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2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泽河二路**。法定代表人：刘延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翠华，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涛，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堂，男，1964年1月1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牟玉峰，女，1966年3月1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燕，山东杰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玲，山东杰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称联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创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纳的投资款，实质是依约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成为公司股东。1、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纳的投资款86万元，是两被上诉人依照出资协议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已经成为公司财产。2017年3月30日，两被上诉人与其他股东签订《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中明确载明协议目的：为保证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公司）的健康发展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最大化，制定本协议，所有股东共同遵守。适用于：本协议适用于联创化学任职并持股的股东。协议明确写明了两被上诉人签订本协议的真实意思和合同目的，即成为被告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上述协议书已经成立并生效，对两被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2017年4月15日，被上诉人依据协议约定，向上诉人交纳投资款共计86万元，是依协议约定向公司交纳出资，上诉人认可其股东身份，其他股东也未持异议。3、协议中所有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公司登记部门已于2018年3月6日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0万元变更为17020.75万元，并予以公示，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已经作为对公司的出资，成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对外公示。另，上述协议是被上诉人王立堂在担任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积极推动协商签订的。2016年6月30日，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利新变更为王立堂，并担任总经理职务，任职初期公司产品销售形势较好，被上诉人王立堂便积极主动推动以公司增资的形式向公司出资成为公司股东，为此，公司还聘请了专业机构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审计，最终签订议，并向公司交纳出资款，公司登记机关也变更了公司注册资本。现在公司效益下滑，被上诉人又要求退还出资款，实质就是抽逃公司的注册资本，其行为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不应予以返还。二、一审法院认为“两原告未与被告公司的其他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两原告也不认可存在代持股的意思表示，联创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原告与其公司的其他股东对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综上，两原告不具有联创公司股东资格，两原告投资款系联创公司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作为公司隐名股东，未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等显名，主要是基于被上诉人与代持股东的约定，是被上诉人与代持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而非上诉人所能控制，该证据也不在上诉人掌控、管理之内，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就被上诉人与他人的股权代持行为进行举证，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之规定，股东身份为登记对抗，未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两原告股东身份的确认。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代持股关系基于委托关系形成，可以签订委托合同或者代持股协议，而对未签订代持协议，但双方当事人基于事实行为，亦应当认定有委托代持股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其他股东协商达成合意以对公司增资的方式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并向公司交纳出资款，无论被上诉人与代持股东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如何约定，上诉人当然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的行为就是向公司出资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公司也认可其股东资格。此后，被上诉人依通知按时参加股东会，并在会上积极表达股东意见，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而其他参会股东对其股东身份也未持异议，也足以认定其股东身份。综上所述，两原告所诉投资款是其基于股东身份，而向公司履行的出资义务，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行为非法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损害了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权益，更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不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驳回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王立堂、牟玉峰辩称：一、答辩人未取得所涉金额对应的股权，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上诉人应返还答辩人860000元。1、上诉人公司章程中并未体现两答辩人的出资额、出资时间，故答辩人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公司法》第1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上诉人在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章程中，并未记录两答辩人的任何信息，可见，上诉人公司章程并未承认两答辩人系上诉人公司股东，故两答辩人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2、上诉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信息显示，两答辩人一直均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31、32条以及上诉人公司章程第5条、第6条规定。若答辩人夫妻二人为上诉人公司股东，上诉人应先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再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纳入股东名册。现上诉人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信息显示，答辩人夫妻二人均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即也不存在上诉人向两答辩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纳入股东名册一事，故答辩人夫妻二人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上诉人收取的答辩人的所谓“投资款”应给予返还。3、上诉人仅向两答辩人出具收款收据，且仅盖有上诉人公司财务章，答辩人夫妻二人没有成为其公司股东。2017年4月15日，上诉人由于资金紧张，要求在职的单位高管和中层投资入股，答辩人夫妻二人按照上诉人要求，以各自名义向单位缴款860000元，上诉人向答辩人王立堂出具收款收据一张，金额为360000元，向答辩人牟玉峰出具收款收据一张，金额为500000元，后两答辩人先后离职，不再符合上诉人要求入股的条件。直至两答辩人离职，上诉人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两答辩人夫妻二人仅仅有一张收款收据，也只盖有公司财务章，答辩人夫妻二人没有成为其公司股东。上诉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及备案的信息，均未显示两答辩人任何信息，两答辩人均不是上诉人股东。两答辩人是否是上诉人的股东，评判标准在法律、在上诉人章程以及上诉人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完毕答辩人成为上诉人股东的程序，而不是如上诉人所述上诉人认可两答辩人为其股东，两答辩人就是其股东。也不是某个自然人口头说自己是股东他就成为了该单位的股东。二、两答辩人从未与上诉人任一股东对代持股关系形成共同意思表示，未以任何形式签订代持股协议，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上诉人其他股东达成代持股合意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本案事实，两答辩人确定以及肯定从未与上诉人任一股东对代持股关系形成共同意思表示，未以任何形式签订代持股协议。2017年4月15日，答辩人夫妻二人是按照上诉人要求将860000元分别缴款至上诉人，是上诉人向两答辩人出具的收款收据，若答辩人是与上诉人任一股东达成代持股协议，则应是答辩人将款打至委托持股的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并与该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而不是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从上诉人提供的《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及答辩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将860000元交纳到上诉人处，且上诉人给两答辩人出具收款收据完全可以印证，涉案款项是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关系，和上诉人公司其他股东没有关系，答辩人从来没有与上诉人其他股东达成代持的意思表示。三、上诉人要求两答辩人缴纳的所谓“投资款”的行为，其实质为资金融通，即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行为，应适用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两答辩人于2017年4月15日，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缴纳86万元后，上诉人仅向两被上诉人出具了盖有财务章的收据。直至两被上诉人离职（牟玉峰于2017年7月离开公司，王立堂于2018年1月离职），上诉人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未对章程进行修订增加两答辩人为股东，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为让答辩人行驶任何股东权利。上诉人的行为能充分表示上诉人在要求两被上诉人所谓“入股”成为其股东时，并没有让两被上诉人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两被上诉人交纳所谓“投资款”的行为，其实质为资金融通，即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行为，应适用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答辩人夫妻二人的股份由他人代持，为上诉人的隐名股东，但又在上诉状中既主张答辩人夫妻二人为公司股东，又主张二人与他人达成代持合意，上诉人自相矛盾。答辩人未与上诉人任一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上诉人主张代持股关系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缴纳所谓投资款入股的行为，其实质是资金融通，即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行为，两被上诉人既不是上诉人的显名股东，亦没有与上诉人其他股东达成代持股协议，上诉人应返还答辩人860000元。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王立堂、牟玉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86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4月15日，原告王立堂、牟玉峰分别向联创公司出资36万元、50万元，合计86万元，联创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两张。2018年1月15日，原告王立堂辞去总经理职务，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月18日，联创公司召开董事会，经全体董事研究决定，免去王立堂在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2018年1月18日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股东为郭翠华、王亚群、邵秀英、山东星之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2月18日，联创公司进行了股东变更，公司股东会由八名股东组成，股东会决议无两原告签名，公司章程列明的股东也无两原告。现两原告主张涉案款项86万元系联创公司借款，要求联创公司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投资款是否系联创公司借款。被告主张原告系公司股东，其出资系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款，不应返还。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认定股东资格主要依据为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等，联创公司主张原告系公司股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纳入股东名册，且被告公司股东变更后，公司章程列明的股东无两原告，工商登记资料也无两原告的任何信息。被告主张两原告的股份由他人代持，代持股关系应当基于委托关系形成，需双方当事人有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两原告未与被告公司的其他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两原告也不认可存在代持股的意思表示，联创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原告与其公司的其他股东对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综上，两原告不具有联创公司股东资格，两原告投资款系联创公司借款。两原告系夫妻关系，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权，两原告要求联创公司返还，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立堂、牟玉峰现金8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00元，由被告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联创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1份投资款收款收据，证明在签订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后，被上诉人与其他19名出资人员认可该协议，并按照该协议约定向公司出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股东退出及进入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诉出资人员的股份，可以由其他股东予以代持，代持的股东应当作备案登记。另外说明一点，交纳出资的为21人，而签订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的为30人。证明只有对公司进行了出资，才能够成为公司的股东。证据二，17份股东代持协议，证明除被上诉人外，其他出资股东均与参与工商登记的股东进行了代持股协议的签订。结合一审中所提交的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两被上诉人的股份是虽然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实际是由邵秀英代持。证据三、录音光盘一张，证明在上诉人所召开的股东会上，该股东会的内容主要是研究股东转让股份及退出问题。在该录音中被上诉人王立堂已经自认自己是股东身份，并曾经要求邵秀英将出资款项予以退还。另外证明被上诉人要求退出的真实原因，并非是没有签订代持协议，而是公司因环保问题停止经营两年半左右，公司经营不景气，导致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部分股东要求退出股份。另外需要说明的，在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中最后两行字中，明确写明：以上条款我完成认同，代持的股东需做备案并签订按手印。因此，被上诉人明知其股份是由他人代持，是其与其他股东及公司的意思自治，按照规定由于法律原则，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只要按照该协议交纳了出资款项，并由公司按照该协议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代持股东的登记及注册基本变更，其股东身份就已成立，隐名股东在我国法律中并不禁止，不能用显名股东的相关法律来进行规范。比如被上诉人所称的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工商登记中应当登记。在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完毕后，按照公司及各个股东约定的代持比例，才能进行代持股协议的签订。而此时被上诉人已经离职，且已经对其股东身份在股东会中仍然认可，在工商登记中也无法将其所出资的款项予以抽出。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质证称：对证据一被上诉人交纳的金额没有异议，对其他19位不清楚，对上诉人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联创公司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能看出该协议能证明是成为公司的股东，该协议中并没有可以由其他股东代持的条款。上诉人没有将两被上诉人变更登记为其公司股东，那么该款项应予以返还。对证据二，恰恰证明被上诉人并没有与其他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其他股东达成代持股协议，没有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客观实际。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除被上诉人之外其他人的代持股协议，协议的时间为2018年3月6日，在此之前，被上诉人早已离开上诉人公司，也不再具备联创公司股东进入及退出协议，要求的必须是在上诉人公司任职的条件。截止被上诉人离开公司时，上诉人公司既没有完成让被上诉人成为上诉人公司股东的程序，两被上诉人也没有与其他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交纳的86万元。对于证据三，上诉人播放的录音不是原始载体，不能证明该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即便是真实的，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充分证明，本次会议不是股东大会，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签到参会簿，参会的人员大多数是交纳了出资款到联创公司的人员。上诉人一直主张，交纳出资的人员是代持股关系，既然是代持股关系，该部分人员并没有表决权，表决权应有代持股东行使，该部分人员并没有行使股东权利。根据上诉人的进入退出机制，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当初承诺的是成为上诉人的股东，而上诉人公司直到被上诉人离职，没有完成被上诉人成为股东的程序，尽管在该退出协议的最后，由代持的股东需做备案内容能充分的证明，代持的人需要与其他股东达成代持的意向，并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协议。从上诉人提供的除被上诉人19外代持股协议，完全可以证明，代持的均签订了代持股协议，被上诉人没有与其他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其他股东形成代持股关系，显然没有证据，是否成为股东一是看是否给被上诉人完成了成为上诉人股东的程序，二是是否签订了代持股协议，本案中上诉人既没有在公司章程中体现被上诉人的名字，也没有在工商登记中变更登记被上诉人该公司的股东，那么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未与其他股东达成协议，没有形成代持股关系，也不是隐名股东。且该录音讲话内容无法听清，也无法确定讲话是由谁讲的。再者，上诉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2018年3月份，被上诉人早已离职，上诉人是否注册资金进行了变更，均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只有被上诉人成为了上诉人的股东才适用退出机制，那么本案中被上诉人并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应予退还被上诉人86万元。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人联创公司提交了17份股权代持协议，证明除被上诉人之外，其他出资股东均与参与工商登记的股东进行了代持股权协议的签订，但在该17份股权代持协议中，并无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与工商登记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也不认可存在代持股权的意思表示，联创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与其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对代持股权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且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认定股东资格主要依据为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等，在联创公司股东变更后，公司章程列明的股东无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工商登记资料也无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的信息。综上，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不具有联创公司股东资格，本案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与联创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形成股权代持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立堂、牟玉峰的投资款860000元系联创公司借款，并判决联创公司予以返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联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0元，由上诉人山东联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添珍审判员  吴金魁审判员  孙兴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翟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