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兴茂，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元，山东智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傲，山东智恩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莱州市康大电缆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原家村**。法定代表人：原庆叶，总经理。原审被告：贾旭光，男，197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州市。上诉人孙兴茂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康大电缆材料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贾旭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3民初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兴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通过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原庆叶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认定“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某共同经营生意；案外人刘某对载有对账内容没有提出异议；案外人刘某认可原审贾旭光出具收条均由其保管没有退给上诉人”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该聊天记录内容都未明确体现上述事实。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与案外人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就错误认定以上事实，纯属系偏袒被上诉人，是对该聊天记录内容的主观推测，无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1、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某并非共同经营生意。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某自2008年12月3日离婚以来，各自经营自己废品回收与销售生意，且互不往来，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未有任何信息体现他们系共同经营废旧物品回收、销售的生意。2、案外人刘某对载有对账内容没有提出异议。刘某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单方制作的载有对账内容的账页未体现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任何信息，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也对此提出与本案无关，是案外人刘某与被上诉人的业务往来，案外人刘某在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此账页是否提出异议与上诉人本次起诉索要货款无关，该账页中的相关信息与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索要货款的证据无任何关联性。3、案外人刘某认可原审贾旭光出具收条均由其保管没有退给上诉人。该认定纯属原审法院的主管臆断，有严重偏袒被上诉人的嫌疑。在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信息中也未有体现。按照以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结算业务习惯，都是与被上诉人凭其出具的收货凭条结算，结算完毕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货凭条要么由其收回，要么双方当场销毁。按照常理，被上诉人如对上诉人持有的五张收货凭条完成了结算，被上诉人理应及时向上诉人索要并予以销毁。针对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首先系对案外人刘某的付款，上诉人也未对案外人刘某予以授权接收并索要货款，其次该付款凭证无法具体证明系对上诉人持有的5份收货凭条的任何一笔付款，即无法证明是对上诉人起诉索要货款的付款凭证。二、原审认定“上诉人主张没有注明收货时间的收条载明的货款未付，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笔买卖发生在2015年10月29日之后，也不能提交被上诉人所付货款52,600元所对应的收条，故其对该笔货款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本案中上诉人凭借持有的5张收货凭条向被上诉人索要货款于法有据，被上诉人认为是否已付款结算完毕应负举证责任，且对上诉人持有的每张收条是否已结算且已支付举证加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每笔付款都应进行举证。对上诉人主张没有注明收货时间的收条载明的货款是否支付，负有举证责任的应为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综上，原审判决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平。被上诉人莱州市康大电缆材料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称案外人刘某并非共同经营生意，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某2008年12月3日离婚以来各自经营废品回收与销售生意，且互不往来，那刘某怎么知道上诉人自己开小工厂做电材电缆，有微信聊天记录，怎么能拿到孙兴茂的欠条通过微信向我要款。案外人刘某对载有记账内容没有提出异议，系我方单独制作，但是这件事起诉前我们就通过微信交流过对过账，微信中刘某的原话“咱都这么多年了，反正写个底就行了，到时候钱就打过来了，从来没差过。”这句话证明了我们之间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对账，账目非常清楚。且说明其不是案外人，是共同经营或者两口子经营。说明孙兴茂故意隐瞒事实，不如实陈述。案外人刘某认可一审被告贾旭光出具的欠条均由其保管，没有退给上诉人，这件事在微信中刘某原话说过“我虽然之前的单子都在我这，我没给你”这都是微信中刘某的原话。上诉人孙兴茂说刘某不参与他的生意，贾旭光出具的收条都锁在他的办公桌内，别人不能持有，在我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后他又改话称收条交付给刘某，委托其向我要款，这句话本身就是前后矛盾，说明上诉人处处撒谎，不如实陈述这些事情的原委。在微信中我在诉前讲过，因为2015年之前的账没有，贾旭光开具的收条都在刘某手中，我们通过微信发给其对账记录，刘某在微信中没有提出异议，因对账清楚我们的款该怎么付就怎么付的，收条均没有拿回来，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交易习惯，且有刘某的语音为证。刘某对这一张没有日期的收条有怀疑，我们也努力的查询，因为我们公司有出差记录、加油单据、高速收费等，但我们公司经过多次查证，没有这批货的收货记录。通过在莱州一审我们更加知道孙兴茂处处撒谎，不如实陈述事情的原委，第一次开庭后就告莱州市人民法院的法官，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总会想其他的办法，上诉人称其与他老婆离婚了，不经营不往来，但每次都是刘某拿着条对账要款，包括去电缆公司拉废料，都是两口子或者其中的哪一位领着工人去拉货，电缆厂有人可以作证，至于两口子是否离婚我方不清楚。条都是贾旭光开具的，刘某或者孙兴茂收的，怎么能说两口子离婚各自经营废品回收和销售，显然与事实不符。我和刘某包括贾旭光和刘某都有电话、微信记录，而孙兴茂称其与刘某各自经营，孙兴茂能否提供我与其的电话和微信记录，如果不能提供更加说明两口子离婚在我们看来是假离婚。因为收条在她那然后继续向我催款要款。原审被告贾旭光辩称：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某在一块共同经营生意，两口子是否离婚我不知道，我是康大电缆公司司机，我到刘某处去拉废料，都是和刘某交易、过磅、装车，上诉人孙兴茂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上诉人和刘某在一起居住，我有和刘某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记录，没有和上诉人的电话。一审原告孙兴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大电缆公司给付原告货款56,824元，赔偿自2020年2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贾旭光对康大电缆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兴茂从事废旧物品回收、销售，与刘某原系夫妻，主张于2008年12月3日离婚。康大电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电缆填充绳、电缆绕包带、包装带、塑料制品、塑料颗粒等，原庆叶为法定代表人。原告与原庆叶家庭经营的烟台宏发塑料有限公司、康大电缆公司之间存在多年业务关系。2015年至2018年期间，康大电缆公司多次派司机贾旭光驾车到原告处购买废PVC料、废皮子、废塑料管等用于生产。购买时，由原庆叶与刘某提前电话联系，装车后贾旭光与刘某共同到他人经营的过磅点过磅称重，由贾旭光出具注明收货种类、重量的收条。结算由原庆叶通过转账的方式付款给刘某，其中2015年10月29日付款52,600元，2018年1月8日付款24,200元。结算、对账过程中，原庆叶与刘某的微信聊天内容能够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孙兴茂与刘某共同经营生意；第二、刘某持本案收条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庆叶，积极参与对账、要款；第三、原庆叶于2019年5月9日将载有对账内容的自记账页通过微信发送给刘某，刘某没有提出异议；第四、双方认可废PVC料单价为2000元/吨；第五、双方对没有注明收货时间的收条是否付款产生争议；第六、刘某认可贾旭光出具的收条均由其保管没有退给被告。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五张收条中2018年1月8日收条载明的货款11,260元没有支付无异议；主张2015年10月29日转账付款给刘某52,600元后，结清了该日之前的欠款；因漏算了2015年5月7日收条载明的货款，该笔货款连同2015年11月2日、2016年3月7日收条载明的货款共计24,296元，原庆叶与刘某协商让了零头96元，于2018年1月8日转账给刘某24,200元已付清；因付款后收条仍由原告持有没有退还被告，被告认为只载明收货重量8830公斤、没有注明收货时间的收条无法证明是否发生在2015年10月29日之前，故对原告主张该笔货款未付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康大电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贾旭光应否承担付款责任？二、被告的欠款数额是多少？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均认可贾旭光系康大电缆公司的司机，原告亦自认买卖系与康大电缆公司发生的，贾旭光出具的收条均注明了收货单位，相应货款也都是原庆叶代康大电缆公司转账给付，故应认定贾旭光拉货、出具收条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康大电缆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对贾旭光出具收条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贾旭光不应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孙兴茂先是主张2008年与刘某离婚后分居生活，刘某不参与他的生意；贾旭光出具的收条锁在他的办公桌内他人不能持有；否认原庆叶转账给刘某的钱与本案债务有关。在被告提交了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后，又改称其将收条交付给刘某委托其向被告要款，自述前后矛盾，也与原庆叶与刘某的微信聊天内容不符；其称不知道刘某的微信号，与常理相悖；主张都是自己与原庆叶联系买卖、对账，不能提交通话记录等证据。故对孙兴茂的陈述法院不予采信。原、被告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应依据原告提交的贾旭光出具的收条及原庆叶与刘某的微信聊天对账内容确认付款、欠款事实。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原庆叶于2019年5月9日将载有对账内容的自记账页发送给刘某，账页中记载2015年5月7日、2015年11月2日、2016年3月7日三张收条载明的货款共计24,296元，被告主张经与刘某协商让了零头96元，余款24,200元于2018年1月8日付给刘某的事实与双方的转账记录相符，刘某在聊天中对该账页亦没有提出异议，对该事实法院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双方微信聊天内容能够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原告持有收条，被告通过转账付款后收条并不退还被告。因双方存在多年业务关系，被告于2015年10月29日给原告结算过52,600元，原告主张没有注明收货时间的收条载明的货款未付，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笔买卖发生在2015年10月29日之后，也不能提交被告所付货款52,600元所对应的收条，故其对该笔货款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请康大电缆公司给付货款11,260元，并赔偿以欠款额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其要求贾旭光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与法相悖，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判决：一、被告莱州市康大电缆材料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孙兴茂货款11,26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莱州市康大电缆材料有限公司付款的同时，赔偿原告孙兴茂自2020年2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欠款额11,26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孙兴茂对被告贾旭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6元，减半收取计648元，由原告孙兴茂负担607元，被告莱州市康大电缆材料有限公司负担41元。二审中，上诉人称“本案双方发生的业务有我联系的，也有刘某联系的。有时候在电缆厂碰见贾旭光问他是否空车，如是空车就直接过去拉了，具体想不起是哪一笔，我很少与原经理通电话。公司是以刘某的名义注册的，2008年离婚时分财产时将再生资源公司所有经营归我，有时候我不在委托刘某经营，我2010年回临沂老家沂水村里主持工作，一般是一个月来一次，公司的账户都是由刘某的名义办的，没有过户但是是由我在经营。我没有义务告诉被上诉人和刘某离婚的事，也没有告知过被上诉人自己经营厂子与刘某无关，或委托刘某经营，刘某委托经营期间可以代收货款。被上诉人不是将货款给了刘某，而是将钱打在账户上。上诉人讲把货款给了刘某是给的以前的，本案主张的货款他没给刘某也没给我。刘某是否收到2018年1月8日的24200元不清楚。按照以往的交易结算习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是凭收条结算，当结算完毕收条由被上诉人收回或撕毁。被上诉人付款有时候是现金，有时候转账。转账时的收条在下一次贾旭光去拉货的时候拿回去，或者到同一地点时拿去给被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拉材料好的部分，我拉次的部分，每次厂子通知我去拉货的时候我会问去几个车，厂方会告诉我被上诉人是否去。申请证人刘某、马某出庭，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未注明日期的收条所载明的8830公斤PVC废料的时间及具体过程，马某是当时参与装车的。”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以上所讲称“2018年1月8日原庆叶的账户尾号6070转入刘某卡号尾号1579账号24200元，是付的2016年3月11日废料9000公斤，1200一吨，合计10800元，2015年11月2日拉废料5960公斤，2000元一吨，退回1480公斤，合计4480公斤计8960元。2015年5月7日拉废塑料管6480公斤，700元一吨，合计4536元，共计24296元。电话与刘某交流对方同意零头抹掉，付24200元。2018年1月8日拉PVC废料5630公斤，2000元每吨，该批货款没有付，没有日期的废PVC料8830公斤通过我公司查账无法证明此货在2015年11月29日之后拉的货，所以不能付款。因为2015年10月29日我付给刘某52600元，讲明以前货款全清，欠条没有收回。现在还欠上诉人2018年1月8日5630公斤，每吨2000元的那一笔。双方交易习惯是每次电话对账无异议后直接银行汇款，收条没有收回，刘某的微信可以作证。到电缆厂拉废料不是我去，是平度的荆元元去拉废料，我公司多年不拉废料，荆元元拉废料我有电话录音可以作证。”贾旭光称从来没有从上诉人处收回过收条，业务款项都是公司和对方联系。证人刘某出庭称“具体哪一年与孙兴茂离婚想不清楚了，所有的财产包括收废品的摊都给孙兴茂了，婚后与孙兴茂不在一起居住，没有和孙兴茂在一起继续经营收废品摊，只是孙兴茂忙不过来的时候让我去帮忙。孙兴茂不在的时候或者出差的时候，我看着货车拉货，有时候也收款，收的款都给孙兴茂了。在离婚后帮孙兴茂看管废品收购摊的时候被上诉人派贾旭光去拉过废料，康大电缆公的原老板有时候跟孙兴茂联系有时候跟我联系。贾旭光拉走货后未付款给写个单，好几年才给钱，给钱的时候打到我的账户卡里，但这个卡是孙兴茂在使用。司机来的时候算一算多少钱打过钱后把拉货单撕了，有时候司机看着我撕，有时候司机撕了，有时候也拿回去。不知道本案当中孙兴茂起诉康大电缆公司这几笔收条，没收到过本案所涉的6张收条，如果收到钱就撕了条。我对被上诉人的欠款没有记账，只是写了个单子给我，和他算帐的时候按照单子时间先后来结算，收回收条。我和贾旭光及原老板有微信，我收到过2018年1月8日付款24200元，算完帐之后单子拿走了，我也不清楚是不是2015年5月7日、2015年11月2日、2016年3月11日的三笔货款抹去零头后的货款，收到款应是以前的单子。孙兴茂把单子给我，我与被上诉人结账后把单子给被上诉人或者撕毁，如果没给单子就是没结账的。没有注明日期的8830公斤收条上下面的几行数字是我写的。当时孙兴茂给了我这两张单子让我去结账，我怕忘了就写了这行字，这笔款现在还没有结。被上诉人有时候一个月去拉两三趟废材料，有时候好几个月去一趟。”上诉人对证人所讲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有异议，称“收条结款后并没给我们，只是说给我们撕了。”贾旭东称：我从来没收回也没撕过收条。证人对上诉人发问未注明日期的载有8830公斤PVC废料的收条是谁写的、交货时间、是否付款，回答称“收条是贾旭光写的2018年1月中旬有一天贾旭光来送货已经很晚了，他就在这住下了第二天装车，第二天还有点下雪，我也帮忙装车装了一天，当天写了个单子我也没看日期我就给孙兴茂了，没收到收条上的款项。被上诉人称，当时我在微信上与刘某讲过，我们家账上没有这批货，请把具体时间（告诉我们）哪怕十天半个月也行，我们可以查账，或者有过磅单也可以，因为我们有出差记录，高速费等可以帮你查一下，到最后也没有告诉我，我催刘某查查手机通话记录也行，因为每次过去拿货需要称重司机每次都会与你通电话，刘某也提供不了，最后孙兴茂就起诉了。出示我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5月9日我将2018年1月8日付款24200元的结算相关单据予以列明发给刘某，在该条中注明所给付的24200元是哪几笔货款，也注明2015年10月29日之前货款全清，刘某收到此条后没有提出异议。2015年10月29日我付给上诉人52600元后，交易明细只保留3年，2019年5月9日微信我已明确告诉刘某52600元的交易明细我家账上没有保留，现在我家账上能查到的只是2015年10月29日之后的交易明细，所以无法证实这张没有日期的欠条到底是2015年11月29日之前还是之后的，所以需要上诉人方提供证据，我家积极配合，到最后也没有提供有价值的资料。2019年5月9日晚上18点05分刘某的微信语音中认可“之前的单子都在我这，我没给你，你可以看看有没有8830的”。证人刘某称：是我的微信记录，我收过24200元，在卡里已经给孙兴茂了。但是我的手机里与被上诉人原庆叶的聊天记录均都没有了。2019年5月9日微信语音的话是我说的，但是单子被上诉人付款后已经收回去了。上诉人称“关于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相关结算单据及微信记录，案外人刘某与被上诉人在微信记录中对被上诉人转发的相关结算单据虽然没有提出异议，但并不表示认可，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据中所体现的结算内容与本案上诉人起诉的涉案收条并不具有相关性，即该款项无法体现是结算的哪一份收条中的款项。针对微信记录中案外人刘某提到的之前单子及收条的问题，在微信中也不能体现与本案5份涉案收条具有相关性和依据性。针对未注明日期的收条案外人刘某明确表示交货时间为2018年1月份，对此被上诉人也未表示否认，被上诉人对该份收条的付款具有举证义务。我收到了2018年1月8日的24200元。”证人马某出庭称“（手指）上诉人席上的孙兴茂是我们老板，旁边的是律师，庭下坐的是我姐（刘某），被上诉人席上的贾旭光是拉货的司机，另一位我不认识。今天来证实被上诉人拉了货没给钱。我没见过贾旭光给出具收条，也不清楚哪批货是有其参与装的车，哪批货没有给钱，不清楚贾旭光出具的哪一张条没写时间。只记得2018年1月中旬有天下着雪，头一天贾旭光来送货，我卸货太晚了，他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他说我都来了在这一宿了给我装上吧，我们给他装上货我就去干别的了，第二天刘某跟我说拉了8000多的货。当时装货的有5个人。老板的弟弟（孙兴政）、还有一个老头（孙善英）、一个司机（姓苏）、还有刘某和我。2018年1月份贾旭光一共来拉过两次货，一次是8、9号，再到15、16号拉过一次，再没来拉过。15、16号去拉了8000多的货，第一次去拉了多少不清楚，因为第二次是我姐刘某告诉我的，不清楚刘某为何不告诉第一次只告诉第二次。”上诉人对证人所讲没有异议。贾旭光称：贾旭光不认识证人马某，我经常去拉货，但只接触负责过磅的刘某，其他的人不接触，好多年没来烟台了不敢认识，他们可能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们。我只管拉货，其他业务我不清楚。被上诉人不同意证人出庭，因为我方司机不认识该人。对证人所讲有异议，证人今天出庭已经讲出来是15、16号，而在2019年聊天中刘某没有提出过时间，她为什么不落实，到今天证人出庭作证，对证人所讲我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至2018年期间被上诉人多次派原审被告贾旭光到上诉人处购买PVC料、废塑料管等货品，上诉人持被上诉人出具的五张收条诉至法院，主张被上诉人尚欠其56824元货款未结算，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该笔货款及相应利息。被上诉人主张其2015年10月29日转账给刘某52600元，已结清该日之前的借款，其中漏算了2015年5月7日收条载明的货款，也已于2018年1月8日连同2015年后的其他两笔货款一并转账给刘某24200元，认可涉案五张收条中2018年1月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11260元货款未支付，对涉案借条中未载明日期、收货重量为8830公斤的收条，因无法确认该笔货物买卖是否发生在2015年10月29日之后，故对该收条及该笔货款均不认可。为证实双方之间发生的货物买卖数量及价格其主张的付款事实，被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原庆叶转账给刘某的银行回单，原庆叶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语音通话、电话通话记录，原庆叶自记帐等证据。经一审法院对证据审查并组织质证，能够确认原庆叶转账给刘某52600元、24200元的事实存在，至此，应视为被上诉人已就自己的主张尽到了举证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认可，但未能进一步举证对被上诉人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予以推翻，也不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11260元及相应利息，依据充分。现上诉人主张其与案外人刘某并非共同经营生意，原庆叶与刘某发生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与买卖有关的事宜是刘某在负责沟通、处理，且原庆叶在一审诉前将其自记帐页发送给刘某，刘某亦未提出异议，结合刘某在本案中陈述其在上诉人不在的时候或者出差的时候，看着货车拉货，有时候也收款，进一步证实了刘某代上诉人收货款的事实。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针对双方争议的涉案五张收条中未载明时间、收货重量为8830公斤的收条应否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该笔买卖发生在2015年10月29日之后或被上诉人未支付其该笔货款，结合二审中证人刘某和马某关于该收条的陈述，该收条可能形成于2018年的某个下雪天，但无法确定具体形成时间，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两位证人所述该收条形成于2015年10月29日之后，对该收条的形成时间本院不予认定。因刘某对其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原庆叶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收到24200元，但主张是给付的以前的款项。经审查，被上诉人已将所付24200元系2015年5月7日、11月2日、2016年3月11日三笔款项的计算方式以图片形式发给刘某，刘某在收到后没有提出异议，且刘某在微信语音中有“之前的单子都在我这，我没给你，你可以看看有没有8830”的陈述，故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刘某所收的24200元是之前的货款情况下，本院对被上诉人已经将2015年5月7日、11月2日、2016年3月11日三笔款项给付给了上诉人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欠付其货款56824元，要求被上诉人给付其该笔货款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兴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6元，由上诉人孙兴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