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5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5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196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权，北京大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女，194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蔚，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女，197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董某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4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王某3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董某分别给付王某1、王某2、王某3北京市昌平区X镇X村X号楼X门X1室（以下简称X1室房屋）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的房屋出租收益13823.06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遗产范围有误，遗产是X1室房屋及该房屋租金收益；2、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王某2、王某3的继承份额比例有误，其三人应每人继承遗产的十八分之一份额。王某4、董某辩称，不同意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上诉请求，X1室房屋不属于遗产。王某4、董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X1室房屋及该房屋产生的租金收益不属于被继承人王某5、姚某的遗产，该房屋应属于董某所有，并实际由董某居住使用。王某1、王某2、王某3辩称，不同意王某4、董某的上诉请求，X1室房屋因无产权证故未在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此前诉讼中已明确该房屋产权属于王某5所有。王某1、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某4、董某按照继承比例分别给付王某1、王某2、王某3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出租X1室房屋租金收益41308.33元（以上共计123924.99元）。王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应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诉讼请求。王某5夫妇无遗产，即使有遗产，王某1、王某2、王某3亦无权继承，因王某6与姚某不存在赡养和抚养关系，亦未共同生活，且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王某4未收取房屋租金，X1室房屋应属于董某所有。董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与王某4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5与姚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结婚时，王某5系再婚。王某5与其前妻陈某育有一子二女，分别是王某6（1935年5月21日出生）、王某4（1945年3月23日出生）、王某7（1946年10月13日出生）。法院生效文书查明，1956年陈某去世后，王某5与姚某在上海结婚后一直长居上海，未与上述三子女共同生活。1979年王某5与姚某退休后回北京生活。王某6与王某1、王某3、王某2系父女、父子关系；王某4与董某系母女关系。王某6于1994年10月3日去世。王某5于2002年6月21日去世；姚某于2003年5月20日去世。1995年北京市昌平区X镇X村进行旧村改造。根据当时的《迁居提供资金办法》，集体按户原有住房平方米提供楼房，按提供楼给予补助。60平方米以下户，只能提供二居，不得超出；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老人补助2000元；二居收成本费4.55万、四居收成本费8.68万；底层、顶层价低于其它层3000元-5000元。王某5在X村原有房屋46.10平方米，X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其原有房屋面积发放拆迁补助共计122165元，该拆迁款已陆续发放完毕。X村还依据王某5原房屋面积优惠提供回迁楼。1996年1月7日，王某5与X村签订《迁居合同》，载明原房户主王某5，全家人口2人，分别是王某5和妻子姚某，原房46.1平方米，认购二居改为四居，原房作价9953元，提供资金额2.5万元，需交成本费由4.55万改为8.68万，老人补助4000元，应交金额由1547元改为47847元；该迁居合同“户主签章”处上加盖有王某5的印章。法院曾于2011年4月15日到X村村委会调查核实情况，X村委会提供了1996年1月7日的《迁居合同》，并在合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仅限法院使用”字样。2010年8月3日，X村委会加盖公章，并注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收据》（编号：010724）显示，王某4补交了上述购房差价款47847元。王某4陈述当时根据政策和原有住房面积，王某5、姚某只能购买二居，考虑到老人年老体弱，需要人照顾，为与老人共同居住照顾，故更换为四居，并到村委会更改迁居合同，将董某加入，并由其补交差价款。王某5、姚某根据迁居合同，购买了X1室房屋一套。经询问，X1室房屋的性质属于旧村改造的“小产权房”，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目前X1室房屋由董某实际占有使用。诉讼中，王某4提交了时间为1997年11月有“王某5”签名的“协议”，载明：“家中四居有两居室是给王某4买的，她自己付的款，这是我同意的。待我们去世后四居归王某4所有。”。王某1、王某2、王某3三人对该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并陈述在（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法定继承案件中王某4并未提及有过任何协议。王某4提交了2002年10月20几号的姚某的“遗嘱”，内容为根据王某5生前遗嘱，等其百年以后，将X村X号楼X2室房子和剩余钱由王某4继承。该遗嘱内容字体明显与姚某签名不一致，系他人代书。2009年11月3日，王某7与王某4签订《协议书》，约定“位于北京市昌平区X镇X村X-X-X1有楼房一套，原房主为王某5、妻子姚某，并于2003年和2004年俩人相近去世。王某5有二女，大女儿王某4、二女儿王某7，为了房屋的所有权，经姐妹俩人协商达成如下意见。二女儿王某7放弃昌平区X镇X村X-X-X1房屋的继承权，此房屋产权归大女儿王某4所有，立字生效。”，王某7在该协议签注“王某7同意将房子给王某4所有”，并签名。另查，2010年12月，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7将王某4诉至法院，请求继承X1室房屋、分割拆迁补偿款及租金收益等。法院于2011年7月22日作出（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除王某7主动放弃对X镇X村X号楼X门X1室房屋的继承权以外，王某1、王某2、王某3有权对王某5及姚某的遗产进行继承，但因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无法进行分割，租金收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最终驳回了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7的诉讼请求。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7不服提起上诉，法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58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2月15日，董某与X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董某委托出租涉案X1室房屋，委托出租价格为5720元/月，委托出租期限为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2017年2月19日，董某与X公司续签《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继续委托出租涉案房屋，委托出租价格为7100元/月，委托出租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2018年3月1日，董某再次与X公司续签合同，委托出租X1室，委托出租价格为7250元/月，委托出租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5月5日止。上述三份合同的收款账户均为董某个人账户。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具体到本案，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王某5在X村原有房屋46.1平方米在1996年旧村改造，根据当时的搬迁上楼政策，王某5、姚某夫妇两人的原有房屋面积数和人口数量，只能购买两居室楼房，但后王某4跟王某5、X村村委会沟通协调，将王某5的回迁楼房由两居更换为四居，并自己出资4.7万余元用于购买超出的购房面积，因此涉案X1室应属于王某5、姚某、王某4按份共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时的搬迁政策，法院酌情认定王某5、姚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王某4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在对王某5、姚某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时，应首先将王某4的一半份额析出。王某5、姚某夫妇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定上述二分之一份额由王某5、姚某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关于王某4提交的2002年6月2日的“共同遗嘱”和2002年10月20几号的“遗嘱”，该遗嘱内容笔迹与被继承人的签名笔迹明显不符，该两份“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又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该“遗嘱”应属无效；同时，王某1、王某2、王某3对上述“遗嘱”和1997年11月载明有“王某5”签名的“协议”均不认可，且王某4在（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法定继承案件中并未出示上述遗嘱和协议，又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协议”的签名和内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对此不予采信。王某6早于王某5死亡，王某1、王某2、王某3作为王某6的晚辈直系血亲，有权代位继承王某6应继承王某5的遗产份额。王某5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有姚某、王某4、王某7、王某1、王某2、王某3。法院酌定姚某、王某4、王某7分别继承四分之一，王某1、王某2、王某3分别继承四十八分之一。鉴于王某7自愿放弃对涉案房屋继承权，并同意将其份额归王某4，对此法院不持异议。王某5的遗产继承发生后，王某1、王某2、王某3分别继承四十八分之一，王某4享有涉案房屋八分之五的份额，姚某享有十六分之五的份额。王某5与姚某结婚时，王某6已经成年，且王某5、姚某结婚后一直长居上海，并未与王某6、王某7共同生活，姚某与王某6、王某7之间不存在抚养关系，亦未共同生活，姚某与王某6、王某7未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母女关系，故姚某与王某6、姚某与王某7之间不能互相继承遗产。姚某与王某4之间也不存在抚养关系，但王某5、姚某退休并在北京居住生活后，王某4与姚某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王某4对姚某尽了主要扶养和照顾义务，法院酌情认定姚某在X1室房屋中享有的遗产份额（十六分之五）由王某4分得。鉴于涉案X1室房屋由董某实际占有使用，且董某自2016年至2019年期间将该房屋出租获取租金收益，租金由董某持有，现王某1、王某2、王某3要求依据应享有的继承份额比例分割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的租金收益，结合X1室房屋的地理位置、房屋面积、同地段的市场租金水平，法院认为房屋委托出租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符合市场价格，以此为基准予以计算。经计算，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董某应收租金数额共计248815元，根据王某1、王某2、王某3的继承份额比例，其三人分别应获得租金5183.6元。故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王某4辩称王某1、王某2、王某3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因继承遗产属于物权范畴，故其该辩称，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王某4辩称本案遗漏当事人一节，一方面该辩称其在（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继承案件中已提及，当时并未提供任何相应的证据证明，在该案中并未追加；另一方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要求双方提供王某5、姚某的相关身份或户籍等信息，或者“姚某2”的身份信息以便法院依职权调查，但双方均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或身份信息，法院亦无法查证，故对此该辩称不予采信。遂于2019年9月3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董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分别支付王某1、王某2、王某3关于北京市昌平区X镇X村散居X号楼X门X1室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的房屋租金收益5183.6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本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1583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载明，王某7在王某5、姚某去世后，与王某4签订协议书，表明放弃昌平区X镇X村X-X-X1房屋的继承权，其已经以书面形式放弃了对该份财产的权利，故其不应再对该遗产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X1室房屋是否为被继承人王某5、姚某夫妇的遗产，一审法院对X1室房屋归属的确认及遗产份额在继承人之间所作划分是否适当；二、一审法院对于王某1、王某2、王某3应分得的X1室房屋租金收益数额的确定是否适当。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X1室房屋系由王某5、姚某原有的46.1平方米的住房回迁而来，根据拆迁政策，王某5夫妇本只能购置二居室，后经沟通协商，王某5夫妇将二居室更换为四居室，并由王某4补交购房差价款47847元。虽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因该涉案X1室属于小产权房，无房屋权属登记，故一审法院在该房屋无权属证明的情况下，考虑房屋的来源、当时的搬迁政策及购买房屋的出资情况，认定由王某5、姚某享有X1室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由王某4享有该房屋二分之一份额，并无不当。就王某5、姚某遗产的继承问题。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本案中，因X1室房屋中有王某4的份额，故应当先分出王某4的二分之一份额，剩余部分作为王某5、姚某的遗产在其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即该房屋四分之一为王某5遗产，四分之一为姚某遗产。就王某5遗产部分，王某5之子王某6先于王某5去世，王某6继承王某5的遗产应由王某6的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3代位继承；因生效判决已确认王某7以书面形式放弃对X1室房屋的继承权，其已不享有王某5遗产的继承权，故王某5遗产应由姚某、王某4、王某1、王某2、王某3继承，其中姚某、王某4各继承王某5遗产部分的三分之一，具体为房屋份额的十二分之一，王某1、王某2、王某3三人共继承王某5遗产的三分之一，具体为每人继承房屋份额的三十六分之一；就姚某遗产部分，王某6、王某4、王某7与姚某均不存在抚养关系，依法对姚某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因王某4与姚某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王某4对姚某尽了主要扶养和照顾义务，且现无证据证实姚某有其他继承人，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王某4可分得姚某的遗产，符合法律规定。姚某所有的四分之一房屋份额及其从王某5处继承的十二分之一房屋份额由王某4分得。综上，一审法院对于王某5、姚某遗产份额在继承人之间所作划分有误，本院予以调整。王某4应享有X1室房屋十二分之十一的份额，王某1、王某2、王某3各享有房屋的三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二，因X1室房屋实际由董某占有使用，房屋租金收益亦由董某持有，且王某4对此并无异议，故本院根据王某1、王某2、王某3继承的房屋份额比例，通过计算董某应收取的房屋租金总额，认定由董某向其三人分别给付房屋租金6912元。一审法院对王某1、王某2、王某3应获得的租金收益数额计算有误，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4739号民事判决；二、董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分别支付王某1、王某2、王某3关于北京市昌平区X镇X村散居X号楼X门X1室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的房屋租金收益6912元；三、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董某、王某4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558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2779元（已交纳），由王某4、董某负担2779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