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0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绍堂，男，1980年8月28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云南省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武生，男，1977年11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罗平县人，住云南省罗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自宽，男，1970年1月29日生，汉族，云南省罗平县人，住云南省罗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辉，男，1983年5月28日生，汉族，云南省罗平县人，住云南省罗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权，男，1983年10月3日生，汉族，云南省罗平县人，住云南省罗平县。上诉人罗绍堂与被上诉人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以下简称许武生等四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4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10月9日组织上诉人罗绍堂、被上诉人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到庭，其中李自宽受许武生委托代其到庭，经本院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绍堂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450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许武生等四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许武生等四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错误。2015年罗绍堂跟李建辉买过两次三七叉，之后通过李建辉介绍又跟许武生买过两次三七叉，在每次购买三七叉后都是分别向李建辉、许武生支付款项，其二人并非合伙做生意，而且扣除罗绍堂已支付的款项后其尚欠李建辉的钱只有两万未付，欠许武生的也只有两万左右。除此外，罗绍堂没有向本案的李自宽、朱春权购买过任何三七叉，不认识该二人，更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2015年7月8日晚10点左右，李建辉找到罗绍堂后就将罗绍堂强行拉到山上进行威胁、恐吓，要求罗绍堂立即还钱。大约到了当天晚上12点左右罗绍堂又被强行带到广南县城的宾馆并被看管起来，次日李建辉又叫来了李自宽、朱春权两人，并说罗绍堂也欠这两个人的三七叉钱，要罗绍堂一起付清所欠款项，否则不准离开宾馆，而直到此时罗绍堂才是第一次见过李自宽、朱春权二人。此后罗绍堂一直被强行关押在宾馆里，直到7月10日中午才找到机会通过手机向自己的朋友发送求救短信，当天下午广南县公安局的民警就直接到了宾馆的房间才把罗绍堂解救出来并带到当地派出所处理，但当时公安机关并未对许武生等四人进行处罚就全部放了。罗绍堂从派出所出来后许武生等四人强行拉到了罗平县城，之后就强行逼迫、威胁罗绍堂按其要求出具一份《欠条》。实际罗绍堂除了分别欠李建辉、许武生三七叉钱外，根本没有欠其他人钱，而且也从不知道许武生与李自宽是否系合伙关系。2.一审程序上存在错误。（1）本案依法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许武生等四人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作为共同原告进行起诉，应分别单独起诉。（2）一审未直接联系到罗绍堂，将第二次开庭的传票邮寄至罗绍堂老家，导致罗绍堂未能按时出庭应诉。3.本案中许武生等四人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欠条》中已注明了分期付款的时间，其中第一期付款的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但许武生等四人未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提出诉讼，而是到了2019年9月23日才提起诉讼，已然超过了诉讼时效。许武生等四人辩称：罗绍堂所说的殴打和恐吓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是李建辉介绍许武生拉货卖给罗绍堂，具体金额以起诉状上的为准。是通过电话联系，只有李建辉、许武生认识罗绍堂。拉货都是交给王某。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罗绍堂是分次还款甚至一次都没还过。电话换了找不到人。许武生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罗绍堂立即支付许武生等四人欠款113,640元及14,001.20元的资金占用费（占用费暂时计算自2016年10月30日至2019年8月30日止）；2.判决罗绍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许武生等四人放弃要求罗绍堂支付资金占用费14,001.2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罗绍堂向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购买三七叉，共计货款113,640元。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将三七叉交付给罗绍堂后，罗绍堂一直未支付。2015年7月11日，罗绍堂出具了一份《欠条》交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持有，欠条内容为：罗绍堂欠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三七叉钱总欠款113,640元（许武生、李自宽合计49,860元，李建辉25,000元，朱春权38,600元），第一次付款30,000元在2015年8月11日必须付款，第二次付款在2016年10月30日必须付清83,600元。《欠条》出具后，罗绍堂仍未按时履行，现尚欠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三七叉款113,640元。一审法院认为，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与罗绍堂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罗绍堂出具的《欠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作为出卖人，已将三七叉交付给罗绍堂，罗绍堂作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付款期限履行付款义务，现《欠条》上约定的履行期限已届满，罗绍堂仍未按时支付货款的义务，故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要求罗绍堂支付所欠三七叉款113,64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庭审中，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放弃主张要求罗绍堂支付资金占用费14,001.20元的诉讼请求，系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在法律范围内对自己权利所做的处分，予以支持。罗绍堂经该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罗绍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货款113,640元。案件受理费2850元，减半收取计1425元，由罗绍堂负担。本院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罗绍堂申请其姐罗绍玉出庭证明，其被许武生等四人恐吓。罗绍玉的证言：其丈夫说其弟弟罗绍堂被人拉到云南罗平，罗绍堂要路费，罗绍玉打款200元给罗绍堂做路费回家。经质证，许武生等四人认为罗绍玉的证言不能证明许武生等四人殴打过罗绍堂。本院认为，罗绍玉的证言能够证实罗绍玉打款200元给罗绍堂，但不足以证实罗绍堂被许武生等四人恐吓。许武生等四人申请王某出庭作证，证明王某与罗绍堂是买卖关系。王某收到了许武生等四人拉来的三七叉。王某的证言：王某跟罗绍堂做生意买三七叉，已经收到三七叉，四上诉人来找王某要拉回三七叉，王某就告诉四上诉人，其买三七叉的钱已经付给罗绍堂。其是向罗绍堂买的三七叉。2013年发生的买卖，具体拉了几车记不清，总共打了多少款记不清了。没有退货，只是把质量不好的退出来，记不清退了多少。经质证，罗绍堂对王某的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罗绍堂对王某的证言无异议，该证言能够证实四上诉人因罗绍堂未付清三七叉货款，曾向王某要求拉回其拉来的三七叉，王某不同意，并说明四上诉人拉来的三七叉是其向罗绍堂购买的，钱已经付清罗绍堂。王某具体收到四上诉人的三七叉数量记不清了。二审审理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罗绍堂与许武生等四人的买卖关系是由李建辉、许武生与罗绍堂具体电话联系，达成买卖三七叉的口头协议，双方约定将三七叉运到王某指定地点交货。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罗绍堂欠许武生等四人113,640元的法律事实是否存在。2.本案的欠款第一期（应付款时间2015年8月11日）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间。对此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各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罗绍堂欠许武生等四人113,640元的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罗绍堂认可与许武生、李建辉有口头三七叉买卖合同关系，认可《欠条》是其本人签字，但提出其不认识李自宽、朱春权，该欠条上的金额不是真实的欠款金额，该欠条是被许武生等四人威胁、恐吓、限制其自由后写的，但罗绍堂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许武生等四人存在威胁、恐吓、限制其自由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罗绍堂反驳许武生等四人的证据不足，罗绍堂依法对其签字的《欠条》依法承担不利的后果。《欠条》上明确记载罗绍堂三七叉总欠款113640元，欠许武生、李自宽合计49860元，欠李建辉25000元，欠朱春权38600元。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认可，许武生、李建辉具体与罗绍堂电话联系买卖，李自宽、朱春权与许武生是合伙卖三七叉的关系。证人王某出庭证实，四上诉人卖给罗绍堂的三七叉已经交付给王某。综上，罗绍堂欠许武生等四人113640元的法律事实存在。对罗绍堂提出其未欠许武生等四人113640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就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本案的欠款第一期（应付款时间2015年8月11日）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和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案涉欠条写明罗绍堂欠许武生、李自宽、李建辉、朱春权三七叉钱总欠款113,640元，第一次付款30,000元在2015年8月11日必须付款，第二次付款在2016年10月30日必须付清83,600元。该欠条系罗绍堂承诺对四上诉人的同一债务欠款113,640元，分期履行，诉讼时效期间依法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即应以第二次付款时间2016年10月30日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三年到期日为2019年10月29日。综上，四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后一审法院的立案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故本案依法未超过诉讼时效到期日。对罗绍堂提出欠款第一期（应付款时间2015年8月11日）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间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罗绍堂提出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许武生等四人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作为共同原告进行起诉，存在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因该理由与罗绍堂出具的《欠条》上记载四上诉人为其同一债务人内容不一致，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罗绍堂提出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传票邮寄送达存在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按照罗绍堂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记载的地址及联系方式送达第二次开庭传票，送达后罗绍堂的母亲李桂芝已经签收，罗绍堂自己也认可已经收到。一审法院的送达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对罗绍堂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绍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2元，由罗绍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张雯静审判员 廖俊雁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钟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