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4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143259327U，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博旺街******，****。 法定代表人：洪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浙江久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大红，女，196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华、陈轶劼，浙江**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通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大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9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乐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乐通公司与周大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撑，双方没有形成借贷合意的书面凭证，缺乏认定借贷合意的事实基础及有效证据且原审认定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2、原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 周大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应予维持。本案虽没有借条，但双方的借贷关系非常清楚，被上诉人的钱款系汇入上诉人账户，由上诉人的财务人员建账，款项也用于上诉人经营周转；上诉人前几次借贷都能按时归还，最后一笔借款被上诉人的银行贷款利息也由上诉人方偿还。 周大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乐通公司归还周大红借款本金2600000元；2、乐通公司支付周大红自2019年9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乐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1日，周大红作为借款人、抵押人，虞希华作为抵押人、保证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周大红可以在2500000元的最高额借款本金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周大红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户为×××18。周大红、虞希华以其名下坐落于杭州市中河北路69号605室、杭州市××路××号××室房产为前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周大红提交的2010年银行贷款信息显示：借款合同编号为×××35，客户姓名为周大红，借款用途为消费及经营，担保方式为抵押—居住用房，借款金额为2500000元。2010年7月2日，银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500000元，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将所贷款项2500000元转至乐通公司账户，备注为借款。2013年7月3日，乐通公司向周大红贷款账户转账2500000元，备注为还款。2013年，周大红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35，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居住用房，借款金额为25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4日。周大红向银行申请该笔贷款时提交《纸张销售合同》一份，载明：甲方为乐通公司，乙方为富阳羽润纸张经营部，纸张销售货款打入戚保琴账户×××84，该合同落款甲方代表处由周大红签字并加盖乐通公司公章，乙方代表处签有“戚保琴”字样并加盖富阳羽润纸张经营部公章。2013年7月5日，银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500000元，款项打入前述合同约定的戚保琴账户。戚保琴的账户流水显示该笔款项2500000元于2013年7月5日支付给赖炎春。2014年7月1日，周大红贷款账户显示还款2505000元。2014年，周大红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35，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居住用房，借款金额为23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7月3日、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6月30日。周大红向银行申请该笔贷款时提交《纸张销售合同》一份，载明：甲方为杭州萧山周柏高贸易商行，乙方为乐通公司，纸张销售款项打入周柏高账户×××48，该合同落款甲方处由周柏高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杭州萧山周柏高贸易商行公章，乙方处由周大红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乐通公司公章。2014年7月4日，银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300000元，款项打入前述合同约定的周柏高账户。周柏高的账户流水显示该笔款项2300000元于2014年7月4日转账至案外人陈杭林账户。2015年6月29日，周建新账户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汇款1500000元，案外人俞烈账户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汇款800000元，2015年7月1日，周大红贷款账户显示正常还款2304600元。2015年，周大红、虞希华作为授信申请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授信人签订《个人授信协议》一份，约定经授信申请人向授信人申请，授信人同意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2600000元的授信额度。同年，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抵押权人、周大红、虞希华作为抵押人签订《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鉴于周大红、虞希华向招商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600000元整，周大红、虞希华同意提供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69号605室、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69号606室房产作为前述授信项下贷款的抵押物。周大红向招商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贷款时提交《印刷纸张购销合同》一份，载明：供方为杭州萧山北干阿豪贸易商行，需方为乐通公司；纸品销售货款打入李志豪账户6228××××9370，该合同落款“供方单位”处显示经办人为李志豪并加盖杭州萧山北干阿豪贸易商行公章，“需方单位”处显示经办人为周大红并加盖乐通公司公章。2015年7月7日，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600000元，个人贷款借款借据显示：借款人为周大红、借款金额为2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7日，贷款执行年利率为6.825%，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该笔贷款转入李志豪账户6228××××9370。李志豪的前述账户流水显示，于2015年7月7日收到款项2600000元，同日，现金支取款项1800000元，另有款项800000元转入案外人俞烈账户。周大红的贷款账户流水显示，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的贷款利息由周建新账户（62284503********）转入，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的贷款利息由赖炎春账户（62284803********）转入，自2019年9月起，前述贷款利息由周大红支付，为此，周大红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另认定，1、周大红提交2010年7月5日、2010年7月26日、2013年7月2日、2013年7月3日、2013年7月5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各一份，其中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8.周大红房子贷款—建账：收（支票）2500000.00元”。2010年7月26日财务日报表显示“13.付浙江中鹏贸易机器保证金—网银建账：支出（支票）2067000.00元”。2013年7月2日财务日报表显示“9.远东租赁锁线机等贷款—建账：收（支票）5000000.00元”。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19.周大红贷款到期划出垫资款—联合银行：支出（支票）2500020.00元，备注为20元手续费，直接汇入周大红还款农行”。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23.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还回至保琴建卡开本票给赖总：收（现金）2500000.00元、支出（现金）2500000.00元；31.周大红贷款资料评估费付郭坚—农卡：支出（现金）18010.50元；32.周大红贷款资料评估费付徐冬—农卡：支出（现金）9000.00元”。2014年7月4日财务报表显示“12.周大红房子贷款评估费付张茜—农卡：支出（现金）500.00元，备注洪梅报；13.周大红垫资款、资料、回存付徐冬—农卡：支出（现金）40500.00元，备注22500+3000+15000元，洪梅报”。2015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显示“30.周大红房子贷款到期补利息—农卡：支出（现金）4600.00元；31.周大红房子贷款到期转出垫资款—农卡：支出（现金）1500000.00元”。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23.周大红贷款垫资还回借杨总还马立峰：收（现金）1000000.00元、支出（现金）1000000.00元，备注为未还回公司直接汇入借方；24.周大红贷款垫资还回借杨总还茶花：收（现金）500000.00元、支出（现金）500000.00元，备注为未还回公司直接汇入借方。”2、乐通公司设立于1996年3月29日。2007年4月16日，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伊玲变更为赖炎春，公司股东由周建新、赖炎春、杨伊玲变更为黄子万、吴健、周建新、周庆红、杨伊玲、赖炎春；2009年8月13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黄子万、吴健、周建新、周庆红、马立峰、赖炎春；2010年9月2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戚保琴、吴琴航、洪梅、马立峰、周建新、赖炎春，洪梅任监事，赖炎春任执行董事，杨伊玲任总经理，周建新任监事；2012年3月2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赖炎春变更为杨伊玲，赖炎春任经理，杨伊玲任执行董事；2015年11月10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洪梅、周建新、杨伊玲、赖炎春；2016年8月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建新、杨伊玲、洪梅、赖炎春、马立峰，洪梅任监事，杨伊玲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周建新任监事；2016年10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洪梅，公司股东变更为洪梅、周庆红、赖炎春，洪梅任执行董事，赖炎春任监事，周庆红任经理。3、2019年9月27日，赖炎春作为甲方，杨伊玲、周建新、马立峰作为乙方与乐通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处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乙方转让其全部股份给甲方，同时约定了乐通公司遗留债权债务的处理方案，案涉2600000元借款在该协议中未体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就案涉款项2600000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2010年7月1日，周大红以其房产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2500000元，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将所获贷款25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账户，备注为借款，2013年7月3日，乐通公司向周大红贷款账户转账2500000元，备注为还款，结合乐通公司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中关于“周大红房子贷款—建账2500000元”的记载，乐通公司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中关于“周大红贷款到期划出垫资款—联合银行：支出（支票）2500020.00元，备注20元手续费，直接汇入周大红还款农行”的记载，可以认定就前述款项2500000元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周大红先后于2010年7月1日向银行抵押贷款2500000元、于2013年7月3日归还贷款2500000元，于2013年7月5日获得贷款2500000元、于2014年7月1日归还贷款2500000元，于2014年7月3日获得贷款2300000元、于2015年7月1日归还贷款2300000元，于2015年7月7日获得贷款2600000元，前述四次贷款在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中均有体现，且周大红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办理抵押贷款时亦均提交了加盖有乐通公司公章的纸张购销合同作为贷款依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梅、工作人员戚保琴的调查笔录内容，有理由相信周大红的前述四次抵押贷款具有一定连续性，乐通公司抗辩称案涉2600000元借款与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向乐通公司汇款2500000元无关，该抗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第三，乐通公司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2500000元，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贷款到期划出垫资款2500020元，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还回2500000元，2014年7月4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评估费支出500元及周大红垫资款、资料支出40500元，2015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到期补利息4600元及周大红贷款到期转出垫资款1500000元，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还回1500000元，且案涉2600000元贷款发放后至2016年10月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周建新账户汇至周大红贷款账户，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赖炎春账户汇至周大红贷款账户，前述贷款利息支付均由乐通公司财务人员操作，由此可知，乐通公司参与了周大红前述贷款的房子贷款评估费的承担、贷款利息的支付、贷款到期后款项的归还等，综上，结合乐通公司长期存在借用个人房产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归公司使用的情形，应认定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就案涉款项2600000元存在借贷关系。按照双方之间的借贷惯例，乐通公司自2019年8月13日起未按期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支付利息，且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归还该笔借款本息，周大红有权要求乐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现周大红主张按年利率6%主张借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予以支持。乐通公司关于2016年11月14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每月由赖炎春账户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支付贷款利息系按照杨伊玲的要求支付，所付款项从赖炎春与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乐通公司抗辩称周大红与周建新、杨伊玲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案涉借款系由周建新、杨伊玲出面所借，《处理协议书》亦未明确该笔借款为乐通公司借款，案涉2600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杨伊玲、周建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乐通公司关于周大红所出借的款项2600000元系以虚假合同骗取银行贷款所得，款项来源违法的抗辩意见，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关，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周大红借款本金2600000元；二、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大红自2019年9月15日起以上述第一项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乐通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大红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乐通公司向周大红借款2600000元的事实有一审期间周大红提交的《印刷纸张购销合同》、个人贷款借款借据、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等证据证明。乐通公司自2010年开始即借用周大红的房产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归公司使用，后来一直处于还、续贷过程中，每次还、续贷间隔时间仅数天。其间，用于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的《印刷纸张购销合同》均由乐通公司盖章确认；乐通公司的财务日报表还对周大红的每一笔贷款予以记载，案涉2600000元贷款发放后的贷款利息也由乐通公司实际控制的周建新、赖炎春账户偿还。以上足以确认周大红向银行借贷2600000元系替乐通公司融资贷款，乐通公司一贯存在借用个人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的行为，还参与周大红办理贷款、利息支付等过程，并实际使用贷款，上述借款应视为公司行为。上诉人辩称乐通公司与周大红之间没有借贷合意，周大红实际出借对象应系与其有亲戚关系的周建新、杨伊玲等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及债务处理协议书》未涉及案涉借款的债务分配问题，但不足以对抗债权人。上诉人以前述协议书未规定乐通公司承担案涉债务为由否认乐通公司系借款主体的意见与法不符，亦不予采纳。综上，乐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骏 审 判 员  郑 庚 审 判 员  刘 云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向夏厅 书 记 员  甘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