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再254号抗诉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朱运章，男，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博，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冠军，男，1962年1月5日出生，满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春，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董东鹤，男，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一审第三人:董东超，男，197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申诉人朱运章因与被申诉人高冠军、一审第三人董东鹤、董董超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8）豫04民终856号民事判决，向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提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豫检民（行）监[2020]41000000059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作出（2020）豫民抗4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俊香、王从岭出庭。申诉人朱运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博、张洪，被申诉人高冠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春，一审第三人董东鹤、董东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法院作出的(2018)豫04民终856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关于朱运章与高冠军之间是否成立630万元借款关系的问题。依据朱运章提供的两份录音资料、一份账户交易明细及高冠军的庭审自认，可以认定二人达成借款合意且朱运章进行了借款交付，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朱运章与高冠军之间630万元借款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高冠军辩称朱运章未向其交付该笔借款和未实际使用该笔借款。因借款是否由其实际使用并不影响其与朱运章之间借款关系的成立，且高冠军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白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其在朱运章转款后出具借条的行为和借条出具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也未对该债务提出异议抽回借条，故高冠军的上述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此外，一是借条是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凭证，用来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事实。但借条本身的有无和存否不决定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的有无和存否，债权人行使债权并非完全依赖是否持有借条，交付借条也不必然导致债权消灭。故二审法院将朱运章向高冠军交还借条的行为视为对相关债权的放弃或其他引起债权消灭的原因，混淆了借款事实与证明事实的书证之间的关系。二是法律规定的债务抵销是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朱运章在涉案债务转移协议中是否提出债务抵销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二审法院因其未在涉案债务转移协议中提出债务抵销作为进一步印证其反诉主张债权依据不足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朱运章再审称，同意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朱运章于2015年1月8日、1月11日分两笔共向高冠军出借款项630万元，均系按照高冠军的指示转账至第三人账户，有录音资料及高冠军第一次庭审自认陈述相互佐证。请求判令：1.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冠军的诉讼请求；2.支持朱运章的一审反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冠军负担。高冠军辩称，1.高冠军与董东鹤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朱运章作为债务转让的受让人应当清偿债务。2.高冠军与朱运章之间不存630万元的借款关系。朱运章并未向高冠军交付出借款项。朱运章将其出具的两张“欠条”予以返还，正是因为在朱运章未实际支付借款的情况下返还的。朱运章作为企业家、原卫东区人大代表，不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归还欠条及归还欠条的后果。3.朱运章反诉的被告应该是董东超，高冠军未向朱运章指示向他人银行账户转款的事实，朱运章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与高冠军无关。朱运章与董东鹤、董东超兄弟二人有多笔转款，相互存在债权债务关系。4.朱运章提供的录音存在选择性录音等问题，录音不完整，且未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不能全面客观证明当时的情况。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董东鹤、董东超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2016年6月8日，高冠军向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朱运章偿还借款本息共计8098620.7元，诉讼费由朱运章负担。朱运章反诉请求：高冠军偿还朱运章借款本金630万元，并自2015年1月12日起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反诉费由高冠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高冠军向朱运章出具欠条两张，金额共计630万元。2015年11月14日，朱运章将高冠军向其出具的上述两张金额共计630万元的欠条交还给高冠军，上述两张欠条被高冠军撕毁。但高冠军对上述两份欠条的内容和真实性没有异议，还让朱运章录音以证实上述欠条的真实存在。同日，高冠军、朱运章、董东鹤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甲、乙、丙三方经过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董东鹤于2014年9月20日借到高冠军人民币柒佰肆拾万陆仟陆佰元整，朱运章（丙方）自愿承担该笔债务，商定还款协议如下：……另外商定该笔本金陆佰捌拾玖万贰仟伍佰贰拾元的利息从2015年11月14日按月息1.5分计算。此协议根据董东鹤（乙方）于2014年9月20日给高冠军打的借条（借款金额为￥7245000.00元）而签定的，高冠军（甲方）处留存的此借条，在协议签定之日起，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另有此借条的复印件附于此协议第二页。甲方：高冠军41040219620105072；乙方：董东鹤410422197201295959；丙方：朱运章；2015年11月14日”。该协议签订后，朱运章未向高冠军偿付上述债务转移的本金及利息。同时，朱运章向高冠军主张其于2015年1月的630万元借款，双方形成纠纷。另认定，在2016豫04**民初1069号民事案件审理，高冠军自述其于2015年1月8日与2015年1月11日向朱运章出具两张欠条，金额共计630万元，月利率为3%,董东鹤为上述两笔借款提供担保。上述两笔借款均汇入董东鹤的弟弟董东超的银行账户。高冠军未偿还上述借款本息。但高冠军认为是董东鹤使用上述借款，且董东鹤与朱运章已经协商解决了该笔借款的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诉，朱运章与高冠军、董东鹤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朱运章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偿还借款，故高冠军要求朱运章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利息为月利率1.5%，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朱运章未在约定期限内还款，应按照期限内协议约定的月利率1.5%计算支付逾期利息，故高冠军要求朱运章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朱运章主张高冠军与董东鹤之间的债务系虚构，高冠军向董东鹤的转账系双方合伙的投资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反诉，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高冠军在原一审中对于反诉自认其向朱运章借款630万元，月利率为3分，但认为是董东鹤实际使用上述借款，且董东鹤与朱运章已经协商解决了该笔借款的纠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冠军对于反诉的答辩意见，与原一审的答辩意见自相矛盾，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高冠军向朱运章借款63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该借款合法有效。朱运章依约将借款打入高冠军指定的账户，已经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高冠军辩称该笔借款其并未实际使用，因借款由谁实际使用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成立，故高冠军的该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高冠军未偿还上述借款本息，故朱运章要求高冠军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因双方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三分，朱运章要求高冠军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高冠军辩称其向朱运章的借款已经由董东鹤偿还了，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清偿，且朱运章不认可，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7)豫0403民初650号民事判决：一、朱运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高冠军借款本息7426600元及利息（利息以6892520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15日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高冠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朱运章借款6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3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12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490元，公告费480元，由朱运章负担；反诉费25540元，由高冠军负担。高冠军、朱运章均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高冠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运章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朱运章负担。朱运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高冠军请求朱运章偿还借款本息共计8098620.7元的诉讼请求，一审反诉、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高冠军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本案中，高冠军作为本诉原告向朱运章主张的是债务转移协议引发的债权，朱运章反诉请求高冠军清偿因民间借贷引发的债权，二者均系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且互为原、被告，并存在互相抵销的可能。一审将上述两项诉讼请求作为本诉、反诉予以合并审理，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其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之处。故对高冠军上诉关于一审程序不当的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诉部分。朱运章与高冠军、董东鹤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朱运章认为该协议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双方陈述的该协议的签订经过、参加人员身份等情节来看，该协议内容是经过协议各方当事人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朱运章对协议上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应视为其充分理解了该协议所载明的其应承担的义务，故其作为债务承担者，应依照协议约定向高冠军履行清偿义务。高冠军与董东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高冠军提供的借条、现金转账明细表、转账凭证及其与董东鹤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为证，以上证据之间虽有瑕疵，但能够互相印证，且高冠军对相关矛盾之处能够做出合理解释。故上述证据能够证实高冠军与董东鹤之间债权债务的真实性，朱运章上诉主张该债务不真实，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朱运章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令朱运章向高冠军清偿借款本息数额适当，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反诉部分。1.关于双方的借贷合意：朱运章主张高冠军曾向其借款630万元，依据是两份录音资料及一份账户交易明细。庭审中高冠军认可曾向朱运章书写过借条，但该借条已经由朱运章交还并由高冠军撕毁。结合两份录音资料及高冠军的陈述，可以认定高冠军向朱运章出具借条的事实。2.关于借款的交付：高冠军抗辩朱运章未向其实际交付借款，亦未指定借款接收人，朱运章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其妻王梅枝向董东鹤转款500万元；由此可以证明借条上载明的相关款项并未支付给高冠军，亦无证据证明朱运章款项流向账户系高冠军指定账户。3.关于借条的交还：朱运章和高冠军均认可朱运章向高冠军交还借条的事实，在借款数额高达630万元的情况下，朱运章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借条是债权债务重要凭证，将借条交还给借条出具人所产生的后果；朱运章称其将借条交还高冠军，意为缓解高冠军向董东鹤要账的矛盾，将借条押在高冠军处，此陈述不符合常理，对其解释内容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朱运章向高冠军交还借条的行为可视为其对相关债权的放弃或有其他引起债权消灭的原因引起，故朱运章应对其该项行为承担不利后果。4.从朱运章交还借条和高冠军本诉主张的债务转移协议签订的时间来看，交还借条在前，协议签订在后。如朱运章向高冠军主张的债权真实存在且自己未持有债权凭证，其在签订协议时应充分考虑该项事实，但上述债务转移协议对朱运章主张的债权并未提及，该事实进一步印证朱运章主张债权的真实性存疑。综合以上因素，二审法院认为朱运章反诉主张债权依据不足，对其主张高冠军返还630万元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有失妥当，高冠军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部分上诉主张予以支持。朱运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豫04民终85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2017)豫0403民初6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朱运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高冠军借款本息7426600元及利息（利息以6892520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15日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撤销(2017)豫0403民初6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朱运章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8490元，反诉费255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395元，均由朱运章负担。本院再审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事实如下：原审中，高冠军为证明朱运章与董东鹤之间实际发生了债务清算之事实，询问朱运章是否接手了董东鹤的博物馆？朱运章回答：“董东鹤把自己的部分藏品作为还款的担保由朱运章保管看护。”再审中，朱运章述称，“我是在2015年1月5日左右通过高冠军介绍认识的董东鹤，认识董东鹤之后借给他1000万元，他用于开发房地产和租赁建筑设备的公司”。关于录音是否完整，朱运章述称，“我们协商这个事情有几个小时，录音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本院再审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主要有以下争议焦点：（一）关于朱运章与高冠军之间是否履行了630万元借款的问题。对此，朱运章诉称，高冠军向其出具了两张欠条，其已向高冠军指定的账户转入630万元借款，高冠军应承担还款责任。高冠军辩称，虽然两张欠条是高冠军出具，但其并未实际收到也未实际使用该款项。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确认本案朱运章反诉主张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并履行的主要事实依据为朱运章是否向高冠军提供了630万元的借款。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看，高冠军向朱运章出具有借款630万元内容的两张欠条，但朱运章未将630万元款项交付给高冠军，而是通过银行转账交给了董东鹤的弟弟董东超的银行账户。本案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朱运章的转账行为系受高冠军指示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朱运章已向高冠军提供了借款。鉴于朱运章与董东鹤、董东超之间也存在多笔债务，无法确定朱运章向高冠军提供了借款。因此，二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确认。（二）关于自认与录音能否作为本案反诉基本事实依据的问题。关于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从高冠军原审答辩意见的整体来看，高冠军承认其于2015年1月8日、1月11日曾向朱运章出具过两张金额共计630万元的欠条，但亦明确提出其本人并未收到该款项。同时，还抗辩认为董东鹤系朱运章反诉63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且董东鹤与朱运章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将该笔借款结算清楚，否则朱运章不会签订涉案的债务转移协议。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根据高冠军的自认范围，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免除朱运章主张高冠军向其出具过欠条的举证责任，无法免除朱运章已向高冠军提供借款的举证责任。关于录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朱运章未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并且朱运章也认可其提交的录音资料只是截取了朱运章、高冠军、董东鹤等人协商过程中的部分谈话。据此，本院认为，该录音资料并不能全面客观的反映三方关于债权债务清算的协商情况，特别是朱运章将两张欠条自愿交还给高冠军的原因及之后朱运章又自愿签订债务转移协议的原因。因此，朱运章主张录音与自认能够相互佐证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关于朱运章自愿交还欠条行为的性质问题。朱运章主张其将欠条交还给高冠军是为董东鹤所欠高冠军债务而提供的担保。高冠军解释称，正是因为其出具欠条后没有实际收到借款才向朱运章要回的欠条。对此，本院认为朱运章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常理。具体理由：1.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朱运章与高冠军达成了担保合意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双方签订的担保协议加以证明。2.朱运章交还欠条并得知高冠军撕毁该欠条的时间是在朱运章签订债务转移协议之前。按照一般常理，如果朱运章确定其已实际向高冠军出借了630万元的款项，那么朱运章在得知高冠军将欠条已撕毁的情况下，应该在签订债务转移协议中直接扣除或者予以注明。对此，朱运章对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内容时未认真阅读相关内容的抗辩理由，不符合一般生活常识，本院不予采信。3.从目前现有证据看，朱运章自愿交还欠条的行为无法认定为担保行为。本案结合当事人各方陈述、返还欠条、签订债务转移协议等客观事实，综合判断朱运章自愿向高冠军交还欠条并撕毁的行为，可视为双方已通过协商的方式终止了成立但未履行的借款关系。综上所述，朱运章的再审请求及诉讼理由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85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 童审判员 邵 炜审判员 卞亚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