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86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洋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霸州市开发区京开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周立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颖，河北天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印秋，河北天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6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黑龙江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萍萍，女，197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景辉，河北瀛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洋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伟、原审被告刘萍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4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颖、被上诉人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原审被告刘萍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景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刘伟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双方存在多年的电线电缆的买卖合同关系，涉及的交易标的额非常巨大。并且根据交易习惯和双方约定，刘伟是先从华洋公司购买货物，再付给华洋公司货款，根本不存在刘伟主张的所谓给付预付款的情况。正是因为刘伟是先从华洋公司购进货物再付货款，所以造成至今刘伟仍然尚欠华洋公司1000多万元货款未给付的结局。为此华洋公司已向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断章取义，不顾华洋公司提供的证据和陈述的案件事实，仅凭刘伟提供的几张汇款凭证就武断的认定刘伟给付华洋公司货款后，华洋公司一直未给付货物。刘伟与刘萍萍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与华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伟对于汇给刘萍萍的5,441,289.27元是刘伟在从华洋公司购买货物后应给付的华洋公司货款的事实是心知肚明的。本案是刘伟起诉刘萍萍，主张给付了刘萍萍货款后，刘萍萍一直没有给付货物，刘伟与华洋公司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这也不是本案要查明的事实。刘伟主张与华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洋公司没有履行给付货物的义务，刘伟应另行提起诉讼。因此，一审对刘伟与华洋公司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纠纷直接进行审理并做出判决错误。在一审开庭过程中，华洋公司一直向法院说明，刘伟至今尚欠华洋公司货款1000多万元未给付。华洋公司与刘伟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华洋公司已在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刘伟对华洋公司主张的这一事实当庭也是认可的，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霸州市人民法院向刘伟夫妻送达的起诉书及传票，并且华洋公司在起诉书中主张的刘伟夫妻欠华洋公司货款的截止时间在刘伟通过刘萍萍给付华洋公司货款的时间之后，这说明刘伟汇给刘萍萍的500多万元是刘伟在华洋公司处购买货物后应给付华洋公司的货款，根本不存在刘伟给付华洋公司的预付款。仅凭刘伟提供的几张汇款凭证就认定刘伟履行了给付华洋公司货款的义务后，华洋公司没有履行给付刘伟货物的义务，并以此认定为基础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伟在2007年分6笔汇给华洋公司5,441,289.27元购货款，至今华洋公司也未给刘伟发货，但到刘伟起诉时已超过了12年之久，刘伟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也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向华洋公司主张过权利，所以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华洋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错误的。本案中刘伟起诉要求的是返还货款，并不是给付货物。华洋公司的履行义务是给付货物，而不是给付货款，刘伟是在2007年11月21日之前将钱通过刘萍萍汇给华洋公司的，如果刘伟的主张是真实的，那么华洋公司的履行给付货物的义务从刘伟给付华洋公司货款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但至今刘伟都未要求华洋公司履行给付货物。并且在2008年以后，华洋公司与刘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就已终止，即使这样，刘伟也从未向华洋公司主张过给付货物，如果刘伟所汇的500多万元是预付款的话，那么在2008年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终止后，刘伟就已知道华洋公司已不可能再给付其货物，就应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要求华洋公司返还货款，但刘伟一直未向华洋公司主张过此要求。一审认定刘伟提起诉讼请求的时间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刘伟辩称，一审判决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清楚。刘伟个人分别在2007年9月29日向刘萍萍个人的银行卡汇款67万元；2007年10月8日汇款80万元、2007年11月5日汇款200万元、2007年11月12日汇款100万元、2007年11月21日汇款851,289.27元。五笔合计5,321,289.27元，这五笔汇款用途是“货款”是确凿的事实。本案是刘伟一审起诉刘萍萍后，2019年4月12日刘萍萍以“刘伟的汇款由华洋公司实际收取，与该货款相关联的权利义务也应由华洋公司承担”为由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追加华洋公司为被告，经一审法院同意后追加华洋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华洋公司也在一审法院庭审中也认可收到刘伟五笔合计5,321,289.27元的货款。一审中华洋公司没有提供刘伟这五笔5,321,289.27元的货款发货付货的任何证据。华洋公司所称的先购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和“双方约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只是华洋公司的杜撰，没有任何依据。刘伟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月31日给华洋公司预付货款67,540,921.64元的银行票据，其中仅在票据上标注“预付货款”字样的就达1940余万元，恰恰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发货。华洋公司称“因为刘伟是先从华洋公司购进货物再付货款，所以造成至今刘伟仍然尚欠华洋公司1000多万货款未给付”的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在河北省霸州市法院与廊坊中院已经审结的华洋公司诉刘伟（2018）冀1081民初5501号不当得利一案中，2008年1月25日刘萍萍个人汇给刘伟个人657,395.14元和2008年1月31日刘萍萍个人汇给刘伟个人34,194.39元，两笔合计691,589.53元。华洋公司内部对上述两笔付款的“付款申请书”、“打款申请”上均提到了“哈尔滨刘伟处返款”、“哈尔滨销售回款……”、“利润、补米返款”等叙述。其中每一笔返款，都是刘伟先付款，华洋公司根据与刘伟相应比例返款，且每笔款都有华洋公司营销总监、营销负责人、财务经理、总裁及经手人等人的签字同意后，才由刘萍萍支付给刘伟。恰恰可以证明在刘伟与华洋公司之间，都是刘伟先付款、华洋公司后发货。否则如华洋公司所称刘伟都是先进货后付款，华洋公司称2007年12月26日已欠华洋公司上千万货款未付的情况下，华洋公司还在2008年1月25日、1月31日主动让刘萍萍汇691,589.53元的利润返点、补米返款等各项费用给刘伟，才明显不符合事实。刘伟在一审庭审时明确答复，除本案涉及的六笔汇款是刘伟个人向刘萍萍个人的银行卡汇款外，其余与华洋公司之间经济往来都是汇入华洋公司单位账户，因此起诉刘萍萍。2019年4月12日刘萍萍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追加华洋公司为被告，经一审法院同意后追加华洋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刘伟一审要求华洋公司、刘萍萍承担责任。本案争议的刘伟向刘萍萍的汇款5,441,289.27元与华洋公司在河北省霸州法院起诉的案件无关。（1）两案主体不同，霸州法院审理的被告是刘伟、刘薇；（2）两案也不是同一事实，霸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中没有任何涉及刘伟汇给刘萍萍544万元预付货款的事实。两案既不是必要共同诉讼，更无须合并审理，华洋公司将两个案件捆绑的做法错误，显属混淆事实。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中华洋公司主动将出卖人的身份和权利义务归为己身，那么华洋公司在收到刘伟的五笔5,321,289.27元货款的前提下，出卖人的义务就是履行供货义务。由华洋公司承担履行供货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华洋公司最基本的义务，华洋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向刘伟供货的证据，称刘伟所付货款是偿还欠款的理由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伟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刘伟汇款5,441,289.27元预付货款，没有约定付货的履行期限是基本事实。应当自刘伟主张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因华洋公司当时认可刘伟向刘萍萍名下银行卡汇款的行为，但是通过华洋公司2018年9月在霸州法院起诉刘伟、刘薇案，刘伟才知道向刘萍萍预付的货款并没有被计入货款中，刘伟才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华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应当驳回。刘萍萍述称，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中有关刘萍萍部分即驳回刘伟针对刘萍萍的诉讼请求部分，应予维持。二、虽然一审法院有关刘萍萍的判决结果适当，刘萍萍也因此未提起上诉，但是判决书第五页、第三行关于“刘伟通过刘萍萍在华洋线缆公司处购买电缆”这一事实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刘伟不是通过刘萍萍在华洋公司购买线缆，而是刘伟在华洋公司购买线缆并将货款转入华洋公司以刘萍萍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刘伟与刘萍萍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洋公司、刘萍萍退还刘伟货款5,441,289.27元，并支付刘伟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华洋公司、刘萍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伟曾系案外人哈尔滨丰盛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哈尔滨丰盛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洋公司间存在长期业务往来。2007年9月29日、2007年10月8日、2007年11月5日、2007年11月12日、2007年11月16日、2007年11月21日，刘伟分六次共向刘萍萍中国农业银行霸州支行账户（卡号：62×××22f7）汇款5,441,289.27元。上述六份银行汇款单据上用途处均写明“货款”，其中2007年11月16日汇款12万元的单据另在附加信息及用途处写明“6月、7月、8月丰盛还华洋短米款”。另查明，刘萍萍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12月期间在华洋公司处任出纳员职务。因华洋公司工作需要，刘萍萍在中国农业银行霸州支行开立了上述银行账户。庭审中，刘伟主张案涉六笔汇款系其向刘萍萍订购电缆后，先行履行了给付货款的义务，但刘萍萍和华洋公司至今未履行交付电缆的义务，刘萍萍和华洋公司应予返还案涉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华洋公司则主张上款系刘伟在其处购买线缆后应给付华洋公司的货款，刘伟根本不存在至今未收到货物的情况。双方各持己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案涉汇款系刘伟通过刘萍萍在华洋公司处购买电缆，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已形成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行为成立，合法有效。刘伟履行了给付货款义务后，华洋公司应及时履行向刘伟交付货物的义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华洋公司虽辩称刘伟向其汇入的款项系刘伟在其处购买电缆后应给付的货款，但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院对华洋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华洋公司收到案涉刘伟通过刘萍萍订购电缆的货款后，未及时履行向刘伟交付货物的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支付利息损失。在案涉六份汇款单据中，虽然2007年11月16日汇款12万元的单据亦系刘伟个人向刘萍萍银行账户汇款，但在该单据附加信息及用途处已写明“6月、7月、8月丰盛还华洋短米款”，该笔汇款显示为案外人哈尔滨丰盛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洋公司之间的“短米款”，显示为案外人哈尔滨丰盛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洋线缆公司依据代理关系发生的业务往来，刘伟并未向该院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该笔12万元汇款系刘伟个人与华洋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往来款，故该院对刘伟要求华洋公司退还货款的数额依法予以调整。刘伟诉请的利息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刘萍萍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刘萍萍系华洋公司的出纳员，其基于职务身份收取刘伟案涉款项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依照法律规定，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还款责任。刘萍萍的抗辩理由成立，刘伟要求刘萍萍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伟诉请的权利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刘伟与华洋公司未约定涉案款项的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刘伟向华洋公司主张权利即刘伟向该院提起诉讼时计算，故本案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判决：一、华洋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返还刘伟货款5,321,289.27元；二、华洋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给付刘伟利息（以本金5,321,289.27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刘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洋公司提交证据：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1民初550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7年12月26日对账后刘伟与刘薇仍欠华洋公司16,374,063.25元货款，不存在华洋公司欠刘伟货物未发的情形，根据交易习惯和双方约定，刘伟是先从华洋公司处购买货物，再付华洋公司货款，根本不存在刘伟主张所谓给付预付款情形。刘伟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一、该判决刘伟、刘薇上诉尚在二审程序中未生效。二、该判决诉讼主体与本案争议主体不同，该判决认定事实与本案争议款项也无关联，该判决与本案无关。三、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无论是该判决中的原告还是该判决做出法院均无证据证明刘伟从华洋公司处购买货物，先买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四、华洋公司所称2017年12月26日双方对账没有事实依据，华洋公司所称的这个时间点是提供了一份库存盘点表的复印件，即便该复印件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该时点双方对库存的货物数量进行了盘点，库存盘点表并不是对账单，也不是欠条，不能证明债务关系，刘伟有充足证据能够证实该库存盘点表中的货物是刘伟已经支付过货款的。五、该判决认定华洋公司与刘伟、刘薇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与廊坊中院（2018）冀10民再8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刘伟与华洋公司自2004年1月至2009年1月存在代理销售关系的认定不一致。刘萍萍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证明问题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刘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该判决尚未生效，且该判决中亦没有涉及案涉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刘伟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1、2008年1月8日付款申请书、2008年1月16日付款申请书本、2008年1月19日付款申请书、2008年1月19日打款申请、2008年1月21日付款申请书各一份，2008年1月25日刘萍萍汇给刘伟的657,395.14元的汇款单一份（除汇款单外，其余为传真件，均在河北两级法院中出示并确认）。2、2008年1月29日付款申请书和2008年1月31日刘萍萍汇给刘伟的34,194.39元的汇款单（复印件，原件在华洋公司处，另案当中出示过）。两次刘萍萍向刘伟汇款合计691,589.53元。拟证明：该组证据来源是在2015年道外法院（2015）外民三商初字第55号案件中本案华洋公司向道外区法院提交的刘萍萍向刘伟汇款两张单据。其余付款申请书是在霸州法院和廊坊中院审理的华洋公司诉刘伟不当得利一案中刘伟向河北两级法院提交并经过法院确认。华洋公司在先收到刘伟汇出货款后，2008年1月25日由刘萍萍汇给刘伟的657,395.14元利润返点、补米返款、各项费用等。华洋公司内部对上述两笔付款的“付款申请书”、“打款申请”上均提到了“哈尔滨刘伟处返款”、“哈尔滨销售回款……”、“利润、补米返款”等叙述。其中每一笔返款，都是刘伟先付款，付款凭证均含在刘伟在本案一审中证据六付款的67,540,921.64元中，华洋公司根据与刘伟相应比例返款，且每笔款都有华洋公司营销总监、营销负责人、财务经理、总裁及经手人等人的签字同意后，才由刘萍萍支付给刘伟。否则如华洋公司所称刘伟都是先进货后付款，那么真如华洋公司称2007年12月26日已欠华洋公司上千万货款未付的情况下，华洋公司还在2008年1月25日、1月31日主动让刘萍萍汇691,589.53元的利润返点、补米返款等各项费用给刘伟，才明显不符合事实。因此，该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在刘伟与华洋公司之间，都是刘伟先付款、华洋公司后发货。证据二、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10民再8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华洋公司曾经以证据一中的657,395.14元是偿还刘伟借款的本息为由，以不当得利案由向霸州法院起诉刘伟，霸州法院缺席判决支持了华洋公司诉讼请求。执行程序中，刘伟才知道此案进行申诉，经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证据一中的657,395.14元不是华洋公司偿还刘伟借款本息，不是刘伟不当得利。因此廊坊中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后，华洋公司撤诉。但证据一中的全部证据已经在该案中在河北省两级法院庭审中举示，被确认。2、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在刘伟与华洋公司之间自2004年1月至2009年1月存在代理销售关系，双方有大量资金往来”，而本案华洋公司二审中补充的新证据的霸州法院判决，而霸州法院审理华洋公司与刘伟、刘薇的（2018）冀1081民初5501号民事判决中却称“原被告之间存在电线电缆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霸州法院与其上级法院廊坊中院之间认定事实不一致，霸州法院（2018）冀1081民初5501号民事判决与本案主体不同，事实不同，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主张无关。华洋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一、证据二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法庭不应予以采纳。证据一并不能达到刘伟所要证明的证明目的，并不能反映出华洋公司与刘伟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已经明确写明哈尔滨丰盛线缆有限公司，与刘伟并无直接关系，并且刘伟陈述（2018）冀10民再89号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后华洋公司撤诉，在案件过程中所体现的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其他案件的事实，所有判决均未发生法律效力。刘萍萍质证认为，刘伟出示的证据当中所涉及刘萍萍的行为，是刘萍萍作为华洋公司出纳的职务行为，与刘萍萍个人无关。除此之外，该证据与刘萍萍没有关联性。关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请法庭予以核实认定，我方不清楚。本院确认：华洋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中涉及刘萍萍的职务行为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刘萍萍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刘伟与华洋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刘伟已将货款通过刘萍萍交付给华洋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刘萍萍系履行华洋公司的职务行为。华洋公司在接收刘伟的货款后应当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华洋公司没有提交交付案涉货物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华洋公司主张双方系先交货后付款亦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华洋公司主张刘伟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刘伟向法院提起诉讼时计算，故本案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华洋公司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49.02元，由上诉人华洋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光审判员 胡世强审判员 张丽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