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易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院**楼**1310。法定代表人：张晓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有振，北京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利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div>法定代表人：Dr.Conrad.TillHenrik，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小峰，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易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淘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利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0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淘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利星公司赔偿易淘车公司经济损失118,38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利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利星公司明知案涉车辆存在维修记录，但其在出售案涉车辆时故意隐瞒车辆曾维修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致使易淘车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未能及时告知东莞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案涉车辆的真实状况，给易淘车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由利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依法认定利星公司隐瞒案涉车辆存在维修记录的欺诈事实，必然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二、双方当事人虽在2017年8月18日就案涉车辆的后续事宜进行协商，但当时是基于利星公司向易淘车公司多次告知、承诺案涉车辆不存在任何维修记录，不属于事故车的情况下进行协商的，因此这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最终双方也未能达成合意。一审法院依据易淘车公司在协商过程中一句“这台不要了”就认定双方当事人对《车辆定金合同》的解除并返还定金已达成一致合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虽然《车辆定金合同》中仅约定定金罚则，但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易淘车公司向利星公司主张损失赔偿有理有据。即使本案适用定金罚则，利星公司亦应按照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定金，至于因利星公司违约导致买卖合同关系解除，由此造成的损失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与易淘车公司和XX公司之间的纠纷虽均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易淘车公司有无向利星公司披露其以何种价格将案涉车辆出售给XX公司、收取XX公司多少款项均不应作为判决不予支持的理由。易淘车公司的损失赔偿主张合情、合理、合法。利星公司辩称，一、最初是一个微信名为阿伟的人员同利星公司联系，并最终确定下来是与XX公司签订合同，落款处也是备注代XX公司支付定金10,000元，因此，利星公司与易淘车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或定金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最终以微信名为阿伟的人作为易淘车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并认定推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买卖关系，利星公司不持异议。二、系争车辆为拍卖车，并非原厂新车，在《车辆定金合同》上作了明确的标注，且在销售过程中，利星公司通过微信明确向阿伟告知“厂商活没有活动过”我方不知道。系争车辆的正常销售价格为1,230,000元，易淘车公司的对外销售价格为1,340,000元，生效判决明确易淘车公司败诉的原因是易淘车公司向XX公司允诺销售的是全新商品库存车，故易淘车公司败诉与利星公司无任何关系。且利星公司并不知道易淘车公司的存在，也不知道易淘车公司收取XX公司100,000元的定金。三、双方在2017年8月21日已协商一致解除定金合同，利星公司也将收到的其中10,000元定金如实退还，另有10,000元定金因为入账时写明代XX公司存入保证金，故该款项不能直接退入易淘车公司，只能退到XX公司账户，最终因阿伟提供不了XX公司的账户，并表示其不要了。由此说明，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已经对此事全部了结。综上，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易淘车公司针对利星公司答辩意见，作如下回应：双方虽然在2017年8月18日就系争车辆的后续事宜进行过协商，但当时是基于利星公司多次告知、承诺易淘车公司系争车辆不存在任何维修记录，不属于事故车的情况下进行协商的，并非易淘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解除并未进行结算，亦无证据证明易淘车公司放弃向利星公司追偿损失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车辆定金合同》的解除并返还定金已达成一致合意属事实认定错误。易淘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易淘车公司与利星公司于2017年8月2日签订的《车辆定金合同》；2.利星公司返还易淘车公司定金10,000元；3.利星公司赔偿易淘车公司经济损失118,380元；4.案件受理费由利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底，易淘车公司员工宋某与利星公司员工朱某通过微信方式沟通购车事宜。2017年8月2日，甲方（预购方）为XX公司、乙方（出卖人）为利星公司签订《车辆定金合同》，约定：订购车辆型号为CLS63AMG4MATIC，（手写注明：拍卖车、车架号：140437）；甲方于2017年8月2日向乙方交付定金壹万元作为甲乙双方订立《销售合同》的担保；如乙方未能依照本合同第一条之规定向厂家订购车辆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双倍返还定金；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且支付定金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落款处甲方栏为空白，乙方栏盖有利星公司公章并签字。2017年8月2日，梁淑芹分别向利星公司及朱某转账支付定金各10,000元，附言均为代XX公司付奔驰CLS63定金。2017年8月7日，宋某通过微信询问朱某：拍卖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朱某回复称：和新车一样销售的，厂商库存的车子，各个经销商通过拍卖的形式拍回来的。宋某追问：不是试驾车，活动车赛道车？朱某回复称：不是试驾车，厂商活没活动过，不晓得。2017年8月11日，宋某通过微信将汽车历史记录截屏发给朱某并要求查询。朱某将“没有维修记录”的查询截屏回复给宋某，同时语音告知：这个车我们公司查过的呀，这车没有任何维修记录的。如果是有维修记录的会跟你事先说明的，会跟你签协议的，如果不签协议也不会告诉你，你这车子有过维修记录的，你提掉了之后，你过来是可以索赔的，是可以退一赔三的。我们4S店也不会做这种事情。这个是从哪里查的，他什么意思呢？是，他查到了这个了，是我们欺骗了他还是不想要了，怎么，没关系的，如果不想要了，我们退给他就行。2017年8月18日，朱某在双方微信沟通时仍表示：这车没有任何维修记录，有也不敢卖啊。宋某称：当时我也没有查出来呀。2017年8月19日、20日、21日，双方通过微信一直在沟通退定金事宜。朱某告知：我可以退的，要退给订车人的，这个我这财务不好沟通。2017年8月21日，利星公司退还梁淑芹10,000元定金。另查明，因与易淘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XX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起诉。经审理，朝阳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67976号（以下简称67976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XX公司与易淘车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于2017年8月14日解除；二、易淘车公司双倍返还XX公司定金200,000元。67976号案件查明，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8月5日期间，XX公司何某与易淘车公司宋某微信聊天，沟通购车等事宜，并支付定金100,000元。2017年8月5日，易淘车公司与XX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2017年8月11日，何某向宋某发送涉案车辆的维修记录。双方为此进行沟通，最终何某告知宋某其不提车了。朝阳法院认为，XX公司交纳定金时尚未验车，《汽车销售合同》约定XX公司购买的车架号WDDLJ9CB7FA140437的车辆是全新商品库存车，经调查、核实，该车辆系参加过活动的车辆，活动过后进行了维修。涉案车辆并非如易淘车公司在《汽车销售合同》及微信中承诺的系全新库存车，故易淘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因易淘车公司的违约行为，XX公司购买全新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XX公司具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又因易淘车公司的过错导致双方《汽车销售合同》不能继续履行，XX公司要求易淘车公司双倍返还定金，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案证据表明，与利星公司员工微信联系的阿伟系易淘车公司方员工宋某，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宋某与利星公司员工朱某建立微信联系，双方就案涉车辆的车况、购车客户情况等进行了沟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利星公司对宋某系代客户寻车是明知的，且告知宋某“付款人不是车主，需在交易附言或备注里写明代XXX付车款”，可见其对实际购车人持开放态度，《车辆定金合同》中甲方虽为XX公司，但利星公司亦明知此事由易淘车公司具体实施，故易淘车公司主张《车辆定金合同》系其与利星公司之间实际签订，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8月18日起，易淘车公司与利星公司就退还定金一事进行协商，易淘车公司亦明确告知“这台不要了”，利星公司则称“定金合同怎么给他退”，最终，利星公司退还易淘车公司10,000元定金，另10,000元因利星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原因未退成。由此可见，双方对《车辆定金合同》的解除并返还定金已达成一致合意，但尚在利星公司处的10,000元定金仍应予返还。故易淘车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首先，《车辆定金合同》中仅约定定金罚则；其次，易淘车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中约定定金100,000元，但易淘车公司无证据证明此信息已向利星公司披露；第三，两厢比照，100,000元的定金数额，远超《车辆定金合同》中约定的定金数额。故易淘车公司诉请要求利星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易淘车公司与利星公司签订的《车辆定金合同》解除；二、利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易淘车公司定金10,000元；三、驳回易淘车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33.80元，由易淘车公司负担1,408.80元，利星公司负担2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车辆定金合同》的解除及返还定金均不持异议，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车辆定金合同》解除后，利星公司是否应向易淘车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车辆定金合同》，合同明确易淘车公司交付定金是作为双方当事人订立《销售合同》的担保，该定金的性质应为立约定金。由于最终客户XX公司认为系争车辆存在维修记录解除其与易淘车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因此而协商解除《车辆定金合同》。对于系争车辆的车况，不管是XX公司与易淘车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中备注的“全新商品库存车”，或者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车辆定金合同》中手写注明的“拍卖车”，双方的工作人员在微信聊天中均明确买卖的车辆是没有维修记录的车辆，但根据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可见，系争车辆是存在维修记录的，故最终双方当事人未签订《销售合同》的原因，显然也是因系争车辆存在维修记录所致。利星公司作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卖方，未如实告知易淘车公司系争车辆存在维修记录的行为，构成违约。利星公司认为，双方已经就合同解除后果予以处理，即返还已收取的定金。而易淘车公司则认为，双方确曾对合同解除及返还定金达成一致意见，但其做出的意思表示是基于利星公司明确告知其系争车辆不存在维修记录的基础上所作的。本院认为，从利星公司与易淘车公司就解除合同及返还定金所作的沟通来看，易淘车公司是在利星公司明确告知系争车辆没有维修记录的情况下所作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仅是对解除合同达成的一致意见，但并未对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作出具体的约定，据此并不能以默示的方式排除易淘车公司对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故易淘车公司有权向利星公司主张损害赔偿。对于赔偿金额的确认，由于《车辆定金合同》是以最终签订《销售合同》为目的的合同，至于易淘车公司对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高额的定金，均系利星公司不能预见到的，易淘车公司以其对外赔偿的全部金额作为向利星公司主张的金额，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恶意程度等，酌定利星公司向易淘车公司赔偿20,000元。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04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048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被上诉人上海利星汽车维修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北京易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损失20,000元；四、驳回上诉人北京易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一审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3.80元，由上诉人北京易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75.8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利星汽车维修有公司负担3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67.60元，由上诉人北京易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967.6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利星汽车维修有公司负担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