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8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瑶，男，197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希增，男，195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金波，男，197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崔玉宝，男，汉族，1983年4月21日出生，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王玉瑶、王希增因与被上诉人韩金波和原审第三人崔玉宝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6993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4月24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瑶、王希增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韩金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准许韩金波解除合同不当，未充分考虑合同履行现状和合同解除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一）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依法成立且一直正常履行。此合同约定的期限是2013年9月7日至再次更新车报废日止，且未赋予韩金波单方解约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并未有任何违约行为，而韩金波要求提前解约构成违约，其作为违约方无权提出解除合同。（二）原审判决也认为韩金波无法证明其身患疾病致使无法履行合同，就应判决继续履约而非判决解除合同。判决解除合同并不能充分发挥财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也不能体现公平原则。首先，本案合同履行已接近末期，继续履行至合同终止才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式，才能让涉案车辆物尽其用。其次，韩金波长期不妥善使用涉案车辆，未对涉案车辆定期进行保养维护，致使涉案车辆车况严重下降，上诉人很难将涉案车辆另行对外出租。再次，韩金波在使用涉案车辆过程中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致使涉案车辆被列入飞机场、火车站、汽车长途站等人流密集地点的黑名单，影响了涉案车辆的经济价值，导致另行出租难度较大。最后，韩金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身体出现疾病系其自身原因所致，即使影响驾驶车辆，也应先自行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招募司机驾驶等（韩金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直有招募司机驾驶车辆，其完全可继续履行合同），而不应采取解除合同这种破坏交易稳定、损害合同相对方利益的方法。原审法院也未考虑韩金波有能力采取补救方法履行合同的情形，贸然解除合同，明显过分干预民事自治，破坏交易稳定，损害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三）原审判决主文相互矛盾。韩金波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诉求，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并未判决解除合同，仅判决上诉人返还韩金波保证金4万元和韩金波向上诉人返还车辆并驳回韩金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按照原审判决裁判主文的逻辑和表述，原审法院等于驳回韩金波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4万元保证金，显失公平。（一）涉案合同约定，若韩金波严重违反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法规和行业规定，合同解除的，保证金作废。2019年6月18日，韩金波的司机在火车西站多次被投诉，青岛市交通执法人员通知该司机接受处理时，其竟然叫嚣有本事去抓他，被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赵波、通讯员赵作超拍照报道发到网上，涉案车辆成为网红车辆，现火车站、飞机场、长途汽车站等都不让涉案车辆停车载客。因此，按合同约定，韩金波出现上述违法行为，上诉人完全可不予退还保证金，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向韩金波退还4万元保证金，此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二）韩金波的上述恶意违法行为使涉案车辆不能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长途站等人流密集地点停靠，严重影响了涉案车辆的经济价值。解除合同后，涉案车辆能继续给上诉人带来的经济效益必然大打折扣，这对上诉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经济损失。原审法院未充分考虑上述情况，判决上诉人向韩金波返还4万元保证金，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三）在原审法院调解时，韩金波已同意上诉人仅返还其1.5万元即可，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向韩金波返还4万元，超出2.5万元之多，损害了司法调解制度的公信力，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四）原审判决回避困难，避重就轻，并未为人民群众切实解决问题。本可在一个案件中解决的问题，却让人民群众另行起诉，有劳民伤财之嫌。韩金波需返还承包车辆时带走的配件和机油款2,800元，还有2019年6月至8月公司不收租金的二分之一，三个月共计1,050元；韩金波扣除上诉人一个月租金700元；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公司每月少收200元的二分之一，5个月共计500元；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少交承包费11个月共计3,300元；2020年2月至4月未交承包费3个月共计9,600元，以上共计17,950元。这些款项均应由韩金波支付给上诉人，但原审法院并未予以一并处理。 韩金波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韩金波不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但尊重判决结果，同意按一审判决履行。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原审判决关于韩金波就其所患疾病是否影响合同继续履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未提交相应证据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韩金波在一审中除提交相关病例外，还提交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证明韩金波已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出租车驾驶员不同于一般工作，对驾驶员的身体状况有严格要求，韩金波所患疾病为脑梗死，中医俗称中风，其肢体活动受限，明显已无法继续从事出租车驾驶工作，韩金波无需再举证证明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2、原审判决对韩金波已存在违约情形、未按时支付合同相应价款的认定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韩金波于2019年6月25日向上诉人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上诉人于2019年6月27日签收，且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涉案合同于2019年6月27日上诉人签收之日就已解除。在合同解除后，即使上诉人拖延办理车辆返还手续，韩金波也一直向上诉人支付着租赁费，直至2020年2月和3月份，因受疫情影响，出租车行业基本暂停运行，韩金波才停止支付。韩金波并不存在未按时支付租赁费的违约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韩金波违约显然错误。二、上诉人之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韩金波解除合同，并非因双方存在违约情形，而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韩金波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解除合同，双方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虽然一审判决只判令上诉人返还4万元有失公正，但韩金波同意按该数额履行。2、原审判决已明确载明对韩金波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准许，故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韩金波返还保证金、韩金波向上诉人返还车辆并无不当。一审时上诉人与韩金波达成和解方案，约定由上诉人返还韩金波1.5万元后，韩金波撤诉。但韩金波在给上诉人送还车辆时，上诉人反悔，以车辆折损为由，只同意给付韩金波1万元，导致和解未成，后一审法院才作出判决。3、上诉人称涉案车辆不能在火车站、飞机场等地停靠，影响车辆价值，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一审时的其他主张，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4、对于上诉人所列款项，韩金波只认可配件费，其他皆是公司管理费，韩金波一直及时足额缴纳，从未拖欠。因此，上诉人的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5、今年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出租车行业受到深重影响，今年2月、3月基本停运，4月以来虽有好转，但仍难以恢复行业高峰，鉴于此情况，公司免收2-3月管理费，4月后由原500元/月减至300元/月，故仍按原租赁费2,900元/月执行，对韩金波显失公平，请求法庭裁定减少缴纳。6、请求判令上诉人返还2020年保险费6,667.46÷12×11＝6,111.84元（保险合同日期为2020年7月28日至2021年7月27日），乘员险900÷12×4＝300元（保险合同日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两项合计共6,411.84元。综上，虽然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韩金波同意按一审判决履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支持韩金波的合法合理诉讼请求。 韩金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韩金波与王玉瑶、王希增签订的《出租车承包合同》；2、判令王玉瑶、王希增返还韩金波保证金5万元；3、诉讼费由王玉瑶、王希增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7日，韩金波与王玉瑶、王希增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约定韩金波承包王玉瑶、王希增的鲁Ｕ×××××号出租车进行运营，并向王玉瑶、王希增交纳了5万元安全服务保证金。2019年1月24日，韩金波在开车工作时，感觉右侧肢体活动不灵，遂前往黄岛区第二中医院治疗，4天后转入青医附院治疗，经诊治，确诊为脑梗死、糖尿病、肝囊肿。韩金波因右侧上下肢活动受限，无法继续从事出租车工作，多次与王玉瑶、王希增协商解除双方所签合同，返还相关财产，王玉瑶、王希增均未同意。现韩金波因病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且继续履行对韩金波明显不公平，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请求判如所请，韩金波同意向王玉瑶、王希增返还车辆。 王玉瑶、王希增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1、王玉瑶和王希增同韩金波签了8年出租车租赁合同，韩金波与崔玉宝一起租车且一起签合同，韩金波现虽有病，但崔玉宝没事，应继续履行合同。2、王玉瑶和王希增同韩金波约定月租金原是5,000元，后逐步降至3,200元，韩金波也一直支付租金，交公司的租金从900元降至700元，公司从6月-8月未向车辆收钱。只要国家少收的钱，就应双方一人一半。王玉瑶和王希增现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退还保证金，因现属韩金波单方违约，涉案合同第十条约定谁违约就赔对方5万块钱。 崔玉宝在一审中答辩称:崔玉宝没有意见，当时崔玉宝系给韩金波做担保，崔玉宝也干了一阵，韩金波考出证来后崔玉宝就不干了，保证金和崔玉宝没关系，都是韩金波交的。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7日，王玉瑶、王希增作为发包方与韩金波作为承包方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约定韩金波向王玉瑶、王希增承包经营车辆壹辆，车型桑塔纳，车号为鲁Ｕ×××××，颜色绿。合同期限自2013年9月7日至再次更新车报废日止。韩金波一次性交付王玉瑶、王希增安全服务保证金五万元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月7号将承包月租5,000元整、公司租金900元整打入王玉瑶、王希增账户。合同到期，若韩金波未违反交通法规及合同条款，保证金退回。燃油补贴缔约双方各占50%。一审庭审中，王玉瑶、王希增自认韩金波交付给其保证金5万元。韩金波提交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院出院记录一份，载明：韩金波，男，47岁，入院情况：患者因“发现右侧肢体活动不灵3小时余”入院。出院诊断为：脑梗死。韩金波还提交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出院记录一份，载明：患者韩金波，男，47岁，因“右侧肢体活动不灵4天”入院。出院诊断：脑梗死。韩金波主张其因脑梗死导致右侧肢体活动不灵，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解除合同。韩金波与王玉瑶、王希增均认可鲁Ｕ×××××车辆所有人为王玉瑶。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韩金波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并提交出院记录等证据，可认定其身患疾病，但该疾病是否能影响涉案合同继续履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韩金波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为充分发挥涉案财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综合本案实际案情，本着公平原则，原审法院对韩金波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准许。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如上所述，合同履行期限尚未结束，而韩金波要求解除合同；其次，韩金波并未证明王玉瑶、王希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最后，根据当事人自认，韩金波已存在违约情形，未按时支付合同相应价款，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如单方违约，由违约方向对方赔偿违约金5万元。上述违约金约定过高，原审法院酌情予以调整，以1万元为宜（5万元×20%）。折抵后，王玉瑶、王希增应返还韩金波保证金4万元。王玉瑶、王希增和韩金波均确认涉案鲁Ｕ×××××号出租车辆现由韩金波占有使用，故韩金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玉瑶、王希增返还鲁Ｕ×××××号车辆。王玉瑶、王希增和韩金波之间的其他纠纷，如证据充分，可另案主张。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王玉瑶、王希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韩金波保证金4万元；二、韩金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玉瑶交付鲁Ｕ×××××号车辆；三、驳回韩金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王玉瑶、王希增承担840元，其余由韩金波承担。 上诉人王玉瑶、王希增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涉案车辆的违章证明6份，证明涉案车辆在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6月7日期间存在6起违章。 证据二，报纸剪辑照片4张，证明涉案车辆在火车站和飞机场损害乘客利益被列入黑名单。 证据三，韩金波向上诉人微信转账记录2页和上诉人自行统计的韩金波欠费明细表一份，证明韩金波欠上诉人承包费31,450元。 证据四，青岛方圆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出具的涉案车辆自2019年4月至2020年8月10日的运行记录表，证明涉案车辆一直处于正常营运状态。 被上诉人韩金波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这6起违章并非韩金波开车发生的，是韩金波找的替班司机发生的违章，且这6起违章韩金波已处理完毕。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涉案车辆未被运管处列入黑名单，可以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等场所营运。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欠款数。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涉案车辆并非一直处于正常营运状态，出租车一般是由两人驾驶营运，但涉案车辆目前只有一人驾驶，现驾驶司机由韩金波雇佣，其姓名叫吴振喜，从去年腊月开始驾驶涉案车辆。 被上诉人韩金波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涉案车辆2020年保险单复印件，证明韩金波已购买涉案车辆2020年7月28日至2021年7月27日期间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费一共6,667.46元。 证据2，方圆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因新冠疫情影响方圆公司减免2020年2月和3月的管理费。 证据3，方圆公司开具的收据6张，证明2020年1月之前的管理费是每月500元，受新冠疫情影响而从2020年4月开始管理费减为每月300元。 证据4，韩金波的病历一份和青岛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结论书一份，证明韩金波患有脑梗死、糖尿病、肝囊肿、右侧上下肢不灵活，已丧失大部分活动能力，不能驾驶车辆。 上诉人王玉瑶、王希增共同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涉案合同约定涉案车辆的保险费应由韩金波承担。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方圆公司减免管理费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方圆公司出具的收据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韩金波的病情已有所好转，涉案车辆一直由韩金波驾驶。 基于本案各方的示证内容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因质证方对示证方所举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明确表示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上诉人所举证据一仅可证明涉案车辆曾发生违章，不能证明涉案车辆的违章记录尚未被处理，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已替韩金波为涉案车辆缴纳了罚款。上诉人所举证据二仅可证明涉案车辆的驾驶司机宋某曾存在宰客行为被处罚，但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已被火车站、飞机场和长途汽车站等列入黑名单。关于上诉人所举证据三，因韩金波不认可上诉人自行统计的欠款数，而上诉人提交的欠费明细表未经韩金波签字确认，故其不能证明韩金波认可欠付上诉人各项费用合计31,450元；且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也未显示上诉人曾对韩金波的付款金额提出异议；此组证据反而可证明上诉人与韩金波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实际是按每月2,900元收交涉案车辆的月租费。上诉人所举证据四仅可证明涉案车辆截止到2020年8月10日仍处于营运状态，但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一直实际系由韩金波本人亲自驾驶营运。因韩金波所举证据1能够证明韩金波据之所主张事实，故本院确认韩金波已购买涉案车辆2020年7月28日至2021年7月27日期间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费一共6,667.46元。因韩金波所举证据2和证据3能够证明方圆公司减免管理费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2和证据3均予以采信。因韩金波所举证据4能够证明韩金波患有多种疾病且已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而出租车行业关乎不特定乘客的生命安全，对其从业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应予以高标准要求，故本院认定韩金波现已不适合从事出租车驾驶营运工作。 本院经审理查明，两上诉人在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就本案首次开庭审理时明确答辩称同意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且两上诉人虽表示不同意向韩金波退还保证金，但并未主张其二人系将“不向韩金波退还保证金”作为其同意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的先决条件。 还查明，上诉人确认韩金波曾于2019年6月18日向其提出交还涉案车辆但遭其拒绝，并自认其向韩金波收取5万元安全服务保证金的目的就是保证涉案车辆不发生违章和不产生管理费违约。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虽主张韩金波长期不妥善使用涉案车辆致使涉案车辆车况严重下降，并主张涉案车辆现被列入飞机场、火车站、汽车长途站等人流密集地点的黑名单，但上诉人就其上述事实主张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则上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上诉人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韩金波已严重违反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法规和行业规定，韩金波所雇司机的偶发行为尚达不到严重违法违规的程度，况且上诉人也未以此为由行使解约权，则上诉人援引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第八条之规定，主张韩金波所付保证金应作废，既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无事实依据。其次，虽然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并未约定韩金波享有单方解约权，但因韩金波在诉请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后，两上诉人已于2019年10月22日明确表示同意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且并未主张其二人系将“不向韩金波退还保证金”作为其同意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的先决条件，故据之可认定上诉人与韩金波已于2019年10月22日就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达成合意，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于2019年10月22日便已解除。且即使上诉人与韩金波未就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达成合意，但因韩金波患有多种疾病且已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其现已不适合从事出租车驾驶营运工作，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也因之陷入事实上履行不能而具备法定解除情形。虽然韩金波可雇佣他人驾驶涉案车辆，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韩金波可以不低于其向上诉人所交纳月租费和保证金的标准雇佣到司机代为履行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则韩金波现雇佣他人驾驶涉案车辆进行营运的行为应视为其为避免更大损失而不得已采取的减损行为，不应看作是韩金波仍具备履约能力。因此，韩金波诉请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已既符合约定解除要件，也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对其此项诉请应依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虽在判项中并未直接判决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或确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解除，但其判决上诉人向韩金波返还保证金并判令韩金波向上诉人返还涉案车辆，已足可确认原审法院对韩金波关于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此由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关于原审法院“准许韩金波解除合同”和“判决解除合同”的表述亦可验证。按照原审判决裁判主文的逻辑和表述，并不能得出上诉人所述“原审法院等于驳回韩金波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的结论。再次，上诉人于2019年10月22日已同意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其却上诉称原审法院准许韩金波解除合同不当，此不仅有违民法的诚信原则，也有违民事诉讼的禁反言原则。而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韩金波诉请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时甚至在其同意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时，韩金波存在违约情形。韩金波在具备法定解约情形下要求提前解除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不应认定为其构成违约。因上诉人自认其向韩金波收取5万元安全服务保证金的目的就是保证涉案车辆不发生违章和不产生管理费违约，而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至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解除之日即2019年10月22日，韩金波存在欠缴管理费和未处理涉案车辆违章的情形，故上诉人应向韩金波返还5万元保证金。但因原审法院仅判决上诉人向韩金波返还4万元保证金，而韩金波并未就原审判决提起上诉，此属韩金波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作出的自愿处分，本院对此予以尊重。至于上诉人称韩金波在一审调解时已同意其仅返还1.5万元保证金即可，但上诉人既未举证证明其也同意向韩金波返还1.5万元且未曾反悔，也未举证证明其已同韩金波达成调解协议并要求原审法院按其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原审法院没有以未经上诉人和韩金波均同意的返还额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最后，因韩金波在本案中系诉请上诉人向其返还5万元保证金，而上诉人主张的配件和机油款、租金以及涉案《出租车承包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所谓承包费亦或使用费，与上述韩金波诉请的5万元保证金均不构成对价关系，但上诉人并未就其主张的上述费用在一审中提起反诉，原审法院未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对审判机关的定位存在错误认知，中立性和被动性是司法审判的固有属性，法院居中裁判系遵循“不诉不理”的原则，其无权对当事人仅主张却未诉之事项予以主动裁判。若上诉人认为韩金波确欠付其主张的款项，其可在与韩金波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另行对韩金波提起诉讼。与此同理，因韩金波在本案一审中并未诉请上诉人向其支付涉案车辆自2020年7月28日至2021年7月27日期间的保险费，也未诉请减交月租费，故韩金波在其二审答辩中就上述款项提出的诉请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和处理。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存在偏差，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王玉瑶、王希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梅 审判员  曲波 审判员  温燕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