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海军，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某，女，193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6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宝，江苏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6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某3，女，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方某某、高某1、李某2、高某2、高某3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291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的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苏（2016)泰州不动产权第XX号]房屋系高某2、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驳回方某某、高某1、李某2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某某、高某1、李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55000元房款不应当认定为装修款。1.以高某2、高某1的认知不可能连“装修费”与“房款”都分不清，甚至混为一谈。2.李某1于2016年1月20日通过现金汇款方式向李某2建设银行62×××60账户支付了55266元，其“账单”中记载的“给凤敏55266尾款2.5号发的账单”中的55266元装修费李某1已经向李某2付清。一审判决以55000元房款与55266元装修费之间数额相近就将其认定为装修款，认定事实错误。二、李某2之出资应当认定为借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依据该条宗旨，房屋产权登记于谁名下，产权归谁所有，其他人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本案中高某1在不具备首套房资格情况下部分出资，产权登记于有首套房资格的高某2、李某1名下，据此高某1、李某2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而方某某可以登记于自己名下，却登记于子与媳名下之行为，赠与意思表示明确，明显不同于高某1与李某2夫妇之出资。据此，方某某出资应按赠与，而高某1与李某2出资则可以按借贷。三、认定高某1出资124042元，证据不足。李某2账户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74042元有据为证，另外50000元并无确证，而一审判决据高某2自认认为高某1出资124042元，证据不足，高某2与李某1虽同为原审被告，但鉴于本案系在二人离婚诉讼进行中提起，其自认并不应构成李某1认可。四、方某某的出资应视为是对高某2、李某1夫妻二人的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具体到本案，方某某系在高某2与李某1结婚后，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2015年2月23日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签章）处显示，只有高某2一人签名。而高某3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却登记了高某2、李某1夫妻二人之名。该行为亦是高某2与方某某、高某1、高某3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策。《婚姻法解释二》明确了是赠与一方还是双方的问题，《婚姻法解释三》明确告知了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后果，而本案当中，案涉房屋产权并未登记在高某2一人名下，从权利外观上可以断定，方某某不仅是赠与，而且是对高某2、李某1夫妻双方的赠与。五、一审判决所述的按份共有于法无据。2018年5月9日高某2的中国建设银行向李某243406213XXXX0338账号转账支付55000元，摘要注明“房款”；2018年5月13日李某1又向李某2同一账户存入现金98439.10元，前后相隔不过四天时间，第一笔注明“房款”，第二笔也应当是房款。至此，高某2、李某1已向高某1、李某2支付房款153439.10元，其金额足以覆盖其所谓的购房出资124042元，据此证明，高某1、李某2夫妻因购买诉争房屋而支付的房款已经得到偿还，其要求按份共有于法无据。2015年2月23日，高某2作为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2月25日房产登记于高某2、李某1名下，在整个购房过程中，高某2、高某1并没有按份共有的意思表示。以高某1夫妇所处社会地位、所受教育、阅历以及认知，如若共同出资购房，定会在购房当时就签订协议，绝不会在高某2、李某1婚姻破裂之时签订，此时签订协议，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避免让李某1将案涉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在高某2与高某1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记载，对于房屋系高某2、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高某1是明知的，但是，为达到稀释李某1财产目的，高某2、高某1还是串通起来，于2019年2月签订《协议书》来分割高某2、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以该协议书作为认定按份共有的依据，认定事实错误。六、诉争房屋应认定为高某2、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诉争房屋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是方某某、高某1、高某3、高某2进行的利益取舍，系其认真选择而形成的结果，并非登记错误，因此，诉争房屋应以登记簿为准，确认为高某2、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据高某2、高某3所述房产证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可以享受首套房优惠，二套房子不可以享受优惠。高某1、高某3在泰州各有一处房产，不能享受优惠。房产证系高某3代为办理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并非登记错误，是高某1、高某2、高某3的真实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案涉房屋登记于高某2、李某1夫妻名下，系各方真实意愿、协商的结果。不属于登记错误，因此应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七、高某2与方某某、高某1、高某3所签协议无效。(一）该协议因损害国家税收政策所以无效。据高某2、高某3所述，高某3和高某1在泰州都有房子，高某2没有房子，考虑到税费首套房优惠的因素就把房子登记在高某2和李某1名下。据此，协议无论是否真实，其目的都是规避国家税收政策，行为目的及方式均存在不正当性，一审判决支持高某1逃避国家税收，却可获得按份共有房屋之利益的同时，损害的是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一审判决以无效协议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该协议不仅损害国家利益同时损害李某1的合法权益，亦因此而无效。《协议书》落款打印的时间是2019年2月，高某2与李某1感情破裂而分居是在2019年1月。本案确权之诉是在2019年9月2日提起，高某2与李某1离婚诉讼是在2019年4月11日提起，显然是高某2与高某1、方某某、高某3恶意串通，意在达到让李某1少分财产之目的。在高某1与高某2微信聊天记录中，高某1讲：“从法律上来看，不签不合适。因为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据此证明高某1明知诉争房屋是高某2与李某1的夫妻共有财产，还要制造“协议书”，通过按份共有方式，以达到减少李某1财产份额之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高某2为达到令李某1少分财产之目的，与方某某、高某1、高某3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逃避纳税义务的同时，更侵害了李某1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方某某、高某1、李某2辩称：李某1对案涉房屋购房时的出资情况并无实质性争议，其本人在一审中对各方出资数额和银行流水无异议，最大争议就是三方出资购房法律性质上的界定。李某1认为方某某出资款应当视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高某1、李某2的出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借贷，且已经偿还，我方认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并不是由子女一方或者是本案中的受赠人单方宣称的，因为李某1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方某某对其和高某2有任何赠与的意思表示，方某某是因为原来房子被拆迁而安置房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而等待时间不确定，因此用补偿款购房，让自己老年居住，因所选购的房屋购房款有一定的差距，让高某1、高某2对余额各出一半。尽管兄弟之间有经济往来是正常的，但是就案涉购房款这种借贷明显不合常理，高某2兄弟都生活居住在北京，如果是高某2买房差点钱要跟高某1借钱可以在北京完成，何必双方都到泰州开发商刷卡，且双方都精确到42元，不符合常理，高某2刷卡的银行卡上还有余额，借贷的合理性、必要性不存在，主张双方有借贷关系必须有相应证据，高某2夫妻没有任何表示同意的行为。方某某、高某2夫妇各自出资的份额，能够明确反映他们是按份共有，李某1提到高某2、高某1、方某某的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是在高某2离婚后，事实这个协议是在高某2与李某1离婚诉讼之前，李某1并无证据证明协议是虚假的，因为协议内容与当初购房出资等相吻合，不存在三方恶意串通，对方对所谓的恶意串通也没有举证证明。请求驳回李某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高某2辩称：1.协议是方某某被李某1赶出北京，为了解决方某某的养老问题兄弟姐妹签订的，此时还没有进行离婚诉讼。2.我和高某2在购房时各刷了124042元，我刷卡后余款还有8万多，充分说明了不是借款，而是我们兄弟将余额各出一半。3.对方称曾给了一部分钱，案涉房屋原来是毛坯，没有入住条件，当时由高某1组织装修、买电器，后我将装修款出了一半给高某1，而不是还的购房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某3辩称：请求维持原判。方某某、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方某某以六分之四、高某1以六分之一、高某2以六分之一的比例对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的房屋所有权按份共有；2.高某2、李某1协助方某某、高某1办理涉案房屋的变更登记；3.高某2、李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一审法院追加李某2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李某2表示其与高某1诉讼请求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某某生于1932年11月13日。生育二子一女，长子高某2、次子高某1、小女高某3。高某2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高某1与李某2系夫妻关系，高某3与陈文刚当事人陈述是夫妻关系。2015年1月13日，方某某名下有南京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单一份，面额355055元；2015年1月21日，方某某名下有南京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单一份，面额142426元。上述款项于2015年2月9日由陈文刚取出存入陈文刚在南京银行62×××44账户内。2015年2月23日，高某2与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高某2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建筑面积135.54平方米，单价为5445.51元/平方米，总金额为738084元。2015年2月23日14:35:01，高某3通过银联商务江苏分公司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消费汇款490000元。同日，高某2通过招商银行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汇款124042元，账面余额还有80267.29元。高某1刷了两张卡，其中其妻子李某2的中国建设银行卡上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汇款74042元。高某1陈述另有50000元当时也进行了刷卡汇款，但其到北京工作后原来的银行卡注销，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已注销，付款50000元的手续无法查找。2015年5月22日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向高某2开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金额为736287元。后由高某3负责对上述房屋进行了装修，高某2、高某1、高某3陈述装修的款项大多数是高某1支付的。再后由高某3负责办理了房屋产权证。2015年5月27日高某3交纳了11044.31元的契税；2015年10月20日高某3交纳了房屋登记费及工本费90元；于2016年2月26日领取了不动产权证[苏（2016）泰州不动产权第0000939号]。李某1自记的流水账，反映了2015年3月至2016年一段期间内，与高某1的妻子李某2的有关账目往来。主要记载：高某4账单：自2015年3月7日至7月5日计66662元。李已给2+2=4万+1.1=5.1万（1.1是5月27日记入）+0.5（6.12日支）=5.6+1.5（6.26日）=7.1。71000-66662=4338元。2016年寒假和春季一共新东方12729+1650=14379元；学而思寒假和春季一共9120。一共23499。装修款76765元、陈某2000现，共78765。给凤敏55266尾款2.5号发的账单。方某某2017年下半年到北京高某2处生活，时间不长又回江苏生活。后2018年5月9日高某2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高某1的妻子李某2支付55000元，摘要注明“房款”。对此，高某2陈述是后来就装修费用与高某1结账，将高某1垫付的装修款汇给高某1。摘要注明房款的意思是与房屋有关的款项。李某1陈述55000元不是装修款，是给付的购房款。房屋装修款是76765元，装修款已经付清，高某1报过来多少我们就付多少，这个钱是给了李某2，忘了是现金还是打款，我为了省手续费，都是取现金出来，有时候就给现金，有时候打款。房屋装修费高某1只让我们给他76765元，这是他当时给我们垫的，我们关系好。当时高某1说我们只要给76765元就行了，我就给了，装修款76765元＋陈某2000元=78765元-23499元=55266元。给凤敏55266元尾款，这个钱给了，具体怎么给的记不清了。高某3陈述对高某2、高某1就房屋装修结账的具体情况不清楚。2019年2月，方某某、高某1、高某2、高某3签订协议书，就方某某的财产的处理、赡养事宜等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高某1、高某2在上述协议形成过程中微信聊天，提到案涉房屋目前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从法律上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高某1认为李某1在协议上也要签字，不签字不合适，会有后遗症。高某2认为让李某1签字，李某1又有拿住他的地方。另查，方某某陈述：房屋是她的拆迁款购买的，不足部分是二个儿子垫的。高某1陈述购房经过：2014年4月份房子拆迁后，刚开始过渡期，我姐和我姐夫在上海大花园租了一个车库供老太太居住，后来我爱人出差回来看到，车库条件特别差，不通风、潮湿，当时就把我母亲接到南京住到我那边去了，那时候我不在南京工作，我爱人在南京，所以我母亲在南京过渡了几个月，后来听说上海大花园有这个买房的机会，正好与我大姐一前一后便于照顾老人，我就和我哥商量利用拆迁款50万元左右购买一套房子让老太太居住，因为拆迁安置房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因为有老太太一大笔拆迁款做基础，我和我哥补充剩余的房款压力不大，才决定给老太太买这个房子，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我和我哥高某2口头约定双方剩余房款各50%。当时哪些人在场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有银行的刷卡记录单，能够证明我的刷卡记录，当时我本人应该在场，办房产证我就没有参与，具体不清楚，我也没管，我们当时跟高某2口头约定办在他们名下，我认为应该他们自己去办，我没有参与办房产证。高某2陈述购房经过：诉争房屋我只支出124042元，我弟弟也支出了124042元，其余都是我母亲支出的，她的存款和拆迁补偿款支付的。2014年底到2015年之间要拆迁，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老太太没地方住，我们大家商量老太太有拆迁补偿款50万元左右，原来老家的地址和上海大花园就隔了一条公路，离老家也近，就在上海大花园买套房子，正好有拆迁款，我们兄弟两个补贴余款，可以给老太太买套房子以后给老太太住，当时买的时候是全款，不存在第一笔、第二笔的事情，这个事情李某1一清二楚，她说不知道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之后后面的相关手续包括税费是由大姐他们代办的，我们都没有回来。这个房子就是由老太太住的，李某1完全应该清楚的，后来当时考虑到税费的因素，我大姐和我弟弟在泰州都有房子，我没有房子，考虑到税费首套房优惠的因素就把房子登记在我们两人名下。李某1说我一直在国外，我应该是2015年4月份已经回国上班了，3月底回国的，4月份正式上班。具体的款项我跟儿子一起到泰州来的，刷了大概124000多元，具体数额我记不清了，当时付款我和我弟是付的一样的金额。其余的是老太太付了49万元，老太太的钱是大姐负责刷的，老太太不识字，快90岁了。后来税费都是大姐他们刷卡用老太太的拆迁款付的。当年拆迁老太太没地方住就需要买房子住，我跟她说过，关于房子的具体情况我都跟她说过，老太太出50万元左右，其他的款项我们弟兄两个分一下。因为老太太拆迁款不够买，我们弟兄两个有这个义务买房子让老太太安渡晚年，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因为全款办的很顺当，具体办理我们没有回来。签协议的时候我、我儿子、弟弟、大姐还有姐夫都在场。离婚时她说是夫妻共同财产，我认为不是，当时支付了六分之一的钱，也不能完全说夫妻共同财产。如算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从良心上说不过去。李某1陈述购房经过：第二次庭审时陈述，因为当时我在照顾高某1的孩子，我知道买房子，就说你们男的去办理吧，我就不去了。当时我儿子也去了。正好2015年春节之后交的钱，春节在高某1南京的家过的年，过完年之后我身体不好就回扬州母亲那里，他们第一笔交多少钱，高某2是告诉我了，但是具体多少我给忘了，我说交就交吧，第二笔什么时候交的他说不清楚，后来我一直在带孩子，高某1家的孩子一直在我们家，我帮他带孩子，他老婆当时没调到北京，他一个男人带孩子不太方便，就委托我带。交钱、办手续都是高某1去的，我就提供了证件、户口本等寄给老家的，具体谁办我就不清楚了，2015年我家孩子上高一下半年，高某1家的面临中考，这一年半的时间都是我在带，直到中考结束。具体记不太清楚。我不管这些事情，高某2说要买房子，他当时跟我说了为什么买房子了，但是我记不清了，我说买房子就买吧花吧。对高某2说在泰州买房子的事情真的记不太清楚了。办房产证的时候高某1就跟我说要我回来办一下，回来办房产证，我说那你在这边带两个孩子吧，我就回去吧，正好我母亲也在那边，然后高某1说算了算了，我去办吧，就叫我把证件材料原件都寄给高某3，我就都寄回去了。因为孩子们要考试，我从来没有去过，高某2的母亲2017年就到北京来了。与高某2就泰州房屋买卖的事很少交流，有时候谈一两句，基本上很少谈，办好之后就放在老家，高某2一直在国外，我就一直在带孩子。（？李某1既然在离婚案件就已经提到这个房子，现在你知道这个房子钱是怎么出的吗。李某1：经过上次庭审知道这个房子款项的构成，开庭时他们说了这个情况，我就知道了。？你对他们上次开庭说的关于房子上出钱情况，你认可么。李某1：客观的流水我们都认可。）第三次庭审时陈述：因为上海大花园的房子钱款基本是他们兄弟俩以及他姐姐去办的，55000元汇款手续上面确实写的房款，我也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这个房款明显写的是房款，不是装修款，就只有这一个上海大花园的房子。具体记不清了，大概是2015年过春节前后，高某2跟我说高某1、高某3都在泰州有房产，咱们也老了，我们也在泰州买套房子，等以后退了休可以常回来聚聚，两边跑，具体怎么说的我也忘了，后来就买了。当时我带我的孩子在扬州过年，高某1听说了，就跟我说他的孩子也没人带，他就把孩子让司机送到我母亲家去了，到年底等高某2从俄罗斯回来我就带孩子们去高某1南京的新家过年，大概初三初四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提前从南京回扬州了，高某2就带着儿子他们一起回泰州买房子去了，我就没有参与，之前我就说了高某2做决定买什么房子都行，后来高某2跟我说买房子了130多平方，小高层、有电梯，那时候孩子赶着回北京上学，就没有来，之后我也没有时间来看房子，后来房子大概2015年左右装修的，买了房子就装修的，具体谁装修的我不清楚，花了大概十来万，装修我搞不清楚。因为老太太拆迁，就让老太太先住在里面，高某3又不让老太太住在她房子里面，只住在车库，平时老太太是自己生活，高某3他两口子有自己的家，平常老太太自己住在我们家，没有其他人住在房子里面。房产证我记得2015年高某1有一天晚上打电话，高某2说高某1要办房产证，我就说我们夫妻回去办，让高某1到北京带孩子，高某1怕带孩子，就说不用不用，我去办，你们带孩子吧，我去跑。到最后又说是高某3办的房产证。最后高某1告诉我房产证办下来了，我说好。办房产证就花点工本费，物业费什么都交了。2017年我儿子高考结束后，我们就搬到新房子去了，后来高某2就把老太太接到北京去住。高某3陈述购房经过：她建议老太太买房子的，本来拆迁款有490000元，农田征用还有18000元，高某1和高某2两个人双方谈好，一个人出资125000元给老妈买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高某2和高某1，我讲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老妈怎么办。他们都说家里的事情一直都是我做主，让我自己看。我就建议给老妈买一套房子，因为那套房子上海大花园70号楼跟我住的房子是前后楼，我好方便照顾母亲，又在电话征得高某1、高某2的同意，他们同意，就买这个房子，跟我住一块他们放心，有个照顾。后来拆迁款下来打到我银行卡49.7万元，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正月初五，70号楼开盘，我就通知高某1、高某2回来付款，我拿我的卡，以前我记不清楚，我到银行去查了，银行里面盖了章，我刷了49万元，剩余7000元没有刷。高某1和高某2两人分别刷了124042元，他们商量好了一人一半。弟兄两个在后面分别刷的，当时刷卡有我、高某1、高某2、高证炎、还有陈文刚，其他没有。5月份办的证，他们把身份证等寄回来，委托我办的，7月份左右拿的证。当时弟兄两个人商量好的，就说办在高某2和李某1的名下，可以享受首套房优惠。因为当时我有一套房子，高某1在泰州有一套房子，二套房就不可以享受优惠。2015年过年春节买的，房子还没交工，6月份才开始交房，钥匙拿了，上海大花园三期的整个大房产证一直没拿到，可能当时就到第二年拿的证。我就办了一次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方某某、高某1、李某2、高某2认为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的泰州市的房屋为方某某以六分之四、高某1以六分之一、高某2以六分之一的比例按份共有；李某1认为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的房屋为高某2、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方某某、高某1、李某2认为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的物权归属、内容有争议，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权利，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由此可知，主张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程度，可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明力。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和房屋所有权人不一致的，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事实，那么房屋所有权应归属于真正的权利人。物权法以公示原则为基础，派生出了不动产物权登记推定真实的效力，即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法律认为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但是，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仅体现为推定力，在不涉及交易关系中的善意第三人保护问题时，如果有相反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了不动产登记簿上载明的权利人并非真实权利人，则应依法认定真实权利人是不动产物权的所有人。即房屋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事人当时购买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即是方某某、高某1、高某2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还是高某2以个人名义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亦或是高某2以家庭名义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从庭审查明的情况分析，方某某、高某1、高某2、高某3均陈述当时购买房屋时是方某某、高某1、高某2共同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年老母亲方某某的居住事宜。站在李某1的角度看，其并不能接受。这就需要从证据上进行分析判断。一、从购房款的支付情况来判断。1.现有证据证明高某3名下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的490000元，确实是由方某某的拆迁款转付过来的，整个资金的流进流出非常清晰，可以认定高某3作为女儿保管了方某某的490000元的拆迁款，并协助母亲办理了相关交款手续，考虑到方某某80多岁的实际，高某3又是唯一在身边的子女，这是符合社会习俗和常理的。所以490000元是应认定为方某某为购买房屋实际支付的购房款。2.高某2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的124042元，有相关汇款手续为证，应当认定为为购房支付的购房款。3.高某1向泰州沪商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的74042元，是由其妻卡上汇款开发商的，也应当认定为为购房支付的购房款。另有50000元尽管没有找到相关汇款手续，但结合上述情形，高某1、高某2兄弟两人汇款的数额精确到“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兄弟两人对剩余的购房款由兄弟两人均分的实际。且李某1在庭审中对付款的流水本身亦表示认可，仅是认为款项已偿还，也从反面印证了高某1付款的实情。所以一审法院确认高某1实际支付购房款124042元。从李某1陈述分析，在购房期间整个家庭及高某2与李某1夫妻关系尚可，并无太大的矛盾，高某1的孩子还由李某1照顾，兄弟两人完全没有必要将所付的房款分得这么清楚。基于上述，可以认定方某某、高某1、高某2为购买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分别支付了490000元、124042元、124042元。二、从方某某、高某1、高某2三方购买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判断。整个房屋总房款为738084元，扣除方某某支付的490000元，剩余248084元，由兄弟两人均分即为124042元。也说明了当时高某1、高某2为购买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的真实想法。即由母亲的拆迁款为基础购买，不足部分由兄弟两人均分，把所购的房屋用于母亲居住生活。这说明了方某某、高某1、高某2三方购买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从李某1陈述高某1的付款属于因购房形成的借款的社会常识来判断。退一步讲，如真是李某1所讲该房屋是高某2和其夫妻两人为退休生活购房，高某2向高某1借款购房，高某1作为兄弟只出借124042元？这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估计按中国人的借款习惯，没有一个人向他人借款能精确到“几元”的情况。另外从高某2付款的银行流水上可以看出，其付款124042元后，账面余额还有80267.29元。为什么高某2不把自己的钱全部用掉呢！基于上述，从生活常识分析判断，这种说法很难说服人。四、从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装修的情况来判断。如李某1所言，该房是其夫妻购买，作为在老家的妹妹帮助装潢，也是人之常情。但为什么装潢款项多数都是高某1垫付的，李某1自记账目的流水情况，李某1承认尚欠装修款76765元，也证明了高某1垫付装修款的事实。李某1夫妻购买的房屋，将来退休居住使用，整个房屋由他人随便装修，也不需要筹集装潢款，李某1夫妻对装修风格等没有一丁点个人意见，也可能需要各方对此作出理性的判断。五、从李某1自记账目的流水情况来判断。李某1自记账目流水反映：高某4账单：自2015年3月7日至7月5日计66662元。李已给2+2=4万+1.1=5.1万（1.1是5月27日记入）+0.5（6.12日支）=5.6+1.5（6.26日）=7.1。71000-66662=4338元。2016年寒假和春季一共新东方12729+1650=14379元；学而思寒假和春季一共9120。一共23499。装修款76765元、陈某2000现，共78765。给凤敏55266尾款2.5号发的账单。从这份流水情况来看，尽管兄弟关系好，但账目还是非常清楚的，符合中国人亲兄弟明算账的风俗，基本精确到“几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某1对生活的严谨态度，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就这样一个人能对夫妻共同购买70多万的房屋的细节记不清楚了，连支付了多少笔都记不清楚？另外从“2016年寒假和春季一共新东方12729+1650=14379元；学而思寒假和春季一共9120。一共23499。装修款76765元、陈某2000现，共78765。给凤敏55266尾款2.5号发的账单。”可以得出给凤敏55266尾款=78765-23499的数额，“给凤敏55266尾款”这个钱有无给付，李某1没有说清楚，何时给付的也没有说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给凤敏55266尾款，是用高某2欠高某1的装修款扣减高某1子女在李某1处生活的支出费用得出的差额。六、从55000元付款的情况来判断。2018年5月9日高某2的中国建设银行向高某1的妻子李某2支付55000元，摘要注明“房款”。对此，高某2陈述是后来就装修费用与高某1结账，将高某1垫付的装修款汇给高某1。摘要注明房款的意思是与房屋有关的款项。这个55000元其实与“给凤敏55266尾款”高度契合，与李某1自记账目的流水中反映的“给凤敏55266尾款”的性质是一致的。李某1陈述55000元不是装修款，是给付的购房款。李某1仅仅认为这是购房款不是装修款，摘要注明“房款”，这与李某1自记账目的流水中反映的“给凤敏55266尾款”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相矛盾的，李某1陈述55000元是给付的购房款不是装修款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同时对“房款”在此不应当狭义的理解，从高某2与高某1两兄弟的经济交往来看，双方往来多，但特指“给凤敏55266尾款”和55000元的只有这一笔。李某1所说的因购买泰州的诉讼房屋向高某1借款，又是在何处有体现，不能简单的用双方往来较多，就进而推之说已将房款和装修款全部还清，难以说服对方。七、李某1当庭陈述中一开始表示对房屋的购买细节不清楚，但认为当时购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夫妻双方将来退休生活使用。后来又陈述高某1支付的购房款及装修款已实际偿还等理由，基于其前后矛盾的陈述，加上李某1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说辞，难以采信。上述这一系列事实已经形成完整的事实链条，可以认定本案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系方某某、高某1、李某2和高某2、李某1。因此，方某某、高某1、李某2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产权归属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次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的权利归属。从上述分析判断，方某某、高某1、高某2已证明三方出资购房的目的是为了方某某的生活居住、三方有共同购房的合意、三方共同支付了购房款，以及借高某2之名与开发商签订合同，领取不动产产权证的事实的存在，方某某、高某1、李某2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权属登记的证明力，一审法院据以确认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是方某某、高某1、李某2、高某2、李某1。方某某、高某1、李某2、高某2要求对泰州市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房屋的产权按份共有的诉求是否应当支持。本案首先要界定案涉房屋是属于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本条是关于共有关系不明时对共有关系性质推定的规定。本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是指共有人对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共有。共同共有的共有人只有在共有关系消灭时才能协商确定各自的份额。当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推定为共同共有，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份额还是不明确的。因此，本法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这样规定，在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就能很明确地确定各共有人享有的份额。本条规定的意思是，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这里需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的含义，只有准确理解了“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的含义后，才能准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含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特别是第九十五条，本条是对共同共有法律特征的规定。共同共有，是指各共有人根据共同关系，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其法律特征如下：第一，共同共有产生的基础是共同关系。共同共有依共同关系而发生。没有这种共同关系的存在，就不能发生共同共有关系。因为夫妻关系的存在，才发生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关系。因为家庭关系的存在，才发生家庭财产共同共有关系。因为都是继承人的原因，才发生遗产分割前遗产的共同共有关系，没有共同关系这个基础，就不会产生共同有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其共同共有也可以约定，但该条规定的“约定”，应该主要是指《婚烟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因此，能够约定财产为共同共有关系的，也是具有夫妻关系这种共同关系的人才能进行的，而按份共有产生的基础则不是共同关系。第二，共同共有的财产权利不分份额。共同共有的财产权利不分份额，而按份共有财产是分份额的，这是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的主要区别。只要共同关系存在，共同共有人就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利。而在按份共有关系中，按份共有人只能根据其份额享有权利。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共有财产分割以后，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各共同共有人行使的权利及于整个共有财产不仅仅及于共有财产的某个部分。第三，各共同共有人对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平等。只要共同关系存在，各共有人对全部共有财产就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也是平等的，按份共有则不同。各按份共有人只能按照各自的份额而不是平等地对全部共有财产享有权利，义务也是按照各自的份额承担。共同共有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夫妻共有财产；（二）家庭共有财产；（三）共同继承的遗产；（四）其他共有财产。这里重点解释一下家庭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在家庭中全部或者部分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换言之，是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共有财产。其特征在于：（1）家庭共有财产的主体并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而是对家庭财产的形成作出过贡献的家庭成员。在一般的三口之家，如果子女没有经济收入，也没有通过接受赠与等方式对家庭财产作出贡献，就不能和父母一起作为家庭财产的共有人。（2）家庭共有财产的形成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交给家庭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受赠的财产以及在此基础上购置和积累起来的财产等。（3）家庭共有财产是以维持家庭成员共同的生活或生产为目的的财产，某个家庭成员以其劳动收入购买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一般不视为家庭共有财产，（4）家庭共有财产以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终止等情形，如成年子女分家、父母离婚、父母一方成者双方死亡等。在家庭共有财产中，一般都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发生分家析产，应当严格区分家庭共同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本案中，方某某与高某1、高某2是母子关系，高某1、高某2已离家多年，各自成立家庭并独立生活。换言之方某某与高某1、高某2之间已不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从各方出资的款项性质分析，各自按一定比例进行了出资，出资的财产属于方某某与高某1、高某2各自所有，不属于方某某、高某1、高某2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收入，不属于共同创造和共同所得的财产。本案当事人购买诉争的房屋的目的，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其主要出发点是解决方某某个人的居住事宜，也不是为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的生活或生产为目的。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可以得出本案诉争的房屋在性质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精神特征，当然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中的家庭共有财产概念范畴。由于在购房期间方某某是一方、高某1、李某2系夫妻关系也是一方、高某2、李某1系夫妻关系也是一方。也就是说本案应当推定为方某某、高某1、李某2、高某2、李某1三方按份共有。方某某、高某1、高某2、高某3在2019年2月协议中约定，方某某占六分四即为66.66%、高某1占六分之一即为16.67%、高某2占六分之一即为16.67%。但上述比例与按购房时三方的出资情况所占的比例方某某占66.388%、高某1占16.806%、高某216.806%有一定份额差异，对李某1可能享有的份额有一定影响，对高某2、李某1的部分即六分之一的约定不予采信。由于高某1、李某2只主张六分之一的份额即16.67%，故方某某占66.524%（100-高某1的16.67%-高某2的16.806%），高某1、李某2占16.67%、高某2、李某1占16.806%。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五条、法信超链：案例13篇裁判7499篇期刊10篇、×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方某某对于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的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苏（2016）泰州不动产权第0000939号]房产享有66.524%的份额、高某1、李某2享有16.67%、高某2、李某1享有16.806%；二、高某2、李某1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配合方某某、高某1、李某2按判决第一项确认的份额依法办理上海大花园70栋某室[苏（2016）泰州不动产权第0000939号]的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高某1、李某2负担5650元、高某2、李某1负担5650元（此款方某某、高某1、李某2已垫付，高某2、李某1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并给付方某某、高某1、李某2）。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某1提交招商银行个人转账业务回单一份，显示高某2向陈文刚汇款14399元，证明亲属之间相互汇款是正常现象，但不是所有汇款都与所有权有关。方某某、高某1、李某2质证认为，该笔汇款是什么内容，李某1没有说清楚，从形式上看与本案无关。高某2质证认为，该笔汇款与本案无关，我也记不清是什么款项，不能任意拿一张汇款单就主张与案涉房屋有关。高某3质证认为，该笔汇款记不清了，可能是装修的钱。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李某1作为提供证据的一方，对该笔汇款的性质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并未作出明确的陈述及说明，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李某1特别授权代理人认可高某1购买房屋出资为124042元。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高某2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外，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另查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6日受理了李某1与高某2离婚纠纷一案，于2019年12月作出（2019）京0108民初30612号民事调解书：“一、李某1与高某2离婚；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方某某出资的性质；二、高某1、李某2出资的性质及是否偿还；三、2019年2月协议的效力。关于方某某出资的性质。本院认为，首先，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某1主张方某某的出资为赠与，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李某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方某某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其次，李某1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和《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规定，主张方某某的出资为对高某2和李某1的赠与。而本案中，房屋的出资人除了方某某及高某2、李某1外，还包括高某1、李某2。因此，在存在其他出资人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依据上述规定，即认定方某某的出资为对高某2、李某1的赠与，而应当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判断各当事人出资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方某某、高某2、高某1等主张房屋是三方共同出资购买，所购房屋用于母亲居住生活，因高某2、李某1在本地没有房产，考虑到税收问题，故将产权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结合本地的相关首套房税收政策，方某某、高某2、高某1的陈述具有其合理性。第四，结合李某1对房屋购买细节并不清楚、对房屋的装潢并未实际参与、房屋装潢款主要由高某1先行支付、李某1对部分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等具体情况，李某1主张购买房屋是为了夫妻双方将来退休生活使用、系夫妻共同财产，缺乏充分事实依据，可信度较低。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李某1主张方某某的出资系赠与，不能成立。关于高某1、李某2出资的性质及是否偿还。本院认为，首先，李某1主张高某1、李某2的出资为借贷，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李某1并未能举证双方之间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其次，高某1、李某2出资数额为124042元，精确到“2”元，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习惯。第三，高某2付款124042元后，其账面余额为80267.29元，从其账面余额也能看出其没有借款124042元的必要性。第四，从房屋总价款及各方当事人支付的具体数额，也能反映出方某某等所主张的房屋以母亲的拆迁款为基础购买，不足部分由高某2、高某1兄弟两人均分的真实性。第五，《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并不适用于本案。李某1依据该条规定主张高某1、李某2的出资为借贷，是对该规定的错误理解。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李某1主张高某1、李某2的出资为借贷，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李某1主张该款项已经偿还，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关于2019年2月协议的效力。李某1主张该协议系高某2与方某某、高某1、高某3为损害李某1的利益，恶意串通而签订，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协议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某1利益的行为。房屋登记在高某2、李某1名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李某1以此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军生审判员  于 焱审判员  缪翠玲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朱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