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8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德策，男，195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芳平，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薇，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青年路**。法定代表人：张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岩，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孙德策因与被上诉人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6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德策上诉请求：1.撤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636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档案转移手续；3.诉讼费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予以依法审查确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上诉人自1983年在二运八队干装卸工，1990年左右转为合同制工人，2000年二运八队改建为现单位(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以改制为由通知上诉人在家待岗，现被上诉人以档案丢失为由迟迟不为上诉人办理档案转移及退休。2、在一审法院上诉人提交了烟台港临时码头出入证原件1份，载明使用人姓名为孙德册(应为孙德策，系被上诉人档案管理人员笔误)，领证单位是市运八队(市运八队系二运的一个车队，1996年一运和二运合并成了被上诉人)，进港事由为装卸。由此足以证明上诉人在二运工作，工作岗位为装卸工。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一运有八队，二运也有八队，即证实了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仅以“八队不叫市运八队，其从未听说过有市运八队这个名”为由对该份证据予以否认，但未提供书面证据对上诉人的该份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未予以依法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3、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常建革、孙某、常某、孙德宾书写的证人证言一份，前述四人均证明上诉人在二运八队工作。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被上诉人仅以常建革、孙某、孙德宾身份不明为由予以否认，同样未提供证据对上诉人的该份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未予以依法确认系认定事实错误。如果法庭审理需要，可以通知上述四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4、经上诉人依法申请，法庭通知，证人孙某、常某依法作证。两名证人均证实上诉人于1983年开始在二运八队工作，工作岗位为装卸工，并提交了烟台港临时码头出入证，载明领证单位是第二运输公司八队(简称二运八队)。两名证人均证实二运八队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一直以来长期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从而证明了上诉人的主张。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本院限期内未提交劳动部门办理的正式用工手续”为由，判定“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保存其劳动档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混淆了诉讼双方的举证证明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交(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等证据来证明上诉人未在其单位工作过。如果被上诉人不能提交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即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上诉人未在其单位工作过。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第四段、第五段中以“原告在本院限期内未提交劳动部门办理的正式用工手续”为由，判定“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已为上诉人建立劳动档案，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保存其劳动档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混淆了诉讼双方的举证证明责任。在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上述几份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下，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交书面证据来证明其对上诉人已证明事实的否认，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即法院应当根据现有证据依法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证据根本没有向法院提出任何相反证据，更勿谈“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竟罔顾事实，无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求系适用法律错误。3、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只是口头反驳，但没有提出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对被上诉人陈述的主张法院应当不予支持。而一审法院仅依照被上诉人的陈述来片面认定本案事实，系适用法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对法律规定的理解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及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之规定，劳动争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本案唯一事实，即自1983年起即在二运八队工作。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依法确认，系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法院所称的“上诉人在本院限期内未提交劳动部门办理的正式用工手续”中的“劳动部门办理的正式用工手续”指劳动合同等书面文件，应当由被上诉人制作保存，且向劳动行政部门备案。一审法院一是未依法向劳动行政部门调取，二是未责令被上诉人限期提交，程序不合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故向贵院提出上述诉请，请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也没有上诉人的档案，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孙德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原告申诉至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被告为其办理档案转移。2019年3月25日，该委员会作出烟劳人仲案字（2019）第378号决定书，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烟台港临时码头出入证一份，载明使用人姓名为“孙德册”，领证单位是市运八队，进港事由为装卸。原告称，市运八队属于二运的一个车队，1996年一运和二运合并成了被告，以此证明其曾在市运八队工作。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称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与被告无关。该出入证上加盖了印章，但因看不清楚而无法辨认；使用人姓名是“孙德册”，与原告姓名不符；领证单位是市运八队，与一运、二运无关，一运也有八队，二运也有八队，但是不叫市运八队，其从未听说过有市运八队这个名。2、常建革、孙某、常某、孙德宾书写的证人证言一份，孙某证明原告于1984年下半年至2003年在二运八队工作，常建革、常某、孙德宾均证明孙德策在二运八队工作。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称常建革、孙某、孙德宾的身份不明，不能证明原告在二运八队工作过，且证人证言没有证明力，证明内容与原告诉请无关。3、证人孙某、常某出庭作证。证人孙某称，其是原告的亲哥哥，原告在二运八队工作过，证人自1983年开始在二运八队工作了六、七年，从事的是装卸工工作，并提交烟台港临时码头出入证为证，载明领证单位是第二运输公司八队。二运八队未与其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人常某称，其与原告是一个村的，曾是同事关系。原告于1983、1984年到二运八队工作，证人自1979年至1987年在二运八队从事装卸工工作，其离开时原告还在二运八队工作。二运八队未与其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以此证明其自1984年下半年至2003年在二运八队工作。被告对两证人所讲有异议，称证人孙某提交的码头出入证上的印章不清楚，无法辨认，两证人均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曾在二运八队工作过，也更加无法证明原告曾在二运八队工作过。原告称，其之前在烟台海藻工业公司工作，不干了之后其于1983年下半年到现在汽车总站东侧的二运八队从事装卸工工作，2003年其不干了，队长说不用人了让其回家等着，再用工时再来。当时一共剩了三四个装卸工，一个叫毕岩秋，一个叫毕岩民，还有个文登姓于的其记不住了。原来还有个厂长叫王祝昌，书记叫孙祥福，队长兼厂长叫江升辉，副队长叫于文胜，调度室管其的叫贾本平。2003年之前的三四年、四五年，其一直在二运八队扫院子，该期间一直未发工资，其不知道为什么不发工资，也没有问为什么。原告又称，1990年左右其转为合同制工人，当时给其一个合同制的单子，在一张纸上盖着大印，其也签合同了，这是山东省第一批合同制，是省里下来的文件，省里保存一份，市里保存一份，其手里的那份让其弄没有了，是张启来一手办理的。当时工资300余元，其工资是每月180元，合同上写的是“孙德册”，发工资的工资表上写的也是“孙德册”。二运八队有个大本，是给其发工资的工资表，其原先在朝阳街这个单位的地址看见过，现在搬到南尧了。被告称，其对原告所陈述的事情不清楚。二运八队原来属于二运，1996年5月份一运和二运合并后成立烟台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6月份更名为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据被告了解，二运八队全称是二运客运公司，没有二运八队，被告查阅了1996年5月15日一运和二运合并时的收进、移出档案资料清册，其上记载了被告接收的二运客运公司员工人事档案163份，里面没有原告的姓名。被告查阅社保缴费系统，也没有发现原告的社保缴费记录。二运客运公司属于被告合并交接的范围，但1996年5月15日交接的是正式职工的档案，离职和去世的职工以及非正式职工都不在内，并提交收进、移出档案资料清册为证。原告对收进、移出档案资料清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不清楚被告所称没有原告是什么情况，可能是给其弄丢了。当时一手办理养老保险的是徐有成，其告诉原告单位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认为这是单位的事情，徐有成当时领着原告到单位去找，原告听见单位有人讲四五箱档案都卖废纸了，这是单位的责任。交运集团的大本上有记载原告是合同制员工。原告从事的装卸工的内容是往仓库装大米、小米、糖一类，干到1993、1994年左右就不干这个活了，就用翻斗车往发电厂等送煤。大米、小米、糖、煤这些货物是国家的，单位负责运输，挣运输费。换成客车后，大货车都卖了，原告就开始扫卫生了，具体时间其记不清了。2003年之后，其队长买了个车跑文登，其晚上在车上睡了两年。原告有时负责刷车、擦车，能给个十块八块的，有时原告也帮着客车的顾客去市场送个菜送个鱼，能给个三块两块的，扫完大院之后就没有活了，原告就帮着送货维持生活。被告称，其处没有二运八队的工资表，只有一运和其自己单位的工资表。档案全在总公司，分公司不接收档案。当时原告是否有工资表被告不清楚，根据原告所称其不是正式工，被告不可能接收。原告在其与烟台海藻工业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称其在烟台海藻工业公司工作至1984年下半年，对此原告解释称可能是工作至1984年下半年，其记不清楚了。原告在一审法院限期内未提交劳动部门办理的正式用工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其于1984年参加工作，1990年左右转为合同制工人，但原告对此未提交劳动部门为其办理正式用工手续的相关材料，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已为原告建立劳动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自1995年1月施行后，原告没有提供被告为其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据，被告亦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不认可为其建立劳动档案。综上，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保存其劳动档案，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孙德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孙德策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实劳动部门为其办理正式用工手续的相关材料，亦无法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处保存其劳动档案，被上诉人亦否认为上诉人建立劳动档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为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德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孙德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张素素书记员车丽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