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5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浙商时代大厦**。 主要负责人：韩非，系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蓉蓉，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进军，浙江大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绍兴市袍江三江路以北支路以南。 诉讼代表人：马洪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因与被上诉人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泰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8月24日，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光大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蓉蓉、薛进军，飞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到庭应询。2020年10月22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光大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蓉蓉、飞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大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关于光大银行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关费用为28248420.85元、结算金额为13536836.15元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直接将光大银行申报债权金额认定为全部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系事实认定错误。飞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光大银行曾向其管理人申报债权28248420.85元。该金额仅是作为破产特殊程序下，债权人依法应当得到管理人确认的债权金额，且仅是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即2013年12月3日)光大银行对飞泰公司的债权金额。根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相关约定，光大银行收到应收账款的款项后，已提供贸易融资的，有权扣除应偿还的贸易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本案所涉应收账款41785257元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实现，到账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光大银行对因涉案保理业务对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讯公司）的债权产生的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应当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即融资本金为27100000元，利息等5323250.93元。（2）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计算光大银行对斐讯公司债权并排除法律允许光大银行收取并经法院判决、执行取得的利息及费用，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涉案应收账款债权41785257元系光大银行通过(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一审判决、(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二审判决、(2015)浙民申字第2507号再审裁定向斐讯公司提起诉讼且强制执行实现，并非向飞泰公司主张，不适用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仅调整债权人与破产企业之间利息停止计算的法律后果，并不影响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和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发布的《关于主债务人破产后保证人是否停止计息问题的解答》，也明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不及于担保人。一审法院确认“斐讯公司以其应付给飞泰公司的账款为飞泰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即确认了斐讯公司作为担保人的法律主体。案涉41785257元款项的支付系法院判决斐讯公司直接向光大银行履行担保义务的行为。该担保债权的实现应当是在2015年4月30日，光大银行贸易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也应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3）一审法院未计算光大银行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其他相关费用，包括起诉斐讯公司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事实认定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将光大银行成功执行到账的41785257元全部作为计算结算金额的基数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的约定，光大银行只需将应收款项除去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将余额贷记在卖方公司名下，此处的应收款项为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转让的应收账款本金，不包括因斐讯公司未及时向光大银行履行债务产生的相关利息，斐讯公司因未及时履行而向光大银行支付利息为斐讯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独立的债务清偿行为，与飞泰公司无关，因此应采用40136100元作为计算结算金额的基数。3.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之间实际不存在需要进行结算的情况。光大银行于2015年向斐讯公司成功执行收到41785257元，相关判决结果是基于斐讯公司未按与银行保理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得出且已履行完毕，光大银行与斐讯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且此债务关系未涉及光大银行。同时，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2431号关于斐讯公司诉飞泰公司债权确认纠纷一审判决及该院(2017)浙0603民再19号再审判决依法确认截止2013年6月30日，斐讯公司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货款，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已无债权。其次，光大银行曾向飞泰公司就贸易融资进行过债权申报，飞泰公司根据该判决及法院已全部执行斐讯公司案款的情况，将光大银行的申报债权确认为零，光大银行也对此予以确认，证明飞泰公司已默认与光大银行结算完毕。4.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飞泰公司请求的返还金额是针对在案涉保理合同下完成该笔3000万融资后除去该笔融资本息和实现该笔应收账款债权产生的相关费用后的剩余的金额，具有单一性，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宽泛性。即使双方并未约定在实现应收账款债权后就进行结算，飞泰公司也应根据保理合同约定要求光大银行将剩余金额贷记在飞泰公司账户中，然而飞泰公司从未行使该项权利。且飞泰公司在与光大银行签订此保理合同前，也曾签订其他保理合同，形式也为一笔应收账款对应一笔贸易融资，可见进行一笔贸易融资后就完成结算更符合双方之间的商业习惯。其次，光大银行曾向飞泰公司申报债权，飞泰公司将光大银行的申报债权确认为零，光大银行也对此予以确认。斐讯公司在起诉飞泰公司的过程中也将其与光大银行的案件结果作为证据材料之一，飞泰公司不可能对此不知情。5.一审法院通过判决使飞泰公司获得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根据（2017）浙0603民初2431号、（2017）浙0603民再19号民事判决书，斐讯公司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账款，如果法院继续通过判决支持其获得相关款项，飞泰公司属于不当得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飞泰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中已经明确阐述双方之间存在需要结算的情况。2.光大银行上诉状的第一、第二大点的核心内容是认为结算的数据有问题，其本质是结算，从证据上讲也可以形成自认。如何结算的核心依据是双方之间的保理合同，核心条款是“一旦应收账款收回来后，有余款后，应该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号上”。关于余款，飞泰公司认为光大银行应该返还，计算方式应按照之前双方的交易习惯，拿到的应收账款额度减去光大银行应当享有的融资本金及利息，即余款金额为光大银行向斐讯公司收取的本金加上基于应收账款的孳息减去光大银行应当获得的融资本息。根据破产法规定，从破产受理日开始停止计息。光大银行认为斐讯公司在本案中的应收账款构成担保，飞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相关论述有一定的瑕疵，本案中，斐讯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没有任何担保的意思表示，如果一定要涉及担保，亦是飞泰公司用自有财产为案涉融资贷款提供财产担保，更倾向于是让与担保，而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完全是发生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结算时光大银行融资的主债权不能再计算利息。光大银行认为发生的费用应在结算时一并扣减，一审法官就该问题向光大银行询问“假设本案存在结算的前提下，应该怎么结算”，当时光大银行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来回答要不要扣、怎么扣。光大银行在一审中也没有完全举证。3.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4.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通过一审法院认定，且与本案没有直接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飞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光大银行返还《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结算余款13891579.15元；2.光大银行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日，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签订一份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光大银行作为保理商，在基础交易合同卖方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自己的基础上，向卖方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2.在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光大银行应享有卖方在该应收账款被转让前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应收账款的转让都不得解释为光大银行承担了卖方与买方基础交易合同下的任何义务，卖方应继续履行其在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3.对于转让给光大银行的应收账款，卖方必须履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义务。此处所称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是指卖方采用商业发票上列明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买方合理指明应收账款已经转让给光大银行，并要求买方仅向光大银行支付应收账款款项以及只有向光大银行支付应收账款才能解除买方在基础交易合同中的付款义务的书面通知。4.无论何种原因，在已转让的商业发票到期日后30天内，光大银行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光大银行有权将未收妥的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5.在卖方违约的情况下，光大银行有权按照本协议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将已转让给光大银行但买方尚未付款的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卖方保证立即无条件退还光大银行提供的贸易融资，并承担光大银行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在卖方未能足额退还上述款项前，光大银行有权不将应收账款反转让事宜通知买方，该应收账款上的一切权利仍属于光大银行所有。同日，光大银行和斐讯公司签订一份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清单中表明的买方名称即为斐讯公司，保理融资额度为30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了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合同号分别为SXFT201304-0001、SXFT201304-0003，合同金额共计4013.61万元），收货确认书，商业发票清单，表明将其对斐讯公司40136100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同时，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出两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斐讯公司通知书的落款处加盖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在落款处承诺“我司确认收到本通知并将按照本通知要求付款”。 2013年5月8日，光大银行向飞泰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飞泰公司未按约向光大银行归还保理融资款。之后，斐讯公司也未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向光大银行支付约定的应收账款40136100元。光大银行遂于2013年8月19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民事判决，确认光大银行在与飞泰公司发生保理业务过程中，飞泰公司将其所有的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40136400元转让给光大公司以叙作保理业务，现斐讯公司未按承诺将所欠飞泰公司的40136100元货款支付至光大银行的账户或光大银行指定的账户，故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应向光大声银行支付欠款401361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斐讯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斐讯公司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250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斐讯公司的再审申请。 光大银行就上述生效判决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款41785257元于2015年4月30日执行到位。 一审法院另查明，飞泰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后本院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后指定该院管辖，该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绍商破字第3-1号民事裁定，受理飞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分别于2014年5月10日、2017年7月22日召开飞泰公司债权人会议。 飞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光大银行就案涉保理融资款项向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合计28248420.85元，管理人于2016年7月8日发送债权审查联系单给光大银行确认光大银行的债权为0，光大银行于2016年7月25日回函确认无异议。 斐讯公司于2016年12月5日向飞泰公司管理人提交的债权申报函件中载明，含本案在内的飞泰公司因保理融资所对应的全部应收账款，除因飞泰公司未发货外，其余款项均由斐讯公司全部付讫，并在飞泰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向管理人书面送达债权申报表，现再次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一审法院再查明，飞泰公司曾就本案于2019年7月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后因故撤回，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以下几方面： 一、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是否享有债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2014】第5号）第六条之规定，保理融资业务是一种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从案涉《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包括了债权转让、金融借款等多种法律关系。该协议的性质依法应认定为同时包括了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的准混合契约。判决该协议的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有明确约定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来确定；当事人之间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应当结合合同目的、保理融资业务的交易惯例，并类推适用合同法中最相类似的有名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衡量。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保理融资业务是光大银行按照保理协议约定，受让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为飞泰公司提供保理融资，且光大银行办理的是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案件涉及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的保理融资关系，以及飞泰公司、斐讯公司、光大银行三者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 光大银行虽因飞泰公司未按约归还保理融资款，依据其与斐讯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而提起诉讼，生效判决认定光大银行与斐讯公司之间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向光大银行支付欠款401361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同时光大银行通过法院执行取得对斐讯公司的40136100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合计41785257元。但结合前文分析，光大银行、斐讯公司、飞泰公司三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保理融资关系、债权转让关系多重法律关系，故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仅为多重法律关系中的一种，而现光大银行把混合关系中的其中债权转让部分单独割裂出来，有违三方签订保理协议及相关清单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案件中三方签订相应保理协议及相关清单时的意思表示应为飞泰公司将其他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即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斐讯公司以其应付给飞泰公司的账款为飞泰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同时因本案的保理协议系有追索权保理协议，光大银行可向应收飞泰公司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向斐讯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但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双方签订案涉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目的，光大银行在案涉交易关系中合同目的即为收回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的费用，同时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光大银行取得应收账款后，飞泰公司及光大银行之间仍存在最终结算情形，故光大银行向斐讯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光大银行认为根据案涉《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光大银行有权将未收妥的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而本案并未发生反转让情形，故飞泰公司将其对斐讯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光大银行受让债权，无需将案涉保理融资多余款项退还给飞泰公司，亦即只有光大银行选择反转让后，才会发生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结算情形。该院认为，光大银行的上述辩称有违该院前文阐释的双方之间签订合同时的真实目的，同时根据案涉保理业务协议第二十四条的约定，光大银行在收到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的款项后，已向卖方（即飞泰公司）提供贸易融资，在扣除应偿还的贸易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亦需将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亦说明即使未发生反转让，在扣除相应的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还应进行结算。 二、关于双方结算金额的确认。该院认为，飞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光大银行曾就案涉保理融资债权向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金额为28248420.85元，管理人对该项金额亦无异议。同时根据光大银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光大银行就飞泰公司转让的斐讯公司债权经法院执行后最终入账的执行款为41785257元。故本案扣除光大银行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28248420.85元后，剩余款项应为13536836.15元。现飞泰公司以斐讯公司交纳的执行款扣减光大银行申报债权金额而起诉要求光大银行返还13891579.15元，无相应的依据，应以光大银行实际入账的金额扣减光大银行申报债权金额来确定。光大银行关于根据生效判决文书已经确认斐讯公司对飞泰公司已无债务，案涉应收账款实际斐讯公司已支付的主张，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光大银行所主张的生效判决文书即（2017）浙0603民初2431号判决已被（2017）浙0603民再19号民事判决所撤销，同时根据（2017）浙0603民再19号民事判决认定，“如经双方对账，斐讯公司确实在飞泰公司已经将债权转让合仍向飞泰公司付款并付清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又依据生效法律文书重复支付了7613.31万元……，如果确有该款项，飞泰公司应就该款项向斐讯公司承担返还责任，斐讯公司可就该款项另行向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故斐讯公司是否已在保理融资后已全额付清尚欠款项，系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需对账结算的问题，不影响飞泰公司依据保理合同关系，要求光大银行返还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后剩余部分的应收账款。 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光大银行主张，光大银行起诉斐讯公司债权转让纠纷的案件，最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二审判决生效，而判决生效时间至飞泰公司就本案第一次向该院提起诉讼已过四年余，案件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光大银行起诉斐讯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飞泰公司并不是案件当事人，即使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向飞泰公司管理人了解过相关情况，但飞泰公司管理人并不当然知道判决结果。同时根据案涉双方签订的保理业务协议，仅提到“需将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而对于双方结算后的款项如何返还，结算时间均未作出明确约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向债务人主张履行请求时开始计算，即从飞泰公司第一次向光大银行主张返还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及费用后多余款项之日起（2019年7月4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综合上述分析，飞泰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光大银行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飞泰公司13536836.15，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飞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光大银行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及商业发票各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光大银行对飞泰公司保理业务融资的期限截止到2013年8月9日，飞泰公司的付款期限为2013年8月9日，在保理业务申请书及商业发票中已经明确双方之间的融资利率为年化6.608%，且按月计；2.杭州银行进账单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光大银行通过法院执行于2015年4月30日收到案外人斐讯公司执行款41785257元；3.光大银行业务联系单一份（复印件），拟证明截止2015年4月30日飞泰公司尚欠光大银行融资本金27100000元，利息5323250.93元；4.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各一份（复印件）、96320元银行转账支票（复印件）、385280元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光大银行为追索应收账款实际支付的诉讼费为481600元。 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若构成新证据，光大银行属于怠于提供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基于合同相对性，核算时间节点应为破产受理日，即2013年8月9日。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光大银行如何扣除这笔款项的问题，应按照破产受理日算出来的融资本息来扣除。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款项的扣除方式有异议，时间截点不应该是2015年10月30日，应该是破产受理日2013年8月9日，还款凭证属银行内部做账，凭证也是内部通用凭证。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光大银行与斐讯公司之间的判决书中没有相关内容，该证据未经相应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光大银行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该律师费，不应该在二审阶段审理，应该另行处理。 本院认为，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提供的前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结合一审中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一、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是否享有债权；二、如果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享有债权，双方的结算金额为多少；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飞泰公司所主张的案涉款项是光大银行从斐讯公司处所取得款项，光大银行也确是依据与斐讯公司之间的生效判决取得相应款项且与斐讯公司之间存在相应法律关系，但本案诉讼标的是指向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光大银行取得相应款项后是否应与飞泰公司进行结算及如何结算，故应当依据保理业务中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作出评判。光大银行以其从斐讯公司处取得款项系依据生效判决、其与斐讯公司之间存在独立法律关系等为由，否定飞泰公司的债权，均不能成立。其次，关于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叙做的保理业务系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第二十四条中约定，“光大银行应于收到买方（即斐讯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的款项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区分不同情况将款项做以下处理：1.如光大银行已向卖方（即飞泰公司）提供贸易融资，在扣除应偿还光大银行的贸易融资本息及相关保理费用后，将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由此可见，光大银行从斐讯公司处基于应收账款所收入的全部款项，在扣除飞泰公司的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关保理费用后，仍应当结算给飞泰公司。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及保理合同目的，以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光大银行取得应收账款后与飞泰公司之间仍存在最终结算情形等内容，亦支持上述结论，就此一审法院已作详述，本院对一审法院相应评析内容基本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光大银行以飞泰公司管理人确认其申报的债权为零为由，主张飞泰公司默认与光大银行结算完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并综合本案中飞泰公司保理融资金额及光大银行已收款项金额，光大银行对飞泰公司存在应付款项，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享有债权。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具体评析如下：根据前述分析，光大银行基于应收账款从斐讯公司处所取得的全部款项，在扣除飞泰公司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后，应当支付给飞泰公司。1.关于双方之间的结算基数。光大银行通过强制执行从斐讯公司处取得41785257元，其中包括应收账款本金40136100元、利息等1649157元，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双方争议在于，光大银行主张，如果双方结算，也应当以光大银行收取的应收账款本金40136100元作为结算基数扣减相应费用后支付给飞泰公司，而从斐讯公司处取得的利息等1649157元不应纳入结算基数。如前述分析，光大银行的该项抗辩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应当以从斐讯公司处取得全部41785257元款项作为结算基数。而且，根据案涉保理协议，飞泰公司系将因销售货物对斐讯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此为光大银行收到斐讯公司全部执行款项的基础，由此光大银行也应以收到的全部款项作为与飞泰公司进行结算的基数。2.关于光大银行在追索应收账款过程中所支出的律师费用。根据光大银行在二审中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银行凭证等新证据，光大银行在向斐讯公司进行追索应收账款的过程中支出了律师费用481600元，故相应金额的款项光大银行并未实际享有。而且，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在《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第四十四条中约定，“如果光大银行行使其法定的和/或约定的权利以追索买方……卖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协助光大银行行使上述追索权………并承担由于卖方过错而使光大银行实际支出的各类费用”。综上所述，光大银行主张其实际享有的款项金额中应扣除所支出的律师费用481600元，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在计算光大银行应付金额时予以扣除。3.关于飞泰公司尚欠的保理融资本金、利息金额。关于飞泰公司尚欠本金，飞泰公司尚欠光大银行本金27100000元，在计算光大银行应付金额时应予以扣除，对此双方没有异议。关于应扣除的飞泰公司尚欠利息金额，2013年12月3日，飞泰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飞泰公司尚欠的利息应计算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之日即2013年12月3日，本息合计28248420.85元。光大银行主张，相应利息计算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光大银行通过强制执行从斐讯公司处取得应收账款的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计算至该日的5323250.93元利息均应从光大银行应付金额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光大银行的该项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不符，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光大银行另主张，该期间的利息系斐讯公司作为担保人对光大银行的应付金额，故归属于光大银行，但其主张的斐讯公司的担保人身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享有的债权结算金额为，光大银行从斐讯公司处执行到账款项41785257元，扣除飞泰公司的保理融资本息28248420.85元，以及光大银行为追索应收账款所支付的律师费用481600元，计13055236.15元。 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如一审判决所述，案涉双方签订的保理业务协议仅提到“需将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而对于双方结算后的款项如何返还以及结算时间均未作出明确约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主张履行请求时开始计算，光大银行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裁判结果予以部分调整。光大银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13055236.1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三、驳回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149元，减半收取52575元，由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343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512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03021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99356元，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负担36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世光 审 判 员 单卫东 审 判 员 王晗莉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梁 燕 书 记 员 王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