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民终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敏，女，汉族，1975年11月4日生，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员工，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红，云南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剑峰，系该公司总经理。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世纪广场联通大楼。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赛劼，云南康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亚敏因与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云南省思茅区人民法院（2018）云0802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11月8日组织双方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李亚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红、上诉人联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赛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亚敏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书，依法改判；2、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联通公司承担；3、联通公司无故克扣的2324.43元工资应当返还。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李亚敏调岗前的月工资总额为4315.15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李亚敏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联通公司每月至少分三次向李亚敏支付工资。李亚敏调岗降薪前的工资，除过节费1000元以外，联通公司向李亚敏实际支付的工资为三笔，三笔工资合计为李亚敏的实发工资3948.88元，加上联通公司扣减的1086.27元，李亚敏调岗降薪前的应发工资为5035.15元；2、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标准为“应得工资”，而非实发工资，一审法院计算经济补偿金错误。根据《劳动合同法》，李亚敏认为：（1）一审法院在已认定的工资总额部分减去个人保险、公积金、企业年金、实则用“实发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事实认定错误。（2）因联通公司违法调岗并违法克扣工资，故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直接参照调岗前即2016年9月的工资计算；3、李亚敏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支持李亚敏的上诉请求，维护李亚敏的合法权益。联通公司答辩称，1、李亚敏上诉理由和证据不充分。李亚敏每月应发工资总额、调岗前的月工资总额和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总额均应以双方当庭举证、质证，李亚敏已经实际领取的工资中对应的应发工资总额为准，而不应当由一审法院推定或李亚敏推断得出。因本案一审开庭的时间为2018年的11月，一审中双方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的7月，因此李亚敏2018年11月起至2019年7月止的应发工资总额的工资单应为新证据。另外一审开庭之前双方也未对李亚敏2016年1月起至2019年7月的工资情况进行过当庭的举证、质证。因此应当以联通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并经双方举证质证后认定为准。2、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责令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系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故李亚敏要求联通公司支付赔偿金适用法律错误，不属于法院判决处理的范围。综上，请求驳回李亚敏的上诉请求。联通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将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李亚敏其余的诉讼请求”，并删除一审判决第三项；2、判令李亚敏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联通公司与李亚敏变更劳动合同是因响应国家号召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政府行为而引起的，属于不可抗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联通公司是国家首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和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等的试点企业，改革之后，联通公司机构撤并，人员分流，这是联通公司无法避免的。但李亚敏拒不服从联通公司的改革方案和工作安排，拒不执行联通公司指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即使是联通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也仅需提前30日出面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即可，但本案中是李亚敏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2、一审法院认定联通公司未与李亚敏协商一致，擅自单方面调整李亚敏的工作岗位，违反《劳动法》的规定，系无效行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明确联通公司曾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安排李亚敏到其他财务岗位工作，但李亚敏不愿意，其自愿到集团客户事业部工作，后联通公司按其意愿于2017年2月21日安排其在该岗位工作直至2018年2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已实际履行近一年，李亚敏的诉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3、一审判决联通公司支付李亚敏经济补偿金80808.89元，以2016年底双方未变更劳动合同之前李亚敏的工资推断计算在李亚敏的经济补偿金，属适用法律错误且证据不足；4、联通公司无任何过错，李亚敏未按相关法律规定向联通公司提前30日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联通公司依法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责任；5、一审判决部分证据未经双方当庭举证、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李亚敏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具体工资，即2018年8月起至2019年7月至的具体工资，但一审证据交换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一审开庭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其后，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进行补充质证和第二次开庭，因此，李亚敏2018年12月起至2019年7月止的应发工资总额为新证据。另外，一审开庭之前，双方也并未对李亚敏2018年8月起至2018年11月止的工资情况进行过当庭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此判决的证据不足。综上，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联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李亚敏答辩称，1、（1）李亚敏认为联通公司变更劳动合同并非不可抗力。双百企业是企业主动申报后，经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认定后才能入选，入选是联通联通公司在自主经营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并非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以及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2）李亚敏认为双百企业只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倡导性引导性的扶持，并非是政府的强制性要求，根据联通公司提供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求“坚持依法合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推动双百企业改革发展”，因此联通公司并不能以此作为私自变更劳动合同的理由；（3）根据联通公司提供的《关于“双百企业”制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被列入双百企业的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并非联通公司普洱市分公司，且列入的时间均是在2018年8月10日，而联通公司是自2016年9月起就开始单方面多次强制变更李亚敏的工作岗位以及相关劳动合同的内容，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联通公司对于李亚敏变更岗位后的一系列降岗、降薪的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4）联通公司当庭补充的观点认为就算是用人单位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解除是错误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2、联通公司单方面变更李亚敏的工作岗位，是无效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联通公司自2019年起至今对答辩人的一系列调岗降级、降薪、停岗的行为，并未与李亚敏进行协商，均是单方面变更。李亚敏、联通公司在一审庭审当中也多次表明李亚敏被降级降岗是因为2016年度公司要求其到孟连县工作两年，不服从工作安排。这一系列降级降岗降薪的行为是联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的一系列变相的惩罚性的措施，有违公序良俗。联通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李亚敏认为该解释是基于双方通过口头协商达成的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合意之时对劳动合同形式的补充。本案中因联通公司未与李亚敏就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等劳动合同等内容进行协商，多次变更均是在未经李亚敏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且变更后对李亚敏进行的明显的降级降岗降薪的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李亚敏认为劳动者无论就此变更是否提起过书面异议，此实际履行行为均应联通公司单方变更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而无效。综上，请求法庭驳回联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李亚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李亚敏、联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联通公司向李亚敏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75634.00元；3、联通公司向李亚敏补发降级调岗期间（自2016年11月起计算至解除劳动合同时，现暂计算至2018年10月）克扣的工资44845.64元；4、联通公司向李亚敏支付赔偿金31546.00元；5、联通公司向李亚敏返还2017年12月无故扣款2324.43元，以上款项共计254350.07元；6、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联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亚敏于1995年6月至1998年11月,在思茅邮电局工作;1998年11月被分配到邮电局下设的思茅寻呼公司担任出纳一职。2000年寻呼公司划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李亚敏在联通公司处工作至今。2008年1月5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李亚敏的工作岗位为财务,工作地点为中国联通普洱分公司综合楼,因生产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岗位以及工作地点，在本岗位的职责范围内，服从联通公司的工作安排。2016年8月30日,联通公司下达《关于市分本部人员首批下县交流工作安排的通知》,将李亚敏调到孟连县分公司担任营业厅厅长一职,工作地点为普洱市孟连县,要求到岗时间为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9日,联通公司下达《关于李亚敏工作岗位调动的通知》,将李亚敏调至思茅区分公司工作,工位岗位为直销员,岗位职级从8级调整为5级,岗位工资从1758.75元降为1333.50元。2017年2月21日,联通公司下达《关于李亚敏重新上岗的通知》,将李亚敏从综合部待岗人员转为重新上岗,要求李亚敏于2017年2月21日到集团客户事业部报到并安排工作,试用期为3个月,岗位工资降为1000元。2018年2月1日,因联通公司欲将李亚敏调至其他公司工作,李亚敏不同意,联通公司便下达《关于李亚敏待岗的通知》,确定李亚敏为待岗待聘人员,3个月内接受待岗培训。待岗工资为每月1155.00元。后李亚敏被待岗至今。李亚敏调岗前的月工资总额为4315.15元（岗位工资1758.75元、综合补贴400.00元、绩效奖1749.00元、综合补贴-经常107.40元、综合补贴-非经常-一次300.00元）。2018年李亚敏向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解除李亚敏、联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由联通公司向李亚敏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75634.00元（7636.26元×23个月）；3、由联通公司向李亚敏补发降级调岗期间（自2016年11月起计算至解除劳动合同时，现暂计算至2018年10月）克扣的工资44845.64元；4、由联通公司向李亚敏支付赔偿金31546.00元；5、由联通公司向李亚敏返还2017年12月无故扣款的2324.43元。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普劳人仲案字[2018]82号仲裁（终局）裁决书，裁决：驳回李亚敏的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亚敏要求解除李亚敏、联通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问题。李亚敏、联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真实、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经庭审查明，本案联通公司在未与李亚敏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单方面调整李亚敏的工作岗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协议。”据此，工作岗位作为当事人之间的重要约定，通常属于工作内容的范畴，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对于工作岗位的调动，属于劳动内容的变更，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变更劳动合同应当协商一致，且李亚敏、联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是财务，如需变更需双方协商一致。而联通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材料证明李亚敏调任前后的两个部门的工作性质上是一致的，也不能证明李亚敏的工作调动属于同种类岗位之间的正常调动，因此联通公司单方面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的行为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联通公司在和李亚敏协商一致前，不得单方面调整李亚敏的工作岗位，故一审法院确认联通公司调整李亚敏工作岗位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系无效行为。经庭审查明，李亚敏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前的月岗位工资是1758.75元；在2016年10月8日被调整工作岗位后，2016年11月的月岗位工资是1333.50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之间的月岗位工资是1400.00元；2017年2月再次调整工作岗位后，月岗位工资是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联通公司单方面多次变更李亚敏工作岗位的无效行为而导致的工资减少的这一事实，不属于联通公司合法合理扣除李亚敏工资的理由，应属于无故克扣原告工资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五）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据此，因联通公司未足额支付李亚敏劳动报酬，李亚敏作为劳动者可以随时向联通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由此，李亚敏的上述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亚敏要求联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5634.00元和补发降级调岗期间（自2016年11月起计算至解除劳动合同时，现暂计算至2018年10月）克扣的工资44845.64元的诉讼请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据此，至2019年6月止，李亚敏在联通公司处工作满23年，李亚敏要求联通公司支付23个月的经济补偿和补发克扣的工资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第四条的规定：“工资总额有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下列各项不列入工资总额的范围：（二）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各项费用。”据此，根据李亚敏提交的工资明细和银行流水，对于李亚敏主张的工资明细之外的补助因不是上述法律规定的工资范畴，系联通公司发放的职工福利，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不予确认为工资总额；对于李亚敏主张的积点奖励，因不能确定该部分奖励是何种性质的奖励，且不是直接以货币的方式支付给李亚敏，故一审法院确认该部分奖励不是工资总额部分。因李亚敏调岗后的工资与调岗前的工资总额不相一致，故一审法院确认依据李亚敏调岗前的月工资总额部分（岗位工资1758.75元、综合补贴400.00元、绩效奖1749.00元、综合补贴-经常107.40元、综合补贴-非经常-一次300.00元，合计4315.15元）作为联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十二个月的工资总额部分，扣除李亚敏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十二个月的实际扣款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李亚敏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十二个月的工资为：3362.17元（2018年8月）、3362.17元（2018年9月）、3362.17元（2018年10月）、3362.17元（2018年11月）、3362.17元（2018年12月）、3581.77元（2019年1月）、3581.77元（2019年2月）、3581.77元（2019年3月）、3581.77元（2019年4月）、3626.99元（2019年5月）、3620.23元（2019年6月）、3776.01元（2019年7月），即李亚敏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13.43元，故联通公司应支付李亚敏经济补偿80808.89元（23个月×3513.43元）。对于李亚敏被克扣的工资，一审法院确认支持自2016年11月至本劳动合同解除时即2019年7月止的部分，根据李亚敏调岗前的工资总额和调岗后的工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确认李亚敏应补发的工资为：2016年11月-12月应补发工资为3824.80元{[4315.15元-3019.50（调岗后应发工资）]+[4315.15元-1786.00元（调岗后应发工资）]}；2017年1月-12月应补发的工资为17528.71元{[4315.15元-1786.00元（调岗后1-2月应发工资工资）]×2个月+[4315.15元-2986.00元（调岗后3月应发工资）]+[4315.15元-2791.00元（调岗后4-7月应发工资）]×4个月+[4315.15元-2818.40元（调岗后8月应发工资）]+[4315.15元-2648.40元（调岗后9月应发工资）]+[4315.15元-3641.47元（调岗后10月应发工资）]+[4315.15元-3157.39元（调岗后11月应发工资）]+[4315.15元-3584.97元(实际扣款）-680.46元（12月实领工资）]}；2018年1月-12月应补发的工资为26645.80元{[4315.15元-4035.00元（调岗后应发工资）]+[4315.15元-1941.00元（调岗后应发工资）]×10个月+[4315.15元-1691.00元（调岗后应发工资）]}；2019年1月-7月应补发的工资为16619.05元{[4315.15元-1941.00元(调岗后应发工资)]×7个月}，共计64618.36元。关于李亚敏要求联通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责令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系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亚敏要求联通公司返还2017年12月无故扣款2324.43元的诉讼请求问题。庭审中，联通公司辩称之所以对原李亚敏进行上述扣款，是因为在李亚敏工作职责范围内的电缆丢失，公司对相关员工均进行了扣款。一审法院认为，联通公司的上述扣款行为系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该制度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解除李亚敏、联通公司劳动合同；由联通公司支付李亚敏劳动报酬64618.36元、经济补偿80808.8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为：1、解除原告李亚敏与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2、由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李亚敏劳动报酬64618.36元、经济补偿80808.89元；3、驳回原告李亚敏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承担。二审中，联通公司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5份通知，证明联通公司与李亚敏变更劳动合同是因响应国家号召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政府行为而引起的，属于不可抗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二组证据有2个花名册，证明联通公司按照上级指导进行机构撤并和人员分流改革以后，在册人员由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174名员工，至2019年7月31日止，仅剩17名员工，90%以上的人员，不得不将原国有企业员工身份置换为民营企业员工的身份，这是不可抗力，由政府行为引起的，联通公司不应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第三组证据工资发放表，证明：1、双方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已实际履行近一年；2、李亚敏系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联通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任何经济补偿责任；3、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李亚敏月平均工资为1955元，绩效奖均为0元；4、李亚敏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间，绩效奖不固定，一审法院计算补偿金80808.89元证据不足；第四组证据会议通知，证明联通公司相应国家国企改革政策制定的运营方案经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符合法定程序。经质证，李亚敏称：对第一组证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对于联通公司内部的文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系2016年，国务院下发的文件系2018年，其他证据均系联通公司内部的文件，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协议。”本案中，李亚敏自1995年参加工作，自今在联通公司工作。2016年9月联通公司未经与李亚敏协商一致，擅自变更李亚敏工作岗位，联通公司单方不断变更李亚敏的工资岗位，并擅自将李亚敏的8级岗位降级到5级，降低李亚敏的工资标准，侵害了劳动者李亚敏享有的合法权益，联通公司单方变更行为无效，联通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李亚敏劳动报酬的事实客观存在。据此，李亚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李亚敏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联通公司应当向劳动者李亚敏支付经济补偿及不足额的工资。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李亚敏调岗前的月工资组成部分，其中，李亚敏岗位工资1758.75元、综合补贴400.00元、绩效奖1749.00元、综合补贴-经常107.40元、综合补贴-非经常-一次300.00元，以上合计4315.15元。与案件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公司向李亚敏发放的交通费补贴300元，电话费补贴300元，应视为李亚敏的工资组成部分，故李亚敏调岗前的应发工资为4915.15元。经济补偿金应以应发工资为标准进行计算，不应已实发工资进行计算，不应扣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自2016年9月起，联通公司对李亚敏就先后降低李亚敏的岗位级别和工资，联通公司向李亚敏发放的工资已经低于4915.15元，引发双方诉争，故本院确定李亚敏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应为4915.15元，联通公司应支付李亚敏经济补偿为113048.45元（23个月×4915.15元）。联通公司应按照4915.15元的标准补发李亚敏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一审法院按照4315.15元的标准,计算补发李亚敏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为64618.36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联通公司应按照4915.15元的标准补发李亚敏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为84418.36元。关于李亚敏提出要求联通公司返还2324.43元的主张。经审查，公司因电缆丢失受到了经济损失，公司因此对相关员工均进行了扣款，系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李亚敏提出要求返还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案情，本院确认联通公司向李亚敏支付应补发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对李亚敏提出要求支付赔偿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亚敏关于应补发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计算有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联通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赔偿部分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思茅区人民法院（2018）云0802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原告李亚敏与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二、维持思茅区人民法院（2018）云0802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李亚敏其余的诉讼请求；三、撤销思茅区人民法院（2018）云0802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由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李亚敏劳动报酬64618.36元、经济补偿80808.89元；四、由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支付上诉人李亚敏劳动报酬84418.36元、经济补偿金113048.45元，款项限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五、驳回上诉人李亚敏的其他上诉请求；六、驳回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均由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思茅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曾 山审判员 张相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胡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