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1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家军，女，1966年8月16日出生，回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丹，安徽重信众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交通路。 负责人：王韬，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玲，安徽赵长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莹，安徽赵长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家军因与被上诉人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以下简称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6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家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丹、被上诉人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家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苏家军在一审答辩中提出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并非车辆租赁关系，案涉车牌号皖Ｓ×××××的宇通牌客车系苏家军出资购买，苏家军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双方实质上是挂靠经营关系。在一审庭审中，苏家军向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发问：案涉车辆是谁出资购买？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代理人回答的是“从合同上看,所有权归车队所有”，并没有正面回答苏家军的问题，随后苏家军问道：如果车辆是车队出资购买，车辆租赁合同中为什么没有约定租赁费，而是约定管理费？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无法回答，并求庭后回复。苏家军无法得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在一审庭审后有没有将上述问题的答案回复法庭，但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以上庭审中的争议焦点作出审查，甚至没有提及，而是仅仅依据合同约定作出判决，明显没有查清车辆所有权归属，系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不是租赁关系，是挂靠关系。挂靠关系分为实质挂靠与形式挂靠，形式挂靠是指“挂靠者”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运输服务活动，“挂靠者”向“被挂靠者”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由此可见，挂靠关系的成立不以挂靠者拥有车辆所有权为前提。退一万步讲，即便案涉车辆的所有权问题存在争议，从本案合同约定来看，双方约定的租赁物含班线经营权及营运许可，合同目的实质上是苏家军借用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名义从事车辆运输，双方约定的合同对价也不是“租赁费”，而是“管理费”，完全符合挂靠经营的实质要件,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的挂靠关系是确定成立的。一审法院忽视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图,认定双方为租赁合同关系,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有效并不必然意味着合同中的所有条款有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车辆实际所有人能举证证明已向挂户单位（个人）交纳了管理费用,但挂户单位（个人）没有履行挂户合同约定的监督管理义务的,挂户单位（个人）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挂户单位（个人）收取管理费用,又与所有人有“发生交通事故后不承担任何责任”等类似约定,要求车辆实际所有人承担全部责任的,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认可其向苏家军收取管理费的事实，故根据上述规定，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与苏家军之间签订的《公车租赁经营合同》中第五条（三）款系无效条款，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事故责任承担的依据。案涉车辆系苏家军于2011年购买并登记在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名下，苏家军自2011年起按月向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支付管理费，至今已有九年之久，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在此期间是不间断、持续性地获益，且获益金额非常可观，故此，应当按照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的获益情况来认定本案责任承担比例。一审法院显然忽略了上述事实，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 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系租赁关系并无不当。本案根据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与苏家军签订的《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第三条第1项可以看出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拥有车辆全部所有权，该条款系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与苏家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涉案车辆所有权合法、有效的处分。苏家军在一审期间仅仅是口头称车辆是自己出资购买，但并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辩解，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系租赁关系并无不当。二、车辆所有权归属并不影响苏家军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在使用期间车辆造成人员伤亡的赔偿责任。假设车辆系苏家军出资购买，挂靠在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名下。苏家军系挂靠方，是实体义务的履行者和权利的最终享有者，对经营活动独立核算，独自组织实施，但同样也是盈亏和安全事故发生承担责任的最终承受者、涉案车辆的司机系苏家军雇佣，由苏家军管理并支付报酬。就算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作为挂靠单位，也无法预知和控制事故的发生，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既不是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人，也没有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不是当然的赔偿责任主体。因此苏家军在经营管理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应由苏家军承担。三、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收取经营租赁费用并不必然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按照苏家军的经营考核指标收取了租赁经营费，但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为苏家军提供了经营管理、行业信息、业务咨询、对车辆进出站进行管理、代办车辆保险、配合处理交通事故和保险理赔等服务，该费用系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的一种支付方式，并非单纯收取管理费。本案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将车辆租赁给苏家军后，已全面履行《公车租赁经营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依据合同约定有权主张合同权利，有权对苏家军进行追偿。苏家军发生交通事故，并不能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收取经营租赁费用要求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承担赔偿责任。四、双方之间签订的《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公车租赁经营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期间苏家军认为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签订的《公车租赁经营合同》因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与苏家军之间签订的《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公车租赁经营合同》虽然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应当为有效合同，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维持原审判决。本案是基于合同约定引发的追偿权纠纷，不应适用苏家军提出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关于挂靠的相关规定。该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本意是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基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从有利于第三人权利实现的角度出发，发生交通事故类似案件中被挂靠人要求不承担责任的不予支持。该条款不能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判决苏家军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苏家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驳回苏家军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苏家军支付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已付给杨伟杰的赔偿款475671.59元及案件受理费1189元，共计476860.59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苏家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作为甲方）与苏家军（作为乙方）就甲方将其拥有的客运车辆及班线交由乙方责任经营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合同第二条合同期限约定，车辆使用和班线责任经营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合同解除或合同期满不再续签合同时，乙方应主动将车辆及相关证件和营运手续无条件返还甲方并进行费用结算。原、苏家军双方在《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第四条车辆使用费用中对车辆使用保证金、车辆使用费均未作约定。《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第五条机务与安全管理（三）安全事故及其他纠纷的处理2约定：“乙方经营过程中因安全事故及其他原因造成乙方自身及他人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的（包括工伤在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乙方暂时无力进行赔偿，甲方先行垫付的资金或赔偿的费用（包括工伤赔偿费用），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全额追偿。”2019年2月1日，赵龙斌驾驶皖Ｓ×××××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在萧县西外环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西外环龙城镇白楼子村路段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侧翻至东侧沟内，造成张朋死亡，杨伟杰、闫小磊、赵龙斌、闫道合、朱小芳、程乐明、胡玉先、宋占祥受伤，车辆、广播电视网站设备、电网设备、通信线路设备损害的交通事故。该次事故经萧公交认定【2019】第34132212019000000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龙斌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朋、杨伟杰、闫小磊、闫道合、朱小芳、程乐明、胡玉先、宋占祥、刘忠宇、李勇、卓宁在本事故中无责任。2019年7月3日杨伟杰、朱小芳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为苏家军，向谯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2月19日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602民初58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赔偿杨伟杰475671.59元，案件受理费1189元由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负担。判决生效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于2020年5月27日将杨伟杰的赔偿款475671.59元及案件受理费1189元，共计476860.59元汇入到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内。2019年1月1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作为甲方）与苏家军（作为乙方）就甲方将其拥有的客运车辆租赁给乙方、并将班线交由乙方租赁经营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公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第二条合同期限约定，车辆使用和班线责任经营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合同解除或合同期满不再续签合同时，乙方应主动将车辆及相关证件和营运手续无条件返还甲方并进行费用结算。原、苏家军双方在《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第四条车辆租赁费用中对车辆租赁保证金、车辆租赁费均未作约定。《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第五条机务与安全管理（三）安全事故及其他纠纷的处理2约定：“乙方经营过程中因安全事故及其他原因造成乙方自身及他人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的（包括工伤在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乙方暂时无力进行赔偿，甲方先行垫付的资金或赔偿的费用（包括工伤赔偿费用），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全额追偿。”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在《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签署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苏家军在《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签署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于2020年6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苏家军的银行账户及查封苏家军名下的车辆，并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诉讼保函作担保。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皖1602民初66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苏家军名下的银行账户存款38万元，期限为一年。二、查封被申请人苏家军名下车牌号为皖Ｓ×××××、皖Ｓ×××××的车辆，期限为两年。案件申请费2920元，由申请人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预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客运经营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为依据。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公车租赁经营合同》虽然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不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故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对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请求判令苏家军支付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已付给杨伟杰的赔偿款475671.59元、案件受理费1189元，共计476860.59元及财产保全费292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请求判令苏家军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的诉讼请求，因该费用并非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为实现债权必然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苏家军辩称双方所签合同属无效合同的抗辩理由，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判决：苏家军苏家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代偿款476860.59元；二、驳回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53元、减半收取4226.5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合计7146.5元，由苏家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苏家军二审提交的证据一、洪光才、施威威证人证言，因与双方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故对该二证人证言不予采纳。证据二、中国工商银行现金缴款凭证（编号为皖B04359794）一份，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二审提交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注销证明书、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单、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记账凭证单，客运单车承包经营费用收交结算表22张，能够相互佐证，证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系案涉车辆所有人，苏家军所付款项系车辆经营使用费，不是购车款，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否是苏家军，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是租赁关系还是挂靠关系；二、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对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苏家军举证2011年12月12日存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账户中的408000元银行现金缴款凭证，欲证明系其支付案涉车辆的购车款，其是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但该款数额与案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显示的购车金额并不一致，且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提供的会计记帐凭证，可以看出该费用明细科目为经营使用费。结合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举证的客运单车承包经营费用收交结算表，能够认定苏家军存入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的408000元系苏家军缴纳的车辆经营使用费。另双方2016年就案涉车辆签订的《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第三条第一项明确约定车辆系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全额出资购置，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拥有车辆的全部所有权，苏家军向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交纳合同约定的保证金及车辆经营使用费后仅享有合同有效期内的车辆使用权。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案涉车辆的所有人是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苏家军与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之间系租赁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将其所有的具有合法客运班线的皖Ｓ×××××号客运车辆租赁给苏家军经营，并签订《公车班线责任经营合同》、《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由苏家军交纳车辆使用费、经营考核指标以及管理费等,系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的内部经营管理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苏家军除每月向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交纳车辆使用费、营业收入考核指标数额外，还要交纳管理费，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管理、监督职责，双方签订的公车租赁经营合同第十条第一项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权利和义务第11款明确约定：“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应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有关经营管理规定向乙方及其雇佣的驾驶员、乘务员等进行宣传教育”，经庭审询问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是否对案涉车辆驾驶员进行过安全教育，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虽陈述进行了安全教育，但其仅有口头陈述并无证据证明，因此，本院认为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对驾驶员未履行约定的教育、监督职责，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原因、当事人过错大小，对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本院酌定苏家军承担90%、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承担10%的责任。因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已先行给付476860.59元赔偿款，故苏家军应返还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429174.53元（476860.59元×90%）。一审未认定亳州汽运公司第四车队的责任，判决苏家军全部返还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苏家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6669号民事判决； 二、苏家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代偿款429174.53元； 三、驳回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453元，减半收取4226.5元，由苏家军负担3804元，由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负担422.5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由苏家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453元，由苏家军负担7608元，由亳州市（阜汽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四汽车队负担8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贝贝 审判员  周甜甜 审判员  王肖红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欧阳萍 书记员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