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78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勇，男，196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职工，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华，女，195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黑龙江省总队医院退休技师，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法定代表人:孔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婷婷，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泉，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勇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民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2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好民居公司赔偿逾期进户违约金22482.88元。事实和理由：1.道里区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并到2018年5月8日届满，王勇2018年12月17日才起诉，并以此为依据判王勇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限。事实证明：到2017年9月29日前，没有任何文件和通知告知业主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逾期入户的赔偿问题。一直让业主等待组织解决。一直处在“诉讼时效中断期间”。从2013年起，群力家园业户不断向省政府、市政府和群力家园项目建设指挥部等很多部门写信和上访，反映按合同赔偿和及早入户问题，均不让走诉讼程序，要严格执行市政府会议纪要指示，做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遵守组织规定和要求，一直期待也相信组织能给解决。2017年3月，部分业主去道里区法院咨询立案，立案大厅的工作人员告知群力家园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期，不能立案。近日才发现在2017年秋天已经有业主胜诉的案例。根据规定《民法总则》第188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依法应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为三年。直到2017年9月29日，群力家园项目建设指挥部才按市信访办要求出示了“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可以通过诉讼请求赔偿。《民法总则》第188条还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三年。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总则》中诉讼时效的“特殊情况”在《司法解释》中166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群力家园小区的业主的客观障碍就是市解困办会议要求的阻挠，致使按组织要求做的公务人员不能走诉讼解决的途径，造成诉讼时效中断，被耽搁了近四年，所以，根据各项法律规定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道里法院2015年5月8日仅仅是开始受理此类案件，并不具有对社会的公示性，也就不能作为重新计算时效期的起始时间。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到2017年9月29日群力家园建设指挥部发布的“不予受理告知书”时结束，诉讼时效期间三年时间应从2017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30日。2.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5月全国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之前，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期内的购房人起诉，一直不予受理立案。为落实最高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规定，一审法院才从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本同类案的起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同类案诉讼时效的中断，致使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购房人提起诉讼以及后期参与诉讼审理的活动，均是其持续主张和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直到法院判决后将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才是有关程序的终结，诉讼时效期间才可重新计算。一审判决后好民居公司上诉，中院予以驳回，驳回送达之日应该是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的时点。按实际情况推算，这一时点最早应该是2016年末。按此时点计算，时效期三年应从2016年末起至2019年止。（而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延后，具体确切日期，法院可以据实予以确认。）购房人的起诉时间是在2018年之内。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的问题。这是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以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主观臆定所谓时效期间，是一种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3.《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必须是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并具有诉讼请求权时才可以起算。就本案说，购房人的进户之日，即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时。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召开会议，就延迟进户事宜提出要求，此时购房的购房人还没有进户，延迟进户的具体天数，及好民居公司应赔付违约金的数额还无法确定，权利人还不能行使诉讼请求权，也就是本案法律上的诉讼时效期还没有发生。因此，在诉讼时效期没有发生时，也就不应有诉讼时效期的中断，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在诉讼时效期没有发生之前（2013年12月1日之前），于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时）诉讼时效就发生了中断。随之又主观臆断，以一审法院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本同类案起诉为时点，重新计算三年时效期至2018年5月8日届满，依此臆断而判决购房人起诉超过时效期间败诉。这一认定，使时效期中断在前，而实际的时效期发生在后，纯属主观臆定，即违背逻辑性质，又违背基本事实，更违背法律规定，从而导致主观臆断的错误判决。另，本案属于群体案件，业主一直没有停止主张权利，都在诉讼中，时间一直延续着，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有的业主拿到钱，有的没有拿到，形成不同的标准，法院应统一处理、平等对待，否则有违公平。好民居公司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王勇应当自实际入住之日开始主张权利，但其并未主张，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情形，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王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好民居公司向王勇支付逾期进户违约金22482.8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勇与好民居公司签订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好民居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路、××、东湖路××单元××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36.98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673140元。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王勇。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1）逾期不超过180日，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王勇按约定向好民居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好民居公司于2013年11月17日，将房屋交付给王勇。一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好民居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的进户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两年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但因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开始受理起诉好民居公司请求给付逾期进户违约金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因好民居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对此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该情况表明许多房屋购买人因未如期进户，始终向本单位、收取其购房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或国家机关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本案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的问题。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根据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参会负责同志向本单位团购职工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市委市政府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宣传房屋性质，三是宣传没有如期进户原因，并做到三个到位，宣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到具体科室”的要求，各单位落实该会议要求的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该工作过程不应计入诉讼时效期间内，应留出一定的宣传工作时间，即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到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因相同诉求起诉好民居公司案件时，距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8年5月8日届满。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一审法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王勇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却未及时起诉，其于2018年12月17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保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王勇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王勇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便享有抗辩权，从而导致权利人无法胜诉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以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持续至法定期间的状态为规制对象，让罹于时效的请求权人承受不利益，起到促其及时行使权利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开始是权利人可以行使权利的时间，该权利的行使以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为前提。“知道”是指权利人了解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所谓“应当知道”则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即使权利人由于主观过错，应当知道而没有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也应当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立法是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就是为了防止权利人的权利滥用、借口不知道权利被侵害而规避诉讼时效。实践中，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买卖具有特殊性，团购的组织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各购房人均为政府公务员。逾期进户的事实发生后，市解困领导小组于2013年9月24日召开市直机关职工解困住房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正确。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陆续受理数千件同类案件，并均已审理完毕，故一审判决认定中断后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的同类案件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王勇与其它案件的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一致，并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已有数千同类情况的业户就相同问题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也不存在起诉障碍，故应视为王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2015年5月8日起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王勇于2018年12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王勇是否与其他购房人形成连带债权的问题。所谓连带债权，是指多数债权人享有同一债权，得各自或者共同请求全部或者部分给付。连带债权本质为二人或者二个以上的主体共同享有同一债权的多数人之债。债务人对一个债权人的全部或者部分给付，对于其他连带债权人发生该部分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王勇作为债权人，主体系一人；王勇与2015年5月8日开始提起诉讼的购房人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关系；好民居公司对某一购房人债权的给付，对其他购房人不发生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各购房人对好民居公司不存在连带债权。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元，由上诉人王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朋卓审判员  宋彦辉审判员  李妮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