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5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洪象，男，198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环，女，198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治友，男，195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青芝，女，195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更显，河北沧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运霞，河北天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刚，男，198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茹娜，河北卓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2— 上诉人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因与被上诉人常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1民初1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常刚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常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案由为排除妨碍纠纷也即侵权纠纷，审理上诉人一方是否侵权的基础是建立在常刚是否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之上的。本案中因双方对争议土地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且部分证据还具有重合性，无法单纯从证据表面形式上判断出孰是孰非来，为了查明案情的需要，上诉人一方依法提交了本案利害关系人李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出庭申请书，而一审法院对此却置之不理，在没有任何释明的情况下直接开庭审理的做法严重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依法应予纠正。2、本案为排除妨碍纠纷，在双方对同一地块土地使用权发生严重争议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中止本案审理，告知双方应当另行提起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待另案生效判决作出后再行恢复本案的审理才对，一审法院却越俎代庖的直接行使了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力，把自由裁量权无限放大的做法是对法律制度的不尊重，更是对程序正义的漠视。3、上诉人在开庭中曾就拟证明上诉人一方将存款提出后用于购买争 —3— 议地块的相应证据因在泊头建行存放无法自行获得而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依法调取，一审法院对此未予答复的做法也是变象剥夺上诉人的举证权。二、一审判认定事实不清。1、双方争议地块亩数为上诉人方主张的6.456亩而非常刚主张的6.8亩。两者之间相差近0.5亩，如此大的差距一审不予查明是极不负责任的。2、双方据以主张的依据之一均是李某和他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区别在与常刚手中持有的是原件，上诉人手中持有的是在复印件上又有李某书写的与贺洪象共同出资的字样。在原件和复印件上李某的签名字迹笔体是一致的，从而可以认定上诉人手中复印件的真实性。反之，在李某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又怎么能认定常刚手中的证据是真实的呢？3、上诉人和李某签署出资合作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8月25日购买该地块的当天，转账记录也是当天，说明上诉人购买该地块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不可质疑的，反观常刚提供的证据来看，《土地转让合同》中转让费603000元的书写是有涂改痕迹，并且常刚不能提供该笔款项的转账记录，对于如此大的交易行为漏洞，一审判决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判决由常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却以转让金额高于原土地价款的莫名其妙的理由直接认定交易真实性令人匪夷所思。4、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能证实常刚并非善意第三人，其购买的方式也非合法的支付对价，而是因李某借了常刚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而被迫以土地折抵而来，对此常刚也是心知肚明的。 —4— 5、上诉人在自己享有的土地上排除他人的妨碍行为是合法的而非侵权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审理程序有误，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改判。 常刚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途径有二：（1）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时，自行提起诉讼；（2）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时，自行申请或者法院认为有需要时通知。上诉人无替代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申请权。2、本案一审开庭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一审法院随开庭传票送达的举证通知书第九条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的七日前书面申请本院调查收集证据”，上诉人在开庭时即2020年5月29日当庭提交调取在泊头建行存放的证据申请书，在2020年5月27日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1、102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有权不予采纳。上诉人不正当使用其取证的权益，不能合理合法提交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9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的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自李某与常刚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并收到常刚的603000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时，常刚依法依约已经善意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之规定，本案不含有中止诉讼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定期开庭审理本案的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1、李某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受让方均为李某一人，且仅有李某一人作为乙方签字。常刚已经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庭出示原件佐证。上诉人一审当庭出示的李某与蒲金生、蒲金国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在合同尾页最下部记载有：“李某，于贺红象共同出资人民币105600元，大写壹拾万零伍佰陆拾陆元整。2017.8.25”。该项记载中小写金额与大写金额不一致，且上诉人提交的李某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1）在合同尾部记载的“贺红象”与本案“贺洪象”不一致，记载显失真实性；（2）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受让方均为李某一人，李某为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其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常刚合理合约合法，上诉人破坏林地的行为实属对常刚的侵权；（3）记载即使为真，出资金额及证明目的为何尚不明确，不能证明贺洪象出资是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不能证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蒲金国、蒲德福等人将各自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上诉人，即不能证明上诉人拥有案涉土地使用权；（4）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出资合伙协议》载明上诉人贺洪象出资20万元，与该记载明显不一致；（5）未经鉴定，上诉人称原件与复印件上 —6— 李某签名字迹笔体一致，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6）上诉人并不能提供涉及上述记载的合同的原件及摁红手印的原始记载。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常刚当庭出示的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原件的真实性，事实认定正确。2、常刚与李某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协议》，以603000元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依据上诉人主张的李某与贺洪象共同出资40万元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常刚购买价格高出20多万元。根据我国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合理的对价仅针对出让人将其动产与不动产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受让人时，受让人不属于善意取得。而并未禁止出让人将其动产与不动产以不合理的高价转让给受让人。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认定常刚与李某的交易属双方平等自愿的真实交易，合理合法。3、虽然常刚与李某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转让费小写金额有涂改痕迹，但是可明显看出原来写的是6003000元，更改后是603000元，并且有大写陆拾万叁仟元及收条加以佐证转让费金额。可知该项记载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书写有误当即更正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单独一方擅自更改的可能性。因当时李某正涉身多个执行案件，其名下银行卡已被冻结，一旦钱款入账便会被执行，因此应李某要求，常刚向李某交的现金，李某出具的收条。综上，常刚认为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合理，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采纳证据充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7— 常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9年5月8日，常刚与李某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将位于沧县的部分林地流转给常刚经营，现合同已经生效。常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四被告无故闯入常刚承包的林地，阻止常刚经营并破坏林地内设施、拆除围挡、砸破门窗且在常刚承包经营的林地上擅自种植苗木，给常刚造成经济损失。四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常刚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常刚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各被告停止对常刚承包林地的侵害，排除妨碍、移走各被告擅自种植的苗木并赔偿常刚损失10000元。 常刚为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17年8月25日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2019年5月8日常刚与李某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2019年5月8日李某向常刚出具的收条，以证明常刚已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视频6份以及经常刚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常刚与本案各被告在高川乡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现场勘验笔录，以证明被告无故闯入常刚承包的林地、破坏林地内设施、阻碍常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常刚经济损失。3、2020年1月13日、2020年1月18日常刚与李某的通话录音两份，以证明李某与被告贺洪象之间的纠纷与常刚无关。 四被告共同辩称，贺洪象与第三人李某系朋友关系，双方共同协商以李某的名义与沧县位村民分 —8— 别达成了土地流转合同并交付400000元，其中贺洪象与李某各出资200000元，取得涉案土地共计6.456亩。贺洪象和李某在该块土地上正常经营树木交易至今。2019年的7、8月份风闻李某将该地块私自转让给其他人，直至2019年的10月18日，李某向贺洪象、刘玉环承认该地块确实已经转让给常刚，但对转让方式未与说明。李某称因其欠常刚高利贷不能归还，将土地抵押给常刚，而非出让，以后有了能力再要回该土地。我们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进入争议土地，按与李某的约定将土地一分为二，北面归李某，南边归贺洪象，确定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因常刚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将贺治友、卢青芝打伤，对于常刚的侵权行为，我方是保留反诉或者另行起诉的权利。贺洪象、刘玉环夫妇对涉案土地拥有合法使用权，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经营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常刚未经被告允许，擅自堵门私拉围挡，拔掉竹竿墙、树木，以及殴打各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常刚的诉讼请求。 四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7年8月25日出资合作协议；2017年8月25日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2020年3月6日租赁土地使用证明，以证明以李某名义购买涉案土地及贺洪象方与李某对该块土地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同所有。2、2019年5月18日刘玉环、 —9— 贺洪象与李某谈话录音，以证明常刚与李某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3、刘玉环、贺洪象个人银行账户查询单，以证明二被告将转让款转入李某指定账户。 四被告对常刚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于证据1中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我们是参与其中并且是知情的，在我们手中还有另外一份合同，特别标明了是在购买以上四人的土地当中贺洪象一方是实际出资人。对证据1中李某与常刚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由于合同转让方李某并未到庭，无法核实签字是否是其本人书写，该合同上转让的亩数和我们掌握的亩数不一致，争议地块实际为6.456亩，转让费是否实际交付均无从查起。对证据1中2019年5月8日李某向常刚出具的收条有异议，该收条是否由李某所出具，目前无从查起，按照交易习惯，常刚支付给李某603000元巨款，应当是同时附有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故此我们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中经常刚申请法院调取的常刚与本案各被告在高川乡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对于被告贺洪象、刘玉环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意见，该询问笔录上仅是派出所对双方当事人陈述的记载，并没有断定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归属，因此常刚所陈述的对于围挡彩钢板的拆除行为是否侵权，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中六段视频真实性没异议，但是对 —10— 于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视频中的人物没异议，本案争议土地是被告贺洪象和李某共同所有，被告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行使的任何权利均是属于合法有效的，我们不存在侵权。对证据3中的通话录音内容上并不能推断出常刚和李某关于涉案的土地是否存在争议以及解决方式达成合意。2020年1月13日的通话录音中，李某均是说“我给他一定给他”，但未明确给钱还是给地。该时间点是被告方知道李某私自转让给常刚方土地后的争议正在协商期间，被告在此期间并没有答应给常刚及第三人李某说我方要多少钱，我们只是索要我们的土地，故该证据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 常刚对四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于证据1中出资合作协议有异议，无法核实此份协议是否是李某自愿签署，且该协议第二条甲乙双方共同拥有上述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已经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1中《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三性均不认可，在每份合同底部写有共同出资等字样中的贺红象与被告贺洪象并非同一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实被告的证明目的，而且合同底部书写的字样无法证明实际由谁书写，也无法证明该字样形成的时间，应与我方提交的合同原件为准，而且被告在陈述时已经表明实际受让方只有李某一人，并未附有实际的出资证明。对证据1中租赁土地使用证明不认可，被告无法证明该证明实际由谁书写，是否是其真实意思的表 —11— 示，且该证明形成时间在常刚与李某签署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时间之后，证明内容无效，而且该证明内容是被告贺洪象与李某之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与常刚无关。对证据2中对谈话录音不认可，无法核实录音中各方当事人实际身份，而且录音中的争议款项和争议土地无法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且系李某与被告之间的纠纷，与常刚无关，常刚已经提交录音，也能够证实常刚并不知晓被告与李某之间存在何种争议。对证据3中个人银行账户查询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证明该两笔款项的实际用途。 一审认定事实：常刚提供的证据1、2、3来源真实，证据间相互印证，证实了常刚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四被告进行入涉案土地妨害常刚生产经营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的合同内容与常刚提交的证据1中《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一致，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被告贺洪象在合同复印件上单方自书内容所证明被告贺洪象与李某共同享有涉案土地的相关权利的事实不予认定。另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租赁土地使用证明形成时间为2020年3月6日，该时间在四被告首次在案涉林地拆除围挡等妨害行为之后，且李某是案涉土地流转的利害关系人，不能确定证明内容是李某真实意思的表达，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被告刘玉环、贺洪象与李某谈话录音，李某是案涉土地流转的利害 —12— 关系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实该录音的形成时间及是否系李某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能证明常刚与李某在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时已经知道李某和被告贺洪象共有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不能证明常刚与李某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个人银行账户查询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实被告贺洪象将此笔款项用于涉案土地，一审法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5日,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和蒲金国、蒲德福签订了《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土地和流转款项共计400000元义务，李某取得位于沧县块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分别为东至蒲保龙，西至廊泊路，南至王码头王希杠，北至马胜利，长73米，宽10.8米，计1.1826亩林地；东至蒲子龙，西至廊泊路，南至蒲宝利，北至蒲德福，长74.5米，宽13.05米，计1.458亩林地；东至蒲宝安、蒲子德，西至廊泊路，南至蒲金国、蒲金生，北至蒲德森，长75米，宽15.66米，计1.761亩林地；东至蒲保书、蒲子德，西至廊泊路，南至马胜利，北至蒲金国、蒲金生，长75米，宽18.27米，计2.055亩林地。2019年5月8日，常刚与李某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将上述四块林地即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并转让给常刚。当日，2019年5月8日，李某收到常刚 —13— 交来的涉案土地流转费款603000元后向常刚出具收条，常刚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自2020年1月6日，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以其对案涉林地拥有承包经营权为由到该林地种植苗木并拉起铁丝网，数次拆除常刚已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林地围挡，妨害常刚对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常刚已就四被告的妨害行为向公安机关报警。 常刚于2020年5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停止对常刚承包林地的侵害，排除妨碍、移走各被告擅自种植的苗木并赔偿常刚损失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法律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案涉林地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常刚因上述合同取得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常刚的承包经营权应受到法律保护。常刚向李某支付林地流转价款603000元，该金额高于李某取得涉案土地价款，该价款应认定为合理。即便存在贺洪象所称其与李某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同所有承包经营涉案林地的情形，但常刚依据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和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其有充分理由相信李某对涉案林地具有处分的权利，并已支付合理价款，能够善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提交 —14— 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常刚存在恶意而致合同无效。对贺洪象称其与李某对涉案土地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同所有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常刚取得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后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侵犯其权利的行使。贺洪象擅自在常刚的承包地内种植苗木，拆除围挡，系侵权行为。就贺洪象所称其与李某共同出资受让对涉案土地享有的相关权利，二者之间是合伙法律关系，二人约定不能对抗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实际占有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善意第三人即常刚，贺洪象应就与李某之间的个人合伙纠纷向李某主张相关权利，而不应以种树、拉起铁丝网、破坏涉案林地设施等侵权行为妨害常刚对该地生产经营，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常刚要求被告停止对常刚承租林地的侵害，排除妨碍、移走各被告擅自种植的苗木，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常刚主张经济损失10000元，其未提供证据证实经济损失实际发生的金额，对此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拆除铁丝网、移走各被告擅自种植在常刚承包林地内的苗木；如被告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时间内不予移走擅自种植在常刚承包地内的苗木，常刚可自行清除；二、被告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自本判决生效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妨害常刚对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 —15— 权；三、驳回常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共同负担25元。 本院二审期间，贺洪象等四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到庭作证，其证言主要内容：“我与常刚于2019年5月8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不是出于我本人自愿签订的，是常刚和李明均胁迫我签的，我没收到过常刚给付的土地转让款，当时我也跟常刚说了，这地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跟贺洪象一起买的，不能把贺洪象的都写进来，而且地里还20多万元的树苗，垫土、盖房、买家具、安水电等也花了30多万，这些价值己经不止60万元，但是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合同内容和收据上的字都不是我写的，他俩写完了让我签字摁手印。地是以我的名义跟**村民签订的合同花40万买的，我给四户村民打款，贺洪象给我打款20万。后来常刚和李明均又威胁把我的宝马车强行开走了，到现在也没有下落，后来他俩又胁迫我给常刚打了一个34万现金借款收条，李明均担保，让我给李明均打了一个13万的现金借款收条，常刚担保，这些钱我都没收到过。我出于害怕，一直没有报警，直到我人身受到威胁，他俩用刀把我捅成轻伤后我才报警，一直等待派出所作出处理。后来派出所告知我，常刚被行政拘留5日，李明均被刑事拘留”。另，李某证言内容：“2019年5月8日的收条下面的签名和日期是我写的，手印是我按的，收条上的其他内容不是我写的”，对2019年5月8日的收条中“收条以及今收到常刚廊泊路603000 —16— 元”，李某称：“我不知道，我没看内容”。对李某与常刚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李某手中是否有，新加的第十二条内容是否了解，李某称：“我没有，签名和手印是我的，新加的那条内容我知道”。对常刚持有的李某与马胜利等人签订的四份土地流转合同，李某称：“乙方签名是我写的，甲方是农户签的，土地亩数是甲方写的，钱数是我写的。…（上述合同）是我写的，我认可。没有不一致的”。 贺洪象等四上诉人质证意见：证人证言合法有效，还原了原始的交易记录，对证人证言我们认可。 常刚质证称：经与证人核实，已经确认证人在与马胜利等人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时，并未在合同尾部书写李某与贺洪象共同出资多少元、大写金额及时间，因此，常刚在与李某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时，看到李某手中的合同为没有在合同尾部书写任何内容的即常刚手中的合同原件，常刚不知上诉人与李某的关系，并不知情上诉人对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的出资情况，其在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时为善意，依据法律规定，常刚善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李某所称收条是其按手印，收款人及时间均为其亲笔书写，因本案案涉金额为603000元，非同小数，李某在按手印时不可能不知收条的内容，常刚是在李某的许可见证下代为书写的收条内容，如李某不认可该内容，则不可能在收款人处签字并按手印。李某在与常刚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第十二条，有李某亲笔书写的 —17— “土地转让完以后甲方（李某）的任何债务纠纷与乙方（常刚）的土地无关”，李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其签字按手印的法律后果，常刚有理由认为李某与其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诚心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2017年8月25日,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和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2019年5月8日，李某与常刚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的内容，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9年5月8日，李某作为转让方，常刚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了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常刚提交了2017年8月25日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和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李某到庭作证的证言亦证明上述《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性，上述证据证明李某有权将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常刚。贺洪象等四上诉人主张其与李某之间是合伙关系，四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与李某系出资合作关系，因常刚提交的2017年8月25日李某分别与蒲保利、马胜利、蒲金生和蒲金国、蒲德福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中并没有记载贺洪象等四人是受让人，即贺洪象等四上诉人与李某之间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存在出资合作关系是其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常刚；如李某侵犯了贺洪象等四上诉人的权利，贺洪象等四上诉人可以向李某主张权利。二审审理中，李某虽出庭作证，称其与常刚签 —18— 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至本案审理期间，李某与常刚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并未撤销；且常刚是否履行了给付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中土地转让款的义务，不影响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故常刚依据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主张排除贺洪象等四上诉人对常刚承包土地的侵害，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贺洪象、刘玉环、贺治友、卢青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范秉华 审判员  潘艳辉 审判员  王兰英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