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民终23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朱敏娟，女，197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国英，女，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雄伟、严欢欢，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桐乡市江灵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沈家村向阳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063195722B。 法定代表人：张福江，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朱敏娟、戴国英与被上诉人桐乡市江灵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朱敏娟、戴国英均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敏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江灵公司对朱敏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把朱敏娟认定为江灵公司的交易相对方，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是从联系方式、交易单据、经营场所、戴国英认可其与江灵公司存在交易关系等四点理由，认定江灵公司系与朱敏娟、戴国英两人发生交易关系。这是错误的，理由是：1.从联系方式看，根据微信记录结合江灵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可以看出朱敏娟联系张福江要求其供应的都是毛纱样品，货物的数量均只有几公斤，总价值也仅有7920元。而戴国英联系张福江要求其供应的都是毛纱大货，数量有数百公斤，总价值54600元。这些印证了因戴国英不熟悉业务，故朱敏娟与张福江进行微信联系，购买样品，再由戴国英向张福江（江灵公司）购买大货的说法。2.从交易单据看，送货单上“购货单位或个人”处注明“朱敏娟”，均系张福江自己书写，朱敏娟并没有签字确认。因此无法得出朱敏娟系交易主体的结论。后朱敏娟从戴国英处得知：所有送货单都是张福江一次性让戴国英签字形成。张福江也曾多次要求朱敏娟在这些送货单上签字，但朱敏娟认为其和张福江（江灵公司）不存在交易关系，所以拒绝签字。并且张福江让朱敏娟签字的送货单上“购货单位或个人”处还没有注明“朱敏娟”三个字。3.从经营场所看，朱敏娟的确在戴国英的经营场所内安置了一个办公室，目的是要下服装订单给戴国英。由于戴国英业务又不够熟，故朱敏娟实际上是为了跟单和保证质量。一审仅凭经营场所来判断交易主体的理由是不成立的。4.一审根据戴国英认可其与江灵公司存在交易关系，从而得出朱敏娟也系交易主体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二、朱敏娟并非是本案交易相对方，是否构成交易主体应当从案涉毛纱的缔约、履行、事后交涉等情形加以判断。1.关于缔约，如上所述，朱敏娟、戴国英的确均有通过微信联系张福江。但朱敏娟联系要求供应的都是毛纱样品，戴国英联系要求供应的都是毛纱大货。2.关于履行，江灵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仅有戴国英签字，朱敏娟并未签字确认。3.关于事后交涉，因毛纱质量问题而产生的交涉也是戴国英与张福江进行的。 戴国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对毛纱的质量问题没有审查，就戴国英要求司法鉴定以及调查取证不予准许，是对戴国英诉权的侵害。在不准许鉴定及调查取证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二、江灵公司主张权利是基于提供的是没有质量问题的物品，从本案证据能看到，且一审法院也认定了江灵公司所提供的物品部分存在质量问题，但是一审判决未予充分的考虑。三、一审法院未能从本案标的物买卖这一当地惯例性的交易习惯，而是机械的用书面的、没有实际可操作的所谓“如有质量问题，七天内调换，逾期自负”来评判有误。四、现存于戴国英仓库的毛纱确属江灵公司所售，一审应当同意对毛纱的质量进行鉴定。1.现存于仓库的未拆封的毛纱及相应的成品衣价值约40万元，未拆封的毛纱包装袋上写有张福江以及与货对应的名称、色号、缸号、数量，都与江灵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及色卡一致，足以说明这些货属于江灵公司所供。2.从合理性来说，现未拆封的毛纱价值约40万元，戴国英不可能为了退货又重新购买一批同等价值的毛纱，即使有，也应当直接找供应商，何必绕这么大圈子找江灵公司退货。3.2018年8月31日的聊天记录张福江自己也承认毛纱的管子是有点看得出来，转眼就不承认还有货在戴国英处，实属不可信。4.戴国英已经充分证明了毛纱为江灵公司所供，江灵公司不认可应举证说明。5.从戴国英提供的照片及现存的毛纱，直接从肉眼就能看出有严重的色差问题，因此毛纱是否属于江灵公司提供直接关系到判决结果。五、关于送货单中注明“如有质量问题，七天内调换，逾期自负”适用问题。1.戴国英所有的订单都是通过微信向江灵公司采购，当时没有约定“如有质量问题，七天内调换，逾期自负”，所有的送货单都是后补的，因此该内容不能适用在双方交易中。2.实际操作中，都是先看样，样没问题开始送货。毛纱是一团一团的，送货的时候不可能几百上千个去查看，都是在机器上展开才会发现问题。7天内调换在整个市场都做不到，完全不符合毛纱交易惯例。六、毛纱是否有质量问题及戴国英是否因质量问题要求退货的问题。戴国英在制衣过程中发现有色差问题马上就停止了制作，向江灵公司反映，并于2018年9月1日通过微信通知江灵公司拉回货物，江灵公司一直未拉回。戴国英因毛纱存在质量问题，分别于2018年8月3日至31日向张福江提出，于8月12日、18日向孙华提出，并于8月31日通知张福江不要送货过来了，于9月1日通知张福江把剩余毛纱拉回。以上同时说明此批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一审认定戴国英未予作退货处理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七、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戴国英向倒毛厂调取毛纱证据的申请，是因未提供具体厂名。倒毛厂本没有具体厂名，但戴国英已提供具体位置，甚至可由戴国英带至倒毛厂处，一审法院却没查清事实直接不予准许，严重侵害了戴国英的诉权。八、所有的1.3仿貂及配套包纱都有问题，而不仅仅是戴国英让江灵公司退的部分。 朱敏娟针对戴国英的上诉答辩称，没有意见。 戴国英对朱敏娟的上诉答辩称，总体没有意见，朱敏娟也提到，在与江灵公司发生买卖关系都是一些大货，毛纱数量都非常巨大，单凭外在是看不出内在瑕疵的，也印证了7天调货不应在此适用。 江灵公司针对朱敏娟、戴国英的上诉答辩称，关于交易主体，戴国英与朱敏娟二人多次在微信中向江灵公司订购毛纱，且从未向江灵公司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或者透露是否为第三人代为购买，且送货单上均有戴国英签字。对江灵公司而言，一直确信该二人为合伙关系。所以朱敏娟、戴国英应当对所欠货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毛纱的质量问题，双方在送货单上已经约定为“七日内调换，逾期自负”，并且在交易过程中，涉及色差等质量问题，一经戴国英提出，江灵公司均予以解决，产生的98950元退货款，也予以扣除。对于剩余的78万多元货物，如存在质量问题，戴国英大可以在双方协商期间或者退货期内予以退换。故，戴国英所称毛纱质量问题是不存在的，只是其拖延支付货款的借口。戴国英在一审中提出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但是无法证明该批货物是从江灵公司处所购，也无法证明其在购货后的半年时间对货物进行妥善保管，且早过了约定的产品质量检测期。戴国英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义务替戴国英调查取证。故，一审驳回戴国英的鉴定申请程序正确。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江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朱敏娟、戴国英支付毛纱款788480元；二、从2018年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计算）向江灵公司支付货款利息，暂计至起诉日为19400元。 戴国英反诉请求：江灵公司赔偿戴国英因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100000元（实际以评估金额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朱敏娟介绍，戴国英与江灵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福江认识，朱敏娟、戴国英于2018年6月起与张福江通过微信联系，向其购买毛纱，并由戴国英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交易期间，共产生货款887430元。庭审中，江灵公司自认退回毛纱98950元，尚余788480元。 审理中，戴国英于2019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对江灵公司提供的毛纱进行产品质量鉴定，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无法对检材达成一致，故对该鉴定不予准许。戴国英于2019年6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对桐乡市庄家桥王建公路旁倒毛厂调取毛纱证据的申请，但未提供具体的厂名等信息，且该证据不是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认为，本案本诉部分争议焦点为：江灵公司的交易相对方是戴国英一人还是朱敏娟、戴国英两人，以及江灵公司的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首先，关于交易主体问题。从联系方式看，朱敏娟、戴国英均有通过微信向江灵公司订购毛纱，该二人并未否认自己的交易主体身份，也未明示系为他人进行交易。从交易单据看，江灵公司在每张送货单购货单位或个人处均注明“朱敏娟”，而戴国英在每份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签名确认，戴国英应该明确朱敏娟具有交易主体地位。从经营场所看，朱敏娟陈述其办公室是设在戴国英的经营场所内的，且存在联系朱敏娟交货，并由戴国英签收的事实。另，戴国英认可其与江灵公司存在交易关系。综上，应认定江灵公司系与朱敏娟、戴国英两人发生交易关系。其次，关于货物质量问题。戴国英主张江灵公司交付的毛纱存在质量问题，其在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对江灵公司所售毛纱质量进行鉴定的申请，但所需送检的毛纱是否系江灵公司所售无法确定。戴国英虽在与张福江的聊天记录中提到毛纱存在色差问题，但江灵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已注明“如有质量问题，七天内调换，逾期自负”，且在双方交易中，已作过退货处理，而对于其余交易货物，戴国英未予退货或调换。故，戴国英所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缺乏事实依据。朱敏娟提出，其与戴国英存在定作关系，无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纳；其与江灵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戴国英提出，其为朱敏娟加工成衣，并非共同向江灵公司购买毛纱及毛纱存在质量问题，亦无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纳。江灵公司作为供货人已履行送货义务，朱敏娟、戴国英应及时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但至今尚欠788480元未付，已构成违约。由于双方未约定违约责任，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以江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计算为宜。 关于反诉部分，戴国英主张货物质量问题，上述已阐明。其对因毛纱质量问题所导致损失100000元，亦举证不足。因此，一审法院对戴国英关于江灵公司所售毛纱存在质量问题并造成江灵公司经济损失1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朱敏娟、戴国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灵公司货款788480元及利息（以78848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江灵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戴国英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1878元，减半收取5939元，由朱敏娟、戴国英共同负担；反诉受理费1150元，由戴国英负担。 二审中，戴国英提供了以下证据： 1.照片6张，证明未拆封毛纱袋子上写有张福江、毛纱名称、色号、缸号、数量的事实，与一审江灵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的型号能对应起来。 2.照片2张，证明毛纱有色差的事实。 3.照片5张，证明江灵公司提供色卡的事实。 上述3组证据均证明戴国英仓库的毛纱是张福江提供的。 朱敏娟质证认为，没有意见。 江灵公司质证认为，对这些证据不予认可，戴国英的毛纱在仓库已经存放时间太久了，根本就不能证明是谁的毛纱。 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凭证据所示无法确认这些毛纱系江灵公司交付的毛纱。 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戴国英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微信与张福江就毛纱质量问题进行交涉：2018年8月17日，戴国英称：“你几点有空，横机上发我说色差大的不行，我直接带你到横机上去看。”张福江称：“今天在江苏，你自己去看吧，不行你整包都退我。”2018年8月23日，戴国英称：“你的毛洗出来的掉色这么严重。”2018年8月25日，张福江称：“那你这十几件都在公司吗？我拿去洗一下看，昨天的小片是蛮好的。”2018年8月31日，戴国英称：“你那个纱不要倒出来了，送过来也不行。”张福江称：“我到电脑横机厂去过了，染厂里的没空明天再去，我去看了一下，毛纱的管子上是有点看得出来。”2018年9月1日，戴国英称：“你的纱来拖走吧，挑死人了。”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与江灵公司发生交易的相对人是戴国英一人还是朱敏娟、戴国英两人，二是戴国英主张毛纱存在质量问题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交易，一开始是由朱敏娟与江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福江联系并下单，并无证据表明朱敏娟向张福江告知其仅是联系介绍人、交易对象为戴国英。事实上，从张福江提供的送货单来看，购货单位或个人处填写的是朱敏娟的名字，表明江灵公司认为朱敏娟系交易相对方。在之后的交易过程中，朱敏娟与戴国英两人交叉向张福江继续下单购买毛纱，送货单均载明购货单位或个人为朱敏娟，均由戴国英签收，符合江灵公司提出的朱敏娟、戴国英两人共同向江灵公司购买毛纱的主张。一审根据本案交易的实际情况，认定与江灵公司发生交易的相对人是朱敏娟、戴国英两人并无不当。朱敏娟上诉认为其仅是联系介绍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从戴国英与张福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戴国英已在交易过程中提出了质量异议，且张福江也同意“不行你整包都退我”。但是，对于存在质量问题的毛纱，一则在张福江同意整包退还的情况下，戴国英并未积极主动地退货，戴国英虽然提出要求张福江将毛纱拉回，但其要求对方拉回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二则戴国英主张其仓库中的毛纱均为江灵公司提供，并要求进行质量鉴定。但戴国英也认可，这些毛纱并非是江灵公司直接交付，包装袋上的手写文字也无证据证明是张福江所写，故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毛纱是江灵公司提供，因此一审未同意戴国英提出的质量鉴定等申请并无不当。戴国英反诉请求江灵公司赔偿100000元的损失，该损失依据亦不足。考虑到戴国英确实已经在交易过程中向江灵公司提出了质量异议，张福江也未予以否认，故本院认为可以酌情减少价款。经综合考虑双方交易过程及货款金额、戴国英就质量问题曾进行交涉、双方就各自主张所提供的证据等案件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可以酌情减少价款50000元。故朱敏娟、戴国英还应支付江灵公司货款738480元（788480元-50000元）。 综上所述，朱敏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戴国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朱敏娟、戴国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桐乡市江灵针织有限公司货款738480元及利息（以73848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维持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驳回桐乡市江灵针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驳回戴国英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1878元，减半收取5939元，由桐乡市江灵针织有限公司负担347元，由朱敏娟、戴国英负担5592元；反诉受理费1150元，由戴国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5元，由桐乡市江灵针织有限公司负担1050元，由朱敏娟负担5317.5元，由戴国英负担531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汪先才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吴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