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5民初3244号 原告：纳雍县厍东关乡大众苗圃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维新镇盐井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20525580672873K。 法定代表人：黎维祥，该合作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阮谊，贵州煜昌祥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710012219。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灿，男，该社理事长。 被告：汪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被告：邓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第三人：纳雍县新房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纳雍县新房彝族苗族乡街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522426009667127E。 代表人：杨维，该乡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俐伶，女。 原告纳雍县厍东关乡大众苗圃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大众苗圃合作社”）诉被告汪某、邓某及第三人纳雍县新房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新房乡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9月22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众苗圃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谊、黎灿、被告汪某、邓某、第三人新房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俐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众苗圃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35万元欠款，并以35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30日起按每月5%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止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11月11日，我社与第三人签订《经果林苗木订购合同》，之后至2016年5月我社陆续向第三人供应布朗李、李子等树苗。按第三人的要求，我社将供应的苗木直接交付给具体负责栽种的二被告。2017年3月31日，我社社员黎灿代表我社与二被告中的主要负责人汪某进行结算，被告向我社出具了40万元欠条。2017年5月被告邓某向我社支付了5万元欠款。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我社多次向被告汪某催收剩余欠款，被告汪某均以未到政府报账没有钱支付为由拒不支付剩余欠款，2020年1月至今更是不再接听我社电话。2020年6月我社到第三人处了解得知，二被告早在2017年5月已经使用我社提供给汪某的发票在第三人处报账337980元，该款已经支付至邓某账户。我社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二被告接受了我社供应的40万元果苗，仅支付5万元货款，其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汪某辩称，一、我是新房乡政府工作人员，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任该乡林业站站长，我的工作职责是完成县林业局和乡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包括指导和监督林业项目的实施、森林防火等工作。在林业站工作期间所从事与新房乡林业相关工作均为履行职务的行为；二、邓某在新房乡实施经果林种植期间，由于树苗为新房乡政府采购，故我与相关人员对原告供应的树苗进行验收合格签字的行为属于政府行为；三、原告提供的我个人欠其40万元苗木采购款的欠条是在违背我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出具，出具欠条当晚黎灿邀请我到其住所以其供应给新房乡政府的树苗全部是我验收为由逼迫我签订的欠条，我写下欠条后凌晨2点才让我回家。至今原告未向我个人供应过任何树苗，在此，请求撤销该欠条。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邓某辩称，我没有向原告订购任何树苗，没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责任。我在新房乡承包种植的树苗全部是由新房乡政府采购，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系受新房乡政府委托支付。我报账所用发票系新房乡政府转交给我，并非原告交付给我。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房乡政府述称，造林承包合同是与邓某签订，我单位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同时我乡已经履行了和邓某的合同义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2月24日，中共纳雍县委办公室、纳雍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纳雍县造林绿化先建后补工作实施方案》（纳党办发〔2014〕123号）,在全县实施造林绿化先建后补工作，该方案载明：先建后补项目范围包括全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含巩退，下同）、石漠化林业项目、植被恢复费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涉及到造林绿化建设的项目，一律实行先建后补；先建后补项目建设补助标准为荒山绿化项目人工造林300元／亩、人工促进封山育林150元／亩、封山育林70元／亩，包括种苗、打坑、植苗、抚育、管护等，国家退耕还林1500元／亩（其中200元／亩为种苗费，其余1200元分三次兑现给退耕农户），执行国家退耕还林相关政策和规定，其他工程项目按其项目投资标准执行。 2015年10月11日，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作为甲方与被告邓某作为乙方签订《2015年新房乡经果林造林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平硐、瓦厂、三岔河、卢家营、营上、荒坝、得勒科、通作楷、滥坝、河姆楷、通作寨等11个村8242.8亩造林工程承包给乙方，承保金额及内容为板块经济种植布朗李500元/亩，退耕还林种植核桃300元/亩，包括购买种苗、打坑整地、植苗、补植、抚育、三年管护等。 2015年11月11日，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经果林苗木订购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提供经果林苗木种类为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数量为60000株，苗木单价7.5元/株；合同意向价款总额为45万元，以实际供苗数量结算；供苗结束，甲方所实施工程经县级初次验收，兑现第一批项目资金（60%）到达甲方财政分局账户后，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在6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木款；苗木的起运甲方全程监督，运苗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提供的苗木达不到合同数量和质量要求的，或不能通过新房乡调苗领导小组验收的，甲方拒绝支付全部苗款；乙方在2015年12月31日以前须向甲方供苗60000株；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所订购苗木向第三方转让，若违反，则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苗木质量及品种以新房乡调苗领导小组验收并出验收单为依据。 2015年11月19日，中共新房彝族苗族乡委员会与第三人新房乡政府召开了党政联合办公会议，形成了《关于2015年度经果林种植相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新党纪字〔2015〕21号），会议纪要如下：2015年冬季经果林种植涉及三岔河、平硐、河头上等村，种植品种为布朗李、玛瑙红樱桃等，由王正军、宋波同志联系专业合作社、公司牵头种植或大户承包垫资，统一栽种。 2015年11月20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25400株，合格株数25140株，不合格株数260株，实收合格株25140株；2015年12月10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李子其他嫁接苗14570株，合格株数14280株，不合格株数290株，实收合格株14280株；2015年12月17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21677株，合格株数21460株，不合格株数217株，实收合格株21460株。当日，平硐、瓦厂、营上、卢家营、三岔河五村村民委员会又分别出具了《新房乡验苗单》，该单载明分别收到原告供应的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4000株、3000株、8000株、4500株、1960株；2015年12月23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13540株，合格株数13400株，不合格株数140株，实收合格株13400株，当日，平硐、瓦厂两村村民委员会又分别出具了《新房乡验苗单》。该单载明分别收到原告供应的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4920株、4000株，平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新房乡验苗单》还载明收到原告供应的李子嫁接苗1080株；2015年12月28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李子其他嫁接苗1090株，合格株数1080株，不合格株数10株，实收合格株1080株；2016年1月2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李子其他嫁接苗30150株，合格株数30000株，不合格株数150株，实收合格株30000株；2016年1月22日，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原告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李子其他嫁接苗7450株，合格株数7300株，不合格株数150株，实收合格株7300株。上述七份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均由乡镇验苗人员汪某、王正军签字并加盖了纳雍县新房彝族苗族乡林业工作站公章，涉及育苗的平硐、瓦厂、三岔河、卢家营、营上五村加盖公章并由相应经手人签字认可收苗。这七份纳雍县新房乡苗木调拨单载明的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合计60000株、李子其他嫁接苗合计52660株。 2017年3月3日，被告汪某向原告出具《欠条》1份，该欠条载明：今欠到黎灿布朗李树苗款40万元，2017年4月29日前支付5万元，其余35万元定于2018年3月30日以前付清，如超过期限，每月按金额的5%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 2017年4月7日，中共新房彝族苗族乡委员会与第三人新房乡政府召开了党政联合办公会议，形成了《关于2017年3月县督查小组督查新房乡各村扶贫工作情况及其他资金使用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新党纪字〔2017〕21号），该纪要第一部分第四项载明：同意支付纳雍县2015年中央财政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造林费349800元。 2017年4月11日，案外人贵州省纳雍县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出具《产地检疫合格证》（纳雍县县林产检字〔2017〕年第20170063号），该证载明：受检单位为大众苗圃合作社，森林植物名称及其产品名称为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数量60000株，产地检验地点纳雍县厍东关乡大坡村，预定启运时间2016年1月22日，预定运往地点纳雍县，检疫结果：经检疫检验，上列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未发现森林植物检疫对象、补充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和其他危害性森林病、虫，产地检疫合格，本证有效期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21日。 2017年5月5日，被告汪某、邓某作为经办人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申请新房乡2015年新增巩固退耕还林工程（板块经济）项目资金349800元，并提供原告向第三人出具的校验码尾号分别为62185、12513、95008、57493金额共计337980元的发票作为申报附件。该发票载明布朗李（玫瑰皇后嫁接苗）单价7.5元/株、李子其他（嫁接苗）3元/株。之后第三人新房乡政府将上述349800元支付给被告邓某。被告邓某于2017年5月22日向原告的代理人黎灿账户转款5万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证据《纳雍县造林绿化先建后补工作实施方案》（纳党办发〔2014〕123号）、纳雍县林业局关于2015年度造林苗木方案的请示、纳雍县2015造林苗木供应方案、《关于2015年度经果林种植相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新党纪字〔2015〕21号）、《经果林苗木订购合同》、苗木调拨单、验苗收条、发苗记录、产地检疫合格证、欠条、银行交易明细、记账凭证、新房乡项目资金报账核销单、发票（厍东关乡大众苗圃农民专业合作社）、《关于2017年3月县督查小组督查新房乡各村扶贫工作情况及其他资金使用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新党纪字〔2017〕21号）、权力运行责任监督报告表、2015年新房乡经果林造林承包合同书、检查验收小班外业调查表、退耕还林付款统计在卷为凭，这些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需要首先解决的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经果林苗木订购合同》，该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于合同签订之日依法成立且生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同时，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了相应的苗木，第三人新房乡政府的工作部门林业工作站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了验收，第三人新房乡政府辖区内涉及经果林种植的村进行了接收。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向第三人新房乡政府供应苗木的义务，第三人新房乡政府就应当履行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规定，本院将“原告与二被告、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及由谁承担付款责任”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后，原告仍坚持其诉求未做变更，因此，本院只能按照原告的诉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原告请求被告邓某、汪某对涉案苗木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因二被告与原告并无合同关系，且二被告中的汪某虽在原告供应苗木的调拨单、验苗单上签字，但其系以第三人林业站工作人员的身份履行工作职责，故原告请求二被告承担涉案苗木货款的主张，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纳雍县厍东关乡大众苗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5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3275元，由原告纳雍县厍东关乡大众苗圃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弦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