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10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全荣，男，198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啟佑，男，196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长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广西文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派美艺术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02MA5MT20MXB。 法定代表人：潘卫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信德，广西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钊，广西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藤县林业局，住，住所地广西藤县藤州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4220079050720。 法定代表人：陈北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华，男，该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忠，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住所地，住所地广西武宣县黄茆镇尚文村会信用代码：124513234990580245。 法定代表人：覃欢兰，该所所长。 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住所地，住所地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祥和路**会信用代码：914513004990680113。 法定代表人：戴军，该林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广西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全荣因与被上诉人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锦公司）、原审被告藤县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以下简称维都林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2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全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啟佑、陈亮，被上诉人红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钊，原审被告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华、陈延忠，原审被告维都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研究所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全荣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25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种植成本损失129320元、可得利益损失538720元、评估费9936元，合计677976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履行期限的长短、是否到收获期及没有按照政府要求改种品种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可得利益诉请是完全错误的。（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第9条等规定，可得利益 即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生产利润损失，即该赔偿项目是以预期可得利益为赔偿对象，而不是以实际已发生的损失为赔偿对象。因此，一审判决以“因原告种植油茶苗才2至3个月……且没有到收获期”为由作出不支持上诉人的要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中，双方在购销种子时预见及期待的结果，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可得利益，因被上诉人供应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上诉人进行种植后获得收益被剥夺，因此被上诉人应当赔偿该可得利益损失。（二）一审判决又以“政府要求改种品种”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是错误的。1.既然一审判决认为林业局是“对被告红锦公司只行使监督管理职权，而没有指定原告购买，也没有参与销售或从经营收益从中牟取收益。因此，被告林业局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是否按政府要求改种品种对于是否获得可得利益就没有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不因不改种而丧失可得利益。2.如前所述，政府法律上没有职权要求上诉人必须改种，故一审认定是错误的。3.上诉人是有权选择是否改种，由于林业局号召种植茶苗存在失职行为，上诉人是无法再相信林业局而进行改种的，不论是否改种，被上诉人均要承担可得利益的损失赔偿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条的规定，评判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是从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进行判断，而不是从标的种植时间长达来判断。上诉人种植茶苗事实上已经两年多，而不是一审认定的2至3个月。（四）《价格鉴定结论书》（[2020]评值价桂04**-56-3号）的价格鉴定过程中指出“因标的受损的影响的时间在一年内，本次标的可得利益的损失价值时间按一年确定。标的预期可得利益根据鉴定基准日标的的树种（成年）预期收入和养护采摘成本确定”，并鉴定出一年的“标的单株预期收入为50元，标的单株养护成本为9.2元；则标的单株可得利益损失价值=50-9.2=40.8元”，因此鉴定出的可得利益损失只是一年的可得利益损失，而不是整个数年或全部成熟年份的可得收益损失。所以被上诉人应当赔偿最少的一年可得利益损失给上诉人。二、一审法院免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可得利益的举证责任，显然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在上诉人申请对可得利益进行司法鉴定，而一审法院亦同意组织并委托司法鉴定单位去鉴定，且鉴定机构亦出具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上述可得利益的举证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仅凭主观臆断否认证据的证明力，显然违反证据审查和认定的法定程序。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之间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 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并在判决书后附上该条文，但该条文明确规定了“赔偿额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亦即上诉人请求可得利益损失赔偿于法有据，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却判决结果错误。四、一审判决结果有害诚信法律原则和违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2019年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9条规定及其释义，当前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倡导充分保护守约方利益及对违约方进行适当惩罚，以提高违约成本。为此，在鉴定机构已对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作出司法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可得利益不予支持，无法体现对违约方的惩罚性，违背诚信法律原则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损害作为守约方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是完全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红锦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是正确的。在2019年4月藤县66户农户种植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2019年5月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后，红锦公司与林业局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帮助66户农户挽回损失，先后多次与上述农户磋商解决问题避免农户损失继续扩大，林业局从岑溪市帮助农户联系到合适的可供换种的油茶苗木，红锦公司也是第一时间将农户的购苗款退回，并另外补偿每株1.4元用于换种，但上诉人为了索取高额赔偿款而放弃换种油茶苗，导致损失扩大，若上诉人积极换种油茶苗，则其损失应当仅限于换种苗木而产生的人工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上诉人不积极换种而导致了损失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岑软2、3号油茶苗种植后两年开花、三年结果、五年进入盛产期，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才挂果，红锦公司在2019年4月销售油茶苗给上诉人，同年5月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后，同年6月已将购买油茶苗款项退回给上诉人，至此上诉人种植的油茶苗才大约 两个月，远没有达到油茶的收获期。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后判决不支持罗全荣可得利益损失538720元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对[2020]评值价桂04**-56-3号《价格评估结论书》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主观臆断否认上述评估结论书，但红锦公司认为鉴定结论作为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其他证据具有同等的证明力，鉴定结论应在法庭上经过质证、辩论等程序后由法院依法决定是否采信。上诉人因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上述鉴定结论而认为系法院违反了证据法定程序明显没有依据，并且红锦公司已在一审过程中就该评估结论书发表了质证意见。二、上诉人的损失应仅限于换种、补种而产生的损失。2019年5月，发现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存在质量问题后，红锦公司积极配合林业局将购苗款已悉数退还，并另外赔偿每株1.4元给农户，配合各种植农户第一时间换种补种避免损失，上述方案已取得绝大多数种植农户的同意，说明该方案是合理的，上诉人企图索取高额赔偿款，不响应政府号召，不积极换种补种，导致损失扩大。上诉人因种植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产生的损失应限于换种、补种油茶苗而产生的损失，此部分损失在[2020]评值价桂04**-56-3号《价格评估结论书》中已经进行评估，即为种植成本每株12.2元，对于上诉人不配合换种补种而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林业局辩称，上诉人上诉不要求林业局承担责任，本案由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研究所辩称，一、一审判决研究所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上诉人对此也予以认可，故应维持该判决。二、上诉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红锦公司自行承担。一审已查明研究所所生产出售给红锦公司的岑软2号油茶穗条、岑软3号油茶穗条是合格产品，红锦公司销售给上诉人的油茶苗木根本不是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因此红锦公司出售假苗给上诉人所造成的的损失与研究所无关，上诉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红锦公司承担。 原审被告维都林场辩称，上诉人没有把维都林场列为被上诉人，也印证了本案损失与维都林场没有关系，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罗全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锦公司、林业局连带赔偿罗全荣种植油茶树可得利益损 失750673.19元，后变更为红锦公司、林业局、研究所、维都林场连带赔偿罗全荣种植油茶树成本损失129320元、可得利益损失538720元、鉴定费9936元，合计67797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红锦公司、林业局、研究所、维都林场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9年2月19日，梧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我市实施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的通知》（梧政发〔2019〕4号），推广种植“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林业局组织落实并动员罗全荣等人种植“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2019年4月8日，罗全荣向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共10600株进行种植，苗木种类：嫁接，平均苗高40㎝，平均地径0.4㎝，苗龄2-0，单价3.8元/株，用去购苗款40280元。红锦公司向罗全荣提供《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林木良种证》《苗木产品说明书》，有红锦公司在调拨单上盖章。罗全荣种植后得知其所购买的岑软2、3号油茶苗质量有问题。同年5月，广西区种苗总站派出油茶专家对红锦公司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木品种的抽查结果认定，红锦公司在2019年3—4月份供应给藤县的油茶苗木并非其公司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尽快换种适宜藤县生长的油茶良种。同年7月11日，罗全荣等人向梧州市人民政府递交《藤县“双千”计划油茶种植户假苗索赔申诉书》。同年7月20日，梧州市林业局对罗全荣递交的《藤县“双千”计划油茶种植户假苗索赔申诉书》进行答复：1.已督促藤县林业局办理；2.建议罗全荣等人与红锦公司通过协商解决，藤县林业局协助双方协商。同年8月25日，罗全荣向林业局提出申请：1.广西区林业局下发的苗林鉴定书或调查报告；2.补发换苗通知书。同年8月28日，林业局对罗全荣等人进行复函：1.苗林鉴定书或调查报告属内部业务往来公文，并非司法鉴定，不宜对外公开等；2.广西区种苗总站派出油茶专家对红锦公司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木品种的抽查结果认定，红锦公司在2019年3—4月份供应给藤县的油茶苗木并非其公司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已电话紧急通知各乡镇林业站转知在红锦公司购买油茶苗木的各购苗户，尽快换种适宜藤县生长的油茶良种，同时责成红锦公司全部退还油茶苗木款等。同年9月4日，罗全荣等人向广西区林业厅递交《广西“双千”计划弄虚作假苗伤农事件举报信》。同年9月10日，林业局对原告等人作出《关于油茶苗木质量赔偿问题 信访的答复》，对罗全荣等人要求红锦公司按12元/株的标准予以赔偿问题进行答复：责成红锦公司全额退还油茶苗木款；按1.4元/株的标准作为补种人工款及运费等等。因罗全荣与红锦公司协商赔偿问题无法达成协议，罗全荣便诉至一审法院。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对罗全荣种植“岑软2、3号油茶苗”真假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同年10月8日，林业局委托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红锦公司在藤县销售油茶苗品种是否属于岑溪软枝油茶2号、3号良种进行司法鉴定。同年10月29日，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本次鉴定种植红锦公司销售油茶苗品种的地块共59块，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叶片为椭圆形、颜色为黄绿色，与岑软2、3号油茶形态特征不符（包括罗全荣种植），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红锦公司对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无异议。同年10月28日，罗全荣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其种植油茶苗损失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于同年12月9日委托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12月20日，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2019]评值价桂04**-238-5号）《价格鉴定结论书》，经调查，鉴定基准日油茶树的种植成本每株为12.2元（其中：林地清理3元/株、栽植3元/株、肥料2元/株、农药1元/株、抚育1元/株、管护费1元/株、管理费1.2元/株）；确定标的损失价值：标的数量10600株，标的种植成本每株为12.2元，则标的损失价值129320元（10600株×12.2元/株）；价格鉴定结论：价格鉴定标的价值（损失价值）为人民币129320元，用去评估费5936元。2020年3月27日，一审法院根据罗全荣申请，补充委托对罗全荣的可得利益损失价值进行评估。同年4月26日，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2020]评值价桂04**-56-3号）《价格鉴定结论书》，经调查，鉴定基准日油茶树的养护成本每株为9.20元（其中肥料2元/株、农药1元/株、抚育1元/株、管护费1元/株、管理费1.2元/株、采果3元/株）；标的单株预期收入为50元，标的单株养护成本为9.20元；价格鉴定结论：标的单株可得利益损失价值40.80元/株（50元-9.20元），用去评估费4000元。红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罗全荣种植油茶苗木成活率评估。但因红锦公司不能提供罗全荣油茶林是否改种其他品种，油茶林面积和相关范围等评估材料。故评估机构无法对罗全荣种植的油茶苗木成活率进行评估。红锦公司于2020年5月8日撤回鉴定申请。另查明，研究所于2008年8月30日取得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审定“岑 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的《林木良种证》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2018年1月18日，研究所与红锦公司签订《2018年良种油茶穗条购销合同》，研究所将从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购进“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苗木穗条10公分以上的50公斤以50元/公斤出卖给红锦公司，并附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和调拨单（均有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印章）交给红锦公司。维都林场于2018年3月27日取得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审定“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的《林木良种证》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2017年11月10日，维都林场（甲方）与红锦公司（乙方）签订《油茶嫁接苗培育承包合同》，维都林场将二年生“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嫁接苗共150万株，单价1.70元/株承包给红锦公司嫁接回收，验收不合格的苗木不支付价款；合格苗木超过150万株的，超过部分的苗木，如维都林场需要，按单价1.70元/株支付承包费。合同签订后，红锦公司在自营苗圃地（来宾兴宾区蔬菜基地旁）为维都林场嫁接油茶。维都林场委托红锦公司培育油茶苗品种已回收。罗全荣因没有换种油茶苗种，没有拿到政府补贴。红锦公司在藤县销售非“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给66个农户种植，其中在林业局主持下，有58个农户与红锦公司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由红锦公司退还种苗款和种植费1.4元/株给农户，余下8户只退还种苗款，对其种植油茶苗木10600株的种植成本、可得利益损失没有达成赔偿协议而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供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林木良种证、藤县林业局回复、司法评估结论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足以证明罗全荣向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苗种10600株种植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争议焦点问题：1.关于本案“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苗种真实性的问题。罗全荣向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植后得知存在质量问题向县、市和区林业部门投诉。经林业局委托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全县农户种植红锦公司出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木进行司法鉴定。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本次鉴定种植红锦公司销售油茶苗品种的地块共59块，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叶片为椭圆形、颜色为黄绿色，与岑软2、3号油茶形态特征不符（包括原告种植），不属于岑软2、 3号油茶良种。各方当事人对该司法鉴定结论也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罗全荣种植非“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造成的种植成本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罗全荣向红锦公司购买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共10600株，按单价3.8元/株计用去苗木款40280元，红锦公司已退回给罗全荣。经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罗全荣的种植成本进行评估，其中种植成本为12.2元/株，因此，罗全荣在这次标的种植成本损失共计129320元（10600株×12.2元/株）。至于罗全荣请求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因罗全荣种植油茶苗才2至3个月，政府要求改种品种，且没有到收获期，一审法院对罗全荣请求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因此，对罗全荣第一次申请鉴定产生的评估费593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罗全荣第二次申请鉴定产生的评估费4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承担责任主体的问题。红锦公司销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红锦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自己的苗圃生产和对外销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与标签不同，属于非岑软2、3号良种油茶，对罗全荣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的规定，红锦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林业局为了组织宣传实施梧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我市实施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的通知》（梧政发〔2019〕4号），推广种植“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对红锦公司只行使监督管理职权，而没有指定罗全荣购买，也没有参与销售或从经营收益从中谋取利益。因此，林业局对罗全荣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研究所取得“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的《林木良种证》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及油茶穗圃生产、经营资质，从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购买的油茶苗木穗条并附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和调拨单（均有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盖章）出卖给红锦公司。研究所销售“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相符。因此，研究所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维都林场将“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嫁接苗共150万株承包给红锦公司嫁接，验收合格后回收，属于加工承揽的法律关系，而不是生产销售买卖合同的关系。 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罗全荣请求政府补贴235560元的诉讼请求，因政府补贴属于行政行为，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应当赔偿给罗全荣种植非“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种苗造成的种植成本损失129320元、评估费5936元，合计135256元；二、驳回罗全荣对藤县林业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307元（罗全荣已预交），由罗全荣负担9270元，由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37元。 上诉人罗全荣、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原审被告林业局、研究所、维都林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9年12月9日，一审法院根据罗全荣的申请依法委托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罗全荣自购买种苗之日至起诉时因种植油茶树苗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罗全荣于2019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2019]评值价桂04**-238-5号）《价格鉴定结论书》，认定种植成本每株为12.2元。 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罗全荣确认其2019年6月便清楚所种油茶苗存在问题，并确认已于2019年8月领回涉案10600株油茶苗木款40280元，同时上诉人罗全荣陈述其至今未改换种其他油茶苗木，仍将有问题的油茶苗木种植在土地上。各方当事人确认涉案良种油茶苗木种植两年后成材，种植三年后挂果，种植三至五年后为丰产期。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罗全荣与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原审被告藤县林业局、研究所、维都林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罗全荣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上诉人罗全荣于2019年4月向被上诉人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苗进行种植，2019年5月，经广西区种苗总站派出油茶专家对被上诉人红锦公司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木品种进行抽查，油茶专家发现被上诉人红锦公司2019年3—4月份供应给藤县的油茶苗木并非该公司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并建议尽快换种适宜藤县生长的油茶良种。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在油茶专家抽查发现所售油茶苗木存在问题后即于2016年6月将农户所购苗木的苗木款退回到原审被告林业局，由林业局退回给各农户，原审被告林业局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罗全荣在二审诉讼过程中确认其2019年6月便清楚所种油茶苗木存在问题，并确认已于2019年8月领回涉案10600株苗木款40280元。后经原审被告林业局委托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确认被上诉人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被上诉人红锦公司销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现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向包括上诉人罗全荣在内的农户销售的“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与标签不同，属于非岑软2、3号良种油茶，故上诉人罗全荣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请求被上诉人红锦公司赔偿损失。 关于上诉人罗全荣购买油茶苗的苗木损失，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已按单价3.8元/株计退回苗木款40280元给上诉人罗全荣。关于上诉人罗全荣的种植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上诉人罗全荣购买油茶苗木种植2至3个月后发现存在问题，故上诉人罗全荣确实会存在种植损失。但是，涉案油茶苗被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及时，上诉人罗全荣于2019年4月购买油茶苗木种植，2019年5月广西区种苗总站派出的油茶专家发现问题。上诉人罗全荣确认其在2019年6月便知道苗木存在问题，并确认已于2019年8月领回苗木款。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在发现所售油茶苗存在问题后已及时将苗木款退回给各农户并同意对农户进行一定种植费补偿，故上诉人罗全荣完全可以通过及时改种良种油茶苗木而减少其损失。现上诉人罗全荣在发现苗木存在问题甚至领回苗木款后一直不予改种，并放任问题油茶苗仍种植在土地上，由此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罗全荣的申请依法委托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罗全荣自购买种苗之 日至起诉时因种植油茶树苗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经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认定种植成本为12.2元/株。一审法院按12.2元/株种植成本判决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向上诉人罗全荣赔偿种植成本损失129320元(10600株×12.2元/株)，实质上已包含上诉人罗全荣未及时改种而自行扩大的部分损失，但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对此未提起上诉，故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可得利益损失与适合的环境、正确的栽培、良好的管理等因素密不可分,合适的油茶苗木仅是产生预期收益的条件之一。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确认涉案良种油茶苗木种植两年后成材，种植三年后挂果，种植三至五年后为丰产期。现上诉人罗全荣种植问题油茶苗仅2至3个月，相对于油茶树从种植到成材至收获期的整个期间，所占时间非常短，上诉人罗全荣若及时改种则不会产生可期待利益损失。现上诉人罗全荣主张的可得利益，需良种油茶苗木在合适的环境中种植3至5年，得到正确的栽培、良好的管理，不出现任何风险和意外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理想收益。而油茶树的成活率亦是影响收益的重要因素，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正是由于缺乏上诉人罗全荣对油茶林的改种情况及油茶林面积等相关数据，评估机构无法对油茶树的成活率进行评估。且上诉人罗全荣亦没有实际投入到油茶苗后期的管理,没有付出相应的生产成本，故上诉人罗全荣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依据不充分。再者，在被上诉人红锦公司销售涉案非“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的66个农户中，其中58个农户在原审被告林业局的主持下已与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由被上诉人红锦公司退还种苗款和及按1.4元/株补偿种植费，现一审法院按12.2元/株的标准判决被上诉人红锦公司赔偿上诉人罗全荣的种植损失，已能弥补上诉人的相关损失。综合考虑到以上情况及上诉人已获实际支持的赔偿数额，对上诉人罗全荣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被告林业局对被上诉人红锦公司只是行使监督管理职权，没有指定上诉人罗全荣购买，没有参与销售或从经营收益从中谋取利益；原审被告研究所销售的“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相符；原审被告维都林场与被上诉人红锦公司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与上诉人罗全荣不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藤县林业局、研究所、维都林场不需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罗全荣对此亦未提起上诉，故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罗全荣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 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27元（上诉人罗全荣已预交），由上诉人罗全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郭 琪 书 记 员 覃 烯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