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敏。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强，江苏东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市巨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中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涛，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敏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巨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巨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南通巨业公司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南通巨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款项非不当得利，因涉诉双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货物买卖关系，且双方存在未结清的货款，所以该笔款项为南通巨业公司给付给邵敏的货款。首先，邵敏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有多笔南通巨业公司向邵敏打款的记录，证明邵敏和南通巨业公司之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稳定的金钱往来。南通巨业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4份付款凭证和6份电子交易明细上记载的时间和金额与邵敏出具的流水记录大体相同。对于通话记录，因为邵敏与南通巨业公司以及贾某,4等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易关系，而缺乏程序性的货款往来记录，才导致彼此之间账目不清楚。在当时未能全部沟通完毕的情况下，邵敏主观性的回答并不能代表事实的真相。其次，邵敏提交的其合伙人沈某,4与南通巨业公司的领导（老板）陈骏峰之间的聊天记录中沈某,4多次与陈骏峰沟通打款时间和金额，陈骏峰也予以回复。此外，一审法院开庭过程中，在南通巨业公司申请出庭的两名证人多次承认陈骏峰为南通巨业公司的大老板，一审判决书中陈述“无法核实陈骏峰与南通巨业公司的真实关系”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如果仅仅是贾某,4与南通巨业公司有买卖关系，根本不需要沈某,4与南通巨业公司沟通打款事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邵敏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就货款有无结清之间存在差异和纠纷，应当适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由双方在法庭中各自出具证据，相互对账，厘清货款详情。如确实货款已经结清，法院再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案涉款项进行审理。南通巨业公司辩称，一审证据充分，法律适用得当。请求驳回上诉。南通巨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敏将不当得利款20万元返还给南通巨业公司；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邵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3日，南通巨业公司从其名下账号为32×××34的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至邵敏名下账号为62×××77的银行账户。南通巨业公司认为上述款项系将本应汇给孟强的款项误汇入邵敏账户，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款，要求邵敏返还。邵敏承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否认上述款项系不当得利款。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引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贾某,4于2020年4月2日出具《声明》，称其未指示过南通巨业公司将诉争款项20万元汇至邵敏账户，此事与其无关。以上事实，有电子银行交易明细、报警记录、通话录音、《声明》、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南通巨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钱某,贾某,4出庭作证，邵敏向一审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沈某,4出庭作证，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均予以准许。证人钱某,4出庭作证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向该公司提供沙子等建筑原料。这个事情发生在去年农历年底疫情期间，因为我人在张家港，发生了这个误会之后，南通巨业公司让我帮忙处理这个事情。我跟邵敏进行了通话，并在通话时进行了录音，因为协调未成功，我后来选择了报警，希望派出所出面解决这个事情，后来派出所找到了邵敏，我们在派出所进行了交流，我依稀记得邵敏说她现在没有钱归还，问能不能收到货款再归还，我说这个没有期限，最好现在归还，我们在派出所还是没有协调成功，派出所建议南通巨业公司到法院走诉讼流程。证人贾某,4出庭作证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是做建筑材料的中间商，沈某,4、邵敏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是通过我才有的往来关系，南通巨业公司只认我，至于我的货是从沈某,4、邵敏那里来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我自己的事情。沈某,4会把建筑材料交给我代卖，南通巨业公司派船到江边的大船上接泊，然后运到南通巨业公司的搅拌站，南通巨业公司再安排打款。除了案涉的20万元之外，南通巨业公司汇给邵敏的钱都是我指示南通巨业公司汇款的，邵敏的卡号是沈某,4提供给我的，我再将邵敏的卡号提供给了南通巨业公司，因为沈某,4是失信人员，所以用的邵敏的卡。案涉的20万元不是我指示南通巨业公司汇款的，发现汇错之后，我曾经打电话给沈某,沈某,4也是承认的，后来我报警之后，沈某,4也是承认的，因为所有单据的付款都是对应不上的，我不欠沈某,4、邵敏货款。沈某,4出庭作证时陈述主要内容为：我与邵敏之间既是男女朋友关系，也是合作关系，我负责对外的业务谈判和业务开拓，邵敏负责财务。我在2018年开始与南通巨业公司有联系的，当时我们几个人合伙开了一家石子加工厂，我们产石子，南通巨业公司用石子，他们公司来我们场地拉石子。合作关系中间停了半年时间，后来贾某,4跟我说有搅拌站要，然后我又重新和南通巨业公司合作。我曾经在2019年9月25日添加了陈骏峰的微信，听说他是南通巨业公司的老总，我跟陈骏峰沟通货款，有时经过贾某,4去要，有时候我自己去要，因为我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在法庭询问案涉20万元是贾某,4结欠其与邵敏的还是南通巨业公司结欠其与邵敏的问题时，沈某,4回答前后不一，其先称“这个钱应该是贾某,4那边欠的，应当是贾某,4委托南通巨业公司付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和南通巨业公司做的，这个我要回去查一下账”，后来又称“就算是南通巨业公司吧”，之后又称“贾某,4和南通巨业公司都欠我钱，他们打给我的钱就是欠我的钱”，在法庭询问南通巨业公司前后汇给邵敏的款项有无包含贾某,4或者南通鑫磊公司欠其与邵敏的钱时，沈某,4明确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受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法律制度。据此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首先是取得利益，即当事人一方获得利益；其次是致人受损，指因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既包括积极的损失，也包括消极的损失；第三个要件是因果关系，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即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取得利益缺乏法律上的根据。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南通巨业公司汇入邵敏账户2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故判断邵敏收到2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认定其取得20万元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我国法律条文中并未将不当得利作实体法上的类型区分，而在民法理论中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给付是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的不当得利。根据请求权发生的事由，又可以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基于行为、事件和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邵敏在审理中先是称案涉款项系基于南通鑫磊公司或贾某,4指示南通巨业公司交付的款项，后来又改口称案涉款项系其与南通巨业公司直接业务往来的款项，依据南通巨业公司的汇款事实、邵敏最终的抗辩理由以及案外人贾某,4明确否认其曾指示南通巨业公司付款给邵敏，案涉纠纷应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关于诉争款项的给付是否具有合法根据应由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因为法律并未就此作特别规定，故仍应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举证责任的实质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即只有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需要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把败诉后果分配给一方，当要件事实已经被证明为真或者被证明为伪的情况下，即应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不涉及举证责任裁判的问题；其次，因给付行为欠缺法律根据系消极事实，本质上难以直接证明，故请求人对于他人取得不当利益致其受损的事实已经举证证明，且请求人尽到初步举证义务以证实给付行为欠缺法律根据确实存在一定盖然性的，受益人就其抗辩的原因事实，负有真实、完全及具体之陈述义务，并应就其陈述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以供请求人予以反驳。受益人未完成证明协力义务的，可根据证明标准规定，认定请求人举证已达高度盖然性，不当得利成立，受益人应负返还义务。一审法院经分析，认为邵敏取得诉争2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理由如下：首先，南通巨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表明诉争款项的给付欠缺法律根据存在一定盖然性。南通巨业公司在2019年1月3日汇款20万元给邵敏后，该公司陈述其立即联系邵敏及相关人员沈某,4，并于2019年1月4日在如皋当地派出所报警。依照该公司提供的通话录音及报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该公司于2019年1月6日委派钱某,4与邵敏就返还诉争款项事宜进行沟通，钱某,4在电话录音中反复强调诉争款项系南通巨业公司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在报警记录中也记载南通巨业公司称诉争款项系误汇。上述情形表明在诉争款项汇款之后不久，南通巨业公司立即与邵敏进行沟通，并明确表明诉争款项的性质是不当得利款，要求邵敏返还诉争款项。如果诉争款项系正常的往来款，则南通巨业公司无需做出上述举动。另外，南通巨业公司在诉争款项曾数次汇款给邵敏，依据南通巨业公司的陈述，之前的汇款均是案外人贾某,4指示其汇款给邵敏，邵敏在与钱某,4的通话中也称诉争款项是贾某,4指示南通巨业公司汇款给其的，结合邵敏在第一次庭审中称诉争款项及之前的其他汇款均是贾某,4或南通鑫磊公司汇款给其的陈述，南通巨业公司在诉争款项之前的汇款行为系贾某,4指示南通巨业公司汇款给邵敏的可能性远高于南通巨业公司直接结欠邵敏的款项（下文还将具体分析邵敏未能证明其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交易往来），依照交易惯例，诉争款项如非不当得利款，则在性质上属于指示付款的可能性远高于南通巨业公司直接结欠邵敏款项的可能性，现贾某,4明确否认诉争款项系其指示南通巨业公司汇款，亦可印证诉争款项给付欠缺法律根据确实存在一定的盖然性。其次，邵敏在审理中未尽真实、完全及具体之陈述义务。邵敏在事发后与钱某,4的通话中反复提及“我们跟贾总那边也是有账的，然后呢，这个可能是贾总那边过来的”、“据我了解这笔钱是我们贾总汇给我们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据我了解，这个是贾总贾某,4那边转过来的，给我们的应收款”，因为该通话录音形成于2020年1月6日，距离诉争款项汇款的时间亦即2020年1月3日较近，相比于之后的陈述，邵敏此时的陈述相对而言可信度更高一些。邵敏在第二次庭审时改口称诉争款项是南通巨业公司直接结欠其与沈某,4的货款，果真如此的话，则在钱某,4代表南通巨业公司向其追讨诉争款项时，邵敏完全可以直接回答该款项是南通巨业公司结欠其与沈某,4的款项，而不用将款项指向贾某,4欠其与沈某,4的应收款。邵敏在审理中关于案涉20万元性质的陈述也前后矛盾、自相抵触，邵敏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案涉的20万元是南通鑫磊公司或者贾某,4指示南通巨业公司向邵敏汇款，并在第一次庭审中数次向法庭申请追加南通鑫磊公司及贾某,4为第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邵敏则改称案涉20万元是南通巨业公司直接结欠其的款项，两次庭审的陈述明显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邵敏对前后陈述不一致的原因表述为，由于第一次开庭系代理人单独出庭，对南通巨业公司、邵敏、案外人贾某,4及南通鑫磊公司的关系存在不了解不清楚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该说明理由并不充分，作为职业律师，在出庭前的准备阶段必然会详细询问当事人具体的事实经过，这也是律师法对律师的职业要求，邵敏的该理由不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该说明理由不予采信。邵敏在庭审中陈述前后不一，且无正当理由，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邵敏关于取得诉争款项有无法律根据的陈述未尽到真实、完全及具体之陈述义务，也有违诚信诉讼原则。再次，邵敏未就其陈述提供相应证据，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也与其所述相违。邵敏称其与沈某,4系业务合作关系，沈某,4负责具体的业务，其只负责具体的财务工作。但沈某,4在出庭作证时，就案涉20万元款项性质的陈述明显前后不一，与邵敏所述相违。沈某,4在最初称案涉20万元“应该是贾某,4那边欠的，应当是贾某,4委托南通巨业公司付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和南通巨业公司付做的，这个我要回去查一下账”，后来却陈述案涉款项是南通巨业公司结欠其的货款，之后又称“贾某,4和南通巨业公司都欠我钱，他们打给我的钱就是欠我的钱”，其陈述明显自相矛盾。沈某,4作为具体的业务经办人，如果诉争款项确实是南通巨业公司结欠其的款项，则其完全可以直接明确回答，而不用做似是而非的含混回答，沈某,4关于诉争款项性质的回答明显不合常理。邵敏在第二次庭审中改称案涉20万元系南通巨业公司直接结欠其的款项，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南通巨业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沈某,4及邵敏称其未保留与南通巨业公司交易的磅单底联，更是明显不合商业惯例，因为如果其与南通巨业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则其作为出卖方，如不保留磅单底联等原始证据材料，很可能会面临无法追讨货款的困境。关于邵敏提交的其与陈骏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无法核实陈骏峰与南通巨业公司的真实关系，何况即使陈骏峰系南通巨业公司工作人员，单凭该微信聊天记录也远不足以证实其与南通巨业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毕竟如前所述，邵敏在庭审中曾陈述案涉款项系南通鑫磊公司或者贾某,4指示南通巨业公司向邵敏汇款，单凭沈某,4与陈骏峰联系付款事宜无法推定沈某,4、邵敏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邵敏称其与南通巨业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就此提供证据，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南通巨业公司针对诉争款项系不当得利款已经作了初步举证，而邵敏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未尽到真实、完全及具体之陈述义务，且审理中未提供证据与其陈述相印证，南通巨业公司汇款给邵敏的20万元诉争款项缺乏法律根据具有高度盖然性，邵敏取得诉争款项不具有合法根据，上述款项应属于不当得利款，邵敏理应将上述不当得利款返还南通巨业公司。故对南通巨业公司要求邵敏返还20万元不当得利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南通巨业公司在审理中称邵敏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应该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现尚无证据证明邵敏的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故对南通巨业公司的该请求，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邵敏应返还南通市巨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20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邵敏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邵敏在一审中提交了沈某,4与陈骏峰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2019年9月沈某,4有向陈骏峰催款，陈骏峰答复办好了就付款。南通巨业公司在二审中称，陈骏峰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对于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因时间较长，陈骏峰模糊记得好像当时通过他人介绍，双方加了好友后恰谈了一下可能合作的业务，后来有没有做成没有印象。从聊天记录看如果达成交易，当时的货款也已经付清，不存在欠货款的可能性。本院认为，南通巨业公司认为其将20万元错汇至邵敏账户，要求邵敏归还。邵敏主张南通巨业公司向邵敏支付的涉案20万元系给付邵敏的货款，并非不当得利。首先，南通巨业公司主张其向邵敏付款系转账错误，在一审中提交了贾某,钱某,4的证人证言、钱某,4与邵敏的通话录音以及报警记录为证。贾某,4陈述邵敏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没有直接业务往来，除案涉20万元外，南通巨业公司汇给邵敏的钱都是其指示南通巨业公司汇款。钱某,4陈述其应南通巨业公司要求与邵敏通话协调还款之事，邵敏在派出所问过能不能收到货款再归还。报警记录反映南通巨业公司通过钱某,4催款不成后，在付款后第三天即向派出所报警，陈述其误汇给邵敏20万元之事。上述证据显示南通巨业公司已就其所称的误汇款的情况尽到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其次，邵敏对于南通巨业公司向其支付该20万元原因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难以令人信服。邵敏在与钱某,4的通话中反复提及该款可能是“贾总”汇的应收款，印证了贾某,4所述的贾某,4要求南通巨业公司付款的情况，且邵敏当时并没有提及该款应该或可能是其向南通巨业公司供货的款项。南通巨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邵敏在应诉时理应对供货及账目进行核查。邵敏在第一次庭审中称20万元是南通鑫磊公司或贾某,4指示汇款，也没有提及该款是邵敏直接向南通巨业公司供货的货款。在第二次庭审中邵敏才改称是南通巨业公司直接欠其款项，其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且难以用双方及贾某,4之间交易复杂、账目不清进行解释。最后，邵敏主张涉案款项是其与南通巨业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价款，应提供证据证明。邵敏提供了其自行书写的账目表，但没有相应交货凭证，不足以证明其所称的供货情况。邵敏所举证的沈某,4与南通巨业公司的负责人陈骏峰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内容上看不能证明与本案所涉款项有关联性。对于南通巨业公司向邵敏的其他付款，南通巨业公司主张是应贾某,4要求向邵敏支付并提交贾某,4证言为证。在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邵敏认为相关款项均是南通巨业公司直接向其支付的货款并据此要求在本案中对双方之间的交易进行对账以证明涉案款项是南通巨业公司向邵敏支付的货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综合南通巨业公司的举证以及邵敏的陈述、举证情况，邵敏收取南通巨业公司诉争的2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有高度可能性，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将该款返还给南通巨业公司。综上所述，邵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邵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冰雅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