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7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家宁，男，196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刚，黑龙江玉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连环湖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镇。法定代表人:杜汝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冬梅，黑龙江灵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文军，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连环湖渔业公司退休职工，住大庆市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林家宁因与被上诉人大庆市连环湖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环湖渔业公司）、刘文军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黑0624民初2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家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4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下属养殖公司签订鱼池承包协议,用于上诉人稻田改良开发使用。在合同签订的当日,由于被上诉人提出的合同条款中有上诉人认为有不合理之处,要求进行变更,在养殖公司副经理毛建彬请示后,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依法缴纳了抵押金100000元,并从2009年开始向上诉人下属养殖公司缴纳承包费用,并由下属养殖公司财会人员为上诉人出具收款凭证，后期上诉人妻子以汇款方式支付给被上诉人承包费。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直履行承包合同,直至2017年被上诉人多次派人阻止上诉人经营,故上诉人提起诉讼。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真实有效,并且已经真正履行多年,应属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下属养殖公司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资产擅自发包,并且未经过追认,故属于无效行为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下属养殖公司于2007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九年都在使用着所承包的资产,并对承包的鱼池进行改良,这些被上诉人作为养殖公司的上级部门是十分清楚的。被上诉人作为签订合同主体的上级部门,对于其所有的资产在近十年内都不了解,完全不合乎情理。并且被上诉人下属养殖公司已经灭失，被上诉人作为其上级部门,在养殖公司灭失时,对于养殖公司使用的资产进行清理时也应当发现使用权发生了变化。而被上诉人对此却从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对此的认可。并且,上诉人缴纳的承包费一直是由被上诉人管理,并且入账。被上诉人称其一直没有同意或不知道上诉人承包了该资源也不符合逻辑。按照正常的思维是被上诉人的下属公司收取的承包费,如果被上诉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应当收取费用。如果将此款进行了下账处理,就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允许了下属公司的资源承包行为。就其对下属公司收取承包费并下账处理的行为来看,完全应当是对承包行为的确认,而不是一审法院判定的下属公司擅自发包,事后也没有得到追认。就此,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判决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具体签订合同时间认定错误。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已经多次阐述,双方合同真正签订时间为2007年,而非书面中所写的2006年,双方书写时间只是为了合同履行时便于整年整月计算而书写的。一审审理中未查明合同真实签订时间,未采纳上诉人多次陈述的具体时间,便草率认定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三、证据采纳存在错误。在庭审中存在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毛建新的录音录像资料,毛建新的录音资料中证实,毛建新对于承包事宜是知情的,这一证据是对人民法院审查双方合同是否有效有着重要证据,即便证据有可能存在着瑕疵,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已经发现对于案件的判决存在疑问时,就应当继续审查案件,防止错案发生,而一审法院却草率判不予认可第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四、本案是否涉嫌犯罪,还需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考虑是否需要移交有关机关。被上诉人一直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下属公司间的合同,并且拒不承认上诉人缴纳了承包费用。那么就上诉人缴纳给被上诉人的承包费由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收取了,是否下账处理，还是收款人员个人私分未进行上缴,其中存在着涉嫌犯罪的情况。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查实具体情况,对本案按照实际情况依法判处。连环湖公司辩称，本案系发回重审后第二次上诉的案件，一审判决中已经对双方的证据进行了认真的质证程序，一审法院对双方的质证意见进行了记载和论述，将本案的主要事实分成三部分进行认定并总结了本案争议焦点。一审判决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双方之间的渔业承包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并无任何不当。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到的事实和理由均是一审法院已经依法查明和认定过的，并无任何错误不当之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文军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原告（反诉被告）林家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告林家宁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签订的600亩鱼池承包合同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连环湖渔业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确认原告林家宁与第三人刘文军之间2006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同无效；2、诉讼费及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18日，林家宁与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签订合同，第三人刘文军代表连环湖养殖公司在合同甲方处签字，并加盖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印章。合同约定将养殖场北侧部分鱼池共计600亩承包给林家宁，用于进行稻田改良开发。租金为：前五年14元/亩，中间五年17元/亩，后五年20元/亩。林家宁向连养殖公司交纳抵押金10000元。承包费从2010年12月31日一直缴纳到2016年，其中2009年到2010年以现金方式向养殖公司缴纳16800元，2011年到2016年以汇款方式向连环湖渔业公司账户缴纳57600元。第三人刘文军被任命为养殖公司经理的时间是2007年1月30日，晚于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约定的养殖场北侧600亩鱼池系连环湖渔业公司的资产。另经审理查明的事实：1、林家宁承认一共签订了两份合同，第一份合同中第五项第3条约定“如上级需要在该租用地开发利用，乙方（林家宁）将无条件退还”等内容，后来将该约定删掉，又重新签订了第二份合同，就是原告现向法庭提供的合同；2、第三人刘文军在杜蒙县人民检察院2017年9月18日对其制作的调查笔录中承认，第二份合同删除“如上级需要在该租用地开发利用，乙方将无条件退还”的约定，第三人刘文军没有向原连环湖渔业公司经理毛建新请示，毛建新不知道；3、连环湖渔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汝君在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对其调查时承认：在2008年杜汝君刚接任连环湖渔业公司经理时，林家宁找过他，要求承包争议的鱼池，杜汝君未同意。2011年县里因修路需要取土，杜汝君安排在鱼池取土，遭到林家宁阻止，林家宁说鱼池承包给他了，并拿出了一份合同，合同中约定“如上级需要在该租用地开发利用，乙方将无条件退还”。杜汝君表示此合同无效，即使有效，根据该合同约定，林家宁也应无条件退出。林家宁看完合同后，表示合同不对，遂将合同拿走。过了一段时间，林家宁就拿来第二份合同，第二份合同中删除了上述约定。关于林家宁汇款的事，连环湖渔业公司仅知道有一个叫曹大伟的人汇的款，不知道是什么钱，该款仍然在账户中保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林家宁与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签订的600亩鱼池承包合同是否有效；2、养殖公司是否对外有管理、使用及承包权。一审法院认为：1、合同约定的600亩鱼池系连环湖渔业公司的资产，非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的资产，作为下属部门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无权将总公司的资产擅自发包给他人，该发包行为在未得到连环湖渔业公司追认的情况下应属无效。2、第三人刘文军自认自己没有管理、使用和发包权，但其仍然代表公司与林家宁签订合同，也未向法庭提供公司授权的证据佐证，故第三人刘文军签订合同时请示总公司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此签订合同无效。3、第三人刘文军与林家宁签订合同时未被任命为经理，而且在林家宁将有利于连环湖渔业公司的约定（第五项第3条约定，主要内容为：乙方租赁期间如上级需在该租用地进行开发利用，乙方无条件退还用地）删除的情况下，还仍然与林家宁签订第二份合同，第三人刘文军与林家宁的行为存在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其行为应属无效。4、第三人刘文军向法庭提供原经理毛建新的视频资料，因此证人开某时未出庭作证，无法证实视频中的人是其本人，视频是否剪辑处理等，故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5、关于林家宁通过汇款方式向连环湖渔业公司缴纳承包费的行为，由于林家宁未明确告知连环湖渔业公司该汇款的用途，且连环湖渔业公司也表示不知情，故不能据此来认定连环湖渔业公司已经接受了林家宁主要的付款义务，林家宁的汇款不能产生给付承包费的法律效力，亦不能据此推定连环湖渔业公司对承包行为的默认或接受。综上，本院认为林家宁与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签订的600亩鱼池承包合同应属无效。林家宁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连环湖渔业公司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判决:一、驳回原告林家宁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林家宁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签订的600亩鱼池承包合同无效。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杜蒙纪委文件复印件3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下属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被上诉人及其下属公司收取上诉人的钱款。在经过××县纪检委进行调查，发现被上诉人下属公司收取的上诉人钱款中只有抵押金1万元未入账，刘文军、安成彬、李兴亮三人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此证据可以充分证实上诉人依合同向被上诉人及其下属公司缴纳了除抵押金1万元外的其他钱款，均已由被上诉人公司予以确认且已下账，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合同已经属于有效合同。连环湖渔业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首先三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三份证据均与本案争议的合同效力问题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合同效力问题。该证据的内容只是对1万元钱是否入账，是否合乎会计法，而对内部员工进行的警告处分。该份证据恰恰能证明林家宁与刘文军之间存在串通行为，上诉人所缴纳的所谓的抵押金未入账一直在刘文军手中，也能证明签约及缴纳抵押金行为均是林家宁与刘文军个人之间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也没有入被上诉人的账目，被上诉人直到一审起诉时才知道涉案事实的发生。刘文军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体现养殖公司收取1万元抵押金未入账，刘文军等三人因此受到处分，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所欲证明的其他问题。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刘文军以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名义与林家宁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对连环湖渔业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本案中，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系连环湖渔业公司的下属二级单位，并非独立法人，不具有单独对外签订承包合同的权限和职能。案涉600亩鱼池系连环湖渔业公司的资产，非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的资产，作为下属二级单位的养殖公司并没有将该资产对外发包的职权，且该发包行为也未得到连环湖渔业公司的授权或追认，故案涉合同对连环湖渔业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签订经过时任总经理毛建新同意，但其提交的录音资料不能证明案涉合同经过了毛建新的同意。并且刘文军在检察机关所做调查笔录中陈述案涉合同（即删除相关条款后的第二份合同）签订并未请示毛建新，毛建新亦出具证明明确否认其授权或同意刘文军签订案涉合同，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认可。关于上诉人支付承包费行为的认定。林家宁20**年之前的费用均是养殖公司收取，相关财务收据亦是养殖公司开具，并非连环湖渔业公司收取，不能据此视为连环湖渔业公司认可其承包行为。林家宁此后汇款给连环湖渔业公司的费用，按照通常的财务规则，如连环湖渔业公司同意收取该费用，其会依据汇款凭证向林家宁开具财务收据，并进行账目处理。现林家宁单方向连环湖渔业公司的汇款后，连环湖渔业公司并未向林家宁开具财务收据，并表示对林家宁的缴费不知情，故不能据此认定连环湖渔业公司已经接受了林家宁的付款义务，不能据此推定连环湖渔业公司对林家宁承包行为追认或接受。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合同签订时间问题。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案涉合同签订日期是2006年，刘文军在2017年10月25日的庭审笔录及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均陈述案涉合同签订时间是2006年12月18日，案涉合同载明的日期也是2006年12月l8日。现上诉人及刘文军对合同签订日期予以否认，与其前述内容相矛盾，且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林家宁与连环湖渔场养殖公司签订的600亩鱼池承包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林家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林家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辉审判员  毛瑞利审判员  王 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姜海涛书记员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