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民终102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负责人：付市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兆松，男，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月英，女，1957年6月26日出生，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春颖（系刘月英之女），女，1980年4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基，吉林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贵臣，男，1967年10月7日出生，住吉林省东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春艳，吉林惠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月英、徐贵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天安保险公司不承担“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由徐贵臣赔偿；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天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天安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徐贵臣经交警事故部门确认系肇事后驾车逃逸。其三天后向天安保险公司报案，接到报案后，经调查核实，确认徐贵臣肇事驾车逃逸的事实。天安保险公司在保险法规定的时间内，依据保险法及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相关条款，对徐贵臣下发了“机动车保险不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徐贵臣接到该通知书后，经核实确认后签字“同意放弃索赔”，该通知书上的确认并签字不单是徐贵臣的真实意愿的体现，也是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体现。本案中，虽然不是徐贵臣本人在投保单及投保声明中签字，是由天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过程中依照徐贵臣的意愿代为签署的，且徐贵臣缴纳了保险费。根据委托代理的原理，委托人向代理人授权有两种方式，一是明示授权，即委托人以语言文字等外部表现方式授予代理人从事某种活动，一种是默示授权，即委托人通过自己的默示行为授予代理人某种权利。默示行为有积极的默示行为和消极的默示行为两种。积极的默示行为通常是通过行为人的作为方式来表达行为人的真实意思，消极的默示行为是通过行为人的不作为方式表达行为人的真实意思。根据上述原理，如果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签发的保单交纳了保险费，就可以视为投保人以自己积极的默示行为确认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签投保单的行为，投保人即不能以投保单非本人签字而简单地否认投保单甚至是保险合同的效力。本案，徐贵臣收到了保单，并且缴纳了保险费，明显是对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签投保单行为的默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可以认定代签行为的合法性。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可以认定徐贵臣违法行为属于免责事由，天安保险公司在车辆承保时，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了提示义务，可以免除告知义务。该案中，徐贵臣车辆投保时电话委托天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投保，并缴纳保险费对代签行为予以默示。所以，天安保险公司对于商业第三者险免赔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庭审中，天安保险公司已向法庭阐明了上述事实及观点，并已说明徐贵臣未到天安保险公司投保，是电话委托投保，并及时缴纳保险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天安保险公司对商业第三者险免赔的主张有法律依据。众所周知，交通事故肇事后驾车逃逸，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生命权的违法行为，而一审法院不顾上述事实，判令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是间接保护了肇事驾车逃逸这一违法的行为。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并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天安保险公司不承担“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应由徐贵臣承担赔偿责任。刘月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天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徐贵臣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驳回天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中，徐贵臣并未委托徐某签字，徐某签字的内容徐贵臣在开庭时才知道。徐贵臣交纳保费不代表对徐某签字内容的追认和默示。徐贵臣投保的目的是交纳保费，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所以保险公司的经办人需告知保险合同的内容，但却只是告知交纳保费的数额及可获得赔偿的数额，其他如提示注意事项及什么情况下不予赔偿等内容并没有告知。所以天安保险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是不正确的。一审法院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是正确的。二、徐贵臣签订不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不是放弃索赔。徐贵臣是按照天安保险公司的要求签字，因在疫情期间，所以没有复议，不能复议后导致刘月英起诉。没有进行复议不代表放弃了索赔。而且本案是刘月英起诉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天安保险公司应该赔偿。三、徐贵臣并非实际逃逸。他当时由于车厢高、天黑（2019年1月9日晚上6点多钟），刮碰刘月英的地方是盲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开回家。到家后，刘月英等人派人找到徐贵臣家，徐贵臣马上到医院看望了刘月英，并且交纳了医疗费用。事故认定书认定徐贵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逃逸是因没有在事故现场视为逃逸，不是实际逃逸。徐贵臣投保的目的是让第三者不受损失，法律规定是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不是保护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刘月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56,432.29元、误工费29,147.40元、护理费24,451.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00元、交通费500元、财产损失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残疾赔偿金108,619.20元，扣除徐贵臣已给付32,000元，合计209,280.32元，由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由徐贵臣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贵臣驾驶的吉EP××**号车辆实际所有人为其本人，该车在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在本案诉讼中，刘月英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刘玉英（应为刘月英）腰1、腰4椎体压缩性骨折已构成九级伤残。在本案诉讼前，徐贵臣已给付刘月英3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梅河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徐贵臣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刘月英无责任，故对刘月英的损失应由徐贵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关于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是否免责的问题，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徐贵臣在此事故中存在逃逸情形，商业险范围内不予赔偿，其提供不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手册和投保人声明可以证明投保人即本案被告徐贵臣对免责条款知情并放弃索赔。徐贵臣和刘月英对此不予认可。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签字处签写的是“徐某”，而非“徐贵臣”，天安保险公司认为是徐贵臣委托天安保险公司出单员徐某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徐贵臣交纳了保险费，就应视为徐贵臣对保险合同及免责条款的确认。徐贵臣对此不认可，称其不认识徐某，也未委托徐某在投保人声明上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中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徐贵臣肇事逃逸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天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应尽到提示义务。本案中徐贵臣已交纳保险费并取得保险单，其与保险人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非徐贵臣本人签写，天安保险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某签字即代表徐贵臣，所以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就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义务缺少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原审法院对天安保险公司要求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责的主张不予支持。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不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中徐贵臣虽放弃索赔，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徐贵臣放弃索赔对刘月英不发生效力，故天安保险公司以徐贵臣放弃向保险公司索赔为由主张不予赔偿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因徐贵臣驾驶的吉EP××**号车辆在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对刘月英的损失应由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超出部分的损失由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部分由徐贵臣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刘月英的合理损失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二〇一九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的通知》所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予以确定。刘月英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根据有效的医疗费票据金额计算，刘月英合理医疗费应为56,432.29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刘月英住院治疗61天，故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100元（100元／天×61天）；3．营养费，根据出院医嘱建议全休三个月，加强营养，其营养期限应以90日予以支持，营养费赔偿标准按每天30元计算为宜，故营养费为2700元（90天×30元／天）；4．护理费，刘月英住院治疗61天，其医疗护理级别均为二级护理，因出院后仍需护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护理期按151天计算不予支持，应参照医疗护理级别计算61天，故护理费为9877.73元（161.93元／天×61天）；5．误工费，刘月英提供梅河口市世基环境技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春天支行银行卡明细，证明事故前刘月英系该公司保洁员，天安保险公司虽对此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加以反驳，且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刘月英已达退休年龄不存在误工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因刘月英存在实际误工情况，其主张误工费应予支持，误工费标准参照其事故前平均收入计算，根据刘月英提供的银行明细计算，刘月英事故前2019年7月-11月工资平均数额为2665.88元，故每月应按2665.88元计算误工费。因刘月英此次损伤构成九级伤残，已达持续误工，误工期限应自受伤之日2020年1月9日计算至定残前一日2020年7月8日为182天即6个月零2天，故误工费为16,173元（2665.88元／月×6个月＋2665.88元／月÷30天×2天）；6．残疾赔偿金，经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月英损伤构成九级伤残，刘月英出生于1957年6月26日，至定残日2020年7月9日年满63周岁，刘月英为城镇居民，故残疾赔偿金为102,584.80元（30,172元／年×20％×17年）；7．精神损害抚慰金，此事故造成刘月英九级伤残，给其身体及心理均造成一定损害，结合事故双方过错程度，刘月英主张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属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8．交通费，刘月英提供的交通费票据无法确定路程及人员，考虑到交通费损失存在的客观性，结合刘月英的伤情及出入院治疗、鉴定情况，原审法院酌定保护300元为宜；9．车辆及衣物损失，刘月英就车辆及衣物损失价值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天安保险公司对此有异议，故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10．鉴定费1500元，该费用系刘月英为确定其实际损失产生的必要支出，上述费用发生在本案诉讼中，属诉讼费用。综上，刘月英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56,432.2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00元、营养费2700元、护理费9877.73元、误工费16,173元、残疾赔偿金102,58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300元，合计204,167.82元。对刘月英的上述损失，应由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因徐贵臣已给刘月英垫付32,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剩余垫付款应予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刘月英各项损失204,167.82元（给付时，将被告徐贵臣垫付的32,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1891元和鉴定费1500元，剩余28,609元返还给被告徐贵臣，即给付原告刘月英175,558.82元，给付被告徐贵臣28,609元），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二、驳回原告刘月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0元（已减半），由原告刘月英负担329元，被告徐贵臣负担1891元；鉴定费1500元，由被告徐贵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贵臣提交张某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事故当晚张某某陪徐贵臣去医院看望了刘月英，于次日中午交纳了7000元医疗费，徐贵臣并不是逃逸。天安保险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徐贵臣不是逃逸，无论什么原因只要离开事故现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视为逃逸，该证据不应采信。刘月英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不清楚该证据内容。本院认为，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无法认定证据的真实性，另外是否前往医院探望刘月英与是否逃逸并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各方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天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应否免责。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徐贵臣在本起事故中系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其与天安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此情形属于免责情形之一，因肇事逃逸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天安保险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后，该免责条款便产生效力。而本案中，徐贵臣并未亲自办理该保险合同，均由天安保险合同的工作人员代为签字，因徐贵臣后交纳了保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为签字的行为应产生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法律效果，但应并不必然产生保险合同中所有免责条款均生效的法律效果。免责条款的生效需以天安保险公司尽到提示义务为前提，在天安保险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对徐贵臣或者其代理人尽到该义务的情况下，并不能据此认定其公司对免责条款向徐贵臣履行了提示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应不产生效力。虽然此后徐贵臣在天安保险公司不予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上签字并同意放弃索赔，该意思表示应对徐贵臣具有约束力，但因本案系刘月英提起的赔偿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徐贵臣的该行为对刘月英应不发生效力。故天安保险公司关于其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应免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4元，由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大勇审 判 员  盖晓晨审 判 员  张晓云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刘奕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