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永国,男,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嵋，贵州博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贵州博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绍军,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毅，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丰栋，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永国与被上诉人卢绍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向永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未查明案件事实，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内容系虚假，该协议陈述的内容并非客观存在。该协议中载明内容是要求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投资金及应得利益补偿，但该金额的计算依据，一审并未查清。一审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投资关系，在双方合伙关系的项目仅价值24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在协议中上诉人要交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就高达200多万元，且上诉人支付的全部是劳务费，显然违背常理，该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示的，并在其后向公安机关报警，该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支付33000元，认定事实错误，在合伙关系中，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137万余元，上诉人无须再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且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协议载明款项的来源凭证。被上诉人卢绍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一审判决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卢绍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永国支付原告卢绍军欠款617000元以及逾期利息(自2016年7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欠款还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向永国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卢绍国与被告向永国于2013年至2015年在岑巩县、瓮安县合伙承包建设工程的劳务工作。后原告卢绍国（乙方）与被告向永国（甲方）于2015年11月7日签订《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关于2013年合伙做工地（三穗、岑巩、瓮安）的一切工程款的协议如下：一、上述一切工程款由甲方负责收取；二、乙方不在负责上述工地的一切责任和款项；三、甲方支付给乙方65万元整。其中于2015年12月7日前支付30万元，于2015年年底支付10万元整，于2016年农历5月底支付25万元整；四、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时间或规定的金额少付；五、自协议之日起，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甲方施工和生活起居；六，双方立字为据。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卢绍军即退出双方的合伙劳务工程。被告向永国支付原告卢绍军33000元，其余617000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卢绍国与被告向永国在岑巩县、瓮安县合伙承包建设工程的劳务工作，双方存在建设工程劳务工作的合伙关系。2015年11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对原告卢绍国退出合伙工程、工程款的收取，以及合伙款项的结算进行了约定。原、被告双方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同时，其他在场人也在该协议上签名。因此，该协议一经双方签名，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应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关于被告向永国提出，该协议是被胁迫所签，协议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法院认为，首先，被告向永国对该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即使该协议存在胁迫所签的问题，该协议亦仅属可撤销的协议，协议内容并不当然无效。被告向永国应按照法律规定在1年内申请撤销该协议，但其并没有依法申请撤销。故法院对被告向永国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向永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卢绍军结算款617000元及相应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6年7月3日计算至支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4985元，由向永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第一组证据：岑巩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恒河城市中心提供的转账说明一份（复印件），拟证实本案双方合作期间通过该公司，卢绍军从向永国处获得收益80万元。被上诉人经质证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未提供原件当庭查实；该证据所体现只是一个公司的说明，并未附转账记录，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如果存在支付情况，该证据是双方签署协议之前所支付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证人邹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一审中卢绍军所提供的协议并非向永国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向永国处于卢绍军伴有胁迫行为下混乱中签订的，该协议签订时不是双方对账情况下签订的，该金额不属于投资金及卢绍军应得利益的补偿，故卢绍军无权要求向永国支付。被上诉人经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通过证人的证言，现场只有一名女性与向永国发生抓扯，其余人并未与向永国发生肢体冲突，而证人并不认识该名女性，证人所称述的被上诉方叫来六七个人对上诉人进行胁迫，完全是其主观臆断，同时通过证人的表述，被上诉人虽然人在现场，但并未指挥组织亲友对上诉方形成胁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在自身遭受胁迫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报警，或者在签订协议后选择报警，而非履行了该份协议部分义务之后再对该份协议不予认可。第二次补充质证中，上诉人提交第一组证据：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上诉人已通过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8日给付被上诉人人民币贰拾伍万元，于2014年5月31日给付被上诉人人民币陆万伍仟元，于2014年5月31日给付被上诉人人民币伍万元，于2014年6月17日给付被上诉人人民币伍万元，2014年9月24日给付被上诉人人民币壹拾万元，2014年11月28日给付被上诉人人民币叁拾万元，共计向被上诉人转款捌拾壹万伍仟元，上诉人转账流水由于公司内部原因已于结算后销毁。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从证据上不具备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首先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或者法人身份证明，且该证明加盖的公章为财务专用章，且无法定代表人或者相关人员签字，不具备合法性。该证据并无注明所涉的款项性质，是否与本案有关，证明中所述事实与客观不符，作为付款凭证，应当附相应的收据，而不能以书面证明的形式就证明付款事实。该证明中所述流水相关的证据已经销毁，无法提供凭证不符合公司管理流程，无法证明付款事实。证明中所述的款项即使存在，也均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协议书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在签署协议时，双方实际已经对款项进行结算，不应再重复结算。另，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工程的总承包方在2013年2月8日打款250000元，及2014年5月31日转款50000元是事实，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但大茂公司打款的该30万元是退还被上诉人个人所交纳的工程保证金，并非工程款。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贵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流水（流水号：09900143），拟证明上诉人通过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向被上诉人转款人民币陆万伍仟元，与证明载明款项相吻合。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载明的陆万伍仟元是支付的农民工工资，对有转款凭证的予以认可收到款项，但该笔款项在签订退伙协议的2015年11月7日之前发生的，上述款项已经包含入双方结算金额中。上诉人提交第三组证据：贵州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流水（流水号：11700101），拟证明上诉人通过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31日向被上诉人转款人民币伍万元。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该笔款项在签订退伙协议的2015年11月7日之前发生的，上述款项已经包含入双方结算金额中。上诉人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可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二审查明，证人邹某在签订本案《协议》时某证人在《协议》上签字，签订该《协议》时另还有莫东风、卢正强等4个见证人签字。二审查明其余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中，卢绍军主张欠款事实已经提供了与向永国签订的《协议》，向永国认为该《协议》是胁迫出具，其应对该事实提出相应证据加以佐证。向永国提交的岑巩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恒河城市中心提供的转账说明、大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贵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流水、贵州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流水均系其与卢绍军在《协议》签订之前的来往，无法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邹某虽为《协议》上的见证人，但仅据其作出的证言亦无法认定胁迫事实的存在。向永国无法提供其余证据证实胁迫情形存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令其向卢绍军支付《协议》载明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70元，由上诉人向永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杨审判员刘佳审判员 庞     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盛美书记员彭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