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2民终24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负责人：巩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庆龙，吉林中证（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婷，住吉林省桦甸市。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天津分公司）不服桦甸市人民法院（2019）吉02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人寿天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庆龙，被上诉人吕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天津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吕婷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吕婷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程序错误2019年2月4日11时45分，吕婷驾驶车牌号为×××，沿大兴街行驶至大兴街公发路0米时，与袁淑文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袁淑文受伤。吕婷虽然出具了《和解协议》《收条》各一份，但不能举证证明签署和解协议和收条的人就是交通事故伤者袁淑文本人,因此不能证明吕婷已经实际向受害人袁淑文本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因此，人寿天津分公司在一审时提出要求追加袁淑文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存在程序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吕婷所出具的《收条》中载明，其向袁淑文所支付的2万元仅为袁淑文的住院费，因此假定二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收条》为受害人袁淑文本人签署，也仅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支持其“住院费”，而不应支持其护理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规定，吕婷仅向伤者支付了住院费，因此我公司仅针对住院费在交强险限额内最多承担1万元，护理费我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认为:我公司主张吕婷在投保时虚构车牌号是×××，合同无效，因我公司与吕婷签订的保险合同为格式条款，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投保人进行了说明义务，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此事实，故认定合同有效是错误的。人寿天津分公司主张免予赔偿的依据是合同因违法而无效,而非依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中约定的事项，两者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前提，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吕婷的车辆号牌为×××号，在投保时，虚构车号牌为×××，其根本原因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区域车辆免征车船使用税，但吉林区域车辆不符合免征条件，故吕婷虚构车牌为×××，逃避缴纳车船使用税。吕婷行为系违法行为，损害国家税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吕婷的违法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应由违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表面上看投保单仅有一字之差，但系欺诈和损害国家利益下签订的系无效合同。为此,我公司没有依据无效合同赔偿的义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在本案诉讼之前,桦甸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吉0282民初1431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就涉及完全相同的问题，此种签订阴阳合同逃税、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行为不仅仅本案一起,系系列案件。虽然“吉B”与“冀B”一字之差，但却代表车辆所登记的不同区域,对应国家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吕婷的行为系为逃避纳税，而进行欺诈的违法行为，如果此类行为得到法律的保护,将意味着逃避税款的违法行为被判决赋予合法化,将起到负面的示范效应。 吕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吕婷理赔款31,000元；2.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庭审中，吕婷减少诉讼请求，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1万元，护理费3,222.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4日11时45分许，吕婷驾驶×××号小型客车，沿大兴街行驶至大兴街-公发路0米处时，与行人袁淑文（女，70岁）刮撞行人，致袁淑文受伤。经交警队认定，吕婷对此事故承担全部责任，袁淑文无责任。袁淑文受伤后，当天到桦甸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1天，经诊断为右股骨骨折。住院期间，需一级护理2天，二级护理19天，支付医疗费15,424.38元。2019年2月25日，吕婷与袁淑文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兹有吕婷在2019年2月4日，驾驶一辆车号为×××，地点二副食道口与袁淑文（22900419490420144＊）相撞，造成损失，受害人所需的费用吕婷一次性赔偿付清2万元。协议后附有袁淑文收到2万元的收条。另查明，协议书体现袁淑文身份证号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身份证号一致，同时住院病案中载明的袁淑文出生日期为1949年4月20日，与身份证号体现的出生日期相符；吕婷所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投保车牌号为×××，发动机号为LFX6C0135188、车驾号为LG6D91E35C0135188，发动机号、车架号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相符。 一审法院认为，车牌号不是保险车辆的唯一标识。投保时，保单会载明被保险人的姓名、车牌号、发动机号、车架号等车辆信息，而投保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具有唯一性，也是认定是否系被保险车辆的核心特征，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吕婷所驾驶的车辆，而不是某一个车牌号。吕婷所驾驶车辆的行驶证上所载明的车架号、发动机号与保单上的一致，因此应认定吕婷的车辆与保险公司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该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有效。当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法律及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保险公司以投保单上载明的车牌号与发生事故车牌号不符为由拒赔，已构成违约。现吕婷对受害人的损失已赔偿完毕，故吕婷要求保险公司给付赔偿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保险公司主张为确定吕婷是否已对袁淑文的损失进行赔付或赔付多少，应追加袁淑文为第三人。本院认为，吕婷持有袁淑文医疗费收据的原件，且与袁淑文达成了和解协议，袁淑文为吕婷出具了收款的收条，协议书中体现的袁淑文身份证号与交通事故认定书、住院病案所载明的身份信息相符，故本院应认定吕婷对袁淑文的损失进行了理赔，保险公司要求追加袁淑文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明显增加了诉累，且无必要，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而吕婷在本案中只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医疗费1万元，护理费3,222.76元，少于其实际赔偿的数额，且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是吕婷对其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准许。保险公司主张吕婷在投保时虚构车牌号是×××，合同无效一节，因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应核对车辆信息后再进行承保，本院不能认定吕婷在投保时是故意而为，同时保险合同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投保人进行了说明义务，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此事实，且吕婷在投保时是否逃避税款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在保险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此辩解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吕婷理赔款13,222.7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2019年2月25日，吕婷与袁淑文在桦甸市交警大队事故科达成调解协议，同时给付袁淑文2万元。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在吕婷实际向袁淑文支付完毕赔偿款的情况下，无需追加袁淑文为本案第三人，人寿天津分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第三者强制保险单载明的发动机号和大架号与事故车辆一致，可以认定吕婷与人寿天津分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人寿天津分公司应就投保车辆发生的事故承担保险责任。在保险合同定立过程中，人寿保险天津分公司负有对投保信息的核实审查义务。在现有信息条件下，人寿保险天津分公司可以便捷迅速的对车辆信息进行识别，出现车牌号与车辆发动机、大架信息不符的保单，显然是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结果。在没有证据证实吕婷存在欺诈故意的情况下，案涉保险合同应为有效。关于吕婷赔偿袁淑文2万元的用途，应当结合2019年2月25日和解协议内容认定，该协议载明“受害人所需的费用由甲方（吕婷）一次性付清贰万元整（20,000元）”，故吕婷赔付的费用不仅是住院费一项。在吕婷实际赔付金额2万元，超出1万元强险医疗费用限额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人寿天津分公司支付理赔款13,222.76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照明 审判员  潘军宁 审判员  张 铁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田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