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96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幸福，男，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武，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龙怀江，男，197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代军，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幸福因与被上诉人龙怀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2民初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幸福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2民初38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被上诉人龙怀江不是天宏公司的真实股东，不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龙怀江并没有对天宏公司进行出资。龙怀江于2013年7月16日将钱转到银行验资后第二天即将钱原路返回，该账户也于2013年7月28日注销，属抽逃出资。2、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龙怀江从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出来的，双方并未持有该《股权转让协议》，更进一步证明龙怀江不是公司的真实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在上诉人实际出资900万元后方便享有股权和股东身份而变更登记，不是双方真实的转让股权，且龙怀江至起诉前从未和上诉人联系和催告付款。3、从李远操起诉郑春木和郑幸福合伙纠纷一案中，李远操提供的《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及《证明》都明确阐明了公司是李远操个人投资成立，其将股权挂在龙怀江和李远吉名下，便于公司管理，《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中李远操与郑春木各占50%的股份，并未认可龙怀江是天宏公司实际投资人和股东。郑幸福己经按照与郑春木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及《证明》只字未提，简单认定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没有认真审查《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实系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基础。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因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情形，在2015年8月24日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龙怀江对上诉人只拥有债权，其在未经催告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前，也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己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限。应改判驳回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龙怀江辩称，一、2013年7月天宏公司成立时，答辩人实际出资并经验资，经登记成为公司的原始股东。郑幸福成为天宏公司股东是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通过继受答辩人股权的方式获得。郑幸福所称答辩人不是天宏公司股东、无权转让股权的理由应予驳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诉人所称答辩人无合同解除权的理由不能成立。龙怀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要求被告郑幸福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5%股份登记至原告龙怀江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7月16日，龙怀江将7000000元转入榕江县天宏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宏公司）在都匀××村镇银行的账户。2013年7月17日，天宏公司拟定公司章程：龙怀江与李远操、李远吉三人是公司股东，分别出资7000000元、5000000元及3000000元，占股比例为46.67%、33.33%及20%，龙怀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入其出资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2013年7月18日，天宏公司注册成立。2015年8月10日，天宏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龙怀江自愿将其名下的公司股份6%（价值900000元）转让给郑春木，25%（价值3750000元）转让给郑幸福，15.67%（价值2350000元）转让给李远操，转让成功后，龙怀江退出该公司；龙怀江、李远操、李远吉在决议上签字捺印确认。同年8月24日，龙怀江与郑幸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龙怀江将自己持有的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郑幸福，郑幸福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向龙怀江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000元；协议须提交公司股东会议审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签订当日，即修订了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修改为李远操、郑春木和被告郑幸福，占股比例为49%、26%和25%，郑春木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远操、郑春木及郑幸福在修订的章程上签字捺印。2016年1月27日，龙怀江办理了变更登记，其持有的25%的公司股权已变更登记至郑幸福名下。郑幸福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故龙怀江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原告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是否应当支持？关于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该院认为，天宏公司依法成立，其公司章程、银行征询函、进账单及2015年天宏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确系天宏公司合法股东，是案涉25%股权的合法持有人，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原、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被告提出原告并未实际出资，不是天宏公司真实股东的抗辩，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案涉股权经天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转让给被告后，原、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也依约变更了股权登记。至此，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应当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5%股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为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龙怀江与郑幸福在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由郑幸福将其持有的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5%的股权返还给龙怀江，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龙怀江名下。案件受理费36800元，由郑幸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榕江县天宏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发起设立，后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即天宏公司）。天宏公司设立后，通过招投标取得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工程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因出现资金不足，2015年7月3日，李远操与郑春木协商，以李远操为甲方，郑春木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合伙投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是甲方于2013年12月17日与榕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投资合同》后，由甲方自行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自本工程投资建设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止，甲方已将前期工程完成，共计投入资金2380元，现乙方投资参与甲方共同完成本工程项目的后期建设，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该项目，根据甲、乙双方的实际情况，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合伙协议：1.投资比例甲乙双方在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中的份额是各占50%；2.利润及成本在本工程项目全部完成后，利润分配前，应选退回双方各自投资的成本（甲方成本为2380万元，乙方成本为本合同签订以后所投入的资金），成本退完后，利润按甲乙双方各占50%的比例进行分配；3.合作期限由本合同签订之前的本工程建设项目，已经由甲方自行投资完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以后的全部工程事项由乙方自行投资建设完成，甲方参与管理，甲乙双方应当相互沟通，相互协商，为更好、更快地将工程项目完成，通力合作；4.违约责任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必须认真如实履行，不违反协议约定，如有违约行为，违约方就应当向对方承担协议总价20%的违约金。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双方签字后生效。”郑春木与李远操签订《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合伙投资协议》后，该工程项目交由郑春木进行经营管理。2015年8月3日以郑幸福为甲方，郑春木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协议内容：“甲乙双方本着公平自愿，互利互惠、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共同合伙投资入股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执行。一、合作目的、合作内容：1.甲乙双方共同合伙投资入股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双方的投资金额仅限使用于该公司开发的位于贵州省榕江县××（××）××榕江县红军商业广场房地产项目；2.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书后，由乙方作为双方有代表与该公司完成投资入股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工商信息资料变更的相关事宜，乙方应于2015年8月29日前完成上述工作并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其名下；3.投资入股该公司后，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该公司建设、招商、销售、管理，代为行使甲方享有的股东权利义务，甲方有权随时检查该项目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查阅公司账目，了解资金使用情况；4.乙方向甲方承诺甲乙双方在该项目的投资风险概由乙方一人承担。二、投资金额与责任：甲乙双方投入的资金占该公司51%的股份，其中甲方现金出资900万元，乙方应保证甲方投入的资金占有该公司25%的股份，在甲方的全部出资到位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增加出资，乙方以其前期对该项目的出资和后续项目工程需要而追加的金额作为其投资入股，该公司原其它股东合计占公司49%的股份；2.甲方将投资金额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存入乙方指定账户并向甲方开具收款收据，户名：郑春木，开户：行贵州省凯里市农行兴分理处，账号：62×××19；3.甲方投资入股的资金仅限于使用于与该项目有关的工作，乙方应保证该公司不得挪作他用，一经甲方发现该资金被另作他用的，甲方有权随时撤回出资并且按其投资入股金额的30%要求乙方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4.协议履行期间，双方不得再引进任何第三方投资入股该公司开发的该项目，一方未经结方许可，不得擅自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否则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三、收益及分配、合作期限：1.甲方基于乙方对该项目给予的短期，高利润回报承诺且甲方对此也充分依赖，故双方约定，甲方对该项目的投资收益采用固定利润分配方案，即无论该项目最终收益多少，甲方享有的固定投资收益为1500万元人民币；2.该项目正式对外销售后，可销售面积的售出率达到50%以上，乙方应当将甲方投资入股本金和约定的固定投资收益共240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支付于甲方，并应受让甲方在该公司25%的股份，双方的合作期限终止，甲方退出该公司；3.本协议书生效后届满一年时，该项目仍未进入建设、销售阶段或者房产售出面积未达可销售面积的50%时，乙方应将甲方投资入股股本金和约定的固定投资收益共计240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支付甲方，并应受让甲方在该公司25%的股份，双方的合作期限终止，甲方退出该公司。四、……；五、特别提醒：甲乙双方已全面准确理解本协议全部内容，且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约定的内容没有异议并承诺履行全部权利义务。本协议部分条款发生争议，不影响其它条款的继续履行，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2015年8月3日郑春木向郑幸福出具了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幸福用于出资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位于贵州省榕江县××（××）××榕江县经军商业广场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入股本金900万元。”该《收据》中的900万元，分别由郑幸福通过银行于2015年7月30日转款100万元、2015年8月10日转款600万元，2015年8月25日转款200万元至郑春木个人账户。郑幸福与郑春木签订《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后，2015年8月10日，经天宏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龙怀江将其持有的25%股权作价375万元转让给郑幸福；15.67%股权作价235万元转让给李远操；6%的股权作价90万元转让给郑春木。李远吉将其持有的20%股权作价300万元转让给郑春木。2015年8月24日，分别签订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天宏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第八条及第六章第三十一条，修改后公司股东人员、认缴出资和持股占比变更为李远操735万元占49%，郑春木390万元占26%，郑幸福375万元占25%。郑春木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李远操、郑春木和郑幸福作股东在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名。2016年1月27日经榕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郑春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后，在其组织经营本案涉及的工程项目中，因严重缺乏资金，未能履行与郑幸福签订的协议，郑幸福与其他股东在公司继续推进工程项目的实施中产生较大分岐，导致工程项目停建引发纠纷。为此，李远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判决被告郑春木继续履行2015年7月3日签订的《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合伙投资协议》，被告郑春木十日内向公司交纳合伙项目后期建设款3009万元；被告郑幸福对后期建设款3009万元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6月12日，李远操于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2019年6月14日，本院以（2019）黔26民初14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远操撤回起诉。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事实理由，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关于焦点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问题。结合前述查明的事实，2015年8月3日郑幸福与郑春木签订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因约定了投资限额、风险排除、保底收益、股权回购，不具有共担风险的本质特征，郑春木与郑幸福之间名为合伙投资，实为借贷。纵观郑幸福的权利基础，因存在两个合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龙怀江以其股权对作为主合同的郑春木与郑幸福的借款提供担保。理由是：第一，郑春木与郑幸福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二，龙怀江与郑幸福之间具有转让案涉股权的外观；第三人，案涉股权虽已亦更登记至郑幸福名下，但该转让是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郑幸福作为股权受让人，权利范围受担保目的等诸多限制。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目的、交易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的特点，其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符合让与担保的基本要件，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转让标的，转让价款，具备股权转让的外在表现形式。龙怀江虽主张转让案涉股权的目的在于获取对价，但事实上，在协议签订生效后三十日内郑幸福并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2016年1月27日龙怀江仍变更股权登记至郑幸福名下，乃至2019年3月起诉前，长达近三年的时间中，并无证据证明龙怀江进行了合理催告。因此，该协议符合让与担保以转移权利的手段实现担保债权目的的特征，系各方当事人受契约自由原则和担保经济目的双重规范的债权担保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焦点2，龙怀江主张375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按期支付，构成根本违约，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予以解除。对此，本院认为，迟延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迟延的时间对于债权的实现至关重要。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合同目的就将落空。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并未约定超过期限履行龙怀江将不接受履行的法律后果。同时，在郑幸福并未依约支付对价的情形下，龙怀江仍变更股权登记至郑幸福名下，且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中，未有证据证明其进行了合理催告。上述事实说明，合同期限并未构成案涉合同的必要因素，迟延履行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落空。结合前述事实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效力，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仅影响转让双方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波及所担保的借款合同，在郑春木合同主债务未清偿时，如若随意解除作为从合同的让与担保，不利于保护既成的交易关系。因此，龙怀江有关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郑幸福上诉所称龙怀江系代持李远操的股权，其本人并非实际出资人，且抽逃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协议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就内部关系而言，各方签署了设立协议，有出资证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龙怀江系为李远操代持股权，《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对此亦未禁止。龙怀江与李远操、李远吉具有共同成立公司的意思表示，龙怀江是否于2013年7月17日抽逃出资，仅可能涉及抽逃出资责任，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认定。而从外部关系来看，转让前龙怀江的股东资格已经公司登记，具有天宏公司股东的权利外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因此，郑幸福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郑幸福所称龙怀江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因本案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所调整的对象，其超过除斥期间的理由于法无据。结合龙怀江的诉讼请求，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龙怀江诉请郑幸福返还股权并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虽基于合同解除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约束，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的规定，因双方在案涉协议中并未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龙怀江基于合同解除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其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合同被解除时。如前所述，本案解除条件未满足，故郑幸福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2民初3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龙怀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共计73600元，由龙怀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梅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强书记员  顾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