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民终64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吉梅，女，汉族，1964年12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系死者郭某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香增，邓州市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红刚，男，汉族，1987年4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系死者郭某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香增，邓州市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红强，男，汉族，1991年4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系死者郭某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香增，邓州市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阮英，女，汉族，1963年12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系死者苏某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俊锋，河南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浏，男，汉族，1989年10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系死者苏某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俊锋，河南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月，女，汉族，1995年12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系死者苏某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俊锋，河南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阳市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东，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因与被上诉人阮英、苏浏、苏月，原审被告南阳市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1381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从整个购苹果过程看，货主事先并没有现成的货物，进购苹果的地点、数量、质量、运费等都不确定，需要根据跑市场情况而定，这也是货主跟车的原因，只有货主选购完苹果后，才能装车拉回，整个过程受车主支配，双方之间应为雇佣关系。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超载，而超载的原因也是货主苏某支配授意所致。一审认定双方之间是运输合同纠纷错误。2.一审判决处理错误。本案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货主应对支配授意超载所造成的事故损失承担主要责任。阮英、苏浏、苏月辩称，涉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郭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马晓荣负次要责任，苏某无责任。超载不是因苏某的支配授意所致，上诉人对此无事实依据。中顺公司未到庭未答辩。阮英、苏浏、苏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28759.1元。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驳回阮英、苏浏、苏月诉请并判令阮英、苏浏、苏月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507136.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9日，死者苏某找到死者郭某一起去陕西省进购水果，双方约定来回一趟运输费为2400元。2018年1月31日1时27分许，苏某和郭某返程至沪陕高速商界段1290KM+600M处时，郭某驾驶的豫Ｒ×××**号重型仓栅式货车与马晓荣驾驶的宁Ｅ×××**/闽H53**重型半挂车尾部相撞，致使豫豫Ｒ×××**驾驶人郭某、乘车人苏某当场死亡，车辆、货物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商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警大队作出的商公交高认字[2018]第00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郭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马晓荣负次要责任，苏某无责任。另查明，在阮英、苏浏、苏月诉罗成林、马晓荣、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支公司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1023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及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10民终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责任方赔偿阮英、苏浏、苏月各项损失共计238753.9元。再查明，死者郭某与陈吉梅共有位于邓州市××办事处××中段东侧房产一处（两层砖混，148.7平方米），房权证号：邓字第**；因郭某所驾驶的豫豫Ｒ×××**重型仓栅式货车在该次事故中受损，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2018）陕1023民初8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为：“一、原告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南阳市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车辆维修费、停运损失和拖车费共计124902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支公司在宁宁Ｅ×××**牵引车交强险财产损失责任限额内赔付2000元；其余122902元，由被告罗成林赔偿30%即36870.60元，其余损失由原告方自行承担；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双方争执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阮英、苏浏、苏月要求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因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赔偿责任，中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法应予以支持，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反诉要求对方承担雇佣关系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中顺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挂靠方，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理由如下：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纠纷而非雇佣关系纠纷。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运输费用合同，它的标的物是货物或旅客。而以提供通过劳动产生的工作为由的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它劳务的活动。雇佣以供给劳务本身为目的，偏重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行为。在雇佣活动中雇员提供的是运送行为，承运人完成运送行为必须借助运输工具，否则运输行为就不能实现。本案中死者苏某选定死者郭某为其提供服务，最基本的条件是郭某具有运输工具，可以实施运送行为，苏某所需求的即是郭某运输行为，而非劳务，可见运输关系与雇佣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获得的是运费，本案中，当事人双方根据货物运送的远近来确定每趟的费用，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后，结清运费。而本案中，郭某所从事的运输工作在运输过程中需自行加油、支过路费、车辆维修等。故由此可以确认苏某所支付的应为运费，这也说明本案属于运输合同关系。在雇佣活动中，雇主与雇员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地位不平等的色彩较为强烈，但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无权对承运人的运送行为进行监督，托运人追求的结果是货物能够按期安全送达，承运人只需按时送达、按地点送达、以及安全运送至目的地即完成合同义务。具体到本案中，苏某与车主郭某按照日常运送水果的交易习惯，苏某乘坐郭某的货车，到苏某指定的地点，将苏某选定的水果按时、按地点、按量运送至邓州市水果市场（当然也包括将乘坐人苏某安全送达），即完成相应的法律义务。至于郭某如何驾驶车辆运输及运输路线的选择系郭某自行选择。苏某与郭某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并没有形成隶属关系。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辩称，造成事故的原因系苏某的货物超载所致，故要求阮英、苏浏、苏月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该辩解理由无事实依据。根据商洛市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警大队认定：郭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马晓荣负次要责任，苏某无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车辆的安全运输系车主兼司机郭某的职责，车辆超载系郭某未尽到职责，事故认定书已明确了事故责任的划分。故要求苏某亦应承担一定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中顺公司与实际车主郭某签订了《挂靠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中顺公司不同意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根据已生效的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10民终51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阮英、苏浏、苏月因苏某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共计667513元，承担次要责任的罗成林及其担保交强险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支公司合计应承担的损失为238753.9元。因苏某与郭某间已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故阮英、苏浏、苏月因苏某在运输过程中死亡，要求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为此造成的剩余损失应为428759.1元（667513元-238753.9元），中顺公司对上述款项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所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运输合同纠纷，阮英、苏浏、苏月要求对方因运输合同违约承担赔偿责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的反诉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三原告（反诉被告）阮英、苏浏、苏月因苏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428759.1元；二、被告南阳市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吉梅、郭红强、郭红刚的反诉请求；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阮英、苏浏、苏月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31元，反诉费8800元，共计1653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承担。二审中，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提交证人证言两份，拟证明车主受货主支配，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阮英、苏浏、苏月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且证人未到庭，不应采信。合议庭评议后认为，该两份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且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补充认定事实如下：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10民终478号民事判决认定：郭某因死亡而产生的损失数额为656578.50元。该生效判决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支公司赔偿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损失55000元，罗成林赔偿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损失180473.55元。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因郭某死亡未获得赔偿部分的数额为（656578.50元-55000元-180473.55元）=421104.95元。死者郭某车辆受损数额未获得赔偿部分为（124902元-2000元-36870.60元）=86031.4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死者郭某与苏某生前约定，由郭某驾驶自有车辆为苏某到陕西运输水果，并约定了运费，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主张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与油费、过路费等均由郭某支付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某驾驶超载车辆临近收费站时未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将发生追尾时未及时驶入其他车道进行避让，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可见，就郭某方而言，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超载运输货物，另一个是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虽然该事故认定书认定苏某无责任，但该认定仅系针对事故双方车辆作出，并不涉及造成事故原因的前因分析和内部责任承担。本案中，郭某与苏某在形成口头运输合同约定时，未明确具体接货地点和运送货物具体数量，而是由苏某作为货主跟车视情况而作出处理。驾驶车辆装运货物不能超载是众所周知的法律规定和基本常识，无论是作为承运方的郭某还是作为托运方的苏某均应知悉超载系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双方也均有义务避免或拒绝相关违法行为的发生，但郭某未对超载装运行为予以断然拒绝，苏某对超载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且在双方已约定运费的情况下，超载明显是为了货主方的利益而为，故该二人均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判决仅依据事故认定书，而未考虑双方对超载结果所存在的过错不当，应予以纠正。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事故发生的成因，郭某的责任应远大于苏某的责任，本院酌定由郭某对双方未获得赔偿部分的损失承担80%的过错后果，苏某承担20%的责任。本案事故造成苏某方的未获赔偿损失数额为428759.1元，造成郭某方的相关损失数额为（死亡损失部分421104.95元+车辆损失部分86031.4元）=507136.35元。综上，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仍应在继承郭某遗产范围内承担阮英、苏浏、苏月的损失数额为：（428759.1元×80%）-（507136.35元×20%）=241580.01元。综上所述，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1381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变更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1381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阮英、苏浏、苏月因苏建永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41580.01元；三、南阳市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阮英、苏浏、苏月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31元，反诉费8800元，共计16531元，由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承担13225元，阮英、苏浏、苏月负担33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31元，由陈吉梅、郭红刚、郭红强承担4923元，阮英、苏浏、苏月负担28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晓普审判员  刘建华审判员  王 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周平书记员杨涵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