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0行终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朝阳，男，1968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乳山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乳山市公安局，住所地乳山市胜利街**。法定代表人袁国选，局长。出庭负责人李俊，该局党委委员。委托代理人张长平，乳山市公安局法制大队中队长。委托代理人孙志强，乳山市公安局商业街派出所民警。原审第三人宋振川，男，1982年4月12日生，汉族，住乳山市。上诉人徐朝阳因诉被上诉人乳山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行初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3月11日9时许，在乳山市城华府小区，徐朝阳与宋振川因经济问题发生争执，徐朝阳与宋振川相互撕扯，并殴打宋振川。当日，乳山市公安局予以受案，2019年4月10日，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30日。经调查取证后，乳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8日对徐朝阳依法告知，徐朝阳未提出陈述、申辩。2019年5月8日，乳山市公安局作出乳公（商）行罚决字[2019]3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徐朝阳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徐朝阳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乳山市公安局作为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进行处罚。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乳山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徐朝阳与宋振川产生争执，殴打宋振川的事实。乳山市公安局受案后，经调查取证，依法告知，视情节对徐朝阳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处罚适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乳山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徐朝阳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朝阳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徐朝阳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宋振川是与上诉人发生纠纷的相对方，故宋振川的询问笔录无法真实的反映出事发时的情况，乳山市公安局依据该笔录作出的处罚决定有失公允。2.证人王某、于某是宋振川的配偶及母亲（岳母），该二人与宋振川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基于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证人证言存在瑕疵，无法查清事实真相。3.视听资料光盘仅能反映出乳山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生的事情，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该视听资料也无法证实案件的事发过程，更何况视听资料并没有完整地记录乳山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生的事实，同时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乳山市公安局没有提交原始载体即执法记录仪用于证实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故而上诉人认为该视听资料也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不应作为定案依据。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不能认同这一观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地位决定了被上诉人是持有证据的强势方，而上诉人是弱势方，因此原审法院的观点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这与法律精神相违背。5.乳山市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传唤证以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各三份，对该证据，上诉人在乳山市公安局处理上诉人与宋振川的纠纷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也没有签字确认接收到，因此乳山市公安局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法律明确规定，程序违法自然导致乳山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无效。6.乳山市公安局在原审法院辩驳时称“原告向第三人扔手机的事实有2019年5月5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2019年3月20日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及民警出具的出警经过予以证实”。上诉人认为“扔手机”这一事实不构成殴打他人的行为。公安部法制局编辑出版的《治安处罚管理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一书中,对殴打他人定义为行为人公然实施的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打人行为。行为方式一般采用拳打脚踢，或者使用棍棒等器具殴打他人。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仅仅存在“扔手机”这一事实，该事实与殴打他人的定义显然是不相符的，因此乳山市公安局认定上诉人存在殴打宋振川的依据不足，在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殴打宋振川的前提下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不合法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乳山市公安局答辩称，1.乳山市公安局经依法调查查明：2019年3月11日7时许，在乳山市城华府小区，宋振川与徐朝阳因经济纠纷问题发生争执，后宋振川殴打徐朝阳，徐朝阳采取扔手机的方式殴打宋振川。上述事实有徐朝阳的陈述、宋振川的陈述、证人证言、出警经过、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经调查后认为，徐朝阳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2019年5月8日，被上诉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乳公（商）行罚决字[2019]3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给予徐朝阳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2.一审程序合法，文登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徐朝阳的一审诉讼请求，组成合议庭予以公开开庭审理，全面质证了双方证据，审核认定了证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判决，未遗漏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乳山市公安局对徐朝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所述的理由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宋振川未提交书面意见。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乳山市公安局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明被诉治安行政处罚行为合法：1.对徐朝阳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三份；2.对宋振川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两份；3.对王某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4.对于某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5.处警经过一份；6.现场照片打印件一份（三张）；7.徐朝阳的伤情照片打印件一份（两张）；8.视听资料光盘一张及制作说明一份；9.徐朝阳及宋振川的身份证明、违法犯罪记录查询说明各一份；10.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各一份；11.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各三份；12.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一份；1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行政处理审批表各两份；14.对徐朝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15.对宋振川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法律依据：16.《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上诉人徐朝阳、原审第三人宋振川未提交证据。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质证，上诉人坚持其上诉状中对证据的意见，并补充以下辩论意见：被上诉人认定事发时间为当天7时许错误，应为当天9时许。被上诉人答辩称，本案认定是殴打他人，时间本身与事实及处罚没有太大的关系，处罚决定书上写的7时许是指发生争执，而非指扔手机、殴打宋振川的时间。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原审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19年5月8日，乳山市公安局对宋振川作出乳公（商）行罚决字[2019]3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宋振川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未经复议及诉讼。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诉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案件事实为：“2019年3月11日7时许，在乳山市城华府小区，宋振川与徐朝阳因经济问题发生争执，宋振川与徐朝阳相互殴打对方”。被上诉人乳山市公安局提交的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及在场证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就案件事实互相印证，可以证实徐朝阳与宋振川因经济问题发生争执，徐朝阳与宋振川相互撕扯、互相殴打对方。但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证实事发时间是上午9时许，被诉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案发时间为7时许，时间认定错误，但该时间的认定不影响对上诉人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处罚，本院对此予以指正。乳山市公安局受案后，经调查取证、依法告知，视情节对上诉人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处罚适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本案中，事发地点主要是原审第三人宋振川家中及小区，在场人为宋振川妻子王某及母亲于某。故王某、于某虽与原审第三人有利害关系，但其作为在场并知晓案件事实情况的证人提供证言并无不当。认定案件事实系综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及上述证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进行认定。上诉人认为宋振川、王某及于某的询问笔录不应采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载明的查明事实为：因经济问题上诉人与宋振川发生争执，上诉人采用扔手机等方式对宋振川进行殴打。上诉人认为扔手机不构成殴打他人。本院认为，处罚告知笔录中记载的是“扔手机等方式对宋振川进行殴打”，处罚决定中认定的违法事实是“宋振川与徐朝阳相互殴打对方”，结合全案证据及被上诉人的答辩主张，扔手机为殴打事实的一部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的违法事实。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确认上诉人的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均有上诉人本人签名，上诉人主张其没有见过上述证据也没有签字、处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朝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海燕审判员  宋智慧审判员  宫晓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陈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