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85148号原告：上海岚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法定代表人：王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住所地湖北省>法定代表人：文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艺，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永金精密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住所地湖北省>法定代表人：占焕军，总经理。原告上海岚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岚枫保理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武汉凌达公司)、湖北永金精密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湖北永金公司)保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岚枫保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曹艺、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岚枫保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人民币3,282,534.73元；2.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向原告支付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市场报价利率为准，以本金3,282,534.73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对第一项诉请中的1,927,956.27元(即保理融资本金余额)承担回购担保责任；4.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湖北永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于2017年9月7日签订《标准商业保理合同(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2017-LFFC-GZ-0016-FR]，约定原告向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提供有追索权商业保理融资服务，保理融资额度为循环额度，金额不超过6,000,000元。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于2017年9月7日向原告申请两笔保理融资，其中一笔(编号2017-LFFC-GZ-001601)应收账款总额为3,291,418.95元，融资折扣率为80%，融资本金为2,600,000元，到期日为2017年10月16号；另一笔(编号2017-LFFC-GZ-001602)应收账款总额为3,303,159.51元，融资折扣率为80%，融资本金为2,640,000元，到期日为2017年11月13日。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原告于2017年9月7日共同向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书面送达“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明确将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所持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承诺按照“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载明的日期支付至原告指定账户；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对被告湖北永金公司转让对应应收账款金额及到期付款期限无异议，并盖章确认。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支付了上述保理融资本金(合计524万元)；原告亦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中登网)完成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公示。现该两笔应收账款均已到期，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仅付款3,312,043.73元，未按照“应收帐款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全部付款义务，经原告多次催讨尚欠应收账款3,282,534.73元仍未支付；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也未履行保理融资本金余额为1,927,956.27元(保理融资本金总额5,240,000元－原告已收到的应收账款3,312,043.73元)的连带还款(回购)责任。故原告诉至本院。被告武汉凌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原告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在2017年9月7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无关，且原告未核实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在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处是否有应收账款，具有明显过失。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在2017年经营出现困难，数家法院已冻结其在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处的款项。2.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签订的所谓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涉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且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已明确承认公章系私刻。3.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作为国资控股公司，对公章的使用极其严格，非经法定代表人使用或特别授权人使用外，任何人均无权使用公章。原告未经审查盖章人是否取得合法授权，认定所盖公章是合法有效的，具有明显过错。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4.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间的债权债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由其双方解决，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无关。2018年原告曾就本案起诉，后因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达成还款意向，原告后撤诉。5.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有故意串通，损害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行为，应当由原告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保留追究原告相关责任的权利。被告湖北永金公司辩称：其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借款合同关系，私刻公章是其公司所为，原告方的工作人员默许这样操作；其公司开具的发票是真实的，其公司亦认可所欠本金180万元，对于利息不认可，其公司也在积极想办法归还所欠款项。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7日，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卖方)签订《标准商业保理合同(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2017-LFFC-GZ-0016-FR]，以下简称《保理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提供公开型有追索权的商业保理融资服务，保理融资额度为循环额度，额度金额为6,000,000元，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买方)的应收债权转让给原告。《保理合同》第2.5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方式为以下第[2]种：…(2)比例预付方式，融资比例不超过[80%]，[3]个月内，利息按天以年化率[8%](按360天计算)收取；[3]个月以上，利息按天以年化利率[10%](按360天计算)收取，服务费金额及支付方式按附件[二]《保理商审核意见格式书》约定执行。融资期限自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价款支付日至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如有催账期，则至催账期限届满日)。《保理合同》第2.8条约定：若发生买方未按照约定在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保理商有权径行使用卖方已交纳的保证金代买方向保理商履行还款义务，无需卖方另行授权且不以单笔项目保证金金额为限。同时卖方应在1个工作日内补足此差额，使风险保证金数额始终达到约定数额，否则每日应按风险保证金数额的[0.1%]支付违约金。《保理合同》第8.1条约定：以下任一事件构成本合同项下的回购事件：…(2)任何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买方未足额支付应收账款，且卖方缴纳的风险保证金不能足额偿还的，经保理商自行或要求卖方在催账期内(如有)向买方催收后，买方仍未在催账期届满日(如有)前一日足额付款…《保理合同》第8.2条约定：一旦发生任何回购事件，保理商将向卖方发出应收账款回购通知书(适用于有追索权保理)，卖方承诺无条件回购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承担全部的保理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具体回购款项以《应收账款债权回购通知书》载明的金额为准，卖方放弃任何抗辩和异议。故卖方应当：(1)按照保理商的要求，于保理商指定的日期回购保理商已受让的所有应收账款债权；(2)已支付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价款的，卖方应立即并不迟于保理商要求的时间偿还所有剩余保理融资本金，比例预付方式的保理融资应同时支付所有剩余利息、服务费、违约金等款项。《保理合同》第9.5条约定：卖方违约时，应当承担保理商为此而支付的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理合同》第12.1条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合同项下的争议向保理商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争议期间，各方仍应继续履行未涉争议的条款。上述《保理合同》附件1、附件2是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之间来往的文件即《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保理融资申请书》(编号：2017-LFFC-GZ-001601，签订日期：2017年9月7日)及《保理商审核意见书》(编号：2017-LFFC-GZ-001601)，约定：《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基础交易合同为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WHLD-CG479-1612-120030的年度购销合同，合同总价为3,291,418.95元，应收账款金额为三笔：1,118,400元、1,085,239元、1,127,532.51元，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三笔应收账款到期日均为2017年10月16日。保理融资本金金额2,600,000元，融资年利率8%，风险保证金金额130,000元。上述《保理合同》的另一附件1、附件2是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之间来往的文件即《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保理融资申请书》(编号：2017-LFFC-GZ-001602，签订日期：2017年9月7日)及《保理商审核意见书》(编号：2017-LFFC-GZ-001602)，约定：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基础交易合同为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WHLD-CG479-1612-120030的年度购销合同，合同总价为3,303,159.51元，应收账款金额为三笔：1,130,158.31元、1,166,219.69元、1,006,781.51元，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三笔应收账款到期日均为2017年11月13日。保理融资本金金额2,640,000元，融资年利率8%，风险保证金金额132,000元。《保理合同》签订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向原告提供了《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WHLD-CG479-1612-120030)、应收账款债权清单列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6张(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总金额共计6,594,578.46元)、《送货检验单》。2017年9月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支付保理款项共计5,240,000元；同日，原告就上述应收账款转让事宜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登记。截至庭审之日，原告已收到应收账款3,312,043.73元,尚有应收账款3,282,534.73元未得到受偿。庭审中，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均确认，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依据《保理合同》的约定向原告交纳保证金共计262,000元。审理中，原告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湖北永金公司就下列事实存在争议即本案系争纠纷是保理合同纠纷还是借款合同纠纷，以及如果系保理合同纠纷，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原告为证明本案系争纠纷是保理合同纠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9月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合同编号：2017-LEFC-GZ-0016-FR)，证明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达成600万元融资额度的有追索权商业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依法受让保理合同约定的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2.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保理融资申请书、保理商审核意见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两份(合同编号：2017-LEFC-GZ-001601和2017-LEFC-GZ-001602)以及原告524万元保理款支付凭证一份，证明原告依法受让了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两笔应收账款债权，分别为3,291,418.95元和3,303,159.51元，合计6,594,578.46元，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应当对原告承担本案付款义务；3.一组照片、2014/2015年供货保证协议一份以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工商内档一份，证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确权事实以及应当对原告承担本案付款义务。一组照片是当时盖章的照片，是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工作人员盖章。2014/2015年供货保证协议是证明原告的债权有协议为证，上面所盖公章与买方确认意见中加盖的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印章是一致的，也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工商内档中的印章一致；4.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公示，证明原告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行了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登记；5.尽调材料(包括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年度供货协议及购销合同、银行账户、风控出差记录、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出具的发票以及发票在税务总局的查验记录)，证明原告对涉案保理业务进行了尽调的事实和经过，已尽善意第三人的审查义务；6.送货检验单，证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已向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供应了相关货物；7.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调取的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系统资料，证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账户同应收账款通知书的指定账户一致，两被告对债权转让明知；8.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员工邓云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占焕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两被告对涉案保理业务明知。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提出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签订协议时，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在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处没有应收账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买方确认意见中加盖的公章系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私刻，不是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正常使用的公章；对证据3中的照片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判断盖章的人是谁及盖章的人是否取得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授权；认为证据3的2014/2015年供货保证协议不能指向2017年的应收账款，反而证明原告在审查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面填写的表格，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无关；对证据5中的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营业执照、章程、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验资报告的关联性有异议，验资报告的截至日期是2016年8月15日，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合同签订日期是2017年9月7日，因此验资报告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中的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信用报告有效期是在2017年5月，故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中的不动产产权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中的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上面写明报告日期是2015年1月28日，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中的2017年6月末的资产负债表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面写明截止日期是在2016年12月31日，故2015-2017年的资产负债表都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中的供货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关联；对证据5中的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核实；对证据5中的银行账户流水，与本案无关联；认为证据5中的出差记录与本案无关，也可能是旅游所用；对证据5中的两组发票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没有对发票的最后使用进行审核，并且开具了发票并不能一定证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间存在应收账款债权，反而发票一般是在支付了相应货物款项后开具的；对证据5中的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查验平台真伪核查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平台的真伪记录是查询不到的，而且发票对应的税额并未在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抵扣，所以发票是有问题；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在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业务往来中使用的正常经营账号，不能据此推断出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知道本涉案案保理业务的存在，且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截屏无法反映日期以及账号对应人员的具体信息，内容也与本案无关。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无关；对证据3中的照片有异议，拍到的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员工郑贤英，照片系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工作人员巧遇郑贤英后打招呼时原告业务员偷拍，盖章的照片是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提供给原告的；对证据3中的2014/2015年供货保证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2017年的应收账款；对证据3中的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内档资料不清楚；对证据4、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7中显示的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正常经营账户，不能证明与涉案保理业务相关；证据8只能表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具有还款的意愿，不能证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与涉案保理业务相关。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为证明本案系争纠纷不是保理合同纠纷，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承诺书，证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承认私刻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公章，并承诺一切法律后果由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承担；2.联系函，证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发函告知原告合同中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公章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原告核查；3.发票，证明在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向原告转让应收账款之时，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尚有款项要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结算；4.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由于经营困难，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存在多起诉讼，至今也没有可协助的款项；5.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涉案《保理合同》中涉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印章是虚假的，该合同内容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6.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之间的往来账务明细，证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之间存在相互的债权债务关系，截至2017年8月底，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尚欠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应收账款167,434.97元，截至2017年9月底，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欠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应收账款4,033,700.39元，截至2017年11月7日，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欠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应收账款2,780,605.84元。原告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私刻公章是不真实的，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称现在所用的公章和原来的公章不一样，但是原来的公章也是存在的，承诺书的时间是在转让的应收债权到期后，原告向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催款，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向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出具的，不能对抗原告；对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发了催款函给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向原告出具的，从承诺书和联系函的时间来看，联系函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讲的是1月12日收到催款函，但承诺书的时间早于联系函，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承诺私刻公章，从时间来看，不能排除两被告有串通的嫌疑；证据3、4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鉴定结论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报告中反映的是《保理合同》中涉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印章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在工商备案中的印章不是同一枚，但不能证明《保理合同》印章就是假的；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为证明本案系争纠纷系借款合同纠纷而不是保理合同纠纷，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联络函两份，证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向原告还款，涉案纠纷系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之间的争议，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无关；2.关于对案外人湖北中晶航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的备忘纪要，证明在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无能力经营情形下，政府对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其他公司重组，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原告对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保理业务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相关，被告武汉凌达公司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对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有积极偿还原告欠款的意愿。经审查原告、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湖北永金公司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原、被告各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中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保理融资申请书、保理商审核意见书、证据3中的供货保证协议、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内档材料、证据4、证据5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予以确认，虽然该证据没有原件，但结合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供货协议、年度购销合同等证据，本院认可该证据的三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买方确认意见书的三性不予确认，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不能证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就涉案应收账款转让通知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且买方确认意见书中的印章已被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留在工商备案中的印章印文不一致，在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已经不再使用该印章的情形下，使用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留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印章印文作为鉴定样本具有可操作性，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就本案应收账款转让事宜已通知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中照片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无法判断该组照片的来源；对证据7、8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证据的来源。对被告武汉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2、5、6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被证据1的真实性、证据3、4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1系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承诺，鉴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本院无法判断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证据3、4均不能证明在签订《保理合同》时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应收账款债权关系。对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1系被告湖北永金公司自行向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出具的材料，无法判断真实性、合法性；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7-LFFC-GZ-0016-FR]的《标准商业保理合同(有追索权保理)》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签订保理合同过程中，审查了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开具的发票、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相对应的送货单，原告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涉案保理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在签订《标准商业保理合同(有追索权保理)》后就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了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且在原告第一次起诉(2018年1月11日)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时，被告湖北永金公司与被告武汉凌达公司之间用于申请保理的应收账款部分已结清，故原告主张被告武汉凌达公司应向原告偿还应收账款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根据《标准商业保理合同(有追索权保理)》第8条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湖北永金公司承担回购责任，回购金额应为《应收账款债权回购通知书》中载明的金额为准。庭审中，原告确认回购金额为保理融资本金余额1,927,956.27元=保理融资总金额5,240,000元-原告已受偿的金额3,312,043.73元，同时，被告湖北永金公司已向原告预交了保证金262,000元，故本院认为回购款应为保理融资本金余额1,927,956.27元-262,000元=1,665,956.2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永金精密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岚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回购款1,665,956.27元；二、驳回原告上海岚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60元，由原告上海岚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负担13,266元、被告湖北永金精密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9,794元。鉴定费29,563.50元，由原告上海岚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负担11,863元，由被告湖北永金精密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700.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长  周虹艳审判员  贾 丹审判员  余甬帆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董晓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