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3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辉，女，198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陵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顺，男，195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陵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德州市陵城区陵州路中段。法定代表人：张秀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银君，山东颜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陆，女，198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陵城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艳辉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3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艳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20)鲁1403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未休带薪年休假三年工资8826元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店”)母子关系清楚。一审第一次庭审临结束时，法官要求被上诉人庭后5天内将其和平原店两公司的股权和股份证明提交法庭，被上诉人拒绝提交。上诉人向法庭叙述：“据本人查询，被上诉人方的股权是张秀英和申辉夫妇俩，平原店出资构成只有被上诉人一人，平原店为被上诉人一人公司。”我向法庭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因被上诉人对该事实认可(庭审纪录在案)，法庭回应上诉人证据不再调取。由此表明，平原店是被上诉人的一人公司是不争的事实。《公司法》规定，—个公司如果拥有了另一个公司50%以上的股份，就能够对该公司实行实际控制。也就是出资构成决定控制权，两企业是否具有母子关系主要看有无控制权。《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交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一审认定“二者之间不存在子母公司关系”，违背了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与平原店两企业对上诉人混合用工客观存在。从上诉人工作路径讲，自2005年7月30日入职至2019年4月1日离职，共在被上诉人企业工作十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先从陵城店派遣到他的夏津分店、后从夏津调到平原店、最后又从平原回到陵城区店。没有被上诉人的统一调动，上诉人怎么能几经碾转，总离不开“家庭号”。表明被上诉人的三个经营店实实在在得存在混合用工。3、被上诉人代平原店为上诉人缴纳养老保险和发工资，表明二者之间是母子公司、关联企业。通过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工资账户明细清单”和德城区社会保险中心的“刘艳辉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可看出，上诉人在平原店工作期间，其中有四个月(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养老保险和六天(2018年5月1一6日)工资，由被上诉人缴纳、给付。不在乎钱的数量多少，由此可表明这俩企业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一审把这种企业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说成是“劳动者更换单位后，社会关系的转移存在滞后的可能”。一审“滞后的可能”这说法的本身就表明他认定的案件事实带有不确定性。4、一审无根据地否认证据。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工资账户明细清单对汇款人有记载。张炳波是公司的财会负责人，他也是原被派遣到平原店，后又回陵城区店上班。上诉人在诉讼中用该证据说明，财会负责人张炳波也是由被上诉人统一调配，在平原店张炳波曾给上诉人发工资，来陵城区店上班张炳波又在陵城区店给发工资，以此佐证被上诉人与平原店是母子公司、关联企业。一竟用“2018年5月8日有户名为张※波的账户向被告账户打款，被告自2018年5月初入职原告，尚未到工资发放时间，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系原告通过张※波的账户向被告发放工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银行明明打印着“工资账户明细”，对方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这不实际，一审倒说这不是发放的工资，那你法庭让被上诉人说明这是工资外的什么钱了吗?被上诉人发工资时间是哪一天法庭没查证，一审怎么知道5月8日不是发工资时间的?不是发工资的时间，财务就不能给职工发工资。5、一审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带有偏见。一审用被上诉人提交2018年5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认定“(原审)被告的工作在两个公司之间变动都是先与前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又与新的用人单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庭审中上诉人对该证据提出了多方面异议。尤其在合同签订时间上根本不符合逻辑。5月1日是国家规定小长假，这期间是商业营销最旺、工作最紧张时刻。上诉人在“五一”假期同大家一起在平原店忙碌工作，假期过后的5月6日领导安排让与万秋枝做得工作交接，到陵城区店报道或签订合同最早也得5月7日。再说，被上诉人在法庭自己就说签订合同时间是5月2日，是人力资源部门合同备案时要求按整月，便写成了5月1日，被上诉人这说法更荒唐。从程序上是用人单位与雇工订合同在先，按要求是在签订合同后一个月之内到人社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劳动合同备案，被上诉人的辩解无论从法理到事实均不成立。上诉人质证时向法庭申明：该合同签字并非自己所为。再从合同期限讲，被上诉人委派本单位出面做协调的董华强自己就说：“公司没有订过五年这么长时间的合同。”一审对这样一份合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给予认可。相反，上诉人以工友万秋枝的书面证明，说明自己到平原店工作是受被上诉人派遣，同时证明她在2018年5月6日与上诉人交接工作。被上诉人以证明人没出庭为由对证明问题提出异议。上诉人向法庭陈述证人万秋枝在今年5月14日陵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组织的劳动争议仲裁开庭审理时对该证明问题曾出庭作证，记录在案，请法庭查询，确认证明问题的真实性。一审未到政府职能部门去查证落实，而是简单地以证人未到庭为由否定该证据。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当事人证据不客观公正。综上，平原店是被上诉人出资设立的子公司，两公司母子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特征，被上诉人应对其一人公司承担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不存在混同用工，没有义务承担上诉人与该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所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原告不向被告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882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7月30日，被告刘艳辉初次入职原告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工作，后先后在夏津家庭号商厦有限公司、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作，其中，2016年4月1日，被告刘艳辉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3年，于2019年3月31日到期。对于被告入职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原因，被告主张原告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系因受到原告的派遣，而原告主张曾给予被告建议，决定权在被告，不认可是派遣行为。2018年初，被告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与原告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对劳动关系建立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本院经审查证据，被告自2018年5月1日开始在原告处享受劳动待遇，2019年4月1日，原告出具员工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载明被告刘艳辉因“个人原因”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刘艳辉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月均工资为(3275.76+3270.76+3247.80+3267.80+3267.80+3200+3467.80+3246.80+1770.02+1407.46+2717.80+2455.71)÷11=3165元。后被告因工作期间的待遇问题，以本案原告为被申请人，向德州市陵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补发未及时发放的工资和赔偿金57456.9元；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调回陵城期间）双倍工资61998.93元；3、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克扣的平原店奖金3335元；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3月30日至2019年4月1日三年间未休带薪休假工资21276元。2020年6月15日，仲裁委作出陵劳人仲裁字[2020]第00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8826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他请求。原告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判决原告不向被告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8826元。根据被告提交的被告刘艳辉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刘艳辉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为，2008年5月-2016年8月，缴费单位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9月-2018年4月，缴费单位为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2018年5月-2019年3月，缴费单位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2019年9月-2020年7月，缴费单位为德州鹏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结合被告的工作，可看出，2016年4月至2018年5月，被告在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但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的养老保险仍由原告缴纳，被告据此主张原告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夏津家庭号商厦有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和混同用工。另查明，原告股东为张秀英和申辉，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孙勇和本案原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混同用工；二、原告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是否应向被告刘艳辉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以及应当支付的数额是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均为独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二者之间不存在子母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关系，主体上并不存在混同；两公司均有独立合法的用工权，且被告刘艳辉在两公司工作期间分别签订有劳动合同，同一时期内仅与一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工资待遇及奖金福利均由两公司按照各自规章制度分别发放，被告刘艳辉的工作在两个公司之间变动都是先与前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又与新的用人单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不存在受双重劳动管理的情形，证明两公司在用工上不存在混同，故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两公司存在混同用工关系。关于被告在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作期间，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的社会保险由原告缴纳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更换单位后，社会关系的转移存在滞后的可能，并不能据此认为两单位存在用工混同，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其在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被告在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工作期间是否休带薪年休假，双方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可在证据确凿后向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刘艳辉主张曾向原告申请休带薪年休假，未获准许，原告主张未准许的原因为被告刘艳辉自2018年5月1日入职到2019年4月1日离职，其在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工作期间不满一年，故未予安排。但被告刘艳辉实际初次入职原告的时间为2005年7月，虽然中间被告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但根据工商登记，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孙勇和本案原告，且原告认可被告去往夏津家庭号商厦有限公司和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系经原告“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截至2019年4月1日被告从原告公司离职，其实际工作年限为13年零9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企业职工带薪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为累计工作时间。”，即虽然被告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但不影响工作期限的连续计算，故被告要求的带薪年休假待遇，应得到保障。关于被告带薪年休假的天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截止2019年4月，被告刘艳辉的工作年限累计计算为13年9个月，其每年的应休带薪年休假为10天，但被告自2018年5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至2019年4月1日离职，在原告处工作时间为11个月，其应休年休假应为10天÷12个月×11个月=9天，故原告应据此支付被告未休带薪年休假期间的工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故原告应当按照被告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期间的工资报酬。《企业职工带薪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其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结合被告的平均工资3165元，扣除原告已经正常按月向被告发放的工资外，尚应向被告刘艳辉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3165元÷21.75×200%×9=2619.31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企业职工带薪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一款、《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判令原告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告刘艳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619.31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款5元，由原告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又查明：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网站显示，其公司创立于2000年，目前拥有5家自营门店，包括陵县府前店、陵县购物中心店、平原县平安店、夏津店、平原购物中心店。上诉人申请本院调查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存在母子公司关系，鉴于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二者存在母子公司关系，上诉人的申请没有实质意义，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应否向刘艳辉支付其在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根据《民法总则》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关于对人格混同和过度支配与控制的理解，参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四）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第10条和第11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关键要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而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认定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应当由劳动者提供初步证据对母子公司人格混同加以证明，未能提供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刘艳辉主张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存在混合用工等人格混同的情形，针对刘艳辉主张的事实，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公开信息网站显示两公司之间属于母子关联公司，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对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支配与控制，导致人格混同的问题。从刘艳辉分别与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和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母子公司对人员分别管理和工资独立发放的情形看，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外观。劳动仲裁和一审诉讼期间，刘艳辉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明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对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导致人格混同的证明标准，故刘艳辉主张母公司山东家庭号商贸有限公司应对其子公司平原家庭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未支付带薪年休假的工资承担清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艳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艳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书江审判员  郑春笋审判员  郝 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春燕书记员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