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8890号原告：杨兰，女，199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泸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卓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莫科表业有限公司（MOKOWATCH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大生银行大厦**（ROOM1205,12/F,TAISANGBANKBUILDING,130-132DESVOEUXROAD,CENTRAL,HONGKONG）。代表人：谭水波、庄厚龙，董事。被告：谭水波，男，198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毅，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霞，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恒泰钟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塘底田路****Cdiv>法定代表人：唐快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兴，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兰与被告莫科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科表业公司）、谭水波、广州市恒泰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钟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华、曹卓敏，被告谭水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霞、被告恒泰钟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经传唤没有到庭，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双倍返还原告所交付的定金人民币104732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判决书中币种均为人民币）；2.三被告退还未向原告交货的货款114783元；3.三被告赔偿因其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暂计30000元；4.原告为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以及公证费、翻译费3000元由三被告承担；5.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阿里巴巴网站了解到被告恒泰钟表公司从事手表生产及销售，通过网站上公示的电话联系到被告谭水波，原告此后到恒泰钟表公司实地查看情况后，双方达成了手表买卖协议。2019年1月11日双方签订涉案第一份合同，谭水波在合同上加盖了莫科表业公司印章，约定交货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原告向被告谭水波支付了定金86509元，此后支付了全部货款，被告谭水波于2019年5月8日安排恒泰钟表公司向原告指定仓库交付了部分货物，仍有部分货物（对应合同金额88600元）至今未交付。2019年3月1日双方签订涉案第二份合同，同样由谭水波在合同上加盖莫科表业公司印章，约定交货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原告向谭水波支付了定金78549元，但被告至今未发货，鉴于该定金是按照合同总金额的30%支付，故原告主张按照合同总金额20%即52366元作为定金要求双倍返还，剩余26183元直接返还。鉴于上述合同货物销往国外，季节性很强，被告至今未交付货物，已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应当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双倍退还定金及赔偿损失。同时，两份合同均在恒泰钟表公司签订，谭水波又在合同上加盖莫科表业公司印章，货款由谭水波收取，谭水波是莫科表业公司的股东，又长期在恒泰钟表公司工作，三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应当认定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被告谭水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涉案两份合同的买方主体不同，不应在一案中处理；2.原告并非涉案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其仅是合同买方联系人，主体不适格；3.谭水波只是莫科表业公司的职员，在涉案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的订约、收款、交货等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谭水波本身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作为被告承担合同责任；4.手表并非季节性商品，交货超期系因生产方存在诸多特殊情况，涉案合同仍是可以继续履行的，买方也通过原告作为其联系人向莫科表业公司提出按原价七五折收货的方案，可见莫科表业公司并未构成根本违约，无需双倍返还定金；5.原告主张违约损失3万元没有证据证实，且定金和违约金不能同时主张；6.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均无法律或合同依据。被告恒泰钟表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损失请求。1.原告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即便其是合同上所载的“NacnyYang”也仅是买方联系人身份，不能成为本案适格原告；2.即便认定原告主体适格，恒泰钟表公司也非涉案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承担责任；3.恒泰钟表公司与莫科表业公司、谭水波并无关联关系，只是存在业务合作，由莫科表业公司发出采购订单，恒泰钟表公司按照订单要求生产手表并向莫科表业公司交货，原告所称三被告之间人员、业务、财务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主张恒泰钟表公司赔偿损失并承担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一、原告主张的涉案合同及履行事实（一）原告主张的第一份涉案合同及履行事实2019年1月11日，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出具《给GLITTERWATCHES的形式发票》（编号MK-2018111M），载明供应商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联系人为RalfTam,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永泰炽昌工业区****RWATCH，联系人为NancyYang；商品为多款手表，共计5865只，表盘上均有“GLITTER”标识；商品总金额288365元，交货时间为4月15日，定金金额为86509.5元，余额为201855.5元；中国人民币账户详情显示户名为谭水波，银行名为平安银行广州白云万达支行，账号为62×××67。原告于2019年1月16日向谭水波上述银行账户转账86500元，于2019年5月9日再转账80000元。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称“你先把我们服装厂的那个钱转给我们，这个是我客户不对，他转错地方了”，谭水波回复“嗯，刚刚才问完换美金的”，谭水波于2019年5月18日发送恒生银行入账通知截图，显示于2019年5月14日公司账户入账26599.26美元，并称“总余款201855元，已付80000元，应付余款121855元，$26600*6.875=182875RMB，应退182875-121855=61020RMB”等。谭水波于2019年5月18日向原告银行转账61020元。原告表示以上即为上述订单（形式发票）的全部款项交付，其中26599.26美元系原告其他客户将案外款项误转至被告莫科表业公司账户，其将上述订单尾款121855元扣除后将剩余61020元退回给原告。原告表示分别于2019年4月23日、2019年5月8日收到了上述订单项下部分货物，尚余G2074型号、G2068型号、G2070型号手表以及G2076型号中的35个手表未交货，未交货部分对应订单金额共计88600元。被告谭水波对此予以确认，并表示剩余手表已经完成生产，可以交付。（二）原告主张的第二份涉案合同及履行事实2019年3月1日，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出具《给VirumWATCHES的形式发票》（编号MK-20180301M），载明供应商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联系人为RalfTam,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永泰炽昌工业区****HTRADESERVICECO，LTD，联系人为NancyYang；商品为多款手表，共计7500只，表盘上均有“Virum”标识；商品总金额261830元，交货时间为45日，定金金额30%计78549元，余额为70%计183281元；中国人民币账户详情显示户名为谭水波，银行名为平安银行广州白云万达支行，账号为62×××67。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此前要求被告谭水波帮忙代收10万美元左右，并表示是手表客户里面也有被告的钱，谭水波于2019年3月4日发送恒生银行入账通知截图，显示于2019年3月4日公司账户入账79948.74美元，谭水波称“今天到账的这笔钱，我们新的订单的定金也在这里面对吗？到时我换完人民币，新单定金直接扣掉，对不？”，此后谭水波又称“新单定金78549元，515665-78549=437116元，转到杨京账号吗？”“算错了，79948*6.75-78549=461100元，看看对不对”，原告回复“OK”。被告谭水波于2019年3月11日向案外人杨京转账461100元，原告表示杨京系其弟弟。原告主张上述被告谭水波扣留的78549元即为第二份订单项下定金。原告表示上述订单项下货物全部未交付，被告谭水波予以确认，对于现是否能交付未在法庭限定期限内书面答复。原告提交一份由E-REACHTRADESERVICECOMPANYLIMITED于2019年11月10日出具的《说明函》，载明该司没有与莫科表业公司签订编号为MK-2018111M、MK-20180301M的购销手表合同（形式发票），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没有支付任何费用，更没有收到过莫科表业公司的货物，莫科表业公司及谭水波等与原告之间的该交易与其无关等。根据原告提交的商事登记资料显示E-REACHTRADESERVICECOMPANYLIMITED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原告是其董事及唯一股东。（三）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沟通事实原告就交货延期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提交其与被告谭水波的微信聊天，显示：2019年4月2日，原告称“现在是什么进度了，要按时交货哦”；2019年4月12日，原告称“老板，还有三天就到货期了，目前怎样”，谭水波称“字面都装针了，目前就等电镀回来套壳上带就可以出货了，（电镀）说是15号给我，（电镀回来后）三天就能搞完啦”；2019年4月30日，原告称“老板，怎么回事，电话也不接，货怎么样了”，谭水波称“过来电镀厂提货，最后三款间金、间玫瑰的带现在才电好”；2019年5月1日，原告称“你什么时候交货，客户急疯了”，谭水波未回复；2019年5月3日，原告称“你现在什么意思，之前答应30号，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不想做就把两批订金都退过来吧”；谭水波称“在弄啦，表带回来的两款又有问题，在处理这两家表带链接头的问题了，要拿回去揭阳返工表带，我也想马上出货呀”，原告回复“那就退定金吧，你自己看全推了多久了，这生意没法做”，谭水波回复“客户的订单确实操作难度大，供应商都说单款数量不多，而且颜色有七个，只有这两个带有问题，其他的都在上带了，你明天过来这边看看货拍照给客户看看”，原告回复“那我明天过来”；2019年5月4日，原告称“另外七个款明天能送？我都为我在阿里巴巴找到你给客户而惭愧”；2019年5月6日，原告称“你确定后天能送吗？七个款，我明天早上订舱”，谭水波回复“后天是出6个款，有3个款的带在返工”；2019年5月8日凌晨，谭水波“G唛的今晚加班包完了，明早入箱就行了”，原告“那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出V唛”，谭水波“我统计一下各款进度再复时间给你”，原告“你这样客户生意都被你搞没了，货期最重要啊，他们全是季节性的”，谭水波“这个单季节性太强了，压力超大的，说实话，做颜色这么杂，单款数量才500，还是配钢带，货期差十几天真的很正常”，原告“我们合作开的那几家没见过，货期最多2天”；2019年5月16日，原告“今天已经16号了，我们真的耗不起，斋月马上要完了”，谭水波“壳厂、面厂都回复了，带厂说下午回，估计这个月的销售是赶不上他那边了，看看客户能不能接受打点折扣，这样他也算低成本拿一批货”，原告“他们都是赶季节，过了这个月他不需要这些货了，本来上个月15号要交的，你现在20号能出多少交多少”；2019年5月20日，谭水波“那他为什么不要货，不是说在开大的档口了吗”，原告“罗马旦都完了，别人都是季节性的，跟服装一样，款发过去过时了，卖不掉的，服装超过十天别人都完全取消了，你现在是两个月”，谭水波“那下单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风险告诉我们的”，原告“什么风险，别人跟你说货期是过家家吗，下单的时候也一再强调货期，你满口答应”；2019年5月23日，谭水波“今晚我们厂里组织了月底聚餐，等下你一起去吃个饭？”，原告“不用，你把订金退给我”，谭水波“这也没办法，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而且供应商那边我们也要赔偿”，原告“那我不会走的，晚点就报警吧”等。原告表示其于2019年5月23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均禾派出所报警，并申请律师调查令向该所调取该出警记录及现场出警视频资料。均禾派出所就此回函称2019年5月23日下午于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一路597号力信商务四楼经民警到现场，是费用经济纠纷，双方同意走司法程序，现场无相关视频，警情属经济纠纷，无制作相关资料，已指引报警人到相关职能部门协商。二、各被告之间关系事实被告恒泰钟表公司提交两份《莫科表业有限公司（香港）采购订单》，均由被告莫科表业公司与恒泰钟表公司加盖印章。其中第一份采购订单载明订货日期为2019年1月13日，交货日期为2019年4月3日，采购方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生产方为被告恒泰钟表公司，商品为各式手表共计5855只，总金额254765元，付款条款为生产前付定金8万元，按实际验收进度付清余款；第二份采购订单载明订货日期为2019年3月1日，交货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采购方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生产方为被告恒泰钟表公司，商品为各式手表共计7500只，总金额225000元，付款条款为生产前付定金7万元，按实际验收进度付清余款。被告恒泰钟表公司就上述采购订单提交两份送货清单，均载明客户为莫科，由被告谭水波签收。其中第一份送货清单载明出货日期为2019年4月21日，商品为G2021号手表550件，总价17600元；第二份送货清单载明出货日期为2019年5月6日，商品为各式手表共计4705件，总价210165元。被告谭水波向被告恒泰钟表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快成银行账户转账如下：2019年1月30日转账50000元、2019年4月1日转账30000元、2019年5月7日转账100000元。被告谭水波及恒泰钟表公司均表示该转账系支付上述采购订单项下货款。原告表示其于2018年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看到被告恒泰钟表公司的简介、产品等信息后，通过其上公示的手机号码联系到被告谭水波，之后双方添加微信沟通并到恒泰钟表公司实地考察后才下单订购手表。原告提交了在本案所涉两笔订单之前于2018年9月20日出具的《给GLITTERWATCHES的形式发票》（编号MK-20180920M），除商品外的其他信息与涉案《给GLITTERWATCHES的形式发票》（编号MK-2018111M）一致，货款总额49590元，定金14877元，余额34713元；原告于2018年9月21日向被告谭水波银行账户转账14800元，于2018年11月23日转账34700元。原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于2018年8月8日添加被告谭水波微信，谭水波称“请问你客人需要采购哪款手表？我们这边是自己工厂生产的”，2018年10月23日称“不好意思，这几天在搬厂”，2018年11月19日称“广州白云区均禾街道平沙塘底田路12号广州百舸3楼，138××××****，谭生”，2019年1月10日发生恒泰钟表公司的微信位置，2019年2月16日发送力信商务的微信位置并称“我在这边新厂房今天刚开工”。原告还提交恒泰钟表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恒泰钟表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申请变更住所地至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塘底田路****C。原告据此认为被告谭水波自称的“自己工厂”就是恒泰钟表公司，故其是共同销售方。本院依原告申请向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发函调查恒泰钟表公司于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8日期间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公示的主页、产品、简介、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本院复函称阿里巴巴国际站上的商家公司简介经过第三方验证服务方进行了经营状况的核实及平台对工商登记信息核实后会对核实信息进行打标“√”，这些信息商家不可随意更改，一般基于工商经营情况异常及续签核查时出现了变化才会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改等。被告恒泰钟表公司就此提交其阿里巴巴网店截图，显示联系人载明张健，电话152××******，，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夏花一路**（力信商务****）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根据原告及被告谭水波提交的莫科表业公司商事登记资料显示莫科表业于2016年1月1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创办成员为被告谭水波及案外人庄厚龙，各占50%股份，公司业务性质为腕表、钟表配件销售、贸易。恒泰钟表公司系成立于2017年7月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钟表批发、钟表零售等，法定代表人为唐快成，股东为唐快成、唐迪平。原告表示基于被告谭水波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直接相对方主张其承担相应责任，不主张其作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的股东或董事就莫科表业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三、原告主张所受损失及支出各项费用事实原告提交一份由其（乙方、中间人）与“BARIQALWAQTTRADINGEST”（甲方、海外采购商）于2019年1月8日签订的《佣金合同》，载明甲方委托乙方寻找产品生产商，为甲方采购旗下手表品牌：GILTTER和Virum产品并进行跟单、协助出货工作，甲方与产品生产商交易的具体价格、交货方式、支付方式等由产品生产商交易双方协商约定，乙方对甲方与生产商交易做信用担保，以及甲方在以后的合同履约时和产品生产商交易发生的一切纠纷，乙方承担连带和赔偿责任，甲方同意按每笔合同成交总额的5%支付佣金给乙方等。原告主张因涉案两份订单无法完成导致其无法获取该可预期收益的佣金，按照两份订单总金额5%，暂计3万元主张违约损失赔偿。原告主张因被告违约造成其损失还包括其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保全申请费及担保费。原告就此提交以下证据：广州亿润美妆贸易公司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载明广州亿润美妆贸易公司委托该所作为其与莫科表业公司、谭水波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律师费2万元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4日向广州亿润美妆贸易公司开具价税合计2万元的法律服务费增值税发票。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原告于2019年11月14日签订的《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载明该公司为原告与本案三被告在本院的诉讼保全申请提供担保，担保费1500元等，该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向原告开具诉保费1500元的收款收据。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于2019年6月30日向原告开具价税合计1200元的公证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于2019年11月12日向原告开具价税合计120元的代译件翻译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广州学府翻译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向原告开具价税合计230元的翻译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另，原告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缴纳了申请费1870元。本院认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企业，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程序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鉴于涉案买卖合同下单、货物交付以及主要款项支付均发生在我国内地，故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以及举证、陈述，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为适格当事人提起本案诉讼；2.三被告是否为涉案合同相对方；3.原告主张的各款项及费用应否返还或赔偿。本院针对以上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原告是否为适格当事人提起本案诉讼首先，涉案两份形式发票对于买卖标的、数量、价款、交货时间等作出了约定，可视为合同文本，虽然其上记载的客户分别为GILTTERWATCHES和E-REACHTRADESERVICECO，LTD，但并无法确定GILTTERWATCHES系针对哪一主体，而E-REACHTRADESERVICECO，LTD出具说明函否认其有签订该形式发票，也未实际履行合同内容，因此两份形式发票上所载的客户并不能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购买方。其次，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虽然原告并非涉案货物的最终买受人，其亦自称是国际贸易中的中介人，但整个交易磋商、下单、付款、收货等履行合同行为均由原告进行，就合同出卖人而言，其虽然知道原告是代实际客户采购货物，但并不知晓也不关注该实际客户为何人，而是直接与原告进行交易。基于以上两点，可将原告认定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各被告是否为涉案合同相对方（一）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在涉案两份形式发票上载明为供应商，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即其是作为该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身份出具该两份形式发票，毫无疑问是合同缔约方。且根据形式发票所载的收款账户、原告后续付款行为以及被告莫科表业公司与被告恒泰钟表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可证实被告莫科表业公司收取了合同货款并向被告恒泰公司采购所涉货物，亦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故被告莫科表业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二）被告谭水波参与了涉案买卖合同的接洽、磋商、收款、退款、交货等具体交易环节，但如前所述，被告莫科表业公司是合同缔约方以及实际履行方，而在形式发票上也载明了以被告谭水波银行账户作为指定收款账户，被告谭水波作为莫科表业公司股东及董事，其主张涉案相关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符合常理，理据充分。在此情况下，尤其是确定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形式发票上明确载明出卖人为莫科表业公司的情况下，原告以被告谭水波参与了相关交易事宜为由主张其是合同实际履行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谭水波作为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的股东及董事，两者的行为及财产是否混同以及被告谭水波应否基于此对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鉴于原告已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进行主张，故本院对此亦不予审查认定。（三）被告恒泰钟表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缔约方，也未收取合同货款，而从其与被告莫科表业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被告谭水波向其法定代表人转账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可见被告恒泰钟表公司是涉案合同项下货物的生产方。也即原告与莫科表业公司以及恒泰钟表公司分别是买受人、销售商、生产商的角色，被告恒泰钟表公司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称其是从阿里巴巴网站上的恒泰钟表公司网店所载的联系方式联系到被告谭水波，此后才进行了涉案交易的主张并无充分证据可以证实，而被告谭水波在合同磋商过程中称“我们是自己工厂生产的”以及带原告至被告恒泰钟表公司营业地址实地查看厂房及货物等行为虽然可表明就涉案交易而言被告谭水波或其代表的莫科表业公司与被告恒泰公司存在特定联系，抑或被告谭水波确实存在以被告恒泰公司的名义招徕客户的可能性，但归根到底，形式发票最终系以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出具，原告作为从事外贸交易的商事主体，应当知晓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形成的约束力。故原告主张被告恒泰钟表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的各款项及费用应否返还或赔偿涉案两份形式发票均约定了交货期限为2019年4月15日，根据原告与被告谭水波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在该期限届满前亦多次提醒按期交货，但被告莫科表业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2019年5月8日才交付了第一份形式发票项下的部分货物，此后未再交付其余货物，已构成违约。而从原告与被告谭水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已明确告知涉案货物具有较强的季节和时效性，“过了这个月就不需要这些货了”“你现在20号（2019年5月20日）能出多少交多少”，但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在2019年5月8日交付货物后至5月20日并未再交付货物，故本院认定其迟延履行交付货物义务，且经原告催告后仍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根据原告所举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证实原告已全额支付了第一份形式发票项下货款201855.5元以及第二份形式发票项下定金78549元，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就第一份形式发票项下尚有价值88600元的货物未交付，就第二份形式发票项下货物全部未交付。现原告主张被告莫科表业公司返还第一份形式发票项下未交付货物货款886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第二份形式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被告莫科表业公司未履行交付货物义务，应当双倍返还原告已给付定金，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现原告主张按照该形式发票总标的额261830元的20%即52366元作为定金计算金额符合上述规定，故被告莫科表业公司应就第二份形式发票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计104732元以及剩余已付货款26183元（78549-52366）共计130915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经济损失30000元部分。首先，原告据以主张经济损失的佣金合同的甲方无法确定其主体身份，无法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以及是否真实履行。其次，即便可以确认该佣金合同的真实性，但原告以买卖合同买受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又以买受人代理人身份主张违约损失显然缺乏依据。此外，原告已主张双倍定金返还并获本院支持，在此情况下原告亦不应另行主张违约损失。故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担保费部分，由于涉案合同关系中并未对该部分费用的负担进行约定，且如前所述，原告主张双倍定金返还已获本院支持，即便认定该些费用系因被告莫科表业公司违约所致原告损失，在原告未举证证实其损失超出该定金部分的情况下，其主张被告承担缺乏依据，况且本院还注意到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支出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律师费发票的相对方为案外人广州亿润美妆贸易公司，未见与本案之关联性。综上，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保全申请费1870元部分，由于保全申请费属诉讼费用，而造成本案纠纷，责任在被告莫科表业公司，故其应承担原告已交纳的该保全申请费。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莫科表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货款114783元以及双倍定金104732元（总计219515元）给原告杨兰；二、被告莫科表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1870元给原告杨兰；三、驳回原告杨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388元，由原告杨兰负担1048元、被告莫科表业有限公司负担434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及被告谭水波、广州市恒泰钟表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莫科表业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接到人民法院缴费通知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 咏人民陪审员  黄慧琦人民陪审员  蔡淑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蔡泳书书记员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