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2行终3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启，男，196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真，女，195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200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201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男，201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上诉人张某1、张某2马高云，女，198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尹耀(特别授权代理)，浙江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江北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槐树路106-1。 法定代表人徐瑾，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静芳（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江北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江北社保中心）工伤保险待遇核定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0）浙0205行初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18日,张军超驾驶宁波市江北永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发公司）所有的浙Ｂ0××××号牌重型半挂车沿慈溪市中横线北侧辅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事发地时,与该处的限高栏发生碰撞,造成张军超受伤的交通事故。2019年10月18日,张军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张军超生前系永发公司员工,永发公司为张军超交纳了社保并对浙Ｂ0××××号车辆投保了最高赔付金额为130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2020年1月14日,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共赔付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130万元。期间,经永发公司申请,宁波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2月2日认定张军超死亡为工伤。江北社保中心于2020年5月7日向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出具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85020元，丧葬补助金为35388元，江北社保中心以第三人已超额赔付,最终核定金额为0元。江北社保中心以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未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为由对该项目未予核定，但对该项目应核定为387520.5元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双重赔偿违反了“举轻以明重”的基本法律逻辑。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有权在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在劳动者被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情况下,劳动者仅能按照损失填补原则及相关司法解释或条例主张单倍赔偿，而无法从第三人及工伤保险基金处获得双倍赔偿。可见，在劳动者只有部分过错甚至毫无过错的情况下，其亦只能按照“补差模式”享受单倍赔偿，而死者系因单方交通事故而亡，其为全部过错，若能在车上人员责任险和工伤保险处获得双倍赔偿，则违反了“举轻以明重”的基本法律逻辑。基于此,劳动者并不享有就同一事件向同一用人单位既要求人身损害侵权赔偿,又要求工伤损害赔偿的双重赔偿的权利。其次，该案车上人员责任险与工伤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致。永发公司是涉事车辆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该车辆投保了限额为130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且保险公司与永发公司未就该保险作出特别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所谓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属于责任险险种,保险人承保的是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即被保险人对车上人员要有法定责任为前提才承担赔偿责任。该险种与人身意外险等人身保险有显著不同。张军超驾驶永发公司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负全责,过错在于张军超,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永发公司并没有过错,本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但因该事故系张军超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张军超死亡后被认定为工伤,张军超可以要求永发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若永发公司并未曾给张军超缴纳工伤保险，那么该工伤保险责任应由永发公司承担，永发公司的该赔偿责任即可在该车上人员责任险中予以理赔。由此可见，本案中车上人员责任险与工伤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致，均为永发公司应对员工张军超因工死亡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再次，损失填补原则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可见，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之一，其制度功能为填补劳动者损失，分散用工风险，保险标的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现该赔偿责任已在车上人员责任险中赔付完毕，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没有主张双重赔偿的依据。根据上述分析,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不享有双重获赔权利,其在保险公司得到的赔付金额应当在工伤保险责任中予以抵扣。江北社保中心核定张军超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85020元，“丧葬补助金”为35388元，未核定“供养亲属抚恤金”，然而，即使按照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主张的三个项目及金额进行核定，总额为1272841.5元，亦未超过已赔付的130万元。故江北社保中心核定工伤理赔的最终金额为0元，符合法律规定。江北社保中心提供的表格中未有“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栏导致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未申请该项目，虽然不影响最终核定金额，但反映了江北社保中心为相对人提供的用以申请工伤赔偿的表格存在疏漏，对相对人的相关权利未进行充分提醒、告知，存在轻微瑕疵，应引以为戒。综上所述，江北社保中心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称，本案存在两个险种，两种法律关系，并非重复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公法行为。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受保险法调整的私法行为，是用人单位为驾驶员提供的额外福利待遇。《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是第三人侵权情形，本案不存在向第三人追偿的情形，不适用本案。两种保险请求权基础不同，车上人员责任险不以工伤为要件，保险标的不尽一致。上诉人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以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项、第三十九条为依据，而原审认为车险可以抵消工伤保险费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于2020年5月7日对张军超作出的工伤保险核定行为并判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核定。 被上诉人未作答辩。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有权在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据此，因第三人侵权产生的赔偿请求权与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虽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者并不同属于私法领域,但赔偿请求权人并不因此可以享受双重赔偿。因此，上诉人依据不同法律关系或者公私法之分主张车上人员责任险和工伤保险双重赔偿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根据上述规定，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具有社会保障兜底性质。同时按照以支定收原则，工伤保险范围的扩大将直接影响工伤保险费率的上升，进而影响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者就业前景。结合《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精神，工伤保险作为以兜底保障为目的强制性缴纳的社会保险，从平衡职工获取医疗和经济补偿保障权益、企业用工成本以及劳动者就业角度，已经获得车上人员责任险足额赔偿的，不应另外获赔工伤保险待遇。 综上，被上诉人核定上诉人工伤保险待遇行为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世启、王秀真、马高云、张某1、张某2、张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碧儿 审 判 员 谭星光 审 判 员 秦 峰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陈 凯 书 记 员 何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