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5行终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培英,女,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宜昌市夷陵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可琼（又名邓可勤），男，195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宜昌市夷陵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祥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1011118557R。 法定代表人罗凌，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新，该镇司法所所长。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湖北百思特（点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1698024011Y。 法定代表人邓玉华，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华，夷陵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夷陵区雾渡河镇三隅口村村民委员会，住，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三隅口村小长岗/div> 法定代表人邓可玮，主任。 上诉人王培英、邓可琼因诉被上诉人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雾渡河镇政府）、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夷陵区政府）、原审第三人夷陵区雾渡河镇三隅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隅口村）林地行政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6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1.王培英、邓可琼系原夷陵区雾渡河镇马迴坪村4组【（以下简称马迴坪村）、现三隅口村**】村民。1981年8月5日，王培英、邓可琼登记结婚。1983年1月11日，邓可琼取得《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该证所记载的涉及的山林有三块自留山，分别为：“枇杷树塆”、“马家塆”、“偏坡”（小地名）。1984年10月，马迴坪村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王培英、邓可琼夫妇承包了该村4.76亩耕地，自留地0.15亩，饲料地0.56亩。 2.1986年1月，王培英、邓可琼夫妇因到夷陵区樟村坪镇打工，将户籍从三隅口村迁出并举家搬迁到夷陵区樟村坪镇集镇居住。邓可琼在该镇某矿山企业从事矿石开采工作，王培英在镇供销社门市商店从事营业员工作。同年1月26日，邓可琼与迁入三隅口村的外迁户秦德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契约》，约定邓可琼将三隅口村的住房作价400元卖给秦德。同年3月16日，三隅口村根据邓可琼自愿放弃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山林的书面材料，该村4组召开群众会议，决定收回邓可琼夫妇承包的土地山林。 3.1987年3月，由于原樟村坪镇供销社门市部整合，王培英失去营业员工作，王培英一家人从樟村坪搬回三隅口村，其户籍亦随之迁回，并暂住邓可琼胞弟邓可成老屋。1989年，王培英、邓可琼借住到邓可琼舅舅曾宪廷家，租种其舅舅曾宪廷的土地和同村他人土地。 4.1994年，王培英、邓可琼租种的土地被出租人收回，王培英、邓可琼一家又搬离三隅口村，到张家口村经营水果、蔬菜，王培英、邓可琼自述在当年出资5000元购买了张长江的房屋，从1994年开始在张家口居住生活至今，但其户籍仍在三隅口村。 5.2011年11月，王培英、邓可琼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要求返还原山林、土地。各级信访部门逐级将其上访信件转办至雾渡河镇政府。同年12月21日，雾渡河镇政府作出[2011]050号《关于王培英同志信访事项办理答复意见书》，王培英、邓可琼收到该意见书后向夷陵区政府申请信访复查。2012年7月3日，夷陵区政府制作夷政信复查字[2012]15号《信访复查意见书》，信访答复及复查均未支持王培英、邓可琼的信访诉求。王培英、邓可琼收到复查意见书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核请求，该信访程序终结。 6.2016年5月，王培英再次就返还其原山林和土地向雾渡河镇政府提出诉求。2016年10月18日,雾渡河镇政府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王培英不服，向夷陵区政府提出信访复查申请。2016年11月4日，夷陵区政府信访复查办公室向王培英作出《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对王培英的复查申请不予受理。 7.2017年7月26日，雾渡河镇政府为落实2011年12月21日《关于王培英同志信访事项办理答复意见书》（[2011]050号）中答复的事项，出具了《关于王培英信访事项的办理回复》。王培英对该回复的内容仍不满意，认为给其调剂的山林地理位置太偏僻，不同意调剂山林与土地。王培英再次提出复查申请，2017年9月5日，夷陵区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对王培英的复查申请不予受理。 8.2018年3月15日，雾渡河镇政府作出《关于王培英信访积案处理意见》。同年6月9日，王培英、邓可琼向雾渡河镇政府提出山林与土地的确权申请。2019年8月6日，雾渡河镇政府作出《关于王培英、邓可琼确定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的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对于其要求收回1983年承包山林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日，雾渡河镇政府作出《关于王培英、邓可琼确定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对于其要求承包原曾宪梅的承包地及原宅基地的请求，不予支持。 9.2019年10月8日，王培英、邓可琼不服雾渡河镇政府《决定书》和《意见书》，向夷陵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20年1月6日，夷陵区政府作出夷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意见书》并未作出处理决定，不属于审查范围，并维持了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王培英、邓可琼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夷陵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以及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和《意见书》。2．依法确认王培英、邓可琼承包的山林30亩（实际为30亩以上）、耕地责任田5.34亩，及不在承包范围的园田、自留地、茶园、竹园等多种型基地及宅基地共计8.35亩，2005年二轮延包增加20％，故以上共计46.428亩的山林、土地、宅基地的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属于王培英、邓可琼所有。并向王培英、邓可琼返还以上的46.428亩的山地、土地、宅基地，同时为王培英、邓可琼办理以上山林、土地、宅基地的相关权属证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承担。 一审同时认定，2018年6月20日，王培英、邓可琼就上述土地、山林承包权属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根据上述规定，同年6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506民初15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王培英、邓可琼的起诉不予受理。王培英、邓可琼在收到民事裁定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 2019年8月6日，雾渡河镇政府作出《意见书》，该《意见书》已明确告知王培英、邓可琼“如不服本意见，可在接到本意见书三十日内向夷陵区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王培英、邓可琼在收到《意见书》后，并没有在三十日内向夷陵区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该决定已经夷陵区政府复议并予以维持。至于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意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该《意见书》亦属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本案一并审理。 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雾渡河镇政府就王培英、邓可琼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出具的《意见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二是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认定王培英、邓可琼不能对原《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林地主张权利，夷陵区政府予以维持是否合法；三是王培英、邓可琼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中，马迴坪村在王培英、邓可琼于1986年将户籍外迁后，通过马迴坪村4组召开群众会议，决定收回邓可琼夫妇承包的土地并发包其他村民，符合当时（1983年）原宜昌县人民政府的土地政策规定（因搬迁嫁聚外地或死亡绝户的自留山、自留地、由集体收回，不得转让或买卖），亦符合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发（1996）31号《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户籍外迁及死亡绝户的……，原承包土地，就按政策收回”的规定，马迴坪村将王培英、邓可琼承包的土地发包其他村民并无不当。 从本案来看，2018年6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506民初15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王培英、邓可琼的起诉不予受理后，王培英、邓可琼向雾渡河镇政府再次申请解决。2019年8月6日，雾渡河镇政府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出具了《意见书》，该《意见书》明确告知王培英、邓可琼：“如不服本意见，可在接到本意见书三十日向夷陵区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王培英、邓可琼在收到《意见书》后，并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亦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推定王培英、邓可琼于2019年10月8日知道了《意见书》规定的起诉期限，但王培英、邓可琼直到2020年1月6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王培英、邓可琼的起诉已超过了《意见书》中规定的起诉期限。 综上，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在处理王培英、邓可琼的土地承包纠纷中，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针对马迴坪村自1987年以来30余年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土地完善承包的历史变迁，以及争议土地已流转其他村民承包的现实状况等作全面调查、核实，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因此王培英、邓可琼诉请撤销该《意见书》及确认其承包的责任田、园田、自留地、茶园、苕田、竹园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属归其所有的理由不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质是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认定王培英、邓可琼不能对《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林地主张权利，夷陵区政府予以维持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雾渡河镇政府作为乡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享有处理发生在个人之间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职权，其职权依法取得，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其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夷陵区政府作为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依法享有依职权追加第三人、进行行政复议的职权，其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 本案中，王培英、邓可琼在所列被申请人之中，除三隅口村外，还以秦廷春、杨闵慈、秦建国、望远才为被申请人向雾渡河镇政府提出申请。夷陵区政府经审查认为，林地使用权的发包方为三隅口村，秦廷春、杨闵慈、秦建国、望远才系从三隅口村承包取得相关林地使用权，并非上述四人与王培英、邓可琼之间有林地权属争议，而是属三隅口村与王培英、邓可琼之间的争议。本案所审查的是王培英、邓可琼能否主张《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上载明林地权属的权利，因该权利是否发生变化与三隅口村有关，故夷陵区政府在复议决定中仅追加三隅口村为本案第三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诚然，从尊重历史和结合现实情况，自2011年11月开始，王培英、邓可琼多次向三隅口村、雾渡河镇政府申请，请求“追回原承包的土地、山林，并由相关部门办理相关证件。”三隅口村、雾渡河镇政府从解决王培英、邓可琼家庭的实际困难出发，曾参照本村人平占有土地和山林面积进行了调剂，并决定从该村五组（原小长岗）调出土地1.2亩给王培英、邓可琼使用，但因王培英、邓可琼坚持要求追回1983年《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和1984年其母亲曾宪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承包的土地、山林，导致该土地、山林纠纷调解无果。雾渡河政府和三隅口村从实际出发，解决矛盾问题的作法，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值得肯定。 在我国，不动产实行的是以登记为准的制度，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在王培英、邓可琼不同意三隅口村调剂本村其它土地和山林后，雾渡河镇政府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作出《决定书》，认定1986年3月16日马迴坪村收回王培英、邓可琼家庭承包山林的行为合法有效，至于马迴坪村对合法收回的林地发包给谁与王培英、邓可琼无关，并决定对王培英、邓可琼要求收回1983年承包的山林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雾渡河镇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夷陵区政府以其行政主体适格，事实认定清楚，处理程序正当合法，法律适用得当为由，维持雾渡河镇政府《决定书》是正确的，应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王培英、邓可琼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属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登记机关依法颁发给权利人作为其享有该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的证明。本案为土地、山林承包权权属争议案件，系涉及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起诉期限应适用二十年起诉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本案中，2019年8月6日，雾渡河镇政府依照相关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认定王培英、邓可琼于1986年迁出户籍、转卖房屋时即失去了对争议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马迴坪村在王培英、邓可琼户籍迁出后，将其名下相关土地、山林以村民小组会决议的方式重新发包给本组秦廷春、杨闵慈、秦建国、望远才等村民程序合法，且于1986年3月16日制作了《处理山林决议》，由重新承包的上述村民申请了林权登记并领取了相关权证。在此期间，王培英、邓可琼虽然称其1987年迁回原户籍地后一直在主张原土地、林地权属，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根据王培英、邓可琼的举证证明其开始主张其原土地、林地权属的最早时间是2011年向国家信访局反映要求返还原土地、山林的信访诉求，且各级信访部门的转送单载明的时间均为2011年。从1987年王培英、邓可琼迁回原户籍地开始计算，截止王培英、邓可琼自认的2010年开始主张权利，不仅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保护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起诉期限，也超过了《土地权属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二十年期限。在三隅口村重新发包后，新的土地、山林使用权人已实际占有并使用争议土地、山林已超过二十年的情况下，王培英、邓可琼就原《土地承包使用证》、《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山林承包面积再主张权利，于法于理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雾渡河镇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处理原则，对王培英、邓可琼的请求作出处理意见合规合法；雾渡河镇政府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确立的林权争议处理原则，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对王培英、邓可琼的要求不予支持的决定正确。雾渡河镇政府作出《意见书》、《决定书》与夷陵区政府作出夷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王培英、邓可琼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参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培英、邓可琼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培英、邓可琼负担。 王培英、邓可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培英、邓可琼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判决结果自然错误。原审判决第15页第2段中认定“同年3月16日，三隅口村根据邓可琼自愿放弃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山林的书面材料，该村4组召开群众会议，决定收回邓可琼夫妇承包的土地山林”错误。首先、邓可琼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放弃土地山林的书面材料，但雾渡河政府的书面回复中却明确了村委会是以邓可琼自愿放弃土地山林的书面材料为依据收回土地山林的。之后邓可琼在维权过程中应雾渡河公安机关的要求并当着其面书写的鉴定材料，其字迹明显不同。庭审中，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在王培英、邓可琼要求下至始至终也没有提供其作出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其次、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没有提供《处理山林决议》原件，在作出该决议时王培英、邓可琼并不在场，根本无法知晓是否开会、是否按程序进行、是否有该决议，其都不清楚，只是后来维权过程中看到一个复印件，原件至今没有看到，且村委会当时也没有通知王培英、邓可琼，没有给王培英、邓可琼抗辩的机会，程序违法。第三、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在2019年7月8日对邓代义的询问笔录中，邓代义非常清楚的说了邓可琼写过放弃土地山林的证明，并于1993年办移交时交给他了，该陈述属虚假陈述。2.原审在判决第16页第5段中认定王培英、邓可琼是2011年11月才开始向相关国家机关提起信访诉求的事实是不全面的。王培英、邓可琼确实是2011年向国家信访局提出信访诉求，但一下就到国家层面的中央机关了吗？众所周知，按常理一个小乡村的农民不可能一有事就到中央去，肯定是乡村、镇、县、市等都解决不了问题了才会到中央去，何况当时是八十年代，农民普遍法律意识不高，不会一有事就直接到中央去上访。事实上王培英、邓可琼多次向当地政府进行维权，包括相关单位为使王培英完成计划生育任务曾承诺为其解决土地山林问题。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在2019年7月8日对王培英、邓可琼的询问笔录中，王培英、邓可琼非常清楚的说了以上事实和1990年就找过上洋乡、雾渡河政府等解决问题。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在2019年7月8日对邓代义的询问笔录中，邓代义说王培英、邓可琼20**年找村里解决过土地山林问题。故王培英、邓可琼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行政诉讼实行举证倒置原则，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及第三人对于收回土地山林合法性的证据不足，且从现有证据看，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依据邓可琼的申请收回案涉土地、山林是虚假的证据。4.关于《意见书》，这只是雾渡河政府出具的一个意见而己，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王培英、邓可琼之前在申请复议时，由于夷陵区政府法制科工作人员一再说工作忙、要到外地学习，递材料去了至少三次以上，之后才收了材料，且也未超出六个月的诉讼时效。而该《意见书》中还涉及王培英、邓可琼房屋的重大权益等问题,应于处理。王培英、邓可琼居住的房子虽然破，村委会也不能随便拆除。王培英、邓可琼特申请卖房兄弟邓可成到法庭出庭作证。5.王培英、邓可琼提供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使用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件均为各级政府机关颁发，且土地承包期限是二十年，现在是三十年，非依法律程序，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在王培英、邓可琼土地山林之上重新发包给秦廷春、秦建国、望远才等村民，是在错误收回王培英、邓可琼土地山林的基础上实现的，应予纠正。 雾渡河镇政府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事实正确。本案基本事实为1986年1月，王培英、邓可琼夫妇因到夷陵区樟村坪镇打工，将户籍从三隅口村迁出并举家搬迁到夷陵区樟村集镇居住，邓可琼在该镇某矿山企业从事矿石开采工作，王培英在镇供销社门市商店从事营业员工作。同年1月20日，邓可琼在村组干部及村民代表见证下与迁入三隅口村的外迁户秦德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份，同年3月16日，三隅口村根据邓可琼放弃第一轮承包土地山林的书面材料，召开群众会议收回邓可琼夫妇承包的土地山林。雾渡河镇政府提交的《处理山林决议》及相关证人《调查笔录》符合证据的三性，王培英、邓可琼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在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针对马迥坪村（现三隅口村）土地承包的历史变迁，以及争议土地已合法流转给其他村民承包的现实状况等作出的《意见书》及《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1月王培英向国家信访局提起反映要求返还山林、土地的信访请求”系根据王培英、邓可琼在一审举证的最早时间，未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培英、邓可琼在2011年前向有关机关主张权利，因此，王培英、邓可琼上诉称诉讼时效中断、未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 3.《意见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一并处理具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见书》对于王培英、邓可琼主张的承包地、原曾宪梅承包地及宅基地均作出明确的意见，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一并审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 4.王培英、邓可琼以30年前的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证主张权利于法于理不符，所涉土地、山林已经村集体合法流转给村集体其他村民达30年以上，马迥坪村（现三隅口村）收回承包地及山林重新发包，符合当时（1983年）原宜昌县人民政府的土地政策规定，也符合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发（1996)31号《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户籍外迁及死亡绝户的，原承包土地，就按政策收回”的规定，王培英、邓可琼已丧失土地承包权，超过了起诉期限，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王培英、邓可琼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夷陵区政府答辩称：同意雾渡河镇政府的答辩意见。认为王培英、邓可琼的上诉请求中包含了《意见书》，但夷陵区政府只对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林权裁决决定进行复议。因此，夷陵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隅口村未到庭参与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王培英、邓可琼向本院申请证人邓可成出庭作证。证实1987年下半年，邓可成将其父母为其兄弟分家所得的两间房屋以600元出售给了王培英、邓可琼，同时将其父母承包的责任田、多种经济田、饲料田一并转让给了王培英、邓可琼。邓可成与王培英、邓可琼系兄嫂关系。 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质证认为，邓可成与王培英、邓可琼系兄嫂关系，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予认可，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本院认为，因邓可成与王培英、邓可琼系兄嫂关系，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邓可成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同时查明，2001年10月25日，王培英在向雾渡河镇政府及各级领导书写的《申请书》中表示，其在1986年就已知道其诉争的土地、山林被他人侵占。邓可琼在2019年7月8日的调查笔录中表示，其在1987年返回三隅口村后，曾向三隅口村要求分山、分地，但三隅口村干部只是同意在有地后予以调整，并未予落实。2010年邓可琼才向雾渡河镇政府要求返还诉争土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王培英、邓可琼对其及其母曾宪梅分别持有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2.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分别作出的《决定书》和夷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是否应予以撤销。现评述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宜昌县人民政府向邓可琼颁发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确认邓可琼承包三隅口村的5.47亩（旱田4.76亩、两地0.71亩），土地的承包期限为20年（1985年至2005年12月），但王培英、邓可琼及其家人在1986年迁出三隅口村并落户到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后，其已不属三隅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隅口村根据王培英、邓可琼卖房（房屋出售同村村民秦德，土地让秦德耕种）的实际情况及当时夷陵区人民政府政策（因搬迁嫁取外地或死亡绝户的自留山、自留地、由集体收回，不得转让或买卖）、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发（1996）31号《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户籍外迁及死亡绝户的……，原承包土地，就按政策收回）之规定。三隅口村于1986年3月16日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方式决定收回王培英、邓可琼的承包土地、山林并重新发包给同村村民承包经营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在本案中，王培英、邓可琼自认1986年就明知其权利被侵害，但王培英、邓可琼所举证据证实其2010年11月1日才依法向政府相关部门（国家信访局）主张权利，虽然王培英、邓可琼辩称其在1986年至2010年期间多次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张过权利，并提交了其在该期间书写的“申请书”等证据拟予证明，但因王培英、邓可琼未提交证据证实将其书写材料送达给相关政府部门，故本院认定王培英、邓可琼向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从1986年起至2010年11月1日止，王培英、邓可琼主张权利的期间已超过二十年。即使王培英、邓可琼诉称在该二十年中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案涉土地、山林的事实成立。但因案涉诉争土地、山林在三隅口村收回后已重新发包他人承包经营并办理相应权证，他人一直使用至今，现已无法收回。故雾渡河镇政府及夷陵区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案涉土地、山林的客观情况，作出驳回王培英、邓可琼对诉争土地、山林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诉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虽然王培英、邓可琼的诉请被驳回，而夷陵区政府和雾渡河镇政府并未对王培英、邓可琼的利益不管，相反两级政府是积极与三隅口村协调，并从三隅口村集体土地、山林中调整一部分发包给王培英、邓可琼承包经营，因王培英、邓可琼拒绝而未成。因此，夷陵区政府、雾渡河镇政府及三隅口村在处理王培英、邓可琼的土地、山林问题中已履行了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另外，因王培英、邓可琼不是其母亲曾宪梅持有《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承包主体，虽然王培英、邓可琼在二审中申请证人邓可成出庭证实，邓可成已将其母亲曾宪梅的房屋及承包土地一并出售转让给了王培英、邓可琼，因邓可成与王培英、邓可琼系兄嫂关系，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王培英、邓可琼未提交土地所有权人（村委会）相应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邓可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故王培英、邓可琼主张对曾宪梅的承包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王培英、邓可琼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满后并未与三隅口村重新签订二轮延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要求雾渡河镇政府、夷陵区政府对案涉土地、山林进行确权登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2.雾渡河镇政府在收到王培英、邓可琼的《申请书》后，针对王培英、邓可琼提出的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决定书》，对王培英、邓可琼提出的请求不予支持。王培英、邓可琼不服，向夷陵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夷陵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夷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新的林地使用权人实际占有使用争议林地超过二十年为由，维持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经本院审核，雾渡河镇政府与夷陵区政府分别作出的《决定书》和夷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王培英、邓可琼要求撤销《决定书》及夷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王培英、邓可琼未在法定期限内对雾渡河镇政府作出《意见书》向夷陵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意见书》对王培英、邓可琼已发生法律效力。故王培英、邓可琼在本案中要求撤销雾渡河镇政府作出的《意见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培英、邓可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王培英、邓可琼已预交），由王培英、邓可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玲玲 审判员  胡振元 审判员  胡建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杜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