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7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福习，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13************233。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成杰，广东麦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健桑，广东麦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灼非，男，197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民身份号码为230************615。上诉人张福习与被上诉人吕灼非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6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粤1972民初6330号民事判决：一、限张福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吕灼非返还投资款140000元；二、限张福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吕灼非支付利息（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吕灼非的其他诉讼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1616.5元（吕灼非已预交），由吕灼非负担73.5元，张福习负担1543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6330号民事判决书。张福习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判项；（二）依法改判驳回吕灼非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灼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忽略重要证据、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对吕灼非带走教练一事的真正含义未予以查明。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吕灼非是否有带走公司教练这一违约行为，带走公司教练的协议条款是双方签订案涉《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围绕带走公司教练这一真正含义进行查明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健身行业的行为禁忌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是在在职期间恶意私带公司教练外出接私活的行为，第二点是在在职期间以及离职后恶意挖走公司教练去别的健身房任职的行为。因此张福习与吕灼非在签订案涉补充协议时，双方对于带走公司教练这一真实意思表示也应当是符合健身行业的行为禁忌，即不准带教练外出接私活以及不准挖走教练。但案涉《补充协议》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4日，而张福习在一审庭审中所提交的《福翼健身俱乐部的人事通知》是2018年11月20日。因为该《人事通知》上面的是东莞市福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翼公司）的盖章，能够证明当时确实是福翼公司发现吕灼非有带走教练的行为从而作出的开除通知，且这个开除通知当时做出来的时候整个公司的人都知晓（一审庭审中方珂以及邹梦玉都确认该时间段有这个《人事通知》），福翼公司当时对吕灼非作出该开除通知时，吕灼非没有任何异议，也没有提起相应的诉讼或者仲裁，表明其知晓并且认可该人事开除通知。且吕灼非是2020年提起的民事诉讼，但福翼公司于2019年9月1日就倒闭，因此福翼公司的公章并不在张福习的控制之下，张福习无法在吕灼非提起诉讼后而恶意补盖公章。但吕灼非此行为并不排除利用福翼公司倒闭注销过程中，福翼公司有关证明吕灼非违约私带教练外出的相关证明资料的缺失而恶意提起的诉讼意图牟取不当利益的合理怀疑。综上所述，该《人事通知》确实是因当时吕灼非存在带走教练的违约行为而被福翼公司作出开除通知。一审法院未根据该《人事通知》所载明的条款去查明案件事实，且在一审判决中未提及该《人事通知》而径直作出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贺文静、贺林芝在一审庭审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到庭，系属于正当合理理由，其二人所提交的书面证言，一审法院不予审查，不合理。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单方面依据健身行业离职率较高以及福翼公司存在经营问题而不采纳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是错误的。(1)吕灼非在一审庭审中承认有和赖勇教练共事一家健身房的事实，只不过是吕灼非所描述的时间存在偏差，这并不排除吕灼非为逃避其违约事实而作出的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但吕灼非的陈述和方珂、邹梦玉的证人证言能够部分相互印证，从而提高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2)因为根据庭审情况以及吕灼非的陈述情况，吕灼非自福翼公司处离职后，吕灼非在广州佛山两处地方都有任职经历且目前仍在佛山任职。而福翼公司的赖勇教练的任职情况，据吕灼非所描述，赖勇教练也有着先后在广州佛山两处地方任职的经历以及目前仍在佛山任职的情形，与吕灼非离职后的工作经历竟然一致，具有极大的重合性。但赖勇教练、莫欣涌教练的工作生活情况在离职前是一直在东莞生活居住以及工作的，而这两位教练在离职后便突然前往广州佛山工作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这同样能侧面证明在一审庭审时证人所陈述证言的真实性，但是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却不予审查为何赖勇教练的工作经历与吕灼非的工作经历出奇一致的原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单方面依据健身行业离职率较高以及福翼公司存在经营问题而不采纳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是错误的。吕灼非辩称：张福习的上诉事实和理由都是虚假的，张福习存在作伪证的行为，吕灼非也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做伪证。吕灼非会追究张福习作伪证的法律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张福习再次申请证人邹梦玉出庭作证。证人于二审调查时陈述：吕灼非带走莫欣勇和赖勇，证人是听莫欣勇说的；肖红有对证人邹梦玉说过让其去广州或者佛山工作，但肖红是否受吕灼非指示而这样做，证人邹梦玉不清楚。吕灼非二审期间提交赖勇、莫欣勇与其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莫欣勇、赖勇的离职与吕灼非无关。与赖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为2019年2月2日，吕灼非向赖勇发送的信息包括“工作现在顺利不，听说你收入还不错”、“在广州工作么？”等等。与莫欣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为2019年2月2日，吕灼非向莫欣勇发送的信息包括“最近在哪里呀？工作进展顺利吧”、“年后我起诉福翼，官司落定我才可以联系你从新定位工作”等等。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张福习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吕灼非不带走公司教练；如违约，余款不退还”，张福习亦是以吕灼非私自带走福翼国际健身俱乐部教练莫欣勇、赖勇及销售部肖红为由主张其按照前述约定有权不退还余款，因此，张福习是否应退还余款的关键在于吕灼非是否私自带走福翼国际健身俱乐部教练莫欣勇、赖勇及销售部肖红。对此，张福习于一审期间提交了福翼健身俱乐部于2018年11月20日发出的《人事通知》及证人证言。对于《人事通知》。张福习并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人事通知》已送达吕灼非，应依法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退一步讲，即使该《人事通知》已送达吕灼非，但该《人事通知》系福翼国际健身俱乐部单方出具，且吕灼非对《人事通知》中所述“私带教练去别的健身房上课”的行为并不确认，而张福习亦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吕灼非确认其存在前述“私带教练去别的健身房上课”的行为，对此，张福习应依法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该《人事通知》并不足以证明吕灼非存在私自带走福翼国际健身俱乐部教练莫欣勇及赖勇的行为。对于贺文静、贺林芝的证人证言。证人贺文静、贺林芝均未出庭作证，其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的时间已超过举证期限，且其证人贺文静与贺林芝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基本一致，与一般日常生活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贺文静、贺林芝的书面证人证言，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于方珂、邹梦玉的证人证言。方珂于一审庭审时对“你是如何确认吕灼非带走了这三名员工？”的陈述为“肖红告诉我是吕灼非带他们走。我没有亲自去佛山，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在佛山工作”；对“是否在微信朋友圈上面看到吕灼非与三名员工共事于同一个俱乐部？”的陈述为“有”，但对“你如何知道是同一个俱乐部”却陈述“不清楚”。邹梦玉于一审庭审时对“你是如何知道是吕灼非带走了二名员工？”的陈述为“是他们告诉我的”；对“他们当时是否有说是吕灼非要求他们过去的，是否有看到吕灼非要求他们过去佛山工作的过程？”的陈述为“没有”。从前述证人证言来看，对于吕灼非带走莫欣勇、赖勇的情况系听他人转述得知，方珂不能就“你如何知道是同一个俱乐部”作出明确说明，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前述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吕灼非存在私自带走福翼国际健身俱乐部教练莫欣勇及赖勇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证人证言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张福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吕灼非存在《补充协议》约定其有权不退还余款的情形，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张福习应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吕灼非返还投资款140000元并支付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福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张福习已预交），由张福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浩审判员 胡文轩审判员 张 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