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7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颜祥春，男，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廷立，男，196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菲，河南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海波，曾用名史海东，男，197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二兵，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森玲，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南省济源市济水街道北街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济源市北街钟楼街南二巷**。法定代表人：田二窝，该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建波，河南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颜祥春、韩廷立因与被上诉人史海波、原审第三人河南省济源市济水街道北街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街居委会）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2020）豫9001民初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廷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菲，上诉人颜祥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被上诉人史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二兵、马森玲，原审第三人北街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颜祥春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史海波对颜祥春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史海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准许颜祥春的回避申请错误，程序违法。本案原一审判决系济源市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审理并作出的判决，后颜祥春等人不服提起上诉，济源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在济源市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过程中，史海波撤回起诉，重新立案，案件被再次指派到第四人民法庭审理。颜祥春认为，史海波撤回起诉重新立案，就是为了将案件再次交由第四人民法庭审理，因此，颜祥春在开庭前书面提出回避申请，但第四人民法庭不予准许。致使本案在审理后，仍然作出了与之前基本相同的判决。二、一审法院为了偏袒史海波，刻意回避史海波与颜祥春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对此作出认定，从而回避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一审法院简单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作出判决，系粗暴适用法律的错误判决。根据一审判决对承担责任部分的表述，该院认为各方均有过错，所以均应对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并非有过错的当事人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均对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时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主体做了明确的规定，法院在判决时应当考虑是否存在上述情形。而在颜祥春答辩及庭审多次发表该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对此刻意回避，对颜祥春的意见未做任何回应。其次，一审判决在利用生效判决的同时也否定了生效判决的判决结果。第一，受害人赵文升的案件已经法院审理作出判决，并没有追加颜祥春及北街居委会参加诉讼，更没有提到尚有未参加诉讼的侵权责任主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如一审判决那样认定，那么当时的生效判决将因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成为错误判决，应当对案件进行再审。第二，生效判决已经对赵文升案件的赔偿比例作出了划分，并认定史海波对受害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这是一个确定的生效的判决，该部分赔偿就是史海波应当承担的赔偿，史海波不能要求其他人分担损失。如果史海波认为有其他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必须申请再审，在生效判决被撤销后，才能作出新的判决。而一审法院简单粗暴的认为该案件系共同侵权，并在本案中对原生效判决的被告、本案中第三人北街居委会的责任进行了划分，否定了原生效判决的判决结果。再次，史海波的追偿诉讼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在生效判决被撤销之前，必须维护生效判的权威，根据生效判决，因史海波对赵文升的赔偿是基于劳务关系进行的赔偿，其作为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追偿的唯一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但本案的追偿因史海波称其不适用该规定而丧失追偿依据，因此，史海波追偿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三、一审判决采信《济源原北街小学“4.22”坍塌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却又不完全采信《调查报告》错误。首先，颜祥春在多次庭审中，均提到《调查报告》因其调查的目的不同，调查的侧重点不同，《调查报告》的表述仅为其目的使用，不能简单采信，而应该按照民事案件庭审中查清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但一审判决仍依据《调查报告》认定各方均存在民事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如果简单采信《调查报告》，那么调查报告中还列举了其他过错方，一审显然遗漏了当事人。另外，《调查报告》提到该工程层层转包的问题，但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本案民事案件，均没有查清各转包方，一审法院应当依法查明转包的详情，因为各转包人肯定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仍然遗漏了当事人。其次，《调查报告》仅是简单的称颜祥春作为拆迁负责人，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并没有证据证明颜祥春是怎样成为拆迁负责人的，哪些人员是颜祥春组织进场施工的。本案庭审中，史海波作为承包人没有任命颜祥春为拆迁负责人，案件中出现过的所有人员除了不在现场的韩廷立和将颜祥春叫去干活的赵文升，没有一个是颜祥春认识的，颜祥春的拆迁负责人身份至今成迷。而史海波在庭审中称其并非实际承包人，是他人使用了其名义，赔偿是基于政府压力用其名义赔偿。因此，颜祥春认为，基于《调查报告》没有证据，史海波也称对各受害人的赔偿不是基于法律关系及法律规定，现有事实均可以证明生效刑事判决及《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调查报告》作为证据应当不予采信，生效判决认定的颜祥春拆迁负责人身份在民事案件中也不应当予以认定。颜祥春也拟就刑事判决提出申诉。四、一审在判决××和颜祥春承担责任方面适用了双重标准，对当事人不能公平对待。史海波在诉状中明确提到“韩廷立雇佣的司机将北街小学的围墙挖倒”、“韩廷立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颜祥春认为，史海波在起诉时之所以不列挖机司机为当事人，而列韩廷立为被告，就是认为司机系韩廷立雇佣，应当由韩廷立对司机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在认为挖机司机有过错的情况下，没有追加该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直接过错方即挖机司机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颜祥春认为，姑且可以认定一审法院在对待韩廷立及挖机司机的问题上，从内心里显然正确适用了法律规定。同理，颜祥春系史海波雇佣的人员，如果颜祥春存在过错，也应当由史海波承担颜祥春过错产生的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却为了在本案中不适用劳务关系方面的法律规定从而判决颜祥春承担责任，扯出了韩廷立系挖机负责人的身份让其承担责任。什么叫挖机负责人？判决其承担责任如果是因为其将挖机交给了不具有驾驶资质的司机，其没有现场指挥，那么司机跟韩廷立到底是什么关系，韩廷立的指挥义务从何而来。其将挖机交给司机时是否明知该挖机由发生事故时的司机驾驶。而且，挖机司机的驾驶资格问题现没有相关规定。五、一审判决对史海波追偿金额的计算错误。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对于赵文升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史海波和北街居委会达成协议，各承担一半，但一审判决在认定时让北街居委会承担20％，此认定最终导致史海波在没有承担80％的情况下按照80％进行了追偿。史海波辩称，一、颜祥春在一审中提出的回避申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不存在程序错误。颜祥春提出的回避申请针对的被申请主体错误，且不属于法定的回避事由，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被申请回避的主体只能是审判人员，不包括组织，故颜祥春申请第四人民法庭回避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另外，颜祥春提出的回避理由属于主观臆断的范畴，不属于上述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回避理由，不应予以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颜祥春系拆迁负责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责任。1.一审判决关于颜祥春系拆迁负责人的认定证据充分，颜祥春提出的一审法院不应采信事故调查报告及一审法院适用双重标准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颜祥春系拆迁工程负责人，这一事实有济源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对济源原北街小学“4.22”坍塌事故的结案批复》（以下简称《结案批复》）及所附的《调查报告》、已生效的济源市人民法院（2015）济民一初字第3364号民事判决、济源市人民法院（2016）豫9001刑初191号刑事判决予以确认，颜祥春并无证据予以推翻，而且韩廷立始终陈述是颜祥春与其联系使用挖机，商谈价格，并现场指挥，因此，该事实证据确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颜祥春关于调查报告没有证据、不应采信的上诉理由，以及颜祥春系史海波雇员，应由雇主史海波承担责任，不能适用双重标准等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本案系共同侵权导致的损害赔偿，各方当事人应当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责任，一审判决颜祥春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史海波、颜祥春、韩廷立及北街居委会各自的过错及承担责任的比例，一审判决进行了详细说理，符合法律事实，应予以维持。三、一审判决对于追偿金额的计算无误。1.济源市人民法院（2015）济民一初字第3364号民事判决没有遗漏当事人，不存在错误。赵文升以提供劳务者受害为由起诉史海波和北街居委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适用提供劳务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进行判决，没有遗漏当事人。2.有关赵文升的赔偿金额，颜祥春应当承担。史海波赔偿赵文升的款项，属于史海波、颜祥春、韩廷立及北街居委会共同侵权导致，史海波作为接受劳务者方承担责任后，颜祥春应当依法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责任。3.一审判决以共同侵权造成的全部损失计算各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金额，史海波已经实际全额承担自己的赔偿责任，不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以共同侵权造成的全部损失，按照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计算各方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经计算，北街居委会应承担20%即141832.28元的赔偿责任，因北街居委会已经赔偿赵文升166109.36元，抵销后北街居委会多承担24277.08元，但北街居委会采取扣除史海波年终福利的方式已扣除史海波63000元，故北街居委会应当支付史海波38722.92元，而史海波不再要求北街居委会承担赔偿责任，北街居委会无需支付，因此，史海波已经实际全额承担自己的赔偿责任，不存在颜祥春所称的“史海波在没有承担80%的情况下按照80%进行了追偿”。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法应予维持。韩廷立辩称，同意颜祥春第二项、第五项的上诉理由，颜祥春第三项的上诉理由与韩廷立无关，韩廷立不予答辩。对颜祥春第四项上诉理由的答辩意见同韩廷立的上诉意见。北街居委会述称，同意史海波对颜祥春上诉的答辩意见。韩廷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史海波要求韩廷立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史海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韩廷立应当承担责任错误。首先，“4.22”坍塌事故调查报告认为济源原北街小学“4.22”坍塌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事故。该事故调查报告于2014年5月23日被济源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作出的济安委办[2014]36号文件认定，已生效多年，应当作为认定责任的依据。从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事故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都与韩廷立无关，韩廷立并非是承担该起安全事故责任的主体；其次，济源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9001刑初1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史海波、颜祥春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二人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从该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该起安全事故韩廷立、司机翟建峰也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第三，挖机属于特种设备，租赁时包含车和司机，故车和司机均属于租赁物。租赁物受租赁人支配，不应当要求租赁物来承担责任；第四，告知在场人员撤离、进行现场指挥并非是司机的义务，而应当是管理人、现场指挥人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以“韩廷立的司机在未告知在场人员进行撤离、缺乏指挥的情况下进行拆除工作，该行为与坍塌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由，据此认为韩廷立作为挖机的负责人应当承担责任，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损失的基数错误。退一步讲，即使韩廷立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损失的基数也不正确。本案系史海波针对自己的损失进行追偿，应以史海波本人应当承担并且已经承担的费用作为追偿的基数。在赵文升与史海波、北街居委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济源市人民法院判决史海波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166109.36元，北街居委会承担连带责任。史海波在本案一审中已经陈述其并未全部承担该166109.36元，故将该166109.36元全部作为计算损失的基数来判决韩廷立按一定比例给付史海波，明显错误。同时，史海波所称的向袁亮生所支付的60万元和向袁强所支付的2万元，在史海波所提供的收到条上显示的均系救助款。救助款并非是赔偿款，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史海波应当向袁亮生、袁强支付该笔费用，故史海波针对该62万元的追偿也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是指无意思联络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情况下如何划分责任。而本案系史海波、颜祥春、北街居委会共同指挥、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三方有共同意思联络）对原北街小学进行的拆除活动，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史海波的赔付行为均发生在2014年，因此，史海波此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史海波的诉讼请求。史海波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韩廷立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1.韩廷立雇佣的司机翟建峰的拆除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济源原北街小学“4.22”坍塌事故调查报告》、济源市人民法院（2016）豫9001刑初191号生效刑事判决均已认定本次事故系挖掘机司法翟建峰拆除墙体北部时造成墙体坍塌导致的。2.韩廷立及其雇佣的司机翟建峰并未尽到规范操作和谨慎注意义务，对损害发生具有过错，一审判决韩廷立承担责任不存在错误。挖掘机属于特种工程机械，需要具有专业技能及资质的驾驶人员操作，并在操作过程中规范操作和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韩廷立在2019年5月9日的庭审中陈述其对拆除对象一般会进行现场勘查，不能拆除就建议不拆除，如果没有技术交底，其是不敢施工的，其只提供拆除方案；挖掘机开始工作后只能照顾到前方工作四五米范围内，其他地方无法顾忌（可以证明挖掘机需要现场指挥）；颜祥春在2014年4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要求韩廷立找个有经验的司机，并要求韩廷立亲自指挥，韩廷立询问得知有两层、三层、四层的建筑物后称自己可以干，自己已经干了几十年了。由此，韩廷立对于挖掘机的操作规范及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是明知的，在颜祥春和史海波均不具备该专业能力的情况下，韩廷立的注意义务更加不可或缺，然而，韩廷立在拆除的关键时刻接打电话未尽到指挥义务，雇佣的司机在挖掘机修好后未告知在场人员撤离的情况下就开始工作，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故一审判决认定拆除行为与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并判决韩廷立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对于损失基数的认定无误。一审判决以共同侵权造成的全部损失计算各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金额，史海波已经实际全额承担自己的赔偿责任，不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以共同侵权造成的全部损失，按照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计算各方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经计算，北街居委会应承担20%即141832.28元的赔偿责任，因北街居委会已经赔偿赵文升166109.36元，抵销后北街居委会多承担24277.08元，但北街居委会采取扣除史海波年终福利的方式已扣除史海波63000元，故北街居委会应当支付史海波38722.92元，而史海波不再要求北街居委会承担赔偿责任，北街居委会无需支付，因此，史海波已经实际全额承担自己的赔偿责任，不存在韩廷立所称的“史海波在没有承担80%的情况下按照80%进行了追偿”。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本案当事人之间没有共同侵权的故意，明显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史海波、韩廷立、颜祥春、北街居委会事先没有就实施侵权行为有意思联络，也不积极追求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共同侵权的故意，韩廷立将共同拆除行为等同于共同侵权行为明显混淆概念。一审判决就韩廷立、史海波、颜祥春、北街居委会各自的行为及过错进行了充分说理，本案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并且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不存在错误。四、韩廷立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应再作为本案的审理焦点，韩廷立已经没有权利再补充上诉理由。另外，虽然史海波提供的收到条上均显示是救助款，但结合本案客观实际情况，该款属于赔偿款性质，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史海波所支付的上述款项均在法定赔偿范围内，因此，不能以当事人不懂法出具的救助款的名目而否认赔偿款的性质。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颜祥春辩称，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挖机司机与韩廷立之间的法律关系，判决韩廷立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同意韩廷立关于赔偿基数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另外，法院应当查明史海波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对袁亮生和袁强进行赔偿，赔偿是否由史海波实际赔偿，史海波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支持，但一审法院对该三项事实全部都没有查明。北街居委会述称，同意史海波对韩廷立上诉的答辩意见。史海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颜祥春、韩廷立共同支付其48979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5日，北街居委会对该居委会原老大队部办公楼和原北街小学房屋及地面附属物拆除工程进行招标，史海波以焦作市鑫丰房屋拆除有限公司名义中标（施工企业资质及委托书皆是由他人提供的虚假证明），并于4月20日与北街居委会签订北街居委会原老大队部办公楼和原北街小学房屋及地面附属物拆除协议，协议中仅有史海波个人签名，未加盖焦作市鑫丰房屋拆除有限公司公章。协议签订后，史海波将拆迁工程交由袁亮生负责，袁亮生找来赵文升，赵文升又联系颜祥春，颜祥春组织拆房人员进入原北街小学施工，并租用韩廷立的挖机进场工作。2014年4月22日14时50分许，韩廷立挖机的司机翟建峰在挖机发生故障修好后，在未告知在场人员撤离、缺乏指挥的情况下，操作挖机对原北街小学西围墙进行拆迁时发生墙体坍塌事故，造成袁阿富死亡，袁强、赵文升受伤。事故发生后，济源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相关单位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进行了事故调查，作出《关于对济源原北街小学“4．22”坍塌事故的结案批复》及所附《济源原北街小学“4．22”坍塌事故事故调查报告》，其中载明：通过对事故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史海波对拆除工程负总责，对拆除工程有层层转包现象，对施工现场安全工作重视不足，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颜祥春作为拆除工程施工负责人，组织施工人员和挖机进入原北街小学施工，安全意识不强，对拆除工程现场危险因素认识不足，对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组织安排不力，对进入现场的相关人员也未进行安全告知，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北街居委会未将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相关部门备案，且在拆除、招标过程中资质审核把关不严，拆除协议不完善，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史海波个人，该居委会相关人员负有领导责任；袁阿富（袁亮生之子拆除施工相关人员）、袁强（袁阿富朋友）、赵文升（协助拆除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拆除施工现场休息时未充分认识到所处位置的危险性，挖机作业时未及时撤离危险区域，负有一定责任。事故发生后，史海波给付袁阿富近亲属600000元、给付赵文升30000元、给付袁强20000元。2015年7月14日，赵文升向济源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史海波、北街居委会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78558.94元，2016年12月12日济源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民一初字第3364号民事判决，认定赵文升与史海波存在个人劳务关系，史海波应对赵文升进行一定的赔偿，考虑到赵文升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酌定史海波对赵文升的损失承担60％的责任，北街居委会未严格审查资质、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史海波，存在过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遂判决史海波赔偿赵文升166109.36元、北街居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北街居委会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5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96民终258号民事判决，驳回北街居委会上诉，维持原判。该赔偿款济源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向北街居委会执行完毕。另查：1．济源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6）豫9001刑初191号刑事判决，认定史海波、颜祥春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袁强受伤后入住济源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右股骨外髁骨折（粉碎性骨折）、左大腿皮肤裂伤、支出医疗费2283.4元，并于2014年4月27日转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支出医疗费30466.67元；3．本案事故死者袁阿富的法定继承人有父亲袁亮生（1956年8月12日出生）、母亲李井珍（1958年10月15日出生）、妻子袁永梅、女儿袁梦蝶（2001年12月27日出生）、儿子袁梦杰（2003年10月20日出生），上述人员均系城镇居民户口，袁阿富共兄弟姐妹二人。201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391.45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15726.12元、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8804元；4．史海波曾于2018年11月30日起诉颜祥春、韩廷立要求进行追偿，济源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8）豫9001民初10323号民事判决，后颜祥春、韩廷立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至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史海波撤诉并提起本案诉讼；5．本案一审庭审中，史海波明确表示本案中不要求北街居委会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史海波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涉及坍塌事故发生后，史海波对事故受害人的赔偿一直在持续进行中，受害人赵文升赔偿一案执行完毕的时间是2018年2月11日，后史海波于同年11月30日起诉颜祥春、韩廷立主张追偿，撤诉后又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因此从时间上看史海波的主张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韩廷立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案系因坍塌事故造成人身损害赔偿而引起的追偿权纠纷案件，因此涉诉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的责任比例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事故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认定史海波对拆除工程负总责，存在层层转包现象，对施工现场安全工作重视不足，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对坍塌事故负主要责任；《调查报告》同时认定颜祥春作为拆除工程负责人，安全意识不强，对拆除工程现场危险因素认识不足，施工组织安排不力，现场管理不到位，对坍塌事故负主要责任；第三人北街居委会未将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相关部门备案，且在拆除、招标过程中资质审核把关不严，拆除协议不完善，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个人，该居委会亦负有一定的责任；此外，《调查报告》认为本案事故的受害人袁阿富、袁强、赵文升，安全意识不强，在拆除施工现场休息时未充分认识到所处位置的危险性，挖机作业时未及时撤离危险区域，负有一定责任；关于韩廷立的责任问题，虽然《调查报告》未对施工现场的挖机责任进行分析认定，但拆除墙体的坍塌系因挖机作业行为造成的，挖掘机属特种工程机械，需具有专业技能及资质的驾驶人员操作，并且在操作过程中应规范操作和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但韩廷立的司机在未告知在场人员撤离、缺乏指挥的情况下进行拆除工作，该行为与坍塌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韩廷立作为挖机负责人，应负有一定的责任。综上，史海波、颜祥春、韩廷立、北街居委会在本案的坍塌事故中均有过错，对各受害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调查报告》认为本案事故的受害人袁阿富、袁强、赵文升亦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上述人员的责任问题：1．关于赵文升。在赵文升与史海波、北街居委会纠纷一案中，考虑到各方的过错程度，生效判决认定作为协助拆除人员的赵文升的过错责任比例为40％，判令史海波承担剩余60％的赔偿责任即166109.36元、北街居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事故发生后史海波给付赵文升的30000元，该30000元未包含在上述案件赵文升主张的损失中，亦未在案件中有所体现，因此本案对该30000元不予涉及；2．关于袁强。袁强在事故发生后两次住院，支出医疗费数额较多，且根据其伤情应产生其他赔偿款项，故对其已获得的史海波给付的20000元不再划分由袁强承担；3．关于袁阿富。《调查报告》显示袁阿富系“拆除施工相关人员”，因此袁阿富的过错程度应参照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与其工作内容相似的赵文升的责任比例即40％较为适宜。201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391.45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15726.12元、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8804元，根据法律规定袁阿富家人因袁阿富死亡应获得的赔偿款为：死亡赔偿金487829元、丧葬费1940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1452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71753.4元，扣除袁阿富应承担的40％责任，剩余赔偿数额应为523052.04元。综上，史海波、颜祥春、韩廷立、及北街居委会应共同承担的损失有709161.4元（袁强20000元＋赵文升166109.36元＋袁阿富家人523052.04元）。对于上述损失，根据各方责任及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史海波与颜祥春应各承担30％的责任即212748.42元，韩廷立、北街居委会应各承担20％的责任即141832.28元。诉讼中，史海波在本案中不要求北街居委会承担赔偿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本案中颜祥春应给付史海波212748.42元、韩廷立应给付史海波141832.2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颜祥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史海波212748.42元；二、韩廷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史海波141832.28元；三、驳回史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47元，由史海波负担2387元，颜祥春负担3756元，韩廷立负担250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颜祥春提供证据如下：1.袁永梅、袁梦蝶、袁梦杰起诉袁亮生要求分配救助款的庭审笔录一份、银行明细二份，证明本案涉及的650000元救助款的来源，该650000元并非史海波赔偿，而是河南迪益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向卢园园转款3000000元后，卢园园向郑晓静转款1000000元，郑晓静向史海波转款600000元，并取现50000元。2.本案发回重审前原二审法官对史海波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该笔录显示史海波称其赔偿款的来源是自己有二三十万元，又向别人借了一部分，凑够600000元后赔偿给了袁亮生，史海波关于600000元的来源陈述相互矛盾，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案所涉650000元并非史海波赔偿。史海波对颜祥春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庭审笔录的证明方向有异议，袁亮生陈述650000元是北街居委会支付的救助款不属实，双方在事后也达成了调解协议，认可该救助款就是袁阿富的死亡赔偿款，法院依据双方的调解协议也出具了调解书；其次，该款确实由史海波支付，有袁亮生给史海波出具的收到条为证。该庭审笔录中证人袁某陈述的内容也不属实，袁某在最后陈述其不知道款项打到史海波账上的原因，综上，该庭审笔录不能证明款项不是史海波支付以及款项系救助款而非赔偿款。对证据1中卢园园账户银行明细的真实性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史海波账户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郑晓静就是北街居委会居民张领头的儿媳妇，当时是史海波向张领头借款，款项后来转至郑晓静的账户，由郑晓静支付给史海波。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史海波向张领头借款后，将款项支付给袁亮生、赵文升和袁强。综上，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赔偿款并非史海波支付。韩廷立对颜祥春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均无异议。北街居委会对颜祥春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与史海波的质证意见相同。本院认证如下：颜祥春提供的证据1、2，史海波、韩廷立、北街居委会均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二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史海波提供了向受害人支付款项的依据，可以证明该赔偿款确系史海波支付，因此，颜祥春提供的上述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颜祥春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准许其要求济源市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的回避申请错误，程序违法，但颜祥春所提回避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因此，颜祥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史海波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案涉坍塌事故发生后，虽然史海波于2014年4月23日对袁阿富和袁强的赔偿已经结束，但史海波对赵文升的赔偿直至2018年2月11日才结束，后史海波于2018年11月30日起诉颜祥春、韩廷立主张追偿，撤诉后又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韩廷立关于史海波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史海波能否向颜祥春、韩廷立进行追偿的问题。已生效的济源市人民法院（2015）济民一初字第3364号民事判决及济源市人民法院（2016）豫9001刑初191号刑事判决均对事故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进行了认定。该《调查报告》认定史海波对拆迁工程负总责，对施工现场安全工作重视不足，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对坍塌事故负主要责任；认定颜祥春作为拆除工程负责人，安全意识不强，对拆除工程现场危险因素认识不足，施工组织安排不力，现场管理不到位，对坍塌事故负主要责任；认定本案事故的受害人袁阿富、袁强、赵文升，安全意识不强，在拆除施工现场休息时未充分认识到所处位置的危险性，挖机作业时未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对此次事故负有一定责任。同时，北街居委会作为发包人，在发包时未将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相关部门备案，且在拆除、招标过程中资质审核把关不严，拆除协议不完善，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个人，也应对坍塌事故负有一定的责任。此外，本案坍塌事故是因挖机作业行为造成的，韩廷立的司机在未告知在场人员撤离、缺乏指挥的情况下进行拆除工作，该行为与坍塌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韩廷立作为挖机负责人，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史海波、颜祥春、韩廷立、北街居委会以及各受害人在本案坍塌事故中的责任及过错程度，确定史海波、颜祥春对各受害人所受损失各承担30%的责任、韩廷立与北街居委会各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史海波已向各受害人承担了赔偿责任，故史海波有权向颜祥春、韩廷立进行追偿，颜祥春、韩廷立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损失的计算基数问题。根据前述分析，史海波、颜祥春、韩廷立、北街居委会以及各受害人在本案坍塌事故中均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就各受害人所受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袁阿富自担部分外的损失，并在考虑生效判决确认的赵文升案件的赔偿数额和袁强的实际受伤情况后，最终确定了各受害人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以该损失数额作为各方应共同承担的总损失，并以此作为损失计算基数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颜祥春、韩廷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28元，由颜祥春负担4491元，韩廷立负担31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慧审判员 张莎莎审判员 石 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