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2民终18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双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1，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61年7月9日出生，农民，住吉林省舒兰市。原审被告：梁某，男，1945年8月18日出生，住吉林省舒兰市。上诉人吉林省双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某、原审被告梁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3民初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双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被上诉人赵某到庭参加诉讼。梁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双鹤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283民初78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1.本案中最重要的争议焦点为:赵某的诉讼请求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鹤公司与赵某的纠纷发生在2011年，赵某主张权利是在2019年。在一审中赵某主张的一直向公司打电话打不通，但无法提交任何相关的证据。然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原告一直通过梁某主张权利，梁某对此未提出异议”，违反了法律规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证明事实的高度盖然标准，显然不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仅有赵某陈述，梁某在第二次庭审中也明确表明，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详见第二次庭审笔录第三页梁某的答辩意见),说明赵某向梁某主张权利也是在事情发生的三年以后,彼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五款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赵某提交的干清工活的证据只有一张《资金平衡表》的复印件，为了补强该复印件证据，赵某及其律师于2019年12月25日找到梁某，让他在证据上进行补签,时隔五年,梁某对于当初的工程量核算早已模糊，而且梁某在第一次庭审中表明，他只是替上诉人打工,核定的价款报给公司后由公司进行最后审定，无权确定承包人的价款（详见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三页梁某答辩）。在第二次庭审中梁某表示，他从来没有对赵某工程款的结算有过约定,工程结算都是由本人与公司直接对话送交公司审批。而一审法院无视梁某庭审中答辩意见,在判决中认定梁某是主要负责被上诉人承包工程工程量及工程结算价款的核定,这种对于事实的认定是有失公允的，是严重偏袒被上诉人的行为。况且,梁某与赵某早在2011年即为好友关系，工程就是梁某介绍的，因此梁某的补签完全可以认为是作为好友的帮忙,根本不能起到补强证据的作用。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法院判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这几个字眼可以看出，该法条保护的是相对人的知情权，保护的是善意相对人在不知情前提下的权利不受侵害。而赵某早已知道梁某在2016年即离职的事情,仍然向其主张权利,利用其朋友关系使梁某签字，并同时录音。因此，本案中这一情况不属于该法条所规制的内容，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但一审法院用此法条约束了双鹤公司,却没有在赵某处得到适用，赵某无论在诉讼时效,还是欠付工程款这两方面均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却依然支持了赵某的诉请,这使双鹤公司感受到了不平衡、不公正。三、赵某就本案已于2019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吉0283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上诉至贵院后申请了撤诉，贵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吉02民终777号民事裁定书。可见，赵某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诉讼主张。而且其本次诉讼应属于重复告诉,浪费司法资源，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赵某辩称，对双鹤公司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已经在一审都陈述清楚了。工程量、欠款数额是准确无误的。至于诉讼时效，本人一直在通过梁某向对方要钱，也给双鹤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郭继宏打电话追讨，但郭继宏一直不接电话。梁某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如下，一、2011年秋，赵某在双鹤公司承包工程。本人是代表双鹤公司负责现场管理，包括工程进度、质量，核定工程量及价款结算资金，最终将核定后的价款结算单签字交付承包人上报公司进行结算。二、赵某的结算单是本人在2014年1月14日签字报公司，由郭总审定后再向赵某拨付工程款。三、赵某工程款都是由其本人直接与郭总联系进行拨付，所以应拨多少、什么时候拨、实际拨多少，本人一概不清楚。对赵某的资金拨付郭总是要审查做最后确定，郭总的审查意见，赵某也是清楚的。据郭总讲，该款均已拨付完毕。四、本人已辞职离开双鹤公司，此情况赵某是清楚的，至于在复印件上补签一事，那只是对2014年1月14日签字的再次确认，此行为不代表公司，作为欠款证据也是无效的。五、赵某结算单的最后签字是2014年1月14日，距今已过去六个年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庭应该依法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双鹤公司和梁某共同给付欠款27719.28元；2.诉讼费由双鹤公司和梁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赵某承包双鹤公司工程，梁某作为双鹤公司技术顾问，主要负责赵某所承包工程工程量及工程结算价款的核定。经结算，双鹤公司尚欠赵某工程款27719.28元未给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赵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双鹤公司2011年农水工程结算资金平衡表，虽出自本人之手，且为复印件，但该表下方有双鹤公司当时负责工程项目的技术顾问梁某核准签字，该平衡表后于2019年12月25日经梁某再次核对无异后签字。梁某的行为已证实赵某提交的平衡表中的工程款项确系实际发生，且数额同赵某诉请主张一致。庭审中，双鹤公司称赵某承包其公司工程的工程款已全部结清，但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赵某承包双鹤公司工程时，梁某确系该公司职工，双鹤公司对此并无异议。赵某承包工程期间，梁某代表双鹤公司核定工程量及工程结算价款，其虽于2016年年末离开双鹤公司，但赵某对此并不知情，赵某有理由相信梁某有权代表双鹤公司，其一直通过梁某主张权利，梁某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上述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双鹤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梁某为双鹤公司负责赵某承包工程的技术顾问，其行为代表双鹤公司，赵某要求梁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双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给付赵某工程欠款27719.28元；二、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元，由双鹤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查明，赵某于2019年10月17日以双鹤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双鹤公司给付案涉工程款27719.28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吉0283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吉02民终777号裁定，准许赵某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在该裁定送达之日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4月9日，赵某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赵某在2020年3月26日撤回上诉的行为使得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吉0283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继而导致赵某在取得新证据后只能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其与双鹤公司之间的纠纷。因此，2020年4月9日，赵某再次提起对双鹤公司的告诉，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赵某对于梁某的告诉，本院认为，梁某系双鹤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其并非给付欠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将其作为被告不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3民初7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某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46元，退还赵某；上诉人吉林省双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93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丁照明审判员  刘 然审判员  李 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徐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