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91民初2673号 原告：林久松，男，197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浙江科诚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高新区祥云北路****楼16-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GR8KF4Q） 法定代表人：高富成，该一人有限公司股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久松为与被告浙江科诚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林久松、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月23日,本案因疫情原因中止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久松起诉要求请求判令（明确后）:1.被告无条件返还购机款70000元；2.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机协议和股份代持协议。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3日，原、被告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该协议既无单位公章，又无合同签订地点，可以说是完全无效。原告按该协议于2019年6月1日、6月4日分三次5万元、3万元、2万元合计10万元微信转账给被告公司合股人叶亦科购买金融操作机子。原告回家后发觉该协议漏洞百出、甲乙双方的程序完全颠倒。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金融操作机子已无法使用，合股人叶亦科代表被告公司退还了原告3万元，尚余7万元要求退还。 被告科诚公司答辩称：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股东之间的合作关系，本案当中不存在购机款，原告所主张的7万元根据起诉状和证据来看应该是股东的出资款，股东应当根据公司法的约定来主张，要求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回收出资款，在本案中不具备这种权利，所以应该驳回原告的第一项诉请。关于第二项诉请，没有约定和法定的依据可以解除，故应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林久松（乙方）与被告科诚公司（甲方）于2019年6月3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一份（甲乙方记载颠倒），约定：1.乙方出资10万元，购买甲方的1股份，乙方委托甲方作为自己对公司10万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甲方愿意接受乙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2.乙方在委托甲方持股期间，每月必须销售5台的业绩，如果乙方第一个月未完成业务指标扣除应分配利红的百分之三十，第二个月完不成业务指标扣除应分配利红百分之五十，连续三个月未完成任务指标，甲方有权收回股权，退还乙方出资金额（不计息），将扣除手机原价设备及分红的金额后，乙方退出公司；3.按月分配红利，每月5日前根据公司出具财务报表体现的净利润，按照股东所投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4.如有任何一方违反以上条款，视为违约，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权益，并无任何补偿，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原、被告陈述，被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用被告公司的设备对个人消费者操作个人信贷的业务，被告公司股份为1股10万元，出资10万元得到两台设备（金融机子），单独购买1台金融机子价格为29800元。原告于2019年6月1日、6月4日微信转账合计10万元给案外人叶亦科。2019年6月4日，原告的妻子案外人纽海红（甲方）在购机协议上签字纳印，该协议载明设备使用期限2019年6月4日至2020年6月3日，甲方购买设备享受三包政策，超过7天后不予退换；在服务期间，公司将为甲方提供技术支持（在有效期内）。但该协议只有打印的被告公司名称，无被告公司盖章或代表人签字。后被告交付原告2台金融操作机子，原告参加了被告组织的金融机子操作及金融知识培训。2019年6月16日，原告向案外人叶亦科提出由于自身资金问题决定持半分股。2019年6月19日，案外人叶亦科提出个人名义借给原告3万元，保留原告半分股，并申明“你那天有钱还我了，我再帮你操作一分股”，并于当日转给原告的妻子纽海红3万元。2019年7月5日，案外人叶亦科告知原告2019年6月公司净利201367元，按业绩原告应销售5台，原告未销售出1台，但按0.5%股给原告分红503.4元，并微信转账给原告，原告当日收取。2019年7月25日，原告提出退金融机子，未成。现原告的2台金融机子，1台因维修在被告处。另查明，被告科诚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为高富成，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实缴出资额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股份代持协议、购机协议、微信转账凭证、银行流水，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以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双方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被告向原告交付两台金融机子、原告向被告支付10万元等事实并无争议。主要争议在于：（一）涉案《股份代持协议》的性质；（二）《股份代持协议》、《购机协议》能否解除；（三）被告是否应返还70000元。 首先，关于《股份代持协议》的性质。结合原告提交的《购机协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双方之间既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也非股东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原告个人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被告确认，如果原告作为股东（合作方）加入，两台机子是免费送的，如果不作为股东（合作方），才需要按市场价购买，而《购机协议》也没有被告签字或盖章，故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是，双方也不是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关系：（1）涉案《股份代持协议》虽将甲乙方混淆，但是其明确载明合同一方主体为被告，签字处也是代表被告的高富成、叶亦科等3人，原被告也一致确认该协议的相对方系双方当事人，被告还陈述称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然而，从《股份代持协议》约定来看，双方所约定代持的就是被告公司的股份，正常的股份代持协议是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就代持目标公司股份所达成的协议，而本案当中，被告既充当显名股东又充当目标公司，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2）被告公司作为一人有限公司，其唯一登记股东为高富成，如果是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也应该是高富成作为个人与原告签订，即使除高富成以外的二人系隐名股东，也应认定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股份代持协议》以被告公司视角对原告提出了许多义务，都不符合一般股份代持人对隐名股东的要求，从“（被告）每月必须销售伍台的业绩…”条款以及被告以“免费”形式给予原告两台金融机子来看，签订本协议的最核心目的是被告为促销其金融机子服务的，所谓的“红利”其实是合作提成，如果真正按照出资比例分红的话，被告方的注册资本并未实缴到位，被告也并未向原告披露公司的实际缴纳资本情况、真实的股份比例，而原告所缴纳的10万元相当于是实际缴纳，原告的所谓“分红”却是根据销售业绩来的，而且双方对达不到合作销售业绩还制定了惩罚性条款，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名为股份代持协议，实为关于销售金融机子的合作协议。 关于争议焦点二，作为销售合作的双方，如果仅限于一方享有令对方退出的权利显然不符合合同对价，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原告无法在三个月内完成任务指标，达不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也有权“退出股权”（主张解除合作关系），故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解除购机协议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作为销售合作方，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0万元款项具有履约保障功能，目的在于督促原告去销售机子，如完不成销售任务，之前“赠送”的机子就要按市场价收费，并退出合作关系。由于原告与案外人叶亦科已就保留“半分股”达成一致，即叶亦科以所谓3万元“借款”的名义将原告的“一分股”操作为“半分股”，并在公司后续分红时以半分股名义给原告“分红”，由于原告一直与被告方的叶亦科联系，叶亦科也是《股份代持协议》上被告方的签字代表，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叶亦科的言行代表公司，故原告现实际仅持有“半分股”。在原告要求退出的情况下，也应当参考双方关于退出的约定，即退还出资金额（不计息）5万元，扣除“半分股”所对应的一台设备原价及分红的金额，故被告应返还原告19696.6元，其余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林久松与被告浙江科诚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3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于本判决生效后解除； 二、被告浙江科诚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林久松返还款项19696.6元； 三、驳回原告林久松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原告林久松负担629元，由被告浙江科诚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46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夏 洁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乐嘉波 书 记 员  张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