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808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金岛路**。 法定代表人：黄辉，该院检察长。 出庭人员：柳涛，该院检察员。 出庭人员：洪丹璐，该院检察院。 被告：刘阳，男，197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现羁押于普陀区看守所。 委托代理人：周琪，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詹少文，男，196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来县，现羁押于普陀区看守所。 委托代理人：刘占红，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先进，男，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现取保候审。 委托代理人：周良玉，浙江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珊珊，浙江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明伍，男，197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现取保候审。 委托代理人：毛中巨，北京上泽广霁（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迪，男，199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现取保候审。 委托代理人：张建军，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吴迪海事海商纠纷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依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请于2019年6月25日裁定查封刘阳与他人共有的坐落于舟山市普陀区大干龙湾舟洋3号楼202室的不动产、查封吴迪与他人共有的坐落于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渔市大街40-1号702室的不动产、查封刘阳所有的车牌号为浙Ｂ×××××的机动车、查封吴先进所有的车牌号为浙Ｂ×××××、浙Ｂ×××××、浙Ｂ×××××、浙Ｂ×××××的机动车，并在1909200元额度内冻结刘阳、詹少文银行存款。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9月9日召开各方当事人举行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并于同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柳涛、洪丹璐出席庭前会议并出庭参加诉讼，被告刘阳的委托代理人周琪、被告詹少文的委托代理人刘占红、被告吴先进的委托代理人周良玉、被告张明伍的委托代理人毛中巨、被告吴迪的委托代理人张建军均出席庭前会议并到庭参加诉讼。鉴定人员陈某1出庭接受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五被告公开赔礼道歉；2、请求判令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对19092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明伍对其中的12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迪对其中的15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审理中，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对18012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明伍对其中的102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迪对其中的132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吴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龟，其行为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同月18日在检察日报上刊登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同年5月18日公告期满，经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由该院提起公益诉讼。 2018年10月中旬至10月底，刘阳为非法获利在舟山市普陀区舟渔公司码头、中心渔港等处从渔船及他人手中非法收购海龟，并将收购来的67只海龟出售给詹少文，其中9只活海龟，58只死海龟。2018年10月30日，刘阳联系货车老板吴先进商定以一趟1.5万元的价格为其运输海龟前往广东省惠来县。吴先进指派驾驶员姜某驾驶浙Ｂ×××××厢式货车到广东省惠来县，将海龟送至詹少文指定地点并卸货。詹少文收到海龟后交给姜某1万元现金作为运费，并于2018年11月1日将24万元货款打入刘阳账号为62×××63的银行账户中。 2018年10月底，张明伍将4只从船上收购来的海龟以每只500元的价格卖给刘阳。2018年10月底，吴迪驾驶小舢板船为刘阳将5只海龟从舟渔公司码头运输至中心渔港码头，并收取运输费200元。 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吴迪明知海龟受国家保护，为非法获利仍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各被告应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应对其买卖、运输的67只海龟的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中4只海龟定为幼体，63只定为亲体（按照蠵龟占90%定为57只，绿海龟占10%定为6只），其中张明伍所涉4只海龟中，1只定为绿海龟；吴迪所涉5只海龟中，1只定为绿海龟；生态修复补偿标准为蠵龟幼体4800元／只，亲体30000元／只；绿海龟幼体4800元／只，亲体12000元／只。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就生态修复补偿金180.1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明伍对其中的10.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迪对其中的13.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本案未取得海龟实物，无法进行物种和保护级别鉴定及检验鉴定，因此对本案亲体、幼体的认定，以沈大勇、杨士秀案鉴定意见书128只海龟中最小亲体45.2公斤为界分，推定体重大于45.2公斤的海龟为亲体，体重小于45.2公斤的为幼体，由此推定本案中4只海龟为幼体；对于海龟物种的区分，综合各被告和相关人员陈述及沈大勇、杨士秀案的鉴定结果认定）。该院依法在《检察日报》进行了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类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被告刘阳辩称，1、刘阳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公开赔礼道歉已无必要；2、各被告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依据不足，确定海龟的数量、物种、亲幼体等依据不足；3、赔偿标准有误，金额过高。 被告詹少文辩称：1、詹少文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公开赔礼道歉已无必要；2、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海龟的物种及数量，且涉案詹少文转账的款项无法区分渔货价值，更无法确定海龟价值；3、鉴定意见中没有实物检材，不能作为赔偿依据；4、不能证明各被告间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 被告吴先进辩称：1、要求吴先进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吴先进仅参与运输环节，不能成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2、吴先进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公开赔礼道歉；3、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损依据。 被告张明伍辩称：1、本案海龟亲幼体的区分不科学，应按照实际情况来认定，起诉人主张的历年统计比例区分也缺乏科学依据；2、张明伍参加买卖海龟的证据不足，本案争议的海龟中是否包含了张明伍出售给刘阳的4只海龟没有证据证明。 被告吴迪辩称：1、吴迪并非本案的购买人、捕捞人，吴迪行为并未造成任何损害；2、对吴迪的起诉显示公平，吴迪行使的是运输行为，也仅收取了200元；3、要求吴迪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吴迪在运输前后没有与刘阳联系，也是在货到甲板上才知道运输的是海龟。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公告、《检察日报》公告、五被告户籍资料，用以证明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符合起诉条件，以及五被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 第二组：2-1、刘阳的陈述和供述（2018年11月23日、11月27日、2019年2月27日、2月28日、2019年5月20日）； 2-2、詹少文的陈述和供述（2019年1月25日、1月26日、1月30日、4月29日、5月19日）； 2-3、吴先进的供述和辨认笔录（2018年11月16日、11月28日、12月1日、2019年1月9日）； 2-4、姜某的陈述（2018年11月30日、12月1日、12月6日、12月26日、2019年1月26日）； 2-5、周某的供述（2018年11月7日、12月5日）； 2-6、证人夏某、韩某的证词和辨认笔录（2018年11月26日）；证人巩某、金某的证言（2018年12月6日、12月8日）； 2-7、各证人、见证人户籍信息（姜某、周某、巩某、陈某1、韩某、夏某、金某、李某、沈某）； 2-8、提取自刘阳手机中的刘阳与詹少文交易清单；刘阳账号为62×××63的银行账单； 2-9、詹少文账号为80×××45和80×××98银行对账单； 2-10、刘阳（手机号137××××4316）与詹少文（手机号147××××1881）的通话记录； 2-11、刘阳（手机号137××××4316）与吴先进（手机号136××××8629）的通话记录； 2-12、姜某（手机号150××××6110）与吴先进（手机号136××××8629）的通话记录； 2-13、刘阳（手机号137××××4316）与姜某（手机号150××××6110）的通话记录； 2-14、姜某（手机号150××××6110）通话清单，其中2018年10月31日在广东潮州、汕头与詹少文（手机号147××××1881）通话； 2-15、吴先进所有的浙Ｂ×××××货车2018年10月12日至10月31日高速道路行使轨迹； 用以证明2018年10月中旬至10月底，刘阳在舟山市普陀区舟渔公司码头、中心渔港等处从渔船及他人手中非法收购海龟，并将收购来的67只海龟出售给詹少文，其中9只活海龟、58只死海龟。2018年10月30日，刘阳联系货车老板吴先进商定以一趟1.5万元的价格为其运输海龟前往广东省惠来县，吴先进指派驾驶员姜某驾驶浙Ｂ×××××厢式货车到广东省惠来县，将海龟运送至詹少文指定地点卸货。詹少文收到海龟后交给姜某1万元现金作为运费，并于2018年11月1日将24万元货款打入刘阳账号62×××63银行账户中。 2-16、张明伍供述、辨认笔录（2018年11月5日、11月6日、11月10日、2019年1月12日）； 2-17、刘阳（手机号137××××4316）与张明伍（手机号131××××2319）在2018年10月4日至2018年11月1日的通话记录； 用以证明2018年10月底，张明伍将4只从船上收来的海龟以每只500元价格卖给刘阳； 2-18、吴迪供述、辨认笔录（2018年12月14日、12月15日、12月27日）； 2-19、刘阳（手机号137××××4316）与吴迪（手机号135××××0963）在2018年10月7日至2018年11月1日的通话记录； 用以证明2018年10月底，吴迪驾驶小舢板船为刘阳将5只海龟从舟渔公司码头运输至中心渔港码头，并收取运输费200元； 第三组：3-1、沈大勇案中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 3-2、沈大勇案中浙江海洋大学检验鉴定证书； 3-3、杨士秀案中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 3-4、杨士秀案中浙江海洋大学检验鉴定证书； 用以证明：1、与刘阳案同批查获的发生在舟山沈大勇、杨士秀案件中海龟为蠵龟和绿海龟两种，其中蠵龟总共126只，绿海龟2只，结合詹少文和刘阳的供述，在本案涉及的海龟也应为蠵龟和绿海龟，具有高度盖然性；2、蠵龟、绿海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经鉴定蠵龟幼体4800元／只，亲体30000元／只；绿海龟幼体4800元／只，亲体12000元／只，该价值也同样适用于本案中海龟价值的认定； 3-5、陈某1询问笔录（2019年1月11日、6月26日）； 3-6、赵盛龙主编《东海区珍稀水生动物图鉴》中海龟物种特征介绍； 3-7、近10年舟山办理刑事案件中海龟样本鉴定记录； 3-8、定海区人民法院（2010）舟定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2010）舟定刑初字第226号刑事判决书、（2013）舟定刑初字第341号刑事判决书、岱山县人民法院（2012）舟岱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普陀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3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书； 用以证明：1、所有海龟均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在舟山历年发现的海龟案中主要是蠵龟和绿海龟，从十年以来的统计样本看，348只海龟样本中，蠵龟有329只，绿海龟有16只，蠵龟占比94.54%，五个刑事案件中每个案子的蠵龟占比在90%以上。根据刘阳供述所涉交易海龟全部为蠵龟，詹少文供述所涉交易海龟中有个别几只绿海龟，本案中将涉案的67只海龟，90%定为蠵龟共60只，10%定为绿海龟共7只，具有科学依据。同时因蠵龟价值大于绿海龟，所以将蠵龟比例定为90%，适当扩大绿海龟比例有利于被告。根据此计算原则，将张明伍所涉4只海龟中，1只定为绿海龟；吴迪所涉5只海龟中，1只定为绿海龟；3、关于亲体、幼体的问题，参照浙江海洋大学在杨士秀、沈大勇案件检验鉴定证书中对亲体、幼体的认定来看，杨士秀案中被扣押的21只海龟中重39.8公斤的被认定为幼体，高于45.2公斤的被认定为亲体；沈大勇案中被扣押的107只海龟中重39.2公斤、37.5公斤的被认定为幼体，高于45.4公斤的被认定为亲体。将上述两案的128只海龟作为数据样本，可以推论出，在海龟中重量重于45.2公斤、45.4公斤的海龟均为亲体，而重量低于39.8公斤、39.2公斤、37.5公斤的则可能为幼体。本案清单中显示的67只海龟中，有74斤、82斤、83斤、84斤共四只海龟低于90斤（45公斤）。由于在128只经鉴定的海龟中没有80到90斤重的海龟，但根据上述推论高于45.2公斤的均为亲体，低于39.8公斤的均为幼体，因此，体重为74斤的海龟应为幼体，而体重为82斤、83斤、84斤的海龟可能为幼体，也可能为亲体，按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将此3只海龟认定为幼体。故本案中将重量为74斤、82斤、83斤、84斤的4只海龟推定为幼体，其余63只为亲体，其中蠵龟占90%为57只，绿海龟占10%为6只，张明伍和吴迪所涉海龟中，两人均供述每只海龟有100多斤，所以均认定为亲体。 第四组：2014年10月21日施行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用以证明各被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本院根据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的申请，准许鉴定人员陈某1到庭接受质询，其在庭审中陈述：农业部第2607号公告批准了包括浙江海洋大学在内的32家科研教学单位承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附录》中水生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的鉴定工作，我本人是由浙江海洋大学依据个人的相关科研及鉴定经历聘任的鉴定人员。我和赵盛龙教授接受学校的委派负责涉案海龟物种及价值的鉴定工作。我是2018年11月6日接到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通知，我和赵盛龙接受学校的委派作为沈大勇、杨士秀两案鉴定主要负责人，同年11月13日对128只海龟进行物种、价值鉴定，海龟案件中涉及只有蠵龟、绿海龟。我们对形态进行观察、测量，杨士秀案中有21只海龟，都是蠵龟，其中20只是亲体，1只是幼体，蠵龟鉴定标准是甲长，小于79厘米是幼体，大于等于70厘米是亲体，数据标准是依据《SEATURTLESOFTHEWORLD》书中资料显示。关于海龟价值的认定，我们是依据原农业部发文的《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农渔发[2002]22号）第一条规定，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费的6倍执行，而资源保护费是依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计价格[2000]393号），该通知后有个附录，其中关于海龟科的蠵龟动物资源保护费标准是亲体5000元／只、幼体800元／只，绿海龟亲体2000元／只、幼体800元／只，再乘以6倍系数，即是鉴定海龟的价值标准。亲幼体也是鉴定范围，我们是科研单位，亲幼体是专业性研究。关于鉴定依据的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废止问题，据我们了解，濒危野生动物的价格标准2018年之前仅仅只有这个文件，现阶段情况下，这个标准是可以参考的，海龟的价值实际上也是考虑了包括海龟个体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及文化价值在内的综合认定。从近几年的案件情况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西北太平洋海域以蠵龟为主，大概比例占到百分之八九十。 五被告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经当庭质证，对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刘阳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对各被告及相关人员的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刘阳笔录及其他人员笔录、刘阳手机中提取的交易清单中关于海龟的物种、数量无法确定；詹少文所付的24万元款项包含了渔货收入，清单中所列的9只活海龟是卖给他人放生，对海洋环境资源无影响；第三组证据中对四份报告不认可，本案中海龟实体并未查获，四份报告来源于其他案件；第四组证据中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所规定的内容可以说明应由捕杀者而非后续的交易或运输者承担责任，且到目前为止也无法知悉海龟来源于国内海域还是公海海域，无法确认是否属于我国法律保护范围；鉴定单位本身非专业的司法鉴定部门，鉴定资质亦存在异议，按照图鉴来认定海龟物种易造成各被告误解，不应采信；对其余证据无异议。 詹少文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对各被告及相关人员的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海龟的物种应以实物为准，涉案具体收购的海龟数量和物种均无法确定，詹少文支付刘阳的24万元中存在渔货款项；第三组证据中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无法确定海龟物种、数量、亲幼体等，且9只活海龟实际已放生，未给海洋资源造成损失，另外的死海龟亦非詹少文造成，应由捕捞者承担损失；第四组证据可以说明应由捕捞者承担损失；对鉴定机构资质等存在异议，不应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据无异议。 被告吴先进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各份笔录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吴先进并未从事捕捞活动，且海龟捕捞上来已死亡，不能证明吴先进存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责任；对于海龟的物种、亲幼体等缺乏实物证据，吴先进仅从事了运输活动，具体情况是不清楚的，不存在与他人的共同侵权行为；第三组证据中报告所依据的文件已经废止，鉴定依据不足；第四组证据所涉法规针对的是捕捞者；对其余证据无异议。 被告张明伍质证认为，涉及到张明伍买卖4只海龟的事实，关于海龟物种、大小无法证明，鉴定报告所涉的海龟价格、物种、大小等都存在合法性问题，鉴定机构资质存在异议，不应采信，其余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吴迪质证认为，对于各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存在异议，吴迪仅驾驶船舶替刘阳运输了5只海龟，不存在共同侵权，无法证明其承担连带责任，鉴定意见书依据不足，鉴定机构资质有异议，且无法证明吴迪运输的海龟均为蠵龟。 对于鉴定人员的当庭陈述，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质证认为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鉴定资质、鉴定所依据的标准、所参照的文件均可证明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有效性，本案诉请于法有据；五被告对鉴定人员资质存在异议，鉴定依据不足且未有相应资质证书印证。 经审查认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第二组证据中的各被告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笔录，均系有权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作出，且有被询问人签字，笔录制作程序合法，均予以认定；2、关于第二组证据中提取自刘阳手机的交易清单，刘阳及詹少文均异议认为其中包含部分渔货重量，詹少文所汇刘阳账号62×××63的24万元亦包括渔货款项，本院就交易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交易清单所载内容涉及的海龟数量，将在事实争议部分归纳；3、关于第三组证据的两份鉴定意见书、两份检验鉴定证书，系本院另案审理的沈大勇、杨士秀两案中的鉴定材料，两份鉴定意见书系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涉及关联案件海龟物种及保护级别鉴定，予以认定；两份检验鉴定证书系由浙江海洋大学作出，该单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的承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附录》中水生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鉴定工作的科研教学单位（农业部第2607号公告），推荐鉴定类群包含“海龟科”，故对海龟物种及价值鉴定属于浙江海洋大学鉴定范围；该单位接受委托后，组织专家团队赵盛龙、陈某1进行现场鉴定，鉴定人员系由浙江海洋大学考量鉴定人员的科研经历、专业知识等因素，通过正规程序选任，故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应予以认定；被告吴先进关于两份检验鉴定证书所依据文件已废止的抗辩，本院认为，检验鉴定证书判断海龟价值的依据文件是《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计价格[2000]393号）、《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农渔发[2002]22号），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确定的蠵龟幼体的资源保护费为800元/只，亲体为5000元/只，绿海龟幼体为800元/只，亲体为2000元/只；而农渔发[2002]22号文件则明确规定了“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费的6倍执行”，现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虽已废止，但在农业农村部回函海关总署的答复意见中也明确在新的相关规定出台前，仍然可以沿用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规定的核算办法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进行核算，浙江海洋大学依据上述两个文件认定海龟价值合法有据，故两份检验鉴定证书系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和鉴定机构依据合法有效的文件作出，其虽系另案审理的两案鉴定材料，亦可作为本案中蠵龟及绿海龟价值判断标准等予以参考，据此本院对浙江海洋大学出具的两份检验鉴定证书予以认定，对鉴定人陈某2当庭陈述均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证据认定，结合法庭调查，本院对本案各方争议的主要事实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交易清单记载海龟交易数量问题 关于海龟的交易数量，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交易清单所记载的67个数据均为海龟重量，该交易清单可印证双方交易67只海龟的事实，而刘阳及詹少文在多次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均不一致，并辩称交易清单包含渔货数量。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阳及詹少文关于交易清单中海龟数量、购买价格的陈述均不一致，亦无法合理说明24万元款项构成。经核算，交易清单左侧“活”字一栏记载的重量总计为1176斤，右侧记载的重量总计为8041斤，依据刘阳所述“死的20元一斤，活的50元一斤”核算，约22万余元，与双方交易金额相当；其次，刘阳关于交易数量亦有陈述“活的有9个。其他都是死的，总共大致在四五十只、五六十只”，与吴先进所派遣运输的驾驶员姜某陈述的“我抄的那份账单隐约记得有五六十只的样子”（2018年11月30日供述）相印证；最后，詹少文亦陈述“先把海龟放进去，然后再用红头鱼把海龟挡住，假装是海鲜，逃过路上的检查”，即渔货系为掩盖海龟交易而装载运输，据此本院认定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有理，交易清单记载内容均为67只海龟重量。 （二）本案争议的海龟中是否包含了张明伍出售给刘阳的4只海龟问题 张明伍辩称，其出售刘阳的4只海龟与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67只海龟关联性不足，不应据此追究张明伍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涉案67只海龟交易时间为2018年10月底，结合张明伍于讯问笔录中关于2018年10月底分两次出售给刘阳共计4只海龟的陈述，以及张明伍、刘阳2018年10月15日至30日多达19次的通话记录来看，均可与刘阳出售詹少文海龟时间相吻合，张明伍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据此认定张明伍出售刘阳的4只海龟与本案争议的67只海龟有关，应于本案中处理。 （三）涉案海龟物种、亲幼体认定问题 本案中海龟实物均已由詹少文处置完毕，现涉案的海龟物种、亲幼体均已无法通过实物得出，询问笔录中刘阳供述所涉交易海龟全部为蠵龟。舟山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近10年舟山地区的五件已生效的涉及海龟刑事案件及本院另案审理的沈大勇、杨士秀案件中实际查获得海龟数量，海龟中蠵龟比例均为90%以上，故从有利于被告角度主张涉案海龟按照蠵龟占比90%、绿海龟占比10%。本院认为，在缺乏实物样本的情况下，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据已生效判决所涉及的海龟物种统计数据得出的蠵龟比例应为合理，且亦与鉴定人陈某3庭审中陈述的西太平洋以蠵龟为主的陈述相符，据此认定海龟物种为蠵龟占比90%、绿海龟占比10%。 关于亲幼体认定问题，结合浙江海洋大学检验鉴定证书依据亲幼体鉴定标准《SEATURTLESOFTHEWORLD》，通常依据海龟甲长区分海龟亲幼体，而本案仅能依据交易清单数据统计各海龟重量，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据本院另案审理的两案中实际查获得128只海龟作为数据样本，推定重于45.2公斤、45.4公斤的海龟均为亲体，而重量低于39.8公斤、39.2公斤、37.5公斤的则可能为幼体，并据此从利于被告角度将交易清单中重量为74斤、82斤、83斤、84斤的四只海龟定为幼体，其余63只为亲体，结合前述海龟物种比例认定，63只亲体中，蠵龟占90%为57只，绿海龟占10%为6只，其中张明伍所涉4只海龟中，1只定为绿海龟；吴迪所涉5只海龟中，1只定为绿海龟，另因张明伍、吴迪均有陈述其所涉海龟重百余斤，故主张该两被告涉及海龟均为亲体。本院认为，因五被告收购、销售、运输海龟行为导致海龟实物灭失，以致无法通过甲长鉴定亲幼体，从海龟重量角度判定亲幼体标准亦属合理，符合民事诉讼中对待证事实高度盖然性标准，五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据此认定公益诉讼起诉人前述关于涉案海龟物种、亲幼体的主张合理，故认定刘阳、詹少文、吴先进收购、出售、运输海龟67只（蠵龟亲体57只、绿海龟亲体6只、海龟幼体4只）；张明伍出售海龟4只（蠵龟亲体3只、绿海龟亲体1只）；吴迪运输海龟5只（蠵龟亲体4只、绿海龟亲体1只）。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确认的证据，认定下列事实：2018年10月下旬，张明伍将其收购的4只海龟（蠵龟亲体3只、绿海龟亲体1只）以500元／只的价格出售给刘阳。吴迪驾驶小舢板船为刘阳将5只海龟（蠵龟亲体4只、绿海龟亲体1只）从舟渔公司码头运输至中心渔港码头，并收取运费200元。同年10月底，刘阳电话联系詹少文，约定将刘阳收购的67只海龟（蠵龟亲体57只、绿海龟亲体6只、海龟幼体4只）出售詹少文，后刘阳与吴先进联系运输海龟事宜，约定运费15000元，刘阳预付运费5000元，吴先进指派驾驶员姜某驾驶BF7632厢式货车赴舟山装货，将67只海龟运至广东省惠来县指定地点并称重卸货，詹少文支付姜某剩余运费10000元，并要求姜某按照其书写的交易清单誊抄，姜某誊抄完毕将交易清单拍照发送吴先进，再由吴先进转发刘阳。2018年11月1日，詹少文将货款24万元汇入刘阳名下62×××63的银行账户。 另查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刘阳等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龟），其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院于2018年4月18日在《检察日报》发布公告，履行了诉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没有符合起诉条件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再查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就被告人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于2019年9月9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和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吴迪的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评析如下： （一）各被告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情况下，本案是否仍适用公开赔礼道歉 本案系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责任者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坏而代为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各被告在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同时，不影响其侵权责任的承担，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求各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二）涉案生态修复补偿金的认定问题 关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直接按照海龟的价值来确定各被告需承担的生态修复补偿金的数额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农业部出台的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价值标准的认定是综合考虑了水生野生动物物种经济、研究、生态、社会、遗传资源等各方面的价值而得出的计算方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价值分别按该动物物种资源保护费的6倍计算。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的生态修复补偿金，系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所需的费用，本案中所认定的海龟价值均应归属于此，故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海龟的价值来确定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应属合理；其次，农渔发[2002]22号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合理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价值，该文件并未明确表明所涉及的计算标准只适用于刑事案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也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具体举措，故本案中五被告赔偿金额的认定可以按照农渔发[2002]22号文件中关于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价值的计算标准予以认定。 （三）五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及责任承担方式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五被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的行为，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连带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五被告抗辩称，五被告并非捕捞者，不是损害结果发生的责任人，且五被告从事不同的环节，并非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诉讼请求和理由，五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为侵权，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首先，海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捕捞、收购、出售、运输海龟等侵权行为均对珍贵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破坏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平衡，刘阳出售给詹少文67只海龟，吴先进受刘阳委托从事67只海龟运输事宜，张明伍出售给刘阳4只海龟，吴迪为刘阳运输5只海龟，五被告出售、运输、收购海龟的侵权行为事实清楚，其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违法性；其次，海龟是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库和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损害后果应为各被告侵权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各被告行为也已形成产业链条，因各被告的收购、出售、运输海龟行为，造成当地渔民从误捕海龟放生到作为财物出卖，五被告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的行为与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存在因果关系；再次，五被告受利益驱动，明知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仍有意为之，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综上，五被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造成国家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理应就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刘阳、詹少文关于部分海龟为活体且已放生，并不存在损害后果的抗辩，未提供证据印证其抗辩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五被告的具体责任承担方式，五被告在各环节的侵权行为均有不同，其中，刘阳、詹少文、吴先进有从事出售、收购、运输海龟行为，张明伍有出售海龟给刘阳、吴迪有为刘阳运输海龟等行为，各被告在各环节的侵权行为中均有意促成交易，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就各环节侵权行为应由相应的共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本案中存在的捕捞者或其他共同侵权人无法查实的情况，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要求部分侵权者承担全部责任。结合前述认定的蠵龟幼体资源保护费800元/只，亲体5000元/只，绿海龟幼体800元/只，亲体2000元/只，按该动物资源保护费6倍计算，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就其共同侵权行为所涉67只海龟（蠵龟亲体57只、绿海龟亲体6只、海龟幼体4只），应就生态修复补偿金180.1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明伍、刘阳就其共同侵权行为所涉的4只海龟（蠵龟亲体3只、绿海龟亲体1只），应就生态修复补偿金10.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迪、刘阳就其共同侵权行为所涉的5只海龟（蠵龟亲体4只、绿海龟亲体1只），应就生态修复补偿金13.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事海商纠纷公益诉讼，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法定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系因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海龟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纠纷，属于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此类案件应由海事法院管辖，故本院依法具有管辖权。五被告明知海龟受国家保护，为谋取利益，仍进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已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五被告就其相应环节的共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已被刑事追诉却未被提起公益诉讼的其他侵权人，经本院释明，舟山市人民检察表示未放弃追诉的权利。在证据材料充分确凿、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可另案提起公益诉讼。 综上，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吴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舟山市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内容应先报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舟山市市级媒体上公布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相应费用由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张明伍、吴迪共同负担； 二、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对18012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张明伍对18012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中的102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吴迪对18012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中的132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前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011元，由被告刘阳、詹少文、吴先进共同负担21011元，被告张明伍共同负担其中的1190元，被告吴迪共同负担其中的15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建新 审 判 员  王凌云 审 判 员  王连生 人民陪审员  吴 海 人民陪审员  焉建萍 人民陪审员  朱文莉 人民陪审员  张一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汪娇芬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三条第一款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四条第一款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在海上或者沿海陆域内从事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由此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由损害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