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8刑终210号原公诉机关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洋（曾用名王建），男，1978年3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江苏省苏州。2015年11月10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军（曾用名吴卫中），男，1971年12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汉族，小学文化，系兰州市鼎盛装饰公司股东，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2015年12月31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春梅，女，1970年3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汉族，小学文化，系襄阳九弘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2015年12月22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辩护人余德光，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祥，男，1978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盐都县，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江苏省盐城市经济开发区。2015年12月3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3月10日被逮捕，同年4月13日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翼翔，男，1978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湖北荆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销售员，住荆门市东宝区。2016年2月1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3月10日被逮捕，同年4月12日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8月8日经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辩护人刘跃林，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郭静，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中林，男，1960年5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汉族，小学文化，水泥经销商，住荆门市东宝区。2016年3月10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迎怀，男，1978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无固定职业，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2016年3月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7月25日被浙江省海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洪兵，男，19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汉族，高中文化，原系中国葛洲坝集团潜江水泥有限公司业务销售员，住荆门市东宝区。2016年2月25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10月31日经东宝区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2018年10月30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原审被告人雷振华，男，1964年11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汉族，高中文化，水泥经销商，住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厂生活区。2016年3月4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荆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3月1日被东宝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现在家。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审理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雷振华、邓洪兵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作出（2016）鄂0802刑初14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邓洪兵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二O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作出（2018）鄂08刑终154号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作出（2018）鄂0802刑初39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邓洪兵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已经查清，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11年，被告人朱祥、朱迎怀在上海通过他人先后注册成立了上海沁程工贸有限公司、上海临熙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涛卉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共旭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艳奋有限公司、上海泗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从中赚取开票费。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王建洋得知江苏老乡朱祥、朱迎怀等人在上海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后，与被告人戴军商量从事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从中赚取的开票费二人均分。二人商量后，被告人王建洋在上海先后与被告人朱祥、朱迎怀等人商定，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朱祥、朱迎怀等人控制的上海公司提供水泥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价税合计3%-3.5%收取开票费。2012年6月，被告人王建洋、戴军先后到湖北荆门、襄阳，联系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集团）水泥经销商郭中林、雷振华、邓洪兵、湖北荆某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荆某）业务员孙翼翔、华新水泥襄阳襄城有限公司及华新水泥（襄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水泥）水泥经销商何春梅，商定以支付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费为条件，由被告人郭中林、雷振华、邓洪兵、孙翼翔、何春梅为上海公司提供水泥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8月至2015年10月间，被告人郭中林、雷振华、邓洪兵、孙翼翔、何春梅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用被告人王建洋、戴军提供的25家上海公司的资料，通过葛洲坝集团、湖北荆某、华新水泥为上海沁程工贸有限公司、上海临熙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涛卉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共旭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艳奋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泗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亭都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富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祜靖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阔爱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今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浩狄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启螺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创咨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祖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挺迪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仝裕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置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缅胜工贸有限公司、上海铉柚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春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欧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礼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祜明实业有限公司等25家单位虚开品名为水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03份，价税合计139,599,993.59元，税额20,283,759.80元，其中125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上海国税部门抵扣，抵扣税额19,775,866.76元。2012年1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被告人何春梅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华新水泥为上海艳奋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共旭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祖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挺迪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仝裕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置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缅胜工贸有限公司、上海铉柚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春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欧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礼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祜明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泗昂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07份，价税合计93,565,595.85元，税额13,595,001.18元。被告人朱祥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实际控制的上海沁程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涛卉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临熙商贸有限公司、上海艳奋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共旭实业有限公司接受王建洋、戴军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35份，价税合计42,727,030.07元，税额6,208,201.03元，其中33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上海国税部门抵扣，抵扣税额6,153,737.10元。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被告人孙翼翔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湖北荆某为上海今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涛卉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浩狄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启螺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创咨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3份，价税合计23,030,863.10元，税额3,346,364.69元。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被告人郭中林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葛洲坝集团为上海沁程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泗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涛卉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价税合计18,481,155.84元，税额2,685,296.17元。被告人朱迎怀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实际控制的上海泗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接受王建洋、戴军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价税合计8,696,675.02元，税额1,263,619.47元，其中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上海国税部门抵扣，抵扣税额1,162,608.88元。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期间，被告人雷振华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葛洲坝集团为富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临熙商贸有限公司、上海祜靖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阔爱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价税合计2,912,570.00元，税额423,193.93元。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被告人邓洪兵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葛洲坝集团为上海亭都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价税合计1,646,583.80元，税额239,247.21元。2013年至2014年，被告人朱迎怀在上海通过他人先后注册成立了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珩红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噜董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从中赚取开票费。2014年，被告人朱迎怀与海门市宏盛钢结构加工厂法定代表人朱某商定，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海门宏盛钢结构加工厂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价税9﹪收取开票费。2014年9月至2016年6月间，被告人朱迎怀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用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珩红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噜董实业有限公司为海门市宏盛钢结构加工厂虚开品名为焊条等辅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8份，价税合计8217504.86元，税额1193996.42元，该7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抵扣。被告人孙翼翔、朱祥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2015年12月1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3月8日，被告人朱迎怀在被告人王建洋、朱祥多次劝说后在被告人朱祥陪同下到荆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被告人邓洪兵、雷振华、郭中林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孙翼翔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雷振华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3.8万元、邓洪兵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9700元、朱祥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64万元、朱迎怀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何春梅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经委托，社区矫正机关对被告人邓洪兵、雷振华进行了审前社会调查，荆门市掇刀区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建议对被告人邓洪兵不适用社区矫正刑罚，荆门市东宝区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建议对被告人雷振华适用社区矫正刑罚。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公安机关的协查通知、抓获经过、荆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关于王建洋、朱祥具有立功情节的说明、户籍证明、暂扣款物票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工商登记资料、工商、税务登记资料及申报抵扣证明、快递信息清单、银行交易明细、徐某1提供的购买水泥的流水记录、郭中林提供提货单、通话记录、手机提取笔录、提货明细、记账凭证等书证；证人谭某、金某、姚某、鲍某、周某、徐某1、郭某、王某、李某1、曹某、张某、杨某1、徐某2、肖某、熊某、冯某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以及被告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雷振华、邓洪兵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法规，介绍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朱迎怀、雷振华、邓洪兵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法规，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朱祥、郭中林、朱迎怀、雷振华、邓洪兵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系自首，依法减轻或从轻处罚。被告人孙翼翔主动投案，虽在重审庭审中对其犯罪性质提出辩解，但并未否认其此前供认的犯罪事实，亦应认定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建洋、朱祥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系立功，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孙翼翔、雷振华、邓洪兵、朱祥、朱迎怀、何春梅退赔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当庭自愿认罪，从轻处罚。被告人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雷振华、邓洪兵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轻，酌情从轻处罚。结合社区矫正机构建议对被告人雷振华适用非监禁刑的意见，宣告缓刑不会对所居住社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可适用缓刑。结合社区矫正机构建议对被告人邓洪兵不适用非监禁刑的意见，对被告人邓洪兵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建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二、被告人戴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三、被告人何春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四、被告人朱祥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五、被告人孙翼翔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六、被告人郭中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七、被告人朱迎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八、被告人雷振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九、被告人邓洪兵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十、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原审被告人王建洋上诉提出：1、本案发起人系戴军，其在本案中一直受戴军指使，应认定为从犯；2、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有立功情节，原判对其量刑过重且量刑失衡。原审被告人戴军上诉提出：1、其没有给何春梅等人提供开票资料，与朱祥等人没有业务和资金往来，应认定为从犯；2、原判认定其与王建洋均分开票费用证据不足。原审被告人何春梅上诉提出：1、其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其系受王建洋、戴军等人唆使而实施的虚开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3、上诉人何春梅在正式立案之前，供述了本案事实，应认定为自首；4、原判对何春梅量刑过重。何春梅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何春梅的上诉理由相同。另提出：案涉上海祖新实业有限公司46份发票没有在税务部门抵扣，涉及税款466300.04元，应予以扣除。原审被告人朱祥上诉提出：其具有自首、立功、退赃等情节，原判对其量刑过重且量刑失衡。原审被告人孙翼翔上诉提出：1、公安机关存在诱供行为；2、其以上海公司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财务人员孙某是明知的，孙某为了增加营销收入，默认其虚开行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孙某所开，应由孙某承担主要责任；3、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孙翼翔的辩护人刘跃林提出：1、上诉人孙翼翔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其与王建洋、戴军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故意，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原判认定孙翼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不清，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提货单上均没有孙翼翔签名，孙翼翔不可能独立完成开票行为，公司财务经理孙某有重大共同犯罪嫌疑，应作为主犯予以查清；3、公安机关存在诱供行为；4、孙某、杨某2、李某2、何某与本案具有根本上的厉害关系，不具备证人资格，其证言不能作为证实孙翼翔有罪的证据使用；5、上诉人孙翼翔应认定为从犯；6、上诉人孙翼翔具有自首等减轻、从轻情节，请求对其减轻、从轻处罚。孙翼翔的辩护人郭静提出：1、孙翼翔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其本人对上海公司的情况并不知情，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2、孙翼翔没有开票的权利，相较于公司财务经理其罪行明显较轻；3、孙翼翔有自首等情节，原判对其量刑过重且量刑失衡。原审被告人郭中林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有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由其所开；2、原判对其量刑过重且量刑失衡。原审被告人朱迎怀上诉提出：其系初犯，且有自首、退赃等情节，原判对其量刑过重。原审被告人邓洪兵上诉提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判认定事实所采信的证据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二审审查、核实，其来源合法有效，所证内容客观真实，能够充分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事实、证据异议1、关于上诉人戴军提出：原判认定其与王建洋均分开票费用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戴军、王建洋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其二人通过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利益，由二人均分。且上诉人戴军在与王建洋的分工中，负责接收何春梅等人邮寄的发票，并在统计发票金额后交给王建洋，其对发票金额及应获取的返利是清楚的，并无证据证实王建洋存在隐瞒获利的情形。故上诉人戴军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上诉人孙翼翔及其辩护人刘跃林提出：公安机关存在诱供行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孙翼翔及其辩护人虽然提出公安机关存在诱供行为，但并未提供具体、明确的线索及证据，无法查证属实，且其在审查起诉阶段亦对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认可。故上诉人孙翼翔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上诉人孙翼翔的辩护人刘跃林提出：孙某、杨某2、李某2、何某与本案具有根本上的厉害关系，不具备证人资格，其证言不能作为证实孙翼翔有罪证据使用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孙某、杨某2、李某2、何某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不能作为证人的情形，其四人与案件的客观关系，不影响其证人资格。故孙翼翔的辩护人刘跃林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上诉人孙翼翔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孙翼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不清，公司财务经理孙某应对本案承担主要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孙翼翔、王建洋、戴军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人孙某的证言均证实，王建洋、戴军到荆门找到孙翼翔后，要孙翼翔帮忙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承诺给予好处费，孙翼翔答应后，将在本地销售不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水泥额度，让单位财务人员以上海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寄给王建洋、戴军，获取好处费。上诉人孙翼翔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亦认可其在王建洋、戴军提议后，到财务室找孙某虚开发票，并将发票寄给戴军的基本事实。上诉人孙翼翔在本案中接受王建洋、戴军开票邀约，利用在本地销售的水泥额度及单位对开票程序管理不规范的漏洞，让单位财务人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其寄给他人，所得收益亦归其所有，原判认定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至于孙某对本案是否知情，以及实际水泥在何处销售、由何人销售，并不影响孙翼翔对本案应承担的责任。故上诉人孙翼翔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5、关于上诉人何春梅的辩护人提出：案涉上海祖新实业有限公司46份发票没有在税务部门抵扣，涉及税款466300.04元，应予以扣除的辩护意见。经查，上海祖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泗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隆凡实业有限公司有部分发票没有抵扣的事实，原判在审理查明的总述部分已经予以了认定，鉴于上述发票已经开具完成，并由何春梅交给王建洋、戴军后，又流转至下游企业，不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故上诉人何春梅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6、关于上诉人郭中林提出“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有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由其所开”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在重审期间已经对该事实进行了核查，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交款单等证据证实，该三份发票交款、提货均由郭中林办理，开具发票由他人经手办理，代签郭中林名字，郭中林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亦对开具上述发票的行为予以认可，原判认定该部分事实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郭中林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定罪异议7、关于上诉人何春梅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孙翼翔的辩护人提出：何春梅、孙翼翔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何春梅、孙翼翔明知开票对象没有实际货物交易，仍通过公司财务人员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上诉人自身虽没有直接占有国家税款的故意，但其作为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应当明知将发票交给他人后可能会导致税款流失，在没有核查他人开票意图及发票用途的情况下，仍长期积极实施上述行为，并获取好处费，原判认定二上诉人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并无不当。故上诉人何春梅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孙翼翔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自首、主从犯等情节认定异议8、关于上诉人何春梅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何春梅在正式立案之前，供述了本案事实，应认定为自首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及拘留证等证据证实，上诉人何春梅系于2015年12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并于当日被刑事拘留。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上诉人何春梅虽在公安机关立案前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此前其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并采取强制措施，不符合自动投案的法定要件，其在之后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线索的犯罪事实亦不能构成自首。故上诉人何春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9、关于上诉人王建洋、戴军提出：其二人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郭中林等人的供述及快递信息单等证据均证实，王建洋、戴军事前共同商议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共同前往荆门、襄阳等地寻找开票对象，后由戴军负责接收何春梅等人邮寄的发票并统计金额，由王建洋负责将发票交给朱祥等人并获取开票费，所得利益由二人均分。其二人在整个共同犯罪中，系犯意的提起者，均对整个犯罪的实行起到了重大作用，且在具体实施犯罪时分工明确，所起作用相当，依法均不能认定为从犯。故上诉人人王建洋、戴军提出的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0、关于上诉人何春梅及其辩护人、孙翼翔及其辩护人提出：何春梅、孙翼翔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何春梅、孙翼翔在接受王建洋、戴军开票邀约后，积极通过单位财务人员利用在本地销售的水泥额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邮寄给戴军后获取利益。上诉人何春梅、孙翼翔等人虽相对王建洋、戴军所起作用较小，但在发票最初的开具及流转环节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何春梅、孙翼翔等人的犯罪行为则相对应的共同犯罪亦不可能完成，二上诉人依法不能认定为从犯。故上诉人何春梅及其辩护人、孙翼翔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量刑异议11、关于上诉人戴军、邓洪兵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戴军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二千余万元，抵扣税款一千九百余万元，其与王建洋系犯意的提起者，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大，且其没有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上诉人邓洪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二十三万余元，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原判根据上诉人戴军、邓洪兵的犯罪事实及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对二人分别处刑，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戴军、邓洪兵提出的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2、关于上诉人王建洋、何春梅及其辩护人、朱祥、孙翼翔及其辩护人、郭中林、朱迎怀提出：原判对六上诉人量刑过重且量刑失衡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第一，关于对上诉人王建洋的量刑。上诉人王建洋与戴军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当，犯罪数额相同，但王建洋具有立功情节，原判在未充分考虑该情节的基础上，对二上诉人判处相同刑罚，量刑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第二，关于对上诉人何春梅的量刑。上诉人何春梅相对王建洋、戴军所起作用较小，数额亦相对较小，与王建洋、戴军所判刑期相比较，原判对其量刑略重，应予以调整，但其虚开税额巨大，且没有减轻处罚情节，依法仍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三，关于对上诉人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的量刑。上诉人朱祥虚开税额六百余万，具有自首、立功、退赃情节；上诉人孙翼翔虚开税额三百三十余万元，具有自首、退赃情节；上诉人郭中林某开税额二百七十余万，具有自首情节；上诉人朱迎怀虚开税额一百一十余万，具有自首、退赃情节。该四名上诉人的犯罪数额均大幅低于王建洋、戴军、何春梅，且均有自首等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相较王建洋、戴军所起作用亦相对较小，原判在量刑时没有充分体现各上诉人的犯罪数额及情节差别，对四上诉人量刑过重，且量刑失衡，应依法予以纠正。故上诉人王建洋、何春梅及其辩护人、朱祥、孙翼翔及其辩护人、郭中林、朱迎怀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法规，介绍他人虚开、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上诉人朱迎怀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法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上诉人邓洪兵、原审被告人雷振华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法规，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邓洪兵、原审被告人雷振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系自首，依法可减轻或从轻处罚。上诉人王建洋、朱祥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系立功，可从轻处罚。上诉人孙翼翔、邓洪兵、朱祥、朱迎怀、何春梅、原审被告人雷振华退缴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王建洋、戴军、何春梅当庭自愿认罪，可从轻处罚。上诉人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邓洪兵、原审被告人雷振华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轻，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上诉人王建洋、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量刑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8）鄂0802刑初395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及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中对上诉人王建洋、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部分；二、撤销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8）鄂0802刑初39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中对上诉人王建洋、何春梅、朱祥、孙翼翔、郭中林、朱迎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处刑部分；三、上诉人王建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四、上诉人何春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五、上诉人朱祥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六、上诉人孙翼翔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七、上诉人郭中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八、上诉人朱迎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上诉人王建洋的刑期自2015年11月10日起至2026年5月9日止；上诉人何春梅的刑期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2025年12月21日止；上诉人朱祥的刑期自2016年9月5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上诉人孙翼翔的刑期自2017年8月8日起至2024年1月4日止；上诉人郭中林的刑期自2016年3月10日起至2022年9月9日止；上诉人朱迎怀的刑期自2016年7月25日起至2021年6月29日。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建国审判员  周加友审判员  周 沂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纯书记员曹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