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蕊，女，1981年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亮，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阔（系王蕊之夫），男，197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亮，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思，男，1979年4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端，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静，女，198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军，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翠，女，198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珊珊，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志扬（系张翠之夫），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珊珊，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杏莉，女，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奇，河北畅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宇思、赵静、陈阔、高志扬、张翠、王蕊因与被上诉人于杏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亮、上诉人陈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亮、上诉人刘宇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端、上诉人赵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军、上诉人张翠、高志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姗姗、被上诉人于杏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蕊、陈阔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件基本事实。案外人王东生经营小额民间借贷，长期高息吸收民间借贷，但被上诉人于杏莉因与存在借贷关系，又想在王东生处获取高额利息，故此委托上诉人王蕊和本案张翠，以王蕊和张翠名义出借给王东生80万元和100万元。2014年5月因刘宇思购买土地，其向被上诉人于杏莉借款200万元，因于杏莉、王蕊、张翠、刘宇思四人系朋友关系，于杏莉要求王蕊、张翠二人将在王东生处的180万元转借给刘宇思，王蕊在王东生处收回80万元借款后随即转款给刘宇思，因此时刘宇思未在衡水，刘宇思委托王蕊向于杏莉出具200万元借条。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王蕊、张翠、刘宇思三人没有合伙关系。上诉人王蕊仅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向刘宇思支付借款，并代为签署借条，于杏莉、刘宇思、张翠等人均对此明知。三人没有任何经营性合伙，在向被上诉人借款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合伙或者作为整体的意思表示，一审仅仅凭借被上诉人几句引导性的、包含“合伙”的词句即认定三方合伙，明显存在错误。2.上诉人陈阔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陈阔虽为王蕊之夫，但在于杏莉向刘宇思出借款项时并不知情，借款发生至今已近七年数额巨大，于杏莉向王蕊多次索要欠款，陈阔必然知晓，但借款发生时其并不知情，且于杏莉向王蕊支付80万元后，王蕊随即转账至王东生账户，王东生返还后又随即转至刘宇思账户，借款从未用于家庭生活，陈阔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贵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于杏莉辩称，一、于杏莉从未委托王蕊和张翠向王东生出借款项，王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王蕊、张翠与于杏莉之间存在委托借款关系，在一审时张翠也认可其转给王东生的一百万，王东生认为是张翠借出去的（正卷二P52页），而且利息也是由王蕊和张翠支付给于杏莉，可见双方不可能是委托借款关系。二、于杏莉与王蕊、张翠是多年的朋友，与刘宇思并不认识，是经王蕊和张翠介绍认识的刘宇思，于杏莉和刘宇思并不熟悉，不可能单独借200万给刘宇思，该事实有证据二卷第84页于杏莉和张翠2018年9月18日通话录音可证实，正是因为有王蕊和张翠两家共同参与借款，于杏莉出于对王蕊和张翠两家的信任，才出借了200万。三、一审刘宇思答辩称“借款金额是120万”、“转给王蕊80万，转给我40万”（在正卷一第55页、69页），而张翠称“80万借款，由于杏莉和王东生之间协商处理，与我无关”（在一审正卷第72页），但王蕊和陈阔在其上诉状中称“于杏莉要求王蕊、张翠二人将在王东生处的180万转借给刘宇思”，按王蕊和陈阔上诉状所称的180万，加上刘宇思处的40万，借款金额已达220万，其陈述显然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四、王蕊、刘宇思等人的录音中均认可是三家合伙共同向于杏莉借款200万，自2014年6月10日王蕊给于杏莉出具借条至于杏莉起诉五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告诉于杏莉案涉借款是刘宇思委托王蕊所借，这一客观事实也足以证明二人之间不可能是委托借款关系。五、陈阔是共同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第一、2014年6月10日、2014年9月9日和2014年10月11日陈阔曾给于杏莉付过200万的利息（在证据卷三第4、5、6页），可证明陈阔自始知情并参与。第二、2018年8月14日王蕊的通话录音（证据卷二第32-45页）王蕊均认可三家合伙共同借款200万，已付70万利息，并说“那会就和你说了，宇思就是什么都没有，陈阔还有呢，陈阔没钱，他有车有房呢”。2018年9月6日王蕊录音（证据二卷46页）于杏莉说“你说刚开始，你说他叫着陈阔跟志扬就说干这个事，合伙做这个事，你说刚开始也没毛病，是吧，每个月该给利息给利息……也确实给了70万的利息……到后来就没给过，别说利息了，本也没给过....你觉得有什么别的问题吗……？”王蕊说“没有没有，他没说有别的事，没有”，2018年9月18日张翠录音（证据二卷84、85页）于杏莉说“是不是刚开始刘宇思叫着高志扬、陈阔做这个买卖是个骗局，因为你们能借出钱来，他要是管我借钱我肯定不会借给他……觉得不是个骗局吧你说，”张翠说“哎呀，他们一开始啊，陈阔他们是在邢台，他们当天还去了一趟呢，这个我倒是知道。”可见陈阔自始参与，是共同借款人，而非其上诉状所称出借款项时不知情。而陈阔与于杏莉之夫王猛的通话录音可证明近两年的时间里于杏莉和王猛多次向陈阔催要借款，陈阔多次表示拆房子卖地也会承担（证据卷二第49、50页），以上证据足以证明陈阔是共同借款人，故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刘宇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106114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相应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事实与于杏莉陈述的借款事实不一致。于杏莉诉状中称：2014年5月六被告以三家合伙做生意为由，向原告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2.2分，王蕊出具的借条。但是于杏莉庭审中称：2013年6月4日于杏莉通过建行账户转给张翠100万元，2014年2月24日于杏莉通过建行账户转给王蕊800500元。2014年5月六被告提出向于杏莉借款200万元。经协商，于杏莉同意从转给张翠的80万元中转出50万，从转给王蕊的80万元中转出60万元，并筹措了5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王蕊，2014年5月11日于杏莉又通过中行账户转给刘宇思40万，凑齐200万元。但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中并没有于杏莉所称的50万元现金的事实，更没有查明除了120万转款之外的款项是否已经支付。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其他原审被告系合伙关系没有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均不能证明三人合伙做生意的事实。三、被上诉人于杏莉所陈述的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按照于杏莉第一次开庭时的陈述，在2015年5月11日被上诉人于杏莉转给刘宇思40万，凑齐200万元，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王蕊书写的借条的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作为正常的借款人来讲，出借完毕款项之后书写借条，对此于杏莉的陈述与出具借条的时间也存在矛盾。四、因被上诉人前后陈述不一，且其为无业人员，其是否具有出借本案200万元以及案外100万元的经济实力，这关系到本案中其是否出借200万元还是120万元的事实。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出借款项约定了利息，况且其所称的月息2.2分也已经超过了最高月息2分的法律规定，即使有约定超过部分也属无效。六、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仅仅向上诉人出借1200500元，法庭已经查明上诉人自己或者通过王蕊账户还款1094386元，故尚欠原告款项为106114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护上诉人的权益。 于杏莉辩称，我方在一审主张的是2014年5月11日通过中行账户转给刘宇思40万元（在正卷一第56页），我方从未主张过2015年5月11日给其转过40万，刘宇思关于我方2015年5月11日给其转款40万一说不知其从何而来。二、根据我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2014年10月11日至2015年7月10日期间通过转账规律付息，除去王蕊、陈阔支付的300元手机分期外，连续十个月，每月10号当天或左右，或王蕊、或刘宇思、或陈阔均会转给于杏莉44000元（200万的付息表见证据卷三第26页），而王蕊、刘宇思微信和通话录音中均认可出借本金是200万，以及有利息的事实，其中在2018年8月14日、2018年9月6日王蕊的通话录音中均认可付过70万的利息，2017年2月4日王蕊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中称“三个月内把它弄正常了，……三个月还不了你那200万，也得正常着给你把利息付着……”（证据二卷第9页），2019年8月5日刘宇思通话录音中于杏莉向刘宇思催要借款，刘宇思称想法给解决，于杏莉说“你等着一块解决，这里头200万太多”，刘宇思说“我不是说一块解决，就是说这个事，哪怕我个人有点什么进展之后我也想法给你解决，或是解决一部分或是什么，就别说按内什么说冲着王蕊说了，就别那么说了对吧”（证据二卷53页），2019年6月13日张翠录音中，于杏莉多次明确借款200万，月息二分二的事实，张翠不仅未否认，并称“200万对于一个家庭来讲真是....本能回来就阿弥陀佛了……”（证据二卷93-100页），2019年6月25日张翠微信聊天记录中，于杏莉让张翠问问王蕊给换条不，张翠答：不换，于杏莉说“为什么，就是想坑了我这200万对吗？”张翠答“我一跟她说这个她就跟我急，……她到我这，我问她，你给刘宇思打着点电话，她说打了……”。王蕊给于杏莉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6月10日，以上所有微信和录音以及支付44000元利息均是在王蕊出具借条之后，王蕊、刘宇思、张翠无论是微信还是通话录音中均认可200万本息未还的事实，可见于杏莉已经履行了200万的出借义务，恰如刘宇思上诉状所称作为正常的借款人，出借完毕款项之后书写借条，王蕊、刘宇思、张翠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如果于杏莉没有履行200万的出借义务，王蕊不可能出具借条，六上诉人不可能按月付息，王蕊等人不可能在几年来始终认可借款本金200万及本息未还的事实。三、王蕊、张翠作为于杏莉多年好友，对其家庭状况、经济能力均明知，如果于杏莉没有相应经济能力，王蕊、刘宇思、张翠三家不可能向其借款。于杏莉出于对王蕊、张翠两家的信任，才出借了200万，如果仅是刘宇思，于杏莉根本不可能出借款项，2018年9月18日张翠录音（证据卷二84页）可证明于杏莉根本不可能单独借钱给刘宇思。四、根据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26条第二款之规定，月息2.2分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五、根据王蕊尾号8631的银行流水（证据卷三66页）以及于杏莉银行流水可以看出2016年5月14日之后于杏莉与六上诉人再无任何资金往来，而于杏莉与王蕊、刘宇思、张翠等人微信和通话录音均是在2016年5月14日之后，在所有的微信和通话录音中均认可200万本息未还的事实，其中2017年7月24日刘宇思微信记录中于杏莉要求刘宇思兑现最低给15万的承诺，刘宇思还在安慰于杏莉称没有逃避，让于杏莉放心（证据卷二第22、23页），可见刘宇思上诉状称尚欠款项106114元根本不是事实。 赵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由六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赵静系本案的共同借款人明显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赵静在被上诉人刘宇思向被上诉人于杏莉借款时并不知情，赵静既没有参与借款，也不知道借款的用途，赵静只是在与刘宇思离婚后方才得知此事。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赵静系共同借款人明显错误。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被上诉人刘宇思等人向被上诉人于杏莉借款的数额巨大，已经远远超出两人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实际上该借款也没用于家庭生活，且赵静也未享受到债务带来的收益。被上诉人于杏莉也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赵静和刘宇思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赵静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上诉于贵院，请依法作出判决。 于杏莉辩称，赵静是共同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2019年1月5日赵静第一份录音：赵静说：……我以前还能帮你说进话，还能揽……现在我也说不进去，也说不上话，……你给我一打电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赵静说：咱钱投那了，也不想白瞎了白扔了，我还指着钱回来过好日子呢说实话（证据二卷58-60页）。2019年1月5日赵静第二份录音：赵静说：我说刘宇思你要在外头有家了，我赶紧腾地是吧，你要想怎么着你也别这么耗着我（证据二卷第63页）。咱就打官司行了，我就起诉离婚，他该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咱就起诉他得了。于杏莉说“……他们说好的三家合伙，然后他们三个打条。”赵静说“当初是那样的”，于杏莉说“对，他们三家打条，让王蕊一个人给我打条，说这样不乱是吧……”，赵静说“当时确实是那样的，我知道当时是那样的，但是后来人家高志扬撤出去了”（证据二卷67、68页）。根据赵静在录音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其对三家合伙共同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是明知并参与的，所以赵静才会说以前还能揽，现在说不上话，于杏莉一打电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咱钱投那了，也不想白瞎了白扔了，我还指着钱回来过好日子呢说实话。同时其也认可当时是三家合伙共同借款，由王蕊给于杏莉打条，高志扬后来撤出去了。赵静和刘宇思离婚是在2017年11月3日，于杏莉和赵静此次通话时间是在2019年1月5日，此时距离赵静和刘宇思离婚已一年多的时间，但在录音中可以看出赵静一直刻意隐瞒其与刘宇思早已离婚的事实，并假意和于杏莉说自己要起诉和刘宇思离婚，结合其离婚协议，可证明赵静与刘宇思离婚的真实目是逃避债务，否则赵静没必要刻意向于杏莉隐瞒其早已和刘宇思离婚的事实。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赵静明知并共同参与借款，是共同借款人，而非其上诉状所称的其不知情、未参与、不知道借款用途，是在离婚后得知。综上，我方认为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王蕊出具的借条、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通话录音等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王蕊、陈阔、刘宇思、赵静、张翠、高志扬合伙共同向于杏莉借款200万，以及本息未付的事实，六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宇思辩称，我对其他人的上诉状没有异议，我与赵静结婚后常年在石家庄做业务，只有过年过节回家，赵静有自己稳定的工作，有固定收入，日常生活开支由赵静自行承担，故赵静从来没有参与过我的生意，我也不跟她说，所以我们离婚时赵静也没有承担我做生意的债务。 张翠、高志扬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冀1102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杏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表达过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收到于杏莉支付的出借款项。本案案涉借款是如何形成，具体借款数额，是否约定利息，还款情况上诉人并不详细知情，上诉人对案涉借款所知晓的信息均是被上诉人告知的。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杏莉及一审被告系朋友关系，在被上诉人催要欠款过程中经常找上诉人张翠作为中间人帮忙联系借款人，或者帮忙催要欠款，但是被上诉人于杏莉从未要求上诉人偿还过借款，被上诉人于杏莉明知上诉人与本案案涉借款并无关系。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借款条，可知上诉人并未以借款人、担保人、债务人加入或共同还款人等任何身份在借条上签字按印。从被上诉人于杏莉一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也可以知晓被上诉人于杏莉给上诉人打电话的目的都是请求上诉人帮忙联系王蕊或者刘宇思沟通还款事宜，录音内容的字里行间没有一句是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这就证明上诉人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否则被上诉人于杏莉不可能仅要求上诉人帮忙催债而不要求上诉人偿还款项。而且通话录音关于借款事实的内容均系被上诉人于杏莉单方陈述，上诉人对于借款实际履行情况并不知晓，也避免刺激被上诉人的情绪，所以对被上诉人在通话录音里陈述的事实未进行否认，但上诉人从未在录音中表述或认可过其系共同借款人。2.2013年6月4日，被上诉人于杏莉转给上诉人的10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中被上诉人于杏莉已经明确陈述2013年6月4日被上诉人于杏莉转给上诉人100万元中有20万元系上诉人的，80万元系被上诉人于杏莉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杏莉将该100万元出借给王东升。被上诉人于杏莉提交的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也自己说明了曾与上诉人共同出借资金给王东升。所以本案中被上诉人于杏莉虚假陈述，将与本案无关的款项计算在案涉借款中并借由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庭审中，王蕊、刘宇思及其他一审被告均否认合伙的事实，且刘宇思一审中已经自认案涉借款系由其借用，并非与他人共同借款。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于杏莉提交的通话录音认定上诉人与其他一审被告合伙并共同借款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并非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主体，也无还款的意思表示，所以上诉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于杏莉辩称，一、王蕊2018年8月14日、2018年9月6日录音认可三家合伙共同向于杏莉借款200万，刘宇思2019年8月5日录音也认可三家合伙共同借款200万，2019年1月5日赵静录音中也认可三家合伙共同借款，由王蕊给于杏莉出具借条。二、2018年8月14日录音中王蕊说“我跟你说，嫂子，我那天跟张翠说，张翠啊，咱他妈的生哄着人家宇思，张翠说，是，你说他妈的回来没回来钱，咱也不知道回没回……”（在证据二卷37、38页），王蕊说“……宇思跟我说，行了，你跟我发牢骚没用，我跟你发牢骚没用，这个事，宇思就说你看人志扬比咱急，后来是宇思偶尔接回电话，咱现在生哄着人家，我就跟张翠说，我说，我跟陈阔得生哄着人家宇思，要是这钱回来了，人家说没回来，人家用着呢，咱也没治……人志扬不管了，人志扬退出去了……（证据二卷41页）”，可见张翠和高志扬是共同借款人，而非其上诉状中所称案涉借款还款概不知情，均是被上诉人于杏莉告知。三、张翠录音2018年9月18日录音中于杏莉说怀疑刘宇思叫着高志扬、陈阔做这个买卖，刚开始是个骗局，高志扬、陈阔能借出钱来，刘宇思要是借钱，于杏莉肯定不会借给他。张翠却告诉于杏莉，一开始陈阔他们是在邢台，他们当天还去了一趟呢，这个她倒是知道（证据二卷84、85页）。可证明张翠认可三家合伙向于杏莉借款以及于杏莉和刘宇思并不熟悉，不可能单独把钱借给刘宇思的事实。2019年6月13日录音中，于杏莉陈述六被告合伙借钱做买卖，一块借钱，王蕊出面打条，月息二分二，以及刚开始六被告合伙，后来张翠和高志扬撤出去了，但没人告诉于杏莉（证据二卷93、94、96页），对于杏莉陈述的以上内容，张翠不仅未否认，并称自己也挺为难的，也一直在跟王蕊说，并让于杏莉继续找王蕊，并称自己也会找王蕊，还称刘宇思打电话也不说这个事，200万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真是，本能回来就阿弥陀佛了。甚至在于杏莉说“高志扬跟我说，刚开始是合伙了，后来我撤出来了，是合伙借这个钱，付着息的时候撤出来的……”如果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你王蕊、刘宇思不站出来说这个事……现在反过来，我成了有错的了。张翠不仅未否认，反而说：没有，谁说你有错了呀？（证据二卷98、99页）。以上足以证明张翠对三家合伙借款200万，至今本息未付的事实是认可的。张翠和高志扬如果当初没有参与借款，张翠必然会对于杏莉的陈述进行反驳，以厘清自己和高志扬与共同借款无关。但在录音中张翠除了在于杏莉说到怀疑当初刘宇思叫着陈阔、高志扬做买卖是个骗局，因为陈阔和高志扬能从于杏莉处借出钱来时，张翠说陈阔他们一开始为此还一起去过邢台，以此反驳当初合伙不是骗局，对于杏莉陈述的其余内容均未表示反对，并称200万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本能回来就阿弥陀佛了，可见于杏莉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张翠对于杏莉陈述的内容是认可的。四、在赵静和王蕊的录音中都称高志扬撤出去了，在录音中于杏莉向张翠复述高志扬的陈述即高志扬曾说“是合伙借这个钱，付着息的时候撤出来的”，张翠也未表示否认，可见高志扬和张翠是共同借款人，否则不可能王蕊和赵静均有高志扬和张翠撤出一说，甚至在于杏莉还原高志扬关于撤出的陈述时，张翠也不否认。五、通过于杏莉和王蕊、张翠、赵静的录音可以看出，一直都是于杏莉在照顾着三人的情绪，张翠的所有录音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其是为了避免刺激于杏莉的情绪而不作否认表示。本案案涉本金加利息已近四百万，张翠和高志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人员，面临近400万的巨额债务风险，张翠仅仅为了避免刺激于杏莉的情绪，便对于杏莉的陈述不作任何否认和辩解，显然有违常理。六、2013年6月4日于杏莉转给张翠的100万元与本案有关，进行虚假陈述的是张翠和高志扬。第一，根据于杏莉提交的建行流水（在证据卷一48-60页）可以看出，2013年6月4日于杏莉给张翠转款100万后，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3月30日张翠按80万本金，月息2分按月给于杏莉转16000元利息，2014年4月未转，2014年5月8日转16000元，是支付的2014年4月利息，仍然是16000元，到2014年5月26日支付当月份利息时变为6000元，之后至2014年11月，在流水中可以体现出按每月6000元给于杏莉支付利息，可见2014年5月起张翠已将于杏莉80万借款中的50万转入到200万借款中，所以之后才会按30万本金，6000元月息支付利息。以上付息表在证据卷三第28页。第二，通过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其中没有张翠偿还过于杏莉50万的记录，那么张翠不可能在2014年5月无缘无故的把利息变为6000元。张翠既没有偿还80万借款的记录，也没有偿还50万或30万的记录，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东生替其偿还了上述80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对于于杏莉来讲，六上诉人是共同借款人，于杏莉可自由选择向任何一个借款人主张权利。于杏莉曾经找高志扬催要过借款，但高志扬称撤出去了，付着息的时候就撤出去了。但其撤出并未经于杏莉同意，对于杏莉不发生法律效力。正是因为张翠和高志扬也是借款人，所以于杏莉才会要求张翠找王蕊换条、催款，否则于杏莉不可能三番五次找张翠和高志扬。 于杏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六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分，自2015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六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蕊与被告陈阔系夫妻关系。被告张翠与被告高志扬系夫妻关系。被告赵静与被告刘宇思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7年11月3日协议离婚。2013年6月4日，原告给被告张翠转款1000000元。2014年2月24日，原告给被告王蕊转款800500元。2014年5月11日，原告给被告刘宇思转款400000元。2014年6月10日，被告王蕊给原告出具一张欠款条，载明：“今借于杏莉现金2000000元（贰佰万元整）”。原告为证明本案系六被告的共同借款、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及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2.2分等事实，向本院递交了被告王蕊给原告出具欠款条一份、原告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原告与被告王蕊、刘宇思、张翠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王蕊、张翠、赵静、刘宇思的电话录音、原告之夫王猛与被告陈阔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欠款条、银行卡交易记录、原告与其各自的通话录音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与其各自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完整性虽有异议，但均未提供反驳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借款主体及借款数额问题。从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曾多次提及2000000元借款系被告三家合伙做生意所借，而被告在电话和微信中均未对原告所述提出异议，结合双方提交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和借款条，能够确认六被告系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关于利息问题，虽然被告王蕊给原告出具的借款条中没有利息的约定，但在原、被告的通话录音中，被告认可已经向原告偿还了利息70余万元，在电话中原告亦曾经提及利息2.2分，被告亦未提出异议，结合银行交易记录中显示的被告向原告转账数额，应当认定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2%。被告王蕊提交2014年4月2日至2017年12月30日银行流水，辩称截至2016年5月14日共给原告转款1001786元，均系偿还的本案借款，原告否认，从王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分别于2015年1月5日和2015年1月6日向被告王蕊转款10000元和50000元，之后，被告王蕊于2015年2月9日向原告转款60000元，故该笔还款不应认定为案涉2000000元借款的还款，原告称王蕊的上述还款中有50余万元系偿还的其他借款，因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不予采信。被告王蕊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原告的借款数额应认定为941786元。原告认可被告王蕊现金偿还案涉借款64600元、被告陈阔通过银行转账偿还案涉借款131000元、被告刘宇思通过银行转账偿还案涉借款88000元，本院予以确认。截至2016年5月14日，六被告共计偿还原告借款1225386元，按照月利率2.2%计算，截至2016年5月14日，被告应偿还原告利息1061866元，其余偿还的借款163520元应当抵顶借款本金。因此，截至2016年5月14日，六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83648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利息最高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2016年5月15日之后的利息，应当以183648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判决：被告王蕊、陈阔、刘宇思、赵静、张翠、高志扬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于杏莉借款本金1836480元及利息（利息以183648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6年5月15日起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1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蕊、陈阔、刘宇思、赵静、张翠、高志扬共同担负。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蕊、陈阔提交如下证据：陈阔向于杏莉偿还借款的银行交易记录，其中是陈阔民生银行尾号0211的对账单，尾号9996的民生银行对账单，尾号5910的农行交易明细，证明除了一审查明的陈阔向于杏莉支付的四笔总计131000元方付款外，陈阔在2014年12月24日通过民生银行向于杏莉付款8万元、2015年2月14日付款44300元、2015年5月24日付款20180元、2015年5月23日付款5万元、2015年10月27日付款5600元、2015年10月28日付款5600元、2016年1月7日付款105000元、通过农行在2016年2月6日付款101300元。上诉人赵静提交如下证据：赵静衡水银行、农行的明细，证明赵静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全都是赵静本人工资，没有用到本案涉及到的借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王蕊、陈阔提交的证据，王蕊、陈阔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其在一审及上诉状中的陈述相互矛盾，王蕊、陈阔与于杏莉之间除了本案所涉借款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款项往来，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无法确认，且王蕊、陈阔在一审时未提供上述证据，亦未对逾期提交证据说明合理理由，王蕊、陈阔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之规定，本院对王蕊、陈阔提供的证据，不予采纳。对于赵静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仅显示的为2019年至2020年期间赵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无法证明案涉款项出借时赵静是否为借款人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结合本案在卷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六上诉人与于杏莉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若存在，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具体评述如下： 关于六上诉人与于杏莉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问题。本案中于杏莉提供的王蕊出具的借条、于杏莉与王蕊、刘宇思、张翠等人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卡交易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条，证明案涉借款系王蕊、陈阔、刘宇思、赵静、张翠、高志扬合伙做生意所借，一审认定案涉借款主体为王蕊、陈阔、刘宇思、赵静、张翠、高志扬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借款金额及利息问题。本案中，王蕊向于杏莉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200万元，于杏莉对出借200万元的款项的支付作出了说明，王蕊在二审庭审中自认收到的于杏莉的80万元款项按照于杏莉的指示转给了刘宇思，张翠虽不认可按照于杏莉的指示将50万元款项转给刘宇思，但认可于杏莉的80万元以张翠的名义出借给案外人王东升，案外人王东升向张翠出具了借条，张翠按月息2%向于杏莉支付利息，张翠未对自2014年5月起支付利息从每月16000元变为6000元作出合理解释，刘宇思认可收到于杏莉转账40万元。于杏莉提供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借款本金为200万元及月息为2.2%，通话主体均未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提出异议，于杏莉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亦显示王蕊等人每月付息44000元。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月息为2.2%，进而根据当事人之间的银行交易记录及于杏莉的自认认定截至2016年5月15日尚欠借款本金的数额及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刘宇思、赵静、陈阔、高志扬、张翠、王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653元，由上诉人王蕊、陈阔负担35302元，上诉人刘宇思负担34747元，上诉人赵静负担35302元，上诉人张翠、高志扬负担353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天杲 审 判 员 李春蕾 审 判 员 王江丰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黄佳楣 书 记 员 怡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