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0305行初78号原告温州市利百家农场，住所地温州龙湾区海城街道邱宅村奶儿岙南面山边。负责人何继禄。委托代理人曾科荣（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锦泽（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海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镇前街2号。法定代表人张建新，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余心海（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温州市利百家农场（以下简称利百家农场）诉被告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海城街道办事处（海城街道办事处）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22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利百家农场负责人何继禄及委托代理人曾科荣、李锦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海城街道办事处委托代理人余心海到庭参加诉讼。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2020年1月23日起至2020年2月19日不计入本案审理期限。经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当事人庭外和解期限60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至2020年10月18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利百家农场诉称，原告自1995年开始养殖生猪，多次获得省、市、区的奖励。2008年至2017年间，原告应政府要求对养殖场进行了三次大型整改，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并顺利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各项验收。然而，被告却于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间，以原告的养殖场农用设施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用地许可”为由，将原告的养殖场非法强制捣毁。原告的养殖场是利用荒山荒地发展起来的，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七条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畜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相关要求。另外，原告的养殖场所用地属于设施农用地，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被告以养殖场未取得“规划许可”为由进行强拆明显违法。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告因正当事由确需搬迁原告养殖场的，也应予以补偿。故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农用设施（养殖场）的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410080元；三、判令被告给予原告五年的生活补偿250000元；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营业执照、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表、协议书、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关于下达2008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治理任务的通知、会议纪要、排泄物消纳协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备案受理书、验收意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畜牧业发展规划、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照片、信访回执单、现代农业园策划方案、情况说明、温州市利百家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方案等。被告海城街道办事处辩称，一、本案拆除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贯彻实施《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劣V类水剿灭行动方案》确定的“五水共治”整治工作，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渔业与农林局、温州经济技术财政局印发《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畜禽养殖场关停退养实施方案》，方案规定由乡镇街道负责与养殖户签订协议、拆除退养、现场验收、补助资金拨付等工作。原告于2017年7月19日，与被告签订《畜禽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在2017年7月30日之前自行关停位于东门村下坦旁的生猪养殖场，自愿停止畜禽养殖，拆除养殖设施，清理现场垃圾，消除安全隐患；原告可领取补助资金共230100元；协议还就补助资金标准及其他有关事项等作了约定。依照上述协议，原告同意自行拆除养殖场建筑物设施，并确认领取自拆补助资金67500元。据此，被告于2017年11月拆除原告的养殖场设施。该行为是经原告同意后实施的，属原告的自愿处分行为，并不构成违法。二、原告主张涉案养殖场属设施农用地，缺乏依据。原告的养殖场占用农田，并未呈报国土部门备案，其搭建的建筑物也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筑。三、原告诉请行政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关停退养时，政府已经按照相关标准对原告退养进行了合理的适当补助，并达成了关停退养协议。庭审中，被告陈述其于2017年7月、2017年11月、2018年5月对原告养殖场实施拆除。同时，被告辩解本案起诉期限已经届满。举证期限内被告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依据有：畜牧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书、领款凭证、关于印发《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畜禽养殖场关停退养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拨付2017年第二批规模养殖关停退养补助资金的通知、专题会议纪要、土地利用总图规划图、照片、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经审理查明，原告利百家农场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街道邱宅村奶儿岙南面山边，该农场原从事生猪养殖。2017年7月19日，原告与被告海城街道办事处签订《畜禽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对原告养殖场的关停退养时间、养殖设施拆除、补助情况、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7月、2017年11月、2018年5月，被告分别拆除了原告坐落于上述地址养殖场的部分建筑等。2017年11月，原告向被告领取了退养补助款230100元。2018年1月22日，原告按平方米15元的单价，向被告领取了4500平方米的自拆补助款67500元。2018年8月5日，原告等在温州市党政领导接待日信访，“要求天河和海城街道赔偿他们养殖场被强拆的损失”。2018年11月，原告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被告提起与本案诉讼请求与理由相同的行政诉讼。2019年1月22日，被告海城街道办事处出具材料，说明涉案建筑系其所拆，本院作出（2018）浙0305行初4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裁定。随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市党政领导接待日介绍信，被告提供的畜禽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领款凭证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本院不予审查认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2月8日施行）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被告虽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拆除涉案建筑时，原告知道系被告实施。但是，从原、被告签订的《畜禽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中有“逾期未拆除的，依法给予强制拆除”的约定来看，原告应当对涉案强拆行为可能的实施主体有初步的判断。在被告拆除原告部分涉案建筑后，原告以自拆的名义，于2018年1月22日向被告领取了补助款，自拆面积与被告自认的几次拆除总面积一致，与原告主张的被拆建筑面积也较为接近，故此时原告应当已经知道涉案拆除行为系被告所为，并且对之后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也应当有足够的认知。2018年8月15日，原告信访要求被告赔偿养殖场被强拆损失，可见，原告知道涉案拆除行为系被告实施。基于上述分析，原告在2018年1月22日应当知道其建筑等系被告拆除，故应以该日作为此前涉案强拆行为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2018年5月的拆除行为则应从拆除时开始计算，至2019年5月均已经届满。原告在明知涉案建筑系被告拆除的情况下，仍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被告提起诉讼，不属前述规定中不计入起诉期限内的法定事由，该案诉讼期间仍应计算在本案的起诉期限内。综上，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的相应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辩解其已经通过信访维权，不存在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无法律依7-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其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故亦已超过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温州市利百家农场的起诉。本案受理费依法免收。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虹虹人民陪审员  禇金凤人民陪审员  苏菊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代书 记员  叶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