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0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伟东，男，197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仲江，广东商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静华，女，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旭丹，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伟东因与被上诉人胡静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伟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令邱伟东无需承担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及律师费2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胡静华承担。事实和理由：邱伟东与胡静华素不相识，也没有电话、微信等联系方式。大约于2009年，邱伟东通过朋友介绍称胡静华可办理借贷业务，因邱伟东经营需要，遂向胡静华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借贷公司借款。从2009年至2015年，邱伟东共借了几笔款项记不清楚了，但有两笔款项是清楚的，分别是：第一笔2009年9月22日借款2万元，但实际到账14700元；第二笔2010年9月27日借款2万元，实际到账1.7万元。胡静华约定月利率为15%，每个月需还3000元利息。因利息过高，邱伟东无法承担该资金成本，因此胡静华于2017年5月15日将全部本金和利息写为欠款10万元，立下本案的《借款协议》，但实际上胡静华并未以现金或其他形式向邱伟东支付过任何借款，所以该10万元借款是不存在的。另外，邱伟东还查询到胡静华涉及多起民间借贷案件，故有理由认为胡静华是职业放贷人。本案涉及的借贷为高利贷及虚假借款，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且本案涉及的律师费胡静华并没有提供正式的收款证明，无法证明该款项的实际发生。胡静华答辩称：邱伟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双方确认案涉《借款协议》是对以往债权债务的汇总，以案涉借据了结之前的所有债务，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案涉《借款协议》、《借据》、《还款承诺书》是邱伟东在2017年5月15日亲笔书写并签名的，手写字体全部由邱伟东按捺指模予以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受法律保护。邱伟东在《借据》中备注：“现金，全部收齐现金”是双方同意胡静华提供10万元现金给邱伟东，邱伟东出具新的借据后，再将10万元现金偿还给胡静华以了结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由于双方交易的对象是针对同一笔10万元现金，因此无需再进行交付。邱伟东在二审庭询中也确认自2017年5月15日起未归还过本息，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邱伟东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不完整，不能完全反映十多年前的真实交易情况，且邱伟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说不清楚详细的交易经过与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双方自2008年开始发生借贷关系，其中有些借据在2017年5月15日双方对账时或对账之前就已经将原有的借据归还给了邱伟东。邱伟燕提交的银行流水只能证实邱伟东多年以来的部分还款情况，不能证实胡静华提供出借资金的数额，胡静华原先出借给邱伟东的借款，有一部分是转账加现金，也有一部分是全部交付的现金。邱伟东在二审庭询中陈述前后矛盾，对交易次数、数额说不清楚，邱伟东陈述收到转账的数额与本案证据完全不一致，邱伟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应按照2017年5月15日的借据作为债权凭证。胡静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伟东向胡静华返还借款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2.邱伟东赔偿胡静华律师费损失2万元；3.一审诉讼费由邱伟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5日，胡静华（甲方、出借人）与邱伟东（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贷给乙方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现金（￥100000）；借款用途为家庭及生意急需资金临时周转；月利息为3%；甲方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债权所支出的一切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执行费、评估费等均由乙方承担；等等。同日，邱伟东出具《借据》，内容为：今借到胡静华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100000元整。备注：现金，全部收齐现金。邱伟东于同日出具还款计划，内容为：本人邱伟东还款计划：分期还，每月还3000元，从2017年9月20日起开始还。到年底12月底壹次性解决。胡静华为证明因提起一审诉讼支出律师费2万元，提交了其与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及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金额：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胡静华就其所主张之事实，提交了《借款协议》《借据》以及邱伟东出具的书面还款计划等，邱伟东未到庭应诉、答辩亦未提供任何反证，视为其放弃相应的举证、质证、答辩之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邱伟东向胡静华出具的《借据》载明其已收齐现金10万元，该金额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一致，故可认定胡静华、邱伟东之间就借款1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邱伟东无证据证明已向胡静华归还上述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静华诉请要求邱伟东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请求，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协议约定利息按每月3%计算，已超过法定许可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付。合同约定邱伟东需承担胡静华实现债权的费用，胡静华已举证证明其因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20000元，故胡静华要求邱伟东承担该费用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邱伟东应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胡静华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支付利息（从2017年5月15日起至实际归还上述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二、邱伟东应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胡静华支付律师费2万元。三、驳回胡静华的其他诉讼请求。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邱伟东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1.银行对账单，拟证明邱伟东还款的事实，胡静华通过6222083602001721056向邱伟东交付借款约定月利率为15%，其中第一笔2009年9月22日借款2万元，实际到账14700元，汇款到邱伟东工商银行尾数9070账户中；第二笔2010年6月12日借款4万元，实际到账29400元，汇款到邱伟东工商银行尾数7104的账户中；第三笔2013年5月15日借款3万元，实际到账25500元，划款到邱伟东工商银行尾数7104账户。双方存在上述三笔借款，胡静华实际向邱伟东支付69600元借款。邱伟东通过银行转账向胡静华偿还本金与利息，在2009年10月22日开始每月还款3000元不等的多笔利息，还款金额已远远多于本金，邱伟东向胡静华尾数8444账户汇入的款项都是还款。证据2为胡静华案件查询，拟证明胡静华系职业放贷人的事实。胡静华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银行流水没有银行盖章，上面的印章无法确认是否是银行的合法印证，因此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而且邱伟东的转账数额与其上诉状所述完全不一致，说明其本人对于借款及还款数额不清楚，且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不完整，不能完全反映双方借款的实际情况。还有尾号8444的账户实为胡静华母亲的账户，胡静华确认收到该账户的款项，双方的借贷交付方式有转账也有现金，现金交付现在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于证据2，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些案例最多证明胡静华与其他人存在有借贷关系。胡静华向本院提交四份证据：证据1.《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条》，拟证明邱伟东于2010年9月27日向胡静华借款2万元；证据2.《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条》，拟证明邱伟东于2010年6月13日向胡静华借款4万元；证据3.《借款借据》，拟证明邱伟东于2013年5月15日向胡静华借款3万元；证据4.《借据》、《收据》，拟证明邱伟东于2015年6月15日向胡静华的妹妹胡倩借款11.3万元。以上合计共20.3万元。邱伟东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3的证实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但借款金额与实际到账金额不符，借款金额本身不多，没必要通过分转账及现金的方式支付。邱伟东没有收到任何现金，实际借款金额应与银行实际到账的金额为准，证据1的《收条》确认是邱伟东本人写的，但胡静华所提供的所有借款都是空白带有格式条款的借款，是由胡静华事先拟好，邱伟东在借款人处签名，有理由认为是一种套路贷，实际上涉案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是胡静华与邱伟东对前三笔借款进行的汇总。对于证据4不认可，没有向胡倩借过款项。二审另查明，2009年至2015年间，邱伟东多次向胡静华借款，归还了部分借款本息。为了对双方之前债权债务的进行确认并清算，胡静华与邱伟东于2017年5月15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邱伟东向胡静华借款10万元，月利息3%，胡静华为实现该合同项下的债权所支出的一切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均由邱伟东承担。同日，邱伟东还签写了一份《借据》，确认借到胡静华人民币10万元；并亲笔书写还款计划，约定从2017年9月20日起每月还款3000元，到12月底一次性解决。胡静华与邱伟东均确认，前述《借款协议》和《借据》签订后，双方没有进行款项交付，邱伟东也没有向胡静华归还过涉案10万元的借款本息。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邱伟东是否需要偿还涉案的10万元借款本息。2.邱伟东是否需承担胡静华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用。3.胡静华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关于邱伟东是否需要偿还涉案10万元借款本息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邱伟东与胡静华均确认以下事实：双方于2017年5月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对之前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是对之前所欠全部借款本息的最终结算；协议签订后，邱伟东再无还款给胡静华，故邱伟东应当对该《借款协议》所确认的1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其次，邱伟东提出其之前向胡静华借款的金额与银行实际到账金额不符，故借款数额不应认定为10万元。而胡静华称借款金额与实际到账金额不符的原因是其与邱伟东之间的借款交付方式，既有通过银行转账也有现金交付。针对双方的上述说法，本院认为，邱伟东已在《借款借据》、《收条》及《收据》等书面材料上签名确认了其收到借款资金的具体数额，故其再对该数额予以否认的辩解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最后，邱伟东提出其于2009年10月开始每月还款3000元不等的多笔利息，还款金额已超出本金数额，即涉案借款不应再予归还。但本院二审庭询时，邱伟东根本无法厘清其一共向胡静华归还的借款本息数额，而邱伟东向法庭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亦无法反映出邱伟东每月向胡静华归还本息的事实和对应的具体数额，故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邱伟东与胡静华之间1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邱伟东需要偿还涉案借款的本息。关于邱伟东是否需要承担胡静华支出的律师费问题。本院认为，邱伟东提出涉案律师费没有出具正式的收款证明，无法证实该款项已实际发生。经查，胡静华虽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了《委托合同》及《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等相关证据，但尚不足以证明该项费用确已实际发生，且胡静华主张的律师费用过高。鉴于胡静华在一、二审阶段均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律师付出了实际劳动，理应获得相应报酬。因此，综合本案的案情，并参照《广东省律师收费政府指标准》的规定，本院酌定邱伟东需要承担胡静华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关于胡静华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的问题。职业放贷是指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行为。职业放贷行为一般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特点。根据邱伟东提供的证据材料及相关线索，无论从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上，还是从借贷利率、出借金额、资金来源以及合同的格式化程度等方面判断，尚不足以认定胡静华属于从事职业放贷的人员，故本院对邱伟东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邱伟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该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惟认定胡静华支出的律师费用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6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64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6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邱伟东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胡静华支付律师费10000元。四、驳回被上诉人胡静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上诉人邱伟东负担3328元，被上诉人胡静华负担6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上诉人邱伟东负担3362元，被上诉人胡静华负担2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晓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魏雨璇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