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亚红，男，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彦，北京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彦彬，男，197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斌云，北京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久荣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南里**楼地下室北京市西苑饭店北洼路招待所**。法定代表人：王良，总经理。上诉人杨亚红因与被上诉人王彦彬、被上诉人北京久荣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68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亚红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京0108民初6852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王彦彬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彦彬、久荣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于法无据。1.王彦彬没有证据证明与杨亚红存在个人借贷关系。2.王彦彬仅提供《居间合同》复印件，没有提供该合同原件，且居间费用支付单位保定兴国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国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该证据无法证明杨亚红与王彦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本案事实。1.杨亚红介绍王彦彬承揽爱家商业中心工程，王彦彬向杨亚红支付居间费用。王彦彬用兴国公司[北京承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丰公司）]名义承揽工程并签订《居间合同》，杨亚红用久荣公司名义签订《居间合同》。王彦彬通过杨亚红认识了久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良。2.爱家商业中心工程造价约6000万元，居间费应为150万元，王彦彬至今未支付全部居间费用。3.《居间合同》并未约定居间费用余款于工程完工后支付，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有误。4.王彦彬支付居间费用的时间和金额均与《居间合同》不一致，表明双方变更了合同约定，应以实际履行情况为准，不能仅依据《居间合同》的约定认定居间费为50万元。5.王彦彬称杨亚红向其借款50万元，为保证借款安全，故要求杨亚红在《居间合同》上签字；久荣公司解释在收到全部居间费用后向杨亚红支付20万元到30万元居间费用。上述陈述均没有证据证明，目的是将借款人的身份强加给杨亚红，向杨亚红索取费用，属于恶意串通的行为。6.一审期间，王彦彬未提供《居间合同》的原件，一审法院仅依据复印件认定证据真实性，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定。且兴国公司并未参加诉讼，无法认定居间费用是否实际支付，以及支付主体、支付金额等。一审法院认定杨亚红与王彦彬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属于凭空认定，判决结果有误。综上，王彦彬没有证据证明与杨亚红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仅是居间合同关系。在《居间合同》载明的应付款单位兴国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居间费用的金额以及支付时间，一审法院直接以《居间合同》暂定金额为实付居间费金额，推定借款事实，导致判决结果有误，应予纠正。王彦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居间服务费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就是50万元，王彦彬向杨亚红支付100万元，其中50万元为杨亚红个人借款。久荣公司辩称，本案处理结果与久荣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久荣公司认可收到杨亚红支付的50万元为居间费用。王彦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久荣公司、杨亚红立即给付王彦彬借款50万元；2.久荣公司、杨亚红支付王彦彬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利息89931.51元（利息计算方法：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365天，50万元按年利率5.35％计算，合日利率0.0147％，利息为26750元；2016年1月2日至2018年8月30日971天，50万元按年利率4.75％计算，合日利率0.013％，利息为63181元）；3.本案诉讼费由久荣公司、杨亚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经杨亚红介绍，王彦彬与久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相识，久荣公司承诺帮助王彦彬承揽爱家商业中心的工程。2014年12月25日，甲方兴国公司（承丰公司）与乙方久荣公司签订一份《居间合同》，该份合同上仅加盖了承丰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未加盖兴国公司的印章，王彦彬作为甲方的代表之一在合同上签字。《居间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负责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北桥东北角爱家家居商业中心改扩建工程主体一段项目，引荐甲方和该项目的建设单位直接洽谈，并最终促成甲方与业主签订该工程项目的专业承包施工合同；居间费按照工程结算造价总金额2.5％作为酬金，先预付居间费50万元，其余款项于工程完工后支付。王彦彬、久荣公司、杨亚红均认可工程造价暂估为6000万元，总居间费用暂定为150万元。因杨亚红是中间人，王良、杨亚红、王彦彬协商一致，王彦彬代甲方将居间费打入杨亚红个人账户中，由杨亚红将居间费再转给久荣公司。杨亚红也在《居间合同》久荣公司的位置签名，但杨亚红不是久荣公司的员工。对于杨亚红签名的原因，王彦彬的解释为杨亚红作为其与久荣公司之间的中间人，在签订合同前提出向王彦彬借款50万元，为保证借款的安全性，让杨亚红在合同上签字，并将居间费直接转入杨亚红个人账号中，若杨亚红不能还款，可以从久荣公司应付杨亚红的好处费中扣除。久荣公司的解释为久荣公司在工程实际结算并收到全部居间费后向杨亚红支付20万元至30万元的居间费，王彦彬和杨亚红均不同意将居间费直接支付给久荣公司。久荣公司认可存在杨亚红个人向王彦彬个人借款50万元的事实。2014年12月27日，王彦彬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分五次向杨亚红个人账户转款，每笔转款20万元，共计转款100万元。杨亚红收到100万元后，将50万元转入久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的账户中。杨亚红认为该100万元全部为居间费，其与王良各分得50万元。经过久荣公司协调，王彦彬以兴国公司的名义与爱家商业中心改扩建工程主体一段工程项目的业主香港爱家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爱家金融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并进行部分施工。因工程多次停工，且爱家金融公司未与兴国公司进行结算，兴国公司将爱家金融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爱家金融公司退回施工保证金、对施工工程款进行鉴定等诉讼请求。承丰公司未通过王彦彬向久荣公司支付居间费。此事实有一审法院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兴国公司诉爱家金融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的起诉书和开庭笔录节录本为证。一审诉讼中，王彦彬认可承丰公司和兴国公司均系其个人挂靠的施工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通过王彦彬提交的汇款凭证和当事人的陈述，王彦彬转入杨亚红账户100万元是无争议的事实，此100万元全部为王彦彬代承丰公司向久荣公司支付的居间费还是包括王彦彬个人向杨亚红个人出借的50万元借款是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根据《居间合同》的约定，承丰公司先期仅需要向久荣公司支付50万元居间费，久荣公司和王彦彬均否认存在将先期居间费由50万元上调为100万元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杨亚红主张将居间费变更为100万元，并未得到承丰公司和久荣公司的确认，故杨亚红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亚红不是久荣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仅为介绍王彦彬与久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相识的介绍人，久荣公司仅认可会在收到全部居间费后给予杨亚红20万元至30万元的好处费，杨亚红称其与王良存在各自收取50％居间费的约定，但未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久荣公司和王良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杨亚红关于50万元为其应分得的居间费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彦彬关于50万元为其个人向杨亚红个人借款的主张，更接近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王彦彬与杨亚红之间关于借款的约定，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杨亚红负有向王彦彬返回借款的义务。王彦彬与杨亚红未约定借款期限，王彦彬可以随时要求杨亚红返还，但应给予杨亚红合理的期限，杨亚红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偿还的，应向王彦彬支付逾期利息。王彦彬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向杨亚红主张还款的证据，其要求杨亚红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王彦彬与杨亚红的借款关系中，久荣公司不是借款人和借款的使用人，与杨亚红个人借款的行为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故不负有还款义务，对王彦彬要求久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杨亚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王彦彬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2.驳回王彦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期间，王彦彬提供《居间合同》原件，杨亚红认为在二审期间提供证据原件不符合举证要求，不同意核对原件，但认可《居间合同》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各方当事人均确认，2014年12月27日，王彦彬向杨亚红转款支付100万元，其中50万元由杨亚红转至久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账户，且该笔款项是杨亚红向久荣公司支付的《居间合同》项下应当支付给久荣公司的居间费。杨亚红主张，100万元均为居间费用，其将50万元支付给久荣公司，但如果收到的不是100万元，其不会支付久荣公司50万元居间费用；50万元居间费是暂定数额，应以双方实际履行为准。久荣公司认为，《居间合同》明确居间费用为50万元，不存在杨亚红同意支付多少的问题；杨亚红介绍久荣公司与王彦彬认识，久荣公司居间介绍王彦彬与爱家金融公司签订爱家商业中心改扩建工程主体一段工程项目的施工合同。关于《居间合同》的签订主体，杨亚红称，签署合同时未确定具体由兴国公司还是承丰公司承接爱家商业中心工程项目，任一公司签署合同均视为居间成功；久荣公司系杨亚红借名签订合同的公司，在居间活动中不起主导作用。久荣公司、杨亚红称，王彦彬实际挂靠到兴国公司承接爱家商业中心工程，承丰公司仅是签订《居间合同》一方；因兴国公司是否最终签署施工合同尚未确定，无法确定居间是否成功，故支付50万元居间费用预付款的时间与《居间合同》约定时间不一致，实际是确定居间成功后才支付的居间费用；久荣公司在兴国公司与爱家金融公司纠纷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了解工程情况，系居间主导方。另，《居间合同》第四条“居间报酬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约定，本项目居间费用为工程结算造价总金额2.5％作为酬金，签完合同第二天中午提前预付居间费50万元，按甲方大合同执行，如未按合同支付后果自负。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王彦彬向杨亚红账户转款100万元，杨亚红将其中50万元支付给久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该50万元系《居间合同》项下应当支付给久荣公司的居间费。本案争议焦点是剩余5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问题。王彦彬主张系杨亚红向其个人借款，杨亚红主张全部100万元均系王彦彬向其支付的居间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彦彬提供向杨亚红转款100万元交易凭证，并认可其中50万元系居间费用，已就借款事实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杨亚红辩称50万元系王彦彬向其支付居间费用，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期间，杨亚红不认可王彦彬提供的《居间合同》复印件，二审期间，杨亚红认可《居间合同》真实性。根据该《居间合同》约定，居间费用为“工程结算造价总金额2.5％”，其中预付居间费为50万元。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各方协商变更预付居间费用数额为100万元；《居间合同》所涉爱家商业中心工程处于诉讼阶段，至今尚未结算，不存在支付后续居间费用的前提；杨亚红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与王彦彬约定100万元为居间费用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杨亚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未采信杨亚红抗辩意见，并无不当。关于杨亚红主张兴国公司未参加诉讼，无法认定居间费用支付主体、支付金额等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杨亚红作为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的一方，应就其主张100万元为居间费承担举证义务，包括居间主体、居间费用等，杨亚红以己方举证内容否认借款关系，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法律逻辑有误。综上，本院对杨亚红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亚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杨亚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