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606行初45号 原告王爱丽，女，197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 委托代理人郭新旗（原告之夫），男，197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涿州市开发区朝阳路**。 法定代表人崔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婷。 委托代理人高岩，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涿州市范阳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姚运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史永超。 原告王爱丽不服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作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所作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20年8月7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爱丽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新旗，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代理人于婷、高岩，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史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当事人为涿州王爱丽食品店，经营者为王爱丽，查明事实如下：“涿州王爱丽食品店于2020年1月在水岸花城汇金超市门口一摊位购进了标示为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使用口罩’【豫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640367号】10包，购进单价为12元一包，共计120元，无法提供购进票据及供货方资质，共销售了6包，售价为20元一包，剩余4包口罩已全部自己使用完，共获利48元，无进销货台账。经对比，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口罩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为豫械注准20192140044，产品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当事人销售的口罩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为豫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640367号，产品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口罩。”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当事人经营的“一次性使用口罩”为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因《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未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但当事人涿州王爱丽食品店的营业执照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个体工商户从事医疗器械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械监函【2015】533号），当事人不适用《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中的情形，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一次性使用口罩”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调查人员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安全负责，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的规定，属于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的行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和《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的通知》，作出以下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48元，处以罚款50000元，合计50048元，上缴国库。王爱丽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向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涿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5月13日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王爱丽诉称：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三点过错：一、程序违法，伪造现场笔录，没有制作购买口罩当事人笔录，在行政复议决定书结论环节，强行隐藏举报人提供的口罩照片，更换为举报人提供的口罩，进行事后违法补证。二、事实不清，拿别人的红色口罩和口罩照片栽赃原告，从立案到处罚决定书下达，全程没有出现合法口罩物证。三、适用法律条款错误：《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的安全监督管理特别规定》第三条是规范生产经营者行为的，第五条是针对销售者的行为规范，显然原告不是生产经营者，而是涉嫌销售者。执法过程断章取义，没有依法办案。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有以下8项证据证明内容错误：错误1“伪造现场笔录一份”。2020年2月8日，现场检查是两位男同志。伪造的现场笔录上签字的是一男一女。现场笔录在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签署地点伪造为原告工作现场。现场笔录是2020年3月12日18点签署的，时间上伪造为2020年2月8日。时间跨度一个月零4天，空间跨度约10公里。随后连恐吓再欺骗让没有文化的原告签字。原告不明白自己签的是什么，不然不会签字。不过伪造的现场笔录内容是真实的，既“现场没有发现违法行为和物品”。原告和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都认可并签字确认。错误2“对王爱丽的询问笔录一份”。执法人员在2020年2月9日通知原告到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询问笔录。制作内容经过执法人员歪曲，不能够真实反映原告和执法人员问答客观事实。期间，执法人员拿出一个红色口罩，试图拿不知来处的口罩栽赃原告，被原告否定。其他文字陷阱原告根本没能力分辨。不是添油加醋，就是拆枝散叶，文书和实际问答不一样，骗没有文化的原告签字。接下来的几个月执法过程中，原告都在强调询问笔录不公正，歪曲事实。期间执法人员也多次承认错误或有争议。原告提出拿2月9日的执法记录仪，录音资料对比，也遭到拒绝。错误3“对苏某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一次性口罩”。原告和苏某并不认识。苏某只是在疫情期间，因超市缺人手，从其他部门调过来的，担负防控工作。他一直在超市一楼大门处测体温，检查佩戴口罩工作，不断有顾客需要检查。期间原告临时离开工作岗位，请保安苏某顺便盯一眼小铺别丢东西。并未让他当营业员卖东西。而且苏某也没有义务和精力给原告当营业员。也许是进店客人没有口罩不能进，也许是苏某出于好心帮助了她购买原告留着自用的一包口罩。总之原告不在现场，并不知真相。如果苏某知道帮助他人买口罩，涉嫌违法，他也不会做。这样原告莫名其妙就收到20元钱。此次交易原告盈利8元钱。在人人见了口罩像疯子一样的特殊时期，自家的自用口罩被别人买走都不知道。也不是出自本人主观销售行为和本意。至于苏某笔录上说原告柜台上贴着“口罩20元一包”的纸张，根本和事实不符，纯属虚构。执法人员声称第一时间到原告工作场所检查，没有发现违法物品的事实，也包括了价格标签。举报人在笔录里谈到交易细节时，根本就用不到价格标签。也没有反应有价格标签的事实。交易过程排除了苏某的存在。苏某怎么可能有机会让举报人的妈妈看价格标签？举报人直接否定了价格标签的存在。苏某签的询问笔录是2020年3月20日，离举报日相距一个月零12天。苏某是否记错或别的原因？价格标签是打印的还是手写？什么颜色和纸张？有没有照片？价格标签是离案发当日相距约一个半月的口述孤证，疑点重重，无法律采信依据。错误4“对举报人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一次性使用口罩的情况”。举报人是购买口罩的当事人的女儿，并不是购买口罩的当事人。举报人不在案发现场，不具备询问的法律主体资格。询问对象错误。举报人的询问笔录内容，直接排除了苏某在交易环节的主体作用。笔录与事实背离，与监控录像显示背离。涉嫌作伪证。所以举报人的笔录不真实，不客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作为立案线索有待查实。一位和本案毫无关系的第三人说谎话作伪证，拿着一张不知来处的照片作为书证，不能证明原告销售一次性使用口罩。原告口罩是自用的，最后还担心不够用，因为快到开学的时间，老师都在让准备，每个孩子都要准备。当时是有钱都买不到口罩。为了开学原告后来还从别处买了几包。举报人的妈妈如果认为误买或者不好，经过原告核实是自己家的东西可以退。但主观过错不在原告，原告没有销售，也不愿意销售。错误5“当事人提供的付款记录及微信搜索手机号的截图，证明当事人销售一次性口罩情况”。这个当事人是谁？自己证明自己违法吗？执法人员没有表述清楚两个当事人的关系。错误6“监控视频及截图照片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一次性使用口罩的过程”。原告理由同上，销售不是原告主观行为。原告没有授权任何人销售。假如有个人没口罩，出门进超市都不方便，见了别人家有一包口罩，就想立即买走，刚好保安帮了忙，原告有什么办法，都既成事实。错误7“举报人提供的照片，证明一次性使用口罩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举报人不是涉案当事人。一位和本案无关的第三人，做完没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询问笔录，说谎话作伪证，再拿出一张不知来处的黑白照片书证接着栽赃原告。没有法律依据。在2020年3月12日18点30分，执法人员己出示过黑白照片，已经被原告否定过。错误8“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等，证明当事人销售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原告认为河南飘安集团的合法生产文件，不能证明原告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因为除了试图拿别人家的红色口罩物证和黑白照片书证栽赃原告外，整个涉案过程中，执法人员没能列举出一只合法口罩实物物证，用以鉴定比对。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有以下6点内容错误。错误1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页。申请人称：一、“……其中一包是由于申请人未在店内时，由临时帮忙看店的保安售出，申请人并不知情，也非申请人故意。”此句话没按原话表述。原告和临时保安并不认识，且保安有自己的防疫工作要做，没义务也没时间给申请人帮忙看店。原话是请保安顺便盯一眼，目的怕丢东西。错误2行政复议决定书第四页第二句话：“申请人不是生产经营者，而是销售者。”原话是涉嫌销售者。错误3行政复议决定书第四页，被申请人称：“检查完原告现场情况后，由于未携带现场检查笔录等相关文书，在核查后回到局里，第一时间制作了现场笔录。由申请人确认核实后签字。”而实际情况是执法人员再一次欺骗原告和复议机关。这份现场笔录是在一个多月后，即2020年3月12日18点签署的。根本没有第一时间之说。复议机关负有失察过错，没有发现2020年3月12日伪造现场检查笔录的事实。错误4行政复议决定书第4页，“关于扭曲当事人的口述笔录口供”的问题。2020年2月9日，在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申请人的问答笔录内容被执法人员扭曲。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执法员多次承认有错误或争议，但是还用错误的笔录定罪申请人。在执法程序中，原告也一度请求执法人员拿出2月9日签署笔录时的执法记录仪比对，遭到执法员拒绝。行政复议期间，复议机关应该依法调查2月9日制作笔录时的执法记录仪，查明真相。结果行政复议程序没有认真调查。执法人员指控申请人盈利48元，毫无根据，完全是推断得来。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多次承认有误，多次想改成盈利8元。可是8元也不是申请人卖的。申请人有录音为证但复议机关未予采信，却采信合法性存疑执法人员的推断。错误5行政复议决定书第四页关于“用不知来处的口罩和照片物证定罪申请人”的问题。“涉案口罩由举报人提供，颜色为白色……”原告所说的不知来处的口罩是2月9人执法人员试图栽赃申请人的，别人家的红色口罩。3月12日18点30分又提过一次红色口罩。同时也提到不知来处的黑白口罩照片，都被申请人否定过。“涉案口罩由举报人提供，颜色为白色”这句话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第一次提到。从立案到行政处罚决定书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涉案口罩由举报人提供，颜色为白色”的文字和实物口罩。被告涉嫌混淆视听，事后补充证据。执法人员已经在2020年4月8日证据调查终结，而在2020年7月15日，行政复议决定书里，出现举报人提供的白色口罩一包，编号为“11号市长热线纯粮酒坊”。原告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白色口罩。这个新的物证出现在行政复议程序里极其不正常。在行政复议程序里出现任何白色口罩，都是涉嫌有预谋的非法补证行为。复议机关负有失察责任。错误6行政复议决定书第八页“本机关认为：…举报人提供的口罩及微信支付记录…”。事实证明“举报人提供的口罩”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没有出现过，决定书下达之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把“举报人提供的口罩照片”在复议环节强行换成“举报人提供的白色口罩”不是简单的错误，是极其不正常的。复议机关存在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前文误导，或者涉嫌袒护市场监督执法人员。是违法行为。行政复议决定书接着又说：“……对于被申请人制作的现场笔录，由于不是在现场制作，且仅有申请人签字，无确认核对情况，本机关不予认定，并予以指正。”原告感谢行政复议部门，部分主持公道，没有认可这份从时间上推后一个多月，现场检查人员也在笔录上调包，空间地点上相距约10公里的伪造现场笔录。另外原告不能认同的是，现场笔录有申请人的签名，也有2位执法人员的签名，有确认核对情况。现场笔录虽然是伪造，但内容真实，简洁明了。双方都认可。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所有证据显示，执法人员涉嫌伪造法律文书笔录、证人证言、物证等，执法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处罚决定，并撤销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王爱丽向本院提交录音及文字说明，证明被告对原告指控不实、伪造文件。 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关于本案事实。2020年2月8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对原告涉嫌销售不合法定要求的产品依法受理调查，并于当日到原告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调取监控记录后立案查处。于2020年2月9日、2020年2月26日、2020年3月20日分别对原告、举报人、证人进行了询问。2020年4月9日，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原告于4月10日提出听证申请，于4月17日通知原告定于4月26日上午9点30分在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楼会议室依法举行听证会，原告于4月22日提出延期举行听证会的申请，于4月23日通知原告延期至4月30日9点30分举行，但原告未到场参加听证会，听证依法终止。2020年5月8日，对该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并于5月13日做出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安全负责，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的规定，并决定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对其处以没收违法所得48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关于原告的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举报人询问笔录、证人询问笔录、原告经营场所监控录像、听证现场录音录像、原告微信账户、举报人提供的口罩及微信支付记录、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通报“飘安”牌口罩有关情况的函件等证据证实上述原告的违法行为的真实性。医用口罩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须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才能生产销售。且原告在未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资质的情况下，进行了违法销售。所以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原告涉嫌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且依法作出处罚。二、关于本案执法程序及内容的答辩。1、关于原告提出的“伪造现场笔录”的内容答辩。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月8日上午8点50分收到保定市12345市长专线管理平台承办件，举报人称在涿州市购买了假口罩。当时正值疫情特殊时期，执法人员正在外巡查药店防疫工作，接到举报后，执法人员便立即赶至举报地点核实情况。当时现场并未发现标注为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口罩，但从现场提取了监控视频录像一份。由于疫情特殊时期，执法人员在外巡查防疫工作，本着特殊时期紧急办理的精神，随身未携带现场笔录的相关文书，但在核查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补正，在局里根据实际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该笔录不存在伪造的情况，该笔录的内容均为现场真实情况，且该笔录也由原告本人核实并认可签字。2、本案为举报件，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举报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该案件的举报人信息与本局内部文件为涉密信息，依法不能对原告出示及公开，依法单独进行核实，并且根据其他证据一并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行为。3、关于笔录及询问的信息，可以证实当事人违法销售口罩6包，每包进价12元，售价20元，该事实从所有笔录及原告本人叙述及签字认可内容可查。在店内的录像视频中对口罩销售行为即售价情况均有体现。4、关于涉案口罩的问题。涉案口罩由举报人提供，颜色为白色，外包装标注生产企业为：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口罩，类别为：医用，产品注册证编号为：豫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640367号，未标批号。执法人员于2020年2月9日联系举报人，至举报人住处获取口罩一包，并编号为“11号市场热线纯梁酒坊”。后经对比，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口罩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为豫械注准20192140044，产品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原告销售的口罩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为豫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640367号，产品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口罩，原告经营的“一次性使用口罩”为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因《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未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但原告营业执照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个体工商户从事医疗器械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械监函【2015】533号），不适用《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中的情形。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一次性使用口罩”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三、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所销售的一次性使用口罩适用范围明确标明为“医用”，并且还冒用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注册证编号等产品信息。该口罩属于未依法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且与《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通报“飘安”牌口罩有关情况的函》附件《长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声明》中所描述的产品特征不符，因此认定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并无不当。由于原告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并非医疗器械销售企业，《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对此规定不明确，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实施意见》中“一、适用《特别规定》的原则（二）……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特别规定》有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特别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适用《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该处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综上所述，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作出的涿市监处〔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本案事实情况。原告不服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5月13日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6月5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复议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并向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其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以及相关证据材料。根据原告与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相关材料，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8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对原告涉嫌销售不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到原告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调取监控记录，但未当场制作现场笔录，回到办公场所后补作，并由原告签字。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2月9日、2月26日、3月20日对原告、举报人、证人进行了询问。2020年4月9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原告于4月10日提出听证申请，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4月17日通知原告定于4月26日上午9点30分在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4月22日原告提出延期举行听证会的申请，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4月23日通知原告听证会延期至4月30日9点30分举行，但原告未到场参加听证会，听证终止。2020年5月8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案进行集体讨论，并于5月13日作出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安全负责，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的规定，并决定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对其处以没收违法所得48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二、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关于原告的违法事实，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取得的原告询问笔录、举报人询问笔录、证人询问笔录、原告经营场所监控录像、听证现场录音录像、原告微信账号、举报人提供的口罩及微信支付记录、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通报“飘安”牌口罩有关情况的函等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原告存在违法销售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的行为。原告提出其中5包原价转让于他人并未盈利，但没有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因此复议机关不予认定。对于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的现场笔录，由于不是在检查现场制作且仅有原告签字，无确认核对情况，复议机关不予认定，并予以指正。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原告所销售的一次性使用口罩虽未标明是医用口罩，但其冒用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注册证编号等产品信息均明确了该口罩属于未依法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且与《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通报“飘安”牌口罩有关情况的函》附件《长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声明》中所描述的产品特征不符，因此认定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并无不当。由于原告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并非医疗器械销售企业，《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对此规定不明确，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实施意见》中“一、适用《特别规定》的原则（二）……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特别规定》有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特别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适用《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对原告处以没收违法所得48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关于本案执法程序，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原告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听证、集体讨论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复议机关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5月13日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结论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经双方协商，由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举证行为。 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 1.立案审批表； 2.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2020年5月15日张贴送达）； 4.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2020年5月27日直接送达）； 5.涿市监询通械字〔2020〕07号询问通知书； 6.询问通知书送达回证； 7.涿市监处告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 8.涿市监听告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9.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回证； 10.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 11.现场笔录； 12.王爱丽询问笔录； 13.举报人询问笔录； 14.苏某询问笔录； 15.听证报告； 16.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 17.涿市监延缴通字〔2020〕03号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18.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送达回证； 19.涿州王爱丽食品店《营业执照》复印件； 20.涿州王爱丽食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1.王爱丽身份证复印件； 22.苏某身份证复印件； 23.涉案口罩照片复印件； 24.付款记录截图复印件； 25.购买视频截图复印件； 26.经营者收款微信号截图复印件； 27.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通报“飘安”牌口罩有关情况的函； 28.案源械字〔2020〕07号案件来源登记表； 29.保定市12345市长专线管理平台承办单； 30.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31.案件核审表； 32.案审会会议纪要； 33.局领导集体讨论会议纪要（2020年5月8日）； 34.局领导集体讨论会议纪要（2020年6月1日）； 35.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36.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建议）； 37.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 38.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延期缴纳罚款）； 39.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的通知； 40.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个体工商户从事医疗器械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复函； 41.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42.视频资料及简要说明。 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示《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作为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适用依据。 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所作复议决定合法：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2.立案审批表、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 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 4.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证据5-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检查人员实际到场时间晚于询问通知书所载时间；对证据11认为现场笔录系伪造，现场执法程序不合法，执法人员未穿工作服，证据中现场笔录并非现场制作，而是一个多月后在市场监督局补制，笔录制作人于婷未实际到现场检查；对证据12认为记录不客观，内容被篡改，原告要求更正但被告拒绝，所载盈利数额无事实依据；对证据13-14不予认可，认为举报人不是当事人，不应对其制作笔录，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口罩系苏某卖给举报人的母亲，不是原告卖的，其内容与苏某询问笔录内容相矛盾，苏某所述口罩价格标签不属实，现场无价格标签；对证据23认为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向原告出示必要物证，曾出示红色口罩和一张照片，但原告均予以否认，不能证明口罩是原告的，案件中缺乏口罩物证；对证据24认为不能显示两方当事人是谁，证明内容不清；对证据25认为销售不是原告主观行为，是保安苏某出于好心，出售口罩与原告无关；对证据27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违法。 原告对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认为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欺骗复议机关，复议机关受到欺骗将行政处罚中“举报人提供的口罩照片”替换为“白色口罩”，维持了事实不清、无关键物证、涉嫌篡改伪造法律程序文书的行政处罚，有失察责任。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原告承认出售口罩的内容予以认可，对其他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其内容自相矛盾，与在案询问笔录及视频证据不符；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认为录音系偷录取得，不应作为定案证据，应以询问笔录为准，录音内容亦无相关证据辅助证明。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证据11现场笔录非现场制作，且已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排除，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9-41属被告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性文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系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取得或形成，能够证明行政程序相关事实，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但询问笔录之间、询问笔录与其他事实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证明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对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程序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合法来源，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名称为“涿州王爱丽食品店”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原告王爱丽。2020年2月8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涿州王爱丽食品店涉嫌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不合格产品举报案件予以立案。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现场监控录像，于2020年2月9日对原告王爱丽进行询问，于2020年2月26日对举报人进行询问，于2020年3月20日对证人苏某进行询问。2020年4月9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王爱丽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2020年5月8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案进行集体讨论，并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王爱丽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涿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另查明，举报人询问笔录中称口罩系其母购买。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原告询问笔录中称以12元1包的价格购入口罩10包，共卖出6包。其中本案举报人母亲购买口罩一包时原告王爱丽并未在场；苏某询问笔录中称其在现场进行安保工作，帮忙看摊时告知买口罩的人扫码付款，价格系通过标有“口罩20元一包”的纸张知晓，但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及举报人的询问笔录中未记载关于口罩价格标识的内容，被告亦未获取原告标识口罩出售价格的其他证据或其他买受人的付款证据。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除现场笔录外的事实证据，虽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但内容不能相互有效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证明王爱丽以20元一包的售价销售口罩6包共获利48元的事实。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另经本院审查，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中依法履行了复议程序，但复议结论错误，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应予一并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涿市监处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涿政行复〔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判令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海波 人民陪审员  苑香玲 人民陪审员  左 晨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东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