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1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孝洋，男，汉族，1946年4月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军，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智倩，女，汉族，1958年8月3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雅莲，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楠，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曾庆恒，女，汉族，1955年1月3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第三人：曾庆芳，女，汉族，1950年3月1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汪孝洋因与被上诉人王智倩、曾庆恒、原审第三人曾庆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3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孝洋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智倩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智倩、曾庆恒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汪孝洋从未对王智倩有过任何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汪孝洋构成欺诈毫无事实依据，属于枉法裁判。1.汪孝洋要求王智倩配合将涉案房产过户至汪孝洋名下，王智倩在当时予以同意，是因为王智倩清楚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是汪孝洋及汪孝洋妻子曾庆芳，在此过程中汪孝洋没有任何的欺诈行为，王智倩、曾庆恒也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汪孝洋对王智倩有欺诈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汪孝洋构成欺诈属于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断。2.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汪孝洋构成欺诈，一方面却并没有在案件事实查明部分对汪孝洋存在何种具体欺诈行为作出过认定，究竟汪孝洋是通过何种具体行为对王智倩进行了欺诈，欺诈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具体事实经过，一审判决均未作任何描述，一审法院凭空得出汪孝洋构成欺诈的结论显然没有事实依据。3.汪孝洋在一审已经提交了汪孝洋并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的证据，即（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案的开庭笔录。在该案开庭过程中，法庭曾询问汪孝洋当时要求王智倩配合过户时汪孝洋是否说明理由，王智倩对此明确回答“没有问”（详见该开庭笔录第16页第三行）。既然王智倩问都没问，汪孝洋何来所谓的“欺诈”。王智倩之所以没有问，恰恰证明王智倩十分清楚房产应当归还给汪孝洋及曾庆芳，其在当时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4.王智倩关于汪孝洋欺诈的主张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完全不符合生活常理。按照王智倩现在所称的其一直都知道房产权利人是曾庆恒的说法，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怎么可能在不向曾庆恒核实的情况下就同意配合汪孝洋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而且怎么可能在过户前后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事实上，直到本案诉讼发生前，甚至包括在曾庆恒起诉汪孝洋的（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案审理过程中，王智倩都从来没有主张过汪孝洋对其进行了欺诈。如果真有欺诈事实存在，这可能是一个正常人面对欺诈行为所作出的反应吗？王智倩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完全是因为曾庆恒自知其起诉的（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案无法得到法院支持，因而在撤诉后又利诱王智倩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提出本案诉求。5.证人王某1的证言对本案是否存在欺诈事实这一焦点问题没有任何证明力。首先，王某1没有亲眼见证过汪孝洋要求王智倩配合办理过户的具体过程，也根本不清楚王智倩基于何种原因和背景同意将房屋过户给汪孝洋。其次，王某1关于汪孝洋拿走房产证的陈述根本不是其亲眼所见，而是其个人猜测，所述内容没有法律上的证明效力。再次，如果王某1所述内容真的属实，王某1为何不及时告知曾庆恒并征得曾庆恒同意？曾庆恒为何在此后直至房屋过户至汪孝洋名下长达近两个月时间内，既没有阻止王智倩配合办理过户，也没有向汪孝洋提出过任何主张？可见，证人王某1所陈述内容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而一审法院却将证人毫无证明力的证言在判决书中大篇幅列明，并作为汪孝洋是否存在欺诈的相关情况予以认定，毫无公正、客观可言。综上，本案各方面的事实和证据均可以充分反映出汪孝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欺诈行为”，王智倩完全是在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配合汪孝洋办理了房屋的过户手续。只是现在王智倩受到曾庆恒及王某等人的威逼利诱，才又突然反口捏造事实并提起本案诉讼。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不仅包括必须存在具体的欺诈行为，将欺诈的故意表示于外部，还要求欺诈行为与受欺诈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本案中上述构成要件所涉的法律事实均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王智倩在被汪孝洋要求配合过卢时既不问具体理由，也不向曾庆恒核实情况或征求曾庆恒的意见，甚至在提前本案诉讼前从来没主张过汪孝洋对其进行了欺诈，这足以表明王智倩从来没有因为汪孝洋的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恰恰相反，王智倩同意配合汪孝洋办理过户手续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原因正是因为王智倩知道房屋权利应归属于汪孝洋和曾庆芳。二、王智倩代持涉案房屋期间，王智倩即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其同意将房屋过户给汪孝洋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大篇幅论证汪孝洋在此期间并非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既毫无必要，法律逻辑上也存在错误。根据2017年9月颁布实施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二十八条规定：“借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借名人请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的，不予支持。借名人请求出名人(登记权利人）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可予支持，但在房屋限购范围内，借名人不具有购房资格的除外。出名人将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借名人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追回房屋的，不予支持。”上述规定意味着，在房屋代持关系中，借名人与出名人（王智倩）之间只存在合同债权关系，即借名人仅享有请求出名人（王智倩）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权利，不能直接主张房屋所有权归借名人所有。本案中，涉案房屋在王智倩代持期间，房屋所有权人即为王智倩，其处分房屋权利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其同意将房屋过户给汪孝洋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他人的授权，也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应受法律保护。曾庆恒关于其为涉案房屋真实权利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也不影响王智倩同意将房屋过户给汪孝洋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更何况，曾庆恒关于其为涉案房屋真实权利人的主张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系曾庆恒、王某、王智倩等人串通合谋虚构、捏造事实。而一审法院在其“本院认为”部分（一审判决书第18-19页）大篇幅论证汪孝洋并非房屋实际所有人，曾庆恒才是房屋实际权利人，与广东省高院的上述裁判指引完全背离，属枉法裁判。因为在王智倩代持房屋期间，王智倩就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房屋在过户到汪孝洋名下之后，汪孝洋及妻子曾庆芳才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在法律逻辑上完全错误，以汪孝洋不能证明自己是房屋实际所有人为由，认为汪孝洋隐瞒了对房屋无处分权的情况、王智倩将房屋过户给汪孝洋未取得曾庆恒的授权，故而汪孝洋应将房屋过户回给王智倩，上述认定都明显违背前述裁判指引的规定。汪孝洋在此需强调的是，涉案房屋究竟是曾庆恒实际购买还是汪孝洋、曾庆芳实际购买，虽然是双方争议的核心事实问题，但对于本案的裁判处理而言，并不影响王智倩在代持期间就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的法律判断。本案并非房屋确权纠纷，而一审法院却混淆法律争议焦点，把案件审理重点放在究竟谁实际出资、谁占有使用房屋以及谁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的问题上，导致裁判逻辑一错再错。三、虽然涉案房屋真实购买人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判处理，但基于澄清事实的需要，汪孝洋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说明。1.涉案房屋属企业微利房，因此在购买时存在身份及名额的限制，而不是一审法院所错误以为的“房屋限购”。一审法院以当时不存在房屋限购政策为由否定汪孝洋主张的事实，实属张冠李戴。在当时，汪孝洋及妻子曾庆芳借用了曾庆恒之子罗某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涉案房屋最初于2005年8月登记在罗某名下。与涉案房屋相邻另一套××房则登记在曾庆芳自己名下。虽然曾庆恒提交了其与案外人郑某之间的《转让房产协议书》，但该协议书是否真实无法确认，而且即便属实也并没有实际履行。因为涉案房屋一开始就是登记在罗某与彭某名下的，而且是罗某与彭某根据其二人与开发商之间的购房合同办理了产权登记，因此从一开始曾庆恒就不是房屋的实际购买人。2.关于房款支付问题。曾庆恒与证人王某串通一气，欺骗法庭说涉案房产的房款是由王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替曾庆恒支付后，曾庆恒再将房款归还给王某。对此汪孝洋必须说明如下：首先，王某出庭自称其出资200万成立了××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清楚涉案房产与相邻204房的购买及房款支付情况，但是这些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公司与王某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曾庆恒、王某都称涉案房产与相邻204房是曾庆恒与曾某当年一同购买的，房款由××公司代付后，曾庆恒与曾某已将房款归还给王某本人。但实际情况是，曾庆恒在当时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和经济能力支付房款。王某称曾庆恒交了1万元定金给郑老板，并将其他房款归还到王某本人账户，但是曾庆恒根本提交不了所谓1万元定金的收款收据；至于王某出具的收据，是王某与曾庆恒串通伪造的，根本没有相应的银行转款凭证予以印证。对此，汪孝洋将保留追究该二人恶意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权利。最后，在（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案开庭时，王某称曾庆恒与曾某“姐妹俩是一次给回我39万，具体如何分的不清楚，在什么时候支付的，我记不清楚了”（开庭笔录第13页第7行），曾庆恒则说“事后曾庆恒该款项还给了王某和王某，具体是一次性转账的还是几次记不清了”（开庭笔录第14页第16行）。法庭又问是转账还是现金支付，曾庆恒又回答说：“记不清楚了，涉案款项是给王某的”。对如此关键和重要的付款事实，王某、曾庆恒都说得不明不白，具体经过说得含混不清、相互矛盾，而且也没有任何凭据，很明显他们二人完全是在胡编乱造。事实上，涉案房屋与相邻204房的购房款来源于2003年曾庆芳委托曾某出售曾庆芳所有的深圳市福田区房屋（96.59平方米）所得房款。该房屋由曾庆芳于2003年转移至曾某名下后以曾某名义出售并由曾某收取房款至其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的银行账户，由曾某负责支配，用以冲抵曾某安排××公司代付的涉案房屋及相邻204房的购房款。由于该情况距今时间久远，且当事人之间属亲姐妹关系，因而汪孝洋客观上难以对相关证据予以固定保存。但是，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一审法院要求汪孝洋提供相关付款证据，汪孝洋对此也已请求一审法院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调取曾某名下中国建行银行深圳市分行银行账户在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期间的银行转款记录、向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曾某出售深圳市福田区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以证实调查涉案房屋购房款支付情况，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并有明显倾向性地采纳曾庆恒所谓的“付款证据”，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3.关于曾庆恒曾经收取过涉案房屋房租的问题。这是因为汪孝洋、曾庆芳此退休前不在深圳常住，因此二人将涉案房屋与相邻204房交由妹妹曾庆恒打理，由曾庆恒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由于双方系亲姐妹关系，考虑到曾庆恒收入很低，生活上需要作为姐姐的曾庆芳给予一定照顾，加上曾庆恒帮忙打理房屋付出了劳动应给予一定补偿，因此汪孝洋、曾庆芳同意曾庆恒将收到两套房屋的一半租金留给曾庆恒作为生活补贴，另一半在每年曾庆芳来深圳时支付给曾庆芳。而曾庆恒却以曾享受了一半的租金收益为由便自认为理应享有一半的产权，显然违背法理和诚实信用。4.王智倩出具给曾庆恒的字据是双方事后串通伪造的，并不是真的在2008年7月10日由王智倩书写的。对此，汪孝洋亦将保留追究该二人恶意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权利。试想，如果曾庆恒真的享有涉案房屋产权，其根本不需要通过王智倩代持房屋，或者一早就可以让王智倩将房屋过户给自己，可见其主张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纵观本案客观事实，本案属家庭成员因亲缘信任关系而未签订书面的房屋权利归属协议而引发的纠纷。对于涉案房产的真实购买情况，曾庆恒、王智倩均十分清楚。曾庆恒作为曾家五姐妹中年龄最小的妹妹，自幼一直受到包括曾庆芳在内的其他姐姐的照顾，怎奈其罔顾客观事实，自认为房屋交给她管理她就理应享有房屋全部产权。更为甚者，曾庆恒为达目的不惜利诱王智倩编造事实，谎称汪孝洋对其进行了欺诈，并意图以弱势群体身份博取法庭同情，其行为实在令人不齿，也严重伤害了汪孝洋与曾庆芳的感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汪孝洋的诉求。王智倩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汪孝洋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应当驳回。一、原审判决认定汪孝洋将案涉房产过户系欺诈行为，王智倩有权主张撤销，该认定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维持。1.汪孝洋与曾庆芳在要求王智倩配合房产过户前蓄谋已久，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工作。王智倩系独身未婚人士，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在惠州。王智倩的母亲曾某于2016年去世，曾某去世以前，与曾庆芳和汪孝洋一家来往、走动并不多。2019年5月下旬，曾庆芳突然致电王智倩说要来看姐夫，就是王智倩的父亲，王智倩很高兴，当然热情接待。他们夫妇二人在一周的时间内来了三次，每次都是拉家常，王智倩也没有多想，以为他们年纪大了，更注重亲情。他们第三次来时刚坐不久，汪孝洋就从包中拿出挂在王智倩名下，实际产权属于曾庆恒的房产证，要求王智倩与他们一起办理过户手续，并明确告知王智倩房产证是在曾庆恒家里拿到的。王智倩说自己晕车不方便到深圳，他们立即说那就一起去惠州公证处办个公证，委托他们的女儿汪某办理过户手续。因为公证处不远，王智倩就与他们一起去办了委托书公证。在此过程中，王智倩之所以没有向曾庆恒求证过户事宜，一是他们二人一直与王智倩在一起，既然曾庆芳已经交待不用同曾庆恒说，她那里会同她自己妹妹说的，王智倩也就信以为真，丝毫没有怀疑；二是王智倩知道她们系亲姐妹，关系当然好过与自己作为外甥女的关系；还有既然他们是从曾庆恒家里拿的房产证，当然是经过曾庆恒同意的；最后，王智倩甚至以为曾庆恒不信任自己了，不再由自己代持房产而改为自己亲姐姐代持了。由此可见，汪孝洋与曾庆芳欺诈王智倩是经过精心准备和策划的，甚至连公证处离王智倩家很近，带好其女儿汪某的身份证等都事先了解和准备好，而且提出过户就马上去办，容不得王智倩细想，使王智倩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办完了。2.王智倩并不知晓曾庆恒与曾庆芳二人存在房产争议的事实，否则不可能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曾庆芳与曾庆恒是亲姐妹关系，在王智倩看来，她们二人好到就差同穿一条裤子了。因为她们两姐妹住在隔壁，即××苑1栋1-Ｂ203和204，吃住都在一起，一套房子出租，另一套共同居住。此事发生前，王智倩根本不知道她们之间存在房产争议的问题。如果知道怎么可能掺和到她们里面的纷争中。3.证人王某1的证言充分证明汪孝洋和曾庆芳采用欺诈手段取得房产证的事实。证人王某1本是曾庆芳五十多年的好朋友，与曾庆恒相识也是因曾庆芳介绍的，她本人也表示与曾庆芳的关系更近。她与曾庆恒是邻居，所以2019年5月曾庆恒夫妇二人外出旅游时就将房门钥匙交给了王某1保管。由于曾庆芳对此知情，就趁曾庆恒外出时以到王某1家里作客，并要求住在妹妹曾庆恒家里为由，从其家中拿到了房产证。而且在得手后迫不急待就在第二天早上匆匆离开。可见其目的根本不是去王某1家作客，而是取得房产证。且在得手后反复交待王某1不要告诉曾庆恒，导致王某1也感激这个姐姐替妹妹着想，不想打扰妹妹旅游。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为达到房产过户的目的，汪孝洋与曾庆芳二人挖空心思，一步步精心编织陷阱，让王智倩进入，细思极恐。而王某1事后也说他们如此害人害己，导致王某1引狼入室，无法向曾庆恒交待。曾庆恒为房产的实际所有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夫妻二人名下除上述房产外，没有其他房产，唯一的儿子罗某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常年住在精神病医院里。曾庆芳与汪孝洋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全权委托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汪某，他们家庭名下共有大大小小共八套房产（包括小产权房在内，登记在汪孝洋名下也是因为曾庆芳与女儿汪某均没有名额），常年都是由曾庆恒无偿代为出租、打扫卫生等，为此毫无怨言地付出。案涉的房产是曾庆恒夫妇唯一的房产，因退休金太少为了多收点租金以弥补家用，才从市内搬到大鹏居住，来回市内一趟至少三个小时，汪孝洋与曾庆芳二人的行为不仅违背法律规定，也有违天理人伦。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汪孝洋与曾庆芳夫妇因实施欺诈行为，导致王智倩陷入错误认识，误以为曾庆恒本人已经同意将房产转移登记给汪孝洋，就协助办理了转移登记的公证手续，王智倩的行为与汪孝洋的欺诈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汪孝洋在实施上述行为时存在明显的恶意，即王智倩因其欺诈行为发生错误意思表示不仅为汪孝洋所明知，并且是其所期望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明知王智倩是在受到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而故意不向其说明真实情况，并利用这种误解以求实现自己利益，该行为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处理，即撤销该转让行为。二、原审判决查明和认定了曾庆恒是案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此前曾庆恒也曾经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案涉房产转让行为，后因法院释明王智倩系房产转让的相对方，故撤诉并以王智倩的名义另行起诉。为达到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目的，汪孝洋不惜编造出案涉房产为其所有，并由罗某代持等说法，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决，在判决书中对其强盗逻辑进行了批驳，认定其说法不可能成立，并无任何不妥。案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为曾庆恒，房产由其购买，1万元的定金由其本人支付，剩余款项39万元由××公司代付后，曾庆恒已经将相关款项归还了××公司。房产购买的全过程包括房产的选择、签约、交款均与汪孝洋和曾庆芳毫无关系。事后，同时购买的204号房产为何登记在曾庆芳名下，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王某2出庭作证时都表示不清楚，因为房产的购买自始至终都与他们二人无关。而曾庆恒名下的房产因何种原因登记在王智倩名下，先是部分份额后改为全部份额，王智倩均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如果不是因为曾庆恒的儿子罗某患病，房产不会登记在王智倩名下，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纷争。汪孝洋上诉称房产登记在王智倩名下，过户是王智倩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才是真正的主观臆断。王智倩在原审庭审出庭时明确表示如果不是受到汪孝洋和曾庆芳二人的欺诈，不可能办理房产过户的公证书，更不可能发生后面的房产转让行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曾庆恒、原审第三人曾庆芳未作答辩。王智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王智倩、汪孝洋双方签订的关于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北侧、红岗路东侧××苑1栋1-B203号房产（以下简称案涉房产）转让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2.汪孝洋协助王智倩将上述房产产权变更登记至王智倩名下，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汪孝洋承担;3.汪孝洋将其收取的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2月底的房产租金每月4,900元退还给王智倩，从2020年3月1日起每月租金5243元直至房产变更登记至王智倩名下时止（暂计至2019年12月底为29,400元）。4.汪孝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智倩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委托书公证书，以证明王智倩委托汪孝洋的女儿办理涉案房产的转移登记手续。2.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以证明涉案房产由王智倩名下转移登记到汪孝洋名下。3.不动产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以证明案涉房产于2019年5月27日过户至汪孝洋名下。4.××花园购房合同书两份及补充条款，以证明案外人郑某向××公司购买案涉房产及××号两套房产，售价分别为318185元、343027元。5.收款收据，以证明案外人郑某向××公司支付购房款562030元，系用工程款折抵。6.转让房产协议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案外人郑某将案涉的房产转让给曾庆恒，转让价41万元，约定用转账支票支付款项。7.领用支票审批单，以证明案外人××公司代曾庆恒支付了购房款39万元。8.××花园购房合同书两份及补充条款，以证明曾庆恒直接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内容和时间与案外人郑某签订的合同相同。9.房地产证，以证明案涉房产最初登记在曾庆恒的儿子罗某和彭某名下。10.残疾人证，以证明曾庆恒的儿子罗某患病情况。11.关于申请对罗某精神分裂症医保长期住院的报告，以证明罗某患病情况由莲花街道办事处出具了情况属实的证明。12.房地产证，以证明案涉房产登记到王智倩和曾庆恒两个名下，各占99%和1%的份额。13.房地产证，以证明案涉房产从2008年4月29日起一直到过户登记到汪孝洋名下前一直登记在王智倩名下。14.立据，以证明王智倩确认曾庆恒是房产的实际权利人。15.房屋租赁合同，以证明曾庆恒出租案涉房产月租金4900元。16.证人证言，以证明证人王某1证实汪孝洋采用欺骗手段从其手中得到了王智倩的房门钥匙并偷走房产证。17.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曾庆恒从租客口中得知房产被过户的事实。18.不动产权证，以证明案涉房产于2019年5月27日过户至汪孝洋名下，房产证信息是从租客微信聊天记录中得到的；19.解除收养关系公证书，以证明陈某于1991年9月9日就已经与曾某夫妻二人解除收养关系。20.遗赠抚养协议公证书，以证明案外人曾某夫妻二人与王智倩订有遗赠抚养协议，案外人曾某他们二人也是由曾庆恒负责养老送终的。21.案外人××公司基本信息和变更信息资料，以证明案外人××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9日，法人代表为罗某，占公司7.5%股份，直至2008年1月30日他本人生病退出。22.银行询证函、银行进账单和银行流水单，以证明王某2为案外人××公司实际投资人，投资款全部由其妹妹王某转入，与名义股东案外人曾某、陈某等无关。汪孝洋与曾庆芳对上述证据中的1-3、9-13.15、17-2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对证据4-6、8、14、16、2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曾庆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汪孝洋与曾庆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商信息查询单，以证明案外人曾某系案外人××公司实际的控股股东，其子陈某也是股东之一，并且陈某系公司总经理。2.陈某证言，以证明案涉房产购房款是案外人曾某受曾庆芳委托安排案外人××公司支付的，汪孝洋与曾庆芳系实际的购房人。3.《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房地产证，以证明案涉房产与相邻204房的购房款实际是用曾庆芳名下深圳市福田区房屋及其转化的房款所抵充的。4.（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案开庭笔录，以证明汪孝洋从未对王智倩有过任何欺诈行为。王智倩与曾庆恒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曾庆恒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以证明曾庆恒将案涉房产出租后，在大鹏新区租赁房屋居住,住在证人王某1隔壁，租金为2400元每月，案涉房产租金为4900元，差额2500元为补贴家用。2.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曾庆恒的丈夫罗健退休金为每月3152.31元。3.银行短信截图，以证明曾庆恒每月退休金为2735.6元。4.不动产查询结果单，以证明第三人及其丈夫名下均无房产。5.收条，以证明证人王某2证明当时购买房产的是曾庆恒和案外人曾某，他收到是这两个人的房款，两套房与曾庆芳一家无关。6.长沙明阳山察仪馆火化证明书、收费凭据、发票，以证明曾某的丧葬费用是由曾庆恒承担的，曾庆恒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负责为其养老送终。7.曾庆芳发给王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曾庆芳认可证人王某1如实反映了情况。王智倩对曾庆恒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汪孝洋与曾庆芳对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对于上述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于王智倩提交的证据1-3、6-21、汪孝洋和曾庆芳提交的证据1、2以及曾庆恒提交的证据1、5、6,虽然部分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有原件供核对，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至于能否达到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汪孝洋和曾庆芳提交的证据4,虽然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其内容与本案庭审笔录与认定证据有冲突的，以后者为准。对于王智倩证据4、5、22以及汪孝洋和曾庆芳提交的证据3,因无原件供核对或证据不完整，且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以确认。对于曾庆恒提交的证据2-4，与案涉纠纷无关；其提交的证据7，缺乏证据的完整性且汪孝洋和曾庆芳对其真实性不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亦不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一审法庭开庭审理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各方当事人确认：案外人曾某、案外人曾某、曾庆恒、曾庆芳系同胞姐妹。曾某曾有养子陈某，后解除收养关系；曾某有三个子女，分别是王智倩、王某、王某；曾庆恒有独子罗某，王某1是曾庆恒邻居；曾庆芳与汪孝洋系夫妻关系，汪某是曾庆芳与汪孝洋的女儿。曾庆恒曾就案涉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后申请撤回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关于案涉房产产权变更及出租收益的情况。王智倩主张，在1999年12月29日，案外人郑某与案外人××公司签订了两份《××花园购房合同书》（××字第××号、××字第052号），向案外人××公司购买案涉房产及B204房。后于2000年1月6日，案外人郑某为购买上述房产向案外人××公司支付了购房款562030元。但案外人郑某并未办理上述房产的权属证书。2004年12月18日，曾庆恒与案外人郑某签订了《转让房产协议书》，购买案外人郑某所有的案涉房产及B204房，购房总价约定为40万元。之后，曾庆恒与案外人××公司直接签订了两份《××花园购房合同书》（××字第××号、××字第052号），购买案涉房产及B204房，该两份合同书的签订时间写明为1999年12月29日。2005年8月26日，案涉房产登记在罗某、彭某名下（各50%）。对于此，王智倩及曾庆恒主张：由于案外人郑某未办理房产证，故当时由案外人郑某联系了××公司与其签订了上述《××花园购房合同书》。由于案涉房产属企业微利房，要求购买人必须以夫妻名义共同购房，故案涉房产登记为罗某和案外人彭某，因当时购买的要求而将上述合同签订时间倒签。2007年8月30日，案涉房产变更至王智倩（99%）和曾庆恒（1%）的名下。2008年4月29日，案涉房产再次全部变更至王智倩名下。2008年7月10日，王智倩与曾庆恒签订了字据，该字据写明：“深圳市××苑1栋1-203房，此房产权实属曾庆恒所有，即日起与此房所发生的一切事务均与本人无任何关联，此字据共两份，分别由：王智倩、曾庆恒俩人各自保存。”王智倩及曾庆恒主张，系因罗某患有精神疾病，故将案涉房产登记的所有人变更至王智倩和曾庆恒名下，后考虑到王智倩系独身，为避免可能的纠纷，而再次变更至王智倩一人名下。2019年2月25日，曾庆恒将案涉房产出租给案外人王某收取租金，约定租期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1年2月29日止，月租金为4900元；并约定“自2020年3月1日起租金为5234元，按7%递增。”自2019年3月1日起，租客每月将4900元租金转账支付给曾庆恒，直至2019年6月底。之后的房租因案涉房产被过户而无法收取。2019年5月24日，王智倩（委托人）与案外人汪某（受托人）办理了公证书[(2019）粤惠惠州第××号]，委托案外人汪某办理案涉房产的转让相关手续。2019年5月27日，案外人汪某作为王智倩的卖方代理人，与汪孝洋签订了《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深（罗）房现买字（2019）第××号]，该合同中约定将案涉房产以16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汪孝洋。该合同第八条付款方式约定：“买方按下列第3种方式给付除定金、交房保证金之外的房款165万元：……3、买卖双方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买卖双方当场结清”。2019年6月3日，案涉房产从王智倩名下过户到汪孝洋名下，但汪孝洋未实际支付上述约定的购房款。对此，汪孝洋主张该过户行为属于终止代持关系的房产回转行为，故不需支付购房款项。2019年7月2日，案外人王某向曾庆恒发送微信信息，要求将后续房租支付给“新房东”，并且要求退回租房押金。关于曾庆恒向案外人郑某购买案涉房产及××房的40万房款支付的相关情况。王智倩及曾庆恒主张：其在签订协议后向案外人郑某支付了现金1万元，其余39万委托由案外人××公司支付。证人王某3此出庭作证称，上述39万购房款由案外人××公司支付，实际支付该款项的是曾某和曾庆恒；而且案外人××公司的出资实际皆由其家庭支付的。曾庆恒提交了收条以佐证其主张，该收条书写于2005年1月16日，收款人为“王某”。该收条载明：“收到曾庆恒曾某两人交来购买××苑Ｂ栋203、204两套住房款人民币共计39万元。”汪孝洋及曾庆芳主张，上述购买款中的1万元系由曾某支付，案外人××公司支付的39万购房款系在曾某购买曾庆芳的非案涉房产后，曾某直接将非案涉房产的购房款支付给案外××公司，因此上述39万元购房款的实际出资人为曾庆芳。为佐证上述主张，汪孝洋及曾庆芳提交了曾庆芳（卖方）与曾某（买方）买卖深圳市福田区××大厦4幢26Ａ房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签订于2003年8月6日，约定购房总金额为36万元。虽然该合同无原件供核对，但是，汪孝洋及曾庆芳仍依此主张案涉房产系曾庆芳与汪孝洋委托案涉房产登记所有人代持。关于案涉房产实际所有人的相关情况。王智倩主张案涉房产系曾庆恒实际所有，其为曾庆恒的产权代持人；证人王某1出具证言并出庭作证称，其从朋友处得知案涉房产系曾庆恒所有。汪孝洋在本案庭审中表示案涉“房子是曾庆芳、汪孝洋的”；案外人陈某出具证言称，其从其母处听说，案涉房产系曾庆芳购买，并通过案外人××公司出资39万元。关于王智倩将案涉房产过户给汪孝洋是否构成欺诈的相关情况。2018年2月28日，曾庆恒与案外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了深圳市××山林4栋701居住，证人王某1是其邻居。本案中，证人王某1出具证言并出庭作证称：其与曾庆恒、曾庆芳皆相识，且与曾庆芳、汪孝洋系多年老友，并与曾庆恒系邻居。曾庆恒夫妻因外出旅游，故把其居所钥匙放在本人处。此期间的2019年4月4日，曾庆芳、汪孝洋来到其居所并以借住曾庆恒家为由，要走了曾庆恒居所钥匙，进入曾庆恒居所约10分钟后，又改变主意不再在曾庆恒处居住，并叮嘱其不要告知曾庆恒曾去过曾庆恒居所的事。因此，证人王某1推定应是在这十分钟内曾庆芳擅自拿走了案涉房产证明，以过户使用。汪孝洋辩称，案涉房产的房产证保存在汪孝洋住所，在汪孝洋从外地返回深圳后即要求案涉房产代持人一一王智倩过户至自己名下，故不存在欺诈的事实。另查明，案外人××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9日。2008年1月3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罗某变更为汤某；监事汤某变更为曾某；执行董事罗某变更为汤某；总经理陈某未作变更。股东由陈某（25万元，占12.5%）、汤某（40万元，占20%）、罗某（135万，占67.5%）变更为汤某（40万元，占20%）、陈某（25万元，占12.5%）和曾某（135万，占67.5%）。又查明，1991年9月9日，案外人曾某夫妇办理了《公证书》［（91）衡证字第882号］，与其养子陈某解除了收养关系。同年9月13日，案外人曾某办理了《公证书》［（91）衡证字第××号］，公证了其作为遗赠人、曾庆恒作为受遗赠人的《遗赠抚养协议书》，约定曾庆恒、罗健自公证之日起对曾某、陈力一“有抚养的义务，包括生病的照顾、扶持、死亡的安葬”；曾某、陈力一死后所有财产均归抚养人曾庆恒、罗健继承。再查明，案外人罗某于2002年始患有精神分裂症，至2008年6月23日，被鉴定为重度精神残疾，期间有过伤人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首先，关于王智倩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委托人在受托人披露第三人的，其可以选择是否在案涉纠纷中行使介入权。委托人不行使介入权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仍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受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违约责任。本案中，王智倩主张案涉房产系其为曾庆恒代为持有，并因欺诈而委托案外人汪某与汪孝洋签订了案涉房产买卖合同而过户；曾庆恒认可委托王智倩代持案涉房产并由王智倩主张返还租金的权利，且未对案涉房产提出主张，故应当认定曾庆恒未行使介入权，王智倩可向汪孝洋主张案涉房产的相应责任。其次，关于案涉房产是否为汪孝洋和曾庆芳实际所有。本案中，王智倩主张其为曾庆恒代持案涉房产，且提交了案涉房产的购房合同、代持字据佐证，曾庆恒对此予以确认。汪孝洋主张王智倩与其为代持关系而将案涉房产无偿过户至自己名下，提交了证人陈某证言、曾某与曾庆芳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等以佐证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综合在案证据以及房屋实际所有人的相关证据，以原始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高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的原则，作为确定案涉房产是否系其所有的逻辑起点与基本证据，并结合案涉房产购买协议、产权证书、实际占有等情况，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由于案涉房产登记于并不认可为汪孝洋代持的王智倩名下，但汪孝洋无偿取得案涉房产，故应当由汪孝洋对其为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承担举证责任。基于上述分析及在案证据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案涉房产非为汪孝洋和曾庆芳实际所有或至少汪孝洋认为案涉房产为其所有，理由如下：其一，从案涉房产的购买协议来看，案涉购房合同系由曾庆恒与案外人郑某、××公司签订；汪孝洋主张其为案涉房产所有人却未签订案涉房产的购房协议，与常理相悖。其二，从案涉房产的购房款来源来看，各方当事人均确认40万购买案涉房产的款项中，1万元系曾某支付，其余39万元系案外人××公司支付。但对案外人××公司的39万元的实际来源有分歧。汪孝洋主张曾某购买曾庆芳的其他房产后，其将购买其他房产的房款支付给案外人××公司，形成了案涉39万元款项的来源；王智倩及第三人主张实际付款的是曾某和曾庆恒。对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主张上述39万元的实际支付人非案外人××公司，故案外人××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人等情况与该款项的来源无关，并应当认定上述39万元购房款非汪孝洋或曾庆芳支付。理由如下：第一，汪孝洋提交的佐证其款项来源的曾某与曾庆芳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无原件，且王智倩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其提交的陈某证人系传来证据，且未出庭凭证，故对其证明效力亦不予确认。第三，即便其提交的上述《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真实，但其作为该合同的卖方，主张在未收取购房款且无书面委托约定的情况下，要求作为买方的曾某直接将款项作为本案的购房款支付给第三人××公司，有违常理，并且该合同的购房价为36万元，并不能完全覆盖上述39万元款项来源，且汪孝洋亦未作合理解释。综合上述三点，故上述39万元购房款系汪孝洋或曾庆芳支付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三，从案涉房产的登记产权人来看，案涉房产在购买后，登记于曾庆恒之子罗某及案外人彭某名下。对此，汪孝洋主张因其女儿汪某名下已有房产而被限购，故无法代持而要求罗某代持，但案涉房产位于深圳且于2005年购买，该时间段深圳并未实施限购政策。故汪孝洋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四，从案涉房产的收益来看，案涉房产的租赁协议由曾庆恒签订，并收取了租房押金、租金，故在汪孝洋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曾庆恒对案涉房产行使了收益权。综上，应当认定汪孝洋关于其为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再次，汪孝洋的过户行为是否系欺诈以及王智倩能否因此主张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在不能认定汪孝洋系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且未支付案涉房产对价的情况下，综合王智倩和曾庆恒的主张以及各方当事人间系近亲属关系的情况，应当认定其在要求王智倩过户房产的过程中，明知案涉房产产权至少存在争议，并隐瞒了其对案涉房产无处分权的情况，致使王智倩配合其完成了案涉房产的过户，构成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二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王智倩行使撤销权未超出上述法定期间，且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依法享有案涉房产过户合同的撤销权。最后，关于王智倩主张汪孝洋承担因欺诈造成的损失的问题。一方面，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案涉纠纷各方当事人系近亲属，而汪孝洋在不能证明其为实际产权人的情况下，通过欺诈手段无偿占有了案涉房产。故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依上述法律规定撤销将案涉房产转让至汪孝洋名下的法律行为，且汪孝洋应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另一方面，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综合本案情况，可以推知汪孝洋及曾庆芳在受让案涉房产之前就应知晓王智倩如知晓其过户行为非曾庆恒授权，则王智倩并不会配合其过户。因此，如果汪孝洋及曾庆芳主张其为案涉房产实际所有人，那么，其应在作出过户意思表示之前，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可能产生的纷争。但汪孝洋及曾庆芳既未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亲属之间矛盾，更未通过提起案涉房产的确权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其权益，而是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故仅从汪孝洋及曾庆芳的取得房产的行为来看，其行为亦因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而不应得到法律上的肯定评价。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汪孝洋应返还案涉房产，赔偿王智倩因此造成的包括案涉房产不能占有、使用、收益在内的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王智倩与汪孝洋签订的转让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北侧、红岗路东侧××苑1栋1-B203号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二、汪孝洋协助将上述房产产权变更登记至王智倩名下，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汪孝洋承担；三、汪孝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智倩支付租金(租金自2019年7月起支付至上述房产产权变更登记至王智倩名下时止。其中，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2月止以每月4900元为基准计算；此后以每月5243元为基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9957元，由汪孝洋负担。王智倩已预交受理费9957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汪孝洋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9957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曾庆恒就涉案房产曾向一审法院提起另案诉讼，随后撤诉，案号为（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该案庭审笔录显示：（一）证人王某1在回答曾庆恒的提问时，确认汪孝洋与曾庆芳于2019年4月4日到其在大鹏新区的家中作客，系受王某1邀请而非汪孝洋、曾庆芳主动拜访。王某1还表示由于曾庆芳与曾庆恒两姐妹有点小摩擦，其想调和双方矛盾，如果在曾庆恒在家的时候请曾庆芳夫妇来作客，见面会有点尴尬，如今曾庆恒前一天去旅游了，今天来就不尴尬。王某1还表示其当时计划留曾庆芳夫妇几天玩，但曾庆芳夫妇晚上改变主意，第二天7点左右就走了。（二）主审法官询问王智倩：“在（涉案）房产过户之前，汪孝洋和曾庆芳有无跟你提到房产是他们的？”王智倩回答：“没有提过房产的时候，只是见面聊家常。”主审法官询问王智倩：“汪孝洋当时要求你过户至汪孝洋的名下，有无说理由？”王智倩答：“没有问。”主审法官询问王智倩：“办理了手续后有无告知曾庆恒？”王智倩答：“没有，到最后我在张家界旅游的时候，小姨在7月6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我才意识到把房产放在我这里，我就应该将其房产归还给曾庆恒的名下。”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智倩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汪孝洋名下是否系因受到汪孝洋、曾庆芳的欺诈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意即对于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普通事实的证明标准，当事人的举证及解释应当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在本案中，王智倩主张其系受到汪孝洋、曾庆芳的欺诈遂将涉案房产过户至汪孝洋名下，但其在（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一案庭审中回答法官问题时，确认汪孝洋要求其办理过户时未向其说明理由，其也没有加以询问。王智倩作为涉案房产的代持方，对于其系为哪一方代持涉案房产应当是明知的。况且，王智倩作为曾庆恒与曾庆芳两姐妹共同的侄女，对于曾庆恒、曾庆芳两姐妹对于涉案房产是否存在争议，也应当有所查觉。但是，王智倩在汪孝洋、曾庆芳夫妇未说明具体理由的情况下即要求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时，不仅没有提出基本的询问，而且在办理完公证委托过户手续后，亦未向曾庆恒加以告知。就深圳房产这一类价值重大的家庭财产而言，王智倩的行为并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存在重大疑点。况且，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必须要求存在具体的欺诈行为，将欺诈的故意表示于外部，由于王智倩确认汪孝洋、曾庆芳夫妇在要求其配合办理过户时并没有说明具体理由，则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行为存在要件缺失。此外，王智倩主张汪孝洋、曾庆芳夫妇系通过骗取曾庆恒存放于证人王某1处的钥匙并窃取涉案房产证明后欺诈其办理过户手续，但王某1在（2019）粤0303民初33519号一案中的证言明确汪孝洋、曾庆芳系受其邀请到家中作客，王某1为此还特地安排了曾庆恒夫妇不在家的时间即2019年4月4日。而根据一审查明的王某1在本案中出具的证言，若按照通常的方式加以理解，则意味着汪孝洋、曾庆芳夫妇系趁曾庆恒夫妇不在家的时间特地主动拜访王某1。该两份证词的表述及含义存在重大差异，由于王某1系曾庆恒一方申请出庭的证人，其应当承担王某1证词中对其不利的描述后果。况且，在该两份证词中，王某1都明确表示，其并未亲眼见到汪孝洋、曾庆芳夫妇拿走涉案房产证明，只是根据汪孝洋、曾庆芳夫妇曾进入曾庆恒租住的房屋几分钟这一事实加以推断，证明效力明显不足。事实上，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涉案房产证明当时就放置在王某1掌管钥匙的曾庆恒租住的房屋之内。况且，如确系王某1所推断汪孝洋、曾庆芳系于2019年4月4日晚间窃取了涉案房产证明，并于第二天一早7点即急急离开，并叮嘱其不要告诉曾庆恒夫妇。则按照常理，汪孝洋、曾庆芳夫妇应当尽快联系王智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以免曾庆恒夫妇返家后发现房产证明失窃一事。但王智倩在起诉状中表示汪孝洋、曾庆芳系于2019年5月下旬才到访家中，并在一个星期内来了三次，第三次时才要求其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期间跨度长达至少一个半月，亦与常理不符。此外，王智倩在惠州公证处办理的（2019）粤惠惠州第××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王智倩于2019年5月24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即王智倩在办理公证委托手续时，公证处工作人员已经按照公证程序对其进行说明，王智倩明确表示知道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则王智倩应当对自己的公证委托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证处系依法执行国家公证职能的证明机构，涉案《公证书》在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具备法定的证明效力。因此，本院认为，王智倩关于汪孝洋、曾庆芳夫妇对其实施欺诈事实的证明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汪孝洋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3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王智倩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29871元，由被上诉人王智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聂   效审判员 黄 玮 娜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颖(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