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628民初721号 原告：潘某3，男，壮族，1975年10月29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杨云英丈夫。 原告：潘丽萍，女，壮族，1999年4月8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杨云英长女。 原告：潘某1，女，壮族，2003年3月26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杨云英次女。 原告：潘某2，女，壮族，2003年3月26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杨云英三女。 法定代理人：潘某3，系潘某1、潘某2的父亲。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胜状，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进辉，男，汉族，1987年1月16日生，广西玉林市人，户籍地：广西玉林市绵福区，现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献武，广西纳百川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黄辉，男，汉族，1985年5月6日生，广西北流市人，住广西北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启文，广西振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潘某3、潘丽萍、潘某1、潘某2与（以下简称潘某3等四人）被告陈进辉、黄辉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不宜适用简易，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某3等四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陈进辉、黄辉赔偿潘某3等四人经济损失：医药及检查费1319.80元、丧葬费52038.50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626元、误工费5702元（4日、每日5人，20日／285.10元）、精神损害金20000.00元，共计770446.30元；2.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等由陈进辉、黄辉承担。事实与理由：潘某3户位于富宁县，老房屋因年老失修，潘某3家人决定拆除旧房屋并连同旧房屋边上自家菜地降低基础与国道323线公路平行扩建新房。2020年3月8日潘某3和受害人杨云英与陈进辉口头协商，潘某3将拆除旧房屋及旧房屋地基和旧房屋边上自家菜地降低与国道323线公路平行的挖掘工程以65000元承包给陈进辉施工，约定施工中所需施工工具设备及工人、生活费等由陈进辉自行承担，施工中发生的事故由陈进辉自行承担，与潘某3等四人无关，且旧房屋的旧钢筋也归陈进辉所有。口头协商好后，陈进辉于2020年3月9日拉来一台挖掘机开始施工，3月12日陈进辉为加快施工进度又增加一台挖掘机，并由黄辉驾驶挖掘机进行施工。3月13日潘某3及受害人杨云英又与陈进辉就该工程挖出的废弃土石外运产生运费进行协商，经口头协商，潘某3以20000元运输费用给陈进辉承包。2020年3月15日，陈进辉、黄辉拆除旧房屋后将房屋旧钢筋放在公路水沟处，中午1时许，陈进辉将桂Ｋ×××××号皮卡车停靠在旧钢筋边，并叫潘某3和杨云英帮忙将旧钢筋装上皮卡车，黄辉驾驶大的挖掘机在该地基顶部施工，陈进辉驾驶小的挖掘机在地基底部将黄辉挖排出的废弃土石装车运走，施工至下午3时，因黄辉、陈进辉未进行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和未注意下方正在装旧钢筋的潘某3、杨云英，黄辉在顶部施工的一块石头落下直击杨云英头部致杨云英当场倒地昏迷不醒，后经板仑卫生院用救护车送杨云英到富宁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本案事故发生后，陈进辉、黄辉并未以积极的态度与潘某3等4人处理本案，而是以躲避的方式推卸责任。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陈进辉辩称，一、潘某3及受害人租用陈进辉的挖机，并雇请陈进辉、黄辉作为挖机司机为其提供劳务服务，双方属于租赁合同和雇佣的双层法律关系。潘某3及受害人为了拆旧建新平整旧房屋所占的小山岭租用陈进辉的挖机，双方口头约定：租金按日计算，大挖机每日租金1000元，小挖机每日租金700元。潘某3及受害人承担挖机拖车费2000元（包括每台入场费500元、两台挖机共1000元，施工结束时挖机出场费每台5**元、两台挖机共1000元）。挖机使用的每日柴油费用由潘某3及受害人承担，同时潘某3及受害人负责挖机司机的工钱及每日两餐的伙食，与陈进辉谈某雇请挖机司机的工钱按每日每人300元工钱计付。由潘某3在现场管理、指挥、监督。按照潘某3的要求进行做工，并负责现场安全，占道做工的安全警示牌设置等安全措施。口头约定后，在正式做工前，潘某3在靠近小山岭一侧的公路上，完全占用公路一侧的机动车道，前后拉起了现场施工警示牌，在公路中间摆设塑料路障，潘某3做好现场安全措施。潘某3在2020年3月9日指示陈进辉运来小挖机及挖机司机进场，当日现场安全工作潘某3还没有完成，其指示陈进辉开车到板仑拉施工的路障设施回来，由潘某3设置安全警示标志。3月10日陈进辉问潘某3支付工钱，潘某3以陈进辉没有做到工为由，暂时没有支付工钱。3月11日用小挖机拆除旧房屋，根据潘某3的要求，陈进辉在当日下午运来大挖机进场，于3月12日做工。在做工过程中，陈进辉和黄辉每天都是按照潘某3的安排、要求和指示在现场做工，由潘某3在现场进行管理、指挥和监督。3月14日支付油费及工钱2500元（包括两个挖机司机600元工钱），3月15日支油费2500元（包括600元工钱在内）。3月15日还有一桶柴油未使用，价值1200元，潘某3己运回家保管。根据以上事实，潘某3及受害人在租用陈进辉挖机的同时又雇请陈进辉为其提供劳务，双方属于租赁关系和雇佣的双层法律关系。二、陈进辉与潘某3之间不存在承包运输废弃土石的事实，“包工”凭据系双方对赌约定，并非是承包，也未实际履行。潘某3与陈进辉口头约定租用挖机及雇请司机的相关事宜及潘某3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后，指示陈进辉于2020年3月9日进场，3月11日拆除潘某3的旧房后，现场堆积了很多废弃土石和建筑垃圾，需要清理。3月11日陈进辉问潘某3运送废弃土石和建筑垃圾的运泥车安排好没有，潘某3说已经安排好了运泥车，并指示陈进辉明天（3月12日）将废弃土石及建筑垃圾装车运走。到了3月12日，潘某3在现场指挥陈进辉用挖机将废弃土石及建筑垃圾装车，负责记录每一天的运泥次数，并要求陈进辉装满整个运泥车的车厢，远远高出运泥车厢的一大截，当时陈进辉跟潘某3说，挖机把废弃土石倒入运泥车货厢过程中，装得太满，废弃土石会直接掉落在公路上，会导致安全事故发生以及砸伤路人和砸坏其他车辆的事故发生，潘某3当时说，出了事故他本人负责。潘某3在现场指挥，陈进辉只管将废弃土石装满车，并检查每一辆运泥车装满废弃泥土石才让运泥车开走。同时，潘某3和受害人负责清理运泥车在装车过程中掉落在公路上的泥土和碎石。当时潘某3说，请运泥车的运费是80元／辆，现在运输司机涨到100元／辆，不装满就亏本了。到了3月13日下午五点多钟，潘某3过来问陈进辉，还需要装多少车泥土石才运输完，陈进辉说，估计需要装车150次至170次，潘某3不相信陈进辉，就和陈进辉打赌，说按200车次算，运完废弃泥土石，每车100元，共20000元运费，如运费还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归陈进辉，运费超出100元／辆的，超出部分由潘某3承担；如超出200车还没有将所有废弃土石运完的，超出的运费由陈进辉承担。潘某3问陈进辉敢不敢赌，陈进辉说敢，就这样陈进辉在3月13日手写“包工”凭据，注明拉完结算。潘某3负责安排倒土点，如运费超出100元一车运费由潘某3付费。之后，继续是潘某3在现场指挥将废弃泥石装车运走，记录每天运泥车次数和支付运费给司机等。根据以上事实，运输车辆是潘某3雇请，司机运费也是由潘某3支付，现场装车次数也是潘某3指挥和记录，可见，双方无承包的事实。三、本案的损失应由雇主潘某3和受害人承担责任。1、在事故发生当日，是潘某3指示陈进辉把车开到堆放钢筋的地方，潘某3和受害人自己去捡钢筋。陈进辉没有叫过潘某3和受害人去捡钢筋，由此造成的后果自负，与陈进辉无关。2、本案中，在事故发生当日早上十点钟在右，黄辉按照潘某3的要求，在现场的小山岭上进行做工，潘某3就指示黄辉用挖机将老房子的钢筋推下去公路边，到了中午休息的时间，潘某3和受害人去捡旧钢筋，下午一点多钟，黄辉上去做工时叫正在捡钢筋的潘某3及受害人先离开，之后看见潘某3在公路的对面站着了，以为受害人也离开了捡钢筋的地方，黄辉继续做工，当时黄辉开的挖机距离边坡边缘有五米多，后不知何故受害人被掉下的泥块砸伤。根据以上事实经过，从受害人受伤的过程来看，当时黄辉没有往公路一边开挖机做工，挖机距离边坡边缘有五米多，没有证据证明是黄辉开挖机导致靠近公路边坡上的泥块掉下，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没有证据证明。3、退一步说，假如是黄辉开挖机导致靠近公路边坡上的泥块掉下砸伤受害人，因陈进辉、黄辉受雇于潘某3和受害人，属于雇佣关系，陈进辉和黄辉是从事雇主潘某3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和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作为雇主潘某3和受害人对本案发生的安全事故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黄辉是提供劳务的一方，潘某3、受害人是接受劳务一方，黄辉与潘某3、受害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黄辉因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依据该条款，依法由潘某3、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损失由潘某3、受害人自行承担。四、受害人及潘某3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应自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1、根据潘某3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证实潘某3及受害人在捡钢筋时，明明知道边坡上方有挖机在施工作业，仍将自身置于不安全的危险境地，其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2、黄辉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证实，其曾在事故发生当日叫喊潘某3和受害人离开捡钢筋的地方，潘某3和受害人听到黄辉的喊声后，潘某3自动离开，而受害人继续留在原地捡钢筋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受害人亦具有重大过错，同时，潘某3明知黄辉叫喊离开，却不把自己的妻子带离危险境地，漠视自己妻子的安全于不顾，对事故的发生亦同样有重大过错。五、被潘某3等四人主张的各项赔偿金额过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潘某3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受害人生前属于农村户口，在发生事故前，长期居住在板仑乡××村××布××村小组，系该小组村民。潘某3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及收入证明在证据形式上，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且收入证明加盖的公章属于部门印章，不具有法律证明的效力，不属于单位的对外正式公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这是其一；其二，从内容上看，村委会证明受害人一直外出务工指向不明，在哪务工无法证实。收入证明受害人税前6000元收入，没有证明单位发放受害人工资的银行流水明细账进一步印证，无法证实受害人领取工资的事实，且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及税率的有关规定，个人工薪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受害人亦无缴纳个税记录印证其一直在出具收入证明的单位领取工资的事实。第三，受害人没有证据印证其于2016年3月17日至2020年1月17口在出具证明的单位所在地的城市连续居住生活的事实。第四，退一步说，即使有在外务工的可能，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当日，已经结束出外务工两个月回到本村小组居住生活。综合以上事实，潘某3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和收入证明不足以证实受害人生前在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其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应按照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误工费无事实依据，计算标准应按照农业计算。被扶养人的抚养费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三）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1、对事故的发生，陈进辉没有过错，陈进辉系受雇于潘某3及受害人，因雇员从事雇佣活动造成的损失应由雇主承担。2、潘某3及受害人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基于以上事实，潘某3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综上所述，潘某3起诉要求陈进辉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黄辉辩称，一、潘某3的经济损失不应该由黄辉来承担。潘某3把拆除自家旧房子，平整地基及拉土方的工作包给陈进辉来做，潘某3与陈进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在施工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来承担侵权责任。黄辉是陈进辉聘请过来帮开挖掘机的司机，黄辉与陈进辉之间是雇佣关系。因为旧房的地基与公路地面的落差有七、八米那么高，挖掘机在上面作业，如果有人在路边下面是相当危险的，黄辉在操作挖掘机的过程中一而再地强调并对当时在场的潘某3夫妻俩喊话，提醒他们在挖掘机作业时不要在路边下面捡钢筋，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安全告知义务，不存在过失的情况。可是受害人并没有听劝告，最终还是导致了意外的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潘某3等四人的经济损失不应该由黄辉来承担。二、被侵权人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黄辉在一开始看到施工现场之时就觉得在距离路面七、八米高的坡地上操作挖掘机难度相对较大，且对在公路上通行的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当时在操作挖掘机之前还特意对在地基下面公路边捡钢筋的潘某3夫妇喊话：“你们先离开，等我搞完再过来捡。”然而被侵权人杨云英并没有听黄辉的劝告，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在公路边捡钢筋，最终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依此条规定，结合案件事实，应由被侵权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三、潘某3的经济损失计算标准不正确。因被侵权人是农村户口，因此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10768元×20年＝2153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123元×1年×1／2＝4561.5元，误工费160.26元×3人×3天＝1442.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支持10000元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被侵权人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潘某3所诉请的各项经济损失应由被侵权人承担主要责任（70%）。综上所述，潘某3的经济损失不应由黄辉来承担，被侵权人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判决，支持黄辉的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潘某3等四人提交的户主为潘某3的户口簿、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富宁县人民医院ＣＴ诊断报告单（均为复印件）；黄辉提交的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潘某3提交的包工及收条，用以证明陈进辉承包潘某3地基拉土及费用为2万元；2020年3月14日至15日陈进辉收到5000元挖地费用。经质证，陈进辉认为，如没有证据原件核对，不能起证明作用，如有原件进行核对，陈进辉认为“包工”不能证明废弃土石运输是承包给陈进辉来做，根据内容看，其注明拉完结算，潘某3负责安排倒土地点，并注明运费超出一车100元由潘某3承担；实际上运泥车是潘某3请来，运费是潘某3支付的，包工凭据是潘某3与陈进辉的对赌约定，不是包给陈进辉来做的。收条没有原件核对，由法院核对真实性。从收条内容看，证明了潘某3是承担租用挖机的柴油费2500元，柴油费包含有聘请两名挖机司机的工钱600元，每人每天300元，进一步证明潘某3支付了部分工钱，因此双方属于雇佣关系；油钱的支付，证明是潘某3叫陈进辉去拉油回来的。故包工及收条不能证明潘某3主张的其与陈进辉是承包关系。经质证，黄辉认为，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2、潘某3提交的照片，用以证明本案事故现场及陈进辉、黄辉所用挖掘机及车辆。经质证，陈进辉认为，客观性无异议，同时证实潘某3为了拆旧建新占用了国道机动车的一半道路；现场交通施工标志及设施的摆放、现场安全是由潘某3负责，交通施工标志也是潘某3和陈进辉一起拉回来的，由潘某3摆放，该证据恰好证明现场安全是由潘某3负责。案发事故现场属于不得擅自进入做工现场的范围，因为这段路潘某3已经竖立了现场施工的警示标志，潘某3及受害人擅自进入危险区域来捡钢筋，对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经质证，黄辉认为，除了潘某3主张的证明观点外，该照片还证明施工现场占用了道路的一半，潘某3主观上存在过错；也证明施工现场安全由潘某3负责。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3.潘某3提交的板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用以证明受害人杨云英于2016年3月17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一直外出，在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装配部工作，月收入为6000元。经质证，陈进辉认为，不能仅凭该两份证据来证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按城镇居民来计算，村委会及收入证明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求，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于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应当由单位的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该两份证明没有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从内容看，村委会证明受害人是一直在外务工，指向不明；收入证明没有证明单位发放受害人工资的银行流水，无法印证受害人有领取工资的事实；同时6000元的月收入应当缴纳个人税，潘某3没有提交缴纳个人税的记录来印证其的主张。收入证明的第二个内容表述是自相矛盾的，前半段是证明我单位员工的工作及员工工资收入；后半段内容是不作为我单位对该员工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从该内容看，是否定杨云英的工资收入及员工的身份，所以该证据无效。经质证，黄辉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受害人是在广东工作的事实，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6个月以上的应当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潘某3未提供劳动合同，也没有工资方面的凭证，也没有缴纳社保方面的凭证，所以不能证明潘某3主张的按城镇标准计算经济损失的要求。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4、潘某3提交的门诊收费票据，用以证明因抢救杨云英产生的检查费、医药费、治疗费共计1319.8元。经质证，陈进辉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没有相应抢救的病历来印证其观点。经质证，黄辉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5.潘某3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用以证明：杨云英于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届满又于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0日止与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该公司工作；杨云英工资以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结合的形式，基础工资为1900元。经质证，陈进辉对提供证据的程序提出意见，该证据一直在潘某3的控制下，由于潘某3没有在第一次开庭前通知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请法院对潘某3依法进行处理，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同时，该两份劳动合同不是原件，对三性不予确认，合同上盖的红色公章是事后补盖，并不是原始形成，合同书和章都是复印的。经质证，黄辉认为，1、2016年4月1日所签订的《中山市劳动合同》第三条内容有删减，第（一）项中所表述的“甲、乙双方同意按以下第3种方式确定乙方的工作时间”这第3种方式没有在合同条款中显示。2、2018年4月1日所签订的《中山市劳动合同》，第一条当中的合同期限是手写体，合同的真实性值得怀怀疑。3、两份劳动合同第五条都约定了，甲方应每月从乙方工资中代扣代缴乙方个人应当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而从原告提供的受害人的工资表中并没有显示甲方为乙方代扣代缴任何社会保险费。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工资表显示的内容不一致。4、劳动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是1900元工资表显示的基本工资大部分都不是1900元，有的没有显示基本工资。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工资表显示的内容不一致。5、一般来说，作为自然人主体与法人签订合同，自然人在签署名字后都会在名字上按上本人的手印，而这两份劳动合同都没有。所以这两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本院认为，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6、潘某3提交的工资表，用以证明杨云英在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工作，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工资情况。经质证，陈进辉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工资表上的章是行政部的章，不是对外的单位公章，不具有法律证明效力。经质证，黄辉认为，1、工资表显示的社保费没有扣缴，这与劳动合同约定的由甲方即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保费内容不一致。2、受害人工资表2019年1、3、4、5、6、7、8、9、10、11月份的实发工资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记录的用人公司汇入的工资不一致。工资表的实发工资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记录的用人公司汇入的工资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能与7号证据相互印证杨云英的工资收入情况，予以采信。 7、潘某3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杨云英工商银行账号62×××24，自2016年5月份至2020年1月份工资收入明细，杨云英工资从第二个月开始发放，每月发放上个月工资。经质证，陈进辉认为，银行流水没有原件核对，三性不予认可，且流水里摘要中注明有工资的事项并不能证明是中山市雾霸实业公司支付的工资，从银行流水中无法判断是该公司直接支付的工资，因此不能证明本案受害人是在中山市务工。经质证，黄辉认为，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的2019年1、3、4、5、6、7、8、9、10、11月份由用人公司汇入受害人账户的工资数额与其工资表的实发工资不一致，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的汇入工资与工资表载明的实发工资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因此其真实性也存在疑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能与7号证据相互印证杨云英的工资收入情况，予以采信。 8、潘某3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允许，黄某到庭作证。黄某当庭证实：3月8日那天，我的房子也需要拆除，要平整地基，我包给挖机方是6500元，其他的我都不管了。我的地基与潘某3的地基在一起。我不知道挖机司机姓什么，现我认出是穿黑色上衣的被告。当时协商时只有我和我老婆及潘某3夫妇，与穿黑色上衣的被告协商。是在地基对面小卖部门口协商的。我们是口头协商，我家的地基是以6500元的价格包给穿黑色上衣的被告来做，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潘某3夫妻是怎么与那个老板协商的，我不清楚。因为我和老板先协商好之后我就回家吃饭，潘某3与老板协商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的房子与潘某3的房子是连在一起，是在公路边，我与潘某3是邻居。要平整地基与公路不平行，有落差，高度大约有4至5米。潘某3请的挖机司机我见过一个。我要平整地基的没有完成。潘某3请司机平整地基的时候，占用公路很少。公路边的施工警示牌是我和潘某3及那个老板一起摆放的。挖出来的泥石，运出去的车是谁找来的，我不知道，运泥车是否是本地人，我不知道，事故发生当天我不在现场。我对潘某3起诉的案件事实不清楚。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认为，该证人能证明2020年3月8日，证人两夫妻及潘某3夫妻与陈进辉在本案事故发生地对面商谈平整地基事宜，虽证人谈某自己平整地基事宜后离开，但证人以承包的方式发包给陈进辉进行施工，能说明本案陈进辉平整地基是以承包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出租挖机的方式进行平整地基。经质证，陈进辉认为，证人证言所陈述的内容是两方面：一是证人的地基是请人来挖，二是潘某3的地基怎么进行证人不清楚，因此证人陈述的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证人说其的地基也是交给其所指认的男子进行，其说法没有相应的证据来印证证人所陈述的内容。通过刚才提问，证人的地基现在还是原封不动，因此证人主张将其地基交给其所指认的男子来做是不成立的。现以证人的说法来推断潘某3与陈进辉存在地基发承包关系没有证据证明。经质证，黄辉认为，证人证明的是其将自家平整地基的工作发包给穿黑色上衣的老板来做，对潘某3起诉的案件事实不清楚，也不清楚挖机司机是谁请来的。本院认为，证人黄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不予采信。 9、陈进辉提交的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对潘某3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①潘某3及受害人在捡钢筋时，明明知道边坡上方有挖机在施工作业，仍将自身安全置于不安全的危险境地，其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②潘某3是负责登记拉土的运泥车，进一步印证陈进辉没有承包所谓的运输废弃土石。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所待证事实；经质证，黄辉对第一证明观点无异议，对第二点证明观点有异议，潘某3与陈进辉之间是否存在承包、运输废弃土石的合同关系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能证明第①个证明观点，不能证明第②个证明观点，本院部分采信。 10、陈进辉提交的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对黄辉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黄辉证实其曾在事故发生当日叫喊潘某3和受害人离开捡钢筋的地方，潘某3和受害人听到黄辉的喊声后，潘某3自动离开，而受害人继续留在原地捡钢筋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受害人亦具有重大过错；同时，潘某3明知黄辉叫喊离开，却不把妻子带离危险境地，漠视自己妻子的安全于不顾，对事故的发生亦同样具有重大过错。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所待证的事实，并且黄辉是该案的当事人，在派出所做笔录时有避重就轻的情况，因此该笔录所证实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质证，黄辉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11、黄辉提交的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对潘某3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潘某3将拆房子平整地基的工作包给陈进辉做，潘某3与陈进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部分无异议，对潘某3与陈进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经质证，陈进辉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平整地基是承包给陈进辉的事实有异议，双方不存在承包关系，是潘某3租用陈进辉的挖机并聘请陈进辉及黄辉来进行作业，因此双方是雇佣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但该证据内容不能证明所待证事实，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12、黄辉提交的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对黄辉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黄辉是陈进辉请来开挖掘机的，黄辉在当时喊潘某3夫妇离开施工路面，已经尽了安全告知义务。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黄辉是该案的当事人，在派出所做笔录时有避重就轻的情况，因此该笔录所证实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质证，陈进辉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黄辉是陈进辉请来开挖掘机的事实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是潘某3租用陈进辉的挖机后，聘请挖机司机来作业，而不是陈进辉请挖机司机。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13、黄辉提交的一份通话录音，第一段是黄辉与阮俊发的通话录音，第二段是黄辉与陈进辉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黄辉是陈进辉雇请开挖机的，还证明陈进辉到现在还没有付清黄辉的工资。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无异议；陈进辉认为，该份证据要证明的内容的关联性、合法性陈进辉不予认可，从播放的内容看无法得出黄辉要证明的内容，由此不能证明陈进辉聘请黄辉来开挖机并向其发放工资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潘某3等四人向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调取板仑派出所对阮俊发、黄辉、潘某3的询问笔录，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认为，对阮俊发笔录无异议，同时该笔录证明阮俊发与陈进辉是合伙购买作业的两台挖机，阮俊发与陈进辉是合伙关系，并由陈进辉进行管理两台挖机的事实，庭审结束后将追加阮俊发作为本案被告。对黄辉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笔录上黄辉陈述已经喊叫潘某3及受害人离开现场的事实不客观真实。对潘某3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能证明原告以65000元发包拆房子及平整地基工程给陈进辉的事实。经质证，陈进辉对三份笔录客观性无异议。认为阮俊发的笔录与本案无关联性，对阮俊发陈述的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其所陈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黄辉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说是陈进辉聘请其来做挖机司机的事实有异议，是潘某3通过陈进辉找来的挖机司机，陈进辉只是提供有劳务做的信息。黄辉在询问笔录上明确了其当时有大声叫喊潘某3及受害人离开的事实，说明黄辉尽到了安全提示的义务。对潘某3笔录的客观性无异议，对陈述以65000元发包给陈进辉的事实有异议，潘某3的陈述与本案原告的陈述是一致的，其是本案的当事人，不存在说以潘某3在进行询问笔录的陈述来证明今天所陈述的是真实，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经质证，黄辉认为，阮俊发的笔录陈述其想把其的挖掘机拉走，当地群众不让拉走，其承认了该两台挖掘机是其与陈进辉一起购买的，由陈进辉负责管理，并承认其与陈进辉是合伙关系。黄辉笔录与黄辉提交的第3号证据证明观点一致；是黄辉本人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不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证明黄辉是陈进辉请来开挖掘机的，与潘某3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该工地开工几天后，是陈进辉打电话叫黄辉来工作的，工资也是由陈进辉来支付，潘某3也没有提过其与黄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潘某3笔录证明潘某3与陈进辉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刚才潘某3否认这一关系，与其提出的质证意见自相矛盾，在笔录中承认我将拆房子平整地基包给广西叫陈进辉的男子做，全部工价是65000元，由陈进辉提供挖机及工作人员来完成，符合劳务合同的特征，所以潘某3与陈进辉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院调取板仑派出所对阮俊发的询问笔录，经本院核实确认，阮俊发与陈进辉是租赁关系，不是合伙关系，故阮俊发与本案的争议无关，其所作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调取板仑派出所对黄辉的询问笔录，该笔录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调取板仑派出所对潘某3的询问笔录，该笔录来源合法，但其陈述其与陈进辉是承包关系，因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该部分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依职权向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职工张红兰、周洋、林剑辉、黎彩山调查时制作了询问笔录四份，调取了杨云英、潘某3的部分工资条。经质证，潘某3等四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经质证，陈进辉认为，一、对法院调查的四份《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证人是否是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只有证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无法确定证人的职工身份，证人所作的陈述内容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其次，调查程序不合法，从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没有告知证人作伪证的法律后果，证人也没有签署保证书。根据2020午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应当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并责令其签署保证书，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外。证人签署保证书适用本解释关于当事人签署保证书的规定。”以及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法院在询问证人时，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告知证人作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不符合取证的法律规定。第三，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已当庭驳回被告陈进辉一方的调查申请，现法院又自行调查，不符合法律赋予法院调查职权的规定，法院为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主动调查，违反举证责任规则的规定，亦同样违反法定程序。据此，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二、对法院调取四份打印的“工资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有三张“工资单”没有公司公章予以确认，另一张“工资单”加盖公司行政部的印章，不属公章，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会计法》的有关规定，职工的“工资单”是由公司的财务部门负责制作，而不是公司的行政部。其次，仅有四张“工资单”，随意性很大，未形成证据链，缺乏紧密性，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的连续性和客观性。第三，对照劳动合同与“工资单”上“杨云英”的签名，签名笔迹明显不相符，难以证实“杨云英”的签名是其本人的亲笔签名，结合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送达被告的（2020）云2628民初721号通知书内容，没有杨云英的劳动合同原件核对，无法证实杨云英在中山市务工的事实，根据举证责任规则的规定，应由原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述证据同样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黄辉认为，在张红兰的询问笔录中，询问人要求被询问人提供杨云英的劳动合同原件时，被询问人说：“因几次翻找，现在原件找不到了。”因此，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存在疑点。四份工资表，零星，不连贯，不能起到补充证明作用。至于杨云英是否真的与中山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由合议庭依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全案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认定。本院认为，本院依职权到中山雾霸实业有限公司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主要是核实杨云英是否与中山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是为了查明案情。同时，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杨云英于2016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1月17日止在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月收入约7000元至9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潘某3户的老房子位于富宁县，因拆旧建新，潘某3家人决定拆除旧房屋并连同旧房屋边上自家菜地降低地基基础，与国道323线公路平行后建新房。2020年3月8日潘某3、杨云英与陈进辉口头协商，潘某3将拆除旧房屋和平整地基工程给陈进辉施工。陈进辉于2020年3月9日拉来一台挖掘机开始施工，潘某3在现场进行管理、指挥和监督。3月12日陈进辉为加快施工进度又增加一台挖掘机，并雇请黄辉驾驶挖掘机进行施工。3月13日潘某3、杨云英与陈进辉就该工程挖出的废弃土石外运产生运费进行协商，经协商，陈进辉承包潘某3地基的拉土费用20000元。潘某3负责现场交通安全、泥石掉落清理、记录运泥车数等工作。3月14日陈进辉收到潘某3支付的油费2500元。3月15日陈进辉收到潘某3预付油费2500元。3月15日下午，黄辉驾驶大挖掘机在该地基顶部施工，陈进辉驾驶小挖掘机在地基底部将黄辉挖出的废弃土石装车。在施工过程中，黄辉驾驶的挖掘机挖出的泥块滚落，导致在挖掘机下方正在捡拾废旧钢筋的杨云英受伤，后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死亡原因为开发性特重度颅脑损伤，潘某3为此支出医疗费1319.80元。过后，双方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潘某3等四人于2020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受害人杨云英生前于2016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1月17日止在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月收入约7000元至9000元。 本院认为，生命权是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一般侵权案件应当满足四个要件：即损害事实客观存在、损害行为违法、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过错。本案中，受害人杨云英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自己在施工现场时面临的安全问题，但其明知事故现场的上方有挖掘机正在作业，仍然不顾自身的生命安全在事故现场下方捡拾废旧钢筋，被滚落的泥块击中头部受伤身亡，其自身存在过错；黄辉作为挖掘机的驾驶员，未注意施工现场周边安全，其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致泥块滚落造成杨云英死亡，杨云英死亡的后果与黄辉驾驶挖掘机施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且黄辉在实施该行为时主观上存在过错，即对施工安全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具有违法性，故黄辉对杨云英的死亡构成了一般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受害人杨云英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自身生命安全负有安全审慎义务，但其置生命危险于不顾，在正在作业的挖掘机下方捡拾废旧钢筋，造成死亡后果，杨云英主观上存在过错，且该过错程度明显大于黄辉的过错程度，因此本案应当减轻黄辉的侵权责任，以黄辉对杨云英的死亡承担30%的侵权责任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侵权行为人黄辉是陈进辉雇请的挖掘机驾驶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陈进辉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辉在施工过程中，虽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其已尽到安全提示义务，故其行为属于一般过失，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关于本案赔偿问题：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本案中，杨云英的医疗费发票金额共计1319.80元，本院予以确认。2、杨云英的死亡赔偿金应该以城镇居民身份计算，还是以农村居民身份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4月3日发布的（2005）民一他字第25号《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死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的答复精神，判断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主要依据是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对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生产的，应当认定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本案中，死者杨云英的户籍地虽然是在农村，但其生前近三年均在中山市雾霸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赔偿费用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是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作为计算依据的，而本案侵权行为地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均在云南省行政区划内，故杨云英的死亡赔偿金应以《2020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来计算，应为36238元／年×20年＝724760元。而潘某3等四人的赔偿请求为669760元，应以其诉请的数额为准。3、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应为106514元÷2＝53257元。而潘某3等四人的赔偿请求为52038.50元，应以其诉请的数额为准。4、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予以支持，应为135元／天×3天×3人＝1215元。而潘某3等四人的赔偿请求为5702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5、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额的规定，故潘某1的生活费为23455元／年×1年÷2人＝11727.50元；潘某2的生活费应为23455元／年×1年÷2人＝11727.50元。二人共计23455元，而潘某3等四人的赔偿请求为21626元，应以其诉请的数额为准。6.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杨云英的死亡主要是自身原因引起的，且行为人的过错较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给付条件，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杨云英在本案中因死亡产生的各项赔偿费用总额为745958.30元，取整值为745958元。杨云英承担70%的责任后，剩下的30%的责任由陈进辉承担。 综上所述，潘某3等四人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陈进辉的答辩主张，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黄辉的答辩主张，部分符合本案事实，本院部分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陈进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给潘某3、潘丽萍、潘某1、潘某2因杨云英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23787元； 二、黄辉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三、驳回潘某3、潘丽萍、潘某1、潘某2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05元，由潘某3、潘丽萍、潘某1、潘某2负担8169元，由陈进辉负担333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师 芳 审判员 黄友恒 审判员 黄志保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陆紫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