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01行终8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河南省新密市开阳路**。法定代表人陈志刚，局长。委托代理人冯艳春，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迎洲，河南长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密北方耐火工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祥和街居委会**/div>法定代表人周智敏，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玉博、赵雅婷（实习），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二屯，男，汉族，1947年4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新密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改莲，女，汉族，1953年8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新密市。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素平，河南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密北方耐火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因上诉人魏二屯、李改莲撤销处理结果告知书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6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8年10月1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执行裁定书和（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送达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签收，要求其解除对被执行人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持有北方公司60%（出资额300万元）股份的冻结并过户至买受人周智敏（身份证号码）名下。2018年11月22日，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北方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投资人变更），由“职工及个人股20%、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80%”变更为“职工及个人股20%、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20%、周智敏60%”。2018年11月29日，北方公司向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申请董事、监事、章程备案，并向其提供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股东（××）出资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北方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北方公司章程等。2018年11月30日，北方公司以管理不当丢失为由，向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企业补办营业执照申请，并提交有周智敏、付东凯、王炎平、张学亮签字的企业补办营业执照登记表。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8年12月3日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核准了工商变更登记（高级管理人员备案），由“张建华、陈万鹏、李昆、李改莲、魏二屯、靳秀法、弓永安”变更为“王炎平、张学亮、付东凯、周子杰、周智敏、周云龙”，核准工商变更登记（负责人变更），由“弓永安”变更为“周智敏”。2018年12月24日，原告魏二屯、李改莲等人以北方公司股东的名义向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举报北方公司自行停业已连续达6个月以上，要求吊销营业执照，同时申请撤销2018年11月29日在周智敏主持下形成的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并撤销依据此决议而实施的变更注册登记（包括法定代表人、股权、章程、董事会、监事会的变更）。针对以上举报及申请事项，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8年12月27日向举报申请人出具了新密工商质监告知字［2018］007号告知书，决定对吊销营业执照及撤销变更注册登记进行立案调查。后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因机构改革，名称变更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4月24日，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申请人作出了处理结果告知书，对于撤销股东变更登记不予支持，对于撤销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不予支持，对于吊销营业执照，已责令北方公司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分别阐述了具体原因。原告不服处理结果告知书，遂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的生效（2017）豫01民终152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耀臣、魏二屯、李改莲为北方公司股东。北方公司的2018年11月29日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无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没有加盖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的印章；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中没有原法定代表人弓永安的签字，没有加盖北方公司的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的签字人为周智敏。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为北方公司的股东，在涉诉变更注册登记前任公司高管职务，其举报的终极目的是为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告对原告举报事项的处理行为，将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变更注册登记行为，与产生实际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举报事项的处理行为结果与原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该处理结果告知书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被告作为北方公司注册登记的行政主管机关，具有对错误登记事项进行更正登记的法定职责。2018年11月29日，北方公司向被告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时，向被告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股东（××）出资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北方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北方公司章程等材料。被告接受北方公司申请变更材料后，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核办理，但北方公司所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以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均没有原法定代表人签字，且股东会决议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签字的股东所占北方公司股份的总份额为72%，该股东会决议的程序不符合北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代表大会的出席人数达到占股额四分之三的代表出席”的要件。依据郑州中院（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执行裁定书和（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周智敏登记持有北方公司的股份为60%。在2018年11月29日召开公司股东会时，周智敏与张学亮（代表股权4%）、王炎平（代表股权4%）、付永亮（代表股权4%）所持北方公司股份之和尚未达到公司股份的四分之三，该股东会召开的时间也不符合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应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虽然，上述两文件中有周智敏的签字，但周智敏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并未按照《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向被告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事项。故周智敏作为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信息及其申请的董事、监事的变更登记信息等相关信息，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登记程序。另外，被告核准的北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股权数额与变更登记申请表及公司章程明显不一致，其受理原告举报之后，未就该不一致的情况是否应予更正作出处理决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二、责令被告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原告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上诉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自相矛盾。原审判决有两项，一是撤销本机关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二是责令本机关对原告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这两项判决本身就自相矛盾。首先，《处理结果告知书》作为行政机关对被上诉人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的告知行为，对被上诉人的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更没有撤销的必要；其次，判决书并未确认本机关有行政不作为或者对原告举报事项的处理有违法之处，或者判决撤销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但仍然判决本机关对原告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该判决无法执行。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依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字152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系公司股东，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股东资格以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确定。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只是法官的一种观点，不是判决书主文，不能作为认定其股东资格的依据。本机关作为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在审查股东资格时所依据的只能是公司提交的书面文件和公司登记资料。本机关不会依据法院判决书中的某一观点而认定股东资格。2、原审判决以北方公司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没有原法定代表人签字为由，认定本机关变更登记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北方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委托书，其申请人是北方公司，周智敏是北方公司新任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上其签字，已足以认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其委托书合法有效。《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项，要求提交的文件中表述为“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该规定说明，变更登记申请，可以由原法定代表人签署，也可以由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由此可知，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书，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这一规定说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只能由新任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因为，在变更登记之前，原法定代表人已离职，已不能代表公司，只有新任的法定代表人才可以代表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因此，签署变更登记委托书的，只能是新任法定代表人。3、原审判决认为股东大会决议未达到持有公司股份四分之三的股东通过，认定事实错误。北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表述为：经代表公司表决权92％的代表同意，8％弃权，0反对。本机关仅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其表决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不在本机关审查范围，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如有不服，依法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本机关无权判断。另外，上诉人认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依法已对被执行人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持有北方公司80%（出资额400万元）的股份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拍卖，2017年4月11日，周智敏以604万元竞买成交。”周智敏竞买成交后，虽然同意法院将其中20％的股份暂不过户，但并不意味其不能行使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依照上述规定，周智敏已经取得了该股权的财产所有权，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因此，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周智敏一人即占公司80％的股份，再加上其他三位参会股东每人4％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92%，完全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4、原审判决认定北方公司的申请材料中，没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事项，认定事实错误。在公司登记申请表中，明确由法定代表人由弓永安变更为周智敏。北方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申请材料中的董事会决议明确：选举周智敏为公司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弓永安董事长职务，并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5、原审判决认定“该股东会召开的时间也不符合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的应于会议召开前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适用的是该公司2018年11月29日股东代表大会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本次股东的通知程序依照该公司之前的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本次修改前有效的公司章程是2008年9月3日该公司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第三十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并于会议前10日内通知全体股东代表。因此，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并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5、原审判决认定本机关核准有北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股权数额与变更登记信息及公司章程明显不一致，其受理原告举报后，未就该不一致的情况是否应予更正作出处理决定。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没有就此问题提出举报，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其次，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股东所持股权数额不是登记事项，而是备案事项，本机关对其股权数额没有核准登记的法定职权。第三，人民法院依法公开拍卖的股权，周智敏已经竞买成交，人民法院已经裁定确认，股份的财产所有权已经依法转移。但人民法院在征得竞买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中一部分不予办理过户。这种不一致是执行法院造成的，本机关对此无法解释。该部分股权有没有表决权，其参与表决而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如何是一个民事问题，依法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本机关无法确认。原审判决要求登记机关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作出判断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味强调股东会召集的程序以及表决情况，这些争议是民事诉讼应当解决的问题，不是本案应当审理的内容。综上所述，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的举报，已经依法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了被上诉人。上诉人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且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原审判决既没有撤销行政行为，也没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更没有确认行政不作为，判令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为此，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上诉人北方公司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被告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2、判令被告限期对原告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处理结果告知书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被上诉人关于请求撤销对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吊销上诉人营业执照的回复，其中涉及事项仅为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吊销上诉人营业执照等。首先，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1月22日依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执行裁定书和（2012）郑执一字第166号之十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北方公司股东由职工及个人股、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职工及个人股、周智敏、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虽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5218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但其属于其中职工股及个人股范畴，第三人作出的变更登记只是将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转移登记到周智敏名下，对被上诉人利益并没有产生影响，第三人作出的变更登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次，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公司内部决策事项，且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会对上诉人股东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第三人对被上诉人举报事项处理行政行为，并不会对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与原告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而被上诉人不能就该结果告知书提起行政诉讼，被上诉人不具备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本案主体资格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人核准申请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并对申请人超越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处置合法。第三人核准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周智敏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拍得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持有的申请人的80％的股份。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有关生效法律裁判撤销该法律文书之前，周智敏当然享有申请人80％的股权，并且公司章程对此予以确认，亦具有法律依据，只是股权转让受到限制。因此，该股东决议出席人数达到占股额的92%，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四分之三占股额限制。涉案股东会决议当为有效。至于股东会召开时间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己经规定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的决议属于可撤销范畴，并且为此设定60日的除斥期间，而被上诉人并未在有关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撤销，因此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不符合有关规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若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则会导致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规避公司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超越其处理权限裁判，致使公司法有关规定形同虚设，过分干预公司内部事务，明显不妥。其次，上诉人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的核准行为合法有效。第三人提交有《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新密北方耐火工业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新密北方耐火工业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以上材料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及《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第三人依据司法机关的协助执行行为对上诉人股东予以变更，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不妥之处。对于被上诉人举报的超越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第三人现场核查之后，作出依法责令上诉人变更从业经营范围的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审理范围超过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对其越权审判行为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针对本案《处理结果告知书》的诉讼请求只是针对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并对申请人超越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且其投诉事项亦是以上三部分内容，而审理过程中法院撤销第三人行政行为的依据部分为上诉人申请的董事、监事的变更登记。该变更事项并非被上诉人所诉事由所包含。因此一审审理范围超过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此属于侵犯行政权范畴，超越法院审理权限，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魏二屯、李改莲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证据确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答辩人作为北方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举报的终极目的是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管理局对举报事项的处理行为将对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变更注册登记行为与产生实际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与答辩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处理结果告知书具有可诉性，且答辩人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均对答辩人股东身份提出质疑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第一、根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7）豫01民终15218号生效民事判决中认定答辩人系北方公司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上诉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推翻生效的（2017）豫01民终1521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依据来源于管理局档案室北方公司档案资料中《新密市耐火水泥厂关于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请示报告》（确认股金结构包含职工股及个人股金）、2002年6月22日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答辩人魏二屯作为自然人股东代表）、2000年7月30日委托书（答辩人李改莲向职工股代表丁淑萍出具）均能证明答辩人的股东资格。第三、依据来源于北方公司档案资料2008年北方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2008年北方公司第一次监事会决议能够确认答辩人董事及监事资格。二、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诉称其依据北方公司申请办理相关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违背了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第一、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2018年11月30日有周智敏签字递交的补办营业执照申请以及2018年11月21日刊登有北方公司营业执照遗失声明的河南商报为北方公司补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必须登报声明后，方可申请补领。此时补领的营业执照与声明作废的营业执照中除了发证日期不同，其他的记载事项不发生改变。而周智敏于2018年11月21日向河南商报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作废声明公告，此时周智敏并非北方公司股东（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北方公司股东名录变更登记），且北方公司2018年11月30日向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补办营业执照申请书股东签名处仅有周智敏、付永亮、王炎平、张学亮，作为仍被冻结的20％股权的股东郑州洋花塑胶有限公司没有签章，但是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8年12月3日向北方公司补发了法定代表人由弓永安变更为周智敏的营业执照，此举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并为周智敏进一步侵害答辩人利益奠定了基础，严重侵犯了原告、众多职工股股东以及其他股东的权益。提请法庭注意的是，2019年10月，答辩人到河南商报进行调查时，发现办理登报手续人向河南商报递交的竟然是伪造的周智敏身份证件，答辩人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相信真相不久将会呈现。第二、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诉称原审判决以北方公司递交的“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没有原法定代表人签字为由认定其变更登记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使用法律错误，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属于断章取义、以点代面、歪曲理解判决宗旨。1、原审判决认定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所涉及需要审核的材料包括委托书在内的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北方公司章程等，是对签署材料的综合认定与阐述。2、周智敏在签署上述材料时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要求的其他文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29号文件中《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要求同时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主体是公司，必须加盖公司公章。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周智敏在办理上述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时，北方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都由原法定代表人弓永安持有，可是周智敏仅凭河南商报的营业执照遗失声明、郑州晚报的公章遗失声明堂而皇之的攫取了北方公司的控制权。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周智敏之间天衣无缝的互助实现了双方的共赢，周智敏在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神助下摇身一变为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当天就撤销了原法定代表人弓永安在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提起被告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诉讼。究竟发生了什么，相信二审法院会有一个公断。3、北方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递交了申请材料中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确定的委托有效期限是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29日，而申请书出具的日期是2018年11月30日，则2018年11月29日作为委托代理人周雅蕊递交前述申请材料时没有代理权。三、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股东会召集程序以及表决情况、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属于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不应当属于原审审理范畴的上诉理由是错误的。第一、诚如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称股东会召集程序以及表决情况、股东会决议力问题属于民事诉讼解决范畴，但是答辩人向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的控告项中包括签署内容，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答辩人出具了受理通知书，并未告知答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受理并对此作出处理，却以应属于民事纠纷为由抗辩原审法院的审理，难免让人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更何况此处的“百姓”是负责审理其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人民法院！第二、关于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答辩人已于2019年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其不成立的民事诉讼，新密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豫0183民初770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另外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一、关于本案所涉股东会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我们现在强调的不是效力问题，而是成不成立的问题，这是两个法律概念。二、上诉人称如果有关法院确定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无效，作为答辩人没有权利申请撤销，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答辩人作为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是有权利申请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撤销登记的。三、虽然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只是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交的材料做形式审查。但是递交的所有材料中，如果有明显瑕疵或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或者不予核准。本案当中有以下几点属于明显错误。1、北方公司递交的材料中引用的中级法院文书应为判决书，但是引用的是裁定书。2、该判决书中已经确认周智敏参与拍卖的80%的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股权中有20%系新密国资委所有。也就是这个股权本身就不应该拍卖，周智敏更不可能取得80%的股权。3、特别明显的一个瑕疵是北方公司股东代表大会是在2018年的11月29日召开，本次股东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新一届的董事，但是董事会决议也是在2018年11月29日作出，且董事会决议记载通知董事的时间竟然是之前的5天，这些董事怎么可能知道他在5日后成为新一届的董事，这是很明显的一处错误，形式审查就没审查出来。再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根据有关的执行裁定协助执行裁定和法院判决周智敏享有60%的北方公司的股权，但是周智敏递交变更登记申请所有材料，包括章程、股东会决议，记载确定周智敏占有北方公司的股权是80%，而且所有材料中没有另外一个股东郑州洋华塑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公司盖章，这些明显的错误，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审核出来，或者说其不愿意审核或者是看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忽略过去了。另外，一审法院判决股东会代表大会决议不能作为北方公司变更登记的依据并非仅有10日前或10日后通知，最重要的是表决权这一部分，由于周智敏仅占60%，加上另外两名出席的股东8%，远远未超过章程的3/4的规定。所以上诉人断章取义，歪曲理解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4日，上诉人魏二屯、李改莲等人以北方公司股东的名义向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举报北方公司自行停业已连续达6个月以上，要求吊销营业执照，同时申请撤销2018年11月29日在周智敏主持下形成的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并撤销依据此决议而实施的变更注册登记（包括法定代表人、股权、章程、董事会、监事会的变更）。针对以上举报及申请事项，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8年12月27日向举报申请人出具了新密工商质监告知字［2018］007号告知书，决定对吊销营业执照及撤销变更注册登记进行立案调查。后新密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因机构改革，名称变更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4月24日，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申请人作出了处理结果告知书，对于撤销股东变更登记不予支持，对于撤销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不予支持，对于吊销营业执照，已责令北方公司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分别阐述了具体原因。被上诉人不服处理结果告知书，遂诉至原审法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针对被上诉人的举报事项上诉人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后作出了涉案处理结果告知书，该回复通知书仅系对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举报请求的理由和查处北方公司的结果等事项予以告知，被上诉人所称的股东权益、监事权益、董事权益等合法权利并不会因被诉告知行为而产生任何增减得失，而无论是涉案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或者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均非本案审查范围，被上诉人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其起诉应予驳回，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魏二屯、李改莲的起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分别退还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密北方耐火工业有限公司各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审原告魏二屯、李改莲。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 涛审判员 付保东审判员 耿 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鲁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