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18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吉泰达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六路**龙泰花苑**楼**。法定代表人：杨家宝，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延荣，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建房，男，1981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阳，山东众成清泰（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三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马兴永，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亮，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代建房、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城建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5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507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代建房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认定本案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款212225.15元被上诉人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并未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索要该工程款；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代建房在2017年2月22日签订的《建筑工程协议》中，已包含本案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在本协议第四条承包的范围中已体现，在本协议第六条结算方式中已约定“一次性包干共三栋楼费用肆拾伍万元”，所以原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再支付被上诉人代建房工程款212225.15元错误。对该工程款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另行主张权利与被上诉人代建房无关。二、原审法院认定“根据被告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提交的承诺书、结清证明，能够证实除保证金10000元外，已将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的工程款全部付清”事实严重错误，该认定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是针对与被上诉人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2016年12月份签订的主体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和2017年10月27日签订的《地面分项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两项经双方核定是6960132.2元，该数额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并不包含本案涉及的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是被上诉人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一公司甩项增加的。在承诺书中已注明工程的范围是“劳务分包工程”，结算金额为696万元。在《结清证明》中上诉人也已标注是“劳务工程”，并不包括综合的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24日签订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另一份是《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该两份协议非常明确的区分开了主体工程的人工费用和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的费用是分别约定的，当时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款还未结算（直到一审委托鉴定后才确定了工程款数额），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不包括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中。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在2019年4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是虚假的，是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不诚信、不负责任的表现；该说明也没有经过上诉人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代建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代建房辩称：关于上诉人主张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包含在2017年2月22日签订的《建筑工程协议》承包范围内，且已按照包干价45万元支付答辩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称高支模专项工程是因设计变更形成的新的工程，与上诉人所指的包干价的工程不是一个，应单独结算。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能够证明高支模工程与城建集团单独结算。此外，城建集团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同样明确表示，屋面高支模是设计变更的专项工程，工程结算款应按建设方委托的审计机构出具的结算报告为准，但因该报告认定的结算金额仅有6万余元，城建集团不认可，也没有接收该报告，相应地，高支模专项工程的工程款也因为存在争议而暂时搁置。多方陈述均能证实高支模是一项因设计变更形成的专项工程，与上诉人所谓包干价的脚手架工程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根据诚信原则和禁止反言规则，上诉人该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还主张“该工程款（指高支模专项工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城建集团另行主张权利与答辩人无关”，该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该专项工程由答辩人施工是各方均认可的事实，施工而无权得到工程款的观点没有任何依据。综上，一审关于上诉人应当向答辩人支付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费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滨州城建一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其一，涉案工程为答辩人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劳务工程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施工范围的一部分，只是在施工过程中针对涉案施工部分根据要求进行了施工变更。所以不属于独立的施工范围。其二，针对答辩人应支付上诉人合同范围内及变更施工方案部分的工程款，施工完毕后建设单位因各方面原因长时间没有审计结算，所以建设单位没有向答辩人支付工程款，致使答辩人无法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上诉人为了尽早收到全部工程款，便针对其全部施工工程的工程款与答辩人进行综合协商，约定全部工程款数额，由答辩人及时支付全部工程款。从而，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和工程款结清证明，并且也提供了相应的工程款发票。所以，除了壹万元的质保金，答辩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全部的工程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因此，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代建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274876.3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承建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消防站及战勤保障消防站项目工程，该工程由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负责组织建设施工。后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以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名义与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签订劳务工程承包合同，将上述涉案项目工程的劳务分包给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双方约定：分包工程承包范围为除压桩、装修、屋面做法工程、外保温、门窗、栏杆之外的土建一、二次结构钢筋砼工程、砌体、所有预留预埋（水电及设备安装除外）等主体结构全部图纸内容；工程承包价为300元/平方米，工程造价为6304270.50元；双方结算时建筑面积以最终图纸标示的建筑面积为准（须实测复核），其中建筑面积计算时以外墙皮为界，不计取以外的保温及装饰部分面积。除图纸外变更部分签证施工前乙方（滨州吉泰达公司）须与甲方（滨州城建一公司）商定好价格才能施工，否则视为乙方不计取费用，由张守凯经理签字方能计入结算（补充说明）等。2017年4月，原告代建房与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施工涉案项目战勤保障消防站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对上述协议知情认可并向原告提供了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屋檐高支模专项施工方案。2017年7月，原告完成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施工，同年7月24日经验收合格。因对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价款产生争议，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山东博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进行造价鉴定，作出博华工鉴字（2019）第0401号鉴定报告，该工程造价为212225.15元。另查明，2018年1月24日，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与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签订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约定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结算款乙方（滨州吉泰达公司）同意按业主（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及最终审计公司和审计局出具的结算金额为准；乙方同意在双方结算屋面高支模时在上述金额中扣除管理费（结算金额*4%），税金由乙方承担；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预算费用由乙方负责上报给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因审增减造成的审计费用由乙方承担。2018年12月28日，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与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就工程结算达成协议并向滨州城建一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载明：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项目工程劳务分包工程结算金额为6960000元，前期已支付工程款6250000元，本次支付工程款700000元，剩余工程款在本工程完成审计结算且收到滨州市消防支队支付工程款时支付滨州吉泰达公司等。2019年1月7日，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向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出具结清证明，载明：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项目劳务分包工程，工程款除质保金（10000元）外已全部结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与原告代建房达成的屋檐高支模专项施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口头协议虽因原告代建房不具有相关建筑施工资质而属于无效，但上述工程原告已施工完毕且经验收合格，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工程款。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工程款数额，法院认为，涉案屋檐高支模工程经鉴定，工程造价为212225.15元，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应予支付，对超出上述数额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劳务承包合同、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可以确定，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内容属于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的分包工程施工范围，当事人的陈述亦能证实是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将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交由原告进行组织施工。根据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提交的承诺书、结清证明，能够证实除保证金10000元外，已将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的工程款全部付清。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与原告代建房无直接合同关系，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只应在欠付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关于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所提涉案工程未结算、工程款未支付的答辩意见，经审查认为，两被告签订的劳务合同中已约定了工程单价及工程价款的计算方式，工程款金额约为630余万元；工程施工完成后，被告滨州吉泰达公司向被告滨州城建一公司出具承诺书及结清证明，明确涉案合同工程价款结算金额为696万元并已全部结清，故其所提答辩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代建房工程款212225.15元；二、被告山东滨州城建集团一公司在欠付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的工程款10000元范围内对上述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三、驳回原告代建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23元，由原告代建房负担1000元，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负担4423元；鉴定费用6000元，由被告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杨家宝代表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与被上诉人代建房签订的《建筑工程协议》一份，证实上诉人将涉案的工程以包工包料工程结算包死价的形式包给代建房，并且已付完全部工程款，对涉案的款项与代建房无关。证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滨州城建一公司人工费、总工程款的证据一组，包括：1.双方签订的《劳务工程承包合同》和双方确认的《建筑面积统计明细》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证实建筑面积的劳务费6374562元；2.2017年3月4日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消防站及战备保障消防站工程专题会议纪要复印件及工程签证打印件一份，证实因涉案工程需追赶工期需新模板，补偿上诉人补偿费216800元；3.2017年8月29日双方确认的《土建劳务分包队伍变更明细》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证实工程因变更增加支付上诉人98407.29元；4.滨州城建一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证实储备库变更增高1.95米，支付上诉人50000元；5.上诉人交纳的施工保证金收据复印件一份，证实该100000元应在滨州城建一公司付款时返还（收据中交款人王连柱是上诉人的技术员，代上诉人交的款）；6、双方签订的《地面分项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工程变更书》、确认的施工内容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证实上诉人施工的门台、地面人工费1211、地面人工费121163元60132.29元。通过2018年1月18日的对账明确，被上诉人城建集团一公司已支付5050000元，下欠1910132.29元。该总额中并没有体现本案争议的高支模专项工程。证据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滨州城建一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原件、复印件两份：1、2018年1月24日双方签订的《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证实双方认可结算款191万元，其中扣除1万元作为质保金，被上诉人滨州城建一公司明年付款，与上诉人在证据二提交的欠款数额相对应。2、同日2018年1月24日双方签订的《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证实上诉人施工的本案高支模工程不在696万元的主体工程之内，是被上诉人城建集团一公司的甩项工程。该工程款应当支付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同时证实城建集团一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向一审法院做虚假的陈述和提交虚假的证据的事实。证据四、上诉人给城建集团一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实承诺书中所提到的工程结算金额与证据二、证据三中的1是相印证，2018年12月28日当日已付70万元，至此主体工程的696万元已付完毕，但屋面高支模专项工程的费用未付。被上诉人代建房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协议所涉工程并未包含高支模专项工程，通过上诉人的陈述也能够证实，高支模专项工程是其与城建集团单独约定的甩项工程，是因设计变更而形成的新的工程。对于证据二，因我方未参与，对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但通过上诉人的陈述证实，高支模专项工程上诉人与滨州城建一公司并未结算，相应地上诉人与我方也未结算。对于证据三的意见同证据二之外，能够证实滨州城建一公司截止到2018年1月24日应未与上诉人高支模专项工程进行结算，且该两份证据同时形成于2018年1月24日结合两份证据的内容，能够显示高支模专项工程是滨州城建一公司与上诉人劳务分包工程中不包含的一项工程。对于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二的意见。被上诉人滨州城建一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我方非该协议的当事人，对该协议不知情，且从该协议看没有明确什么工程，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只能约束合同的两方。对证据二中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该证据在一审时我方已经提交法庭，所以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证实了协议范围内的工程款数额为630万元，而上诉人给我方提交的承诺书中所表明的工程款总额为696万元，远远高于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且请法庭特别注意的是该协议签订者吴慎言系该工程的项目经理，所以所有材料以吴慎言签字为准。对该证据后面所附的建筑面积统计明细，我方不认可。其一该明细和承包合同并非一体，该明细也没有吴慎言的签字，所以无法证实该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请求法庭不予采纳该证据。对证据二中的2有异议，其一系复印件，且没有我公司盖章或有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且其印章模糊不清，看不出具体哪个公司盖的章，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后面所附的工程签证，没有任何人的签字，仅仅属于上诉人单方制作，因此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二中的3《土建劳务分包队伍变更明细》系复印件，也没有我方项目经理吴慎言的签字，我方对此不予认可。关于证据二中的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一该材料没有我方项目经理的签字，且材料内容中有两种笔体，无法证实是否为签字人所书写，更不能否定该两种笔体是不是以后又补充所书写。从该证明材料来看，应当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中的5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不属于合法有效的证据，模糊不清且收据中提到的王连柱我方也不知道其为何人，故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关于证据二中的6，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请法庭特别注意的是该协议书没有约定具体的工程款数额，该协议的工程款在上诉人与我方达成的承诺意见中696万元工程款已经包含。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六中的最后一页，材料方由杨志勇2017年11月25一个签字，对该材料我方有异议，其一该材料与前面的内容并非一个整体，这一点从该材料没有任何骑缝章和印章也可以确定，且该材料既有打印部分也有手写部分，既有中性笔也有圆珠笔，且没有我方任何负责人员签字，我方对此不予认可。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对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的真实性我方没有异议，因为该材料由我方的项目经理吴慎言签字。但请法庭特别注意的是该材料形成时间是2018年1月24日，而在一审中我方向法庭提交的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8日，也就是2018年年底，上诉人出具结清证明的时间是2019年1月7日。所以该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因为该材料所涉及的工程款已经在承诺书和结清证明中明确体现，且工程款已全部支付。对该证据中的第二份补充协议我方有异议,该材料没有我方项目经理吴慎言签字，也没有我公司的印章确认，且该材料中的签字人员也无法核实具体是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四承诺书，首先说明一点，该证据在一审时我方已经提交，所以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充分证实了上诉人所施工的全部工程施工完毕后双方特别约定，工程结算金额为696万元，属于上诉人全部施工工程双方约定的支付数额，也证实在该承诺之前，我方已经支付工程款625万元，剩余的工程款我方也于承诺书约定的时间内支付，所以我方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上诉人所施工的全部工程款。但是向法庭需要说明的是，该承诺书出现的前提是上诉人所施工的部分工程，也就是涉案的高支模工程因建设单位长期没有进行审计，所以建设单位没有将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给我方，我方也无法将工程款支付给上诉人，但上诉人为了尽快拿到其全部工程款，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我方的代理人吴慎言经理经过充分协商，协商确定的上诉人全部工程款数额并提前支付给了上诉人，该承诺书结合一审时我方向法庭提交的结清证明以及上诉人向我方提交的工程款发票，能够相互印证我方已经将质保金1万元之外的工程款全部支付了上诉人。被上诉人代建房、被上诉人滨州城建一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8日，滨州城建一公司与滨州吉泰达公司形成对账单一份，主要内容为：“总工程款，建筑面积21248.54m2×300元∕m2=6374562元，模板216000元，变更工积98407.29元，储备库增高1.95米50000元，保证金100000元，门台1000**元，地面21163元，，地面21163元.29元，以付支5050000元，下欠1910132.29元。”2018年1月24日，山东滨州城建集团与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达成了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吴慎言在该协议的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代理人处签字。该协议第6条约定：双方一致认可结算款191万元，其中扣除1万元用于台阶工程质保，乙方（滨州吉泰达公司）明年验收合格无质量问题后付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一，就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的结算，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提供了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以上两份协议的形成日期均为2018年1月24日，张守凯、吴慎言分别在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的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代理人处签字。而在滨州城建一公司以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名义与滨州吉泰达公司签订劳务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图纸外变更部分签证施工前乙方（滨州吉泰达公司）须与甲方（滨州城建一公司）商定好价格才能施工，否则视为乙方不计取费用，由张守凯经理签字方能计入结算（补充说明）等。由此可见，张守凯系滨州城建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上的签字应当认定为代表滨州城建一公司。滨州城建一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吴慎言系其项目经理，因此吴慎言在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上的签字亦应当认定为代表滨州城建一公司。故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应认定为滨州吉泰达公司与滨州城建一公司在结算过程中经协商形成的文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第二，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双方一致认可结算款191万元，其中扣除1万元用于台阶工程质保，乙方（滨州吉泰达公司）明年验收合格无质量问题后付款。因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均系同一天形成，而在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中滨州城建一公司与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就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的结算金额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约定，由此可见，双方在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中所认可的结算款191万元中不应包括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款。第三，在本案二审中，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提供了2018年1月18日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记载“合计6960132.29元，以付支5050000元，下欠1910132.29元”。该对账单上记载的总工程款金额与2018年12月28日承诺书上记载的工程结算金额仅存在132.29元的微小差距，该对账单上记载的欠款金额与2018年1月24日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第6项约定的结算款也仅存在132.29元的微小差距。而对账单形成在先，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形成在后且系基于结算所形成的文件，抹去零头结算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由此可以认定，对账单上所记载的总工程款金额、尚欠款项金额与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承诺书中记载的金额一致。虽然该对账单上没有滨州城建一公司人员的签字，也没有加盖滨州城建一公司的印章，但所记载的总工程款、尚欠工程款与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承诺书的记载一致，可以认定对账单上所记载的各项款项系双方对账形成，且大部分款项能够与张守凯签字的签证单、地面分项工程施工承、地面分项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证，因此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所提供的2018年1月18日对账单客观真实，应当予以认定。在该对账单中，并未体现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款，因此，应当认定滨州城建一公司与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就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款并未进行结算，696万元的结算金额中并不包括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款。第四，在本案一审中，滨州城建一公司提供了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2019年1月7日出具的结清证明，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对该结清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明系用于证实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结清证明与对账单、关于消防支队项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所记载的内容存在矛盾，仅凭该证明不足以认定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款已经结算。第五，依据本案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涉案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并不包含在代建房与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所达成的建筑工程协议施工范围之中，因代建房与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达成了涉案屋檐高支模专项工程施工口头协议，在上述工程代建房已施工完毕且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法律依据明确。因滨州城建一公司与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已经另行达成了屋面高支模专项施工人工及材料费协议，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要求驳回被上诉人代建房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劳务公司主张滨州城建一公司并未支付涉案高支模专项施工工程款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3元，由上诉人滨州吉泰达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李添珍审判员  吴金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翟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