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16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慰夷，女，汉族，19**年*月*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27。委托代理人：谢一飞，广东正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林永盛，社长。委托代理人：廖伟坚、曾恩柱，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海珠区********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谭沛文，主任。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联星庄一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负责人：何贞敏，职务社长。上诉人唐慰夷、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联星联社）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办事处（以下简称昌岗街道办）、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联星庄一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联星庄一社）村民待遇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2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联星庄一社是原告联星联社下属的经济合作社，原告唐慰夷的父母均是联星联社、联星庄一社的社员和股东，持红色正式社员证。原告唐慰夷于19**年*月*日出生，为政策内二孩，出生后随母亲伍丽华入户第三人联星庄一社处。1986年9月29日实施的《关于颁发“联星农工商总公司社员证”的通知》第一条第一点规定：“经乡政府研究决定，1986年10月1日零时为颁发‘社员证’的核定时间。”第三点规定：“在核定时间以后，父母双方都领取‘社员证’所合理生育（按计划生育2胎）的小孩，可以发给‘社员证’……”第五点规定：“符合发证的人员，凡年满16周岁的发给‘社员证’；未满16周岁的发给‘后备社员证’，持有后备社员证的，年满16周岁，可申请办理换发‘社员证’。”1993年1月1日联星村制定实施《联星村村规民约》，其中第十二条第七款规定：“合理生育，按规定符合领取《后备社员证》条件的社员子女，应在出生后一年内，按规定办理领取《后备社员证》的有关手续。逾期不办理者，均作自动放弃后备社员资格处理。”原告唐慰夷出生后其父母未在其出生后一年内为其领取《后备社员证》。1996年5月31日原告联星联社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其中第三条规定：“集体经济长期积累起来的财产，除社员入社股金，历年劳动积累外，也有国家城建征地土地补偿。因此，通过清产核资，将资产100%折股量化到持股人……”第五条规定：“按规定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零时前出生的联星村持有《社员证》及《后备社员证》的社员及后备社员，均有权参加村股份合作经济，并按规定成为持股人。在截止日期后，按村规民约符合计生条例生育领取《后备社员证》的社员，不作持股人，只享受按村规定的福利及有关待遇。”1998年11月13日，原告联星联社通过股东代表大会通过《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1999年1月1日实施），其中第六条规定：“按规定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零时前出生的联星村持有《社员证》及《后备社员证》的社员及后备社员，均有权参加村股份合作经济，并按规定成为持股人。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零时后出生的，按村规民约符合计生条例生育领取《后备社员证》的社员，不作持股人，只享受按村规定的福利及有关待遇。”第七条中财产股第2点第④点规定：“年满十六周岁的后备社员持股人在每年12月份，经本人申请并经联合社批准转为正式社员以后，以自愿为原则，在一月十五日前由本人出资伍仟元赎买财产股的股权，并分五年平均可赎买足44股。……”2000年10月19日广州市海珠区***民委员会颁布并实施了《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之“……结合我联星村的实际情况，1998年核定集体劳动工龄，凡工龄不足10年社员，具体管理操作细则如下：一、股份问题：不得赎买股份。已经赎买的，在年底分配时将赎买的本金及所得股红一次性结清退回。……”2002年12月25日，原告联星联社向下属经济社作出《关于停止发放的决议》：“……2002年10月1日零时前，为海珠区‘城中村’撤村改制户口‘农转非’与经济联社、经济社股份固化的标准时间。即从2002年10月1日零时后原联星村委会已撤销，户口亦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户口。农转居后的劳动力就业与社会保障，将于广州市城市*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可申请领取‘失业证’并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撤村改制后的经济联合社将不负有安排社员子女就业的责任。从2003年1月1日零时后出生的社员子女一律停发《后备社员证》……”2008年8月7日通过实施的《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章程》第十二条规定：“二〇〇三年一月一日零时前为本联社社员资格界定日；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零时前为本联社社员股东资格界定日。……第十三条……（二）本联合社出资认购股社员股东：1、年满十六周岁持有本联社有持股资格《后备社员证》的后备社员，在每年12月份前由本人出资伍仟元人民币赎买股权资格，并承认、遵守本章程和联星经济联合社有关管理规定的社员，经本人申请并经所在经济社和联合社批准转为正式社员以后，以自愿为原则，在次年一月十五日前出资认购联合社股权的社员；……”2019年6月6日，原告唐慰夷因与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及福利待遇纠纷，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1.确认原告唐慰夷具有第三人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其成员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享受成员股东同等的福利待遇和股份分红；2.确认原告唐慰夷具有原告联星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其成员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享受成员股东同等的福利待遇和股份分红；3.责令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向申请人颁发《社员证》及允许原告唐慰夷购股；4.责令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从2006年1月起，按照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股东每年股份分红的标准，支付分红款给原告唐慰夷。被告受理后，于2019年6月12日向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送达相关证据材料及告知书。2019年6月21日，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向被告提交申辩意见书及材料，称根据1993年1月1日联星村制定实施《联星村村规民约》第十二条第（七）点的规定，原告唐慰夷的父母没有按规定为其办理手续，视为自动放弃其社员资格；根据1998年11月13日原告联星联社通过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1999年1月1日实施）第六条及第七条第一款第9点的规定，原告唐慰夷因其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具备社员或后备社员资格，无权购买股份。2019年7月24日，被告组织申辩会，两原告及第三人参加。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在申辩会明确根据1996年5月31日原告联星联社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第五条的规定，联星村股份固化的时间是1996年6月1日零时；根据2002年12月25日原告联星联社向下属经济社作出《关于停止发放的决议》，社员或成员固化的时间为2002年12月31日止；有社员资格不等于有股民、股权资格；根据1993年的村规民约及相关章程，合法生育的，自出生一年内要申请后备社员证，否则视为放弃；股份证的股份以购买为前提。2019年8月7日，被告作出海昌行处字[2019]11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为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唐慰夷具有联星联社、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据198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1990年实施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二）和（七）款、第二十条，以及1996年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五）至（七）款之规定，1996年实施的《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3点、1999年实施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第七条“一、财产股”第2点之第①、②、④点、2000年实施的《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2002年实施的《关于停止发放的决议》等村规民约、章程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唐慰夷在1986年实施《关于颁发“联星农工商总公司社员证”的通知》后，1996年实施《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前出生，按1999年实施《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的1998年12月31日核股截止时间计算，原告唐慰夷核定的股龄或工龄股是0股，不足10年股龄，依据《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之有关内容，认定原告唐慰夷具有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同等福利待遇类别为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的社员待遇；两原告及第三人均确认社员证是由广州市联星农工商总公司盖章和发证，故原告唐慰夷应向广州市联星农工商总公司主张发证诉求；依据1996年实施的《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3点，1999年实施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第七条“一、财产股”第2点之第①、②、④点及2000年实施的《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之规定，以截股1996年6月1日零时出生的持股人为例，具有购股、赎买股权时间为满16周岁，另加5年平均分摊赎买时间，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已于2017年5月31日截止购买股份。原告唐慰夷、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亦确认股份是以购买为前提，原告唐慰夷不具有股东身份且不能购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原告唐慰夷自2019年6月6日行政处理申请之日起享有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社员的同等待遇，决定：1.确认原告唐慰夷具有原告联星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的社员待遇；2.确认原告唐慰夷具有第三人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的社员待遇；3.原告唐慰夷自本行政处理申请之日即2019年6月6日起享有原告联星联社、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的社员待遇；4.驳回原告唐慰夷的其他请求。该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9年8月12日送达各方当事人。原告唐慰夷、原告联星联社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社员证分为红色社员证和蓝色社员证。红色社员证分为红色正式社员证和红色后备社员证，蓝色社员证分为蓝色正式社员证和蓝色后备社员证。《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载明：在1986年获核定颁发红色正式社员证且在1996年5月31日之前（含本日）出生为持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一类社员；在1986年获核定颁发红色正式社员证且在1996年5月31日之前（含本日）出生，但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的社员或未在所属户籍单位正式参加工作为持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社员；在自1996年6月1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且符合条件领取蓝色《后备社员证》的社员持蓝色正式社员证。在1986年获核定颁发红色正式社员证且在1996年5月31日之前（含本日）出生的社员，但不含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的社员或未在所属户籍单位正式参加工作的红色正式社员证的社员持股份证（第一类）。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唐慰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撤销被告作出的海昌行处字[2019]1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第一、二、三项享受持红色社员证社员（第二类）待遇，保留确认原告唐慰夷为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州市**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被告昌岗道办作为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权对辖区居民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福利待遇的问题作出处理。对于原告唐慰夷是否具有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的社员资格或股东资格，享有与其他社员或股东同等待遇应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及原告联星联社的章程或村规民约来认定。首先，本案中联星联社制定的历年章程、村规民约以及《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关于停止发放的决议》等文件均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制定程序符合《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内容中没有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且上述章程、村规民约已实际执行二十多年，历年章程、村规民约等文件应作为处理原告唐慰夷申请事项的依据。其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原告唐慰夷的父母均是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社员，原告唐慰夷出生后即入户原告联星联社处，户口未发生迁出情形，被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原告唐慰夷具有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社员资格，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根据1996年实施的《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1999年实施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的规定，原告唐慰夷也应具有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的社员资格；再次，原告唐慰夷能否持股？按照1996年实施的《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的规定，在1996年6月1日零时前出生的持有《社员证》及《后备社员证》的社员及后备社员，均有权参加村股份合作经济，并按规定成为持股人；1999年实施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规定年满十六周岁的后备社员持股人经本人申请并经联合社批准转为正式社员以后，以自愿为原则出资购买股权可以成为持股人。可见，原告唐慰夷成为持股人需要由后备社员成为正式社员后出资购买股份，才能成为持股人。1999年实施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规定自然增长股数以1998年12月31日截止，原告唐慰夷按照规定在1998年核定集体劳动工龄时不足10年。按照2000年实施的《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规定，对凡工龄不足10年社员不得赎买股份，已经赎买的，在年底分配时将赎买的本金及所得股红一次性结清退回。原告唐慰夷在1998年核定工龄不足10年，不得购买股份，原告唐慰夷不能成为持股人。最后，原告唐慰夷应享有的待遇问题。按照章程和《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的规定，原告唐慰夷在1996年5月31日之前（含本日）出生，但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被告以此认定原告唐慰夷享有福利待遇类别为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社员待遇，符合章程的规定。对于原告唐慰夷要求颁发《社员证》的请求，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社员证由广州市联星农工商总公司盖章和发证，指引原告唐慰夷向广州市联星农工商总公司主张发证，并无不当。对于原告唐慰夷要求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从2006年1月起支付股份分红款的请求，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福利待遇分配属于其经济自主权的具体体现，对集体福利待遇分配的调整处理，应以社员身份的最终确认为前提，对社员身份确认前的待遇能否予以补偿，应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现原告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利润分配已发放完毕，也不同意补发，被告认定原告唐慰夷从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之日即2019年6月6日起享有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的社员待遇，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两原告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慰夷、原告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慰夷、原告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各自负担。上诉人唐慰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依据错误，村规民约适用不当，《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不应作为判定唐慰夷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依据。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对于1996年6月1日零时前出生的股东子女在现实处理中一律允许该部分股东子女在年满16周岁正式开工后，分五年赎买股份，并承认其股东身份，该部分股东子女在购股之前没有工龄，也不具有股东身份，但仍可以通过赎买股份成为持股人。《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的红证二类及《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只是处理除外情况的人员，并不适用处理唐慰夷这一类于1996年6月1日零时前出生的股东子女。二、1996年未真正实行股份制和固化股权，联星联社及庄一社的股权至今未固化，仍有社员可以通过赎买股份成为股东。联星联社实施的章程、村规民约、决议等文件至今没有规定购买、赎买股份的截止日期，也没有限制唐慰夷这一种情况的社员购买、赎买股份，至今为止联星联社的股东人数都是不确定的，一直都未实现“生不增，死不减”的股权固化。三、唐慰夷因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一直阻挠、不确认其社员身份，一直不为其颁发《后备社员证》《社员证》，导致上诉人一直无法依据章程取得股东身份从而赎买股份，责任在于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持有《后备社员证》或《社员证》不应生搬硬套为限制唐慰夷购股、成为持股人的条件。联星联社与联星庄一社不为唐慰夷办理《后备社员证》《社员证》的行为是剥夺唐慰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社员资格以及在获得社员资格后才能开工、赎买股份、成为持股人的股东资格。原审判决以联星联社实施的章程、村规民约认为“原告唐慰夷成为持股人需要由后备社员成为正式社员后出资购买股份”的认定是不正确的。四、昌岗街道办对《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社员待遇分类表》内容和制定程序合法性均未进行调查核实。上述两文件均没有召开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也从未在历年章程、村规民约中出现。《社员待遇分类表》是联星联社在2019年之后单方做出来的社员分类，与历年章程、村规民约的内容不相符，不能相互印证，联星联社的96年章程、99年章程、98年村规民约、08年章程等均只以“1996年6月1日零时前出生”为界限，界别红色社员证与蓝色社员证，所有章程和村规民约都没有对持红色社员证的社员的股东资格、股份、福利待遇作进一步的分类和限制，《社员待遇分类表》不应作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的依据。五、唐慰夷应该在2006年之后就享受成员福利待遇。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事实认定错误，唐慰夷一直有提出异议、争取合法权益。被诉行政处理决定所依据的并非法律法规、自治条例等，而是集体组织自治权下制定的章程、细则。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1996年和1999年章程，唐慰夷出生当天就享有社员资格，也不能因为联星联社违规违章行为剥夺了其社员资格及相关待遇。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中第一、二、三项享受持红色社员证社员（第二类）待遇，保留确认唐慰夷为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责令昌岗街道办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昌岗街道办承担。上诉人联星联社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唐慰夷的户口所在地既不在联星联社的管辖区域，也非联星联社的农村集体户口，不存在其“户口在联星联社处”的情形。即使认为唐慰夷的户口所在地属于联星联社辖区范围，亦属于户口迁入的情形。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本案适用《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认定唐慰夷具备联星联社社员资格，将2006年才生效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已成定局的事件上，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联星联社关于社员资格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其享有认定、批准社员资格的自主权。1995年4月，联星联社确认唐慰夷不具备后备社员或社员资格，且2002年12月31日零时联星联社社员己固化，故不应适用2006年10月1日才生效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一至三项处理决定，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驳回唐慰夷的全部行政处理申请请求；维持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四项处理决定；3、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昌岗街道办承担。被上诉人昌岗街道办二审答辩称：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昌岗街道办于2019年6月12日受理行政处理决定申请，并向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经济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进行答复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昌岗街道办亦举行案件询问会，分别听取两上诉人及联星庄一社的意见，在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和调查、审查相关案件材料的基础上，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分别于2019年8月12日向两上诉人、联星庄一社送达了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因此，昌岗街道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二、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实体合法。该办经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认为：（一）唐慰夷的父母是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的社员股东，唐慰夷自出生后至今户口一直在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处且于2002年12月31日零时社员或成员固化前没有变动过，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义务，故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唐慰夷具有联星联社、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关于何种成员、社员身份及待遇的问题。唐慰夷在1986实施《关于颁发“联星农工商总公司社员证”的通知》后，1996实施《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前出生，按1999年实施《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的1998年12月31日核股截止时间计算，其彼时核定的股龄或工龄股是0股，不足10年股龄，故依据《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之有关内容，认定唐慰夷具有联星联社、联星庄一社的同等福利待遇类别为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的社员待遇。又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均确认社员证是由广州市联星农工商总公司盖章和发证，故唐慰夷应向广州市联星农工商总公司主张发证诉求。（三）关于股东及购股的问题。依据1996年实施的《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3点，1999年实施的《联星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第七条“一、财产股”第2点之第①②④点及2000年实施的《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之规定，以截股1996年6月1日零时出生的持股人为例，具有购股、赎买股权时间为满16周岁，另加5年平均分摊赎买时间，联星联社、联星庄一社已于2017年5月31日截止购买股份。另，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亦确认股份是以购买为前提，故唐慰夷不具有股东身份且不能购股。故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联星庄一社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两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另案判决书、《小港社后备社员开工时间表》等证据材料，经审查，与本案事实没有直接关联，均属参考，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村民待遇行政处理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唐慰夷是否具有联星联社和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是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唐慰夷享受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社员待遇，但不具有持股及购买股权资格是否适当；三是唐慰夷要求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从2006年1月起支付股份分红款的请求是否能获得支持。关于唐慰夷是否具有联星联社和联星庄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原审判决结合唐慰夷父母均系两社成员、唐慰夷出生后户口即在该社至今未迁出等事实，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及联星联社的相关章程、村规民约等规定进行了论述，认定唐慰夷具有该两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院二审经审查后，认同原审的认定，不再赘述。因唐慰夷的村民待遇行政处理申请发生在2019年6月，故昌岗街道办及原审判决适用2006年生效施行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联星联社认为唐慰夷户口不在该社及不具有成员资格、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唐慰夷享受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社员待遇，但不具有持股及购买股权资格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联星联社制定的历年章程、村规民约以及《对参加集体劳动工龄不足10年社员的管理操作细则》《联星经济联合社社员待遇分类表》《关于停止发放的决议》等章程、村规民约已实际执行二十多年，是认定该社社员待遇的重要依据，在其他有关联星联社的村民待遇纠纷案件中，上述章程、村规民约等文件的整体有效性已经得到确认，只要相关条款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均可作为处理唐慰夷待遇申请事项的依据，对于其中相关条文的理解，一般应尊重村社的解释。原审判决已根据唐慰夷的具体情况，按照联星联社实施的上述章程、村规民约中有关“股份固化、赎买及社员待遇分类”等规定，对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唐慰夷享受红色正式社员证（第二类）社员待遇，但不具有持股及购买股权资格是否适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二审经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的论述认定，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二审不再展开论述。上诉人唐慰夷认为原审判决村规民约适用不当、事实依据不足等相关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唐慰夷要求联星联社及联星庄一社从2006年1月起支付股份分红款的请求是否能获得支持的问题。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依法进行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主决定集体经济分配使用的自治权利。为了尊重并确保该权利的行使，维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长期已形成的分配状态的基本稳定，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村民及时行使权利，便于行政机关及时妥善处理社员利益纠纷，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稳定有序发展，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有关股份分红等相关福利待遇发放请求，一般应以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起申请并获得资格确认作为支持的前提，对其成员资格确认前的股份分红等相关福利待遇补发，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本案中，上诉人唐慰夷虽主张其在2015年时多次向村社主张相关权利，但是其并未正式向行政机关提出处理申请，且现联星联社及第三人联星庄一社主张利润分配已发放完毕，也不同意补发，故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上诉人唐慰夷从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之日（即2019年6月6日）起享有相应的社员待遇，并无不当。上诉人唐慰夷主张从2006年起其相应待遇应获得支持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唐慰夷、上诉人联星联社的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唐慰夷、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立志审 判 员 杨 芳审 判 员 彭铁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石书 记 员 梁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