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民再278号抗诉机关：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邱爱国，男，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峰，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益阳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资阳区五福路五福苑小区****。法定代表人：莫文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良，湖南公言（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君，湖南公言（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龚德伏，男，195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资阳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龚金娥，女，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资阳区。一审第三人：陶进良，男，195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赫山区。申诉人邱爱国因与被申诉人益阳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城建筑公司）、龚德伏、龚金娥、一审第三人陶进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419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湘检民（行）复查[2019]4300000020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作出（2020）湘民抗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人员郭花、谢婉婷出庭。申诉人邱爱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峰，被申诉人银城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良、丁海君、一审第三人陶进良均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龚德伏、龚金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银城建筑公司就案涉借款未提供担保，即使担保有效，案涉借款已经超过保证期间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二审判决认定银城建筑公司对案涉借款未提供保证担保系适用法律错误，银城建筑公司应承担案涉保证无效后的民事责任。根据龚德伏、龚金娥向邱爱国出具的借条显示：案涉借款有担保书一份，该担保书即为董事会决议书。尽管该份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双方未就案涉借款另行签订担保合同，但该董事会决议内容有银城建筑公司自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德伏的个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且约定了被担保的主债务及范围、担保期限等担保合同应具备的合同实质内容，有龚德伏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银城建筑公司印章。邱爱国接受该决议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应认定银城建筑公司已就案涉债务向债权人邱爱国作出保证担保，该保证担保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银城建筑公司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德伏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本案龚德伏向邱爱国出具的是董事会决议不是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决议机关的要求，不是适格决议，法定代表人龚德伏构成越权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债权人邱爱国对案涉决议不是股东会决议存在审查过错，法律上推定邱爱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龚德伏系越权代表，该对外保证行为无效，对银城建筑公司不发生效力，银城建筑公司对案涉借款不应向邱爱国承担保证责任。但龚德伏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外作出的担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故银城建筑公司仍应承担保证无效后的民事责任。银城建筑公司主张董事会决议上董事会成员的签名系伪造，但一二审法院并未就此进行笔迹鉴定，且债权人邱爱国对该决议上董事签名是否系真实签名无法从外部获知，不能认定邱爱国明知法定代表人龚德伏系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变造，故银城建筑公司据此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不能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能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涉案借款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邱爱国存在审查过错，银城建筑公司对龚德伏越权代表亦存在管理上之过错，银城建筑公司应承担龚德伏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民事责任。2.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已经超过保证期间，银城建筑公司据此免除保证责任法律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起二年。”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效果。”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中断。上述案件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从上述第十五条的立法目的来看，当同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可能分别涉及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嫌疑的，权利人先通过向刑事司法机关报案或控告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犯罪责任以达到保护其民事权利目的，为防止刑事司法程序的过分拖延或者刑事司法途径不能完全弥补民事权利之损害，而导致当事人民事权利救济途径落空，故法律给予报案控告行为能产生阻断诉讼时效的后果，这一规定是有利于债权人民事权益保护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系两种不同的法定期间，当事人的报案控告仅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对保证期间是否产生影响目前没有法律上明确规定，故原审判决认定邱爱国的报案视为“债务履行期届满开始保证期间起算”，这既无法律上的依据，亦与上述条文的立法目的相悖。故邱爱国的报案行为在法律上仅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不能导致保证期间起算的后果。综上，邱爱国向法院起诉要求银城建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限。银城建筑公司辩称，1.本案复查没有法律依据，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2.银城建筑公司与邱爱国之间未订立任何书面形式的保证合同，银城建筑公司也未为案涉借款出具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是龚德伏伪造，邱爱国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无权主张银城建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3.案涉借条中明确载明“文化大楼国土证一本作为抵押物”，但邱爱国未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属于放弃担保物的担保权，不利后果应当由邱爱国承担。4.本案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也不排除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可能性。5.法院应当将原审判决年利率24%调整为年利率20.4%。请求法院驳回抗诉，维护银城建筑公司的合法权益。陶进良述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意见。邱爱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龚德伏与龚金娥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共计2230000元（其中利息：1000000元×30‰×41个月=1230000元）；2.由银城建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龚德伏、龚金娥、银城建筑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龚德伏自2008年11月30日始至2009年7月10日止分四次共计向邱爱国借款人民币100万元，龚德伏、龚金娥于2009年11月26日共同向邱爱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邱爱国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利息按月息30‰计算，并有担保书一份，文化大楼国土证一本为抵押物。借款人：龚德伏龚金娥2009年11月26日”，第三人陶进良于同日在借条上的担保人一栏中签名，并注明“时间为壹年，半年内还50万元，到期全部还清”。邱爱国及龚德伏、龚金娥就本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09年11月23日，银城建筑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关于龚德伏同志向邱爱国同志借款壹佰万元整，月利息为30‰，就此事召开临时董事会，首先由龚德伏总经理介绍公司发展规划，说明借款用途情况，经会议讨论研究，以龚德伏的益国用[2006]第300577号，土地使用面积34平方米及朝阳开发区大海塘村文化大楼门铺面161平方米为抵押担保，与会董事一致举手表决通过，同意龚德伏同志向邱爱国人民币现金借款壹佰万元整由公司进行担保，担保金额为所借款本金及利息。担保时效从借款之日起到借款本息归还清之日止”。另查明，龚德伏于2011年11月2日向邱爱国借款700000元并向邱爱国出具借条一份，邱爱国于同日通过案外人王晓光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龚德伏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汇款670000元，另30000元以现金交付的方式给付龚德伏，2012年10月30日，邱爱国以龚德伏涉嫌诈骗为由向宁乡县公安局报案，宁乡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予以立案，但至今没有作出侦查结论。同时查明，邱爱国、龚德伏均未提交证据证明2009年11月26日的借条中的“担保书、文化大楼国土证”及《董事会决议》中“益国用【2006】第300577号、文化大楼门铺面的权属证书”客观存在；龚金娥与龚德伏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2年6月19日离婚，本案借款发生于龚金娥与龚德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邱爱国提供借款后，龚德伏、龚金娥没有偿还过借款本金，借款利息已经支付至2011年12月31日止。一审法院认为，邱爱国向龚德伏、龚金娥提供借款，龚德伏、龚金娥向邱爱国出具借条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邱爱国与龚德伏、龚金娥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且具有法律效力，故对于邱爱国要求龚德伏、龚金娥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龚金娥提出的对本案借款不知情，即使借款属实，龚德伏未将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且双方现已离婚，借款属于龚德伏的个人债务的答辩主张不予采纳。关于邱爱国要求龚德伏、龚金娥支付利息1230000元（1000000元×30‰×41个月）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邱爱国可以主张借款利率的标准为年利率24%，经计算借款利息为820000元（1000000元×2%×41个月），对于超过部分的利息依法不予支持。关于邱爱国要求银城建筑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虽然银城建筑公司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中的“胡秋生、刘德望、莫文彬”的签名笔迹一致，但是法定代表人龚德伏的签名及公司印章真实，故一审法院确认《董事会决议》中关于银城建筑公司为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龚德伏向邱爱国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视为银城建筑公司为龚德伏的借款提供担保经过了其股东会的决议；因没有证据证实《董事会决议》中涉及的担保物存在，且明确公司“同意龚德伏向邱爱国的借款壹佰万元由公司进行担保，担保金额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担保时效从借款之日起到借款本息还清之日为止”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银城建筑公司提供保证的期间应为本案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邱爱国及龚德伏就本案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故一审法院确认银城建筑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银城建筑公司提供的保证应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银城建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龚德伏、龚金娥追偿。综上，对于龚金娥提出的本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和银城建筑公司提出的即使邱爱国与银城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担保关系，邱爱国向银城建筑公司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的答辩主张依法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龚德伏、龚金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邱爱国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支付利息820000元，本息共计1820000元；（二）银城建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银城建筑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龚德伏、龚金娥追偿；（三）驳回邱爱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40元，由龚德伏、龚金娥、银城建筑公司共同负担20000元，由邱爱国负担4640元。二审法院查明，邱爱国与陶进良于2012年7月27日以龚德伏涉嫌诈骗向益阳公安局资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2012年10月15日该局向龚德伏、陶进良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龚德伏于2011年11月2日向邱爱国出具借条，写明“借到邱爱国70万元，每月付利息2.1万元，期限为360天。”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银城建筑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银城建筑公司并未就本案100万元借款向邱爱国出具保证函，也没有保证合同，只有一份《董事会决议》，该决议中龚德伏的签名是真实的，而其他三名董事会成员胡秋生、刘德望、莫文斌的签名明显是假的。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应当是向债权人明确表达保证担保意思的民事行为，而董事会决议是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二者显然存在区别。2.本案借条于2009年11月26日出具，担保人陶进良在借条上书写“时间为一年，半年内还50万元，到期全部还清”。邱爱国对此解读为“一年期限是陶进良的担保期限，我与龚德伏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但邱爱国在陶进良担保期限内没有向借款人龚德伏主张债权，也没有向担保人陶进良主张债权，直到2015年6月25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向借款人龚德伏和保证人银城建筑公司主张债权，有违常理。3.因龚德伏已联系不上，2012年7月，邱爱国向益阳公安机关报案，益阳公安机关未予立案。邱爱国称其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不是本案这笔债权，而是龚德伏在2011年11月2日向其借款的70万元债权。但是这笔70万元在邱爱国向益阳公安报案时还款期限尚未届满（2011年11月2日出借，期限360天）。邱爱国对此的解释明显与常理不符。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本案100万元借款发生于2009年11月，而借款人龚德伏在2012年就已联系不上，邱爱国在2012年7月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故二审法院认为邱爱国在2012年曾就本案债权主张权利，其至2015年6月25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银城建筑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已经超过该公司保证期间。综上，在没有保证合同或保证函的情况下，仅一份存在虚假董事签名的董事会决议不能认定银城建筑公司对涉案100万债权提供了有效的担保，即使担保有效，涉案债权已经超过该公司保证期间，银城建筑公司的保证责任得以免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对银城建筑公司的保证责任认定错误，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28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28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邱爱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40元，均由龚德伏、龚金娥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诉讼时效只有开始起算后，才会出现中断情形。涉案的100万元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日期，2012年7月27日诉讼时效还未开始起算，邱爱国于该日向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报案，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期限，不能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履行期限，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邱爱国要求龚德伏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或邱爱国向龚德伏主张权利，龚德伏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邱爱国于2015年6月25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最早也只能从法院将起诉状副本依法送达给龚德伏之日才开始计算。邱爱国在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请求银城建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已超过保证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第三款同时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龚德伏出具涉案借条时，为银城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一大股东。银城建筑公司为龚德伏个人对外借款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龚德伏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龚德伏向邱爱国出示的是银城建筑公司2009年11月23日的董事会决议，不是股东会也不是股东大会决议，且龚德伏参加了该董事会决议，故涉案的担保应依法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邱爱国没有审查该担保决议是否经过股东大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审查作为公司股东的龚德伏是否参加该决议，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身具有过错；龚德伏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并加盖印章，银城建筑公司内控制度不严亦有过错。银城建筑公司应承担债务人龚德伏、龚金娥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综上，检察机关抗诉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4198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28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28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龚德伏、龚金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邱爱国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82万元；三、变更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28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益阳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在龚德伏、龚金娥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益阳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龚德伏、龚金娥追偿；四、驳回邱爱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40元，均由龚德伏、龚金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鹏审判员  王琳审判员  曾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王燕琳书记员刘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