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强，男，1973年4月9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安，系贵州三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0454249。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奎，系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21809110006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平寨镇交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33087428369。法定代表人：余朝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系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91559。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廷，系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510406886。原审第三人：代应海，男，1953年5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91559。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廷，系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510406886。上诉人邓强因与被上诉人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代应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强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1100000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11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9月19日代应海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被上诉人的账户中，即便此时上诉人已经知道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就等同于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按照当时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计算，2016年9月19日是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一天，2015年11月10日泰丰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催收款项，2015年11月16日被上诉人的股东在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时，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催收款项，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从2015年11月16日起中断，应当重新计算，即从2015年11月16日起至2018年11月16日为本案诉讼时效期间。2018年3月1日上诉人委托周世安代为向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主张权利，要求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款项，原审第三人对2014年9月1日形成的《股权转让》进行了细化和说明，被上诉人在该《股权转让》上盖章确认，证明上诉人在2018年3月15日向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催收款项的事实，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再次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最后期限应为2021年3月15日。上诉人于2019年2月28日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泰丰公司辩称，上诉人在2014年9月1日转让股权时就应该获得股权转让款而没有获得，2014年9月2日和9月19日原审第三人分两次支付股权转让款到公司账户时，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应该知晓该事实，故上诉人最迟应在2016年9月19日主张权利。即使将诉讼时效推迟到变更股权登记时起算，本案也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8月以后余朝江和代应海又购买了上诉人的股权，且在2015年11月19日邓强将其股权变更给余朝江和代应海，上诉人不可能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款未收到的情况下再次转让股权，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即上诉人在2015年11月19日应该知晓其权利“被侵害”，其最迟应于2018年11月19日主张权利。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会议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时催收过股权转让款，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代应海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情况说明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后果。代应海支付到被上诉人账户中股权转让款，已被向红及上诉人等股东在2014年9月3日、28日以向谷有靓支付合同保证金的方式转走。原审第三人代应海述称，2014年9月1日上诉人及向红将其在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给代应海，并要求代应海将该款项支付到被上诉人账户中，2014年9月2日和9月19日代应海委托代军两次支付股权转让款到被上诉人账户中，代应海已完成了付款义务，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明确知晓此事，故其并未找代应海催收款项。被上诉人未差欠上诉人任何款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邓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1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1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3733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5日，陈家福、向红、邓强、王立华、黄文国共同出资成立泰丰公司，注册资金10000000元，其中陈家福持股24%、向红持股20%、原告邓强持股22%、王立华持股22%、黄文国持股12%，负责人系陈家福。2014年9月1日，原告邓强委托李勇与第三人代应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邓强所持泰丰公司5%股份以每股22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代应海，向红也拟将其所持股份的5%转让给第三人代应海，李勇、向红共同出具《股权转让》一份，主要内容为二人在泰丰公司原始股份中各自抽取5%转让给第三人代应海，占公司10%原始股份，转让费2200000元。第三人代应海于2014年9月2日将1000000元转让费转入泰丰公司账户、于同年9月19日将1200000元转让费转入泰丰公司账户。后代应海、余朝江继续向邓强、向红及其他股东购买泰丰公司股份，2015年11月19日，泰丰公司的出资情况变更为代应海持股50%、余朝江持股40%、黄文国持股10%，负责人由陈家福变更为余朝江。2018年3月15日，第三人代应海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作了股权转让约定情况属实的说明。另查，2019年2月28日，原告向本院起诉代应海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580000元（该款项系包含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中，泰丰公司于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期间借支给李勇520000元，原告认可该520000元作为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经本院审理认为，代应海在把股权转让款支付到泰丰公司账户时就已完成了支付义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代应海于2014年9月2日、19日将股权转让费转入被告泰丰公司账户，即完成了支付义务，原告当时仍系被告泰丰公司的股东，对于其应得的转让款被告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支付给原告，原告应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至迟应在2016年10月之前起诉。虽然第三人代应海于2018年3月15日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作了情况属实说明，原告于2019年2月28日起诉了被告及第三人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但在该两个事件发生之前，原告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该事件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之效果。原告于2020年1月9日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之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6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邓强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各一份，拟证明：2015年11月10日泰丰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除邓强外其余股东全部到场，邓强委托刘某参加该股东会议，并要求向红及原审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形成时间是在一审开庭前，不应作为新证据在二审中提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中无任何内容体现催收股权转让款，代应海的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上诉人向某应海催收转让款的事实。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股东会决议是为了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催收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工商信息打印册，拟证明：2015年11月19日变更工商登记时，邓强委托代理人刘某去签署相关文书，并要求代应海和向红、余朝江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股权变更登记情况，不能证明其向某应海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事实，且该股权转让款在股权变更登记一年前已经支付完毕。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授权委托书、受理回执单，拟证明：2018年3月1日邓强委托周世安向公安机关举报向红违法犯罪，并向被上诉人和代应海收取款项的事实。2018年5月19日，周世安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报案材料，被上诉人认可应该由其分别支付向红和邓强股权转让款各1100000元。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代应海按照邓强及向红的要求将股权转让款2200000元转入指定账户，邓强及向红是泰丰公司当时的管理人员，收到代应海转让的款项后，二人便将股权转让款转走，泰丰公司没有得到股权转让款，至于邓强是否从向红处获得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应由邓强向向红主张权利。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进一步证明原审第三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被上诉人没有得到股权款的事实。第四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拟证明：邓强委托周世安向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2018年3月15日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最后的起算的时间是2018年3月15日，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限并未届满。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018年3月15日代应海在该协议上书写的内容是为了证实股权转让情况，该行为不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代应海书写该股权转让情况是因为邓强要向公安机关控告向红，代应海将2200000元股权的转让款支付完成后，其股权转让的义务已经完成，邓强和向红因股权转让款分配发生的纠纷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无关。第五组证据：证人刘某的证言，拟证明：2015年11月10日证人受邓强委托参加泰丰公司的股东会议，并代邓强催收股权转让款，2015年11月19日证人受邓强委托在工商局进行股权转让登记时要求向红、代应海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证人所述大部分属实，但其陈述找向红催收过款项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证人年龄大，事情发生久远，记忆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有偏差，但不能因此否定证人向某应海和泰丰公司催收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证人称其代表邓强找向红催收款项，证明泰丰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即使证人陈述其向某应海和泰丰公司主张款项属实，但上诉人主张权利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况且，证人称向红参加了股东会，但是股东会决议中无向红的签字，证明向红未参加股东会，因此，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权利。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分析与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及第五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第三组证据在一审中已提交过，本院不予重复认定。二审中，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若未超过，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请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称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经查，上诉人所称其于2015年11月10日及11月16日委托案外人刘某向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主张权利，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项主张，原审第三人代应海于2018年3月15日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所作情况说明亦不能对本案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并因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36元，由上诉人邓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彩虹审判员  唐丽红审判员  徐 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李健书记员罗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