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0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康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郎剑锋。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元山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转塘街道美院南街**。 法定代表人：沈树明。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飞、金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九华北大道**** 法定代表人：陆国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刘凤媛，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康迪车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v st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胡晓明。 原审第三人：杭州狮子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狮子社区**v st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沈树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震江，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巧滨，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翔公司）与康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迪投资公司）、杭州元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山公司）、浙江康迪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迪车业公司）、杭州狮子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狮子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国翔公司与康迪投资公司、元山公司均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5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上诉人国翔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故对国翔公司的上诉，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迪投资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翔公司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康迪投资公司在一审中的全部反诉请求。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国翔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判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错误，应予以纠正。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应当自一审査明的国翔公司2017年1月11日收到通知书解除。二、一审判决认定康迪投资公司存在违约行为错误。（一）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康迪投资公司应当书面征求元山公司其他股东狮子合作社的意见，但本案并不涉及狮子合作社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狮子合作社均参与了多次协调会议，对案涉股权转让并未提岀任何异议，一审也通知狮子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其次，《合作开发合同书》不应作为认定康迪投资公司与国翔公司之间是否违约的依据；国翔公司对《合作开发合同书》的内容是明确知晓且承诺全面履行。最后，一审判决忽视了但书条款“但因实际建设进度等未满足政策有关规定不能办理的除外。”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并认定国翔公司建设进度迟缓（事实上是工程进度严重延误直至停工），但却以该理由认定康迪投资公司存在违约，显然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以“康迪投资公司持有元山公司的股权于2015年9月被法院査封，已不能及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为由认定康迪投资公司构成违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标的股权被查封系因另案保全，标的股权在查封前已经质押给国翔公司，查封行为并未影响国翔公司的任何权利。其次，案涉股权转让变更的条件系“本项目合作开发完成且产权分割”。现因国翔公司的严重违约，项目建设进度严重迟缓直至停工，根本不符合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国翔公司在屡次会议中明确责任均是其造成的，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康迪投资公司构成违约与国翔公司的自认、确认明显矛盾。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国翔公司在历次协调会上均自认、确认属于国翔公司的全部责任，从未提及康迪投资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三、国翔公司违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国翔公司对其自身的违约行为和应当承担责任在屡次会议纪要中均予以了确认。四、一审判决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解除后的认定及处理明显错误，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和国翔公司自己的承诺，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了国翔公司的违约行为，以及其在屡次会议纪要中的承诺，但却未按国翔公司“无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承诺进行判决，反而判决康迪投资公司和元山公司返还国翔公司款项，促成违约方受益。一审判决康迪投资公司返还的项目经营款系国翔公司向狮子合作社交付的笫一年租金350万元和土地使用税50万元，性质仍属于国翔公司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义务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元山公司返还的款项认定错误。经审计，国翔公司的项目投入款为530.005万元，其余款项元山公司的银行账户、会计账册中未反映，审计无法判断该部分款项是否投入到元山公司中。案外人陆红和章红梅个人向张现良支付的合计230万元司法会计鉴定并未予认定，且不符合康迪投资公司与国翔公司关于项目款项支付的约定，一审将该款项作为国翔公司其他项目经营款认定缺乏相应的依据。（二）一审判决未支持康迪投资公司反诉请求国翔公司赔偿损失4917万余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案涉项目严重延期，造成康迪投资公司向狮子合作社支付租金损失2397.2602万元事实清楚。项目延期2年145天，康迪投资公司已经提供了狮子合作社开具的租金发票，该租金损失已经实际发生。2）案涉项目严重延期，造成康迪投资公司自有49%房屋逾期交付使用租金损失2303.25万元的事实清楚。康迪投资公司参照狮子合作社的租金标准计算租金损失依据充分。3）国翔公司未按约支付保证金2000万元，康迪投资公司诉请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合同解除日2017年1月11日，计802天，按人民银行1-3年贷款基准利率年4.75%的标准，要求国翔公司赔偿利息损失208.7397万元事实清楚。4）目标公司股权于2013年12月31日办理出质登记，国翔公司应当在2014年1月10日前支付2000万元，国翔公司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清楚。康迪投资公司按人民银行1-3年贷款基准利率年4.75%的标准，诉请利息损失7.861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针对康迪投资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国翔公司答辩称，一、康迪投资公司在先的违约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却恶意隐瞒该事实、欺骗国翔公司继续投资，并恶意向国翔公司发送解除函，一审判决认定该解除行为依法不能成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康迪投资公司持有的元山公司49%的股权早在2015年9月即被法院查封。该股权被查封事实上已造成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康迪投资公司则在2015年12月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已无法配合将其对元山公司49%股权过户给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恶意隐瞒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具有重大影响的该事实，欺骗国翔公司对案涉项目继续投入资金。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九十四条之情形，故此康迪投资公司主张自解除通知到达国翔公司之日起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依法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康迪投资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更况且康迪投资公司与狮子合作社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明确约定“在本项目合作开发完成且产权分割之前，乙方（即康迪投资公司）不得更换投资主体”。可见，狮子合作社是否同意康迪投资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国翔公司关乎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继续履行的重要事项。虽然康迪投资公司未履行前述义务构成对其与狮子合作社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直接违反，但转让案涉股权前书面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系转让股权的股东的法定义务，且康迪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2款亦明确，康迪投资公司应在项目地块开工建设后6个月内(或最迟于2015年6月30日前)，获得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许可及具备合法的全部转让手续或条件。可见，一审判决认定康迪投资公司构成违约并无不妥。更况且，康迪投资公司确实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转让案涉股权之前曾书面征求狮子合作社的意见。其次，康迪投资公司的案涉股权于2015年9月份被法院查封。股权转让交易中，标的股权被案外人查封导致股权无法交付，已构成根本违约，无论案涉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如何均不影响康迪投资公司已根本违约的事实。三、国翔公司虽然存在“不能及时充分投入本案项目资金，项目进度有所迟缓”情形，但并不改变因康迪投资公司原因导致案涉股权被查封已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终止后应恢复原状，故此一审判决判令康迪投资公司返还国翔公司股权转让款、项目经营款，判令元山公司返还项目经营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如果康迪投资公司恪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股权被查封的事实，国翔公司可能就直接选择解除合同，要求康迪投资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根本不可能再在该项目上继续投入资金，更不可能再作出该承诺。可见，虽然国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受康迪投资公司蒙蔽作出了相关承诺，但该承诺显然不是事实，也不是国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对国翔公司产生拘束力。其次，虽然司法审计未对案外人陆红、章红梅个人向张现良支付的总计230万元款项予以认定，但该等款项是案外人陆红、章红梅受国翔公司委托向案涉项目的总包单位项目经理张现良用于支付工程款项。之所以不按合同约定通过元山公司账户与总包单位账户结算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元山公司的银行账户被查封了，导致公对公结算支付无法进行。故此，一审判决依法认定前述230万元用于案涉项目并无不妥。此外，章红梅支付给康迪投资公司财务人员姜梦楠、设计单位工作人员钟晓航，以及案涉工程的工程联系人包坚华的378.005万元款项也应认定由元山公司负有返还义务。四、如前所述，康迪投资公司存在根本违约，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而不得不解除，一审判决据此驳回了康迪投资公司要求损害赔偿的主张并无不妥。更况且康迪投资公司和元山公司在2016年8月突然闯入案涉项目现场强行接管项目，导致引发更大的损失，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请依法判决驳回康迪投资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元山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改判驳回国翔公司在一审中对元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国翔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认定，康迪投资公司以国翔公司违约，依据国翔公司在屡次会议纪要中作出的承诺，通知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应当自国翔公司2017年1月11日收到通知书起解除。二、国翔公司对康迪投资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康迪投资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等款项也不能成立，元山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或过错责任。三、国翔公司要求元山公司返还款项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元山公司返还的款项金额认定错误，案外人陆红和章红梅个人向张现良支付的合计230万元不属于涉案项目的经营款。1、经审计，国翔公司的项目投入款为530.005万元，审计无法判断其余款项是否投入到元山公司中。2、《〈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后、至股权转让的正式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前，乙方（国翔公司）应对目标公司所投入的建设、经营等资金，均须通过甲方（康迪投资公司）账户转入目标公司，甲方对此资金不享有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义务。”该230万元系陆红和章红梅个人付款给张现良，并不符据。3、一审判决查明张现良曾作为浙江东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代表参与留用地项目工地施工。东兴公司因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2017）浙0185民初3368号】。在该案中，东兴公司并未将该230万元作为元山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或与案涉项目有关的款项。4、陆红和章红梅系国翔公司聘请，与国翔公司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陆红和章红梅的说明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四、元山公司对国翔公司主张、举证并最终经审计确认的国翔公司的项目投入款530.005万元中的大部分款项金额本身并无异议，无司法会计鉴定的必要；国翔公司申请司法会计鉴定的其他款项，鉴定机构也未予以确认，故鉴定费应当由国翔公司自行负担。 针对元山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国翔公司答辩称，一、康迪投资公司存在发生在先的根本违约事项，故此一审判决认定康迪投资公司的发函通知解除行为依法不能成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因康迪投资公司原因，案涉股权被查封，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已构成根本违约，国翔公司起诉后主张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据合同第六条第7款约定，元山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应对康迪投资公司的违约责任（包括返还股权转让款及项目投资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此，一审判决元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康迪投资公司恶意欺瞒其早在2015年12月份即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事实，导致国翔公司继续对案涉项目投入资金，甚至在投入资金有困难的情况下，为化解矛盾、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将案涉项目责任都揽到国翔公司身上，并基于前述错误认识而作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承诺，显然不是国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康迪投资公司和元山公司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未提供股东会决议材料，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裁判摘要，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当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元山公司对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承担责任后尚未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三、元山公司实际取得了国翔公司投入项目的投资款，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应负有返还义务。一审判决元山公司承担返还义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际上国翔公司投入案涉项目的投资款为908.01万元。首先，530万元经审计确认系国翔公司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投入案涉项目中，对此康迪投资公司和元山公司也并无异议。其次，余款230万元系案外人陆红和章红梅按国翔公司指示直接汇给案涉项目总包单位的项目经理张现良，因康迪投资公司账户被冻结了，导致无法通过公对公结算方式进行；且对该230万元款项情况，一审法院也分别找案外人陆红、章红梅、元山公司项目工作人员吕必能进行调查，康迪投资公司和元山公司对相关调查笔录内容均表示无异议。一审判决该760.005万元款项的实际使用单位即元山公司承担返还义务并无不妥。四、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系因康迪投资公司的根本违约导致的，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第1款约定，造成国翔公司提起诉讼的，康迪投资公司还应承担因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7款之约定，一审法院判令元山公司在康迪投资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范围内承担鉴定费并无不妥。且自康迪投资公司及元山公司强行接管后，会计账簿均保管在康迪投资公司及元山公司手中，元山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核查查清国翔公司实际投入的款项，因此该鉴定费全额12万元均应由元山公司承担。综上，请依法判决驳回元山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康迪车业公司在二审中未发表意见。 原审第三人狮子合作社在二审中称，一、认同康迪投资公司及元山公司的上诉观点。康迪投资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国翔公司，狮子合作社知晓也同意。在三次协调会议中，狮子合作社均已经充分表明了自身的观点，只要国翔公司按约履行合作开发协议，将项目及时竣工，狮子合作社同意康迪投资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国翔公司。一审法院以该转让行为未经狮子合作社同意为由认定康迪投资公司违约错误。二、国翔公司在入驻元山公司期间，欠付多年租金，该租金狮子合作社已从康迪投资公司交付的2000万元保证金中先行扣除，后续不足租金待本案审结后再向相关人员主张。三、国翔公司项目严重停滞，给狮子合作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狮子合作社也保留追究损失的权利。四、一审法院认定国翔公司与张现良的款项为工程款错误。国翔公司入驻元山公司期间，元山公司并未收到总包单位东兴公司应交付的200万元保证金，该保证金由国翔公司股东陆国军私自收取，张现良先后以总包、桩基单位及个人名义，多次向国翔公司及陆国军索求退还保证金。国翔公司及陆国军等人与张现良之间的往来款项系其私人债务问题，与工程款无关。请求支持康迪投资公司及元山公司的上诉请求。 国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国翔公司与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2.判令康迪投资公司向国翔公司返还24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康迪投资公司全部返还款项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康迪投资公司向国翔公司赔偿损失4800万元；4.判令元山公司向国翔公司返还908.01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5.判令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确认国翔公司对康迪投资公司持有元山公司49%股权以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7.本案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承担。 康迪投资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康迪投资公司与国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于2017年1月11日解除；2.判决国翔公司赔偿康迪投资公司损失4917.1114万元；3.判决国翔公司协助康迪投资公司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4.反诉费用由国翔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0年1月28日，康迪投资公司（作为乙方）与狮子合作社（作为甲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一份，约定，就杭州市××街道××区10%留用地项目合作开发签订本合同书；地理位置位于杭州市××街道××区，用于面积约52.78亩（35187平方米）；双方共同投资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开发建设地块；为了配合政府有关招挂拍政策，土地出让金由乙方缴纳，出让金返还甲方后，甲方应将返还的出让金金额全额转入项目公司；康迪投资公司负责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承担勘探、设计、土建安装、绿化监理等工程建设费用，承担工程项目需要缴纳的各种规税规费，承担项目公司注册、验资、年审、审计、招商、推广、办公等各项费用；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双方出资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甲方占51%股权比例，乙方占49%股权比例；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施工进度、质量进行监督；如发现乙方有重大施工质量问题，在经相关主管部门依法确认后，甲方有对乙方的行为进行制止、要求整改，并可追究违约责任、甚至终止合作的权利；乙方负责工程项目的日常管理与办公运营工作，承担工程的建设管理与施工，承担勘测、设计、土建、安装、绿化、监理等工程建设费用，承担工程项目需要缴纳的各种规税规费，以及项目公司注册、验资、年检、审计、招商、推广、办公等各项运营管理费用；乙方确保其他建设资金的及时到位，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并确保项目公司在双方进行产权分割前完成所有建设应付款项的支付；乙方承诺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后20个月内项目主体工程竣工，24个月内通过竣工验收并合法交付使用；在本项目合作开发完成且产权分割之前，乙方不能更换投资主体。关于房产租赁与收益，分割后归甲方所有的房产由甲方出租给乙方用于经营使用，租赁期限至甲方土地使用期限届满为止，以项目公司领取建设施工许可证后之次日开始起算（如因乙方原因不能在土地使用权证领取一年内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则按照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一年届满后次日起算）租金为前两年每年350万元，第三年1000万元，自第三年开始每五年送增10%；租金应当先付后用，每年度租金需一次性支付完毕。如乙方无法实施合作项目的、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投入的所有建设资金归甲方所有，并赔偿甲方损失现金1000万元等内容。 （二）2012年3月7日，元山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股东包括狮子合作社、康迪投资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狮子合作社出资7650万元占51%、康迪投资公司出资7350万元占49%。2013年8月19日，元山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使用权面积为35187平方米。 （三）2013年11月，康迪投资公司（作为出让方、甲方)、国翔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康迪车业公司（作为担保人、丙方)和元山公司（作为目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标的为甲方对目标公司享有49%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由甲方向乙方出让对目标公司享有的49%的股权，甲方根据本协议向乙方出让股权后，乙方对目标公司享有49%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肆千万元(￥4000.00万)；分两次支付，1、甲、乙两方均确认，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甲方对目标公司49%的股权质押给乙方后五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2、办妥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后30日内，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00万元；甲方承诺在项目地块开工建设后6月内（或最迟于2015年6月30日前），甲方应就向乙方出让股权获得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许可及具备合法的全部转让手续或条件；并协助办妥将转让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的全部手续；但因实际建设进度等未满足政策有关规定不能办理的除外。甲方承诺与保证，甲方与狮子合作社于2010年1月28日签署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真实有效，乙方承诺与保证，继续并全面履行甲方与狮子合作社于2010年1月28日签署的《合作开发台同书》。如2014年8月底，目标公司所属项目地块未开工建设（以取得施工许可证为准），最迟不得超过10月底，由乙方代目标公司向甲方支付2000万元的保证金；但目标公司项目地块取得施工许可证后30日内，狮子合作社未向目标公司退还2000万元保证金的，甲方需立即无条件退还乙方代付的2000万元；项目地块在2014年9月1日前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则乙方无需代付甲方2000万元保证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甲方应立即退还乙方已付的全部款项，并承担乙方为目标公司开发建设项目地块所支付的全部费用，且甲方需按5%的月利率就乙方已付及支出的款项向乙方承担投资损失赔偿责任，因不可抗力及乙方原因导致的除外，1、本协议签订后或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目标公司对项目地块不能进行正常开发建设的；2、目标公司的另一股东狮子合作社未能取得所属股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乙方受让标的股权的，或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实际受让标的股权的；乙方最迟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取得转让标的股权的。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转让股权，如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将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按乙方已付转让价款的双倍向乙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造成乙方提起诉讼的，需就所造成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损失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转让股权的，甲方应按已向乙方收取的款项的双倍向乙方承担投资损失赔偿责任。丙方自愿为甲方履行本协议向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应履行的义务及未履行本协议约定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基于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需要，甲、乙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不作为履行权利与义务的依据；甲、乙、丙三方及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均按本协议履行等内容。 （四）2013年12月，康迪投资公司（作为出让方、甲方)、国翔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就2013年11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等条款变更事宜，达成本补充协议，一、原转让协议第三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肆千万元，分两次支付：1、甲、乙两方均确认，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甲方对目标公司49%的股权质押给乙方后五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2、办妥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后30日内，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00万元。”变更为“1、乙方向甲方提供无息借款贰仟万元，按2%的月利率计收利息，由甲乙两方另行签订借款合同就具体借款事项作出约定，办妥目标公司49%的股权质押登记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借款，该借款在办妥甲方对目标公司49%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后，该借款贰仟万元不计息折抵为乙方应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2、办妥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后30日内，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00万元。”二、原转让协议第七条《乙方的承诺与保证》第1项“乙方承诺与保证，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时间向甲方支付相关款项。”变更为“乙方承诺与保证，按照本补充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等相关款项，”三、本补充协议的效力约定。1、本补充协议的效力不影响违约方根据本补充协议及原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承担违约责任及免除担保方基于担保条款应承担的担保责任。2、基于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需要，甲乙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与本补充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不作为履行权利与义务的依据。甲、乙的权利义务均按本协议履行。3、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及目标公司均签署之日起生效等内容。该协议中约定的丙方即康迪车业公司、目标公司即元山公司，均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或盖章。 （五）同月，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就《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借款2000万元，签订了《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康迪投资公司向国翔公司借款2000万元，康迪投资公司以其持有的元山公司7350万股占元山公司的49%股权质押给国翔公司、作为其对国翔公司形成2000万元借款的还款担保等内容。2013年12月31日，该股权质押在工商部门进行办理登记手续，出质股权数额为7350万元，出质人为康迪投资公司，质权人为国翔公司。 2014年1月22日，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500万元；2014年1月24日，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300万元；2014年1月24日，国翔公司再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200万元；2014年3月3日，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700万元；2014年3月13日，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300万元；对于以上五笔款项，合计2000万元，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均确认系股权转让款。 此外，2013年12月19日，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350万元；2014年7月30日，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25万元；2015年5月6日，国翔公司的负责人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25万元；以上三笔款项，合计400万元。 （六）上述合同签订后，国翔公司进入留用地项目工地开始施工建设（与他人签订合同委托他人施工建设），具体包括桩基工程、工程前期报批手续等。张现良曾作为东兴公司代表参与留用地项目工地施工。 2014年起，国翔公司的负责人陆国军作为被告涉及多起民事诉讼。国翔公司不能及时充分投入本案项目资金，项目进度有所迟缓。 （七）2015年1月，康迪投资公司（作为出让方、甲方)、国翔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就甲方所持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一事，已于2013年11月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并于2013年12月31日以股权质押借款的方式按约履行了一半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但在该协议履行的过程中，相关核心条款因种种原因未如约履行；为了顺利推进项目建设并加快双方履约进度，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特达成如下之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1、自双方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依据协议精神，乙方全面接管目标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工作并享有和承担甲方在目标公司中全部的权利及义务，甲方予以配合。自此以来，甲方配合乙方开展了诸如桩基先行审批、桩基工程及监理公司招投标、桩机进场及开工仪式、建设方案重新设计及报批等一系列工作，均达到了预定工作目标并获得了乙方的肯定；但乙方因业态定位等原因一直未能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乙方正在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工作的开展，甲方同样予以各项必要的配合协调等工作，所需费用均由乙方承担。2、在双方未正式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之前，凡因目标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对外以目标公司名义签署各类设计合同、采购合同、施工合同、租售合同等涉及资金收支业务的，均须在合同中明示乙方作为合同的实际付款人或收款人并经目标公司第一大股东确认后方可执行；其债权债务均由乙方完全承担和享有，与甲方无涉。如在此期间甲方有未取得乙方同意而擅自以目标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各类合同的行为，则其所产生的所有责任均由甲方承担；如有因此类行为对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还应赔偿乙方的全部损失。3、双方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了对目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的处置方式，并曾口头约定了自协议签署之后、至股权转让的正式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前，乙方应对目标公司所投入的建设、经营等资金，均须通过甲方账户转入目标公司，甲方对此资金不享有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义务。对此约定，双方均共同认可。甲方将为此设立专用账户并交由乙方管理及独立使用。4、乙方虽未按约(最迟2014年10月底)完成目标公司的正式施工许可证的领取及动工工作，从而影响了股权转让的正式工商变更手续的进度，对此双方均达成谅解。甲方仍在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如经甲方努力随时可以进行正式的工商变更手续时，乙方须即时与甲方共同完成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同时约定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双方再另行签署补充协议。5、如因乙方自身原因，需要更改股权受让人的，双方另行约定；但更改受让人不得影响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实际执行和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6、如因乙方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的，或者因为乙方持续延期建设而对甲方造成损失的，须赔偿甲方由此所产生的全部损失；如因甲方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的，则甲方须赔偿乙方的全部损失。7、本补充条款与原《股权转让协议》具同等效力，与原协议不尽相同的内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等内容。 2015年间，康迪投资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涉及多起诉讼、仲裁纠纷。2015年9月，康迪投资公司持有的元山公司的49%股权因另案原因被法院查封。康迪投资公司于2015年12月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国翔公司在2015年亦作为被告涉及民事诉讼。 （八）2016年4月2日，狮子合作社、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的负责人等人召开了就上述留用地的开发会议。在该次会议中，狮子合作社提出，2013年租金已收取、2014年未收但是发票已开、2015年未收，陆总（指国翔公司的负责人）要做此工程，必须要与东兴公司解除合作关系，才可以考虑后续工作。康迪投资公司提出，如果资金未到位，政府将采取如下措施，(1)收回2000万元的保证金；(2)收回49%的股权；(3)追究其他违约责任。国翔公司表示，1、项目至今迟迟未开工建设，所有的责任均是由我造成的，并对与会人员表示歉意；2、项目肯定且必须做下去，承诺项目建设中的所需资金全部在四月底前到位；3、四月底之前，处理好与东兴建设、江西丰禾以及张现良等所有供应商的遗留问题，并同时完成项目的全部报批报建工作，并确保进入工程招投标程序；4、会议之后一周内，由吕必能提交工程建设的全部资金及时间计划，报备上级有关部门。与会其他人员均就项目建设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一致要求限期内资金到位并及时开工建设。 （九）2016年7月22日，狮子合作社、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再次就上述留用地的开发问题召开会议。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办事处亦有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该次会议形成了《狮子留用地项目建设工作会议纪要》，载明，会议内容，1、关于打桩工程款的处理意见，街道及狮子合作社要求国翔公司必须在2016年7月25日前完成打桩工程及现场临时施工设施共约2000万元（具体以审计为准）工程款的支付。2、关于工程招标保证金的问题，要求国翔公司必须在2016年8月1日前打入项目公司5000万元的招标保证金。3、如果上述两项资金支付工作未能按期完成，则街道政府及狮子合作社将采取中止合同，没收康迪投资公司保证金，并追究其他相关违约责任。4、国翔公司承诺，①关于现场已发生的工程，承诺在2016年8月1日前最低支付2000万元，余款在正式开工前处理好，并妥善处理好施工单位期间不得闹事不上访；②关于招标保证金问题，承诺最迟在2016年10月1日前完成招标保证金的交纳，办理完毕《施工许可证》并正式开工；③如上述两条承诺不能完成，则承诺自愿退出本项目；④承认项目目前所产生的问题都是由于国翔公司及陆国军本人造成的，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5、康迪投资公司承诺对该项目承担与狮子合作社所签订的合作合同中所约定的全部责任。 2016年8月，国翔公司在项目施工现场的办公室被封门，国翔公司的正常施工受限。 （十）2016年10月17日，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在杭州市××街道××室召开留用地合作会议，形成《狮子股份经济合作社留用地开发合作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在狮子合作社董事会成员的见证下，康迪投资公司与国翔公司等相关人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本项目目前的现状均是由国翔公司造成的，违约责任均由国翔公司承担。二、在2016年11月4日前，如果国翔公司能够在满足村社各项资金要求的前提下（及时足额支付包括但不限于1.2亿合作保证金、租金、现场工程款项等各项费用）并且满足与康迪投资公司之间的合同条件（约4500万元左右，具体以实际账目为准），可由国翔公司代替康迪投资公司进行履约；其双方合作方式与狮子村社无涉，村社配合履行。三、如在上述时间内，国翔公司的资金安排无法满足村社、康迪投资公司要求的情况下，则国翔公司无条件退出本项目，并承担一切违约责任；村社将采取一切措施要求康迪投资公司继续履约。四、与会双方一致同意以上方案。在该份会议纪要上，狮子合作社的负责人沈树明等人亦签字确认。 （十一）2017年1月10日，康迪投资公司制作并向国翔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陆国军）：你司与我司于2013年11月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此后双方又陆续达成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多份协议。因你司原因项目迟迟未有进展，致使《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无法履行，并导致狮子合作社留用地项目无法推动。为此，我司不下数十次口头、书面等方式通知你司尽快履约，你司也多次承诺履约，却不见行动，导致项目长期停滞、协议无法履行。2016年10月17日，你司与我司达成《狮子股份经济合作社留用地开发合作会议纪要》，你司承诺在2016年11月4日前解决村社各项资金要求的前提下（及时足额支付包括但不限于1.2亿合作保证金、租金、现场工程款项各项费用）并满足与我司之间的合同条件（约4500万元左右，具体以实际账目为准），可由你司代替我司对狮子合作社进行履行，如上述时间内，你司的资金安排无法满足村社、我司要求的情况下，则你司无条件退出本项目。然至今你司仍无法解决资金问题，并据我司了解你司股东陆国军及其关联企业从2015年年底开始被各地法院陆续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作为被执行人案件有十来起，涉及未能履行生效判决金额数亿元，已经实际丧失了履约能力。为减少我司更大损失，故我司特此通知你司，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所有协议书。因你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我司在狮子合作社留用地项目已经平白无故损失数千万元，并且损失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故决定对你司支付我司的2000万元款项（名为借款实为股权转让款）予以没收抵偿我司损失；另因该款不足以弥补我司所有损失，我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你司违约责任的权利。此外，我司要求你司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为我司办理股权质押注销手续，若不配合，由此产生的更大后果请斟酌衡量。特此通知等内容。次日，国翔公司收到了该通知书。 （十二）2017年1月前后，国翔公司的工作人员退出留用地项目的施工场地。对于国翔公司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双方当事人均未作明确阐释，也未申请鉴定。 （十三）2017年4月12日，国翔公司向法院起诉，国翔公司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行为无效，判令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承担。其后，国翔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国翔公司与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2.请求法院判令康迪投资公司向国翔公司返还2375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康迪投资公司全部返还款项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法院判令康迪投资公司向国翔公司赔偿损失4750万元；4.请求法院判令元山公司向国翔公司返还908.01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全部返还款项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5.请求法院判令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请求法院确认国翔公司对康迪投资公司所持有的元山公司49%股权以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案审理中，康迪投资公司提起反诉，反诉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解除康迪投资公司与国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于2017年1月11日解除；2.判令国翔公司赔偿康迪投资公司损失暂计为2200万元（其中2000万元损失与国翔公司已经交付康迪投资公司的款项作相互抵销，另200万元损失由国翔公司另行赔偿康迪投资公司）；3.判令国翔公司为康迪投资公司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4.判令国翔公司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其后，康迪投资公司提交申请书，表示因笔误申请变更第1条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康迪投资公司与国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于2017年1月11日解除。其后，康迪投资公司再次提交申请书，将原第2条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国翔公司赔偿康迪投资公司损失暂计为2500万元（其中2375万元损失与国翔公司已经交付康迪投资公司的款项作相互抵销，另175万元损失由国翔公司赔偿康迪投资公司）。 2018年2月，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国翔公司的起诉、驳回康迪投资公司的反诉。国翔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5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了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指令该院审理。2018年6月，一审法院立案审理，即本案诉讼。审理中，国翔公司曾变更诉讼请求，康迪投资公司亦曾变更反诉请求，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最后确定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该院并依法通知狮子合作社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十四）本案审理中，国翔公司陈述，在国翔公司经营开发留用地项目期间，国翔公司还委托章红梅、吕必能、陆红、陈林瑄、彭代前向元山公司支付款项用于经营，该部分款项合计908.01万元。章红梅、吕必能等人亦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系受国翔公司的委托向元山公司支付款项，其中，章红梅表示支付的款项为429万元，吕必能表示支付的款项为72.01万元，陆红表示支付的款项为277万元，陈林瑄表示支付的款项为30万元，彭代前表示支付的款项为100万元。康迪投资公司对于其中的部分款项不予认可。 根据国翔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国翔公司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投入元山公司的资金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经该公司鉴定，于2019年5月7日出具《司法会计鉴定书》。该鉴定书载明，国翔公司投入到元山公司的资金，根据章红梅、吕必能、陆红、陈林瑄、彭代前5人作出的情况说明，2013年-2017年国翔公司投入到元山公司的资金共计530.005万元，其中，委托陈林瑄汇入30万元，委托陆红汇入32万元，委托章红梅汇入363万元；委托彭代前汇入100万元，委托吕必能汇入5.005万元。该《司法会计鉴定书》中的“其他事项”部分载明，根据章红梅、吕必能、陆红、陈林瑄、彭代前5人作出的情况说明，国翔公司委托5人支付的款项共908.01万元，除鉴定结论中提及的530.005万元外，其余款项元山公司的银行账户未反映，元山公司的会计账册中也未反映，审计无法判断该部分款项是否投入到元山公司中。国翔公司向该公司支付审计费12万元，并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除了上述审计已经确认的款项外，国翔公司主张章红梅、吕必能等人还另行支付款项用于留用地项目的经营。具体包括，陆红2015年9月2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9月2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9月1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8月18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1月11日向包坚华支付15万元、2015年4月3日向包坚华支付30万元，章红梅2016年7月21日向张现良支付10万元、2016年7月26日向张现良支付20万元、2015年10月17日向包坚华支付10万元、2015年11月16日向包坚华支付10万元、2016年3月4日向姜梦楠支付1万元、2016年5月27日向钟晓航支付5万元，衢州宏桥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钟晓航15万元，吕必能于2017年1月27日代收款13.84万元用于发放元山公司的工作人员工资，吕必能投入元山公司的经营资金应为72.01万元。对于张现良、包坚华等人的身份，国翔公司进一步解释，张现良为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包坚华为工程联系人，姜梦楠为康迪投资公司的财务人员，钟晓航为设计单位工作人员。对于张现良，一审法院查明其曾经作为东兴公司的代表，参与了元山公司留用地项目的工程施工；对于钟晓航、包坚华、姜梦楠等人，国翔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姜梦楠的身份，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钟晓航、包坚华等人可以代表元山公司的业务单位向元山公司收款；而且，国翔公司对于其中部分款项也未提交证据确已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一）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就元山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已经依法成立，系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约定及时履行各自的义务。 就该股权转让的履行，作为股权出让方的康迪投资公司，首先，在双方签订合同前应按《公司法》的规定书面征求元山公司其他股东狮子合作社的意见。何况，康迪投资公司、狮子合作社在《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在本项目合作开发完成且产权分割之前，乙方不能更换投资主体”，康迪投资公司却未按此履约而径行签订合同对外转让股权；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也约定有“甲方应就向乙方出让股权获得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许可及具备合法的全部转让手续或条件”，上述事项，康迪投资公司未提交证据其已完成。其次，关于转让的标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康迪投资公司“协助办妥将转让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的全部手续”等内容，但康迪投资公司持有元山公司的股权于2015年9月被法院查封，已不能及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故此，康迪投资公司未妥善处理、完成相关工作，康迪投资公司有违约责任。 作为股权受让方的国翔公司，其履行情况包括国翔公司支付康迪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国翔公司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项目经营款项400万元、经审计认定投入到元山公司的经营款项530.005万元。另外，对于国翔公司主张的、且付款人陆红和章红梅也认同的款项，具体包括陆红2015年9月2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9月2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9月1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2015年8月18日向张现良支付50万元，小计200万元；章红梅2016年7月21日向张现良支付10万元、2016年7月26日向张现良支付20万元，小计30万元。该两部分款项共计230万元，可以认定为国翔公司用于涉案项目的经营用款。至于国翔公司主张的其他款项，系陆红支付给包坚华，章红梅支付给包坚华、钟晓航、姜梦楠，衢州宏桥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姜梦楠等款项，因为收款人包坚华、钟晓航、姜梦楠等人的身份不明；吕必能与国翔公司有利害关系，该部分款项均不予认定。除了上述款项外，国翔公司在经营中未及时支付应付的施工工程款、未向狮子合作社支付2000万元保证金等款项，为此狮子合作社、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曾多次召开协调会，国翔公司在会议中也认可“项目至今迟迟未开工建设，所有的责任均是由我造成的”，并表示“如在上述时间内，国翔公司的资金安排无法满足村社、康迪投资公司要求的情况下，则国翔公司无条件退出本项目，并承担一切违约责任”。国翔公司并未按承诺投入相应资金，国翔公司亦存在违约行为。 由此可见，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均有违约行为。现国翔公司请求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康迪投资公司反诉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于2017年1月11日解除，对于双方的各自主张，考虑双方均有违约行为、双方均有解除本案合同的意愿且国翔公司在事实上已经退出涉案项目施工现场不再继续履约，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可依法予以解除。 （二）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对于国翔公司而言，国翔公司支付康迪投资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直接向康迪投资公司支付的项目经营款400万元，可由康迪投资公司返还给国翔公司；国翔公司投入到元山公司经营款中经审计认定的530.005万元和该院依法认定用于元山公司涉案项目的经营款230万元，合计760.005万元可以由元山公司返还给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在本案履行中并未配合国翔公司办理元山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也没有另外向国翔公司交付过财物，故国翔公司无需向康迪投资公司返还。对于国翔公司主张的款项利息、其他的款项和赔偿损失，以及康迪投资公司反诉要求国翔公司赔偿损失4917万余元，因为双方都有违约行为，且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各自的主张，其诉请理由不足，故均不予支持。 关于国翔公司主张的股权质押优先受偿问题，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就国翔公司支付康迪投资公司2000万元的返还以康迪投资公司持有的元山公司49%的股权作质押担保，并且办理了质押登记，故国翔公司有权就该2000万元的返还以该质押物优先受偿。故对康迪投资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质押合同》不予支持。 关于康迪车业公司的责任承担，康迪车业公司参与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丙方自愿为甲方履行本协议向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应履行的义务及未履行本协议约定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康迪车业公司系该合同的丙方，在合同解除后对于康迪投资公司应返还的款项，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本案康迪投资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提供了质押担保的事实，而当事人又未明确约定保证与质押的先后顺序，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国翔公司应当先就质物担保实现债权，再由康迪车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元山公司的责任承担，国翔公司要求元山公司返还其直接收取的款项外，还要求元山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其中，元山公司收取的款项，已认定元山公司收取760.005万元，可由元山公司返还给国翔公司。元山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元山公司参与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作为目标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该合同约定有“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选择解除本协议的，目标公司及担保人对甲方向乙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该约定在性质上属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对此种情形，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是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元山公司均未提交股东会的决议，故应认定元山公司的担保无效。元山公司的担保无效，元山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具体而言，康迪投资公司应返还国翔公司的款项，元山公司在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承担责任以后对尚未清偿的不足部分，由元山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综上，对国翔公司诉讼请求、康迪投资公司反诉请求的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狮子合作社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元山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康迪投资公司返还国翔公司2000万元，该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上述款项，国翔公司有权以康迪投资公司提供质押的元山公司7350万元股权优先受偿。国翔公司在受偿上述款项后有义务协助康迪投资公司办理股权质押注销手续；四、上述款项在质押优先受偿后的剩余仍未清偿部分，康迪车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五、康迪投资公司返还国翔公司400万元，该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六、康迪车业公司对康迪投资公司返还国翔公司上述4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七、按以上顺序处理后，上述款项仍未能清偿的余款，由元山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八、元山公司返还国翔公司760.005万元，该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九、元山公司支付国翔公司鉴定费6万元，该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十、驳回国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十一、驳回康迪投资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472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52200元，由国翔公司负担275960元，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共同负担133853元，元山公司负担4238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3828元，由国翔公司负担40元，康迪投资公司负担143788元。 二审中，元山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告知函（2015年7月28日）、函（2015年8月26日），用以证明：因国翔公司原因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缓；国翔公司收取张现良的保证金，但未入账，陆红、章红梅个人支付给张现良的230万元，应当是属于退还给张现良的保证金。2、催告函（2015年10月27日）、桩基工程联系函（2015年11月11日）、工程款催告函（2015年12月30日），用以证明：国翔公司资金不足，无力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向元山公司催告工程款。3、局部停工整改单，用以证明：因国翔公司原因，案涉工程于2015年停工，质量安全监督站下发整改单的事实。经质证，国翔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国翔公司从未见过证据1和证据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元山公司的总经理并非国翔公司委派，函件里提到的“由贵公司总经理支付150万元的保证金退还给施工方张现良”显然也与国翔公司无关；证据3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施工现场停工系国翔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康迪投资公司、狮子合作社对元山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狮子合作社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关于要求加快建设狮子合作社商业用房项目的通知，用以证明：国翔公司自2013年11月接手狮子留用地项目后，因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严重滞缓，给狮子合作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告知函、杭政储出（2011）67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桩基工程联系函、工程款催告函，用以证明：国翔公司至2015年6月15日项目才开始打桩，且没有能力支付欠付桩基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导致桩基施工单位多台桩基和数十名员工长期停滞在工地，桩基施工单位先后两次起诉元山公司，并查封元山公司银行账号及留用地地块；2016年11月30日元山公司支付的3万元款项就是2016年诉讼中应由国翔公司支付的律师费。3、元山公司会议签到表及会议纪要，用以证明：国翔公司入驻元山公司管理项目期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国军私自收取张现良保证金150万元，国翔公司将返回张现良的该150万元列为工程款系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将国翔公司与张现良的个人往来款认定为工程支出，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国翔公司未有能力支付桩基款项。4、杭州中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图纸目录，用以证明：因国翔公司资金链断裂，工程项目严重滞后，本应在2016年8月23日竣工的项目，至2016年3月施工图纸才出来，且项目一直停滞。经质证，国翔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国翔公司从未见过证据1、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3中的会议签到表仅认可真实性，会议纪要记载的内容不属实，但可以证明钟晓航系项目设计单位代表，章红梅代表国翔公司汇款给钟晓航15万元并备注“设计费”的款项应认定为国翔公司的投资款；证据4不予认可。康迪投资公司、元山公司对狮子合作社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康迪车业公司未对元山公司、狮子合作社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元山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狮子合作社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中的签到表和2015年12月2日会议纪要、证据4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对其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狮子合作社证据3中的2015年8月28日会议纪要并无到会人员的签名，缺乏证据效力。 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康迪车业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 一、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之一：双方在主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本院认为：康迪投资公司系股权出让方。1、康迪投资公司、狮子合作社在《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在本项目合作开发完成且产权分割之前，乙方不能更换投资主体”；元山公司章程也约定，“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本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先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并盖章、签字”；《股权转让协议》有“甲方应就向乙方出让股权获得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许可及具备合法的全部转让手续或条件”、“目标公司的另一股东狮子合作社未能取得所属股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乙方受让标的股权的”等内容；在案的三份会议纪要中，虽均有狮子合作社参与的记录，但其负责人沈树明在《留用地开发会议》（2016年4月2日）上表述的是“陆总（指国翔公司的负责人）要做此工程，…”，在《合作会议纪要》（2016年10月17日）提出“如果国翔公司能够…，可由国翔公司代替康迪投资公司进行履约，其双方合作方式与狮子村社无涉，村社配合履行”，均提出了附加条件，并无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直至本案一审诉讼结束，康迪投资公司并未获得狮子合作社同意其股权转让的依据，康迪投资公司出让股权的前提条件尚不具备。2、《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至迟应当于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全部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手续，而康迪投资公司持有的股权于2015年9月被查封，客观上不能办理过户手续。 国翔公司系股权受让方。1、国翔公司未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存在逾期事实。2、国翔公司在经营中未能有效持续投入开发项目资金，及时支付应付的施工工程款，造成项目进度严重滞后，并导致最终退出项目的建设。在多次协调会中，国翔公司表示认可“项目目前的问题是国翔公司造成”，并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康迪投资公司和国翔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均存在违约行为。 二、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之二：主合同的解除，是康迪投资公司通知解除有效还是应支持国翔公司的诉请判决解除。 本院认为，虽然康迪投资公司以国翔公司违约并承诺退出项目为由，向国翔公司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基于前述第一条即康迪投资公司和国翔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均存在违约行为的认定，一审法院将案涉主合同予以判决解除理据充分。 三、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之三：主合同解除后的处理。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国翔公司虽曾多次表示“国翔公司无条件退出本项目，并承担一切违约责任”，但仅是基于其未能及时投入项目建设资金而作的承诺。事实上，因已认定国翔公司、康迪投资公司对于双方之间的合同签订、履行、解除均有过错和违约，由国翔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显然不符合商事纠纷处理原则。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康迪投资公司应向国翔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经营用款400万元。至于国翔公司向张现良支付的230万元，因张现良系施工单位东兴公司项目经理，且国翔公司有关元山公司银行账户被查封、公对公结算无法进行的解释也符合常理，一审认定该230万元为元山公司项目经营款并无不当，另经审计认定国翔公司投入元山公司530.005万元，合计760.005万元，亦应作为国翔公司的投入资金予以返还。但基于该760万余元款项的具体用途并不明确，结合国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之事实，本院酌情确定元山公司向国翔公司返还该760.005万元中的70%，即532万元。对于双方的损失赔偿请求，因国翔公司未上诉，国翔公司诉请的损失部分，二审不作评判；康迪投资公司主张的损失，缺乏客观有效依据佐证，且其在合同履行中也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国翔公司和康迪投资公司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康迪投资公司、元山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国翔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多次表示愿意承担责任等情节，本院酌情对一审判决作部分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52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至第七项、第九项、第十一项； 二、变更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5230号民事判决第八项为：杭州元山置业有限公司返还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532万元，该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5230号民事判决第十项； 四、驳回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472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52200元，由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85485元，康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康迪车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36465元，杭州元山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025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43828元，由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负担40元，康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37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628元，由浙江国翔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9500元，康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05628元，杭州元山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5500元。各方当事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一、二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的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