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7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远聪，男，196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丰志鹏，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负责人：徐金良。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承超，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超，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水务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公益路**。法定代表人：孟庆强，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杰，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一萍，女，198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杰，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汶，男，1985年11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审第三人：徐志强，男，196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周远聪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华村委会）、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水务局（以下简称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以及原审第三人徐志强财产损害费用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远聪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114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向周远聪支付建筑物补偿款722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支付全部补偿款之日止；2.判令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土地由俞一萍与曾庆汶共同承包经营。理由如下：1.周远聪在原审中提交的其与俞一萍2016年3月4日现场交涉录音中，俞一萍表示“合同到期（厂房）就归我们的，我们合同到期就归村的”、“（征收补偿款）是我们拿走的，我们应该拿的”，可见俞一萍与曾庆汶共同承包经营案涉土地。2.周远聪在原审提交的俞一萍于2013年4月4日出具的收取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9日租金的《收据》，如俞一萍未与曾庆汶共同承包且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中华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中华经济社）与曾庆汶签订承包合同属实，为何是俞一萍向周远聪收取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9日的租金17200元而曾庆汶至今未对此提出异议？3.周远聪在原审提交的由曾庆汶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收取2014年3月15日至2015年3月14日租金17200元《收据》，显示收款人是曾庆汶，同时又注明“曾庆汶代俞一萍”，且收取租金的标准每年17200元与俞一萍和周远聪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租金标准一致。4.关联案件中徐学松在原审补充提交的两张由曾庆汶签收的收取租金的《收款收据》中注明半年租金20000元，该收费标准与徐学松、俞一萍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一致。可见俞一萍与曾庆汶存在共同承包经营案涉土地的高度盖然性。5.退一步说，即使曾庆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属实，但该证明也不足以否定曾庆汶与俞一萍共同承包经营涉案土地的事实。故原审判决认为涉案土地先后由徐志强、俞一萍承包经营，后由曾庆汶承租，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关于周远聪主张涉案土地建筑物由其建设和归其所有的依据不足的认定并不成立。1.周远聪用以证明该事实的第一组证据是徐志强与周远聪于2005年2月26日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俞一萍与周远聪于2012年11月17日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和徐志强于2015年7月出具的《证明》，两《土地租用合同》名称均是“土地”出租合同，且两合同中均约定租赁标的物是“位于107国道之土名布儿坑的一块土地”，还约定“……办理临建手续和其他用地手续，甲方只可提供证明，不承担任何责任”，“……（遇国家和集体征用）除甲方不做任何补偿外，乙方可追讨其他征用单位的补偿”；再结合徐志强出具的《证明》，证明周远聪承租该土地前原是鱼塘一片，在周远聪承租后由周远聪出资填平并投资建设建筑物；三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涉案土地在租给徐学松就是一块土地，其上没有建筑物。周远聪用以证明该事实的第二组证据是广州市东溪供水有限公司发票联、广州市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发票、水表报停用水申请表，足以证明涉案建筑物市由周远聪所建。而因时间太久，周远聪当年修建仓库的相关单据均难以找回，故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修建上述建筑物的直接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俞一萍与徐志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2点的约定与徐志强出具的《证明》矛盾，且徐志强收取了280000元合同权利转让款，故不采纳徐志强出具的《证明》是不成立的。其认为，二者并不矛盾。《证明》拟证明的是周远聪在2012年3月承租案涉土地前后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的情况及地上建筑物由周远聪所建，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中描述的由徐志强建设了“部分”建筑物并不当然等同于徐志强建设了涉案土地建筑物，有可能徐志强的确有建设建筑物，但该建筑物并非建设了涉案土地建筑物；也有可能徐志强为了获取客观的合同权利转让款而虚构了由其建设建筑物的事实；原审法院对两份证据的证明力的认定存在偏差。周远聪认为《证明》直接证明涉案建筑物由周远聪所建的证明力更强，《土地承包经营权专人合同》证明力比较弱，且两证据并不矛盾，法院应当采纳《证明》。徐志强是在2012年11月17日转让整块布儿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俞一萍，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及俞一萍与关联案件中邓家栈、徐学松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地上建筑物归俞一萍所有，而土地租赁期限于2016年2月29日届满，故该280000元包含的是土地征收的可期待利益，且在《补偿明细表》中也可看出曾庆汶也有189775元补偿款收益，可见徐志强与俞一萍的约定与《证明》并不矛盾，唯一的意外就是政府的征收行为在租赁期限届满前就发生了，俞一萍与曾庆汶感觉亏本才瞒着周远聪领取了补偿款，进而引发本次诉讼。根据关联案件中邓家栈、徐学松与俞一萍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均有约定遇政府征收征用，建筑物补偿款归承租方所有，如果涉案土地建筑物由徐志强所建，而徐志强又以280000元价格转让合同权利给俞一萍，按常理合同中不应出现该约定。2.本案与关联两案所涉土地相邻，且周远聪承租时间与徐学松、邓家栈相近，原审法院在判决时并未考虑徐学松、邓家栈提供的充分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周远聪主张取得涉案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没有事实依据的认定有误。三、原审关于因涉案地上建筑物在周远聪承租期满后才拆除故周远聪主张补偿费无事实依据的判决说理并不成立。1.涉案补偿款是基于政府土地征收行为而产生，周远聪与俞一萍之间《土地出租合同》因政府土地征收行政行为而解除，根据该合同约定，租赁期内地上建筑物补偿费归周远聪所有。2.原审法院应当查明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时间，因为自政府征收涉案土地之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即自动解除。原审法院并未查明该时间，也未考虑补偿款确认和发放的时间远远早于租赁期限的事实，片面认为该合同继续存续至租赁期限届满（即2016年2月29日），进而认为周远聪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继续占有涉案场地，周远聪主张补偿缺乏合同依据。周远聪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进而适用法律错误。3.退一步说，周远聪在租赁期满后继续占有涉案场地，对其主张补偿款并无关联和影响。因为其继续占有并使用涉案场地，其占有场地的原因是被上诉人隐瞒土地征收的事实、向征收部门隐瞒周远聪承租涉案土地并在地上加建建筑物的事实，私下向征收部门确认并领取补偿款，周远聪事后知情后发现该款已被俞一萍和曾庆汶领取，经多次协商和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未果后无奈只能采取占有涉案场地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周远聪存在超期占用场地的行为，也只存在相关土地权利人向周远聪主张超期占用涉案使用费的法律关系，并不应因此而否定周远聪对涉案土地建筑物补偿款的合法权利。四、原审判决关于周远聪主张曾庆汶向其支付补偿款和利息依据不足的认定说理并不成立。1.俞一萍与曾庆汶共同承包经营涉案土地。2.原审法院认为曾庆汶领取补偿款是基于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租赁合同和加建的部分建筑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向三华村委会所作调查笔录中，三华村委会表示不清楚地上建筑物由谁建设，但建设时间在2010年前。曾庆汶于2013年1月1日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可见涉案土地建筑物并非为曾庆汶所建。（2）涉案土地建筑物补偿款不属于曾庆汶租赁土地后加建所得，曾庆汶至今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租赁土地后有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加建。且周远聪租用土地并建设建筑物在先且租期未满并由周远聪一直使用，曾庆汶不可能在涉案土地上自行加建。《补偿明细表》显示，曾庆汶有189775元补偿款，证明其已就涉案土地范围外的地上建筑物或加建建筑物获得补偿。且据周远聪了解，该补偿属五承租人中的另两人合同到期后建筑归曾庆汶所有而取得。如肉品加工场、华宗汽修厂、大型车维修及停车场、仓库属曾庆汶加建，那么《补偿明细表》并不需要如此分项设置。五、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未尽审查义务，导致补偿款错误由曾庆汶领取，应向周远聪支付补偿款及利息。第二，原审法院在判决本案时，应当充分考虑另两案的证据和法律事实，不应当片面、孤立的仅从本案证据出发进行审理，应当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从常理和普遍认知的角度认定法律事实，否则就失去三案合并审理的立法本意，对周远聪也是极不公平的。被上诉人花都水务局、俞一萍共同答辩称：请求驳回周远聪的上诉请求。第一，原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周远聪主张的损害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在周远聪，但周远聪在原审期间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有侵权行为，原审法院依据已经生效的案情相同的关联案件（2017）粤01民终1280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周远聪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原审程序也是正确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2803号民事判决，该案的上诉人邓家栈是与本案及徐学松案同为关联案件，法院对关联案件不应作出不同结果的判决，故请求法院驳回周远聪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三华村委会答辩称：同意花都水务局、俞一萍的答辩意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周远聪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其向曾庆汶发放补偿款是根据曾庆汶所提供的中华村经济社与其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且在发放前已将补偿款的情况予以公开，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其已如数发放补偿款，不存在过错。如果周远聪认为三华村侵权，应当采取查封的方式对补偿款进行控制，但周远聪并没有这么做。若周远聪为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或占有人，不可能不知道征地信息，三华村委会不存在任何隐瞒事实的情况。三华村委会也没有审查义务，法律规定也未赋予三华村委会审查的义务。广州市花都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与新华街道办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新华街道办再与三华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包干协议委托三华村委会与拆迁对象进行补偿款的发放，三华村委会没有审查义务。徐志强与周远聪之间的合同是他们之间的内部合同。三华村委会对该内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清楚，且该合同在土地征收前并没有在中华经济社备案，周远聪要求三华村委会履行审查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周远聪提供的证据看，不能证明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归周远聪所有，周远聪提供的只是一些间接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周远聪应当提供建筑物的报建资料、购买原材料的清单等直接证据但周远聪始终没有提供。周远聪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三华村委会没有对周远聪的财产进行损害，三华村委会也没有阻止周远聪向曾庆汶主张权利，曾庆汶收取的征地补偿款没有对周远聪造成减少或其他损失。纵观周远聪提交的证据，是不足以证明建筑物由周远聪所有。被上诉人曾庆汶、原审第三人徐志强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周远聪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向周远聪支付建筑物补偿款72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支付全部补偿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承担。原审诉讼中，周远聪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向周远聪支付建筑物补偿款72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支付全部补偿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1日，徐志强（乙方）与中华经济社（甲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土名布儿坑鱼塘8亩全部交给乙方承包经营，在承包期间乙方对承包的鱼塘享有管理权和使用权，但不得擅自转包（让），取土、挖沙或从事其他破坏性行为。承包期限从200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承包总款28000元。在承包期内如国家或镇村征用时，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甲方应协助乙方向征地单位索赔，所得的征地款归甲方，鱼产量补偿归乙方，承包者临时建筑补偿归乙方，其余作物、果树补偿归甲方。承包期满，鱼塘上或塘基上一切建筑物或果树作物归甲方所有。2005年2月26日，徐志强（甲方、出租方）与周远聪（乙方、承租方）签订一份《土地租用合同》，内容为徐志强将位于107国道土名“布儿坑”的一块土地，面积约2亩，出租给周远聪使用，租用期间从2005年2月26日至2016年2月29日止。先付款后使用，从2005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8日按每年每亩7500元计租，如乙方不按时缴交租金，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赔偿甲方因终止合同所受到的损失，在签订合同的当天，乙方向甲方交付定金10000元。第五条：租用期间，遇国家或集体征用，乙方无条件服从，甲方不作任何赔偿，甲方可根据国家或集体征用多少面积，减除乙方多少面积，并按征用时间和面积减除乙方租金。除甲方不作任何补偿外，乙方可追讨其他征用单位的补偿。第八条：租用期满后，一切移动设施归乙方所有，固定设施（建筑物、包括门、窗、供水、供电照明设施）归甲方所有。2012年11月17日，周远聪（乙方、承租方）与俞一萍（甲方、出租方）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约定俞一萍将涉案地块出租给周远聪使用，租用时间从2012年11月17日起至2016年2月29日止。租金从2013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每年每亩8600元。如乙方不按时缴交租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赔偿甲方因终止合同所受到的损失，在签订合同的当天，乙方向甲方交付定金10000元。第五条：租用期间，遇国家或集体征用，乙方无条件服从，甲方不作任何赔偿，甲方可根据国家或集体征用多少面积，减除乙方多少面积，并按征用时间和面积减除乙方租金。除甲方不作任何补偿外，乙方可追讨其他征用单位的补偿。第八条：租用期满后，一切移动设施归乙方所有，固定设施（建筑物、包括门、窗、供水、供电照明设施）归甲方所有。原审诉讼中，周远聪提交如下证据拟证明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所有权人为周远聪：1.由徐志强于2015年7月20日出具的《证明》；2.广州市东溪供水有限公司发票联、广州市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发票、水表报停用水申请表。其中徐志强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为：“于2005年2月20日租方周远聪与出租方徐志强签订就位于107国道旁土名布儿坑的一块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使用面积共计2亩。签订十五年的租赁期限（即200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止）。承租人向出租人交付10000元定金。该地块在2005年2月前原是鱼塘一片，经本人徐志强出资加以填土平整完毕后交付给承租人周远聪使用。。地上不设有任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属空地一块。所有供水、供电、照明、排污、消防等一应设施须由承租人自行安装解决。在2005年3、4月间，承租人周远聪自行投资建设，建成如下规模：总建筑面积共计约341平方米（石棉瓦盖顶，红砖及水泥砖作墙，共13间房屋、仓库及厕所）。约18米围墙，高约3米。门口水泥电杆两根并安装照明系统。排水、排污设施完善，围墙内种植果树一批。黄果树3棵、龙眼树2棵、杨桃树1棵、榕树1棵等。并于2013年1月扩建星瓦仓库约300平方米。后因本人徐志强个人原因，在2012年11月17日将该地块租赁合同出租人的权利及义务转让给俞一萍。由周远聪与俞一萍履行租赁合同。”俞一萍和花都水务局质证确认《证明》的真实性，不确认其合法性和关联性，认为徐志强是本案第三人，应当出庭陈述意见，上述《证明》无法证实周远聪要证明的事实；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另查，2012年11月17日，徐志强（甲方）与俞一萍（乙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布儿坑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及与其相关的其他权利转让给乙方。转让土地现状：系甲方于2005年4月1日向土地所有人花都区新华镇中华经济社承包的鱼塘，承包期至2016年3月30日止。甲方在承包期间，将该鱼塘改造为生产、商贸用地，建设了部分建筑物，并分别出租给周远聪、姚炫康、朱牡丹等五人经营生产。转让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所指的甲方向花都区新华镇中华经济社承包的所有土地及其土地上的构筑物转让所为280000元。上述转让价格包含甲方取得该土地的承包权与其他相关权利所已付和应付的一切款项。第六条约定：甲方转让本合同所涉及之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甲方与土地使用权利人签订的原鱼塘承包合同中所载明的权利和义务随之转移给乙方。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甲方与该土地上原承租方所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权利、义务由乙方享有和承担。徐志强于当日签字确认已收全部现金280000元。周远聪表示，当日，徐志强即带俞一萍到涉案场地，告知周远聪合同权利义务已转让给俞一萍的事实。2013年1月1日，曾庆汶（乙方）与中华经济社（甲方）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荔枝基土名布儿坑的一块土地出租给乙方使用，租用期间从2013年1月1日至2032年12月31日共20年，租用面积8亩。第五条约定：租用期间，遇国家和集体征用，乙方无条件服从，甲方不作任何补偿，甲方可根据国家或集体征用多少面积，减除乙方多少面积，并按征用时间和面积减除乙方租金。除甲方不作任何补偿外，乙方可追讨其他征用单位的补偿。合同尾部由中华经济社备注：土地补偿归集体，建筑物补偿归乙方。为查明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征收等情况，原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发函调查，该办复函：1、我街是受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委托开展三华涌整治工程的征地工作。三华涌整治工程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及其青苗、、地上建筑进行补偿的相关政府批文资料贵院需向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调取。关于工程补偿款问题，我街根据与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签订协议的约定金额向其请款，再将补偿款划拨给三华村村委会。由三华村村委会具体落实村集体及个人的补偿工作。2、贵院来函所提及附件为我街征地前期与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村委会共同摸查的补偿明细表。经确认明细内容无误后用于计算项目补偿总额。我街开展征收工作时主要针对补偿内容（（地价青苗、建筑物、、地上附着物经营损失、搬迁费等）进行计价补偿，具体补偿款的发放工作由村委会收到合同约定金额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落实，因此我街不具有任何补偿收款人的详细个人资料。复函并附：《征地补偿包干协议书》、《三华涌综合整治工程第一批用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以及支付补偿款项的结算票据、收款收据等。其中《征地补偿包干协议书》由新华街道办与三华村委会签订，约定新华街道办受区政府和区水务局的委托，就花都区三华涌综合整治工程第一批用地项目征地补偿事宜包干给三华村委会达成协议。《三华涌综合整治工程第一批用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由广州市花都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与新华街道办签订。原审法院依法向三华村委会调查，三华村委会表示涉案土地原由徐志强承租，后来是俞一萍、曾庆汶，土地属于中华经济社所有，有权出租的是中华经济社，具体是出租给俞一萍还是曾庆汶，中华经济社与谁签订的租赁合同，俞一萍与曾庆汶是何关系，三华村委会表示均不清楚，亦不清楚地上建筑物由谁建设，但建设时间是在2010年前。新华街道办与三华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征地补偿包干协议，街道办统一将补偿款发放到三华村，三华村依据与曾庆汶签订的合同计算补偿金额发放给曾庆汶，具体见建筑物补偿明细表。。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是由曾庆汶领取的发放依据是曾庆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租赁合同，至于曾庆汶与谁签订合同，土地实际使用人是谁，三华村委会表示不清楚，认为村只与曾庆汶有租赁关系，无法提供曾庆汶的身份资料，现补偿款已全部发放完毕。另，根据周远聪提供的《三华涌整治工程建筑物补偿明细表》显示，曾庆汶领取的仓库的补偿款金额为72000元。依据花都水务局的陈述，广州市花都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是花都水务局的下属机构，是独立的事业单位，其是征收的主体。周远聪认为虽然是曾庆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但是俞一萍和曾庆汶属于共同承包和共同出租，并且收取了拆迁补偿款，故应由其共同承担责任，为此，周远聪提交一份朱牡丹与俞一萍，以及周远聪与曾庆汶交涉的录音予以证明。俞一萍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与不予确认，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件，属非法证据，且无法证明录音中的是俞一萍和曾庆汶。原审诉讼中，俞一萍提交一份由三华经济社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是中华经济社，建筑物由徐志强建设，并非周远聪所建，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由中华经济社收回后又于2013年1月1日重新出租给他人的事实。《证明》的内容为：位于107国道西，土名“布儿坑”的8亩鱼塘是我中华经济合作社的土地，权属属于中华经济合作社，于2005年4月1日由我经济合作社发包给徐志强用于养殖鳖鱼，因发现承包人徐志强在土地上建有大量建筑物，且未经我中华经济合作社同意下，又擅自将土地分包给周远聪、朱牡丹、周远聪等人使用并改变土地用途，而后徐志强未经我社同意，又于2012年将合同转让给俞一萍并收取高额的费用。为维护我中华经济合作社的权益，为此，我社终止与承包人徐志强签订的合同，将土地收回并于2013年1月1日重新把“布儿坑”的8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出租给曾庆汶先生，后由曾庆汶先生加建部分建筑物，并由曾庆汶先生向我中华经济合作社交租金。周远聪质证认为俞一萍未提交曾庆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书面合同有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等同意的证据，无法证明曾庆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依据我方提交录音，可证明俞一萍是与曾庆汶共同承包涉案土地；即使曾庆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属实，也不能否定曾庆汶与俞一萍共同承包土地的事实。花都水务局质证确认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为该《证明》已证实了俞一萍与徐志强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三华村委会依据三华村中华经济社与曾庆汶签订的合同将补偿款支付给曾庆汶无过错，花都水务局亦无过错。周远聪认为本案系因俞一萍和曾庆汶未向其返还应归其所有的补偿款，而三华村委会和花都水务局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对补偿款的错发存在过错，应当共同承担责任，故周远聪认为本案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关于周远聪交租的情况，俞一萍确认周远聪已交清2014年2月29日之前的租金。周远聪认为其之后向曾庆汶支付了2014年3月15日-2016年2月29日的租金共计34400元。对此，周远聪提交由曾庆汶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2015年4月2日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俞一萍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周远聪表示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已于2016年10月1日拆除，其在2016年2月合同到期就搬离了涉案场地。搬离之前由其占有使用，但仅是为了维权，属于非正常使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涉案土地先后由徐志强、俞一萍承包经营，后由曾庆汶承租，涉案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由曾庆汶领取。因周远聪主张承租的土地仅是涉案土地的其中一部分，且周远聪没有提供其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证据，故周远聪主张涉案土地中其承租部分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其所有，应举证证明该地上附着物系其所有。周远聪主张其在承租土地上投资建设仓库，但周远聪没有提供其建设仓库的直接证据，其提供的广州市东溪供水有限公司发票联、广州市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发票、水表报停用水申请表，均不足以证明建筑物由其建设的事实。而徐志强出具的《证明》系当事人的陈述，属于间接证据。而在周远聪承租期间，徐志强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俞一萍，徐志强与俞一萍为此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载明了土地现状为徐志强建设了部分建筑物并分别出租给承租人周远聪等人生产经营，及转让价格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构筑物的内容，即该内容反映了涉案土地的地上建筑物由徐志强建设的事实。故徐志强出具的《证明》反映的地上建筑物的建设事实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反映的地上建筑物的建设事实相矛盾。此外，俞一萍在原审诉讼中提供的由涉案土地发包人中华经济社出具的《证明》，反映徐志强承包涉案土地后建有大量建筑物，又擅自分包给周远聪等人使用，但无反映周远聪在涉案土地上建设建筑物。因此，上述三份证据在证明涉案土地上建筑物的建设事实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而作为间接证据的由徐志强出具的《证明》的证明力并不比《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和三华村中华经济社出具的《证明》的证明力大，故周远聪仅凭徐志强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承租土地上的建筑物系其建设的事实，其要求取得承租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缺乏事实依据。另外，周远聪与俞一萍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至2016年2月29日止，租用期满后一切移动设施归周远聪所有，固定设施建筑物归俞一萍所有。而根据周远聪的陈述，涉案地上建筑物在2016年6月17日拆除，其在2016年2月搬离场地，之前由其占有使用，可知周远聪主张的涉案地上建筑物在周远聪承租期内系由周远聪占有使用，在周远聪承租期满后才被拆除。故周远聪要求取得承租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亦无事实依据。因周远聪提出其承租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其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其要求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向其支付该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对其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华村委会、曾庆汶，第三人徐志强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周远聪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周远聪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年2月11日，徐志强（甲方、出租人）与朱牡丹（乙方、承租人）签订《土地出租合同》，其中第二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并保证正常生产使用的自来水、220V和380V电，乙方每月的水电费由乙方向水电管理员缴纳。……”第四条“甲方给予乙方装修时间即前合同日到2011年04月30日止。”等。周远聪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广州市东溪供水有限公司发票联、广州市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发票显示用水地址为107国道汽配城厕值班室，用户名称为周远冲；《水表报停用水申请表》显示用水地址为107国道汽配城厕值班室、用户名称为周远冲、证件号码440121196209250315、联系电话136××******，申请予以销户。周远聪在“用户签名”处手写签名。《三华涌整治工程建筑物补偿明细表》显示：一、项目、户主为肉品加工场、曾庆汶：1.红砖石棉瓦房21×5.5=115.5㎡,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23100元，2.红砖石棉瓦房8×6=48㎡,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9600元，3.石棉瓦棚6×5=30㎡,按1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3000元，水泥地面26×4=104㎡,按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5200元，深水井一口，按10000元补偿，经营损失及搬迁费用40000元，合计95100元；二、项目、户主为华京汽修厂、曾庆汶：1.红砖星铁瓦房9.5×4.5=42.75㎡,按2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10687.5元，2.红砖星铁瓦房4.5×6.5=29.25㎡,按2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7312.5元，3.红砖石棉瓦房4.5×2.5=11.25㎡,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2250元，4.星铁瓦棚7×3=21㎡,按1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3150元，5.红砖石棉瓦房7.5×15.5=116.25㎡,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23250元，6.6米高星铁瓦厂房16.5×36=594㎡,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118800元，7.汽车喷漆房，按70000元补偿，8.水泥地面27×18=486㎡,按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24300元，9.红砖围墙1.5×18=27㎡,按12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3240元，10.红砖围墙1.5×27=40.5㎡,按12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4860元，11.红砖围墙8.5×1.5=12.75㎡,按12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1530元，12.红砖围墙18×1.5=27㎡,按12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3240元，13.深水井一口，按10000元补偿，14.经营损失及搬迁费用60000元，合计342620元；三、项目、户主为曾庆汶：1.红砖石棉瓦房17×6=102㎡,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20400元，2.填土费1650㎡×3.5=5775m3,按25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144375元，3.混凝土桥一座，按20000元补偿，4.蓄水塔一座,按5000元补偿，合计189775；四、项目、户主为仓库、曾庆汶：1.红砖石棉瓦房35×6=210㎡,按20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42000元，2.经营损失及搬迁费用30000元，合计72000元；五、项目、户主为大型车维修及停车场、曾庆汶：1.星铁瓦棚10.5×9=94.5㎡,按1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14175元，2.红砖星铁瓦房6.5×3.5=22.8㎡,按250元的单价补偿金额为5700元，3.深水井一口，按10000元补偿，4.经营损失及搬迁费用40000元，合计69875元；以上总计769370元。该补偿明细表户主签名显示为曾庆汶。再查明，邓家栈因与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以及第三人徐志强财产损害费用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向邓家栈支付建筑物补偿款951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支付全部补偿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承担。原审法院于2017年1月作出（2016）粤0114民初200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邓家栈的诉讼请求。邓家栈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280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周远聪、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均表示对原审法院管辖及适用我国国内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无异议。周远聪向本院明确：一、其所主张应由其获得补偿款的建筑物与徐志强所出具的《证明》上所列明的建筑物一致，对应《三华涌整治工程建筑物补偿明细表》中的“仓库”项目，对应的补偿款是72000元，利息应以72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支付全部补偿款之日止。二、其在2000年与徐志强签订合同，因其在2012年与俞一萍签订合同就已将该2000年的合同交给俞一萍。其在2000年已与徐志强及徐志强的哥哥一起对涉案土地上的鱼塘进行填土，其自己出资建筑、购买材料、聘请工人，当时都是白头单也没有保存。2005年2月23日其与徐志强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后其与俞一萍于2012年11月17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上述两合同均没有向三华村村委会或中华经济社备案。三、其在涉案土地上建设施工均没有报建。依据徐志强的《证明》和原审期间提交的供水公司的发票及污水管理所的水表停用申请表，可以证实涉案建筑物为其所建设并归其所有。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曾庆汶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本案系周远聪因涉案土地征用对建筑物补偿款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涉案土地及建筑物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荔枝基土名布儿坑，且周远聪、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均表示同意对原审法院管辖及适用我国国内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否由周远聪建设并归其所有，三华村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应否向周远聪支付涉案建筑物补偿款72000元及利息。本院评析如下：关于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否由周远聪建设并归其所有的问题，首先，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涉案土地由徐志强于2005年4月1日向中华经济社承包经营，后徐志强于2012年11月17日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与其相关的其他权利转让给俞一萍；中华经济社称因徐志强在涉案土地上建有大量建筑物并未经该社同意擅自将土地分包给周远聪、朱牡丹、徐学松等人使用并改变土地用途，又于2012年将合同转让给俞一萍并收取费用，该社终止与徐志强签订的合同，将土地收回后于2013年1月1日将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出租给曾庆汶。三华村依据中华经济社与曾庆汶签订的租赁合同已将涉案土地被征收后的地上建筑物补偿费发放给曾庆汶。因俞一萍对周远聪在原审提交的“徐太太”与俞一萍在2016年3月4日的录音不予认可，而周远聪所提交的俞一萍于2013年4月4日出具的《收据》和曾庆汶于2014年3月24日、2015年4月2日分别出具的两份《收据》可以证实俞一萍、曾庆汶之间有代收租金的行为，但不足以证明俞一萍、曾庆汶共同承包经营涉案土地，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其次，徐志强于2005年4月已与中华经济社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并约定承包者的临时建筑补偿归徐志强；而周远聪于2005年2月26日与徐志强签订租用期间从2005年2月26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土地租用合同》，约定周远聪在涉案土地上经营、改变用地性质、办理临建手续和其他用地手续，徐志强只提供证明，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约定租用期满，一切移动设施归周远聪所有、固定设施（建筑物，包括门，窗，供水，供电照明设施）归徐志强所有。周远聪于2012年11月17日与俞一萍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中亦有同样内容的约定。可知，徐志强于2005年4月1日向中华经济社承包位于土名布儿坑鱼塘八亩，徐志强在此前于2005年2月26日已将其中的2亩面积的土地出租给周远聪，并约定由周远聪自行办理临建手续和其他用地手续。这与徐志强在2015年5月出具《证明》中关于其于2005年2月20与周远聪签订租赁期间为十年（即200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止）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陈述在签约时间和租赁期间均存在不一致。且从上述三份合同的约定看，作为承包者的徐志强和承租人的周远聪均有可能在涉案土地上加建临时建筑。且无证据证实周远聪就其加建性进行过报建或提供其他证据足以证实。而在周远聪承租期间，徐志强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俞一萍，徐志强与俞一萍为此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载明了土地现状为徐志强建设了部分建筑物并分别出租给他人生产经营，及转让价格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构筑物的内容，即该内容反映涉案土地的地上建筑物由徐志强建设的事实。第三，从周远聪提交的广州市东溪供水有限公司发票联、广州市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发票和《水表报停用水申请表》，可以证实周远聪在107国道汽配城厕值班室以用水用户的名义申请过向广州市东溪供水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申请过供水后已予以销户，该有关供水的证据不足证实涉案土地的建筑物为周远聪所建设，本院不予采信。第四，周远聪主张应由其获得补偿款的建筑物为由其获得补偿款的建筑物为徐志强出具的《证明》中所列明的建筑物一致，对应《三华涌整治工程建筑物补偿明细表》中的“仓库”项目，从该补偿明细表列明的建筑物补偿种类、面积可知，“仓库”的建筑物为红砖石棉瓦房210平方米,这与徐志强于2015年7月出具的《证明》中关于周远聪自行投资建设，建成如下规模：总建筑面积共计约341平方米（石棉瓦盖顶，红砖及水泥砖作墙，共13间房屋、仓库及厕所），约高3米、长18米的围墙，门口水泥电杆两根并安装照明系统等并于2013年1月扩建星瓦仓库约300平方米的陈述在面积等均不符。因徐志强于2015年7月出具的《证明》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存在多处矛盾，故原审法院认定徐志强出具的《证明》的证明力并不比《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和中华经济社出具的《证明》的证明力大，该《证明》不足证实周远聪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五，周远聪已确认其已在租赁期间届满时已搬离，根据周远聪与俞一萍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归俞一萍所有，周远聪上诉主张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归其所有与合同不符。综上，原审法院根据周远聪承租使用土地及其所主张的地上建筑物被拆除的事实，以及对周远聪和俞一萍各自针对周远聪所主张的地上建筑物建设者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分析，认定周远聪提出的其承租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其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三华村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应否向周远聪支付涉案建筑物补偿款72000元及利息的问题，首先，曾庆汶与周远聪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曾庆汶收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是基于其与中华经济社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及加建的部分建筑物，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依据中华经济社与曾庆汶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发放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并无不当。其次，同前述，周远聪主张由曾庆汶领取72000元补偿款涉及的建筑物为红砖石棉瓦房210平方米，与其所陈述由其自建的建筑物的种类、面积均不相符，周远聪主张曾庆汶、俞一萍作为涉案土地的共同经营者并领取其应得的附着物补偿费依据不足，其要求曾庆汶、俞一萍向其支付补偿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因周远聪关于其承租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其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周远聪要求三华村委会、花都水务局、俞一萍、曾庆汶向其支付该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周远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元，由周远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伍静怡王嘉宝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