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勇，男，196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生芳，男，194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平，系被上诉人王生芳之子。 原审第三人：杭州余杭华生自控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新桥路**。 法定代表人：魏华麟，总经理。 上诉人姚国勇因与被上诉人王生芳、原审第三人杭州余杭华生自控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生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20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姚国勇上诉请求：1.判令王生芳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相应的企业拆迁安置补偿款的10%的财产（即人民币12万元）由华生公司直接划拨给上诉人；2.请求判令由王生芳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以合伙关系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案并非股权代持合同关系，而应为合伙关系，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姚国勇与王生芳、华生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经审理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10民初3734号民事判决书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字第5277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确认：王生芳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华生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属上诉人姚国勇所有。因此，生效判决实际上不仅解决了姚国勇与王生芳之间的股权纠纷，而且还明确了姚国勇在华生公司中享有的权利边界（即华生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而案涉的企业拆迁补偿款属于企业的财产权利，根据生效判决，姚国勇向华生公司主张10%的企业拆迁补偿款，实则是生效判决的延续，于法有据。第二，根据生效判决，重点不在于姚国勇与王生芳是否构成股权代持合同关系，因为生效判决没有解决股东的身份问题或者说股东资格的问题，解决的只是财产权利，也就是说，生效判决的重点显然在于姚国勇享有华生公司10%股权的财产权利。所以，如果说华生公司的16999878元的企业拆迁补偿款己经按持股比例划拨给王生芳，那么，本案应当以股权代持合同关系主张权利;但现在是企业拆迁补偿款还在华生公司处，因此姚国勇只能以生效判决。确认的财产权利向华生公司主张划拨，这显然就不是股权代持合同关系了，而应当是合伙关系主张权利。第三，本案从本质上来讲，的确是合伙关系。因为华生公司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华生公司的成立，不是为了经营，而是为了合伙人受让改制企业一一原工业仪表厂的资产，通过受让的资产（主要是房产），收取房租，作为企业收入来源的。这种情况就是合伙人大家出资购买房产，通过房产享受分红，而华生公司不过是一个平台，所以，华生公司的经营与否、清算与否，都不影响合伙目的。遇到政府拆迁，房子没有了，才会导致合伙目的不能继续，导致合伙终止，这才是本案的核心或者说本质。具体而言：华生公司自1999年成立到2019年房屋被拆除，二十年时间中，华生公司的业务就是房屋租赁，靠收取租金而存在，没有其他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成立华生公司的目的，其实是合伙人合伙出钱，购买房产，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然后分红，这个就是合伙的目的和本意。现如今，房屋己被依法征迁，拆除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没有了，企业的业务都没有了，注销不注销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形式而己，从实质上来讲，注销不注销，没有任何的区别。相对于合伙而言，企业己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因此，姚国勇认为，从合伙的角度来讲,本案的合伙起源于1999年2月7日和3月5日的两份《协议书》，购买了厂房；合伙终止于2019年7月房屋被依法拆除，房屋拆除，合伙的目的也就结束了，合伙终止。二、本案依主张进行盈余分配，并无不当。姚国勇认为，原审判决中提到的盈余分配是按照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流程去走的，但案涉华生公司有其特殊性。理由如下：第一，原审法院己查明，华生公司可以获得拆迁补偿款合计16999878元。庭审中，华生公司自认已领取拆迁补偿款1580万元左右，尚余120万元暂未领取。因此，从款项的角度，财产权利是可以明确的。法院要解决的，无非是按照可以获得的16999878元进行盈余分配，还是按照实际拿到手的1580万元先行盈余分配的问题。第二，华生公司相对特殊，华生公司的清算，不需要按照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流程去清算，因为华生公司没有经营，华生公司的业务就是房屋租赁，根据姚国勇提供的证据8估价结果表，实际上就是华生公司的清算，也就是说，根据证据7补偿清单和证据8估价结果表，华生公司的债权债务就己经结算清楚了，即企业拆迁补偿款为债权：16999878元，而属于承租户的补偿款为1585782元为债务。相应的可分配的盈余即为两者之差价：15414096元。第三，原审认定的“姚国勇与被告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对华生公司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错误的，根据生效判决，“王生芳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华生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属姚国勇所有。”很显然，生效判决实际上表明了在财产权利上，姚国勇有权享有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这部分权利己经过了生效判决的确权，显然不仅仅是“姚国勇与被告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而是对华生公司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存在，华生公司无权否认或者推翻姚国勇在公司内享有的这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第四，“尚余120万元暂未领取”，实则是拆迁人为了保护姚国勇的利益，怕华生公司侵吞或者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暂时不发放给华生公司的。实际上如果法院明确姚国勇可以即行从华生公司处分配盈余的，这笔120万元的暂扣款也是能领取的，不存在任何障碍。综合上述第二、三项，姚国勇认为，根据生效判决，姚国勇向华生公司主张10%股权的财产权利，即15414096元的10%，于法有据，且合理合法，并无不当。至于纳税的问题，是企业代为扣缴，还是个人自行缴纳，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属于可协商的范畴，但不能因为纳税问题就不承认或者拒绝姚国勇要求先行盈余分配的权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存在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本案的拆迁补偿款16999878元是明确的，属于承租户的补偿款1585782元也是明确的，华生公司并无其他债务，因此可分配盈余15414096元也是明确的。而根据生效判决，上述可分配盈余15414096元属于华生公司的财产权利，而该财产权利中依据持股比例，其中的10%的财产权利属于姚国勇所有，己经过确认，不存在争议。因此姚国勇起诉要求分配属于自己所有的10%的拆迁补偿款并无不当，望贵院能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决。 被上诉人王生芳辩称，姚国勇依据的是之前的两个生效判决,认为原审的法律关系不是股权代持关系,以及姚国勇认为是合伙关系,王生芳不认可,王生芳认为是债权债务关系。姚国勇说前审判决是判华生公司财产10%属于姚国勇,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原审判决的是王生芳的财产,是王生芳财产中的四分之一财产权利,属于姚国勇。王生芳不能认可姚国勇所说的华生公司不需要清算,因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都规定了,要向股东分配权益的时候,最后结算分配剩余财产的时候必须要做清算。华生公司是否进行清算，是需要经过华生公司股东会决议才能决定的。那王生芳也无法决定。在华生公司清算之后,王生芳拿到对方王生芳在华生公司当中40%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之后，姚国勇的请求才有依据可以支持。按照原审判决,其中王生芳分得的四分之一财产支付给姚国勇。 原审第三人华生公司述称，一、1.华生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由魏华麟和王生芳两人依法组建,不存在同姚国勇之间的合伙。2.拆迁补偿款是华生公司支持政府的改造工作，依法转让企业房地产所获得的合法含税收入,属于公司财产。华生公司依法享有处分权,任何其他人都不享有处置权。姚国勇既不是我公司股东，也不是债权人,其向我方主张120万元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姚国勇认为王生芳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和公司的财产权利混同。3.姚国勇的诉请侵害了公司合法权益,如果该诉求得到实现,则侵占了公司财产权利。二、针对姚国勇的上诉请求,判令王生芳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相应的拆迁款的财产(120万元)由华生公司划给姚国勇,违反了公司法。首先,根据公司法186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分配剩余财产的事项。而且姚国勇不是公司股东,即使公司进行清算,姚国勇也无权要求分配。拆迁款在清算前不得分配股东,3734号判决确认了姚国勇对王生芳财产相应财产的所有权,并未确认姚国勇对公司拥有权利,姚国勇应当在华生公司向王生芳分配剩余财产后向王生芳主张其权利,姚国勇要求华生公司直接划给姚国勇违反了公司法规定和财务制度。姚国勇所请求的120万元是主观臆断出来的模糊数字,没有计算依据。王生芳是我公司股东,但是华生公司没有分配财产,华生公司不存在向其支付120万元的事项,也不存在向姚国勇分配财产的事项。三、1.华生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同姚国勇之间的合伙关系。华生公司的经营清算情况同姚国勇无关。2.姚国勇对拆迁款不具有财产权利。姚国勇的主张违反公司法规定。3.原审法院就股权代持的认定正确。姚国勇错误延伸了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四、本案事实上是姚国勇通过余杭法院冻结了华生公司的拆迁款,导致华生公司至今无法领取。拆迁人根本无权、也不会无端扣留应当支付给华生公司的拆迁款。华生公司保留追讨错误查封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协议书是姚国勇和王生芳个人签署的,当时是王生芳投标后弃标了。这次转制是第二次，当时因为弃标,建设局主持下由魏华麟组织转制,由魏华麟寻找股东,因为必须要两位以上的股东。王生芳写的对魏华麟和华生公司没有效力。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姚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生芳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相应的企业拆迁安置补偿款的10%的财产（即人民币120万元）由华生公司直接划拨给姚国勇；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生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生公司系由原余杭市建设局下属原工业仪表厂转制后于1999年6月重新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其中法定代表人魏华麟认缴出资30万元，王生芳认缴出资20万元。2018年3月12日，姚国勇因与王生芳、华生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起诉至本院，请求确认王生芳所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份之一（即华生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归属于姚国勇所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浙0110民初37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王生芳所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份之一（即华生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属姚国勇所有。王生芳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2018)浙01民终字第52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9年7月，华生公司厂房被政府征收拆迁，依拆迁协议约定，华生公司可以获得拆迁补偿款合计16999878元。庭审中，华生公司自认已领取拆迁补偿款1580万元左右，尚余120万元暂未领取。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姚国勇与王生芳之间是股权代持合同关系，因此，姚国勇以合伙关系主张权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弥补亏损和提起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股东可以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案涉拆迁补偿款虽为华生公司的财产，但对该财产是否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及如何分配，应属股东之间意思自治的范畴。姚国勇并非华生公司的股东，其无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再次，生效判决虽确认姚国勇与王生芳之间属于股权代持合同关系，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姚国勇与王生芳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对华生公司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在华生公司实际未进行盈余分配的前提下，姚国勇主张对案涉拆迁款享有120万元的财产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姚国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姚国勇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现争议焦点主要系：目前，姚国勇是否可以直接分配华生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首先，现有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了姚国勇与王生芳之间是股权代持合同关系，王生芳持有的华生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华生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属上诉人姚国勇所有，姚国勇与王生芳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对华生公司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姚国勇就上述财产权利现直接向华生公司要求给付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涉案拆迁补偿款属于公司盈余，公司盈余分配及如何分配，应属股东之间意思自治的范畴。姚国勇并非华生公司的股东，在华生公司实际未进行盈余分配的前提下，姚国勇直接要求参与华生公司的拆迁补偿款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姚国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姚国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