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0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200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淄川二中学生，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2（系张某1之父），男，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青珂，男，195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淄川蔬菜公司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增，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汉江，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淄川区医院，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淄城路**。组织机构代码：49318509-X。 法定代表人：于永庆，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木琴，女，197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淄博市淄川区医院医疗服务监管科科长，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庆，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2、张某1、赵青珂、淄博市淄川区医院（以下简称淄川区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2民初3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2及其作为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上诉人赵青珂及上诉人张某2、张某1、赵青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增、董汉江，上诉人淄川区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木琴、孙大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2、张某1、赵青珂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185551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伪造病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王业记副主任在实际到达病房之前下达的医嘱均为伪造，因未到场的医生无法下达医嘱。整个抢救过程应当是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的，因为王业记副主任到达现场的时间是2018年3月8日午夜2点27分，所以在此之前不可能下达医嘱。医生在下达医嘱前要了解患者病情的详细情况，还要掌握抢救的详细过程，在此基础上下达医嘱。病历记载却显示：抢救过程中的医嘱不管是长期医嘱还是临时医嘱，都是由被上诉人副主任王业记下达的，但是王业记主任在未到达病房之前下过2次长期医嘱、下过18次临时医嘱。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辩称医生到场之前下达的医嘱是“口头医嘱”，但这种辩解不合常理，也缺乏证据支持。在下达医嘱医生不在场的情况下，如果被上诉人认为王业记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或者短信等方式下达了医嘱，被上诉人应当进行详细说明并提供证据。监控录像显示，王业记副主任到达病房的时间是2018年3月8日午夜2点27分，王梅主任到达病房的时间是2018年3月8日午夜2点30分，但是病历记载却显示：科主任是午夜1点50分到达的现场。若抢救过程中医嘱真是王业记副主任所下达，这就意味着，当天值班的医生没有下达过任何抢救的医嘱。口头医嘱根本不成立。上诉人提供的视频中王业记主任明确表述大约3点去病房。被上诉人病历中病危通知书记载王业记签名时间为1：52、抢救记录中记载“科主任于1：50分到达病房，并下达病危通知书”。按照前述王业记副主任的所谓的“医嘱”来执行不真实。医嘱是不真实的，护士或者其他医生的抢救措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按照病历记载，在整个抢救过程中执行的护士几乎只有护士马莹一个人。在长期医嘱单上，抢救过程中的医生医嘱的执行也均由马莹一个人来完成，只是在停止时是由护士刘雯雯来执行的。若被上诉人认为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参与了抢救，显然病历的记载也是不真实的。孕妇肺栓塞发作后，及时给孕妇吸氧至关重要，被上诉人是在午夜2点21分才给孕妇吸氧，病历记载不属实。监控显示：在午夜2点21分，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才将氧气瓶推入病房，在此之前虽然医务人员通过心肺复苏机来抢救患者，但并没有给孕妇吸氧。如果此时在病房里能直接吸氧，就不会用氧气瓶。但病历的病程记录、长期医嘱中记载“自1：35分至9：10持续吸氧”吸氧开始的时间为1：35与事实不符。证人张某3、证人孙某均证明在他们到达病房时，被上诉人并没有给患者通过鼻腔吸氧。上诉人张某2、上诉人的其他早去的亲朋也都目睹了相关过程，在氧气瓶进入前，并没有给患者吸氧。病情发作的时间以及在抢救时机上(即抢救的及时性上)，病历也没有如实的记载。患者发病的时间与抢救的过程，病历中并没有如实记载。既没有医生下医嘱，也没有医生采取吸氧等及时的抢救措施，整个过程陷入混乱状态之中。但是病历记载上却并非如此，但是病历的病程记录中“患者于2018年-3-8，1：35分便后出现胸闷、喘憋”。二、上诉人的鉴定申请被三家机构鉴定机构退回，退回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在于被上诉人伪造病历。对于抢救过程中的事后真实补记，上诉人并不否认其效力，补记过程中不如实书写病历，如前述，这不仅是伪造病历的行为，而且是侵犯患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医生利用其专业知识从开始补写的过程中就进行了伪造。上诉人的鉴定申请被三家鉴定机构退回，因为病历被伪造，双方存在争议，若鉴材出现争议，鉴定机构显然不能评判，鉴材的评判应当属于一审的法院，因为这属于事实的判定问题，争议的病历应当由一审法院根据相应证据及法律的规定进行评判是否被伪造。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了事故责任的大小的评判，显然是不正确的。上诉人并没有拒绝鉴定，三家鉴定机构是争议双方在一审期间在一审法院主持下，通过抽签选择的，并不是哪一方主动要求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行为的，应推定其存在过错，本案中被上诉方因伪造病历应全部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方也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九条之规定。三、一审法院应当查清事实，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责任的大小进行判定。一审法院对于病历的论述应当是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的，但本案一审法院却未查清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于抢救过程进行了还原，充分证明了病历中没有的内容却事后伪造补写或者本来没有检查却伪造检查报告的行为，这正是伪造病历的行为。一审法院笼统认为被上诉人的医务人员积极参加了抢救但未查清基本的抢救事实。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推定过错全部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而且未支持医疗费、被扶养人（赵青珂）生活费等是错误的。因为本案牵涉到“三条生命”，尽管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即将出生的两个胎儿尚不是独立的自然人个体，但是毕竟是再过八、九个小时就要出生了，因为按照医生的安排定于2018年3月8日上午进行剖腹产，由于被上诉人的错误，在3月8日当天不但孕妇死亡，而且双胞胎儿也胎死腹中，给死者的家人造成重大精神痛苦。精神损害赔偿不但具有补偿性，而且还具有抚慰性，甚至其抚慰性重于补偿性。通过物质制裁医疗机构还受害人及其亲属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创伤的身心，对人身权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一种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得到应有的赔偿。本案中患者怀有的双胞胎且距离出生仅仅不足几小时，从某种角度上看死者的亲属同时失去三条生命，对亲属精神损害巨大，结合被上诉人的过错。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一审中提供支付医疗费4000元转账单据，虽未开具相应的发票，但不能否认上诉方支付医疗费的事实及实际的损失。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性质来看，受害人对依法应抚养的人承担抚养义务系法定义务，更是被扶养人依法应享有的权利，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受害人的被扶养人因参加了养老保险被视为“有生活来源”而不列入被扶养人范围，从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那么就意味着，侵权人不但没有因侵权行为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让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社会保险机构为其侵权行为和侵权后果承担部分责任，这无疑是对侵权人的放纵，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背离。本案中应当支持被扶养人(赵青珂)生活费。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淄川区医院对张某2、张某1、赵青珂的上诉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请求法院驳回。答辩理由同上诉理由。 淄川区医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该案属于高度专业医学案件，需要进行专业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一审中没有任何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应当继续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选择国家级鉴定机构、或选择当地医学会进行鉴定，但是在上诉人已经提交医学会鉴定申请的情况下，一审停止了鉴定程序直接判决，程序违法，造成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清，在此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定是错误的。二、一审确定上诉人承担50%赔偿责任毫无依据，并且严重错误。1、在确定医疗机构责任时没有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进行审查和分析，认定的责任比例毫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因此确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具有法定的参考因素，但是一审根本没有根据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和分析，判决结果明显依据不足。2、以病历书写存在瑕疵就判决医疗机构承担50%的责任明显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相驳，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患者应当就医疗机构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疗材料、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等情形下，才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因伪造、篡改、涂改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改变病历资料内容、遗失、销毁、抢夺病历等情形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在因果关系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无法认定的，由改变、遗失、销毁、抢夺病历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制作方对病历资料的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仅存在错别字、未按病历书写规范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的认定。反观本案，一审认定上诉人并没有伪造病历，仅存在病历书写瑕疵，根据以上规定，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此时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医疗行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此时应当是驳回其起诉，但是本案却认定上诉人承担50%责任明显和以上法律规定相悖。3、一审判决认定“其在病历记录时存在的此类瑕疵，导致因双方对病历存在争议导致鉴定申请未受理”毫无事实依据。法院委托的三次鉴定，后两次鉴定回函比较明确记载是因超出了鉴定机构自身鉴定能力原因才不受理，显然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病历书写瑕疵不受理的；第一次委托的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之所以不受理是因为被上诉人申请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提出的申请事项完全混淆了法医临床鉴定程序和法庭审查证据程序的概念，另外被上诉人当时不认可病历，其不认可病历情况下是任何鉴定机构不受理的，因此，从三个鉴定机构的退函中看不出上诉人的责任，相反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其不认可病历才造成无法鉴定；一审判决既然认为病历真实的情况下，就不应当受被上诉人的干扰，应当修正被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继续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或继续委托医学会鉴定，但是断不能将不能鉴定的过错强加在上诉人方。上诉人为了配合法院查明事实，在被上诉人明确不继续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主动提出申请，要求继续审查和鉴定本案的核心专业问题，并且还提交医学会鉴定的申请，可以说尽到了最大限度的举证义务，上诉人一直尽力配合法院审理案件，但是这种情况下还认定上诉人为过错方明显缺乏依据。4、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明显违背医学规范，该判决如果生效，医务人员将无比寒心，一线医务工作者将处于极度迷茫之中，紧急抢救患者却要承担近60万元的赔偿，太寒心了。本案患者是死于其自身意外羊水栓塞，羊水栓塞一般发生在产程过程中但是该患者尚未进入产程，此时发生羊水栓塞实属罕见，上诉人根本无法预测，并且羊水栓塞众所周知九死一生，根据一审提交的医学教材记载，死亡率极高，有的几秒钟内死亡，根本没有抢救机会，本案发生羊水栓塞考虑是因患者便时自身突然用力的意外所致，与医疗行为并不存有相关性，因此羊水栓塞的发生与我方无关；抢救过程中，上诉人相关人员全面出动，有的下班回家了接到通知后立即放弃休息立即赶往医院参与抢救，每一个医务人员没有存在任何怠慢，抢救步骤完全正确，用药正确，但是，鉴于羊水栓塞发病凶险，抢救难度大，上诉人作为一家县级医院，根本无力回天，就是北京的大医院对羊水栓塞的抢救同样存在难度，这是世界难题，如果将这种病人的抢救风险强加到一家基层医院，真是强人所难，违背医学规律。《侵权责任法》该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因此，鉴于本案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并且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抢救成功，这两方因素都在的情况下，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上诉人即使在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瑕疵，也应当免责，何况在本案中上诉人抢救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在抢救结束病人死亡后补写病历中存在瑕疵，这种情况下病人已经死亡，损害后果已经发生，此时更应当免责。三、一审中被上诉人旁听家属多人多次庭审现场辱骂、威胁上诉人代理人，以道德来绑架法律，上诉人有权在该案判决结束后另案维护我方权利。综上，请求二审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某2、张某1、赵青珂对淄川区医院的上诉辩称，一、一审的庭审过程中，双方多次选择相应的鉴定机构，在原审法院主持下选择的这些鉴定机构都退回。退回的具体的原因、理由不一。答辩人也希望本案在第三方有一个客观的鉴定，但是相应的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这不是答辩人的责任。之所以退回的原因就是因为被答辩人病历并没有如实书写，或者是说对病历进行了伪造，所以不能鉴定的责任在被答辩人，而不在于答辩人。二、院方应当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而不仅仅是50%，答辩人上诉理由中已经充分地说明白了这一点。因为对方不是书写病历的瑕疵问题，而是病历被伪造了，尤其是一些关键的环节都进行了伪造。比如说书写医嘱的王业记副主任，直到过了1、2个小时以后才赶到了病房，在此之前的医嘱这都是虚假的。其他的任何医生都没有下达过任何的一次医嘱，这是和常理不相符。当然并不是说病历里边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视频中医护人员没有进行过抢救，他们进行过抢救，但是病历书写不是瑕疵的问题，也不是不规范的问题，而是不如实书写，是伪造的问题。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医院的病历的书写规范，院方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另外答辩人在庭审中都遵守了相应的秩序，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扰乱现场秩序的问题。因为在庭审结束以后，患方的家人说了有些可能不妥当的话，但整体上来讲不存在攻击对方。一审时多次开庭，答辩人并没有过激的举动，也没有对对方人员进行殴打。请求驳回被答辩人上诉，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张某2、张某1、赵青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合计10000元。审理过程中，其将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185551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某2系赵鹏丈夫，原告张某1系赵鹏女儿，原告赵青珂系赵鹏父亲。赵鹏母亲王伟已于2011年7月3日去世。2018年3月5日16时47分，赵鹏因“停经36+4周，发现双下肢水肿20天”入被告淄川区医院，入院诊断为：“1.36+4周妊娠G5P1；2.妊娠期高血压疾病；3.双胎；4.脐带绕颈1周（F1）；5.妊娠合并轻度贫血”。2018年3月8日9时10分，赵鹏被宣布死亡，根据病历记载，死亡原因为：“1.急性肺栓塞？；2.呼吸心跳骤停”。死亡诊断为：“1.急性肺栓塞？；2.37周妊娠；3.妊娠期高血压疾病；4.双胎；5.妊娠合并轻度贫血”。经淄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济宁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赵鹏及两名胎儿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并于2018年4月23日分别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赵鹏符合羊水栓塞伴DIC形成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两名胎儿符合其在母亲死亡后因呼吸窘迫发生羊水吸入窒息死亡。2018年3月8日16时51分，医患双方及医证科见证人共同对赵鹏的病历、监控录像的U盘一个进行了封存，根据三方签字的医疗纠纷现场封存材料笔录显示：病历系运行、未出科、未完善病历，监控录像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差19分钟。三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申请对淄川区医院对赵鹏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有过错，该过错与赵鹏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18日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以“本案原告方对被告医院病历资料存在很大争议，认为存在造假、与事实不符等诸多问题，对于病历真实性问题法医学鉴定无法评价。另外，视频资料的审查不属于法医学鉴定范畴，而医院诊疗及医患沟通的具体客观事实情况法医学鉴定亦无法明确。因此，我中心无法完成贵院委托鉴定要求”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2月18日，淄川区医院申请对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有过错，该过错与产妇死亡和胎死宫内的后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是多少进行司法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8日出具不受理函，以“委托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26日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以“本案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鉴定能力，无法受理该项委托”为由，不予受理。上述事实，有结婚证、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孕产妇保健档案手册、检验报告单、超声检查报告、胎儿监护图、尸体解剖知情同意书、济宁医学院鉴定意见书、医疗纠纷现场封存材料笔录、监控录像、收到条、银行转账记录、银行回单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淄川区医院为赵鹏实施了诊疗行为、赵鹏死亡以及赵鹏的死亡原因系羊水栓塞伴DIC形成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的事实没有争议，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提出了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但因双方对赵鹏的住院病历存在争议，致使多个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鉴定申请。原告主张淄川区医院伪造病历，伪造病历是指病历中没有的内容却事后伪造补写或本来没有检查却伪造检查报告的行为。本案中，结合封存病历和封存监控录像以及原告2018年3月9日17:30分左右录制的视频资料，虽然存在科主任王业记到达病房的时间与病历记载时间有误差等情形，但并不能就此推断病历中记载的诊疗措施未予实施这一结论，且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淄川区医院的医务人员积极参加了抢救，根据当时紧急抢救病人的危急情形，事后补写病历并不违反相关规定，虽存在时间记录误差等瑕疵，但并不构成伪造病历。因此，原告主张因淄川区医院伪造病历导致鉴定机构不予受理鉴定申请，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淄川区医院作为诊疗机构及病历的制作方，应做到病历记录的规范化、严谨化，其在病历记录时存在的此类瑕疵，导致因双方对病历存在争议致使鉴定申请未予受理，应承担一定不利法律后果。综合患者的死亡原因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等，认定淄川区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关于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未提交结算票据证实医疗费的实际支出情况，对此不予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赵鹏实际住院3天，每天按照30元计算，计款90元；3.护理费，赵鹏实际住院3天，护理人员2人，原告主张护理费参照护工标准每天100元计算，予以支持，计款600元；4.交通费，公平合理地认定为150元；5.死亡赔偿金，赵鹏系城镇居民，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计算，予以支持，计款790980元（39549元×20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赵鹏女儿张某1系城镇居民，出生于2008年3月30日，扶养年限为8年，由2人扶养。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计算，计款99192元。赵青珂系退休职工，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3号通知，死亡赔偿金总计890172元；6.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山东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计款34652元，予以支持。以上损失共计925664元，由淄川区医院承担50%，计款462832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对于淄川区医院已支付三原告的100000元，三原告主张系赠送，但未举证予以证实，且其在收到条中已写明：“我们承诺，待赵鹏医疗事故纠纷通过诉讼或者调解处理完毕后，从赔偿款中扣除该资金。”，故淄川区医院已支付三原告的100000元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淄川区医院主张因尸检支出的鉴定费用33000元应予扣除，因该项目并未包含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内，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淄博市淄川区医院赔偿张某2、张某1、赵青珂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62832元；二、淄博市淄川区医院赔偿张某2、张某1、赵青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562832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0元，余款46283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张某2、张某1、赵青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21元，由张某2、张某1、赵青珂负担10760元，淄博市淄川区医院负担10761元。 本院二审期间，淄川区医院提交视频资料一份，拟证实其工作人员推入病房的氧气瓶不是给病人用，系给萨勃心肺复苏器的机器使用，视频资料系萨勃心肺复苏器厂家提供。张某2、张某1、赵青珂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医院所写的医嘱，并没有用心肺复苏机，无论是临时的医嘱还是长期的医嘱中均没有用被上诉人所说的这个机器。经本院审查，淄川区医院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推入氧气瓶系用于心肺复苏机系氧气瓶的唯一用途，即无法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原审卷宗赵鹏病历2018年3月5日入院知情同意书中载明：“入院初步诊断36+4周妊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目前患者的不利因素血压高，尿蛋白（++）……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及有关注意事项……住院期间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HELLP综合症，肝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适时终止妊娠，有羊水栓塞、DIC、子宫乏力性出血……已向孕妇及家属讲明……”。“患者本人签名并按手印”处签有赵鹏姓名及捺印。淄川区医院住院病历中对2018年3月6日9:30查房记录载明“……王业记副主任医师查房，向孕妇及家属说明当前病情，建议行剖宫产终止妊娠，产妇及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择期手术，不同意今日手术，并要求继续保守治疗，注意病情变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淄川区医院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如需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应当如何确定。张某2、张某1、赵青珂主张淄川区医院就案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应当依法提供证据证实淄川区医院在对赵鹏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案涉损害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对于医疗机构过错及责任程度须由专业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予以确定。但本案中，原审法院数次委托均被鉴定机构退回，主要原因系双方当事人对于赵鹏的病历存在争议。原审已查证，赵鹏病历中存在科主任到达病房时间与病历记载时间不一致，时间记录存在误差的情况。根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三条第（八）项规定，抢救记录是指患者病情危重，采取抢救措施时作的记录。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内容包括病情变化情况、抢救时间及措施、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姓名及专业技术职称等。记录抢救时间应当具体到分钟。该规范第二十九条规定，一般情况下，医师不得下达口头医嘱。因抢救急危患者需要下达口头医嘱时，护士应当复诵一遍。抢救结束后，医师应当即刻据实补记医嘱。由此，淄川区医院在病历制作上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规定，其制作的病历属瑕疵病历，因病历存在的瑕疵导致其他三上诉人对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不同意以封存的病历材料作为鉴定依据，鉴定机构决定终止鉴定，退回该案。因无法对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作出鉴定意见，故原审法院依据上述情况推定医疗机构存在一定过错，并判决淄川区医院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关于淄川区医院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比例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鉴定机构就赵鹏死亡原因作出的鉴定结论并无异议。因此，本案在确定淄川区医院的责任比例时应当考虑“羊水栓塞”发病前难以预测、起病急、病情凶险、死亡率高的实际特点及医疗行业作为高风险、实验性行业尚无法完全防止、控制该病症并发症及相关症状的客观情况。综合上述因素，原审判决认定淄川区医院在本案中的责任比例符合本案实际。 关于赵青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赵青珂系单位退休职工，其能够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领取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受偿范围。原审对此未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医疗费应否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张某2、张某1、赵青珂未提交医疗费用的结算票据证实其医疗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原审在此情形下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事宜进行了规范，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量化规定，原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符合本案实际及当地经济水平。综上所述，张某2、张某1、赵青珂、淄川区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28元，由上诉人张某2、张某1、赵青珂负担4714元，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医院负担47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民 审判员  李灵福 审判员  侯 康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