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8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冰锬，男，1975年6月20日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姝娟，北京盈科（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航，北京盈科（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贺金，男，1963年7月18日生，汉族，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人，晋城市金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了佳，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冰锬因与被上诉人党贺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冰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姝娟、吴启航，被上诉人党贺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了佳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冰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返还党贺金39.5万元及利息32140.4元，并从2020年4月8日起以39.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2.一、二审诉讼费由党贺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退款协议中所载明的42万元与欠条中的42万元是同一笔款项，不应当重复计算。被上诉人党贺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协议中的42万元与欠条中的42万元是两笔款，欠条中的42万元是杜冰锬从2014年开始陆续从被上诉人处借的，而且欠条也是上诉人所出具，条上明确了该42万元与协议中的42万元是两笔款项，应予维持。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原告党贺金与被告杜冰锬开始项目合作关系，其中包括“晋城市家福粮油公司”开发项目的合作。后原告党贺金退出“晋城市家福粮油公司”开发项目的合作。2017年1月26日，原、被告经结算，签订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乙方杜冰锬同意退还甲方党贺金2014年7月交付的100万元费用，退还期限如下：1.2017年1月26日前退还伍拾捌万元；2.2017年5月1日前退还肆拾贰万元”。协议签订当日，被告退还原告58万元。同日被告杜冰锬向原告另出具欠条二支。二支欠条分别载明“今欠到党贺金贰拾万元整”、“今欠到党贺金肆拾贰万元整，此欠条与退款协议书中的款项不重复”。自2017年6月29日至2018年1月14日，被告杜冰锬又陆续向原告还款22.5万元，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归还剩余款项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纠纷，但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表明原、被告双方因合作关系形成债务，于2017年1月26日进行了全面结算，故本案系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关于协议中的42万元和借条中的42万元系一笔欠款还是两笔欠款。原告为证明双方存在两笔金额相同的欠款，补充了五笔转账记录作为证据证明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主张其中2015年1月26由李韩英付至被告杜冰锬账户的50万元中已退还30万元，其余20万元应由被告杜冰锬退还，该20万元属于42万元欠条中的一部分。被告杜冰锬抗辩称五笔转账记录中2013年12月25日通过兴业银行转账的30万元系付邯郸市康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的代理费，又称2015年1月26由李韩英付至其本人账户的50万元中剩余的20万元也系付其作为邯郸市康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的代理费，原告党贺金对此予以否认。一审认为，针对同一案件时隔两年在案件未达到预期目的情况下增加代理费的情况不符合常理，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人针对代理费另有专门约定，故对被告关于20万元系付代理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42万元欠条中另外22万元，被告认可确实收到原告陆续以现金或购物卡形式支付的活动经费，但否认金额为220000元，并主张该款项已经在（2019）晋0502民初339号案件中返还。经审查，被告杜冰锬并非（2019）晋0502民初339号案件当事人，该案判决结果也未涉及本案被告杜冰锬，该案件中并无证据表明该案款项与本案欠款有关，且该案中返还的金额与本案欠条中的金额不符，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告党贺金举证证明除协议中的款项外，原、被告双方另有其他经济往来，而被告杜冰锬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故可以认定被告于同一天出具的协议书和两支欠条分别系三笔欠款，对被告辩解的欠条上所写“此欠条与退款协议书中的款项不重复”真实意思是不重复计算，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所欠20万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该欠条系双方当事人针对前期债务进行结算后出具，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原告通过双方通话录音证明其曾多次就全部欠款向被告主张权利，符合生活习惯，因此该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利息计算，因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利率应按照2017年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为宜。原告所持有的一份协议书和两支欠条中，仅对协议书中所欠42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17年5月1日，其余两支欠条中的款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协议书中的42万元为先到期债权，被告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2018年1月14日归还的22.5万元系针对该先到期债权的归还，原告自认被告系归还的本金，一审予以认可。该42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应当自2017年5月2日起计算，计算基数应当根据被告所还本金逐步递减，经核算，自2017年5月2日起至2020年4月7日该42万元产生的利息为32140.34元。两支欠条中的欠款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故欠条中的两笔共计62万元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三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杜冰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党贺金81.5万元及利息32140.34元，并从2020年4月8日起以81.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党贺金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争议焦点为：2017年1月26日杜冰锬给党贺金出具的42万元欠据上标注的款项与当天双方所签订的还款协议所涉的42万元是否为同一笔款项。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杜冰锬主张，2017年1月26日，双方协商被上诉人党贺金退出“粮油公司”开发项目的事宜，签订了一份退款协议，协议载明杜冰锬退还党贺金100万元，签协议当天退还58万元，剩余的42万元到2017年5月1日前退还，就剩余的这42万元欠款杜冰锬向党贺金出具了那支42万元的欠条，并标明此欠条和退款协议中的42万元不可重复，实际真实意思就是这两个42万元同为一笔款项，不能重复计算。针对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党贺金主张，2017年1月26日的协议是杜冰锬提前打印好的，因为诈骗案已经立案侦查，所以他拟了这个协议让我签，目的是证明不构成诈骗，协议签订当天给了我58万元，还剩42万元约定2017年5月1日前退还。因为双方以前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就一并进行了结算，结算结果杜冰锬还欠被上诉人62万元，所以又打了一张20万元和一张42万元的欠条，这和协议里的42万元不是一笔钱，所以在在欠条中写了两笔款项不重复的字样。这往来结算的42万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2012年到2014年春节、正月十五等节日，被上诉人通过现金或购物卡的方式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合计22万元，本来都有借条，打42万元总条那天都销毁了；第二部分是2015年被上诉人转给杜冰锬50万元，用于一起诉讼案件的活动费用，后来判决结果没有达到杜冰锬承诺的结果，杜冰锬本答应退还，但后来仅退还了30万元，还欠20万元，当时也打了条，也是最后打总条时销毁了。二审阶段，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基本案件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除此之外，依据双方一审所提供的2016年8月18日党贺金的向公安机关递交的报案材料、杜冰锬和党贺金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2月30日期间在公安机关所作的多份询问笔录等证据，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双方当事人杜冰锬和党贺金认识和共事多年，2012年到2015年间，两人合作开发“晋城市家福粮油公司”项目，具体项目主要由杜冰锬负责联系办理，为此党贺金先后给杜冰锬转款20万元和100万元的两笔款项。2016年8月份党贺金向公安机关举报杜冰锬诈骗其款项120万元。此后公安机关多次对二人询问相关案情。2017年1月26日杜冰锬用同一编号“晋城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的“汇出汇款联”和“客户回单联”给党贺金分别出具了涉案的欠据两份，其一载明“今欠到党贺金贰拾万元整”，其一载明“今欠到党贺金肆拾贰万元整（此欠条和退还协议中的款项不重复）”。当日，党贺金和杜冰锬达成涉案的退款协议一份，约定双方解除“晋城市家福粮油公司”项目合作，杜冰锬分两期退还党贺金支付的100万元项目开发费用，第一期协议签订当日退还56万元，第二期2017年5月1日前退还42万元。相关纠纷为民事纠纷，不是诈骗，党贺金在收到第一笔退款58万元后撤回在城区公安局的报案材料。首先，从举证责任的角度看，被上诉人党贺金作为一审原告，其主张存在两笔42万元的事实是一个积极事实，理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提供的证据除从2017年1月26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42万元欠据之外，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而该欠据的括弧内注释内容“（此欠条和退还协议中的款项不重复）”究竟是表示“欠条中的42万元与退款协议中的42万元不重复归还”还是“欠条说的42万元与退款协议中的42万元是不重复的两笔欠款”，本身表意又具有一定模糊性。依据民事裁判规则，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其次，综合全部已查明事实和在案证据对该事实进一步分析：第一，双方纠纷的形成源自在合作开发的“晋城市家福粮油公司”项目，而党贺金在该项目的投资总计为120万元，故党贺金在公安机关举报杜冰锬诈骗的数额就是120万元，后经双方协商党贺金撤回了报案，双方协商的结果就是本案所涉的“退款协议”及欠据两支。因此，如42万元欠据与退款协议中的42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加上签订协议当时已偿还的58万元，合计100万元，再加上当时另出具的20万元欠据，总计恰好120万元，与党贺金报案数额吻合；如42万元欠据与退款协议中的42万元不是同一笔款项，则双方协商的数额就变为162万元，与党贺金报案数额不符。第二，党贺金在和杜冰锬合作开发过程中，为收回投资尚且肯采取举报杜冰锬诈骗120万元的手段，倘若杜冰锬另外还拖欠其借款42万元长达数年之久，党贺金在举报材料和接收公安机关询问期间只字不提，不合逻辑。第三，党贺金主张2012年到2015年间杜冰锬多次从其处通过借现金、购物卡和截留诉讼活动费用等方式借款42万元，并声称每次均出具有借条，只是在2017年1月26日打42万元欠据时将之前的借条全部销毁，但却未能就以前存在过多次借款、出具过多支借条提供任何真凭实据。第四，协议搭配欠据或借据共同证明债权的做法在民间借贷中属于惯常做法。综上分析，上诉人主张双方所争议的42万元欠据与退款协议中的42万元系一笔款项具有高度盖然性，应予认定。一审未能综合全案事实，仅从欠条本身出发进行认证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杜冰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党贺金39.5万元及利息32140.34元，并从2020年4月8日起以39.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党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0元，减半收取6750元，由上诉人杜冰锬负担3267.5元，由被上诉人党贺金负担348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被上诉人党贺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灵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牛彦坤书 记 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