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3民初4749号 原告：周某3，男，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过红梅，嵊州市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周某4，男，196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孟某，女，196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周某5，男，199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科波，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女，199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周某1，男，201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法定代理人：周某5，男，住嵊州市。 被告：周某2，男，201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法定代理人：周某5，男，住嵊州市。 原告周某3与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王某、周某1、周某2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3及其诉讼代理人过红梅，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的共同诉讼代理人周科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周某1、周某2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因城中村改造所得的征用补助款25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周某4系同胞兄弟。2020年3月因城中村改造原告与被告所在的周塘沿村被拆迁。 拆迁前原告与被告周某4对原父亲在世时的四代同堂获审批，也就是包括原告在内，但房产做在被告周某4处。所以原告、被告周某4对享受补助剩余用地面积的拆迁补偿款与双倍重置价建筑面积的拆迁补偿款系四代同堂审批而得，属原告与被告周某4共同父亲的遗产，且原、被告对该补偿费作了讨论。后经拆迁办公室领导求证后，原告有25万元可得。 然在被告领款后，竟对原告不理不睬，屡经协商也无果。原告认为：父亲的遗产理应共同享受，况且念在同胞之情，未拆迁前已给被告周某4享受了该房产的使用权，在拆迁时各被告还在欺骗原告，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呈请依法判令如诉之请求。 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共同辩称，周某5的不动产权证是符合国家政策办理的，不动产权证的名字只有周某5一人，没有其他共有人，补偿协议为周某5为被告的户主代表所签，补偿款是周某5一户所有，与原告无关，补偿款中并没有原告和被告周某4共同的父亲周春萱之遗产。在征收土地时，发现周某4户系农用地，不能单独补偿安置，所以和周某5协商合并征收安置的。从本案的现有证据看，周某5和周某4的房屋是其个人所有的财产，办理产权证是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的，不属于原告和周某4共同的父亲的遗产。就算像原告所说涉案款项是四世同堂所得，但按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也只有22万余元，每一代所得57162.50元，再按法定继承分配，原告可得28581.10元。事实上在拆迁过程中原告除了一宅被征用外，另外一处做在原告姐姐处已得到了较多的补偿款。真正受损失的一方是被告周某5，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周某1、周某2未作答辩。 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各一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情况。 证据2.确权表一份，证明本案讼争四代同堂补偿款的依据 证据3.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拆迁办就剩余用地面积的拆迁补偿款和双倍重置价建筑补偿款曾对原、被告进行协商过的事实。 证据4.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周某4共同父亲所生的其余四个女儿对父亲周春萱留下的四代同堂审批的宅基地剩余面积与重置价值补偿款享有的继承权予以放弃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周某5办理产权证是符合当时的政策审批才办理的，办理产权证的过程是合法的，不能证明这是原告和周某4共同的父亲周春萱的遗产。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这只是原告单方的情况说明，并没有拆迁办的盖章，而且只是个别工作人员认为原告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能代表双方作出对拆迁款分配的意思表示。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根本不存在遗产之说，所以也不存在继承权是否要放弃的情况。 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就其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5.不动产权证二份、倂屋协议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以下事实：一、两份不动产权证记载的房屋分别属于被告周某5、周某4单独所有；二、倂屋协议证明原告继承了原告与周某4共同的父亲留下的其中一处房屋，不动产权证做到了姐姐周秋娟名下，实际上原告得到了比被告更多拆迁补偿利益的事实。 证据6.确权表、安置补偿协议书各一份，证明补偿协议的签约代表是周某5，安置补偿协议没有四代同堂所得的安置补偿，只是周某4、周某5和周某5的两个儿子三代的补偿，确权表和安置补偿协议上面的安置人口数只有六个人。 原告对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5，两份不动产权证复印件中所写的面积与确权表上的面积一致，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房屋并不是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所说的是单独所有的；对倂屋协议经原告本人确认，其没有写过该份协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安置补偿协议书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先的确权表上征用土地面积相对应，这是原告父亲周春萱在世时审批四代同堂的协议，周某5只是家庭成员代表签字，周某4取得的房产是其父亲在世时审批的四代同堂补偿。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与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提供的证据6中确权表为同一证据，只是双方所执的证明目的各异，本院认为，确权表显示周某5一户的家庭成员并无原告与被告周某4的共同的父亲周春萱，虽则父亲周春萱在世时办理了四代同堂审批，但在确权表中明确已写明拆迁确权时周春萱已去世，另根据本市城中村改造房屋产权和安置面积认定办法的规定，遇拆迁时构成四代同堂的，可另行立户，其安置面积按保底安置面积计算，且全部为空翻面积。而确权表显示周某5为户主代表的一户安置面积的空格上记载为420，在空翻面积的空格上记载为0，另原告诉称所指享受补助剩余用地面积和双倍重置价建筑面积在确权表上有所列明，分别为91.43和271.07。结合本市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文件的上述规定，可确认原告诉称所指的享受补助剩余用地面积和双倍重置价建筑面积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并非来自四代同堂所得。据此，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2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证据6所持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证据3，其内容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本案周某5一户应得的安置补偿款并不是因为构成四代同堂所获，也就是说周某5一户所领的安置补偿款中并无周春萱的份额，而该证据所涉的是周春萱四个女儿对周春萱遗产继承权的放弃，由于本案并不存在证据所述内容的权利客体，故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证据无需作出实质性的评价。证据5，两份不动产权证能够达到被告周某4、孟某、周某5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倂屋协议与本案并无实质关联性，对证据本院不作评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周某4系同胞兄弟，均为周春萱所生之子。周春萱于2017年10月去世。2020年3月，原、被告所在的三江街道周塘沿村因本市实施城中村改造被征收拆迁。被告一户也在征收拆迁之内。拆迁部门出具给被告一户的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显示，家庭成员为6人，包括父亲周某4、母亲孟某、本人周某5、妻子王某、儿子周某1、儿子周某2。周某5一户不构成四代同堂。被告一户以周某5名义与嵊州市城南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领取拆迁安置相应的房票和现金补偿款。 原告知悉周某4办理不动产权证时，其时父亲周春萱尚健在，周某4当初办证获得过四代同堂的审批，认为被告一户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有因构成四代同堂而多得的部分补偿款，并指出确权表所写的享受补助剩余用地面积和双倍重置价建筑面积对应的补偿款即为四代同堂所得的补偿款，要求对其中属于父亲周春萱的份额予以分割，并诉至本院，由此双方形成诉讼。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出于己有利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一户的拆迁安置被政府确定为构成四代同堂，并直指确权表所写的享受补助剩余用地面积和双倍重置价建筑面积对应的补偿款即为四代同堂所得的补偿款，借此提出应当对其中父亲周春萱的份额予以分割的诉讼主张，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诉讼主张赖以成立的事实之存在。现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之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某、周某1、周某2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周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周某3负担，款已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单超 二０二０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