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进双，男，197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军，男，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进双因与被上诉人张勇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26民初2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进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被上诉人张勇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进双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225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持，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一份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欠款事实，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有欠款行为，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出具欠条、存在欠款的行为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对被上诉人的投资款达成了新的合同和变更了合同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之间从来没有合同关系，又何来新的合同和合同变更合同，原审判决这一认定，既没有任何的基础法律事实予以支持，也与事实不符。3、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合同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完全没有根据。第一、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原审判决武断的认为双方签订了合同，但原审判决却不能给出双方签订的是什么合同，签订合同的原因是什么的结论。这样的判决完全是凭空想象，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第二、被上诉人所谓的“投资款”是被上诉人成为股东而交纳的出资额，被上诉人交纳的出资额不再是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而是属于设立公司的财产，在全体股东决议解散公司、并完成清算以后，被上诉人已经参与了剩余财产的分配，如何会成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了呢，又如何得出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呢？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款责任完全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将被上诉人设立公司的出资额，当作上诉人的借款并承担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借贷的事实，何来还款并承担利息的义务。2、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判决错误。我国《合同法》第》第一百零七条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签订任何性质的合同，当然就不存在相应的合同义务。张勇军辩称，杜进双在公司解散、注销时自愿偿还张勇军的投资款，符合《民法总则》第六章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因此，本案杜进双自愿偿还张勇军的投资款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杜进双在公司解散、注销时自愿偿还张勇军的投资款，其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该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22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杜进双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张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杜进双偿还欠款31万元，并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的利息142915.67元，此后利息按年利率9.677%计算至杜进双还清欠款为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杜进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4日，张勇军、杜进双、案外人李璇三人分别认缴出资31万元、32万元、37万元登记设立了湖北爱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张勇军投资到位。杜进双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负责该公司运营工作。2014年9月10日，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并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清算报告，清算报告第四项载明“支付完相关费用并清偿债务后，公司剩余财产贰拾叁万元。由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完毕”，并完备了公司注销的相关手续，依照法定程序于2014年12月5日对该公司进行注销登记，同时杜进双向张勇军出具了欠条一份，承诺张勇军投资的31万元由杜进双于2015年6月30日归还，并支付年利息3万元。到期后，杜进双未能偿还，2015年7月12日杜进双向张勇军出具了《欠条说明》，内容为“原欠张勇军叁拾万壹万元，已于2015.6.30到期，因经济困难暂时还不上，初步预定2017.6.30前归还，在欠款期间每年按叁万元支付利息”。2015年7月15日，杜进双支付了2015年6月30日之前的利息3万元予张勇军。到期后杜进双亦未支付张勇军投资款，引起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张勇军与杜进双因湖北爱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双方对张勇军的投资款31万元达成了新的合同，即张勇军的31万元由杜进双于2015年6月30日归还给张勇军，并年支付利息3万元。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效力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遵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到期后，双方又将合同履的期限变更为2017年7月15日，此属于合同的变更，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杜进双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张勇军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杜进双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为了计算方便将双方约定的年利息3万元换算成年利率为9.677%。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杜进双支付张勇军31万元，和从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1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9.677%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上列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94元，减半收取4047元，诉讼保全费3270元，合计7317元，由杜进双负担。二审中，经本院要求，上诉人杜进双于庭后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杜进双的情况说明；证据二，杜进双与襄阳环城公园管理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据三对账单复印件5份，用以证明杜进双与张勇军一起开公司，公司的支出及后面由张勇军办理公司解散，解散后将剩余款项分配给张勇军，杜进双不欠张勇军的款，出具欠条说明是为了张勇军好交代，杜进双并不欠张勇军的款。被上诉人张勇军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是杜进双单方面陈述，不属实；证据二，承租方是杜进双，与本案无关联性，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据三是公司的支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杜进双的情况说明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确定，房屋租赁合同与对账单均是公司支出，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评价。被上诉人张勇军二审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杜进双是否应当偿还被上诉人张勇军31万元及利息。上诉人杜进双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杜进双出具欠条一份、双方就被上诉人张勇军的投资款达成新的合同及变更了合同无事实依据，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杜进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3月4日，张勇军、杜进双、案外人李璇三人分别认缴出资31万元、32万元、37万元登记设立了湖北爱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9月10日，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对公司进行清算，并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清算报告，清算报告第四项载明“支付完相关费用并清偿债务后，公司剩余财产贰拾叁万元。由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完毕”，2014年12月5日对公司进行注销登记。杜进双于2015年7月12日向张勇军出具欠条说明，2015年7月15日，杜进双支付张勇军3万元，3万元正好是欠条说明约定的每年应支付的利息。杜进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欠条说明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其称出具欠条说明系为了张勇军好交代与生活常理不符，张勇军亦不予认可；杜进双称该31万系投资公司，已分配完毕，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亦与在公司注销登记后，清算报告已载明“公司剩余财产贰拾叁万元。由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其仍出具欠条说明并还款3万元的事实相互矛盾。张勇军认可其主张的31万系其投资至湖北爱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31万元。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杜进双与张勇军对张勇军的投资款31万元达成了新的合同，即张勇军的31万元由杜进双于2015年6月30日归还给张勇军，并年支付利息3万元，有事实依据。杜进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杜进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99元，由上诉人杜进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０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