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11行终3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东和社区信怀西路**。 法定代表人：朱耀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广西桂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贺州市八步区建设中路**。 法定代表人：庞姚明，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煜，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博，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行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2行初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原告诉请被告继续履行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下的条款和义务，将出让宗地交付原告开发，履行为原告办证义务，支付违约金等，证明原告认可涉案合同的有效性。据此，本案系行政合同纠纷，涉及合同的法律效力、合同条款的履行、违约责任及违约责任的承担等，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审。被告作为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具有管理者和合同主体的双重性，被告在本案中仅仅是处于合同主体地位。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一并主张确认被告未交付涉案宗地给原告及未办理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给原告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涉案合同中约定供地期为2016年4月20日前，原告对被告未能依约交地，直至2019年1月23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合同诉讼，明显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庭审中，对交付涉案宗地的具体日期，原、被告作为本案合同受、出让双方均是明知的，也是明确的。原告以我国民诉法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行诉法规定不动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为二十年。对于本案法定起诉期限是否已经届满，我国行诉法已有明文规定。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仍引用民诉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对原告的这一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因此，本案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超过诉讼期限提起本案诉讼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枉法裁判，本案中上诉人是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不存在超期问题，理由如下：首先，从本案行政合同纠纷的性质层面来讲：本案属于行政合同履行纠纷，被上诉人作为出让方负有交付土地给受让方（上诉人）的义务，被上诉人（出让方）不仅未能按照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土地给上诉人，而且案发迄今，被上诉人仍然没有履行交付土地的义务，该消极行为一直持续存在，并未中断，也未消除。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不作为行为，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积极作为，履行合同，但被上诉人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在多次被骗的情况下，上诉人迫不得已起诉，要求被上诉人积极作为，履行合同，完全不存在超过诉讼期限的问题，即通过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行政机关）作为。另外，本案属于行政合同纠纷，含有合同的性质，现行《行政诉讼法》也未对此种情况的起诉期限进行专门规定，在《行政诉讼法》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三年的规定认定本案的起诉期限问题，因此，从该层面来讲，被上诉人负有在2016年4月20日交付土地的义务，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不存在超过三年期限提请本案诉讼的问题。其次，从本案行政合同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不动产性质层面来讲：《物权法》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用益物权，本案诉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为上诉人设立、取得该不动产用益物权为履行目的而签订的合同，因该行政合同产生的纠纷实质就是涉及不动产有关产权设立、变更等纠纷，那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结合到本案，出让行为在2016年1月20日，约定交付土地行为在2016年4月20日前，且土地一直未交付，未交付行为一直存续，而本案在2019年1月23日向法院起诉，该时间仍然在上述20年期限内，不属于超过期限起诉问题。再次，从新、旧法律及司法解释衔接与保护当事人合法诉权利益层面来讲：原2015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12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从该条规定来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时效三年，虽然《适用解释》于2018年2月8日失效，但在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的相关背景和主要内容答记者问的第四点第三项中作了说明：“《行诉解释》实施后，前述两项司法解释（〈适用解释〉）相应废止。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适用解释》中关于行政协议的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将制定专项的司法解释，拟在今年出台。在此期间，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解释》相关规定的有关内容，在适用法律方面可以援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从新旧法律及司法解释衔接与保护当事人合法诉权利益方面平衡，解决“无法可依、诉权不确定”的“真空状态”，进而对行政协议起诉期限相关规定未出台之前，存在行政协议纠纷案时，可援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时效规定，法院的裁判可参照《适用解释》中对行政协议起诉期限的相关规定，即因行政协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为三年。本案争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行政协议纠纷，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三年的期限内，不存在超期。第四，从法的适用一般性与特殊性层面来讲：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为六个月。但该规定的期限仅适用于“行政机关”作出的“积极”行政行为，而本案被上诉人未能依约交付土地属于“消极”行政行为，属于特殊行政行为，两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本案被上诉人不履行交地义务属于消极的特殊行政行为，因此，本案不适用该一般起诉期限。二、本案中，上诉人的诉求于法有据、于情有理，应当依法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贺州土出1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法定的程序设立、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本案争诉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上诉人作为受让人在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月7日期间，经合法的挂牌出让竞价66580000元所得，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合同双方是在挂牌竞价确认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合同是在符合法定的审批、挂牌出让等前置程序后依法设立，该合同内容合法、真实有效；作为合同的双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应当共同恪守合同的所有条款，全面履行该合同，且该合同双方的权益应当受到依法保护。2、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受让方的上诉人应当履行按时足额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款66580000元的主要义务；作为出让方的被上诉人应当负有对价的交付“净地”条件的土地给上诉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即被上诉人负有将具有不动产物权性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交付给上诉人的义务。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10条约定：“受让人（上诉人）应于2016年2月19日前支付33290000元、2016年3月20日前支付33290000元，分两期共计66580000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款”；第6条约定：“出让人（被上诉人）同意在2016年4月2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另外，根据《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到本案，本案是处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不动产物权出让合同，被上诉人作为出让人在上诉人履行了支付出让款后，其有履行交付不动产物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对价义务，根据该条法律规定，不动产的交付分为实物交付与登记交付才发生效力即本案被上诉人既要实物交付“净地”给上诉人，使得上诉人对涉案土地获得实际的占有，又要使得上诉人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才算是履行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交付土地”的主要义务。交付“净地”是被上诉人的当然义务，第一，“净地”代表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如不是“净地”，必然涉及其他第三人权利，上诉人购买后如何开发。第二，上诉人支付66580000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款的对价就是“净地”。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时、足额支付了合同约定的66580000元土地使用权出让款，但被上诉人未能依约在2016年4月20日前交付“净地”履行完上述交付（包括不限于实物的土地以及净地有关手续材料、办理宗地产权登记等）争诉土地给上诉人，即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其作为出让人的交付土地的主要义务。另外，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相关负责人赖副局长要求交付土地，提供相关材料给予上诉人办理土地权属证明，均遭到拒绝。可见被上诉人违约的主观恶性较大。3、作为出让人的被上诉人没有在2016年4月20日前交付“净地”条件的土地给作为受让人的上诉人，其行为违约，且该违约行为系由被上诉人自身原因造成，其应当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内容，对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37条“受让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土地使用年期自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的约定及如前所述，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在2016年4月20日前交付“净地”条件的土地给作为受让人的上诉人，其行为违约，且该行为由于被上诉人自身原因造成（贺州市人民政府贺政440号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批复：闲置事实及认定依据“该宗地拆迁未完成，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开工建设，闲置原因是政府原因”)，另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受行政文件及部门规章的约束，不能简单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民间借贷规定的利息标准进行评判，应当考虑违约金条款内容的法定性、行政管理的强制性、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等因素，在无特殊情形下，原则上应不予调减。”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承担合同约定逾期交付土地的违约责任为：“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即从2016年4月20日开始，以6658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1‰为标准，直至交付土地之日止计算违约金。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法院裁定，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涉案宗地至今未能办理登记至上诉人名下的原因，系因上诉人怠于履行办证申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单独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以及第三十四条“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二）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三）土地出让价款、土地租金、相关税费等缴纳凭证；（四）其他必要材料。前款规定的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根据权利取得方式的不同，包括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授权经营批准文件”的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程序，应基于权利人申请、并提交相关法定材料而启动。上诉人于2016年1月竞拍取得涉案宗地后，截至目前都没有依据以上规定向原贺州市国土资源局或现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提交任何申请办理涉案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材料，上诉人因其自身原因怠于履行办证申请事宜，是其至今未取得涉案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根本原因。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将针对不同的行政机关、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事实在同一案件中起诉，造成本案无法审理，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但上诉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也应当予以驳回。(一）如前所述，上诉人本案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未办理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给上诉人的行为违法，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两项诉讼请求均不属答辩人行政职责。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及第七条第一款“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的规定，贺州市本级范围内的不动产申请、受理、审核、登薄、发证等工作已经依法划归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该局为独立法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不具备办证职能。并且，因上诉人怠于申请办证，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也不可能在上诉人没有依法申请以及拒不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的情况下为上诉人办理涉案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付土地的诉讼请求，必须在上诉人办理完毕涉案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后才能实现，因为登记是物权转移的标志，没有登记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物权转移，也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交付。三、上诉人诉请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迟延交地违约金659142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诉请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迟延交地违约金的理由为“延迟交地”，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不存在延迟交地的情况，上诉人该项诉请无事实依据，法院应当予以驳回。四、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宗地已经调整规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该合同应予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的涉案宗地位于贺州市××××国道东侧，出让宗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根据八步区人民政府2019年5月27日批复的《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03、04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诉人上述涉案宗地现批复规划用地性质为体育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文化活动）、中等专业学校用地、城市道路用地，与合同原约定的城镇住宅用地性质有冲突，无法再按照原合同约定的用地性质将涉案宗地交上诉人开发使用，被上诉人根据上述情势变更情况，已按照《合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报请贺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解除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案不存在继续向上诉人“交地”“办证”问题。五、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涉案合同约定的供地期为2016年4月20日前，在未能如约交地的情况下，上诉人至迟应在2016年10月21日前提起行政诉讼，而上诉人迟至2019年1月23日才起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的规定，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在我国对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上诉人仍引用已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应参照2017年07月01日修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行政合同，此类纠纷的法定起诉期限，已有《行政诉讼法》前述条款明确规定，上诉人称“因该行政合同产生的纠纷实质就是涉及不动产有关产权设立、变更等纠纷”，应适用“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起诉期限，将“合同请求权”等同于“不动产物权”，属偷换概念，也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综上所述，上诉人起诉已经超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另，因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解除，上诉人的各项诉请也不应当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间，是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当事人只有在法定期间提起诉讼，才能获得司法救济，法律设立起诉期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时依法主张权利，同时依法维护行政效率和公法秩序。本案中，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与原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在案涉合同中约定供地期为2016年4月20日前，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未能依约交地，直至2019年1月23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规定，不可抗力是指相对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无力克服的事由，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指不可抗力之外的其他客观原因。当事人基于上述原因，无法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实施起诉行为。本案中，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以案涉土地的征地拆迁未完成且属于政府原因导致为由主张存在不可抗力，即本案的起诉期限存在扣除的情形，经查，该原因不存在导致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无法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至于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因被上诉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不作为，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积极作为，履行合同，完全不存在超过诉讼期限的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和事实行为，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既可以由行政机关积极作为引起，也可以由行政机关消极不作为引起，也包括行政机关签订、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故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本案属于行政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也未对此种情况的起诉期限进行专门规定，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三年的规定认定本案的起诉期限的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在法律没有另有规定的情形下，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适用该条，故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本案的起诉期限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规定的理由，该条文的适用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本案中，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对案涉土地交付的具体日期是明知的，是知道案涉行政行为内容，故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从新、旧法律及司法解释衔接与保护当事人合法诉权利益层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就新司法解释答记者问，对行政协议起诉期限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行政协议起诉期限的相关规定的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行政协议的起诉期限问题，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故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仅适用于“行政机关”作出的“积极”行政行为，而本案被上诉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未能依约交付土地属于“消极”行政行为，本案不适用该条起诉期限的理由，该条“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和事实行为，本案应适用该条起诉期限，故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贺州市吉恩置业有限公司。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献年 审 判 员 王凯祥 审 判 员 黄灵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 白 昕 书 记 员 刘滢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