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7326号原告：王红星，男，197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传荣，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文军，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军，系李文军之弟，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旭平，湖北文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徐彪，男，197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旭平，湖北文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红星与被告李文军、徐彪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红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传荣，被告李文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爱军、范旭平，被告徐彪的委托代理人范旭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红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红建社卫生服务站在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医保收入126,601.27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营运分红款46,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股本金9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7月初，李文军、案外人殷迪、张波三人合伙经营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但张波未实际参与运营便退出了，由原告替代张波，与李文军、殷迪形成新的合伙关系。入股金为15,000元，原告交给了李文军。之后三人各司其责，原告作为医生，殷迪作为护士共同负责门诊事宜，李文军负责外连和刷卡结算。2011年12月底，殷迪退出,徐彪加入。在2015年3月之前，收入分配模式为：实际收入减去实际开支，剩余部分由三人均分。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原告与被告约定，原告承担每月各项开支费用的责任，享有每月各项收入的权利，负责固定交7,000元给两被告。按此模式经营到2016年2月，原告因卫生服务站各项开支负担较大且两被告并不从事任何合伙事务，便每月共同分得7,000元有失公平，故与两被告协商将每月的费用由7,000元减少为4,000元，按此模式经营到2016年12月。2016年5月起，医保收款账户变更到被告李文军尾号为4828的工行账户，按照约定，被告李文军应当在收到医保款扣除4,000元后将余款转给原告。但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的医保款一直未转给原告。至2017年10月31日，原告变更到五荣里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不再去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从事门诊事务。这之后原告多次向两被告要求结算医保款和退还股金，但两被告总是推脱。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李文军、徐彪辩称：原、被告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经营权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让和承包。原、被告之间没有合伙关系，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支付任何股本金。在原告提供的《合作合同》中没有提及任何人需要向某一方支付股本金，事实上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支付过股本金，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股本金、支付201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医保收入、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营运分红款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汉阳区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于2010年10月12日，时任法定代表人为余治洪（时任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人杨海林（时任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下派至该服务站）。李文军自述其于2011年8月起开始管理该服务站至今。根据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为集体所有制形式，非营利性（政府办）经营性质，诊疗科目为全科医疗科、预防保健科、中医康复科。现王红星述称：“2011年7月底，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殷迪通过网络将其招聘至该服务站工作。其在依法办理执业资格证书后正式入职该服务站工作。入职该卫生服务站时，站内除两张办公桌外，一切都是空的，后其与殷迪、李文军共同出资购买了相关设施并交纳了房屋租金、服务站管理费等。2011年8月起服务站开始运营，由李文军负责。该服务站的运营实际为合伙关系，原由李文军、殷迪及案外人张波三人合伙经营，后张波未实际参与经营便退出由王红星替代张波入伙，入股金原为20,487.4元，后退回部分，实际出资15,000元，该入股金已交给李文军。2011年12月殷迪离开服务站，由徐彪加入。2015年3月前，服务站收入分配模式为实际收入减去实际开支后剩余部分由三人均分。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王红星与李文军、徐彪约定：服务站每月收入及各项开支均由王红星享有及负担，李文军及徐彪二人每月固定取得7,000元报酬。后王红星自感服务站开支过大，故与李文军、徐彪协商将每月的报酬由7,000元减少至4,000元，双方按此模式维持至2016年12月。2016年5月起，服务站医保收款账户变更至李文军工商银行账户，但李文军并未将2016年7月至同年12月的医保款按约定向王红星交付。2017年10月31日，王红星变更至汉阳区荣里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此后就医保款结算及股金退还问题，其与李文军及徐彪多次协商无果”。为证实上述主张，王红星提交了2011年7月23日由李文军、张波、殷迪三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一份及殷迪所出具证言材料（附视频），内容分别载：“为发展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三方友好协商，订立本投资合作文本，共同严格履行。合伙项目名称：红建社区服务站，主要经营地：汉阳。合伙经营项目：全科医疗。签订日期于2011年7月23日为期三年至2014年7月23日，期间甲、乙、丙三方中有任何一方撤销股份毁约视为放弃所有股份（除三人经过一致协商同意转让或其它无法经营等可另行决定按其分配）。一、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现由甲、乙、丙三方共同承包，在此期间由乙方担任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主治医生，工资暂定3,400元/月，另按每月总金额的5%提成（后期如效益好再另行商议）；丙方在此期间担任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护士，工资暂定2,400元/月，甲方只能按红建卫生服务站每月除去所有开支，盈利部分按34%分红。二、盈余分配以每月28号结算，结算结果以当月实际盈利状况来分配，按股份制分配如下：甲方分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34%股份，乙方、丙方各占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33%股份。三、每月除去所有日常幵支，于每日4点按时定存。药品于每月25日盘点扎帐。四、每月帐目由乙、丙双方共同完成，每月处方保存至月底，每月月底由甲、乙、丙三方按处方共同清算盈利状况，按其分红。此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2011年6月，我本人（护士）、李文军、张波医师考察了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汉阳区建港路37号），准备合作经营。后张波医师退出，招聘了王红星医师来入伙，三方合伙出资。我本人和王红星医师每人出资15,000元，运营至2011年12月底我退出了”。此外，王红星另提交了大量记账材料、其向李文军、徐彪及服务站相关医护人员微信转账记录及其与案外人就租赁红建卫生服务站用房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出租人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对于王红星上述合伙主张，李文军与徐彪表示异议，其二人认为：依照相关政府文件，社区卫生服务站为非营利医疗机构，禁止个人承包、转让，任何承包转让经营权的行为均是无效的，服务站也不能对外以个人名义从事采购及公共卫生服务，王红星主张的所谓服务站医保款，实际由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与原、被告均无关。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实际系服务站租赁，只是以王红星名义代缴租金，并非王红星个人租赁。为证实上述辩称，李文军向本院提交了鄂政发（2006)51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决定》及武卫生计生（2014）62号《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14—2016年武汉市社区卫生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上述文件中就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具有公益性质，不以营利为目的确予以了明确规定，其中《通知》中还规定：“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接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必须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其在机构设置、人员管理、药品购销、财务监管、服务项目、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和考核标准八个方面的一体化管理”等内容。庭审中，本院要求王红星就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1、股本金90,000元；2、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营运分红款46,000元；3、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医保收入126,601.27元依据予以说明。王红星称：殷迪退伙时从服务站的营业收入中扣除了其入股金，但徐彪入伙时未见其入伙的相关账目记录，因此徐彪应当交纳的入伙金我应该有份。此外，我入伙时交纳了15,000元，按照市场价评估，我的入股现在应该升值至9万元。分红款46,000元系以每月2,000元计算自2017年11月起至本案起诉时的2019年10月。根据王红星提交的“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职保前台财务应付账查询”系统显示，红建社区2016年7月至12月应付医保金额合计148,704.89元。王红星认为，其已依照与李文军、徐彪达成的约定向该二人支付了7,000元/月固定报酬，故上述医保收入中的126,601.27元应依照约定归其个人所有。对于上述医保收入款是否实际发放至红建社区，王红星回复其打听到该款已被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挪用。针对王红星与李文军、徐彪争议的卫生服务站能否合伙经营及相关医保款分配问题，本院向汉阳区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调查，该中心书记回复：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在武汉市打造“十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计划下组建，由洲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委托李文军进行具体运营管理，中心与服务站负责人之间是委托关系。服务站的医生、护士由服务站负责人自己招聘，但须经中心对个人相关资质进行备案把关。服务站一定期间的医保款收入，在审核无违规的情况下会定期发放给服务站（实际为发放至负责人账户），由服务站根据具体开销情况使用。中心绝不允许卫生服务站变相成为个人承包或合伙经营模式，因为卫生服务站只有坚持公益性、非营利才能在服务质量上对居民负责。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医保收入现暂未发放，未发放原因系因为红建站存在违规情形，现中心为配合医保局审核，故暂未将该期间款项予以发放。经查，2018年3月4日，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汉阳社会保险处向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下发过《审计处理（整改）告知书》，内容载：“……，我处委托湖北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开始对贵门诊开展医保药品和耗材费用专项审查，根据审计报告，核查出贵门诊部医保项目进销存不相符，合计金额1940.77元。现决定追回违规费用1940.77元，严格执行《武汉市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书》要求，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财务制度，建立药品和耗材进、销、存以及诊疗项目台账，有完整的购销记录和凭证，确保医保项目结算的资料和传输的医疗费用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现原、被告就双方在红建卫生服务站工作期间工作性质及相关款项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本案经调解，原、被告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之规定，合伙企业是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而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及武汉市相关机构出台的通知、文件中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定位，可看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具有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服务机构。王红星2011年7月经招聘程序进入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任医师，期间其与服务站内相关人员对服务站财务的具体分配方案，如具体分配方案未违反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监管规定，则相关方案属各方内部事务，法律不予干预。但王红星主张其实际与李文军、徐彪就红建卫生服务站成立了合伙关系，则该主张明显违反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站非营利性定位的设立初衷，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王红星入职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时投入15,000元用于站内相关设备的开支，该出资经李文军于相关账目材料中签字确认，但根据前述所叙，该款的性质不宜认定为合伙出资，故对其主张的合伙股本增值9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红星自认其2017年10月31日变更至汉阳区荣里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现其根据其认为的合伙经营关系主张其并未参与工作的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分红款”46,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红建社区卫生服务站2016年7月至同年12月期间医保收入因客观原因现暂未发放属实，但依照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医保收入款应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管理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必要需求合理支配并经中心监管，其并非简单等同于服务站内工作人员的个人盈利，故对王红星基于合伙关系主张相关医保收入应尽数归其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红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240元（原告已缴纳）由原告王红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朝管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