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206民初6777号原告：王某1，男，195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朱贵猛，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柏扬，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宋建侠继续独任审理。本案曾于2019年11月26日、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6日召开三次庭前会议，并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被告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柏扬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因疫情原因，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曾中止诉讼。双方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协议。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做出财产保全裁定，该裁定已执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诉至本院要求：1.判决原告依法享有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王隘村王隘98号拆迁面积155.48平方米的二分之一的拆迁安置权益，约计人民币82163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叔伯兄弟，双方共同的爷爷叫王梅生，生前曾生育了4个儿子，分别系王友水（多年前已故，现有儿子王某2即本案被告）、王友章（多年前已故，现有儿子王某1即本案原告及王忠甫与王某7）、王兴章（多年前已故，现有儿子王某7）、王兴德（多年前已故，未婚）。原、被告爷爷王梅生在世时有坐落在××村××号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2019年6月该房屋被政府列入拆迁范围，此后被告王某2在未征得原告等其他遗产继承人同意下私自就诉争房屋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调产）协议书》，诉争房屋拆迁利益为补偿安置费388864元、房票155.48平方米（按照8000元／平方计算价值为1243840元）、腾空奖励费为60元／平方米，共计权益约1643260元。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涉案诉争房屋系遗产，遗产并未分割，且原告父亲王友章也未放弃继承权，因此原告对涉案诉争房产享有继承权及共同共有权，有权获得上述房产拆迁利益相应份额。基于王兴章儿子王某7放弃对王兴章的继承权，以及王忠甫与王某7放弃对王友章的继承权，因此原告应享有涉案房屋拆二分之一的拆迁安置权益。故诉至法院，望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横杨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1份，拟证明原、被告爷爷王梅生在世时有坐落在××村××平方米，即本案诉争房屋所有人是王梅生。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做农业税征收使用，不具有产权证明和产权登记的证明力。对涉案房屋属于祖上一代代传到王梅生、房屋属于王梅生所有没有异议，祖上传给王梅生的房屋面积约101平方米，后来王梅生将房屋传给王友水后，王友水进行了扩建，扩建面积为28.18平方米，再加上王友水和王某3调换房屋面积增加部分，总计就是拆迁时测量的155.48平方米。本院审核后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诉争房屋曾是属于王梅生所有的祖传房屋的事实予以确认。2.证明2份，拟证明王梅生生前结婚二次、共生育4子1女，即王友水、王友章、王兴章、王兴德、王月梅（曾用名王菊娥），王梅生4子1女婚姻状况及又生育子女情况。经质证，被告对2份证明中已有的内容无异议。本院审核后予以采信。3.《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调产）协议书》1份，拟证明本案诉争房屋2019年6月被政府列入拆迁范围，此后被告王某2在未征得原告等其他遗产继承人同意下私自就诉争房屋与第三人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诉争房屋拆迁权益为补偿安置费388864元，房票155.48平方米，补偿安置费腾空奖励费为60元／平方米，共计权益约为1643260元。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友水已将案涉房屋给了王某2，王某2是有权签署人，拆迁权益应归属王某2。本院审核后对被告王某2就案涉房屋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王某2答辩称：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涉案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之前属于王梅生所有，但在王梅生生前已经分家，涉案房屋分给被告父亲王友水，当时分家分房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土改时，无房户可以分到房屋，王梅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王友水，次子王友章，当然上海还有一支（当时不在这里生活），当时为了享受政策分到房子，便进行了分家，将老房子传给长子王友水，王友章自立门户，以无房户的身份分到地主王裕的房屋，因此老房屋已经在分家析产中分给了王友水，即被告父亲。同时，1958年中秋节王梅生也立下书面的分书，内容写到涉案房屋给王友水，王友章自立门户。因此，涉案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同时本案的房屋已经登记在王友水的名下，1983年村镇个人住宅综合调查也明确登记，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王友水的名下，该份调查表是当时房屋普查的一个国家的政策执行的调查，在实践中具有法律意义。拆迁办在本次的拆迁过程中也是将其作为认定房屋所有权的依据，这种认定依据不仅仅是涉案的被告一家，在本次拆迁中的其他家拆迁办也都是承认其权属证明效力。因此该调查表具有法律效力，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王友水的名下。另外，王友水自王梅生去世后，一直占有使用管理修缮涉案的房屋，是对涉案房屋的单独占有、自主占有，并且对涉案房屋行使处分权，与他人房屋进行置换。以上房屋在调查中登记在王友水的名下，房屋与他人的房屋进行置换，王友章作为兄弟，作为村民，都是明确知情的，其从未提出过异议，可以看出，王友章对涉案房屋因分家已经确定给王友水的事实一直没有异议。另外，即使本案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如上述理由，房屋已经登记在王友水名下，实际占有使用以及行使处分权应当构成对遗产的侵权，依照继承法自继承开始20年后继承纠纷的诉讼时效过期，本案原告没有胜诉的权利。被告王某2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1份，拟证明王月梅婚姻状况及生育二子二女。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审核后予以采信。2.证明1份、婚育情况证明1份，拟证明王翠忠婚姻状况、死亡时间及生育二子。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审核后予以采信。3.“分书1”1份，拟证明王梅生母亲在世时立下分书，将房屋、田产分给王梅生和其弟王梅亭（定）。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具体理由为：首先，分书来源不明，也没有相关证人见证，落款的书写人没有按手印，一般老的分书均有按手印的习惯，但此分书却没有按手印，有悖常理。其次，此分书中也没有对房屋的坐落予以明确，不能凭此分书中含糊不清的房屋就是本案所涉房屋。第三，从字体看，是有相当文化的男人书写笔迹，并非农村一般女子，尤其不可能是风烛残年的裹足女子所写，第四，分书既然两个儿子各执一份，却为何没有两个儿子的签字和手印。第五，字体看很新鲜，如果是从民国18年到现在已经90多年，字体笔迹新鲜不符合一般常理。被告确认分书形成于民国18年，是真实的。同时认可分书应该是当时村里有文化的专人写的，不是王梅生母亲亲笔书写。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4.“分书2”1份，拟证明王梅生立下分书，其由王友水养老送终，所有房屋、家具等物全部归王友水，王友章不得干涉；王友章过嗣给王梅亭（定），其房屋财产全部告谈在王友章名下，开门立户，兴起王梅亭（定）家庭。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具体理由为：首先，分书2来源不明，也没有相关证人见证，落款的书写人没有按手印，一般老的分书均有按手印的习惯，但此分书却没有按手印，有悖常理。其次，此分书中也没有对房屋的坐落予以明确，不能凭此分书中含糊不清的房屋就是本案所涉房屋。第三，从落款时间看，1958年系解放后已经提倡男女平等，而且尊重妇女，但遗嘱中却对配偶称为贺氏、李氏，这是解放前的称谓，因此该遗嘱漏洞百出。第四，分书2中说李氏出走带走2子，当时儿子已到结婚年龄，不需要带走，分书2内容自相矛盾。第五，字体笔迹很新鲜，不像1958年所写。第六，从形式看，分书2应该名字写到前面，时间写在后面，但是却是反过来的，不合常理。第七，被告说分书2请人所写，但分书2上写的“王梅生自笔”，二者相矛盾。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笔迹新鲜，对此原告可以申请鉴定；关于落款时间在前署名在后，民国之前所有字画都是这样；认可分书2应该是当时村里有文化的专人写的，不是王梅生亲笔书写，落款处的“王梅生自笔”是指其本人的陈述。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5.村镇个人住宅综合调查表1份，拟证明王梅生死后留下房屋，已经由王友水继承，并登记在其名下，王友章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原告并不知情，也无人告诉原告，是王友水单方擅自登记，该表未公示未盖章，而且表中未对房屋坐落予以明确，不能确定就是本案所涉房屋。原告确认王友水自20世纪60年代下放到王隘村，就住本案老房，一直住到去世。被告认为：当时房屋普查，原告方等都在普查，是知情的。当时表都是这样的，没有盖章，是有法律效力的。王友水在王隘村无其他房屋，普查的就是本案老房。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6.换房契约1份，拟证明王友水对案涉房屋行使处分权，与邻居王某3进行房屋交换，王友水折价补偿100元给王某3，王友章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经质证，原告对该三性均有异议，不认可。且原告方不知情，系王友水单方擅自换房，与本案所涉房屋无关。另外，证人王某4、王某5也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分析认定。7.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结算表、评估清单、房屋平面示意图各一份，拟证明拆迁协议中拆迁面积155.48平方米中包含被告父亲后期所建的28.38平方米（1砖木中6.6×4.3平方米），和被告父亲与王某3房屋进行调换的面积25.9平方米（3砖木下）。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中被告所说的28.38平方米属于违章建筑，其余房屋是祖传老屋，关于3砖木下是从王某3处调换的说法，原告认为即使有调换，应该有进有出，面积一般应对等，原告仍有权继承。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对拆迁面积155.48平方米包括被告父亲后期所建的28.38平方米予以确认。8.证人王某6书面证言1份，拟证明土改时王友章没有房屋，按土改政策将地主王裕房屋分给王友章，王友水与父亲一起生活并养老送终，1964年扫四旧，村里的档案全被扫掉。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中关于1964年扫四旧档案被毁掉也不属实，当时王某6还未成年，不是党支部书记，无法证明相关内容。同时，王某6是被告姐夫的妹夫，有亲戚关系。王某6在20世纪70年代做书记时，王梅生早已去世。因此原告不认可。经审核，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言不予采信。9.王厚来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王厚来曾听王友水说，其父亲将涉案房屋分家给王友水。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认可。被告认可王厚来是听王友水说王梅生将房屋分给他，听说的不能作为证据。录音内容不完整。发问人谢华芬存在有意诱导，王厚来也多次陈述记不清，不能明确回答。因此，手机录音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核，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言不予采信。10.证人谢某出庭陈述：被告曾经是证人妹夫，后来被告和证人妹妹离婚，到现在已有十多年。原告和证人没有关系。土改时，证人5、6岁。土改的政策证人从某1时就知道了。土改时一般家里没房就可以分到房屋，有房的就不能分。土改时，王友水、王友章将本案争议的房屋已经分好，王友水继承了父亲的老房，王友章从地主处分得了房屋。如果王友章继承父亲的老屋就不能分到地主家的房屋，王友章土改时分到了地主家房屋，因此当王梅生去世时其房屋理所当然应该由王友水继承。儿子继承父亲的房屋是天经地义的。王梅生分家后与王友水生活。因证人当时年龄还小，王梅生由谁养老送终、何时去世，证人不是很清楚。证人从1968年到1972年做大队的经济保管（类似现在的出纳），1970年入党，1973年开始做大队书记，1988年不再做书记。1983年、1984年左右全村进行过房屋普查，原告手中持有的房屋调查表中的调查人就是证人派去的，当时全村都要调查的，调查都是客观真实的，当时房屋是谁的就登记在谁名下。王友水有扩建过小屋，何时扩建证人不清楚。至于王友章分到的地主王裕的房屋，去年才拆迁，位置在哪里证人都知道。王永耀还卖给了王友章一间房屋。经质证，双方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该证人证言三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首先，谢某与被告有亲戚关系，不享受证人资格。其次，证人谢某土改时年龄较小，对土改政策不知晓。第三，证人也承认是其推断。第四，证人对王梅生去世时间也不清楚。所有的证言都是推断的。被告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谢某从1968年开始担任经济保管员至入党、当书记直至1988年，其对土改政策是知情的。虽然其曾经与被告存在姻亲关系，但被告与其妻子已经离婚10余年，与其妻子不具有法律上的关系，证人与被告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人出庭作证确实是因为其了解知情才出庭作证的。原告陈述证人对土改分房是推测，这是原告误听。土改分房是事实。证人推测的只是分家。证人对土改分房政策的陈述都是了解的。因无房的可以分到房屋，故其推断王友水、王友章当时已分家立户。其推测符合常理。若涉案房屋由王梅生、王友水、王友章共有，那就是有房户，就不能分到房屋。证人对王梅生死亡时间不清楚，也合常理。当时被告还未与证人妹妹结婚。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11.证人贺某出庭陈述：土改时，证人在村里负责分房分地的。土改时无房无地的才能分房分地。王友章本来在外边打工，土改时回来了。证人去王梅生家里核实过，一同去的还有村长王清堂（谐音）、农会主任姓徐奎锡（谐音），二人现在均已过世。核实没有形成书面资料，就是问王梅生，两个儿子有无房屋，没有就给分房了。王梅生说房屋不是王友章的，分给了王友水，于是王友章作为无房户，就分到两间房。王友章分到的是地主王家应的房屋，王家应的父亲是王裕。房屋及地分在哪里，证人都清楚。至于王梅生陈述将房屋给王友水，证人没有看过书面材料。王梅生与王友水一起生活的，至于分不分家证人不清楚。王梅生何时去世不清楚。证人在村里工作到1961年。后来到大碶党校当了三年的书记。证人从某2、不认字。不认字做书记的也很多。经质证，双方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证人证言三性不认可。理由如下：该证人回答法院提问时明确认可涉案房屋的分书他是不知道的。证人回答原告时也明确表态所谓的分给王友水是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该证人甚至对王梅生何时去世的并不知道。其陈述1961年离开村，王梅生去世是1960年，当时王梅生已经去世，其理应知道王梅生已经去世。说法自相矛盾。证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更不会看报纸文件，土改是国家统一的政策，不是几个人说了算的。既然字都不认识，怎么能知道土改的政策？另外，被告及证人都某无房才能分房，这与本案无关。本案是所有权的继承权纠纷，不是土改政策纠纷。土改政策与本案所有权不矛盾。1982年国家还规定土改的房屋还要退给原来的所有人。另外据原告了解，1961年贺某是去劳改，劳改了10年。至于什么原因，原告不清楚。去哪里劳改的，不清楚。证人哥哥也是被枪毙的。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人职务身份根据其陈述，是明确的，即1961年前参与土改工作。1961年后到大碶党校当书记。这属于基本事实。不能因其不认识字，就否认基本事实。不识字，不代表没有领导能力。党校书记不是老师。原告的质疑只是推测，没有任何依据。证人证言都是其在履职过程中对发生事情的如实陈述，客观真实，证明力强。其对土改政策是否如实陈述。对每家每户是否符合分房政策，当时其与村长、农会主任，入户调查，是有事实依据的。本案中三个人入户调查，客观性较高。调查中得知房屋是分给王友水，王友章无房才能分房，符合常理。请求法院采纳。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12.证人王某3出庭陈述：证人到庭来证明1990年的换房契约的事情。甲方是王某3，乙方是王友水，证人是王某4（大队团支书，后来工农兵大学生，后来是农办干部）、王某5（村治保主任）。双方签了协议，内容协议上都有。换房协议除了签名，其他内容是证人所写。换房时，王友水将钱当场给了证人。见证人也在场。协议上写了换房的100元，就相当于认可该事实，因此未出具收条。因证人给王友水的房屋面积大（大于30平方）、王友水给证人的房屋面积小（大概10多平方），面积均为估算，实际未量过，二者相差近3倍，因此王友水需找补证人100元。以前换房都是习惯找中间人，没那么规范。而且换房在过去也是很小的事情，事实是证人比盖章都有效，因此并未找村里盖章。换房没有告知过原告等人，证人也没看过证件。证人一直在重庆读书，曾于1975年至1979年下乡插队时到村里居住过三年左右，在村里住得时间不长。但是，证人祖母常年待在村里。对事情比较清楚。她告诉证人房屋是王友水的。证人就与王友水直接签了协议。换房的原因是因为房屋是老房，年久失修，有危险。证人房屋楼下有三间，楼上只有1间半，其他的不是证人家的，不好修，无奈之下才换房。换房王友章是否知道，证人不清楚。王友章住证人房某对面，他的房子应该是土改时分得。王友水有无另外搭建房屋，证人不清楚。证人不认识王梅生。经质证，双方质证意见如下：原告质证认为：该证人部分证言无异议。如调换房的所有权是谁证人不知道、契约中抬头乙方王有水、落款王友水，说明王友水没有具有产权的有效证据。换房时王友水未提供证件、未通知原告等人、未到村里盖章。这些事实原告认可。但证人说100元当场交付履行不认可。若补差价100元，应另外出收条。到目前，证人及被告均无法提供100元的支付凭证。原告不认可100元已支付。被告质证认为：王某3是房屋调换的当事人，其证人证言真实性较高。请求法庭予以采纳。对于原告质证意见回应如下：其说证人陈述不知房屋产权人，是断章取义。证人回答提问时说其把王友水当作主人才调换的。契约内容主文是证人写的，落款与抬头处名字不一致，是常有之事，不能以此否认换房。虽无盖章，也不能否认真实性。今天同村村民房屋买卖，也不需村里盖章。更何况村里有见证人作证，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差价补偿支付是合情合理的，王某3也未提异议。不能因无收条就否认事实存在。证人在证言中提到证人家里是因急于修缮房屋、但房屋楼上楼下不对等才调换，证人调给王友水的在30平方米，王友水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因此才有100元补偿。本案中拆迁面积中有王友水通过100元买来的20多平方米。经审核，证人关于换房的陈述能与换房协议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13.土地产量分户清册2份，拟证明原、被告的父亲王友章、王友水于1953年已经分家分户，故王友章没有住房为由，分得了地主的房屋，王友水与父亲共同生活分得祖传房屋。原告对该证据认为已过举证期限，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经审核，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记载真实，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将在下文分析。14.王友章的村镇个人住宅综合调查表1份，拟证明1983年为落实《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国发（1982）29号精神，进行全乡镇个人住宅情况调查，原、被告的父亲王友章、王友水都是被调查的对象，双方对调查的内容应该明知，故原告的父亲从未对涉案房屋产权提出异议，即可认定调查表真实、房屋权属明确，属于被告父亲王友水。原告认为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三性不认可，调查表无任何单位的公章及调查人签名，无户主本人确认，不是正规调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根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王梅生于1960年去世。生前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与妻子贺氏育有二子一女，即长子王友水、次子王友章、女儿王月梅（曾用名王菊娥），贺氏于1926年去世。第二次婚姻与妻子李氏育有二子即三子王兴章、四子王兴德，李氏于1976年去世。王梅生两次婚姻所生四子一女的婚育及去世时间如下：1.王友水：1992年去世，生前与配偶乐阿娥（2019年去世）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即本案被告王某2，女儿王翠忠（1950年出生，2008年去世，生前育有二子，即胡晓勇、胡晓静）。2.王友章：1995年去世，生前与配偶张玲娣（1999年去世）育有三子一女，即长子本案原告王某1、二子王忠富、三子王某7、女儿王玉珍。3.王兴章：1930年出生，2006年去世，生前与配偶康雅琴（2001年去世）育有一子王某7。4.王兴德：1972年去世，生前未婚，无子女。5.王月梅：1926年出生，2004年5月去世，生前生育子女4人，长子王明忠、次子王诚忠、长女王亚飞、次女王亚苏。王梅生生前在宁波市北仑区××村××号××房屋一套，根据横杨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记载，面积为0.152亩（折算后约101.33平方米）。王梅生去世后，王友水及其家人长期居住在上述房屋。期间，王友水对上述房屋扩建了28.38平方米，同时于1990年与邻居王某3签订换房契约，将上述房屋中北手堂前楼上半间与王某3南手楼下壹全间进行调换，同时按质论价折价找补给王某3100元。2019年9月25日，被告就上述房屋与宁波市北仑区（开发区）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调产）协议书》，根据该协议：被拆房屋建筑面积为155.48平方米，可安置建筑面积155.48平方米，安置面积内被拆房屋补偿49917元，提供调产安置购房资金338497元（2180元／平方米×155.48平方米），提供购房凭证（房票）155.48平方米（凭购房凭证在规定期限内购买指定的政府定价市场运作商品住宅，商品住宅基准价为每平方米2900元），若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2019年11月30日）前搬迁腾空自行过渡的，奖励费按合法面积或可安置面积一次性每平方米60元计发。另查明：土改时，原告父亲王友章曾分到地主家王裕的房屋，被告父亲王友水没有另外分房，王友水及其家人长期居住在案涉老房。原告父亲王友章分得的房屋距离案涉房屋相距约1000米。双方之间素有来往。审理中，双方争议焦点为案涉拆迁房屋是否属于原、被告爷爷王梅生的遗产。原告主张案涉拆迁房屋属于原、被告爷爷王梅生的遗产，在王梅生死亡后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被告主张案涉拆迁房屋在王梅生在世时已分给被告父亲王友水，属于王友水的财产，不适用法定继承。原告父亲王友章在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按照土改政策作为无房户也分得了地主家的房屋，可以印证该点。为证明其辩称事实，被告提供了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8-证据14。关于证据8、证据9，上文已做认定，这里不再赘述。本院分析认为：1.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颁布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分配给无地无房的贫困农民。在此大背景下，原告父亲作为无房户分得了地主家的房屋。证人贺某陈述其上门调查时王梅生陈述案涉房屋已分给长子王友水、次子王友章没有房屋，因此王友章作为无房户才分到房。证人贺某的证言系其向王梅生直接询问得知、其陈述也与土改的政策及王友章最后分到房屋的事实能相印证，具有可信性。2.原、被告的爷爷王梅生早已于1960年去世，被告父亲王友水及其家人在1992年去世之前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期间还曾与邻居王某3换房，原告父亲王友章与被告父亲王友水同一个村，且距离相隔不远，对上述事情理应知晓但从未提出异议。王友水1992年去世后，其妻子乐阿娥居住在案涉房屋多年，也从未有人提出异议。3.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为摸清农村个人住宅情况，原、被告父亲所在的村曾于1983年左右大范围地对本村村民所有的住宅进行了综合调查，证人谢某时任村书记，对此陈述属实。王友水居住的案涉房屋当时属于调查范围且被登记在王友水名下（详见原告证据5，该调查表在王隘村留档，拆迁后已交由拆迁部门保管）。王友章居住在本村且距离不远，其房屋也在房屋调查之列（详见原告证据14，该调查表在王隘村留档，拆迁后已交由拆迁部门保管），对于案涉房屋被调查且登记在王友水名下理应知晓，但从未提出异议。同时，若王友章认为案涉房屋有其份额，则在当时调查其所有的房屋时也应有所反映。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案涉房屋已在王梅生生前通过分家分给被告王友水。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若涉案房屋属于王梅生的遗产，在王梅生去世后几十年，王友水及家人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相关权利人却从未提出异议，后来在1983年进行大范围房屋调查时被登记在王友水名下及换房时，也无任何人提出任何异议，与常理不符。且即使按照继承法，相关权利人至少从1983年应该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起诉早已超过20年诉讼时效。原告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016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16536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建侠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蒋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