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20)皖18刑申9号何勲科、何益安：你们不服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18）皖1802刑初489号刑事判决及本院（2019）皖18刑终107号刑事裁定，向本院申诉称：一、现有新证据，即王志财与何勲科之间的一段谈话录音,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王志财等人阻拦何成开工砍伐是为了强迫何成与何勲科合作的事实。该录音表明:1.王志财在2014年阻拦何成动工砍伐,系因何成没有答应王志财个人的条件。2.何成与何勲科合作后,王志财又要求何勲科答应其条件,遭拒绝后阻拦何勲科的工人进场砍伐。3.王志财阻拦何成及何勲科,系因其认为何成、何勲科未能按照中标合同第八条解决原来的矛盾。二、本案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本案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为何勲科、何益安、王志财、周声羿四被告人的供述，但在一审中四被告人一致翻供并称受到逼供或诱供。（一）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有罪供述中有关主要犯罪事实的供述相互矛盾:1.一审认定在竞标的当晚,四被告人商定要让何成承包的山场不能启动,何勲科提出利用承包合同第八条特别约定的事项进行阻拦。据以认定的部分供述文字及标点符号都完全一致,不应采信，且从何勲科、何益安的供述中可以看出竞标当晚没有一起吃饭并商量用中标合同的第八条阻拦何成砍伐毛竹。2.从四被告人所作供述可以认定何成在中标后到与何勲科合作期间,能确定的阻拦只有2014年10月15日一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实施多次阻拦，一审认定“何益安、王志财等人得知消息后几次前往,以山场矛盾未解决为由进行阻拦”系错误。3.四被告人的供述中关于王志财等人是如何得知何成开工消息以及是谁指示或组织上山的,这些重要的事实并不清楚,一审认定“2014年10月15日上午,何成组织砍伐毛竹,何勲科在杭州得知消息后,电话联系王志财、周声羿,要他们随何益安一起上山阻拦”，证据明显不足。4.一审认定“此后,何成多次欲将已砍伐的2万余斤毛竹运输下山,何益安遂带周声羿、周声祥、梅四意等人采用堵路的方式,阻拦毛竹外运,致已砍伐的毛竹全部腐烂”。在何成与何勲科合作后,何益安没有带领周声羿等人采用堵路的方式,阻拦何成毛竹外运。按一审判决认定何益安堵山是为了得到山场承包权,既然已经取得承包权,何益安就没有必要阻拦何成毛竹外运，故一审此节认定显然不符合逻辑。（二）本案主要的犯罪事实是2014年10月15日的阻挠事件,关于该事件的两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1.关于阻挠事件的起因,即阻拦的动机。一审认定的“何勲科想与何成合作,指使何益安、王志财、周声羿等人阻挠何成开工,迫使何成与之合作”。宣城市公安局案卷所记载“因为王志财、周声羿等村民认为何成未履行山林承包权招标合同的第八条所以阻拦”。通过对比分析，四被告人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有关供述并不稳定，且相互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一审认定存在错误。宣城市公安局案卷所记载为真实情况。四被告人在一、二审中供述一致,且有王志财与何勲科之间的谈话录音佐证,何成主动给何勲科寻求合作的短信亦能证明。2.关于“阻挠事件”的主要经过。一审认定“何勲科在杭州提前得知何成开工的消息后电话通知王志财,15日早何益安喊王志财、周声羿、梅四意、周声祥等人上山阻挠,何益安在路上跟他们说，对方打他们一巴掌,就给一万元”。宣城市公安局案卷所记载“2014年10月15日上午8时许,周声羿看见一些人骑着摩托车上山猜测为上山砍毛竹,就去喊王志财、何宏有和何定安一起上山,与带头的冯波交涉、僵持;王志财于8时13分给何勲科电话,何勲科在电话中让他们去找镇政府反映;电话后周声羿、何宏有、梅四意等就到水东镇政府,找到胡镇长并未明确答复;11时许,王志财、周声羿、何宏有、梅四意、周声祥、何益安等一起返回山场。”通过对比分析,一审认定经不起推敲,四被告人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有关供述并不稳定且相互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宣城市公安局案卷所记载为真实情况。首先，卷宗中没有何勲科在何成2014年10月15日开工前晚及当天早上主动给王志财或周声羿联系的证据;其次，何勲科手机的通话记录显示2014年10月15日早上8时13分王志财系主动与何勲科联系;再次，王志财在山场电话告知何勲科，何成开工,何勲科在电话中要他们去找镇政府,何勲科所有供述及一、二审庭审中供述都完全一致。宣城市公安局案卷中关于2014年10月15日当天事发具体经过的描述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四被告人的供述，能够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除上述意见外，何益安另申诉称：（一）一审认定“2017年4月11日公安机关接被害人何成电话报警，于次日予以立案的事实”、“2018年7月4日，被告人何益安经书面传唤到案。”均系错误，4月11日何成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无法电话报警。何益安与何勲科是同时被抓获的。（二）本案仅是一般行政治安案件，其行为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根据两高两部法发(2018)1号《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联合下发皖高法[2017]192号《关于办理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的意见》的有关规定，认定本案属于恶势力犯罪，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你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诉。请求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纠正原生效裁判的错误，改判你们无罪。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你们所提供的王志财与何勲科之间的谈话录音，该证据已经在本案一审中提举，不属于新证据，且录音内容不能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二）本案定罪量刑的证据确实、充分。1.你们称何勲科、何益安、王志财、周声羿四被告人的供述，系受到逼供或诱供并已在一审中一致翻供，并无证据证明。一审对何勲科称供述系在受胁迫下作出，对王志财、何益安、周声羿当庭提出的公安机关所作笔录是虚假的，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对证据的形式及内容均进行了依法审查，据此认定侦查机关搜集证据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2.何勲科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其和王志财商量，利用合同的条款，阻碍何成启动山场经营，让何成退出经营。其在招投标失败后，安装监控探头，监视何成是否砍伐树木。2014年10月的一天，王志财打电话告知他何成当日准备正式砍伐了，其遂告诉王志财，召集梅四意等人去堵路，阻止何成施工，不让何成将毛竹运下山。在2014年10月15日阻挠事件发生的前后，其多次阻挠何成砍伐、外运毛竹，导致何成砍伐的毛竹无法外运，其供述与王志财、周声羿供述一致，故本案被告人关于本案犯罪事实的供述,并不相互矛盾，至于王志财是否在实施阻挠前主动与何勲科联系，并不影响系何勲科要求王志财带人去山场阻止何成经营的认定。综上，一审认定“被告人何勲科、何益安自2014年6月18日以来，纠集被告人王志财、周声羿等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何成承包经营的祁梅山场（该山场位于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祁梅村）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阻碍何成的合法经营，迫使何成放弃祁梅山场的承包经营权”的犯罪事实具有事实依据。对于何益安另申诉的理由，本院认为，关于何成是否系电话报警，一审并未作出相关认定，且报警方式亦不影响犯罪事实的认定。2018年7月4日，宣城市公安局水东派出所王元元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何益安系经公安机关持传唤证传唤到案，一审此节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中，何勲科与何益安、王志财、周声羿商量，并实施阻碍何成砍伐作业及砍伐的毛竹外运，致使何成因无法经营而被迫将祁梅山场的承包经营权予以转让，该行为符合强迫交易的构成要件，一、二审认定何勲科、何益安构成强迫交易罪系属正确。何勲科为达到取得祁梅山场承包经营权的目的，与何益安、王志财、周声羿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多次在祁梅山场的作业点及道路阻挠砍伐和外运，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犯罪组织的特征。据此，一、二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你们提出的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你们的申诉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对你们的申诉本院予以驳回。望你们服判息诉。特此通知。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