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5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国汉，男，196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2************310。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佑坤，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柱森，男，197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31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盛，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鹏，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雷国汉因与被上诉人李柱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雷国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雷国汉无需支付李柱森40万元及利息；2.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柱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为“李柱森转账在先，雷国汉完成公司出资在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东莞市骏亨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骏亨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注册，李柱森于2018年12月10日才转账150万元给雷国汉受让股份，公司注册时，雷国汉已经是该公司的股东，并且该股东身份已经登记在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及公司章程中。2.骏亨公司在登记注册之前，已经对外开展经营业务，股东雷国汉已经出资到位。李柱森方的出庭证人张达通在庭审中自认称，公司在注册之前，雷国汉就已经将入股的价值100万的洋酒存放在另一股东张小玲的红轩商行，并用该批红酒作价100万投入公司入股。一审法院应确认“雷国汉出资之前，李柱森转账在后”的事实，但一审法院错误的认为是雷国汉利用李柱森的资金进行出资成立公司。二、一审法院认为“李柱森仅一个倒手的行为即获得50万元溢价，不符合常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骏亨公司是2018年6月份开始运营，2018年11月20日工商登记，李柱森是2018年12月10日支付的股份转让款，股份转让之前公司已经开展经营长达6个月之久，并非马上“倒手”。2.股份转让的原因是李柱森的父亲为了让李柱森远离毒品才找到雷国汉，要求受让相应的股份。并且李柱森不懂洋酒运营，其父亲请求雷国汉在股份转让后，教会李柱森如何经营洋酒及开拓市场。3.由于李柱森其他原因，李柱森及其父亲请求股份转让后，让雷国汉继续帮助李柱森代为持股。4.从骏亨公司的股份价值来看，李柱森出资购买股份前，雷国汉已经出资投入价值100万元的洋酒，该洋酒的投入正常行情可以产生约50万元的利润。另外，股份转让价格参考的因素不仅仅是公司的投入资金，还需要参考公司的业务量、市场需求程度、货物供应渠道等预期收益的前景。5.雷国汉已经投资100万元，不缺资金和业务，公司成立前后开拓市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公司正常运营且已经产生分红收益，此时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股份不合情理。综上，股份转让并非是投入多少就只能作价转让多少，完全可以溢价转让，由双方自由协商，只要没有显失公平或者重大误解，均能产生法律效力，也符合股份交易的一般习惯。三、一审认为“雷国汉投入公司的仅有100万元，李柱森、雷国汉签订的《个人协议书》中，仅就100万元价值的股权如何处置做出了约定”是认定事实错误。1.从《协议书》内容上看，2019年10月5日双方订立的《协议书》是股份转让后的交接手续，明确约定雷国汉将持有的投入款价值100万元的股份归还李柱森，由李柱森全权支配。协议签订10天后，雷国汉将案涉股份转让给李柱森指示的黄晓君名下，证明2018年12月10日李柱森支付股份转让金后，雷国汉是代李柱森持股，归还的是股份而非投资款。结合李柱森2018年12月10日支付的股份转让金150万元，证明双方基于股份转让形成的权利义务已经结清。2.《协议书》中已经明确雷国汉的投入款为100万元，如果按照李柱森主张存在差额，那么《协议书》中肯定会记载扣除股份转让款多少，尚欠多少，但《协议书》中并没有任何委托投资或者股份转让存在差额，不符合一般结算及交接习惯。四、一审法院将雷国汉出具给李柱森的《收据》错误的理解为结算收据。2019年10月13日雷国汉出具给李柱森的《收据》中记载“今收到股东李柱森出资额人民币40万元投资款用”。如果是李柱森主张的结算，不应该是《收据》，而应该是《欠条》，最起码也应该是记载欠款或者结算的内容，但该《收据》并无任何有关结算的意思表示。相反，该《收据》与李柱森提交的《第二期投入资金确认书》以及李柱森的证人陈述公司需要进一步投资相映证，证明骏亨公司的另一股东要求李柱森追加投资，李柱森同意追加后，由于雷国汉是显名股东，李柱森要求雷国汉出具一张《收据》给李柱森。但后来，李柱森不仅不履行追加投资款支付义务，反而故意用该《收据》证明是雷国汉拖欠其款项的结算，进行虚假诉讼。五、一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李柱森主张是委托雷国汉进行投资，但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委托投资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曾就委托投资达成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却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可。而2019年8月30日至31日，李柱森因急需资金周转，向雷国汉提出借款10万元，由于双方是朋友关系，雷国汉马上转账给李柱森救急，没有形成任何借条或者借款合同，该情形在现实中符合一般的人情往来习惯，但一审法院却认为雷国汉无法提出借款协议等证据来证明。同样为举证不能，却发生了不同的法律效果。六、李柱森在诉状及一审庭审中自行矛盾虚假陈述。李柱森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均主张“因为雷国汉没有资金，收到李柱森的投资款后，才以李柱森的名义进行投资”。但是，李柱森开庭时要求三位证人出庭作证时，其中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参与筹划并经营的证人张达通明确陈述雷国汉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将价值100万元的洋酒存放进另一股东的商行中，并以该批洋酒作价100万元作为投资款进行入股，该陈述与事实相符，足以证明李柱森为了利益驱动，进行了虚假陈述。综上，雷国汉在李柱森转账前，已经完成投资100万元，并且已经完成了工商登记，是该公司的股东。李柱森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唯一的方式就是股份转让，李柱森于2018年12月10日支付股份转让款后，已经实际取得了雷国汉占有骏亨公司50%的股份。双方有关股份转让的权利义务已经结清，请法院支持雷国汉的上诉请求，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李柱森向本院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李柱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雷国汉返还李柱森40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1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款项总额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26日为2994.44元）；2.雷国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0日，李柱森通过其中国银行的账户向雷国汉转账150万元。同日，雷国汉向李柱森出具了收款收据，内容为：现收到股东李柱森出资额到骏享公司150万元。一审庭审中，雷国汉认为该150万元的收款收据没有原件，不予确认。雷国汉确认有收到李柱森的150万元款项，但是该款是股权转让款而非投资款，认为假设该150万元是投资款的话，必须经过骏享公司的股东会通过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而且投资款应该直接转账到骏享公司的公司账户内而非转账到雷国汉的账户。2019年2月6日、3月4日，骏享公司向雷国汉开具了两张收据，内容是骏享公司收到雷国汉投入款（以货冲账）953500元和46500元合计100万元。2019年3月8日，雷国汉作为乙方与张焕玲签订《第一期投入资金确认书》，确认雷国汉资金以货物实际进货总值作为出资款抵扣。2019年3月15日，雷国汉作为乙方，案外人张焕玲作为甲方签订一份《第二期投入资金确认书》，同意张焕玲出资429000元作为第二期的营运资金投入到骏享公司中。2019年8月30日、31日，雷国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柱森转账共计10万元。2019年10月13日，雷国汉向李柱森出具一张《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李柱森出资额40万元投资款用。一审庭审中，李柱森称已向雷国汉支付了投资款150万元，而雷国汉仅仅将100万元投入到骏享公司中，剩余的50万元雷国汉应退回给李柱森，而雷国汉仅向李柱森退还了10万元，剩余40万元没有退还就以收据的形式确认了；而雷国汉认为李柱森在《个人协议书》的签订后已经成为了骏享公司的股东，雷国汉只是代持李柱森在骏享公司的股份，骏享公司第二期运营资金雷国汉先向李柱森开具了收据40万元，但是李柱森并未将第二期投资款投入到骏享公司中，而10万元是李柱森向雷国汉借款。2019年10月5日，李柱森作为乙方，雷国汉作为甲方签订一份《个人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为，雷国汉将决定持有骏享公司投入款总价值100万元归还李柱森作为还款，由李柱森全权支配。该协议书后有一份资产负债表清单，清单内容是截止到2019年8月31日，骏享公司实收资本200万元，红轩玲姐100万元，雷国汉100万元，未分配利润98726.41元。一审庭审中，雷国汉认为其将作价100万元的酒作为骏享公司的注册资金投入公司，同时为李柱森进入公司提供了必要的帮助，故雷国汉将其持有骏享公司的所有股份溢价至150万元转让给李柱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骏享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设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成立之初的登记股东为梁伟杰和雷国汉；2019年10月15日，变更登记股东为梁伟杰和黄晓君。李柱森、雷国汉双方确认“红轩玲姐”即是“张焕玲”，是骏享公司的另一隐名股东。另，一审法院依据李柱森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2019）粤1971民初8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雷国汉价值40万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李柱森与雷国汉之间存在代持股的法律关系，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0月15日期间，由雷国汉代李柱森持有骏享公司股份，该事实在双方提交证据及一审庭审陈述中均予以体现，一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雷国汉代李柱森持股股权的价格。李柱森主张雷国汉代持股权的价格为100万元，雷国汉应返还40万元（1500000-1000000-100000），而雷国汉主张150万元就是李柱森所持有的骏享公司股份的对价。针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做如下分析：首先，雷国汉投入骏享公司的仅有100万元。李柱森、雷国汉签订《个人协议书》中，仅就100万元价值的股权如何处置做出了约定，该“1000000元”与《第一期投入资金确认书》及资产与负债清单中的雷国汉出资相互印证，能够说明雷国汉作为显名股东持股的股权价格仅为100万元。剩余50万元由雷国汉向李柱森转账的10万元和双方争议的40万元构成：对于10万元，雷国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柱森转账过10万元并主张该款项是借款，但是雷国汉无法提供双方签订过借款协议或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笔10万元属于借款，对雷国汉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李柱森与雷国汉争议的案涉40万元款项，恰好与《收据》中“今收到李柱森出资额400000元投资款用”的金额相一致，时间相照应。因此，李柱森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能够完整说明150万元款项中仅有100万元用于骏享公司股权投资。其次，雷国汉所称100万元股权溢价以150万元向李柱森转让的抗辩不成立。本案中，骏享公司的设立时间是2018年11月20日，而在2019年2月6日、3月4日，骏享公司才向雷国汉出具了投资款的收据，并于2019年3月8日形成了《第一期投入资金确认书》，而李柱森向雷国汉转账150万元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0日，即，李柱森向雷国汉转账在先，雷国汉完成公司出资在后，雷国汉仅一个倒手的行为即获得50万元溢价，不符合常理；再结合李柱森提交的150万元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中“股东李柱森出资额到骏享公司1500000元”的记载，150万元的性质均应为“出资款”，而并非以150万元的价款获得骏享公司100万元的股权，故一审法院对于雷国汉溢价转让股权的抗辩，不予采信。综上分析，雷国汉代李柱森持股股权的价格为100万元。因李柱森向雷国汉转账的总款项为150万元，雷国汉偿还了10万元，剩余40万元雷国汉的取得没有法律依据，李柱森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雷国汉返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双方并没有就返还投资款的返还时间达成一致意见，李柱森亦无证据证明有向雷国汉催讨过，故利息的计算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应从李柱森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李柱森超出上述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雷国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柱森返还40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40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从2020年1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柱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3672.46元，由李柱森负担27.28元，雷国汉负担3645.18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1.二审庭审时，李柱森称，其总共向雷国汉支付了150万元的投资款，但雷国汉仅向公司投资了100万元且仅向李柱森返还了10万元，雷国汉还应当返还40万元。李柱森主张该150万元是投资款，双方口头约定，没有书面约定。雷国汉主张该150万元是股份转让款，转让是骏享公司50%的股权，双方口头约定，没有书面约定。雷国汉主张其向李柱森支付的10万元是借给李柱森的，没有任何的收款和借据。李柱森不确认该10万元是借款，且主张雷国汉出具案涉40万元的收据是因为还有40万元没有返还。2.在一审庭审时，证人黄晓君称，当时雷国汉口头协议投资150万元，但雷国汉实际向骏享公司投资了100万元，公司的股份是李柱森与雷国汉叫黄晓君和梁伟杰代持的。黄晓君在一审的提交《证人证言》内容有，黄晓君于2019年10月15日开始担任骏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负责为李柱森代持骏享公司的股份。3.在一审时，证人黄健恩在提交的《证人证言》内容有：黄健恩是骏享公司的财务，2019年10月5日由其负责统计骏享公司的财务状况，李柱森与雷国汉在签订《个人协议书》的时候黄健恩也在场，当时雷国汉同意将骏享公司的股份作价100万元返还给李柱森，同时应在2019年10月份将没有出资的40万元返还给李柱森。在一审庭审时，黄健恩陈述，雷国汉只出资100万元，具体原因不清楚，股东之间不信任，股权归还给李柱森，100万元投入公司，50万元中还有40万元没有归还给李柱森。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雷国汉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雷国汉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首先，雷国汉主张其与李柱森是股权转让关系，其将持有的骏享公司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李柱森，对此主张，李柱森不予确认，且雷国汉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李柱森主张其与雷国汉之间存在代持股法律关系，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0月15日期间，由雷国汉代李柱森持有骏享公司股份。李柱森为证明该主张，提交证人证言、个人协议书、收据等。本院认为，从李柱森的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再者，李柱森为此向雷国汉支付了150万元，但雷国汉投入骏享公司的仅有100万元，而且李柱森、雷国汉签订《个人协议书》中仅就100万元价值的股权如何处置做出了约定，剩余50万元雷国汉仅偿还了10万元，即剩余40万元雷国汉的取得没有法律依据。李柱森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雷国汉返还4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对利息的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一并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雷国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的法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雷国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李远伦审判员  伍小冰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何赛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