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法定代表人：蒋国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恩相，北京金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鹏飞，男，198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出版社）因与被上诉人于鹏飞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3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旗出版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红旗出版社无需支付于鹏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于鹏飞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社委会并非我出版社的法定机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我出版社解除与于鹏飞劳动关系无需通知社委会；其次，我出版社解除与于鹏飞之间劳动合同经过董事会决议并以我出版社名义通知于鹏飞，其程序合法有效；最后，我出版社因于鹏飞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使我出版社许可证书年检暂缓、书号申报业务暂停，给我出版社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严重违反了《红旗出版社P序列改革实施方案》中关于奖惩机制的规定。故我出版社解除与于鹏飞劳动关系行为合法，无需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鹏飞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红旗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红旗出版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同意支付于鹏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6万元；2、诉讼费由于鹏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旗出版社向法院提交证据：1、《劳动合同》，用以证明于鹏飞为红旗出版社的员工。2、P序列岗位确认书，用以证明于鹏飞接受P序列方案管理。3、P序列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了编辑岗位要求、考核、奖罚细则。4、P序列方案公告记录，证明该方案是经民主程序制定的。5、《爱的教育》《三国演义》封面、版权页，证明此二本书由于鹏飞担任责任编辑。6、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65种不合格出版物，证明于鹏飞责编的两本书编校质量不合格。7、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度核验通知，证明正常情况下红旗出版社应于2018年底前通过年检。8、红旗出版社图书出版许可证，证明2019年3月20日红旗出版社方通过年检，被严重延期。9、书号申报记录表，证明2019年1月底至3月底，红旗出版社书号业务被暂停。10、红旗出版社2019.1.11会议纪要，证明决定对不合格图书的责任编辑扣罚考核、奖金。11、扣罚考核奖金通知记录，证明处罚结果通知到于鹏飞。1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证明不合格图书后果升级决定辞退通知于鹏飞。13、离职清算通知，证明通知于鹏飞清算交接办手续。14、裁决书，证明经过了仲裁。15、重大选题请示。16、《内部违纪违规处分规定》。17、65种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被曝光。18、于鹏飞自2018年2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明细表。于鹏飞对上述证据中的证据15、重大选题请示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于鹏飞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劳动合同是红旗出版社单方解除的。3、P序列岗位聘任书，证明劳动者的待遇。4、合作书选题呈报单，证明具体合作事项。5、图书出版合同，证明合作书的情况。6、裁决书。7、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证明红旗出版社违法出版。红旗出版社对上述证据中的证据7、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不予质证，与本案无关。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认可。证据4、合作书选题呈报单和证据5、图书出版合同，恰恰证明合作书选题是于鹏飞自行上报的，其中包括后来被抽检为不合格出版物的《爱的教育》，其自己上报的选题，与红旗出版社无关。另查，于鹏飞于2019年3月5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红旗出版社：1、确认双方在2011年8月9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绩效工资33600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0元。2019年6月3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1662号仲裁裁决：1、确认双方在2011年8月9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红旗出版社支付于鹏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0元；3、驳回于鹏飞的其他申请请求。红旗出版社不服裁决结果第二项，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当事人对裁决书的查明部分真实性均认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8月9日于鹏飞入职红旗出版社，双方于2015年8月9日签订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3月8日双方签订P序列岗位聘任书，聘任于鹏飞担任P3中级图书编辑岗位工作，聘期自2018年3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该岗位全年参考薪酬12万元，其中基本工资占比30%，绩效奖金占比70%。基本工资每月全额发放，绩效奖金每月发放60%，剩余40%部分根据年终绩效考核结果核发；月薪总预发比例为72%。该岗位考核、奖惩办法，以及岗位调整机制，按照《P序列改革实施方案》执行，月薪标准自2018年3月起执行。《爱的教育》《三国演义》两本书责任编辑为于鹏飞。于鹏飞作为责任编辑的该两本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被公示通报批评。2019年1月11日经红旗出版社社务办公会决定，扣罚于鹏飞2018年度全部奖金33600元，并将该结果告知于鹏飞。2019年2月26日，红旗出版社作出与于鹏飞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自2019年2月27日起终止与于鹏飞的劳动关系，于鹏飞本人接到该解除通知书。于鹏飞离职前12个月的应发工资平均值为11019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红旗出版社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的自2019年2月27日起与于鹏飞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属违法解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于鹏飞作为《爱的教育》《三国演义》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履职过程中，未尽职尽责，未保证该书的编校质量，而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被公示通报批评，对此红旗出版社社务办公会研究决定扣罚了其2018年全年度的绩效奖金33600元。对于红旗出版社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的自2019年2月27日起与于鹏飞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属违法解除一节，庭审中红旗出版社诉称，解除与于鹏飞的劳动合同是经红旗出版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董事长即要求公司行政部门给于鹏飞下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因有董事会决定，就无需再经社委会的通过。针对红旗出版社的诉称，首先，既然红旗出版社依法设立了社委会，其在单方解除与于鹏飞的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社委会，可红旗出版社并未通知社委会，未履行该程序性的义务，只是对扣罚于鹏飞2018年度绩效奖金的问题经过了社委会决定。其次，红旗出版社亦未向法院提交董事会决定与于鹏飞解除劳动合同的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故红旗出版社解除与于鹏飞签订的劳动关系的行为属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之规定，红旗出版社应支付于鹏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对于计算赔偿金标准一节，红旗出版社提交的于鹏飞自2018年2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明细，证明于鹏飞离职前12个月的应发工资平均值为11019元，于鹏飞只主张每月按10000元标准计算，不高于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判决一、确认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与于鹏飞在2011年8月9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于鹏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0元；三、驳回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于鹏飞对于红旗出版社提交的《内部违纪违规处分规定》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确认该份规定是红旗出版社在经营过程中施行于单位内部的规范性管理文件，该份规定系用人单位管理员工所用的规章制度，在本案当中对于用人单位自身以及劳动者双方而言均应当具有同等的约束效力，在要求劳动者依照规章开展工作、提供劳动的同时，用人单位的管理行为也应当符合规章制度的要求。上述文件的第二章第四条第（二）项明文规定，对员工进行辞退的应当经过社委会集体决定。本案中，红旗出版社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必备程序，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对其具有约束效力的条款要求，故一审法院认定红旗出版社解除与于鹏飞之间的劳动合同构成违法处理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于鹏飞向红旗出版社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根据于鹏飞在红旗出版社的工作年限以及工资标准，一审法院确认的赔偿金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红旗出版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卜晓飞审 判 员 管元梓审 判 员 王丰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朱 芸书 记 员 陈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