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7知民初119号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 法定代表人：周建潮，该协会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美，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姣姣，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石门县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住，住所地湖南省石门县宝峰街道宝塔社区**生活家市场**401&mdash07号门面。 经营者：刘海，男，1990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双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湖南唯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石门县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以下简称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美、刘姣姣，被告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100240元；2.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承担音集协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取证消费249元，合计5249元；3.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承担音集协为调查、取证、诉讼等制止侵权行为必然支出的合理费用1200元(取证费300元、取证交通费200元、食宿费200元，律师立案开庭交通、食宿费500元)。上述三项合计106689元；4.案件受理费由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负担。事实与理由：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音集协有权代表广大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音集协已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并依法行使集体管理职责。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在未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音集协敦促其依法依规与音集协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没有履行向音集协支付使用费的义务，主观上存在侵权故意，其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音集协享有的著作权，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音集协的经济损失。关于赔偿金额。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成立于2018年1月15日，包厢数达到35间以上。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应当参照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颁布的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标准12元/天/终端，并结合音集协2017年－2019年公告的湖南地区使用费收费标准支付2018年1月15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应付未付的版权使用费即为音集协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应当按照该实际损失金额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音集协为制止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亦应由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承担。 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辩称：一、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未侵犯音集协的放映权，音集协无权要求该中心支付使用费。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点歌系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点歌系统由统一服务器和多个电脑接收终端联网组成，是将音乐电视作品存储于店面的服务器中，消费者在包厢的点歌屏选择歌曲，歌曲在服务器完成播放，再通过局域网传输到包厢播放。该中心提供音乐电视作品播放行为的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不受放映权控制，音集协未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无权要求该中心支付使用费。二、音集协未举证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服务器有音集协的音乐电视作品。第一，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使用的VOD系统供应商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有60多万首音乐电视作品，该中心的服务器曲库歌曲量也已多达20余万首，在音集协仅有16万余首音乐电视作品的前提下，该中心的服务器曲库并不一定有音集协的音乐电视作品；第二，音集协时间戳录像取证未记录取证人员身份，未证实音集协取证的包厢是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经营场所，也未记录音集协的点播过程，其提交的消费单据收款人亦不是该中心。因此，音集协的举证不能证明该中心的经营场所可以点播音集协的歌曲。三、如果法院认定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应支付音集协使用费，音集协要求的使用费过高。第一，正如音集协所述，许可使用费是音集协的实际损失。然而，根据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提供的证据可知，常德市区2018年的许可使用费为800元/包厢，2019年为1050元/包厢，且该费用包含了音集协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两个协会的使用费。本案中，音集协起诉的是涉案类电作品的放映权，而使用费包括音著协词曲表演权，音集协类电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故音集协的损失应仅为涉案类电作品的放映权的使用费。鉴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2018年9月开始营业，音集协的权利歌曲为16万多首(按16万计算)，取证歌曲为200多首(按300计算)，包厢数35，音集协的损失应为32.05元。第二，KTV的经营受到疫情影响，正处于挣扎生存时期。以长沙地区为例，疫情过后，长沙的量贩式KTV已关停了数十家。KTV无能力支付过高使用费。第三，KTV经营者的经营除了需要使用点唱系统及内含的歌曲外，还需要配套的包房、硬件和服务，且点歌机中存储的歌曲数量众多，涉案歌曲对其经营所起的作用较小。第四，音集协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请求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应驳回音集协的该诉讼请求。 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社团法人登记证、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证，拟证明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事实； 2.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章程，拟证明音集协的法定职责包括：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起诉讼等的事实； 3.音集协官网公告及公示的著作权许可协议范本，拟证明音集协在官网上公示了著作权许可协议范本，其中第2节明确约定音集协对足额缴纳许可费的使用者遇到的著作权纠纷承担担保义务；音集协对外公示旧版空白合同已作废，并提供旧版合同查询功能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4.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滚石公司)、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公司)与音集协订立的著作权授权合同，拟证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系音集协的会员，授权音集协对其名下权利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行使相关权利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事实； 5.音集协网站公示其管理作品的清单及相应的权利人，拟证明音集协作为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事实； 6.音集协向VOD点播设备供应商发放许可的授权书(包括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北京阳光视翰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建海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传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四川音创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拟证明音集协管理海量作品在卡拉OK经营行业具有广泛代表性，并已全部许可VOD厂商复制在其制作的卡拉OK曲库中，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在其经营场所安装使用涉案曲库，应当依法向音集协交纳著作权使用费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7.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第1号公告，拟证明卡拉0K经营场所是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义务主体，基本收费标准为12元/包房/天的事实； 8.音集协著作权使用费标准的公告(2017—2019年)，拟证明音集协依职责在全国包括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所在地区开展针对卡拉0K经营者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并公布了相应的收费标准，其中近三年湖南省的收费标准均为8.3元/天/终端的事实； 9.2016年度音集协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拟证明音集协根据分配细则向其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及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预留6%的分配金额用于支付非会员的使用费和诉讼赔偿金等，且音集协按包厢数向卡拉OK经营者收取使用费具有正当性及合理性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10.2017年度湖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7)湘民终383号】，拟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音集协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就是场所未缴纳的版权使用费的事实； 1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知民终168号、33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目的是督促场所依法履行向音集协交纳版权费的义务，场所向音集协缴费是获得合法版权许可的唯一途径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12.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工商注册信息，拟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主体资格、开业时间、经营情况等的事实； 13.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取证录像、点播歌单、消费凭证等，拟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未经音集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点播业务，侵犯了音集协的著作权的事实； 14.滚石、索尼、中唱、华谊等公司流行歌曲DVD原版光盘，拟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曲库歌曲与音集协管理的权利作品在动态画面、词曲作者及演唱者信息、字幕、声音等方面完全一致，属于相同作品的事实； 15.关于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证收费资格的相关文件，拟证明2018年11月，音集协通过在官网发公告向相关部门协会及卡拉0K场所邮寄公告等多种途径，宣布终止天合文化集团的版权费收取资格，公告空白合同作废的事实； 16.音集协督促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依法与其订立著作权许可合同并支付使用费的《告知函》、《律师函》等，拟证明音集协在诉讼前已积极同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沟通，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置若罔闻，主观过错严重。音集协提起诉讼是为加入音集协的广大权利人争取正当著作权利益最后的救济手段的事实。 对音集协提交的证据，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协会章程内容是协会内部规定，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无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著作权许可协议甲方为音集协和音著协，但盖章落款处仅有音集协，实践中也仅有音集协盖章，该合同本身侵害了音著协的权益；第二，音集协和音著协签订的二合一收费备忘录期限截止于2019年，到期后，音著协未再许可音集协以自身名义收费，音集协在无音著协授权的情况下，以该协会的名义向KTV经营者高额收费，损害了KTV的权益，KTV有权拒绝交费；第三，音集协提供反担保的原因在于音集协仅有16多万部权利作品，市场上的作品多达50多万部，因此，KTV在获得音集协的授权后，依旧面临大量被诉风险；第四，音集协仅获得了作品的复制品、放映权，未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与音集协签订了许可协议后，不排除音集协的会员单位以侵害信息网络权起诉KTV经营者；第五，音集协在合同中约定，如乙方遇到著作权纠纷，由甲方即音集协负责处理，但未写明如何处理。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现有的VOD系统是通过无线局域网传歌到包厢，这种点歌方式并未侵犯著作权人的放映权；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清单是音集协自行制作；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音集协虽授权了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带MV的歌曲多达60万首，其随机复制部分歌曲到KTV视频服务器系统中，现有KTV视频服务器系统歌曲存量均在20万首左右，这些歌曲有可能都不是音集协管理的歌曲，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系统中有音集协管理的歌曲；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标准是2006年的试行标准，常德地区实际收费标准远低于该标准，2018年向音集协和音著协两个单位缴费标准为800元左右/包厢，2019年为1000元左右/包厢；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公告是音集协自行制作，且前三年的收费是音集协和音著协共同收费，现在音集协是单方收费，其收费标准至少应在原有基础上减半；证据9的“三性”均有异议，一方面，法律并未赋予音集协收取非会员单位的音乐电视作品的费用，另一方面，音集协向非会员单位分配费用侵害了会员单位的使用费分配权。实践中，KTV从业者即使向音集协缴费，仍面临大量诉讼。证据10、11的关联性有异议，KTV场所向音集协缴费并不是获得合法版权许可的唯一途径，相反，市场中出现了几十家权利人要求KTV经营者交费。且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已准备对(2020)湘知民终33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证据1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一，音集协提交的录像，不知道取证人的身份、人数；第二，不能证明取证的包厢是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经营场所；第三，未录制点播过程；第四，音集协在取证当天消费记录为石门平姐超市，不是该中心经营场所。证据1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歌库里有涉案歌曲。证据15的关联性有异议，音集协诉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已提出反诉并立案，在无生效判决认定音集协与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许可使用合同已解除之前，所有KTV经营者都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谁才是收费主体；证据16的“三性”有异议，《律师函》是他人代收，经营者并没有收到律师函。 本院认为，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对音集协提交的证据1、2、4、6、7、12、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以上证据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认定。音集协提交的证据3、5，系该协会在其官网上公示的相关文件及资料，其“三性”可以认定。证据8，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认为收费过高，应当予以减少，根据市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音集协主张的8.3元/天/终端收费标准过高，应当予以酌减，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9，音集协按包厢数向卡拉OK经营者收取使用费具有正当性及合理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0、11，虽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但系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或文书，对本案具有参考价值。证据13情况真实，程序合法，能够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侵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5系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转发的通知和音集协公布的文件，合法有效，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6的相关函件有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签收证明，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对其收费标准和金额应依照具体事实情况予以认定，对此标准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提交了以下证据： 1.时间戳； 2.雷石VOD点播系统购销合同； 3.(2014)杭西知民初字第159号判决书； 证据1-3拟共同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点歌系统采用局域网形式，点歌系统由统一服务器和多个电脑接收终端联网组成。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在运营过程中将音乐电视作品存储于店面的服务器中，消费者在包厢的点歌屏选择歌曲，歌曲在服务器完成播放，再通过局域网传输到包厢播放的事实。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提供音乐电视作品播放行为的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不受放映权控制，音集协未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无权要求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支付使用费的事实； 4.音集协官网公布的音集协与会员单位的入会合同，拟证明音集协的部分会员单位许可了音集协信息网络传播权，但音集协未取证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点歌系统有这些音乐电视作品，音集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的事实； 5.案外人长沙市芙蓉区东鑫娱乐城与音集协、音著协、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拟证明长沙地区许可费用为1050元/包厢/年，且该费用包含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者的使用费的事实。然而，音集协提交的许可合同可知，虽在甲方列明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个单位，但甲方盖章部分仅有音集协，并无音著协。因此，在原有的许可费用至少减半才是原告的损失； 6.音著协关于歌舞娱乐场所曲库侵权行为开展行政执法的申请，拟证明音著协并未委托音集协进行维权，音集协无权再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个单位的使用费算为自己的损失，音集协的使用费最多只有原有使用费的一半的事实； 7.娱乐经营许可证，拟证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经营场所在获得经营许可后于2018年9月才正式营业的事实。 对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提交的证据，音集协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无法证实包厢中只有歌屏、音响和播放器，没有存储服务器，认为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所提交的该份视频也无法证实其是通过局域网的形式完成播放，只要是该中心在其经营的KTV包厢中向不特定人群提供了点歌服务，即侵犯了音集协的放映权；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购销合同的双方均不是自然人，但单位没有盖章，也不是法人签字，且该合同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判决是一审判决，是否生效，是否二审改判或撤销均不清楚，不是指导性案例，对本案的裁判不具有借鉴参考意义。且该份判决的案情与本案不一致，原告方亦不是音集协；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合同是音集协与加入的会员签订的入会合同，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联；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据了解音集协在长沙地区的收费标准为每年1500元/包厢。该份合同是音集协的作废合同，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早在2018年的11月音集协就已经终止了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收费资格，且公布空白合同已经作废，该份合同是虚假的；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只提供了一张照片，无法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且该份申请与本案的诉争没有关系；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凭该经营许可证不能证实我是歌手娱乐中心2018年8月22日才开始营业。从美团、大众点评等来看，该中心2018年6月份开始就有大量的消费评价，至少可以证明该中心此时已开始营业。 本院认为，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提交的证据1无法确认证据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无合同双方单位盖章，且签字人员身份不明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该份判决是一审判决，是否生效不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无原件核对，无法核实合同的真实性以及合同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系音著协向广州市版权局请求对歌舞娱乐场所曲库侵权行为开展行政执法的申请，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7可以证实我是歌手娱乐中心2018年8月22日才正式营业的事实。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2017年7月1日,音集协与索尼公司签订了《授权证明书》，2012年3月6日、2008年9月3日、2008年9月5日音集协分别与滚石、中唱、华谊公司订立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予以管理并维权，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等权利；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为《伤心太平洋》、《大城小爱》等歌曲的著作权人。 2020年5月28日，音集协的工作人员魏强来到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该歌厅消防疏散平面图显示共有35个包厢。随后魏强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进入该场所B22号包房内进行消费。魏强在该包间内的雷石点歌系统上查找、选取，并对点播的音乐电视作品进行播放(包括对《伤心太平洋》、《朋友》、《大城小爱》、《刀马旦》等歌曲进行完整或部分播放)，魏强对播放歌曲的过程进行摄像，此次消费金额为249元。音集协提交的由中唱公司出版的《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一辑)》、《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收录了前述点播放映的歌曲。 另查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注册成立日期为2018年1月15日，同年8月22日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其经营范围为：KTV服务；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 2018年11月5日前，音集协委托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向常德市内的卡拉0K场所收取著作权使用费。2018年11月6日，音集协通过官网发公告、向相关部门协会及卡拉OK场所邮寄公告等形式，宣布终止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版权费收费资格，公告空白合同作废，其中包括合同编号为XK0116-湘-0000**至001000。 2019年1月7日，音集协发布《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2019年全国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的收取沿用2018年的收费标准，湖南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8.3元/天/终端。音集协此前在湖南地区一般地级市收费标准为1050元/包厢/年。 2019年5月20日和6月19日，音集协向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发出《告知函》、《律师函》，函告我是歌手娱乐中心依法与音集协订立著作权许可合同并支付使用费以及要求在收到《律师函》3日内与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联系，妥处相关侵权赔偿事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音集协的主体是否适格；2.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是否构成侵权；3.如构成侵权，其损失赔偿数额应怎样确定。 关于焦点1，音集协是依法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法有效。音集协依法取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其合法的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认为涉案权利除了音集协外，还有音著协，因音集协已经通过合法形式取得本案的相关权利，其与音著协之间系双方内部权利的分配，属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2，音集协作为我国唯一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更应注重加强集体管理组织的有序运行，加强与音像节目使用者的沟通协商，有效解决权利人与使用者之间就海量作品使用许可与被许可存在的争议和问题，积极促进KTV经营者的依法依规经营，推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KTV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应诚信、规范经营，使用音乐电视作品进行经营活动应当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未经许可使用音乐电视作品进行经营属于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应支付权利人维权的合理开支。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点唱系统中使用音集协享有著作权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侵害了音集协的合法权利，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辩称其没有侵犯音集协的放映权，其采用局域网形式点歌的形式可能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放映权是指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本案中，我是歌手娱乐中心是通过KTV的形式再现他人作品获取利益，符合侵犯放映权的法律特征。故对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认为音集协未举证证明该中心的服务器有音集协的音乐电视作品的理由，经审查，音集协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取证录像等证据，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该协会工作人员在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进行取证消费的过程，故对此抗辩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3，虽然根据经营常识，常用的作品并非海量，海量作品与经营者经营并无直接联系，但根据音集协举证及法律规定，可以推定音集协管理了市场上相对较多的作品，并有权利以国家版权局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为基础与被许可人协商后按包厢数收取许可费用。因此，对于音集协为原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以包厢数为基础计算许可费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音集协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或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违法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之规定，本案适用定额赔偿条件，应根据涉案作品的流行程度、市场价值、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的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侵权情节以及整个行业状况等因素，综合酌定本案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费为800元/包厢/年。至于赔偿的起算日期，虽然我是歌手娱乐中心2018年1月15日即办理了工商登记，但同年8月22日才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在音集协未提交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实该中心具体营业日期的情况下，应以取得许可证的日期为准。综上，本院确定我是歌手娱乐中心应向音集协支付2018年8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内的著作权使用费共计37333元(35×800元/年×16/12年)。对音集协主张的过高赔偿数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维权合理开支，因音集协未提交律师费已实际支付的证据，本院综合考虑有执业律师出庭诉讼的实际情况，权利人系批量维权，维权成本相对较低，以及音集协为取证支付的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合理开支2249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石门县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经营者刘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人民币37333元； 二、石门县我是歌手娱乐中心(经营者刘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合理开支2249元； 三、驳回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34元，由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1645元，石门县我是歌手娱乐中心负担78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肖丕国 审判员  李 浚 审判员  许成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粟斐 书记员何丹荔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 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 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 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