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2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67年1月29日出生，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奥特翔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大高力庄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吴守长，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某，男，1964年12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建斌，男，1970年1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建微，女，1967年6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季佐林，男，1964年9月9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守长，男，1971年9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奥特翔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翔公司）、吴某、吴建斌、吴建微、季佐林、吴守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3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以及被上诉人奥特翔公司、吴某、吴建斌、吴建微、季佐林、吴守长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李某为奥特翔公司股东并享有奥特翔公司7.5%股权。事实与理由：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奥特翔公司全体股东是否知道李某要求履行婚约自持股权、是否回购股权以及李某是否已经继受股权。1.奥特翔公司及其股东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与陈述意见中直接承认了其知道李某要求自持股权，其称“当时李某总给公司打电话说要股权，并说拆迁款的事情”，这符合李某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声明》要求自持股权且无人提出回购，故应视同公司股东同意转股。2.李某一审中提交的《声明》及顺丰快递单，上有奥特翔公司总经理季佐林的手机号。2013年8月9日，吴某突然回家称公司同意李某为股东，但要求写申请转股书，公司要求李某作为股东不能做伤害股东和公司的事，李某说要以不欺诈为前提，吴某保证不欺诈，故双方签署了《给北京奥特翔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的承诺书》，载明吴某同意履行婚约转股，三日内要求公司兑现拆迁收益，公司直接拨付给李某。2013年9月18日的《协议书》内容与前述《承诺书》内容完全一致，故可证明奥特翔公司收到了《承诺书》，《协议书》载明“乙方（吴某）和丙方（李某）自愿协商”，由甲方（奥特翔公司）“三日内”直接把50万打入李某银行卡里。吴某亦在该《协议书》上签字。2013年9月18日火车票，是李某从沈阳至北京参加当日股东会议的，当时季佐林打电话称李某已经是公司股东，来参加9月18日公司拆迁补偿款分配会，后签订了前述《协议书》。季佐林当时称务必按照他们《承诺书》“三日内”直接支付股权收益到李某银行卡里。银行凭证可以证明李某在9月20日收到50万元，时间正好是9月18日股东会后的三日内。因此，前述证据中出现了三个三日内，从时间点的连续性以及各个证据的关联度、内容上的相互印证形成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李某已经继受股权的过程。3.奥特翔公司向律师咨询了转股程序后，不回购股权，因此先让吴某与李某申请（即2013年8月10日的《承诺书》），满30日其他股东无异议，则视为同意转让，李某的转股生效。李某于9月18日乘坐火车从沈阳至北京，显然不是李某能够召集公司其他股东，只有是公司总经理召集全体股东及李某来参加股东会议。当天形成的《协议书》可以证明公司四名股东在场，吴守长、吴某、李某有签字，季佐林在庭审中也确认其在场，吴建斌也在场。五位股东研究公司拆迁收益分配事宜，这显然是股东会议。针对李某的婚约股权，奥特翔公司的股东没有回购，而是选择先确认其股权。在股东会议上，假如公司股东不同意李某继受股权，应当提出回购，根据法律规定，不同意继受股权又不回购的，应当视为同意转让。如果公司没有确认李某继受股权，吴某向李某分配拆迁收益即可，因此，由谁来拨付股权收益具有本质的区别，公司拨付的性质就是确认李某属于公司股东。奥特翔公司质证确认2013年转股给李某时，吴某持有25%股权。公司股东违背诚信原则，李某要求自持股权，其本应在一个月内做出或回购、或确认股权的反应，却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内不理不睬，李某不得不通过短信、电话要股权，其所谓的闹，是因为公司股东不讲诚信。公司股东及高管滥用职权，恶意串通损害李某的合法收益，缺乏感恩之心。公司拆迁中仅“非宅”一项的补偿就是3486万元，其只拿出其中2019万元称是全部补偿，按照7.5%的股权，应分96.6万元，吴某以有假债为由，硬扣46.6万元，只分50万元，其他股东称不签字就一分不拨付，况且还有最大的一部分过亿的区位补偿待查。综上，《婚约协议》在离婚案件中已被确认合法有效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006年约定股权时以及2013年转股给李某时，公司章程及2013年9月18日的《协议书》均确认吴某持有25%股权，吴某与李某签署的《承诺书》以及公司通过法定程序完成了转股，具有法律效力，50万元的拆迁收益属于奥特翔公司事实确认李某的7.5%股权。奥特翔公司、吴某、吴建斌、吴建微、季佐林、吴守长共同辩称，不同意李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某为奥特翔公司的股东并享有7.5%的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奥特翔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7月1日，李某与吴某签订《婚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双方2006年12月以前的属于个人名下的财产、债务归各自所有为婚前财产。二、双方自共同生活之日起再创造的财产双方均各自拥有一半的股权和所有权。三、男方在奥特翔公司的股份30%（约价值100万元）赠于女方。2006年11月13日，李某与吴某登记结婚。2008年9月18日，吴某与李某签订婚内协议，约定：吴某婚前将自己所持有的奥特翔公司25%的股份中的30%（固定资产价值100万元），年利润约10万元左右赠于未婚妻李某，婚后三年，该股份所得利润全部由吴某支配用于其子女及前妻生活等各项费用，今后在我们婚内该股份所得利润及股权依然由我丈夫持有并支配。2013年9月18日，奥特翔公司（甲方）、吴某（乙方）与李某（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对奥特翔公司原住址：北京市通州区大高力669号厂房等拆迁补偿款的分配达成协议如下：1.大高力工业区共计支付甲方拆迁补偿费20196369.9元整。2.根据吴某在甲方的股份（吴占25%的股份）吴某应分补偿费3223771.4元整。3.乙方和丙方共同自愿协商，乙方同意甲方将乙方在甲方的拆迁补偿费3223731.4元整中的50万元人民币，甲方三天内直接将50万元人民币汇到丙方的银行卡上。（户名：李某，农行×××）。4.丙方收到该50万元后，该公司与丙方无任何关系。5.本协议三方签字后生效，三方各持一份。该协议签订后，奥特翔公司支付李某50万元。2013年9月19日，季佐林、吴建斌、吴守长（共同作为甲方）与吴某（乙方）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奥特翔公司原坐落在大高力工业区669号，由于拆迁（拆迁款已按股份分配），乙方不愿意继续投资建厂，自愿退股，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几条。一、奥特翔公司将原有旧设备、模具、汽车等折合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库存材料，库存产品、配件等折合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公司名称、商标、客户资源等折合人民币壹百万元整，上述3项合计折合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二、乙方原占有25%股份所得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三、双方签订退股协议后，奥特翔公司所有财产，包括产权、商标等全部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任何关系。四、公司原有应收款、债权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行承担。五、甲方办理变更工商营业执照等手续，乙方无条件配合协助。2016年，吴某起诉李某离婚纠纷一案，李某主张确认吴某婚前将其在奥特翔公司的股份赠与李某的协议有效并分割在奥特翔公司的股份、分红等，法院认定因李某与吴某、奥特翔公司之间在就奥特翔公司拆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时已经约定，其收到50万元后与奥特翔公司无任何关系，可以证明李某与奥特翔公司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故对李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017年8月29日，二人解除婚姻关系。2018年，李某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由将奥特翔公司、吴某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李某要求：1.调查奥特翔公司拆迁补偿情况并确认奥特翔公司与吴某于2013年9月18日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奥特翔公司返还欺瞒并侵占应分配给李某的拆迁补偿及利息，并承担双倍赔偿的违约责任（若奥特翔公司愿意返还李某愿意免除违约双倍赔偿责任，若奥特翔公司不肯返还，法院可就查实拆迁补偿在公司的真实分配情况而判决李某就返还拆迁款部分另诉）；3.奥特翔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4400元、因诉讼发生的交通费9872元、律师费40000元，共计49872元。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12民初38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后李某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3月25日，吴某（转让人）与吴建微（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人将奥特翔公司所拥有的全部出资18万元占注册资本3%的股权转让给受让人所有。一审庭审中，李某称，2006年7月，李某与吴某签订婚约协议，约定将吴某持有的25%的股权的30%即7.5%的股权归李某所有。婚后2008年吴某与李某签署婚内协议，再次明确股权代持情况。2013年7月14日，李某多次短信向全体四股东书面《声明》自持股份，奥特翔公司与吴某协商同意确认李某的股东身份，2013年8月，吴某与李某共同向奥特翔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李某同意由北京公司从丈夫吴某全部的拆迁款中先行偿还丈夫2013年8月10日前的全部欠债258万元。由北京公司负责直接打入每个债主的个人账户。吴某同意履行婚前协议，把北京奥特翔游乐设备有限公司拆迁款中应得部分的30%（包括土地补偿金、所有建筑面积补偿金，搬迁款及地面以上标的物的各项补偿费用）兑现给李某。丈夫吴某承诺：北京奥特翔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各项拆迁款绝不瞒报，不转移，不欺诈，拆迁款到北京公司三日内，由北京奥特翔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将李某应得部分直接打入她个人银行卡中。李某郑重承诺：北京公司确实认真履行婚前协议，无任何欺瞒的前提下，绝不做任何伤害北京公司和各位股东任何事。该承诺从履行婚前协议收到拆迁款之日起生效。其他股东对此未提出异议，转股生效。2013年9月18日，奥特翔公司通知李某参加股东会会议，李某如期参会，奥特翔公司按照承诺书内容向李某兑现股权收益50万元，足以证明奥特翔公司确认李某股东身份及其持有7.5%股权的事实。奥特翔公司对李某的陈述不予认可，其明确表示李某和奥特翔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奥特翔公司的股东为吴某，当时李某总给公司打电话说要股权，并说拆迁款的事情，奥特翔公司和吴某说让他处理好家庭的事情，吴某就和公司商量说把吴某按股权比例应分得的拆迁款中的50万元给李某，故各方于2013年9月18日签订了前述《协议书》，为了防止李某到公司继续闹，就在《协议书》中明确写明公司和李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吴某是奥特翔公司的股东，公司厂址拆迁后得到的拆迁款中有300多万属于吴某应分得的份额，公司的厂房设备折价200多万元，分给吴某几十万元。吴某退出公司经营。奥特翔公司从未确认过李某的股东身份，也从未通知李某做为股东参加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第三人吴某、第三人季佐林、第三人吴建斌、第三人吴建微、第三人吴守长均认可奥特翔公司陈述的意见。一审另查，奥特翔公司于2003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设立股东为吴守长（货币出资24万元）、季佐林（货币出资13万元）、吴某（货币出资13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守长。2006年12月14日，吴守长将其在公司变更登记时，认缴出资的实物财产68.4万元转移到奥特翔公司的财产内。2006年12月25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将原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200万元。其中：股东吴守长原出资额24万元，本次增加实物68万元，增加货币82万元，股东季佐林原出资额13万元不变；股东吴某原出资额13万元不变。最终确认股权：股东吴守长股权174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87%；股东季佐林股权13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5%；股东吴某股权13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5%。2010年1月14日，奥特翔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接受吴建斌、吴爱微为新股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将原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600万元。确认股权：股东吴守长股权228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38%；股东季佐林股权216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36%；股东吴某股权13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2%。股东吴建斌股权138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3%，股东吴爱微股权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8%。2014年，吴爱微退出公司经营，奥特翔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吴守长、季佐林、吴建斌、吴某。2015年3月25日，奥特翔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增加新股东吴建微，同意股东吴守长在奥特翔公司的37万元出资转让给吴建斌；股东吴守长在奥特翔公司的16万元出资转让给吴建微；股东吴某在奥特翔公司的18万元出资转让给吴建微；股东季佐林在奥特翔公司的84万元出资转让给吴建微。确认股东吴守长出资175万元、季佐林出资132万元、吴建斌出资175万、吴建微出资11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假使李某主张吴某将其持有的奥特翔公司7.5%的股权赠与李某，李某委托吴某代持股权的事实成立，现李某要求奥特翔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应需要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李某作为奥特翔公司的股东，现奥特翔公司的所有股东明确表示不认可李某的股东身份，在李某无法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奥特翔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有承认或者同意李某成为奥特翔公司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李某要求确认其为奥特翔公司的股东并享有7.5%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李某向本院提交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证据1.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调查令；证据2.《单位情况调查表》；证据3.《土地租赁合同》；证据4.《通州文化旅游区拆迁补偿款结算单》；证据5.《大高力庄村集体非住宅搬迁补偿预分方案》；证据6.《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评估报告》；证据7.《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网络搜索页截图；证据8.《承诺书》，以上证据共同用以证明李某作为奥特翔公司股东参与了拆迁分配，应当具备股东资格。奥特翔公司与吴某、吴建斌、吴建微、季佐林、吴守长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奥特翔公司与吴某、吴建斌、吴建微、季佐林、吴守长对李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证据1至证据7的真实性，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某现在并非奥特翔公司股东，故关于奥特翔公司拆迁的事项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因李某提交的证据2、证据3与证据8均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故本院不将其作为二审期间的证据；二、因证据1、证据4至证据7均系与奥特翔公司拆迁事宜相关的材料，与本案李某要求确认其为奥特翔公司股东之间缺乏紧密关联性，故依法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某关于确认其为奥特翔公司的股东并享有7.5%股权的主张能否成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李某主张其应为奥特翔公司的股东，并就此于一审期间提交了《婚约协议书》《婚内协议》《给奥特翔公司的承诺书》《声明》以及快递单等证据。根据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李某主张其应为奥特翔公司股东的主要理由为：一、李某已继受奥特翔公司股权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奥特翔公司股东在知悉相关事宜的情况下并未回购，应当视为其同意。针对其第一项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应当证明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根据李某与奥特翔公司、吴某签订的《协议书》记载，吴某同意奥特翔公司将吴某在奥特翔公司的拆迁补偿费中的50万元三日内直接汇到李某的银行卡上，李某收到该50万元后，奥特翔公司与李某无任何关系，故在李某认可其已收到该5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仍然主张其继受了奥特翔公司相应股权，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针对其第二项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因此，该规定系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应如何保护其他股东和转让股东之利益的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李某主张多次短信向全体四股东书面《声明》自持股份，但依李某主张其系属受让股东，并非转让股东，因此不符合“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的转让股东主体身份。其次，就李某所称2013年8月吴某与李某共同向奥特翔公司出具《承诺书》的情况，第一，《承诺书》内容与2013年9月18日《协议书》内容不同、签订主体不同，且《承诺书》出具时间在前；第二，根据现有证据及李某陈述均难以印证上述《承诺书》已经其他股东后续收悉，且难以证明应以《承诺书》记载的内容而非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认定李某、吴某与奥特翔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李某关于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认定奥特翔公司股东在知悉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情况下并未回购，应当视为同意的上诉主张，缺乏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难以采纳。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衍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