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0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善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笳，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玲玲，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水法，男，195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芳，女，198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君，浙江杭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水法、汪芳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3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汪水法、汪芳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汪水法、汪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汪芳不是天晴公司的股东，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对天晴公司不享有分红权，一审判决天晴公司支付汪芳分红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公司法第四条明确了股东盈余分配的权利依据，同时也说明盈余分配请求权的主体应当是公司股东。本案涉及的公司盈余分配是2014年7月至2017年6月，即天晴公司“重组”之后，故本案适格的原告应具有公司“重组”后股东的身份，而根据2014年7月8日签订并经工商局登记备案的《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章程》，汪芳不是天晴公司的股东，无权请求盈余分配。2.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汪水法、汪芳签署的《浙江中卫医药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备忘录》第五条激励方案约定“为激励原股东在短时间做大做强公司经营规模，拟考虑在新公司成立后前三年的销售收入(包括全部生物制品业务、化学药和其他药品纯销和分销业务)环比增长率不低于200%、60%和40%；每年的销售净利润率不低于1.3%且其中的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达3%以上，则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超过3%以上部分收益由原股东享有”，该激励条款设置的目的和条件是激励原股东在短时间做大做强公司经营规模，在天晴公司完成重组后，汪芳已不再是公司股东，也未在天晴公司工作，没有为天晴公司经营规模的做大做强作出过任何贡献，故汪芳不应享有相关激励。二、天晴公司股东会尚未就利润分配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判决天晴公司向汪水法、汪芳告分配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和《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利润分配方案应由董事会制定，由股东会审议批准。汪水法签字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规定“3.专项奖励基金核算在达成第‘1’条两个考核指标的前提下，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按照期间费用平均分摊到各类业务上的方法计算)超过3%对应的净利润额，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依法纳税后剩余部分，由股东大会作出利润特别分配方案，由原股东享有特别分配权”，该议案后经2015年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由此可见，汪水法明确知道利润特别分配的前提之一是股东大会作出利润特别分配方案。2.天晴公司股东2015年形成的《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决议》、2016年形成的《第三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仅规定了专项奖励分红的计算原则，但并未明确规定利润分配的具体数额。法律所规定的“具体分配方案”应当具有即时性，不应将2015年1月(此时尚未产生分配事项)的股东会议案“嫁接”到2015年底、2016年和2017年的分配中。故天晴公司尚未形成“具体分配方案”。3.天晴公司及其相关股东并未对汪水法行使股东权利设置任何障碍。事实上，天晴公司对利润分配进行过测算，汪水法也与其他股东就利润分配进行过讨论，但汪水法既不同意测算结果，也未将其认为的分配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造成公司其他股东也无法分得利润。而汪水法完全有能力就特别分红具体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利润分配条件尚未成就。三、一审法院认为“天晴公司辩称生物制品的利润率应扣除专门为生物制品支出的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依据不足”错误。1.《浙江中卫医药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备忘录》和《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中都明确特殊分红是“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超过3%部分对应的净利润额”，根据会计计算规则，生物制品业务单独计算净利润时，应当以生物制品的收入减去生物制品的成本及其专有费用，生物制品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应当在计算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时被扣减。2.2017年5月，汪水法与庄兴龙董事长也口头就“生物制品产生的利润减去为生物制品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返利、医院活动赞助、回扣费用”这一原则再次作出确认，且汪水法也于2017年7月20日书面明确了这一原则。汪水法一直未对该原则提出异议，只是对相关扣减费用提出异议，可见，汪水法对扣减生物制品专有费用的计算原则是明知且认可的。四、2017年1-6月份销售指标尚未达成，一审判决天晴公司支付2017年1-6月的特别分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浙江中卫医药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备忘录》和天晴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奖励分红与公司全部产品总体销售收入、盈利状况以及生物制药利润情况紧密关联，即进行奖励分红要求公司销售总收入(即主营业务收入)达标、总利润率超过1.3%、生物制药业务净利润超过3%。按照股东会通过的概算计算，2017年销售收入应达到45991万元，2017年上半年销售收入指标应达到22995.5万元，汪水法对此从未提出调整提议，第三阶段即2017年1-6月应按此标准考核。事实上，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仅为17691.8万元，未达到考核指标，天晴公司无须向汪水法支付特别奖励分红。五、一审判决从天晴公司支付给汪水法分红奖励款150万元之次日即2018年4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上述第二条的分析，盈余分配的条件尚未成就，天晴公司尚无须支付分红款。天晴公司仅仅是因为汪水法当时急需资金，出于帮助解除汪水法资金危机的目的，于2018年4月20日向汪水法预付了奖励分红款150万元，这并不能成为将2018年4月21日作为计算逾期支付分红款利息损失起点的理由。 汪水法、汪芳共同答辩称，天晴公司与汪水法、汪芳的特别利润分配关键证据为：2012年12月合资各方签署的《浙江中卫医药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备忘录》、2015年1月16日汪水法、汪芳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2016年1月13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提取专项奖励基金考核指标的议案》对考核标准中的销售收入指标进行了调整，在这三份文件中，天晴公司与汪水法、汪芳之间的约定是清楚的，应当执行。除此之外，本案双方当事人始终没有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一致意见，特别利润的分配应当严格按照双方的书面约定执行。另，一审判决认定汪水法、汪芳应得到的分红款具体金额，源于天晴公司委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对天晴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经营情况进行的审计报告等证据。一、汪芳完全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1.《备忘录》及《议案》均约定了汪芳是特别利润分配的权利人。在《备忘录》中汪芳是签订协议的丙方，《议案》第三点明确约定“原股东享有特别分配权”。2.天晴公司认为汪芳在出让股权后就没有为公司做大做强作出过贡献，所以没有特别利润分配权，但所谓“做大做强”就是在汪芳原有股权的基础上的形成的。汪芳的特别利润分配权利是其同意出让股权的重要前提，是经过双方一致同意并进行书面约定的，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可以推翻双方意思自治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汪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享有实体权利的认定正确。二、天晴公司主张盈余分配前提条件未成就没有事实依据。在《议案》中确实有“由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利润分配方案，由原股东享有特别分配权”的表述，但天晴公司以此来主张特别利润分配前提条件没有达成曲解了双方约定的原意。首先，天晴公司的大股东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2017年以后，公司从未召开过股东会。汪芳在股权转让后只保留了特别利润的分配权，而汪水法是公司的小股东，从未收到过公司股东会召开的通知，从未参与过股东会，从未进行过股东会表决。依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董事长是股东会议的主持人，而天晴公司的董事长由大股东委派，董事会也是由其占据多数席位进行控制，汪水法、汪芳完全没有能力要求股东会通过特别利润分配方案，故股东会没有召开的责任完全在天晴公司。其次，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且是天晴公司应尽的义务。在《议案》的第4条专项奖励基金支付中明确对特别利润分配的时间进行了约定：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6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2017年1月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7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第1项约定，公司定期股东大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于上一会计年度终结之后的6个月内举行。根据《议案》及公司章程约定，利润分配方案的作出及执行应在相应的会计年限结束之后的半年内完成。因此，2017年应召开而没有召开股东会是事实，责任在天晴公司。再次，作出利润特别分配方案应当是天晴公司的义务，不需要汪水法、汪芳进行提案。1.《议案》的表述是由股东大会作出利润特别分配方案，而不是先由权利人即汪水法、汪芳提出申请，再由股东大会作出利润特别分配方案。依据《备忘录》及《议案》的约定，当年度决算完成后，应当依据考核指标进行对特别利润进行核算。核算是特别利润分配程序的开始，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和实际支付是后续环节。整个流程都应当是天晴公司主动履行的义务。现天晴公司主张是汪水法、汪芳怠于进行股东会提案，导致付款条件没有成就，显然不能成立。2.天晴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利润分配方案是定期股东会议中被章程所规定的会议事项，不需要股东提出议案。《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的股东权利并没有明确股东对利润分配享有提案权，即根据《公司章程》，汪水法、汪芳并没有进行提案的权利。3.本案纠纷中，天晴公司是付款义务方，且其付款义务有明确的付款期限。在已经逾期付款超过4年的情况下，天晴公司作为付款义务方以汪水法、汪芳没有提出付款要求及提出付款要求的方式不合规进行抗辩，在情理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4.一审庭审已查明汪水法、汪芳多次向天晴公司提出要求利润分配，天晴公司最后以“预付款”的名义仅仅支付了150万元。如果天晴公司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履行约定，应当在汪水法、汪芳第一次提出付款要求后就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进行特别利润分配的决议。就是因为天晴公司对股东会具有绝对控制力，所以才能拿股东会作拖延支付的借口。天晴公司称没有给汪水法、汪芳行使股东权利设置障碍，但事实上天晴公司却拖延付款超过4年，而且在此期间完全没有任何履行约定的诚意和行为。5.本案不存在“具体分配方案”未形成的问题。《备忘录》及《议案》明确约定了整个特别利润的考核期限和具体年限的考核方法，不需要再每年约定一次。如果需要每年单独约定的话，那么新的约定必然是和之前的约定重复，没有再行约定的意义和必要，况且实际履行中双方也没有每年再次约定的事实。故天晴公司关于尚未形成具体分配方案的上诉理由既与事实不符，也没有合同依据。三、对于特别利润考核的计算问题，应当依据双方的书面约定严格执行。在《议案》的第三条专项奖励基金核算的规定中，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已经就考核的计算作了明确约定，该约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对上述约定予以采信正确。更何况天晴公司对自己作出的审计报告也是确认的，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没有任何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天晴公司应当支付2017年1月至6月的特别利润正确。天晴公司提出2017年1-6月的考核要有销售额作为考核内容，脱离了双方约定；天晴公司主张销售额指标应当适用2017年的概算数据也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首先，关于2017年特别分红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备忘录》、《决议》明确规定第三阶段是2017年1月至6月，并规定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7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因此，在天晴公司的审计报告和决算完成后，2017年特别分红条件已经成就。由于公司的两次董事会均未对该期间的销售指标作出明确约定，但是2017度的审计报告已经对利润数据有明确记载。因此，2017年上半年只要公司的净利润率达到或超过1.3%，则生物制品净利润率按照约定计算超过3%以上部分收益就应由汪水法、汪芳享有。根据天晴公司审计报告确定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天晴公司的净利润率为1.54%，故应依法计算奖励基金，即约定的分红款。其次，天晴公司坚持一审中所谓的计算方法，即“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2017年概算报告”，鉴于该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系无效证据，故与本案无关。1.概算报告的财务数据针对的对象是天晴公司整个公司，和汪水法、汪芳特别利润考核没有关系。更何况两份文件是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如果可以套用或者参照使用“概算报告”中的数据的话，在当时的《关于调整提取专项奖励基金考核指标的议案》中直接写明就行了。2.概算报告中的概算数据也完全不具备参考性。根据《关于调整提取专项奖励基金考核指标的议案》，2016年调整前销售考核数据是4.8亿，调整后为3.533亿。而在《概算报告》中2016年针对公司的预算数据是4.0563亿。可见双方在协商调整2016年考核指标的时候就没有套用《概算报告》中2016年的销售预算数据，同理2017年的销售概算数据就更不能套用。且概算数据的精确性要远不如本就不精确的预算数据。再次，2017年1-6月销售指标的问题，在此前数年间汪水法、汪芳向天晴公司催讨特别利润分配的过程中，天晴公司从未提出过此问题。因为这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和没有的问题。如果天晴公司认为其不需要对2017年的特别利润进行分配的，那么在双方之前的协商过程中早就可以提出了，特别是在2018年4月21日支付150万元的时候就应当明确提出天晴公司不需要支付2017年1月至6月的特别利润。因此，这完全是天晴公司为了赖债而临时找的理由，应予驳回。对于2017年1月至6月销售量指标，天晴公司自己一不进行指标制定；二不进行指标下达；三是在本案一审前从未就此事向汪水法、汪芳提出并协商。在此情况下，天晴公司主张以完全不相干的，非正式的财务概算数据作为考核指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利息的计算起算点问题。天晴公司应当在2017年上半年支付第一阶段(2015年、2016年)的分红款，但其应付未付，按规定就应该支付利息。一审判决从2018年4月21日起才计算利息，对天晴公司有利。六、汪水法与天晴公司及案外人江苏天晴药业集团之间的协商内容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由于天晴公司长期拖延支付分红款，汪水法迫于无奈与天晴公司及江苏天晴药业集团进行协商，但由于双方最终没有协商一致形成书面文件并对原约定进行变更，所以相关协商内容并不影响《备忘录》及《议案》的效力，一审判决对此所做认定正确。 汪水法、汪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晴公司立即向汪水法、汪芳支付分红款10397867.28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648780.46元（按年利率6.38%计算至2019年3月30日），合计12046647.74元，此后至实际付款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2.诉讼费用由天晴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天晴公司的前身中卫医药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汪水法、汪芳，其中汪水法持股60%，汪芳持股40%。2012年9月10日，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汪水法、汪芳签署了《股权合作意向书》。根据该意向书，为推进重组中卫医药事宜，以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为甲方、汪水法为乙方、汪芳为丙方签订了《浙江中卫医药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备忘录》。该备忘录约定：本次重组最终净资产为100万元，溢价1800万元，中卫医药的整体价值为1900万元。丙方将持有的中卫医药40%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以1235万元的价格收购中卫医药65%的股权。甲、乙双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对中卫医药定向增资，增资额分别为1885万元和1015万元。增资后中卫医药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甲方持股比例为65%，乙方持股比例为35%。激励方案：为激励原股东在短时间做大做强公司经营规模，考虑在新公司成立后前三年的销售收入环比增长率不低于200%、60%和40%；每年的销售净利润不低于1.3%且其中的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达3%以上，则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超过3%以上部分收益由原股东享有。2013年12月3日，以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甲方，连云港汇杰生物科技发展中心为乙方，汪水法为丙方，汪芳为丁方签署《合资经营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乙丙丁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规定，同意合资经营天晴公司，合营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甲乙丙三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甲乙丙丁一致同意并确认溢价后中卫医药的企业总价值为1900万元，并以此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甲方以285万元的价格收购丙方持有的中卫医药15%的股权，以760万元的价格收购丁方持有的中卫医药40%的股权；乙方以190万元的价格收购丙方持有的中卫医药10%的股权。合营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2900万元由甲方、乙方、丙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合同还约定了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的支付方式，各方的责任、承诺及保证，公司的组织架构、利润分配、终止、解散及清算，违约责任等内容。2014年7月8日，天晴公司的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一份。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由三个股东组成。股东一：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6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股东二，连云港汇杰生物科技发展中心，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股东三，汪水法认缴出资额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章程还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的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同意，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依法缴纳所得税和提取各项基金后，剩余利润将根据董事会提议，由股东决定进行分配。2014年7月15日，中卫医药的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股东由汪水法、汪芳变更为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汇杰生物科技发展中心和汪水法。2014年7月23日，中卫医药更名为天晴公司。 2015年1月16日，天晴公司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全票通过《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主要内容为：根据2012年12月合资各方签订的《浙江中卫医药重组框架备忘录》的约定，鉴于天晴公司资产接收和新公司正式注册时间延迟以及2014年度企业经营和业务转接的实际情况，对于专项奖励基金的提取及支付办法建议如下：1、专项奖励基金的考核时间、考核指标及考核方法。考核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考核指标为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率；2015年度销售收入考核指标为32000万元，2016年度销售收入考核指标为48000万元；两个年度的净利润率均达到或超过1.3%；分三段独立考核，第一段为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第二段为2016年；第三段为2017年1-6月。分别按照2015年年度考核指标考核、2016年年度指标考核、2017年1-6月实际指标考核。分次计算、分次兑现。2、专项奖励基金的提取时间为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3、专项奖励基金的核算：在达到考核指标的前提下，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按照期间费用平均分摊到各类业务上的方法计算）超过3%部分对应的净利润额，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依法纳税后剩余部分，由股东大会作出利润特别分配方案，由原股东享有特别分配权。生物制品的业务费用率按各年度公司平均实际费用率计算。4、专项奖励基金的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6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7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2016年1月13日，天晴公司第三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提取专项奖励基金考核指标的议案》，将其中的2015年的销售收入考核指标由原定的32000万元调整为27110万元；2016年的销售收入考核指标由原定的48000万元调整到35330万元，其他考核指标不变。2017年5月至9月，汪水法与天晴公司董事长就分红事宜进行过协商，汪水法在2017年7月份给天晴公司领导的一份书面函件中认可双方曾达成原则意见，其中包括生物制品产生的利润减去为生物制品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返利、医院活动赞助、回扣费用，天晴公司于2017年8月和9月进行了回复。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018年4月20日，天晴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水法付款60万元、45万元、45万元，共计150万元，付款回单上均备注：奖励分红。2019年4月2日，汪水法、汪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另查明，天晴公司2015年的营业总收入274788556元，主营业务成本256646927元，毛利18141629元，税后净利润为4226276元，利润率1.54%。其中生物制品的营业总收入80819232元，主营业务成本70175776元，毛利10643456元。生物制品收入占比约29%。天晴公司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364185926元，主营业务成本335922589元，毛利28263337元，税后净利润为9242310元，利润率2.54%。其中生物制品的营业总收入134131298元，主营业务成本112643287元，毛利21488011元。生物制品收入占比约37%。被告天晴公司2017年1月至6月的营业总收入176917975元，主营业务成本165940092元，毛利10977883元，税后净利润为2864471元，利润率1.62%。其中生物制品的营业总收入49468019元，主营业务成本42800272元，毛利6667746元。生物制品收入占比约28%。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公司分配利润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股东起诉请求分配盈余应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或提供证据证明符合法律规定的强制分配条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汪芳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盈余分配的条件是否成就；3、本案盈余分配数额如何确定。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虽然汪芳在本案起诉时已非天晴公司的股东，但其诉请所主张的权利是对天晴公司原股东的特别分红，属于在股权转让时作为原股东身份保留在公司的股东权利，是原股东权利的一种延续，且得到了天晴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并作出股东会决议，故汪芳作为天晴公司的原股东，是本案适格原告。天晴公司辩称汪芳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本案中，汪水法、汪芳提交的天晴公司于2015年1月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的《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明确规定了专项奖励基金（即两原告诉请的特别盈余分红款）的考核时间、考核指标及考核方法；专项奖励基金的提取时间；专项奖励基金的核算及支付。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对专项奖励基金的提取及具体分配方案明确具体，汪水法、汪芳根据该股东会决议请求分配专项奖励基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天晴公司辩称本案盈余分配条件未成就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该院认为，双方对被告天晴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1月-6月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毛利、净利润、净利润率以及上述时间段生物制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毛利，生物制品承担比例均无异议。双方对生物制品的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的承担以及2017年是否应考核销售指标存在分歧。《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第3条明确规定“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按照期间费用平均分摊到各类业务上的方法计算）超过3%部分对应的利润额”。根据该规定，汪水法、汪芳的计算方法符合上述股东会决议的要求，天晴公司辩称生物制品的利润率应扣除专门为生物制品支出的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依据不足，且按照天晴公司的计算方法，其中生物制品应承担的财务费用超出天晴公司的总的财务费用，亦不符合常理。虽然汪水法在与天晴公司交涉分红奖励时承认与庄兴龙董事长协商达成的原则意见中谈到“生物制品产生的利润减去为生物制品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返利、医院活动赞助、回扣费用”，该内容是双方协商过程中的一种让步，因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协商过程中的让步不能作为计算分红奖励的依据，故天晴公司以汪水法自认生物制品应扣除销售和财务费用的意见，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天晴公司的两次股东会决议均未对2017年1-6月的销售指标作出具体要求，而是写明按实际指标考核，天晴公司以股东会通过对2017年度概算报告来确认2017年上半年销售指标的意见，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故天晴公司辩称2017年上半年销售额未达要求，不应计算分红奖励的意见，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天晴公司提出的分红奖励数据的计算方式，依据不足。汪水法、汪芳提出的计算方式，符合天晴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该院予以采信。按上述方式计算，天晴公司应提取给原股东的特别分红金额分别为2015年2208626元、2016年6693807元、2017年1-6月1805648元，合计10708081元，扣除天晴公司已支付的150万元，实际尚应支付9208081元。汪水法、汪芳诉请的金额未提取盈余公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章程约定，该院对该部分费用予以剔除。根据案涉股东会决议，2015年、2016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6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2017年1-6月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7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天晴公司未按上述时间支付款项，汪水法、汪芳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汪水法、汪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天晴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时间，该院从天晴公司支付给汪水法分红奖励款150万元之次日即2018年4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汪水法、汪芳主张按年利率6.85%计算逾期利息依据不足，该院依法调整为按年利率4.35%计算。天晴公司主张应当代扣个人所得税属于税法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天晴公司应当支付汪水法、汪芳款项的数额无关，该院不予采纳，当事人可按相关规定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天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汪水法、汪芳分红款9208081元，支付逾期利息382749元（以920808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自2018年4月21日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合计9590830元，此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二、驳回汪水法、汪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0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99080元，由汪水法、汪芳负担20198元，天晴公司负担78882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汪芳在本案中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汪芳依据《浙江中卫医药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备忘录》等证据向天晴公司主张分红，备忘录约定“为激励原股东在短时间做大做强公司经营规模，考虑在新公司成立后前三年的销售收入环比增长率不低于200%、60%和40%；每年的销售净利润不低于1.3%且其中的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率达3%以上，则生物制品业务净利润超过3%以上部分收益由原股东享有”，因汪芳是该备忘录中的丙方，亦是天晴公司原股东，故汪芳向天晴公司主张对原股东的特别分红，其原告主体适格。二、汪水法、汪芳主张支付特别分红的条件是否成就。天晴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明确了给原股东的特别分红即专项奖励基金提取的考核时间、考核指标、考核方法及专项奖励基金的提取时间、专项奖励基金的核算和支付时间，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提取专项奖励基金考核指标的议案》对2015、2015年的销售收入考核指标进行了调整。但在根据上述考核方案进行计算，应提取专项奖励基金向汪水法、汪芳进行分配的情况下，天晴公司既未按照上述议案规定的支付时间（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6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专项奖励基金于2017年的年度审计和决算完成后支付）向汪水法、汪芳支付其计算所得的特别分红，亦未在2017年、2018年召开股东会，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天晴公司关于支付特别分红的条件未成就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当。三、关于特别分红的计算。1.天晴公司与汪水法、汪芳对相关费用的承担存在分歧意见，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以变更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提取专项奖励基金的议案》中关于费用分摊的规定，根据议案关于“按照期间费用平均分摊到各类业务上的方法计算……生物制品业务费用率按各年度公司平均实际费用率计算”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汪水法、汪芳的计算方法符合股东会决议有事实依据。2.天晴公司就专项奖励基金事宜通过的两份议案均未对2017年1-6月的销售指标作出具体要求，汪水法、汪芳对天晴公司以2017年度概算报告作为该半年销售指标的考核依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据此未予采信天晴公司关于2017年上半年销售额未达要求、不应计提专项奖励基金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当。四、天晴公司未按议案规定的支付时间向汪水法、汪芳支付特别分红，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从天晴公司向汪水法支付部分分红款的次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亦无不当。综上，天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936元，由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