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湘玲，女，199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显可，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玉泉，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建德市洋溪街道洋安路**。 法定代表人方晓华，院长。 委托代理人许建德，建德市联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吴梅姣。 上诉人刘湘玲、岳显可因与被上诉人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民初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刘湘玲、岳显可系夫妻关系。刘湘玲末次月经2017年7月1日，行经如常，停经30+天自测尿妊娠试验阳性，停经后无明显恶心呕吐等早孕反应，孕3月内无畏寒、高热，无不良药物服用史，无毒物及放射线接触史，孕4+月感胎动持续至今，孕7+6周建立围产期保健卡，不定期产前检查11次，产前筛查低风险，OGTT正常、四维B超提示：胎儿左侧脑室临界值，建议复查，后复查B超未提示胎儿左侧脑室异常，余未发现明显异常。孕中晚期无头晕眼花，无胸闷气急，无腹痛腹胀，无阴道流血流液，无全身皮肤瘙痒及双下肢浮肿。2018年3月31日22时许，刘湘玲因“停经38+6周、下腹痛1小时”至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处待产，查体：血压109/75mmHg，宫高33cm，腹围90cm。辅助检查：胎位LOA，胎心150次/分，胎儿颈部见“U”形切迹。提示：宫内单活胎，胎儿脐带绕颈一周。急诊拟“孕3产1孕38+6周LOA待产；脐带缠绕？”收住入院。2018年4月1日2：10宫口全开，2：35胎膜自破，羊水色清，胎心维持在120-160次/分，2：39自娩一成熟女婴，体重2700g，脐带绕颈一周，胎盘胎膜自娩完整，脐带距胎盘边缘0.5cm，产时出血500ml。女婴娩出后Apgar评分1分钟0分，交台下抢救，后经抢救一小时余无效，3：39家属放弃抢救，4：00宣布患儿死亡，整个抢救过程Apgar评分始终为0，始终无生命体征。此后因刘湘玲、岳显可方对女婴死因存疑，建德市卫计局根据刘湘玲、岳显可方申请委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对女婴死因进行病理鉴定，后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于2018年9月3日出具一份尸体检验报告，病理诊断为：1.双肺羊水吸入伴急性肺水肿，肺局部充气过度；2.肝细胞空泡样变性；3.胎盘符合球状胎盘（帆状胎盘），部分绒毛纤维素样变性；4.多脏器自溶（脑、肾上腺、肾和胃肠等）。尸检报告显示，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是刘湘玲之女主要死亡原因。后因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自行协商解决，故刘湘玲、岳显可于2020年4月14日起诉请求判令建德市妇幼保健院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565934元【其中医疗费4000元，护理费1820元（66432元÷365天×1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100元/天×2天），营养费1000元（100元/天×10天），误工费5460元（66432元÷365天×30天），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60182元/年×20年），丧葬费33216元（66432元÷2），交通费10000元，以上合计1259336元，按次责40%计算为5037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5200元，尸体解剖费7000元】。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刘湘玲、岳显可方申请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在刘湘玲生产过程中对胎儿的监护、对出生后新生儿的抢救是否存在过错，建德市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过错与新生儿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诊疗过错在导致新生儿死亡过程中的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在对刘湘玲及刘湘玲之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刘湘玲之女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轻微原因）。为此鉴定，刘湘玲、岳显可方支出鉴定费52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是活婴还是死婴？对此，刘湘玲、岳显可认为，阿普加评分0-10分，0-3分为重度窒息，刘湘玲的胎儿出生后阿普加评分1分钟0分，故医方的正确诊断应是“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重度窒息”，并非死产，急性完全性窒息缺氧5-7分钟以内脑损伤尚未发生，复苏大有希望，本案中胎膜破水时羊水清、胎心正常，说明此时胎儿并未缺氧，从胎膜破水至婴儿娩出只有4分钟，却没有抢救成功，建德市妇幼保健院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婴儿经抢救无效医方于2018年4月1日3：40宣告新生儿死亡，故新生儿的死亡时间是医方宣告死亡的时间，若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是死婴，医方为何要抢救？这与“死产”诊断相矛盾。建德市妇幼保健院认为，刘湘玲的胎儿娩出后阿普加评分1分钟0分，没有生命体征，在之后的抢救记录中阿普加评分亦均为0，同时，根据尸检报告，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是刘湘玲之女主要死亡原因，可见是“宫内窘迫”而非“宫外窘迫”，说明胎儿是在子宫内出现的窘迫从而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致死于腹中，故刘湘玲娩出的胎儿系死胎，并非属于出生后存活但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婴儿，另外，刘湘玲的胎儿娩出后阿普加评分1分钟0分，建德市妇幼保健院仍进行抢救，这是符合医疗规范和医学伦理的，不能由此认定婴儿存活。原审法院认为，出生须具备“出”和“生”两大要素，故应全部露出并独立呼吸（即为活体），本案中，刘湘玲的胎儿从娩出后直至抢救结束，阿普加评分始终为0分，始终无自主呼吸、无心跳，亦无其他生命体征，可以认定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已死亡。刘湘玲、岳显可根据阿普加评分0分即认为新生儿处于重度窒息，有失偏颇，因为当新生儿在分娩过程中已死亡时阿普加评分即为0分。另外，医方对阿普加评分0分的新生儿仍进行抢救，并无不妥，不能据此反推新生儿在被抢救前一定处于存活状态，同样医方宣告死亡系对抢救结果的最终确认，并不意味着婴儿此前一定存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是死婴。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刘湘玲至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处住院待产，其目的在于顺利产下健康的孩子。医方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一方，负有提供与当前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服务的义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是刘湘玲之女主要死亡原因，同时根据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医方在胎儿娩出前的医疗行为基本符合诊疗规范，但胎儿娩出后医方对新生儿窒息的复苏欠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生儿的抢救成功率，故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与新生儿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然而，患儿娩出后Apgar评分1分钟0分，无生命体征，即使医方规范抢救，新生儿挽回生命的可能性极低。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在对产妇刘湘玲及刘湘玲之女的诊疗过程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刘湘玲之女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轻微原因）。结合本案实际，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建德市妇幼保健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对刘湘玲、岳显可的合理损失作如下认定：1.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刘湘玲的胎儿娩出后的阿普加评分1分钟0分，无生命体征，系死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至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已死亡，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且刘湘玲、岳显可亦未有丧葬费的实际支出，故刘湘玲、岳显可关于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医疗费：刘湘玲住院共支出医疗费4964.44元，现刘湘玲、岳显可主张4000元少于实际支出，原审法院对其予以认定。3.护理费：刘湘玲、岳显可主张按10天、每天182元计算，合计1820元，符合实际需要，原审法院对其予以认定。4.住院伙食补助费：刘湘玲、岳显可主张200元符合实际需要，原审法院对其予以认定。5.营养费：刘湘玲、岳显可主张按10天、每天100元计算偏高，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为300元（按10天、每天30元计算）。6.误工费：刘湘玲、岳显可主张按30天、每天182元计算，合计5460元，未明显偏离实际，原审法院对其予以认定。7.交通费：原审法院根据刘湘玲住院及鉴定等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为1500元。上述经济损失合计13280元，由建德市妇幼保健院赔偿2656元（13280元×20%）。8.鉴定费：刘湘玲、岳显可方支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鉴定费7000元、支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5200元，共计12200元，虽然建德市妇幼保健院的过错行为之于刘湘玲之女死亡仅为轻微原因，但考虑到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存在告知欠规范、全面以及病历书写欠规范等情形，这势必加深患方的内心怀疑，导致医患矛盾升级，为督促医方今后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上述鉴定费12200元均由建德市妇幼保健院承担。9.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刘湘玲、岳显可方经历丧女之痛，给其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结合本案实际，酌情认定由建德市妇幼保健院赔偿刘湘玲、岳显可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综上，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应赔偿刘湘玲、岳显可合理损失共计29856元（2656元＋12200元+1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建德市妇幼保健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湘玲、岳显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29856元。二、驳回刘湘玲、岳显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460元，减半收取计4730元，由刘湘玲、岳显可负担4457元，由建德市妇幼保健院负担273元。 宣判后，刘湘玲、岳显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件事实概要。2018年3月31日刘湘玲因“停经38+6周、下腹痛1小时”于晚上9点刚过去被上诉人处就诊待产，常规检查：体温36.6°，脉搏100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09/75mmHg，胎位LOA，胎心率146次/分，估计胎儿体重3000克，B超提示：宫内单活胎，胎儿脐带绕颈一周。初步诊断：孕3产1孕38+6周LOA待产；脐带缠绕？当晚10点过住院待产。据病历记载，4月1日2：10刘湘玲宫口开全，2：35分胎膜自破，羊水清，2：38分主管医生到达病房，2：39分娩出一成熟女婴，体重2700克，脐带绕颈一周，评分1分钟Apgar0分，交给台下抢救。2：42分胎盘娩出，会阴一度裂伤予以常规缝合。3：45分被上诉人宣告新生儿死亡。事件发生后，上诉人认为从胎膜破裂到胎儿产出只有短暂的四分钟，胎儿却严重窒息，且未抢救成功。被上诉人对新生儿的出生和抢救复苏存在医疗过失。但被上诉人却认为可能是新生儿自身畸形才是死因，上诉人不得已只好向当地卫计局申请对新生儿进行尸体解剖，以便查清新生儿的死亡原因，该卫计局委托浙大尸体解剖中心鉴定。2018年9月3日浙大病理尸体解剖中心报告：“新生儿双肺羊水吸入伴急性肺水肿，……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是被鉴定人刘湘玲之女主要死亡原因。”未发现新生儿器官畸形。2020年1月26日经过一审法院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在对产妇刘湘玲及被鉴定人刘湘玲之女的诊疗过程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刘湘玲之女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轻微原因）。二、一审判决认定新生儿出生后即“死亡”，从而不支持新生儿死亡的赔偿金，这是错判。1、一审判决擅自确定死亡标准，对事实问题作出违法认定。原审判决认为“出生需具备‘出’和‘生’两大要素，故应全部露出并独立呼吸（即为活体），本案中，刘湘玲的胎儿从娩出后直至抢救结束，阿普加评分始终为0分，始终无自主呼吸、无心跳，亦无其他生命体征，可以认定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已死亡。”一审法院依据出生时医方对新生儿的阿普加评分为0分，就认定新生儿出生时己经死亡，显然是错误的。根据诊疗规范，对新生儿进行阿普加评分，0-3分是重度窒息，结合本案的浙大尸体解剖结论和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意见，新生儿属于出生后重度窒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谓“出生”，当然是“出”来以后要“生”，本案新生儿出来以后是重度窒息，有抢救的机会，并不能直接认定其已经死亡。是否死亡是个医学问题，一审法院对死亡这个事实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2、从时间上来判断，本案新生儿出生时为重度窒息，应该积极抢救，不能直接认定为“死亡”。从病历资料产前记录可以看出：2：35分胎膜自破，羊水清，胎心134次/分（正常），2：39分娩出一成熟女婴，心跳为0（阿普加评分）。从心跳正常到心跳为0，仅仅经过4分钟。根据医学规范，窒息时间小于5-7分钟，脑损害尚未发生，新生儿大多能抢救成功。根据抢救记录，3：40分医方宣告新生儿死亡，此时新生儿出生后一个多小时，才是法律上的“死亡”时间。3、一审法院撇开司法鉴定意见，主观片面认定新生儿出生后即死亡，属于主观臆断。根据浙大尸体解剖意见和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意见，新生儿主要死于双肺羊水吸入致重度窒息，“胎儿娩出后医方对新生儿窒息的复苏欠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生儿的抢救成功率，故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与新生儿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对此鉴定结论视而不见，出生时新生儿是否已经死亡不是仅仅看心跳呼吸是否存在，还应看窒息的时间长短、是否还有抢救的机会。4、从现行临床“死亡”的概念看，死亡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并且应当考虑心跳呼吸骤停的时间。一般临床上宣告死亡的条件有以下四个方面：A、意识完全丧失；B、呼吸、心跳完全停止；C、血压持续为零，经抢救一段时间后上述指标仍不能恢复；D、瞳孔放大（提示脑损伤严重）。同时要考虑室息的时间，窒息时间短暂、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应及时抢救，而不能即刻宣告病人死亡。5、法院以抢救复苏是否成功来判断“生”与“死”，存在逻辑上的错误。被上诉人认为，胎儿出生后经过抢救无效，进一步证明胎儿早已死亡。一审法院也认为，“医方宣告死亡系对抢救结果的最终确认，并不意味着婴儿此前一定存活。”医方“以抢救结果来决定新生儿的生死”，即：如果抢救不成功，就说明这个新生儿本来就是死亡的，所以才会抢救不成功；如果抢救成功，才能说明新生儿本来就是活的。这一观点很显然是错误的，按照这个逻辑，所有抢救不成功的病人都是本来就已经死亡的。一审判决对这一错误观点的不但未予以纠正，反而认同该观点，不可理喻。一个基本事实是，本案司法鉴定认定医方在对新生儿的抢救复苏过程中是存在过错的，正是由于医方的过错和帆状胎盘新生儿窒息，这多种因素的影响，才使得新生儿没有抢救成功，即医方的复苏过错是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之一，与新生儿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6、本案对新生儿施行复苏抢救是必要的，根本不应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出于医学诊疗规范的要求。对于一个窒息4分钟的人来说，抢救不但需要而且必须争分夺秒，若抢救得当成功率很高，若抢救不当则会送命。7、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前后矛盾，无法令人信服。该判决一方面采纳了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新生儿的死亡与医方的抢救不规范的医疗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支持因新生儿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项目。既然采信了司法鉴定意见，就应该判决医方承担死亡赔偿金这个项目，但遗憾的是判决没有死亡赔偿金，故该判决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作出不赔偿新生儿死亡赔偿金的认定，改判补充原判决书第一项，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赔偿新生儿死亡赔偿金481456元。 被上诉人建德市妇幼保健院答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刘湘玲，末次月经2017年7月1日，行经如常，停经30+天自测尿妊娠试验阳性，停经后无明显恶心呕吐等早孕反应，孕3月内无畏寒、高热，无不良药物服用史，无毒物及放射线接触史，孕4+月感胎动持续，孕7周建立围产期保健卡，不定期产前检查11次，产前筛查低风险，OGTT正常、四维B超提示：胎儿左侧脑室临界值，建议复查，后复查B超未提示胎儿左侧脑室异常，余未发现明显异常。孕中晚期无头晕眼花，无胸闷气急，无腹痛腹胀，无阴道流血流液，无全身皮肤瘙痒及双下肢浮肿。2018年3月31日22时许，上诉人刘湘玲因“停经38+6周、下腹痛1小时”至建德市妇幼保健院处待产，查体：血压109/75mmHg，宫高33cm，腹围90cm。辅助检查：位LOA，胎心150次/分，胎儿颈部见“U”形切迹。提示：宫内单活胎，胎儿脐带绕颈一周。急诊拟“孕3产1孕38+6周LOA待产；脐带缠绕？”收住入院。2018年4月1日2：10宫口全开，2：35胎膜自破，羊水色清，胎心维持在120-160次/分，2：39分娩成熟婴，体重2700g，脐带绕颈一周，胎盘胎膜自娩完整，脐带距胎盘边缘0.5cm，产时出血500ml。女婴娩出后Apgar评分1分钟0分，交台下抢救，经抢救一个多小时无效宣布患儿死亡，整个抢救过程Apgar评分始终为0，始终无生命体征。建德市卫计局委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对女婴死因进行病理鉴定，后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于2018年9月3日出具一份尸体检验报告，病理诊断为：1.双肺羊水吸入伴急性肺水肿，肺局部充气过度；2.肝细胞空泡样变性；3.胎盘符合球状胎盘（帆状胎盘），部分绒毛纤维素样变性；4.多脏器自溶（脑、肾上腺、肾和胃肠等）。尸检报告小结为：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为刘湘玲之女主要死亡原因，几分钟后胎儿娩出为死胎，并发现为球状胎盘。以上为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状中所称的“案件事实概要”存在部分不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胎儿娩出为死胎，分娩出的死胎尚未成为自然人——即死胎非属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从而不支持死胎的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1、确定死亡是有科学（含生物学）标准和临床医学（含法医学）标准的。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胎儿从娩出后直至抢救结束，阿普加评分始终为0分，始终无自主呼吸、无心跳，亦无其他生命体征，可以认定上诉人的胎儿娩出时已死亡”，是符合科学标准和临床医学死亡标准的。并且与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病理解剖检验的结论娩出为死胎是一致的。故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有客观事实和科学依据（病理解剖）的。因此，一审法院对死亡这个事实问题的认识并不存在错误。2、上诉人称：从时间上来判断，本案新生儿出生时为重度窒息，应该积极抢救，不能直接认定为“死亡”和医方宣告死亡才是法律上的“死亡”时间。上诉人的上述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当新生儿在分娩出时阿普加评分即为0分。医方对阿普加评分0分的新生儿仍进行抢救，并无不妥，更不能据此反推新生儿在被抢救前一定处于存活状态，同样医方宣告死亡系对抢救结果的最终确认，并不意味着婴儿此前一定存活。这就好比是：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是因为法院的判决无效而无效，是在法院没有判决前就已经无效，只是法院用国家公权力的形式判决或宣告合同无效而已。其次，随着医学认识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观点接受了“生命体征说”，这更有利于对胎儿权利的保护。许多重症新生儿在脱离母体后虽然未能独立呼吸和无心率、肌张力、无氧饱和度及反射应激力等生命体征之一，仍有通过抢救存活的可能性，如不承认其“活体”的属性，会导致医护人员怠于抢救或者新生儿遭到父母遗弃，有违伦理道德的评判标准。现代医学规范要求医护人员必须争分夺秒积极抢救，更是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精神的要求。但是不能因为医护人员积极抢救，就认为是在此前一定是“活体”的结论。故而，上诉人诉称是错误的，而且是有违医学伦理道德的，更有违只要有1%的可能就要尽100%的努力的医学精神，这就是医学对生命敬畏的具体体现。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是符合事实，并且符合医疗常规和医学伦理道德的，应当予以维持。3、对于上诉人提到的：仅仅经过4分钟……，窒息时间小于5-7分，脑损伤尚未发生，……。出生时新生儿是否死亡不是仅仅看心跳呼吸是否存在，还应该看室息的时间长短，……。死亡必须同时符合……心跳呼吸骤停的时间。等等。被上诉人认为是上诉人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所致的错误结论。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对胎儿的尸体检验报告小结：是急性宫内窘迫、缺氧的形态学表现，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出现急性肺水肿。请求法庭注意的是“宫内窘迫”而非“宫外窘迫”，说明胎儿是在子宫内出现的窘迫从而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致死于腹中。所以，该胎儿从出宫（娩出）之前就已经死亡，故而，出宫（娩出）后称之为死胎。这与《新生儿尸体检验标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151一1996）和《法医病理学实验指导》（2016年3月第2版）判断死产和活产的试验也是一致的。由此进一步证实上诉人娩出的胎儿就是死胎的事实。其次，尸体检验报告小结：病理所见双肺羊水吸入……，急性宫内窘迫、缺氧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出现急性肺水肿。胎儿在母体内，肺内充满液体，分娩时伴随产道挤压及第一声啼哭将肺泡内液体清除，由于急性缺血缺氧，胎儿在子宫内呼吸，致羊水吸入，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首先考虑：胎盘脐带异常所致。因球状胎盘附着处与胎先露的关系以及脐带绕颈的综合因素导致胎儿在母体内急性缺血缺氧，分娩的过程中就已致死，也就是胎儿尚未出宫（娩出）前就已致死。根本等不到分娩出来后再给医护人员抢救的时间。因此，不能用正常的“5-7分”、“室息的时间长短”、“骤停的时间”来判断所谓的“抢救机会”。这就是分娩本身的风险所在，也正是分娩中各种风险的客观存在，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姆斯就曾说过：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产科医学的风险与未知性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所以要倍加珍惜生命、敬畏生命之所在。虽然本案的胎儿最终完全脱离了母体已“出”，但不能谓之已“生”。上诉人分娩出的胎儿尚未成为自然人――即胎儿非属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而获取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是以受害人为自然人为前提条件的，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应当维持。4、一审法院对鉴定费的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虽然也认为不当，但考虑到上诉费等综合因素而未提起上诉。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除鉴定费承担之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的尸体检验报告及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刘湘玲的胎儿娩出时是死婴，并对上诉人要求请赔偿新生儿死亡赔偿金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22元，由上诉人刘湘玲、岳显可负担。刘湘玲、岳显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