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18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龙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47288948523。法定代表人：柴文胜，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3787711825X法定代表人：柴文胜，董事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英，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昶，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金山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4591760318T。负责人：吴鑫伟，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丁阆，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笑微，女，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原审被告：朱金洪，男，196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原审被告：朱笑容，女，197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原审被告：钱赵江，男，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上诉人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力工贸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康工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原审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4民初4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对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在证据审核和事实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和遗漏。（一）关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是否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洲铝业公司）发放《保理融资协议》项下的融资款以及该债务是否得到清偿的问题，原判决无视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提交的有效证据，直接以春洲铝业公司的管理人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申报的破产债权进行了确认，即认可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的主张，存在错误。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春洲铝业公司尾数1391账户对账单”和证据“2016年6月14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的真实性没有争议，前者可以显示春洲铝业公司前述账户在2015年6月19日收入的19924744.32元系“买方还款”，并非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基于《保理融资协议》发放的融资款，且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提交的证据“应收账款转让/质押业务融资凭证暨回单、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并说明了合理的理由，一审法院却篡改为“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而后者可以显示即便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对春洲铝业公司曾经存在债权，也在2016年6月14日发生垫款而受偿，不能再向保证人主张。所以，就前述问题，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未能提供合理说明以及有效的反驳证据，原审法院本应当采信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的意见。需要强调的是，春洲铝业公司管理人不过是春洲铝业公司的代表人，破产管理人对破产债权的审核只是单方的意见，并不具有生效裁判文书的效力，而且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在一审中多次主张追加春洲铝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却置若罔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即便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则并不因此免除另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二）关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中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和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承担保证责任所涉主债权“2015年3月16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是否系在本案中主张的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的问题，原判决认为系文字错误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中诉称其主张的是发生于2015年3月16日的主债权，其在该案中提交的起诉状和全部证据材料均无法体现系就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和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本案一审中没有变更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任何人都无法推论出其主张的主债权的发生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另外，在一审庭审中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亦承认其对春洲铝业公司存在其他债权。所以，一审法院无权以（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的证据材料与本案的部分证据材料重合进行推定。其次，针对该案，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仅需指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主张的主债权不属于其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即可进行有效抗辩。再次，退一步讲，即便是构成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的笔误，相应的不利后果也当然应由其承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时间应按其更正的时间确定，并不具有溯及力。（三）原判决将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提交的证据一的证明对象表述为“借款”与事实不符，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一审中所述为“融资”，请二审法院核对庭审录音录像。（四）转让应收账款是否通知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畜产公司）、案涉应收账款是否显而易见是虚假的等事实问题，与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即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是否明知案涉应收账款不存在，对此有无过错密切相关，应在本案中认定。原判决避重就轻，回避了上述事实。第一，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在一审答辩中提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基于显然是伪造的应收账款与春洲铝业公司开展保理业务，不核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是否有效转让，实质上是与春洲铝业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的保理业务进行融资”；并在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提交的证据七质证时，分析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A缺乏向广东畜产公司送达该通知书的相关证据”、“从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的内容看，系明显虚假的材料”等问题，相关的事实与本案的处理密切相关，原判决却未对此作出认定。第二，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提交的证据七的质证意见中关于“购销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的广东畜产公司信息明显与实际不符，而且伪造地非常粗糙，可以被轻易识别”的意见的具体内容被一审法院略过。该部分内容包括“（1）广东畜产公司与春洲铝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仅倒数第三位数字存在“1”和“2”的差别，纳税人识别号仅最后两位数字存在“10”和“21”的差别，广东畜产公司的银行账户和纳税人识别号明显属于永康而非广州；（2）广东畜产公司真实的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不是购销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的“广东省广州市飞凤路10号”，广州市甚至没有飞凤路，反而是永康有飞凤路；所填写的广东畜产公司电话号码甚至为七位数，而广州市电话号码早在1996年6月8日由七位升至八位。需要强调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若购货单位的信息存在错误，根本不可能用于认证”。第三，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向各方当事人说明，经其向国家税务总局永康市税务局调查，发现相应发票代码、发票号码的发票票面内容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出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一致，甚至连开具单位与购货单位都不是春洲铝业公司和广东畜产公司，该部分事实未在原判决中出现。二、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保理合同关系而不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一）银行保理与金融借款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不同的银行业务，两者不应混淆。第一，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而金融借款合同系借款合同，即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两者内容有着显著区别，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二，保理属于银行表外业务，金融贷款属于银行表内业务，两者对融资人的要求完全不同，对保证人而言，也会因此对主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和自身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产生不同的预期。（二）保理合同不成立并不转变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应该参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进行财产返还和损失赔偿。第一，案涉《保理协议》第六条第1款约定，“对回购型保理业务，保理银行不承担买方的任何信用风险，客户应无条件承担相关融资的到期还款义务”，该约定系回购型保理的基本内容。回购型保理即有追索权的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保理商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其与买断型保理（无追索权保理）相对。原判决以此认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存在的是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金融法律合同关系无疑是混淆了法律关系，显然不能成立。第二，保理合同不成立的，应当参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处理，即“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就明显不存在的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显然均有过错。第三，原判决关于“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金融法律合同关系”之说，似乎是认为案涉合同系通谋虚假意思表示的合同。如果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的保理合同关系系通谋意思表示，则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但应当注意的是，隐藏的意思表示并非合法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而是违规融资，并不能以此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三、不论案涉主债权不成立还是无效，均系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的过错造成，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作为保证人对此无过错，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春洲铝业公司提供不存在的应收账款申请保理融资，其过错毋庸置疑，而作为保理商的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办理保理业务的过程中，对基础交易关系即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不依照《商业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履行审查义务，接受不存在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违规发放融资款，而且该应收账款的不真实性可以被轻易识别，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对此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应当认定其与春洲铝业公司就此存在共同的故意，即构成恶意串通。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出示的关于案涉保理融资所涉应收账款的相关证据显而易见是伪造的问题，已经在一审质证时进行分析，不赘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保理银行对应收账款进行实质审查。该办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权属确定、转让明责”的原则严格审核并确认债权的真实性；第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核卖方和或买方的资信、经营及财务状况，分析拟做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情况，合理判断买方的付款意愿、付款能力以及卖方的回购能力，审查买卖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客户和交易等相关情况进行有效的尽职调查……，确认相关交易行为真实合理存在，避免客户通过虚开发票或伪造贸易合同、物流、汇款等手段恶意骗取融资。2、事实是，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连形式审查都没有进行。（1）案涉应收账款的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上出现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是通过阅读该些材料即可知晓。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若购货单位的信息存在错误，根本不可能用于认证。（2）国家税务总局就增值税发票设有正式的查验途径，查验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是审查应收账款的必要步骤。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只要查验，即可发现案涉相应发票代码、发票号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连开具单位和购货单位都不是春洲铝业公司和广东畜产公司。（3）关于应收账款的相关材料中没有物流信息或者广东畜产公司的收货凭证，从案涉《保理合同》第二条第2款也可得知“相关货物的发运凭证”是确定应收账款的必备单据。（4）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收取了应收账款管理费，却从未对应收账款进行管理，应收账款到期后更未进行催收；甚至在办理案涉保理融资之初，连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都没有送达广东畜产公司。因为其一旦与广东畜产公司联系，案涉应收账款的骗局将被立即揭穿。3、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每笔业务都设有专业的、多层级的合规审核和风险防控，包括融资前和融资后，不可能未发现前述种种问题，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一审庭审中称因为可以回购故其不需要对应收账款进行审查的观点无疑荒谬。针对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形，足以可认定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案涉应收账款不真实。4、在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无法对其前述“故意”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应进一步认定其系与春洲铝业公司存在共同故意，即构成恶意串通。（二）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作为保证人，对案涉主债权的不成立或者无效并无过错，当然不用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其他民事责任。1、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之规定，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等保证人所担保的是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止的期间内与春洲铝业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偾权（如有），即被担保的主债权的融资业务类型不限，但并不包括不合法的融资业务。原判决以该条约定认为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需要对所谓的“金融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脱离了本案的实际情况，显然不能成立。2、关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3[2]条独立担保条款问题。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理解，有效的“独立担保条款”必须明确约定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3[2]条的约定显然不符合。另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4条亦重申了对独立担保条款的否定态度。四、即便案涉主债权有效，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亦构成恶意串通骗取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一)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保理合同》签订于同一日即2015年6月17日，保证责任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与保理额度均是2000万元，即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保理合同是对应的，在案涉保理合同之外，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并无同时就其他主合同为春洲铝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同时，据以确定《保理合同》所涉应收账款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保理融资协议》形成于2015年6月18日，不需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审核亦未向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出示，导致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被骗取提供保证。（二）保理属于表外业务，借款属于表内业务，两者对融资人的要求完全不同，本案显然是因春洲铝业公司不符合取得银行贷款的条件，才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串通伪造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且如果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进行的是正常的、合法的保理融资，则实现应收账款是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收回融资的第一来源，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对主债务人春洲铝业公司的清偿能力和自身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显然将产生不同的预期。（三）原审被告朱笑微、朱金洪夫妇系春洲铝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审被告朱笑容、钱赵江夫妇系朱笑微的妹妹和妹夫。该四人是否明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以不存在的应收账款违规进行保理融资的事宜，请法院自行审查。五、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就本案讼争发生于2015年6月19日的主债权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为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当庭变更其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之时，即2019年10月21日。故即便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本应承担保证责任，因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亦因此不需承担保证责任。（一）关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7年4月24日提起（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诉讼系就2015年3月16日发生的主债权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而非发生于2015年6月19日的主债权的问题，已在本上诉状的第一部分第2点中论述。（二）即便该案系就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因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就该案未交纳诉讼费，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亦未收到起诉状副本，故不构成一次有效的权利主张，不能以2017年4月24日认定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保证期间内向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主张了权利。对于该问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类似的解释。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编著的释义认为：“此处对‘诉讼’作最广义的解释，既包括《民事诉讼法》上的一切权利主张形式，如起诉、应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支付令、申报破产债权、申请强制执行等，但自动撤诉、驳回起诉、不予受理三种情形，虽有起诉行为，但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也包括依其他法定的争议解决程序提出权利主张，如申请仲裁、请求行政机关处理；还包括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请求，等等”。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就此对撤诉问题的释义是，“撤诉与未起诉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因此，因起诉而产生的法律效力当然一并消灭，权利义务状态也恢复至起诉前之状态，因起诉而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也自然被撤销，诉讼时效不因曾有起诉行为而中断。但在起诉状副本已送达义务人或者法院以口头通知等方式将权利人起诉的事实告知义务人的情形下，由于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到达义务人，故构成《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诉讼时效中断”。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民商审判若干疑难问题讨论纪要》【浙法民二21号】第十五条明确，“原告起诉后，因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法院未送达起诉状副本即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这种情况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此类情况，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后，视为自始即未起诉，在程序法上的后果是公力救济程序的终结。在实体法上的后果是不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三）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2019年10月21日的一审庭审中当庭变更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即其于该日方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就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不论是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即至2018年6月14日），还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提出”之规定，在春洲铝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即2017年11月4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均未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保证期间。综上所述，原判决在证据审核、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故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支持。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答辩称，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的合同有效，本案相关款项为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及各担保人的担保款项。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称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借款人存在恶意串通，骗取担保的主张不成立，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本案未过保证期限及诉讼时效，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及其他保证人应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未向本院作出答辩意见。原审原告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对融资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5.1%计算至2016年6月1日止，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按照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即年利率7.65%计算至2016年6月1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5年6月17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签订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及《保理额度及交易条件通知书》，约定业务类型为回购循环后收息，保理额度为2000万元，费用收取方式为融资时收，利率为固定利率。2015年6月17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分别与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自愿作为保证人对春洲铝业公司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止的期间内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万元为限，保证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2015年6月18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签订《保理融资协议》，约定：本协议作为春洲铝业公司和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之间所签署的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的附属融资文件签署，本协议生效后，其所有条款均并入保理协议，并作为其组成部分；保理融资条件：买方名称广东畜产公司，融资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融资到期日2016年6月14日，融资利率为年利率5.1%，结息方式利随本清，担保人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此外，春洲铝业公司向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提供其和广东畜产公司之间发生的《购销合同》、入库单、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6月18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约定：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已于2015年6月17日签订了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书》，春洲铝业公司同意将其在上述协议下所约定的春洲铝业公司自2015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5日之内发生的对广东畜产公司发生的全部应收账款转让给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双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转让登记手续。上述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5年6月19日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融资款2000万元，并从中扣收75255.68元作为应收账款管理费。2016年5月24日，春洲铝业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1日裁定受理春洲铝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2016年8月10日，原审法院裁定春洲铝业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合并重整。2017年5月4日，原审法院裁定批准春洲铝业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终止春洲铝业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2017年4月27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就本案债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诉讼费用，也未提出免交、缓交申请。2017年5月12日，原审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春洲铝业公司于2015年5月-6月期间开具给广东畜产公司并提供给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查询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系统，无开票信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保理合同关系还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合同的效力；二、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作为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三、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应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当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春洲铝业公司开具给广东畜产公司并提交给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系统中查询无开票信息，无法认定春洲铝业公司和广东畜产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协议》及附属文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根据《保理协议》及附属文件的内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融资款，融资到期后，春洲铝业公司无条件承担到期还款义务，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不承担买方的任何信用风险，故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且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之情形，故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由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无权收取管理费，故债权金额为实际交付金额即19924744.32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各主体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之规定，各主体作为保证人担保的主合同是春洲铝业公司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各方意思表示明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法有效。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抗辩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未提供证据，应不予采纳。虽然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和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的保理法律关系未成立，但是各担保人是对各类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故其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7年4月27日对各主体提起的诉讼，该行为表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各原审被告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应免除。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应予以支持。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起诉要求计算复利的诉请，因双方约定结算方式为利随本清，故春洲铝业公司的付息日为款项到期日即2016年6月14日，在原审法院受理春洲铝业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时，付息期限未届满，故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要求计收复利的诉请，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尚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借款本金19924744.32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19日起按年利率5.1%计算至2016年6月1日止）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在最高余额2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等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6730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负担30元，由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负担1467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再保理业务审批单复印件、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告知书原件，证明浦发银行金华永康支行已于2015年6月19日就涉案保理业务向民生银行宁波分行进行再保理，其是否享有本案诉争主债权存疑；证据二、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证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就涉案保理业务进行国内卖方再保理业务，并于2016年6月14日向再保理银行代垫了本息，表外业务转为表内业务，其对春洲铝业公司的主债权已经发生改变，是否仍为本案诉争主债权应当进一步调查。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中的再保理业务审批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告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能实现其待证目的。原审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中的再保理业务审批单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且与本案争议缺乏实质关联性，对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告知书的真实性及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永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春洲铝业公司互保圈“两链”风险化解协调会纪要（2015）10号，证明2015年4月2日，政法委、法院、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大力工贸公司等部门单位召开协调会，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对春洲铝业公司、大力工贸公司等企业进行帮扶，银行要加大信贷力度，一律不抽贷、压贷、惜贷，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大力工贸公司等互保企业对春洲铝业公司的帮扶力度等事实；证据二、永康市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星月集团和大力工贸（公司）帮扶工作方案的通知永帮扶办（2016）7号，证明2016年11月4日永康市企业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单位贯彻落实工作，对大力工贸公司等进行帮扶的相关事实；证据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逾期贷款（垫款）、欠息（费）催收通知书，证明2017年11月9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就本案款项发函催收，要求大力工贸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大力工贸公司签收确认收到催收函的事实；证据四、永康市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函，证明大力工贸公司属于帮扶企业，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要根据帮扶办等政府部门的书面同意，才能正式起诉其的事实；证据五、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明确，提出起诉后未缴纳诉讼费按自动撤诉处理的情形，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上诉人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这些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二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并不了解该文件，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催收的回执系大力工贸公司出具，并未送达万康工贸公司；证据四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不了解该文件，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五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审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经审核，结合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其与本案争议缺乏实质关联性；对证据三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五系法院生效裁定，非本案证据。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原审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7月8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金华监管分局向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发出《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金银保监举复（2020）018号，表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做案涉保理融资业务时，尽职调查不到位。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7年11月9日向大力工贸公司发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逾期贷款（垫款）、欠息（费）催收通知书，大力工贸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签章确认收到《提前到期催收通知书》。本院认为，一、关于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所述的案涉融资款本金2000万元是否发放及案涉融资款是否已清偿的问题。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依据春洲铝业公司尾数1391账户对账单中的“买方还款”文字和2016年6月14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中的“垫款”文字称案涉融资款没有发放，即使发放也已还清，春洲铝业公司尾数1391账户对账单涉及的款项进入春洲铝业公司账户，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系其他款项，原审认定为案涉融资款项并无不当。2016年6月14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涉及的款项系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的款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解释系其系统自动处理，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所述的案涉融资款项已还清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认定。二、关于原审法院（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涉及的主债权是否系本案主债权的问题。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在该案中虽然有“2015年3月16日，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的表述，经审核该案的相关材料，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提起该系诉讼的材料表明该案涉及的主债权系本案的主债权，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解释该“2015年3月16日”系误写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应予认定。三、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保理合同关系而不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综合案涉证据来看，本案系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就春洲铝业公司对广东畜产公司享有的债权（虚假）签订保理协议等进行保理融资，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等主体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发生的争议，春洲铝业公司对广东畜产公司享有的债权虚假，不影响案涉基础法律关系系保理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将其定性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之间的债权关系是否成立、效力及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案春洲铝业公司向浦发银行永康支行的保理融资业务涉及春洲铝业公司向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转让应收账款、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融资款、大力工贸公司和万康工贸公司等主体为案涉融资提供担保等法律关系，经审查，春洲铝业公司向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转让的其对广东畜产公司的债权虚假，浦发银行永康支行未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违反了银行业相关管理规范，但未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尚无证据证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案涉融资款时与春洲铝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他人利益，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之其他情形，应认定为案涉融资法律关系有效。就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而言，春洲铝业公司向其转让其对广东畜产公司的应收账款、大力工贸公司和万康工贸公司等主体的担保均是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规避风险的形式，这些形式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属并行的关系，各担保主体在提供担保时应预知到其可能对案涉融资款的本息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本案得不出春洲铝业公司对广东畜产公司的应收账款虚假其他担保人就免责的结论。并且，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与春洲铝业公司签订的《保理融资协议》明确案涉保理业务为回购型保理业务，双方签订的《保理协议》第一条（10）明确回购型保理业务系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买方处收回时，保理银行可以向客户反转让应收账款，或要求客户无条件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本息的保理服务；第六条1明确，对回购型保理业务，保理银行不承担买方的任何信用风险，客户应无条件承担相关融资的到期还款义务。依据上述约定，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提出的春洲铝业公司与广东畜产公司之间的买卖及应收账款虚假对浦发银行永康支行向春洲铝业公司收取案涉融资款不产生影响，进而也无法对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等主体承担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五、关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要求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承担案涉担保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各方签订协议，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等主体作为保证人对春洲铝业公司与浦发银行永康支行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止的期间内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5年6月19日向春洲铝业公司发放融资款2000万元，案涉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6年6月14日，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限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后两年止，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7年4月27日向原审法院就案涉债权提起诉讼，表明其已在行使权利，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并且，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7年11月9日亦向大力工贸公司主张权利，且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柴文胜，案涉担保系连带责任担保，对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而言，该权利主张亦构成时效中断，浦发银行永康支行于2019年5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大力工贸公司、万康工贸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730元，由上诉人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彦审 判 员 杜月婷审 判 员 周楚臣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