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2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琴，女，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芳，女，196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芬，女，196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香，女，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立新，男，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代理人：田丽娟（刘立新妻子），女，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永纯，辽宁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靠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靠山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刘丽平，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石树印，该村四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邵海斗，辽宁百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菊琴、刘立新、刘菊芳、刘菊香、刘菊芬因与被上诉人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靠山村村民委员会(简称靠山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9）辽0411民初2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立新、刘菊琴、刘菊芳及委托代理人田丽娟、李永纯，被上诉人靠山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石树印、邵海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菊琴、刘立新、刘菊芳、刘菊香、刘菊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上诉人的父母（父刘介普、母朱凤书）都是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靠山村村民，一直在本村居住，并且与上诉人刘菊琴一起生活，是一个户口本、一个家庭联产承包农户，享受联产承包到户政策。土地承包时共分得土地3.66亩，村委会应该为上诉人办理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但是靠山村委会给上诉人一个农户办理了二份承包合同。2009年12月29日刘介普去世，2016年12月5日朱凤书去世。2018年亚奇物流征占了靠山村土地，其中上诉人家土地被征占了3.66亩，上诉人家应得征地补偿款214500元，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父母都已去世，属于承包户整户死亡为由，不予发放此征地补偿款。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司法的目的就是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明确化，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并且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明知道户口是刘菊琴和其父母共同所有，并且应按一户处理，现刘菊琴仍属于家庭联产农户的一员，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和法律，对于拒绝向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行为不予纠正是错误的。二、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也就是说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是三个月，上诉人认为对于本案这种复杂和疑难案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靠山村委会辩称：1、被上诉人村委会由于亚琦物流占地，2018年开始动迁，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27日与前甸镇政府签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征收综合地价每亩15万元。2、上诉人父亲刘介普为农户代表，与村委会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合同中标注“两人”，其中含上诉人母亲朱凤书一人，为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承包户。经查实，刘介普于2009年12月29日因病去世，朱凤书于2016年12月5日去世。上诉人五人分别与村委会签订了各户的耕地承包合同，涉案土地是刘介普承包的菜田1.43亩。村委会认为给付刘介普的土地补偿费势必造成上诉人因继承而获得了两份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成员资格才可享受土地补偿费。2018年4月29日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补偿分配方案第6条载明：全户消亡的不享受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由于上诉人的父母去世的时间早于补偿方案确定的时间，且该户又是整户去世，因此按决定不予发放补偿款。根据《土地承包法》16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所以作为农户的人口全部消亡，成员资格也随之丧失，承包主体也就不存在。综上，在补偿安置方案确定之前，承包户被清户的不应享受土地补偿款。因此村委会不发放上诉人父母的补偿费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菊香、刘立新、刘菊琴、刘菊芳、刘菊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的父母(父刘介普、母朱凤书)都是前甸镇靠山村村民。生前生育子女5人，长子刘立新，长女刘菊芳、次女刘菊香、三女刘菊芬、四女刘菊琴。其中原告刘菊琴与父母一直在本村居住，并且在一起生活，在一个户口，是一个家庭联产承包农户，享受联产承包到户政策。土地承包时共分的土地3.66亩，应该办理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但是被告给一个农户办理了二份承包合同。2009年12月29日刘介普去世，2016年12月5日朱凤书去世。2018年亚奇物流征占了被告土地，其中原告父母被征占了1.43亩，应得补偿款214500元。被告以原告父母都已去世，属于承包户整户死亡，不予发放补偿费，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未果，无奈依法起诉。1、请求判决被告全额发放原告父母征地补偿费2145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的父母(父刘介普、母朱凤书)为前甸镇靠山村村民，生前生育原告五名子女。其中原告刘菊琴与父母在个户口，一起居住生活。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共分得土地3.66亩。2001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刘菊琴及其他原告分别与被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原告父母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面积1.43亩。2009年12月29日刘介普去世，2016年12月5日朱凤书去世。2018年亚奇物流征占了被告土地，其中原告父母被征占了1.43亩，应得补偿款214500元。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实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前甸镇靠山村委会，有权决定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基于家庭成员承包的土地面积确定，按照家庭为单位发放。但对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因其土地补偿款具有专属性，只有承包人员才能获得。原告父母生前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1年土地延包后，是以一户的形式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其中没有家庭其他成员。原告父母在征地补偿之前去世，全户消亡，即承包土地的农户亦已不存在，其与被告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亦已终止，故其生前承包的土地自然归属集体所有，因此被告不发放原告父母土地补偿费的决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宜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菊琴、刘菊芳、刘菊芬、刘菊香、刘立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5元(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证实：刘介普、朱凤书在世时和去世后均由刘菊琴管理和种植刘介普夫妻承包户内的土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原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刘菊琴是否有权取得案涉的征地补偿款？本案虽以五上诉人名义起诉，但在二审庭审中，五上诉人均认可只有上诉人刘菊琴一人与刘介普、朱凤书夫妻原系一个家庭承包户成员，其余四上诉人与本案无重要关联，只是因一审法院指导诉讼时其余四人才作为原告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对于征地时刘介普夫妻和刘菊琴是否是同一土地承包户成员的争议，经本院审查，刘介普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刘菊琴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至范围和承包地亩数均不同，可以认定刘介普与刘菊琴分属于二个不同的土地承包户。刘菊琴虽与刘介普夫妻是直系亲属关系，但双方是分别以不同的承包户主体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刘介普土地承包户内仅有刘介普和朱凤书夫妻二人，在刘介普夫妻去世后，依法应认定该承包户整户消亡，被上诉人有权收回该承包土地。本案中，虽被上诉人未能在刘介普夫妻去世后及时收回该承包地，刘菊琴继续种植原刘介普夫妻的承包地，但不能就此认定刘菊琴就是刘介普夫妻原承包地的承包户。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依据是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刘菊琴、刘介普夫妻分别与靠山村委会签订了两个不同的土地承包合同，并且办理了两个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应当认定刘菊琴与刘介普夫妻属于两个独立的土地承包户。刘菊琴上诉主要理由是被上诉人在未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将原本是一个承包户的合同分成刘介普夫妻和刘菊琴二个土地承包合同，经本院审查，案涉刘菊琴名下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经过法律服务所的法律见证，法律服务人员见证该土地承包合同上承包方即刘菊琴的签字、捺手印属实，刘菊琴本人在庭审中辨认该土地承包合同上本人签名像是其签名，故在土地承包合同经双方签署并经法律服务人员见证后，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违背其真实意思强行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分成二个土地承包合同一节，如上诉人诉称理由属实，其应申请撤销该土地承包合同；因上诉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撤销争议的土地承包合同，本院对其此节上诉理由无法支持。上诉人现否认土地承包合同的签署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或辩称签订合同时没注意合同内容、事后也没仔细看合同内容等辩解理由，均违背常理，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签署于2001年，距2019年本案起诉时已相隔18年，作为农村村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土地，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上诉人对于重要的土地权利凭证不认真审查，违背常理，本院无法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有权取得征地补偿款的人员必须是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确认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因刘介普、朱凤书在征地时已去世，去世的人员不能再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上诉人认定该承包户整户去世而不予发放征地补偿款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一节，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只是其个人的主观认识，一审法院作为专业处理此类纠纷的审判机构并不认为此案为疑难案件，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也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18元，由五上诉人刘菊琴、刘立新、刘菊芳、刘菊香、刘菊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罗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