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5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丹，男，198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职业：江西力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伟斌，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翔，男，1986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职业：丰城国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员工,住江西省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义城、郑耀艺，江西秦风（进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付魁，男，198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上诉人付丹因与被上诉人付翔、原审第三人付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2019）赣0124民初3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付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伟斌、被上诉人付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义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丹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径行变更案由，且前后矛盾，未能依法充分保障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予移送案涉公司住所地管辖或发回重审。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时明确是因“公司经营利润分配事宜”发生纠纷，同时将本案定性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二、本案和解协议签订在前，公司注销在后，原审判决以公司已经注销为由而依据和解协议认定为合同纠纷，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属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原审判决未经充分辩论而认定为合同纠纷，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案涉和解协议不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最后确认。四、本案原审适格被告应为案涉公司丰城国菱公司，而非上诉人。原审判决仅以和解协议而认定双方构成债的合同关系，属于主观臆断，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和解协议只是当事人之间就相关内容达成的一致意思的表示，并非一份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股东请求分配利润，首先要满足公司有利润可分这一基本前提，其次，取得载明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是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必要条件。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和解协议分配的不仅不是利润，而是公司财产，是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被上诉人因此要求公司依据该和解协议支付利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五、因上述和解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所有诉求的时效经过，不应得到支持。六、原审法院对和解协议上手写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主观臆断，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庭审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份和解协议原件，且一直保存在案外人（被上诉人的伯父、上诉人的姑父、也即国菱汽车江西省公司董事长付某某）手中。但直至该协议提交至法庭，上诉人才发现了手写部分，上诉人对此毫不知情，也不予确认。七、被上诉人明确认可收取合作后期经营利润，却时隔多年后突然否认收到合作前期（2010年-2012年）的经营利润，原审事实认定不清。 被上诉人付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案由和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且经二审裁定驳回的裁定书里面已经有明确的体现。一、二审法院均是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并且驳回了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二、关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通过一审法院的庭审调查已经查明上诉人付丹作为案涉丰城国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是把控的公司的财务以及公司的现金流。结合2016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付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如果单纯的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必然导致被上诉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三、关于案涉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的效力的问题。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禁止性规定，并且这个协议是在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也就是说对公司往年的所产生的公司盈余，双方进行了确认，并且就支付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身就是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关系，故和解协议的内容本身不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盈余分配上的法律调整，是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 付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付丹立即向付翔支付经营利润款人民币121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以人民币121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利润款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付丹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翔与付魁于2010年1月14日共同发起设立了丰城国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菱公司）。经营期间，付魁将其持有公司股份转给付翔，2015年11月15日，付魁出资340000元成为国菱公司股东，付翔和付丹各出资80000元。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一直由付丹负责。2016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约定：“甲方付丹乙方付翔鉴于甲乙双方系丰城国菱公司的股东，共同经营丰城国菱公司，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止，甲乙双方就公司经营利润的分配达成以下一致：1、甲方在2010年至2012年中已支付乙方利润人民币贰佰壹拾伍万元整，甲方承诺在双方查账证实后如不够215万，甲方补足乙方215万。另手写：时间期限为30天，如30天内甲方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则必须补齐215万元给乙方。2、甲方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共支付乙方经营利润人民币贰佰玖拾贰万元整，乙方确认已收到。3、甲方承诺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止支付乙方经营利润叁佰万元整，扣除乙方向甲方借款壹佰万元以及壹佰万元产生的利息壹拾贰万元整，则甲方实际应支付乙方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整......7、甲乙双方同意在注销公司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两人均分摊......协议落款有付丹、付翔签名”。付丹分别于2012年3月1日、3月16日、4月5日、7月11日、12月4日，向付翔转款200000元、70000元、250000元、180000元、50000元。付丹按付翔指示分别于2012年1月23日、2月4日向付翔妹妹付某1转款190000元，向付翔弟弟付某2转款600000元。2013年1月3日，付丹分两次向付翔转款共计100000元。2013年5月19日，付丹按付翔指示向案外人余某某转款171000元。2017年4月26日，国菱公司经丰城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2019年11月18日，付翔诉至该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2019年12月3日，付丹向该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9年12月9日该院做出（2019）赣0124民初3475号民事裁定驳回付丹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付丹不服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2月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1民辖终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查明，在庭审中，付翔和付丹确认付魁于2010年7月8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51%转给付翔，2013年4月21日变更工商信息登记。2014年4月9日，付翔、付丹、付魁共同签署《丰城国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章程》。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付丹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系与公司有关纠纷，应由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国菱公司已于2017年4月26日经丰城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2016年12月20日，付翔和付丹对《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作了确认，双方在协议中已确认了公司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利润及分配，双方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了债的合同关系。且据庭审查明，付魁并未实际参与国菱公司经营和分配利润，其对付翔和付丹各持股50%的事实予以认可。本案双方争议利润分配时间段为2010年至2012年，当时付魁已经将其持有的股份转给付翔，不具有股东身份。付翔根据《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向付丹主张权利，双方系合同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同纠纷，且应该按照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法院。故对付丹辩称付丹主体不适格、协议无效不予采纳。付翔和付丹签订的《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依据协议内容，付丹在2010年至2012年中已支付付翔利润2150000元，付丹承诺在双方查账证实后如不够2150000元，付丹补足付翔2150000元。另手写：时间期限为30天，如30天内付丹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则必须补齐2150000元给付翔。付丹认为手写添加内容不属于原协议的内容，付丹对此不知情，因其认可协议的真实性并在协议上签字，在举证期内未向该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该院对此辩称不予采信。根据两次庭审情况和双方的证据可以确认，付翔自认已收到利润款940000元，2013年1月3日，付翔收到付丹转款共计100000元。对付丹主张已支付的利润款600000元，付翔在两次开庭时陈述不一致，第一次开庭时否认收到600000元，第二次开庭时认可收到600000元，认为该款系2013年-2015年的利润。但在付翔提交的代理词中又自认600000元确系属于2010年-2012年利润，付翔的陈述存在矛盾且反复情况。该院确认付丹于2月4日按付翔指示向付翔弟弟付某2转款600000元。另外，付翔在其提交的对账清单中除了明确列举了2月4日付丹向付翔弟弟付某2转款600000元外还列举了2013年5月19日有笔金额为171000元的款项，该院在综合考虑以上情形有理由相信认可付丹确已支付171000元事实。对付丹主张已于2013年2月28日向付翔转账200000元，因该笔款项没有收款人姓名，付丹自行调取银行流水记录后仍无法证明收款人系付翔，故对该笔200000元无法认定系支付给付翔的利润款。对付丹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付翔至少390000元的辩称，因付翔否认且付丹无法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付丹已支付2010年至2012年利润总计为1811000元，依据《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还应向付翔支付339000元。对付翔主张的利息，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付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付翔支付利润人民币339000元。二、驳回付翔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45元（已减半预收），由付翔负担5648元，由付丹负担2197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上诉人付丹主张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故对本案管辖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主体资格的认定都应按照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来认定。经查，被上诉人付翔是依据其与付丹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丰城国菱公司股东和解协议》主张付丹支付该协议第一条项下的剩余款项。首先，从该协议签订的背景来看，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签订该协议时双方已在协商国菱公司的停止经营及注销一事。其次，从协议签订的时间来看，协议签订于2016年底，而双方诉争的款项是2010年-2012年的利润款的分配。再次，从协议的名称来看，该协议名称为股东和解协议，而非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最后，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不仅对2010年-2016年的利润分配进行了约定，还对付丹和付翔之间的借贷债务、公司其他财产等分配进行了约定。另，国菱公司一直由付丹实际经营管理，故该协议应当是付丹和付翔作为国菱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准备注销时，对双方债权债务进行的结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据此形成了债的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国菱公司在2017年就已注销，上诉人提出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本案管辖应在公司住所地、付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和解协议的效力（含手写部分）认定。上诉人付丹上诉主张案涉和解协议无效、付丹对手写部分的内容不知情也不认可。经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签订该和解协议时在场人员有案外人付某某（即上诉人的姑父、被上诉人的伯父）、案外人万某某、上诉人及其父亲、被上诉人及其父亲和妹妹付某1，该和解协议只有一份原件，由付某某保管。被上诉人付翔称和解协议上手写部分是付某某和付某1书写，其中在协议第一条后面手写的“如30天内甲方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则必须补齐215万元给乙方”是付某1书写。经本院向付某某本人核实，其认可该部分内容是由付某1书写，且是在付翔和付丹签署该协议之前就已书写。故该和解协议（含手写部分）应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依据该和解协议第一条“甲方在2010年至2012年中已支付乙方利润人民币贰佰壹拾伍万元整，甲方承诺在双方查账证实后如不够215万，甲方补足乙方215万。另手写：时间期限为30天，如30天内甲方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则必须补齐215万元给乙方”，在付丹未能提供215万元的付款凭证的情况下，付丹应向付翔补齐2010年-2012年应分配的利润款。综上，一审法院在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付丹提供的转款凭证的情形下，认定付丹尚欠付翔339000元未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上诉人付丹提出本案付翔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经查，案涉和解协议是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查账时间是30天，付翔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5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付翔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付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85元，由上诉人付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朋 审 判 员  李 扬 审 判 员  谢 芸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阮焱焱 书 记 员  万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