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进先，男，1961年5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春辉，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大街**。法定代表人：徐某1，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国浩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霞，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2，男，200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理人：徐某1，男，197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国浩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宇，国浩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进先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通源公司）、被上诉人徐某2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4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原审被告徐仲华于2020年2月19日去世，本院确定徐仲华的遗嘱继承人徐某2作为本案被上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卢进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春辉、沈鹏，被上诉人集通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徐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霞、徐洋，被上诉人徐某2之法定代理人徐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宇、徐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进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卢进先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犯了极端严重的根本性错误。对于卢进先为证明股权代持关系和出资关系而提交的如山铁证，一审判决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却又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地以所谓“不符合常理”而不予采信，导致最终判决结果完全颠倒了黑白。一、一审判决不认可“五份文件”的证明力是完全错误的。一审中，卢进先为证明股权代持关系，向法庭提交了“签有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五份文件”，这五份文件即：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2004年1月1日《承诺函》、2005年2月21日关于增资款的说明文件、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以下简称为“五份文件”）。一审判决宣称“五份文件存在疑点与不合常理之处，不能依据其提交的五份文件作为确认其股东资格的依据。”但一审判决所谓的“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均不成立。（一）“五份文件”的形式符合常理。一审判决认定：“首先从形式上来讲，五份文件各自只有一张原件，载明了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人关于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两家公司的持股比例：各方均认可杨玉荣和李府清仅为显名股东，代持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上述五份文件中“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签字并非本人书写，而由徐仲华书写，故上述五份文件无法认定系显名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作为股权代持和持股比例的重要依据，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亦不符合常理。”首先，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一个“与常理不符”之处，即“五份文件各自只有一份原件”，为什么原件只有一份就“与常理不符”了？一审判决未做说明。结合经济生活的常识来判断：徐仲华向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出具一份函件是否符合常理？是不是必须要一人一份原件才合常理？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恐怕都不会得出这种结论。一个承诺人针对多名承诺对象统一出具一份承诺文件，这样的现象在实践中比比皆是。而且，这五份文件针对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人在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问题做了统一陈述，没有必要再针对不同的承诺对象分别制作多份文件。此外，这五份文件由徐仲华签署后交一人保管（除2005年2月21日关于增资款的说明文件交陈学林保管外，其余四份文件均交卢进先保管），这无非表明卢进先、范翃如以及陈学林三人彼此之间充分信任，没有必要再制作多份原件。其次，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二个形式上“与常理不符”之处，即“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亦不符合常理”。其合理性显而易见：第一，这五份文件的内容均为从当时的代持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的角度进行的承诺和陈述，因此落款签名当然也应当是“杨玉荣”和“李府清”，而不可能是“徐仲华”。第二，杨玉荣、李府清自认其代持的股权全部归属于徐仲华。因此杨玉荣、李府清仅为名义股东，不真实享有集通源公司的股权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现在有争议的问题仅在于：杨玉荣、李府清所代持的股权是全部属于徐仲华一人，还是分属于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人？这一问题当然要看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人的内部约定。因此，这五份文件实际上是徐仲华向卢进先承诺和确认集通源公司股权中归属于卢进先的比例的意思表示，是徐仲华与卢进先就杨玉荣、李府清代持股权的真实分配比例问题达成的协议。第三，就集通源公司的股权问题，杨玉荣、李府清二人均为徐仲华亲戚，完全服从徐仲华的控制和指挥，按照徐仲华的安排充当名义股东。对于这一点，杨玉荣、李府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言均予以了完全确认。而且，本案众多证据也表明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人作为一个团队共同经营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因此，围绕着股权的归属问题，只能由徐仲华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团队领导人作为一方，其他三人作为另一方来达成合同安排。卢进先不可能与杨玉荣、李府清进行有关股权归属问题的磋商并达成协议。因此，这五份文件当然也只能由徐仲华签署。卢进先当然也可以合理地信赖徐仲华在五份文件上签署“杨玉荣”“李府清”的名字不可能引发杨玉荣、李府清本人对徐仲华的异议。事实上，一审已经查明，在集通源公司工商档案中有大量“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签名是徐仲华本人所签。这充分表明杨玉荣、李府清完全认可徐仲华代签其姓名对集通源公司股权予以处分的行为。既然徐仲华在其他涉及集通源公司股权的文件上多次签署杨玉荣和李府清的姓名，而且这些文件事实上已经完全生效了，那么在本案中的五份文件上签署杨玉荣、李府清的姓名又有何奇怪之处呢？第四，从2012年10月17日以后至今，集通源公司的股权登记状态未再发生变化，卢进先诉求变更的股权持续处于由徐仲华代持的状态。因此，本案的核心要点是审查徐仲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而不是审查杨玉荣、李府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一审判决强调“五份文件无法认定系显名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何意义？（二）五份文件的内容符合常理。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6月16日徐仲华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陈学林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的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不再担任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当天出具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无论从实际股东还是显名股东的角度，都应当签署徐仲华和陈学林的名字，此时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徐仲华仍签署“李府清”和“杨玉荣”的名字亦与常理不符。”首先，一审判决在此段的陈述存在一个事实错误：徐仲华是在“2008年”6月16日而非“2018年”成为集通源公司股东。其次，2008年6月16日集通源公司仅仅是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股权的申请，而集通源公司是在2008年6月26日才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备案通知书。因此，在签署《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时，徐仲华尚不是集通源公司的股东。再次，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看，《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是因，股权变更登记是果。正是因为有《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约定在先，包括卢进先在内的几位实际股东才可能同意96%股权由杨玉荣和李府清名下变更登记到徐仲华名下，并据此同意签订《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既然原因行为发生在先，此时仍然由徐仲华签署杨玉荣、李府清姓名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最后，从《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内容来看，仍然从杨玉荣、李府清两位代持股东的角度出发，对股权代持和真实股权比例问题进行陈述，若由徐仲华签署其本人姓名，岂不反而有悖常理？(三)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卢进先利用徐仲华签名的空白纸张编辑文件的可能。一审判决认为“在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经营过程中，经常存在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用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而且五份文件中“李府清”和“杨玉荣”名字的书写位置、方式与工商档案材料中的书写大体一致”，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徐仲华事先书写“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空白纸后”，卢进先对文件内容进行编辑打印（即通常所谓之“套打”）的“可能”。首先，卢进先必须严肃指出：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关键证据，以一种对可能性的推测来代替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这是极其不严肃的，也完全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任何一份签名文件都有套打的可能性，若法庭都因为这种可能性而对签名文件不予认可，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其次，与一审判决陈述的情况相反，五份文件中李府清、杨玉荣名字的书写位置和方式，与本案中鉴定机构鉴定时采纳的样本中李府清、杨玉荣的名字书写位置（包括在纸张中的空间位置和与其他名字的相对位置）无一处相同！再次，若一审判决认为五份文件有可能是套打，那么，理应说明这种可能性的依据何在，因为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有盖然率的大小问题，无视盖然率而抽象地说“可能性”显然也是荒谬的，例如，从逻辑上讲地球有停止转动的可能，但显然没有任何人会依据这一可能性去行动。就本案而言，存在五份文件，那么一审自然应当查明：在集通源公司（以及嘉利祥和公司）各次工商登记均已提交了登记材料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工商登记的场合需要使用（但最终并未实际使用）由李府清、杨玉荣共同签名的文件？换言之，卢进先从徐仲华处拿到五份空白签名（还是同时签署李府清、杨玉荣姓名）的纸张的可能性有多大？（四）五份文件分两次提交不违反任何常理，卢进先在此前向徐仲华发送的25份文件中未提及五份文件以及自称“小股东”也不违反任何常理！卢进先在涉及嘉利祥和公司股东资格案的立案时先提交了五份文件中的两份，其后在庭审过程中又提交了其余三份。而在本案立案时先提交了三份文件，而后又补充提交了两份文件。之所以要分次提交，这首先是因为卢进先认为立案时提交的文件已经足以初步证明本案事实，但随着庭审的进展，发现有必要补充、强化已方证据，因此才追加提交剩余文件；其次，从本案相关事实来看，卢进先认为徐仲华其人严重违背商业诚信原则，因此从诉讼策略的角度看，若徐仲华在庭审过程中有不实陈述或提交虚假证据，卢进先也希望可以通过追加提交的证据来拆穿其谎言。所以，五份文件分两次提交，这既不违法，也不悖理。至于所谓25份文件，所涉及的并非对立议双方关于股权比例的争议，为何一定要提及五份文件才合理？没有提及难道就可以合理推定这五份文件不存在吗？这25份文件没有提及难道就可以推定在其他场合没有提及吗？卢进先在所谓25份文件中自称小股东，对此，卢进先在一审已经当庭阐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三人各自的持股比例均少于徐仲华，因此相对于徐仲华而言，均为“小股东”。三个小股东联合向徐仲华发文，并不能改变三人均为“小股东”的事实。按一审判决的逻辑，难道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三人非得自称“我们大股东”才合理吗？因此，以证据分两次提交和以卢进先在其他材料中没有提及五份文件和自称“小股东”作为认定五份文件不合常理的理由。这样的理由简直扭曲到了超越一个法律人可以想象的程度。这样的判决，不是一般的不合理的问题，已经完全是一种无厘头，拿法律开玩笑了！（五）一审判决以集通源公司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比例否定卢进先的实际持股比例是完全错误的。2008年6月16日以后，虽然集通源公司的股权多次变更登记，且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在工商登记中登记的股权比例仅为8%、8%和6%（为论述方便，以下简称“886”比例），但这些变更登记均不改变上述文件中明确的实际持股比例，也绝不意味着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认可其实际持股比例就是“886”。这是因为：1.在所有的代持股纠纷中，工商登记的表面股权比例与实际比例不一致，这是此类纠纷的常态，不能仅以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推定当事人的实际股权状态；2.正是因为徐仲华此前多次明确认可过代持股关系和实际股权比例（徐仲华持股34.89%、卢进先持股22.325%、范翃如持股20.225%、陈学林持股22.56%），因此，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认为此前的承诺已经足以确定实际持股比例，没有必要在此后反复做同样的承诺；3.2008年6月16日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也明确约定“今后两家公司因经营需要，如合作、增资、融资等，而更换代持股东、变更代持股东股权比例等，代持股权均继续由徐仲华代为签名，也需实际股东配合办理工商备案的签名。”两家公司的工商变更未经实际股东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未办理公证，均不改变实际股东上述的股权比例。仅用于工商备案和第三方使用。”实际上，在2008年6月16日当天，集通源公司就做过一次工商变更，徐仲华登记的股权比例就达到96%。可见，四名实际出资人已经明确约定任何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均不改变实际股权比例。4.除了登记在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名下的“886”比例的股权之外，归属于该三人的股权在多次变更登记中均是在不同的代持股东之间发生股权转移，均未支付对价，也均不改变实际注册资金来源于四名实际出资人共同拥有权益的项目奖励和工程管理费的事实。因此，这些股权变更不应当改变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的实际持股比例，也不能因为该三人没有在08年以后再次获得徐仲华对实际股权比例的承诺就认定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的实际股权就只有“886”比例。但一审判决罔顾上述事实，简单粗暴地以“886”比例在集通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上没有发生变化作为理由，否定卢进先的诉讼请求。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任何股权代持纠纷中实际出资人的诉求都不可能胜诉，这也是非常荒谬的。二、一审判决不认可卢进先对集通源公司的出资是完全错误的。关于出资问题，卢进先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其出资行为，但一审判决均未予认可。一审判决所持理由主要有两点：1.没有卢进先作为受让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故无法确定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和转让款金额等核心内容；2.无法判断收购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这两点理由显然也是不成立的。（一）卢进先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其持股的具体比例和相应的转让款金额。首先，前述“五份文件”多次详细阐述了集通源公司的实际股权比例在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名实际出资人是如何分配的。五份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应当得到确认，则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也就可以得到确认。其次，卢进先还提交了其他证据证明股权比例和转让款金额。例如：集通源公司出具的《投资确认函》、崔民权的证人证言、2014年1月22日上午10点，徐仲华与卢进先、陈学林、范翃如三人在办公室会谈的录音、《关于成立“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等。除此之外，在2018年9月3日开庭时，卢进先还当庭提交了一份徐仲华手写的一份关于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和股权比例的文件（该文件全部由徐仲华手写），集通源公司、徐仲华在2018年12月20日开庭时也进行了质证。但非常奇怪的是一审判决文书中根本未提及这份文件。这是对证据的重大遗漏！最后，有关“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作为出资款项终极来源问题，卢进先也提交了大量证据进行证明。例如：上述徐仲华手写文件中明确了奖励分配比例。奖励金额不仅有“利润计算表”证明，对“利润计算表”的真实性，还有2012年12月11日北京嘉润道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一份《法律意见书》予以佐证（见卢进先一审证据第34号）。（二）卢进先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收购股权的转让款和增资款的资金来源。1.对于第一次收购集通源公司46.67%的股权的情况，卢进先在一审证据第五组中做了详细说明：该46.67%的股权对应于集通源公司持有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景公司”，即瑞景项目的开发实体）14%的股权（瑞景公司成立时，集通源公司占其30%的股权，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场建投”）占70%股权，14÷30≈46.67%），因为集通源公司仅为控股公司，瑞景公司才是项目实体，因此集通源公司股东的实际权益均体现在间接持有的瑞景公司股权上。为此，要明确集通源公司的股权价值就需穿透计算瑞景公司的股权。而该46.67%的股权转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1）其中16.67%对应于集通源公司持有的瑞景公司5%的股权，其实质权益本来即为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名实际出资人享有，无需支付对价。（2）而其余30%股权（对应于集通源公司持有的瑞景公司9%的股权）转让则因当时陈荣、林华（两人背后的实际股东何希平先生）无资金继续投入瑞景项目，而瑞景项目急需资金，因此由四名实际出资人负责筹集资金投入到瑞景公司以弥补集通源公司的资金缺口。四名实际出资人共筹集450万元资金投入到瑞景公司。450万资金数额的计算依据是：集通源公司100%的股权对应于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30%的股权，其中5%投资额由机场建投为四名实际投资人垫付，因此无需集通源公司实际投入。剩余25%在2003年3月由四名实际投资人收购股权时，约定由陈荣、林华（两人背后的实际股东何希平先生）投入16%，四名实际投资人投入6%，另3%由何希平先生替四名实际投资人垫付（该约定见被告证据4《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股东约定》）。截止2003年1月17日，何希平先生实际投入瑞景项目1200万元，按其投资占瑞景公司16%股权比例计算，则每持有瑞景公司1%的股权应实际投入75万元（1200÷16＝75）。因此，四名实际投资人应当向瑞景项目上相应投入450万元（75X6=450）。2.对于第二次收购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的情况，卢进先在一审证据第六组中做了详细说明：四名实际出资人即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收购了陈荣、林华持有的集通源公司53.33%的股权的资金的终极来源是四人共同拥有权益的瑞景公司和北京东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杰公司）的未提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具体而言，本次股权收购的细节是：2003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转股协议，约定股权收购价款为2000万。2004年1月7日集通源公司向陈荣、林华（两人背后的实际股东何希平先生）打款1985万元，剩余15万元何希平先生自愿放弃留给四人经营管理班子使用。而这2000万元资金来源情况是：2004年1月5日，北京瑞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源公司”）和瑞景公司分别向集通源公司打款1000万元。其中，瑞源公司1000万资金的二级来源是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作为瑞源公司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金（各500万元），但其三级资金来源实际为北京天华数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天华数通公司）借款给集通源公司。最终，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800万，东杰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200万，由嘉利祥和公司向天华数通公司偿还了这1000万元借款。2005年2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奖励可用于以公司名义对外收购股权、持有资产投资……”。因此，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实际终极来源为：瑞景公司1800万，东杰公司200万。而在2006年12月机场建投提前分配了其在瑞景项目和东杰项目上的利润后，瑞景公司和东杰公司的所有权益均属于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共同拥有权益的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且仅在瑞景公司中，四名实际投资人拥有的经营奖励即高达4848万元，而在东杰公司中，四人也同样有权获得经营奖励。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的收购款2000万元（实际支付1985万元）是由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共同支付。3.对于第一次增资900万元，卢进先在一审证据第七组中做了详细说明：2004年4月27日集通源公司增资款900万元为四名实际出资人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投入。其中以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名义投资800万元，实际来源于嘉利祥和公司100万元，来源于三亚（首都机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投资公司”）700万元：以李府清的名义投资100万元，实际来源于四名实际出资人共有权益的工程管理费。4.对于第二次增资4000万元，卢进先在一审证据第八组中做了详细说明：2012年3月21日集通源公司增资款4000万元为四名实际出资人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投入。该笔增资以北京华诚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汇美公司”）名义投入，但实际来源于北京融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公司”）2000万，东杰公司2000万。其中，融创公司是嘉利祥和公司的子公司（嘉利祥和公司持有融创公司98%股权），而东杰公司本为嘉利祥和公司与瑞景公司合资设立的下属公司，2006年12月机场建投提前分配东杰项目利润后，东杰公司的实际权益全部属于嘉利祥和公司。上述证据与卢进先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互相印证，例如：与前述“五份文件”、徐仲华的手写文件、2005年2月20日集通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卢进先提交的一审证据第31号）以及崔民权的证人证言等均可互相印证，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清晰地勾画出资金的来源路径。综上所述，在有以上大量证据以及对证据的严谨分析、说明和对资金的严格计算的基础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对集通源公司的两次股权收购和两次增资的资金实际上其终极来源是卢进先或包含卢进先在内的四名实际投资人享有权益的资金。但一审判决仍然坚持认定卢进先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不足以说明资金来源，显然是事实认定上的重大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罔顾卢进先提交的大量证据的客观证明力，刻意歪曲证据的证明效果，以“不合常理”“有疑点”等极其牵强的理由对本案关键事实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认定。常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审判决却已经夸张到了“实在无辞，强行加罪”的程度！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对于上诉案件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集通源公司答辩称，卢进先需要就持股高于工商登记比例以及与徐仲华之间存在代持进行举证。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卢进先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徐某2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卢进先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卢进先拥有对集通源公司的出资11162500元（占集通源公司比例的股份22.325%）；2.判令集通源公司与徐仲华协助卢进先办理将徐仲华持有的7162500元出资变更至卢进先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集通源公司与徐仲华共同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一）集通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1.2002年2月19日，集通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陈荣（出资80万元，持股80%）和林华（出资20万元，持股20%）；2.2003年3月12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陈荣（出资33.33万元，持股33.33%）、林华（出资20万元，持股20%）、李府清（出资26.67万元，持股26.67%）、杨玉荣（出资20万元持股20%）；3.2003年12月21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李府清（出资60万元，持股60%）、杨玉荣（出资40万元，持股40%）。4.2004年4月27日，集通源公司增资至1000万元，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嘉利祥和公司（出资800万元，持股80%）、李府清（出资160万元，持股16%）、杨玉荣（出资40万元，持股4%）；5.2005年8月10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李府清（出资800万元，持股80%）、杨玉荣（出资200万元，持股20%）；6.2005年11月1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李府清（出资960万元，持股96%）、杨玉荣（出资40万元，持股4%）；7.2008年6月16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徐仲华（出资960万元，持股96%）、陈学林（出资40万元，持股4%）。同日，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2008年6月16日召开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由徐仲华、陈学林组成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认股权，徐仲华出资960万元，占注册资本96%。陈学林出资40万元，占注册资本4%。徐仲华和陈学林在股东亲笔签名处签名；8.2010年7月20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徐仲华（出资400万元，持股40%）、赵志坚（出资200万元，持股20%）、陈学林（出资60万元，持股6%）、卢进先（出资80万元，持股8%）、范翃如（出资80万元，持股8%）、杨玉红（出资180万元，持股18%）。同日，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2010年7月20日召开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由徐仲华、赵志坚、杨玉红、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组成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认股权，徐仲华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赵志坚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杨玉红出资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卢进先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8%。范翃如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8%。陈学林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6%。徐仲华、陈学林、范翃如、卢进先均在股东亲笔签名处签名；9.2011年8月12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赵志坚（出资200万元，持股20%）、陈学林（出资60万元，持股6%）、卢进先（出资80万元，持股8%）、范翃如（出资80万元，持股8%）、李府清（出资580万元，持股58%）。同日，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2011年8月12日召开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由李府清、赵志坚、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组成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认股权，李府清出资580万元，占注册资本58%。赵志坚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卢进先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8%。范翃如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8%。陈学林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6%。徐仲华代李府清、陈学林、范翃如、卢进先均在股东亲笔签名处签名；10.2012年3月21日，集通源公司增资至5000万元，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华诚汇美公司（出资4000万元，持股80%）、李府清（出资580万元，持股11.6%）、赵志坚（出资200万元，持股4%）、卢进先（出资80万元，持股1.6%）、范翃如（出资80万元，持股1.6%）、陈学林（出资60万元，持股1.2%）。同日，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2012年3月20日召开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华诚汇美公司，同意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出资方为华诚汇美公司。重新确认股权，华诚汇美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李府清出资580万元，占注册资本11.6%。赵志坚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4%。卢进先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1.6%。范翃如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1.6%。陈学林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1.2%。徐仲华代李府清、陈学林、范翃如、卢进先均在股东亲笔签名处签名；11.2012年4月18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徐仲华（出资3400万元，持股68%）、赵志坚（出资500万元，持股10%）、卢进先（出资400万元，持股8%）、陈学林（出资300万元，持股6%）、范翃如（出资400万元，持股8%）。同日，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2012年4月18日召开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由徐仲华、赵志坚、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组成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认股权，徐仲华出资3400万元，占注册资本68%。赵志坚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卢进先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8%。范翃如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8%。陈学林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6%。徐仲华、陈学林、范翃如、卢进先均在股东亲笔签名处签名；12.2012年10月17日，集通源公司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徐仲华（出资3900万元，持股78%）、卢进先（出资400万元，持股8%）、陈学林（出资300万元，持股6%）、范翃如（出资400万元，持股8%）。股权登记状态延续至今。（二）相关公司工商登记情况：1.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陆志英和杨玉荣，法定代表人为杨玉荣；2.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1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股东为机场地产公司和集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某1；3.北京瑞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府清；4．北京东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19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为瑞景公司和集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某1；5.北京融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14日，注册资本2800万元，股东为嘉利祥和公司和雷美斌，法定代表人为徐仲华；6.北京华诚汇美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27日，注册资本1800万元，股东集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志英；7.三亚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29日，注册资本1800万元，股东为集通源公司（持股90%）、三亚嘉浚咨询有限公司、三亚峻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三亚盈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府清；8.三亚（首都机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7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为机场地产公司和三亚集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虹。（三）相关地产项目情况：1.瑞都国际项目。2001年9月12日，机场建投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关于成立“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成立瑞景公司在通州区共同投资建设“瑞景新城”项目，公司注册资金2500万元，机场建投公司出资1750万元，占股70%，集通源公司出资750万元，占股30%，利润按股权比例分配。双方按所占股份比例出资，考虑到集通源公司在开发前期的征地等工作中对项目所做出的贡献，机场建投公司为集通源公司无息垫付5%的注册资金，项目结算时，集通源公司应先将该垫付的5%注册资金返还机场建投公司。董事会对经营班子实行目标责任制经营管理，具体办法由董事会与经营班子另行签订目标经营合同。卢进先提交一份落款日期2002年9月28日《代持股权承诺》。内容为：“我司与机场建投公司签订的关于成立瑞景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第四条第二款明确约定，考虑到乙方在开发前期的征地等工作中对项目所做的贡献，甲方为乙方无息垫付5%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款，开发前期工作是由瑞景公司的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负责运作，即我司持有的瑞景公司30%股权其中5%的股权，即占我司16.67%股权属于经营班子，先由我司代持，今后根据经营班子的要求无条件将股权变更给所指定股东”。落款处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集通源公司与徐仲华对该《代持股权承诺》不予认可，认为集通源公司公章一直由陈学林保管。2.瑞都公园世家项目，瑞景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签订《股东协议》，设立东杰公司开发该项目。3.两项目的补充协议。2005年12月11日，机场建投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就机场建投公司转让其持有瑞景公司部分股权事宜达成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前，机场建投公司持瑞景公司175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70%），集通源公司持瑞景公司股权750万元（占注册资本30%）。机场建投公司要求瑞景公司在2005年底提前实现部分税后利润，经双方协商同意，机场建投公司将其持有瑞景公司5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20%）以6500万元预估价格（500万元股本，6000万元为预估溢价）转给集通源公司，如瑞景公司瑞都国际项目（含瑞都公园世家项目）结算税后利润的20%超过转让预估溢价6000万元时，超出部分归机场建投公司，不足时，用剩余50%股权的分配利润偿还集通源公司。双方转让股权后，不影响经营管理班子与董事会签订的经营目标管理责任制奖励的执行。瑞景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签订《股东协议》，约定就双方合资的东杰公司开发的“瑞都公园世家”项目，提前分配利润有关事宜达成协议，瑞景公司可分配税后利润0.6343亿元，双方同意2006年12月底前分回税后利润0.4343亿元，2007年12月底前分回税后利润0.2亿元。瑞景公司提前分利后，从2007年1月1日起，不再参与这两个项目的经营管理，不再享受这两个项目后面的权益。2006年12月25日，机场地产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股东协议》，约定就双方合资的瑞景公司开发的“瑞都国际”项目，以及由瑞景公司参股投资的东杰公司开发的“瑞都公园世家”项目，提前分配利润等事宜达成协议，两项目工程都未结算，银行负债未还清，尚不具备结算用现金分配利润的条件，经协商，两项目由集通源公司负债继续经营完成项目的开发，机场地产公司提前分回利润，根据两个项目目前经营状况、市场销售、项目成本等情况的利润计算结果（附利润计算结果），机场地产公司可分配税后利润1.6042亿元，机场地产公司提前分利后，从2007年1月1日起，不再参与这两个项目的经营管理，不再享受这两个项目后面的权益。卢进先提交一份未签字未盖章的《机场地产公司可分配利润计算》，载明瑞景公司可分配利润包括（一）销售总收入、（二）总成本、（三）税前利润、（四）土地增值税、（五）扣除所得税后利润、（六）扣除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0.4848万元、（七）瑞景公司可分配利润1.6574亿元。东杰公司可分配给瑞景公司利润0.6343亿元。机场地产公司可分得利润（1.6574亿元+0.6343亿元）*70%=1.6042亿元。（四）经营目标责任制情况：1.瑞都国际项目。2002年10月9日，瑞景公司（机场建投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盖章）与徐仲华签订《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聘任合同》，载明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是由机场建投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合资公司-瑞景公司投资开发，根据瑞景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聘任徐仲华为总经理，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为副总经理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组成以总经理为主的公司经营管理班子，董事会对经营管理班子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执行第一次董事会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制。聘任合同期为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从购地合同谈判开始至开发建设全部完成为止。经营班子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执行董事会的目标责任制，经营目标责任制指标如下，“瑞景城市花园”累计实现税后利润数，如累计实现税后利润达不到3000万元，不发奖金，扣发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工资50%，如累计达到或超过3000万元，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按以下方法提取奖励，累计实现税后利润3000万元以内的，按10%提取奖励；累计实现税后利润在3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3000万元以内部分按10%提取奖励，超过3000万元的部分按15%提取奖励；累计实现税后利润在1亿元至1.5亿元之间，1亿元以内部分按上述办法提取奖励，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25%提取奖励；累计实现税后利润超过1.5亿元，1.5亿元以内部分按上述方法提取奖励，超过1.5亿元的部分按35%提取奖励。以上奖励在累计税后利润实现后，经董事会确认，由总经理签字可兑现，总经理根据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所作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并负责按国家规定缴纳税收，以上奖励包含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平时和年终的奖金。同日，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签署《承诺函》，载明由徐仲华代表瑞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公司法人代表崔民权签订《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聘任合同》，应聘方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承诺，愿以个人和家庭财产对聘任合同履行进行担保，如无故中止聘任合同，承担违约罚款1000万元，以我们个人和家庭的财产进行赔偿。2005年3月12日，瑞景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委托管理合同》，约定为了确保项目创品牌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董事会要求集通源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经营管理，组建经营管理班子，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瑞景公司委托集通源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经营广利，一致同意聘任徐仲华为总经理，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为副总经理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组成以总经理为主的公司经营管理班子，董事会对经营管理班子实行总经理负责制，集通源公司负责全面执行第一次董事会确定的经营目标责任制。2006年1月21日，瑞景公司报告载明：董事会，2005年瑞景公司经营班子，按照董事会的要求，努力工作，开拓进取，公司各项业务取得突出成绩，南北区工程进度顺利，销售收入7.05亿元，并引入家乐福，股东资金已基本收回，预测项目经济效益比较可观，经营班子从公司成立以来，从未领过奖金，根据经营管理班子与董事会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制和目前经营的成果，经营班子特向董事会申请预提200万元经营目标管理责任制奖励，待项目结束后，在审核确定后经营目标责任制结算奖励总数中抵扣。2006年3月22日，瑞景公司向集通源公司支付200万元。2006年3月13日，瑞景公司第六次董事会纪要载明：参加人员李培英、徐仲华、尹乐、徐虹、李孝意、卢进先，列席人员范丽君、陈学林。新一届董事会由李培英、徐仲华、尹乐、徐虹、李孝意、卢进先等组成，推荐李培英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徐仲华、常务副总经理卢进先、副总经理陈学林汇报工作……会议确认同意，原经过公证（2003）京证经字第02851号由董事长代表董事会与总经理代表经营班子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制，条款不变，改为由2005年3月12日董事长代表董事会与集通源公司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制。2.瑞都公园世家项目。2004年8月16日，东杰公司与徐仲华签订《东杰公司经营管理聘任合同》，约定由东杰公司投资开发的瑞康世家项目，根据东杰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聘任徐仲华为总经理，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为副总经理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组成以总经理为主的公司经营管理班子，实行董事会对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执行经营目标责任制。（五）个人履历及人际关系情况：1.徐仲华。1995年12月1日，徐仲华任中共福建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副书记。1997年1月28日，徐仲华任福建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2005年5月20日，免去徐仲华中共福建建工党组副书记、成员职务，提前退休。2005年6月3日，免去徐仲华福建建工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2.陈学林。2013年9月29日，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免去陈学林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武夷公司）总会计师职务。3.人际关系。徐仲华原系福建建工的总经理、北京武夷公司的董事长，陈学林原系北京武夷公司的总会计师，卢进先系徐仲华派驻在北京武夷公司的执行董事。徐仲华与范翃如于1997年认识，付荣健经徐仲华同意自甘肃将范翃如招聘至北京武夷公司，范翃如又名范红霞、范丽君。徐仲华称杨玉荣与李府清与北京武夷公司并无任何关系，杨玉荣系徐仲华妻子的外甥，李府清系徐仲华妻子的侄子。卢进先原系福建建工的员工，于1992年与徐仲华认识，2002年自福建建工辞职后应徐仲华的邀请来到北京参与瑞都公园世家和瑞都国际项目的测算工作。范翃如称其原系甘肃省天水市建设局设计院职员，北京武夷公司付荣健来到甘肃邀请范翃如参与北京武夷公司的设计团队，故范翃如于1994年12月24日来到北京就职于北京武夷公司，并于1999年与卢进先认识，当时卢进先担任北京武夷公司执行董事。后徐仲华提出与范翃如辞职成立公司，于是2003年范翃如自北京武夷公司辞职并找到瑞都公园世家和瑞都国际两个项目的用地。（六）集通源公司股权持有、转让及代持情况：1.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的主张。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主张，集通源公司成立之初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徐仲华四人均不是原始股东，原始股东实际为何希平。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主张，2003年3月12日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徐仲华四人共同收购集通源公司46.67%股份，由李府清和杨玉荣代持。关于收购46.67%股份的资金来源和对价支付方式，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主张该46.67%的股权对应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14%的股权，因为集通源公司为控股公司，瑞景公司为项目实体公司，故集通源公司股东实际权益均体现在间接持有瑞景公司股权上，为此，要明确集通源公司股权价值就需要穿透计算瑞景公司股权，而该46.67%包含两个部分，一是16.67%股权对应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5%的股权，其实质权益为四名实际出资人享有，无需支付对价。二是30%股权则因陈荣、林华（背后实际股东何希平）无资金继续投入瑞景项目，而瑞景项目急需资金，因此由四名实际出资人投入资金弥补集通源公司的资金缺口，四名实际出资人共筹集450万元资金投入到瑞景公司。截止2003年1月17日，何希平实际投入瑞景项目1200万元，按投资占瑞景公司16%股权比例计算，每持1%股权应实际投入75万元，因此，四名实际投资人应按照6%股权向瑞景项目投入450万元。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进账单和收据，载明2003年4月8日、4月9日、4月11日、4月18日、4月24日，北京天一华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华泰公司）分六笔向集通源公司转账共计245万元，集通源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股东二（经营班子徐、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投资款（天一华泰公司代付）。2003年4月15日，东杰公司向集通源公司转账72万元，集通源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股东二（经营班子徐、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投资款。2003年10月9日、天津市塘沽区春来建材经销处（以下简称塘沽春来经销处）分两笔向集通源公司转账65万元，集通源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股东二（经营班子徐、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投资款（塘沽春来经销处代付）。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现金送款簿和收据，载明2003年6月10日至10月17日期间，分八笔支付集通源公司46万元。上述款项共计428万元。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的投资确认函，载明经营班子徐、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至2003年10月17日，累计收到投资款450万元整。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主张，2003年12月21日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四人共同收购集通源公司剩余53.33%股份，由李府清和杨玉荣全部代持。股权转让款共计1985万元（包含转让方初始注册资本100万元，转让方后期投入1100万元及股权溢价785万元）。关于198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来源，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2004年1月5日瑞源公司和瑞景公司分别向集通源公司打款1000万元的银行进账单和收据，用以证明资金来源于瑞景公司和瑞源公司。2.徐仲华的主张。徐仲华主张，集通源公司成立之初其与陈融共同出资作为原始股东，不认可何希平系实际股东。认为陈融占股53.33%，徐仲华占股46.67%，均由陈荣（陈融的弟弟）和林华（陈融的外甥女）代持。徐仲华的原始出资系由其妻李爱桃向陈融现金交付42万元港币。徐仲华主张，2003年3月12日徐仲华的46.67%股权变更由李府清（徐仲华妻子的侄子）和杨玉荣（徐仲华妻子的外甥）代持。徐仲华主张，2003年12月21日陈融将其持有的53.33%股权转让给徐仲华，股权转让款1985万元，股权全部由李府清和杨玉荣代持。转让款来自其从北京天华数通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数通公司）筹措的2000万元。徐仲华提交2003年12月11日银行收付款通知，用以证明资金来源于天华数通公司出借的2000万元。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不予认可，并提交2004年7月28日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800万元和2004年7月30日东杰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200万元，以及2004年8月2日嘉利祥和公司向天华数通公司支付1000万元，用以证明已经清偿了天华数通公司出借的1000万元。徐仲华提交以下证据予以佐证：⑴陈融出庭作证称：2001年大约8月份左右，其朋友徐仲华找其商量说，徐仲华9月份要调回国内总部，回去后就申请退休或辞职，准备自己出来创业，在北京已经谈妥一个地产项目，与首都机场合作，徐仲华占30%股份，邀请其一期合作成立一家公司投资这个项目。协商一致同意，由其和徐仲华合作成立一家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其持53.33%股份，徐仲华持46.67%股份，由徐仲华负责在北京办理公司注册等有关手续，其负责先汇去100万注册资本，办妥注册手续后，徐仲华在香港归还其折合46.67%万元的港币。公司先由其弟弟陈荣和外甥女林华作为股东，等徐仲华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将公司46.67%股份转给徐仲华。2002年2月公司注册成立，公司名称为集通源公司，其从自己的公司汇去100万元注册资本，过了大约一、二个月，徐仲华的妻子李爱桃在香港还了其42万元港币。应徐仲华的要求，2003年3月12日，46.67%股份转给徐仲华的亲戚李府清和杨玉荣代徐仲华持股。2003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由徐仲华支付1985万元收购其53.33%的股份，其53.33%股份按徐仲华的要求，转让给徐仲华的亲戚李府清和杨玉荣代徐仲华持股。⑵陈荣出庭作证称：陈融是其哥哥，2002年陈融与徐仲华一起到北京投资房地产项目，成立了集通源公司，用其和外甥女林华的身份证作为股东办理工商登记和签订有关协议，具体注册手续是由徐仲华负责办理，协议上林华签字由其代签。实际上其和林华都是代陈融和徐仲华持股，陈融持53.33%，徐仲华持46.67%。2003年12月21日，徐仲华支付1985万元收购了陈融53.33%的股份。2003年3月12日和2003年12月21日，其和林华代持的股份分两次转给了徐仲华的亲戚李府清和杨玉荣代徐仲华持股。⑶林华出庭作证称：陈融是其舅舅，2002年陈融与徐仲华一起到北京投资房地产项目，成立了集通源公司，用其和另一位舅舅陈荣的身份证作为股东办理工商登记和签订有关协议，具体注册手续是由徐仲华负责办理，协议上其签字由陈荣代签。实际上其和陈荣都是代陈融和徐仲华持股，代陈融持53.33%，代徐仲华持46.67%。2003年12月21日，其代持的20%股份转给了徐仲华的亲戚李府清和杨玉荣代徐仲华持股。⑷李府清出庭作证称：2017年7月其得知卢进先、范翃如提起诉讼，在诉讼中提交了2003年3月12日和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2018年3月其又得知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又在诉讼中提交了2008年6月16日所谓由李府清、杨玉荣签的“承诺函”。其从未见过和听过三份“承诺函”，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在同一办公地点工作，十几年相处在一起，他们从未向其说过三份“承诺函”。三份“承诺函”签名不是其本人真实签名，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达。其与徐仲华有真实的受托持股协议，后来全部股权转还给徐仲华，其从没有代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持有过集通源公司的任何股份。集通源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两家公司，两家公司的“承诺函”所承诺内容不同，本应该分别写在两份文件上，其从来就不是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怎么会在包含两家公司的“承诺函”上签字？其也无权也不可能在有嘉利祥和公司的任何承诺函文件上签字作任何承诺。⑸杨玉荣出庭作证称：其于2017年7月27日接通州法院通知，卢进先、范翃如起诉嘉利祥和公司和本人，在诉讼中提交的2003年3月12日和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最近又得知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又在诉讼中提交了2008年6月16日由其和李府清签名的“承诺函”，十几年其从未听说过有这三份“承诺函”，三份“承诺函”完全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其与徐仲华有真实的代持股协议。其与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完全不熟悉，2012年5月以前从未见过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三人，他们不可能委托其代为持股，其也不会接受与他完全不熟悉的人委托代持。⑹2003年3月2日，林华、陈荣和李府清、杨玉荣签订《集通源公司股东协议》，载明双方经协商，共同注册成立集通源公司，集通源公司再与机场建投公司注册成立瑞景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北京通州果园九棵树48号约149亩土地，开发建设和瑞景城市花园项目。集通源公司持瑞景公司30%股权（应出资比例25%，另5%由机场建投公司垫资）。林华、陈荣在集通源公司持53.33%股权，即在瑞景公司持16%股权，李府清、杨玉荣在集通源公司持46.67%股权，即在瑞景公司持14%股权，双方按以上股权比例分配利润和承担亏损。林华、陈荣出资比例为19%，李府清、杨玉荣出资比例为6%，林华、陈荣为李府清、杨玉荣垫资3%，垫资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⑺2003年3月2日，徐仲华与李府清、杨玉荣签订《受托代持股协议书》，载明集通源公司是由陈融和徐仲华共同出资注册成立的，2003年3月2日，陈荣、林华与李府清、杨玉荣签订《集通源公司股东协议》。陈荣、林华持集通源公司中的53.33%的股份，即在瑞景公司持16%股份，李府清、杨玉荣持集通源公司46.67%股份（李府清持26.67%、杨玉荣持20%），即在瑞景公司持14%股份。徐仲华与李府清、杨玉荣专此共同声明，李府清、杨玉荣持集通源公司46.67%股份全部是受托代徐仲华持有。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运作资金由徐仲华负责筹措。所有风险李府清、杨玉荣不承担，所有权益李府清、杨玉荣不享受，所有风险由徐仲华承担，所有权益由徐仲华享受。⑻2003年12月21日，徐仲华与李府清、杨玉荣签订《受托代持股协议书》，载明就集通源公司受托代持股达成协议，2003年12月21日，陈荣、林华与李府清、杨玉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荣、林华持集通源公司中的53.33%的股份，（即持瑞景公司16%股份）转让给李府清、杨玉荣。转股完成后，李府清持集通源公司60%%股份（即持瑞景公司18%股份），杨玉荣持集通源公司40%%股份（即持瑞景公司12%股份）。徐仲华与李府清、杨玉荣专此共同声明，李府清、杨玉荣两人持集通源公司100%股份全部是受托代徐仲华持有。公司注册资本、上述收购股权资金及公司运作资金由徐仲华负责筹措。所有风险李府清、杨玉荣不承担，所有权益李府清、杨玉荣不享受，所有风险由徐仲华承担，所有权益由徐仲华享受。⑼2004年1月7日，陈荣、林华向李府清、杨玉荣发送通知，要求将股权转让款1985万元转到福州融山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和福清友山房地产有限公司。同日，集通源公司将1000万元转入福清友山房地产有限公司，将985万元转入福州融山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七）集通源公司增资情况：1.2004年4月27日，集通源公司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工商档案显示系由嘉利祥和公司增资800万元、李府清增资100万元。2004年4月22日，三亚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汇款70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股东暂借款。2004年4月26日，嘉利祥和公司向集通源公司账户入资800万元，李府清向集通源公司账户入资100万元，取得入资资金凭证。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一份2004年4月20日《协议书》，载明：双方就有关互相增资工商注册事宜，达成协议，双方根据业务需要增资，因原自然人股东需大量现金入资，为解决上述困难，现需要暂时以对方作为临时法人股东，双方相互暂时为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相互增资后，暂时的法人股东应该及时配合退出所增资公司，并及时进行相应账户处理。因临时增资与原有债权、债务无关。落款处加盖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公章。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一份落款日期2005年2月21日的文件，内容为：“实际股东（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2004年4月26日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工程管理费100万元以李府清名义对我司增资。2005年2月5日北京京福基业建材有限公司转入我司950万元，是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用于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集通源公司代持股东处签有“李府清”“杨玉荣”。徐仲华提交一份2010年7月22日《股东协议》，载明集通源公司持有三亚集通源公司92.5%股权，三亚集通源公司持三亚（首都机场）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三亚集通源公司92.5%股权由股东徐仲华代表三亚管理团队全部持有。集通源公司其他股东不持有三亚集通源公司的股权。落款处有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杨玉红、赵志坚。2.2012年3月21日，集通源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工商档案显示系由华诚汇美公司增资4000万元。2012年3月21日，华诚汇美公司向集通源公司账户入资4000万元，取得入资资金凭证。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2012年3月8日融创公司向华诚汇美公司转账2000万元的汇兑来账凭证和2012年3月23日东杰公司向华诚汇美公司转账2000万元的汇兑来账凭证，用以证明华诚汇美公司对集通源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八）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提交的承诺函等材料：1.落款日期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内容为：“2003年3月12日，由李府清和杨玉荣出面代持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持有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46.67%的股权。2002年10月15日杨玉荣出面代经营班子持有北京嘉利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80%股权。我们两位均未实际出资，不享有以上两家代持公司的经营收益，也不承担经营风险”。承诺函下方承诺人处签有“李府清”和“杨玉荣”的名字。2.落款日期2004年1月1日《承诺函》。内容为：“我们两位均未实际出资，代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持有集通源公司股权，所有与原始股东有关股权转让的工商等手续已办妥。经过经营班子一致同意，我们就公司和项目股权、投资及权益分配等事项证明并承诺如下：一、集通源公司已参股项目（含三亚项目）投标的工程承包利润（扣工程管理分成后）分配比例：徐仲华40%、卢进先22.5%、范丽君22.5%、陈学林15%。二、集通源公司今后新投资项目（含2003年12月18日开始投资的三亚项目）股权持有比例：徐仲华40%、卢进先22.5%、范丽君22.5%、陈学林15%。三、2003年3月12日陈荣、林华转让集通源公司46.67%股权，确认如下：1.按原始资金575万（其中150万为待收管理费）分别为：徐仲华202.5万、卢进先116.25万、范丽君106.25万、陈学林150万的资金比例持有北京集通源30%的股权，即徐仲华10.56%、卢进先6.06%、范丽君5.55%、陈学林7.83%，现无其他资金来源，后续资金的投入不影响四位股东对该部分股权的持股比例。2.北京集通源16.67股权，即瑞景公司5%股权，在扣除2003年12月21日收购陈荣、林华在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的800万溢价后，经营班子按1.5%、1%、1%、1.5%比例折算分别持有集通源公司股权为：徐仲华5%、卢进先3.335%、范丽君3.335%、陈学林5%。四、其余股份：2003年12月21日收购陈荣、林华在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即瑞景公司16%股权），股权比例根据收购资金实际来源另行确定。五、公司所有对外签署借款、担保、投资等文件需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四位实际股东共同授权。股东任何进入公司的资金需由四位股东共同确认。六、其他事项：我们两位承诺按上述已确定股权比例今后无条件变更为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四位实际股东，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变更等任何工商事项变更均不改变股权比例，我们两位签署的任何改变以上股权及权益分配比例的文件均需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四位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任何实际股权变更需办理公证手续方为有效”。承诺函落款承诺人：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代持股东下方签有“李府清”和“杨玉荣”的名字。3.落款日期2004年1月1日《合作共管协议》，内容为：“甲方集通源公司，乙方嘉利祥和公司，鉴于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四位已于2002年10月15日收购嘉利祥和公司100%股权，并于2003年3月12日和2003年12月21日经营班子四位分两次收购集通源公司100%股权，至此，两家股东公司的四位实际股东（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与开发企业瑞景公司和东杰公司两家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相同一致，双方为了节省费用一致同意合作共管，经营场所共同使用，费用分摊；人员统一管理，采取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统一处理账务、工商、银行、税务、统计等具体日常业务；资金统一调配，合理计息”。甲方处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乙方处加盖嘉利祥和公司公章。4.落款日期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内容为：“我们两位均未实际出资，代经营班子持有股权，现对有关事项证明并承诺如下：一、现由我们两位代持，于2003年12月21日收购陈荣、林华在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53.33%股权（实际支付溢价785万，占瑞景公司16%股权），收购股权的1985万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班子在项目的未分配奖励（即瑞景、东杰公司经营目标责任制未分配奖励），因此，53.33%的股权按2004年1月共同确认的瑞景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分配比例[即徐仲华30%、卢进先18%、范丽君（范翃如15%、陈学林12%，另外预留25%由四位平均分配）]进行折算实际持有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徐仲华19.33%、卢进先12.93%、范丽君11.34%、陈学林9.73%。二、杨玉荣在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代经营班子中的三位（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持有70%股权，实际股权为：徐仲华30%、卢进先20%、范丽君20%。三、任何改变以上股权及权益分配的文件均需上述四位实际股东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需办理公证手续。今后我们两位不再对代持股权作出新的承诺，本承诺不因任何原因改变失效。以我们两位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已签署的借款协议或账面记录现存的对外借款、债务等（关联单位往来除外），资金均为项目工程周转资金，非真实债务，无需计息、无需偿还本金。今后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借款、担保等文件需实际股东共同授权”。承诺函下方承诺人：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代持股东处签有“李府清”和“杨玉荣”的名字。5.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内容为：实际股东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范翃如）、陈学林：我们代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持有北京集通源的股权以2004年1月1日和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为准，即代持四位实际股东股权：徐仲华34.89%、卢进先22.325%、范丽君20.225%、陈学林22.56%；杨玉荣在北京嘉利祥和代持三位实际股东股权：徐仲华30%、卢进先20%、范丽君20%。应徐仲华要求，因北京集通源对外合作需要（2008年6月5日公司与普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合约），为体现“股东少、股权集中、徐仲华绝对控股”，将由我们代持北京集通源100%股权，工商登记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96%、陈学林持4%。同时，将杨玉荣代持北京嘉利祥和70%股权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70%。今后两家公司因经营需要，如合作、增资、融资等，而更换代持股东、变更代持股权比例等，代持股东均继续由徐仲华代为签名，也需实际股东配合办理工商备案的签名。我们承诺：两家公司的工商变更未经实际股东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未办理公证，均不改变实际股东上述的股权比例，仅用于工商备案和第三方使用。在徐仲华实际控制这两家公司（含前期代法定代表人签名、持有公章和财务章）及实际控制的参股公司期间，负责依法经营且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以徐仲华所持有这两家公司股权担保”。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函下方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代持股东处签有“李府清”和“杨玉荣”的名字。6.《股东会决议》，内容为：2005年2月20日，在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48号召开集通源公司股东会，参会3人，代表股权100%，符合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会议同意，将原公证（2003）京证经字第02851号的《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聘任合同》，形式转为由我公司作受托管理方，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条款内容不变，该合同不影响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在我公司的现有股权。2.会议同意，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达到兑现条款，应及时无条件兑现。考虑到合理避税，奖励可转入我公司账户，奖励分配比例按照经营班子四位共同确认为：徐仲华30%、卢进先18%、范丽君15%、陈学林12%，预留25%。奖励可用于以公司名义对外收购股权、持资产、投资等或分配现金（可由徐仲华安排预提兑现）。3.委托管理合同条款内容的变更应经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共同确认签字且加摁手印，并办理公证手续方为有效。卢进先称上述文件中“李府清”和“杨玉荣”的签字均由徐仲华书写。徐仲华对此不予认可，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12日的《承诺函》和落款日期为2007年11月28日的《承诺函》中“李府清”和“杨玉荣”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法源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2月26日，法源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退案说明，认为经审查检材上“李府清”和“杨玉荣”的签字与样本中的签字既有符合特征又存在差异，无法作出鉴定意见，故做退案处理。法源鉴定中心退案后，徐仲华明确表示对于《承诺函》中的签字不再申请鉴定。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申请对《承诺函》中“李府清”和“杨玉荣”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华夏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7月19日，华夏鉴定中心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8]文检字第4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3年3月12日的《承诺函》和2007年11月28日的《承诺函》中“李府清”与“杨玉荣”的签字系徐仲华书写。徐仲华申请对于卢进先提交2003年3月12日的《承诺函》和2007年11月28日的《承诺函》是否为原件申请鉴定，后徐仲华撤回鉴定申请。本案审理过程中，卢进先申请对于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李府清”和“杨玉荣”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中天司鉴中心进行鉴定。中天司鉴中心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中天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40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李府清”和“杨玉荣”的签字为徐仲华书写。（九）其他需说明的情况1.2015年3月3日，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向徐仲华发送文件，内容为：徐仲华总经理，我们对三亚“瑞都水郡”项目提出如下要求……2.鉴于我们三位是集通源公司股东和三亚金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金晖公司）董事，间接持有三亚金晖公司股权，三亚金晖公司投资计划和经营方针的确定，因工程承包问题与徐仲华总经理有较多关联交易，为充分、全面、公正反映集通源公司全体股东意见，充分表达全体股东的诉求和意见，避免滥用公司法人资格的情形发生，避免三亚金晖公司股东会会议成为大股东一股独大、侵犯小股东利益的工具，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三亚金晖公司召开股东会我们应该参加，参与决定公司投资计划和经营方针。2.2016年2月29日，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向徐仲华发送文件，内容为：徐仲华总经理……最初你不是投资者你也不是股东，是我们四位共担风险组成了经营管理团队，逐渐取得了经营成果，当房地产行情看涨，大家的经营成果增值了，为什么不能由经营管理团队共享，而你却见利忘义……你的最终目的就是企图推翻2004年初由我们经营班子共同约定的奖励分配比例，即由你亲笔拟定的分配比例，徐仲华30%、xxx25%，卢进先18%，范丽君15%、陈学林12%。在北京公司的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后，你不依据2004年初我们共同约定的分配比例兑现奖励，用此手法否认我们经营管理班子的奖励，侵占我们应得的权益。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冻结徐仲华持有的集通源公司的股权7162500元。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8）京0112民初4982号民事裁定书，采取了冻结措施。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卢进先的请求权基础，卢进先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起诉，将集通源公司和徐仲华均列为被告，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对集通源公司的出资为11162500元（占股比例22.325%），并要求集通源公司将登记在徐仲华名下的出资7162500元（占股比例14.325%）变更登记到卢进先名下，故卢进先的请求权基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其对集通源公司实际享有出资11162500元（22.325%的股权），二是主张其就集通源公司出资7162500元（14.325%的股权）与徐仲华存在代持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该两方面的请求权基础均可归纳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项下。关于本案案由的适用，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系第二级案由，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其项下的第三级案由，故卢进先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起诉，虽不够精准，但不属错误，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不再调整。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确定，根据卢进先的请求权基础、诉请，以及集通源公司、徐仲华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一是卢进先对集通源公司的出资数额及持股比例的认定；二是卢进先与徐仲华之间就集通源公司的出资7162500元（14.325%的股权）是否存在代持关系。针对两方面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卢进先对集通源公司的出资数额及持股比例的认定。卢进先主张其与范翃如、陈学林、徐仲华均非原始股东，股权系通过两次股权转让继受取得和两次增资原始取得。（一）针对第一次股权受让，即2003年3月12日收购集通源公司46.67%股权，首先，无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作为受让人的股权转让书面协议，故无法确定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和转让款金额等核心内容；其次，关于收购46.67%股份的资金来源和对价支付方式，卢进先主张一是16.67%股权对应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5%的股权，其实质权益为四名实际出资人享有，无需支付对价，其提交2001年9月12日机场建投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关于成立“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2002年9月28日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的《代持股权承诺》予以佐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成立“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约定的系成立瑞景公司时，机场建投公司为集通源公司无息垫付5%的注册资本，项目结算时予以返还，故机场建投公司系为集通源公司垫资，并非为卢进先等个人垫资，根据该合同书不能认定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5%的股权归属于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个人。2002年9月28日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的《代持股权承诺》，载明“机场建投公司为无息垫付5%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款，开发前期工作是由瑞景公司的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学林负责运作，即我司持有的瑞景公司30%股权其中5%的股权，即占我司16.67%股权属于经营班子，先由我司代持”，一审法院认为卢进先的举证不足以支持其主张，1.如基于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作为经营班子成员，负责瑞景项目开发前期运作有贡献，集通源公司作为瑞景公司持30%股权的股东，确实可以自由处置自有股权，将对瑞景公司5%的股权奖励给经营班子四人，但该处置的法律后果是经营班子四人拥有瑞景公司5%的股权，并不能逆向换算为拥有集通源公司16.67%的股权，因为集通源公司不能决定谁成为自己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权利的让渡仍需集通源公司2002年9月28日的股东，即陈荣和林华或实际出资人决定；2.集通源公司作为法人，决策应经股东会或董事会通过，承诺仅加盖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无股东签字，亦无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佐证，且集通源公司的公章一直被陈学林持有，不能排除私自加盖的可能，故仅依据承诺，不能认定集通源公司将对瑞景公司5%的股权奖励给了经营班子四人。综上，不能认定经营班子四人应享有集通源公司16.67%的股权；卢进先主张二是30%股权因陈荣、林华（背后实际股东何希平）无资金继续投入瑞景项目，而瑞景项目急需资金，因此由四名实际出资人投入资金弥补集通源公司的资金缺口，四名实际出资人共筹集450万元资金投入到瑞景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卢进先的举证不足以支持其主张，1.瑞景项目的运行实体公司为瑞景公司，机场建投公司和集通源公司作为瑞景公司股东，负有向瑞景公司注入资金以保障瑞景项目运行的义务，如集通源公司缺乏注入资金导致资金缺口，由经营班子筹措了450万元资金，经营班子得到的对价可为获得瑞景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并不能必然逆向折算为获得集通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退一步讲，如经营班子筹措450万元资金系为集通源公司股东陈荣、林华或实际出资人填补资金缺口，应由陈荣、林华或实际出资人将其持有的集通源公司的股权按一定比例折抵给经营班子四人，现卢进先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2.卢进先提交的证据经核算仅为428万元，与其所称的450万元存在差距，且资金来源于天一华泰公司转账、塘沽春来经销处转账以及现金，后续如何还款亦未明确，故即便存在450万元的投资，一审法院亦不能认定归属于经营班子四人的投资；3.根据2003年3月2日林华、陈荣、李府清、杨玉荣签订《集通源公司股东协议》，因机场建投公司代集通源公司垫资5%，故集通源公司应投资比例为25%。对此25%，集通源公司的股东林华、陈荣为李府清、杨玉荣垫资3%，所以林华、陈荣按19%出资，李府清、杨玉荣按6%出资。如林华和陈荣资金紧张无法筹措450万元，为何还要协议约定为李府清、杨玉荣垫资。且2003年1月17日陈荣和林华或实际投资人出资的1200万元对应16%的投资，并不代表后续再投450万元，即可满足16%投资比例，因为是否满足投资比例由应投资的总金额决定，而不是已投资的金额决定。故一审法院不能认定经营班子四人应享有集通源公司30%的股权。综上，卢进先的举证不能证明经营班子四人受让了或应实际享有集通源公司46.67%股权的主张。（二）针对第二次股权受让，即2003年12月21日收购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首先，无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作为受让人的股权转让书面协议，故无法确定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和转让款金额等核心内容；其次，关于转让款1985万元的来源，卢进先主张系2004年1月5日瑞源公司和瑞景公司分别向集通源公司打款1000万元，但卢进先不能举证证明瑞源公司和瑞景公司系替经营班子四人支付转让款，亦不能证明经营班子四人进行了还款。故卢进先的举证不能证明经营班子四人受让了或应实际享有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的主张。（三）针对第一次增资，即2004年4月27日集通源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关于增资款的来源，显示系嘉利祥和公司增资800万元、李府清增资100万元，不能证明嘉利祥和公司和李府清系替经营班子四人支付增资款，亦不能证明经营班子四人进行了还款。虽然卢进先提交一份2005年2月21日签有“李府清”“杨玉荣”的文件，但该文件真实性存疑，且就本次增资仅提到“2004年4月26日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工程管理费100万元以李府清名义对我司增资。”故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本次1000万元的增资系由经营班子四人出资。（四）针对第二次增资，即2012年3月21日集通源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关于增资款的来源，显示系华诚汇美公司增资4000万元，不能证明华诚汇美公司系替经营班子四人支付增资款，亦不能证明经营班子四人进行了还款。故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本次4000万元的增资系由经营班子四人出资。（五）其他需说明的情况关于经营目标责任制，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存在经营目标责任制，但本案的证据不能认定经营班子四人基于经营目标责任制应获得的奖励数额，进而不能认定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能归属于经营班子四人收益或投资的数额。综上，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卢进先对集通源公司的实际出资数额11162500元和应持股权比例22.325%。二、卢进先与徐仲华之间就集通源公司的出资7162500元（14.325%的股权）是否存在代持关系。股权代持是公司制度中常见的一种交易设计，当事人之间通过约定由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向公司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而代持人作为名义股东，登记于公司章程和工商档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了股权代持的法律定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关于股权代持关系的认定，存在代持协议或约定，是判断成立股权代持关系最直接的证据，如无代持协议，则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认定是否成立代持法律关系。（一）股权代持协议的认定卢进先主张徐仲华代其持有集通源公司14.325%的股权，提交签有“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五份文件予以证明，徐仲华认为五份文件均系徐仲华在空白纸上签字后卢进先等人套打形成，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03年3月12日、2007年11月28日两份《承诺函》以及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变更承诺》中“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签字经鉴定系徐仲华书写，2004年1月1日承诺函和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中“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签字也能够认定系徐仲华书写，但首先从形式上来讲，五份文件只有一张原件，载明了徐仲华、卢进先、范翃如和陈学林四人关于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两家公司的持股比例；各方均认可“杨玉荣”和“李府清”仅为显名股东，代持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上述五份文件中“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签字并非本人书写，而由徐仲华书写，故上述五份文件无法认定系显名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作为股权代持和持股比例的重要依据，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亦不符合常理；其次从内容上看，2008年6月16日嘉利祥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杨玉荣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当天集通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将李府清在集通源公司的96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杨玉荣在集通源公司的40万元股份转让给陈学林，故2018年6月16日徐仲华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陈学林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的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不再担任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当天出具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无论是从实际股东还是显名股东的角度，都应当签署徐仲华和陈学林的名字，此时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徐仲华仍签署“李府清”和“杨玉荣”亦与常理不符；再次从其中三份文件的鉴定过程来看，之所以能够得出三份文件中“李府清”和“杨玉荣”的名字系徐仲华签署的结论，是因为比对样本基本上为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文件。此情况亦能说明在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经营过程中，经常存在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用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且卢进先提交的五份文件中“李府清”和“杨玉荣”名字的书写位置、方式与工商档案材料中的书写形式大体一致，不能完全排除徐仲华事先书写“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空白纸后，由卢进先等人对于文件的内容进行编辑打印的可能；最后从其他方面来看，卢进先在涉嘉利祥和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中，2017年9月1日开庭时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和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在一审法院向卢进先释明其应就出资问题进行举证后，于2018年8月23日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另外三份徐仲华书写“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文件；自2014年开始卢进先等人向徐仲华发送过25份文件表达其诉求和权利，但25文件中卢进先等人从未提及其在本案中提及的五份文件，亦未向徐仲华明示其三人的股权比例，且仍称徐仲华系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益，而按照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的主张，三人股权比例之和高达65.11%。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五份文件存在疑点与不符合常理之处，不能依据其提交的五份文件作为股权代持的依据。（二）无协议的股权代持关系综合认定从出资上来讲，正如在第一个争议焦点中的论述，虽然可以认定存在经营目标责任制，但本案的证据不能认定经营班子四人基于经营目标责任制应获得的奖励数额，进而不能认定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能归属于经营班子四人收益或投资的数额。从公司经营过程来看，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为经营班子成员，亦为持集通源公司8%、8%、6%股权的股东，故即便参与公司经营，亦不能认定其应持股权比例。从工商变更登记看，2008年6月16日陈学林在集通源公司工商登记中显名，2010年7月20日卢进先、范翃如在集通源公司工商登记中显名，并确定为股权比例8%、8%、6%，后虽经多次变更登记，除集通源公司增资外，三人持股比例未再变化，且历次股权变更，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均签署了《股东会决议》。综上，卢进先提交的证据无法推翻其持股8%的工商登记，无法证实其应持有22.325%股权的主张。故对于卢进先要求确认其拥有对集通源公司出资11162500元（占集通源公司股份比例22.325%）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确认卢进先拥有对集通源公司的出资400万元（占集通源公司股份比例8%）。对于卢进先要求集通源公司与徐仲华协助将徐仲华持有的7162500元出资变更登记至卢进先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卢进先拥有对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8%）；二、驳回卢进先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卢进先主张其是集通源公司的股东且徐仲华持有的7162500元出资系代其持有，其应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继受公司股权以及其与徐仲华存在股权代持约定。一、关于卢进先是否向集通源公司出资或继受公司股权问题。卢进先主张其与范翃如、陈学林、徐仲华均非原始股东，股权系通过两次股权转让继受取得和两次增资原始取得。（一）针对第一次股权受让，即2003年3月12日收购集通源公司46.67%股权，首先，无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作为受让人的股权转让书面协议，故无法确定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和转让款金额等核心内容；其次，关于收购46.67%股份的资金来源和对价支付方式，卢进先主张一是16.67%股权对应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5%的股权，其实质权益为四名实际出资人享有，无需支付对价，并提交了2001年9月12日机场建投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关于成立“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2002年9月28日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的《代持股权承诺》予以佐证，但根据《关于成立“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瑞景新城”建设项目的合同书》的约定，机场建投公司系为集通源公司垫资，并非为卢进先等个人垫资，根据该合同书不能认定集通源公司持有瑞景公司5%的股权归属于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个人。且依据法理，集通源公司不能决定谁成为自己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权利的让渡需集通源公司2002年9月28日的股东，即陈荣和林华或实际出资人决定，故本院无法依据2002年9月28日加盖集通源公司公章的《代持股权承诺》认定经营班子四人应享有集通源公司16.67%的股权。卢进先主张二是30%股权因陈荣、林华（背后实际股东何希平）无资金继续投入瑞景项目，而瑞景项目急需资金，因此由四名实际出资人投入资金弥补集通源公司的资金缺口，四名实际出资人共筹集450万元资金投入到瑞景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卢进先提交的证据经核算仅为428万元，与其所称的450万元存在差距，且资金来源于天一华泰公司转账、塘沽春来经销处转账以及现金，后续如何还款亦未明确，故即便存在450万元的投资，亦不能认定归属于经营班子四人的投资，且即便经营班子筹措450万元资金系为集通源公司股东陈荣、林华或实际出资人填补资金缺口，应由陈荣、林华或实际出资人将其持有的集通源公司的股权按一定比例折抵给经营班子四人，但卢进先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卢进先的举证不足以证明经营班子四人受让了或应实际享有集通源公司46.67%股权。（二）针对第二次股权受让，即2003年12月21日收购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首先，无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作为受让人的股权转让书面协议，故无法确定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和转让款金额等核心内容；其次，关于转让款1985万元的来源，卢进先主张系2004年1月5日瑞源公司和瑞景公司分别向集通源公司打款1000万元，但卢进先不能举证证明瑞源公司和瑞景公司系替经营班子四人支付转让款。故卢进先的举证不足以证明经营班子四人受让了或应实际享有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的主张。（三）针对第一次增资，即2004年4月27日集通源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现有证据显示，增资款的来源，系嘉利祥和公司增资800万元、李府清增资100万元。卢进先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嘉利祥和公司和李府清系替经营班子四人支付增资款。虽然卢进先提交一份2005年2月21日签有“李府清”“杨玉荣”的文件，但该文件真实性存疑，且就本次增资仅提到“2004年4月26日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工程管理费100万元以李府清名义对我司增资”，故本院难以认定本次增资系由经营班子四人出资。（四）针对第二次增资，即2012年3月21日集通源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关于增资款的来源，显示系华诚汇美公司增资4000万元，但无证据证明华诚汇美公司系替经营班子四人支付增资款，故本院难以认定本次4000万元的增资系由经营班子四人出资。二、关于卢进先与徐仲华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约定问题。卢进先与徐仲华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其主张徐仲华代其持有7162500元出资的主要证据为签有“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五份文件。本院认为，首先，上述五份文件中“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签字并非本人书写，而由徐仲华书写，故上述五份文件无法认定系显名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作为股权代持和持股比例的重要依据，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不符合常理；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2008年6月16日嘉利祥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杨玉荣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当天集通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将李府清在集通源公司的96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杨玉荣在集通源公司的40万元股份转让给陈学林，故2008年6月16日徐仲华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陈学林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的股东，杨玉荣和李府清不再担任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当天出具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无论是从实际股东还是显名股东的角度，都应当签署徐仲华和陈学林的名字，此时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未要求徐仲华签署自己的名字、徐仲华仍签署“李府清”和“杨玉荣”亦与常理不符；再次，根据工商档案材料可知，在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经营过程中，经常存在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用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且卢进先提交的五份文件中“李府清”和“杨玉荣”名字的书写位置、方式与工商档案材料中的书写形式大体一致，不能完全排除徐仲华事先书写“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空白纸后，由卢进先等人对于文件的内容进行编辑打印的可能；最后，在双方产生矛盾后，自2014年开始卢进先等人向徐仲华发送过25份文件表达其诉求和权利，但25份文件中卢进先等人从未提及其在本案中提及的五份文件，亦未向徐仲华明示其三人的股权比例，且仍称徐仲华系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益，而按照卢进先、范翃如、陈学林的主张，三人股权比例之和高达65.11%，此亦不符常理。故本院难以以卢进先提交的五份文件认定卢进先与徐仲华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约定。综上，卢进先提交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提出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750元，由卢进先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孙承松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