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4民终21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成，男，汉族，1956年10月13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安，男，汉族，1963年1月11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系上诉人的弟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玉梅，女，汉族，1960年7月8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龙，男，汉族，1952年6月22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林，男，汉族，1960年7月14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芳，男，汉族，1963年7月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根娣，女，汉族，1960年7月6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锁庆，男，汉族，1942年2月27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锁富，男，汉族，1963年12月10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金英，女，汉族，1954年11月4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腊梅，女，汉族，1948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全洪，男，汉族，1947年8月11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红英，女，汉族，1962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粉敖，女，汉族，1958年6月4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诉讼代表人：樊红英，女，1962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诉讼代表人：王兆林，男，1960年7月1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生，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负责人：赵俊，该组组长。上诉人王志成与被上诉人于玉梅、王小龙、王兆林、王国芳、汤根娣、杨锁庆、杨锁富、范金英、赵腊梅、徐全洪、樊红英、潘粉敖、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6）苏0482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志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安，被上诉人樊红英、王兆林和被上诉人于玉梅等12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经本院合法传唤，其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志成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是由原西岗乡东岗村第八队、第九队和第十队三个生产队合并组成。本集体成员64户，人口190人，被上诉人于玉梅等12人是原东岗**村民。2005年金坛市政府统一土地承包合同补签和经营权证补发是以三星村七组全体成员来补签，而不是以原东岗村10组来补发，主体发生了变化，所以原东岗10组不能代表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大多数人的意愿来起诉上诉人王志成。本案中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农户64户以上，于玉梅等12人起诉，代表12户村民，于玉梅等12人不足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所属村民半数。于玉梅等12人起诉不符合条件（有（2013)坛朱民初字第0798号和（2014)坛民初字第2468号两份裁定书作证）。且这次起诉也未达到原10组半数人数，原10组25户而不是23户，强素英和朱留娣没有加在23户名单里面，14人起诉2人撤诉，只有12户，也不够半数。二、于玉梅等12人的诉讼请求己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三、王志成家族成员有5户：分别是强素英、王和平、王志成、王志龙、王志安，人口18人所有承包田都在王志成名下，其中王志安是四级伤残军人，王志龙是六级伤残军人，王星祥是士官退伍军人（王志成儿子）都是国家重点优抚对象，原审判决认定是“专业承包合同”，那么王志成家族成员都没有承包田是不公平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62条、国防法第55条、军人优抚条例和残疾人保护法第12条对优抚对象都有优抚规定。四、2010年3月由金坛农工办牵头镇经管站、村委会和双方当事人在金坛体育馆进行协调。当时农工办副主任李久生提出村委会把一轮承包方案拿出来，王志成家族成员有多少亩承包田就知道了。王志成也认可村委会会计成小平认为一轮承包方案都有档案可以拿出来。但在后来协调当中始终不肯把一轮承包方案拿出来，推脱一轮承包方案找不到。一轮承包方案显然对王志成家族成员非常有利。五、1993年11月15日王志成响应县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将其一轮承包的责任田9.835亩，其中的6.4亩也开挖成鱼塘搞养殖，按其承包田同等上交税费。有1993年纳税手册和1994年农业承包合同上交记录证明是王志成的承包责任田。同时上诉人与西岗人民政府，签订1份围田养殖申请审批表，合同生效期为1993年11月15日至2003年11月15日。在1993年12月10日鱼塘开挖好后，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为了防止今后有矛盾，提出基本水费、田亩分摊的水利任务和合同到期将鱼塘改成原样由乙方负担。王志成于1994年1月1日又与10组签订了协议1份，这份协议主要是规范王志成向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履行上缴税费和到期恢复原样的义务，在6.4亩合同到期前2002年12月15日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出据《关于承包围里6.4亩低洼田开挖鱼塘有关情况说明》，上有村民小组盖章，组长许冬梅，联片会计冯忠庆、村委会主任左小建，村支书孟双领的签字，足以证明6.4亩是王志成的承包责任田（有情况说明作证）。2003年11月15日到期后仍按照自己承包责任田继续搞养殖。2005年签订承包合同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由于国家2004年取消农业税，2010年别有用心的人提出6.4亩是“专业合同”。六、王志成于1999年5月后就将其承包田和父母、弟弟王志安、哥哥王和平的承包责任田合计12.18亩（其中父母3.6亩、王志安4亩、王和平3.8亩）协商同意用于开挖鱼塘，每年给予一定的补助。当时王和平不在家，王志安在金坛上班，父母年纪大了承包田没有人管理就这样将承包田给王志成开鱼塘搞养殖。1999年6月初开始开挖鱼塘，当鱼塘开挖快要结束时，有村民阻止开挖。因为1993年开塘签过协议又按照当时政府规定自己的承包田开挖鱼塘也要签订合同，政府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合同到期承包人不养鱼了，要将农田恢复原状。在此期间有人提出搞经济养殖不能按自己承包田上交，后来村民提出按170元每亩上交，当时王志成不同意交纳170元每亩，因为1993年开挖的鱼塘是按自己的责任田上交的。眼看时间过去要错过放鱼苗时间，所以一直拖到1999年7月29日无奈之下才补签了这个18.3亩合同（包含公证费600元）。但是要说明18.3亩是王志成和王志龙分别开挖的两个鱼塘，其中王志成12.18亩是自己和家族成员的承包田，王志龙6.12亩是自己的承包田，在开塘时是各开各的塘，费用上是各出各的钱。在2010年第1次在金坛朱林法庭开庭时开挖鱼塘的推土机驾驶员王水林当庭作证，签订协议时王志龙为了节省公证费600元叫王志成代签（原本2份协议签订了1份协议）。6.12亩是王志龙开挖的有合同编号107024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证据。同时这份合同签订之日起从未履行，是按照补充协议执行的。1999年12月30日又签了一个补充协议书，因为1999年7月29日签订的合同是按每亩170元上交，但是到了1999年12月底每亩田各项税费上交己涨到186.59元每亩（1999年12月30日年终决算表作依据）。10组村民又开始提出170元每亩低于当年186.59元每亩，以后还要上涨，不同意按170元每亩执行，村民小组召开会议还是同意按王志成自己的承包田上交。12.18亩原本就是王志成家族成员的承包田，自1999年12月30日补充协议书签订以来到2010年本组村民一直认可王志成按照补充协议书执行至今（有补充协议和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证），从未提出过异议。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说的“专业合同”。补充协议书原件合同在村委会，但村委会始终不肯拿出来，但是王志成有复印件加原村民小组负责人许冬梅和联片会计冯忠庆亲笔签字作依据，这个补充协议书是否真实合法为一审判决的焦点，王志成在一审庭审都有证据证明如果是“专业合同”，请于玉梅等12人出具1999年至2009年10年以来每亩170元上交台账记录，请二审法院实地调查就清楚了。七、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这主要反映在：一是在本案中将王志成在1998年的土地承包面积确认为8.93亩，而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载明土地为20.09亩，一审是没有依据的。于玉梅等12人在本案中提交的金坛市一九九八年度农业承包统计报表（复印件），这份复印件是伪造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认定无效。1998年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属于西岗镇东岗村10组，开庭时朱林经管站临时加盖公章是无效的。统计表内容与事实不符，王志成母亲强素英，弟弟王志安还有一户朱留娣都不在统计表内，王志成1998年土地承包面积为10.54亩而不是8.93亩(由1998年农业承包合同手册和1998年农民负担监督卡各一本、王志龙农民负担监督卡及承包合同手册、王志龙土地承包合同书、王和平土地承包合同、朱留娣土地经营权证、杨锁庆承包合同书作证)。另2005年补签合同是按照二轮1998年面积为准，但是2005年10组村民所有补签合同面积数据与于玉梅等12人提供的1998年农业承包统计表中没有1个数据相符（有附表原东岗10组2005年确权面积作证）。附表每家每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原件在朱林镇三星村村委会，请法院实地调查。八、1999年12月30日王志成和原10组村民小组，签订补充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从签订之日起到现在每年都是按补充协议执行，有部分上交款收据作证。而1999年7月29日签订的围田养殖合同，从签订之日起到现在没有履行该合同。九、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程序上本案1993年11月15日和1999年12月30日所签合同是按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自己的承包田也要签订合同，但不代表签了合同就是“专业合同”。2005年补签土地承包合同是在一轮承包面积的基础上进行二轮承包面积的延续，不是重新发包。不需要经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所以不能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于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来审理。一审显然是剥夺了上诉人家族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的权利，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9]15号第二十五条“属本条前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以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来审理。在实体上，2005年补签合同是以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名义来补签的而不是以10组来补签合同，于玉梅等12人不能代表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绝大多数人意见起诉，法院应当对本案作出实体审理，并根据实地调查情况认定王志成的承包合同是家族成员的承包田，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于玉梅等12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未发表答辩意见。于玉梅等12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本案诉讼费由王志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金坛市西岗乡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经区域规划调整为三星村委第七村民小组。本案于玉梅等12人和王志成均属于原西岗乡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成员。1994年1月1日、1999年7月29日原西岗乡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先后与王志成签订了《协议书》、《围田养殖承包合同》各1份，涉及田亩数分别为6.4亩、18.3亩，期限均为10年。1998年，原西岗乡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未能按政策要求完善二轮延包关系，但该小组当年度农业承包归户统计报表中载明王志成户的承包土地为8.93亩（含水面5.4亩）。2005年5月，原金坛市委农工办在“双补”工作期间将盖有印章的空白农村土地承包证书分发给各乡镇经管站。时任三星村村委会计的张梅红（现任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村支部副书记）从西岗镇经管站领取1000多本空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因为各种矛盾，这些证书直到现在都没有发放到村民手中。整个三星村七组除了王志成拥有编号为（98）10704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外，其他农户均无该证。本案于玉梅等12人及王国民、王荣海等14人因与王志成产生纠纷，于2015年3月9日向原金坛市人民政府提交了《依法收回或注销（98）第10704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书，认为王志成持有的上述权证内容与实际不符且程序违法，要求原金坛市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收回王志成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金坛区人民政府在收到申请后2个月内没有做出明确答复，本案于玉梅等12人及王国民、王荣海等14人以金坛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诉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原金坛市人民政府对其申请事项立即履行审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2015）常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金坛区人民政府应当审查由王志成持有的编号为(98)107049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的合法性并依法作出处理。2016年11月10日，金坛区人民政府作出坛政发（2016）101号文件，决定：收回王志成所持有的编号为“农地承包权(98)第107049”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文件另载明：王志成所签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既不肯重新签订合同又拒绝交出鱼塘，理由是该鱼塘属于其承包地，并拿出编号为（98）10704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依据。另查明，王志成持有的编号为（98）10704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依据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作出的。根据该合同书，发包方（甲方）是三星村民委员会七组，承包方（乙方）为王志成，承包期限从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0日，共涉及20.09亩土地，其上有三星村村民委员会的签章、时任三星村民委员会七组组长王志成及三星村村委书记周荣富的签名，以及原金坛市西岗镇经管站的签章鉴证。又查明，2007年原金坛市西岗镇并入原金坛市朱林镇，2015年5月金坛撤市设区，原金坛市更名为金坛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效力问题。该院认为，该承包合同书是无效的。理由如下：一、根据原西岗镇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分别于1994年1月1日、1999年7月29日与王志成签订的《协议书》、《围田养殖承包合同》等证据可以认定，王志成是通过承包的方式从原西岗镇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取得本案所涉土地一定期限（10年）的经营权，但该种承包方式系其他方式的承包，不是家庭承包。家庭承包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不以联户、专业队或者个人为单位进行承包。确定每户的承包地数量时，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有份，体现公平原则，发包方不能选择承包方，承包地具有强烈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承包期较长，耕地为30年。其他方式的承包是指承包主体既可以是联户、专业队、个人，也可以是家庭，承包的方法不是人人有份的平均承包，而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发包的原则是发包方按照“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选择承包人，承包期限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故两种承包方式在承包的主体、方法、原则、期限和承包地的功能存在重大区别。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精神，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前提是“大稳定，小调整”，农户在第一轮承包中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在第二轮承包中是继续保持稳定的。王志成在1998年时的承包土地是8.93亩，而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载明承包土地为20.09亩，故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不符合中央政策和上述文件要求的。三、根据上述中办发〔1997〕16号通知的要求，二轮承包中要进行“小调整”，方案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为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是关系到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理应履行上述程序。但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本案所涉土地承包过程中履行了上述程序。因此，于玉梅等12人诉请确认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王志成负担（案件受理费于玉梅等12人已预交，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于玉梅等12人）。二审中，上诉人王志成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王和平的农户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1999年7月29日签订的协议中开挖鱼塘的田包括王和平的田。2、朱留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证明1998年农业资料表第二页上王志安也在该资料表上，证明该资料表不是真实的。3、种植承包合同一份，证明1993年11月15日和西岗镇政府签订的合同（一审已提交）和1999年7月29日签订的协议不是专业合同。4、金坛市农业承包合同上交记录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王志成在1994年签订协议书时，王志成就有9.83亩田，而不是开塘的时候田是集体的，包括1993年的纳税证也证明开鱼塘前有9.83亩田。5、王志龙、王志安的残疾军人证复印件及王星祥（王志成儿子）的军衔证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家族是军人世家，希望法院慎重处理本案。6、提交2019年3月7日由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经营管理站开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东港村10组1998年度农业承包及上交合同表没有原件是伪造的，内容不真实数据不正确。原东港村10组1998年未进行二轮承包确权，是2005年按现有田亩确权的，三星村七组是原东港村8、9、10队合并的，原合并的生产队都有原件并加盖原两个生产队公章，就是10队没有原件和公章，即伪造的复印件也没有公章，明显的是以假乱真。7、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村民委员会和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经营管理站于2019年3月18日共同开具的《说明》一份，证明1998年没有按照二轮承包的政策进行确权，是按照2005年现有土地确权。2014年的证明说明王志成没有承包本组24.7亩鱼塘，王志成的承包合同是20.09亩，有承包合同作证，与24.7亩不符合。王志成承包的20.09亩是自己和兄弟父母合并承包田开挖的鱼塘，其中6.12亩是王志龙的，并得到了金坛区相关领导的认可和批示。6.4亩由原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7组说明并加盖公章，18.3亩并不是专业合同，其中有6.12亩是王志龙的（有承包合同、经营权证和补充协议等作证）。8、提交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元巷村村民委会于2019年3月15日开具的《证明》，证明王志安是原东港10队户口迁出，承包责任田还在王志成的18.3亩中，在元巷村没有分配到土地。王志安是退伍军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应当享有土地使用权，且两次咨询农委领导，该领导答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王志安承包的权利。经质证，于玉梅等12人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朱留娣迁出后又迁回了，在二轮承包的时候不在村里，所以在1998年的农业资料表中没有她的名字。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且该证据中村民的签字页不是原件而且是合同的附件，没有附件该合同也是完整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王志安不是本集体的成员，王志龙、王星祥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当事人。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内容与法院调查的内容一致，政府保管的材料是否是复印件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该材料是伪造的。对证据7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中提到的两份证明并没有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交。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明说明了王志安已经作为元巷村村民享受了劳力安置费，只是没有享受到土地补偿费，所以王志成已转至了元巷村。二审中，被上诉人于玉梅等12人和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均未提交证据。本院根据于玉梅等12人的申请，于2018年6月6日对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经营管理站站长王健作了《谈话笔录》，王健认为于玉梅等12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1998年度农业承包归户统计报表》上盖的章系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经营管理站所盖，该表是2007年西岗和朱林行政区划调整时所移交的档案（移交时为复印件），该表是真实的，不存在伪造。对该《谈话笔录》，上诉人王志成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与事实不相符，上诉人的村总共四个队，8、9、11队均有原始资料，只有10队没有原始资料，所以对谈话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于玉梅等12人对该《谈话笔录》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档案中保存的是原件还是复印件与本案无关。二审中，上诉人王志成对原审查明的“1998年，原西岗乡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未能按政策要求完善二轮延包关系，但该小组当年度农业承包归户统计报表中载明王志成户的承包土地为8.93亩（含水面5.4亩）”有异议，认为承包土地应为10.54亩而不是8.93亩；对原审查明的“整个三星村七组除了王志成拥有编号为（98）10704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外，其他农户均无该证”有异议，认为除了王志成以外，王志龙也有（有经营权证证明）。王志成还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中还应补充以下事实：1993年11月15日王志成与西岗乡村民小组签订了围田养殖审批表。于玉梅等12人和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中，上诉人王志成没有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已于2008年12月24日废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因于玉梅等12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故于玉梅等12人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故关于上诉人王志成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志成认为于玉梅等12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因于玉梅等12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属于确认之诉，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对于上诉人王志成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志成主张1999年7月29签订的《围田养殖承包合同》中的承包田含有上诉人父母承包田3.6亩、王志安承包田4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王志成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项主张，故对王志成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1999年7月29签订的《围田养殖承包合同》性质是家庭联产承包还是其他方式承包，本院认为家庭承包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不以联户、专业队或者个人为单位进行承包。确定每户的承包地数量时，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有份，体现公平原则，发包方不能选择承包方，承包地具有强烈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因该合同与家庭联产承包合同的主体、方法、权利义务等存有重大区别，故一审法院认定《围田养殖承包合同》的性质是其他方式承包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王志成提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于玉梅等12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东岗村第十村民小组1998年度农业承包归户统计报表》中载明王志成户的承包土地为8.93亩，但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载明承包土地为20.09亩。即使根据王志成认为在1998年土地承包面积应为10.54亩，也与20.09亩相差很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土地承包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同意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的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该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的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是关系到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理应履行民主议定等程序，因王志成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土地承包过程中已履行了民主议定等程序，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已于2008年12月24日废止，故一审法院认定三星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王志成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7049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王志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志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磊审 判 员  谢唯立审 判 员  王 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潘 军书 记 员  朱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