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11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侯某，男，197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静乐县，住静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某褚某，山西三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巩某巩某，山西况有云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李某1，女，1953年7月6日出生，汉族，忻州市人，忻州市人，住忻州市，住忻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王某1，男，199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忻州市人，忻州市人，住忻州市，住忻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王某2，女，198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忻州市人，忻州市人，住忻州市，住忻州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某寇某，山西九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某侯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侯某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某褚某、巩某巩某，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某寇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侯某侯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对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书扣留上诉人拆迁补偿款520万元不得执行；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书扣留案外人侯某侯某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此避而不谈，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必须举证证明自己有“唯一合法的所有权”才可以停止执行属于错误适用法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是泡池村洗煤厂唯一合法的承包人、以没有正规发票为由不认定涉案拆迁财产属于上诉人、不认定上诉人为被拆迁受益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泡池村村委会历年承包费收据等证实上诉人是名副其实的承包人，而且足额支付了承包费，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上诉人提交的买卖合同、履行合同清单、收条、证明等可以证实新添机器设备是上诉人买的，要求提供正规发票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安贵根不具有诉讼代理人的资格，程序违法。《关于拨付泡池村洗煤厂征迁补偿资金的报告》、《2016年国道208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合法建筑征迁确认表》均确认被拆迁补偿的主体是泡池村委会，因此泡池村委会有权决定机器设备等拆迁补偿的受益人，上诉人对520万元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侯某侯某是“构（建）筑物、附着物、机器设备”的出资人，是泡池洗煤厂唯一合法的承包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不是泡池洗煤厂的承包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没有为被拆迁的“构（建）筑物、附着物、机器设备”支付过资金。上诉人侯某侯某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取得过钱款不能成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主张所有权的理由，即便上诉人侯某侯某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职工也不能否认上诉人侯某侯某是泡池村洗煤厂承包人的身份。虽然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注册地在泡池村，但这并不能证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是承包人，更不能证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对财产有所有权。张俊栓与郝某郝某签订的《转租协议书》、《新增财产转让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判决理由和结果错误。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辩称，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扣留的不是上诉人侯某侯某个人财产，是上诉人侯某侯某将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财产在征迁表上登记为“侯某侯某洗煤厂”和“侯某侯某”，实质上该财产属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二、原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三、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执行的财产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财产而非上诉人侯某侯某个人的财产，执行的主体和经营主体以及征迁的主体都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与个人毫无关系，也与承包人是否是上诉人侯某侯某毫无关系。即便上诉人侯某侯某是承包人，那么经营主体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而不是上诉人侯某侯某个人。四、一审开庭时上诉人侯某侯某没有对安贵根的身份提出异议，因此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五、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所占用的土地属于泡池村委会所有，地上物和洗煤厂的设备等属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所有，因此征迁时的被征迁主体是两个，一个是泡池村委，一个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侯某侯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不得执行“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书”对侯某侯某520万元拆迁款扣留；二、诉讼费用由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5月8日，王文贵与张俊栓、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原忻州市北方焦化厂）自愿签订《借款抵押担保合同》，张俊栓向王文贵借款5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并将张俊栓自有的两套房屋作为本次借款的连带责任抵押担保及保证。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以其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两套生产设备）、经营权，购买于2007年12月12日的装载机及天津一汽轿车一辆作为连带责任抵押及保证。此后因张俊栓仅归还2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后再未能按约定归还借款，王文贵诉至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因王文贵于2016年8月7日病逝，其妻李某1李某1、子王某1王某1、女王某2王某2于2016年8月15日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2016年7月14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902民初1039号民事裁定，冻结张俊栓、忻州市北方洗煤厂银行存款500万元或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产，并将该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秦城乡泡池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泡池村委），通知协助冻结其管理的属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资金500万元。2016年10月25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902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判决张俊栓在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偿还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9月9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止，利率按照年利率24%计算。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对张俊栓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1月3日，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提出执行申请，该案进入执行程序。2017年1月10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902执9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经营权及价值相当于520万元的财产。2017年1月16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被执行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及案外人侯某侯某拆迁补偿款520万元。2017年2月22日，案外人侯某侯某提出异议，其理由是：2003年3月1日，侯某侯某与泡池村委签订租赁承包合同书，租赁经营泡池村焦化厂。承包费缴纳至2016年，2016年6月异议人办理忻州市国昊洗煤厂营业执照。2016年因国道208线改线工程，政府对异议人的生产厂房及设备进行补偿，法院裁定扣留上述款项，侯某侯某认为：厂房及其设备系本人独家投资，与被执行人张俊栓、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无关。因此要求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书对补偿款扣留的强制措施并赔偿损失。2017年7月24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902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认为，涉诉的拆迁补偿款系政府对拆除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厂房及设备的补偿，案外人认为该设备系其个人投资购得，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但其仅提供了购买水泵、设备的收据，未提供正规发票及设备明细，且村委的三份租赁承包合同不能证明侯某侯某系唯一合法的承包经营者，同时申请执行人亦对此提出异议，故案外人侯某侯某提出的异议不成立。因此裁定：驳回案外人侯某侯某的异议。2017年8月7日，异议人侯某侯某不服（2017）晋0902执异5号执行裁定，以申请执行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为共同被告，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2003年3月1日，泡池村委（甲方）为发包方与宋云清为承租方（乙方）签订了《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一、租赁范围：现有的厂区化验室、办公室19间。二、债权、债务、承包方承包之前的与乙方无干，一切由甲方负责。三、乙方对原有的设施设备的拆除或改造，需得到甲方同意后方能进行，对原有设施、设备的改造维修乙方负责，承包到期后，乙方经改造、维修的设备归甲方所有（新购置能移动的产品物资归乙方所有）。四、乙方用工除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等专业人员外，一般工人需优先录用本村村民。五、乙方因厂房、设备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一切由乙方自行负责。六、乙方在企业进行过程中，不得损害村委及村民利益。甲方应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提供方便。七、在租赁承包期间，如有一方违反合同条款或无故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如发生合同争议纠纷，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依法处理或诉讼法院。八、承包期及付款办法：承包期2003年3月1日--2032年3月1日共30年，承包费肆万元/年，每肆年交一次。九、合同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十、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十一、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公证处公证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甲方处盖有泡池村委会公章，并有村主任王快生签字，乙方处有宋云清签名捺印。此后宋云清购置生产线等设备，将泡池村焦化厂改名为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并办理了工商、税务注册登记手续，具体登记情况为：企业名称为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法定代表人为郝某郝某；地址为忻府区泡池村；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洗煤。2007年，原承包人宋云清去世。2008年6月12日，宋云清之妻郝某郝某（甲方）与张俊栓（乙方）签订《新增财产转让协议书》和《转租协议书》，合同尾部甲方处有郝某郝某签名，乙方处有张俊栓签名捺印，见证单位处有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公章及该所律师韩艾生签名。《新增财产转让协议书》约定：郝某郝某将新增添置的一条洗煤生产线、电子磅、深井一眼及办公设备以1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俊栓所有。《转租协议书》内容为：2003年3月1日，甲方从忻府区泡池村委名下租赁经营一洗煤厂，洗煤厂位于泡池村大运路路东，取名为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租赁期限为30年，从2003年3月1日至2032年3月1日止，现已履行5年。甲方自愿转租给乙方经营，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转租范围：按甲方与泡池村委签订的合同为准；2、转租期限：30年，从2008年6月12日至2032年3月1日止；3、转租费用：壹万元/年，每年6月12日交付甲方本年度租赁费；6、从2008年6月12日起，之前的洗煤厂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之后的债务由乙方负责；8、其他事项：须遵守甲方与泡池村委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乙方享有甲方与原发包方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2009年7月，张俊栓将该厂更名为忻州市忻府区永利洗煤厂生产经营并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具体登记情况为：企业名称：忻州市忻府区永利洗煤厂；经营者姓名为张新民；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为忻府区泡池村；经营范围及方式：洗煤。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于1993年9月13日注册成立。成立时该厂名称为“忻州市北方焦化厂”；法定代表人为张某张某；住所地登记为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北场村，经营场所登记为北场村。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出资人为忻州市忻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0年7月30日，该厂法定代表人张某张某将该厂的工商、税务、福利企业登记等转让给张俊栓，该厂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张新民。2010年8月16日，住所地变更登记为忻州市忻府区秦城乡泡池村。2011年5月，经忻州市忻府区经信局等部门同意，忻州市北方焦化厂申请办理新增生产设备（LTG-15㎡数控洗煤机组及相应配套设施）备案报批手续，并办理用地、用水、电等相关手续。2012年11月28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具体登记情况为：名称：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类型：集体所有制；住所：忻州市忻府区秦城乡泡池村。法定代表人：张新民；经营期限：1993年9月13日至2023年9月12日；经营范围：洗精煤。生产：煤泥、矸石。三、2013年9月，忻州市人民政府对国道108线忻州市过境道路进行改线。忻州市北方洗煤厂（部分厂区）属征迁改造范围，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北片区分指挥部对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所有的压滤机房、围墙、磅房及电子磅、压滤机搬迁安装发放征迁补偿款333119元。2016年5月，忻州市人民政府对国道208线忻州市过境道路进行改线。忻府区国道208线忻州过境改线工程征地拆迁工作组作出《搬迁通知》，内容为：秦城乡泡池村委并洗煤厂：根据忻州市人民政府的安排，国道208线忻州市过境改线工程2016年进行建设，你单位（户）需搬迁，请你务于2016年5月26日前搬迁完毕，腾空房屋及所有建筑物。征迁补偿安置按有关规定执行，接收人处有侯某侯某签名。《2016年国道2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合法建筑征迁确认表》（共6页）载明：208指挥部，泡池村，土地性质集体；户主：侯某侯某洗煤厂（其中一表户主为洗煤厂、泡池村委）；主要建筑：全封闭皮带机通道、配电室、主车间等；结构：砖混、钢混等；面积：20.5㎡等；尾部一栏有户主签字（其中一表该栏为空白）：侯某侯某洗煤厂；并有村委负责人、乡镇办或单位负责人、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负责人、财审组负责人、监察局负责人、指挥长签名。《2016年国道2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机械设备征迁确认表》（共6页）载明：208，泡池村洗煤厂，户主：侯某侯某；主要设备：地磅等；主要附属设施：单振筛等；尾部一栏户主签字为侯某侯某，并有村委负责人、乡镇办或单位负责人、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负责人、财审组负责人、监察局负责人、指挥长签名。2016年11月25日，忻府区国道208线过境改线工程征迁指挥部作出《关于拨付泡池村洗煤厂征迁补偿资金的报告》，内容为：市政府：国道208过境改线工程征迁泡池村洗煤厂，按照政策规定和总指挥部有关会议精神，我部委托评估单位对其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及设备进行了评估，依据评估结果，需补偿建（构）筑物3039553元，附着物906452元，机器设备4667353元，共计8613358元。其中：补偿秦城乡泡池村委825199元，洗煤厂承包人7788159元。为尽快将补偿资金落实到位，请市政府批准拨付上述补偿资金为盼。四、本次审理中，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北片区指挥部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证明》，内容为，北方洗煤厂系租用原泡池村金山焦化厂改建。2013年108改线拆除北方洗煤厂磅房、机房、围墙等建筑物，当年的补偿款只对村委，由村委负责分割发放，2016年208新建，将北方洗煤厂剩余部分全部拆除。厂房由侯某侯某、洗煤厂签字，设备由侯某侯某签字。两次拆除均为北方洗煤厂（洗煤厂）。2019年6月18日，侯某侯某提出申请，要求对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提供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上的泡池村委印章与真正泡池村委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证据技术中心对外委托鉴定。2019年9月10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证据技术中心作出《通知》，因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供鉴定所需材料，根据《山西省告及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工作管理规定》之规定，中止本次对外委托鉴定。庭审中，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申请出庭的证人郝某郝某（宋云清之妻）出庭作证：我丈夫宋云清与泡池村委签订了《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租赁承包了泡池村洗煤厂（以前名称是金山焦化厂），因丈夫出了点事向张俊栓借了部分钱，我与张俊栓自愿签订了《新增财产转让协议书》和《转租协议书》，将一条生产线、电子磅、深井及办公设备以1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俊栓所有，并将所租赁的泡池村洗煤厂场地（企业名称为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剩余租赁期25年）转租给张俊栓。转租以后所有事情均交给了张俊栓，后张俊栓以其父亲张新民的名义成立了忻州市忻府区永利洗煤厂经营该厂。转租的事情，泡池村委是认可的。我根本没有解除过合同，新增设备都是我和丈夫承包后增添购置的。李某2李某2出庭作证：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是忻府区残联挂名的福利企业。该厂由张俊栓买下后叫忻府区永利焦化厂，后改名为忻州市北方焦化厂，再后改名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我从该厂成立起就担任该厂的过磅员和出纳，侯某侯某是该厂的副总，负责外联即联系业务的。厂里机器设备均由厂里给区政府、区经信委打报告批准后投资新建的。厂里交村委的承包费、添置设备、车辆款等，均经张俊栓批准后由侯某侯某从我手里拿钱去购置办理的，该款因侯某侯某未交回发票不能下账，所以只能在我的流水账本上记录。市政府因国道改线两次拆迁（2013年、2016年）均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场地、建筑物及设备。五、宋云清因故死亡后，泡池村委会(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了《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合同内容与宋云清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只是最后又加了一条（手写体）：“十二：侯某侯某从2008年开始交纳承包费”。甲方处盖有泡池村委会的公章，并有村主任王快生签名，乙方处有侯某侯某签名捺印。合同载明落款时间为2003年3月1日。侯某侯某提供的《收据》载明：侯某侯某从2008年起至2017年向泡池村委缴纳洗煤厂承包费（每年4万元）。忻州市忻府区国昊洗煤厂于2016年6月22日注册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侯某侯某；住所地为忻府区秦城乡泡池村；经营范围：洗煤、煤制品加工；营业期限至2032年3月1日。忻州市金山焦化厂、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忻州市忻府区国昊洗煤厂地图具体位置标注均在秦城乡泡池村庞大汽贸旁。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执行的，应当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同时案外人应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权利、权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该民事权益真实存在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一般民事案件中高度可能性标准。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就本案而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对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与张俊栓、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的（2016）晋0902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该案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因担保物权取得作为借款抵押担保物的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所有资产、经营权的优先受偿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扣留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及案外人侯某侯某拆迁补偿款520万元，作为案外人的侯某侯某提出执行异议，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902执异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侯某侯某以“该执行裁定扣留政府给付原告的且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及张俊栓无任何关系的拆迁补偿款520万元，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对扣留侯某侯某520万元拆迁款的裁定不得执行，应当依法就其对本案执行标的即拆迁补偿款520万元享有唯一合法的所有权并足以排除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所有权及所有权份额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对该民事权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来源和取得过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侯某侯某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后果。侯某侯某为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首先提供了其与泡池村委会签订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泡池村委会的认可证明、原村委主任、现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计确认合同真实性的证言及侯某侯某履行合同交纳承包费的收据，以证实侯某侯某从2008年开始承包租赁泡池村洗煤厂。对此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提出异议，并提供了宋云清与泡池村委签订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与泡池村委签订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新增财产转让协议书》、《转租协议书》、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忻州市忻府区永利洗煤厂的工商登记、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工商税务登记、用地、用水、用电、环保测评报告等资料及出庭证人郝某郝某、张某张某、李某2李某2等证人证言等抗辩证据，以证实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是由泡池村委的村办企业，金山焦化厂即泡池村洗煤厂逐步演变而成，且是拆迁前泡池村唯一的洗煤厂，该厂法定代表人为张新民，实际承包经营人为张俊栓。综上双方证据结合本类案件证据分配原则分析，侯某侯某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侯某侯某系泡池村洗煤厂唯一合法的承包经营者；其次侯某侯某提供的购买水泵等设备的收据及工业品买卖合同及打款清单、2016年国道2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机械设备征迁确认表等证据材料，并未提供正规合法的发票及购买设备明细，且购置时间均在2011年-2012年之间即2013年案涉洗煤厂第一次征迁之前，而2013年拆迁主体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同时与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提供的抵押财产清单、新增设备转让财产清单、添置设备设施请示备案报告等及李某2李某2证人证言等证据不符，因此侯某侯某所举出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购买设备与案涉被征迁补偿的设备是否属同一物品，也不能证明案涉被征迁设备系侯某侯某独家投资购置，侯某侯某为该设备唯一合法的所有权主体。再次，侯某侯某提供的《2016年国道2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合法建筑征迁确认表》登记的户主为侯某侯某洗煤厂，但工商、税务登记资料及地图位置资料均无侯某侯某洗煤厂记载或显示，且与《关于拨付泡池村洗煤厂征迁补偿资金的报告》确认的补偿主体为洗煤厂承包人、《搬迁通知》载明的补偿主体为泡池村委并洗煤厂承包人等证据相矛盾，同时与国道1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合法建筑征迁确认的征迁补偿主体、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北片区分指挥部出具的《证明》载明的两次拆迁主体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等证据矛盾，因此侯某侯某所提供证据并不能证明，侯某侯某为案涉208国道忻州市过境改线唯一合法的被拆迁主体。综上所述，本案执行标的即拆迁补偿款系政府因208国道忻州市过境改线而拆除作为张俊栓向王文贵借款担保抵押物的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厂房及设备的补偿。虽然作为案外人的侯某侯某主张自己系拆迁补偿款520万元唯一的所有权人，但其所举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为案涉洗煤厂唯一合法的承包经营者，也不能证明其为本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扣留的案涉拆迁补偿款520万元的唯一权利主体及其权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不能证明其就案涉拆迁补偿款520万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侯某侯某关于请求立即停止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执9号执行裁定书扣留原告拆迁补偿款520万元执行的诉讼请求，因未能举出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至于侯某侯某所主张的52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所有权及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关系等事宜，双方当事人应另行合法途径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侯某侯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200元，由侯某侯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侯某侯某应当就其对案涉5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侯某侯某所举证据是否能证明其对5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关于上诉人侯某侯某的举证是否能证明其为被征迁洗煤厂承包人的问题。1、案涉执行财产520万元系忻府区国道208线忻州市过境改线工程征迁指挥部对位于忻州市忻府区泡池村的洗煤厂征地拆迁而给付的征迁补偿资金，因此被拆迁的洗煤厂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还是上诉人侯某侯某个人洗煤厂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之一。（1）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忻州市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于2004年11月26日成立，住所地在泡池村。忻州市忻府区永利洗煤厂于2009年7月31日成立，住所地亦在泡池村。原忻州市北方焦化厂于2010年8月16日将住所地变更登记为忻州市忻府区秦城乡泡池村，2012年11月28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主张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就是由忻州市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忻州市忻府区永利洗煤厂、忻州市北方焦化厂、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先后延续而来，经营地点均是在泡池村。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提交的《营业执照》、《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关于忻州市北方焦化厂新增LTG-15㎡数控洗煤机组及相应配套设施项目备案的通知》（忻府经信发［2011］31号）、忻府区国土资源局2012年6月18日作出的《关于忻州市北方焦化厂用地情况的说明》、忻府区建设环境保护局2012年8月13日作出的《关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入洗原煤90万吨/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适用标准及总量的批复》（忻府环函［2012］73号）、忻州市环境保护局2013年6月7日作出的《关于对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污染环境督查意见的通知》（忻环函［2013］64号）、忻州市忻府区顺发通洗煤厂和忻州市北方焦化厂的电费发票……，这些证据均形成于2008年之后，可以证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历史延续和实际生产经营的地点就在泡池村。据此，案涉执行财产520万元有可能就是征迁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而来的。（2）上诉人侯某侯某陈述泡池村历史上仅有一家洗煤厂或焦化厂（证人李某2李某2和梅某梅某亦出庭证明泡池村仅有一家洗煤厂），其并未主张自己承包的洗煤厂即忻州市北方洗煤厂，那么上诉人侯某侯某首先应举证证明自己所承包的洗煤厂真实存在，同时否认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存在。上诉人侯某侯某主张其于2008年开始承包了泡池村洗煤厂，并在原村办洗煤厂的地点生产和经营，以个人名义开办，没有在工商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注册过。但是，上诉人侯某侯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所承包洗煤厂实际生产经营存续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承包的洗煤厂真实存在。（3）上诉人侯某侯某在2017年5月25日接受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询问（调查笔录）时陈述，“2009年4、5月份，我把张俊栓吸收进来，共同经营、共同分红，张俊栓为该企业办理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取名忻州市顺发通洗煤厂”，与上诉人侯某侯某在庭审中“2008年开始承包了泡池村洗煤厂，并在原村办洗煤厂的地点生产和经营，以个人名义开办，没有在工商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注册过”的陈述相互矛盾。上诉人侯某侯某陈述其承包的洗煤厂曾取名“忻州市顺发通洗煤厂”，根据前述工商登记信息中关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系由泡池村洗煤厂历史延续而来的过程，不能排除上诉人侯某侯某所称个人承包洗煤厂即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可能。（4）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2016年国道2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合法建筑征迁确认表》显示，征迁指挥部在2016年3月即开始对被征迁财产进行登记确认，被征迁人已经知道财产即将被拆迁。忻州市忻府区国昊洗煤厂成立于2016年6月22日，也就是说该厂成立时案涉洗煤厂已经被征迁，因此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忻州市忻府区国昊洗煤厂的营业执照不能证明其为泡池村洗煤厂的承包人，也不能证明案涉执行财产520万元属于忻州市忻府区国昊洗煤厂。（5）上诉人侯某侯某在前述调查笔录中还陈述2013年108国道改线征迁补偿是以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名义报的，但钱是上诉人侯某侯某领的，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出具的委托书，委托其全权办理的。据此，上诉人侯某侯某认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真实存在。基于其认可泡池村历史上仅有一家洗煤厂或焦化厂的前提，上诉人侯某侯某又没有提交证明其所承包洗煤厂实际存在的证据，综合认证双方在案证据，可以推论得出案涉执行财产520万元系忻府区国道208线忻州市过境改线工程征迁指挥部对位于忻州市忻府区泡池村的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征地拆迁而给付的征迁补偿资金，上诉人侯某侯某主张的所谓个人承包洗煤厂（不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并不存在。上诉人侯某侯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个人承包洗煤厂真实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侯某侯某关于案涉执行财产520万元系忻府区国道208线忻州市过境改线工程征迁指挥部对其个人承包洗煤厂征地拆迁而给付的征迁补偿资金的主张不能成立。2、《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是确定泡池村洗煤厂承包人的关键证据之一，因此该合同的真实性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案提交有四个版本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是泡池村委会分别与宋云清、忻州市北方焦化厂（两个版本）、上诉人侯某侯某签订的，四份合同中均加盖有泡池村委会的印章。这四个版本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不仅合同名称相同，在内容上也基本雷同，特别是承包时间均是从2003年3月1日至2032年月3月1日，共30年，承包费每年肆万元，每四年交一次，合同签订时间均为2003年3月1日。四个版本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均是针对同一租赁标的物和同一承包期间分别签订的，明显不符合日常行为逻辑。上诉人侯某侯某主张其是于2008年开始承包泡池村洗煤厂的，如果其主张成立，那么其签订《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的时间应该是在2008年，而不应该是2003年，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时间也应当是从2008年开始而不应该是2003年3月1日。如果该合同是在2008年签订且承包期从2008年开始，那么上诉人侯某侯某正常就应该从2008年开始缴纳承包费，合同中再手书“十二、侯某侯某从2008年开始交纳承包费”显然多余。上诉人侯某侯某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故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真实性存疑。这四份合同中均加盖有泡池村委会的印章，对其真实性无法直观地做出判断。在此情况下，这四份合同的证明力相当。基于本案中上诉人侯某侯某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故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不能证明其为被征迁洗煤厂的承包人。3、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了泡池村委会出具的洗煤厂承包费的收据，拟证明其作为泡池洗煤厂承包人向泡池村委会交纳了承包费。但是，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主张上诉人侯某侯某系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职工，该承包费是北方洗煤厂委托上诉人侯某侯某交纳的，并提交了以下证据抗辩：（1）、祁县天海化工有限公司2010年12月5日出具的收据一份，内容是“今收到忻州市北方焦化厂交来空桶押金（4个桶）×50人民币贰佰元正，收款人乔昭平，交款人侯某侯某”。（2）付款人为侯某侯某的2012年12月14日旅店业住宿费发票一份，批注有“李某2李某2支付”的字样。（3）侯某侯某于2012年11月20日书立的“今支出太原万水皮带轮加工费240元，侯某侯某”，批注有“李某2李某2支付”字样的支条一份。（4）侯某侯某书立的“今支出2012.12.21号去太原买电机400元，运费450元，合计850元，侯某侯某”，批注有“李某2李某2支付”字样的支条一份。（5）侯某侯某于2011年5月20日书立的“今支出洗煤厂租金玖万元正（90000），经办人：侯某侯某”支条一份。（6）证人李某2李某2出庭作证：侯某侯某是北方洗煤厂副总，一开始是联系业务，后来是外联。侯某侯某在厂里挣工资，但是一直没有领过工资，向厂里支取过款项。承包费是侯某侯某从我手里拿的，是经过张俊栓授权的，流水账是我本人记的……。侯某侯某从我手里拿的什么钱都有（包括承包费、招待费），因为侯没有拿回村委的票据，所以没有上账，村委会也没有向北方洗煤厂要过承包费。我从厂子成立开始就一直担任过磅员和出纳。侯某侯某拿上钱是交北方洗煤厂向泡池村委会的承包款，村里面主要是侯跑……。具体添置设备是侯从我手里拿的钱买的，因没有票据没法入账。所有的机器设备、车辆等都是厂里的，没有个人的。侯某侯某有时候从我手里拿4万有时候拿8万，村委会没有向厂里要过承包费，我们认为他交了。2013年和2016年两次拆迁都是北方洗煤厂。（7）李某2李某2于2015年5月5日向侯某侯某账户汇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收款方为侯某侯某，汇款金额贰万元，转账用途注明为“承包费”。（8）证人梅某梅某出庭作证：侯某侯某是北方洗煤厂的职工，可能与张俊栓是合伙关系，他也参与具体经营。北方洗煤厂的承包费是由侯某侯某向村委会交纳的，但钱是向李某2李某2处拿的。证人李某2李某2和梅某梅某分别作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出纳和会计，均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侯某侯某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职工，上诉人侯某侯某是拿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钱向泡池村委会交纳的承包费，上诉人侯某侯某对此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祁县天海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和署名“侯某侯某”的支条上面均有“侯某侯某”的签字，还批注有“李某2李某2支付”的字样，上诉人侯某侯某对此虽不认可，但没有就收据和支条的形成原因、李某2李某2持有的理由、收据和支条上面其签字的真实性等等关键问题提交相反的证据反驳。上诉人侯某侯某2011年5月20日书立的支条明确显示支出的是洗煤厂租金，如果是支付上诉人侯某侯某个人承包洗煤厂，上诉人侯某侯某为何要书立该支条且由李某2李某2持有？李某2李某2为何要向上诉人侯某侯某转账支付承包费？对此上诉人侯某侯某没有提供证据反驳，亦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综合认证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1、王某1王某1、王某2王某2的上述举证，不能排除上诉人侯某侯某就是北方洗煤厂的职工，上诉人侯某侯某是受北方洗煤厂的委托向泡池村委会交纳承包费的可能性，故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洗煤厂承包费的收据不能证明其为泡池村洗煤厂承包人。案涉被征迁财产于2016年3月即开始登记，其时被征迁财产的权利人已经知道即将被征迁。在洗煤厂被征迁的情形下，上诉人侯某侯某在2017年9月26日再向泡池村委会交纳承包费缺乏合理性，上诉人侯某侯某既未举证证明，又未给出合理解释，因此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泡池村委会2017年9月26日收取2017年度洗煤厂承包费的票据不能证明其为案涉被征迁洗煤厂承包人。4、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泡池村委会2017年4月1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中有“……于2008年承包给侯某侯某，此人一直履行合同，在此期间村委未与任何单位、个人签订过合同”的表述内容。首先，在案同时有泡池村委会分别与宋云清、忻州市北方焦化厂（两个版本）、上诉人侯某侯某签订的四个版本的《泡池村焦化厂洗煤租赁承包合同书》，且均加盖有泡池村委会的印章，泡池村委会对四个版本合同中该单位公章的真实性均没有就真实性作出评价，该证明内容不能排除其它三个版本合同的真实性。其次，无论是泡池村委还是上诉人侯某侯某，都认可2003年泡池村委将洗煤厂承包给宋云清的事实，在没有证据证明宋云清与泡池村委的合同关系已解除或者终结的情况下，泡池村委又与他人就同一租赁标的物就同一承包期间签订承包合同没有合理性，上诉人侯国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给出合理解释。因此，该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侯某侯某为泡池村洗煤厂承包人。5、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了泡池村委会2019年10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但“李明海”标注了“2016年以后拆迁情况属实”的字样和“连双龙”标注了“2013年108改线情况属实”的字样。首先，证明中有“2013年，108改线拆除我村泵房，小机房，围墙，我村已把补偿资金发放给承包人（侯某侯某）”的表述，该内容与上诉人侯某侯某在2017年5月25日接受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询问其“2013年108国道占北方洗煤厂拆迁补偿了多少钱，是以谁的名义报政府拆迁办的”问题时其陈述“补了33万元，是以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名义报的，但钱是我领了，北方洗煤厂出具的委托书，委托我全权办理”的内容相互矛盾。其次，该证明虽然加盖了泡池村委会的印章，但并未标明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的规定，该证明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即便李明海和连双龙为该单位负责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但该二人标注的内容与证明中文字表述的内容不完全一致，证明力较低。因此，本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6、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2016年国道208忻州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机械设备征迁确认表》中“户主签名”一栏虽然由上诉人侯某侯某签字确认，但在不能排除上诉人侯某侯某就是北方洗煤厂职工的情形下，上诉人侯某侯某有可能是受北方洗煤厂的委托在该表上面签字。同时，该表不是对被征迁财产所有权或民事实体权益的确认，据此并不能认定上诉人侯某侯某是泡池村洗煤厂的承包人。综上，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被征迁洗煤厂的承包人。二、关于上诉人侯某侯某的举证是否能证明其对被征迁的财产拥有民事实体权益的问题。根据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北片区分指挥部2016年11月25日作出的《关于拨付泡池村洗煤厂征迁补偿资金的报告》，案涉拆迁包括补偿建（构）筑物3039553元，附着物906452元，机器设备4667353元，共计8613358元。上诉人侯某侯某没有就其对被拆迁的建（构）筑物、附着物拥有民事实体权益提交相关证据，故不能证明其对该部分财产拥有民事实体权益。1、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忻州市泡池洗煤厂设计及设备采购总承包合同》、与焦作市神舟洗煤机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收据、收款人为临汾市尧都区拓鑫机电设备营销部、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鑫璞润机电设备经销部和闻喜县三洙机械厂的收据，不能证明合同所涉机器设备与案涉被征迁的机器设备是否同一物品，因此不能证明被征迁的机器设备即其所提交合同中约定的机器设备。2、在不能排除上诉人侯某侯某是北方洗煤厂职工的情形下，结合证人李某2李某2和梅某梅某的证词，存在上诉人侯某侯某是受北方洗煤厂的委托签订《忻州市泡池洗煤厂设计及设备采购总承包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可能性。3、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忻州市泡池洗煤厂设计及设备采购总承包合同》中约定总价款368.6万元，加盖有闻喜县三洙机械厂的收据金额却总计高达734万元。时间为2012年8月6日编号为3077254的收据与时间为2012年9月17日编号为3077251的收据比较，编号顺序与时间前后不一致，真实性存疑，上诉人侯某侯某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合同组成为：1、合同文本，2、合同附件：机电设备表。侯某侯某提交的合同附件不是机电设备表，而是《80万跳汰选煤厂投资概算》，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该附件明确为投资概算，不是合同价款，不能证明该合同实际所涉机器设备具体的名称、型号、数量、价格等信息，也不能证明《忻州市泡池洗煤厂设计及设备采购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机器设备与案涉被征迁的机器设备是否同一物品。4、焦作市神舟洗煤机制造有限公司2017年3月4日出具的证明仅加盖有公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该证明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收据是交易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收付款凭证，是出具收据的一方对收款事实的确认。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发生没有实际支付或接收款项的行为，出具收据的一方仅仅基于愿意对收款法律后果的承担而出具收据的现象，此种情况下不能真实反映交易活动是否发生。因此，关于收据中所显示的事由和款项金额的认定应结合与之相关的其他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供的收款人为临汾市尧都区拓鑫机电设备营销部、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鑫璞润机电设备经销部的收据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相互印证，其证明力较低，不能证明购买水泵的型号、台数，也不能证明与案涉被拆迁机器设备中的水泵有无关联。因此，收据单独不能证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发生，也不能证明与案涉被拆迁机器设备中的水泵是否系同一物品。6、假设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买卖合同、收据等是真实的，其还负有证明买卖合同和收据所涉机器设备与案涉被拆迁机器设备是同一机器设备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侯某侯某对此没有举证，其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结合前述上诉人侯某侯某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个人承包洗煤厂真实存在，不能排除其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职工的可能性，上诉人侯某侯某提交的买卖合同和收据不能证明其个人购买洗煤设备的合理性和买卖行为的真实性，故上诉人侯某侯某的举证不能证明其对被征迁的机器设备拥有民事实体权益。综上，上诉人侯某侯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为泡池洗煤厂的承包人，亦不能证明其对被征迁的财产拥有民事实体权益，故上诉人侯某侯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对5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侯某侯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关于“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是泡池村洗煤厂唯一合法的承包人、以没有正规发票为由不认定涉案拆迁财产属于上诉人、不认定上诉人为被拆迁受益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搬迁通知》、《关于拨付泡池村洗煤厂征迁补偿资金的报告》和《2016年国道208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合法建筑征迁确认表》中署明了被拆迁补偿的主体是“秦城乡泡池村委并洗煤厂”，而非单纯只有泡池村委会，在案亦无证据证明泡池村委会有权决定机器设备等拆迁补偿的受益人，故上诉人侯某侯某关于“《关于拨付泡池村洗煤厂征迁补偿资金的报告》和《2016年国道208过境改线道路工程其他类合法建筑征迁确认表》中均确认被拆迁补偿的主体是泡池村委会，因此泡池村委会有权决定机器设备等拆迁补偿的受益人，上诉人对520万元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上诉人侯某侯某作为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主张权利且负有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侯某侯某有可能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职工的情形下，其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取得钱款完全有可能是接受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委托办理事务。在泡池村仅有一个洗煤厂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上诉人侯某侯某既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职工，其同时还承包有泡池村其它洗煤厂的可能。因此，上诉人侯某侯某关于“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取得过钱款不能成为忻州市北方洗煤厂主张所有权的理由，即便侯某侯某是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职工也不能否认侯某侯某是泡池村洗煤厂承包人的身份。虽然忻州市北方洗煤厂的注册地在泡池村，但这并不能证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是承包人，更不能证明忻州市北方洗煤厂对财产有所有权”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侯某侯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对5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0元（上诉人侯某侯某已预交），由上诉人侯某侯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建荣审判员 刘海霞审判员 冯慧波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梁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