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希英，女，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康华、俞佳，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财兴，男，196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峰、蒋泽琳，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希英为与被上诉人何财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指定审判员钱晓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希英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王希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财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希英已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何财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希英在一审过程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短信往来记录、催款函来证明其与何财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在何财兴未能举证证明该笔款项是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况下，王希英已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其与何财兴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针对王希英提交的转账凭证，何财兴认可50万元款项已收到。短信往来记录中，针对王希英对案涉借款的催讨，何财兴于2018年1月19日回复到：“大嫂你跟王某说一下，我同王某几个月前就讲过几次你的款先归还。包括现在你发给我的短信都转发给他的。”何财兴从头到尾并未对催讨借款进行否认，而是提到了由王某归还款项。若是何财兴所述的投资款，为什么何财兴在短信来往中不进行否认？这是违背常理的。且若案涉借款系何财兴最终用于投资王某的光明公司的，这也仅仅能说明案涉借款的最终流向，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何财兴所谓的王希英的投资款。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写到，“而且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原告夫妇，当时并未就该笔款项性质问题与被告何财兴进行确认，却在等到2018年1月份，即承包期限快截止时，原告才向被告催讨，并且以短信及催款函的形式，认为该笔款项系借款，本院认为原告有刻意确定款项性质嫌疑”，王希英认为，一审法院这样的认定完全不符合事实和常理。王希英之所以在2018年1月份才进行催讨，是因为何财兴在借款时，与王希英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即王希英银行贷款50万元的到期日。还款时间未到，王希英当然不对何财兴进行催讨。临近还款日了，王希英向何财兴发送短信催讨借款，提醒其还款，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二、何财兴抗辩案涉款项是王希英的投资款证据不足，未形成证据链。1、何财兴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抗辩案涉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却未提交相关的投资协议，也无法回答投资后如何分红给王希英，不符合常理。若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王希英不可能在没有投资凭证、完全不了解投资项目、投资回报的情况下进行投资。2、何财兴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2018）浙0111民初4526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1272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欲证明本案案涉款项与何小春案一样，系入股杭州富阳富港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港公司）承包经营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的投资款。王希英认为何小春一案的款项无论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与本案都没有关系，不能因为何小春一案的款项性质被认定为投资款就对本案中款项的性质产生影响。何小春一案中，何小春在管理人对其进行询问时，亲口承认其在何财兴处有200万元投资款；富港公司对于何小春的款项，亦出具了相关的收款收据给何小春。而本案中，王希英既未在管理人处做过相关的谈话笔录，也未收到过富港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与何小春一案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写到：“富港公司租赁或承包光明公司的时间点刚好与原告出资时间相近，也与何小春的出资时间相近。”王希英认为正因为当时何财兴要投资光明公司，资金紧张，才向王希英借款作为资金周转，不能因为出资时间相近就认定王希英的款项性质和何小春的款项性质一致。3、何财兴在一审中抗辩案涉款项系其帮王希英先行垫付投资款100万元，王希英随后仅归还给何财兴50万元（即案涉款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何财兴对于自己的主张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何财兴对于垫资这一说法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若是归还垫资，何财兴为何不像何小春一案一样，出具相应的收据给王希英？且若真如何财兴所述，那王希英至今仍有50万元款项未归还给何财兴，何财兴为何会不向王希英进行催讨？4、一审庭审过程中，何财兴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希英认为，何财兴原系富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系光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富港公司对光明公司进行承包经营，何财兴和王某之间存在着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因此与何财兴有着利害关系的王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且王某在作证的过程中，对于投资事项的具体约定、来龙去脉也未能说明清楚，仅说明在饭局上王希英丈夫施耀明提议进行投资，至于王希英与何财兴之间就案涉款项到底如何约定，其不得而知，有头无尾。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能和何财兴提交的其他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书面证据形成证据链呢？综上所述，王希英就借贷关系的成立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何财兴抗辩案涉款项系投资款的证据不足，何财兴的种种说法都没有提供直接的书面证据加以证明王希英与何财兴之间存在投资关系。 何财兴发表答辩意见：一、关于50万元款项系王希英丈夫施耀明入股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的投资款的事情经过，何财兴已在一审时提交了书面代理词进行详述，不再赘述。二、王希英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何财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希英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款项交付，而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王希英曾发送的内容文字确实存在刻意确定款项性质为借款的意思表示，但何财兴在回复中从未认可过是借款，何财兴也在庭上对先期及时回复的内容以及后续不回复的原因作了合理解释，不能因为后续不回复便视为默认款项性质是借款。三、案涉款项系投资款，何财兴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其他书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案双方在庭上均认可施耀明与何财兴、王苏妹、证人王某是经常聚在一起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且证人王某不是投资人，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是基于实际情况出发的真实表述，具有合法的证明力。王某证实施耀明承诺入股投资100万元并由何财兴先行垫付，施耀明鉴于其富阳农商银行行长的身份不便于以其本人名义投资，就以其妻子王希英的名义向何财兴转账50万元，该50万元并非是借款，而是归还何财兴垫付的投资款，也因此双方未出具借条，转账时也没注明是借款；王希英交付款项时间与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的时间相近，与另一位出资人何小春出资时间也相近。王希英发送的短信中，双方都提及了王某，要王某给说法。王某是光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催讨短信发送时间刚好是在承包期限快截止时，王希英也联系了王某；何财兴与王希英之间并不熟，并无深交，双方之间不存在大额借款的交情。而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的王希英、施耀明夫妇，理应比常人更加重视手续的出具，但实际转账时并未要求写借条，也未注明款项用途。另，据王希英催讨内容显示，王希英该笔资金也并非自有资金，而是通过银行贷款取得，当时将款项交付时明知借款期10个月左右，但未约定借款利息，而是王希英一直自负银行利息至今，种种行为显然不符合借贷的常理。四、王希英未提供证据进一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请求驳回王希英的上诉请求。 王希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何财兴归还王希英借款50万元，并支付从2018年2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暂算至2020年3月31日为65000元，合计56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何财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希英与施耀明系夫妻关系。王希英和施耀明原系银行工作人员。被告何财兴原系富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系光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财兴、王某、施耀明系朋友关系。2017年2月15日，富港公司与光明公司签订《厂房、机器设备及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由富港公司租赁光明公司相应厂房、机器设备等进行经营，双方对租赁期限、租金计付等做了约定。2017年3月24日、3月25日，王希英向被告何财兴汇款500000元。光明公司系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2017年6、7月份，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了相应的破产管理人。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富港公司签订了《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2017年2月15日的租赁协议从2017年8月1日起不再履行，并就有关承包经营具体细节，协商达成了相应的合同条款。双方当时约定的承包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 从2018年1月2日起，王希英陆续向何财兴发送短信，催讨50万元，短信陈述内容认为50万元系借款。何财兴回复要求原告与王某讲一下。2019年12月26日，王希英向何财兴邮寄发送书面催款通知函，要求尽快归还50万元借款。何财兴收到后并未回复。 庭审中，被告陈述该笔款项系原告入股富港公司投资光明公司的投资款。证人王某亦陈述系投资款，当时有五位投资人。其中何小春起诉富港公司案，最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约定富港公司向何小春支付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返还的结算款按9.091%的比例计算的款项，于收到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返还结算款之日五日内付清。王某和何财兴庭审中一致确认，当时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共计投资2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仅以转账凭证提起了民间借贷诉讼，但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笔款项系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入股被告当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的投资款。为此被告提供了租赁合同、承包合同、法律文书及王某的证人证言。因此，虽然被告并未提供直接的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投资协议，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其他书证，能够形成证据链，表明存在合伙投资的意思表示。富港公司租赁或承包光明公司的时间点刚好与原告出资时间相近，也与何小春的出资时间相近。而且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原告夫妇，当时并未就该笔款项性质问题与被告何财兴进行确认，却在等到2018年1月份，即承包期限快截止时，原告才向被告催讨，并且以短信及催款函的形式，认为该笔款项系借款，原告有刻意确定款项性质嫌疑。同时根据双方短信内容显示，原告在催讨的过程中，被告并未认可案涉款项系借款，且希望原告与王某联系，原告亦有与王某联系的情况。综上，原告认为该笔交付款项系借款，仍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其诉讼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希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50元，减半收取4725元，由原告王希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希英向何财兴短信催讨50万元款项时，何财兴的回复内容意思应是要找王某归还且并未明确表示是向王希英的借款，结合一审庭审中王某的证言以及何财兴提供的租赁合同、承包合同、法律文书等，王希英转账给何财兴的50万元不排除系施耀明与何财兴等人合伙投资的出资。王希英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何财兴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为此不支持王希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王希英的相关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50元，由上诉人王希英负担[王希英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钱晓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顾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