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1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东，男，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英，女，196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兰，女，196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爱，女，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均云，山东世纪星（岚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桥东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桥东头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1102ME0512437U。法定代表人：滕怀胜，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飞，山东宝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伟东、王伟英、王伟兰、王伟爱因与被上诉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桥东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桥东头村委）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539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东、王伟英、王伟兰、王伟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认为双方仍处于协议中属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已达成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且在签订后很长时间内被上诉人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向丁心元表达解除协议或签订新协议的意思，本案案情不能适用最高院的批复。一、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立即拆除了丁心元的平房，被上诉人提交的会议记录日期为12月底，丁心元在12月，次年1月、2月还按照协议约定陆陆续续领取了拆迁补助费、签订协议奖励和其他补贴，2017年底被上诉人还按照丁心元签订协议的顺序号第17号，让丁心元第17个选房，分给了丁心元第一处110平米楼房，尚有70平米未分配给丁心元。丁心元作为被拆迁一方的义务已全部履行，被上诉人仅是部分面积没有兑现到位。从双方履行协议的程度来看，协议已被双方实际履行了大部分。试想如果变更了拆迁方案在前，后来就不会仍按原协议继续履行，就不会再给丁心元发放补偿款项，而实际上被上诉人一直按协议履行，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变更协议的意思，原协议更没有被作废，直至分配楼房时面积不够，丁心元才发现问题。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及丁心元（以下简称上诉人）接到过被上诉人任何解除、变更协议的通知，法院认定双方仍在协议中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称的告知原协议作废不属实，调整方案不调整后的拆迁方案也未向上诉人公示。1、被上诉人未通知解除协议，更未要求重新签订协议，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况且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应当符合约定或法定情形，且必须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对方，否则也不产生法律效力。2、被上诉人提供的会议记录不能证明拆迁方案已调整，且调整程序内容违法，也未提供调整后的拆迁方案进行公示的证据。被上诉人仅以拆迁小组会议纪录主张拆迁方案调整明显违法，证据也不充足，被上诉人主张开两委会确定对拆迁方案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显然由两委会决定拆迁方案，程序违法。况且被上诉人提供的《会议记录》发现拆迁方案并没有经过两委会表决，仅是拆迁领导小组协议会议，小组会议与村民委员会会议显然不同，拆迁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方案调整明显违法。上诉人对拆迁方案是否进行调整高度存疑。且拆迁方案的调整也未经过任何方式的公示，比如张榜公布，也从未向上诉人和丁心元说明。3、盖好的安置楼房有110平米的户型和70平米的户型，没有116平米和64平米的户型，2017年底被上诉人只肯兑现110平米的楼房一处，丁心元只好先接受了一处，但并没有放弃自身利益，一直通过信访等途径坚持不懈的向被上诉人主张另一套楼房，才引发了2019年被上诉人对协议的确认无效之诉。在此之前，被上诉人从未表示过协议作废。三、双方签订的协议不仅合法有效，而且给其他拆迁户起到了示范作用。双方签订协议的背景是：被上诉人在当时拆迁工作推进不顺利，被上诉人要拆迁191户，丁心元的亲属系党员，该份协议是被上诉人动员丁心元老人签订的，丁心元才带头签订了协议，是全村第17户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上诉人可置换64平米楼房1套、116平米楼房1套，总计应给上诉人180平米楼房。在各级政府给丁心元的《信访答复意见》对丁心元带头签订协议之举也给予了肯定。丁心元与被上诉人是于2012年12月1日签订协议，如拆迁方案调整属实，时隔一个月后，12月底村委会在村民拆完房子后再进行方案调整，之前签订的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调整后的方案，仅对调整后签订的协议有约束力，对之前的拆迁方案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调整方案的行为属于过河拆桥，违背了诚实守信的原则，调整后的方案对丁心元不产生效力，法律不能宽容被上诉人不诚信的行为。四、原审认定村委会不属于拆迁安置补偿的实施单位，不承担交付安置楼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依法征收，一层关系是国家对村委会集体土地的征收，二层关系是由村委会收回村民使用的土地，以间接实现对村民的征收。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签订协议目的就在于收回村民合法占用的土地，所以才由村委会作为安置主体对村民进行补偿，村委会即使不是实施单位，也是落实拆迁的单位。原审认为村委会有拆迁方案的自主权，按此逻辑，在不违背国家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其他第三人利益时，村委会与村民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且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交付了110米的安置楼，被上诉人还应当按协议约定向上诉人继续交付70平米安置楼，被上诉人有交付义务。五、原审认定14户按照变更后的协议内容履行完毕不属实，也没有证据证实，属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4户之前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在安置楼分配时就有7户分得180平米安置楼，名单：王纪高、王纪海、王纪利、王士顺、王纪春、王伟青、王伟祯。况且2015年村委会向政府申请安置楼建设款时，按照上诉人180平米的标准申请了建设资金，政府也按应分180平米的村民一样拨付40万元安置楼建设款（应分110平米的只拨付24万元），且安置楼已用此款项建好，2019年党员大会上被上诉人也提及政府已拨付款项。可见，被上诉人调整后的方案并没有落实。恳请二审法院调查《会议纪录》中其它14户实际分配楼房面积，拨款数额，以查明拆迁方案是否调整。六、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认为本案不应受理，属适用法律错误。1、答复中针对的是没有协议的情况，而本案中双方签订书面拆迁协议，且已被实际履行。本案情况与错误签订协议的情况不同，与签订后立即调整公示方案的情况不同，与没有履行协议的情况也有明显区别，双方也没有再协议，不属于最后未达成一致。况且被上诉人之前还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存在协议也是认可的。法院也已受理了2019年的确认无效之诉，并且进行了审理，既然可以受理确认无效之诉，也当然应当审理继续履行。2、原审认为确认老年房标准的行为系村民自治范围，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是错误的。本案中争议的是方案是否调整，调整是否合法，对上诉人是否有效，而并非对老年房标准的认定。即使村委会有一定的自治也仅限于一定范围内，以合法为前提的自治，在未经解除前不能以自治而否定原协议效力。在与村民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应当预料到拆迁利益对村民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利益，如果都如被上诉人所为，开一次拆迁领导小组会议就可以推翻之前的决定，关乎百姓重大利益的问题随意就被否定，以后可能会出现以“自治”之名，随意损害村民利益的情况。如本案驳回起诉，等同于保护了被上诉人不诚信的行为，法律就将成为“恶法”，还何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法治社会建设更无从谈起。3、按原审法院理解，村委会不是拆迁人，更不应当适用批复的规定，因批复中明确了主体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协议时，才不予受理。既然村委会不是拆迁人，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七、被上诉人称上诉人行为损害了桥东头村其他村民的财产权益，以此作为合同无效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情形第（四）项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一，上诉人并未实际取得协议上另外70平米楼房，没有任何人的实际利益受损；其二，当初签订协议时的拆迁方案也是针对全体村民的，协议上上诉人没有比其他村民多；其三，安置楼房是申请财政拨付资金所建，被上诉人是按照上诉人应得两套楼房申请的资金，没有使用村集体的积累，谈不上损害其他村民财产权益；其四，合同法上的损害社会公共利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受损，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不限于桥东头村。编号1-17的《涛雒镇桥东头村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关于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不能一概而论，恳请二审法院区分不同情况对待。桥东头村委未答辩。王伟东、王伟英、王伟兰、王伟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桥东头村委履行《涛雒镇桥东头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交付70平米安置楼。一审法院认为，丁心元与桥东头村委签订的《涛雒镇桥东头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约定了“为推进日照国际海洋城的开发建设。根据日照国际海洋城《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等内容，该协议的签订，系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依法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桥东头村委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拆迁安置补偿的实施单位，故不应承担向丁心元交付70平方米安置楼的义务。桥东头村委与丁心元于2012年12月1日签订协议后，又于12月26日和12月28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变更了补偿安置标准，决定“儿子有房、父母独住五间房的”16户村民补偿96平方米安置楼，会议后，已有14户村民按照变更后的协议内容履行完毕。桥东头村委签订及变更协议的行为，实际是双方仍在协议中，并未最后达成一致的补偿安置协议的表现，此行为应属村民委员会自治行为，故双方对补偿安置协议仍存在争议；且本案中村民委员会确认老年房标准的行为，系村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争议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焦点是拆迁安置补偿标准问题，也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主要系因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而引发。而被上诉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与上诉人之母丁心元签订协议的行为是一种村民自治行为，而非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行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该协议履行而引发的争议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应当由村民自治组织自行解决或由人民政府统筹作出安排，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玉玉审判员  刘 芳审判员  宋海红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付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