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琳，女，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现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智洋，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智翔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法定代表人：周荣昌，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华泾路**乙v>法定代表人：严惠中，执行董事。两当事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小俊，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艳琳因与上诉人上海智翔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翔公司）、被上诉人上海华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宏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4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艳琳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关于智翔公司单方面辞退刘艳琳系合法解除、华宏公司退工属于合法合理行为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刘艳琳为了保护自身和工友们的利益与其他员工一起要求华宏公司停止买卖机器设备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被定性为“聚众闹事”，且刘艳琳被行政拘留系因实施了阻碍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的行为，也并非聚众闹事；智翔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则》上的签名并非刘艳琳所签，且被追究治安处罚责任并非智翔公司辞退刘艳琳的法定事由，智翔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缺乏制度依据和法律依据。华宏公司将刘艳琳退回智翔公司明显欠妥，应当就刘艳琳主张的违法解除赔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智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艳琳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刘艳琳于2019年8月12日就已经知悉《公告》内容，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2日解除，《公告》上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12日系打印错误。在仲裁阶段刘艳琳承认于2019年8月12日看到《公告》，在一审中刘艳琳明确承认其于2019年8月11日和12日连续两天去过华宏公司，华宏公司均不准刘艳琳进入厂区，按照常理其必然会被告知不准进门的理由，此时其就应该明知自己被开除了。刘艳琳关于2019年9月12日去华宏公司才看到《公告》的说法完全不合常理。刘艳琳因严重违纪于2019年8月12日被开除，一审判决智翔公司支付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的工资2,48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华宏公司辩称，对智翔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认同，对刘艳琳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一审判决认定华宏公司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上诉人刘艳琳和上诉人智翔公司互不认可对方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事由。刘艳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智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93,786元，并同时要求华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要求华宏公司支付离职前最后一个月工资4,413.5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艳琳名下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缴纳情况显示：自2008年2月起，刘艳琳的综合保险缴费单位为华宏公司、自2010年1月起，缴费单位为智翔公司。2016年6月30日，刘艳琳与智翔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29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担任营业员、操作工及各类辅助工。合同相关内容显示：“二、工作内容……3、合同期内乙方（刘艳琳）被用工单位退回，乙方应立即告诉甲方（智翔公司），甲方可以对乙方进行培训或重新安排上岗……”“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1、乙方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按照用工单位的规定执行。超时加班、加点由用工单位按规定补休或者支付加班费。”“五、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2、乙方在从事派遣工作期间，享受用工单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八、解除和不得解除合同的规定……9、如用工单位退工或派遣期结束的，本人自愿服从甲方安排的新的工作岗位，如不服从安排且三天内部到新单位上班的，作自动离职处理，《劳动合同》同时解除。”2018年1月1日，智翔公司与华宏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劳务派遣合同》，相关内容显示：“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1、甲方（华宏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和用工要求，对乙方（智翔公司）派遣的员工有选择权，亦可自行定合适的人员，由乙方依法办理有关用人手续……4、对派遣期间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及甲乙双方规章制度的派遣员工、甲方在材料齐全后有权用书面形式，将其退回乙方。”证明与华宏公司之间系劳务派遣关系。2019年6月1日，刘艳琳与智翔公司续签了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对上述内容作出了相同的约定。2019年8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向刘艳琳的家属发出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奉公（西渡）行拘通字〔2019〕11645号]，相关内容显示：“本机关已于2019年8月6日对实施阻碍执行职务违法行为的刘艳琳处以行政拘留5日（自2019年8月6日至2019年8月11日），现在上海市闵行区拘留所执行。”2019年8月11日，华宏公司向智翔公司出具的《退工通知》，相关内容显示：“由于今年全国汽车行业不景气，形式严峻，造成我公司订单大量减少，经营困难……我司本想变卖一些机器设备先解燃眉之急。但你司派遣至我司工作的员工无视厂纪国法，从7月底开始就多次罢工、堵厂门，造成我司停工停产，严重影响我司正常生产经营。特别是在8月5日，还惊动了当地警方和劳动部门……你司派遣人员在刘艳玲、黄某、汪某为首3人带领下其他派遣人员，不听劝告，妨碍警方只发，为首3人刘艳玲、黄某、汪某现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鉴于刘艳琳、黄某、汪某无视厂规国法，不服从单位管理，被警方行政处罚，故将这三人退回你司，请你司按照法律法规处理。”落款单位为智翔公司、落款时间显示为2019年9月12日的《公告》相关内容显示：“汪某、黄某、刘艳玲在8月5日上班时间严重违反厂纪厂规同时触犯了法律，经公司开会决定开除，特此通告。”刘艳琳名下《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智翔公司为刘艳琳正常缴费至2019年8月。2019年10月16日，刘艳琳以华宏公司及智翔公司同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奉贤仲裁）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3,786元；支付离职前最后一个月工资5,330.59元。仲裁查明，2019年8月5日，刘艳琳等一众华宏公司员工与该公司管理人员起了争执，造成停工停产，公司报警后，警方在调停过程中，从众多员工中带走了刘艳琳在内的4名员工，并于2019年8月6日对包括刘艳琳在内的其中3名员工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行政拘留5天，其余员工恢复正常工作。后智翔公司以严重违反厂纪厂规同时触犯法律为由对被行政拘留的3人作出了开除处理。另查明，刘艳琳2019年8月12日前的工资已经结清。2019年12月27日，奉贤仲裁作出奉劳人仲（2019）办字第2517号仲裁裁决：对刘艳琳的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刘艳琳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智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3,786元以及要求华宏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双方对刘艳琳自2010年1月1日起与智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同时被劳务派遣至华宏公司用工无异议，智翔公司亦为此提供了《劳务派遣协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劳务派遣协议》的约定，对派遣期间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及双方规章制度的派遣员工，华宏公司有权予以退回。现刘艳琳对自己在2019年8月5日的行为及其造成的法律后果并无异议，亦未能就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华宏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将刘艳琳退回至智翔公司符合双方约定，并无不当。刘艳琳于2019年8月5日在华宏公司聚众闹事，围堵工厂大门、妨碍公安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已违反了一般劳动者应予遵守劳动纪律的最基本的义务，并导致当日华宏公司停工停产的后果，其行为不仅构成违纪，亦触犯了法律。智翔公司据此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刘艳琳要求智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要求华宏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艳琳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华宏公司支付2019年8月13日至9月12日期间的工资。现双方一致确认刘艳琳最后正常工作至2019年8月5日，华宏公司已结清刘艳琳2019年8月12日之前的工资。刘艳琳主张自己在8月12日回华宏公司上班被拒绝入内，且并未看到自己被开除的《公告》。智翔公司主张已于8月12日做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同时张贴开除公告至华宏公司大门处，但落款时间错误。根据智翔公司出具的开除刘艳琳等人的《公告》可见，该《公告》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因智翔公司未能就自己的陈述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现双方一致确认华宏公司自2019年8月12日起即拒绝刘艳琳进入，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如用工单位退工或派遣期结束的，智翔公司应为刘艳琳安排新的工作，现智翔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2019年8月12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亦未为刘艳琳安排过其他新的岗位工作，故刘艳琳自2019年8月13日至9月12日期间未能正常工作、未能获得劳动报酬的责任并不在其自身。现刘艳琳同意本项诉请的承担主体由法院依法判定，一审法院认定，因智翔公司未能在退工后及时对刘艳琳的工作进行安排或处理，其应向刘艳琳支付2019年8月13日至9月12日期间的工资，具体金额由一审法院依法核定。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规定，作出判决：一、上海智翔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艳琳2019年8月13日至9月12日期间的工资2,480元；二、驳回刘艳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期间，上诉人刘艳琳提交了西渡派出所民警制作的《询问笔录》，旨在证明：刘艳琳被行政拘留的原因不是聚众闹事，只是因为没有听从警察劝阻才被行政拘留，其行为也只是一般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依据。上诉人智翔公司和被上诉人华宏公司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恰能证明刘艳琳实施了扰乱公司秩序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本院认为，《询问笔录》与案件基本事实具有直接关联性和证明力，应予采纳。上诉人智翔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西渡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调解不成通知书（存根）》、申请人为刘艳琳且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4日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书》、《调解不成通知书》、申请人为刘艳琳且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6日的《劳动仲裁申请书》，旨在证明：智翔公司在2019年8月12日即已解除了其与刘艳琳的劳动合同关系，刘艳琳在2019年8月12日即已知晓其被开除。上诉人刘艳琳对前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确认其在2019年8月14日确实向西渡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递交了《调解申请书》，也确实签收了《调解不成通知书》并作为附随材料于申请劳动仲裁时一并递交给了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否则劳动仲裁申请不会被受理，华宏公司自2019年8月11日起就已不准其进入厂区，其认为是被开除了，但是其确实没有在2019年8月12日看到过《公告》，至于《调解不成通知书（存根）》及《调解不成通知书》上的相关日期均显示为“2018年8月14日”（正确应为“2019年8月14日”）是否属于笔误其不清楚。被上诉人华宏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恰好能证明智翔公司在2019年8月12日即已解除了其与刘艳琳的劳动合同关系，刘艳琳在2019年8月12日即已知晓其被开除，并认为《调解不成通知书（存根）》及《调解不成通知书》上的相关日期均显示为“2018年8月14日”（正确应为“2019年8月14日”）属于笔误。本院认为，上诉人智翔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与案件基本事实具有直接关联性和证明力，应于采纳。除此以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二审期间，上诉人刘艳琳向本院申请对《员工守则》中的签名“刘艳琳”的真伪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剔除《员工守则》外的其他在案证据材料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充分证明案件基本事实，即便假设《员工守则》上的“刘艳琳”签名系伪造，亦不会影响本院对案件基本事实作出正确认定并准确适用法律，且一审法院亦未将《员工守则》作为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依据，故不存在鉴定需要。因此，对上诉人刘艳琳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另查明，1、刘艳琳曾于2019年8月14日向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递交《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书》，请求事项包括：“赔偿工龄工资（平均月工资）、未提前通知被开除赔偿一月平均工资、合同未到期限赔偿二月平均工资……等”，事实理由为：“……不让拉机床车子出门，之后和老板发生纠纷，现被公司开除，不给予补偿……”，在“是否离职”后的括号内打钩（√），且填写“离职时间”为2019年8月11日、“离开原因”为开除；2、刘艳琳签收了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出具的《调解不成通知书》，《调解不成通知书》中记载了以下内容：“申请人刘艳琳与被申请人华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开除等劳动争议……向本会提出调解申请，经本会主持调解，双方无法达成和解”；3、刘艳琳在递交劳动仲裁申请材料时一并同时向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调解不成通知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有证据证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12日。一、关于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的问题。在案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询问笔录》、《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2019年8月11日华宏公司出具的《退工通知》）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和自认，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并确信刘艳琳在2019年8月5日实施了阻拦运输车辆离开厂区、围堵工厂大门等扰乱公司经营秩序的行为，当时现场不仅有公安民警还有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刘艳琳显然没有采取理性行为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相关纠纷，且在公安民警明确告知其阻拦运输车辆系扰乱单位秩序的错误行为后，仍不听劝阻继续阻拦车辆，还在现场故意无中生有大喊“警察打人了”，后被公安机关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处以行政拘留5天。刘艳琳实施的该类行为与劳动者应予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与职业道德明显相悖，事实上也已对华宏公司的正常生产活动造成不良影响，该类行为是任何用人、用工单位所不能容忍的，对该类行为的禁止也无需以任何形式加以明示或约定。故华宏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将刘艳琳退回至智翔公司及智翔公司因刘艳琳实施上述行为而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刘艳琳关于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是否有证据证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12日的问题。在案证据（包括2019年8月11日华宏公司出具的《退工通知》、西渡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调解不成通知书（存根）》、申请人为刘艳琳且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4日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书》、《调解不成通知书》、申请人为刘艳琳且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6日的《劳动仲裁申请书》等）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和自认，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并确信刘艳琳在2019年8月12日即已知道其被公司开除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鉴于刘艳琳在二审中的模糊陈述和前后矛盾的不诚信表现（例如：刘艳琳在2020年10月22日的谈话笔录中针对华宏公司提交的《调解不成通知书》证据，其明确表示没有向仲裁委员会提交过，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持法院调查令从调解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调取了包括《调解不成通知书（存根）》等相关案卷材料后，刘艳琳才在2020年10月29日的谈话笔录中承认其当时向仲裁委员会提交过《调解不成通知书》，并确认如果不提交《调解不成通知书》仲裁委员会就不可能受理其仲裁申请），智翔公司关于《调解不成通知书》上的相关日期均显示为“2018年8月14日”（正确应为“2019年8月14日”）属于笔误以及《公告》落款日期有误实际应为2019年8月12日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与可信度，且刘艳琳亦确认其自2019年8月12日后就未再到华宏公司处上班，其亦没有证据证明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曾为智翔公司提供过劳动。故本院认可华宏公司已于2019年8月11日将刘艳琳退回智翔公司，智翔公司则已于2019年8月12日解除与刘艳琳的劳动关系，刘艳琳对此应当明知。故刘艳琳要求支付离职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应于纠正。综上所述，刘艳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智翔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20）沪0104民初44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2020）沪0104民初44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刘艳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刘艳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严佳维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