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4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湖北省汉川市城隍镇北正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770793641F。法定代表人：胡慧宇，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艳，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中兴产业基地**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5949921X0。法定代表人：翟卫东，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强，男，汉族，1994年3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之，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3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方利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3007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无效，方利公司无需向合创公司支付剩余回购款；三、依法改判合创公司向方利公司支付人民币2245458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20年4月26日起算，以32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合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合同性质和效力应当根据合同签订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原审法院依据虚假意思表示（即财产分配权买卖）认定《协议书》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以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进行判断。首先，从合同订立目的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贷。据证人所述，本案中《协议书》的签订背景为方利公司欲向合创公司借款，而合创公司并无足额款项借给方利公司，故釆取了合创公司先从案外人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兴新通讯公司”）借入款项后又借给方利公司的操作方式。我国法律仅允许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民间借贷合同，合创公司为了规避民间借贷行为被认定无效，故而设计了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买卖的交易模式，本案双方合同签订的真实意图是借款。其次，从《协议书》的条款约定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借贷。是否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是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合同与借贷合同的主要区别。从《协议书》“鉴于条款”第4条的内容来看，合创公司作为投资方仅间接获得“成长基金分配的投资本金及超出本金部分的投资收益(含现金、股权等全部衍生产品）的权利”，并不参与能够产生收益的标的出资份额的经营管理。此外，财产分配权价值应与实际价值相匹配，而本案回购价格与份额实际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标的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对价并无符合市场价值的证明，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对价获得3000万元的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并不符合正常交易的特征。作为投资方不参加共同经营，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投资本金和提取收益，并由担保人、保证人对此提供连带责任的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等约定，不符合投资行为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构成要件而符合借款合同的构成要件。参考2017年02月14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中规定：“本规范所称名股实债，是指投资回报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不是根据企业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向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根据约定定期向投资者支付固定收益，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由被投资企业赎回股权或者偿还本息的投资方式，常见形式包括回购、第三方收购、对赌、定期分红等。”本案涉及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并回购的操作模式符合此处关于名股实债的定义，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进行借贷行为。最后，从履约过程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贷。本案双方进行所谓“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的往来款项均以“借款、还款”作为备注，显然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均认为履行的是借贷行为。《合同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结合前述分析，本案《协议书》无论是从合同目的、合同有关条款、还是履约过程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为借贷，应当根据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和效力判断。企业间融资性买卖的实质是以买卖形式掩盖的企业间借贷，在对其效力进行评价时，应以实质上的法律关系即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评价目标。因此，融资性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取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具体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1条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之规定进行认定。”综上，根据《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根据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原审判决依据《协议书》的名称和虚假意思表示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并判定《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要求方利公司证明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存在无效情形并认为方利公司对合同效力未提出异议，据此认定《协议书》为有效合同，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为：“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并未证明将财产分配权作为标的，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及回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且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己经按照约定支付了大部分回购款，并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举证证明责任主要是指对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等的基本事实存在与否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在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方利公司已经提供了证人证言、《协议书》以及转账记录等证明所谓的“财产分配权作为标的，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及回购”实际为借贷行为，也就是说方利公司已经就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产生充分履行了举证证明责任。方利公司另提供了合创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合创公司与案外人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兴公司”）之间转账信息等证明了合创公司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将向其它企业借贷取得的资金又转贷方利公司的情形，也就是说方利公司已经就其违反银行业监管领域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充分履行了举证证明责任。而“财产分配权作为标的，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及回购”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问题，并非一项需要举证证明的事实，而是一个法律判断事项。资产收益权交易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措施是受到法律法规肯定的，2013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中，将收益权融资定义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之列，即：“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收益权交易应当纳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监管范畴，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七部分“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第89条也明确：“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成立后，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受让特定资产或者特定资产收益权，属于信托公司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当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如果合同中约定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期间后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无条件回购的，无论转让方所转让的标的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实际交付或者过户，只要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对信托公司提出的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约定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述第89条明确适用范围仅为“信托公司”，并且在第七部分的前言中明确要求：“在事务管理信托纠纷案件中，对信托公司开展和参与的多层嵌套、通道业务、回购承诺等融资活动，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并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也就是说，对于资产收益权交易的肯定仅限于金融领域，关于“合同中约定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期间后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无条件回购”予以支持的规定有两个前提条件：1.开展该业务的主体为信托公司；2.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并且，是否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应当根据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此种对于正规金融行为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的司法态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的非常明确，会议纪要第三部分中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根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精神，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原审判决中认为“被告方利公司称原告合创公司行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属未经批准放贷行为，但被告方利公司的上述主张与其本案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的主张矛盾”显然是错误的，正是因为为维护金融制度的稳定和规范，未经批准的企业不得进行放贷行为，才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对企业间民间借贷明确限定为：“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放贷的行为明确规定了无效情形。这两点之间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属于未经批准的放贷，才需要进行区别对待，需要严格判断是否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本案合创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含银行业金融业务，不具备经营收益权融资的金融许可范围。因此，即使将本案合同定性为收益权融资，合创公司也不具备经营资格，违反了金融监管秩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而作为非金融机构企业，合创公司开展资产收益权业务不能直接适用上述纪要第89条，需要根据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判定效力。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属于权益买卖行为，即其表象为企业间融资性买卖，结合前文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新编版）?民事卷III》中的第661项观点，企业间融资性买卖应当认定为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效力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迸行判定。最后，方利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就《协议书》效力进行答辩，并提起反诉要求认定合同无效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协议书》效力及合创公司进行“财产分配权作为标的，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及回购”交易的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方利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认定事实错误。况且，合同效力问题并非以双方异议与否进行判断的，无效合同自始绝对无效，并不因当事人同意或异议而有所不同，故原审法院以方利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方利公司在一审中己经就双方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以及《协议书》存在合同无效情形进行充分举证，原审判决认定方利公司“并未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交易是否合法并非待证事实，原审判决就此要求方利公司承担证明责任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方利公司对合同效力未提出异议，并据此认定《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存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将中兴公司给合创公司支付借款的行为认定为“转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方利公司就中兴公司与合创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举证不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创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虽证实案外人中兴公司向合创公司转款2000万元的事实，但仅凭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合创公司与中兴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而根据合创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6月13日，中兴公司向合创公司转账200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4年6月13日，合创公司向博润公司转账200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6年4月20日，博润公司向合创公司转账800万元；同日，合创公司将该笔款项转至中兴公司，备注为“还款”。2016年8月12日，博润公司向合创公司转账700万元；3日后，合创公司将该笔款项转至中兴公司，备注为：“还款”。2017年4月25日，方利公司分7次共计向合创公司转账320万元；2017年5月4日，合创公司将320万元转至中兴公司名下，备注为“利息归还”。中兴公司在向方利公司转账2000万元时备注为“借款”，方利公司在往中兴公司转账时的备注为“还款”，显然银行流水已充分证明中兴公司与方利公司之间建立了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忽视转账备注情况，仅将中兴公司2000万元流水认定为“转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合创公司在收到中兴公司的借款2000万元前，银行账户资金仅为人民币574万元，不足以向方利公司提供2000万元借款。中兴公司的2000万元款项一到账，合创公司就向方利公司支付借款；方利公司每笔还款一到合创公司账上，合创公司就向中兴公司返还等额借款，说明合创公司出借资金来源于中兴公司，并非自有资金，符合“向其他企业借贷”这一条件。方利公司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7日向合创公司支付的200万元、300万元款项合创公司并未对外转账，说明该部分500万元属于合创公司的转贷获利，符合“获利”这一条件。据原审证人证言所述，合创公司处总裁刘卫国带证人与中兴公司财务总监张静会面商谈借款事宜，证明方利公司知道合创公司的资金来源于案外人中兴公司，符合“借款人事先知道”这一条件。因此，方利公司己经就合创公司与中兴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进行充分举证，也就合创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情形进行充分举证，原审判决认定方利公司就中兴公司与合创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举证不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合创公司占用方利公司的资金应当返还，并需向方利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2016年9月27日，方利公司已将本案中所占用合创公司的款项如数归还，2017年4月25日，方利公司分7次向合创公司转账共计320万元，就该笔款项本金及资金占用利息，合创公司应向方利公司予以返还。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一审判决的错误予以纠正，做出客观、公平、公正之判决。中兴合创公司答辩意见：一、《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的性质不属借贷合同。三、《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不属于借贷合同，不应适用借贷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即便参照适用，该协议也不属于《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借贷合同无效情形。合创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方利公司支付剩余回购款3438465.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方利公司承担。方利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合创公司向方利公司退还人民币2205677.5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9年12月3日起算，以3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合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5日，合创公司作为乙方、方利公司作为甲方、案外人陈少波为丙方、胡会才作为丁方、胡会静作为戊方、肖伟作为已方在深圳市罗湖区签订《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合同约定：由乙方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对价获得甲方所持有的成长基金全部出资份额（即人民币3000万元，合计占成长基金的全部出资比例为4.115%所对应的财产分配权；乙方需于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2000万元支付至户名为“博润”的银行账户；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于2015年2月28日（“回购日”）回购乙方已受让的出资份额的财产分配权。回购价额计算方式为：2000万+2000万×16%×（签约日至实际回购日的实际天数／365）；丙方以其持有的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提供质押担保，丁方、戊方、己方为保证人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提供保证担保；在协议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履行回购义务，甲方同意提前履行回购义务：1、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财产状况严重恶化。2、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转移财产、逃避回购义务或保证义务。3、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回购能力或履行保证能力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足以影响其履约能力，或出现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资产被查封等可能危害乙方债权的情形。4、如甲方从戊方、已方受让的出资份额3000万人民币权利存在瑕疵，则戊方、已方作为权利人，向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丙方、丁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合创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将人民币2000万元付款至武汉长江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合创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0日收到回购款800万元、2016年8月12日收到回购款700万元、2016年9月20日收到回购款200万元、2016年9月27日收到回购款300万元、2017年4月25日收到回购款320万元，共计收到方利公司支付的回购款2,320万元。依据合同约定，方利公司应当支付合创公司回购款共计26638465.75元，现方利公司仍需支付合创公司回购款3438465.7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合创公司与方利公司签订的《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方利公司应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合创公司主张方利公司应支付拖欠的回购款3438465.75元，有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予以支持。关于方利公司答辩及反诉称，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且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团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及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方利公司并未证明将财产分配权作为标的，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及回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且方利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大部分回购款，并未提出异议。即使如方利公司所称，本案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合创公司获取的收益也在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允许范围，方利公司仍应履行还款义务。方利公司称，合创公司行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属未经批准放贷行为，但方利公司的上述主张与其本案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的主张矛盾，而法律是允许企业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借贷行为的。方利公司认为，合创公司出借资金系向其他公司借得又对外转贷，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但方利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虽证实案外人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向合创公司转款2000万元事实，但仅该凭证并不足以认定合创公司与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方利公司上述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方利公司的举证不能证明本案具有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其主张认定合同无效，并请求判令合创公司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3438465.75元；二、驳回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308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预缴），均由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向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迳付；反诉案件受理费24445元（已预缴），由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自行承担。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合创公司与方利公司签订的《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方利公司主张其与合创公司之间的协议实际为民间借贷关系，合创公司向其他企业借贷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并未禁止企业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借贷行为。再次，经查，案外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为合创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持股占比100%，故虽然方利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能证实案外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向合创公司转款2000万元的事实，但不能以此证明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向合创公司的转款行为构成借贷法律关系，不足以证明合创公司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向其他企业借贷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的行为。综上，方利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为无效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方利公司应当支付合创公司回购款共计26638465.75元，方利公司已支付了2320万元，故合创公司主张方利公司需支付剩余回购款3438465.7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64元，由上诉人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承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孙巍(兼)附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