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浙03刑终1309号原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男，1982年11月17日出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民，暂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30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姜旭萍，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翻译陈默，温州市春霞外文翻译社翻译员。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浙0302刑初11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坚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及其辩护人姜旭萍、翻译陈默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康雅公寓等处，通过印度尼西亚的亲友、中介，找到愿意到中国从事家政服务的SITIONASIH等18名印度尼西亚籍女子，并获取女子的护照、生活照、自我介绍视频等信息，而后通过微信向梁某等中国雇主推介上述女子，待中国雇主选定人员后，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独自或伙同他人，安排上述女子以旅游、乘务签证等名义或偷渡进入中国。上述女子入境后，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自己或安排ARIFMAULANA（另案处理）去机场或口岸出口予以接应，而后送到上述康雅公寓住处再转送或直接送往中国雇主处从事家政服务，并向中国雇主收取人民币6000元至45000元不等的中介费、垫付费用等。具体事实如下：1．2017年5月4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FITRIBTKOMARUDINAHMAD以特区旅游签证名义入境，于同年12月到浙江省永嘉县滨江景园的林某3处提供家政服务，后被警方查获。2018年1月3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RINADEWI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林某3处提供家政服务。2.2017年7月至11月，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先后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ASWATI、WENIJUHAENI、SITIONASIH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温州市鹿城区世纪锦绣园的梁某处提供家政服务。3.2017年9月28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SUTIWI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海南省三亚市的罗某处提供家政服务，后因罗某不满意而解除雇佣。同年10月，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将2017年4月13日安排入境的印度尼西亚籍女子AYURATNAWATI送到温州，到温州市鹿城区绿城广场的罗某处提供家政服务。4．2017年10月3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CUCUNKOMALA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温州市鹿城区锦玉园的林某1处提供家政服务。5．2017年10月29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CUCUNCUNENGSIH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温州市龙湾区名人花园的戴某处提供家政服务。6.2017年11月7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ASTRIMEINANTI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于2018年1月到温州市鹿城区中央公馆的陈某2处提供家政服务。7．2018年2月初，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FATIKAH以偷渡方式入境，随后到温州市鹿城区中瑞曼哈顿的许某处提供家政服务。8．2018年2月，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VERRASETIAWAN以偷渡方式入境，随后到温州市鹿城区双莲大楼的姚某处提供家政服务。9．2018年3月，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SAMINIHSURYANA以偷渡方式入境，随后到广西省南宁市的虞某处提供家政服务。同年5月4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KHOLISOH以乘务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上述虞某处提供家政服务。10．2018年4月，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先后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HAYANIBTWARJOKASMAD、MASRUROTULADAWIYAHBTSATORI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到温州市鹿城区中央公馆的朱某处提供家政服务。11．2018年5月25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AZIZAHDWILESTARI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随后送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西路湖滨东楼的林某2处提供家政服务。12．2018年5月30日，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安排印度尼西亚籍女子NINAARYANA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准备送往四川省成都市雇主处提供家政服务时，在上述康雅公寓被查获。原审法院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驱逐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出境。原审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上诉称，（1）其从未安排RINA和另一个女人到中国;（2）没有安排FITRI进入中国，是ARIF安排她来中国;（3）证人ARIF称其2017年8月开始与自己共事，其证言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系ARIF与广州番禹一个叫NINA的中国代理合作，自己想回家，是ARIF想继续这个业务;（4）证人林某1、林某2的证言称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自己，但自己从未见过雇主;（5）自己只是教VERRA如何填写旅游签证表格，是她背着自己在越南与别人联系;（6）自己不认识AZIZAH，也不认识FERRA，不可能安排她们做事;（7）证人DIANHAMABALI称，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看到7、8个保姆，其护照被自己扣下,自己根本没有工作地点，只是租了房子。综上，自己没有组织印尼保姆偷越中国国（边）境，只是在印尼保姆入境后为她们介绍工作。其辩护人辩称，对原判认定的罪名没有异议；在组织VERRA偷越国（边）境的过程中，被告人ADIMAS在主要负责人的指挥下负责联系、接送VERRA，作用较小，情节较轻；对其余十七起犯罪事实，认定ADIMAS安排印度尼西亚女子以旅游签证名义入境没有事实依据，认定ADIMAS安排FATIKAH、SAMINIH以偷渡方式进入中国境内仅有中国雇主的证言，且为传来证据，没有事实依据；ADIMAS系初犯、偶犯，希望对其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改判。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8名印尼籍家政服务人员、12名中国雇主、被告人妻子的证言，同案人员ARIF的供述，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家政服务协议书等证据证实，上诉人ADIMAS并非仅仅介绍印尼籍女子到中国从事家政服务。本案作案的全过程为先与中国雇主洽谈，联系印尼中介物色愿意来中国从事家政服务的印尼女子并经雇主确认，安排印尼女子入境，接应到达中国的印尼女子，最后将印尼女子送至中国雇主家中，上诉人ADIMAS实施了其中多个环节甚至全部环节，应构成组织偷越国（边）境罪。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原审被告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人ARIFMAULANA、DIANHAMABALI、RINADEWI、FITRIBTKOMARUDINAHMAD、SITIONASIH、CUCUNKOMALA、CUCUNCUNENGSIH、VERRASETIAWAN、AZIZAHDWILESTARI、NINAARYANA的证言，证人林某3、梁某、罗某、林某1、陈某1、戴某、陈某2、许某、姚某、虞某、朱某、林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接受证据清单，微信聊天信息，护照复印件、口岸出入境记录详细信息，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登机牌及护照截图，微信、支付宝截图，短信记录，飞机票复印件，账单详情，家政服务协议书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及电子数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行政处罚决定书，归案经过等证据证实。关于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上诉人ADIMAS在公安侦查阶段曾供认中国雇主要求自己介绍印尼籍保姆后，自己通过朋友介绍或者主动寻找，先后安排20余名印尼籍女子到中国做保姆。其中，ADIMAS在2018年6月20日的讯问中，详细供述了如何寻找印尼籍女子并带至中国雇主家从事家政服务的过程，其供认中国雇主找到自己后，自己通过两种途径在印尼找想到中国工作的人，一是通过身边的亲戚朋友找，二是找印尼的中介朋友合作，让他们在印尼找，找到之后，由印尼中介操作申请签证，在印尼女子入境前，中介会拍这些人的护照、签证、行程单和自我介绍视频等资料给自己看。印尼中介介绍一名女子，自己给他30000元，包括飞机票、签证以及中介费等费用。经核实该次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全程在翻译人员的翻译下进行，讯问结束后，讯问笔录再次由翻译人员翻译成英文向被告人宣读，被告人亦有提出不同意见并对笔录进行修改，因此上述供述系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ADIMAS在二审法庭上改变自己之前的供述称印尼女子如何入境自己均不知情，但又不能合理说明为何改变供述，其二审当庭供述真实性存疑。2.上诉人ADIMAS提出，证人RINADEWI、ARIFMAULANA、VERRASETIAWAN、AZIZAHDWILESTARI、DIANHAMABALI、林某1、林某2等人的证言不真实。经查，上述证人证言均由公安机关取得，取证程序合法，且能得到在案其他证据的印证，应予采信。ADIMAS提出上述证人证言不真实的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3.上诉人ADIMAS在侦查阶段供认通过亲朋好友物色以及印尼中介介绍愿意到中国做保姆的印尼籍女子，而其介绍印尼籍保姆到中国非法务工，必然包含入境这一环节。首先，证人RINADEWI证实系ADIMAS直接安排自己通过旅游签证入境，进入中国的费用均由ADIMAS支付，前六个月要将每月6000元工资中的4500元付给ADIMAS；证人VERRASETIAWAN证实自己在ADIMAS的安排下从越南偷渡入境；证人AZIZAHDWILESTARI证实自己找到印尼中介想到中国作保姆，临行前一天中介给了自己ADIMAS的账号，是ADIMAS叫自己先到新加坡，再转机到海口，并在海口机场办旅游签证。因此可以认定上述三名印尼籍保姆系ADIMAS直接安排入境中国。其次，证人SITIONASIH、CUCUNKOMALA、NINAARYANA证实，自己等人通过印尼中介申请入境，入境后由ADIMAS在国内接应，前六个月工资中每月抽取4500元作为介绍费及到中国的费用。其余12名印尼籍保姆虽无证言，但根据该12名保姆的中国雇主与ADIMAS的聊天记录，其入境务工的方式与有证言的6名保姆并无区别，ADIMAS与中国雇主商定后再安排保姆入境，期间ADIMAS会向雇主发送印尼籍保姆的护照、签证页或行程单，而印尼籍保姆入境的费用也由ADIMAS向雇主收取。因此ADIMAS当庭辩称自己对印尼籍保姆入境并不知情，只是在保姆入境后才为她们介绍工作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4.上诉人ADIMAS在介绍印尼籍保姆入境务工的过程中，或者自行安排印尼籍保姆非法入境，或者与印尼中介共同完成印尼籍保姆非法入境的全过程，均侵害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应当认定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在部分节次中，虽然安排印尼籍保姆非法入境中国的行为主要由印尼中介完成，但组织印尼籍保姆非法入境务工的犯意由ADIMAS提起，且其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次数多、人数多，对其不能认定为从犯而予以从轻、减轻处罚。综上，原判认定被告人ADIMAS组织18名印尼籍女子偷越中国国边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被告人ADIMAS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ADIMASTRISNASUKMAKURNIAWAN违反中国国（边）境管理法规，单独或结伙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且人数众多，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郑 琼审 判 员  方 勇审 判 员  李含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代书记员  林艮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