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5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莲，女，汉族，1979年3月3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福洪，男，汉族，1978年2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巍，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福洪，男，汉族，1978年206日出生。托诉讼代理人：张巍，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江州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145055385XH。法定代表人：朱晓萍，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成，重庆季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兰，女，汉族，1964年1月2日出生，该院工作人员。上诉人何莲、熊福洪与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江津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10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莲、熊福洪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在一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增判江津妇幼保健院再赔偿338205.34元，一、二审受理费由江津妇幼保健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已认定江津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其过错与何莲、熊福洪之女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仅判决其承担6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何莲、熊福洪在一审中对江津妇幼保健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及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及程度申请鉴定，完成举证责任，因江津妇幼保健院提交的病历虚假及缺失导致鉴定无法完成，江津妇幼保健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江津妇幼保健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何莲、熊福洪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由其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江津妇幼保健院应对“过错与何莲、熊福洪之女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违反举证分配原则，对于“因果关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而非“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因果关系”的实质是指医疗行为是否系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本案中，双方为查明患者死亡原因，共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尸检，得出鉴定意见为：何莲之女的死因系吸入胎粪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该鉴定意见对于本案责任认定有重大影响，一审却未作评判，系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医疗因果关系鉴定未能实施，不影响对死亡原因的认定，何莲之女的死亡损害后果与江津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一审认定何莲到江津妇幼保健院检查到其女分娩出之间时间较长，与事实不符，系主观臆断。一审中所进行的笔迹鉴定，鉴定人员不具有笔迹鉴定能力，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发生前，何莲在家中进行远程胎监，其2018年6月8日凌晨4时的胎监记录未上传，何莲门诊就诊时自述自觉胎动消失5＋小时，胎动消失说明胎儿出现异常，根本原因在于母体胎盘功能下降引起胎儿缺氧或其他疾病，也与之后对母体胎盘进行病理检验所得出的“胎盘基本结构存在伴退行性改变，见多灶性钙化”的结果相印证，何莲未及时就诊，延误治疗也是造成其女儿死亡的重要原因。故本案中患方原因至少为主要原因，一审判决确定的双方责任比例不当。何莲、熊福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医疗费2326.35元、丧葬费40882元（81764元/年÷2）、死亡赔偿金758780元（37939元/年×20年）、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3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10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900元（100元/天·人×3人×3天）、办理丧葬事宜其他费用1000元、尸检鉴定费18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76388.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莲系城镇户口，原告何莲与原告熊福洪系夫妻关系。2017年10月30日，原告何莲在被告处建围产保健卡，孕期定期进行健康检查。2018年6月6日，原告何莲到被告门诊处检查，检查记录为：孕38周、NST有反应、远程胎监、自数胎动、一周复查、肝功正常等。2018年6月8日8时许，原告何莲到被告处门诊检查，检查记录为：孕周为38+2，血压为129/72，体重为72kg，胎心为139bpm，辅助检查项目为昨晚10+后胎动减少，异常情况及处理为自觉消失5+小时，今晨4点胎监（未上传），考虑胎儿窘迫住院。被告门诊医生开具了住院单，临床诊断：妊娠38+2周G1P0；2CP；胎儿窘迫？；乙肝；高度近视（1000+度）。该院住院病案记录入院时间为2018年6月8日9时4分。原告何莲之女出生时间为10时43分。原告何莲之女产出后于2018年6月8日11时58分转入被告儿科治疗，主要诊断系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症，其他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脑损伤/颅内出血？；代谢性酸中毒；高乳酸血症；低血糖；新生儿贫血；脑疝？”同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前急救转运记录（新生儿）载明：出发时间13:35，到达时间14:48，离开时间15:28，返院时间16:55。初步临床诊断为：1、新生儿呼吸循环衰竭；2、新生儿窒息（重度）；3、HIE1颅内出血？；4、脑疝？；5、新生儿肺炎；6、新生儿败血症？；7、心机损害？；8、先天性心脏病？；9、新生儿贫血；10、凝血功能障碍。主要治疗经过为：患儿生后无反应、心率慢、全身苍白，出生医院立即予窒息复苏抢救，保暖清理呼吸道，气管插管，皮囊加压给氧，胸外心脏按压，肾上腺素静推后心率恢复正常，肤色欠红润，仍无反应，转入新生儿科住院治疗，予呼吸机辅助通气，扩容、止血、抗感染，患儿于14:38出现心率下降至60次/分，开始予心肺复苏、肾上腺素静推多次，心率仍无法恢复至正常。主述及简要病史（陈述需转运的原因）为：患儿现存在呼吸、循环衰竭，现心肺复苏中，病情及其危重，随时有死亡可能，已有脑疝表现，无法转运，无转运指针。原告熊福洪签字表示：了解患儿病情极其危重，随时有死亡可能，拒绝转儿童医院治疗，后果自负。2018年6月8日16时10分，原告何莲之女死亡。原告何莲之女在治疗过程中产生医疗费2326.35元。2018年6月11日，原告熊福洪、被告共同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何莲之女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渝法医所[2018]病理A鉴字第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何莲之女系胎粪吸入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原、被告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各垫付了鉴定费9250元。原告认为该鉴定意见中摘抄的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病理诊断报告是在尸检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由被告单方面提交，且该病理诊断报告的检验不符合规范，送检时间在剖宫产手术后三天，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病理诊断报告书载明：病人姓名为何莲；项目名称为组织病理诊断（江津）；送检材料为胎盘组织；接收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14时59分45秒；大体描述为部分胎盘组织一块，体积8cm×3cm×1.5cm，胎膜面积18cm×4cm，取四盒；诊断意见为“部分胎盘”胎盘基本结构存在伴退行性变，见多灶性钙化，胎膜轻度水肿变性；报告日期为2018年6月12日15时55分14秒。原告何莲之女死亡后，原告要求封存病历。2018年6月9日0点15分，原、被告共同封存了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住院病历复印件。庭审中，被告提交了封存的病历复印件。封存的原告何莲病历复印件共35页（其中有1页为重复复印，实际内容为34页）。封存的原告何莲之女的病历复印件共24页。同时，被告在庭审中举示了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住院病历，原告何莲的住院病历共81页，原告何莲之女的住院病历共32页。审理中，原、被告对封存的病历复印件、被告举示的病历进行一一核对。封存的原告何莲的病历复印件与原告何莲的住院病历对比，缺少入院病历第3页、病程记录、麻醉记录第2页、手术护理记录单、病理诊断报告、护理记录单续页、何莲体温单、长期医嘱记录单、临时医嘱记录单、何莲之女体温单。被告对该缺少部分的陈述为：入院病历第3页系漏印；病程记录因原告何莲尚在治疗，没有规定必须封存；麻醉记录第2页系漏印；手术护理记录单漏印；病理诊断报告的检查时间与胎儿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护理记录单续页、体温单、长期医嘱记录单，不应封存且与胎儿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临时医嘱记录单可以口述，不记录；何莲之女体温单系漏印。封存的原告何莲之女病历复印件与原告何莲之女病历对比，缺少病程记录。被告对该缺少部分的陈述为：病程记录不属于复印的范围。审理中，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出示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住院病历，原告何莲陈述其入院病历的第二页中陈述者签名“何莲”、江津区妇幼保健院麻醉知情同意书中患者签名“何莲”均不是原告何莲本人签名，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申请对前述两处签名是否是原告何莲本人签名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对前述两处签名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渝弘正[2018]文鉴字第14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与分析为：“本鉴定依据司法部SF/ZJD0201001-2010《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D0201002-2010《笔迹鉴定规范》实施鉴定。经在自然光和可见光源下采用放大镜、显微镜分别对检材1、检材2'何莲'签名字迹与样本'何莲'签名字迹的宏观及微观特征进行观察检验发现：1.分别检验。检材1'何莲'签名字迹为黑色墨水笔书写的行书字迹，书写速度较快，行笔自然，特征明显，具备检验条件。检材2'何莲'签名字迹为黑色墨水笔书写的行书体字迹，书写速度较慢，运笔生涩，书写笔画有弯曲、抖动等不正常迹象，但特征明显，具备检验条件。样本1'何莲'签名字迹为黑色墨水笔书写的行草体字迹，笔画简约，可比性差，不具备比对条件。样本2、样本3'何莲'签名字迹为黑色墨水笔书写的行书体字迹，其中样本2为自然样本字迹，样本3为实验样本字迹。整个样本字迹书写水平较高，书写速度适中，行笔自然，特征明显、稳定，字迹特征反映为同一人的书写习惯，具备比对条件。2.比对检验。将检材1、检材2'何莲'签名字迹分别与样本2、样本3'何莲'签名字迹进行比对检验发现，相互间在单字的运笔方法、转折连接动作、搭配比例关系、起手笔动作、笔势笔力等细节特征总和反映为不同人书写习惯的本质性差异，未见实质性符合特征（见附件2：笔迹特征比对表）。”鉴定意见为：前述两处“何莲”签名字迹不是何莲本人所书写。原告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不认可该鉴定意见，认为鉴定程序违法，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此次鉴定产生鉴定费4500元，由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垫付。在原告何莲的病历中，有两份麻醉知情同意书，两份麻醉知情同意书内容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份经前述鉴定不是何莲签名，另一份原告何莲认可为其签名。审理中，原告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即被告在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果有过错其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是多少以及被告是否尽到告知义务，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前述事项进行鉴定。后该中心作出（编号）20191841终止鉴定告知书，因证据争议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说明为：“本案患方提出医疗方存在病历造假之嫌，不具备实施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条件。为避免鉴定争议，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第（六）款'其他需要终止鉴定的情形'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后被告亦申请了医疗过错鉴定。一审法院再次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前述事项进行鉴定。该所作出退案说明：“我院受理委托后，通知医患双方到我所完善相关手续。在我所鉴定人员与医患双方沟通过程中，患方陈述不认可医方所提供的病历资料。因医疗过错鉴定病历是最重要资料之一，缺乏相关病历资料则无法鉴定，参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二项'发现鉴定材料不完整'，故予以退案。”原告因其女儿死亡遭受如下损失：医疗费2326.35元、丧葬费40882元（81764元/年÷2）、死亡赔偿金758780元（37939元/年×20年）、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900元、尸检鉴定费18500元共计822388.35元；原告因其女儿死亡精神遭受较大痛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在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如果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关于被告在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责任须具备四个要件，即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了诊疗行为、患者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与患者所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具有特殊性，由于其高度专业化、显著的实验性、探索型特点，对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过错与患者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一般难以通过普通的生活经验知识去判断，必须借助于专业的医疗损害鉴定来解决。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被告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实施了诊疗行为及原告何莲之女死亡没有争议，但就被告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存在争议。因该争议涉及专门性问题，应当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审理中，原告申请了医疗过错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前述事项进行鉴定，该中心作出（编号）20191841《终止鉴定告知书》，决定终止鉴定工作。后一审法院再次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前述事项进行鉴定，该所认为医疗过错鉴定病历是最重要资料之一，缺乏相关病历资料则无法鉴定，参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二项“发现鉴定材料不完整”予以退案。《中华人民共和侵权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第二十二条，病程记录是指继入院记录之后，对患者病情和诊疗过程所进行的连续性记录。内容包括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重要的辅助检查结果及临床意义、上级医师查房意见……。病程记录的要求及内容：（一）首次病程记录是指患者入院后由经治医师或者值班医师书写的第一次病程记录，应当在患者入院8小时内完成。首次病程记录的内容包括病例特点、拟诊讨（诊断依据及鉴别诊断）、诊疗计划等。《医疗机构病例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依法需要封存病历时，应当在医疗机构或者其委托代理人、患者或者其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对病历共同进行确认，签封病历复印件。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负责封存病历复制件的保管。第二十六条，封存后病历的原件可以继续记录和使用。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病历尚未完成，需要封存病历时，可以对已完成病历先行封存，当医师按照规定完成病历后，再对新完成部分进行封存。《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下列事项:（一）解决医疗纠纷的合法途径；（二）有关病历资料、现场实物封存和启封的规定；（三）有关病历资料查阅、复制的规定。患者死亡的，还应当告知其近亲属有关尸检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发生医疗纠纷需要封存、启封病历资料的，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复制件，由医疗机构保管。病历尚未完成需要封存的，对已完成病历先行封存；病历按照规定完成后，再对后续完成部分进行封存。医疗机构应当对封存的病历开列封存清单，由医患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各执一份。病历资料封存后医疗纠纷已经解决，或者患者在病历资料封存满3年未再提出解决医疗纠纷要求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启封。本案中，原告何莲之女死亡后，原告要求封存病历，原、被告封存了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病历复印件。原告何莲封存病历复印件与原告何莲病历对比，缺少入院病历第3页、病程记录、麻醉记录第2页、手术护理记录单、病理诊断报告、护理记录单续页、何莲体温单、长期医嘱记录单、临时医嘱记录单、何莲之女体温单等。被告辩称封存病历复印件时，被告对已有的病历均已复印封存，有些系漏印、病程记录不属于复印范围等。根据前述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辩称理由不具有合理性，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同时，在被告举示的原告何莲病历中，双方对入院病历的第二页中陈述者签名“何莲”、麻醉知情同意书中患者签名“何莲”是否是原告何莲本人签名存在争议，被告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前述两处“何莲”签名字迹不是何莲本人所书写。一审法院认为，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对其鉴定意见予以采信。被告不认可该鉴定意见，认为鉴定程序违法应当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再次，在原告何莲的病历中有两份江津区妇幼保健院麻醉知情同意书，两份麻醉知情同意书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份经鉴定患者签名不是原告何莲本人所签。综上，可以认定被告在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诊疗行为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侵权责任》第五十八条第（一）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情形。因此，可以推定被告在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诊疗行为中有过错。另外，原告何莲到被告处检查时间至原告何莲之女娩出之间时间较长。原告申请了医疗过错鉴定，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本案系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医疗过错鉴定无法进行，致使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医疗过错鉴定予以查明。被告应对其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可以认定被告的过错与原告何莲之女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大小与其过错程度及其过错与患者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小相适应。被告在对原告何莲、原告何莲之女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责任。由于疾病诊疗活动的复杂性及医学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即使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也应与其过错程度相当，不应过分夸大或缩小。根据原告提供的重庆市母子健康手册，原告何莲在家中进行远程胎监、自数胎动，在2018年6月8日晨4点的胎监未上传，在就医时陈述自觉胎动消失5+小时。原告何莲作为孕妇对自己腹中胎儿因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在自己感觉胎动异常时应及时就医。考虑到原告何莲自身原因，以及造成原告何莲之女死亡原因的不确定性和损害的多因一果，酌情确定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因其女儿死亡遭受的损失问题。原、被告对医疗费2326.35元、尸检鉴定费18500元无异议。原告何莲系城镇户口。原告请求丧葬费40882元（81764元/年÷2）、死亡赔偿金758780元（37939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3000元，酌情确认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为1000元。原告请求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900元，酌情确定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为900元。原告请求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1000元、办理丧葬事宜其他费用1000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不认可，不予支持。上述损失822388.35元，由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493433.01元。原告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就死亡，其对女儿有着特殊情感联系和期望，因此精神遭受较大痛苦，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何莲、原告熊福洪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尸检鉴定费共计493433.01元，扣除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已垫付的9250元，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还应实际支付484183.01元。二、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何莲、原告熊福洪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驳回原告何莲、原告熊福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64元，由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负担7538元，由原告何莲、原告熊福洪负担5026元。限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7538元，逾期未交纳，本院将移送执行，所产生的执行费用自行承担。原告熊福洪已预交12564元，本院退还原告熊福洪7538元。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在审理中申请笔迹鉴定垫付的鉴定费4500元，由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同。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江津妇幼保健院在对何莲及其女儿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情形，依法应当推定其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一审对此已作详细阐明，本院不再赘述。并且，江津妇幼保健院在病历保管和患方签字材料上出现的差错，导致了本案中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未能进行，江津妇幼保健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何莲对其腹中胎儿健康状况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发现异常时未及时就医，也对其女儿死亡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原因力，理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一审判决划分的双方责任比例适当，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何莲、熊福洪和江津妇幼保健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128元，由何莲、熊福洪负担12564元，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负担125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舟审判员 段晓玲审判员 陈 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院印）书记员 余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