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1民再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库荣丽，女，197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刚，河南蓝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漯河市融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柳江西路三里桥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陈民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河南信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河南泰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经济开发区香山路**。法定代表人：柳继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君，该公司工作人员再审申请人库荣丽、再审申请人漯河市融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公司）及一审第三人河南泰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坤公司）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11民终2382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豫民申32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申请人库荣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刚、再审申请人融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一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君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库荣丽申请再审称，撤销本院（2019）豫11民终2382号民事判决，维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2267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本院（2019）豫11民终2382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由于融创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荣创公司与库荣丽签订的订房协议无效。库荣丽关于融创公司向其交付房屋并协助办理网签及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库荣丽可以另行主张其他权利。为此，库荣丽向人民法院提出本案诉讼主张。二、本案二审归纳三个争议焦点中，本院已经确认库荣丽购房款367770元的事实，库荣丽与融创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但是，由于融创公司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没有向库荣丽明确说明，导致该合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融创公司双倍返还库荣丽的购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院不判决融创公司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理由是：“订房协议的参与方是库荣丽与泰坤公司，融创公司在订房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仅是履行其与泰坤公司相关协议的过程，不存在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这个理由实在牵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库荣丽明确说明融创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泰坤公司或融创公司也不可能向库荣丽如实说明，库荣丽是在另案判决中才得知的，如果融创公司不参与订房协议或者不认可，为何还要与库荣丽签订订房协议并加盖自己公司的公章？融创公司辩称，一、融创公司与库荣丽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融创公司没有向库荣丽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二审法院判决融创公司承担返还责任明显错误。融创公司并未表示出向库荣丽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融创公司与库荣丽未形成买卖房屋的合意，双方之间没有买卖房屋的交易基础事实。融创公司没有收取库荣丽交纳的任何财物，融创公司与库荣丽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融创公司不存在向融创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的基础事实。融创公司将订房协议交由泰坤公司，是为了配合泰坤公司对外出售房屋履行完善相关手续，融创公司自始至终未参与泰坤公司对外所为的行为当中，融创公司与库荣丽之间没有过任何接触，也未与申请人发生交易行为。二、订房协议的性质应客观评价为预约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间内应当订立合同的预先约定，在预约合同中，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相互给付的权利义务关系。判断一个约定是预约还是本约，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订房协议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有义务为乙方保留房源；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时，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积极配合甲方签订购房合同，购房合同签订后，本协议自动失效。”据此可知，订房协议应认定为预约合同。订房协议并未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仅仅是对房屋的基本情况作出了说明，签订订房协议的目的也是为了保留房源，待具备签订正式合同的条件时及买受人确定后，双方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确定出卖人交付房屋、买受人支付购房款等相应权利义务，从而完成交易。根据订房协议约定，出卖人根本不具备收取买受人全额购房款的权利，且客观事实是融创公司也未收取库荣丽的任何财物。就本案而言，融创公司本就不应承担任何返还责任，请求融创公司承担双方责任更是不知从何而谈，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三、预约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及合同性质，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或采取其它补救措施。订房协议解除后，双方当事人应当恢复到协议签订之时的状态。就本案而言，在融创公司未收取库荣丽任何财物的前提下，融创公司对库荣丽不承担任何返还责任。如判决融创公司在此种情形下承担返还责任，则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侵害融创公司的合法权益。泰坤公司辩称，一、泰坤公司与库荣丽之间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且泰坤公司至今未收到库荣丽的任何购房款项，泰坤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应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库荣丽的诉讼请求。王宏君以泰坤公司的名义承接了融创公司三里桥·未来水岸项目的施工工程，在工程款结算过程中，融创公司与泰坤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融创公司将涉案2号楼地上部分房屋整体出售给泰坤公司以折抵下欠泰坤公司的工程款。随后，王宏君在对外出售房屋过程中，项国建找到王宏君询问王宏君手中的房子是否卖完，王宏君告知其还有部分房屋未出售，于是，项国建便与王宏君协商剩余房屋先不要对外出售，他将剩余部分房屋预定住，由项国建向王宏君支付购房款。除此之外，王宏君、泰坤公司与项国建之间无任何纠纷及债权债务关系。项国建预订泰坤公司（王宏君）房屋的目的：项国建及其所在的公司作为融资方收取了库荣丽等人的理财款项，在理财期限还未届满时，库荣丽等人便找到项国建要求其退还相应的理财款，因项国建当时把资金全部投入到许昌的项目上，没有足够的资金予以退还。于是，项国建便找到王宏君，从王宏君手中预定部分房屋不让王宏君对外继续出售，待项国建向王宏君支付部分房屋的全额购房款并取得部分房屋的实际权利后，再将部分房屋交付给库荣丽等人用以折抵项国建及其所在公司欠库荣丽等人的理财款。由此可知，泰坤公司（王宏君）与库荣丽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库荣丽以对他人享有的与泰坤公司（王宏君）无任何关联的债权来换取泰坤公司（王宏君）的房屋显然不具有合理性、逻辑性，更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库荣丽的权利义务相对人自始至终应为项国建，与泰坤公司（王宏君）无关。二、通过泰坤公司继续收集证据可知，泰坤公司及王宏君并未实际占有并持有涉案理财凭证，更未取得理财凭证上的票据权利，涉案理财凭证的实际占有、持有人为项国建，理财凭证的权利人为项国建，库荣丽用与泰坤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的理财凭证折抵购房款实属荒谬，同时也于法无据。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另外一起与本案同事实同类型的原告为王全喜的案件中，承办法官要求泰坤公司提供理财凭证的原件，因泰坤公司（王宏君）均未持有理财凭证原件，王宏君意外得知，项国建不仅收取了库荣丽等人的理财凭证原件，还与库荣丽等人均签订了《质押合同书》并约定库荣丽等人将理财凭证质押给项国建。由此可知，本案涉案理财凭证的实际占有人、持有人、权利人均为项国建，涉案理财凭证也一直是在库荣丽与项国建之间进行流转，与泰坤公司及王宏君均无任何关联关系，泰坤公司及王宏君均未收取库荣丽的理财凭证，也未取得理财凭证上的相应权利，库荣丽用与泰坤公司及王宏君无任何关联关系的理财凭证来换取泰坤公司及王宏君的房屋显然与市场交易规则不符，也与市场交易行为中的等价交换的原则相违背，更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三、虽然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过收据，但现有证据及库容丽认可事实均已证实库荣丽未向泰坤公司交纳购房款，故泰坤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不能认定已实际收取了购房款。虽然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了购房收据，但泰坤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是基于项国建向泰坤公司（王宏君）预定购买房屋并承诺在短期内向泰坤公司（王宏君）支付购房款，同时也是为了配合项国建安抚库荣丽等人的情绪。购房收据出具后，泰坤公司（王宏君）多次要求项国建支付购房款，但项国建至今未向泰坤公司（王宏君）支付购房款，在此过程中，库荣丽等人也未向泰坤公司（王宏君）支付购房款。虽然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过收据，但客观上双方并无实际的金钱交易行为，泰坤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已实际收取了购房款。融创公司申请再审称，1.撤销本院（2019）豫11民终2382号民事判决及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22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融创公司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库荣丽负担。事实和理由：融创公司及泰坤公司与库荣丽之间均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也未收到库荣丽交纳的任何形式的购房款，原审法院判决融创公司返还购房款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融创公司没有向库荣丽销售涉案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涉案订房协议加盖有融创公司销售部的印章，但根据融创公司与泰坤公司的协议可知，融创公司下欠泰坤公司工程款，融创公司将订房协议所涉房屋及其他房屋已抵押给泰坤公司用于清偿下欠泰坤公司工程款。据此，融创公司并非订房协议的销售主体，也不具有向库荣丽销售房屋的意思表示，融创公司盖章的行为只是对泰坤公司的配合行为。融创公司也未收到库荣丽交纳的任何形式的购房款，融创公司只是将加盖公司销售部印章的部分订房协议交予泰坤公司，融创公司自始至终未参与本案的事实经过，也未与库荣丽有过任何接触。泰坤公司虽然向库荣丽出具了收据，但泰坤公司也未收到库荣丽交纳的任何形式的购房款，只是收到了库荣丽交来的案外人对库荣丽出具的理财凭证，但该理财凭证并不等同于购房款，更不能视为购房款，如将该理财凭证评价为是库荣丽向融创公司及泰坤公司交纳购房款的行为，则显失公平，会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也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二、订房协议的性质应为商品房买卖的预约而非本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中，订房协议仅仅对房屋基本情况、总价款进行了约定，对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房屋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办理产权登记的有关事宜、违约责任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均未进行约定。融创公司也未收到库荣丽交纳的任何形式的购房款。据此，订房协议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也不符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五条关于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情形。故订房协议的性质应为商品房买卖预约，而非本约。三、泰坤公司收取库荣丽理财凭证的行为应评价为库荣丽为其履行支付购房义务而向泰坤公司提供的权利质押担保。本案中，经泰坤公司、库荣丽及项国建三方协商一致，项国建对库荣丽出具的理财凭证作为权利质押，质押于泰坤公司处，用于担保库荣丽向泰坤公司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当库荣丽不能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时，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泰坤公司有权向项国建主张权利，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向泰坤公司支付购房款。但时至今日，库荣丽及项国建均未以任何形式向泰坤公司支付购房款。库荣丽辩称，一、库荣丽与融创公司2015年10月21日签订订房协议的经过。2014年期间，库荣丽向项国建交付投资款共计367770元，由项国建用于泰坤公司承建的融创公司三里桥·未来水岸的房地产项目，项国建承诺库荣丽投资有保障，可以选择一定的利润回报或以优惠价购房，项国建将筹集款交付泰坤公司后，长达五年之久，项国建无能力还款，库荣丽无任何收益，经三方协商，2015年10月21日，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了“收据”一份，“收据”上注明“泰坤公司收取库荣丽未来水岸2楼购房款367770元”，将库荣丽投资款抵作购房款并向库荣丽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表明，泰坤公司是认可库荣丽投资款转化为购房款的客观事实。库荣丽、项国建及泰坤公司三方对此均无异议，收取库荣丽购房款事实上已转化为泰坤公司的行为，在泰坤公司与融创公司所签订的《三里桥项目融创未来水岸施工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泰坤公司承建的融创-未来水岸1#楼、2#楼在施工期间不再支付工程款，融创公司以平均价格出售给泰坤公司”。第四条约定：“后期乙方（乙方指定业主）办理手续时，甲方（融创公司）应提供必要手续。”正是基于泰坤公司出示的其与融创公司所签订的《三里桥项目融创未来水岸施工补充合同》，库荣丽完全有理由相信泰坤公司有权处分融创公司项目2号楼的资产，泰坤公司基于与融创公司的约定，该处分行为也是有效的。其意义在于融创公司解决资金困难推进项目，折抵融创公司拖欠的工程款，维护各方合法行为，在诚信履行协议的基础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民事流转秩序。本案中，库荣丽基于泰坤公司与融创公司的以上补充协议条款约定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泰坤公司收取购房款的合理性、合法性及正确性。这些客观事实具有足以使库荣丽产生信赖的特性，善意信赖的人就此认为能够取得融创公司所出售的房产权利。库荣丽就该购房事宜多次在融创公司所在地的三里桥村委会办公室进行过协商，所以，泰坤公司收取库荣丽全额购房款、融创公司认可并自愿与库荣丽签订订房协议，协议落款处有“融创公司销售部”公章及库荣丽签字，足以证明库荣丽与融创公司存在商品买卖合同关系。融创公司将加盖公章的空白协议交予泰坤公司，属于概括性委托，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受，不影响订房协议成立及生效。二、事实上，本案参与方的本意、行为及目的，都符合三大基本原则（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原则、对第三人有利原则、法定义务不能免除原则），前提保障就是各参与方能公平、善意、诚信地严格履行约定，库荣丽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融创公司没有证据举出相应的反证否认。即使融创公司称泰坤公司违约或者没有收取项建国的款项等等，融创公司可以向其主张权利，但与库荣丽无关。总之，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民事约定，不能反言对抗库荣丽，并且其内部约定事实与库荣丽无关，与本案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库荣丽的购房权益完全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三、库荣丽与融创公司2015年10月21日签订订房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库荣丽与融创公司对此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且，协议生效的事实已被另案（2019）豫11民终31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但是，由于融创公司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签订该协议时没有向库荣丽明确说明，导致该订房协议合同无效，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库荣丽有权要求融创公司双倍返还其购房款。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申3273号裁定书经审查认为：“依据该补充合同约定，泰坤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泰坤公司给库荣丽出具购房收据，而融创公司仅是根据其与泰坤公司的协议约定办理相关购房手续，故融创公司与库荣丽之间并无真实的商品房交易关系”完全是错误的。依据物权法有关法律规定，协议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发生物权转移，不能仅凭一纸协议就能认定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涉案房屋项目的开发、备案及主体均是融创公司，这也是融创公司与库荣丽签订订房协议的原因所在。泰坤公司之所以向库荣丽出具购房收据的原因，是泰坤公司与融创公司签订补充合同有关约定，泰坤公司承建的未来水岸1#楼、2#楼在施工期间不再支付工程款，后期乙方（乙方指定业主）办理手续时，甲方（融创公司）应提供必要手续。正是基于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示的上述补充合同，泰坤公司才有权为库荣丽出具购房收据，库荣丽才接受泰坤公司出具的购房收据，库荣丽不可能重复向泰坤公司和融创公司两次交付购房款。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肯定泰坤公司与融创公司签订的协议效力，认定泰坤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而否定库荣丽与创荣公司签订的协议的效力无真实的商品房交易关系，属两个裁判标准。另案生效判决及本案一、二审判决均已查明库荣丽与项国建、泰坤公司之间的关系，债权债务及数额均已查明，泰坤公司也没有主张为库荣丽出具购房收据违背了真实意思，并且，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已经超出库荣丽及融创公司的再审范围。库荣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融创公司退还库荣丽购房款367770元，并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即367770元的赔偿责任，共计7355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融创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1日，融创公司（甲方）和库荣丽（乙方）签订订房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乙方认筹【融创·未来水岸】一期——梅园2号楼2单元12层221205号房，面积123㎡，单价2990元/㎡，总房款367770元。2015年10月21日，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库荣丽交来未来水岸2号楼房款人民币叁拾陆万柒仟柒佰柒拾元￥367770元”。融创公司（甲方）与泰坤公司（乙方）签订的《三里桥项目融创未来水岸施工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泰坤公司承建的融创一未来水岸1＃楼、2＃楼在施工期间不再支付工程款，融创公司以平均价格出售给泰坤公司”。“甲方将2号楼整体出售于乙方。关于出售乙方范围相关约定：“出售楼栋为2号楼（地上），2号楼地下室归甲方所有。出售楼栋面积以房屋管理部门确定面积为准，出售价格为2750元/平方米（平均价）”，第四条约定:“后期乙方（乙方指定业主）办理手续时，甲方提供必要手续”。库荣丽诉融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豫1102民初3977号民事判决，库荣丽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后本院作出（2019）豫11民终313号终审民事判决。上述生效判决书中确认了以下事实：库荣丽自2014年累计共向项国建给付金钱367770元，库荣丽称项国建每年按照年利率4%向其支付利息，项国建将该笔钱用在房地产投资项目上，由于项国建与泰坤公司有联系，泰坤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向库荣丽出具收到367770元的收据，同日库荣丽在融创公司的订房协议上签字，该订房协议在（2019）豫11民终313号判决书中被认定为“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但由于融创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故该订房协议无效”。漯河市百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向库荣丽出具委托投资理财凭证两份，投资金额为101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漯河市融创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购房款人民币367770元，并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即367770元的赔偿责任，共计73554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融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库荣丽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库荣丽的投资款是否转化为购房款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库荣丽自2014年累计共向项国建给付金钱367770元，用于理财，项国建将该笔钱用在房地产投资项目上，由于项国建与泰坤公司有联系，泰坤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向库荣丽出具收到367770元的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到库荣丽交来未来水岸2号楼房款人民币367770元”。而该“未来水岸”项目是融创公司开发、泰坤公司承建的项目，“2号楼”是融创公司交付给泰坤公司以房折抵工程款的房屋，泰坤公司依据其与融创公司之间的协议，有权处置未来水岸2号楼的房产，因此，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收据，购房指向明确，应当认定库荣丽的投资款已经转化为购房款。关于库荣丽与融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已经生效的（2019）豫11民终313号判决认定：”2015年10月21日，融创公司与库荣丽签订订房协议，房源认筹部分载明了房号2号楼2单元12层221202号房、面积123平方米、单价2990元/平方米、总房款367770元，该订房协议加盖有甲方融创公司销售部印章，有乙方库荣丽签字，具备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主要条款，但由于融创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故该订房协议无效。”上述认定说明，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由于融创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导致合同无效。虽然是泰坤公司向库荣丽出具的购房款收据，该款因融创公司与泰坤置业公司之间的以房抵工程款协议而不再向融创公司支付，在泰坤公司处置2号楼房产的时候，因需要融创公司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融创公司在订房协议上加盖印章的事实，说明其对该订房协议明知并进行了合同签订。因此，认定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融创公司是否承担双倍赔偿房款责任的问题。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融创公司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导致了订房协议无效，判决融创公司承担双倍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不当，订房协议签订时的主要参与方是库荣丽与泰坤公司，融创公司在订房协议上加盖公章仅是履行其与泰坤公司相关协议的行为，并没有实际参与协议的签订过程，不存在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因此，不应双倍赔偿。库荣丽向泰坤公司交纳了购房款，因融创公司在订房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虽然该笔购房款并未实际交付融创公司，但依据融创公司欠付泰坤公司工程款的事实，视为该笔购房款折抵部分工程款，因此，原审判决融创公司返还给库荣丽购房款并无不当，至于融创公司与泰坤公司之间的工程款问题及以房抵债协议的履行可另行处理。鉴于融创公司实际占有资金的事实，应当向库荣丽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判决：一、撤销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2267号民事判决；二、漯河市融创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库荣丽购房款人民币367770元，并从库荣丽本案原审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相应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5元，由上诉人漯河市融创置业有限公司负担5577.5元，由被上诉人库荣丽负担5577.5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法律关系，一是库荣丽与项国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是项国建与王宏君的关联关系，三是王宏君与泰坤公司的挂靠关系，四是泰坤公司与融创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以物抵债法律关系，五是融创公司与库荣丽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上述五种法律关系具有前后关联性。确认上述五种法律关系所涉及的事实及其前后联系，是界定融创公司与库荣丽签订订房协议性质与收据注明的购房款实际情况的基础事实，缺少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会使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项国建作为其与库荣丽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王宏君关联关系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在一审、二审中均未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亦未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进行质证和接受质证，与这两项法律关系相关的证据在项国建这一直接利害关系人没有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进行质证和接受质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库荣丽与项国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民间借贷的实际数额，无法确认项国建与挂靠人王宏君或者被挂靠人泰坤公司之间究竟为何关联关系，关联关系设定有何权利义务，依据该证据认定本案事实亦显属不当。故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审理中应追加项国建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查明本案涉及的全部基础事实，准确界定融创公司与库荣丽签订订房协议的性质和收据注明的购房款的实际情况。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豫11民终2382号民事判决及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226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李胜利审判员  宋跃武审判员  陶京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任伟鹏书记员胡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