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0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新时代商务广场**。负责人：尹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达，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露，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1，女，汉族，2013年2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法定代理人：钟某3，男，汉族，1985年10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系钟某1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丽，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诗，湖南精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2，女，汉族，2009年1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法定代理人：钟某3，男，汉族，1985年10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系钟某2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丽，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诗，湖南精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双发，男，汉族，1962年9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丽，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诗，湖南精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姣利，女，汉族，1963年4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丽，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诗，湖南精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爱国，男，汉族，1984年12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平江县。原审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一线西、三一路南星电恬园第****iv>负责人：孙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骁，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刘萧，男，汉族，1988年4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安化县。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朱爱国及原审被告刘萧、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公司（以下简称“英大泰和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05民初1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杨静的母亲黄姣利未满60周岁，亦无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不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判决认定有误，应当纠正。二、被上诉人朱爱国对湘Ａ8××**面包车进行了改装，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车辆稳定性及安全性大幅度降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保险法规定，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杨静的母亲在事故发生时已达到退休年龄，法律拟制为丧失劳动能力。一审判决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认定事实清楚，应当维持。2、朱爱国并未改变车辆用途，其拆除座位的行为并未造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提供的鉴定报告应当认定没有法律效力，因此该报告由不具备法定鉴定机构资质的鉴定人作出。3、朱爱国拆除座位的行为与事故发生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责事项并未进到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朱爱国不产生效力。5、长沙地区及全国各地法院同类型案件均未支持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被上诉人朱爱国答辩称：1、我拆除座位不是运营，是用于日常的工作使用。2、保单上面的签名是假的。原审被告刘萧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的答辩意见。原审被告英大泰和保险公司答辩称：1、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2、我司在一审时对车辆危险系数增加申请了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考虑。如二审法院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应同时考虑对我司要求鉴定的申请是否应进行。如果鉴定结果认定危险系数显著增加我司也要求拒赔。钟某1、钟某3、杨双发、黄姣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各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34158元（包括医疗费603.3元、死亡赔偿金7968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665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住宿和交费费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50011.99元）；2、判决平安保险公司和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且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判决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0日12时26分许，杨静驾驶无牌两轮电动自行车沿长沙市开福区北二环由西往东行驶至中岭小区前路段时向左变更车道行驶，恰遇朱爱国驾驶湘Ａ8××**小型普通客车沿北二环同向行驶至此发生小车右前与电动自行车刮撞，导致杨静及所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后被沿北二环同向旁边车道行驶至此的刘萧所驾驶的湘ＡＷ××**小型普通客车碾压，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杨静受伤的交通事故。杨静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福大队于同年7月23日出具第43010512019000004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爱国、刘萧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四十二条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朱爱国、刘萧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与该事故责任无因果关系。该两被告共负同等责任。杨静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车辆变更车道不得影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杨静于当日被送至湖南泰和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花费医药费603.3元。另查明，杨静与钟某3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小孩2人，即钟某2、钟某1，双方于2018年4月3日在武冈市民政局协议离婚。杨双发系杨静的父亲，黄姣利系杨静的母亲，该两原告共同生育小孩3人（杨洁、杨静、杨**）。朱爱国在事故发生时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其系湘Ａ8××**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其为该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购买了100万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7月8日00时起至2019年7月7日24时止。刘萧在事故发生时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其系湘ＡＷ××**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其为该车辆在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购买了100万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7月14日00时起至2019年7月13日24时止。再查明，朱爱国、刘萧对其驾驶的车辆进行改装时未告知投保的保险公司即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庭审中，原告方未提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食宿和交通费票据的相关证据。原告方陈述处理丧葬事宜的时间是7天。原告方在庭审中认可朱爱国在事故发生后垫付了抢救费3039元，给付了40000元。亦认可刘萧在事故发生后给付了40000元。平安保险公司提供证据：《湖南天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鉴定评估意见书》（鉴定意见：湘Ａ8××**号客车擅自进行货运改装、改变公安机关已登记的结构和构造，该车辆进行货运改装后，用途从载客变成载货，改变了使用性质，装载量和车辆重心均发生变化，导致该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商业险投保单、身份证照片及人脸识别照片，拟证明湘Ａ8××**号客车经过了改装，且改装行为造成了机动车的危险程度显著升高。属于《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法定免赔情形，保险人在投保时专门提供了仅有免责事项的说明书，防止和一般条款混淆，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原告方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1、该份意见书并非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经原告方核实，湖南天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没有合法的司法鉴定资质，其经营范围未包括对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进行鉴定，本案的鉴定人蒙天鸿、蒙有清均无鉴定资质，两位鉴定评估师均为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原告方在如法网上核实，未查找到对应的司法鉴定人员信息。2、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评估意见书早于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出具的时间，且保险车辆尚扣押在交警部门，平安保险公司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单方委托不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程序上违法。且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无鉴定资质。且参与此次鉴定的在场人员与出具鉴定报告的鉴定人不一致，也是程序违法。另该份鉴定评估意见书采取的鉴定方法未采用机动车痕迹动态分析法，故鉴定方法违法。3、鉴定机构不属于开福区交警队入围鉴定单位，其做出的鉴定评估意见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平安保险公司的证明目的。朱爱国在平安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保险，但商业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字非朱爱国所签，不能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已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朱爱国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车辆检测单位无资质，其在投保单上没有签过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车辆的性能没有问题。刘萧认为擅自改装车辆与本次事故结果没有关系。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原告方庭审后提供证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相关检查报告单，拟证明杨双发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收入来源需赡养。朱爱国、刘萧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疾病不能证明杨双发丧失劳动能力。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庭审中口头提出交通事故车辆鉴定申请，并在庭后提交了书面交通事故车辆鉴定申请书，认为根据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福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萧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刘萧所驾驶的车辆后座拆除，故申请对其改装后是否违反国家安全法规及其危险程度是否增加进行鉴定。原告方、朱爱国、刘萧庭后发表意见不同意英大泰和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平安保险公司庭后发表意见同意英大泰和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福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湖南泰和医院的医疗费票据，火化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亲属关系证明、离婚协议书、离婚证、学生基本信息表、出生医学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驾驶证（两本）、行驶证（两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各两份等。一审法院认为：一、受害人杨静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其父母即杨双发、黄姣利，子女即钟某2、钟某1，以上各原告作为其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可以就其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而导致的相关损失进行主张。二、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问题。1、经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开福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爱国、刘萧共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杨静承担同等责任，该认定书原、被告各方均无异议，且程序合法、真实，该责任划分可为本案事故过错划分。因杨静所骑两轮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故朱爱国、刘萧在本次交通事故共同承担的责任比例为60%，杨静的法定继承人自行承担40%。其中，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朱爱国、刘萧共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两人所驾车辆均为机动车，故两被告在60%的比例中分别承担30%的责任比例。2、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就商业险部分是否可以拒赔的问题。对两被告所提出的朱爱国、刘萧违法改装车辆的行为致使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故两被告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理由，首先，因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福大队就此次交通事故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湘Ａ8××**号牌小型普通客车、湘ＡＷ××**号牌小型普通客车的转向系、制动系受检部件均未发现异常。该认定结论并未认定朱爱国、刘萧对肇事车辆的违法改装是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且朱爱国、刘萧的违法改装行为也不足以影响肇事车辆在正常行驶状态之下的安全性能，导致肇事车辆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在于朱爱国、刘萧在行车过程中忽视道路交通安全。平安保险公司单方委托有关机构对肇事车辆系非法改装而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鉴定结论，因未通过有权的交通管理职能部门依法予以认定，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信，且平安保险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朱爱国所驾驶的车辆的改装已导致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车辆存在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其他情形或其在保险期间已改变了所投保约定的非营运性质而在从事营业性运输。英大泰和保险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萧所驾驶的车辆的改装已导致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车辆存在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其他情形或其在保险期间已改变了所投保约定的非营运性质而在从事营业性运输。同时，基于上述理由，该院对英大泰和保险公司申请对刘萧驾驶的车辆进行车辆鉴定不予采纳。其次，涉案商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系格式条款，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合同订立时已采取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的方式对免责条款尽到了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该院对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关于涉案车辆系违法改装而不予在商业险中赔付的抗辩理由不予以采信。3、朱爱国在发生事故期间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其系湘Ａ8××**小型普通客车为肇事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购买了100万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刘萧在发生事故期间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其系ＡＷ8Ａ36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及商业险范围内对原告方的各项损失进行赔付，不足部分，再由朱爱国、刘萧、原告方按责任比例承担。三、原告方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及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度、2019年度统计数据并结合原告方的主张，该院分别对原告方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药费认定3642.3元。上述费用均有票据及相应的病历本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朱爱国先行垫付3039元，应予以剔除；2、死亡赔偿金认定796840元。杨静在事故发生时为33岁，故本案死亡赔偿金可以参照湖南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予以计算为796840元（39842元／年×20年）；3、丧葬费认定36650元。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73300元／年标准计算丧葬费为36650元（73300元／年÷12月×6月）；4、被抚养人生活费认定350011.99元。事故发生时，杨静有被扶养人3人，其母亲即黄姣利为56岁（杨静父母共同生育子女3人）；女儿即钟某2为10岁，女儿即钟某1为6岁。杨静的父亲即杨双发为57岁未达到退休年龄，且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双发丧失劳动能力，其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故原告方主张杨双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湖南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杨静于2019年5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其所扶养人的生活费从此时计算，至本次事故发生之日起，杨静大女儿需抚养8年，杨静小女儿需抚养12年，杨静母亲需扶养20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的4位被扶养人应采用分段方式计算如下：（1）前8年有3人需扶养，年赔偿总额为：〔26924元×2人（大女儿、小女儿）÷2人＋26924元×1人（母亲）÷3人〕＝35899元，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赔偿总额应以26924元为准；（2）接下来的4年，有2人需要扶养，年赔偿总额为：〔26924元×1人（小女儿）÷2人＋26924元×1人（母亲）÷3人〕＝22437元，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赔偿总额应以22437元为准；（3）再接下来的8年，有1人需要扶养，年赔偿总额为：〔26924元×1人（母亲）÷3人〕＝8975元，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赔偿总额应以8975元为准。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累计为：26924元×8年＋22437元×4年＋8975元×8年＝376940元，其中，杨静大女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71798元（26924元÷3人×8年），杨静小女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16671元（22437元÷2人×4年＋71797元），杨静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8471元（8975元÷1人×8年＋116671元）。原告方主张350011.99元，以原告方主张的数额为限，故该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50011.99元，其中，杨静大女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66668.87元（71798元÷376940元×350011.99元），杨静小女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08336.2元（116671元÷376940元×350011.99元），杨静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5006.92元（188471元÷376940元×350011.99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50000元。考虑到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杨静死亡，给其家属的心理带来了伤害，故对原告方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50000元；6、办理丧事费用认定3000元。杨静从发生事故死亡至火化共计7天，其家属为办理丧事花费了交通费、住宿费，产生了误工费，对此，酌情认定3000元。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请，不予支持。上述原告方的损失共计1240144.29元。朱爱国先行垫付抢救费3039元及给付现金40000元，刘萧给付现金40000元，共计83039元，应予以剔除，原告方实际损失为1157105.29元。四、（一）关于交强险的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针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四名伤者不同的损失项目在各自的分项责任限额内分别计算。湘Ａ8××**小车、湘ＡＷ××**小车（同等责任车辆）适用的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分别为110000元，医疗赔偿限额为10000元，以上共计240000元。原告方的各项损失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共计1236501.99元，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共计3642.3元。原告方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的损失均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故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110000元，被告英大财保公司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110000元。原告方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的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则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承担1821.15元（10000元×原告方医疗费用部分3642.3元／（平安保险公司与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总额20000元）；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1821.15元（计算方式同上）。（二）关于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后，原告方尚余损失1016501.99元（1236501.99元-110000元-110000元）的赔偿问题。因朱爱国、刘萧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共承担同等责任，且分别在平安保险公司处购买了100万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在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处购买了100万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故剩余的损失由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其中，平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对原告方赔付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部分为304950.6元〔（1236501.99元-110000元-110000元）×30%〕，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对原告方赔付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部分为304950.6元〔（1236501.99元-110000元-110000元）×30%〕，原告方自行承担406600.79元〔（1236501.99元-110000元-110000元）×40%〕。依据《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和《商业第三者保险条款》的有关规定，交强险限额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项目并没有诉讼费，且诉讼费属于间接损失，依据实践中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内，故本案诉讼费应由原告方、朱爱国、刘萧按责任比例承担，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不承担本案诉讼费。朱爱国为原告方垫付的43039元，刘萧为原告方垫付的40000元，应予以剔除，为减少诉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朱爱国、刘萧可分别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即平安保险公司、英大泰和保险公司要求返还。综上，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共计373732.75元（1821.15元+110000元+304950.6元-43039元）。英大泰和保险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共计376771.75元（1821.15元+110000元+304950.6元-40000元）。原告方自行承担406600.79元。朱爱国可就其多垫付的费用43039元向平安保险公司要求予以返还，刘萧可就其多垫付的费用40000元向英大泰和保险公司要求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各项损失（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相关费用、精神损失抚慰金）共计373732.75元；二、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责任限额内赔偿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各项损失（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相关费用、精神损失抚慰金）共计376771.75元；三、驳回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6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为2333元，由钟某1、钟某2、杨双发、黄姣利承担933.2元，朱爱国承担699.9元，刘萧承担699.9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平安保险公司关于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能否得到支持；二、杨静之母黄姣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称因为朱爱国改装车辆，导致车辆危险系数显著增加，按照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应免除赔偿责任。经查，一审判决已查明，其一、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认定车辆改装系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其二、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鉴定报告系不具备法定资质的机构出具，因此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或从事营业性运输。其三、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就相关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合理的提示及说明义务。一审判决由此对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关于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免除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称杨静之母黄姣利未年满60周岁，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失去劳动能力，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不予支持。经查，事故发生时黄姣利已年满56周岁，达到城镇女职工退休年龄，一审判决由此对黄姣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7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益民审判员  于 峰审判员  李 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廖菲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