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08民初1649号 原告：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衡阳市雁峰区解放路**永兴阁**。 负责人：陈嘉锡，该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才，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方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船山西路**iv> 法定代表人：万金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男，197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炎陵县。 第三人：湖南恒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峥嵘北路**v> 法定代表人：朱林春，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溥天律所）为与被告衡阳市方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景公司）、第三人湖南恒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建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判决后，原告不服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7月6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溥天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才、被告方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万金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恒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溥天律所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676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10日，被告及第三人因与中山市锦绣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衡阳幸福里置业有限公司等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原告的律师代理诉讼事务。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原告为合同乙方，被告为合同甲方，原告指派曹光辉、魏晓华律师为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讼代理人；律师费用的支付方式为：1、甲方在本合同签订时除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人民币20万元外，本案在一审、二审、执行期间，甲方不再支付其他费用；2、如甲方与被告在一审期间达成调解协议结案（调解仅限于一审期间），甲方在收到一审调解书时应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300000元；3、乙方向甲方返还已交纳的定金1000万元不计付律师费用，超过1000万元则按实际收到部分的2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甲方已交的20万元应当包含在20%之内，在实际结算中应予以抵扣。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全面完成了委托代理的工作任务，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用20万元。2015年9月11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并作出了（2014)衡中法民一初字第34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确认：衡阳幸福里置业有限公司在2015年9月29日前返还被告、第三人定金并支付利息共计14800000元。结案后，被告仅支付给原告的律师曹光辉10万元，但依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676000元〔（14880000元-10000000元）×20%-300000元〕。后经双方多次协商而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此状诉诸人民法院，请依法裁判。 被告方景公司辩称，1、本案事实不存在，被告已将服务费付清，合同约定的超出1000万部分另计费用实际是指二审及再审阶段，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在一审已经调解，故被告仅应支付30万元律师费；2、原告一直系被告单位的法律顾问，工件身份与代理身份有重合部分，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指派曹光辉、魏晓华为第一审诉讼代理人，魏晓华未履行相应职责，只有曹光辉履行了职责，曹光辉也确认他的律师代理费已结清；3、合同签订前原告曾支付30万元的现金给魏晓华律师，因当时双方关系较好，并未出具收条，后阶段又支付了费用，合同已履行完毕，费用已结清，曹光辉本人也证实了这个事实；4、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恒建公司未予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 2014年7月10日，被告（合同甲方）及第三人因与案外人中山市锦绣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衡阳幸福里置业有限公司等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而与原告（合同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接受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指派曹光辉、魏晓华为该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方式为：“1、甲方在本合同签订时除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人民币贰拾万元外，本案在一审、二审、执行期间，甲方不再支付其他费用。2、如甲方与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的被告方在一审期间达成调解协议结案（调解仅限于一审期间），甲方在收到一审调解书时应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叁拾万元（含已付的贰拾万元）。3、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的被告方向甲方返还已交纳的定金1000万元不计付律师费用，超过1000万元则按实际收到部分的2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用。甲方已交的贰拾万元应当包含在20%之内，在实际结算中应予以抵扣”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律师履行了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述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经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各方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9月11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衡中法民一初字第3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衡阳幸福置业有限公司在2015年9月29日前向原告湖南恒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衡阳市方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定金并支付利息共计14880000元”等。2015年9月15日，被告在收到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时依据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了10万元的律师费，包含在委托合同签订前支付的20万元，被告共计支付律师费30万元。2015年9月20日，被告方景公司收到案外人衡阳幸福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案款1488万元。因被告欠付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的律师费用，2017年11月12日开始，作为上述纠纷的代理人之一的魏晓华律师数次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万金华的手机号码上发送催款短信息，万金华的回复短信中仅同意与其见面商谈，但未确认代理费的数额亦未答应还款，直至2018年5月1日，魏晓华再次向万金华发送手机短信，内容为:“关于我的代理费，从我有病之前我就与联系，并且你都是答复非常好，我们是朋友的，也没有怎么催这件事，去年我以为会搞好，你答应去年把这事搞好，不料我第二次中风，所以，没有办法，拖了下来，今天是五一节了，又快半年了，请您把我的代理费支付算了！另您去衡东没？退诉讼费事不知道您是不是退，需要我做的话，请把表盖章送给我”。万金华在收到后回复：“好，五月中吧”。之后对于魏晓华的信息，万金华未再予以回复，双方亦未共商涉案代理费事宜，遂酿成本案纠纷。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2014）衡中法民一初字第34号《民事调解书》、短信记录以及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实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如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的被告如向方景公司、恒建公司支付的款项超过1000万元，则方景公司应按实际收到部分的20%的比例向溥天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在该纠纷中，方景公司实际收到的案款为1488万元，依据约定，应当支付的款项为97.6万元〔（1488万元-1000万元）×20%〕，方景公司仅支付30万元，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律师费67.6万元，但原告应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超过1000万元则按实际收到部分的2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用”，被告应在收到案款后即应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部分的律师费，调解书确定的案款支付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前，被告实际收到全部案款的实际为2015年9月20日，即使对于被告提前收取案款的时间不知情，但自2015年9月30日开始，其已经获得向被告主张律师费的合法权利，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计算，至2017年9月29日止已满两年；至魏晓华第一次向原告主张权利时即2017年11月12日止，已满两年不到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系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在民法总则实施前，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故本案应适应两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后，被告以诉讼时效抗辩，原告主张其权利仍受法律保护的，应提供被告在诉讼时效届满后作出了明确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实施了履行义务的行为的证据。本案纠纷诉讼时效届满后，被告未再履行合同义务，对于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双方存在争议。2018年5月1日魏晓华向万金华发送内容为“关于我的代理费，从我有病之前我就与联系，并且你都是答复非常好，我们是朋友的，也没有怎么催这件事，去年我以为会搞好，你答应去年把这事搞好，不料我第二次中风，所以，没有办法，拖了下来，今天是五一节了，又快半年了，请您把我的代理费支付算了！另您去衡东没？退诉讼费事不知道您是不是退，需要我做的话，请把表盖章送给我”的短信，万金华的回复为“好，五月中吧”，原告以此认为被告作出了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而被告则认为系同意办理退费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1、上述短信反映彼时双方对于代理费的支付事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2、短信中魏晓华向万金华主张了两部分的内容：一为催收代理费，二为办理退诉讼费事宜，以现有证据不能明确万金华的回答针对的具体事项，亦不能明确万金华系作出了同意商谈还是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3、从魏晓华2018年5月1日之前及之后向万金华发送其他短信来看，万金华要么未予回复，要么回复的内容大致为双方改日协商，均未对代理费的数额进行确认，亦未同意履行义务。综合上述理由，万金华的回复内容不明确，不能以此视为其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之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收取10560元，由原告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 军 人民陪审员 洪 菲 人民陪审员 蒋艺娜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付平 书记员赵湘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