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29民终3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惠兰，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丽，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淑芳，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彩霞，阿拉善左旗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淑琴，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淑玲，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宝锋，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苗，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闫宝锋、王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奕，阿拉善左旗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万山，系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政府退休人员，住内蒙古自治区。   上诉人祝惠兰、谭丽因与被上诉人闫淑芳、闫淑琴、闫淑玲、闫宝锋、王苗、闫万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祝惠兰、谭丽，被上诉人闫淑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彩霞，被上诉人闫淑琴、闫淑玲，被上诉人闫宝锋、王苗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奕，被上诉人闫万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祝惠兰、谭丽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92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遗漏了部分案件事实，被上诉人闫万山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9年12月28日，谭金成到被上诉人处参加闫淑芳女儿的婚礼，在28号、29号期间居住在被上诉人闫万山家中，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遗漏了该事实。被上诉人闫万山因外孙女要结婚，谭金成到左旗参加婚礼，一直居住在被上诉人闫万山家中，对此，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闫万山不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二、被上诉人闫淑芳、闫宝锋、王苗、闫淑琴、闫淑玲对谭金成饮酒后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40%的赔偿责任。1.一审认定的事实能够确认谭金成是受被上诉人闫淑芳邀请去左旗参加婚礼，2019年12月30日晚的宴请，也是由被上诉人闫淑芳组织，也就是说闫淑芳既是婚宴的邀请人也是组织者，且对谭金成患有心脏病的事实是知情的。作为酒宴的组织者，负有提醒、照顾、劝阻，以保障谭金成人身安全等合理的注意义务，但是被上诉人闫淑芳在明知谭金成患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仍安排谭金成与被上诉人闫宝锋、王苗、闫淑琴、闫淑玲等人饮酒，造成谭金成死亡的后果。虽然，谭金成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认识到饮酒会产生的后果，但是如果不是受被上诉人闫淑芳邀请参加婚宴，谭金成也就不会因此失去生命的代价。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闫淑芳应当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闫淑芳承担5%的责任有失公正。2.2019年12月30日晚的酒宴，与谭金成同桌坐的有被上诉人闫宝锋、王苗、闫淑琴、闫淑玲以及两个外甥等人，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是在事发几天后才制作的，由于被上谭金成一方只有其一人参加，也已不在人世，已经无法还原案件事实，但是从谭金成血液酒精含量检验乙醇含量为152.52mg/mL，说明当时谭金成与被上诉人在吃饭时饮用了大量的白酒，不难看出谭金成是因为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死亡的。被上诉人闫宝锋、王苗、闫淑琴、闫淑玲与谭金成同桌吃饭饮酒，作为亲属没有对谭金成饮酒的行为进行提醒、劝阻，反而致其过量饮酒后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40%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闫宝锋、闫淑琴、闫淑玲承担5%的责任，被上诉人王苗不承担责任有失偏颇。3.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其中，上诉人祝惠兰每月虽然有2000多元退休工资，但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由于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每月的退休工资还不足以支付医药费，而且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扶助的义务，不应因上诉人祝惠兰有退休工资，就不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用；上诉人谭丽在银川的一家幼儿园从事幼师工作，由于父亲谭金成死亡处理葬事而误工，产生了相应的误工损失及交通费用，是实际发生的、符合法律规定；由于谭金成的突然死亡给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使原本幸福的一家人遭受了失去至亲的巨大打击，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失费用是合理合法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受害人谭金成饮酒后死亡具有一定过错，一审法院的判决有违公平公正，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请求。   被上诉人闫淑芳答辩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1.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已证实，答辩人闫淑芳在2019年12月30日晚的宴席开席前，已郑重告知各位来宾“少饮酒，第二天还有正事”，已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了“提醒”的义务；2.在当晚的宴席结束后，答辩人闫淑芳通过确认谭金成酒后的状态、安排由谁送回家中以及居住至谁家几个关键核心问题后，谭金成在酒后被送至闫宝锋的家中。在宴席结束后亦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3.谭金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加之其自身患有疾病的特殊体质，在本应对自身健康负有较重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其自身放任饮酒的行为，本就负有重大过错。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提到的“如果不是受被上诉人闫淑芳邀请参加婚宴，谭金成也就不会因此失去生命的代价”不仅逻辑混乱，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按照被答辩人的该逻辑，参加该宴席必然导致谭金成死亡，明显不能成立。4.经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勘察、勘验和调查，谭金成的死亡原因为“突发疾病死亡”，而非“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死亡”。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通过谭金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延伸、推断谭金成“是因为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死亡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之相关规定，答辩人作为宴席的发起人，对于参加宴席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定为“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而非无限度、不合理的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综合上述情形后，判决答辩人承担责任的比例及金额系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主张的各项损失及赔偿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理应不予支持。结合一审法院已查明的被答辩人祝惠兰每月有2000多元退休工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明显不属于应当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之情形。同时，被答辩人谭丽亦未提供具体证据证明其误工损失，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加之，本案中，谭金成在对其死亡负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又要求答辩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与理不符，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闫宝锋、王苗、闫淑玲、闫淑琴答辩理由：一、经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调查，认定谭金成系突发疾病死亡,而非被答辩人主张的“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死亡”，且酒后答辩人已对谭金成采取了妥善的安置措施并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危险，无法预见其死亡的发生。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判决答辩人闫宝锋赔偿被答辩人祝惠兰、谭丽6380元系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之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首先，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经勘查、勘验和调查后，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阿左)公(法)鉴(尸)字[2020]3号死亡(推断)证明(尸体处理凭证联)，认定谭金成系因突发疾病死亡，而非“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死亡”。现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陈述“不难看出，谭金成是因为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死亡的”，被答辩人通过谭金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延伸、推断谭金成的死亡原因，与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经勘查、勘验和调查后认定的谭金成的死亡原因不符。其次，在当晚的宴席结束后，由答辩人二姐的儿子将答辩人与谭金成送回答辩人家中，在酒后回家的阶段，答辩人闫宝锋也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期间，谭金成称自己有打呼噜的习惯，担心打扰别人休息，不愿跟随答辩人回家，但为了保证谭金成酒后的安全，仍随谭金成一同回家。回到家后，答辩人闫宝锋与谭金成无再次饮酒的行为，且当时谭金成身体及精神状态一切正常，答辩人在与谭金成闲聊片刻后，将谭金成送至卧室休息，已对其采取了妥善的安置措施，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危险状态，且该安置措施符合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对醉酒人的处置方式，答辩人无法预见到其死亡的发生。最后，被答辩人以“共同饮酒人之间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互负人身安全的保障、注意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而本案中答辩人王苗根本没有共同饮酒的在先行为，更不存在之后的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王苗不承担责任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判决对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各项赔偿所适用的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结合一审法院已查明的被答辩人祝惠兰每月有2000多元退休工资的事实，被答辩人祝惠兰明显不符合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之情形；第二、本案中，谭金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自身曾患有重大疾病的情况下，本应对自身健康负有注意义务，然放任饮酒的行为，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不予支持被答辩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闫万山答辩理由：当晚我没有参加宴请，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原审原告祝惠兰、谭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06417.8元（其中丧葬费37800.5元、墓地费30016元、死亡赔偿金727795元、误工费91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3823元、交通费7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合计1016044.5×40%=406417.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系亲戚关系，2019年12月28日谭金成(已死亡)受被告闫淑芳邀请到阿左旗参加其女儿婚礼。2019年12月30日，被告闫淑芳在餐厅请谭金成及被告等亲戚吃饭喝酒，直至晚22时多，当晚谭金成住在被告闫宝锋家中直至凌晨1时左右，被告闫宝锋发现谭金成已经死亡，被告闫宝锋报警后阿左旗新华街派出所出警，经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检验谭金成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152.52mg/ml。被告闫淑芳邀请谭金成参加婚礼，五被告与谭金成共同饮酒，致谭金成醉酒后死亡，五被告对谭金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进行赔偿，故此原告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祝惠兰系谭金成妻子，原告谭丽系谭金成女儿。被告闫万山系谭金成舅舅。被告闫万山系被告闫宝锋、闫淑琴、闫淑芳、闫淑玲父亲，被告王苗系被告闫宝锋妻子，被告闫宝锋、闫淑琴、闫淑芳、闫淑玲系同胞姊妹。2019年12月28日，谭金成受闫淑芳邀请从其家赶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参加闫淑芳女儿的婚礼。12月30日晚，闫淑芳在阿拉善左旗旭辰酒店设宴招待第二天帮忙的亲戚、朋友。被告闫宝锋、王苗、闫淑琴、闫淑玲与谭金成同坐一桌。席间谭金成、闫淑玲、闫宝锋、闫淑琴四人有饮酒行为。晚22时许，宴席结束后谭金成与闫宝锋、王苗一起回到闫宝锋家中。12月31日凌晨1时50分许，因听不到谭金成打呼噜的声音，闫宝锋前去看望，发现谭金成没有反应，遂呼救“120”，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谭金成已经没有呼吸。闫宝锋又拨打“110”报警，民警出警后，建议作其他处理。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9年12月31日出具死亡推断证明，经勘查、勘验和调查后分析认定，谭金成系突发疾病死亡。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委托吴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谭金成血液中乙醇含量进行检验，吴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吴）公（物）鉴（理化）字【2020】0034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谭金成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152.52mg/100ml。大武口区锦林社区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谭金成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死。   另查明，谭金成于2014年9月11日因饮酒后再次出现胸部闷痛、心悸、气短、大汗，急呼“120”送至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该院主要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前壁，下壁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缺血性心肌病，心脏扩大、阵发性窦性心动过速，心脏病III级（NYHA分级），高血压病3级。谭金成于2017年4月6日在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诊治，主要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前间壁心肌梗死，陈旧性下壁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状态，缺血性心肌病，高血压病3级，颈动脉硬化。谭金成于2018年11月1日在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诊治，主要诊断为：脑梗死（急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状态，高血压病3级，慢性胃炎，高脂血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是否参与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都是出于他本人的自愿。但由于共饮人实施饮酒行为在先，产生一种在后的保护义务，即共饮人之间对相互人身安全应当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义务，以减少安全风险。如果共饮者疏于履行这种义务，则存在客观上的过失，应当对其他共饮人的人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闫淑玲、闫宝锋、王苗、闫淑琴、闫淑芳辩称，均不知谭金成患有多项疾病，根据谭金成的病例，可以证实谭金成患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四被告与谭金成系姑舅亲属关系，双方之间常有来往，对谭金成患有心脏病等情况不知晓，与常理相悖。同时结合公安机关对闫宝锋及王苗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二人均陈述谭金成患有心脏病，故五被告对谭金成患有心脏病的情况是知晓的，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闫淑玲、闫宝锋、闫淑琴作为同席饮酒者均应当预见到谭金成饮酒后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但没有尽到劝诫注意义务，存在轻微过错。被告闫淑芳作为本次宴请的发起人，召集人，应当负责、督促共同饮酒的人的安全，因此闫淑芳的过错责任相对其他共同饮酒人而言较大，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各被告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未出示证据证实闫万山参与本次宴会，故闫万山不承担责任。被告王苗没有参与饮酒，故不承担责任。因为共饮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够取代饮酒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谭金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其自身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宜饮酒，而不加控制，导致本次事件的发生，其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原告诉请赔偿的项目，一审法院做如下认定：   一、原告诉请赔偿的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内蒙古自治区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305元。故死亡赔偿金确定为727795元[3830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年]；   二、原告诉请支付的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受害人的丧葬费确定为37800元（75601元/年÷12个月×6个月）；   三、原告诉请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本案中被告出示的证据证实祝惠兰有生活来源，故祝惠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   四、原告诉请赔偿的因处理本次事故的误工费，原告诉请赔偿的是谭丽处理丧事造成的误工费，因谭丽的职业系幼儿园教师，未提交证据证实因处理丧事造成其收入减少的证据，故对该笔费用不予支持；   五、原告诉请赔偿的交通费，未提交票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六、原告诉请赔偿的精神抚慰金。在本次事件中，谭金成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错，故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诉请赔偿的项目合计765595元，由被告闫淑玲、闫宝锋、闫淑琴对损害后果的5%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闫淑芳对该5%中的50%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闫淑玲、闫宝锋、闫淑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分别赔偿原告祝惠兰、谭丽6380元【765595元×5%×50%÷3人】；二、被告闫淑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祝惠兰、谭丽19140元【765595元×5%×50%】；三、被告闫淑玲、闫宝锋、闫淑琴、闫淑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祝惠兰、谭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祝惠兰、谭丽的亲属谭金成参加亲戚闫淑芳女儿的婚宴时与亲戚闫宝锋、闫淑琴、闫淑玲同坐一桌饮酒后，回到住所地突发疾病死亡。上诉人祝惠兰、谭丽均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闫宝锋等人在婚宴中存在劝酒等过错。谭金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身患多种严重疾病，应当不宜饮酒，但仍饮酒至醉酒，导致突发疾病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六名被上诉人中，婚宴同桌参与饮酒的闫宝锋、闫淑琴、闫淑玲及婚宴主办人闫淑芳没有尽到对谭金成劝诫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未出示证据证实闫万山参与本次宴会和王苗参与同谭金成饮酒的事实，故闫万山、王苗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八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赔偿项目作出了认定，判决由闫淑玲、闫宝锋、闫淑琴对损害后果的5%承担连带责任，闫淑芳对该5%中的50%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祝惠兰、谭丽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祝惠兰、谭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68元，由上诉人祝惠兰、谭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柴兆军   审判员 袁振文   审判员 李润亮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富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