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轻出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46765C。 法定代表人：周征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君辉、周超颖，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东亚织造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蛟山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255690760E。 法定代表人：俞玉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炳锋、金燕倩，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轻出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轻出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东亚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东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轻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杭州东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杭州东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交易是发生在杭州东亚公司与瑞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伟公司）之间，一审判决认定杭州东亚公司有履行交付货物的事实依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出库单的真实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出库单真实性的理由是“整本原件”，但杭州东亚公司提交的证据并非整本原件，而是与涉案有关的两份出库单；即使存在“整本”出库单，也是杭州东亚公司单方制作的材料，未经广东轻出公司或第三方确认；涉案的两张出库单上没有经手人的完整签名，没有证明力。（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抵扣发票不足以证明杭州东亚公司已经交付了货物。2、杭州东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1）杭州东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了先开票后付款的交易模式，开具发票的行为即为主张付款，杭州东亚公司早在2011年3、4月份就向广东轻出公司主张付款；（2）广东轻出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三次交易均是广东轻出公司在杭州东亚公司开票后六个月左右时间付款；杭州东亚公司2019年9月发给广东轻出公司的律师函明确表述：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开具金额为438573.74元的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给广东轻出公司，但广东轻出公司未及时支付上述货款，拖欠至今；该律师函中“及时”二字表明系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与上述交易习惯相符；而杭州东亚公司从2011年开票后直到2019年才发出律师函，远超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3）杭州东亚公司在2014年5月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2015年10月杭州东亚公司员工再次向广东轻出公司员工询问涉案款项情况，得到仍未收到款项的答复，至迟此时诉讼时效应当开始计算；（4）杭州东亚公司在一审期间称是因为该公司业务人员离职所以长时间未催讨，该解释不合理，业务人员离职不是其怠于行使权利的合理理由，更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 杭州东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广东轻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杭州东亚公司已经交付了货物；2、关于诉讼时效，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签订合同，没有约定明确的付款时间，应适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杭州东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广东轻出公司支付杭州东亚公司货款438573.74元，并赔偿该款自2020年3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广东轻出公司承担。一审审理期间，杭州东亚公司自愿撤回利息损失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杭州东亚公司与广东轻出公司曾发生以下三次交易：1、2010年5月27日，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开具发票，广东轻出公司于2010年8月19日、2010年9月29日分两次向杭州东亚公司付款；2、2010年7月16日，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开具发票，广东轻出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2011年3月14日分别向杭州东亚公司付款；3、2010年7月16日，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开具发票，2011年1月21日广东轻出公司向杭州东亚公司付款。该三笔货款均已结清。 2011年3月17日，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票据号：10724304），金额为227581.82元。2011年4月27日，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票据号：10781649），金额为210991.92元。 上述2份发票均载明产品规格型号。同日，杭州东亚公司均自行制作出库单各1份，载明的产品规格与发票所载一致。另，广东轻出公司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上述2份发票已进行抵扣。杭州东亚公司与广东轻出公司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杭州东亚公司曾于2019年9月向广东轻出公司发送律师函，广东轻出公司已收到。现因广东轻出公司尚未支付上述产品总价款438573.74元，杭州东亚公司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1、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实际发生、广东轻出公司欠付货款是否成立；2、杭州东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焦点1，杭州东亚公司与广东轻出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在2010年与2011年间发生多笔交易往来且一直未签订书面合同的事实。现双方均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一直以先发货、开票再付款的形式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对照杭州东亚公司提供的与发票所载时间、产品规格一一对应的出库单，并结合广东轻出公司自认案涉金额票据已抵扣的事实，可以认定杭州东亚公司已履行发货义务、双方实际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针对焦点2，广东轻出公司辩称依据其举证的证据可以推定双方交易习惯系于开票后6个月左右付款，且即使无法认定交易习惯，亦应当自开票之日知晓其权益受到侵害，故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首先，依据广东轻出公司所提出的三次交易，不足以认定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该三次交易中，付款时间与开票时间亦有4个月、6个月、8个月之差的不同，亦不能认定双方交易习惯即系广东轻出公司所主张的开票后6个月付款。其次，广东轻出公司的答辩意见前后主张矛盾，在有开票后多个月以后才付款的先例之下，不应当苛责杭州东亚公司在开票之日甚至发货之日即视为向广东轻出公司行使过主张付款的行为，否则有失公平。综合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的情形，杭州东亚公司亦对其长时间未作出催讨的行为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杭州东亚公司明确向广东轻出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发出律师函进行催讨日，起二十年，杭州东亚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广东轻出公司的相应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杭州东亚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广东轻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东亚公司价款438573.74元。如广东轻出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78元，减半收取3939元，由广东轻出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广东轻出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一份，共同证明吴月娜系广东轻出公司员工，自2003年至今在该公司任业务员；2、公证书一份、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一份，共同证明杭州东亚公司自2014年5月8日已经知道涉案款项无法收回，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以及2015年10月8日杭州东亚公司最后一次核实涉案款项情况；3、广东轻出公司连续十年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证书一份，证明该公司一直诚信经营；4、杭州东亚公司发给广东轻出公司的律师函一份，证明杭州东亚公司认为在开票后广东轻出公司应及时付款，证明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广东轻出公司应在杭州东亚公司开票后六个月左右付款。杭州东亚公司质证认为，1、广东轻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作为二审裁判的依据；2、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广东轻出公司连续十年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证书与本案无关，且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3、对公证书及对应的聊天记录、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因杭州东亚公司负责对接的员工已经离职且无法联系，无法核实聊天记录的真伪，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聊天记录中的一方为杭州东亚公司员工，在2015年10月8日的聊天中，广东轻出公司的员工所表达的意思也是“外国客户那边付钱后，他们就会付钱给杭州东亚公司”，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没有开票后六个月付款的约定或者交易习惯，且双方此时仍未就付款时间达成一致意见，无法根据聊天记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4、杭州东亚公司发给广东轻出公司的律师函不能证明广东轻出公司应在杭州东亚公司开票后六个月左右付款的事实。本院认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是为证明证据2的真实性，对证据2本院随后进行认证说明；证据2因杭州东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判断，故不予认定，且即使该证据为真，也不能证明广东轻出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3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性本院均不予认定；证据4因杭州东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杭州东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即一审判决明确的：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实际发生、广东轻出公司欠付货款是否成立，杭州东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争议焦点一，1、杭州东亚公司与广东轻出公司在2010年、2011年间曾发生多笔交易往来，双方也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一直以先发货、开票再付款的形式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杭州东亚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增值税发票，广东轻出公司提供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发票、银行记账回执等证据也相互印证，证明本案交易的主体是杭州东亚公司与广东轻出公司；广东轻出公司主张本案交易发生在杭州东亚公司与瑞伟公司之间，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2、杭州东亚公司提供的与发票所载时间、产品规格一一对应的出库单，以及广东轻出公司自认案涉金额票据已抵扣的事实，可以认定杭州东亚公司已履行发货义务、双方实际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针对焦点二，广东轻出公司先后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即杭州东亚公司开票时或发货时、开票后六个月左右、2015年10月。1、在双方未对付款时间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一直以先发货、开票再付款的形式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不应当苛责杭州东亚公司在开票时或发货时即视为向广东轻出公司行使过主张付款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2、广东轻出公司所提出的证据尚不足证明双方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的交易习惯，之前三次交易中，付款时间与开票时间亦有4个月、6个月、8个月之差的不同，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开票后6个月付款的交易习惯；杭州东亚公司发给广东轻出公司的律师函亦不能证明广东轻出公司应在杭州东亚公司开票后六个月左右付款的事实。3、广东轻出公司提出，杭州东亚公司在2014年5月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2015年10月杭州东亚公司员工再次向广东轻出公司员工询问涉案款项情况，得到仍未收到款项的答复，最晚此时诉讼时效应当开始计算，但其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意见。本案中广东轻出公司的付款义务履行时间不明确，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杭州东亚公司明确向广东轻出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杭州东亚公司向广东轻出公司发出律师函进行催讨日，杭州东亚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广东轻出公司的相应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广东轻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78元，由广东轻出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茂 鑫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陈 钦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