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岚兰，女，197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伯清，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健洪（KONG,KINHUNG），男，1961年9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权，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军，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潘岚兰因与被上诉人江健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6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岚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江健洪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江健洪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错误。潘岚兰与江健洪实际上并无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只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当时是为了民间借贷作担保，根据民间常规签署而已，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特别是江健洪提交的300000元转账记录的记载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江健洪说是操作失误是难以理解的，正常人这种大事不可能发生如此简单的失误，而且对该300000元借款，潘岚兰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在2015年6月已归消灭。因此江健洪的诉讼请求在一审的时候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过程中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江健洪提交的证据模棱两可，一会是民间借贷混淆，一会是租赁合同混淆，所以在无法分清款项性质的情况下，应认定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三、一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的商铺转让事实属认定错误。一审仅依据苏志安的证明，就认定案涉商铺转让，证据过于单薄。苏志安的证明属证人证言，根据诉讼法相关规定，证人证言不经过证人出庭质证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更何况潘岚兰根本就不认识苏志安，更加不可能轻易将自己多年经营的商铺转让给他人，相关费用又没有自己亲自或者委托他人办理过任何手续，完全不合常理。综上，潘岚兰与江健洪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民间借贷关系也因潘岚兰偿还款项并以商铺设备货物抵债后，归于消灭。请求二审查明，予以改判。江健洪辩称，一、江健洪与潘岚兰之间建立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江健洪提交的《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地产权证》《收据》等证据，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潘岚兰称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认为案涉的《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作为民间借贷担保，显然违背常理，如果双方是以房屋作为民间借贷的担保，应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并办理有关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二、一审审理过程中，潘岚兰试图以其履行《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的付款记录，作为返还本案300000元购房款的返还记录，混淆视听，一审已审查该租赁合同履行情况，认定事实清楚。三、潘岚兰主张江健洪强行变卖其厂房物品抵偿300000元借款，并将剩余80000元转还给潘岚兰，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潘岚兰称江健洪在2015年5月强行变卖其厂房内的物品抵偿并有剩余金额，但其又在2015年6月、8日向江健洪支付10000元、20000元，其陈述与付款行为前后矛盾，且没有证据予以辅助证明，应不予采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驳回潘岚兰的上诉请求。江健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潘岚兰继续履行与江健洪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立即将位于广州市番禺石基镇岐山中路二区8座1梯601号的房屋（产权证号Ｃ2××**）交付给江健洪使用；二、判令潘岚兰立即协助将位于广州市番禺石基镇岐山中路二区8座1梯601号房屋（产权证号Ｃ2××**）产权过户到江健洪名下；三、判令潘岚兰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000元（违约金包括：1.逾期交付房屋违约金，从2013年8月24日逾期交房日计算至实际交付之日，按每天200元标准暂计至2018年7月4日为355200元：2.逾期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违约金，从逾期办理过户交易登记手续的2013年6月23日计算至实际办理过户之日，按每天1000元标准暂计至2018年7月4日为1776000元，两项违约金总和以不超过房屋交易总价500000元为限，江健洪酌情要求潘岚兰支付200000元违约金）；四、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潘岚兰承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江健洪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江健洪与潘岚兰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2.判令潘岚兰返还江健洪支付的购房款人民币300000元和逾期退款利息暂计92052元（以3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逾期退款之日2013年5月24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变更诉讼请求之日为92052元）；3.判令潘岚兰补偿江健洪人民币50000元；4.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潘岚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1月18日，广州市番禺石基洪辉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法定代表人江健洪）作为出租方、甲方，潘岚兰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丹山石材陶瓷批发市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在番禺市桥西环路丹山石材陶瓷批发市场内A栋1号铺（以下简称涉讼商铺）租赁给乙方经营使用，面积240平方米，租赁期5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当天，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21600元，每月租金10800元，综合服务费每月240元，每月租金满三年后递增10%，每月租金和综合服务费乙方在每月10日前付款。2013年4月23日，潘岚兰作为甲方（卖方）与江健洪作为乙方（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广州市番禺石基镇岐山中路二区8座1梯6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出售给乙方，交易价格为500000元，签订合同当天支付人民币300000元正，办理过户当天支付余款200000元，另甲方自愿开具一张广州市番禺市桥荣福石材厂的期票，支票号码008××××567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给乙方作担保，金额300000元人民币，到期过不了户的，甲方无条件退回300000元，并补偿人民币50000元给乙方。乙方交付的房价款，甲方应开具收款凭证。甲方应当在2013年8月23日前将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房地产交付给乙方占有使用。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60天内，甲、乙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交易登记手续。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将房地产交付给乙方占有、使用的，按照以下方式处理：每超期一天收取甲方人民币200元。因甲方的原因，使得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在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办理交易登记手续的，每过期一天，甲方自愿每天支付1000元人民币给乙方作为补偿费。因乙方的原因，使得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在房地产交易登记所办理交易登记手续的，每超期一天，乙方自愿每天支付100元人民币给甲方作为补偿费。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给付房款的，乙方自愿每天支付300元人民币给甲方作为补偿费。另甲方保证该房产的权属人只有本人没有其他共有人，保证该房产没有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潘岚兰及江健洪均在合同尾部签名并按捺指模。同日，江健洪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潘岚兰的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交易备注为借款。同日，潘岚兰签名出具《收据》一份，载明：“现本人潘岚兰，身份证号：，收到江健洪，身份证号P175580（7）支付购房款￥300000元”。潘岚兰向江健洪开具了一张广州市番禺市桥荣福石材厂的支票，金额为300000元，日期为空白。根据潘岚兰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及招商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潘岚兰对江健洪有以下付款：2013年9月4日支付15000元，2013年9月5日支付12120元，2013年10月9日支付12120元、15000元，2013年10月25日支付10000元，2013年11月11日支付5000元，2014年3月11日支付12120元、30000元，2014年5月21日支付12120元，2014年6月13日支付12120元，2014年7月25日支付12120元，2014年8月25日支付12120元，2014年11月5日支付12120元，2014年11月6日支付30438元，2015年6月4日支付10000元，2015年8月19日支付20000元。潘岚兰对江炳锋有以下付款：2014年4月18日支付20000元，2014年7月30日支付12000元。江健洪对潘岚兰有以下付款：2015年11月3日支付30000元，2015年11月6日支付50000元。潘岚兰主张江炳锋为江健洪的儿子，代其收款，江健洪对此不予确认，称其不认识江炳锋，潘岚兰与江炳锋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另查明，涉讼房屋的权属人是潘岚兰，建筑面积为77.2平方米，该房屋于2010年8月23日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并于2016年12月22日、2017年4月24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9月15日分别被人民法院因不同案件查封。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争议：潘岚兰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其签署，但认为是2015年江健洪催促还款时胁迫其签署的，其并未看过合同内容；在第二次庭审中，潘岚兰否认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其签名的真实性，认为是江健洪冒用其签名。潘岚兰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实为借款合同关系，借款本金为300000元。关于借款的还款情况，潘岚兰在第一次庭审的答辩意见中称其收到借款后有偿还过部分款项，2015年江健洪向其催要还款时，将其承租的厂房内的价值1000000元左右的机械和石材强行收回变卖，用于抵扣了300000元借款，江健洪还向潘岚兰返还了8000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潘岚兰提交了前述个人账户对账单，并称其共向江健洪偿还了借款26万余元。江健洪对于潘岚兰的上述主张均不予确认，并称其向潘岚兰转账300000元备注为“借款”是因操作失误，实际上是支付购房款。江健洪称，潘岚兰提供的个人账户对账单中，2013、2014年的转账，金额为12120元的转账均是支付2009年11月18日签订的《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中的租金及管理费，金额不是12120元的款项也是支付该合同中未按约付清的租金、违约金、水电费等费用；2014年11月6日的30438元是用于支付第二份《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的保证金27798元及相关费用，相关费用如何计算不记得；2015年6月4日和8月19日的两笔付款是支付第二份《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中2015年1-4月的租金和相关费用；江健洪向潘岚兰转账支付的两笔合计80000元，是由于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潘岚兰无法交租，故找到第三方苏志安接手商铺，商铺的顶手费由苏志安直接转给江健洪，江健洪扣除潘岚兰拖欠的全部款项后再将多出的80000元转给潘岚兰。为此，江健洪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①《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原件，载明为广州聚居美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居美石公司）（甲方）与潘岚兰（乙方）于2014年11月6日签署，约定甲方将涉讼商铺出租给乙方使用；租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租金每月9897元，卫生费每月的1414元，管理费每月2828元，合共14139元，乙方于每月10日前支付；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27798元；落款处有聚居美石公司盖章及潘岚兰签名和指印。②《消防安全责任状》，载明为聚居美石公司与潘岚兰于2014年11月6日签署，约定了双方对于涉讼商铺的安全防火职责。③聚居美石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江健洪系该公司实际出资人和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14年11月6日与潘岚兰签订的《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一直由江健洪负责收取租金、全权处理与租赁合同有关事宜。④苏志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签名按捺指印的《证明》原件，《证明》载明在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潘岚兰要将其承租的涉讼商铺转租给我，在协商时因该商铺转租事宜需经丹山石材陶瓷批发市场以及其实际老板江健洪同意，江健洪要求我和潘岚兰在确定转租事项后把潘岚兰的转租费用（顶手费）直接给他并由他扣除潘岚兰欠付的商铺租金、违约金等费用后，余下的再由江健洪转给潘岚兰，潘岚兰同意；在支付顶手费以及完成商铺相应交接手续后，上述商铺由本人承租和经营至今。潘岚兰对于前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其称2009年11月18日的《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到期后其与江健洪协商续租至2018年12月31日并另行签订了合同，但不是江健洪提交的该份合同，江健洪提交的合同及《消防安全责任状》均不是潘岚兰签署的；潘岚兰不认识苏志安，2015年5月江健洪强行变卖潘岚兰厂房内的设备，厂房由谁接手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江健洪为香港居民，故本案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因涉讼房屋位于番禺内，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关于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因当事人未就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做出选择，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为房屋，属于不动产的买卖行为，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确认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因在《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同期，潘岚兰与江健洪作为负责人的广州市番禺石基洪辉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及聚居美石公司还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因此与江健洪产生资金往来，故一审法院先审查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均确认2009年11月18日的《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已履行完毕，并确认此后双方签订了合同续租。但潘岚兰称江健洪提交的2014年11月6日的《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不是其签署，双方签订的是另一份合同，由于潘岚兰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签署了其他租赁合同，且未对江健洪提交的2014年11月6日的《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中其签名和指印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江健洪提交的该份合同原件及聚居美石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予以采信。潘岚兰提交的两份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期间有多笔金额为12120元的付款，与第一份《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中约定的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租金及服务费金额12120元[10800元×（1+10%）+240元]一致，故上述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支付租金及服务费。因潘岚兰并非每月按时向江健洪支付12120元，其又未提交证据证明租金及服务费、卫生费、管理费存在其他形式的付款，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的全部付款合计232398元（15000+12120+12120+15000+10000+5000+12120+30000+12120+12120+12120+12120+12120+30438+10000+20000），尚不足以支付两份《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约定的同期租金及服务费、卫生费、管理费307032元（12120元/月×16个月+14139元/月×8个月）。潘岚兰主张上述款项全部是归还借款，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江健洪主张上述付款均是支付租金及服务费、卫生费、管理费及合同履约保证金，提交了两份《丹山石材陶瓷批发租赁合同》予以证明；结合上述付款的金额，一审法院对于江健洪的主张予以合理采信，对于潘岚兰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潘岚兰向江炳锋支付的款项，因其未举证证明江炳锋系代江健洪收款，江健洪对此亦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该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至于江健洪于2015年11月3日、11月6日向潘岚兰转账支付的合计80000元款项的性质。潘岚兰主张是江健洪强行变卖其厂房内物品抵偿300000元借款后的剩余金额，对此，仅有其口头陈述，无其他证据证实；而且，潘岚兰称江健洪于2015年5月强行变卖其厂房内物品抵债并有剩余金额，但其2015年6月、8月还向江健洪支付了10000元、20000元，其陈述与付款行为相矛盾。江健洪主张80000元是涉讼商铺由潘岚兰转租给苏志安后以转手费抵偿拖欠租金及管理费之后的剩余金额，对此提交了苏志安的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予以证实。江健洪的证据证明效力略高于潘岚兰，一审法院对于潘岚兰主张该款项是抵偿借款后的剩余金额不予采信。潘岚兰主张江健洪向其支付的300000元是借款，虽与江健洪转账的备注内容一致，但是潘岚兰不能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也无法说明双方对于借款利息是如何约定，如前述，对于还款情况其也不能提供明确清晰的证据证实。江健洪主张3000000000元是购房款，对此提交了《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地产权证》及《收据》予以证实。潘岚兰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其签署，且未提交证据证明签署时存在受胁迫的情形，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曾主张撤销该合同，其第二次庭审中陈述该合同并非其本人签署，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对其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不予采信，对于《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江健洪支付300000元的时间与金额均与《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首期购房款一致，且潘岚兰出具的《收据》中也载明收到江健洪支付的购房款300000元。因此，江健洪提交的证据的证明效力整体上高于潘岚兰，一审法院对于江健洪的主张予以合理采信，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应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由于潘岚兰未按照《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将涉讼房屋交付江健洪使用及协助江健洪办理过户手续，且现房屋上的抵押权尚未涂销，又已被法院多次轮候查封，导致《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江健洪要求解除该合同，潘岚兰向其退还购房款300000元并支付补偿款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对于解除合同后的退款期限及逾期退款利息并无约定，对于江健洪要求潘岚兰在支付补偿款50000元以外还需支付逾期退款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江健洪与潘岚兰于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二、潘岚兰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江健洪返还购房款300000元并支付补偿款50000元；三、驳回江健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31元，由江健洪负担1381元，由潘岚兰负担6550元；财产保全费2820元，由江健洪负担550元，由潘岚兰负担2270元。本院二审期间，潘岚兰为证明其主张，提交2015年11月3日聚居美石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五张收据。该五张收据分别载明收到“A幢1号荣福”7月、8月、9月的租金、卫生费、管理费、滞纳金，10月租金、卫生费、管理费，10月10号-11月1号电费。其中7月租金收据上面注有“上月余2571.16元”的内容。潘岚兰拟以该五张收据证明其与江健洪于2015年11月3日已结清全部债权债务，至少结清租赁合同的债权债务问题。对此，江健洪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并非新的证据；潘岚兰主张所指的是租赁合同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双方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江健洪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向潘岚兰主张权利产生的纠纷，江健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而案涉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国内地与本案纠纷有最密切联系，故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江健洪主张权利所依据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首先，经对双方于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内容、履行情况进行分析，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第一，案涉房屋位于广州市番禺石基镇岐山中路二区、建筑面积77.2平方米，2013年以500000元的价格出售明显较低。第二，双方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时，案涉房屋处于抵押登记状态，该信息属于房屋登记备案事项，且在房地产权证上亦有备注，但合同中仍约定潘岚兰“保证该房产没有抵押给银行或他人”，且并无约定涂销抵押、涂销费用承担等足以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主要条款。第三，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潘岚兰应于2013年8月23日前将案涉房屋交付给江健洪占有使用，合同生效之日起60天内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交易登记手续，并就此约定逾期交付每超期一天江健洪收取潘岚兰200元、因潘岚兰原因逾期办证每超期一天向江健洪支付1000元补偿费等违约条款，但截至江健洪提出本案一审起诉申请止，上述交付使用、交易登记约定期限已逾期5年多，未有证据显示江健洪曾就此向潘岚兰要求交付或催告办理交易登记。第四，江健洪主张其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日向潘岚兰支付300000元购房款，所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交易备注为“借款”，该备注属于填写栏目，江健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充分辨识“借款”与“购房款”之间的差异，江健洪称因操作失误所致、实际上是支付购房款的主张难以解释该行为的不合理性。其次，结合双方款项往来，对江健洪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潘岚兰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其向江健洪借款债务的担保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分析：第一，潘岚兰向江健洪支付的款项记录显示，潘岚兰在2013年至2014年多个月份向江健洪除支付12120元租金及管理费外，还支付其他款项，江健洪主张其他款项是支付双方租赁合同中未按月付清的租金、违约金、水电费等费用，但对此，未能明晰之一对应的相关费用计算依据；江健洪对潘岚兰以其他付款形式给付租金的主张不予确认，但在潘岚兰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全部银行转账付款合计尚不足以支付租金、服务费、卫生费以及管理费的情况下，于2015年11月分两笔向潘岚兰合共支付80000元款项，有悖常理，江健洪称该80000元系商铺顶手费扣除潘岚兰拖欠全部款项后多出部分，但对此，并未能明晰费用计算依据。第二，潘岚兰分别于2014年4月、7月向江炳锋支付合共32000元款项，主张江炳锋为江健洪儿子代其收款。江健洪于一审期间称不认识江炳锋，潘岚兰与江炳锋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经二审询问，江健洪承认江炳锋系其儿子，但对潘岚兰向江炳锋支付款项的原因及性质仍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江健洪在诉讼期间对重要事实前后表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对其诉讼诚信度的判定。综上，本院认为，潘岚兰上诉称因其向江健洪借款，签订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作为还款担保的主张，较江健洪称双方为真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事实依据更为充分。江健洪与潘岚兰在签订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当时并无真正转移案涉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该合同本意乃是以此设定担保，而非真正实现买卖合同的目标。江健洪应按照其与潘岚兰的真实法律关系即借贷关系主张权利，但其于一、二审诉讼期间均坚持双方之间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提出相关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江健洪依据该《房地产买卖合同》主张权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潘岚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63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健洪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9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被上诉人江健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明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张明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蕴琦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