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0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水忠，男，195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丽娇，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科，男，198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巍鹏，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吕义，男，196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上诉人秦水忠因与被上诉人黄伟科及原审被告黄吕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水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被上诉人黄伟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巍鹏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水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黄伟科对黄吕义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黄伟科系黄吕义之子，二人关系不同于普通人。正因如此，黄吕义称黄伟科因经营需要借款，秦水忠才会同意。黄伟科虽然没有亲自向秦水忠借款，但黄吕义要求秦水忠将款项汇到黄伟科账户，秦水忠因此认为黄吕义所称黄伟科借款有可信性。一审认为黄伟科没有与秦水忠见面、因此不能向秦水忠借款，该认定片面且不符合逻辑。因借款的经办人是黄吕义，为了有借款手续，秦水忠同意暂由黄吕义出具借条，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黄伟科是借款人。同理，因借款的经办人是黄吕义，秦水忠向黄吕义催讨还款，无任何不当。一审以秦水忠没有向黄伟科催讨就否定黄伟科是借款人，认定事实有误。另外，从黄伟科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秦水忠汇至黄伟科银行账户内的款项，绝大部分通过现金方式取出，并未转给黄吕义，也无证据证明是黄吕义在使用，说明黄伟科是借款的受益人。2.一审适用法律有误。第一，黄伟科不能举证证明借款是黄吕义在使用，故黄伟科是实际借款的受益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精神，黄伟科作为借款的实际受益人，应当与黄吕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第二，退一步讲，黄伟科将银行卡借给黄吕义，其出借银行卡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一审未从法律角度认定黄伟科出借银行卡的违法性，反而认定黄伟科出借银行卡符合人之常情，显然不当。如果黄吕义未要求将款项汇给黄伟科，秦水忠不会出借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黄伟科也应当对黄吕义的借款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出借银行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已经被全国众多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39条规定，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检索类案与关联案件有困难的，可交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协同有关审判业务庭室、研究室及信息中心共同研究提出建议。秦水忠代理人已提交其他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出借银行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黄伟科不承担责任，显然与其他生效判决矛盾，出现同案不同判情形。第四，出借银行卡是严重违反金融管理制度的违法行为，如果按一审判决，出借银行卡无须承担民事责任，将会诱发更多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该判决也有违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秦水忠的上诉请求。 黄伟科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秦水忠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要求黄吕义、黄伟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上诉时变更为要求黄伟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两种责任的性质不同，黄伟科不同意在二审中调解。3.本案系秦水忠第二次向黄伟科提起诉讼，秦水忠对黄伟科提起的诉讼涉嫌虚假诉讼，将择后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吕义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秦水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吕义、黄伟科归还借款本金117.5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50万元自2018年2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50万元自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7.5万元自2018年8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10万元自2018年9月13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利息均按月息二分计算),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为551310元，本息总计17263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0日，黄吕义向秦水忠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黄吕义借秦水忠人民币50万元，自2018年2月10日至2018年12月9日还。黄吕义在借款人处签字。2018年2月13日，秦水忠向黄伟科农业银行6228××××1376账户转账50万元。 2018年5月2日，黄吕义向秦水忠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黄吕义借秦水忠人民币50万元，自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12月30日还。黄吕义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秦水忠向黄伟科农业银行6228××××1376账户转账50万元。 2018年8月23日、9月13日，秦水忠分别向黄伟科农业银行6228××××0578账户转账7.5万元、10万元。秦水忠自认该两笔款项系黄吕义打电话向其所借。 因黄吕义、黄伟科一直未向秦水忠归还借款本息，秦水忠曾通过微信向黄吕义催讨还款，秦水忠还通过手机发送短信给156××××1777（案外人吴晓亮，系黄伟科的舅舅，任职于新昌县仙子印染机械有限公司，担任会计）要求黄吕义归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秦水忠与黄吕义之间的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秦水忠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黄吕义向秦水忠借款117.5万元的事实，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现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秦水忠要求黄吕义归还借款，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并未对利息作出约定，故对秦水忠主张的利息，该院仅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分别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伟科是否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该院认为，秦水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秦水忠和黄伟科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无法认定黄伟科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理由如下：1.案涉借款均系由黄吕义出面向秦水忠所借，两份借条亦是由黄吕义出具，秦水忠通过微信和短信催讨的对象仍是黄吕义，黄伟科与秦水忠既不认识，也未谋面；2.秦水忠称黄吕义系替黄伟科借款用于黄伟科管理的新昌县仙子印染机械有限公司经营，但黄吕义、黄伟科对此均予以否认，且黄伟科既非该公司的股东也非法定代表人，也无证据显示其在该公司担任过任何职务；3.至于款项打入黄伟科账户，黄吕义、黄伟科陈述系黄吕义因其银行账户无法使用而向黄伟科借用银行卡，但无论案涉借款是否系黄伟科实际使用，均无法据此认定黄伟科具有向秦水忠借款的意思表示。另，黄吕义、黄伟科之间虽存在出借银行卡的行为，但秦水忠未证明黄吕义利用该银行账户从事非法活动，黄伟科作为黄吕义的儿子将银行卡借给父亲使用亦符合人之常情，据此要求黄伟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吕义应归还给秦水忠借款117.5万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0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31日起；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0日起，以上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秦水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黄伟科是否应就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秦水忠以借款系以黄伟科名义、款项亦汇入黄伟科账户为由主张黄伟科系本案借款人。但根据秦水忠陈述，黄伟科并未参与借款协商以及催讨等过程，亦无充分证据证明黄伟科向秦水忠作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借条显示借贷双方为黄吕义与秦水忠，故仅以款项汇入黄伟科名下银行账户的事实不足以认定黄伟科系本案借款人。其次，秦水忠主张出借银行账户系违法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黄伟科应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意在规范金融管理秩序，对账户出借人的民事责任仅表述为“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未明确账户出借人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本案中，秦水忠依黄吕义指示将借款转入黄伟科账户，没有证据证明借款未能归还系黄伟科过错或该交付方式所致，亦无证据证明黄伟科以此获取非法利益，其以此主张黄伟科的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秦水忠又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主张黄伟科作为款项的实际受益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前款主要是基于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而对其签订借贷合同的民事责任作出的相应规定，与本案存在明显不同，因此不能比照适用。关于秦水忠所述相关案例，与本案存在差异，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也非本案的裁判依据，不影响本案审理。 综上所述，秦水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6316元，由秦水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世光 审 判 员 单卫东 审 判 员 王晗莉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孙禾允 书 记 员 王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