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1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萍，女，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柳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有才，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柳河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凤坤，系上诉人亲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振林，男，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柳河县。上诉人杨玉萍、张有才因与被上诉人黄振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柳河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4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有才、杨玉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凤坤，被上诉人黄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萍、张有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时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黄振林对杨玉萍、张有才进行欺诈、胁迫的事实。本案事实是柳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未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与黄振林一起，欺诈、胁迫杨玉萍、张有才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2019年6月12日，杨玉萍、张有才申请强制执行黄振林，在电话通知执行听证时,执行法官说黄振林已准备了2万元钱执行款。但在进行听证时,执行法官要求杨玉萍、张有才与黄振林签订和解协议,说如果不签和解协议，就一分钱执行款也拿不到。且执行法官说,如果不签订和解协议，就拘留黄振林15天，而且只能拘留一次，以后也一分钱执行不到。并且杨玉萍、张有才要求在执行和解协议金额中，包括黄振林迟延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迟延履行利息9000余元的内容时，执行法官也已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添加。在执行法官和黄振林这样情形的胁迫、误导之下，杨玉萍、张有才被迫签订了极不公平的和解协议。另外，在2018年7月11日杨玉萍、张有才第一次申请对黄振林进行强制执行时，黄振林同样是带了2万元钱到法院，同样是要求必须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才给钱,由于杨玉萍、张有才拒绝了黄振林的无理要求,于是黄振林就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直到2019年6月，一分钱也没给杨玉萍、张有才。也正是由于这个先前不签和解协议就不给钱、拿不到执行款的情况，在这次的强制执行中，杨玉萍、张有才受执行法官和黄振林的压力下,才不得已签订了显失公平的执行和解协议。由于黄振林拒绝履行法院判决,杨玉萍、张有才不得不以高额利息向他人借钱用于治疗伤病，导致现仍有外债10余万元未偿清，每年光利息就要近2万元。如果按这次被迫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每年给付1万元,还不够偿还杨玉萍、张有才向他人借的利息，无疑是对杨玉萍、张有才的二次伤害。杨玉萍、张有才出事后，经过治疗没有痊愈，现已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其子女从出事后,由于护理其母和没钱上学,从2017年11月,才十二岁辍学至今，给子女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从2018年7月11日强制执行后，没有拿到钱。所借的外债，债主听说后把粮食和车全拿走了,造成杨玉萍、张有才有家不能归。杨玉萍、张有才所欠外债都是由黄振林所造成产生的，让杨玉萍、张有才承担身体伤痛之外，更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因此,杨玉萍、张有才认为该和解协议是在受欺诈、胁迫下所达成，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2、一审法院采信黄振林单方面陈述其收入情况，不进行认真核实,就认为其没有还款能力，从而作出裁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柳河县人民法院执行听证时,黄振林自述其从事司机工作,月收入3000元左右，其爱人在厂里工作，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但由于执行法官未将其陈述记入笔录,导致杨玉萍、张有才举证困难。一审法院也只听信了黄振林对其收入的单方虚假陈述，并予以采纳，未查清事实。由于杨玉萍、张有才家庭极其困难的特殊情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黄振林家庭的真实收入。因为按照社会上招聘司机工作，工资都不会低于5000元每月，且黄振林妻子收入每月2000余元，加上二人家里的土地粮食收入每年近20000元,二人年收入达9-10万元却不顾杨玉萍、张有才孩子被迫失学的家庭困境，只肯按每年区区1万元的标准履行执行款，对杨玉萍、张有才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责令黄振林提供其做司机工作的单位名称、单位地址、签订的劳动合同、由单位出具书面收入证明，及黄振林工作考勤记录,工资发放明细等，以查明黄振林的真实收入情况，依法作出公正裁判。3、柳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执行立案近一年，案件执行未取得任何进展，一分钱都没执行到，也从未对黄振林采取过任何强制执行措施。直到杨玉萍、张有才委托执行代理人再次审请强制执行,仍拒绝查询及向杨玉萍、张有才告知黄振林的家庭财产情况，勉强执行回来的2万元还是胁迫杨玉萍、张有才签订显失公平的和解协议才拿到。柳河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不仅未尽职责,未穷尽执行手段迫使被执行人履行判决义务，反而与黄振林一起欺诈、胁迫杨玉萍、张有才签订显失公平的执行和解协议，依法应予撤销及纠正。黄振林辩称：1、签订协议时，法官在场，屋里都有监控录像，黄振林没有逼迫杨玉萍、张有才。2、黄振林一年工作挣多少工资可以去调查，黄振林是司机，但就是打零工，黄振林妻子也是打零工。3、还有一个伤者，已经赔完了。4、黄振林现在经济情况也不太好。杨玉萍、张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杨玉萍、张有才与黄振林就（2017）吉0524民初2173号民事判决执行案件达成的和解协议；2、诉讼费用由黄振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3日，黄振林驾驶的汽车与张有才驾驶的汽车相撞，造成乘车人杨玉萍等四人受伤。交警部门认定黄振林付全部责任。（2017）吉0524民初2173号案件判决黄振林赔偿杨玉萍97828.38元，赔偿张有才27597元。黄振林没有履行该判决，杨玉萍、张有才申请法院执行。2019年6月12日，申请执行人张有才、杨玉萍与被执行人黄振林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关于张有才、杨玉萍与黄振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一案，现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和解协议：黄振林于2019年6月12日给付张有才、杨玉萍赔偿款20000元，剩余债务112225.38元（含评估费、鉴定费）由黄振林于每年6月12日之前至少给付张有才、杨玉萍10000元，直至债务还清为止。在协议履行期间，张有才、杨玉萍不申请法院再对被执行人黄振林采取其他执行措施和执行其他财产。如果黄振林不履行该协议，则张有才、杨玉萍申请继续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有才、杨玉萍，委托代理人：于凤坤、张殿英（张有才姑姑），2019年6月12日。”当场黄振林交付2万元。后来杨玉萍、张有才对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提出复议申请，该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吉0524民初8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杨玉萍、张有才的异议申请。杨玉萍、张有才没有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起诉至本案撤销之诉。另，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系在法院经过执行人员主持下达成的，杨玉萍、张有才委托于凤坤、张殿英代替到法院和解达成的该和解协议，当场法官将根据双方协议内容制作的该协议向双方说明后于凤坤、张殿英、黄振林在和解协议上签名，该和解协议三份，原被告各一份，法院执行卷宗留存一份，于凤坤的那份黄振林没有签名，后来补签的黄振林的名字。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案涉《执行和解协议书》系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并签收。杨玉萍、张有才要求撤销该《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主要包括1、黄振林没有当场在杨玉萍、张有才代理人于凤坤收到的协议上签名，而是后来补签的。2、该协议是在黄振林事先准备好了2万元之后以签该《执行和解协议》就给付2万元而进行欺诈、胁迫情况下签的。3、黄振林家庭收入较好，有执行能力，该协议内容显示公平、严重损害杨玉萍、张有才的权益。4、杨玉萍、张有才家庭特别困难。该院认为，1、杨玉萍、张有才代理人于凤坤收到的那份《执行和解协议》当场黄振林没有签名，但是另外两份《执行和解协议》黄振林当场签名，该事实有杨玉萍、张有才要求的张殿英出庭证实，张殿英系张有才的姑姑。此时该协议成立。2、杨玉萍、张有才陈述该协议系在黄振林欺诈、胁迫下签订，黄振林予以否认，杨玉萍、张有才没有举证证明该主张，则不予认定。3、该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约定的当场给付2万元，之后每年6月12日之前至少给付10000元，可以理解为最低给付10000元，有能力可以多支付。况且杨玉萍、张有才证明黄振林有执行能力而提供的唯一证据为杨玉萍、张有才的姑姑张殿香的证实，张殿香的证言系孤证并且存在利害关系不予认定。4、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重点考虑的是被执行人的执行能力，执行人员要尽最大执行力度，穷尽各种执行措施执行到位，而申请执行人的经济状况好不好都要尽最大责任予以执行。综上，杨玉萍、张有才主张撤销涉诉《执行和解协议》的请求证据补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执行和解协议，如果出现黄振林有执行能力情形，可以要求变更执行数额从而得到救济。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和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玉萍、张有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由二原告承担。二审中，杨玉萍、张有才提供署名为张有才的4份借条复印件对其上诉主张予以补强。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二审案件，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的执行和解协议应否撤销。关于合同撤销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首先，案涉的执行和解协议系杨玉萍、张有才的委托代理人于凤坤、张殿英在法院与被执行人黄振林自愿达成。于凤坤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行使民事权利（包括代理事宜）有充分的认识。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收取被执行人2万元执行款，并有后续分期履行内容的情况下，杨玉萍、张有才主张撤销原和解协议，除其自述以外，杨玉萍、张有才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系执行法官与黄振林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杨玉萍、张有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订立。对于该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杨玉萍、张有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二，杨玉萍、张有才提出的张有才借款治病而加重其家庭负担事宜，与原合同的订立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且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撤销合同之法定情形；第三，杨玉萍、张有才主张的黄振林经济情况，亦不属于审查合同应否撤销的法定情形。上述二、三项属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涉及或依当事人请求而予考虑或解决的问题，属合同变更范畴，而非撤销事由，对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释明“该执行和解协议，如果出现黄振林有执行能力情形，可以要求变更执行数额从而得到救济。”综上所述，杨玉萍、张有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玉萍、张有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何秋彦审判员  盖晓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袁子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