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22民初976号 原告：钟华著，男，199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钟华辉，男，199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钟碧兰，女，199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钟碧英，女，198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钟碧花，女，1994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潘秀珍，女，194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虞清凤，女，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上述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勤，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虞崇长，男，1989年0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890672991K。 负责人：马爱红，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意，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华著、钟华辉、钟碧兰、钟碧英、钟碧花、潘秀珍、虞清凤与被告虞崇长、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七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勤、被告虞崇长、广州财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华著、钟华辉、钟碧兰、钟碧英、钟碧花、潘秀珍、虞清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钟美文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 赔偿责任，共计949,997.5元；2.前一项赔偿不足部分由直接责任人被告虞崇长赔偿；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部分诉讼请求，变更后为：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虞崇长因交通事故造成原告亲属钟美文死亡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987,408.87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7日，虞崇长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由钟山县凤翔方向往石龙镇方向行驶，行驶至钟山县凤翔镇街道高速公路天桥底路段时，在超越前方车辆过程中与对向行驶的由钟美文驾驶的桂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钟美文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虞崇长为逃逸责任，在事故发生后打电话给他人，让其到事故现场顶包，企图掩盖事故事实。经钟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虞崇长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钟美文不承担事故责任。钟美文伤情是颈髓损伤并四肢瘫痪，先后到钟山县人民医院、贺州市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等医疗机构治疗。2020年4月18日，钟美文于家中死亡。同年5月28日，广西盛邦司法鉴定中心对钟美文死因作出鉴定意见：钟美文的死亡原因符合交通事故致颈椎骨折滑脱并颈髓损伤致高位截瘫行内固定术后长期卧床继发感染、Ｄ1Ｃ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018年5月28日，虞崇长驾驶的粵Ａ4Ａ0Ｅ8号小型轿车在中国太平洋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20年4月7日，原告钟华著把虞崇长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笔录上的签名和司法文书签名与虞崇长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的签名送交鉴定。2020年4月10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检材和样本不是同一人的笔迹。从笔迹鉴定结果可知，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提示义务的时间节点应当是签订合同前或者签订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时间节点是“签订合同前或者签订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答复更进一步明确是：“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合同之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至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问题的答复2000年1月24日（法研［2000］5号）规定：“这里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合同之时，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 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之规定，虽然被告虞崇长在广州财保公司处购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但是，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粵明鉴[2020]文鉴字第01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投保单》“投保人签章”处签名和《投保人声明》“投保人签章”处签名并非被申请人虞崇长本人的签名。故应当认定两个保险文件上所记载的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指导意见（一）“一、《通知》所称“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指的是2020年1月1日起人民法院首次受理的一审案件。”指导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2020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已受理的一审案件，当事人申请撤诉后，于2020年1月1日之后又重新起诉的，不适用该《通知》”，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本案因受害人钟美文救治无效后死亡。死亡事实出现是新发生的事实，原告向被告提出关于钟美文死亡的赔偿请求是首次提出，本案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赔偿按照2020年广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的标准进行计算：1.医疗费80266.51；2.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0元；3.营养费65,112.53元；4.误工费65,112.53元；5.护理费63,833.03元；6.交通费20,000元；7.丧葬费39,756元；8.死亡赔偿金694,9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68,380元；11.鉴定费6,000元；上述合计1,107,408.87元，扣除广州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已赔付的12万元，原告方主张其尚应得到的赔偿为987,408.87元。 被告虞崇长辩称，由法院认定，应该由我承担的我就承担，不该赔的我拒绝赔偿，商业险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我签的。 被告广州财保公司辩称，一、原告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 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实际为对钟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案件（2019）桂1122民初1726号、（2019）桂1122民初720号案件的重复起诉。虽钟美文已经死亡，但是权利主体并未发生实际的变更；其次，本案的诉讼标的实际一致，对于赔偿的项目、事实基础以及原告两次起诉所得出的赔偿项目在赔偿结果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按照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本案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另，基于本诉与（2019）桂1122民初1726号、（2019）桂1122民初720号案件属于重复起诉，而且对于（2019）桂1122民初1726号、（2019）桂1122民初720号案件实际已经审理了对于钟美文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那么本案原告主张的适用标准则应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进行法律适用。二、因本案涉案虞崇长驾驶的粤Ａ×××××车辆存在交通肇事逃逸的事实，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钟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虞崇长驾驶的粤Ａ×××××在事故发生后在未标明车辆位置，变动现场并叫他人顶替，企图掩盖事故事实，该情况已经得到了交警部门的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根据被告（被保险人虞崇长）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第1目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有限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即逃逸行为）”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而对于原告合理合法的损失则应当由被告虞崇长个人承担。具体理由如下：（1）商业险合同系纯粹的民事合同性质，保险公司履行的是商业险保险合同义务，本案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符合商业险的合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性质的复函》：“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为商业保险。交通事故损害纠纷发生后，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中在商业险部分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虞崇长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未标明车辆位置表动现场的情况下，并叫他人顶替自己，企图掩盖事故事实，其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对于逃逸行为的认定。根据虞崇长与保险公司成立的商业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对于虞崇长违法了商业险保险合同的行为，可以按照商业险的约定不承担本案商业险的赔偿责任。驾驶人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适格的驾驶资格，是否存 在禁驾事由等其他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事故责任或者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付责任的依据。若允许驾驶人无故离开现场，叫人顶替其驾驶人资格，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极易引发道德风险，也违背了保险法的最大诚实信用原则。（2）保险公司的免赔事由成立，保险合同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第110条第2款：“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刑法》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综上，可见，逃逸行为是严重的违法和犯罪行为，是强制性法律确定的违法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该法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在（2019）桂1122民初1726号案件中，保险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单（副本）一份、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一份、投保人声明书一份、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正、副本各一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一份，以上证据足以证实保险公司将逃逸的违法行为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且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投保人虞崇长以及原告作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三、原告以被告虞崇长未签订保险合同或者在相应的保险单的签字不是虞崇长本人签字为由主张保险公司免赔条款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 被告虞崇长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并非其本人签字。答辩人对于原告提交的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据“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作为文书鉴定所依据的实体检材都没有经过本案除原告之外的任何当事人的质证，违背了最基础的司法鉴定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所以，对于原告提出的司法文书司法鉴定结论程序违法，不符合一般鉴定文书的科学性，不应当予以采纳。其次，根据（2019）桂1122民初1726号案件的庭审情况最基本的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是，被告虞崇长在一审开庭过程中确认了其系委托车行代为办理相关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投保行为。即便按照虞崇长所述的行为，那么虞崇长与该车行系委托法律关系，作为受托人的车行在从事委托人所有的委托行为应当由委托人被告虞崇长予以承担，即便本案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投保人声明书等的签字不是其虞崇长本人签字，那么作为受托人的车行的法律责任由委托人虞崇长承担是符合合同法的规定的。再次，虞崇长将其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险合同一并作为其证据提交，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将商业险合同条款交付被告虞崇长，其也确认收到商业险合同条款，以上行为应认定保险公司对免责事项作出了提示，且该部分免责事项的保险条款已用字体加黑足以引起一般正常人注意的形式标注。因此，该商业险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法律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四、受害人死亡的原因以及原因力对于本案的赔偿在法律上的介入了非交通事故引起的参与度，赔偿义务人不应当就受害人的死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根据原告提交的广西盛邦司法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就受害人死亡的原因进行鉴定，结论为“长期卧床继发性感染、DIC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从法医学角度，继发感染是指血液病病人由于疾病而使机体免疫力降低；进食不佳引起营养不良而使人体抵抗力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成熟的白细胞量及质均下降导致不能抵抗细菌的侵袭而感染。继发感染大多为内源性感染，极少由外源性感染所致。导致“继发性感染”的原因多为病人未参与防护措施，护理人员没有及早发现并控制感染，在对伤者的护理上没有护理得当，没有加强营养。在伤者的口腔、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肛门、泌尿系等处，没有及时发现和及时处理患者的不洁卫生的问题。所以导致“继发性感染”的原因虽有交通事故造成的客观存在，但是护理人员未及时护理和未对伤者进行及时的营养加强也是原因力之一。另，对于DIC导致的所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也介入了其他因素而导致受害人的死亡参数介入了其他参与度因素。DIC的中文名称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许多疾病在进展过程中产生凝血功能障碍的最终共 同结果，是一种临床病理综合症。DIC的病因虽不能排除外伤，但是其大都来自于患者的基础疾病。只有加强基础疾病治疗才是消减DIC促发因素，增加患者存活的首要措施。可见，在原告提交的盛邦司法鉴定意见中都不能证明受害人的死亡是完全因为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原告所主张由被告承担全部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在受害人死亡的原因以及原因力对于本案的赔偿在法律上因为介入了护理人员护理不到位以及受害人的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存在死亡参与度问题，考虑到原告自行提交的广西盛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中存在的鉴定结论就受害人死亡的原因进行的陈诉，原告应该受害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事故在死亡结果上的参与度就行举证证明。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7日，虞崇长驾驶粵Ａ4Ａ0Ｅ8号小型轿车由钟山县凤翔镇方向往石龙镇方向行驶，行驶至钟山县凤翔镇街道高速公路天桥底路段时，在超越前方车辆过程中与对向行驶的由钟美文驾驶的桂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钟美文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虞崇长为逃逸责任，在事故发生后打的电话给他人，让其到事故现场顶包，企图掩盖事故事实。虞崇长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实施超车的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且事故发生后未标明车辆位置变动现场并叫他人顶替隐瞒肇事者身份，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形符合交通肇事逃逸本质特征；钟美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事故经钟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虞崇长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钟美文不承担事故的责任。事发后，钟美文被送至医院救治，因赔偿事宜，原告曾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作出（2019）桂11×××××民初72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钟美文交通事故各项经济损失19686元；二、被告虞崇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钟美文各项经济损失104181.95元；三、驳回原告钟美文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后钟美文在2019年9月24日委托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受伤致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护理信赖程度评定及后续治疗（取内固定）费用评估，2019年10月10日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一）受伤致残程度属一级伤残；（二）受伤误工期为217日，护理期为217日，营养 期为217日；（三）受伤致残后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完全护理依赖；（四）受伤后续治疗（取内固定）费用约为10000元。因就定残后的赔偿事宜，钟美文于2019年12月4日再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广州财保公司就被告虞崇长因交通事故造成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在商业险的赔偿范围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虞崇长承担赔偿。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桂11×××××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钟美文交通事故各项经济损失60314元；二、被告虞崇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钟美文各项经济损失1292807.35元；三、驳回原告钟美文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被告广州财保公司在上述判决生效后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范围内履行了赔偿120000元的责任。2020年4月7日，原告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日期为“2018年5月28日”的“产品投保单”第2页上的“投保人签章”处签名字迹“虞崇长”、日期为“2018年5月28日”的“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处签名字迹“虞崇长”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同年4月10日，该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检材1、检材2与样本1至样本5不是同一人的笔迹。2020年4月18日，钟美文死亡。由委托单位钟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广西盛邦司法鉴定中心对钟美文尸体进行死亡原因鉴定，同年5月28日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钟美文的死亡原因符合交通事故致颈椎骨折滑脱并颈髓损伤致高位截瘫行内固定术后长期卧床继发感染、Ｄ1Ｃ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另查明，被告虞崇长在广州财保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附加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另商业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述合同条款均以字体加黑的形式予以标注，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签字及投保人声明处有“虞崇长”的签字，确认对保险人就包括上述合同免责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条款内容的说明完全理解并予以接受。现原告就钟美文死亡后的相关赔偿问题向本院提起上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 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因受害人钟美文的死亡，由其承继的民事主体提起诉讼，其作为适格的原告，因涉及本案赔偿的标准及项目等发生变化，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及诉讼标的产生新的变化，根据客观事实的变化必然导致承担责任主体在赔偿数额方面亦发生相应变化，本院对构成重复计算部分予以剔除，被告广州财保公司的提出原告构成重复诉应予驳回的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虞崇长在交通事故中的逃逸行为,广州财保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是否免责。虞崇长在投保商业三责险时,广州财保公司制作了投保单,该投保单上载明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该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并以字体加黑的形式予以标注该投保单投保人落款有虞崇长的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虞崇长在称保险公司并未告诉其免赔事项,称投保单落款不是其本人签名,在本院审理的（2019）桂1122民初720号的案件中，虞崇长将本案事故车辆的商业险保单作为证据提交,说明其收到投保单,而本案事故车辆的商业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均以加黑加粗字体印制在保单上,并同时以加黑加粗字体特别提示其阅读保险条款中的黑体字标注部分，虞崇长亦确认系由销售车行代为办理相关商业险投保，其提供的证据保险单也证明收到商业险合同条款，对此被告虞崇长无异议，应认定保险公司对上述免责事项作出了提示，且该部分免责事项的保险条款已用字体加黑足以引起一般人注意的形式标注，因此，广州财保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虞崇长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并让他人顶替隐瞒肇事者身份的行为，系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只需尽了提示义务即可免除赔偿责任。因此，广州财保公司在商业险内免除赔偿责任。关于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对投保人签章及投保人声明上的虞崇长签名并非为虞崇长本人签名的鉴定意见，原告主张以被告广州财保公司未尽告知义务而不产生商业险免责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根据上述的分析认定，即使投 保人签章及投保人声明上的虞崇长签名非虞崇长的亲笔签名，但被告虞崇长在另案的庭审中其将本案事故车辆的商业险保单作为证据提交，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将商业险合同条款交付被告虞崇长，其也确认收到商业险合同条款，该部分免责事项在保险条款已用加黑字体足以引起一般正常人注意。综上，其商业三者险投保单是否为投保人虞崇长亲笔签名，不影响该商业险免责条款的生效，故，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责任划分问题。本院在（2019）桂1122民初72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作说明，在本案中不再赘述。 关于受害人钟美文的死亡是否与涉及的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方面，本院认为，根据委托单位钟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广西盛邦司法鉴定中心对钟美文尸体进行死亡原因鉴定，该鉴定意见：钟美文的死亡原因符合交通事故致颈椎骨折滑脱并颈髓损伤致高位截瘫行内固定术后长期卧床继发感染、D1C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该鉴定意见明确了钟美文死亡原因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原告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另根据（2019）桂1122民初720号及（2019）桂1122民初172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定残前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已由生效判决书中已作认定处理，不再重复计算。由于受害人钟美文已死亡，其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按3人3天计算，本院在原判决确认误工费的数额基础上再加上，即1,279.50元（51,891元/年÷365天×3天×3人），处理丧葬事宜生产的交通费本院在原确定数额的基础上酌情再加上300元，丧葬费39,756元（6,626元/年×6个月），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694,900元（34,745元/年×20年），由于钟美文的死亡，前案所涉及的残疾赔偿金应作相应变更为死亡赔偿金，原之前判决认定残疾赔偿金部分不再支持，原告亦不予主张。同上理，定残后护理费应作相应调整，根据2019年10月10日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的第（三）项，受害人钟美文受伤致残后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完全护理依赖，其于2020年4月18日死亡，从定残之日计算至死亡日期为191天，定残后的护理费按原标准的实际天数计算为25,204.67元（48,166元/年÷365天×191天）。对原告主张因鉴定支 出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6,000元问题，该费用属诉讼费范畴，不列入原告的经济损失之中。综上，因受害人钟美文的死亡，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应作相应调整，为便于在本案中体现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本院综合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赔偿数额，扣减当事人已赔偿部分，其中被告广州财保公司已赔付120,000元。因此，原告的合理损失有：原告主张医疗费80266.51（已扣除被告虞崇长已赔付的88,351.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4,000元、误工费28,635.2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79.50元、营养费5,16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4,017元+定残前护理费13,064.20元+定残后护理费25,204.67元）、（交通费11,7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3,085元、丧葬费39,756元、死亡赔偿金694,900元。上述合计1,021,368.08元。因被告广州财保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且广州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已赔付120,000元，即被告虞崇长应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为901,368.08元（1,021,368元－120,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虞崇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钟华著、钟华辉、钟碧兰、钟碧英、钟碧花、潘秀珍、虞清凤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01,368.08元； 二、驳回原告钟华著、钟华辉、钟碧兰、钟碧英、钟碧花、潘秀珍、虞清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7,018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612元，由被告虞崇长负担6406元，鉴定费6,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雷绍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应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