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云生，男，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鹏，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杰，男，199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毅，襄阳市襄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邱云生因与被上诉人李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云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鹏、被上诉人李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毅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云生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以结算的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未查实双方的基础账目往来、法律适用错误。二、被上诉人在出具金额为19万《借款合同》前与上诉人存在基础的借款关系，上诉人向法庭举例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转账记录及相关借据的复印件予以补充证实。同时，从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建设银行的转账记录来看，进一步证实了其收到上诉人的13.2万转账，并向邱云生偿还4000元利息的事实；即使被上诉人认为借条原件已经收回，债务已经清偿，但上诉人对该借条收回提出了合理的异议（旧条换新条），被上诉人应进一步对其还款的事实予以举证证实，原审法院据此认为不存在真实的借贷，系事实认定错误。1、从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转账记录及回款情况来看，被上诉人并未将上诉人的款项结清，其仅辩称债务已清、条据都收回了明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双方的往来流水是客观真实反映了债款是否结清；2017年5月24日，李杰因无法偿付前期的借款利息，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借条》，用以证明所欠利息的事实，并且其在2017年6月3日再次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借条》（金额为19万），该借条系对前期借款金额的汇总，前期的借条原件也就返给了被上诉人，这也是符合日常习惯，但并不代表着前债务已经不存在；2、被上诉人在（2019）鄂06民终3605号判决的庭审笔录中辩称：在向上诉人出具了该19万的《借款合同》后，又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利息的条子（9万的条据），因上诉人索要利息过高，遂不予借该笔款项，并将该笔款项退还给了上诉人。而在本案原审中，被上诉人又如是辩称：“2017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9万元）未实际履行、2017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是针对2019年6月3日发生的19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9万元出具的欠条，被上诉人认为利息过高，就将19万元立即偿还了。”从上述两次庭审内容来看，被上诉人的前后辩称自相矛盾：其一，该9万元条据是新借款还是前期利息的汇总条据？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其二，9万元利息条据的出具时间明显早于19万的《借款合同》，难道被上诉人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除非其尚欠上诉人19万欠款未还的情况下才会向上诉人出具利息条据，否则其没理由向上诉人出具该条据；其三，19万的《借款合同》中对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该借款未来的利息已固定），上诉人也不会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一份9万元的条据作为19万的本金在未来近三个月的利息；其四，在于2016年2月6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借款10万元，扣除月利息4000元后，设上诉人实际转款96000元，此后近半年的时间，被上诉人均是偿还的4000元利息，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3、（2019）鄂06民终3605号判决的庭审中，审判长询问李杰是否尚欠邱云生的钱，李杰回答“不欠”，最后李杰又陈述“尚欠邱云生一点利息”，李杰在该庭审中辩称“通过银行转账进行还款”，但审判长要求其提供银行流水，其并未提交，；本案庭审后，被上诉人提交的流水也进一步证实了被上诉人在（2019）鄂06民终3605号判决的庭审中的多次不实陈述；4、本案庭审后，被上诉人向法庭作出的口头解释并不合常理，同时也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即以其解释合理认定债务已经消灭明显缺乏证据支持；上诉人提交的书面证据具备一定证据优势，被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实质的书面证据，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上诉人向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与案外人邱飞云不存在任何关系，符合证据规则；同时被上诉人于该协议签订后也与上诉人通过短信来往欲以酒抵债，也进一步补充证明了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未清偿的债务关系，上诉人举证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邱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杰向邱云生偿还借款19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2、判令李杰向邱云生偿还90000元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等费用由李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云生和李杰于2010年在工地干活相识。自2013年，邱云生开始借款给李杰。2015年8月8日，邱云生向李杰转账45000元。2016年2月6日，邱云生向李杰转账96000元。2016年7月13日，邱云生向李杰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24日，邱云生向李杰转账26000元。以上合计177000元。邱云生诉称，2017年5月24日，双方对前期欠款的未还利息汇总后，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李杰向邱云生出具了90000元借条。邱云生称，2017年6月3日，双方对前期欠款的总金额进行汇总，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李杰向邱云生出具了190000元借条。邱云生称，2017年11月18日，李杰因无现金偿还上述债务，遂与邱云生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杰将其对新七建设集团襄阳观塘工程项目部项目314000元的工程款债权全部转让给邱云生。后邱云生向李杰索要款项无果，引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的争议焦点：邱云生与李杰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针对该焦点，邱云生认为，邱云生自2015年8月8日至2016年12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借款给李杰177000元。后李杰向邱云生出具了90000元利息条和190000元借条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了结算。加上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李杰未偿还借款。李杰认为，对邱云生提供的借款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借款同时均出具了借条，借款偿还完毕后，借条收回撕毁。邱云生、李杰之间经常有转账，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是李杰借款。2017年5月24日借款合同与借条未实际履行。2017年6月3日的借款合同和借条在另外的案子中已审理完毕，与邱云生所说的证明目的不符，且邱云生是代邱飞云（邱飞云因为身份原因，不便出面）所签的。《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聊天记录中用酒抵债，抵的是原来按4分利息计算尚欠20000元利息的钱。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邱云生要求李杰偿还借款190000元及利息，邱云生为此提供了2017年6月3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李杰出具的190000元借条，2017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李杰出具的90000元借条。而邱云生在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鄂0607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中自认2017年6月3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李杰出具的190000元系新发生的债权，该案经一审法院一审、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了判决，驳回了邱云生的诉讼请求。故双方于2017年6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不能证明本案中双方就借款形成了合意。对于2017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李杰认为是针对2019年6月3日发生的190000元借款产生的利息90000元出具的欠条，李杰认为利息过高，就将190000元立即偿还了。邱云生主张90000元借条是前期所欠利息，但未能提供双方约定关于借款利息、借款期限等符合民间借贷习惯的证据。邱云生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即便是真实的，邱云生应当找债务人新七建设集团索要，且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邱云生主张的银行四笔转账记录，李杰解释45000元借款用了不到几天，当月月底还了50000元，且将借条收回撕毁。26000元银行流水系李杰用别人的信用卡在邱云生的pos机上刷卡，邱云生将钱转到李杰的银行账户上，10000元转账系打牌时邱云生向李杰借现金，然后转账给李杰。100000元借款（实际借款96000元）每月偿还利息4000元，后于2017年1月25日将借款还清，收回欠条原件并撕毁。李杰对上述银行流水作出了合理解释，且与双方在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陈述的每次借款都打条子、备注，还款的时候收条子原件相吻合，亦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综上，邱云生庭审中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诉争借款形成了合意，且李杰未还清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邱云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25元，由邱云生负担。二审中，为查清本案案情，经本院要求，被上诉人李杰于庭后提交二组证据，证据一，两张银行转账凭证、一张微信转账凭证。用以证明2015年9月李杰通过银行转账还邱云生5万元，2017年1月25日通过微信转账还款1万元，共计还款6万元；证据二，李杰向邱云生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8月8日的借条一份、时间为2016年11月6日的借条一份、时间为2016年10月22日的欠条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8月8日的借条从转账凭证上看已经还了，2016年11月6日的借条，当时约定利息过高，邱云生又逼李杰，李杰给邱云生现金10万元，邱云生将借条还给李杰。上诉人邱云生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农业银行2015年9月7日转账的5万元收到了，属实，微信转账不是转给邱云生，是转给邱云生前妻，李杰与邱云生前妻有借贷关系，对微信转账的1万元不予认可；对证据二，对2015年8月8日的借条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9月7日李杰已经履行还款义务，对另外两份条据的出具时间有异议，邱云生在条据载明的时间没有进行借贷，该两份条据有可能是李杰自己出具的，李杰陈述的交易习惯问题，5万元借条及5万元转账，更加能说明后面的交易习惯有明显漏洞，也有时间局限性，后两份借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2015年9月7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5万元予以采信，对2017年1月25日微信转账给“九月菊香”微信号的1万元，因该微信账号不是邱云杰本人，邱云杰对该1万元亦不予认可，对该1万元本院不予采信。对2015年8月8日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对2016年11月6日的借条及2016年10月22日的欠条，因邱云生不予认可，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除了2015年8月8日借条，另两份条据无相印转账凭证予以佐证，邱云生不认可归还借条、欠条即为还清借款，本院认为，仅凭两份借据，没有相应付款凭证，不能证明李杰已支付邱云生相应的款项。上诉人邱云生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6月3日，邱云生与李杰签订《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李杰）按月息4%向甲方（邱云生）支付利息。2015年9月7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50000元；2016年3月6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4月6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5月13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6月9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7月11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8月8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10月1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2016年10月17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3000元；2016年11月7日李杰向邱云生转账4000元，此后李杰再未转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邱云生与李杰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如果存在借贷关系，李杰尚欠邱云生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数额。本院评判如下：一、邱云生与李杰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经查，自2015年8月8日至2016年12月24日，邱云生分四次通过银行账户共计向李杰转款177000元；2017年5月24日，邱云生与李杰签订9万元借款合同一份，同日，李杰向邱云生出具9万元借条一份，邱云生称该9万元系前期借款李杰欠的利息；2017年6月3日，邱云生与李杰签订19万元借款合同一份，同日李杰向邱云生出具19万元借条一份，邱云生称该19万元系对前期李杰欠邱云生款项进行结算后，重新签订合同出具的条据；2017年11月8日，李杰与邱云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李杰将其在新七建设集团襄阳观塘工程项目的工程款转让给邱云生；对邱云生在一审中提交的催李杰还款的聊天记录，李杰认可属实。李杰提交在一审中提交的其银行流水中，自2016年3月6日至2016年11月7日，除2016年10月17日李杰向邱云生转款3000元外，其余有8次，李杰每次向邱云生转款4000元，以上几次转款每次间隔时间1月左右；二审中，李杰提交了2015年9月7日，其向邱云生转账5万元的转账凭证，邱云生予以认可，并且提交了3份条据，邱云生认可2015年8月8日5万元的借条。从以上所述邱云生向李杰转账177000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李杰出具借条、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邱云生催李杰还款以及李杰向邱云生转款的行为来看，上诉人邱云生上诉称的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19万及9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条系对前期双方之间的借款进行结算后重新出具的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李杰称其在偿还全部借款后，将其向邱云生出具的借条、欠条等全部收回，其不欠邱云生的款，因邱云生不予认可，李杰亦未提交付款凭证予以佐证，且其在还清借款后又与邱云杰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与日常生活实际不符。故李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虽然邱云生以2017年6月3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李杰出具的190000元借条为新发生的债权要求李杰偿还借款190000元及利息，已被生效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的二审判决载明“邱云生二审中主张案涉借条系双方结算后的债权凭证，其可依结算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邱云生与李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李杰尚欠邱云生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的数额。上诉人邱云生主张李杰尚欠其借款本金为19万元，本金构成为177000元银行转账及零星给李杰的现金，因李杰不予认可，邱云生未提交相关收条予以证明，本院认定本案中邱云生共计向李杰出借款项177000元，其余13000元，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邱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李杰偿还了部分借款，而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月息为4%，李杰二审提交的借条、其2016年3月6日至2016年11月7日规律还款的行为及其在一审中接受调查时的陈述，均可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约定了利息。故本院从2015年8月8日邱云生向李杰转款开始，根据邱云生向李杰转款时间数额，李杰向邱云生还款的时间数额，按照月利率2%据实计算李杰尚欠邱云生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对于邱云生按照2017年5月24日9万元借款合同及借条主张的9万元利息，本院不再单独评判。邱云生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超出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数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8月8日邱云生向李杰转款45000元，2015年9月7日李杰还款50000元，此时应付利息为870元，扣减本金和利息共计45870元后，尚有余额4130元；2016年2月6日，邱云生向李杰转款96000元，扣除4130元，李杰欠本金91870元；2016年3月6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1837.4元后余额2162.6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9707.4元；2016年4月6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1794.1元后余额2205.9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7501.5元；2016年5月13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2158.4元后余额1841.6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5659.9元；2016年6月9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1484.8元后余额2515.2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3144.7元；2016年7月11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1773.8元后余额2226.2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0918.5元；2016年7月13日邱云生向李杰转款10000元，此时李杰欠本金90918.5元，利息107.9元；2016年8月8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1623.2元后余额2376.8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8541.7元；2016年10月1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3128.5元后余额871.5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7670.2元；2016年10月17日李杰还款3000元，扣除应还利息935.1元后余额2064.9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5605.3元；2016年11月7日李杰还款4000元，扣除应还利息1141.4元后余额2858.6元冲抵本金，李杰欠本金82746.7元；2016年12月24日邱云生向李杰转款26000元，此时李杰欠本金108746.7元，利息2592.7元，此后李杰再未还款。综上，截至2016年12月24日，李杰尚欠邱云生借款本金108746.7元、利息2592.7元。故李杰应偿还邱云生本金108746.7元、利息2592.7元，并自2016年12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偿还按照月利率2%计付的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邱云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400号民事判决；李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邱云生本金108746.7元、利息2592.7元，并偿还自2016年12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本金108746.7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驳回邱云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25元，由邱云生负担1490元，李杰负担19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邱云生负担2980元，李杰负担38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０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杨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