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9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洋，男，198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强，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玥佳，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玲，女，198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庆华，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贵，男，196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莲，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洋、张玲因与被上诉人李永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5民初1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强、上诉人张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庆华、被上诉人李永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莲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洋、张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何英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永贵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而仍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李永贵具有收取承包费的主体资格，是认定事实错误。基于承包经营合同，重庆市长寿区峰达建材有限公司是本案真正债权人，李永贵无权收取承包经营费，退一步讲，承包费也不应由李永贵一人收取；3.原审判决张玲与高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原审判决认定张玲为重庆市长寿区峰达建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该公司页岩砖厂物权所有人不包含张玲，认定事实前后矛盾。第二，张玲不知晓高洋参与承包页岩砖厂一事，砖厂的经营收入也未用于家庭开支。张玲知晓砖厂承包一事后，也未参与经营管理。砖厂与峰达建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在婚姻存续期间，砖厂的收益与债务由高洋个人承担责任。第三，高洋向李永贵出具借条代表双方关于承包经营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张玲不应就承包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高洋向李永贵出具借条后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玲未在借条上签字，该债务是高洋的个人债务；4.原审判决高洋、张玲支付自2017年2月28日起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事实认定错误。第一，本案借款未实际发生，约定的支付利息无效。第二，根据借条约定，计算利息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1日，之后的利息停止计算。高洋也仅应支付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第三，张玲不应承担偿还利息的责任；5.原审判决对重要证据的真伪应当鉴定而未鉴定，审理程序违法。李永贵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永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洋、张玲共同偿还李永贵借款259375元，并支付自2017年2月28日起以25937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还清时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高洋、张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01年4月3日，长寿区工商分局核发了“重庆市长寿区拓峰采石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张建学，组织形式个体经营，经营场所长寿区凤城镇过滩**，经营范围开采销售页岩。2003年7月30日，长寿区工商分局根据张建学的申请，将“重庆市长寿区拓峰采石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变更为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投资人张建学，企业住所长寿区。2003年10月17日，拓峰采石场与凤城街道签订《页岩开采合同》，约定拓峰采石场在（后行政区划调整为古佛村）二组开采页岩，开采期限自2003年11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2003年12月，张建学、杨政军、陈文杰、李升容共同出资30万元，合伙组建峰达公司。2006年5月8日，峰达公司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公司制造、生产、销售页岩砖，轻型墙体多孔砖，琉璃瓦制造销售。2016年4月25日，峰达公司与廖柏仲、何宜辉签订《峰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峰达公司将原注册资本3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廖柏仲、何宜辉，并明确所转股权不包括对外使用该公司名称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凤城街道办事处××组开展经营活动的峰达公司页岩砖厂的股权（公司砖厂股权未备案）。随后，峰达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216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廖柏仲、股东变更为廖柏仲、何宜辉。2016年11月22日，廖柏仲与张玲签订两份转让协议，约定廖柏仲将其持有的峰达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张玲；何宜辉与张德全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何宜辉将其持有的峰达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张德全。随后，峰达公司再次进行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玲、股东变更为张玲、张德全。2017年4月20日，“重庆市长寿区拓峰采石场”营业执照被长寿区工商分局予以吊销。2006年初，张建学个人在长寿区筹建砖厂（拓峰采石场租赁土地），并完成了砖厂的基础建设。后张建学因缺少砖厂的建设资金，便招募程纯敏、李某1、何英、李某2为合伙人。砖厂于2017年2月建成投产，并以峰达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2006年10月7日至2016年4月25日期间，峰达公司页岩砖厂股权多次发生转让。2016年4月25日，张建学、李永贵、李某1、何英、李某2、高洋共同签名确认的“峰达公司页岩砖厂股东股权备案表”载明：峰达公司页岩砖厂股东名称和所占股权为李永贵30%、李某115.625%、何英28.125%、李某26.25%、高洋20%。2010年8月7日起，页岩砖厂实行内部承包方式经营。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由张建学承包经营；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由李某1承包经营；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由张建学承包经营（张建学在本轮承包经营期间，于2016年4月21日与高洋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张建学将其持有的砖厂20%的股份以5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高洋，双方合伙经营砖厂，张建学、高洋分别出资20万元和40万元并各占经营股份33%、67%，合伙期限一年。）；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由高洋承包经营。上述各承包时段，均系以峰达公司页岩砖厂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峰达公司页岩砖厂生产经营承包协议”，当期未承包的页岩砖厂股东在协议上签名。2018年3月1日后，页岩砖厂仍系高洋承包经营，但尚未签订承包协议。2018年2月26日，李永贵、何英、高洋三人在一茶楼开会，会议记录“会议内容”载明：商议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继续承包事宜；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承包款账务冲抵的借款；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承包款支付事宜。并形成以下意见：1、高洋为了2018年3月1日正常复产，承诺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清李永贵、何英两人的借款；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清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承包款。2、议定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承包款为36万元。3、6月30日前高洋支付清借款后，补签承包协议。4、页岩砖厂股东们允许高洋2018年3月1日起复产。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李永贵现金259375.00元（贰拾伍万玖仟叁佰柒拾伍元），还款日期为2017年6月1日前，按2%月息支付利息，到期本息结清。如未按期还款用高洋持有峰达公司页岩砖厂20%股份抵押，并失去页岩砖厂股权和承包权，现有投入全部无偿交砖厂。（注：此款系2016年张建学与高洋合伙承包账务冲抵，实际未收现金。李永贵。）借款人：高洋，×××701Ｘ。”。2019年1月15日，李某1、何英、李某2、李永贵向一审法院起诉峰达公司，要求确认峰达公司页岩砖厂归李某1、何英、李某2、李永贵及第三人高洋所有，法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渝0115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位于重庆市长寿区以峰达公司名义进行经营的页岩砖厂的物权所有人为李某1、何英、李某2、李永贵和第三人高洋。后峰达公司对前述《民事判决书》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渝01民终87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高洋与张玲于2006年10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12月8日在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第三条载明：男女双方婚后无共同房屋分割。男女双方婚后另有小车一辆渝Ａ×××**，双方离婚后该小车归女方所有。男女双方婚后另有小车一辆ＢＧＷ466，双方离婚后该小车归男方所有。男女双方婚后女方名下现经营两个砖厂，双方离婚后该两个砖厂归女方所有。女方给男方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在2021年12月30日前付清。第四条载明：男女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各自名下的债权债务，双方离婚后由各自承担及享有，与对方无关。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法院认定如下：1、李永贵举示了峰达公司与案外人张建学于2016年1月31日签订的《峰达公司页岩砖厂生产经营承包协议》及高洋与案外人张建学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拟证明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系张建学与高洋合伙承包峰达公司页岩砖厂，本案所涉借款系该年度砖厂承包款转化而来。高洋对承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承包协议系伪造，且该协议承包方是张建学，并非高洋，同时申请对该承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其对合伙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复印件。张玲陈述其对前述承包协议、合伙协议不知晓。因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峰达公司页岩砖厂由张建学与高洋合伙承包经营的事实已经一审法院（2019）渝0115民初953号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872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且前述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即前述承包协议及合伙协议的真实性已经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故法院对高洋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法院对李永贵举示的该组证据予以采信。2、李永贵举示了峰达公司页岩砖厂2018年2月26日《会议记录》，拟证明李永贵与高洋、案外人何英三人就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承包款账务冲抵借款的事实形成了一致意见。高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会议记录第一条第一项其承诺支付的借款并未指明是本案的借款，也未明确借款的金额，且该会议内容并未实际履行。张玲陈述其对该证据不清楚。前述《会议记录》会议内容处载明“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承包款账务冲抵的借款”，经协商讨论形成以下意见处载明：“1、高洋为了2018年3月1日正常复产，承诺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清李永贵、何英两人的借款。”根据该会议记录前后文的内容，能够证明会议记录载明的高洋欠李永贵、何英两人的借款即为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承包款账务冲抵的借款，且高洋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另李永贵、高洋双方在庭审中均称双方就本案出具的《借条》外没有其他借款，故法院对李永贵举示的该证据予以采信。3、李永贵举示了高洋与张玲的《离婚协议》，拟证明高洋承包砖厂期间与张玲系夫妻关系，且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的两个砖厂归女方所有，证明案涉借款系高洋、张玲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偿还。高洋、张玲对《离婚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李永贵的证明目的。离婚协议中载明的两个砖厂不是案涉的峰达公司页岩砖厂，而是长寿区青观建材有限公司和长寿区银霞建材有限公司，该两个公司虽不是登记在张玲名下，但是由张玲经营，且两个公司均经营有砖厂。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了各自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和享有，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前述《离婚协议》约定“男女双方婚后女方名下现经营两个砖厂，双方离婚后该两个砖厂归女方所有”，因本案所涉页岩砖厂隶属于峰达公司，高洋、张玲离婚时张玲系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符合《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女方名下现经营两个砖厂”的特征，高洋、张玲亦未对其辩称的《离婚协议》中约定分割的“两个砖厂”分别系长寿区青观建材有限公司和长寿区银霞建材有限公司的主张举示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认定高洋、张玲《离婚协议》约定分割的“两个砖厂”包含案涉峰达公司页岩砖厂。4、李永贵申请证人李某1、李某2出庭作证，证人李某1陈述其系李永贵的姐姐，也是案涉页岩砖厂的股东，占股15.625%。案涉页岩砖厂2016年是高洋在承包，但未支付承包费，其同意将所占股份计算给李永贵，并由李永贵直接找高洋结算，由高洋出了一张借条给李永贵，其应得的该年承包费找李永贵支付。证人李某2陈述，其系李永贵的内弟，也是案涉页岩砖厂的股东，占股6.25%。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将股份合并到李永贵名下，所有事情都是李永贵在办理，由李永贵与高洋进行结算，其应得的承包费找李永贵支付。李永贵对证人李某1、李某2的陈述无异议，并陈述证人李某1、李某2的股份实际上一并计入其股份与高洋进行结算，并由高洋出具借条确认。高洋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认为两名证人与李永贵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且两名证人没有向其传达股份合并事宜。张玲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高洋并不清楚证人的股份合并到李永贵名下的事情，所以李永贵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虽证人李某1、李某2与李永贵系亲属关系，但二证人同时系案涉页岩砖厂的股东，其二人自愿将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应分得的承包款的收取权利转移给李永贵，系自愿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李永贵与证人李某1、李某2共占页岩砖厂股份51.875%（李永贵30%＋李某115.625%＋李某26.25%），应分得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承包款259375元（500000元×51.875%），该金额与高洋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一致，表明高洋知晓并同意证人李某1、李某2将承包费收取权利转移给李永贵的事实，故法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5、高洋举示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申676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峰达公司已经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8727号《民事判决书》提出再审申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本案裁判结果需以该案再审结果为依据，故本案应中止审理。因该证据仅能证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峰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并非决定启动再审程序，并未发生影响前述生效裁判文书效力的情形，故高洋举示的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法院不予采信。6、高洋举示了物权使用协议及收条、情况说明、土地流转补充协议及收条、证明，拟证明案涉砖厂的土地是由峰达公司租赁，承包费应当由峰达公司收取。李永贵等五人作为砖厂的部分设施设备物权人，仅享有物权使用权，无权收取承包经营费，关于承包经营费需待该五人与峰达公司根据物权情况最终执行确定后，再分配承包费。李永贵对高洋举示的证据不予认可，其认为物权使用协议及收条与本案无关联性，情况说明的内容与高洋向李永贵出具的借条及承诺还款的会议记录载明的内容相矛盾，土地流转补充协议及收条、证明仅能证明李永贵等人以峰达公司的名义租用土地，因案涉砖厂在经营过程中是借峰达公司名义进行经营，所以对外缴纳的费用是以峰达公司名义，事实上是承包人按照承包协议约定进行缴纳的费用。张玲对前述证据无异议。因高洋举示的物权使用协议及收条系2020年4月形成，与本案讼争的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承包费结算后形成借款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区间，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法院不予采信。对高洋举示的情况说明，因该证据系高洋自行制作，不能证明其载明内容的真实性，故法院不予采信。对高洋举示的土地流转补充协议、收条、证明，该组证据仅能证明案涉砖厂的土地承包手续及费用系峰达公司签订并支付，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页岩砖厂实际以峰达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以峰达公司名义对外租赁土地并支付租金符合常理，故该证据不能达到高洋的证明目的，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事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高洋辩称李永贵主张的借款未实际支付，故双方的借款关系不成立，因案涉页岩砖厂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系高洋与案外人张建学合伙承包经营的事实已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本案借款系该期间高洋应支付的承包款转化，虽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承包合同关系，但双方已经对承包款进行清算并由高洋出具借条确认，不应适用前述规定，故高洋该辩解意见不成立，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经核算，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页岩砖厂承包费为500000元，李永贵及证人李某1、李某2共计占股51.875%，应分得该年承包款259375元，该金额与高洋所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致，故法院确认高洋向李永贵借款本金为259375元。高洋向李永贵借款并出具《借条》，系其对双方借款事实的确认及对还款的承诺，高洋其应当按照借条约定向李永贵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高洋在《借条》中承诺2017年6月1日前还款，后李永贵与高洋在2018年2月26日的《会议记录》中达成协议重新约定还款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前，现还款期限已届满，故法院对李永贵要求高洋偿还借款本金25937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利息的问题，李永贵主张自2017年2月28日起以借款本金25937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24%计算利息至本金还清时止，高洋在2017年2月27日出具的《借条》中承诺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李永贵请求的利息计算标准及期间未超出《借条》的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故法院对李永贵该请求予以支持。对于李永贵要求张玲与高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高洋及张玲辩称案涉债务系高洋的个人债务，与张玲无关。因高洋在出具前述《借条》时与张玲系夫妻关系，其承包页岩砖厂期间张玲亦系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婚后登记在女方名下的现经营的案涉页岩砖厂归张玲所有，能够证明案涉页岩砖厂由其夫妻共同经营，案涉借款系由高洋、张玲对页岩砖厂承包款的结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系高洋、张玲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高洋、张玲应当向李永贵偿还借款本金259375元并自2017年2月28日起以借款本金25937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时止。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高洋、张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永贵偿还借款本金259375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2月28日起以借款本金25937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24%的标准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案件受理费2595元，由高洋、张玲负担。二审审理中，李永贵举示了以下新证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民申67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峰达页岩砖厂实际是借峰达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实际物权不属于峰达公司。高院、张玲质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高洋、张玲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峰达公司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渝01民终8727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民申676号民事裁定，认为峰达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驳回其再审申请。另查明，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何英诉高洋、张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渝0115民初1555号，何英就因高洋出具所欠案涉页岩砖厂承包款的借条向高洋主张权利。还查明，本院在（2019）渝01民终8727号案审理过程中，峰达公司举示的证据包含：第六组证据监测服务合同，拟证明2018年1月11日，新股东张玲、张德全收购峰达公司股权后，委托他方对峰达公司生产页岩砖场地进行环境监测；第七组证据粉尘治理设计方案，拟证明2017年11月，张玲委托他方对峰达公司生产页岩砖生产场地进行粉尘治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针对高洋、张玲的第一项上诉理由，案涉《借条》系高洋出具，该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有效。且一审已查明该借条系高洋欠付承包款转换而来，也查明了峰达公司页岩砖厂的成立、物权所有人、物权所有人享有页岩砖厂的份额、承包经营情况，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洋、张玲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针对高洋、张玲的第二项上诉理由，因本院（2019）渝01民终8727号生效判决确认位于重庆市长寿区以峰达公司名义进行经营的页岩砖厂的物权所有人为李某1、何英、李某2、李永贵和第三人高洋，而高洋、张玲就该案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被驳回，故峰达公司对长寿区的页岩砖厂不享有物权，不享有对外承包的权利。同时，李永贵、何英已在本案和另案中分别向高洋、张玲主张权利，而李某1、李某2也认可李永贵代其向高洋、张玲主张权利，故李永贵向高洋、张玲主张的相应权利并不损害案涉页岩砖厂的其他物权所有人对高洋、张玲主张的权利。故高洋、张玲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针对高洋、张玲的第三项上诉理由，根据峰达公司在（2019）渝01民终8727号案审理中举示的第七组证据，表明张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高洋共同承包经营案涉页岩砖厂，故并不能以张玲对页岩砖厂不享有物权即认定其未与高洋共同经营案涉页岩砖厂，张玲上诉认为不知晓高洋参与承包页岩砖厂的理由也因此不能成立。同时，高洋、张玲在离婚协议中确认婚后女方名下经营的两个砖厂归女方所有，而峰达公司在（2019）渝01民终8727号案审理中举示的第六组证据内容，表明张玲在与高洋离婚后仍在经营案涉页岩砖厂，由此表明双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两个砖厂包含经营案涉页岩砖厂的内容。张玲在一审中已辩称离婚协议所称的两个砖厂系其他的两个公司，但其至今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张玲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案涉债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案涉债务系高洋、张玲共同经营案涉页岩砖厂产生的债务，应当由二人共同偿还。针对高洋、张玲的第四项上诉理由，案涉《借条》系高洋出具给何英的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载明了利息利率标准，但高洋到期并未支付本息，其应当继续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故高洋、张玲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针对高洋、张玲的第五项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对此已评述，本院对一审评判理由认可，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高洋、张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68.2元，由上诉人高洋、张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彦龙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