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青02行再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铁某，青海省西宁市人，住该市。 委托代理人文某，系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某1，系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互助土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赵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系青海海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东市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韩某。 委托代理人邹某。 委托代理人许某2，系青海知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铁某不服原审被告互助土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管理行政处罚一案，由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民和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青0222行初29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审原告铁某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铁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7）青02行终3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原告铁某对此仍不服，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青行申1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登记，于次日受理了该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再审申请人铁某的委托代理人文某，被申请人互助土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机关负责人孙建业及委托代理人李某，被申请人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委托代理人邹某、许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民和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5年10月27日20时40分左右，卡索峡水电站接到上游仙米电站要在28日上午九时左右放水的通知。该值班人员将此信息用大通河项目部QQ群通知了所属水电站，但未通知下游的筏子湾电站及相关部门。28日15时43分卡索峡水电站又接到上游寺沟口电站泄水的通知后，值班人员通知了下游学科、青岗、加定、金沙峡电站，没有通知筏子湾电站及相关部门。16时23分卡索峡电站开闸泄水，总流量达500立方米/秒。筏子湾水电站施工人员赶到卡索峡电站要求将水关小，但卡索峡水电站值班人员不予理睬，17时筏子湾水电站施工人员、车辆、围堰被冲毁。17时30分卡索峡电站所有闸门回落，总下泄流量为140/秒。事故发生后，经互助县人民政府授权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发生原因、经过、性质及处理建议均进行了调查分析。认定卡索峡水电站泄水时未通知筏子湾水电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管理不到位、未与下游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未制定事故安全防范措施，是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属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12月1日事故调查组召集卡索峡水电站、筏子湾水电站、施工方、车主协商赔偿问题，均同意委托评估机构对冲毁的围堰、物资进行评估，造成的损失由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筏子湾水电站协商解决。对此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由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垫付现金20万，施工方垫付现金10万，共计30万用于评估、车辆起吊等费用。后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青海天健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2015年12月29日该公司出具青天健价评（2015）第093号价格评估报告书，认定筏子湾水电站水毁实物资产的损失为8348115.6元。另查明，根据气象部门资料，当日天气晴朗，没有降雨。上游电站放水纯属人为可控泄水，不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卡索峡水电站隶属于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下游筏子湾水电站均位于青海省××县。两者距离2.2公里。原告铁某2014年12月份收入为9707.86元。2016年11月30日原告铁某向互助县财政局交纳了罚金34948.30元。2017年2月20日青海省互助县人民检察院委托青海大正司法会计鉴定所对筏子湾水电站被冲毁的材料、机械、误工费等价格等进行司法鉴定，3月7日该所出具青大正鉴（2017）年第002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损失为5651719.3元。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上述事实，于2016年10月9日向原告送达了拟处罚告知书。10月21日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听证会。11月11日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互）安监管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铁某罚款38035.66元。该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原告铁某不服，向被告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并书面申请要求对本案重新调查、组织听证。被告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遂书面审查后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东安监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和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本辖区内一般安全事故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职责。其出具的证人证言、事故原因分析报告、受损物资评估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卡索峡水电站泄水时未通知下游筏子湾水电站、未与筏子湾水电站签订安全生产协议、管理不到位导致筏子湾电站水毁事件发生。原告铁某作为大通河项目部经理，理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责。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前，向其送达了拟处罚告知书，参加听证通知书，听取原告陈述、申辩后，作出（互）安监管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被告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受理原告复议案件后，采用书面方式审查并作出东安监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故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铁某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事实不符，民和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理由为：一、关于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适用法律错误，对本案无管辖的问题。民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卡索峡水电站与筏子湾电站均位于青海省互助县行政区域内，且事故责任已确定为一般责任事故。另外，原告关于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央企一节，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该公司存在央企名录之中。故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原告铁某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二、关于因评估、鉴定受损物资结果不一致，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民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2015年12月1日事故调查组协商赔偿问题时，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委托评估机构对冲毁的围堰、物资进行评估，主动垫付评估费用20万，应当认定原告铁某对评估结果及损失数额知悉。另外，青海大正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青海天健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因要求鉴定、评估受损物资范围不一致，故结果不同。对青海大正司法会计鉴定所事后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在本案中不予采纳。三、关于被告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未重新调查、未举行听证，复议程序违法的问题。民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听证、调查及重新鉴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必经程序，但不是行政复议案件的必经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被告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采用书面方式审查案件不违反法律规定。四、关于筏子湾水电站被冲毁围堰不符合设计要求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来源不明，民和县人民法院无法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铁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一、关于本案中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否具有对铁某安全生产事故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第八十八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本案中，上诉人对此问题依据的是国家安监总局颁布实施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简称《办法》），该《办法》属部门规章，被上诉人依据的是《行政处罚法》及国务院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简称《条例》），其效力高于部门规章，并且国家安监总局在2015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本次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属一般事故，上诉人铁某作为青海省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大通河项目部经理，管理不到位导致筏子湾电站水毁事件发生，理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责。故被上诉人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具有对铁某安全生产事故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二、关于本案中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上诉人铁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性的问题。《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进行了送达，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及听证程序，上诉人已主动履行了该处罚决定。故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的（互）安监管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被上诉人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东安监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本案中，被上诉人海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依法进行了送达，故其复议程序合法。另原审法院在查明“11月11日被告互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互）安监管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铁某罚款38035.66元”的事实中，对铁某罚款38035.66元应属笔误，纠正为34948.30元。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铁某负担。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本案中，各方争议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行政处罚的级别管辖问题。即对案涉事故的调查处理是应由互助县安监局予以管辖还是由海东市安监局予以管辖。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较为原则，《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决定：（四）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按照本章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行使管辖权。”第二款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情况下，其规定优先适用。关于行政处罚的管辖，本案中，铁某主张其系大通河公司的项目经理。大通河公司系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由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1.4%,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股94.1712%,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属于中央企业，故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央企业所属企业，铁某系央企所属企业的有关人员。并主张按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互助县安监局对其无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经查，对此问题，一审法院仅认定大通河公司不在央企名录之中，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公司系央企所属企业；二审法院对其是否属于央企所属企业的有关人员，及是否适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确定级别管辖或者该规定是否适用于本案等核心问题均无查证和分析的情况下，径行以《行政处罚法》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为依据认定互助县安监局具有对铁某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属认定事实不清。因此，铁某关于此节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另外，因一、二审法院对互助县安监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问题未予核实清楚的情况下，进而认定其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海东市安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合法亦属认定事实不清。综上，铁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1.本案指令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再审申请人铁某在再审程序中申诉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互助县应急管理局超越职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理由如下：1.二审判决关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效力低于《行政处罚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对铁某具有作出行政处罚法定职责的认定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该《办法》第六条关于行政处罚管辖的规定与上位法并不冲突,故本案应当按照该《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根据该《办法》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应当由违法行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管辖。2.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委托青海天健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从未向其告知，也未送达。青海天健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不具备资产评估资质及工程造价资质、司法鉴定资质。原审判决以其评估结论认定损失数额，属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事故原因错误。4.铁某提起行政复议后即向海东市应急管理局申请组织听证,并申请对事故原因及责任、对筏子湾水电站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重新鉴定。但海东市应急管理局收到铁某的听证申请及鉴定申请后，未对铁某作出任何回复就直接依据互助县应急管理局的答辩意见作出维持互助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明显不当。综上，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对铁某作出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且对事故原因及损失认定严重错误。原审判决维持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处罚决定、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复议决定明显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及互助县应急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复议决定。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辩称，与一、二审答辩意见一致：1.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对铁某有权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互助县应急管理局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2.互助县应急管理局确定损失数额无误。互助县应急管理局的损失鉴定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依法组织专家进行的，程序合法。故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对本事故认定的损失数额正确；3.一、二审法院认定事故原因正确。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对事故原因依法组织专家组经过实地考察、集体讨论、综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不能因为铁某的不认可及用以刑事程序依据而否定行政处罚程序。4.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次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属一般事故，铁某作为公司项目经理，管理不到位导致筏子湾电站水毁事件发生，理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责。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及听证程序，铁某已主动履行了该处罚决定。故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作出的（互）安监管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再审申请。《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管理行政处罚法》的效力优于《处罚办法》，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适当合法的。 被申请人海东市应急管理局答辩称：1.铁某称海东市应急管理局未采取听证程序，未对本次事故责任及原因进行鉴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听证程序是《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前的必经程序,不是行政复议的必经程序。铁某在复议期间提出听证的申请，但海东市应急管理局认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组织召开两次听证会，充分给予了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没有必要在复议期间继续召开听证会。2.铁某称海东市应急管理局未对本次事故责任及原因进行鉴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并未收到铁某请求对此次事故的责任及原因进行鉴定的申请。海东市应急管理局调取了互助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的全部证据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查，无需再重新调查取证。铁某既没有自行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也没有向海东市应急管理局申请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海东市应急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急管理局有适格的调查权和处罚权，应当适用《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的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仅是部门规章，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且是下位法，效力小于上位法，不应当适用于本案。 通过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省院指令再审裁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再审申请人铁某所在的企业是否属央企下属企业及再审申请人铁某是否属于央企下属企业工作人员；2.再审被申请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及海东市应急管理局是否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 再审期间，上诉人以需要提交新证据为由提交了新证据，以此证明铁某就行政处罚一案引起的相关刑事案件。新证据共4份：证据1.互助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一份；2.互助县人民法院（2017）青0223刑初121号《刑事判决书》；3.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青02刑终54号《刑事裁定书》；4.互助县人民法院（2018）青0223刑初233号《刑事裁定书》。以上四份证据证明：由“10.28”事故引发的刑事案件，互助县人民检察院依据《调查报告》认为大通河公司工作人员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同时，互助县人民法院以《调查报告》为依据，认定大通河公司系本案事故责任主体，大通河公司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之后，本案经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故裁定将本案发回互助县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在互助县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互助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回起诉，即《调查报告》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证明大通河公司为此次事故责任主体，亦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大通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现本案中二被申请人均依据《调查报告》认定铁某承担相应的处罚责任，因《调查报告》被撤销，故不能作为认定行政处罚的依据。 被申请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虽然铁某没有构成刑事责任，但并不能证明没有达到行政责任的标准。按照法律规定，刑事责任的不构成并不能证明行政责任的免除。 被申请人海东市应急管理局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持有异议。4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国法律规定，法律责任由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组成，4份证据的证明方向不客观，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同意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的证明方向，没有构成刑事责任后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已经失效不能成立。《调查报告》的结果只能涉及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不能说明行政责任已经失效。 被申请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和被申请人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均未提交新证据，表示以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为准。 双方对彼此其他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均与一、二审一致。 据以上举证质证，围绕再审争议焦点，本院对当庭举证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再审申请人铁某举证的4份刑事法律文书，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按照法律规定，刑事责任的不构成并不能证明行政责任的免除，二被申请人的质证意见成立，故对其证明方向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据本案二被申请人庭审前提交的单位名称变更资料查明，2019年2月11日，因海东市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海东市人民政府和互助县人民政府各自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撤销，其职责归入各自新组建的应急管理局，故本案适格二被申请人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和海东市应急管理局，对此，再审申请人无异议。 本院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铁某所在的企业是否属央企下属企业及铁某是否属央企下属企业工作人员的问题。本案中，铁某提供证据主张其系大通河公司的项目经理。大通河公司系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由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1.4%,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股94.1712%,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属于中央企业，故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央企业所属企业，铁某系央企所属企业的有关人员。对此问题，一审法院仅认定大通河公司不在央企名录之中，二审法院对大通河公司是否属央企下属企业及铁某是否属央企下属企业工作人员也未作分析表述。故原一、二审就此节问题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关于被申请人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及海东市应急管理局是否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问题。本院认为，该问题实际上是行政处罚的级别管辖问题，即对案涉事故的调查处理是应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予以管辖还是由海东市应急管理局予以管辖。对此，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本条例规定的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国家安监总局颁布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工作，依照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按照本章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行使管辖权。”又在第二款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作出实施性规定。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情况下，其规定应优先适用。但原一、二审判决无视这一规定，就本案是否适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确定级别管辖未作审查认定，仅以《行政处罚法》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为依据认定互助县应急管理局具有对铁某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亦属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青0222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 二、撤销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青02行终30号行政判决书； 三、本案发回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宋效国 审 判 员 祝玉芝 审 判 员 王海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李海峰 书 记 员 李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