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03民初4374号原告：王席兰，女，1963年1月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株洲市人，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潘湘安，系株洲市芦淞区神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法定代表人：欧阳泽华，系该公司董事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欧凌励，系湖南百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住，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div>负责人：彭志锋，工会主席。被告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欧凌励，系湖南百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建宁大厦附楼****iv>法定代表人：汤热忱。原告王席兰诉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第三人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刘让武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游紫云担任记录。原告王席兰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湘安，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泽华、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主席彭志锋及两被告委托代理人欧凌励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席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是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原告出资份额为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1.70795%,即16745.22元。（2315000元÷157人＝14745.22元，14745.22＋2000现金入股＝16745.22元）。2、请求解除原告事实委托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在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股金的关系。3、判令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给原告签发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庭审中原告释明为：要求将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股份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原株洲麻棉针织厂（国有）职工；因株洲麻棉针织厂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经主管局株洲市纺织工业局、株洲市经委、株洲市体改委批准，株洲麻棉针织厂于1996年7月8日申请破产，株洲市郊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26日裁定破产还债，（1996）郊经破字第255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结余存量资产（实物）256.5万元，作为职工安置费，但是截止1997年1月21日止原告没有收到应收的破产安置现金，实物资产已经投资入股。1997年4月3日株洲麻棉针织厂“厂字（1997）01号”文件决定，法院裁定结余存量资产（破产职工安置实物资产）256.5万元，其中纺织工业局拥有25万元作为法人股；厂工会拥有231.5万元作为集体股，即破产企业职工157人占有231.5万元，157名职工人均（实物）安置资产则为14745.22元。株洲麻棉针织厂（已经破产）还以株洲市郊区法院裁定结余存量资产职工安置费256.5万元，加上部分职工现金出资29.5万元，共计286万元资产，欲申请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当时在原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职工大会上刘发源宣布破产企业157名职工的231.5万元（实物）安置费由株洲麻棉针织厂工会委员会代持并向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投资入股，会后原告对此无异议。1997年4月期间在刘发源等作为发起人的倡导下，1997年4月下旬，原告向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清算组交纳了准备新成立公司的2000元股金，部分破产职工当时共交29.5万元股金。2016年6月21日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2000元股金补发了《内部股权证》，但是股权上登记入股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这是错误的，原告在1997年4月下旬就向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清算组交纳了2000元股金，加上原告的（实物）破产安置资产入股，原告入股时间应当从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成立时算起。1997年5月20日，原株洲麻棉针织厂工会与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株洲麻棉针织厂工会持有的231.5万元，系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职工安置资产，且投入到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其股权在新企业（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注册成立后由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所持有”。1997年5月21日{株会（97）验字第046号}株洲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和附件二验资事项说明确定，组建事实：拟设立的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由原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后的职工安置资产和重组企业职工以货币资金出资，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出资事实一：株洲市纺织工业局以原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后经株洲市郊区人民法院裁定的原企业职工安置资产25万元作出资，占注册资本的8.74%。实际出资事实二：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以原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后经株洲市郊区人民法院裁定的原企业职工安置资产231.5万元作出资，占注册资本的80.94%。实际出资事实三：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部分原麻棉针织厂破产安置职工）职工个人以货币资金29.5万元出资，于1997年5月16日分别缴存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建南支行宏业分理处（账号：×××00）28.1万元，（账号：×××45）1.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3%。2016年4月7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株国资函（2016）38号”《关于将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8.74%的国有股权无偿划拨至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通知》鉴于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原国有股东株洲市纺织工业局因机构改革被撤销，经研究决定，将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8.74%的国有股权无偿划拨至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现在第三人合法持有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8.74%股权。这样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开办、设立及股东情况第三人是知晓且无异议的，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原告1.70795%即16745.22元股份第三人也是确认的。1997年5月13日刘发源等25名原麻棉针织厂职工申请工商注册登记时，分别持有总注册资本的0.7%—0.37%不等股份共计29.5万元股金，这是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破产职工交纳的股本金29.5万元，刘发源等25人作为设立《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起人申请设立《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其实这些发起人的上述出资持股为虚假出资持股。2016年5月24日起，刘发源等上述25人又分别与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发源等25人（零转让费）无偿转让了上述0.7%—0.37%不等的股份给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现在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持有的这29.5万元股本金中有原告2000元股本金在内，原告请求解除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2000元股份、股金。1997年5月23日经株洲市工商注册登记分局审查批准成立了--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注册资本286万元，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执照注册号：×××-0。2016年6月21日经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变更：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变更为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即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其经济性质也变更为：有限责任，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184285775Ｆ,股东由原株洲市纺织工业局、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株洲中兴针织厂刘发源等25名职工股东变更为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总之，株洲麻棉针织厂经株洲市郊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26日裁定破产还债；当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破产后的株洲麻棉针织厂于1997年4月3号决定将破产结余存量资产（破产职工安置实物资产）256.5万元进行处分，纺织工业局拥有25万元作为法人股；厂工会拥有231.5万元作为集体股；同时还决定破产企业157名职工的231.5万元（实物）安置费由株洲麻棉针织厂工会委员会代持，并向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投资入股，后来延续由现在的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开始其章程等文件中就确认了原告是实际出资人，只是由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原告是原始实际出资人且一直以来没有发生转让、继受。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持原告股权后没有履行股东职责、争取股东权利，损害了实际出资人原告的利益，原告被代持股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没有良好经营，财务账目混乱，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等管理人员有拉帮结派、损害公司利益之嫌疑，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股东权利，据此原告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公司法》第三十一、三十二条、《湖南省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第二条、《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辩称：一、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原告是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双方没有争议，但原告出资份额为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1.70795%,即16745.22元”，系不当诉讼，应予驳回。(一）对于原告系中兴公司实际出资人一事，双方没有争议。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1997年设立时，在收到原告的贰仟元入股出资后，即时向其出具了出资凭证，《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章程》第十一条也明确载明“持有本厂出资证明书者为公司股东”；2016年6月，企业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中兴公司又于6月21日，及时向原告出具了《内部股权证》，并载明了①原告现金出资额为贰仟元；②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内部股东在中兴公司的入股出资由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代为持有等相关内容。(二）原告主张的出资份额计算没有依据。经株洲市郊区人民法院（1996郊经破字第25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株洲市麻棉针织厂破产清算报告》，职工安置费（实物资产折价）是按人平1.5万元、总计171人（合计256.5万元）预留的，其中提出25万元作为株洲市纺织局的入股投资，工厂职工的实际安置费为231.5万元。1997年3月28日全体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的《株洲麻棉针织厂重组方案》及附件《认股说明书》，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界定：该231.5万元安置资金，其中77万元留作集体股，剩余154.5万元作为职工个人量化股；职工按照不同职级和自愿，必须认购不少于最低配额2000元的现金股，方可成为企业股东，否则，其安置费全部作为集体股，不参与企业分红（即仅保留其职工身份而不具有股东身份），因此原告请求量化到个人的出资额和股权份额的计算方式没有依据，其个人现金出资部分（0.2万元），公司已出具《内部股权证》，不存在有任何争议；原株洲麻棉针织厂破产安置资产中用于安置职工并可量化到个人的部分（即上述265.5万元中的154.5万元）的量化时间和方式，按照《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的规定，应由公司的全体内部股东共同商议。(三）不当诉讼，责任在于原告。对于原告等人该项权利的主张，答辩人在多次会议上曾反复解释说明，并建议其向有关部门详细咨询，以释疑解虑。同时，也安排人员多次与该部分内部股东专题沟通。再者，原告作为原企业的安置职工和现企业的职工股东（内部股东），均参加了相关的职工、股东大会，完全知道相关的职工、股东大会，完全知道相关的讨论、决议情况。由此可以说，酿成本案，完全是因原告固执已见，不当诉讼。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确认其为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诉讼请求，双方并没有争议，其所主张确认的出资额和出资份额，系其自身违背事实，计算错误。故此，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二、原告关于解除与工会股权代持关系及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有违安置与合作的初衷，且损害其他出资人(内部股东）的同项权利和公司的根本利益。(一）原、被告股权代持关系产生的缘由。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时，经全体股东大会同意，根据《湖南省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第二十条职工个人出资形成的股权由职工个人持有；企业职工共同所有的资产形成的股权，由职工（代表）大会持有”的规定，由工会和职代会共计25名职工代表（内部股东）代为持有；至2016年5月，工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出于安全考虑，加之受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登记人数不得超过50人的限制，故经职代会（内部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改为统一由工会代持至今。此即原告所述，2016年5月，刘发源等25名内部股东代表零转让费将所代持的157名内部股东的出资股权转让给工会代为持有的事实过程。原告称，该25名职工代表所持有的股金，包含了原告等人的股金，情况属实。但其所称刘发源等25名“发起人的上述出资持股为虚假出资持股”，是违背事实的。其作为公司从始至今的内部股东，参加了相关会议，对此过程和情况，完全知晓。(二）答辩人虽愿意尊重原告的意愿，解除代持关系，但答辩人认为，原告作为公司内部股东之一，主张该项权利，应当以不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内部股东的权利为前提，共计157名内部股东的该项权利应当平等得到尊重和保护。故在原告没有得到本公司股东（本公司工会和第三人兴业公司）的同意，也没有与其他内部股东达成协议，没有取得足够数量的其他股东放弃该项权利的情况下，抢先提起诉讼，实属不当。如仅允许该内部股东（隐名股东）显名化，而使得其他内部股东的该项权利或将无法主张和实现，显然将严重损害该部分内部股东（隐名股东）的平等权利，这是极不公平的，既有违基本诚信，更违背了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安置与合作互助的初衷，由此也将给公司稳定带来严重的结构性影响——公司157名内部股东，尚有五十余人在职在岗/待岗，其家庭、生活、社保等都与公司的存续、发展密切相关。维护、保持企业的稳定，是全体股东的基本义务，也是破产安置资产的根本使命，在这一使命没有完结或基本完结时，任何可能影响安置资产安全稳定、可能损害其他内部股东、职工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妥当的。因此，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因既没有得到公司股东的同意，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其他内部股东（隐名股东）的许可，人民法院应予依法驳回。三、关于原告诉请答辩人为其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的诉讼请求答辩人中兴公司己于2016年6月21日向原告出具了出资收据和《内部股权证》，其请求另行为其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实属错误：1、《内部股权证》已明确了其在本公司有现金出资的事实；2、《公司法》所谓的出资证明书对应的是公司股东，而原告的身份，从法学理论上说，仅系答辩人公司的隐名股东，但现行公司法并没有关于隐名股东这一权利的相关规定，因此，答辩人公司对于原告这一隐名股东，没有为其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的法定义务。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第三人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没有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席兰系原株洲麻棉针织厂（国有）职工；因为株洲麻棉针织厂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经主管部门株洲市纺织工业局、株洲市经委、株洲市体改委批准，株洲麻棉针织厂于1996年7月8日申请破产，株洲市郊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26日作出（1996)郊经破字第255号民事裁定，裁定破产还债。1997年4月3日株洲麻棉针织厂“厂字（1997)01号”文件决定，法院裁定结余存量资产（破产职工安置实物资产）256.5万元，其中纺织工业局拥有25万元作为法人股；厂工会拥有231.5万元作为集体股，加上职工出资29.5万元为个人股（其中包括原告于1997年4月30日支缴纳了股金0.2万元），共注册资本286万元，准备成立了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1997年5月23日，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86万元，其中纺织工业局拥有25万元作为法人股，占注册资本的8.7%；厂工会拥有231.5万元作为集体股，占注册资本的80.94%；加上职工出资29.5元为个人股，占注册资本的10.3%。2016年4月7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株国资函(2016)38号《关于将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8.74%的国有股权无偿划拨至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通知》：鉴于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原国有股东株洲市纺织工业局因机构改革被撤销，经研究决定，将株洲市中兴针织服装厂8.74%的国有股权无偿划拨至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016年6月21日经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变更为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为：股东由原株洲市纺织工业局、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株洲中兴针织厂刘发源等25名职工股东变更为：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五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86万元。股本设置为：（一）法人股25万元人民币，占股本总额的8.74%，由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二）社团法人股261万元人民币，占股本总额的91.24%，由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持有。（其中包括个人股现金股29.5万元人民币，占股本总额的10.3.74%由全体股东（职工）个人持有）。2016年6月21日，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出具了《股东登记》，该《股东登记》登记股权类别为现金股、初持股数为贰仟元、入股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说明中注明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以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由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代全体内部股东持股）和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股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工会持股就是员工持股，是指员工参加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并将经济补偿金或对企业的债权以积极转股，从享有现金补偿或还债转为股权补偿或偿还的一种方式。改制企业职工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选择设立职工持股信托、通过持股公司持股、一股带多股、个人委托等方式进行职工持股。工会、职工持股会直接或代为持股，此类公司发生在1994年《公司法》生效以后，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同时职工又有持股的意愿，所以通过工会和职工持股会的方式对公司进行间接持股。本案中，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成立，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代表职工注册额为261元股权，就属于工会持股。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是名义股东，原告王席兰等职工是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的权益。故原告请求确认原告是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出资额为现金0.2万元，另231.5万元集体股由原告等职工共同共有，分割231.5万元集体股应由公司的全体内部股东共同商议决定，现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全体内部股东已共同商议决定分割到个人的事实，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告王席兰要求解除与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在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股金的代持关系，为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中，因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已为原告签发其缴纳的0.2万元股份的《股东登记》，另231.5万元集体股由原告等职工共同共有，现还不符合分割的条件，故原告要求为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五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86万元。股本设置为：（一）法人股25万元人民币，占股本总额的8.74%，由株洲市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二）社团法人股261万元人民币，占股本总额的91.24%，由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持有（其中包括个人股现金股29.5万元人民币，占股本总额的10.3.74%由全本股东（职工）个人持有）。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因此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厂工会委员会的代持关系，并将其实际出资的股权在公司登记机办理变更登记，因该请求与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符且原告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该主张通过了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席兰是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原告出资额为现金0.2万元，另231.5万元集体股由原告王席兰等职工共同共有）；二、驳回原告王席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元，减半收取109元，由原告王席兰负担59元、被告株洲中兴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本照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判员  刘让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黄辉书记员游紫云附判决书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