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35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尧峰，男，198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雪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广萍，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第三人：唐建明，男，197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法，绍兴市越城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严晓燕，女，198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朱尧峰因与被上诉人徐广萍、原审第三人唐建明、严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4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尧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其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起诉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也没有收到过债权人的债权转让通知，一审认为可以以诉讼方式代替合同法要求的通知义务，严重违背法律规定和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债权转让有效和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成立错误。本案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且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理由为：(一）唐建明对朱尧峰并不享有债权。(二）唐建明与徐广萍、严晓燕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三）唐建明卡内资金不具有可让与性。由于该银行卡实际由严晓燕掌控，唐建明并非银行卡内资金的所有权人，案涉卡内进出资金性质不明。同时，上诉人等也有大量资金汇入严晓燕、徐英玉（系严晓燕之母）、孟红红、唐建明等银行卡，其中有部分系归还欠款。双方未经结算，严晓燕对朱尧峰是否享有债权的事实真伪不明。如上诉人个人打入唐建明卡内及严晓燕指定账户的资金和款项，有部分是用来抵冲还款的；又如当时严晓燕实际控制的淮南越润染织有限公司在淮南当地有欠款存在，上诉人承租进驻后，由上诉人替严晓燕偿还欠款；再如严晓燕违反双方约定，每月多收租金5万元，在消防已然不能验收的情况下，严晓燕和建筑公司一起合谋欺骗，致使上诉人又被骗走20万元等等，以上款项都应予以抵销，该债权不具有可让与性。(四）虽然《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债权转让通知的具体形式，但该通知属于私权利范畴，通过起诉方式，则属动用公权力行使私权行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该债权转让通知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抵销权。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述，通过诉讼方式产生债权通知的法律效果，由于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将大量资金汇入严晓燕、唐建明等银行卡的依据，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和评判，剥夺了上诉人作为债务人依法享有的抗辩权和抵销权。四、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实际出借人为严晓燕与事实不符。虽然上诉人曾经出具过一份借条，但该借条载明的出借人为唐建明，同时，上诉人也不否认收到过20万元，但根据当时的交易背景，以及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等证据，能够证明严晓燕与上诉人之间有其它经济往来。该笔款项的交付，仅仅是双方经济往来中的一笔。此外，严晓燕掌控并使用唐建明银行卡，也并不意味着严晓燕打给上诉人的资金就是借款。一审法院在严晓燕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朱尧峰之间账已经结清的情况下，贸然采信其单方陈述，片面得出结论。五、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本案被上诉人等炮制的债权转让协议，属于伪造证据，涉嫌虚假诉讼，故应将本案依法移交给公安局机关查处。六、按一审裁判思路，法院依职权追加严晓燕、唐建明为第三人也存在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诉讼通知的效力，严晓燕、唐建明显然与本案已无独立的请求权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应具有第三人地位。在同样主体、同样情况、同类型案件中，有的没有追加为第三人，严晓燕仅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矛盾。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1、债权转让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要书面通知才行。2、严晓燕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标的有数千万元，为了逃避结算，故意不向上诉人通知债权转让。对其予以保护，违背公序良俗。3、两份借条出具以后，在2016年6月20日上诉人向唐建明的银行卡汇入过248000元，是为了办贷款支付的保证金，银行借款已经归还，保证金可以予以归还。严晓燕一审承认上诉人替其代付了燃气费和电费。 徐广萍辩称,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适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上诉人朱尧峰与严晓燕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确认收到本案诉讼的借款20万元，并向朱尧峰出具借条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与唐建明、严晓燕之间的债权转让并没有损害朱尧峰的合法利益，也没有存在合同法第52条的违法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债权债务转让合法有效，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严晓燕的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三、上诉人抗辩与严晓燕之间存在别的债权债务关系，无需对本案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认为此理由不成立。朱尧峰在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是上诉人与案外人或案外公司产生的其他合同关系，与本案民间借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四、上诉人一直强调本案是一起虚假诉讼，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的各种狡辩实质是逃避债务，混淆视听。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建明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其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债权转让已经成立，债权转让只需要尽到通知义务，没有特别要求，通过诉讼通知也可以。二、债权形成过程在一审已经陈述，债权转让包括债权形成是客观事实，债权由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为证，债权进行了转让，事实是清楚的。 严晓燕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徐广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被告朱尧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日借到唐建明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借款人：朱尧峰，2016年7月11日。”经庭审查明，借条中载明出借人系唐建明，但实际出借人系严晓燕，款项亦由其通过唐建明的卡转账至被告朱尧峰银行账户。2019年1月20日，严晓燕以唐建明的名义将其对被告朱尧峰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徐广萍，原告徐广萍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尧峰履行还款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二、本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且对被告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关于争议焦点一：2016年7月11日，被告朱尧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日借到唐建明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借款人：朱尧峰，2016年7月11日。”根据庭审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本案所涉借条载明的唐建明系名义出借人，实际出借人系严晓燕，严晓燕通过唐建明的卡与被告发生款项往来，原告亦已提交了2016年7月11日交付200000元的凭证，庭审中被告朱尧峰自认该借条系其与严晓燕两人在场的情况下由其本人出具，并在2019年6月18日的询问笔录中，被告朱尧峰陈述了借款发生的由来，承认借到相应款项且该笔款项已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归还，后被告在庭审中又抗辩该笔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其他经济往来款，因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该院不予采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本案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2019年1月20日，唐建明与原告徐广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唐建明向徐广萍转让其对第三方朱尧峰拥有的全部债权用来抵偿双方之间的到期债务，由徐广萍按本协议约定直接向第三方朱尧峰主张债权。针对债权转让协议，严晓燕在庭审中陈述，因借条中写了唐建明的名字，故债权转让协议中也写了唐建明的名字，虽由唐建明签字，但所有债权实际系其所有，对这份债权转让协议严晓燕予以认可，是她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债权转让的实际出让人系严晓燕，故本案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依法有效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经查，本案的债权转让在起诉之前未有效通知到被告朱尧峰，但作为债权受让方的原告直接向该院起诉，并在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向被告朱尧峰送达了相关材料。转让人或受让人为债权转让通知，是否必须在提起诉讼前通过一定方式送达债权转让通知，抑或可以通过直接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通知”，合同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该院认为，通过诉讼程序向债务人送达起诉状等诉讼材料的方式，亦可以发生债权转让通知之法律效力。故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成立，对债务人即本案被告朱尧峰亦发生法律效力。综上，该院认为，第三人严晓燕与被告朱尧峰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与第三人严晓燕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本金的诉请于法有据，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另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款清的诉请，正当合理，该院亦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朱尧峰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款自2019年5月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朱尧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提供：1、（2019）皖04执108号执行裁定书及严晓燕执行信息；2、（2019）浙0602民初4809、4903号民事判决书；3、（2019）浙0602执656号拘留决定书；4、司法协助书两份；5、（2019）皖0403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书；6、淮开公（消）受案（2017）0005、0006号行政处罚详情；7、朱尧峰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8、（2019）浙0602民初5955号撤诉申请书；9、垫付工程款凭证；10、基本电费支付凭证。证据1-6，证明严晓燕属于失信人员，涉及多案诉讼，债权转让无效。证据7，补充一审证明目的为已经还清25万，借款基本已经还清。证据8-10，证明一审剥夺了其主张抵消的权利。 被上诉人发表意见为，1、证据1-6能看出严晓燕不是个人行为，是公司债务，与本案无关。判决书或裁定书在一审已经存在，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无关。2、证据7一审已经提交，被上诉人认为不是本案的还款，在一审时已经说明，假如上诉人认为本案20万已经归还，应该向严晓燕要回借条或让严晓燕出一个借款已还清的手续，从银行转账记录里不能看出是还款，没有备注。上诉人也承认双方之间有很多公司上的生意往来，上诉人自己说的时候也在东拼西凑，理由牵强。3、证据8-10与本案无关，是公司行为。 原审第三人发表意见为，1、证据1-6不是新证据，内容系单位、企业之间，不涉及个人，时间上跟转让协议、借条冲突，转让在前，产生法律文书效力在后。上诉人说的抵消权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完全有另外的司法途径存在，不影响本案债权转让。2、证据7涉及第三人严晓燕，向唐建明的两笔汇款，形成时间是在借条出具前，与本案不矛盾。3、证据8-10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不能得到上诉人要求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对其向唐建明出具借条并收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借贷关系可予认定，争议问题主要涉及债权转让的效力和债务有无清偿。 关于关于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本案虽然朱尧峰以出具借条的形式确认与唐建明之间的借款关系，但所涉款项实际所有人系严晓燕的事实，各方无异议，债权转让协议书以唐建明的名义出具，与朱尧峰出具的借条一致，实际权利人严晓燕在一审庭审中对债权转让协议亦予以认可，故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协议体现了名义出借人唐建明和实际出借人严晓燕的真实意思，诉讼通知在债权转让中的效力为司法实践所认可，故本案债权转让成立。 关于债务是否已经结清的问题。上诉人与严晓燕（或其开办企业）之间除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一审中上诉人否认借贷关系，其提供汇款的银行凭证，用于证明其与严晓燕存在经济往来，对往来款项中，哪笔款项用于归还本案借款也未明确。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认为其于2016年7月21日向严晓燕账户汇入的70000元，于2017年1月13日向唐建明账户汇入的110000元中的10000元，3月20日汇入的20000元，于2016年12月14日向孟红红账户汇入的6800元，2017年3月14日汇入的80000元中的12000元，合计268050元，系归还严晓燕借款。根据一审中严晓燕的主张，显然其不认可借款已经归还的事实。上诉人与严晓燕（或其开办企业）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及其他经济往来，如上诉人的部分汇款系用于归还借款，理应对款项的性质予以明确，以区别其他汇款的性质，未出具收条的情况下，款项清偿完毕后则应收回借条。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系还款的汇款凭证性质不明，不能排除系其他经济往来，结合各方在本案一审中的主张，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已经归还的事实，难以认定。 另，上诉人主张的其有给严晓燕垫付款项等事实，主张在本案中可予抵消，但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严晓燕未认可，该部分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明确，本案也不存在约定抵消的情形，上诉人如有依据，可另行处理。上诉人对出具借条并收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系虚假诉讼的理由不足。严晓燕、唐建明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朱尧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张 帆 审判员  黄叶青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烨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