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26民初2305号原告：张群章，男，194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淅川县。系死者张红举父亲。原告：李金焕，女，194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死者张红举母亲。原告：贾青合，女，197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淅川县。系死者张红举妻子。原告：张迁，女，199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死者张红举长女。原告：张辉，男，199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死者张红举长子。原告：张鑫，男，199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死者张红举次子。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晓明，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果，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候殿波，男，197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淅川县，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恒，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李永志，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被告：张红军，男，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彬，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张群章、李金焕、贾青合、张鑫、张辉、张迁与被告张红军、候殿波、李永志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群章、贾青合、张迁、张辉及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晓明，被告张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彬，被告候殿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恒，被告李永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98267.11元的30%即239480.1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13日晚上八点左右，原告亲属张红举在其妹妹张某3开的中达副食店门口玩，后被告候殿波喊张红举一起去喝酒，张红举当时予以拒绝。稍后，被告张红军又来喊张红举，让其一块去和候殿波等人喝酒，张红举碍于堂兄弟张红军的说辞，便同意并一块到淅川县××信用社附近的机器人刀削面馆喝酒。席间，张红军、候殿波、李永志、张红举四人共同饮酒。酒后张红军妻子刘某及女儿张玉将张红举送回家中，第二天张红举因昏迷不醒被送往渐川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张红举系急性乙醇中毒、低血糖昏迷、吸入性肺炎、呼衰，最终张红举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三被告在与张红举共同喝酒时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致使张红举严重醉酒。虽然饭后张红军妻子刘某及女儿张玉将张红举送回家中，但三被告在明知张红举严重醉酒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也没有拨打110报警，没有尽到协助照顾和妥善处理的义务，最终使张红举因失去最佳救助时机酒精中毒死亡。三被告的行为与张红举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户口本及淅川县城关镇冬青村**组集体出具的证明，证明六原告基本情况以及与死者张红举的关系；2、原告委托的律师对证人张某1所做调查笔录及证人张某1、张某2出庭作证，以证死者张红举在事发当天中午未饮酒；3、原告委托的律师对证人张某3所做调查笔录及证人张某3出庭作证，以证张红举在被告候殿波、张红军先后邀请下和被告一起饮酒；4、视听资料监控视频，以证张红举在事发当天下午在张某3门店时身体状况正常，被告候殿波、张红军先后到张某3门店喊张红举前去饮酒；5、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张红举于2019年5月14日因急性乙醇中毒死亡。被告张红军辩称，原告诉称存在不属实之处，一是被告张红军没有一再去喊张红举去吃饭，只是礼节性地打了招呼。二是原告所说四人共同饮酒不属实，张红举到场后并没有喝酒。三是被告张红军尽到了相应的提醒劝阻及辅助的安全保障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红军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以证事发当天晚上其到张红军喝酒的饭馆后，看到张红举酒喝多了，状态不对，其给张红举儿子张辉电话联系后，和自己女儿一同将张红举送回家。被告候殿波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被告候殿波没有喊张红举去就餐饮酒，张红举在到候殿波就餐的饭馆之前已经饮酒。张红举并未死在酒桌上，××，候殿波没有任何劝阻义务，候殿波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候殿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住院病历，以证张红举生前因患脑梗塞于2016年4月21日在淅川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告李永志辩称，其经外甥陈鹏联系回淅川与张红军谈事，其并不认识张红举，张红军的妻子将张红举送回去之后才开始谈事，其不认识张红举，也没有让张红举喝酒。被告李永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开庭出示、交换，被告候殿波认为原告证据2的证人张某2、张某1不能证明死者死亡与被告有因果关系；证据3的证人张某3系张红举妹妹，二人系直系亲属，证明力较弱；证据5诊断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死亡是多种因素；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张红军对原告证据异议同候殿波异议，并认为张某1的证言能够证明张红举平常嗜酒。被告李永志对原告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张红军提供的证人证言的异议为：证人刘某是张红军的妻子，刘某证张红举中午饮酒不真实，监控视频可以证明张红举晚饭前精神状态正常，证人证明张红举在餐馆吃饭喝多了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候殿波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张红举住院发生在事发三年前，被告的证明方向不能成立。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以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2仅是证明死者张红举在事发当天中午没有饮酒，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张红举晚上是否饮酒，死者中午是否饮酒与本案并无联系，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该证人证言不作本案证据使用；证据3证人与死者系近亲属关系，但其证言与监控视频一致，本院对证人能够和监控视频印证的证言部分予以采信；其他证据系原始书证、物证，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张红军提供的证据，证人虽然与被告张红军系夫妻关系，但证人亲历事发现场，且其证言与监控视频相印证，原告亦对证人所证部分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候殿波提供的证据系书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认证的证据，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2019年5月13日晚上，被告候殿波作东并自备白酒宴请被告张红军及从外地回到淅川老家的被告李永志，就餐地点位于淅川县××××路城区信用社附近一家字号为“机器人刀削面馆”的饭店，张红举的妹妹张某4开办的副食门店位于机器人刀削面馆北边。晚上八时许，被告候殿波去面馆路过副食门店时，看到张红举在门店内，候殿波到门店与张红举打了招呼即到面馆，之后被告张红军到张某3门店买烟，见到张红举，二人交谈后张红军先到面馆，张红举随后也去了面馆。被告张红军、候殿波等人在面馆期间，张红军妻子刘某与张红军电话联系也到面馆，去后发现张红举已呈醉酒状态，在与张红举之子张辉电话联系后，自己和女儿在晚上21时35分许共同将张红举搀至张红举家，张辉赶回家将家门打开，三人将张红举招呼躺至床上后，刘某及女儿离开。张辉因有他事，便锁上家门离开。次日下午四、五点时张辉才回到家中，发现张红举嘴角出血，拨打急救电话，张红举被送至淅川县人民医院救治，医院检查张红举体征呈叹息样呼吸，双肺可闻及大量湿罗音，四肢皮肤紫绀，诊断张红举为一、急性乙醇中毒：1、吸入性肺炎？2、呼衰？二、昏迷待查：低血糖昏迷？张红举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六、七点时死亡，××为1、低血糖昏迷；2、吸入性肺炎、呼衰；××为急性乙醇中毒。另查明，被告李永志与张红举素不相识，被告候殿波与张红举熟悉，被告张红军与张红举系堂兄弟关系，两家居住距离较近，张红举平时一人在家。原告方提交的视频系提取张某4门店安装的监控，监控显示张红举于2019年5月13日即事发当天下午将近天黑时在张某4门店活动，与离开面馆被搀送回家时对比可见张红举前后神情状态差别明显。再查明，原告张群章、李金焕共有四个子女。六原告居住地点位于淅川县城市规划区内。本院认为，本案无争议的事实是被告候殿波做东宴请被告张红军与李永志，因被告候殿波、张红军先后见到张红举，后张红举也参与该酒宴，张红举于饮酒的次日因乙醇中毒最终导致死亡。张红举是否是基于被告候殿波、张红军的邀请而参与酒宴，张红举在参与该酒宴前是否饮酒，在该酒宴上是否饮酒、饮酒数量，原被告各执一词，酒宴现场并无监控视频，本案不变证据仅有门店监控视频，且本案当事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由于该监控视频只能显示图像而不显示声音，只能通过图像显示对案件事实予以分析。通过对该监控视频分析可知，1、被告候殿波、张红军在门店先后见到张红举，二人均通过手势给张红举指向面馆的方向，且张红举是在被告候殿波、张红军已去面馆后自己一人去的面馆，能够说明张红举是受候殿波、张红军邀请而去的面馆。2、张红举在去面馆前的神态、精神与离开面馆回家的神态存在明显差异，张红举在去面馆前神态自若，离开面馆需要他人搀扶，且张红举在面馆的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这些事实能够说明张红举在面馆与被告张红军、候殿波、李永志共同饮酒。这些分析也与证人张某4、刘某相应的证言一致。采取宴请、聚餐形式饮酒是参与用餐、饮酒者相互表达情感、联络感情的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被告张红军、候殿波之所以遇到张红举就让张红举一同用餐、饮酒，足以说明二人与张红举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三被告与张红举共同饮酒后发生张红举乙醇中毒而死的悲剧，是包括被告张红军、候殿波在内的所有人不愿看到的结果，也是三被告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但是张红举是一个成年人，且智力健全，面对他人邀请时，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受邀请、是否饮酒、饮酒多少，张红举更应知悉饮酒对自身伤害的后果。张红举醉酒被他人送回家后，其家人又疏于照料，未能及时采取医疗方法避免或减轻酒精的伤害，可见导致张红举死亡的后果主要责任在于张红举一方。而作为与张红举共同饮酒的张红军、候殿波、李永志等三被告，也明知饮酒是一项对人身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在与张红举共饮时应当相互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阻止、通知、协助、照顾等义务，以降低饮酒后带来的安全风险。张红举在饮酒后虽然由被告张红军妻子刘某送回家中，但从张红举发生乙醇中毒死亡的后果可见张红举饮酒量较大，三被告未尽到提醒、劝阻等义务；刘某代三被告履行照顾义务将张红举送回家，但未针对张红举醉酒状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危险发生，也未将张红举的饮酒量和醉酒程度及其风险告知张红举的家人，以使张红举家人引起重视、关注，三被告未尽到通知、协助义务，明显存在过错，尽管这种过错是过失。在三被告之间，被告张红军知悉张红举的个人、家庭状况，明知张红举一人在家，一旦醉酒无人照料，其过错程度最大；被告候殿波虽不饮酒，但作为酒宴的组织者、酒品提供者，其对酒宴上饮酒安全应负更大的提醒、劝阻责任，其未饮酒更应对醉酒之人负通知、协助、照顾义务，其过错程度次之；被告李永志是饮酒的参与者，与张红举同饮也应承担相应的控制、劝阻义务，但其过错程度最小。本院确定被告张红军、候殿波、李永志分别对张红举的死亡承担3%、2%、1%的赔偿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原告因亲属张红举死亡导致的经济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河南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计算20年，为31874.19元/年×20年＝637483.8元;2、丧葬费:按照河南省2018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4148元计算六个月，为64148元/年÷2＝3207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河南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989.15元计算，为20989.15元/年×5年÷4+20989.15元/年×10年÷4＝78709.31元;以上三项合计748267.11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基于其亲属死亡精神固然遭受痛苦，但给原告带来该痛苦的因素主要是死者本人及死者家人，三被告尽管存在些许过错，但该过错相当有限，与死者本人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相差甚远，三被告存在的过程及本案的具体案情与法律规定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不相符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红军在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张群章、李金焕、贾青合、张鑫、张辉、张迁赔偿款22448元。二、被告候殿波在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张群章、李金焕、贾青合、张鑫、张辉、张迁赔偿款14965元。三、被告李永志在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张群章、李金焕、贾青合、张鑫、张辉、张迁赔偿款7482元。四、驳回原告张群章、李金焕、贾青合、张鑫、张辉、张迁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95元，原告张群章、李金焕、贾青合、张鑫、张辉、张迁负担3995元，被告张红军负担450元，被告候殿波负担300元，被告李永志负担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 璞审判员 王建钊审判员 温 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席维维书记员樊少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