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06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宾，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利安，北京曲和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科技创新城创新二路**。法定代表人：刘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炜，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晓宾因与上诉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公司）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0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晓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中融信托公司赔偿刘晓宾损失8353773.45元及利息（以8353773.45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融信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虽然将涉案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是未能正确认定涉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也没有认定中融信托公司实际上向刘晓宾提供了违法的交易场景、不稳定的交易平台，导致刘晓宾损失巨大，中融信托公司应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法律责任。一、关于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虽然涉案合同名为《中融-东证润泽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但是中融信托公司实际从事了非法的场外融资行为，且其提供的伞形信托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融信托公司的行为实际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中融信托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涉案合同的无效，中融信托公司应当承担涉案合同无效的全部法律责任。一审证据显示，中融信托公司向刘晓宾提供的由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公司）为其开发的交易系统，而恒生电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网络公司）在2016年即因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了涉案合同实际履行系刘晓宾发出交易指令，但回避了刘晓宾主张的涉案合同名为信托合同实际系非法场外融资行为，回避了中融信托公司实际从事了非法证券业务的事实。二、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交易系统。刘晓宾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中融信托公司向刘晓宾提供了非法的交易系统，且该交易系统不排除是虚拟盘的可能，中融信托公司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刘晓宾恳请二审法院予以充分审查。三、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交易系统崩溃的问题。刘晓宾主张，因为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是非法场外融资，且相应股票的买入卖出的实际操作系由刘晓宾在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操作平台上完成的，而由于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交易平台并非正规的股票交易平台。该平台在2015年6月26日出现故障，导致刘晓宾无法及时卖出所持股票，进而导致损失。一审中，中融信托公司对于该交易系统崩溃的事实并未否认，仅是对于系统崩溃的具体时间及持续时间有异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的法律后果进行审理，且错误地认定刘晓宾未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关于涉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与责任的问题。刘晓宾并非专业的信托从业人员，中融信托公司为专业的信托机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和在案证据，涉案合同无效完全系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伞形信托和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交易平台非法所致。对此，中融信托公司显然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法律责任。中融信托公司亦应当承担刘晓宾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该损失包括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信托财产经过实际的投资运作损失，也包括分配给优先级的收益、托管费和证券交易费用。中融信托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晓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信托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均已查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二、信托计划所使用的交易系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证监会处罚的是HOMS系统，而涉案信托计划使用的是中融恒生资管系统，二者并不相同。中融信托公司也没有从事非法融资融券业务。三、刘晓宾通过交易系统发出投资建议；中融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进行审核、发出交易指令，以信托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进行证券交易，不存在刘晓宾所称的虚拟盘。四、涉案信托的投资损失与交易系统无关，与中融信托公司无关。信托计划涉及的交易系统在2015年6月26日没有发生故障。五、《信托合同》不符合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有效。即便认定无效，涉案信托的投资损失也应由刘晓宾自行承担，中融信托公司不应退还信托资金及管理费等费用。中融信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信托合同》有效、中融信托公司无需向刘晓宾偿还120000.01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刘晓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对于《信托合同》效力、中融信托公司是否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和是否出借证券账户等问题的认定，在法律适用上出现了严重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信托合同》不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认定《信托合同》有效。证监会的相关监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其也没有对伞形信托及相关信托合同的效力作出否定评价。1.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监会发布的《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不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且是针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作出的要求，不能作为判断《信托合同》效力的依据。2.即便认为该监管规定适用于本案，其亦未否定伞形信托的效力。《信托合同》没有违反该监管规定的规定。3.《信托合同》不符合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中融信托公司认为，社会公共秩序体现为社会共同体规范意义的公共秩序，必须是长期形成的、社会共同的生活秩序。社会公共秩序又特别体现为经济领域（包括工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领域）的整体公共秩序。因此，社会公共秩序的内涵，不能仅从短时期内、片面角度来认定，更不能超出其内涵做扩张解释。尽管涉案信托计划以杠杆资金进入股市，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杠杆资金所推动的股市上涨，实际上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违反社会实体经济的公共秩序。其后，因监管政策变化，证监会要求清理伞形信托账户（并非清理伞形信托），伞形信托本身并非清理对象，信托计划没有违反虚拟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共经济秩序，不能据此认定《信托合同》违反了社会公共经济秩序。同时，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涉及到社会上其他不特定主体的利益。本案《信托合同》中对于收益的分配及风险的分担均有明确约定，一审判决也对此予以认可。在《信托合同》的风险与收益安排之下，无论信托计划是否产生收益或发生亏损，其效果只及于本案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及受托人。从单个合同来看，《信托合同》并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2015年股灾的发生不能归咎于伞形信托，更不能得出涉案《信托合同》损害证券市场不特定投资人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二、一审判决中关于“刘晓宾自主决定信托资金投资决策”的认定错误。涉案信托计划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即使一审判决认为中融信托公司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但由于相关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作为认定《信托合同》无效的依据。中融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管理运用信托资金，并非由刘晓宾自主决策，中融信托公司没有违反禁止出借证券账户的规定。本案中，中融信托公司已经开设了证券账户，并自始至终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交易指令，从未将账户操作权限出借给刘晓宾，刘晓宾仅有发出投资建议的权限。尽管涉案信托计划采取了伞形结构，使得中融信托公司可以通过一个股票账户来实现不同组合的资产配置，但不同组合之间的配置安排是相对独立的，不能据此认定中融信托公司存在出借证券账户的嫌疑。信托计划运行中，中融信托公司始终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履行管理义务、执行风控措施，包括限制交易、强行平仓等等，从未丧失对案涉证券账户的控制权。刘晓宾辩称，不同意中融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经做出准确认定，说理亦十分充分。二、刘晓宾自主决定信托资金投资决策；中融信托公司将自有账户出借给刘晓宾使用，违反了证券账户使用的相关法律规定。三、中融信托公司的上诉理由否定证监会的监管规定。《信托合同》表面上合法，但其内容实质达不到证监会和银监会穿透式监管的要求。本案所涉的金融产品名义上属于金融创新，实际上游走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刘晓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融信托公司返还刘晓宾信托资金8353773.45元（包括投资损失7289921.24元、受托人报酬120000元、托管费20000元、交易费用126674.12元、分配给优先受益人的收益797178.08元以及其他损失0.01元）；2.中融信托公司赔偿刘晓宾利息损失，以8353773.45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中融信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信托合同》《补充协议》的订立及主要内容2015年6月15日，刘晓宾（一般委托人、一般受益人）与中融信托公司（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前述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全体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分期认购信托单位并支付信托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的规定将信托资金加以运用，并以第i期全部信托财产为基础资产，作出优先受益权与一般受益权的受益权结构化安排，为委托人（受益人）提供不同类别的投资工具。信托计划的保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证券经纪服务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信托计划信托单位的投资范围，即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国债逆回购，或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投资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信托合同》另规定了信托计划的投资限制、禁止投资等事项。（三）受托人可以分期发行信托单位，信托单位按照发行时间顺序命名为第1期信托单位、第2期信托单位...，第i期信托单位，受托人有权对i值进行调整。第i期的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分为第i期优先受益权和第i期一般受益权两种类别。受托人仅以扣除第i期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为限向该期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除在满足信托文件规定的条件下向一般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外，全体第i期优先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未得到足额分配之前，不得向第i期一般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四）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保管人处开设信托专用银行账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在经证监会批准的证券公司开设信托专用资金账户和其他必要的账户。各期信托财产的一般委托人在信托文件规定的投资范围内行使投资建议权，受托人保留对一般委托人发出的投资建议的最终决定权。受托人应当根据当时已知的信息审核各期委托人投资建议是否符合信托文件规定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以及其他合法性条件，办理各期一般委托人追加增信资金的相关手续，对信托计划证券投资逐日盯市、每日估值并持续监督信托单位变动，在受托人估算的各期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或者发生其他受托人指令事项时，应立即作出投资（卖出或平仓止损）决策并予以执行。受托人应亲自向证券交易机构下达交易指令。受托人对第i期信托单位相关数据进行单独核算，对各期的信托单位相关数据进行分别核算。受托人仅依据第i期信托财产的投资运作情况计算和分配该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不受其他各期信托单位收益或亏损状况的影响。但在信托计划的外部法律关系中，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信托计划项下全部信托财产均应作为信托计划外部债务的责任财产。（五）为保护全体受益人特别是优先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受托人每日估算第i期信托单位净值并设置预警线及止损线。第i期信托单位存续期间，当T日下午收盘后中融信托公司估算的该期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时，中融信托公司应拒绝接受刘晓宾发出的买入证券产品的投资建议。刘晓宾有权在T+1日下午13:30之前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至该信托单位净值达到预警线以上，否则，中融信托公司应在T+1日下午13:30之前对该期信托单位持有的证券产品进行变现操作，直至该期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为止。如果在中融信托公司止损变现完成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刘晓宾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至该期信托单位净值达到预警线以上，则中融信托公司重新开始接受其投资建议，否则，该期信托单位提前终止。或者，在止损变现完成后刘晓宾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不予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则该期信托单位提前终止。（六）信托计划项下第i期受益权信托利益以货币资金形式分配。第i期信托单位预期存续期限不超过6个月（含）的，其信托单位注销日（含提前终止日）为信托利益核算日，受托人在信托利益核算日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根据本合同规定的各类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分配给受益人。第i期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对于实际存续天数少于6个月（含6个月）的信托单位，如该信托单位因触发特别交易权提前终止或因一般委托人提出其他终止申请而提前终止的，优先受益人预期信托利益=优先信托资金*年化分配比例/365*183天。无论第i期信托单元因何种原因终止，第i期一般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为第i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该期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i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七）《信托合同》的附件《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约定如下主要内容：刘晓宾认购本合同信托计划项下第8期一般信托单位1000万份，认购资金1000万元。刘晓宾认购的信托单位资金配比类型为C类，即一般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比例为1:2，信托单位预警线0.9元、止损线0.85元。该期信托单位优先级认购资金为2000万元，年化分配比例7.95%。对于实际存续天数少于6个月（含6个月）的信托单位，如该信托单位因触发特别交易条款提前终止或因一般委托人提出提前终止申请而提前终止的，优先受益人预期信托受益=优先信托资金*年化分配比例/365*183天。无论第8期信托单位因何种原因终止，刘晓宾拥有的一般受益权的信托利益为该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8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第8期信托单位保管费年费率为0.1%，固定信托管理费年费率为0.6%。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信托管理费及保管费计算至信托单位正常注销日，按照实际存续天数计算。该附件另规定了该期信托单位的投资限制事项。（八）《信托合同》所附的《一般级委托人简介》载明了刘晓宾的工作经历：1987年至2000年从事银行工作，2000年至2010年从事经营工作，2010年至合同订立之日从事金融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刘晓宾声明，其此次认购的一般级信托单位份额的资金是其本人自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计划的情形；其具有三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对证券投资市场具备充分的风险投资意识，并自愿承担风险。（九）中融信托公司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刘晓宾作为证券投资信托计划投资者的风险适应性做了调查。二、《信托合同》的履行2015年6月15日，刘晓宾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支付其认购信托单位的款项1000万元。涉案第8期信托单位募集的信托资金规模为3000万元，其中优先级信托资金为2000万元，次级信托资金为1000万元。中融信托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中融恒生资管交易系统为涉案第8期信托单位在信托专用证券账户项下开设子账户，信托合同项下每期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投资运作的管理。中融信托公司称，刘晓宾通过该子账户发出证券买卖的投资建议，中融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系列的交易负面清单，系统自动对刘晓宾发出的投资建议进行审核，对于不违反合同及法律相关规定的投资建议，该交易系统审核通过后执行。刘晓宾称，其实际控制该子账户，自行控制该期信托资金进行证券买卖，交易系统自动执行刘晓宾的交易指令，中融信托公司所述刘晓宾仅提出投资建议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第8期信托单位净值表载明，2015年6月29日，该信托单位净值首次跌破止损线。中融信托公司就此向刘晓宾进行了风险提示，并告知其有权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否则中融信托公司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强制平仓。刘晓宾未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并于2015年6月30日上午自主卖出了该期信托单位持有的全部信托产品，后续亦未追加任何增强信托资金。2015年7月25日，中融信托公司出具的《清算报告》载明，涉案第8期信托单元于2015年7月21日终止，截至2015年7月21日，涉案信托单位累计信托收益为-7556595.36元，其中，投资收益-7289921.24元，受托人报酬120000元、托管费20000元、交易费用126674.12元。剩余信托财产22443404.64元，中融信托公司向优先级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797178.08元（包含优先级资金收益797178.08元），向刘晓宾分配信托利益1646226.55元，信托账户尚余0.01元未分配。刘晓宾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载明，其银行账户2015年7月23日收入1646226.55元。一审庭审中，中融信托公司与刘晓宾对涉案第8期信托单位的终止时间、信托收益数额的计算方式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信托合同》的效力以及后果。一、《信托合同》是否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本案涉及的交易形式为，中融信托公司为涉案信托计划申请设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恒生资管系统在该证券账户下设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期信托单元的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管理运作，每个子账户均设置相应的警戒线和止损线，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统一汇总到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向证券公司发出，每期信托单元的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一般受益人，承担不同风险。市场上一般称该种结构化证券信托产品为伞形信托。2015年4月22日，证监会发布《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该文明确“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该规定虽然并非行政法规，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但其目的在于在2015年特定股市背景下，通过规制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的融资融券业务控制金融市场风险，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此种强监管背景下，本案双方当事人仍订立以伞形信托加杠杆形式的对外投资证券市场的《信托合同》，属于违反社会公共经济秩序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属无效。另外，基于金融风险的高传导性，但在当时特定股市条件下，杠杆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会进一步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如果允许市场主体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通过通道业务等模式规避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会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急剧增加，从而损害证券市场不特定投资人的利益，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亦应无效。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一审庭审中争议的刘晓宾通过子账户发出的交易指令的性质，中融公司是否违反账户实名制的规定，中融公司作为信托公司、证监会的意见是否对其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回应如下：结合《信托合同》关于伞形信托交易模式的约定，一审法院论述如下：第一，关于刘晓宾作为一般委托人通过子账户作出“交易指令”的性质。刘晓宾认为，涉案信托单元项下证券交易均由刘晓宾实际操作，中融信托公司将账户交付给其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中融信托公司认为，其始终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刘晓宾发出的指令为投资建议，该投资建议须经中融信托公司事先在交易系统设置的投资限制等条件审核，审核通过的才能通过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向证券公司下达相应的交易指令，此外，中融信托公司还享有合同约定的强制平仓的权利。因此，包括本案涉及的第8期信托单元在内的整个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以及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实质上是由中融信托公司实际控制和运作的，刘晓宾仅有对第8期信托单元项下信托资金管理运作的投资建议权。一审法院认为，从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形上看，各个子账户证券买卖交易均依照刘晓宾的作出的交易指令，虽然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设置了对刘晓宾作出的指令的负面审查清单，但是该设置是基于，中融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投资范围是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于信托计划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持有比例、对敲交易等作出了相关规制，中融信托公司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在《信托合同》约定了投资限制，并在交易系统设置负面清单其实质在于防止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依据各期信托单位的证券投资指令所作出的证券交易产生违规风险，该设置亦是相关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在交易系统的电子化设置，目的在于降低一般委托人投资发出违规和违约指令的风险。而且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仅设置前述证券交易的负面清单仅对一般委托人作出的交易指令进行审查，并非自主作出交易决策，该设置不构成中融信托公司所称的其自主决定子账户项下信托资金的运作。此外，《信托合同》虽然约定中融信托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但是该约定实质在于中融信托公司通过该约定控制各期信托单元的资金风险，其目的亦不在于实际运作各期信托资金。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刘晓宾实质上在《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条件范围内自主决定子账户信托资金的投资决策。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前述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及不得出借的规定。证券账户实名制是实现资本市场穿透式监管的必要前提，是监管部门实施信息披露、市场监控、稽查执法等监管机制的重要依托，出借证券账户会给现有的监管机制造成阻碍，减损监管效能，不利于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处置。本案伞形信托关于母子账户的账户设置，导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只能显示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运行情况，无法穿透显示子账户的运作情形。涉案信托计划项下每期信托单元的一般委托人均利用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实质上构成不同的一般委托人以信托专用账户名义进行证券交易，由此导致相关监管部门无法了解实际进行证券交易的子账户主体的具体情形，无法进行有效监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第三，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所称其监管部门从未否定过伞形信托的效力，因此涉案信托计划合法有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涉案信托计划作出的结构化受益权安排、各期信托单元的伞形结构安排均不持异议。虽然《信托合同》订立及履行时，信托公司的监管部门为原中国银监会，但是既然信托公司安排该信托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该信托计划在证券市场的交易结构及投资行为亦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该证券交易行为亦应当受到证券市场相关监管主体的监管，其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应当受到证监会关于证券交易的相关意见的约束。二、《信托合同》无效的后果刘晓宾主张《信托合同》无效，因此要求把中融信托公司返还信托资金8353773.45元（以刘晓宾投入的1000万元减去中融信托公司已经返还的1646226.55元），以及相应利息。该8353773.45元差额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投资亏损7289921.24元，受托人报酬即中融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管理费120000元，资金托管银行收取的托管费20000元，证券交易费用126674.12元；二是中融信托公司优先分配给优先级资金优先级收益797178.08元；三是未分配信托财产0.01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信托财产经过实际的投资运作，损失7556595.36元，由原始的3000万元减损至22443404.64元。如前所述，涉案《信托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无效。一审法院对于剩余的信托财产如何分配，以及相应损失应当如何分担，论述如下：根据《信托合同》的交易安排，刘晓宾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另行获得优先级资金2000万元，掌控共计3000万元用于证券市场投资。前述两种资金提供方的收益根据其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匹配。愿意承担较小风险的优先受益人仅获得固定的收益，愿意承担较大风险的一般受益人是实际的投资决策方，获得扣除优先级收益后剩余信托财产，同时也承担较大的风险。两种资金提供方关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与其他商事主体的交易一样，是在长期的市场反复博弈中形成的较为稳定和公允的均衡模式，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刘晓宾作为成熟的投资者，对该风险安排的后果应当有确定的预期。一审法院对中融信托公司与刘晓宾前述风险及收益的安排予以确认，不作调整。因此，关于信托资金发生的投资亏损，系刘晓宾自行投资决策导致，应当由刘晓宾负担。关于信托公司先行分配给优先受益人的资金收益797178.08元，符合合同双方的风险安排，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关于托管费及交易费，系信托资金进行证券交易过程中，因相关主体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和证券交易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应当在信托财产中予以扣除。刘晓宾主张中融信托公司返还前述资金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管理费。一审法院认为，信托管理费系信托公司因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收取的受托人报酬，一般依据合同约定产生。本案中，《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公司收取该笔信托管理费用120000元无合同依据，应当予以返还。此外，中融信托公司剩余0.01元的资金尚未分配，涉案合同无效，应当返还给刘晓宾。关于该部分资金的利息，因刘晓宾并非具有资金放贷资质的机构，其提出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其利息应当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晓宾120000.01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20000.01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刘晓宾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纠纷争议明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信托合同》的效力及后果。一、关于《信托合同》的效力根据《信托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模式为，中融信托公司通过恒生资管系统在涉案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下再设立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个子账户均设置独立的警戒线和止损线，每期信托单元的信托资金通过子账户进行管理运作，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统一汇总到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向证券公司发出，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刘晓宾通过子账户发出的交易指令的性质和中融信托公司是否违反账户实名制的规定。如上所述，中融信托公司在涉案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下再设立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个子账户均有独立的信托资金、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在此种交易模式中，一般受益人实际控制子账户、自主决定子账户项下信托资金的运作。而中融信托公司仅按照负面清单对一般受益人作出的交易指令进行违规和违约审查，并非自主作出交易决策。同时，涉案信托计划的母子账户设置模式将导致其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只以母账户的形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结算系统进行结算。这一账户设置模式最终导致，涉案信托计划项下不同的一般受益人将以同一账户进行证券交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结合《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和附件《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的约定：“刘晓宾认购本合同信托计划项下第8期一般信托单位1000万份，认购资金1000万元。刘晓宾认购的信托单位资金配比类型为C类，即一般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比例为1:2，······无论第8期信托单位因何种原因终止，刘晓宾拥有的一般受益权的信托利益为该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8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一审法院同时考虑到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情况，最终认定涉案信托为伞形信托，并无不当。本案当事人签订《信托合同》的目的应为以伞形信托加杠杆形式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信托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实质是伞形信托的合法性问题。在涉案伞形信托中，优先受益人将优先级资金交与一般受益人控制，仅收取固定收益；而一般受益人同时控制优先级和一般级资金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此种加杆杠的融资方式能放大收益，亦存在放大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的问题。为此，证监会于2015年4月22日发布《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该文明确“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对此，中融信托公司主张，证监会的监管规定不适用于信托公司。但是，金融监管亦是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信托公司设立伞形信托在证券公司开设证券账户从事证券投资亦应当受到证监会监管规定的约束。上述监管规定的目的在于清理证券市场的场外股票配资和伞形信托等活动、进而实现控制金融市场风险和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在此强监管背景下，刘晓宾与中融信托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订立《信托合同》。涉案伞形信托的金额不多，但是考虑到证监会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在当时特殊的市场行情下明令禁止资金通过伞形信托进入证券市场；同时考虑到金融风险的高度传染性，伞形信托显著增加金融风险、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亦有可能损害证券市场不特定投资者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以伞形信托加杠杆的形式对外投资的行为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为依据，认定《信托合同》无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二、《信托合同》无效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信托合同》所附的《一般级委托人简介》载明的刘晓宾的工作经历，可以明确刘晓宾系金融专业人士，而中融信托公司亦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双方均应知晓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证券投资市场具备充分的风险投资意识。但是，本案双方却在证监会于2015年4月22日叫停伞形信托后又以伞形信托进行杠杆融资，故，双方均有过错。一审法院认为，中融信托公司与刘晓宾对于信托计划的风险及收益已经进行安排，不应当再行调整，并无不妥。刘晓宾主张中融信托公司返还前述资金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融信托公司优先分配给优先受益人的收益，符合本案双方的风险安排，一审法院不予调整，并无不当。信托的托管费及交易费用系信托计划存续和进行证券交易而需要交纳的必要费用，应当在信托财产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对此两种费用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管理费1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信托管理费依据《信托合同》约定产生，《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公司收取该笔信托管理费亦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最后，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信托计划剩余0.01元的资金尚未分配，中融信托公司应当返还给刘晓宾，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刘晓宾、中融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276元，由刘晓宾负担69267元（已交纳），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1009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丽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余周祺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