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良(PAULWEILEUNGWONG)，男，美国公民，美国护照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康富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虹桥四路旁商业中心C32-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75562D。法定代表人：黄丽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龙，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瑞京，男，汉族，1962年11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2*******，公民身份号码：440************031。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进胜，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芬，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斗门区华润养猪场，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石角坑横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52DPUR9H。登记经营者：陈雪君，女，汉族，1980年5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43。上诉人黄伟良(PAULWEILEUNGWONG)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康富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农业公司）、黄瑞京、珠海市斗门区华润养猪场（以下简称斗门华润养猪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伟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黄伟良与黄瑞京共同向康富农业公司支付货款和利息；3.诉讼费用由康富农业公司、黄瑞京、斗门华润养猪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伟良与黄瑞京之间虽然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办理合伙工商登记，但从已查明事实可以确定，黄伟良与黄瑞京之间确实存在合伙经营，具体表现在：1.康富农业公司在一审法庭调查中明确陈述，是黄瑞京到其处购买饲料，而且送货单上注明收货人“黄伟良老板”，康富农业公司也是根据黄瑞京的指示而写。在2018年11月7日前黄瑞京离职前，黄伟良从来没有到康富农业公司购买饲料。2.康富农业公司在一审法庭调查中明确陈述，之前支付的货款大部分是转账，是从黄瑞京的账户上转账的，没有证据证明是由黄伟良的账户转账给康富农业公司。3.在与职能部门签订的责任书、职能部门发给猪场的通知甚至是大赤坎村的通知中，均使用黄瑞京猪场的名字、这充分说明黄瑞京是该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猪场的老板。4.黄伟良与康富农业公司和其他供货商的对话中，明确说这么多年只从黄瑞京那里分到1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如果黄瑞京只是打工，凭什么分钱给作为老板的黄伟良。而且黄伟良与供货商的对话中，一再强调之前黄瑞京的欠款情况其是不清楚的。二、黄瑞京称其是打工的身份，没有依据。一审法庭调查中，黄瑞京一再坚称自己是打工的，但却不能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和工资单等证明其作为雇员身份的证据。若按其所言其在猪场工作了十几年，明知猪场会有补偿，为何不要解除合同经济补偿而自动离职，为何不继续在后续的斗门华润养猪场工作呢，这一切都是极不正常的。三、黄伟良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调查申请书，请求法院到珠海市农商银行大赤坎支行调查黄瑞京开立的银行账户流水，目的就是想证明猪场的所有收入和开支都是经过黄瑞京的银行存折处理的。但一审法院以此举会侵犯黄瑞京的隐私为由没有进行相关调查。四、黄瑞京称其是在猪场打工，每个月大概2500元。因为黄伟良与黄瑞京是同学，对其家庭状况比较了解。据黄伟良了解，黄瑞京的妻子没有固定职业，其女儿和女婿收入不高，但黄瑞京却在珠海市区拥有两套房产，价值超过600万元。黄瑞京在2018年11月7日离开养猪场，是因为黄伟良要其交出猪场账本，他不但没有交出账本，还把账本都销毁，目的不言而喻。五、黄伟良租用地搞养猪场是事实，黄伟良从未否认。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黄伟良是美国公民，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其如何能经营猪场。猪场经营中至关重要的财务，黄伟良也一无所知，且这么多年只从黄瑞京那里分到10万元。就是因为黄伟良与黄瑞京是同学，对其信任，所以这么多年一致没有查猪场账目。但去年三清三拆的时候，猪场无法再继续经营，在众多供货商催货款的情况下，黄伟良才觉得不正常，要求黄瑞京交账本，才导致黄瑞京出走。康富农业公司辩称，黄伟良与黄瑞京之间是否是合作经营关系只有黄伟良与黄瑞京清楚。据了解，黄伟良与黄瑞京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黄伟良负责投资，黄瑞京负责管理，但双方如何分红，康富农业公司并不清楚。黄伟良要求黄瑞京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同意黄伟良的观点。黄瑞京辩称，黄伟良要求黄瑞京与其共同对康富农业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黄瑞京与黄伟良之间既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为案涉养猪场的共同经营者。1.黄伟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证明黄瑞京对案涉养猪场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2.黄瑞京既不是投资人也不是合伙人，更不是养猪场的负责人，而只是养猪场的员工。在黄瑞京20**年11月7日离职后，养猪场的老板黄伟良还欠黄瑞京两个月工资。二、以下事实可以证明黄伟良是案涉养猪场的投资人及实际经营者。1.从康富农业公司提供的额2018年1月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的送货单来看，购货客户是黄伟良老板，也就是实际购货人是黄伟良。虽然货物签收人由黄瑞京签字，但其只是代表养猪场及黄伟良收货而已。康富农业公司提供的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4月14日送货单可以证实，客户名称为黄伟良，货物签收人是安邦、谭慧荣及黄伟良本人，如果按黄伟良及康富农业公司的错误逻辑，则安邦、谭慧荣是员工也要作为被告承担共同支付货款的责任，这完全违背法律规定。2.康富农业公司提供的证据3明确注明猪场老板以及搬迁人是黄伟良，可以证明黄瑞京只是打工，不是合作者。如果是合作者的话，2018年底至2019年因搬迁取得的收益是一百多万，但黄瑞京在2018年11月7日就已离职，如果是合作者是必须做结算合作协议或者后续取得猪场搬迁费用的分配方案，但黄瑞京在离职时连两个月的工资都没有拿到，更别说获得猪场搬迁收益，这不符合合作者的常理形式。3.黄伟良在一审庭审时认可黄瑞京在2018年11月7日离职之前负责案涉养猪场的管理。4.康富农业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及一审庭审陈述均表明在供货时明知案涉养猪场的实际经营者是黄伟良，从而证明黄伟良是实际老板，黄瑞京只是打工。5.通过付款的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康富农业公司供给案涉养猪场的货款都是黄伟良或者黄伟良指示的陈雪君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流转，这些黄瑞京从不知情、从不参与，与黄瑞京无关。综上所述，黄伟良提起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伟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斗门华润养猪场未答辩。康富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伟良、黄瑞京、斗门华润养猪场支付康富农业公司货款72204元；2.判令黄伟良、黄瑞京、斗门华润养猪场支付康富农业公司货款利息暂计1691元（以72204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从2019年1月22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22日共1691元）；3.判令斗门华润养猪场经营者陈雪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黄伟良、黄瑞京、斗门华润养猪场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0月23日，黄伟良登记设立斗门华润养猪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系陈雪君。在此之前，黄伟良已经实际投资并经营上述养猪场。黄瑞京在2018年11月之前负责前述养猪场的管理。康富农业公司出具的2018年7月12日至2019年1月22日共15张销售出库单显示，购货单位为“黄伟良”，其中12张出库单的签收员为“黄瑞京”，1张出库单的签收员一栏为“黄瑞京代”，余2张为案外人，上述15张出库单合计金额为72204元。一审庭审中，康富农业公司及黄伟良、陈雪君均认可斗门华润养猪场的实际投资人为黄伟良。康富农业公司提交的其与陈雪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13日，陈雪君向康富农业公司发送好友请求时称“我是华润猪场财务（黄伟良猪场）”。康富农业公司提交的《畜禽养殖场关停承诺书》及《委托书》载明内容为：黄伟良委托黄瑞京办理养殖场搬迁相关手续。一审法院认为，黄伟良是美国公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本案属涉外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本案合同履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适用我国法律。康富农业公司诉请要求支付货款72204元，并提交证据销售出库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关于黄伟良与黄瑞京偿还货款的责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康富农业公司与黄伟良均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黄瑞京为案涉养猪场的共同经营者，且在一审庭审中黄伟良亦认可黄瑞京在2018年11月之前负责涉案养猪场的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黄伟良应对包括黄瑞京签字的销售出库单在内的全部货款承担偿还的责任。综上，对康富农业公司与黄伟良关于要求黄瑞京承担涉案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斗门华润养猪场及其登记经营者陈雪君是否应承担偿还上述货款责任的问题。经查，斗门华润养猪场由原养猪场注册登记而来，故应承担原养猪场的债务。至于登记经营者陈雪君是否应当对斗门华润养猪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应由经营者本人承担。一般而言，因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符的情况无法被交易相对人知悉，故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登记经营者应当与实际经营者共同偿还债务。但是，康富农业公司自案涉养猪场注册登记之前便开始向其供货，在养猪场注册登记之后康富农业公司送货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仍是“黄伟良老板”，且康富农业公司提交的其与陈雪君的聊天记录及一审庭审陈述均表明康富农业公司在供货时系明知案涉养猪场的实际经营者为黄伟良，故对康富农业公司要求登记经营者陈雪君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康富农业公司诉请要求支付逾期付款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黄伟良逾期付款，已构成违约，故康富农业公司可要求黄伟良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鉴于本案当事人并未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亦未提交存在相关交易习惯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本案货款应当在货物签收时支付。康富农业公司请求从2019年1月22日起开始计算逾期付款时间，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未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干涉。此外，康富农业公司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率，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对康富农业公司的这一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康富农业公司诉请黄伟良偿还货款72204元、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72204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及斗门华润养猪场对黄伟良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黄伟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康富农业公司支付货款72204元；二、黄伟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康富农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72204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斗门华润养猪场对黄伟良的上述第一、第二判项中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康富农业公司对斗门华润养猪场的登记经营者陈雪君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康富农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48元，由黄伟良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2019年10月29日的一审庭审中，黄伟良称，黄伟良与黄瑞京是合作经营养猪场，但没有协议，养猪场的地是黄伟良租赁的，刚开始的猪舍的投资是黄伟良，黄瑞京没有投资，黄瑞京只负责经营；斗门华润养猪场是原有的猪场延续下来的；黄瑞京没有参与经营斗门华润养猪场。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因黄伟良是美国公民，本案属涉外买卖合同纠纷，应当根据我国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选择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因案涉合同履行地在珠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二、关于黄伟良要求其与黄瑞京共同向康富农业公司支付货款和利息的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黄伟良上诉主张其与黄瑞京之间存在合伙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黄伟良应当举证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黄伟良称其与黄瑞京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办理合伙工商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养猪场是由黄伟良投资设立，黄伟良亦称黄瑞京没有投资，只负责经营管理，并已于2018年11月离职。黄伟良在本案提供的证据不符合上述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条件，不足以认定黄伟良与黄瑞京合伙经营案涉养猪场，黄伟良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黄伟良要求其与黄瑞京共同向康富农业公司支付货款和利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黄伟良承担偿还全部货款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8元，由黄伟良(PAULWEILEUNGWONG)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莹审判员 郭建勇审判员 唐育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林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