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2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永宾，男，197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潘卫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紫东路**。 法定代表人：高华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小马，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申轩彦，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 法定代表人：李风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卢锐飞，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 法定代表人：徐彦武。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拾露，江苏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永宾为与被上诉人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文交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永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胡永宾全部诉讼请求；2.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违反审判程序规定：1、一审法院判决书格式、内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没有达到最高院“努力制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信服、可接受的裁判文书”要求：其一，提交的所有证据以及补充事实和理由，其中不乏直接指出类似“邮币卡”平台违法违规、交易无效的证据材料、行政文件和司法判例，而一审判决书未提及，也未谈及是否采信哪些证据及事实认定，2、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南京文交所分担举证责任，南京文交所对胡永宾主张涉案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进行了反驳即认为是“现货”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南京文交所对其反驳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一审法院减轻一审被告的举证责任，这是对一审原告是极其不公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交易行为的无效基于“多因一果”。包括但不限于：1、涉案交易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因而无效；2、涉案交易违反国务院有关文件（国发【2011】38号等），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无效；3、同时，涉案交易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因而无效；4、同时，南京文交所违反国家有关特许经营的规定，超越经营范围从事“邮币卡电子盘”业务，涉案交易依法无效。然而一审法院不予回应，仅对其中一项事实和理由（涉案交易模式违反国务院国发【2011】38号文）进行了“评判”而且是不完整评判。前述国务院38号文，是国务院依据《宪法》、《立法法》等授权规定做出的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的规定，违反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则导致交易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其次，由于前述国务院38号文（其中五个“不得”）其实是对涉案交易（模式）特许经营的规定，亦即对南京文交所等平台相关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否定，违反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因涉案交易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经营规定的无效；再次，退一步而言，无论如何，涉案交易作违反了前述国务院38号文规定（这也是证监会相关文件明确指出的），必然导致扰乱国家经济、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因为该等文件出台的背景以及其宗旨是针对南京文交所等平台“在交易场所设立和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风险不断暴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为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违反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涉案交易无效。若平台上千亿的违法违规交易都不能认定为“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共同利益”进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国务院该文件的权威荡然无存！（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符合逻辑、片面、错误：如前所述，导致涉案交易无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限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还应当适用《宪法》、《立法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四、六条）、《证券法》（第二条）、《电信条例》、《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等相关规定。然而，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应为无效”，而避而不谈其他法律根据和事由。三、胡永宾就向法庭申请向南京文交所或其合作方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调取涉案交易报表等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此均置之不理！本案中所有交易数据均存放与该两方交易系统，因其擅自将该系统关闭，导致胡永宾无法提供该等关键证据材料，该证据材料集中体现南京文交所组织实施非法证券（期货）交易，以及胡永宾亏损及持仓历史成本状况（事实上，胡永宾交易亏损179，262.17元；持有的“邮票”历史成本（货款）212，747.83元（爆仓时间持有亏损为156，243.51元），爆仓时市值为56，504.32元，目前持有价值“归零”，其中“澳门中银荷”持有7张，历史成本（货款）116，550元；“凤翔丝绸小版”，持有393张，历史成本（货款）21，327.83元；“法律大会片”，持有27张，历史成本（货款）31，482元；“长白山天池片”持有2张，历史成本（货款）43，388元。原审判决怠于调查厘清，不能分清责任；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胡永宾诉求之间逻辑关系，并错误认定诉请返还或赔偿投入资金是基于第一项诉请即“确认原告在被告南京文交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此等错误认识必将导致法庭调查事实出现遗漏或忽视相关重要事实，分析如下：1、诉请的核心诉请是要求三被上诉人共同返还（赔偿）其投入资金及利息的“请求权”之诉，该诉请并非基于第一个“确认诉请”即“确认原告在被告南京文交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两个诉请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非一审法院所理解认定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或者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逻辑关系；胡永宾本意是将“案涉交易无效”的关键事实“提升”到诉请的高度以引起法庭重视并予以确认，这本是一个确定事实的“诉讼技巧”的问题，该“确认诉请”本来可以不在诉讼请求中列示，甚至属于“可有可无”的非核心诉求（诉之标的），一审法院显然对此臆断，也没有尽到必要的告知或释明职责2、一审法院片面地认为“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南京文交所合同无效”。如前所述，一审原告要求确认涉案交易（民事行为）无效，这在法理上和逻辑上应当是明了的，即：民事（法律）行为关系涵盖合同行为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认定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即何种合同关系或事实行为关系基础上就惘论双方的合同效力问题以及法律责任问题，所认定的事实必然是片面的，相应的判决也必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胡永宾反复强调：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存在复合和综合的法律关系，这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是由于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复杂角色导致的，依据法定的或约定的或者行业惯例，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既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如提供交易模式服务），同时也存在交易行为关系（如登记“交付”投资产品，强制平仓、直接收支交易资金）以及担保合同关系（如平台收取经纪会员保证金，若涉案交易违法违规违约，在匿名交易的情形下，平台承担交易的“瑕疵”担保等民责任）表现如下：其一，南京文交所以所谓“金融创新”为噱头，变相瓜分证券期货市场的的“蛋糕”，创设了与证券（期货）高度类似的邮币卡交易模式。由于交易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以南京文交所平台为主导的相关交易只能合作协同化，使得本案交易行为及合同关系当事人复杂化。本案中，南京文交所安排一系列“职能”会员单位涵盖居间服务、交易登记、结算以及仓储的联立合同，以实现其平台交易模式的完成，基于各方的交易行为的协同性和长期性，当然南京文交所交易平台与其他被上诉人及其他职能会员单位之间构成成利益共同体，形式上南京文交所似乎与胡永宾没有直接的交易合同关系但实质上平台不可能“隐形”于交易行为以外并负有不可推卸的平台责任（基于前述多重法律关系的责任），这种看似“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为平台带来巨额利益的同时必然要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否则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相反，本案当中交易的对象实质是以邮票为“符号”的标准化合约（或者是商品证券化）法律属性即合同权利义务的整体转让，同时由于交易的方式是集中（匿名、撮合）方式，每笔交易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的转移无法通知原向对方或取得其同意，无论南京文交所作为何种“角色”(法律关系当事人），其作为交易平台即各法律关系的“纽带”（核心当事人）若被排除在交易纠纷责任（如担保责任，交易无效责任或者服务合同无效或者违约责任）之外，这简直颠覆现代（证券交易场所）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中21规定（详见上诉人补充证据）：规范整治地方交易场所的违法交易行为，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菅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该规定的出台有其充分的法理和法律依据而且顺应了当前党的金融工作政策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对全国各地法院审判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继而，在自最高人民法院至地方基层法院全国各地法院受理了同类案件（以平台为被告，诉请“确认交易无效”、“平台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并判决大量投资人胜诉的案例（包括大量的类同本案的“邮币卡交易纠纷”）其二，任何买卖交易行为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交易资金收支（结算）；这方面不在赘述；另一方面，是交易对象的交付。这方面在本案中，也是同样通过南京文交所通过“联立合同”的安排以形成三方或多方合作（合同）关系：具体投资人的每一笔下单交易（买卖建仓或对冲交易），例如投资人下单买下10枚“邮票”，已经预付保证金到被告平台账户并由其转移支付货款（投资款），请问：“货物”卖方是谁？货物在哪里？所有权因“交付”而转移了吗？按南京文交所的交易规则，平台充当了“总货主”（总代理人或者总经纪人）似乎有权权代理匿名投资者交易（买卖），实际上变相违反《合同法》有关债权债务整体转移的相关规定（权利的转移必须经通知义务人，义务的转移必须经过权利人同意）；然而，就涉案动产所有权转移问题，南京文交所居然直接突破我国物权法“物权法定”的原则规定，即南京文交所在其规则中规定：平台为投资人开立的交易账户里登记了这些“邮票”即完成了“交付”而取得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取得方式完全是证券期货登记取得得的方式，不但然是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也直接违反商务部等部委《商品现货市场特别规定》（2013年商务部令3号文），因而是无效的。胡永宾的核心诉请并非仅基于第一项诉请，而是基于其与南京文交所多重法律关系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相关的法律事实，包括被上诉人组织并参与的涉案交易行为的无效以及无效后果的直接责任和和作为匿名交易平台的担保责任，以及其作为平台服务方（含经纪方）的违约责任。其次，就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所（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而言，“核心诉请（给付请求）”是基于服务合同无效？或违约？胡永宾不必在诉请中列明（这不同于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选择），更何况胡永宾已经在庭审笔录及代理人意见中明确表明南京文交所存在违法违规违约及违反行业惯例（交易平台职责义务）。因为本案的核心事实是南京文交所所组织并参与非法证券（期货）交易，并直接违反国务院有关文件禁止性规定，而且因受到行政机关的查处关闭交易系统，导致胡永宾的投资产品价值“归零”。这些事实虽然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但并没有进行综合地整体地评判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责任。进一步细分，就服务合同或经纪合同具体内容而言，部分是无效的（例如，其推出的交易模式之“服务”因为组织非法证券（期货）交易后者超越禁止性经营许可范围，以及非法进行“动产物权登记”因而是依法无效的），部分是重大违约的（例如，其提供交易系统、资金结算、仓储、交货等平台基本服务终止而违约）；还有因被上诉人作为平台对前述违法违规违约法律后果的整体“担保责任”；等等。总之，根据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此类案件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只要理解前述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7)22号）规定之法律依据和妙理所在，问题也迎刃而解，这也是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对相关案例作出正确裁判的“宝典”。前述最高法院“金融审判工作意见”（第21条）：对南京文交所等地方交易场所违法或违规行为（如违反国务院国发【2011】38号文禁止性规定），应否认其效力，并明确南京文交所作为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情形：①因违反《宪法》第十五条，《证券法》第二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六条等禁止性强制规定规定，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判决交易无效；②或即使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但涉案交易模式导致扰乱国家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后果的，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同样判决交易无效；③或未经许可或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涉案交易行为的，依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有关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否定其行为法律效力。自最高法院“金融审判意见”出台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法院秉承最高院指导意见、直接援引证监办发【2013】111号文件《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有关期货交易认定的标准，对平台公司作出“非法期货”认定判决，或援引商务部令【2013】3号文《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认定涉案交易无论是交易对象还是交易方式均不符合法定的“现货交易特征”；同类“邮币卡交易纠纷”案件判决均确定南京文交所平台与胡永宾等客户存在合同关系，涉案交易无论是是非法期货交易行为，或是非法证券（商品证券）交易，无论是交易（合同）无效，还是违法违约责任，均依法判处决平台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的依据之一。三、退一步而言，若一审法院认为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的法律关系（合同关系）及法律责任是单一的，一审法庭也应当依法进行必要的告知或释明，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没有就相关诉求进行明确并进行释明情形下，同时不顾胡永宾所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违规即违约的多方面事实，片面地认为胡永宾所主张法律关系及民事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仅仅限于“确认原告与被告南京文交所合同交易无效，且仅仅因为违反国发【2011】38号文而无效”。此判决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支持上诉。 被上诉人南京文交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证据充分证明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胡永宾与其他交易会员之间形成钱币邮品等等买卖合同关系。胡永宾在南京文交所教育平台上在线注册成为会员时是其个人投资行为。胡永宾在注册时必须点击阅读并通过交易会员入世协议交易规则风险提示书任何一部均需要胡永宾点击确认，否则无法完成注册，双方并不需要另行签订其他的书面协议。胡永宾的行为表明其明知上述协议与交易规则。在交易平台上，与胡永宾发生交易的交易对手是其他会员，南京文交所不参与具体的交易，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也不是交易的收款方。投资款已在与其他会员交易结算中结算给了其他会员，其要求南京文交所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南京文交所线上交易的标的均是国家发行的钱币邮品等现货实物符合南京文交所的经营范围，不具有期货的属性。胡永宾在交易平台上进行的每一笔交易均有相应的现货实物，均有明确的商品代码和商品名称，交易的价格也是即时价格。在整个投资过程中，胡永宾均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停止交易，是否申请提取实物的交割，因此案涉交易并非为非法期货交易。三、南京文交所根据国务院及证监会相关文件要求，目前正处于行政规范整顿阶段。要注意的是，此整顿阶段是广泛的，并非针对南京文交所本案，涉及相关交易业务的定性问题，应当属于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裁判定性的范围。四、胡永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活阅历以及相应的投资经历和经验，充分了解交易所的性质和交易服务平台的功能，知晓市场风险。期间在交易平台上完成的每一笔交易，均是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胡永宾对其账户内资金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投资的盈利或亏损，完全取决于胡永宾对市场行情走势的主观判断，因此胡永宾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五、关于国务院38号、39号等文件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国务院38号、39号文件是为了清理整顿不规范行为，并不是针对违反该类规定，即导致无效的规范。因此，胡永宾在交易平台上以一定的规则从事投资交易行为，并不因为上述规定而无效，目前对于包括南京文交所在内的现货交易监管部门从未给出定性交易效力的认定，也没有认定该平台服务是否违法或应当取消之前的全部交易行为。因此胡永宾无权单方面认定其在南京文交所交易平台进行的交易无效，更无权要求南京文交所承担任何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辩称，一、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与胡永宾之间不存在银商通服务合同关系。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为胡永宾提供的资金结算服务是基于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和结算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银商通合同法律关系。三、本案在一审的时候，法庭曾经向胡永宾最后确认本案的案由，经胡永宾确认是合同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即使交易的合同关系被撤销，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并不存在接收到胡永宾交易资金的事实，因而也不存在返还责任的问题。所以基于本案的案由是合同纠纷，胡永宾与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之间不存在银商通合同关系。其对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的诉讼请求是不成立的，请求依法驳回胡永宾对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的请求。 被上诉人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合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的职能定位与运行模式，胡永宾要求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返还投资本金与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返还或赔偿责任，具体如下：一、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是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办指定设立的、为江苏省全省交易场所提供统一登记结算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其设立和运行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一）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的设立背景。《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提及个别交易场所发生管理人员侵吞客户资金、经营者卷款跑路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要求各地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该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投资者资金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再次重申了此项要求，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落实监管责任，制定本地区各类交易场所监管制度，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此，为落实相关政策精神，规范市场秩序，根据省领导批示，设立了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负责监管参与交易场所交易的投资者保证金。（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的设立依据。江苏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配合做好全省各类交易场所统一登记结算工作的通知》（苏金融办发[2014]41号）明确“为实现交易场所的统一登记结算，根据省领导批示精神，设立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结算公司接受省金融办监管”。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的意见》（苏发[2014]17号）文件提出“发挥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公司‘首创’优势，率先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场所登记结算体系，探索创新交易场所管理的‘江苏模式’”；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4]122号）再次明确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统一登记结算功能，要形成全省各类交易场所开户登记、日常交易、资金结算的全覆盖；《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肯定了统一登记结算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明确了全省交易场所纳入统一登记结算的必要性。在此政策背景下，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在江苏省金融办的具体指导下设立，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江苏省全省交易场所提供统一登记结算服务。同时，江苏省金融办专门制定《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苏金融办发[2015]58号），规范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的运营。综上，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的设立和运行模式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具有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合法合规。（三）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的运行模式。《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苏金融办发[2015]58号）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是为各类交易场所提供登记与结算服务的专业性机构，负责实行投资者统一登记、保证金统一存管、交易统一结算，保障投资者资金安全。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经交易场所行业监管部门授权承担部分辅助监管等职能，应当通过相关业务要求及登记结算信息系统，维护市场秩序及交易公平”。可见，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设立的目的旨在防范交易市场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具体操作上（以南京文交所为例）：1、投资者统一登记：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按照南京文交所上报的投资者信息进行登记，同时每个投资者均在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保证金结算账户内形成子账户，该子账户将与投资者的银行账户进行关联（方便后期根据投资者指令进行“出金”、“入金”操作），该账户的余额为投资者在银行账户内所享有的实际权益。2、保证金的统一存管：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在银行开立保证金结算账户，用于存放投资者的交易保证金。保证金结算账户与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分户管理，该保证金结算账户内资金归投资者所有，投资者可以自主的进行“入金”或“出金”操作。“入金”时投资者通过银行或者交易场所平台发出指令将自有银行账户内资金转入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在银行开立的保证金结算账户；“出金”即投资者通过银行或交易场所平台进行相反的资金操作。3、交易的统一结算：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系统与各场所及银行系统对接，在各场所交易时间内实时接收场所上报的交易数据、实时接收银行反馈的出入金数据。在各场所当天闭市之后，根据接收到的全部交易数据和出入金数据，计算各场所旗下各交易商在登记结算系统中的权益变动情况，同时各场所上报场所端系统计算的各交易商的权益变动情况，两方数据在登记结算系统中进行稽核对比（稽核的目的是防范交易场所私自篡改交易数据等），无误后再作为投资人当天权益变动并予以记账，即根据交易场所反馈的交易数据，在保证金结算账户内对投资者的子账户进行金额调整。此外，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工作人员每日闭市后将各场所的总权益和银行账户中各场所的实际头寸进行对比，以保证任何差异都能被发现。在此模式下，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依据法律规定，为交易方提供信息登记、资金统一存管和交易集中结算的服务，旨在保证会员资金安全，防范和控制风险，提高交易与结算效率。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与胡永宾无任何合同关系，并非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没有返还义务，也不存在与其他被上诉人共同返还的法律基础。南京文交所为省金融办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为其提供统一登记结算服务符合省金融办的监管要求。根据江苏省金融办下发的《江苏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系根据监管要求为南京文交所提供登记结算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且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与胡永宾未曾就具体交易行为签署过任何协议，并非其具体交易合同的相对方，也没有实质参与交易行为，即使胡永宾主张交易合同无效，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返还责任。三、投资者的资金损失与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没有关联，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胡永宾在南京文交所平台自主开展交易活动，其对于存管在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可通过出入金指令自主操控，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仅根据投资者与交易场所形成的电子交易数据对登记在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余额进行相应的权益增减记录，且没有对其收取过任何费用。即使胡永宾在交易中遭受损失，也是其自身的商业判断失误造成的，与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没有关联性，即使其主张交易合同无效，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承担部分辅助监管职能，对胡永宾参与的具体交易没有审核和风险提示义务，胡永宾因其自主进行出入金操作、自主参与市场交易所造成的损失归责于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未尽相应监管义务没有依据，要求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据此承担赔偿责任与法无据。3、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是履行政府职能的监管主体，而非市场经营主体。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的支付服务有以下四种：（1）网络支付；（2）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3）银行卡收单；（4）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江苏登记结算公司系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精神为投资者提供统一登记、保证金统一存管、交易统一结算，并根据投资者的交易指令对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统一稽核清算与划转，发挥着防止投资者资金被挪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作用，并不属于《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的支付服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胡永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胡永宾在被告南京文交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2.判令南京文交所、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共同返还或赔偿胡永宾投入资金392010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暂计22888元），合计414898元；3.由南京文交所、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3日，南京文交所的钱币邮票交易中心正式成立。2013年10月17日，南京文交所获准开展钱币及优品线上交易业务。2014年7月，南京文交所为规范钱币邮票交易中心的线上交易行为，修订了《钱币邮票交易中心交易规则》，其中第三条规定“本中心交易的钱币邮票等藏品都适用本规则”，第十六条规定“投资人参与本中心钱币邮票交易，须事先按照相关规定申请成为本中心会员”，第十九条规定“投资人所提及资料经审核符合要求并与本中心书面或在线签署《钱币邮票交易会员入场协议》、《钱币邮票风险提示书》，即正式取得钱币邮票交易会员资格”，第二十条规定“交易会员签订《钱币邮票交易会员入市协议》，即视为同意遵守本中心的交易规则、会员管理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并同意委托本中心代理交易会员所持有的、但未实际交收藏品的保管、保险、登记等相关事宜”，第二十一条规定“交易会员签订《钱币邮票风险提示书》，即视为已仔细阅读风险提示书，并自愿承担钱币邮票交易带来的风险”，第二十四条“会员同意本中心按照会员的交易申请和电子合同结算每一笔交易，包括划拨资金、支付交易费用和调整交易物的持有量”，第八十一条规定“转让方与受让方价格达成一致，交易合同以电子合同形式签署，其对应实物所有权即发生转移”，第八十五条规定“买卖双方同意根据电子合同和相关交收规则的约定，卖方向买方转移所交易藏品的所有权，买方向卖方划转相对应的资金”。另，南京文交所在其网站上发布《投资人会员入市协议》，甲方为不特定人员，乙方为南京文交所，第1条服务内容中第1.1条约定甲方根据《钱币邮票线上交易规则（暂行）》相关规定，在乙方网络平台按照规定申请成为乙方钱币邮票投资人会员，享有乙方为投资人会员提供的所有服务，并可在乙方的交易平台上进行钱币邮票的投资、交易；第1.2条约定甲方所能享受的服务参照乙方交易规则、会员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确定；第2条甲方权利与义务中第2.1条约定甲方自愿成为乙方的投资人会员，并可以自主在乙方钱币邮票交易平台上进行投资、交易；2.2条约定甲方保证已阅读乙方的交易规则、管理制度及其他相关文件，知晓交易方法并同意遵守该文件，甲方已阅读并理解《钱币邮票交易风险提示书》，知晓交易风险并自愿承担交易风险，甲方必须遵守乙方对所提供服务的相关规则和收费标准，乙方对相关服务规则和收费标准进行变更的，只需按本协议规定在网站上进行公告即对甲方生效，无需单独通知甲方，甲方对此无异议；3.1条约定乙方有权对其提供的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会员管理制度、交易规则等规定进行调整，有关对官方网站及交易软件进行升级、优化，上述资讯在官方网站或营业场所进行公布时即对甲方发生效力，并不需要先告知甲方，甲方取得钱币邮票权益时，即视为同意授权乙方作为代理人，代为选定交易标的物的保管机构及保险机构，代为办理钱币邮票的保管、保险事宜，乙方须将上述相关事项向甲方公示等。2016年11月，胡永宾在网上注册成为南京文交所的会员。胡永宾在注册时需点击《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钱币邮票交易中心交易规则》、《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钱币邮票交易中心投资人会员入市协议》等，由此取得南京文交所网上交易客户端操作权限，后胡永宾通过南京文交所客户端注册开户，并按要求通过胡永宾在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处开立的账户办理了“银商通”业务。胡永宾将交易资金通过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处的账户支付到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账户。胡永宾自2016年11月起在南京文交所网上交易客户端投资进行线上各种邮票的买卖，有的盈利、有的亏损。至2017年3月，胡永宾投入资金净额392010元。南京文交所在会员交易中采取集中连续竞价和“T+0”模式，该交易模式被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清整联办办公室认定为违规，南京文交所因此被要求整改。2017年6月29日，南京文交所发布公告称自2017年7月1日起对钱币邮票交易平台系统进行升级，升级期间全部挂牌藏品暂停交易。南京文交所至今没有恢复交易。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应为无效，而该强制性规定，依法应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胡永宾主张南京文交所的交易模式、交易规则和交易方式违反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等规定，要求确认双方的合同无效，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交易规则和入市协议，胡永宾在投资前已经知悉并愿意承担钱币邮票投资所带来的风险，故胡永宾因在线买卖邮票产生的亏损及利息系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永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23元，由胡永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胡永宾提交的证据有：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 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摘选），2.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102民初7920号）3.湖南省长沙市中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终3126号）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豫0191民初6482号）5.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豫01民终20407号）共同证明：最高法院“金融审判工作意见”：对南京文交所等地方交易场所违法或违规行为（如违反国务院国发【2011】38号文禁止性规定），应否认其效力，并明确南京文交所作为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情形：①因违反《宪法》第十五条，《证券法》第二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六条等禁止性强制规定规定，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判决交易无效；②或即使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但涉案交易模式导致扰乱国家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后果的，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同样判决交易无效；③或未经许可或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涉案交易行为的，依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有关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否定其行为法律效力。 南京文交所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此意见与本案不 具有关联性，本案的法律事实也不属于该意见规范的范畴。对本案不具有效力。不能作为法院裁判本案的依据。证据2、3、4、5的判决书，因为是当庭提交，原告代理人不能确认其是否生效，该4份判决三性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即便其是真实的，判决案件的法律事实与本案并不雷同，对本案不具有效力。故不能作为法院裁判本案的依据之一，况且我国是非判例国家，相关判决的参考性是局限的。而且该4份判决并非本浙江省高级法院作出的判决，同时也并非是其他省份的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 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该5份材料均不 是证据，如果是作为参考资料的话，那么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发表以下意见，在4份判例中，其中第一二的判例中都没有将银行作为被告，第三四判例将提供结算服务的银行列为被告，但是第三四判例都驳回了原告对银行的诉讼请求。 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 南京文交所、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本院关于证据采信认定如下：证据应指能够证明事实的相关材料，法律对相关证据形式有明确规定。法律法规条文包括司法解释、有关部门的工作文件不能证明案件相关事实，不属于有效的证据形式，与审理案件事实证明无关的另案判决书亦不属于有效的证据形式。胡永宾二审提交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为胡永宾在南京文交所的案涉交易能否被认定为无效，以及胡永宾能否在此基础上向相关当事人主张款项返还及赔偿。首先，根据胡永宾在网上的点击注册行为，胡永宾与南京文交所就《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钱币邮票交易中心投资人会员入市协议》达成一致，胡永宾根据此协议在南京文交所网上交易客户端投资进行线上邮票买卖，双方之间存在邮品交易服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胡永宾现主张交易无效，要求款项返还及赔偿损失，上述合同被认定无效系其主张的前提；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应存在相应的法定情形。南京文交所依法成立，经批复开展钱币及邮品线上交易，胡永宾在南京文交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目前也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南京文交所因非法开设期货交易场所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案涉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法定无效情形；再次，胡永宾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其点击注册成为南京文交所会员，并在此过程点击确认交易规则，其后在实际交易过程也有盈利、有亏损，可以认定其知晓《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钱币邮票交易中心投资人会员入市协议》的相关内容及相关交易规则，了解投资风险。南京文交所提供交易平台，不收取交易款项，并非与胡永宾发生邮品交易的相对方，南京文交所不应承担胡永宾的投资风险，不负有款项返还义务。现南京文交所被要求整改，暂停交易系有关监管部门对此的行政监管行为，不能因此转移胡永宾自身应承担的投资风险；此外，从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在交易中的行为来看，其提供的是金融服务及交易所账户资金的监管，也非与胡永宾发生邮品交易的相对方。案涉交易的效力、胡永宾的交易盈亏与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行为无关。综合以上，胡永宾要求南京文交所、农业银行解放路支行、江苏登记结算公司返还投入资金、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胡永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23元，由胡永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魁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张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