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5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志刚，男，194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林，北京市环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凯，北京市环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纯，男，1953年7月19日出生，北京市京朝物业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梅，195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新华外文连锁有限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伯阳，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志增，女，194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胡志贤，男，194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审第三人：张子健，男，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审第三人兼张子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恒（张子健之姨），195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胡志刚因与被上诉人胡志纯、胡志梅，原审第三人胡志增、胡志贤、胡志恒、张子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9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志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胡志刚给付胡志纯231352.6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系胡志刚作为义务承担人向胡志纯履行给付义务，胡志梅没有主体地位，故要求发回重审；2.根据《家庭协议》约定，该协议应有5份，且经本人签字后生效，现案涉《家庭协议》只有一份且未经所有当事人签字，该协议未达到生效条件；3.签订《家庭协议》的各方对于北京市西城区×××9号房屋（以下简称9号房屋）拆迁补偿款进行处置的行为属于无权处置；4.案涉《家庭协议》属于赠与合同，在赠与未完成时，上诉人有权撤销该协议；5.2011年上诉人对9号房屋进行了扩建及增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礼士路支行综合管理部出具《证明》载明2011年9月5日时，9号房屋面积为32平方米，并非54.8平方米；6.一审判决数额认定有误，案涉“父母房产”拆迁补偿款总额为7203480元/54.8平方米×32平方米=4206411.68元，应在该数额基础上计算上诉人应向胡志纯给付金额，而非按照10330463元的基础进行计算；7.根据《家庭协议》约定，补偿对象为六人，计算补偿款应为231352.64元。胡志纯、胡志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对方所称一审中遗漏的事实和证据，在一审中已经全部处理，不存在遗漏事实的情况；2.对方所称32平方米是使用面积，拆迁时测量的是房屋的建筑面积；3.胡志纯作为《家庭协议》签订人是代表全家的，有隐含利益，补偿款由其他人均分。胡志增、胡志贤、胡志恒述称，同胡志梅意见一致。胡志纯、胡志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志刚向胡志纯支付补偿款3409052.7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胡志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志刚、胡志纯、胡志梅、胡志增、胡志恒、胡志贤、胡志媛均是胡崑、池一萍夫妇的子女。胡志媛有一子张子健。胡崑的9号房屋平房三间系中国工商银行自管公房，自2000年8月，胡志刚开始承租该房屋居住。2002年6月11日，胡志刚与胡志纯、胡志梅签订了《家庭协议》，协议内容为，“1998年2月28日，父亲胡昆（崑）病逝后，二哥胡志刚组织兄弟姐妹伍人，将父母房产的承租人胡昆改为胡志刚，前题是在房产拆迁前胡志刚赡养有病的母亲；若房产一旦拆迁，由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另由兄弟姐妹伍人商定分配。现母亲池一萍于2002年6月4日病逝。根据父母遗愿，现经兄弟姐妹伍人商定，无论何时×××9号的父母房产拆迁，由此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按照如下比例分配：胡志刚：百分之六十七67%，胡志纯百分之三十三33%。本协议一式5份，本人签字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7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发出《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征收暂停办理事项公告》（西政房征告字【2017】第16号），公告包括9号房屋在内的地区房屋进行房屋征收。2018年1月29日，胡志纯、胡志梅作为原告，将胡志刚作为被告，胡志增、胡志恒、胡志贤作为第三人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胡志纯、胡志梅与胡志刚签订的家庭协议有效。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胡志刚的配偶樊瑞芹将胡志纯、胡志梅、胡志刚另行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法院审理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京0102民初31469号民事判决，确认胡志刚与胡志纯、胡志梅于2002年6月11日签署的《家庭协议》无效。胡志纯、胡志梅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我院经审理于2019年作出（2019）京02民终1536号民事判决，载明：“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14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樊瑞芹的诉讼请求。”该案件审理完毕后，胡志纯、胡志梅撤回要求确认其二人与胡志刚签订家庭协议有效的起诉。另查，2018年7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作为甲方，胡志刚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其中载明被征收房屋为西城区×××9号（承租房），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被征收房屋结算金额为10330463.00元。2018年8月7日，胡志刚领取上述房屋征收腾退款共计10330463.00元，其中房屋征收腾退评估价7203480元、搬迁费2192元、临时安置费39456元、移机费1335元、提前搬家奖1096000元、工程配合奖励548000元、一次性不购买安置房补助1096000元、外迁补助274000元、无自建房或者自行拆除自建房奖励费70000元。庭审中，各方均认可胡志媛于1993年去世。胡崑于1998年去世，池一萍于2002年去世。一审法院认为：胡志纯、胡志梅的诉讼请求为胡志刚依据《家庭协议》向胡志纯支付拆迁补偿，故胡志纯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胡志梅虽为《家庭协议》的签订主体，但并非上述合同权利义务的直接主体，故胡志梅作为原告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9号房屋原系胡崑承租公房，胡崑于1998年去世，2000年9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胡志刚。根据胡志刚与胡志梅、胡志纯所签《家庭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9号房屋在胡崑去世后变更承租人至胡志刚名下系以胡志刚赡养其母及房屋拆迁所得经济补偿由兄弟姐妹商定分配为前提，且案涉《家庭协议》亦签订于9号房屋征收之前。因此，该协议应视为胡志刚及其兄弟姐妹在胡崑夫妇去世后，对胡崑承租9号房屋可能取得的利益的分配，而非对胡志刚家庭财产的处分，故法院对胡志刚主张房屋补偿款系胡志刚与户籍在册其他共居人的共同财产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胡志刚的配偶樊瑞芹已就胡志刚与胡志纯、胡志梅签订《家庭协议》构成无权处分，并就上述合同效力问题进行过相应的诉讼，樊瑞芹以上述事由要求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被生效前诉判决依法驳回，法院不再重复处理。胡志刚抗辩称案涉《家庭协议》所涉内容系胡志刚将其一部分财产赠与胡志纯，其有权予以撤销赠与，但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签订《家庭协议》时胡志刚尚未取得本案所涉款项，上述协议系对胡崑承租9号房屋可能取得的拆迁利益的分配，故法院对胡志刚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胡志刚称该《家庭协议》因损害了原承租公房产权单位的利益而应认定无效，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故法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纳。胡志刚又称，《家庭协议》仅有三人签字而未达到生效条件。首先，其该项意见与所主张上述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相矛盾；其次，经询，胡志刚表示不清楚协议中所涉及五人的具体指向，但庭审中，胡志纯、胡志梅及胡志增、胡志贤、胡志恒均认可《家庭协议》中的五人是指胡志梅、胡志纯、胡志恒、胡志增、胡志刚，且除胡志刚外的其他当事人包括上述五人均对《家庭协议》内容表示认可，故法院对胡志刚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胡志刚再称《家庭协议》中关于“父母房产拆迁”的约定，并非国家征收补偿，故《家庭协议》中约定不适用本案。因《家庭协议》签订于2002年，而9号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发生于2018年，故上述协议签订时对9号房屋可能取得利益的方式名称具有不可预知性，且案涉协议系合同主体对胡崑承租9号房屋可能取得的利益的分配，因此，法院对胡志刚以此为由拒绝按照约定分配补偿款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法院对胡志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胡志刚应当支付胡志纯补偿款3409052.79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胡志刚支付胡志纯补偿款3409052.79元。二、驳回胡志梅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胡志刚提交了如下证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一份，欲证明9号房屋评估价值为7203480元，应按照评估的价值予以补偿，一审法院计算有误。胡志梅、胡志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是新证据，应按照拆迁补偿总价款进行计算；胡志增、胡志贤、胡志恒同胡志梅意见一致。胡志刚称一审中遗漏如下事实：1.胡崑9号房屋系中国工商银行自管公房，该房面积为32平方米；2.《征收货币补充协议》的签订对象胡志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4.8平方米。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按9号房屋全部拆迁总价款计算胡志刚支付胡志纯补偿款的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首先，关于《家庭协议》的效力问题，胡志刚的配偶樊瑞芹曾要求确认该《家庭协议》无效，本院就此案作出生效判决书，驳回了樊瑞芹的诉讼请求。故胡志刚再行对家庭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的《家庭协议》系家庭成员在父母去世前后，对可能因涉案房屋共同享有的拆迁利益在平等协商并综合考虑各方对家庭贡献大小、赡养问题、传统家庭观念及其他财产继承情况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达成的共有财产分割补偿协议,并非赠与性质。现上诉人主张诉争《家庭协议》为赠与合同性质，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在签字人认可签字真实的情况下,协议的份数不影响其效力的认定。其次，本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为西城区×××9号承租房，三间，建筑面积54.8平方米。”上诉人称9号房屋原为32平方米，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9号房屋原“建筑面积”为32平方米，也无法提供其对该房屋进行合法增、扩建，并取得了产权单位确认的相应证据。故对于9号房屋承租房三间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应当认定为各方在《家庭协议》中约定的“父母房产”，对于胡志刚主张的经其增、扩建后，将建筑面积扩大到54.8平方米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再次，依据《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支付9号房屋征收结算总金额10330463元,其中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款7203480元,其他各项补助及奖励费3126983元。上诉人主张《家庭协议》中约定的“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仅为被征收房屋征收评估价款，被上诉人认为此处“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为因9号房屋被征收产生的整体拆迁利益,双方对“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的具体指向存在争议,属于约定不明。庭审中,双方亦未能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双方签订《家庭协议》时，9号房屋的拆迁款数额并未确定，该协议系对因该房屋未来整体拆迁利益的分配,故协议双方仅约定分得拆迁款的比例,结合《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及双方主张，被上诉人的主张更符合《家庭协议》载明的内容以及一般常理,应将其它各项补偿及奖励费计入《家庭协议》的“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中,故此处约定的“房产所得的经济补偿”应当认定为9号房屋整体拆迁利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胡志梅的主体资格的问题，胡志梅作为合同签订一方，其有权提起合同之诉。至于其是否享有实体合同利益，应当通过法院对合同的审理确定。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对于胡志梅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胡志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00元，由胡志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屠 育审 判 员  宋 光审 判 员  陈广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婧譞书 记 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