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2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法定代表人：曹阳。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帅，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奥迪，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楼****法定代表人：高政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政阳，男，汉族，1978年8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晓博，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守丽，女，回族，1990年8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晓博，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修武县七，住所地修武县七贤镇西夏庄村村南焦辉路西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崔小花。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河南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喜，河南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小花，女，汉族，1978年1月31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乃花，女，汉族，1980年12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西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三花，女，汉族，1982年8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博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鲁胜，男，197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以下简称“郑州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崔乃花、崔小花、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台公司”）、崔三花、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公司”）、李鲁胜、高政阳、宋守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州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帅，被上诉人汉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政阳及其诉讼代理人郝晓博，被上诉人宋守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晓博，被上诉人云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崔乃花，崔小花，崔三花，李鲁胜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郑州银行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郑州银行与各被上诉人之间签订有合法有效的金融借款及担保合同并依约发放了贷款，一审判决却以郑州银行与汉唐公司之间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为由驳回郑州银行诉请，属事实认定错误，裁判失当。首先，郑州银行与汉唐公司之间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法有效。2015年12月25日，郑州银行与汉唐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由双方签章生效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汉唐公司的全部股东亦对该笔贷款提供了保证担保，该合同未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因此，汉唐公司与郑州银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其次，郑州银行已依约向汉唐公司发放贷款720.27万元。借款期限内，郑州银行共计分九次向汉唐公司借款720.27万元。由于汉唐公司向郑州银行申请贷款时明确说明用于购买苗木，因此该九笔借款的发放均为受托支付，并且每笔贷款发放时均有被上诉人汉唐公司与交易相对方的购货合同和购货明细。一审中，郑州银行已将放款的转账明细提交给一审法院，但一审判决却无视这一事实，认为郑州银行与汉唐公司之间不存在金融信款，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对于一审判决所列疑点，郑州银行已根据自身了解的事实情况给予解释说明，完全合乎常理且合规合法。而一审判决所谓的事实存疑，完全系单方面的猜测。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借款事实存在若干疑点，但郑州银行已对此在一审中就相关问题作出了合理解释，并且补充提交了涉案贷款的投信档案资料、信贷档案等证据材料，而一审判决中所列举的疑点均属于主观猜测和臆断，现郑州银行将相关理由再次说明如下，首先，郑州银行针对汉唐公司进行2500万元的授信主要着眼于其未来的发展与相关担保措施。贷款投信时，郑州银行考虑到汉唐公司所立足的云台山旅游经济正如火如荼发展，政策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明显，并且担保人云台公司在当时当地属于重点核心企业，实体产业经济发展迅猛并且名下拥有大宗地块的不动产。基于此，云台公司及其股东作为借款担保人也更坚定了郑州银行的授信，至于高政阳、宋守丽及其股权质押确系后续补充担保，一审中亦提交有授信资料及情况说明，完全符合常理;其次，签订合同及发放贷款时，为防止汉唐公司将贷款挪作非营业性活动，因此发放贷款采用了委托监管的方式，即直接将汉唐公司的贷款受托支付给交易相对方，这也是郑州银行分批次受托发放贷款的缘由，近些年兴起的供应链金融亦属此理。一审中，郑州银行提交了相关受托支付手续、购货合同、购货清单等证据，一审判决所列的疑点四应系未仔细核对证据所致;再次，结合前述两点，后续郑州银行了解到云台公司等担保人资信情况开始恶化，因此之后也未再进行展期或增加授信，这也正体现了郑州银行关于贷款风险的防范意识;最后，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系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郑州银行行使自身权利本就无可厚非，并且也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说明，一审判决列举的疑点实属牵强。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裁判失当。本案事实明确，金融借款合理合法，上诉人特恳请法院依法改判。汉唐公司辩称：第一，汉唐公司分别在2015年的11月15日和2016年的5月同河南绿叶开达花卉销售有限公司和云台公司签订了两份销售合同，分别是1019万和463万的花费购销合同。这两份合同的签订地点都是在郑州银行商都支行三楼东侧的第一间办公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绿叶开达公司，也不认识这个公司的来签合同的人，这个公司是由郑州银行的信贷经理曾福生找来的。当时告诉我的是方便资金安全过户。云台公司根本就没有花卉种植的场地，我在云台农林2005年打交道到转到工作了四年，没有任何种植花卉的场地。和云台公司的合同是我自己带着汉唐公司的公章和云台公司的公章左右手完成了签订。2015年12月29日和2016年1月25日，郑州银行先后两次放贷给汉唐公司，175.3万和87万元的贷款。这两笔贷款是由汉唐公司在郑州银行商都支行的公户转入了绿叶开达公司的公户。两份销售合同实际交易是不存在的，恳请法庭调查。第一林业开发公司在收到汉唐货款后48小时之内的进出账明细中是否有将款项如数转回郑州银行的记录？第二，绿叶开达公司是否有向汉唐公司销货的凭证，有没有运输记录和签收的记录？同样云南通力公司是否也有上述交易的各项凭证？第三，汉唐公司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业务，客户，没有收入来源。汉唐公司的账目显示的资金往来只有从郑州银行进行贷款和给云台公司位于商都支行的公户转钱。那么汉唐公司买了这么多苗木是用到了哪里？第四点商都支行拨付给汉唐的九笔贷款，前两笔262.3万发放是由商都支行拨付到汉唐公司后，再由汉唐公司支付给绿叶开达公司。为什么七笔总额457.97万都是在拨付给汉唐公司后，由汉唐公司当天转到了云台公司在郑州商都银行的账户，云台公司有11个公户。我方有详细的统计，为什么非得转到同一个账户，而且正好是在商都支行的供货。以上我方确定汉唐公司和绿叶开达、云台公司的交易，实属虚假交易。银行贷款未能真正按照借款合同的用途来执行。郑州商都银行左手倒右手的做法非常明显，贷款用途明显发生了变更和被挪作他用。第二点，郑州银行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贷款授信时上诉人考虑到汉唐公司所立足的云台山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并且担保人云天公司实体产业经济发展迅猛，其名下拥有大众不动产的土地，我认为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首先云台山和云台农林没有任何关联。云台山发展的再好不证明，后者就一定发展得好重区域的穆家寨景区，台创园两个民营景点先后倒闭，他们并没有因为云台山的发展好而自身强大。第二，云台公司名下仅有土地资为410821201200061和土地证为4108212015201200060两块商业土地分别是13.05亩和74.82亩，共计87.87亩土地。这2块土地分别在随着温泉房产分别在2015年1月29日和2015年2月2日抵押给了郑州银行商都支行，共获取3400万和1600万的贷款，期限分别是2015年的1月29日到2016年的1月22日，2015年的2月2日到2016年1月22日。以上与郑州银行方所述云台公司名下拥有大宗土地的不动产矛盾。事实是云台公司在成为汉唐公司担保方之前，其名下所有的不动产早已分别抵押给了多家银行，能抵押的东西已经全部抵押。第三点，原告上诉书中所述担保人云台农林公司实体产业经济发展迅猛，更是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A.2015年云台公司因为拖欠员工工资达到七个月未发放，爆发了员工发生首次围堵园区大门和力用人墙阻断云海农林公司门口交汇路的正常通行。期间镇政府修武县相关职能单位分别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合作了疏散工作。在这之后的两个月内又发生了云台农林城建商的建筑工人集中多次堵大门，修武焦作博爱三百多名民间借贷人多次堵门，云台公司经营场所生意遇到断崖式下跌，B.2015年7月起，三百多名民间借贷人到七贤镇政府、修武县政府、焦作市政府多次进行拉条幅群体上访，社会影响非常不好。云台公司的所有经营在7月份已经进入停滞状态，经洛阳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统计，云台农林公司的总借贷达到了46121.43万元。这个数字是2015年9月6日进行的债权统计。C.2015年7月起，云台农林公司因为员工罢工，建筑工人讨账，民间借贷催款，顾客锐减至零，没有了收入。整个经营场所断水断电已经不能正常经营。8月下旬，某债权人委托要账公司三十余人强行将李鲁胜软禁在房间内，长达25天期间，9月3号到6号李鲁胜还被殴打住院，云台农林公司经营场所因此全面停业。崔小花夫妇自2015年9月中旬起不再出现在云台公司的经营场所，员工遣散园区内的商户开始陆续离开。2015年9月起经李鲁胜和崔小花共同任命，由我带领部分管理人员留守公司。2015年第2015年9月6日，崔小花给修武县政府的一份材料中显示银行利息、民间借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我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E.2015年9月23日下午，在修武县打非办赵主任的主持下，郑州银行商都支行，河南汇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国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六家和云台农林公司有金融业务往来的机构，齐聚民俗村，就如何帮助云台农林公司达成了一些共识。当时云台公司早已停业，接待人是高政阳。六家机构委托赵主任给修武县和焦作市两级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我这有报告的附件。F.郑州银行商都支行每月下旬都会派员前往云台农林实际查看经营情况，接待人是高政阳，分别接待过商都支行的工作人员曾富生、王经理、乔洪波，每次他们都会拍摄大量的照片，素材带走也会详细询问经营中的各项情况。以上五点可以证明郑州银行始终对云台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掌握得非常清楚。云台公司当时的实际经营情况和郑州银行上诉书中所述担保人云台公司实体产业经济发展迅猛，不吻合。第四点，郑州银行上诉书中提到的签订合同及发放贷款时，为防止汉唐公司将贷款挪用，发放贷款时采用了委托监管的方式，与郑州银行在一审时的阐述不吻合，一审时我方当庭陈述汉唐公司公布往来账款全部是在银行的操作下完成。杭钢公司的电子密钥等是由商都银行一楼柜台营业经理掌控。汉唐公司的贷款接受和贷款结束和云台公司在商都支行往期贷款利息还款是由我一个人拿着汉唐公司和云台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在柜台独立完成。郑州银行律师针对我方的陈述明确表示我方从未委托过监管过任何客户的贷款支付被告所属纯属无稽之谈。郑州银行前后所述矛盾，并且一审时郑州银行律师对于我能提供出来给客户的结账凭证指的是云台公司的还款、利息还款的这些凭证怎么会出现在被告手里表示费解。本来这个事就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带和环，所以云台公司和汉唐公司两个公司每个月的结款凭证才会在我手里。第五点，郑州银行上诉书中提到的。综合前述两点，后续上诉人了解到云台公司等担保人资信情况开始恶化，因此也未再进行后期的展期和增加授信，这也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2016年9月云台公司和瑞宝鼎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洛阳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于2016年9月27日发布了债权登记公告，并在焦作日报上刊登了云台农林公司债权登记通告。这些通告经手人是高政阳。这些通告都提前通知到了郑州各个金融机构，包括郑州银行商都支行，以上我所提到的各项详见附件。综合以上郑州银行上诉书中陈述的事实不属实。云台农林公司在2015年下半年的实际经营情况是不具备为汉唐公司贷款担保资格的。郑州银行明知云台公司经济恶化的情况下，仍然服务于其贷款担保资格的行为是不正常的。郑州银行为了掩盖支行不良贷款粉饰业绩在总行支行和部门人员的操纵下，汉唐公司的贷款资金没有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使用，改变了贷款用途是很明显的以贷还贷表现。以上事实请法院审理查明。高政阳、宋守丽一并辩称：我方认为郑州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如下：一审判决以郑州银行拒不履行举证义务导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驳回郑州银行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审判决并非以郑州银行与高政阳、宋守丽之间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为由驳回郑州银行的诉讼请求，而是以郑州银行拒不履行举证义务导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驳回郑州银行的诉讼请求的。本案经过2020年6月15日，2020年6月16日两次开庭审理。在2020年6月15日开庭审理时，一审法官询问郑州银行如下八个问题。郑州银行在庭审结束后均以书面形式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银行公章的形式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法庭。郑州银行是否听清？郑州银行代理人回复：“听清了，但是存在盖章。审批的原因可能存在延后，但郑州银行并未于庭审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任何材料。”在此情形下，2020年7月7日，一审法官给郑州银行代理人做调查笔录，向郑州银行查证了12个问题：“现再次要求你方于3日内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逾期未提交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本院发现有违法违纪的情况，会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如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会向公安机关移送相关线索，请委托人向郑州银行告知。代理人是否听清？”郑州银行代理人回答：“听清了”。但郑州银行仅于2020年7月17日向一审法官提交了避重就轻的情况说明一份，轻视一审法官的严谨态度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依据最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108条，民事证据规则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郑州银行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官多次要求提醒郑州银行举证，并多次明确告知郑州银行逾期举证即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已经在程序上保证了郑州银行的诉讼权利。但即便如此，郑州银行还是拒不履行举证义务，致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一审判决以郑州银行拒不履行举证义务导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驳回郑州银行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第二点，本案中郑州银行起诉但拒不履行举证义务，是意图借用司法途径达到不可告人的非法目的。本案一审法官所提及疑问及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郑州银行作出情况说明完全是颠倒黑白，具体如下。首先郑州银行在案涉贷款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云台公司即将破产的客观事实。此时云台公司在郑州银行处有6000万元的逾期贷款，郑州银行的时任行长，即法定负责人李振，云台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小花成立一个新公司及汉唐公司成立之后的汉唐公司，用汉唐公司在郑州银行贷款然后归还云台公司6000万元借款的本息，以掩盖云台公司6000万元的不良贷款。郑州银行所述云台公司名下拥有大宗地块的不动产，不过是已经抵押给郑州银行的87.87亩土地根本不能用于再次抵押，也不能用于授信。其次发放贷款时，郑州银行明知款项没有用于汉唐公司的生产经营，事实上汉唐公司根本就没有生产经营，郑州银行对此亦是明知的。贷款一直处于郑州银行的监管之下，并最终流回郑州银行。如果没有人中饱私囊的话，再次，郑州银行在上诉状中所述后续了解到云台公司资信情况开始恶化，是颠倒黑白，郑州银行一开始就清楚云台公司即将破产的客观情况。最后郑州银行向汉唐公司授信2500万元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报告为何显示汉唐公司在郑州银行处的九笔借款均以正常方式回收，且与2017年4月1日结清以及郑州银行是出于何种考虑免除答辩人的连带清偿责任。为何不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等书面文件的问题，郑州银行均未作合理解释，郑州银行的种种行为难免让人产生郑州银行意图借用司法途径达到不可告人的非法目的的合理猜疑。综上郑州银行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被驳回诉讼请求的不利后果完全正确。一审判决体现了一审法官的专业严谨态度，在保证郑州银行的诉讼权利的同时，积极督促郑州银行全面诚实举证。这正是司法改革所要求的城市，诚信诉讼的范例，应当予以维持，并大力推广。答辩人高政阳，宋守丽。同时补充一下高振阳，宋守丽不应当承担个人责任的理由详见一审的答辩状，同一审答辩状。云台公司辩称：在本案中它就是一个担保性质，查明他们之间的贷款关系。我方有一个裁定书是修武县人民法院的（2017）豫0821破1-3号民事裁定书里面确定了一笔债务，今天所讲到的720多万，确认了这一块，其他的没有。崔乃花，崔小花，崔三花，李鲁胜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作答辩。郑州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汉唐公司偿还郑州银行借款本金720.27万元、利息（含罚息、复利）暂计2506970.92元（截至2019年11月21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汉唐公司支付律师服务基础费用15754元，剩余费用按照《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的约定自实际发生之日支付；3、判令高政阳、宋守丽、崔小花、崔乃花、崔三花、李鲁胜、云台公司对汉唐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郑州银行对高政阳、宋守丽设定质押的汉唐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本案受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该案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汉唐公司经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2015年12月25日，郑州银行（贷款人：甲方）与汉唐公司（借款人：乙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1、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5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2016年12月20日止。借款用途为购苗木和酒店用品。2、提款条件：乙方向甲方出具提款申请书及有关贷款用途证明文件；甲方认为还应满足的其他条件。第三项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的其他条件处手写载明“待乙方出具质押股权正式评估报告后方可放款”。3、贷款资金支付与管理：乙方同意接受并配合甲方对贷款资金对外支付进行管理和控制；乙方单笔支付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4、还款资金来源及方式：以销售收入一次性还款。5、借款担保：担保人高政阳、宋守丽以股权质押及连带责任保证进行担保；担保人云台公司、崔小花、崔三花、崔乃花、李鲁胜以连带责任保证进行担保。同日，宋守丽、高政阳、云台公司、崔小花、崔三花、崔乃花、李鲁胜与郑州银行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宋守丽、高政阳分别与郑州银行另签订《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合同》。2015年12月28日、2015年12月29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各一份，主要内容：宋守丽、高政阳分别以各自在汉唐公司的股权出质于郑州银行商都支行，出质股权数额分别为600.1万元、5400.9万元。郑州银行提交的郑州银行贷款借据及发放贷款记录明细显示：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8月25日期间，郑州银行分九次向汉唐公司在郑州银行商都支行开立的账户放款共计720.27万元。上述发放贷款记录明细同时显示，郑州银行向汉唐公司发放的前两笔款项均于当日或次日转款至河南绿叶开达花卉销售有限公司，郑州银行向汉唐公司发放的第三至第九笔款项均于放款当日由汉唐公司转款至云台公司在郑州银行处开立的账户。后经由汉唐公司账户偿还部分利息。高政阳、宋守丽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河南分中心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汉唐公司仅在郑州银行商都支行办理过信贷业务，汉唐公司在该行的贷款共有两笔欠息记录，第一笔首次欠息发生于2016年1月22日，最近一次结清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第二笔首次欠息发生于2016年12月21日，最近一次结清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汉唐公司在郑州银行商都支行的九笔借款均以正常收回方式结清，结清日期均为于2017年4月1日。汉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政阳于庭审中陈述，因案涉款项不应该由高政阳和汉唐公司偿还，汉唐公司从未偿还过案涉贷款本息。高政阳、宋守丽同时提交八份通话录音，拟证明郑州银行明确承认高政阳、宋守丽是为了帮助郑州银行处理不良贷款而牵涉该案，郑州银行多次明确作出免除高政阳、宋守丽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录音的部分内容为：“你写申请当时是为了帮忙，然后就是他该诉诉，但是就是把你作为主债人给撤了”；“你别说这，你就说你是打工的，一点钱也没有，崔小花还欠我100万，现在电话都不接……你写的就挺好，现在生活困难，执行我也没啥意义”；“因为汉唐旅游是借款人，借款人不诉的话法院不太好立案，就把你夫妻俩给撤下来了，因为汉唐旅游本来就是个空壳，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嘛”；“我们现在争取的是把汉唐公司和你个人都不诉，但是你那个公司毕竟是贷款人，最好的方案是都不诉，第二个方案是诉公司不诉你个人，诉公司对你个人不是也没什么影响嘛”；“第一，你个人的起诉确实给你撤了；第二，你收到这个东西（传票），是因为你当时不是还牵涉到一个股权质押吗？……可能是因为股权质押，到时候要判的时候，你把股权过过来就行了，反正股权又不值钱”。郑州银行对录音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录音系非法取得，仅通过声音无法核实所对应的当事人。庭审中，郑州银行向该院提交变更诉请申请，要求免除高政阳、宋守丽的连带保证责任。该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相应意见发现该案存在多处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该院要求郑州银行核实相关情况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因郑州银行在该院指定期间内未按要求予以回复，该院于2020年7月7日针对疑点问题再次要求郑州银行提交相关材料。2020年7月17日，郑州银行提交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对汉唐公司的授信审批，除曾复生外，还有支行、总行相关工作人员审查、审批，最终由总行授信；经审核，汉唐公司无固定资产，因认缴资本未到出资期限，并未实缴，汉唐公司现金流水及纳税情况一般，但其他担保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汉唐公司股权质押担保措施系郑州银行审批要求追加并非主担保措施，因此未进行第三方评估；涉案借款的相关担保人存在信用卡、消费贷逾期、欠息情况，但整体可控，不影响对汉唐公司整体授信等。2020年7月17日，郑州银行向该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一份，载明因被告云台公司已被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要求撤回对云台公司的起诉。又查，该院按照郑州银行商都支行提供的被告云台公司、崔小花、崔乃花、崔三花、李鲁胜的地址（均为工商登记地和户籍地）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郑州银行亦不能提供上述当事人其他住址或联系方式，经郑州银行申请，该院依法向上述当事人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在于郑州银行与汉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金融借款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郑州银行提交有“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政阳”签章的借款合同文件，郑州银行将款项发放至汉唐公司账户，表象上具备金融借款关系。但是该案授信额度高达2500万元，郑州银行主张实际发放贷款本金720.27万元，而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案涉贷款存在众多疑点：第一，关于郑州银行对汉唐公司授信2500万元的依据。汉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政阳辩称该公司系郑州银行时任负责人与崔小花授意为云台公司贷款设立的空壳公司，无资产亦未发生过任何经营业务，经本院审查，汉唐公司成立不足半年，股东高政阳、宋守丽存在五年内信用卡、消费贷款逾期、欠息的情况，郑州银行仍对汉唐公司高额授信，不合常理，且经本院多次要求，郑州银行始终未提交对汉唐公司的资产情况、运营情况、财务资料及股权价值开展实质调查的证据材料。第二，郑州银行在借款合同内特意追加担保措施，并手写载明“待汉唐公司出具质押股权正式评估报告后方可放款”的情况下，郑州银行未获取股权评估报告而径行放款，郑州银行行为自相矛盾。第三，在云台公司向郑州银行大额借款尚未偿还的情况下，云台公司及其股东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资信条件，郑州银行未作合理解释。针对上述三情况，郑州银行单方出具情况说明称“汉唐公司无固定资产、现金流水及纳税情况一般，股权质押担保措施系郑州银行审批要求追加并非主担保措施，因此未进行第三方评估，但其他担保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但郑州银行同时又认可“相关担保人存在信用卡、消费贷逾期、欠息情况”，郑州银行既不按合同约定评估股权价值，又认可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资信存在重大瑕疵，郑州银行向汉唐公司高额授信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本院无从查明。第四，高政阳辩称案涉贷款流向由郑州银行实际控制，郑州银行提交的发放贷款记录亦显示其中七笔贷款于放款当时因“购货”由汉唐公司账户直接转款至云台公司在郑州银行处开立的账户，郑州银行所放贷款直接流向该案连带责任保证人云台公司在郑州银行处开立的账户，贷款用途是否实际发生，案涉贷款究竟由谁获取存疑。第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河南分中心企业信用报告为何显示“汉唐公司在郑州银行商都支行的九笔借款均以正常收回方式且于2017年4月1日结清”，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应系从郑州银行处获取，该数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郑州银行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第六，郑州银行于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免除汉唐公司股东高政阳、宋守丽的连带清偿责任，该权利的放弃与高政阳、宋守丽应当承担的责任明显不对等，郑州银行对其不正当放弃权利的行为未作出合理解释。第七，郑州银行于庭审后以云台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为由要求撤回对云台公司的起诉，郑州银行既未提交任何云台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材料，也未就云台公司何时由何人申请破产及如何获知相关情况作出说明，事实上本院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依据郑州银行提交的云台公司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云台公司及其股东崔小花、崔三花均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至今均未应诉，郑州银行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郑州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合规、审慎发放贷款。该案授信额度高达2500万元，但经本院多次要求，郑州银行对上述一系列相互矛盾且不符合常理的行为既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作出合理解释，致使本院无法查明该案金融借款关系是否实际发生及如何发生，郑州银行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郑州银行主张其与汉唐公司之间存在金融借款合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主合同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郑州银行主张保证责任及律师费，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州银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878元，由郑州银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借贷双方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2月20日，借款执行利率6.525%，还款方式为按期付息一次还本。2016年1月21日至2016年9月21日，汉唐公司共还贷款利息169861.73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合同》等均系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郑州银行作为出借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分就笔向汉唐公司开立账户放款720.27万元，汉唐公司作为借款人，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利息，依据查明事实，汉唐公司自借款发生后，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利息及本金，已构成违约。郑州银行主张汉唐公司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的条件成就，其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高政阳、宋守丽、崔小华、崔三花、李鲁胜、云台公司自愿为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郑州银行请求判令前述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成立。高政阳、宋守丽以其在汉唐公司的股权（质权登记编号：410100201500000164、410100201500000165）为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且已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质押登记，故郑州银行主张对高政阳、宋守丽设定抵押在汉唐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关于律师费用问题，郑州银行主张为实现本案债权实际支出律师费用15754元，并提交委托书、增值税发票及银行转账为证，因该费用符合双方约定，故郑州银行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高政阳辩称汉唐公司是郑州银行和云台公司共同授意成立用于云台公司贷款的空壳公司，经查，无论是汉唐公司还是云台公司，均系依法成立的法人企业，具备独立行使权利义务的资格，高政阳无证据证明郑州银行汉唐公司成立系接受郑州银行授意并存在可能违规的事实，且汉唐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已收到出借款项的事实客观存在。汉唐公司辩称，中国人民的征信报告显示案涉贷款已经收回，但汉唐公司未能提交实际偿还贷款本息的证据，故汉唐公司以征信报告显示内容为由否认借款未清偿的事实，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关于郑州银行可能存在对汉唐公司高额授信的违规行为，属于银保监会处置范畴，当事人认为郑州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可向银保监会反映相关问题，本案为民事案件在此不做处理。综上，郑州银行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二、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借款本金720.27万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利息计算方法：截止2019年11月22日利息为2506970.92元，自2019年11月22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高政阳、宋守丽、崔小花、崔乃花、崔三花、李鲁胜、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对前述第二项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政阳、宋守丽、崔小花、崔乃花、崔三花、李鲁胜、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依法向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行使追偿的权利；四、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对高政阳、宋守丽设定质押的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权登记编号：410100201500000164、410100201500000165））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8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878元，均由河南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王 怡审判员 李剑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程金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