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1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德华，男，1967年2月2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一凡，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春山，男，1966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如皋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寿南，男，1937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如皋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如皋市盛鸿漂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丁堰镇朝阳村****。法定代表人：韩春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鹏，如皋市丁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祥德，男，1964年3月9日生，汉族，住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梅（系孙祥德之妻），住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鹏，如皋市丁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吉德华因与被上诉人韩春山、韩寿南、如皋市盛鸿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鸿公司）、孙祥德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德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孙祥德之妻韩秀梅与上诉人、姚宗元、盛爱华之夫缪金泉开始以如皋市真光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光公司）名义进行合作经营”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两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但被上诉人孙祥德却一直未履行为上诉人办理股权工商登记的承诺。而且，在等待成为真光公司(即更名后的盛鸿公司)股东的过程中，上诉人与姚宗元一直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更谈不上以真光公司名义合作经营，公司一直由孙祥德、韩秀梅夫妇及缪金泉负责建设、经营。2、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故意回避了《如皋市真光漂染有限公司清理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清理工作报告）关于“实际负债总额为15032831.06元”当中应包含四股东出资10493795元在内的事实，即法院回避了清理工作报告将上诉人的投资款作为盛鸿公司负债这一事实。3、一审法院未认定“清理工作报告出具后，清产核资及企业转让未能有效进行”系因被上诉人违约发出《函告》所致。4、一审判决未正确援引上诉人的原一审诉讼请求且未对保全费负担问题进行判决。二、上诉人主张返还投资款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可直接主张返还投资款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不当。(一)一审法院认为盛鸿公司的经营结果应由上诉人等投资人承担，有违事实且对上诉人不公；盛鸿公司的经营后果应当由该公司及其股东承担，与上诉人无关。盛鸿公司始终由盛爱华之夫缪金泉及韩秀梅、孙祥德夫妇实际经营和控制，上诉人从未在盛鸿公司任职、也未参与盛鸿公司经营决策，亦未收取过盛鸿公司任何工资报酬，上诉人自始至终的投资目标只是成为盛鸿公司股东。盛鸿公司股东韩春山、韩寿南对于盛鸿公司的经营状况，应当是明知且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即便两股东未实际参与管理，但其将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经营资料交予直系亲属韩秀梅与孙祥德，放任公司由他人经营管理，相应的经营结果也应当由盛鸿公司及其股东自行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孙祥德、盛爱华、姚宗元借用盛鸿公司名义合作经营、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且认为案涉《调解协议书》本质为四人个人合伙终止而达成的协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在投资股权的目的无法实现，且通过仲裁解除增资扩股协议后，完全有理由要求返还投资款。在本案所涉投资纠纷中，上诉人基于增资扩股协议、以投资股权为目的向盛鸿公司投入了3767040元这一事实客观存在，现因股东身份客观上已无法获得确认，上诉人的股权投资已实际转化为对盛鸿公司的债权，这与《调解协议书》及《清理工作报告》将上诉人对盛鸿公司的出资额作为盛鸿公司负债也是相契合的。基于此，上诉人完全有权主张投资款返还。退一万步讲，即便如一审法院所言“增资扩股协议已实际履行了部分，不具备恢复原状(即全额退还投资款)的条件”而要求上诉人等投资人承担盛鸿公司2012年4月前的债权债务，由于盛鸿公司2012年4月之前的债权债务情况已经《清理工作报告》厘定，而且该报告是以调解协议各方认可为前提而制作的，所以一审法院完全可以依据《调解协议书》及《清理工作报告》中的清产核资情况及盈亏承担比例进行核算，从上诉人投资款中做相应调整即可：1、若以《清算工作报告》确定的净资产值-3432231.32元为亏损值，上诉人至多负担其中35%亏损即1201280.96元，被上诉人至少应向上诉人返还投资款2565759.04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2、若以《清算工作报告》盘出的盛鸿公司实际负债总额15032831.06元，剔除四投资人出资总额10493795元，即2009年10月31日至2012年4月期间因经营活动产生的负债额4539036.06元为亏损值，上诉人至多负担其中35%亏损即1588662.62元，则被上诉人至少应向上诉人返还投资款2178377.38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四)一审法院以调解协议目前仍处于履行阶段，作出上诉人应当依据调解协议主张权益的判决结果，不仅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与一审法院对本案之前的裁判思路完全相悖，实属将司法程序当儿戏，且有恶意增加当事人诉累之嫌。更何况，上诉人的诉讼目的是追回投资款，并不是转让盛鸿公司股权，至于应当返还给上诉人多少投资款，法院完全可基于现有案件证据及事实进行裁判。盛鸿公司、孙祥德辩称：一、合伙经营期间相关的股东会纪要能够明确说明上诉人实际参与了合伙体的经营和运作，上诉人不应否认该节事实。二、2012年6月2日的调解协议明确处理的内容是基于四个人的合作关系，该协议对亏损部分如何承担都有明确的约定。如果上诉人从未参与到合伙体中来，则其没有理由去分摊其他人的债务亏损，否则不符合常情。一审法院将各方从协议签订开始，实际以真光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直至公司关门停业期间认定各个出资人是合作关系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春山、韩寿南未答辩。吉德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向吉德华返还37670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资金占用费，孙祥德对前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鸿公司（原名真光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更名为盛鸿公司）设立于2005年11月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韩寿南、韩春山父子，其中韩春山占股60%，韩寿南占股40%。韩春山为法定代表人。盛鸿公司成立后，并未实际生产经营，公司印章由韩寿南之婿孙祥德保管。2009年10月31日，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其夫缪金泉代）共同签订《如皋真光漂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载明:1、孙祥德为真光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有意对公司进行投资，孙祥德同意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接受三方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增资扩股前真光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新增资本750万元，分别由吉德华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比25%，孙祥德货币增资190万元，占比30%，姚宗元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比25%，盛爱华货币出资160万元，占比20%。孙祥德应在协议签订且出资额的10%到账后，尽快通过公司对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并在30日内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协议由缪金泉、吉德华、孙祥德、姚宗元签名。骑缝处加盖真光公司印章。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增资后注册资本10%的违约金等。2010年6月，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其夫缪金泉代）再次签订真光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对四人新增的出资额进行变更，约定：由孙祥德新增出资额为30万元，占比10%，吉德华为280万元，占比35%，姚宗元为280万元，占比35%，盛爱华为160万元，占比20%。要求在8月底全部到账。孙祥德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配合其他股东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四方原于2009年10月份所签的真光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废止。上述协议签订后，孙祥德之妻韩秀梅与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之夫缪金泉开始以真光公司名义进行合作经营。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今盛鸿公司的股东仍登记为韩寿南、韩春山。2012年1月6日真光公司向吉德华出具投资款明细一份，载明吉德华投资款为360万元整。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真光公司于2012年4月停产歇业。2012年6月2日，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吉德华及韩春山、韩寿南（韩春山代）、姚宗元、盛爱华（缪金泉代）、孙祥德（韩秀梅代）就真光公司停产歇业后的资产处置方案、真光公司走向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1、吉德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四位投资人共同委托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对各自的投资、合作期间的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进行清资核产，清算结束后，出具清算报告，清算结果由四投资人承担。2、对2012年6月20日前急需支付的工人工资以及清算费用合计约32万元，由吉德华先行垫付12万元，姚宗元垫付12万元，孙祥德垫付8万元。上述款项由各当事人在6月10日前汇入调解中心账户。该款项按年15%的标准计算利息，作为企业债务列支。3、清资核产后，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韩春山、韩寿南100万元营业执照的无形资产费用、合作期间的债务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之差为亏损，由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按35%、37%、20%、8%的比例承担。4、真光公司整体转让过程中，韩春山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企业变更的义务。5、四位投资人互不追究各自投资是否按期、足额到账的违约责任。6、在清算过程中，义务人有无条件配合的义务。韩秀梅、缪金泉需全程参与清算，按5000元/月支付报酬，该费用列为清算费用。7、对清算中出现需要召开投资人会议的，四位投资人必须随叫随到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吉德华、韩秀梅、姚宗元、缪金泉四人多次就清产核资进行沟通、对账。2012年12月10日，清算人员出具了《如皋市真光漂染有限公司清理工作报告》，该报告载明：一、股东出资情况：吉德华出资376.704万元，姚宗元出资487.3275万元，韩秀梅出资75.348万元，缪金泉出资110万元。合计出资总额为1049.3795万元；二、净资产情况：账面反映净资产为-64.760038万元，具体构成，账面反映资产总额为12487362.19元，账面反映负债总额为13134962.57元。根据以上账面反映数据，对相关往来进行合并核对，未知债务进行申报，同时会合相关经手人、股东进行核实确认，对实物资产进行丈量、盘点，并对部分无价财产进行初步估价，最终盘出实际净资产为-3432231.32元，具体构成，实际资产总额为11600599.74元，实际负债总额为15032831.06元。上述清理报告出具后，清资核产及企业转让未能有效进行。2013年4月23日，姚宗元以常熟市哈达毛绒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真光公司归还其投资款487.3275万元。2013年6月23日，双方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真光公司给付投资款220万元。2013年5月6日，吉德华以真光公司、韩秀梅、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376.704万元，9月2日又撤回诉讼。2013年10月9日，吉德华再次以真光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为被告，姚宗元、盛爱华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为真光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27日作出（2013）皋商初字第11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吉德华的诉讼请求。吉德华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4月24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6年10月14日，吉德华向南通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其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2019年11月4日，南通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书认为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协议内容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履行。协议签订后，是否能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能否完成工商变更等均是该协议能否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效力。同时认为，如皋市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第5条可视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部分变更（即关于是否按期足额出资的违约责任），但调解协议的签订并非仅有本案当事人，还有案外人，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也多涉及案外人或盛鸿公司，并非局限于《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当事人之间，故不能认为该协调协议已经取代《增资扩股协议书》，仲裁庭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目的系约定共同向盛鸿公司出资，并取得相应的股东地位。而事实上，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不仅应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需履行股东会决议、认缴出资、修改公司章程和工商变更登记等一些列法定程序。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因未能履行前述法定程序，吉德华不具有盛鸿公司股东资格。姚宗元已通过另案解决该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返还问题。孙祥德、盛爱华亦无继续履行该《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意愿。故仲裁庭认为，2010年6月的《增资扩股协议书》客观上履行不能，且也无继续履行的必要，各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裁定对吉德华请求解除《增资扩股协议书》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遂作出裁决如下：一、解除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二、孙祥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吉德华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000元；（三）孙祥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吉德华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5000元等。2016年12月2日，吉德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韩春山、韩寿南、盛鸿公司、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履行2012年6月2日《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约定，对盛鸿公司进行整体转让，韩春山、韩寿南应配合将各自持有的盛鸿公司股权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用盛鸿公司股权转让金支付吉德华3767040元，另在扣除盛鸿公司其他债务后，将余额总的35%支付给吉德华。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2016）苏0682民初118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吉德华诉讼请求。吉德华不服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苏06民终45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苏0682民初1185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2019年3月7日，一审法院重新立案受理本案。审理中，吉德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判令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向吉德华返还37670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资金占用费，孙祥德对前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吉德华撤回对姚宗元、盛爱华的起诉，一审法院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吉德华因履行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而向盛鸿公司投入的投资款3767040元应否返还？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吉德华不可直接主张盛鸿公司等向其返还投资款。理由：首先，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经（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于2019年11月4日解除，但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等人已经向盛鸿公司投入资金建厂实际经营至2012年4月盛鸿公司停产停业，期间四人均参与盛鸿公司的实际经营，四人投入的资金部分转化为盛鸿公司的资产，部分用于盛鸿公司的日常经营，投资经营行为亦实际对外产生有债权债务，四人之间形成事实上个人合伙关系。增资扩股协议解除的法律效力并不及于四人个人合伙组织，四人个人合伙组织如果达成继续经营的合意，仍然可以继续个人合伙经营，如果不继续经营，也应就个人合伙期间的资产、债权、债务清算后依法解散；其次，吉德华与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等人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本质为四人个人合伙终止而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调解协议约定清产核资后，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韩春山、韩寿南100万元营业执照的无形资产费用及合作期间债务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的差为亏损，对亏损按吉德华35%、姚宗元37%、孙祥德20%、盛爱华8%的比例负担亏损。目前，盛鸿公司虽然经过初步清理，但盛鸿公司并未整体转让、亏损具体金额也未实际确定，各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继续履行的意思虽不明确，但在该调解协议尚未被解除、撤销的情况下，吉德华应当依据调解协议主张四人个人合伙终止的剩余资产分配权。综上，因《增资扩股协议》已经部分实际履行，吉德华等人虽未能成为盛鸿公司的股东，但增资扩股协议的当事人已经实际以盛鸿公司名义经营，所投资金用于四人个人合伙的经营，此后，增资扩股协议各方当事人及相关权益人对四人个人合伙的解散也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目前仍处于履行阶段，吉德华在本案中直接主张返还其投资款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碍难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吉德华的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鸿公司、孙祥德提交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关于韩秀梅工作报酬问题的意见”及分别由吉德华、吉小平、缪金泉签字的记账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吉德华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吉德华质证如下：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即便该份证据上记录了相关内容，也是各方为了股权变动之后对公司组织结构的一种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关于韩秀梅工作报酬问题的意见”上吉德华的签名真实，但签署时间是2012年2月10日，距离盛鸿公司停业只有一个多月，签该材料的背景是吉德华的股东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其要求孙祥德和韩秀梅变更股权，但是孙祥德和韩秀梅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韩秀梅提出要拿工资，要做总经理，还要求四个投资人签字确认该事实才能去办理股权变更，在此背景下签了该份材料，但后来股权也没有办理变更，一个多月之后盛鸿公司即在韩秀梅的授意之下被关掉。对记账凭证中吉德华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人员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吉德华只是作为证明人在凭证上签字，不能证明吉德华实际参与了盛鸿公司的经营。本院认证如下：盛鸿公司、孙祥德提交的会议纪要虽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载明的内容已经本院（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故对会议纪要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吉德华对“关于韩秀梅工作报酬问题的意见”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吉德华对记账凭证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有吉德华签名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他人签名的其余凭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吉德华与真光公司及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中查明，案涉《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后，孙祥德由其妻韩秀梅与吉德华、姚宗元、缪金泉开始以真光公司的名义进行合作投资、经营，但未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关程序；经营期间，2012年1月17日，韩秀梅、吉德华、姚宗元、缪金泉四人形成《股东会议》一份，约定吉德华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韩秀梅为总经理，缪金泉协助工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解除后，吉德华是否有权要求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直接返还其投资款。本院认为，吉德华等人签订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进行投资的本意是成为盛鸿公司的股东，法院生效判决虽未认定盛鸿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吉德华等投资人实际参与了盛鸿公司的经营，其部分投资已转化为公司资产，部分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因此，虽然《增资扩股协议》经（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于2019年11月4日解除，但吉德华等人的投资不能简单适用原值返还。事实上，2012年6月2日，各投资人及盛鸿公司股东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盛鸿公司的资产处置等达成了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即对合作期间的企业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进行清资核产，再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转让金再进行分配，如有亏损由各投资人按比例分担。此后清算人员也出具了清理工作报告，但企业转让未能实际进行。虽然各方对企业未能转让的原因说法不一，但从次年投资人姚宗元即以常熟市哈达毛绒制造有限公司名义起诉要求盛鸿公司返还投资款且最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来看，姚宗元、盛鸿公司已以其行为表明不再按2012年的调解协议履行。且时隔多年，清资核产和转让一直未能进行，表明2012年的调解协议已事实上终止履行。虽然一审法院要求吉德华按调解协议主张四人合伙终止的剩余资产分配权不当，但吉德华等实际投资人仍可参照合伙组织终止的处理原则进行清算，再主张剩余资产分配权，现吉德华主张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直接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碍难支持。吉德华上诉称，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本院作出的（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生效民事判决已查明，案涉《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后，孙祥德之妻韩秀梅与吉德华、姚宗元、缪金泉开始以真光公司的名义进行合作投资、经营；2、2012年6月2日调解协议书亦载明孙祥德、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四投资人共同委托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对各自的投资、合作期间的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进行清资核产；3、2012年1月17日韩秀梅、吉德华、姚宗元、缪金泉四人形成的股东会议中，亦明确约定吉德华为盛鸿公司董事长；4、吉德华在盛鸿公司部分现金付出凭证上签名，并与其他投资人在就韩秀梅工作报酬问题形成的意见上签字。据此，本院足以认定吉德华实际参与了盛鸿公司的经营。此外，一审法院就漏判的财产保全费已另行作出更正裁定，故吉德华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吉德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由虽有不当之处，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940元，由上诉人吉德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志霞审判员  张志刚审判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