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照，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2，女，195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3，男，195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4，女，196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5，女，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6，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巧，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某7，男，198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原审第三人：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法定代表人：张某，该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因与被上诉人郑某6，原审第三人郑某7、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燕村委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某1上诉称：1、诉争房屋的门牌号码，郑某1是根据老人户口本上的登记地址而来的，因时间久远门牌号码经常发生变更。同时，公安部门户籍登记也可能与房屋部门的登记号码不一致，但不影响只有一处房屋的事实，通过一审的庭审调查可知，两老人老宅及宅基地是客观存在的，属于家庭共同财产，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是可以继承的，但一审法院又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郑某1，认定事实不清。2、诉争房屋老宅是在1979年由两老人所建，四间红砖瓦房，建筑面积120多个平方，再加上菜地、猪圈等共有300平方米左右，这些均属于两老人的私人财产，他人无权处置，不能因郑某6私下更名的不当行为使物权发生变动，也不能因名字的变更而使房屋的宅基地及权属发生变化。即使l991年有建房手续，且登记在郑某6名下，他也仅是作为一个代表进行登记。3、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郑雨珍与村委会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可以显示，郑雨珍名下至少有284平方米的房屋，那么由此产生的拆迁利益既包括现金补偿款，也包括还建房，这些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分配。但一审法院没有对此份拆迁协议加以审查，认定事实不清。4、在一审的庭审调查过程中，其他兄弟姐妹都一致认为郑某6未尽赡养义务，且存在虐待、遗弃被继承人的事实。另外，两老人的遗嘱清楚写明“平时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生病住院等都是郑某1一手照顾料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的规定，郑某6无权继承遗产，郑某1应当予以多分。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郑某1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案件诉讼费由郑某6承担。上诉人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上诉称：（一）发现新证据，足以接翻原判决。郑某3和郑某1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张拍摄于1985年左右的全家合影照，背景就是砖混结构的老房子，足以证明二被继承人是有旧宅和宅基地的。（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1991年11月9日的《汉阳县土地登记审批表》不能证明l979年至l991年l0月之间的事实；非法变更不能证明是合法行为；非法拆除旧宅是要赔偿的。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驶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注：郑雨珍的宅基地被非法变更了，郑雨珍失去了宅基地，现郑雨珍《项目征她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中的宅基地可以是对郑雨珍的重新分配，只有用郑雨珍的名义才是合法的）”。2、有证据能够证明郑某6未尽到扶养、赡养义务并且有虐待和遗弃老人的言行。（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郑某6一并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郑某7陈述，同意郑某6的答辩意见。银燕村委会提交书面意见陈述，郑雨珍名下平房的宅基地于1991年更名为郑某6，并由郑某6改建二层砖混结构楼房。该民事纠纷由法院依法裁判。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互相认可对方的上诉意见。郑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方兴社区******的房屋）由郑某1继承；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诉讼中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对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继承进行分配。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郑远松与郑雨珍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六名子女，按出生先后顺序分别为郑某2、郑某3、郑某6、郑某4、郑某1、郑某5；郑远松于1928年6月10日出生，2016年7月3日去世；郑雨珍于1931年6月3日出生，2017年4月25日去世。1991年11月9日，经原汉阳县（现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对位于原汉阳县大集镇银燕村六组16号的土地进行登记，《汉阳县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户主姓名为郑某6，土地证号为汉集建（91）字第192**，用地总面积为123.49平方米，该审批表中的《宅基地地籍界址调查表》载明土地使用者为郑某6，住宅宗地图中标识的房屋四至为J1J2拐点紧邻郑主一房屋，J2J3拐点紧邻菜园，J4拐点距李开民J2拐点4.8米，J4J1拐点紧邻禾场。1993年，郑某6家将该地址的原房屋拆除后重建了房屋（房屋地址为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18号，即为郑某6户籍所在地），后经其扩建，至2012年该房屋签订拆迁还建协议时总面积约347.725平方米，该房屋现因征地已被拆除。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汉阳县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的“郑某6住宅宗地图”所标识地块即为郑远松与郑雨珍生前户籍所在地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即原汉阳县大集镇银燕村**）16号，该地址后变更为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18号。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范围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等。本案中，郑某1主张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16号（现为18号）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为郑远松与郑雨珍的遗产，应当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及该宅基地上的房屋系郑远松与郑雨珍所有，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宅基地自1991年就登记在郑某6名下，该宅基地上的原房屋已被拆除，并由郑某6家于1993年在原址重建，郑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案涉宅基地及其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不能认定为郑远松与郑雨珍的遗产，故郑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郑某1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郑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郑某1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1991年11月9日《汉阳县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户主姓名为郑某6，该审批表中《宅基地地籍界址调查表》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郑某6的事实，并结合从1988年开始郑远松与郑雨珍的经常居住地并不在大集镇银燕村；银燕村委会陈述宅基地于1991年更名为郑某6，并由郑某6改建二层砖混结构楼房；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对房屋重建并未出资，以及2012年大集镇银燕村与郑某6个人签订诉争房屋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等一系列事实，能够认定涉案房屋以及土地使用权并非郑远松与郑雨珍生前财产，亦非郑远松与郑雨珍去世后的遗产。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认为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六组包子岭杨湾16号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系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郑某1负担100元，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欣审判员 李 文审判员 陈继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邬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