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海燕，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接班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承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吉峰，山东泰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戚海燕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接班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接班人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戚海燕，被上诉人接班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吉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戚海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戚海燕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接班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涉案合同主体为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个人无关，戚海燕提供的聘任书已加盖公章，一审法院以聘任书没有高承良签字为由不认可聘任书的证据效力，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17年2月，接班人公司向戚海燕发放聘任书，聘任戚海燕作为接班人公司的管理工作人员，月薪8000元，自2017年2月起开始执。行，底部加盖接班人公司公章。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单位出具的聘任书作为向拟聘请的人员发出要约，拟聘请人员收到聘任书后在单位提供劳务，两者的雇佣法律关系就成立且生效，并不需要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才生效，如果接班人公司否认材料的真实性，其应当提请公章真实性鉴定，而不能仅以否认聘任书没有其签字而对抗聘任书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聘任书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否认聘任书的效力，既与事实不符，又没有法律依据。2、戚海燕主张的已付劳务费数额在诉讼请求中已经予以扣除，属于自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无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戚海燕在接班人公司工作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无法缴纳社保及接班人公司为节约成本而避税等行为，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戚海燕在接到接班人公司的聘任书后就一直在接班人公司工作。期间，戚海燕收到的部分劳务费用也一直是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并无银行流水，且发放现金的会计凭证、工资条等材料也不由戚海燕掌控，戚海燕也无法在庭审中加以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因此，戚海燕曾收到部分劳务报酬的事实其已承认，无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判决以戚海燕未提交证据证明曾收到过部分劳务报酬即否认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之间的劳务雇佣关系，既与事实不符，又无法律依据。3、戚海燕虽作为接班人公司的出资人股东，但与其接受接班人公司发放的劳务报酬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戚海燕主张劳务费用与其股东身份并不冲突。戚海燕提交的《公证书》证明本案的客观事实为：戚海燕在接班人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工作到凌晨，对接班人公司的教育、管理等工作尽心竭力，远超出一般劳务人员的工作范围和强度。虽然戚海燕同时兼具接班人公司的出资人股东身份，但是与其接受接班人公司发放的劳务报酬并不冲突。因戚海燕完全理解接班人公司营运之初创业的艰难与不易，一直辛勤的努力与付出，在接班人公司未足额发放劳务报酬的前提下仍然在接班人公司进行管理与各项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戚海燕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管理亦在情理之中从而否认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这既与事实不符又不符合法律规定。4、戚海燕提交的《协议书》系戚海燕与高承良个人之间的散伙结算协议，与接班人公司系不同的主体，涉及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以该协议书内容否认接班人公司的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年4月15日，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签订《协议书》，该份协议书是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作为发起人股东身份进行的散伙协议约定，与本案戚海燕主张的劳务报酬不属于同一个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是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之间的劳务纠纷，因此，不在散伙协议书中显现符合一般常理。且该《协议书》第4条约定：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时间开始，接班人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与乙方无关，接班人的所有债权债务无需乙方承担。因此，接班人公司应承担支付戚海燕劳务报酬的法律责任。5、接班人公司在一审判决中提交的公章收到条不能作为接班人公司不支付劳务报酬的依据。接班人公司在一审法院提交一份公章收到条，首先，戚海燕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收到条自始至终都没体现交接人是戚海燕戚海燕，只记载薛月香的名字。退一步讲，即使该份材料是真实的，那么案外人薛月香交接了公章，并不能证明戚海燕掌握公司的公章及所有材料，假设戚海燕真的掌握公章，戚海燕可以出具很多利己的材料，但戚海燕却仅有一份加盖接班人公司公章的聘任书，接班人公司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章是伪造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决加盖公章聘任书的证明力问题，既无法律依据，又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接班人公司向戚海燕出具了《聘任书》，戚海燕也按照聘任书的要求开展大量工作，戚海燕向接班人公司主张劳务费用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双方事实约定，接班人公司应依法给付欠付的劳务报酬。 接班人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驳回戚海燕的上诉请求。 戚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接班人公司支付戚海燕2017年2月以及2017年3月应补发的劳务费用差额6000元；2、判令接班人公司立即支付戚海燕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拖欠的劳务费用共计88000元；3、诉讼费用由接班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2月1日，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共同出资设立了接班人公司，股权比例为戚海燕占49%，高承良占51%，法定代表人为高承良。 2018年4月15日，戚海燕（乙方）与高承良（甲方）签订了协议书，就接班人公司的费用、股权转让、经营等事宜作出约定，协议约定：甲方于2019年10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50万元，该费用是乙方在接班人投资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认可数额；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退出接班人，不再作为接班人的股东，不得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乙方将股权无偿转让给甲；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时间开始，接班人公司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与乙方无关，接班人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无需乙方承担；乙方退出后，继续为甲方介绍生源，并享受提成收益，提成比例另行规定。 另，高承良与戚海燕等人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拟设立青岛接班人全脑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协议对出资、分工等情况进行了约定。后青岛接班人全脑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未能设立，2018年1月31日，高承良与戚海燕等人达成《会议纪要》，就公司管理、款项返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9年3月21日，戚海燕以接班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1、接班人公司支付戚海燕2017年2月至2017年3月工资差额6000元；2、接班人公司支付戚海燕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工资差额88000元。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戚海燕的申诉请求进行了审查后，作出青黄劳人仲案字（2019）第10832号仲裁决定书，裁决：对于戚海燕于2019年3月21日向本委提出的仲裁申请，本委不予受理。该决定书送达后，戚海燕对此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即为本案。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 1、戚海燕提交了聘任书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2月，接班人公司向戚海燕发放聘任书，聘任戚海燕作为管理人员，月薪8000元，自2017年2月起执行，戚海燕收到聘任书后，在接班人公司工作至2018年4月，但接班人公司未足额向戚海燕发放工资。接班人公司称该聘任书是虚假证据，印章系单位的，但是由戚海燕进行管理，戚海燕控制了接班人公司，接班人公司的印章、财务印章及账户都在戚海燕控制之下，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3月17日才收回印章。经查，该聘任书载明：今聘任戚海燕和薛月香为青岛接班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发放工资时间与员工相同，戚海燕每月8000元，薛月香每月5000元，自2017年2月份执行。落款为青岛接班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并加盖了公章，时间为2017年2月10日。 2、戚海燕提交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一份，用以戚海燕自2017年2月起在接班人公司工作，但接班人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接班人公司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可以证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没有参与经营。 3、接班人公司提交收条一份，用以证明在戚海燕提供的聘任书记载的时间之前，该戚海燕实际控制该公司的公章，戚海燕擅自加盖公司公章，签订与自己利益相关的聘任书，该证据存在重大可疑性。戚海燕对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称不知情。经查，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公章2个、私人章1个（青岛接班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章1个、公章1个、高承良法人章1个），接收人处为xx代高承良，交出人处为薛月香，时间为2018年3月17日。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戚海燕主张劳务费94000元应否支持。本案中，戚海燕要求接班人公司支付劳务费用的主要依据系其提交的聘任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戚海燕要求接班人公司支付劳务费用的依据不足，理由如下：1、关于聘任书的形成过程，戚海燕称系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出具的，由高承良打印并盖章，但该聘任书上并无高承良签字，庭审中，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亦不予认可；2、戚海燕在起诉状中称其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向接班人公司主张2017年2月至3月、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劳务费用，但根据戚海燕提交的其与高承良通信记录来看，戚海燕从未在该期间内向高承良主张或提及过该费用，戚海燕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向接班人公司主张过该费用，该情况与其陈述不完全吻合；3、戚海燕称接班人公司曾向其支付过2017年2月至5月期间的部分劳务报酬，接班人公司不予认可，戚海燕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接班人公司向其支付过劳务费用；4、戚海燕与高承良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戚海燕退出接班人，接班人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与戚海燕无关，而戚海燕在本案中主张的劳务费用达94000元，数额较大，但该内容未在上述协议书中体现过，与常理不符；5、从微信记录来看，戚海燕虽然参与了公司的具体管理，但其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管理亦在情理之中。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戚海燕主张劳务费用的依据不足，戚海燕提交的证据亦不能相互印证，证明戚海燕的主张，故对戚海燕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戚海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戚海燕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案经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接班人公司应否支付戚海燕劳务费。2016年12月1日，戚海燕与接班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承良共同出资设立了接班人公司，股权比例为戚海燕占49%，高承良占51%，法定代表人为高承良，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戚海燕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接班人公司支付其欠付劳务费，因戚海燕曾系接班人公司的股东，故其应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戚海燕主张劳务费所提交的主要证据系聘任书，并未进一步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2018年4月15日，戚海燕（乙方）与高承良（甲方）签订了协议书，就接班人公司的费用、股权转让、经营等事宜作出约定，协议约定：“甲方于2019年10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50万元，该费用是乙方在接班人投资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认可数额；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退出接班人，不再作为接班人的股东，不得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乙方将股权无偿转让给甲；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时间开始，接班人公司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与乙方无关，接班人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无需乙方承担；乙方退出后，继续为甲方介绍生源，并享受提成收益，提成比例另行规定。”因上述协议签订于2018年4月15日，而戚海燕在本案中主张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劳务费，故签订协议时戚海燕应明知接班人公司已欠付其劳务费，但双方在协议中对欠付劳务费事宜未提及，明显与常理不符。且双方约定“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时间开始，接班人公司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与乙方无关，接班人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无需乙方承担；乙方退出后，继续为甲方介绍生源，并享受提成收益，提成比例另行规定。”从上述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是双方对戚海燕转让接班人公司股份时其权利义务的最终确认。故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戚海燕仅凭聘任书要求接班人公司支付劳务费证据不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判决驳回戚海燕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戚海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戚海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孙秀强 审判员 徐镜圆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黄鹤颖 书记员 韩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