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美玉，女，194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东华，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美华，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东华，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海英，女，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萍（周海英女儿），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上海智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美庆，男，196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上诉人谢美玉、谢美华因与被上诉人周海英、原审被告谢美庆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2020）赣0281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谢美玉、谢美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东华、常青，周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萍、王金龙，谢美庆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美玉、谢美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2020）赣0281民初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对上诉人意见进行曲解。原判决第九页针对合同无效情形的具体分析，其中第一点对应的是上诉人认为《四方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第3项的情形，其分析没有客观地反映上诉人的基本观点，具体表现在：1、该判决理由歪曲了上诉人的基本观点。该条理由认为“被告主张属法律逻辑错误”，认为《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不能当然证明《四方协议》的无效。事实上，上诉人并不是因为《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被确认无效而主张《四方协议》无效，而是认为《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签订是被上诉人与征收部门均明知该房屋存在产权纠纷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在违反法定程序前提下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为了试图使该行为合法化，征收部门利用行政部门的公权力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四方协议》，该协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掩盖其非法实施行政征收行为之目的，因此应当确认无效。2、一审法院认为“四方协议签订是为了弥补……87号房屋的权属存在纠纷这一瑕疵”明显违背了对前期征收行为的定性。《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并不是简单具有瑕疵，而是程序严重违法，该违法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方协议》的签订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一违法事实，其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第3项的情形应当确认无效。3、原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原判决（第五页）认定：“2018年1月16日，乐平市南内河综合治理工程房屋项目部与原告周海英签订了编号为NNH2017-1194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各一份”，这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是在2017年12月16日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是在2018年1月16日签订。二、《四方协议》的签订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还没有被确认无效，四方无权对已征收的房屋产权重新进行约定。在《四方协议》签署时，被上诉人与征收部门已经私自签订了《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并且已经完成现金补偿（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1月16日签字领取补偿款）和产权置换（已完成选房手续），由于此时《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确认无效，征收协议签字生效的时候就意味着房屋产权其实已经归征收人所有而不再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此时的房屋产权已经因征收行为发生转移，四方又在2018年1月23日签订《四方协议》对已征收的87号房屋产权进行约定，明显不具备主体资格，有违法律规定，《律师意见书》出具的意见没有尽到法律的审慎义务。三、即便《四方协议》形式合法，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3项规定情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确认无效。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从表现形式而言，既可以是单方的虚假行为，也可以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对于本案涉及的《四方协议》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的陈述，透过看似合法的行为表现形式，查清当事人意图掩盖或企图达到的非法目的。1、《四方协议》签订的背景。陈家巷87号产权纠纷一直没有停止过，被上诉人及征收单位对此均是知晓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出具虚假承诺书、征收部门明知房屋产权并非被上诉人所有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了《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此间，据《窗口签订流程单》显示，在对协议进行复核时，复核人员就对该协议提出了质疑，但是尽管如此，被上诉人突破层层审核依然能够顺利完成安置房的选房和补偿款的领取手续。之后为了试图掩盖之前《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存在的严重违法行为，征收部门组织四方签订该《四方协议》。2、《四方协议》签订的目的。在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8日（2019）赣02行终59号案件的庭审中，征收部门明确表示“两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确实违反了省国有土地征收与补偿协议第12条，但在协议具体履行过程中进行了适当的补救”，征收部门所说的补救就是签订本案的“四方协议”，由此可见其签订的意义其实就是试图为了让被上诉人与房屋征收部门2017年12月16日签订的NNH2017-1194号征收协议和2018年1月6日签订的NNH2017-1194号补充协议这一违法行政行为合法化，两协议已经被相关判决确认因行政行为严重违法而无效。本案中，之前的行政诉讼已经查明征收部门明知该房屋权属有纠纷、产权未厘清的情况下就私自与被上诉人测量房屋面积，恶意串通签署了《征收协议》和《补充协议》，其违法行政行为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征收部门不是积极纠正其行为，而是隐瞒已经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系列征收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的重要事实，以行政管理部门的强势地位组织上诉人签订了《四方协议》，《四方协议》的签署无疑是被上诉人与见证方（征收部门）恶意串通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试图掩盖之前行政行为违法的非法目的，被上诉人与征收部门邀约上诉人签署该协议的唯一目的就是试图使原先两方私自签署并已经履行的征收协议和补充协议能够合法化，其实就是试图为之前的违法行政行为背书，掩盖之前行政行为严重违法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3项规定，《四方协议》实则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依法确定无效。有两份协议，一份是产权置换的协议，周海英还隐藏了一份货币补偿协议，我们的财产业务都是在上饶银行里办理的，故我们想申请法院去调查。本案争议的房屋是陈家巷87号，总面积是51.09平方米，周海英得了38.85平方米，但是周海英不仅得了该房屋的38.85平方米的补偿，另外还得了一份38.85平方米的补偿，补偿款在银行有记录。周海英答辩意见：四方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谢美庆答辩意见：服从一审判决。周海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谢槐林、王映霞系夫妻关系（均已亡故），谢美玉、谢美华、谢美庆、谢美鹤（已亡故，无子女、无配偶）、谢美寿（已亡故，系原告周海英的丈夫）系谢槐林、王映霞二人之子女，谢明法与以上五人系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关系。2018年1月16日，乐平市南内河综合治理工程房屋项目部（作为甲方“乐平市房地产管理局”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原告周海英（作为乙方即被征收人）签订了编号为ＮＮＨ2017-1194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各1份，上述协议就陈家巷87号的拆迁补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周海英的女儿谢红萍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8年2月13日和2018年2月14日收取征收款83259.08元和100045.56元。上述2份协议签订后，考虑到陈家巷87号的产权尚有争议，在乐平市南内河综合治理工程房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以及江西弘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下，原告周海英与被告谢美玉、谢美华、谢美庆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了《协议书》（以下简称“四方协议”）1份，主要内容为：四方就坐落在乐平市陈家巷85号、87号、89号房屋产权问题，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四方就坐落在乐平市陈家巷85号、87号、89号房屋部分产权无争议，现一致认可各占产权份额如下：1、谢美玉享有乐平市陈家巷85号产权面积为25.61平方米；2、谢美华享有乐平市陈家巷89号产权面积为36.18平方米；3、周海英享有乐平市陈家巷87号产权面积为38.85平方米；4、谢美庆享有乐平市陈家巷85号产权面积为18.1平方米。二、四方就乐平市陈家巷87号、89号房屋除以上认可产权份额剩余存在争议的产权份额经调解达成一致协议如下：1、四方就坐落在乐平市陈家巷87号、89号房屋除以上认可的产权份额外，剩余存在争议的产权份额由四方平均分配。三、四方同意共同均等支付彭四女购房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8000元整（见支付凭证付款）。四、四方现就坐落在乐平市陈家巷85号、87号、89号房屋产权达成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再以其他判决书、公证遗嘱等主张产权份额分配权利义务，本协议签订后四方严格按照本协议执行产权分配方案，如有一方违反本协议再另以其他文书等主张产权分配权利义务按协议约定的主张方所享有产权价值的两倍进行赔偿其他人。五、本协议签字后生效，一式捌份，四方各执一份，拆迁项目部存档四份。上有原、被告四人本人签名或捺印，见证人徐某、余某等人的签名并加盖了江西弘乐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同日，经乐平市南内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徐某通过电话联系谢明法，谢明法明确表示放弃对相关争议房产的继承权利，并通过电话录音存档，徐某就上述经过出具了《声明书》1份，在场人余某、黄方田、吴学平签字确认。同时，江西弘乐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意见书》1份，认为周海英、谢美华、谢美玉、谢美庆四人可以就法定继承的产权进行协定，四人签订的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后谢美玉、谢美华向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上述ＮＮＨ2017-1194号《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该院以“乐平市房管局在没有确定该房屋权属的情况下与周海英一人相继签订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不符合上述规定，属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应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为由，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8）赣0203行初1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ＮＮＨ2017-1194号《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周海英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赣02行终5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周海英向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乐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前身为“乐平市房地产管理局”）就四方协议确定的产权归属按照乐平市南内河综合治理工程第一期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标准与周海英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对周海英进行补偿，该院以“本案诉讼标的已为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2行终59号生效判决所羁束”为由，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赣0203行初17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周海英的起诉。周海英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赣02行终15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原告周海英以三被告不认可四方协议的效力，导致原告无法获得拆迁补偿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四方协议有效，引起本案纠纷。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庭审材料，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是否有效，应审查以下几个方面：一、合同主体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二、订立合同是否基于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四方协议上有协议各方的本人署名或捺印，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署名或盖章，原、被告均认可以上署名及捺印、盖章均属实，不存在伪造。同时，四方协议的签订方即本案的原、被告均具有签订协议书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然，三被告主张四方协议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愿、内容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等情形。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四方协议是否存在上述无效或是可撤销的情形？针对该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要推翻原告举证的证明效力，依法应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合同内容及形式上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五种情形的任一情形。但综合被告的举证材料，均不足以证实该协议存在以上合同无效以及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具体分析如下：一、在四方协议签订之前的ＮＮＨ2017-1194号《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不能当然证明四方协议的无效，被告该主张属法律逻辑错误，所谓逻辑正确，即因此前提而必然得出该结论，如不能得出该结论，即属逻辑错误。本案中，四方协议与ＮＮＨ2017-1194号《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不同，属于不同的合同，其相互之间不存在类于主合同与从合同等法律上的附属合同关系。即便四方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弥补了ＮＮＨ2017-1194号《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所涉标的即陈家巷87号房屋的权属存在纠纷这一瑕疵，也不能当然地认定四方协议的签订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二、被告主张签订此协议过程中存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形，主要指向的是政府拆迁部门的工作人员，但三被告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被告所陈述的细节是“拆迁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如不签该协议，就不予发放被告本人应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以此胁迫被告不得不签字捺印”，暂不论被告的陈述有无证据支持，姑且被告的陈述成立，即使拆迁部门的工作人员存在言语及态度上的偏激或偏差，也不足以导致被告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捺印的唯一后果发生。理由如下：1、被告完全有理由或手段可以避免造成不予发放被告本人应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后果发生，如依法控诉或依法向上级部门反映对拆迁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不当言行进行纠正。2、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四方现就坐落在乐平市陈家巷85号、87号、89号房屋产权达成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再以其他判决书、公证遗嘱等主张产权份额分配权利义务，本协议签订后四方严格按照本协议执行产权分配方案，如有一方违反本协议再另以其他文书等主张产权分配权利义务按协议约定的主张方所享有产权价值的两倍进行赔偿其他人。该约定明确表明了双方此次处分行为的后果，该后果具有不可扭转性，即不论之前房屋产权存在争议或不明晰，均以本协议为准，终结之前种种争议和纷争，三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该约定的法律后果，如持异议，完全可以拒绝签字。三、被告主张四方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当确认无效，该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从法律概念上来看，恶意串通的主体应当是指合同订立的各方主体，第三人应当是指合同订立主体以外的其他人。三被告本就是四方协议的订立方即合同相对方，而不属于四方协议的第三人。2、被告以ＮＮＨ2017-1194号《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侵犯了三被告的合法权益为由，便认为四方协议的签订即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三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之上述主张不符合法律逻辑，被告也未举证证实存在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告主张四方协议中原告一人独占38.85平方，对其他产权人不公平，应当予以撤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被告认为四方协议涉及的85号、87号、89号房产，只有87号存在纠纷，85号和89号均无任何争议，而该协议其实就是为原告单独设定权利，因为87号房屋面积51.09平方，而原告一人就独占38.85平方，因而显失公平。该院认为，任何合同的签订均应符合法律规定，合同的签订方对于其各自之间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有完全的自由处分权利，原告对87号房产享有38.85平方的权利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三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协议的内容应有完全的理解能力及相应法律后果的承担能力，上述所约定的内容明确而具体，三被告在签订协议之前就应知晓签订协议的后果，如三被告认为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完全可以拒绝签字。2、退一步说，即便四方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三被告应在1年的除斥期间内主张撤销四方协议（即协议签订后的一年内），而三被告在此期间未提出过撤销的主张，撤销权消灭。综上所述，原、被告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四方协议，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程序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亦不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应认定有效。据此，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周海英与被告谢美玉、谢美华、谢美庆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决定由原告周海英承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提交。二审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被确认无效，并不意味着对于《协议书》而言，《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包含了非法目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被确认无效，也并不意味着《协议书》包含了非法目的。首先，行政行为不合法导致相关主体权利受损时，权利受损是法律事实，而不是行政行为的非法目的，不能因为权利受损而认为行政行为具有非法目的；其次，上诉人作为合同当事人，签订《协议书》对自身享有的不动产份额进行处分，并未受到《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约束，上诉人并不是《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主体，《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被确认无效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最后，《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书》均认同周海英享有乐平市陈家巷87号房屋产权面积38.85平方米，其中，《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合同，《协议书》属于民事合同，因为行政合同被确认无效而主张《协议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提出此等主张需要举证证明《协议书》存在“非法目的”，仅仅举证证明行政合同被确认无效不能证明本案存在非法目的，《协议书》系上诉人与其他主体共同签署，是对涉案房屋权利做出的约定，无证据证明《协议书》存在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是指合同主体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一般由合同之外的主体主张恶意串通。本案，上诉人作为《协议书》的主体主张《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外，本案无证据证实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上诉人此等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协议书》在签订之时，《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尚未被确认无效，因此，在《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有效的前提下，《协议书》属于无权处分。本院认为，首先，依法，《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被确认无效是自始无效，因此，《协议书》属于有权处分；其次，依照法律规定，即使《协议书》属于无权处分，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协议书》仍然有效；最后，《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书》签订的主体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无论《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法律效力如何均不影响《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无证据证实存在欺诈、胁迫，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等情形。结合前文论述，本院认为，《协议书》合法有效。至于上诉人主张周海英隐瞒了涉案房屋的面积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与本案的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可另案诉讼。综上，谢美玉、谢美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谢美玉、谢美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文生审判员  舒振亚审判员  周寿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金勇胜书记员涂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