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9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婉利，女，196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志宏，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迪，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绿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双铺村。法定代表人：林峰。原审第三人：林峰，男，197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红安县（一）。原审第三人：陈建仁，男，197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诉人徐婉利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绿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泉公司），原审第三人林峰、陈建仁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7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婉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7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解散绿泉公司；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绿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绿泉公司提交的2015年至2017年间的《股东会决议》是林峰、陈建仁称绿泉公司办理银行贷款，应银行要求事先拟定好，直接让徐婉利签字的特定用途的文件。一审仅凭已签好的文件，认定绿泉公司召开过股东会，是错误的。二、绿泉公司与控股股东林峰、陈建仁财务混同、人格混同，徐婉利完全无法参与对绿泉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性活动。三、绿泉公司财务状况连年恶化，不断亏损，已资不抵债。绿泉公司长达五年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绿泉公司股东会已经成为大股东要求小股东承担责任的工具。林峰和陈建仁是妻兄和妹夫的关系，两人联合对抗徐婉利，利用其资本多数决的地位，在近期的股东会决议中损害徐婉利的利益。林峰、陈建仁开设的公司经营与绿泉公司同类的业务，林峰、陈建仁将绿泉公司作为自己的提款机，挪用绿泉公司的资产，用于经营自己设立的其他公司的农庄业务，绿泉公司已经不具有独立经营、继续存续的可能。绿泉公司长期不更换法定代表人，从未有过审计报告、监事职位形同虚设。林峰长期利用绿泉公司的账户过款。林峰、陈建仁随意处置绿泉公司的资产。四、绿泉公司从未向徐婉利送达过任何财务报告、向徐婉利分红，反而在林峰、陈建仁的控制下背负巨额负债。五、徐婉利要求林峰、陈建仁回购股份，均被拒绝。六、由于绿泉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才导致了股东的知情权、利润分配权均遭到损害。一审片面的以股东知情权纠纷、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为由，让徐婉利另行起诉，割裂了因果关系、混淆了法律关系，法律适用错误。绿泉公司辩称：绿泉公司股东会正常运转，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以及管理部门都是完善的。徐婉利没有穷尽所有的救济手段，比如将其股份按照绿泉公司章程规定对外转让。绿泉公司亏损并不能成为公司解散的事由。绿泉公司一直在开股东会，每年都有。绿泉公司财务管理规范正常，并无徐婉利所称财务混同、人格混同。绿泉公司早已函告徐婉利其有权查阅公司财务账簿。徐婉利要求解散公司实质上是逃避其作为公司股东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徐婉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林峰陈述内容与绿泉公司一致。陈建仁未作陈述。徐婉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散绿泉公司；2、判令绿泉公司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泉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在武汉市新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林峰（执行董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推广，蔬菜瓜果配送，普通货运等。2013年5月29日，徐婉利、林峰、陈建仁三人均在《绿泉公司章程》上进行了签名，该章程显示公司股权结构为：徐婉利认缴出资30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30％、林峰认缴出资55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55％、陈建仁认缴出资15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15％。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等。2015年9月1日、2016年5月18日、2017年5月28日、2018年3月16日、2017年6月16日、2018年3月29日、2018年10月25日，绿泉公司均召开过股东会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徐婉利认为2018年6月16日、2018年10月25日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已另案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撤销之诉。同时，徐婉利亦认为至此绿泉公司的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已陷入僵局状态，大股东联合对抗小股东，股东之间已经丧失起码的信任，公司财务状况连年恶化且损害其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利润分配权，故已达法定解散条件，若绿泉公司继续存续，其权益将受到损害，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散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司法解散公司是解决公司僵局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绿泉公司目前状况能否成就司法解散的条件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司法解散公司的构成条件为：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四、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徐婉利为支持其提出的解散绿泉公司的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拟证明绿泉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即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负债和亏损不属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公司是否处于亏损或盈利状态也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徐婉利提交的该股东会决议相反恰能证明绿泉公司的权力运行机构并未失灵，公司内部亦在正常管理并未形成公司僵局。另徐婉利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等系徐婉利因对外筹措资金、承担债务等问题，其与林峰、陈建仁之间形成的矛盾，系债务分配、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分歧，但并未影响到绿泉公司的正常经营与运转，且该分歧不属于无法解决的争议，完全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以表决方式来消除，股东之间协商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公司僵局并未形成。同时，若徐婉利认为绿泉公司损害了其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则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应规制，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而不能以此为由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另公司司法解散的设定目的在于弱势股东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后，运用司法手段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立法本意是希望公司通过公司自治、股东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之间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徐婉利现虽与绿泉公司其他股东也即林峰、陈建仁之间存在矛盾，股东之间失去了对话协商和信任的基础，从表面上看符合股东会僵局的特征，但公司解散并非解决这一僵局的唯一途径，徐婉利可以通过要求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收购股份，或者向公司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公司，彻底解决股东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冲突。因徐婉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亦不能证明绿泉公司目前存在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故徐婉利要求解散绿泉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婉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徐婉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徐婉利二审提交了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异议，绿泉公司、林峰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无补充。陈建仁未发表意见。徐婉利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19年9月2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两份、股权回购函两份、股权回购函邮寄照片和签收单、2019年10月17日《关于召开绿泉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拟证实大股东恶意操纵公司，公司的人合性已经完全丧失，僵局无法解决。徐婉利提交了相应证据原件以供核对。绿泉公司、林峰对两份2019年9月2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和2019年10月17日《关于召开绿泉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绿泉公司收到但林峰个人并未收到《股权回购函》，对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确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据其补充查证如下事实：2019年9月20日绿泉公司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修改公司章程第23条、免去林峰法定代表人职务转而聘用张余钏，林峰、陈建仁签字同意，徐婉利签字表示反对。2019年10月13日徐婉利向绿泉公司住所地邮寄了给林峰、陈建仁的《股权回购函》，分别要求两人零对价回购其所持股份。2019年10月17日绿泉公司向徐婉利作出《关于召开绿泉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徐婉利主张一审未能依据其所提交的证据查明以下重要事实：1、绿泉公司已资不抵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2013年5月以来绿泉公司没有就正常的业务召开股东会，召开的股东会全部都是为了借款，且作出的决议都是要求徐婉利为借款承担责任。3、大股东林峰、陈建仁是妻兄和妹夫的关系，两人联合起来和徐婉利对抗，股东之间多次诉讼丧失信任。4、绿泉公司设立的目的已经不存在。5、绿泉公司长达九年没有向徐婉利发送过审计报告。6、绿泉公司和林峰、陈建仁财务混同、人格混同。7、林峰、陈建仁随意处置绿泉公司的资产。此外，徐婉利还主张一审查证称“绿泉公司均召开过股东会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属于事实查证错误，事实上绿泉公司在2015年至2018年间没有通过正常的召集程序召开股东会。绿泉公司、林峰不认可徐婉利所称属实，更不认可其构成事实查证的遗漏或错误。徐婉利的前述主张与上诉意见高度重合，本院不确认其为补充查证内容，并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详述。本院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一审查证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非指公司陷于单纯的经济困难，而是指公司决策机制无法正常运作，导致无法形成有效管理意志的运营困难。因此，徐婉利所称的公司负债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一审并未遗漏查证。一审法院审查确认的绿泉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有对应证据予以佐证。徐婉利主张绿泉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都是为了借款侧面佐证绿泉公司在存续期间形成过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徐婉利没有提供决议无效、被撤销的证据，其关于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瑕疵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股东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股东会能正常形成决议足以表明公司未陷入僵局。绿泉公司有三个股东，其中林峰、陈建仁之间有亲戚关系、并在公司决议过程中选择保持一致立场，本身并不违法。绿泉公司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形成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就绿泉公司现有股权结构而言，在林峰、陈建仁就决议事项持同一立场的情形下，即使徐婉利对决议事项立场相反，也不会导致公司陷入僵局。徐婉利在此种情形下，若认为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或不赞同股东会决议内容，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绿泉公司设立的初衷是否达成、是否向徐婉利发送过审计报告、绿泉公司是否与股东人格混同、大股东是否利用控制地位侵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均非解散公司的事由，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在相关事实查证上不构成遗漏，适用法律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徐婉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徐婉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伶俐审判员  任 文审判员  黄 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索一冉书记员张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