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9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维嘉，男，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栖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义，男，196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军，山东君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维嘉因与被上诉人王永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6民初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维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上半年尚欠上诉人的租金12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根据上诉人在栖霞市公安局笔录中曾承认同意免除被上诉人2016年度租金5万元的记录，在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上半年尚欠12万元的租金中予以扣除，判决有误。事实是，被上诉人会计以经营困难无法支付租金答应借款支付，要求扣下5万元高额利息，当年已经在支付中扣除了，实质支付上诉人租金25万元。上诉人会计打的收款条不是真实事实，汇款记录能够查清事实真相。此款再次在应收租金中扣除没有道理。二、由于被上诉人经营的强酸等污染项目对上诉人房屋设施及道路造成极大损毁，修复恢复需要80万元左右。被上诉人于租赁期间为了逃避给上诉人租赁物的损毁赔偿，进行虚假股份转让，为了把有价值的产品及设备顺利转移，让会计以经营困难但继续租赁为由跟上诉人弟弟王维洋协商降低2018年以后的租金，由原来补充商定的30万元/年降到24万元/年，以此麻痹上诉人，最终达到安全撤离、逃避赔偿的目的，致使上诉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被上诉人王永义辩称，上诉人一审中自认的5万元租金应扣除，事后反悔不能成立。关于涉案租赁财产造成的损失，因上诉人在一审中对此部分并未主张，一审法院未予审理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王维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场地租赁费12万元。王维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租赁合同，证明原、被告租赁关系；证据二、租赁协议补充条款，证明关于租赁补充情况；证据三、通知及回执，证明被告欠租金。王永义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与原告从未签订过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对该补充协议条款均不认可。原、被告因租赁合同产生纠纷后被告针对原告对其设备进行损毁的情况曾在栖霞市松山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对原、被告之间的调查笔录及相关证人（包括补充条款中的见证人崔某）都有详细的笔录。这些调查笔录派出所不让我们复制，让法庭去调取。崔某在笔录中明确表示从来没有为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协议补充条款做过见证。因此被告对该补充条款真实性及其内容均不认可。庭后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对证据三通知及回执真实性和内容均不认可，在此之前原告均没有通知过被告，被告也没有收到过该通知及相应的特快专递。因此对该通知不认可。王永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付款条18张，证明已付给原告租金153万元。王维嘉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总数没有计算，应该按照合同执行。被告欠2018年1月至6月份租金15万元，被告2017年10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了3万元，现在尚欠12万元。一审法院调取栖霞市公安局松山派出所对孙振利（五份）、康光宇（两份）、王永义（五份）、王维嘉（两份）、李世俊、彭新忠、崔某（两份）、王维洋询问笔录。王维嘉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崔某笔录有异议，崔某第一次笔录是正确的，第二次是因为被告通过公安的朋友滞留了崔某四五个小时，所以导致崔某笔录和第一次改变了。对孙振利笔录有异议，他说我跟他要过十多次房租是不对的，我与他不熟悉，他也不是协议的签字人，他在撒谎。对王永义笔录有异议，他说他设备120万元抵押给孙振利，包括天润碳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天润碳公司的法人不是王永义，王永义只是股东，孙振利的笔录虚假。王永义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2018年5月31日王维嘉的笔录中相关内容有异议，其中笔录第二页中原告陈述2011年11月与被告协商签订了租赁协议补充条款，其中涉及内容将房租由每年20万元涨到了每年30万元，这个内容不属实。原、被告从未签订过租赁协议补充条款，也没有协商过涨房租的事情，原告在笔录中的陈述与其在上次开庭庭审期间主张租赁协议补充条款关于涨房租的内容大约是在2014年年底与被告协商的涨房租，并在租赁协议补充条款中由原告添加了涨房租的相关内容。因此原告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与在法庭庭审期间的陈述不相一致。因此被告认为租赁协议补充条款以及涨房租的事宜根本不存在。原告自身的陈述自相矛盾，因此原告依据该租赁协议补充条款主张被告尚欠12万元租赁没有事实依据。对于2019年6月22日原告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又提到2017年9、10月份口头答应将房租由每年30万元调整为24万元，只是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因此依据原告在该笔录中的陈述其主张被告仍欠其房租12万元，与其自身的陈述相矛盾。关于12万元房租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对于2019年7月4日证人崔某的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崔某将其第一次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关于针对租赁协议补充条款重新做了陈述，认为其从来没有为原、被告做过见证人，也从来没有见过涉案的租赁协议补充条款，因此我们认为证人崔某最后这次的询问笔录比较真实客观。经庭审举证、质证，法院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因被告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证据二租赁合同补充条款。对该补充条款承租方由被告王永义签名捺印。经法院释明，王永义不对该补充条款的签名申请司法鉴定，故法院对该补充条款予以确认。但该补充条款第二条后半部分“场地使用费30万元/年，由天润炭公司每年分两次付清”。因被告提出异议，原告称该部分内容系由原告添加，但征得了被告同意，因被告不予认可，故对该部分的内容法院不予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因单号已无法查询，原告亦未提交被告已收取该邮件的证据，故对该证据法院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付款条18张。因原告均无异议，故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法院调取栖霞市公安局松山派出所对孙振利（五份）、康光宇（两份）、王永义（五份）、王维嘉（两份）、李世俊、彭新忠、崔某（两份）、王维洋询问笔录，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9月27日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租赁给被告房屋及相关土地，位于栖霞市驻地，其中车间3800平方米，该标的东至厂区东护栏，西至车间西墙，南至厂区东西路南五米，北至厂区北墙护栏，约8000平方。租赁期限为十年，自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租赁费每年20万元。被告先预付原告两年租赁费40万元，以后实行一年一交。2011年11月11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租赁协议补充条款，内容如下：“一、用电方面，出租方已将电卡交付承租方，电费开具发票，由承租方接受出租房用电另行按电表结算。二、在租赁范围内中建的建筑物所有权归出租方，使用权归承租方。三、所有的扩建必须在出租方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实施。四、由于承租方原因如超范围经营，排放租赁物的损坏，污染等协商未果，出租方有权解除租赁合同，追索赔偿。五、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天润碳材料公司单方终止前对损坏的设施修复并予以赔偿。协商不成由法院解决”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1年9月26日支付给原告租金40万元。被告自2011年9月26日至2017年10月25日共支付给原告租赁费153万元，原告给被告出具了收条18张。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租金1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满时支付；租赁期间在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满时支付。”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第一、原、被告是否自2015年开始将租金由每年20万元增加至每年30万元；第二、合同解除的时间；第三、自2018年开始原、被告双方每年租赁费的具体数额的认定；第四、被告应付给原告租金数额的认定。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双方口头达成协议，约定自2015年开始每年的租金涨至30万元。根据被告交付给原告租金的收条可以看出，被告2011年9月26日交付给原告2012年、2013年两年的租金40万元。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7月2日分三次交付给原告20万元。2014年4月20日至2016年6月4日，分10次交付给原告60万元。2016年12月14日、2017年5月26日、2017年6月20日分三次交付给原告30万元。2017年10月25日交付给原告3万元。从交付租金的时间、数额及收条上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2012年、2013年、2014年的租金为每年20万元。自2015年至2017年这三年每年租金涨至30万元，与原告所陈述的事实相符。特别是2016年12月14日的收条上明确载明“今收到2017年上半年租金15万元”，2017年6月20日收到车间房租12万元，2017年6月20日收到车间房租3万元。以上三笔收条记载被告交付的租金刚好为30万元，与原告所述相符。被告共交款153万元，如按被告所述，双方租金一直是每年20万元，那么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被告共多交给原告租金23万元，双方解除合同后，被告却未要求原告返还多付的租金，不符合常情。综上，法院认定原、被告自2015年开始，每年的租金涨至30万元。关于焦点二合同解除的时间，原告起诉即要求被告给付2018年上半年拖欠的租金12万元，原告是按每年租金30万元，被告应付半年租金15万元，被告已付3万元，尚欠租金12万元主张权利。被告在庭审时也明确表示租赁合同实际履行至2018年6月份，共计6年半的时间，故关于原、被告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法院认定为2018年6月30日。关于焦点三2018年租赁费具体数额的认定问题，原告王维嘉在法院的庭审中和其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的笔录中均承认2017年10月份原告与被告的会计电话协商达成协议，将每年的租金由30万元降至每年24万元，故关于2018年租赁费用法院认定为每年24万元。关于焦点四，按照上述认定，被告2012年至2014年每年应付原告租金20万元，合计应付60万元。2015年至2017年每年应付原告租金30万元，合计应付租金90万元。2018年上半年应付租金12万元，即被告应付原告租金总额为162万元。被告已付租金153万元，尚应给付原告9万元。但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明：“2016年或是2017年具体哪年记不清了，被告叫彭新忠的会计说资金困难，需要出去借高利贷，让原告给免5万元利息，所以那一年给了25万元”此系原告自认，故该5万元应予核减。即被告尚应给付原告拖欠的租金4万元。原告多请求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判决：一、被告王永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维嘉租金4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原告王维嘉负担1600元，由被告王永义负担900元。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上诉人王维嘉承认2017年10月与被上诉人王永义的会计达成协议，将每年租金降至24万元，上诉人王维嘉亦自认应免除5万元。故一审法院对2018年的租金认定为24万元，并对5万元予以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王维嘉主张2017年10月达成的协议无效，于法无据，其主张该5万元已经扣除，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王维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王维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