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2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女，1935年9月26日生，汉族，住泰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女，1968年8月24日生，汉族，住泰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2，女，1970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泰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3，女，1976年2月28日生，汉族，住泰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4，女，1964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泰兴市。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雍进，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5，男，1974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泰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女，1976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春斌，江苏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于某6，女，1966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雍进，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因与被上诉人于某5、戴某、原审原告于某6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3民初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于某5和戴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的争议焦点错误，叶某某等人就其主张证据充分,依法应得到支持。叶某某等人请求撤销调解书第三项内容，即于某5对案涉房屋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不是判决书中所称的“请求撤销案涉房屋归戴某所有”，本案争议焦点应是调解书第三项内容是否错误，是否侵犯了叶某某等人的合法权益。1.叶某某等人基于与于某7的身份关系，法律赋予其对案涉房屋的相关权利，无需另行举证证明。2.叶某某等人提交了证据，亦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定“案涉房屋系该单位分配给于某7的集资建房，于某7于1994年交纳建房费用”。叶某某等人正是依据此基础事实提起撤销之诉。虽然案涉房屋被错误登记在于某5名下，但真正的权利人是于某7和叶某某。于某5一直认可案涉房屋是父母的，其他姐妹享有相应权利，《赡养父母承诺书》也充分证明了该点，一审法院虽在判决书中对上述证据表述为“予以确认”，但在事实查明部分对其关键内容只字未提，否认了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二、叶某某等人提交《赡养父母承诺书》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完全正当合法，并不存在原审法院所认为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赡养父母承诺书》虽不能直接证明叶某某等人拥有所有权，但足以证明其相关权利并未因未提出异议、变更而丧失，更不影响行使相关权利。至于叶某某等人未主张权利，是基于于某5的态度与行为，于某5将案涉房屋留归戴某，叶某某等人事先并不知晓，事后也未追认，何来“违背诚实信用”？三、一审法院认定于某7已将案涉房屋赠与于某5，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忽略了单位错误登记的事实。2.赠与必须双方作出意思表示并达成一致。试问于某7在何时何地作出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作为受赠人的于某5从未说过案涉房屋系其父赠与他的。相反，于某5明确陈述当于某7得知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时当即给了于某5一记耳光，表明了于某7不同意将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更无赠与之意。作为家庭成员的叶某某等人对所谓的赠与一无所知。3.案涉房屋应系于某7和叶某某的共有财产。于某7即使赠与，未经共有人叶某某的同意也是无效的。4.赠与一说显然与《赡养父母承诺书》相悖。5.戴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赠与事实存在，其一审认为自己是善意取得，而善意取得的前提就是无权处分。戴某辩称：1.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于某5就是所有权人。2.《赡养父母承诺书》是对方自行制作，何时制作以及真实性得不到证明，于某7也没有签字。3.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时于某7健在，直至去世其都没有对案涉房屋提出异议，且于某5是于某7的独子，将房屋给儿子也符合农村风俗。4.戴某放弃了耿王五组房子的相关权益才取得了案涉房屋，并不是无缘无故取得或与于某5恶意串通，说善意取得并不意味着就认可于某5是无权处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某5辩称：1.手续是单位办的，办到我名下我不清楚，拿到房产证时父亲打了我一个耳光，认为我抢了他的财产。2.当时我就说了房产是父亲的，房产证一直被父亲放在大姐处，调解之后我向法院提出要重新调解。3.调解书第四项是额外加进去的，戴某对耿王五组的房屋本来就没有权利。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的上诉请求。于某6述称：同意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9）苏1283民初5700号民事调解书协议第三项内容，即坐落于（房屋产权证号泰兴字第**）的房产归戴某所有；2.于某5、戴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某7（2017年5月16日死亡）与叶某某系夫妻关系，先后生育：长女于某4、次女于某6、三女于某1、四女于某2、长子于某5、五女于某3。于某7系原泰兴市制鬃厂职工（1994年退休），案涉房屋系该单位分配给于某7的集资建房，于某7于1994年交纳建房费用。于某5在1994年左右顶替于某7工作后成为泰兴市制鬃厂职工。2009年4月，于某5领取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上述产权证照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均为于某5。另查，于某5与戴某于2001年认识，2002年8月5日非婚生一女于某8，2008年11月9日非婚生双胞胎女儿于某9、于某10。2015年7月15日，双方补领结婚证。于某5于2016年10月、2017年6月、2018年3月先后三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戴某离婚，一审法院均判决不准予离婚。2019年6月4日，于某5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其与戴某离婚，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出具（2019）苏1283民初5700号民事调解书，约定：一、于某5、戴某自愿离婚；……三、坐落于泰兴市（房房屋产权证号泰兴字第**）房产归戴某所有，于某5于2019年12月30日前协助戴某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所需费用由于某5负担。现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案经调解未果。另查明，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陈述：案涉房屋长期由于某5居住，因为他有孩子上学。于某7、叶某某一直居住在新联村耿王五组。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于2010年9月才清楚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因办理房屋登记交的税金额较大，所以没有变更房屋所有权人登记手续。一审审理中，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提交《赡养父母承诺书》主张有权继承案涉房屋；戴某对此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申请证人印某出庭作证主张案涉房屋系于某7购买；戴某则认为案涉房屋系于某7对于某5的赠予。以上事实，有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提交的《赡养父母承诺书》、泰兴县工贸联营制鬃厂收据、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2019）苏1283民初5700号民事调解书、证人印某的证言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请求撤销案涉房屋归戴某所有的诉讼请求。1.虽案涉房屋系泰兴市制鬃厂分配给于某7的集资房，但于某5在1994年成为泰兴市制鬃厂职工后，已于2009年4月依法领取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应视为于某7在2017年死亡前已将案涉房屋赠与其子于某5。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未能提交于某7对此提出异议及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系该房屋所有权人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于某5系房屋所有权人，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2.于某5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在与戴某离婚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自愿将案涉房屋留归戴某所有，系于某5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3.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提交的《赡养父母承诺书》不能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于某5与戴某及三个女儿在案涉房屋内已实际居住10多年，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明知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后，长期不主张权利。在于某5自愿将房屋留归戴某后，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再主张有权继承，并请求撤销于某5处置房屋的调解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一审法院对叶某某、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叶某某、于某4、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叶某某、于某4、于某6、于某1、于某2、于某3负担(已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6提交以下证据：1998年的房屋所有权证、泰兴市房改售房集资建房户情登记表、泰兴市职工集资建房产权登记审批表，证明案涉房屋于1998年便发证，2009年是换证，当时办证是单位统一办理，登记表及审批表载明的购房集资人是于某5，两份表的内容及签字均非于某5所为，在当时能够办证时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于某7，但单位将案涉房屋错误登记在于某5名下。戴某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案涉房屋在1998年就登记在于某5名下，按照于某5陈述，于某7在1998年领到产权证时就知道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但是到于某7去世其都没有提出异议，没有行使撤销权，说明对于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于某7内心是认可的。于某5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当时确实是单位错误登记，父亲将房产证放在大姐处，他认为这是最安全的，父亲当时老了，没有法律意识，所以没有要求变更。于某5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快递单一份、短信截屏、申请书，证明当时调解签字之后于某5就反悔了。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6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不论于某5在离婚纠纷中如何陈述、提出什么意见，其均不应处分也无权处分案涉房屋，该房屋原始权利人是于某7，后又有《赡养父母承诺书》，其在离婚纠纷中不管怎么处分都不能成立，损害了叶某某等人的利益。戴某质证称：真实性无法确认，究竟是在调解前还是调解后提交的无法确认，按照法律规定，调解协议签字后不能反悔，如果于某5认为调解违背真实自愿的原则，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救济。戴某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6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戴某、于某5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证据不能达到系登记错误的证明目的，需综合本案相关情况进行判断。本院对于某5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于某5已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其称事后反悔，但不能据此证明调解时违背了自愿、合法原则。二审查明，1998年11月8日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在于某5名下，除该节事实外，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于某5还是于某7、叶某某。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是于某5，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房屋于1998年便已登记在于某5名下，根据于某5陈述，其父亲当时便已知晓该情况，但直至于某7去世，都无充分证据证明于某7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于某7对登记行为予以认可、将案涉房屋赠与给于某5。2.按照叶某某的陈述，其于2010年9月份便已知晓案涉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应视为对登记行为予以认可、将案涉房屋赠与给于某5。3.按照叶某某等人的陈述，于某7、叶某某在于某7退休前后都是住在耿王五组，案涉房屋一直由于某5居住使用，进一步印证了房屋由于某5所有、管理。4.《赡养父母承诺书》系打印形成，首页载明的日期与第二页的落款日期不一致，且内容涉及父母的赡养问题及财产处分，但却无父母参与和签字，明显不合常理，真实性存疑，且于某5在(2019)苏1283民初5700号离婚纠纷中陈述案涉房屋是其婚前个人财产，这明显与《赡养父母承诺书》内容相悖，故仅凭《赡养父母承诺书》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为于某7和叶某某。综上，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于某5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其在离婚案件中将该房屋约定归戴某所有，合法有效，并未损害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的民事权益，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请求撤销调解书第三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叶某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军生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缪翠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郑本香书 记 员 朱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