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8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博聪，男，198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泽河，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笑，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高成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男，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晋，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雨桥，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梁博聪因与被申请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梁博聪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信托合同》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各方对信托计划未满足《信托合同》约定的第（5）（6）（7）三个条件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法院也予以认定。三个条件作为信托计划成立条件是长安信托公司在单方拟定的《信托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原审判决以三个条件不能办理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从而认定信托计划满足成立条件，与事实不符，有悖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以《承诺函》不具备强制执行公证条件，便将三个作为担保要件的生效条款忽略，认定信托计划满足成立条件，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二、原审判决推断梁博聪知晓《承诺函》不能办理具有强制执行公证没有事实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包括三个条件在内的共八个条件具备后，信托计划才成立，信托合同才生效，《信托合同》签订时，三个条件并不具备很正常，不能以此推断出梁博聪知晓《承诺函》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梁博聪是在通过光大银行的推介转账认购款后才取得《信托合同》，并没有看到长安信托公司与股权出让人的文件，原审判决以长安信托公司与股权出让人的文件来推断梁博聪明知《承诺函》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审判决以《信托合同》生效后的履行风险提示替换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不符合客观事实。三、原审判决以梁博聪没有对长安信托公司的成立公告提出异议认为信托计划满足成立条件，不符合客观现实。原审判决以非常人的标准要求普通自然人认购人，脱离客观现实。四、原审判决以梁博聪已经收取信托收益，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认定信托计划已满足成立的条件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梁博聪收取长安信托公司的收益是被动的，且前提是长安信托公司在官网上宣布信托计划已具备成立的条件。《信托合同》生效的唯一条件就是所附的条件达到，生效的条件没有达到，不能拟制其已经达到。五、原审判决以推理的方式确定案涉合同生效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形象与社会公众利益。六、案涉三个条件既是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也是信托计划的担保条件，长安信托公司并未落实。长安信托公司所述采矿权抵押不能办理，但并未提供曾经办理未能办理采矿权抵押的任何证据。股权质押只需要在工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但山西楼俊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楼俊集团）35%的股权在工商登记上无任何质押信息。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能源投资）在郭启飞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的《承诺函》，因郭启飞的回购义务是确定的，对于一个有确定金额的承诺，完全具备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该《承诺函》具备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七、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围绕信托计划成立的八个条件，并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三个条件是否满足进行了说理，但却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并未适用第四十五条关于附条件生效合同的法律规定。八、最高人民法院的同类案件对信托计划是否成立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公司）诉长安信托公司信托合同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判断长安信托公司是否适当履行了信息披露、告知说明等义务及其对信托计划是否成立的影响时，应当将机构投资者与自然人投资者相区分，充分考虑中国华电公司系专业投资机构的具体情况；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信托合同》时是否尽到必要审查义务，考虑未满足成立条件是否影响投资者对于投资风险的判断、当事人通过履行行为表现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长安信托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关于信托计划成立条件中的第（5）（6）（7）三个条件的内容仅是出具《承诺函》，但《承诺函》本身无法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长安信托公司已在合同中向梁博聪进行了风险提示和说明，梁博聪对此情况明知，且在本期信托计划成立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继续接受信托收益分配款。因此，梁博聪以上述三个条件未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主张信托计划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承诺函》不能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是知晓的，梁博聪在再审申请中否认其知晓《承诺函》不能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属于歪曲事实。三、长安信托公司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二、三期信托计划宣告成立的公告，且宣告了信托计划成立的方式符合合同约定，梁博聪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信托计划成立后，长安信托公司亦对信托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公告披露，并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向梁博聪支付了部分信托收益分配款，梁博聪也未对信托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收到的信托收益分配款提出过任何异议，这些客观事实应该作为信托计划已经成立的考虑因素。四、本案所涉信托计划的延期兑付是基于煤炭价格的市场原因、企业重整导致的，属于典型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应当由作为投资人的梁博聪自负，长安信托公司不应当承担基于此产生的任何责任。梁博聪在收取信托收益几年之后才突然以信托计划不成立起诉、上诉、申请再审是在上述市场风险出现之后，为了实现其转嫁风险、收回投资而为之的行为，是对《信托合同》的曲解。五、梁博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华电公司案中的观点认为原审判决错误。该判决不能作为梁博聪申请再审的证据使用，亦没有理由作为梁博聪认定本案原审判决错误的依据。六、本案所涉信托计划项下系列案件多达上百起，先后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各级人民法院均判决驳回起诉与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规定，本案与之前各级人民法院已裁判生效的案件在基本事实、信托计划是否成立的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梁博聪的再审申请。 光大银行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梁博聪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梁博聪的再审申请。具体理由如下：一、梁博聪的《再审申请书》仍是围绕原审判决的争议焦点即信托计划是否成立、《信托合同》是否生效进行，其申请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二、梁博聪的原审诉讼请求是确认《信托合同》不生效、要求返还缴付款项及利息等，属于营业信托纠纷合同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规定和《信托合同》的约定，光大银行不是信托当事人，不是本案《信托合同》的主体。原审判决驳回梁博聪对光大银行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光大银行依据与长安信托公司签订的资金代收代付协议的约定，履行的是信托资金代理收付业务。梁博聪与长安信托公司之间关于履行信托合同所产生的纠纷，与光大银行无关。四、本案即使如梁博聪所说系侵权责任纠纷，其侵权理由是在信托计划不成立、《信托合同》不生效的情况下，动用了还没有成为信托资金的款项，但该事由不是侵权责任事由，而是合同违约责任事由。梁博聪以合同违约责任事由要求光大银行承担其侵权责任，不能成立。五、梁博聪在《民事上诉状》中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以及二审庭审均是围绕长安信托公司的《信托合同》违约责任和信托计划是否成立进行，对于光大银行的责任没有涉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应视为梁博聪已认可一审判决驳回其对光大银行的诉讼请求。梁博聪如有涉及光大银行的再审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可不予审查。六、本案信托计划项目是由长安信托公司负责项目选择、开发、设计、尽职调查、报银监局审批、信托计划运营管理、参加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联盛能源投资破产重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担保人财产等，与光大银行无关。七、本案《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及《投资人声明书》等诸多文件均向梁博聪作出了充分的投资信托计划的风险提示。特别是《认购风险申明书》内容，完全来源于2009年银监会《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具体风险揭示内容，属于完成了法定告知说明义务，且该办法第十一条还规定了委托人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即表明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所有的信托计划文件，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依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一条的规定，本案争议的《承诺函》本身不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的内容，不符合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要求，因此才办理印章真实的公证。该等情况属于《信托合同》第十五条第（一）10款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包含的政府限制风险。梁博聪已签署并知悉《投资人声明书》，知悉和自认：光大银行仅是本信托计划的代理收付行，不承担信托计划项下的还本付息责任；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由梁博聪本人承担；光大银行不承担信托计划的监管职责；梁博聪确认认购信托单位的资金为本人合法自有资金；梁博聪是在已经充分研究信托文件，了解信托风险并愿意承担信托投资风险之后的自主决策。光大银行不存在隐瞒、欺骗、诱导等行为。八、梁博聪与长安信托公司的《信托合同》第十五条第（一）9款特别约定，楼俊集团及下属三家煤矿《承诺函》中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不能实现，不具备办理抵押及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且未来也存在办理不成的风险。九、本案背景即2011年至2013年上半年，煤价一直高位运行，梁博聪动用1000万元高额资金积极认购涉煤矿信托计划。一审质证时，梁博聪提交了手里自2013年起就一直拿着的《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等原件供法庭核对。四、五年后，梁博聪提出信托计划不成立等主张，不能成立。十、所有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都需要先行募集资金，信托计划在推介时都没有成立，现行法律以及《信托合同》约定允许信托计划在推介期不成立。梁博聪与长安信托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均应注意后续信托计划是否满足成立条件。退一步说，即使信托计划不成立，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也与光大银行无关。十一、信托是一项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八条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梁博聪与长安信托公司签订了《信托合同》，且长安信托公司已对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了四、五年，信托已然成立。十二、退一步说，如果《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计划部分成立条件自始就难以成就，则该条款属于约定不明，不应影响信托计划的成立和履行，在长安信托公司宣布信托计划成立长达四、五年之后，梁博聪又以约定不明的条款主张信托计划不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十三、在信托计划履行的四、五年期间，长安信托公司发布十五份《季度管理报告》、十四份《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信息，并告知担保措施采取和实施情况、信托收益分配情况，梁博聪一直未提异议，且收取信托收益。梁博聪已认可信托计划成立、信托合同已生效并履行的事实。双方合同主体也已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履行了合同或变更了合同的相应条款内容。十四、原审判决根据本案信托意图和信托目的，以及信托计划已实际履行了四、五年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根据《信托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作出原审判决，认定信托计划已成立，适用法律正确。十五、本案《信托合同》第七条约定信托计划有未收款项或未变现信托财产的，信托计划延期。长安信托公司2015年第2号、第3号《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已发布延期公告。目前长安信托公司已在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报联盛能源投资系列公司破产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规定，投资者应以现有信托财产进行分配，信托财产处于变现中，本案信托计划处于延期中，且相关担保人的财产在法院强制执行中。十六、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中国华电公司诉长安信托公司信托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意义。十七、本案《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及《投资人声明书》等诸多文件均向梁博聪作出了充分的投资信托计划的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在信托计划履行的四、五年期间，长安信托公司发布十五份《季度管理报告》、十四份《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信息，并告知和披露担保措施采取和实施情况等信息，梁博聪一直未提异议，且收取信托收益95万元。长安信托公司亦公告和披露了信托收益款的分配情况，梁博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长安信托公司支付的该款项系信托收益分配款。梁博聪已认可信托计划成立、信托合同已生效并履行的事实。十八、梁博聪提及长安信托公司未尽职履责、未审慎审查等违约责任事由，与本案争议的信托计划是否成立不属同一法律问题。综上，请求驳回梁博聪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梁博聪的申请再审理由，对本案原审判决是否存在其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进行审查。 《信托合同》第十七条约定的关于信托计划成立的第（5）（6）（7）三个条件为楼俊集团及下属三家煤矿出具采矿权抵押的《承诺函》、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出具35%股权质押的《承诺函》以及联盛能源投资出具股权回购的《承诺函》，并就上述《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但上述《承诺函》因其所承诺的行为无明确具体的可供执行的给付内容，不符合《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而且根据《信托合同》第十五条关于采矿权抵押的风险揭示的内容、第十七条第（6）关于股权质押《承诺函》的内容，丁玉芝在签署《信托合同》、梁博聪从丁玉芝处受让信托权益时，均应已知晓《信托合同》约定的采矿权抵押及股权质押两项条件在合同订立时尚不具备办理条件，而且也存在后期不能办理的风险，但其仍与长安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等一系列信托文件、受让信托权益，说明《承诺函》能否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并非影响其判断案涉信托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同时从《信托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丁玉芝已将信托资金缴付长安信托公司，梁博聪从丁玉芝处受让信托权益，长安信托公司亦向梁博聪分配了信托收益款。长安信托公司对信托计划成立进行了公告，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在其公司网站对信托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信息披露，丁玉芝、梁博聪亦从未就信托计划成立问题向长安信托公司提出过异议，直至案涉信托计划到期，信托收益款无法兑付后，梁博聪才提起诉讼。通过上述《信托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已以实际履行行为认可信托计划成立。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信托计划成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原审判决根据《信托合同》第二十一条第（五）款“信托合同经受托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委托人签署后，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生效”的约定，在信托计划成立的前提下，认定经双方签字盖章的《信托合同》生效，依据充分，亦无不当。（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中国华电公司诉长安信托公司信托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所涉信托计划虽均系由长安信托公司设立的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但中国华电公司案与本案系由不同的信托计划投资人基于不同的《信托合同》提起的诉讼，而且本院（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民事判决亦认定依据长安信托公司与中国华电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成立，同时表明该案裁判结果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其他自然人提起的诉讼案件。因此，梁博聪依据本院（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民事判决主张本案原审判决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梁博聪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梁博聪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任雪峰 审判员  厉文华 审判员  胡 瑜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晨 书记员朱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