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38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珍，女，193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天津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轩，天津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芬，女，195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晶（王素芬之女），女，1988年5月18日，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原审被告：王昕，男，197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负责人：李冬，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炟，该单位干部。上诉人于淑珍因与被上诉人王素芬、原审被告王昕、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5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淑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李承轩，被上诉人王素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晶，原审被告王昕、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淑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津0106民初5053号判决书中第一项中“被告于淑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王素芬补偿款共计:250155元”；2.相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认定刘某所述“其1957年结婚时王安福、祖淑贤已经在天津生活了，他们是结婚好多年以后才去的天津，王安福在天津开糖坊”，上诉人认为婚姻应当以登记为准，本案中没有一份书面证据能够证明王安福与祖淑贤结婚时间，最早书面证据是在户籍登记上显示的。故上诉人认为结婚时间应当以此为准。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的建房时间作为该房屋产权获得时间，上诉人认为该认定违法，物权的取得应当以登记为准，涉案房屋原登记在王安福与案外人周振昌经营的义丰糖坊名下，后经双方公正分配，分配在王安福名下。王素芬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973年，王安福一家四口包括祖淑贤、王安福母亲、王素芬都是由河北省迁入到红桥区桥口南街的房屋里。王安福迁入这个户口时，应向公安机关提交了一些准确的手续和证明，然后公安机关才会经审核发放准迁证，所以，认定结婚时间为迁入户籍时间是错误的。相关证据已经证明了案涉房屋取得的时间和过程，房屋建造于王安福与祖淑贤婚姻存续期间，为二人共同财产。另，房屋登记作为确权方式在当时不能否认登记之前的所有权。王昕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王素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由原告分得坐落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大街桥口南街35号（现17号）房屋价值补偿共计759461.5元，该款项系还迁利益的50%，还迁利益具体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金额930315元、搬家费1600元、设施迁移费10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20000元、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80000元、经认定的未登记建筑补偿费436008元、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30000元、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120000元；2.要求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安福与原配妻子祖淑贤，婚后未生育子女，收养一女即原告王素芬。祖淑贤于1974年去世后，被继承人王安福与被告于淑珍于1976年6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被告王昕，原告一直与王安福、于淑珍夫妻共同生活直至结婚。被继承人王安福于2009年9月15日去世。被继承人王安福名下原有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私产转灰平房3间，建筑面积46.95平方米，该房屋产权登记日期为1983年12月29日，产权来源为更名、自建。原、被告一致认可除上述房屋以外，被继承人王安福无其他遗产。2017年，上述房屋遇棚户区改造被拆除，天津市红桥区政府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7］104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其中确定诉争房屋使用人为被告于淑珍。2017年11月20日，被告于淑珍、王昕于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作出具结书，申请由被告于淑珍享有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权利，被告王昕对此表示同意并不再主张上述房屋的征收补偿权利，天津文诺律师事务就此作出（2017）津文律见字第138218-3614号《律师见证书》；同时，被告于淑珍同意由被告王昕享受上述房屋未登记建筑22.2平方米的征收补偿权利，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就此作出（2017）津文律见字第138218-3615号《律师见证书》。2018年4月14日，被告王昕、于淑珍与房屋征收部门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就诉争房屋签订《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附生效条件）Ａ》（ＮＯ.080371），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金额930315元（其中：平房评估价格19715元／建筑平方米，按100%计算，计925620元；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金额4695元），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共计1668923元，包括搬家费1600元、设施迁移费10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2000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50000元、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80000元、经认定的未登记建筑补偿费436008元、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30000元、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120000元。该协议其他事项中载明：“根据138218-3614、3615号律师见证书，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的房屋由于淑珍所有。坐落于红桥区××街××号的合法未登记建筑由王昕所有。对本协议中房屋价值补偿、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的总额按如下金额进行分配：王昕获得436208元，于淑珍获得1232715元。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的，具体补偿安置事项详见《天津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附加）Ａ-1》。王昕符合‘一契多户’中合法未登记建筑实际居住认定条件。根据公证书，王昕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本溪花园××的房产由于淑珍所有。经分指总指会议纪要同意给予王昕3个双青新家园70平米偏单选房资格。”征收部门补偿明细表显示，被告于淑珍实际取得的1232715元，包括房屋评估价值补偿费925620元、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费4695元、搬家费1600元、设施迁移费（空调）8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2000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50000元、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费80000元、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30000元、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120000元。被告王昕实际取得436208元，包括设施迁移费（空调）200元、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补偿费436008元。2018年4月4日，被告于淑珍单独与房屋征收部门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附加）Ａ-1》（ＮＯ.080371-1），确定房屋价值补偿金额为930315元，被告于淑珍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产权调换房屋为和苑西区一期三居室1套，一期小于85平方米二居室一套，每建筑平方米均价约8000元，具体房屋建筑面积和价款根据其所选房屋建筑面积和单价确定，最终以与售房单位签订的《天津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为准，在办理产权调换房屋确认手续后七日内，与售房单位按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价格结算差价。2018年4月4日，被告王昕单独与房屋征收部门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附加）Ａ-1》（ＮＯ.080371-2），确定被告王昕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产权调换房屋为双青新家园，房型为公租房（安置类）小于90平方米二居室3套，每建筑平方米均价约7234元，具体房屋建筑面积和价款根据其所选房屋建筑面积和单价确定，最终以与售房单位签订的《天津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为准，在办理产权调换房屋确认手续后七日内，与售房单位按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价格结算差价；协议其他事项中载明：“2018年8月13日办理特殊困难补助40000元”。签订上述协议后，被告于淑珍使用补偿款购买了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南岭道与营玉路交口东北侧康和园9-1-1805号房屋（建筑面积99.28平方米）、坐落天津市红桥区××道××道××路××号房屋（建筑面积69.4平方米），均登记在被告于淑珍名下。被告王昕使用补偿款购买了天津市××号房屋（建筑面积76.74平方米）、双青盛逸园3-1-903号房屋（建筑面积76.74平方米）、双青盛逸园3-1-1203号房屋（建筑面积76.74平方米），并就上述房屋与天津市红桥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公租房（安置类）使用和购置意向协议书》。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事实及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房屋的取得过程。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到房屋管理部门调取了诉争房屋底档，包括建筑工程施工执照、（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84）津红证字第4373号析产证明书，并根据房屋管理部门的说明，对诉争房屋的取得过程制作了追记笔录。建筑工程施工执照显示：被继承人王安福于1957年施工建造厂房一间，面积21平方米，地权所有人为义丰糖厂，工程地点为红桥区西于庄××街××号。1984年6月6日，被继承人王安福与案外人周振昌到天津市红桥区公证处申请公证，公证处作出（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及（84）津红证字第4373号析产证明书，其中（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内容为：“‘义丰糖坊’名下坐落红桥区××庄××街××十五增一号院内砖灰平房叁间，系王安福、周振昌二人共同经营该企业期间以企业名义购置，该企业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其房产并未入社。故上述产权应更名为王安福、周振昌二人共有。”（84）津红证字第4373号析产证明书则显示：“根据（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证明，经王安福、周振昌二人商妥，愿将共有坐落红桥区桥口南街35-1号院内砖灰平房叁间分析如下：‘王安福分得壹间；周振昌分得贰间’。根据房管部门说明，1986年换证时期，经勘丈调查，原义丰糖坊名下有砖灰平房3间，更名为王安福、周振昌共有，并经析产，王安福分得平房1间，另王安福于1957年建造的简房21平方米系砖灰平房2间，以上共计砖灰平房3间，建筑面积46.95平方米。原告对法院调取的建筑工程施工执照无异议，但对析产证明书和公证书不认可，认为其只看到了复印件，没有原件，并且该复印件没有加盖有权机关印章；对追记笔录不认可，认为该笔录没有相应审判员签名，也没有有权机关的印章，形式不合法，关于房屋情况的说明，需要以另一份公证书的内容为前提，在公证书和析产证明书真实性无法证实时，该笔录记载内容真实性存疑。二被告表示对法庭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反映1957年被继承人王安福申请施工建房，该房屋具体建成时间和形成时间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只有1986年时经丈量确认房屋已经形成。一审法院辨析，建筑工程施工执照、（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84）津红证字第4373号析产证明书均系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房屋管理部门加盖印章，一审法院所作追记笔录，系根据房屋管理部门对于上述材料的说明制作，对上述材料的证明力起到辅助的作用，上述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诉争房屋的取得时间及过程。原、被告虽对上述材料持有异议，但均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2.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房屋是否应有祖淑贤的份额。为核实被继承人王安福与祖淑贤的婚姻情况，一审法院到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调查，经查无二人婚姻登记记录，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庭审中，原告提交了王安福、祖淑贤户口迁入登记页，显示祖淑贤出生地为河北省徐水县××村，后原告又提交了加盖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镇××村村委会印章的三份证明，用于证实祖淑贤与王安福于1944年登记结婚，祖淑贤于1974年6月因病去世，祖淑贤之父祖印清于1971年3月去世，祖淑贤之母祖王氏于1972年8月去世。二被告对于户口迁入登记页没有异议，对于加盖龙化村村委会印章的三份证明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镇××村对原告提交的三份证明予以核实，该村村民俎国海表示祖淑贤是其叔伯大姑，其基于原告女儿的要求找到村委会开具上述证明，祖淑贤与王安福于1944年登记结婚一事系听其母亲刘某所言，祖淑贤在龙化村的亲属中只有刘某既与祖淑贤系同辈又知道祖淑贤的事情，其他亲属都是晚辈，不知道祖淑贤的事情。后一审法院对刘某进行了询问并录音，刘某表示祖淑贤是其大姑姐，龙化村是祖淑贤的家，王安福是河北省安新县人，王安福、祖淑贤未生育子女，王素芬系王安福、祖淑贤领养的王安福妹妹家的女儿，其对于王安福、祖淑贤具体的结婚时间不清楚，但其1957年结婚时王安福、祖淑贤已经在天津生活了，他们是结婚好多年以后才去的天津，王安福在天津开糖坊。原告认为一审法院调查形成的两份笔录形式不合法，故对内容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录音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录音中没有法官的姓名、职务等基本信息，没有录音形成时间；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录音内容没有明确王安福与祖淑贤的结婚时间，也没有否定他们是在1944年结婚，不足以推翻原告证据。原告认为，诉争房屋均建造于王安福与祖淑贤的婚姻存续期间，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1973年二人与原告迁入该房屋，足以证明祖淑贤就该房屋享有50%的份额，义丰糖坊的存续期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56年，故王安福的经营收益均为夫妻共同财产，1974年祖淑贤去世时没有分割，另外房产登记作为确权方式在当时年代和环境下，不能否定登记之前的所有权，本案中1984年登记的房产为之前夫妻共同财产转化，而不是王安福与于淑珍的经营所得，该房产与于淑珍无关。二被告对一审法院调查形成的两份笔录及录音均无异议，认为从侧面印证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原告亲属授意下开具的，该证明是无效的。二被告认为，不动产的取得以登记为准，诉争房屋核准登记时间均为1986年，应为王安福与于淑珍的共同财产，1957年王安福30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时王安福与祖淑贤的婚姻是否存续，只能证明诉争房屋是王安福与于淑珍的，与祖淑贤无关。一审法院辨析，原告提交的加盖龙化村村委会印章的三份证明，系村民俎国海经原告亲属授意自行开具，且村民俎国海自认对于被继承人王安福、祖淑贤是否为1944年结婚并不知情，故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三分证明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虽对一审法院调查形成的笔录及录音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祖淑贤出生地为龙化村，俎国海母亲刘某系该村村民，亦系与王安福、祖淑贤同辈的亲属，根据其提供的二人婚后情况，结合二人共同生活的年代及王安福的年龄，王安福于1957年建造21平方米简房时，应处于王安福、祖淑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21平方米的房屋应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1984年被继承人王安福分得的原义丰糖坊名下的房屋一间，义丰糖坊于1957年时即已存在，（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显示，义丰糖坊名下房屋虽系王安福、周振昌二人以企业名义购置，但该企业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其房产并未入社，故房屋产权应更名为王安福、周振昌共有，结合证人刘某出具的证言，王安福与祖淑贤系婚后到天津经营糖坊，故一审法院认为王安福与祖淑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安福即取得义丰糖坊名下房屋的产权份额，（84）津红证字第4373号析产证明书仅系将该产权份额明确，故王安福取得的义丰糖坊名下的一间房屋，亦系其与祖淑贤的夫妻共同财产。3.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房屋被征收后，被继承人王安福及祖淑贤的遗产范围。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到征收部门调取了津红政房征补［2017］104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房屋现状调查表、天津市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房屋征收改造补偿明细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律师见证书；后一审法院到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调取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涉及的（2017）津文律见字第138218-3615号律师见证书。原告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分户报告、姓名为王安福的补偿明细表、姓名为于淑珍的补偿明细表、乙方为于淑珍的征收补偿协议无异议；对房屋现状调查表不予认可，认为被告王昕隐瞒了原告的情况；对姓名为王昕的补偿明细表、乙方为于淑珍、王昕二人的征收补偿协议、乙方为王昕的征收补偿协议均不认可，认为该补偿协议涉及的房屋和补偿内容应属于王安福所有，与王昕无关；对律师见证书见证内容不认可，二被告隐瞒了原告的真实情况，且22.2平米合法未登记的房屋应系王安福所有。原告认为，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金额、搬家费、设施迁移费、临时安置补偿费、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经认定的未登记建筑补偿费、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均应作为遗产分割，其中祖淑贤应享有50%份额。被告对上述材料均无异议。被告认为被征收房屋及征收补偿利益不属于遗产范围。第三人表示，只有房屋价值补偿是给所有继承人的，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配合征收的给，不配合的不给，对于本案中没有参加的，视为配合；搬家费、设施迁移费、临时安置补偿费、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经认定的未登记建筑补偿费均是给现住人的，在实际处理中都是这样操作的。一审法院辨析，一审法院调取的征收补偿材料可以证实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房屋被征收后，由此产生的安置补偿利益数额以及房屋被征收时现居住人为于淑珍，律师见证书可以证实二被告达成协议，诉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权利由被告于淑珍享有，22.2平方米未登记建筑的补偿权利由被告王昕享有。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王安福与祖淑贤的共同财产，房屋被征收后，其价值直接转化为征收补偿利益中与之相对应的房屋价值补偿费925620元，该费用系基于房屋面积及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房屋的评估价格计算，该925620元即为被继承人王安福、祖淑贤的遗产范围。另外，征收部门根据征收政策，认定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费、搬家费、设施迁移费、临时安置补偿费、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费、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补偿费均系对现居住人的补偿，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系因房屋被征收，同时现居住人又在协商搬迁期内主动交房而给予的奖励和补助，该部分款项的取得既有被征收房屋的贡献亦有现居住人主动交房行为产生的奖励，故对该部分款项中的50%部分应认定为房屋价值补偿，由原、被告共同分割，50%部分应认定为对现居住人的奖励，归现居住人所有。4.二被告提交的被继承人王安福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二被告于庭审中提交被继承人王安福订立的代书遗嘱一份，载明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原门牌号35号）房产于被继承人王安福百年后由其子王昕继承，其他全部财产由其爱人于淑珍继承，王素芬没有继承权，立遗嘱人处加盖王安福人名章及按捺手印，代书人处有蒋庆泽签名并按捺手印，见证人处有程某、杨某签名并按捺手印，落款时间为2009年5月8日。代书人蒋庆泽、见证人程某、杨某均出庭作证。原告对上述遗嘱及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认为被继承人王安福可以坐在轮椅上一个小时，不可能不能签字，所以原告认为遗嘱是后补的。一审法院辨析，三个见证人均与被继承人王安福熟识，综观见证人出具的证言，虽有年头较长、记忆模糊之词，但对于被继承人王安福订立遗嘱时的场景、过程、遗嘱内容以及王安福当时的身体状态，三个见证人所述基本吻合。依照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由被继承人签名，本案被继承人王安福虽未签署姓名，但其加盖人名章且在人名章处按捺手印，结合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遗嘱应系被继承人王安福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安福生前订立遗嘱，其遗产应按其遗嘱处理，祖淑贤生前未订立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被继承人王安福名下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房屋，建筑面积46.95平方米，房屋评估价值补偿费925620元，该款项为被继承人王安福、祖淑贤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祖淑贤先于王安福去世，故其享有的份额应由原告及王安福各继承50%，王安福享有的份额及其应继承祖淑贤遗产的份额，应按照其遗嘱处理，即均归被告王昕所有，鉴于二被告达成协议，由被告于淑珍享有诉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权利，被告王昕享有合法未登记建筑的征收补偿权利，故被继承人王安福享有的份额均归被告于淑珍所有。综上，房屋评估价值补偿费925620元，其中231405元应归原告所有，剩余694215元均归被告于淑珍所有。因房屋评估价值补偿费925620元均由被告于淑珍领取，被告于淑珍应给付原告231405元作为其继承祖淑贤遗产的份额。关于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30000元、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120000元，共计150000元，其中50%部分应认定为房屋价值补偿，由原、被告分割，50%部分应认定为对现居住人即被告于淑珍的奖励，参考原告继承祖淑贤遗产的份额，以及上述款项均由被告于淑珍领取，一审法院支持由被告于淑珍给付原告18750元作为原告应享有的权益的补偿。除上述款项以外，被告于淑珍取得的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费4695元、搬家费1600元、设施迁移费（空调）8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20000元、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费80000元，被告于淑珍系诉争房屋被征收时的现住人，故均应归被告于淑珍所有。被告王昕实际取得的设施迁移费（空调）200元、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补偿费436008元，根据二被告协议，均应归被告王昕所有。二被告取得的特殊困难补助均系针对二被告个人困难情况给予的救助，故应归二被告各自所有。鉴于被告于淑珍已经使用补偿款以其个人名义购买了天津市红桥区南岭道与营玉路交口东北侧康和园9-1-1805号房屋、天津市红桥区××道××道××路××号房屋，上述房屋均应归被告于淑珍所有。被告王昕已经使用补偿款以其个人名义购买了天津市××号××号××号房屋，上述房屋相关的合同权利义务均应由被告王昕享有。判决：一、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南岭道与营玉路交口东北侧康和园9-1-1805号房屋、坐落天津市红桥区××道××道××路××号房屋均归被告于淑珍所有，被告于淑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王素芬补偿款共计250155元；二、坐落天津市双青盛逸园3-1-603号房屋、双青盛逸园3-1-903号房屋、双青盛逸园3-1-1203号房屋相关合同权利义务均由被告王昕享有；三、驳回原告王素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50元，由原告王素芬负担6740元，由被告于淑珍负担331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于淑珍是否应给付被上诉人王素芬补偿款250155元。一审法院综合分析证人刘某证言，结合王安福与祖淑贤共同生活的年代及王安福的年龄，认定王安福于1957年建造21平方米房屋时，应处于王安福、祖淑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房屋应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1984年王安福分得的原义丰糖坊名下房屋一间问题，义丰糖坊1957年时即已存在，（84）津红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显示，义丰糖坊名下房屋虽系王安福、周振昌二人以企业名义购置，但该企业1956年合作化时，其房产并未入社，故房屋产权应更名为王安福、周振昌共有，结合证人刘某出具的证言，王安福与祖淑贤系婚后到天津经营糖坊，一审法院认定王安福与祖淑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安福即取得义丰糖坊名下房屋的产权份额，（84）津红证字第4373号析产证明书仅系将该产权份额明确，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安福取得义丰糖坊名下一间房屋为其与祖淑贤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安福名下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号××房屋，建筑面积46.95平方米，该房屋被征收后，其价值直接转化为征收补偿利益中的房屋价值补偿费，该房屋价值补偿费为925620元，该款项为王安福、祖淑贤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是王安福、祖淑贤的遗产范围。王安福生前订立遗嘱，其遗产应按其遗嘱处理，祖淑贤生前未订立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祖淑贤先于王安福去世，故其享有的份额应由王素芬及王安福各继承50%，即其中231405元应归王素芬所有。因房屋价值补偿费925620元均由于淑珍领取，故于淑珍应给付王素芬231405元。关于提前签约一次性奖励费30000元、签约期一次性奖励费120000元，共计150000元，其中50%部分应认定为房屋价值补偿，上述款项均由于淑珍领取，于淑珍应给付王素芬18750元。综上，一审法院判令于淑珍给付王素芬补偿款25015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于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2.33元，由于淑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洪宁审判员  魏道博审判员  李志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文爽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