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41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环镇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国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芳，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继明，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利尔，女，193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军令，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利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3民初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胡利尔起诉或驳回胡利尔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利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胡利尔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3刑初1377号刑事判决以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刑终638号刑事裁定均判决案外人竺尧江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罪处以刑罚，该判决认定：胡利尔所涉借款系竺尧江个人的借款行为，故构成竺尧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之一。另查明，竺尧江共计向胡利尔等11名群众非法吸收资金10768.50万元，竺尧江通过自己和“中厦集团”名义已归还了全部资金。本案所涉民间借贷行为，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曾被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起诉，后刑事判决又认定该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故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可再次受理案件的范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法律适用疑难案件倾向性意见》中认为“讼争借款被作为犯罪事实认定，且刑事判决已对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原则上不再作为民商事案件处理。受害人就该借款事实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所涉借款事实已作为犯罪事实认定，且查明已归还了全部资金，故依据该意见应驳回起诉。二、竺尧江冒用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名义与胡利尔签署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原审无视刑事案件中已查明的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直接认定为有效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生效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并无借款之合意，案涉借款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1、刑事判决作为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具有既判力，应作为本案认定依据。刑事判决认定“竺尧江利用‘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吸收资金，大多数借款被其用于周转借款，部分借款甚至被其用于与其利益相关的公司”。故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名义签署案涉借款合同，仅系竺尧江用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工具和手段，并非系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案涉借款合同属于双务民事法律行为，其是否有效，应当符合“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等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案涉借款合同并非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当然无效。且合同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3、刑事判决已对涉案借款作出系竺尧江个人非吸借款事实认定，民事案件不应作出与之相矛盾的认定和评价。(二）胡利尔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因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效力强制性规定，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关于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浙高法【2018】192号）规定的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其提供的相关裁判文书足以认定卢加德、陈玉仙、胡利尔等人属于关联放贷人士，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现关联放贷人中的陈玉仙，因涉嫌高利转贷罪由东阳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15日正式立案侦查，但原审法院对其递交的大量证据未作认定和评述。(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认定的借贷行为，所获利息属于违法所得，刑事案件已查明胡利尔的借款已还清，胡利尔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超过本金部分款项，不具有合法性。首先，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认定的借贷行为所获利息，属于违法所得，出借人作为集资参与人超过本金部分利息应予收缴。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未作相反规定，说明最高法院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当事人约定的利息不予保护。其次，刑事判决认定涉案借款纳入竺尧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的犯罪事实中，截止刑事判决之日，胡利尔与其丈夫俞鉴康共出借款总款为730万元，收到款项765万元，超过出借本金35万元。其属于被害人，若胡利尔超过本金部分款项被支持，将出现竺尧江的犯罪行为，最终全由其买单的问题。(四）原审中一直强调胡利尔不知情且系受害人，却全然不顾其是不知情，且存在巨额损失的受害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即使单位存在管理上的过错，单位也仅就出借人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根据刑事判决认定，胡利尔无实际损失。三、原审法院在胡利尔未按其要求提供俞鉴康的合同及相关还款记录的情况下，径直认定胡利尔享有43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债权，缺乏事实依据。胡利尔及丈夫俞鉴康合计出借款项730万元，因胡利尔的合同中载明所有款项均由指定的“俞鉴康账户”代收，且胡利尔的款项出借在前，俞鉴康的款项出借在后，故应遵守先借款项先归还原则，故本案借款即使按照借款合同约定付息也全部还清。胡利尔未提供证据证明俞鉴康账户收到的款项与本案借款的还款无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查明，径直认定胡利尔享有43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审判决胡利尔承担因另案产生并已主张过的217000元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律师费金额过高。胡利尔未提交律师费支付凭证，其对律师费损失是否存在有异议。根据（2019）最高法民申193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总数超过年利率24%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逾期利息已为年利率24%，故不应支持如此高的律师费。 胡利尔辩称，一、原审法院未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正确。1、虽其于2015年7月8日的起诉曾被驳回，但驳回原因系本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现已查明本案中厦公司及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均未犯罪，竺尧江作为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负责人的犯罪行为与借款合同不属于《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所指“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竺尧江的犯罪行为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不能免除中厦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2、案件不予受理只是针对因涉及刑事犯罪而导致民事法律关系无效的情形，但涉及刑事犯罪，并不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对此有规定，一审法院也据此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3、中厦公司主张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且不论中厦公司的观点本身与该倾向性意见规定的情形不一致，该倾向性意见本身仅是当时节点的一个倾向性意见，此后省高院又出台了多个与倾向性意见不同的指导意见，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他6号的回复意见。省高院在审理与本案借贷情形相同的中厦公司与卢加德、陈玉仙的两个案件时，更是直接驳回中厦公司的主张，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一审判决与省高院的相关裁定观点一致。二、关于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等问题。借款协议中加盖了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印章，案涉借款汇入西安分公司的账户，并出具收款收据，且竺尧江作为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由竺尧江与其联系借款事宜符合常理，应认定借贷关系真实有效。因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计算方法不同，刑事判决书针对竺尧江个人，刑事判决结果不能当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民事案件更不能按照刑事判决认定的损失金额来确定。另，中厦公司主张其为职业放贷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仅是主观臆断。本案也不属于《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缴的五种情形。三、关于中厦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在其未提供俞鉴康的合同及相关还款记录材料的情况下，认定其享有43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只是要求其核对中厦公司提供的由公安机关查明的款项往来，其已向一审法院确认该款项往来的真实性，鉴于俞鉴康和其系夫妻关系，案涉款项已经结算，无需再进行区分。四、关于律师费问题。根据其提供的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足以认定其因催讨款项而花费的代理费用，且该收费符合浙江省律师收费标准，至于支付凭证，因是现金交纳，故无法提供。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律师代理费应采用汇款模式，中厦公司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 胡利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厦公司归还胡利尔借款430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13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0月10日起开始计算，3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0月25日起开始计算，均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止为438.6万元）；2、中厦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211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系中厦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2011年1月10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甲方）与胡利尔（乙方）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借乙方现金13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2分，每月10日支付利息，节假日顺延；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1年1月10日至2012年1月9日止；如甲方不按时支付利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随时归还本金及利息，承担乙方的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等一切费用；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向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等七条条款内容。该协议甲方处盖有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印章及负责人竺尧江签名，乙方处胡利尔签名捺指印，并备注：此借款通过卢加德个人账号转入，收款收据开给卢加德，每月利息指定汇入工行东阳支行俞鉴康账户62×××17卡号中。上述协议签订后，胡利尔于当日依约将借款130万元汇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银行账户。2011年2月25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与胡利尔又签订一份《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24日止，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等条款与前一份《借款协议》一致。该协议签订后，胡利尔于当日将300万元借款汇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银行账户。上述两笔借款，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财务分别出具130万元、300万元的收款收据。2014年元月2日，就上述两笔430万元借款的展期事宜，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甲方）与胡利尔（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2011年1月10日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金额人民币430万元一致同意借款延期到2014年6月30日归还；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原借款协议所有约定的借款条款和利息不变继续有效等三条条款内容，该补充协议甲方处盖有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印章和竺尧江签名，乙方处胡利尔签名捺指印。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未依约还款，在庭审中，胡利尔自认130万元借款的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0月9日、300万元借款的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0月24日，借款本金430万元及之后的利息未还。胡利尔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11700元。胡利尔曾于2015年7月8日诉至法院，要求中厦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息，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东商初字4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中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胡利尔借款本金430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130万元从2014年10月10日起、300万元从2014年10月25日起，均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中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利尔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11700元。中厦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于2016年2月对竺尧江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且本案借贷行为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侦查范围，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由，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浙07民终9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40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胡利尔的起诉。2017年8月30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03刑初137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竺尧江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罚金十万元。被告人竺尧江退赔给中厦集团10429764元；退赔给安小梅等人44257792元。竺尧江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2月3日作出（2017）浙06刑终63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竺尧江自2011年1月至10月期间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名义共向胡利尔及其丈夫俞鉴康合计借款730万元（其中以胡利尔名义出借430万元，即案涉借款，以俞鉴康名义出借300万元），已归还本金300万元，支付利息465万元。由于胡利尔夫妇收回的款项已多于出借的借款本金，故在刑事案件退赔款中胡利尔夫妇分文未获退赔。另查明，中厦公司及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未被法院认定为单位犯罪。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胡利尔、中厦公司的诉辩称，本案的争议点为：一、胡利尔与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借款协议的效力；二、中厦集团应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及数额。一、关于胡利尔与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借款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根据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第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第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第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第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第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据此，首先，民间借贷合同涉及犯罪的，其效力并不当然属于无效，对该合同效力的判断，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进行判断。本案中，竺尧江因犯职务侵占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刑罚，但胡利尔对该犯罪行为既不知情，亦未参与，且刑事判决认定胡利尔属于竺尧江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同时，刑事判决也未认定中厦集团及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也即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并未被认定犯罪，竺尧江作为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的犯罪行为与借款合同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所指“同一法律关系”，故不能免除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依据借款合同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影响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因此，本案借款合同并不属于胡利尔与竺尧江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同时，胡利尔依据本案借款合同出借款项的民间借贷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其次，根据本案事实，本案借款合同亦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综上，本案民间借贷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二、关于中厦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及数额问题。基于前述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协议上加盖了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印章，且案涉借款也均汇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账户，并由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财务出具了收款收据，竺尧江又是该分公司的负责人，由其与胡利尔联系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借款事宜也符合常理，故应当认定胡利尔系与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同时，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系中厦公司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下属分公司，对外应由中厦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胡利尔要求中厦公司应直接向其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符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尚欠借款本息的具体数额问题，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因适用不同法律规范，计算方法存在差异，故尚欠金额并不当然一致，但二者并不冲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确定金额是根据被告人造成出借人的直接资金损失来确定，且不计算利息，是将被告人已支付的利息全部抵作借款本金后计算出尚欠金额。该尚欠金额实际是被告人造成出借人实际损失的数额，也即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并不能和民事案件中的尚欠借款金额等同。民事案件中的尚欠借款金额应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故本案中应当认定尚欠借款本金430万元及130万元本金自2014年10月10日后的利息、300万元本金自2014年10月25日后的利息。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胡利尔就案涉借款曾于2015年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5）东商初字第4074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胡利尔支出了律师代理费211700元，虽该案最终被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但胡利尔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11700元的事实客观存在，故胡利尔在本案中主张要求中厦公司承担，符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胡利尔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中厦公司的相关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均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胡利尔借款本金430万元并支付利息4393266.67元（其中130万元从2014年10月10日起开始计算、300万元从2014年10月25日起开始计算，均已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此后仍按上述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中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利尔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117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084元，由中厦公司负担。 二审中，胡利尔没有提交新证据。 中厦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1、卢加德等职业放贷人士关系图一份； 证据2、卢加德和陈玉仙的询问笔录各一份； 证据1、证据2共同证明胡利尔、俞鉴康、卢加德、陈玉仙、袁菊芳等人之间存在代签协议、代付借款、代收利息等，系一个放贷群体，各主体之间应认定为《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规定的关联原告；卢加德以自己及妻子许春花的账户为胡利尔、俞鉴康等人代签借款协议及代收代付利息的事实，且本案中胡利尔借款130万元由卢加德代付，且部分利息由卢加德代收，证明胡利尔与卢加德等人为关联原告。 证据3、竺尧江非吸案涉款项明细表三份（卢加德借款、陈玉仙、袁菊芳借款资金去向），用以证明卢加德、陈玉仙、胡利尔等出借人之间是一个团体，存在以一个人名义借款，用于支付自己或其他人利息，证明胡利尔与卢加德等人为关联原告，资金流向具体：卢加德出借的款项有用于支付陈玉仙的利息；陈玉仙出借的款项有用于支付卢加德利息（部分款项由卢加德妻子许春花账户收），其中还有支付陈玉仙自己借款的利息；袁菊芳出借的款项有用于支付卢加德费用等（由卢加德妻子许春花账户收）。 证据4、立案告知书一份，用以证明胡利尔的关联原告陈玉仙涉嫌通过银行贷款取得，并实施了高利转贷的违法事实。 证据5、借款协议二份，用以证明胡利尔涉案300万元借款的《借款协议》系由卢加德代签的，且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未盖章；补充的两份协议与一审提供的十七份《借款协议》对比，卢加德、陈玉仙、俞鉴康与胡利尔夫妻、袁菊芳之间签署的协议均系统一版本，证明胡利尔与卢加德等人为关联原告。 证据6、破案告知书，用以证明胡利尔、卢加德、陈玉仙等人系统一的放贷群体，系关联放贷人士。中厦公司作为陈玉仙高利转贷罪的被害人，收到东阳市公安局的《破案告知书》，所涉的民间借贷也属于该犯罪事实之一。 胡利尔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卢加德并未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俞鉴康已经去世，俞鉴康和卢加德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卢加德也是俞鉴康的干儿子，帮忙也属合理。关于130万元由卢加德打款，是因胡利尔为省50元的手续费。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具体关系，笔录也不能证明。证据3、公司如何使用款项，不管是卢加德、俞鉴康还是陈玉仙，都是不清楚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陈玉仙涉及高利转贷，与本案无关联。证据5、即使借款协议真实，卢加德作为俞鉴康的干儿子，帮其代签合同也正常。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向多人借款，出具统一版本的借款协议也属正常，不能证明中厦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与卢加德、陈玉仙不是统一的放贷群体，陈玉仙的行为与其无关，中厦公司向东阳市公安局举报的不仅是陈玉仙，还包括卢加德和其，但东阳市公安局认为构成高利转贷犯罪的仅是陈玉仙，该情况反而证明其和陈玉仙不是一个群体。事实上，其和陈玉仙根本不认识，其也从未贷款。陈玉仙是否构成高利转贷与其无关，其也不存在高利转贷情形。 本院认证意见：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5，根据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胡利尔系职业放贷人，故本院对中厦公司待证胡利尔系职业放贷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证据6，现无证据证明胡利尔的本案借款与陈玉仙涉嫌高利转贷的违法事实有关，故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案涉借款协议的效力；中厦公司所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及是否应承担律师费问题。一、案涉借款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借款协议上加盖有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印章，款项也汇入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账户，出面借款的竺尧江系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应认定胡利尔和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虽案涉借款行为被列入竺尧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但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并未被认定犯罪，故不能免除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依据借款合同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影响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鉴于本案借款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中厦公司主张本案应驳回起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中厦公司所应承担的还款责任问题。由于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中厦公司承担。而在本案借款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中厦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的利息。另，中厦公司主张胡利尔及其丈夫俞鉴康合计出借款项730万元，俞鉴康的出借款项在后，765万元还款应先归还本案借款。但根据中厦公司提供的《俞鉴康、胡利尔所涉借款的还款明细》，除了规律性支付利息款项外，2011年11月14日的100万元还款，发生在中厦集团西安分公司和胡利尔签订《补充协议》约定430万元借款展期事宜之前，由此可知该100万元并非用于归还本案借款。另根据俞鉴康的其他300万元借款未曾主张的事实，结合本案借款到期时间在后等情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本金已有归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并无不当。三、关于一审判决中厦公司承担211700元律师费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中厦公司提出胡利尔主张的利息和律师费已超过年利率24%，律师费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中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应当是关于民间借贷中借用资金成本的相关费用,只有与资金成本紧密相关的相关费用才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并非在借款合同中出现的所有费用都属于上述范围。本案中，胡利尔主张的律师费属于为实现其债权而实际支出的费用，且双方在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律师费由借款方承担，故律师费不属于前述规定的“其他费用”。其次，胡利尔为主张律师费已提供相应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该律师费金额亦符合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虽中厦公司对律师费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中厦公司承担律师费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综上所述，中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084元，由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伟 审 判 员  周俊梅 审 判 员  应 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刘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