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10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王同泉，男，汉族，1957年12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红，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李继锋，男，汉族，1976年11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亚涛，河南松盛永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新欢，河南松盛永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洛阳义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亚威金港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袁振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振献，男，汉族，1962年10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偃师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申龙彬，男，汉族，1968年11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赵正宏，男，汉族，1971年9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再审申请人王同泉、李继锋因与被申请人洛阳义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顺公司）、申龙彬、赵正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3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同泉申请再审称：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之规定，申请再审。2012年9月4日，王同泉在签订《保证合同》时，《保证合同》中王同泉留的地址为洛阳市瀍河区四通巷93号院，义顺公司在诉状中所写王同泉的住址却××河南省××西工区××号院12号，导致无法送达，王同泉无法参加诉讼，严重剥夺了王同泉的诉讼权利。现有新证据（2020年5月19日，洛阳市第二十四中学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王同泉自2009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洛阳市××××号院。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之规定，申请再审。义顺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并未向王同泉主张过保证责任，该借款纠纷对王同泉的保证期间已过，王同泉的保证责任应免除。原审判决王同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证据证明。（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2012年9月4日，申龙彬与义顺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9月4日至2012年12月3日，同日，王同泉与义顺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次日起两年。2015年6月1日借款人申龙彬向义顺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载明：2012年9月的借款尚欠本金30万元，利息自2014年12月份未付，现计划在一个月内还清本金及利息。赵正宏、李继锋以担保人身份在该《还款计划书》签名，该《还款计划书》是对原合同的变更，王同泉对此不知情也未签名。因而该借款的保证期间仍为原来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责任。”王同泉与义顺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2年，即期间为2012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3日，义顺公司在该期间内未向王同泉提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该贷款的保证期间已过，王同泉的责任应免除，王同泉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原审判决王同泉承担连带责任，缺乏证据证明，判决错误。（三）关于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3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4年9月1日，义顺公司工作人员孙朝晖向王同泉的手机号码136××××****发送短信催促其承担保证责任，之后仍有短信发送，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王同泉未收到过该信息。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规定，申请再审。关于义顺公司要求王同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诉求不能成立，王同泉的保证责任已经超出了王同泉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其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判决王同泉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之规定，申请再审。原审判决剥夺了王同泉的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权利。王同泉在原审处于被告的法律地位，原告起诉，法院受理后，应按照法律规定通知被告应诉，然而原审法院却未直接通知被告应诉，而是无视法律程序及规定，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造成王同泉不知诉讼一事，无法应诉、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无情的剥夺了王同泉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利。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之规定，申请再审。（一）2012年9月4日，王同泉在签订《保证合同》时，《保证合同》中王同泉留的地址为洛阳市××××号院，义顺公司在诉状中所写的王同泉的住址却××河南省××西工区××号院12号。义顺公司在借款到期后在担保期间内从未与王同泉联系的情况下，却在诉状中声称：“多次向王同泉催要借款本金和利息，但多名被告一直不履行还款义务”。王同泉在合同签订前至今一直在洛阳市××××号院居住，且在洛阳市第二十四中学工作直至2017年12月退休，不是社会闲散人员，个人信息、住址和电话也没有变更过，更让人费解的是，原审法院从来没有与王同泉进行过有效联系，也未向王同泉《保证合同》中所写的地址洛阳市××××号院进行邮寄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材料，程序严重违法。（二）王同泉于2019年12月25日，突然收到洛阳银行的短信通知工资卡被冻结，于是王同泉到洛阳银行询问原因，银行业务员告知被西工法院冻结的，得知情况后，王同泉即与西工法院联系，查阅案件卷宗后，发现本案存在严重侵犯王同泉合法权益的情形，王同泉在得知账户被冻结情况后，通过复印卷宗材料，才看到卷里有一份电话记录，显示未打通，充分说明通过电话未联系上王同泉。案件材料邮寄送达的地址是王同泉未在此居住的河南省洛阳市××唐宫××号院12号。况且王同泉未收到过快递的电话，批退单的退回原因与事实明显不符，送达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程序上存在严重的错误，特提起再审申请。李继锋申请再审称：一、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0303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认定义顺公司要求李继锋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未超出保证期间是错误的。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三）项规定申请再审。1、一审法院按照义顺公司提交的《保证合同》计算保证期间是错误的。第一、李继锋从未见过该《保证合同》，李继锋曾经签过字，但签字时义顺公司从未让李继锋看过合同内容，李继锋不知签的是什么文书，且该《保证合同》最后一页仅有签名栏而无正文内容更易伪造，也恰恰说明了让李继锋签字时并未向李继锋出示合同，故不能以《保证合同》来计算保证期间。第二，李继锋仅以担保人名义在2015年6月1日的《还款计划书》上签名，故保证期间不能按照《保证合同》中所约定的从借款届满次日起两年即2012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3日，而是应当按照《还款计划书》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六个月即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1月1日。2、一审法院认定义顺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李继锋主张权利的证据不足。义顺公司仅提供其单方发送给李继锋手机的短信，没有提交通讯公司所提供的无法更改的短信记录予以印证真实性，另外，在保证期间有争议且长达五年的时间段内，义顺公司提交的短信记录均寥寥无几，且李继锋均未回复，这是极其不合常理的。另外，经李继锋尝试，手机可在手动更改日期后再发送短信，显示的是更改后日期的短信，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且无法在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明义顺公司向李继锋主张权利。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的将李继锋超出保证期间向义顺公司支付的款项视为偿还贷款利息，据此判定李继锋对超过保证期间的债务承担责任更是错误的。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义顺公司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李继锋承担保证责任，故李继锋应免除保证责任。依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对超过保证期间的债务，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李继锋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其在保证期间届满后支付的款项应属于不当得利之债，义顺公司应当返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义顺公司伪造关键证据，故依法应当裁定予以再审。义顺公司针对王同泉的再审申请陈述：一、对于王同泉提出的《应诉通知书》送达问题。王同泉在2012年9月4日签订《保证合同》时，向义顺公司预留的唯一联系电话是136××******，并在尾页签字按指印予以了确认；同时，向义顺公司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从未提出变更情况。法院在送达《开庭通知书》时，采用了电话通知、邮寄送达、张贴开庭公告、公告送达四种方式。其中：电话通知的时间为2017年6月27日，电话号码为136××******；邮寄送达的时间为2017年7月7日，接收人的电话号码为136××******，邮寄地址为王同泉的身份证地址。这四种送达行为在卷宗中均可查到。法院在送达时均是按照王同泉向义顺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地址进行联系和送达的，符合法律规定。二、对于王同泉提出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严重剥夺了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的问题。该情况是王同泉自身原因造成的，不应归咎于他人。三、关于王同泉提出的有新证据的问题。出具该证据的系王同泉所在的工作单位，存在利害关系人关系，且举证期限早已超过，其提出的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四、对于王同泉提出的保证期间已过，其保证责任应免除的问题。义顺公司是在2017年5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按照双方所约定的期间，即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计算，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2年12月3日。义顺公司的工作人员孙朝晖曾于2014年9月1日向王同泉预留的手机号码136××××****发送手机短信，于2016年7月8日、2016年7月12日与该部手机接听人对话，于2017年4月7日向该部手机发送手机短信，共四次主张了权利。该四次行为均证明保证期间未过。五、关于再审的期限问题。法院于2018年9月3日公告送达了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日期为公告送达后2个月，即2018年11月3日，而王同泉提出的再审申请日期为2020年5月26日，其再审申请早已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申请再审期限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王同泉的再审申请。义顺公司针对李继锋的再审申请陈述：一、义顺公司与李继锋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故保证期间应按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计算，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借款到期后，义顺公司多次向李继锋主张权利，在一审时义顺公司提交的公司工作人员孙朝晖于2014年9月1日向李继锋手机发送短信的记录、2015年6月1日李继锋在《还款计划书》中的签字确认、2016年7月12日孙朝晖与李继锋的通话录音、2017年1月21日孙朝晖收到李继锋支付的款项后向李继锋出具的收条四份证据，上述证据连续充分，可证明义顺公司向李继锋主张权利的事实，且李继锋在一审庭审时承认义顺公司多次向其主张了权利。三、义顺公司在与李继锋签订的《保证合同》上，每页均标有页码，李继锋在尾页上签字并摁了指印，其提出的手机信息是伪造的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和依据。四、根据义顺公司与李继锋签订的《保证合同》，李继锋承担保证责任是其真实意愿，李继锋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到期后，借款本息没有还清，义顺公司多次向人李继锋主张权利，李继锋先后支付了一部分款项用于偿还利息，也是其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五、法院2018年9月3日公告送达了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日期为公告送达后2个月，即2018年11月3日，而李继锋提出的再审申请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因此李继锋提出的再审申请早已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再审申请期限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李继锋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向王同泉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时是向其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予以的送达，联系电话与王同泉申请再审时所填写的联系电话一致，该邮件被邮局退回。退件单上显示“地址不详，打电话说不在，再打不接电话，逾期退回”。后一审法院采取在其户籍地址张贴公告及登报公告的方式向其送达相关应诉材料。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向王同泉送达判决书时的邮寄地址仍是上述地址和联系电话，亦被退回，退件单上显示“收件人电话接通不告诉地址，挂电话”。上述邮局的退件单上所显示的内容均可表明王同泉在邮局向其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时接听了电话，其对一审诉讼应当是知晓的，其不告知邮局自己的地址，致使无法接收一审的相关诉讼文书材料，该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规定：“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即合同约定的地址可以作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但该意见强调的既然是约定送达地址，那么其核心意在强调当事人对送达地址的合意达成。王同泉称其在与义顺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留的有地址，但合同文本中并没有体现类似对送达地址达成合意的意思表示，仅在合同的首页留了王同泉的地址，故该地址不能被视为是约定的送达地址，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其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向其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并无不当。综上，王同泉称“一审法院未有效通知到王同泉，造成王同泉无法参加庭审活动，缺席判决，严重侵犯了王同泉的合法权益”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两审终审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出上诉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经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303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后，王同泉、李继锋均未提起上诉，该行为应视为其二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结果的认可及接受，故本院对王同泉、李继锋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一、驳回王同泉的再审申请；二、驳回李继锋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焦贵福审判员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