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22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恒仕达饲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玛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培，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益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管玉梅。委托诉讼代理人：谈杰，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魏强，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恒仕达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仕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益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建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仕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玛林、张力培，被上诉人益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谈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仕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恒仕达公司在一审中已就其有权要求退款的范围及数额充分举证，益建公司在已经认可收到恒仕达公司主张款项的前提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反驳恒仕达公司一审诉请的主张，一审法院将不能说明涉案报关报检相关费用总额的不利举证后果归于恒仕达公司，违反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二、一审法院认定恒仕达公司最迟于2014年11月26日应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并从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恒仕达公司认为提前了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实际上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恒仕达公司向益建公司诉请返还货运代理费用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存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恒仕达公司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益建公司答辩称：益建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一审中益建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二审补充认为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恒仕达公司不能证明益建公司应当向其退还款项的合同及法律依据以及具体的金额。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恒仕达公司在一审中诉称：恒仕达公司以案外人杭州佳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倍公司）的名义进口64个集装箱新西兰白鱼粉，为完成进口审批手续，恒仕达公司委托益建公司办理进口鱼粉的报关报检手续。益建公司仅成功办理了54个集装箱的报关报检，并谎称鱼粉清关需要缴纳税费，货物进口后可凭相关资料在税务部门退税。恒仕达公司在2012年12月6日至2014年11月25日期间多次支付了税费、仓管费、质保金、押金共计人民币4,063,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益建公司收取费用后，一直无故推诿拖延，拒绝办理税费退还手续。恒仕达公司认为，益建公司应就未能办理的货物退还部分款项。因此，恒仕达公司请求判令益建公司返还3,000,000元（包括益建公司未向恒仕达公司交付的鱼粉价值597,000元、益建公司承诺报检后退还的质保金383,000元、益建公司承诺卫生证书办齐后返还的押金1,100,000元、应退还税费950,000元，上述四项合计3,030,000元，恒仕达公司在本案中取整按3,000,000元起诉），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11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益建公司辩称：1.益建公司已经履行了货运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恒仕达公司应支付给益建公司的费用，远高于恒仕达公司实际支付的4,063,000元；2.恒仕达公司最后一次向益建公司支付的时间是2013年4月9日，恒仕达公司所称的2014年11月25日支付250,000元，并非向益建公司支付，也并非根据益建公司的要求向第三方支付，最后一批12个集装箱保管完成时间是2013年3月18日，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3年3月19日开始计算。而恒仕达公司在2018年5月17日提起诉讼，已经超出诉讼时效；3.恒仕达公司进口的货物抵达目的港后，无原产地证书和卫生证书，在报关报检完成以后仍然没有提供这些证书，导致部分不合格货物被商检部门查扣，恒仕达公司安排第三方强行提货，由此给益建公司造成了相应的损失，益建公司的报检经营资质被商检部门暂停，恒仕达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至2013年间，恒仕达公司以佳倍公司的名义从国外进口鱼粉。为办理进口鱼粉的报关报检手续，恒仕达公司委托益建公司办理共64个集装箱鱼粉的进口报关报检事宜，双方未签订书面货运代理合同。恒仕达公司提交的银行业务回单显示，2012年12月6日至2013年4月9日期间恒仕达公司陆续向益建公司支付了共计3,513,000元。益建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实际收取数额为4,063,000元。2014年1月21日，洋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向佳倍公司开出第212014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报检号为3110001XXXX6933、3110001XXXX6935两批货物未经口岸检疫擅自运递、销售，对佳倍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36,176.45元，并处罚款287,918.56元。2014年12月25日，张某某通过手机短信联系赵某某，要求提取40吨货物，称有人要买。2016年11月24日，张某某又向赵某某发送短信，要求益建公司把报关费和关税发票寄过来。同月26日，赵某某短信回复税票已交付给张某某，报关费发票当时曾约定不开发票。张某某回复让公司查一下，之后双方再无实质性沟通。2016年3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南苑中队致函洋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询问涉案业务具体情况。同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南苑中队查阅洋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卷宗作出情况说明，记载报检单号为3110001XXXX6933、33110001XXXX6935、3110001XXXX6936、3110001XXXX6879项下货物为新西兰白鱼粉，收货人为佳倍公司，由益建公司申报报检，共报检38箱，全部不合格，货物被扣押，实际提货人主动落柜8箱，报检费用共计25,111元。2017年3月21日，恒仕达公司代理律师向赵某某发出律师函，声称恒仕达公司委托赵某某办理62个集装箱的进口报关报检手续，赵某某仅成功办理52个集装箱的报关报检手续，假借缴纳关税名义，骗取恒仕达公司400余万元，并无故扣留了2个集装箱货物，要求赵某某与恒仕达公司协商钱款和扣留货物的退还事宜。赵某某系益建公司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1年益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管玉梅。恒仕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述，64个集装箱均已完成报关报检手续，恒仕达公司未向益建公司提交过涉案货物的原产地证书和卫生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之间关于货运代理业务的约定内容，以及益建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恒仕达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之间关于货运代理业务的约定内容，以及益建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恒仕达公司虽非报关单上记载的进口方，但为办理鱼粉的进口报关报检手续，恒仕达公司直接联系益建公司，委托益建公司办理共64个集装箱的进口报关报检事宜。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货运代理合同，但益建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以及恒仕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多次与其联系报关报检业务，支付相关费用等事实并无异议。故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之间以委托办理进口报关报检手续为主要业务内容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货运代理合同，且均未向法庭提交涉案64个集装箱的任何业务单据，包括提单、报关单、销售合同、费用确认单等，故一审法院无法查证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双方关于货运代理业务的具体细节，例如益建公司需要完成哪些事项、货运代理费用的约定及最终确认等内容。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恒仕达公司作为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方及涉案诉请的主张方，本应持有委托书、费用对账确认、往来单据签收记录等材料，却未能提交，一审法院无法查明货运代理合同的约定内容，也无法进一步查明益建公司履行货运代理合同包含哪些义务，是否存在过错等，故一审法院对于恒仕达公司要求返还货运代理费用的主张无法支持。二、恒仕达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恒仕达公司的诉请是要求益建公司返还其支付的货运代理费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货运代理业务完成的次日起计算。涉案货物的进口时间为2012年至2013年间，由于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均未向法庭提交涉案货代业务的相关报关报检单据，故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双方最后一次联系货代业务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张某某于2014年12月25日联系赵某某，要求提取40吨货物，此时涉案货物的报关报检业务应已完成，恒仕达公司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次联系业务的次日，即2014年12月26日开始起算。恒仕达公司主张其曾多次要求益建公司返还费用，但恒仕达公司对此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恒仕达公司提交的手机短信显示，张某某仅要求益建公司把报关费和关税发票寄过来，未曾提及返还费用等内容。因此，对于恒仕达公司的该节陈述，依法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鉴于本案未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故相应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至2016年12月25日已届满。现恒仕达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起诉要求益建公司返还货运代理费用，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综上，恒仕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委托益建公司办理的具体货运代理事项，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费用约定及结算等内容，法院无法查明益建公司履行货运代理合同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应当依约退还费用；并且恒仕达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对恒仕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恒仕达公司负担。恒仕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电子名片保存记录；2.短信记录。以上共同证明恒仕达公司代理人曾分别于2017年5月4日及8月23日多次就涉案纠纷费用结算和退费事宜与益建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面谈，对方承认涉案费用未结清，并同意退款。益建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即使双方之间存在短信联系，也不能证明恒仕达公司的代理人和益建公司人员商谈的就是费用退还的事宜，亦不能证明益建公司认可应当退还部分款项。本院认为，鉴于益建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二份证据从内容上看无从反映恒仕达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二审中，恒仕达公司申请证人钱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恒仕达公司与益建公司曾就涉案纠纷费用核算退还事宜进行过商谈的情况，不存在一审认定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证人钱某表示，2017年的8、9月份，钱某作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曾陪同恒仕达公司的代理人李玛林与益建公司赵某某就还款问题进行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是在李玛林与赵某某之间进行，钱某只是在一边旁听。钱某陈述当天旁听到的情况：双方会谈时赵某某对于还款的事实没有提出过异议，只是对还款的金额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李玛林就还款事宜还曾给过赵某某一个书面稿，之后会谈就结束了。益建公司对证人钱某到庭所作陈述认为：首先，认为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考虑到证人钱某身份的特殊性，对证人钱某出庭作证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次，即使2017年下半年双方会谈过，但本案的诉讼时效在2016年就已届满。本院认证认为，证人钱某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可证明双方进行过会谈。关于恒仕达公司代理人李玛林与益建公司赵某某的谈话是否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认定。益建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恒仕达公司要求益建公司退还涉案报关报检相关费用即一审主张的300万元是否应得到支持；二、恒仕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恒仕达公司要求益建公司退还涉案报关报检相关费用即一审主张的300万元是否应得到支持。本案双方对恒仕达公司委托益建公司办理共64个集装箱的进口报关报检事宜予以确认，但双方未签订书面货运代理合同，一审认定恒仕达公司与益建公司之间成立以委托办理进口报关报检手续为主要业务内容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货运代理合同，双方在履行涉案货运代理业务中各自的权利义务无法予以明确。而在实际履行涉案64个集装箱的进口报关报检过程中，双方也没有就益建公司履行货代业务的费用标准及费用的最终结算达成书面或口头约定。双方均未向法院提供涉案64个集装箱的相关业务单据，包括委托书、报关单、费用确认单等，以致法院无法查证恒仕达公司、益建公司关于涉案64个集装箱货运代理业务的具体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恒仕达公司已初步举证证明其向益建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此时益建公司应证明上述费用的具体去向，即将上述费用实际用于涉案业务。若恒仕达公司主张返还相关费用，其应举证证明益建公司收取上述费用存在不合理之处。在双方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各自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作出的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恒仕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恒仕达公司诉请益建公司退还恒仕达公司多支付的货运代理费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货运代理业务完成的次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以双方最后一次联系货代业务的时间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并无不当。故本案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次联系业务的次日，即2014年12月26日开始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恒仕达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但证人钱某出庭作证证言提及恒仕达公司代理人李玛林与益建公司赵某某的会谈发生在2017年8、9月，已超过从2014年12月26日开始起算的二年诉讼时效，且证人钱某出庭陈述确认其不能确定李玛林与赵某某就涉案纠纷还款事宜达成一致，故证人钱某出庭作证发表证言所提及的上述情形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由于恒仕达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本案未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故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至2016年12月25日已经届满。恒仕达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益建公司退还多支付的货运代理费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恒仕达公司关于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恒仕达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800元，由上诉人杭州恒仕达饲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辰旻审判员  张 雯审判员  高明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