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7民初3873号原告：佛山市三水区科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50D。法定代表人：徐明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霞，广东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梧桐山横排岭边防工作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99XN。法定代表人：贵某1。原告佛山市三水区科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青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桐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科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霞、被告梧桐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贵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科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即时向原告偿付货款181589.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一份，被告向原告购买PC饮用水桶，合同总金额为3300000元。自2013年3月3日至2018年6月17日，原告共向被告销售PC饮用水桶总计货款1092955.5元，被告向原告支付了货款911366元，至今尚欠货款181589.5元未支付，故向法院起诉。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购销合同》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300000元；2.《对账单》2份、2018年6月17日《送货单》1张、2013年9月7日的《欠据》1张，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最后一笔业务在2018年6月17日完成，被告至今尚欠原告181589.5元货款；3.2013年9月7日《送货单》1张、2014年4月25日被告向出具的《支票》1张，用以证明原告2013年9月7日向被告的送货情况及被告向原告出具支票被退票的情况；4.《送货单》《送货回单》《送货单存根》共32份，用以证明原告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多次向被告送货。被告梧桐山公司辩称，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是与案外人张高坡签订的，没有被告签章，与被告没有任何关联，不应由被告承担法律责任；2.原告本案起诉已经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如原告起诉被告适格，根据《购销合同》第4条的规定，欠货款的支付时间为货物送到买方当日支付清款项，原告举证的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3年5月8日，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3.原告提供的所涉及的贵某1的签名不能证明其属于公司行为，贵某1于2019年8月14日才变更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前签署的任何文书与被告无关。被告提供的证据有：1.《变更（备案）通知书》1份，用以证明贵某1于2019年8月14日变更为被告公司的法人；2.2013年9月13日《收据》1张，用以证明2013年9月7日所打的欠条所欠的货款25000元于2013年9月13日结清；3.贵某1与王剑平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用以证明贵某1与张高坡合作之后分开了贵某1向原告打了85618元的欠条，张高坡打了50000元的欠条；4.贵某1与徐明清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1页，证明贵某1转给了徐明清款项，具体是什么款项贵某1已经不记得了；5.被告公司的对公银行流水，用以证明2012年11月22日起至今被告公司没有与原告发生过转款往来记录。原告与被告各自对对方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结合各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各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认证并附卷在案，据此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11月22日，被告（乙方、需方）梧桐山公司与原告（甲方，供方）科青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饮用水罐150000只，单价为每只22元，总金额为3300000元。并约定乙方先付500000元货款到甲方账上，甲方负责开好模具，先期完成该500000元订单，以后乙方每次订货需现款现货。该合同中落款的需方为被告的名称，未盖需方公章，需方实际控股人一栏有“张高坡”的手写签名。2013年5月13日，原告制作《对账单》1份，载明2013年3月3日至2013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送货合计价款836968元，被告已经支付货款701800元，尚欠135168元。《对账单》第一页打印了“客户名称：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第二页打印了“请核对确认、签章：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字样。该对账单并无被告盖章。2013年5月15日，贵某1在原告制作的与被告的《对账单》第二页尾部手写注明“大浪厂”、“梧桐山厂”的送货情况、付款情况后，写明“最后合计欠款135168元”，并签名确认。2013年9月7日，贵某1出具《欠据》1份，载明欠原告桶款20000元整。2013年9月13日，原告出具《收据》一份，写明：“今收到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PC桶款25000元”并备注：“9月7日结款所欠的25000元正，9月13日汇款到账结清。”再查明，原告提供的多份《送货单》《送货回单》《送货单存根》显示原告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多次向被告供应水桶。原告提供的编号为1503504的《送货单》显示，2018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送PC水桶2073只，价款52861.5元，《送货单》下方收货人及经手人签名栏留有“贵建勇”字样的签名。2018年6月17日，贵某1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的工作人员徐明清转款26430元。2018年7月13日，原告的工作人员王剑平在与贵某1微信聊天中上传了上述编号为1503504的《送货单》的照片，并表示贵某1已经付了该送货单的一半金额，贵某1回应表示因为对方要起诉不与对方合作了。此外查明，2012年11月22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没有通过其公司账户与原告发生过资金往来。贵某1在2011年至本案起诉之日，先后担任过被告的执行董事、股东、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据贵某1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在此期间，其个人并无与原告存在买卖水桶的交易。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告科青公司与被告梧桐山公司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是本案债务的适格主体；二、原告主张的债权是否有依据；三、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被告是本案的债务人，被告认为其与本案债务没有任何关联。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中并无被告的盖章，被告也没有通过其公司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支付过货款，根据原告主张的本案债权及本院认定的债权情况（具体见焦点二的分析），判断被告是否是本案的债务人，取决于贵某1的相关行为是否属表见代理。本院根据如下情况进行判断：第一，原告提供的2013年5月18日贵某1所签的《对账单》中，第一页打印了“客户名称：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第二页打印了“请核对确认、签章：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字样，贵某1在该对账单上予以签名，同时也手写了“梧桐山厂”的付款及欠款情况，说明贵某1以被告的代理人身份从事了上述行为。同时，被告在本案中亦表示上述欠款135168元已经由贵某1与张高坡个人另行承担，虽然被告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但该主张实际已隐含了被告是原债务人的意思。第二，被告提供的由原告2013年9月13日出具的《收据》中载明，原告收到了“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PC桶款25000元”，被告主张该笔付款对应贵某1在2013年9月7日所签的《欠据》所欠原告的桶款，说明了被告知道贵某1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从事买卖水桶的行为并对此表示认可。第三，原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的2014年4月25日的《支票》，出票人账号与被告向本院提供的其公司对应账号一致，该《支票》中出票人盖章栏中同时包含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及贵某1的个人盖章，说明了贵某1是被告财产的重要管理人员。第四，贵某1先后担任被告的执行董事、股东、法定代表人等职位，贵某1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个人并无与原告存在相关交易。第五，2018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供货价值52861.50元的水桶，贵某1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方支付了货款26430元（该情况的认定详见焦点二的分析）。综合上述情况，原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贵某1属被告的有权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原告认为本案中贵某1从事的与原告之间的有关买卖水桶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应该由被告承担，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有三部分，一是贵某1在2013年5月18日在对账单上所确认的欠款135168元，二是贵某1于2013年9月7日所写的欠据中的20000元桶款，三是2018年6月17日《送货单》的货款未付部分26431.5元。对于款项一，原告提供的贵某1在2013年5月18日所签的《对账单》可以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主张该款已经由贵某1与张高坡另行向原告写下欠条，债务主体已经转移，原告对此表示否认，被告并无提供相关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该笔债权真实存在，被告尚未向原告偿还。对于款项二，原告提供的贵某1于2013年9月7日所写的欠款20000元的《欠据》，被告提供2013年9月13日由原告出具的《收据》主张该欠款已经结清，该《收据》记载“9月7日结款所欠的25000元正，9月13日汇款到账结清”，虽然《收据》与《欠据》的金额不一致，但由于原告提供的《欠据》并无记载该20000元欠款是何时发生的桶款，被告主张该20000元桶款就是写下《欠据》的当日即2013年9月7日所发生的，该主张符合常理，原告主张该款是2013年9月7日之前发生的未结清的货款，但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该笔债权，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款项三，原告提供的编号为1503504的《送货单》显示，2018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送PC水桶2073只，价款共52861.5元，已经支付了26430元，剩余26431.5元未支付，被告表示其与该送货单无关，对此，本院根据如下情况予以判断：其一，贵某1提供的其与原告的员工王剑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13日王剑平通过微信向贵某1发送了上述《送货单》的照片，并表示贵某1已经付了该送货单的一半金额，贵某1对此内容并无表示异议，只是表示不与对方合作了，据此可以推定上述《送货单》所反映的送货情况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大；其二，贵某1提供的其与原告的员工徐明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于2018年6月17日向徐明清转款26430元，原告主张该款项为上述货款中的一部分，贵某1表示不记得该款的用途，经本院说明并询问后，仍然对原告的该主张既不肯定也不否认，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视为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予以承认；其三，编号为1503504的《送货单》中收货方的经手人签名为“贵建勇”，原告提供的其他《送货单》中有多份由“贵建勇”作为收货经手人的签名，形式上高度吻合。综合上述情况，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供货情况及被告尚欠其26431.5元货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焦点三，被告主张原告的本案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上述分析，本院确认的原告本案债权分为两部分，一是2013年5月18日在对账单上贵某1所确认的欠款135168元，二是2018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送PC水桶26431.5元。对于第一部分，被告主张应按照《购销合同》中“需现款现货”的约定以《对账单》记载的对账之日为起算点计算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对账单》中贵某1手写的内容，该款属于买卖双方对此前发生的货款的结算，而非送货当天的即时结算，即买卖双方实际已经对“现款现货”的约定进行了变更，而《对账单》中双方没有对该对账货款的支付时间作进一步约定，属于履行期限不明。因此，2013年5月18日贵某1在对账单上确认欠款，并非原告的权利受到损害之时，不能以此作为该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被告在本案中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另行确定了上述债务的履行之日，故被告认为该债权至本案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部分债权，从2018年6月17日债权发生之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尚未满三年，故不可能超出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被告梧桐山公司应向原告科青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61599.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三水区科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61599.5元；二、驳回原告佛山市三水区科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966元，由被告深圳市梧桐山矿泉水有限公司负担1749元，原告佛山市三水区科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1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连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