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1民终2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大飞，男，1978年8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龙，滁州市南谯区乌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班友军，男，1980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巨万美，安徽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磊，男，198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月，安徽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大飞因为与被上诉人班友军、黄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9）皖1103民初2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大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其与班友军之间通过银行汇款出借32万元，应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班友军从其处周转借款事实存在，其通过银行平台转账借款给班友军的。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班友军申请证人黄磊出庭作证，双人有预谋的找其借款，黄磊引荐班友军找其借款，理应承担担保责任或共同借款责任，因班友军、黄磊未出具借据给其，为此其只能诉讼实际借款人班友军为本案被告。班友军、黄磊系合伙关系，是相互勾结起来坑骗其。从我国自然人日常生活习惯来看，没有几个人可以长期共同使用对方的银行卡号进行大额进出交易，不符合民间生活的常理。班友军收到上诉人的32万元银行转账借款，视为借贷关系成立，涉案的32万元借款班友军再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黄磊的银行账户内，他们之间有往来账，属于班友军、黄磊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其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要求其追加黄磊为本案被告，为查清本案借贷的事实，其追加了本案在一审法院的证人黄磊为被告。一审法院认定了班友军、黄磊借到其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32万元的事实，班友军承认收到该款的事实，但对该笔款项并未使用。一审法院采信了班友军的抗辩理由，属于袒护一方，本案实际借款人为班友军。其与黄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借款是黄磊引荐班友军从其处借款。一审法院以黄磊作证从班友军处使用借款，称借用班友军的银行账户，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其与班友军通过银行转账的借贷关系成立。其在一审法院庭审时明确了班友军为实际借款人，黄磊为本次诉讼借款的引荐人，且班友军在庭审时承认收到其银行转账借款。一审法院未能按照《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和第17条规定审理本案，班友军从其处周转借款32万元事实存在，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黄磊从班友军处借款和资金周转，属于班友军、黄磊之间的债务关系，与其无关联性，黄磊抗辩与其是合伙做生意关系，却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应的书面合伙关系证据证明，仅凭部分银行往来流水陈述，只能证明黄磊从其处有其他款项的借款事实，该银行流水不能达到合伙关系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没有对其与黄磊全部的银行流水进行对账，黄磊借到其和其表弟沈先志的借款很多，一审法院未能通过对账的方式来解决本次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条款。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部分作出了错误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给予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支持其上诉请求。班友军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1、一审并没有查明和确认班友军与黄磊间存在长期使用银行卡号的行为，2018年6月5日班友军在收到赵大飞案涉32万元转款后，即当日将款项转给黄磊，黄磊已确认收到该笔款项，赵大飞主张与班友军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已查明赵大飞与班友军并不认识，赵大飞仅凭银行转账记录在并无任何书面借条以及微信等书面催要借款的证据相佐证，显然完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能由此认定双方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问题17条有明确的规定，一方仅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另一方提供证据证明涉及其他的债权，相关的举证责任应该由出借方进一步证明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班友军和黄磊之间的32万元的转账记录，以及黄磊的陈述可以证明案涉的32万元并不是赵大飞和班友军之间的民间借贷款项，对此赵大飞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综上，黄磊与赵大飞间是何种法律关系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赵大飞没有证据证明与班友军间存在借贷关系，该上诉请求应该依法驳回。黄磊辩称：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当驳回赵大飞的上诉请求，理由：1、同意班友军代理人的答辩意见；2、赵大飞与班友军之间并没有民间借贷关系，其与赵大飞之间长期有资金往来合伙做生意，案涉款项只是借用班友军的账户进行过账，案涉的款项在当天就已经转出，可见案涉的款项并不是班友军实际借款并使用；3、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首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才是借款的实际交付，在本案中赵大飞只能证明款项交付班友军，却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实双方是借款的意向，因此不能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赵大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班友军立即向赵大飞返还不当得利款32万元及占用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5日，经赵大飞与黄磊沟通，赵大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班友军名下银行账户汇入32万元，班友军在收款后随即转入黄磊名下银行账户。班友军或黄磊自始未出具任何条据给赵大飞收持。同期，赵大飞与黄磊之间资金来往频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举证加以证明。2018年6月5日，赵大飞、班友军、黄磊之间存在一笔金额32万元的资金流转交易记录，由各自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在卷相互佐证，故予以确认。赵大飞主张其与班友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班友军抗辩称系黄磊借用其银行账户使用，彼此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院认为，黄磊占用诉争款项事实存在，其亦认可与班友军之间的银行账户借用关系；赵大飞对诉争款项的性质供述前后矛盾，亦未能就其与班友军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班友军的抗辩意见该院予以采信，对赵大飞的诉请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大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诉讼保全费2120元，均由赵大飞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举证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银行转账凭证系款项交付凭证，因款项交付的原因可以基于买卖、合伙、借贷等多种民事法律关系，故款项交付凭证不能作为判断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唯一证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除款项交付外，还应当有双方达成借款合议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赵大飞主张其与班友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要证据为32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班友军抗辩称系黄磊借用其银行账户使用，该款转至其账户后即又转入到黄磊本人银行账户，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按赵大飞所述其曾为银行员工，按理其对借款行为应当会比一般人员更加慎重，本案中赵大飞与班友军并不熟悉，本案所涉款项数额较大，赵大飞未要求班友军出具借条，有悖常理。况且，即便如赵大飞所述本案借款系黄磊介绍，因对黄磊的信任没有要求班友军出具借条，但基于职业原因其也应当会在银行转账单据的汇款用途等栏目中注明“借款”等内容以便反映该款项的性质，但其未能提供该方面的证据材料，与其职业身份不相符。赵大飞在民事诉状中对本案款项的性质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并一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赵大飞与黄磊、班友军之间关系以及本案款项的流转过程，本院认为赵大飞仅依据银行转账凭证而主张其与班友军之间存在32万元的借贷关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故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该32万元款项，赵大飞若认为其与黄磊、班友军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主张权益。综上，赵大飞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赵大飞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海燕审判员  刘先勇审判员  张明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莉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