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楼毅东，男，196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毅威，男，系楼毅东之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上海兴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锐，男，194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北京市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楼毅东与被上诉人王锐股票权利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22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楼毅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毅威、王雷，被上诉人王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楼毅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020年5月7日开庭，王锐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王锐委托代理人徐振东当时并未就职于北京市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博儒律所），一审法院允许其出庭并当庭打电话，系涉嫌包庇。另一委托代理人文某未参与庭审但仍写入判决书。在王锐未到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按撤诉处理。在庭审中，法官当庭向王锐释明合同无效，要求其变更悖论诉请，而又判决合同有效，属于违法。2、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放任王锐的违法违纪行为。系争股票是2000年上海银行定向募集的内部职工股票，严禁转让和代持，楼毅东在一审中已申请调取《2000年上海银行定向募集内部职工股实施细则》，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楼毅东因收入原因筹措认股现金，王锐主动拿出现金通过童某转借给楼毅东，并由楼毅东亲手缴款认购股份。王锐帮助楼毅东解决现金的燃眉之急，具备借贷关系的基本要件，楼毅东出于对王锐出借款项的感激，将每年相应收益作为回报给与王锐。王锐在一审中从未陈述过其所谓代持的合意内容和过程，也未陈述如何合法获取股权。一审认定双方存在股权代持系故意偏袒。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楼毅东已经提交同类案件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各级法院判决。相关法律法规和判决均认为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行为无效。4、王锐放弃2008年上海银行持股权利的托管登记，现又主张代持，不仅已过诉讼时效，更应当为不出示对己不利的证据承担法律责任。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的规定，即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王锐辩称，1、一审中王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在2020年4月已入职博儒律所，并不存在代理权限瑕疵。2、就法律关系的性质，一审对于股权代持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楼毅东已支付部分红利，又多次签字确认，现却否认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与事实不符。3、就协议效力，当时楼毅东、王锐都是上海银行的内部员工，楼毅东当时不愿意出资认购，为不浪费指标故让王锐出资认购进行代持，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也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王锐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决：1、确认楼毅东名下上海银行51,815股股权所有权归王锐所有；2、楼毅东配合王锐办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1,815股股权转让登记手续；3、楼毅东支付王锐股份分红款43,269.20元及其利息（自起诉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LPR标准计算利息）；4、本案的诉讼费由楼毅东承担。一审审理中，楼毅东撤回了第3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上海银行决定增资扩股，以每股2.12元的价格向企业法人和员工等定向发行股份，本行员工可以认购的标准为：支行行长35,000股，员工15,000股。王锐时任上海银行XX支行的行长，楼毅东为上海银行XX支行员工，均以自己名义认购了股份，上海银行增资扩股认购清单上记载：王锐认购35,000股，楼毅东认购15,000股。2001年至2015年期间，楼毅东每年以税后股利标准向王锐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不同金额的款项：2001年支付1,440元，2002-2004每年支付1,200元，2005-2007每年支付1,440元，2008-2010年每年支付1,800元，2011年支付2,102.40元，2012年支付2,277.60元，2013年支付3,328.80元，2014年支付3,854.40元，2015年支付4,204.80元。2016年11月，上海银行股票（601229）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后，楼毅东向王锐出具《确认书》，内容为：经楼毅东和王锐共同确认，楼毅东所持有的上海银行（601229）未解禁股中，39,858股归王锐所有，解禁后由王锐自行处理，王锐所属有的解禁股若有分红、送股、配股等，楼毅东将给与划转配合，特立本字据说明。在该《确认书》中有楼毅东本人签字，但签署姓名为楼毅东。2018年8月11日，楼毅东向王锐出具说明，载明：王老师，我等小张回来商量好，争取在月底前后，把原来的利息22,666元划给您，另外，商量办法解决后面的股权事宜，到时候回复。工商银行账号已收到。2018年9月14日，王锐与案外人童某、韩某至楼毅东家中商谈本案系争争议，王锐就商谈内容进行了录音，其中内容包括“王：股票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当时15,000股，现在变成了3万多股，以后再日长夜大，逐步增加心态不平有人有想法了，如果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谈……你老婆不想承认股票的事情。楼：我老婆也没说不承认，她主要想搞清楚……”。同日由案外人童某执笔书写，王锐、楼毅东签字确认的一份股权事项说明载明：“关于我挂名在楼毅东名下的上海银行股票到2018年9月14日止股权是39,858股。我提出解决的方案：做到股价按现在二级市场的市价适当打折，转让给楼毅东，一次性解决挂名在楼毅东名下的上海银行股票。楼毅东承诺：和家属张某商量后在本月给我答复。”2019年4月17日，王锐向楼毅东致函表示：上次见面你承诺办好手里的事情后会尽快将我在你账户里的上海银行股票的股息22,666元转给我，同时解决我在你账户里的上海银行股票（2018年9月14日止股数为39,858股）的股权问题……如果从2017年发放红利算起股息22,666元在你账户里足足呆了两年……2019年4月23日，王锐委托案外人韩某转交写给楼毅东及其妻子张某的信：自2018年8月份在你家几次洽谈以来，距今又过了半年多，楼毅东在股息划转的承诺书和上海银行股票股权确认书中都提到要和张某商量后再定……2019年4月17日，我给楼毅东发了微信，韩某也打电话，但楼毅东没给回应，不得已只能到单位来找你张某……2018年在你家的几次沟通中你们都信誓旦旦的表示会尽快将股息转给我，但结果是一拖再拖至今未能转给我……但我可以承诺，我挂在楼毅东名下的上海银行股票股权转让和股息划转都顺利进行的话，在最后阶段，我一定考虑给予一定的回报。2019年9月18日，楼毅东向王锐书面表示：关于与王老师股权纠纷一事，到上海银行股权科去了解后，因当时是非法取得，所以不存在后面股息之事，到时谈资金多少来解决。2019年9月26日，王锐委托博儒律所律师向楼毅东寄送律师函。一审另查明，2001年7月23日，上海银行向楼毅东核发股权证，股权证记载楼毅东持股数为72,700股。其中15,000股在上市流通之前于2010年4月16日经每股10股送4.60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21,900股，上市流通之后，2017年7月12日经每股10股送3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28,470股；2018年7月9日经每股10股送4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39,858股；2019年6月25日经每股10股送3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51,815股。2016年10月，上海银行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了历次增资扩股情况，在第一次增资扩股情况中写明“本行4,410名员工以货币形式合计认购9,237.30万股”。一审中，双方一致确认：1、认购15,000股的对价31,800元，系由王锐向楼毅东现金交付，无转账凭证或借条。2、案外人童某时任上海银行XX支行的办公室主任。3、王锐、楼毅东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股票代持协议或借款协议，为口头约定。4、15,000股经多次送、配股，至起诉时已为51,815股，目前均登记在楼毅东名下。5、认购股份时上海银行出具的现金解款单收据应由楼毅东保管，现金解款单上的名字是楼毅东。但楼毅东陈述该现金解款单已遗失。6、目前系争股票2019年11月18日起部分解禁，每年解禁15%，故目前系争股票无法全部交易流通。7、楼毅东于2020年4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王锐31,800元，主张归还的是借款本金。8、2017年以后楼毅东未再按股利标准向王锐支付钱款。2020年7月20日，王锐致函一审法院表示：鉴于楼毅东当初将认股配额给了王锐并为王锐代持股份，现王锐不再主张诉请3关于股份分红款及利息，并一次性支付给楼毅东7万元人民币作为其代持期间的相应报酬。为避免讼累，楼毅东于2020年4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划给王锐的人民币31,800元，王锐自愿在之后划还给楼毅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锐、楼毅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还是借款关系，若构成股权代持关系，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认定及相关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逐一阐述如下：一、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王锐主张当时楼毅东因经济拮据，无力付款，故自愿放弃自行认购股份，并将认购份额让与王锐，王锐以31,800元现金方式为楼毅东交纳了认购款，股权名义上是楼毅东的，但实际权利归属于王锐，故双方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楼毅东则主张当时31,800元是其问王锐所借，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股权实际所有人是楼毅东。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约定从约定，在没有书面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应根据现有证据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进行综合判断，就本案情况来分析，应认定双方系股权代持关系。理由如下：一是王锐、楼毅东在交涉过程中，楼毅东认可系争股权归属于王锐，从未主张双方系借款关系；二是自2001年起至股票上市前，楼毅东每年给付王锐钱款的标准与当年股票分红利润标准完全吻合，符合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法律特征；三是楼毅东主张双方是借款关系，但又陈述对借款具体事宜记不清了，关于借款利率、借款期限、未及时归还本金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四是童某是当时办理股权认购的经办人，韩某亦参与双方发生争议后的协调交涉，两人证人证言也证实双方关于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二、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认定及相关法律后果楼毅东主张2000年认购股份时公司明确规定只允许自己购买，不允许转让他人，相关部、委及上海银行管理规定也明确禁止股权代持，如果是股权代持，说明王锐作为时任行长带头违反规定，且上海银行股票已上市，最高院曾有判例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所以即便是代持关系，也是无效的。王锐认为合同无效的认定，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且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楼毅东提供的依据属于部门规章或内部管理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王锐关于合同效力认定的意见符合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解释精神，予以采纳。王锐作为时任行长，在内部明确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况下，将楼毅东的认购份额转让给自己，以代持方式规避管理，此行为确有不当，也为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但由于代持法律关系建立发生在股票上市前，且因为同属内部员工身份，在股票上市公告披露的信息中予以概括表述，不涉及损害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故本案股权代持行为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关于代持的法律后果处理。王锐主张确认股权归属并办理变更登记。楼毅东认为王锐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股权的归属应根据双方法律关系确定，鉴于双方系股权代持关系，故实际权利人有权要求将挂名在名义权利人名下的股票确认权利归属并划归本人名下，以结束代持关系，股权孳息（包括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应随之一并划转至实际权利人名下。2000年楼毅东代王锐持有的15,000股，经过多次送、配股，目前已增加至51,815股，故确权和划转的股权数额应为51,815股。现王锐要求确认上述股票归王锐所有，并要求楼毅东配合将上述股票变更登记至王锐名下，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楼毅东抗辩的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前双方并无争议，股票上市以后，王锐持续与楼毅东沟通，通过微信、电话、律师函等多种方式向楼毅东提出履行请求，而且确权之诉不适用时效制度，故对楼毅东的抗辩不予采纳。一审审理中，王锐表示不再主张股权红利，同时考虑到楼毅东将认购股票权利让渡给自己，且代持多年，愿意给予一定的回报，在放弃原有红利诉请的基础上，另外自愿补偿王锐70,000元，这是王锐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至于楼毅东以还借款为由转账给王锐的31,800元，王锐明确表示愿意返还楼毅东，为避免讼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判决：一、楼毅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王锐将股东姓名为楼毅东、证券子帐号为XX********、证券代码为601229的上海银行证券股票中的51,815股划转归王锐所有；二、王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楼毅东70,000元；三、王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楼毅东31,8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楼毅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楼毅东提交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节选及所附部分机构股东名册、部分自然人股东名册，欲证明上市公告中不仅有一审判决中所述的“概括表述”，而且也已披露楼毅东、王锐等自然人股东的具体持股情况，且王锐在一审对于不清楚2008年登记托管的陈述是虚假的。王锐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从登记托管编号可以看出，楼毅东系先进行托管登记，在楼毅东进行登记时王锐并不知情。王锐提交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律师执业机构变更登记表、登记审批和招工备案登记表，欲证明徐振东在一审出庭时已就职于博儒律所。楼毅东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双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其中，王锐一审代理人徐振东所执业的律所并不影响其作为律师的代理资格，不再作为二审查明事实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上海银行自然人股东名册中载明：1721号，楼毅东，持股数106,142股，持股比例0.0020%，已托管登记；2640号，王锐，持股数74,387股，持股比例0.0014%，已托管登记。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楼毅东、王锐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楼毅东在一审中主张王锐系向其出借认购股权的款项，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借款期限和利率的约定、借款利息的支付等内容。相反，在案证据显示，楼毅东自2001年起至股票上市前向王锐支付的款项金额与股票分红标准吻合。楼毅东所称为感谢王锐借款故而向其支付分红款项的主张并无依据，亦与常理不合。而在双方就系争股票权属进行交涉的过程中，楼毅东亦未提出过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二审中楼毅东又陈述并未向王锐借款，只是从童某处“拿了钱”，而一审中童某、韩某的证人证言亦能够印证楼毅东、王锐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因此，楼毅东主张双方之间系借款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在案书面证据、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认定王锐、楼毅东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本院予以认同。关于本案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楼毅东依据另案判决主张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无效，但另案判决所涉案件事实与本案事实并不完全相同。诚如一审所言，一则本案代持法律关系发生在股票上市之前，二则楼毅东、王锐同为员工持股，在上海银行增资扩股说明中以员工合计认购的方式概括披露，并未侵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即便从上海银行自然人股东名册中所披露的楼毅东、王锐的持股情况来看，本案系争股权比例尚不足上海银行所发行股份的万分之0.1。在股权的代持方与被代持方均系员工、代持行为远早于公司上市的情况下，如此微小比例的股权代持情况，尚不足以构成因披露不实而导致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亦不足以导致双方的代持行为无效。楼毅东提出的上诉理由本身存在逻辑错误：应当根据在案证据所反映的双方的意思表示来认定案涉法律关系，而不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存在不合规之处，故而认定双方之间是其他合规的法律关系。因此，即便楼毅东与王锐之间代持股份的行为不符合《2000年上海银行定向募集内部职工股实施细则》的规定，亦不能以此证明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在案事实认定双方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符合在案证据反映出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股权代持关系有效的认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至于楼毅东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王锐在一审中已委托律师出庭，其本人未到庭，或其中一名委托代理人未到庭，均不违反法定程序。在原告的一名委托代理人已到庭的情况下，并不能导致因原告未到庭而按撤诉处理的法律后果。法庭在庭审中行使向当事人的释明权，并在判决文书中对合同效力作出最终认定，并不存在违法情形。此外，如前所述，王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律师所执业的律所并不影响其代理资格。楼毅东所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系对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误读，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楼毅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楼毅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俞泊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