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桂元，女，198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毕，男，198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忠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婷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岳桂元因与被上诉人李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779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岳桂元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7793号判决书；2、判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起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未查明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保本分成理财协议》及被上诉人答辩，初步判定双方交易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为该协议涉及履行理财协议保证金。并根据上诉人该笔交易使用的银行账户历史资金状况、社保记录和双方认识的时间认定上诉人不存在金额1000万元的借款能力。因此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提交证据中包含其向被上诉人的两次转账明细，分别为2017年9月10日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备注载明交易保证金；2017年12月15日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备注载明李毕借款。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两笔交易金额的用途，仅对其中一笔人民币1000万元的交易进行认定，而并未对备注载明了李毕借款的人民币1000万元交易进行查明。我方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质证程序显失公平，仅根据上诉人名下众多银行账户中的一个银行账户历史资金状况、社保记录和双方认识的时间等主观因素认定上诉人不存在金额1000万元的借款能力，驳回上述人一审诉讼请求，违反了审判的公平性原则及尊重客观事实原则。二、上诉人提交证据完整，足以证明诉请事实，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通过介绍认识，进行保本理财业务合作。其中2017年9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人民币1000万元用于理财保证金并于转账进行明备注说明。而2017年12月1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再次转账人民币1000万元系被上诉人主动向其借款，上诉人基于介绍人与被上诉人的业务往来情况，确信被上诉人具备还款能力才借款给被上诉人，且转账时亦写明备注为李毕借款。我方认为该笔借款事实清晰，上诉人提交证据真实有效。请求驳回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如下：一、一审法院混淆了借款合同关系和理财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涉案的款项系保证金。二、一审庭审中，证人雷某承认涉案的1000万元为借款，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予以关注，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三、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不直接熟识，但基于上诉人与李微的亲戚加合作关系，上诉人按照李微的指示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妥。四、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过于牵强，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出借款项不符合常规，属于主观臆断，上诉人基于与表妹李微的合作关系，按照李微的指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上诉人不需要认识和了解，如果有借款的风险，自然由合作方李微进行兜底，上诉人不需要担心，在现实生活中，依指示向第三方借款的情形非常多。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款项来源与上诉人的收入水平不符，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中，上诉人将出示上诉人与案外人的其他投资合作协议，即将出示的协议上载明的金额以及所附的流水远远超过本案的诉讼金额。证明上诉人及团队完全有出资的能力。五、一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应该依法发回重审。二审代理人在阅卷过程中发现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雷某在庭审笔录上虽然有其出庭作证的证人，但是没有其签字和盖章，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相关的诉讼参与人应该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盖章，因此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李毕对上诉人岳桂元答辩称：一、本案双方并未就借款事项达成过借款的合意，岳桂元诉请的借贷关系并不成立。双方相互并不认识，本案的转款行为发生前后双方亦从未见面。上诉人除了举证转款单上其单方的备注字样外，未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所谓的借款事项进行过磋商或者达成借款合意的任何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款、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时间、原因、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事实上，上诉人并未能就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进行清晰合理的表述，也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相关债权凭证。其次，上诉人事实上与被上诉人并不认识，双方从未见过面。再次，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和社保清单可以看出，上诉人2017年取得深圳市居住证，不具有相关的不动产证明，没有相关证据显示上诉人具有高额收入的证明。综上所述，上诉人实际并不具备出借1000万元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并且不收取利息的经济能力，其主张的借款关系从款项来源、出借原因到经济状况等均不符合常理。二、涉案款项系保本分成，与协议项下的保证金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三、上诉人起诉借款关系行为存在主观恶意，意图以虚假诉讼规避投资理财带来的亏损，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银行账户大部分时间余额较少，出现大额款项进账后会在当天或一天内转出，并且交易对方为不特定多数人。该账户明显系用于投资款周转账户，并非上诉人本人日常使用的账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生意往来，李微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理财协议后，亦是在上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使用上诉人的银行账号向雷某账户转款。根据其操作习惯可以推定，该笔款项实际是李微使用上诉人账户支付的理财保证金。针对岳桂元上诉补充意见第二点，我方认为对方的补充意见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一审中对方认为雷某证实“冯泽良把李微的钱亏了……”后面还有一句话“甚至我们自己，我们和李毕我们两个人的资金的话，他们也是亏掉了，然后就不承认这个钱是他们亏的，他们打过来的钱说是借款”。整段话的意思表明，证人雷某所说的转来的借款只是说原告声称的借款，而不是赞同该笔款项是借款。岳桂元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李毕偿还本金1000万元，诉讼费由李毕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雷某与李微签订保本分成理财协议，约定由雷某提供证券账户及资金，李微进行操作，自2017年11月26日起开始履行协议；其中雷某委托给李微的资金为1.5亿元，李微出资1000万元；上述合计金额1.6亿元共同打入雷某开设的证券账户；李微承诺对雷某的投资保本保息年12%；合同终止时，未达到12%由李微补偿给雷某，盈利部分雷某与李微按照60%和40%的比例分配；当证券账户总资金低于90%时，李微需要补足10%的资金，使总资产达到1.6亿元方可继续操作；若李微未补足保证金，雷某有权卖出股票并暂停合作。2017年11月26日，岳桂元转账给案外人雷某1000万元。2017年12月15日，岳桂元转款给李毕1000万元，备注为“李毕借款”。2018年4月24日，雷某转款给岳桂元，用途注明为剩余保证金。原审法院认为，岳桂元主张其与李毕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借款过程不符合常规。借款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民事行为，一般要经过要约、承诺等过程。岳桂元提供的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履行结果，其自行在转款凭证上的备注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要约及承诺的过程；第二，岳桂元款项来源不符合其收入。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岳桂元提交其在深圳的居住信息，名下的资产。根据岳桂元庭后提交的相关材料可以认定，岳桂元自2013年5月开始在深圳缴纳社保，社保缴费基数基本与深圳最低工资相等。同时，岳桂元提交的工作证明显示其自2017年5月至今系深圳市盈润资产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但未提交相关的注册资料证实，且岳桂元提交的社保无该司的缴费记录。因此，缴费记录与工作证明之间的矛盾使原审法院有足够理由怀疑岳桂元工作履历的真实性。岳桂元提交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银行流水显示，截至2018年8月该账户余额为636.42元，而且岳桂元该账户每月余额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均少于2000元，即使发生大额转入情况，也是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转出。在岳桂元没有提供任何不动产证明，且其合法收入证明不足以让原审法院确信涉案款项系其自有资金的情况下，对于出借款项是否为岳桂元本人所有原审法院存疑；第三，借款行为不符合常理。岳桂元自称李毕主动与其沟通借款事宜，基于岳桂元的亲属李微与李毕存在业务往来的情况，岳桂元确信李毕的还款能力才出借款项。岳桂元的社保记录虽然显示其自2013年开始缴纳社保，但是岳桂元的工作证明与社保记录存在矛盾，社保记录不能成为证明岳桂元最初到深圳工作生活的依据。同时，岳桂元提供的居住证显示系2017年2月23日签发，而双方借款发生在2017年12月，可以推定岳桂元与李毕即使相识，也是自2017年初开始，在相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凭他人介绍就出借1000万元与常理不符。即使岳桂元的社保记录可以证明其自2015年就在深圳工作，但是对于1000万元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以及利息，上述的借款行为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范围。综上，在借款行为是否达成合意、款项是否归属岳桂元自身均无法证明的情况下，岳桂元以借款为由向李毕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李毕的抗辩理由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首先，案外人雷某到庭作证确认，其系代李毕与案外人李微签署的理财协议；其次，李毕提供的2017年11月26日转款凭证与理财协议约定的时间吻合，能够证明理财协议已经履行；第三，李毕保证金余款转款时间早于岳桂元起诉时间，能够初步证明案外人李微在履行理财协议时使用的是岳桂元账户，本案涉案款项系履行理财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有合理性。同时，对于李毕要求追加案外人雷某、李微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原审法院未予准许，系考虑到岳桂元起诉依据的系借款合同关系，而李毕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为场外配资关系，两种不同的法律不能一并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岳桂元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8180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岳桂元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岳桂元提交三份新证据：1、股票投资合作协议及案外人陶安安身份证。欲证明上诉人斥资1.5亿元与案外人陶安安进行合作，上诉人具有出资的能力。2、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这是岳桂元根据证据1的约定分两笔向陶安安转账，欲证明上诉人具有出借款项的能力。3、微信名“CHUNTIAN”与李毕（微信号×××）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岳桂元主张该聊天记录发生在李毕和李微之间，微信名“CHUNTIAN”是李微用家里保姆身份证开通的手机号注册的微信。2017年12月14日李毕提出：“能不能给一千我用一个月？”，“CHUNTIAN”回：“我安排”。李毕说：“今天能到吗？”“CHUNTIAN”回复：“明早好吗？”2017年12月15日李毕将尾号为7729的平安银行卡发给“CHUNTIAN”，“CHUNTIAN”安排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5日早上转款，转款时间是12月15日9：14分36秒，李毕在9：17分回复“收到”。李微二审到庭，确认岳桂元所述属实。吴林秀二审到庭，称其为李微家保姆，其将自己手机号注册的微信交给李微使用。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补充提交了完整版的微信名“CHUNTIAN”与李毕（微信号×××）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14日，双方加好友，加完好友后微信名“CHUNTIAN”说：“冯泽良”。随后双方对于资金运作沟通非常频密，2018年1月16日李毕说“有一千万爆了，是你接还是我自己找钱接”，“CHUNTIAN”回复“你帮我接先吧。”随后李毕回复“结了一半”，“接完了。”“CHUNTIAN”回复：“好的。”1月17日李毕说“日子过得真不错，这次搞得我很狼狈。”“CHUNTIAN”说“我也跟公司通话了，出2000确认没问题给资金方先”。李毕1月24日向“CHUNTIAN”发送盈亏明细，显示合计总盈亏-13107366元。2月6日，李毕发送明细给“CHUNTIAN”，显示合计总盈亏-15714496元，初始保证金20000000元。3月20日，李毕发送明细给“CHUNTIAN”，显示合计总盈亏-16070864元，初始保证金20000000元，剩余保证金1929136元。2018年4月24日，“CHUNTIAN”发送岳桂元收款账号给李毕，李毕随后通过雷某账号转账200万元给岳桂元，备注剩余保证金。并将转账截图发给“CHUNTIAN”，“CHUNTIAN”回复：“收到200万，谢谢。”每月双方对账，未见“CHUNTIAN”提出异议的表述。岳桂元对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结算表格为李毕单方制作，冯泽良或李微并未确认。李毕与冯泽良或李微之间的理财合同关系与岳桂元无关。岳桂元确认李毕与李微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李微到庭，陈述该微信系其控制使用的工作微信，有时李微使用，有时李微的合作伙伴冯泽良使用，聊天中涉及的对账表格涉及李微与雷某签订的《保本分成理财协议》，但主张并非结算，仅是信息披露。微信聊天中大部分对话为语音（非李微本人），李微表示其不确认冯泽良使用微信的意思表示，其与冯泽良只是合伙人，但对于出借1000万的部分（文字打印部分），李微称是其本人意思表示。李微确认岳桂元系代表李微出借款项。微信中的对账表格显示双方2018年1月、2月、3月均有对账，显示有超过1000万的亏损且损失不断扩大。从2月开始，对账明细中初始保证金显示为2000万元，“CHUNTIAN”并未提出异议，3月双方再次对账，初始保证金仍显示为2000万元，剩余保证金1929136元。李毕主张本案各方中，岳桂元是银行卡持有人，电话号码系家政人员吴林秀所开，李微负责签订合同，操作整个项目的是冯泽良。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岳桂元与李毕均提交了微信名“CHUNTIAN”与李毕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并确认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以该聊天记录来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关于案涉借款出借人的认定以及岳桂元是否本案适格原告问题，岳桂元主张“CHUNTIAN”系李微使用的微信，李微在微信中同意出借款项并随后指示岳桂元打款。李微二审出庭确认了该事实，李微家家政人员作为微信号关联实名手机号持有人亦出庭证明该微信号由李微控制，本院对李微实际控制该微信号的事实予以采信，李微在聊天记录中出借1000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微称该微信是其与工作伙伴“冯泽良”共同使用，对于微信中“冯泽良”语音部分的意思表示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李微家政吴林秀陈述、李微自述、岳桂元陈述均表明涉案微信“CHUNTIAN”由李微实际控制，“CHUNTIAN”在该微信加好友表明身份的环节表明自己是“冯泽良”，李微在二审调查时确认“冯泽良”系其理财合作伙伴，李微实际控制“冯泽良”使用的微信且在聊天时并未对微信中“冯泽良”或李微的身份进行澄清，应当认定“CHUNTIAN”的微信聊天记录系李微与“冯泽良”的共同意思表示。岳桂元受“CHUNTIAN”指示打款，款项实际由岳桂元转出，“CHUNTIAN”控制人李微二审出庭对岳桂元主张本案借款予以确认，岳桂元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对于涉案1000万元转账的性质及李毕是否应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微信的完整内容结合双方转账凭证、《保本分成理财协议》、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李毕最初向微信名“CHUNTIAN”借涉案的1000万元，微信名“CHUNTIAN”同意并实际出借。双方以《保本分成理财协议》为基础进行理财合作，2018年1月、2月、3月均有对账，显示有超过1000万的理财亏损且损失不断扩大。从2月开始，对账明细中初始保证金显示为2000万元，“CHUNTIAN”并未提出异议，3月双方再次对账，初始保证金仍显示为2000万元，剩余保证金1929136元。双方在涉及《保本分成理财协议》的理财合作中追加了理财保证金1000万元，原1000万元借款被冲抵到了《保本分成理财协议》的理财保证金并进行了结算，李毕指示雷某将以2000万元保证金为基础的结算后剩余保证金打入岳桂元账户并通知“CHUNTIAN”，“CHUNTIAN”确认收到并表示感谢，未表示异议。双方出借的意思表示与银行流水能够相互对应，微信中对账数额、聊天内容与《保本分成理财协议》、最后转回剩余保证金的事实能够相互对应。可见，“CHUNTIAN”的背后代表李微和“冯泽良”在出借款项后已经同意将款项抵为《保本分成理财协议》保证金并进行了结算，借款关系已经转化。现岳桂元主张还款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其主张被上诉人还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处理结果无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由上诉人岳桂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李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