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35388号原告：沈国权，男，195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朱漪，男，198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告：朱倍毅，女，201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法定代理人：周海燕(系朱倍毅母亲)，女，198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清塘镇苏溪村大湾村民组**。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华斌，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原告沈国权与被告朱汝荣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1月2日作出(2017)沪0112民初14216号民事判决。朱漪、朱倍毅不服本院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沪01民再7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17)沪0112民初1421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因原审被告朱汝荣于2017年8月16日死亡，本院依法追加朱汝荣的法定继承人朱漪、朱倍毅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国权，被告朱漪、朱倍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华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国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朱漪、朱倍毅在继承原审被告朱汝荣的遗产范围内返还原告投资款164万元(人民币，下同)。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朱汝荣于2002年经朋友介绍相识。2003年原告与他人在柬埔寨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名为“首尔国际企业发展(柬埔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尔发展公司)，原告分批出资共计164万元，该公司交由朱汝荣经营管理。后原告与朱汝荣又重新注册成立另一家公司，名为“首尔国际(柬埔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尔集团公司)。首尔集团公司成立后，首尔发展公司的资产全部转移到首尔集团公司，首尔集团公司仍由朱汝荣经营管理。2010年底，原告到柬埔寨当地考察首尔集团公司的经营状况，但发现首尔集团公司已经不再经营。且朱汝荣瞒着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注册成立了其他公司，首尔集团公司的资产全部转入朱汝荣经营的公司。因双方就首尔发展公司与首尔集团公司的相关费用一直没有结算过，经多次协商，于2012年4月7日签订了《备忘录》，约定朱汝荣愿意支付原告40万元补偿款并帮助原告承接工程项目。当天朱汝荣还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若违约则赔偿原告加倍的投资款。然朱汝荣仅向原告支付了20万元后就再也不肯支付余款，且也未兑现帮忙承接工程项目的义务。自2015年4月起，原告再也无法联系到朱汝荣。故原告提起诉讼，现因朱汝荣已死亡，两被告作为朱汝荣的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朱汝荣遗产范围内向原告返还投资款。被告朱漪、朱倍毅辩称，被告作为朱汝荣的法定继承人并不了解朱汝荣与原告的合作关系，朱汝荣是原告开设的公司的员工，由朱汝荣承担投资款不合理。被告对原告与朱汝荣签订的两份文件的效力持有异议，投资金额与公司情况均无相应证据佐证，无法认定两份文件的真实性与签订时的状态。即使是真实的，备忘录中约定偿还的款项为40万元，且原告自认已收到朱汝荣支付的20万元，因此本金仅剩20万元，而承诺书约定的164万元实则是对不按约支付40万元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违约责任显然过高。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沈国权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首尔发展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徐忠宏的身份证、护照的复印件,证明原告和徐忠宏于2003年2月在柬埔寨注册成立了首尔发展公司且对外开始营业，原告与朱汝荣认识也是经徐忠宏介绍。2、首尔集团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相关登记注册文件、该公司与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援柬7号公路项目专家组签订的服务协议的复印件，证明原告与朱汝荣作为股东注册了首尔集团公司，但实际投资人是原告，经营管理由朱汝荣负责，相关业务也有进展。3、首尔建工建设工程(柬埔寨)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相关文件的复印件，证明朱汝荣瞒着原告与他人成立了公司。4、首尔建工建设工程(柬埔寨)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文件及翻译件的复印件，证明朱汝荣将该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变更，将其儿子朱漪作为股东之一。5、朱汝荣与上海首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复印件，证明2003年3月朱汝荣与原告在上海投资设立的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将朱汝荣派去柬埔寨做经营管理。6、公司备忘录，证明首尔集团公司是首尔发展公司的延续，并确认了原告是法定代表人，原告投资了160多万元的资金。7、首尔集团公司制定的《中国籍董事、高管的义务和责任》(传真件)，证明公司规定了高管人员的义务和职责，明确了如违反规定并导致公司、股东经济损失的应给予相应的惩罚，朱汝荣也签字确认。8、朱汝荣出具的2005年年终总结报告和2006年上半年的半年报告(传真件)，证明朱汝荣与他人成立的公司的运行正常，并承诺帮忙收回160多万元的合作款。9、原告向上海建工集团海外部相关负责人和柬埔寨的负责人的信函各1份，证明2009年8月至2012年4月原告不断和海外部负责人和柬埔寨负责人进行交涉和控告。10、原告与朱汝荣之间签订的《备忘录》及朱汝荣给沈国权、彭明华的《承诺书》，证明朱汝荣向原告承诺支付40万元补偿款，并帮助原告和彭明华承接上海建工集团在上海的各种工程业务项目，如上述承诺没有履行，则愿意向原告归还投资款164万元，但朱汝荣支付20万元后未再履行承诺。经质证，被告朱漪、朱倍毅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其中营业执照因未提供翻译件，无法质证，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3、4均为复印件，且翻译件缺少公章，不满足证据的形式要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5系复印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现朱汝荣已死亡，劳动关系无法查实；证据6真实性不清楚，其内容恰恰能证明原告向朱汝荣索要的投资款是投资到公司的，应由公司向原告分配红利，原告的其他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7系传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朱汝荣导致其损失也应按公司法的规定予以处理；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可以证明朱汝荣是以公司员工的名义作出报告，并非以个人名义；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备忘录中朱汝荣的身份证号有修改痕迹，朱汝荣签名与年终报告等处的签名不一致，但其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被告朱漪、朱倍毅为其辩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柬埔寨大使馆出具的朱汝荣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证明朱汝荣已于2017年8月16日在柬埔寨死亡，于2018年5月18日报死亡。2、离婚证明，证明朱汝荣离婚状态。3、朱漪的户籍证明及户口本、独生子女证，证明朱漪与朱汝荣系父子关系。4、朱倍毅的出生证明原件及翻译件、司法鉴定所的证明文件，证明朱倍毅与朱汝荣的亲子关系。5、户籍信息摘抄，证明朱汝荣的父亲朱长根、母亲梁明珠均已死亡。经质证，原告沈国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朱汝荣的继承人也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依法应予采纳的证据，应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属性要求。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4、5，其中首尔发展公司和首尔集团公司的营业执照虽为原件，但系境外文件，原告未提供翻译件，而其他证据均为复印件，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7，系境外公司文件，原告未公证认证，不具有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8-9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被告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而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7日，原告沈国权(乙方)与朱汝荣(甲方)签订《备忘录》一份，内容为：“甲乙双方就曾投资合作于柬埔寨的公司项目情况进行友好的沟通，并经协商作出了如下处理意见：……二、本着多年的朋友情意，也不枉双方在柬埔寨的投资合作一场，甲方表示虽然公司和自己都没有赚到钱，但自己还是愿意拿出四十万元人民币补偿给乙方，也算是对乙方当年投资柬埔寨的回报，权当分红。四十万元的支付时间和方式是：本备忘录签订后一周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收款人银行账户内汇款十万元，另三十万元余款自今年年底起，在每年的年底至春节前分三次各汇十万元给乙方指定的账号内。之后，甲方是否继续给乙方补偿汇款，到时视甲方业务情况而定。三、考虑到乙方在外欠下不少债生活困难，甲方愿意立即帮助乙方承接做上海建工集团在上海的各种工程业务项目，也可以帮助乙方承接做上海建工集团以外的工程业务项目。乙方表示非常感谢甲方的友情和帮助，并表示接到工程业务等项目后将授权彭明华代理自己操作或与甲方合作共同操作实施工程业务项目。……四、本备忘录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执行。”当天，朱汝荣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就《备忘录》事项，为了让沈国权和在场的彭明华无后果之忧，并确保《备忘录》正常履行，特作出如下承诺：一、本人保证履行《备忘录》第二条约定的付款事项和第三条约定的立即帮沈国权及彭明华在上海承接上海建工集团工程项目的义务，以弥补本人对于沈国权(包括彭明华)在柬埔寨项目上的亏欠。二、本人若不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备忘录》约定的上述两个事项的，沈国权有权因此将《备忘录》终止，且有权追索其在柬埔寨公司的投资收益，至少沈国权原在柬埔寨项目上的壹佰陆拾肆万元投资款，本人愿意以个人名义在五年内加倍偿还，直至还清为止。……如因未完全履行而导致纠纷，且协商不成的可在原告户籍地诉至法院。”另查明，朱汝荣于2017年8月16日在柬埔寨死亡，于2018年5月18日国内报死亡，其与前妻李秀珍婚后生育一子即被告朱漪，双方于2008年1月17日经民政局登记离婚，后朱汝荣未再婚。朱汝荣与周海燕于2011年2月7日生育一非婚生女儿即被告朱倍毅。朱汝荣父母先于其死亡。诉讼中，原告陈述，《备忘录》和《承诺书》签订后，朱汝荣向其支付20万元，剩余款项未再支付，故其提起诉讼。两被告陈述，朱汝荣名下遗留位于上海市雪松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一套，尚未继承与分割。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沈国权与朱汝荣签署的《备忘录》及朱汝荣单方出具的《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恪守。从上述两份文件所记载内容看，双方对签订《备忘录》及朱汝荣出具《承诺书》的背景、缘由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系双方对在国外投资合作产生纠纷自愿达成的和解方案，即朱汝荣为弥补原告的投资亏损，双方协商由朱汝荣向原告支付40万元补偿款，并帮助原告等人承接工程项目作了结，但同时还约定，朱汝荣不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上述事项，则仍应向原告偿还投资款164万元。对朱汝荣而言，《备忘录》相较于《承诺书》设定的义务，尤其是金钱给付义务显然更低，原告意在激励朱汝荣在规定期限内尽快履行义务，而《承诺书》中设定的投资款返还条款是以《备忘录》未能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为前提，属选择适用条款，并非被告主张的违约责任条款，故被告关于违约责任过高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在朱汝荣仅向原告支付20万元后未再履行剩余款项的情况下，原告据此要求朱汝荣按照《承诺书》之承诺偿还投资款164万元，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但朱汝荣已付款20万元应予扣除。两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朱汝荣已履行《备忘录》约定之义务，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朱汝荣已死亡，两被告作为朱汝荣的法定继承人并未放弃对朱汝荣遗产的继承，故应在朱汝荣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债务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朱漪、朱倍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朱汝荣的遗产范围内偿付原告沈国权投资款人民币144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560元，由原告沈国权负担人民币2,385.37元，被告朱漪、被告朱倍毅共同负担人民币17,174.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岳审 判 员  丁文伟人民陪审员  王晓蕾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李 震书 记 员  李 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