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9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心想，男，197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河北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莉萍，女，1975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 上诉人吴心想因与被上诉人李莉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6民初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心想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是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52,500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被上诉人李莉萍（家具城老板，并不具有投资理财从业者身份）虚构身份与事实，收取上诉人吴心想（家具城搬运工）的投资款后，将款项据为己有，故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返还投资款。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诉争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并未认定。被上诉人接收、占有上诉人的钱款，双方之间是委托法律关系，还是买卖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并未认定。首先，诉争双方并无授权文书，也没有委托合同，也没有报酬约定，双方之间并不成立委托法律关系。如果认定双方之间为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也应当向上诉人释明。因被上诉人第一并未将上诉人的款项用于投资。第二被上诉人存在故意或是过错，依据《合同法》规定，上诉人可以要求被上诉人（受托人）赔偿损失。其次，如果认定诉争双方为买卖法律关系，因被上诉人虚构项目（新加坡拆分盘），许以高额回报（一年3.5倍收益），上诉人受到欺诈订立的买卖合同，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2、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款项后，关于款项资金的流动情况，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比较分散，且其转账记录并未注明是为上诉人转账。（4月22日收取上诉人52,500元，4月24日转给王哲5,250元。4月25日给王哲转款17,000元，5月5日转给史蔚芳13,028元。转给王**12,870元和6,345元），依据常理，被上诉人4月24日转给王哲5,250元，且与诉争金额5,200元相似，可以认为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进行转账，其他款项与本案时间相差较大，是其它业务还是为上诉人，原审法院并未查明。同时，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款项后，也并未向上诉人出具盖有收款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应当认为是被上诉人占有了该笔款项。重点提示，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自述其本人也向“聚一起”公司投资20余万元，但是被上诉人一审陈述的转账记录，并不能区分是被上诉人其本人还是上诉人的投资款项。所以，被上诉人一审自述转账给王哲等人的转账不具有证实是为上诉人购买“新加坡拆分盘”的事实证明。3、案涉投资是否合法，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对案涉“聚一起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及其经营范围，被上诉人宣传的案涉项目均未查明质证。上诉人通过田家企业信息查询，并未查询到“聚一起公司”，案涉公司是否存在？案涉项目（“聚一起公司”的一个新加坡拆分盘）是否合法？案涉投资是否合法？原审法院均未查明。4、关于被上诉人与案涉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被上诉人称其为案涉公司人员，收到的款项已经转账到案涉公司，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工作证，也并未提交公司向其出具的接收案涉款项的授权委托书，也并未提供与案涉公司的转账记录。被上诉人与案波公司之间到底说什么关系，原审法院未能查明。5、关于案涉公司领导梁志强是否跑路、公安是否立案侦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公司领导是梁志强且其已经跑路，也没有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局的立案通知书，对于案涉公司、项目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是否已经立案，原审均无证据，开庭也并未质证。即使认定本案涉及刑事，也应当是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原审对诉争法律关系、案涉公司的资质、案涉人员的法律身份、案涉款项流动以及案涉项目否涉刑均未能查清。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必须对欠缺法律关系上的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责举证。”（2016）最高法民再39号认为，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这其中，得利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最高院的指导案例，被上诉人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法律根据”，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不仅要举证证明其具有依据，还要证明此依据是法律上的依据。如果其取得行为不被法律所允许，其取得上诉人的钱款就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诉争双方具体是何种法律关系、履行情况均认定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莉萍答辩称，上诉人在进行投资时是自愿行为，上诉人对这种投资是认可的，上诉人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投资聚一起团队的人在经侦报案，市局在要求经侦尽快破案，经侦给我们的答复是现在正在抓捕梁志强，现在正在调查中。 吴心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钱款5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被告介绍，原告为获得高收益进行了聚一起平台投资。2018年4月22日原告将现金52,000元、微信转账500元交给被告，被告存入自己账户后，由其上家王哲指导并操作，对原告的投资款以及投资账户进行管理。2018年10月份，被告告知原告聚一起公司领导梁志强卷款跑路，原告多次找被告退还投资款，被告以亦是受害者为由拒绝退款，并向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报案，认为聚一起公司涉嫌非法经营，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对该案件进行侦查，尚未正式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又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必须对欠缺法律上的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责举证。本案中，首先，原告明知交付给被告款项的性质和用途，且该款项在交付时基于双方合意，并非欠缺给付目的，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次，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被告报案，聚一起公司及其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经受理。故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事实尚不清楚，证据尚不充分，故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心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3.0元，减半收取556.5元，由原告吴心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称：我认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诈骗关系；我认为受到诈骗后未对双方订立的合同申请过撤销；2019年跟被上诉人一起报过案；我在投资之前没有对聚一起公司、新加坡拆分盘进行过调查核实。以上事实有一、二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上诉人在起诉状称：是被上诉人向其介绍自己系聚一起平台的保定代理商，公司有一个新加坡拆分盘，购买此盘可获相当高的收益，上诉人才把52,500元交付被上诉人。也就是说，上诉人对交付给被上诉人款项的性质和用途是明知的，并非欠缺给付目的；被上诉人取得案涉款项系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一审对上诉人不当得利之诉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所提案涉公司的资质、被上诉人与聚一起公司的关系、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款项后的资金流动情况等，均应是上诉人作为投资方在投资之前及投资过程中应该调查核实的，故对其一审未查清上述情况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聚一起公司梁志强是否卷款跑路的问题，双方均认可曾到保定市高新区公安局报案，公安未正式立案，因双方均未提交公安立案的证据，对本案是否涉及刑事案件尚不确定，故对上诉人所称本案应驳回起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之间系诈骗关系，对此，上诉人可到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综上所述，吴心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3元，由上诉人吴心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丽芳 审 判 员 于纪芳 审 判 员 庞 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占明 书 记 员 史孟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