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黔05民终63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才，男，汉族，1969年2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钞，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冉坤，男，汉族，1972年8月13日出生，遵义习水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德俊，男，汉族，1987年6月3日生，住威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徽，贵州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营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威宁县草海镇建设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6215610244P。 法定代表人李时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凯，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政府，，住所地威宁县石门乡街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42700968816P。 法定代表人谢定光，该乡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腾，贵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菊艳，贵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金才、冉坤因与被上诉人翟德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营建筑工程公司（下称国营建筑公司）、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下称石门乡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6民初6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杨金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钞，上诉人冉坤，被上诉人翟德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徽，被上诉人国营建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凯，被上诉人石门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腾、陈菊艳参加二审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金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杨金才的一审诉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杨金才与冉坤合伙错误；2.一审将冉坤和翟德俊签订的施工合同推理出杨金才诉各被上诉人还应得工程款3112090.00元错误；3.一审未将翟德俊收取杨金才的前期招标费30万元判决给杨金才错误；4.一审认定杨金才对涉案工程没有施工完就离开错误，案涉工程杨金才是全部施工完毕后才你来的，一审已提交证据；5.一审程序违法；6.一审未判决石门乡政府承担责任错误；7.一审诉讼费承担不当。 上诉人冉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应付工程款中不扣减杨金才支付翟德俊的前期招标费3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冉坤陈述其同意杨金才的起诉请求，以杨金才的起诉请求为准。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杨金才交给翟德俊的前期招标费30万元已退还冉坤的事实错误。冉坤虽然在翟德俊提交的《证明》上签了字，但翟德俊没有将该款支付给冉坤，付款的举证责任应由翟德俊举证证明。一审在翟德俊未提供银行支付流水的证据时主观臆断，实属错误。2.被上诉人付的工程款，被上诉人应以支付凭证和各班组，以记本人冉坤对账为证据，以实付多少为准。3.一审认定冉坤和杨金才系合伙人错误。4.一审依翟德春申请将冉坤追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对冉坤与翟德俊签订的施工合同所涉施工内容，在没有征求冉坤是否起诉本案其余被上诉人，将冉坤列为本案原告，属程序违法。5.冉坤与翟德俊签订的施工合同与杨金才的诉请无关。因翟德俊与杨金才签订的施工合同所涉施工内容与冉坤与翟德俊的施工合同所涉施工内容不同。因此，一审法院有意混同，实属错误。6.冉坤与翟德俊签订的施工合同所涉施工内容的工程款，冉坤请求二审法院调解，若调解不成，冉坤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错误，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直接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翟德俊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因本案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请求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石门乡政府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因本案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请求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国营建筑公司答辩称：国营建筑公司虽未上诉，但我方认为一审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且杨金才与冉坤签订的协议无效，且该无效协议不应让国营建筑公司承担责任。 原审原告杨金才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翟德俊、国营建筑公司共同支付原告劳务费1024万元，退还招标费30万元，合计1054万元。并按照105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石门乡政府在工程欠付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事实及理由：2016年5月5日，被告翟德俊向原告收取前期招标费30万元，并向原告出具收条。2016年5月25日，原告与翟德俊签订了《威宁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承包协议》。协议约定单价为以占地每平方1400.00元计算，包工包料。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组织七个施工班组为翟德俊、国营建筑公司承建的“石门女姑村”一、五、七组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原告已完成2007万元的工程，该工程已于2017年2月完工投入使用。被告已经支付918万元给原告的施工班组，被告扣除税款65万元，尚欠原告1024万元未支付。原告冉坤对杨金才的起诉无异议。 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5月5日，翟德俊以收款人“翟俊”向杨金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杨金才女姑村、小寨村前期招标费30万元。2016年5月25日，原告杨金才和被告翟德俊签订了《威宁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承包协议》。协议约定翟德俊将石门乡政府发包给国营建筑公司的案涉工程转包给原告杨金才承做。协议显示包工包料单价以1400.00元每平方（翟德俊认为，该单价并未实际填写）计算。协议签订后，杨金才组织了七个施工班组进行施工，并与每个班组长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其中与袁某1签订单价为705.00元；与王某1签订的单价为660.00元；与邓某签订的单价是500.00元；与母某1签订的单价是705.00元；与尹治强签订的单价是580.00元；与喻永明签订的单价是：主体单价780.00元，粉刷油漆单价58.00元，外架单价15.00元。庭审中有证人母某1陈述，其是杨金才施工班组长，但杨金才到第一次拨付款项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也未安排人来接手。证人本打算不再继续施工，但翟德俊说只要继续施工，完成工程后由翟德俊支付工程款。后证人等继续施工，并与翟德俊按照主任和杨金才签订的合同进行结算，翟德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证人只认翟德俊。证人杨某1陈述，杨金才约王某1做工程，王某1又约证人一起做，进场时，证人要求杨金才签订合同，杨金才说太忙，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联系不上杨金才。后翟德俊让我坚持做下去，工资他会支付给我们。证人赵某1陈述，杨金才的朋友袁小虎让我过来做工程，期间见过杨金才一两面，不知道他是什么职务，工程款是翟德俊支付给我们的。证人陆某陈述，证人是案涉粉墙的带班人，开始时跟杨金才做，一开始是找杨金才结算工程款，后面是找翟德俊结算工程款。证人王某1陈述，我一开始在做新农村工程2016年9月20多号做完工程，杨金才在石门做工程叫我一起过去做完再回去。然后我们谈了单价，大概谈了谈。然后我又约了杨某1一起到石门去做工，我们到的时候杨金才已经在做了，我们来了杨金才说还有11栋房子没有做，让我们来做这剩余的11栋房子，做之前杨金才向我预支过5万元。到2016年春节前大面积已经完成，仅剩边角收尾工程，春节后就是冉坤和我们一起做的收尾工作。冉坤和翟德俊都向我支付过工钱。杨金才一开始是在工地，走的时候已经是2016年元月份了，之后就没有在工地上了。杨金才和冉坤是合伙人。我和杨金才签订的有书面合同。证人袁某1陈述，我又叫袁ＸＸ，据说冉坤和杨金才是合作关系。我是2016年5月20日左右经杨金才加我到石门乡做工程，签订了合同，当时他的人不够，我带了三个班组过来，我带的班组做了村上一组一部分和七组全部。杨金才预付过三次款总共12万，我也代杨金才到翟德俊处领取过24万元。杨金才最初是在工地上的，后来他请了管理人员来管理的。证人赵某陈述，杨金才打电话给我，让我到石门乡来做工，签订了合同，一开始是我自己做的，后来垫不了那么多钱，后来我找母某1一起来做的。我们来的时候是在杨金才手下进行施工的。杨金才一开始是在现场管理的，大概是10月还是11月走的。证人邓某陈述，我们在2016年5月杨金才在这边做工程，张远才介绍我来的，我和杨金才之间签订合同的，我做的是五组。工程款大概是140万元，当时是翟德俊支付，政府还没打款的时候是杨金才支付10万元。 另查明：翟德俊提交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显示，翟德俊与冉坤就案涉工程的加层、外墙装饰、曾外墙装饰及指尖盖瓦项目签订了合同，合同单价为900.00元每平方米。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但在庭审中，翟德俊、冉坤包括杨金才均承认合同实际签订日期是2018年。翟德俊提交的《证明》显示：2018年4月20日，杨金才合伙人冉坤收到翟德俊退还杨金才的30万元保证金。 同时查明：国营建筑公司向石门乡政府承包的价格即案涉工程的中标价为：加层每平方1119.90元、栏杆每米179.90元、一层装饰每平方179.90元、门窗每平米219.90元，楼梯每平米1119.9元二层装饰以及指尖盖瓦每平米449.90元。双方于2016年10月18日签订《合同协议书》。涉案工程已经投入使用。 2017年8月30日，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三方决算，工程总价款为20077752.67元，其中，加层：工程量14380.1㎡，单价1119.90元，总价16104307.59元；二层栏杆：工程量1730.48；一层外墙装饰：工程量17598.5㎡，单价179.90元，总价3165977.35元；门窗：工程量2265.15㎡，单价219.90元，总价496127.39元；楼梯及二层外墙装饰、提尖盖瓦结算价款为零。 一审认为：被告翟德俊认为原告和冉坤之间是合伙关系，与杨金才签订合同的王某1、袁某1等班组也在庭审中作证认为二者是合伙关系。同时，在庭审中，杨金才及冉坤自始至终对合伙一事并未明确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之规定，虽然杨金才与冉坤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结合本案庭审实际情况及证人证言内容，杨金才与冉坤之间存在口头上的合伙关系。至于冉坤认为工程的主体部分由杨金才完成，之后的门窗、罗马柱等部分是其单独完成等陈述，此仅属于两人之间合伙内部的事务分工范畴，不影响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这一事实。杨金才与冉坤属于合伙关系，则杨金才主张的由案涉工程产生的相应权利，应由杨金才及冉坤共同享有，相应义务，也应由二人共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杨金才与冉坤应当是共同诉讼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冉坤开始是经被告翟德俊的申请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但审理后审查认为其诉讼主体地位应当为共同原告，且冉坤也未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放弃其实体上的权利，故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确认冉坤作为原告的主体地位。冉坤虽然在庭审过程中是作为被告，但其参与庭审过程，庭审过程中身份不是“原告”，不改变一审之前审理查明的事实，不影响对案件的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故为节约司法成本，不必再将冉坤列为“原告”再另行组织开庭。 杨金才与翟德俊签订《威宁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承包协议》后，杨金才与七个施工班组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并组织七个班组进场，在工程履行过程中，杨金才组织的施工班组也积极履行施工义务，实际上，发包人石门乡政府发包的工程也基本是各施工班组完成。同时，袁某1等班组也认可杨金才支付了部分款项，而杨金才没在现场进行管理后，其合伙人冉坤仍然在组织施工，直至工程全部完成。因此，应当依法认定杨金才及冉坤为实际施工人，二人具有就案涉工程主张相应款项的权利。 本案涉案工程，存在杨金才与翟德俊之间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威宁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承包协议》及冉坤与翟德俊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两个合同。合同单价分别为1400.00元每平方米和900.00元每平方米，应当采信后合同900.00元每平方米的单价。理由如下：1.冉坤与翟德俊签订的合同日期虽然是2016年4月20日。但冉坤是在杨金才离开后才来接替杨金才继续进行施工的，且本案审理过程中，冉坤及翟德俊均认可该合同实际签订日期是在合同上载明的签订日期之后，合同属于补签。故冉坤与翟德俊之间合同应当是在杨金才与翟德俊合同之后签订。而之后的单价属于变更内容，应当以之后的内容为准；2.根据前一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原告杨金才也在庭审中陈述合同“1400.00元每平方”的单价内容是其自己书写，内容上的手印也是杨金才自己的手印，被告翟德俊对此单价不予认可，而根据该单价，结合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三方决算的工程量，原告算出的工程总价款为20135332.00元，比按照国营建筑公司向石门乡政府承包的价格（即中标价）决算出来的工程总价款20077752.67元还高，明显不符合常理；3.因冉坤与杨金才属于合伙关系，故冉坤所签订的后合同效力及于杨金才。 根据原告杨金才自己的主张，其工程量是以14382.38平方米计算，但该数据与2017年8月30日，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三方决算的加层部分工程量14380.1㎡不符。本案中，加层部分，也就是主体部分工程，该部分工程的工程量应当按照三方决算的量为准。则工程款应当计算为14380.1㎡×900.00元/㎡=12942090.00元，杨金才在起诉时自认已经收到的工程款为9180000.00元，应扣税款为650000.00元，而对此事实，被告翟德俊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均未明确提出异议。故原告应得工程款为：12942090.00元-9180000.00元-650000.00元=3112090.00元。现案涉工程已经完工，且工程量及工程款已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早在2017年就进行了决算。且大都已经交付相关农户，决算至今已近3年，没有人提出质量异议，故案涉工程应视为验收合格。原告要求支付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关于工程款由谁支付的问题，与杨金才及冉坤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是被告翟德俊。因此，被告翟德俊应当承担工程款给付责任。另根据本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情况来看，杨金才与翟德俊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且翟德俊向杨金才收取300000.00元的时间为2016年5月5日，翟德俊出具给杨金才的收据上明确注明是案涉工程的前期招投标费用，而国营建筑公司与石门乡政府之间签订正式合同时间是2016年10月18日。且合同签订后，国营建筑公司实际也并未履行合同义务，结合上述事实，工程实际应当是翟德俊承包，而国营建筑公司是借用资质给翟德俊。故虽然国营建筑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因其借用资质给翟德俊，应当与翟德俊一起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而关于石门乡政府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石门乡政府是本案工程的发包人，在庭审过程中，根据杨金才提供的证据，无法查明石门乡政府是否尚有明确的工程款没有支付给国营建筑公司及翟德俊，故原告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欠付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而2017年8月30日，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三方对工程款进行了决算，原告自愿主张以起诉之日计算利息，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利息计付标准应当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但因2019年8月20日之后，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同期贷款利率，而授权城市银行拆借中心公布市场贷款报价率，故原告主张的利率按照城市银行拆借中心公布市场贷款报价率执行。 关于300000.00元的保证金的问题，根据被告翟德俊提交的《证明》明确载明，翟德俊已经将该款退还杨金才合伙人冉坤，冉坤也在证明上收款人栏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冉坤虽在庭审中认为没有收到该300000.00元保证金，但又在证明上签字确认已收到该300000.00元，不符合常理。且冉坤仅有自己陈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佐证其观点，无法推翻其在出具的证明上承认收到的行为，冉坤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对原告由被告返还保证金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由被告翟德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营建筑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杨金才及冉坤工程款合计人民币3112090.00元。并承担自2019年10月17日至上述款项履行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利率按照城市银行拆借中心公布市场贷款报价率执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求。案件受理费42520.00元，由被告翟德俊承担1190.00元，原告承担41330.00元。 二审中，石门乡政府提交如下证据：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6】16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拨付石门乡“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款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6】27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拨付石门乡“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邀请招标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6】34号、63）《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7】89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四在农家·美丽乡村”贵州民居建设补助标准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6】69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一事一议项目资金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6】64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帮助解决农村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资金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行审【2016】32号）《关于威宁县立项的批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投【2015】62号）《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二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投【2015】63号）《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十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投【2015】64号）《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六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投【2015】65号）《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八组、九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投【2015】66号）《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三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威发改投【2015】67号）《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四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威宁县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的情况说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委员会办公会议纪要（【2016】2号、3号、6号、27号、55号、56号、57号、58号、【2017】10号、53号、90号）《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委员会办公会议纪要（【2016】10号、16号、22号）《党委办公会议纪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委员会会议纪要（石财专纪【2016】3号）18】157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复石门乡××在农家·××乡村建设项目团结村××组村庄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委员会会议纪要（石财专纪【2016】3号）《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委员会会议纪要（石财专纪【2016】9号、18号、22号、27号）《会议纪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委员会会议纪要（石党纪【2019】12号）《党委会议纪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7】85号）《石门乡“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自查验收报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7】86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石门乡“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贵州民居工程进行验收的请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民政府文件（石府呈【2018】158号）《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石门乡××在农家·××乡村建设项目团结村××组村庄整治工程用地预审的报告》，用以证明案涉工程的来源情况、下拨资金情况及工程验收情况。 经质证，上诉人杨金才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了石门乡政府、威宁县政府应当对本案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上诉人冉坤的质证意见以杨金才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准；被上诉人翟德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国营建筑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在本案中无异议。 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对石门乡政府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石门乡政府与国营建筑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签订的施工合同的性质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根据石门乡政府二审提供的《关于威宁县石门乡女姑村“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拨付石门乡“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款的请示》《石门乡人民政府关于石门乡“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贵州民居工程进行验收的请示》等文件表明，本案涉及的贵州民居改造工程是威宁县人民政府为了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的行政管理目标，由政府组织实施、投资建设的农村民居美化项目，在威宁县人民政府的主导和组织下开展的。本案合同当事人石门乡政府与国营建筑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签订的施工合同的目的不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定义将自身工程交由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其支付价款。而是通过签订施工合同实现威宁县政府关于“四在农家·美丽乡村”贵州民居改造工程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本案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政府、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争议，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的规定，应裁定驳回一审原告杨金才、冉坤的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6民初676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一审原告）杨金才、冉坤的起诉。 一审原告杨金才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2520.00元，上诉人杨金才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5040.00元，上诉人冉坤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杨金才、冉坤自行至人民法院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可 审判员  张晶 审判员  唐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