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长海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24民初178号原告：尹哲龙，男，1956年6月29日出生，朝鲜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现住辽宁省长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艳丽，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宗双，男，196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长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草泉，辽宁鼎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哲龙与刘宗双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哲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加工承揽合同；二、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虾夷贝（带壳）2230488斤[其中包含大贝（贝壳直径6公分以上）800608斤，中贝（贝壳直径5公分-6公分）773552斤，小贝（贝壳直径4.9公分-3.5公分）656328斤]或退还原告等值价款7646931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至8月，原告陆续将自己承包海域出产的2230488斤虾夷贝[其中包含大贝（贝壳直径6公分以上）800608斤，中贝（贝壳直径5公分-6公分）773552斤，小贝（贝壳直径4.9公分-3.5公分）656328斤]交给被告加工扇贝丁，因原、被告双方系亲属关系，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双方未签订书面加工承揽合同，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向原告交付干扇贝丁，原告支付被告加工费70万元。被告在加工虾夷贝的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的不诚信行为，导致虾夷贝出肉率远远低于其他加工厂的正常水平。又因原告当时腿部受伤，无法亲自到现场监工，被告在未经原告允许同意的情况下，将加工后的扇贝丁擅自出售，未按约定向原告交付完成的扇贝丁。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合同法》相关规定，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刘宗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加工虾夷贝并出售成品扇贝丁，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而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原告从2019年6月中旬开始多次把他的虾夷扇贝送到被告的加工厂进行加工，被告曾于2019年6月20日开始至2019年9月20日止共计分11次向原告支付了出售扇贝丁款452.2万元，其中包括2019年7月26日预付款200万元，在前后10次的付款中原告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原告对被告出售加工的扇贝丁应当是明知的，否则不可能前后11次收取货款，因而原告所陈述的没有同意被告出售扇贝丁显然与合同及市场规则不符。被告向原告支付450余万元的货款，如果原告不认可被告代为出售扇贝丁那么被告为什么要向原告支付这么多的钱，这是什么钱？凭常识正常人都应当知道这是出售了货物的钱，而且加工出售货物的时间长达3个月的时间，如果原告不同意，那么应当及时对被告的出售行为进行制止，并且不可能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将其虾夷贝送到被告处加工，所以原告多次将扇贝送到被告加工厂的行为就是双方所认可的被告代为加工出售扇贝行为的认可。基于以上事实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尹哲龙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长海县小长山岛镇田有海珍品底播养殖场出具的尹哲龙2019年吊贝详细（6页）、原告捕捞出海的虾夷贝电子秤称重流水小票（101张）。证据内容：原告养殖的虾夷贝捕捞上船后，交由长海县小长山镇田有海珍品底播养殖场的塔吊吊装出海，并用电子秤称重计量，有流水小票为凭，该养殖场根据留存数据出具的原告大、中、小不同规格虾夷贝吊装出海后称重斤数。证明事项：在2019年6月-8月期间，原告养殖海域共计吊装出海虾夷贝小贝665884斤；中贝775952斤，大贝813252斤，总计225588斤，原告将2230488斤虾夷贝都交付给被告加工扇贝丁。证据2，调查笔录。证据内容：长海县小长山岛镇人民政府司法所工作人员王云利就本案所涉纠纷对被告刘宗双做的调查笔录。证明事项：被告承认与原告之间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而非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将大约220万斤的带壳虾夷贝交由被告加工扇贝丁，被告在未经原告允许的情况下把加工后的扇贝丁给卖了，原告对被告出售扇贝丁的单价及总价不知情。双方约定的加工费为人民币70万元。证据3，原告交付被告刘宗双加工的虾夷贝规格、数量记账本。证据内容：原告记载的虾夷贝捕捞出海后交由被告加工的规格及数量，原、被告双方在后期对账时对该账本记载内容均认可。证明事项：原告将大贝（贝壳直径6公分以上）800608斤，中贝（贝壳直径5公分-6公分）773552斤，小贝（贝壳直径4.9公分以下）656328斤，共计虾夷贝（带壳）2230488斤交给被告加工干扇贝丁。证据4，林喜玉、于占军、李志强的证人证言。证明事项：原告将大贝800608斤，中贝773552斤，小贝656328斤，共计虾夷贝（带壳）2230488斤交给被告代料加工干扇贝丁，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证据5，尹哲龙2018年采捕出产虾夷贝的规格、数量及销售价格账簿。证据内容：原告2018年出产虾夷贝小贝（3.5公分-5公分）374882斤，杂质率为20%，销售单价为2.1-2.2元每斤；出产虾夷贝中贝（5公分-6公分）623761斤，杂质率为15%，销售单价为4.6元每斤；出产虾夷贝大贝（6公分以上）660330斤，杂质率为15%，销售单价为6.8元每斤。证据作用：原告2018年虾夷贝的总销售收入为7394758元。证据6，原告2017年采捕出产虾夷贝的规格、数量及销售价格账簿。证据内容：原告2017年出产虾夷贝大贝（6公分以上）713490斤，杂质率为15%，销售单价为7.3元每斤；出产虾夷贝中贝（5公分-6公分）596700斤，杂质率为15%，销售单价为5.2元每斤；出产虾夷贝小贝（3.5公分-5公分）287600斤，杂质率为20%，销售单价为2.2元每斤；证明事项：原告2017年虾夷贝的总销售收入为7570795元。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原告2017、2018年两年的虾夷贝的收入都是750万左右。在相同的环境下虾夷贝的长势应该是差不多的，据我们了解2019年长的比2017、2018年更好，所以被告只给了540万元，存在缺斤少两的问题。证据7，原告与海产养殖户华玉国于2019年10月28日的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及笔录。证据内容：原告与虾夷贝养殖户华玉国的电话通话录音，华玉国在2019年把自己的虾夷贝毛料卖给被告，被告在收购价格上耍赖，结算没有按照双方约定较高价格给华玉国结算。证明事项：被告存在不诚信经营的行为。证据8，与原告承包同一水域的水产养殖户丁田有、于元福、姚春东、于有麟、孙永杰等五人出具的证明。证据内容：与原告同一水域采捕出产的虾夷贝大贝杂质率在15%至18%期间，销售价格在5.2元每斤-7元每斤；虾夷贝中贝杂质率在12%-18%之间，销售单价在3.2元每斤-4元每斤；虾夷贝小贝杂质率在15%-20%之间，销售单价在1.6元每斤-2.2元每斤。证明事项：原告所计算的要求被告返还虾夷贝的价款是按照同水域出产虾夷贝的中等价格及中等杂质率予以计算的。证据9，尹哲龙虾夷贝价款计算明细。证据内容：大贝杂质率扣除率为15%，销售单价6.3元每斤；中贝杂质扣除率为15%，销售单价为3.8元每斤；小贝杂质扣除率为18%，销售单价为1.6元每斤。证明事项：原告是按照同水域出产虾夷贝的中等销售价格及中等杂质扣除率计算其2019年出产虾夷贝总价款的，请求法院予以采信。证据10，2019年长海县小长山乡工商业联合会下发的关于虾夷贝指导价通知。证据内容：长海县小长山乡商会根据2019年当地扇贝市场的整体行情，发布的一龄贝建议收指导价，即大贝5.5元/斤至5.0元/斤；中贝4.5元/斤至4.0元/斤；小贝3.5元/斤至3.0元/斤。证明事项：如果被告不认可原告方计算虾夷贝总价款中的销售单价，请求法院参照长海县小长山乡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扇贝指导价来计算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虾夷贝单价。证据11，尹哲龙住院病案。证据内容：原告于2019年7月29日至8月10日因在工作中从高处坠落摔伤，构成右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共计在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12天。证明事项：原告因为腿部受伤，无法亲自到加工现场查看了解虾夷贝的加工情况，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加工的扇贝丁擅自出售，被告未向原告交付扇贝丁，已经构成严重违约。证据12，原告代理律师于2020年9月14日前往大连富华水产养殖厂、大连长海县中庆水产加工有限公司、大连亿达房屋维修队加工厂等多家加工虾夷贝的工厂调查，确认2019年虾夷贝大贝的出肉率是12%至14%左右（不除杂质），小贝的出肉率是10%左右，三斤到三斤二两的水丁出一斤干丁，这就是他们去年行业加工的规律，按照这个计算的话，原告去年的虾夷贝出产的干丁应该在82656斤左右。刘宗双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1、首先所谓的贝类的明细系第三方做出的，采用什么剂量工具数量是否准确都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如果有第三方的称重，那么原、被告双方就不需要对货物进行过称了，因为双方并没有约定以出具该份证据的长海县小长山岛镇田有海珍品地播养殖场的数量为准。2、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将223万余斤虾夷贝都交给了被告。3、这个海珍品从出水到过秤再到运输的过程中，运到被告的加工厂必然有相应的损耗和水分的损失，所以也不能认可交给被告的虾夷贝总的斤数及大中小贝各自分别的斤数，不能作为认可原告交货数量的依据。对证据2这份调查笔录我在庭前并没有拿到，关于真实性我希望法庭能给我三天时间去核实，如果三天内我没有答复那么就证明我认可其真实性。现在针对假设该份笔录是真实性的发表一下质证意见：首先关于原、被告之间到底是什么合同关系的问题，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关系，在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原告并不是将其虾夷贝卖给了被告，加工关系是确定的，也就是原告把虾夷贝给被告进行加工，至于加工以后这个扇贝丁怎么处理，单凭这份证据不能证明说他没有同意被告卖，就是刚才说的前后11次付钱付的是什么钱，至于卖多少钱一斤怎么卖的，因为原、被告是亲属关系，基于信任，原告可能认为没有必要问，被告也认为没有必要告知，于7月26日支付了200万元的预付款，双方如果不是基于亲属关系及信任怎么可能将200万元预付款打给原告，但是原告把虾夷贝给被告代为加工，加工完毕后代为出售从整个过程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证据并不能证明说被告未经原告的允许和同意将其扇贝丁进行出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被告在公安局调查阶段向公安局提供了被告的会计记录的账本，从6月14日开始，双方关于这个记账的统计结果按照被告的统计的总斤数是2181770斤（小贝542954斤、中贝827876、大贝810940），与原告的统计在中贝上多了，在小贝上少了，在大贝上也稍微多一点。原告的总额是2230488，两者相差5万斤左右，这是公安局的询问笔录，相差不到2.2%，也就是说双方存在一定的误差是合理的，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存在合理的损耗，所以双方的差距2.2%是合理的区间，至于大、中、小贝可能是统计的依据有出入也是合理的。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单方面书写的，对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因为我是农民出身，虽然我没有养殖过海上产品，但基本道理是相同，不一定丰产就代表丰收，以往的产品跟2019年的产量有区别，那么价格就一定会有区别，成交条件不一样，价格也是不同的，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不具备可比性。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其次与本案的关联性也有异议，对所证明的问题也有异议。对证据8证人证言应当到庭接受质证，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其次他们的证人证言无论出产率和杂质率都不存在可比性。证据9系原告自己单方面的计算，不具备证明力。对证据10的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都有异议，因为成交条件不同，价格也是有差异的，所谓的市场指导价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另外海产品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份证据不能证明相关的问题。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原告是在6月14日开始将虾夷贝送交被告进行加工的，最后一次送虾夷贝的时间是2019年8月2日，从6月份开始就已经加工了，并且被告分别于6月20日、6月25日、7月9日、7月10日、7月26日向原告支付扇贝丁的货款，原告是在7月29日才摔伤，显然其受伤并不是其所说的无法亲自到加工现场查看加工情况的原因，同时也不能证明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将加工的扇贝定擅自出售了。证据12系原告单方面制作，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具备证明力。刘宗双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被告的收货单，该收货单包括原告的货物在内，也有其他人的货，对于货物的规格重量都有记载。最后一次是8月2日，这一本收货单是连续的，8月2日的下面写的是老尹，下面写了一个完，后面还有一个袁志的，再后面就没有了。因为原告的证据中有8月3日的记载，而刚才原告的证人也说最后一次是8月2日。证据2，被告的会计所记载的原告所加工的扇贝丁的销售记录，总计销售金额是5447563元。证据3，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相关货款的支付情况，被告分别于2019年6月20日至9月20日共计11次向原告支付出售扇贝丁的货款452.2万元，其中向案外人苏忠臣支付98万元（这个是由原告告知被告，因为原告欠苏忠臣的钱），另外还有一个人刘恒志2.2万元（原告赊欠其货款，由被告代为支付），王国刚7万元（原告欠王国刚借款7万元，由原告告知被告代为支付）。该份证据证明被告分10多次在三个月时间内支付了400多万元的货款，证明原告是认可被告代为出售扇贝丁的行为，否则在被告支付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货款的时候原告就应当提出异议并予以制止，从合同整个履行过程看原告对于被告出售扇贝丁的行为是知情的，并且是同意的。尹哲龙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被告方单方制作的，没有原告方的签字，并且根据水产加工业的相关惯例，被告方在收到货物时应当双方共同签字确认，被告违反这一规定，没有尽到相应的合同义务。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这个是被告自行制作的，没有经过双方共同的签字确认，同时原告并未允许被告将扇贝丁出售，因此他的出售行为也是违法的。对证据3，首先这份询问笔录是原告向公安机关控告被告涉嫌诈骗犯罪所做的，但因为公安机关没有立案所以这份笔录也失去了相应的法律效力。刚才被告代理律师说原告所陈述的这段话，首先我们认为原告是法律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普通的渔民，他说客户打了部分预付款给被告，如果想用可以给我们一些用，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这是原告海上养殖需要用钱，所以向被告借了钱，被告代理人也说是预付款，所以这个扇贝丁并没有出售，所以这个款是借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尹哲龙与刘宗双系亲属关系，2019年6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由尹哲龙提供虾夷扇贝，由刘宗双将扇贝加工为干扇贝丁，二人约定加工费为70万元。2019年6月14日至8月2日，尹哲龙陆续将220余万斤虾夷扇贝运送至刘宗双处，由刘宗双进行加工。刘宗双加工后将扇贝丁出售给他人，出售款共5447563元。自2019年6月20日起至9月20日止，刘宗双分7次将345万元汇至尹哲龙账户内，并向名为苏忠臣账户内汇款98万元，向刘恒志账户内汇款2.2万元，向王国刚账户内汇款7万元，上述款项共计452.2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通过口头约定，形成了事实上的加工合同关系并无异议，对案涉扇贝的重量双方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属于合理范围内，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的加工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二、案涉扇贝加工成品的价值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加工合同是承揽人根据定做人要求的品种、数量、质量及规格等内容，使用定做人提供的原材料，利用自己的设备、劳动为其加工特定的产品，定做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原告向被告提供虾夷贝原料，由被告加工成干扇贝丁，加工完成后，被告理应将加工成品交付给原告。被告在加工成品后直接售出，原告对其出售行为是否认可是判断双方加工合同履行完毕与否的关键。本案中即使是原告对被告首次出售干扇贝丁的行为并不知情，但在被告后续的转账汇款过程中，原告以接收款项的方式表示了对被告出售行为的认可，如果原告不同意被告出售，理应在第一次收款时予以明确拒绝以及阻止被告继续售出，根据银行转账明细，自2019年6月20日原告收款5万元起至9月20日止，原告共接收11笔款项合计452.2万元，另根据原告在公安局所做的笔录，原告亦认可被告已向其支付450余万元（其中包含被告以原告名义向苏忠臣、刘恒志、王国刚账户内汇款107.2万元），原告在公安局所做的笔录，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经签字奈印确认，其真实性并不会因为公安局未予立案就丧失。原告称该笔款项系被告主动汇款给原告作为借款供原告使用，该主张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行为逻辑，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可以认定，原告对被告出售干扇贝丁的行为是知晓并同意的，故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加工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因海产品的特殊性质，并不会存在完全相同的扇贝，因此也不会有完全相同价格的干扇贝丁，干扇贝丁的售出价格会受到扇贝原材料的规格、质量、杂质、加工水平、市场行情、买卖双方自由交易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影响，因此通过既往收入以及调查周边养殖户确定案涉扇贝的价值不妥，并且原告提供的既往收入账单以及证人证言具有主观性，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原告作为一名长年从事扇贝养殖、买卖的有经验的养殖户，对于如此规模的扇贝加工，应当在加工以及加工成品售出过程中对加工质量、售出价格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以此对于可能出现的加工过程偷工减料、出售价格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等情况予以及时调整或制止，原告称其因基于与被告的亲属关系而选择不予过问以及腿部受伤未能进行监督，被告加工行为自6月14日起至8月2日，原告在7月29日受伤，加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且原告在7月29日前已经陆续收到款项285万元，原告的该项主张并不能成为其对被告加工过程未予监督以及出售干扇贝丁不知情的理由，因此本院不予采纳。现原告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在加工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等不诚信行为以及案涉干扇贝丁的实际价值，因此对于案涉干扇贝丁的价格根据被告自述确定为547.763万元，扣除已给付原告的452.2万以及加工费用70万元，尚有25.363万元未向原告支付。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宗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尹哲龙货款25.563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328元，由原告负担60194元，由被告负担5134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部分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浦声龙人民陪审员  王作喜人民陪审员  赵仁成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宋美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