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49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立胜，男，197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武，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广武，男，196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传喜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城西新区九桂路**内第**第**。 法定代表人：胡丽芳,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丽芳，女，196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巧云，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立胜因与被上诉人徐广武、浙江传喜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喜公司）、胡丽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4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立胜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4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4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原审判决关于“2015年7月1日，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股份有偿转让给胡立胜，并加盖传喜公司印章”、“被告徐广武作为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召集传喜公司的实际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均同意被告徐广武将其40%股权转让给原告胡立胜”的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一方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没有提供过2015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证据。2.案涉有关股权的几份证据落款时间前后相差近七年，但证据文字与纸张新旧程度却相差无几，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对该几份证据，尤其是2017年5月25日《股东会决议》提出质疑并申请对2017年5月25日《股东会决议》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二审应予纠正。3.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从来没有召开过同意上诉人受让股权的股东会会议。一方面，除了真实性存疑的2017年5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这一孤证之外，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记录、表决过程等在内的能够证明曾经召开会议的证据。另一方面，关于传喜公司的股权架构、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等事实，一审法院不查究公司章程、不考虑工商登记名册及信息，只偏听偏信被上诉人一方的说辞。针对传喜公司各股东对上诉人入股事实的认可问题，一审法院既不是向公司监事、股东姚立新调查，也不是向第二大股东，即案涉有关股权文书的执笔人陈晓裕调查，而是选择被胡丽芳、陈晓裕代持股权且股权仅占10%的隐名股东马理进调查，对象选择耐人寻味。二、原审判决关于“原告胡立胜入股传喜公司以后，参与了传喜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的附随义务，原告胡立胜自认未在约定期限内主动要求被告徐广武协助办理，亦未在本案中举证证明被告徐广武拒绝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次，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仅是不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但对传喜公司及各股东内部之间已产生法律效力，原告胡立胜在传喜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已经确立。同时，根据原告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说明原告胡立胜在受让传喜公司的股权后，已实际参与了传喜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已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并承担了股东义务，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不足以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认定错误。1.上诉人既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也未承担股东义务，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相关内容不能证实上诉人在传喜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已经确立。上诉人对公司经营一定程度的参与既有其与传喜公司有代理关系的因素，也恰恰说明上诉人希望以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传喜公司股东。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徐广武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按照协议约定足额支付股权受让款40万元、投资款100万元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受让股权和投资获得传喜公司股东身份成为传喜公司名正言顺的股东。其次，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徐广武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一个多月，还与传喜公司签订了《喜传天下安全门代理合作协议书》代理公司为期一年的安全门销售，上诉人基于传喜公司代理商与准股东的双重身份对所服务和要入股的传喜公司的经营活动，主要是技术领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上诉人对于公司人事、财务等重要领域均不掌握，其前往传喜公司或沟通相关工作业务时间也屈指可数，甚至连传喜公司何时关门歇业都不知情，并未享受股东权利。再次，自上诉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股权受让款、交付投资款至本案一审开庭的2019年6月19日，被上诉人一方没有通知上诉人开过股东会，上诉人从来没有也不会有机会有行使投票权、表决权、财务报表获得与查询权，公司法赋予股东的各种权利，上诉人都不曾享受到，上诉人在传喜公司也未担任任何职位。2.一审判决根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认定其已实际参与了传喜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的表述太过模糊，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相关陈述根本不能得出上诉人“已实际参与了传喜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的结论。3.上诉人股东身份的取得以变更登记为要件，被上诉人徐广武、传喜公司没有履行案涉股权转让的任何义务，股权未变更的责任在被上诉人，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上诉人徐广武、传喜公司存在根本违约，应判决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首先，被上诉人徐广武、传喜公司没有履行出让股权和变更股东的必要程序。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七个工作日之内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变更股权登记手续。该条款约定表面上看起来变更股权登记手续是双方应同时履行的义务，但该条款约定的实质内容要做如下解读：上诉人作为股权受让方，在如约支付了受让股权的对价及股权受让款40万元后，作为股权出让方的被上诉人徐广武除了应及时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款凭证外，先履行的义务还应该包括召开对外出让股权的股东会会议，如实做出股东会会议记录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声明放弃股权受让优先权的承诺书或声明书，股权转让备案书、公司章程修改决议和修改后的新公司章程，等等。这些手续与程序的办理根本不需要受让股权的上诉人协助和参与，而应该是向上诉人披露，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上述手续。本案中，胡立胜依约支付股权受让款3个月之后，传喜公司才向上诉人出具了收到股权款40万元的收据。而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7年5月25日《股东会决议》根本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且该《股东会决议》系由所谓的实际股东签名而并非显名股东，凭该决议是完成不了变更登记事项；其次，被上诉人徐广武、传喜公司没有履行对上诉人变更登记为股东的催告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虽然约定了“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七个工作日之内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变更股权登记手续”的内容，但案涉股权转让作为一种对价的商业交易，在得到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支付的40万元对价后，被上诉人一方应以明示的方式通知和催告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以明示的方式通知或催告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明显存在违约行为。再次，案涉股权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上诉人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股权受让款40万元和交付投资款100万元后，曾要求过被上诉人徐广武履行股权变更过户的义务，但徐广武找理由搪塞，案涉股权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双方目前已无法继续合作。此外，上诉人了解到徐广武擅自将传喜公司机器设备、原材料、产成品这些资产变卖套现进行随意处置，传喜公司现在除了名称被人借用经营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传喜公司的经营目前也难以为继，即使上诉人现在变更为传喜公司股东，但已经完全无法实现当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徐广武、传喜公司、胡丽芳共同辩称：一、原审判决关于“2015年7月1日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股份有偿转让给胡立胜，并加盖传喜公司印章”的认定中“2015年7月1日”系笔误，请求二审法院将“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股份有偿转让给胡立胜”的时间调整为2017年5月25日。原判决关于“被告徐广武作为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召集传喜公司的实际股东召开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同意被告徐广武将其40%股权转让给原告胡立胜”的事实认定完全正确。该事实不仅有2017年5月25日实际股东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全体签字同意的书面《股东会决议》为证，一审法院对马理进做的询问笔录中马理进也明确陈述“2017年5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其本人签字及按手印”，另外，陈晓裕、姚立新、胡仁俊、胡丽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也明确陈述“2017年5月25日原告胡立胜与被告徐广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传喜公司的实际股东徐广武、陈晓裕、姚立新、马理进、及代持股东陈晓裕、胡仁俊、胡丽芳均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的股份转让胡立胜，而且实际股东及代持股东均同意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原告由于以前一直为武义神将门业卖门，股权登记原告的名字怕被神将老板知道，不让他卖门，所以原告迟迟不提供身份证，就没有办理。”上述答辩意见与书面《股东会决议》、马理进的询问笔录能相印证各股东均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胡立胜的事实。因此，只要胡立胜提出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传喜公司40%的股权就能够变更登记在胡立胜名下，并不存在障碍，不存在被上诉人在先违约导致股权变更无法履行的情形。二、原审判决关于“原告胡立胜入股传喜公司以后，参与了传喜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的附随义务，原告胡立胜自认未在约定期限内主动要求被告徐广武协助办理，亦未在本案中举证证明被告徐广武拒绝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次，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仅是不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但对传喜公司及各股东内部之间已产生法律效力，原告胡立胜在传喜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已经确立。同时，根据原告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说明原告胡立胜在受让传喜公司的股权后，已实际参与了传喜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已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并承担了股东义务，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不足以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认定完全正确。（一）股东身份可以显名，也可以隐名。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明确保护实际投资人享有的投资权益。（二）本案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的责任不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违约。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相关条款及相关规定可知，办理变更股权登记系胡立胜与徐广武双方的义务。因为公司股东变更涉及公司资产的变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了风险最小化，会要求涉及的当事人到现场签字按手印，以确保变更的过程所有当事人都知情，把整个事情的风险让当事人自己承担。因此不管是合同约定还是行政部门的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双方到场提供各自的身份证件，单方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案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在胡立胜而不是被上诉人：首先，上诉人自认在开始合作的二、三个月内上诉人没有要求办理过户，由此可见本案并非被上诉人徐广武的原因不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过户。并且针对一审胡立胜代理人陈述的“在合作二、三个月后提出过户”的主张，上诉人没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其次，徐广武向法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证明，胡立胜不仅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要求一起办理变更股东变更登记，而且上诉人是害怕其股东身份公示出来。再次，从上诉人打款情况时间上看：上诉人第一次打款40万元是2017年6月1日，按合同约定双方应在2017年6月7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果上诉人有要求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而被上诉人不履行义务，按常理上诉人完全可以要求先变更股权登记再汇入流动资金，按法律规定对合同约定的100万元流动资金上诉人完全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即要求被上诉人徐广武和上诉人一起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后再交付100万元的流动资金。但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徐广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徐广武不予办理的事实。上诉人在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交付100万元的流动资金，且在实际经营中，因公司资金周转需要又与被上诉人徐广武及另一股东马理进一起分别投入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经营，上诉人的这些行为表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一起办理股权变更的意愿和行为，未办理股权变更的责任不在被上诉人徐广武。（三）胡立胜在股权转让后已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本案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不存在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明确保护实际投资人享有的投资权益。因此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根本不影响上诉人成为传喜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传喜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决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徐广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传喜公司就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胡立胜、徐广武、马理进三个隐名股东进行经营管理。微信聊天记录完全能证明：1、上诉人胡立胜系传喜公司的股东；2、上诉人参与了传喜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投资；3、传喜公司的“汉坊”品牌门是上诉人成为传喜公司的股东后由其主导生产、销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有其参与经营管理的相关陈述，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参与传喜公司的经营管理就是因为具有股东身份。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被上诉人一方没有通知上诉人开过股东会、没有行使投票权、表决权、财务报表获得与查询权”完全不属实。上诉人入股后，传喜公司本身没有召开过正式的股东会，公司的经营事项均由实际的股东胡立胜、徐广武、马理进在微信群中进行沟通决策，三个群的聊天记录着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人员之间沟通、管理的事实，证明胡立胜以传喜公司股东的身份在参与经营管理公司。其对传喜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完全知悉，对公司经营亏损也非常清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诉人在传喜公司的股东身份，不影响上诉人在传喜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一审判决认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不足以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立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胡立胜与徐广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徐广武、传喜公司共同返还胡立胜股权转让款400000元；3、判令徐广武、传喜公司共同向胡立胜返还流动资金1400000元；4、判令徐广武自2017年6月11日起以股权交易价款400000元为计算基数，参照每日0.05%违约金的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3月25日为130600元；5、判令徐广武、传喜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以流动资金3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75%)向胡立胜支付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25日为25455元；自2017年6月19日起以流动资金7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75%)向胡立胜支付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25日为58757元；自2017年10月27日起以流动资金4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75%)向胡立胜支付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25日为26756元(3笔合计110968元)；以上第2-5项合计2041568元；6、判令胡丽芳作为徐广武之妻，对徐广武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胡丽芳、胡仁俊、陈晓裕、姚立新对传喜公司的上述债务(含相应利息)在其欠缴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判令六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9年5月15日，胡立胜撤回对胡仁俊、陈晓裕、姚立新的起诉，并变更第1项诉请为：解除胡立胜与徐广武于2017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传喜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31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法定代表人为陈晓裕，股东陈晓裕占股40%，胡仁俊占股60%，2015年6月29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丽芳，股东占股情况变更为胡丽芳占股6.5%，姚立新占股13%，陈晓裕占股20.5%，胡仁俊占股60%。 2010年9月6日，陈晓裕、胡仁俊、姚立新、徐广武共同签订传喜公司实际股东占比协议一份，明确：传喜公司注册工商登记股东为胡仁俊占比60%，陈晓裕占比40%，实际出资情况为徐广武占股19.5%，胡仁俊占股28.5%，陈晓裕占股32.5%，姚立新占股19.5%。上述协议由传喜公司盖章确认。 2014年7月9日，陈晓裕、胡仁俊、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签订股权协议书一份，重新确认股东构成及股东占股情况如下：徐广武占股60%，陈晓裕占股17%，姚立新占股13%，马理进占股10%。上述协议由传喜公司盖章确认。 2015年7月1日，陈晓裕、胡仁俊、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胡丽芳共同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载明：2015年6月29日公司变更后，公司登记股东为胡丽芳占股6.5%，姚立新占股13%，陈晓裕20.5%，胡仁俊60%，实际股东仍为2014年7月9日股权协议书上决定的情况，即徐广武占股60%，陈晓裕占股17%，姚立新占股13%，马理进占股10%，其中徐广武60%股份由胡仁俊代持，马理进10%股权由陈晓裕代持3.5%、胡丽芳代持6.5%等。上述协议由传喜公司盖章确认。 2015年7月1日，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股份有偿转让给胡立胜，并加盖传喜公司印章。 2017年5月29日，胡立胜（乙方）与徐广武（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占被告传喜公司40%的股权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注入100万元为新合营公司的流动资金，并自愿承担其40%股权的债务，其合营公司的债务不超过400万元；乙方在协议签订7日内支付40万元转让资金,15日内支付100万元流动资金；3、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置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担保，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出于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应按照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七个工作日之内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变更股权登记手续等事项。 协议签订后，胡立胜于2017年6月1日将股权转让款40万元转至徐广武、胡丽芳之女徐倩倩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9）。2017年6月12日，胡立胜向徐倩倩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9）转款30万元。2017年6月19日，胡立胜向胡丽芳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款70万元，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注入传喜公司流动资金100万元的义务。2017年8月30日，传喜公司向胡立胜出具收到胡立胜“投资款”14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张，并在该《收款收据》上加盖了传喜公司的行政公章、财务章。2017年10月27日，因公司资金周转需要，胡立胜又向徐倩倩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9）转款40万元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2017年8月1日，传喜公司书面确认公司（汉坊）品牌的打款账号，其中包含徐倩倩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9）。 另查明，胡立胜入股传喜公司以后，参与了传喜公司的经营管理，现公司因经营不善已停止经营。原、被告之间至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徐广武将其由胡仁俊代持的传喜公司40%股权转让给胡立胜，并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自愿、公平的原则，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自签订之日起依法成立。协议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胡立胜已按约向徐广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0万元，并向公司先后投入了流动资金共计140万元。而徐广武作为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召集传喜公司的实际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均同意徐广武将其40%股权转让给胡立胜。 但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的附随义务，胡立胜自认未在约定期限内主动要求徐广武协助办理，亦未在本案中举证证明徐广武拒绝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次，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仅是不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但对传喜公司及各股东内部之间已产生法律效力，胡立胜在传喜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已确立。同时，根据胡立胜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说明胡立胜在受让传喜公司的股权后，已实际参与了传喜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已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并承担了股东义务，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不足以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胡立胜据此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综上，胡立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徐广武、传喜公司以及胡丽芳的抗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胡立胜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除“2015年7月1日，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股份有偿转让给胡立胜，并加盖传喜公司印章”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5月25日，陈晓裕、姚立新、徐广武、马理进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股份有偿转让给胡立胜，并加盖传喜公司印章。 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胡立胜、徐广武以转让传喜公司40%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由徐广武转让股权并收取价金，胡立胜受让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鉴于传喜公司的实际股东与代持股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表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同意徐广武将传喜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胡立胜，故胡立胜在与徐广武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即已取得股权。虽然案涉股权并未办理变更登记，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仅是股权转让合同的附随义务，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仅是不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且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传喜公司各股东拒绝履行该附随义务，故案涉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并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此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也并不存在法律规定应当解除的其他情形。因此，胡立胜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立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32元，由上诉人胡立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淑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赵天舒 代书记员  刘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