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国华，男，196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国富，男，196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国建，男，195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集渊、陈翔伟，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国美，男，195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浙江扬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某，女，196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唐晓晗，男，199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原审被告：唐某，女，200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系唐某之母。 上诉人唐国华、唐国富、唐国建（以下简称唐国华三人）因与被上诉人唐国美、原审被告张某、唐晓晗、唐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5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后因案情疑难复杂，于2020年5月8日转为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国华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唐国美的一审诉讼请求；由唐国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案涉房屋虽登记在唐国美名下，但不管从房屋的来源、购买、使用情况还是当时的国家房改政策，亦或是常人的认知来看，案涉房屋起码应属于唐国华三人与唐国美四人共有。一审判决仅凭房屋登记的表象直接认定房屋归属明显不当，应予改判。一、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唐国华三人与唐国美的父亲因是铁路职工，在1967年分到了位于××路××号房屋并与家属一起居住（此时家属户口均为该地址）。父亲于1976年过世后，唐国美抵父亲职务作为铁路职工，该房屋归母亲与兄弟四人居住。1984年，唐国美因结婚而将户口迁出，后便未再和其他家庭成员居住过。1998年，唐国美提出将位于××路××号房屋置换更大的房屋以方便家人生活，由于唐国美是铁路职工，当时须由其办理置换手续，故唐国美便以自己名义将××路××号房屋上交，换得了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村××幢的房屋（即案涉房产），后母亲和唐国华三人及家属一起搬迁至案涉房屋居住（不包括唐国美）。1999年1月，因国家房改政策的施行，案涉房屋便以唐国美名义进行购买（购房款是唐国华夫妻所付），1999年9月，母亲过世，唐国美也办得房产证。后，唐国华三人及家属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至今。以上事实有唐国华三人提供的书面档案材料、庭审中证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二、从案涉房屋的来源看，该房屋系置换原先父母分到的××路××号房屋所得，本就是供家庭共同居住的（不包括被唐国美），但当时因唐国美系铁路职工，只能以其名义办理手续，故其领取的产权证只是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一个产权证明，并不代表该房屋即为唐国美所有。根据书面档案材料显示，××路××号房屋的卖出时间是1999年1月，案涉房屋购买登记的时间也是1999年1月，两者时间点是一致的，其可以反映出两者的置换关系。再者，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唐国华三人一家于1998年便搬入了案涉房屋居住了，当时母亲也在世并与唐国华三人共同居住在里面直至1999年9月左右，这也足以说明母亲对案涉房屋本就有实际的居住权和所有权，不然父亲遗留下来的××路××号房屋是不会上交的。三、从购买主体来看，因唐国美从不住在案涉房屋里，当时购买案涉房屋所需现金均由唐国华夫妻实际承担，唐国美没有出资过。四、从使用情况来看，唐国华三人及家属从1998年便迁入居住至今，是实际的房屋使用人，而唐国美却未曾居住过。五、从唐国美自身的分房情况来看，唐国美在1984年户口移出后，其作为铁路职工已在1988年左右便分到了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村××幢房屋（以下简称莫邪塘7幢房屋），且后来也登记在唐国美名下（大部分购房款也由唐国华夫妻承担）。按照当时国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优惠购买公房的机会。如果案涉房屋也归唐国美个人所有，那么其就获得了两套住房，而三兄弟及家属却一套也没有享有到，这样的权属认定显然违背当时的国家房改政策，也对唐国华三人及家属造成严重不公，于情于法都不成立。六、再从赡养父母的角度看，提供一审开庭时证人的陈述可知，唐国华三人与唐国美的母亲于1998年生病期间，基本由唐国华三人及家属照顾看护，尤其是唐国华夫妻还承担了当时每月上万的高额医疗费用。相比之下，唐国美的付出便微乎其微（因不住在一起）。故即使案涉房屋是四兄弟共有，在唐国华三人尽到更多赡养义务的情形下，唐国美也应当是尽量少分。七、既然案涉房屋属唐国华三人与唐国美共有，故其要求共有人及家属腾空返还及支付房屋使用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主张不能成立。在唐国华三人及家属居住在案涉房屋二十多年来，唐国美因明知该房屋不属于其个人，从未向唐国华三人提出过任何有关腾退返还的要求。唐国美之所以现在起诉主张完全是因为想借登记之名获得房屋目前拆迁补偿的所有利益。综上，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应予纠正。 唐国美辩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涉房屋在唐国美名下，事实清楚，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所有权以登记为准，在此基础上，唐国美一审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 张某、唐某同意唐国华三人的上诉意见。 唐国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唐国华三人、张某、唐晓晗、唐某（以下简称唐国华等六人）将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村××幢××单元××室房屋（以下简称莫邪塘25幢房屋）腾空返还唐国美；诉讼费用由唐国华等六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国美与唐国华三人系兄弟关系。唐国华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唐晓晗、唐某。唐国美系莫邪塘25幢房屋的所有权人。2019年9月9日，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莫邪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唐国华×××0416唐国富×××045Ｘ唐国建330104195601××××唐某×××5228唐晓晗×××5234张某×××344Ｘ以上人员居住在××村××幢××单元××室。” 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中，唐国美对莫邪塘25幢房屋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唐国华等六人居住在讼争房屋内，妨害了唐国美对上述房屋物权的行使，故唐国美要求唐国华等六人将位于莫邪塘25幢房屋屋腾空返还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唐国美等自愿撤回关于支付房屋使用费的诉讼请求，系其处分自身的民事权利，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之规定，判决：唐国华等六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坐落于莫邪塘25幢房屋腾空返还唐国美。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唐国华等六人负担。 二审期间，唐国华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客运段出具的证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杭州房建公寓段出具的证明共计四份，证据二，户口档案查询情况。以上证据欲共同证明：1.唐国华三人的父亲作为铁路职工分到××路××号房屋；2.父亲过世后，××路××号房屋归其继承人共同居住使用，租户登记信息在家庭内部多次变更；3.1998年唐国美作为租户登记人将××路××号房屋上交以置换取得案涉房屋。经质证，唐国美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出具证明的单位主体不予认可，关于××路××号房屋房产登记情况曾经经过几次变更登记，证明中所述和唐国美记忆中的事实不吻合，且该四份证明均系通过信访所得，根据《信访条例》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不予受理。可见，被信访单位无权受理信访，由此得来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本案诉争的是莫邪塘25幢房屋，该房屋明确合法登记在唐国美名下，其历史沿革，和本案没有关系。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张某、唐某对上述证明没有异议。唐国美向本院提交编号为ＮＯ0863009以及ＮＯ1525659的浙江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两份，欲证明唐国美于1998年12月31日参加案涉房屋的房改（成本价购入面积49.99平方米），唐国美另于2000年5月17日，根据政策参加另一套房屋的房改。该次房改是“补购”。其中成本价购入20.01平方米，与上述房屋面积相加正好为70平方米，另外12.11平方米是以市场价购入。另外，依据浙政办（1996）177号文件规定的住房建筑面积标准，唐国美作为一般职工家庭，建筑面积控制标准为70平方米。根据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杭州市财政局于1999年12月13日联合发布《关于一户购买二套房改房上市交易的处理意见》，唐国美购买两套也没有违背当时的相关政策。经质证，唐国华三人认为即使唐国美可以按成本价购买70平米的房屋，也应当仅针对其自己分配的住房。而案涉房屋系父母分配住房置换所得，租住权和购买权（以非铁路职工子女自己名义也可以直接参加房改房进行购买）属于子女共有，非唐国美单独所有，且依房改政策所产生的房屋权属取得不同于商品房购买，前者系对原有福利的形态转化。故唐国美参加房改后取得的房屋所有权不能理解为唐国美单独所有，应认为含有其他子女共同权益。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本案事实存在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房建公寓段于2020年3月2日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经铁路房产管理部门房产档案登记记载：现××路××号房屋（原上城区宋城路×号），建筑面积为28.97平米，在1976年10月30日前房屋承租人登记为原杭州列车段职工唐贵庭。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客运段于2020年4月15日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1998年，唐国美（唐贵庭之子），作为租户登记人将位于××路××号房屋（建筑面积28.97平方米）及房卡上交置换取得单位分配的莫邪塘25幢房屋（建筑面积49.99平方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房建公寓段于2020年4月15日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根据房管原始档案记载，现杭州上城区宋城路131号109室（原上城区宋城路131号108室），杭建台2**号108室，建筑面积28.97平方米房产登记情况如下：一、该房1967年建造，初始房屋租户登记为杭州列车段职工“唐贵庭”；二、1976年，唐贵庭去世，房屋租户登记为“唐贵庭遗属”；三、1979年房屋租户登记为唐贵庭之子“唐国美”；四、1995年，房屋租户登记为唐贵庭妻子“翟兰英（唐国美代交租金）”；五、1998年，房屋租户登记为“唐国美”。 NO1525659的浙江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载明：购房人：唐国美。审批号：9900227。票据中列明：20.01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享受房改成本价，12.11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按市场价购买。为该票据的购房编号上面注明：补购壹套。 唐国华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唐国华、唐国富名下各有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目前仍在按揭还贷中。唐国建早年单位曾分配过一套52平米左右的住房，后参加房改购买取得产权，后因与妻子离婚，房屋归妻子所有。 其余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唐国华三人主张莫邪塘25幢房屋系四人共有，但莫邪塘25幢房屋权属登记在唐国美名下，唐国华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和唐国美之间对该套房屋的权属、份额进行了约定，故不足以认定莫邪塘25幢房屋系四人共有。虽然莫邪塘25幢房屋的取得和××路××号房屋存在客观上的关联，即××路××号房屋由唐贵庭（唐国华三人、唐国美之父，于1976年去世）作为杭州铁路分局列车段职工而承租，后于1998年将该房屋及房卡上交，该套房屋上交才有资格租赁单位分配的莫邪塘25幢房屋，但是从查明的事实看，上述两房屋换租时，承租人均已登记为“唐国美”，唐国美作为杭州铁路分局列车段职工，享有购房资格，铁路内部的售房单位基于此将莫邪塘25幢房屋出售给唐国美，唐国美据此取得房屋所有权不违反规定。购买莫邪塘25幢房屋后，唐国美于2000年再从铁路内部的售房单位购得莫邪塘7幢房屋一套，唐国华三人认为唐国美一人享有两套系违反政策，但唐国美购得莫邪塘7幢房屋是否违反政策逻辑上并不能推及莫邪塘25幢房屋系四人共有，且根据现有证据，唐国美购买该套房属于“补购”性质，即以成本价购入20.01平方米，和莫邪塘25幢房屋以成本价购入49.99平米相加正好为70平方米，该事实印证了相关主管部门确认唐国美对莫邪塘25幢房屋享有所有权。杭州铁路分局为保障职工唐贵庭及其无房居住的直系亲属之居住权，提供××路××号房屋供其租赁使用，因改善居住面积换租到莫邪塘25幢房屋，居住权得以延续。但在唐国华三人通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住房问题已经享受过国家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其继续居住在莫邪塘25幢房屋内，依据不足。唐国华三人对莫邪塘25幢房屋的购房资金有争议，可以另行主张。本案并非财产分割或遗产继承纠纷，唐国华三人要求在本案中考虑赡养父母因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唐国华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唐国华、唐国富、唐国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江平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郭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