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522民初1322号原告：易堂军，男，197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伍裕，男，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龙，长兴县金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曹水福，男，195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原告易堂军与被告沈伍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编立（2020）浙0522民诉前调363号予以受理后，于2020年3月24日向被告沈伍裕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于2020年4月1日转立民初字。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晔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后，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和解未果后，又于2020年6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易堂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被告沈伍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龙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于2020年7月21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审理中发现案外人曹水福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于2020年7月22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1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堂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被告沈伍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龙、第三人曹水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堂军在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71874.64元及利息22389.88元（按年利率6%从2017年9月15日起分段暂计算至2020年2月29日，之后利息继续计算至款清为止），合计94264.5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8日，原告易堂军因长兴县煤山镇东风至访贤公路工程水泥稳定碎石层施工的需要，而与被告沈伍裕签订了《协议》一份，其中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碎石，供货总量24000吨（按原告的实际需要进料），各档规格碎石用量比例按原告实际生产比例提供，碎石数量以双方共同过磅的水稳料数量扣除水泥含量4%后的数量为准；综合单价为46.5元/吨（不含税价）和52.5元/吨（开票含税价），在原告的生产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该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得变动；原告提前测算并预付货款。从该协议签订之后到2017年9月15日双方终止碎石买卖为止，原告自己或委托他人多次向被告预付货款累计137.6万元，其中75万元系原告通过浙江长兴中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转账给被告所开办的长兴裕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兴公司”），双方事先已讲好由裕兴公司开具该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中远公司，而被告实际供应碎石共计25741.04吨。若其中75万元按含税价计算并开票，该批碎石的总价为1282672.85元，被告尚应退还原告货款93327.15元。若该批碎石全部不开票并按不含税价计算，则总价为1196958.36元，被告尚应退还原告货款179041.64。但被告一直未能开票和退款，原告多次督促未果。2018年9月原告向长兴法院起诉被告及裕兴公司，但被告不同意开票，也不认可上述价格和75万元。2019年7月15日，在中远公司的协调下，双方一致同意不再开票，由被告先退还其认可的款项107167元（具体方法是被告将75万元退给中远公司，中远公司将该75万元退还原告，原告再打给被告642833元），有争议的部分交由法院判决。为此，被告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并注明以双方结算确认为准。2019年12月19日，原告向长兴撤诉。原告认为：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多收了原告预付的货款，至今未全部退还，并获取了利息收益，造成原告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准上述诉讼请求。原告起诉时，提供其主张多付货款的计算方式为：原告预付货款1376000元，被告已退货款为107167元（750000-642833），被告实际供应碎石数量为25741.04吨【水稳料过磅合计27409吨×（1-水泥含量4%）-易堂军自备碎石571.6吨】，被告实际供应碎石金额1196958.36元（被告实际供应碎石数量25741.04吨×不含税价46.5元/吨），被告多收货款71874.64元（预付货款1376000元-应付货款1196958.36元-已退货款107167元）。原告还提供了利息计算清单。被告沈伍裕辩称：原被告间确实存在碎石买卖合同关系，对原告起诉所附清单中的预付货款总数、水稳料总吨位、原被告及中远、裕兴公司间协商后经走账实际向原告已退款107167元的事实等无异议，但双方间的买卖关系在2017年10月1日已经结算，且在原告易堂军诉被告裕兴公司、沈伍裕一案【（2018）浙0522民初7370号】审理过程中，经过中远公司的协调，在两家公司退款走账和易堂军支付642833元后，双方已经钱货两清，原告又起诉至法院，是无理缠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是：1.在原被告碎石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因市场因素、合同履行期限延长以及原告未能按约预付足额货款等原因，碎石价格已经经过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提价，不能全部按照原告主张的46.5元/吨计算；2.合同虽然约定了4%的水泥含量扣除比例，但是还约定以实际过磅、实际用量为准，水稳料中的水泥系原告自备，实际过磅数量为816.04吨，碎石数量不能简单的按照原告主张的水稳料数量扣除4%水泥含量计算；3.原被告已经于2017年10月1日进行结算，当时确认原告预付货款余额为107166.96元，此后是因原被告就中远公司与裕兴公司间的财务记账和开票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对结算主体（原被告、中远公司及裕兴公司）间如何走账产生争议。此后，该问题在前案中已经解决完毕，在前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虽然仅主张退还货款93327.15元，但被告在裕兴公司退还中远公司75万元的前提下，按原被告结算的预付款余额107166.96元（四舍五入为107167元），实际也仅要求原告支付货款642833元。第三人曹水福述称：同意原告对被告沈伍裕提出的诉讼请求，无其他意见。原告易堂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A1.《协议》1份，证明原被告间形成碎石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总量、单价、计量方法及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约定了水泥含量应以实际用量为准；A2.微信聊天记录2页，证明双方曾就货款开票的问题协商一致，通过中远公司和裕兴公司付款并开具发票；A3.网银电子回单4页，证明原告通过中远公司曾向被告指定的裕兴公司支付货款75万元；A4.裕兴公司及中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各1页，证明涉案两家公司的基本情况。被告对上述证据A2-A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所涉750000元已经在前案审理过程中处理完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A5.收条1份；A6.银行交易明细1份。证据A5、A6证明2019年7月15日，原被告双方经中远公司协调，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不再开具发票。裕兴公司将750000元退还给中远公司，易堂军向沈伍裕支付642833元，沈伍裕向易堂军出具了收条一份，并载明“若有误差，以双方结算确认为准”。但此后，双方并未结算，原告就误差部分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的纠纷实际于2019年7月15日结算后已经结清，所谓“以双方结算确认为准”是指以2017年10月1日双方结算形成的结算单为准；A7.（2018）浙0522民初7370号案庭审笔录2份，证明在前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对实际供货数量是要扣除4%的水泥及易堂军自备石子571.6吨已经认可了。被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实际的碎石数量应当以2017年10月1日双方结算形成的结算单为准；A8.（2018）浙0522民初73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原告曾于2018年10月10日起诉，于2019年12月19日撤诉的事实。被告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A9.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6月10日至2017年10月21日），共64页。后经本院核对原始介质（手机）后，补充2页。用以证明原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多次表示“按合同办”，从未同意过被告提出的涨价要求。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显示，在曹水福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原告都曾与被告进行过会面，会面时表示要与合伙人进行会商，曹水福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正是原告方商议后的结果。且聊天记录还显示曹水福是受原告的指派与被告进行最终结算。第三人曹水福对原告所举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沈伍裕为证明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B1.《补充协议》2份，证明被告分别于2017年9月4日和2017年9月9日与原告的合伙人曹水福签订补充协议，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自2017年9月5日起水稳料价格调整为52.5元/吨（不含税），第二份协议约定自2017年9月10日起，水稳料综合单价为52.5元/吨（不含税）不变，石子价格补贴每吨14元。并且约定原告自备石子和水泥用量全部核算在2017年9月4日前的水稳料数量中（按46.5元/吨价格核算的水稳料数量中扣除）。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上明确约定“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得变动”，曹水福并未得到原告的授权，无权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调整碎石价格，上述协议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第三人曹水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份《补充协议》是因如若不签的话，工程将会停工，故在综合考虑各种原因的情况下，迫于无奈与被告签订。在本院围绕该证据进行询问过程中，曹水福称其在工地上负责施工管理工作，原告曾口头允诺其在工程结束后给予其一定分红，在签订第一份《补充协议》后其曾对易堂军进行过告知，并解释过签订的原因，但易堂军表示并不同意调整价格。在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前，也曾对易堂军进行过告知，但易堂军也表示其不同意涨价，而曹水福是在综合考虑权衡停工损失和涨价损失后，为了整个工程能顺利进行，签订了《补充协议》。B2.《水稳料结算单》1份，证明原告的合伙人曹水福与被告进行了对账结算，当时确认应退货款为107166.96元，该款实际在前案审理过程中已经退还原告。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曹水福不具有结算的授权，该结算单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第三人曹水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水稳料结算单》上所载的水泥、碎石吨位基本是对的，但结算时实际对原始过磅单并未仔细核对；B3.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8页及《申请书》1份，证明原被告在交易过程中，被告再三提醒原告预付货款，原告曾要求开具发票，后又要求按照不含税价结算，以及原告指派曹水福与被告进行结算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并不完整，而原告与被告全部微信对话中可以表明被告确实多次要求提价，但原告始终表达的是“按合同办”，从来没表示过同意涨价。第三人曹水福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工程结束了是要去对账的；B4.银行流水查询单1份及网银电子回单3份，证明裕兴公司退还了中远公司750000元。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曹水福对该组证据无异议；B5.被告与曹水福的对话录音附录音整理记录1份，证明曹水福与原告系合伙关系，其有权签订补充协议并且进行结算。被告质证认为，对通话一方是曹水福无异议，曹水福的对话表明其权限是管进料拌料，并无签订协议和结算的权限，且对碎石涨价，易堂军当时是不同意的。曹水福即使与原告是合伙关系，但只是与原告的内部关系，对外均由原告负责签订协议，曹水福只是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并无对外签订协议、决定价格的授权。第三人曹水福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曹水福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双方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均在原被告履行涉案合同过程中形成，且来源合法，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予以认定。对双方争议的两份《补充协议》以及《水稳料结算单》的法律效力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6月，原告易堂军因承建道路工程所需，欲向被告沈伍裕购买碎石，自2017年7月17日开始，原告向被告实际供货。至7月底，双方一直就碎石价格、是否扣除含水量、扣税比例等问题进行协商。经协商，原告易堂军作为协议甲方、被告沈伍裕作为协议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落款为“2017年7月8日”，但双方均认可该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7月底8月初。该《协议》约定：二、……1.供货总量24000吨（按甲方的实际需要进料），以甲乙双方共同签认的过磅单为准；……3.综合单价不含税为46.5元/吨，含税价为52.5元/吨，甲方提供的生产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该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得变动；三、供货时间：从甲方通知进货的时间开始至甲方生产结束；四、供货及接货程序：1.乙方供应能力确保不少于2000吨/天；……3.碎石数量以双方共同过磅的水稳料数量扣除水泥含量（4%，以实际过磅、实际用量为准）后的数量（不扣含水量）为准；……六、款项结算1.根据甲方生产要求必须保证场地存放4000吨石子，交保证金200000元”。该上述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原告指派第三人曹水福负责拌料场现场管理。2017年9月4日，第三人曹水福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为易堂军（曹水福）、乙方为沈伍裕。还载明：“由于环保督察原因，导致石子紧张，石子价格大幅涨价，因甲方工程施工的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碎石价格。原协议综合单价46.5元/吨（不含税价），从9月5日起调整综合单价为52.5元/吨（不含税）……”2017年9月9日，第三人曹水福又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从9月10日起，水稳料综合单价为52.5元/吨（不含税）不变，各种石子价格另外补贴石子涨价14.00元/吨，以地磅过磅数量为准。特别约定：本工程结束核算时，甲方自备石子数量、水泥用量全部核算在9月4日前的水稳料数量中（按46.5元/吨价格核算的水稳料数量中扣除）”。被告持续向原告供应水稳料至2017年9月14日止。在原被告业务往来期间，原告11次通过双方议定的方式向被告预付货款，共计1376000元，具体为：2017年7月21日，原告转账支付沈新裕100000元；2017年7月23日，原告转账支付沈新裕100000元；2017年7月24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150000元；2017年7月27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200000元；2017年8月15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200000元；2017年8月21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200000元；2017年8月26日，曹水福现金支付李金50000元；2017年8月27日，曹水福现金支付李金20000元；2017年8月27日，原告转账支付沈新裕50000元；2017年8月30日，原告现金支付被告会计46000元；2017年9月9日，陈平方转账支付沈新裕260000元。原被告对上述款项性质为原告向被告交付的预付货款均无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认可中远公司与裕兴公司间的款项往来仅系借用账户用于双方个人间的货款交付，所涉碎石买卖业务往来的双方为原被告个人，两公司间不存在碎石买卖业务往来。2017年9月16日后，原被告通过微信就结算及退款事宜进行沟通，被告要求原告进行结算，原告则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结算后直接将余款予以退还。2017年9月30日，被告要求原告“下午来一下，把账结一下，马上把钱给你”，原告在微信中称“老曹和杨老师过来，我下午开发区开会”。2017年10月1日，被告与曹水福进行对账。被告按照《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出具《水稳料结算单》一份，该《水稳料结算单》对双方业务往来期间发生的水稳料、水泥、自备石子、加价石子、运出石子数量，结算吨位、单价、金额以及已支付金额等予以列明，并载明余额107166.96元应退回。曹水福在该《水稳料结算单》上签名确认。2017年10月3日开始，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多余货款，并向被告提供其个人的银行账户信息。被告以双方业务往来期间，存在中远公司向裕兴公司转账支付750000元的情况，余款仍需通过两公司走账方式退回为由，未进行退款。而后，原告要求被告退款或开具发票，被告仍未予以履行。原告遂于2018年9月向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及裕兴公司向原告返还返还货款93327.15元并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并要求裕兴公司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于2019年7月15日经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即：1.原被告一致同意不再开具发票；2.裕兴公司退还中远公司750000元，中远公司退还原告750000元，原告支付被告642833元。为确保上述退款及支付过程不再产生新的争议，原被告通过中远公司、易堂军、沈绮雯间转账方式予以实现。具体为：中远公司向易堂军转账200000元，易堂军将该200000元转入沈绮雯账户；中远公司再向易堂军转账200000元，易堂军将该200000元转入沈绮雯账户；中远公司再向易堂军转账350000元，易堂军向沈绮雯转账242833元。操作完成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易堂军货款（2017年7月8日签订的供货协议）计人民币陆拾肆万贰仟捌佰叁拾叁元整（642833），若有误差，以双方结算为准”。此后，原告认为上述和解只是就双方无争议部分先行达成合意，但就提价部分双方仍存在争议，原告支付的642833元系根据被告认可的应退款107167元倒算而成，原告不予认可的提价部分被告仍应予以返还，故于2019年7月26日就本案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及裕兴公司返还原告货款71874.64元并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2019年12月17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8）浙0522民初73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易堂军撤诉。2020年3月17日，原告再次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多余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被告处是否还存在原告多付的货款应予退还。对此，原告认为，根据原被告间签订的《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被告处尚有余款未退还；被告认为，根据被告与第三人曹水福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及曹水福签字确认的《水稳料结算单》，被告应退款项已在（2018）浙0522民初737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和解而退还完毕，不存在尚余款项；第三人曹水福认为，两份《补充协议》系在被告胁迫的情况下考虑整体工程利益由其自行决定与被告签订，并未得到原告的认可，被告还应当按照原《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退还原告多余货款。本院认为，《水稳料结算单》明确载明被告应向原告退款的具体金额及具体计算过程，系本案关键书证。《水稳料结算单》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判定原告主张能够得到支持的必要条件。而要否定《水稳料结算单》及于原告的法律效力要满足两个条件：1.曹水福超越代理权；2.被告非善意第三人。且该两个条件均须原告举证予以证实。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微信聊天记录已证实曹水福系受原告指派与被告对账，曹水福虽在庭审过程中称指派其进行对账时原告并未同意过提价或授权其认可提价部分，但该陈述与被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仅有原告与曹水福的陈述，不足以认定在对账时曹水福事实上超越代理权；其二，就对账这一交易往来的结算过程而言，被告之注意义务，应为审查对账行为人是否为原告委托，在确信曹水福系受原告委托前来对账的情况下，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至于曹水福是否得到对提价部分认可的授权，不应苛责其进行审查，也不应成为判断其是否善意的标准。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为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曹水福签订《水稳料结算单》系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告非善意，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原被告双方对两份《补充协议》是否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在不能否定《水稳料结算单》对原告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原告之主张已然不能得到支持，故对《补充协议》之法律拘束力本无需评判。但为充分释明判决观点，阐明判决理由，本院对此分析回应如下：首先、原告虽在微信聊天时多次对被告表达了“按合同办”的意愿，但事实上双方签订《协议》以及而后被告与曹水福签订两份《补充协议》之前，双方均进行过会面，故微信并非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进行谈判沟通的唯一途径；其次、曹水福除了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进料质量、场地指挥”授权以外，事实上也曾代原告支付过货款，并也被指派与被告进行对账，故原告对曹水福的授权范围并不清晰明确。且经查曹水福与原告间确非单纯的雇佣关系，原告口头承诺给予曹水福部分利润，虽被告对原告与曹水福的内部关系并不确知，但上述情况，均有可能使曹水福具有得到原告授权的外观和表象，能够使第三人产生曹水福具有代理权的认知，除非有确切证据证实被告不可能陷于此种认知或对陷于该种认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实被告与曹水福签订《补充协议》系在明知曹水福无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的情况下签具，即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确系非善意。综上，原告对其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易堂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57元，由原告易堂军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晔人民陪审员  李金荣人民陪审员  严 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许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