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民申4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李勇，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范美玲，女，197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成都凯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状元街**。 法定代表人：窦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华，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菁，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再审申请人李勇、范美玲因与被申请人成都凯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勇、范美玲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款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的”符合申请再审的条件。2020年3月27日，李勇、范美玲按照一审法院通知的开庭时间到达法院等候开庭。其间，法院工作人员以疫情为由将二人带至一小房间等待。此后，二人一直在该房间内等待开庭通知，并多次尝试与法官电话联系，均无人接听，后被告知开庭已结束，二人未能参加庭审。李勇、范美玲因法院工作人员工作疏忽未能及时参加庭审，属于不能归结于本人的事由，应当重新获得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虽确认解除案涉合同，但并未判令凯力公司退还购房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李勇、范美玲协助凯力公司办理网签备案登记撤销手续并偿付欠款后，凯力公司应当归还李勇、范美玲缴纳的房屋首付款。其次，一审法院对于担保损失认定错误，担保损失应当以凯力公司向银行承担的担保费用212128.8元减去李勇、范美玲的银行贷款金额179764.3元，即为32364.5元，而非凯力公司的全部代偿费用212128.8元。再次，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凯力公司的实际损失。一审判决以案涉房屋总价的20%计算违约金，即90408.8元，但凯力公司的实际损失应当仅为32364.5元，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应予以调低。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八项之规定再审本案。 凯力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一审程序合法，李勇、范美玲关于未能参加庭审系法院工作疏忽导致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根据凯力公司代理人开庭当天进入法院的情形，代理人在进入法院并按要求进行登记后，根据法院工作人员要求，按传票载明的地址前往等候开庭，并不存在由法院工作人员擅自带离的情形。李勇、范美玲系因自身过错未能参加庭审，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二）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李勇、范美玲认为凯力公司应当返还其部分购房款，应当提起反诉或者另行提起诉讼，否则，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应对此予以裁决。其次，即便李勇、范美玲主张返还购房款，凯力公司也应当向其退还购房款139339.82元，而非272279.7元。且一审判决生效后，凯力公司已分别与2020年5月28日、6月3日向李勇、范美玲邮寄了《抵销通知函》，通知其领取凯力公司应退还的款项139339.82元。再者，根据《成都银行楼宇按揭业务合作协议书》《成都银行个人房产按揭贷款保证合同》等证据，李勇、范美玲应向凯力公司承担担保损失共计212128.8元，二申请人将担保损失与应当退还的购房款混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违约金的金额，李勇、范美玲与凯力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案涉买卖合同因李勇、范美玲违约而解除，凯力公司的实际损失以房屋总价款计算，其要求李勇、范美玲承担房屋总价款20%的违约金并未高于实际损失的30%。故请求驳回李勇、范美玲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李勇、范美玲主张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的再审申请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勇、范美玲自述其按照一审传票通知时间到达法院，但由于法院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其未能按时参加庭审，但二人并未举示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二、关于李勇、范美玲主张一审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首先，凯力公司在一审中仅向法院请求确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于2019年10月31日解除，并要求李勇、范美玲支付违约金以及凯力公司的担保损失，其诉讼请求并未涉及案涉合同解除后的其他事宜。一审法院在全面审查凯力公司提交的证据后，依法支持了凯力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其判决内容均在凯力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内。李勇、范美玲主张法院应当就其二人向凯力公司缴纳的房屋首付款返还问题作出判定，该主张已经超出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本院对此依法不予支持。李勇、范美玲可就该房款返还事宜与凯力公司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另案起诉。 三、关于原审法院对担保损失认定错误的问题。首先，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五“付款方式及期限的约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五项约定“在买受人获准了房屋抵押贷款后，如因买受人逾期偿付银行借款等原因，导致出卖人作为买受人的担保人向银行承担了相关担保责任，由此给出卖人造成的损失及产生的所有费用，出卖人有权向买受人追偿……”截止2019年8月14日，依照（2018）川0105民初149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凯力公司已向成都银行代偿李勇、范美玲欠付的贷款本息共计215242.94元，其有权向李勇、范美玲追偿上述款项。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担保损失应当是担保人因为债务人偿还债务所遭受的损失。本案中，凯力公司代替李勇、范美玲向银行支付欠款共计215242.94元，则该款项应当作为凯力公司的担保损失。李勇、范美玲主张本案担保损失为32364.5元，实际上是混淆了担保损失与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债权债务金额。根据前述，李勇、范美玲与凯力公司之间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的钱款返还事宜不在本案诉讼请求范围内，因此本案不应当将凯力公司的担保损失与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债权债务金额混合计算。原审法院就担保损失认定正确，故本院对李勇、范美玲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根据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五“付款方式及期限的约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五项约定“……买受人（李勇、范美玲）在出卖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十五日内未向出卖人支付完全部担保损失的，则出卖人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买受人按照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20%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案涉房屋的总价款为452044元，则李勇、范美玲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金90408.8元。该金额并未过分高于凯力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勇、范美玲的再审申请理由因与审查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证据支持，故依法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勇、范美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建凯 审判员  陈 胜 审判员  钟 宏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焦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