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8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青岛汽车产业新城华泉路西段路南。 法定代表人：谭安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俊明，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枣杭村村北。 法定代表人：于英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坤，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8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泰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保全费等法律费用及鉴定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了《证明》的真实性。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加盖上诉人公司印章的《证明》，意图证明2016年11月5日，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各一宗，费用共计750000元整。在质证过程中，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上诉人从未出具过类似文件。虽然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认定该《证明》上的公章印模系上诉人的公司印章盖印形成，但是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该鉴定意见就认定《证明》的真实性，而未综合考虑本案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首先，在上诉人的质证过程中，被上诉人根本无法说明该《证明》的来源，其陈述内容反而是前后矛盾，有违常理。就涉案《证明》的形成过程，被上诉人一开始陈述是谭安德交给于某，于某交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于英杰的，后又主张是谭安德交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于英杰的，前后矛盾。且《证明》上显示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3月13日，当时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为于光杰。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于英杰2018年3月26日才变更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且2017年1月1日至3月27日，于英杰是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主张谭安德将《证明》交给于英杰的陈述显然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又以于英杰自2014年一直是被上诉人的控股股东作为借口，主张于英杰有权代表被上诉人，但是于英杰的股东身份系于光杰为了逃避执行名义上的转让；而且无论如何，以股东的身份进行交易显然不合常理。被上诉人不断变换陈述更加说明涉案《证明》根本上是虚假的。而于某出庭作证陈述该《证明》系谭安德起草的，谭安德盖章以后交给于某，于某当场签字。事实上，谭安德系上诉人董事长，于某仅是总经理，谭安德为何会亲自起草这样的文件？如果该《证明》是谭安德起草的，为何该《证明》落款处没有上诉人公司名称？如果该《证明》是谭安德起草的，正常情况下应该使用“我司”，为何称“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最不合常理的是谭安德既然制作了《证明》，作为董事长不签字，却是于某“当场签字”。其次，《证明》上显示的出具日期为2017年3月13日，其中描述“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5日购买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工具、物资、器具、车件物品各一宗（具体详见青岛泰利仓库明细账）”。如果假定该《证明》的内容属实，那么在2016年11月5日，或者至少在2017年3月13日之前就应当存在一份双方共同确认的“青岛泰利仓库明细账”。但是被上诉人却明确确认该《证明》中的“青岛泰利仓库明细账”指的就是日期为2017年4月5日的《青岛泰利仓管交接明细》。因此，“青岛泰利仓库明细账”的形成时间晚于《证明》的形成时间，被上诉人在制作该份《证明》时，《证明》中所提到的“青岛泰利仓库明细账”并不存在。很明显，这就是被上诉人伪造该《证明》的一个漏洞。再次，该《证明》也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不符。涉案《证明》本身是一份法律性质不明的文件，既不是买卖合同，也不是欠条或收据。2015年12月8日，上诉人曾购买被上诉人的一些冲压设备，该笔交易是经过资产评估后才签署正式的《资产购买协议书》。该《资产购买协议书》是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这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而反观本案，针对一笔高达75万元的巨额交易，仅有一份来历不明的《证明》，并无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这根本不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最后，被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4月5日的《青岛泰利仓管交接明细》仅为复印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法院在现场勘验时，文件上显示的签字人“孙爱春”对签字的真实性并不认可。假设被上诉人的主张是真实的，关于75万元标的交接文件应该是买卖双方各执一份，被上诉人不会没有正本文件。而且，2017年3月20日，于某已经从上诉人公司辞去总经理职务，其于2017年4月5日在所谓的《青岛泰利仓管交接明细》复印件上签字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总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来源不明，仅仅是一份孤证，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涉案《证明》的种种疑点，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未能完成该私文书证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判决仅仅依据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认定涉案《证明》的真实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原判决未对各个证据做出认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缺乏释法说理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制作裁判文书应当遵循《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等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中要求，当事人举证质证一般情况后直接写明人民法院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情况。上诉人质证是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接明细表、青岛华通晟物流有限公司证明、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在未对以上证据做出任何认定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明显缺乏依据。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是围绕《证明》提供的，意图间接支持《证明》的真实性。但是，如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来源不明，仅仅是一份孤证，且存在种种疑点，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接明细表仅为复印件，法院在现场勘验时，文件上显示的签字人“孙爱春”对签字的真实性并不认可。2017年3月20日，于某已经从上诉人公司辞去总经理职务，其于2017年4月5日在《青岛泰利仓管交接明细》复印件上签字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青岛华通晟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仅有青岛华通晟物流有限公司的印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因此，青岛华通晟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至于周某的证言，其真实性根本不可信，周某并不能说明货物名称、货物数量，其关于被上诉人至上诉人公司之间的路程的描述根本就是错误的。关于于某的证言，被上诉人的控股股东原为“于光杰”，于光杰为了逃避执行将股权名义上转让给了“于英杰”，其中于光杰与于某系父子关系，于英杰与于某也是五服内亲属关系。显然，于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且，于某的证言与于英杰的陈述明显矛盾，显然相互串通，提供虚假证据，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是围绕一份虚假的《证明》来刻意伪造的证据，尽管伪造的证据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但是每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认定。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竟然认定被上诉人的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令人信服。三、一审法院错误的混淆了《证明》中印章的真实性与《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518号判决书作为参考，该案中，最高院认为：《协议书》上加盖的宁基公司公章虽为真实，但宁基公司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印章的加盖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协商过程与加盖印章的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仅以加盖印章行为即认定协议的真实性。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协议书》存在多处有违常理且与交易习惯不符的情形，石化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充分证明。因此对石化公司存在合资合作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如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不合常理的孤证的法律效力并不予以认可。本案中，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中的印文是上诉人的印章加盖形成的，但其中存在诸多有违常理且与交易习惯不符的情形，被上诉人也未能就《证明》的内容以及出具过程给出合理的解释，更没有货物交付的相关证明。根据以上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的裁判精神，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从另一方面讲，上诉人笃定的坚持对涉案《证明》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客观的反映了上诉人从未出具过该《证明》。不能仅仅因为《证明》上的印章是真实的，就认定上诉人做出了涉案《证明》出具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合本案证据，被上诉人仅凭借一份《证明》并不能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相反，考虑《证明》的种种疑点以及前后矛盾之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真伪不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四、原审法院违法勘验，且错误的将勘验记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组织双方到上诉人车间进行了勘察，经被上诉人现场指认涉案物品有打码器一台、液压过滤器一台、油泵一台、电子吊秤一台、油压车一辆、叉车一辆、电焊机一台、砂轮机一台、铁箱子、铁笼一宗、零部件一宗、工具车、工具柜、更衣柜、剪板架等，但是该现场勘验并未得到上诉人的确认，仅仅是被上诉人的单方指认。一方面这些物品是否存在未得到上诉人的确认，另一方面这些物品的归属、来源，法院并未调查，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指认就认定以上物品系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显然属于枉法裁判。上诉人已经明确告知法院，在于某担任上诉人总经理期间，因被上诉人不再经营，一些破旧物品无处存放，于某滥用职权将被上诉人一些物品放在上诉人车间，上诉人保留向被上诉人索要场地占用费的权利。而且，上诉人期间还处理过一些废旧油桶并将处理所得交付给于某。一审法院不能因为上诉人车间有一些被上诉人的废旧油桶、废旧铁笼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五、被上诉人2017年、2018年的应收账款均为零，与其主张的75万元债权明显矛盾，一审法院未予考虑，应予纠正。1.（2018）鲁02民终10349号案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即墨市税务局调取了被上诉人2016年-2018年财务报表，其中2017年、2018年资产负债表均显示，被上诉人在2017年底与2018年底的应收账款金额为0。另外，被上诉人的财务祁国理在该案出庭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2017年的账目已经全清（青岛泰利的欠设备款及金盛集团所欠货款均已结清）。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其在2017年对上诉人拥有75万元的债权，即应收账款，这与被上诉人提交给即墨市税务局的资产负债表明显矛盾。但是，一审法院并未结合被上诉人的资产负债表来考虑涉案《证明》的真实性，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于2017年底并不存在任何对外应收账款，这也使被上诉人提交的疑点重重的《证明》的证明效力进一步降低。该《证明》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六、被上诉人在（2018）鲁0282民初3691号案提交虚假证据，最终未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采信，该案与本案极具相似性。（2018）鲁0282民初3691号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加盖烟台泰利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企图证明烟台泰利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拖欠其加工费。而事实上，该《收款收据》系烟台泰利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丢失的空白收据，尽管《收款收据》上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是真实的，但是其中的内容是被上诉人伪造的。最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与人们日常所见收款收据的记载形式和用途明显不同，再结合被上诉人2017年对外并无应收账款，进而未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本案与（2018）鲁0282民初3691号案非常相似，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法律性质不明，与常见的签署合同或者确认欠款的文件明显不同，而且该《证明》存在众多可疑的地方，被上诉人的解释自相矛盾。结合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给税务部门的会计报表中2017年对外并无应收账款，该《证明》应依法不具有证明力。即使该《证明》上的上诉人的印章系真实的，该《证明》也应不予采信。3.再者，涉案《证明》具有于某的签名，于某在涉案期间并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上诉人签署涉案《证明》。考虑到于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即使于某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利用职权，越权代表上诉人出具涉案《证明》，那也是于某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益的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该《证明》应属无效。 君威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后，补充意见为：一、2015年12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签订一份《资产购买协议书》，由上诉人出资8985000元购买被上诉人所有的冲压等设备，彼次购买的设备均为大宗设备，因上诉人未能按时支付被上诉人该设备款，被上诉人已在2017年通过诉讼方式（案号：2017鲁02**民初11071号）向上诉人追回前述所欠设备款。然而，本案诉争的物资器具费75万元系基于前述冲压等大宗设备配套使用的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不在之前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书设备清单中，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中载明“具体详见青岛泰利公司仓库明细账，以上资产不在2015年12月8日与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书及附件购买设备清单范围内”。本案诉争的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的价格是在双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书》后（时间为2016年左右）另行协商一致确认的，因单一物品价款不是很高，且多为小型器具，并参考被上诉人从案外人处起初购买价格，故而双方协商确认打包总价为75万元。后由青岛华通晟物流有限公司周某负责运输至上诉人车间，由上诉人时任总经理于某在现场负责查验接收。因当时上诉人并未配置仓库保管员，暂由被上诉人人员于正涛代为保管，待2017年3、4月份左右，上诉人配备仓库保管员孙爱春之后，双方办理了交接。上诉人工作人员孙爱春系仓库保管员的工作职位已在（2018）鲁02民终10349号案件中予以确认，并公示在上诉人公司简介中。虽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证明一份，确认价款为75万元，并注明付款时间。二、上诉人依法应支付被上诉人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费7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第一，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中明确载明“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共计价款750000元整（柒拾伍万元整），于2017年5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上诉人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向原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但经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鉴定，认定上诉人公司印章系真实的，故此依法应认定《证明》的法律效力。此外，被上诉人已在原审中提交证据证明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已交接给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到上诉人车间现场勘察时，上诉人购买的涉案器具设备正由上诉人日常加工生产使用中，并由原审法院法官在现场拍摄照片。与上诉人所称的系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场地堆放废弃物品的说辞明显相悖，上诉人的抗辩无事实依据。而且，现场勘察笔录就是由上诉人人员孙爱春签字确认，其并未对现场勘察提出任何异议。故此，上诉人应按《证明》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费75万元。第二，因《证明》中同时约定付款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因此，被上诉人有权主张自2017年6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因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2019】25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根据该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7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上诉人依法应支付被上诉人工具、物资、器具及车间物品费7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君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泰利公司立即偿还君威公司设备物资款等75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依法判令泰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为诉讼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3日泰利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证明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5日购买原告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各一宗，（具体详见青岛泰利公司仓库明细账，以上资产不在2015年12月8日与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书及附件购买设备清单范围内），以上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共计价款750000元整（柒拾伍万元整），于2017年5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特此证明2017年3月13日”，落款处泰利公司加盖印章并有于某签字。泰利公司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对证明落款处“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是否系盖印形成，若是盖印形成，该印章印文与本院提供的样本（公安局备案印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上是否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进行鉴定。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青正司鉴[2020]文痕鉴字第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证明》落款处“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印文是使用红色油墨直接盖印形成。该检材印文与提供的样本上同名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泰利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11900元。为查明涉案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等交付情况，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组织双方到泰利公司车间进行勘察，经君威公司现场指认涉案物品有打码器一台、液压过滤器一台、油泵一台、电子吊秤一台、油压车一辆、叉车一辆、电焊机一台、砂轮机一台、铁箱子、铁笼一宗、零部件一宗、工具车、工具柜、更衣柜、剪板架等，现场有的器具还印有“君威”字样，勘察笔录由徐坤、于英杰、于光杰、孙爱春签字，并在勘察现场拍摄照片一宗入卷。根据泰利公司简介及其他相关证据，结合孙爱春在2020年4月24日勘察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孙爱春系泰利公司仓库管理人员。另查明，自2014年8月14日起于英杰任君威公司股东，占60%股份。 一审法院认为，泰利公司向君威公司出具证明一份，确认涉案物品总价款为75万元，并承诺于2017年5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款项。泰利公司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经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证明中泰利公司公章与检材为同一印章，对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君威公司提供的证明、交接明细表、（2018）鲁02民终10349号案件调查笔录、青岛华通晟物流有限公司证明、证人证言等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明力明显大于泰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泰利公司购买了君威公司的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等，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结合君威公司在勘察现场指认的物品基本与其提交的交接明细相一致，而泰利公司又无法对上述物品的来源做出合理解释，并结合证人周某、于某的证人证言，故应当确认君威公司已将涉案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交付给了泰利公司。青岛泰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向君威公司支付了该75万元款项，故其应承担支付君威公司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款项的义务。据此，对泰利公司辩称驳回君威公司的诉讼请求之主张，不予支持。君威公司主张以75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款75万元；二、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鉴定费11900元，由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元、诉讼保全费4770元（君威公司均已预交），由泰利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围绕讼争焦点，上诉人申请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安德出庭作证，并申请对涉案《证明》的打印文字和印章印文形成的时间及形成先后顺序进行鉴定。被上诉人提交十份发票。 谭安德出庭称，其是烟台泰利公司的董事，也是青岛泰利公司的董事长，负责公司重大决策及公司收购、重组等相关事宜。涉案2017年3月13日的《证明》是虚假的，其从未写过该《证明》，也不可能出具一份《证明》来购买涉案争议的货物，也没有给过任何人，也不符合其工作流程。其不认识于英杰，也没有与其协商。于某于2017年3月辞职，后就没有再上班，未在泰利公司担任顾问工作。孙爱春是2017年开始来泰利工作，是泰利公司的后勤、仓库保管。 上诉人质证称，该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的董事长谭安德从未起草过所谓的《证明》，也根本未见过这样的《证明》，被上诉人主张谭安德起草证明并交付给于英杰或于某完全是虚构事实。谭安德并不认识于英杰，只是于某及于某儿子于光杰为了逃避执行而将股权转让给了于英杰。于英杰只是名义上的代持，无任何决策权，谭安德不可能与其进行任何交易，而且就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发生时间2017年3月，于英杰并非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相反，其是上诉人的员工。因此，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完全是虚假的，涉案《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作为证人出庭的身份。证人的诸多陈述与事实不符。例如证人陈述于某在3月提出辞职，于当日召开董事会并同意了其辞职申请，但在工商登记中上诉人召开董事会的时间为11月。上诉人的代理人称于英杰系上诉人的员工，然而证人又称其与于英杰并不认识，明显相互矛盾。可见，证人证言系虚假陈述。此外，上诉人代理人关于逃避执行的陈述，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提交发票十张，拟证明涉案设备被上诉人曾经花高额的资金从案外人处购买。因时间久远，仅仅找到当时购买的部分发票。可以证明涉案设备曾经是由被上诉人购买，并在本案中卖给了上诉人。 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形成，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将发票中所显示的物品出售给了上诉人。 本院认证认为，谭安德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到庭陈述应视为上诉人的陈述，其陈述的证明力应当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关于谭安德的陈述不应认定为证人证言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因不符合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的“青岛泰利公司仓管交接明细”，交接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10项，涉及公司账目及入库单出库单，第二部分是盘点明细，包括物资、车间物品、材料及产成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君威公司诉请上诉人泰利公司支付其买卖合同货款75万元，其依法需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买卖合同价款为75万元。经查，双方之间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据以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是一份加盖上诉人公章的《证明》。因此，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涉案《证明》是否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足以证实买卖合同的价款是75万元。经查，《证明》内载：“证明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5日购买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各一宗，（具体详见青岛泰利公司仓库明细账，以上资产不在2015年12月8日与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书及附件购买设备清单范围内），以上工具、物资、器具、车间物品共计价款750000元整（柒拾伍万元整），于2017年5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特此证明2017年3月13日”，落款处泰利公司加盖印章并有于某签字。关于该《证明》的形成过程及价款确定，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称，涉案《证明》是君威公司法定代表人于英杰与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安德、业务经理于某，大约在2016年1月左右，在泰利公司协商。《证明》中的物品是与资产购买协议同时盘点的，大的设备需要评估，这部分资产定价75万元。签字人于某称，涉案《证明》是法定代表人谭安德交给他的，但这与谭安德的陈述相悖。谭安德到庭陈述称，涉案《证明》是虚假的，其从未写过该《证明》，也不可能出具一份《证明》来购买涉案争议的货物，也不符合其工作流程。其不认识于英杰，也没有与其协商。本院认为，证据应当同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才得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法院对证据的审核，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被上诉人君威公司关于《证明》的形成过程及价款确定的陈述，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其一，双方在2015年12月签订过资产购买协议，该协议有书面合同，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且有附件列明购买设备清单。若涉案《证明》中涉及的标的在同时已经盘点，且已协商过价款，依常理，亦应当同时形成书面买卖合同，且应列明交易明细，而不是在事隔一年多以后于2017年3月13日通过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其二，涉案交易若形成于2015年12月或2016年1月，也与《证明》内载的购买时间2016年11月5日相距近一年的时间。经查，2016年11月5日，是被上诉人君威公司主张涉案标的运输至泰利公司的时间。被上诉人没有合理解释现货交易达成合意后，为何没有及时交付，为何在推迟近一年的时间后才予以交付；其三，被上诉人也不能合理解释《证明》中内载的“详见青岛泰利公司仓库明细账”，在《证明》出具时尚未交接，何以详见。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青岛泰利公司仓管交接明细”，交接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10项，涉及公司账目及入库单出库单，第二部分是盘点明细，包括物资、车间物品、材料及产成品。根据该交接明细所载内容，应当是公司全部仓管业务的交接，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第二部分盘点明细中的物品即是涉案交易标的。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令本院确信其主张的买卖关系成立及买卖价款75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据前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另，关于上诉人主张的鉴定申请，因欠缺必要性，本院不予允准。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824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诉讼保全费4770元，由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青岛君威机械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11900元，由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晋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