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0行初246号原告高玉红，女，196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代理人徐国强，天津益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000179119U）,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法定代表人韩宝星，主任。委托代理人崔雅琼，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玉红因不服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下简称“新立街道”）作出的津丽新立街行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9年8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玉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国强、被告新立街道副职负责人么立顺及其委托代理人崔雅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8日，被告新立街道作出津丽新立街行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高玉红于2018年5月在金鑫园社区提升改造中实施的未经许可擅自迁移国槐58棵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依据上述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860000元罚款的处罚。原告诉称，被告作为街道一级行政机关，不享有对迁移树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故被告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缺乏职权依据。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适用《天津市绿化条例》第43条和第60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作出涉案处罚决定，没有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原告迁移树木的行为是根据图纸设计和施工单位要求，不属于擅自迁移树木行为，被告认定原告为擅自迁移，证据不足。故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津丽新立街行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设计说明。证明该图纸是被告向原告提供，根据该图纸的设计方案，金鑫园小区地面原有部分绿化需要进行移除，涉案移除行为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2.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丽民初字第4261号】。证明原告是天津市帝思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派驻金鑫园小区的物业经理，原告迁移树木的行为是职务行为。3.《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节选）。4.《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街镇综合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5.《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实行综合执法的批复》（首页）。证据3-5证明被告没有对迁移树木进行处罚的职权。6.《天津市绿化条例》（三个版本的对比）。证明被告作出处罚决定适用的是2014年版本的条例，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新立街道辩称，首先，根据《天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第四条、《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被告对原告违反《天津市绿化条例》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有进行行政处罚的职权。其次，被告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新立派出所立案调查，被告根据新立派出所对原告及其他证人提供的证言、河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等，确认了原告擅自迁移树木的事实，并对原告予以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后，被告根据法定程序对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进行现场勘查，制作现场勘查记录，并依据新立派出所的调查结果，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在原告未提异议且没有要求听证的前提下，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程序合法。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新立街道向本院提供如下规范性文件：1.《天津市东丽区街道综合执法事项汇编》（2016版）。证明被告具有对迁移树木行为进行处罚的职权。2.《东丽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丽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被告新立街道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公安机关对高玉红、范柏震、孟凡虎、李志国等人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2.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对高玉红的询问（调查）笔录。证据1-2证明原告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迁移树木的行为。3.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办事处现场勘查记录。证明原告擅自迁移树木的现场位置。4.《河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5.《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据4-5证明原告迁移树木的种类、胸径、材积、蓄积等。6.《天津市树木基准价值标准》（津容法【2014】92号）。证明被告作出处罚金额的依据和标准。7.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证。8.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9.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文书审批表。10.新立街道办事处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及案件讨论记录。证据7-10证明被告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高玉红对被告新立街道提供的规范性文件的意见为：规范性文件1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证明该文件已经公布，且本次处罚属于重大疑难案件，依法应由相应的行政机关处理；规范性文件2在本案中不应适用，行政案件至少应参照规章，且该文件可能违反上位法。原告高玉红对被告新立街道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笔录中范柏震是小区施工的负责人，高玉红和范柏震的笔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金鑫园小区提升改造的图纸是东丽建筑设计院设计，根据该图，距离建筑比较近的树是要移走的，迁移树木的行为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且原告迁移树木是应范柏镇的要求进行；对证据2没有异议，原告在笔录中也陈述了迁移树木是因为树木影响施工，施工单位要求移走；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能够证明本次迁移的树木都是离楼比较近的妨碍施工的树木，外围的树木没有动；对证据4-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行为的违法性和被诉行为的合法性；对证据9、10不认可，该证据没有盖章，会议记录没有签字，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负责人集体讨论的法定程序，不能证明处罚程序合法。被告新立街道对原告高玉红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即使该证据属实，该设计中也没有迁移树木的设计；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本次迁移为职务行为；证据3-6不属于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其中证据6不能证明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1不能证明本次工程施工包括相关树木的迁移，不能证明该迁移为合法迁移；原告提供的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为物业公司经理，不能证明本次迁移为职务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4亦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结合被告提供的规范性文件1，能够初步证明被告具有对迁移树木行为的处罚权；原告提供的证据5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无处罚权；原告提供的证据6，能够证明相关法律的修改过程，被告是否适用法律错误，下文论述。原告虽然对被告提供的规范性文件1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应反证，故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对迁移树木的行为具有处罚权；被告提供的规范性文件2，并非本次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依据的文件，在本案中不再进行附带性审查，但该文件的效力设计本次迁移行为是否应进行处罚的问题，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应予注意；被告提供的证据1-9，能够证明被告作出处罚的事实依据，进行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决定和送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0中的会议纪要，能够证明被告在2019年7月4日就本次处罚经过了集体研究，本院予以采纳，但7月5日的案件讨论记录，缺乏参会人员的签字，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因金鑫园小区国槐树木被迁移，被告就此进行调查。被告经过调取公安机关就高玉红、范柏震、孟凡虎、李志国的笔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并向高玉红进行询问，确定高玉红于2018年5月，在金鑫园社区改造中实施了未经许可擅自迁移国槐树木58棵的行为，根据《天津市树木基准价值标准》的规定，上述国槐树价值215000元。2019年7月2日，被告经过内部审批，拟对原告处罚款860000元；7月4日，被告主任办公会原则同意上述处罚意见。2019年7月12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行为违反《天津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故根据《天津市绿化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拟罚款860000元，并一并告知了原告可以提出听证，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并于当日向原告送达。2019年7月18日，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天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结合被告提交的《天津市东丽区街道综合执法事项汇编（2016版）》，能够初步证明本区街道一级机关对于迁移树木的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原告虽然就《事项汇编》的真实性和效力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证证明，故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另外，本案是否属于重大、复杂案件的问题，因界定重大、复杂案件的权利属于区政府，且《事项汇编》对此并未规定，故被告未将案件移交，自行查处，符合法律规定。就本案的程序问题，被告在处罚前，履行了调查、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告知听证的权利、作出处罚决定和送达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就本案的事实方面，对于树木于2018年5月被迁移且未经过批准以及迁移树木的数量、价值等问题，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认定原告为处罚相对人，原告虽辩称本次迁移为职务行为，但鉴于原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已经明确表示本次迁移没有物业参与，故应当首先推定本次迁移系原告个人行为。且原告在整个处罚程序中，无证据显示就该问题提出过申辩和提供证据，在诉讼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迁移树木体现了公司的意思，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就法律适用问题，被告虽主张其在处罚决定书中记明的条款系笔误，但被告至今尚未予以更正，且在处罚决定书和处罚告知书中，均载明迁移行为违反的是《天津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罚依据是第六十条的规定，故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援引的是《天津市绿化条例》（2014版），该版本在2017年11月和2018年12月分别经过两次修正，在涉案迁移行为发生时生效的为2017年修改后版本，在处罚时生效的为2018年修改后版本。而对于迁移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一般应当适用行为发生时生效的法律，或适用对保护原告合法利益更为有利的作出处罚时有效的法律。故在本案中，被告无论如何，均不应适用2014年的版本的法律。综上，被告在作出涉案处罚时，适用法律错误，该处罚决定应予撤销。应当予以指出的是，《天津市绿化条例》在2018年修正时，删除了迁移树木的审批程序，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取消了迁移一般树木的审批，并要求市容园林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故被告在评价原告的迁移行为是否应予处罚时，应按照从旧兼有利的原则确定适用的法律条款，对于原告能够根据当前合法有效的规则，消除行为违法性的，或者当前合法有效的规则没有规定事先审批环节的，应当根据作出处罚决定时的规则确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因上述处罚决定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故对本次处罚的适当性问题不再论述，但即使按照当前合法有效的法律，原告的行为仍具有违法性，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时，除了要考虑违法行为是否符合具体条款规定的行为要件外，还应当结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尤其是总则部分要求的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与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原则，具体到本案中，就是要查明并考虑本次迁移行为的原因、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因素，具体确定处罚额度。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津丽新立街行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浩天人民陪审员  胡金荣人民陪审员  陈桂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张君怡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