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3民终19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59号。法定代表人：康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宝辉，男，198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民警，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天津法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贯一，天津法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焕林，男，199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顾问，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宝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宝辉、原审被告陈焕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7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宝行公司、原审被告陈焕林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被上诉人吴宝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宝行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吴宝辉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吴宝辉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欺诈”根本不存在。1.吴宝辉自己都不认为是欺诈；2.吴宝辉未证明欺诈存在及因欺诈受损害；3.吴宝辉明知且容忍后备箱偶发开启不全；4.荣宝行公司已证明交易行为合法合约、善良诚信；5.荣宝行公司根本没有欺诈；6.欺诈的成立前提是明知而故意隐瞒，或故意告知虚假信息；7.要求对偶发进行告知，违背知情权制度设立的初衷；8.认定偶发为欺诈前因，既有逻辑矛盾，更有巨大的道德风险。（二）一审判决认定偶发为缺陷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判断“缺陷”的根本标准是“不合理危险”，即产品制造、设计、警示方面是否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本案中，后备箱不属于八大系统，其异常时偶发，再操作就正常，根本不是警示缺陷、设计缺陷以及制造缺陷中的任何一类。2.产品问题有大有小、有常见有偶发。本案的后备箱是影响极为细小的、单向的偶发，不构成缺陷。（三）一审判决认为“应当由具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负责赔偿”有关税费，该“过错”的认定错误。荣宝行公司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使产品存在缺陷”的过错。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本案案由是“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一审判决并未适用上述法律。2.销售者承担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荣宝行公司作为销售者，只有存在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或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供货者，才承担赔偿责任。3.举证责任的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受害人应当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受到损害，一审认定荣宝行公司对商品是否存在缺陷负有举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不是万能的，本案的偶发不适用鉴定，也无法鉴定。三、程序错误。1.本案案由为“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是指为流通目的而加工、制作产品的人，在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时所应承担的责任。而一审判决却判令销售者承担产品生产者责任，显然不合理。2.一审判决书写明“本院2019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5月29日现场勘验、证据交换”，而吴宝辉的起诉状上署明起诉时间是2019年5月22日。吴宝辉辩称，请求驳回荣宝行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荣宝行公司明知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恶意出售，拒不说明质量问题，欺诈行为客观存在。车辆维修超五次，荣宝行公司仅认可两次。因维修记录由荣宝行公司掌握，其提供的维修记录，吴宝辉无法核实。交车前后反复协商，吴宝辉均积极主动，不存在容忍质量问题。荣宝行公司发现问题放任不管，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交车前已经存在的问题，没有书面的解释和说明，也没有进一步维修和故障查询，为了尽快成交敷衍了事。消费者不了解PDI，车辆进行多次维修后备箱仍然不能正常启动，公司应该知情，吴宝辉也合理地相信系故意不告知真实情况而恶意隐瞒。陈焕林故意的欺诈，可以由常理及法律来评判。交车前吴宝辉已提出问题并要求给予明确回复，陈焕林声称没有任何问题，已是告知虚假情况。提车当天对问题陈焕林仍是一样言辞，为积极促成交易，达到个人的销售业绩，隐瞒真实情况，声称没有质量问题，导致车辆交易成功。提车后多次维修，荣宝行公司多达五六次的维修过程中，一直声称不知道问题所在，李子曦作为公司的专业人员说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还得维修，属于故意。偶发前提是车辆已经客观存在质量问题。汽车是属于有严格质量要求的产品，后备箱的问题不是偶发所能解释。经营者提供机动车等耐用商品、服务时，消费者自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就可以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是否属于偶发瑕疵或者缺陷属于荣宝行公司的举证义务，荣宝行公司拒绝做鉴定，根据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适用法律关系正确，案由明确，程序合法。吴宝辉要求赔偿的基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欺诈行为承担三倍的赔偿义务并退货。案由的确定是根据诉讼请求确定的，诉状明确了相应的诉请和法律依据，案由的变更和调整是属于法院职权范围。陈焕林述称，同意荣宝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吴宝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宝辉返还所购买的宝马汽车，荣宝行公司退还吴宝辉购车款及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费用；2、请求判令荣宝行公司赔偿吴宝辉300000元（后变更为请求判令荣宝行公司给与购车款三倍赔款）；3、本案诉讼费用由荣宝行公司、陈焕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6日吴宝辉与荣宝行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约定吴宝辉向荣宝行公司购买车型ＢＭＷＦ15Ｘ5ｘＤｒｉｖｅ35ｉＰｒｅｓｔｉｇｅ2018宝马轿车一辆（牌照号津Ｚ×××××）。车辆售价708800元。购买同时吴宝辉向荣宝行公司缴纳车辆购置税63250元、交强险950元、商业险21500元、三年联保33000元、车船税1200元、车务款2500元、ＶＩＰ卡2800元、增配项目13000元、贷款服务费1000元、抵押登记费1000元，共计860632元，另有隐形车衣22000元。2018年4月20日吴宝辉至荣宝行公司验车时，发现所购买车辆存在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问题。销售人员陈焕林经与维修人员沟通，告知吴宝辉车辆并无问题。吴宝辉此后几日与陈焕林通过微信多次沟通购车事宜。2018年4月27日吴宝辉将所购买的宝马车提走。2018年4月28日再次发现该车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销售人员告知为电脑程序问题，可到店进行电脑编程处理，问题可解决。吴宝辉遂于2018年5月28日到店按照荣宝行公司的要求进行了汽车电脑编程处理。但问题并未解决。吴宝辉继续就车辆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问题与荣宝行公司售后人员李子曦沟通解决。又于2018年6月5日按照售后人员指示到店进行了后备箱密封条抹油处理，但处理后无法开启的问题仍旧未得到解决。在荣宝行公司再次要求吴宝辉将车辆到店维修时，吴宝辉拒绝维修。本案受理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当地基层组织人员对吴宝辉的涉案车辆进行了现场勘验，勘验结论为车辆后备箱确偶有无法正常开启现象。双方当事人对勘验结论均无异议。本案审理中荣宝行公司、陈焕林均认可吴宝辉所购买的车辆具有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缺陷。缺陷原因不明，不能确定解决方案。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两次征询荣宝行公司意见，是否委托相关部门对车辆具体缺陷原因进行司法鉴定，荣宝行公司、陈焕林均明确拒绝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在商品买卖过程中，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的质量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出售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未作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构成欺诈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案中，吴宝辉购买车辆用于家用，符合消费者身份，予以确认。吴宝辉与荣宝行公司自愿签订《汽车买卖协议》内容合法，对合同效力予以确认。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吴宝辉提车前即发现所购买车辆具有后备箱不能正常开启的缺陷，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车辆在出售前即具有商品缺陷，发现车辆缺陷时双方之间车辆买卖协议并未履行完毕，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调整。关于荣宝行公司构成欺诈问题，首先，商品销售者应当对自己出售的商品全面了解，知晓商品存在缺陷，并如实告知消费者，但在本案车辆销售过程中，荣宝行公司员工陈焕林在吴宝辉提走车辆前和提走车辆后发现后备箱存在开启不正常的问题向其询问时，先是告知车辆没有问题，后凭主观判断告知消费者为电脑编程问题，在吴宝辉到店编程后问题未得到解决。陈焕林作为荣宝行公司的专业汽车销售人员，应当对所售出的商品全面了解，但其凭主观判断告知消费者并不准确的信息，对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其出售的商品构成误导。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其次，吴宝辉购买车辆后应荣宝行公司销售人员及售后人员要求两次到店针对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缺陷进行了维修，在具有查清缺陷原因及解决车辆问题的条件下，荣宝行公司并未及时采取专业措施查清车辆缺陷原因，制定解决方案，放任商品缺陷存在，至今缺陷原因仍未查明。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吴宝辉拒绝再次维修。第三，本案审理中，荣宝行公司依法对出售商品是否存在缺陷负有举证责任，在一审法院两次释明是否对车辆缺陷进行司法鉴定，其均明确拒绝。同时鉴定结论也可以证明荣宝行公司在车辆销售过程中，针对车辆存在的缺陷是否如实告知消费者。基于荣宝行公司拒绝司法鉴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一审法院认定荣宝行公司、陈焕林放弃举证，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荣宝行公司虽提供售前检测报告和车辆合格证等证据证实涉案车辆售出前进行了检测，并未发现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缺陷，但案件事实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和一审法院现场勘验，车辆确有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现象，荣宝行公司的售前检测行为是其单方行为，不能证实车辆不存在缺陷。故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荣宝行公司在针对吴宝辉的汽车销售过程中具有欺诈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荣宝行公司、陈焕林应当承担责任问题，车辆后备箱为车辆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车上私有财产安全功能。因荣宝行公司销售吴宝辉车辆具有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的缺陷，极易导致吴宝辉购买商品后财产受损，给吴宝辉造成财产权益的损害。同时荣宝行公司在汽车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五条规定，应当承担退货及惩罚性赔偿责任。鉴于车辆存在的缺陷并非存在于发动机及转向等系统中不会给消费者人身造成损害加之车辆缺陷程度表面判断明显轻微，故法院酌情判定荣宝行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为车辆购置款的1.5倍。陈焕林为荣宝行公司的工作人员，其销售行为属职务行为，故依法应当由荣宝行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吴宝辉在购买车辆时向荣宝行公司交纳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退还问题：吴宝辉购车时同时向荣宝行公司交纳车辆购置税63250元；交强险950元；商业险21500元；三年连保33000元；车船税1200元；车务款2500元；购买的ｖｉｐ卡2800元；增加配置的项目13000；贷款服务费12632元。其中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为应当向国家缴纳的正常税费，已经开具票据实际交纳不宜退还，应当由具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负责赔偿。交强险及商业险费、三年联保费用因车辆退货后被保险人应当随之变更，考虑荣宝行公司具有过错应当由其对吴宝辉进行赔偿。车务款、ＶＩＰ卡费用、贷款服务费因无相关法律规定，属不合理收费荣宝行公司应当返还吴宝辉。其他增加车辆配置费用因为吴宝辉自愿选择，故费用应当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与原告吴宝辉办理ＢＭＷＦ15Ｘ5ｘＤｒｉｖｅ35ｉＰｒｅｓｔｉｇｅ2018宝马轿车（牌照号津Ｚ×××××）的退货手续，退还原告购车款708800元。同时原告吴宝辉将车辆退还被告；二、被告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还原告吴宝辉车辆购置税63250元、交强险950元、商业险21500元、三年连保33000元、车船税1200元、车务款2500元、购买的ｖｉｐ卡2800元。共计138832元；三、被告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吴宝辉1063200元；四、驳回原告吴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997.49元，减半收取10998元（原告已缴纳），由被告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荣宝行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中认定双方对勘验结论均无异议进而认定双方认可车辆存在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的缺陷提出异议。本院认为，缺陷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定义，双方对勘验结论均无异议，尚不能认定勘验结论显示的问题构成缺陷。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产品质量引发的责任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适用的案由和法律关系是否正确；2.涉案车辆是否存在缺陷，荣宝行公司是否构成欺诈，并适用惩罚性赔偿；3.荣宝行公司是否应当履行退货手续并返还相关税费。本院分析如下：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就产品质量或缺陷发生纠纷，消费者既可以依据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主张产品瑕疵担保责任，也可以依据因产品质量引起的侵权事实主张侵权责任。消费者对依照何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具有选择权，并非人民法院予以释明变更的范畴。现二审庭审中，吴宝辉明确选择按照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故本案应按照侵权责任确认案由和法律关系。本案庭审结束后，吴宝辉于2019年11月19日、11月20日向本院递交书面材料，主张本案按照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因本案法庭辩论已经结束，吴宝辉在庭审后选择变更法律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因民事案件案由系由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并非由当事人选择，本案中荣宝行公司并非涉案车辆的生产者，一审判决列本案案由为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有误，本院将本案案由纠正为产品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上述法律规定，系我国法律对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主张侵权赔偿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上述法律规定，系我国法律对侵权责任中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由于涉案车辆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的情形，未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后果，故本案无法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决由荣宝行公司承担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和侵权责任基础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亦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可以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一并提出，但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单独地提出惩罚性赔偿之诉。现吴宝辉主张荣宝行公司应给付购车款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范畴，本院予以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６８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对于荣宝行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第一，应看荣宝行公司是否存在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主观故意。对于涉案车辆后备箱无法正常开启的现象，现无证据证明荣宝行公司在缔结合同前或者验车前即已经知悉该问题存在。该车辆存在的问题，在吴宝辉至荣宝行公司验车时即发现，双方对涉案车辆存在问题均已经明知。荣宝行公司销售人员陈焕林在双方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声称没有问题，并告知吴宝辉通过电脑编程问题到店即可解决，其作为销售人员在发现问题后，没有经过专业审慎地核实即作出以上陈述，存在一定过失，但并不能表明其存在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主观故意。第二，还应考察涉案车辆出现问题是否严重，并且在销售该车辆时荣宝行公司是否已经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从涉案车辆呈现的问题看，尚未涉及车辆的动力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安全系统等主要系统，且吴宝辉庭审中亦表示在使用涉案车辆过程中，未出现危及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的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本案涉案车辆存在问题符合法律规定的缺陷定义，亦无证据证明荣宝行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过程中已经明知车辆存在缺陷的事实，一审法院以荣宝行公司明确拒绝对车辆缺陷进行鉴定推定车辆存在缺陷，处理有误。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不以产品存在“缺陷”作为要件，故涉案车辆是否存在缺陷，不应为本案审理之重点。第三，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二）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三）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篡改生产日期的商品；（四）销售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商品；（五）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六）销售伪造或者冒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商品；（七）在销售的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八）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品；（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故意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十）骗取消费者价款或者费用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行为之一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此种行为的，属于欺诈行为。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行为。”本案中，荣宝行公司的相关行为不符合上述规章认定欺诈之情形。故，本案难以认定荣宝行公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对吴宝辉主张的三倍惩罚性赔偿，本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三：由于吴宝辉在本案中选择按照侵权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章损害赔偿部分第四十条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就本案而言，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退货情形。故吴宝辉基于侵权责任关系提出的履行退货手续并返还相关税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侵权法律关系中判决的履行退货手续、退还相关费用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就退货及返还相关费用的请求，吴宝辉可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另行解决。此外，就荣宝行公司上诉提及的一审程序存在的问题，有关案由及法律适用问题，上文已经阐述，不再赘述。关于立案时间问题，从一审卷宗材料显示，本案一审法院收到吴宝辉起诉状与立案时间均为2019年5月22日，一审判决写明的立案时间系笔误，并无明显程序问题。综上所述，天津荣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70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宝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998元，由被上诉人吴宝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809.14元，由被上诉人吴宝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欣审判员 阎 涛审判员 何日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郭小峦书记员王丽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