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4民特547号申请人：航信德利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二路11号F24地块74号楼夹层C+D部位，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宜山区**民润大厦**。法定代表人：时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钢，北京永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妍，北京永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法定代表人：郭端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纪钢，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润根，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航信德利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信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航信公司称，请求法院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236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一、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在仲裁庭组成人员中，东方公司指定的仲裁员黄加宁在声明书中没有披露其曾于2004年至2007年任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而东方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加宁违反贸仲《仲裁员守则》、《仲裁员行为考察规定》，隐瞒其与东方公司、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业务往来和利益关系，影响其在本案中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二、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东方公司隐瞒了其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编号为2013144号合同文件等证据，该证据为东方公司所掌握，但其未向仲裁庭提交；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是主要证据，因缺乏该证据，仲裁庭无法查明“买方最终用户要求”的质量问题究竟是什么，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构成严重违约，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仲裁庭仅凭主观分析做出裁决；仲裁阶段，仲裁庭询问并要求东方公司提交其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间合同和质量问题的文件，东方公司表示其需要查询核实后再提交，但其一直没有向仲裁庭提交。三、裁决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当属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违背。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航信公司和东方公司适用双重标准，裁决书自相矛盾，将合同违约责任强加于航信公司，裁决结果影响航信公司在全国的商誉。被申请人东方公司称，一、仲裁程序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员不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航信公司亦未在审理期间提出回避申请，仲裁员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存在影响仲裁案件公正审理的情形，仲裁员也不存在与当事人利益输送，损害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仲裁员黄加宁并未违反《仲裁员守则》、《仲裁行为考察规定》，黄加宁现系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其本人及所在律师事务所与东方公司及东方公司代理律师均无利害关系；黄加宁于2007年已经离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且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期间仅为执业律师，并未担任该所合伙人、高级合伙人等职务。二、东方公司未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东方公司从未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编号为2013144号的合同文件，即根本不存在东方公司隐瞒2013144号的合同文件等情形，2013144号只是公司内部管理系统中在没有订货合同、但需要提前发货时为便于管理而虚拟的临时合同号；东方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已经足以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买方最终用户要求”不仅是针对质量、规格、性能的要求，也是对交货时间的要求，航信公司总监签署文件对质量问题进行了自认；航信公司所谓的东方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2013144号订货合同根本不是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也不影响仲裁案件的公正裁决，《附件二：平安银行自助银行设备订货合同》内容，仅提及设备到货安装违约责任问题。三、仲裁裁决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本案系航信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设备采购合同纠纷，案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存在对双方当事人适用双重标准的问题。经本院审查查明，贸仲依据东方公司与航信公司（曾用名：德利多富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号分别为EC-1314-04、EC-1314-05的《CONTRACT》（以下简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约定以及东方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向贸仲上海分会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合同》项下的仲裁案件，案件编号SHDG20180399，适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年版（以下简称《仲裁规则》）。在仲裁程序中，东方公司的仲裁请求为：1.请求仲裁庭解除涉案两份《合同》，航信公司返还东方公司78台C40**设备货款8800302元；赔偿东方公司可得利益损失880000元，上述两项金额合计9680302元；2.航信公司赔偿东方公司采取补救措施的必要损失，具体包括仓储、管理费用10.8万元；3.航信公司赔偿东方公司律师费8万元；4.航信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9日作出仲裁裁决：（一）解除两份《合同》，航信公司向东方公司返还78台C40**设备货款人民币7040241.60元；（二）航信公司向东方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64000元；……。另根据仲裁裁决书载明，案涉仲裁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东方公司选定黄加宁担任仲裁员，航信公司选定姚红担任仲裁员，由于双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之规定指定刘大力担任本案的首席仲裁员。上述仲裁员在签署了接受指定《声明书》后，于2018年12月21日组成仲裁庭，共同审理案涉仲裁。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对航信公司的申请撤销事由，本院分析如下：一、对航信公司提出的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员黄加宁在声明书中没有披露其曾于2004年至2007年任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隐瞒其与东方公司、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业务往来和利益关系，影响其在本案中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被选定或被指定的仲裁员应签署声明书，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被选定或被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时，可以书面提出要求该仲裁员回避的请求，但应说明提出回避请求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并举证。本案中，航信公司声称黄加宁曾于2004年至2007年任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而东方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首席仲裁员有应该披露的事项而未披露。首先，航信公司作为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贸仲依据《仲裁规则》向其寄送了组庭通知以及三位仲裁员的声明书，由此航信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明知黄加宁系东方公司选定担任仲裁员的情形，却并未在仲裁程序中提出回避申请，应视为对对方选定的仲裁员予以接受，并能对其仲裁的公正性与独立性予以信任。航信公司作为本案被申请人，在仲裁司法审查阶段又以仲裁员黄加宁未披露其与对方曾存在业务往来和利害关系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与其在仲裁程序中表现存在矛盾；其次，航信公司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仲裁员黄加宁与东方公司之间存在《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故对航信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对航信公司提出的东方公司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事实和证据事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的情形中的第五项为“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经查，本案中，航信公司主张东方公司隐瞒了其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编号为2013144号合同文件等证据，并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7月11日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公司及航信公司签署的《平安银行2013年度德利多富CRS采购框架协议》、东方公司与航信公司签署的《备忘录》、东方公司《运输委托书》等，根据航信公司在本院仲裁司法审查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可知，航信公司据以主张东方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间存在编号为2013144号订货合同，对此东方公司始终否认其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签订了编号为2013144号订货合同，并对《运输委托书》中出现的合同编号为2013144号作出了相应解释，认为是公司内部为便于管理虚拟合同号，同时指出《平安银行2013年度德利多富CRS采购框架协议》附件二平安银行自助银行设备订货合同为空白的格式合同，东方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间并未实际签署。本院认为，首先，2013年7月11日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公司及航信公司的《平安银行2013年度德利多富CRS采购框架协议》、东方公司与航信公司的《备忘录》，从该证据的签订主体来看，系由当事人双方所掌握，但双方均未在仲裁阶段作为证据提交，且《平安银行2013年度德利多富CRS采购框架协议》附件二系空白格式合同，根据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东方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3144号订货合同。其次，对于航信公司提交的东方公司《运输委托书》中载有合同编号2013144号，东方公司对《运输委托书》中出现的合同编号为2013144号作出了相应解释。再次，对于航信公司主张的编号为2013144号订货合同，根据合同形式来看，应为东方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双方签订，并非仅为东方公司所掌握，航信公司在仲裁阶段如认为该证据系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在东方公司否认该等证据存在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调取或申请贸仲调取，但航信公司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此类申请。最后，本院根据航信公司提供的《平安银行2013年度德利多富CRS采购框架协议》附件二平安银行自助银行设备订货合同（空白格式合同），结合仲裁裁决内容，不能得出航信公司主张的东方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编号为2013144号订货合同系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的结论。故对于航信公司申请本院调取该证据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航信公司关于东方公司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事实和证据事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对航信公司提出的裁决违背法律基本原则，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当属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违背。本院认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是指违背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共同利益，其表现形式应当是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违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违背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普遍认可、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本案中，航信公司与东方公司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航信公司不能证明仲裁裁决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航信公司的申请撤销事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航信德利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航信德利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程 琥审 判 员  贾丽英审 判 员  朱秋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崔西彬书 记 员  刘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