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74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大川，男，汉族，1966年4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鸿飞，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栋，男，汉族，1966年8月21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英亮，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琳，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新义，男，汉族，1963年12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朝礼，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大川、杨国栋因与被上诉人袁新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大川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袁新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双方当事人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而形成的形式性登记文件，不具有确认债权债务的法律性质。关于袁新义退出安徽华特绿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特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董大川、杨国栋的事实，共有三组文件予以调整：一是袁新义亲笔书写的退股申请；二是2014年4月9日签署的《股东会议纪要》，在该份会议纪要中明确约定袁新义将其持有的股份转由董大川、杨国栋持有，并且约定“退股分红总额400万元”的支付时间与方式；三是2014年5月1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一审判决仅将2014年5月1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作为涉案股权转让的唯一依据，显然认定发生了偏差。前述第一组与第二组证据已经构成了股权转让的所有法律要素，不仅有各方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具体约定了价款的支付方式与时间，“退股分红总额400万元”是各方共同确认的交易对价。2014年5月1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是落实《股东会议纪要》的执行文件。结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当依照工商局制式的文件，所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配套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仅是双方当事人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而形成的形式性登记文件，不具有确认债权债务的法律性质。二、一审判决在本案中认定2014年4月9日《股东会议纪要》是“退股后的分红问题达成过协议”，把下一个案子的主也都提前做了，一是完全没有依据，二是别有用心。三、袁新义持有的华特公司33%的股权没有实际出资，一审判决对于袁新义的股权来源未作实质性审查。董大川不可能在袁新义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的情形下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四、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超过。袁新义的诉请是198万元，其所谓“自认”是不能成立的。 袁新义针对董大川的上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董大川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三人原系华特公司股东，袁新义实际出资、出力的客观事实存在，在袁新义退股的时候，华特公司有大量的资产。2014年5月19日，袁新义与董大川、杨国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董大川、杨国栋受让袁新义在华特公司的33%的股份更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任何虚假的成分，袁新义出让股权的对价是198万元。2014年6月4日，上述股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至此，袁新义履行了转让股权的义务，董大川、杨国栋有义务共同向袁新义支付股权转让款。二、2014年4月9日《股东会议纪要》合法有效，该份证据是原审中董大川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三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故其证明的事实也是客观的。三、董大川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如果袁新义没有出资，其不会傻到让袁新义从华特公司拿走400万元分红款的地步。四、原审判决认定该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 杨国栋针对董大川的上诉述称，董大川与袁新义之间的纠纷与杨国栋无关，不发表意见。 杨国栋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袁新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无效，不能作为杨国栋、董大川支付给袁新义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事实依据。2014年4月9日，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签订股东会议纪要一份，袁新义真实意图为其退出华特公司，变更股权登记，由华特公司向其支付退股分红款400万。后，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14年5月19日，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仅系为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形成的形式协议，并非就股权达成转让合意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故袁新义要求杨国栋与董大川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2015年9月21日，杨国栋退出华特公司，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杨国栋、董大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杨国栋持有的华特公司49%股权无偿转让给董大川，同日华特公司形成《章程修正案》，华特公司变更为由董大川一人持有100%股权的一人公司。自此，袁新义、杨国栋先后退出公司，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2014年4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议纪要约定的退股分红条件成就时应由华特公司按照会议纪要内容规定支付袁新义相应退股分红款，杨国栋个人无义务支付袁新义退股后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原审法院判定董大川、杨国栋支付袁新义股权转让款193万元无事实依据。三、2014年5月19日，华特公司形成《安徽华特绿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1、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出资人修正为董大川、杨国栋。2、杨国栋出资数额由198万变更为294万，该章程修正案经董大川、杨国栋、袁新义签字确认。因此杨国栋受让股权的份额为16%也即受让价款数额为96万，原审法院对杨国栋与董大川共同支付袁新义股权转让款198万的认定错误。 袁新义针对杨国栋的上诉辩称，杨国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法庭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董大川针对杨国栋的上诉述称，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配合前面的股东会纪要而办理的变更手续，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要求杨国栋与董大川承担给付责任是错误的，依法应当改判。 袁新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大川、杨国栋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19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5月19日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其中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本利率计算，此后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原均系华特公司股东。其中，袁新义出资198万元，持股33%；杨国栋出资198万元，持股33%；董大川出资204万元，持股34%。2014年5月19日，袁新义（甲方、出让方）与董大川、杨国栋（乙方、受让方）就袁新义持有的华特公司33%的股份转让给董大川、杨国栋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持有的华特公司33%股份（人民币198万元，实际出资198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货币收购，收购价格为实际出资金额，此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自转让之日起债权债务一起转让。同日，华特公司及其各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盖章，并明确了各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和实际出资额。2014年6月4日，华特公司的股东由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变更为董大川（持股51%）、杨国栋（持股49%），各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今，董大川、杨国栋对于上述受让的股权转让款一直未支付完毕。 另查，2014年4月9日，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曾签订《股东会议纪要》一份，约定：根据股东袁新义提出的退股申请，华特公司三位股东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于2014年4月9日在淮北办事处召开股东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如下：1.袁新义退出华特公司股份，其持有的股份由董大川、杨国栋持有，具体变更手续2014年4月办理完成；2.袁新义退股分红总额为400万元，4年内付清；3.退股的前提为华特公司在淮北矿业集团的收益按期足额到账；4.袁新义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后续人员签订已完工的4个矿的电磁节电项目合同、协助催款等事务。 本案诉讼中，袁新义自认董大川曾于2017年左右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余款193万元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袁新义将其持有的华特公司33%的股份转让给董大川、杨国栋以及该股权转让对价为198万元的事实，有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企业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于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未作明确约定，庭审中董大川、杨国栋也明确表明袁新义从未向其主张过股权转让对价款，故董大川、杨国栋关于袁新义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辩解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袁新义、董大川、杨国栋作为华特公司的股东虽在2014年4月9日就袁新义退股后的分红问题达成过协议，但该协议显然无法达到袁新义出让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也包含在分红款中的结论。董大川、杨国栋关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系为了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形成的形式协议，不具有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的辩解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袁新义起诉要求董大川、杨国栋支付股权转让款193万元（198万元-5万元）以及该款自2020年4月8日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董大川、杨国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新义股权转让款193万元以及该款自2020年4月8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袁新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6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620元由董大川、杨国栋负担26923元，由袁新义负担697元。 二审期间，董大川补充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退股申请》，证明：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原始起点，结合《股东会议纪要》，证明袁新义与董大川、杨国栋三人已经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特别是在《股东会议纪要》的第一条、第二条已经确认股权转让的事实，明确下一步在工商部门办理具体的变更手续，也就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具体落实前述纪要的程序性文件。证据二、民事上诉状，证明：与该案实属同一事实的案件，被袁新义拆分成两个不同的案件，蜀山区人民法院对公司盈余分配一案判决也发生偏差，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理由不成立。对于上述证据，袁新义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申请是袁新义在退股之前向另外两个股东即董大川、杨国栋发出的要约，最后三位股东在该申请的基础上达成了2014年4月9日的《股东会议纪要》，显然《退股申请》不是《股东会议纪要》的组成部分，也不是2014年5月19日袁新义、杨国栋、董大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另外，《退股申请》的内容，该内容明确400万元是由华特公司给付，该款项与股份转让无任何关系。对证据二，该上诉状实际上是董大川的陈述，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民事上诉状提到的分红款，提到的判决书，是袁新义根据2014年4月9日《股东会议纪要》向法院提起的诉讼，与本案股权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对于上述证据，袁新义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鉴于董大川、袁新义均认可其真实性来说，杨国栋是无需承担股权转让款的。该股权转让款即使存在纠纷，也是董大川和袁新义之间的纠纷。袁新义要求退股，如果公司有利润，应该分配给他。我认为这400万包含了股权转让款、分红款。股权转让款198万元应当包含在400万元之内。对证据二，与我方无关，由法院认定其三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一《退股申请》只能证明基于袁新义的退股申请，各股东对袁新义的退股请求进行讨论，是磋商《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的一份材料，但无法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二并非针对本案的上诉，亦与本案无关联性。 袁新义二审补充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借据（华特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向淮北展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借款40万元），证明：袁新义向华特公司出资40万元。证据二、盛海益出具的收条，收款金额是50万元，证明：袁新义向华特公司再次出资50万元。证据三、2012年3月15日华特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证明：在2012年3月15日之前出资人是袁新义、傅娟，在此之后袁新义、傅娟不需要再向华特公司投入资金，后续资金由董大川、杨国栋提供。对于上述证据，袁新义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属于公司的借款，并非投资款。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是袁新义所主张的出资款。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纪要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股东傅娟退股而形成，与袁新义的出资义务没有关联性。杨国栋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董大川。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袁新义向华特公司的出资，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 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为本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能否以此确认双方股权转让对价。 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本人所签，该份协议与2014年4月9日《股东会议纪要》关于“袁新义退出华特公司股份，其持有的股份由董大川、杨国栋持有”的约定并无实质矛盾。虽然该会议纪要约定退股的前提为华特公司在淮北矿业集团的收益按期足额到账，但之后在2014年5月办理了袁新义的股权转让手续，袁新义已退出相应股份，应视为三方变更了《股东会议纪要》相应退股前提的约定。且《股东会议纪要》约定的是退股的前提，而非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前提。而《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股东会议纪要》之后，内容如有冲突，应以形成在后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在股权已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方再以退股前提未成就为由，拒付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本案案涉股权转让款无论是否包含在《股东会议纪要》确定的400万元退股分红款之内，均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亦不属本案审理范围。《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袁新义名下的股权已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转移登记至董大川、杨国栋名下。综上，无证据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定无效情形，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该协议内容对本案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袁新义将其持有的华特公司33%的股份（人民币198万元，实际出资198万元）转让给乙方（董大川、杨国栋），乙方以货币收购，收购价格为实际出资金额。上述约定证明双方当事人协商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98万元。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案涉33%股权转让对价为198万元并无不当。袁新义的股权来源、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均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不属本案审查范围。 二、杨国栋是否应对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董大川、杨国栋是共同作为股权受让方以198万元对价受让袁新义33%的股份。至于董大川、杨国栋两人内部如何分配股权、分担股权转让款与袁新义无关。故杨国栋认为其仅应按实际受让的股权比例承担付款义务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杨国栋在受让袁新义的股份一年后，虽又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董大川，但该转让行为不能免除其之前对袁新义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董大川、杨国栋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袁新义无关。故原审法院判决杨国栋对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三、袁新义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于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未作明确约定，故应自袁新义向董大川、杨国栋提出付款请求之时起算诉讼时效。董大川、杨国栋明确表明袁新义从未向其主张过股权转让款，因此，袁新义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0元，由上诉人董大川、杨国栋各负担110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苗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温占敏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周 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