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9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三祥，男，195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宪施，武汉市兴泰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同诚现代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云梦县伍洛镇三集同诚服饰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陈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小桥，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丁三祥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同诚现代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3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三祥上诉请求:1.撤销云梦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3民初14号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主体适格是错误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湖北同诚现代化纤有限公司，无论是在经营活动中还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均以“湖北同诚现代化纤有限公司”之名，《营业执照》却看不出是由行政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上诉人所在公司经行政主管部门核准，营业期限：2004年3月24日至2024年3月17日，2017午9月8日再次通过审核。在与被上诉人经营活动中，是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银行转账单》《被上诉人出具的税务发票》，足以证明双方在交易活动中，被上诉人的身份为湖北同诚现代化纤有限公司，上诉人的身份为武汉市兴泰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本案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出库单上的部分签名和部分个人银行账户转账为由，认定上诉人就是本案的诉讼主体错误。二、一审判决罔顾法律、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主观臆断，故意偏袒被上诉人。1.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罔顾法律，没有事实根据，从而变相怂恿偷税漏税的行为。2016年至2017年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成交金额人民币1509065.15元，但向上诉人出具税务发票人民币190000元，余下人民币1319065元的税务发票没有出具，而上诉人如约给付被上诉人货款人民币1282672.5元，尚欠人民币226392.65元。上诉人多次与被上诉人就出具税务发票事宜进行协商未果，其以各种理由推辞。2018年3月30日，上诉人前往被上诉人处就此协商，遭到被上诉人拒绝并将事前打印好的《承诺书》强行要求上诉人签字，因其人多示众，上诉人为了自身保护，迫不得已只得在《承诺书》上签上“争取2018年12月结清”字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由于被上诉人拒绝出具发票，导致上诉人无法抵税，因上诉人坚持守法纳税，由此承担了人民币1319065元税费，因此才有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打印的《承诺书》，只是表述上诉人欠款多少，而对被上诉人没有出具发票这一重要事实故意隐瞒，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退一步讲，假如被上诉人如约提供了税务发票，上诉人就不存行使先履行抗辩权。2.一审事实认定主观臆断。在本案一审质证中，被上诉人已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营业执照》《出库单》《税务发票》《银行转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该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经营活动中，上诉人的身份地位，双方交易履行地，被上诉人未出具税务发票几点事实的存在。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存在异议，被上诉人又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真实性，所以根据证据盖然性优势原则，应对上诉人证据进行确认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判决。一审采取双重标准，对上诉人的身份地位、双方交易履行地的情形，认为没有合同约定。而对被上诉人没有出具税务发票，上述人无法抵税的主张，原审显得无知，对税费收取抵扣的基本常识一无所知，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理由，并主观臆断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出具税务发票，双方有口头协议约定。不难看出，对上诉人有利的就认定为没有协议，不利的就认定为有协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金，归责意图明显。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出具税务发票而没有，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过错方在被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被上诉人也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四、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导致判决错误。同诚公司辩称，一、关于主体问题。1.答辩人是本案中的商品出卖人，因出库单上写的是化纤公司，被答辩人打款也是打到答辩人账户，故答辩人是一审原告主体身份，毫无疑问，如果被答辩人认为不是跟答辩人在做生意，可以举证证明是跟其它公司在做生意。2.被答辩人是一审被告主体身份。因双方生意往来一直是被答辩人在与答辩人一方联系，一直是以被答辩人个人身份在与答辩人联系，被答辩人从没有向答辩人说明开什么公司，代表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话，答辩人从不知道被答辩人开有什么公司，并且双方联系都是被答辩人一个人在与答辩人联系业务，从没有第二个人与答辩人联系业务，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被答辩人是代表公司，没有表见代理的任何依据。即使被答辩人曾经以兴泰公司向答辩人打款，但是整个打款频率高的是丁三祥，而以兴泰公司打款毕竟是少数，以哪个公司名义打款并不能说明就是该公司的业务，如果被答辩人以多个公司打款，岂不是多个公司都是主体，显然没有道理。而且最终结算签字是丁三祥，丁三祥写的是本人承诺，没有写公司，所以本案的业务往来相对方就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二、关于下欠款项以及税票问题。1.对于下欠的货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账均没有异议，双方记账单上的数额是一致的。双方的争议就是开具税票的问题，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没有开具税票，故不愿意支付下欠款。答辩人认为如果开具税票应当再支付税票金额6%的费用。从被答辩人记账单上可以看出，只要开具税票，则要收取税票金额6%——7%的费用，这个交易习惯在被答辩人的记账单上可以显示，并且下欠款226392.65元包含已经开具税票的费用。这个包含税票的数额已经被答辩人确认。故双方交易习惯是买卖货物价格不包含税票费用，如果开具税票，由被答辩人提供公司名称，数额，答辩人就会开具税票，然后按照税票金额的6%——7%收取费用，没有付费用就将费用计入下欠款中。双方都是这样记账的，所以双方记账的数额是一致的。被答辩人称答辩人不开具发票没有任何依据，只要被答辩人要求开具发票，答辩人在加收费用之后都会开具，不存在不开具税票的问题。现本案下欠款是在被答辩人没有要求开具税票的情况下总计出来的，如果开具税票，下欠款金额则不是这个数额。被答辩人偷换概念，明明自己没有要求答辩人出具税票，反而在支付下欠款时，认为答辩人应出具税票，没有依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同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丁三祥支付货款226392.65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12451.69元（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11月1日），后期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丁三祥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同诚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服装用化纤、服装、纤维棉、玩具、五金机械生产、销售等。武汉市兴泰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丁三祥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开始，丁三祥开始在同诚公司购买涤纶短纤。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丁三祥需要货物时，通过电话与同诚公司业务员联系，协商一致后，由同诚公司将货物交给物流公司承运，送至丁三祥指定的地点，或者由丁三祥到同诚公司自提。丁三祥收货后在同诚公司的《销售出库单》上签名，并将货款从个人账户或从兴泰公司账户转至同诚公司会计汤丽霞个人账户。丁三祥如果需要增值税税票，则应向同诚公司按票面金额的6%——7%支付开票费用。2016年，丁三祥从同诚公司购货6次，共计货款551838.7元，其中2016年3月23日丁三祥购货金额为109785元，其笔误统计为109485元，丁三祥统计2016年度应付货款为551538.7元。2016年5月18日，丁三祥要求同诚公司开具了金额7万元的增值税票据，按双方约定应支付开票费用4200元，丁三祥截止2017年1月16日向同诚公司付款8次支付555738.7元（551538.7+4200），双方2016年度账目全部结清。2017年，丁三祥从同诚公司购货12次，共计货款957526.45元，2017年3月，丁三祥要求同诚公司开具了金额12万元的增值税票据，应支付开票费用8400元，丁三祥在2017年度向同诚公司付款739533.8元，欠款金额为226392.65元（957526.45元-739533.8元+8400元）。2018年3月30日，双方结算后，丁三祥向同诚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于2018年12月结清欠款226392.65元。逾期后，丁三祥一直未支付货款，双方以致成诉。一审法院认为，同诚公司、丁三祥之间虽未签订正式的合同,但双方依交易习惯形成涤纶短纤购销业务往来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丁三祥认为自己不是适格被告、被告应为兴泰公司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与同诚公司协商购买货物的是丁三祥，出库单上签字的收货人是丁三祥，付款大部分也是通过丁三祥的个人账户支付，与同诚公司结算、出具付款承诺书的人也是丁三祥。丁三祥虽为兴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一直没有以兴泰公司的名义活动，虽然同诚公司将部分货物送至兴泰公司，但也是依照丁三祥的指示，故丁三祥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丁三祥的此辩论意见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丁三祥辩称因同诚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所缴纳的税款已抵扣所欠货款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丁三祥提供的进货、付款情况统计表中，明确记载“未算税款”等字样，且丁三祥在庭审中确认的欠款金额也包含了应支付的开票费用，充分证明同诚公司、丁三祥双方的合同价格中不包含开具增值税发票费用，如需提供增值税发票应支付费用，且在2013年至2016年间，双方的货款结算一直依此交易习惯办理。现丁三祥又以同诚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不支付货款，显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丁三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同诚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其多缴纳税费，故对此辩论意见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同诚公司要求丁三祥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和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对该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判决：丁三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湖北同诚现代化纤有限公司货款226392.6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26392.65元为基数，支付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83元，由丁三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丁三祥对于欠同诚公司货款226392.65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由于同诚公司不开具增值税发票，没有履行义务，所以其不支付所欠货款，是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买卖合同中，主要义务是一方支付标的物，另一方支付价款，合同抗辩的范围仅限于对价义务，一方不履行对价义务，相对方才享有抗辩权，支付价款义务和开具发票义务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务，前者是主要义务，后者并非主要义务，二者不具有对等关系，只有对等关系的义务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如果不是对等关系的义务，就不能适用先履行抗辩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丁三祥、同诚公司之间显属买卖合同关系，同诚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货物，丁三祥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且双方并未约定将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多次交易中亦未形成将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支付货款前提条件的习惯，丁三祥不能以同诚公司未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抗辩其支付货款的义务。故丁三祥应向同诚公司支付货款226392.65元。一审法院对其他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重复说理。另经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并未违法。丁三祥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丁三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83元，由丁三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伟审判员  戴捷审判员  鲍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喆书记员程思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