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15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环沃生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张素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印光，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桃江县古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桃花东路。法定代表人：龚厚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洪亮，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环沃生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桃江县古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0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0123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核和认定，并依法改判驳回古河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古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程序错误。一、本案一审正式开庭前，召开了庭前会议，2018年10月16日正式开庭并没有按照程序组织庭审，在陪审员在场的情况下，主审法官只收了双方的代理词，5分钟就宣布结束开庭，一审法官当时还说对证据事实已经调査清楚了，但最后一审判决在不采信众多反映事实真相的证据，甚至连原审一审中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6307号民事判决确认并在卷佐证的《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柿竹园公司千吨选厂尾砂库浓缩重金属减排工程的竣工验收意见》在本案一审判决都未提及，违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984号民事裁定“未对合同签订及涉及履行的货物交付、货款支付情况进行审查认定”的要求，通篇以“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法则”等推测性语言，对本案进行错误判决，是典型的程序错误和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对中环公司提交的反映本案事实的与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柿竹园公司）所签《污水处理设备采购合同》及《项目竣工验收书》等文件，上面载明的完成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之前，与湖南省环保厅验收文件所载明的完成时间2013年12月30日前，完全一致，几个证据相互佐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中环公司所述项目完成时间是2013年12月30日是真实的，从而也证明古河公司提交的湘潭市高新区吉安货运信息部（以下简称湘潭货运部）出具的《证明》为假证据。但一审判决对上述证据只字不提，而以“高度可能性”等模糊性语言，采信一个几经修改，很容易作假的A4纸打印的《证明》。这是明显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程序错误。三、对古河公司提交的用以证明中环公司分批付款2460192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货款明细未进行质证。其中，2013年第一笔40万元并没有银行转账凭证，古河公司说的是打给个人，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质证审查。一审判决以明显错误的2460192元作为推论，判决古河公司关于《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未对银行付款凭证的付款情况进行审查其用途是否为履行《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的款项。（一）按照古河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表明2012年12月18日签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两台设备的发货日期为2013年3月26日。那么双方的资金交易记录一定会在2013年3月26日之前发生，而古河公司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中，第一笔发生在2013年11月28日,且在一天中每笔1万元，共付款10笔,明显是购买零配件及其他货物，而不是履行《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的款项；（二）二审中环公司提交2013年8月15日支付给古河公司的10万元货款和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证明第一份交易记录是发生在2013年8月15日，且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是购买零部件；（三）在此期间的2013年7月26日,因无交易记录,根据办理一般纳税人资质的需要，古河公司证人黄某还与古河公司一起写了中环公司代理人印光和员工龚向荣作为古河公司员工的付款证明书,进一步佐证2013年7月26日之前双方并没有交易记录，这与本案事实不合；（四）另外双方有交易记录的部分,也充分显示了购买零部件的显著特征:1.2013年11月28日当天付款方式为:分10次,每次1万元,共向古河公司支付10万元；2.2013年12月13日同样一天打了2个5万元；3.2014年4月29日分4笔共打了20万元等等支付记录。以上同一天打多笔,说明是购买零部件款项,并不是履行《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五、一审法院对于中环公司向古河公司的付款,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日常经验法则”判决。中环公司向古河公司的付款转账凭证写的是“设备款”或“货款”，古河公司认为其中有16.5万元是“药剂款”,中环公司认为是“购买零部件”的款项,而不是履行《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和《污水处理药剂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药剂合同》）的款项,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16.5万元款是履行《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款项且连古河公司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将该16.5万元直接按“日常经验法则”推论为履行《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的款项,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程序错误。六、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判决没有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一条“专用发票应按下列要求开具:(一)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的规定对古河公司所开的发票查明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与合同一致。古河公司在其一审提交的2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开项目单价、金额与《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完全不对应的情况下,不能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证据证明《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实际履行。（一）2013年8月6日第一次开的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单价总额1709401.70949元,而当时只有两台设备,合同额只有72万多元,明显该发票并不是为合同而开；2014年3月18日第二次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单价总额同样是1709401.70949元，是补足2013年8月6日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也与2014年1月以后所签的合同毫无关系。而该金额与柿竹园公司项目2013年12月30日金额相吻合的,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是履行合同的；（二）中环公司二审提交的2016年11月23日给柿竹园公司开具的1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与实际交易的48万元1台相对应,说明发票与实际交易一致,该15张发票符合《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七、一审判决没有依据确凿证据对黄某所做“伪证”的事实予以确认,而仅以“证人证言具有易变的特点”的模糊性语言表述。2012年2月18日的两台设备的合同事实上不需要履行，但一审判决没有对此部分认定。2014年9月12日的1台设备，此时黄某已经离职1个多月，所以不可能是其通知发货，这样中环公司没有人通知古河公司发货，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但一审判决还是认为该台设备需要履行。八、对《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内容没有尽职审查。（一）2014年7月26日所签合同没有附《技术协议》，是一份差缺的合同,一审判决没有对此进行认定；（二）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尽职调查。本案现有证据表明所有《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都是黄某起草经办的,其中没有中环公司其他人员的签字，黄某为整个项目作伪证，明显不符合常理，认为不是中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九、一审判决不符合《中华人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对一个国家拨款、湖南省环保厅验收的国家项目,是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并且中环公司合同里对项目的技术所有权有明确规定，主机和投药机是中环公司生产的，这是违反《中华人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一审判决没有对此进行深入调查。十、一审判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环公司与柿竹园公司所签合同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技术协议》上明确主机和投药机必须由中环公司生产,而一审判决对此从未提及。十一、本案原审一审判决(2016)京0106民初16307号民事判决，主要采用黄某所作证言和《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柿竹园公司千吨选厂尾矿浓缩重金属污染减排工程的竣工验收意见》、湘潭货运部出具的A4纸打印的《证明》,来证明《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以及《药剂合同》成立，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当中环公司在原审二审及本案一审开庭时,戳穿了黄某的谎言,证明其是作伪证，且指出《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柿竹园公司千吨选厂尾矿浓缩重金属污染减排工程的竣工验收意见》指明项目的完工时间是2013年12月30日，这与古河公司提供的8台合同都是2014年所签，且湘潭货运部出具的《证明》上写的8台设备供货时间都是2014年以后相互矛盾,证明相关证人做假证,古河公司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原审二审裁定(2018)京02民终1984号据此及其他相关证据裁定原审一审法院未对中环公司所提交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及《药剂合同》的签订及涉及履行的货物交付、货款支付等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即作出判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撤销原审一审判决并重审。本案中，在黄某作伪证被揭穿后,一审判决虽没再采信黄立梅的证词,但在古河公司没提供新证据解释前述矛盾的情况下,置项目主管机关湖南省环保厅的验收文件记载的内容及本项目是国家投资项目,按《中华人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独有技术”获得并验收的事实不顾,以“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前述分析推理推测”这些理由支持古河公司《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作出了错误判决。古河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裁判公正。中环公司向古河公司购买污水处理设备的事实是清楚的，合同签订后，古河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履行了发货义务，但是中环公司却违反合同约定，不按照约定时间付款，严重违约。以上事实通过古河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诚实信用、有约必守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古河公司与中环公司所签订的4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及附件中对于古河公司和中环公司双方购销污水处理设备相关事宜作出明确约定，并且合同附件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中环公司要求将污水处理设备运到柿竹园公司的事实。合同签订后，古河公司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将污水处理设备运到中环公司指定的地点柿竹园公司，并且进行安装调试完成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然而中环公司在支付了2460192元后仍拖欠古河公司设备款95万余元，经古河公司多次催要，中环公司拒不支付，其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一审时，中环公司曾试图否认其与古河公司存在购销污水处理系统的事实，甚至试图否认收到设备的事实。但是，从古河公司提交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证明》、竣工验收意见、现场照片、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中环公司从古河公司处购买了共计10台污水处理设备、古河公司交付了设备、中环公司支付了一部分货款、尚拖欠设备款958848元的事实。中环公司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判公正。二、古河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中环公司提出的柿竹园污水处理项目于2013年12月30日前竣工不是事实，《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柿竹园公司千吨选厂尾砂浓缩重金属污染减排工程的竣工验收意见》中验收的是“柿竹园公司千吨选厂尾砂浓缩重金属污染减排工程”，所使用的2台古河公司交付的污水处理设备，即是古河公司与中环公司所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的2台设备的竣工验收时间，而不是全部设备的竣工验收时间，中环公司向古河公司购买的其余8台设备用于“12000吨/日多金属选矿废水处理及回用工程”，中环公司明知设备用于何工程，却企图混淆事实。中环公司从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项目竣工验收书》，其在本案发回重审前的庭审中曾出示过1份《交（竣）工验收书》，古河公司当时即已经严正指出：该验收书是对10000吨废水处理房屋的验收，是对一处房屋的验收，不是对污水处理系统设备的验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中环公司企图混淆事实。三、中环公司在上诉状中说其未对古河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不是事实。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进行过多次谈话及庭审，每次中环公司的代理人均参与，其对古河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四、中环公司上诉状中所说的2013年8月15日的汇款，与本案无关联。中环公司企图以与本案无关的事情混淆本案的事实。该款项是当时中环公司请古河公司帮忙在财务上过一下账，中环公司先向古河公司汇款，古河公司紧接着再将该款项汇回给了中环公司，古河公司有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该汇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中环公司明知该款项的真实情况以及古河公司已将该款项汇回给其的事实，其在一审时其也未提出任何与该笔款项有关的主张，现中环公司试图以此来混淆本案事实。五、古河公司与中环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购销零部件的交易。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明确写明是污水处理系统,中环公司从未向古河公司购买过零部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开具要求，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六、中环公司从古河公司处采购10台污水处理设备的事实是清楚的，而且其要求古河公司运至柿竹园公司，目前该10台设备都在柿竹园公司使用。古河公司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五设备现场照片就是在柿竹园公司设备现场拍摄的照片。而且古河公司所生产的设备是有专利保护的，通过10台污水处理设备的外形等,也可以确认柿竹园公司所使用的10台设备就是古河公司生产的。古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环公司支付设备款1123488元、药剂款35000元，总计1158488元；2.诉讼费由中环公司承担。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以下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涉及案件焦点的争议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第一，关于古河公司与中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古河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4份。中环公司对其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一审法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在后文一并论述。2.《药剂合同》3份。中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签订时间为2013年2月20日的《药剂合同》上加盖有中环公司公章，经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多次询问并释明相关法律后果，中环公司均对该公章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余2份《药剂合同》未经中环公司盖章确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证人黄某的证言。一审审理过程中，中环公司原副总经理黄某到庭作证，据其陈述，其曾代表中环公司与古河公司购买污水处理设备事宜，并代表中环公司起草其中3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中环公司要求古河公司将污水处理设备运到柿竹园公司，古河公司按照指定地点运送了设备，该10台设备在柿竹园公司已经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具有易变的特点，且黄某曾在中环公司任主要职位，与中环公司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对于其证言所涉事项，一审法院将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一并认定。第二，关于《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及《药剂合同》是否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古河公司为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银行转账凭证、货款明细。用以证明中环公司分笔付款共计2460192元。中环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辩称上述付款与案涉合同无关，系支付双方另外存在的零部件买卖合同款项。古河公司则主张，除本案合同关系外，双方不存在其他合同关系。一审期间，经法庭询问，中环公司表示不能提交其所辩称的零部件书面买卖合同，也不能明确说明购买零部件的种类、数量、价款、到货情况等核心要素，亦不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所辩称的零部件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中环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古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2.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其供货及开具发票之事实。中环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辩称上述发票与案涉合同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发票上记载的货物为污水处理系统，与案涉合同项下货物名称相符，且中环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中环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古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3.长沙市富香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凭证4份。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托运凭证中无法体现收货人系中环公司，货物信息等与古河公司所提交的《药剂合同》亦不能对应，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4.湘潭货运部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本案的4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上看：编号为2012沃生001号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2012年12月18日签订）约定，合同签订一个星期后支付20万元，货到现场后再支付28万元；编号为2014沃生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2014年7月26日签订）约定，合同签订一个星期后支付合同总金额30%，货到现场后再支付合同总金额30%，即货到现场后支付202176元；编号为2014沃生001号（2014年1月6日签订）、2014沃生002号（2014年1月7日签订）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亦有此约定，即货到现场后支付404352元、1010880元；上述金额总计2097408元。而截至2015年4月29日，中环公司已经分多笔向古河公司累计支付2460192元货款，远超过上述款项，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说明中环公司已经收到合同项下货物。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上述《证明》所涉内容能够与一审法院前述分析推理及本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8日，古河公司（甲方）与中环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2沃生001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JCCW-120型主机2套、ITT飞力潜水搅拌机（型号规格：SR46201.5kw，316L）2台、ITT飞力潜水搅拌机（型号规格：SR46100.9kw，316L）2台、投药机2台、电动阀2套、流量表2套、电控柜2套，价款合计723000元。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一个星期后支付20万元，货到现场后再支付28万元，调试结束且验收合格（取得环保部门验收合格报告或业主认可的机构验收合格报告）之后支付170700元，余款总金额的10%（72300元）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十五日内付清。设备质保期为合同设备试车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12个月或货到现场之日起18个月，以先到为准。甲方负责联系将设备汽运到乙方指定安装现场，运输等费用由乙方负担。该协议后附有《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水处理系统技术协议》。此后，双方又分别于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7月26日签订了3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价款分别为673920元、1684800元、336960元，4份合同价款总计3418680元。该3份合同与2012沃生001号合同在付款方式、质保期、运输方式等条款内容上基本一致。合同签订后，古河公司分别于2013年3月26日、2014年1月8日、2014年3月28日、2014年3月31日、2014年5月5日、2014年9月12日总计交付10台设备至中环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柿竹园公司。截至2015年4月29日，中环公司累计支付货款2460192元。古河公司向中环公司开具了票面金额累计290575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中环公司尚欠部分货款未付，故古河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古河公司与中环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诚信履行义务。根据一审法院庭审查明之事实，古河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4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中环公司应当及时支付货款。古河公司最后一批货物的供货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至起诉时质保期均已届满，中环公司未举证证明相关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应及时支付质保金。故关于古河公司要求中环公司支付4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项下未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2013年2月20日的《药剂合同》，古河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但未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其与两份《药剂合同》，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古河公司不能证明两份合同存在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一、中环沃生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桃江县古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58488元；二、驳回桃江县古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环公司提交了如下3组证据：证据1.2013年8月15日的10万元汇款凭证1份及与1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用以证明：（1）该10万元并未列入古河公司转账凭证和货款明细清单中，一审判决古河公司主张中环公司已付款2460192元是错误的；（2）该凭证是由中环公司工作人员印光在银燕储蓄所办理，该款项是委托古河公司购买飞力搅拌机的款项；（3）该10万元用于购买部分污水处理系统，即是购买零部件。证据2.2013年8月19日古河公司向中环公司支付10万元预付款的银行回单1份，用以证明：（1）2012年2月18日两台设备至安装完成后，中环公司不欠古河公司货款，合同不需要履行；（2）中环公司与古河公司有很多其他交易往来，一审判决“古河公司主张，除本案合同关系外，双方不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证据3.2016年11月23日，中环公司为3台设备（48万元/台）向柿竹园公司开的共计144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以及2016年11月29日桃源县金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技术服务费发票1张，用以证明：（1）2016年11月23日3台设备是在2016年8月以后完成的，与古河公司无关；（2）古河公司提交的湘潭货运部出具的《证明》是作假；（3）在柿竹园公司的项目包括安装和调试在内的技术服务都是中环公司的子公司做的，与古河公司无关。古河公司认为，该3组证据中环公司在本案一审均能提交却有意不提交，是其放弃举证权利，因此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汇款凭证背面是中环公司的股东个人书写，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时古河公司已提交，是中环公司采购10台污水处理系统设备而向古河公司开具的，与2013年8月15日的过账款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回单恰好可以说明2013年8月15日中环公司请古河公司帮忙过账的事实，并且古河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将过账款汇回给中环公司，该汇回款项于2013年8月19日进入中环公司账户。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环公司与古河公司购销污水处理设备的事实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2014年9月12日最后1台设备送达柿竹园公司。此后中环公司是否在与柿竹园公司存在其他交易，与本案无任何关联，证据3也与本案均无任何关联。本院经审核认为，前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本案经过原一、二审及一审程序，中环公司均不提交前述证据，应属于故意逾期提供证据，前述证据亦与本案的基本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古河公司与中环公司之间是否基于《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形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前述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古河公司提交4份《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环公司虽仅认可2012年12月18日的《污水处理系统购销合同》为其所签并称该合同系为办理一般纳税人所签，对于其他3份合同均不予认可，但对于反驳古河公司已提供证据所证明关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中环公司的相应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前述合同履行的情况，古河公司亦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货运单位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中环公司亦是仅否认实际履行情况，却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环公司向古河公司付款的事项，中环公司称一共付款金额没有对过，本院认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应对其履行义务的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中环公司对于其付款的金额负举证义务，在中环公司对此未进行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根据古河公司的举证与自认情况认定已付款金额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中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85元，由中环沃生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