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2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裴建国，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锁洪。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中投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常新路**19-11。法定代表人：苏警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镇箐，女，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国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警颖，男，1987年3月24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上诉人裴建国因与被上诉人常州中投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通公司）、镇箐、苏警颖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4民初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裴建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支持裴建国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和一审诉讼费用均由中投通公司、镇箐、苏警颖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本案为票据保证，而又因保证人出具的承诺不符合票据保证的形式要件进而认定保证人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属于票据保证纠纷案件，裴建国与中投通公司、镇箐之间系民事保证合同关系。本案中，镇箐以担保人的身份在4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上书写承诺书，保证该4张商业承兑汇票共计80万元到期托收成功，否则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之后镇箐、中投通公司分别在该承诺书上签字盖章。该承诺书中的保证条款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中投通公司、镇箐对4张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托收所作的担保明显不是票据保证，而是民事保证，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解决本案纠纷。二、裴建国与中投通公司、镇箐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保证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中投通公司、镇箐向裴建国出具承诺书，可认定裴建国与中投通公司、镇箐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关系。关于本案中投通公司、镇箐所担保的主债权的性质问题，根据中投通公司、镇箐出具的承诺书中的内容表明，中投通公司、镇箐是对4张商业承兑汇票托收不成功承担保证责任，即只要该4张商业承兑汇票托收不成功，保证人就要承担担保责任，而不论托收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只要最终导致汇票无法承兑的结果，中投通公司、镇箐即应承担担保责任。据此，中投通公司、镇箐所担保的并非裴建国与案外人吴云峰之间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指向了涉案汇票的到期承兑，故法院认为裴建国与案外人吴云峰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确定，并不影响本案中担保人对票据承兑所产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一审中，裴建国也一再表示双方担保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案涉的4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兑的行为，担保的主债权是案外人吴云峰与裴建国之间的票据支付关系。本案中，裴建国与中投通公司、镇箐之间既然为担保民事法律关系，即应当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裴建国与镇箐均是从事票据承兑业务的，因此，该承诺书的担保意思表示是在中投通公司、镇箐完全自愿且明知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任何导致该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中投通公司、镇箐在本案中所作的担保是完全合法有效的。现该4张商业承兑汇票共计80万元到期不能承兑，保证人应当就此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在镇箐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保证如案涉的4张商业承兑汇票共计80万元托收不成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由此裴建国与中投通公司、镇箐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关系,本案系基于中投通公司、镇箐为案外人吴云峰的票据承兑行为履行担保义务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票据保证纠纷案件，裴建国要求中投通公司、镇箐就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未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进而作出了错误认定，明显与法相悖。补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担保的主债务不明确，意思表示没有明确针对主债务，认为本案主债务不明确，因而本案不构成民法中的一般保证，只能是票据保证，而票据保证又不符合票据法的要式条件，故票据保证也不成立，所以驳回裴建国的一审诉请。我方认为本案不构成票据保证，因为票据法46条及票据法司法解释62条规定，本案事实上是镇箐在案涉票据复印件上书写承诺内容，这种书写承诺内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属于票据保证，应该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保证。本案的保证并非是裴建国与案外人吴云峰之间基于民事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本案的保证指向的是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兑付行为。这种担保兑付实际上是承诺人即镇箐为一种有效支付行为的担保，也就是镇箐保证裴建国能够到期兑现获得票款，也就是镇箐在承诺书中所说的托收成功，镇箐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说明裴建国与她都是做承兑汇票生意的，对于托收成功的意义是什么，裴建国与镇箐都清楚，因此，镇箐的承诺不存在重大误解，也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形，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要求判如所请。镇箐二审答辩称：裴建国、裴建国的妻子和吴云峰三人到中投通公司去的，因为吴云峰欠了我75万元，当时是2017年3月22日向我借的，承诺两天内还清，因为他急着还贷，到了2017年3月25日中午他们三人到了公司说来还钱。当时裴建国从包里拿出一张复印件，裴建国说吴云峰拿了80万元承兑汇票去兑现，兑现的钱来还中投通公司的账。裴建国对我说要公司做一个保证，我也没多想，就盖了章，他说我是公司经手人要签字，我就签了。至于票据未托收成功的事情，过了大概十几天，裴建国找到我说我办了手续后承诺把钱打给我，但是他们只是在办公室忽悠了我几句，也没给我钱，就走了。我找裴建国要签字的条子，问吴云峰要75万元，一直都没给我，后来我就去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吴云峰了。后来裴建国和我说这80万元的汇票是假的，已在武进公安报了案，吴云峰被关押一个月，然后吴云峰就把钱还给了裴建国。中投通公司、苏警颖二审未作答辩。裴建国一审请求：1、判令中投通公司、镇箐共同赔偿裴建国80万元，并承担此款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苏警颖对中投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保费由中投通公司、镇箐、苏警颖承担。一审查明案件事实：2017年3月35日，案外人吴云峰向裴建国交付面额共计8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四份（票号为21775247、21775248、21775249、21775250），镇箐在印有上述四张汇票的复印件上手写如下内容“承诺书本单位愿意为该商业汇票4张共计捌拾万到期托收成功，如托收不到，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镇箐担保人2017.3.25”。镇箐在上述手写内容上并加盖了中投通公司的公章。2017年8月21日，裴建国以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常州市武进区东安建国摩托车修理店的名义持上述四份商业承兑汇票向付款人申请付款，遭拒付，拒付理由为：（1）印鉴不符，（2）付款人存款余额不足。2017年6月8日，镇箐到龙虎塘派出所报案称其被骗，并陈述“2016年11月，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吴云峰，他多次问我借款，共计313500元，我多次催其还款，他说用50万元的承兑还债，让我找他25万元，他把5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带过来之后我通过银行转账给他妻子25万元，他还带了一种那个180万元商业汇票，让我帮忙找人兑现，他说要50万元急用，把票放我这里，我通过银行转账给他老婆50万元，我觉得这个面额太大，他就说帮我去换成小额的，2017年3月27日，他来让我一起去换小额的承兑汇票，还带了裴建国夫妻来，他们说吴云峰给了他们80万元的承兑汇票，也在担心这个汇票是不是不牢靠，吴云峰就让我帮他们的80万元汇票做个担保，我就在他们的8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上签字担保了。”2017年7月25日，镇箐在龙虎塘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吴云峰，他多次问我借款，累计欠我28万元，我就一直催着对方还款……他拿了一张180万的票面的商业承兑汇票，问我能不能用掉（贴现）……过了2、3天，他过来的时候带了裴建国夫妻，吴云峰说他给了裴建国夫妻80万元的承兑汇票，但是裴建国夫妻担心他们的承兑汇票有问题，就让我帮他给裴建国夫妻的80万承兑汇票做个担保，我当时想着帮朋友也就在他们的80万元的汇票的复印件上签字担保的。”2017年8月15日，镇箐在龙虎塘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吴云峰说他昨天拿了4张面额总计为80万元的承兑汇票给裴建国贴现，但是裴建国说要找一个人担保的，然后他那边贴到现，就把欠我的钱还给我。我当时想着我要钱急用，签了他能把钱还给我。我就答应下来的，之后裴建国拿了一张印有这四张承兑汇票部分信息的复印件，我就在这个复印件上签字的。签完字之后，我把复印件又给了裴建国拿走的……我到了2017年4月份的时候，去问裴建国要我签过字的承兑汇票复印件的事后，他说东西找不到了，而且也没有钱给我没事的……我当时没有看到票……我没有看到过这四张商业承兑汇票。”2017年9月26日，裴建国向东安派出所报案。2017年11月12日，裴建国在东安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是分两次收到的无效承兑汇票，第一次是2017年3月20日，吴云峰在我店里面把80万的承兑汇票给我的。第二次是2017年3月25日左右，吴云峰当面把无效的承兑汇票给了我和镇箐的，镇箐估计也拿了大约一两百万的无效承兑汇票的。”2018年1月26日，裴建国在东安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8月28日，吴云峰向我借了100万元，利息是月息1.5分。他写借条给我的，我是当天通过我本人的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卡汇了98万元到吴云峰老婆上官妤的工行银行卡上，另外给了吴云峰2万元现金。2016年2月13日，吴云峰和他老婆上官妤又问我借了42万，其中40万元有借条，另外还有2万元没有写在借条上。我一直问吴云峰要钱，吴云峰一直没有把钱还给我。到2017年3月20日下午，吴云峰到我办公室，他跟我讲先还我80万商业承兑汇票，他说是他收回来的货款。我说商业承兑汇票风险太大，我不敢收。我说你必须要找担保人，吴云峰说他找镇箐担保。吴云峰还打电话给镇箐的，镇箐也愿意的。我就把吴云峰给我的8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收下来的。这80万商业承兑汇票是4张20万的商业承兑汇票……我、我老婆就到常州新北区镇箐的公司办公室去的，我们到的时候，吴云峰已经在镇箐办公室里面了。我就问镇箐，吴云峰给我的80万商业承兑汇票，有风险的，我怕拿不到钱，你是否愿意担保，镇箐说她愿意的。镇箐就在这8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上写承诺书的。镇箐承诺，如果这些商业承兑汇票不能托收成功，一切责任由她承担。”2018年3月16日，镇箐在龙虎塘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份，裴建国到我办公室让我把吴云峰解封给他，我当时没有同意。之后他就以我在吴云峰提供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担保的事情追着我，让我还钱，为此我还报过两次警的。”2017年11月24日，中投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议载明：股东吴亚静及吴亚飞分别将其在中投通公司所持的80%、2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苏警颖，上述股权转让后，苏警颖为中投通公司唯一股东。一审庭审中，裴建国称本案案由为保证合同纠纷，不是票据法上的保证，适用的是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中投通公司、镇箐是对案涉的四张商业承兑汇票不能托收承担保证责任，中投通公司、镇箐担保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中投通公司、镇箐所做承诺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中投通公司、镇箐是对案涉的4张商业承兑汇票最后能够托收到款项进行的担保，而该4份商业汇票实际是吴云峰用于抵偿向裴建国的借款，担保的主合同是吴云峰结欠裴建国80万元的债务。本案裴建国的请求权基础为一般的民事担保法律关系，担保的主债权是吴云峰与裴建国之间的票据支付关系。对于票据托收，可以为票据担保，也可以为一般的保证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票据上的保证如果不属于票据保证，可以适用一般担保法律关系。裴建国与镇箐都是作承兑汇票生意的，此前承兑汇票往来时都是在复印件上签名，因此本案裴建国也是要求镇箐在复印件上签名；吴云峰于2015年8月28日向裴建国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上述80万元承兑汇票是归还的上述100万元借款。裴建国又称“吴云峰结欠我还有47万元和42万元，42万元去年9月在武进法院嘉泽法庭起诉过，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我方提起撤诉。关于本案所涉的100万元，吴云峰给了我80万元汇票后，我在42万元的借条上写了“作废”字样。吴云峰的意思是因为吴云峰共向我借款了3次，通过汇票归还80万元后，把42万元的借条作废，相当于归还了42万元借条上的42万元本金及三笔借款的利息38万元。关于42万元、47万元及100万元借款，我去年在武进法院嘉泽法庭起诉过，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我方提起撤诉”。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镇箐在涉案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上书写承诺的法律责任？票据保证是指票据债务以外的人为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以负担同一内容的票据债务为目的的一种附属的票据行为。在区分票据保证和民事保证时，应从保证人是为票据债务提供担保还是为原因债务提供担保分析，前者适用票据保证的规定，后者则应适用民事保证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票据保证无效的，票据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保证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进行审理。就该案而言，应先认定该案为票据保证还是民事保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据裴建国及镇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所作的相关陈述，裴建国及吴云峰并未向镇箐表达过涉案80万元承兑汇票系吴云峰用于归还裴建国的借款，裴建国仅是考虑到汇票托收的风险而让镇箐作担保，即镇箐不存在为吴云峰向裴建国的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裴建国与吴云峰之间借款的真实性及欠款金额尚未得到有效确认，裴建国关于80万元汇票与借款之间的关系前后陈述矛盾，先称80万元汇票是用于归还2015年8月28日借款100万元，又称吴云峰给其80万元汇票后，其在42万元的借条上写了“作废”字样，且吴云峰的意思是通过汇票归还80万元后，把42万元的借条作废，相当于归还了42万元借条上的42万元本金及三笔借款的利息38万元；关于42万元、47万元及100万元借款，裴建国称去年在武进法院嘉泽法庭起诉过，后因为证据不足而申请撤诉。上述内容均可反映裴建国对涉案80万元汇票与各笔借款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确，对其与吴云峰之间的借款关系亦存在不确定性。第三，裴建国称其请求权的基础为一般的民事担保法律关系，担保的主债权是吴云峰与裴建国之间的票据支付关系。镇箐提供担保是为票据托收的担保，如果不属于票据保证，可以适用一般担保法律关系即民事保证。该院认为，根据镇箐在涉案汇票复印件上出具承诺内容的字面意思，结合裴建国、镇箐此前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及该案审理中对镇箐出具承诺书的过程所作陈述，可知裴建国系考虑到汇票到期存在托收风险，要求吴云峰找人提供担保来保证票据到期托收成功。镇箐书写承诺、加盖中投通公司印章的行为也是为涉案汇票到期托收成功提供担保，即镇箐是为票据债务而非原因债务提供担保，该案应适用票据保证的规定。镇箐在汇票复印件上书写担保内容与法律规定的“保证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情形并不一致，裴建国主张本案属于民事保证依据不足。因票据保证具有票据行为的要式性、独立性特征，是要式法律行为，依据法律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下列事项：1、表明“保证”的字样；2、保证人名称和住所；3、被保证人的名称；4、保证日期；5、保证人签章。裴建国称在汇票往来过程中均是在汇票复印件上签名，故让镇箐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书写了相关担保内容。因镇箐出具的承诺不符合票据保证的形式要件，且涉案汇票被拒付系因印鉴不符，故应认定票据保证不成立或者无效，裴建国主张中投通公司、镇箐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此外，系因裴建国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导致票据保证不成立或者无效，保证人对此不存在过错，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裴建国对中投通公司、镇箐、苏警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财产保全费477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7170元（裴建国已预交），由裴建国承担。裴建国二审提交：吴云峰出具的两张借条（42万元为原件，100万元为复印件）和两张打款凭证（复印件），证明案外人吴云峰和裴建国之间有借贷的经济往来，吴云峰向裴建国给付案涉票据是为了偿还借款。镇箐对此质证称：与我无关。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裴建国提交的42万元借条（原件）反映，吴云峰2016年5月18日向裴建国出具借款42万元的借条及收据一张（借条、收据在一张纸上），上官妤在借条上注明“原2016年1月13日肆拾万元借条作废。上官妤”，为证明借款事实，裴建国提交2016年1月14日转账40万元、2万元对应的银行流水。裴建国提交的100万元借条(复印件)反映,吴云峰2016年5月18日向裴建国出具借款100万元借条一张，上官妤在借条上注明“原2015年8月28日壹佰万元整的借条作废。上官妤”，为证明借款事实，裴建国提交2015年8月28日转账100万元对应的交易信息查询报表。一审法院在2018年3月12日找镇箐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镇箐陈述承诺书上中投通公司的印章是其盖上去，中投通公司当时是其实际运作的，其是实际负责人。本案二审庭审中，承办法官询问镇箐与中投通公司是什么关系，镇箐陈述其是当时的业务员，但不是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其盖章是和中投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吴亚静说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1、案涉承诺书的性质属于票据保证还是担保法上的保证？2、镇箐、中投通公司是否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保证”的字样；（二）保证人名称和住所；（三）被保证人的名称；（四）保证日期；（五）保证人签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镇箐、中投通公司并未在案涉4张商业承兑汇票或汇票的粘单上注明“保证”字样，而是在该4张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的空白处另行书写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该承诺书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属于票据保证的情形。案涉承诺书的内容明确“本单位愿意为该商业汇票4张共计捌拾万到期托收成功，如托收不到，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因该承诺书的内容是确保该4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兑付。故应当认定该承诺书构成担保法上的保证。关于争议焦点2，案涉承诺书的内容明确“本单位愿意为该商业汇票4张共计捌拾万到期托收成功，如托收不到，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虽然案涉承诺书由镇箐书写，但是镇箐本人并无任何担保的意思表示，故镇箐本人并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案涉承诺书由中投通公司盖章确认，根据镇箐陈述，其加盖中投通公司印章是征求过中投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意见，且本案中，中投通公司并未对该行为作任何抗辩，故中投通公司应当对此承担保证责任。因案涉承诺书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故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查明事实，债权人裴建国与债务人吴云峰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镇箐、中投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就案涉4张商业承兑汇票对应的债务吴云峰已向裴建国偿还，故该4张商业承兑汇票裴建国最终未能得到兑付时，其有权向债务人吴云峰或中投通公司主张债权或相应保证责任，中投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吴云峰追偿。关于苏警颖的责任问题，中投通公司目前系一人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苏警颖作为中投通公司的股东，未能证明中投通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故应当对中投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裴建国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4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二、常州中投通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十日内向裴建国支付人民币8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9月25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基准利率计算）。三、苏警颖对上述第二项常州中投通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裴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财产保全费4770元，合计16570元，由中投通公司、苏警颖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1800元，由中投通公司、苏警颖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裴建国向法院预交，中投通公司、苏警颖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十日内向裴建国迳付诉讼费用283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郭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