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超，男，197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骥，重庆联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友秀，女，196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乐，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福超因与被上诉人王友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1民初1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福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骥、被上诉人王友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乐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福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友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1日，认定错误。合同上只备注了2018年7月6日、2019年2月2日的还款记录，是因为上述时间的相关还款不能从刘福超的银行账户直接体现还款金额，所以在合同上标注；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刘福超2016年11月3日转款54000元、2017年4月14日转款53000元是其向王友秀偿还的利息，认定错误。刘福超还款时均有备注，只有2016年4月15日向王友秀还款54000元是偿还利息，其他还款都是本金。王友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友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刘福超立即偿还借款18万元，并从2017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福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23日，刘福超因资金周转向王友秀借款300000元，王友秀当日通过其夫汤启平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刘福超尾号为1740的账户转款300000元。2015年10月23日，刘福超向王友秀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友秀人民币300000元（叁拾万元整），借款利息3分，用刘福超房产证2014字第**作为抵押。借款人：刘福超。2015.10.23。庭审中，刘福超确认《借条》是借款之后补签的。案外人宋建川受王友秀委托，与刘福超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抵押权人（甲方）510228197006250019，抵押人（乙方）5102281978××××××××……第十条：还款期限及金额还款总额为350000元（叁拾伍万元），分三次付清，第一次还款日期拟定于2018年4月1日前，还款最低金额为100000元（拾万），第二次还款日期拟定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还款最低金额为150000元（壹拾伍万），第三次还款日期拟定于2018年12月30日之前还清剩余所欠全部尾款共计100000元（拾万元）。如乙方未按时还款，甲方有权处置抵押房产，乙方不得有任何异议……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包括将刘福超的房产抵押给王友秀，但双方并未进行房屋的抵押登记。宋建川在甲方处签名捺印，刘福超在乙方处签名捺印。该合同尾部有注释“注：此款为王友秀转于宋建川收”。庭审中，王友秀明确，宋建川系受王友秀委托代为向刘福超收取款项，并非将债权转让给宋建川。刘福超持有的上述合同尾部有如下备注：“2018年7月6日刘福超已还王友秀100000（壹拾万元整），收款人：王友秀、汤启平，2018.7.6，周涛农行卡转汤启平农商行巫溪支行62×××92”、“2019年2月2日刘福超还王友秀85000元（捌万伍仟元整），收款人：王友秀、汤启平。2019.2.2。”刘福超为证明其已经全额偿还了上述借款本息，举示了如下还款凭证：2016年4月15日，刘福超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汤启平转款54000元，2016年11月3日转款54000元，2017年4月14日转款53000元，2018年6月4日转款2000元，11月6日转款1000元，11月22日转款1000元，12月29日转款1000元，2019年1月29日转款1000元，2月2日转款80000元，5月16日转款1000元，7月5日转款1000元，共计249000元。上述转款除2016年4月15日的54000备注为“利息”外，其余备注均为“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福超向王友秀借款3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合同的签订时间？2、刘福超偿还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根据前述审理查明的事实，对争议焦点及王友秀的各项诉讼请求分别评述如下：1、合同的签订时间？王友秀主张合同系2017年5月1日签订，刘福超不确定合同的签订时间，但认为应该是借条出具后不久。因为宋建川和刘福超在签订合同时均未在合同上进行落款，双方当事人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合同的签订时间，经法院释明，也未向法院提起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法院认为，合同的形成时间受合同的保存条件影响较大，进行司法鉴定的参考性意义也不大，故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确认合同的形成时间。根据合同约定，第一次还款时间为2018年4月1日前，故法院确认合同的签订时间在2018年4月1日（含）以前。结合刘福超举示的在该合同上备注的还款信息，第一次为2018年7月6日的还款，第二次为2019年2月2日，并未备注有2016年11月3日和2017年4月14日的较大额的两笔还款，若合同的形成时间在该两笔还款之前，刘福超一定会要求王友秀在其举示的合同上对该两笔还款进行备注和确认，但刘福超举示的合同上并没有该两笔款项的情况，所以法院确认合同的签订时间在2017年4月14日（不含）之后。综上，法院确认合同的签订期间为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日。王友秀主张合同系2017年5月1日签订，因为在2017年4月15日至2017年5月1日期间刘福超也没有还款，所以法院对王友秀的主张予以确认。2、刘福超偿还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中约定了利息的，除非双方另行有明确约定，否则，应当按照先息后本的还款顺序进行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刘福超举示的还款情况，2016年4月15日的还款54000元，刘福超自行备注为“利息”，也与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6个月的利息金额相符，法院确认该54000元为利息。2016年11月3日的转款54,000元和2017年4月14日的转款53000元，从支付的时间间隔、金额上，也与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半年的利息金额（基本）相符，故法院确认该两笔还款为偿还的利息。刘福超主张其是按照先本后息的方式进行的还款，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王友秀与刘福超一致确认案外人宋建川受王友秀委托与刘福超签订的合同指向的款项系案涉借款，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指向的权利义务双方为王友秀和刘福超，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该合同应当系对借条的补充和变更，双方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将前期的借款本息结算为35万元。综上，法院确认刘福超在2017年5月1日之前的还款为偿还的利息，2017年5月1日之后的还款为合同约定的35万元的还款。关于王友秀要求刘福超偿还借款本金18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刘福超举示的银行流水，结合合同最后一页备注的还款情况，2019年2月2日，刘福超通过银行向王友秀转款80000元，但王友秀向刘福超出具的手续中明确收到85000元，故法院确认刘福超2019年2月2日的还款为85000元，所以，合同签订后刘福超共计还款193000元（2000元＋100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85000元+1000元+1000元），尚欠157000元（350000元-193000元）未偿还。双方约定的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已过，王友秀起诉要求刘福超偿还借款18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仅支持刘福超向王友秀偿还借款157000元。刘福超主张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之外还有其他还款，但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利息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中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如前所述，宋建川受王友秀委托与刘福超签订的合同系对借条的变更和补充，在该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未对之后的利息进行约定，王友秀要求刘福超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友秀在其提交的起诉状中陈述，刘福超已经支付利息至2020年4月23日，该陈述系自认，法院予以确认，故利息应当以未付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4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福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友秀借款157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金额为基数自2020年4月24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友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950元，由刘福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福超于2016年11月3日付款54000元、2017年4月14日付款53000元的性质为偿还利息而非本金。首先，刘福超上诉认为一审关于宋建川与刘福超签订合同的时间认定错误，但本院认为该协议具体签订时间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从逻辑上讲，该合同约定了应还款金额为35万元，未约定利息，第一次还款时间为2018年4月1日，可以确定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4月1日刘福超应还款的总金额为35万元，由此，2018年4月1日之前的还款均应为支付利息。其次，一审也根据刘福超的前三次还款行为认为刘福超的还款符合以30万元本金，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的情形，该认定与宋建川与刘福超签订的案涉合同在逻辑上也是贯通的，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故刘福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福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40元，由上诉人刘福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彦龙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