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0185行初81号原告：董国花，女，1959年7月1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银河，河南红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嵩阳路北段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185750734572X。负责人：韩迎旭，男，该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张跃光，男，该办事处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鹏，男，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顺道，河南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云昭，男，1962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现住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登封市。原告董国花诉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第三人李云昭履行拆迁安置协议一案，原告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0月13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国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银河，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行政机关负责人张跃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鹏、乔顺道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云昭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国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向原告交付12号楼东单元903房。后在案件审理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义务即不履行嵩办发〔2019〕19号文件义务、不给原告交付房屋的行为违法;2.请求判决被告履行交付嵩办发〔2019〕19号文件义务,给原告交付房屋菜园路安置区12号楼903房。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份，由董国花提供土地，杨建知、郭少军出资和第三人李云昭达成口头协议，联合开发房产。2012年4月11日，登封大道拆迁，被告因市政府的工作需要，须将第三人和董国花、杨建知、郭少军联合建设的房子拆迁，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居民户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时建设房屋主体已完工，但达不到入住条件。2012年5月6日，原告等三人发现房屋被拆迁，并进行了阻挡，后被告经调查，拆迁房屋用地是原告提供，杨建知、郭少军出资，第三人开发建设。被告让嵩阳桥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第三人与原告等三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第三人愿意将300平方米安置房中的120平方米以18万元的价格给董国花所有；90平方米以13.5万元的价格折抵给杨建知所有；剩余90平方米以13.5万元的价格折抵给郭少军所有。2019年1月28日，登封市嵩阳桥社区居委会关于登封大道搬迁户李云昭安置房分配情况处理意见是第三人同意将三套安置房归原告等三人所有。2019年4月11日，被告给原告等三人出具了选房确认书，2号楼东单元602号房登记在杨建知名下，2号楼东单元902号房登记在郭少军名下，12号楼东单元903号房登记在董国花名下。后原告请求被告交付房屋，被告称第三人名下安置房有纠纷，要求解决争议后分房，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6775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原告等三人与第三人的协议优先于案外人蒲国义与第三人的协议，依据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嵩办发〔2019〕19号文件，被告应当将三套房子分配给原告等三人。被告具有拆迁、分配安置房及发放补偿款的职责，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嵩办发〔2019〕19号文件明确写到被告组织人员经过调查落实，郭少军、杨建知、董国花三人均是登封大道拆迁户，应当按照调解协议将安置房分配给信访人郭少军、杨建知、董国花三人。该文件符合法律规定且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是对郭少军、杨建知、董国花三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的处理。被告应当按文件履行将三套安置房分配给原告等三人的义务。但被告拒绝履行交付房屋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辩称：一、涉案信访处理意见不可诉，原告董国花本案所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起诉。2018年12月24日，原告等三人因案涉安置房纠纷向被告信访机构提出信访，2019年2月21日，被告信访机构受理后依据所在辖区居委会的调查处理意见，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件编号412018122453806号）并向原告等三人送达，同时作出《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向登封市信访局汇报，该办结情况报告是对原告信访事项向上级的报告，对原告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也对原告的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针对该信访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二、原告与被告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并非被告辖区拆迁群众，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对原告不存在安置义务。2012年4月11日，被告在进行登封大道综合治理搬迁项目时，与第三人李云昭签订了《居民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和回迁安置方案，被告有且仅有对第三人存在安置义务。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协议、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对原告无安置义务。三、原告应基于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依据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向第三人主张权利。2012年5月8日，原告在嵩阳桥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第三人达成调解协议，根据调解协议约定，第三人将部分安置房处置给原告。回迁时，案外人蒲国义持有2012年6月4日经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见证的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书》，向被告主张分配安置房。被告向原告等三人和蒲国义均告知，第三人的行为可能涉嫌一房二卖，请双方通过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为确保第三人协议安置房的选房顺序不被跳过，同意双方代第三人选房，被告将依据司法文书进行安置房交付。此后，蒲国义以被告不交付安置房违法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6月2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行初22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蒲国义的起诉。但至今原告一直不愿通过诉讼方式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综上，被告对原告没有安置义务，其民事权利应依法向第三人主张，请求依法驳回原告本案所诉。第三人李云昭未到庭，庭前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称，对原告董国花及郭少军、杨建知的调解协议不认可，同意将拆迁安置房交付蒲国义。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四组证据：1.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卷宗材料一套，证明《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系被告依据信访条例做出的信访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登封市城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居民户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套，证明被告依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仅与第三人李云昭存在协议合同关系，对第三人有安置义务；3.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见证书（含协议书）资料一套，4.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227号行政裁定书一份，共同证明第三人就其协议安置房，在与原告达成调解书的同时，还与案外人蒲国义达成以物抵债协议。蒲国义以此要求被告履行安置房交付义务，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原告董国花对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反而充分证明了被告应当履行行政协议，充分显示了被告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落实，应当将三套安置房分配给原告等三人。《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文件实际上是对原告和第三人李云昭签订的调解书的一种追认，属于行政协议，因为原告等三人发现被告拆迁自己房屋的时候，曾进行阻挡，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所称拆迁房屋是第三人的，并与第三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说法，在此情况下，被告通过嵩阳桥居委会和原告达成了调解协议，基于被告具有拆迁安置的权利和义务，并承认该调解协议后，原告才同意进行拆迁，否则被告根本无法拆迁，因此，被告是同意将安置房分配给原告。二、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告提供的这一组证据中王长森委托第三人给被告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协议的委托书，与同一天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调解书是一致的，这充分证明了拆迁房屋的土地是原告购买王长森的，是原告提供土地与第三人的联合建房。三、对被告提供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两组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生效判决书，充分证明被告应履行给原告交付房屋的义务。原告董国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行初88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本案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原告与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之间的行政协议诉讼，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二组证据：1.原告等三人与第三人李云昭在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嵩阳桥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三份调解书，证明在2012年5月6日至5月8日期间，第三人已经同原告等三人达成了调解协议，第三人享有的三套安置房的权利已转移给了原告等三人；2.2019年1月28日，嵩阳桥社区居委会关于登封大道搬迁户安置房分配情况处理意见，3.被告2019年2月21日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共同证明嵩阳桥居民委员会与被告的意见是一致的，已经追认了第三人将安置房给原告等三人的调解书；4.选房确认书，证明原告等三人已经按照约定选定了房屋。第三组证据：《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文件，证明被告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落实，并同意将安置给第三人的三套安置房分配给原告等三人。第四组证据：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227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被告已承诺等待案涉房屋民事纠纷处理后，被告将依判决履行。第五组证据：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67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已确认了原告等三人同第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的效力优先于案外人蒲国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按照被告的承诺，被告应当给原告交付房屋。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对原告董国花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案中被告与高六芹签订有搬迁补偿协议，存在合同关系，而本案中被告与原告没有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不存在合同关系。对第二组证据中三份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调解书是在嵩阳桥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原告与第三人李云昭签订，该协议的权利义务应当由签订协议的主体享有并履行，不能作为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依据；对社区居委会处理意见书、被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表明原告反映的事项系由信访机构调查处理后的答复告知行为，该证据同时证明原告本案是对信访机构办理信访事项的行为进行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对选房确认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之所以同意包括原告在内的争议各方选房是为了避免第三人协议选房顺序被跳过，所选房源不充足带来不利，在该次选房中，没有提供搬迁补偿协议原件，不符合回迁安置方案要求，无法按安置协议对第三人进行回迁结算。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系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信访处理行为。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曲解被告在该案中的答辩意见，被告的明确意见为请原告和案外人蒲国义基于其分别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民事权利，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被告将根据司法文书裁决结果进行安置房的交付。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生效判决关于原告与蒲国义协议之间的效力评判并不当然构成被告对原告安置房交付的义务，相反，双方应基于有效的协议向第三人主张民事权利。第三人李云昭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采信，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是拆迁补偿安置相对人。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期间，因登封市登封大道综合治理搬迁，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李云昭于2012年4月11日签订了《居民户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补偿给第三人两套90平方米住房和一套120平方米住房，并约定了货币补偿方式和数额。在搬迁安置过程中，第三人分别与案外人蒲国义及原告董国花等三人签订协议，将补偿安置给其的搬迁安置房重复约定归属，致使蒲国义与原告等三人因房屋权属发生纠纷。2018年12月24日，被告受理郭少军、杨建知、董国花三人情况反映书，并出具了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2019年2月21日，被告向原告等三人送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于同日签发《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文件，向登封市信访局报送，处理意见均为应按照调解协议将安置房分配给原告等三人。后被告以蒲国义及原告等三人因搬迁安置房存在纠纷为由未向原告等三人交付案涉安置房屋，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因登封市登封大道综合治理搬迁，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李云昭签订了《居民户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具体约定了拆迁补偿安置方法，该安置协议的相对人为第三人，而非原告董国花等三人，被告之前向原告等三人送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向信访工作机构报送《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文件，均系被告按信访事项进行的答复意见，虽然该答复意见为应按照调解协议将安置房分配给原告等三人，但被告至今并未撤销或变更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协议，也未与原告等三人签订安置协议，且随后出具的选房确认书仍载明有第三人的信息，可知安置协议的相对人仍为第三人，因此，该信访答复意见并不能改变安置协议的相对人，故原告关于《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关于郭少军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报告》（嵩办发〔2019〕19号）文件实际上是被告对原告等三人和第三人签订调解书的一种追认，属于双方之间的行政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求实质系对案涉被拆除的房屋权属及相应的拆迁补偿利益归属存在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宜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董国花的起诉。本案原告董国花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 浩审 判 员  李跃武人民陪审员  耿进才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许 东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