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青28民终4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升，男，汉族，1982年7月24日生，住青海省德令哈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娜仁花，青海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5543401892。 法定代表人：WANGYINING,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延升与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青28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青28民终63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9月9日，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青2802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被上诉人李延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娜仁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延升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内容，并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逾期收入225720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适用证据不当。理由如下: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照片能证实上诉人所种植枸杞的损害程度，此照片是九月份照的，上诉人仅摘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因药害影响已经无产出，本应在第二批果实产出时期，上诉人的枸杞树已经无果了，别人摘第三批的时候上诉人枸杞树的叶子已经全部掉落。众所周知，枸杞树平均一年能摘三茬，上诉人仅仅摘了一茬，而摘取的第一茬果实因枸杞遭受药害影响，所摘取的果子又少又小，且苗木百分之八十已经死亡，进而导致全部苗木已经无法继续经营收取利益，故上诉人的预期收入已经因为药害受严重影响，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6(现场照片四张)、光盘一张能证实使用农药后苗木受到损害的事实，照片及光盘内容能够显示采摘第一茬时因受伤树叶发黄挂果明显减少且颗粒较小。采摘第二茬时树叶成褐色，果子已干枯无法采摘。第三茬时树叶已掉落无挂果。证据9和13能够证明尕海镇种植枸杞的亩产与德令哈市枸杞平均产量(其中包括不挂果的构杞亩产)，由此可以推出上诉人所种植枸杞的平均亩产量。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在上诉人所种植的枸杞受了药害的影响而导致80％的枸杞苗木死亡的前提下，才致使上诉人种植的枸杞仅仅在第一茬结果后便无法继续摘取果实，且第一茬果实因药害影响无法达到正常果实的大小、产量及色泽，上述种种直接导致以种植枸杞苗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上诉人无法因为种植枸杞所结的果实而获取合理收入，而枸杞果实的产量与上诉人的预期收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上诉人所种植的枸杞没有相应的果实产量，这直接导致上诉人没有任何收入且亏损严重。故应当支持上诉人对预期收入的诉讼请求。 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2019)青2802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与海西州种子站之间是借用库房的关系，双方为此还签署了《库房借用协议书》，上诉人仅是借用海西州种子站的库房存储货物，并未与海西州种子站达成任何形式的委托或代销“三保奇花牌除虫菊素”(注:以下简称“除虫菊素”)的协议。上诉人向客户销售除虫菊素有公司规定的销售模式及要求，即由上诉人提货发给客户，上诉人收取货款，并由上诉人向客户开具票据，上诉人与客户建立一对一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中的回访表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原来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申的一审庭审中反复自认除虫菊素是在案外人边永明处取得，边永明从种子站购得除虫菊素，种子站还向边永明出具了收据，被上诉人的自认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无法证明上诉人是案涉除虫菊素的销售者，且被上诉人损失的结果与上诉人有何关联性也无法证明，在双方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前提下，也就无从谈及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与海西种子站签订的《库房借用协议书》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进行错误解读。该约定的原文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偿借用期间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民事、经济、刑事责任均与海西州种子站无关”，该项约定的含义非常明确，即上诉人在无偿借用期间发生的一切行为和责任自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被理解为委托海西州种子站销售产品，整个借用协议书都没有这个意思。其次，一审法院竟然将海西州种子站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取用上诉人存放的货物进行销售的侵权行为解读为委托销售，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二、被上诉人的损害结果与案涉除虫菊素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除虫菊素为过期产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未行鉴定，仅凭《现场查看汇报》就认定存在药害，即认为涉案除虫菊素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证据认定错误。具体理由为:1、上诉人在一市中提交了检验报告、客户回访表等证据，充分说明涉案除虫菊素不存在质量问题:2、《现场查看汇报)、上诉人的陈述均表明包装上手写的日期为生产日期，不是保质期。保质期是一个期间，不是一个具体的日期。一审法院对此望文生义:3、《现场查看报告)只是初步怀疑是药害，在最后的建议上明确提出“2、和提供农下入给药人对农药进行检测是否合格”，可见，《现场查看报告》也从未确认存在药害，需要进行科学鉴定。上诉人实在无法理解，对于写的如此明明白白的《现场查看报告》，一审法院如何能做出如此违反常理的解读。三、被上诉人的损失金额认定不清。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的数额:首先、被上诉人没有出具能够证明损害赔偿分解项目的有力证据，63万赔偿数额具体是哪些损失，每一项的损失是多少，被上诉人均未向法庭提交足以证明具体事实存在的证据，被上诉人仅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现场查看汇报》，该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被上诉人的损害结果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因《现场查看汇报》不具备能够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效力，且《现场查看汇报》中进一步强调案涉除虫菊素标签上的生产日期系手写，为此，更能充分证明案涉除虫菊素不存在过期的问题并非被上诉人所说的手写的内容为保质期。其次、根据二审法院发回的理由来看，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的唯一理由就是，本案因未做鉴定无法确定损失，尚需鉴定后才能确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案涉除虫菊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不能仅凭主观臆断来判定损軎结果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于苗木转让费的80％中的60％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是2016年3月泉水村村委会和镇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80％枸杞苗死亡。问题是，两份证明均未说明枸杞苗死亡的原因，是上诉人的农药导致的枸杞苗死亡，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比如人为管理不善天气因素等等)，一审法院在这些基本事实和原因都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滥用自由裁量权认为上诉人应承担60％的责任，显属裁判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基础上，且被上诉人的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案涉除虫菊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给付义务，其判决无法令上诉人信服，为此，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能够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延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药害致使枸杞损害赔偿630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鉴定费用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李延升放弃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6日，原告李延升与边永明协商，将位于德令哈市××镇部北59.4亩苗木由原告李延升承包经营，转让价为苗木款每亩5250元，共计311850元。土地承包费为每亩120元，共计7080元/年。承包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 2015年7月2日，原告李延升委托边永明以每桶7500元的价格在海西州种子站为其代买两桶“三保奇花”天然除虫菊素后，在其承包的枸杞地进行施药杀虫。施药后枸杞树上病虫况未有改善，并造成枸杞苗树叶大面积发黄。2015年9月15日，德令哈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出具《现场查看汇报》，对原告李延升承包地中的枸杞情况认定为药害。2016年3月13日，德令哈市尕海镇泉水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原告李延升种植的案涉59.4亩枸杞地中的80%枸杞苗死亡。庭审中，原告李延升明确诉讼请求630000元的构成为：苗木转让费311850元，五年土地承包款35400元，2015-2016年预期收入225720元，购买农药费用15000元，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实际共计618970元。 另查明，原告李延升在海西州种子站购买的“三保奇花”天然除虫菊素系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用海西州种子站的库房由海西州种子站代为销售，双方2015年4月1日签订的《库房借用协议书》约定：海西州种子站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给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偿借用期间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民事、经济、刑事责任均与海西州种子站无关。原告李延升购买的“三保奇花牌”天然除虫菊素农药桶上“保质期”一栏标签上载明保质期限为2015年4月21日，系过期产品，亦未附说明书或使用方法。庭审中，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可案涉农药桶上的标签的真实性。 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案涉除虫菊素销售者的问题。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其不是案涉除虫菊素的销售者，其未授权海西种子站代售，双方仅为库房借用关系的抗辩理由，经查，双方签订的《库房借用协议书》约定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偿借用期间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民事、经济、刑事责任均与海西州种子站无关，海西州种子站工作人员亦能够取得其存放的除虫菊素并正常销售，应认定为双方存在代售关系；庭审中，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可案涉农药桶上的标签的真实性，故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案涉除虫菊素的销售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原告李延升的损害结果是否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李延升的损害结果是否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应以鉴定为准，但双方对鉴定的对象存在争议，鉴定的时机亦不存在，鉴定已无法进行，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原告李延升亦不申请鉴定。经查，案涉除虫菊素保质期限为2015年4月21日，系过期产品，亦未附使用方法，原告李延升使用该除虫菊素后，枸杞发生大面积发黄，其积极协调各方，并由德令哈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出具《现场查看汇报》认定为药害，故原告李延升施药后导致的损害结果应认定为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三、原告李延升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李延升主张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630000元（含苗木转让费311850元、五年土地承包款35400元、2015-2016年预期收入225720元、购买农药费用15000元、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实为618970元）的诉讼请求，经查，德令哈市尕海镇泉水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3月13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李延升种植的案涉59.4亩枸杞地中的80%枸杞苗死亡，但枸杞种植受气候、管理、施药等多方面影响，结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该80%的枸杞苗中有60%是受药害影响所致，故被告应赔偿的数额为：枸杞苗木款149688元（311850x80%x60%=149688）；土地一年的承包费7080元；购买农药费15000元；共计171768元。因枸杞种植受多方因素影响，原告李延升主张的预期收入225720元并非必然发生，故本院不予支持；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延升支付赔偿款171768元；二、驳回原告李延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0100元，由原告李延升承担6365元，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3735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与李延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经查，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青海省海西州种子站签订的《库房借用协议书》中载明“为方便农户及时购买使用并推动海西地区有机枸杞的大力发展，经与海西州种子站协商，借用海西州种子站库房......借用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止”，能证实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海西地区销售农药产品并在海西州种子站库房存储农药产品的事实，被上诉人李延升提交的收据能证实，案涉农药来源于海西州种子站，而《库房借用协议书》又约定“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偿借用期间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民事、经济、刑事责任均与海西州种子站无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海西州种子站系代售关系，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销售方并无不当，上诉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李延升的损害结果与案涉除虫菊素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对其反驳理由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案鉴定时机已不存在，一审法院根据李延升提交的《现场查看报告》、案涉除虫菊素已过保质期的事实，认定李延升的损害结果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李延升的损失金额认定有误的上诉理由，经查，李延升主张630000元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其主张的赔偿数额具体分项为苗木转让费311850元、五年土地承包费35400元、2015年－2016年预期收入225720元、购买农药费用15000元、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并根据德令哈市尕海镇泉水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结合实际情况认定赔偿苗木款149688元、土地一年的承包费7080元、购买的农药费15000元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李延升关于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支付其预期收入225720元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李延升庭审中对225720元的计算方式无法作出说明，且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延升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延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党雪仁 审 判 员 张永涛 审 判 员 彭建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罗丽娟 书 记 员 马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