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5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系李某1弟弟），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系李某1弟弟），住吉林省安图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1，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2，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3，住吉林省敦化市。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吉林省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吉林省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与被上诉人姜某1、姜某2、姜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3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遗产范围错误。案涉房屋确系被继承人姜文治、田佩兰生前购买，田佩兰去世后，上诉人与姜文治于2014年登记结婚后始终居住于该房屋。2019年5月31日姜文治去世后，上诉人因无自有房屋居住仍旧在该房屋居住生活，在该房屋作为遗产分割继承前，理应享有合法居住权。《被征收房屋交接验收单》中“临时安置补助、一次性搬迁补助费、一次性征收房屋标注面积20%奖励，有线电视迁移费”等合计51389元补助款应当由李某1获得，而不应当作为遗产范围，三被上诉人不是实际居住人，不涉及租房、搬迁、线路安装等事项，不应当享受任何补助，更无权主张将此笔费用作为遗产继承。二、判定被继承人姜文治继女张楠不能作为姜文治的继承人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姜文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楠始终与上诉人、被继承人共同居住、生活，对被继承人尽到赡养义务，形成抚养关系。三、适用法律错误。1.在姜文治年迈多病、最需要扶养照顾的人生阶段，三名被上诉人无视法定义务和公序良俗集体放弃对其亲生父亲姜文治的赡养。原审法院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均等分配违反了《继承法》第十三条关于“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继承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之规定。2.原审法院既已认定被上诉人之行为“属于故意转移财产，应当少分遗产”，却依旧对房屋继承均等分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当继承的遗产”之规定。鉴于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不履行法定义务，遗产继承过程中公然转移财产、屡次对上诉人造成侵害的恶劣行径，姜某3、姜某2通过公证明确放弃房产继承权的愿望，及姜文治生前愿望，恳请人民法院在房屋和抚恤金两项遗产继承中给予上诉人合理多分。姜某1、姜某3、姜某2辩称，一、一审针对被继承房屋的分配裁判结果并无不当。1.答辩人办理征收并不侵犯上诉人所谓的“居住权和回迁权”。房屋分配具体份额答辩人在一审中已经阐述非常清楚，双方也并无争议，上诉人仅占15.625%的比例，三位答辩人占比份额为84.375%。答辩人与上诉人属于按份共有案涉房屋，答辩人三人均同意按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征收，三位答辩人占比远远超过法定三分之二（66.66%），不存在剥夺上诉人回迁权的问题。上诉人也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希望享受回迁待遇，对答辩人享有份额进行货币补偿的想法。同时，上诉人庭审中称自己存有多笔存款，数额达到四十余万，完全有经济能力另行购买或租赁房屋用于自身居住，不存在剥夺其居住权的情形。2.关于房屋附属物1425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货币补偿安置奖励费51389元均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房屋附属物作为房屋不可分割一部分，是房屋本身征收产生的利益，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配。临时安置补助费仅为7266元、一次性搬迁补助费仅为1000元，同样均是与房屋相关的费用，均是因房屋本身存在而产生，如前所述，上诉人与答辩人是按份共有该房屋，对房屋均具有使用权，因此以上费用依法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配。货币补偿安置奖励费为43123元，恰恰是因为答辩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而获得，是房屋本身所得补偿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按照遗产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有线电视迁移费在征收交接验收单上是被划掉的项目，恰恰是因上诉人自行拆除有线电视而导致答辩人未能针对此项获得补偿。二、上诉人主张张楠应当作为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在姜文治与李某1登记（2014年7月24日）时张楠已经年满30周岁（张楠为1984年4月28日出生），早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不存在与被继承人姜文治有抚养关系一说。其次，上诉人自认张楠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有婚姻登记，以上也可说明张楠是独立生活，不存在与姜文治存在抚养关系一说。最后，上诉人称张楠一直与被继承人姜文治及上诉人共同生活不属实，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陈述“我姑娘偶尔来看姜文治，哪次都不空手”，答辩人对张楠偶尔携带物品来看姜文治并不知情也不认可，但此陈述可说明张楠并非与姜文治及李某1共同生活。三、上诉人主张答辩人转移财产、上诉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进而应当多分遗产的主张，一审判决已经充分考虑以上两个因素，已经过多的照顾了上诉人。四、答辩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也有多处异议，但为尽快解决此事，因此并未提出上诉。1.一审认定答辩人办理公证、征收系转移财产不当。如一审答辩人代理人代理意见中称，答辩人如此办理是为尽快解决此事，方便领取征收款，并没有转移财产的想法和意图。从起诉至整个庭审过程答辩人均同意房屋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并没有剥夺上诉人的继承权。2.上诉人有转移财产的嫌疑，但一审法院未予评价。通过上诉人名下银行流水可知，在被继承人姜文治病重（2019年5月28日）至去世日（2019年5月31日）李某1名下银行卡（尾号6610）存在频繁大额交易，假如事实真如李某1本人陈述，其与姜文治感情很好，在姜文治病重时应当是守在病房伺候姜文治，而非跑到银行进行各种大额交易。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某1依然坚称所有名下存款均是个人存款，与姜文治无关，但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明显是转移遗产。一审法院并未对此情形进行评价，反而认定答辩人转移财产，有失公允。3.一审法院认定李某1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不当。通过庭审可知，姜文治卧床仅半个月，而非长期卧床。李某1作为姜文治妻子，对其进行照顾是履行法定义务。同时，答辩人提供的姜文治生前多年的邻居郑桂芹的证言也可证明答辩人同样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赡养义务。上诉人录制照料被继承人姜文治视频明显存在预谋，其未能对录制视频原因进行合理解释。4.一审法院对姜文治去世当天李某1银行卡（尾号6610）提取21万现金未计入遗产范围。通过银行流水显示，李某1此银行卡在2019年5月31日当天进行多笔交易，其中第一笔10万元能够认定是2019年5月28日该卡交易数额，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该笔交易为遗产。在此之后，该卡又依次存入10万、5万、6万，后于当日一次性现金取出21万。此款明显与姜文治、李某1其他银行卡无任何关联，针对其来源和去向李某1也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此交易恰恰发生于被继承人去世当日，应当计算作遗产进行分配。上诉人提出姜某3、姜某2在公证处放弃房产继承权与事实不符。当时办理公证的原因是姜某3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为办理征收快捷咨询公证处后，公证处说将该房屋办理到一人名下，方便办理征收的办理手续。不存在二人放弃继承权的问题。关于对姜文治老人赡养义务的问题，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姜文治1926年出生，2019年5月31日去世，2014年7月24日，上诉人和姜文治登记结婚，登记之前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为姜文治聘请的保姆，上诉人对姜文治的照顾是尽雇佣义务，不是尽赡养义务。姜文治从60岁开始到88岁这28年期间由被上诉人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对姜文治进行赡养。上诉人和姜文治结婚之后，时间存续了4年10个月，这段期间内上诉人对姜文治是以夫妻的身份进行照顾，符合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照顾扶助的义务。无论是按时间的长短还是按身份关系应尽的法定义务，都不能认定上诉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姜某1、姜某2、姜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房屋征收款房款总额281255元，在田佩兰去世时发生第一次法定继承，房屋的50％属于姜文治，剩余50％由姜文治、姜某1、姜某3、姜某2四人继承，每人12.5％，即姜文治占有62.5％份额，姜某1、姜某3、姜某2各占12.5％；在姜文治去世时发生第二次法定继承，姜某1、姜某3、姜某2及李某1继承姜文治的62.5％，每人15.625％，即姜某1占28.125％（12.5％＋15.625％）、姜某3占28.125％（12.5％＋15.625％）、姜某2占28.125％（12.5％＋15.625％）、李某1占15.625％；姜某1应得79103元、姜某3应得79103元、姜某2应得79103元，姜某1、姜某2、姜某3三人合计237309元；二、抚恤金及丧葬费174424元，扣除姜某1办理继承人花销24141元，剩余150283元，四人平分，每人37570.75元，姜某1应得61711.75元，姜某237570.75元，姜某337570.75元，姜某1、姜某2、姜某3三人合计136853.25元；三、姜文治在生前在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有存款38600元，在姜文治生前李某1在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有存款375900元。以上存款均发生在姜文治与李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均属于姜文治与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存款总额414500元，姜文治份额为207250元，四人平分，姜某1应得51812.5元，姜某3应得51812.5元，姜某2应得51812.5元，姜某1、姜某2、姜某3三人合计155437.5元。以上总计：237309＋136853.25＋155437.5=529599.75元；四、李某1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文治与田佩兰系夫妻关系。姜某1、姜某3、姜某2系姜文治与田佩兰的子女。田佩兰于2010年10月4日死亡。姜文治与李某1于2014年7月24日登记结婚，婚后二人共同生活，李某1照顾姜文治生活起居。姜文治2019年5月31日死亡。李某1有一女张楠，李某1当庭陈述张楠系李某1与张某某之女，于1984年出生。庭审中李某1陈述张楠于20岁左右登记结婚，曾在李某1与姜文治家中居住，其他时间外出打工。机关事业单位抚恤金审批表显示：填报单位为敦化市第七小学，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同意发放姜文治丧葬费5950元、抚恤金40个月×每月2652.10元，两项合计174424元。2020年4月21日敦化市第七小学出具证明，载明上述丧葬费及抚恤金数额，并说明由于有家庭纠纷，该款一直挂在单位账户未付。姜文治与田佩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姜文治名下有一座房屋（房屋坐落于民主街富民委一组，丘地号22403003016GB000047-00010024，建筑面积50.46平方米，所有权证颁发时间2005年）。姜某1以该房屋被征收人的名义与敦化市房屋征收与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敦化市吉敦房屋征收与土地收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房屋补偿金额为215616元，其他附属物补偿金额为1425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及货币补偿安置奖励费51389元，以上合计补偿金额为281255元。2020年4月20日，敦化市吉敦房屋征收与土地收储服务有限公司出具说明，载明上述房屋征收补偿金额，并说明因个人家庭纠纷，该补偿款至今没有给予支付。李某1的银行存款明细账显示李某1账户（尾号为4386），于2017年4月29日自账户（尾号0101）存入现金3万元。李某1的银行存款明细账显示李某1账户（尾号为6610）于2019年5月28日自账号（尾号为0101）转入现金10万元后转至账户（尾号为7140）；2019年5月31日李某1账户（尾号为6610）自账户（尾号为7140）转账进入现金10万元，同日该10万元现金被支取；2019年5月31日，李某1账户（尾号为6610）自账户（尾号为0448）转账进入现金10万元，自账户（尾号为1170）转账进入现金5万元，自账户（尾号为2878）转账进入现金6万元，同日21万元现金被支取。李某1的银行存款明细账显示李某1账户（尾号为0195）于2019年1月10日自账户（尾号为0101）存入现金2万元。姜文治的银行存款明细账显示姜文治账户（尾号为0986），于2019年1月9日自账户（尾号为0101）转入现金3万元。姜文治的银行存款明细账显示姜文治账户（尾号为7930）于2019年1月28日支取现金18409.48元后余额为零，于2019年3月12日自账号（尾号5218）转账进入现金2642.10元，于2019年3月25日银行代发8067.10元，于2019年3月28日支取现金10710元，于2019年4月26日银行代发8067.10元，于2019年4月28日取现金7500元，于2019年5月24日银行代发8067.10元，于2019年5月27日支取现金8600元。另外姜文治账户（尾号为2408）于2015年12月30日存入现金6万元，当日全部取出。姜文治账户（尾号为2225）于2016年12月31日存入现金2万元，于2017年2月13日全部取出。敦化市官地镇胜利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材料载明：“2013年11月16日,村民孟某学与李某1因感情问题，孟某学主动补偿对方5万元作为分手费用,供李某1以后自己生活，另外两人结婚时口头约定李某1嫁入孟家后负责孟某学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养猪、养鸡等力所能及的劳动，孟某学每年给予辛苦报酬2000元，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12年计24000元，以上两项总计74000元，村委会成员现场清点核实后，交与李某1手中。”证人孟某学到庭陈述其与李某1离婚时，补偿李某174000元。李某1之女张楠账户（尾号为6147）于2019年5月26日经账号（尾号为0101）存入现金49800元，于2019年5月27日经账号（尾号为0101）存入现金1万元，于2019年5月28日分三笔支出现金59900元。姜某1、姜某2、姜某3在办理姜文治丧葬事宜，共计支付24141元，包括寿材、石碑款9340元，香烟、酒水款2135元，餐费、住宿费4000元，餐费4900元，运尸费、豪华炉、停灵费，告别厅、焚烧遗物、停车费、休息室费用3510元，布袋、纸棺费用128元，长明灯、泥盆、跪垫、大批纸费用128元。庭审中姜某1、姜某2、姜某3认可李某1在办理姜文治丧葬事宜中支付寿衣款600元。敦化市公安局报警回执显示2019年5月31日,李某1到该处报警，称在2019年5月31日1时05分左右，自己和其继子姜某1在敦化市医院七楼705房间因琐事发生家庭纠纷。本院调取民主派出所询问笔录显示，2019年6月3日，民主派出所工作人员李某1询问时，李某1称其有2000元现金和两张银行卡等被姜文治的孙女婿和孙女拿走。2019年6月4日，民主派出所工作人员向姜某1、姜亘杰（姜文治的孙子）、姜亘慧（姜文治的孙女）询问时,姜某1、姜亘杰、姜亘慧所陈述内容均体现有李某1系姜文治后老伴，即姜亘杰、姜亘慧的后奶奶，姜某1、姜亘杰、姜亘慧均否认拿走李某1的银行卡及现金等。再查明,(2019）吉2403行初44号李某1诉敦化市自然资源局,并由第三人姜某1、李桂芬参加诉讼的案件中,李某1诉请撤销吉(2019)敦化市不动产权0006800号不动产所有权证。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吉2403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姜文治与田佩兰为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个儿女,分别为长女姜某2、长子姜某1、次子姜某3。姜某1与李桂芬为夫妻关系。2005年3月3日姜文治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敦房权证城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和敦国用2005字第5144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田佩兰于2010年因病死亡。2014年7月24日姜文治与李某1领取了结婚证,2019年5月31日姜文治去世。2019年8月22日,敦化市公证处作出(2019)吉延敦化证内民字第1348号公证书,依据查明的田佩兰、姜文治死亡,田佩兰、姜文治死亡时遗留下的共同财产为案涉房屋,田佩兰和姜文治的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田佩兰、姜文治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姜某1表示要继承遗产,姜某2、姜某3放弃继承遗产的事实,对田佩兰、姜文治夫妻遗产应由姜某1继承作出公证。2019年8月22日,姜某1与李桂芬申请房屋转移登记,并提交了(2019)吉延敦化证内民字第1348号公证书、敦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和敦国用2005字第514412号土地使用权证、姜某1和李桂芬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被告房屋登记机关经询问后受理并给姜某1、李桂芬颁发了吉(2019)敦化市不动产权（0006800）号不动产所有权证。李某1不服,提起本诉。以上事实有李某1提交的结婚证；敦化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2019)吉延敦化证内民字第1348号公证书,敦房房权证城字第XX**屋所有权证和敦国用2005字第514412号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登记申请表2页,姜某1、李桂芬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姜某1和李桂芬不动产登记时的询问记录,敦化市不动产单元信息表在案佐证”。（2019）吉2403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李某1的诉讼请求。(2019)吉2403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已经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姜文治于2019年5月31日死亡后，则继承自此时开始。首先，应当确定姜文治的遗产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关于“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之规定，遗产范围包括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之规定，本案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姜文治与前妻田佩兰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该房屋应属于被继承人姜文治与其前妻夫妻共同财产，田佩兰死亡后，其对房屋所有的1／2份额作为遗产分配，由姜文治、姜某1、姜某2、姜某3各自继承房屋的1／8。姜文治死亡时，其对房屋所有的份额作为姜文治的个人遗产。关于姜某1、姜某2、姜某3所主张李某1、姜文治存款作为遗产的问题，在姜文治死亡前李某1名下账户（尾号6610）尚有存款10万元，该笔存款当属李某1、姜文治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姜文治的份额为5万元，应当作为姜文治的个人遗产。姜文治死亡前，李某1名下账户（尾号4386），存有现金3万元，当属姜文治、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姜文治的份额15000元，应当作为姜文治的个人遗产。姜文治死亡前，李某1名下账户（尾号0195），存有现金2万元，当属姜文治、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姜文治的份额1元，应当作为姜文治的个人遗产。姜文治死亡前，姜文治名下帐户（尾号0986）有存款3万元，当属李某1、姜文治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姜文治的份额15000元，应当作为姜文治的个人遗产。以上存款9万元作为姜文治个人遗产。姜文治死亡前，姜文治名下帐户（尾号7930）、并无大额存款，银行代发收入已经被取走，考虑到该时期系姜文治生病救治期间，确需花销，故已被取走的款项不宜再作为遗产分割。姜文治其他账户（尾号为2408、2225）的存款已经于2015年、2017年取出，款项取出时间在姜文治与李某1共同生活期间，二人对该款项有支配权。在姜文治死亡时，该存款已实际不存在，故不属于遗产。公民的死亡时间是划分遗产的时间界限。关于姜文治死亡后（2019年5月30日之后）李某1账户中所存入款项，不符合遗产的概念和范围。姜某1、姜某2、姜某3以该款项数额较大，系李某1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继承，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能仅凭姜某1、姜某2、姜某3的疑问和猜测，推定该款为姜文治、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故对该款项不作为遗产分割。其次，应当确定继承方式和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由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未立书面遗嘱，李某1主张姜文治有口头遗嘱，但无充分证据证明（论述理由详见原审法院证据采信部分），故对被继承人姜文治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关于“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之规定，本案中姜文治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姜文治的子女姜某1、姜某3、姜某2及妻子李某1。李某1主张其女张楠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审法院考虑李某1与姜文治结婚时，张楠已经成年，且已经结婚，从李某1当庭陈述来看，张楠虽曾经与其共同居住，但也外出打工，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因此原审法院不能认定张楠与姜文治之间形成扶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款关于“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之规定，张楠不能作为姜文治的继承人。再次，应当确定各继承人应当继承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关于“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关于“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各继承人中李某1与姜文治长期共同生活，照料、陪护姜文治，尤其在姜文治生病期间，护理姜文治，不怕脏累，应当多分遗产。姜某1、姜某2、姜某3虽有探望姜文治行为，但未尽主要赡养义务，且从原审法院调取的民主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内容来看，在2019年6月姜某1及家人系明知李某1与姜文治登记结婚之事，之后姜某1、姜某2、姜某3于2019年8月在未征得被继承人李某1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未向公证机关如实陈述李某1为被继承人之一的事实，并依据公证书擅自到房产部门将房屋过户至将房屋过户至姜某1名下属于故意转移遗产，应当少分遗产。姜文治遗产中，包括有姜文治、李某1名下存款9万元，原审法院考虑李某1与姜文治共同生活多年，对姜文治尽到主要扶养义务，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积蓄亦属二人勤俭生活积攒所得，且李某1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姜文治结婚之前取得前夫的补偿款7万余元，故姜文治遗产中的存款，由李某1分得。姜文治遗产中房屋为姜文治与田佩兰夫妻共同财产，田佩兰死亡后，田佩兰所有的房屋50％的份额由姜文治及三名子女每人继承1／4，即姜文治享有房屋的份额为［50％＋（50％×1／4）］=房屋份额的0.625。姜文治死亡后，其对房屋享有的份额由李某1及姜文治的三名子女每人继承1／4，即李某1对房屋享有份额为0.15625（0.625×1／4），姜某1、姜某2、姜某3每人对房屋享有份额为0.28125（0.5×1／4＋0.625×1／4）。鉴于房屋已被拆迁，房屋折价为拆迁补偿款281255元，则李某1应得补偿款43946元（281255元×0.15625），姜某1、姜某2、姜某3每人应得79103元（281255元×0.28125）。关于李某1抗辩拆迁补偿款中部分款项系对其个人补偿，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姜文治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共计174424元，是用人单位对死者其家属的一种经济补偿，带有精神补偿的性质，不属于遗产，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参照遗产进行分配，丧葬费和抚恤金应当首先扣除姜某1、姜某2、姜某3在办理姜文治丧葬中花销24141元，再扣除李某1在姜文治丧葬中花销600元，剩余149683元（174424－24141－600），由李某1、姜某1、姜某2、姜某3各自分得1／4即37420.75元，即李某1应得38020.75元（37420.75元＋600元），姜某1、姜某2、姜某3各自应得45467.75元（37420.75元＋24141元／3）。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房屋征收补偿款281255［房屋坐落于民主街富民委一组，丘地号22403003016GB000047-00010024，建筑面积50.46平方米，原登记在姜文治名下，原所有权证颁发时间2005年，现为房屋登记机关向姜某1、李桂芬所颁发吉（2019）敦化市不动产权0006800号不动产所有权证）］由李某1分得43946元，姜某1分得79103元，姜某2分得79103元，姜某3分得79103元；二、姜文治的丧葬费及抚恤金共计174424元，由李某1分得38020.75元，姜某1分得45467.75元，姜某2分得45467.75元，姜某3分得45467.75元；三、驳回姜某1、姜某2、姜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2元，由李某1、姜某1、姜某2、姜某3各自负担3125.50元。二审中，李某1提供以下证据：张楠的残疾人证。证明：虽然张楠是成年人，也有婚姻登记关系，但是没有实际婚姻存续关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状态好的时候能出去打工，但是多数情况状态不好。张楠的银行存款记录中也体现了有一部分存款交给他母亲进行保管存取。姜某1、姜某2、姜某3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张楠在2005年4月19日和尹洪君登记结婚，至今没有离婚的信息，张楠有家庭，有丈夫，有孩子，所以不能认定张楠和姜文治之间形成扶养和被扶养的关系。该证据不是二审当中的新证据。姜某1、姜某2、姜某3提供以下证据：张楠的婚姻登记申请表。证明：张楠在2005年4月19日和尹洪君登记结婚，至今没有离婚的信息，张楠有家庭，有丈夫，有孩子，所以张楠和姜文治之间不成立扶养和被扶养的关系。李某1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张楠虽然与尹洪君有婚姻登记，但是没有婚姻事实，因为她智力残疾，早就不在一起生活，在外面流浪无家可归的时候与上诉人共同生活，没有劳动能力，现在没有收入，以前有低保，现在仅有每月的80元钱残疾人补助金。2015年之前有低保，之后没有了。原来低保每月有700多元，都是由上诉人领取、保管。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李某1提供的证据，姜某1、姜某2、姜某3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姜某1、姜某2、姜某3提供的证据，李某1对真实性无异议，且能够证明待证内容，故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某1的女儿张楠，为二级智力残疾人。于2005年登记结婚，目前婚姻关系仍存续。《被征收房屋交接验收单》中“有线电视初装费：420元/户；固话及宽带迁移费：80元/户”两项被划掉。征收补偿款总额中不包含此两项费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一审认定遗产范围是否正确；二是张楠是否为姜文治的法定继承人；三是一审分配遗产份额是否正确。（一）关于一审认定的遗产范围是否正确，即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中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及货币补偿安置奖励费共计51389元是否属于姜文治的遗产。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姜文治的前妻田佩兰死亡后，案涉房屋的1/2份额属于田佩兰的遗产，姜文治、姜某1、姜某2、姜某3对案涉房屋各继承1/8份额，姜文治继承后享有5/8份额。李某1与姜文治结婚时，该5/8份额属于姜文治婚前财产，因该财产衍生的财产利益亦应当归姜文治所有。姜文治死亡后，该财产及其衍生的财产利益属于遗产范围。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及货币补偿安置奖励费均属因案涉房屋拆迁产生的财产利益，其中5/8份额属于姜文治的遗产范围。即便李某1与姜文治婚后共同生活居住于案涉房屋，但在该房屋作为遗产分割前，其不享有共有份额，对案涉房屋不单独享有拆迁利益。故一审判决将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中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及货币补偿安置奖励费共计51389元纳入姜文治的遗产范围并无不当。李某1主张此部分财产归其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张楠是否是姜文治的法定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之规定，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可作为其继父母遗产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继父母对未成年的继子女履行了抚养义务，包括继子女受继父母经济上的供养，继子女受继父母生活上的抚养、教育；二是继父母对已成年但系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的继子女履行了抚养义务；三是继子女对继父母履行了赡养义务，包括继子女在经济上供养继父母，继子女在生活上扶助继父母。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楠虽为姜文治的继女，但李某1与姜文治2014年登记结婚时，张楠已满30周岁，并已结婚成家；诉讼过程中，李某1既主张张楠不能独立生活，又主张张楠对被继承人姜文治尽到赡养义务，其主张互相矛盾、没有依据，无法认定张楠与姜文治之间存在生活上的扶助、抚养关系。同时，姜文治生前享有退休工资，张楠亦能够外出劳动，李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者依赖于对方在经济上的供养。故无法认定张楠与姜文治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张楠不能作为姜文治的法定继承人。（三）一审分配遗产份额是否正确。关于姜某3、姜某2曾通过公证放弃案涉房屋继承权后，能否再分得相应遗产份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被继承人姜文治死亡时，案涉房屋的5/8份额属于其遗产范围。姜某3、姜某2在办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公证时，作出的放弃继承的后果为该房屋由继承人姜某1一人继承，继而案涉房屋产权人登记在继承人姜某1及其妻李桂芬名下。但因李某1以继承人身份提出异议，该房屋由姜某1一人继承的后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本案证据所涉及的放弃继承并非全体继承人的意思表示，该房屋虽曾登记在姜某1及其妻李桂芬名下，但该房屋被征收后转化成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尚未处理，应认为遗产尚未实际处理。现李某1、姜某3、姜某2、姜某1均主张继承遗产，且本案一审中李某1并未以姜某3、姜某2放弃继承为由抗辩姜某3、姜某2丧失对房屋征收补偿款的继承权，应认定姜某3、姜某2恢复该项继承，本院予以承认。关于李某1是否应当多分遗产的问题。李某1主张其对姜文治长期陪护照料，而姜某1、姜某2、姜某3未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某1与姜文治于2014年登记结婚时，姜文治已88周岁，此前姜文治步入老年阶段的生活起居系由其前妻及子女提供扶助，其子女为姜文治雇佣李某1作为保姆照顾生活起居亦属于对姜文治履行赡养义务的方式。而李某1与姜文治登记结婚后，其作为妻子对姜文治在生活上进行照料属于履行其法定扶助义务。姜文治生前未设立有效遗嘱，一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认姜文治遗产中的存款由李某1分得，体现出分配遗产时对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李某1予以多分的原则。一审法院将姜文治的存款全部分配给李某1后，对房屋征收补偿款、丧葬费和抚恤金进行等额分配，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2元，由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池东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