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4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民，男，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謖瑾，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镇江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镇南工业园铁塔路**。 法定代表人：张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虹，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萍，女，196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謖瑾，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杨，男，195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钢，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伟民、镇江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润公司）、王丽萍为与被上诉人应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浙0106民初2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上诉请求：1.撤销（2020）浙0106民初2476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应杨返还张伟民多付的2456787.10元款项；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应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先入为主、主观臆断，违背基本的诉讼规则，具体表现在：1.一审法院开庭时尚未审理就让双方开始对账，己然对应杨的诉讼主张予以认可，只是让双方对一下数据上是否有差错；2.鹏润公司提出应杨的打款时间迟于借条日期，多计算两天利息，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纳，与法律规定不符；3.鹏润公司申请调查令为查明应杨的资金的来龙去脉，以判断该笔资金是否涉嫌利用银行资金非法放贷或者可能存在的洗钱活动，但是这一合理要求被一审法院拒绝，一审法院未经调查就确认资金来源的合法性，置法律规定于不顾；4.张伟民、王丽萍向一审法院递交答辩意见书，一审法院还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就表示不接受答辩意见；5.一审法院开庭结束尚未判决时，就告知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准备上诉。6.一审判决内容可见，一审法院不是依据证据及法律规定而是通过猜测、想象来认定案件事实。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1.将投资合作合同纠纷作为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混淆了两者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本案当事人间涉及到300万元投资款的协议主要有三个，第一份是张伟民、鹏润公司与应杨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二份是张伟民于2013年2月4日向应杨出具的收条，第三份是张伟民与应杨于2013年6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上述三份协议所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投资合作法律关系，理由是：第一，300万元抵扣的投资款只是《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1000万元投资款中的一部分，按照协议约定，应杨还应当补足700万元的投资款；第二，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应杨是否入股应当有书面通知，如要解除协议应当由鹏润公司与应杨签订书面协议，而2013年6月14日张伟民与应杨签订的《借款协议》并非由鹏润公司与应杨签订；第三，300万元投资款的来龙去脉始终与《投资合作协议书》有关，到底是鹏润公司向倪永兴借款还是张伟民向倪永兴借款、倪永兴与应杨是否存在虚假借款协议等，都是应当在投资合作合同纠纷中审理和查明，而不是通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过程中查明的内容。2.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本金实由五部分组成，即180万元、300万元、13.2万元、81万元、112.5万元，共计686.7万元”是错误的。(1)如前所述，300万元自始至终都是与《投资合作协议书》有关，暂且不论该款项是否真实到位，就以《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而言，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应杨应当向倪永兴主张债权。因此，该300万元不涉及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属于合同纠纷，应当另案处理。（2）180万元、112.5万元并非是应杨出借给张伟民的款项，应杨无直接追索权，上述款项是张伟民与案外人应鼎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3）张伟民向应杨借款的实际金额只有94.2万元，即2013年3月31日的借条项下应杨分别于2013年4月1日和2013年4月15日打款给张伟民的81万元和13.2万元。据此，利息计算时间应分别从2013年4月1日和2013年4月15日开始，借期未作约定，可以认为是到本息还清为止。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即便按照年利率24%计息，至2014年7月9日张伟民应付应杨本金及利息总计为1148097.53元，而张伟民实付1700000元，实际上于2014年7月9日在付清本息的情况下已多付551902.47元，之后张伟民又付了1904884.63元，张伟民合计多付2456787.10元。3.借款主体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鹏润公司应对张伟民的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错误。首先，鹏润公司没有将张伟民的个人借款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从张伟民个人银行流水帐可以确定其借款并未打到鹏润公司账户，没有用在公司生产经营上；其次，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应杨提交证据证明个人借款确实用于鹏润公司的生产经营，而不能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因此，鹏润公司不属于本案的诉讼主体，没有义务承担张伟民个人借款的共同还款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丽萍对案涉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把鹏润公司的公司资产等同于张伟民和王丽萍的夫妻共同财产，实质上是把公司法和婚姻法混为一谈。其次，王丽萍既没有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也没有在事后书面认可，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再次，张伟民的个人借款并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能成为夫妻共同债务。最后，王丽萍于2015年1月25日将25万元汇至应杨的账户，是由于张伟民的认识错误，以为没有还清借款，央求王丽萍代还借款，这不能推定王丽萍追认借款。因此，王丽萍不属于张伟民个人借款的共同还款人。4.资金往来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应鼎汇给张伟民的款项为应杨的出借款项”错误。应鼎是本案的案外人，应鼎于2012年4月13日、2013年6月17日分三笔打给张伟民共计2812500元的款项，属于张伟民与应鼎之间的债务纠纷，与本案无关。如果应鼎要张伟民归还上述款项，则应由应鼎作为原告起诉。上述款项不是应杨出借给张伟民的资金，应杨与上述款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无权主张。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存在片面性。2.一审法院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张伟民、王丽萍、鹏润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借款是否发生、借款有无用于鹏润公司的生产经营、借款有无用于张伟民和王丽萍的共同生活，违反了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对虚假诉讼不予审查，损害张伟民、王丽萍、鹏润公司合法权益。1.应杨以2013年2月4日的收条和2013年3月31日的借条为依据主张300万元的借款，该笔款项是应杨与鹏润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项下以倪永兴向应杨借款的300万元作为应杨投资鹏润公司的投资款，而应杨于2013年11月19日诉宿迁市鸿飞置业有限公司等请求确认应杨股权的诉讼中，早己将倪永兴向应杨借款的300万元作为证据主张权利，且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的（2015）宿城商初字第00406号民事判决书也已经确认。2.上述300万元有关凭证与《投资合作协议书》直接相关，是合同纠纷中的组成部分。3.张伟民向案外人倪永兴于2012年2月25日至3月4日共分四笔借到人民币1320万元，张伟民于2012年4月至12月归还1411万元、2013年归还110万元、2014年8月19日之前归还65万元，总计归还了1586万元，其中己包含300万元投资款，故张伟民和倪永兴的借款本息已经全部还清。4.无论300万元的来龙去脉如何，应杨重复主张权利，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诉讼骗取他人合法财产，应杨涉嫌虚假诉讼。 针对张伟民、王丽萍、鹏润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应杨答辩称：一、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1.针对2013年2月4日应杨、张伟民、倪永兴之间发生的300万元的债权转让，三方主体都予以了书面确认，且张伟民在此后分别于2013年3月31日、2013年6月14日、2016年的11月2日、2020年3月8日对包含该300万在内的借款本金反复予以确认，从未提出过异议。时至今日张伟民才提出该300万涉嫌虚假的抗辩，明显不符合情理，对此，张伟民既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明也没有提出相应的事实依据。2.针对应鼎于2012年4月13日支付的180万元和2013年6月5日支付的112.5万元，结合该两笔款项对应的借条和借款协议的时间，不难得出该两笔款项就是本案借条和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且应杨与应鼎为父子关系，应杨委托应鼎进行款项交付也符合情理。应鼎已出具书面说明，明确该款项系受应杨委托代为支付的借款。基于以上理由，案涉借款本金真实合法。二、案涉借款不涉及到股权交易。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二条，应杨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若入股，占股本金的15%，送干股5%；若不入股，按月25%的比例享受固定回报，2013年年底前应杨有权决定是否入股。据此，应杨有权在2013年年底前选择以股权方式还是借款形式进行投资。根据应杨与张伟民于2013年6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可以看出，应杨最终选择了借款形式，且张伟民对此予以认可。同时，张伟民作为鹏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也完全有权代表鹏润公司作出该确认结果及签订协议。因此本案不存在案涉款项涉及股权交易的情形，事实上，应杨从未获得过鹏润公司的股权。三、案涉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鹏润公司应当承担还款义务。鹏润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案涉款项的还款义务，应当从案涉款项的用途进行判断而不是单纯从付款路径上看。首先，鹏润公司与张伟民一起作为《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主体，至少说明鹏润公司与协议项下的款项存在关联。如果款项与鹏润公司无关，鹏润公司为何要来签订协议书，如果按照鹏润公司所述案涉款项并非用于鹏润公司而是用于张伟民名下的其他公司，那么就应当让相应的其他公司来签订该份投资合作协议书。因此，鹏润公司的抗辩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与情理不符。其次，《投资合作协议书》明确了投资方向，案涉款项是用于鹏润公司名下的项目地块开发，还约定由应杨担任鹏润公司的副总经理，参与日常经营，按照一般交易习惯，投资方在目标公司担任职务就是为了监督款项使用于投资项目，由此也再一次说明投资对象是鹏润公司的事实。第三，《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原张伟民向倪永兴、应杨所借款项及利息全部转为应杨投资款”，结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出借人在出借款项前一般会了解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张伟民一直以借款用于鹏润公司项目地块的建设投资为由向应杨借款，应杨也正是考虑到该借款用途对于后续还款有一定保障才出借案涉款项。故无论是在《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前发生的借款还是在《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发生的借款，都实际用于鹏润公司项目地块的投资，鹏润公司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四、王丽萍应当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义务。夫妻共同债务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发生在夫妻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二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案涉借款自2012年2月13日开始，发生于张伟民与王丽萍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虽然案涉借款以张伟民名义所借，但实际用于鹏润公司的经营，张伟民时任鹏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鹏润公司66%的股权，为鹏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案涉借款一方面是张伟民为了鹏润公司的经营所需，另一方面也是张伟民为了获取收益。王丽萍于2014年5月4日取得鹏润公司34%的股权后，鹏润公司成为张伟民、王丽萍夫妇百分之百持有的公司，鹏润公司经营所得收益已形成张伟民、王丽萍的夫妻共同财产。张伟民为鹏润公司经营的举债，应当由其夫妻共同财产清偿。故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丽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综上，应杨认为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应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归还借款本金750万元；2.判令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支付利息910万元（自2015年2月5日暂计至2020年4月5日，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至本金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2年4月12日，张伟民向应杨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应杨处人民币180万元整，借期三个月（自到款之日起算），利息按2.5%/月计，到期息按月付，本一次性归还。该借款归还后自动失效。”2012年4月13日，应杨通过其儿子应鼎的账户向张伟民汇款180万元。2012年10月26日，张伟民在该借条上签名，确认该笔借款借期延期至2012年12月11日止，到期本息一次性归还。（二）2013年1月31日，张伟民、鹏润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应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甲、乙双方合作运作镇江三山房地产70亩左右土地开发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应杨依据张伟民2010年4月27日与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人民政府所签署《项目协议书》精神，按照政府土地出让价及相关费用投资合作。2.应杨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若入股，占股本金的15%，送干股5%，若不入股，则按月25%的比例享受固定回报，双方约定回报期暂定四年，2013年底前乙方有权决定是否入股，入股后同股同权，2013年年底前乙方放弃入股权，甲方按约定月25%利率回购乙方股权。3.本协议签订后，原张伟民向倪永兴、应杨所借款项及利息全部转作应杨投资款，投资款扣除倪永兴、应杨的借款及利息后，多还少补。4.甲乙双方约定乙方投资入股资金必须在合同签订后30曰内到位，若不能及时到位，未到位资金则按原借款约定利率承担利息，30日后不能到位则从应杨所占的股本金中扣除。5.应杨参加股东会议，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任公司副总经理，享受税后年薪20万，车贴6万/年。”2013年2月4日，张伟民向应杨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应杨参与镇江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款300万元整，截止2013年2月4日止，该款项从张伟民2012年12月30日写与倪永兴的500万元借条中抵扣（利息按截止日各自结算）。”倪永兴于同日在该收条上书写“同意此抵扣”并签名确认，应杨作为出借人亦在该收条上签名。（三）2013年3月31日，张伟民向应杨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应杨处人民币600万元整，该借款以原借款180万（利息1、14-3、31，计11.55万）、300万（2、4-3、31，利息142500元）组成，该借款执行原2013、1、31双方所签协议。2013年4月1日借94.2万元（合计共借600万元整）。”2013年4月1日、2013年4月15日，应杨分别向张伟民汇款81万元、13.2万元，共计94.2万元。（四）2013年6月14日，应杨与张伟民签订《借款协议》，协议载明：“1.截止2013年6月15日，共借到应杨人民币合计750万元。2.该借款借期三年，自2013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4日止，利息按2.5%×月计。一年一付。3.该借款每年结息，借方可视资金情况提前归还。4.原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终止执行。”2016年11月2日，张伟民在该《借款协议》上书写“本借条借款期续签至2016、6、14。”2020年3月8日，张伟民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名。2013年6月15日，应杨通过其儿子应鼎的账户向张伟民汇款100万元、12.5万元，合计112.5万元，张伟民账户系于2013年6月17日收到该112.5万元款项。（五）双方均无异议的张伟民还款明细如下：2014年4月16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7月9日、2014年8月9日、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1月28日、2015年1月25日、2015年8月21日、2015年11月21日、2016年8月23日、2017年5月24日、2017年6月2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12月20日、2020年4月30日，分别还款30万元、20万元、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10万元、25万元、15万元、50万元、14884.63元、5万元、3万元、20万元、20万元、20万元。上述还款合计3894884.63元。其中2015年1月25日的25万元还款系从王丽萍账户汇至应杨账户。应杨对张伟民提交的还款凭证不予认可为归还本案借款的为：2013年5月22日，张伟民通过吴乐江汇给应杨儿子应鼎20万元；2020年3月11日，张伟民通过郭美蓉汇给应杨1万元。（六）张伟民、王丽萍系夫妻，且均系鹏润公司股东（张伟民持股比例66%、王丽萍持股比例34%），其中王丽萍系于2014年5月4日成为该公司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伟民于2013年3月31日向应杨出具的600万元借条内容来看，600万元组成系由2012年4月12日借条所涉本金180万元及至2013年3月31日未付利息11.55万元、2013年2月4日收条所涉300万元本金及2013年2月4日至2013年3月31日未付利息14.25万元（多算一天，实际应为14万元）、2013年4月1日即将出借的94.2万元（实际汇款时间为2013年4月1日81万元、2013年4月15日13.2万元）组成。应杨与张伟民于2013年6月14日签订的750万元《借款协议》载明截止2013年6月15日借到750万元，虽该协议未对750万元的组成进行说明，但根据前述600万元借条将未付利息计入本金的惯例，应杨陈述的750万元组成为前述借条中600万元本金及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6月15日（实际应为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14日，天数一样）未付利息37.5万元、2013年6月15日汇的112.5万元借款组成，该陈述与双方结算惯例吻合，借到款项的截止时间2013年6月15日与112.5万的汇款时间亦一致，相比于张伟民对该750万元组成未作任何说明，仅辩称受胁迫书写，显然应杨的陈述更具可信度，故该院对应杨就750万元组成的陈述予以采信。因前期借款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故撇开利息计本，案涉借款本金实由五部分组成，即180万元、300万元、13.2万元、81万元、112.5万元，共计686.7万元。前述180万元、112.5万元借款由应杨儿子汇给张伟民，仅系应杨委托其儿子汇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并不影响该两笔借款的出借主体为应杨的认定，张伟民、王丽萍辩称该两笔借款与本案无关的抗辩，不予采信。应杨就前述300万元借款虽未直接给付款项，但根据张伟民于2013年2月4日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系张伟民欠案外人倪永兴款项，而倪永兴又欠应杨款项，倪永兴将其对张伟民享有的500万元借条债权中的300万元作了扣减，该300万元由张伟民出具给应杨收条，三方就三角债作了结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该300万元收条载明的款项性质虽为投资款，属于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签订后30日内到位的资金，而根据该协议书约定，应杨有权在限定时间内放弃入股，转为按固定利率收取回报（即利息），事实上应杨在限定时间内放弃入股，张伟民在后续出具的600万元借条、750万元《借款协议》中与应杨通过清算达成该债权债务协议，故应杨就包括该300万元在内的案涉所有款项主张为借款，符合前述规定。张伟民、王丽萍辩称该300万元系投资款，与本案无关的抗辩，不予采信。应杨对倪永兴享有的300万元债权的组成，应杨已在第二次庭审中对第一次庭审中的说法作了纠正并进行了合理解释，提交了应杨与倪永兴的对账单等补强证据，该些补强证据相互印证，符合情理。张伟民亦在嗣后的600万元借条、750万元《借款协议》中对该300万元多次予以认可。倪永兴系前案第三人，如果应杨就其支付倪永兴的款项重复主张权利，倪永兴应当会推翻之前的抵扣协议（即2013年2月4日收条），但张伟民并未提交倪永兴嗣后向张伟民主张已扣减的该300万元债权的证据，故张伟民、王丽萍辩称应杨存在虚假诉讼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双方争议的20万元、1万元两笔已还款项。该院认为，20万元这笔款项的汇款人虽系案外人，但张伟民就该汇款凭证持有原件，该院有理由相信该笔汇款系受张伟民指令汇出，该笔汇款的收款人虽系应杨儿子应鼎，但应杨的案涉多笔借款也均系从应鼎账户汇出，且应杨也未说明该笔汇款存在另外的法律关系并就此举证，故认定该笔汇款系归还案涉借款。应杨对1万元汇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应杨至兰溪市的银行协助张伟民夫妻融资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而收取的差旅、财务审计等费用，应杨的该陈述缺乏证据佐证，不予采纳，该院认定该笔汇款系归还案涉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根据上述规定及张伟民已还利息按照月利率2.5%计，张伟民已付款项系支付了截至2015年2月23日的利息，尚余不足一天的5090元利息。自2015年2月24日暂计至2020年4月5日，以未还借款本金686.7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应付利息为8434557元，扣减前述已付5090元利息，尚欠利息8429467元。应杨主张的750万元借款本金诉请，该院仅支持其中686.7万元。应杨主张的利息诉请，该院仅支持上述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书》内容，案涉款项最终用于鹏润公司的土地开发，依据上述规定，鹏润公司应对张伟民的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鹏润公司辩称案涉借款用于其他公司的抗辩缺乏证据佐证，亦与鹏润公司在前述《投资合作协议书》上盖章的事实相悖，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张伟民、王丽萍系夫妻，且均系鹏润公司的股东，其中张伟民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控股股东，鹏润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张伟民、王丽萍的夫妻共同财产具有直接关系，该公司所得收益已形成夫妻共同财产，而案涉债务系为该公司经营所负，相当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故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丽萍就案涉借款有过归还行为也可见一斑，故王丽萍对案涉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应杨借款本金6867000元，支付利息8429467元（暂计至2020年4月5日，此后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本金686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二、驳回应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预收122600元，实际应收取121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26400元，由应杨负担9926元，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负担116474元。 二审期间，张伟民提交了一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用以证明其与倪永兴之间的款项往来显示倪永兴借给张伟民1100万元，张伟民总共还款1496万元，自2014年8月20日起双方无债务纠纷。鹏润公司、王丽萍、应杨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张伟民提交的上述证据，鹏润公司、王丽萍表示无异议，应杨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张伟民与倪永兴之间债权债务已经完成结算的事实，且与张伟民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不符，不能达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反而说明张伟民与倪永兴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而印证2013年2月4日应杨、张伟民、倪永兴三方间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本院审查认为，应杨的质证意见成立，张伟民提交的上述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只能证明其与倪永兴之间存在大量的钱款往来，但不能证明这些款项的性质，也不能证明其与倪永兴之间的债权债务结清。 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张伟民分别于2012年4月12日、2013年2月4日、2013年3月31日、2013年6月14日先后向应杨出具借条、收条或签署借款协议，其中2013年6月14日的借款协议是张伟民和应杨对之前款项的结算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重新约定。双方对于借款本息进行几次结算，存在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情况，因前期利率超过年利率24%，一审判决未将该部分利息认定为本金，而是按照双方实际发生的本金数额作出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中，应杨向张伟民转账的13.2万元和81万元，双方均无异议；应鼎向张伟民转账的180万元、112.5万元，张伟民认为不属于应杨的出借款，但经查明，应鼎系应杨之子，应鼎于2012年4月13日转账的180万元和2013年6月15日转账的112.5万元，与张伟民在2012年4月12日出具给应杨的借条和2013年6月14日签署的借款协议内容正好对应，数额、时间相符，且应鼎确认其上述付款均系受应杨的指示付款，而张伟民也无相反证据证明其与应鼎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该180万元和112.5万元应当认定为应杨出借的款项；还有一笔300万元，根据2013年2月4日由张伟民、应杨、倪永兴三方签字确认的收条显示，系应杨受让倪永兴对张伟民的债权转为应杨对张伟民的债权，该债权转让得到转让方、受让方、债务人共同确认，合法有效。张伟民不仅在当时予以认可，还在其后几次结算时对包含该300万元在内的金额进行过确认，现在诉讼中对此提出异议，既未给出合理理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异议，难以采信。综上，一审认定应杨共向张伟民出借686.7万元，依据充分。对于张伟民认为上述款项所涉非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合作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当事人之间曾签订过一份《投资合作协议书》，但从前后签署的借条、借款协议等一系列书面文件来看，应杨和张伟民刚开始达成借贷合意，中途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将借款全部转为投资款，但是仍然保留了应杨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入股也可以选择固定回报，后来应杨没有选择入股，事实上也没有成为股东，然后双方在2013年6月14日签订借款协议，明确终止执行投资合作协议，仍然达成借款关系的合意，也就是说双方又把投资合作关系转化成为借款关系，这是一个前后衔接的延续的过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证明的，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述规定。据此，应杨和张伟民在2013年6月14日签署借款协议时已经对双方之前的款项和法律关系进行了结算和重新约定，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为借贷法律关系，张伟民主张以投资合作关系另案处理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张伟民先后多次向应杨出具借条、收条，签署借款协议，又在已出具的借条上反复签字确认，确认的事项不仅包括数额也包括支付对象、法律关系，足以证明其与应杨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张伟民应当按约向应杨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 关于鹏润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张伟民的身份来看，张伟民是鹏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权为鹏润公司经营所需对外借款。其次，从整个过程来看，虽然张伟民最早向应杨借款180万元的时候借条上没有显示与鹏润公司有关，但是在2013年1月31日应杨、张伟民、鹏润公司共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张伟民之前向应杨的借款全部转为投资款，用于投资经营鹏润公司及其名下土地项目，包括应杨受让债权的300万元也作为向鹏润公司的投资款，据此，应杨与张伟民之间发生的款项系用于鹏润公司经营。同时，应杨、张伟民、鹏润公司在《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应杨的投资款可以转为鹏润公司股权也可以由张伟民、鹏润公司按规定利率回购，选择权在于应杨。此后，2013年6月14日应杨与张伟民签订了借款协议，又将《投资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款项转化为借款关系，同意终止执行《投资合作协议书》，这只是双方对法律关系性质和权利义务重新进行了约定，但并没有改变款项是用于鹏润公司经营的事实。虽然该份借款协议上没有盖鹏润公司公章，但是张伟民作为鹏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鹏润公司，应杨也有理由相信张伟民签字同时代表其个人和鹏润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应杨要求鹏润公司与张伟民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王丽萍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张伟民和王丽萍为夫妻关系，案涉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张伟民和王丽萍是鹏润公司的股东且鹏润公司仅有其二人股东，案涉债务系鹏润公司经营需要所负；第三，王丽萍曾向应杨归还过部分款项，对案涉债务知情并有偿还行为；据此，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形成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应杨要求王丽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正当，合法有据。 综上，张伟民、鹏润公司、王丽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579元，由张伟民、镇江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丽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程静静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