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6民再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法定代表人：冯长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晋明，河南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召，河南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周安路**法定代表人：罗国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祥兴，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丰备，上海市建纬（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太昊西路**iv>法定代表人：李爱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文，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信医药）因与被申请人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四方药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16民终4818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豫民申197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河南同乐医药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晋明、潘新召，再审申请人浙江嘉信医药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祥兴、丰备，被申请人河南四方药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同乐医药申请再审称：一、河南四方药业利用河南同乐医药按照国家规定向其提交的空白首营资料制作伪证，虚构数量，炮制货款总额。河南四方药业还在《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中添加伪造的字句加大河南同乐医药的合同责任，意图骗取赔偿金。河南同乐医药向法院申请鉴定，一、二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对河南四方药业提交的伪造变造证据予以采信。二、本案中，河南同乐医药并不收取货物，河南四方药业的实际发货量是案件应当查明的重要事实，河南四方药业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要求既不是发货人又不是收货人的河南同乐医药提交发货收货的证据，属于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原审判决按照河南四方药业出具的伪证中关于货物数量及价款进行认定，判决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支付514535元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证据采纳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申请人对河南同乐医药的诉讼请求。浙江嘉信医药申请再审称：一、浙江嘉信医药与河南四方药业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河南四方药业起诉要求河南同乐医药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其与河南同乐医药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即使因浙江嘉信医药的原因造成河南同乐医药违约，也应当由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承担责任以后，再向浙江嘉信医药主张。此外，根据河南四方药业的诉讼请求，其向浙江嘉信医药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属于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二、浙江嘉信医药对河南四方药业主张的药品差价损失不存在过错，该损失也并非由浙江嘉信医药导致，原审判决浙江嘉信医药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首先，浙江嘉信医药在本案中的相关销售行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其次，河南四方药业为案涉药品的召回主体，在审理中并未提交其向浙江嘉信医药履行召回义务的证据，河南同乐医药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浙江嘉信医药送达召回通知的证据。浙江嘉信医药未收到过任何召回文件，不存在原审判决认定的未采取召回措施的情形。相反，案涉药品在嘉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为假药以后，浙江嘉信医药积极向河南四方药业沟通退换货事宜，但均被河南四方药业拒绝。第三，根据河南四方药业与嘉兴齐福堂参茸有限公司2015年9月9日签订的《退换货协议》来看，案涉药品的召回是河南四方药业按照该协议与嘉兴齐福堂参茸有限公司直接进行，实际上也已经免除了浙江嘉信医药的召回义务。再者，浙江嘉信医药将案涉药品交付给嘉兴齐福堂参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福堂公司）以后，浙江嘉信医药也无法实施召回措施，故原审法院认定浙江嘉信医药未履行召回措施具有过错与事实不符。三、案涉药品被退换货是河南四方药业原因所致，河南四方药业与嘉兴齐福堂参茸有限公司签订了《退换货协议》，却迟迟不履行退换货义务，之后药品价格上涨也是因其怠于履行义务而产生，与浙江嘉信医药无关。本案系河南四方药业因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退换货义务并支付相应违约金而恶意进行诉讼。原审判决仅依据河南四方药业提交的与案外人的销售发票而认定河南四方药业存在1543604.99元药品差价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河南四方药业辩称，一、首先对河南同乐医药进行答辩，第一点，河南四方药业提供的证据销售单加盖有河南同乐医药的印章，河南同乐医药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河南四方药业向河南同乐医药销售了一定数量和价格药品，另外河南四方药业也提供了河南同乐医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一、二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事实清楚，河南同乐医药称仅向河南四方药业提供空白的盖章合同，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其主张不应当予以采纳。第二点，关于举证责任问题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均认定了河南同乐医药购买了河南四方药业的药品，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河南同乐医药作为付款的义务人并没有提供其履行了合同义务的相关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针对浙江嘉信医药的再审理由进行答辩：第一点，齐福堂公司在和河南四方药业签订了贴牌生产的协议后，委托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进行购买，河南同乐医药又将购买的药品直接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浙江嘉信医药在收到货物之后直接交由齐福堂公司实际控制和批发销售，他们的销售渠道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均予以认可。实际的销售形式就是因齐福堂公司没有批发资质来通过浙江嘉信医药、河南同乐医药合法的销售渠道，来规避这一批发的违法行为。第二点，在销售的药品进行召回的过程当中，浙江嘉信医药负有直接召回的义务，从之前的判决书里面提供的证据也证明了河南四方药业向河南同乐医药发出了召回通知，河南同乐医药向浙江嘉信医药发出了召回通知，但是浙江嘉信医药并没有按照要求直接把销售给齐福堂公司的药品直接召回，没有履行召回义务，才导致河南四方药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和齐福堂公司签订了换货协议，所以浙江嘉信医药的第二个过错表现为没有履行相应的召回，相关的证据在之前的判决书里面有所显示。第三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仅仅以贴牌生产的协议没有违反规定，认定齐福堂公司在履行贴牌生产协议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违约或者违法的情况，但是并没有直接认定齐福堂公司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批发销售的实际行为。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针对浙江嘉信医药认为法律关系不同，不应当在本案当中合并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由的有关规定，在同一个案件当中，不同的法律关系可以合并审理，根据案件的法律关系确定主要的法律关系和次要的法律关系，并以主要的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的案由。本案的双方主体相同，即便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仍符合一并审理的法律规定。河南四方药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河南同乐医药支付河南四方药业货款514535元；2、由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连带赔偿河南四方药业损失1543604.99元；3、由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6月8日，齐福堂公司、河南四方药业就齐福堂牌阿胶（250g）贴牌生产项目达成《贴牌生产销售协议》一份，约定齐福堂公司委托河南四方药业贴牌生产齐福堂牌阿胶铁盒产品，采用齐福堂公司的品牌标识，齐福堂公司利用自身营销网络开发市场、销售贴牌产品；河南四方药业生产制造符合国家药品新版GMP要求并经乙方认可的贴牌产品。产品完全由齐福堂公司销售，河南四方药业不负责销售并不得将齐福堂公司委托生产的贴牌产品转卖给任何第三方。由于齐福堂公司没有取得药品批发经营许可证，河南四方药业和齐福堂公司无法直接发生买卖关系，为实现贴牌协议且不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河南四方药业、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齐福堂公司四方协议就本案阿胶产品的生产销售采取了以下的流程：齐福堂公司授权委托河南四方药业贴牌生产齐福堂牌阿胶铁盒产品，河南四方药业将阿胶产品销售给河南同乐医药，河南同乐医药将阿胶产品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再以浙江嘉信医药的名义将产品销售至各终端药店。涉案阿胶产品的交付采取的是：河南同乐医药不接受阿胶产品，由河南四方药业直接发送给浙江嘉信医药。货款结算方式为：由河南同乐医药直接向河南四方药业支付货款。后在合同履行中因国家关于阿胶相应的检验标准发生变更，导致本案阿胶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此，河南四方药业于2015年9月6日向河南同乐医药发出召回产品通知。河南同乐医药在收到河南四方药业的召回通知后，于2015年9月8日向浙江嘉信医药发出了召回函。2015年9月9日，齐福堂公司与河南四方药业双方签订就退换货问题达成协议一份，协议中双方确认截止该协议签订日，由河南四方药业贴牌生产的齐福堂牌阿胶产品尚未销售产品的数量为12320盒（308件）；被监管部门没收的产品数量为355盒。协议还约定河南四方药业于2015年9月15日前对前述尚未销售的产品中的4000盒（100件）予以等量换货；2015年9月底前予以等量换货4000盒（100件）；于2015年10月15日前将剩余的4320盒（108件）予以等量换货。河南四方药业同意对被没收产品355盒予以等量赔偿，于2015年10月15日前交付新产品，并支付齐福堂公司因河南四方药业产品问题被监管部门5627元；后河南四方药业按约向齐福堂公司退换货，但尚有6861盒齐福堂牌阿胶产品未予退还。齐福堂公司因要求河南四方药业履行合同义务，诉至法院。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和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进行了审理。2017年3月15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河南四方药业履行下列义务：1、河南四方药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对齐福堂公司委托其生产的铁盒装“齐福堂”牌阿胶产品6861盒（250g/盒）予以等量换货；河南四方药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承担罚款5627元并支付齐福堂公司退货货款81152元；2、河南四方药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齐福堂公司违约金109776元。因当时每盒售价为75元，在国家关于阿胶相应的检验标准发生变更后，每盒售价涨至到300元，6861盒阿胶差价为1543604.99元。河南四方药业认为履行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给河南四方药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而造成河南四方药业损失的责任是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的过错所致，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连带赔偿河南四方药业损失1543604.99元。同时河南四方药业还提出河南同乐医药尚欠河南四方药业货款514535元，河南同乐医药应当予以支付。另查明，河南四方药业诉讼中提交河南同乐医药（出库复核）单一份，该单据中注明自2013年8月-2015年1月河南四方药业供阿胶41249盒，250g/盒，单价75元/盒，收货地址为浙江嘉信医药。对于所供阿胶，河南同乐医药仅支付货款2579140元，河南同乐医药认为，该单据系其公司按照药品GSP管理的国家规定，在与河南四方药业首营的时候提供给河南四方药业的加盖印章的空白的出库单的式样，该单据为复印件。为此，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要求对“入库单”中印章与手写添加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同时申请对河南四方药业提交的“产品质量协议书”中手写添加内容与河南河南四方药业印章的书写与加盖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14535元。二、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463081元。三、驳回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33元，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6108元，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承担2908元，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617元。河南同乐医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具体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不当。本案中，河南同乐医药不收取货物，货物由河南四方药业直接发往浙江嘉信医药，一审法院反而一再要求既不是发货人，又不是收货人的河南同乐医药提交货物发货收货的相关证据，以此方式降低河南四方药业的举证责任。错误的支持了河南四方药业关于货款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其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浙江嘉信医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7）豫1602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河南四方药业对浙江嘉信医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河南四方药业承担。二审经审查查明的其它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法院判决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是否正确。评析如下：关于焦点1、本案中河南四方药业系药品生产企业，河南同乐医药与浙江嘉信医药均为药品经营企业。从涉案药品的流通过程看，河南同乐医药从河南四方药业购买药品后又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浙江嘉信医药将所购药品交由齐福堂公司实际持有并销售。后该批药品需要召回，从召回程序看，河南四方药业应当向河南同乐医药进行召回，河南同乐医药应当向浙江嘉信医药进行召回。但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周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复函载明，河南四方药业启动药品召回程序后，河南四方药业直接向浙江嘉信医药召回了部分阿胶药品。剩余部分药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召回，该部分药品也就是浙江嘉信医药购买后，由齐福堂公司实际持有并与河南四方药业签订换货协议产生损失赔偿纠纷的药品。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实际争议问题是河南四方药业、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之间发生的连环购销药品而产生的货款和赔偿问题。一审将货款和赔偿问题一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首先河南同乐医药是否拖欠河南四方药业货款问题。河南同乐医药从河南四方药业购买药品而后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的基本事实无异议，药品的交付由河南四方药业直接向浙江嘉信医药进行交付，河南同乐医药出具的销售单记载有购买药品数量和单价，加盖有河南同乐医药印章，河南同乐医药对印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河南四方药业向河南同乐医药开具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河南同乐医药对已经收到并使用河南四方药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未予否认，河南同乐医药与河南四方药业的货款均通过银行转帐进行支付。河南四方药业已经履行了河南同乐医药拖欠货款的举证义务，河南同乐医药应当提供其已支付全部货款的银行转帐凭证证明其主张，河南同乐医药仅以河南四方药业的证据存在伪证嫌疑为由否定其拖欠河南四方药业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河南同乐医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河南同乐医药拖欠河南四方药业货款的事实并无不当。其次是浙江嘉信医药对河南四方药业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本案中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购买药口后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并有浙江嘉信医药直接收取河南四方药业向河南同乐医药的交货。在该药品进行实际召回时，也是由浙江嘉信医药直接向河南四方药业进行召回。河南同乐医药与浙江嘉信医药均属于药品批发经营企业，对药品的批发经营需取得国家职能部门的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是明知的，因此不具有药品批发经营需取得国家职能部门的经营许可的规定是明知的，因此不具有药品批发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药品的批发经营。但河南同乐医药与浙江嘉信医药均未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依法经营，河南同乐医药与浙江嘉信医药与本案损失赔偿的发生均有一定关系。2016年3月18日河南同乐医药受浙江嘉信医药的委托向河南四方药业购买，而实际的交易又是河南同乐医药购买后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浙江嘉信医药购买药品后，对所购药品应当依法进行经营，但浙江嘉信医药却将所购买药品交由不具备药品批发经营资格的齐福堂公司实际控制和经营。致使河南四方药业与齐福堂公司签订换货协议，进而导致河南四方药业换货发生重大差价损失，浙江嘉信医药对此差价损失的造成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适当责任。河南四方药业与齐福堂公司签订换货协议造成差价损失亦有一定过错，应由河南四方药业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依照换货前后的价差计算损失并有浙江嘉信医药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浙江嘉信医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的上诉理由均证据不足，在作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结果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945元，由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266元，各自负担。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河南同乐医药提交证据：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付款的明细及转账凭证原件。证明目的：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支付药品款的实际金额应是2647840元，原审判决认定的已付款数数额错误。浙江嘉信医药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申请人河南四方药业质证意见，河南同乐医药应当在一审、二审当中足以认识到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但是一直到再审当中才予以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付款明细统计表是河南同乐医药单方面统计结果，也没有加盖河南同乐医药的印章，没有任何财务人员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付款凭证并没有记载是支付齐福堂阿胶的货款，与本案发生的买卖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双方对所欠的货款应当以双方的共同结算为依据，河南同乐医药在原审当中对计算的货款予以了认可，应当以原生效判决认定的所欠货款数额为依据。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能否合并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河南四方药业请求河南同乐医药支付货款与请求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赔偿损失虽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该争议系河南四方药业、河南同乐医药、浙江嘉信医药之间因连环购销药品而产生的货款和赔偿纠纷。两者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角度出发原审予以合并审理，且合并审理不会损害浙江嘉信医药的诉讼权利，原审合并审理并无不当。二、河南同乐医药应否支付货款的问题。河南同乐医药从河南四方药业购买药品而后销售给浙江嘉信医药，河南四方药业药品直接将药品交付给浙江嘉信医药，河南同乐医药向河南四方药业支付货款。对这一事实，双方没有异议。河南同乐医药销售（出库复核）单记载涉案药品由河南四方药业代为发货至浙江嘉信医药所在地，河南四方药业向河南同乐医药开具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亦能够证明上述事实。销售单载有购买药品数量和单价，加盖有河南同乐医药印章和出库专用章，河南同乐医药对印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河南同乐医药主张该销售单为首营所用的空白单，内容系河南四方药业伪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的事实，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河南同乐医药再审提供的同乐药业向河南四方药业付款的明细表及转账凭证，以证明实际付款金额应是2647840元。该证据再审中不予采信，理由是，一则该证据在原审中并未提交，且河南同乐医药没有对未提交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二则付款明细为河南同乐医药单方制作，转账凭证并未注明货物名称且河南四方药业并不认可。原审判决依据河南四方药业自认已付款数额判决河南同乐医药支付所欠货款并无不当，再审予以维持。三、浙江嘉信医药对河南四方药业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河南四方药业、齐福堂公司为处理阿胶产品质量问题于2015年9月9日签订《协议》，因河南四方药业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等量换货的约定，齐福堂公司为此起诉到法院，判决河南四方药业对未履行的6861盒阿胶予以等量换货。河南四方药业主张的损失主要是履约法院判决较签订《协议》时因阿胶价格上涨数倍而带来的损失。生效的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4民终294号判决已认定，河南四方药业怠于履行退换货义务，在其违约期间，阿胶价格上涨，由此所致的河南四方药业的义务加重，责任在河南四方药业。浙江嘉信医药虽因实际参与了商品买卖销售合同的履行并受领了案涉阿胶产品，而负有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召回阿胶产品时积极采取措施、履行召回产品的相关义务，但案涉6861盒阿胶产品系河南四方药业与齐福堂公司已等量换货方式处理，并非以召回的方式处理。河南四方药业与齐福堂公司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已为生效的法院判决所认可，河南四方药业主张的损失系其本身未及时履约所致，因此浙江嘉信医药对河南四方药业主张的6861盒阿胶产品药品差价损失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浙江嘉信医药没有采取召回措施，并且将涉药品交由不具备药品批发经营资格的齐福堂公司实际控制和经营，导致河南四方药业与齐福堂公司签订退换货协议，对河南四方药业的相应差价损失具有一定过错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浙江嘉信医药对河南四方药业主张的6861盒阿胶产品药品差价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判决结果不当，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7）豫1602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本院（2018）豫16民终4818号民事判决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7）豫1602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河南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633元，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负担2908元，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8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211元，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负担8945元，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32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顺起审判员  谢 铭审判员  张海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艳敏书记员王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