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902民初3947号   原告：王富安，男，汉族，1974年4月26日出生，安康市汉滨区人，住汉滨区县，身份证号码：612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明清，男，汉族，1966年3月18日出生，住安康市高新区，身份证号码：612XXXXXXXXXXXXXXX，系汉滨区县推荐公民代理。   被告：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XX城XX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5828。   法定代表人：张本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倩，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权，安康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告王富安与被告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置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富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明清，被告城投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倩、王义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富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1537元、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加班工资13362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73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公司招聘的安保岗位职工，被告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一直至2019年元月，非因原告自身原因，被告公司也从未提前告知缘由，或者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组织征求意见，突然叫原告与第三人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事先制定好的劳动合同，如拒绝签字按自动离职处理，原告为保住饭碗及4、5年的工龄，只好听从被告公司的摆布，先履行签字手续，其他争议事项待后处理。与名迩公司签字后，原告上班时间、地点、人事管理均未改变，包括工资待遇也无变化，每月休息2天，周末加班6天，法定节假日从未安排休息，正常值班。与名迩公司签订合同时，名迩公司公开给原告承诺工资待遇不变、工龄连续计算，然而合同签订后，即对原告进行苛刻的人事管理，为此原告于2019年9月初即开始寻求法律帮助，并于2019年9月与工友代某某一同到汉滨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后因汉滨区仲裁委以没有管辖权不予受理，约定由代某某先行仲裁，待胜诉后再行向安康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然被告公司私自与代某某达成仲裁和解协议，故意不准代某某泄露案情进展，导致原告一直不知情。时至2020年元月开始发生疫情，原告日夜值班，至2020年3月25日疫情基本结束，名迩公司突然宣布叫原告下岗，强行解除劳动关系，为此原告先后向汉滨区、安康市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后申请仲裁，然而劳动仲裁未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即以超过一年仲裁时效驳回申请。安康市仲裁委的裁决书属于事实不清、认证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裁决书依法认定了原告与被告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也承认在2019年元月未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但以原告2019年1月与第三人安康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为名否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甚至推定与被告劳动关系自动解除，显然是违法的。《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录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因岗位变更与企业发生争议等有关问题的复函》第四条规定：关于合同制工人因双重劳动关系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处理问题，依据《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六条规定精神，双重劳动关系，要么是劳动者故意隐瞒已经建立有劳动关系的事实，要么就是新的用人单位明知已经存在劳动关系，而与原用人单位恶意串通，违背劳动者意愿，假借订立新的劳动合同，规避原单位法定义务，损害劳动者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而是无效的。所以本案先后两个劳动关系，依法应认定后与名迩公司的劳动合同无效。第二，原告与被告公司的劳动关系至今尚未解除。被告公司既没有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又未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法定证明手续，更未履行法定结算工资、给付经济补偿金义务，无从证明与被告公司于什么时间节点解除了劳动关系。第三，裁决超过诉讼时效事实不清、认证错误。原告提供的建设银行工资明细记载，2019年1月25日被告公司为原告发放2018年12月份工资，2019年2月2日被告公司继续为原告结算“补发工资”，由此表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至少在2019年2月2日之前，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尚未结算清楚，对于劳动关系存在期间的劳动纠纷尚在清算过程中，迟延至2020年2月2日一年诉讼时效，正值疫情爆发期间，诉讼时效依然存在。第四，《劳动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需告知劳动者、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或职工意见。被告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让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即完成与被告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原告与名迩公司签订合同前后的上班时间、地点、人事管理均未改变，包括工资待遇也无变化，根本就不知道权利在什么时候被侵害。第五，从原告申请的救济途径上看，本案仲裁时效于2019年9月中断。2019年初，原告意识到被告公司欺骗原告与名迩公司签订合同后，即开始寻求法律帮助，并于2019年9月与工友代某某一同到汉滨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后因汉滨区仲裁委以管辖权争议不予受理被迫停止，但该行为早已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综上，恳请法院依法维护原告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被告城投置业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与案外人安康名迩公司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仲裁委认定被答辩人与答辩人自2019年1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答辩人为国企，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与西安荣鑫公司合资成立了荣投物业服务公司，将其中名下保安和保洁业务发包给名迩公司，故此，不存在规避用人单位法定义务，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观故意。被答辩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在答辩人宣讲了企业改制后将业务发包给名迩公司时，应当清楚自己和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一民事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如被答辩人认为其和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系被他人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答辩人认为，仲裁书认定的被答辩人不可能同时与两家用人单位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以被答辩人与名迩公司2019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的当日，即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符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二、被答辩人各项诉请，均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1.被答辩人诉称，2019年1月1日答辩人叫被答辩人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被答辩人听从答辩人摆布，先履行签字手续，其他争议事项待后处理。从上述陈述可看出，被答辩人从与案外人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即知道了其权利被侵害，故此，本案的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1月1日起算。2.被答辩人诉称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2019年9月中断，无相关证据。从被答辩人陈述来看，被答辩人是自2019年1月就知道其权利被侵害，9个月后与其工友代某某一起到汉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维权，后该委以管辖权异议不予受理被迫中止，被答辩人应提供该委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证明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而中断的法定事由，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即使被答辩人各项诉请均未过诉讼时效，其要求答辩人支付双倍工资、加班费、经济赔偿金，也不符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1.被答辩人入职后即与答辩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故此，被答辩人主张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请不符合事实。2.被答辩人要求支付加班费，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3.2019年1月1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经过协商，被答辩人同意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与名迩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其工作地点、岗位、待遇均不变，也就是说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故此被答辩人诉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赔偿金诉求错误，应为经济补偿金。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请不受法律保护，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1月1日，原告王富安到被告城投置业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双方系全日制用工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由被告城投置业公司支付原告工资。2019年1月被告城投置业公司将各小区的保安人员和保洁人员外包给案外人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并将原告辞退，双方未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2019年1月1日，原告与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由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后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原告于2020年4月向安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安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安劳人仲案字[2020]32-2号裁决书，以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原告收到裁决书后，对该裁决不服，遂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的仲裁申请有无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2.原告的各项请求是否成立，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告的仲裁申请有无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城投置业公司于2019年1月将保安人员和保洁人员外包给案外人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原告也认可被告将其辞退，但双方因未办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导致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有分歧。原告与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原告此后的工资由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自己签订劳动合同这一民事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不可能同时与两家公司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故原告与被告虽未办理过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但应视为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1月1日。其最晚也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前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原告诉称被告在2019年1月25日、2月2日还在为其补发工资，证明在2019年2月2日前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尚未结算清楚，诉讼时效应计算至2020年2月2日，此时疫情正值爆发期间，诉讼时效依然存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除劳动关系时被告未承诺支付原告工资、经济补偿金和福利待遇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对其有上述承诺，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记录及被告提供的安城昌置字（2019）9号文件证实，2019年1月25日发放的是原告2018年12月工资，2019年2月2日发放的补发工资是原告2018年年度绩效考核工资，故原告诉称的2019年2月2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尚未结算清楚，诉讼时效从2019年2月2日起算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辩称原告各项诉请均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原告还诉称本案仲裁时效于2019年9月因其工友代某某申请仲裁而中断。本院认为，原告与其工友代某某均属于独立的自然人，代某某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并不能代表原告也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委托代某某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同时原告亦未提供其向汉滨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汉滨区仲裁委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不予受理的相关证据，故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该诉称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1月1日，该时间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应于2020年1月1日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2020年1月1日之前不属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时效中止或中断，故原告的仲裁申请已过仲裁时效，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此，本案的第二个焦点自不必再赘述。原告要求判令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因上文已确定双方合同于2019年1月1日解除，故本院无需再判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富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决定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杰                          二○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雨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