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85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项健，男，196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羽翔,浙江宝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喆圆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虎跑路**少儿公园内月佬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341856456D。 法定代表人：徐淑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荐能，上海九州通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项健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喆圆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喆圆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6民初10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谢银芝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1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项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羽翔、被上诉人喆圆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荐能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项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项健系喆圆桓公司的股东。喆圆桓公司系于2015年由项健与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徐淑萍的丈夫杜正洪共同策划成立，因杜正洪称其不便登记为公司股东，故要求其妻子作为公司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营业执照办出来后，经项健请求才与徐淑萍见了第一次面。公司成立后，实际由杜正洪掌控经营管理大权并掌管公司公章。杜正洪让项健出面洽谈某些经营活动，由其在边上暗中监控，在谈妥业务后签约前，杜正洪才会在客户前来签约之前临时将公章交与项健，让项健在由其自己谈判达成的对外业务文件上签字盖章，之后即收回公司公章。因公司急需对坐落在杭州少儿公园内月佬阁的法定住所进行装修；而项健是从事建筑设计和装修工程的专业人员，杜正洪经常拉着项健去踏勘相关建筑装修材料市场，且基于股东身份，项健承担公司装修工程的主要牵头组织工作。随着装修工程的推进，需要喆圆桓公司支付的费用越来越多，但此时喆圆桓公司资金缺乏，不能及时支付相关费用。为不耽误工期，项健为喆圆桓公司装修月佬阁工程垫付了大量资金。2016年6月30日，项健与杜正洪（代表喆圆桓公司）就项健为前述装修工程垫付资金的问题进行了对账，经对账，杜正洪确认了项健垫付资金的金额为陆拾捌万伍仟陆佰整，并以喆圆桓公司的名义向项健出具了加盖公司公章的欠条。该“欠条”中，写明项健可在今后喆圆桓公司现金流收入中“直接收取”相应款项，用以冲抵喆圆桓公司所欠项健的装修工程垫支款项。……但后来喆圆桓公司对该“欠条”及剩余欠款拒不认账，经多次交涉后仍不还款。二、2020年1月15日一审法院开庭时，喆圆桓公司当庭提交一组证据，一审法官随即要求项健对该证据进行“质证”，但该证据系超出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无法当即质证。2020年3月12日和2020年3月23日的开庭后系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一审判决记载有误。这两次开庭时，喆圆桓公司又分别当庭提交“证据”，进行“证据突袭”，项健提出抗议并要求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对对方进行训诫与罚款。一审法院要求项健对该证据质证，要求其承担法定举证责任之外的超额的“举证责任”，有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嫌疑。在一审法官要求下，项健书写了“庭外和解申请”，该申请并非项健主动提出。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有违法律程序。三、项健在为喆圆桓公司牵头组织装修工程并垫付了大量款项之后，与喆圆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正洪进行了对账，对账后，杜正洪向项健出具了加盖了喆圆桓公司公章的“欠条”和“收条”。该“欠条”和“收条”出具时，杜正洪将项健手中用以对账的原始凭证全部收走。喆圆桓公司确认项健提交“欠条”和“收条”上的公章系喆圆桓公司真实公章。项健为喆圆桓公司法定住所进行的装修工程的成果，至今仍保留在坐落在杭州少儿公园月佬阁的喆圆桓公司法定住所现场，喆圆桓公司对于项健为其牵头进行装修工程并垫付了相关款项的基础事实也没有否认，但是对项健与杜正洪进行对账的事实和对账的结果不予承认。四、一审法院认定“无法排除”项健“自行制作欠条并加盖喆圆桓公司公章的可能性”，并且责令项健提交喆圆桓公司出具的“欠条”和“收条”、且原始对账凭证已经被收走的情况下再提交额外的支付记录凭证，违法加重了项健的举证责任。项健从前女友薛小宝(吉林省吉林市人)处讨要当年用手机支付宝进行支付的记录并提交法庭，没想到在薛小宝转给项健的支付记录中，竟然存在几处伪造和变造的情况；这种情况项健万万没有想到的。基于常识，项健没有必要也绝不会向法庭做这种“自杀式的举证”。五、即便不能排除项健自行盖章的可能性，但是，第一，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一审法院不应以这种模糊其词的“可能性”的说法作为定案判决的依据；第二，即便坐实了盖章系项健所为，一审依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涉及到喆圆桓公司的包括公章管理在内的内部管理问题，公司管理失当，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三，如果项健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公章，则盖章行为应视为喆圆桓公司的授权；如果项健系以非法手段获得公章并炮制案涉“欠条”与“收条”，则对这部分事实的处理，不应该由以“民间借贷纠纷”之案由来审理，而应当中止本案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者以其他案由进行审理；最后，案涉双方对事实存在严重争议，不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及时转换审理程序为普通程序，但未转换程序，存在程序违法。综上，项健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喆圆桓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案件进行三次开庭审理，双方对本案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论证，并给予了当事人充分的答辩和质证时间。一审法院向支付宝、腾讯核实了证据的真实性等情况。二、一审判决详细阐释了欠条上存在的疑点，项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1.该欠条形成缺乏对账过程，项健未与喆圆桓公司的任何人对账，其在一审审理中对对账过程的陈述也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在（2019）浙0106民初9819号案件的第一次庭前会议中，项健陈述是与喆圆桓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淑萍进行了几天的对账后，双方最终于2016年6月30日形成书面欠条，当天徐淑萍亲自将欠条送到下城设计院，交付给项健。该陈述中，项健对具体送欠条时间比较明确，称是在6月30日比较晚的时候，大概是徐淑萍傍晚时候送到的。但是在（2019）浙0106民初9819号案件第二次庭审及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项健又反口称是与杜正洪对账的，杜正洪是在2016年7月份将欠条交给项健，并且将所有的对账凭证都交给了杜正洪。事实上，项健并未与喆圆桓公司进行对账，该欠条也无任何对账人员的签字，于常理不符。2.该欠条形成过程不清楚。对于欠条上公章的真实性，喆圆桓公司并不持异议，即使项建当时并非喆圆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并不排除其能单独使用公章并制作欠条的可能性。故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项健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提交了该欠条对应的部分转账记录。项健称该转账记录是通过其前女友薛小宝的支付宝、微信进行支付。但经向支付宝公司核实，确认了其中14笔金额系虚假，并确认了这些订单的付款人均为项健本人而并非其前女友薛小宝。可见项健对于欠条对应的款项形成过程存在虚假陈述。3.项健无法说清其为月佬阁垫付的款项明细，对于其自述的较大金额的空调费用支出也无法说清进货渠道、也不能提供付款记录，与常理不符。4.项健对于月佬阁装修整体费用的描述不一致，其第一次陈述总费用为180万，后又陈述在100万左右。既然项健主张已经经过对账，那么对总费用金额也应当清楚，其前后陈述相差较大，不符合常理。5.根据案外人高潮的陈述，月佬阁主体结构装修完成是在2016年7月份，2016年7月21日才与公司进行的对账，故该欠条系在2016年6月30日对土建及装修及进行对账。该时间轴不符合常理，一般情况公司肯定是先清外账再清内账。此外，项健为喆圆桓公司股东之一，即使要对账也应该是跟其他股东对账，而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以公司名义进行对账。综上，喆圆桓公司自成立至2017年7月28日之前的公司运营、管理、财务均由项健负责。2016年6月26日的欠条并非进行对账后形成，实际上也无形成基础，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审查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双方并未形成民间借贷合意。故喆圆桓公司请求驳回上上诉，维持原判。 项健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喆圆桓公司支付欠款287500元；二、一审诉讼费由喆圆桓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项健持有以喆圆桓公司名义出具、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的《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我公司股东项健人民币685600元。在今后有现金收入时，可由项健本人直接进行收取。注：欠款内容为我公司2015年向海宏公司转租的杭州少儿公园内月佬阁，进行土建改造和装修的相关费用。在土建改造和装修的过程中，由于公司资金不足的问题，由项健个人先行垫付了相关的费用。经与项健本人核对，项健垫付给各工种个人总计费用为人民币685600元。”该《欠条》上仅加盖了喆圆桓公司公章。项健持有以喆圆桓公司名义出具、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25日的《收条》（下称《收条1》）一份，载明：“收到项健转交范正用的杭州九莲庄64栋九莲水磅站房屋的房租人民币120000元”。项健持有以喆圆桓公司名义出具、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的《收条》（下称《收条2》）一份，载明：“收到项健转交刘广平的杭州德胜新村42-1的房租人民币278100元”。《收条1》《收条2》上亦仅加盖了喆圆桓公司公章。项健自认，上述两笔喆圆桓公司享有的租金收益合计398100元，由其直接向范正用、刘广平收取，并用于抵扣喆圆桓公司欠项健的工程垫付款。项健为证明其为喆圆桓公司垫付了工程款，向该院提供了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部分付款凭证。其中包括项健向高潮、卢正虎、汪叶保、侯炎辉四人银行账户转账记录12笔，微信转账记录3笔，合计173399.5元；项健为购买工程材料、支付工人工资等产生的淘宝交易记录10笔、支付宝付款记录6笔及微信付款记录5笔，合计268360.5元。项健陈述，前述淘宝、支付宝、微信的交易，均系其通过时任女友薛小宝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进行操作，为配合法庭调查，其向已分手的前女友要回了支付记录的截图，但因上述账户系薛小宝所有，项健无法通过登录上述账户当庭进行证据出示。喆圆桓公司为核实上述10笔淘宝交易记录、6笔支付宝付款记录的真实性，向该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根据项健提供的前述16笔支付记录截图中的订单号查询交易的具体情况，该院予以准许。2020年4月2日，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函复该院，查明该16笔支付均通过项健名下账号为2088××××5135的支付宝账户完成，即付款方均为项健本人，具体支付情况与项健提供的截图证据比对如下： 类型 订单号 实际支付金额（元） 截图显示金额（元） 淘宝 2016030621001001130211494022 580 5580 淘宝 2015102221001001130200003239 4950 19950 淘宝 2015111121001001130222887618 1520 9520 淘宝 2015120421001001130239000230 5250 5250 淘宝 2015111121001001130220476271 412.8 8412.80 淘宝 2015090621001001130014536754 3000 3000 淘宝 2016030721001001130212124329 2500 9500 淘宝 2015092621001001130237511878 4800 14800 淘宝 2016050421001001130243188088 3900 29000 淘宝 2015111821001001130235244811 1700 17000 支付宝 20151030200040011100130065870988 2000 12000 支付宝 20151210200040011100130084827602 2475 8475 支付宝 20160312200040011100130028831332 3000 13000 支付宝 20171027200040011100130031143746 5600 15600 支付宝 20160808200040011100130011256841 5900 15900 支付宝 20151102200040011100130067043281 7200 27200 合计 54787.8 214187.8 此外，为核实项健提供的8笔微信付款记录的真实性，该院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发函调查，至一审判决作出前，尚未收到回函。但其中转账单号为1000050201201609170091211969、转账时间为2016年6月17日、金额为9290元及转账单号为1000050201201609080143018523、转账时间为2015年5月8日、金额为13000元的两笔记录，因转账时间与转账单号中对应位的数字不一致，故该两笔转账记录截图证据存在伪造、变造的可能性。项健在一审案件中陈述，喆圆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喆圆桓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淑萍的丈夫杜正洪，《欠条》涉及的工程款对账，是项健与杜正洪进行的，对账完成后，杜正洪拿走了项健持有的工程费用支付凭证，并由杜正洪将《欠条》交付给项健。另查明，该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喆圆桓公司诉项健及第三人胡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106民初9819号，该案中，项健亦将《欠条》作为其证据提交。在该案于2019年12月24日进行的第一次庭前会议中，项健表示经过几天时间的对账，双方最终于2016年6月30日形成书面《欠条》，当天其和徐淑萍在场，由徐淑萍将盖好章的《欠条》在项健的下城设计院交付给项健，当时没有让徐淑萍在《欠条》上签字。在该案于2020年4月1日进行的第二次庭前会议中，项健表示《欠条》是杜正洪在2016年7月份即落款时间几天后向其交付的，对账是其和杜正洪进行的；其仅在喆圆桓公司公司成立的时候见过徐淑萍一面，后来的工程、出租、经营公司业务都没有和徐淑萍接触过。在该案于2020年4月1日进行的庭审中，项健表示《欠条》是杜正洪交给其的，对账也是和杜正洪对的，对账后将所有资料交给了杜正洪。再查明，喆圆桓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徐淑萍。成立之初，由项健、徐淑萍、案外人赵梅福分别持有喆圆桓公司33.4%、33.3%、33.3%的股份；2016年11月8日起至今，项健、徐淑萍各持有喆圆桓公司50%的股份。 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欠条》的效力问题及项健是否已实际垫付了欠条所载明的工程款。喆圆桓公司对《欠条》上公章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一般来说，欠条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不能轻易予以否定。但在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及相关事实的基础上，该院认为，尽管《欠条》上加盖了喆圆桓公司当时的有效公章，但是仅凭盖有公章就认定《欠条》是喆圆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依据不足。首先，双方当事人对于杜正洪亦或项健系喆圆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掌握喆圆桓公司公章一节各执一词，且均无法提供足以推翻对方主张的证据。项健自认，其曾使用过喆圆桓公司的公章并代表喆圆桓公司对外签署合同，故客观上无法排除项健自行制作欠条并加盖喆圆桓公司公章的可能性。其次，欠条载明欠款685600元系“经与项健本人核对”。喆圆桓公司为法人，故必定有确定的自然人代表喆圆桓公司与项健进行了对账，但项健对具体的对账情况、欠条形成过程及交付人员在本案与（2019）浙0106民初9819号案件中的陈述前后不一、存在矛盾。再次，欠条载明欠款系项健为喆圆桓公司垫付月佬阁改造和装修的工程款而形成，但喆圆桓公司提供的部分垫付款支付记录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如前所述，项健提供16笔淘宝、支付宝支付记录截图证据用以证明其为喆圆桓公司垫付214187.8元，经核实，实际支付金额仅为54787.8元；另，项健提供的8笔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虽未经与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核实，但其中2笔仅从形式上判断，就显然存在虚假的可能性。此外，上述16笔淘宝、支付宝支付截图中的“收货地址”或“标签和备注”栏虽均记载有“月佬阁”或“少儿公园”文字，但在现有证据证明16笔付款均由经项健本人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户支付的情况下，经该院说明并询问后，项健仍然不予提供该账户的相关交易明细以供核实收货地址及备注信息，该院亦无法认定项健已支付的54787.8元与案涉纠纷存在关联性。至于项健陈述的其为购买中央空调系统垫付了约145000元，但对于如此大额支出，项健亦表示无法提供打款凭证，并表示记不清购买的具体店铺，与常理不符。对于以上存在的种种疑点，项健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项健未能提供足以证明《欠条》系经双方对账形成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项健曾使用喆圆桓公司公章以及项健提交的部分付款记录系伪造、变造的事实，综合判断考量，该院认为，在案证据已使项健为喆圆桓公司垫付工程款685600元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依法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该院对《欠条》的效力不予认可，项健就借贷关系成立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于2020年6月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项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06元，由项健负担。 二审中，项健、喆圆桓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项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应对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项健虽然提供了《欠条》，但其该对《欠条》的形成过程及欠款金额的具体组成陈述不清，其在诉讼中关于欠条形成过程的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款项凭证中存在多份虚假凭证。另外，项健系喆圆桓公司的股东，诉争款项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争议，项健曾自认使用过喆圆桓公司公章，故存在项健自行制作了案涉《欠条》的可能性。在案涉《欠条》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项健未能完成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13元，由项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