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21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栋，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迪，山东德衡（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涛，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祥，山东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明祥，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上诉人王国栋因与被上诉人刘涛、原审被告王明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2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栋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涛对上诉人王国栋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涛刘涛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刘涛丧失胜诉权。被上诉人刘涛在庭审中认可“为了起诉才去作了伤残鉴定”，但伤残鉴定结果出具时间为2015年08月28日。鉴定结束后，被上诉人刘涛没有提起诉讼或向上诉人王国栋主张权利，所以无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被上诉人刘涛住院期间接受医疗费起算或者从鉴定意见出具之日起计算，均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刘涛向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的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法律援助中心并不是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社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在一审判决中，将法律援助中心认定为“有关权力部门”，但该中心并不是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社会组织。司法部《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中心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所以不难看出，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法律援助中心解决民事纠纷的职权，它不具有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法律援助中心不是“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社会组织”。抛开被上诉人刘涛仅仅是咨询不说，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后，也只是为申请权利人指定相关法律援助人员，而法律援助人员也只是申请权利人的代理人，其所作的意思表示仅仅是申请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由此可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这一行为并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只有法律援助人员在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代表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主张了权利，才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从本案的事实看，被上诉人刘涛没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已经向上诉人王国栋主张过权利，甚至法律援助中心根本就没有受理被上诉人刘涛的法律援助申请，而被上诉人刘涛仅仅是单方咨询，所以本案诉讼时效不能因此发生中断。退一步讲，如果涉案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任何已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均可以此方式来主张诉讼时效中断，届时诉讼时效已然成了摆设。（二）被上诉人刘涛提出的仅仅是向法律援助中心咨询，并不是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对权利人向有关社会组织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能使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作出了规定，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涛提出的仅仅是咨询，并不是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法律援助中心也没有指派相关法律援助人员在诉讼时效内向上诉人王国栋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刘涛向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的行为不能引起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刘涛丧失胜诉权，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涛对上诉人王国栋的诉讼请求。刘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在法律援助中心出具的证明中，明确记载一直在协商解决中，可以看出，我一直没有放弃向王国栋主张权利。2.法律规定中的有关权利部门，并没有作出任何的限制，因此，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我出院后，我去过他厂子好多次，人也没见，一直在拖。后来我去法律援助中心咨询，才去做的鉴定。做鉴定的目的是为确定损失的金额，以便于我与王国栋协商赔偿问题。原审被告王明祥未作答辩。刘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国栋赔偿刘涛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51177元；2．诉讼费用由王国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7日，王明祥联系刘涛到王国栋处拆除钢结构厂房。2014年5月19日，刘涛在给王国栋拆除钢结构厂房的工作过程中，一手抓住钢结构杆一只手干活时掉下来摔伤。事故发生后，刘涛被送往博兴县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股骨转子骨折。经治疗后，刘涛于2014年6月5日出院，实际住院17天。刘涛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29927.02元，由王国栋全部支付。2015年8月17日，刘涛向博兴县中医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提出鉴定申请，经鉴定其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损失为伤后270天，住院期间护理2人，出院后护理1人165天，营养期限180天，二次手术8000元，并支出鉴定费2600元，鉴定检查费130元。另，刘涛支出病历复印费20元。庭审过程中，王国栋对此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委托，经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刘涛损伤程度不构成伤残等级，误工期限为270天，院内2人护理，院外1人护理165天，后续二次手术费用为8000元，王国栋支出鉴定费2664元（其中包括刘涛鉴定检查费24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关于刘涛、王明祥、王国栋责任认定。经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王明祥找到刘涛为王国栋施工。刘涛主张其与王明祥是雇佣关系，因王明祥未到庭，王国栋亦不认可，刘涛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通过庭审举证和当事人陈述，不能认定该项事实。因此，对刘涛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经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刘涛实际为王国栋提供了劳务，王国栋为接受劳务一方。同时亦是拆除钢结构厂房的发包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刘涛主张其受伤经过是：“钢结构厂房，有可能没有焊结实，打算一个手抓住钢结构，一只手干活时摔下来了。”王国栋对刘涛受伤过程不清楚。通过以上陈述可以认定，刘涛在施工时并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王国栋亦未举证其对施工现场采取安全保障，其对于施工人员疏于管理，未提供安全施工条件，应当对刘涛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刘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空中作业时未佩戴安全设施，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综上，一审法院确定王国栋对刘涛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刘涛对自身损伤承担10%的责任。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王国栋辩称本案已超诉讼时效期间，刘涛已丧失胜诉权。法院认为，博兴县法律援助中心于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上载明：自2015年2月，刘涛的父亲刘景秋代其子刘涛申请法律援助，称其子刘涛于2014年5月在博兴县釉料厂工作期间受伤，要求用人单位进行相应赔偿……，此后，刘景秋代其子刘涛多次到中心就赔偿项目、标准等问题，进行过咨询，称一直在协商解决中。自上述证明可知自2015年2月开始，刘涛让自己的家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向权利部门请求帮助，本案纠纷的诉讼时效依法自刘涛提出维护相应民事权利请求之日起中断。另，刘涛于2015年8月17日向博兴县中医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就其伤残等级、误工损失日、院内外护理人数及其期限、营养期限、二次手术费等提出鉴定申请，庭审中问其为何单独提出申请时，刘涛陈述为了更好的协商赔偿事宜。综上所述，刘涛为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积极向有关权利部门请求帮助并为协商赔偿事宜做准备，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刘涛损失的认定。1．误工费，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刘涛误工期为270天（包括二次手术取内固定物误工期），刘涛主张误工费计算标准按100元／天进行计算，因刘涛系城镇居民，且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收入情况，其主张的日误工损失未超出其误工费应按2017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89元除以365天计算为100.79元／天，现其主张100元／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刘涛误工费为27000元（100元／天×270天）；2．护理费，经鉴定刘涛护理期为住院期间（17日）需要2人护理，院外需要1人护理165天（包括二次手术取内固定物护理期），刘涛受伤期间由刘勇、刘学海进行了护理，两护理人员均为城镇户口，现按100元／天主张护理费，予以确认，故护理费为19900元（100元／天×2人×17天+100元／天×165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30元／天×17天），根据原告的住院天数，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4．刘涛主张王国栋赔偿营养费54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刘涛存在补充营养的必要需求及营养费的支出，对其营养费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5．后续治疗费用8000元。6．刘涛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因刘涛损伤未构成伤残，对其精神抚慰金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7．刘涛主张鉴定费2600元，因在博兴县中医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是刘涛自行委托鉴定，且鉴定结果与一审法院依法定程序委托做出的鉴定结果并不一致，故，刘涛因此鉴定支出的鉴定费260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8．交通费500元，根据刘涛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一审法院结合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酌定300元。刘涛以上各项损失共计55710元，由王国栋按90%的比例赔偿50139元。另，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国栋支出的鉴定费2664元，亦是为了证明刘涛的损失支出，且与刘涛自行委托鉴定结果不符，故，该鉴定费由刘涛承担10%、王国栋承担90%。王明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国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涛各项经济损失50139元；二、驳回原告刘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涛对被告王明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4元，减半收取1662元，由原告刘涛负担1135.3元，由被告王国栋负担526.7元。鉴定费2664元，由原告刘涛负担266.4元，被告王国栋负担2397.6元。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法律援助中心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虽然不具有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权限，但刘涛之父刘景秋代其子申请法律援助的目的就是为了妥善解决纠纷、获得相应赔偿。且依据刘涛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博兴县法律援助中心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自2015年2月开始，刘涛之父刘景秋代其子刘涛多次到博兴县法律援助中心就赔偿项目、标准等问题进行咨询，博兴县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提出先行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的意见，并作出协商不成后为其指派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承诺。由此可见，自2015年2月开始刘涛为赔偿事宜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在了解相应法律规定，并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之后，刘涛因本案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当能够确定，刘涛对维权的途径也应当清楚明了。在此情况下，刘涛积极联系王国栋，并要求进行赔偿，符合其前期进行咨询和准备工作的初衷和目的，先行与王国栋协商赔偿事宜也应在情理之中。因此，刘涛在二审中主张多次去王国栋的企业找其协商赔偿事宜符合情理，对刘涛该主张本院予以认定。王国栋作为企业经营者，对刘涛到其参与经营的企业找其要求赔偿的情况应当也能够知悉，本案诉讼时效因刘涛向王国栋主张权利而发生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王国栋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说理欠妥，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3元，由王国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添珍审判员  吴金魁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刘德霞书记员翟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