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6民终361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口市振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1688254825U。 法定代表人：孙立峰，任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迟本彩，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善，山东岳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解建海，男，1972年10月4日生，汉族，住龙口市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辛春，女，1968年6月18日生，汉族，住龙口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中义，男，1965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龙口市。 辛春、刘中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有江，寿光衡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辛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廷涛，山东渤海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龙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解建海、辛春、刘中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29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错误，依法应改判或发回重审。 一、一审判决认定口头协议的内容错误，依据错误的事实作出错误的判决，依法应改判或发回重审。 1、一审判决认定“由原告出资，被告解建海、辛春负责煤炭买卖、送货、结算、回款”的事实是错误的。 上诉人龙海公司与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博润）、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简称金太阳）的煤炭业务中，被上诉人解建海、辛春只是牵线让买卖双方认识，并非合伙关系，煤炭的具体买卖协议的签订主体是上诉人和博润、金太阳公司；送货由上诉人联系自己上游供货商通过指示交付运至博润、金太阳，被上诉人并未参与，也无需被上诉人参与。上述两点解建海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辩称“被告只是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并未直接参与到具体交易的全过程；辛春在答辩中称“是被告借用原告公司的资质”、“其余煤款均由被告垫付”，其主张的是借用资质而非合伙关系，亦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与上诉人的法律关系及有否出资；博润、金太阳的工作人员在公安笔录中均认可与上诉人有业务来往，被上诉人是通过授权委托书及收据以上诉人的名义办理业务和货款领取。前述行为被上诉人均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持授权委托书进行业务办理，完全符合上诉人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 因此，不存在上诉人出资、被上诉人具体负责的合伙关系，该结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方虽对合伙有所提及，但并未明确作为其答辩观点，而是采用了“合作”的表述，且陈述之间自相矛盾，如被上诉人辛春在答辩中先称“实际是被告借用了原告的资质”，但既无挂靠协议也无实际管理费用，后又称“其余煤款均由被告垫付”，但直至一审结束也未说明是否存在具体金额及依据，而其在公安笔录中明确称“我只是挣个承兑汇票贴息的钱”，这三种说法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进一步证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均不应予以采信其主张。 2、一审判决多次认定“以原告名义与供需方签订合同”是错误的。 结合一审判决上下文的主语，该句完整的表达形式为“原被告以原告名义与供需方签订合同”，貌似以此就认定了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上诉人在上述第1点中已进行了论证，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公安调取的委托书及博润、金太阳的工作人员证词均可以佐证；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未明确双方是合伙关系，而是就本案双方的关系给出了模糊的三种说法且无证据加以证实，均不应予以采信。因此，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证据支持，是错误的，该句“以原告名义”的认定也是错误的。 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每吨煤提3-5元的利润。买卖煤的差价归被告解建海、辛春”的认定是错误的。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本案中系委托合同关系，在本案业务开展前存在广义上的“合作关系”，即被上诉人通过向上诉人介绍煤炭的购买客户，而获取上诉人向其指定的煤场购买煤炭的合同，被上诉人通过终端客户（即博润、金太阳公司）提出的煤炭价格为上诉人预留一定的利润空间，然后倒推出其提供的煤场（满城县凯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简称凯达、满城凯达）向上诉人出售煤炭的价格，从中赚取凯达给其销售底价与实际成交价格之间的差价。即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牵线介绍了博润和金太阳两家终端客户公司，又为上诉人指定了凯达用于购买煤炭，依照博润和金太阳出具的价格商定上诉人购买煤场煤炭的价格，从中赚取差价。该业务运作模式整体上有合作而非合伙，法律关系上是凯达与上诉人、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两个独立的煤炭购销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在凯达与上诉人的购销合同关系中代表凯达签订合同（被上诉人刘中义在凯达与上诉人的合同中代表凯达签字确认可以证明），进行销售和结算，并由凯达承诺的销售底价赚取差额，获取利润；在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的购销合同关系中，由于被上诉人和该两家公司人员较为熟悉，受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表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进行结算回款并交付上诉人（由公安调取的委托书、收据以及二被上诉人先前已经从博润、金太阳公司领款后交付上诉人的事实可以证明），其本质是与上诉人系委托关系。这种关系在被上诉人解建海、辛春的公安笔录陈述中均有体现，如解建海在公安笔录中称“我们的利润是从凯达公司购买煤炭时从中提取的，我们根据客户能接受的价格，加上龙海公司的费用等，让凯达公司出具一个开票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和实际的煤炭价格的差价就是我们利润的来源”、辛春在公安笔录中称“当时我们商量的是，解建海的利润是从凯达公司购买煤炭时从中提取的，我们根据客户能接受的煤炭价格，加上龙海公司的费用等，让凯达公司出具一个开票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和实际煤炭价格的差价就是他的利润，我只是挣个承兑汇票贴息的钱”，均说明被上诉人的利润系代表凯达与上诉人履行购销合同时已经考虑到全部因素如数赚取，且让出了其后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的购销合同的利润，之后的利润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基于被上诉人刘中义在凯达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中代表凯达签字确认，在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之间的合同中凭委托书代表上诉人进行结算、回款，均能证明系两套独立的购销合同关系，如不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将整个连环买卖过程认定成合伙关系，那么被上诉人在交易中法律地位自相矛盾，变成了自己与自己进行交易，明显不符合逻辑。因此，一审判决中基于合伙认定“原告每吨煤提3-5元的利润。买卖煤的差价归被告解建海、辛春”是错误的,因为凯达在将煤炭出售给上诉人时，被上诉人的利润已经包含在凯达的煤炭价格中，该利润是被上诉人在凯达处销售提成所得，与上诉人无关只是通过沟通协调促成了一系列的交易，并不存在与上诉人合伙的关系，同理，二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买卖煤炭的利润也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错误地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的一系列沟通协调促成交易的合作关系，强行合并成一个法律关系，致使得出错误的结论。 4、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没有进行清算”是错误的。 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因上述观点已经陈述，所以根本不存在清算的问题。其次，被上诉人在本案涉及的交易中不存在利润，理由上述第3点已陈述。另外，被上诉人辛春在公安笔录中被问“你回给龙海公司多少钱”时称“18303067.42元”，而上诉人实际收到15958414.08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辛春至少认可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是肯定应当返还给上诉人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口头协议的内容及性质是错误的，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凭错误的理解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理应改判或发回重审。 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领款关系，有上诉人申请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被上诉人向博润公司、金太阳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可充分证明。 1、通过调取的公安卷宗可知，被上诉人先后向博润、金太阳伪造出具了六份委托书，委托被上诉人方代理上诉人到博润、金太阳以上诉人的名义办理结算等相关业务，完全符合《合同法》第396条的规定，是标准的委托合同关系。同时，在有上诉人口头授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冒着风险伪造授权书，充分说明不光被上诉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以上诉人名义进行的代理行为，而且博润、金太阳是对被上诉人的个人身份是不认可的，博润、金太阳认可的是上诉人委托的人员进行授权的代理行为，没有委托书及收据，博润、金太阳不会跟被上诉人进行业务往来，更不会向其付款，自始至终没有被上诉人以个人身份独立参与博润、金太阳与上诉人的煤炭供销业务的空间和位置。因此，在本案涉及的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的煤炭供销业务中，被上诉人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代理上诉人开展业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在终端客户煤款结算、领取的事务上，很显然是委托关系。 2、《合同法》第396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该条文规定的是受托人有服从指示的义务，而非委托合同构成的要件，其效力与上诉人一审中援引的《合同法》第404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所规定的受托人交付财产的义务是同一性质的，这类法条在《合同法》中大量存在，均不是构成委托合同成立的要件，更不能反推出“不服从”、“不交付”就不成立委托合同，否则，表见代理、代理超出权限谋取私利甚至被追认的无权代理均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了。因此，一审判决依据“并非服从、按照原告的指示，而是以独立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中谋求自身利益”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委托合同关系，是严重的法律逻辑错误。同时，在本案涉及的上诉人与博润、金太阳的煤炭购销业务中，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办理相关结算业务，并未以“独立的角色”参与到业务中来，而是违反了《合同法》第404条所规定的受托人交付财产的义务，侵占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理应返还。 3、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并未就双方的法律关系提出过委托合同以外的明确关系，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证。被上诉人在2019年10月8日庭审中被法庭要求明确法律关系时，明确说明是合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且一直沿用至庭审结束。充分说明被上诉人也明确认可双方不是合伙关系，而合作关系并非标准的法律用语，与在本案涉及的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冲突。 综上，一审中有明确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结算和领款事务中是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也未主张其他明确的法律关系，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证，理应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请求简直荒谬，依法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错误，所做出的“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 1、一审判决依据的《合同法》第396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委托合同的定义条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处理上诉人在与博润、金太阳煤炭购销合同中的结算业务等，完全符合委托合同的定义。一审判决之所以不认可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实际上是援引的《合同法》第396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但一审判决在本案中该条款的使用明显是法律逻辑错误（理由详见上诉状第二条第2项），因此，一审判决适用上述条款驳回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2、一审判决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款是原则性条款，需要继续援引具体规则性条款作出判决。 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间系委托关系并要求被告返还煤款，证据不足，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理由依据的法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该条所规定的要求当事人必须证明的是“所依据的事实”而非法律关系。本案中，基础的事实经过双方的庭审和质证，已经完全查清，即“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通过合法的发票和伪造的委托书、收据，从博润、金太阳处领取了煤款20593399.11元，上诉人收到15958414.08元，尚有4634985.03元双方就该款的性质及应否返还存在争议”，同时一审判决归纳的争议焦点为“是否为委托合同关系”，也充分说明一审判决认为事实已查清，不是争议焦点。因此，一审判决依据该法条认定“证据不足，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驳回诉讼请求是错误的。 一审判决强调争议焦点为“是否为委托合同关系”，其前提是认可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法律关系，只是不一定是委托合同关系而已，如果不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法律关系，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非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既然有了基础事实，即使上诉人证明不了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也应依据事实认定其认为的法律关系进行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涉及到本案中即4634985.03元款项应否返还，而非驳回诉讼请求。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即使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也应根据本案事实作出其认定的法律关系，并“应当”告知上诉人，只有在上诉人拒不变更的情况下，才能够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一审判决在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时未依据事实作出法律关系的认定，应告知变更而未告知，直接驳回诉讼请求，属于审判程序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辛春、刘中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是委托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同时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回款是18303067.42元，而不是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15958414.08元。 被上诉人解建海辩称，我在本案中只起到牵线作用，辛春不认识上诉人，我介绍其与上诉人发生业务，我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业务，其他与我无关。 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煤款4634985.03元；2.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利息2168400.48元[以4634985.03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3日（被告方最后一笔从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及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领取款项的时间）至2019年4月10日,按照年利率6%核算出的利息方面的损失]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以4634985.0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核算）；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查明：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被告辛春、刘中义提交22本出库凭证，有11本为阜州煤业过磅单（单位未标注），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故法院不予采信。另11本为出库单，对有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过磅单相佐证的，法院予以采信。对无过磅单及其他证据相佐证的出库单，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辛春、刘中义提交的领货凭证1本，无运到期限标注，且托运人与收货人均为他人，在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被告辛春、刘中义提交的收据、证明以及发票开具情况，因系复印件，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审理中，原、被告关于本案所涉及的煤炭业务以及之间的经济往来，均未提交账目。一审法院依原告申请调取了辛春伪造公司印章案的刑事侦查卷宗。 原告经营部经理王霞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被问及“你们公司是怎么被骗的？”，陈述：“我们公司于2009年9月份，通过解建海联系辛春与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博润有限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协议，由我公司出资购买煤炭，解建海与辛春二人负责煤炭发送及回款。至11年年底，龙海公司共出具20593399.11元的发票交于二人，二人给龙海公司共结算回煤款1598414.08元，另有4634985.03元煤款逾期没有归还。后经其公司调查，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博润有限公司已将全部煤款付给辛春，但这4634985.03元的煤款是用伪造的龙海公司收款收据所提走的，且二人拒不归还该笔煤款，于是就来报案了。”被问及“你把被骗的经过讲一下？”，陈述：“2009年8月份，解建海找到我们公司，说他在寿光有两个直供客户（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博润有限公司），他有个亲戚在那里有关系能打进去，而且这两家客户用煤量大，希望能与我们公司合作。由于我们公司与他有过数次合作，感觉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说的这两家公司是直接用户，信用度高，经公司领导同意，我们就合作细节进行了商谈，最后达成了口头协议。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公司负责先行支付80%的煤款，提增值税发票，并提取每吨煤5元的费用，其他包括进煤、送煤、客户回款等由解建海负责，盈亏情况与我们公司无关。随后几天通过解建海，我们先后与满城县凯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及寿光这两家公司签订了三份煤炭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就是龙海公司先行支付80%的货款从凯达公司购买煤炭，货到寿光这两家公司后龙海再支付余款，合同还就煤炭的质量、交货方式等做了约定。”被问及“解建海的这个亲戚是谁？”，陈述：“就是辛春，我一直也没见过她，但她确实参与了这笔买卖，寿光这二家公司都是她的关系。”被问及“你是怎样知道的？”，陈述：“我是听解建海和参与这个生意的部门的员工说的。到了9月份，我们就正式开始做起这个生意来，我们公司先将预付款打到凯达公司，然后由解建海与辛春负责煤炭的发运、送货，然后等到寿光两客户收煤到达一定数量后，解建海会给我们公司会计提供一个数额，我们再给他开具增值税发票，他拿发票到寿光进行结算，结算完后将现款或承兑交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再给他出具一个收款收据，由他交给相关客户，证明我们公司收到货款。这样到2010年5月份，我们与解建海的合作一直也很正常，只是感觉这两家公司回款太慢，而且现金少承兑多，公司感觉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做下去了于是就将这个生意停了下来。这时我们公司还有近500万元的煤款没有收回。然后我们开始催促解建海还款，到至11年底，龙海公司共出具20593399.11元的发票交于解建海，他给龙海公司共结算回煤款1598414.08元，另有4634985.03元煤款至今未还。期间我们还派员到寿光这两家公司了解情况，解建海大都陪同前往，但那边是辛春的关系，厂家不与我们合作，所以情况一直也没了解上来。到了今年四月份，我们通过关系到了金太阳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已将全部煤款结算给辛春了，我们单位张总在查看其公司账目时，发现由辛春提供给金太阳公司的收款收据并不是我们龙海公司的制式，但却盖着我们公司的印章，感觉很奇怪，就复印了两份带了回来，最后我们认定，这些收据不是我们公司出具的，而且我们公司也没在这些收据上盖过印章，所以这些收据包括印章是伪造的。”被问及“你们公司与解建海、辛春之间是什么关系？”，陈述：“从表面上看，他俩就代表我们公司与其他公司做生意，其实他们与我们公司应该是合作关系。被问及“公司与他们是否有委托？”，陈述：没授权给他们，我们公司委托只给公司内部员工。”被问及“如果没有他们如何与对方公司联系？”，陈述：“没法联系。辛春与解建海是怎样联系的这个我也不清楚。”被问及“现在这批煤款在谁手里？”，陈述：“这个也说不清楚，现在是辛春不见面，解建海说这笔钱就在她那，因为只有她才能从客户那结算出煤款。” 被告解建海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被问及“你是否为龙海公司与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博润有限公司牵线做过煤炭生意”，陈述：“做过，是我与辛春和龙海合伙做这个生意的。这笔生意现在已经不做了，因为厂家回款周期太长，龙海主动退出的,后来在追款的过程中又发现辛春将400多万的欠款从厂家要出后据为己有了。”被问及“辛春为何要占有这笔煤款”，陈述：“这个我说不清楚。”被问及“你把整个事情经过讲一下？”，陈述：“2009年8月份前后，辛春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弄到现金，她现在有几个大的客户急需煤炭，但需要垫资。我讲自己也没那么多现金，但能通过关系弄到现金，不过要一定的费用，然后我就给她介绍了龙海公司的情况和大体的费用，她一听表示行，让我去操办一下。于是我找到了当时的姜武祥总经理，和他商谈了这个事情，他一听也很高兴并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就具体的细节进行了商谈，主要就是龙海为这笔生意提供现金，我需要向龙海支付费用为每吨煤5元，合同由龙海同客户直接签订，煤源的组织、送货、结算、回款由我和辛春负责，龙海还需要提供增值税发票。我俩商定后，姜总安排由市场王霞部长与我商谈了合作细节。”我与龙海公司之间没有合同或协议，我们之间只是口头协议。我与辛春之间没有合同，也是口头协议，我们俩的分工是我只负责龙海公司这面的事，其余凯达、金太阳、博润三家公司方面由她负责，所得利润平分。被问及“你从这次生意中分得多少利润？”，陈述：“到现在账都没算清楚，怎么分利润。”被问及“你和辛春从哪提取利润？”，陈述：“我俩的利润是从凯达公司购买煤炭时从中提取的，我们根据客户能接受的煤炭价格，加上龙海公司的费用等，让凯达公司出具一个开票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和实际的煤炭价格的差价就是我们利润的来源。”被问及“你与辛春、龙海之间是什么关系”，陈述：“应该是合伙关系吧，龙海出钱，我和辛春出力、出关系合伙做这个生意。” 被告辛春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2009年8月份前后，解建海到了我河北的凯达煤场，当时这个煤场经营得很好，他就问我有家公司只想要营业额，他们出钱，一吨收几元的管理费，问我想不想做这笔生意，我一听有人出钱，而且费用不高，便同意了。然后我知道这家公司是龙海公司，得知是家国在公司后我就更放心了，便和小解就生意的运作进行了商讨。到了8月底，我从金太阳公司和博润公司拿了两份制式合同，小解过了几天就将盖有龙海公司公章的合同拿给了我，同时龙海与凯达的合同也签订了。合同的主要内容就是龙海公司负责先行支付凯达80%的煤炭预付款，凯达公司收到货款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所购买的煤炭发送到寿光这两家公司，并由龙海公司同时出具增值税发票，寿光这两家公司收到煤与发票后在一定时间内付款给龙海公司。合同还就煤炭的质量、交货方式、付款方式等做了约定。合同签订时我不在场，都是小解一手办的。合同签订后，当年9月份，我们第一笔生意就顺利做成了，到了2010年5、6月份，我们共做了三万来吨总价在二千一百多万煤炭。前期我们的合作很顺利，但不知为什么龙海公司不给我们打钱了，问了小解他具体也说什么原因，只是说没问题，可以接着干。后来我一看实在做不下去了，就把这生意停了。现在才知道是解建海截留了部分煤款造成的。我与龙海公司没有合同或协议，不直接联系。我与解建海之间没有合同，也是口头协议，他负责龙海公司这面的事，其余凯达、金太阳、博润三家公司是我负责的。被问及“你和小解从哪提取利润？”，陈述：“当时我俩商量的是，解建海的利润是从凯达公司购买煤炭时从中提取的，我们根据客户能接受的煤炭价格，加上龙海公司的费用等，让凯达公司出具一个开票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和实际煤炭价格的差价就是他的利润，我只是挣个承兑汇票贴息的钱。”我回给龙海公司18303067.42元，我与解建海之间无账目往来凭证。被问及是怎样得到这些钱数的，陈述：“我平时有本流水账，我是根据这本账得到了这个数的。”被问及“你应该给龙海公司回多少钱”，陈述：“我从小解那共拿了1785万元，我给龙海公司回了1830多万元，应该给够龙海公司的钱了。” 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王全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被问及“你们公司与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有过业务往来吗？”，陈述：“有业务的，从2009年12月份至2011年5、6月份有过煤炭业务，他们给我们提供过煤炭，一共为我们提供14608.83吨煤炭，我们一共付给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10638859.67元，煤款已于2011年5月份全部结算完毕，这些款项都是承兑汇票支付的，大部分是经过我的手转的……2009年至2011年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一共给我们出具了18份收据，这些收据一共开具的数额是10638859.67元。” 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会计孙海玲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我们一共付给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1082万元，这些款项都是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大部分是经过我的手转的。2009年8月3日至2011年8月3日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一共给我们出具了36张收据。这些收据一共开具的金额是10824489.55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8月，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1、由原告出资，被告解建海、辛春负责煤炭的买卖、送货、结算、回款。2、以原告的名义与供需方签订合同。3、原告提供买卖煤炭的增值税发票和收据。4、原告每吨煤提3-5元的利润。买、卖煤的差价归被告解建海、辛春。口头协议达成后，被告辛春先后联系了满城县凯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并以原告的名义与上述三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由被告辛春负责将购买满城县凯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的煤，卖给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和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由被告解建海将原告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和收据转交被告辛春，由被告辛春与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和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结算，结算的每一笔款项由被告辛春转交被告解建海，再由被告解建海转交原告。2010年下半年，原、被告中止了煤炭业务。但原、被告间没有进行清算。后原告得知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共计付煤款20593399.11元，被告仅交给原告15958414.08元，差4634985.03元，且收据印章与原告的印章不符，遂于2012年5月7日向烟台市公安局龙海分局报案，烟台市公安局龙海分局于2012年7月10日决定对被告辛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案立案侦查。2019年1月8日，烟台市公安局龙海分局因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该案。2019年4月19日，原告为返还煤款将三被告诉至法院，即为本案。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投保诉讼保全责任险，花费保费7590.01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关系是基于委托人与受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委托的事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原告主张委托合同关系，并未提交书面合同，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从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情况来看，第一、二被告从事本案所涉煤炭活动，并非服从、按照原告的指示，而是以独立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中谋求自身利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被告返还煤款，证据不足，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之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判决：驳回原告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424元，由原告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经查阅一审卷宗，一审中各方举证的证据如下： 一审2019年10月8日庭审中，龙海公司提交保险服务发票一张，用以证实其保全所支出的保险费用7590.01元，称其余证据均系从龙海分局调取、以法院调取的证据为准，其中包括购销合同、三方的讯问笔录、博润公司金太阳公司人员的讯问笔录、委托书及收据，委托书及收据均系三被告方自行制作，并非龙海公司提供，也正是三被告伪造公章出具了上述手续，龙海公司无法正常收回煤炭款才向龙海分局报案，卷宗中所涉及的燃煤购销合同上的印章是我单位真实的印章。 2019年10月8日庭审中，辛春、刘中义提交如下证据用以证实其与龙海公司是合同关系：1、22本出库凭证，用以证实辛春、刘中义将煤从阜阳通过汽车运输的方式直接运送到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和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2、1本领货凭证，用以证实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从辛春、刘中义的煤场运送到山东德州，然后再从山东德州以汽车运输的方式再运送到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和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该凭证能够证明其与龙海公司是合作关系。3、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为辛春、刘中义出具的过磅单一宗，该过磅单上面记载的是发货单位为龙海公司，收货单位为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用以证实辛春、刘中义将煤炭通过汽运和铁路运输的方式运送到博润实业和金太阳热电公司以后为其出具的过磅单，证明收到辛春、刘中义运送的煤炭。4、龙海公司交给辛春、刘中义的收据、证明以及发票的开具情况的复印件，用以证实辛春、刘中义为龙海公司的发票以及数额情况。 龙海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辛春、刘中义自书证据，且从证据内容上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无法证明辛春、刘中义所主张的合作观点。2、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未标注具体日期，无法证明辛春、刘中义的主张的观点。3、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辛春、刘中义手中持有金太阳或者博润公司的过磅单，也完全符合龙海公司委托其进行结算的业务范围，无法证明辛春、刘中义所主张的合作关系的观点。4、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要求辛春、刘中义提供原件。 解建海质证称，领货凭证与本案无关，这是辛春、刘中义与龙海发生业务关系之前的领货凭证，辛春、刘中义与龙海发生业务从来没用过货车，领货凭证一般不标注年份，辛春、刘中义拿来冲抵龙海公司的业务量。对过磅单我不认可，据我了解这些东西都是辛春、刘中义自己出的。其他质证意见同龙海公司。 经龙海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从烟台市公安局龙海分局调取了刑事侦查卷宗两本，当事人质证。龙海公司对卷宗真实性无异议，卷宗中所涉及的燃煤购销合同上的印章是我单位真实的，但称卷宗中所有的委托书及收据均系解建海、辛春、刘中义自行制作，并非龙海公司提供，也正是解建海、辛春、刘中义伪造龙海公司公章出具了上述手续，龙海公司无法正常收回煤炭款才向龙海分局报案。解建海质证称，对合同和收据这本卷宗无异议，但我认为收据全部都是假的，不是龙海公司所出具的版本；询问卷宗中辛春陈述的2009年8月前后我到河北凯达煤场这个事不存在；不是我拿着合同交给辛春、刘中义，而是刘中义拿着合同来到龙海公司签的；委托书和收据均不是龙海出具，也不是我出具的，具体是谁出具的我不清楚。辛春、刘中义称，对公安机关两份侦查卷宗的真实性无异议。 刑事侦查卷宗中有2012年6月17日烟台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烟）公（刑）鉴（文检）字[2012]021号印文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检材（1）和（2）中内容为“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 2013年7月8日辛春在烟台市公安局龙海分局刑侦大队讯问时称，……龙海公司前后投入1880万元，其中1440万元是现金，龙海公司直接打到凯达公司的账上了，440万元是承兑汇票，承兑汇票解建海贴现后给了辛春345万元的现金，其他的95万元解建海解释是给龙海公司买车了，再是让龙海的姜总借用了。辛春回款给龙海公司18303067.42元，辛春从解建海处拿了1785万元，应该给够龙海公司的钱了，辛春与解建海之间没有账目往来凭证，辛春给金太阳、博润的所有收据、合同、委托书都是解建海提供的，龙海分局通缉辛春之后，辛春才知道是假收据……。 2012年5月24日解建海在龙海分局讯问时称，……辛春将400多万款从厂家要出后据为己有了，……解建海有个会计孙凯亮一定时间到龙海公司核对相关账目，账目都是以发票为准的，解建海的账在总账上应该与龙海公司的账一样，大概干了2000多万元的业务，现在还欠龙海公司300多万元，具体数额说不清楚，等会让会计报数，龙海公司报案欠款460万元，是因为龙海公司和解建海前期合作时说的是按吨煤提取费用，后来因为客户回款周期过长，又自行改为按资金使用时间来收取费用，应该是这里出现计算差别，还有个原因是还有七百多吨价值五十多万的煤没有开发票，现在还挂在龙海公司的账上，这也应该从欠款中扣除，其他方面双方都是认可的。两种计算方法差别应该有二十多万。龙海公司前后投入一千八百多万元资金在这个生意中。那前面说做了二千一百多万的煤炭是因为到了后期，寿光这两家公司回款不及时，龙海公司那催款又急，解建海和辛春就开了张270万元的凯达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给龙海公司，对欠款进行了冲减，二者的差额就在这里。解建海与辛春之间没有账目往来凭证，……解建海是通过龙海公司知道辛春伪造龙海公司的收据，委托是第一次听到…… 2012年8月8日孙凯亮在龙海分局询问时称，我曾于2006年至2010年在解建海那干过会计，记得解建海与辛春合伙做煤炭生意这事，2009年8、9月份，解建海与辛春为龙海公司与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简称金太阳公司)、山东博润有限公司(简称博润公司)牵线做过煤炭生意，为此解建海还把我专门派到寿光负责会计这方面；这笔生意现在已经不做了，因为厂家回款周期太长，龙海公司主动退出的，等我2010年7月份从解建海那辞职时，这两家公司还欠龙海公司380多万；解建海与辛春在这笔生意中的分工，解建海就是处理与龙海公司的关系，其他方面由辛春负责；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会计工作，根据辛春和解建海告诉我的业务情况做好账目，几乎每个月他俩都凑到我这碰碰账，和龙海方面也对过几次账；对账情况，龙海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在账目上表现的金额有些差异，是因为我们记账的方法不一样，我记的是流水账，辛春和解建海在对账的过程中也没有什么争议；到我辞职时，龙海公司共打出1880万元现金，收回12802486.80元，博润公司还欠1290612.51元，金太阳公司还欠255万元左右；问：这两家公司共欠380多万，而龙海公司还有近600万元没有收回？答：这是因为有部分资金已经买了煤，还没有送到厂家；问：龙海公司账目上显示共打出现金18853354元？答：二者差这53354元是龙海公司单独给解建海的现金，解建海用这完这笔钱后很快还给龙海公司了，所以我这就没有记；问：你们是如何到博润与金太阳进行结算的?答：这个主要是由辛春负责到厂家进行结算，她没有空时偶尔我也去一下。去时我们拿着收款收据，厂家给我们承兑汇票，我去拿时都有我的签名。问：什么样的收款收据?答：盖有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问：这收据是怎么来的?答：这个我不清楚，收据是放在辛春那。 2013年11月9日孙凯亮在龙海分局询问时称，解建海提供的账目是真实的，除了没有保留原始凭证外，其他都是按照会计的规范来做的；当初为什么不保留原始凭证，这和当初辛春和解建海的经营习惯有关系，他们往来的相关票据一般不经我的手，都是他们之间或者与厂家之间直接往来，事后才告诉我发生了相关业务，我根据他们所说再进行记账，因此没有机会保留凭证的复印件；这些账目不论是谁告诉我发生过什么业务，我都会跟另一个说一下，两人都认可后我才做账；从2009年9月份他们生意开始到2010年的10月份我辞职；问：你把到你辞职时主要的业务数据说一下?答：龙海公司共付给凯达公司1880万元，凯达公司实际收到1780万元左右，其中有100万元左右在我交账的时候解建海讲他用了，但这些账目我不负责记账。辛春从金太阳、博润公司分别收回958万元、999万元，共约1957万元，账上两家公司还欠大约160万元；这些钱在我的账上应该全回到龙海公司，但实际上我知道最后还欠龙海400来万，这些欠账是谁形成的这个我账上反映不出来，我也不清楚；这笔生意中辛春、解建海二人都没对我说过出过资金；我不知道几家公司中间有270万元的调账，我只是记录实际发生的业务，从没有调账的；问：龙海公司支付1880万元，而实际的经营额到了2240万元，中间有360万元的差额，这是为什么?答：这是因为实际经营过程中，辛春、解建海急需资金买煤，他们把从厂家回来的钱直接打到凯达公司了，不经过龙海公司，然后让龙海公司将发票开出，这对谁都不影响；辞职时我只和解建海对过账，当时厂家还欠大约300万元，解建海自己用了100多万元的现金，共欠龙海有400多万元；账面上说厂家欠160万元，是因为金太阳因为我们煤炭质量问题，有一批煤送到厂家后在金太阳一直没给我们结算，我们也没给他开发票，金太阳也没给我们钱，当时欠了我们有150万元左右。 2012年5月29日孙益斐在龙海分局询问时称，其在寿光市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燃料组工作，负责管理及核算，问：我们今天找你了解一下你们公司与龙海公司2009年所签订的一份煤炭购销合同执行的情况，我清楚。问：你把这个合同签订及执行的情况讲一下?答：2009年9月份，辛春和她对象刘中义找到我们部门说是要往厂里送煤，在和领导谈好后，领导让我起草份合同，主要就煤炭的质量、交货方式等做了约定，然后我们就和辛春签订了第一份煤购销合同，由刘中义在合同上签了字。这份合同签订了1300吨煤，送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和我们打交道，2009年10月25日，他们给我们出具了一份龙海公司的委托书，其内容是委托刘中义代理龙海公司在我们公司办理过磅、进煤、取样、化验、结算等业务。到了2010年6月份，我们先后与她签订了五份合同，合同标的额为11300吨，这些合同基本都顺利地执行了。只不过在2010年的4月份，辛春夫妇将龙海公司的委托人变为辛春了。问：这五份合同大体的内容是什么?答：这些合同都是我们公司的制式合同，内容都一样，甲乙双方分别是我们公司与龙海公司，主要就煤炭的质量、交货方式、价格、违约处理等做了约定。问：这几份合同在哪签订的?答：就在我们公司。问：都是谁代表龙海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答：都是辛春、刘中义夫妇。问：你们公司现在是否将全部煤款付给龙海公司了?答：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将这些煤款全部付清了，但具体时间我说不上，这些财务上会显示出来。问：你们公司付款的程序是怎样的?答：我们具体是按合同来付款的，当客户将煤炭送到我们公司后，我们按规定进行化验，然后我们根据化验的结果，由我进行核算最后确定这批煤的价格，然后我再要求客户根据我的核算出具增值税发票，当财务收到发票后再付款给客户。问：你们公司将这批煤款都付给了谁?答：按照委托书是付给了辛春夫妇，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问：你们公司付给龙海公司的煤款共计多少?答：这个我也不清楚。 2012年6月4日王全章在龙海分局询问时，公安机关问：这些承兑汇票都是经过你手的吗?答：大部分是经过我的手转的。问：这些承兑汇票都交给谁了?答：对方来结算时，前后来过好几个人，分别是辛春、孙凯亮、辛德凯、刘中义。问：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答：这些人应该是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的。问：这些来结算时，有什么手续?答：他们凭个人的身份证，再拿盖有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我们根据收据的数额，付给他们承兑汇票。问：这些来结算的人，是否有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的委托书?答：有四份委托，其中一份委托是辛春委托刘中义的，其余的三张都是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问：辛春委托刘中义的委托书是以什么名义出具的?答：以辛春个人名义委托的。问：你们付汇票后，有什么支付存根吗?答：我们就有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的收据。问：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一共给你们出具多少张收据?答：2009年至2011年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一共给我们出具了18张收据。问：这些收据开具的数额是多少?答：一共开具的数额是10638859.67元。问：辛春等人来结算时，是否需要电话提前沟通?答：不用，因为这笔生意一直是他们几人来结算，我们已经熟识了。 二审中各方提交如下证据： 2020年7月1日二审第1次法庭调查中，龙海公司提交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破1-1号民事裁定书，称龙海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020年7月21日二审第2次法庭调查中，龙海公司提交： 证据一、龙海公司汇总的21页的明细表，用以说明龙海公司与凯达公司、金太阳、博润公司三公司之间交易煤炭的具体吨数、金额及收付款账目。龙海公司称，证据一对应满城凯达公司给龙海公司出具的发票，里面有煤炭的数量和金额、开具给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的发票数量和金额，能够对应起来。 证据二、账目明细表及相关银行承兑汇票（证据2-1至2-9），包括龙海公司的记账凭证、满城凯达公司给龙海公司开的发票、龙海公司给博润公司开的发票、龙海公司给金太阳公司开的发票、龙海公司给昌乐盛世热电煤炭公司开的发票、龙海公司给西王钢铁开的发票等，用以证实，龙海公司向满城凯达公司付款18855600元，调户2700000.01元，满城凯达退款2246元，账面上，龙海公司付款给满城凯达公司21553354.01元（证据2-0、2-1、2-2、2-3），龙海公司给金太阳公司开发票9454539.44元（证据2-4），共14287.59吨，金太阳公司向龙海公司付款4952523.38元，调户2700000.01元，共付款7652523.39元（证据2-5），龙海公司给博润公司开发票11138859.67元（证据2-6），共14608.82吨，博润公司向龙海公司付款8305890.69元（证据2-7），龙海公司给昌乐盛世热电煤炭公司开发票1843922.53元，共3395.64吨（证据2-8），龙海公司给西王钢铁开发票54796元，共72.1吨（证据2-9）。龙海公司称，我方一审中已经提交辛春在金太阳和博润公司支取煤款的收据，金太阳公司29张、博润公司18张，合计20593399.11元。 证据三，其中的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1-31页是解建海、辛春、刘中义从金太阳公司领款时出具的伪造收据29张，证明其以龙海公司名义从金太阳公司领取龙海公司煤款9454539.44元；32-50页是解建海、辛春、刘中义从博润公司领款时出具伪造收据18张，证明其以龙海公司名义从金太阳公司领取龙海公司煤款11138859.67元；51-52页是解建海、辛春、刘中义向金太阳公司出具伪造委托书2份，证明其自认从金太阳公司领款等业务行为均以龙海公司委托人的身份代表龙海公司开展业务；53-56页是解建海、辛春、刘中义向博润公司出具伪造委托书4份，证明其自认从博润公司领款等业务行为均以龙海公司委托人的身份代表龙海公司开展业务；57-64页是解建海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65-69页是辛春的讯问笔录，70-73页是孙海玲询问笔录，74-78页是孙凯亮询问笔录，79-82是孙益斐询问笔录，83-86页是王全章询问笔录，87-91页是孙凯亮询问笔录，92-97页是王霞询问笔录，证实上述人员在公安机关笔录的陈述情况；98-99页是龙海公司与满城凯达公司煤炭购销合同，证实龙海公司与满城凯达公司煤炭业务相关情况；100-101页是龙海公司与博润公司煤炭买卖合同，证实龙海公司与博润公司煤炭业务相关情况；102-104页是龙海公司与金太阳公司煤炭买卖合同，证实龙海公司与金太阳公司煤炭业务相关情况，都是年度的框架合同，没有具体吨数，以发票数额和金额为准。 龙海公司称，账面上，龙海公司付给凯达公司21553354.01元，金太阳应该回款9454539.44元、博润应该回款11138859.67元（对应证据三的1、2项及证据一里我方开给博润及金太阳的发票数额），我方从凯达买的煤并没有全部给金太阳和博润，还有另外两家公司，但是另外两家公司都已经结清。 辛春质证称，龙海公司提供的证据一明细表，3张承兑汇票（2009年12月1日5.56万元、12月14日140万元、12月23日300万元合计445.56万元的三笔承兑）以及调户的270万，经核实无法显示款项到达凯达公司账户，这4份材料与本案无关，应从龙海公司向凯达公司汇款金额中扣除，除非上诉人提供有效证据。关于上述440多万元，其在公安讯问笔录中所说的就是本次庭审中其提出异议的3张承兑汇票中的2张。3张承兑汇票，经办人并不是辛春，至于承兑给了谁，与辛春无关。龙海公司称，辛春提出异议的3张承兑汇票有一张是55600元、是解建海经手办理的业务。解建海称，想不起来了。 辛春另主张，不认可龙海公司的记账凭证，没有相应证据。不认可解建海的公安讯问笔录，与事实不符。 辛春2020年9月3日二审第5次法庭调查时提交针对龙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所列的47张收款收据的书面异议（表格）称，序号1,2011年8月3日，票据号2106255，数额3550.5元，收据上非辛春本人所签的笔迹；序号2，2011年1月27日，票据号2106253，数额10万元，收据不是辛春签字；序号3，2009年12月5日，票据号0434208，数额30万元，不是辛春签字；序号4，2009年12月11日，票据号0434209，数额30万余元（具体数字看不清），非辛春本人所签的笔迹；序号5，2009年12月31日，票据号0434213，数额100万元，不是辛春签字，是孙凯亮签字；序号6，2010年3月23日，票据号0434214，数额100万元，不是辛春签字，是孙凯亮签字；序号7，2010年4月12日，票据号0054468，数额50万元，签字看不清；序号8，2010年5月20日，票据号0054475，数额100万元，签字看不清；序号9，2010年5月29日，票据号21062561，数额616826.11元，非辛春本人所签的笔迹；序号10，2010年8月9日，票据号0398602，数额50万元，签字看不清；序号11，2010年10月26日，票据号2106257，数额983173.89元，非辛春本人所签的笔迹。 龙海公司称，证据三中的证据系一审法院调取的，并非龙海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进行了质证，直至今天庭审，前后经历了7次庭审，辛春之前一直未提出异议。2019年10月8日一审法院（调查笔录第9页）明确要求“刚才二三被告代理人就委托书收据的情况落实当事人，限庭后5日内就你方情况以书面形式回复法庭并提交，逾期提交将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是否听清”，辛春、刘中义称“听清了”，直至一审结束，辛春一方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加以说明；2020年7月1日二审调查时（笔录第5页），辛春明确回答，“收据是我签的字，其中一张签名会计是解建海的”，已明确认可了收据中的签名，且根据刚才辛春方提交的证据五中，辛春方明确列明了将其所列序号为3、4、10三笔费用转付给解建海，有无转交解建海，龙海公司不清楚，至少证明辛春方收到了三笔款项，根据该11张收据涉及的数额为6307441.19元，47张收据所涉及金额20593399.11元扣减后，目前辛春认可的36张收款收据涉及金额为14285957.28元，明显低于辛春主张的向龙海公司支付的数额18303067.42元，金太阳、博润两公司员工在公安调查时均认可只有辛春夫妇才能进行结算，辛春在2019年10月8日开庭笔录第8页明确说明款项回收必须让被告二（辛春）去结算，辛春方至今只是在否认上诉人的主张，从不明确表述己方应该向法庭告知的明确的领款数额。 解建海称，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都是辛春的关系，孙凯亮结账，我不在场，没有辛春的许可或电话联系，孙凯亮不可能在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拿到钱，公安询问笔录中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两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做了陈述，即使孙凯亮拿了这笔钱，承兑汇票号是多少，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还给了龙海公司，如果还了，就不存在分歧。 经法庭审查，辛春所列表格中序号为5、6的各100万的收据上载明的收款方式是承兑，2009年12月31日票据号0434213收据的签字人是孙凯亮，2010年3月23日票据号0434214收据是辛春和孙凯亮共同签字。龙海公司、解建海均称不清楚2009年12月31日票据号0434213收据对应的100万元承兑汇票哪去了。解建海称，辛春和孙凯亮在寿光一起办公，这100万元是孙凯亮和辛春去拿的，钱哪去了我不清楚。龙海公司称，2012年8月8日孙凯亮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中明确说了：“主要是由辛春负责到厂家进行结算，她没有空时偶尔我也去一下。去时我们拿着收款收据，厂家给我们承兑汇票，我去拿时都有我的签名”，也就是说辛春给了孙凯亮收据后，孙凯亮才能去领款，该段文字也表明在领款问题上，孙凯亮是受辛春支配的。 2020年9月3日二审第5次调查时，辛春提交：证据一，博润公司收到辛春送的煤出具的过磅单，证实所有卖给博润公司的煤都是辛春经营的；证据二，部分过磅单、出库单，证实辛春在阜州煤业的租场地费用及存煤场地的费用；证据三，辛春在阜州煤业出库单，证实辛春从阜州煤业发往博润、金太阳公司；证据四，领货凭证，证实辛春在德州火车站发煤运往博润、金太阳公司；证据五，解建海承兑汇票及银行汇票及部分现金，即18303067.42，证实给解建海的承兑汇票与公安局审核的数量一致，有承兑号及银行卡号；证据六，通过银行汇款给解建海及解建海指定的收款人的银行卡号及姓名，有银行汇款现金流水账，证实辛春除了银行汇票还有银行打款给解建海；证据七，德州火车站发往金太阳的部分煤的数量，证实所有的煤是辛春发往金太阳和博润；证据八，解建海会计孙凯亮的记账凭证，证实龙海打的1780万购买的煤发往之后还剩下库存414.15吨，总共买了22645.71吨，截止时间为2010年2月27日。 龙海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一审期间无法提交的新的证据，并且在一审及二审前几次庭审过程中，法院均多次责令其限时提交，并向其释明逾期不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辛春拒不提交，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不利后果。证据一，前两次庭审中已经质证，发货、出货单位为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未见任何单据标有辛春字样，无法证明辛春主张，反而证明该货物发货方收货方运输方均认可系龙海公司的煤炭；证据二、证据三，系单方自书证据，且没有抬头，未加盖印章，不符合证据形式的基本要求，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从形式上也无法看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证据四，与龙海公司的证据及辛春提交的证据一矛盾，辛春在庭审提交证据一时称煤炭有车辆运输，该证据系火车运输凭证，且无法证明与本案关联性，无法证明辛春主张；证据五，系辛春自书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六，系辛春自行制作的明细，并非银行打印的明细，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七，系辛春自书证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八，不符合日常记账的基本形式，且系自书证据，也无孙凯亮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账目不应截取其中两页，应提交整本账目。通过辛春上述证据中自认向龙海公司交付18303067.42元，可知辛春至少认可应向龙海公司返还的金额不低于18303067.42元，通过龙海公司自认已收到的金额15958414.08元，其中辛春对于调户形成的270万元不予认可，扣除后，不含调户龙海公司收到13258404.08元，与辛春自认的应返还的数额相差5044653.34元，已超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此按照辛春的自认，在辛春不能举证证明已向龙海公司交付了5044653.34元的情况下，理应支持上诉人低于该数额的诉讼请求即4634985.03元。 2020年7月1日本案二审第1次法庭调查时，龙海公司称，公安机关从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调取的给金太阳公司的收据29张，给博润公司收据18张，合计金额20593399.11元，收据上面的领款人有刘中义和辛春的签名，其中一张30万元收据是会计孙凯亮的签名。龙海公司主张，自2009年9月16日至2010年5月29日龙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共向凯达公司付款21555600元（实际支付18855600元、另外270万元系满城凯达、龙海公司、金太阳公司调账），被上诉人以龙海公司名义从金太阳、博润公司共计领款20593399.11元（有收据为证），回款给龙海公司15958414.08元（有承兑、有现金、有转账，承兑汇票是金太阳和博润公司提供），尚有4634985.03元未向龙海公司支付。 2020年7月1日二审第1次法庭调查中，辛春认可大部分煤款都是其领的，收款收据是其签的字，其中一张签名是解建海的会计。2020年8月12日二审第3次法庭调查时辛春称自己垫付了自有资金300多万元。2020年8月21日二审第4次法庭调查时辛春称，20593399.11元我给了解建海承兑汇票和现金，1600万元左右的承兑汇票，230多万元的现金，130多万元承兑汇票是解建海的会计孙凯亮领的。2009年9月25日、12月17日、2010年7月29日、2011年1月27日10万元金太阳公司收据的签字人不是辛春；2010年3月23日博润公司10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据虽然注明是辛春和孙凯亮签字，但辛春二字不是辛春本人所写。解建海则称，是承兑汇票，款是辛春或刘中义领，领回来后由我转交龙海公司，130多万元承兑汇票的确是孙凯亮拿的，因为博润、金太阳所有业务是辛春联系的，孙凯亮个人拿不到钱，这130多万拿回来后交给了辛春，每次结款都是刘中义经手给的我，现金的事情到底多少我不清楚，刘中义给我的承兑汇票，我全给了龙海公司，龙海公司现在有多少，就是我从刘中义手里收到的，至于缺的钱去哪了，我不清楚。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解建海、辛春、刘中义应否返还龙海公司煤款4634985.03元、支付利息。 一、关于上诉人龙海公司与被上诉人解建海、辛春、刘中义的法律关系。 2019年7月4日、2019年10月8日、2019年12月16日一审调查中，辛春、刘中义主张与龙海公司系合作关系，解建海称不知道是什么关系。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冒用其名义、伪造上诉人印章领款，但二审中明确表示，公安机关未追究被上诉人刑事责任、上诉人目前也认可被上诉人的领款行为、与辛春等人系委托关系、仅要求返还领的款。 本院认为，解建海、辛春对煤炭买卖业务的发生过程、收款情况分别做了陈述但与其在烟台市公安局龙海分局的陈述不完全一致，应以其最初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根据煤炭购销合同，领取煤款的收条（上面的收款人是辛春、刘中义、孙凯亮，且各方均未提交反证反驳签名的真实性），辛春、刘中义、解建海、龙海公司王霞、博润公司王全章、解建海会计孙凯亮、金太阳公司的孙益斐、孙海玲在公安机关询问、讯问时的陈述，本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作关系，龙海公司将煤款给满城凯达公司，辛春、刘中义、解建海买了煤之后，再将煤卖给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等下家，然后以龙海公司名义从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等处领取煤款。 二、关于本案所涉款项系谁从金太阳和博润领取。 2019年12月16日一审法庭调查中，辛春称，从金太阳、博润公司拿回来的钱交给了解建海和龙海公司，给了解建海1830多万元，至于解建海给龙海公司多少其不清楚。辛春、刘中义一审调查中还称，辛春、刘中义去领取过煤款，具体数额不清楚，但是龙海公司主张的数额不正确。辛春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二审答辩时也称回款给龙海公司18303067.42元。辛春该陈述应视为自认。 2012年6月4日博润公司财务部长王全章在龙口市公安局龙海分局调查时称，通过承兑汇票支付龙海公司10638859.67元，汇票给了辛春、刘中义、孙凯亮、辛德凯。 2019年12月16日一审调查中，解建海称孙凯亮不是其会计就是打工的，后又称孙凯亮同时为解建海和辛春工作。当日庭审中，龙海公司称解建海共通过承兑汇票、电汇方式交付龙海公司15958414.08元，解建海认可龙海公司该陈述，辛春、刘中义则称其给解建海1830多万元。 收款收据记载的领款人系辛春、刘中义、孙凯亮，博润公司、金太阳公司人员、孙凯亮、解建海在公安机关讯问时均称系辛春、刘中义去博润公司、金太阳公司领款，辛春，刘中义也在讯问笔录及一审二审庭审中自认其领取了大部分煤款。 根据收款收据及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各方陈述，本院认定辛春、刘中义从金太阳和博润领取涉案煤款。辛春、刘中义、解建海的分工是，辛春、刘中义以满城凯达账户收取龙海公司支付的煤款，买煤，送煤给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辛春、刘中义从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等处收煤款之后，由解建海以承兑汇票等方式返还给龙海公司煤款。 三、关于从博润和金太阳结算的煤款应归谁所有，辛春、刘中义应否返还龙海公司涉案煤款。 各方当事人对该问题的意见不一致。龙海公司称，解建海、辛春、刘中义以龙海公司名义领取，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该款项应全额归龙海公司所有；在龙海公司与金太阳与博润公司的煤炭供应中不存在与解建海、辛春、刘中义合作的关系，只是委托解建海、辛春、刘中义帮助结算，该煤炭合同只在购买煤的基础上加了最基础的费用，不产生额外利润。 解建海称，领取的款应该归龙海公司所有。 辛春、刘中义称，因为是合作关系，各方并没有进行结算，煤款经过辛春、刘中义自己的账目结算，应当归辛春、刘中义所有。 2019年7月4日一审法庭调查时，辛春称，经查账核实，辛春与龙海公司合作业务中，龙海公司共计提供的合作资金是14400000元，其余的煤款均由辛春垫付，解建海是龙海公司的工作人员，他的行为代表龙海公司。解建海否认，称辛春、刘中义从来没有垫资，因为他们也没有钱垫资，辛春、刘中义与龙海公司怎么结算的我不清楚，据我所知，2010年11月我和龙海公司的人去博润和金太阳公司查了一次账，两个厂子共欠原告3940000元，再以后公安介入了，所有的款项我就不清楚了，刘中义也不是宅男，什么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 二审中，辛春、刘中义又称部分领的款被解建海拿走。解建海否认。双方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交相应证据。 本院认为，从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领取和结算的煤款应归龙海公司。证据及理由如下： 盖有龙海公司印章（印章与龙海公司真实印章不一致）的收款收据可证实辛春、刘中义以龙海公司名义从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领取煤款。 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称其与龙海公司做煤炭交易。而辛春、刘中义不能证实其提供给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的煤是自己出资购买，结合各方均认可的龙海公司打款1800多万元给满城凯达，辛春、刘中义以满城凯达名义卖煤给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等事实，能够认定辛春、刘中义、解建海以满城凯达的名义、使用龙海公司的出资购买了煤，卖煤给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并以龙海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款收据，向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领取了煤款却未返还给龙海公司，故辛春、刘中义、解建海应返还煤款。 四、关于解建海与辛春、刘中义应否连带返还龙海公司煤款。 2020年8月21日二审第4次法庭调查时，解建海称，煤款是辛春或刘中义领，领回来后由我转交龙海公司，是承兑汇票，刘中义给了我多少，我都给了龙海公司；我认为谁拿的钱、谁在金太阳、博润签的字谁负责，承兑汇票由解建海交给龙海公司，是因为解建海和龙海公司比较熟悉。辛春称，20593399.11元我给了解建海承兑汇票和现金，1600万元左右的承兑汇票，230多万元的现金，130多万元承兑汇票是解建海的会计孙凯亮领的；联系生意的时候是解建海找的我，解建海和龙海公司关系比较好，后来我就把原来以凯达公司的名义与金太阳等客户发生的业务转到以龙海名义与上述客户发生业务关系。龙海公司称，承兑汇票流程是辛春和刘中义领取后由解建海转交给龙海公司，当时龙海公司不认识辛春，和解建海联系的业务。 2020年9月3日二审第5次调查时，解建海称，我在里面牵线，我的员工孙凯亮后期也跟着辛春干，有些承兑汇票是经过我的手给了龙海，辛春给我的承兑汇票，我全部给了龙海公司，解建海和辛春经手的汇票，没有账目。龙海公司称，我方收到的承兑汇票都是解建海给的。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领款收据、孙凯亮、王全章等人的陈述等证据，本院认定解建海应与辛春、刘中义连带承担返还煤款责任。理由及证据如下： 辛春、刘中义与解建海在所领款的分配及使用方面主张不一致。解建海虽然在一审、二审中均主张未留煤款、自己未经手煤款，但其在公安机关讯问时认可将承兑汇票交给龙海公司，解建海的会计孙凯亮也称解建海使用了部分款项。辛春、刘中义系夫妻，孙凯亮系解建海的会计且帮助辛春、解建海结算涉案煤款、记账。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博润公司财务部长王全章的询问笔录看，辛春、解建海、刘中义、孙凯亮参与领取了煤款。刑事侦查卷宗中还有辛春委托刘中义办理结算的委托书。部分涉案收据上也有刘中义、孙凯亮签名。解建海二审法庭调查时称其与辛春无账目。由于各方均不能举证证实辛春、刘中义与解建海所领煤款的分配及使用情况，现有证据尚无法确认辛春、刘中义领取了全部煤款，故解建海与辛春、刘中义应连带返还龙海公司煤款。 五、关于建海与辛春、刘中义应返还煤款的数额。 关于龙海公司付给上游的满城凯达公司的煤款金额、应否以该数额来计算应返还龙海公司的煤款。龙海公司主张，其诉讼请求是以47张收款收据而非付给满城凯达公司的煤款数额为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中计算应返还煤炭欠款的直接依据并非支付给上游的凯达公司的煤炭款，而是辛春、刘中义、解建海领取自下游的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的、未返还龙海公司的煤款，故确定龙海公司给满城凯达支付的煤款超过其主张的应回款数额之后，应以辛春、刘中义、解建海从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领款数额，与已经回款给龙海公司的数额的差额，来认定欠付龙海公司的煤款数额。 本院认为，二审中，经法庭反复要求，辛春未在限定时间内对龙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时陈述质证意见，直至二审第5次庭审才陈述质证意见。一审中已经查明的收据所涉金额合计20593399.11元，龙海公司自认收到了回款15958414.08元。而辛春、刘中义、解建海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回款给龙海公司的煤款的数额，也未提交证据反驳龙海公司二审提交的承兑汇票、记账凭证等证据，辛春二审庭审中虽主张其自己出资购买部分煤，但一审二审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主张。辛春在公安机关讯问时、本案一审及二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例如，2020年9月3日本案二审第5次法庭调查时，辛春否认龙海公司给凯达公司440万元的承兑汇票，但在公安机关讯问时称有44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9年7月4日一审法庭调查时，辛春称，经查账核实，辛春与龙海公司合作业务中，龙海公司共计提供的合作资金是14400000元，其余的煤款均由辛春垫付；2019年12月16日一审法庭调查时，辛春称，从金太阳、博润公司拿回来的钱交给了解建海和龙海公司，给了解建海1830多万元；2020年8月12日二审第3次法庭调查时称自己垫付了自有资金300多万元；2020年8月21日二审第4次调查时，辛春又称，给解建海1600万元左右的承兑汇票，230多万元的现金，130多万元承兑汇票是解建海的会计孙凯亮领的。辛春的陈述不但与其先前陈述矛盾，也与龙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解建海的陈述不符，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其主张已经还款，证据不足。 关于270万元调户问题，龙海公司在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多次做了解释，提交了证据二的2-3中的计账凭证一张，上面载明预付账款[满城县凯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借方2700000.01、燃料22030203[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贷方2700000.01字样，辛春不认可龙海公司主张，解建海认可龙海公司主张。本院认为，龙海公司主张调户270万元，系认可辛春、刘中义、解建海已经返还该270万元，属于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自认，而且其请求返还的煤款数额系根据涉案收款收据计算，其诉讼请求未计入该270万元，故本院对此不再进一步调查。 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彼此之间并无书面的协议，也没有对账明细。龙海公司称其诉讼请求的依据就是涉案的47张博润公司和金太阳公司出具给龙海公司的收条合计20593399.11元，且自认收到了回款15958414.08元，差额就是本案的诉讼请求4634985.03元。从现有证据包括孙凯亮、王全章等人的陈述等及各方陈述判断，龙海公司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较为可信，存在辛春、刘中义、解建海未返还全部煤款的可能。但是，龙海公司收到了回款15958414.08元的自认并无充分证据支持。龙海公司称解建海向其返还煤款，辛春和解建海也称煤款以承兑汇票等方式由解建海还给龙海公司。本案涉案煤款金额巨大，在各方没有对账、没有解建海签字确认的对龙海公司的还款证据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当事人陈述，将举证责任归于解建海、辛春、刘中义，以龙海公司自认的已还款数额推定未还款的数额，证据不足，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龙海公司未建立解建海、辛春、刘中义还款账目，未保留解建海、辛春、刘中义还款的证据，导致无法核对未返还煤款的数额，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仅凭龙海公司单方制作、提交的记账凭证等证据，尚无法认定已经还款给龙海公司的煤款数额，无法认定辛春、刘中义、解建海尚有4634985.03元从金太阳公司、博润公司领取的煤款未返还给龙海公司。龙海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424元，由上诉人山东龙海煤炭配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殷连泽 审判员  张莉莉 审判员  刘海波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