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3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义林，男，196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义荣，女，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某1，女，201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法定代理人：王某，系范某1之母。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英，山东大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街道新威路****。负责人：鲍江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万青，女，198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保险威海支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万青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被上诉人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中的保障内容“自驾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00万、公共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00万、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00万”，均着重体现“保险金额”100万；并且险种的名称“百万任我行”；从被上诉人提交的系统录入软件(34页)宣传页也着重宣传“怎样赔付100万”。但是专业人员只要稍微研究下保险条款就会发现，赔付100万的条件极其苛刻，被上诉人在宣传上一直误导投保人保险金额为100万，作为普通百姓其认知水平有限，只凭宣传和义务员讲解就认为保险金额为100万。本案中，万青和投保人王某、被保险人范桂利相熟，从万青的答辩状中也可以反映出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很熟，其明知当时范桂利开大车而推荐这份保险说保平安，开大车出交通事故去世就赔付100万元。投保时上诉人王某仅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并未进行任何解释说明，即使解释也是开大车出交通事故去世就赔付100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万青当年的解释的确存在，不能仅凭借其被教唆后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为其系帮忙缓解尴尬。“自驾车”这个概念显然是一种常识，如果认为时间长久遗忘了，不符合常理；万青自己对于自驾车的理解是自己驾驶自己的车，货车也是自己的车；一个自己对概念都不清楚的人怎么可能给客户解释清楚。万青与其领导的对话中万青本人对“自驾车”的理解是自己驾驶自己的车，“货车不也是私家车吗，货车是自己的车啊。”当年也是对投保人王某作出的这种解释，概念一旦偏差，那么产生的推理、假设、理论体系均会随着概念变化。万青在销售保险时代表的是保险公司，系职务行为，其解释就视为保险公司的解释。本案中上诉人深信业务员万青赔付100万的解释，所以作为一个大货车司机没有其他大额保险金的保险，货车亦未购买座位险。否则，作为一名大货车司机不购买大额保险不符合常理。解释保险条款的过程是开放式的问题，是表象化、情景化很强的过程；而回访录音是程序化的封闭式问题，仅用是、否来回答，明显是在用语言技巧规避保险责任、法律责任。本案中王某的回访录音是基于万青的解释作出的是、否回答。万青解释了自驾车就是自己驾驶自己的车(包括私家车和货车)，开大车发生交通事故去世就赔付100万元，正是基于该解释王某回答的“是”。同样是回答“是”，但是其内涵是不一样的。保险合同为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有合同条款存在是解释说明合同的前提基础条件。投保人王某与保险代理人万青在购买保险期间见面两次，第一次是在万青的海产品店，万青用王某手机操作电子录入，此时王某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上签名(扣款日期是2015年7月20日，电子录入时间早于或等于7月20日)；第二次是2015年7月23日万青到王某工作单位车间里送纸质保险合同，王某填写日期。涉案保险合同在2015年7月21日成立并生效，王某银行卡显示扣款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足以证明“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王某签名字的时间为7月20日或之前(此时未签保险合同日期)，2015年7月23日万青送纸质合同时王某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上补签日期；电话回访的时间为2015年7月25日。因为是邻居，万青先向王某推销了保险，也就是在推销保险时对保险内容作了唯一一次口头解释。购买保险时王某在一个生产保健设备的企业做文员，每天乘坐班车上下班。2015年7月份某天(19号或20号)下班，下午5点半左右王某到达万青的海产品店，只有万青、王某和万青的师傅在，因为之前万青和王某说了“只要交通事故上出事就赔偿一百万”即保险金额100万，所以决定购买该份保险。王某将准备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万青，并且将两页纸(“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给王某让其签属名字，王某与万青的师傅在海产品店内聊天，万青在柜台内操作手机，万青从未将手机内容给王某看。当时正值晚卖货高峰，万青一边操作一边卖货，并且家里孩子等待万青回家做饭，王某也着急回菜店帮忙，因为是熟人，王某对之前的解释深信不疑，万青很快就操作完成，然后王某就回菜店，请求法院找万青师傅核实录入过程中王某是否看到了电子版合同。在投保人王某丈夫发生交通事故后找到的万青录音中，前后长达1个小时16分，万青从未提及10万元的事情，前后7次确认保险金额就是100万，万青本人对于涉案保险合同的解释亦是100万。一审对万青“这个我得和你说了得看你什么情景”这句话断章取义，该句话的具体语境意思是排除一些自杀、酒驾、毒驾等情形。在录音中，还有对话的内容更加肯定了万青当年解释货车出事即赔偿100万，如“货车不也是自驾车吗，货车是自己的车啊”，“我当时要是没给人家说清楚怎么办？”。范桂利经常在外跑车，万青经营海产品店，他们是邻居。在录音文字版第8页，录音30分24秒一31分00秒载明，“当然了，因为那时候和范子(范桂利)关系好，范子天天在外头跑车”，在购买保险时万青明知被保险人从事运输职业，并且万青对保险的保险金额一直认定为100万，给投保人介绍时亦是如此。一个大货车司机一年也开不了几次小轿车，如果不是基于保险代理人万青的推荐“只要交通事故上出事就赔偿100万”怎么会不买与货车有关的其他保险，并且5年不间断缴纳保费。而且每年1500元左右的保费可以买二、三百万的意外险，在明知有该份保险100万的情形下大货车本身的座位险也没有购买大额保险，范桂利的父亲在知道被上诉人按照10万元理赔时当即表示不认可，要走法律途径，因为保险业务员一直称保险金额为100万，可见对于该份保险金额100万是多么深信不疑。在王某购买涉案保险的过程中，万青是保险公司代理人，其为职务行为，其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王某依法签订了保险合同并且缴纳了保费，现在投保人有确凿证据证明万青口头解释保险金额就是100万。通话录音在其与保险公司上司对话中，“货车不也是自驾车吗，货车是自己的车啊”，“我当时要是没给人家说清楚怎么办？”，可以得出万青解释货车上出事也赔偿100万。一审仅根据电话中对万青进行的形式上的询问而做出判决，违反了法律的事实公正，请求二审法院要求万青出庭与投保人进行当面对质并接受二审实质询问；并请求二审法院对投保人购买保险的过程进行调查。另外一审法庭对长达1小时16分的录音没有做全面审查，仅断章取义的理解，应综合上下文心理背景去理解整个录音，做整体把握，现实生活中的老百姓不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没有法言法语，只是口头用语，应将意思表达转化成专业理解，综合考量整个录音并作出合理理解。将一审对万青的询问做一个类比，就相当于我们在红灯并且有交警在的时候经过路口，接到处罚通知后，被处罚人打电话给交警并且录音，然后把将录音交给了处罚单位，处罚单位又打电话给交警核实，交警说其忘记了什么情形，处罚单位依然对被处罚人进行了处罚，依据就是红灯禁止通行和交警说忘记了。就相当于一审法院采纳了签字即生效和万青忘记了怎么解释的，这种流于形式和死板的教条主义一定歪曲了客观事实，也就相当于在有红绿灯和交警双重执法的情形中，并且有交警的录音说当时其作出了通过路口的手势，如果处罚单位采信交警说忘了而不采信被处罚人提交的录音，还进行处罚，那么这一定是歪曲事实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第二次见面是2015年7月23日送保险合同，万青和其师傅去王某工作单位，在车间里将保险合同原件交付给王某，因为当时生产车间，单位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逗留便离开了。此次送保险合同万青亦未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万青在电话录音中从未提到过除交通事故出事赔偿100万以外的保险合同内容)。2015年7月25日，王某收到被上诉人的回访电话，根据万青之前的口头解释，王某说其明确了条款，是基于万青的解释，但是万青的解释并不等同于客观解释。解释是一个过程，应该是开放式的语句，而回访电话是封闭式提问导致的封闭式回答，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王某是在万青给她进行电子录入时签署了“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然后缴纳保费，万青提前口头对合同进行解释保险金额为100万(录音中先后7次提及此内容)；然后2015年7月23日万青送纸质合同，7月25日保险公司打回访电话，保险代理人万青提前告知投保人如果电话回访不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保险公司会要求保险代理人继续向王某解释，直到解释清楚为止；那么正常情形下，保费都缴纳了，投保人王某就按照万青的要求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涉案《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条款》中关于“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运车辆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10倍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但不再给付第三项中的意外全残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涉案保险合同2.2其他免责条款：除“2.1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4.2、7.4、注脚4、附表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条，保险人对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或者颜色相异等)，或者对全部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及说明内容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已签字确认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一般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投保人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实际进行提示或明确说明的除外。据此，关于“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不能单独认定该条款整体为普通保险条款，而应认定为免责条款，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对投保人王某进行过正确解释。对于保险金额万青一直强调就是100万，并且在录音中明确表示“货车也是自己家的车啊，也是私家车”，王某投保时电子录入是由万青操作的，电子合同王某不知晓，并且当时就签订了“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书面合同是后送给王某的。订立保险合同时存在三种情形：一种是投保人直接到保险公司看到保险条款后签字或者通过APP看到保险条款后电子签字投保；第二种是保险业务员持保险合同(电子或纸质)并作出解释；第三种是保险业务员在既没有电子合同也没有书面合同的前提下口头解释。王某投保的过程就是第三种情形，万青在既没有电子合同也没有书面合同的前提下口头解释保险条款从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不管是以上哪种类型，事物是联系的，如果真的有合理解释的过程，那么一定会在后续的结果中体现；所以从后续行为可以推导出先前行为，结果中包含着过程。从万青的录音表现中来看：在长达1小时16分的录音中万青从未提及过保险金额是10万元，而是7次提及交通事故出事就赔100万，如果万青曾经说明过电子或者纸质保险条款，那么万青在这么长时间的录音中怎么除了赔偿100万没有其他任何合同条款的影子。被保险人一家的表现：被保险人范桂利作为大货车司机除了涉案保险合同外没有投保其他的人身意外保险，当范桂利父亲范义林得知保险公司赔偿10万元而不是100万元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表示要走法律程序，投保人连续缴纳5年保费，从被保险人家人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保险金额是100万深信不疑，足以证明投保人基于万青的解释认定保险金额是100万。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万青基于保险业务员的职务行为链接着保险公司和王某达成保险合同，通过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可以看出，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万青没有出示电子或者纸质合同条款对王某进行说明，对于投保人王某而言，万青按照保险金额100万进行解释。导致的结果是双方以万青为中介，达成了一个基于万青解释保险金额100万元的保险合同。综上，投保人王某没有看到电子或者书面的保险条款仅依据万青口头解释就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签字；送保险合同时万青也没有说明合同条款。双方是依据万青解释保险金额100万为基础签订的保险合同，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中，足以证明双方约定的保险金额是100万。上诉人一家正是因为深信万青解释的涉案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100万，连续缴纳了5年保费；也没有为范桂利购买人身意外险，否则按常理一个大货车司机怎么可能在花很少保费就可以买大额保险的情形下不购买；并且被保险人范桂利的父亲范义林在得知保险公司按照10万元理赔时，第一时间表示不认可当即表示要走法律途径解决。请求二审就以下事实进行调查：1.网上录入者是万青，王某本人未看到电子保单及保险条款情况下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签字，将身份证、银行卡交给万青在室内录入，王某与万青的师傅闲聊，希望法庭对万青师傅(并非录音中教唆她推脱责任的人，万青知道其师傅的真实姓名)当庭进行调查核实，防止串证词；2.万青和其师傅去王某单位送纸质合同，送达后就离开，并未对纸质合同进行说明；3.请求二审法院对于一审法院“签字即生效”的机械教条主义和对于万青询问的形式主义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还原案件事实：(1)扣款时间是2015年7月20日；(2)电子录入时间早于或等于7月20日，万青让王某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签写名字，并未写日期，王某并未看到保险条款，万青也未进行解释；(3)2015年7月23日万青将书面合同送到王某单位，王某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上补签了日期；(4)2015年7月25日保险公司电话回访，该回访电话只有概括性封闭式提问，并没有涉及到具体内容；(5)万青在录音中7次提及在交通事故上出事就赔偿100万不论大小车，可见万青一直对投保人一家称保险金额是100万，结合投保人一家的反应，被保险人范桂利作为货车司机连续5年每年约1500元购买一个和大货车没有多大关系的保险、没有投保其他意外保险、范桂利父亲范义林得知不是赔偿100万当即表示要走法律途径，种种行为表现相互印证投保人一家对万青解释保险金额就是100万是多么深信不疑。平安人寿保险威海支公司辩称，首先，涉案保险是王某通过手机平安金管家APP投保，根据投保流程，在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会提供保险条款并且有投保人在点击确认阅读并同意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和授权后才能进行后续投保流程，上诉人对投保流程均无异议，根据投保人签字的投保确认书、投保提示书和回访录音，王某均确认保险公司代理人已向其提供保险条款，对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在确认无异议后投保，因此涉案保险条款依法成立并生效，保险条款关于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约定属于对保险责任的约定条款，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根据该保险条款约定，只有在驾驶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发生意外身故才赔付100万，否则只能按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约定赔付，被保险人范桂利系在大型营运车辆从事营运过程中发生事故身故，不符合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赔付条件，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人寿保险威海支公司赔偿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身故保险金900，000元；2、诉讼费由平安人寿保险威海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范桂利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女范某1，范义林、范义荣系范桂利父母，2015年7月21日，王某作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保险单载明投保人为王某，被保险人为范桂利，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保险项目为百万任我行（1149），保险期间为30年，交费年限为1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0元，保险费为1472元/年，双方签订了一份人身保险合同，合同中阅读指引部分载明本产品提供如下保障：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10万元，领取条件为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全残或身故；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1，000，000元，领取条件为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发生意外伤害导致全残或身故；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部分第1.1保险责任部分载明如下内容：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为加黑字体）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个人非营业车辆（“个人非营业车辆”为加黑字体，且标明脚注4）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10倍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但不再给付第三项中的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该页下面的注释部分载明如下内容：基本保险金额指投保时您购买的金额，会在投保书及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个人非营业车辆指在境内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行驶证记载所有人为个人的机动车，登记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的机动车，如从事以牟利为目的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不视为个人非营业车辆，不在保障范围内【“登记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的机动车……不在保障范围内”部分内容为背景加黑，突出显示】。原告王某在保障计划确认书中的投保人处签字，范桂利在被保险人处签字，日期为2015年7月24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交纳保险费。2019年10月7日15时55分许，范桂利驾驶鲁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号为鲁Ｋ×××**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登记在范桂利名下，使用性质为货运）载28913千克树苗，沿天猴高速由石屏方向往红龙厂方向行驶至天猴高速K308+000M处时，由于驾驶机动车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致使车辆失控驶入第三自救匝道撞到坡顶挡墙停止，造成范桂利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向原告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您提出的理赔申请经本公司审核后，根据相关条款，理赔结果如下：按《百万任我行条款》计算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整，保险责任终止，该保险单合计给付人民币100，000元整，该案件共计给付人民币100，000元整。被告向原告支付了保险金100，000元。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列明如下：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原告及其亲属与第三人的对话录音一份，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地点，地点在万青家中有如下对话内容：原告方（以下简称原）“这个保险是不是能确定当时就是这么个情景，假设我们死亡了就赔我们100万”，万青（以下简称万）“你这个我和你说了得看你什么情景”，原“就是我们（范桂利）出车祸死了”，万“百分之百的，这个百分之百的赔你，尤其是平安家”，原“她丈夫出车祸死了……，你今天能给我们做个证吗，能不能出个证明当时卖保险的时候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对话过程中万青打电话给其前领导（以下简称领），万“我问你个事儿，内个百万任我行啊，咱以前卖的，在交通事故上出事儿了不是赔100万吗”，领“去世了就给”，万“就是一个伙计在外地开货车出事儿了，他问的我，我这不是想时间长了，我就问问你”，领“开货车不管呢”，万“开货车怎么不管”，领“就是私家车啊，开货车怎么可能管你”，万“货车不也是私家车吗，货车是自己的车”，领“属于干活挣钱不是家用的车”，万“我怎么不记得，当时我怎么想着主要就是交通事故上出事都给人家100万，不是吗”，领“不是啊”,万“因为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我当时要是没给人家说清楚怎么办，是伙计呢，人家还能不找我吗”，领“找你你就告诉属于私家，运营车辆肯定不管，你是干活挣钱的车，属于营运车，不叫私家车，打比方说大货车你自己开的，也不行，车型号不行”，万“当时怎么都不说清楚啊，合同上面都标了，不是标的私家车吗？”，领“你那个不叫私家车”，万“你像我要是证明呢，证明一下我当时只是说的私家车，没给人家解释清楚私家车里面营运车不包括私家车，人家老百姓几个知道私家车是内些……我写个证明也没用是这个意思吧”，领“没有法儿，因为他车型号在那儿占着，事故认定书在那儿占着，保险条款上都溜清楚的，该报案报案，赔不赔是保险公司的事儿，你能给认定吗”，万“我寻思我给人家写个证明，反正因为这时间太长了，我都不记得了现在”，领“不管你记不记得，不关你事儿，保险条款溜清楚的，如果你把这个证明写给人家了，人家拿着这个证明去保险公司，连你带保险公司一起诉了”，万“现在俺伙计上保险公司去，保险公司告诉不行，找个人证明当时是怎么说的，因为这不5、6年了吗，我都不太记得，本来我想着当时他说的，说的交通事故上出事儿就能”，领“这不是当好人的时候，从现在开始你要这么说：我当时说了私家车乘坐交通工具……你说我不知道”，万“好啊，我知道了”。经质证，被告认为：因为录音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录音，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假设录音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在录音中，针对原告方问的假设我们死亡了就赔100万的问题，万青明确回答，我和你说了得看什么情形，根据万青的回答很明显，意思是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身故都赔100万；原告称所谓万青的领导也明确说明只有自驾车非营运车辆死亡才赔付100万，驾驶营运车辆身故是不能赔100万的，根据录音的内容，非常明显是在原告商量好后，有意识的找万青谈话录音，录音的目的就是让万青承认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事故都赔100万，录音的内容具有明显的诱导性，即使这样万青也没有认可，也没有证明她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都赔100万，由于万青与原告认识多年，在得知被保险人去世后，出于人之常情，为了避免尴尬与其所谓的领导通话，而通话内容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涉案保险是2015年投保，而录音是在2019年，是在近5年后，万青在录音中多次称时间太久，我们认为关于投保的经过应当以投保时的书面材料为准，投保人在投保时填写投保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并签字确认已完全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同意投保，因此应当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被保险人是在驾驶营运车辆从事营运活动时身故，不符合自驾车身故赔付的条件。为核实情况，一审法院向万青进行电话询问，万青表示其在家中看孩子，不能出庭，但其同意将具体情况告知法院，万青陈述当时王某在上班，范桂利在开菜店，与其系邻居，其卖保险时的具体条款因为时间长都记不清了，但是业务员外出展业都经过了相应的培训，出售保险时相关条款都需对投保人进行说明，对私家车和运营车的情况其肯定都向王某进行了说明，当时是网上投保，王某肯定都看过了所有的条款并同意该条款才能办理整个投保流程，其肯定没有说过“只要出事就赔100万”，录音过程是因为原告方找其购买保险，其陈述5、6年不干了，但是出于同情心所以找领导想帮原告多要点钱。经质证，原告对万青该陈述提出异议称万青在推销保险时、投保时仅要求原告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进行签字，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说交通事故上出事就赔一百万，并且在万青答辩状中也称与原告相邻卖货，从原告提交的录音当可以看出万青与被保险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其清楚被保险人当时就从事货运司机工作，并称购买该份保险保平安，出事就赔100万元，在万青领导教唆前，其与领导的谈话最中立、最真实、最没有利害关系，均为其领导教唆前万青的自认，从常理上来讲，大吨位的货车全国跑运输，都应购买大额度的座位险，正是被保险人深信百万任我行保险而未购买一百万座位险，而两份保险在价格上相差无几。被告称万青的陈述能够证明万青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在投保时依法履行了相关义务，对保险条款的内容向原告做了明确的说明，保险条款依法生效，应当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被告为证实其抗辩，提交如下证据：1.【（2018）呼蒙正证内字第1048号】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3月6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申请公证处对通过平安金管家APP投保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的投保过程进行公证，该APP系统一开发，在全国各分支机构统一使用，所有分支机构的投保过程都是一致的；2.“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一份，载明保障内容为：自驾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00万元，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0万元，在客户声明与授权部分载明：贵公司已对产品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本人也已对贵公司出示的产品条款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有原告王某和范桂利的签名；3.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一份，尾部载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代理人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条款，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说明，本人对所投保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投保人处有王某的签名，代理人处有第三人万青的签名；4.回访录音一份，客服询问王某“这份保险的条款和投保提示书您都阅读了吗？”，王某“嗯，看了一下”，客服“产品的保险条款和责任免除及保什么不保什么都了解吗？”，王某“这个不就是那个意外身故的不是吗？”，客服“大概您都了解对吗”，王某“嗯嗯，对，看了”；5.涉案投保流程视频一份。经质证，被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提出异议称被告公司软件何时研发，经过几次更新，原告投保时是否是该流程均无法证实。流程视频的演示恰好可以说明在短短的两分钟即可完成投保，整个投保界面清晰可见的是保障利益，而保额意在渲染赔付100万，该投保流程仅为程序化，原告在投保时正如视频演示中一样两分钟完成了投保，那么在两分钟内阅读理解各项条款不合常理，本案中投保人都是以万青解释内容为基调自动化签字的，现实也是，每个人在购买保险时都是以保险业务员的解释为前提直接签署条款，所以并不能解释被告尽了解释义务，本案争议的免责条款不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收取了保险费并依约向原告出具保险合同，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并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依保险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被告已经向原告赔偿了保险金100，000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事故是否属于“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保险责任范围。对该争议焦点，应从以下几点予以认定：一、首先，原告提供了其与万青的对话录音，从录音内容来看，万青并未确认其于原告方投保时明确陈述“只要发生事故就赔100万元”，反而是明确陈述“你这个我和你说了得看你什么情景”，万青和其领导的通话中也再三陈述时间长其记不清了，且万青在向一审法院的陈述过程中亦陈述虽然因为时间长记不清楚具体条款，但销售保险前业务员都经过了展业培训，其肯定将私家车和营运车的区别告知了原告，故原告提交的录音并不能证实其关于投保时万青告知其“只要发生事故就赔100万元”的主张。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在投保后收到了被告的保险合同，并在保险合同上签字确认，故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告的理赔责任进行认定；二、涉案《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条款》中关于“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10倍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但不再给付第三项中的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的约定是保险责任条款还是责任免除条款。保险责任是指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责任免除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人不负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范围条款。故上述条款应认定为约定保险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而非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责任条款在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后即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不是必须由保险人作明确说明后才生效，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据此，涉案保险合同中上述关于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约定在王某投保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该约定中特别注明，个人非营业车辆指在境内登记、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行驶证记载所有人为个人的机动车，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涉案车辆与保险条款关于个人非营业车辆载明的“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行驶证记载所有人为个人的机动车”的约定不符，显然不能认定为个人非营业车辆；三、被告提交的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回访录音足以证实投保人王某明确表示其阅读了保险条款，了解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亦足以证实其已经向王某提供了保险条款，保险合同中对“个人非营业车辆”采取了加黑、突出背景显示的方式进行了说明，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且该部分内容表述清晰，通俗易懂，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理解该条款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范桂利发生的交通事故并不属于“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并非该项下保险金的保险事故，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向原告理赔了意外身故保险金100，00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赔偿900，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请求判令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威海支公司赔偿原告身故保险金90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四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王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单一份，证明2015年7月20日扣划涉案保费1472元，结合被上诉人在保险合同中出具的发票中首期保费1472元，以及开户银行账号等可以印证投保人王某与保险业务员万青见面，电子录入和签署名字的时间早于或等于2015年7月20日，纸质版合同送达的时间是7月23日，此时王某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补签了日期；证据二、威海市文登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出具的王某名下的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清单一份，证明2015年7月份王某在企业工作；证据三、一审已提交时长76分的录音，光碟两份，录音纸质版20页，证明万青承认当年解释的涉案保险金额为100万；证据四、范义林与中国平安理赔员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当得知保险理赔金额是10万元后，范义林当即表示不同意，直接要走法律程序，因为当年买保险合同的时候，万青解释的是保险金额是100万，范义林及其家人对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100万深信不疑。证据五、证人田某、范某2出庭作证，田某证明被保险人范桂利曾经对其说过涉案保险金额是100万，证人范某2证明王某在投保时，去万青的海产品店将身份证、银行卡交给万青很快就返回了王某的菜店，也就是保险录入过程时间非常短。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因系网上调查，无法现场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仅能证明王某在2015年7月20日缴纳涉案保险的首期保费。涉案保险系投保人王某通过平安金管家APP进行投保并缴纳保费，之后王某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及“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投保的相关事实。因此，王某签字时间肯定在缴纳保费之后，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系补签的日期。对证据二，因系网上调查，无法现场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仅能证明王某在何单位投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证据三，因该录音系一审已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对证据四，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录音内容，仅能证明范义林不同意被上诉人的理赔结果故而起诉，并无其他内容，录音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证据五证人证言，首先，证人与上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该案的依据；其次，两位证人的证明内容不同，田某的证明内容是范桂利曾经跟他说买过100万的保险，范某2的证明内容是证明保险投保经过，证人人数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田某称范桂利告诉他投保保险事实，即使该事实是真实的，也对本案事实没有影响，涉案保险条款约定了多项不同情形的保险责任，因此保险责任应当根据保险条款规定。范某2作证的内容不应采信，涉案保险投保至今已经五年，按照常理不能清楚地记得五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证人清楚记得王某去多长时间，即使证言真实，该证人在王某投保时并不在现场，与一审时陈述投保时没有其他人在现场一致。应当根据签署的保险合同、投保确认书等书面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对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予以表述。二审查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收到书面保险合同后有10日犹豫期，回访录音中也记载投保人有20日犹豫期，在犹豫期内，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七款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案中，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100万元的领取条件为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发生意外伤害导致全残或身故，即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个人的车辆为非营业车辆，而本案被保险人并非驾驶个人非营业车辆发生事故，故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涉案保险合同对“个人非营业车辆”使用加黑字体并标明脚注进行解释；投保人在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投保提示书签字确认，回访录音也显示投保人明确表示其阅读了保险条款，了解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从证据证明力角度看，上述书证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另外，保险合同约定了犹豫期，回访电话也承诺了犹豫期，投保人在收到书面保险合同后，如有异议可以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投保人连续五年缴纳保费，在此期间，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有异议仍可采取补救措施，投保人、被保险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怠于行使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故上诉人关于保险业务员未解释保险条款、即使解释也是“开大车出交通事故就赔付100万元”的主张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他上诉理由亦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既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能推翻一审法院和本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申请本院调查的事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范义林、范义荣、王某、范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