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民终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英俊，男，199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熊英俊之父），男，196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燕，湖北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鄂州市鄂城区南塔路。法定代表人：何国祥，公司经理。上诉人熊英俊因与被上诉人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英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刘丽燕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大宅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英俊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二审开庭时熊英俊变更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以涉重复起诉为由驳回起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缺乏证据。（一）一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我举出了三份证据证实47万元购房款己支付，一是我2013年5月17日至2014年10月28日的现金取款记录以及2015年1月28日现金6万元；二是大宅公司开具的收据载明该款项系现金支付；三是证人陈方骏见证了现金交付的过程。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则必须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否定上述证据的效力，否则不应当得出“合同是否履行或履行多少的事实无法确定”的结论；其次，从大宅公司抗辩其是以“从未交付任何款项给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已被市经侦及检查部门列入何细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参与者”。何细桥作为大宅院项目负责人，其对外销售大宅院房屋，并利用该身份收取房款，是公司行为。再次，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终205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观点，显系错误。在拆迁安置合同诉讼中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和履行判定都是超越裁判权限的，上一案件法院可以评判的是两个合同项下标的物之间的关联，无权就本案的合同履行作出评判，因此其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应影响本案的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我系原何细桥一案的受害人无据。首先，我从未向公安部门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报案；其次，我对于何细桥刑事案件如何认定公众存款的对象和金额无任何参与权；再次，原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依据是审理何细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借款金额明细”表一份，该表格中虽然将我列为第105人，但没有我的报案材料，我是如何成为“受害人”的，我也并不明知。再者，该表格中在“备注”栏目中显示“熊称是购房，何称是借款后用房子抵押，备案在熊英俊名下。1002号房是王燕云的还建房”。一审法院如采纳该证据，则至少证明我交付款项属实；如果仅此以何细桥叙述为以房抵押，为何我的房屋不同于其他借款人的“网签”，而是采用备案登记？此两者相比较，至少也可以证实在备案登记时我买房的意愿明确，届时双方再行以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重新界定双方的利益往来，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关于将我名下房屋认定为“王燕云的还建房”，这对于我来看则是一则“笑话”，是公安部门已经代替法院做出了结论，还需要王燕云如此大费周章进行反复审理，最终对于我而言则是合法的利益不断被损害。三、一审判决对于合同效力认定后未能判决由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且将何细桥涉嫌刑事案件的追缴与大宅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混为一谈。（一）何细桥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关于何细桥与大宅公司和大宅院项目之间的关系，除有刑事案件判决之外，在此之前还有众多民间借贷诉讼加以认定。没有大宅公司的法人主体身份和开发资质，则没有“大宅院”项目，更不可能产生项目负责人何细桥依托该项目筹措资金，同时进行房屋销售的系列行为。在大宅院项目运行过程中，何细桥作为项目负责人将款项不通过银行汇款方式交付，并非禁止的市场交易行为，也不影响我与公司之间的合同订立与履行。大宅院项目系大宅公司授权何细桥负责，何细桥有权利代表大宅公司一方，其所有行为均为公司行为，即或是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仍然是依托大宅院项目进行的；大宅公司不能够提供是由其公司出资建设大宅院”目的证据，不能排除何细桥本人所收取的房款和所融资金的投入，不能否认何细桥代表公司的履行合同收取房款的行为。大宅公司负有退还房款的法律义务。（二）一审判决没有否定我与大宅公司的合同有效性，也没有证据否定何细桥代表大宅公司收款，何以得出“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亦无法律依据”的结论。首先，不论我是否为何细桥刑事案件的受害人，都不因此免除大宅公司的责任，除非能够证实我已从追缴中得到款项退赔。其次，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大宅公司与王燕云之间在2011年12月16日的合同中约定安置房为10楼B户型，2015年10月16日重新约定为10楼A户型，该部分约定均是何细桥负责的，为什么于拆迁户王燕云一方就成为大宅公司有效的合同得到了保护，而我作为有效合同的一方就不能得到保护。四、一审审理期间所查封的大宅公司房产与原涉及王燕云案件之间的诉讼存在重大关联，在法院已判决将我备案登记的房屋判归王燕云所有时，一审法院应当支持由大宅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或者一审法院应当释明我有权变更诉请，要求继续履行可以完成房屋交付的合同。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6日，王燕云和大宅公司之间签订《危房改造拆迁合同》，安置大宅公司开发的10B户型给王燕云，2015年10月16日，王燕云与何细桥就安置还建的房屋重新进行了约定，约定将10A户型给王燕云。同时法院还依据鄂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提供的《大宅院项目拆迁户拆迁还建情况统计表》，认定“涉案大宅院项目房屋的编号X1号对应为B户型、X2号对应为A户型、…”，据此将我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项下的1栋1单元1002号房按以上“对应”判归王燕云。本案我在起诉时，根据鄂州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提供的信息，申请法院查封了大宅公司名下的房屋一套，2019年6月3日的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执保330号《查封、冻结结果通知书》中明确所查封的房屋是大宅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鄂州市××星路中段荔湾西侧地块大宅院1-1001号房屋。该查封结果表明本应安置给王燕云的房屋依然属于大宅公司，那么王燕云在我商品房已备案之后与大宅公司商议的调换房屋的行为以及执意将我合同项下的房屋请求作为拆迁安置房判归其所有，而且大宅公司还不遗余力的支持王燕云，那么究竟是谁侵害了我的合同权益、谁才是合同的受益人应当是一目了然。实际上，本案保全查封的房屋不仅仅是影响本案我诉求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原一、二审法院审理王燕云案件中的事实及结论。直到目前为止，我原本合同项下的房屋仍然备案在我名下，拆迁户王燕云最初还建的房屋依然在大宅公司名下尚未出售，对于该事实情形，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充分予以重视。熊英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熊英俊与大宅公司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判令大宅公司退还熊英俊购房款47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8日，大宅公司与熊英俊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大宅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城区××大道××西侧××宅院××号房屋出售给熊英俊，单价每平方米5030元，总价570201元。当日，大宅公司向熊英俊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该收据载明“收款方式现金”、“1、先期预收肆拾柒万元现金；2、优惠贰万元整；3、余下房款分两次交付①交房时付肆万元②办理房产证时付肆万元”。随后，熊英俊和大宅公司将上述合同在房产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2011年12月16日，王燕云与大宅公司（原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危房改造拆迁合同》一份，约定大宅公司拆除王燕云所有的位于鄂州市××星大道××号旧综合楼东单元六层西户建筑面积为100.3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改造，并安置大宅公司开发的10楼B户型房屋给王燕云。合同签订后，王燕云按合同约定履行了退房义务，大宅公司拆除房屋。2015年10月16日，王燕云与大宅公司大宅院项目负责人何细桥就安置还建的房屋重新进行约定，约定大宅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鄂州市××城区××大道荔湾西侧大宅院10楼A户型房屋安置还建给王燕云（根据鄂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提供的《大宅院项目拆迁户拆迁还建情况统计表》，涉案大宅院项目房屋的编号×1号对应为B户型、×2号对应为A户型、×3号对应为D户型、×4号对应为D2户型、×5号对应为E户型，×6号对应为C户型，比如12楼A即为1202，10楼C即为1006）。王燕云于201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宅公司履行拆迁还建义务。2018年11月24日，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704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一、原告王燕云对被告大宅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位于鄂州市文星路23号荔湾西侧地块住宅楼1002号房屋享有取得权；被告大宅房地产公司、第三人熊英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办理注销上述房屋的备案登记手续；在上述房屋熊英俊的备案登记注销后被告大宅房地产公司立即协助将该房屋备案至原告王燕云名下。…”熊英俊不服上诉至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鄂07民终2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民事判决中认定“熊英俊涉案购房款来自借款”“熊英俊涉案购房款来自借款，其支取的现金是否用于出借借款并最终用于购房还无法确定。…因此，熊英俊对是否足额支付了购房款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熊英俊在收到终审判决后，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再次提起诉讼。另查明，大宅公司及该公司大宅院项目负责人何细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法院判决成立，在刑事案件中认定“2011年至2014年，因资金周转困难，被告人何细桥以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以承诺月息2分至8分的高额回报的方式，先后向方华新、朱永中、汪先运、周绍兴、袁祝凡、刘建雄、杜红峰、陈秋华等118人非法吸收资金共计6649万元，用于大宅院小区项目的开发，后支付集资本金及利息共计3019.4万元。”熊英俊被列为118人之一。该刑事判决，“…二、被告人何细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对被告单位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何细桥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房屋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由他人取得，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无法履行，故熊英俊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熊英俊要求大宅公司退还购房款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首先，要审查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无论是熊英俊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案件，还是本次诉讼，熊英俊均只是提供了取款凭证证实其已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但其支取的现金是否用于出借借款并最终用于购房还无法确定，即合同是否履行或履行多少的事实无法确定。其次，由于无法确定已履行合同的金额，故大宅公司应承担的赔偿经济损失的金额亦无法确定；第三，在何细桥以及大宅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已将熊英俊列为118人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本案所涉的款项已被计入何细桥、大宅公司违法所得款中，属应予追缴的范围。综上，熊英俊要求大宅公司退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亦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解除熊英俊与大宅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驳回熊英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00元减半收取6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600元，由熊英俊负担1600元，由大宅公司负担1万元。本院二审期间，熊英俊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查询证明》、鄂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房屋信息表》、（2019）鄂0704执保330号《查封、冻结结果通知书》、鄂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情况说明》、鄂州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案外人王燕云的拆迁安置还建房仍然在大宅公司名下未对外出售，熊英俊购买房屋的行为和房屋买卖合同项下标的权利并未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证据二、起诉意见书一份，证明熊英俊在公安机关是以买房人的身份接受调查，而非吸收公众存款的受害人，一审判决购房资金属于应予追缴范围不当。证据三、陈方骏、陈萍的证人证言，证明熊英俊与大宅公司确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熊英俊支付购房款属实。证据四、《鄂州市政法委信访件处理笺》一份，证明熊英俊作为购房户的合法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证据五、庭审笔录、鄂城区公安分局对何细桥、熊伟所做笔录、受害人名单各一份。证明熊英俊不是何细桥涉嫌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证据六、鄂州市检察院《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熊英俊已对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终205号民事判决提起监督申请，检察院已经受理，故而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终205号民事生效判决已确认王燕云拆迁安置房经调整后为大宅院10A（1002）房，大宅院1001房的权利状况，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二,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是侦查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形成的阶段性公文书证，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应以生效裁判所载明的内容为准，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三,陈方骏证明经手6万元现金的支付，与熊英俊在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终205号案中的陈述存在矛盾（该案中陈述支付4万元）。陈萍证明其借款给周小红的事实，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系孤证，且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两份证人证言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四,政法委机关的信访处理意见，未证明与本案事实有关的内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五，庭审笔录、鄂城区公安分局对何细桥所做笔录、受害人名单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熊伟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内容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与已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六，另案民事监督案件是否受理，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熊英俊的上诉，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熊英俊要求退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二、熊英俊提起诉讼的事项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关于熊英俊要求退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首先，行为人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或者非法集资往往表现为与不特定对象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这些民间借贷达到一定规模并扰乱金融秩序时，刑法才对行为人所涉及的民间借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罪与非罪的评价，但其中某一具体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不因此当然无效。就本案而言，大宅公司、何细桥具有向熊英俊借款、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熊英俊具有向大宅公司、何细桥出借款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熊英俊在出借案涉款项时明知大宅公司、何细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亦没有证据证明借贷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认定熊英俊与大宅公司、何细桥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鄂州市公安分局对何细桥所做讯问笔录显示，何细桥称“2012年3月其向熊英俊借款30万元，月息4分，付了一年多利息大概15万元。大概在2014年9、10月份，其与熊英俊签订了1002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授权售楼部进行备案。”结合大宅公司向熊英俊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刑事案件中认定何细桥、大宅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受害人名单显示犯罪金额41万元，足以认定熊英俊向何细桥、大宅公司出借了41万元。王燕云诉大宅公司、熊英俊前诉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何细桥未对商品房买卖事实提出异议，对熊英俊提交的收据予以采信，认定熊英俊与大宅公司之间为房屋买卖关系，前诉二审中，法院认定熊英俊涉案购房款来自借款，前诉判决已生效，具有既判力。熊英俊与大宅公司、何细桥之间的借款已转化为购房款。再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本案中，大宅公司与熊英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又将该房屋还建给王燕云，导致熊英俊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对熊英俊起诉要求解除与大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予以支持，因熊英俊并未通过发送通知等方式解除合同，而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与大宅公司解除合同，故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从起诉状送达大宅公司之日起解除，即2019年6月4日起解除。大宅公司应退还已经实际收取的购房款41万元，并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二、关于熊英俊提起诉讼的事项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首先，熊英俊在（2017）鄂0704民初1384号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前诉的原告是王燕云、被告是大宅公司，后诉熊英俊是一审原告，大宅公司是一审被告，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其次，前诉的诉讼标的是王燕云基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向大宅公司主张优先取得权以及相应办证、支付补偿，后诉的诉讼标的是熊英俊基于其与大宅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向大宅公司主张的解除合同和承担相应合同解除的责任。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再次，前诉原告王燕云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对大宅院1002号房屋享有优先取得权，确认熊英俊与大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大宅公司向房屋登记管理部门撤销房屋备案登记手续并为王燕云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并交付房屋和支付逾期过渡费。后诉熊英俊的诉讼请求是判令熊英俊与大宅公司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大宅公司退还熊英俊购房款47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7万元。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最后，前诉判决王燕云对大宅院1002号房屋享有取得权、将房屋备案至王燕云名下并支付逾期过渡费。本案中熊英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与大宅公司解除合同、承担相应合同解除的责任。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并未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综上所述，熊英俊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熊英俊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熊英俊与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于2019年6月4日解除；三、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熊英俊购房款41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1万元；四、驳回熊英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鄂州市大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鹏审判员吴**军审判员郭玥彤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尹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