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2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晓林，男，198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佰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571543279X。法定代表人：何文忠，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军，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源，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建华，男，197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原审被告：湖北辰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鑫鼎汽配机电写字楼第**1110-112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0740775023。法定代表人：林菊青，该公司董事。原审被告：江雪丽，女，197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上诉人朱晓林为与被上诉人宜昌佰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特公司）、原审被告赵建华、湖北辰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果公司）、江雪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3民初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晓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晓林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目的在于确定物的所有权，本案中佰特公司并未对案涉的鄂Ｅ×××**小型轿车主张过所有权，对于该车辆的所有权之争也不涉及到佰特公司，故而对佰特公司的抗辩不应该适用此条文。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是指针对物权变动的特殊债权，其债权相对的标的应该是物，即本案涉及的鄂Ｅ×××**小型轿车。本案中佰特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基于房屋租赁合同产生的，并且是针对赵建华个人的一般债权，此债权债务的清偿与本案诉争的鄂Ｅ×××**小型轿车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不具有对抗物权的效力。故而，佰特公司也不是该条文规定的“善意第三人”。二、朱晓林在一审中所举证据，并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足以认定此车辆的首付款由朱晓林缴纳。1.一审判决已经认可了朱晓林向伍家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转账242055元的事实，而一审法院调取的证人张某和证人宋某的证言都证实了伍家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和博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属于同一家公司，这足以说明朱晓林转账的242055元属于支付给博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车首付款。2.对于另外200000元支付的问题，证人张某和证人宋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本案车辆的首付款已全部付清，而赵建华的陈述是他本人没有支付任何购车费用，也认同是朱晓林全额支付了购车款。既然这20000元已经全额付清，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除了朱晓林以外的人支付了此款项的情况下，这些证据足以推论出朱晓林全额支付了购车首付款。三、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朱晓林还贷的事实，其说理部分牵强附会。朱晓林和赵建华才是此事件的亲历者，双方当庭陈述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只有平安银行的资金流水，而赵建华的平安银行的资金用途也仅用来向银行还车贷，除此之外两人再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另外，朱晓林向赵建华的转账时间、转账金额和平安银行扣划车贷的时间、金额明显吻合，这也可以直接说明朱晓林向赵建华转账的目的是为了支付车贷。佰特公司辩称，一、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争议焦点是朱晓林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由朱晓林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而言，也就是朱晓林应当证明，涉案的玛莎拉蒂车是他购买的，不是赵建华购买的。二、为此朱晓林主要提供了几方面的证据，但均不能成立。首先，赵建华的说法和购车合同、发票、贷款、登记都不相符，赵建华现在是多个案件的失信被执行人，其说法没有任何证明价值。其次，宋某的说法和后来涉案车辆一直由赵建华使用的事实不符；李某说自己先通过银行系统提交了朱晓林贷款的申报资料，审核失败以后才改由赵建华出面贷款，但一审法院未能调取到李某通过银行系统提交过朱晓林贷款资料的证据。也就是两人的说法都没有客观证据佐证，而且和事实不符。最后，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朱晓林为赵建华购车支付过部分款项的事实，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是朱晓林购买的。三、涉案车辆的违章处理记录显示，从赵建华买车到该车被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期间的近3年里，赵建华有7次违章记录，没有朱晓林的违章记录，只有熊敏的1次违章记录，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该车一直是赵建华在用，不是朱晓林在用。四、在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朱晓林说涉案车辆是1222055元买的，在提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中，朱晓林还是这么说的，直到正式开庭的时候才说自己搞忘了200000元。在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朱晓林在解释为什么要以赵建华名义购车时，解释说自己当时正担任某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在银行贷款，佰特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朱晓林当时根本不是某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后，朱晓林又在一审庭审中改口说是自己的银行流水不够。另一方面，本案中赵建华对朱晓林的主张全力配合，一律予以承认，与前案中恶意拖延诉讼的差距极为明显，存在明显的虚假诉讼嫌疑。赵建华、辰果公司、江雪丽未提交书面意见。朱晓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赵建华名下的号牌为鄂Ｅ×××**小型轿车（车辆识别号ZAMSP56E0E1097895）小轿车为朱晓林所有。2.人民法院不得对号牌为鄂Ｅ×××**小型轿车（车辆识别号ZAMSP56E0E1097895）进行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5日，署名为“赵建华”的与博驰公司签订《博驰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赵建华购买博驰公司的玛莎拉蒂轿车一辆，定金30000元，余款1357520元，总价1387520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部门经理处签有“张某”字样，咨询顾问处签有“宋某”字样。证人博驰公司原部门经理张某陈述不确定部门经理处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证人博驰公司原咨询顾问宋某陈述确认咨询顾问处的签名为其本人。该合同是一审法院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调取的，各方当事人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朱晓林称“赵建华”三个字是熊敏代签的，赵建华称“赵建华”三个字不是其书写的。朱晓林还称其没有交合同约定的定金30000元，是熊敏交的，该定金从总的购车款中扣减了没有，由于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2014年8月12日，署名为“赵建华”的与博驰公司签订《博驰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赵建华购买博驰公司的玛莎拉蒂轿车一辆，定金442055元，余款980000元，总价1422055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部门经理处空白，咨询顾问处签有“宋某”字样。证人宋某陈述确认咨询顾问处的签名为其本人。该合同是朱晓林在庭审中提交的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称原件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朱晓林还称“赵建华”三个字是熊敏代签的，赵建华称“赵建华”三个字不是其书写的。佰特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4年8月12日，朱晓林向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转账242055元，朱晓林称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但其认为该会所的账户即博驰公司账户。朱晓林主张前述242055元系涉案车辆购车部分首付款，另200000元首付款为朱晓林现金支付，合计442055元，但未就该200000元实际支付及来源提供相应的证据。证人张某陈述他认为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与博驰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因为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是博驰公司的售后，至于有无营业执照他不清楚了，该车的付款情况他不清楚。证人宋某称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与博驰公司是分别注册的，是两个公司，是同一个法人，是合伙开的；涉案的款项是否汇至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其记不清楚了。一审法院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支行调取了博驰公司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的银行流水，在2014年7月1日前后及2014年8月12日前后没有查询到有242055元的交易记录、30000元的收入记录、200000元现金进账记录，只显示在2014年8月12日分别各有1笔1000000和200000元的转账收入，在2014年8月14日分别各有1笔1000000和200000元的转账收入，2014年8月15日来账收入980000元。该行仅能提供2014年8月15日来账收入980000元的汇款方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其他的几笔转账的汇款方情况该行称查询不到，无法提供。2014年8月13日，朱晓林向宜昌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征收管理分局转账118591元。2014年8月13日，博驰公司向赵建华出具前述涉案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购货单位赵建华，价税合计1387520元，不含税1185914.53元。同日，宜昌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向赵建华出具前述涉案车辆的税收缴款书，载明：纳税人赵建华，车辆购置税118591元。2014年4月14日，朱晓林在涉案车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复写第二联）中的安全性能检测处签字。朱晓林称此单可以作为其收到涉案车辆的证据，并称第一联在车管所。一审法院在车管所未查到第一联。证人张某、宋某均陈述，只有收到购车全款博驰公司才会交付车辆。证人宋某证实是朱晓林及其司机将涉案车辆提走的。赵建华、江雪丽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个人担保贷款合同》，该合同载明：赵建华、江雪丽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贷款980000元，用于购买汽车，贷款期限36个月等。2014年8月15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将赵建华的前述980000元贷款转入博驰公司账户。2014年9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期间，熊敏向赵建华开户网点为平安银行武汉江岸支行卡号为62×××63卡内按月转账32000不等的款项，熊敏该款的款项来源为朱晓林转账支付的。2016年4月25日至2017年8月15日期间，朱晓林向赵建华前述卡内按月转账29600元至57800元不等的款项。朱晓林还陈述：朱晓林与赵建华是多年的朋友关系，2006年左右就认识了，并且赵建华还是朱晓林女儿的干爹；朱晓林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涉案车辆一直由朱晓林的司机熊敏在开；朱晓林借赵建华名义购买涉案车辆的原因一是其当时担任大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法在银行进行贷款，遂找赵建华帮忙，借其名义购买涉案车辆。经查，大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4年8月28日变更为朱晓林。朱晓林主张其于2014年5月即担任大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只是工商变更登记为2014年8月28日，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工作人员李某陈述对其此项理由称不知情。二是其个人银行流水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条件，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6月11日起至2016年1月2日止的建设银行（银行账号为：28×××69）的流水，显示每月有数额不等的进账。证人李某称当时朱晓林银行流水有问题，不符合贷款条件。经一审法院在车管所查询，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9月17日期间，涉案车辆多次违章，其中赵建华在2015年1月30日至2016年2月7日期间有7次违章记录，熊敏只有一次在2015年4月29日的违章记录，无朱晓林的违章记录。一审法院还查询到朱晓林未取得驾驶证，熊敏取得了驾驶证。因佰特公司诉辰果公司、江雪丽、赵建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佰特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鄂0503民初11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辰果公司、江雪丽、赵建华价值3850000元的财产，遂对登记在赵建华名下车牌号为鄂Ｅ×××**的玛莎拉蒂轿车，通知车管部门予以查封。2017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鄂0503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辰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佰特公司支付商铺租金、经营服务费、公摊费合计2754576元；二、辰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佰特公司支付房屋占用费1039528元；三、江雪丽、赵建华对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等。辰果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鄂05民终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佰特公司为实现（2017）鄂0503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朱晓林以涉案车辆归其所有为由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503执异3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朱晓林的异议请求，朱晓林因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朱晓林对执行标的即涉案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对涉案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的举证责任在于朱晓林，现涉案车辆所有权登记人、违章当事人、购车发票、车辆购置税纳税人、车辆贷款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属于赵建华，朱晓林无充分证据证实涉案车辆属于其所有而登记在赵建华名下。同时，涉案车辆登记在赵建华名下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车的所有权人为赵建华。二、朱晓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涉案车辆的首付款。涉案的两份《博驰汽车销售合同》中，2014年7月25日的《博驰汽车销售合同》，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且该合同载明的车辆总价1387520元，与博驰公司向赵建华出具的发票金额1387520元一致。虽无法查询到赵建华除支付贷款以外的购车款的情况，但博驰公司向赵建华出具了发票，能够证明博驰公司认可收到了赵建华支付的全部购车款，也能够证明是赵建华履行了该合同。朱晓林未提供且一审法院也未查询到其支付或博驰公司收到首付款30000元的证据，所以无法证明其履行了该合同。2014年8月12日的《博驰汽车销售合同》是复印件，佰特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朱晓林称原件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但一审法院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的合同是2014年7月25日的《博驰汽车销售合同》，内容与2014年8月12日的《博驰汽车销售合同》不一致，其陈述无法得到印证，且朱晓林主张向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转账242055元和现金支付的200000元的购车首付款，无证据证明这两笔款项转至博驰公司账户，朱晓林也未提供博驰公司收到此款的证据，因此，无法证明朱晓林向宜昌市××岗区博驰汽车美容会所转账242055元与2014年8月12日的《博驰汽车销售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也无法证明其履行了该合同，故，朱晓林主张支付了涉案车辆首付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三、朱晓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取得了涉案车辆。其提交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无法证实其收到了涉案车辆。因为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落款日期是2014年4月14日，时间在赵建华与博驰公司签订两份《博驰汽车销售合同》之前，其先收到车辆后付款且时间距离几个月不合常理，且与证人张某、宋某陈述的先付完全款再交付车辆不一致。虽证人宋某陈述朱晓林及其司机提走了车，但无其他证据与证人宋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假使熊敏是朱晓林的司机，熊敏的违章记录虽然能够证明其使用过涉案车辆，但不能仅凭违章记录就认定朱晓林取得了涉案车辆，因为赵建华也有违章记录，且违章记录比熊敏多，时间跨度大，熊敏的违章记的证明力并不明显地大于赵建华违章记录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朱晓林仍应对取得涉案车辆负举证责任。因此，朱晓林主张涉案车辆实际交付给他，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四、朱晓林借名购车的原因无充分证据证明。朱晓林主张原因一是其购车时担任大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无法以其名义贷款购置涉案车辆，但从证据上来看，朱晓林系2014年8月28日后才变更登记为大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之后，故其此理由不成立。其陈述2014年5月就担任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无证据佐证，亦未提供其作为大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无法以其名义贷款的充分证据。二是其个人银行流水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条件，其此项理由虽然得到了证人李某证言的印证，但其未提供银行方面以此为由拒绝为其提供贷款的证据，且从其提供的建设银行的流水也不能直观地看出其不具备贷款资格，故其理由亦不成立。五、朱晓林向宜昌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征收管理分局转账118591元与该局向赵建华出具涉案车辆的税收缴款书金额一致以及朱晓林代赵建华还贷的事实，能够证明朱晓林与赵建华存在资金往来，并不能据此证明其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六、赵建华与朱晓林为多年的朋友，系与朱晓林有利害关系的被告，其在本案中对朱晓林有利而无充分证据佐证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朱晓林主张其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诉请涉案车辆为其所有并不得对该车进行执行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难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晓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朱晓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生效判决，执行登记在赵建华名下车辆，朱晓林以该车系其借赵建华名义购买，其系该车的所有权人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且不论朱晓林的前后陈述有诸多矛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之处，既然朱晓林因自身的原因导致权属公示错误，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符合风险与收益同在，而交由其作为“理性人”自行承担的基本商事判断法则。佰特公司善意信赖车辆登记进行司法程序且执行程序已启动，则善意债权人和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并不亚于交易相对人可能付出的代价及受损利益。从价值引导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一方面，法律规范不仅确认和保障社会生活的存在状态，也塑造着人们对特定行为后果的期待，从而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所谓隐名购车虽然不一定均具有道德上的可非议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天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规避法律、逃避管制、贪占法律优惠等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的基因。因此，法律、司法解释给予实际出资人一定保护的同时，从维护商事活动高效稳定展开的角度，亦应对隐名出资的现象予以谨慎抑制，否则，将产生保护甚至激励当事人规避法律的不良影响。另外，当事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是应有之义，如果类似本案的隐名出资人的异议能够成立，将会造成名义权利人因其不是实际权利人不能执行，而实际权利人因其权利“隐藏”无法执行的困局。从此角度考虑，对朱晓林的异议亦不能支持。综上所述，朱晓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朱晓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张原鹏审判员  王明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袁昌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