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洪碧，女，1985年1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润男，江苏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安凡，江苏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和平国际商业街**。法定代表人：苏鑫，该公司董事长助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赟昕，江苏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安，男，1984年3月16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群，女，1982年6月22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现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洪碧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乐公司）、叶安、王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洪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润男、被上诉人居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赟昕、被上诉人王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唐洪碧本人、被上诉人王群本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被上诉人叶安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洪碧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居乐公司、叶安、王群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上诉费由居乐公司、叶安、王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存在2019年4月20日叶安出具的借条，该认定明显不符合事实，上诉人一审答辩时表示此借条上诉人并未见过，仅仅是居乐公司和王群提供，至于从何而来，如何形成只有被上诉人清楚。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该份借条，那该份借条也应当在上诉人处，为何会在居乐公司和王群处，明显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份借条实际是居乐公司和王群为了逃避其承担债务的义务而自己制作，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以达到其不法目的。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唐洪碧与叶安存在买卖业务，借条出具时间特殊，居乐公司和王群并不知晓，唐洪碧陈述的见证人也未证实，且该借条与唐洪碧提供的2019年4月20日的借条相冲突，故唐洪碧提交的借条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因为2019年4月20日的借条并不是上诉人提交，该份借条上诉人并不知情，也是由居乐公司和王群提交。一审法院仅凭居乐公司和王群提交的该份证据及单方否认不知道借款的陈述就直接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明显偏听偏信并且偏袒了居乐公司和王群。上诉人提供了合法取得的借条及一系列转账给叶安及居乐公司法人的依据，以主张借款事实的存在。居乐公司的法人也明确收到过该笔款项。上诉人手中的借条完全是在出借款项后合法取得的，上诉人完全同意在目前严打环境下就本债权债务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叶安之间存在瓷砖买卖，且借条出具时间较为特殊，上诉人与叶安存在小额款项的频繁往来，且转账数额与借条不一致就认定上诉人的可信度较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就不予采信上诉人的主张及陈述。上诉人认为，就是因为上诉人与叶安比较熟悉，加之又存在生意上的往来，互相转账完全合理。并且也没有明文规定出具借条一定得在某个时间节点。退一步讲，就是因为被上诉人的还款情况已经严重威胁到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地步，上诉人为了保障自身权益，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也完全符合常理。叶安作为一个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可能在不欠钱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居乐公司和王群的一系列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完全是为了逃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居然仅凭居乐公司和王群的单方陈述和自己的认为就作出了判决。不仅偏袒居乐公司和王群，还剥夺了上诉人对叶安主张债权的权利。上诉人认为叶安和王群夫妻关系，王群提交的一系列转账记录均在叶安处，叶安既然选择回避，为何还要将相关记录（手机）留给王群，明显不符合常理。在居乐公司经营期间，上诉人多次借钱给居乐公司和叶安支付工资、货款，并且王群也参与了支付工资等经营行为，经营收入也用于购买了车辆、房屋，据上诉人了解，叶安和王群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但不限于房、车）全部在王群名下，所以上诉人反而认为他们双方存在通谋的可能。对于该笔债务，上诉人认为王群应当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定驳回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合法的民间借贷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居乐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对于事实的认定清楚，应予维持。第一，因为唐洪碧与叶安关系特殊，来往密切，双方存在大量钱款往来，诸多情形不符合常理，且叶安未到庭质证。一审法院综合各项证据和案情驳回唐洪碧的请求，合法合理。第二，证据中不存在居乐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虽在借条上存在公司印章，但并无公司借款用款的意思，也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实际使用了该款。即便假设该借款存在，居乐公司也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第三，因本案与其他类案均属于叶安在失联之前参与的一系列民间借贷案件，绝大部分流水以及借条，以及借款的过程，均存在重大的疑点。由于叶安本人始终未到庭，相关事实无法查清，不排除套路贷及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恳请法庭审慎严查。被上诉人叶安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王群答辩称，唐洪碧提交的借条所载明的内容非其与叶安之间真实的往来情况。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该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一审的基础上增加如下几点答辩意见。第一，案涉借条实际为结算凭证，而唐洪碧提交的转账记录无法印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唐洪碧提交的往来凭证为其向叶安的转账记录，转账记录能够证明款项支付的事实，但是不能够证明款项的性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如唐洪碧主张所有款项系借款，应当提供借条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况且，基于叶安与唐洪碧之间之不正当关系，双方存在款项往来实属平常。第二，双方款项往来凭证无法印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和唐洪碧的诉请。2019年2月20日之前，叶安支付给唐洪碧的款项金额为68700元。而唐洪碧支付给叶安的款项为136000元，2019年2月20日之后叶安支付给唐洪碧的转账记录是62776元。而唐洪碧亲口承认收到了十多万元。在第一审的庭审笔录第9页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唐洪碧转账给叶安的是4万元，双方的往来始终无法核实出为什么在2019年2月叶安结欠唐洪碧10万元，而至今应当结欠唐洪碧9万元。第三，唐洪碧提交的证据时空错乱，其陈述前后矛盾，证据之间也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唐洪碧一审起诉时并没有提交2019年1月16日的转账记录3万元和2019年3月4日转账记录4万元，而是在收到了王群提交的证据后当庭补充提交。2019年3月4日的转账凭证为双方结算之后，无法核实该转账凭证的性质，显然也不能够以2019年2月20日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以认定该款项的性质。唐洪碧提交的证据存在如下矛盾，第一，为何结算后在2019年3月4日又一次汇款给叶安？而当时为双方最后一次结算并且尚未到双方约定的第一笔还款期限。第二，为何在起诉之初不予提交3万元和4万元的时间较后金额较大的交付凭证？第三，由此可见唐洪碧、叶安之间的款项往来并非借款往来。10万元借条为叶安随手书写，唐洪碧在起诉之初拼凑了10万元左右的转账记录进行诉讼，唐洪碧主观上必定认定随着叶安的出走，王群对双方之间的往来经过毫不知情，于是堂而皇之的起诉王群，企图借司法审判达到其非法目的。幸而叶安出走时落下一部手机在家中，因叶安平时只用一个密码，王群能够通过该部手机得知部分往来经过。并且我们需要对事实部分进行如下的补充。第一，从一审庭审中在第4页的庭审笔录可以看出，唐洪碧、叶安之间往来非常频繁，包括大量的现金往来。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中往往是男性会赠与女性钱物或者贵重物品。第二，王群和叶安均为二婚，双方婚后没有共同购置任何资产。目前三个被上诉人，只有王群名下有一套房产，而该套房产为王群的前夫死亡后获得的死亡赔偿金购买的，为王群的婚前财产，与叶安没有任何关系。随着叶安的出走，大量的不明债务显露，王群目前独自一人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唯一的一套房产遭到法院判查封，面临拍卖的风险。而王群于今年年初已经在武进法院起诉叶安离婚，因叶安下落不明，王群暂予撤诉处理。但六个月期满后再次起诉要求离婚，而唐洪碧却以受害者自居、颠倒是非黑白。综上所述，唐洪碧提交的借条原件所载明内容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交易往来，不排除双方企图通谋侵害王群的合法财产，或者唐洪碧与叶安分手之际，让叶安出具借条的名义索要分手费。一审法院结合案件事实情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洪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居乐公司、叶安立即偿还唐洪碧借款90000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王群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居乐公司、叶安、王群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王群、叶安系夫妻。居乐公司2015年成立，叶安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7月12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王群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2019年2月27日起变更为苏鑫，苏鑫还担任叶安的司机工作。唐洪碧与叶安系经济往来关系。2019年春节期间，唐洪碧与叶安同游海南。2019年2月20日，唐洪碧提供的叶安和居乐公司出具的《借条》一张，载明：“经核对，截止2019年2月20日共欠唐洪碧人民币十万元整，该款用于公司资金周转、工资发放等。本借条为最后结算借条，之前的借条一律作废，在2019年4月20日前还1万，4月30日前还4万，5月30日前还5万。”2019年4月20日，王群提供的叶安出具的《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唐洪碧人民币拾万元整，公司周转，4月20日还1万，4月30日还4万，5月30日还5万。此款：第一款是2月25日，当时王群是法人。”唐洪碧从事瓷砖批发，叶安从事装修工作，存在交易往来且关系密切，双方之间小额款项往来频繁。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照唐洪碧的陈述，叶安系2019年2月20日向唐洪碧出具借条，并承诺分期归还借款，鉴于唐洪碧与叶安有瓷砖买卖业务往来，该借条出具时间也较为特殊，居乐公司和王群并不知晓，唐洪碧陈述的见证人也未证实，且该借条与王群提供的2019年4月20日的借条相冲突，故该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此外，唐洪碧主张的100000元借款与其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数额不一致，且叶安在2019年2月20日后曾多次向唐洪碧转款，双方之间小额款项往来频繁，不符合商业借款的交易习惯。唐洪碧在庭审中做借款数额、还款数额、相互转账往来的陈述无法对应，故其诉讼请求和在本案中的其他陈述均可信度较低，该院不予采信。鉴于唐洪碧与叶安、居乐公司之间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双方转账数额不一致，唐洪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故该院对唐洪碧的请求不予支持。叶安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唐洪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保全费102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3670元，由唐洪碧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王群提供的证据，在案涉借条出具前，2018年12月28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600元，2019年1月16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10000元和10000元，2019年1月29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40000元和2500元，2019年2月4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4600元，2019年2月18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1000元，案涉借条出具前叶安合计向唐洪碧转账68700元。在案涉借条出具后，2019年2月23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2000元，2019年3月1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17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1500元，2019年3月30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3276元、3000元、3000元，2019年4月5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30000元，2019年4月20日，叶安向唐洪碧转账10000元，涉借条出具后叶安合计向唐洪碧转账62776元。唐洪碧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收到了以上款项，但称叶安转账给其的款项绝大多数系瓷砖款项。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唐洪碧主张民间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包括借款合同和出借款项交付二个方面。借款合同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的合意，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借款合同成立；出借人交付出借款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生效。因此，唐洪碧需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交付了出借款项。唐洪碧持有叶安于2019年2月20日向其出具的案涉借条，借款金额100000元。鉴于唐洪碧与叶安之间关系特殊，案涉借条出具的时间点也较为特殊，并且，案涉借条出具前、后，叶安与唐洪碧之间互相有转账款项，双方之间小额款项往来频繁、且叶安向唐洪碧转账款项总金额高于唐洪碧向叶安转账金额，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就唐洪碧向叶安转账的款项，唐洪碧与叶安之间达成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居乐公司和王群知晓叶安向唐洪碧出具了案涉借条。因此，唐洪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对案涉借条借款合意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确认。唐洪碧主张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唐洪碧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650元，由上诉人唐洪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时 坚审 判 员  刘敬兵审 判 员  翟 翔二０二０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戴 强书 记 员  童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