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2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可芳，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吴可芳之夫），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可哲，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忠，男，1940年9月1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云龙，北京伊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金鹏，男，194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雪（谭金鹏之女），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审第三人：谭金声，男，194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斐（谭金声之女），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因与被上诉人谭金鹏、原审第三人谭金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7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谭金鹏负担。事实和理由：涉案房屋为谭俊杰与宋振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宋振英去世时未留下遗嘱，未进行遗产继承分割，谭秀梅去世，涉案房屋系谭俊杰与谭秀梅的继承人共同共有状态。谭俊杰在未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隐瞒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谭金鹏亦明知存在其他共同共有人的情况下，双方私下以10万元的价格就涉案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谭金鹏辩称，我同意原审判决结果，不同意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谭金声述称，认可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判决结果，不同意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谭俊杰与谭金鹏于2015年4月17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无效，谭金鹏配合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xxx404号房屋恢复登记至谭俊杰名下；2、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谭金鹏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俊杰与宋振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三人，即谭秀梅、谭金声、谭金鹏。谭秀梅与吴玉忠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二人，即吴可芳、吴可哲。宋振英于2007年1月10日去世，谭秀梅于2013年3月10日去世，谭俊杰于2019年3月25日去世。1994年5月17日，谭俊杰（买方、乙方）与化学工业出版社（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化学工业出版社将坐落在东城区xxx4-04单元房（即涉案房屋）出售给谭俊杰。1995年6月30日，谭俊杰取得涉案房屋房产所有证。2009年8月11日，谭俊杰取得涉案房屋新产权证（X京房权证东字第XXXX号）。2015年4月13日，谭俊杰（出卖人）与谭金鹏（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约定谭俊杰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谭金鹏，成交价格为10万元。2015年4月20日，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谭金鹏名下。庭审中，谭金鹏称其一家从1983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涉案房屋房改时由谭金鹏出资购买，只是由于售房单位要求登记在了谭俊杰名下，几十年来，包括谭秀梅和宋振英等全家人都是认可的，认为房屋是谭金鹏的。谭金声称，宋振英在世时对涉案房屋就已经说好了，是谭俊杰单位所分房屋，分房的时候宋振英跟谭金声、谭金鹏、谭秀梅说了这个房子就给谭金鹏了。宋振英去世后，谭俊杰过户的时候，他们三个也都说了，也都是同意的。吴可芳持北京市第二公证处盖章的谭俊杰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称，当时就涉案房屋要办理公证，但是因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未做公证。对此，谭金鹏和谭金声对该摘抄表均不认可，并称从未发生过该事情。经询，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称，此事未在公证处做任何笔录。另，谭金鹏和谭金声均称，谭秀梅去世后，办理公证继承时，谭俊杰能放弃对谭秀梅遗产的继承也是基于家庭成员对涉案房屋是给谭金鹏的无异议。另查，谭金鹏及其妻子赵秀华均为残疾人。谭秀梅去世后，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及谭俊杰就谭秀梅的遗产经公证机关办理法定继承，谭秀梅未留遗嘱，谭俊杰放弃了对谭秀梅遗产的继承。上述继承中，未涉及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谭金鹏为残疾人，自谭俊杰分得涉案房屋后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中。谭俊杰生前将涉案房屋以房屋买卖方式过户给谭金鹏。谭俊杰的两个儿子谭金鹏、谭金声均称，谭俊杰和宋振英生前均表示涉案房屋就是给谭金鹏的，谭秀梅生前对此也无异议。此与谭金鹏一直居住涉案房屋相吻合。现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在谭秀梅去世后，主张谭俊杰与谭金鹏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谭金鹏，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为无效合同。吴可芳等人提交盖有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印章的人事档案摘抄表证明，谭俊杰生前，家庭就涉案房屋要进行公证，但家庭未达成一致意见，未完成公证。对此，谭金鹏和谭金声均不认可存在该事实。经法庭询问，该人事档案的真实性现无法核实。即便该人事档案真实也与吴可芳等人主张的观点无必然关系。吴可芳等人对双方恶意串通所提交的证据，法院难以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故法院难以采信。据此，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提交谭俊杰名片一张，谭俊杰手书纸2页，证明谭俊杰1984年9月被评定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正处级待遇，享受90平米的房改房待遇，两套房子加起来面积119.9平方米，其中超标29.9平方米，超标款由谭俊杰支付；售房买卖缴款议定单，证明购房款系谭俊杰支付；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档案，配偶宋振英，证明涉案房屋系谭俊杰所有，与谭金鹏一家无关；以及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书，证明谭金鹏知道谭秀梅没有遗嘱。谭金鹏及谭金声表示上述证据均可以在原审审理期间提交，现在二审期间提交，并非新证据，不同意质证，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谭金鹏、谭金声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争议焦点即为谭俊杰将涉案房屋以买卖方式过户给谭金鹏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利益。现谭金鹏主张谭俊杰将房屋过户是基于全家人同意涉案房屋归谭金鹏所有。那么就要综合分析谭金鹏的陈述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谭俊杰分得涉案房屋后，就由谭金鹏一家人居住使用。在谭俊杰取得房屋所有权后，也没有人采取诉讼的方式向谭金鹏主张过房屋的权利，虽然吴可芳表示宋振英、谭秀梅与谭金鹏就房屋居住问题进行过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因此，本院不能认定宋振英及谭秀梅向谭金鹏就房屋居住使用主张过相应的权利。在此情形下，本院认为，谭金鹏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多年，并未与家人有矛盾纠纷，说明全家人对于谭金鹏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并无异议。其次，在谭俊杰有权购买涉案房屋后，谭金鹏表示系其出全资购买，是采取出售谭金鹏多年珍藏的邮票，凑齐房款交纳。谭金声对此陈述是谭俊杰、宋振英让谭金鹏自己出钱购买，最终也确实是谭金鹏自己出钱购买，二人对谭金鹏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一节陈述一致；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谭金鹏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谭俊杰、宋振英要求谭金鹏自己出钱购买涉案房屋应是从有利于谭金鹏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角度出发，而且居住使用住房的人出资购买该房屋公平合理；在当时，购买房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系重大事情，家庭成员对于由谁购房、如何出资的具体情况进行沟通协商是常见方式，谭金声对于其父母同意谭金鹏出资购房的陈述是其亲身见证过的事情，其所做的陈述并未悖离日常生活经验，其证言可以被采纳。而吴可芳、吴可哲对于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具体情况并不充分了解，同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也未能提供证据否定谭金鹏、谭金声的陈述，因此，本院对于谭金鹏、谭金声的陈述予以采信。综上，谭俊杰、宋振英同意谭金鹏一家居住在涉案房屋并同意由谭金鹏全资购买涉案房屋，已足以表明谭俊杰、宋振英同意涉案房屋归谭金鹏所有并使用。谭俊杰在2015年将房屋以买卖合同的形式将房屋过户给谭金鹏应系实现谭俊杰及宋振英对于谭金鹏的承诺。谭金声亦表示在宋振英去世后，谭俊杰、谭秀梅、谭金声、谭金鹏均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谭金鹏。因此，根据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主张谭俊杰与谭金鹏之间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据，本院实难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本院对于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所持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原审法院驳回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原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吴可芳、吴可哲、吴玉忠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志东审判员  王金龙审判员  霍翠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