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8民终158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春英，女，195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桦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泉，黑龙江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福生，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桦南县。上诉人赵春英因与被上诉人张福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桦南县人民法院（2019）黑0822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春英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黑龙江省桦南县人民法院（2019）黑0822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以“我省水稻补贴实施于2018年，原、被告2015年12月12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无该项补贴”的理由，从而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不能涵盖2018年实施的水稻补贴由被告享有领取权利”，有悖合同签订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国家福利性惠民待遇享有权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方不享有一切福利待遇，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双方2015年签订合同时对种植物的种类作了约定，只能种植水稻，因此合同中的福利待遇只能是水稻种植补贴款，合同的内容涵盖了水稻补贴款。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土地流转合同明确约定补贴归属流出方的，按合同双方约定执行”，黑政办明传（2018）14号文件明确规定种植补贴的执行要严格依据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规定执行。上诉人享有2018年水稻种植补贴，是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2018年黑龙江省稻谷补贴实施方案》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该实施方案是2018年12月8日下发的，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2月，该方案应在2018年12月8日以后具有执行效力，该方案对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履行不具有溯及力和约束力。该方案下发时，2018年度粮食种植补贴已申报、核查、发放完毕，因此该方案不适用本案。张福生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双方签订合同的第三条虽然约定了“福利待遇没有乙方的（如一切补助费，或占用土地费，一切归甲方所有）”，但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了“在国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就按合同办事，如果国家政策有变化，就顺服国家政策”，因为当时签合同时，国家对种植户没有实行生产者种植补贴，水稻种植补贴是发生在2018年，因此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享有领取水稻种植补贴款的权利。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是对种植玉米和大豆种植者的补贴，没有水稻补贴这一项。黑政办明传（2018）14号文件在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的基础上，增加了水稻生产者的种植补贴，且被上诉人实际种植了水稻，依法享有案涉土地水稻种植补贴，该补贴发放时间是在2019年1月9日由县财政转入梨树乡政策兑现专户，是在黑财经[2018]105号文件下发后发放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张福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决原告对29公顷稻田2018年种植补贴款享有领取的权利；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12日，原告张福生与被告赵春英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被告将位于桦南县梨树乡大圣村域内的属于桦南县草原管理站所有的稻田共29公顷转包给原告耕种，期限至2020年12月1日止。该合同第三条约定，“福利待遇没有乙方（指原告）的，如一切补助费或占用土地费归甲方（指被告）所有”，同时该合同第七条约定，“在国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就按合同办事，如果国家政策有变化，就顺服国家政策”。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2018年2月，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七部门下发了黑财经[2018]105号文件，制定了2018年黑龙江省稻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规定，稻谷生产者补贴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稻谷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生产者。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原、被告因该补贴款的领取发生纠纷，原告张福生于2019年1月8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条无效、确认土地承包合同第七条有效，我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黑0822民初第154号判决书后，被告赵春英上诉于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黑08民终4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桦南县人民法院（2019）黑0822民初1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桦南县人民法院（2019）黑0822民初1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张福生与上诉人赵春英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条“福利待遇没有乙方（指被上诉人）的”，“一切补助费归甲方（指上诉人）所有”的约定有效，第七条“在国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就按合同办事，如果国家政策有变化，就顺服国家政策”约定有效。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原告对双方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水稻面积享有领取2018年水稻种植补贴款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且原告因要求确认合同第三条、第七条效力问题诉至法院，已生效的（2019）黑08民终471号判决书已判决合同第三条、第七条约定有效。原、被告双方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七部门下发的黑财经[2018]105号文件精神，稻谷生产者补贴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稻谷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生产者，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从以上政策意见可以看出，2018年实施的水稻粮食补贴对象是直接的种粮农户。其目的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国家为了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所实施的一项惠农政策。因此，水稻种植补贴是实际种粮农户享有的一项专属权。在本案中原告依据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享有对合同约定土地耕种的权利，系实际种粮农户，依据上述政策，其享有领取该土地水稻补贴的权利。原、被告双方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于2015年12月12日，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我省水稻补贴实施于2018年，即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并无该项补贴政策，不能认定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已涵盖了2018年实施的水稻种植补贴，即不能认定双方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对2018年水稻种植补贴款已约定由被告享有领取权利，因此，被告辩解其应是该项补贴的享有者无依据，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系承包土地的实际生产者，原告主张享有领取2018年水稻补贴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判决：原告张福生享有领取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29垧土地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款的权益。案件受理费629元由被告赵春英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农户种植玉米、大豆和水稻面积公示表，证明2018年粮食种植补贴在2018年8月份核查确认完毕。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是桦南县草原管理站出具的，而草原管理站并没有权利确定案涉土地的实际种植者，最终的填报日期不能证明稻谷补贴工作核查完毕的日期，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桦南县财政局梨树财政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水稻种植补贴款是2019年1月9日发放的，是在黑财经[2018]105号文件下发之后发放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明可以说明2018年水稻种植补贴资金下发的具体时间，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12月，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七部门下发了黑财经[2018]105号文件，一审判决认定该文件于2018年2月下发不准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的水稻补贴款是否应由被上诉人领取。本案中，虽然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中规定，“土地流转合同明确约定补贴归属流出方的，按合同双方约定执行。”但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签订合同所约定的“福利待遇没有乙方的(如一切补助费或占用土地费归甲方所有)”的条款时，国家水稻种植补贴的政策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在约定此条款时也无法预见该项补贴何时、是否发放，故该约定不应视为对诉争水稻种植补贴款的约定。双方签订合同的第七条约定，“在国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就按合同办事，如果国家政策有变化，就顺服国家政策。”而2018年12月，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七部门下发的黑财经[2018]105号文件，制定了2018年黑龙江省稻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稻谷生产者补贴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划内稻谷合法实际生产者，该文件是对2018年水稻实际种植者给予补贴作出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2018年水稻的实际种植者，同时按照双方合同中关于顺服国家政策的约定，其有权利领取水稻生产者补贴款。综上所述，上诉人赵春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虽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9元，由上诉人赵春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雪洁审判员  王春霞审判员  彭景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