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43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国贸一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984089780M。负责人：徐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建，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潇洒，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运雷，男，197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文娘，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运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蔡运雷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蔡运雷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为“车辆”而非民事主体，并进而将其认为的车辆所承担的侵权责任作为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法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只能是民事主体，而责任保险的标的也只能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为“乘车人陈某未注意车后来车情况打开车门的行为，其责任应属于车辆的责任”，一审将侵权责任的主体归责为车辆明显错误，因为享有民事权力、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只能是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车辆作为标的物显然不能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一审以上认定明显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一审判决在将侵权责任归责为车辆后进而以此为基础认为“其责任应属于车辆的责任，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承保的标的系×××小轿车，而非该车的驾驶人”，一审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理解为车辆承担的侵权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本案涉及的险种为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此两种保险性质上均属于责任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明确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赔偿：……”由上述两条规定可知，涉案险种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蔡运雷对第三者韦吉鸳应负的赔偿责任，而不可能是被保险机动车承担的赔偿责任，即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为蔡运雷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将乘车人陈某个人（非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附加于保险责任之上是错误的，这两种责任独立存在，不能混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关于被保险人的定义为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除此之外别无他人；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自愿保险，保险合同双方（蔡运雷和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明确约定的被保险人为蔡运雷。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乘车人陈某和后车驾驶人关义圣具有过错，负有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驾驶人蔡运雷和受害人韦吉鸳不负本次事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乘车人陈某存在侵权行为，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赔偿责任。乘车人陈某不属于涉案保险的被保险人，其个人对韦吉鸳死亡承担的侵权责任不属于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本案中，保险责任与侵权责任两种责任独立存在，“韦吉鸳因车辆死亡”不能作为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的充要条件，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尚需结合其他要件确定，即应依法确定。一审法院将乘车人陈某的个人责任附加于保险责任之上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存在逻辑错误。三、一审法院确定交通事故中蔡运雷无责任，同时又认为其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未确保车辆安全行驶从而认为车辆应承担责任，属于自相矛盾，而且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本案事故责任的划分已经予以确认，确认蔡运雷在本案事故中无责任，但同时又认为蔡运雷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未确保安全行车因而车辆应承担责任，属于自相矛盾。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如认为驾驶人蔡运雷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需要承担责任，则需要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一审中蔡运雷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证据，那么就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认定其在本案事故中无责任，故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被保险人蔡运雷无责任，但却认定车辆应承担责任，明显自相矛盾，且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车辆责任为保险标的判决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内承担保险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改正。综上，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赔偿主体、赔偿责任时，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矛盾之处，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特提出上诉。蔡运雷辩称：一、蔡运雷对事故发生应负相应责任。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没有直接认定蔡运雷承担责任，但实践中类似情况的，交警一般都认定驾驶员也有责任，且很多法院判决驾驶员责任更大。蔡运雷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者，对车门具有锁控义务，对乘客开车门负有提醒义务，作为驾驶员的蔡运雷对自己车门疏忽管理，对于乘客未尽提醒义务，蔡运雷应负相应责任。不管是蔡运雷的责任还是乘客陈某的责任，亦或是蔡运雷与陈某共同侵权的责任，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只要是被保险车辆的责任，应当都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一、二审均避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及《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不谈，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来推卸保险公司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明显背离了当事人购买保险的保障目的。二、保险公司需要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是：交强险的保险责任是所承保车辆的责任，而不是人。蔡运雷针对的是蔡运雷的车辆而购买的是机动车辆的保险，而不是针对驾驶员本身而购买的驾驶人意外险或驾驶人责任险等险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按交强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第三者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实际上我国的交强险制度设计是以机动车为基准而非以人（驾驶员）为基准，因此，在我国交强险制度设计中，只要是机动车造成第三者损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就予以赔偿。交强险条例立法上不是规定被保险人造成第三者损害，交强险才进行赔偿。三、对于商业险，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来看，明确了使用机动车过程中造成第三者损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负责赔偿。首先，蔡运雷在购买保险时没有收到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的条款，蔡运雷在庭审前前往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拿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该条款的第二章就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从条款名称看，也是强调机动车的保险，而不是驾驶人或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责任保险。从条款内容看，更是明确了使用机动车过程中造成第三者损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负责赔偿。在2015年12月以前使用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中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但是，2015年12月保险费率修改以后，各保险公司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相应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修改后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没有了“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而修改为“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这一修改，明确表明合法使用机动车的人员（包括驾驶员、乘客及其他人员）使用机动车造成第三者损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负责赔偿。关于“使用机动车”，也不应狭义地理解为仅指驾驶行为，任何有关机动车功能运用和发挥的行为，均应涵括其中，如运输货物、搭载乘客等。驾驶车辆的行为亦应包括车辆启动、行驶、停车等连贯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均应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乘客开车门的行为是在“使用机动车”过程中发生的行为，根本没有超出“使用机动车”的合理范畴，乘客开车门造成第三者的损失也是车辆造成第三者的损失，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10月，本案如果适用保险公司的条款，也应该是适用2014版修改之后的条款。蔡运雷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赔偿蔡运雷交通事故赔偿金255541.07元，并优先在交强险内赔付精神抚慰金；2.判令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运雷为×××号小轿车在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2016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9日。2017年10月10日18时03分许，关义圣无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超标正三轮电动摩托车载有韦吉鸳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利红线路段行驶，适遇蔡运雷驾驶×××号小轿车搭载乘车人陈某在前方同向行驶，因关义圣驾车未拉开安全距离后从×××号小轿车侧实施违法超车，此时乘车人陈某未查看车后来车情况突然打开车门致使两车发生碰撞，致韦吉鸳受伤后经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造成一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乐公交认字[2017]第001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和关义圣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蔡运雷和韦吉鸳无负本次事故的责任。蔡运雷提交了事故发生当天以韦吉艳为抬头的连号门诊发票4张，发票金额分别为230元、319.48元、25.09元、26元，合计600.57元，发票开具单位为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冲坡中心卫生院。2017年11月3日，蔡运雷与关义圣（韦吉鸳配偶）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蔡运雷分两次各赔付13万元给关义圣，共计26万元，不包括其已赔付给关义圣的丧葬费28000元，在蔡运雷交付全部赔偿款后，关义圣不得再提出任何赔偿要求，蔡运雷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上述288000元，蔡运雷已依约全部赔付完毕。另查明，韦吉鸳1955年10月8日出生，其户籍为农业家庭户口，与关义圣共育有四个子女，长子关万松、次子关万良、次女关万日、三女关万婵，儿女均已成年。因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拒绝理赔给蔡运雷，遂成讼。一审法院认为：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乐公交认字[2017]第001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和关义圣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蔡运雷和韦吉鸳无负本次事故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赔偿主体的确定问题，蔡运雷驾驶×××号小轿车上道路行驶，其作为取得法定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应确保车辆保持安全行车状态，因此，蔡运雷驾驶车辆过程中，乘车人陈某未注意车后来车情况打开车门的行为，其责任应属于车辆的责任，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承保的标的系×××号小轿车，而非该车的驾驶人，对于被保险车辆×××号小轿车来说，韦吉鸳即是因×××号小轿车发生事故遭受损失的第三者，韦吉鸳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陈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故韦吉鸳的合理损失应先在×××号小轿车交强险保险限额内得到赔偿，不足部分在该车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按照50%的比例赔偿。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首先，医疗费发票总额为600.57元，虽然发票抬头为韦吉艳，而非韦吉鸳，但是发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0日即事故发生当天，发票连号且由蔡运雷支付，可以证实该医疗费发票的产生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可。其次，蔡运雷主张丧葬费30831.5元，该数额并未超过我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六个月总额，予以认可；死亡赔偿金主张232236元合理，予以认可。再次，交通费和家属处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虽然没有提交票据，但是家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韦吉鸳的近亲属为其配偶及四个子女共计五人，蔡运雷主张交通费1000元较为合理，予以支持；家属处理丧葬误工费，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公安机关应书面通知死者家属在十日内办理丧葬事宜”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可关义圣及其四个子女的误工费为100元/天×5人×10天＝5000元。最后，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80000元偏高，一审法院酌定为60000元，并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据此，韦吉鸳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600.57元；2.死亡赔偿金232236元；3.丧葬费30831.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5.交通费1000元；6.家属处理丧葬误工费5000元；共计329668.07元。其中医疗费600.57元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的项目，故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0600.57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329668.07元-110600.57元）×50%＝109533.75元，合计220134.32元。蔡运雷已向韦吉鸳家属赔付了288000元，故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应理赔给蔡运雷220134.32元，蔡运雷赔付超出的部分，由其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判决：1限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蔡运雷保险金220134.32元；二、驳回蔡运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6.56元，由蔡运雷负担265.56元，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负担2301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蔡运雷为×××号小轿车在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经与双方当事人核实，商业三者险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来履行。关于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该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是否应对本次交通事故中蔡运雷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系驾驶人蔡运雷驾驶×××号小轿车时，其后排乘客陈某突然打开后车门，车门与关义圣驾驶的电动摩托车相撞导致电动摩托车上的乘客韦吉鸳死亡的严重后果。虽然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和关义圣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蔡运雷及韦吉鸳不负事故责任，但该认定系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行政违法性的责任认定。韦吉鸳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一方，有权利依照法律规定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蔡运雷作为驾驶人，其具有专业的驾驶知识，无论是从道路观察能力、专业知识还是风险防控能力，都较车内其他人员更强，其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且驾驶员对车门有控制权，其对同乘人员下车时机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控制力。蔡运雷在驾驶、使用机动车过程中，其有权选择停靠位置，并有义务保证停靠车辆不妨碍他人通行，但蔡运雷在后排乘客陈某下车时疏于观察后方来车，未能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况且，机动车驾驶人蔡运雷和车上乘客陈某的责任都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因此蔡运雷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韦吉鸳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均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判令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向蔡运雷支付保险金220134.32元并无不当。综上，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3.1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桂华审 判 员 韩 芬审 判 员 周 玲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汪 伟书 记 员 陆 云速 录 员 庄翠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3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4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风险提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权利人在诉前或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在查封或冻结的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申请继续查封或冻结，以避免保全财产自行解封或解冻，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