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民终7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村民小组。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 诉讼代表人：刘荣赐，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3村民小组。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 诉讼代表人：刘星昌，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4村民小组。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 诉讼代表人：何新华，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5村民小组。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 诉讼代表人：刘昌发，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6村民小组。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 诉讼代表人：刘荣安，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7村民小组。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 诉讼代表人：刘荣灯，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琨，广西振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荣，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世君，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标，男，195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洲，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梅，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苗，男，198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观昌，男，198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洪，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胤锋，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辰昌，男，197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广昌，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与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标、刘荣洲、刘荣梅、刘辰昌、刘广昌、刘荣苗、刘观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7组的小组长刘荣赐、刘星昌、何新华、刘昌发、刘荣安、刘荣灯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琨、姚春荣，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标、刘荣洲、刘荣梅、刘荣苗及其与刘观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辰昌、刘广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辰昌、刘广昌与刘荣苗、刘观昌于2013年4月11日签订《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无效；3、改判八被上诉人立即将非法侵占六上诉人的石场土地返还六上诉人；4、由八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推选村民代表的目的错误。上诉人推选村民代表的目的，只是让村民代表对村里的红白喜事、村民小组会议的召开、上级部门和村民小组之间有关事项的上传下达等一般性事务进行管理，并非是由村民代表“对涉及六个村民小组集体公共利益方面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更不是对“集体财产的管理”。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曾召开过村民小组会议。村民代表只有一般事务代表权，并无重大事务代表权，而涉及村里土地、山场等集体财产的处置村民代表无权处置。本案中，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村民小组会议已经将涉及村里土地、山场等集体财产的处置特别授权给村民代表。鱼塘的发包尚且经过村民会议公开讨论表决，涉案的山场土地权重更大、利益更大。此外，以上事实已经生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民再443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二）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所得收益主要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方面、部分用于村民的福利，且每年都把收支结果在自然村内张贴公布”。上诉人提供了充分证据证实村里修路的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和村民筹钱（按人头捐款），村里建庙的经费来源于村民筹钱（按人头捐款）和热心人士捐款，第16村民小组的20多户村民的领款，是第16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位于贺州市平桂区亩土地被政府开发区征收所得补偿款，与本案并无关联，并非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村民福利”。（三）首先，上诉人村民小组发现被上诉人在未经村民小组讨论决定的情况下，私自将村集体土地发包给他人后，进行了抗议、阻止、起诉到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救助处理。这些行为明显属于提出异议。其次，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村民知道村民代表以村集体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村民代表也从未对上诉人公布、公开过任何其以村集体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上诉人知道村民代表签订包括本案涉案合同在内的十几份合同协议，系在另案(2017)桂11民终57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该案被告提供这些合同协议才得知的，并且知道后也提起了本案诉讼，显然是不予认可。最后，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辰昌、刘广昌并非本村民小组的组长，更未取得本村民小组的相应授权，合同签订后，村民小组也未在承包合同上签章确认或事后予以追认。因此，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辰昌、刘广昌不具备本案承包协议书签约主体资格，无权签订本案承包协议书。（四）有权机关贺州市平桂区林业局已经认定涉案山场土地属于林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不是林地而是荒山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侵害村民集体利益的情形错误。（一）首先，被上诉人无权签订本案涉案合同协议，事后也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认可。其次，不能简单以村民代表参与协商就视为“公开协商”。此外，本案承包协议书所约定的承包范围较大，承包期限较长，且开挖石土，严重破坏了村集体土地的完整性，但是承包金却极低，显然损害了村民的集体的利益。此外，涉案承包合同全部都是时任村民代表的被上诉人自己“发包”给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最后，本案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并没有得到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没有依法经过法定程序。三、本案涉案合同协议明显属于无效合同。1.涉案合同是出于被上诉人的一己之私，恶意串通，严重损害六上诉人的集体利益和广大村民根本利益。2.本案涉案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并没有依法履行该法定程序，明显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3.在司法实践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均有着大量的相关判例和指导性案例予以认定，凡是对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发包、出租的，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并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否则依法属于无效的发包、出租。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标、刘荣洲、刘荣梅、刘荣苗、刘观昌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正确的判决。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2、本案涉案的土地承包，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承包，该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人员。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依法适用我国的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是适用法律正确。3、一审判决的诉讼程序合法。以此，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 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仙姑塘自然村村民推选六名村民代表负责管理本自然村集体的公共事务，村民代表的任期为三至四年等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据以依赖的（2017)桂民再443号民事判决对相关事实未予查明，对村民代表的任期管理的财务账目也未给予否定。2、一审判决依据庭审调查的有效证据作出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上诉人据以依赖的（2017)桂民再443号民事判决并未对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否定性的认定。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未违反证据规定第9条。 三、上诉人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来否定本案合同的合法性，纯属张冠李戴。理由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里，有两类承包，一类是家庭承包方式；一类是其他方式的承包。本案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人以其他方式的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其他方式的承包的条款共7条，第四十四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本案以及同时起诉的十四个案件，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其他方式的承包并未要求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一事一议。因此，本案合同不能套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是对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才需要事先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人员，不适用该条款。因此，上诉人依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来否定本案合同的合法性，理据不充分，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刘辰昌、刘广昌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辰昌、刘广昌与刘荣苗、刘观昌于2013年4月11日签订《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无效；2、判决被告立即将非法侵占原告的石场土地返还给原告。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黄田镇下排村仙姑塘自然村有六个村民小组，分别为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其中第12、13、14小组所在地称为上仙姑，第15、16、17小组所在地称为下仙姑。小组长每年一换，流动性较大，小组长只负责管理本组的一般性事务。2007年，仙姑塘六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召开会议，推选六名村民代表（每个小组一名代表）负责管理仙姑塘自然村集体的公益事务。涉及该自然村集体的闲置土地、鱼塘的承包经营，也是由村民代表直接与承包方签订合同，收取租金或承包金，并负责管理自然村集体的财务。近年来，该自然村修建仙姑庙、仙姑雕像、凉亭等设施，从集体收入中开支了部分费用。村民代表的任期为三至四年。 2013年4月11日，时任仙姑塘村民代表的被告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辰昌、刘广昌以“仙姑塘上下寨自然村”（甲方）的名义，与被告刘荣苗、刘观昌（乙方）签订一份《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约定甲方把属于仙姑塘集体的“马凹口”山场发包给乙方开采大理石；承包期限为二十五年，从2013年3月11日起至2038年3月11日止；承包金每年5000元，签订协议时乙方即交付四年的承包金20000元。签订协议后，刘荣苗、刘观昌即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四年承包金20000元给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由刘世君负责财务管理。 被告刘荣苗、刘观昌承包了上述山场后，因尚未能办理到采矿许可证，一直没有进行大理石开采。 自2007年以来至2016年，下排村仙姑塘自然村的村民代表，按以上方式陆续签订了数十份承包合同，把仙姑塘自然村内属集体所有的部分闲置空地、鱼塘以及集体未利用的山场发包给他人承包，其中发包山场给他人开采大理石的合同就有十多份，每份合同约定的年承包金在3000至6000元不等，其中个别石场已经开采大理石。村民代表在发包上述山场时，没有再专门召开村民会议讨论，而是由村民代表直接发包。2016年5月，原告方的村民认为村民代表私自把集体的山场发包给自己的亲属承包，属于侵吞集体财产行为，于是组织了近200人到已开采的两个矿点阻止采矿，挖断矿区公路阻止运矿车辆通行。冲突发生后，黄田镇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村民代表才把多年来签订的发包山场的十多份合同拿出来让村民看。村民认为村民代表没有经过召开村民会议作出决定就把集体的山场全部发包出去，属于私自发包，侵害了仙姑塘村民集体的利益，认为其所签订的承包山场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016年8月23日，原告黄田镇下排村12-17组首先就村民代表刘辰昌、刘广昌、刘荣梅、刘世君、刘荣标与被告刘荣洲签订的《承包滑鱼窿边石场协议书》，向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该协议书无效。2016年12月6日，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102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刘辰昌、刘广昌、刘荣梅、刘世君、刘荣标与被告刘荣洲于2012年12月28日签订的《承包滑鱼窿边石场协议书》无效。2017年4月7日，本院对该案进行二审后作出（2017）桂11民终5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下排村仙姑塘村民代表刘辰昌、刘广昌、刘荣梅、刘世君、刘荣标与被告刘荣洲签订的《承包滑鱼窿边石场协议书》合法有效，判决撤销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黄田镇下排村12-17组的诉讼请求。原告六个村民小组不服本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18年3月9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再审后作出（2017）桂民再443号民事判决，撤销本院的二审判决，维持八步区人民法院（2016）桂1102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后，原告黄田镇下排村12-17组的村民便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和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作为证据，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签订的包括本案所涉《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在内的十五份发包承包石场的协议书全部无效。 该案因涉及原告方村民集体的利益及本地方碳酸钙支柱产业的发展。经该院联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组织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虽经努力，仍调解无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签订的《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 一、原告六个村民小组推选村民代表的目的，是要对涉及自然村内六个村民小组集体公共利益方面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其中主要的事务就是集体财产的管理，包括尚未利用的闲置土地、山场、鱼塘等，使这些属于集体的公共财产能够充分利用起来，以增加集体的经济收入，为集体的公益事业和村民的福利提供经济保障。因此，村民小组开会推选村民代表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授予村民代表在管理集体财产和集体公共事务方面相应的权利。虽然村民会议没有采取书面的形式明确规定村民代表的职责和权力，也没有专门就涉及集体的某项事务予以特别的授权，但村民会议推选村民代表的目的，就是希望由村民代表统一管理自然村集体的财产，因此其授权方式属于口头授权方式。多年来，村民代表行使对集体财产的管理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签订合同，把集体的鱼塘、闲置的土地、山场发包出去。自2007年起，村民代表就以“仙姑塘自然村”或者“仙姑塘上下寨自然村”的名义，陆续签订了数十份协议书，将仙姑塘自然村集体的鱼塘、闲置的土地、山场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所得承包费作为自然村集体收入，主要用于集体的公益事业方面，部分用于村民的福利。虽然村民代表签订的具体的某个协议，村民不一定都全部知道，但村民代表对于收入的承包金，都由专人保管、专人记账，并且每年都把收支结果在自然村内张贴公布。对于村民代表管理集体财产和签订协议的方式，直至2016年5月发生村民上山阻路的事件前，原告村民小组并没有提出异议，属于默认村民代表的行为。村民代表在就某一个项目签订具体的承、发包合同时，虽然没有专门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并作出决议，但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履行村民会议的授权范围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自2007年推选村民代表并且当年村民代表就以“仙姑塘自然村”或“仙姑塘上下寨”的名义签订合同，原告明知但一直未表示否认，应视为同意或者默认村民代表的行为。 二、本案所涉山场系石头山，属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的荒山，不属于农村家庭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具有保障性的农业生产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四十六条也规定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实行承包经营”。因此，本案所涉石头山场的承包，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进行承包经营。被告方的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会议的授权，以自然村的名义并且由全体村民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并与承包方签订合同，应视为公开协商的形式。对于村民代表此种通过协商签订合同的方式，原告方的村民小组多年来并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或者默认。本案所涉山场系石头荒山，不宜从事农业和林业种植开发，虽然山场属于原告方村民集体管理和使用，但地下的矿权并不属于原告方村民，而属于国家所有。就石头荒山的承包使用而言，合同约定的承包金在当时也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侵害村民集体利益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被告签订的《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院确认被告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由于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故该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要求确认被告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辰昌、刘广昌与被告刘荣苗、刘观昌于2013年3月11日签订的《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要求被告将《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涉及的石场土地返还给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负担。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有新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异议：一是村民小组长因人员流动性较大一年一换问题，认为有些一年一换，有些两年一换，还有的是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每届任期五年：二是对涉及该自然村集体的闲置土地、鱼塘的承包经营也是由村民代表直接与承包方签订合同，收取租金和承包金，并负责管理自然村集体的财物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通过以后，由村民小组长签订合同；三是关于修建仙姑庙、仙姑雕像、凉亭等设施，认定是从集体收入中开支了部分费用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修建仙姑庙仙姑雕像凉亭等设施，是村民按人头或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开支；四是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五年承包金15000万元给村民代表，村民小组不知晓；五是自2007年以来，至2016年，下排村、仙姑塘上诉人我们认为是属于私下偷签合同；六是闲置空地，鱼塘发包是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混淆到跟这个涉案的石场土地发包，从而错误认定村民所谓的村民代表有权发包，说明石场土地比鱼塘收益多几百上千更加要经过开会讨论七八是村民代表私自把集体的山场发包给自己的亲属；另外一审判决遗漏查明部分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曾经调查公路的修建，庙宇的修建资金的来源，村民配合调查取证查明资金，来源一个是财政补助，第二是村民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赠。 被上诉人刘世君、刘荣梅、刘荣标、刘荣洲、刘荣苗、刘观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二审查明，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6）桂1102刑初1248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刘荣茂、何水亮、刘荣林供述和证人刘某1、刘某2、刘某3等证言证实：2007年村民经过投票推选出村民代表六人，每户都有选择三个人做村代表的权利，村民代表三年一届有权利负责代表村民去办理集体的事情，能正常行使代表大部分村民利益的权利。2007年开始村民代表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山场合同，基本村里的每个村民都知道，部分村民见过签订的合同，村民曾经在刘广昌家领过分配租金每人180元，对租金收入每年年底在村里平常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贴十几张布告说明租金使用情况。部分村民对认为山场租出十多年，没有收到租赁山场的分红，心里很不舒服，现大理石价格已经增加很高，想收回山场。2016年5月26日，何水亮、刘文达等通过敲锣召集村民开会，在通往石场路上挖路堵路，阻止石场无法生产施工。 根据村民代表2007年至2016年的收支情况记载，开支的是村内道路预交财政（村负担部分）、建庙（集资外补充开支）、村民补助、农田补助、会议补助、误工补助、餐费补助等。村民代表收取各项收入以及集资款、政府投入款项，有专人保管、记载清楚、开支均在村内公布，如福田庙竣工结算收入总数334312元（捐款），支出347234元，收支对比透支12922元（此款用公款），收入和支出基本相符。 以上事实，有经原审查明的证据证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土地租赁协议是否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利，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租赁方的合法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关于本案事实认定问题。从本案的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综合以下分析:首先，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6）桂1102刑初1248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刘荣茂、何水亮、刘荣林供述和证人刘某1、刘某2、刘某3等人证言证实村民经过投票推选出的村民代表六人，每户都有选择三个人做村代表的权利，村民代表三年一届,有权利负责代表村民去办理集体的事情，能正常行使代表大部分村民利益的权利，上诉人上诉陈述推选村民代表是对村里红白喜事和有关事项上传下达进行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鱼塘承包应经过村民会议讨论才能租赁与生效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不相符；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签订《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后，村民代表将收取被上诉人刘荣苗、刘观昌的土地流转款与集资款、政府补助修路款共同开支使用，部分用于建庙、修路补充开支，部分用于村民补助、农田补助、会议补助、误工补助、餐费补助等，被上诉人提供开支使用明细清楚，因此，上诉人认为合同收益没有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第三，各项开支款项签收和公布视为对被上诉人代表上诉人签订《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的民事行为的追认。村民代表既然已代表上诉人村民小组在协议上签名，可以推定其知道并同意，在2016年５月前多年时间六上诉人未提出过异议，故可以推定上诉人对村民代表签订协议书是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和村民代表不作否认表示，视为对签订协议行为的同意。一审判决认定村民代表管理集体财产上诉人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或默认并无不当。第四，本案合同签订的主体，村民经过投票推选出若干村民代表的方式，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并没有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规定村民会议的召开和议事规则的要求。本案中有理由相信流转合同已经集体民主议定程序，而且被上诉人已对流转土地进行前期投入，原先订立的流转合同就应当被维系。故现在上诉人以该土地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要求确认《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案涉《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问题。首先，在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6）桂1102刑初1248号案中证明村民经过投票推选出村民代表六人，负责代表村民去办理集体的事情，能正常行使代表大部分村民利益的权利。结合村民代表收支情况记载的情况分析，由村民召开村民会议按每户推选村民代表，由村民代表根据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进行签订的合同应当确认为经过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其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主体既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案涉的土地流转承包是其他方式承包，该承包方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人员的承包并没有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依法适用我国的合同法等法律规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第三、《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签订后，讼争协议的土地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经营，双方现已全面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由此可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侵害村民集体利益的情形。如流转合同的条款存在因情事变更明显有利益失衡的情形下，如上诉人认为合同对价过低，此种情形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实际履约状况，对流转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承包马凹口石场协议书》有效正确，上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下排村第12、13、14、15、16、17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宏维 审 判 员 苏少勋 审 判 员 陈立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蒙晓华 书 记 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