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再7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兆卫，男，196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述波，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以北、西六路以东（淄博名尚国际社区商业楼）。 法定代表人：杜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淼，山东桓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孙兆卫因与被申请人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城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03民终2218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鲁民申61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孙兆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述波，被申请人银泰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孙兆卫申请再审称，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格式合同，涉案合同第五、九条限制了申请人孙兆卫解除合同的权利，有违公平原则，应认定无效。因被申请人银泰城公司迟延为申请人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证明，至今仍无法确定办证的时间，因而申请人孙兆卫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 被申请人银泰城公司提交意见称，申请人孙兆卫主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格式条款没有法律依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条款是双方协商确定的，也是申请人选择的，合同对各方的违约责任均作了约定，故涉案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格式条款的性质。涉案合同对双方的合同解除权问题作了约定，二审判决依据合同判决申请人不得行使解除权具有合同依据，目前涉案商品房已具备办证条件，但需要申请人孙兆卫配合。银泰城公司认可延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但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银泰城公司可以支付违约金，但不同意解除涉案合同。二审判决正确，孙兆卫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孙兆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与银泰城公司于2014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号20140717DZ14FVRUW4F1）；2、诉讼费由银泰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2日，孙兆卫与银泰城公司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的主要内容有：由孙兆卫购买银泰城公司开发的名尚城市广场1单元第010232号商业房一套，面积为56.62平方米，总房价为952417元；银泰城公司应当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为孙兆卫办理完毕房屋权属登记，如因银泰城公司的责任造成孙兆卫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银泰城公司向孙兆卫支付已付房价款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同时，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当日，双方又签订《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一份，约定由孙兆卫委托银泰城公司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租赁经营，期限为五年，前三年收益孙兆卫放弃，自第四年孙兆卫有权选择自主经营。合同签订后，孙兆卫按约向银泰城公司支付购房款952417元，并交纳了办证费用。但银泰城公司一直未能给孙兆卫办理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2019年4月10日、4月25日、4月29日孙兆卫先后三次向银泰城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合同书，以银泰城公司不能按期办证等为由，通知银泰城公司解除本案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银泰城公司辩称，涉案房屋未能办理权属证书的责任不在银泰城公司，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银泰城公司主张已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砌墙实体分割，待重新验收合格及重新测绘后即可办证，但具体办证时间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孙兆卫与银泰城公司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自觉履行。银泰城公司辩称不能按期办证的责任不在银泰城公司，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依法不予支持。双方合同明确约定，银泰城公司应当在2016年6月30日前为孙兆卫办理完毕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但直至现在，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仍未能办理，且银泰城公司称具体办证时间不清楚，因此，银泰城公司逾期办证，构成严重违约，致使孙兆卫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致使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权属所有权登记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约定办证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前，现在已超过近三年时间，银泰城公司仍不能为孙兆卫办证，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孙兆卫有权通知银泰城公司解除合同，且孙兆卫也已经通知银泰城公司解除合同，因此，对孙兆卫要求确认双方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双方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作为该合同的补充协议及作为从合同的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也应一并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2019）鲁039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原告孙兆卫与被告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已经解除。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银泰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兆卫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孙兆卫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以不按期办证超过三年严重违约等为由，判决确认解除双方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不当。一、孙兆卫所购买的案涉房屋系商铺，并非是住宅，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还签订有合同补充协议、不可撤销的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等。根据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委托租赁经营管理期限自2015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6日止，委托租赁经营管理期间受托方即银泰城公司有权对案涉房屋按所在商场统一管理规定前提下进行装修等。由于案涉房屋需要重新砌墙分割并重新验收合格后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和转移登记。故不能按期办证的责任并不在银泰城公司一方。二、未能按期办证并没有影响孙兆卫合同目的的实现。案涉房屋系商铺，双方签订的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为不可撤销的合同，按该合同约定，第三、四年孙兆卫可以收回案涉房屋自己经营，并应于三年委托期满之六个月前以书面方式向银泰城公司提出等，而孙兆卫并未提出该要求，目前尚在委托租赁经营管理期限内。故未能按期办证并没有影响孙兆卫合同目的的实现。三、一审以未按期办证为由，判决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违背合同意思自治法定原则。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采用的是国家推荐使用的范本，其中第十五条关于房屋登记的约定，双方选择适用的是其中的第2项，该项并没有约定逾期办证合同可以解除。同时，双方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五条合同解除中的第3项明确约定“除双方另有书面明确约定外，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买受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事由，出卖人自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买受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则视为买受人放弃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除权及责任追究权（如有）。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的上述合同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等条款的相关规定，依法亦应予遵照履行。另，孙兆卫发出的三个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早已经超过双方约定的30日内期限，且该三个书面通知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上所述亦与实际不符。四、一审判决一并解除补充协议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与事实不符，且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合同补充协议可以视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从合同，但是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并不是从合同，应是独立的合同。如上所述，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为不可撤销的合同，目前尚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之内，孙兆卫并不具有解除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也没有在一审中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为此，一审判决一并解除补充协议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孙兆卫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双方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主合同，委托租赁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当然无效。银泰城公司在上诉状中自述需要重新砌墙并重新验收，在一审开庭时，涉案房屋正在建设，具体竣工时间没有确定。银泰城公司对涉案房屋一直没有竣工验收，没有交工，其委托租赁也不存在。孙兆卫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距离约定的办证时间已经超过三年，是因为银泰城公司的原因不能办证，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次，银泰城公司引用的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五项合同解除中的第3项是格式合同，限制孙兆卫的主要权利，银泰城公司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进行提示、说明，该格式条款无效，对孙兆卫没有约束力。银泰城公司自述的超过约定解除合同的30日期限，其承认已经达到合同解除的条件。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不是从合同，银泰城公司理解错误。在一审时，也一并请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综上，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包括对合同解除条件以及排除解除权的约定，系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如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孙兆卫和银泰城公司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双方应当依约履行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关于孙兆卫主张的银泰城公司一直未交付合格房屋的理由。孙兆卫和银泰城公司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按下列第2种方式处理：2、由于出卖人原因逾期交房买受人不退房，超过90天以上的，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百分之一的违约金。上述约定对因出卖人原因逾期交房时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权利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约定“买受人不退房”实际系双方合意约定排除了在此情形下买受人享有合同解除权。该约定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补充协议》第四条7、约定“如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或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出卖人可据实顺延交房日期，期间不承担延期交房责任”，亦未对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进行变更。关于孙兆卫主张的涉案房屋实际面积与合同约定购买的面积不相符的理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商品房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同意按第1种方式进行处理：1、双方自行约定：（1）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多退少补。双方并未选择以第2项包含有买受人退房情形下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作为合同条款；且孙兆卫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存在的面积差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关于孙兆卫主张的逾期办证的理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如因出卖人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价款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补充协议》第七条3、对此予以确认。上述约定系排除在出卖人逾期办证情形下买受人合同解除权，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在合同对合同解除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形下，约定应当优先适用，故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确认双方合同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案涉《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系孙兆卫和银泰城公司就案涉房屋委托租赁经营事项协商达成，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涉及不同事实和法律关系，双方并未约定《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为前提，《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系独立的合同。孙兆卫在一审起诉请求中并未主张解除该合同，一审予以审查并确认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银泰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为：“一、撤销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孙兆卫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孙兆卫负担。” 再审查明，孙兆卫与银泰城公司双方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银泰城商场大厅里面的商铺铺位）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五条分别约定：银泰城公司交房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6月30日前为孙兆卫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由于出卖人银泰城公司原因逾期交房，买受人孙兆卫不退房，超过90天以上的，银泰城公司向孙兆卫支付已交付房款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同日，双方还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其中第十五条第3项约定：“除双方另有书面明确约定外，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买受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事由，出卖人自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买受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则视为买受人放弃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除权及责任追究权（如有）。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于同日还签订了《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孙兆卫委托银泰城公司租赁经营管理孙兆卫购买的涉案商铺，委托期限五年，自银泰城公司通知孙兆卫交付房屋之日三个月后起算，即自2015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6日止。前三年（2015年5月7日至2018年5月7日止），银泰城公司无偿经营使用该商铺，后两年（2018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6日止），孙兆卫有权选择自主经营使用该商铺。双方签订了上述三份协议后，孙兆卫于2014年7月14日向银泰城公司支付购房款952417元，于2015年2月7日交纳办证费用34791元。 银泰城公司预售给孙兆卫、武萍、赵玉花、张建停、李安华、王小立、姬长旺、靳文文等众多购房户的商品房均系银泰城商场大厅里面的商铺铺位，需要分别砌墙分割确定了具体位置和面积并验收合格后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和转移登记，才能实际经营使用。银泰城公司对孙兆卫等购房户购买的商铺于2020年始砌墙分割完毕，但至今没有给孙兆卫办理产权手续，没有将孙兆卫购买的商铺交付给孙兆卫使用，银泰城公司也未实际接受委托经营该商铺，该商铺一直处于封闭空闲状态。 跟本案案情一样的部分购房户武萍、赵玉花、张建停、李安华、王小立、姬长旺、靳文文等人购买银泰城公司商铺，均以银泰城公司逾期办证、逾期未交付房屋，未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等理由起诉至一审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诉求解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返还购房款和办证费用。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9）鲁0391民初987号、990号，（2020）鲁0391民初1008号、1101号等民事判决，均支持了上述原告的诉求，即判决解除这些涉案购房合同，银泰城公司返还上述原告购房款和办证费用。银泰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二审作出（2020）鲁03民终3200号、3600号等民事判决，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银泰城公司在再审庭审中认可其违约，但主张依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约定，只能向孙兆卫支付已交付房款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孙兆卫不能要求解除涉案合同。 上述事实有孙兆卫与银泰城公司双方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补充协议》、《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987号、990号，（2020）鲁0391民初1008号、1101号等民事判决书，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3民终3200号、3600号等民事判决书、再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再审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孙兆卫与银泰城公司双方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合法有效。孙兆卫按照合同的约定，向银泰城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和办证费用，履行了全部义务，但银泰城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于2014年12月31日前交房，于2016年6月30日前办理权属登记，拖延至2020年才对孙兆卫等众多购房户购买的商铺进行砌墙分割。银泰城公司长达五年多未实际履行合同义务，至今未交房和办证、也未实际履行涉案《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孙兆卫不仅至今未实际收到涉案商铺，也未获得任何收益，利益严重受损。银泰城公司构成根本性严重违约，导致涉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此种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孙兆卫也已三次书面通知银泰城公司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孙兆卫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时，银泰城公司尚未对涉案商铺进行砌墙分割和验收，不具备办证条件和交付使用，逾期办证已超过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孙兆卫亦有权请求解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 双方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由于出卖人原因逾期交房买受人不退房，超过90天以上的，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款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该条款约定含义不明，并未明确约定在出卖人银泰城公司违约的情况下，购买人孙兆卫不能提出解除合同。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五条第3项约定“除双方另有书面明确约定外，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买受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事由，出卖人自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买受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则视为买受人放弃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除权及责任追究权（如有）。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该条款系格式条款，处于强势地位的出卖人银泰城公司并没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购买人孙兆卫针对该限制解除权的重要条款进行必要的提示和特别说明，条款内容明显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购买人孙兆卫不利。该条款也违反了合同法定解除的强制性规定。合同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情况，合同约定不能解除合同是指没有约定解除条件，不能排除法定解释理由。法定解除是法律强制规定，当事人不能自行排除。本案银泰城公司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涉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法定解除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孙兆卫作为守约方和受害方，当然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合同。故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五条第3项限制性解除合同的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另外，银泰城公司至今也没有将涉案商铺交付给孙兆卫，孙兆卫不存在接受房屋后超过90天以上不退房的情形。综上，银泰城公司主张双方合同约定孙兆卫不得解除合同的理由系违背客观事实和曲解法律。在银泰城公司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如果再让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继续生效履行，对守约方和受害方的孙兆卫是有害无益，只能继续加重孙兆卫的经济损失，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 与本案情况相同的购房户武萍、赵玉花、张建停、李安华、王小立、姬长旺、靳文文等人起诉银泰城公司诉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和办证费用等案件，经原一、二审判决，均支持了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和办证费用的诉讼请求，这些判决均已生效。故，本案二审（2019）鲁03民终2218号民事判决不符合类案同判原则。 孙兆卫在一审中只诉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一并诉求解除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但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前置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衍生出来的，没有前置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就不会有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三个协议是密不可分的；前置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若被撤销了，衍生出的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自然也会被同时撤销。从银泰城公司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构成根本性违约，至今没有实际交付商铺、办证，银泰城公司也没有实际履行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导致涉案两个合同目的至今不能实现，故在孙兆卫请求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且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自然就没要继续履行的必要了，即不管孙兆卫是否诉求解除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只要前提撤销了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自然会随之同时被撤销。所以，孙兆卫在一审中虽然只诉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明示一并解除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但其诉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本意是包括一并解除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故本着减少诉累，案结事了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一审判决一并撤销涉案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无不当，再审程序不再予以变更。 综上所述，银泰城公司没有履行双方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和委托租赁经营合同的全部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涉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法定解除合同的规定，孙兆卫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银泰城公司主张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孙兆卫无权请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委托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只同意支付违约金的理由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认定孙兆卫无权请求撤销涉案合同，判决驳回孙兆卫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再审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3民终221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即“确认原告孙兆卫与被告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已经解除。”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振涛 审 判 员 杨继生 审 判 员 王欣欣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唐慧宁 书 记 员 刘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