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7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女，200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于某1之母），女，198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伟东，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昌盛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即墨区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烟青一级路以西、解放一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王皓，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少军，男，196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系公司法务。 上诉人于某1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昌盛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通达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2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689254.04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本案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共提供了八组证据，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仅仅认定了上诉人提交的7组证据，对第八组证据即上诉人向法庭申请调取的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589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其中有解东升出庭作证证言有意识的隐匿。上诉人提交的第八组证据是本案的核心证据，与崔忠民在江苏省射阳县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是认定本案事实的两份主要证据，足以证实于某2为被上诉人公司提供劳务的事实和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的认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外协的含义通常是指外包或者承包，崔忠民称解东升系外协队长，这与解东升出庭作证陈述自己为流动人员，谁家有活就给谁干并不矛盾，不能根据询问笔录认定解东升是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只是为了处理劳动关系的争议而做出的认定，虽然不能通过该询问笔录认定解东升是昌盛通达的员工，但是该询问笔录中明确于某2是解东升招来的事实。解东升只是介绍人，招工人，并不是雇主，劳务费是由被上诉人支付给解东升，解东升再转交给于某2。接受劳务的主体和支付劳务费的主体是被上诉人昌盛通达公司。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于某2为被上诉人昌盛通达公司提供劳务，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上诉人作为雇主和接受劳务的主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昌盛通达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既无证据证实，也无法律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解东升的法律关系，已经三级法院审理确定，不需要再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丧葬费34395.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8005元、误工费2827.05元、交通费5000元，合计1206567.55元，交通事故肇事方已经赔偿345000元，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89254.04元【（1206567.55-345000）×80%】；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父亲于某22017年8月进入被告公司工作，从事送新车司机工作，2017年9月19日2时50分许，于某2根据公司安排，驾驶被告公司的新车（临时号牌鲁Ｂ×××××号）前往江苏南通送车的过程中，在江苏省射阳县境内国道228线2614KM+500M处，撞上前方孟祥兵停放在道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苏Ｇ×××××重型货车，造成事故，致使于某2当场死亡。经射阳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于某2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孟祥兵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不承认劳动关系，原告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均未支持原告的请求。原告认为，于某2作为驾驶员，在工作中因交通事故死亡，被告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和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与于某2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于某1，即本案原告。2017年3月7日，张某与于某2登记离婚，原告于某1由张某抚养。2017年9月19日，于某2驾驶临牌号为鲁Ｂ×××××号轻型普通货车时在江苏射阳县与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于某2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于某2负事故主要责任。2017年11月1日，原告于某1与于尊右（系于某2之父）因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1月28日，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924民初7220号民事调解书，案外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于某1与于尊右因于某2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失人员误工费和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损失合计345000元。现原告于某1认为其父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2018年4月20日，原告于某1向原即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6月6日，仲裁委员会裁决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2017年9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昌盛通达公司对该裁决不服，向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586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均认定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依职权对于尊右之子于榉志进行了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一份，于榉志称于尊右作为于某2的父亲，现年纪较大，行动不便且意识有点模糊，现由于榉志进行照料，其明确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再查明，上述交通事故发生后，射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崔忠民进行了询问，崔忠民作为被告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在询问时称于某2系公司外协队长解东升叫他来开车的。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外协的含义通常是指外包或者承包，崔忠民称解东升系外协队长，这与解东升出庭作证陈述自己为流动人员，谁家有活就给谁干并不矛盾，不能根据询问笔录认定解东升是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能否认定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依据江苏射阳县交警大队对崔忠民的询问笔录认为解东升为被告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解东升招录了于某2从事车辆运输，进而认定于某2与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对上述询问笔录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该询问笔录不足以认定解东升为被告的员工，故原告仅以解东升将昌盛通达公司的车辆交由于某2驾驶运输的行为，不足以认定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因此，原告于某1要求被告昌盛通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于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于某2与昌盛通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经二审庭审查明，一审法院已依法调取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5894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解东升的证人证言，并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不存在上诉人所述法院隐匿证据情形。上诉人主张于某2系由解东升介绍至昌盛通达公司工作，与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项主张，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93元，由上诉人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好栋 审判员  衣 洁 审判员  范黎强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宋籽仪 书记员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