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4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沧区宏世顺建筑机具租赁站，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惠水路****。 经营者：曲卫，女，196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朕，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兴城房建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iv> 法定代表人：韩新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林，男，1986年6月1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员，住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军宝，青岛李沧鼎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沧区宏世顺建筑机具租赁站（以下简称宏世顺租赁站）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兴城房建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城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4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世顺租赁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为上诉人基于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关系而主张被上诉人承担租赁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已接受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予以认证抵扣的事实即直接表明了被上诉人接受了上诉人所履行的主要义务，原判决中并未对此进行详细阐释即作出双方不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2018年12月18日编号为NO.00056636的《青岛增值税专用专票》显示，购买方为被上诉人，开具企业为上诉人，发票品名明确列为“钢管、扣件租赁费”，因此该发票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就涉案租赁合同事宜所开具；而且，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质证时已经承认收到该发票，且已经予以认证抵扣。上诉人认为，虽然涉案《建筑物资租赁合同》没有被上诉人的盖章，但是被上诉人对上述发票抵扣的行为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已经在明知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接受了上诉人所履行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第36条规定，即便上诉人未同被上诉人以书面形式签署合同，但上诉人开具发票且被上诉人接受并抵扣的行为属于“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关系是客观存在，且依法成立的。二、被上诉人已经接受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且予以认证抵扣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承包工程的驻地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翁某（证人）代被上诉人收取、使用了涉案相关的租赁器具的事实，直接证明了被上诉人对《建筑物资租赁合同》的事后追认与认可。首先，虽然涉案《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中没有被上诉人的盖章，但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代表，证人翁某已经出庭向一审法院明确作证说明了其作为被上诉人承包工程的驻地负责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代表被上诉人同上诉人签署涉案租赁合同的，其也明确表示在上诉人签章完毕后交由被上诉人去盖章确认；其次，证人翁某已经代表被上诉人签收了涉案的租赁器具，在相应的出库单据上进行了签字认可，而且事实上，该租赁器具也已实际在施工作业中进行了使用。另外，证人翁某在一审过程中出庭作证，其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而且被上诉人也曾向其按月发放工资，双方也曾签署过劳动合同。因此，证人翁某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签署涉案租赁合同。另外，即便翁某未取得被上诉人的授权，但后期被上诉人认证抵扣上诉人所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足以表明被上诉人对涉案租赁合同以及实际使用涉案租赁器具事实的追认及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未对此明确追认或确认显然与事实不符。三、被上诉人的副经理王玉林与上诉人负责人曲卫曾就对账、付款一事进行过确认。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王玉林在录音中曾向曲卫说：“行，月底，月初，你看能不能4月8、9、10几号，你把账缕一下然后给你一笔钱，然后退钢管退完了给你把钱结清，你看行不行”、“8、9号你找找张吉把账对一下，然后10号给你一笔钱，然后开始退钢管，把钢管退完以后就把账给你结了吧。行不行”等等。上述录音明确表明被上诉人具有和上诉人结清涉案租赁费的意思表示，只不过是前提需要先行对账。这句话的潜在含义就是被上诉人认可了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次被上诉人也认可了实际使用涉案租赁器具的事实，只不过是双方需要再将账目核对清楚的前提下再行付款。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此“不能推定原告与被告兴城公司之间成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的此种推定显然不合常理。四、我国对于建设工程施工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根据涉案工地施工公示牌显示，该工地的劳务分包单位就是被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发生的租赁合同关系。至于张吉、翁某等人，是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多次要求上诉人追加张吉为被告，是将其内部法律关系强加给上诉人，从而使被上诉人逃避其应当履行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出租给被上诉人的器具至今没有归还，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损失还在不断地扩大。 兴城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宏世顺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城公司给付宏世顺租赁站租赁费102387元（暂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兴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宏世顺租赁站持有《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一份，载明：出租方（甲方）为宏世顺租赁站，承租方（乙方）为兴城公司，工程名称为四方东部配套中学。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建筑器材，其中国标扣件0.012元/天/个，非标扣件0.008元/天/个，国标钢管0.016元/天/米，非标钢管0.015元/天/米，顶托0.03元/天/支。租费的结算以双方签字的提、收货单填列的时间、数量和合同约定的单价为依据，自甲方送货到乙方工地当日起至乙方将租赁物送回甲方仓库验收完工的当日止，连续按日计算（不扣除节假日，春节报停一个月）。乙方应在租赁货物进场时，每两个月结算一次租赁费，并付清租赁费。乙方如不能在每两个月月底前付清当月租赁费，逾期付款部分按每天千分之六计算违约金。上述租赁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由翁某签字，未加盖兴城公司公司章。合同签订日期显示为2018年9月6日。2019年1月18日，宏世顺租赁站与翁某对账，确认自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1月31日，应收租金为69594.56元。宏世顺租赁站曾向兴城公司开具过一张2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兴城公司陈述，发票是案外人张吉交给兴城公司，兴城公司已经进行抵扣，但是没有付钱，费用最终与张吉进行结算。 2.2019年3月25日，宏世顺租赁站经营者曲卫曾与兴城公司副经理王玉林通话，部分内容为，曲卫：“问问你和张吉的账还没弄好？”王玉林：“咱现在一共有多少钱？”；曲卫：“当时他让我打到1月底的一共是69000多。”；王玉林：“给你退钢管了吗？”；曲卫：“退了一部分，不多，年前12月份我开了张2万元的发票已经送过去了。”……曲卫：“我账号当时已经提供给张吉了，张吉可能没给你们财务提供，所以你们财务没有我的账号，那2万元就没打。”……王玉林：“8、9号你找找张吉把账对一下，然后10号给你一笔钱，然后开始退钢管，把钢管退完以后就把账给你结了吧。”……王玉林：“你看看8、9号你把账缕出来给张吉打个电话，你要打不通的话给我打也行，到时候咱三家见个面好不好，他认可之后10号给你打一笔钱。”；曲卫：“那么和咱这边这个合同，是不要签一个合同？”；王玉林：“什么合同？那个叫什么利达的？不用改了。”；曲卫:“不用改了那你们的盖章我拿过一份来是不是？”；王玉林：“那个什么达的也没盖章吗？”；曲卫：“没有。”；王玉林：“没有那8、9号一块做这个事。”；曲卫：“人利达起初就没签，因为老翁张吉当时说以后不一定用这个户头，所以就没签。然后下来兴城房建就直接签的是兴城房建的合同。”；王玉林：“你这样直接拿着等8、9号把账一块对出来的时候说这个事就行了。”；曲卫：“那个合同已经送你们那了，你们一直没有给我一份，老翁送过去的。”；王玉林：“哦，送来这了，好我找找，不要紧你那个时候再拿一份也不要紧。”；曲卫：“再打一份签字也行是不是？”；王玉林：“对”。兴城公司陈述，宏世顺租赁站是与张吉发生的业务，通话录音中体现要先与张吉对账，对账后由张吉报兴城公司确认再与张吉进行结算，通话中答应的付款也是张吉操作。 3.证人翁某陈述：其是四方区东部新区配套中学工地的现场负责人，2018年5月23日，案外人张吉雇佣其在工地干活，案外人张吉挂靠在兴城公司，借用兴城公司资质建设配套中学，其与兴城公司在2018年8月份签订劳务合同，兴城公司向其发放工资。自2018年5月26日宏世顺租赁站向工地供货，出库单及对账单中翁某的签字是其本人签字，现场签字人员还有何飞、郑晓燕、荣正强、张忠臻。荣正强是兴城公司库管，张忠臻是兴城公司负责技术的人员，何飞负责现场楼号，郑晓燕干了一个月的库管。宏世顺租赁站持有的《建筑物资租赁合同》是张吉让其签字的，没有兴城公司的书面授权。签字后让兴城公司姓潘资料员送去公司盖章，但一直答复正在盖章。案外人张吉一开始用的是人利达公司名字，后来改用兴城公司。宏世顺租赁站提交的照片系工地门口处的牌子。宏世顺租赁站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兴城公司认为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且证明证人并不是兴城公司公司雇佣的人员，兴城公司未与翁某签订过劳务合同。 证人李某陈述，其与案外人张吉是朋友关系，张吉说工地缺钢管，证人帮助张吉联系宏世顺租赁站租赁钢管。张吉只说他是劳务公司的，没有说是兴城公司的。宏世顺租赁站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兴城公司认为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案件事实。 4.宏世顺租赁站陈述，宏世顺租赁站是与兴城公司成立的租赁合同关系，与张吉无关，亦不申请张吉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开始都是找翁某协商租赁钢管的事，宏世顺租赁站在结算和开发票的时候才与张吉电话联系。翁某说等定下来公司名字再签合同，出库单先用人利达公司的名字。后来定下来用兴城公司的名字签订合同，于是打印出一份合同让翁某送到兴城公司，后来兴城公司王玉林说等张吉、宏世顺租赁站、兴城公司三方进行对账交接后付款。宏世顺租赁站找张吉对账，对账未还租赁物数量和2019年2月初之后的租赁费，张吉一直推拖不对账，兴城公司王玉林也不认可了。 兴城公司陈述，兴城公司是四方区东部新区配套中学项目的土建分包单位。张吉负责现场施工，兴城公司与张吉签订的土建分包合同中授权张吉负责现场施工管理。工程完工后兴城公司向张吉结算包括劳务费、部分租赁材料费。工程中需要租赁设备的，由张吉报请兴城公司，经兴城公司确认后由兴城公司与出租单位签订租赁合同，费用由兴城公司支付。张吉未报兴城公司的，兴城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兴城公司未见到宏世顺租赁站所提交的《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也未加盖公章，所有合同、发票只有张吉有权交到兴城公司处审查并签字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宏世顺租赁站基于与兴城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主张兴城公司支付相关租赁费。首先，宏世顺租赁站提交的《建筑物资租赁合同》未加盖兴城公司公章，虽有翁某的签字，但翁某在签字时未经兴城公司授权，其无权代表兴城公司签订合同。宏世顺租赁站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兴城公司副经理王玉林仅是答复待宏世顺租赁站、案外人张吉、兴城公司三方对账时再签订合同，但之后三方未见面进行对账，兴城公司也未在合同中加盖公章。故宏世顺租赁站、兴城公司双方未就《建筑物资租赁合同》条款达成合意，翁某签字的《建筑物资租赁合同》对兴城公司没有约束力。其次，从宏世顺租赁站提交对账单及出库单显示，前期承租方为人利达公司，证人翁某证言及宏世顺租赁站陈述也确认前期租赁关系张吉用的是人利达公司的名字后来改为兴城公司的名字。且宏世顺租赁站陈述其结算和开发票均是通过电话联系张吉，宏世顺租赁站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也证实系张吉需要租赁钢管才联系宏世顺租赁站进行租赁，可见，在租赁合同关系成立时，其合同相对方并非兴城公司，后期虽然改用兴城公司的名字，但未有兴城公司的明确追认或确认。故宏世顺租赁站主张与兴城公司之间成立租赁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宏世顺租赁站在与兴城公司的通话录音中约定待宏世顺租赁站与张吉对账后由兴城公司向宏世顺租赁站支付租赁费，但宏世顺租赁站提交的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对账单上只有翁某的签字，且无证据证明翁某有权代表兴城公司或张吉与宏世顺租赁站进行对账。另，即使兴城公司同意对账后付款，也并不能直接推定宏世顺租赁站与兴城公司之间成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宏世顺租赁站基于与兴城公司之间成立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关系而主张兴城公司承担租赁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宏世顺租赁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8元（宏世顺租赁站已预交），由宏世顺租赁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宏世顺租赁站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019年3月6日上诉人经营者曲卫与被上诉人王玉林经理面谈录音材料。拟证明:被上诉人王玉林经理知晓上诉人将涉案器具租赁给被上诉人用于工程使用的事实，并承诺愿意向上诉人支付租赁费用。而且王玉林经理也告知过有好几家类似的情况，双方存在真实的租赁业务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租赁法律关系。 证据2、上诉人经营者曲卫与被上诉人处潘运冲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经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经营者曲卫与被上诉人处的潘经理联系后，将涉案结算单发送给了被上诉人潘经理，被上诉人已经与上诉人进行过对账，并认可了该结算明细。 证据3、翁某与被上诉人王玉林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主要记录的是被上诉人处王玉林经理向翁某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安排工作计划的聊天记录。拟证明:翁某属于被上诉人处的工作人员，其有权代表被上诉人在涉案租赁合同上签字，涉案租赁合同成立且有效。 证据4、翁某邮储银行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客户）。拟证明:被上诉人曾按月给翁某发放工资，佐证翁某为被上诉人处的工作人员。 证据5、城阳区克森建筑机具租赁站与被上诉人的和解协议及说明。拟证明:在证据1中被上诉人王玉林经理称存在与上诉人类似的多家合作企业。被上诉人已经承认了其与其中一家名叫城阳区克森建筑机具租赁站的租赁合作关系，间接证实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合作的事实。 证据6、张吉代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克森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上面有被上诉人的盖章，且委托代理人处写的是张吉，结合证据5可以证明张吉能代表被上诉人对外发生法律关系，而本案证人翁某是由张吉所雇佣，其可以直接认定为由被上诉人雇佣，因此，张吉可以代表被上诉人。 兴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录音内容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无法证明双方签订过合同及对合同内容进行过确认。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实际微信发送人的身份，没有身份认证也没有语音，所以无法确定，从内容看，也是单方发送，未经对方确认。对于证据3，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王玉林确实与翁某联系过，但该证据不能作为翁某就是被上诉人员工的证据，被上诉人也从未授权其对外签署过任何合同。对证据4经落实是被上诉人转款，但并非上诉人所说的按月给翁某发放工资，翁某不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而是被上诉人依据张吉的申请代发的劳务费，这与翁某陈述是受张吉雇佣相互印证。对于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是本案争议的相关事实。对于证据6无异议，被上诉人对外租赁的建筑设备均由我方加盖公章确认，未由我方盖章确认的，且签字人员未持有我方授权委托的均不是我方的租赁行为，本案租赁合同既没有我方的公章也没有张吉签字，只是由翁某签字。 本庭当庭打开证据2中上诉人主张的兴城劳务潘运冲的朋友圈，该朋友圈中2020年4月30日显示有2份结婚证照片，其中一份持有人为潘运冲。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被上诉人认可结婚证照片中系其公司员工潘运冲，抗辩称即便该微信持有人是潘运冲，但该内容系上诉人单方发送给潘运冲的，未经潘运冲确认。 宏世顺租赁站申请证人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成立且有效。证人陈述，其是涉案项目现场负责人，负责机械设备租赁及人工，现场发生的租赁费及劳务费经其确认后由被上诉人付款；其系张吉雇佣至涉案工地，但与被上诉人兴城公司员工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没有缴纳过社保，兴城公司向其支付过5万元整左右的工资；案外人张吉系挂靠在兴城公司。 上诉人质证称，证人证言真实，其描述符合客观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自始至终知晓涉案租赁合同，也对上诉人为其开具的发票进行了认证，是对双方租赁关系的一种追认和认可。被上诉人质证称，证人所述前后矛盾，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其陈述的事实是雇佣人为张吉而并非被上诉人，因此证人证言无证明效力。 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未对录音双方身份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反驳，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主张无法确认证据2中“兴城劳务潘经理”的身份，经本院当庭核查，该用户朋友圈中有名为“潘运冲”的结婚证照片，被上诉人确认照片中人员为其公司员工潘运冲，因此，本院对证据2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对证据3、4、5、6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四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翁某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翁某系涉案工地的现场负责人，负责签收涉案租赁物等，并在结算清单、合同中签字，即其系涉案租赁过程的实际经办人，被上诉人对翁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本院将对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二审审理查明，2019年1月4日，被上诉人王玉林经理向翁某发送微信“翁经理：跟财务对了一下，租赁公司的7万，都已经下发给各个班组了（就是那52万多）。给他们说一下，再等10来天，中赢拨款后一起付款吧”，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及涉案工程核对工程量、跟工人签订合同、跟中赢索要进度款等事宜。 2019年7月3日，被上诉人兴城公司员工潘运冲向上诉人负责人曲卫发送微信“曲经理你好，一会能发过来？”，后曲卫向其发送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的结算清单，该清单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由翁某签字确认的清单内容一致。潘运冲回复“收到”，但并未提出异议。 2018年12月、2019年1月、2月，被上诉人兴城公司自其名下尾号为4053的账户向翁某转账12余万元。 二审庭审中，宏世顺租赁站、兴城公司均认可涉案工程未竣工。 被上诉人兴城公司陈述张吉分包了涉案工程的部分班组，是现场实际负责施工人员，工程完工后被上诉人与张吉进行结算，施工期间张吉带领的班组需要支付劳务费，由张吉申请，被上诉人先行代付；针对租赁费，租赁设备均是直接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由被上诉人加盖公章且由被上诉人支付，未经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均不在被上诉人支付范围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讼争的焦点问题为：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第二，若存在，被上诉人应支付的租赁费金额。 关于焦点一，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主张其未在涉案租赁合同上盖章确认，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不应承担支付租赁费义务。首先，涉案租赁合同中乙方（承租方）“委托代理人”处有翁某的签字，上诉人主张翁某签字后交由被上诉人员工盖章，这与翁某证言陈述一致。上诉人负责人曲卫与被上诉人王玉林经理录音中，曲卫亦主张翁某已将合同送至被上诉人处，王玉林经理并未明确拒绝在合同上加盖被上诉人公章。翁某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劳务合同，由被上诉人向其发放工资，并提交了工资发放记录予以佐证。翁某与王玉林的聊天记录中曾谈及租赁费事宜，且根据涉案工程现场照片显示，翁某为现场瓦工工种负责人，这与翁某称其“为涉案项目现场负责人，负责机械设备租赁及人工，现场发生的租赁费及劳务费经其确认后由被上诉人付款”的证言相一致。被上诉人主张其系涉案工程项目土建分包单位，张吉分包了涉案工程部分班组，但除其陈述外，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因此，被上诉人称张吉分包了部分班组，并据此主张被上诉人不应支付租赁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被上诉人员工潘运冲向上诉人负责人曲卫发送微信，主动要求曲卫发送对账单，曲卫发送后，潘运冲回复收到，并未提出异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虽未在租赁合同中盖章，但涉案工程现场负责人员已确认上诉人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被上诉人员工主动要求上诉人发送租赁物结算清单，且并未提出异议。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原判决认定不能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应支付的租赁费金额。上诉人一审提交了由翁某签字确认的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的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亦发送给被上诉人员工潘运冲，潘运冲未提出异议，即双方已对截至2019年1月31日的租赁费69594.56元进行结算。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的租赁费，但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之后双方曾进行结算，该部分租赁费上诉人可另案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截至2019年1月31日的租赁费69594.56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此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该利息的计算方式应为以69594.56元为基数，自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2019年6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上诉人宏世顺租赁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421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青岛兴城房建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李沧区宏世顺建筑机具租赁站截至2019年1月31日的租赁费69594.56元及利息（以69594.56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李沧区宏世顺建筑机具租赁站的其他上诉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48元，由李沧区宏世顺建筑机具租赁站负担752元，由青岛兴城房建劳务有限公司负担15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8元，由李沧区宏世顺建筑机具租赁站负担752元，由青岛兴城房建劳务有限公司负担15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刘歆鑫 审判员  王 晋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