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永，男，1982年2月27日出生，满族，户籍地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益，女，1988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浩然，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岩梅，女，197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浴，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萱，女，198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新玉，住址河北省冀州市，北京懿苑阁商贸有限公司推荐。上诉人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因与被上诉人郭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4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4665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依法确认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与郭萱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借款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归还。三、请求判令郭萱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二审庭审中，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撤回关于要求解除相关房屋抵押权登记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郭萱涉嫌“套路贷”，其与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签订的公证债权文书正是犯罪工具及手段，如果法院不能“穿透现象看本质”来审理本案，本案将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本案郭萱和案外人王军、刘旭等人沆瀣一气，通过以下四个步骤完成本案“套路贷”犯罪行为的。第一步:通过与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签订阴阳借款合同造成民间借贷假象;第二步:通过留存银行流水凭证制造资金给付假象;第三步:通过借款合同赋予强制执行力来单方面认定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违约;第四步:通过虚假诉讼等方式侵害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的动产、不动产以及金钱等财产。上述步骤不仅是本案的犯罪行为步骤，更是所有套路贷惯常犯罪手段。案外人王军正是利用陶永等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其诱导和郭萱签订了“阳合同”债权文书并进行公证。私下让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履行“阴合同”偿还借款。表面上看是郭萱转账给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留存了银行出借款凭证，实则是王军通过郭萱转了一道手，最后待“阴合同”履行完毕，让郭萱拿着“阳合同”公证债权文书做下一步诉讼准备。本案，郭萱从证据链条上看是其打款给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并和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签订了借款合同，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将本金偿还给了王军和刘旭等案外人。郭萱在坚实的证据链条和专业的代理律师帮助下轻松完成犯罪。本案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骗局，法院审理要“穿透现象看本质”，否则不仅很难进行正确的客观的事实认定，更会对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造成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害以及价值损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和依据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于诚实信用的理解存在偏差，诚实信用是合同双方在合同订立履行阶段都应遵守的原则，而一审法院将这一原则选择性适用在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一方，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程序不当，对关键证据没有充分依法进行质证和辩论，对事实没有足够清楚认识，故无法对自己认定的事实给出合理、合法的裁判和解释，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本案，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了其和郭萱的“录音证据”，证明郭萱自认其和案外人有利益关联，从案外人处获得了本案的借款利息，并自认其是在案外人的指示下配合解押一套房产。这个关键的证据不能简单以“偷录”为辩解理由，而被法院选择性的不予采信!关键的证据不进行质证和辩论，如何能得到一个客观的事实真相!又怎么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决!简单认定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与郭萱之间经过公证的合同唯一合法有效这一事实，那司法审查成了形式审查，失去应有的定纷止争的作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法律适用方向错误，程序不当，据此作出了不公平的裁判，故恳请二审法院重新审查并对判决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判。恳请二审法院重点审查郭萱在本案中的身份问题，提供以下三个查明本事实思路:1、郭萱转给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陶永400万是履行公司职务行为，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了晋商合睦公司2016年9月10日出具的借款名义人的证明文件一份:2、郭萱曾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以及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在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据，均可证明郭萱自认其为该公司的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问题。3、审查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的录音证据，足以厘清整个案件过程，做出正确的事实认定。郭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郭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偿还郭萱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及违约金（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9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总计68066．6元；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0日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年息24%计算）。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2015年4月20日，郭萱作为出借人（乙方）与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作为借款人（甲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出借400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甲乙双方保留银行划款记录，甲方收到借款后，应为乙方出具本人签署的收条或收据；甲方的收款账户（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名下账户），乙方的收款账户（郭萱名下账户）；双方均同意，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借款月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甲方承诺按月及时向乙方支付借款利息；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5月19日（自实际放款之日起算）；甲方逾期还款的按照、违约金、利息、本金的顺序偿还；甲方违反协议约定，未按期偿还借款的，甲方除应继续支付借款利息外，同时应承担未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同时，双方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上述《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25341号公证书。同日郭萱作为甲方与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作为乙方签署《个人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将401号房屋、2318号房屋、103号房屋抵押给郭萱，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并于2015年4月21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郭萱为抵押权人。2．2015年4月21日，郭萱向陶永账户转账400万元；陶永出具《收条》，内容如下：“今收到_交来_款4000000元（人民币大写肆佰万元整）。收款人：陶永（捺手印），2015年4月21日”。3．2017年9月21日郭萱基于（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25341号公证书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以超出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为由，作出（2017）京中信执字01484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4．2015年4月21日王军向郭萱转账400万元。5．401号房屋、2318号房屋抵押登记尚未注销；2015年7月28日，103号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已经注销。6．另查，2016年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作为原告起诉本案郭萱，要求郭萱为其解除401号房屋、2318号房屋抵押登记；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2093号判决书，驳回了本案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的诉讼请求；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5084号裁定书，撤销（2016）京0105民初2093号判决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2548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诉讼请求；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民终15104号判决书，维持原判；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民申347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的再审申请。7．在上述案件及本案中，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主张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为晋商合睦公司，郭萱系晋商合睦公司的员工，并称其通过向第三人和案外人刘旭名下账户内转账的形式偿还了其向郭萱的借款400万元本金和利息。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王军代表晋商合睦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2015年4月21日陶永向王军借款400万元，由于王军工作繁忙，委托郭萱办理房屋抵押手续，款项由王军汇入郭萱账户，代转给陶永账户。郭萱是晋商合睦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陶永无债务关系。现陶永已如数将借款本金和利息全部归还于王军。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还提交了王军名下账户明细，显示2015年4月21日13:59:36，王军向郭萱6230XXXXXXXXXX账户转账400万元。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另提交了晋商合睦公司2015年8月19日和2015年9月1日两张支出凭单，内容为“郭萱工资”，其中2015年9月1日支出凭单中有郭萱签字。对于上述证据，郭萱表示认可王军转账400万元，但郭萱与王军间存在委托理财、借贷等关系，双方之间存在诸多经济往来，为此，郭萱提交了银行资金往来清单、《投资管理服务协议书》等证据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以及经济往来情况，其中银行资金往来清单中显示郭萱与王军在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间，存在多笔郭萱向王军的转账汇款。此外，郭萱在之前审中曾认可过其系晋商合睦公司的员工，但后又否认在晋商公司任职，主张郭萱在晋商公司有理财，通过工资单形式发放。8．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录音，证明郭萱是晋商合睦公司的员工，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已经还清借款。郭萱认为是偷录的，不认可其真实性。录音中一方称对方是一个整体，对方是公司的股东，对方称不是公司股东，是管理者；与公司之间是理财合同关系，公司逼着我解押；一方称已经还了400万元本息，对方称一分也没收到。9．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庭审笔录，证明王军（晋商合睦公司法人）承认400万元是自己转给郭萱的，郭萱同日转给了陶永，郭萱并非出借人。该笔录载明，王军称与郭萱是合作做生意，当时委托郭萱将400万元出借给陶永的。郭萱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王军陈述是虚假的，王军与陶永存在利害关系。10．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郭萱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截止到2015年4月21日，郭萱转给王军的款项仅为210万元，结合录音，可以证明郭萱向陶永转款是执行王军的指示，实际出借人是晋商合睦公司。郭萱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认为向王军的转款不止这么多，在之后的庭审中补交了更多的证据。11．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郭萱与晋商和睦公司2015年6月15日签署的《投资管理服务协议书》，以此证明根据约定晋商合睦公司有权以郭萱名义授权第三方账户机构根据公司要求放款给借款人，到期后郭萱授权公司代为划转借款人偿还的本息，本案虽以郭萱名义出借，但是本息由公司统一收回，郭萱未能收回本案本息，应当追究公司责任。郭萱对该证据真实性人认可，但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晚于本案合同，没有证明力。12．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提交2015年3月31日郭萱与王军、林新签署的《借款协议》，证明郭萱出借给王军、林新的150万元，无论是入股还是个人借款，本质是依托王军等人搭桥收取利息收益，晋商合睦公司本身无放贷款资质，股东及王军通过该种借款协议与类似郭萱的人产生投资理财关系，郭萱只是金主之一。郭萱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事实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如下：出借方是否为郭萱；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是否已经还清借款。出借方是郭萱还是晋商合睦公司。涉案借款，签订有《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认可合同的真实性，并且《借款合同》在公证机构进行了公证，因此，确定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应当以《借款合同》为依据。首先，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陶永等人与郭萱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经公证，可见双方对于《借款合同》签订的重视，并非儿戏。《借款合同》中明确“出借人（乙方）郭萱”、“乙方的收款账户（郭萱名下账户）”、“乙方（出借人）签字：郭萱”，合同签订主体为郭萱，也明确地约定了履行主体也为郭萱，并非约定不明确，陶永等人应当明知《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郭萱，而非其他人。其次，《借款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借款也是从郭萱账户转入陶永的账户，而非他人将借款转入陶永等人账户，郭萱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实际履行行为也能够说明郭萱为《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再次，从办理房屋抵押手续来看，陶永等人将涉案房屋作为本案借款的担保进行抵押，办理抵押登记和房屋他项权证的抵押权人均为郭萱，而非晋商公司或其他人。最后，即便郭萱向陶永转账款项来源于王军，仍不能排除郭萱与王军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不能据此认定出借方为晋商合睦公司或者王军；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主张与晋商合睦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是并未提交书面协议，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主张。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是否还清借款。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现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向王军、刘旭支付了款项；但王军、刘旭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能否认定陶永等人给付王军、刘旭的款项为向郭萱偿还借款。首先，《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履行的方式，即“（1）甲方的收款账户（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名下账户）；（2）乙方的账户（郭萱名下账户）”，出借账户和还款账户都有明确的约定；郭萱通过自己名下账户将出借款转入陶永的账户，郭萱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陶永等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将还款转入郭萱的账户。其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对于陶永等人主张其向王军、刘旭的转款属于偿还本案借款的意见，因王军、刘旭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向合同约定之外的他人履行，属于对合同履行的变更；变更合同应当由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陶永等人应当与郭萱协商一致；而陶永等人并未与郭萱协商，更未达成一致，仅是陶永等人自己认为出借人是晋商公司，而将款项转给了王军、刘旭，不能认定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变更。根据合同变更的法律规定，陶永等人认为其将款项转给王军、刘旭就属于偿还本案合同借款的意见，没有任何约定和法定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郭萱偿还借款本金四百万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前利息六万八千零六十六元六角七分及逾期利息、违约金（以四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计算）；二、驳回郭萱其他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涉嫌套路贷；涉案借款出借方是否为郭萱及涉案借款本息是否已还清。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上诉主张本案涉嫌套路贷，郭萱与陶永等人签订的公证债权文书正是犯罪工具及手段，案外人王军正是通过利用陶永等人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诱导与郭萱签订“阳合同”债权文书，私下让陶永等人履行“阴合同”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对陶永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没有依法进行质证和辩论，程序不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本案借款及利息已经还清。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陶永等人虽上诉主张本案涉嫌套路贷，但根据庭审陈述，陶永等人自认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陶永等人就其上诉提出的案外人王军诱导其与郭萱签订阳合同，并私下让其履行阴合同偿还借款的主张，亦未能举证，故本院对陶永等人关于本案涉嫌套路贷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合同签订主体及履行一节，涉案合同签订主体为郭萱，也明确约定履行主体也为郭萱，并非约定不明确，陶永等人应当明知《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郭萱，而非其他人；涉案借款也是从郭萱账户转入陶永的账户，而非他人将借款转入陶永等人账户，涉案抵押房屋抵押登记和房屋他项权证的抵押权人均为郭萱；且即便郭萱向陶永转账款项来源于王军，在陶永等人仅提交王军单方证明的情况下，仍不能排除郭萱与王军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不能据此认定出借方为晋商合睦公司或者王军；关于录音证据，一审法院已组织质证，不存在陶永等人主张的程序违法问题，根据该录音证据不足以得出郭萱出借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并认可涉案借款本息已还清的结论。故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出借方为郭萱，陶永等人应当向郭萱偿还借款，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陶永等人关于其还清涉案借款本息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344元，由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