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6民初4623号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134885799R，住所地南京市。法定代表人：王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翼，江苏舜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梅，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合，女，汉族，1968年4月15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钱桢，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诉被告林合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翼，被告林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汪钱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联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之间于2016年5月24日形成的关于南京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无效；2、被告将持有的南京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联运公司的现股东王鹏于2016年4月18日从原股东处购买了联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于2018年4月25日接管联运公司，王鹏接手后发现联运公司持有的南京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代公司”）全部股权已于2016年6月8日被分别转让给了林合和毛克宁。货代公司作为联运公司的重大资产之一，所涉转让行为并未经过联运公司股东同意，且联运公司未收到林合的股权转让款。林合作为货代公司的高管，在联运公司及联运公司股东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掌管公司经营的便利，与他人恶意串通非法侵占货代公司股权，其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及企业高管职业道德，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协议。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林合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该协议经原被告双方盖章签字，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以被告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起诉协议无效，原告需明确被告是与谁串通的，以及是如何与他人串通的。被告认为他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调查来明确是否存在串通行为。，其作为货代公司的副总经理，无法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联运公司财产。原告的股权是转让给货代公司的总经理毛克宁，毛克宁将20%的股权赠与被告，在办理手续时以被告直接与联运公司订立协议的方式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原告提供的股东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公章的加盖均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均是被告前往原告办公地点交由其公司负责人加盖，并不存在被告与他人串通要求他人加盖公章的情形，被告主观上无串通的故意，也没有串通的必要。关于原告公章的使用是否均经过登记，经被告核实，原告的公章使用存在多次未登记的情形，故并不能以其公章使用不规范就认定被告与他人串通。原告的内部管理行为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如原告所述，原告应当至公安机关报案。另外，被告受让原告持有的货代公司股权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作为货代公司唯一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程序合法有效，意思表示真实。原告在诉状中认为股权的转让未经其股东王鹏的同意，认为是重大资产的转让，王鹏不知情，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转让的股权属于其重大资产，王鹏应作为诉讼主体另行起诉，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第二，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是办理工商登记时原被告为简便手续所写，股权转让价款按照双方签订的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履行，该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无需支付转让费，其原因是被告受让该股权时原告对货代公司的债务由被告承担，当时货代公司净资产为-115.8万元。股权转让的实质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在货代公司整体资产为负值的情形下，约定0转让，被告客观上并未因为受让股权的行为获取非法利益。股权受让至今，被告每年均按照协议要求消化转让前的烂账、死账，已消化金额共计241460.93元。即便按照原告的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手续完成后，双方均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将对太平北路35-2号房屋收取房租的权利转交货代公司收取，与各承租户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出具介绍信协助被告办理了电费转托收事宜，将原租赁户的租赁押金汇至货代公司账户，每次交割均由原告盖章。试问原告，被告是否每次均与他人串通偷盖原告公章，并与原告财务串通将原告的钱款汇至货代公司账户。货代公司按照协议载明的人员清单，与之签订了劳动合同，解决了劳动人事争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至今近三年，双方均在按约履行。第三，关于原告诉称王鹏不知情的情况。王鹏接受原告的股权是通过蚌埠通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成公司）指定接受，而通成公司的两名股东许金龙、王桂富（系王鹏的父亲）分别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明确将货代公司整体转让给毛克宁，并且在王鹏接受股权之前已形成意见。故如果王桂富没有告知王鹏，则说明王鹏不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无权干涉原告的事务；如果王桂富已经告知王鹏，则视为王鹏同意该转让行为。第四，被告认为无效合同应当自始无效，原告以其未经股东同意，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之一，原告可另行提起撤销之诉，向相应的侵权人提请返还之诉，与被告无关。第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当从2016年4月18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联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2日，货代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10日，货代公司系联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毛克宁系货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运公司的董事。联运公司改制后注册资本为911.2万元，股东为23名自然人，其中毛克宁持有45万元出资，刘军持有50万元出资，唐万琴持有21万元出资。2014年，联运公司（甲方）在王永华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即与通成公司（乙方，法定代表人王桂富，持股68%，许金龙担任董事兼总经理，持股32%）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通成公司拟收购联运公司持股人的股权。2015年刘军担任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联运公司与通成公司先后签订四份股权转让意向（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逐渐细化。其中两份协议均约定由于本协议的主体原因，甲方系个人持股，乙方系个人收购，双方公司名义签订仅为牵头和推进本项工作。其中2015年4月28日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一）载明股权转让价格依据甲方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基数，按出资额与收购价1:8的比例收购甲方股东所持有的股权。2015年9月11日的股权转让意向补充协议载明，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将300万元受让股权定金汇入甲方公司账户，且需在2015年12月31日前将甲方股东股权100%转让的对价款全额汇入甲方专项账户中，则300万元定金连同2015年1月16日乙方支付的200万元定金及2015年4月28日乙方支付的500万元定金共计1000万元定金即可冲抵股权转让对价款。2015年1月16日，通成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2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向通成公司出具收据（定金）。2015年4月28日，通成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500万元，联运公司同日向通成公司出具收据（定金）。2015年9月11日，蚌埠鼎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3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向通成公司出具收据（定金）。2016年3月3日，王鹏向联运公司转账3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3月18日，王桂富出具《承诺书》，同意联运公司在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同意将联运公司经营的太平北路35号-2号一楼、二楼所属联运公司出租的房产及现货代公司所经营办公房产全部转让给货代公司作为抚养职工，转让后货代公司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货代公司的债权债务以及职工备付金由改制后的货代公司承担。2016年4月6日，联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全体原股东一致同意出让本公司注册资金911.2万元，占注册资本100%，按出资额与转让价1:8的比例转让给新股东王鹏（与王桂富系父子关系），撤销董事会，免去刘军总经理职务，选举王鹏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选举王桂富为监事。王鹏担任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并未对联运公司接管，而是继续由刘军主持公司工作，直到2018年4月25日，王鹏接管联运公司财务资料及印章。2016年4月7日，周婷婷向联运公司转账2000万元（投资款）。2016年4月18日，王鹏分别与联运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4月22日，周婷婷向联运公司转账1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5月17日，联运公司在公司登记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货代公司共同盖章确认：同意股东联运公司向毛克宁转让其持有的货代公司160万元股权，同意股东联运公司向林合转让其持有的货代公司40万元股权。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甲方）与毛克宁、林合（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愿意将其在货代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乙方，其中毛克宁持有80%，林合持有20%，乙方承担甲方对货代公司的债务，乙方无需另外支付转让费。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盖章确认《补充协议》，约定联运公司所持有的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后，货代公司整体从联运公司剥离，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转让后，货代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以及职工的备付金由改制后的货代公司承担，原联运公司太平北路35-2号一楼和二楼的全部房产转让给货代公司，用以弥补联运公司欠货代公司的债务以及抚养职工。2016年5月31日，货代公司盖章确认的《人员清单》中包含毛克宁、林合、何美庆等27人，载明自2016年6月1日起，以上人员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今后由货代公司自行负责。2016年6月8日，货代公司在公司登记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所附的有关林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为40万元，对价为40万元，协议生效15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2016年6月28日，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签订《房屋交接清单》，约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原太平北路35-2号联运公司出租经营的房屋转让给货代公司经营，2016年6月28日双方在现场进行了交接。联运公司交接人刘敬中、刘辉，货代公司交接人林合、何美庆。联运公司新旧章程均规定，股东会（股东）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另查明，2019年6月11日，联运公司以毛克宁为被告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王鹏在该案中陈述：收购联运公司的转让款具体多少不记得，除了1000万元定金是其父亲支付的，其余是其本人支付的，股权受让何时开始也不记得，没有参与过意向协议的谈判，由于通成公司收购失败，改由其本人收购。本案庭审中，联运公司最初陈述：前期由许金龙代表通成公司与联运公司的刘军协商收购联运公司，后来由于通成公司收购失败，由王鹏接手。联运公司后又陈述：关于联运公司股权收购过程，之前确实是由通成公司与联运公司前负责人王永华进行协商，王永华去世后，由通成公司与刘军进行协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收购的时候没有由通成公司收购，是由王鹏收购的；谈判人员均是许金龙，许金龙之前代表通成公司，之后代表王鹏进行谈判。庭审结束后，联运公司在提交的代理意见中又陈述：王鹏是在许金龙、王桂富收购不成的情况下，自己单独进行的收购。联运公司最初陈述：王鹏受让联运公司股权后，虽然免去了刘军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但刘军拒不交出公司经营权，王鹏认为联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收房租，只要账目对，暂时不需要接手公司，故直到2018年4月才接手公司。联运公司后又陈述：王鹏作为联运公司新股东委任新的管理者，由于公司原来的老职工需要刘军去安抚，王鹏信任刘军，故由刘军掌控公司的正常经营，许金龙进行监督；刘军仅系职业经理人，刘军需要定期向王鹏汇报公司经营情况，当刘军不汇报时，王鹏向刘军进行了解。对于是谁决定由许金龙来监督刘军的问题，联运公司回答称不清楚。对于太平北路35-2号房产早已交接给了货代公司，租金变更由货代公司收取，王鹏为何没有及时发现的问题，联运公司回复称因刘军没有及时向王鹏汇报，王鹏也没有仔细核对账目。联运公司明确其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事由有以下几个：1、联运公司转让持有的货代公司的股权未经其唯一自然人股东王鹏同意，股权转让不是联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2、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转让公司的重大资产未经股东会表决；3、毛克宁、林合与刘军恶意串通，私自使用联运公司印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联运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4、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协议约定将债务和所有不利因素转给货代公司，用以换取毛克宁和林合无需向联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利益受损的是货代公司，实质是损公为私，侵占联运公司财产；5、林合并非善意第三人。庭审中，联运公司提交了印章、介绍信使用审批单，用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联运公司的印章是毛克宁、林合与刘军恶意串通，私自加盖的；林合经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未经联运公司同意，主张联运公司存在使用印章不经过备案登记的情况。联运公司提交了合同协议用章审批表，用以证明其印章使用都需要经过审批；林合经质证，认为从审批表上的日期看都是先签的合同后补的审批表。林合为证明联运公司存在使用印章不经过备案登记的情况，提交了2016年3月25日联运公司与潘祯签订的房屋出租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通知七份；联运公司经质证，承认这组证据中加盖的联运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但认为不能证明林合取得股权的正当合法性。另外，唐万勤、徐金龙、刘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唐万勤当庭陈述如下：她自1992年起至今一直在联运公司工作关于货代公司股权转让问题，她在2018年6月才知晓这个事，她没有参加关于股权转让的任何会议；联运公司的公章严格管理，每次用章必须走流程，只有刘军可以借章出去办事，有时候借用章不办手续；她的股权转让给王鹏是股东会决定的，是集体转让，股权转让的事宜是许金龙与刘军谈的，至于许金龙是以谁的名义谈的股权收购不清楚，最后股权是转让给了王鹏；她在股权转让前最后一次开股东会时才接触到王鹏，之前没有接触过；2016年4月股权转让给王鹏之后，，后来的领导班子没有任命，按原来的模式运营，公司的运营决策由刘军掌控，王鹏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不清楚王鹏为何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不清楚刘军有无向王鹏汇报公司经营情况。许金龙当庭陈述如下：他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通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之后担任董事兼股东，收购联运公司后至2018年四五月份担任联运公司副总经理；收购联运公司股权是以通成公司名义谈的，协议也是通成公司签的，前期的1000万元是通成公司支付的，协议有一条约定为了便于股权收购，以个人名义即王桂富儿子王鹏名义收购；当时他代表通成公司谈收购事宜时，毛克宁提出要么他参与竞争收购，要么把货代公司剥离给他，货代公司的债权债务和人员都由毛克宁带走，他问王桂富这个事是否可以做，王桂富同意了，但提出不要大面积扩散这个事；收购完成后，毛克宁提出货代公司剥离的事情，要求王桂富出具书面手续给他，他因为要接小孩放学，就让刘军去蚌埠找王桂富，王桂富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大致内容是把货代公司剥离给毛克宁，两不找；签完承诺书后，刘军与联运公司相关部门开始办理货代公司股权过户手续；联运公司股权登记在王鹏名下后，王鹏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由王桂富说了算，王桂富是大老板，来开过会，王桂富口头指派刘军与他管理公司，公司正常经营刘军说了算，他负责监督刘军。刘军当庭陈述如下：他自1985年起至今一直在联运公司工作；2014年许金龙听说联运公司要转让股权，向他引荐了王桂富，他把许金龙和王桂富引荐给了公司的原董事长，开始谈股权收购的事情，许金龙和王桂富以通成公司名义打了1000万元的定金，通过两年多时间，股权收购于2016年4月18日全部结束；收购结束后，股权登记在了王桂富儿子王鹏名下，这是许金龙与王桂富商量决定的；当时联运公司股权收购时，毛克宁是货代公司的总经理，货代公司是联运公司的下属单位，毛克宁在联运公司的几次会上提出要参与股权收购竞标，他把这个情况向许金龙和王桂富汇报了，并把毛克宁引荐给了许金龙，毛克宁和许金龙谈了三次，最后毛克宁同意不参加竞标，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股权收购完成之后把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毛克宁，把当时货代公司使用的太平北路35-2号一楼二楼的房子交给毛克宁，毛克宁把人员、债权债务全带走；谈好后，2016年3月18日许金龙让他到蚌埠找王桂富，说是毛克宁怕股权收购完了扯不清，多次要求王桂富写承诺，许金龙让他把承诺拿给王桂富签字，王桂富在蚌埠通成公司的办公室当场签了字，当天他把承诺拿回来，隔了两天交给了毛克宁；王鹏成为联运公司股东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王桂富来开了两次会，在2016年8月处长以上办公会上王桂富讲公司由他全权负责，由王桂富和许金龙监督；联运公司持有的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毛克宁的手续他有参与办理，由货代公司把合同搞好，他修改了一下，在王桂富和许金龙同意的情况下他办理了手续；不存在他私自在股权转让合同及其他材料上加盖公章的事情，股权变更时货代公司的经办人是林合，联运公司由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唐万勤负责。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本院认为，联运公司与林合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理由如下：第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王鹏被登记为联运公司唯一股东、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以及总经理之后，其并未及时接管公司、参与公司经营，而是仍沿用之前的管理模式，继续由刘军主持公司工作，应视为其认可由刘军代表公司从事经营。其主张刘军拒不交出公司管理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联运公司股权收购完成之后，王桂富担任公司监事能够表明收购系之前收购意向的延续，且意向协议中明确为个人收购，至于股权登记在何人名下系由意向收购方通成公司决定，登记在王鹏名下并不必然表明股权系其个人实际所有。王鹏主张通成公司收购失败改由其个人收购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3）综合毛克宁的身份、通成公司独家收购等事实，毛克宁在通成公司意欲收购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具有高度可能性，另结合联运公司系改制企业的事实，王桂富出具承诺在收购后将货代公司剥离、将相应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联运公司主张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重大资产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上述规定系针对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联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非股份有限公司，故不适用该条规定。即使案涉股权转让需经股东同意，由于收购方在收购前即承诺该项事实，王鹏否认该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系联运公司与林合，联运公司并未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主张刘军与林合恶意串通，由于刘军当时代表联运公司，且并非刘军个人与林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联运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四，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合法，目的是实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的承诺，不存在非法目的，联运公司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五，联运公司主张的林合存在非善意的情形。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无权处分，而联运公司在刘军主持工作时与林合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有充分依据，并非无权处分，因此不存在善意与非善意的问题。关于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盖章确认《补充协议》，与联运公司订立该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并非林合，联运公司以林合作为被告主张确认该协议无效，属于诉讼主体选择错误。且同上，《补充协议》的订立亦是联运公司的股权收购方在落实收购前承诺的事项，该协议亦不存在联运公司所主张的无效情形。综上所述，本院对联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丽人民陪审员 蒋 茜人民陪审员 张桂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