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6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二七路**鸿通城****。法定代表人：叶春，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图跃，贵州千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710938122。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宝峰，贵州千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013995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双龙临空经济区大数据工场>法定代表人：任仁，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从财，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508558。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物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4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建工集团五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必然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是原、被告，被告是否实际承接了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并不影响原、被告买卖关系的成立，故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且原告在本案中不向其他公司主张权利，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故对被告要求追加科隆公司作为被告、龙谷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首先，上诉人不否认合同签订的事实，但被上诉人是向谁履行的供货，被上诉人的钢材送至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工地，收货人不是上诉人而是承接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达州市建筑总公司和分包单位四川科隆建设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出具的送货单上并没有上诉人的签收依据，不能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履行了供货义务。其次，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四川科隆建设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钢材款20万元（这仅是上诉人知道的一笔），被上诉人真实在科隆公司收到多少钢材款必须要追加科隆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才能查清。第三、上诉人庭审后提交新证据证明送货单上签收的杨滢和刘伟的身份是达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保利春天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不能追加达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何如能查清被上诉人是向谁履行供货义务。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组织质证程序违法。一审庭审调查结束后，审判长要求原告代理人在一周内对20万元的真实性进行回复，要求被告提交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的施工合同（应有庭审录音为证）。上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足以证明杨滢和刘伟的身份是达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保利春天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工程结算书和向乌当区住建局的调查令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对新证据组织质证和对上诉人的调查令申请答复的情况下便作出判决，必然导致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钢材款并承担每月2%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履行供货义务，上诉人并未收到被上诉人的钢材，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收到货的事实，故判决上诉人支付货款证据不足。综上，一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必然导致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现代物流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遗漏诉讼当事人。首先，根据《钢材购销合同》，涉及合同主体仅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涉及任何第三方，本案属于单一的买卖合同关系，现代物流公司的义务为供货，建工集团五公司的义务为付款，被上诉人已按约定供货，上诉人就应按约定付款，故从交易结构来看，不存在必须追加的诉讼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也只能向上诉人主张货款。其次，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供应了钢材。上诉人委托刘伟与现代物流公司签署了《钢材购销合同》，而刘伟在最终的结算单上进行签字确认，同时被上诉人提供了送货单以及从第三方购买钢材的付款凭证、发票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供货。再次，上诉人称其未承建保利春天大道三期工程故不应承担支付货款义务的理由不成立。第一、被上诉人提交的《中标通知书》足以证明上诉人承建了保利春天大道三期工程，而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第二、不管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项目是谁承建，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只能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最后，上诉人称现代物流公司收取了四川科隆建设有限公司20万元钢材款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提供的数据是复印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科隆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同时被上诉人也未收到该笔款项。二、上诉人称一审未组织质证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首先，被上诉人已按一审要求对20万元的收据进行了书面回复，不存在程序问题。其次，上诉人提交的工程结算书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程结算书上签字的人员既不能证明是本案结算单上签字的人员，也不能证明是达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工作人员。且被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刘伟系上诉人工作人员。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钢材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现代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1508603.55元及资金占用费100707.6元，从2016年1月1日起以1508603.5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直至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全部付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7日，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8月更名为现代物流公司）与建工集团五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承建的保利春天大道三期3-2、3-3、3-4号楼项目供应钢材，预计需要钢材1500吨，价格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贵阳市场钢材价格指导价为基准，螺纹不上浮，线材和盘螺上浮50元/吨，双方于每月25日核对上月25日至当月24日所供应的货物，办理结算；被告应在结算当月全额向原告支付货款，如逾期未支付，则被告应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百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交货地点：甲方施工现场，接货人必须是甲方指定人员等。该合同有委托人刘伟的签名并加盖建工集团五公司合同专用章。审理中，原告称从2015年7月起向被告供应了635.931吨钢材，向法院提供了送货清单等，上述单据中有“杨滢”等人的签名。在2016年4月24日《建工集团5公司保利春天项目对账明细》中，载明原告共送货四次（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8月、9月、10月），货款总金额为1508603.55元、利息为100707.6元（均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杨滢签署“以上钢材数量材料部门已审核”，刘伟在该对账明细中签署“最终金额以双方结算认可为准”。2017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载明“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司因项目需要与贵公司签订系列钢材购销合同，因该系列合同约定所欠贵公司的钢材货款，我司郑重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除本案争议的合同外双方还存在其他钢材购销合同。原告并提供贵州省金属回收公司情况说明、付款凭证、发票等，用于证明供应给被告的钢材是向贵州省金属回收公司购买。审理中，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中标通知书复印将，证明该工程由被告承接，原告对此无异议；2、被告向龙谷公司所写报告复印件（无落款时间），用于证明该公司向发包单位龙谷公司要求取消保利春天三期高层及农贸市场土建工程，原告对此不予认可；3、龙谷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发给达州市建筑总公司春天大道项目部的《退场通知》，被告称该证据来源于刘伟，用于证明实际施工单位是达州市建筑总公司，原告对此不予认可。4、2017年8月1日科隆公司向原告付款20万元的收据复印件，用于证明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科隆公司钢材款20万元，对此原告认为该收据系复印件，是被告员工称安排科隆公司代付钢材款，要求公司先写一份收据，但科隆公司实际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审理中，被告称刘伟、杨滢不是其公司职工，刘伟准备挂靠被告承建的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故作为委托人与原告签订合同，但后因被告自身原因及与刘伟未能就管理费达成协议，被告即向发包方龙谷公司发函取消中标资格，但未将该情况告知原告。被告申请追加科隆公司为本案被告，发包方龙谷公司为第三人。原告表示只与被告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与其他公司无关，故无法向其他公司主张权利。如法院审查认为工程实际由科隆公司及达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完成，再决定是否向两公司主张权利。上述事实，有当庭举证质证的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钢材购销合同》、送货清单、对账明细、情况说明、付款凭证、发票、承诺书、中标通知书及被告提交的中标通知书、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是原、被告，被告是否实际承接了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并不影响原、被告买卖关系的成立，故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且原告在本案中不向其他公司主张权利，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故对原告要求追加科隆公司作为被告、龙谷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签约时，刘伟作为被告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刘伟的行为能够代表被告。刘伟在原告提供的对账明细上签署“最终金额以双方结算认可为准”的意见，与原告提供的送货清单、贵州省金属回收公司的情况说明、付款凭证、发票、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等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原告向被告发货635.931吨、货款金额为1508603.55元的事实，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本金1508603.55元予以支持。对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100707.6元，并从2016年1月1日起以1508603.5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直至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全部付清为止的诉请，系依照合同约定计算得出，法院亦予以支持。对被告答辩的“刘伟准备挂靠被告承建的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故作为委托人与原告签订合同，但后因被告自身原因及与刘伟未能就管理费达成协议，被告即向发包方龙谷公司发函取消中标资格，但未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后由科隆公司承建该工程，案涉买卖合同实际由该公司履行，请求追加科隆公司为本案被告，发包方龙谷公司为第三人。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意见，法院认为，从被告的举证材料来看，中标通知书能够证明被告中标了该项目，但其称向发包方龙谷公司发函取消中标资格的函件并无落款日期，也无发包方的相应意思表示，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举证的龙谷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发给达州市建筑总公司春天大道项目部的《退场通知》从内容上看所指的是劳务部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工程的实际承建人是谁。被告举证的2017年8月1日科隆公司向原告付款20万元的收据复印件，不能据此认为科隆公司与原告发生了买卖关系。因此，被告对其主张举证不能，且从合同相对性看，发生钢材购销关系的合同当事人是原、被告，谁是发包人或实际承建人与本案无关，对其辩称不予采纳。据此，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货款人民币1508603.55元及资金占用费人民币100707.6元（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二、由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占用费（从2016年1月1日起，以1508603.5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直至货款全部付清为止）。案件受理费19284元减半收取9642元由原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的同时支付给原告）。二审中，上诉人建工集团五公司提交一份建筑工程结算书，证明本案诉争的钢材是达州建筑公司施工的，签字的“杨滢”是一致的，证明该工程项目是达州公司的。被上诉人认为：一、对其三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该结算书没有本案双方的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二、结算书涉及的工程名称是保利春天三期的基础部分，不是整个工程，不足以证明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项目都是达州公司施工的。三、从结算书来看不能证明结算书上杨滢的签字与本案的杨滢是同一人。四、被上诉人主张货款的依据是刘伟的签字，而不是杨滢的签字，不管杨滢是否为上诉人工作人员均不影响本案的定性。五、工程实际由谁施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建工集团五公司申请证人何某出庭，证明结算的编制和来源，以及委托证人编制结算书的杨滢的身份。被上诉人现代物流公司认为证人的陈述证明杨滢是刘伟请的项目经理，刘伟是否为建工集团五公司的员工证人是不清楚的。刘伟是建工集团五公司的代理人，杨滢是刘伟请来的，故杨滢有权代表建工集团五公司。结算书只是三期工程基础部分，该结算书证明不了被上诉人提供的钢材是由达州公司签收。被上诉人现代物流公司提交一份《钢材购销合同》，证明刘伟是建工集团五公司的工作人员。上诉人建工集团五公司认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刘伟是保利公园一期的项目负责人。但与本案保利春天项目不是一个项目，刘伟在该项目挂户建工集团五公司。上诉人建工集团五公司还向法院递交一份调查令申请，申请法院到乌当区住建局调取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的建设施工合同及建设施工许可证，证明案涉工程实际承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为达州市建筑总公司和分包单位为四川科隆建设有限公司。经本院对二审所提交证据及申请查明，上诉人所提交“建筑工程结算书”，证人何某证言以证明案涉工程项目的达州公司的，钢材实际签收人为达州公司，但根据买卖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工程由谁实际承建并不影响对于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主体的认定，且上诉人所提交之证据并不能直接反映案涉合同的相关货物实际的购买人系案外人达州公司，故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交之证据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中上诉人递交调查令的请求，系基于认为案涉工程实际并非由上诉人所承建，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工程的承建主体不能当然认定案涉合同的相对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科隆公司、龙谷公司均非案涉合同的相对人，故对于上诉人所申请调查令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提交一份《钢材购销合同》，证明刘伟是建工集团五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且本案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亦由“刘伟”作为上诉人项目负责人所签订，故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证据之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双方所提交证据及本院所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是否应作为案涉《钢材购销合同》承担责任主体。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在合同实际履行中，被上诉人现代物流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供货义务，并制作对账明细对案涉合同所涉钢材量进行对账，且由合同签订人“刘伟”签字确认。上诉人建工集团五公司主张实际承建保利春天大道三期高层和农贸市场工程的是案外人达州市建筑总公司和分包单位四川科隆建设有限公司，上诉人因退出案涉工程并未实际承建该项目，非实际承建人，不应承担案涉货款，但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且加盖上诉人公司印章，并由“刘伟”签字，之后“刘伟”与被上诉人对账后，亦出具《结算书》并签字，故上诉人该主张无事实依据。至于上诉人主张自己已退出案涉工程，相关工程的实际承建人系达州市建筑总公司和分包单位为四川科隆建设有限公司，该事实系上诉人相关权利义务转移，并未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未有同意的意思表示，故不能对被上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虽上诉人主张“刘伟”非其公司项目承包人，系达州公司、科隆公司关于案涉项目的承包人，故“刘伟”的签字效力不能及于上诉人，但上诉人亦认可由“刘伟”作为负责人所签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故“刘伟”与被上诉人对账后，并出具《结算书》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刘伟”内部的责任划分问题双方可以另行协商或另案进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之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妥。综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84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立新审判员  余长智审判员  柳 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刘羊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