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9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1，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栾某3（栾某1之子），1988年7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63年9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杨某之女），1985年10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杨某之女婿），1983年12月1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2，男，1956年11月4日出。委托代理人：栾某4（栾某2之子），1981年8月21日出生。上诉人栾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被上诉人栾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6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栾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栾某1继承涉案房屋的份额予以增加；2.本案一、二审诉费由对方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被继承人栾某5于2012年5月10日书写并签字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栾某5所拥有的涉案房屋份额属于其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是错误的，栾某5与杨某结婚时间不长，此协议属于个人赠与但没有进行房屋过户，赠与的涉案房屋份额中涉及范某的份额，且杨某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上述《协议书》应属无效；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六条规定，被继承人栾某5的份额应为其与范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协议书》及公证遗嘱系杨某胁迫栾某5作出，并非栾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杨某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起上诉，不同意栾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答辩意见为：1.杨某与栾某5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杨某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某在婚后患有抑郁症，但抑郁症并不影响其签订《协议书》，且从《协议书》内容看，杨某是纯获利的，即便杨某民事行为能力欠缺亦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2.公证遗嘱是在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在场下做出的，该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栾某2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起上诉，同意栾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某依法继承栾某5所拥有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38、甲38、40号房产份额中的六分之五份额；2.诉讼费用由栾某1、栾某2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栾某5与范某于1955年5月1日登记结婚，二人育有二子，即栾某2、栾某1，范某于2005年4月27日去世。2007年3月27日，栾某5与杨某登记结婚。栾某5于2017年5月16日去世。栾某6系栾某5之父，井某、傅某均系栾某6之妻。栾某6于1951年8月22日去世，井某、傅某均早于栾某5去世。1984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84）中刑监字第1272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将没收原属栾某6房产五所产权予以发还，由房管部门根据现行政策办理。1985年11月2日，北京市公证处作出（85）京证内字第227号《公证书》，载明原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十二号及十二号旁门、东城区×××甲五十九号、西城区×××一号及×××一二五号的五处房产，属栾某6与其妻井某、傅某（已于一九五二年改嫁）三人共有，属栾某6的部分由井某、傅某、栾某7、栾某5等十三人共同继承。同日，北京市公证处出具（85）京证内字第234号《公证书》，将井某所继承的房产份额由栾某7、栾某8、栾某5、栾某10四人继承。同日，北京市公证处出具（85）京证内字第228号《公证书》，傅某将其继承的房产份额赠予栾某7、栾某8、栾某5等十一人。1985年11月14日，栾某7、栾某8、栾某5等十一人订立《财产继承、分割协议》，内容如下：“根据（85）京证内字第227、234、228号公证书（和我们十一名兄弟姐妹）对我们父母遗留和赠予我们的房产，经我们十一人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并永不反悔，共同遵守。1、对父亲栾某6遗留给我们的全部房产；2、对母亲井某遗留给我们的全部房产；3、对母亲傅某赠予我们的全部房产；以上三部分房产的总合均按十一份额平均继承和分割。（给十一名兄弟姐妹），办理有关房产继承、分割的全部事宜，经十一名兄弟姐妹研究决定，由栾某9、栾某10全权办理。其中，栾某5、栾某7已委托栾某9、栾某10全权办理有关房产继承、分割的全部事宜，并有委托书，委托书存档于北京市公证处。”同日，北京市公证处出具（85）京证内字第262号《公证书》，对上述《财产继承、分割协议》予以公证。2011年，栾某5、栾某9、栾某11等十五人签订《财产继承分割协议》，内容为：“根据（85）京证内字第262号公证书对我们父母遗留和赠与我们的房产，北京市东城区×××甲38号、38号、40号现有房屋94间，建筑面积1492平方米房屋产权由栾某5、栾某9、栾某11、栾某10、栾某12、栾某13、栾某14、栾某15，栾某16每人继承和分割以上房产的壹拾壹分之壹份额（十一分之一）。根据公证书（2011）京东方内民证字第7018号、（2011）京东方内民证字第7017号龚某1、龚某2、龚某3、王某5、王某6、王某7转继承每人继承和分割以上房产的叁拾叁分之壹份额（三十三分之一）。其中龚某1、龚某3已委托栾某10，王某6、王某7已委托王某5全权办理有关房产继承分割的全部事宜，有委托书，委托书存档于北京市东城区房管局。经我们十五人协商达成以上协议并永不反悔，共同遵守。”随后，栾某5取得京房权证东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书，享有位于北京市东城区×××38、甲38、40号房产三十三分之三份额。一审庭审中，杨某主张其与栾某5之间有夫妻财产约定，并向法院出具了《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38号38号40号房产，属于我的部分（3/33）我承诺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其中有杨某的1/2（贰分之一）份额。”后有承诺人栾某5、受益人杨某签字及注明日期为2012.5.10。栾某2、栾某1均认可上述协议书系其父栾某5所写，但辩称杨某患有精神病三级，签订协议时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同时辩称，上述协议书系杨某逼迫栾某5所签，故上述协议应属无效。2013年6月4日，栾某5作出《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栾某5，男，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身份证号：×××，本人栾某5拥有北京市东城区×××38、甲38、40号房产中的三十三分之三产权份额，这套房产是我和栾某15等共计十五人共有的，我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是：京房权证东字第XXXX号。在我去世后，我将上述房产中我所占有份额的二分之一留给我的妻子杨某（身份证号码：×××）继承。立遗嘱人：栾某5，2013年6月4日。”2013年6月14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3）京长安内民证字第7892号《公证书》，对上述遗嘱予以公证。同时，杨某向法院出具了《声明》两份，用于证明栾某5已明确说明房屋事宜均由杨某处理，不允许栾某2、栾某1干涉房屋相关事宜。栾某2、栾某1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同时主张上述证据应属无效。一审庭审中，杨某主张栾某5后期与杨某一直跟随杨某女儿赵某一起在上海生活，杨某对栾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并向法院提交了居住信息、老年卡、照片、电表登记信息、维修记录、住院记录等用以证明。栾某2、栾某1辩称其父栾某5有退休工资，随杨某去上海生活是因为杨某需要在上海看病，故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北京市东城区×××38号、甲38、40号房屋原系栾某6、井某、傅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栾某6去世时栾某5与范某尚未结婚，故栾某5继承栾某6的遗产部分应属栾某5个人财产。井某去世时，栾某5与范某已经结婚，栾某5继承井某的遗产部分，应属栾某5与范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傅某将其所占财产部分赠予栾某5等人时，系栾某5与范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傅某并未明确说明仅赠与栾某5个人，故栾某5从傅某处获得的财产份额，亦属于栾某5与范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栾某5随后处分范某的财产部分，应属无效。范某先于栾某5去世，范某的遗产部分应由其继承人栾某5、栾某2、栾某1继承。另，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栾某5与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已明确约定了栾某5所拥有的房产份额属栾某5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占二分之一份额。栾某2、栾某1辩称上述《协议书》系栾某5受到胁迫所签，但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上述主张。同时，栾某2、栾某1辩称杨某患精神疾病三级，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所签协议应属无效，但栾某2、栾某1并未就杨某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根据《协议书》内容，杨某属受益一方，即使杨某属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其所签订上述协议书，亦应属有效。综上，根据《协议书》内容，栾某5所应拥有房产份额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应归杨某所有。2013年6月4日，栾某5作出《遗嘱》，已明确载明栾某5所拥有房产份额的二分之一份额由杨某继承，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法院予以确认。栾某5未处分的房产份额，属栾某5遗产，应由其继承人杨某、栾某2、栾某1共同继承。杨某主张其对栾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并向法院提交了居住信息、老年卡、照片、电表登记信息、维修记录、住院记录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栾某2、栾某1未对被继承人栾某5尽赡养义务，故栾某5未处分的遗产应由杨某、栾某2、栾某1平均继承为宜（具体分割份额参考判决书后附图）。一审法院判决：一、栾某5所拥有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甲38号、38号、40号房屋中的产权份额，由杨某、栾某2、栾某1继承所有；二、杨某占北京市东城区×××甲38号、38号、40号房屋的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分之八百九十份额；三、栾某2、栾某1各占北京市东城区×××甲38号、38号、40号房屋的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分之二百五十七份额；四、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栾某2、栾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栾某2提交栾某10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供合议庭参考，欲以此证明栾某5受杨某胁迫签署《协议书》并作出公证遗嘱。经审查，栾某10并未参与上述《协议书》及公证遗嘱的签署等，且其未到庭陈述情况，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杨某提交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政府东兴街道办事处长青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9日出具的证明以及邻居黄某2于2019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明，欲以此证明栾某5与杨某系自愿签署《协议书》，不存在胁迫行为。栾某1、栾某2认为上述证明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认可真实性。经审查，上述证明所载内容与《协议书》签订情形无关，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原判对被继承人栾某5的遗产范围的认定及遗产的具体分配是否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在本案中，1985年11月2日，北京市公证处作出的（85）京证内字第227号《公证书》，涉案房屋属于栾某6与其妻井某、傅某三人共有，属于栾某6的份额由井某、傅某、栾某5等十三人继承。同日，井某及傅某已将其继承的涉案房屋份额通过《公证书》予以处理。1985年11月14日，栾某7、栾某8、栾某5等十一人订立《财产继承、分割协议》，后栾某5以此取得京房权证东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书，享有涉案房屋三十三分之三份额。一审法院以栾某5取得涉案房屋的时间及份额为基础，并考虑栾某5与范某的婚姻关系，认定涉案房屋登记在栾某5名下的三十三分之三系栾某5继承栾某6的份额，故属于其个人财产，栾某5继承的井某及傅某的份额属于其与范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范某去世后，应由其与栾某1、栾某2共同继承，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栾某5通过《协议书》处分的涉案房屋中属于范某的个人部分应属无效，其余属于栾某5的个人部分仍可按照《协议书》之约定，由杨某占有二分之一份额。现栾某2、栾某1主张栾某5在签署《协议书》以及作出公证遗嘱时均受到杨某之胁迫，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且栾某2、栾某1主张杨某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其签订的《协议书》应属无效，但其未就此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在确定栾某5个人遗产范围的基础上，依据公证遗嘱的内容及法定继承的规定，对涉案房屋中杨某、栾某2、栾某1所享有的份额予以明确，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栾某1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栾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曙钊审 判 员 郭文彤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毕凤敏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