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运声，男，汉族，1971年12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波，广东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柏桓，男，汉族，1965年10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宗宏，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朝红，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力合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研发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66602440。法定代表人：杨柏年。委托诉讼代理人：佟一哲，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运声因与被上诉人杨柏桓、深圳力合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运声上诉请求：一、撤消原审判决；二、请求改判杨柏桓偿还陈运声本金人民币1100万元及利息（其中1000万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100万元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为止）；三、请求改判杨柏桓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本案所涉1000万非借款系认定事实错误。陈运声、杨柏桓均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签署的承诺书应承担其民事责任。承诺书明确无误表明所涉款项的性质、利息并签字加以确认。二、一审认定所涉1000万元为陈运声与杨柏桓相关联公司之间的利息及运营费用属主观臆断，无法律依据及事实根据。杨柏桓系力合公司的总经理，股东之一，但两者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且杨柏桓签字确认借款事实是其个人行为，若是公司行为事先无授权事后也未追加公司盖章确认，其签名毫无意义，于情于理于法均不相符。三、承诺书合法有效且陈运声、杨柏桓各自关联公司使用、调配资金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陈运声与杨柏桓签署承诺书对借款主体、借款数额、利息所作约定合法有效。至于各自相关联的公司调配、使用款项，此现象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同时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至于陈运声、杨柏桓与各自关联公司的权利义务与本案并无关联。四、一审程序上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力合公司曾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申请银行贷款，且将所申请到贷款支付给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以及陈运声均向力合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而仅追加力合公司为本案被告，而不追加陈运声关联公司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系程序上存在错误。陈运声认为尽管上述关联公司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但一审法院明显存在偏袒杨柏桓之嫌疑。二审调查时陈运声补充：一、陈运声与杨柏桓是适格的权利义务主体。2016年元月陈运声与杨柏桓共同签署的承诺书，承诺人分别为陈运声与杨柏桓；因此可以确认权利义务主体为陈运声、杨柏桓，而非双方关联公司。二、陈运声的债权人地位合法有效。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12月31日转款壹仟万元给力合公司，是代陈运声支付给杨柏桓（杨柏桓指定力合公司代收），有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8月31日出具代转款说明可以证明。该说明清楚无误表明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转款是陈运声事前委托。退一步讲，即使事前没有委托，事后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说明内容与承诺书陈运声签名吻合，同样也可认定为权利转让且得到债务人（杨柏桓）的确认。总之，无论是事前委托还是事后权利转让都合法有效；因而，陈运声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无可质疑。三、杨柏桓的债务人身份不可推卸。双方签订的承诺书主体之一为杨柏桓，是承诺书明确写明力合公司由杨柏桓委托代收壹仟万元。一审法院追加力合公司为被告，力合公司声称杨柏桓行使是公司行为，完全与事实不符。陈运声不是力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无力合公司的委托授权，并且与承诺书的相悖。即使认定力合公司为债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最高法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企业法人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也应当判决力合公司和杨柏桓共同承担此债务。四、陈运声与杨柏桓关联公司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争议无关。陈运声与杨柏桓之间关联公司的经济往来和本案诉争的壹仟万元借款无关，若有争议也可通过诉讼加之解决。本案诉争借款事实均为陈运声、杨柏桓事前委托第三方代付、代收，同时事后以承诺书的形式加以确认，与关联公司无关。综上，陈运声认为一审法院无论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都存在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处理。杨柏桓辩称：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陈运声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柏桓个人之间具有借款合意及实际交付借款给杨柏桓个人。《承诺书》的内容是陈运声及其所控制的公司与力合公司关于出借平台贷款、费用率、1000万元的约定，但这一切的事务均是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间，而《承诺书》是2016年初形成，很明显该承诺书是对陈运声及其公司和力合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并非是单纯的杨柏桓个人的借款凭据，况且1000万元转账用途也只是“往来”，收款人也并非杨柏桓个人，杨柏桓也并非实际使用人。一审法院根据杨柏桓、力合公司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承诺书的内容，足以认定1000万元是陈运声及其控制的关联公司向力合公司支付的利息及运营费用，而不是杨柏桓的个人借款。二、陈运声是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其完全可以操控三家公司为自己个人所用，但杨柏桓只是力合公司的总经理，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也不足以控制力合公司，杨柏桓并不能随意操控力合公司并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同，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陈运声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合法行为推衍到其他人都跟他一样。杨柏桓从2012年向兴业银行出面申请1.239亿元贷款开始就作为授权代表跟银行签订借款文件，跟兴业银行以及陈运声接洽、洽谈等一系列活动都是由杨柏桓代表力合公司履行其总经理职权范围内的事，而承诺书记载的内容也是关于出借贷款平台衍生出来的权利义务，杨柏桓当然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代表力合公司签订承诺书，否则陈运声为什么让杨柏桓在承诺书中确认力合公司收取平台费而不是由杨柏桓个人收取的内容呢？说明陈运声事先知道杨柏桓是在履行总经理职务，而且力合公司事实后面也进行了追认，我方认为追认并不是只有在承诺书上盖章这一种形式才算追认，况且承诺书是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由陈运声临时起草，并且原件只有一份，在双方签完字后就被陈运声拿走了。三、本案陈运声是以民间借贷案件由向杨柏桓提起的诉讼，但因为涉诉的1000万元是力合公司收取并实际使用，追加力合公司作为被告是涉及到力合公司有没有借款的合意以及是否借款责任的承担者。但陈运声控制的关联公司与力合公司只存在出借贷款平台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适格主体，况且一审判决也注明对于承诺函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陈运声及其所实际控制的公司可与力合公司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答辩人认为一审程序完全合法。四、关于陈运声提到的2015年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企业法定代表人对应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而负责人的是非公司制的其他企业的代表人，而非指个人，杨柏桓从来就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说的负责人，因此不属于需要承担共同责任的个人。综上，杨柏桓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应当驳回陈运声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力合公司辩称：一、杨柏桓是力合公司的总经理，本案中所涉及的承诺书以及相关的借款合同等文件，都是由杨柏桓代表力合公司所签订的，杨柏桓与力合公司的关系，力合公司是委托人，杨柏桓是力合公司的受委托人或代理人。二、由于杨柏桓是接受力合公司的委托履行职责，所以由杨柏桓代表力合公司出具相关文件，权利义务的后果都应当由力合公司享有及承担。本案中涉案的1000万元是力合公司所收取的平台费用以及代垫的利息费用，需要力合公司和陈运声所控制的几家公司进行最终结算以确定力合公司应当收取的数额，但到今天为止陈运声所控制的几家公司也没有履行和力合公司的结算义务。力合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理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至于陈运声提到的代转款说明，力合公司认为该文件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时陈运声提交了两份内容一模一样的代转款说明，其中一份落款处写着“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盖的是“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落款日期是2016年8月31日，陈运声还提交了另一份代转款的说明，内容基本一致，但是在落款处就改成了“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没有了财务部的字样，所盖的章也是“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不再是财务专用章，落款日期一样是2016年8月31日，力合公司认为这是陈运声为了应对诉讼而故意制造的证据，在该证据内容中陈运声以及其控制下的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擅自对杨柏桓与力合公司的关系作出了认定，这是违法认定。杨柏桓与力合公司是什么关系陈运声无权确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判决。陈运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柏桓偿还陈运声借款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100万元本金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杨柏桓、力合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查明，2011年6月20日，案外人邓某向杨柏桓账户转款100万元，2015年6月10日，案外人邓某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2011年6月20日陈运声向其借款100万元，并委托其将借款转至杨柏桓名下账户，案外人邓某还确认该1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已由陈运声全额归还。重审查明，2012年12月26日，力合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订了《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1.8亿元。同日，双方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239亿元。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陈运声为签署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或者保证。同月28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向力合公司账户发放贷款1.239亿元，同月31日，力合公司向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账户转账1.239亿元，同日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向力合公司账户转账1000万元，款项备注为“往来”。力合公司于庭审中主张，其取得1.239亿元银行贷款后便将款项交给陈运声及其所实际控制的公司支配和使用，本案讼争款项1000万元，系陈运声通过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预先交付力合公司，该款项系银行贷款所需支付的利息与运营成本。陈运声主张该1000万元系杨柏桓的个人借款。2013年12月20日，力合公司向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账户转账1.239亿元。2014年12月31日，案外人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向力合公司账户转账1.239亿元。力合公司主张此转账系银行贷款一年期满后，双方按照同样的方式再行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申请了贷款展期，具体操作系通过重新发放贷款的方式进行，因而产生此两笔转账。陈运声主张该两笔转账与本案无关。另查，力合公司提交其名下银行账户于前述贷款期间的交易明细，该记录显示陈运声、案外人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在此期间有规律性向力合公司进行大额转账，全部转账备注均为“往来”，力合公司主张此系陈运声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向力合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及支付利息；且主张根据该银行交易明细，力合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偿还银行贷款及支付利息合计266047666.8元，而陈运声及其所实际控制的公司合计支付力合公司262706172.56元，尚欠3341494.24元，该款项应由陈运声预交的1000万元即本案讼争款项中予以扣除。陈运声对力合公司该主张不予确认。再查，陈运声提交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该声明载明该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向力合公司账户所转账之1000万元系受陈运声委托代为转款。陈运声提交《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杨柏桓公司（深圳力合通信）为陈运声公司出面贷款（由陈运声公司提供抵押物）的费用为年息2个点（2%），陈运声公司（惠州××公司）借给杨柏桓（深圳力合公司）的壹仟万（由杨柏桓委托）的利息为月息4分（月息4个点），按实际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计算，双方签字作实确认，特此承诺”。该书证落款为“承诺人（一）杨柏桓”以及其下方的“承诺人（二）陈运声”。陈运声主张此承诺系杨柏桓怠于偿还该1000万元而出具。杨柏桓主张其系代表力合公司就前述陈运声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实际使用银行贷款进行沟通协商过程中形成该承诺书，其个人从未向陈运声借款，力合公司确认杨柏桓该主张。又查，涉讼贷款发生期间，杨柏桓系力合公司总经理及股东，持股比例为15%。陈运声系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系案外人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持股比例为91%，系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系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杨柏桓、力合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力合公司曾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申请银行贷款，且将所申请到的银行贷款交付给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结合贷款期间力合公司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案外人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以及陈运声均向力合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鉴于几案外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系陈运声，可以合理推断陈运声以及其所实际控制的案外人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均参与的该笔银行贷款的使用与偿还过程，且还款时的转账备注为“往来”。至于本案讼争的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于力合公司的转款1000万元，该转款发生于力合公司向案外人惠州市××实业有限公司交付银行贷款1.239亿元当日，转账备注与其他案外人及陈运声还款时备注一致，亦为“往来”。且款项交付数年，杨柏桓、力合公司均无还款或者支付利息，陈运声及其所控制公司使用银行贷款期间亦没有形成债权凭证。结合以上事实，分析本案陈运声所用以证明其请求权的书证承诺书，承诺书开篇即载明“杨柏桓公司（深圳力合通信）为陈运声公司出门贷款（由陈运声公司提供抵押物）的费用为年息2个点（2%）”，应指陈运声及其所控制公司使用力合公司银行贷款的事宜，接下来所载明之“陈运声公司（惠州××公司）借给杨柏桓（深圳力合公司）的壹仟万（由杨柏桓委托）的利息为月息4分（月息4个点）”，该段虽载明了“借给”，但行为的主体系“陈运声公司（惠州××公司）”，客体为“杨柏桓（深圳力合公司）”，根据该承诺书的前文，“借给”的客体应并非杨柏桓个人，而应指其所任职并持股的力合公司，杨柏桓签署该承诺书应系其履行职务行为。由上所证，陈运声未有证据证明其与杨柏桓就本案讼争款项形成借款合意且其向杨柏桓实际交付款项，故其主张杨柏桓偿还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力合公司是否应向陈运声偿还借款，力合公司于答辩中确认本案《承诺书》系其员工即杨柏桓代其与陈运声所签署，因而其系承诺书的合同主体，承诺书系对陈运声及其所控制公司使用力合公司1.239亿元银行贷款以及力合公司占用本案涉讼1000万元而发生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按实际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计算”的表述，力合公司主张涉讼1000万元并非借款，而系案外人惠州市××投资有限公司就1.239亿元款项使用而预先交付的利息及运营费用更为吻合承诺函的文义且与本案证据相符，因而陈运声与力合公司之间就本案讼争款项没有形成借款合意，其主张力合公司偿还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承诺函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陈运声及其所实际控制的公司可与力合公司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至于陈运声主张杨柏桓应向其偿还2011年6月20日其向案外人邓某之借款，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100万元系陈运声与杨柏桓之间的借款，且杨柏桓对该此亦不予确认，故对于陈运声该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运声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4600元（陈运声已预交），由陈运声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惠州××公司向深圳力合公司账户转账的1000万元，是否系杨柏桓的个人借款。陈运声提交的《承诺书》内容为：“杨柏桓公司（深圳力合通信）为陈运声公司出面贷款（由陈运声公司提供抵押物）的费用为年息2个点（2%），陈运声（公司）（惠州××公司）借给杨柏桓（深圳力合公司）的壹仟万（由杨柏桓委托）的利息为月息4分（月息4个点），按实际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计算，双方签字作实确认，特此承诺！”按照正常的文义解释，该1000万元系由杨柏桓委托深圳力合公司借入，深圳力合公司只是受托人，则借款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杨柏桓承受。况且，若按照深圳力合公司在一审的主张，涉案讼争的1000万元应系深圳力合公司代陈运声关联公司向银行融资所需支付的利息与运营成本，则深圳力合公司理应收取该1000万元作为代为融资的对价，无须归还，但在该《承诺书》中却以借款的方式体现并约定了月息4分的利息，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对于杨伯桓与深圳力合公司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该1000万元应系杨柏桓本人的借款，杨柏桓应予返还，并按照2%的月利率自2012年12月31日计至本案判决的应付之日。至于案外人邓某向杨柏桓账户转入的100万元，陈运声提交的邓某出具的《收款确认书》，其性质等同于证人证言。由于邓某未到庭作证，杨柏桓亦否认该款项为其与陈运声之间的借款，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邓某与杨柏桓之间的经济纠纷，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陈运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116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杨伯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陈运声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至本判决判令的支付之日）；三、驳回上诉人陈运声在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付款义务人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269200元，由陈运声负担24473元，由杨柏桓负担2447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聂   效审判员 吴 春 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颖(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