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康奎，男，199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广东万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勇，女，1986年5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溢斐，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康生，男，198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提，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奕君，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林康奎因与被上诉人林勇、孙康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450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康奎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粵0303民初450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一审故意回避了涉案三张银行卡是否绑定于涉案服装店的事实。1、林勇名下的三张银行卡【62×××17银行卡（以下简称尾号2017卡）;62×××18银行卡(以下简称尾号3418卡）;62×××18银行卡(以下简称尾号9318卡）】是否绑定于涉案服装店的事实，上诉人已提交了部分POS机小票、当时的记账凭证等（因时间较久，现上诉人仅保留了2017年之后的凭证，且因为数量太大，上诉人仅提交了部分凭证，如法院认为有必要，上诉人可全部提交，该记账凭证、P0S机小票与银行流水上发生的金额均一一对应），完全可以证实涉案2017银行卡绑定于涉案服装店。2、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借卡协议》，证明涉案三张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为上诉人，且上述银行卡系绑定在上诉人实际经营的服饰店用于日常经营，这一事实被上诉人林勇在庭审过程中亦予以认可。3、孙康生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涉案三张银行卡主要是用于涉案服装店经营，只是认为涉案服装店为其夫妻二人经营而已，其认为涉案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为其夫妻二人，但并不否认三张银行卡绑定于涉案服装店的事实。在三方均确认涉案三张银行卡系绑定于涉案服装店经营的情况下，原审应当确认上述事实。至于该银行卡是谁使用，原审查明涉案三张银行卡的资金来源即可。(二）一审故意回避了涉案三张银行卡的资金来源问题，回避了林勇出借给杨兴邦的500万元的资金来源问题。因涉案三张银行卡一直是林康奎在使用，该三张银行卡内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来源于林康奎或林康奎指定的第三人转入，小部分资金来源于涉案服装店经营的收入。如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可以向银行调取相关银行记录一一核实。而林勇出借给杨兴邦的500万元则全部来源于林康奎，林康奎已提交充分的证据，但一审则视而不见，只字不提。(三）一审故意回避了涉案两家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是谁的问题。就涉案服装店的经营者是谁，上诉人已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林勇亦予以确认，但原审对该事实且完全不予查明。相反，孙康生主张涉案两家服装店系其夫妻实际经营，并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涉案服装店一直在实际经营，该店的实际经营者是谁，人民法院去现场核实即可真相大白。二、即便一审法院认为《借卡协议》存在问题，林勇出借给杨兴邦的钱款根源上亦是来源于上诉人。林勇出借给杨兴邦的500万元的款项来源如图1所示。从钱款来源上看，林勇尾号9318卡内的资金虽直接来源于林勇尾号2017卡和3418卡，但究其根源，仍是来源于上诉人。因此，退一步讲，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借卡协议》无法证明本案借款发生之时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上述银行卡，林勇出借给杨兴邦的资金也是来自于上诉人。上诉人作为资金的所有人，有权要求林勇与孙康生偿还欠款。三、孙康生主张林勇借予杨兴邦的50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孙康生辩称林勇9318卡上的资金系其夫妻二人共同财产，与上诉人无关，但孙康生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反倒是在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以林勇名义开立的三张银行卡实际为上诉人实际使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认为上诉人举证不利，未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失公正。本案所涉及到的深圳市卡迪拉壹壹壹服饰店、深圳市巴黎一站服饰店、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森衣品服饰店四家公司中，深圳市卡迪拉壹壹壹服饰店与深圳市巴黎一站服饰店的实际经营者为上诉人；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即为上诉人，因工作需要，上诉人需要频繁出差，为方便办理消防、卫生等行政手续临时变更为孙康生。孙康生于2016年11月7日至2017年4月5日短暂地担任过的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各项手续办完后即再次变更为上诉人。实际上，孙康生从未参与过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的任何经营事务，除挂名法定代表人之外，也从未在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担任过任何职务;深圳市森衣品服饰店登记的经营者虽为孙康生，但该公司并未实际经营。林勇名下的三张银行卡皆用于上述不同公司的日常经营，林勇属于公司财务人员，孙康生既不是上述任一公司的员工，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一审法院认定存放于9318卡的资金视为林勇的财产，即是认定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此结论缺乏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四、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孙康生以离婚纠纷为由起诉林勇之后提起本案之诉，有违常理。正是因为林勇名下三张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为上诉人，为了防止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才及时提起本案之诉。反而是没有正当职业及稳定生活来源的林勇与孙康生，出借超出二人经济能力的钱款，才有违常理。被上诉人孙康生对上诉人林康奎答辩称：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孙康生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也无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出借资金，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提交的确认书没有孙康生的签名确认，被上诉人孙康生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勇姐弟主张的所谓借款并不知情，也从未追认。因此，无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勇基于何种理由出具该份确认书均不能认定为系两被上诉人合意，不应对被上诉人孙康生产生约束力。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并不完整，其主张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与其出具的转账记录并不吻合，上诉人与林勇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尤其是林勇与孙康生分居离婚期间很大多笔大量金额转款。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林勇向其借款的用途更是严重违反日常生活常理，从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孙康生向法庭提交的被上诉人林勇与案外人杨兴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不难难处，假如没有自有资金绝不可能在事先没有约定利息，没有查实借款人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向自己的家人高息借款、出借给他人。况且被上诉人林勇在其本人要求孙康生向案外人杨兴邦追讨借款时均从未披露该款项来源系高息从上诉人借来，而在与孙康生协商解除婚姻关系时也多次对该笔借款在本人与孙康生之间进行分配，显然该笔出借给杨兴邦的款项不是也不可能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另，案外人杨兴邦已经于2017年向被上诉人林勇转账偿还了借款本金400万元，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林勇的姐姐林华婷曾以该笔借款系其委托林勇出借，且已收到杨兴邦400万元的还款为由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却又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主张其系按上诉人的要求参与该案，帮助上诉人追讨借款。因此即便该陈述中对于借款资金的来源及所有权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但却也不难看出对于被上诉人林勇账户内支付给杨兴邦的借款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上诉人兄弟姐妹之间均存在前后不一的主张，且该等主张仅是发生于两被上诉人分居及离婚诉讼中。不能排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勇及其家人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此外，确认书签署于两被上诉人分居期间，但被上诉人林勇曾在2018年4月2日向罗湖法院起诉离婚，但在该案中林勇并没有主张本案债务，而涉案银行流水打印于2017年11月11日，确认书记录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12月22日，不能排除确认书中主张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完全是按双方部分账目往来情况而设计，而并非存在真实的借贷。因此，上诉人在一审诉讼状中提供的部分银行账户的部分转账记录，仅能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勇之间银行账户资金的往来情况，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借贷事实。被上诉人林勇对上诉人林康奎答辩称：林勇对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及上诉请求所陈述的事实与依据均予以确认，涉案款项确非林勇所有，涉案的两家企业也实际是由林康奎经营。林康奎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林勇、孙康生偿还欠款500万元及利息75000元（按月1.5%的标准，从2015年3月30日起算，暂计至2015年4月29日，实际计至林勇、孙康生全部偿还之日）;2、林勇、孙康生承担本案所有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7年12月22日，林康奎与林勇签订《确认书》，载明：1、2014年8月13日、9月3日林勇先后两次向林康奎借款300万、200万，共计500万元；二、双方同意从2015年3月30日起算利息，利息按月1.5%计，林勇承诺在签署本确认书6个月内全部还本付息。二、林勇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开立三个银行账户，账号分别为62×××18(62×××17)、62×××18(337030126206307465)、62×××18(338070126208302735)。三、林康奎向原审法院提交《借卡协议》一份，记载：林勇作为林康奎公司的财务人员，为了方便财务付账、收款等财务的款项处理，林勇同意开具以下借记卡给林康奎使用，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林康奎承担：兴业银行卡号62×××17、62×××18、62×××18。该《借卡协议》有林康奎与林勇的签名，但未签署日期。林康奎并提交部分欧日韩时尚服饰批发店的记账单、POS机刷卡小票，证明前述尾号为2017的银行卡绑定在林康奎开办的欧日韩时尚服装批发店P0S机，用于收取店内日常消费款。该P0S机刷卡小票上显示的交易日期均为2017年。孙康生对以上证据均不予确认，主张林勇并非林康奎公司的财务人员，上述卡号主要用于林勇、孙康生夫妻经营服装生意，且该份协议未记载签署时间及借卡时间；另外，P0S机刷卡小票记账时间是2017年之后，而本案林康奎主张的借款时间发生于2014年，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四、2014年1月11日，林勇名下账号为62×××17的银行卡向其名下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转账支付380万元；2014年3月19日，林勇名下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向其名下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转账支付150万元；2014年3月20号，林勇名下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向其名下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转账支付1233000元。五、2014年8月13日、2014年9月3日，林勇通过其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分别向案外人转账支付300万元、200万元。六、林康奎与林勇系姐弟关系。七、林勇、孙康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3年1月4日登记结婚。2018年11月6日，孙康生以离婚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林勇，案号为（2018)粵0303民初25333号，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林康奎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已经实际出借资金承担举证责任。林康奎主张，其分别于2014年8月13日、9月3日向林勇、孙康生出借款项合计500万元，借款用途为出借给案外人杨兴邦，上述两笔款项由林康奎存放于林勇账上（卡号为62×××18)的资金直接支付给案外人杨兴邦。孙康生对其主张不予认可，辩称，林勇账上(卡号为62×××18)的资金系林勇、孙康生夫妻共同财产，与林康奎无关。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系以林勇的名义开立，存放于该账户的资金应视为开户人林勇的财产；其次，退一步讲，即使林勇向林康奎出具了《借卡协议》，但该协议并无签署时间、借卡时间及期限等内容，此外，林康奎提交的其主张实际使用的林勇尾号为2017的银行卡的POS机刷卡小票，交易日期均为2017年之后，无法证明本案借款发生之时林康奎已实际使用前述银行卡；再次，林康奎主张的涉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但《确认书》签署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又在孙康生以离婚纠纷为由起诉林勇之后提起本案之诉，有违常理。综上，林康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已经实际支付，林康奎主张林勇、孙康生返还欠款及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林康奎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7325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林康奎负担。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10月22日，林康奎向林勇3418账户转账400万元，林勇该账户之前余额为7468.37元，林勇该账户2014年3月19日向林勇9318账户转账150万元、2014年3月20日向林勇账户转账123.3万元。2013年10月22日至2014年3月20日止，除入账400万外，该账户仅有一笔入账2508.58元，剩余全部为小额支取或转出。2014年1月10日林康奎分别向林勇2017卡账户刷卡转入4414100元和1873700元。次日，林勇2017账户向林勇9318账户转入380万元。林勇9318账户在2014年1月11日原余额为0,1月11日到3月20日期间收到前述380万、150万、123.3万元后余额为653.3万元，之后余额小额波动，至2014年8月13日，该账户转给杨兴邦300万元后，余额为3371745.47元，2014年9月3日转给杨兴邦200万元后余额为1101531.84元。林勇与杨兴邦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杨兴邦向林勇借款800万元（2014年8月13日转账300万元，2014年9月3日转账200万元，2015年3月29日转账300万元）。林康奎提交的欧日韩时尚服饰批发店出货单的备注收款人为林康奎和林华婷。孙康生提交的和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29日，孙康生说：记得你去年11月份时候忽然跟我说叫我出来创业，创业赚到钱再找你，现在我做好准备创业，你们一个个来烦我，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玩我。孙康生2017年10月1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杨兴邦于2015年3月30日借我和妻子（林勇）款800万元，其中于2017年3月已付还本金400万元。（此款已付给我妻林勇账户）。剩余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300万元整。今收到杨兴邦全部还款700万元，由于借款时经我同意借款给杨兴邦，此款经由我妻子林勇账户付给杨兴邦，我本人已于2017年10月10日现金全额收回。林康奎向本院出具说明，称经详细对账后确认林勇已经于2017年3月16日将杨兴邦归还给林勇的400万元全部归还给林康奎。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一、涉案账户是否实际由林康奎控制，账户内资金是否归林康奎所有；二、林康奎出借500万元是否属实、是否约定了利息，孙康生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一，对于涉案三张银行卡用于涉案服装商铺的运营，各方均无异议，但孙康生主张涉案商铺实际由其夫妇经营，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的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登记在林康奎名下，深圳市卡迪拉壹壹壹服饰店的经营者为林华婷，林华婷已经向法院出具说明称该店实际经营者为林康奎，上述两家店铺均未登记在林勇或者孙康生名下。虽然2016年11月7日到2017年4月5日孙康生曾短暂担任深圳卡迪拉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随后又再次变更回林康奎。其次，从林康奎提交的涉案商铺2017年3月的出货单可以看出，出货单载明的收款账号为林康奎和林华婷的账号而非林勇或者孙康生。虽然2017年的经营者情况不能直接反映本案转账前后的店铺经营者情况，但孙康生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将其实际控制的商铺转让给了林康奎。再次，孙康生关于涉案商铺属于其实际所有的主张与其2017年发送的微信“现在我做好准备创业”内容相矛盾。最后，从本案500万款项来源来看，款项实际来源于林康奎之前向林勇涉案银行卡内转入的大笔资金，孙康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综合以上证据，本院认定涉案的商铺实际由林康奎经营，本案涉案的林勇三张银行卡实际由林康奎控制并使用于服装商铺经营。原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在涉案林勇9318卡内资金属于林康奎的基础上，林勇征得林康奎同意将其中500万元转给案外人杨兴邦用于出借，有林勇与杨兴邦的借款合同，林勇与杨兴邦的微信记录为准，林勇亦确认该款属于其向林康奎的借款，本院对于款项性质予以确认。对于款项是否有利息的问题，林勇与林康奎虽然在2017年12月补签了确认书，约定了利息，但该确认书系事后签订于林勇与孙康生夫妻关系不睦的阶段，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借款项当时林勇与林康奎就利息支付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且林康奎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林勇曾支付过利息，本院对该确认书中约定的利息不予确认。对于涉案500万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虽然孙康生并未在确认书上签名，但在给杨兴邦的还款收据上，孙康生确认该款是其和林勇共同出借，可以认定林勇与孙康生共同使用了该笔款项用于出借赚取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林康奎已经在二审中确认收到还款400万元，扣除该400万元还款后，本金剩余100万元，林勇与孙康生应予归还，并从起诉之日起（2019年1月23日），按照年息6%支付100万元逾期付款的利息。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450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林勇、孙康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林康奎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息6%的标准，从2019年1月23日付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林康奎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325元，由林康奎负担9500元，由林勇、孙康生负担37825元。保全费5000元，由林勇、孙康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325元，由林康奎负担9500元，由林勇、孙康生负担378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想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