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民再3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赵国英，男，汉族，1977年3月11日生，牡丹江兆运木业有限公司经理，住海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垣，黑龙江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大泉，男，汉族，1958年3月14日生，无固定职业，住牡丹江市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黑龙江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牡丹江兆运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桦林村**。法定代表人：赵国英，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垣，黑龙江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桦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其他信息不详。再审申请人赵国英因与被申请人刘大泉、牡丹江兆运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运公司）、一审第三人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桦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桦林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牡丹江中院及二审法院）（2019）黑10民终1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黑民申128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国英申请再审主张：1.撤销牡丹江中院（2019）黑10民终1052号民事判决；2.改判赵国英与刘大泉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3.本案诉讼费由刘大泉负担。事实和理由：1.《转让协议书》是赵国英转移股权的行为，而非兆运公司资产转让的行为，约定转让价格400万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签订该《转让协议书》时，刘大泉对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事宜明知，因此双方未就此进行约定。2.刘大泉先后以《转让协议书》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公司所属资产没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由主张协议无效，均与法院查明的事实相悖，且与法院认定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相矛盾。3.赵国英与刘大泉的转让行为并不发生案涉土地使用权人及土地性质的变化。4.二审裁判的主审法官存在应主动回避的情形。5.桦林村委会不干涉赵国英转让的事实，默认了赵国英流转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双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违反政府批准土地的用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刘大泉辩称，1.兆运公司只有赵国英一人股东，与赵国英的个人资产混同，该事实在以前多次审理中，法院已经查的非常清楚。本院对该案曾再审过，现赵国英又重复申请再审。2.赵国英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在以前的数次审理中，赵国英从未举示该证据，其举示的收据、汇款凭证、照片、通话录音等所有证据，真实性无法考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属于申请再审的新证据。3.该案经过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本院的八次审理，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应再启动再审程序，赵国英纯属无理缠诉，请驳回赵国英的再审。兆运公司辩称，同意赵国英的意见。刘大泉于2013年5月31日向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阳明区法院及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大泉与赵国英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2.赵国英返还因无效协议取得的100万元；3.赵国英赔偿损失92.56万元；4.案件受理费由赵国英负担。2014年5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阳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刘大泉与兆运公司、赵国英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二、兆运公司、赵国英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返还刘大泉预付款100万元，支付利息损失款9.6万元（自2011年5月12日至2012年11月16日止），2012午11月17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期间的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刘大泉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将存放在兆运公司厂区内的特型烧窑砖（以实际实物为准，参照刘大泉提供票据的58吨数量）自行取走；四、驳回刘大泉对桦林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刘大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刘大泉、赵国英均不服该判决，向牡丹江中院提起上诉。2014年10月21日，牡丹江中院作出（2014）牡商终字第10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阳明区法院（2013）阳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阳明区法院重审。2015年8月31日，阳明区法院作出（2015）阳商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刘大泉、兆运公司、赵国英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二、兆运公司、赵国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返还刘大泉预付款100万元，支付利息损失258,636.20元（自2011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11日止）。2015年5月12日以后所产生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内实际给付之日止；三、兆运公司、赵国英赔偿刘大泉的投资损失200,600元；四、桦林村委会不承担责任。五、驳回刘大泉的其他诉讼请求。赵国英不服该判决，向牡丹江中院提起上诉。2016年7月13日，牡丹江中院作出（2016）黑10民终319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国英不服前述一、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17年7月5日，本院作出（2016)黑民申2089号民事裁定，认为：赵国英与刘大泉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未对案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约定，案涉土地2万平方米部分系登记在兆运公司名下，《转让协议书》仅是约定兆运公司经营者发生变更，案涉土地使用权依然系兆运公司，并未导致使用权的变更。案涉土地1.5万平方米部分虽然系登记在赵国英名下，但《转让协议书》并未对该部分土地使用权进行约定，桦林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对赵国英与刘大泉之间转让行为不反对、不干涉，故该《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再审中应据实予以认定。本案中，赵国英与刘大泉签订的合同第三条约定“在过户变更法人前，甲方所租赁的土地费用和原兆业公司发生的一切经济往来，工伤事故等一切事宜由甲方结清负责解释和处理。”该条可以证实刘大泉在签订合同时已知道案涉土地系赵国英租赁桦林村委会的，赵国英在签订合同时未隐瞒土地性质。如认定赵国英与刘大泉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再审中应对双方过错责任，损失比例分配据实认定。裁定：一、指令牡丹江中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2月6日，牡丹江中院作出（2018）黑10民再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牡丹江中院（2016）黑10民终319号民事判决及阳明区法院（2015）阳商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阳明区法院重审。阳明区法院重审中，刘大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大泉与赵国英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2.赵国英返还预付款100万元；3.要求赵国英赔偿损失100万元，后变更为1,940,600元；4.案件受理费由赵国英负担。赵国英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刘大泉与赵国英于2011年签订的转让协议有效；2.判令刘大泉继续履行合同，给付赵国英剩余转让款300万元；3.判令刘大泉给付赵国英违约金100万元；4.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刘大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1月26日，赵国英与桦林镇企业总公司、桦林村委会签订《桦林镇南山工业建设用地出售协议书》，将2万平方米南山工业建设用地以每平方米10元的价格出售给赵国英，另将1.5晌土地承包给赵国英经营，每晌每年2000元。2007年，桦林村委会与兆运公司签订联营联建协议，约定桦林村用2万平方米的土地与兆运公司联营联建，并约定利润分成。2007年11月22日，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下发桦林村与赵国英联营建兆运公司用地批复的牡政土[2007]49号文件。2007年12月25日，兆运公司经工商部门许可成立并取得营业证照，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为赵国英一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5月11日，刘大泉与赵国英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将兆运公司一次性转让给刘大泉，转让内容包括公司及公司所属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和几栋公司没有证照的厂房，总费用为400万元，刘大泉交付了100万元预付款。刘大泉认为兆运公司所属资产没有房屋及土地的使用权，不符合转让条件，认为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故诉至法院。赵国英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应继续履行，提起反诉。同时查明，2013年，桦林村委会出具证明，对赵国英转让桦林村土地的内容表示不知情；2016年又出具证明，对刘大泉和赵国英签订《转让协议书》中的内容不干涉、不反对，认为不涉及该村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转让理所当然包括公司所属财产，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必须以合法为前提，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自始无效。就本案而言，2011年5月11日，刘大泉与赵国英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将兆运公司一次性转让给刘大泉，必然涉及没有房产证照的厂房及所属土地的使用权。厂房坐落在桦林村委会所有的，兆运公司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中。厂房买卖，必然涉及厂房所占面积的土地，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该协议无效不能继续履行。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刘大泉与赵国英对该协议的内容及涉及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知情的，双方均存在同等程度的过错，故一审法院按照各自承担50%比例的过错确定产生损失的责任分担。刘大泉按照协议预付了100万元，赵国英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因转让协议无效，兆运公司及赵国英除返还100万元给刘大泉外，还应按照50%的比例承担占有预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2011年5月12日至全部付清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于刘大泉主张实际投资损失，协议签订时刘大泉对涉案土地的性质是知情的，其本身存在过错，对其投入的实际损失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支持，但刘大泉可自行取回投资在施工现场的实物。赵国英提出反诉，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转让协议无效而不能继续履行，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刘大泉与赵国英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二、兆运公司及赵国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刘大泉100万元；三、兆运公司及赵国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刘大泉从2011年5月12日至付清100万元期间的贷款利息的百分之五十；四、驳回刘大泉本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赵国英反诉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2,130元，由刘大泉负担11,065元，由兆运公司及赵国英负担11,06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赵国英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大泉负担。刘大泉、赵国英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刘大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依法改判，保护刘大泉的实际损失；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国英、兆运公司负担。赵国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双方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刘大泉的诉讼请求；2.判决刘大泉继续履行合同，给付赵国英剩余转让款30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100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大泉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赵国英主张根据与刘大泉签订的转让协议，本案转让只发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发生公司法人人格的改变，进而根本不会产生土地使用权、厂房所有权的变更，涉案土地使用权人和厂房所有权人仍然是兆运公司，土地用途也未改变。本案中，从证据上显示，登记在兆运公司名下的土地系赵国英通过与桦林村委会及案外人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企业总公司签订的《桦林镇南山工业建设用地出售协议书》而取得，该协议书约定赵国英缴纳20万出售金取得2万平方米工业建设用地，另1.5晌土地系通过租赁取得，协议中第8条还约定“本土地不准流转，只能自行经营或转租，国家征用土地时，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赵国英取得该土地后以兆运公司的名义与桦林镇桦林村签订了联营联建协议，从原审法院对桦林镇桦林村书记及村主任作的调查笔录中显示，该联营联建协议当时是根据赵国英的要求，为了提供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而签订，不是实际联营联建，且对桦林村没有约束力。为此，桦林镇桦林村以本村集体土地2万平方米联营建兆运公司为由向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提出用地申请，2007年11月22日，政府批复同意桦林镇桦林村的用地申请，土地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同时批示“要严格按批准用途及相关部门要求使用土地，不得扩大使用面积，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转让、出租和改变用途”，并于同年12月28日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本案转让协议虽然未对案涉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进行约定，但根据见证该协议形成的中间人武凤龙出庭证实，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系由其起草，内容详细且包括转让土地，因赵国英称写的太复杂，要求在协议中写公司名即可，该证人陈述与赵国英在原审第一次诉讼庭审笔录中的自认土地买卖不了，只能以买卖公司的形式书写协议及刘大泉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赵国英与刘大泉签订的转让协议包括登记在兆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因刘大泉对中间人武凤龙证言不持异议，应推定刘大泉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禁止转让是明知的，综上，桦林村与赵国英联营联建协议系应赵国英要求办理案涉土地使用权手续而签订的，该联营协议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成立的兆运公司也非联营性质的法人企业，而是赵国英独资性质企业，刘大泉与赵国英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亦涉及到土地，导致本应由桦林村集体所有使用的土地发生变化，违反了政府批准使用土地的用途，应认定案涉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以合法的股权转让形式，掩盖赵国英与刘大泉之间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转让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故对赵国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刘大泉主张保护其全部损失的问题，刘大泉主张本案转让协议无效其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应由赵国英赔偿其全部损失，但因双方均知晓土地使用权法律规定禁止转让，双方为规避法律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本案的转让协议，故本案《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责任不能全部归责于赵国英及兆运公司，刘大泉亦应承担同等责任，故对刘大泉要求赵国英赔偿其全部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大泉、赵国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大泉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大泉负担;赵国英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2,600元，由赵国英负担。赵国英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证据一，投入成本的票据共27本，意在证明转让费远低于赵国英的实际投入。投入包含：围墙20万元，厂房投入：砖18万元、砂石13万元、钢架56.8万元、彩钢瓦6.4万元、钉子3万元、基础石头3万元、模板11万元、水泥30.8万元、大门8万元、塑窗25万元、脚手架10万元、吊车4万元、钢筋23.85万元、沙子4万元，打地面包含：水泥28.8万元、砂石10.5万元，锅炉房7万元，锅炉13万元，用电设备包含：变压器8万元、电线杆7万元、电缆7万元、钩机、吊车费5万元，排水沟包含：水泥9.6万元、砂石7.2万元，其他设施包含：消防设施5万元、除尘器1万元，其他包含：挖掘机4.5万元、推土机5万元、翻斗车5.5万元，人工费：143万元。共计503.95万元。证据二，现场照片30张，意在证明赵国英的投入远大于400万元元转让费。证据三，证人艾某通话录音一份及证明一份，意在证明2008年开始组织50多工人施工，最少时也有30多人，历时2年，人工费160万元，实际支付143万元，再次说明赵国英的投入远大于转让价。证据四，与武凤龙的电话录音一份，意在证明武凤龙给刘大泉多次打电话，对方都不接，找不到人，武凤龙说刘大泉已经违约了，不应给他100万元。刘大泉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该组票据无法证实用于兆运林业公司土地的投入，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属于申请再审的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双方争议的焦点系案涉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而上述证据均意在证实兆运公司（赵国英）的投入及协议履行情况，与争议的焦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本院查明：《转让协议书》的内容为：“法人代表兆运公司赵国英简称为甲方，法人代表刘大泉简称为乙方。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兆运公司一次性转让给乙方刘大泉，总造价为400万元，从签订协议之日起，由乙方刘大泉先交预付款100万元，在一年内随时再补交300万元，交齐300万元后，由乙方协助甲方法人代表赵国英到有关部门变更法人代表为刘大泉，一切费用由甲方负责。二、双方从签订协议之日起，乙方可以进入甲方厂区，甲方负责在有限的时间给乙方安排厂房的原材料清除，为乙方提供安装生产设备的方便条件。三、在过户变更法人前，甲方所租赁的土地费用和原牡丹江市兆运木材有限公司发生的一切经济往来，工伤事故等一切事宜由甲方结清负责解释和处理。四、乙方进入厂区之后，安全防火等事宜由乙方负责。五、乙方在一年期内随时补交齐转让费300万元，如果到期不能补交齐300万元，甲方按租赁合同费用所收取人民币100万元。如果甲方违约退回乙方预付款100万元，并赔偿100万元。六、此合同在不违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情况下有效，望双方共同遵守此合同。”赵国英和刘大泉签名捺印，中间人武凤龙签字。2020年4月15日，本院针对兆运公司的再审申请，作出（2020）黑民申624号民事裁定书，兆运公司申请再审认为赵国英转让股权的行为不是公司资产（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原审认定《转让协议书》无效错误等。该裁定认为，阳明区法院作出（2018）黑1003民初354号民事判决，兆运公司收到该判决书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兆运公司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牡丹江中院二审审理期间，仅审查上诉人赵国英、刘大泉的上诉请求，并作出相应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现兆运公司主张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与其在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且二审判决结果为驳回赵国英、刘大泉的上诉，维持原判决，即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兆运公司的权利义务的判定，故本院对兆运公司的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除此，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两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在人民法院的陈述情况，解决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定案涉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从案涉《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看，签约的双方赵国英、刘大泉均称自己为“法人代表”，只不过赵国英明确其为兆运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刘大泉只称自己为法人代表，未标注公司名称，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为兆运公司，且一次性转让给刘大泉，交纳全部对价后，双方共同“到有关部门变更法人代表为刘大泉”；双方还约定了厂区使用方式，“过户变更法人前”的债权债务承担，刘大泉“进入厂区之后”的安全责任承担等事项，赵国英和刘大泉签字，中间人武凤龙签字。上述内容应解释为赵国英向刘大泉转让兆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在转让后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刘大泉。在该协议签字的中间人武凤龙在书面证言中说明了“就写一次性转让公司就可以……公司过户给你了，土地、房屋自然就归到你名下了”，之后武凤龙两次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依然证实“我当时写的协议内容很细，围墙、高压电、深井、及厂房、土地4万平方米，其中2万平方中租赁的、2万平方是被告的、造价多少写的都很清楚，当时赵国英说写的太复杂，就在协议上写公司的名就可以，当时原告也同意了。”此可认定《转让协议书》转让的标的为兆运公司的股权。由于案涉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在认定案涉协议的性质为股权转让的基础上，协议双方及中间人作证均认可该协议签约时系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受让人对兆运公司的支配控制，当然包含兆运公司名下资产的支配控制权。因此，本案的根本问题在于：双方为转让兆运公司股权所签订的协议，等同于变更了兆运公司名下土地、厂房等财产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由于双方约定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完成双方的交易，即未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亦不改变登记在兆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即转让前后，只能产生公司股东的变化，该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财产仍为兆运公司拥有，双方亦对公司土地包含租赁部分已经明知，故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畴，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否禁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股权的规定审查协议效力。而从协议双方及中间人陈述的签约过程看，刘大泉购买公司股权后预经营膨化砖砖厂，用场地晒砖，并未改变土地使用权证照上的“工业”用途，牡丹江中院认为“刘大泉与赵国英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亦涉及到土地，导致本应由桦林村集体所有使用的土地发生变化，违反了政府批准使用土地的用途”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应认定《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和形式不违反股权转让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至于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大大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况，系兆运公司名下财产高于注册资本所致，如果刘大泉认为签约时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应主张撤销该协议，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转让协议书》的情况下，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赵国英反诉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作为股权转让协议，必须双方共同协作方能完成行为履行，刘大泉明确不同意履行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强制其履行，故本院判决《转让协议书》有效后，双方当事人可针对协议不能履行的情形，另行主张权利。兆运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以其未提出上诉而驳回该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再审撤销一、二审裁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对重审的生效裁判是否有申请再审权利的答复》“再审后将案件发回重审作出的生效判决，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申请再审”的规定，不影响赵国英作为诉讼主体申请再审。综上所述，赵国英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10民终1052号民事判决及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8）黑1003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二、赵国英与刘大泉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有效；三、驳回刘大泉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赵国英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130元，由刘大泉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赵国英负担；刘大泉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大泉负担；赵国英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2,600元，由赵国英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大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剑审判员 李红敏审判员 兰 洋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秦楚齐书记员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