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53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县支公司。住所地：涉县涉城镇振兴路**。 负责人：张保根，公司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住。住所地：邯郸市丛台路**/div> 负责人：李信，公司总经理。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郗慧贤，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路梅，女，198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敏，涉县涉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涉县支公司）、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邯郸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路梅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涉县支公司、人寿邯郸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赵路梅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判由赵路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属认定错误。案涉多份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张长海，张长海在载有“本人确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保险条款，并对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产品、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内容的三份《电子投保确认单》进行签字确认，其中一份分红型保险，投保人张长海也在电子投保确认单上抄录“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投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依法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张长海的签字确认行为足以认定在合同订立时上诉人已将条款提供给投保人，且对保险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并且张长海也清楚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二、一审法院采信与赵路梅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一，证人张某是投保人张长海的亲哥哥，是赵路梅的大伯哥，其与赵路梅存在当然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证据规则》，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然而，一审法院认定电子投保确认单上并非张长海签字及合同订立时上诉人没有提供保险条款等均仅依据的是该证人的证言，显然一审法院已经违反法律的规定。故此，张长海所述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院应不予采信。三、即使存在代签，双方亦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即使电子投保确认单并非投保人亲签，那投保人与张长海、赵路梅业已形成代理关系。签订合同本是投保人的合同义务，现投保人并未亲自履行该义务，而是直接交由他人代为办理，完全符合民事代理行为。既然是代理行为，那代理人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视为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代理人在权限范围内从事的民事行为当然也视为委托人的行为。因此，张长海或赵路梅代投保人签字确认知晓条款内容以及上诉人已经说明条款内容的事实，也应当视为投保人的意思表示，对投保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四、案涉免责事由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进行说明，显然是在加重上诉人的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投保人发生事故致死系因“酒后驾驶机动车”，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性规定。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上诉人将法律禁止性规定列为免责事由，只需进行提示，且投保人、被保险或收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然一审判决仍把案件争议焦点列为“免责事由是否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说明”。尤其一审判决书中写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根本免除保险人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提示义务”这句话实属让人捉摸不透，上诉人并不存在免除案涉免责事由的提示义务，也确实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对免责事由均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足以区别于其他条款内容。进一步说，也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无论要求上诉人进行提示还是要求上诉人进行说明，上诉人均有证据支持。综上，本案最大争议焦点是案涉免责是由是否生效。然无论上诉人提交的利益条款证据还是赵路梅提交的利益条款证据均显示免责已经进行加黑、加粗处理。投保人在了解涉案保险条款内容后，业已在《电子投保确认单》进行签字确认，表明其知晓条款内容。一审法院在认定这些关键事实上仅依据的是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二审予以改判。 赵路梅辩称，1、赵路梅已经证明非投保人张长海亲笔签名，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上诉人如有异议，应当在一审期间申请司法鉴定，其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司法鉴定。2、张某是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张某无权代理张长海。为杜绝争议和纠纷，上诉人完全可以禁止自己的保险代理人为自身、家属、亲戚、朋友以及熟人办理保险业务。3、上诉人没有尽到提示义务，其在张长海投保时没有尽到，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未附保险条款，张长海也没有进行签名确认了，提供条款与投保时间不一致。4、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涉案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相关规定，本案属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情形，只要负有举证责任的上诉人依法履行提示义务，涉案免责条款就产生效力。但是，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并未附相关格式条款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且赵路梅已经证明涉案投保单等并未经投保人亲笔签名确认并认可，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上诉人对此如有异议，可以在一审期间申请司法鉴定，然而上诉人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司法鉴定；上诉人也无其它证据证明其已经依法履行了该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所称“即使存在代签，双方亦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上诉人对涉案免责条款已经依法履行了提示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涉案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 赵路梅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人寿涉县支公司、人寿邯郸分公司给付赵路梅身故保险金780341.61元整，并赔偿迟延给付赵路梅保险金的利息损失；2、判令人寿涉县支公司、人寿邯郸分公司依约豁免下列相关保险合同保险费（1）2017-130426-546-01505347-0《国寿祥瑞终身寿险》；（2）2017-130426-305-30003168-7《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3）2017-130426-552-01505348-8《国寿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3、诉讼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均由人寿涉县支公司、人寿邯郸分公司承担。 原审查明：2016年6月，赵路梅以其丈夫张长海名义与人寿涉县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两份。其中2016-130426-548-01503164-4《国寿鑫福一生两全保险（分红险）》，2016年06月13日合同生效，保险期间终身。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张长海，年交保费10000元，交费期限10年。该合同第9页约定身故保险金为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截至2018年11月26日张长海身故，张长海已交纳保险费3万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赵路梅。2016-130426-273-00001009-1《国寿鑫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尊享版）》2016年06月13日合同生效，保险期间终身。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张长海，身故保险金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101%给付身故保险金，该项下身故保险金为341.61元，指定受益人为赵路梅。2016-130426-522-01503181-7《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2016年06月13日合同成立，2016年06月14日合同生效，保险期间30年。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张长海，年交保费1190元，保险金额50000元，交费期限10年。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约定：身故保险金按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125%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后，本公司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扣除已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的余额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乘客身份乘坐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上述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后，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3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该项下身故保险金为75万元，指定受益人为赵路梅。以上合同签订后，张长海通过银行卡已交纳保费3年。电子投保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张长海签名均为赵路梅所签。2017年6月23日，张长海与人寿涉县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合同（组）号：2017-130426-00001367-7，投保人均为张长海。主险国寿祥瑞终身保险保单号：2017-130426-546-01505347-0，被保险人张胤玉，年交保费780元，缴费年限20年，保险期间终身。险加险2017-130426-305-30003168-7《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被保险人张胤玉，年交保费540元，缴费年限20年，保险期间终身。附加险2017-130426-312-30003169-8《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被保险人张胤玉，年交保费14.4元，缴费年限20年，保险期间终身。附加险2017-130426-311-30003170-5《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被保险人张长海，年交保费45.94元，缴费年限20年，保险期间终身。主险2017-130426-552-01505348-8《国寿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被保险人张胤玉，年交保费142.8元，缴费年限20年，保险期间30年。附加险2017-130426-311-30003171-8《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被保险人张长海，年交保费4.97元，缴费年限20年，保险期间30年。保险合同签订后，张长海通过银行卡已交纳保费2年。该合同豁免保费附加险保单附件豁免保险为：《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所附主合同名称：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所附主合同名称：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所附主合同名称：《国寿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电子投保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张长海签名均为保险业务员张某所签。以上保险合同责任免除中均约定，“因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的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发生，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利益条款身故豁免保险费约定：“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自被保险人身故日起，于主合同每个保单年度的各保险费交付日期免予收取主合同的当期应付保险费”，同时责任免除中约定，“因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本公司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发生，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2018年11月26日，张长海驾驶冀Ｄ×××××小型普通客车沿219乡道（涉县刘张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状元街交叉口时，撞至同向前方左转弯的江可强持准驾第二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改装未按规定检验的第一类未悬挂号牌的冀Ｄ×××××重型货车（车载挖掘机）右后尾部，导致张长海从车内摔出，造成张长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长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追尾，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张长海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2019年5月27日，赵路梅作为被保险人张长海的身故受益人向人寿涉县支公司申请理赔。人寿邯郸分公司于2019年06月18日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以“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本次事故属于条款责任免除”为由“不承担本次事故的保险责任”，并自2019年6月17日起解除涉案保险合同，本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退还现金价值金额共计19846.17元。保险合同和保险合同送达书显示销售人员为张某，销售人员代码1878，营业单位代码130426。张某出庭作证称：我与张长海属于亲兄弟关系，我2016年5月份进入保险公司，对业务不太熟悉，2016年6月份给张长海办理了两份保险，当时投保单签名是赵路梅签的，随后资料是公司员工协助我填写的。2017年那两份保险是新险种，投保单是其签的名字，其他材料是我和公司职工一起填写的。保险条款什么的公司没有给我，我也没让赵路梅和张长海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寿涉县支公司、人寿邯郸分公司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是否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根本免除保险人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提示义务。按相关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双方提供的三份保险合同电子投保确认单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均非张长海本人书写，2016-130426-522-01503181-7《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和2016-130426-548-01503164-4《国寿鑫福一生两全保险（分红险）》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也没有投保人签名。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单微信电子签收时间均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日期之后，且保险公司提供的微信电子签收视频非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张长海的视频，不能证明涉案保险合同已为张长海本人微信电子签收，视频中也不显示签收过程中对相应的免责条款予以了明确说明。电子投保单的投保日期在前，保险合同送达在后，电子投保确认单和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并未明确载明免责条款的相应内容，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在推介保险、签订投保确认单时并未附保险合同相关条款内容，从保险公司目前提供的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其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或者成立时提供了相应的保险条款并对相关免责条款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故保险公司辩称已向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不能成立。关于代签行为的效力问题，本案投保人张长海已连续足额按期缴纳保费，表明其愿意订立该保险合同，是对代签保险合同行为的追认，保险合同对其生效。但不能因此推定投保人认可保险人已经向其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证人保险营销员张某出庭证言证实人寿邯郸分公司提供证据中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签名，分别为张长海妻子赵路梅和张某签署，而并非投保人张长海。结合以上电子投保确认单、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以及保险营销员出庭证言综合考量，该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未对投保人张长海尽到充分的提示义务。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根据赵路梅提供《国寿鑫福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张长海意外交通事故已经发生，按照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已经成就，该保险合同已经终止。人寿涉县支公司、人寿邯郸分公司应当按约定给付张长海因交通事故意外身故保险金。赵路梅作为保险合同指定受益人，享有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的赔偿权利。对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给付相应的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根据《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利益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张长海意外交通事故已经发生，按照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和豁免保险费的条件已经成就，该保险合同已经终止，保险公司应当按约定豁免相应保险费用。赵路梅请求按同期贷款利率给付保险金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县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赵路梅意外身故保险金780341.61元（已付19846.17元）；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县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依约豁免下列相关保险合同保险费：（1）2017-130426-546-01505347-0《国寿祥瑞终身寿险》；（2）2017-130426-305-30003168-7《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3）2017-130426-552-01505348-8《国寿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三、驳回赵路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3元，由赵路梅承担303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县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承担113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内容是否尽到了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投保单中是张长海签字不予认可，并提供保险代理人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而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上述投保单的签字系张长海所为，故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内容向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张长海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另外，因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对相关合同内容予以明确并签字确认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故上诉人对相关条款内容的提示或说明均应在合同生效之前完成。但，根据人寿涉县支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可知，相关保险合同的签订、生效在前，相关合同和条款的签收在后，相关合同的生效和签收时间上均不一致，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在投保时向投保人出示了合同条款并提示了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综上，本案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内容已在投保时向投保人张长海尽到了提示义务，一审结合以上电子投保确认单、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以及保险营销员出庭证言等证据认定保险人未尽到充分的提示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所称的相关免责条款依法不能生效，上诉人不予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虽称“即使存在代签，双方亦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本院认为，因相关保险费用的交纳，仅能说明张长海对合同效力的确认但仍不足以说明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张长海知晓并了解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更不能证明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内容在投保时向投保人予以了提示，且上诉人也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张长海与他人之间确实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3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县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玉剑 审判员  盖自然 审判员  郭 晶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董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