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7民终14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梅，女，197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段晓明，男，197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博，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爱凤，女，195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超，山东韵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春梅、段晓明因与被上诉人孙爱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5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梅、段晓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无视委托协议中明确表明委托事实的条款，曲解了有关“基金计划收益”条款，从而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错误判决。委托协议中并不存在明示或暗示的所谓无论盈亏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的保底条款，涉案合同关系应为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借款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对于王春梅曾经支付给马新的投资收益，违反证据规则采信孙爱凤单方陈述，没有任何根据的认定为借贷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明显不公；3、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案件项下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段晓明和王春梅对案件项下债务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判决要求王春梅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孙爱凤返还所谓“借款”，违反了合法有效的委托协议第四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孙爱凤辩称，1、虽然被上诉人孙爱凤与上诉人王春梅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中约定孙爱凤委托王春梅以其名义购买理财产品，但前提是该笔理财资金王春梅确保资金安全（保本保息，固定利率，期限一年，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正是基于马新与王春梅多年的同事关系和王春梅对资金安全的承诺（可以从王春梅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说她购买的理财项目资金安全，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数量有限看出），所以被上诉人孙爱凤才将资金转账给上诉人用于购买理财，其实质是被上诉人孙爱凤不承担任何风险；2、上诉人王春梅与被上诉人孙爱凤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名为理财，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法律特征相符，应当认定合同性质为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了固定本息回报条款，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完全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 孙爱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春梅、段晓明返还借款本金2620000元及利息（其中，以1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以32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5%计算；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64%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2、判令王春梅、段晓明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孙爱凤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1日、2018年3月20日与王春梅签订委托协议五份，内容分别为：1、2017年7月20日协议约定：孙爱凤将自有资金100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复华-斯佩里城市更新投资基金二期》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期限12个月，年利11%，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2、2017年7月20日协议约定：孙爱凤将自有资金10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复华-斯佩里城市更新投资基金二期》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期限12个月，年利11%，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3、2017年9月13日协议约定：孙爱凤将自有资金5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复华文旅投资基金1号》，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期限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0%，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4、2017年10月1日协议约定：孙爱凤将自有资金5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北京兴业富盈-丽江富华度假世界“完美假业”商业权益项目》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期限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1.5%，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5、2018年3月20日协议约定：孙爱凤将自有资金5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瀚亚默拉皮投资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期限一年期，税后年化收益率10.64%，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2019年3月26日到期，收益按1年零6天计算；年化收益率10%，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案外人马新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1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5月21日签订委托协议四份，内容分别为：1、2017年9月13日协议约定：马新将自有资金40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复华文旅投资基金1号》，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0%，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2、2017年10月1日协议约定：马新将自有资金27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北京兴业富盈-丽江富华度假世界“完美假业”商业权益项目》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为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1.5%，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3、2018年2月6日协议约定：马新以自有资金60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瀚亚卓奥友投资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为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1%，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4、2018年5月21日协议约定：马新以自有资金100000元委托王春梅购买《基劳威亚私募投资基金》，基金收益和费用约定为期限12个月，年利11%，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税后收益为10.64%）。 2019年5月10日，马新（转让人，甲方）、孙爱凤（受让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经双方一致同意，马新将对王春梅债权共计本金1370000元及利息（其中，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以27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5%计算；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全部转让给孙爱凤行使，孙爱凤可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依照本协议直接向王春梅主张债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9年6月15日，马新通过邮政EMS寄向王春梅、段晓明寄交债权转让通知书，王春梅于2019年6月16日签收。王春梅认为委托合同不存在债权转移。段晓明称对此不知情。孙爱凤提交录音证据一份，证明2019年6月10日，马新、段晓明谈及案涉款项时，王春梅、段晓明与马新及其丈夫是同事关系，段晓明非常了解经过并一直参与且已知道债权转让给孙爱凤，孙爱凤主张王春梅、段晓明借款用于基金投资，所得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系夫妻共同债务。王春梅、段晓明主张系委托合同关系，且与段晓明无关。 王春梅称自己与孙爱凤系委托关系。自己受托购买基金均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合法私募基金。王春梅收到款项后即转入基金账户，委托协议均约定相应的基金管理合同作为委托协议的组成部分，基金合同中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不是最终收益率，实际收益率以实际运作情况为准，不是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投资者保证其投资于本基金的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投资者仍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王春梅是基金显名持有人，孙爱凤、马新系隐名持有人。王春梅称，收到包括孙爱凤、马新等多名委托人的款项后，均转入指定基金账户，其中，2017年7月14日，王春梅向复华-斯佩里城市更新投资基金二期基金账户转入款项为6500000元；2017年9月29日，王春梅向北京兴业富盈投资管理中心账户转款15000000元；2018年1月31日，王春梅向卓奥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账户转款5200000元；2018年2月1日，王春梅向卓奥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账户转款400000元；2017年9月7日，段晓明向复华文旅投资私募基金1号账户转款1300000元；2018年5月16日，王春梅向基劳威亚私募投资基金账户转款8800000元；2018年3月19日，王春梅向默拉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账户转款4500000元，案涉款项均包含在上述转款中。后因上述六支基金出现逾期兑付风险，2019年5月7日，王春梅通知马新查看基金合同及材料。孙爱凤认为，王春梅在向其借款时明确说明了借款利息，并保证保本付息，对于王春梅、段晓明收到款项后如何处理并不清楚，在逾期不还本息后，在孙爱凤强烈要求下，王春梅通知马新查看了所谓的基金合同，并且要求不许拍照、摘抄，但该基金合同与孙爱凤、马新无关。王春梅称通过银行分别于2018年8月24日支付马新56**元、支付孙爱凤56637元；2018年9月7日支付马新56**元、支付孙爱凤56637元；2019年5月24日支付孙爱凤388元、支付马新23**元。孙爱凤无异议，但称上述款项是利息。 孙爱凤主张的利率标准为：以1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以32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5%计算；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64%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64%计算。王春梅、段晓明不予认可，认为自己并未收取受托费用，且上述基金收益均全部返还马新。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当事人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当事人对九份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首先,本案中孙爱凤提交的九份合同名称虽为“委托协议”，孙爱凤、马新作为委托投资人,王春梅作为受托人,但根据九份委托协议第四条基金计划收益和费用条款中均明确约定投资固定期限、固定年利及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内容，说明孙爱凤、马新作为委托投资人,但并不参与基金管理,亦不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而只是收取固定收益。该条款应当理解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的保底条款,即无论盈亏,受托人王春梅均保证孙爱凤、马新投入的财产不受损失的同时,还另外支付双方约定的投资收益,故孙爱凤、马新虽有投资之名,但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不符合投资具有风险性的本质特征。其次，合同的名称并不绝对体现合同的内容,合同的性质及效力的确定均应以当事人各方约定的实际权利义务,即以合同的具体条款规定为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结合案件,孙爱凤、马新与王春梅签订的委托协议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三方签订的委托协议实质应为民间借贷合同。王春梅、段晓明称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与委托协议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不符，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信。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利率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予以支持，对于王春梅主张的返还款项，应当作为已付利息予以扣除。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马新已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王春梅、段晓明，且当事人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孙爱凤诉请返还，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段晓明的责任承担问题，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款项系王春梅、段晓明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孙爱凤要求段晓明共同返还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有关民事法律法规规定，判决如下：王春梅、段晓明返还孙爱凤借款26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以32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1.5%计算；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0.64%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0.64%计算，并扣减12734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60元，减半收取138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880元，由王春梅、段晓明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双方对款项的交付无争议，但对款项发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争议较大：孙爱凤主张系民间借贷，而王春梅、段晓明反驳主张系委托理财。为证明款项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孙爱凤提供了其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1日、2018年3月20日与王春梅签订的《委托协议》五份，案外人马新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1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5月21日与王春梅签订的《委托协议》四份，以及马新、孙爱凤于2019年5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证明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理财，王春梅、段晓明于一审中提供了购买基金的电子回单、购买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案外人马新与王春梅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了王春梅向马新告知基金产品名称、基金兑付方案等内容。二审中王春梅、段晓明提供：1、马新与王春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其中①2017年7月14日，马新汇款后告知王春梅“你还是写两个合同吧！孙爱凤100万，马新10万”（2017年7月20日款额为10万元、委托人为孙爱凤的委托合同，题头委托人处打印的姓名为马新，后手写修改为孙爱凤），2017年7月26日，马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取合同，王春梅回复：“已经好了，可以来拿了”；②2017年9月5日，王春梅向马新发送了基金产品信息，马新回复“45万”；2017年9月7日，马新向王春梅发送了汇款45万的截图，并说明“马新40万、孙爱凤5万”；2017年9月26日，马新问是否可以拿上次的合同，王春梅回复可以。③2017年9月26日，王春梅向马新发送基金产品信息，马新回复“32万，我27万孙爱凤5万”；2017年9月28日，马新将向王春梅转款32万元的截图发送给王春梅，2017年10月18日，王春梅通知可以拿合同了。④2018年1月29日，王春梅向马新发送了基金产品信息，2018年1月31日马新将转款截图发送给王春梅，并说明“60万元请查收”，2018年2月12日，马新询问合同能否年前拿出来，2018年2月26日，王春梅通知马新“合同可以来拿了”；⑤2018年3月13日，王春梅向马新发送基金产品信息，马新回复“5万”，2018年3月15日，马新将转款截屏发送王春梅，并说明“孙爱凤5万”；⑥2018年5月10日，王春梅向马新发送基金购买信息，2018年5月14日马新发送转款截图，并注明“我三姨的理财钱，我暂时不买了，等办完孩子出国手续再说，10万元理财名字孙爱明”（2018年5月21日的《委托协议》打印为马新，上方手写“孙爱明”并捺印，但被涂化掉）。2、王春梅与其投资顾问白玉芝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白玉芝工作证，白玉芝向王春梅推荐产品时所发的微信信息与王春梅向其委托人推荐产品时所发送的微信信息基本一致，白玉芝作为专业人士也用了不规范的还本付息表述，仅此一点不能证明系民间借贷关系；3、2013年至2017年期间马新委托王春梅购买七个理财产品（已完成全额兑付）项目的银行流水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理财合同、投资指南以及理财顾问微信记录、产品项目一览表，证明马新在本案发生之前曾多次委托王春梅购买理财产品，上述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由基金完成全额兑付，且王春梅已将上述理财产品兑付的本金及收益及时全额转付给马新，未赚取任何利差，未获得任何额外收益及利益，以其对照本案所涉的理财产品项目可以证明自始至终马新、孙爱凤与王春梅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而并非民间借贷关系；4、王春梅与马新之间有关投资项目的银行流水及理财产品延期兑付后，基金方给王春梅收益的银行流水、手机银行转账记录截图两份。证明自2018年8月开始，理财产品出现延期兑付，王春梅收到部分收益后即将该收益按比例转付给马新、孙爱凤等人，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马新、孙爱凤从未提出过异议，而且马新还积极联系王春梅要求找基金方追讨投资款，以上情况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法律逻辑。5、王春梅与其他部分委托理财的投资人签订的委托协议复印件11份及相对应的理财资金银行流水（均为本案所涉及的发生兑付困难的理财产品），该银行流水摘要中大部分注明了理财款，或注明了理财项目名称，证明王春梅的其他很多同事如本案中孙爱凤、马新一样将资金委托给王春梅进行理财，并签订相应委托协议，此类情况在山东电力系统中普遍存在。孙爱凤质证称：对证据1，马新与王春梅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无删减等无法认定，由法庭依法认定，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王春梅多次强调资金安全、数量有限，多次强调马新非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人，且多次强调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所以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对证据2，王春梅与其投资顾问白玉芝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白玉芝工作证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聊天记录内容涉及的理财产品均无风险提示，反而强调到期后还本付息；对证据3，招商银行的交易明细表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客户摘要栏中注明“半年利息”、“计划收益分配”、“还本付息”足以说明双方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交易明细上可以看出，王春梅以自己的名义向北京方正富邦创*转账，认购太湖二号四期，与孙爱凤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4，王春梅与马新之间有关投资项目的银行流水及理财产品延期兑付后，基金方给王春梅收益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银行流水能够反映出合同到期后，王春梅履行了部分一次性还本付息的约定，法律关系实际上是借贷关系；对手机银行转账记录截图两份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5的委托协议的真实性由法庭依法认定，但文本的主要内容与本案文本内容差不多，可能是格式化的，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款项的发生无争议，本院予以直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就案涉争议款项，双方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是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孙爱凤主张案涉款项系因借贷关系发生，其提供了落款委托人处签署自己姓名的5份《委托协议》、委托人为案外人马新的4份《委托协议》及其与马新的《债权转让协议》予以证明，从上述9份《委托协议》内容来看，虽第四条均约定“基金计划收益和费用【期限12个月，年利率11%（或10%、11.5%、10.64%），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内容，但同时在第二条中约定“甲方（委托人）享有乙方（受托人）购买的基金计划中甲方委托资金份额应享有的全部权利”、第三条中约定“甲方（委托人）同意以其全部委托资金为限承担乙方（受托人）购买的基金计划及《认购风险申明书》中载明的乙方责任、义务以及相应份额基金资金的风险”、第九条中明确约定购买的基金名称和基金合同编号等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与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上《委托协议》的上述约定，能够认定孙爱凤、案外人马新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王春梅对委托人将自有资金委托受托人购买何种理财产品、委托人享有的权益及承担风险、收益率均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其次，孙爱凤提供的用以证明款项交付的马新的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的交易明细，以及委托协议的署名情况、马新对汇款的分配，与王春梅、段晓明提供的王春梅与马新的微信聊天记录体现出的款项发生的原因、时间及金额基本相符，能够认定案外人马新在收到王春梅理财产品相关信息情况下，按照通知向王春梅预约购买基金并完成付款、付款后明确授意王春梅将基金权利人在马新和孙爱凤间的具体分配，后领取合同的交易过程。再次，王春梅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王春梅与案外人马新在延期兑付后的微信聊天，能够证明马新就案涉款项购买基金后，基金延期兑付情况的知晓，并授意王春梅询问相关政策及兑付情况。如上分析，根据现有证据，孙爱凤的诉讼主张非系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受理范畴。若孙爱凤需对本案所涉款项主张权利，可再按该款项的法律性质另行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5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孙爱凤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80元，退还（一审原告）孙爱凤；上诉人王春梅、段晓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76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建伟 审判员  崔恒心 审判员  张守现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童瑶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