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81民初14614号 原告：金明生，男，194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军，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钦敏，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原告金明生与被告王钦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后，因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8）浙1081民初14614号民事裁定，但因保全标的不存在，未能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明生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军及被告王钦敏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本院予以准许，但双方当事人未能在和解期限内达成和解协议，本案恢复审理。因发现涉讼行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本院作出（2018）浙1081民初14614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并依法将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回复认为，暂未发现涉嫌犯罪情况，并将案卷退回。本案恢复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依法作出（2018）浙1081民初14614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分别于2019年6月21日、2019年11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明生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军及被告王钦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明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回购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基金份额回购款336万元及违约金4万元（自2017年9月18日起以112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9日起以224万元为基数，每日按逾期金额万分之五，暂计至2018年11月27日，实计至付清之日）；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18日及2017年10月9日，原告与案外人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道公司”）签订《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各一份，原告共申购基金300万元，并支付了相应投资款。2017年9月18日及2017年10月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基金份额回购合同》各一份，合同约定：为降低原告投资风险，被告方愿意对原告申购的全部基金份额承担回购义务，原告收到基金确认书之日起12个月后5日内，被告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付清全部回购价款。2017年11月3日，案外人国道公司出具《基金份额确认书》，确认原告申购资金为300万元。现基金回购时间已到，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其回购义务。原告多次向被告催告，要求其付款，但被告均未能向原告付款。 被告王钦敏辩称，被告与原告并不相识，与案外人国道公司亦无关系。被告受雇于案外人李振军从事私人助理的工作，因案外人李振军称其不方便出面在本案基金份额回购合同中签字，让被告帮忙签字，故被告在涉诉回购合同中签字。案外人李振军系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投融长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融长富公司”）（股票代码为00850）的股东及董事长，亦是杭州投融长富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投融长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原告购买的是投融长富公司的股票基金。涉诉基金份额回购合同被告是在杭州投融长富公司签署的，被告签署时，原告已经在该合同上签名，当时原告未在场，且除本案的基金份额回购合同外，被告还另外签署了多份基金份额回购合同。原告系涉诉私募基金的基金持有人，有权赎回基金，但因投融长富公司的股票一直处于停牌状态，故该基金至今无法赎回。同时，回购合同明确载明回购方为企业法人，现被告并不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署，且除被告的签名以外，合同的其他内容亦非被告书写，另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私募基金根本无回购的概念，故涉诉回购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供的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国民生银行个人汇款业务凭证、中国民生银行业务受理单各两份及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基金份额确认书一份，被告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均不知情；2.对于原告提供的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之基金份额回购合同两份，被告质证认为，除了合同中“王钦敏”的签名外，其他内容并不是被告书写，被告是受案外人李振军的指示在合同中签名，并不知晓签署该合同的目的以及内容等。3.对于本院所作的国道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如胜的询问笔录，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原告无法确认该询问笔录中的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原告认为应当按照回购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被告则质证认为无异议。4.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原、被告签署的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风险揭示书各一份，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被告对原告的风险揭示书无异议，但对有其签名的风险揭示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签名并非被告所写，应该是案外人李振军擅自以被告的名义购买的私募基金，被告对此毫不知情。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3及证据4中原告的风险揭示书，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明；证据4中有被告签名的风险揭示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金明生（投资者）分别于2017年9月18日、2017年10月9日与案外人国道公司（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签订《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201709版）》各一份，上述合同均约定：基金的名称为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基金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的募集机构为管理人，通过管理人直销渠道认购基金份额的投资者，须从在中国境内银行开立的自有银行账户划款至基金的募集账户；基金已于2017年6月29日成立，于2017年7月6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基金编号：ST8438）；在基金存续期间，经基金管理人书面同意，份额持有人可以依法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但转让完成后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资产净值不得低于100万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各方就基金投资、申购、赎回、清算以及信息披露等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约定。另外，上述合同约定原告金明生申购的金额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合计300万元。基金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分别向基金合同约定的募集账户汇入100万元、200万元。2017年11月3日，案外人国道公司（即基金管理人）向原告金明生出具了一份《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基金份额确认书》，确认原告已经成为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原告申购的资金为300万元，申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4070556.31份。另查明，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已于2017年7月6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原告金明生（甲方）分别于2017年9月18日、2017年10月9日与被告王钦敏（乙方）签订《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之基金份额回购合同》各一份，上述合同均约定：为了降低原告投资风险，被告愿意对原告基于《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申购的全部基金份额承担回购义务；回购的标的为原告基于《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申购的基金份额；回购的时间为自原告收到基金产品成立确认书之日起满12个月后5日内被告按协议约定向原告付清全部回购价款；回购价格根据原告申购的基金份额确定，若原告申购的基金份额小于或等于300万元，回购价格=基金份额*（1+10%）+基金份额*（投资收益率-10%）*20%，若原告申购的基金份额大于300万元，回购价格=基金份额*（1+12%）+基金份额*（投资收益率-12%）*20%，基金收益率=投资收益/基金份额；原告依时全额收到被告支付的基金份额回购价款后五日内，原告有义务配合被告共同办理基金份额回购等相关手续；如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足额向原告支付基金份额回购价款的，每逾期一天，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原告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之基金份额回购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认为该合同有效，而被告则认为合同无效，其理由为被告仅在合同的乙方处签名，并不知晓合同的内容，且私募基金并不存在回购的概念，故该合同无效。判定基金份额回购合同的效力，关键在于要明确该回购合同的性质。“回购”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出售者向购买者购回其出卖的产品。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涉诉私募基金的基金募集机构为管理人国道公司，但在询问笔录中案外人国道公司陈述其并未与原告签订基金份额回购合同，原告系经由杭州投融长富公司推荐向其购买的基金份额。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与被告并不认识，其系向杭州投融长富公司购买的涉案基金份额；购买基金份额时，该公司工作人员袁辉表示公司的老板愿意回购其所购基金份额，为此签订了本案的基金份额回购合同；被告则陈述因杭州投融长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振军表示其不方便签字，便指示被告在回购合同上签字。从原、被告的上述陈述来看，双方均提到了杭州投融长富公司，但杭州投融长富公司并非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亦非该基金的销售公司，而被告王钦敏在回购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亦无证据表明系代表杭州投融长富公司。也就是说，本案回购合同的相对方被告，并非涉诉基金的销售者，并不存在回购的情形。而从基金回购合同的合同目的及内容来看，该合同载明的合同目的为降低原告的投资风险，内容为被告对原告认购的全部基金份额承担购买义务。故而，该合同中的“回购”其实质为基金份额的转让，即被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受让私募基金份额，并支付相应的价款。然私募基金份额的转让系原、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故涉案《国道港股一号私募基金合同之基金份额回购合同》应当认定有效。至于被告辩称其并不知晓回购合同的内容，但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对其在合同上签字的法律行为及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识，故本院对于被告的该辩称不予采纳。至于原告主张涉诉回购合同其实质类似于担保合同，但本案回购合同并未涉及“担保”字样，也无担保的内容，原告亦无法对担保内容作出解释，故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告能否要求被告支付基金份额的转让价款及相应的违约金。根据基金份额回购合同的约定，被告需在原告收到基金产品确认书之日（即2017年11月3日）起满12个月后5日内向原告支付基金份额的转让价款，而原告则需在收到价款5日后协助被告办理基金份额的转让手续。合同另约定转让价款的确定是基于该私募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但原告至今无法举证证明本案私募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故而至今无法确定基金份额的转让价款。另外，从涉案私募基金管理人国道公司的询问笔录可知，本案私募基金已经在2018年7月被管理人发起清算，因该基金投资于投融长富公司的股票，而该股票自2018年7月起至今仍处于停牌状态，故而本案基金至今无法清算，处于清算状态；若投融长富公司的股票复牌，本案基金即进行清算，实际无法转让。也就是说，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基金份额转让合同就现阶段而言无法履行。对此，原告在本院向其释明后仍坚持要求被告履行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且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基金份额转让价款的金额，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金明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原告金明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群瑶 人民陪审员  王艳丽 人民陪审员  罗 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