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民再28号 抗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钟玉红，男，汉族，1968年9月6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山，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蔺刚，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杨柳，男，回族，1981年3月17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杨汝臣，男，回族，1951年10月25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纲，上海市海华永泰（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何宽，男，汉族，1972年1月31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纲，上海市海华永泰（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钟玉红因与被申诉人杨柳、杨汝臣、何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宁检民（行）监[2019]6400000001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宁民抗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张福宇、书记员贺建华出庭，申诉人钟玉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山、被申诉人何宽及其与杨汝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纲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杨柳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一）本案中，钟玉红提供欠条以证明杨柳等人拖欠其股权转让款，杨柳等人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双方是基于民间借贷的合意形成的欠条，钟玉红并未实际交付借款。根据杨柳与钟玉红、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及何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杨柳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自述，股东会议形成后，杨柳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钟玉红却提出个人经济困难，要求增加股权转让金，并以此为由拒绝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杨柳已明确自认钟玉红提出过增加股权转让金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杨柳才起诉至法院，要求钟玉红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杨柳起诉时间为2014年3月10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时间为2014年3月21日，钟玉红协助办理变更手续时间为3月24日，而欠条出具的时间亦为3月24日。在杨柳已提起诉讼，且其自认钟玉红要求增加股权转让金的情况下，在变更手续履行当日，双方协商形成借款合意，钟玉红同意向杨柳借款500万元有悖常理。且根据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民间借贷的借款人通常于贷款人提供借款后出具“借条”，而欠条所列款项的性质则包括多种可能，现杨柳等人未收到借款即向钟玉红出具“欠条”与常理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欠条内容可以涵盖各种性质款项的情况下，杨柳等人主张欠条所列款项系借款，应当由其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现杨柳、杨汝臣、何宽辩称欠条所涉500万元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钟玉红未实际交付的借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钟玉红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其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再审判决认为杨柳等人抗辩涉案500万元系钟玉红未实际支付的借款，钟玉红应对存在欠款的事实成立承担证明责任。二审法院上述认定错误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二）钟玉红主张权利的凭证为杨柳等人出具的欠条，该欠条的内容完整、文义清晰，欠款人杨柳、杨汝臣及担保人何宽对各自在欠条上签名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该书证形成于双方当事人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当日，未经伪造、变造，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同时，经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商初字第284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杨柳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自述内容、该案的主审法官刘某某的电话谈话记录、对该案杨柳的委托代理人王某1律师所作的询问笔录、对参与该案各方当事人磋商的王某2律师所作的询问笔录，均与钟玉红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钟玉红向杨柳出具收到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条、杨柳等人向钟玉红出具欠款500万元的欠条等证据具有内在联系，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可以认定杨柳因股权转让纠纷将钟玉红诉至法院后，钟玉红与杨柳、杨汝臣、何宽协商解决争议，杨柳等人同意另行支付500万元款项并向钟玉红出具欠条。欠条形成当日，钟玉红即依约办理了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故欠条所涉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款。二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钟玉红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链，亦未形成优势证据证明欠款系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申诉人钟玉红称：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并非是借款合同纠纷。欠条不是借条，借条形成的原因是特定的借款事实，而欠条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基于多种事实而产生。杨柳、杨汝臣、何宽因股权转让纠纷向钟玉红出具500万元欠条的事实清楚，二审法院判决有悖于事实和法律，显失公正，判决结果错误。 被申诉人杨汝臣、何宽辩称：钟玉红所称的追加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地点、人物均与事实不符，前后矛盾，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杨柳没有向钟玉红追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且杨柳可根据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法定义务直接要求钟玉红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无须再向钟玉红支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钟玉红一审诉讼请求：1.杨柳、杨汝臣支付钟玉红欠款本金500万元；2.杨柳、杨汝臣支付钟玉红2015年3月9日前产生的欠款利息487812元，并主张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3.杨柳、杨汝臣按每日3068元的标准支付500万元自2015年3月9日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4.何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柳、杨汝臣、何宽承担。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杨汝臣系杨柳父亲。钟玉红、杨柳、何宽原系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东，钟玉红出资340万元，占股34%；杨柳出资330万元，占股33%；何宽出资330万元，占股33%；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钟玉红。2014年1月24日，钟玉红、杨柳、何宽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第一，同意钟玉红将其持有的34%的股权作价1900万元转让给杨柳，杨柳于2014年1月31日前付900万元，2014年2月28日前支付1000万元；第二，钟玉红在收到股权转让金后三个工作日内签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全部手续，并会同杨柳到工商部门将持有的34%股权变更至杨柳名下；第三，钟玉红在股权转让完成后不再持有公司股权，杨柳持有公司670万元（占股67%）的股权，何宽持有公司330万元（占股33%）的股权；第四，股权转让完成后，钟玉红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与法定代表人，由杨柳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与法定代表人；第五，如杨柳不能按本决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则本决议失效。2014年1月28日，钟玉红给杨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杨柳受让钟玉红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份34%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玖佰万元整（￥9,000,000.00）。”2014年2月28日，钟玉红给杨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杨柳受让钟玉红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份34%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2014年3月10日，杨柳将钟玉红、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何宽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2014年1月24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钟玉红履行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所持有的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权变更至杨柳名下，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柳；2.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协助杨柳、钟玉红、何宽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2014年3月21日，该案各方当事人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一、钟玉红于2015年3月25日前协助杨柳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将所持有的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柳名下，并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柳；二、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协助杨柳、钟玉红、何宽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2014年3月24日，杨柳、杨汝臣给钟玉红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钟玉红现金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小写）￥5000000.00。此款定于2014年9月30日前全额一次性归还。逾期不还，钟玉红有权运用法律手段追讨，并按日计息，利息为：3068元。以此为据！欠款人：杨柳（身份证号：6401021981********）日期：2014年3月24日。欠款人：杨汝臣。日期：2014年3月24日。担保人（连带责任人）：何宽（身份证号：6401021972********）日期：2014年3月24日”。同日，杨柳、钟玉红、何宽在银川市工商局办理了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4年4月23日，杨柳、何宽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第一，同意杨柳将其持有的70万元股权转让给何宽，何宽受让股权后持股量为400万元，占股40%；第二，同意杨柳将其持有的600万元股权对外转让给宁夏共享地产有限公司，何宽放弃其法定优先购买权，宁夏共享地产有限公司受让股权后对本公司的持股量为600万元，股权比例为60%。同日，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下发文件，免去杨柳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霍某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何宽任公司监事。2014年5月12日，宁夏共享地产有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公司同意出资2400万元购买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东杨柳持有的600万元股权。庭审中，法庭就欠条形成过程进行了询问，钟玉红称：“在转让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期间，公司取得了之前一块有争议的土地的所有权，经核算，我转让股权所得的1900万元无法填补我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的投入，所以我拒绝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并要求追加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杨柳起诉我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经我与杨汝臣、何宽三方磋商后，杨柳、杨汝臣、何宽同意再给我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达成协议后双方在2014年3月21日签署了调解笔录，当时何宽拿了一张有杨柳和杨汝臣签字的欠条，但因为杨汝臣的签字并不是当着我的面签的，所以就作废了这张欠条。2014年3月24日双方在银川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时，我拿着提前打印好的欠条，让杨柳和何宽当场签字后，委托他人持欠条到杨汝臣那签字，形成了本案的欠条。”杨柳、杨汝臣称：“杨柳因向钟玉红支付股权转让款1900万元向多人借款，同时公司资金紧张，又考虑钟玉红转让股权后手中有钱，拟向钟玉红借款500万元，钟玉红拿了《欠条》让杨柳、杨汝臣、何宽签了字，但借款没有实际交付。”何宽称：“《欠条》中的500万元是民间借贷的款项，当时杨柳找到何宽说是要向钟玉红借钱，并让何宽担保，但借款没有实际交付。”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宁0104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杨柳、杨汝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钟玉红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按每日3068元的标准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二）被告何宽对被告杨柳、杨汝臣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柳、杨汝臣追偿。案件受理费502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5214元，由被告杨柳、杨汝臣、何宽承担。 杨柳、杨汝臣、何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钟玉红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钟玉红承担。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本案案由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钟玉红、杨柳、何宽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显示，钟玉红将持有的股权作价1900万元转让给杨柳，后钟玉红先后给杨柳出具两张“收条”，认可其收到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和1000万元。现钟玉红依据涉案“欠条”主张追加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但该“欠条”中未显示款项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且《股东会决议》上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1900万元钟玉红已经收到，一审法院仅以各方在欠条出具之日办理了股权转让，而认定500万元系追加的股权转让款，该认定无证据支持，依据不足，应予纠正。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4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钟玉红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2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52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214元，均由被上诉人钟玉红负担。 钟玉红不服二审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宁民申126号民事裁定：指令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再审申请人钟玉红向被申请人杨柳、杨汝臣主张债权请求权，应提供其与被申请人杨柳、杨汝臣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法律事实的证据。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钟玉红依据欠条主张500万元是追加的股权转让款，但从已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及两次收条的证据可以证实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1900万元，再审申请人钟玉红已全部收取。且被申请人杨柳、杨汝臣针对再审申请人钟玉红主张欠条系追加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抗辩涉案500万元系再审申请人钟玉红未实际支付的借款，该抗辩主张后，再审申请人钟玉红应对存在欠款的事实成立承担证明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链，亦未形成优势证据证明欠款系股权转让款的法律事实。故二审认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1民终2768号民事判决。 本院再审中，检察机关向法庭出示了两份证据。证据一：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某2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有个土地使用权方面的诉讼，由我代理，因此与公司几个股东比较熟悉。2014年，钟玉红和杨柳、何宽针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钟玉红计算自己在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的前期投入后，认为19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低于自己的资金投入，不愿意配合杨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杨柳诉至法院，要求钟玉红依约履行义务。那个案子我不是涉案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具体情况我很清楚。2014年3月21日，杨柳、杨汝臣、何宽答应给钟玉红出具500万元的欠条。因此双方随后在兴庆区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协商解决纠纷。2014年3月24日，双方在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双方没有发生过500万元的借贷关系。欠条的形成过程是2014年3月24日，钟玉红与杨柳、何宽前往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钟玉红的小舅子黄某某拿着涉案欠条，前往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找杨汝臣和我签字。杨汝臣签名后，黄某某要求我在见证人处签字，被我拒绝。证据二：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我是双方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杨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当事人办理立案、保全等手续。钟玉红觉得股权转让款少于自己前期资金投入，提出个人经济困难，要求增加股权转让款，并以此为由拒绝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我大概记得是杨柳或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派一名姓王的司机带我去法院、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我听这名司机说杨柳同意给钟玉红再增加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协商在法院调解解决股权转让纠纷。钟玉红、杨柳、何宽达成调解协议，随后钟玉红配合杨柳办理了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我不知道双方是否发生过500万元的借贷关系。钟玉红与杨柳私下进行协商，我听说杨柳同意另行支付钟玉红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我没见过涉案欠条。 钟玉红质证称，证据一、证据二的内容真实，予以认可。 杨汝臣、何宽质证称，对证据一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某2的陈述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欠条形成的相关事实，且王某2曾是钟玉红担任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聘请的法律顾问，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应予排除。对证据二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某1的陈述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2014年3月24日欠条形成的相关事实。 钟玉红向法庭出示了民事起诉状复印件一份，欲以证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商初字第284号民事调解书是因钟玉红要求增加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所引起的，起诉的原因杨柳在起诉状中已自认。 杨汝臣、何宽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起诉状的内容中并没有钟玉红所述的要求增加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诉讼请求仅是履行变更登记义务。 本院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一，因王某2的陈述与其在二审法院再审庭审中的陈述内容不一致，不予采信；证据二系检察机关依职权作出，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对于钟玉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因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审理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于涉案欠条上的500万元确认为追加的股权转让款还是借款的问题。经查，2014年3月6日，杨柳因与钟玉红、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何宽股权转让纠纷向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载明：股东会决议形成后，杨柳即依决议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钟玉红却提出个人经济困难，要求增加股权转让金，并以此为由拒绝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2014年3月21日，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2014年3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兴民商初字第284号民事调解书，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同日，杨柳、杨汝臣、何宽在涉案欠条上签字确认，并在银川市工商局办理了宁夏运盛投资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对此，上述股权纠纷的解决过程和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相印证，证明涉案欠条上的500万元系追加的股权转让款。杨汝臣、何宽主张涉案欠条上500万元系双方协商形成的借款，没有实际支付，但从该欠条出具的时间和形式来看，均不符合常理，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再审判决认为，“杨柳、杨汝臣主张涉案欠条上的500万元系钟玉红未实际支付的借款，该抗辩主张后，钟玉红应对存在欠款的事实成立承担证明责任”，存在不当。杨柳、杨汝臣提出抗辩主张后应由其自行承担证明责任，而非由钟玉红承担证明责任。 综上，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及钟玉红的申诉意见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1民终276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4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502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52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214元，均由被申诉人杨柳、杨汝臣、何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军 审判员 张玉秋 审判员 梁益谦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 艳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