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国跃，男，195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静园，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冬，男，198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市太子河区振兴路**。法定代表人：桂文靖，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立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韩冰，男，198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上诉人韩国跃、韩冬因与被上诉人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简称“金兴公司”）、原审被告韩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101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国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静园，上诉人韩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被上诉人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立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韩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国跃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主体不适格，其不具有追偿权。首先，行使追偿权的必要前提是原告已经进行了清偿，但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完成了清偿，原审人民法院仅依据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就认定其具有追偿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追偿权是一种基于约定或是法定的请求权。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这就意味着案涉追偿权是基于当事人的事前约定。原告在庭审中称其基于《股份转让协议》3款“本协议生效后，若标的公司存在除已经查明债务外的其他债务及或有负债或万**扬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遗漏或未披露的其他债务，相关债务由国跃投资承担；若标的公司先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丙方及大连景泰对国跃投资的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享有对国跃的追偿权。上诉人认为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提醒人民法院注意的是“若标的公司先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该约定并未明确约定金兴公司清偿后，金兴公司具有追偿权；结合《股权转让协议》全文，其当事人为甲方万**扬公司、乙方国跃公司、丙方（三被告个人）、丁方大连景泰；金兴公司在该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为标的公司。因此，上诉人认为，即使金兴公司清偿，享有追偿权的也是万**扬公司，而非本案被上诉人金兴公司。二、股权转让过程中，原审各被告对案涉债务并未隐瞒也不存在过错。（2018）辽1011民初397号及（2019）辽10民终62号判决均查明，2014年11月20日《确认函》载明：我公司（金兴汽车内饰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下表中所列信息为北京立德世纪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德公司）依照2014年与我公司签订的《佣金协议》规定．．．我公司将按《佣金协议》中的约定，向立德公司支付佣金。下方表格中收购方为万**扬公司，联系人处有胡春荣（万**扬公司董事会秘书）签字。值得注意的是万**扬作为上市公司，胡春荣作为其董事会秘书属于法定的高管，并且其作为万**扬公司授权代表与辽宁金兴原股东洽谈股权转让事宜时，其就代表万**扬公司。因此，胡春荣在《确认函》的签字就表明，其时，万**扬公司已经知悉辽宁金兴与立德公司存在或有债务，原辽宁金兴股东对此并未隐瞒也不存在过错。至于万**扬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是否遗漏案涉债务，完全是其自身行为所致，该会计师事务所是受万**扬公司单方委托，并对万**扬公司负责，基于万**扬公司早已明确知晓案涉债务，因此，即使案涉审计报告中并未包含案涉债务，也是由于万**扬公司自身过错导致，并非原辽宁金兴股东过错引发，原审各被告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即使国跃投资应承担案涉债务，基于上诉人已尽到清算责任，上诉人个人也不应承担案涉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国跃投资全体投资人依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成立了清算组，聘请了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清算报告，并于2017年5月4日-2017年6月18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告。公告期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2017年6月29日国跃投资依法注销。《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明确：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仅当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才予以支持。结合本案，国跃投资公司已经依法履行了清算义务，并通过公告形式告知了潜在的债权人。公告期满，再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国跃投资的依法注销符合法律规定，国跃投资的股东已尽到清算义务。此种情形下，即使国跃投资应承担案涉债务，基于上诉人已尽到清算责任，上诉人个人也不应承担案涉债务。四、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个人应承担责任，也仅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责任。首先，案涉559.44万元是由420万元佣金和139.44万元违约金构成。该佣金的给付义务人是本案原告辽宁金兴，因此139.44万元违约金的产生系原告自身过错产生，即使人民法院认定原告具有追偿权，其也仅应追偿420万佣金。此外，原告在庭审中诉称已实际清偿约148万，基于追偿权行使的必要条件，其最多有权追偿148万，而非诉请的全部。其次，国跃投资经全体投资人依法做出决议解散，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国跃投资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即由上诉人和韩冬共同完成公司注销前的清算工作。若因公司有遗漏或有债务导致国跃投资公司原股东被追责，那么各股东最终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责任，即按其股权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份额。结合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上诉人与韩冬系国跃投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0.71%及89.29%。因此，上诉人认为，即使上诉人个人应承担责任，最终也仅应承担与股份相应即10.71%的按份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由于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公正原则，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韩冬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决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起诉主体适格是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认定被上诉人已经清偿完毕也是错误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股份转让协议是上诉人和案外人浙江万**扬公司签订的，被上诉人只是该协议涉及的标的公司，并不是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主体。上诉人没有任何义务向标的公司披露任何债务和事项。根据第3.3条的约定，该条约束的是上诉人和浙江万**扬公司，依据该条主张权利的也应该是浙江万**扬公司，而不是作为标的公司的被上诉人。2、浙江万**扬公司在被上诉人起诉的时点，已经不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再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主体。被上诉人更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3、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已经承认，本案涉及到的款项并没有全部向北京立德公司交付，事实上并没有完成清偿义务。虽然北京立德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全部清偿义务。所以，在被上诉人没有完全向北京立德公司清偿全部款项之前，就没有达到股权转让协议第3.3条约定的条件，就不能依据该条向上诉人主张追偿权。二、原审认定上诉人和韩国跃、韩冰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和北京立德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纠纷，被上诉人是作为该佣金协议的保证人的身份作为被告和被上诉人参加诉讼。该案件和国跃投资公司和大连景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国跃投资公司和大连景泰公司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在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并从被上诉人处退出之后，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注销。原审法院认定国跃投资和大连景泰明知北京立德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诉讼的情况下注销，违反法律规定，判定上诉人和韩国跃、韩冰作为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并不符合法律对股东对公司注销后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在原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国跃投资和大连景泰是为了逃避债务恶意注销公司，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恶意注销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人、韩国跃和韩冰在国跃投资和大连景泰注销过程中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公司的注销是有效的。不应当对本案的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承担任何股东的连带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韩国跃及韩冰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已经判决上诉人和韩国跃作为国跃投资和大连景泰的股东承担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却又判决上诉人和韩国跃、韩冰对于已经承担的连带责任再承担连带责任，而且，上诉人在北京立德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案件中，已经对被上诉人给付给北京立德公司的义务，即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承担了连带责任，原审法院竟然让上诉人承担三重的连带责任，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3.3条的约定向被上诉人追偿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1、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金额所涉及的佣金协议，并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第3.3条所约定的在签订该股份转让协议时未查明的其他债务。该佣金协议是作为标的公司的被上诉人和北京立德公司所签订的。而且该协议的甲方浙江万**扬公司是经过北京立德公司推荐给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浙江万**扬公司和被上诉人对于该佣金协议不知情是不属实的。2、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金额是因为被上诉人故意不履行被上诉人应尽的合同义务，导致违约，承担应当向北京立德公司支付佣金报酬及违约金。而且，在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已经变更为浙江万**扬公司，北京立德公司向被上诉人主张佣金报酬，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是被上诉人拒绝履行，拒绝履行的决定是被上诉人作出的，也是被上诉人的控股股东浙江万**扬公司作出的。此时，被上诉人的原股东国跃投资公司以及上诉人已经退出了被上诉人，上诉人不应当为被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新的股东作出的违约行为去承担任何责任。3、被上诉人和北京立德公司签订的佣金协议是于2014年9月10日签订。上诉人和浙江万**扬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在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被上诉人和北京立德公司签订完佣金协议之后，北京立德公司才开始向被上诉人推荐收购方，推荐了多家公司，其中包括浙江万**扬公司。北京立德公司和被上诉人的案件中提供的确认函中明确载明浙江万**扬公司的董事胡春荣的签字确认，该确认函是于2014年11月份出具的。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都足以证明了浙江万**扬公司是明确知道该佣金协议的存在的，并承认北京立德公司居间介绍行为。浙江万**扬公司主张对于该佣金协议不知情是不属实的，更何况被上诉人是该协议的一方，是不可能不知情的，也不能主张不知情。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原审法院也不是依据庭审中审理的事实和法律作出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能够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另补充：1、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遗漏重要事实，即被上诉人的股东浙江万**扬公司对于案涉佣金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是否知情、参与的事实，在判决书中未提到，但是该事实在原审中上诉人对该事实进行过陈述和提供证据，证明浙江公司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就知道被上诉人和北京立德公司签订佣金协议的事实，及浙江公司也和被上诉人参与到该项目，也履行了该协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后期项目全程都是由北京公司牵线搭桥参与，所以浙江公司主张不知情是不属实的，该事实会影响原审判决的结果，但是原审却遗漏该事实。2、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陈述没有完全清偿全部的款项，原审法院以北京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为由，被上诉人可以向上诉人追偿，如果合法，上诉人韩冬也是北京立德案子的被执行人，也视为韩冬也已经清偿了全部款项。原审判决与认定事实矛盾，不能以是否申请强制执行认定清偿的事实。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起诉主体适格。1、根据韩国跃、韩冬、韩冰、辽阳国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跃投资”）、大连景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景泰”）与案外人浙江万**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扬”）以及原告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被上诉人为该协议的“标的公司”一方，同时，该协议中对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且协议第17.1条约定：“本协议经丙方签署及甲、乙、丁方、标的公司（即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被上诉人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并由授权代表签字，因此被上诉人属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当事人，协议也约束被上诉人，不仅仅约束上诉人和万**扬，故被上诉人本案法律关系中有权主张权利的主体，是本案诉讼适格的起诉主体。结合《股份转让协议》第3.3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若标的公司存在除已经查明债务外的其他债务及或有负债或万**扬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遗漏或未披露的其他债务，相关债务由国跃投资承担。若标的公司进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丙方及大连景泰对国跃投资的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且标的公司有权就该部分清偿责任款项在国跃投资及韩冰在标的公司每年可获得的分红中扣除。”根据合同文义，每一句合同条款的主语均为“标的公司”，权利主体明确，标的公司有权要求原股东清偿或有债务。而且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是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会因公司债务而遭受减损，因此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赋予标的公司对因原股东原因而产生的或有债务的追偿权利，也是符合保护受让股东利益的原则。2、万**扬对股权转让审计时未包含案涉债务不存在过错，是被上诉人原股东未向万**扬披露上诉人，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万**扬明确知晓辽宁金兴与北京立德签署相关了协议，并需要支付相应居间费用。仅凭胡春荣签署的《确认函》，不能证明当时债务已经发生，且万**扬对辽宁金兴与北京立德间的债务已经明知，也并不能确认在收购时该债务仍然存续。收购时有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双方也约定了审计基准日，万**扬作为收购方明显需要上诉人股东的配合才能对债务有全面、详细了解，而不能将审查或有债务的责任转嫁于收购方。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韩国跃应当承担给付义务，被上诉人有权向韩国跃、韩冬追偿是正确的。国跃投资于2017年6月29日简易注销。因公司注销，法人资格终止，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国跃投资作为债务的承担主体，大连景泰作为债务的担保人在明知有遗漏或有债务情况下（2016年10月28日北京立德已经起诉），被上诉人未依法清算的，其责任应当由国跃投资股东韩国跃、韩冬以及大连景泰股东韩冬承继债务。根据《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工商企注字（2016）253号），为实现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企业可以申请简易注销。申请流程为：（1）应当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简易注销公告》专栏主动向社会公告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公告期为45日。（2）公告期满后，企业方可向企业登记机关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3）需提交的申请材料：只需《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即可，不再提交清算报告、投资人决议、清税证明、清算组备案证明、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等材料。因此根据《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投资人必须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并承诺“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因此，国跃投资、大连景泰在简易注销时，虽然已经履行了公告义务，但因国跃投资、大连景泰注销时实际存在或有债务，清算工作并未全面完成，且其向工商登记部门签署承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因此，本案中国跃投资在清算时明确知晓北京立德已经起诉辽宁金兴，辽宁金兴有可能承担居间费用，而该债务并未向万**扬进行披露，可能需要承担追偿责任，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将债权债务清算完毕，也未了结该事务，并未依法清算，作为债务的承担主体，国跃投资注销后，应由其注销前股东韩国跃、韩冬承担偿还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韩国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正确的。《股份转让协议》第3.3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若标的公司存在除已经查明债务外的其他债务及或有负债或万**扬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遗漏或未披露的其他债务，相关债务由国跃投资承担。若标的公司进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丙方及大连景泰对国跃投资的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且标的公司有权就该部分清偿责任款项在国跃投资及韩冰在标的公司每年可获得的分红中扣除。”因此，韩国跃本人对国跃投资的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区分过错比例，原审法院认定正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起诉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不是判决书中写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也不是追偿权。韩冰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辽宁金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作为辽阳国跃投资有限公司注销前股东）向原告支付559.44万元；2、判令担保人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二（基于担保人大连景泰投资有限公司注销前股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纠纷系原告在被收购过程中，收购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但原股东并未向万**扬披露或有债务审计及股份转让完成后，经法院判决原告需向第三方偿还559.44万元，原告进行了清偿，进而向原股东追偿成讼，具体事实如下：1、2014年9月10日，原告、被告二与北京立德世纪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立德）签订《佣金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委托北京立德寻求收购方，同意向北京立德支付佣金。2、2015年8月28日，原告原股东辽阳国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跃投资）、大连景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景泰）、被告三与收购方浙江万**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月18日更名为浙江万**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万**扬）及被告一、被告二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浙江万**扬收购原股东所持有的原告（标的公司）70%的股权，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生效后，浙江万**扬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了原告提供的财务报表，并于2015年9月15日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6945号）。原股东并未向浙江万**扬披露签署第1项的合同后，浙江万**扬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1.4亿元。3、2016年10月31日，北京立德向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原告支付双方签订的《佣金协议》项下的佣金费用。本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最终经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审理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辽10民终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应当向北京立德给付佣金420万元，违约金193.44万元，合计559.44万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北京立德已申请法院执行。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书，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即浙江万**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收购原辽宁金兴股权的时候，由于原股东原因导致原辽宁金兴存在未查明或未披露的债务”。“2015年10月13日浙江万**扬发布的公告四（三），记载本协议生效后，若标的公司（即原告）存在除已查明债务外的其他债务及或负有债务或万**扬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遗漏或未披露的其他债务，相关债务由国跃投资承担。若标的公司进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丙方（三被告）及大连景泰对国跃投资的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且标的公司有权就该部分清偿责任款项在国跃投资及韩冰在标的公司每年可获得的分红中扣除。”因此，原告与北京立德于2014年9月10日签署的《佣金协议》，并接受了北京立德的居间服务，但在股份转让审计时并未向浙江万**扬披露，该债务应当由国跃投资承担。现原告已经向北京立德支付该笔佣金，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并要求三被告及大连景泰对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另悉，大连景泰于2017年3月3日注销，国跃投资于2017年6月29日注销。因公司注销，法人资格终止，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国跃投资作为债务的承担主体，大连景泰作为债务的担保人，在有遗漏或有债务情况下进行清算，其责任应当由国跃投资股东被告一、被告二及大连景泰股东被告二承继债务。韩国跃一审辩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主体不适格，其不具有追偿权。首先行使追偿权的必要前提是原告进行了清偿，但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完成了清偿，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追偿权是一种基于法定或约定的请求权。本案由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这就意味着案涉追偿权是基于当事人的事前约定，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当事人及原告，被告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关于追偿权的约定。至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的浙江万**扬公告是其单方面的陈述，无论公告内容是否真实，其陈述的效力也仅涉及自身，不能涵盖除他之外的相对人。即使该公告内容真实，享有追偿权的也是浙江万**扬，而非本案原告。二、股权转让过程中，我及其他被告对案涉债务并未隐瞒也不存在过错。（2018）辽1011民初397号和（2019）辽10民终62号判决均查明，2014年11月20日确认函载明：我公司（金兴汽车内饰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下表中所列信息为北京立德依照2014年与我公司所签订的《佣金协议》规定……我公司将按照《佣金协议》中的约定，向北京立德支付佣金。下方表格中收购方为浙江万**扬，联系人处由胡春荣（浙江万**扬董事会秘书）签字，胡春荣签字已表明浙江万**扬已经知悉存在或有债务，原股东对此并未隐瞒，也不存在过错。三、即使国跃投资应当承担案涉债务，基于我已尽到了清算责任，我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国跃投资全体投资人依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成立了清算组，聘请了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清算报告，并于2017年5月4日至2017年6月18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告，公告期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2017年6月29日，国跃投资依法注销，我作为投资人已尽到了清算义务，我个人不应承担案涉债务。四、退一步讲，即使我个人应承担责任，也仅应承担与过错相当的责任。首先，案涉559.44万元是由420万元佣金和139.44万元构成，该佣金的给付义务人是原告，因此139.44万元违约金系原告自身过错产生，即使人民法院认定原告具有追偿权，其也仅有权追偿420万元佣金。其次，国跃投资经全体投资人依法做出决议解散，由我与被告韩冬共同完成注销工作，国跃投资清算时，我占股22.52%，被告韩冬占股77.48%，我仅应当承担22.52%的责任。韩冬一审辩称：1、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原告不能依据被告与案外人浙江万**扬的股权转让合同，主张任何权利。原告主张我与浙江万**扬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实现将原告承担的向案外人北京立德支付佣金的事情向浙江万**扬进行披露。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只是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公司，该合同只能约束我与浙江万**扬，原告并不是合同履行主体，原告不能主张权利。3、原告引用的（2019）辽10民终62号判决书中法院认定的部分语句，并不能作为本案原告主张的依据。该判决书中法院已经明确阐明如果浙江万**扬认为原辽宁金兴的股东存在隐瞒债务的行为的话，可以行使相应权利，而不是原告。4、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向浙江万**扬披露原告与北京立德之间的居间合同的事实是不属实的。根据原告与北京立德之间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得知浙江万**扬是明确知道的。所以，浙江万**扬不知情是不属实的。5、原告不能在本案中向我主张任何权利，我已经在北京立德起诉原告的案件中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了，原告不能在这个案件中要求我承担任何责任了。6、原告主张的请求金额是原告应向北京立德支付的居间佣金与我和浙江万**扬之间的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系。韩冰一审辩称，同被告韩国跃与韩冬的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0日，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韩冬与北京立德签订《佣金协议》，北京立德为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委托北京立德寻求收购方，并支付佣金。2015年8月28日，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原股东辽阳国跃（乙方）、大连景泰（丁方）、三被告（丙方）与收购方浙江万**扬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浙江万**扬收购原股东所持有的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标的公司）70%的股权，同时3.3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若标的公司存在除已查明债务外的其他债务及或有负债或万**扬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遗漏或未披露的其他债务，相关债务由国跃投资承担。若标的公司进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丙方及大连景泰对国跃投资的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且标的公司有权就该部分清偿责任款项在国跃投资及韩冰在标的公司每年可获得的分红中扣除”。浙江万**扬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了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并于2015年9月15日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6945号）。原股东并未向浙江万**扬披露签署第1项的合同，后浙江万**扬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1.4亿元。2016年10月28日，北京立德向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支付双方签订的《佣金协议》项下的佣金费用。本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最终经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审理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辽10民终62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应当向北京立德给付佣金420万元，违约金193.44万元，合计559.44万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北京立德已申请执行。2017年3月3日，大连景泰注销；2017年6月29日，国跃投资注销。确认上述事实的依据有（2018）辽1011民初397号、（2019）辽10民终62民事判决、股权转让协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为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原股东在与浙江万**扬签订的股份转让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一、关于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首先，根据股份转让协议3.3记载了国跃投资、大连景泰及韩国跃、韩冬、韩冰对“相关债务由国跃投资承担，若标的公司先行清偿的，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丙方及大连景泰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故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有权向国跃投资追偿，并要求韩国跃、韩冬、韩冰及大连景泰承担连带责任。其次，（2018）辽1011民初397号、（2019）辽10民终62民事判决现已生效，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即辽宁金兴向北京立德给付佣金及违约金的义务已经确定，故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作为权利人有权向义务人追偿。二、关于韩国跃、韩冬是否应当向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及给付金额的问题。国跃投资及大连景泰的简易程序注销均发生在2017年，而早在2016年10月28日北京立德就已起诉本案辽宁金兴及韩冬要求给付佣金费用，而韩冬亦是国跃投资及大连景泰的股东，即国跃投资及大连景泰在明知存在可能成为本案辽宁金兴追偿对象的情况下完成了简易注销，故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要求韩国跃、韩冬追偿，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是559.44万元，故韩国跃、韩冬应当对559.44万元承担给付责任。三、韩国跃、韩冬、韩冰的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股份转让协议3.3中的“丙方及大连景泰对国跃投资的该清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韩国跃、韩冬、韩冰应当对前述韩国跃、韩冬的债务559.44万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韩冬作为经简易程序注销的大连景泰原股东亦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韩国跃、韩冬向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支付559.44万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韩国跃、韩冬、韩冰对前款负连带给付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961元，由韩国跃、韩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韩冬提交了4份证据，1、2014年11月20日的确认函；2、北京立德出具的关于确认函的说明；3、北京立德公司和浙江万**扬公司往来邮件的公证书；4、北京立德公司员工的交通费报销凭证。上述证据均为了证明案涉佣金浙江万**扬公司知情。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述证据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均有论述，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案涉佣金浙江万**扬公司是否知情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本案由问题，因原告起诉以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主张权利，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韩国跃、韩冬主张被上诉人金兴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一节，虽然金兴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是标的公司，但协议3.3条约定了金兴公司在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可以独立主张权利，故金兴公司的诉讼主体身份问题可以认定，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确认；关于上诉人韩国跃、韩冬主张其不应承担佣金款项一节，佣金协议虽然签订的主体一方为金兴公司，且有生效判决判令金兴公司承担佣金责任，但正如股权转让协议所述，金兴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其为标的公司，虽转让前与转让后公司名称未变，但股权情况发生了实质变化，故针对金兴公司这一名称主张的权利，应根据所主张权利的性质在股权转让前与转让后的承担主体有所区分，案涉的佣金款项根据合同的约定应由转让方支付，综上，上诉人应承担佣金款项；关于上诉人韩国跃、韩冬应承担的份额问题，因在各协议中均约定其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合同约定认定各自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金兴公司仅支付部分佣金其无权主张全部佣金及违约金问题，因该佣金的最终承担方为转让方，生效判决依合同的相对性判令金兴公司承担佣金并已进入执行阶段，金兴公司主张全部佣金应得到支持，同时，上述生效判决的执行过程中，上诉人及相关人员如有承担佣金责任情形，其可向金兴公司主张相应的抗辩；关于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浙江万**扬公司对案涉佣金知情其不存在过错问题，因协议约定的追偿范围包括遗漏债务，故受让方的知情与否与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并无关联；关于上诉人主张其身份对应的公司已经清算，其不应承担股东责任问题，因该清算为简易清算，作为股东应承担清算未完结事务的相应责任。综上所述，韩国跃、韩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22元，由上诉人韩国跃负担50,961元，由上诉人韩冬负担50,9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墅审判员 郁 岚审判员 张丽丽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王首智书记员白如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