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2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建行，男，1990年4月9日出生，住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农垦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洲，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思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鼎晟（北京）财务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茹军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淇，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波，男，198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志勇，北京市京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智中汇德（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俊杰。上诉人吕建行因与被上诉人德鼎晟（北京）财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鼎晟公司）、原审被告于波、智中汇德（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中汇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7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建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洲、郭思雨，被上诉人德鼎晟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茹军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淇，原审被告于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志勇，智中汇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建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代理协议》为无效合同，吕建行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1.涉案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同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条第2款“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的规定，认定《代理协议》为无效合同。2.智中汇德公司因《代理协议》使用吕建行账户收取、支出款项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智中汇德公司承担，吕建行个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德鼎晟公司一审证据仅能证明智中汇德公司在收取、支出合同款时使用了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吕建行的账户，但是并无证据证明吕建行与智中汇德公司之间存在资产不分、账簿合一、账目不清等情形，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孟某既不是智中汇德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智中汇德公司或吕建行的授权。于波向孟某付款时，德鼎晟公司、于波、孟某三方均未通知过吕建行或智中汇德公司，未经吕建行或智中汇德公司同意。2017年5月17日于波向孟某的转账金额应为8万元，智中汇德公司因《代理协议》使用吕建行账户，共收到德鼎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茹军锋66万元，后智中汇德公司已经将15万元返还至茹军锋账户，剩余款项均根据于波要求转给人刘某、熙伦公司和韩某等。4.一审过程中，吕建行曾两次提交追加第三人和追加被告的书面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允许，导致本案事实未予查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违背公平正义。5.一审判决诉讼费计算错误。德鼎晟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吕建行请求。事实和理由：1.涉案合同中的股权转让内容是合理避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是合法有效的。2.吕建行在一审中自认，其出借账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公司过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3.合同明确约定，股权转让990万议价10倍一次性转让，免除个人所得税，但是税务机关最终出具的是平价转让，未达到免除个人所得税的合同目的。智中汇德公司没有合理避税的能力。4.关于吕建行提到的多笔转账，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代理协议》签订后，德鼎晟公司只给吕建行和于波转过账，其他人都是于波对接的，德鼎晟公司对于后续转账情况不清楚。于波辩称，不同意吕建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代理协议》是于波代德鼎晟公司签的，于波支付的20万元，是代德鼎晟公司支付。2.德鼎晟公司最初主张返还95万元后因吕建行返还15万元，最终主张了60万元，其放弃主张剩余20万元的目的于波不清楚。3.于波认可《代理协议》有效。20万元的转账支付主体和权利方是德鼎晟公司，于波是代其支付。于波不是合同相对方，需要德鼎晟公司来主张剩余20万元。智中汇德公司辩称，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事实和理由：1.彭俊杰是被冒用的法人身份，其对公司经营情况一概不知。2.关于手续问题彭俊杰已经向工商部门反映，涉案所有的合同都不是彭俊杰签的。3.智中汇德公司是于2018年5月31日变更的法定代表人，而诉争事实发生在变更之前。彭俊杰不认识各方当事人，对诉争的内容也不清楚。德鼎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德鼎晟公司与智中汇德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2.智中汇德公司、吕建行返还德鼎晟公司支付的协议款60万元；3.于波对智中汇德公司和吕建行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4日，甲方（委托方）北京天晟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通公司）与乙方（受托方）德鼎晟公司签订《股权委托服务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将甲方公司根据甲方提供给的股权变更协议相关手续，该过程所涉及的税务代缴个人所得税及变更股权手续由乙方代办完成。股权转让990万，议价10倍一次性转让，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减免）本次股权交易免除全部个人所得税，并保证符合国家规定，不影响公司后续融资或成立IPO。以上委托事项乙方在甲方所提供材料齐全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全程代理服务费为630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甲方首付定金为70万元；甲方在收到乙方所出具的税务局签字材料后支付100万元；乙方在办完所有手续并交予甲方时，甲方须付清所剩余全部余款，余款为460万元。2017年4月25日，甲方于波与乙方智中汇德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天晟通公司注册号为×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提供完整的股权转让服务，截止甲方股权转让手续完全结束。办理时间自2017年4月25日至2017年6月20日。办理费用共计446万元，分两次付清，首次付款50万元，办理完结后一次付清尾款396万元。990万元股权转让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一次性议价9900万元转让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甲方负责印花税，后续也不再征收本次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2017年3月15日，德鼎晟公司向吕建行转账4万元。2017年4月25日，德鼎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茹军锋向吕建行转账26万元、20万元；2017年5月17日，茹军锋向吕建行转账16万元。2017年5月17日，于波向孟某转账9万元。2017年5月22日，孟某通过微信向于波提供了郭某的银行账号，后殷某代于波向郭某转账20万元。2017年4月27日，熙伦公司向孟某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海淀转股”定金40万元。2017年5月19日，吕建行向韩某转账13万元，向熙伦公司转账1万元。同日，孟某向韩某转账2万元。向熙伦公司转账3万元。2017年10月13日，孟某向吕建行转账3万元。同日，吕建行向茹军锋转账15万元。一审庭审中，于波称其通过吕建行认识孟某，并认为吕建行和孟某是一体的，故其按照孟某的要求向郭某转账20万元。该20万元系代德鼎晟公司垫付的服务费。吕建行称其通过孟某介绍，联系到于波，后德鼎晟公司与于波签署了《代理协议》，协议签署后发现德鼎晟公司无法完成合同义务，故《代理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吕建行只是代为走账，合同实际由于波通过孟某委托刘某、熙伦公司、韩某办理。根据吕建行提供的孟某与于波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4月12日，于波问：“人来了吗？”孟某说：“到了，马上到了。那个客户来了吧，客户来了吧。”于波说：“他今天不过来了，然后那个一会儿我过去吧。”孟某说：“给他们让他们打款，那边儿材料做完了，这边材料做完了都。”于波说：“你把卡号发给我。”孟某向于波发送了吕建行的银行卡号。后双方一直就办理天晟通公司代缴个人所得税及变更股权手续事宜进行沟通。于波多次要求孟某联系刘某。根据德鼎晟公司提交的税务机关备案的《被投资企业股权变动情况报告表》《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表）》《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的登记情况，天晟通公司的股东娄某、张某、王某、尤某、谭某向露笑集团、李某1、程某转让了股权，转让价款为平价转让。德鼎晟公司称智中汇德公司为证明其完成了股权溢价转让服务，先向其提供了虚假的《被投资企业股权变动情况报告表》《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表》《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被德鼎晟公司发现后，又向其提供了上述真实的税务登记资料，资料显示股权转让为平价转让，智中汇德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另查，上述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于波是德鼎晟公司的董事、股东，吕建行是智中汇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一审法院认为，于波与智中汇德公司签订《代理协议》，虽然协议中约定合同甲方为于波，但德鼎晟公司、于波均表示于波系代表德鼎晟公司，同时，根据德鼎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茹军锋的付款情况看，智中汇德公司、吕建行应当知道于波是代表德鼎晟公司签署协议。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代理协议》的合同双方主体是德鼎晟公司和智中汇德公司，该《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履行各自义务。关于吕建行称《代理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德鼎晟公司支付的合同款绝大部分支付给了智中汇德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吕建行，应当视为德鼎晟公司向智中汇德公司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至于吕建行收款后又将款项付给了其他人，并不影响《代理协议》履行主体的确定。此外，吕建行称其通过孟某联系同于波洽商合同，说明孟某与吕建行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关系，德鼎晟公司所付合同款一部分付给了吕建行，一部分付给了于波，更加印证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孟某与吕建行之间存在关联，故德鼎晟公司向孟某付款的行为，应视为向智中汇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智中汇德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现其德鼎晟公司要求解除《代理协议》，智中汇德公司返还6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吕建行作为智中汇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智中汇德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个人账户收取合同款，符合上述法定情形，现德鼎晟公司要求吕建行对智中汇德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于波与智中汇德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德鼎晟公司的利益，故德鼎晟公司主张于波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于波向郭某转账的20万元，因德鼎晟公司未主张，于波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判决如下：一、解除德鼎晟公司与智中汇德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二、智中汇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德鼎晟公司60万元；三、吕建行对上述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德鼎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吕建行主张工商登记部门已就涉案股权办理了平价转让，现无法按照《代理协议》的约定一次性议价9900万元转让且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吕建行主张2018年5月因智中汇德公司效益不好，其与原股东李某2（现为吕建行妻子）商议将公司出售，后委托亿企创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居间人，将该公司以5000元价格出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和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代理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吕建行应否对智中汇德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代理协议》约定，智中汇德公司受托办理天晟通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提供完整的股权转让服务。办理费用446万元。990万元股权转让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一次性议价9900万元转让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上述约定可知，双方并非采取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方式实现合同目的；即便如吕建行所主张其无法按照《代理协议》履行上述约定，该事实亦属于《代理协议》解除之范畴，并不必然导致《代理协议》无效；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充分证明双方签订《代理协议》之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行为，故吕建行主张《代理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代理协议》的缔约主体为智中汇德公司，依据该协议所取得的款项应当支付至智中汇德公司名下。但吕建行作为智中汇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出于不法目的多次将本该支付至智中汇德公司的款项支付至其个人名下，有违公司财产独立性原则，造成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其次，根据各方陈述，智中汇德公司现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吕建行作为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德鼎晟公司的利益，吕建行应对智中汇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吕建行虽主张其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不存在混同，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另，一审法院并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综上所述，吕建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吕建行、智中汇德（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吕建行、智中汇德（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姜 君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慧君法官助理  李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