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9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静昵，女，汉族，1972年2月28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璐璐，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雪葵，男，汉族，1972年2月26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李静昵因与被上诉人黄雪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20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静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李静昵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黄雪葵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李静昵已提供基本证据证明黄雪葵获得案涉32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已证明存在不当给付，在黄雪葵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该32万元为另案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李静昵没有完成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照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利；2.他方受损；3.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4.获利无合法根据。第一，李静昵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收款单、（2018）粤03民初2081号民事裁定书和（2016）深仲裁字第1684号仲裁裁决书，可以证明李静昵支付了32万元给黄雪葵，黄雪葵获得了利益，李静昵具有损失，黄雪葵获得利益与李静昵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李静昵已完成了不当得利的前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李静昵一直主张支付给黄雪葵的32万元原本是为了抵扣对案外人张锦东的100万元借款，但张锦东予以否认，前案裁定和裁决也均未采纳李静昵的主张，而李静昵与黄雪葵不存在借款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第四个构成要件即黄雪葵占有32万元没有合法根据，是消极事实，李静昵客观上无法直接证明，在李静昵已提供基本证据的前提下，接下来应由黄雪葵为其抗辩提供证据。第二，黄雪葵抗辩其收取32万元是代收李静昵对案外人张锦东的465,000元欠款，其仅提供了案外人张锦东和黄旭葵的说明，对此李静昵明确否认，黄雪葵提供的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其抗辩。首先，黄雪葵抗辩其收取本案32万元的合法依据是其代收李静昵对张锦东的465,000元欠款，该内容属于具有法律关系的积极事实，应当由其对该465,000元是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才能构成有效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黄雪葵仅有转账记录与案外人张锦东、黄旭葵的说明，没有书面借款合同或其他证据能证明李静昵与张锦东曾就该465,000元达成了借款合意，因此无法证明该465,000元背后的真实法律关系，无法认定为是借款。其次，该465,000元是黄旭葵转出的，但李静昵的30万元是转到黄雪葵账户上的，张锦东、黄旭葵与黄雪葵是不同民事主体，在没有委托付款、收款通知书或其他证据，且李静昵明确否认的情况下，更无法证明本案30万元与该465,000元之间的关系。最后，张锦东称其于2014年7月22日12时26分通过黄旭葵借出465,000元给李静昵，但本案30万元是在同一天15时53分至15时58分转至黄雪葵账户，时间仅相隔3个小时，转出和转入的账户却是不同主体，交易方式极其异常。在李静昵否认且黄雪葵或张锦东均没有提供书面借款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采纳黄雪葵的抗辩，极为不公地区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也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并且变相对465,000元的款项性质与背后法律关系进行了实质审理与认定，严重程序违法，损害李静昵的合法权益。（二）正是因为黄雪葵与李静昵没有合同关系，其收取本案款项才没有合法依据，黄雪葵是本案不当得利的获利方。一审法院一方面论述李静昵对自己财产有妥善管理义务，是自己财产最忠实的看护人，另一方面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否认李静昵关于自己财产变动原因的主张，逻辑前后矛盾。李静昵并非对张锦东主张返还32万元，李静昵支付32万元给黄雪葵是基于其是另案100万元借款的代收款人，与张锦东的465,000元不存在任何关系。既然前案已否认该32万元与100万元借款的关系，而没有证据能证明黄雪葵与李静昵存在其他合同关系，黄雪葵接收了该32万元，不管其与案外人张锦东、黄旭葵的关系为何，在其与李静昵的关系中，就是该32万元不当得利款项的获利方。如果张锦东主张本案牵涉到的465,000元是借款，应当另案主张。一审法院的逻辑是只要李静昵与张锦东存在或曾经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只要张锦东单方面出具说明，不需要对每笔转账背后的实质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就可以对这32万元的性质随意解释，曲解李静昵的真实意思表示，强行将本案的32万元认定为是对465,000元借款的还款，严重侵犯李静昵的合法权益。（三）为了更加充分证明李静昵的主张，李静昵在一审中曾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一审法院调取案外人李永泉、黄旭葵以及本案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7月12日至2015年10月25日期间的银行交易信息，但一审法院没有任何回应，导致本案的款项性质无法查清，并且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前案10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李永泉通过李静昵向张锦东借款的金额实际只有70万元，且至少已偿还了20万元，但黄雪葵与张锦东、黄旭葵等人恶意串通，要求李静昵签订一系列空白合同，伪造一系列银行流水，并在李永泉无法偿还款项时恶意向李静昵主张100万元借款，金额远超实际借款数额。但李静昵无法联系到李永泉，也无权查询其银行交易信息，故申请一审法院予以调取。只要法院依职权调取张锦东、黄旭葵、黄雪葵、李永泉的银行交易信息，就能查明张锦东等人系“套路贷”职业放贷人的事实，就能查明其恶意串通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隐匿还款证据、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事实，就能查明本案32万元实质是其“套路贷”中的一环。因此，李静昵不是怠于举证或不愿举证，而是客观上举证不能，一审法院对李静昵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理睬，造成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黄雪葵辩称：（一）（2016）深仲裁字第1684号裁决书已经认定：李静昵与张锦东是民间借贷关系，张锦东是实际出借人，黄雪葵、黄旭葵是张锦东的委托收款人、出款人，各方存在多笔借款和资金往来。黄雪葵在2014年7月22日收取30万元、在2015年10月25日收取2万元，是基于李静昵因急用，张锦东通过黄旭葵出借给李静昵的465,000元，李静昵不仅没有受损，而且还有借款没有还清，黄雪葵代收该32万元是基于李静昵与张锦东的借款关系，没有获得不当利益。（二）李静昵称2014年7月22日支付的30万元是偿还张锦东100万元借款的款项，但2014年7月23日黄雪葵才将该100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转入李静昵账户，李静昵直至仲裁裁决进行执行时，才提出是偿还该100万元的借款。如果仅以转账构成不当得利，李静昵就不需要再对张锦东通过黄雪葵向李静昵支付的465,000元借款是否还清以及其他多笔相关交易作出解释，明显不合理。（三）李静昵就其本案主张偿还张锦东的32万元，在仲裁时并未提出，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初2081号不予执行案件中提出主张，但也被驳回，本案属于重复诉讼。李静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雪葵返还不当得利32万元、利息及经济损失（暂计3万元）给李静昵；2.黄雪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李静昵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李静昵于2014年7月22日从其名下账户向黄雪葵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李静昵提交的黄雪葵于2015年10月25日出具的《收款单》载明：“今收到李静昵还款人民币2万元，以后从前欠款单中相抵。”李静昵主张以上32万元系用于偿还其欠案外人张锦东编号为jD2014071201的《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项下的100万元借款，但张锦东在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2016）深仲裁字第1684号仲裁案申请时，却仍以100万元为基数向李静昵主张权利。（二）黄雪葵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黄旭葵于2014年7月22日从其名下账户向李静昵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65,000元。黄雪葵主张该款是黄旭葵代张锦东向李静昵出借，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双方因李静昵急用钱而口头约定借款随借随还，因此当天下午李静昵就还款30万元，之后又还了2万元。李静昵则主张，该465,000元并非张锦东出借给李静昵的款项，而是案外人李永泉偿还给李静昵的款项，并称李永泉也是前述100万元借款的实际用款人，李永泉于2014年7月20日向黄旭葵还款50万元，由于张锦东、黄旭葵认为李静昵才是债务人，故从该50万元中扣减了35,000元利息后将余款465,000元又汇给了李静昵。（三）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3月6日作出的（2016）深仲裁字第1684号裁决书认定：2004年7月12日，被申请人李静昵与申请人张锦东签署了编号为jD2014071201的《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90天，借款利率为0.06%/天；申请人共计向被申请人提供借款100万元；合同履行期间，无被申请人还本付息证明。该委据此裁决：“一、被申请人清偿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以及应付利息人民币54000元、违约金人民币449133.32元，合计1503133.32元（其中违约金暂计至2016年8月18日，之后应以借款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日止）；二、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申请人所发生的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补偿申请人律师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5000元；三、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33710元。”（四）前述仲裁裁决作出后，李静昵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李静昵在该案中申请称：其与张锦东曾经签订编号为jD2014071201的《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约定李静昵向张锦东借款100万元，张锦东委托黄雪葵、黄旭葵向李静昵通过转账方式交付了100万元，其中，黄雪葵于2014年7月12日、7月23日分两笔转入李静昵账户，金额分别为50万元、30万元。在张锦东委托黄雪葵、黄旭葵履行上述借款合同交付借款义务的期间，李静昵经与张锦东及黄雪葵口头协商，先行偿还了张锦东30万元，并由黄雪葵代收。后李静昵将30万元于2014年7月22日支付给了黄雪葵。因此，虽然黄雪葵、黄旭葵代张锦东支付了100万元的出借义务，但由于李静昵经张锦东同意向黄雪葵返还了30万元的借款，故李静昵实际向张锦东借款应为70万元。但张锦东在深圳仲裁委员会（2016）深仲裁字第1684号仲裁案中却以100万元为基数向李静昵主张权利，侵害了李静昵的合法权益。另，李静昵在2015年10月25日曾向张锦东偿还2万元，该款亦是由黄雪葵代收。事实上，借款人是李永泉，李永泉说需要资金，由李静昵、黄雪葵作居间人，通过李静昵过账，但在正式签订合同时，黄雪葵却在多份空白合同书上让李静昵签字，致使李静昵陷入高利贷。张锦东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2016）深仲裁字第1684号仲裁裁决。张锦东在该案中辩称：李静昵所主张的还款32万元并非该案争议的借款，而是偿还其他借款，与本案无关，从李静昵提交的转账明细及张锦东提交的说明中可相互印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审查期间，李静昵向法院提交了其名下的账户对账单、转账明细，用以证明其已向张锦东指定的收款人黄雪葵转账30万元，用于偿还本案的借款；另提交了收款单，用以证明张锦东指定的收款人收取了李静昵偿还的2万元。张锦东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账单中有一笔黄旭葵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李静昵民生银行账户转账的465,000元，李静昵所主张的还款32万元，张锦东已确认为还前述465,000元的欠款；张锦东确认收到过2万元，但并非该案争议的借款。张锦东还向法院提交了其本人及黄雪葵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李静昵所述还款并非该案借款，与该案无关。2018年9月1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民初208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李静昵主张张锦东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具体指隐瞒了李静昵经张锦东同意于2014年7月22日向黄雪葵支付30万元、于2015年10月25日向黄雪葵支付2万元，均为偿还本案借款。首先，李静昵本人参加了仲裁庭审，并未向仲裁庭提出上述主张，也未进行举证，与李静昵主张的事实有关的证据并非仅为张锦东掌握，仲裁过程中李静昵也未要求张锦东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张锦东提交，李静昵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其次，李静昵向法院提交的账户等证据表明，除了本案争议的借款外，其与黄雪葵还有其他资金往来，而张锦东并不认可曾指定黄雪葵代为收取了李静昵本案还款30万元、2万元，李静昵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黄雪葵收取的上述款项系用于本案还款。故，李静昵有关张锦东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主张，依据不足。据此裁定：驳回李静昵的申请。（五）李静昵本案于2018年6月1日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后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李静昵主张本案为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具体特征有三：一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二是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三是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不当得利的发生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给付和因给付外事由两种。基于给付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而本案显然属于这种类型的不当得利纠纷。此种纠纷，首先应当由李静昵证明有不当给付的事实存在，本案双方对李静昵的给付事实均无异议，争议在于是否为“不当给付”。其次，根据证据的一般规则，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对权利受妨碍或消灭的事实举证，故李静昵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还应当对欠缺给付目的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欠缺给付目的，既可以是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也可以是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或者是给付目的不达。这里的给付目的，即给付的原因，给付者给予财产总有一定目的或原因，或为债务的消灭，或为债权的发生，或为赠与，这里的目的或原因就成了受领给付者受取利益的法律上的根据。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给付目的（原因）不存在或不能达到，那么受领给付者的受有利益便会因为无法律上的根据而成为不当得利；为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为给付，但因种种障碍，给付目的不能按照给付意图实现的，受领给付者欠缺保有给付利益的正当性，因此也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可以看出李静昵的主张为给付目的不达，即李静昵向黄雪葵给付款项是为了抵扣其欠张锦东的100万元借款，而上述主张在（2018）粤03民初2081号案中未获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李静昵以其前案中的主张未获法院支持来反推主张黄雪葵系不当得利，并不能免除其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是使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任何人均是自己财产最忠实的看护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均应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其财产的变动受其控制，故李静昵作为权利主张人，应当由其完成证明存在不当给付事实的举证责任。在李静昵没有举证证明存在不当给付事实前提的情况下，强令黄雪葵承担其获益有合法依据之举证责任，无异于事先推定所有财产变动均不具备合法原因。李静昵作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一方，其向黄雪葵的付款行为系其主动为之，因而其有责任对不当得利发生的原由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从前案中张锦东的自认以及查明的事实可知，真正收取李静昵32万元款项的实为张锦东，而不当得利的特征之一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受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因黄雪葵收取李静昵款项系受张锦东的委托，而李静昵向黄雪葵付款时亦明知黄雪葵与张锦东之间的代理关系，故该收付款行为直接约束的是张锦东与李静昵，亦即黄雪葵并不是合同相对人及受益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主体特征。另外，从前案中张锦东的答辩意见以及本案查明事实可知，张锦东还委托黄旭葵向李静昵付款465,000元，即李静昵与张锦东之间还存着其他款项往来，而李静昵虽主张该款系案外人李永泉偿还给李静昵的款项，并称李永泉是前述100万元借款的实际用款人，其于2014年7月20日向黄旭葵还款50万元，由于张锦东、黄旭葵认为李静昵才是债务人，故从该50万元中扣减了35,000元利息后将余款465,000元又汇给了李静昵，但在张锦东已向李静昵支付了前案10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李静昵并未就其主张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李静昵诉请黄雪葵返还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黄雪葵的相关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静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李静昵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对于李静昵向黄雪葵转账的涉案32万元，李静昵在本院（2018）粤03民初2081号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中主张是由黄雪葵代收的向张锦东的还款，张锦东亦在该案中主张该款系李静昵对另一笔465,000元借款的还款，可知李静昵、张锦东均明知和确认该32万元系张锦东委托黄旭葵收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因该款收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约束李静昵与张锦东，李静昵与黄雪葵之间不构成法律上的给付关系，故而黄雪葵在法律意义上不是该款项的收取受益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中“取得不当利益”的主体。因此，李静昵向不是受益人的黄雪葵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静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李静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毅审  判  员  蔡妍婷审  判  员  刘灵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兼）  李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