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30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法定代表人：杨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莹洁，天津唯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蕊，天津唯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星宇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春新星宇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翔运街**div>法定代表人：赵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维山，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冰，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吉林省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v>法定代表人：王金福，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吉林省东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王金福，该公司董事长。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宇公司）、吉林省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公司）、吉林省东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由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新星宇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7月8日作出（2010）长民一终字第129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0）朝民重字第26号民事判决，新星宇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7月24日作出（2012）长民一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吉01民监1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吉01民再15号裁定，发回重审。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吉0104民初4621号民事判决，筑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筑林公司上诉称，1.请求撤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462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1）解除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新星宇公司返还筑林公司工程款40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星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对双方争议事实并未作出明确认定。一审判决中称“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查明事实如下……”但从其后文的表述看，却并未明确哪些证据双方无异议、对于有异议的证据如何认定及采信；且一审判决中未区分哪些为当事人陈述及主张的“事实”、哪些为一审法院经审理后查明的事实，也未明确陈述依据哪些证据认定了哪些事实。也就是说，一审判决对于双方争议事实并未作出明确认定。（二）一审中，筑林公司主张：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新星宇公司未能履行合同项下义务，且事实上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法应予以解除，新星宇公司应返还筑林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对于以上主张，筑林公司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对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的相关事实进行了详细陈述和说明，但一审判决却未予认定，也未说明不予认定的理由。1、筑林公司2008年1月16日与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然后通过王金福居中联络，协商将案涉地块的前期场地平整、围墙、大门等零星工程交与新星宇公司进行施工。协商一致后，新星宇公司向筑林公司开具了三张共计400万元的工程款发票，发票相关要素明确记载：“工程名称：繁荣路地块项目前期平整、围墙、大门工程；工程地址：繁荣路与人民大街交汇处；结算方式：工程造价工程预付款”，与此后双方于2008年3月10日双方2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名称、地点、施工内容的条款、地点合。说明新星宇公司在开具工程款发票时，已就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与筑林公司达成一致。此外，因合同施工内容仅为前期平整、大门、围墙等零星性工程，并不涉及项目主体工程，因此即便尚未取得项目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未进行招投标，也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以上事实及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进行了充分调查及了解，对于为何会出现先付款、后签合同以及在施工前全额支付工程款等情况，筑林公司均作出了合理解释，但一审判决中却完全没有提及，也没有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2.在新星宇公司尚未开始施工的情况下，筑林公司发现案涉地块客观上存在无法开发的情形，并因此中止了项目开发及相关的前期工作，后于2018年11月5日与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协议书》，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返还政府，因此，案涉施工合同已无履行可能。这种情况下，新星宇公司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收到的400万元工程款理应返还。一审判决中提到了筑林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返还政府，但却未对施工合同能否继续履行进行认定，也未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后果进行认定。（三）新星宇公司在一审中抗辩，筑林公司支付案涉400万元给新星宇公司，实际是为了通过其向第三人东阳公司支付“服务费”，因此新星宇公司不应将该款项返还筑林公司。但新星宇公司及第三人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400万元系所谓服务费，且新星宇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将该400万元支付给东阳公司。一审判决对新星宇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是否有效、是否予以采信，未作出明确认定，对于其抗辩是否成立也未作出认定。1、新星宇公司提交了一份南通二建天津公司与东阳公司签订的《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的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证实。且从协议签订主体来看，并非筑林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筑林公司应代南通二建天津公司履行该协议项下义务。此外，从协议内容来看，也不符合支付所谓服务费的条件。也就是说，新星宇公司所主张的400万元系筑林公司向东阳公司支付服务费的事实基础根本不存在。2.筑林公司与第三人东信公司曾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向其支付500万元咨询费，东信公司与东阳公司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王金福，如筑林公司确需向东信公司支付服务费，只需修改支付东信公司咨询费的金额即可，为何各方要大费周章、通过向新星宇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方式进行。一审庭审中，东阳公司对此问题完全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也就是说，新星宇公司关于筑林公司通过其向东阳公司支付服务费的说法缺乏合理性。3.一审中，新星宇公司提供的内部记账凭证、转账凭证中均没有其将400万元支付给东阳公司的凭证，其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更证明了其未将400万元支付给东阳公司的事实。对于上述相关证据的内容、证明效力以及是否采信等，一审判决均未作出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并据此认为筑林公司诉请依据不足，但恰恰依据该条规定，应认定筑林公司所主张的事实成立，一审判决对该法律规定的理解及适用存在明显错误。根据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筑林公司主张与新星宇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并提供了施工合同、付款凭证、收款发票等证据，已经满足上述法律规定的“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条件，“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而新星宇公司作为抗辩一方，对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因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新星宇公司反驳筑林公司的理由是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不真实，名义上是支付工程款、实际上是筑林公司通过新星宇公司向东阳公司支付服务费，但其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连“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标准都无法达到，依法应当确认其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存在的事实是筑林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应当认定不存在的事实是新星宇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实际上，一审判决也并未认定新星宇公司主张的事实存在。而在新星宇公司抗辩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即便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施工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关法律规范及行业惯例明显有异”，也不能否定案涉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只要案涉施工合同是真实的，不管合同效力如何，都应认定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只要案涉施工合同是真实的，在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筑林公司依法就有权要求解除；即便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新星宇公司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返还义务。如前所述，新星宇公司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筑林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筑林公司认为，案涉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在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定案涉施工合同解除、新星宇公司返还已收到的400万元工程款。即便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施工合同因违反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也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定新星宇公司返还400万元工程款。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其与新星宇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新星宇公司返还工程款的请求，依据不足”，明显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三）款规定，请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维护筑林公司合法权益。新星宇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在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后，认定新星宇公司与筑林公司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已作出明确认定。一审判决在第10页明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基此查明事实如下:……”，判决书第10页到第15页记载，一审法院共认定了九项事实，包括《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的内容、东阳公司挂靠新星宇公司的事实、东信公司与筑林公司签署的《咨询服务协议》的内容、在东阳公司向新星宇公司出具《担保书》后新星宇公司向筑林公司开具400万元工程款发票的事实、新星宇公司收到筑林公司400万元款项后将其中3744000元付给东阳公司的事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署的时间及内容、筑林公司退回土地使用权及起诉通州建总集团吉林分公司和东信公司的事实、王金福与朱觉生、杨晓东、李新三人通话记录及三人不配合鉴定或接受询问的事实。一审法院通过统一概述的方式表达对相应证据的采信及相关事实的认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要求，筑林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事实未做出明确认定属于认识错误。（二）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新星宇公司与筑林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基于已经查明的上述九项事实，认为：“本案中，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虽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原告向新星宇公司支付名目为“工程款”的400万元，并由新星宇公司为原告开具了‘工程款发票’，但经庭审查明，合同签订时原告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亦未对工程进行设计、造价预算，合同中有关施工面积、施工标准及规范、施工材料设备信息、质量保修等主要条款均为空白，合同签订后原告未依约向新星宇公司提供设计图纸及其他施工资料。工程未按约定时间开工，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双方却未就延期事宜进行任何交流或协商。此外，原告未按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按比例支付工程价款，而是在此合同签订前即一次性支付全部工程款400万元。以上事实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关法律规范及行业惯例明显有异，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新星宇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新星宇公司返还工程款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详见一审判决第15页）。一审判决的上述结论清楚的表明了法院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的态度。《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虚假而无效。但由于该合同背后隐藏了筑林公司以给付工程款名义向东阳公司付款400万元的行为，所以解决400万元款项归属的争议不能仅限于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真实，还应进一步分析筑林公司与东阳公司间的法律关系。但由于筑林公司没有将东阳公司列为本案被告，筑林公司与东阳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及围绕该400万元的争议只能另案解决。在本案中，只要能够认定筑林公司要求法院解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是一份真实有效的合同，400万元工程款也不是根据该合同支付的（实际付款时间、一次性付款的事实与约定分期付款的时间、比例等不符），筑林公司要求新星宇公司向其返还40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筑林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然是正确的。（三）一审判决认定新星宇公司已将筑林公司支付的400万元款项付给了第三人东阳公司。收到400万元工程款后，新星宇公司在扣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和代扣代缴税金后向第三人东阳公司支付了374.8万元，第三人对收取上述款项的事实完全予以认可，并被一审法院以“查明事实”的方式予以确认。一审中新星宇公司不仅提供了《审计报告》，更提供了做出《审计报告》所依据的银行水单、转账支付、现金收据等外部记账凭证，因此新星宇公司已经将大部分款项付给东阳公司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至于新星宇公司收取的管理费、扣除的税费的数额都是东阳公司同意的，所以等于新星宇公司已经将400万元全部付给了东阳公司。虽然新星宇公司没有直接将上述资金划转至东阳公司银行账户，而是将大部分款项交给了东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东阳公司的人员，少部分按照东阳公司的指示转账付给他人，但东阳公司对新星宇公司的付款行为完全予以认可，并及时出具了加盖公司公章的收据，所以新星宇公司已经将上述款项付给东阳公司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四）新星宇公司只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名义上的当事人，东阳公司才是该合同的真正当事人，筑林公司对该事实是完全知道和认可的。筑林公司是在没有签署任何合同的情况下将400万元付给新星宇公司的。筑林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向新星宇支付巨额款项，完全是由于东阳公司的缘故。对此，筑林公司代理人承认“为了感谢东阳公司在取得地块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筑林公司把这个项目的前期一部分施工交给了东阳公司找来的新星宇公司”，“施工合同主要由东阳公司帮助洽谈，基于东阳公司此前对这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所以施工合同付款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就提前预付了”（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再15号案件2019年4月1日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既然付款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东阳公司，其中必然含有输送给东阳公司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是对东阳公司的感谢，所以筑林公司的400万元是其通过新星宇公司变相付给东阳公司的款项的事实是筑林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予以承认的。在接收400万元款项前，东阳公司与新星宇公司下属的浩宇分公司签订了挂靠经营的《项目承包合同》，并向新星宇公司出具《担保书》承诺该400万元工程合同的法律纠纷和后果由其承担。为了给付款行为提供合同依据，在付款一个多月后新星宇公司与筑林公司补签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签署该合同前，东阳公司向新星宇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该合同若违规涉及的罚款和补办招投标手续的费用及法律纠纷由其承担。上述事实清楚的证明东阳公司是采用建筑工程施工领域常用的借用资质承包工程的模式，借用新星宇公司的名义和资质与筑林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东阳公司才是该合同的实际当事人，新星宇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由东阳公司享有和承担。筑林公司对于东阳公司借用新星宇公司名义与其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事实不仅是明知的，而且还参与了相关行为的实施。在筑林公司制作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中，直接指定东阳公司的总经理王雪松为项目经理，并要求东阳公司承诺“保证本工程内容的所有事项得到落实”，清楚的证明筑林公司同意东阳公司通过充当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方式，成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事实上的当事人，为东阳公司接收筑林公司以工程款名义给付的款项提供合同依据。因此，东阳公司接收400万元款项的权利是筑林公司通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予以确认的。将前面叙述的筑林公司为了感谢东阳公司而违背常理以工程款名义向新星宇公司支付400万元的事实与筑林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指定东阳公司为实际施工人的事实结合起来，充分说明筑林公司向新星宇公司转账支付400万元款项的目的就是通过新星宇公司向东阳公司付款。因此，如果筑林公司反悔要求退回上述款项，也只能向东阳公司提出请求。筑林公司请求新星宇公司返还其付给东阳公司的400万元款项，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在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情况下筑林公司向新星宇公司付款400万元，为了给付款行为提供依据，又虚构工程项目，与新星宇公司补签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一审过程中，筑林公司未能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由东阳公司总经理王雪松担任项目经理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释；筑林公司代理人对东阳公司与南通二建合作获得地块并通过新星宇公司付款的事实则以《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为复印件、王金福与朱觉生、杨晓东、李新通话录音没有原始载体为由进行搪塞。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筑林公司，两次要求朱觉生、杨晓东、李新到庭接受法院询问，但三人均无故拒不到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法律的上述规定认定事实，是非常正确的。综上所述，筑林公司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东阳公司、东信公司陈述意见与一审陈述意见一致。筑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的施工合同；2.要求新星宇公司返还筑林公司工程款4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6日，筑林公司与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朝阳区部队营区以东金士百大厦以南、人民大街以西、繁荣路以北（宗地编号为29-33-18）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地块土地使用权，建筑容积率＜4.0。筑林公司取得案涉地块土地使用权后，将案涉地块的前期场地平整、围墙、大门等零星工程交与新星宇公司施工，双方达成合意后，先由新星宇公司于2008年1月18日向筑林公司开具三张共计400万元《吉林省地税税控器发票》，筑林公司收到发票后于2008年1月23日向新星宇公司支付400万元工程预付款，后双方又于2008年3月10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繁荣路地块（29-33-18），工程内容为项目前期场地平整、围墙、大门等，合同价款400万元，开工时间为2008年3月15日，竣工时间为2008年5月15日。合同订立后，因新星宇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且案涉地块因土地管理部门原因无法开发建设，从而导致该合同无法履行，依合同法94条规定，应予以解除，新星宇公司应返还筑林公司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故诉讼来院。新星宇公司辩称：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正的当事人并非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而是东阳公司与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仅为东阳公司的代理人，合同中与新星宇公司有关的权利义务应由东阳公司承担。（一）东阳公司为实现以工程款名义收取筑林公司给付的服务费的目的而挂靠新星宇公司承包经营，筑林公司在没有与新星宇公司签署任何合同的情况下，即将400万元款项付给新星宇公司。2008年1月，东阳公司法人代表王金福和总经理王雪松找到新星宇公司负责人，说明东阳公司帮助筑林公司获得了人民大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开发项目（即29-33-18地块），要求新星宇公司帮助东阳公司收取筑林公司给付400万服务费。为实现该目的，2008年1月16日，王金福、王雪松代表东阳公司与新星宇公司签署《项目经营承包合同》，双方在表面上形成了挂靠经营关系。为使新星宇公司同意出具400万发票并接收筑林公司款项，东阳公司于2008年1月18日向新星宇公司出具《担保书》，保证筑林公司场地平整、围墙等工程项目由其完成，同时承诺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签署的施工合同所出现的一切后果由东阳公司承担。故新星宇公司当天开具了400万元工程预付款发票交给东阳公司总经理李雪松，筑林公司收到发票后付给新星宇公司400万元。在新星宇公司开具发票、收取400万元前，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公司人员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如非与东阳公司形成挂靠关系，新星宇公司根本不会向筑林公司开具发票，同理，如筑林公司非与东阳公司另有约定，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毫无缘由地将400万元巨款付给新星宇公司。所以筑林公司给付新星宇公司的400万元款项与东阳公司密不可分，如认为筑林公司款项是付给无合同关系和经济往来的新星宇公司，显然不合情理。（二）新星宇公司已将400万元中的大部分款项交给东阳公司。2018年11月16日，新星宇公司委托吉林仁和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筑林公司支付给东阳公司的400万元款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报告证明，浩宇分公司王雪松项目部共收入工程款400万元，支出3999800元，余额200元整。其中新星宇公司收取管理费共计98000元、税款及防洪基金共143800元、支付东阳公司法人代表、股东及其指定公司共计3748000元。该报告充分证明新星宇公司是代理东阳公司接收筑林公司的款项，自己获得的利益只是按照挂靠施工模式收取了少量的管理费，因而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正权利人。（三)合同内容表明，筑林公司明知东阳公司通过挂靠新星宇公司的方式成为该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合同是筑林公司主动要求签署的，该公司副总经理李新亲笔填写了合同并盖章后通过东阳公司交给新星宇公司。合同约定“项目经理:王雪松”,表明该项目施工由东阳公司总经理王雪松领导并全面负责，而不是由新星宇公司的人员负责。同时约定“东阳公司作为承包人的担保人，保证合同内容所有事项得到落实”,依法衡量,该约定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而是东阳公司向筑林公司做出的全面履行该合同的承诺和保证。既然筑林公司的工程由东阳公司的总经理负责施工，东阳公司又承诺建设施工合同能够得到全面履行，所以东阳公司才是该合同的真正当事人的事实在合同中已经反映的非常清楚。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东阳公司挂靠新星宇公司必然以新星宇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因而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即挂靠关系）在合同中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因而筑林公司对新星宇公司是东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是明知的。根据合同法第402条规定，东阳公司挂靠新星宇公司，以新星宇公司名义接收400万元款项及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直接约束东阳公司和筑林公司，并由筑林公司和东阳公司承担全部合同责任，新星宇公司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虚假无效的合同，各方当事人签署该合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筑林公司向东阳公司支付的400万元服务费的行为具备合法的形式。（一）新星宇公司向筑林公司开具工程预付款发票并接收款项时该合同尚未形成，故该合同不是新星宇公司向筑林公司开具400万元发票并收取款项所的合同依据。筑林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15日,1月18日新星宇公司向筑林公司开具了3张合计400万元的工程预付款发票,发票记载该款为场地平整、围墙、大门工程预付款。2008年1月23日筑林公司以“工程款”名义向新星宇公司付清了该400万元款项。该合同是在付款约一个半月后的3月10日签署的，从时间上看,该合同不是筑林公司的付款依据。（二）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与实际付款情况严重不符,又公然违反招投标法相关规定约定工程招投标事宜均由施工方负责，且当事人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的任何意图和行为，说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虚假。第一，合同中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内容虚假。合同第5条规定工程总价款为400万元,第24条规定“开工前10天,由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合同价款的30%”,第26条规定“每月25日按完成工作量的7O&”支付进度款。但事实上，在该合同签署前400万元工程款早已全部付给新星宇公司。第二，筑林公司与东阳公司约定串通招投标。合同第47条补充条款约定:“1.若本协议涉及政府部门要求的招投标等相关手续，则所有补办招投标手续的费用由是施工单位支付”。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八条的规定,招标人应是建设单位即筑林公司,东阳公司是投标人,双方应当分别行使招标人、投标人的权利、履行相关义务，但是该合同却约定招投标费用均由东阳公司负责。由于本案的施工合同形成于招投标之前，故所反映出的问题的实质是筑林公司与东阳公司搞假招投标，因而进一步说明该合同是东阳公司与筑林公司共同弄虚作假的产物。第三，该合同没有得到任何履行。在补签此合同后，筑林公司没有对场地平整、围墙、大门工程进行规划、勘查、设计，也没有制作工程预算，甚至连水准点、坐标控制点与施工图纸都没有按照约定向新星宇公司提供。而东阳公司也没有按照约定派人进场开工，筑林公司也从未要求东阳公司或新星宇公司开工建设。上述事实说明各方当事人根本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的意图和行为，补签此合同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没有签署合同便付清全款的反常举动。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该合同无效。至于隐藏在合同背后的筑林公司向东阳公司给付400万元服务费行为的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当在筑林公司与东阳公司间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通过另案审理确定。如果东阳公司应当收取该400万元费用，则该款不予退换，如果东阳公司不应当收取该400万元费用，则该款应由东阳公司退还给筑林公司。至于新星宇公司与东阳公司间的《项目经营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新星宇公司是否应当向东阳公司返还所收取的管理费的问题也应当在新星宇公司与东阳公司间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通过另案审理确定，而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三、尽管东阳公司提供的《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是复印件，但该协议的内容真实，并得到了全面履行，因而应当认定该协议的客观存在。《地块合作协议》虽然是复印件，但所约定的各项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具体表现为:第一,协议中关于项目概况、开发计划时间的叙述清晰、准确,说明东阳公司十分了解项目情况;第二,协议中叙述的竞拍保证金数额准确，对中标价格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符;第三,根据协议计算,东阳公司应当获得的服务费共计900万元,其中700万元应当在签署土地使用权确认书后支付。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东阳公司的关联公司东信公司与筑林公司于2008年1月18日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由筑林公司以咨询服务费名义向东信公司付款500万元。同日，新星宇公司向筑林公司开具了工程预付款发票,900万元服务费的支付问题通过变通方式得到落实。而且筑林公司实际支付的金额也为700万元（新星宇公司400万元、东信公司100万元、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200万元，付款时间均为2008年1月23日）,与《地块合作协议》约定的首期付款金额一致。筑林公司将本案所涉土地退回长春市人民政府后，除了对新星宇公司起诉要求返还所谓的400万元“工程款”外，还以不当得利为由对通州建总集团提起告诉，要求返还该200万元款项，据悉通州建总集团返还100万后，筑林公司撤回起诉。筑林公司对东信公司收取的100万元也提起了告诉,判决生效后筑林公司没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证明筑林公司认可东信公司实际上获取该100万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不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完全应确认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综上所述，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不需要通过合同解除方式消灭其效力，故筑林公司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筑林公司以合同解除为条件提出的返还40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也就当然不能成立。即使不认定合同无效,新星宇公司也仅是代理东阳公司接收筑林公司的400万元款项,筑林公司对此亦明知，东阳公司才是400万元最终、真正的受益主体，新星宇公司不需要向筑林公司返还该400万元。故应当依法驳回筑林公司诉讼请求。东阳公司、东信公司述称：一、有关东阳公司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以及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虚拟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事买与证据，新星宇公司只是一个为东阳公司转账的“平台”，所谓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虚拟的,不具有真实性与合法性。试想,一个根本不具备开工条件和没有任何开工手续的工程能够发包,既没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没有发改委建设项目立项批文，也没有建设主管部门招投标手续,没有工商管理部门合同鉴证，更不可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型施工企业能在当年1月23日给新星宇公司转款400万元，到3月10日再签订施工合同。以上事实说明，这份所谓的施工合同是一份虚假合同,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一）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许多重要条款没有填写内容,许多重要事项没有约定和要求，是一份彻头彻尾的虚假合同,举例如下:合同第1页第一款工程概况栏内，工程立项批准文号没有填写内容是空白。第3页第六款明确规定，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本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书及其附件、本合同专用条款、本合同通用条款、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工程量清单、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以上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等合同的组成文件均没有。合同第4页第十款合同生效栏内，合同订立时间、合同订立地点、本合同双方约定都没有填写内容是空白。合同第4页发包人与承包人栏内,除不清楚的盖了两个公章外，所有内容都没有填写是空白。合同第6页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及其管理机构备案意见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意见也都是空白。（二）合同第53页第7条项目经理为王雪松，王雪松是东阳公司的大股东（投资400万元，占50%股份),是东阳公司的总经理，根本不具备施工能力。（三）合同第65页第41条担保栏内，明确约定东阳公司作为承包人的担保人，保证本合同内容的所有事项得到落实。同时，在签订本施工合同时，东阳公司郑重地向新星宇公司出具了担保书和承诺书。担保书明确约定，1.案涉施工合同,施工内容为该项目前期场地平整、围墙、大门由我公司负责项目完善。2．施工合同履行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法律债务纠纷，全由我公司负责处理和法律应诉。3．该合同是在我公司担保下进行,所出现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新星宇公司四次开庭应诉，既不委派律师,也不承担费用，全部是由东阳公司代为办理的，官司输赢都与他们没有关系。承诺书明确约定，1.该合同签订前，我公司作为担保单位已向新星宇公司明确担保责任2．本合同若有违反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涉及的所有罚款由我公司承担。3．若需补办投招标手续，费用由我公司负责承担。4．所有涉及法律纠纷问题,均由我公司承担。如果发生纠纷,由东阳公司和筑林公司（即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之间自行协商解决。（四）根据东阳公司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签订的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的约定,应对方要求，在与新星宇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支付400万元所谓工程款的同时，筑林公司还与东信公司签订一份咨询服务协议，咨询费共计500万元，先支付100万元。在签订这份协议时,东信公司也给筑林公司出具了承诺书，约定，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签署的长春29-33-18地块前期工程合同,如需办理投招标手续或有其他违反建设主管部门规定，涉及费用或罚款由我公司承担。以上100万元咨询服务费也被筑林公司起诉了,开庭后裁定中止审判，等待中法400万元上诉结果。（五）2008年1月23日筑林公司在给新星宇公司转款400万元和给东信公司转款100万元的同时，还给通州建总集团吉林分公司转款200万元。三笔共计700万元都是根据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的。因筑林公司与通州建总没有关系,由东信公司委托筑林公司付款的，支付通州建总200万元发票是东信公司从税务局开出的，税金是东信公司交纳的。以上200万元也被筑林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了,案件在宽城区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已经结案。（六）签订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前，东阳公司提供15个近期拟挂牌的开发地块，每个地块都附有项目测算资料供对方选择。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东、副总经理李新,上海江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也是南通二建集团下属分公司）董事长朱觉生、总经理朱健雄，江苏南通二建集团董事长陈建年，先后分三批前来长春考察,耗时四个多月，耗资100多万元。他们每次来长春，王金福都陪同去市国土资源局求见局长朱亚福和收储交易中心主任宋义春。他们决策、选定29-33-18地块后王金福帮他们操作的。筑林公司注册时办公地点是东阳公司无偿提供的，筑林公司和东阳公司办公地址同为解放大路2788号。筑林公司注册后办公场所是东信公司帮着租赁的,前一个季度的房租2.5万元也是东信公司交付的。筑林公司办公室的装修也是东阳公司帮着操办的，不能说东阳公司和东信公司与筑林公司没有关系。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东阳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签订的所谓施工合同，是一份应筑林公司要求,为东阳公司转款的“平台”，与新星宇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对方想要返款,也应由筑林公司与东阳公司协商解决。二、为使本案得到公正判决，为使法庭能够取得第一手证据,强烈要求法院传唤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筑林公司的法人代表杨晓东，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服公司副总经理、执行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直接参与转款、签订本施工协议的当事人李新，筑林公司总经理、地块合作协议直接策划、地块合作协议直接策划公司总经理助理、地块合作协议电脑起草、地块合作协议电脑起草人范曦栋到庭作证、上海找以上当事人取证。官司至今三年半多时间了，不见对方一个当事人出场,他们怕的无非是面子和良心,一个全国闻名的500强大型企业集团,不能避实就虚、以假乱真。三、王金福与本案筑林公司股东单位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2007年12月6日签订合作协议，到2007年12月28日经过合法竞拍使对方取得长春29-33—18开发地块，到2008年1月15日我方帮助对方注册筑林公司公司，到2008年1月23日筑林公司分别给新星宇公司转款400万元，给东信公司转款100万元，给通州建总集团吉林分公司转款200万元,都是自觉自愿的，看似是诚信友好的,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以后对方杀了个回马枪，以扭曲事实的方式恶意起诉返款;没有想到应对方要求转换成施工协议和咨询服务协议后,立马把原29-33-18地块合作协议原件收走，是为今天翻脸往回要款设下的“陷井”。王金福1960年参加工作到2003年退休，先后在省市机关工作43年,当时对方提出签订施工协议并直接转款，甚至先转款后签订施工合同，其被蒙骗，由于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淡薄丧失警惕，被对方“恶搞”。现在看来对方当时的用心和所为是有预谋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新星宇公司提供2007年12月6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甲方）与东阳公司（乙方）签订的《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内容为，乙方负责本开发项目的前期工作，保证甲方可以将本项目作为公寓式酒店开发，通过招挂拍使甲方获得土地开发权，并协助甲方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如项目规划用地面积小于8700㎡，或可开发建筑面积小于34800㎡，则乙方不享受本项目服务费，甲方负责指定另外2家公司参加招挂拍，并负责招挂拍的保证金，乙方保证没有其他单位参与竞拍，乙方承诺甲方取得该项目地块的最终竞拍价格不高于6200万元，竞拍最终价格与6200万元之间的差价，作为乙方的前期服务费，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竞拍成功并取得土地主管部门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确认书后，甲方支付乙方中标价与6000万元之间的差价。筑林公司以该份协议为复印件为由，不予认可。新星宇公司提供2007年12月7日长国土资公发［2007］259号《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复印件、2007年12月28日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竞得人／中标人）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复印件，主张东阳公司完成了《地块协议》中约定的协助获得该地块开发权的义务，筑林公司以证据为复印件为由不予认可。二、2008年1月6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向长春市国土资源局提交《关于企业名称核定有关情况的请示》，写明，该公司以竞买人的身份竞买29-33-18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成功，承诺以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筑林公司）名义，与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并负责办理相关用地手续。2008年1月15日筑林公司公司成立，营业执照登记住所与东阳公司、东信公司相同，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为筑林公司股东。2008年1月16日筑林公司与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给筑林公司的宗地位于长春市朝阳区部队营区以东、金士百大厦以南、人民大街以西、繁荣路以北，宗地编号29-33-18，面积6223平方米，商业用途，出让人同意在2008年1月12日前将宗地交付筑林公司，出让金为5300万元，合同双方签字后10日内，筑林公司须向出让人缴付2000万元作为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合同落款受让人处由李新签字。三、2008年1月16日，新星宇公司浩宇分公司（甲方）与东阳公司（乙方）签订《项目经营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揽工程并组建项目部负责施工，甲方向乙方收取管理费为工程总造价的1％，乙方按时足额上缴甲方管理费、预算定额编制管理费、税金、印花税、防洪基金。合同未约定具体工程，落款甲方处由浩宇分公司经理王伟签字，乙方处加盖有东阳公司公章，并有王雪松、王金福签字。四、2008年1月18日，筑林公司（甲方）与东信公司（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已取得的长春市29-33-18号地块提供项目规划、建设的咨询服务，协助甲方与国土、规划、建设等主管部门的沟通，协助办理土地证、规划设计的报批、项目的报建取得项目施工许可证；在甲方资料准备充分的情况下：1．乙方应在08年3月前协助甲方取得土地证，并完成规划设计的审批手续；2．乙方应在08年5月前协助甲方取得项目建设工程许可证。本地块现有容积率为4.0，乙方应积极做好规划等有关部门工作，保证甲方可开发建筑面积不少于8700×4=34800平方米（不含地下室面积）。乙方应取提高地块的容积率，在提高容积率不需要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甲方将提高容积率部分所取得收益的20％，奖励给乙方。咨询费共500万元，凭正式的咨询发票收取，本协议签订后1周内，支付100万元，取得项目规划许可证后一周内，支付200万元，取得项目建设工程许可证后1周内，支付200万元。同日，东阳公司向新星宇公司出具《担保书》，写明，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签订的400万元施工合同，施工内容由该公司负责项目完善，合同履行期间一切纠纷由该公司处理，一切后果由该公司承担。新星宇公司为筑林公司开具工程款发票三张，金额合计400万元。东信公司为筑林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载明，该公司欠通州建筑总集团有限公司200万元，委托筑林公司代付。五、2008年1月23日，筑林公司向新星宇公司汇款400万元，向东信公司汇款100万元，向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汇款200万元，东信公司为筑林公司开具300万元的咨询服务费发票。新星宇公司内部银行存款明细账显示，400万元到账后，扣除税金、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剩余拨付给“王雪松项目部”。同日，东阳公司出具《收条》一枚，写明，收到新星宇公司浩宇分公司转付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开发前期合作劳务费14.4万元，经办人为王金福；2008年1月28日，东阳公司出具《收据》一枚，写明，收到新星宇公司浩宇分公司转付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开发前期合作劳务费360万元，经手人为王金福。东阳公司认可实际收到新星宇公司转付款项3744000元。东阳公司称，王雪松为该公司经理，王雪松项目部系东阳公司设立的与新星宇公司转款的项目部。六、2008年3月10日，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筑林公司将繁荣路地块（29-33-18）项目前期场地平整、围墙、大门工程发包给新星宇公司，开工日期2008年3月15日，竣工日期2008年5月15日，合同价款400万元，项目经理王雪松，开工前10天，由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合同价款的30％，每月25日按完成工程量的70％支付，东阳公司作为承包人的担保人，保证本工程内容的所有事项得到落实，本工程所有招、投标费用由施工单位负责。同日，东阳公司向新星宇公司出具《承诺书》，就上述施工合同承诺：该合同若违规涉及的罚款、若需补办招投标手续费用均由该公司承担，如发生纠纷，由该公司和筑林公司自行协商解决。七、2008年10月22日，长春市国土资源局作出长国土发［2008］148号文件，即《关于人民大街与繁荣路交汇处29-33-18地块退地事宜有关情况的报告》。2008年11月5日，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甲方）与筑林公司（乙方）签订《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协议书》，约定，乙方在2007年12月28日竞拍获得宗地编号29-33-18土地，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甲方在2008年12月5日前全额退还乙方土地成交价款5300万元（2000万元汇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有限公司账户，3300万元汇入筑林公司账户）。2008年12月3日，筑林公司收到长春市国土资源局退款3300万元。筑林公司于2009年就向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汇款的200万元，在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2013年3月2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2068号民事判决：解除筑林公司与东信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由东信公司返还筑林公司咨询服务费100万元。八、2018年11月16日，受新星宇公司委托，吉林仁和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出吉仁会专审字［2018］第0237号《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情况如下：2008年至2011年8月10日，王雪松为东阳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50％，就筑林公司转入的400万元工程款，新星宇公司收取管理费98000元、税款及防洪基金共143800元，支付东阳公司法人代表、股东及其指定公司金额共计3748000元，浩宇分公司与东阳公司、东信公司无直接资金往来。报告同时载明，提供与资金往来相关的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新星宇公司负责。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案中，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虽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筑林公司向新星宇公司支付名目为“工程款”的400万元，并由新星宇公司为筑林公司开具了“工程款发票”，但经庭审查明，合同签订时筑林公司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亦未对工程进行设计、造价预算，合同中有关施工面积、施工标准及规范、施工材料设备信息、质量保修等主要条款均为空白，合同签订后筑林公司未依约向新星宇公司提供设计图纸及其他施工资料。工程未按约定时间开工，筑林公司、新星宇公司双方却未就延期事宜进行任何交流或协商。此外，筑林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按比例支付工程价款，而是在此合同签订前即一次性支付全部工程款400万元。以上事实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关法律规范及行业惯例明显有异，故一审法院认为筑林公司主张其与新星宇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新星宇公司返还工程款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中，新星宇公司提供了王金福与筑林公司经理，南通二建集团长春开发项目清算小组组长朱觉生通话记录复制件一份，主要内容为:“……朱:因为跟你签的那个协议，我跟你说杨晓东他们也不好交账的。应该没有付那么多的钱，他一下子付了那么多的钱，他也不好受，我给你说。按那个约定，他不可能付你那么多。按约定他应该付你100万，不可能付那么多，他要等土地证拿到以后再可以付这个钱。现在他一下子付你那么多，你说他承担的责任你知道么?……朱:还有那个200万的事情，200万的事你看?这个钱也得追究……王:……朱:对对对,这个帐是通过南通通州建总转过去的。……王:对对，拍卖头一天晚上，他那个开发公司要的这个钱，他把那个乙方推出来了，就是南通那个建筑公司。朱:对。王:让他出面给办的这件事情,这个都在那700万内的，是不是?朱:对，这个集团也要追究。王:700万给他200万，然后转到星宇400万，我那个户上转100万，就这么个构成。朱:我知道。现在这个200万的事,我们集团找过他的。”新星宇公司另提供王金福与筑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东通话记录复制件一份，主要内容为“王:星宇集团因为当时咱们是一个转款的方式，和星宇集团没有关系。杨:恩。王:咱们别通过这个办法，殃及无辜了。当时和人家没关系。那个合同签的很简单。杨:嗯!王:都不是一个正式的工程合同,虚拟的那么一个东西。杨:嗯，你现在这样行不行，这个事呢，我会到长春来的……”。本院认为，1.虽然一审判决没有对各方提交的证据逐一进行分析论证，但所认定的事实系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综合认定的，且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是否存在真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属事实存在争议的案件，一审判决在论理部分对筑林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了分析，认为筑林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即是对争议事实作出了明确认定，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待证事实”也即本案争议焦点为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虽然筑林公司提供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转款凭证及发票，欲证明与新星宇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400万元系给付新星宇公司的工程款。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身存在诸多与行业惯例不符之处，新星宇公司又提供了南通二建天津公司与东阳公司签订的《长春29-33-18地块合作协议》复印件、王金福与杨晓东、朱觉生的通话录音复制件，进一步削弱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证明力，使得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这一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亦无法确认400万元款项系筑林公司给付新星宇公司的工程款。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驳回筑林公司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3.本案系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筑林公司坚持400万元系给付新星宇公司的工程款，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鉴于筑林公司与新星宇公司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筑林公司称即便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400万元款项也应当返还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由上诉人长春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智审判员 史绍红审判员 魏 岚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常如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