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29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阳市歌山镇白泥坎村。 法定代表人：骆雪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龙，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东红，男，197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志新，男，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德友，东阳市申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原告：骆雪飞，女，197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原审原告：王新浩，男，197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上诉人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染针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东红、吴志新及原审原告骆雪飞、王新浩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3民初11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染针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解除《承包经营合同》、确认《租赁经营合同》无效；3.判令被上诉人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支付已过4年租赁期内未付部分租金（扣除代付部分）；4.判令被上诉人恢复天染针织公司机器设备原状；5.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未认真审查证据，查明事实，导致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二份《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时间都是倒签的，相关事实也未查明。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承包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二份，第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第二份是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在第一份《承包经营合同》中，最后一笔是2014年7月14日王东红代天染针织公司向横店汇峰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还300万元；在第二份《承包经营合同》中最后一笔还是2014年7月14日王东红向横店汇峰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代偿300万元。根据相关证据表明，王东红是2014年8月11日向横店汇峰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代天染针织公司清偿债务的，是确认代偿后才在《承包经营合同》中明确，故二份《承包经营合同》形成的时间只能是2014年8月11日之后，不可能是2014年5月28日和2014年5月30日。证人张某提供的证言表明：2014年10月7日，王新浩、骆雪飞及王东红等人到湖溪镇张某家，在张某审核后添加文字“租赁期内乙方单方终止合同，乙方按未到期租金总数作为补偿支付甲方”，并在《补充协议》中手写添加“最迟至2014年10月21日”，这侧面印证了时间。所以，第一份《承包经营合同》是在2014年8月11日形成的，因为王森祥、徐跃忠要退出承包，所以于2014年10月7日签订第二份《承包经营合同》。（二）《租赁经营合同》的签署时间也是倒签的，应是2014年11月1日。前述表明，第二份《承包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在2014年10月7日形成，所以《租赁经营合同》只能是在2014年10月7日后签署，结合《租赁经营补充协议》与《租赁经营合同》是同一天签署，还有《租赁经营补充协议》中表述的2014年11月20日前通过环保验收，租期自2014年11月30日起，所以《租赁经营合同》的时间也是倒签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三）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表明被上诉人因虚假意思表示而导致合同无效、因根本性违约应解除合同的证据，法庭未认真审查就采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认定《承包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真实有效，依据是其经生效判决确认，该认定错误。《租赁经营合同》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一）签署《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违背上诉人天染针织公司及骆雪飞、王新浩等真实意思。从《租赁经营合同》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该合同违背上诉人一方真实意思。2014年10月中旬后，吴志新以有债权人到天染针织公司来闹事为由，要求与王新浩重新签订一份协议，被拒绝故未得逞。2014年10月31日晚上，吴志新纠集他人强行将王新浩带至其办公室，在威胁、恐吓和利诱下，折腾至第二天中午，在筋疲力尽、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王新浩、骆雪飞违心地在《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上签字。（二）签署《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虚假意思表示，故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1.《租赁经营合同》中所谓“四项瑕疵”不存在，是被上诉人杜撰出来掩人耳目的理由，当时是为了欺骗其他债权人。（1）机器设备和股权抵押，是不转移抵押物占有的，故不影响使用效果，算不上瑕疵。其中第①、②条瑕疵（动产及机器设备已全部抵押登记在义乌中新利合担保公司，甲方的全部股权已抵押在义乌中新利合担保公司），与本条中“应先付承包前未付的”、“义乌银行借款”是同一个事件，如果义乌银行追偿款能按时支付，最终清偿了，抵押登记就会解除，更何况抵押机器设备和股权，并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不会影响天染针织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故算不上瑕疵。（2）环保排污系统可正常使用。理由：一是2014年11月2日吴志新就与浦江人郑国伟、傅旭升签署了《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4年11月30日开始，如果环保排污系统真的无法使用，双方就不可能签署上述合同；郑国伟、傅旭升是从事印染行业的人，对环保排污系统能否使用，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无法使用，是不可能与吴志新、王东红签订合同并约定自2014年11月底租赁使用；二是在吴志新与郑国伟、傅旭升签署的《租赁经营合同》中，并没有表述“环保排污系统已无法使用”，只是表明环保验收合格的结果未出来，并约定第一年租金的缴付时间为环保验收合格的当天，一次性付清。环保验收合格的当日，乙方应向甲方缴付押金30万；三是2014年12月20日吴志新、王东红与郑国伟、傅旭升签署《补充协议》，确定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第一年的租金480万于2014年12月26日付清。这说明2014年12月26日环保验收合格，更说明环保排污系统合格且可正常使用；四是2014年12月23日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东政办发〔2014〕364号）表明，天染针织公司是原地整治，并通过整治验收，从政府管理部门角度明确环保排污系统能正常使用；五是2014年被上诉人未支付过环保排污系统的修缮费用。（3）原有锅炉未报废。上诉人在一审中己提交《有机热载体锅炉内部检验报告》（锅炉登记编号：锅浙Ｇ×××××）、《工业锅炉内部检验报告》（锅炉登记编号：锅浙Ｇ×××××）二份证据材料，表明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于2014年6月对这两只锅炉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为整改后运行。从两份报告内容可以看出，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提出要求整改的问题也是一般性维修的内容。故“原有锅炉已经报废”的理由是吴志新、王东红等人杜撰的。2.实际上，吴志新、王东红等人通过转租天染针织公司厂房每年获得租金480万元（后五年为550万元），完全可以正常履行《承包经营合同》所确定的义务，并有近百万的盈余。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吴志新、王东红与郑国伟、傅旭升于2014年11月2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及2014年12月20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从其内容看，郑国伟、傅旭升只是租用了天染针织公司的染色车间（约1000平方）及后整车间（约6000平方），第一至五年的年租金为480万元，第六至十年的年租金为550万元。后来，环保验收合格后，于2014年12月26日开始收取第一笔480万元租金，租期从2015年1月1日起算。郑国伟、傅旭升承租车间后，从事布坯印染业务，产生了大量水、电、蒸汽费用，这些按《租赁经营合同》约定有较大的差价空间，保守估计每年产生150-200万元收入。另外，染色车间总面积为7000多平方，出租1000平方后，尚有6000多平方可出租或自用。按推算每年应有400万元左右的收入。3.如果按2014年11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计算，被上诉人吴志新、王东红等人每一年都可获取几百万元的灰色收益，故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在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些证据材料，表明吴志新、王东红等人从2014年至2016年间共开支9215920.72元，其中2014年12月底前吴志新、王东红等人仅为天染针织公司开支1275460.82元；其中有318.1万元是歌山画水公司为自身经营需要而改善或购置设备的投入，实际用于《租赁经营合同》中约定履行的义务（若要企业正常运转，在争取环评通过的同时，乙方尚需投入大量资金后才能让企业正常运转，还应先付承包前未付的工人工资、水费、电费、义乌银行借款、宁波仲利借款等生产前必须支付的费用）仅为（9215920.72元-3181000元）5234920.72元。就按租赁期自2014年11月30日起算至2017年11月30日止的前三年算，吴志新、王东红共可向郑国伟等人收取租金1440万元，而其为天染针织公司生产经营而在租赁经营合同中约定必需的开支仅为5234920.72元，其余有318.1万元是歌山画水公司为自身经营需要而改善或购置设备的投入，故三年就有910多万的盈余，还没有包括可出租的6000平方厂房的收益。虽然转租天染针织公司厂房产生了收益，但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清偿，同时王东红、吴志新等相对于天染针织公司的债权也没有相应减少，所以，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债权人的正当利益。（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对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不能简单机械适用，当事人有足够证据可以推翻的，应按新的证据所能证明的来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天染针织公司及王新浩、骆雪飞在吴志新等人的威胁、恐吓下，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签署了《租赁经营合同》及《租赁经营补充协议》，故该《租赁经营合同》无效。三、被上诉人未全面履行《承包经营合同》，有重大违约行为，故应解除合同，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2014年下半年起，王新浩、骆雪飞为清偿债务，以天染针织公司的名义与王东红、吴志新签署《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其目的是想通过承包经营，及时归还向吴志新及妻陈金花的借款、王东红的借款及代偿款，同时使得天染针织公司欠付的职工工资、水费、电费及其他正常经营必须开支的费用得以偿付，所以约定租赁期限为10年，每年租金为500万元，合同约定用乙方全部借款800万元及乙方代付的900万元共计1700万元抵付前4年的租金，这是一份正常的合同。双方意思的表示是真实的，是合法有效的。且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部分义务。但在履约过程中，吴志新、王东红有重大违约行为。（一）约定应付的执行款未全面履行，至今仍未执行结案，有违约行为。1.在合同中约定应在三年内支付义乌市中新力合担保有限公司的440多万及利息，至2019年2月28日止仍欠付本金2973299.04元及利息795803元，共欠付3769102.04元；2.在合同中约定应在三年内支付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费用，现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仍在执行中，未全部清偿故未结案。（二）约定用租金抵付借款的，被上诉人应抵未抵，反而提起诉讼，有恶意诉讼的违约行为。1.合同中约定在三年内用租金抵付王东红的代偿款300多万元，王东红于2017年7月4日提起诉讼，向王新浩、骆雪飞、天染针织公司追偿，2017年12月25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2017）浙0783民初8968号】，判令天染针织公司归还王东红代偿款3173322元及利息，由王新浩、骆雪飞承担共同归还责任。2.合同中约定在三年内用租金抵付王东红的借款400万元，王东红于2017年7月4日提起诉讼，诉请王新浩、骆雪飞、天染针织公司支付借款及利息，2017年12月25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17）浙0783民初8971号】，判令天染针织公司、王新浩、骆雪飞归还借款169.5万元及利息损失。3.合同中约定在三年内用租金抵付陈金花（吴志新的妻子）的借款50万，陈金花于2017年7月5日提起诉讼，诉请王新浩、骆雪飞、天染针织公司支付借款及利息，2018年4月24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18）浙0783民初9116号】，判令张军鹏、天染针织公司归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损失。4.合同约定在三年内用租金抵付陈金花的借款50万，陈金花于2018年3月1日提起诉讼，诉请王新浩、骆雪飞、天染针织公司支付借款及利息，2017年9月18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18）浙0783民初2473号】，判令王新浩、骆雪飞、天染针织公司归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损失。（三）在租赁过程中，被上诉人有违法犯罪行为。根据上诉人掌握的情况，在租赁期间，被上诉人有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处置查封、扣押的财产罪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上诉人已经准备材料向公安机关举报控告，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挽回国家及天染针织公司的损失。故被上诉人存在非法经营、违约擅自处理上诉人资产的情况，可以认定为重大违约或根本性违约，故应解除《承包经营合同》。 王东红、吴志新答辩称：关于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请。本案所涉2014年9月9日的《租赁经营合同》签订以后，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第三项规定，本身双方已经解除，并适用了9月9日的《租赁经营合同》；关于后半部分确认《租赁经营合同》无效，双方均在实际履行之中，并且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民事判决书及金华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1630号民事判决书均已确认有效，所以上诉人认为无效不成立；关于上诉人的第三项诉请，上诉人认为要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支付4年租金，因在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民事判决中，已确认两年时间，被上诉人已经交付了1450万元款项，且第四年的500万租金也已经交掉，被上诉人均在充分的履行合同，对上诉人认为未付部分，因2014年9月9日的《租赁经营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前三年的租金暂不支付，到本合同履行届满时结算后一次性付清，即使前三年租金1500万不足部分也应该在《租赁经营合同》届满后再进行结算，所以上诉人要求支付没有依据；关于上诉人的第四项诉请。因为本合同双方至今都在充分履行，还没有到期，上诉人提出该请求无法律依据。针对上诉人的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二份《承包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签署时间都是倒签的”，该理由不成立。1.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及其法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必将根据当时的实际时间和状况签署日期，不存在任何倒签日期的可能。同时倒签也不具有任何意义及目的。2.上诉人认为王东红是2014年8月11日向横店汇峰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代天染针织公司清偿债务，该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予以支撑。因为王东红对上诉人向横店汇峰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300万元进行了担保，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是2014年8月27日，其代偿的前提是担保及双方已确认借款的存在。关于两份《承包经营合同》中所列的最后一笔借款时间为何是2014年7月14日，因为王东红为上诉人向横店汇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1月15日，归还时间为2014年7月14日，当时的状况是上诉人已经根本无法归还该300万元借款，因此王东红确认予以承担担保责任，故出现了两份合同上的签订日期与借款时间的前后差异，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认为的合同倒签的事实。3.张某是天染针织公司的法律顾问，因与该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其证人证言无法采信。同时，《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中的文字修改、添加、剔除等都属于对合同及协议的变更，属于正常状态，这些均无法证明日期倒签的事实。4.《租赁经营合同》是基于对两份《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的进一步修改和双方共同协商后所作出的、并由双方共同遵守且在实际履行的合同，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认为的“也是倒签”的事实。至于上诉人认为“该《租赁经营合同》只能是2014年10月7日后签署”的观点，仅仅是上诉人的凭空想象和臆测而已，其观点无法成立。5.就算上诉人认为“《承包经营合同》是在2014年8月11日形成；第二份《承包经营合同》是在2014年10月7日形成；《租赁经营合同》是在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观点成立，依法也应当是时间处于最后的一份合同为准。更何况《租赁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三点中双方均已明确并排斥了其他任何合同及补充协议。二、上诉状中的第二条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更不存在虚假意思表示的事实。1.《租赁经营合同》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系由双方签字、按印、盖章共同确认后形成，完全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情况。2.上诉人认为王新浩、骆雪飞违心地在《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3.上诉人所谓的签署《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虚假意思表示，该理由不成立，同时也没有证据支持。4.《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补充协议》完全是基于租赁当时的实际状况作出的各项约定，对于设备、股权抵押等都是客观事实并由被上诉人在实际履行：被上诉人的锅炉添置80万元、环保评估验收费用101850元以及偿还欠款等，在租赁后的二年左右时间即共支付1450多万元（上诉人的证据及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案卷中有认定记载），如按照上诉人的上述观点，环保验收能通过的合格锅炉，被上诉人何必放弃不用而投入90多万元去购买锅炉（合同中确定报废）。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9月9日下午5时，在双方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的同时，上诉人将自己保管的“天染针织公司”的法人章移交给被上诉人，从而进一步证明双方意思真实。三、上诉人的第三条上诉理由不成立，因为上诉人既无现有证据又无新的证据来推翻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四、上诉人的第四条上诉理由不成立。1.被上诉人自签订《租赁经营合同》后，即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第四年应交的租金500万元已按时交付给法院。2.天染针织公司的债权人（包括被上诉人）向法院起诉，是基于所有债权人为得到法院对天染针织公司的履行分配而为之，根本不存在恶意诉讼的违约行为，反而更显得公平合理、依法办事。3.法院对扣押物的处置，属于公权利，被上诉人只有配合的义务，没有阻止的权利。4.双方的租赁期限为10年，在租赁期限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恢复原状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结合双方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王新浩述称：一、《承包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是倒签的。1.因为在2014年6月王红亮已起诉天染针织公司，王东红和吴志新要求将《承包经营合同》签到2014年5月30日，以此来避免诉讼的影响。据由天染针织公司所在地镇政府代付的天染针织公司2017年7月27日的工资结算清单，可表明截至2014年8月之前天染针织公司仍在骆雪飞、王新浩管理下自主经营正常运转，并未承包给他人。2.天染针织公司在横店汇峰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300万元贷款是由王东红在2014年8月27日还款。这笔贷款在2014年6月、7月、8月三个月的利息总计18万左右，都由王新浩自己付清，若合同是在5月30日签订，按合同约定也应立即付清贷款，王新浩没有任何理由去额外支付这300万贷款的利息18万元。3.在2014年6月底，与天染针织公司相关联的东阳市港新针织有限公司（法人：王新浩、股东：骆雪飞）归还了东阳市兴业银行2300万的贷款，证明当时天染针织公司、东阳市港新针织有限公司都在骆雪飞、王新浩管理下自主经营正常运转。当时公司具有运转及一定的还款能力，并不需要对外进行承包经营，因此合同在签订时间上不成立。二、《租赁经营合同》是当时双方当事人的虚假意思表示，主要是为了应付债主，主要履行的还是《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前三年王新浩可得到900万的债务清偿，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前三年王新浩可得到1700万债务清偿与另外给王新浩的400万元。如此明显的利益差别，作为一个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选择作废《承包经营合同》而只签订《租赁经营合同》，这明显有悖常理。三、《租赁经营合同》及《租赁经营补充协议》内容完全虚构。1.对设备、股权的抵押等都是事实，但是合同约定立马付清义乌银行的借款。借款归还到位的情况下，设备、股权的抵押都能解除，不会出现后面的问题。2.环保排污系统一直在正常使用，有东阳市环保局的证明可以证实。3.原有锅炉可以正产使用。卢晓强的证言可证明。锅炉作为天染针织公司生产的必要环节之一，如果锅炉报废，根本不能维持如此庞大的工厂正常运营两年之久。安监局每年都要对工厂锅炉进行安监，若锅炉报废，不可能通过安监也无法进行生产经营。所以《租赁经营合间》中所有的瑕疵都不存在，当时仅是为了应付债主而写。四、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案卷中的1450多万元租金抵扣清单中很多是虚构证据，要求对方提供相对应事实证据。五、王东红进行了虚假诉讼，使用代还的300万借款来抵扣租金，后又以该代还的300万元起诉参与500万租金的分配。六、王东红将义乌市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扣押物非法处置，该情况已由义乌市人民法院移交义乌经侦大队，王新浩已拿到送达回执，现一并提交法院。七、王东红、吴志新将天染针织公司价值200余万的电力户头通过伪造骆雪飞签名的方式转到歌山画水公司名下，又将电力户头转到浙江东阳市恒凯染整有限公司名下，其行为使得天染针织公司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八、王东红、吴志新将变压器增容花费的36.1万元计入天染针织公司的1450万元租金抵扣中，现又将该电力户头转移到浙江东阳市恒凯染整有限公司名下，同时将购买的定型机的160万也计入天染针织公司1450万元租金抵扣中，却将该设备自行变卖处置。用于抵扣天染针织公司租金的设备又自行变卖，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以设备抵扣租金随后未经天染针织公司许可擅自转让设备，又没有以其他形式填补该部分租金，导致该部分租金缺口没有实质上支付，使天染针织公司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事实证据未认真审查，认定事实错误，作出错误判决。望法庭采信事实证据，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骆雪飞未作陈述。 天染针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确认《租赁经营合同》无效；2.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支付4件内未付部分租金（扣除代付部分）暂定100万；3.恢复天染针织公司所有设备的原状并赔偿损失暂定100万。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30日，王东红、吴志新与天染针织公司、王新浩、骆雪飞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由王东红、吴志新租赁天染针织公司的经营权10年，租赁费按每年500万元计算，天染针织公司、骆雪飞、王新浩欠王东红、吴志新的800万元借款及王东红、吴志新代付的900万元共计1700万元抵付前四年租金，第四年尚欠的租金及此后租金于每年11月1日支付。2014年9月9日，双方重新签订《租赁经营合同》一份，约定：甲方为天染针织公司，乙方为王东红、吴志新。①租赁范围包括甲方的经营管理权及实际使用的场地、厂房、排污许可证、动产、不动产、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以及已经取得的行政许可及相关权利证书和知识产权等；②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4年10月21日起至2024年10月20日止。承租期间，甲方同意并认可乙方自行转租。因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停业整顿及甲方原因造成的停产，甲方同意乙方租赁期限无偿顺延。③租金及交付方法：基于本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物存在如下瑕疵……，针对以上特殊情况，前叁年的租金暂不支付，到本合同履行届满时结算后一次性付清。自第四年开始，每年租金为伍佰万元。租金的缴付时间为前叁年投入抵销租金期满后的次年开始，每年年底前缴清。从第四年开始应缴付给甲方的每年租金伍佰万元，甲方委托乙方以债务总额的平均数标准，用于支付各债权人的本金及利息，但支付前应取得甲方确认。④甲方此合同签订前的玖佰万元应付款，由乙方在承租满叁年后的应缴付租金中代为支付。⑤期满后，如果双方合同终止，乙方应将期满后的全部甲方财产按交付时的现状交还给甲方，乙方在承租期间购置或增加的财产，甲方按乙方购置时价格的70%作价计付给乙方。⑥承租后生产中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及税、规费等均由乙方承担。⑦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可以抗辩任何此合同以外的合同、补充协议，其证明效力属第一序位而不得排斥。2014年11月1日，原被告达成租赁经营补充协议，约定：①在乙方租用期间，由乙方负责环保验收，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环保验收，并提供所需证件、资料。环保验收所需费用由乙方支付，并且乙方承诺在2014年11月20日前通过环保验收。②甲乙双方约定租赁期间为十年，自2014年11月30日起至2024年10月30日止。2015年9月20日，王东红、吴志新与东阳市歌山画水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转租经营协议书，将天染针织公司的经营权及其因上述《租赁经营合同》取得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东阳市歌山画水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1月30日王东红、吴志新支付了租金500万元，作为执行款汇入一审法院执行款账户。生效的（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判决确认王东红、吴志新与天染针织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已经实际履行。 一审法院认为，王东红、吴志新与天染针织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经生效判决确认真实有效，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或法定解除的情形。王东红、吴志新已经支付了第四年的租金500万元，合同仍在租赁期内，天染针织公司、骆雪飞、王新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骆雪飞、王新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骆雪飞、王新浩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天染针织公司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承包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倒签时间为2014年5月的原因。证据二，证据清单、证明、还款凭证、《天染针织还款利息计算表》、《和解协议书》、《清偿计划表》、执行裁定书及执行笔录、付款凭证清单及部分附件各一份，以上均证明2014年8月11日、2014年10月7日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后，双方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证据三，2015年9月9日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东阳市高污染燃料锅炉整治实施方案》、《锅炉产品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卢晓强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明：1.2014年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前，天染针织公司的三只锅炉是能正常使用的，每年均通过检测合格；2.2016年更换锅炉是因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有文件规定，也享受了政府高额补贴；3.2016年购买的二只锅炉，一只是傅旭升经手购买的，费用也是傅旭升支付的。证据四，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组，证明吴志新、王东红在经营过程中，随意处置上诉人资产，将价值100多万的设备为自己购置设备低价抵给他人，属重大违约。证据五，对张某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法律顾问合同及发票一组、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及《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2100万应付款清单》，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及《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应付款清单》，以上证明：1.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的《承包经营合同》是2014年10月7日签订的；2.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9日的《租赁经营合同》是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3.吴志新、王东红曾贿赂张某，让其劝说王新浩签订《租赁经营合同》，具有非法目的。证据六，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9日的《租赁经营合同》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日的《租赁经营补充协议》及《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应付款清单》、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0日的《租赁经营协议书》，证明2015年9月20日吴志新、王东红已将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东阳市歌山画水科技有限公司，东阳市歌山画水科技有限公司是承租人。证据七，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日的《租赁经营合同》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0日的《补充协议》，证明吴志新、王东红将天染针织公司部分车间转租给郑国伟、傅旭升，并收取租金及其他费用的情况。 被上诉人王东红、吴志新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1、第三组证据8、第五组证据10属于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其中第一组1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组证据8证明了被上诉人根据市政府规定购置锅炉的事实；第五组10与一审提供的笔录自相矛盾。但是这三份补充证据不符合二审中的“新证据”范畴，并且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法院不应采信。除了上述三份证据外，其他都是一审中提供过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作出认定，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新浩质证认为：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除了张某及卢晓强的两份询问笔录系二审新证据外，其他均不属于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且该两份询问笔录系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对这两份询问笔录也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王东红、吴志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承诺书一份，证明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并对公章和法人章进行了实际交付。证据二，借款借据三份，证明借款期间是2014年1月15日至2014年7月14日，借款时间是半年。由于王东红是担保人，上诉人是借款人，7月14日上诉人已无法支付3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情形下，与被上诉人双方协商承租天染针织公司的经营权，所以7月14日并不是成立合同的时间，而是借款到期的时间。 上诉人天染针织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如果租赁经营，无需移交印章，如果是承包经营，才需要天染针织公司的印章。对证据二，5月28日、5月3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这两份合同中都有7月14日王东红经过结算向横店汇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代付款300万的内容。5月28日、5月3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怎么能够先知先觉知道7月14日的结算内容。 王新浩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公章是2014年9月9日下午由王森祥来拿的，承诺书是针对5月28日的合同所盖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贷款是2014年7月14日到期，当时已经逾期，在8月11日合同签订以后，王新浩和王东红去横店汇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说该贷款以后由王东红偿还。当时也跟横店汇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说好贷款给王东红300万来偿还王新浩的300万借款。所以合同签订的日期肯定在2014年8月11日。这笔贷款已经在另案的1450万中抵扣了天染针织公司租金。 骆雪飞未予质证。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天染针织公司主张涉案的《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及《租赁经营合同》的签署时间均系倒签，二审中虽提供了证人张某的证言，但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依据合同的签署时间，最后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可以抗辩任何此合同以外的合同、补充协议，其证明效力属第一序位而不得排斥。因此，之前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随着该《租赁经营合同》的签订，而失去约束力，双方自愿按《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主张该合同违背了其及骆雪飞、王新浩等真实意思，是在受威胁、恐吓和利诱下签订的，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生效的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4369号及二审（2017）浙07民终1630号民事判决中，明确认定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生效，故上诉人天染针织公司主张《租赁经营合同》无效于法无据。同时，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违反《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构成根本性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何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