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西洲村。投资人：陈景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智超，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成军，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住广西灵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尚坤，男，1967年8月6日出生，住广西灵山县。上诉人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以下简称福泰毛织厂）与上诉人梁成军及被上诉人林尚坤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4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泰毛织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福泰毛织厂要求梁成军、林尚坤支付水电汽等其他费用合计884719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梁成军、林尚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根据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梁成军、林尚坤于每月10日前向福泰毛织厂缴纳当月的厂房租金及水电、蒸汽等费用。同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福泰毛织厂于每月10日前核对梁成军、林尚坤使用的水电、蒸汽等费用，并分别写好租金及水电、蒸汽费用的《收据》，梁成军、林尚坤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后，福泰毛织厂再将收据交给梁成军、林尚坤，以上事实在一审时已作出详细阐明。但一审认定“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收据》上，存在手写‘实收’字样，故认为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收据》金额不应计算在总款项之内”。上述收据载明的“实收”应当指“实际应当收取”，即福泰毛织厂并未收取梁成军、林尚坤拖欠的上述费用，而一审错误理解为“实际已经收取”，该认定显属不当。梁成军二审答辩称，本案中福泰毛织厂主张的费用，是在梁成军退出经营之后，所以福泰毛织厂提出要追缴的费用梁成军不清楚。梁成军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福泰毛织厂对梁成军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福泰毛织厂、林尚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将无效的《厂房租赁合同》当作有效合同处理的错误。1.梁成军退出合伙不再履行无效的《厂房租赁合同》无需征得福泰毛织厂的同意，《厂房租赁合同》无效，该合同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均符合有关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无需征得作为出租方的福泰毛织厂的同意。如果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要求一方须征得另一方同意才能够不履行合同，实际是强迫当事人履行无效合同，该做法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2.一审法院认定梁成军需将退出合伙的事实告知、征得福泰毛织厂的同意才能免除清偿涉案欠费的责任，实际上是错误地将无效的《厂房租赁合同》当作有效合同处理，违背法律规定，强迫梁成军履行无效合同。（二）梁成军退伙后没有使用过福泰毛织厂的厂房，是林尚坤使用厂房产生的费用，不是合伙期间的债务，因此梁成军无需对福泰毛织厂欠费负清偿责任。福泰毛织厂诉请的欠费均是梁成军退伙后产生的，与梁成军无关，梁成军与林尚坤散伙时，梁成军、林尚坤没有欠福泰毛织厂任何费用。（三）合同无效后，福泰毛织厂诉请的欠费是返还依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不属于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失，应由房屋使用人林尚坤负责返还。（四）福泰毛织厂提供的证据证明一审林尚坤已付清福泰毛织厂的所有欠费，福泰毛织厂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福泰毛织厂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作出梁成军与林尚坤共同向福泰毛织厂支付实际厂房占用费及水电汽等其他费用的判决并无错误。（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梁成军与林尚坤在租赁合同上共同签字，且已经实际使用了该合同项下的厂房并产生了相关费用，故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将无效的《厂房租赁合同》当作有效合同的处理。梁成军试图混淆本案的两种法律关系，福泰毛织厂与梁成军、林尚坤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梁成军与林尚坤之间是合伙关系，本案的租赁合同虽然认定为无效，但是出租人仍可以主张实际占用费用，而梁成军与林尚坤的合伙关系是其内部的关系，并不约束福泰毛织厂，梁成军也并未将双方内部约定告知福泰毛织厂。（二）福泰毛织厂诉请的费用应由梁成军与林尚坤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梁成军与林尚坤共同在《厂房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处签名，其二人为《厂房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现福泰毛织厂向其二人主张使用厂房所产生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及水电汽等费用并无不当。（三）福泰毛织厂提供的收款收据并不能证明林尚坤已付清所有欠费，该收据是福泰毛织厂预先写好的，当收到相应款项后，福泰毛织厂才会将该收据交付给付款人，正因为福泰毛织厂手中存在该份收据，更能证明梁成军与林尚坤拖欠房屋占用费等费用。若梁成军主张林尚坤已付清所有欠费，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林尚坤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福泰毛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成军、林尚坤向福泰毛织厂支付拖欠的租金182000元、水电汽等费用884719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日止；2.梁成军、林尚坤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日，福泰毛织厂（出租方，甲方）与林尚坤、梁成军（承租方，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在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1D车间租给乙方。每月租金26000元，每月10日前交付齐当月租金。租赁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乙方在2016年5月30日向甲方交付按金200000元。违约责任约定如下，乙方逾期交付租金，每逾期一日，由甲方按月租金的3%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租赁期间任何一方未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单方解除契约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等内容。林尚坤签名确认如下证据，1.《11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2016年11月份应收费用合计140202元，12月份租金26000元，垃圾费700元，合计166902元。对应日期2016年12月10日的《收款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缴纳11月份水电汽费，标注实收140902元。2.《1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2017年1月份应收费用128331元，2月份租金26000元，垃圾费700元，合计155031元。对应日期2017年2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1月份电、水、汽费，标注实收129031元。3.《4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2017年4月份应收费用143888元，5月份租金26000元，合计169888元。对应日期2017年5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4月份电、水、汽费，金额143888元。4.《5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2017年5月份应收费用131656元，6月份租金26000元，合计157656元。对应日期2017年5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5月份租金26000元。日期2017年6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林老板5月份水电汽费131656元。5.《6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应收费用126282元，7月份租金26000元，合计152282元。对应日期2017年6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6月份租金26000元。日期2017年7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林老板6月份水电汽费126282元。6.《7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应收费用109367元，8月份租金26000元，合计135367元。对应日期2017年7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7月份租金26000元。日期2017年8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林老板7月份水电汽费109367元。7.《8月份福泰厂（ID车间）费用表》，内容为应收费用103593元，对应日期2017年8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为林老板8月份租金26000元。日期2017年9月10日《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内容林老板8月份水电汽费103593元。2016年8月31日，林尚坤与梁成军签订《协议书》，内容为梁成军和林尚坤在2016年6月1日起共同经营承租福泰毛织厂ID（鑫源车间），现经协商一致，林尚坤同意梁成军单方退出承租经营权。经营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及债权债务已全部结算付清给林尚坤。梁成军向一审法院申请到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该局对梁成军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为梁成军与林尚坤口头约定经营鑫源车间，与福泰老板签订租赁合同。合伙没有办理独立营业执照。梁成军与林尚坤之间没有签订合伙协议。经营2至3个月后即2016年8月底，梁成军提出退伙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一审审理中，福泰毛织厂陈述以下事实，1.涉案租赁厂房是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没有取得房屋权属证明。因此，没有要求违约金。2.费用表里面的金额是应交所有费用的总额，包含租金等。从2016年12月开始拖欠租金。2016年11月开始拖欠水电汽费等费用。由福泰毛织厂核算完毕列出总额之后，由林尚坤签名确认。3.如果涉案租赁合同无效，租金就是占用费。4.涉案厂房所在的工业园已经被政府停止经营了。林尚坤停止经营后并没有与福泰毛织厂办理交接手续。梁成军陈述以下事实，1.梁成军退伙的收益，由林尚坤与福泰毛织厂沟通，梁成军不清楚。2.对于退伙之后林尚坤的经营费用等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庭审中，福泰毛织厂自述涉案房屋没有权属证明，也没有提交相关报批报建规划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的规定，故福泰毛织厂与林尚坤、梁成军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应为无效。虽然上述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的规定，福泰毛织厂仍然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收取占用费。现梁成军抗辩认为其在2016年8月份已经与林尚坤解除合伙关系，无需对退伙之后所产生占用费及其他费用承担支付责任。但梁成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与林尚坤之间解除合伙关系的事实告知福泰毛织厂。且梁成军一审庭审中陈述自己没有履行告知行为，也没有与福泰毛织厂达成书面协议或者在租赁合同上就退出的情况进行批注。因上述租赁合同是林尚坤与梁成军共同签订，福泰毛织厂基于信赖原则，有权向梁成军、林尚坤主张权利。至于梁成军与林尚坤之间解除合伙关系或退出经营属于双方之间内部关系，无法对抗福泰毛织厂，梁成军在承担责任后，可另行与林尚坤进行结算。故一审法院对梁成军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至于福泰毛织厂在本案中主张各项费用的金额能否支持的问题，根据福泰毛织厂提供的证据，福泰毛织厂持有《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如林尚坤已经足额支付上述款项，福泰毛织厂理应不持有上述收据原件，但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收据》上，存在手写“实收”字样，如果上述费用没有缴纳，则福泰毛织厂无需在收据上批注上述字样，故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收据》的金额不应计算在总款项之内。同时林尚坤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及答辩权利，一审法院采信福泰毛织厂的证据，故经核算，占用费金额为182000元（2016年12月、2017年2月、2017年4至8月），水电汽等其他费用金额为614786元（2017年4至8月）。至于福泰毛织厂请求超过上述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福泰毛织厂起诉要求林尚坤、梁成军支付拖欠上述费用的利息，因拖欠上述费用确实减损了福泰毛织厂的权益，故福泰毛织厂主张从起诉之日起，以欠款总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至清之日止，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林尚坤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林尚坤、梁成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拖欠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的水电汽等其他费用合计614786元及利息（利息以614786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二、林尚坤、梁成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拖欠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的占用费182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2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00.4元，由林尚坤、梁成军负担10756.4元，由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负担3644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厂房租赁合同》中第５条第５点关于租金的约定中，手写标注“保安费每台机100/月，垃圾费每台机100/月，蒸汽按实际损耗分摊”。一审期间，福泰毛织厂提供的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两张收据上均手写标注“垃圾费700元”，并分别手写标注“实收140902”、“实收129031”。《11月份福泰厂（1D车间）费用表》、《1月份福泰厂（1D车间）费用表》中均在“保安费700元”旁标注“垃圾费700”；林尚坤签名确认的其他月份的费用表中所列明（打印字体）“垃圾费700元”。一审庭审期间，福泰毛织厂称“12月10号收取本月的租金和上个月的水电气费”。二审期间，福泰毛织厂称租赁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该厂先开出收据，当承租人交费后，才会将收据交给承租人。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两张收据上均有标注“垃圾费700元”，并分别标注“实收140902”、“实收129031”是因为开具收据后发现还应该收取垃圾费700元，所以才在收据上作出上述标注，“实收140902”、“实收129031”是表示应当收取的费用而不是实际已收取了这些款项。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厂房租赁合同》应属无效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认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涉案《厂房租赁合同》系林尚坤、梁成军二人与福泰毛织厂签订的，梁成军系涉案《厂房租赁合同》载明的承租人之一，福泰毛织厂作为出租人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林尚坤、梁成军主张权利。梁成军并无证据证明福泰毛织厂知道并同意其退出租赁，梁成军与林尚坤之间是否为合伙关系、梁成军是否退出合伙或者合作经营以及其二人之间对共同经营期间的利润、亏损所作约定等，均属于梁成军与林尚坤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构成梁成军拒绝向福泰毛织厂承担合同责任的理由，梁成军主张其无须承担其退出与林尚坤合伙经营之后的欠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福泰毛织厂为证明林尚坤、梁成军未支付租赁期间的相关费用，提供了《收据》以及由林尚坤签名确认的各月份费用表等证据。虽然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两张收据上均有标注“垃圾费700元”，并分别标注“实收140902”、“实收129031”，但是福泰毛织厂提供的收据联系交给顾客的一联，如该收据项下的款项已经支付，则该联在正常情况下应由付款人收执，而不应由收款人留存，现上述《收据》原件均由福泰毛织厂持有，该事实与福泰毛织厂二审期间所作“租赁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该厂先开出收据，当承租人交费后，才会将收据交给承租人”的陈述相吻合；其次，对比林尚坤签名确认的其他月份的费用表来看，该两张收据所对应月份的费用表中打印字体部分确实缺少垃圾费的内容，2016年11月份收据中标注的“实收140902”，2017年1月收据中标注的“实收129031”，正好分别与该两个收据载明的应收费用与垃圾费之和相等，据上，福泰毛织厂关于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的两张收据中标注“实收140902”、“实收129031”是因为开具收据后发现漏算垃圾费700元所作添加，是表示应当收取的费用而非已实际收款的陈述，合理、可信，本院对此予以采信。福泰毛织厂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10日两张收据项下的款项已经支付，该认定有误，二审予以纠正。福泰毛织厂并无提供2017年4月的租金收据，且未主张2017年3月的水电汽等其他费用，结合福泰毛织厂在一审庭审期间关于“12月10号收取本月的租金和上个月的水电气费”的陈述来看，2017年4月的租金以及2017年3月的水电汽等其他费用应已缴清，福泰毛织厂主张梁成军、林尚坤欠付2017年4月租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上，梁成军、林尚坤欠付占用费156000元、水电汽等其他费用金额884719元，梁成军、林尚坤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已缴清上述欠款，福泰毛织厂要求梁成军、林尚坤予以清偿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488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48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尚坤、梁成军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拖欠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的水电汽等其他费用合计884719元及利息（利息以884719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三、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48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林尚坤、梁成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拖欠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的占用费156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6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400.4元，由林尚坤、梁成军负担14049元，由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负担35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49元，由林尚坤、梁成军负担4834元，由增城市新塘镇福泰毛织厂负担5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静审判员  张怡审判员  余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贾妍胡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