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22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永济市中山西街世贸广场**。 法定代表人：刘晓燕。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祥，系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晓燕丈夫，住运城永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金龙，山西西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仲平，男，1972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垣曲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正凯，垣曲县新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少景，男，196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垣曲县舜达建筑有限公司员工，住垣曲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前，北京伯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蒲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仲平、袁少景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垣曲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7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蒲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祥、关金龙，被上诉人杨仲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正凯，被上诉人袁少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蒲津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裁定撤销垣曲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827民初24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案件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判决内容显失公平、公正。具体表现在：一、原审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主观进行论断。缺乏客观性判断，以达到错误适用法律规定和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目的，案件事实审查不清、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三方协商一致”属于主观论断，目的是要避过合同的相对性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审原告杨仲平、原审被告蒲津房地产公司、原审被告袁少景三方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关于结算的三方书面协议；其次，张亚利、郭某二人是否能够代表蒲津公司达成协议，二人的权利是谁给予的，原审法院如此认定二人代表蒲津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再次，原审中原审原告杨仲平和原审被告袁少景所出具的所有证据中均没有上诉人蒲津公司的任何签字确认，原审法院认定三方协议的依据何在；最后，原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六行“即杨仲平向袁少景出具劳务费收据，袁少景向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价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据，原告持袁少景出具的收据交付给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价公司后，由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价公司向原告付款”如此混乱的付款方式，上诉人实在不知道原审法院是如何来查明和认定的。足见，原审法院认定的“三方协商”就是凭空出现的，毫无任何的证据予以支持。2、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必需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发包方只有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除此之外，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发包方直接向总承包方下边的分包方进行付款。原审法院就是用一个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的“三方协商”，回避了法律规定的发包方只有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其偏面支持原审原告主张的用意便昭然若揭。二、关于原告主张的57万元未付款项，原审法院查明和认定事实错误，且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在判决书没有任何论述，故意进行回避，明显缺乏客观性，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中原告主张该57万元欠付款是原告施工滨河花园5号楼建筑的劳务费用，即证明该57万元形成是在滨河花园5号楼施工中形成的，被上诉人认可5号楼的劳务费用结算是与该项目的总承包方徐永前进行的（被上诉人袁少景实质借用徐永前名义进行施工），所有5号楼的施工活动和结算手续均是由上诉人蒲津房地公司（发包方）与代表徐永前的袁少景进行履行。滨河花园5号楼的全部工程款，扣除上诉人公司己支付的款项后，剩余未付的工程款，袁少景已经于2018年10月8日向垣曲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2018）晋0827民初994号民事调解书，上诉人公司用车位和土地拍卖款进行支付。这能够证明关于5号楼的所有工程款上诉人已全部付清。前述事实在原审中上诉人的答辩状中有明确的陈述，也递交了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查明部分没有任何阐述，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原审法院对这一关键案件事实刻意进行回避，以达到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目的。按照原审法院现在的判决，造成了作为总发包方的上诉人对此支付了两次工程款，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造成上诉人双重支付工程款，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仲平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三方协商一致属于主观论断，……三方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关于结算的三方书面协议”的观点站不住脚。一审判决在6页中段对三方之间的付款方式表述的十分清楚：“至于付款方式，杨仲平、被告袁少景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垣曲项目部负责人张亚利、郭某三方协商一致，由杨仲平向袁少景出具劳务费收据，袁少景向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据，原告（杨仲平）持袁少景出具的收据交付给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由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付款。”这是庭审中，原、被告陈述一致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这样履行的。哪来的主观论断，为何又要刻求书面形式。请上诉人看看自己财务帐目，根据袁少景出具的工程款收据，8次给答辩人支付了6135425元的劳务费，便可一目了然，既可证实三方协议的存在，又可证实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何必牢骚太甚。二、上诉人的“张亚利、郭某二人是否能代表蒲津公司达成协议，……”张亚利、郭某是蒲津公司垣曲滨河花园项目部负责人员，项目施工结算、付款原本就是他们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二人在工作、职权范围内完全可以代表蒲津公司，毋须另行授权。三、上诉人的“原审原告杨仲平和被告袁少景所出具的证据中均没有上诉人蒲津公司的任何签字确认。”答辩人所举的欠付工程款57万元的证据都是从上诉人财务上获取到的，证据就在你手中，要何人签字。在20l7年5月27日，答辩人持袁少景出具的65万元工程费收据，到上诉人处领取劳务费，上诉人的会计（叫小付）收走65万元收据仅付了30万元的人工费，尚欠35万元就有（小付）会计在记账簿上亲自批注“5#楼工人工资（杨仲平）袁少景收据650000元，工资表30万，余35万余款挂账”的字迹。这个证据是当庭三方质证了的，为何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2017年6月2日上诉人会计收走答辩人递交的袁少景出具的22万元收据后没给付款，让答辩人补充劳务花名册，答辩抄好劳务花名册后，上诉人就逃避不见了，才引发本案的诉讼。四、上诉人对原判决认定的付款方式称之为，“如此混乱的付款方式，上诉人实在不知原审法院是如何来查明和认定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以不知而枉加评论“说什么是凭空出现的”，毫无任何证据支持。五、至于上诉人以两份施工合同，用各自合同相对方来排斥在付款方式上三方形成的债务转移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三个协议之间是相互补充相容而不矛盾的。六、上诉人云“原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在判决书（中）没有任何论述，故意进行回避，明显缺乏客观性，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请看事实原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起到第4页整版连篇累牍的原文载明了上诉人的诉求。至于未被采信或予以支持就牵涉到是否谬误的问题了，没有进行驳斥算给足了面子。针对欠付57万元工程款上诉人是否结清，原判决第8页说的很清楚，上诉人自认支付工程款是转账支付的，应将2017年5月26日袁少景收据65万元转账支付到何处，以及2017年6月2日22万元的工程费收据转账支付的情况举证证实，庭审对所争议的57万元答辩人有充分证据，而上诉人反证不能，理应承担支付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维持（2020）晋0827民初248号的民事判决。 被上诉人袁少景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牵强附会，曲解法律，意图逃避付款义务。1、答辩人自2015年1月26日第一次支付原审原告杨仲平劳务费，至2018年2月6日支付最后一次劳务费，共支付了十次，支付金额为6731744元。支付方式均为：“原审原告向答辩人出具收据，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据，原审原告向上诉人领取（索要）相应数额的劳务费”方式支付。支付期间依次为：张亚利、郭郭某后任上诉人垣曲县滨河花园负责人期间。事实胜于雄辩。上诉人所谓“三方协议未与他协商、不存在”“张亚利、郭郭某有得到授权”“一审判决主观臆断”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作为垣曲滨河花园5号楼施工项目的发包方，上诉人应该比谁都清楚，该5号楼先后共签订过三份施工协议（合同）。即：开工时，与7号楼施工的舜达公司项目经理徐永前签订了一份施工协议；开工后与答辩人袁少景签订了一份施工协议；施工中，经由法定的招投标程序确定了3、4、5、6、8号楼的施工单位，与中标人运城市崇喜建筑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文本合同，并以该合同完成了该项目的施工许可证照。对于上述三份协议（合同），依照招投标法的规定，合法有效的只有上诉人与运城崇喜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而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是与答辩人袁少景签订的施工合同。上诉人是发包人，答辩人袁少景是实际施工人。上述事实，经由垣曲县人民法院调解，与答辩人袁少景达成的（2018）晋0827民初994号《民事调解书》可以印证。并且，该调解书确定的应付答辩人袁少景工程款额，是经双方核对账目数据，扣除了答辩人袁少景出具的所有工程款收据所示款额后的款额。包括答辩人袁少景按照本案三当事人约定程序，向上诉人出具工程款收据，上诉人自应付答辩人袁少景工程款款下账后，转支杨仲平的劳务费。可见，答辩人已经履行了向杨仲平支付劳务费的义务，而上诉人则未履行向杨仲平付款义务。原审原告杨仲平的57万元劳务费，应由上诉人偿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牵强附会，曲解法律，意图逃避付款义务，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按责支付原告劳务费用57万元；二、二被告按责承担延迟支付劳务费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垣曲县开发滨河花园小区项目。2014年10月21日，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滨河花园小区5号楼土建工程劳务承包给被告袁少景，被告袁少景又于2015年1月22日将该工程分包给原告杨仲平，同日，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袁少景将滨河花园5号楼劳务工程承包给原告，承包价按图纸面积计算，每平方米380元。至于付款方式，杨仲平、被告袁少景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垣曲项目负责人张亚利、郭郭某方协商一致，由杨仲平向袁少景出具劳务费收据，袁少景向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据，原告持袁少景出具的收据交付给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由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付款。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施工，完工后，按照三方约定的付款方式，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向原告杨仲平支付劳务费6135425元，但在2017年5月27日，原告向被告袁少景出具124万元的领条，被告袁少景向原告出具65万元的收据，原告持65万元收据要求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劳务费时，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仅支付了30万元的劳务费，尚欠35万元劳务费未付，2017年6月2日，原告向袁少景出具22万元的领条，袁少景向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22万元的收据，原告持22万元收据要求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劳务费时，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仅将收据拿走，22万元的劳务费至今未付。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款项未果，从而引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本案中，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垣曲开发滨河花园小区，袁少景作为该小区5号楼、6号楼项目承包方的负责人，将其中的5号楼劳务工程分包给原告杨仲平的事实清楚，关于付款方式，杨仲平、袁少景、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垣曲项目负责人张亚利、郭郭某方协商一致，即杨仲平向袁少景出具劳务费收据，袁少景向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据，原告持袁少景出具的收据交付给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由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付款，虽然，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但不代表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三方协商的付款方式也是合同的一部分，受法律保护，且在整个款项支付过程中，三方也是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在实际履行。本案的关键是是否欠付原告57万元的劳务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通常情况下，一方出具的收据即为相对方支付其相关款项的直接证据，但出具收据的一方有足够的事实和理由证实支付款项一方未实际履行付款义务的，支付款项一方应就其已实际履行付款义务进一步举证，不能举证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建筑行业领域，先出具收据后支付款项的支付方式也较为常见，因此，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仅凭收据来证明自己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在庭审中，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确自己的付款方式是转账支付，原告对自己（包括袁少景）出具的其他八张收据总计款项6135425元均无异议，唯独对2017年5月27日的124万元收据（2017年5月26日袁少景出具的65万元收据）及2017年6月2日22万元收据提出异议，那么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应提供2017年5月26日65万元及2017年6月2日22万元的转账支付凭证，以证实自己履行了付款义务，且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完全具备此举证能力，但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就此事实进行举证，故，应视为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这两笔共计57万元款项（2017年5月26日65万元已付3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其作为实际付款人应当按照三方约定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关于利息，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未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支付款项，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应付价款之日2017年5月27日计算至付清止，原告主张自2017年6月2日开始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仲平劳务费57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750元，由被告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郭郭某庭作证，证人郭郭某：口头上没有三方协议，我是2017年在垣曲滨河花园项目部，我是项目部负责人，我没有参加过三方协议。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能够清楚证据郭郭某有参与三方协议，从而能够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三方协议。被上诉人杨仲平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三方协议确实履行的是真实合法的，代理人问的是杨仲平的工程款，她说必须见袁少景的收据才付款，证人证言并不能够支持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而是实际回答了，至于郭郭某去的迟，没有参加并不代表没有，从上诉人的账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是铁的事实，我们也是凭的是袁少景的条子才给我们钱。被上诉人袁少景质证意见为：我刚才问证人怎么付，我们说的三方协议是约定俗成的，说明我们之前的说法和一审法院认定的是真实存在的；郭郭某017年3月才接替张亚丽，上诉人向杨仲平付款共十次，郭郭某手了两次，前面的一直是张亚丽负责的，说明三方协议是真实存在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证人郭郭某017年为垣曲滨河花园项目部负责人，对于之前“三方协议”是否口头约定不清楚，不能证明以前没有口头约定三方协议。 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认定三方协议是经过三方协商的是否正确，一审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杨仲平工程款数额是否正确。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蒲津公司在垣曲县开发滨河花园小区项目。2014年10月21日，蒲津公司将滨河花园小区5号楼土建工程劳务承包给袁少景，袁少景又于2015年1月22日将该工程分包给杨仲平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至于付款方式，一审认定杨仲平、袁少景及蒲津公司三方协商约定，上诉人认为没有约定，但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郭郭某庭审时称：我是2017年在垣曲滨河花园项目部，故对于前期是否有约定，证人称我没有参加过三方协议，并不能证明三方没有约定过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称在袁少景起诉的（2018）晋0827民初944号民事调解书中上诉人用车位和土地拍卖款进行支付工程款，对于被上诉人杨仲平的工程款进行付清。但该调解书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袁少景的工程款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并且该调解书不能证明含有杨仲平的工程款，袁少景在庭审时也认为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工程款应予支付，故上诉人以调解书称工程款已全部付清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的工程款数额不正确，但上诉人未提供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杨仲平工程款数额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由上诉人运城市蒲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山平 审判员  毛松伟 审判员  淮 钢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牛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