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7民终1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良君，男，197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机关驾驶员，住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曙光，安徽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女，197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上诉人韦良君因与被上诉人刘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2019）皖1723民初2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良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刘荣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荣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韦良君实际借款30万元，已实际偿还被上诉人354437元，所借款项已全部还清，一审认定借款金额为45万元，仍判令返还借款95563元错误。一审问题出在对2016年4月7日一笔金额为20万元借条的错误认定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认定借贷事实不仅要有借据，还要有相应的支付凭证予以证实。双方的债务关系无论是发生还是偿还，均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宝等形式交易，从未现金支付方式。该20万元借据，刘荣并没有提供银行转账等方面的证据证实，原因在于该笔借据是将2014年5月10日2万元,2014年5月21日8万元以及2015年3月12日5万元三张借据换据所形成,双方系多年邻居及好友,在换据以后轻信刘荣会撕毁前述三张借据。因未实际发生借贷,所以刘荣才无法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刘荣在此次起诉之前,曾经起诉过一次,其诉求为本金30万元,不包括前列三张借据15万元,足以证明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只是韦良君提供还款凭证后,刘荣才拿出前述三张借据,声称实际借款不是30万元而是45万元,并因无法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才撤诉后重新起诉。一审判决没有采信韦良君辩解,而是以刘荣提供的同日银行取款记录,认定该20万元系新发生借款,银行取款的记录不能证明是借款给韦良君所用。刘荣未予答辩。刘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韦良君偿还刘荣借款173003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刘荣提供的2016年4月7日的借条，韦良君认为该份借条中的200000元金额包含2014年5月10日20000元、2014年5月21日80000元、2015年3月12日50000元这三张借条中共计150000元的借款金额在内，另该借条出具时间并不是2016年4月7日，而是2018年4月或8月，并对借条形成时间提出申请鉴定；刘荣认为2014年5月10日20000元借款刘荣系用现金支付、2014年5月21日80000元借款有当天的银行取款记录为证、2015年3月12日50000元借款有30000元是从刘荣银行账户中取款，20000元是家中现金支付的，2016年4月7日200000元借款，因当时韦良君在借款一个礼拜前就告诉刘荣说其银行转贷急需要钱，让刘荣借款200000元给他，转贷后很快就还，并说取出定期存款的利息损失韦良君认，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将定期存单一一取出来筹款，因存单分散东一张西一张不在一个账户，才取现以现金支付，且韦良君在借条中也约定10天内归还，所以该200000元借款，是韦良君出具借条当天，刘荣将其多张定期存单分别取出共计取款130000元、并将刘荣婆婆一张定期存单20000元取出，另50000元是家中现金，共计200000元支付给韦良君，并非韦良君所说该200000元包含之前三张借条中的150000元，对此，经审查认为，因韦良君陈述2016年4月7日的200000元借条中包含2014年5月10日20000元、2014年5月21日80000元、2015年3月12日50000元这三张借条中共计150000元的借款金额，即其对之前其出具的三张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三张借条的真实性及所借金额予以确认，结合该三张借条出具的时间及刘荣的陈述和所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载明的取款时间节点，可以认定韦良君向刘荣借款，在韦良君出具借条当日，双方存在由刘荣从其银行账户取出相应款项，后以现金方式将借款出借给韦良君这一支付方式；对于2016年4月7日这张200000元借条，因韦良君在确定的期限内并未提出鉴定申请，且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张借条中所载200000元包含之前三张借条中的借款金额150000元，同时，刘荣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也能够证实在韦良君出具该200000元借条当日，其从银行将其和其婆婆不同的定期存单分别取现本金计150000元的事实，故结合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取款记录、双方的举、质证意见和双方之前借贷存在现金交易等事实，综合判断该200000元借贷事实实际发生，则对刘荣提供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韦良君的质证意见，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对刘荣提供的2016年7月27日至2018年10月10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因韦良君不持异议，予以认定，但韦良君认为该转账金额较大的系刘荣用微信转账来交换其现金，因微信转账不收手续费，而微信提现会产生相关费用，其他小额的是其长期在刘荣经营的棋牌室参与娱乐消费，双方存在民间借贷之外的交易往来，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对此，因刘荣提供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上并未明确为借款，同时刘荣也未能提供双方成立借贷关系的其他证据，另刘荣认可韦良君长期在其经营的棋牌室娱乐消费，并对韦良君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亦无异议，且韦良君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之外的其他关系，故对刘荣提供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作认定，双方可另行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韦良君先后六次向刘荣出具借条六张，六张借条载明借款金额共计450000元，虽然韦良君辩称其中2016年4月7日借条中的200000元借款金额包含之前出具的三张借条中的150000元在内，其仅认可先后向刘荣借款金额总共为300000元，因刘荣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与当日韦良君向其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除2015年2月10日50000元、2014年5月21日80000元两张借条与转账及取款记录金额完全相符外，其他取款金额与借条上载明的金额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但因韦良君认可其向刘荣借款300000元，故对刘荣提供银行取款记录与韦良君出具借条上不相对应的差额部分，采信刘荣所述是其银行取款之外的现金予以支付。对2016年4月7日这张200000元借条，因韦良君并未提供其中包含之前3张借条中的借款金额150000元在内的证据，且刘荣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韦良君2016年4月7日向其出具200000元借条当日其通过银行取款150000元，结合韦良君认可200000元借条中的50000元，认定刘荣向韦良君履行了该200000元借款的出借义务，故从2014年5月10日至2017年3月10日，韦良君分六次向刘荣借款共计450000元，对韦良君认为其仅向刘荣借款300000元的辩解，不予采纳。因双方均认可韦良君向刘荣出具借条借款后，韦良君已经偿还借款354437元，故余款95563元，韦良君应予偿还。韦良君认为其已经足额偿还了刘荣所有借款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对刘荣提供的2016年7月27日至2018年10月10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因刘荣提供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中并未明确为借款，同时刘荣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就此存在借贷关系，且韦良君也提供相关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之外的交易往来，故刘荣提供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本身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韦良君认可双方存在其他交易关系，故原审对此不作认定，双方可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韦良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荣借款95563元；二、驳回刘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60元，减半收取计1880元，由刘荣负担785.50元，韦良君负担1094.5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原判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韦良君在青阳县人民法院2019年6月13日开庭审理的（2019）皖1723民初1236号案件的庭审中，对包含本案所争议的2016年4月7日出具的200000元借条在内的300000元借据真实性及借款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韦良君于2016年4月7日出具的借条所载明的200000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韦良君上诉称2016年4月7日出具的200000元借条系换据形成，包含之前3张借条中的借款金额150000元在内，但其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且在（2019）皖1723民初1236号案件庭审中，对包含本案所争议的2016年4月7日出具的200000元借条在内的300000元借据真实性及借款事实均不持异议，据此应认定该200000元借款实际发生。韦良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9元，由上诉人韦良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冠奇审判员  程 进审判员  刘玉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巩志俊书记员喻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