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涛，男，197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峰，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A2-6-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21990596Q。法定代表人：李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治，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忠琴，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涛因与上诉人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8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峰、上诉人康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治、傅忠琴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涛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康达公司支付朱涛2012年至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94318.7元、购车补贴8万元、高级工程师补贴1万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康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朱涛一审举证证实2012年至2016年朱涛应享受每年10天的年休假，期间已享受每年5天的年休假，对每年剩余5天的年休假既未安排也未支付年休假工资。因此，除了一审支持的年休假待遇外，康达公司还应支付2012年至2016年期间未休的25天的年假工资49124.32元（以一审认定工资标准计算），合计应支付94318.7元。2.《制度文件汇编》对康达公司具有约束力，虽然汇编载明的主体系康达国际环保有限公司，但该公司仅是作为上市的主体，实际经营业务都是由康达公司开展，康达公司按照该汇编管理公司。康达公司也未举示其他制度规范，其曾发文明确康达公司适用该汇编，但其拒不提供对己方不利的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朱涛按公司流程申请购车补贴，申请中有领导段海燕签字确认。一审要求朱涛证实段海燕有权代表康达公司签字，属于强人所难。一审法院仅以《差旅费管理规定》、《制度文件汇编》否定朱涛属于二级高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朱涛举示了充分证据证实了其二级高管级别。汇编中明确高级工程师证书奖励1万元，一审查明朱涛曾将证书交由康达公司，且朱涛与康达公司人力副总监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及证书补贴。此外，康达公司《关于建设类岗位专业人员须持证上岗的通知》中载明了公司向持证员工支付补贴，此举也符合市场惯例。康达公司辩称，未休年休假工资不应支付，朱涛主张的是2012年至2019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部分已经超出时效。2017年之后由于朱涛累计请事假达121天，公司并未扣除该期间工资，而且还报销了返回老家的费用，故不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关于工资补贴问题，朱涛不属于公司二级高管范畴，且其举示的也不是公司的制度文件，不能以其他公司的制度要求待遇。康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朱涛负担。事实和理由：1.康达公司以经济性裁员为由解除与朱涛之间的劳动合同，不应支付赔偿金。康达公司因经营困难向工会发出经济型裁员方案，工会书面同意，康达公司向劳动管理部门提交了情况说明予以备案，以上程序符合劳动合同法关于经济性裁员的规定。一审未对是否属于经济性裁员进行论述，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2.朱涛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请事假121天，康达公司不仅未扣工资还报销其往返老家与公司的费用，故康达公司不应支付2017、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朱涛辩称，不认可康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朱涛的上诉意见。康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一审经济赔偿金计算、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朱涛年休假天数符合法律规定，但还应支持2012年至2016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朱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康达公司支付朱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348340.48元（8个月×2倍×21771.28元/月）；2.康达公司支付拖欠朱涛的工资补贴119400元（包括2019年一次性支付的购车补贴8万元、2018年高级工程师奖励1万元、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一级建造师补贴4200元/月×7个月）；3.康达公司支付朱涛2011年5月9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待遇160156.54元（21771.28元/月÷21.75天/月×80天×2，2011年5天，2012年至2018年每年10天，2019年5天）；4.本案诉讼费用由康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涛自2011年5月9日进入康达公司处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朱涛担任项目副部长。其后，双方当事人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9日至2019年6月30日，朱涛担任总裁办公室副主任工作，执行固定年薪，年薪标准为20万，根据朱涛的工作表现以及康达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康达公司可以向朱涛发放和其表现相应的奖金，但是此奖金属额外鼓励性质，并非月工资及补贴的一部分，此奖金的发放与否，其数额以及形式均由康达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状况与朱涛工作表现决定。朱涛工作内容为从事人事、行政总裁事务以及其他事务统筹管理，包括组织ISO认证体系的申报、认证、年审等相关工作，负责流程管理工作，协助主任搞好与安永内控咨询人员对接，实施内部管理评估，负责ESG管理工作，参与策划企业文化活动，参与宣传稿件审核，全面负责信息化管理工作，拟定集团部分管理制度，网站及舆情管理，搞好领导服务工作，完成领导交办其他任务。康达公司于2011年9月28日印发的《差旅费管理规定》载明：集团所属的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为一级高管，集团所属的总裁助理、中心总监及副总监、副总工程师、副总经济师为二级高管，集团所属的正副部长、主任、部长助理为中层管理。2019年3月5日，朱涛书面提交《购车补贴报销申请》，载明有“根据公司福利制度的规定，现申请报销购车补贴8万元整，特提出报销申请，以便本人办理财务报销事宜”。康达公司总裁助理段海燕在该申请上签名。2019年3月7日，康达公司向工会出具《关于通知工会函》，告知工会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急需调整经营方式，精简机构，公司决定在国家相关法律范围允许范围内进行经济性裁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将经济性裁员具体方案报告至工会，并征求工会意见。裁员方案为计划裁员38人（包括朱涛），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员工按在公司服务年限，每年一个月标准进行补偿，同时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2019年3月11日，康达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对的答复函》，表示同意康达公司的经济性裁员方案。康达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关于集团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及相关人事任免的决定》，决定对集团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具体包括设立综合部、人力资源部、工程技术部等七部一中心。原总裁办公室、行政管理中心、投资协同部并入新设立的综合部，免去段海燕原总裁助理、原总裁办公室主任职务，免去朱涛原总裁办公室副主任职务。2019年4月12日，康达公司向其工会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载明“因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原总裁办公室、行政管理中心、投资协同部撤销并入新成立的综合部，现无合适岗位安排朱涛的工作，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与朱涛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2019年4月15日，康达公司工会函复同意康达公司依据有关法律和公司的规章制度解除与朱涛的劳动关系。2019年4月22日，康达公司作出《关于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裁员备案的情况说明》，向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说明了裁员方案。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4月24日收到前述《关于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裁员备案的情况说明》。2019年4月22日，康达公司人力资源副总监王玲玲与朱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对话双方就补偿事宜进行沟通，朱涛还提及高级职称、建造师补贴。2019年4月24日和2019年5月15日，康达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周威与朱涛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双方对话涉及建设类岗位专业人员须持证上岗通知和补偿金支付。2019年4月24日，康达公司对朱涛作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公司从2018年至今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公司为持续健康发展，撤并机构，对业务进行调整，人员富余，岗位减少。您部门裁撤后，已无合适岗位安排，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公司将于2019年4月28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现将各事项通知如下：1.工资结算至2019年4月28日，并请您于次日前完成公司规定离职交接手续。2.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您的经济补偿金为壹拾陆万柒仟玖佰壹拾叁元零角捌分（小写：167913.08元）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包括但不限于8个月经济补偿金和1个月代通知金）”。朱涛于次日在该通知上手写“本人签订固定期限合同马上到期，且符合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现贵司单方面解除本人合同，我不同意，我已书面函告贵司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并签名。2019年4月25日，康达公司向朱涛出具并送达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载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随即终止”。2019年5月21日，康达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朱涛支付经济补偿金167913.08元。2019年5月24日，康达公司员工文莉通过EMS邮政快递向朱涛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级建造师证书、高级工程师证书。2019年5月23日，朱涛向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康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8340.48元、拖欠的工资补贴119400元、未休年休假待遇160156.54元。2019年7月12日，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由康达公司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差额125174.92元、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64.97元，并驳回了朱涛的其他仲裁请求。另朱涛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应发合计分别如下：2018年4月19847元、2018年5月19877元、2018年6月19877元、2018年7月19877元、2018年8月19877元、2018年9月20722元、2018年10月19877元、2018年11月19877元、2018年12月19877元、2019年1月20167元、2019年2月31477元、2019年3月25077元。另查明，宜昌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载明，朱涛分别先后以宜昌市夷陵区污水处理厂、宜昌市夷陵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管理中心、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污水处理厂为缴费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缴纳期间自2002年1月起至2011年5月。2019年6月21日，宜昌市夷陵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管理中心出具一份证明，内容载明：朱涛同志（身份证号为4227211977********）为我单位原职工，2002年1月入职，2011年5月20日离职，期间我单位为朱涛交纳了五险一金。庭审中，朱涛陈述：朱涛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其余的报销款大多数通过现金发放，当月工资在当月月底发放，计薪周期为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庭审中，康达公司陈述：朱涛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报销款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计薪周期为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工资在当月26日至次月10日前发放。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朱涛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根据康达公司向朱涛送达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康达公司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与朱涛之间的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经综合分析判断康达公司举示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康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缺乏依据，系违法解除，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包括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根据康达公司提供的《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康达公司提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系指康达公司2018年至今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康达公司撤并机构。但康达公司对于公司经营严重困难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康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缺乏前提条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还规定依据该款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还需先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进行协商且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本案中，康达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康达公司曾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与朱涛进行过协商且经协商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据此，康达公司亦缺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条件。综上，康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解除与朱涛之间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康达公司系违法解除与朱涛之间的劳动合同，康达公司应当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关于赔偿金的具体金额，应当根据朱涛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标准确定。根据康达公司向朱涛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康达公司提出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与朱涛之间的劳动合同，朱涛也确认康达公司系于2019年4月28日单方违法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合同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又因朱涛系于2011年5月9日入职康达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1年5月9日至2019年4月28日。对于朱涛在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根据双方一致确认的朱涛在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的应发工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朱涛在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1369.08元[（1984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722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167元+31477元+25077元）÷12个月]，该标准已经超过本市2018年度社平工资的三倍，故一审法院以本市2018年度社平工资的三倍金额作为计算基数，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康达公司应当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7072元（6814元×3倍×8个月×2倍），减去康达公司已经向朱涛支付的167913.08元，康达公司尚应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158.92元（327072元-167913.08元）。关于朱涛主张的工资补贴119400元（包括2019年一次性支付的购车补贴8万元、2018年高级工程师奖励1万元、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一级建造师补贴4200元/月×7个月），朱涛系依据其举示的《差旅费管理规定》和《制度文件汇编》主张其应享受二级高管的购车补贴，但朱涛系总裁办副主任，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系康达公司二级高管，且《制度文件汇编》系康达国际环保有限公司制度而并非康达公司制度，朱涛不能当然适用该《制度文件汇编》主张权利。另朱涛虽举示了《购车补贴报销申请》，但该申请中并未康达公司的盖章确认，申请中虽有“段海燕”字样的签名，但朱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段海燕有权代表康达公司确认朱涛可享受二级高管的购车补贴，据此，朱涛要求康达公司支付购车补贴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朱涛依据《制度文件汇编》主张的高级工程师奖励和一级建造师补贴，前述一审法院已认定《制度文件汇编》并非康达公司制度，且朱涛主张的一级建造师补贴期间系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故朱涛不能据此向康达公司主张高级工程师奖励和一级建造师补贴。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朱涛主张工资补贴119400元的诉请不予采信。对于朱涛主张的年休假工资，根据朱涛举示的社保参保记录和宜昌市夷陵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朱涛于2011年5月9日入职康达公司之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且并未间断超过一个月以上，故朱涛自2011年5月9日入职时即可享受带薪年休假。又根据朱涛入职康达公司之前的累计工作时间情况，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以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经折算，朱涛在2011年可享受3天年休假，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可享受10天年休假，在2019年可享受3天年休假。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的规定，康达公司保存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工资支付凭证的义务期限为朱涛申请劳动仲裁前两年，朱涛于2019年5月23日申请仲裁，则康达公司保存向朱涛支付工资的凭证的义务期限为2017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2日。又因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般系在当年年底或次年年初支付，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康达公司应当保存2017年至2019年向朱涛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相关凭证。对于2017年之前（不包括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支付情况，应当由朱涛承担举证责任。因康达公司在庭审中抗辩称为朱涛发过未休年休假工资，故在朱涛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康达公司未向其支付2017年之前（不包括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下，朱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于朱涛要求康达公司支付2011年5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不予支持。对于朱涛要求康达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根据朱涛自述，其入职后未实际休过年休假，康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安排朱涛实际休过年休假，康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朱涛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各有10天年休假未休，在2019年尚有3天年休假未休。康达公司虽抗辩称朱涛在2017年和2018年请事假121天而不能享受年休假，但康达公司为此提供的休假费用报销明细为其单方制作，提供的报销单及票据反映相关费用属于差旅费，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朱涛提出的康达公司请事假121天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朱涛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工资基数标准，一审法院酌情以双方均认可的朱涛在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准，即为21369.08元[（1984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722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167元+31477元+25077元）÷12个月]，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康达公司应当向朱涛支付2017年至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5194.38元（21369.08元÷21.75天×10天×200%+21369.08元÷21.75天×10天×200%+21369.08元÷21.75天×3天×200%）。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158.92元；二、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涛支付2017年至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5194.38元；三、驳回原告朱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仲裁阶段，康达公司对于其解除与朱涛之间劳动关系的理由作出了两种说明，一是基于公司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二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二审中，双方对一审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标准均认可。仲裁及一审庭审中，康达公司根据其举示的证据称2014年至2018年期间为朱涛安排了年休假24天，朱涛均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称朱涛期间未享受任何年休假。康达公司在仲裁、一审均举示了康达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周威以及副总监王玲玲与朱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朱涛在仲裁阶段认可其真实性、在一审阶段不认可其真实性，后又在上诉状中称其与王玲玲的微信聊天中提及证书补贴事宜，并以此主张高级工程师补贴。康达公司举示的朱涛与王玲玲微信记录中显示朱涛对月均工资金额不认可，称高级职称补贴、建造师补贴未算（显示时间4月22日）。康达公司举示的周威与朱涛微信记录显示，对方向朱涛发送了《关于建设类岗位专业人员须持证上岗的通知》的文件，称让朱涛再考虑下，朱涛提的两个方面都有点问题（显示时间4月24日）。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依据二审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康达公司应否构成违法解除与朱涛劳动合同；2.康达公司应否支付朱涛未休年休假工资、购车补贴、高级工程师补贴及金额。关于康达公司应否构成违法解除与朱涛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以首次向对方明确表意为准；判断其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也应以明确表意的理由及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来确定。本案，康达公司虽拟以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制作经济性裁员方案征求工会意见，该方案计划裁减人员中包含朱涛；工会也复函表示同意该经济性裁员方案；并依法向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报送说明了裁员方案。但康达公司针对解除与朱涛劳动合同向工会发函却拟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解除与朱涛劳动关系，工会再次复函表示同意。并且，康达公司向朱涛出具了《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虽载明解除理由有经营严重困难、撤并机构、已无合适岗位安排，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而解除，但未明确是经济性裁员及法律依据。而康达公司向朱涛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记载的解除依据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因此，康达公司正式向朱涛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和依据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判断康达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与朱涛的劳动合同，应以此理由和依据为准。康达公司提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应是指，康达公司2018年至今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康达公司撤并机构。但康达公司对于其经营严重困难的事实并未提供相关基础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内容，解除劳动合同前，还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调岗等方式不成，才能解除。康达公司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证据不能反映康达公司曾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与朱涛进行过协商及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康达公司缺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构成违法解除与朱涛之间的劳动合同。康达公司依法应当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至于赔偿金的具体金额，双方对一审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标准均认可，故康达公司应当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7072元（6814元×3倍×8个月×2倍）；扣除康达公司已经向朱涛支付的167913.08元，康达公司还应向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158.92元。康达公司上诉认为，其解除与朱涛的劳动合同符合经济性裁员的法律规定，但与其在《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的理由及依据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康达公司应否支付朱涛未休年休假工资金额。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本案中，根据朱涛举示的社保交费证明以及前一用人单位的证明，能够证实朱涛自2002年1月开始在前单位工作，2011年5月从该单位离职后即于当月入职康达公司。故朱涛在康达公司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在2017年和2018年每年可享受10天年休假，在2019年可享受3天年休假。康达公司称已安排朱涛休年休假，未休的已支付年休假待遇。又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康达公司保存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工资支付凭证的义务期限为朱涛申请劳动仲裁前两年。朱涛于2019年5月23日申请仲裁，又因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般系在当年年底或次年年初支付，据此，康达公司应当保存2017年至2019年向朱涛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相关凭证。故朱涛主张2017年之前康达公司未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但朱涛未能举示相关证据，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朱涛上诉主张康达公司还应支付2012年至2016年期间未休的25天的年假工资49124.32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朱涛2017年至2019年的年休假情况，康达公司未能举示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依法应当向朱涛支付共计23天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5194.38元。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本案，康达公司上诉称朱涛在2017年和2018年请事假121天而不能享受年休假，但未能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康达公司应否支付朱涛购车补贴、高级工程师补贴及金额。朱涛主张购车补贴、高级工程师补贴的依据为案外公司制定的《制度文件汇编》，其未能证实汇编的规章制度也适用于康达公司。即使按照制度汇编，购车补贴也属于二级高管的补贴范围，朱涛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实其属于二级高管职务等级。关于高级工程师补贴，朱涛上诉称其与康达公司人力资源副总监王玲玲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证书补贴的事宜，但微信记录中另一方从未认可向朱涛支付证书补贴。综上，朱涛主张购车补贴、高级工程师补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涛和康达公司双方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涛负担5元、由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邓  山审 判 员 朱 华 惠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牛维宋芳书 记 员 江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