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8民终13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维耀，男，198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勇华，女，197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张治国，云南天之泰（景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英，女，198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上诉人郑维耀因与上诉人余勇华、被上诉人葛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20)云2801民初1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维耀、上诉人余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张治国、被上诉人葛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维耀上诉请求：1.判决葛英向郑维耀支付车位转让款55000元；2.判决余勇华就上述转让款其中的4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葛英、余勇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为余勇华与葛英之间对于车位转让款金额最终协商为40000元，视为对《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价款55000元内容的变更。郑维耀认为一审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郑维耀认为，余勇华在代理郑维耀与葛英签订的《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车位转让款55000元没有低于郑维耀的购买价格，未损害郑维耀的合法权益，并且经过郑维耀事后追认。据此，该《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协议书。2.《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上明确写有郑维耀的电话号码，然而葛英从未电话联系过郑维耀。余勇华与葛英在未经郑维耀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车位转让款变为40000元，葛英并据此将转让款直接支付给代理人余勇华而不是支付给郑维耀。余勇华收款后拒不将代收的款项支付给郑维耀，损害了郑维耀的合法权益，属于恶意串通。而一审却认为该恶意串通并损害郑维耀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效，并据此仅仅判决余勇华承担40000元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葛英应当向郑维耀支付车位转让款55000元，然而葛英并未履行协议向郑维耀支付款项，葛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余勇华作为郑维耀转让车位的代理人，在收到其中40000元车位转让款的情况下，未交付给郑维耀，依法应当在其收到的40000元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葛英辩称，郑维耀在第一项中所说的约定的车位转让款是每个55000元。葛英从未和任何人约定车位转让款是每个55000元，此车位在出售之初共有人余光艳报价才每个43000元。福江苑小区二手车位从之前到现在依然有每个40000元的车位出售，而《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上所写的价格是应物业公司的要求写原合同发票价格的这种情况很正常。出售不动产都有评估价格，不是自己想写多少就写多少。郑维耀在第二项中所说：1.没有和郑维耀联系。此车位在出售之初到成交一直都和车位共有人余光艳联系，交易中也有郑维耀出具的《委托书》。交易过程中郑维耀没有告知与余光艳离异，车位归郑维耀所有，在办理车位转让过程中，审核资料看的是车位发票及物业登记信息。2.郑维耀所说的未经郑维耀同意擅自将车位转让款变更为每个40000元。葛英从未和任何人约定过每个车位40000元以外的任何价格。3.郑维耀所说把车位款支付给委托人。交易时，葛英与余光艳对支付方式进行过沟通，余光艳以现在不方便收款为由，而且合同已经签完，要求葛英现场将款项支付给委托人余勇华。余勇华认可收款40000元。4.至于郑维耀所说的恶意串通，更是无稽之谈，葛英是在与共有人余光艳确定好价格和过户办理流程后，委托人才出现。葛英认为交易合法，不存在恶意串通。余勇华辩称，针对上诉请求郑维耀说让葛英向郑维耀支付车位款55000元，不认可。葛英并非是向郑维耀购买车位，而是与案外人周伟红进行协商，以4万元一个车位的价格协商好进行购买。郑维耀也并没有委托余勇华当中介的角色。葛英也没有通过郑维耀去协商购买车位，郑维耀并不认识葛英。葛英是在看到了物业公司手中所有的材料确定了所有权人的情况下，完成了车位的交易。郑维耀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并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针对第二个诉讼请求。余勇华不应当向郑维耀承担4万元的连带支付责任，因为郑维耀早已将车位转让给了案外人周伟红，郑维耀并不享有该车位的所有权。余勇华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郑维耀诉讼请求；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由郑维耀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余勇华有权处分涉案车位，不应向郑维耀退还车位转让款。郑维耀与案外人余某（系余勇华亲哥）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达成了案涉车位的买卖意向并完成交易（支付钱款，签署相应文书落名为案外人余某老婆周伟红）。因案外人余某不在本地且需现金周转，与买家葛英谈妥买卖事宜后，案外人余某授权委托余勇华处理与买家葛英的买卖事宜。处理过程中发现需要郑维耀的授权才能更便捷地进行买卖，余勇华于2018年3月11日找到郑维耀，获得授权委托书后最终与葛英完成交易。后余勇华将所得车位款交付给案外人余某。因该案在之前有相关买卖交易，不存在余勇华无权处分案涉车位，车位款也并非属于帮助郑维耀出售车位而获得的不当得利需返还。案涉车位款是郑维耀与案外人余某间买卖车位的后期产物，郑维耀不享有此笔车位款的任何权利。余勇华与郑维耀在该案前根本不认识，余勇华也没有做过中介帮郑维耀卖车位。余勇华与案外人余某系亲兄妹关系，买卖等相关文书证据以及郑维耀被提交的证据3《委托书》来看，可以得出唯一性结论：1.郑维耀明知涉案两个车位已被其自己卖出，2.郑维耀明知不享有该案卖出车位后产生车位款的任何权利。故，余勇华认为郑维耀在向景洪市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时就存在恶意，其利用司法资源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况明显，涉嫌虚假诉讼。郑维耀辩称，1.郑维耀名下的三个车位（C011、D079、D063）没有卖给任何人，郑维耀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一分钱。2.郑维耀是委托余勇华处理三个车位，至于余勇华收了多少钱郑维耀不清楚，郑维耀没收到一分钱。3.当时郑维耀委托余勇华出售郑维耀的三个车位，郑维耀已经把手上的所有原件一次性交付给余勇华。郑维耀在一审的时候也提到过，也提交过跟开发商购买车位的发票复印件。至于说郑维耀已经把车位卖给周伟红是不存在的。葛英述称意见与葛英对郑维耀上诉状辩称意见一致。郑维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葛英向郑维耀支付车位转让款55000元；2.判令余勇华在上述转让款中已代收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诉讼费由葛英、余勇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9日，郑维耀及其前妻余光艳向西双版纳滨江果园避寒度假山庄有限公司购买案涉地下车位，价款为55000元。2018年3月11日，郑维耀向余勇华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郑维耀现将世纪金源福江苑编号为Ｃ011、Ｄ079、Ｄ063的三个地下车位委托余勇华办理变卖相关手续。2018年3月18日，余勇华代郑维耀与葛英签订《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葛英自愿向郑维耀购买车位号为Ｄ063的福江苑地下停车位，郑维耀保证拥有车位的完全产权，车位价款为55000元，郑维耀需结清该车位交易之前产生的车位管理费用后，葛英一次性将车位款付清。原告将车位使用协议、车位购买发票交付给葛英视为车位交付使用标志。现郑维耀以葛英及余勇华未向其交付车位转让款为由诉至景洪市人民法院。另查明，郑维耀与郑光艳于2013年8月28日解除婚姻关系，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约定位于景洪市个车位归男方所有。余勇华认可与葛英协商的车位价款为40000元，且葛英已经向其支付了该价款。此外，葛英还支付了该车位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物业管理费174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郑维耀向葛英出售西双版纳滨江果园避寒度假山庄福江苑编号为D063的地下车位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可以证明，确认该案车位的出售人为郑维耀、买受人为葛英。而基于郑维耀向余勇华出具的《委托书》及余勇华在《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载明的“郑维耀，余勇华代”的内容，确认郑维耀为委托人、余勇华为受托人。余勇华虽称该车位系由郑维耀出售给其哥哥余勇志且由余勇志出售给葛英，但对于余勇志向郑维耀购买了案涉车位的事实，余勇华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郑维耀、葛英对该事实均不予以认可，故对余勇华的该辩解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的规定，郑维耀虽对于委托事项向余勇华出具了《委托书》，但在《委托书》中仅载明“委托余勇华办理变卖相关手续”的内容，并未对车位的转让款金额、价款的收取方式等内容进行明确约定。郑维耀虽主张曾明确告知余勇华不能以低于55000元的价格出售车位，但郑维耀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对郑维耀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在《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中虽载明车位价款为55000元，但余勇华及葛英均认可实际双方成交的车位价为40000元的事实，且余勇华已经实际收取了该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余勇华作为受托人与葛英之间对于车位转让款金额最终协商为40000元，在郑维耀作为委托人并未在《委托书》中明确设定车位成交价的情况下，应视为双方对于《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价款55000元内容的变更，故确认该案车位的价款为40000元。余勇华认可未向郑维耀交付收到的车位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郑维耀要求余勇华向其支付车位转让款5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400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因在郑维耀出具的《委托书》中并未明确价款的收取人和买受人应当直接向出售人支付价款的内容，葛英基于郑维耀和余勇华之间的委托关系向余勇华支付了车位转让款并无过错，已经全面履行了买受人支付价款的义务。故郑维耀要求葛英向其支付相关款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余勇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郑维耀支付车位转让款40000元；2.驳回郑维耀的其他诉讼请求。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88元（实收），由郑维耀负担188元，由余勇华负担400元。应由余勇华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不另清退，由余勇华迳付郑维耀。本院二审期间，余勇华提交如下证据：1.《房地产买卖契约》1份、《车位转让协议》2份，欲证明郑维耀于2015年12月29日、30日已将房屋及其配套或享有的相关车位出售／转让给了案外人陈倩、周伟红、余某三人。郑维耀明知不享有案涉车位民事权利依然起诉。2.《授权委托书》1份，欲证明案涉车位所有权人余某、周伟红夫妻二人授权余勇华代收车位款。3.《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3份、《商品房购销合同》1份、完税证1份，欲证明原始凭证已经流转到余某手中，并完成交易。4.《收条》1份，欲证明郑维耀已经收到房屋及车位部分转让款40万元，其中房子30万元，车位是10万元，还有4万元债务抵房款，所以总共是44万元。经质证，郑维耀对证据1中卖给陈倩房子及车位499号（合同号）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另外三个车位转让协议上的签字按手印均是郑维耀夫妻俩所签、所按的。另外三个车位转让协议签了后，周伟红没有把钱给郑维耀，郑维耀就叫周伟红把协议撕了，没有看见周伟红撕《车位转让协议》。郑维耀不认可证据2的证据三性，是周伟红、余某、余勇华自己写的。郑维耀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认可证明内容。郑维耀认可证据4中收到陈倩的购房款和车位款40万元，但是不包含另外三个车位的费用。经质证，葛英对余勇华提交的证据1、2、3、4均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葛英对余勇华提交的证据4没有意见。本院二审期间，余勇华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余勇华陈述：498号、497号、496号（合同号）车位出让给周伟红是郑维耀自愿的，当时在场的有郑维耀的父亲、前妻、前妻的男朋友。郑维耀差余某4万元，郑维耀将房子和四个车位一次性以44万元卖给陈倩、周伟红、余某。房子和四个车位总价是44万元，房子和四个车位多少价格没有具体算。给郑维耀钱时扣了4万元，转账给了40万元。2015年12月29日，陈倩、周伟红转账40万元给郑维耀，不清楚是一次性转还是分几次转的，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和收条，应该是转到郑维耀建行的卡中。三个车位卖给葛英497号（合同号）车位（Ｄ063号）一个，另两个车位卖给一个东北人。经质证，余勇华认为证人余某说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可以得到人民法院的采纳。经质证，郑维耀认为没有差余某4万元，不认可一套房子和车位44万元。经质证，葛英没有任何质证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余勇华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车位转让协议》，郑维耀对其中卖给陈倩房子及车位499号（合同号）证据三性没有意见，但不认可另外三个车位（Ｃ011号、Ｄ079号、Ｄ063号）转让给周伟红。本院结合查明的三个车位是郑维耀、余光艳购买，郑维耀、余光艳离婚后协议将四个车位归郑维耀所有；郑维耀、余光艳2011年11月份所购景洪市个车位价款；郑维耀2018年3月18日，委托余勇华变卖Ｃ011号、Ｄ079号、Ｄ063号三个地下车位；余勇华代郑维耀与葛英签订《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转让地下车位Ｄ063号的事实，郑维耀对余勇华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车位转让协议》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余勇华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系周伟红、余某、余勇华单方制作，郑维耀不认可，本院结合已采信证据，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余勇华提交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商品房购销合同》，郑维耀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认可证明内容。本院结合已采信证据，对郑维耀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余勇华提交的《收条》，郑维耀认可证据4中收到陈倩的购房款和车位款40万元，但认为不包含另外三个车位的费用。本院结合已采信证据，对郑维耀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余某证言中转账给郑维耀40万元，卖给葛英三个车位中的一个，即497号（合同号）车位（Ｄ063号）与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郑维耀、余勇华、葛英对一审已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否支持郑维耀的一审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郑维耀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因郑维耀将世纪金源福江苑三个地下车位Ｃ011号、Ｄ079号、Ｄ063号委托余勇华办理变卖相关手续，郑维耀未收到车位转让款而产主的纠纷，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余勇华接受委托后，将地下车位Ｄ063号转让葛英，并代郑维耀与葛英签订《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合同价为55000元，实际收车位款4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郑维耀出具的《委托书》权限不明，郑维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地下车位Ｄ063号必须以55000元卖出。余勇华作为受托人与葛英之间对于车位转让款金额最终协商为40000元，在郑维耀作为委托人并未在《委托书》中明确设定车位成交价的情况下，应视为双方对于《地下车位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价款55000元内容的变更，一审确认该案车位的价款为40000元，并无不当。葛英已实际交付车位转让款40000元给余勇华，受托人余勇华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郑维耀，郑维耀未提供余勇华与葛英有恶意串通的证据，本案支付车位转让款40000元给郑维耀的支付义务人为余勇华，葛英不承担支付义务。余勇华主张本案地下车位Ｄ063号已转让给余某（车位转让协议上为周伟红），但郑维耀不予认可，余勇华提供的地下车位Ｄ063号已转让给余某证据不足，且与本案已采纳证据相矛盾，本院对余勇华此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郑维耀、余勇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元，由上诉人郑维耀负担588元，上诉人余勇华负担5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玲审判员 吕 勇审判员 李 燕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全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