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0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强，男,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益林，河北中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河北中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高台，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润，河北一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辉，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宏龙，河北唐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强因与被上诉人刘高台、刘永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7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建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益林、张宁，被上诉人刘高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润，被上诉人刘永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宏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建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高台、刘永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存在和内容，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通过证人赵某证言、《唐县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影印件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转让协议真实存在及内容。《唐县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证实了此前存在一份转让协议，没有转让协议，不存在补充协议，2018年12月20日《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备注条款载明，以本协议为准，其它作废，能够证实该协议为2018年7月21日协议的变更。证人赵某证实经其介绍，刘建强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了转让协议，2018年7月21日接受刘建强委托，重新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不变。其证言不存在排除有效性的情况，刘高台、刘永辉也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其证言不真实，依据法律规定，应属有效证言，依法应予采纳。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影印件来源于刘建强在2018年10月10日、10月13日通过微信向于益林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时拍照保存下来的，当时12月20日转让协议尚未签订，诉讼尚未产生，故该影印件来源存在真实的合理性，且与赵某证言、刘建强转账支付、补充协议具有一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法院对补充提交的证据未经开庭质证，私自排除证据效力，违背了基本裁判规则及诉讼程序规则，程序违法。刘建强提交了转账记录，可以佐证7月21日《转让协议》的存在，证实了刘建强支付刘高台、刘永辉178万元。2.刘建强有足够证据证明2018年7月21日及2018年12月20日《转让协议》因涉嫌违法转让土地，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而导致无效。刘高台、刘永辉出卖的标的物包括秦王村沟门西洼的尾矿库山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刘高台、刘永辉转让土地的行为违反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刘建强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3.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2月20日《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的定性错误且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虚假协议”的词汇及描述、规定，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且无证据支持。4.刘建强有足够证据证明“在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过程中，欺骗原告。”从证据来看，刘建强提供了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2019年6月11日河北省非税收入缴款书及保定环境保护局转办函、保定市重点工作大督查第十三（驻唐县）督察组举报线索交办函、唐县重点工作大督查办公室对水利局交办函、唐县川里镇秦王沟沙厂举报信及照片、唐县川里镇政府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刘高台、刘永辉所转让的选矿厂在转让前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散乱污企业。从经营资质来看，选矿厂作为特殊企业的生产运营需要多个行政机构的审批及多个资格，生产经营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仅为企业经营的部分行为许可，而非全部。从时间来看，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协议，保定环境局此后接到举报选矿厂的电话，保定市重点工作大督查第十三（驻唐县）督查组根据举报前往实地进行查看，发现举报内容属实，结合赵某证言，足以证明买下厂子后只是试生产了几天。通过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刘高台、刘永辉在签订选矿厂协议过程中，存在主观恶意，欺骗刘建强。二、一审程序错误。法院不应以刘建强提供的证据为选矿厂转让协议微信照片影印件为由，不组织当事人质证。影印件的法律效力与法院是否组织质证无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法律逻辑错误，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形下，不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 刘高台辩称，1.刘建强和刘高台是合伙关系，非转让关系，且有证人赵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并未欺骗刘建强，2018年12月20日协议是虚假协议，如像刘建强所说是受欺骗签订协议无法经营的话，刘建强就不会多次让赵某找刘高台、刘永辉签订2018年12月20日的虚假协议，刘建强诉称前后矛盾；2.刘建强曾两次到唐县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至第二次庭审结束，刘建强均未提及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的影印件，而是庭审结束后提交，其已超越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程序并不违法。综上，恳请贵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建强承担。 刘永辉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刘建强在一审开庭时并未提交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不能证明该协议真实存在及该协议中当事人、内容等事实。事实是刘建强与刘高台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合伙办厂协议》，刘永辉等人的合伙股份转让给刘建强，刘建强支付178万元，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刘建强所谓的合同变更。2018年12月20日《转让协议》是一份虚假协议，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履行，只是刘建强为了规避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董事会批准，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签署任何投资协议。2.刘永辉没有欺骗刘建强。刘永辉转让股份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告知了刘建强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合同已经履行终止。刘建强经营期间，超越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没有继续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应当承担相应的经营后果和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刘建强上诉。 刘建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建强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的选矿厂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刘高台、刘永辉给付刘建强协议转让款人民币178万元；3.依法判令刘高台、刘永辉给付迟延付款的利息（从2018年7月26日开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依法判令刘高台、刘永辉由于转让协议无效，造成转让协议违约的违约金（按178万元的百分之三十计算）；5.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刘高台、刘永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县鑫成选矿厂于2014年10月17日注册成立，位于唐县，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刘高台，经营范围为铁精粉加工销售。经营者刘高台称，该厂由其和刘永辉等人合伙经营。2018年1月9日，保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该厂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冀）ＦＭ安许证字（2018）保850001号，许可范围为尾矿库运行。2018年7月21日，刘建强、刘高台、刘永辉签订《唐县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甲方为刘高台、刘永辉，乙方为刘高台、刘建强。协议内容为：2018年7月21日12时之后，所有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债权债务、合同协议，必须有单位公章和刘建强本人签字生效，债权债务才能予以确认。当日，刘建强通过银行转账向刘永辉支付100万元，并实际控制该厂。自该日起，刘建强委托赵某负责选矿厂管理生产，支出票据由刘建强签字报销。2018年7月26日，刘建强又分两笔向刘永辉转账支付共计78万元。2018年12月20日，刘高台、刘永辉以出卖人（甲方）身份，赵某以买受人（乙方）身份，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鑫成选矿厂工厂及厂内设备生产机器连同附属物件、秦王村沟门西洼的尾矿库山坡，议价人民币200万元全部出卖给乙方。赵某称，该协议是受刘建强委托签订的，实际买受人为刘建强。2018年12月20日后，赵某离开选矿厂，刘建强委托他人继续负责管理该厂。2019年5月2日，刘高台因涉嫌非法采矿被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6月6日被取保候审，目前尚无司法结论。期间，选矿厂机器设备被刘建强委托的管理人员出售。刘建强提供的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显示：2019年6月17日，付款人为川里镇秦王村刘高台，执收单位为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注非法采矿，违法所得及罚款，金额为53508元。2019年6月20日，经刘高台申请，登记机关对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准予注销登记。2019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刘建强诉刘永辉合同纠纷一案，刘建强请求法院依法解除转让协议、返还其178万元并支付利息，事实及理由为2018年7月双方曾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2019年12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627民初211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准许刘建强撤诉。 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强的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的选矿厂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刘高台、刘永辉给付协议转让款178万元。那么涉案转让协议的存在及内容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刘建强在庭审中补充称，其与刘高台、刘永辉于2018年7月21日签署的第一份选矿厂转让协议，随后于2018年12月20日由赵某接受刘建强的委托重新签署的变更选矿厂转让协议。但刘建强并不能提供出所主张的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而2018年12月20日转让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其签署的目的是规避对刘建强的不利情形，因此，该协议是一份虚假协议。仅凭赵某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刘建强与刘高台、刘永辉在2018年7月21日签署过一份内容相同、买方（乙方）为刘建强的协议。同样，刘高台提供的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合伙办厂协议书，因无原件、且刘建强不认可，亦不能证明该协议的存在。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仅为刘建强通过支付刘永辉178万元，自2018年7月21日起，对鑫成选矿厂完成了实际控制和管理。上述实际实施的交易行为，并没有证据证明具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赵某证明，当时刘建强对选矿厂尚未取得排污许可是知情的。而职权部门对选矿厂的监管、处罚，也是发生在刘建强实际控制该厂生产期间。综上，本案实际交易行为是在刘建强对涉案选矿厂经营资质和状况明知的情况下实施的，且已履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建强主张基于履行的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存在及内容。刘建强主张的“在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过程中，欺骗原告”，没有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建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10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建强提交了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影印件及2018年10月13日微信截屏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7月21日刘建强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的选矿厂转让协议真实存在，且内容具体准确，刘高台、刘永辉所提交的补充协议是对该转让协议的补充。刘高台质证意见为影印件非原件，不予认可，且不是刘建强手机，非原始载体，一审开庭时并未出示该影印件，不能证实该影印件发送人，不属于新证据。刘永辉质证意见为无法考证刘建强给于益林手机发的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对该证据不认可。因刘建强提交的转让协议为影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2018年10月13日微信截屏为打印件，刘建强未提交保存该微信记录的原始载体，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所发送的转让协议为原件，故对刘建强所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12月20日，刘高台、刘永辉作为出卖人（甲方），赵某受刘建强委托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了《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鑫成选矿厂工厂及厂内设备生产机器连同附属物件、秦王村沟门西洼的尾矿库山坡，全部出卖给乙方，厂房连同附属物件全部议价为人民币200万元，任何一方有违背本契约所列各条件之一者即作违约论，他方有权解除契约，乙方违约，愿将已付款项，任由甲方没收充作违约金赔偿，若系甲方违约，应双倍返还所收的款项于乙方，以赔偿乙方。 本院认为，刘建强主张一审法院未组织对其提交的转让协议微信照片影印件进行质证，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刘建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出示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影印件，一审法院无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二审中本院已组织各方当事人就刘建强所提交的转让协议影印件进行了质证，保障了刘建强的诉讼权利，故对其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因刘建强所提交的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为影印件、2018年10月13日微信截屏为打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证实其与刘高台、刘永辉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过该转让协议及其内容，故对其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建强虽主张刘高台、刘永辉转让土地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2018年12月20日《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无效，但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刘建强虽主张刘高台、刘永辉存在欺骗行为，但其所提交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对其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因刘建强关于要求刘高台、刘永辉给付协议转让款178万元，并支付迟延付款利息、违约金的主张，均基于合同无效的基础之上，因其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上述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建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20元，由上诉人刘建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琦 审 判 员  孟庆池 审 判 员  祁 峰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董淑芳 书 记 员  张炎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