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9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富琼，女，197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迪，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先琼，女，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继军，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富琼因与被上诉人蒋先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17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18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王富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迪，被上诉人蒋先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继军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给予一个月和解期，但因意见分歧过大，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富琼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蒋先琼承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就“克缇”项目签订的《协议书》虽名为投资，但并未约定投资项目和用途，仅约定了金额、期限以及其按约收取固定收益，由此可确定双方实质就该协议书成立借贷关系，且该协议中约定的保底金额实际包含了双方此前的出借行为，故该协议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根据该协议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就认定《协议书》并非属于合法投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根据其在一审举示的双方聊天记录、刘芳的证言以及刘芳与蒋先琼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其投入蒋超琼指定的多个项目的资金均系参照“克缇”项目，保证本金且有可观的分红，故本案双方之间应为民间借贷关系；3.蒋超琼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为其他债务关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由蒋超琼对该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蒋超琼辩称：1.双方的聊天记录内容能够清楚的反映双方的转账行为系基于投资而形成的出资行为及回报，绝非出借借款与支付借款利息，故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案涉《协议书》清楚的记载了“克缇”投资项目，故该协议并非借款凭证，因此，虽然王富琼提供了转款凭据，而其也提供了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应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王富琼继续承担对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富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先琼立即归还其款项20455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04554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6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12月31日，王富琼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蒋先琼支付3万元、3000元；2016年1月31日、6月24日、7月9日、8月9日、8月27日、9月11日、12月11日，王富琼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蒋先琼支付9万元、7200元、7558元、17500元、74348元、3万元、25116元。2016年3月11日、3月14日、3月18日、3月19日、3月36日、3月27日、3月31日、4月6日、4月8日、4月10日，王富琼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别向蒋先琼转款5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5000元、1000元、1800元、1000元、500元、500元。2016年3月19日、4月19日，蒋先琼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别向王富琼支付500元、1000元；2016年7月1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9日、8月27日、9月3日、9月27日、10月24日、10月27日、10月31日、11月7日、11月21日、11月26日、11月28日、12月5日、12月12日、12月15日、12月19日、12月22日、12月26日，蒋先琼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别向王富琼支付500元、200元、1400元、1100元、3200元、5600元、9500元、1100元、3200元、1200元、1200元、1200元、3200元、1100元、1200元、1200元、2084元、1000元、1960元、1200元；2017年1月5日、1月9日、3月1日，蒋先琼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别向王富琼支付1372元、1200元、3200元。除上述统计的转款之外，另有部分款项也系蒋先琼通过微信支付给了王富琼。双方之间上述款项往来情况系根据当事人举示的证据查明的交易情况，双方另有部分往来款项，虽无证据显示，但经双方一致确认属实，庭审中，王富琼与蒋先琼共同确认：2016年1月31日至2016年12月11日期间，王富琼向蒋先琼共计支付266522元；2016年1月31日至2018年7月期间，蒋先琼向王富琼转款共计61968元。2016年6月26日，王富琼与蒋先琼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为更好发展克缇实业，双方约定由王富琼出资27200元，可获得协议的卡免还一年，每月专用银行卡内的工资总额不低于3200元，在一年时间内专用银行卡内的工资总额不低于57200元；蒋先琼承诺王富琼一年之内指定专用银行卡内的工资总额收回57200元，若无法达到，蒋先琼将补还王富琼差价，补差后，王富琼把一张空的银行卡和克缇编号转让给蒋先琼，转让后，以后一切的克缇事业与王富琼无关，但克缇产品归王富琼所有。在一年中，蒋先琼要求王富琼每月参加四次会议或培训，若少一次则减少1200元的保底，以此类推。王富琼为履行上述协议，向蒋先琼支付了7200元，并将一张2万元的信用卡交给了蒋先琼，作为履行前述协议约定的27200元款项。王富琼与蒋先琼于2016年11月至2018年期间的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1月13日，蒋先琼向王富琼向发送了“会员登录-我来了”的电子文档；2016年11月15日，蒋先琼向王富琼微信转账1000元，并向王富琼发送“以后还是要周兑现金哈”，王富琼回复“好”；2016年11月20日，王富琼向蒋先琼发送“红豆杉是咋回事”、“这是小王和刘芳发来的信息”，蒋先琼回复“亲爱的这几天红豆杉老系统正在平移，这个月之内就恢复正常了”。2016年11月21日，蒋先琼向王富琼发送“亲爱的我来了三个账户提了1200”，并随即向王富琼微信转账1200元，王富琼点击收取了款项；2016年11月26日，蒋先琼向王富琼发送了“与杉同寿PPT”，点开该文档，显示“2017成功在朝汇、辉煌在朝汇、撸起袖子加油干”及“朝汇农科异业大联盟”等宣传文字和图片；其后，双方通过微信沟通“我来了”、“克缇”项目的提成转款以及红豆杉会员登陆、提成金额、转款等事宜。2018年7月6日，蒋先琼向王富琼发送微信内容“我已经给了她一万了，本来还打算一个月几千在给她25100的.....凭什么啊大家都是受害者，你的是保的我们黑字白字写起的，我应该赔我认了，你都当我是朋友，你给了我27200，我写的要给你5万多，后来我给你打了3万多时实在坚持不下去，我们协商我再给你一万结账是不是，你给我两万多，我本金给了你，还给了你一万多利润，从这个上面看，我们至少都是有良心的人......”和“你放心，我还给你8000我会陆续给你，不管我在困难我都会赔给你，这个是我做人准则。”王富琼回复“我的信用卡，你那里还了3万多，你只还了6个月，后面一直都没还了呀、你好好查一查，我这边也记了帐的。6*3200=19200，我的信用卡本金都没还完，再加上前几天的2千，共19400好不好？”庭审中，王富琼表示，即使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其请求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也坚持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不变更。一审法院认为，王富琼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王富琼向蒋先琼的转款是否为借款，或者是否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首先，王富琼起诉时称其多次向蒋先琼转款，陆续向蒋先琼出借款项，该院认为，一般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为款项的实际支付；二为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王富琼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多次陆续向蒋先琼转款，但双方之间未签订借款合同，蒋先琼也未向王富琼出具借条，在双方2016年至2018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并没有关于王富琼向蒋先琼的转款系出借款的相关内容，王富琼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其次，王富琼在庭审中诉称蒋先琼以口头和书面方式承诺保本回息，双方之间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蒋先琼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依法从事投资行为，不得从事以投资为名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本案中，从王富琼与蒋先琼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看出，双方所谓的投资方式，是王富琼以成为会员的方式加入，并支付其所述的投资款，并不断收回提成款；对于投资的项目，双方通过微信传输“我来了”及“红豆杉”电子文档，其中通过“红豆杉”电子文档可以确定，其内容仅为宣传资料，其中并无具体投资项目的实体经营方式、运营模式、投资金额、收益、风险负担等约定，更不是与双方当事人所述的项目实施者直接进行洽谈并投资；庭审中，王富琼陈述其支付投资款后并无相应金额的货物，且提取的部分产品仅系赠品，而蒋先琼亦不能举证证明投资款所对应的实体产品或权益已经交付，但王富琼却不断的收取分红，即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无法确定双方当事人所述的投资存在相应的实体产品或实体项目却存在收取分红款的情况，明显有悖常理，也与正常的投资行为不符；结合双方举示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本案王富琼存在介绍其他人员加入成为会员的方式投资并收取提成的行为，而王富琼又与蒋先琼之间存在支付投资款项的行为，即存在吸纳会员进行投资的行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主要为王富琼出资27200元，每月“工资”不低于3200元，且在一年时间收回57200元，虽然协议载明系“克缇”事业，但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并未约定王富琼系基于克缇事业的何种投资收益获得如此高额的固定回报，结合王富琼在庭审中关于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方式与其之前的投资方式相同的陈述，王富琼基于协议书所约定的投资方式与协议书签订之前双方的交易模式相同；通过上述情形分析，双方之间所谓的“投资”，并非属于依法正常从事商事交易中的投资行为；故王富琼以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为由要求蒋先琼归还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其要求蒋先琼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王富琼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王富琼上诉称其投入案涉项目的资金均系参照“克缇”项目，蒋先琼保证其本金及分红，但经本院审查，双方就“克缇”项目签订的《协议书》并无关于保证本金以及分红的直接记载，审理中，王富琼也未能举示相应证据证明该协议书约定的保底金额实际包含了双方此前的借款，而王富琼亦无法对其就克缇事业的投资为何能获得如此高额的固定回报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仅凭《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尚不足以确认王富琼对“克缇”项目乃至案涉项目的投资均系保证本金及分红的，即无法确认双方在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案涉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富琼举示了其向蒋先琼的转款记录并称该款项即为出借给蒋先琼的借款，但蒋先琼辩称该款系支付的投资款并举示了案涉《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及其向王富琼的部分转款，从前述证据材料来看，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关系，依照前述规定，应当由王富琼进一步对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审理中，王富琼并未举示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推定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鉴于王富琼在法院释明后拒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予以驳回恰当。最后，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双方的投资方式具体为：王富琼以支付投资款成为会员的方式加入，但双方对于投资项目的实体经营方式、运营模式、投资金额、收益、风险负担并无具体约定。鉴于前述投资在不确定是否存在相应的实体产品或项目却存在收取高额分红款的情况，一审判决以其显然与正常投资行为不符进而确认双方之间所谓的“投资”并非属于依法正常从事商事交易的投资行为，并无不当。王富琼关于双方之间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富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10元，由上诉人王富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