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2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苗苗，男，1985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刚，江西贝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市嘉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广场西路怡和嘉园**02写字楼。法定代表人：黄道云。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东，江西律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西启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附******。法定代表人：刘刚。原审第三人：刘刚，男，1984年9月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原审第三人：熊熹熹，男，1984年2月1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上诉人贺苗苗因与被上诉人赣州市嘉德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嘉德公司）、原审被告江西启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启明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刚、熊熹熹其他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0）赣0731民初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上诉人贺苗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刚、被上诉人嘉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东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苗苗上诉请求：一、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2020）赣0731民初55号民事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嘉德公司享有要求启明公司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是错误的。首先，2014年8月，启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2016年6月，贺苗苗在接手股份之后，注册资本金出资的认缴期限为2042年12月5日，是贺苗苗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相关法律法规上并没有做出限制，且不能认定为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该规定确定了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前提即公司须处于破产情形下。故在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缺乏法律依据，嘉德公司主张追加贺苗苗为被执行人于法无据。第三，启明公司虽在2019年11月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只是因为当时变更了地址，没有去办理备案，在2020年1月启明公司办理了地址变更备案手续，现公司在正常经营。并非如判决书所说达到破产条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嘉德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提出上诉，依然纠缠于一审中致力纠缠的我国《破产法》第35条规定。这个问题在一审已经解决。公司破产情形，是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司破产，则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公司不破产，未必不可以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到期。原审判决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回答，原审判决引用了“九民会纪要”第6条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公司不处于破产情形仍然可以要求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两种情形。因此，上诉人主张的期限利益及于法无据的两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即公司正常经营的理由则更不值一驳。一审已经查明，公司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两次被列入全国法院系统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还被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公司至今不仅未对嘉德公司、“海亮地产”巨额债务清偿分文，连正常面对都没有做到。原审庭审中，法官要求贺苗苗人代理人胡志刚律师在庭审后三天内提交公司经营正常的相关证据。直至原审判决，上诉人也未提交公司正常经营的任何证据。还有，本案关联的工程款返还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为送达法律文书，嘉德公司代理律师与审理法院和法定代表人刘刚联系，均回复，公司不在经营了，不要找他。案件审理过程中适用了两次公告送达，庭审呢，则是缺席审理。连正常的诉讼活动都不能积极参与、配合，这样的企业状态如何能说是正常经营。更有甚者，执行异议之诉的三个案件，三个股东（其中一个历史股东）均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是作为诉讼第三人的公司，三个案件均未到案，法院缺席审理，缺席判决。公司不仅缺席，连书面或口头答辩都没有。贺苗苗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判决原告对（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12月6日经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审查，由刘强、第三人刘刚各实缴资本300万元，成立了启明公司。2014年8月11日，刘强、刘刚又将启明公司变更投资金额为2000万元，由刘刚投资1200万元占60%股份（实缴资本为0）、刘强投资800万元占40%股份（实缴资本为0）。2016年6月12日，刘刚将60%股份以60万元价格转让给贺苗苗（合同约定刘刚未缴清的出资由贺苗苗缴纳），刘强将其30%股份以30万元价格转让给贺苗苗（刘强未缴清的出资由贺苗苗缴纳）、10%股份以10万元价格转让给熊熹熹（该转让股权协议写明出资已缴纳完毕）。2016年6月15日，吉安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被告启明公司进行变更登记，股东登记记载：熊熹熹出资200万元，实际缴纳出资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贺苗苗认缴出资18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至2042年12月5日。2019年11月13日吉安市场监督管理局因启明公司的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9年1月，一审法院作出（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启明公司返还嘉德公司工程款140.4万元及违约金20万元（系2016年8月嘉德公司与启明公司达成解除供电施工合同所产生债务）。判决生效后，嘉德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赣0731执1851号。2019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在执行嘉德公司与启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认为贺苗苗未履行出资义务，依法裁定追加贺苗苗为被执行人，对启明公司未履行的（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及传统查控方式调查，没有找到启明公司财产，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贺苗苗不服一审法院（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遂于2020年1月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执行嘉德公司申请执行启明公司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的过程中，已穷尽了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启明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第（1）项规定的例外情形，嘉德公司作为启明公司的债权人享有要求股东的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依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贺苗苗为启明公司的股东，对其未缴纳的出资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追加贺苗苗为被执行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贺苗苗就执行标的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予驳回。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贺苗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贺苗苗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中，为查明启明公司的股权实缴及认缴的历次变更情况，本院向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函询问相关情况，2020年10月8日，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本院并附相关内档附件，主要内容如下：1.2014年商事制度改革后，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认缴金额和出资时间由公司自行决定，公司实缴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也无需提交验资报告，所以在商事制度改革后，公司的实缴金额都显示为0。2.2014年8月11日，启明公司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增资后，刘刚出资1200万元（含实缴出资额300万元和认缴出资额900万元），持股60%，出资时间为2042年12月5日，刘强出资800万元（含实缴出资额300万元和认缴出资额500万元），持股40%，出资时间为2042年12月5日。3.2016年6月15日，启明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转让后，贺苗苗认缴出资额为1800万元，出资比例为90%，出资时间为2042年12月5日，熊熹熹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出资时间为2042年12月5日。4.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第十一条规定，政府部门和企业分别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据此，工商信息中的年报信息和变更信息是由公司自行对外公示的，其真实性也应由该公司自行负责。上述复函内容及附件交各方质证后，本院予以确认。除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述函件内容外，本院二审还查明以下事实：（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因被执行人启明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致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故裁定：一、追加贺苗苗、熊熹熹、刘刚、刘强为该案被执行人。二、贺苗苗、熊熹熹、刘刚、刘强对启明公司未履行的（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还载明，当事人对裁定不服，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后，贺苗苗、熊熹熹、刘刚依据（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该指引，分别向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程序问题，即本案是否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这一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并没有将因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引起的异议列入执行异议之诉的管辖范畴。对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仅在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诉法解释》第十五节“执行异议之诉”第三百零四条至第三百一十六条的内容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及申请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规范。该两类执行异议之诉中，审查的重点均是案外人对被执行标的物有没有权利，这些权利是否能够足以排除执行。这两类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以及判决主文均比较格式化。除了该两类执行异议之诉外，《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一节“执行程序”第五百一十二条还规定了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该条规定，“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因此，在法释〔2016〕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颁发之前，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仅规定了上述三类执行异议之诉，并没有规定因民事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案外被执行人引起的异议，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该争议。在《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颁发之前，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将因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的执行异议归属于执行行为异议，而不是对执行标的物的权利异议。故在《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颁发之前，执行程序中因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的异议，适用的是执行行为异议，仅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而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颁发后，不仅在《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规定的变更追加当事人情形之外增加了可以变更追加当事人之情形，还将执行程序中因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的异议救济途径进行了分流。因此，《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既包括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实体法规范，也包括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异议的权利救济的程序法规范，是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异议之权利救济的程序法指引。具体而言，《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二条、第四百七十三条、第四百七十四条、第四百七十五条，《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一条至第二十五条，上述规定是对执行中可以变更追加当事人之相关情形的实体法依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四条是变更追加当事人执行异议救济途径的程序法依据，即因《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裁定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的异议，适用执行异议之诉救济途径，向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因其他情形在执行中裁定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的异议，适用执行行为异议救济途径，仅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于都法院（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变更追加当事人所适用的依据是《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属于《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救济途径，故贺苗苗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符合《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具有诉权，是一种新类型的执行异议之诉，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尚未将其收纳归类的情况下，可暂列为其它执行异议之诉。关于实体问题。第一个方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可以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情形即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而审查股东是否构成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应当适用公司法及其解释的相关实体法依据。本案中，贺苗苗是股权受让方，并不是转让方。《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是追加原股东刘刚、刘强作为被执行人的直接依据，不是针对受让股东贺苗苗、熊熹熹的直接依据。该方面的说理可在刘刚案中评述，本案中不作展开论述。第二个方面，于都法院（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还载明依据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在《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两条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实体法依据的关键点首先是如何判断“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其次是在前一事实成立的情况下，股东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审查贺苗苗等人是否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结合我国的商事制度改革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来进行阐述。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06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实缴登记制。即在公司设立之前，股东的所有出资必须完全缴付到位。二是2006年《公司法》经修订实施后，我国适当放松了注册资本缴付要求。法律规定首次出资额只要不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可（公司成立时缴付到位并进行验资），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这实际上是实缴登记制与认缴登记制的折衷。三是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就是在公司设立时，由公司股东（发起人）对其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进行自主约定，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即完全的认缴登记制。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将国务院常务会议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内容从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层面进行了详细贯彻落实，主要包括：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2018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现行《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因此，在现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法律框架下，股东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理由如下：第一，从公司资本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来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9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时间向社会进行公示。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可以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交易。一旦决定交易，即应受制于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第二，股东认缴出资实际是股东对于公司的一种债务，而且是未到期债务。在未到股东认缴期限，且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不能加速股东的该债务到期。本案中，判断贺苗苗是否具有“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关键在于启明公司是否符合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之情形。对于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依据，目前仅有两个条文，一个是《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另一个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之规定。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仅规定在公司破产和强制清算时可以加速到期。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载明“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该条规定了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适用问题。由于会议纪要是对法律、司法解释的再解释，会议纪要不能突破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之外创设法律规则。实践中，在非破产情形下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时，应严格把握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这个条件好理解，一般应当经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或者终结执行。另一个条件是债务人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这个条件不好把握，实践中有扩大化倾向，关键是“已具备破产原因”的把握。本院认为，对于该条件应严格把握。《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因此，破产原因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1.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2.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本院认为，首先，审查债务人公司是否具有破产原因，应当全面审查债务人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全部债权、债务等事项，综合评判。趋利避害是每个民事主体的当然选择。在债权人诉债务人公司给付之诉的个案中，单凭债务人公司在个案中未及时偿还债务，甚至逃避债务之情形，并不能当然地认定为债务人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债务人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其次，若在债权人主张股东加速到期的给付个案中，直接认定债务人公司具有破产原因，则将对后续案件产生既定效力，债务人公司或者其他债权人可凭该案中法院的认定直接申请该债务人公司破产，导致债务人及其相关债权人丧失在破产立案受理中的有关申辩权利。因此，在债权人主张股东非破产加速到期的给付之诉中，对于债务人“已具备破产原因”的认定应当严格把握。目前，启明公司并没有进入破产程序或公司解散后的强制清算程序。一审未全面审查启明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全部债权、债务等事项，在债权人嘉德公司与债务人股东贺苗苗等人股东加速到期的个案纠纷中，径行认定启明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过于轻率，本院对此不作确认。退一步来讲，即使在本案中直接认定启明公司符合破产原因而判决贺苗苗直接对启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嘉德公司的诉讼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根据法理，股东对公司未到期的债务在公司破产或强制清算时视为到期，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利益是归属于公司，而不是归属于债权人，否则将损害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若本案中认定启明公司符合破产原因，一旦启明公司或其它债权人据此在6个月内申请破产，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利益也归属于启明公司，而不是作为个别债权人的嘉德公司。本案中，根据本院查询的启明公司的有关工商登记信息以及登记机关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出具的回函及附件内容可以看出，启明公司在最初注册登记时，股东为刘刚、刘强，各自实缴出资300万元，在2014年商事制度改革，实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后，启明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增资后，刘刚出资1200万元（含实缴出资额300万元和认缴出资额900万元），持股60%，出资时间为2042年12月5日，刘强出资800万元（含实缴出资额300万元和认缴出资额500万元），持股40%，出资时间为2042年12月5日。此后，经过几次股权的变更，最后的股东为贺苗苗和熊熹熹，但注册资本均为200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42年12月5日，增资后的注册资本2000万元包括了之前已经实缴的注册资本600万元。在公司认缴制度下，股东享有期限利益。由于启明公司股东刘刚、刘强在增加注册资本时所认缴的期限就一直是2042年12月5日，所增加的认缴资本也不包括原实缴资本600万元，故本案情形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情形，也不存在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载明的两种除外情形，不符合“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第三个方面，退一步来讲，即使认定贺苗苗具有“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其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在未出资范围内的连带责任。《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仅是针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可以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实体法依据，但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科以的相应责任界定，应以《公司法》及其解释等特别法为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的该责任是“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在法律效果上类似于一般保证责任，即需先对公司财产强制执行无果后，才执行补充赔偿责任人的财产。因此，即使本案中具备追加贺苗苗作为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于都法院（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承担连带责任也是不妥的。综上，嘉德公司主张启明公司的股东贺苗苗对启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不符合《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之规定。因此，于都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以及《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追加贺苗苗等人为被执行人，并裁定由贺苗苗等人对启明公司未履行的（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处理问题。《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贺苗苗的一审诉讼请求为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判决原告对（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该诉讼请求并不是严格按照变更追加当事人异议之诉的规范表述，但其诉讼目的是阻却对贺苗苗的追加和执行。故本案中，除了撤销于都法院（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之外，还应判决不得追加贺苗苗为被执行人。综上，上诉人贺苗苗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法释〔2016〕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0）赣0731民初55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9）赣073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三、不得追加贺苗苗为（2018）赣0731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执行案的被执行人。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被上诉人赣州市嘉德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小兵审 判 员  彭 莉审 判 员  张 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代理书记员  王越颖代理书记员  胡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