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2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霞，女，196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职工，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国，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威，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石岭路**。诉讼代表人：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管理人。主要负责人：王淑政，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存刚，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东霞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以下简称冶金储运站）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东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777951.68元集资借款为职工债权，并予以返还。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举证提交的储运站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的财务凭证，明确记载了储运站收取上诉人集资借款的事实。这些集资款用于储运站职工缴纳社保费、发放工资等职工权益支出。同时，上诉人又举证证实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储运站为职工发放工资、缴纳社保费和补助金等费用高达近200万元，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通过集资借款取得，而没有其他款项来源。储运站作为被告，并没有向法庭证明这些款项是来源于其他渠道。在储运站向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并装订进入财务账簿，并且每个月财务凭证显示的入账金额记录和用于职工权益支出的金额记录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如果再否认集资借款的真实性及款项用途，显然不应当得到支出。被上诉人及诉讼代表人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储运站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期间的工资和社保费用来源于其他渠道，明知款项来源于上诉人集资借款的情况下，明显是在逃避责任。对于枣庄市劳保处已经出具证明证实2014年12月份的医保金已经缴纳；在2014年12月之前的职工工资并不拖欠等证据，属于本案的关键证据，足以印证和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二、一审认为，“其次，冶金储运站已多年不再经营，原告作为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职工，工资收入较少，原告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涉案款项来源。”对此，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提供集资借款的事实，以及集资款用于职工权益支出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情况下，集资借款的真实性已经得到证明。另外，上诉人已经说明集资借款部分来源于自己的家庭积累，部分是向外借款取得，不存在无法说明资金来源的问题。三、一审认为“最后，本院于2014年12月10日受理被告破产申请，说明被告在此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后又于2014年12月22日指定破产管理人，之后应由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员工不能再行使任何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权利，而原告作为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站长对上述事实应系明知，其提交的加盖了“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载明的借款，有悖常理。”(见一审判决第4页下部)。上诉人认为，虽然2014年12月22日法院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应由管理人履行职责，但是直到12月25日管理人仍然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公章仍由储运站保管。当时如果不及时筹集资金，众多职工的社保、医保和工资将无法得到保障，部分长期患病住院院的职工的医保待遇将被中断，直接影响到治疗和生命安全。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储运站的老员工和管理人员，主动提供借款帮助解决职工医保等基本待问题，完全是正义和正当的行为。并且上诉人当时也相信，这些为职工救命，救急所垫付的职工权益款项，无论是基于人道，法律规定还是客观事实，管理人都应该是不会推脱的，只是上诉人没有想到在本案的诉讼程序中，被上诉人及诉讼代表人竟然如此违背法律，网顾事实。四、上诉人提供借款(集资款)所支付的职工权益款项，应当在破产程序中予以优先受偿，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018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工作会议纪要》第27条明确规定，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原则上按照垫付职工债权的性质进行清偿。2019年9月2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第九十二条明确规定：他人代债务人垫付的工资和医疗费用，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木医疗保险费等费用，管理人可按职工债权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集资借款的事实依法足以认定，应当作为职工债权优先偿还。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的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冶金储运站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截止目前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其将所谓的借款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所谓的借款在借款的当日实际交付至社会保险处为职工交纳了社会保险。上诉人提交的所谓借款收据均为管理人接管矿产企业前，管理人于2014年12月26日接管破产企业。没有相关证据显示上诉人向管理人交接了所谓的借款，企业破产后所有职责由管理人负责。上诉人作为破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于破产企业已经破产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在破产企业已经破产的情况下陈述其向破产企业出借了近200万元的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原一、二审中，管理人配合法院调取了破产企业相关的财务资料，并没有上诉人陈述2014年10月后所谓的财务凭证，来证实其向破产企业支付了借款，也没有证实其将所谓的借款支付职工社会保险。被上诉人在破产前的十余年全部租赁给东大公司，根据被上诉人原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明确的证实了职工社会保险等权利由东大公司进行交纳，即便是有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出借的借款来交付。根据民诉法规定，举证责任是由上诉人承担，证实其诉讼主张，上诉人却将举证强加于被上诉人提交证明没有的事实，显然与法律和常理相违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王东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借给被告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生活补助、遗属补助、社会保险费等劳动权益的借款1777951.68元为职工债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系被告单位劳资科负责人。原告提交收据21张，其中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收据19张，均载明“交款单位王东霞，借款事由载明为借款”；2014年11月、2014年12月份收据2张，载明为“交款单位王东霞，借款事由为借款发工资及医保金等”，上述21张收据累计金额1777951.68元，收据均加盖了“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财务专用章”。另查明，被告自2002年7月19日起将其全部生产、经营性资产以及铁路专用线经营权出租给枣庄东大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经营使用至2014年12月，并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了职工安置、工资待遇、生活保障金等问题。又查明，原告提交的2013年和2014年的记账凭证，其中2014年的记账凭证仅记账至2014年10月；提交的2013年和2014年的现金日记账，其中2014年的现金日记账仅记账至2014年10月；提交2013年和2014年银行存款日记账，其中2014年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仅记账至2014年10月；提交2014年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记账至2014年10月。再查明，2020年1月13日，山东东大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关于我公司与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之间的借款资金往来情况，我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向贵院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我公司向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提供借款的最后时间为2013年11月底，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我公司未向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提供过借款。该单位2014年为职工发放的工资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费用支出，并非该单位向我公司借款所得”，山东东大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2014年12月10日，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受理被告破产申请，2014年12月22日，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指定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为被告的管理人。2014年12月26日，被告将其企业印鉴包括“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财务专用章”交付给管理人即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交接人为王东霞、高宗亮。2014年12月29日，被告宣告破产。一审法院认为，破产程序中要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推动完善职工欠薪保障机制，依法保护职工生存权。由第三人垫付的职工债权，原则上按照垫付的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职工债权在受偿顺位上优于普通债权。本案中，原告提交了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的加盖“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财务专用章”的收据21张，其中19张载明收款事由为“借款”，2张载明收款事由为“发工资及医保金”，累计金额为1777951.68元。首先，关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收据，原告仅提供记账凭证等证据，没有对款项的用途为支付职工工资、生活补助、社会保险费用等劳动权益作进一步证明，也没有说明该款项的详细去向、金额，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2014年11月和12月的两份收据。但从原告提交的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记账凭证、现金日记账及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明细看，记账日期均至2014年10月，在2014年10月之后未有记账记录，可以说明自2014年10月（不包括10月）之后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未发生进账、出账款项。虽然该两份收据的收款事由载明“发工资及医保金”，但其落款时间是2014年11月和12月，均发生于被告财务记账明细记录截止时间之后，明显存有矛盾性。其次，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已多年不再经营，原告作为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职工，工资收入较少，涉案金额1777951.68元亦系数额较大的支出，原告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涉案金额1777951.68元的来源，也没有对该金额作合理说明。最后，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受理被告破产申请，说明被告在此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后又于2014年12月22日指定破产管理人，之后应由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员工不能再行使任何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权利，而原告作为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的劳资科负责人对上述事实应系明知，其提交的加盖了“枣庄冶金铁路储运站财务专用章”且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和12月的收据载明的借款，有悖常理。综上，对原告要求确认借给被告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生活补助、遗属补助、社会保险费等劳动权益的借款1777951.68元为职工债权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东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01元，由原告王东霞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东霞提交四组新证据，拟证明其向冶金储运站出借款项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同时期王东霞向东大公司的借款。被上诉人冶金储运站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即使上述证据真实，仅能证明系王东霞个人向东大公司借款，不能证明王东霞又将上述借款支付给冶金储运站。东大公司租赁冶金储运站后，王东霞是储运站的管理人员，同时也是东大公司承租后的职工，王东霞、高宗亮、张艳完全听令于东大公司，双方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东霞提交了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加盖冶金储运站财务专用章的借款收据共计21张，合计1777951.68元。关于上诉人出借款项的来源，上诉人称系来源于其本人向东大公司的借款，但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其向东大公司出具的借款单中注明的时间大部分晚于冶金储运站向王东霞出具借款收据的时间，上诉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关于借款的用途问题，其中19张收据的收款事由中仅注明为“借款”，未注明借款的用途。一审中上诉人虽提交了冶金储运站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记账凭证、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等财务凭证，但没有提交相应原始凭证进一步印证发放工资、缴纳医保、社保费用等的具体人员信息及金额情况。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11月20日的收据中收款事由注明为“借款发工资”，但该份收据在冶金储运站的财务账目中无记载，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款项的实际用途确为支付了职工权益。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12月26日收据中收款事由注明为“借款发工资及医保金等”，但一审法院已于2014年12月10日裁定受理冶金储运站的破产申请，根据破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破产企业不得再对外清偿债务。上诉人时任冶金储运站劳资科负责人长，并与高宗亮、张艳一并负责破产受理后的企业资产、财务、印鉴等材料的交接事项，对上述事实应系明知。该笔借款时间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后，上诉人主张该借款系用于发放职工工资、交纳医保费用，但其提交的2014年12月18日的工资发放明细表，无受领人的签字，亦无相关财务记账，且时间在本案借款之前，无法证明工资的实际发放情况。上诉人提交的枣庄市医疗保险事业处出具的证明，仅能证实冶金储运站已缴纳2014年12月份的职工医保、生育保险费用，但不能证明具体缴费时间及缴费人，无法据此认定上诉人向冶金储运站出借的本案款项确已用于缴纳了职工医保费用。东大公司虽出具证明，证实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未向冶金储运站提供过借款，但东大公司向管理人提交的其与冶金储运站的财务账页、2014年12月份往来对账单等材料中，均能看出2014年间双方仍存在资金往来。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冶金储运站出借款项的用途为支付职工工资、医保费用等职工权益，不能认定为职工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东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801元，由上诉人王东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建新审判员  孙 梦审判员  单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高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