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18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社区双拥大道**。法定代表人：王连华，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芳，女，197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良，男，198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城隍头村陈唐弄**。法定代表人：何中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蒋善军，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因与被申请人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9民终612号，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本案是水污染责任纠纷，即案涉鱼塘死鱼事件是否系自来水公司污染案涉河水所致。（一）基本事实。自来水公司迁建工程施工之前，案涉河道水体未遭污染，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的各只鱼塘都平安无事。工程施工后到本案死鱼事件发生，案涉河道水体受到水厂长期持续污染，不能有效利用。从2016年3月、6月、12月连续因河水污染而死鱼后，为了防治鱼塘污染，自来水公司和舟山市开源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公司）在安装引进大陆原水的原水管道同时为各鱼塘安装了免费供应原水的管道和阀门。2016年4月15日，自来水公司、开源公司和昌通管道安装公司订了一份《相关政策处理的协议》，其中第四条约定了原水管道安装工程完工后，若因河水污染，鱼塘需要继续取水的水费，由自来水公司全额承担。同年7月11日前，由自来水公司，昕达公司虹桥水厂项目部与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该协议的前半部分，对之前为防治鱼塘水污染，曾采取了诸如为各鱼塘安装原水管道及阀门，免费供应原水，对河道作了清污，将水厂排污管道接入市政污水管道等措施作了说明。又对订立该协议的原因，是由于市政污水管道渗漏又污染河水作了说明。安装ＤＮ200污水管道到市政污水泵站取水池后，由于管道敷设的路途长达二千多米，又随地形高低，曲折蜿蜒，粥状的污垢不能畅通直流，日子一久，污垢沉淀积淤而造成堵塞，不起作用。因此，一直到2019年3、4月，案涉河水仍然污染，不能有效利用，自来水公司仍然免费供应原水，毫无异议。为了解决河水污染这一难题，从河水污染开始直到本案事发，王连华等人多次要求自来水公司将他们在水厂迁建工程施工时和河道清淤后，堆放在河道附近的污染物一一黄泥、建筑垃圾村部圾和淤泥处理掉，还叫街道办事处五水共治部门管好河道，又多次要水质鉴定，都不予理睬。到事发前，没有一份第三方有关案涉河水水质监测数据。到了2019年3月，正当鱼塘急需冬水换春水的关键时刻，有三只原水管道阀门出现故障，关不住或者打不开。电话联系自来水公司后，由王某装运来二只阀门。为了不浪费原水，节省水费，由社员王金良相帮，将二只关不住的阀门作了换修，另有一只打不开的阀门没能换修。此后，王连华曾连续多次打电话催修，自来水公司却迟迟没来修。因自来水公司已拖欠了巨额水费，开源公司于2019年4月8日上午关闭了总阀门。经王连华、夏某、沈小棠等人要求，在虹桥村委调解下，开源公司同意延长切断原水供水时间，并要王连华等人去和自来水公司作好衔接工作。当天下午，王连华等三人专车到舟山新城自来水公司办公楼，向他们提出要求，再次说明鱼塘冬水换春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求他们赶紧去换好尚未换修的一只阀门，并要求他们与开源公司沟通衔接好停止供水时间。因坏了一只阀门，没有及时换修，到4月11日大清早，日夜巡查鱼塘的王连华发现未换修阀门的鱼塘漂浮着死鱼，且逐渐增多，损失合计950297元。之后换修了坏的阀门，鱼塘换进了新鲜水，制住了死鱼。各鱼塘安装原水管道及其阀门是因为河水污染，不能有效利用。也因为河水长期污染，不能有效利用，从安装原水管道和阀门开始，到2019年4月29日开源公司关闭总阀门止，自来水公司对于免费供应原水从未有过异议。换修打不开的阀门，因为河水不能有效利用。如果河水没有污染，可以有效利用，就无需安装原水管道，也不存在阀门修复问题。修复阀门这一事实就证明河水仍然存在污染。所以本案对于阀门的换修问题，主要在于阀门要不要换修，不在于由谁负责换修。之所以由自来水公司换修，只因为他们是河水污染的责任主体，又是原水管道及其阀门的产权所有人。事实上他们也履行了维修义务。根据延期断水时间的口头约定，2019年4月29日，开源公司关闭了总阀门，停止了供应原水。从停止供应原水至今，尚未发生死鱼事件,有其他多种因素，但不能因事发后没有死鱼，证明事发前的河水没有污染。是自来水公司长期持续污染了河水，使得河水不能有效利用，造成鱼塘水缺氧死鱼。1.从给鱼塘安装原水管道和阀门到案涉鱼塘死鱼事件发生后，是自来水公司全额免费给各鱼塘供应原水养鱼，且一直没有异议。2.事发前没有第三方水质监测鉴定。3.事发之前和事发之后，对阀门作了换修。4.换修阀门灌入原水后，案涉鱼塘停止了死鱼。是案涉河水长期污染，不能利用，才使鱼塘里的水缺氧死鱼，并非因为阀门打不开，不能灌入原水所致。因阀门打不开，不能灌入原水，只是在不能用河水的情况下，引发鱼死的一个因素，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河水长期污染。因为如果河水没有污染，就不存在原水管道和阀门，也就不会有阀门的换修。（二）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其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来水公司曾通知过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和王连华或者其他社员拆除原水管道。2019年4月8日，因自来水公司长时间拖欠开源公司水费，开源公司要停止原水供应，不是自来水公司通知王连华拆除原水管道。况且停止供水无需拆除原水管道，只需关闭总阀门。而且停止供水后，装入各鱼塘的原水管道，至今仍完好存在，即可证明无需拆除。其二，《补偿协议》是因自来水公司未支付空塘损失费，又因采取多种防治措施后，河水仍存在污染，经相关社员投诉后产生的。只能证明河水长期存在污染，其约定的内容是自来水公司对河道再次清淤，改装ＤＮ200污水管道，并与昕达公司按责任比例，对空塘损失费给予补偿。免费供应原水在2016年4月15日的《相关政策处理的协议》便作了约定。其三，一审判决以合同纠纷案由作认定，对涉及河水污染的起因和死鱼损失的后果，甚至对自来水公司向河道直接排放污染物等事项，认定与本案无关或不予认定，这些都是与案涉河水污染直接相关的事实，应依法查明。其四，增氧泵的开启是有一定规则的，法官现场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只大型增氧泵，在水底下还有看不到的13只小型地泵，但在整只鱼塘因冬水换春水延误了二十多天，水质已恶化、完全缺氧情况下，增氧泵已不起作用。2.二审判决另查明的事实认定错误。其一，证明2017年11月底以后河水不再存在污染的证据，是《调查笔录》和二份水质监测报告。二份水质监测报告的监测时间在2019年4月29日鱼塘停止供应河水原水以后，水质取样地点霸桥，距案涉河道一千多米，事后的水质监测证明不了事发之前的河水没有污染。《调查笔录》中夏某明确回答，他的鱼塘未死鱼和王连华鱼塘死鱼的原因是他养的鱼密度大，王连华养的鱼密度小。鱼塘停止供应原水后，不仅密度小的夏某鱼塘没有死鱼，密度大的王连华鱼塘也没有死鱼。二审判决却以事后未死鱼证明2017并11月底以后河水不再污染，牵强附会。其二，认定死鱼原因是王连华未及早换河水错误。换河水的前提是河水必须没有污染，可以有效利用。明知河水污染而用河水换鱼塘水，无异于饮鸠止渴。其三，认定水污染是“通过河道取水导致鱼死”，只有这样“才能要求排污者承担相应责任”，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规定的曲解。其四，对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提供的2018年、2019年自来水厂污染河水的照片不作认定，却认定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无法证明河水被污染不宜养鱼，也无证据证明自来水公司是排污者。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一审判决认定的证人王某的证言是伪造的。1.发生三只阀门故障是在2019年3月。2018年，无论鱼塘阀门还是王连华家庭，都没有管道维修事项。因此不存在“过年过节时送鱼”。已修过二只关不住阀门，知道是什么样的阀门，不存在“联系王连华问是什么阀门”。2.虹桥村委会2019年12月25日《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4月11日清晨，所有村领导没有给任何人通知来王连华鱼塘换修阀门，证明不存在“社区工作人员联系”。3.三只阀门总价值起码一千六七百元，如果换修是无偿服务，那三只阀门也不可能是白送的。只能说明是自来水公司出过钱的，证明王某是自来水公司外包工。4.当初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孙厂长派人换修阀时，虽然没有电话录音之类证据。但如果是王连华叫来修的，在第一次二只阀门换修后，对于另一只未修阀门什么时候来修，按习惯和行规总有个约定，实际并没有。王连华只是一直向自来水公司催修。王某的证言不能构成惯例。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认定自来水公司没有维修阀门的法定义务。这两条规定是针对排放污染物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治污染措施并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的规定，当然不会对防治污染设施的管道阀门的日常维护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拆除防治污染设施需经环保部门批准。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原水管道和阀门为临时性措施，缺乏依据。依照防治污染的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的规定，当阀门故障打不开，原水管道不能使用而闲置的场合，防治污染的单位自来水公司就有修复阀门的法定义务。四、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以下证据除了《相关政策处理的协议》，二审经质证未作定案依据外，其余都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的新证据。1.《相关政策处理的协议》，证明：自来水为各鱼塘安装原水管道和阀门，免费供应原水，至2019年4月29日停止供应原水，都由自来水公司全额承担水费。2.虹桥村委2019年12月9日的《情况说明》《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2019年4月8日，是开源公司因自来水厂拖欠巨额水费而要关闭总阀门，不是自来水公司要停止供应原水，经村委会调解，开源公司同意延长半个月，并由王连华等人和自来水公司衔接，证明自来水公司自始至终免费供水，没有提出过异议。3.《虹桥水厂迁建原水供应配套工程养殖塘赔偿协议》、谢玉芳家庭渔场银行卡，证明安装原水管道时对相关鱼塘的赔偿款和之前因河水污染死鱼作了赔偿，但因原水管道安装工程延期造成的空塘费未作赔偿。这84万多元的赔偿款不包括空塘损失的赔偿，证明原判对《补偿协议》中30万元补偿费的认定错误。4.《转送告知书》《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补偿协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合作社的银行卡、账单，证明对空塘损失和河水污染要求水质鉴定作了投诉后，订立了《补偿协议》，作了空塘损失补偿30万元。证明在空塘和后来河水污染责任在于自来水公司。5.虹桥村委会2019年12月25日《情况说明》，证明王某证言是伪造的。6.录音Ｕ盘，系2019年4月18日的协商录音，证明事发后王连华等人和自来水公司一方协商赔偿事项的情况，王连华曾多次催修阀门，自来水公司因河水污染作了多次赔偿。这些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事实。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自来水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判认定的以下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1.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判认定“2018年7月、2019年4月8日，被申请人二次通知再审申请人拆除原水管道，再审申请人不同意而未果”缺乏证据证明。该二节事实，有明确在《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并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在回答法庭询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所载内容真实性时，明确认可该二节事实。2.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对被申请人是否尚存在其他直接向河道排放污染物的问题未予评判不当，缺乏事实依据。首先，2017年5月12日的水质检测报告、定海区环境监测站两份监测报告，以及再审申请人和夏某已均在河道取水养鱼未有异状的事实，足以证明河道水质早以恢复合格。而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两张照片，照片位置是雨水管出口，且根本看不出是污染物还是雨水，无法证明被申请人有通过雨水管排放污染物的客观条件和客观事实。其次，二审法院已依法认定被申请人于2017年11月底完成污水管道改造工程，再审申请人既无法证明河道水被污染且不宜养鱼，也无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系排污者，养殖鱼的死亡原因非河道取水所致。因此，再审申请人以原审法院未予评判为由提出再审，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3.再审申请人认原判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没有依据。首先，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内容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问题。其次，该些内容系基于已知事实和案件审理作出的分析判断，且原审法院对此作出的分析判断并无不当。二、再审申请人认为证人王某证言是伪造的，属主观臆测，没有任何有效事实根据足以推翻出庭证人王某的证言。证人王某经依法申请并经法庭准许出庭作证，并在庭审中接受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询问和质证，法庭也经过询问证人和听取双方意见，根据案件的情况考虑依法对王某的证言进行认定，完全可以排除伪造的可能。三、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错误，不能成立。首先，一审法院并未以前述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而是作为分析说理的法律引用，且一审法院的该分析说理并无明显不当。其次，被申请人移交的原水管道和阀门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防治污染的设施”，因为该管道和阀门的目的和作用是给再审申请人取水，与污染物的防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污染物的减少或控制没有任何影响，与污染物本身没有关联性，依法不属于“防治污染的设施”。四、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原判。1.《相关政策处理的协议》，不属于新证据，且该份证据系开源公司与被申请人之间关于水费承担的内容约定，并未赋予再审申请人可以长期无理由地免费使用原水，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内容，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联。2.虹桥村委会2019年12月9日的《情况说明》、发票，单位证明依法应当经单位负责人以及材料制作人签名确认，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反映出是被申请人拖欠水费原因而被停水。3.《虹桥水厂迁建原水供应配套工程养殖塘赔偿协议》、谢玉芳家庭渔场银行卡，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的待证内容。4.《转送告知书》《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补偿协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合作社的银行卡、账单，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的待证内容。5.虹桥村委会2019年12月25日的《情况说明》，单位证明依法应当经单位负责人以及材料制作人签名确认，证据形式不合法，证人王某在出庭作证时提到是接到社区人员阿东的电话，该事实并非本案关键事实，对证人王某的证言采信无任何影响，不能据此判断王某证言是伪造的。6.录音Ｕ盘，不属于新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同意维修阀门或约定被申请人负有阀门维修义务。7.其他证据，已在原审程序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的待证内容。五、被申请人不负有阀门维护义务，应由再审申请人自行承担维护义务。养殖鱼的死亡系再审申请人自身原因故意造成，应由其自行承担：1.被申请人对阀门不负有维保义务。被申请人及开源公司为解决施工期间被申请人鱼塘的取水问题，共同出资在鱼塘内安装管道及阀门供施工期间免费使用，并且开源公司在总管出口处安装了水表，从水表至鱼塘的管道及阀门属于再审申请人鱼塘场所有并由再审申请人占有控制使用，阀门日常管理和维保义务在于再审申请人。而且根据王珺的证言证实：阀门使用以来，一直由再审申请人自行安排维修，自行履行阀门维保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在无约定或法定的情形下，认定由实际使用人承担维保义务符合公平合理原则。2.被申请人早已无义务向再审申请人免费供水，阀门是否损坏以及养殖鱼的死亡均与被申请人无关。由于被申请人及开源公司免费提供鱼塘内管道及阀门，而且鱼死亡发生在工程施工结束后2年多的2019年4月11日，河道水质早已恢复，被申请人早已无义务免费供水，由于再审申请人已丧失取水的权利，阀门是否损坏均不能成为其不能取水的理由。3.阀门损坏与养殖鱼死亡不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1）鱼死亡原因不明：再审申请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鱼因何而死，所谓未换水缺氧死亡纯属其主观猜测。（2）阀门损坏状态事实不明：损坏表现为漏水还是打不开缺乏证据证明。（3）阀门损坏并不必然导致申请人不能解决水体缺氧问题，再审申请人可以从河道取水，也可以拆除阀门直接取用原水，也可以从旁边鱼塘取水，也可以开启增氧泵增氧措施等方法予以解决。4.养殖鱼死亡系再审申请人故意造成。2019年4月8日，开源公司再次正式通知再审申请人将拆除管道停止供水。仅仅三天后的2019年4月11日，出现再审申请人自己控制的鱼塘养殖鱼死亡并谎报有人投毒报警，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为了继续免费使用原水，故意制造本次死鱼事件，以达到既免费继续使用原水，又向被申请人巨额索赔的非法目的。综上，本案并不存在水污染造成再审申请人养殖鱼死亡的事实，养殖鱼的死亡系由再审申请人故意长时间不及时换水或增氧造成的，与水体是否存在污染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养殖的死亡系再审申请人故意行为造成，且再审申请人实际损失缺乏明显的事实依据，相关损失应当由再审申请人自行承担。原一、二审法院事实认定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认为因自来水公司未及时维修管道阀门，鱼塘不能及时换水，导致养殖鱼类缺氧而大量死亡或减产，诉请自来水公司赔偿相应损失。然案涉阀门一直由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管理使用。且根据二审证人夏某陈述，虹桥水产养殖场鱼塘死鱼事件发生后，其即换了案涉河水来养鱼，至今鱼塘正常，说明事发当时鱼塘可以取河水养鱼。再结合虹桥水产养殖场的陈述，2019年3月鱼塘阀门已出现故障，至养殖鱼因缺氧死亡事件发生间隔近一个月。在此期间，虹桥水产养殖场在明知鱼塘冬水换春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情况下，完全有时间采取积极措施，如主动换修阀门或者及时取河水补氧，以避免鱼塘缺氧而致养殖鱼死亡，但虹桥水产养殖场却未采取前述措施，放任鱼塘缺氧状况的发生、发展，由此导致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其诉请自来水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申请再审审查提交的证据。除了其在再审申请书中表述的证据之外，还有照片，用以证明自来水公司污染河道的事实，以及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用以证明王连华等曾与自来水公司领导协商，其中有涉及阀门维修等事宜。经查，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再审申请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关于再审新证据的规定，均不予采纳。综上，虹桥水产养殖合作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钱建军审判员  沈 妙审判员  夏祖银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胤佐·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