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2民初3545号 原告：林风珍，女，198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珍，福建普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张振萍，女，1996年05月0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诉讼委托代理人：周扬烽、徐少龙，福建品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周秀梅，女，198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强，福建品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翁丽玉，女，199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锋，福建思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胡震雄，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上海市民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号码：3503211990××××××××。 原告林风珍与被告张振萍、周秀梅、翁丽玉、胡震雄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风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珍和被告张振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扬烽、被告翁丽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锋、被告胡震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风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张振萍、周秀梅、翁丽玉、胡震雄返还林风珍因郑智宇死亡而垫付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911209.63元及该款自2016年11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振萍、周秀梅、翁丽玉、胡震雄承担。事实和理由：林风珍与他人合伙开办莆田市荔城区优优幼儿园，并任法定代表人。周秀梅被聘为园长，负责幼儿园全面工作；张振萍被聘为班主任，负责管理自己班级幼儿的全面工作；胡震雄被聘为校车司机，负责安全接送幼儿；翁丽玉被聘为校车跟车教师，负责安全接送幼儿。2016年10月8日上午8时30分许，该幼儿园学生郑智宇乘坐的由胡震雄驾驶的校车到校后，翁丽玉、胡震雄未检查车上是否还有遗漏的人即锁门离开，致郑智宇被遗漏。张振萍作为郑智宇所在班的班主任，在早读点名时，发现学生未来上课，未向家长核实情况。周秀梅作为园长，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直到当日下午4时30分才发现郑智宇昏迷在车上，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为解决纠纷，林风珍垫付了医疗费111209.63元，后又支付给郑智宇父母死亡赔偿金等80万元。 综上，由于张振萍、周秀梅、翁丽玉、胡震雄工作的严重失职，才导致郑智宇死亡的后果，也直接导致幼儿园破产倒闭，其行为严重侵犯林风珍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如所诉。 周秀梅辩称：本案原告林风珍不是适格的主体，其提供的协议以及收条可以证实本案讼争的款项原赔偿主体是幼儿园，而林风珍只是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在协议书中签字确认。林风珍提供的（2017）闽0304刑初781号刑事判决书也认定幼儿园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且从林风珍提供的三份自认的证据中也可以体现赔偿的是幼儿园。而林风珍提供的转账流水只能证明款项通过林风珍名下汇出，如果该款项是林风珍所有的话，其支付行为是代幼儿园支付赔偿款，那么林风珍起诉的应该是幼儿园，或者是幼儿园的其他股东，而非本案的被告。法律没有规定股东可以代替用人单位行使追偿权，林风珍没有追偿的主体资格。 本案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幼儿园自身原因造成的，是其无证办学，在政府多次勒令停止办学，荔城区教育局也送达了停止办学的通知书，但是幼儿园仍然继续办学，且没有购置校车，违法将私家面包车用来接送学生，导致事故发生。本案中林风珍欲将幼儿园的违法成本和风险通过追偿来转嫁给员工，如果这点可以成立，那么用人单位在违法的情况下既转移了风险又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这很明显与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相违背。且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通过保险来解决赔偿问题。根据校车管理条例，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是校车使用所应负的义务，优优幼儿园完全可以通过投保来解决赔偿，正是因为幼儿园违法使用校车的行为才导致了该赔偿的结果，故应由幼儿园自已来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周秀梅不是适格被告和被追偿的主体，林风珍提供的刑事判决书中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周秀梅并不是被告人，也就是说对事故的发生周秀梅没有任何过失以及因果关系，没有被追究任何的刑事责任。而且林风珍提供的聘用合同期限是2015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6日，而事故的发生时间是2016年10月8日，也就是在聘用合同到期之后7个月发生的事故，林风珍不能依据合同向周秀梅主张任何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聘用合同书中并没将校车管理作为周秀梅的责任范围，周秀梅仅是被聘用为副园长。林风珍应当向仲裁庭以劳动争议的形式提起，仲裁是其依据合同使用的前提，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 翁丽玉辩称：同意周秀梅的答辩意见前两点。幼儿园赔付的款项不具有追偿的权利，林风珍应当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幼儿园违规办学和使用校车，违规招聘无驾驶校车资质的驾驶人员，幼儿园也没有投保校方责任险。同时死亡的孩子发生事故时还未到三周岁，不适龄幼儿园不得招收入园，幼儿园也违反了应当由监护人或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的规定，而不是由校车接送，该校车也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幼儿园设施设备的条件。幼儿园本身在规章制度方面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翁丽玉不具有赔偿的义务，按照法律规定，翁丽玉实际的责任范围并不对幼儿园幼儿承担安全义务。相反按照法律规定，幼儿园园长应当负责全部义务和安全工作。 胡震雄辩称：一、胡震雄作为校车司机，没有违反合同义务，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本案的发生不是因为驾驶不当造成的。胡震雄在本案中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校车驾驶资格的取得是一个申请的过程，不需要考试，前提是先取得办学许可才可以办理校车驾驶资格，胡震雄一直有向校方提出该问题，校方的回复就是快了快了，但是一直在等待；二、幼儿园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当直接承担责任，而并非替代责任；三、林风珍与受害人家属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能够约束胡震雄，不能以此作为追偿的标准；四、林风珍不具备追偿的主体资格。 张振萍辩称，同意胡震雄的答辩意见第2、3、4点。补充：本案林风珍存在非法办学等无招生资格的情况，事故发生在林风珍的整个非法经营活动中，故其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荔城区教育局的相关文件，因幼儿园属于无证办学，经教育局多次明文取缔禁止招生的情况下，仍然违法经营，对本案的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故应对本案事故承担直接和最终责任，不享有追偿权；根据2016年11月15日荔城区交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林风珍违法聘用没有驾驶校车资格的胡震雄作为司机，导致胡震雄违规驾驶校车，故幼儿园在选任司机上有明显的过错。交警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说明了校车没有资格，校车应当配备逃生锤等安全设备，确保有效使用，但涉案的校车均无安全设备导致孩子受困时无法逃生。张振萍虽然是班主任，当天未与死者家长联系，但此与事故的发生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林风珍的追偿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林风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民办非企业名称核准申请表》、《荔城区优优幼儿园章程》申办人身份证，欲证明幼儿园申办手续，林风珍的诉讼主体适格；证据二、《园长聘用合同》，欲证明周秀梅主体适格和园长的岗位职责；证据三、荔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欲证明2016年10月8日发生的优优幼儿园学生郑智宇死亡事故，已经被生效的判决书认定过失致人死亡案，翁丽玉、胡震雄、张丽萍有重大过失，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证据四、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和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医疗住院收费收据》各一张；部分信用卡、微信转账记录，欲证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花费医疗费27204.06元，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花费医疗费84005.57元，共计111209.63元，医疗费由林风珍垫付；证据五、《调解协议书》、《谅解书》，欲证明经镇海街道调解委调解，由优优幼儿园一次性赔偿80万元（不包含医疗费）给受害人家属，家属表示谅解；证据六、收条、银行转账记录，欲证明受害人家属已收到80万元赔偿。 张振萍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足以证明林风珍的主张，相反可证明林风珍存在非法经营的事实，证实林风珍诉讼主体不适格；证据二没有原件核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张振萍不存在直接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林风珍主张其存在重大过失没有依据，判决书也记载了涉案的主体是幼儿园并非林风珍；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没有原件核对，该费用也不属于追偿费用；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幼儿园的主体不是林风珍，并且其中明确记载了园方的责任，不是张振萍的行为产生的，本案中幼儿园确实存在直接和最终的责任，故该协议书不涉及各被告，更不能向各被告追偿，谅解书中也记载了是幼儿园的工作失误；证据六、收条记载的也是幼儿园，收条和流水不足以证明林风珍的主体资格。 周秀梅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足以证明林风珍的主张，相反证明林风珍存在非法经营的事实，优优幼儿园系用人单位也属于其他组织，证实林风珍诉讼主体不适格；证据二没有原件核对，三性均有异议，而且从该复印件也可以看出合同的终止时间是2016年3月6日，本案事故发生时间是2016年10月8日，事故发生时间不在聘用合同时间内，也印证了合同书与本案没任何的关联性，该复印件中工作内容也没有管理校车，因此校车发生的任何事故均与周秀梅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林风珍所要证明的对象，可以看出周秀梅等人不存在直接导致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林风珍主张周秀梅存在重大过失没有依据，刑事判决书也记载了涉案的主体是幼儿园而并非林风珍；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微信转账记录也不能证明是林风珍转账；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印证了赔付的主体是幼儿园不是林风珍；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印证了赔付的主体是幼儿园不是林风珍；银行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通过林风珍名下的银行卡支付，收条记载的也是幼儿园，收条和流水不足以证明林风珍具备主体资格。 翁丽玉质证认为：同意上述二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补充：对证据一，林风珍仅仅是幼儿园中的一个股东，所占股份是三分之一，荔城区教育同意申办但是幼儿园各种设施也需要相关部门审批通过，但是证据来看，并没有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和审批；证据三判决书不能证明林风珍的主张，过失致人死亡罪也有可能是意识到没有采取措施的一般过失，不能以该判决书证明翁丽玉存在重大的过失。 胡震雄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胡震雄也提供了一份劳动合同，其是与幼儿园建立劳动关系，不是和林风珍建立劳动关系；对证据二同意其他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胡震雄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判决书所载明的作为司机是否应该检查遗漏学生，对于校车司机来说都没有该义务，司机仅对行车安全进行负责，关于刑事责任承担以后如果本案死亡的孩子家属可以向司机追偿的话，司机也仅对物质损失进行赔偿，应该优先行使刑事责任。且我方不存在重大过失；证据四没有原件，证明目的不认可，假定林风珍垫付了医疗费也应向幼儿园追偿；对证据五，该协议书不能约定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是林风珍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是调解的双方对该事件最终的处理，一次性赔偿80万元显然超越了法定赔偿标准，显失公平。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是签字人自愿单方承担，胡震雄和林风珍之间没有产生任何的法定关系，没有依据向胡震雄追偿；证据六超出了法定赔偿标准。 本院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但林风珍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证据二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三系荔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真实性可以确认，并可证明翁丽玉、胡震雄、张振萍因过失致幼儿死亡而被刑事处罚；证据四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各方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可予以确认。此证据可证明优优幼儿园除支付死者郑智宇医疗费等外，还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80万元；各方当事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 本案庭审后，林风珍又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幼儿园保育员聘用合同6份，厨师、保安聘用合同各一份，欲证明周秀梅在2016年1月1日前就已经是园长，上述人员的招录是由其负责的，聘用合同上幼儿园的负责人都是她签的；证据二，荔城区政府办公室荔政办（2010）64号文件，欲证明荔城区民办幼儿园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其中第11条规定，可以设立小小班，年龄2-3周岁；证据三，声明二份，欲证明优优幼儿园是林风珍个人出资，林庆春、蔡小珊为挂名股东；证据四，停止非法办学通知、分园合同，欲证明幼儿园出事后，学生被分到金豆苗和阔口幼儿园，并停止办学；证据五，幼儿园教职员工规章制度，欲证明幼儿园已制定了规章制度；证据六，班主任职责，欲证明幼儿因病或事假或无故不来园时，班主任要及时家访了解情况；证据七，校车司机岗位职责，欲证明当校车接送回来，要按指定的地点停放，司机要下车检查车内是否有遗漏孩子和物品，并锁好车门；证据八，跟车教师职责，欲证明跟车老师在跟车结束前，必须对整个车厢进行检查，确认没有幼儿遗留在车上；证据九，张振萍的聘用合同，欲证明张振萍于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被聘为优优幼儿园的老师；证据十，优优幼儿园另俩股东林庆春和蔡小珊的《情况说明》各一份，欲证明优优幼儿园实际上系林风珍一人开办的，与林庆春、蔡小珊无关。 周秀梅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林风珍所要的证明对象，首先林风珍系幼儿园的负责人，该事实不仅体现在吴录颂的刑事判决书中记录的事实，更体现在林风珍在民事起诉状中列明其信息的时候载明其系幼儿园的负责人，其自认自己系园长、校长、负责人。周秀梅在该几份合同中签字只是对幼儿园聘用的员工确认而不代表其行使任何管理权的自认，更不代表幼儿园系其负责；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未盖政府的印章不能证明该文件是政府发布，而且该文件中可以设立小小班的前提是民办幼儿园持有办学资格，本案幼儿园并不具有办学许可证，也不适用本暂行规定；对证据三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两份声明并不具备证据的形式，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个人或者单位出具声明的话应当接受到庭询问，同时，该两份声明并不能排除幼儿园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也就是不能排除林风珍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根据民办非企业试行条例的规定，幼儿园经过荔城区民政局依法设立，性质是民办非企业，而非企业不能在工商部门上查到，但不影响其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客观体现了该通知书有林风珍签收确认，证明林风珍是幼儿园的负责人和园长或者校长，同时该通知书又确认了幼儿园非法办学的事实，该事实里面也确认了幼儿园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证实了该事故的发生系幼儿园非法办学造成的；证据五、六、七、八系幼儿园单方制作的，没有经过任何个人和单位的确认和备案，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也不能约束本案中的任何法律主体；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合同中并没有规定教师负有核查孩子未到校上学的义务，也没有设定班主任在发现孩子未到校的时候应当联系家长的责任；证据十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且本案的追偿主体应该是优优幼儿园。 张振萍质证认为：同意周秀梅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二补充质证：该民办幼儿园明确约定校车应当进行备案，而该幼儿园使用的校车不具备作为校车的资格；对证据三补充：如果涉及合伙人的内部追偿问题，本案更不应当向各被告追偿，同时声明中并未体现任何关于本案追偿问题的处分；对证据九补充：工资劳动报酬每月1200元，明显低于平均工资却要承担所有的职责和责任。本案的主要原因是幼儿园存在诸多的违规行为，并不是本案的各被告造成的。对证据十的质证意见同意周秀梅。 翁丽玉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幼儿园并没有和翁丽玉签订任何的合同；证据二该文件是2010年的，与2016年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的规定有所违背，根据该工作规程第二条规定，幼儿园是对三周岁以上的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因此林风珍证明的主张不能成立，该文件中没有规定幼儿园的教职工有跟车的任务；证据三相当于证人证言，如果未经过出庭作证，应当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内容上来看并没有对本案或者幼儿园的权利义务作出的任何承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可以证实幼儿园在消费和卫生都存在安全隐患，包括该校车，场地说明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与本案也没有关系；证据五是林风珍单方制作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而且制定的规章制度中也没有任何跟车司机的有关规定，幼儿园本身就没有在制度中设立跟车司机该职务，也无相关的职责，更不可能向跟车教师做出相应的制度和安全教育。证据六、七系林风珍单方制作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与翁丽玉无关；证据八也系林风珍单方制作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作为一名教师应当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但是翁丽玉显然不具备教师资格，也不可能适用该职责的相关规定；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与翁丽玉也没有关系；证据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但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的追偿主体应是优优幼儿园。 胡震雄质证认为：证据一与其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办公室文件违反法律规定，违反部门规章教育部令第39号《幼儿园工作规程》，该规程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第二条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第四条幼儿园适龄幼儿一般为3周岁至6周岁。幼儿园一般为三年制；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目的，也不具有证明力。该两股东与林风珍有利害关系，且该声明也可以随时在林风珍的要求下书写，即便是挂名股东，因我国公司法上对外责任的承担，也是采用登记主义，对内才有挂名之说；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无异议。该停止非法办学通知能够证明我方的观点：非法办学，自优优幼儿园招生的第一天开始一直都在进行违法行为，该违法状态一直持续。招生违法，招录员工如招聘司机也是违法，幼儿园从事全部活动都是违法行为，还招聘员工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教唆员工进行违法活动，幼儿园不能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对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别人损害应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对分园合同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规章制度是出事之后优优幼儿园单方补的，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规章制度有效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要经过民主方式平等协商制定，第二是要公示或告知劳动者。但该规章制度既没有走民主协商程序，也没有告知劳动者。不具证明力；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均不予认可。此系出事之后优优幼儿园单方补的，是为了追究他人责任，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单方面制作，故不具证明力。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单位在招用劳动者即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应当告知劳动者其岗位职责，是否告知则以劳动者签收等方式为标准。但是该岗位职责胡震雄从没有见过，更不知晓。如果林风珍以此作为证据，至少要提供证明该岗位职责是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事先告知过胡震雄，即要有胡震雄签收等证据证明胡震雄知晓；对证据八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此系优优幼儿园事先制定，且跟车教师知晓；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与胡震雄无关；证据十属证人证言，且二证人与林风珍有利害关系，林风珍不具有追偿权。 本院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林风珍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可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幼儿园员工的聘任是由翁丽玉决定的；证据二与教育部《幼儿园工作规程》相抵触，按该规程的规定，幼儿园应招收3周岁以上的幼儿；证据三结合后来优优幼儿园另二股东林庆春和蔡小珊提供的《情况说明》，可证明优优幼儿园实际系林风珍个人开办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四均无异议，故依法予以确认；证据五至八是由优优幼儿园单方制作的，是何时制作，有无向教职工宣布均无从知晓，故无法证明林风珍所要证明的问题；与证据九有关的当事人张振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对证据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优优幼儿园已不存在，且该园的投资、经营、赔偿均系林风珍的个人行为，故林风珍具有追偿权。 张振萍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闽0302刑初2号吴录颂犯玩忽职守罪的刑事判决书；证据二、关于优优幼儿园向街道提供申办材料的情况说明、申办意见；证据三、停止非法办学通知书；证据四、镇海办优优幼儿园情况；证据五、荔教函【2016】41号关于请示取缔优优幼儿园无证办学的函；证据六、荔城区镇海派出所出具的函；证据七、荔城区教育局出具的证明；证据八、荔城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九、无证民办幼儿园（学校）联合检查记录。以上证据欲共同证明根据判决书中记载该幼儿园因为整改不过关始终未获得办学资格，并被教育局多次勒令禁止招生，但是幼儿园仍然违反，属于非法经营。本案幼儿死亡是在幼儿园非法经营期间，涉案所使用的车辆是商务车，未经过报批，且性能不能满足校车安全条例的规定，违规聘请无校车驾驶资格的司机，导致孩子死亡事故的发生，应由幼儿园承担责任。 林风珍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是这些证据说明幼儿园手续正在申办中，目前确实也是无证。 周秀梅表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实了幼儿园在政府多次勒令并多次处罚的情况下仍然违规并改装面包车为校车，其违法经营却试图通过本案转嫁违法风险，应当被法律所制止。 翁丽玉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说明该证据证实了幼儿园实际都有进行晨检，如果未到校的话可以及时知道。截止到事故发生为止，所用面包车实际上并未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并认定为适格校车的使用，实际上该面包车中各种设备均不具备标准。 胡震雄表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说明该证据证实了是幼儿园的违法责任导致事故的发生。 本院审查认为，因各方当事人对张振萍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故可予以确认。 周秀梅、翁丽玉未举证。 胡震雄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莆田市优优幼儿园驾驶员聘用合同，欲证明胡震雄的义务是保障用车，并且承担内容是驾驶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合同中对洗车的事情都有约定，属于非常细致的条款。 林风珍对该证据表示无异议。 张振萍、周秀梅表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反而证实合同主体是优优幼儿园。 翁丽玉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幼儿园聘用无驾驶校车资格的司机有过错，发生事故的时候双方的聘用关系也已经过期。 本院审查认为，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6月6日，林风珍、林庆春、蔡小珊向有关部门申请在莆田市荔城区设立莆田市荔城区优优幼儿园。荔城区教育局和民政局虽然在申办人提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核准申请表》上签署同意意见并加盖公章，但并未向该园颁发办学许可证。之后该园即开始招生，并聘请周秀梅为副园长，张振萍、翁丽玉为教师，胡震雄为校长司机。2016年10月8日8时30分许，胡震雄驾驶登记车主为冯新熙，车牌号为闽Ａ×××××号的普通面包车和跟车阿姨翁丽玉接郑智宇（2013年12月19日出生）等人到达优优幼儿园后，未核实上下车人数是否一致，学生下车后也没有上车检查学生是否已全部下车，将幼儿郑智宇遗忘在车上；胡震雄停放车辆时也没有检查车内是否有遗漏学生就锁上车门离开；张振萍作为幼儿郑智宇的班主任，早上点名发现郑智宇不在班级，没有按规定向其家长核实情况，查明原因，致郑智宇在车内死亡。同年11月9日，荔城区优优幼儿园（甲方，由林风珍在甲方处签名，未加盖幼儿园印章）与死者郑智宇家属（乙方）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约定甲方除支付给乙方死者的医疗费等外，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万元，乙方对甲方的工作失误表示谅解等。同日，林风珍通过其银行账户支付给乙方赔偿款80万元。2018年1月10日，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304民初781号刑事判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翁丽玉、胡震雄、张振萍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同年6月29日，本院作出（2018）闽0302民初2号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荔城区镇海街道工作人员吴某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于刑事处罚。该判决同时认定，2013年8月，林风珍在莆田市荔城区开办优优幼儿园。后该园因整改不过关而始终未取得办学资格，但林风珍仍对外招生并违规使用闽Ａ×××××号商务车接送学生。2014年以来，莆田市荔城区政府多次下文要求区教育局、各镇街加强对非法民办学校、幼儿园的整改。2016年8月，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向荔城区镇海街道办事处下发《荔城区无证民办学校非法营运学生接送车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对辖区无证学校非法学生接送车进行摸底登记，但有关人员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优优幼儿园办学招生。 2015年6月30日，荔城区教育局作出荔教函[2015]12号文件《关于再次加强无证民办幼儿园、小学取缔工作的函》，要求镇海街道办事处对优优幼儿园等无证办学的幼儿园进行取缔。2016年10月9日，该局又发向镇海街道办事处发函请求取缔无证办学的优优幼儿园。同年10月31日，莆田市公安局镇海派出所向镇海街道办事处和荔城区教育局发函，告知其在辖区发现包括优优幼儿园在内的五家无证幼儿园。后优优幼儿园被取缔，园内学生被分流到其他幼儿园。 诉讼期间，林庆春和蔡小珊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说明其二人系优优幼儿园的挂名股东，该幼儿园的实际由林风珍个人出资兴办，林风珍行使本案追偿权与其二人无关。 本院认为，因荔城区优优幼儿园系无证办学，且现已被取缔，其另两个股东林庆春、蔡小珊又声明自己系挂名股东，幼儿园实际系林风珍一个出资兴办，本案由林风珍行使追偿权与其二人无关，故现由林风珍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因林风珍无证办学，未按规定配备接送幼儿的正规较车，雇用无校车驾驶资质的司机驾驶幼儿接送车，违规招收少于三周岁的幼儿入园，存在重大过错，故其应对幼儿郑智宇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跟车阿姨翁丽玉接郑智宇等人到达优优幼儿园后，未按常规核实上下车人数是否一致，学生下车后也没有上车检查学生是否已全部下车，将幼儿郑智宇遗忘在车上，也存在重大过失；司机胡震雄明知自己无驾驶校车资质，却受雇驾驶接送幼儿的面包车，且在停放车辆时也没有检查车内是否有遗漏学生就锁上车门离开，也存在重大过失；张振萍作为幼儿郑智宇的班主任，早上点名发现郑智宇不在班级，未按规定向其家长核实情况，查明原因，致郑智宇在车内死亡，同样存在重大过失。本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林风珍对幼儿郑智宇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翁丽玉承担15%的赔偿责任；胡震雄和张振萍各承担7.5%的赔偿责任。周秀梅虽作为优优幼儿园的副园长，但其即使存在管理问题，也不属于重大过失，故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优优幼儿园与死者郑智宇家属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幼儿园除支付给死者家属死者的医疗费等外，再一次性支付给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万元，但该赔偿的款项系幼儿园单方与死者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约定的，对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不具有约束力。死者郑智宇死亡造成的损失应按法定的标准（2016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计算赔偿。因郑智宇在莆田市区上幼儿园，其死亡赔偿金可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即死亡赔偿金为33275元×20年=665500元，丧葬费29358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等酌定为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70000元，以上共计768858元。林风珍主张其还承担了郑智宇的医疗费用10多万元，但又未能提供医疗费发票等证据证明，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有关规定不应承担精神抚慰金，故其三人应在总赔偿额768858元-70000元=698858元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分析翁丽玉应承担698858元×15%=104828.7元，张振萍、胡震雄各负担698858元×7.5%=52414.35元。因林风珍已支付给死者家属上述全部款项，故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应把自己应承担的赔偿款支付给林风珍。林风珍同时要求支付代垫款自其代垫的次日起即2016年11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因双方对林风珍是否有代偿权存在争议，且林风珍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代垫款项后，曾向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主张过追偿权，故其要求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支付代垫款自其代垫的次日即2016年11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依法应支付代垫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翁丽玉、张振萍、胡震雄辩解无理部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1、翁丽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林风 珍代垫的赔偿款104828.7元及该款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2、张振萍、胡震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 付给林风珍代垫的赔偿款52414.35元及该款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林风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313元，由林风珍负担12184.5元，翁丽玉负担1419元，张振萍和胡震雄各负担709.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新福 人民陪审员  蔡丽媛 人民陪审员  林素红 二Ｏ一九月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江琦敏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述的“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 对于由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