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66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杏利，女，196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明明，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阳，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史淑芳，女，194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帅武，河南品缔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源，河南品缔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郭建德，男，1964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再审申请人赵杏利因与被申请人史淑芳、一审被告郭建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豫03民终6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赵杏利申请再审称：本案是郭建德与史淑芳之间的经济纠纷，2017年4月21日，史淑芳以婚姻存续为由把赵杏利诉至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了（2017）豫0302民初461号民事判决。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判决赵杏利和郭建德共同偿还史淑芳借款559.5万元，赵杏利不服提起上诉，案件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应由史淑芳对涉案债务提供用于赵杏利与郭建德夫妻共同生活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在史淑芳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了（2017）豫03民终6388号民事判决，判决赵杏利对郭建德借款中的287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赵杏利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赵杏利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再审情形，具体理由如下：依据赵杏利的再次申请，涉案的建设银行62×××76储蓄卡的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正大国际广场支行在修正银行系统错误后，向赵杏利提供的《签约查询回单》显示该涉案的账号至今手机银行状态未激活未使用、账户的电话银行未开通，该账号接收金融交易提醒短信的手机号码为139××××****，而该手机号码为郭建德的手机号码。可以证实，整个借款过程中，该卡一直处于郭建德的实际控制中，赵杏利对于该账户内的资金变动并不知情。二、赵杏利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借款实为郭建德所负的个人赌博高利贷债务，且金额高达600万元，原审法院并未对借贷原因、款项来源查明并认定，即判决赵杏利作为夫妻一方应承担其中287万债务的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法理相背。郭建德在庭审中当庭表示向史淑芳借款用途除了赌博就是还利息。本案的600万元借款为2012年-2016年连续、多次、逐笔累加形成，并非一次形成；而史淑芳与郭建德为同一学校工作、同住一个家属院的同事和邻居，若说史淑芳对几十笔高达600万元的借款用途不知情，完全不合常理。故，史淑芳对郭建德借款用途是明知的，且其可以从中获得非法利益。2.原审法院认定赵杏利承担287万元还款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定赵杏利承担287万元的还款责任的依据是赵杏利的银行账户接受了史淑芳转款357.5万元。故，至少在该357.5万的范围内，赵杏利知情并与郭建德成立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该结论忽视了关键的前提，即赵杏利借款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只有具备了借款动机，才能体现真实、自由的借款意思表示。本案中，赵杏利具有正当职业（学校教师），原审赵杏利提交的收入证明可以证实其个人2010年-2016年的扣除医保、公积金收入为29.85万元，完全满足其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无向外借款的基础动机。而赵杏利提交的洛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可以证实其家庭成员名下均无房屋，也无购房记录，即：其家庭不存在大额的消费支出。因此，可以认定，本案中赵杏利不具有对外大额借款的动机。其二，默认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推定其意思表示成立。本案中，在存疑的情况下，对赵杏利借款意思的错误推定，背离了其真实的意思。3.对于史淑芳借款的357.5万元中2014年12月5日的20万元借款是否属银行转账，原审法院并未查明，让赵杏利承担该2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对于该笔20万元的借款，史淑芳一审中自认是因案外人梅志端与郭建德有借贷关系，梅志端出借给郭建德50万元是通过史淑芳2014年12月5日向赵杏利的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该50万元郭建德已还给梅志端（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而史淑芳在二审中却说该笔20万元是2015年2月3日以现金形式借给郭建德20万（详见其二审代理词第5页），即此20万元是否为银行转账原审法院并未查明。其次，依原审法院逻辑，如该笔20万借款并非通过赵杏利的银行账户接受，则赵杏利不应就该20万承担还款责任。再次，依据史淑芳自认，既然该笔20万元已经偿还，赵杏利更无须就2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4.原审法院关于“郭建德与赵杏利系夫妻关系，郭建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使用赵杏利银行卡、身份证、银行密码进行交易，赵杏利称其对于郭建德使用其银行卡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尤其是赵杏利的银行卡并非仅限于郭建德使用，其本人也在使用”的认定属主观推定，并无证据证实，也不符本案实际客观事实。（1）原审法院查明的赵杏利接受史淑芳357.5万元中部分款项的卡号为62×××76的建设银行储蓄卡，实为赵杏利的基金账户所绑定储蓄卡，该卡建行基金账户是24×××01，其对应的基金卡号为43×××09。因此，该储蓄卡并不属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人民币结算账户。（2）赵杏利的该基金账户2013年已销户，该储蓄卡赵杏利自此再无使用过，该卡密码在郭建德进行资金交易前已被郭建德在ATM机上修改（详见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事故查询清单）。赵杏利通过查看银行交易流水账明细，发现几年中，郭建德和史淑芳资金交易仅偷用赵杏利身份证三次，故赵杏利对该卡被作为夫妻另一方的郭建德所利用不知情，与常理并无不妥。（3）在郭建德与案外人梅志端的资金交易，出于夫妻关系的信任，赵杏利在郭建德的诱骗下仅在2016年2月2日到银行签字一次，且不明真相，原审法院仅凭赵杏利的一次签字，就认定赵杏利银行卡本人也在使用，缺乏客观性（详见赵杏利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向梅志端转款经过的陈述”，该“陈述”仍滞留于洛阳中院民三庭，不知何故没有放入档案卷宗）。三、赵杏利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应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1月18日施行，其时本案正在原审法院审理中，依据新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本案应优先适用该《解释》。其次，依据该《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应由史淑芳对该529.5863万元借款用于赵杏利与郭建德夫妻共同生活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审2017年11月29日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史淑芳2017年12月5日提供涉案借条所对应的转款凭证及款项的来源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史淑芳未能按期提供证据。2018年3月13日，原审法院法官通知史淑芳本人对提交的涉案借条所对应的转款凭证及款项的来源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到庭质证，其也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无证据证明郭建德所借600万元债务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或用于夫妻日常生产、生活，也无证据证实赵杏利对转入其卡上的357.5万元借款知情并成立共同借款意思。故，该债务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赵杏利不应对该借款债务承担还款责任。2.原审法院适用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所指的结算账户仅限用于对公账户，并非本案中赵杏利的个人银行储蓄卡。其次，严格意义上，赵杏利并无出借银行账户的主观意图，其卡号62×××76的储蓄卡所对应的基金账户已销户，也不存在出借的可能。3.原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该解释所指的银行账户是出借单位的账户，同样是指对公账户，并非个人银行卡。4.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违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错误。理由是其一，认定本案赵杏利出借银行账户的依据不足；其二，该《批复》所指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未明确承担的责任类型，本案却按共同还款责任处理。四、赵杏利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第九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修改庭审记录，使本案关键证据缺失。原审中，郭建德曾当庭陈述：“本案借款中2016年7月金额为96万元的借条，原告史淑芳没转一分钱，是四个月的利息形成的借条，月息4分”，而庭审笔录中并无此内容的记载。原审庭审笔录并未经赵杏利签字确认，而后出现在该笔录中的赵杏利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2.原审法院认定史淑芳借款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当庭质证，剥夺了当事人辩论的诉讼权利。2017年11月29日原审中，对史淑芳提供涉案借条所涉转款凭证及款项的来源证据，赵杏利多次要求查看并质证，均未获允。直至该案结案，在复印该卷宗材料时才看到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剥夺了当事人辩论的诉讼权利。3.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原审中，赵杏利提供了郭建德的大量赌博的证据及相关线索，二审法院未进行质证，却要求赵杏利去公安系统开具相关人员都是赌棍的证明（询问录音需要时可提供）。原审中，主审法官要求赵杏利对郭建德借款不知情承担举证责任，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4.原审案件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由于史淑芳的上访，使原本简单的案件复杂，原审立案时间是2017年10月23日，而判决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已超出法定的三个月的审理期限。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有失公正，应当予以纠正。因此，赵杏利请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审查并重审本案，纠正错误，维护赵杏利的合法权益。史淑芳提交意见称：一、赵杏利提出的《签约查询回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且该回单也不能证明银行卡（尾号2876）被郭建德实际控制，赵杏利不知情的再审事由，根本达不到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再审情形。首先，该签约查询回单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再审期间提交程序不合法；其次，原审已经查明赵杏利涉案的银行卡（尾号4162、尾号2876、尾号5450）三张，共收到史淑芳银行转款357.5万元，偿还史淑芳借款67.45万元，并且尾号2876的银行卡也向案外人梅志端偿还过借款，如此巨大的资金流动情况赵杏利不可能不知情，并且根据银行规定大额转账时还需要银行卡户主身份证并输入密码，因此赵杏利对本案债务是明知且积极参与的，是其与郭建德基于夫妻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具有相应证据能够证明，赵杏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的情形。1.本案所涉债务与郭建德因赌博所欠高利贷无关，且郭建德对外是否赌博，是否拖欠高利贷，史淑芳根本不知情，洛阳市公安局特殊警务大队出具的关于郭建德赌博被罚款的证明，不能证明赵杏利的再审事由。本案的借贷发生是郭建德称其在外面开办企业，因修建水库等缺乏资金，向史淑芳借款，并可以支付月息1分的利息，加之其前期付息比较按时，史淑芳便陆陆续续向其借款。如果史淑芳知道郭建德借款的目的系赌博还债，试问哪一个正常人会拿自己的一辈子积蓄和亲朋好友的血汗钱借给他钱？如果借才是不符合常理。至于赵杏利提到的非法利益，更是无中生有，所谓的利益就是郭建德支付的合法利息。2.原审认定赵杏利承担287万元的还款责任，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赵杏利名下银行卡接受和转出大量涉案资金，前面已经陈述，不再赘述。其次，在本案借贷过程中，因为两家离得近，史淑芳多次到郭建德、赵杏利家中，双方对账、结算等赵杏利均在场，知情并且参与；后期因为催要借款，史淑芳找到六中校领导协调，并和六中校领导找到赵杏利，赵杏利并且表示暂时因小额贷款中心的债务无力全部偿还，可以先还70万元。再次，赵杏利与郭建德均为教师，收入稳定，但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查询不到二人的任何存款，其二人住房公积金仅剩不到7万元，还被其他法院查封，在这里提请法庭注意，按照赵杏利所称其一年收入29.85万元，她的钱去哪了？她的公积金提取到哪里了？她与郭建德是否买房子还是装修了？为什么没有登记在她或者郭建德的名下？可以推断，那就是赵杏利和郭建德早就商量过为了规避将来的执行，将其二人名下资产通过各种方式隐匿、转移了，由此可以充分说明赵杏利、郭建德对外负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另外，请法庭查看史淑芳一审提交的证据21，在郭建德大量举债的情况下，2016年10月11日，郭建德和赵杏利办理离婚手续，其自愿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完全就是为了规避执行、逃避返还的合谋行为。3.2014年12月5日的20万元系史淑芳向郭建德出借的款项，赵杏利理应承担，且该20万元与郭建德和案外人梅志端之间的50万元借款无关，以上均有证据能够证明。首先，该50万元的归还时间是在2016年2月2日，郭建德于2016年7月1日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载明“原有借款600万元”，是其本人对双方之前借款往来情况的汇总确认，因而该50万元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从史淑芳在一审提交的证据10（史淑芳名下建设银行银行交易明细：序号48、49、56、57、58）中可以明显看出：2014年9月30日，史淑霞（××）向史淑芳转账30万元，史淑芳于10月1日即将30万元转账给郭建德指定账户郭小琳（系郭建德儿子），2015年1月22日、1月23日、1月30日，梅志端分别将现金7万元、10万元、2万元存入史淑芳账户，史淑芳于2015年2月3日即将该19万元从银行取出，加上1万元现金，向郭建德支付了20万元。4.原审法院根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赵杏利对本案知情属客观推定，有理有据。（1）既然赵杏利称其尾号2876的建行卡系基金账户绑定的储蓄卡，那就说明该卡确系赵杏利在使用，并且该卡是否与基金账户绑定，并不影响其资金流转的功能，属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2）基金账户销户与本案无关，不影响尾号2876的建行卡的资金流转功能。密码是否修改属于郭建德与赵杏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自愿发生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至于身份证是否偷用，既无证据证明，也不合常理。（3）郭建德与案外人梅志端之间的借贷50万元一事，赵杏利明知且参与。因梅志端买房急需用钱，2016年2月2日史淑芳陪同郭建德、赵杏利二人，在三个地方通过银行转账还款，赵杏利全程参与，怎能说不知情？关于其所谓的个人陈述，既不属于证据，也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赵杏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已经终审的案件，甄别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该标准的制定就是为了维护法院判决的唯一性、统一性、确定性，防止个别当事人滥用法律赋予的再审申请权利，结合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公平合理。前文已经陈述赵杏利与郭建德基于夫妻关系对外负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的理由，不再赘述。本案债务属于该司法解释规定中夫妻共同债务，赵杏利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首先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存款人在中国境内的银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存款人，是指……和自然人。”其次，对应的基金账户销户不影响被绑定银行卡的使用功能，更不能据此说明赵杏利没有出借的主观意图。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所指银行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卡。4、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正确，本案赵杏利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就是该批复中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一种。四、原审程序合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1.一审、二审期间，赵杏利本人或者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充分行使了诉讼权利，进行了质证和辩论，其所称的原审法院修改笔录、笔录未签名或者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剥夺辩论权利，完全是在捏造事实，子虚乌有。2.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合法合理。原审期间，其已经提交有关郭建德赌博的证明，史淑芳也进行了质证，程序正当，不存在责任分配不当的问题。3.原审审理期限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平合理，赵杏利提出的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史淑芳今年已77岁，本案所涉借款除了部分是自己的终身积蓄外，其他均为亲戚朋友的借款，自2017年4月19日至今已经三年有余，郭建德、赵杏利分文未还，生活极度困难，请求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为，赵杏利是否应当对案涉部分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及2014年12月5日的20万元借款应否予以认定。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郭建德与史淑芳之间经济往来过程中，有多笔借款转到了赵杏利的银行账户，同时通过赵杏利银行账户偿还了部分借款；赵杏利主张其对于案涉银行卡的使用不知情，其应对银行卡从开卡到使用过程中完全失去其本人的控制提供相应的证据。郭建德通过赵杏利的银行卡进行过大额还款，按照银行的规定转账时还需要出示赵杏利的身份证并输入银行卡的密码。此外，郭建德提交的还款明细中显示，赵杏利尾号2876的银行卡还向案外人梅志端偿还过借款。郭建德与赵杏利系夫妻关系，郭建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使用赵杏利银行卡、身份证、银行密码进行交易，赵杏利称其对于郭建德使用其银行卡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尤其是赵杏利的银行卡并非仅限于郭建德使用，其本人也在使用，因此赵杏利关于经其银行账户借入的357.5万元不知情的主张，本院二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另外，《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本案中，赵杏利放任郭建德长期使用其本人的银行账户进行交易，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个人银行账户的管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违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二审认定赵杏利应当对通过其银行账户转入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郭建德举债是否用于赌博的问题，二审中赵杏利提交了郭建德因参与赌博于2011年5月11日被治安处罚的证明，以此证明郭建德举债是为了赌博所需。本案借款发生于2012年3月之后，与郭建德2011年从事违法活动并无直接关联。此外，赵杏利也无证据证明，史淑芳明知郭建德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仍然为其提供借款，因此赵杏利关于郭建德举债是用于赌博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2014年12月5日的20万元借款问题，一审判决作出后，赵杏利虽提起了上诉，但并未主张该20万元借款认定错误，系对其相关诉讼权利的处分。综上，赵杏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赵杏利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