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61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321700059Q。 法定代表人：周韶宁，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杰。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信用代码：913101107927921135。 法定代表人：陈彦甫。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彦甫，男，198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海涛，男，198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韩雷，女，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上诉人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远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舍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信远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舍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关于信远公司以案涉车辆设定抵押的问题。为保障出租人租金债权将来的顺利实现，并为限制承租人对租赁车辆的处分，出租人与承租人协商一致为租赁车辆设立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在融资租赁司法实践中属常态，亦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所认可。（二）关于案涉合同项下是否进行了实际的融物，一审判决仅以信远公司开具销售发票配合大舍公司办理案涉车辆的过户为由而认定不具备融物功能，存在错误。涉案车辆均系总质量为4500千克以上的货运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4条规定，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以上普通货运车辆从事货运经营的，必须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信远公司作为融资租赁公司并不具备从事营运运输的资格，但大舍公司具备，其租赁车辆亦系为进行营运运输。因从事营运的车辆营运证必须登记在具备道路运输资格的经营公司名下，且须保持一致，故信远公司配合大舍公司办理车辆的过户，该行为仅系为保障车辆能够实际营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信远公司按照大舍公司的指示购买了案涉车辆，并支付了对应价款，履行了融资义务。其次，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3.4条、3.5条约定，租赁物的所有权在信远公司支付租赁物协议价款的同时转移给信远公司。即在租赁期限内，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始终属于信远公司。为简化交易，车辆经销商向承租人即大舍公司交付了车辆，大舍公司再向信远公司出卖车辆并回租，此时的货物交付是拟制交付。对于此时的所有权人，因法律并未规定融资租赁中的权属变更必须办理变更登记，而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已对车辆所有权人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应为信远公司。机动车辆登记仅是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手段，不产生物权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以登记为标志。”公安部及最高院的复函即《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表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表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因此，不应将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作为确定车辆所有权转移的依据，且大舍公司向信远公司出具了《交付验收单》确认收到租赁车辆，足以说明信远公司己完成《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交付租赁车辆的义务，故案涉法律关系结合了融资和融物的双重特征，应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三、一审判决结果与二审法院生效判决就相类似法律事实认定的法律关系完全相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信远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大舍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均未作答辩。 信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大舍公司支付剩余租金332060.16元；2.大舍公司支付信远公司违约金51801.36元（按照日利率0.05%，自2019年7月20日暂计算至2020年5月26日，请求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陈彦甫、刘海涛、韩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大舍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7日，信远公司（出租人、买受人）与大舍公司（承租人、出卖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合同编号：RZZLF201804002）及《买卖合同（车辆回租）》（合同编号：CLMMF201804002）各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申请向承租人购买本合同记载的租赁物件，并回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使用该租赁物件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在出租人支付租赁物件协议价款的同时转移给出租人，并且该所有权转移视为承租人在租赁物件现有状态下向出租人交货。承租人因自身营运需求，为方便使用租赁物件，向出租人要求将车辆在车辆管理行政机关登记在承租人名下，但双方已明确确认所有相关车辆的所有权依法并按本合同及所有权转让证明约定转移至出租人，租赁期满依约再由出租人转移给承租人。在租赁物件所有权根据本合同约定转移到承租人之前，出租人对租赁物件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如承租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到期应付租金及其他款项，延迟期间就迟付部分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延迟付款的违约金，违约金按每天超过一天为延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延迟超过10天，违约金支付比例为每天百分之五；租赁物件留购价款为1元，承租人于最后一期租金日支付给出租人。出租人同意在租赁期满，并且承租人全部履行完毕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包括全部租金（包括出租人已支付的任何增值税等税费）和出现本合同约定情况（如有时）增加的增值税等税款、利息和违约金等付清及向出租人支付租赁物件留置价款后，租赁物件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租赁成本为587840元，租赁期间为24个月，租金支付日为每月20日，每期租金为27671.68元，租金总额为664120.32元。承租人违反本合同项下其应承担的任何责任及义务，出租人有权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加速到期，要求承租人或连带保证人立即付清本合同项下全部到期和未到期应付未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并偿付相应的违约金；解除本合同；取回并处置租赁物件等等。《买卖合同（车辆回租）》约定：为融资租赁目的，出卖人自愿将其自有车辆出售给买受人，并从买受人处回租使用。车辆为SX4250XC3牵引车2辆（车架号分别为：LZGJL4W31JX029884、LZGJL4W3XJX029883），每辆价格为293920元，总计587840元。买受人将购车价款支付至出卖人指定账户。陈彦甫、刘海涛、韩雷作为保证人与信远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大舍公司履行案涉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担保范围包括租金、逾期利息、赔偿金、违约金以及其他应付费用等。2018年5月21日，信远公司向销售厂家支付购车款587840元。销售厂家将案涉车辆直接交付给大舍公司。信远公司陈述案涉车辆登记在大舍公司名下。大舍公司自2018年7月起按约支付十二期租金合计332060.16元，第十三期及之后的租金未支付，信远公司遂提起一审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信远公司与大舍公司之间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就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言，融资租赁车辆的产权人应该为出租方信远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后，涉案车辆应变更登记至信远公司名下，但涉案车辆仍登记在大舍公司名下，信远公司在明知车辆物权公示的对抗效力的情况下，信远公司依然为之，足以说明，信远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伊始，其在意的只是融资功能，并不在意融物本身权属。大舍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也是如此，还本付息为其真实意思，并无实际出售涉案车辆后续变更登记行为。综上所述，该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名义上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实际上为借款合同关系，涉及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应该归于无效。信远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决合同是否有效，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将带来不同的裁判结果。故一审法院基于信远公司坚持案涉合同有效为前提主张权利的情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信远公司可依据合同无效为基础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信远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142元，由信远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大舍公司除支付自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的十二期租金总计332060.16元外，还支付了该十二期租金支付过程中因迟延履行而产生的违约金500.8元。自此之后，大舍公司再未支付款项。信远公司提起一审诉讼后，一审判决向大舍公司寄送的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于2019年12月2日被签收。 本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案中，信远公司在与大舍公司、上海华英陕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代付购车款协议书》后，依据大舍公司的指示将购车款项支付至其指定的上海华英陕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中，大舍公司在获得案涉车辆后通过与信远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车辆回租）》《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将其自有的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出售给信远公司，再以融资租赁形式将该车辆从信远公司处租回，包含有买卖、租赁两个过程，涉及出卖人、出租人、承租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的合同特征，与借款合同存在明显区别，故应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经审理查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信远公司已依约履行其合同义务，大舍公司向信远公司支付了12期租金后再未支付租金，违反合同约定，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第八条中8.1.1、8.2.1条之约定，信远公司有权宣布剩余租金加速到期，要求大舍公司立即付清该合同项下全部到期和未到期的应付未付租金，同时大舍公司还应依照合同第九条的约定支付自逾期之日起的违约金。就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第九条约定为“违约金按每超过一天为延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延迟超过10天，违约金支付比例为每天百分之五”，因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过高，信远公司主动调整为按日万分之五计算，本院予以支持。就加速到期日，本院认为应以主债务人大舍公司收到加速到期的通知之日作为加速到期日，因本案中信远公司系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大舍公司宣布要求支付剩余全部已到期和未到期的租金，故应以一审起诉状副本被大舍公司签收之日即2019年12月2日作为加速到期日。截止至该日，按上述标准，就已到期但未支付的各期租金产生的违约金总计为7360.67元，自2019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租金之日止，应以剩余欠付的全部租金即332060.16元为基数继续计付。 关于陈彦甫、刘海涛、韩雷的担保责任，该三人与信远公司签订有《保证合同》，约定其为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大舍公司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信远公司主张由该三人对大舍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合同约定，亦未超过约定的保证期间，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信远公司的合理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402号民事判决； 二、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支付租金332060.16元、违约金7360.67元（暂算至2019年12月2日，自2019年12月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租金332060.16元中未清偿的部分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继续计算）； 三、陈彦甫、刘海涛、韩雷对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彦甫、刘海涛、韩雷实际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58元，由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负担280元，由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负担6778元；各方向一审法院结算。二审案件受理费7058元，由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负担280元，由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负担6778元；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大舍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陈彦甫、刘海涛、韩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洁瑜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韩景挺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