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2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云，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华，四川熙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云，男，198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喻玲，女，196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言，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晗，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温波，男，198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赵云因与被上诉人凌云、喻玲，以及原审第三人温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云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凌云、喻玲的诉讼请求；2.由凌云、喻玲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案涉《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属于委托合同性质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房屋权属协议》系按份共有人对共有不动产份额、各共有人管理权利和义务、共有不动产的管理费用、收益分配的约定，具有物权性质，并不符合委托合同性质，故不能适用委托合同关系解除。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案涉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由喻玲、赵云、温波共同作为出租方签字而不是赵云一个人作为代理人签字；2.《房屋权属协议》并未对赵云进行相应的指示和要求，即不存在委托合同的委托权限；3.上述《房屋租赁合同》中“代理人”处签署的是“温波”，留的是温波电话，进一步反证赵云不是受托人；4.出租、出售的收益结果也及于赵云本人，而不是喻玲、凌云承担；5.喻玲与赵云签署的《协议》再次约定“无论以后喻玲自行管理或自行收取房租，均不影响赵云收取8%提成”，而不是需要赵云履行管理、出租出售义务才能获得，进一步证明此8%收益不是基于委托而支付。 凌云、喻玲辩称，赵云与凌云、喻玲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赵云多收取8%收益的基础不是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份额，（2019）川01民终10824号案件已认定该收益的基础为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委托，凌云、喻玲已于2020年6月13日解除了与赵云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解除后，相关的收益赵云已经向凌云、喻玲另案追索，故赵云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庭驳回赵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温波未发表陈述意见。 凌云、喻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凌云、喻玲与赵云就成都市房屋出租、出售的委托合同已解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喻玲、凌云与赵云、第三人温波共同购买了位于高新区房屋（面积304.22平方米），于2013年6月7日进行了产权登记。 2013年年底，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权属协议》，协议载明上述房屋产权四方各占份额25%，经友好协商四方达成以下协议：1、为了该房屋处置的便利，凌云自愿将自己所占25%份额过户到喻玲名下，过户后产权份额为喻玲占50%，赵云25%，温波25%，但该房屋日后的出租出售所得实际权益依然为四方各占25%；2、该房屋的出租出售权力由喻玲、赵云、温波三方所有，凌云不得干涉；3、该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得增溢价值的8%作为赵云的奖励提成。 协议签订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温波、喻玲、赵云，取得方式为“存量房买卖”。 2015年6月10日，温波、喻玲、赵云将涉案房屋出租，并与承租人郭书荣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5年，自2015年6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并约定了租金的具体金额。 2016年8月9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再次变更为凌云、温波、喻玲、赵云，取得方式仍为“存量房买卖”。 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郭书荣依约支付租金，截至2016年10月13日，喻玲、凌云与赵云、温波按照《房屋权属协议》约定分配了租金及收益奖励。此后，凌云未按约向赵云支付2016年12月13日之后的奖励提成。 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喻玲（甲方）与赵云（乙方）签订《协议》，记载甲、乙与凌云、温波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并约定：1、房屋处于出租期间，各方约定出租期间的所收房屋租金等财产收益中的8%作为丙方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余92%由四方平均分配，即甲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乙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丙方的所得为租金的31%；丁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2、若该房屋出售，所售房款中的4563300元按照各方25%的出资比例返还给各方；房屋增值部分的8%作为丙方对该房屋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余92%由四方平均分配，即甲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23%，乙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23%，丙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31%，丁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23%。注：无论以后喻玲自行管理或自行收取房租，均不影响赵云收取8%经营管理奖励提成。落款处由喻玲、（案外人）叶玉（代赵云）签字。 2017年10月18日，温波（甲方）与赵云（乙方）签订《协议》，记载甲、乙与凌云、喻玲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协议内容与上述喻玲与赵云签订的《协议》一致，落款处由温波、赵云签字。但未有备注。赵云陈述，本打算分别与温波、喻玲、凌云均签订上述协议，但凌云未同意。 再查明，2017年12月4日，承租人郭书荣支付了涉案房屋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租金154605元，其中喻玲应得部分23%转给了喻玲，剩余房租119045.85元转入了赵云的银行账户。赵云未将凌云应得租金支付凌云，凌云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31日以（2018）川0191民初2721号代字立案进行了审理，庭审过程中，关于该协议约定赵云应享有8%的奖励提成，凌云表示赵云在成都南延线租房圈子里对房屋有增值，也会对房子有更换好的规划，这一点其他三方也认可，但赵云未办到其承诺的对房屋进行管理，使房屋增值，因此自己想解除协议，认为他违反了之前的承诺。该案中，凌云出示的通知解除合同的书面函件载明，2018年3月16日其以《房屋权属协议》未实际履行及赵云的其他违约行为，已通过当面沟通及电话方式告知解除该协议，现再次通知赵云：本人解除《房屋权属协议》。赵云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邮件于2018年3月17日签收。 （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案未就协议是否解除作出处理，并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判决，判决赵云将其已收到租金支付给凌云。此后，承租人采取分别支付各自份额至四人账户的方式支付租金，从2016年10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该房屋的租金已经分配至四人。 还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以（2018）川0191民初12441号代字立案受理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合同纠纷一案，赵云诉请：确认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温波、喻玲、凌云向赵云支付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的奖励提成。凌云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诉请确认凌云与赵云、温波、喻玲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于2018年3月16日解除。同时，喻玲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喻玲与赵云、温波、凌云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一审法院向赵云送达了反诉状后，凌云、喻玲未缴纳案件受理费，被视为撤回反诉。 一审法院依法对前述案件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判决，判决：一、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签订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二、凌云向赵云支付其应得租金21391元；三、驳回赵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喻玲、凌云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中，喻玲、凌云主张凌云与赵云的委托关系于2018年3月17日解除，喻玲与赵云的委托关系于赵云收到起诉状之日解除。二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4月10日，郭书荣先后以“世纪城房租”“世纪城尾款”“房租”名义多次向赵云转款。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是基于赵云为案涉共有房屋的出租和出售提供了联系出租、负责日常管理而获得的相应提成奖励，因赵云也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和出租人，其上述经营管理服务应认定为对各方共同事务接受委托共同承担的上述义务，加之该项义务具有相应的对价，应当认定赵云根据各共有人的委托而承担的经营管理义务，因而应当认定该条约定具有委托合同性质。因一审法院未对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进行审理，故对其二审中主张的该委托关系已经解除的上诉意见不予审查。据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9日作出生效判决，判决维持原判。 再查明，2020年3月11日，凌云、喻玲分别向赵云邮寄了《解除委托告知函》，通知已解除其对赵云代为办理高新区房屋的出租等事宜的委托。前述邮件于2020年3月12日签收。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房屋权属协议》《协议》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所有权基本内容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各共有人都有对共有物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共有人之间可以就共有的不动产的管理、处分、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等事项进行约定。具体到本案，案涉房屋由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四人按份共有，《房屋权属协议》《协议》均系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成立有效。其中，《房屋权属协议》第1条系就凌云委托喻玲代持其所有权份额的约定，该约定因案涉房屋再次变更登记为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四人共有，故事实上已解除；第2条系前述所有权人之间就对外出租、出售的权利由除凌云之外的其他三人实施的约定，即凌云仅享有收益权，不享有对房屋对外出租、出售的表决权；第3条单独约定该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得溢价收入的8%作为赵云应获得的奖励提成。此处未明确奖励提成的性质。从《房屋权属协议》签订的背景来看，系基于凌云离开公司，而喻玲又长期在国外，房屋不便管理而订立，其主要目的是为便于房屋日后的处置。结合赵云后期与共有权人喻玲、温波签订的《协议》，记载租金、房屋增值部分的8%是作为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相互印证共同说明上述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是基于赵云为案涉共有房屋的出租和出售提供了联系出租、负责日常管理而获得的相应提成奖励。《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因赵云也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和出租人，其上述经营管理服务应认定为对各方共同事务接受委托共同承担的上述义务，加之该项义务具有相应的对价，应当认定赵云根据各共有人的委托而承担的经营管理义务，因而应当认定该条约定具有委托合同性质。 2.关于凌云、喻玲能否单方解除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审查当事人行使单方解除权是否达到了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需审查其主张事由是否符合法定情形，且通知到达对方。庭审中，凌云、喻玲主张基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然凌云于2018年3月16日向赵云发出的解除该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系解除整个《房屋权属协议》的书面函件，因该函涉及整个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也应对相关事实和法律作整体判断，并非是单独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且其解除原因是未实际履行合同和其他违约行为，不能达到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的法律效果。 且（2018）川0191民初12441号案件中，赵云诉请：确认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温波、喻玲、凌云向赵云支付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的奖励提成。凌云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诉请确认凌云与赵云、温波、喻玲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于2018年3月16日解除。同时，喻玲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喻玲与赵云、温波、凌云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解除事由均系赵云未履行约定义务，而非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解除的对象也均为《房屋权属协议》，并非是单独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同时，一审法院向赵云送达了反诉状后，凌云、喻玲未缴纳案件受理费，被视为撤回反诉，凌云、喻玲以处分诉讼权利的方式，处分了其相关实体权利，故凌云、喻玲主张确认其以发送书面函件及提出反诉的方式任意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020年3月11日，凌云、喻玲分别向赵云邮寄了《解除委托告知函》，通知已解除其对赵云代为办理高新区房屋的出租等事宜的委托。前述邮件于2020年3月12日签收。至此，凌云、喻玲明确地发出了解除与赵云委托关系的通知。但本案的特殊情况为，案涉房屋为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四人共有，份额均等，其中凌云、喻玲主张解除对赵云对外出租出售、管理的委托，温波、赵云未提出解除，故共有人内部未形成多数意见，且共有物为不动产，系不可分物，无论是对外联系出租、出售或相应期间的经营管理，对象均为不动产本身，而非其中一部分，赵云对于其中一人受托事务的履行，即是对于租赁物整体受托事务的履行，无法单独区分。故在已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内，不宜确认凌云、喻玲单独解除了对赵云的委托。2020年6月12日，案涉房屋租赁期限届满，此后未再对外租赁和出售，一审法院确定凌云、喻玲行使任意解除权的通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凌云与赵云在《房屋权属协议》项下就成都市高新区房屋出租、出售的委托合同关系、喻玲与赵云在《房屋权属协议》《协议》项下就成都市高新区房屋出租、出售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于2020年6月13日解除。案件受理费50元，由赵云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赵云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申360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赵云就（2019）川01民终10824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再审裁定书中认定案涉《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是赵云、喻玲、凌云、温波在合作过程中的实际关系，而不是委托关系。 2.温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赵云与温波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温波向赵云寄送《情况说明》的邮寄单，拟证明：第三人温波作为案涉房屋共有人，证实案涉《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约定的8%是对赵云房屋规划管理行为给予的奖励，不仅仅是根据委托关系，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温波主动向其支付温波份额中的8%，表明温波自始自终是认可8%的约定。 凌云、喻玲共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对该裁定的三性认可，无异议。该证据证明：1.再审法院认为《房屋权属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2.该裁定书第2页第3段载明原判决是依据协议约定及协议具体履行行情况认定凌云应向赵云提成并无不当，再审法院认为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依法有效。3.该裁定载明二审判决在支持该租金收益的同时，在说理部分对该条约定的性质作了约定。结合该裁定其余内容，该院并未否认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说理。并且该裁定最终并未受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也充分说明该院并不认为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因而无需再审。 针对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情况说明、邮寄单：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仅说明第三人温波个人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同时，温波在《情况说明》中再次确认8%系基于对上诉人房屋规划管理行为的奖励，即该8%系基于管理行为，而非基于物权。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赵云与凌云、喻玲之间在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以及赵云与喻玲之间在案涉《协议》项下是否存在出租、出售案涉房屋的委托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2019）川01民终1082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赵云与喻玲签订的《协议》能够印证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第三条具有委托合同性质，该民事判决系生效法律文书，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认定结论的情况下，本院对赵云与凌云、喻玲之间在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以及赵云与喻玲之间在案涉《协议》项下存在出租、出售案涉房屋的委托合同关系予以确认。 其次，赵云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对凌云、喻玲就案涉《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行使解除权不持异议，并认可凌云、喻玲要求解除双方之间依据案涉《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产生的委托合同。赵云的上述陈述属于自认，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赵云虽在二审中否认其与凌云、喻玲在《房屋权属协议》以及其与喻玲在案涉《协议》项下存在出租、出售案涉房屋的委托合同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均达不到否定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及其自认内容的效果，即不能否定赵云与凌云、喻玲在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以及赵云与喻玲之间在案涉《协议》项下就案涉房屋的出租、出售业已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赵云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其关于与凌云、喻玲在《房屋权属协议》以及其与喻玲之间在案涉《协议》项下不存在出租、出售案涉房屋的委托合同关系的上诉意见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赵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赵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毛 星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新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