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再21号抗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陶建国，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农民,住云南省宾川县。申诉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素珍，女，1968年10月11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云南省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生、杜国云，云南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以下简称京涛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0804013136。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营村。法定代表人：白国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马培杰，云南杨守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同良，男，汉族，1972年11月13日生，河南省永城市人，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代理人：柳卫，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817850768991。住所地：河南省永城市商务中心（永城市陈集镇政府院内）。法定代表人：刘法元，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柳卫，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商丘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706700551Y。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南京路中段。法定代表人：赵国，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超，河南浩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汝太，男，白族，1967年10月16日生，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云南省宾川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灿芬，女，白族，1973年4月10日生，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云南省宾川县。委托代理人：郭书妤，云南桑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申诉人陶建国、赵素珍与被申诉人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杨汝太、袁灿芬、张同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由大理市人民法院一审,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云29民终119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二审，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7）云29民终111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后，陶建国、赵素珍向检察机关申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17日以云检民（行）监（2019）53000000048号民事抗诉书，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2019年9月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云民抗33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案由本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陶建国及其与赵素珍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生、被申请人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培杰、被申请人张同良和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卫、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被申请人杨汝太、袁灿芬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妤到庭参加诉讼。抗诉机关指派大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杰出席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大理中院合并审理的吴家军、何丽珍和京涛公司的四件上诉案件中，仅对吴家军、何丽珍上诉并提交新证据的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赔偿，法院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合并审理的案件应统一审判理念，统一裁判尺度，坚持同案同判，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省检院以有新证据证明陶俊瑞死亡前生活、居住在城镇，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椐《侵权责任法》第十七规定，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不考虑受害人年龄、收入等因素，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对终审民事裁定、调解和再审申请，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第三项“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第四项“就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生效法律文书，再审申请人对后一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再审申请的”。陶建国、赵素珍再审称：其子陶俊瑞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请求再审改判。张同良和永城公司答辩称，超载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二审改判加重了他们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而不是必须，法院不应当改判。京涛公司述称：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关于“同案同判”，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申请人及抗诉机关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申请人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临时号牌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应加重其公司的赔偿责任。人保商丘公司述称：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后未提起上诉是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其请求不应支持。超载是违反安全行驶的行为，不管是否属于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均不能免除其赔偿义务。杨汝太、袁灿芬述称，陶俊瑞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陶建国、赵素珍于2017年6月8日向一审法院大理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39452元；死亡赔偿金572220元；家属处理丧事的误工费1944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以上合计624616元。扣除被告张同良垫付的50000元，被告还应赔偿574616元。二、依法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范围内赔偿上述费用中的110000元；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赔偿剩余部分，不足部分由被告张同良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永城公司对上述赔偿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依法判令京涛公司替代肇事车辆云Ａ×××**（临）号车驾驶人承担原告损失的赔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挂车系被告永城公司所有，登记车主为永城公司，事发时，该车辆由被告张同良驾驶。该车辆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于被告人保商丘公司，交强险保险期为2016年10月27日零时至2017年10月26日二十四时，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牵引车（车头）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保险期为2016年11月1日零时至2017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挂车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保险期为2016年4月8日零时至2017年4月7日二十四时。2016年11月26日，驾驶人杨恒道驾驶云Ａ×××**（临）号车载乘客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沿大丽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行驶，23时03分许从大理东云浪收费站驶出后沿连接线由云浪收费站往大理西方向行驶，23时04分许，行至事故地点，所驾车车头与前方同向行驶至路口在右侧车道内停车等待放行信号灯的驾驶人张同良所驾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尾部相撞，造成杨恒道及乘车人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五人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大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恒道负事故主要责任，张同良负事故次要责任，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不负事故责任。事故中，驾驶人杨恒道驾驶的云Ａ×××**（临）号车系杨恒道于被告京涛公司处购买，云Ａ×××**（临）号车牌系京涛公司在卖车时给肇事车主即驾驶人杨恒道提供的伪造的临时号牌。事故发生后，被告永城公司先行垫付了五万元给原告。本案原告陶建国系死者陶俊瑞父亲，原告赵素珍系死者陶俊瑞母亲。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中，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与杨恒道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驾驶人张同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恒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陶俊瑞不负事故的责任。被告张同良辩称张同良系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但原告及其余被告均不认可，被告张同良就其主张的事实未举证加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张同良应与车主被告永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四人所涉案件均已另案起诉），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应按比例在五人中予以分配。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交强险于被告人保商丘公司，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在保险期内，则首先应由人保商丘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对原告予以赔偿，但由于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四人所涉案件均已另案起诉），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应按比例在五个诉讼中予以分配。其次，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后，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中，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商业三者险于被告人保商丘公司，则对于超过被告保险公司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的应当由被告张同良承担的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商丘公司应依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商业三者险于被告保险公司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豫ＮＹ10**（牵引）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1000000元，豫Ｎ×××**（挂）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50000元，保险合同同时约定主挂车连接使用时，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另，因为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事故发生时系超载，保险公司免赔10%。,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陶俊瑞死亡，被告保险公司应依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1000000元的五分之一再免赔10%即人民币180000元内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再次，经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赔偿后，仍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告京涛公司与杨恒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由于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杨恒道也在事故中死亡，原告也未举证证实杨恒道的遗产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的该部分损失由京涛公司承担。经核实，陶俊瑞于2016年11月26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原告损害范围及数额如下：①丧葬费39452元（78904元÷2）②死亡赔偿金180400元（9020元×20）；③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上述损失共计人民币229852元。上述原告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22000元（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四人所涉案件均已另案起诉，交强险在五个诉讼中予以分配，即每人1／5）。剩余损失人民币207852元，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驾驶员张同良承担次要责任，被告张同良承担责任的比例为30%。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56120元（207852×30%×90%）。剩余10%因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事故发生时系超载，该部分损失由被告张同良、永城公司承担，即6235.6元（207852×30%×10%）。原告损失剩余部分145496.4元（207852元×70%）由被告京涛公司负责赔偿。另，被告永城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垫付的5万元，在本案中由人保商丘公司代原告返还被告永城公司，扣除永城公司应该承担的6235.6元后，人保商丘公司还应返还永城公司43764.4元，扣除此部分，被告人保商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还应赔偿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2355.6元（56120元-43764.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2000元。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2355.6元。三、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被告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3764.4元。四、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45496.4元。五、驳回原告陶建国、赵素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10元，减半收取4505元，由原告陶建国、赵素珍承担2751元，由被告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613元，由被告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承担1141元。京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七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京涛公司提供虚假牌照的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交警部门依法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认定本案交通事故中杨恒道负主要责任，张同良负次要责任。故本案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事故责任方承担。2、经交警部门依法委托鉴定，本案肇事车辆云Ａ×××**（临）号无任何技术质量问题，系符合道路交通行车标准的合格产品，经鉴定不存在安全隐患。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杨恒道、张同良违规、违法驾驶车辆所致，与上诉人无关。3、上诉人提供伪造号牌并未增加肇事司机杨恒道、张同良驾驶车辆的危险性。杨恒道、张同良系经过国家认可的正规驾驶技术培训得到的汽车驾驶证，必然知晓相关交通驾驶规则或基本常识。杨恒道对其驾驶车辆号牌系伪造并不知情，故不存在因车辆号牌系伪造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本次事故与上诉人京涛公司无关。上诉人行为与被上诉人陶建国、赵素珍所受损害间不存在事实因果关系。论上诉人提供的号牌是否伪造，都不必然导致肇事司机杨恒道、张同良违反交通法规驾驶车辆，更不必然导致最终悲剧的发生。一审认定“被告京涛公司提供虚假牌照的行为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不当。（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京涛公司认定为“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提供的是伪造的临时号牌，并非套牌，一审依据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为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错误。2、上诉人提供虚假临时号牌的行为应当属行政处罚范围，与本案的法律责任无关。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并非被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也无与杨恒道有串通、共谋行为，一审判决由上诉人与杨恒道承担本案交通事故的连带赔偿责任错误。本案的责任承担应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及各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行责任比例划分后再进行赔偿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陶建国、赵素珍答辩称：一、云Ａ×××**（临）号车系京涛公司伪造的套牌车，京涛公司存在重大过错，与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因果关系。二、伪造车牌属违法行为，为了销售车辆而伪造车牌，京涛公司属恶意行为，死者系善意行为，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死者杨恒道一方无法提交遗产证据，由京涛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同良及永城公司未提交答辩主张。人保商丘公司答辩称：京涛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诉讼费由其自行承担。杨汝太、袁灿芬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京涛公司在杨恒道购买车辆时向杨恒道出具了伪造的临时牌照云Ａ×××**（临），该号牌车的所有人是昆明市人陈文，车辆品牌是斯柯达，有效期是30天，有效期截止时间是2016年6月18日，而杨恒道的购车时间是2016年11月16日。故云Ａ×××**（临）号牌是已经过期且已被他人使用过的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杨恒道根本不能上路通行，京涛公司对此有严重过错，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3、本案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者是杨恒道，其所驾驶的车辆属于“两车使一块牌照”的情形，明显属套牌车。京涛公司在明知云Ａ×××**（临）号牌是他人已经使用且早已过期的临时车牌，仍将该车辆出售给杨恒道，导致原本不能上路的车辆上路行驶，是京涛公司的过错，并非是行政处罚范围的事项。上诉人京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杨恒道生前与父母杨汝太、袁灿芬在家务农，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仅23岁，其名下并无任何个人财产，也无遗产供杨汝太、袁灿芬继承。杨汝太、袁灿芬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并无过错，也未继承过杨恒道遗产，无义务代杨恒道承担赔偿责任。5、杨恒道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死亡，京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非基于原审原告举证不能。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及京涛公司所伪造车牌原车辆所有人为陈文，登记日期为2016年5月19日，有效期30天，有效期止于2016年6月18日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车号牌包括正式号牌和临时号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给机动车的法定行驶证明，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合法依据和重要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规定，机动车取得临时牌照是其能够依法临时上路行驶的条件。京涛公司在向杨恒道出售车辆时，作为所售车辆的管理方，未按正常法定程序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领取临时牌照手续，而是通过伪造、套用其他车辆到期的临时号牌在出售时一并提供给杨恒道，使本不具有上路资格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京涛公司应对其伪造、套用其他机动车牌照并提供使用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京涛公司应当与杨恒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京涛公司关于驳回陶建国、赵素珍对其诉讼请求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同一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对死亡赔偿金应以相同数额确定。但本案一审宣判后，被侵权人陶俊瑞父母陶建国、赵素珍并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向本院提出上诉，视为服从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于陶俊瑞因死亡所致的死亡赔偿金数额不再审查。上诉人京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10元，由上诉人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负担。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二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本案交通事故同时造成杨恒道及乘车人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五人当场死亡，其中，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已按城镇人口计算赔偿，在五人赔偿中数额最高，其余死亡人员可以参照此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二审判决未按上述规定确定死亡赔偿金不当，应予纠正。陶俊瑞因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陶建国、赵素珍损害范围及数额为：①丧葬费39452元（78904元÷2）②死亡赔偿金572220元（28611元×20）；③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上述损失共计人民币621672元。上述陶建国、赵素珍的损失，由人保商丘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陶建国、赵素珍22000元。剩余损失人民币599672元，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驾驶员张同良承担次要责任，张同良承担责任的比例为30%。即人保商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61911.44元（599672×30%×90%）。剩余10%因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事故发生时系超载，该部分损失由张同良、永城公司承担，即17990.16元（599672×30%×10%）。永城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垫付的5万元，在本案中由保险公司代陶建国、赵素珍返还永城公司，扣除永城公司应该承担的17990.16元后，人保商丘公司还应返还永城公司32009.84元，扣除此部分，人保商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还应赔偿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29901.6元（161911.44元-32009.84元）。陶俊瑞因本案事故所致的其余损失419770.40元（599672元×70%）应由京涛公司、杨恒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杨恒道已在本案事故中死亡，故该部分损失由京涛公司承担，京涛公司在赔偿义务履行完毕后，对超过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部分，可在发现杨恒道有遗产可供继承的情形时，向杨恒道的遗产继承人追偿。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其余被申请人在再审中提出的请求不能成立，再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云29民终1119号民事判决书；二、维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7)云29民终119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撤销第二、三、四、五项；三、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29901.6元。四、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被告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2009.84元。五、由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陶建国、赵素珍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19770.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10元，减半收取4505元，由原告陶建国、赵素珍承担2751元，由被告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613元，由被告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承担11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10元,由上诉人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阳审 判 员 段冲审 判 员 王彪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何群书记员代 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