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辽14行终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忠礼，男，1969年2月25日生，满族，司机，住址辽宁省兴城市。委托代理人李永革，女，1959年12月3日生，汉族，葫芦岛市连山区华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址葫芦岛市连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住所地兴城市钓鱼台街道钓鱼台路**。法定代表人李雷，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杜德宜，男，1987年2月8日出生，汉族，系兴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现住兴城市。委托代理人王刚，男，1983年8月25日生，汉族，兴城市钓鱼台边防派出所教导员，现住葫芦岛市。原审第三人杨光，男，1970年9月11日生，汉族，辽河油田员工，住址盘锦市兴隆台区。上诉人刘忠礼因被上诉人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1402行初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于2019年11月11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刘忠礼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永革，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杜德宜、王刚，原审第三人杨光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6月23日零时许，第三人杨光在兴城市首席KTV门前搭乘出租车到海龙大酒店，车辆行驶途中，与出租车司机刘忠礼，因行车路线问题发生争执，杨光撕扯原告刘忠礼，造成刘忠礼受伤，当日到兴城市人民医院治疗，主要诊断为头、胸、腰部软组织挫伤。2018年7月22日，被告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作出葫公兴(治)行罚决字[2018]9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第三人杨光罚款500.00元行政处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行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伍佰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公安机关认定第三人殴打杨光事实存在，并作出相关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故对原告诉讼请求无法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忠礼要求撤销被告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作出的葫公兴(治)行罚决字[2018]91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刘忠礼承担。上诉人刘忠礼上诉称，请求撤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1402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葫公兴(治)行罚决字[2018]916号行政处罚决定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对2018年6月23日案处理程序及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被上诉人对2018年6月23日杨光抢劫出租车案继续立案侦查；请求二审法院追加兴城市公安局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确认其在本案中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2日签收起诉状，后电话通知上诉人，起诉状中诉讼请求的第二三项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直接审理刑事案件。上诉人称诉其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释明如坚持就驳回，不予立案。上诉人无奈，对诉讼请求做了变更，但上诉人认为兴城市公安局拒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已构成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拒不立案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追加兴城市公安局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确认其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且严重错误，违反证据裁判原则，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前，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套证据，合议庭和被告各一套，每套证据包含23份证据，并附有《证据目录》，注明了序号、证据名称、证明目的、页码。这23份证据充分证明了第三人杨光的违法事实。完全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而被告却以行政案件处罚500元结案显属不当，应予撤销。而一审判决书中只提到四份证明，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事实认定不清，违反证据裁判原则，严重错误。并且，一审判决书中，第五页第一段“……被告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提供证据与本案密切关联，予以采信”，这更是事实认定不清且严重错误。对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2杨光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已在庭审中提出质证意见，即:此证据2杨光的询问笔录涉嫌造假，是拿杨光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代替第一次询问笔录，明显的将二去掉一横改为一。而从询问笔录做出的时间地点也能证明被告的此证据造假，所以一审法院对明显的造假证据予以采信，明显的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偏袒被上诉人，属于严重错误。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并未依一审法院引用法条规定，做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而只是处500元罚款结案，一审判决显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第三人杨光的行为己构成刑事犯罪，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显属不当证据不足。这从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3海德龙店院内监控也能证明，此监控清晰记录了第三人杨光殴打一审原告，并抢劫出租车及车内财物(200元钱，小区电子进门卡，工艺小葫芦等)，醉酒驾驶营运出租车，醉驾，交通肇事并逃逸等多项刑事犯罪的事实，典型的涉黑涉恶案件，却以行政处罚500元结案，不合法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诉讼请求第二项未作任何评判审查，显属错误。上诉人行政起诉状诉讼请求二请求依法确认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出所，对2018年6月23日海德龙大酒店案件处理程序及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原告提交了23份证据，证明被告对2018年6月23日海德龙大酒店案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行为，而一审判决未对此作出任何评判。综上，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裁判原则，事实认定不清、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出的判决难显公正。为维护合法权益，纠正一审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询问时答辩称，2018年6月23日零时许，杨光在兴城市首席KTV门前搭乘出租车到海龙大酒店，车辆行驶途中，杨光撕扯出租车司机刘忠礼，行驶至海龙大酒店院内下车后，杨光再次撕扯刘忠礼，造成刘忠礼左手虎口、颈部破皮受伤，根据以上事实，2018年7月22日兴城市公安局钓鱼台边防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1款规定作出葫公兴（治）行罚决字[2018]91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对杨光给予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这一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杨光询问时述称，我对派出所的处罚有意见，但是我保留，我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对刘忠礼对我的控诉我有意见，他的证据不够充分，他提供给派出所所谓我打他的证据3分钟的录音属于断章取义，我这有20多分钟的完整的证据。他说我抢劫他车里的200元钱和其他物品，我认为没有证据，他在控诉里说我砸了他的出租车我认为也没有证据，反而我有证据能够证明车是完好无损的。在酒店我们俩发生争执的过程中，他离开现场，不跑进只有几米远的保安大厅求助，而是跑到很远的地方，他的目的就是利用我激动的情绪开着没有熄火的车去追他，然后造成我酒后驾驶的事实。案发后的5天之内，刘忠礼多次威胁我说我构成各种犯罪，要用3万元来解决，我的证据是短信截屏和通话录音。我不认可他说我在这个案件中黑恶势力的控诉，总结以上各种因素，我认为刘忠礼作为服务行业人员，没用友善理性的职业操守解决运营矛盾，反而用阴险的手段和方法设计圈套，先向公安机关报抢劫犯罪的假警，浪费公共资源，造成警民矛盾，然后在敲诈勒索未果的情况下，恶意诬陷杨光，意图使杨光受到刑事处罚，相信法庭能够作出公正裁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忠礼自称其报案时称被殴打，被抢劫等，但原审法院对于刘忠礼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的内容一节没有查清，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对于刘忠礼提交的诊断书、住院病案、医药费收据等笼统予以采信，并没有审查这些证据与原审第三人杨光和刘忠礼的纠纷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刘忠礼受伤害程度，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重审时，原审法院应当对刘忠礼的诉讼请求进行明确，并进行相应的释明工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1402行初6号行政判决;二、发回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审判长  杨春雷审判员  花 勇审判员  刘思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谭思朦本裁定援引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