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22民终1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斯琴，女，1956年9月27日出生，蒙古族，退休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万林，男，1958年3月5日出生，蒙古族，退休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斯日古楞，内蒙古蒙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阳阳，男，199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音德尔镇吉地豪庭步行街**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喜杰，内蒙古自治区奥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斯琴、杨万林因与被上诉人杨阳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3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斯琴及其与杨万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斯日古楞、被上诉人杨阳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喜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斯琴、杨万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本案遗漏重要当事人,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一审起诉状中，杨阳阳自认斯琴、杨万林是保证人，那么必须追加实际债务人王某1。王某1的债权人王某2与吴某也必须到庭。借款后，三者有多笔资金往来。一审判决如果审理实体的债权债务履行情况，必须依法追加债权人王某2与吴某和债务人王某1，在未追加的情况之下，直接审理实体内容，显然是对原债务人与债权人严重不负责，主体遗漏违反法定程序，还款者与收款者都没有参与庭审，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查不清，请求二审时予以增加三位当事人；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杨万林、斯琴提举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抗辩原告杨阳阳的债权人资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1:王某2的调查笔录称“我和吴某把这300000元现金放在斯琴家的茶几上面了”；证据2:吴某的调查笔录称“我和王某2把这300000元现金放在斯琴家的茶几上面了”；证据3:斯琴、杨万林提交的十几次还款记录，均是向王某2与吴某还款，没有一笔是向杨阳阳还款的。涉案借据无债权人姓名，但以上证词和书证直接证明了债权人是王某2与吴某。斯琴、杨万林把借据写给了谁，谁就是斯琴、杨万林的债权人，斯琴、杨万林没有给杨阳阳出具借据，杨阳阳连现场都没进去,更不可能从斯琴、杨万林手得到此借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斯琴、杨万林提出的证据充分确凿，一审判决在如此多的证据面前还说证据不足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借据形成过程即合同订立过程有五位合同主体，合同主体法律身份是:王某2和吴某为共同债权人，斯琴、杨万林夫妻为名义借款人，王某1为实际借款人、还款人、合同履行人，三人为共同债务人，除这五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参加订立合同过程；3.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1:王某2调查笔录称“不在场,当时杨阳阳在杨万林家楼下，拿着钱没有上楼”；证据2:吴某调查笔录称“不在场。当时杨阳阳在杨万林家楼下，我和王某2、杨阳阳开车一起去的杨万林家里，杨阳阳在杨万林家楼下拿着钱没上楼”。该两个证据能直接证明杨阳阳不在出借现场，他不是合同参与者，与斯琴、杨万林没有直接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有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是借据一枚，属于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补充证明有出借能力、出借行为、出借过程、出借现场、还款过程，没有任何资金往来，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所以认定斯琴、杨万林与杨阳阳有民间借贷关系,除了借据，还需要有很多补充证据。杨阳阳的证据属于孤证，证据不足无法认定；4.还款资金的事实认定错误。王某1对吴某的还款记录系书证、直接证据,能直接独立的证明王某1向吴某还款的事实。客观真实不以吴某的承认与否为转移，吴某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没有相反书证的情况之下仅凭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否定已经还款的书证是对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效力次序的错误适用。一审判决漏掉的还款数额为:斯琴、杨万林夫妻女儿杨萨茹拉在2016年12月2日还款33800元；斯琴、杨万林夫妻儿子杨森宇在2016年8月27日还款22500元,2016年9月30日还款24100元；斯琴、杨万林夫妻侄女王某12017年7月8日还款170000元；王某12017年12月11日还款34000元；微信转账2000元和2500元，共计288900元；5.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属法律适用错误。第一，没有法律关系，王某2与吴某出借资金的来源，从谁处借款、借多少款与斯琴、杨万林不产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庭审中，杨阳阳也自认把钱借给了王某2，就应该向王某2主张权利，与斯琴、杨万林无关。一审判决把连环的两个借贷混同为一个借贷，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杨阳阳是王某2的债权人，不是斯琴、杨万林的直接债权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应予驳回起诉或者杨阳阳直接起诉王某2才对。第二，一审判决据以保护的法律关系不合法，无效，涉案借据“上款以月利5分计息”的约定是违法高利贷，认定为合法有效违反合同法、民法、金融法律及当前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违背党和政府的当前形势政策；6.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起算点和调整于法无据，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借据是无借期借据，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合同法第206条规定借款没有还款期限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利息起算点应为起诉之日2019年3月27日,计逾期利息，且涉案借据的利息约定“上款以月利5分计息”因为违反关于利息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中的无效条款，视为无利息约定。在双方无从借贷之日起付息的明确约定之下,一审判决从借据之日付息是滥用司法裁判权,干预民间经济行为,适用法律错误；7.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杨阳阳有多次虚假陈述，互相矛盾，漏洞百出，诉讼不诚信，干扰法庭裁判，涉嫌虚假诉讼。第一，杨阳阳在起诉状中自认斯琴、杨万林为保证人，法庭上变更为借款人。显然对重要事实不清楚。第二，第一次开庭时杨阳阳未到庭，特别授权律师陈述“原告方(杨阳阳）把钱放在二被告的家中的茶几，所以足以证明该笔借款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的”,情节详细具体。但法庭调查王某2和吴某还有斯琴、杨万林时,一致肯定杨阳阳不在现场。王某2和吴某的笔录中说“当时杨阳阳在杨万林家楼下，拿着钱没有上楼”。律师与当事人的陈述完全相反，无法自圆其说，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一审判决对此反言漠视，容忍其欺骗法庭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案借据债权人吴某和王某2已经收到了还款的情况下，企图捏造一个新的债权人,得到重复还款。综上，本案违反法定程序，本应用裁定形式审理诉讼主体适格问题，却在遗漏利害关系当事人情况下直接作出实体判决，由于程序缺陷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或者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杨阳阳辩称，借款是通过中间人王某2出借给斯琴、杨万林，杨阳阳本身经营二手车买卖和房产中介并有羊包，具备出借能力，所以不同意斯琴、杨万林的上诉请求。杨阳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斯琴、杨万林立即给付杨阳阳借款300000元及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1日起至该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万林、斯琴系夫妻。2016年8月2日，杨万林、斯琴通过中间人王某2、吴某在杨阳阳处借款300000元，此款杨阳阳以现金的方式实际出借给杨万林、斯琴，杨万林、斯琴为杨阳阳出具了300000元的借据一枚，双方未约定还款日期及借款本息的抵充顺序，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2018年2月3日，案外人王某1替杨万林、斯琴分三次通过手机银行汇款向中间人王某2汇款102000元,此款系给付杨阳阳300000元借款的利息。剩余借款本息经杨阳阳多次索要，杨万林、斯琴至今未履行给付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阳阳是否为本案诉争的300000元借款的债权人；2.本案案涉300000元的借款本息是否已经偿还完毕。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中，杨万林、斯琴提举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抗辩杨阳阳的债权人资格，故根据杨阳阳提交的借据以及一审法院向王某2、吴某所作的调查笔录，能够证实杨阳阳与斯琴、杨万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对于杨万林、斯琴主张其属于保证人、名义借款人，王某1系实际借款人、王某2、吴某系债权人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案涉借款本息是否已经偿还完毕。对于2018年2月3日，案外人王某1替杨万林、斯琴分三次通过手机银行汇款向中间人王某2汇款102000元，因属杨阳阳自认且中间人王某2予以认可，故予以采信；对于杨万林、斯琴提交的其他转账（证据），因不能证明其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不能合理解释其中的三笔支付宝转账记录发生于本案借款之前的原因，同时，根据杨万林、斯琴提交的起始日期为2016年5月27日，结束日期为2018年2月3日的13次还款记录以及答辩状中关于300000元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不符合常理。对于杨万林、斯琴主张本案借款本息已由实际借款人王某1偿还完毕的抗辩，不予支持。对于杨阳阳自认的102000元还款款项，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本息的抵充顺序，故对该102000元，依法按照抵充利息予以计算。因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超过法定限额月利率2%，故对该102000元，依法按照本金300000元，自2016年8月2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为17个月的利息，故杨万林、斯琴利息已经给付至2018年1月1日。故对于杨阳阳关于利息的诉请，按照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2日起至该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予以计算并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杨万林、斯琴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杨阳阳借款本金300000元，并给付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2日起至该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杨阳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斯琴、杨万林提供如下证据：1.王某2与王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王某2、吴某是债权人，王某1是实际还款人；2.申请证人王某1、杨某，王某1证实其于2016年时在杭州凯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跟着刘玉梅做投资抵押生意，因为赚钱，王某2和吴某也要投资，但是二人怕投资款回不来，需要杨万林、斯琴出具借据才投资，王某1考虑投资在赚钱，就让杨万林、斯琴出具了借据，该笔款是2016年初至2016年10月份王某2陆续汇给王某1的，在2016年8月份王某1回到扎赉特旗时出具的借条，出具借条时有王某2、吴某、王某1、杨万林、斯琴在场，出具借条时没有现金交付情形也不认识杨阳阳，后来因为刘玉梅资金周转不利被抓，连王某1的投资款也亏损了，王某2给王某1发短信要求偿还300000元，王某1想变卖房屋用于还债，但是房屋没卖出去，期间王某1陆续按二分利将杨万林、斯琴出具借条中的款项偿还完毕，还款有王某1自己偿还也有王某1授意杨萨茹拉、杨森宇偿还的，但是王某2要求按照五分利偿还。杨萨茹拉证实，王某1借款通过杨萨茹拉偿还给王某2和吴某，不认识杨阳阳，杨万林、斯琴只是担保人，实际借款人是王某1。经杨万林、斯琴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属实，能够证明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是王某1，且借款已经偿还完毕。经杨阳阳质证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无法体现聊天双方是谁，无法证明斯琴、杨万林主张的债权人是王某2，即使聊天记录真实也体现不出王某2是为自己所要欠款；对证人证言认为与斯琴、杨万林系亲属有利害关系，证言有倾向性，且两位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王某1称300000元是王某2、吴秀英的投资款，而杨萨茹拉称斯琴、杨万林是名义借款人，王某1是实际借款人，证言矛盾没有证明效力。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是否违反法定程序；2.杨阳阳与杨万林、斯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问题；3.利息起算时间及利率应如何确定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杨万林、斯琴主张本案实际债权人为王某2和吴某，实际债务人为王某1，原审遗漏主体。经查，本案系杨阳阳持由杨万林、斯琴出具的借据主张权利，而杨万林、斯琴对其书写案涉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应审查杨阳阳与杨万林、斯琴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杨万林、斯琴将案涉钱款另行出借给他人则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必然关联。关于杨阳阳是否享有债权人主体资格问题。经查，杨阳阳持案涉借据要求杨万林、斯琴履行还款义务，至于杨阳阳与案外人王某2、吴某系何种法律关系对杨万林、斯琴履行还款义务不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且根据借款合同相对性原则及杨万林、斯琴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阳阳出借借款时明知实际债务人即为案外人王某1的事实，故杨阳阳具备债权人主体资格，杨万林、斯琴应为承担履行给付义务的主体。至于王某1、杨萨茹拉、杨森宇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应以其他法律关系另寻途径解决。关于本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问题。经查，本案借贷双方之间实际发生了借款往来，杨万林、斯琴未提交相关杨阳阳涉嫌虚假诉讼的证据，且综合数次庭审及询问等程序，不足以认定本案涉及虚假诉讼。综上，杨万林、斯琴关于原审程序违法问题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阳阳与杨万林、斯琴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对此，从杨万林、斯琴对案涉借据真实性无异议、杨阳阳自认已收取102000元利息和斯琴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杨万林看见在鞋柜上的案涉现金，及出借人杨阳阳的出借能力及证人证言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能够认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判决杨万林、斯琴给付案涉借款并无不当。对于杨阳阳是否违反“禁反言”问题，虽杨阳阳在诉状事实部分称杨万林、斯琴“未履行保证义务”，但其在原审庭审中予以更正，并综合本案查明事实尚不能认定杨万林、斯琴为本案借款保证人的事实，且杨万林、斯琴主张实际债务人为王某1与王某1证言称不存在借款事实，借据是为保障王某2、吴某投资收益而出具的陈述相互矛盾，故杨万林、斯琴所提供证据不足以使其举证目的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借款利息起算点和利率问题。经查，案涉借据中双方约定月息5%，因该约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不予维护并仅支持合法利率正确。原审法院将已给付102000元,根据法定顺序冲抵该借款按照法定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6年8月至2018年1月1日共17个月利息基础上，判决杨万林、斯琴自2018年1月2日按月息2%给付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斯琴、杨万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杨万林、斯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云 峰审判员 苗世英审判员 高铁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