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民终4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男，196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观主，湖北名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可宝，男，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从厚水，湖北自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男，195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芹，湖北仁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大高，又名曹传高，男，196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厦铺镇竹林村****，现住湖北省通山县。上诉人吴远刚、上诉人曹可宝与被上诉人焦元贝、曹大高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7）鄂1224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焦元贝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鄂12民终18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鄂1224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吴远刚、曹可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远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焦元贝、曹大高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114656.4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焦元贝、曹大高负担。事实和理由：1.焦元贝雇请曹可宝、吴远刚等人砍树已经有2、3年了，去曹大高的山上砍树也是根据焦元贝的指示，即如果差树方就到曹大高山上去砍。曹可宝、吴远刚下午在曹大高山上砍树时，焦元贝没有提出异议并上前帮忙，用实际行动认可了上午砍树差树方以及曹可宝、吴远刚继续在曹大高山上砍树的事实。据此可以认定，焦元贝是雇主。一审判决认定焦元贝与曹大高之间是代理关系错误。2.吴远刚受伤时，曹可宝在采伐其它的树木，且曹可宝也是雇员，一审认为曹可宝未尽到相互安全防护、提醒的义务，并判决曹可宝承担20%责任毫无法律依据。3.一审认定吴远刚具有重大过错，判决吴远刚承担50%责任，而只判决焦元贝承担10%责任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曹可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曹可宝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焦元贝或者曹大高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雇主曹大高与雇员吴远刚之间形成雇佣劳动关系，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由雇主对雇员在劳动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吴远刚有多年从事油锯伐木的工作经验，上诉人曹可宝不存在具有选人过错的责任。3.吴远刚到曹大高承包的山林中伐木，是根据焦元贝的指示而作出的劳务活动，从焦元贝到吴远刚伐木的现场帮忙，未阻止吴远刚的伐木行为，并提出树木砍伐倾倒方向的意见，事后又收购了该批砍伐的树木等等行为，均可认定焦元贝既是雇主，也是本次劳务活动的直接受益人，应承担本次劳务活动中导致雇员受伤的主要赔偿责任。吴远刚、曹可宝相互之间均认可对方提出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焦元贝辩称，1.事故发生当天下午其并没有安排吴远刚、曹可宝去曹大高山上砍树，故其不是雇主，不应当承担责任。2.曹大高和吴远刚、曹可宝之间是承揽关系，吴远刚在锯树过程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责任，曹大高也不存在选人不当的责任。3.曹可宝、吴远刚之间是一起锯树一起配合，也是一起拿工钱，两个人在承揽过程中应当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因此，吴远刚受伤曹可宝有一定的责任。4.吴远刚锯树本应自己注意安全，其因为自身原因受到伤害，一审判决其承担50%的责任是恰当的。曹大高辩称，此次事故发生之前其从未请过吴远刚，也不认识吴远刚。焦元贝和其是朋友关系，焦元贝之前给其说过要到其山上锯树，其表示同意，但焦元贝没说具体时间。吴远刚和曹可宝到其山上锯树并没有通知其本人，事故发生的晚上焦元贝才告知其吴远刚在其山上锯树出事了。吴远刚和其无任何关系，现在要其出钱赔偿，感觉很冤。吴远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焦元贝、曹大高（曹传高）支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39329元（因发回重审，至今计算标准提高了，由原起诉的134656.40元，增加至139329元，但要求继续赔偿的数额114656.40元不变，不含焦元贝已赔偿的223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焦元贝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决吴远刚返还焦元贝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和交通费等费用22300元。一审庭审中变更反诉请求，焦元贝同意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付吴远刚10000元，另外的12300元要求吴远刚返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山县厦铺镇的木材交易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交易习惯：一般谁是山主，采伐山中指定规格树木的工钱就由谁支付；谁包了山主的山采伐山中的树木（即谁购买了山主的山中约定规格的树木），就由谁支付采伐人员的工钱。目前，采伐人员的工钱有按200元一天价格结算的方式，同时雇主提供午餐和采伐树木所需要的油料，也有按150元或200元一个立方米价格结算的方式，但雇主不提供午餐；树木销售的一方在所采伐树木的山林靠近厦铺镇的最近主干道公路边向树木购买一方交货，买卖价格一般为600元每立方米。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在厦铺镇长期从事树木收购业务，有时购买山主的整片山林由自己雇人采伐，采伐工资为每人200元一天，并提供午餐和采伐电锯用油料；被告曹大高在当地既从事树木收购业务，也从事树木采伐工作（主要是在他自己经营的山林中自己采伐。如雇人采伐，则按150元或200元一个立方米的价格支付工钱）；被告曹可宝和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在当地长期从事树木的采伐工作。曹可宝与吴远刚系亲戚关系，曹可宝称呼吴远刚为姨父。焦元贝有采伐业务时，便通知曹可宝，按每人200元一天，提供午餐和采伐电锯用油料的方式与其结算工钱。曹可宝一般会邀约吴远刚共同参与采伐工作。2017年1月4日前，焦元贝包片购买了曹传松位于曹坑（地名）的山林中的约定规格树木（即周长一尺以上的松树）。在前往采伐前，焦元贝与曹大高口头约定，如果在曹传松位于曹坑的山林中采伐的树木不够一车，则到曹传松的山林中采伐，购买价格为600元一个立方米，在公路边交货。曹大高表示同意，同时约定他山中树木的采伐工钱按150元一个立方米结算，焦元贝在扣减采伐工钱后，将剩余货款支付给他。此后，焦元贝告诉曹可宝，他包片购买了曹传松的山林中的约定规格树木，雇请曹可宝去采伐，工钱按每人200元一天结算，提供午餐和电锯用油料，如所采伐树木不足一车，可到曹大高的山上采伐，同时告诉曹可宝，在曹大高的山中采伐树木按150元一个立方米的价格结算工钱，由其从600元一立方米的收购价中扣除代付。2017年1月4日上午，曹可宝根据焦元贝的通知来到曹坑曹传松的山林中采伐焦元贝与曹传松约定规格的树木。曹可宝一并邀约了吴远刚同去。曹可宝、吴远刚自带采伐用油锯等工具前往采伐。在共同采伐过程中，曹可宝、吴远刚进行了简单的分工：即吴远刚使用油锯锯树，曹可宝将锯断的树木收集码堆并运送到山脚。当天上午，曹可宝、吴远刚便将曹传松山中指定规格的树木采伐完毕，并运送到了山脚。当天中午，曹可宝、吴远刚未到焦元贝家中吃午餐。当天上午，焦元贝向曹可宝提供了采伐电锯用油料。2017年1月4日下午，曹可宝、吴远刚在未告诉焦元贝上午采伐方量是否有一车的情况下，到曹大高位于曹坑的山林中继续采伐树木。当日下午，焦元贝也前往曹大高位于曹坑的山林中去收集之前由曹大高自行采伐出售给其的杉树树梢部分。焦元贝来到曹大高位于曹坑的山林中时，看到吴远刚拉一棵树以控制锯树后树的倾倒方向，曹可宝在不远处收集已经锯断的树。此时，曹可宝、吴远刚告诉了焦元贝上午采伐的树木方量不够装满一车。焦元贝未作同意或不同意的表示，上前协助吴远刚控制树倾倒的方向。焦元贝在协助时，发现如果按吴远刚控树的方向，所锯断的树将倒向山边的田地里，那么曹可宝收集该棵锯断的树的难度增大，也不方便，便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曹可宝，并建议改变一下控制树倾倒的方向。曹可宝观察后，同意了焦元贝的建议。后吴远刚按照焦元贝的建议，并在焦元贝的帮助下，调整了树倾倒的方向，然后使用油锯开始锯树，在锯树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油锯反弹，锯伤了自己的右足。焦元贝当即将吴远刚送往咸宁市中心医院抢救治疗。吴远刚在咸宁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2月16日出院，共计住院43天，共支付了医疗费用67457.96元（含焦元贝已给付的医疗费用22300元），购买轮椅及拐杖费用1019.57元。医院的出院医嘱中提示有“加强营养”、“隔日换药”等。2017年7月20日，经通山县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吴远刚的伤情程度为轻伤，伤残程度为两个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为12%，误工休息日为伤后至定残前一日止，护理时间为90天，营养时间为90天。吴远刚又支付了鉴定费用1200元。吴远刚出院后，多次要求焦元贝给付其他经济损失未果。一审法院还认定，2017年1月4日，曹大高因当天有其他事，没有上山去采伐树木。曹大高对曹可宝、吴远刚当天下午在其山中采伐松树木无异议。曹可宝、吴远刚于当天下午在曹大高的山中采伐的树木，在事发后已被焦元贝以600元一个立方米价格收购。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与被告曹大高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焦元贝在购买了曹传松的山林进行包片整体采伐树木时，口头向曹大高提出，如果曹传松山林中采伐的树木方量不够，则向曹大高购买其山中的树木，曹大高表示同意。这时，焦元贝与曹大高之间达成买卖树木的合同意思表示，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该买卖合同依法不属于诺成性合同，即一经承诺，即生效，而属于附条件的实践性合同，即是否必须实施，需要焦元贝先行采伐的树木方量达到焦元贝自己的要求。焦元贝需要采伐的树木方量，焦元贝没有告诉曹大高，因此，焦元贝有是否实施与曹大高买卖树木合同的最终决定权。而曹大高对此，亦未提出反对意见。同时，焦元贝与曹大高还口头约定，曹大高以600元一个立方米的价格向焦元贝出售其林中树木，但要求焦元贝先从中按150元一个立方米的价格扣减工钱给采伐人员，再将其余货款给付给他。根据这一约定，可知，至于是曹大高请人去采伐，还是焦元贝请人去采伐，均不能改变应由曹大高支付采伐人员在其山林中采伐树木工钱的这一事实。如果是焦元贝根据约定请人去采伐的话，那么，曹大高与焦元贝之间关于采伐树木这一事项形成了劳务委托办理关系，即：曹大高委托焦元贝请人去其山林中采伐树木，焦元贝与曹大高之间形成有权代理的法律关系。对该有权代理行为发生的法律后果，曹大高应当负法律责任。但曹大高如有证据证明，焦元贝的有权代理行为明显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焦元贝行使损害赔偿追偿权。综上，可知，焦元贝与曹大高之间形成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树木买卖的合同法律关系，一是劳务委托办理的代理法律关系。二、被告曹可宝与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案中，事发当天上午，焦元贝是请曹可宝去其指定的山林为其采伐树木。而吴远刚却是曹可宝邀约同去的采伐人员。焦元贝对曹可宝的这一邀约行为，未表示反对，应视为聘请共同采伐行为。曹可宝与吴远刚在共同采伐劳务中（不论事发当天上午和下午），根据吴远刚的自认，他负责使用油锯锯树，曹可宝负责将采伐好的树木码堆并运送至山脚。两人之间的行为，系在山林中采伐树木这同一劳务目的的不同工作内容，属于同一采伐工作的分工与合作。两人的行为应认定为共同劳务合作法律关系，其行为不能区分彼此，即：吴远刚的油锯锯树行为与曹可宝的码树堆和运送采伐好的树下山到山脚是采伐树木的一个整体。共同劳务行为中，相互之间具有配合、协作、互助等义务，当然也包含有安全相互防护、提醒等义务。三、被告焦元贝与被告曹可宝、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这里，要区分事发当天上午和下午两个阶段进行分析。上午：根据上述第二项分析，焦元贝是请曹可宝去其指定的山林为其采伐树木。而吴远刚却是曹可宝邀约同去的采伐人员。焦元贝对曹可宝的这一邀约行为，未表示反对，应视为聘请共同采伐行为。即在上午的采伐行为中，焦元贝与曹可宝、吴远刚均形成劳务法律关系。焦元贝是雇主，曹可宝、吴远刚是雇员。下午：因无证据证明，曹可宝、吴远刚是继续受焦元贝的指派到曹大高的山林中采伐树木，也无证据证明当天中午焦元贝在电话中获知了其在曹传松的山林中采伐的树木方量不足。因此，可以认定，曹可宝、吴远刚当天下午未经焦元贝同意，在曹大高的山林中采伐树木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与焦元贝之间形成无权代理的法律关系。焦元贝可以事后追认，如果事后追认了，那么他们的无权代理行为便转化为有权代理。目前，焦元贝对他们的无权代理行为不予以认可。因此，他们在曹大高的山林中的采伐树木行为不能视为焦元贝的指定采伐行为，其法律责任应由他们和相关人员承担。四、被告曹大高与被告曹可宝与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曹可宝、吴远刚当天下午在曹大高的山林中采伐的树木已被焦元贝购买，即焦元贝与曹大高之间的树木买卖合同已经生效并履行。焦元贝应先行按150元一个立方米的标准向采伐树木的人员（曹可宝、吴远刚）支付工钱，然后按450元一个立方米价格向曹大高支付剩余货款。但是，焦元贝收购曹大高的树木并不等于证明当天上午曹可宝、吴远刚在曹传松的山林中采伐的树木不足方量这一事实当然成立。经上述第三项分析可知，事发当天下午，曹可宝、吴远刚不是受焦元贝的指派前往曹大高的山林采伐树木。但他们在曹大高的山林采伐树木的直接受益人是曹大高，可以认为焦元贝完成了与曹大高之间的劳务委托代理行为，即为曹大高找到了可以采伐其山林中树木的采伐人员（曹可宝、吴远刚），此时，曹大高与曹可宝、吴远刚之间形成了采伐树木劳务的法律关系。曹大高是雇主，曹可宝、吴远刚是雇员。五、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参照湖北省2017年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吴远刚因本案发生的经济损失为129619.80元，其中：①医疗费67457.96元（含焦元贝已支付的22300元）、②护理费32677元/年÷365天×90天=8057.34元（主张8057.70元，系计算错误，予以纠正）、③营养费15元/天×90天=1350元、④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42天=2100元（实际住院43天，只主张42天，对未主张部分，视为放弃权利）、⑤误工费31462元/年÷365天×196天=16894.66元（2017年1月4日至定残前一日，即2017年7月19日，实有197天，只主张196天，对未主张部分，视为放弃权利。但主张16895.20元，未超过按197天计算的损失额，予以确认）、⑥伤残赔偿金12725元/年×20年×12%=30540元、⑦法医鉴定费1200元、⑧精神损害抚慰金0元（吴远刚的损害是其自己直接造成，不是焦元贝、曹大高直接造成，因此，不应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⑨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⑩辅助器具费1019.57元（租床费用36元，因已计算护理费，该费用不能重复计算）。六、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被告曹大高及被告曹可宝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及责任分担，和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问题。根据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知，事发当天下午，曹大高与曹可宝、吴远刚之间形成采伐树木的劳务法律关系，曹大高系雇主，曹可宝、吴远刚是雇员；焦元贝与曹大高之间形成树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采伐树木劳务委托办理的代理法律关系；曹可宝与吴远刚之间形成采伐树木共同劳务的合作法律关系。他们在本案的责任分担亦应根据各自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确定。吴远刚因提供劳务自己受到损害，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本案中，曹大高对吴远刚在从事采伐树木的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法理告诉我们，对同一事实的处理，有上位法的应首先适用上位法。因侵权责任法比前述该司法解释的法律位阶要高，是上位法，在提供劳务的受雇佣人员自己受到损害这一事实的处理上，应首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即：应当根据各方的过错确定各自的相应责任。①吴远刚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吴远刚自认具有使用油锯锯树的多年工作经验，因事发当天下午，操作油锯不当，致使油锯反弹造成自己的右足受伤，主观上存在明显疏忽大意和盲目自信的过失，未尽到自己应尽的谨慎、合理注意义务，属具有重大过失，酌定自负50%的责任。即：129619.80元×50%=64809.90元。②曹可宝的法律责任：吴远刚是曹可宝邀约同去共同参与采伐树木的，曹可宝具有选人的过错责任；在共同劳作中，双方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双方均负有相互安全防护、提醒的义务，曹可宝未尽到该义务，亦具有明显过错，酌定一并承担20%的责任。即：129619.80元×20%=25923.96元。③曹大高的法律责任：曹大高委托焦元贝选人去采伐其山林中树木，对焦元贝的选人行为，负有最终责任。事故的发生，证明焦元贝的选人存在过错，曹大高对该过错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曹大高作为雇主，是曹可宝、吴远刚所采伐树木的直接受益人，宜分担相应责任，酌定一并承担20%的责任。即：129619.80元×20%=25923.96元。④焦元贝的法律责任：吴远刚陈述的事发当天中午，电话告诉了焦元贝上午采伐的方量不足数这一事实，未举证证明，对该事实不能确认属实。即：事发当天下午，焦元贝虽然在到了曹大高的山林中时，曹可宝、吴远刚告诉了他上午采伐的方量不足数，但他没有明确指示曹可宝、吴远刚到曹大高的山林中采伐树木，亦没有事后明确表示同意，不能认定他存在事后追认行为的成立。也即：焦元贝在事发当天下午中不是曹可宝、吴远刚在曹大高山林中采伐树木的雇主。焦元贝受曹大高的委托选人去曹大高的山林中为曹大高据树，致本案发生，焦元贝具有一定的选人过错，并且事发后焦元贝亦收购了曹大高山中被采伐下来的树木，是受益人之一，酌定承担10%的责任。即：129619.80元×10%=12961.98元。焦元贝已给付22300元，超出9338.02元，因焦元贝在诉讼中提出反诉，因此吴远刚对该超出部分应当向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由被告曹大高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的经济损失25923.96元。二、由被告曹可宝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的经济损失25923.96元。三、由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的经济损失12961.98元（已履行完毕）。四、由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吴远刚返还反诉原告（本诉被告）焦元贝垫付的费用9338.02元。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反诉原告（本诉被告）焦元贝的其他诉讼请求。七、上述第一、二、四项的给付义务，限义务人曹大高、曹可宝、吴远刚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59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负担1296.50元，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负担259.30元，被告曹大高负担518.60元，被告曹可宝负担518.60元；反诉受理费17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远刚负担71.89元，被告（反诉原告）焦元贝负担103.11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二审继续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曹可宝、吴远刚到曹大高承包的山林中伐木，起因是焦元贝、曹大高之间存在砍伐树木和买卖树木的口头协议，目的是完成焦元贝、曹大高之间达成的买卖树木协议。从事发当天下午焦元贝到吴远刚伐木的现场帮忙，未阻止吴远刚的伐木行为，并提出树木砍伐倾倒方向的意见，事后又收购了该批砍伐的树木等等行为，均可认定上述事实。二、从雇佣曹可宝、吴远刚到曹大高承包的山林中伐木的实际情况分析，具体雇佣何人，于何时在曹大高的山林中何处砍伐树木的系列工作，由焦元贝实际负责，但相关雇佣人员的报酬，由曹大高负责支付。因此，可认定雇佣曹可宝、吴远刚到曹大高承包的山林中伐木直至报酬支付的工作，是由买卖树木的双方，即焦元贝和曹大高分工负责、共同完成，应认定焦元贝和曹大高为共同雇主。对于吴远刚在受雇佣伐木过程中受伤所受到的损害，应当由焦元贝和曹大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酌定焦元贝和曹大高共同承担40%的责任，分别承担20%的责任，即：129619.80元×20%=25923.96元。三、曹可宝、吴远刚虽同时受雇佣从事伐木工作，但实际受雇佣过程中，负责与雇主联系伐木工作，汇报工作情况进展，工作如何完成以及是否完成等情况，曹可宝在其中起沟通联系的主导作用。但本案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的实际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雇员曹可宝并未将上午砍伐的树木方量不足，下午将在曹大高山林中继续砍伐树木的情况及时向雇主报告，对于导致雇主未能及时采取相关安全保障和防护措施，最终吴远刚在伐木过程中受伤的结果，亦存在一定过错，酌定由曹可宝承担20%的责任，即：129619.80元×20%=25923.96元。四、吴远刚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操作油锯不当，且未尽到自己应尽的谨慎注意、安全防护义务，致使油锯反弹造成自己右足受伤，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酌定由其自负40%的责任。即：129619.80元×40%=51847.92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8）鄂1224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8）鄂1224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三、变更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8）鄂1224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焦元贝赔偿吴远刚经济损失25923.96元（判决前焦元贝先行支付的款项在执行中予以扣减）”；四、驳回吴远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焦元贝的反诉请求；六、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的给付义务，限焦元贝、曹大高、曹可宝在本判决送达后10天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593元，由吴远刚负担1037.2元，焦元贝、曹大高、曹可宝各负担518.6元；反诉受理费175元，由焦元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93元，由吴远刚负担1815.1元，焦元贝负担259.3元，曹可宝负担51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荣华审判员  沈朝明审判员  李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夏子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