、如果待岗人员并不提供正常劳动，却能获得相当于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报酬的价款，将有违社会公德。这不仅是肯定了待岗人员不劳而获的想法，而且对正常提供劳动的劳动者而言是极端的不公平，容易造成和激化新的社会矛盾。部分判决直接以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判决依据，不仅与事实严重不符，还造成了员工们效仿，原本要生活费的，转为要工资，甚至于要济南市社平工资，法律后果越来越走向偏执和不公平，引发更多的矛盾和问题。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系政府主导改制，造成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者又不接收政府主导的职工安置方案，那么，造成待岗状态是双方的原因，不是被告一方。所以，原告在一直未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被告为其代扣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个人应承担部分之后，已经向原告足额发放了基本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基本事实如下：某某系原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职工。2012年某某某某某某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迁址湖南，名称变更为湖南天雁公司。后因某某未办理劳动关系接续手续，湖南天雁公司通过报纸公告的形式向其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决定与某某解除劳动合同。某某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做出裁决，裁决撤销湖南天雁公司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湖南天雁公司对该裁决结果不服，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湖南天雁公司要求确认与某某劳动关系已解除的诉讼请求。湖南天雁机械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鲁01民终589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湖南天雁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因工资发放问题，某某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依法裁定湖南天雁公司向某某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工资152744元，该委做出济劳人仲案（2019）8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某某的仲裁请求。某某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湖南天雁公司未提起诉讼。另，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为每月1600元，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为每月1710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为每月1810元。再查明，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湖南天雁公司向某某分别发放工资21392.11元。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湖南天雁公司为某某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分别为8337.67元、3566.22元，共计11903.89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本案中，湖南天雁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已于2017年11月1日被撤销，该事实已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1民终5891号生效判决书确认。依照前述规定，虽然某某在前述判决生效后未为湖南天雁公司提供劳动，但某某未能提供劳动系因湖南天雁公司违法解除与某某的劳动关系，导致某某至提起劳动仲裁、诉讼期间在客观上无法进行工作，在湖南天雁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被认定为违法且被依法撤销后，湖南天雁公司亦未及时安排某某工作，某某未提供劳动非个人原因造成，现某某要求按照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未付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故湖南天雁公司应向某某发放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的工资差额14084元（47380元-21392.11元-11903.89元）。对某某主张的2017年11月之后的工资差额部分，因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某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4084元；二、驳回原告某某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兰霞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韩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