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24民初1125号原告：陈德利，男，196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被告：熊杰，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观主，湖北名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德利与被告熊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德利，被告熊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观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德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给付尚欠原告的股权转让金74000元及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9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熊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向熊杰转让万利公司的3.5个股权。协议签订后，熊杰支付了原告2个股的转让金，剩余1.5个股作为原告转让给徐唐某的0.5个股和徐群某的1个股直接在原告名下扣除，但徐群某的1个股中有0.5个股一直有争议，原告认为这0.5个股应当是万利公司承担而不是自己承担，后来徐群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5年，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徐群某的1个股中有0.5个股由原告承担，另外0.5个股由万利公司承担，被告熊杰当初将徐群某的1个股全部在原告名下扣除是错误的，被告仍应支付原告0.5个股的股权74000元，并按照月息1分赔偿原告自2009年6月23日至款项付清之日的损失。原告经多次催讨无果，诉至本院。被告熊杰辩称，一、原告陈述中“2015年，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徐群某的1个股中有0.5个股由原告承担，另外0.5个股由万利公司承担。”的说法，纯是曲解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事实上，2007年1月20日万利公司出具的收据中，陈德利股金为245000元，3.5个股份，该3.5个股的股份构成如下：陈德利2个股，徐唐某0.5个股，徐群某1个股，徐唐某0.5个股、徐群某1个股均由陈德利代持，两人当时在万利公司均无股东登记，徐唐某、徐群某即为陈德利名下的隐名股东。关于徐群某由陈德利代持的一个股的由来，徐群某与陈德利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已经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判决，通山县人民法院（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判决书，（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判决书判决内容中，只是进一步明确了徐群某由陈德利代持1个股的由来，根本不存在认定徐群某的1个股中有0.5个股由陈迪利承担，另外0.5个股由万利公司承担的判辞。二、原告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徐群某股份1个股与原告3.5个股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答辩人和万利公司之间的关系，既经通山县人民法院2014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26日作出（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判决书，又经通山县人民法院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鄂1224民初902号民事判决书和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3日作出的（2018）鄂12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事实清楚，关系明确。1、徐群某为陈德利3.5个股东中1个股的实际出资人，既然徐群某为实际出资人，徐群某取得原告代持的1个股是支付了对价的，原告从徐群某处获得价款，不存在原告亏空0.5个股的可能。2、原告自己的2个股由答辩人收购，答辩人已经按约定向其支付了价款，徐群某与原告之间存在争议的半个股也经生效判决文书确认归属于徐群某，由徐群某于2015年9月1日转让给了涂传朗，徐群某通过行使股东处置权和收益权实现了权利。自然万利公司或答辩人不存在再向徐群某的股份支付什么款项，原告与徐群某之间原有的股东权利纠纷已经判决确认了结，更不存在再由原告以徐群某名义以及相关事项向万利公司和答辩人主张权利的基础，答辩人自始至终没有收购徐群某的股份，即使收购也只能最终由徐群某享受收益，当然也就不存在向原告支付相应价款的可能。换而言之，徐群某的股份由徐群某行使了权利，原告的股份已由答辩人收购，两者再无纠葛，答辩人与原告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关于收购原告相关股份的效力以及真实的情况和徐群某的股份情况，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2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已经认定清楚，丝毫不容混淆，原告在万利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中，将答辩人列为第三人，并提出了股权、红利等其所有的权利主张。人民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后，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原告再次混淆视听起诉，本质上属重复起诉，理应驳回！综上，原告起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且系重复起诉，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均不应获得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证明原告的股份转让给了被告，但被告未全额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事实。证据二、九宫山万利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拍卖登记表一份，证明万利公司股东里有原告3.5个股份。证据三、收据两张，证明原告入股出资证明。证据四、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半个股是徐群某出资在公司购买的，另外的半个股由原告认可的，原告要给半个股徐群某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3.5个股（含徐唐某0.5个股、徐群某1个股，其中徐群某的1个股中0.5个股是有争议的），协议书中载明3.5个股已全部转让给被告。证据二、该表是2006年12月31日的股份，当时原告的股权登记情况被告方不清楚，后来股权发生了变动，到2009年原告转股给被告时，根据协议原告只有3.5个股。证据三、2007年元月20日的收据股金24.5万中载明原告是3.5个股，该收据是作废了的，因为被告将原告的3.5个股收购后就将收据的原件已经收回了；2005年7月1日的收据3万元，徐群某支付股金是在2005年发生的，另案的判决书认定徐群某在公司中是隐名股东，股权是由原告代持的。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刚好证明徐群某获得1个股的股权过程，其中0.5个股是原告转让给她的，另0.5个股是姓蒋的人转让给她的。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通山县人民法院（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徐群某与陈德利之间0.5个股存在的争议，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证据二、通山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4民初902号民事判决书、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2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德利的股份已被答辩人收购，徐群某原由陈德利代持的股份，由徐群某享有并行使了股东权利的事实。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收》、收条、徐群某将其股权转让给他人的协议书两份，证明答辩人与徐群某的股份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徐群某的股份由徐群某自行处理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无异议。证据三、是徐群某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人的，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的内容是徐群某在公司享有半个股，并且公司还开了收据给她，另外的半个股是在我名下的。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证据来源合法，并经当事人交换质证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均予以采信。根据上述依法采信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07年6月26日，案外人徐群某（乙方）与陈德利（甲方）签订万利公司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自愿将自己在万利公司拥有的一个股份以柒万元价格转让乙方。二、甲方同意乙方自愿投资7万元参与万利公司股份。四、甲、乙双方违约金处壹万元。”该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同时，由原告在协议书上备注“（注其中2007年元月8号，大修厂老蒋半股徐群某以叁万五千元收购合为壹股，07年元月以前协议遗失，现以此协议为准）。2009年万利公司在分配公司红利中，因万利公司大股东发生变化，原告陈德利转让其在万利公司股份，双方对0.5个股的所有权发生争议，万利公司将双方争议的股权及红利暂扣公司，案外人徐群某遂诉至通山县人民法院。2014年12月20日，通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判决书，认定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签订的出资协议，判决“一、确认原告徐群某与被告陈德利2007年6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原告徐群某从2007年6月26日起对第三人通山县九宫山万利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享有70000元的股权的权益。”陈德利不服该判决，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6月26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判决书，判决“一、维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判决书第一项。二、变更通山县人民法院（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判决书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徐群某从2007年6月26日起对被上诉人万利公司享有70000元股权权益，其中半个股权由上诉人陈德利转让。”2009年6月23日，原告陈德利等股东（甲方）与第三人熊杰（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甲方在万利公司的9个股权转让乙方，其中原告转让股份为2个股，协议书中“六、关于陈德利与徐群某之间争议的0.5个股，暂扣陈德利名下0.5个股，待处理完毕确定后，再由乙方返还认定人（双方争议过程中乙方不负任何责任），0.5个股以现金兑现给甲方”。2009年6月24日，原告陈德利（甲方）与第三人熊杰（乙方）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在万利公司原有的3.5个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计股金为245000元，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其中徐唐某0.5个股，徐群某1个股其中0.5个股有争议）。同时，该协议由在场人时任通山县九宫山镇党委副书记董安琼、通山县公安局九宫山派出所所长华学钦签名确认。2017年5月22日，陈德利作为原告，以通山县九宫山万利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为被告，熊杰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万利公司持有1个股权；2、判令被告万利公司按照其每年的股东红利分配方案向原告支付从2009年至2017年的股东红利270000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东红利利息64800元。该判决认定，在2007年在万利公司出具的股东凭证及2007年股东登记名册、2008年审计报告中均证明陈德利在万利公司持有3.5个股份，原告对此不持异议，同时原告确认3.5个股份中有他人的股权，且通过相关的证据均证明其中1.5个股份为徐唐某0.5个，徐群某1个，且万利公司于2010年对该二人股份进行了重新登记确认，另2个股权转让第三人熊杰，原告也予以确认。因此，原告在万利公司持有的3.5个股权已转让和确认给实际出资人，原告在万利公司已无股份，故对原告提出在万利公司还有1个股权的诉讼请求，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鄂1224民初90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陈德利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原告陈德利与被告熊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成立。双方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在万利公司持有3.5个股份，本院（2017）鄂1224民初902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该3.5个股权原告实际享有2个股权权益，其余1.5个股权系隐名股东徐唐某享有0.5个股权权益，徐群某享有1个股权权益，现被告已支付原告2个股权价款，被告已履行完合同约定义务，原告提出与徐群某有争议的0.5个股权不应从其名下股权扣除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原告陈德利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德利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50元，由原告陈德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绿山人民陪审员  黄有美人民陪审员  张远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郑 芬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