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6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 法定代表人：赵中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华夏景园路100号。 负责人：何茂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迅，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营业场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宁波路东段377号1幢21-22层。 负责人：杨延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春南，男，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因与被上诉人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裕达公司）、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1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李玲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铁九局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17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裕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裕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上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系伪造的，本案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1.根据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的约定，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为协议中载明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应为合同中重要的主体，但经鉴定，裕达公司提交的协议原件上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是伪造的，应视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并未在协议上盖章，本协议因缺乏协议主体的主观意思表达而未成立；2.协议中载明的合川工业园项目根本不存在，各方当事人不可能就项目形成建立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案涉协议不存在成立的基础。因此，案涉协议无效，一审判决解除协议于法无据，应予改判。（二）裕达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是非善意的，廖洪治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按照一审的认定，裕达公司即使不具有对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义务，但其至少应对项目是否存在进行审查。裕达公司作为从事建筑施工行业的单位，在签订合同时未对项目是否存在、在哪里进行审查，其本身具有过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且廖洪治并非中铁九局工作人员，裕达公司举示的证据仅为其他案件的判决书，在廖洪治并非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也未提供授权委托书的前提下，裕达公司并未举证其在签订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廖洪治有代理权。即使另案中案外人有理由相信廖洪治取得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授权，亦不能代表裕达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廖洪治有权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三）一审认定裕达公司将案涉保证金全部转入了案外人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意达公司），合同无效后应当由众意达公司退还，中铁九局不应当承担退还责任。即使一审认定应由中铁九局退还保证金，判决中铁九局承担年利率6%的利息亦无依据。从双方证据材料中均可以看出其转入行为系因廖洪治意图骗取该笔资金而引起，这一点也得到了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确认。本案中，廖洪治只是利用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实施诈骗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裕达公司只对公章进行形式审查，无实质审查义务错误。二、一审程序错误。1.众意达公司作为“实际收款人”应当当庭说明，且中铁九局和裕达公司均在一审庭审中提出了追加众意达公司为案件当事人，但一审法院未同意追加；2.本案符合以私刻公章行为实施诈骗的刑事犯罪特征，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及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中铁九局的上诉请求。 裕达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中铁九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述称，同意中铁九局的上诉意见。 裕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与裕达公司签署的《工程施工协议书》；2.判令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及中铁九局退还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给裕达公司，并向裕达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6年9月30日起至履约保证金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作为甲方，裕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甲方承建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工程，甲方是该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乙方是甲方的合格分包单位；甲方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确定承包给乙方1.5亿元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以及本项目变更涉及的增减工程的施工任务，工程进场时间以甲方和业主的时间约定为准，工期约26个月；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合同签订后五日内缴纳，随工程进度逐步返还……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在协议甲方处加盖公章，案外人廖洪治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裕达公司在协议乙方处加盖公章，程某签名捺印。 裕达公司出具了一份加盖有“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印章的委托书，载明：“由于业务需要，现委托贵公司将支付我公司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履约保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户名：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账号：20×××38开户行：上海银行成都分行”。 2016年9月30日，裕达公司通过程某的账户向委托书中甲方指定的众意达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000000元。2016年10月8日，众意达公司向裕达公司出具《收据》两份，载明收到裕达公司合川工业园项目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并备注“代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收”。 原审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对上述《工程施工协议书》中所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2018年7月20日，一审法院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就该《工程施工协议书》《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进行同一性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不是同一枚印章。 裕达公司申请了证人程某、张某出庭作证，证人程某陈述其曾为裕达公司员工，程某通过案外人何小武的介绍认识了廖洪治，介绍时称廖洪治为中铁九局员工，在其后的接触过程中，廖洪治也以中铁九局员工自居。在案涉合同签订后，程某以个人名义代裕达公司将履约保证金转至了众意达公司账户，签订合同是程某与廖洪治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在廖洪治位于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的。证人张某陈述其代裕达公司到青羊大道优乐国际六楼严平处领取了收据。 一审另查明，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四川建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杨延昭与廖洪治曾同为公司主要成员，杨延昭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廖洪治为副总经理。 一审还查明，在（2018）川01民终17246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一审查明：“2018年7月23日，玲路酒店向四川千毫律师事务所出具《调取证据的回函》载明，……2015年4月2日，中铁九局所属的中铁九局乐至县天池镇安置房工程项目经理部与我公司签署了《客户消费协议》，该协议约定中铁九局所属的工作人员可在我公司经营的酒店进行住宿、餐饮、会议、娱乐等消费，可由授权人签单挂账；同时，指定其工作人员王钦凯（职务：项目经理，联系电话：138××××3659）为授权签单消费确认人；签署协议后，中铁九局工作人员王钦凯、廖洪治、严平等人多次在我酒店入住（入住均进行了实名登记，该登记记录与公安系统联网），入住消费款项均挂账在中铁九局名下，至今尚欠我公司消费款未予结算。该回函所附附件有：1、四川玲路酒店有限公司（甲方）与中铁九局乐至县天池镇安置房工程项目经理部（乙方）所签订的《宏扬·玲路酒店客户消费协议》，协议中约定的乙方授权签单消费确认人为王钦凯，职务为项目经理，联系电话为138××××3659。2、酒店住宿记录，载明了廖洪治、严平等6人于2015年5月5日至6日同时入住该酒店；王钦凯、廖洪治等7人于2015年7月16日至17日同时入住该酒店；王钦凯、廖洪治、严平等6人于2015年10月13日至14日同时入住该酒店；廖洪治、王钦凯等5人于2016年7月12日至13日同时入住该酒店；廖洪治、王钦凯等3人于2016年9月26日至27日同时入住该酒店；王钦凯、车卉（本案中铁九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6年11月23日至24日同时入住该酒店不同房间”、“2017年12月27日，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川20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3月16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为甲方与陕西省晨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乙方签订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分23次向原告支付工程进度款3504万元，支付的方式部分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直接划转至原告所实际控制本工程银行专户，部分为欣源泰公司、众意达公司、陈近之等代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支付；等等”；二审还查明“2014年4月10日四川日报网、资阳市人民政府网均刊载4月9日时任资阳市领导会见了包括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经理廖洪治等多家企业高层的新闻……”。 2018年2月23日，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川20民终10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案件事实：2016年9月，资阳市移山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乙方，该案原告，以下简称移山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甲方，该案被告）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甲方进行单位工程的具体划分，确定承包给乙方约1.5亿元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合同签订后五日内缴纳300万元，随工程进度逐步返还……该协议甲方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为廖洪治；2016年9月13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向移山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由于业务需要，现委托贵公司将我公司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履约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转入以下账户，户名：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升公司）……另查明，在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之时，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为刘庆伟，廖洪治为建升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3月1日，刘庆伟、廖洪治因涉嫌挪用公款被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决定逮捕；等等。 2018年4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渝01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件事实有：2016年9月20日，原告（成都市华盛鑫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鑫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工程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将其承建的合川区工业园区项目工程，约1亿元的施工任务分包给华盛鑫公司，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缴纳，随工程进程逐步返还……上列协议签订后，华盛鑫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向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转款200万元，又于2016年9月23日向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转款100万元，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向华盛鑫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其交纳的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在该案二审过程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举示了司法鉴定报告，拟证明涉案合同使用的印章是同一时期由廖洪治等人私刻的分公司印章；以及农业发展银行乐至县支行电汇凭证两份，拟证明华盛鑫公司转到分公司的300万元分两笔被转入到众意达公司，众意达公司是廖洪治实际控制的公司；等等。该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内容：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返还华盛鑫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中铁九局公司对上列款项承担补充责任。 中铁九局及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内容是：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经侦大队根据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移交的线索，于2017年11月30日对刘庆伟、廖洪治二人涉嫌骗取贷款案（沈公和经立字【2017】3797号）进行了立案侦查。2018年8月16日，辽宁省公安厅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中铁九局刘庆伟、廖洪治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辽公经办【2018】396号），指定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受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移交的刘庆伟、廖洪治涉嫌其他经济犯罪线索：“刘庆伟、廖洪治采取编造虚假项目和虚假工程的方式，冒用或者伪造印章，以建升公司或者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成都工程公司的名义骗取工程保证金”。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指定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经侦大队接受上述移交的犯罪线索，并立案侦查，现该案正在侦查中。 一审庭审中，裕达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为查明事实，申请追加众意达公司作为第三人以查明付款事实，但未提供众意达公司的有效的联系方式，经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在众意达公司经营地址核实，该地址处无该公司在此办公，本案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未追加众意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如何认定；2.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3.案涉合同是否应当予以解除；4.裕达公司诉请中铁九局和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返还保证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等诉请能否成立。一审法院依次评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裕达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多份裁判文书，即使多份裁判中所涉合同均由廖洪治签订，但具体个案中，合同当事人持有的合同形式不尽相同，各当事人对法律关系认识也不尽一致，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认定。结合多份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廖洪治多次与王钦凯等人以公司员工身份出入中铁九局相关协议酒店，且相关政府网站上亦有廖洪治系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经理的介绍，结合裕达公司员工程某的陈述，可以证明廖洪治对外均以中铁九局员工的身份自居，足以使裕达公司相信廖洪治系中铁九局公司员工；签订合同时廖洪治在案涉合同上加盖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印章，足以让裕达公司相信廖洪治能够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合同。虽然鉴定结论显示该案涉合同及委托书加盖公章并非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在公安局备案印章，但裕达公司在基于相信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身份的情况下，善意相信廖洪治所加盖公章应为真实有效，且裕达公司也仅能对该公章作表面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查。此外，根据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多个涉诉案件表明，廖洪治曾数次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内容大致相同的《工程施工协议书》，且与协议相关的履约保证金或通过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账户转至众意达公司、建升公司，或直接转入众意达公司、建升公司，而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众意达公司为廖洪治实际控制公司。综上，裕达公司作为善意合同相对方，已举证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工程施工协议书》时已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系善意无过失行为。因此，裕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其有权代表该公司签订上述协议，故廖洪治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应构成表见代理，其所签订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 二、关于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的争议焦点。虽然一审法院已经核实了《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但《情况说明》中载明廖洪治涉嫌骗取贷款，至于骗取工程保证金是否与本案的情形对应，尚无充分证据证实，故本案应当作为民事案件继续审理。 三、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述协议中的“合川工业园”项目并不存在，裕达公司签订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达到，故上述协议依法应予解除。对裕达公司要求解除上述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解除时间应当为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之日即2018年5月25日。 四、关于裕达公司诉请中铁九局和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返还保证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能否成立的争议焦点。根据前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施工协议书》系裕达公司和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虽然案涉的履约保证金转入了众意达公司账户，但裕达公司转款的行为系基于签订合同后，廖洪治向其出具的加盖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的委托书，即使众意达公司未到庭陈述相关情况，但结合裕达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收据以及其他类似案件中也有部分当事人基于与本案类似的合同的签订向众意达转款等情形，也能够认定裕达公司按照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意愿通过向众意达公司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案涉协议书解除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应向裕达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并从协议解除之日起至返还保证金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赔偿其资金占用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系中铁九局经登记合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上述民事责任应由中铁九局承担。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裕达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于2018年5月25日解除；二、中铁九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裕达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5月25日起至履约保证金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裕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35元，由中铁九局负担。 二审中，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裕达公司陈述，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廖洪治未向其出示授权资料，但裕达公司知晓廖洪治系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副总。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如何认定；2.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3.案涉合同的效力及是否应当解除；4.裕达公司诉请返还保证金并支付利息是否应得到支持；5.本案是否应追加众意达公司参加诉讼。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从案涉合同的签订情况看，廖洪治虽然未出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授权，但其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名义与裕达公司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加盖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字样的印章，对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裕达公司而言，无法辨别廖洪治使用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的真伪；其次，裕达公司陈述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副总，结合相关政府网站上关于廖洪治系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总经理的介绍等事实，裕达公司对于廖洪治身份的信任具有合理性。综上，基于上述廖洪治的身份及合同中加盖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字样印章的事实，足以让裕达公司相信与其签订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一审认定廖洪治签署上述协议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一审所述，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廖洪治涉嫌骗取贷款，至于骗取工程保证金是否与本案的情形对应尚无充分证据证实。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亦明确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中铁九局要求本案移送公安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铁九局一方面主张案涉合川工业园项目不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案涉工程必须经过招投标，自相矛盾。且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就合川工业园项目并未签订总包合同，从案涉协议书内容看尚不能得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将案涉工程全部转包或肢解后以分包名义转包给裕达公司。故本院对中铁九局主张案涉协议书因未进行招投标及构成转包而属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承前所述，案涉协议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应视为有效。现因裕达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的目的无法实现，一审认定案涉协议应予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案涉协议书解除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应向裕达公司返还收取的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及自协议解除之日起的利息。至于《委托书》中“保证金的退还由该公司原账户退回”的内容，仅是对保证金退回途径的描述，并未约定保证金的退还义务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转移给了众意达公司。且即使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有债务转移的意思，但未得到众意达公司、裕达公司的明确认可，亦不发生债务转移的效力。故，中铁九局以上述内容主张保证金的退还主体为众意达公司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标准，一审认定为年利率6%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如一审所述，虽然案涉的履约保证金转入了众意达公司账户，但裕达公司的该转款的行为系基于廖洪治向其出具的加盖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的委托书。即使众意达公司未到庭陈述相关情况，但结合裕达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收据，也能够认定裕达公司按照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意愿通过向众意达公司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综上，一审未追加众意达公司程序上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