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12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文志，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水平，重庆祥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金佛大道**附**3-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11620150D。负责人：周**，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乾，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太春，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友明，男，195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后必，女，195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男，200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男，200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以上吴某1、吴某的法定代理人：张某（系吴某1、吴某的母亲），女，197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敏，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龙，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先进，重庆黎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涛，男，199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济川，重庆渝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杜选平，男，198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彪，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李涛、张玉龙及原审被告杜选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民初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文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水平，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乾、黄太春，被上诉人吴某1及吴某1、吴某的法定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敏，被上诉人李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济川，被上诉人张玉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先进，原审被告杜选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彪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文志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李涛、张玉龙共同承担该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其从李涛手中承揽了苗燃瓦厂的维修业务，并雇请了死者吴召强前往参与维修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也明显不符合常理；2、死者吴召强系农村户口，其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张玉龙叫吴召强到案涉砖厂去劳动导致吴召强发生事故摔下死亡，应由张玉龙承担因吴召强死后的各种赔偿责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由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共同承担该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其公司与死者吴召强之间并未形成包括雇佣在内的任何法律关系，其公司也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对吴召强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受损房屋保险赔偿一直处于市场询价状态，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单位对受损房屋进行了修复行为或与修复行为有关的委托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其公司属于所谓的“发包人”，与李涛存在发包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并认定李涛接受委托维修业务，其公司完成了所谓的“委托维修行为”是没有证据和事实基础的；3、一审法院认定该案是属于排危还是维修不清楚，且一审法院未采纳谭文志的陈述，没有查清其公司的理赔程序，直接认定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其单位出于人道主义向死者家属垫付的6万元应当在该案中一并处理。被上诉人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谭文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1）根据谭文志与李涛2019年12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说明了李涛将厂房修复工作交给谭文志做，并约定了报酬，随后谭文志找来吴召强完成该项工作，上述事实就推翻了谭文志的上诉理由；（2）吴召强系农村户口、有土地、享有种粮植补的事实不影响其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后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获得赔偿。2、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其在一审时向法庭举示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是修复厂房的责任主体。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工作人员一系列的行为表明在对修复厂房进行工作安排，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上诉称其一直处于询价状态不属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称处理保险事故过程中没有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主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涛辩称：1、其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不存在承包或承揽关系，其只是介绍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并无建立承包或承揽厂房修复的意思表示，其个人也没有承包厂房修复业务的人力及物力，整个厂房修复协商过程，其只是介绍人，促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第三人达成厂房修复合意；2、即使其不是居间介绍人，但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建设工程领域的承包人或分包人。其与谭文志更接近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法律并未规定厂房修复需要专业资质，其不存在过失，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吴召强死后的赔偿责任应由直接雇主谭文志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并非分包人，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4、吴召强在从事谭文志作为雇主的雇佣活动中，自己应当意识到其有无高空作业能力，是否从事过专业的培训，一审判决认定吴召强仅承担20%的责任比例明显过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张玉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主要是根据南川区公安局水江派出所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以及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认定案件相关事实，李涛与谭文志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证明本案事实。谭文志诉称是其叫吴召强去案涉厂房区不属实。原审被告杜选平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其是中间介绍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谭文志提出的吴召强户口问题，吴召强有承包地，享受植补，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李涛叫其介绍两个人去案涉厂房排险，其介绍谭文志给李涛，谭文志和吴召强共同参与排险，谭文志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由法院认定。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2020年1月17日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玉龙、李涛、杜选平、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共同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其各项损失1148535.66元【含死亡赔偿金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293873.66元（24154元/年×13年÷3+24154元/年×13年÷3+24154元/年×6年÷2+24154元/年×1年÷2）、误工费15000元（200元/天×15天×5人）、丧葬费40882元（81764元/年÷12月×6月）、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其中，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其他人承担连带次要责任；2、该案诉讼费由张玉龙、李涛、杜选平、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28日10时许，曾明云驾驶渝DF53**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张玉龙投资的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内倒车时，因操作不当，与苗燃瓦厂厂房发生刮撞，造成厂房受损的交通事故。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水江公路巡逻民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曾明云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渝DF53**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证车主为重庆市南川区祥马运输有限公司，该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综合保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10月24日零时起至2020年10月23日24时止，约定“保险人可采取实物或修复方法进行保险赔付”。交通事故发生后，曾明云联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报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查勘定损员廖永凯到现场查勘，因与张玉龙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廖永凯联系水江维修人员，水江维修人员报价55000元，双方就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廖永凯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公司夏宏丰电话汇报情况，夏宏丰指令廖永凯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廖青松汇报情况，廖永凯汇报了情况并告知张玉龙、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修复后离开。廖青松了解情况后将樊伟国联系方式给廖永凯后，廖永凯联系樊伟国并告知相关情况。樊伟国便叫李涛联系廖永凯，廖永凯将相关情况告知李涛。当天下午，李涛便联系其朋友杜选平让杜选平去看现场。同时，李涛联系张玉龙，自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工作人员，询问张玉龙厂房受损情况，并告知师傅第二天过来看情况。2019年12月29日，杜选平与谭文志等三人自称是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委托修复厂房到受损瓦厂查看现场情况。随后，杜选平将李涛、张玉龙电话短信发送给谭文志。李涛与谭文志联系修复事宜后，当晚，李涛通过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微信，内容如下：“谭文志你好：针对本次车辆碰撞事故造成南川区苗燃瓦厂财产受损，我方承揽此瓦厂恢复重建工程所有权利和责任于你，总体维修费用29500元，施工后由业主方验收合格（签一次性了结书）之日起，一周之内我方全额给付你方，针对本次你方应达到的责任和义务做以下说明：1.维修方案由你方与业主方自行协商，维修完毕后物损方如果验收不合格，责任由你方自负。2.维修过程前后所造成己方与他方财产及人伤等所有损失均由你方负责，我方一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维修金额不允许像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感谢谭先生耐心看完本说明，希望咱们合作愉快，期待下次合作！”。2019年12月30日，谭文志与吴召强到达厂房开展修复工作。作业途中，吴召强仅佩戴安全帽，当天下午13时许，吴召强自顶棚摔落身亡。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商意见，吴召强尸体在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停放十余天。在重庆市南川区中桥乡人民政府组织下，谭文志通过中桥乡综治办工作人员杨飞账户转账30000元，用于垫付吴召强意外摔亡产生的各项费用。此外，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2日，谭文志在重庆市南川区建福副食经营部购买矿泉水、饼干、香、烛等丧葬物资，垫付563元。2020年1月1日，谭文志垫付其余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住宿费、香烛等费用6709元。综上，谭文志垫付费用共计37272元。吴召强生于1975年5月17日。吴友明系死者吴召强父亲，陈后必系死者吴召强母亲，吴某1、吴某系吴召强与前妻张某之子。吴友明与陈后必共育有4个子女，其中吴召会于1996年病故，余有子女三人。吴召强生前住址为重庆市南川区XX街道办事处XX村1组（现为XX居委），XX街道办事处XX居委属于南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范围内城市规划区。吴召强生前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杂工。廖永凯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公司派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查勘定损员（理赔员）。李涛自2014年底入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公司理赔部。2019年6月，李涛因身体原因辞职，辞职后通过以前的关系接一些活儿，包括苗圃供应、房屋维修。该案审理过程中，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向该院申请保全谭文志名下价值400000元的财产，该院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2020）渝0119执保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谭文志所有价值400000元的财产”。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预交保全申请费252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召强死亡后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何计算；2.各方的责任如何划分。针对焦点一，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吴召强死亡后的各项损失，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该院依法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关于对死者吴召强应按农村还是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问题，该案中，吴召强生前住址为重庆市南川区XX街道办事处XX居委，根据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南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范围的通告（南川府发[2008]47号）的规定，XX街道办事处XX居委现已经属于城市规划区。事发前吴召强也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杂工，脱离了农业生产，对其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均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吴召强去世时为44周岁，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主张吴召强死亡赔偿金为34889元/年×20年=69778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2.被扶养人生活费。吴召强生前被扶养人有父亲吴友明、母亲陈后必、长子吴某1、次子吴某。吴召强去世时，吴友明、陈后必均为67周岁，应计算13年，吴某1为17周岁，应计算1年，吴某为12周岁，应计算6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此，前6年应每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24154元，从第7年起计算吴友明、陈后必被扶养人生活费，均为24154元/年×7年÷3=56359.33元，共计257642.66元。3.丧葬费。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主张按照2018年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对丧葬费计算为81764元/年÷12月×6月=40882元。4.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未提交交通费的票据予以证明，结合受害人亲属往返南川城区与中桥乡的情况，该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5.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主张以5人按200元/天计算15天，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考虑到该案发生后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该院酌定以3人按100元/天计算3天，共计9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吴召强作为家中顶梁柱，其意外身亡对整个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老年丧子、幼年丧父，吴召强的逝世对其父母、孩子精神上确实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结合吴召强本身过错情况，该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017704.66元。针对焦点二，各方的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结合该案查明事实，对各方的责任认定如下：对死者吴召强的责任问题，死者吴召强在受谭文志雇请维修苗燃瓦厂的过程中，明知从事高空操作存在相应危险的情况下，自身未尽安全义务，仅佩戴安全帽，未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导致坠亡的严重后果，自身存在明显过错，结合全案情况来看，死者吴召强自身应承担20%的责任。对谭文志的责任问题，谭文志辩称其与吴召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谭文志和吴召强都是李涛的雇工，谭文志不应赔偿吴召强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但从谭文志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来看，2019年12月29日中午，杜选平告知谭文志在中桥乡中溪村有活做，谭文志遂与杜选平一行三人前往现场查看，之后杜选平便把李涛的电话给他，由其二人自行联系协商，双方中间通过几次电话，当晚，李涛便通过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微信，内容如下：“谭文志你好：针对本次车辆碰撞事故造成南川区苗燃瓦厂财产受损，我方承揽此瓦厂恢复重建工程所有权利和责任于你，总体维修费用29500元，施工后由业主方验收合格（签一次性了结书）之日起，一周之内我方全额给付你方，针对本次你方应达到的责任和义务做以下说明：1.维修方案由你方与业主方自行协商，维修完毕后物损方如果验收不合格，责任由你方自负。2.维修过程前后所造成己方与他方财产及人伤等所有损失均由你方负责，我方一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维修金额不允许像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感谢谭先生耐心看完本说明，希望咱们合作愉快，期待下次合作！”，谭文志收到微信后未回复。次日一早，谭文志便和死者吴召强来到事发现场做工，因此，虽然谭文志辩称其和李涛并未达成最终的维修意见，但从微信内容和谭文志的表现来看，有理由相信双方已经在电话中达成一致意见，李涛才会说“希望咱们合作愉快，期待下次合作”，谭文志也才会在微信中没有任何回复，并在第二天早上与死者前往事发现场做工，而如果双方真未达成一致意见，李涛也不会发前述微信给谭文志，谭文志也不会在第二天前往维修房屋。谭文志的辩称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依法认定谭文志在该案中承揽了苗燃瓦厂的维修业务，并雇请死者吴召强前往参与维修，因此谭文志作为雇主，应承担死者吴召强因提供劳务死亡的80%责任。从该案来看，杜选平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由其牵头介绍谭文志和李涛认识，并无其他情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涛辩称其自始至终都是出于好心免费帮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解决此次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问题，但从该案查明的事实，与李涛的辩称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理由如下：1.李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说明，其于2014年年底开始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江北支公司上班，于2019年6月份从该公司离职，离职之后通过以前的关系接一些小活路，包括房屋的维修等；2.从廖永凯和廖青松的笔录可以看出，廖永凯在向公司领导廖青松汇报客户提出修复要求后，廖青松同意了廖永凯提出的为损失方恢复损失的意见，并将樊伟国的电话发给了廖永凯，而廖青松之所以知道樊伟国，也是因为樊伟国有维修资源，并且因为之前的业务有联系。樊伟国在知晓事情的具体情况后让李涛与廖永凯联系，李涛在与廖永凯联系后，明确得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内部预估价格在3-4万元左右，并从廖永凯处获得评估人员杨洁的电话，同时，因李涛熟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流程，在询问了肇事车辆驾驶员可能与砖厂老板认识后，还告知廖永凯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赔偿款支付给李涛本人。更为重要的是，李涛在与谭文志电话联系后，于12月29日晚通过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了内容为“谭文志你好：针对本次车辆碰撞事故造成南川区苗燃瓦厂财产受损，我方承揽此瓦厂恢复重建工程所有权利和责任于你……”的微信，尤其是“维修金额不允许像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的内容，更说明李涛是明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赔付金额大概率可能高于他与谭文志的协商金额的。综合前面的分析，认定李涛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处获得事发房屋的维修业务，并转包给谭文志的事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查勘定损员廖永凯在现场定损后，因损失方张玉龙和第三方提出55000元的赔偿价格，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评估人员杨洁出具的3-4万元的价格差距较大，廖永凯在向公司领导廖青松汇报客户提出修复要求后，廖青松同意了廖永凯提出的为损失方恢复损失的意见，而且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也明确记载：“保险人可采取实物或修复方式进行保险赔付”，因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选择以修复的方式减少自身赔偿责任，实为自己受益。同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之所以联系樊伟国也是因樊伟国有维修资源，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将苗燃瓦厂的维修业务承包给了李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在该案中实为发包人。张玉龙作为苗燃瓦厂老板，是交通事故的受损方。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张玉龙协商后确定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负责修复受损房屋，后续修复事宜都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员工在负责联系。在该案中张玉龙并无明显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中为厂房维修，其高度达6米左右，系高空危险作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论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发包维修业务给李涛还是李涛转包业务给谭文志，均无相应资质，且从事发现场来看，也无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和李涛均应与谭文志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死者吴召强应在该案当中承担20%的责任即203540.93元，谭文志应承担80%的责任即814163.73元。对于谭文志已垫付的费用37272元，应当予以扣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李涛对谭文志所承担的责任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1、由谭文志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776891.73元；2、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李涛对谭文志所承担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15136元，减半交纳7568元，保全申请费2520元，共计10088元（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已预交），由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负担1514元，由谭文志负担保全申请费2520元，由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李涛连带负担6054元。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谭文志在本院二审庭询时举示了如下证据：1、2018年度、2019年度重庆市南川区XX街道办事处种粮植补名册；2、重庆市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17030401XXXX、CQ17030401XXXX，拟证明：该案被上诉人陈后必在2018年、2019年一直代被上诉人吴友明、死者吴召强领取种粮植补贴，死者吴召强系农村户口，并没有脱离土地作为其日常生活的供养，生活还是主要依靠农村承包地，一审判决认定其脱离农村土地没有事实根据。上述证据经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质证后认为：同意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上述证据经被上诉人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农村土地承包是三十年不变，不能因死者吴召强有承包地就不符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费用。上述证据经被上诉人李涛质证后认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经被上诉人张玉龙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述证据经原审被告杜选平质证后认为：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可归纳为：1、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李涛、李涛与谭文志之间是否存在发包、转包关系；2、谭文志与死者吴召强生前是否建立了雇佣关系；3、一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承担的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正确；4、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吴召强死亡后的损失是否恰当。曾明云20**年12月28日驾驶渝DF53**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张玉龙投资的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厂房受损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作为该案事故的保险单位，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依法应当履行保险赔偿义务；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上看，该保险单上又载明：保险人可采取实物或修复方式进行保险赔付。再从重庆市南川区应急管理局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廖青松对其公司查勘定损员廖永凯提出不直接支付赔偿费用而是为损失方恢复损失的事故处理方式是认可的，故一审判决确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是该案受损厂房修复的责任主体正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在决定采用为损失方恢复损失后，其公司廖青松不仅对此修复工作进行了实质性的安排，还将有维修资源的樊伟国的电话号码发给了其公司工作人员廖永凯，而樊伟国在知晓事情的具体情况后又让李涛与廖永凯联系，李涛在与廖永凯联系后，还告知廖永凯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赔偿款支付给李涛本人，后李涛客观上也联系谭志文对案涉厂房实施了维修，由此可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将案涉厂房的维修业务事实上交给了李涛去做，一审判决认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是案涉厂房维修业务的发包方，李涛是承包方并无不当，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从李涛以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的微信内容来看，李涛在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到案涉厂房维修业务后，又将该维修业务转包给了谭文志。虽然谭文志辩称提出其与李涛并未达成最终的维修意见，但谭文志第二天事实上又与其喊来的吴召强一起到案涉厂房进行了修理，应当认定谭文志与李涛之间就案涉厂房的维修达成了一致意见。综合本案现有的证据看，可以确定李涛将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承包到的案涉厂房维修业务又转包给了谭文志的事实存在。一审判决认定李涛与谭文志之间就案涉厂房的维修事项已经协商一致是正确的。尽管谭文志提出“其与死者吴召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其与死者吴召强都是李涛的雇工”，但谭文志从李涛处承包案涉厂房的维修业务后客观上与死者吴召强到维修现场进行修理劳动的事实存在，现在谭文志又无充分证据证明死者吴召强生前是受其他人的雇请和安排从事的维修劳动，谭文志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谭文志与死者吴召强生前形成了雇佣关系符合常理，仍然是正确的。鉴于本案受损的厂房高度达6米左右，对该案涉厂房的维修系高空危险作业，但事发现场并无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也无维修的安全生产条件，从本案现有的证据看，不管是对案涉厂房负有修复责任的主体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还是承包到案涉厂房维修业务的李涛和实际参与受损厂房维修的谭文志，以及具体从事案涉厂房维修劳动的死者吴召强，均无高空作业的相应资质，对本案死亡事故的发生，均存在一定的过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综合确定“谭文志承担吴召强死亡后80%的赔偿责任，吴召强的继承人自行承担20%的民事责任，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李涛对谭文志所赔偿的份额承担连带责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故一审判决划分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案死者吴召强生前的住址为重庆市南川区XX街道办事处XX居委（原为XX村1组），但该居委现在已经被划归为重庆市南川区的城市规划区，而吴召强生前又确实在外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杂工，且吴召强事实上也是在从事案涉厂房的维修劳动中死亡，现在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吴召强生前在实际从事农业生产；谭文志虽然举示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死者吴召强生前的生活主要依靠农村承包地，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理由成立，依法仍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吴召强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妥，亦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该案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因其未向本院举示足够、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诉讼费15136元，由上诉人谭文志负担756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负担7568元（谭文志多预缴的二审案件诉讼费7568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在该案执行兑现时直接支付给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预缴的二审案件诉讼费15136元，本院直接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米玲审 判 员 张 斌审 判 员 陈胜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丽彦书 记 员 尹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