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1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吕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舒，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岩市漳平市。 法定代表人：陈昆明，副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张宝发,系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烈豪，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斌，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 法定代表人：严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岩市曹溪镇。 法定代表人：陈昆明。 上诉人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鑫公司）、原审第三人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坑公司）、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鹰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2019）闽0881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五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舒、孙曌，被上诉人金大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烈豪、袁建斌，原审第三人马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卓鹰公司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矿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五矿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由金大鑫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本案五矿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金大鑫公司设立时于2010年12月13日提交给工商登记部门的《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章程》无效，并要求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该工商登记，理由是该章程上五矿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签字均为虚假，不是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该章程上的印章及签字是否为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五矿公司已经充分举证（提供了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刑事立案证明、鉴定结果告知书），证明该章程上五矿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签字均为虚假，不是五矿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所谓五矿公司用于对金大鑫公司出资的账户（平安银行深圳金融时代支行，账号：60×××26）亦系被他人使用假印章冒名开设。基于以上事实，《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章程》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漳平法院对于五矿公司诉讼请求以及案件的核心事实问题不予审查，却对与本案无关的事件加以拼凑认定，故意混淆视听，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具体如下： 一、一审法院存在证据认定部分错误的情形，应予以纠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一审法院关于“五矿公司证据2中的《立案告知书》、5份的《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是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的程序性文书，该案仍在侦查阶段，相关事实未经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其他事实，同时也不能以该立案告知书、鉴定意见通知书否认原告证据2中工商登记资料与原告证据4的真实性和据此确认五矿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的账户是系他人冒名违法开立的账户”的认定错误，应当依法纠正。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2是包括涉案文件在内的金大鑫公司虚假的工商登记文件。虽然关于伪造公章的刑事案件尚未判刑，但并不影响公安机关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及客观性,完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能够证实印章系虚假，一审判决仅以刑事案件尚未判决为由否认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这既毫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五矿公司已经就其主张事实提供了基础证据材料，完成了举证。2．一审判决中“五矿公司证据2中的工商登记资料具有真实性，其体现的内容与本院调取证据1能相对应……五矿公司证据3……五矿公司证据4……五矿公司证据5……五矿公司证据6……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系错误认定。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2是金大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据3是《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章程》，证据4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据5是虚假平安银行账户流水，证据6是《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五矿公司提交该等证据是为了说明该等材料系虚假、错误。一审法院直接将这些五矿公司拟确认无效的文件直接认定为证据，并且认可其真实性，明显是逻辑错误。这相当于法院没有经过任何的审理，直接依据错误的资料，得出错误的结论。3.一审判决中“五矿公司证据9……证据10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认定是错误的。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9是给会计师事务所邮寄的要求撤销专项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的律师函，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10是《厦仲文字20190234-12号厦门仲裁委员会管辖权决定书》,五矿公司提交审计报告，是为了说明该证据材料系虚假、错误。一审法院直接将这些五矿公司拟确认无效的文件认定为证据，并且认可其真实性，明显是逻辑错误。这相当于法院没有经过任何的审理，直接依据错误的资料，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协议书》，尽管有判决书，但五矿公司已经提交鉴定结果“证实协议书上五矿公司的印章和周冬竹的签字均系虚假”这一新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判决书，所以该判决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一审判决中“五矿公司证据11，经本院核实，该证据已被依法撤销，本院不予确认。”的认定是错误的。五矿公司的证据11是（2015）营刑二初字第0009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被撤销仅涉及量刑部分，判决书事实认定和陈昆明本人的供述没有关系，而五矿公司提交该证据系为了说明陈昆明是金大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卓鹰系公司都是陈昆明的公司，金大鑫公司的资金经常被陈昆明抽走。并且陈昆明许诺金大鑫项目建成后政府奖励资金来偿还债务。因此，该判决书中陈昆明的供述部分法院应当予以采信。5.一审判决书认定“第三人马坑公司证据1、2、3、4、5、6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综合全案所有证据，相关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调取的证据1、4……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本案也作为定案证据”系错误。马坑公司提交的证据或系单方制作、或没有原件或系传来证据或与本案无关，都不符合作为定案的证据要求，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而法院调取的材料系金大鑫公司的登记信息，该信息本身就是五矿公司起诉拟撤销的信息，系错误的信息，法院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五矿公司主张涉案2010年12月13日《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章程》上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系虚假，不是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显示前述章程上五矿公司的公章及姚子平的签名均系伪造，该鉴定结论证实了五矿公司的主张。虽然关于伪造公章的刑事案件尚未判刑，但并不影响公安机关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及客观性,完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重大错误，其仅依赖第三人·的内部文件、传来证据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的错误做法，且其认定内容与本案无关，故意混淆视听、模糊案件的争议焦点，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具体为：1.“金大鑫公司年产200万吨优质钢棒材项目于2009年3月开始规划论证与选址设计工作。”。该内容来自于马坑公司的马矿综字【2012】63号《关于向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注入项目资金的请示》，系马坑公司单方制作，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五矿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且该请示落款时间为2012年，而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于2010年12月，明显晚于本案争议事实的时间；关键是该内容与本案争议内容即五矿公司是否在《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首届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签字毫无关系，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2.“2010年5月份至2010年12月由龙岩市政府牵头组建项目业主单位（五矿公司、卓鹰公司、马坑公司）和协商持股比例。2010年9月27日，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工业重特大项目专题会议，对该优质钢棒材项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内容来自于马坑公司的马矿综字【2010】100号《关于龙岩市年产200万吨钢铁合作项目参股事项的请示》，系马坑公司单方制作，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五矿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该内容也没有事实依据，他们从未与五矿公司见面、商讨持股比例，双方从未商讨出资比例。关键是该内容与本案争议内容即五矿公司是否在《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首届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签字毫无关系，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3.“2010年12月，金大鑫公司持有……五矿公司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实际出资额为9000万元……王奎林任该公司董事长…周冬竹任该公司董事”系在错误文件基础上的错误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首先，五矿公司从未向金大鑫公司出资，五矿公司也从未派遣任何人员，金大鑫公司设立登记文件上有关五矿公司的公章和人员签字均为虚假，法院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五矿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本身就是为了纠正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中的错误信息，五矿公司已经就全部的金大鑫公司登记文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全部案件审结之前涉案文件的效力是不能确认的，法院当然不能把相关文件作为正确的事实加以认定。这是严重的逻辑错误，因为五矿公司提交的金大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和平安银行的银行流水是为了举证说明这些文件均系伪造，系错误的，这也是案件的争议焦点，而法院却直接将这些错误的材料当作证据加以认定，这实质上就等于将“原来错误的结论”当作“新的前提”来认定，也就得不出“正确的新的结论”了。最后，五矿公司提交了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证实五矿公司的主张。所谓五矿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开设账户所用的五矿公司的证照均非原件（五矿公司与陈昆明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可以轻易拿到五矿公司的证照复印件），更为重要的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显示，假银行账户开户资料上五矿公司的印章为假章、姚子平的签字系伪造。4.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2月1日，五矿公司（甲方）与卓鹰公司（乙方）、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五矿公司确保近代新项目所占股份45%”系错误。该框架协议系2013年签订，五矿公司在2013年初有在龙岩进行投资的意向，当时主要是对卓鹰、卓龙公司拆迁旧址的土地开发项目有投资意向，对金大鑫项目仅涉及愿意投资一定比例，因此与龙岩市政府达成了框架性协议，这是五矿公司第一次有投资金大鑫项目的意愿表示。然而，经过半年左右考察，五矿公司发现龙岩项目不符合五矿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且发现金大鑫项目很快陷入停工困境，因此五矿公司立即停止了参与该项目，此后龙岩市政府也没有履行该框架协议，因此该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且，该框架协议上的印章系五矿公司的真章。5.一审判决“2013年6月21日上午，薛堃作为五矿公司的代表参加了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系错误。五矿公司没有委派薛堃作为代表参与该专题会议，法院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薛堃并非代表五矿公司参加专题会议，而是仅仅去旁听会议，她从未正式代表五矿公司与当地政府或企业签署过任何文件，五矿公司对该政府会议纪要中记载薛堃的身份内容有异议；并且该次政府会议纪要内容主要是涉及拆迁土地开发建设问题，与金大鑫项目关系不大，更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6.一审判决“2013年7月4日，五矿公司依据上述会议纪要要求，向漳平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制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系错误。法院调取的（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案当事人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清单，仅有清单一页纸，并没有所谓的《关于制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五矿公司从未对该函予以质证，因此法院不应将其作为定案证据。7．一审判决“随后薛堃受五矿公司的委托到金大鑫公司工作，任金大鑫公司财务总监”系错误认定。五矿公司从未委派任何人到金大鑫公司工作，五矿公司于2013年下半年派薛堃去追债，并监督金大鑫公司专款专用，金大鑫公司不可能任命薛堃为财务总监，所以薛堃被委派到金大鑫公司工作并担任财务总监一说无任何事实依据。财务总监是一个公司的重要职务，一般会记载于其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中，至少也会有聘任证书或者任命文件，而金大鑫公司或者马坑公司都没有提交相关文件证明薛堃被金大鑫公司任命为财务总监。8.一审法院“2014年10月15日，王奎林……作为金大鑫公司中的股东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召开座谈会，该会议就针对金大鑫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展开商讨等”系错误。该内容来自马坑公司提供的漳平市钢铁产业园筹建办公室函，然而，该函件本身没有原件，其内容亦没有其他直接证据予以佐证，五矿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其声称王奎林于2014年10月15日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身份参会更是毫无事实依据（五矿公司早已于2014年4月4日就印章被伪造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产业园筹建办公室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主体，仅是一个临时机构，其文件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王奎林系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也没有相关的会议纪要，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9.一审判决“框架协议、会议纪要的内容没有实际履行，但均无证据证实。五矿公司在本案及本案相关的案件主张王奎林、周冬竹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的原因系五矿公司作为……”系错误认定。首先，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当事人不需要“自证无”即当事人没有办法举证证明其没有做过的事，而是应当由主张履行的一方举证。因此五矿公司不需要证实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没有履行，而是应当由马坑公司、金大鑫公司证明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已经履行。其次，五矿公司从未主张王奎林、周冬竹“参与”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这是编造，是无中生有。这是错误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 三、一审判决将与本案完全无关的情况加以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2013年2月20日，薛堃以五矿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五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福建省新罗区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再查明，2016年7月20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9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吴英才与被申请人卓鹰公司……、2016年11月18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这些案件与本案完全无关，一审法院故意扩大审理范围，意图混淆本案的争议焦点。关于“薛堃以五矿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五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福建省新罗区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五矿公司是出于方便薛堃协助律师办理案件的需要，而向薛堃出具的授权书，薛堃本身不是五矿公司的员工，而是五矿揭阳公司的员工，五矿揭阳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能够证实前述事实。 四、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的错误如下：1.“五矿公司在本案中参与了金大鑫公司股比协商、设立；五矿公司在金大鑫公司依法登记成立后再框架协议上对其在金大鑫公司45%股份的确认”五矿公司从没有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五矿公司对于金大鑫公司的设立毫不知情。五矿公司从未在金大鑫登记文件上签字、盖章，恰恰相反，五矿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就是为了撤销金大鑫公司登记中的错误文件。框架协议系2013年签订，此时金大鑫公司已经成立2年，这是五矿公司第一次有投资金大鑫项目的意愿表示。然而，经过半年左右考察，五矿公司发现龙岩项目不符合五矿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且发现金大鑫项目很快陷入停工困境，因此五矿公司立即停止了参与该项目，此后龙岩市政府也没有履行该框架协议，因此该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此外，五矿公司在框架协议中拟出资的45%与金大鑫公司的工商登记中的出资额也没有关系。框架协议中五矿公司表示拟出资的45%系注册资本15亿元的，根本不是金大鑫公司的注册资本，两者完全是两回事。2.“五矿公司按照上述会议纪要要求向漳平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指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法院没有向五矿公司提供，五矿公司也没有质证，且与本案无关，所以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五矿公司管理人员王奎林代表五矿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磋商、设立、困境解决；……委派薛堃到金大鑫公司任财务总监”。首先，五矿公司从未委派王奎林任何代表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困境解决，法院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其次，财务总监是一个公司的重要职务，一般会记载于其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中，至少也会有聘任证书或者任命文件，而金大鑫公司或者马坑公司都没有提交相关文件证明薛堃被金大鑫公司任命为财务总监。最后，五矿公司仅派薛堃了解金大鑫项目情况。因陈昆明的卓鹰系公司拖欠五矿公司的巨额债务，陈昆明承诺以金大鑫公司未来资产来偿还，2013年下半年在金大鑫项目已停产的情况下，五矿公司才委派兄弟公司五矿揭阳公司的薛堃去金大鑫公司追债，同时监督金大鑫公司对于政府资金在费用支出方面的专款专用，以督促其早日复工以便偿还五矿公司的债务。4.“在金大鑫公司成立前后所实施的上述各种行为，结合金大鑫公司已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的情形，足以使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其在金大鑫公司中的股东身份……”。首先，五矿公司在金大鑫公司成立前后没有实施任何行为，法院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金大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本身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虚假的，五矿公司提起诉讼就是为了撤销错误的工商登记信息。其次，五矿公司人员从未以股东身份与金大鑫公司人员、马坑公司人员在一起召开过关于金大鑫公司的任何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会议，马坑公司何来作为善意第三人而产生合理信赖？其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明显知道自己从未与五矿公司人员当面签署过关于金大鑫公司的任何工商登记文件，亦未在一起召开过任何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其早应该对陈昆明声称的五矿公司股东身份产生怀疑，因此其不是善意第三人。5．“五矿公司遂在本案及本院中主张了以下事实，即：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的原因系五矿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债权人……”。首先，五矿公司没有委派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这是编造，完全是无中生有。其次，五矿公司作为债权人，仅派薛堃了解金大鑫项目情况。因陈昆明的卓鹰系公司拖欠五矿公司的巨额债务，陈昆明承诺以金大鑫公司未来资产来偿还，2013年下半年在金大鑫项目已停产的情况下，五矿公司才委派兄弟公司五矿揭阳公司的薛堃去金大鑫公司追债，同时监督金大鑫公司对于政府资金在费用支出方面的专款专用，以督促其早日复工以便偿还五矿公司的债务，这完全符合一个债权人的身份。6.“但五矿公司董事长仍代表原告于2014年10月15日作为金大鑫公司其中的股东代表与时任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商讨近代新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下步工作展开等事宜”该内容来自马坑公司提供的漳平市钢铁产业园筹建办公室函，然而，该函件本身没有原件，其内容亦没有其他直接证据予以佐证，这是传来证据，五矿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其声称王奎林于2014年10月15日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身份参会更是毫无事实依据（五矿公司早已于2014年4月4日就印章被伪造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产业园筹建办公室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主体，仅是一个临时机构，其文件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五、一审在不当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做出错误裁判，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案件核心争议焦点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章程》是否为五矿公司的意思表示，具体为前述决议上五矿公司的印章和姚子平的签名是否为虚假。对这一待证事实，五矿公司已经提供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证实章程上五矿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姚子平的签字也是伪造。如果金大鑫公司或马坑公司否认这一点，则其应当举证证明该印章虽然与五矿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但系五矿公司的其他有效使用公章。但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尚未有刑事判决为由否认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却在金大鑫公司及马坑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五矿公司曾在其他地方有效使用该虚假印章的情况下，驳回五矿公司的诉请，判令五矿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明显系违反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纠正。 六、金大鑫公司的代理人不适格系无权代理，其陈述不能代表金大鑫公司。一审中金大鑫公司的代理人吴烈豪律师自称是金大鑫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但五矿公司未在公开资料看到任何金大鑫公司破产的信息，更没有看到金大鑫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信息，福建力涵律师所掌管金大鑫公司的公章并派员代表金大鑫公司出庭没有法律依据。金大鑫公司系陈昆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没有陈昆明授权的情况下，五矿公司有理由认为福建力涵律师所擅自使用金大鑫公司的公章对吴烈豪律师进行授权的行为无效，吴烈豪律师的陈述和主张不能代表金大鑫公司，只有陈昆明能够代表金大鑫公司。并且吴烈豪律师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五矿公司一直向金大鑫公司追债，五矿公司不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从未向金大鑫公司出资，未参与金大鑫公司的设立、建设、日常经营等，这一点陈昆明最清楚。 金大鑫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都是客观、正确的，五矿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部分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五矿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开设的账户（下称“平安银行账户”），是由五矿公司主动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并由该银行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开设的。即使开户时使用的五矿公司印章与其备案印章不同，且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伪造印章予以了立案侦查，也不能否认上述账户开立的真实性。（1）2011年7月13日，刘湘亮和罗芬接受陈昆明的指派，乘早班机至深圳，并到五矿公司办公室，由王奎林指定的人将五矿公司的一整袋材料原件和印章交给她们。她们拿着材料原件和印章到五矿公司楼下的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办理开户，由该行的工作人员张宇玲和黄庆霞对五矿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国税）、税务登记证（地税）的原件进行了核对，并对五矿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身份证进行联网核查，另外还要求提供五矿公司加盖印章的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证明，以及填写开户申请书和签署单位银行开户管理协议，经过上述一系列手续后才给予办理开户。而上述材料的原件和印章是任何一家公司最重要的资料（何况五矿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除非该公司自愿提供且公司领导有指示，其工作人员绝不可能随意提供给外人使用。由此可见，平安银行账户是五矿公司主动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并由银行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开设的，该开设账户行为属于五矿公司的法人行为，应由五矿公司承担责任。（2）即使在开户时加盖的五矿公司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同，但是，该印章也是与其他材料原件一并由五矿公司的工作人员交给刘湘亮和罗芬的，而不是该二人自行携带虚假印章到深圳办理开户。一家公司在备案印章之外还使用其他印章，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并不少见，因此，“与备案印章不符”和“虚假印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也就不能以开户时使用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符来否认账户开设的真实性。（3）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鉴定意见书来看，只是鉴定出开户时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符，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开户时使用的印章就是伪造的印章。也正因为五矿公司在申请开户时提供的不仅仅是印章，还提供其他材料原件进行核对（其中身份证原件还要联网核查），因此，虽然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伪造印章予以了立案侦查，也只是针对印章本身，而不是针对开户行为，不能以此否认账户开立的真实有效性。况且，该刑事案件于2019年3月15日就立案侦查，但至今尚未侦查终结，更没有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属于未经认定的过程性证据，不能在民事案件中作为定案依据。2.虽然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2.3.4.5.6的证明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些材料是虚假、错误的。但是，一审判决并不偏听偏信，也没有孤立地看待某一方或者某一份证据，而是将证据之间的对应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等进行综合判断，认定五矿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之间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并与金大鑫公司和马坑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从而认定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2-6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3.既然平安银行账户是五矿公司的公司行为且是其认可使用的账户，那么从该账户转出的注册资金就是五矿公司的出资行为，且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和金大鑫公司入账认定为五矿公司的到资，因此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是正确无误的，五矿公司无权向该会计师事务所寄送律师函要求予以撤销，且会计师事务所至今也未撤销其作出的验资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一审法院对五矿公司的证据9不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五矿公司的证据10厦门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权决定书》，虽然阐明经鉴定2013年7月4日签订的六方协议中五矿公司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周冬竹”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写，但该六方协议并不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关键性证据，且在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案件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闽民终1511号案件中，五矿公司收到法院应诉材料后并不应诉，而是缺席审理，放弃了其抗辩权和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现又对该六方协议提出异议，显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何况，即使该六方协议上五矿公司的印章与周冬竹的签字有疑义，也不能否认协议中其他当事人签字盖章和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更不能否认前述案件判决书的真实有效性，五矿公司要求不将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作为定案依据，实属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4.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11（2015）营刑二初字第0009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刑终10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且其中陈昆明的供述并不是直接针对本案争议事实的陈述，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并无不当。5.原审第三人马坑公司提交的证据1-6（证据1是公开信息的企业基础信用报告，证据2主要是政府会议纪要，证据3是从金大鑫公司账册中提取的报销凭证原件，证据4是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据5是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证据6是五矿公司的上市母公司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上披露的公告），都是具有真实、合法来源的有效证据，且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1.4之间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作为定案证据是完全正确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1.马坑公司的马矿综字[2012]63号《关于向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注入项目资金的请示》，虽然是马坑公司单方制作，但其作为一家省属国有企业，发文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且该公司作为第三人与本案并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对其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定相关规划论证与选址设计等事实。2.同上，一审法院依据马坑公司的发文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重要的是该事实与其他证据（包括金大鑫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五矿公司系龙岩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引进的投资者，并在政府的要求下与其他投资者进行持股比例的协商和确定等事实。3.综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五矿公司持有金大鑫公司45%股权，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9000万元，以及王奎林任金大鑫公司董事长、周冬竹任副董事长等主要案件事实。（1）案涉漳平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建设（亦即“金大鑫项目”），是龙岩市政府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并招商引资的项目，引进的投资人就是作为央企的五矿公司。为此，龙岩市政府相关领导还到五矿公司进行考察，比如2012年3月，时任龙岩市市长的张兆民带队到五矿公司走访，当时王奎林、陈昆明和周冬竹三人作为项目业主一方参加座谈会。（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五矿公司曾先后委派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刘骁、张云轩、薛堃等人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龙岩市政府、漳平市政府多次召开的关于金大鑫项目建设的会议。比如：2012年8月28日，漳平市政府马勇副市长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议定成立金大鑫项目联合指挥部，其中五矿公司副总经理周冬竹任副总指挥，五矿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刘骁、张云轩为联合指挥部成员，五矿公司委派刘骁、张云轩参加了该次会议。2013年6月13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五矿公司的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薛堃、张云轩参加了会议。2013年6月21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有关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问题，五矿公司委派薛堃参加了该次会议。2013年8月20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公司股权和注册资本金问题。会议要求漳平市政府督促金大鑫公司各股东尽快筹措资金，确保注册资本金按时到位，五矿公司委派薛堃、张云轩参加了会议。此外，薛堃、张云轩还作为五矿公司委派的人员具体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中薛堃担任财务总监的重要职务，直到2016年1月金大鑫公司的职工全部安置遣散，薛堃才回到广东。由此可见，五矿公司在龙岩（漳平）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身份自始至终都是金大鑫项目业主之一及金大鑫公司股东之一。（3）最为重要的是，2013年2月1日，以五矿公司为甲方，卓鹰公司、卓龙公司为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为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其中约定“由甲方牵头与乙方合作并根据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漳平市实施异地技改项目（建设主体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建设，……甲方确保金大鑫项目所占股份45%的建设资金同步到位。”对于该协议，五矿公司和王奎林认可使用的是真实的公司印章且系王奎林本人签字。从协议内容来看，金大鑫项目是由五矿公司牵头的，其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所占股份为45%。这些事实，与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4）至于五矿公司使用平安银行账户出资的事实，之前已经做了分析，足以表明该账户系五矿公司提供材料原件开设的，系五矿公司认可使用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五矿公司承担，其中涉及到对金大鑫公司的出资行为也系五矿公司的法人行为。至于五矿公司与陈昆明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如五矿公司一再解释的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二者的另一法律关系，不能以此否认账户开设和出资等行为的真实有效性，更不能否认五矿公司在龙岩（漳平）投资金大鑫项目并成为股东的事实。（5）即便按照王奎林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笔录，他至少在2012年中期就知道了金大鑫公司成立且五矿公司占45%的股份等事实，但是他和五矿公司并未提出异议。退一步说，即使之前金大鑫公司工商注册的行为是陈昆明冒用五矿公司的名义，但在五矿公司知道其被登记为金大鑫公司股东并与卓鹰卓龙公司、龙岩市政府签订《框架协议书》后，就对自己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以及出资、工商登记（包括王奎林、周冬竹的任职和相关公司章程、决议）等一系列行为予以了追认。（6）根据本案中的工商登记信息并结合前述五矿公司及其董事长王奎林、法定代表人周冬竹以及其他人员的行为，已经足以让善意第三人（包括金大鑫公司及其职工、股东马坑公司、龙岩市和漳平市政府的相关人员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产生合理信赖，相信五矿公司系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从而产生外观公示效力。至于五矿公司与陈昆明或卓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其二人之间内部的另一法律关系，均不能据此否认五矿公司系金大鑫公司股东的事实，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4.五矿公司已经认可了《框架协议书》上的印章是真章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于一审法院对该框架协议原文内容的引用却予以否认，实为自食其言。其称直到2013年初才有在龙岩进行投资的意向实属谎言，因为至少在2012年3月龙岩市市长张兆民带队走访五矿公司时，就已经有在岩投资项目了。并且，卓鹰卓龙公司拆迁旧址的土地开发项目是来源于、依附于金大鑫项目“退二进三”的实施，按照龙岩市政府的要求是将二者进行捆绑打包并给予优惠政策的，而且金大鑫项目还是由五矿公司牵头。现金大鑫项目已经实际投入建设，五矿公司还派人参与金大鑫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直到2016年1月。另外，卓鹰卓龙原土地开发也已经完成，现已建成了“美伦•生态城”等商品房开发项目。所以，五矿公司主张该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完全是信口雌黄。5.如前所述，五矿公司不仅派薛堃参加了2013年6月21日的专题会议，还派王奎林、周冬竹等人参加了其他多次专题会议，会议的内容均与框架协议书约定的金大鑫建设和原土地开发有关，足以表明五矿公司系金大鑫项目业主和金大鑫公司股东等事实，与本案争议事实直接相关，一审法院将该会议纪要作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6.一审判决对“2013年7月4日，五矿公司依据上述会议纪要要求，向漳平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制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这一事实的认定，并不仅是依据（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案件证据清单，而是根据该案的民事判决书，是正确的。7.根据金大鑫公司账册记载，薛堃在大量的财务报销凭证上进行审批签字（一审诉讼中提交的仅是很少部分的财务审批凭证），显示其身份为“财务总监”，因此，薛堃作为五矿公司指派的人员到金大鑫公司任财务总监的事实，不容置疑。另外，金大鑫公司与五矿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追债”一说。8.漳平市钢铁产业园筹建办公室对2014年10月15日会议的记载是真实、客观的，王奎林到会参加了该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如何金大鑫进行解困等事宜，一审判决据此予以认定符合客观事实。 三、一审判决对案涉事实并不是孤立进行认定，而是采取综合认定的方式，由此还原五矿公司投资金大鑫公司并参与管理等事实真相，五矿公司认为属于与本案无关的情况是为了遮蔽和隐瞒真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比如，2013年2月20日，薛堃以五矿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其代理人向新罗区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结合其他事实（如其担任金大鑫公司财务总监、长期在金大鑫公司报销以及参加相关金大鑫项目的专题会议等）足以表明其系五矿公司派驻在金大鑫公司的管理人员。而且，薛堃在龙岩（漳平），从未表明其系五矿揭阳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都是以五矿公司员工的身份参与相关事务。2016年7月20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对于框架协议书和[2013]83号会议纪要的内容作出了认定，该两份文件所载内容与本案的争议事实息息相关。2016年9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审理吴英才案件时，也对五矿公司的公章委托鉴定，在鉴定意见认定公章真实后，五矿公司才不得不作出承认和予以代偿，并在其上市母公司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进行信息披露，表明五矿公司存在越权、失序的用章行为。2017年12月19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案件的信息，表明五矿公司已经收到了与该案有关的应诉材料，但并没有应诉和抗辩，放弃了诉讼权利，现又对该案的判决书提出异议，实属不当。 四、一审判决驳回五矿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鉴于五矿公司在该部分中提出的上诉理由，都是对之前第一、二大点上诉理由的一再重复，金大鑫公司均已作出了答辩和回应。鉴于五矿公司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一审判决驳回五矿公司确认其不具有金大鑫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协助撤销相关工商登记的请求，是正确的。 五、一审判决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五矿公司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从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五矿公司认为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五矿公司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和立案告知书，但如前所述，这些过程性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根据金大鑫公司和马坑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五矿公司是龙岩市政府招商引资引入的金大鑫项目的投资人，其持有金大鑫公司45%的股权，且已经通过其开户并认可使用的平安银行账户实缴了9000万元出资，还派人到金大鑫公司参与了经营管理活动。因此，五矿公司并不是冒名股东，而是实际股东。即使金大鑫公司前期工商登记文件中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在其知道自己是金大鑫公司股东后至少7年的时间没有提出异议，而是予以认可，还一直以金大鑫公司股东的身份在龙岩（漳平）一带开展相关活动。如果加上二审中金大鑫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则事实真相更为明朗。因此，不能仅以公章的真假来简单认定五矿公司是否有成为金大鑫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而是应当综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即从五矿公司一系列延续性行为的体现来作出评判，一审判决最终认定五矿公司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其无权主张案涉金大鑫公司的章程无效，认定事实清楚且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举证责任不当分配的问题。 六、一审诉讼中金大鑫公司的代理人吴烈豪律师的代理权合法有效，其参与诉讼的行为可以代表金大鑫公司。1.2020年6月22日，漳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88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金大鑫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7月16日，漳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881破1号决定书，指定金大鑫公司清算组担任金大鑫公司管理人。根据该决定书所载事实，漳平市人民政府已于2019年9月16日成立金大鑫清算组。因此，吴烈豪律师在2020年3月参与本案一审的诉讼活动，系接受金大鑫公司清算组的委托，代理权合法、有效，其参与诉讼的行为可以代表金大鑫公司。2.吴烈豪律师自2013年9月起作为漳平市200万吨优质钢棒材筹建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律师，介入金大鑫项目处置事宜。在2014年-2015年期间，长期与薛堃建立工作联系关系，并多次与王奎林会面商谈金大鑫项目处置、解困等事宜，亲身经历本案涉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此期间，王奎林、薛堃的身份从来都是金大鑫公司股东五矿公司的人员，而不是前来追债的债权人；所商谈的事宜都是如何盘活、重启金大鑫项目，而不是如何向金大鑫公司追索债务。在亲历案件期间，参与其中的还有吴烈豪律师同所的其他律师，龙岩市政府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漳平市政府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股东卓鹰公司留守人员和马坑公司工作人员，这些都是铁一样的事实，不是五矿公司的几句狡辩和否认就可以抹杀得了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五矿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坑公司辩称，首先，马坑公司同意金大鑫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一、金大鑫项目当时在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项目，五矿公司当时确实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从磋商到设立，到整个公司的经营，以及后面的解困等等整个全过程。当时金大鑫公司是为了实施刚才讲的200万吨的钢材项目设立的，这个项目当时是由龙岩市政府牵头的，利用小的一些钢铁企业落后的产能，以及落后的指标进行优化和升级的重大项目。从在案的一些证据来看，2015年的5月份，五矿公司到龙岩来考察金大鑫公司，到龙岩建立合资的钢铁项目，并且对项目的选址、产品的定位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方案。由此可以看出来，五矿公司是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过程的，并且最终和龙岩市政府在2010年9月达成了合作的框架协议。二、金大鑫公司登记的这些资料当中，除了五矿公司的印章以及姚子平、王奎林、周冬竹等人的签字之外，同时还提交了五矿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王奎林、周冬竹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些证件也不是一般人通过伪造的方式就能轻易取得的。所以这些文件的提交，也可以证明当时五矿公司出资设立金大鑫公司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马坑公司在一审的时候，向金大鑫公司的清算组借阅了金大鑫公司当时的一些账册，从账册上来看，从2013年9月，王奎林就向金大鑫公司报销了他从深圳到龙岩出差往返的差旅费用。另外，五矿公司的工作人员薛堃在金大鑫公司的会计凭证上面是以财务总监的身份签字的。五矿公司名下的一些广东牌照的车辆，车辆保险费及其他费用是由金大鑫公司来代为支付的。同时，这些车辆也是一直放在龙岩在使用的。这些都能够证明五矿公司实际上派人参与了金大鑫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另外，金大鑫公司的代表包括了王奎林、陈昆明、雷晓、邹伟明（马坑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以及漳平市当时的副市长马勇，在2014年10月，在漳平曾经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就针对金大鑫项目面临的问题，以及下一步需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商讨，最后也是会议决定要走破产程序的。由此我们认为金大鑫公司与上诉人五矿公司是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了金大鑫项目解困的过程。2、现有的证据还不能够证明五矿公司存在被冒名的情况。五矿公司主要的证据就是深圳福田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和鉴定意见通知书。首先，鉴定意见通知书是福田分局出具的，并不是鉴定机构直接作出的，属于传来证据，并不是直接证据。退一步来说，因为公安机关不会向报案人提供完整的鉴定意见，对于这份证据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由上诉人作为举证的一方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鉴定意见通知书上面所载明的检材是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但是并没有详细的列明具体的检材清单。由此无法确认具体的鉴定对象是什么，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完整的鉴定了工商登记当中的所含有的五矿公司的全部印章以及相关人员的签名。所以鉴定意见书本身就存在种种的瑕疵，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即便是金大鑫公司在工商登记中的印章并不是五矿公司。现在说使用的证明印章、签名，也不是王奎林他们的本人的直接签名。但是结合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以及工商登记办理的实际情况，公司使用多套印章或者经办人代为签署等等，这些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仅仅从印章和签名来推翻五矿公司出资金大鑫公司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不能成立的。即便五矿公司存在被冒名的情况，根据现有证据，也构成了表见代理，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五矿公司。理由：金大鑫项目属于龙岩市的重点项目。五矿公司的董事长王奎林亲自参与了龙岩市政府牵头项目的磋商过程，参与了漳平市政府组织的项目困境解决过程。并且龙岩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和人员也曾经到深圳去拜访五矿公司的董事长王奎林。双方还就原投资项目进行了沟通和协商。金大鑫公司登记文件当中，不但有五矿公司的复印件，还有从户名为五矿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入金大鑫公司的出资款项。虽然上诉人强调这个账户系伪造，但是我们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账户是伪造的。从在案证据来看，五矿公司和金大鑫公司共同承担了高额的债务。由此可见，五矿公司和卓鹰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陈昆明之间是存在相对密切的利益关系。从共同出资的角度来看，设立金大鑫公司也符合五矿公司、卓鹰公司和陈昆明个人的利益关系。综上，出资设立金大鑫公司是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卓鹰公司未作陈述。 五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0年12月13日金大鑫公司章程无效；2、请求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上述章程的工商登记。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金大鑫公司年产200万吨优质钢棒材项目于2009年3月开始规划论证与选址设计工作。2010年5月至2010年12月由龙岩市政府牵头组建项目业主单位(五矿公司、卓鹰公司、马坑公司)和协商持股比例。2010年9月27日，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工业重特大项目专题会议，对该优质钢棒材项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2010年12月，金大鑫公司持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章程》、《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等工商登记材料向原漳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登记。2010年12月29日，经原漳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金大鑫公司成立。金大鑫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五矿公司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实际出资额为9000万元；卓鹰公司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实际出资额为4500万元；马坑公司持股比例10%，认缴出资额为2000万，实际出资额为200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各股东出资情况、各股东持股比例均已经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辰所验字［2010］第1155号、［2011］第925号验资报告、闽辰所专审字［2014］第154号确认）。五矿公司董事王奎林任金大鑫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昆明任该公司副董事长，五矿公司员工周冬竹任该公司董事。2013年2月1日，五矿公司（甲方）与卓鹰公司（乙方）、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王奎林作为五矿公司的代表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载明：由五矿公司牵头与卓鹰公司、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合作并根据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漳平市实施异地技改项目（建设主体为福建金大鑫铸造钢铁有限公司……）建设，龙岩市人民政府视实施金大鑫项目投资额度与进度情况（要求在2014年6月30日前实现投产），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甲乙方承诺，金大鑫项目建设与原乙方土地盘活同步进行，金大鑫项目按期（一期，下同）竣工验收后，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同时依法为甲方办理土地开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五矿公司确保金大鑫项目所占股份45%的建设资金同步到位……。2013年6月21日上午，薛堃作为五矿公司的代表参加了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龙岩市人民政府据此形成了［2013］83号《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是据于上述框架协议等来议定形成的）。2013年7月4日，五矿公司依据上述会议纪要要求，向漳平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指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指定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金大鑫项目预借方。随后薛堃受五矿公司的委托到金大鑫公司工作，任金大鑫公司财务总监。此后，由于金大鑫公司为卓鹰公司提供担保，金大鑫公司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判决连带承担近9亿的巨额债务，金大鑫公司自2013年9月起已经全面停工。2014年10月15日，王奎林（时任五矿公司董事长）、陈昆明等人作为金大鑫公司中的股东代表与时任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该会议就针对金大鑫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展开商讨等。2014年4月4日，五矿公司委托曾超等人以五矿公司被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为由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报案。2019年3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五矿公司被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一案立案侦查。经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指派／聘请有关人员进行痕迹鉴定，漳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工商登记资料）上五矿公司公章印文与五矿公司备案公章印文、五矿公司提交的其公司的公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漳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上姚子平的字迹、周冬竹的字迹、王奎林的字迹与样本上的姚子平的本人签名字迹、周冬竹的本人签名字迹、王奎林的本人签名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新开户印鉴卡（2011年7月13日）上的五矿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印文与五矿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9年7月29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将上述鉴定意见通知了五矿公司。目前该案仍在侦查中。据此，五矿公司认为在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申请过程中的所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所涉及的五矿公司印章及人员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和其从未向金大鑫公司出资为由，于2019年7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2009年6月2日至2013年5月31日，五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姚子平；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6日，五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董事周冬竹。王奎林从2006年2月10日起至2016年6月6日担任五矿公司的董事（期间：2009年3月3日起至2011年9月15日担任经理，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6日担任董事长）。2013年2月20日，薛堃以五矿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五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福建省新罗区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庭审过程中，五矿公司主张虽主张以下事实，即：1、五矿公司因当时金大鑫公司的关联公司有欠其3亿多元就指派其兄弟公司员工薛堃监督金大鑫公司接受政府资金专款专用费用的支出和向金大鑫公司关联公司催讨，在催讨和监督过程中薛堃会产生费用，薛堃有找金大鑫公司报销该费用一部分，薛堃不是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2、框架协议、会议纪要的内容实际没履行，但均无证据证实。五矿公司在本案及与本案相关联的案件即（2019）闽0881民初1528号中主张王奎林、周冬竹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的原因系五矿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的债权人进行监督金大鑫公司偿还债务，而非作为股东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经营管理。对该主张的事实，五矿公司也无证据证实。一审再查明，2016年7月20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五矿公司、卓鹰公司、龙岩卓鹰贸易有限公司、金大鑫公司、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后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6）闽民终151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对《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龙岩市人民政府〔2013〕83号《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所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2016年9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吴英才与被申请人卓鹰公司、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容、陈昆明借款合同纠纷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2862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卓鹰公司偿还吴英才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及利息和违约金；二、五矿公司为卓鹰公司在借款本金100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吴英才的律师代理费320000元由卓鹰公司、五矿公司承担；四、财产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38200元由卓鹰公司、五矿公司承担；五、本案仲裁费884550元由卓鹰公司、五矿公司承担，仲裁费已由吴英才预交，卓鹰公司、五矿公司径付吴英才；六、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容、陈昆明对第一、三、四、五项裁决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0月20日，吴英才依据上述裁决书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吴英才与五矿公司达成和解。2018年6月15日，吴英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请书，确认五矿公司依照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862号仲裁裁决承担的担保债务已履行完毕。2018年6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执364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五矿公司承担的债务部分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018年6月2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吴英才与被申请执行人卓鹰公司、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容、陈昆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粤03执3645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又查明，2016年11月18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16-37）》，公告第二项内容为：申请人吴英才与被申请人卓鹰公司、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容、陈昆明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是由于五矿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引起，五矿公司时任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在明知五矿发展未授予对外担保权限、对外担保需履行五矿发展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适用）审议程序的情况下，违反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和《法律纠纷案件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未向上级领导汇报、未经五矿发展批准，个人擅自决定向卓鹰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并导致五矿公司在仲裁案件中败诉。2017年12月19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临2017-41）》，该公告第二项第2点对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诉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说明。2018年10月19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证券网站上公告了《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临2018-51）》，该公告第二项主要内容为：李显河与五矿公司、卓鹰公司、金大鑫公司、陈昆明、武燕燕借款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了一审判决：1、五矿公司、卓鹰公司、金大鑫公司、陈昆明、武燕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显河偿还借款本金135064300元及利息46934844.25元（利息暂计至2015年7月3日止；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五矿公司、卓鹰公司、金大鑫公司、陈昆明、武燕燕赔偿李显河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5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五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报案材料、报警回执、立案告知书及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以此要证明其在涉金大鑫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中的行为（含本案讼争的金大鑫公司章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他人冒其名义在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中心支行开立的账户是违法开立的账户、金大鑫公司中五矿公司名下的出资系他人冒名出资等事实。但正如一审法院在前文证据分析中所述，公安机关尚未对该刑事诉讼案侦查终结，相关文书仅为程序性文书，相关事实并未得到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因此，本案五矿公司的诉请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结合全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所查明的事实予以裁判。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确认：五矿公司在本案中参与了金大鑫公司股比协商、设立；五矿公司在金大鑫公司依法登记成立后在框架协议上对其在金大鑫公司45%股份的确认；五矿公司按照上述会议纪要要求向漳平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指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五矿公司管理人员王奎林代表五矿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磋商、设立、困境解决；五矿公司派员工薛堃到金大鑫公司任财务总监等。五矿公司作为一家具有一定知名度并由上市公司控股的公司，在金大鑫公司成立前后所实施的上述各种行为，结合金大鑫公司已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的情形，足以使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其在金大鑫公司中的股东身份和其在涉金大鑫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中的行为（含本案讼争的金大鑫公司章程）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便金大鑫公司在申请工商登记时提交的金大鑫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中五矿公司的公章印文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印文不一致以及该公司章程上姚子平的签名与其本人签名字迹不一致，也不足以证明五矿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五矿公司虽在本案及一审法院相关案件中主张了以下事实，即：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的原因系五矿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债权人而指派上述等人进行监督金大鑫公司接受政府资金专款专用费用的支出和向金大鑫公司关联公司催讨偿还债务，而非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框架协议、会议纪要里的内容无实际履行等，但这些事实均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无法予以确认。同时，五矿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金大鑫公司工商档案中涉及原告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字的登记文件系他人伪造不是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出资账户系他人冒名、违法开立、其名下的出资系他人冒名出资、其不具有金大鑫公司股东身份等事实，假设是成立的，那么五矿公司在2014年4月4日以其被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为由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报案后，有关金大鑫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宜理应与其无关，但五矿公司董事长王奎林仍代表原告于2014年10月15日作为金大鑫公司其中的股东（五矿公司）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商讨金大鑫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下步工作展开等事宜，因此五矿公司所主张的上述事实明显不符常理。综上所述，五矿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金大鑫公司、马坑公司认为应当驳回五矿公司的诉讼请求的抗辩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卓鹰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五矿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260元，均由五矿公司负担。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的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二审期间，五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1、五矿揭阳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五矿揭阳公司的清算损益表和清算财产分配表；3、五矿揭阳公司的章程，来源于工商登记档案。证明：1.薛堃系五矿揭阳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不是五矿公司的员工，五矿揭阳公司和五矿公司系同等级别的兄弟公司，不是上下级关系。2.五矿揭阳公司系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证据二：承诺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昆明向五矿公司承认，其私刻了五矿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姚子平的私章。 证据三：涉案平安银行假账户开户提交的全部资料，证明：法院依职权向平安银行调取的涉案假账户开户资料明显与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材料不同。表明平安银行于2011年7月12日，审核刘湘亮等人提交的开户资料，要求手写员工身份证明，责任自担。7月13日开户、7月14日才由分行审批系违规开户，且平安银行存在明显过错。 证据四：1、平安银行开立对公账户所需的资料和流程图；2、《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3、《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业务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银办发［2005］13号）；4、《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存款账户风险管理的补充通知》（沪银监通【2010】1号）；5、《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1】116号）。证明：1、企业开立一般户需要的资料包括：营业执照正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办公场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公章私章财务章、占股25%以上所有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2、根据平安银行的内部规定，其在开立账户后需要由客户经理上门进行尽职调查，尽调要求客户经理在单位门楣或企业视觉标识背景下与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共同入镜合影、在经营办公场所共同合影，并出具尽调报告。平安银行是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开立涉案账户，平安银行没有按规定在开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五矿公司的基本账户开户行即招商银行深圳泰然支行，导致五矿公司对开立涉案账户不知情；平安银行没有对开户申请书填写的事项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查（没有审核原件；接受早已淘汰使用的橡胶章；让经办人手写“责任自担”承诺书；没有让经办人提供员工的身份证明材料等）；没有对已开立的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没有检查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没有核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 证据五：2008年、2009年、2010年有关扫描仪设备技术研讨会的新闻，证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扫描仪设备在商业银行业务中早已广泛被应用，涉案假账户于2011年开立，假账户开立时扫描仪已经在商业银行业务中普及，平安银行作为大型银行必然也有相应配置，按照银行开户的要求以及扫描仪设备的广泛应用，平安银行无法提供五矿公司证照彩色扫描件，表明平安银行在开立虚假账户时根本没有收到五矿公司的开户所需的证照原件。 证据六：龙岩至深圳的飞机航班截图，证明：龙岩没有直飞深圳的航班，所以冒用五矿公司名义开立假账户的经办人员刘湘亮、罗芬明显撒谎，其根本不可能当天往返深圳和龙岩。 证据七：（2019）最高法民终70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李显河与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武燕燕、陈昆明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回重审，该案件尚未盖棺定论。五矿公司公章系由谁使用，是否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限、五矿公司是否知晓公章刻制情况，是否知晓平安银行账户开立，金大鑫公司设立是否在其他交易中使用过该公章，只有查清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认定。 经质证，金大鑫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不能证明五矿公司的主张。认为不管薛堃在五矿系公司内部是什么职务，其在龙岩（漳平）就是代表五矿公司，就是五矿公司委派到金大鑫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并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陈昆明承认其使用承诺书中的公章和私章与李显河签订了两份借款协议，除此之外没有签署其他文件。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五矿公司的主张。本案中金大鑫公司提交的平安银行账户的相关开户资料，是管理人持漳平市人民法院的调查令于2020年9月4日到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调取的，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材料一致。对第四组证据中平安银行开立对公账户所需的资料和流程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属于人民银行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范畴，其中《补充通知》是上海金融监管局发布的文件，对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不具有约束力，与本案无关。对该组证据的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金大鑫公司二审提交证据，可以证明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在开立案涉账户时已经尽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对开户申请人的资料进行核验的义务，且对身份证原件进行了联网核查，五矿公司认为该行没有审核原件等主张均不能成立。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五矿公司的主张。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龙岩人坐航班到深圳，都是从厦门机场飞到深圳机场，因此五矿公司的主张不成立。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金大鑫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的证据大多是来源于该案原一审的案卷材料，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并无争议。 马坑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除裁定书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均不予认可，且与本案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认为即便薛堃当时是五矿揭阳公司的相关人员，也并不影响薛堃同时参与金大鑫项目，或者作为金大鑫公司人员，因为法律并没有禁止一个劳动者不能同时具有两个劳动关系。 金大鑫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张兆民走访深圳、东莞部分企业”新闻报道网页、龙岩电视台关于该次走访的新闻报道的视频光盘。证明：2012年3月9日，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拜访五矿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王奎林等高管座谈，双方就推进五矿公司在岩投资项目进行了深入友好的座谈，王奎林表示五矿公司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积极服务老区经济发展。 证据二：龙岩电视台新闻报道的截图页。证明：2012年3月9日在五矿公司召开的座谈会，一方为张兆民市长一行（代表招商引资的政府方），另一方为王奎林、周冬竹和陈昆明（代表金大鑫公司的投资方）。由此可见，王奎林、周冬竹知道五矿公司在岩投资项目（即金大鑫项目建设）。 证据三：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漳平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建设专题会议纪要》（[2012]85号）。证明：2012年6月7日，龙岩市政府温锡浩副市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漳平市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即金大鑫项目建设现场）调研，并召开了专题会议。会上要求卓鹰卓龙公司要尽快拼盘资金，抓紧与五矿集团、马坑公司沟通，商定项目建设资金同步到位方案并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确保各方资金如期到位。 证据四：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的纪要》（[2012]83号）。证明：2012年8月28日，漳平市政府马勇副市长主持召开加快推进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项目建设专题会议。会议议定成立联合指挥部，其中五矿公司副总经理周冬竹任副总指挥，五矿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刘骁、张云轩为联合指挥部成员。五矿公司委派其工作人员刘骁、张云轩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会议。 证据五：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纪要》（[2013]78号）。证明：2013年6月13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五矿公司的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薛堃、张云轩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会议。 证据六：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金大鑫股权和资金本问题专题会议纪要》（[2013]126号）。证明：2013年8月20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公司股权和注册资本金问题。会议要求漳平市政府督促金大鑫公司各股东尽快筹措资金，确保注册资本金按时到位。五矿公司委派薛堃、张云轩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会议。 证据七：2017年5月16日对王奎林的调查笔录。证明：在原告李显河与被告五矿公司、金大鑫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传唤王奎林到庭进行询问，并做了调查笔录。该次笔录的主要内容为：1.王奎林对其本人、周冬竹、傅军年、薛堃、张云轩、刘骁在五矿公司的任职身份的说明。2.王奎林认可其参加了[2013]78号文的会议。3.王奎林承认其在2012年中期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4.王奎林承认其在政府的框架协议上签名盖章过。5.王奎林于2012年中期知道五矿公司在金大鑫公司占了45%的股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 证据八：五矿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地税）、税务登记证（国税）、证明、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单位开户申请书、姚子平身份证复印件、刘湘亮身份证复印件、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证明：2011年7月13日，刘湘亮、罗芬凭着五矿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材料原件和印章，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办理了开户手续。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对相关开户所需材料的原件进行了核对确认。 证据九：刘湘亮、罗芬调查笔录。证明：原告李显河与被告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传唤刘湘亮、罗芬到庭进行询问，并做了调查笔录。根据刘湘亮、罗芬的证言，2011年7月13日，她们二人到了五矿公司的办公室，由五矿公司人员向她们提供了一整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材料原件和印章，由她们到五矿公司楼下的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办理了开户手续。 证据十、张云轩于2013年6月、2013年9月、2014年1月、2014年3月、2014年4月、2014年5月、2014年6月在金大鑫公司的费用报销单、动（火）车票、银行转账回单等。证明：第一，张云轩系五矿公司派往金大鑫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在金大鑫公司报销的事实。第二，证明薛堃在相关的报销凭证上都有薛堃的签字，薛堃的身份是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 证据十一、2014年12月11日费用报销单（审计费）、辰星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12月10日开具的审计费发票。证明：辰星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闽辰所专审字[2014]第154号）的审计费1万元在金大鑫公司报销，该次审计事务是薛堃一个人亲自经办和支付费用的。 证据十二、金大鑫公司2014年8月、9月、10月工资发放清单。证明：薛堃系五矿公司派往金大鑫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在金大鑫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 经质证，五矿公司对金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认为：1、新闻报道网页无原件，网页截图未经证据固化，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视听资料，为网上视频（红土地视频网），自行下载，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来源不合法，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奎林亦对视频中解说词不认可，因为张兆民市长并非专程就金大鑫项目到深圳与五矿公司进行会谈，而是到深圳、东莞访问参观知名企业，顺便走访五矿公司，五矿公司只是礼节性接待，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会谈。该视听资料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及五矿公司与金大鑫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及金大鑫项目，五矿公司对金大鑫公司亦不知情。对证据二认为：对该份证据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对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三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次，五矿公司没有派人参加该次会议，从未认可该会议纪要内容，对该会议纪要完全不知情；再次，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四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次，五矿公司没有派人参加该次会议，从未认可该会议纪要内容，对该会议纪要完全不知情，更未派人参加联合指挥部；再次，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五认为：对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虽然五矿公司使用自己真实印章于2013年2月与龙岩市政府签署了《框架协议》，准备接手卓鹰、卓龙公司的原土地开发项目，但实际于2013年6月退出该项目，转交由美伦公司接手，因此五矿公司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和衔接美伦公司接手土地项目开发事宜，但五矿公司并未认可该次会议纪要的内容；其次，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六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次，五矿公司没有派人参加该次会议，从未认可该会议纪要内容，对该会议纪要完全不知情；再次，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对证据七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王奎林并不是五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奎林于2012年7月知道金大鑫公司的存在，知道陈昆明以五矿公司名义在金大鑫公司占了45%股份（陈昆明承认这都是假的），并不等于五矿公司此时知道金大鑫公司的存在，更不等于五矿公司认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身份，五矿公司从未追认或确认金大鑫公司的股东身份；其次，五矿公司仅使用真实印章于2013年2月签署过一份《框架协议》，这仅仅是一份投资意向书，且没有实际履行，因此五矿公司并不知晓金大鑫公司的设立；再次，王奎林从不知道陈昆明以假印章、假签名、假账户注资方式将五矿公司注册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王奎林从未认可陈昆明使用假印章、假签名、假账户；王奎林的调查笔录反倒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不是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八认为：对该证据的来源、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1、该证据来源不明，平安银行的印章无法确认真实性，与福建省高院从平安银行调取的开户资料不同，缺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同日盖章。另外，该组证据中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上的五矿公司印章为虚假，且该等证照均为复印件（五矿公司与陈昆明的卓鹰公司、鸿裕公司有多年大量业务往来，双方之间大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银行汇票，因此陈昆明的公司存有五矿公司的证照复印件是很正常的），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平安银行在该等复印件上加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条形章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陈昆明手下两个女会计刘湘亮和罗芬根本不可能得到和提供这些证照的原件（锁在五矿公司财务室保险柜里，由专人保管，借用手续审批严格，五矿公司内部从没有人申请同时借用过这六个证照），其只能利用这些复印件上加盖假章，通过平安银行内部熟人关系来违规开户（见王奎林在福建高院的笔录）。最重要的是，在李显河案件中，平安银行根本无法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提供任何有关开户的视频、音频、原件扫描件等资料，以证明其确实审核过这些证照的原件及这些证照原件具有真实性。由于刘湘亮系通过平安银行内部熟人关系违规操作得以开立了虚假账户，因此，为掩饰过错，平安银行在事发多年后向法院提供了其自行加盖内部人员名章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条形章，企图证明其履行了严格审核义务，然而其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其确实审核和扫描留存了这些证照原件的原件，否则绝无可能导致开立了虚假账户。2、该组证据中的五矿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印证为虚假，并且刘湘亮提供给平安银行的姚子平身份证肯定为复印件，这是因为姚子平虽然是五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主要身份是中国五矿集团的总裁助理和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其平时在北京办公，不在深圳，其身份证随身携带，因此刘湘亮与罗芬不可能得姚子平的身份证原件。平安银行在姚子平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条形章中，并未加盖两位经办人的名章（张宇玲、黄庆霞），而是由客户经理胡地乔一个人在旁边进行了手写签名，这种做法与平安银行对刘湘亮身份证原件的核实程序明显不同，说明平安银行根本没有正常审核姚子平的身份证原件；并且，经过公安机关对平安银行工作人员张宇玲的询问，她答复她本人没有对姚子平的身份证进行联网核查，可见平安银行提供的“已联网核查一致、核查人签章：张宇玲”明显虚假；3、该组证据中的授权委托书上五矿公司印章和姚子平人名章均为虚假，并无姚子平本人的签名，而授权委托书一般是需要本人签字的，仅凭人名章是无法确认是否是本人签名的。平安银行竟然接受没有姚子平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并且未与姚子平本人进行核实，没有根据《单位开户申请书》上留的五矿公司电话和姚子平的电话（二者相同，均为五矿公司前台电话）进行电话核实，导致刘湘亮得以冒名开立虚假账户；4、该组证据中的刘湘亮与罗芬的员工身份证明上的五矿公司印章为虚假，且内容亦为虚假，因为刘湘亮与罗芬根本不是五矿公司的员工，所加盖的印章为虚假，而平安银行竟然接受该虚假的身份证明，明显存在过错。平安银行没有要求刘湘亮与罗芬提供其系五矿公司员工的身份证明文件（如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五矿标识员工卡等）不符合开户条件，而竟然要求刘湘亮在现场手写一份其二人系五矿公司员工的自我证明（且未写职务），并现场加盖虚假印章，没有履行真实性审查责任，导致刘湘亮和罗芬得以冒名开立虚假账户；5、（1）该组证据中的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上的五矿公司印章为虚假,且协议对方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却没有在该账户管理协议上盖章，协议形式上并不完备，缺少成立的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居然为其办理了开户手续，明显违法;（2）开户申请书上的五矿公司印章和姚子平人名章均为虚假，且开户银行名称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但实际上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于2011年7月13日就为刘湘亮办理了开户（见一审证据该账户银行流水单），而7月14日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才予批准（见原告提供的关于该开户开立的相关证据），可见，在开户行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进行了违规开户。并且，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没有对开户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刘湘亮提交的开户申请书中，单位联系电话座机和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联系电话写的均是五矿公司的前台电话0755-215××××5，但是平安银行却从没有给这个座机打过电话，从未向五矿公司进行过任何核实！另外，开户申请书中财务主管和财务人员的手机号码分别写的是刘湘亮和罗芬的手机号码，而该两电话号码并非深圳本地号码，而系龙岩地区的电话号码，平安银行只要打过一次这两个号码就会发现疑问，一家深圳大型国企的两名财务人员的电话怎么可能是龙岩的电话？以上种种疑团，只能表明两位女财务人员在来办理开户之前就已经与平安银行取得了默契，明知平安银行不会进行严格审查。对证据九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经福建省高院质证。刘湘亮和罗芬系犯罪嫌疑人，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员工，在福建省高院的调查中进行虚假陈述。具体如下：1、根据陈昆明的口供，该两人事先按照平安银行提供的开户清单进行了开户所需资料的准备，第二天携带了开户所需的所有手续和资料到平安银行办理开户，两人携带了所有资料回龙岩。根据该二人的笔录，到了现场后，因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印章仍不能满足银行的监管规范，二人便当场按平安银行的要求手写了员工身份证明和橡胶章责任自担承诺（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2日）。平安银行于7月13日为其办理了开户申请（见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和开户申请书上的落款日期），而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审批是7月14日。可见，刘湘亮和罗芬向法院供述其自己没有带资料去开户，把资料交给五矿公司，系明显说谎。2、在福建省高院的调查笔录中，两人明显串供。刘湘亮陈述是“我们是最早的飞机过去深圳，八点多到五矿公司…当天三点多的飞机我们就飞回来”。而事实是，龙岩根本没有直飞深圳的航班，即使是最早一班机，到深圳机场也已是下午4点多，其根本不可能当天早上八点多（五矿公司还没有开门办公）就到五矿公司办公室，更不可能当天办理开户，更不可能当天下午三点多的飞机回龙岩（没有直航，没有该次航班），其明显说谎，向法院虚假陈述。3、在福建省高院的调查笔录中，刘湘亮陈述“不清楚联系人…好像有一个人拿材料进来给我们”，罗芬陈述“还的时候我有点记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交给某人还是直接放在桌上”。作为专业的财务人员肯定深知开户所需的这些证件的重要性，但从刘湘亮和罗芬的口述看，他们既不清楚交接材料的对方是谁，也没有查看交接的材料有哪些，是否包含了开户所需的全部资料，归还时也没有慎重对待，其不能证明从何人手中得到了五矿公司的证照原件，两人的言辞躲躲闪闪，毫无确凿的事实依据，证词明显虚假。4、罗芬将虚假账户的Ｕ盾交给五矿公司派去追债的薛堃，是在陈昆明向五矿公司出具《承诺函》、交出了其用于虚假开户的公章、财务章、人名章之后，安排罗芬将其保管的虚假账户的Ｕ盾交还给薛堃处理。对证据十、十一、十二认为：证据十的第一页有更改，对于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知道这到底是卓鹰公司的，还是金大鑫公司的，对于薛堃的签名，也无法确认。薛堃的身份，是五矿公司委派到金大鑫公司进行追债的同时，按照五矿公司要求，他要监督金大鑫公司的有关资金使用。有的时候会在龙岩呆的时间比较长，他来回往返等一些车票，可能会交给金大鑫公司报销。但是并不等于他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管理，也不等于他就是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经向薛堃核实，且他本人表述，因为他有监督金大鑫公司的有关资金的使用。所以金大鑫公司一些费用的支出会由他来核实。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进行签字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里签，只能选择，有的时候是在复核那里签，有的是在监督那里签字。而他本人的身份并没有在金大鑫公司从事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他也从来没被金大鑫公司任命为财务总监，金大鑫公司的资金运作他并不清楚。对这个车票请求核对原件，对于第一个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也是写的是卓鹰公司的费用报销单据。并且这是否是张玉倩本人的签名，无法确认。证据十的费用报销单第一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这上面是卓鹰公司是手改的。所以是否是在金大鑫公司们也不能确认。车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据委托代理人跟薛堃的调查核实，他是说他来回跑，费用比较高。因为陈昆明的公司欠五矿公司的钱，所以他说他自行找陈昆明的公司进行报销，认为也是合理的。所以他的一些差旅费有可能会在金大鑫报销。但是这不等于他在金大鑫有身份。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承担一些费用，也是正常的。第二份报销单经办人张林轩，领款人张欣欣，不能确认真实性。并且这上面写的是一辆轿车的维护使用费用。因为当时五矿公司派辆车供薛堃他们使用，有可能这辆车的费用也是找陈昆明给报销的，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五矿公司作为债权人为追债而发生的费用，找他报销也很正常。第三个报销费用报销单是张云轩的费用，报销单写的是现金付启，但是后边又是一个银行转出账户，这两个是对应不上的，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后面转出银行账户。是由哪、是由谁转出的，也看不清楚。而这个费用报销单上是有写的是现金，实际是不一致的。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费用报销单是过路、过桥费。但是车票也都是14年发生的，是现金付启，但是付款人却是陈思思，是个人付款。无法确认真实性，有可能就是过路、过桥费、车辆的保养费，有可能他们在使用这辆车的时候，可能会找金大鑫公司给报销。所以对这个真实性，也没法确认，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性。薛堃在这个财务总监处签署，就像他本人所说的，他不是金大鑫公司的真正的财务总监，但是因为他过来是监督金大鑫公司的有关资金的使用。所以他要审核一些资金支出的合理性。所以他签字的时候，他没有地方签，就只能选择在这个单据的财务总监那个位置上签，但实际上没有人给他作为财务总监的权力，他并没有控制和参与整个的资金及账户的运营管理。仅仅就在费用支出方面，他是进行了一定的把关，目的也是协助五矿公司来追债，希望金大鑫公司能够尽快的复工复产，来防止陈昆明对金大鑫公司的这个账户的恶意使用合同资金挪用。所以这都跟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与金大鑫公司的设立是不是五矿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实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对这些证明目的都不予认可。费用报销单据都发生在2014年，跟本案金大鑫公司的注册成立都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五矿公司也没有派他们在金大鑫公司任职。所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工资发放单，经找薛堃进行核实。他说，是当时手下的员工，陈昆明都是可以控制的，在当时金大鑫公司已经陷入了困境，他账户的资金非常有限。为了留守这些员工的资金生活费用有来源，借用薛堃的身份证开了一个账户。日常的一些生活的费用，比如说员工的买菜，他们有个食堂买菜买米买面，要进行这个资金使用的时候，他们借用薛堃的身份证开银行账户，所以就只取了一些钱，放在薛堃那。是借用薛堃身份证所开的个人的卡里面，然后花的时候，再由他们的出纳从这里面支取账户。薛堃没有实际控制这张银行卡工资发放。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工资都是几千块。只有薛堃这写的8月份写的是9万，9月份写的是6万多，10月份写的是8万多，别人都是四五千两三千。设置明显就不是工资，是借用薛堃的身份证开了一张卡，里面的资金是金大鑫留守人员的日常生活费用，从里面支出，薛堃也没有经手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这些都跟本案没有直接关联。 马坑公司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马坑公司在收到上述证据的时候，也特意去查了五矿公司在福建龙岩除了金大鑫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发现确实没有，所以由此可以倒推出来五矿公司虽然在报道里面没有提到金大鑫，但从报道的行文内容来看，他所讲到的就是龙岩的领导到深圳去拜访五矿公司，同时就在岩的投资项目进行洽谈协商。所以说，五矿公司在岩的投资、洽谈项目只有一个，就是金大鑫项目。 马坑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上诉人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五矿公司的主张。对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陈昆明向五矿公司承认其私刻了五矿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姚子平的私章，陈昆明保证其私刻的公章仅用于与李显河的借款。对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五矿公司的主张。对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6，不能证明五矿公司的主张。对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金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2012年3月9日，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拜访五矿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王奎林、周冬竹等高管座谈。对金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3－6，均为龙岩市政府、漳平市政府作出的会议纪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金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王奎林参加了龙岩市政府于2013年6月13日召开的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王奎林在2012年中期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并占45%的股份，在2013年9月知道陈昆明以五矿公司名义在平安银行开设账户。对金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刘湘亮、罗芬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办理五矿公司银行账户的事实。对金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张云轩将其在金大鑫公司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在金大鑫公司报销，薛堃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在相关的报销凭证上签字报销费用。 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五矿公司提出以下异议：1.五矿公司不是牵头组建项目业主单位，也没有参与股权协商比例。2.五矿公司对金大鑫公司200万吨优质半钢项目，于2009年3月开始规划论证与选址工作不知情。3、对2010年9月27日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特大项目专题会议情况，五矿公司不知情，无法确认的。4、对一审认定2010年12月，金大鑫公司持有名称预核准登记书、股东会决议、金大鑫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等工商资料向工商管理局申请设立登记有异议。认为里面涉及到五矿公司的所有的印章和签字，都是虚假的，伪造的。5、对金大鑫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有异议，根据金大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金大鑫公司初始登记时，注册资本金是1000万，而不是2亿。6、对股东及出资比例为五矿公司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有异议，认为五矿公司没有参与，也没有出资，也没有持股比例。7、对福建辰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0第1155号、220111第925号验资报告，以及专审字2014第154号这些核实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有异议，五矿公司已经向该会计师事务所发函，指出其受陈昆明的蒙蔽而出具了错误的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7、对认定五矿公司董事长王奎林任金大鑫公司董事长、周冬竹任该公司董事有异议。五矿公司王奎林从没有任金大鑫公司董事长，周冬竹从没有任该公司董事，签名是被仿造的。8、对于框架协议，没有全面客观地引用，就是在该框架协议中，五矿公司才有作为投资的真实意愿，并且五矿公司拟投资的这个项目是准备出资15亿元，在这时五矿公司才有合作的意愿。对该协议王奎林签字没有异议，盖章也是五矿公司的真实印章。9、薛堃不是作为五矿公司的代表，参加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而是作为债权人，去参与旁听，五矿公司也没有给他任何正式的授权手续。她在该次会议上，也没有任何签字和确认。对于该会议的专题会议纪要内容，他也不是很清楚，他也不予确认。只有从2013年6月开始，也就是五矿公司委派薛堃作为债权人，而作为五矿公司的委派的人员去追索，监督金大鑫公司有关资金使用。薛堃也就是从2013年6月份才开始介入。因为薛堃是五矿揭阳公司的财务总监，他熟悉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委派他去监督资金的使用，企业的管理他没有参与。而且只是一部分资金，主要是工人工资、费用，其他的大额的资金都是陈昆明随便就转走了，根本就监督不了。10、对2013年6月21日的会议纪要不予认可，对《关于指定公司预借金大鑫项目奖励资金的函》，根本就没有在案件中出现，也没有经过质证，认定该事实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1、对一审认定薛堃受五矿公司的委托，到金大鑫公司工作，任金大鑫公司财务总监有异议，认为薛堃是受五矿公司的委托，派遣到金大鑫公司追债，不是工作。他还是五矿公司的五矿揭阳公司员工，仅仅是来监督金大鑫公司一部分资金的支出，以便五矿公司能够作为债权人，未来在金大鑫公司复工复产后予以受益。他也没有担任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金大鑫公司对薛堃没有给予任何的任命，也不可能做金大鑫公司财务总监，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是刘湘亮。12、对一审认定2014年10月15日，王奎林时任五矿公司董事长，陈昆明等人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召开座谈会，会议就针对金大鑫公司的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展开商讨有异议，认为王奎林并没有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出席这个会议，首先，王奎林是否出席这个会议，不能确定。其次，即便王奎林出席了这个会议，本身五矿公司是陈昆明公司的债权人，作为债权人，在陈昆明本身承诺以金大鑫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的政府的奖励资金来偿还五矿公司债务的情况下，王奎林作为债权人代表参与金大鑫公司的解困也正常。13、从相关的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出，政府没有履行框架协议、付方纪要的内容，没有给予奖励基金。14、五矿公司已经举证证明五矿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的债权人，王奎林、周冬竹等人相关活动系作为债权人进行监督，而非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15、五矿公司已经向法院举证了厦门仲裁委的裁决书和相关的鉴定报告，可以证明龙岩中院的233号，以及福建高院的1511号判决所涉及的相关的协议书，以及印章都是虚假的。一审法院援引判决书的一些认定是不能成立的。深圳仲裁委的裁决书与本案无关。16、对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的公告，五矿公司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无法对其相关内容无法确认，其没有进行相关的证据固化。17、李显河与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等人借款纠纷一案，福建高院作出的判决已经被最高院撤销了，该案已经发回福建高院进行重审，最高法院的裁定中明确要求福建高院要查明五矿公司被伪造的两枚印章是被何人伪造的、如何使用的，在谁手里控制和使用，是否是五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金大鑫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马坑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二审另查明，2012年3月9日，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拜访五矿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王奎林、周冬竹等高管座谈，就推进五矿公司在岩投资项目进行深入座谈。王奎林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显河与五矿公司、金大鑫公司等人借款纠纷一案中出庭作证，王奎林认可其参加了2013年6月13日龙岩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其在2012年中期已经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并占45%的股份，在2013年9月已经知道陈昆明以五矿公司名义在平安银行开设账户。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张云轩将其在金大鑫公司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在金大鑫公司报销，2014年期间，薛堃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在相关的报销凭证上签字并领取了工资。 再查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显河与金大鑫公司、五矿公司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闽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后，五矿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70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2020年6月22日，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88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金大鑫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五矿公司成为金大鑫公司股东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及是否实际出资？五矿公司诉请确认2010年12月13日金大鑫公司章程无效并要求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上述章程的工商登记能否予以支持？本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五矿公司提供的其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报案材料及鉴定意见通知书，可以认定金大鑫公司在申请工商登记时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中五矿公司的盖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新开户印鉴卡上的五矿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印文与五矿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以及姚子平、王奎林、周冬竹等人在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签名与其各自本人签名字迹不一致。可见，金大鑫公司在2010年12月29日登记设立之时，确实不能体现五矿公司成为金大鑫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根据王奎林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先后担任五矿公司经理及董事长的王奎林于2012年就已经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及五矿公司占金大鑫公司45%的股份，于2013年已知晓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新开户的情况，对于上述事实，却长期不提出异议，反而在2012年3月9日，其与周冬竹等高管在五矿公司接待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商谈五矿公司在岩投资项目；于2013年2月1日与卓鹰公司（乙方）、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并加盖五矿公司公章，在该框架协议上确认五矿公司牵头实施金大鑫项目，并占金大鑫项目45%股份；于2013年6月13日参加龙岩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于2014年10月15日，其作为金大鑫公司股东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就针对金大鑫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事宜展开商讨等等。王奎林虽然不是五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一直作为五矿公司的核心人员，掌握五矿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上述行为均应认定为履行五矿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均应由五矿公司承担。前述行为均为王奎林代表五矿公司以金大鑫项目投资主体、金大鑫公司股东身份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经营活动。结合五矿公司的母公司中国五矿在其2017年、2018年的上市公司公告中公告了五矿公司涉及金大鑫公司诉讼的事宜，可以认定五矿公司已经明知其为金大鑫公司股东。 此外，五矿公司还于2013－2014年期间委派其员工张云轩、薛堃到金大鑫公司工作，薛堃还担任了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五矿公司上述参与金大鑫公司经营管理的一系列行为，应当视为五矿公司成为金大鑫公司股东及出资行为的追认，可以认定五矿公司为金大鑫公司占股45%的股东身份。五矿公司主张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系因五矿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债权人而指派上述等人进行监督金大鑫公司接受政府资金专款专用费用的支出和向金大鑫公司关联公司催讨偿还债务，而非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无事实依据，亦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或全体股东共同制定的公司基本文件,也是公司成立的必备性法律文件，五矿公司以实际行为追认了其占股金大鑫公司45%股份的股东身份，对于金大鑫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公司章程，亦一并形成追认，其诉请2010年12月13日金大鑫公司章程无效并要求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章程的工商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二审诉讼过程中，五矿公司以等待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2020）闽民初207号案下判以及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查清事实为由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本院认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闽民初207号案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的处理并不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的刑事侦查结果，亦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处理。对五矿公司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五矿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卓鹰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柱 审 判 员 吴英琼 审 判 员 李馀彬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邹 晖 书 记 员 吴姗姗 附主要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