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5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女，194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2，男，195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3，男，196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佳伟，广州金鹏（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4，女，196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5，男，195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维，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因与被上诉人徐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7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3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某5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徐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徐某5仅提交对其有利的二份遗嘱，致一审法院未能如实审查第三份遗嘱，现有新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份遗嘱的客观存在。第三份遗嘱背景：2016年8月18日上午7点时许，徐某添患病住院，保姆(“阿英”)离职。期间，徐某4、钟某心、徐某5配偶、姚丽爱、李某燕共五人在场。随后，五人到徐某添曾告知的遗嘱存放位置找到遗嘱，钟某心读出其中一份遗嘱内容(徐某4也有拿遗嘱读过)后被劝止(即为第三份遗嘱)。第三份遗嘱内容：徐某添、曾某给徐某3后街二路6号红砖钢筋水泥结构两层半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但造价时补回徐某5十五万。遗产立人：徐某添、曾某，2004年418，西铺收租金要来女儿做喜庆。因一审法院未能审查第三份遗嘱而错误支持徐某5的诉讼请求，徐某3在告知李某燕(2016午8月18日知悉第三份遗嘱内容的在场人之一)一审判决后，其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证明确存在第三份遗嘱，且内容与徐某3主张的一致。另外，关于一审法院认为“一审被告徐某4与徐某3对第三份遗嘱内容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因时间较为久远，且在2016年8月18日后该份遗嘱已不见踪影，不能过于严格要求各方当事人对遗嘱内容的陈述完全一致。综上，本案确存在第三份遗嘱，本案应当综合所有遗嘱内容认定案涉房屋的权属。二、即便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第三份遗嘱，但案涉第二份遗嘱“清水垟”不能证明就是徐某3所称的“二层半建筑”，二者存在本质区别。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垟”是指田地(百度百科)，与案涉“二层半建筑”毫无关联；第二，从遗嘱内容整体理解，“屋坐落于新华二路××后约5．5米”，这与徐某5主张的房屋面积存在巨大差异；第三，正因遗嘱内容的瑕疵，审查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就须结合各继承人的陈述，而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各继承人除徐某5外均一致认定“清水垟即清水垟，怎么是两层半”。徐某3认为，各继承人是遗嘱内容的受益者，本案对于遗嘱内容的理解应当尊重各继承人对遗嘱内容的理解，即应认定遗嘱内容“清水垟”不是案涉二层半建筑。三、退一步讲，案涉第二份遗嘱系代书遗嘱，因缺少必要的形式要件，应当认定无效或部分无效。案涉房屋应案法定继承均分。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及相关法理可知，有效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都具备的遗嘱为有效的遗嘱；两个要件都不具备或只具备一个要件的遗嘱则为无效遗嘱。第一，本案被继承人之一曾某系文盲，但即便是文盲也不可能完全不会书写自己的名字，这与常理不符。第二，案涉第二份遗嘱由徐某添代书遗嘱，但缺乏必要的形式要件，无任何见证人签名，且“徐某添曾有”中的“曾有”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被继承人的名字，二是“曾经有”，如是第二种解读，被继承人徐某添不能处分案涉房产属于曾某部分，即第二份遗嘱部分无效。第三，因案涉遗嘱时间长久、字迹模糊、表述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审查形式上的合法性。据此，第二份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某5的诉讼请求。徐某1、徐某2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对徐某添、曾某二人于2004年4月18日订立的二份遗嘱视作无效，对含糊“清水墙”进行重新判决，财产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徐某5五人继承。事实与理由：1.徐某添、曾某遗嘱没有公证，存在含糊，应视为无效。2.遗嘱立产人曾某我方不认识，不应由外人分配家庭财产。3.徐某添、曾某的合法继承人是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徐某5，父母留下的所有遗产应由五个合法继承人继承。4.徐某添、曾某所遗留遗产不是给徐某5，也不是给徐某3，而应由五个子女共同继承。徐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的审查判断存在明显错误。本案的客观事实如下：1.徐某添、曾某的遗嘱没有见证人，不能确定是父母本人。2.遗嘱的字迹像是父亲的自己，但不等于是，无论哪个年代都有仿笔迹的事情发生，是有心人提前规划。3.父亲文化水平有限，但不等于把二层半建筑简单写作“清水墙”，而且父亲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在村的企业担任厂长多年，社会经验丰富，红砖建筑二层半和清水墙存在明显划分。4.假设遗嘱是父亲所立，在“清水墙”的争议中有五人在场见证第三份遗嘱，现在无法找到，又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遗嘱不全是不能生效。二、一审判决不公。一审法院对徐某4朗读遗嘱的地点查明不实，连立遗嘱人的身份也未认真核实，在遗嘱不全的情况下将二层半判给徐某5，无视村规民约和事实，判决不公。父母的所有财产应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徐某5五个合法继承人继承。徐某5辩称不同意徐某3、徐某1、徐某2、徐某4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徐某3一直常强调本案存在第三份遗嘱，但直至二审开庭，徐某3仍未能向法庭提交第三份遗嘱予以证明。按照立遗嘱人订立遗嘱的习惯，即使存在所谓的第三份遗嘱，也应是一式三份，分别交由三兄弟各执一份。然而，本案中徐某2、徐某5均未持有该所谓的第三份遗嘱。关于所谓的三份遗嘱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已有详尽的论述。2.关于第二份遗嘱内容的问题。一审判决中已明确认定遗嘱内容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混淆不清、难以认定的问题。鉴于徐某3、徐某1、徐某2、徐某4对于第二份遗嘱中清水墙的字样耿耿于怀，我方强调，遗嘱明确写明遗产旧屋砌清水墙分给徐某5。坐落XXXX路6号厚约15米，此屋以后，拆建时全长15米。综合上述三个条件即可明确，房屋应该由徐某5继承。而且，徐某3、徐某1、徐某2、徐某4在一审时也明确除旧屋及二层半建筑外，不存在其他的旧屋，徐某3、徐某1、徐某2、徐某4不应过度使用任意解释，应多结合文义解释及客观目的解释对遗嘱进行充分理解。3.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问题，一审法院已做详细论述，我方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徐某3主张遗嘱内容中“徐某添曾有”中的“曾有”存在两种可能，属于遗嘱人名字的错误，一审时各方也已经确认是同一人。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各方也进行了辩论。遗嘱有曾某盖章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做出两种解释，一是案外人的名字，第二是徐某添曾经全部拥有，那第一份遗嘱也应当认定为无效遗嘱。徐某3、徐某1、徐某2、徐某4按照一份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对遗嘱的理解不应该片面的追求形式要件，过度的加以任意解释，而应该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结合文义解释及客观目的解释，充分理解立遗嘱人的遗嘱目的。徐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徐某添、曾某二人于2004年4月18日订立的二份遗嘱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对位于广州市花都区XXXXX路6号房产中属于徐某5的遗产份额进行分割（具体分割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旧屋清水墙二层半建筑归徐某5所有；3.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某添于1926年1月19日出生，于2016年9月25日去世。曾某于1928年10月15日出生，于2005年2月3日去世。徐某添与曾某是夫妻关系，共生育了徐某1、徐某5、徐某2、徐某3、徐某4五名子女。徐某5与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均陈述徐某添的父母早于徐某添去世，曾某的父母早于曾某去世。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审批表载明：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XXXX3队地号为戊**（使用权面积1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徐某添，登记时间为1990年8月，地上房屋为祖居大队批建。徐某5陈述上述地块上于1980年左右修建了一栋二层半房屋，于1995年修建了一栋四层半房屋，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确认徐某5的陈述。2004年4月18日，徐某添和曾某共同立下两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内容为：“徐某添曾某写下遗产现有水泥建造楼房壹幢60平方四层半座落XXXX路6号楼前有两个铺面。东铺留下收租金用来行山拜山及父母属下女儿使用。西铺面分给徐某3配4楼顶。楼梯公用。二至三楼属徐某2。遗产立人：徐某添、曾某，2004年418，壹色叁份，3兄各拾壹分。”另一份遗嘱内容为：“徐某添曾有写下遗产旧屋切清水垟分给徐某5以后有利发展但拆建时,要按照遗产立人做但要同前楼距离留180公分用来取光但指定留回4平方要用来前铺面做厕所，你们不争论，屋座落于新华二路××后约5.5米，立产人：徐某添、曾某，2004年4月18，壹色叁份，3兄各拾份。接受遗言此屋以后拆建时全长15米，剩下80？用来铺面做厨房厕用。遗言人：灼添。”该份遗嘱背面写明：“遗产请三兄和谐，不要争论。”上述两份遗嘱上加盖了徐某添、曾某的私章。徐某5、徐某2、徐某3分别执有上述两份遗嘱各一份。徐某5认为徐某添、曾某去世后涉案地块上的一栋四层半房屋，因双方无争议，已经按照第一份遗嘱内容由徐某2、徐某3等人继承，其要求按照第二份遗嘱内容继承涉案地块上的一栋二层半房屋。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确认徐某2、徐某3等人已经按照遗嘱继承了一栋四层半房屋，但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不同意由徐某5继承一栋二层半房屋。徐某3主张被继承人于2004年4月18日立下第三份遗嘱，应由其继承涉案一栋二层半房屋，对此徐某3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徐某5不认可存在第三份遗嘱。徐某2、徐某1陈述不清楚第三份遗嘱情况。徐某4陈述某日在医院读到遗嘱部分内容为红砖结构的两层半房屋归徐某3，并没有看到全部遗嘱内容。另查明，曾某是文盲，两份遗嘱是由徐某添书写。徐某5、徐某2、徐某3均陈述徐某添与曾某生前曾在90年代进行过分家析产，将案外三块宅基地分配给三兄弟，三人已分别取得了相应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现双方因涉案地块上一栋二层半房屋的继承问题产生争讼，经一审法院调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现各方当事人对涉案两份遗嘱是被继承人徐某添亲笔书写的这一事实并无争议，本案关键在于该两份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遗嘱的形式要件，但该法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遗嘱无效情形并无包括遗嘱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形，现行其他法律法规也无规定形式要件欠缺的遗嘱当然无效。其次，有效遗嘱的实质要件仅包括遗嘱内容合法以及遗嘱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故立法规定遗嘱形式要件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遗嘱能完全符合、充分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而非为了遗嘱的形式完美。因此，不能仅因遗嘱形式上存有瑕疵即当然地否定遗嘱的效力。判断形式存有瑕疵的遗嘱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审查该形式瑕疵是否足以影响对遗嘱人真实意思的认定，如是，则应认为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意思不明从而遗嘱无效；如否，则不应因此否定遗嘱的效力。本案中，涉案两份遗嘱虽然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被继承人徐某添、曾某订立遗嘱时已是耄耋之年，且文化水平有限，不应过于苛求其订立遗嘱的形式。该两份遗嘱订立于同一日，均是徐某添生前亲笔书写，曾某为文盲，由其丈夫徐某添执笔书写遗嘱符合常理，两份遗嘱内容清晰明确、没有涂改。涉案同一地块上两处房屋系徐某添与曾某生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有权通过遗嘱的方式处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两份遗嘱内容虽然是徐某添所写，但该遗嘱上有曾某的个人印章，且徐某添与曾某系夫妻关系，处分的又是双方的共同财产，故应认定徐某添与曾某基于处分涉案房屋的共同意思表示订立了两份遗嘱。徐某3主张存在第三份遗嘱且立遗嘱时间是2004年4月18日，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有利害关系人徐某4的单方陈述，且徐某4的陈述与徐某3主张的第三份遗嘱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即使存在所谓的第三份遗嘱，该遗嘱也是与前两份遗嘱同日书写，按照徐某添、曾某二位老人为避免兄弟日后相争而生前订立遗嘱，并将遗嘱一式三份分别交由三兄弟各自执有保管的方式，理应三兄弟亦各执有第三份遗嘱。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徐某3的该项主张。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徐某添、曾某生前还订立有其他意思的遗嘱，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徐某添、曾某在订立涉案两份遗嘱时不具备行为能力或者违背其真实意思，因此，本案被继承人徐某添、曾某在遗嘱中表示的遗嘱意思真实、明确且是确定的，不存在因有形式瑕疵而导致遗嘱意思混淆不清、难以认定的问题，故该两份遗嘱的形式欠缺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该两份遗嘱内容合法，故应认定为有效遗嘱。继承发生后，各方当事人已经按照第一份遗嘱内容进行了继承，一审法院予以尊重，本案中不再处理。第二份遗嘱内容已经写明遗产旧屋砌清水垟分给徐某5，该内容清晰明确，而且立遗嘱时徐某添、曾某仅有涉案地块上两处房屋，不存在指代不明或混淆的情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涉案房屋应由徐某5个人继承。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徐某添、曾某于2004年4月18日订立的两份遗嘱合法有效；二、位于、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XXXX3队地号为戊**地块上****半房屋由徐某5继承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各负担3450元。本院二审期间,徐某3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1.李某燕（徐某3大嫂）的视频；2.村委出具的情况证明；3.“新华二路××后约5.5米”图片。上述证据拟证明二层半建筑长度为12米，“旧屋切清水垟”不是二层半建筑。经测量，二层半建筑前天井部分长度约为5米，与遗嘱载明长度基本吻合，故“旧屋切清水垟”是指天井部分。徐某5不同意徐某3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1.对视频资料的三性不予认可，证人未出庭质证。证人最后的表述称只看到了写明红砖的两层半，给徐某3后面的都看不到了，也即是说证人并没有看到完整的所谓第三份遗嘱。而且，视频的证人与徐某3有利害关系，证人的儿媳妇与徐某3的配偶是亲姐妹。因此，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对村委出具的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明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才出具的，不属于新证据。而且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与徐某3在一审时提交的村委会证明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3.对于图片证据，可以明显看出两层半建筑以及围墙都是没有贴瓷砖的，正是遗嘱当中所载明的清水墙。即便按照徐某3的陈述，遗嘱中XXXX路6号约厚5.5米，相聚了四层楼的建筑以后，旧屋也应该跟这个数字吻合。还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整一个地块都是旧屋，立遗嘱人就没有必要立两份遗嘱写明旧屋以及水泥建造的。徐某4、徐某1、徐某2同意徐某3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质证称：村委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一审法院处理不公，所以出具了情况说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徐某添、曾某哪份遗嘱作为本案处理依据；二、遗嘱处分的财产所指。徐某5在诉讼中提交徐某添、曾某于2004年4月18日共同立下的两份遗嘱，该两份遗嘱由徐某添书写，徐某添、曾某两人签名盖章。徐某添、曾某为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立下遗嘱处分共有财产，是基于特殊身份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继承法的规定，亦不属于代书遗嘱。徐某3上诉认为上述两份遗嘱是代书遗嘱，由于不符合形式要求而无效，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两份遗嘱为徐某添亲手书写并无异议，现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上诉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违反诚实诉讼原则，同时亦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采纳。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上诉主张徐某添、曾某还立有第三份遗嘱，但并未提交第三份遗嘱原件，徐某3仅在二审期间提交证人视频证实存在第三份遗嘱。对此，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属于逾期举证，且证人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亦未出庭作证，故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二审的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徐某添、曾某上述两份遗嘱应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徐某添、曾某上述两份遗嘱，其中一份是关于水泥建造楼房的处分，且各方当事人在一审确认已按该遗嘱内容继承了一栋四层半的房屋。现本案主要争议的是另一份遗嘱，该遗嘱内容处分的遗产为“旧屋切清水垟”。徐某5主张“旧屋切清水垟”系指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XXXX3队地号为戊XXXX号（使用权面积1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上一栋二层半房屋。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则主张系指的土地使用权证上空地而非二层半红砖房屋。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XXXX3队地号为戊XXXX号（使用权面积1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上盖有二栋建筑，一栋为1980年左右修建的二层半红砖屋，没有进行外墙装饰。另一栋为1995左右修建的四层半房屋。徐某添、曾某一份遗嘱所处分财产为“水泥建造楼房壹幢四层半”。而争议遗嘱是同一天所立，遗嘱所处分的财产为“旧屋切清水垟”，由于该遗嘱是手写遗嘱，当事人书写时有可能所使用的字为别字，结合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XXXX3队地号为戊XXXX号（使用权面积1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上盖二栋建筑修建的情况，“旧屋切清水垟”应为“旧屋砌清水墙”，所指的财产为1980左右修建的二层半房屋。按照徐某添、曾某遗嘱，该二层半房屋应由徐某5继承。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徐某3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5200元，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各负担1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任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