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9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达州市达川区升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03210301442X。法定代表人：吴应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四川英特信（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辑，男，汉族，1963年4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珑澔，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军，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桂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涪清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739817086E。诉讼代表人:李义祥。诉讼代表人:黄中秀。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桂梅，重庆云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余明，男，汉族，1964年8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丽，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晓毅，男，汉族，1965年12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桂梅，重庆云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办事处西山步行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79074007XP。法定代表人：何开志，董事长。上诉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集团）、与被上诉人罗辑、原审第三人重庆桂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楼公司）、原审第三人余明、原审第三人刘晓毅、原审第三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江城投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11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11月22日进行了调查审理。后以本案必须以另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中止本案审理。中止审理的事由消失后，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审理，升华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罗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珑澔、黄学军，余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雷、陈文丽，桂楼公司和刘晓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桂梅到庭参加诉讼；黔江城投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升华集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罗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审诉讼费由罗辑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所涉转让债权根本不存在。本案涉及1000多万元巨额借款债权，理应由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借款实际发生的基础证据，涉案的黔江项目部为余明、罗辑和刘晓毅三人合伙经营项目，桂楼公司和余明向黔江项目部出借高额借款理应要求项目部出具借条或借据，或者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共同确认，在债权转让时罗辑作为受让人亦理应要求持有债权凭证，但无论余明、桂楼公司还是罗辑均无法提交借款基础证据。事实上，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在本案中均认可退股协议所称的项目部借款是不存在的；2.即便本案构成债权转让，此后余明和桂楼公司又已实际清偿了该全部债务，罗辑亦不能再向升华集团主张清偿债务。一审中，余明和桂楼公司举示了大量证据证明退股协议所涉的剩余应付款项1052.11万元其已经超额支付，双方在退股协议中就交叉参股合伙的四个项目进行了清算，并在其后的2016年4月26日协议书中对剩余款项支付作了补充安排且实际履行，双方相互退股债权债务已经了结，罗辑无权向升华集团重复主张；3.黔江项目系余明、罗辑和刘晓毅三人合伙借用升华集团的资质承揽工程，即俗称的挂靠施工关系，升华集团作为被挂靠单位只是名义上的工程承包方，仅收取固定管理费，未参与任何实际经营，不可能为该项目的投入而向实际施工人即合伙人余明、罗辑和刘晓毅进行巨额借款。黔江项目部实际为合伙人余明、罗辑和刘晓毅掌握，他们不仅有项目部印章，从本案现有证据看还私刻了升华集团的印章，涉案《复函》即为罗辑等有关人员自行制作并加盖印章嫁祸给升华集团，升华集团在本案诉讼前对黔江项目部的经营情况及借款等事实毫不知情，不可能认可并支付款项。项目上的所有相关人员均非升华集团员工，其行为不能代表升华集团。4、本案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结论不应采信。一审中升华集团仅申请对《复函》上的印章与升华集团和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印章、以及备案印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罗辑不是鉴定申请方，却要求对其手中持有的其他复印件上升华公司的印章进行比对鉴定，一审法院错误地同意罗辑的请求，并帮助罗辑调取了这些无关材料且作为样本进行鉴定，还强令升华集团缴纳全部鉴定费用，又在第一次鉴定后无理启动补充鉴定，上述过程均存在程序问题。本案鉴定结论未作出科学肯定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认定《复函》上加盖的确系升华集团印章。综上，本案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纠纷，罗辑作为挂靠人之一，理应知晓涉案项目部的行为不能代表升华集团，其提起本案诉讼涉嫌虚假诉讼行为，依法应予驳回。罗辑二审答辩称：1、黔江项目约定的合伙模式是通过各合伙人对项目部借款的方式进行，余明承认对项目部投资1000多万。事实上，该项目刘晓毅投入甚少，主要是余明和桂楼公司通过借款借入资金。罗辑在该项目未投入资金，其女儿投资的款项518450元已通过对升华集团民间借贷诉讼收回。桂楼公司在2015年2月后的收款已经超过1600万元，足以证明桂楼公司、余明对项目部的借款1052.11万元是真实存在的；2、升华集团出具《复函》对《退股协议书》所涉借款债权的金额及转让行为均进行确认，应视为对债权真实性认可，且有实际履行行为即舒某2代表升华集团还款273万元并在还款凭证中注明代公司还款。故通过《退股协议书》和《复函》，余明对罗辑所负1052.11万元债务已经不复存在，转由升华集团承担债务；3、升华集团在经营中并非仅使用其备案印章，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习惯。项目部用印管理依照合同约定由升华集团负责，《复函》上的升华集团印章只能是由其加盖，且能够代表升华集团的意思。综上，余明、桂楼公司尚欠罗辑1052.11万元款项通过余明、桂楼公司转让其在升华集团黔江项目部的借款债权予以冲抵，罗辑考虑到自己已退出黔江项目部，为保障债权实现，坚持要求升华集团书面承认偿还该债务，因黔江项目的拨款方式为黔江城投公司拨款给升华集团，故升华集团必须承认直接偿还罗辑的债务，此为本案《复函》出具的背景，升华集团理应偿还本案款项。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二审共同答辩称：《退股协议书》所约定的1052.11万元债务偿还方式事实上是以黔江项目工程款作为还款来源或担保；罗辑退出黔江项目后继续派人监管，项目印章由罗辑委派人员监管并在项目部制作了一个《复函》，对此桂楼公司、余明均不知情；桂楼公司、余明已实际偿还1052.11万元款项，罗辑对《退股协议书》第六条断章取义试图侵占升华公司资产。升华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成立。黔江城投公司二审书面答辩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罗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升华集团偿还借款本金105211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521100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7日，罗辑与桂楼公司、余明签定《退股协议书》,其中第六条约定桂楼公司和余明共同同意将借贷给升华集团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部(以下简称黔江项目部)借款本金1052.11万元,冲抵桂楼公司和余明应支付给罗辑的欠款1052.11万元,即桂楼公司和余明将对黔江项目部的1052.11万元债权转让给罗辑用于冲抵对罗辑的1052.11万元欠款,罗辑同意此笔欠款项目部可使用至2015年6月30日,项目部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月息2.5%按月支付利息。2015年1月12日，升华集团和其项目部向桂楼公司、罗辑、余明《复函》明确表示愿意按照《退股协议书》的约定执行。升华集团一直未如约履行,目前其未偿还本金,按月息2.5%计算利息支付至2015年9月13日,利息共计支付273万元。为维护罗辑的合法权益,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审查查明：2013年1月6日，罗辑（甲方）与第三人余明（乙方）签订《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整理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建设合作协议》，该协议有以下内容：二、甲乙双方合作组建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整理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建设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整理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甲乙双方股权各占50%，按照股份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亏损。三、甲乙双方一致明确由甲方具体负责项目的关系协调、施工组织和工程管理，乙方具体负责资金组织。……乙方组织的资金，无论是甲方资金、乙方资金或融入的其他资金，均以项目部为融资主体，利率为月息2.5%，按月计息付息。五、（三）工程项目部设立工程专账，按照财务制度进行管理。支付资金的报销费用，均需要乙方委派的财务总监王杰军签字认可。（五）工程项目部融入的资金，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确有需要，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临时出据拆借，拆借利率为月息2.5%，按月计息付息。拆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超期利率为月息3%。2014年2月8日，罗辑、余明、刘晓毅（乙方）与升华集团（甲方）签订《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该合同有以下内容：项目负责人：张明勇，项目名称：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房屋土建，配套完善给排水、环保消防等工程，总投资约人民币9440万元，总工期400天，开工时间：2014年2月25日。一、责任制方式：1、与建设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必须是甲方出面与建设方签订，乙方无权与建设方签订任何承包合同；2、甲方与建设方签订合同后，再由甲方根据该工程的具体情况，指定该工程项目负责人并签订项目责任合同；3、承担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必须遵守甲方与建设方签订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施工合同》（简称《施工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施工合同》，否则后果自负。二、双方应有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必须加强对乙方的经营管理指导工作，促进乙方经营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2、甲方负责加强对乙方的技术指导工作，监督乙方做好各重要环节的各种记录及收集有关技术资料。4、甲方必须严格监督乙方对建设单位施工《施工合同》的认真实施和落实。5、乙方接受工程任务后，施工人员及设备由乙方自行组织，工程所需资金、工资及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施工人员须上报公司备案，经公司审查后不符合条件者，公司有权要求乙方另行安排。7、乙方必须接受甲方的经营管理、技术管理、安全管理监督。12、为方便乙方施工经营活动的开展，甲方安排专人进驻项目施工现场，该员主要职责是用印管理和项目账户监管，同时可以协助乙方处理项目办公室的相关工作并服从乙方安排，如乙方不满意该员可要求甲方调整人员。三、工程款的结算和收付办法：1、由于承包合同是建设方与甲方签订，而乙方的项目负责人是由甲方指派，代表甲方在建设方行使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3、建设方预付的工程款和工程结算款，必须凭甲方的收据或发票，划入双方约定的专用账户上（包括现金、转账），乙方无权在建设方私自收取现款，否则，视为违约。4、到账的建设资金，由乙方安排使用，但必须全额用于本工程项目。四、缴纳企业管理费及缴纳期限：乙方应自觉向甲方缴纳企业管理费，根据该工程的承包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该工程向甲方交纳企业管理费和利润，按项目总金额的0.7%缴纳，按此比例在工程进度款拨付时扣付，项目竣工审计后按实际竣工工程总价计算，多退少补。2014年2月11日，升华集团（承包人）与黔江城投公司（发包人）签订《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施工合同》，该合同内容有：合同工期总日历天400天，合同工程金额92973203.3元，含安全文明施工费992134.24元。承包人委托代表人为张明勇。进度款支付方法：根据工程实际完成的进度支付工程进度款，每月支付当月完成工程量70%的工程进度款。2014年2月17日，罗辑（乙方，受让方）与桂楼公司（甲方，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有以下内容：甲方及长源公司其他股东已通过收购受让方式持有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长源公司）100%的股权，甲方拟将其持有的长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长源公司股权。一、股权的转让：甲方及其他股东出资13200万元，占长源公司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的80%；乙方出资3300万元，占长源公司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的20%。二、转让款的支付：1、乙方在2013年10月28日借给甲方的1400万元转作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转让款。2、乙方在2014年1月15日已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900万元（转入刘晓毅银行账户）。3、乙方在2014年3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1000万元。2014年5月6日，罗辑（乙方）与桂楼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有以下内容：甲、乙双方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了关于转让、受让长源公司全部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甲乙双方财务人员对本项目已经完成的投资进行清理，对双方已经投入的资金分别从投资之日起按月息2.5%计算利息。三、鉴于项目投资放缓，以及本协议的费用计算及管理办法，甲方同意2014年2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乙方应在2014年3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的转让价款1000万元可暂不到位，甲方同意不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2014年10月20日，罗辑（乙方）与桂楼公司（甲方）、余明（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二）》，该协议有以下内容：甲乙双方先后在2014年2月17日、2014年5月6日签订了关于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后，至今未能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的实际情况，甲方、丙方愿意对甲乙双方本次股权转让的履约事宜向乙方作如下保证：1、甲方、丙方愿意在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前，将本协议签订前借支给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和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的本金、利息的权利，质押给乙方所有。以保证乙方本次股权转让中已出资的股权转让款本金以及利息和投资收益的安全。2、甲乙双方确认：截止2014年9月30日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本金为6490万元，其中乙方投资余额为2300万元，其余4190万元为甲方和其他股东投资。3、各方同意将本协议抄送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和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部，作为两个项目部账务调整的依据，甲方、丙方不再出具其他手续。4、甲方、丙方在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后，由乙方书面通知两个项目部归还甲方、丙方质押给乙方的两个项目部的借款本金、利息的权利，只保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该项目实际投资乙方超过应投资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0%的投资款的本金、利息的权利。2015年1月7日，罗辑（乙方）与余明（丙方）、桂楼公司（甲方）签订《退股协议书》，该协议有以下内容：甲乙双方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了关于转让、受让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又于2014年5月6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但甲乙双方并未办理工商过户手续。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终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履行，乙方退出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等有关事宜达成一致，特订立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一、由于甲乙双方管理人员尚未对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进行交接，乙方尚未参与公司管理，并且双方尚未办理工商过户登记手续。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后，甲方与乙方签订的有关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等相关协议全部终止履行，原协议中甲方转让给乙方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0%的股权，乙方全部退还给甲方，乙方不再持有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不再享有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双方无需办理工商过户手续。二、甲乙双方在2014年2月17日签订了关于转让、受让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后，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2014年10月30日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项目开发总投资本金和利息为7265.11万元，乙方按20%股权应投资1453.02万元。目前，乙方已投资本金余额为2300万元，其中：2013年10月28日乙方借给甲方的借款转作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2014年1月15日转入刘晓毅银行账户900万元，2014年3月14日转入余自清账户280万元，2014年3月17日转入长源公司20万元。2014年7月25日甲方支付乙方200万元，2014年7月30日甲方支付乙方100万元。其余为甲方和其他股东投资。三、本次退股，乙方自愿放弃应投资1453.02万元在投资期间的利息，其余资金以实际使用时间按月息2.5%计算复息为426.04万元。甲方、丙方应支付乙方本金和利息总额为2726.04万元。乙方自愿放弃收取甲方、丙方100万元利息后，甲方、丙方实际应支付乙方本金和利息总额2626.04万元。四、乙方同意将应支付给甲方、丙方退出投资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的本金160万元和复息369.14万元，冲抵甲方、丙方应支付给乙方的本金和利息2626.04万元。冲抵后甲方、丙方还应支付乙方2096.90万元。五、甲方、丙方同意将借支给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的本金900万元、利息144.79万元，合计1044.79万元，冲抵应支付乙方的资本金和利息2096.90万元。冲抵后甲方、丙方还应支付乙方1052.11万元。六、甲方、丙方同意将借支给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部的借款本金1052.11万元，冲抵甲方、丙方还应支付乙方1052.11万元。乙方同意此款留给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部继续使用至2015年6月30日止，项目部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月息2.5%按月支付乙方复息。七、本协议签订后，甲、乙、丙方同意将本协议抄送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和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部，两个项目部以此为依据将甲方、丙方在项目部的债权转让乙方所有，并负责支付乙方以上款项。若项目部不能及时支付，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月息2.5%按月支付乙方复息。甲、丙双方不再出据其他手续。在该《退股协议书》并有原告注明的以下内容：本协议签订后我即退出黔江安置房项目股份，但在黔江项目部还清借款前，该项目仍由我派人监管资金。项目的盈亏、安全与我无关。在罗辑举示的《复函》（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上有以下内容：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罗辑、余明：你们三方关于罗辑退出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签订的《退股协议书》收悉，现复函如下：1、同意按《退股协议书》的约定执行。2、同意将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借给本项目部的本金1052.11万元转让归罗辑拥有。3、同意自2014年11月1日起以1052.11万元，按月息2.5%计算复息。4、鉴于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转让给罗辑的本金1052.11万元，项目部只能使用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项目部到期将直接支付罗辑本金1052.11万元和复息。5、项目部按《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已将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借给项目部的本金1052.11万元转归罗辑所有，并从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复息。同时，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借给本项目部的本金减少1052.11万元，并从2014年11月1日起减少相应利息。该《复函》上有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的签字，《复函》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项目部专用章和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罗辑称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均是升华集团聘用的人，上面的项目部专用章和公章都是升华集团加盖的，是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签字之后升华集团才加盖的印章，该复函由升华集团项目部及公司加盖公章后向其出具，表明升华集团收悉前述退股协议书，并同意按照协议书所约定的债权转让方式予以执行，升华集团同意直接向罗辑偿还其先前欠付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的本金1052.11万元及相关的利息；升华集团称项目部的印章不是其刻制的，是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刘晓毅掌握的，他们随时可以加盖，复函不能有效证明债权人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称项目部没有该枚印章，也没有项目部印章，该项目部都是以升华集团的名义对外经营，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不是升华集团的人员，是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刘晓毅聘请的人员，舒某2是第三人余明请的，张明勇是罗辑请的，王杰军是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共同请的。2019年1月16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内容有：样本1至6于2018年10月26日取自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样本1：发包人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人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11日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原件1份，选用第3页、第26页、第28页上加盖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样本1内容显示：承包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表人为张明勇）；样本2：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5日的《委托书》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2内容显示：委托方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受托方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事项为委托转款，请将贵单位于2015年2月15日划拨我司的进度款万元转汇往重庆桂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委托书注明实付400万元）；样本3：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6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2枚（样本3内容显示：授权方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2015年2月16日支付我司的款项转至重庆桂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样本4：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7日的《借条》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4内容显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借黔江区城市投集团有限公司1000万元，用于加速本公司承建的黔江新田安置房建设）；样本5：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4日的《委托书》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5内容显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拨付黔江新田安置房项目进度款50万元至重庆桂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样本6：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1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6内容显示：委托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2月1日支付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黔江新田安置房工程进度款11620000元转于重庆桂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样本7于2018年11月6日取自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样本7：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2018年11月6日出具的“印文图像”打印件1页，上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8至12于2019年1月9日取自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样本8：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0日的《关于合同工期顺延的申请》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9：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工程暂停施工的报告》原件1份共2页，在第2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9内容显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称截止2015年12月25日止，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向我司支付了2014年8月份以前的工程进度款1020万元，2014年9月份以后的工程进度款还有1750余万元未支付）；样本10：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22日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催付工程进度款函》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11：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0日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催付工程进度款函》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样本11内容显示：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称新田（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标段合同造价9297.32万元，从2014年4月开工至今，已完成1#、2#、3#楼及地下车库的主体全面封顶，总产值达7500万元。……现急需该笔工程进度款1400万元以解订购资金的燃眉之急）；样本12：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25日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催还工程保证金函》原件1页，上加盖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1枚。比较检验：发现检材印文与样本8、9上的2枚公章印文在印文大小、字体字形、图文布局等规格性特征相同；同时发现两者相同单字与单字之间、单字笔画间的相对位置、距离，同类笔画、线条的长短比例关系，线端形态以及数字的形体结构和边框上的部分痕迹等细节特征均相符合。检验中未发现不可解释的差异点。分析说明：检材上加盖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8、9上的2枚公章印文之间的符合特征数量多，质量高，符合特征总和基本反映出同一枚公章印文的特点，考虑到样本8、9上的2枚公章印文原本比较模糊，虽未见本质性的差异特征，但仍因其比对条件较差故出具倾向性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一）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的《复函》下方加盖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1、5、6、7、11、12上的8枚“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公章印文；（二）无法判断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的《复函》下方加盖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2、3、4、10上的5枚“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否同一枚公章印文；（三）倾向认定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的《复函》下方加盖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8、9上的2枚“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公章印文；（四）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的《复函》不具备朱墨时序鉴定条件，无法判断《复函》下方“孙建”等四人的签名与加盖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形成的先后顺序。本次共计产生鉴定费用48000元。对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段菊芳出庭陈述了以下内容：鉴定意见书上写明了检材引文部分笔画模糊不清，部分清楚的印文特征还是很明显，我们对检材作出了评价，具备鉴定条件，但是鉴定条件较差。对8、9号样本从原有的印文来说是比较模糊的，但是经过清楚后的处理，他的大部分印文的笔画线条，印文特征比较清楚，同时鉴定已经也作出了评价，具有比对条件，但是比对条件比较差。综合比对的时候，这两个印章的相同点表现在印章的重合比较好，不管是印章的大小和每个笔画的搭配关系，字迹的间距这些特征都反映很好，特别是能够看到的细节特征反映很好，具有这些特征的反映，我们认为这三个印章极有可能是同一枚印章。为什么没有做出肯定性结论，是因为检材鉴定条件较差，样本也较差，相同的特征反映较好，所以我们作出了倾向性的肯定结论。鉴定人出庭作证共计产生费用1200元，已经由升华集团支付。2019年5月17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1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内容有：2019年1月16日我所以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出具了《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5月5日又委托对原鉴定意见书中样本1与样本7公章印文是否同一枚公章印文进行补充鉴定。鉴定意见：认定样本1上三枚“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7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都不是同一枚印章印文。补充鉴定产生鉴定费用3000元。升华集团、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称补充鉴定不是按照法定程序所启动。在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举示的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26日，甲方为余明、桂楼公司，乙方为原告）上有以下内容：一、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在2016年4月27日前归还乙方200万元，2016年5月8日前归还乙方100万元，2016年5月30日前归还乙方150万元，其余欠款295万元，由甲方代乙方抵偿给舒某1，若甲方不能在2016年5月30日前与舒某1办妥抵偿手续，甲方必须2016年6月30日前归还乙方295万元。黔江项目部向渝北项目部的借款按协议在2016年7月前结清。二、在甲方严格按时履行完本协议第一条还款义务的前提下，若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在诉讼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获胜，按赔付利息金额计算到2016年6月30日止，重庆涪立矿业公司获赔本息金额达到1.5亿元以上，乙方承诺放弃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全部借款利息。三、在满足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条协议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共同承诺甲乙双方及甲乙双方所关联的公司、项目的股权实行零转让退出，盈亏互不补偿，所有债权债务至此结清。四、本协议履行期间，乙方向梁永龙的借款仍然由甲方继续担保。罗辑称对协议书上乙方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之前罗辑曾要求第三人余明退还未达成协议的协议书，但没有退还，甲方的签字盖章及手写批注的建行账户应当是最近才形成的，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是反映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与罗辑的其他项目的约定，与本案的债权转让要求升华集团承担责任的借款的事实没有关联性，该协议书是建立在本案的退股协议书应当继续履行的基础之上，双方就其他合作事项作出的约定，但该协议最终未成立也未履行。2017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主文内容有：一、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二、解除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签订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80万吨氧化铝生产用石灰投资建设协议书》（中铝渝（协）合字（2007）03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80万吨氧化铝生产用石灰石投资建设协议书》（中铝渝（协）合字（2007）033#）；三、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109698701.98元及资金占用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时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102312033.56元为基数，从2009年3月31日至2014年6月13日；以109698701.98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4日起至付清时止）；四、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义务之未能偿还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五、驳回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2016年2月23日，卢＊丽向舒某1转账1000000元，用途为还借款，电子回单附言为代余家齐还金石小额贷款借款。2016年2月24日，卢＊丽向舒某1转账1000000元，用途为还借款，电子回单附言为代余家齐还金石小额贷款借款。2016年3月10日，卢＊丽向舒某1转账1000000元，用途为代余家齐还金石借款，电子回单附言为代余家齐还金石小额公司借款。2016年4月14日，第三人桂楼公司向罗辑转账500000元，摘要为周转金。2016年4月27日，第三人桂楼公司向罗辑转账2000000元，摘要为周转金。2016年5月6日，第三人桂楼公司向罗辑转账500000元，摘要为周转金。2016年5月20日，第三人桂楼公司向罗辑转账200000元，摘要为周转金。2016年5月30日，第三人桂楼公司向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转账1300000元，摘要为还罗辑借款。2016年11月8日，第三人余明向梁永贵转账720000元。2015年12月22日，舒某2向罗桑转账1930000元。2015年10月30日，舒某2向罗辑转账500000元，用途为代余明支付。2016年4月1日，舒某2向罗桑转账300000元，备注为代公司还款。2017年12月20日，第三人余明向梁永贵转账4000000元，备注为代罗辑偿还借款。2017年12月26日，第三人余明向梁永贵转账1000000元，备注为代罗辑偿还债务本息。罗辑称电子回单（交易时间为2016年2月23日、2016年2月24日、2016年3月10日、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5月30日）、记账凭证（2016年5月20日）均与本案无关，这些都是偿还的其他债务，因为罗辑与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存在多个项目合作、相互的担保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2016年11月8日转账凭条、对2017年12月20日及2017年12月26日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凭证与本案无关，该证据表明升华集团向案外人梁永贵支付的相关款项，并非基于罗辑的委托付款，与罗辑没有任何关系，罗辑与梁永贵的债务是自己偿还的，没有安排其他人还该笔债务；2015年12月22日、2015年10月30日、2016年4月1日借款回单这几张回单恰好证明了升华集团按照退股协议书及复函向罗辑归还了273万元借款，2016年4月1日的客户回单上明确载明代公司还款，足以证明舒某2是代升华集团向罗辑偿还借款。2018年5月17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就原告罗桑与升华集团一案作出（2018）渝0120民初413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升华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舒某2，舒某2系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黔江新田项目部负责人，调解书的内容有升华集团在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罗桑欠款518450元。在该案中升华集团为舒某2出具了《特别授权委托书》，在该案庭审笔录中升华集团陈述了以下内容：原告起诉的是属实的，在2018年3月31日我公司黔江新田拆迁安置房项目部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条一张，欠原告罗桑借款及利息垫付的汽车修理费等共计518450元，现在我公司在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原告欠款。我保证债权债务是真实的。第三人余明申请出庭的证人舒某1陈述了以下内容：第三人余明和罗辑合伙的项目有黔江项目、贵州的项目、南川水江有个项目、还有渝北有个项目，其他不清楚了。第三人余明和罗辑四个项目均没有合伙了，如何退伙的不清楚。第三人余明申请出庭的证人张某陈述了以下内容：我原来在第三人桂楼公司的时候，是负责财务，对他们的情况有所了解。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和原告有合伙关系，他们在2014年10月份通过清算渝北项目、黔江项目、贵州项目等四个项目进行了清算，把清算的结果都给了他们，具体退伙的时间我不清楚，清算的时间是在2014年10月，清算的结果是第三人余明差原告大概是一千一百万。清算的结果是四个项目的清算结果，清算后相互退出彼此的项目。我2007年2月进入第三人桂楼公司处工作，从事财务工作，2016年2月离职。第三人余明申请出庭的证人赵某陈述了以下内容：我没有从第三人桂楼公司离职，我2014年10月28日到贵州项目去了，现在也是第三人桂楼公司的。第三人余明申请出庭的证人舒某2陈述了以下内容：1、复函上面的签字是我签字，当时签字只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印章，没有项目的印章。2、我是2014年3月到黔江项目，我到黔江项目去之前第三人余明找我谈过一次话，叫我到黔江项目去，具体干什么到项目上再安排，是张明勇带我去的，当天就安排我的工作，就是接手之前的出纳乐三贵的工作，我才知道黔江项目是原告、第三人余明、刘晓毅三个合伙的，同时挂靠的升华集团，当时是我和罗先华一同监管一个账户，该项目是以我的名字开的账户。账户上的钱是罗桑转到这个账户上的，里面是项目部的零星采购费和生活费，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没有付过大笔采购的钱，当时大笔的钱是由罗桑的账户直接转给供货商，2014年10月之后罗桑的账户就没有再支付过钱了。2014年10月之前现场的采购工作是我和罗辑派的人罗先华，现场的指令是罗辑派的张明勇下达。材料采购回来之后就交给罗辑派的人黄世英，2015年1月听张明勇和王杰军说罗辑已经退出了黔江项目，过了几天，张明勇就拿了一份盖了章的复函给我签字，当时我不签字，张明勇就给我解释说这个复函只是用黔江项目的钱担保罗辑退伙的钱。因为我看了复函的内容后我没有资格签字，我就打电话请示第三人余明，第三人余明说是有这个事情，但只是担保，第三人余明告诉我如果张明勇强求你签你就签嘛。签了字之后张明勇就说我也好给老板交差了。我签字时候上面已经有3个人签了字，当时签字只有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印章，没有项目的印章。3、原告派到黔江项目的人有：罗桑监管资金，张明勇监管现场，罗先华监管材料采购和我的出纳工作，黄世英管材料和进现场的管理。张明勇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是由罗辑雇佣的，之后第三人余明雇佣的张明勇。罗先华2015年1月后代表罗辑在那里监管资金，2015年1月之后至2016年7月之间我们通过这个账户还了罗辑指定的罗桑账户共计273万元。4、我来了黔江项目部之后，项目部只有我开具的这个账户，升华集团所有款项都是支付至我这个账户，只有一次是支付至其他账户上，但也是我的名字。业主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没有直接支付到我这个账户，都是支付至升华集团和第三人桂楼公司的账户。业主付款需要委托书，委托书都是我交付给业主。5、张明勇、孙建、王杰军和我均不是升华集团的员工，张明勇和孙建是罗辑聘请的人员。张明勇是这个项目的执行管理人，张明勇不是升华集团任命的。6、黔江项目有项目部专用章。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样本（除了样本1、7）均是我向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上面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均是我加盖的，我不知道上面的印章是谁交给我的。被告、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对证人舒某1、张某、赵某、舒某2、万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罗辑还陈述了以下内容：涉案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罗辑没有实际投入任何资金，投入的资金和收取的工程款都是进入舒某2的账户，说的是共管，实际没有共管，罗辑也没有委托人管理。复函上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签名是属实的。罗桑是罗辑的女儿。升华集团还陈述了以下内容：涉案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系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刘晓毅共同从升华集团处承包承建的，该工程项目由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刘晓毅实际管控，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刘晓毅为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升华集团仅仅是收取管理费。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合同工程款是九千多万，项目是否完工不清楚，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打来的工程款一部分是直接进入升华集团的账户，然后由升华集团支付至项目的共管账户，大部分是直接进入项目共管账户。不清楚复函上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签名是否属实，但不申请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升华集团没有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这几个人，也和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被告根本没有收到或出具过复函。升华集团在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没有工作人员，没有安排任何人到该项目。没有委托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清偿本案罗辑主张的债务。没有在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及管理印章，资金和管理都是第三人余明、刘晓毅和罗辑负责。第三人桂楼公司还陈述了以下内容：因为第三人桂楼公司借钱给了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因此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的工程款会支付至第三人桂楼公司的账户，收到的工程款主要用来支付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的费用和还其他借款。第三人余明还陈述了以下内容：到目前第三人余明、刘晓毅在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开始施工共同投资了1000多万左右，罗辑投资几十万，原告的钱是由原告的女儿罗桑打钱到涉案项目的账户。第三人刘晓毅还陈述了以下内容：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与罗辑的结算，第三人刘晓毅认可。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26日的协议书是罗辑和我面对面谈的，他们去履行的。第三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陈述了以下内容：鉴定意见书中的样本（除了样本7）的原件均保存在我公司，我公司也按照样本的要求支付了工程款，那些样本都是舒某2交到我公司的。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还陈述了以下内容：涉案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是罗辑和第三人余明、刘晓毅一起承建的。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确实差1052.11万元，签了之后我就陆陆续续的还了一部分，我们确实没有借钱给升华集团。涉案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投入的资金和收取的工程款在2015年1月7日以前是进入罗桑的账户，2015年1月7日起是进入舒某2的账户，但是账户都是共管，进入罗桑账户的时候是由罗桑掌握银行卡，万某掌握密码，进入舒某2的账户的时候由舒某2掌握银行卡，由罗辑委托的罗先华（音）掌握密码。鉴定样本中的委托书（2015年2月15日、2015年11月4日）、授权委托书（2015年2月16日）、授权委托书（2016年2月1日）所发生的款项按照委托书所委托进入第三人桂楼公司的账户。复函上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签名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没有为升华集团偿还本案主张的借款，没有向罗辑和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借款，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按照协议偿还完了罗辑主张的借款。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在本案举示的证据均是清偿自己对罗辑的债务。复函上升华集团的印章是罗辑刻制的，该枚印章是由罗辑在管理，复函的内容也是罗辑的人起草的，印章也是罗辑的人加盖的（此为第五次庭审陈述）。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已向渝北区人民法院就合伙纠纷案件提起了诉讼，应将本案中止审理。第三人余明、刘晓毅还陈述了以下内容：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合同工程款是九千多万，项目已经完工了，还没有验收。张明勇、舒某2、王杰军、孙建在2015年1月7日之后仍然在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工作，做到项目基本完工时止，项目在2016年10月完工。升华集团、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还陈述了以下内容：鉴定意见中的样本1是被告加盖的，和样本7是同一枚印章，样本5、6、11、12均不是被告的印章。罗辑、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还陈述了以下内容：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罗辑没有私刻升华集团的印章（此为第二次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复函》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能否认定为系升华集团进行意思表示时所使用的印章。第一，涉案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系升华集团从黔江城投公司处承包，升华集团为承包人，黔江城设公司为发包人，因此不论罗辑、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与升华集团之间的关系如何，升华集团仍然系黔江城设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仍然系该工程的承包人。第二，罗辑、余明、刘晓毅与升华集团签订的《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系处理罗辑、余明、刘晓毅与升华集团之间内部法律关系的依据，从《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可以看出以下内容：1、与黔江城设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必须系升华集团出面签订，罗辑、余明、刘晓毅无权与黔江城投公司签订任何承包合同。2、项目负责人张明勇系升华集团指派，非罗辑、余明、刘晓毅指派。3、升华集团在黔江项目履行经营管理、技术管理及安全监督管理职责。4、建设方预付的工程款和工程结算款必须划入升华集团与罗辑、余明、刘晓毅约定的专用账户，罗辑、余明、刘晓毅无权在建设方私自收取现款。5、升华集团负责涉案黔江项目的用印管理和项目账户监管。6、工程所需资金、工资及一切费用由罗辑、余明、刘晓毅自行承担。对于上述内容，除非有证据证明上述履行内容发生了变化，应予以认可。第三，对于舒某2的身份问题，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17日就原告罗桑与被告升华集团一案［案号：（2018）渝0120民初4132号］中舒某2系作为升华集团黔江项目部负责人出庭应诉，由此可知，舒某2系升华集团的员工，桂楼公司、余明称舒某2系余明请的，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况且员工在多家雇主处兼职并非法律所禁止，故即使舒某2与余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影响认定舒某2系升华集团的员工。第四，舒某2与黔江城设公司均称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样本2、3、4、5、6、8、9、10、11、12系舒某2向黔江城投公司提供，由于与发包人的往来的函件均系以承包人名义作出，而舒某2又系升华集团的员工，加之用印管理系由升华集团负责，故上述鉴定样本可以认定为升华集团的意思表示。而从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升华集团在与发包人黔江城投公司的民事活动中至少使用了两枚印章即样本1和样本8、9上的印章，再结合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1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在实际民事活动中至少使用了三枚印章即样本1、样本7和样本8、9上的印章。对于升华集团、桂楼公司、余明提出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1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是按照法定程序所启动的问题，因此次鉴定系因升华集团、桂楼公司、余明在庭审中称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书样本1与样本7是同一枚印章所引发，补充鉴定系在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1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基础上解决样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进行补充鉴定：（一）原委托鉴定事项有遗漏的；（二）委托人就原委托鉴定事项提供新的鉴定材料的；（三）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补充鉴定是原委托鉴定的组成部分，应当由原司法鉴定人进行”的规定，进行补充鉴定并无不当之处。退一步而言，即使没有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1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支撑，从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书也可以看出升华集团在民事活动中使用了多枚印章。对于升华集团使用的上述多枚印章，因已经在民事活动中实际使用，产生了公示效力，故样本1、样本7和样本8、9的印章均应认定为其进行意思表示时所使用的印章。第五，对于《复函》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虽然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系倾向认定《复函》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与样本8、9上的2枚印文是同一枚公章印文，但从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可以看出检材与样本8、9两枚公章在检验中未发现不可解释的差异点，符合特征数量多，质量高，符合特征总和基本反映出同一枚公章印文的特点，未见本质性的差异特征。由此可见《复函》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与样本8、9上的2枚印文是同一枚公章印文具有高度可能性。况且鉴定人段菊芳在出庭作证也指出不管是印章的大小和每个笔画的搭配关系、字迹的间距这些特征都反映很好，特别是能够看到的细节特征反映很好，这三个印章极有可能是同一枚印章，此也能作为认定《复函》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与样本8、9上的2枚印文是同一枚公章印文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一个依据。综上，《复函》上的“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可以认定为系升华集团进行意思表示时所使用的一枚印章，桂楼公司、余明在第五次庭审中提出《复函》上的印章是罗辑刻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况且桂楼公司、余明在第二次庭审中称罗辑没有刻制升华集团印章，此种自相矛盾的陈述，违反民事诉讼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罗辑是否对升华集团享有《复函》上所载明的债权。第一，对于张明勇的身份问题，在升华集团与黔江城投公司签订的《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施工合同》中显示升华集团委托代表人为张明勇，而依据《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的约定，与黔江城投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必须系升华集团出面签订，罗辑、余明、刘晓毅无权签订，由此可见，张明勇在涉案的黔江项目中系代表升华集团。另外在《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约定项目负责人张明勇系升华集团指派，此也印证张明勇在黔江项目中代表升华集团履职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第二，《复函》上加盖了升华集团印章，且升华集团指派的项目负责人张明勇以及员工舒某2均在复函上签字进行了确认，而升华集团作为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其对债权的确认相较于自然人而言本应更加细致与慎重，故在升华集团加盖了印章且经两名员工（含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情形下，除非有证据证明《复函》上的意思表示系虚假，可以认定罗辑对升华集团享有《复函》上所载明的债权。第三，虽然在《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中载明工程所需资金、工资及一切费用由罗辑、余明、刘晓毅自行承担，但从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17日就原告罗桑与被告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一案[案号：（2018）渝0120民初4132号]中可以看出升华集团在涉案的黔江项目中对外自行进行了借款，可见从现有证据来看《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中的该项内容并未得到完全执行，项目所需资金升华集团也是承担主体之一，而且工程所需资金由罗辑、余明、刘晓毅承担与桂楼公司、余明或其他人向升华集团进行借款并不存在矛盾，两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升华集团称其仅是收取管理费，没有投入资金和进行管理，与查明的上述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第四，因《复函》上所载明的债权涉及到余明、桂楼公司与升华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之余明、桂楼公司与升华集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例如第三人余明本身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仅是诉讼第三人，却在升华集团申请鉴定后交纳了鉴定费用，升华集团多次委托黔江城投公司向桂楼公司支付大额款项，余明申请升华集团员工舒某2出庭作证，上述事实本身使罗辑难以对余明、桂楼公司与升华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举证。但从本案事实及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来看，《复函》上所载明债权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1、本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借贷，其涉及到的是工程建设领域的资金投入与债权确认。由于涉案的黔江项目合同造价高达9000多万，需要大量投资进行建设，在本案中，从渝法正［2018］文痕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书的样本内容中可以看出，升华集团委托黔江城投公司向桂楼公司支付了大笔款项，而桂楼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余明）也称其借钱给了黔江项目，其收到的工程款主要用来支付黔江项目工程建设的费用和还其他借款，从升华集团与桂楼公司之间的大额金钱来往可以看出桂楼公司对升华集团承包的黔江项目投入大量资金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另外在《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约定了工程所需资金余明亦需承担，而升华集团在庭审中一再称其对黔江项目不投入资金，因此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桂楼公司、余明对升华集团承包的黔江项目投入资金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2、如上所述，黔江项目系由升华集团承包，虽然《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要求罗辑、余明、刘晓毅承担该项目的资金，但毕竟罗辑、余明、刘晓毅、桂楼公司的资金投入均系投入到升华集团承包的黔江项目，因此升华集团如果将余明、桂楼公司投入到其承包的黔江项目的资金转化为余明、桂楼公司对升华集团的债权，在法律上亦不存在障碍，为法所允许。而本案中升华集团在《复函》中表述了以下内容：同意按《退股协议书》的约定执行；同意将桂楼公司、余明借给本项目部的本金1052.11万元转让归罗辑拥有；桂楼公司、余明借给本项目部的本金减少1052.11万元。从这些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出升华集团已经将余明、桂楼公司投入到其承包的黔江项目的资金1052.11万元转化为余明、桂楼公司对升华集团的债权。综上，应认定《复函》上所载明债权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五，在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2015年1月7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明确约定：余明、桂楼公司将借支给黔江项目部的借款本金1052.11万元，冲抵余明、桂楼公司应支付罗辑的1052.11万元。在该《退股协议书》中数次使用了冲抵二字，例如：1、罗辑同意将应支付给余明、桂楼公司退出投资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的本金160万元和复息369.14万元，冲抵余明、桂楼公司应支付给本金和利息2626.04万元。冲抵后余明、桂楼公司还应支付2096.90万元。2、余明、桂楼公司同意将借支给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的本金900万元、利息144.79万元，合计1044.79万元，冲抵应支付罗辑的资本金和利息2096.90万元，冲抵后余明、桂楼公司还应支付1052.11万元。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冲抵的含义为一方当事人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另一方当事人以清偿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债务，冲抵中含有明显的清偿债务意思，而非进行担保的意思。据此，依据2015年1月7日《退股协议书》，余明、桂楼公司系将其对黔江项目部的债权转让给罗辑。况且，从余明申请出庭的证人舒某2的陈述（升华集团、桂楼公司、余明均认可舒某2的陈述）来看，舒某2在《复函》签字以前将《复函》上的内容告知了余明，余明也未阻止舒某2在《复函》上签字，由此可知，余明、被告、桂楼公司在舒某2签字以前就知道了《复函》上的内容。综合上述五点，结合《复函》、《退股协议书》中的内容，可以认定罗辑对升华集团享有《复函》上所载明的债权，由于《复函》的作出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因此在2015年1月12日，罗辑已经对升华集团享有《复函》上所载明的债权，债权人为罗辑，债务人为升华集团，余明、桂楼公司不再享有该债权，其也无需再负担清偿《退股协议书》及《复函》中所载明的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务。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在于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第一，从余明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舒某1、张某的陈述来看（升华集团、桂楼公司、余明均认可舒某1、张某的陈述）来看，桂楼公司、余明和罗辑合伙的项目至少有四个（含黔江项目、贵州项目、渝北项目、南川水江项目等）且清算时间在2014年10月，而从《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17日）、《补充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6日）、《补充协议书（二）》（签订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及《退股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7日）的内容来看，其内容系涉及贵州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退出后权利义务安排，虽然在《退股协议书》第四条至第六条提到了其他项目的名称，但从其具体表述的内容来看，尤其是第五条和第六条，其只是陈述桂楼公司、余明向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Ｂ区二标段工程项目部和黔江项目部借支款项的情况，单从这两条表述的内容不能看出系罗辑与桂楼公司、余明就渝北区土地储备中心环湖雅居Ｂ区二标段工程项目和黔江区新田（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最终结算。退一步而言，本案处理的系罗辑对升华集团享有的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权，除非罗辑在与余明、桂楼公司的其他协议中明确表示将其对升华集团本案债权作出处分，否则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就其他项目的结算不影响罗辑向升华集团主张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权。第二，从余明、桂楼公司举示的电子回单、记账凭证、转账凭条、付款回单来看，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数量较多，例如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5月6日和2016年5月20日，桂楼公司向罗辑支付周转金，由此可见即使在《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6年4月26日）签订之前及之后，彼此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第三，虽然余明、桂楼公司与罗辑在2016年4月26日签订了《协议书》，但该协议书系在罗辑对升华集团享有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权后签订，且《协议书》的当事人不包含升华集团，也未对升华集团对罗辑负担的债务作出安排，其仅是对罗辑、余明、桂楼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可见《协议书》的内容仅是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了结，罗辑并未在该协议书中放弃对升华集团的债权，可见该《协议书》与本案罗辑对升华集团在2015年1月12日已经享有的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权没有关系，故该《协议书》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性。对于余明、桂楼公司提出的本案应中止诉讼的问题，因本案处理的是罗辑对升华集团的债权是否成立的问题，与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之间在债权转让后的合伙纠纷无关，且余明、桂楼公司起诉的时间系在罗辑起诉之后，而余明、桂楼公司起诉罗辑的诉讼已经先行中止，故本案中止没有法律依据也无必要，不予准许。对于余明、桂楼公司举示的电子回单、记账凭证、转账凭条、付款回单，除罗辑认可的2015年12月22日、2015年10月30日、2016年4月1日三笔舒某2转账系归还的升华集团对罗辑的欠款外，因其他证据的发生时间均在2015年1月12日之后且罗辑不认可该其他证据系归还的升华集团的欠款，加之余明、桂楼公司均称这些款项系清偿自己对罗辑的债务，而非为升华集团偿还本案借款，但如上所述，因在2015年1月12日之后，余明、桂楼公司不再对罗辑负担清偿《退股协议书》及《复函》中所载明的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务，故余明、桂楼公司如在2015年1月12日之后仍然认为自己对罗辑负担《退股协议书》及《复函》中所载明的本金为1052.11万元的债务并对该债务进行清偿，那么余明、桂楼公司可构成误偿他人之债，其可依法向罗辑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2002年5月第1版，第108页）。综上，可以认定《复函》中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升华集团应归还罗辑借款本金10521100元及自2014年11月1日起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升华集团已经支付2730000元，而在《复函》中约定月利率为2.5%，升华集团每月应支付原告利息263027.5元（10521100元×2.5%），截止2015年9月13日，按照月利率2.5%计算，应支付利息共计2744253.58元（263027.5元/月×10月+263027.5元/月÷30天/月×13天），而2730000元尚不足支付该部分利息，故罗辑现主张从2015年9月14日起按月利率2%（即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本案鉴定所产生的费用，虽然罗辑申请增加了鉴定样本，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鉴定意见书的样本（除了样本7）均系升华集团向黔江城投公司提供，增加的样本反映出升华集团在民事活动中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而该事实对于本案的处理至关重要，故本案的鉴定费用应由升华集团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升华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偿还罗辑借款本金105211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521100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5310元，鉴定费用51000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12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升华集团负担。二审中，各方提交新证据如下：1、第三人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共同提交了涪陵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赵某、张某、舒某1、张明勇等人的询问笔录共计6份，称系桂楼公司就罗辑在双方合作的另一公司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初查中对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余明与罗辑就双方合作的四个项目互相退伙并进行了整体清算，通过2015年《退股协议书》和2016年4月26日《协议书》及其实际履行，已经全部结清。升华集团质证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罗辑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且系另案初查中相关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相关人员在一审中曾出庭作证，应以证人证言为准。2、罗辑提交（2019）渝0112民初13031号、（2020）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书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余明、桂楼公司所主张已偿还本案欠款的事实不成立，余明就还款事实的相关陈述多次反复、前后矛盾，不足为据。各方质证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罗辑的证明目的。3、第三人余明提交了罗辑的银行账户流水两份，拟证明罗辑与张明勇存在大额交易往来且分别备注为“工程款”、“工资”、“保险”等，故张明勇系罗辑聘请人员，帮助罗辑管理渝北项目和黔江项目；另提交（2019）渝0112民初13031号案件中罗辑提交的渝北项目工程总账3页，其中显示张明勇在渝北项目领取工资，拟证明张明勇系罗辑聘请人员，且根据该总账余明未向渝北项目借款，余明在2015年1月7日后所付款项均与渝北项目无关，是支付本案所涉欠款。罗辑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双方有资金往来不必然说明张明勇系罗辑聘请人员，更不能说明张明勇在黔江项目系代表罗辑。其余当事人均认可证据真实性及余明的证明目的。4、第三人桂楼公司、刘晓毅另提交桂楼公司与舒某22019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及从重庆市社保局调取的社保参保证明，拟证明舒某2是桂楼公司的员工，不是升华集团的员工。罗辑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排除桂楼公司在事后补签合同以及补缴社保，且舒某2也可能因双重劳动关系而同时是升华集团的员工，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其余当事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4、罗辑补充提交反驳证据即（2017）渝04刑终83号刑事判决书及（2017）渝0114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中的查明内容显示舒某2系升华集团的员工。升华集团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舒某2的身份不是刑事案件所审查的事实范围，民事案件中舒某2亦是作为黔江项目的承诺人，并不代表升华集团，不能达到罗辑的证明目的。其余当事人同意升华集团的质证意见。本院审查各方提交的二审证据认为：上述证据中，因（2019）渝0112民初13031号案件及其二审（2020）渝01民终2421号案件中所涉及的部分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亦因等待该案结果而中止审理，现该案的一、二审判决书应当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其余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异议，且本院审查认为这些证据缺乏与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关联，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二审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一、关于本案诉争的黔江项目，各方在二审中一致认可是罗辑、余明、刘晓毅三人共同合伙经营并挂靠升华集团，但各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根据（2020）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书第3至5页载明，法院查明2013年1月6日罗辑（甲方）与余明（乙方）曾签订渝北项目的合作协议即《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整理储备中心环湖雅居（B）区二标段工程项目建设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从江西嘉业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内部承包渝北项目，合作组建工程项目部，各占50%股权并按照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亏损；乙方具体负责资金组织，乙方组织的资金，无论是甲方资金、乙方资金或融入的其他资金，均以项目部为融资主体；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此协议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甲方双方今后类似项目的合作等条款。（2020）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书第16页还载明，各方庭上一致确认，余明与罗辑的合作项目为四个即渝北项目、黔江项目、南川项目、贵州项目，余明与罗辑之间的合伙模式为双方就合伙份额达成一致后，双方以借款的方式向合伙体注入运营资金，并将该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作为合伙事务运营成本支付给双方或案外人。本案二审审理中，各方对（2020）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所查明的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二、关于升华集团就黔江项目的经营对外借款的事实，本案现有的证据主要是涪陵区法院（2018）渝0120民初4132号案件即罗桑诉升华集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升华集团向舒某2出具了《特别授权委托书》并载明舒某2系升华集团黔江项目部负责人，舒某2代表升华集团在该案中确认欠罗桑借款及利息、垫付的汽车修理费等共计518450元，并达成调解协议在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欠款。但升华集团在本案一、二审中均陈述对该案不知情，自始至终是黔江项目部自行加盖印章出具委托书，以升华集团的名义处理该案，调解协议及履行亦系项目部自行处理。对升华集团的陈述，罗辑不予认可其真实性而第三人均认可属实。在（2020）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书第29页载明“《协议书》约定黔江项目部向渝北项目部的借款按协议在2016年7月前结清，且双方均确认该借款系指罗桑对黔江项目部享有的518450元，即（2018）渝0120民初4132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款项，但桂楼公司、余明未按约定在2016年7月前还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罗辑依据2015年1月7日《退股协议书》及2015年1月12日《复函》主张余明和桂楼公司将其对升华集团享有的1052.11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罗辑，并经升华集团确认，从而在本案中向升华集团主张该受让债权，其诉请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该焦点问题所涉及的关键在于黔江项目的经营模式及与升华集团的关系、升华集团是否存在向余明和桂楼公司借款的事实、以及升华集团在《复函》中盖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本院就此评析如下：一、关于黔江项目的经营模式及与升华集团的关系。各合作方未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就黔江项目的经营作出约定，但各方在本案中一致认可黔江项目系罗辑、余明、刘晓毅三人共同合伙经营并挂靠升华集团。早在2013年1月6日罗辑（甲方）与余明（乙方）签订渝北项目的合作协议即明确约定，合伙各方按照股权比例（即合伙份额）分享利润和承担亏损，各方融入资金均以项目部为融资主体，且约定该协议的原则适用于双方今后类似项目的合作。同时，（2020）渝01民终2421号案件中亦查明，罗辑与余明的合伙模式为双方就合伙份额达成一致后，双方以借款的方式向合伙体注入运营资金，并将该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作为合伙事务运营成本支付给双方或案外人。意即各合伙人不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合伙项目注入资金并分配盈亏，而是由各合伙人分别向合伙项目部出借资金，由合伙项目部向各合伙人计付出借资金本息，再由全体合伙人按照约定合伙份额分配盈亏。此外，合伙人罗辑、余明、刘晓毅（乙方）与升华集团（甲方）签订的《项目工程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合同》亦明确约定，黔江项目的工程所需资金、工资及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向甲方缴纳企业管理费。通过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升华集团在黔江项目上除收取挂靠管理费之外，不向项目进行任何投资，亦不享有任何投资权益。2015年1月7日《退股协议书》的内容亦可佐证黔江项目的上述经营模式在实际履行中得到了贯彻。根据该协议，罗辑退出余明主导的贵州项目，经双方清算确定余明、桂楼公司应支付罗辑投资本息2626.04万元；余明退出罗辑主导的南川涪立项目，罗辑应支付余明、桂楼公司投资本息529.14万元，罗辑同意用该款冲抵2626.04万元款项，冲抵后余明、桂楼公司还应支付罗辑2096.90万元；渝北项目由罗辑主导，余明、桂楼公司同意将借支给渝北项目部的本息合计1044.79万元冲抵2096.90万元，冲抵后余明、桂楼公司还应支付罗辑1052.11万元（对于余明此时是否退出渝北项目，罗辑与余明在本案中存在分歧）；最后，罗辑退出余明主导的黔江项目，余明、桂楼公司同意将借支给黔江项目部的借款本金1052.11万元冲抵其还应支付给罗辑的1052.11万元。从上述双方互相参股（参与合伙）又互相退出对方主导的合伙项目的资金清算和偿还安排来看，上述四个项目由合伙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合伙人才有权在互相退出合伙时自主决定相互之间的资金冲抵。综上，因黔江项目由合伙人自主经营并自负盈亏，故黔江项目部虽无法定的独立主体资格，但就合伙人即挂靠方罗辑、余明、刘晓毅与被挂靠方升华集团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而言，双方均明确知晓黔江项目部作为独立核算的内部经营实体，其权责归于合伙人而与升华集团无关。二、关于升华集团是否存在向余明和桂楼集团借款的事实。根据前述黔江项目经营模式及与升华集团关系的分析认定，升华集团无需亦不会为了黔江项目向项目实际承包人余明或者桂楼公司借款。对于该借款事实不仅升华集团予以否认，余明、桂楼公司、刘晓毅均陈述升华集团没有借款。本案中亦没有任何直接的基础证据证明升华集团向余明或者桂楼公司借款1052.11万元的事实，仅有的升华集团借款的佐证是涪陵区法院（2018）渝0120民初4132号案件即罗桑诉升华集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于该案中舒某2代表升华集团并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升华集团陈述系黔江项目部以其名义实施的行为，对升华集团的解释罗辑不予认可而余明、桂楼公司、刘晓毅均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2020）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书第29页载明的内容，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在双方合伙纠纷案件中已经确认（2018）渝0120民初4132号案件即罗桑诉升华集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518450元，实际系黔江项目部向渝北项目部的借款，并约定由桂楼公司、余明在2016年7月前还清，可见该款确非升华集团借款债务，而是余明、罗辑合伙的项目部之间的债务。据此升华集团在本案中的解释是符合事实的，且罗辑与余明、桂楼公司均是清楚的。何况，即便认定（2018）渝0120民初4132号案件中的行为为升华集团所实施，亦不能仅以该案518450元债务而推定升华集团在本案中高达1052.11万元借款债务事实。据此，本院认为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升华集团向余明、桂楼公司借款1052.11万元的事实成立。三、关于升华集团在《复函》上盖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各方对于《复函》上升华集团的印章是黔江项目部人员私刻的还是升华集团自身使用的、关于升华集团印章的鉴定程序是否合法以及鉴定意见是否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复函》上的各签字人员是否系升华集团员工并代表升华集团作出意思表示等问题均存在分歧。本院认为，上述争议在本案中并不具有实质意义，搁置上述争议，即便认定《复函》上升华集团的印章系升华集团所使用，能够代表升华集团的意思表示，该《复函》对于升华集团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仍需具体分析认定。根据《复函》载明，该复函落款处为“四川升华集团公司黔江区新旧（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部”，并加盖项目部专用章，注明落款时间“2015年1月12日”，升华集团的公章加盖于上述落款之后的空白处。《复函》的具体内容载明“1、同意按《退股协议书》的约定执行。2、同意将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借给本项目部的本金1052.11万元转让归罗辑拥有。3、同意自2014年11月1日起以1052.11万元，按月息2.5%计算复息。4、鉴于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转让给罗辑的本金1052.11万元，项目部只能使用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项目部到期将直接支付罗辑本金1052.11万元和复息。5、项目部按《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已将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借给项目部的本金1052.11万元转归罗辑所有，并从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复息。同时，重庆桂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余明借给本项目部的本金减少1052.11万元，并从2014年11月1日起减少相应利息”。据此，《复函》落款主体为黔江项目部，具体内容表述如桂楼公司、余明的借款是“借给本项目部”，“本项目部”到期将直接支付罗辑本金1052.11万元和复息等，均表明是以黔江项目部名义作出履行义务承诺。如前所述，罗辑、余明均为黔江项目内部承包合伙人，合伙人之间均清楚知晓项目部借款并非等同于升华集团借款，升华集团虽然在《复函》下方空白处加盖了公章，但因该《复函》并未载明升华集团认可和同意承担债务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会对升华集团产生任何权利义务影响。综上，罗辑认为《复函》系升华集团出具、《复函》表明对《退股协议书》所涉及的“借款债权金额及转让行为”予以确认，同时对“余明、桂楼公司对升华集团享有借款债权1025.11万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罗辑的上述主张均是不能成立的。罗辑还主张，《复函》出具后舒某2代表升华集团偿还了款项273万元，舒某2在还款凭证上载明代公司还款，应认定为升华集团实际履行《复函》义务的行为。本院认为，舒某2作为黔江项目部工作人员，各方对其是否是升华集团员工、是否在项目上代表升华集团存在争议且现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就罗辑所称的三笔转款看，2015年12月22日舒某2向罗桑转账193万元未有备注，2015年10月30日舒某2向罗辑转账50万元备注为代余明支付，仅2016年4月1日舒某2向罗桑转账30万元备注为代公司还款，故仅凭舒某2的一次不够具体明确的备注，显然不足以认定升华集团以其行为表明愿意承担本案合伙人承包项目中高达1052.11万元的债务。此外，本院注意到，在罗辑提交本院的书面答辩状中明确陈述：余明、桂楼公司应支付罗辑1052.11万元款项通过余明、桂楼公司转让其在升华集团黔江项目部的借款债权予以冲抵，罗辑考虑到自己已退出黔江项目部，为保障债权实现，坚持要求升华集团书面承认偿还该债务，因黔江项目的拨款方式为黔江城投公司拨款给升华集团，故升华集团必须承认直接偿还罗辑的债务，此为本案《复函》出具的背景。罗辑在上述表述中亦认可本案所涉借款债权为“余明、桂楼公司在升华集团黔江项目部的借款债权”，而非“余明、桂楼公司在升华集团的借款债权”；同时，其所述“黔江项目的拨款方式为黔江城投公司拨款给升华集团，故升华集团必须承认直接偿还罗辑的债务”，亦表明其只是希望升华集团将其从黔江城投公司收取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罗辑，用以抵偿余明、桂楼公司欠付罗辑款项，而无需升华集团将其从黔江城投公司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余明、桂楼公司再由余明、桂楼公司偿付罗辑，该款项支付方式的变更与升华集团直接负有借款债务的法律关系根本不同。而桂楼公司、余明、刘晓毅在本案中亦答辩认为《退股协议书》所约定的1052.11万元债务偿还方式事实上是以黔江项目工程款作为还款来源或担保。虽然《退股协议书》和《复函》均未明确担保意思，余明所主张的担保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但各方就还款来源背景的表述却是一致的，从而也反映和佐证了余明与罗辑签订《退股协议书》时的真实意思。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升华集团向余明、桂楼公司借款1052.11万元的事实，即便升华集团在《复函》上盖章，《复函》本身并不能证明罗辑所主张的余明、桂楼公司借款债权转让事实，甚至不能证明升华集团承诺从黔江城投公司收取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罗辑，本案中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升华集团认可所谓的债权转让、认可承担债务。此外，余明与罗辑在本案中还就2015年1月7日《退股协议书》是否是双方就全部四个项目的清算、2016年4月26日《协议书》是《退股协议书》的延续补充协议还是就渝北项目达成的新协议、余明在《退股协议书》之后是否已经全部清偿了对罗辑的欠款等事实存在广泛争议，本院认为余明与罗辑之间的合伙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债权转让纠纷的解决已不产生实质影响，故不对该部分事实进行分析认定。另关于升华集团上诉提出的鉴定问题，因一审中升华集团否认其在《复函》加盖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为全面查清《复函》上的升华集团公章是否系其在相关民事活动中实际使用的印章，一审法院扩大了鉴定范围并进行补充鉴定，上述鉴定程序并无不当，鉴定费用理应由升华集团负担。上诉人的上诉事实理由部分成立，因本案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110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鉴定费用51000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1200元，由四川升华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25310元、一审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10元，由罗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拯审判员 章兴东审判员 向 川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佳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