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1，女，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邹某（石某1之母），女，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2，男，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石某1因与被上诉人石某2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8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石某1的法定代理人邹某、被上诉人石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某1上诉请求：1.抚养费上调至每月3000元，石某2补齐自离婚之日开始支付抚养费的差额（按照每月1000元支付自2019年4月1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抚养费差额）；2.要求一次性支付到18岁的抚养费，暂时按照每月2000元的支付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石某2的收入情况认定不清，对其公积金收入是否作为计算抚养费数额基数的基本情况认定不清。第二、石某1认为一审法院对石某1生活、居住的明显变化认定不清。我国法律对子女要求父母上调抚养费的请求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石某1距《离婚协议书》签订之日仅一年余提出，肯定生活居住或者其他方面和《离婚协议书》签订时的状态不一样。由于石某2的原因，石某1的法定代理人邹某被迫同意出售石某2在离婚时承诺石某1可以一直居住的房子，但是房屋售出后，石某1面临没地方住，没有公立幼儿园上的问题。而且目前就是家里老人抑郁的抑郁，病的病，即使疫情期间请保姆有困难，可是请亲戚看护也会产生一定的饭费、路费、生活辛苦费等。三、石某1的实际每月支出已经超过5370.76元。法定代理人邹某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石某1部分大额支出票据，只是没有进行细化分类，这些能找到的票据显示石某1每月支出，不算人工成本超过5370.76元。石某2不直接抚养石某1，并且自离婚后一次都没有探望过孩子，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母负担抚养费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如果说石某2每月抚养费2000元就是石某1的全部抚养费，这是明显不够的。如果说石某2和石某1的母亲目前平均分摊抚养费，那每月2000元的抚养费连石某1目前生活需要的1/2都没有达到。石某1的实际生活需要每月最低5370.76元，已经超出了抚养费数额，正因为抚养费不够了，住房被频繁骚扰，老人一个个被病倒，除了抚养费还要额外产生因为照顾石某1而产生的人工费用，石某1才提出的上诉。至于一审法院说当地物价水平较《离婚协议》时均无明显变化，一审法院这一结论明显说服力不强。石某1的消费支出水平和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是差不多。四、一审法院根据石某2提供的一张村委会证明，证明上写着石某2、父母、两个姐姐都在老家务农。再根据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是北京市退休工人，有退休金，就草率认定了双方的抚养负担能力。明显证据不足。最后，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和石某2才是石某1的父母，他们的经济能力才是考虑孩子抚养费的重要标准。五、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平等的，一审法院不能因为石某2支付和上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石某某抚养费，就允许其隐瞒公积金收入，降低另一个小孩的抚养费。这既有失公平公正，而且也纵容了社会上没有道德的人继续行恶。六、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判决时，前后矛盾，有失公正。在朝阳法院的庭审中，第一次庭审要求石某2提高抚养费到2500元，石某2不同意。第二次朝阳法院庭审要求石某2提高石某1抚养费到2200，石某2不同意。第三次朝阳法院给出调解建议，要求石某2打开锁着的房子租给石某1，让石某1放弃自己的抚养费和房租相抵，石某2称只能让石某1住到上幼儿园报名，房子就必须卖掉。鉴于石某2的如此冷漠，考虑到抚养费和房租相抵后，石某2每月收入提高了2000元，而石某1支出还增加了2000元，作为法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应该合理审判，不能以调解而代替公正的审判，所以石某1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法院的调解，最后，法院的审判就是不支持提高石某1的抚养费数额的请求。一审法院明显存在前后矛盾，有失公平的现象。石某2辩称：不同意石某1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房子是已经卖了，但是石某2和石某2大女儿的户口还在卖了的房子里，为了户口落户，还需要贷款买房，石某1陈述的一次性付清石某2不同意；不同意石某1上调抚养费的意见，石某2的同事也是支付抚养费这种情况，和石某2相同级别的，每个月支付1000元；一个比石某2的级别工资还高，每个月支付是2000元；需要说明一下，石某2还有一个女儿，每个月也是需要支付抚养费的，每个月也是2000元，石某2还有父母需要扶养，他们身体也不好；石某2在北京还要生活，目前是租房子住，还要交租金中介费，而且也面临着要还贷款的情况；一审判按照年支付也不公平，石某2不同意支付年付。石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抚养费上调至每月3000元，石某2补齐自离婚之日开始支付抚养费的差额（按照每月1000元支付自2019年4月1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抚养费差额）。2.石某2支付抚养费的方式改为年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卖出后，石某2一次性支付石某1至十八周岁的全部抚养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某2与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于2017年8月29日登记结婚，2018年4月8日育有一女即石某1。2018年12月11日石某1与邹某离婚，2018年12月25日复婚，后于2019年4月18日在朝阳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婚生女石某1（2018年4月8日出生），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抚养费按季支付，支付日期为5月、8月、11月、2月份的15日。男方有每月一到两次的探望权。双方婚后购买的房产位于朝阳区×号，双方所有，定于2023年12月31日前出售……”。经查，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2019年全年税后收入为132226元，石某22019年全年税后收入为113033.68元。另，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父母均有固定工作。石某2父亲于1945年出生、石某2母亲于1952年出生，均为农民；石某2有两位姐姐，亦均为农民；石某1与第一任妻子王燕欣于2008年8月18日育有一女石某某，石某某由王燕欣抚养，2018年8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期间抚养费标准为每月2000元。经询，截止法庭辩论终结前，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尚未出售，石某1及其母亲邹某仍居住在该房屋内。另，石某2延迟支付2019年第三季度的抚养费，经询问，石某2称系因为其和石某1之母之间关于房屋事宜而产生矛盾而延迟支付。一审法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与石某2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于石某1抚养费之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石某1要求变更抚养费至三千元，距《离婚协议书》签订之日仅一年余。期间，石某1的生活、居住、身体情况,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石某2的工作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物价水平较《离婚协议》时均无明显变化。而且综合考虑当地的生活水平,着眼于石某1的实际生活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法院认为原抚养费标准2000元亦不存在过低，不足以满足石某1生活之情形，故对石某1主张抚养费上调至每月3000元以及支付差额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石某1主张抚养费支付方式改为年付，石某2表示同意，法院不持异议，关于具体支付的时间，法院结合具体情况确定为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支付次年度的抚养费。法庭辩论终结前，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尚未出售，石某2尚不具备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之经济条件，而且石某1现年龄尚幼，之后生活、学习情况，石某1、父母的收入情况以及物价情况等均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故法院认为现不宜判决石某2一次性支付石某1至十八周岁的全部抚养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石某2自判决生效后于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前支付石某1次年度的抚养费人民币二万四千元至石某1十八周岁止；二、驳回石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石某1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一，转账记录截图一张，是2018年9月邹明军（邹某之父）给邹某转的购房款1033796.78元、还有三张是邹某转给邹明军的转账记录截图、证据二，售房资金分配情况（系手写拍照一张）、证据三，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款支付协议一份（复印件），三组证据一并证明买房时邹某出了147万，其中103万是邹明军帮邹某借的钱，后来房子卖了，房子的总价是383万，邹某分得了140多万，邹某拿到的钱都用于还钱了，还剩40多万，没有能力、没有钱再买房了，跟孩子居无定所；证据四，第三方平台京旺家园的租房价格情况截图一张，证明一个人租房子的话一个月房租也就是800元到1000元，石某2说他每个月租房3800元，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五，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第一季度租房房租转账记录，证明每个月租房子石某1及母亲每月支出4000元；证据六，邹某给石某2的转账记录、通话记录（7个未接通），一并证明经过一审法官沟通、调解，石某2打开了房门，邹某给石某2每个月支付2000元房租，支付了三个月，后来邹某与石某2处于失联状态。石某2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至三的真实性认可，确实存在邹某的父亲转给石某2，103万的情况，对于房子已经卖了，卖了383万也是事实也是认可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邹某没有钱买房、要求石某2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提高抚养费没有关系，邹某要养不起，可以把孩子给石某2；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石某2的每月房租是3800元，这是可以派人去查的，邹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石某2的房屋租赁合同造假，这是有合同的；对于证据五，石某2称租房子很正常，但是邹某只租了一个月就又回来了，证明目的不认可，石某2也有家庭，也有支出。因为房子卖了，石某2每天上下班30多公里，油钱一个月都需要1000多，来回就得3小时，石某2的个人能力不足以支付；对于证据六，转账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石某2被迫出去租房，邹某转给石某2的租金，实际市场价不只是2000元，通话记录真实性没有问题，证明目的不认可，石某2不想理邹某，另外双方也不是失联，支付宝跟微信一样，也是可以联系，可以转账的，而且邹某发短信石某2也都收到了，石某2也回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一、二、三、五、六、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四因无法确定其合法来源，故本院对于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石某1主张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相关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石某2向本院提交租房合同一份，证明石某2租房时间是2020年6月22日到2021年6月，签订的是一年，石某2每月的租金是3800元。邹某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石某2的合同没有编号，证明目的不认可，他一个人住租一个三居室，其说经济困难，还开车上下班，其花钱给自己享受生活也不愿意给孩子增加生活费。本院认为，邹某虽否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份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总结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关于石某1的抚养费标准是否应当予以增加。石某1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对石某2的收入情况认定不清，对石某1生活、居住的明显变化认定不清；且石某1的实际每月支出已经超过5370.76元；一审法院仅根据石某2提供的一张村委会证明，就草率认定了双方的抚养负担能力，明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能因为石某2支付和上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石某某抚养费，就允许其隐瞒公积金收入，降低另一个小孩的抚养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邹某与石某2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于石某1的抚养费存在明确约定，该约定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现石某1要求变更抚养费金额距《离婚协议书》签订之日仅一年余，虽然石某1的居住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案涉房屋系其法定代理人邹某与石某2协商一致才进行了出售，如其认为该居住状态的改变严重影响到其正常消费支出水平，即应当对于房屋出售问题及售后居住问题作出审慎处理。一审法院综合考量石某1在此期间的生活、居住、身体情况,石某1法定代理人邹某、石某2的工作收入情况、当地物价水平及石某2、邹某各自的经济负担能力，认为原抚养费标准2000元不存在过低情形，并无不当，故本院对石某1主张抚养费上调至每月3000元以及支付差额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石某1在二审期间提交的相关证据仅能证明其法定代理人邹某与石某2就离婚时共同约定继续居住的房屋因发生矛盾纠纷，最终予以出售、分配售房所得及个人租房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大幅增加石某1抚养费的标准成立。且石某1现年龄尚幼，之后生活、学习情况，其父母的收入情况以及物价情况等均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故本院认为现不宜判决石某2一次性支付石某1至十八周岁的全部抚养费。另，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故对于石某1未来可能发生的合理的增加性的教育及生活支出，石某1可以在实际支出发生时，另行主张。综上，石某1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石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