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11944号原告：刘云，男，197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松（特别授权代理），男，住武汉市蔡甸区，系由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道大石桥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告：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德盛大厦****。法定代表人：王立新，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青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iv>法定代表人：容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一般授权代理），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云诉被告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以下简称出租汽车协会）、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松，被告出租汽车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被告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吴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2009年6月至2019年造成的侵权责任赔偿33,039.5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09年6月至2019年1月承包大通公司出租车以来，均按照被告出租汽车协会与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共同监制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填写说明第六条：“承包费标准按照行业协会自律意见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向被告大通公司进行交费。被告出租汽车协会于2009年7月31日发布的收费文件《关于调整我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武租协[2009]10号）中，未按照国家规范的行业标准，巧立名目发布收费的项目，再由被告大通公司向原告实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被告大通公司是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核准后，并向其颁发营业执照，具备经营资质的法人企业。原告只是接受被告大通公司管理，从事出租汽车活动的承包人。然而，原告却承担了由被告出租汽车协会监制的合同，制作的收费项目及标准，被告大通公司以合同约定为由，向原告实施收费行为，两被告以合同为掩饰，达到了侵害原告财产权的目的。以上事实证明，被告出租汽车协会违反行业协会章程,以行文的方式对被告大通公司发布推荐价、指导价，其行为违反《行业协会价格指南》的规定。被告大通公司在获取了被告出租汽车协会的推荐价、指导价后，再以被告出租汽车协会监制的合同为掩盖，对原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原告认为被告出租汽车协会发布的收费项目及标准文件，不属于原告应交纳的范围，且违反多项法律、法规。双方行为对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行为造成对原告的侵权行为成立，并将不应产生和不属于原告承担的各项费用予以返还。被告出租汽车协会、大通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诉请是侵权纠纷，通过被告大通公司和原告此前已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被告大通公司与原告的承包关系或承包合同已于2018年9月12日解除，而且原告是2015年前后就没有向被告大通公司交纳承包费用，被告大通公司从2015年-2018年依法依规在调整和下降承包费用。所以，原告的诉请，不论是按照其缴费时间，还是双方合同履行期限，还是按照发文时间，已经超过一年，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2．原告诉求及事实与理由，均围绕承包合同进行，本案应为违约之诉，被告出租汽车协会不是违约之诉的适格主体。3．被告出租汽车协会和被告大通公司都没有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后果，依法两被告都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4．被告出租汽车协会作为行业协会，根据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文件、核算出租车辆承包的各项费用及收益，进行分项核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5．原告诉请的车船费、个人所得税，原告已经在2018年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出反诉，根据同一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诉讼，应该按照原告与被告大通公司之间的生效判决来履行，同时原告诉请的车辆折旧费或者其他税费、企业收益、天然气设备、利息，均作为承包费的成本核算项目，关于原告应缴或已缴的费用，均已经由生效判决处理。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15日，刘云与大通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及《补充协议书（一）》，约定将出租车经营权延续至2014年4月30日。2014年4月30日，双方又签订《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双方对承包经营车辆、承包费项目及承包费金额、合同解除条件、违约责任等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直至2018年9月12日解除。合同履行期内，刘云交纳了2016年3月及4月部分承包费。2018年8月15日，大通公司就承包费等提起合同之诉，要求刘云支付2016年4月至车辆返还之日止的承包费等；2018年10月8日，刘云就承包费中的个人所得税（2011年9月至2016年1月）、车船使用税（2011年9月至2016年1月）、车辆折旧费（2010年3月17日至2015年3月31日）等提起反诉，要求大通公司返还多收取的上述费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及《单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判决本诉部分，刘云向大通公司支付2016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的承包费及2018年9月13日至车辆返还之日止的车辆占用使用费。反诉部分，自2011年9月起，大通公司向刘云按130元/月·辆收取个人所得税、按35元/月·辆收取车船使用税，每月实际多收个人所得税30元/月·辆、车船使用税5元/月·辆，应予退还；2016年1月之后，大通公司即以100元每月的标准收取个人所得税，以30元每月的标准收取车船使用费，已剔出多收取的个人所得税和车船使用税部分。车辆折旧费应为1,278.50元/月，大通公司实际向刘云收取1,279.50元/月，每月多收1元，应予退还。且刘云于2018年10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10月8日向前推算三年，即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0月9日起计算，故支持了其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6月1日的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现刘云以侵权责任纠纷再次提起诉讼，认为两被告共同侵害其财产权，要求返还33,039.50元。从其提交的侵权责任赔偿计算表中反映，具体包括三大部分：（一）车船使用税230元（2011年11月23日至2015年10月9日，共46个月）、个人所得税1,410元（2011年9月至2015年10月9日，共47个月）、计价器100元（2010年2月至2015年9月，共约5年）、计价器180元（2015年9月至2017年8月，共2年）、车辆各项检测费1,444.80元（2009年9月至2017年8月，共8年）、机动车等级项目及检测费225元、照相费20元、临时牌照费87.60元（2009年9月至2017年8月，共8年）、拓印费16.20元（2009年9月至2017年8月，共8年）、喇叭控制开关24.30元（2009年9月至2017年8月，共8年）、新车运输费60元。以上合计3,797.90元。（二）企业收益金中的投资收益，五年实际收取了33,000元，认为应根据2009年的贷款年利率4.76%，按照五年计算利息为8,695.60元，多收24,304.40元属放高利贷行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六条、第七条。（三）天然气设备及收益，实收200元/月/车，认为其中天然气设备费为105元/月，投资收益是95元/月，投资收益应根据2009年的贷款年利率4.76%、按照五年计算利息为762.80元，多收4,937.20元属放高利贷行为。以上三项共计33,039.50元。另查明，大通公司系出租汽车协会会员单位。2009年7月31日，出租汽车协会向各会员单位下发《关于调整我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武租协[2009]10号），文件内容载：“《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关于规范客运出租汽车企业经营性的自律意见》（武租协[2006]1号）规定，企业承包经营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如遇国家和省、市政策调整，应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向司机公示，切实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合理，接受监督。2006年以来，我市出租汽车的税（费）、车价等已相继发生调整变化，据此，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应作相应调整。经协会会长办公会核算，并报市客管处审定，现将调整后的具体收费项目、标准及测算方法公布如下：一、税（费）是指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应缴纳的各项税（费），包括营业税及附加、车船使用税、个人所得税、路桥费、车辆各项检测费用（车辆安全检查费、车辆技术等级检测费、计价器检定费、拓印费、灭火器）。2006年的标准是每月815元/车，现调整为每月489.6元/车，具体为（一）营业税及附加：249.2元/月·辆；（二）车辆使用税：35元/月·辆；（三）个人所得税：130元/月·辆；（四）车辆路桥通行费：41.7元/月·辆；（五）车辆各项检测费用：33.7元/月·辆，含机动车辆安全检测费、车辆技术等级检测费、计价器检定费、拓印费、灭火器。二、……。三、……。四、车辆折旧是指实项资产（合同项下的车辆及设备）在其预计使用年限中分配的金额。2006年的标准为每月1,506元；目前车辆的销售价格为71,800元，购置附加税6,136元，计价器1,549元，机动车证照费330元（含机动车注册等级检测费225元、照相费20元、临时牌照费65元、道路运输证工本费10元、拓印费10元），新车运输费60元，喇叭控制开关15元，总计79,890元，按五年计60个月平均分摊折旧，为每月1,331.50元；2009年元月20日至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车辆购置附加税为3,068元，车辆实项资产总计为76,822元，按五年计60个月平均分摊折旧，为每月1,280.37元。五、……。六、……。七、……。八、天然气设备折旧及收益是指原以汽油或柴油为燃料的出租汽车，由企业出资改装增加以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设备所需的费用在其预计使用年限中分配的金额，及改装后节约成本增加的部分收益。目前的标准为每月200元/车。此项费用自车辆改装后的次月起开始收取。九、企业收益，武租协[2006]1号文规定，按不超过行业上年度月平均营运收入的10%计算，当年企业收益标准为每月1,550元/车，目前，此项标准暂不作调整。十、……。以上承包费中税（费）、车辆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等项目，遇国家、省、市政府调整，协会将另行通知作出相应调整。”庭审中，刘云还提交如下文件：2004年12月7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2006年5月24日的《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的通知》（财综[2006]14号）、2011年1月30日的《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取消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综[2011]9号）、2011年8月25日的《武汉市地方税务局文件》（武地税发[2011]141号）、2011年12月26日的《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及的通知》（鄂政发[2011]79号）。上述事实，有经过举证、质证的《关于调整我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武租协[2009]10号）、（2018）鄂0103民初8608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01民终126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核查属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刘云与大通公司就经营出租车建立合同关系。合同履行中，双方就出租车经营相关事宜产生纠纷而引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故刘云有权选择合同之诉或者侵权之诉。此前，刘云已就承包费用中的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车辆保险费、车辆折旧费等提起合同之诉，并已经两级法院处理。而本案中，刘云就承包费用中的相关费用再次选择侵权之诉。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刘云的本次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过处理？二、如未经过处理，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刘云的本次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过处理。对比两次诉讼可知，前诉（合同之诉）和后诉（本案侵权之诉）的诉讼主张存在重合。即2011年11月23日至2015年10月9日的车船使用税，2011年9月至2015年10月9日的个人所得税，2010年3月17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车辆折旧费（计价器、机动车等级项目及检测费、照相费、临时牌照费、拓印费、喇叭控制开关、新车运输费均属于车辆折旧费）。此外，前诉认定诉讼时效自2015年10月9日起计算，超出此期间的关于车辆折旧费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故重合部分已在前诉中进行了处理。另外，2016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的承包费用及之后的车辆占有使用费均已在前诉中经过生效判决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刘云的上述主张，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因此，本案处理的范围仅为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3月的计价器、机动车等级项目及检测费、照相费、临时牌照费、拓印费、喇叭控制开关、新车运输费（均属车辆折旧费），2016年4月之前的车辆各项检测费，企业收益金中的投资收益，天然气设备及收益。二、如未经过处理，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大通公司、出租汽车协会认为，不论是按照缴费时间，还是双方合同履行期限，还是按照发文时间，均已经超过一年，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从最后缴费至今有三年时间，也超过诉讼时效。刘云认为，本案诉讼针对的是武租协[2009]10号文件不规范侵权，2017年8月之前大通公司一直按照此通知收费，诉讼时效应在2017年8月中止，且认为其提交的证据鄂财综发[2006]19号文件是在2019年9月27日获取，对比附表与武租协[2009]10号文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根据法律规定，自权利受到侵害知道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其于2019年9月27日才知道，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发布并施行的《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为三年。本案中，刘云并未举证证明存在导致其不能行使请求权障碍的情形，故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而关于刘云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从刘云提交多份文件中可知，文件发布于2004年至2011年期间，刘云并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存在获取上述文件存在客观障碍，故其何时获知上述文件并不构成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时的依据。故本案中刘云于2019年9月23日提起诉讼，其诉讼时效应自2019年9月23日向前推算三年，即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9月24日起计算。因此，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3月的计价器、机动车等级项目及检测费、照相费、临时牌照费、拓印费、喇叭控制开关、新车运输费（均属车辆折旧费），2016年4月之前的车辆各项检测费，企业收益金中的投资收益，天然气设备及收益，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一百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 松人民陪审员  许鹏洲人民陪审员  丁红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林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