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2民初6234号 原告：绍兴市合冠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东浦镇砀儿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585036729G。 法定代表人：范思瑶，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文鑫，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铜牛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336980826。 法定代表人：张宏忠，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山，杜晓军，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被告：宋修利，男，汉族，1982年4月17日出生，住山东省即墨市。 被告：孙垂卿，男，汉族，1981年8月10日出生，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原告绍兴市合冠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铜牛公司）、宋修利、孙垂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本院依法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管辖权异议期限为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10月9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文鑫、被告铜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山、杜晓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宋修利、孙垂卿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100747.3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箅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从2017年1月份开始，原告与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宋修利、孙垂卿三被告有业务往来，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布料。截止至2017年8月份三被告支付大货布料款后，剩余的样布款100747.3元拖欠至今。 被告铜牛公司辩称，1、被告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本案中原告提交涉及被告的发票37818.1元，编号为22609087、22609086，被告于2016年7月13日向原告支付货款114336元，后因订单调整，原告向被告返还76517.9元。即被告已经完成了37818.1元的货款支付义务。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未支付款项，不可能向被告退还部分已支付货款，恰恰证明被告对原告不存在应付款。综上，被告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2、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样布款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物流单、发票、付款凭证、聊天记录、对帐单、名片，但该等材料均不能证明被告未支付其样布款，在其提供的物流单中，物流单对应的货物内容不确定，原告仅以发货单无法证明其向被告发送了10万多元的样布。该物流单与被告无关，而且该物流信息单上未显示任何与被告有关的信息。原告主张10万元左右的样布款系其单方制作的对帐单，根据对帐单载明的日期是2018年，而此时原告与被告针对该笔交易已经履行完毕。3、宋修利、孙垂卿两被告的行为不能视为被告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宋修利名片系个人伪造，并非被告公司出具，宋修利身份的真实性原告完全有能力通过网络公开信息取得，而且其开具的发票上也记载了被告公司的电话、地址，原告未尽审核义务，原告对帐单由孙垂卿签署，该人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其签署行为不能视为被告公司的意思表示。4、原告明知宋修利、孙垂卿并非被告公司员工，不核实交易的真实性，仍将被告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具有过错。原告在诉请中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宋修利、孙垂卿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快递快运单照片1组，拟证明原告通过物流公司将样布邮寄给被告位于威海市铜牛威海办事处，签收人为孙垂卿。证据2、增值税发票复印件2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铜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1组37页，拟证明原告公司员工通过微信聊天方式与被告铜牛公司驻威海铜牛威海办事处孙垂卿进行买卖关系联系。其中两份是屈宝泉与原告联系样布的费用。证据4、对帐单1份，拟证明被告铜牛公司公司业务员孙垂卿对原告交货货物的数量进行确认，确认的地点是被告铜牛公司的威海办事处。证据5、宋修利名片1份，拟证明宋修利向原告表明其系被告铜牛公司副总经理，且该公司的工作场所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横泰街100号2楼。证据6、证明1份，拟证明屈某系原告公司业务员，其当时代表原告公司与被告公司从事业务往来。证据7、邮件打印2页，拟证明第一份是原告公司业务员屈某发给宋修利的邮箱与证据5中载明的邮箱是一致的，第二份是发给宋修利样布的对账单要求其核实。证据8、视频资料1份，拟证明宋修利认可所欠原告的货款是100747.3元，但宋修利认为其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被告铜牛公司承担。证据9、导航图片打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铜牛公司在威海办事处的地址。经质证被告铜牛公司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只是打印件，没有公证、翻译，证据8也应该进行公证，证据9打印件不认可，系其单方制作，对上述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证据10证人证言。经质证原告没有异议。被告铜牛公司认为：证人屈某是原告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刚才证人已承认其与宋或孙所有的交易都是该两人进行联系，从未与第一被告的正式员工或正式的负责人联系，并且宋和孙从未向其交付过铜牛出示的正式委托书或其系铜牛正式员工的劳动合同，只是宋和孙口头声称，因此不能证明原告实际向铜牛进出口公司发货，或铜牛进出口公司接收了原告的货物。该证人亦称其并未在威海办事处见过任何与铜牛进出口有关的正式证照，威海办事处亦未在铜牛集团或铜牛进出口公司工商登记中显示，因此其并未正式存在。另外该证人亦承认原告所提供的仅有两张是由铜牛进出口发票，该两份发票已经履行完毕。即原告与被告铜牛公司发生的业务仅只有该两笔业务，且被告铜牛公司已经支付完毕，不欠任何款项。原告主张的10万余元与该笔业务无关，与铜牛进出口公司亦无关。并且该证人刚才亦承认单就该两张发票之后与铜牛进出口并无业务往来。 被告铜牛公司提供，证据1、银行客户回单原件2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2609086、20609087的发票金额共计37181.1元，被告铜牛公司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证据2、铜牛集团及铜牛进出口公司的名片原件，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2组，拟证明原告提交的印有铜牛集团、铜牛进出口公司的宋修利名片系伪造，宋修利不是被告铜牛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不能代表被告铜牛公司。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并不是截止到被告称的12月30日，后续双方还是有业务往来。对证据2，名片是被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铜牛的图案与原告提交的名片上的图案基本是一致的。对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宋修利、孙垂卿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因被告铜牛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因被告宋修利、孙垂卿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孙垂卿收到货物的事实及金额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宋修利、孙垂卿能代表或代理被告铜牛公司。 被告提供证据1，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对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因是公开信息，本院予以确认；对名片，因无佐证，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向孙垂卿发货。2018年11月20日，孙垂卿确认货款为100747.3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点为合同相对方的确定。原告认为其合同相对方是被告铜牛公司，被告宋修利、孙垂卿是约定的连带责任人。被告认为宋修利、孙垂卿不是被告铜牛公司的员工，没有授权他们代理被告铜牛公司。对此，评判如下：第一、证明义务应当由原告承担，据此，原告应当证明被告宋修利、孙垂卿是被告铜牛公司的员工，或者有权代理或代表被告铜牛公司。然原告没有提供该方面的证据。第二、原告主张的表见代理，其依据是名片、、地图等但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是被告铜牛公司在威海设立了办事处，然原告无此方面的证据。第三、原告提供的两张涉及被告铜牛公司的发票，根据原告将被告铜牛公司多付的款项退还这一事实可以认定发票上的交易已经完成，且与本案样布款缺乏关联性。综上，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合同相对方是被告铜牛公司，在该前提不能成立的情形下原告主张的被告宋修利、孙垂卿约定连带责任也就丧失了基础。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宋修利、孙垂卿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市合冠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7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邓平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宋海芳 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