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5民终2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前进，男，1977年4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厚胜，安徽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安徽皋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世芳，女，汉族，1974年4月12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洋，安徽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亮，安徽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前进因与被上诉人张世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2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前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厚胜、周亮，被上诉人张世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洋、汪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前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合同无效，支持梁前进一审诉请；2.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张世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租赁合同及合同补充内容实际上是出租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批。然后，梁前进并没有权限开办幼儿园。2017年8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时也明确，由张世芳负责办理办学许可证。张世芳一审答辩提到案涉合同签订日在《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之前，并不影响张世芳实为出租办学许可证的真实目的，因为双方签订的该份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主要条件即为办学许可证的正常发放。该合同明确约定如因办学证件问题影响乙方正常运营，双方可解除合同。若乙方未按时办理办学许可证，该份合同也就不会存在了。关于案涉的补充合同，名为运营权承包合同，实际还是非法出租办学许可证的延续。承包经营权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实施，而举办民办学校并非普通的公司运营，举办人需要取得权限审批，即获得幼儿园办学许可证。而梁前进并未获得办学许可证，张世芳转交给梁前进承包运营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即使具有后补性，张世芳至今也没有督促梁前进申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甚至明确约定梁前进不得办理办学许可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张世芳作为多年的民办教育的投资者、举办者，逆法律而行，虽然张世芳一直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和监督，但也不能否认其非法出租办学许可证的事实，张世芳应当预料到非法出租办学许可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放任自己出租的行为，是张世芳的过错，张世芳应当承担其实施违法行为而产生的相应损失。三、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张世芳应赔偿其违法行为给梁前进带来的损失。张世芳与望城街道望城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以后，在还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将该房屋与幼儿园办学许可证一并出租给梁前进，并约定梁前进在经营期间禁止申请新的办学许可证，而张世芳与望城岗村委会之间约定的租金标准远远低于案涉合同的租金，张世芳是以申请办学许可证再向他人出租的方式盈利，这必然损害国家的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张世芳作为无效合同的过错方，应全额赔偿梁前进的损失。张世芳辩称，一、原审法院对于案涉合同性质为幼儿园场地租赁及运营权承包合同认定准确，但案涉合同并不包含出租办学许可证的意思表示。首先，合同第一至四条，明确了幼儿园的位置、面积、场地租赁费及承包费、租期等内容，双方明显形成场地租赁关系，而且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1日，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办理日期在2017年9月份，因此该合同不可能包含出租办学许可证的意思表示。其次，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约定“甲方有监督乙方合法运营办园权利，保留三楼西总监办公室作为甲方办公场所”；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模式：实行承包运营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第四条第1款“幼儿园内现有全部资产提供乙方使用”、第5款“甲方配合乙方与教育局及其他主管部门对接协调有关行政工作”；“乙方享有独立运营权利”等，因此从合同内容反映出的合同性质为场地租赁及运营权承包，不含有任何出租办学许可证的意思表示。最后，从以上各项合同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同时属于运营权承包关系：梁前进承租幼儿园内所有设备、设施，进行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张世芳收取场地租赁费及承包费，对梁前进的运营行为进行监管、监督，以促使其合法办园。两份合同未有任何条款约定张世芳出租办学许可证，以推卸被许可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及法律责任。二、本案不涉及任何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梁前进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首先，案涉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且双方也实际上按照此合同性质履行权利义务，不存在任何所谓非法目的。其次，幼儿园开办前期，张世芳陆续投入资金达560万元，履行了办学者的义务。后因梁前进自述运营经济困难，双方协商下调了租赁费及承包费。最后，张世芳与望城岗村委会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张世芳租赁案涉房屋用于运营幼儿园。为了更高的办学质量，张世芳将幼儿园的运营权承包给梁前进，自己负责办学许可证的办理，对内监督，对外与各相关部门对接。合同约定梁前进无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权利，是张世芳在履行对望城岗村委会的合同约定及承诺。三、案涉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可以看出，该规定是赋予行政管理部门规范办学行为以法律依据，未否定相关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故此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属法律适用正确。四、案涉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实际解除，双方就合同解除后的损失部分可通过诉讼另案解决。首先，案涉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但因梁前进的擅自违约行为导致合同也实际解除，梁前进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无任何实质意义。其次，案涉合同签订后，梁前进便占有、使用逾3000平米的幼儿园进行运营，获得利益，但因自身运营不善，出现亏损，擅自违约。张世芳出于办学者的责任意识，更是本着对孩子负责的态度，及时接手，保障了幼儿学生的权益。由此可以看出，为了督促梁前进合法合规办学，防止其肆意违约、撒手不管，以张世芳名义申办办学许可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后，张世芳按约将近3000平米幼儿园、全部设施设备交付给梁前进进行运营，梁前进也实际进行运营，获得大量收益，梁前进起诉要求退还全部场地租赁费及承包费于法无据，也不合理；梁前进单方严重违约，其依法无权要求退还保证金30万元；案涉幼儿园的重要设施设备均是张世芳出资，至于在运营过程中低价值、易耗品的支出应当由梁前进自行承担，故梁前进无任何理由要求补偿损失且无任何证据支持。本案系梁前进恶意违约，单方擅自解除合同，无权要求所谓的利息损失。经查明，梁前进具有较深的办学经验，其所称偶然发现案涉合同违法才提起诉讼的说法不能成立。梁前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梁前进与张世芳之间2017年4月1日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以及2018年12月28日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无效；2.判令张世芳返还租赁（承包）款2950000元；3、判令张世芳赔偿投资物品损失306904元；4.判令张世芳按照月息1分承担资金被占用利息直至款项付清为止，计算至起诉之日暂且确定为486500元〔1700000元×0.12×17000元/月×22个月+1250000×0.12×12500×9个月)，以上2-4项合计3743404元；5.判令张世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梁前进与张世芳签订《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张世芳将坐落于六安市金安区郝岗路与东望路交叉口（南屏东苑小区三期东侧）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户外活动场地1000多平的地方租赁给梁前进办幼儿园，“租期为2017年8月1日至2027年8月1日，年租金为145万元，并约定租赁保证金30万元。”梁前进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和保证金经营一年多以后，因幼儿园运营经济困难梁前进多次与张世芳沟通，双方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了一份《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对承包期内的租金降低调整为第一年140万、第二年125万元、第三年100万元、第四年130万元、第五至十年145万元，梁前进继续按照约定履行支付了第二年租金的义务。梁前进累计向张世芳支付至2019年8月1日的租金265万元及保证金30万元。在承租期间，梁前进负责幼儿园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张世芳负责大型节日活动组织及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接等工作。2018年底至2019年4月，梁前进多次因经营困难向张世芳要求退租并且移交幼儿园，2019年4月6号双方办理了交接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梁前进与张世芳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必须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才无效。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的规定，或虽未明确规定，但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规定。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定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只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规定。对于梁前进与张世芳签订的两份合同，该院认为，合同约定幼儿园场地租赁且梁前进无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权利，但幼儿园办学与办学许可证密不可分，幼儿园日常的经营管理、教育办学是由梁前进负责，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双方签订的两合同性质宜认定为幼儿园场地租赁及运营权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张世芳负责办理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和相关证件”，实际含张世芳出借办学许可证的意思表示。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的……”此项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旨在教育监管部门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禁止此类行为，是行政机关对于违法者的处罚依据，并不能因此否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所以双方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具有法律效力。二、张世芳是否要返还梁前进租金和赔偿梁前进投资物品损失。该院认为，梁前进具有多年的办学经验，应当知悉民办教育的相关规定，在幼儿园经营出现困难后，张世芳也给予降低租金，以减轻梁前进的经营压力。现梁前进又以“偶然得知不得出借办学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张世芳退还其经营期间的已履行租金及利息，并承担投资物品费用，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对于上述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由于张世芳于2019年4月6日已经实际接手幼儿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双方的租赁及运营权承包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双方可以就合同解除及损失承担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梁前进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该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前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300元，减半收取计24150元，由原告梁前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梁前进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58同城、房产网帖，证明：1、张世芳于2019年6月2日、7月2日等期间在该网站发布该幼儿园租赁转让事宜；2、租赁转让面积2350㎡，月租金4.5万元，年租金合计为54万元。该年度租金与张世芳出租给梁前进的租金140万元、125万元存在巨大差距；证据二、单据报销凭证，证明：张世芳并未自购幼儿园校车（列支232000元），梁前进在承包期间系租赁车辆使用，张世芳关于购置校车的陈述系虚假陈述；证据三、优秀成果获奖现场照片，证明：梁前进系独立承包经营幼儿园，在此期间获得的表彰荣誉后续由张世芳享有。张世芳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三性均有异议，取证的合法性无从考证，2019年4月6日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了。梁前进提供的网帖时间是2019年6、7月份，与本案无关；证据二，是双方之间后来算账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联；证据三，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张世芳有监督、监管，与行政部门对接的权利，可以说明张世芳实际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本院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一未能核实原始发布载体，且也仅属于广告信息，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两份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本案合同效力的确认具有直接的归因意义。对此，本院分析认为，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意即由有关部门对违法者施以行政处罚确立依据，此应属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故即使梁前进认为张世芳构成该条规定的出租或出借办学许可证的情形，其诉请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以合同无效为基础要求张世芳返还租金、赔偿损失等，也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300元，由梁前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魏晶晶审判员 王 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