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413民初4167号 原告：梅扣洪，男，1961年12月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平，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晓燕，女，1964年2月1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被告：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建昌集镇河滨路**。 经营者：邓晓燕，女，1964年2月1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丹，常州市金坛区茅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国富，常州市金坛区茅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梅扣洪诉被告邓晓燕、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扣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平、被告暨经营部的负责人邓晓燕、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梅扣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的财产损害人民币353670元（含：1、死鱼价值138890元，其中鲫鱼72500元：14500斤*5元/斤、青鱼10000元：1000斤*10元/斤、白鲢2990元：1300斤*2.3元/斤、黄鲢4400元：800斤*5.5元/斤、草鱼49000元：7000斤*7元/斤）；2、三年无法养殖的租金损失7380元（8.2亩鱼塘，每亩300元，每年2460元）；3、捞死鱼、抬死鱼的人工工资损失5400元（共计10天，每天3人，按每人180元计算）；4、清塘费用2000元；5、三年无法养殖导致收入减少的损失2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15日，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精致敌百虫”兽药7包，价格100元，用于承包的鱼塘里，次日，发现大面积鱼死亡。被告出售该兽药时没有开票，于2018年5月21日补开收据。当日，原告说明了鱼大面积死亡的情况，被告给了10包解毒的药给原告回去使用。原告报警并于次日向常州市金坛区农林局（以下简称农林局）投诉。后该局认定“精致敌百虫”兽药属于假药。在农林局查处时，邓晓燕不能当场提供实际经营场所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随后在行政执法人员的要求下，邓晓燕将坐落在常州市金坛区建昌集镇天湖街35号的证照变更至实际经营场所常州市金坛区建昌集镇河滨路8号。原告认为，被告除应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外，还应共同对原告使用该质量不合格产品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邓晓燕、经营部辩称：1、该“精致敌百虫”兽药并非不合格产品，生产厂家未领取到该产品的批号等相关许可。该产品是养殖业使用的常规药，不是剧毒产品，其他养殖户使用后并不存在死鱼现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未陈述该产品的质量问题，对被告收取的罚金也是由生产厂家支付的。原告未对该产品申请鉴定，无法证明该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系假药，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鱼的死亡原因与“精致敌百虫”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的死鱼是自身导致的，因鱼塘面积小，养殖的鱼的数量超过鱼塘承载能力，加上天气等相关情况，使鱼反塘。原告诉讼缺少主体，应把生产厂家江西友道药业有限公司列为主体或善意第三人，经营部只是给生产厂家代销，无法鉴定产品质量问题。2、原告购买被告“精致敌百虫”的时间在后，发生鱼死亡的时间在前，双方没有因果关系。3、原告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的损失，证明上的数量是估计的，未经有关部门对损失进行评估。原告提供的死鱼照片是从电脑中截图，并不是现场照片。原告陈述三年的损失为20万元，与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不相吻合，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两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27日，原告（乙方）与常州市金坛区建昌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养殖场，甲方）签订《鱼塘租赁合同》1份，约定：甲方将养殖场水面6.6亩、台田3.5亩出租给乙方经营；租赁期限：二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租金：水面每亩300元，计1980元，台田每亩60元，计210元，合计总上交2190元等条款。2018年5月15日，原告梅扣洪购买7包“精致敌百虫”兽药，并使用于上述鱼塘。此后，鱼塘发生死鱼现象。同年5月21日，经营部向梅扣洪开具《销售凭证》1份，载明，品名：敌百虫精，单价：15元，数量：7包，金额：100元。梅扣洪先后于同年5月21日、22日向公安机关、农林局报案。 2018年9月7日，农林局作出常坛发（兽药）罚（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主要内容为：2018年5月30日，该局向“精致敌百虫”兽药标称生产厂家江西友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道公司）发出《产品确认通知书》，要求该企业对上述兽药产品进行确认。同年6月15日，友道公司书面回复称：此产品非该公司生产，该公司从来没有生产过水产用药，该兽药不是该公司生产；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假兽药处理：（二）依据本条例规定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批准即生产、进口的，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而未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即销售、进口的”之规定，该局认定该兽药产品为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产品，应按假兽药处理；举报人梅扣洪使用了上述“精致敌百虫”后，养殖的鱼发生死亡，使生产遭受了损失2万元以上。经营部经营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审查批准即生产兽药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责令经营部停止经营上述兽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2830元，没收兽药“精致敌百虫”共计105袋，并处货值金额4倍罚款计18000元。 诉讼中，原告提交养殖场出具的证明1份，主要内容为：兹有我场渔民梅扣洪承包建昌养殖场鱼塘，实际丈量面积8.22亩，按照我场每年养鱼产量水深2至3米，一般每亩产量在2500斤至3000斤左右，估计死鱼在2万斤左右。养殖场书记兼场长到庭作证及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2018年5月18日下午，原告来找我…说鱼死的多的，叫我去看…下午我去看，当时死鱼已经捞上来几千斤了，在北面平台上，鱼塘边上漂了不少死鱼，还有不少死了倒在北面台田上了，鱼塘中间还有不少鱼头在上面…当时我问原告的，他说鱼塘用的“精致敌百虫”，当时他把我带到鱼棚看的，说家里还有一包没用，当时还有空袋子，我看到没用的那一袋的，袋子就是法庭出示的“精致敌百虫”外包装。我问原告鱼什么时候死的，原告说5月15日浇药，16日开始死的，就是浇的“精致敌百虫”。原告告诉我，是在吴和平处买的，吴和平是被告丈夫。开单子那天，我在迪庄渔药店找陈银庚的，陈银庚是渔药店里面的，渔药店的负责人黄珍英也在的。梅扣洪去找陈银庚，陈银庚跟他出主意叫他赶紧去补开收据的。后来他当天就去开了收据了。梅扣洪鱼塘的鲫鱼一般半斤左右，黄、白鲢一般二、三斤，草鱼三、四斤，他养的鱼密度大，所以产量大。出事前，梅扣洪没有将鱼塘的鱼进行出售，应该是准备养到年底准备清塘的。如果养到2018年年底，鲫鱼能够养到一条7、8两、草鱼能够养到一条5斤，黄、白鲢三斤左右。鱼塘里面有鲫鱼、白鲢、黄鲢、草鱼，鲫鱼当时大概4.5元-5元/斤，白鲢2.2元/斤，黄鲢4元/斤，草鱼6.5元/斤，这是当时的价格，是批发价，渔民的鱼都是给鱼贩子的。2018年9月17日证明，20000斤是这样计算的：8.22亩*2500斤，已经超出20000斤了。死鱼后，我特地让养殖场二位副场长去实地丈量下来鱼塘面积为8.22亩。 黄珍英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梅扣洪开具收据那天，梅扣洪拎了一桶死鱼和虞冬保到我店里来的，当时中午一点多，已经吃过饭了，他们过来找陈银庚的，当时我在里间睡觉，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梅扣洪是到吴和平那买的，当时我听到他说的，后来他去吴和平店开的票。一开始梅扣洪拎死鱼桶过来就说鱼死了。 尹立州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有关2018年5月当地鱼的批发价格如下：半斤的鲫鱼6-7元/斤，二、三斤的白鲢3-3.5元/斤，二、三斤的黄鲢8-9元/斤，三、四斤的草鱼6元/斤左右。到了年底的价格也差不多。整个金坛区的价格都差不多。 2018年5月21日，梅扣洪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总共死了22000斤的鱼，一万七、八斤的鲫鱼，四、五千斤的草鱼，剩下的都是鲢鱼和昂公了。同年5月23日，梅扣洪接受农林局调查时陈述，死鱼主要鱼种为白鲢和草鱼，到当天，总计死亡约2万斤，白鲢约800斤，草鱼约4500斤，鲫鱼约15000-16000斤。 梅扣洪在诉讼中陈述：2018年5月份鱼死亡后，我想把鱼塘的水排掉的，旁边鱼塘的养殖户毛发林不允许排放，我只能投放一斤二、三十条规格的鲫鱼进去养，其他的也投放了白鲢、黄鲢、草鱼进去养的，也是种鱼，都是每条4两-半斤规格的。后来投放的鱼没有死，但是鱼长得慢，我买了解毒药放了以后才放种鱼的。我到今年上半年把鱼拿出来卖的，因为鱼小，所以便宜卖了。之后我还投放鱼的，但是水质还是不太好。我准备今年年底把鱼塘清一下，重新放鱼苗。准备11月底12月初清塘，明年3月重新放鱼苗。 2019年9月9日，本院对被告方进行谈话，要求其于谈话后3日内向本院提交要求对于“精致敌百虫”产品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与梅扣洪的鱼死亡无因果关系等申请鉴定，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后被告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 本院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购买“精致敌百虫”兽药并使用后于次日发生鱼死亡的事实，同年5月21日，经营部向其开具《销售凭证》1份，结合农林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虞冬保、黄珍英的陈述,可以认定梅扣洪于2018年5月15日到经营部购买“精致敌百虫”兽药使用后发生鱼死亡及此后于同年5月21日到经营部补开《销售凭证》的事实。经营部销售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产品，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关于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梅扣洪使用该兽药后出现鱼塘死鱼的事实，经营部无证据证明该产品系合格产品，且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未向本院要求就该兽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与梅扣洪的鱼死亡无因果关系等申请鉴定，故本院认定经营部销售按假兽药处理的“精致敌百虫”兽药的行为与梅扣洪鱼塘死鱼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院对于梅扣洪要求经营部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损失范围，一、根据养殖场出具的证明，结合本院调查，该鱼塘死鱼数量确定为20000斤为宜；关于死鱼种类，结合虞冬保调查陈述和梅扣洪接受公安机关、农林局调查时陈述，梅扣洪鱼塘死鱼种类为鲫鱼、草鱼、白鲢、黄鲢，原告主张死鱼中含青鱼，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死鱼单价，根据本院调查，事发时同规格鲫鱼批发价平均为5.625元/斤，白鲢为2.725元/斤、黄鲢为6.25元/斤、草鱼为6.25元/斤，梅扣洪主张鲫鱼单价5元/斤、白鲢单价2.3元/斤、黄鲢单价5.5元/斤,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草鱼单价7元/斤过高,应按本院调查价格6.25元/斤计算。上述鱼的平均价格为4.76元/斤，故原告鱼塘死鱼的损失为4.76元*20000斤=95200元。原告以事发后鱼塘无法养殖为由要求被告赔偿三年的租金7380元，但原告提交的鱼塘租赁合同载明租赁期限为2年，且原告自认事发后已经投放鱼苗进行养殖，故本院对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事发后捞鱼、抬鱼的人工损失5400元，但原告未就该损失提交证据，且原告陈述相关人工费用并未实际支付，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清塘费用2000元，但原告陈述计划在2019年12月清塘，该费用尚未发生，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三年内无法养殖导致收入减少的损失20万元，原告未就该损失提交证据佐证，且原告也自认事发后已经投放鱼苗进行养殖，故本院对于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原告要求邓晓燕赔偿损失，因出售“精致敌百虫”兽药系经营部行为，原告该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应将生产厂家列为本案诉讼主体，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故原告起诉要求兽药的销售者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该辩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梅扣洪人民币95200元。 二、驳回原告梅扣洪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05元，由原告梅扣洪负担4425元、被告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负担2180元（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向本院缴纳，被告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应负担的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05元。                            审判长                                             钱蓉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柳 易 兵             陆 伟 明                                           二○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金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