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04行初143号 原告王峰利，女，197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李克垣，上海同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市民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祥荣，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彩，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总规划师。 委托代理人吴旭阳，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喻建宾，男，197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王峰利诉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行政许可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因第三人喻建宾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峰利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克垣，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朱彩、吴旭阳，第三人喻建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0月6日，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主要内容为：建设单位（个人）为喻建宾，建设项目名称为农村自建房，建设位置为××村××组××号，建设规模为390平方米。 原告王峰利诉称：原告王峰利出生于杭州市余杭区××镇××村××组××号，2002年1月31日与余杭区余杭镇义桥村喻家组23号喻建宾结婚，2004年6月7日将户口迁到余杭区余杭镇义桥村喻家组**至今。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2017年10月13日王峰利与喻建宾离婚生效。2019年5月31日，喻建宾作为余杭区余杭镇义桥村喻家组23号户户籍户主，余杭街道义桥村村民委员会提交《建房用地申请报告》，逐级审批、上报到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被告未认真审核申请材料，即于2019年10月6日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建设单位（个人）喻建宾；建设项目名称农村自建房；建设位置××村××组××号；建设规模390平方米。原告作为余杭区余杭镇义桥村喻家组23号户户籍在册人口之一，该审批的权利人之一。被告在作出该审批后未向原告送达或者告之该行政行为，原告于2020年1月8日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被告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答复后，但仍未向原告送达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原告才知悉该行政行为存在。原告认为，被告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 一、被告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按照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该局网站上公示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服务指南》中的要求，农村村民申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农村村民住宅建设项目）》所需要的必要材料有5项，包括：《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村民委员会签署的书面同意意见；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住宅设计图件（包括电子文件）；最新户户口本或户籍证明、生子女证，村改居就地农转非的户户籍人口、农人口同户应有公安部门证明材料，分家书及分家表等（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项目还应提供）。按照被告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得悉，喻建宾在申请时仅提交了非许可所需材料——建房用地申请报告和部分户户籍材料。告在审批证据材料严重不齐全的情况，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玩忽职守，违法即作出行政许可行政行为，应予撤销。 二、被告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规定，坚决贯彻“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区、市）规定的标准。本案中，无论是喻建宾于2019年5月31日提出申请时，还是被告于2019年10月6日作出行政许可行为时，原告王峰利与喻建宾等3人，在户户籍上仍为**，有一本户口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的审批原则，被告必须按照喻建宾户的全部户户籍人口进行审批宅基地，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而被告在本行政许可进行审批时，喻建宾户的户户籍人口实际为4人，其提交的《建房用地申请报告》列明“家庭人口共有3人”，并且仅提交3人的户户口本复印件。然原告与被告离婚，但在派出所未准予以原告另立户口、村委会未给原告另划拨宅基地的情况下，原告与申请人喻建宾仍为一户，必须全户（按4人宅基地面积）提交申请，进行审批。对此明显严重违背事实、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申请行为，被告不依法履行审核之职，却枉顾事实与法律作出明显违法的行政许可。故，应予撤销该行政许可，并追究直接审批人员的行政责任。 三、被告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对于《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审批程序，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农村村民应当持村民委员会签署的书面同意意见、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住宅设计图件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由此可知，村民申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至少要提交3份材料：村民委员会签署的书面同意意见、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住宅设计图件，但本案中从被告前述信息公开答复来看，未见审批中有上述3份材料，此为程序错误之一；村民申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还要经过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两级审批，而本案中从被告前述信息公开答复来看，均未见两级审批材料和意见，此为程序错误之二。 故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祈判如所请。 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依法重新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峰利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拟证明被告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许可内容：建设单位（个人）喻建宾；建设项目名称农村自建房；建设位置××村××组××号；建设规模390平方米。 2.原告王峰利户口簿，拟证明原告户户籍地为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喻建宾等3人为一户，系本行政许可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3.被告网站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服务指南》，拟证明被告公示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所依据法律法规、所需申请材料及审批程序。 4.第20200032号《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告书》及附件，拟证明被告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 5.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835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喻建宾离婚时，诉讼请求改为三项，未涉及房屋及其他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夫妻共同财产的分离需另行案起诉。 6.《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拟证明被告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审批需申请人提交《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而第三人喻建宾提交的《建房用地申请报告》与该申请表不符，不符合申批的形式要件，第三人的《建房用地申请报告》系申请建房用地并没有申请规划许可，被告的审批行为与申请行为不一致，系违法作出行政行为。 7.余杭街道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及第三人户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行政行为时，需要提交户户籍信息，三人未提交原告户户籍材料。/div> 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原告与案涉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起诉。（一）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时，原告与喻建宾之间已不存在夫妻关系，喻建宾所建房屋亦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诉状中称“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2017年10月13日王峰利与喻建宾离婚生效”。故2019年10月6日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时，王峰利与喻建宾已不存在夫妻关系，喻建宾所建房屋亦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使原告尚未办理户户籍变更手续，也不具备与户主之间的“夫妻”户内成员关系。故原告与案涉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参照相关司法判例，如农村自建房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建造”，则不能对自建房主张权益。司法实践中，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粤民再11号判决书中指出“在唐某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34号房屋是由柯某在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建造的情况下，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认为唐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主张分割34号房屋的理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案中，××村××组××号的房屋并非原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建造，原告并不具有房屋权益，故与被告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亦不存在公法上的利害关系。 二、案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本案中，第三人喻建宾于2019年5月向义桥村申请原基翻建，并提交了建房申请报告、身份证明、“山地居民”户型图等申请材料，经公示程序且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或建议，义桥村委同意其原基翻建申请，并出具《关于办理乡村规划许可证的意见》。2019年10月6日，余杭街道办事处收悉相关材料，审核同意其原基翻建。同日，被告根据前述相关材料以及义桥村规划，核发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主要内容为“建设单位（个人）喻建宾；建设项目名称农村自建房;建设位置××村××组××号;建设规模390平方米”。前述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及《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三十八条之规定。 三、原告所陈述之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基翻建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级确定，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三十八条的规定，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法定材料并不包括户口本。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版）并非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与案涉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案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所陈述之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建房申请报告；2.身份证复印件；3.“山地民居”户型图；4.建房公示名单；5.关于办理乡村规划许可证的意见；6.余杭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情况截图；7.义桥村农村住房布点规划；8.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9.义桥村委情况说明；10.余杭街道情况说明，拟共同证明案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三人喻建宾陈述，在和原告离婚后建房前是通知过原告的，要原告把户户口迁出去，三人现在已经再婚，是原告一直不肯迁出去。 第三人喻建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户口本，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是非亲属。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峰利对于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1不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规划和用地不同，申请和审批是不一致的，证据2三性无异议，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没有送达给原告，原告不认可，证据5说明村委会是违法审批，证据6不具有证明的效力，证据7关联性有异议，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9、10不是作出本案行政行为时的依据；对第三人喻建宾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于原告王峰利提交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原告与第三人已经离婚，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证据4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三性无异议，原告主张对第三人的宅基地及房屋有民事上的权利，与本案无关，证据6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7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人喻建宾提交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 第三人喻建宾对于原告王峰利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认为离婚案件一审时，原告提出房产分割，但是在二审中原告撤回了；对于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证据2将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7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7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证据8系本案诉争行政行为，证据9、10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将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31日，第三人喻建宾向余杭街道义桥村村民委员会提交《建房用地申请报告》，喻建宾家庭人口3人，其中农3人，独生子女1人，原有楼房3间占地100平方米，另有辅房2间占地50平方米，共计占地150平方米，现准备拆除250平方米。因房屋陈旧改善居住条件需要，申请建房用地130平方米，坐落在××村××组××号，建房层次为3层。2019年6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义桥村村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办理乡村规划许可证的意见》，喻建宾系余杭街道义桥村喻家组村民，拟在××街××村××组××房，具体信息为：拟建住宅位置为余杭街道××村××组××号，拟用地面积为130平方米，，地类为建设用地拟建房建筑面积为390平方米，房屋层数为3层，檐口高度为10米，总建筑高度为13米。经公示，邻里无异议，且地块权属无争议和其它纠纷，同意报批。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报送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审核后，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认为符合城乡规划要求，于2019年10月6日作出乡字第20190150215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主要内容：建设单位（个人）为喻建宾，建设项目名称为农村自建房，建设位置为××村××组××号，建设规模为390平方米。原告王峰利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农村村民应当持村民委员会签署的书面同意意见、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住宅设计图件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本案中，第三人喻建宾因房屋陈旧改善居住条件需要，向其所在的余杭街道义桥村村民委员会提交《建房用地申请报告》，申请在××村××组××号建房用地130平方米。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义桥村村民委员会审批同意后，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报批，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审查后向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报批，被告作为辖区内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案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乡、村庄规划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在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中明确建设用地位置、允许建设的范围、基础标高、建筑高度等规划要求。据此，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行为，仅对建设项目的用地位置、建筑物占地范围、建造高度等指标参数作出规定，该规划许可的目的在于使新建工程项目符合乡村规划要求，其指向标的系新建房屋，行政许可相对人为该新建房屋的建设单位（个人），原告王峰利并不属于被告作出案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故原告与案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峰利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 欣 人民陪审员  于会莉 人民陪审员  徐 伶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郑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