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泗黎路**东昌大厦1001。法定代表人：林贤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展涛，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富云，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湘江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兴镇）宾塘路**iv>法定代表人：林周辉，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平，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阳，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湘江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电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3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湘江电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湘江电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金源达公司主张五张送货单对应的未结货款292502.3元明显是虚构的，根据湘江电缆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2《销售明细》，证明截至2018年11月13日，双方已交货的货款结算金额为2248857.85元，并非湘江电缆公司所主张的2623749.22元。该《销售明细》第2页明确载明其中的货款374891.37元属于“订货未发”，即湘江电缆公司尚未交货。2018年11月13日双方通过上述《销售明细》结算后，湘江电缆公司新增交货381245.37元，即湘江电缆公司累计交货的总货值为2248857.85元＋381245.37元=2630103.22元。根据金源达公司一审提交的付款记录，金源达公司分12笔累计向湘江电缆公司支付货款总额达2630103.22元，至此，双方已结清全部货款。但湘江电缆公司在本案中单方面主张将2018年11月13日签署的《销售明细》中明确载明为“订货未发”的货款374891.37元列为已发货并结算的金额，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五张送货单作为上述已结清的2630103.22元总货款金额以外的新增交易而提起本案诉讼，显然与事实相悖。首先，如果按湘江电缆公司所称，金源达公司仅结清了2018年11月13日签署的《销售明细》中已交货和“订货未发”两部分的货款，但是这两部分金额合计为2248857.85元＋374891.37元=2623749.22元，与金源达公司已付款总额2630103.22元并不相符，这证明湘江电缆公司的说法不成立。其次，从湘江电缆公司提交的五张送货单看，除了第一张送货单显示为“袁钱江”签收外，其余四张均显示由“阳际恒”、刘菽教签收，该两人并非金源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且该两签货人并未在与湘江电缆公司历年来的交易习惯中出现过。更为可疑的是，根据2018年11月13日签署的《销售明细》显示，双方历年来所有的送货均有对应的订单编号，唯独诉争的这五张送货单湘江电缆公司竟然无法提供订单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湘江电缆公司主张的欠款证据不足。二、湘江电缆公司当庭提交的《往来询证函》不能成为证明金源达公司诉求的证据。湘江电缆公司在2020年1月13日一审开庭时突击提交了显示有“袁钱江”签名但金源达公司从未知晓的《往来询证函》，该函不能成为证明湘江电缆公司诉求的证据，理由如下：首先，2019年春节后，工地现场负责人高辉及其配偶李山、女婿袁钱江等人均携款失联，该情况已被多家媒体和电视台报道，所有材料商均清楚。此后，金源达公司委派其他项目管理人员进场接管，并于2019年6月19日在全国性报纸《中国工业报》刊登了声明，声明内容如下：“在我公司承包施工的长沙深业喜汇项目建安工程中，深业喜汇项目专用章仅用于签发工程技术资料和收发文件等一般性工程管理事项，黄晓明、李山、高辉、袁钱江等个人的签字以及深业喜汇项目专用章均无权代表我公司签署合同文件、进行结算、对账等从事任何涉及债权债务负担和确认的法律行为。”该登报声明金源达公司已按一审法官的要求庭后向一审法院补交，但一审判决中竟只字未提及该声明，遗漏查明该重要事实，存在明显错漏。其次，袁钱江在《往来询证函》中签署了“此批电缆数量及金额确认无误”的意见，但该函仅记载尚欠291922.69元的内容，属于财务之间的对数，并未提及任何交货日期、单号、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交易结算的基本要素，明显不属于供货情况的结算。而且湘江电缆公司提交的五张送货单显示并非同一批交货，显然袁钱江签署的意见与该《往来询证函》所询问的内容答非所问。袁钱江等人于2019年春节后失联，此后未再参与项目管理，且从来不是财务管理人员，对项目的付款情况并不清楚，其对于金源达公司目前的对外欠款情况既无权也无法知晓。因此，在本案中，不能因为湘江电缆公司提交了该起诉后取得的明显捏造的《往来询证函》而免除其对诉求交易真实性这一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在湘江电缆公司对发生交易事实的举证明显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驳回湘江电缆公司的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将袁钱江签署《往来询证函》的行为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明显是错误的。首先，袁钱江在《往来询证函》上签署的行为本身不是发生货物交易行为，且也未发生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而是发生在湘江电缆公司已经就该交易与金源达公司进行诉讼之后。其次，湘江电缆公司早在2019年4月即提起本案诉讼，此时双方已经发生法律纠纷，金源达公司也已委派律师应诉。在高辉、袁钱江等人失联、项目管理异常且上诉人在全国性报纸《中国工业报》刊登了关于袁钱江等人无权代表金源达公司进行结算和对账的声明的情况下，湘江电缆公司仍然绕过金源达公司而私下与袁钱江串谋签署《往来询证函》的行为显然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自高辉、李山和袁钱江等人携款失联以来，不少材料商和劳务班组趁机虚报债权，企图获取不当利益，给金源达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恳请贵院严格查明案件事实，识破虚假债权，依法维护金源达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湘江电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源达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金源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湘江电缆公司已向金源达公司供应货物，并由金源达公司工作人员签收确认，金源达公司欠付湘江电缆公司货款292502.3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双方对于2018年11月13日《销售明细》载明事实并无争议，答辩状在对账后共计供应667393.67元的货物，但金源达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金源达公司否认新增货物的理由不成立:1、湘江电缆公司新增送货经金源达公司工作人员签收，事实清楚。2018年11月14日,湘江电缆公司向金源达公司供应对账单上载明的价值374891.37元的待提货物，由金源达公司仓库管理人员准皇生签收。2018年12月5日，袁钱江到湘江电缆公司处自提8480元的货物，并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2019年3月4日，湘江电缆公司供应279254.3元货物到工地，按袁钱江电话指示由保安刘菽教签收;2019年3月8日，湘江电缆公司供应4768元的货物到工地，按袁钱江电话指示由保安阳际恒签收。2、金源达公司未举证证明签收人员井非其项目工作人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湘江电缆公司按袁钱江指示交付指定人员签收，现袁钱江短信确认“准皇生”“阳际恒”、“刘菽教”为项目工作人员。金源达公司否认送货单上签收人员“阳际恒”、“刘菽教”为其员工，但并未提供深业喜汇项目工作人员花名册或者项目仓库管理人员及保安人员的劳动合同，证明相应岗位另有其人，应由金源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案发后，湘江电缆公司才知晓深业喜汇项目由金源达公司中标，但该工程经层层转包，管理混乱，由高辉、李山、袁钱江等人实际挂靠施工，采购材料并雇请项目工作人员。金源达公司于2019年4月才进场接管项目，直接否定案发前签收人员为其工作人员，不符合常理。3、金源达公司于2019年2月3日支付709796.02元包含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截止2018年11月14日的债务已结清。结合湘江电缆公司开具发票及金源达公司付款情况来看，金源达公司经常拖延支付货款，造成送货金额、发票金额和付款金额并未一一对应。在本案中，2018年11月13日，金源达公司向湘江电缆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本司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贵司支付全部欠款，如逾期未足额支付货款，本司自愿支付所欠货款月息1%的违约金”。后金源达公司逾期付款，于2019年2月支付欠付货款及利息709796.02元。且金源达公司作为付款方，应清楚该笔费用组成。4、湘江电缆公司在送货后，已及时向金源达公司开具全部2922035.91元发票并交付袁钱江，由袁钱江到金源达公司处办理付款手续，不存在虚报债务。二、袁钱江签收《往来询证函》办理结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金源达公司有效，金源达公司应支付欠付货款本息。第一，袁钱江自2017年4月起从湘江电缆公司采购货物用于金源达公司工地，并采用公对公方式付款，说明金源达公司对于袁钱江采购行为予以认可。第二，2018年5月18日，湘江电缆公司与金源达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金源达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备案公章，袁钱江作为委托代表人签字，袁钱江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公章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第三，2019年2月3日，金源达公司仍按照袁钱江的请求向湘江电缆公司支付货款。后高辉、袁钱江等人继续在工地上施工并于2019年3月从湘江电缆公司处采购货物。湘江电缆公司在主观上相信袁钱江具有代理权而送货。2019年4月下旬，金源达公司才正式进场接管。金源达公司所称“2019年春节后，工地现场负责人高辉及其配偶李山、女婿袁钱江等人均携款失联”与实际情况不符。第四，在诉讼过程中，湘江电缆公司多次与金源达公司沟通结算事宜，金源达公司并未告知声明相关事项。2019年12月6日，金源达公司负责人林贤明（手机号:133××××****）电话告知湘江电缆公司，袁钱江与李山重新接管工地，湘江电缆公司应与项目原对接人员袁钱江对账结算。于是湘江电缆公司于2020年元月与袁钱江办理结算。袁钱江作为合同签订人及经办人，负责采购、收取发票并安排付款，知晓合同履行每一一事项，袁钱江确认截至2019年12月31日欠付货款金额符合常理。综上，依据《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14条规定：代理人袁钱江的签约及办理结算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湘江电缆公司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袁钱江签约及结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金源达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欠付货款及违约金。金源达公司因项目管理不善而肆意否认湘江电缆公司供货事实，通过管辖权异议申请等方式拖延时间，造成诉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严重损害了湘江电缆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金源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湘江电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源达公司向湘江电缆公司支付货款292502.3元；2、金源达公司向湘江电缆公司支付违约金5217.75元（违约金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月利率1％标准自送货之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4与24日，实际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3、金源达公司承担湘江电缆公司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25000元；4、金源达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并经质证，一审法院查明下列事实：2018年5月18日，湘江电缆公司与金源达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湘江电缆公司向金源达公司供应电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后，需方应及时对货物进行检验，发现货物没有质量等问题必需签字确认签收，双方签字确认后视为对货物数量、规格、质量等的认可；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需方货款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清则按逾期支付之日起每月按百分之一收取违约金，需方违约（包括但不限于逾期付款、逾期提货等）产生的费用由需方承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等）。2018年11月13日，经湘江电缆公司、金源达公司双方对账确认湘江电缆公司销售给金源达公司货物2248857.85元，后金源达公司陆续还清所欠货款。湘江电缆公司称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金源达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再次向湘江电缆公司采购货物292502.3元，并提供了一份金源达公司公司工作人员袁钱江签字的《往来询证函》拟证实采购货物的事实，但是金源达公司对采购货物292502.3元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金源达公司对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但是双方已在事实上履行了合同。现湘江电缆公司要求金源达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92502.3元，并且提供了送货单和对账单，且有金源达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该工作人员在双方之前交易中亦多次签字确认，湘江电缆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对湘江电缆公司要求金源达公司支付货款292502.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支持。根据合同约定，需方货款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清，自逾期支付之日起每月按百分之一收取违约金，金源达公司应从2019年3月9日起，按照月息百分之一的标准向湘江电缆公司支付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湘江电缆公司要求金源达公司支付律师费，但没有提供已经律师费发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湖南湘江电缆有限公司货款292502.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92502.3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9日起，按照月利率百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二、驳回湖南湘江电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金源达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一份网页、一份报刊和一份刑事立案决定书，拟证明，2019年春节后，高辉及其女婿袁钱江等人携款失联，然后金源达公司在6月份在报纸上公发布声明，袁钱江等人无权代表上诉方签署合同进行结算、对账等事宜。另关于高辉等人失联，以及高辉被刑事立案，证明是高辉等人因为携款失联的事情。本院组织当事人湘江电缆公司当庭进行质证，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报纸是行业内的报纸，并非政府公开且被大众所知晓的报纸。2、该声明是在一审立案之后而发出，而且这个声明所指的系项目专用章，而案涉合同加盖的是金源达公司的行政章，故该声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金源达公司存在着违法转包，也存在着欠付、工程款及材料款的事实，正好可以印证被上诉人有欠款的事实。对于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跟证明目的有异议。决定书上载明高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系涉农民工的案件，跟本案的材料款没有任何关联性，该证据可以证明高辉是案涉项目负责人，也是跟袁钱江一起负责的主体。本院对金源达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湘江电缆公司已经知晓袁钱江等人已无权代理金源达公司事务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当事人湘江电缆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一、《承诺函》，拟证明金源达公司与2019年2月3日支付款项包括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截止2019年11月14日的债务已经结清。二、提交一份金源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三、提交一份发票情况统计表、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四、提交一份短信记录，证据二、三、四拟证明湘江电缆公司向金源达公司供应货物并开具发票。五、一份电话录音及通话录音记录，拟证明袁钱江对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金源达公司支付湘江电缆公司货款291922.69元及违约金。通话记录是我司和金源达的负责人林总的通话记录，证明这个项目是真实存在的，我司也已付过款项，且这个项目他证实都是由袁钱江来进行对接，金源达公司是予以认可的。我司的发票跟我司的送货是可以匹配的，我司是把货送给了工地，由工地的保安和管理人员签收了，并且我司把发票交给了项目负责人袁钱江，而金源达公司实际接管工地是在这个之后的。其中，我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二销售明细的时间和违约金都是相匹配的。发票的话都在金源达公司，我司都开具给金源达公司了。本案争议的290000多元的发票，也和我司的送货凭证、送货单是相匹配的，2019年3月19日的这张发票和我司的送货单是相匹配的，交给了金源达公司的项目经理袁钱江。另我方所有二审的证据均在一审的时候已经提交了的，因未写入一审判决书里面写，故二审期间我方重新提交。本院组织当事人金源达公司当庭进行质证，证据一的文件落款时间显示的是2018年，是湘江电缆公司在一审提起诉讼、起诉的过程中都没有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高辉与涉案交易没有关系，之前的交易文件也没有他的签字。对于证据二无异议。对于证据三《统计表》的三性不予认可，系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然后发票因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判断，金源达公司收到的发票是2609523.61元，我司付的总货款金额是2630103.22元，货款已全部付清。通讯记录三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上面所写的金源达林总的身份，且通话内容也没有涉及说是项目结算的问题，此时是高辉已被刑事拘留，袁钱江是高辉的女婿，李山是高辉老公。因此他通话内容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且不能证明说是与金源达公司负责人通话。短信记录看不到时间，而且是袁钱江单方陈述，是不是袁钱江也无法核实，三性都不予认可。关于290000多元发票的问题，金源达公司未收到发票，湘江电缆公司也未提供原件，其单方开具的发票也不能证明交易已经产生，也更不能证明其完成了交货义务。本院对湘江电缆公司提交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湘江电缆公司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采信。本院认为，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11136号以及长沙县人民法院（2019）湘0121民初3401号判决已经确认高辉、袁钱江系金源达公司下设项目深业喜汇项目的委托代理人，而本案正是由袁钱江代表金源达公司签订了部分产品的《产品购销合同》，由高辉在2018年11月13日与湘江电缆公司进行了对账，且双方对该对账结果均无异议。现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前次对账之后产生的欠付货款是否属实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限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由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金源达公司对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但是双方已在事实上履行了合同。且双方对2018年11月13日对账所确认的货款金额不存异议，虽金源达公司对2018年11月14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产生的交易不予认可，但因湘江电缆公司提供了送货单、对账单以及《往来询证函》，且有金源达公司袁钱江等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该工作人员在双方之前交易中亦多次签字确认。根据现有证据，金源达公司无法充分证明湘江电缆公司实际或应当知晓金源达公司存在内部层层分包关系、袁钱江等人在交易过程中已无代理权，亦无法证实诉争交易不真实，一审法院认为湘江电缆公司有理由相信袁钱江具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并对湘江电缆公司要求金源达公司支付货款292502.3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40元，由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张文欢审判员  姜 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戴睿书记员柴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