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洱兴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县城人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25709892544Y。法定代表人：张正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开斌，云南品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发祥，男，1996年4月27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以斌，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继国，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原审被告：李成旺，男，195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上诉人普洱兴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施发祥、向继国、原审被告李成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6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1日接待了上诉人兴隆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开斌、被上诉人施发祥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以斌、原审被告李成旺，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被上诉人向继国，经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隆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6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判决驳回施发祥对兴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施发祥、向继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并回避部分事实的认定。1.对本案涉及的两枚项目章即“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章”与“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项目章，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是如何形成的。通过一审法庭调查证实，“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章”不是上诉人刻的；“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项目章是向继国于2018年1月5日才私刻的。上述事实有大爬的证言、向继国陈述、印鉴卡等证据证实。对于“印鉴卡”，能够证明“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项目章是向继国于2018年1月5日私刻的事实，但一审以“印鉴卡”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明显回避相关事实。2.对于本案工程即“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判决没有查清。通过一审提供的证据：《合作施工协议》《工程承包股份合作协议》《向继国与向元平的工程劳务合同》等证据可以证实，一审被告李成旺、被上诉人向继国以及上诉人兴隆公司都不是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向元平，但在一审判决中，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向继国与向元平的工程劳务合同》，在一审判决书中只字不提，采不采纳也不进行说明，这明显违反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也可以说明，一审判决回避查明实际施工人的事实。3.对于被上诉人施发祥是不是本案工程即“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管理人员，一审判决没有认定。通过一审大爬的证言、被上诉人向继国陈述以及被上诉人施发祥的代理人的陈述，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施发祥是被上诉人向继国聘请管理“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人员，由向继国发放工资。在本案中，查清被上诉人施发祥是不是本案工程即“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管理人员非常关键，因为这涉及到被上诉人施发祥知不知道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的问题。二、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大爬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监理”，这是错误的。第一，大爬不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监理”，一审判决以一份被上诉人施发祥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来认定大爬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监理”，明显证据不足，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证据应该提交原件，但一审判决在没有授权委托书的原件情况下，而且在大爬出庭作证并证实其不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经理情况下，还认定大爬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监理”，明显证据不足。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向继国的当庭陈述，大爬是其聘请的工地管理人员，大爬工资是其发放的，这能明显认定大爬是被上诉人向继国委托的管理人员，不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监理”。第二，在工程建设中，执行“监理”与执行“经理”有着本质区别。执行“监理”是监理公司委托，执行“经理”是施工方委托。因此一审判决在没有分清执行“监理”与执行“经理”的情况下，就认定“大爬是上诉人委托的执行监理”，这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借条上的“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章”与“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印章”不是后面补盖上去，这是错误的。通过一审大爬的证言、被上诉人向继国陈述，在向被上诉人施发祥借款时，并没有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章”与“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的印章。为什么在借条中会有项目章，是因为被上诉人施发祥利用其管理人员的身份和便利补盖上去的。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向继国向被上诉人施发祥所借用的款项用于“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这明显错误。对于被上诉人向继国向被上诉人施发祥所借用的款项用途，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向继国不是实际施工人，其借的钱如何用在“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项目工程？的确，被上诉人施发祥提供的证据即“款项用途”上有“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的印章，但如前所述，这枚印章是被上诉人向继国私刻的，上诉人不知情，而且，被上诉人施发祥提供的证据即“款项用途”上有“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的印章，也是被上诉人施发祥利用其管理人员的身份和便利补盖上去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不能对抗借款人即被上诉人施发祥，这明显认定错误。本案中，如前所述，查清被上诉人施发祥是不是本案工程即“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管理人员非常关键，因为这涉及到被上诉人施发祥知不知道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的问题。通过一审法庭调查，已经查实：被上诉人施发祥是被上诉人向继国聘请管理“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人员。因此，作为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的内部关系，被上诉人施发祥是知情的，在此情况下，就不能用“内部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原则，而应该认定：“由于被上诉人施发祥知情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的内部关系，也知道其所借给被上诉人向继国的钱上诉人没有使用过，也没有进入到上诉人的账户，故应该由被上诉人向继国承担还款责任”。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不能对抗借款人即被上诉人施发祥”，这明显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没有分清公司“项目章”与公司“公章”区别。公司的“项目章”只用于项目的技术资料、安全资料、签证资料业务，这是建筑工程领域的习惯和规定，也有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工程“资料书”、项目章使用规定等证据佐证；而公司公章对外代表公司，对公司具有约束力。但一审判决认为，公司的“项目章”对外就代表公司，只要盖有公司的“项目章”，公司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明显把公司“项目章”与公司“公章”混为一谈。五、在被上诉人施发祥一审没有亲自出庭情况下，一审判决还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发祥存在借贷关系，这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如前所述，涉及到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成旺借用资质的关系，以及一审被告李成旺和被上诉人向继国是合伙关系，内部关系复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发祥是否存在借贷行为、支付方式是什么等问题，都需要被上诉人施发祥亲自出庭查实。但在被上诉人施发祥一审没有亲自出庭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还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发祥存在借贷关系，这明显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六、一审没有认定上诉人借用资质无效的问题，这属于认定事实不全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施工合同无效。本案中一审已经查实被告李成旺借用上诉人的资质与普洱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与普洱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恒通景东新天地房地产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因此，既然合同无效，基于该合同所刻的两枚项目章即“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章”与“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项目章都是无效的项目章。因此，退一步看，即使被上诉人施发祥的借条中有“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章”与“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项目章，因为合同无效，项目章无效。故被上诉人施发祥的借条中有上诉人的项目章，也是无效行为，借贷关系不成立。七、根据施发祥借贷情况，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施发祥为职业放贷人，其主张的借贷请求不应受保护。八、本案即使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利率应按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即借款利率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一审法院仍按年利率24%计算借款利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施发祥对兴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施发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兴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驳回。事实及理由：一、兴隆公司与向继国、李成旺、大爬、向元平之间的关系属于其公司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作为出借人的施发祥。上诉人兴隆公司在一审中自称，“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是其公司转包给李成旺，李成旺又转包给向继国，向继国为项目部的实际施工人，但兴隆公司在其第一点上诉中又称项目部的实际施工人为向元平，无法自圆其说。大爬确实是兴隆公司的项目执行经理，施发祥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即第五组证据《授权委托书》。无论如何，兴隆公司与向继国、李成旺、大爬、向元平之间的关系，均属于其公司内部关系，不能对抗作为出借人的施发祥。本案《借条》的借款人处加盖了“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印章，表明借款人是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但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没有法人资格，对外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因此其法律责任由兴隆公司承担。另外，施发祥在一审提交的第九组证据《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借款支付明细》，已经明确表明借款债务人就是兴隆公司，故兴隆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二、兴隆公司的项目印章对外代表兴隆公司，兴隆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可见公司盖章，表明合同成立，本案兴隆公司在《借条》《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借款支付明细》上均加盖了项目印章，借款合同已经成立。无论项目部印章是什么形式，均代表指向了兴隆公司，最终责任应由兴隆公司承担。至于兴隆公司的项目章是由谁刻制，项目章的适用范围有哪些，均属于兴隆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不应当对抗借款人施发祥。且兴隆公司上诉称该项目章属于私自刻制，各个项目章有特定的用途，均属兴隆公司的单方陈述，没有证据加以证实，作为借款人的施发祥也不知情，故兴隆公司该主张不应予以采信。三、施发祥是否为项目部员工，是否出庭应诉，都不影响对本案证据的认定。四、兴隆公司出借资质给项目部，不影响对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兴隆公司出借资质，是其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与施发祥无关。五、兴隆公司主张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不成立。本案一审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才对民间借贷利率作出调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只能适用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款，而不适用修改后的新规定。六、兴隆公司上诉称施发祥为职业放贷人无事实依据，施发祥只是与项目部管理人员认识，然后想帮助项目部解决资金问题，才出借款给项目部，但不属于职业放贷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继国经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进行举证质证、发表辩论观点、作最后陈述，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原审被告李成旺述称，其同意兴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施发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兴隆公司、向继国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以及截止2020年4月30日欠付的借款利息28000元，偿还原告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的利息；2.被告李成旺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兴隆公司、向继国、李成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兴隆公司原名为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5月14日更名为现在的公司名称。2016年4月29日，被告李成旺和被告向继国签订《工程承包股份协议》，双方约定挂靠兴隆公司的资质，合作完成“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被告李成旺负责垫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其他一切垫资由被告向继国负责。2016年9月27日，被告李成旺和被告兴隆公司签订《合作施工协议》，被告兴隆公司提供给被告李成旺资质和所需要的手续，合作完成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工程，被告兴隆公司收取管理费10万元，平时到工地的人工费、差旅费在每次付款时扣除，其余的全部事项由被告李成旺负责。被告兴隆公司委托大爬为其公司承建的恒通景东新天地工地现场项目执行监理，负责被告向继国施工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施工进度的安全管理工作，被告向继国支付工资；原告系被告向继国聘请的施工人员；原告所出借的款项用于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工程。2018年12月30日，以杨大爬为经办人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施发祥借于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现金50000元，大写（五万元），此借款月息3分（叁分），特此说明。”被告向继国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借条》上盖有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兴隆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景东项目部的印章。另，原告共出借四笔借款，借条上载明合计金额为600000元，原告对四笔借款均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20）云2926民初584号、云29**民初585号、云29**民初586号、云29**民初587号，四案合并审理后查明，借款发生后，被告向继国共向原告支付利息228000元，其中2018年4月16日向继国支付20500元；2018年5月15日向继国支付10500元；2018年7月13日向继国支付15000元；2018年7月31日向继国支付36000元；2019年2月3日李成旺代支付123000元；2020年1月14日李成旺代支付23000元。所有款项均已在其余三案应付本金和利息中扣减。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借条》《祥云农商行回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授权委托书》，被告提供的《合作施工协议》《工程承包股份合作协议》《承诺书》、证人大爬的证言，在卷佐证。原告提供的《基本建设工程预（结）算审核验证定案表》，形式要件不合法，依法不予确认；原告和被告李成旺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打印件，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借款支付明细》、收据以及被告兴隆公司提供的工程项目章使用规定以及资料书、报纸公告、印鉴卡，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继国对原告所诉要求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无异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兴隆公司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原告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且《借条》中有被告兴隆公司授权的项目执行监理大爬的签名和被告兴隆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的印章，故被告兴隆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作为被告兴隆公司的内设机构，没有法人资格，对外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其法律责任应由被告兴隆公司承担。被告向继国和大爬关于借条签订时未签有兴隆公司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的印章，无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兴隆公司主张借款没有打入其公司账户，对借款不知情，其辩解属于被告向继国和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的内部关系，并不能对抗作为出借人的原告。被告兴隆公司提供证据证明的其与李成旺系借用兴隆公司资质的关系，以及李成旺和被告向继国是合伙关系等均属于三被告之间的内部关系，均不能对抗作为原告的借款人。且所借款项实际用于项目工程，故原告要求被告兴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李成旺系本案所诉借款的连带责任担保人，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要求被告李成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的确定。原告主张借款本金50000元，该款经办人大爬在借条上签字，项目部的实际施工人被告向继国签字确认，当庭对借款数额也未提出异议，确定借款本金为50000元。关于利息问题。本案原被告双方在借条中载明了“此借款月息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约定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超过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现原告主张要求按月利率2%即年利率24%计付，符合法律规定，故应从借款发生次日起计付利息。被告向继国关于原告拿了被告向继国的茶叶、以编制工资花名册时多算工资的方式抵扣利息的辩解，无证据证明，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原被告各方当事人与本院以上评判不相符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原告与本院以上认定不相符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向继国、被告普洱兴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原告施发祥借款本金50000元，并按月利率2%计付借款本金50000元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债务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施发祥要求被告李成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75元，由被告向继国、普洱兴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兴隆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两点异议：（1）一审认定被告兴隆公司委托大爬为其公司承建的恒通景东新天地工地现场项目执行监理，负责被告向继国施工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施工进度的管理工作错误，大爬不是其公司委托的恒通景东新天地现场项目执行监理，是向继国委托的涉案项目的执行监理；（2）一审认定原告所出借的款项用于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工程错误，其公司对借款的具体用途不清楚，并认为向继国未将该笔借款用于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施发祥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三点异议：（1）一审认定大爬为兴隆公司委托的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执行监理系笔误，应该为执行经理；（2）一审认定李成旺、向继国挂靠在兴隆公司其不知道，也不认可；（3）一审认定施发祥系向继国聘请的施工人员错误，应该是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聘请的施工人员。李成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两点异议：（1）涉案借款为向继国个人向施发祥借的，与兴隆公司和其本人无关，一审认定由兴隆公司归还错误；（2）原告施发祥不是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聘请的施工人员，是向继国聘请的施工人员。由于各方当事人对其异议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各方当事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归纳上述诉辩双方当事人意见及结合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兴隆公司对涉案借款是否承担还款责任；二、出借人施发祥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三、对本案借款本金的利率计算是否适用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一、关于兴隆公司对涉案借款是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之规定，本案中，兴隆公司通过招投标，中标了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工程，后兴隆公司成立了恒通景东新天地项目部，其虽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该项目部是兴隆公司为承建恒通景东新天地工程而设立，对外代表兴隆公司从事相应的工程管理活动，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兴隆公司承担。兴隆公司承包恒通景东新天地工程建设后，委派李成旺为该工程项目负责人，李成旺又与向继国签订《工程承包股份合作协议》，在双方合作完成恒通景东新天地工程项目过程中，均挂靠兴隆公司施工资质进行，并以兴隆公司景东项目部名义向施发祥借款5万元。在案的5万元《借条》借款人处除加盖了该项目部的印章外，还有经办人大爬的签名，但大爬为该项目部的施工管理人员，其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同时，在案的相关证据证实，该笔借款用于兴隆公司承建的恒通景东新天地工程项目。兴隆公司上诉称该项目部的印章为向继国私刻，《借条》上的项目部印章是施发祥利用其管理人身份和便利补盖的，且该工程项目实际由李成旺和向继国合伙进行施工，其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均属于其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不能对抗善意的借款人施发祥。加之兴隆公司对其上述主张也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兴隆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施发祥是否为职业放贷人问题。兴隆公司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就兴隆公司主张施发祥是否为职业放贷人问题，进入云南智慧法院工作平台查询本辖区近三年来有关施发祥所发生的借贷诉讼案件情况，除了涉案的该四件借贷诉讼纠纷外，未发现施发祥还有其他的借贷纠纷案件，故兴隆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利率计算是否适用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问题。涉案借条形成于2017年12月30日，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万元。双方对实际交付金额50000元无异议，一审确认本案尚欠借款本金为50000元正确。本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20年8月20日起实施，故本案借款利率计算不适用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利率调整的相关规定，即该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因此，兴隆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兴隆公司的其他上诉主张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联，故本院不作评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兴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普洱兴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克辉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润芬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