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终5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和平，女，199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住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水产村渡尖**，现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暨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家根(系上诉人樊和平父亲)，男，196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高胜成，绍兴市越城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越东南路**。 负责人暨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赵建标，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凌超，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水云(系上诉人樊和平祖母)，女，193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高胜成，绍兴市越城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樊和平、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湖街道办事处”)因房屋征收行政补偿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4行初10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樊和平及被上诉人王水云、樊家根于一审时诉称，原告有坐落于绍兴市××城区东湖街道××自然村××桥西××房屋××（××、××、用地面积38.60平方米），实际丈量面积39.90平方米。2015年5月15日被告与原告王水云签订编号为A-3-071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实施拆迁征收，该协议书安置人口只有原告王水云1人，未将原告樊家根、樊和平列入安置人口。根据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方案规定，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补偿协议，明显违反拆迁政策之规定，系确权确户的行政违法行为。2015年4月22日签约公告日，原告户在公安机关登记户籍户主为王水云，户籍地址为绍兴市××城区××（现××街道）××村樊家埭胜利桥西6号，户内成员包括原告樊家根、樊和平，其中樊和平系1994年出生申报登记户籍，2016年4月28日迁出该户籍。2014年12月4日被告发布则水牌棚户区改造公告，载明房屋征收安置人口截至日期为签约公告日的在册人口，涉案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涉案房屋征收公告日在册人口为三原告。根据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条及绍高新委办（2014）107号文件规定，被告与原告王水云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还应包括原告樊家根、樊和平，应当给原告樊和平以户内“属于独生子女”的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原告虽在房屋征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多次向被告说明情况，要求被告纠正错误但未果。2017年6月6日经新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0624行初26号行政判决认定：原告樊家根的诉讼请求成立须以撤销原告王水云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为条件。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重新签订包括原告樊家根、樊和平在内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均无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与原告王水云签订的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同时判令被告与原告王水云重新签订包括原告樊家根、樊和平在内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房160平方米的协议。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王水云系原告樊家根母亲、原告樊和平祖母。2014年12月1日绍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绍高新委办[2014]107号《关于的批复》，同意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原东湖人民政府）提交的《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并由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2014年12月4日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发布则水牌棚户区改造公告（第1号），其中载明房屋征收安置人口截止日为签约公告日的在册常住人口（签约期限另行公告）。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原告王水云户的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被征收的房屋于1993年8月领取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载明：土地使用者为万（樊）明纪（王水云丈夫），，地址原城东乡万家埭村用地面积38.60平方米。根据三原告提供的户口簿（登记日期2014年4月3日），原告王水云户的户内成员为原告王水云（户主）、樊家根（五子）、樊和平（孙女），其中原告樊和平系1994年出生申报登记户籍，已迁出（迁出时间为2016年）。2015年5月15日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与原告王水云签订编号为A-3-071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协议），征收原告王水云户位于东湖则水牌区域的房屋，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39.90平方米，安置人口为1人。后原告王水云要求货币补偿变更为产权调换，双方重新签订编号为A-3-071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其中载明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39.90平方米，可安置人口1人，产权调换面积（含保底）60平方米。2015年8月31日，原告王水云声明原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作废。另查明，2003年4月，以原告樊家根为户主、妻子高美娟、母亲王水云、女儿樊和平为在册人口申请建房，经批准在原东湖镇××（现东湖街道××村樊家埭）建造二间三层楼房，建设用地76平方米。2011年9月21日，原告樊家根与妻子高美娟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其中协议约定二间三层楼房归高美娟所有。当日双方在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2015年6月12日，高美娟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在原告樊家根名下的二间三层楼房的所有权归其所有。2015年6月17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绍越民初字第2638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自愿达成的二间三层楼房归高美娟所有的协议应予以确认。2016年11月30日，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与高美娟签订编号为B-3-079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位于东湖则水牌区域，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52.38平方米，可计入的安置人口为1人。同时查明，2016年4月28日原告樊和平将户口迁至高敖元户内（婚迁）。高敖元户于2017年6月1日与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编号为P-2-186P-2-067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樊和平作为高敖元户内安置人口予以安置补偿。再查明，2017年2月23日原告樊家根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申请异地管辖。同年6月6日，新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624行初26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樊家根要求被告履行将其作为王水云户户内安置人口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三原告认为被征收房屋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当时在册人口为三原告，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应重新签订包括原告樊家根、樊和平在内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多次向被告要求后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因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发生争议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原、被告对涉案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发生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且第二项诉讼请求系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延续，并未违背行政诉讼“一为一诉”的原则。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提出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违背“一为一诉”原则的理由，不予采纳。二、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是否需要对原告樊家根、樊和平作为原告王水云户的户内人口予以安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点（二）关于“安置人口的认定”1.规定，“以房屋动迁公告（或模拟搬迁公告）日，按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在册常住户口为准（不含外来挂靠人员的户口）。”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12月4日发布则水牌棚户区改造公告，其中载明房屋征收安置人口截至日为签约公告日的在册常住人口，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原告王水云户户口簿显示签约公告日在册常住人口包括原告樊家根、樊和平。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认为原告樊家根应作为高美娟户的安置人口予以安置补偿，但原告樊家根已于2011年9月与高美娟登记离婚，2003年建造的二间三层楼房归高美娟所有，被告也于2016年11月30日与高美娟签订房屋征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确定高美娟户可安置人口为1人，并未确定原告樊家根为高美娟户的安置人口。原告樊家根至今未享受过拆迁安置补偿，现其提出要求作为原告王水云户的户内人口予以安置补偿的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点（二）关于“安置人口的认定”4.规定，“已享受福利分房（包括货币化分房）或已拆迁安置的，不计入安置人口。”原告樊和平已于2016年4月将户口迁至高敖元户内，并于2017年6月作为高敖元户内的安置人口予以安置补偿，现其已不能作为原告王水云户的户内人口予以安置补偿。对其提出的要求作为原告王水云户的户内人口予以安置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提出原告樊和平不能作为原告王水云户的户内成员再次予以安置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1.撤销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与原告王水云签订的编号为A-3-071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2.责令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重新对原告王水云、樊家根予以安置补偿；3.驳回原告樊和平要求予以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东湖街道办事处负担。 上诉人樊和平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就王水云、樊家根的诉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适当。但就樊和平与东湖街道办事处房屋征收行政补偿一案判决书的裁定第三点“驳回原告樊和平要求予以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之部分认定事实不清楚。2015年5月15日由东湖街道办事处征收樊和平位于松陵樊家埭胜利桥西6号祖传房屋，该屋户籍人口3人，户主王水云，儿子樊家根，孙女樊和平。其中樊和平系1991年11月16日出生申报登记户籍。2014年12月4日东湖街道办事处发布则水牌棚户区改造公告，载明房屋征收安置人口截止日期为签约公告日的在册常住人口，涉案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2015年4月22日王水云户在册常住人口为户主王水云，儿子樊家根，孙女樊和平共三人。2016年4月28日樊和平与高泳结婚将户籍迁出该户，并于2016年4月28日落户于东湖街道水产村高敖元户内，2017年7月1日高敖元房屋拆迁，上诉人以高敖元户内人口作了安置。但是，樊和平的安置与2年前依法应该在王水云户内人口安置性质不同，安置补偿标准也不同。樊和平在王水户内安置可以按独生子女或晚婚人员“增加一个人口”的2倍标准安置，而以高敖元户内人员安置只能按一个人口安置。根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点(二)关于安置人口的认定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户，“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①“已婚未育夫妇，但己持有准生证的：②属于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己结婚的除外)；③户内有男年满25周岁或者女年满23周岁晚婚人员的”的规定。东湖街道办事处与王水云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是2015年5月15日，涉案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当时樊和平已满24周岁(1991年11月16日出生)，并为独生子女。东湖街道办事处应当给予王水云户内人员的樊和平以户内“属独生子女或者女年满23周岁晚婚人员的”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员计算安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规定)错误。一审判决对樊和平的诉求“要求给予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员计算”未作明确判明；樊和平在王水云户内以特定人口安置，当时应该由东湖街道办事处作出拆迁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而没有作出，与2年后在高敖元户以一般人员拆迁安置给樊和平的行政行为是否可以抵冲，判决书没有依法认定。根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批复第五点(二)关于安置人口的认定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计入安置人口“①已享受福利分房(包括货币化分房)或已拆迁安置的；②虽户口在册，但已嫁于外村且无独立合法产权房屋的”规定、是指拆迁安置协议签订日之前有“己拆迁安置的”不可以享受本次拆迁安置。2015年5月15日东湖街道办事处与王水云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之前，樊和平未享受过任何福利分房(包括货币化分房)或已拆迁安置。因此，一审判决的部分裁定简单地认定樊和平已于2017年6月在高敖元户内安置补偿，不能作为王水云户的户内人口安置补偿，适用法律、法规、规定错误。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之裁定第三点“驳回原告樊和平要求予以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并给予樊和平以按独生子女或者晚婚人员“可以增加一个人口”之规定予以拆迁安置补偿80平方来房屋。3、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湖街道办事处承担。 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上诉称：1.王水云户安置协议认定安置户型合法有据。根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点安置户型及安置人口认定(一)安置户型的认定……2.安置户型以农业户籍和在册人口为基础，遵守房户一致原则，按批建房屋或申报登记时的人口及自然增长人口来认定，不得随意分户……。本案中，王水云户被征收房屋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其夫万(樊)明纪(房屋权源为祖传)，若樊家根为独生子且未审批过其他房屋，在认定安置户型时，应当计算樊家根在内。但樊家根在2003年4月6日审批了新的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的规定，樊家根审批新的宅基地后，与原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的关系应该予以分割。为此，东湖街道办事处将万(樊)明纪的房屋单独列为王水云户被征收房屋并不存在认定安置户型错误。2.王水云户安置协议认定安置人口合法有据。根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点(二)安置人口的认定1.以房屋动迁公告日，按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在册常住户口为准(不含外来挂靠户口)。结合《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前款安置户型之规定，应当是先确认安置户，再认定户内人口数量。若仅以房屋在册户口成员来认定是否属于该房屋所在户安置人口，会导致极大的混乱。譬如，本案的原告樊和平、案外人高美娟皆不在其被拆迁安置房屋的在册户口中，这两人若以此为标准，则皆不能得到相应安置。回到本案中，在王水云户安置户型并无错误的情况下，鉴于樊和平已另行安置，不作赘述。关于樊家根能否计入该户安置人口的问题。东湖街道办事处认为，高美娟户被拆迁房屋的审批人，相当于是新建一个户，与原有房屋自然应当分属两户。由此可见，王水云户计入多少安置人口，计入哪些人为安置人口，与樊家根均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权利义务亦不产生实质影响。3.樊家根要计入王水云户进行安置，于法无据。首先，樊家根将自有房屋以离婚分家的方式转让给高美娟(但并未变更土地使用权人)，并不影响行政机关认定其为该户户主及该户的被征收代表，至于房屋转让的民事行为，高美娟的利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樊家根主张。即侵犯樊家根权益的应该是高美娟户安置协议。退一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一户一宅原则”“转让后不得再行审批”等相关规定，樊家根将自建房屋转让的行为，可视为其将房屋所对应的一系列安置权益皆予以转让。综上所述，王水云户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据，且早已履行完毕，与樊家根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樊家根要求撤销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撤销。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判决；2.改判驳回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的一审起诉或诉讼请求。 上诉人樊和平、被上诉人王水云、被上诉人樊家根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询时共同答辩称：1.樊和平应当计入王水云户内安置。2014年12月4日发布的则水牌棚户区改造公告载明，房屋征收安置人口截止日期为签约公告日的在册常住人口，涉案签约公告日为2015年4月22日，当时王水云户在册常住人口为户主王水云、儿子樊家根、孙女樊和平共3人。2016年4月28日樊和平与高泳结婚将户籍迁出该户，并于2016年4月28日落户于东湖街道水产村高敖元户内，2017年7月1日高敖元户房屋拆迁，樊和平以高敖元户内人口作了安置。但樊和平的安置与2年前依法应该在王水云户内人口安置性质不同，安置补偿标准也不同。樊和平在王水云户内安置可以按独生子女或晚婚人员“增加一个人口”的规定，按2倍标准安置，而以高敖元户内人员安置，只能按1个人口安置。樊和平在2年后高敖元户安置的情况，可以在王水云户安置后作相应扣除计算。2.一审法院判决给予王水云、樊家根安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定)正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是则水牌唯一拆迁安置规定。一审法院依照《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房屋动迁公告(或模拟搬迁公告)日，按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在册常住户口为准(不含外来挂靠人员的户口)”的规定，支持王水云、樊家根诉求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松陵樊家埭胜利桥西6号房屋是樊家根唯一住宅，根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之规定应当给予安置补偿。3.一审对樊和平的部分判决应予撤销。一审判决简单地认定樊和平已于2017年6月在高敖元户内安置补偿，不能作为王水云户的户内人口安置补偿，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规定错误。综上，东湖街道办事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王水云、樊家根之一审判决，改判给予樊和平拆迁安置补偿。 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王水云户在确认安置人口时，因樊和平系高美娟户房屋的申报成员之一，故樊和平应列入高美娟户进行安置。2.高美娟户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樊和平于2016年4月28日因婚迁至高敖元户，故未在高美娟户进行安置。3.高敖元户(包含樊和平在内)于2017年6月1日与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综上，樊和平已经在高敖元户享受过拆迁安置，不应重复计入王水云户安置人口，其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樊和平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在二审庭询时明确，2003年4月以樊家根为户主，高美娟、王水云、樊和平为在册人口申请建房时，万（樊）明纪早已亡故。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在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由地方人民政府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结合当地实际出台政策来调整，并无不可。本案中，《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系被告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的政策，经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该《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在制定权限、内容和程序上均未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且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亦均无异议，故可作为本案所涉房屋安置的规范性文件适用。 本案中，根据《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五点“安置户型及安置人口认定(一)安置户型的认定：……2.安置户型以农业户籍和在册人口为基础，遵守房户一致原则，按批建房屋或申报登记时的人口及自然增长人口来认定，不得随意分户……。(二)安置人口的认定：1.以房屋动迁公告(或模拟搬迁公告)日，按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在册常住户口为准(不含外来挂靠人员的户口)……”之规定，虽然王水云户被征收的房屋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其夫万(樊)明纪(房屋权源为祖传)。但因樊家根于2003年4月6日以其为户主，王水云、高美娟、樊和平为户内成员提交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时，万(樊)明纪早已亡故，且原万(樊)明名下宅基地上的房屋户内成员为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之规定，樊家根等审批新的宅基地建房，原万(樊)明纪名下宅基地上的房屋应当不再保留。该事实亦由樊家根提交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内“村委会意见：老屋拆除(后涂改为“老屋调剂”)，同意新建。乡(镇)土地管理所(员)审查意见：该户住房困难，老屋调剂后，拟同意村委意见建造叁楼两间76平方”等审批意见所佐证。为此，根据上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之规定，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获取安置补偿，应以樊家根于2003年4月6日提交的、按乡(镇)土地管理所(员)审查之意见最终获得批准同意的宅基地上房屋为基础。在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原万(樊)明纪名上宅基地上的房屋为其三人所有的情形下，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一审诉请撤销东湖街道办事处与王水云就原万(樊)明纪名下宅基地上房屋签订的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同时判令东湖街道办事处与王水云重新签订包括樊家根、樊和平在内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房160平方米的协议，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一审法院虽然作出的是《行政判决书》，且最后表述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该“裁定”应为“判决”之笔误，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樊和平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4行初100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水云、樊家根、樊和平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樊和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