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322刑初367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罗教文，男，1959年1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汉族，文盲，农民，住新化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2月2日被新化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9年12月1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新化县看守所重症病人收治中心。 辩护人何之海，湖南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斌，湖南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公诉刑诉[2020]2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教文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派员额检察官方东恩、检察官助理曾燕翔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罗教文及其辩护人何之海、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诈骗罪 2015年被告人罗教文在新化县××镇××村开办了一个养猪场。2016年5月，罗教文将该养猪场注册为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2017年4月左右，罗教文为骗取扶贫资金以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伪造了《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花名册》和《入股协议》等材料，虚构合作社帮扶贫困户的情况，将伪造的材料提交给洋溪镇镇政府、新化县财政局。新化县财政局于2017年5月19日向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拨付财政资金8万元。 二、敲诈勒索罪 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罗教文和伍升贵、刘玉华（均另案处理）均在新化县××镇××村开办了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2017年12月，伍升贵、刘玉华两人因其养猪场没有享受扶贫补助，罗教文也认为其享受的补助过低。于是，三人便一起多次找村干部吵闹。村干部向其说明政策规定后，三人仍不罢休，并商量以村内违规发放贫困户种养业补助为由告状，逼村委会给他们三家合作社补钱。三人商量后，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便多次向洋溪镇政府、新化县纪委举报，在村内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大会时三人一起去闹事，逼迫村干部给三家合作社补钱。2018年3月16日，湖南省委巡视组到新化县进行巡查，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得知后，就商议打巡视组电话举报村违规发放贫困户种养业奖补一事，给村里、镇里施压，当天刘玉华就向巡视组打电话举报。 2018年3月19日，集星村村支书邹某4被逼和伍升贵、刘玉华、罗教文的妻子伍某2谈好以返乡创业奖补为由，以村的名义分别补给伍升贵、罗教文的合作社补2万元、刘玉华的合作社补5万元。后刘玉华、伍升贵、罗教文分别得到4.3万元、2万元、2万元。 2019年12月2日，被告人罗教文经民警电话传唤后到案。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户籍证明材料、专项资金拨款书、帮扶对象花名册等书证；证人邹某1、肖某、许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罗教文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教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敲诈勒索罪的共同犯罪中，罗教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九条。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罗教文辩称，他没有向村里面吵过，也没有去举报过。 被告人罗教文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教文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和非法占有扶贫资金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被告人罗教文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 经审理查明：一、诈骗事实 2015年被告人罗教文在新化县××镇××村开办了一个养猪场。2016年5月，罗教文将该养猪场注册为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2017年2月以后，罗教文为骗取扶贫资金以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伪造了《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花名册》和《入股协议》等材料，虚构合作社帮扶贫困户的情况，将伪造的材料提交给洋溪镇镇政府、新化县财政局。新化县财政局于2017年5月19日向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拨付财政资金8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明： 1、新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和《企业实体信息》证明，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5月11日成立，成立时登记的投资者及认缴出资信息为：罗教文出资150万元、伍某红出资10万元、伍某付出资20万元、杨某新出资10万元、邹某林出资10万元；2017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由罗教文变更为伍某2；2018年5月21日，法定代表人由伍某2变更为伍某1；现登记的投资者及认缴出资信息为：刘某兰出资200万元、伍某红出资10万元、伍某付出资20万元、杨某新出资10万元、伍某1出资660万元、罗某2出资100万元；经营范围为：组织采购、供应成员养猪所需的生产资料；组织收购、销售成员生产的产品；为成员养猪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 2、中国农业银行对公活期账户信息证明，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17年4月17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化县支行开设账户，账号为1862××××1248。 3、专项资金拨款书、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7年5月17日，新化县财政局向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1862××××1248账号上拨付财政扶贫资金80000元，该款于2017年5月19日到账。 4、新化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验收表（二）、新化县洋溪镇补助性资金监管记录表、新化县财政扶贫（以工代赈）项目资金报账审批表、新化县财政扶贫（以工代赈）项目资金结算汇总审批表、新化县××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份证明，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申报财政扶贫资金80000元获得相关部门审批通过的相关情况。 5、《洋溪镇集星村辉斌香猪养殖请求扶贫资金的报告》、《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香猪养殖项目实施情况简介》、《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入股协议》证明，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为申报财政扶贫资金向新化县财政局等有关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 6、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湖南省财政厅于2015年10月16日下发的湘扶办联[2015]14号《关于引导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意见（试行）》证明，参与精准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是指在政府组织引导下，以产业发展为平台，与扶贫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带动扶贫对象实现脱贫致富的农业起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济主体；新兴农业经营组织带动扶贫对象发展产业获得的财政扶贫资金支持额度，原则上不得高于所带动扶贫对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总额的25%；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与扶贫对象以产业扶贫项目为平台，通过直接帮扶或委托帮扶或股份合作等模式，结成利益联结共同体。 7、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于2016年8月11日印发的湘扶办发[2016]54号《关于下达2016年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的通知》证明，湖南省财政厅下达新化县2016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708万元。 8、新化县财政局、新化县扶贫办于2016年11月22日下发的新财农[2016]309号《关于下达2016年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证明，经新化县扶贫领导小组研究，下达2016年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8万元；资金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管理，专户、转账、专项调拨、转款专用；产业扶贫按照产业规划，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到户到人；其中向新化县斌辉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安排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万元。 9、到案经过说明证明，2019年12月2日，罗教文被新化县公安局民警传唤到案。 10、证人肖某（时任××镇××扶贫站站长）的证言证明，2017年，罗教文说其在县里争取了8万元钱的产业种养业的扶贫资金，并向洋溪镇扶贫站提供了“入股协议”、“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合作社的情况简介”、“洋溪镇集星村辉斌香猪养殖请求扶贫资金的报告”及一些审批表等资料，要求他们去验收。后他与财政所的欧某等人一起到了“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查验该社确实喂养了几百条的猪，他们验收后就在罗教文提供的审批表里签了字并交给了罗教文。他们对罗教文提供的“入股协议”、“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里的入股贫困户、贫困户是否真的入股等情况没有进行核查，也不知道这些资料是否真实。罗教文申报的这8万元钱是新化县财政局拨付的扶贫项目资金，要申报这8万元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合作社，要以合作社做为平台申报；二是要确实喂养了猪；三是要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利益联结机制，让利益联结的贫困户受益。 11、证人欧某（时任洋溪镇财政所副所长）的证言证明，2017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和洋溪镇政法书记王某2、副镇长王某1、扶贫站长肖某、经管站长刘某等人到了辉斌香猪养殖合作社进行验收，还带了新化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验收表的两页空表纸，他们对辉斌香猪养殖合作社基地进行了勘察，对新建的猪栏和存栏的香猪数量进行清点并拍照固定。后罗教文拿着表格到他办公室找他签了字。财政不是主管部门，对辉斌香猪养殖合作社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验收是洋溪镇扶贫办为主的，他只是根据洋溪镇政府对扶贫资金项目这一块的规定参与去验收的，他不清楚验收的标准和验收的目的，在验收时他们带了两张空白的验收表，没有看到帮扶贫困户花名册，所以没有核查辉斌香猪养殖合作社是否结对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他知道新化县财政局和新化县扶贫办联合发了一份新财农［2016］309号文件，这份文件规定扶贫资金的申报，养殖业和种植业等要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准到户到人。 12、证人王某1（时任洋溪镇主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的证言证明，2017年，她和欧某、肖某、王某2等人去了辉斌香猪专业养殖场进行验收，她们到现场就是看看是否养了猪、养殖场是否存在。她知道养殖合作社申请扶贫资金需要与贫困户有利益联结机制，得让贫困户受益，后来罗教文多次找她签字时，她要求罗教文准备好资料，因罗教文一直没有提供资料，所以她没有签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验收表（二）”上的签名不是我本人签的，也不清楚是谁签的。她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的入股协议。 13、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7年3月，他在××镇××负责纪检工作。2017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和王某1、欧某、刘某、肖某等人一起到洋溪镇集星村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验收，他们带了新化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验收表的两页空表纸，他现场对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猪厂的存在和养猪的事实进行认定，并在一张空白的《新化县洋溪镇补助性资金监管记录表》上结论栏中签了“现场核查养猪属实”的意见并签了自己的名字，后面事情他都不知道了。纪检部门不是主管部门，对辉斌香猪养殖合作社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验收是洋溪镇扶贫办为主的，他只是根据洋溪镇政府对项目资金这一块的规定参与监管验收的，他不清楚验收的标准和验收的目的。 14、证人黎某（时任新化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是2016年的安排的项目和80000元钱资金，2017年报的账。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以产业扶贫的名义申请的扶贫资金，按文件规定，这个扶贫资金必须要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才能申请。对于扶贫项目的验收，2015年以后县里都是委托乡镇验收，所以辉斌香猪养猪专业合作社扶贫项目是由××镇××验收的。扶贫资金的审批流程是先是村、乡镇进行审批，再报县扶贫办和县财政局审批。他只负责将这个项目的资料进行审核，所以他根据乡镇上报的验收资料和利益联结资料在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最下面签名并签署“该合作社与贫困户以股份合作建立利益联结”的意见。 15、证人孙某（时任新化县财政局专管农业股专项扶贫资金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罗教文是以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贫困户的名义申报的扶贫资金，并提交了《入股协议》、《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等资料，她于2017年5月17日给罗教文提供的账户上汇了8万元。申请扶贫资金的程序如下：企业先申请，乡镇确定签字盖章，上报县扶贫办，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县扶贫办联合县财政局一起下文。报账资料要求是：企业要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相关资料要有贫困户入股企业的协议；帮扶对象花名册，必须要每一个贫困户签字，帮扶对象花名册上要有县扶贫办的相关责任人签字确定是否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贫困户身份确定，县扶贫办相关人员确定为贫困户；项目实施的税务发票；乡镇组织验收，验收人员在验收表上签字；现场项目实施情况的影像资料（照片资料）；乡镇报账审批表。 16、证人伍某1的证言证明，她是伍某2的妹妹，罗教文是她姐夫。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5月11日，法人代表是罗教文，2017年1月13日，罗教文把法人代表变更为伍某2，2018年，罗教文以20000元钱的价格将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转让给她，并在2018年5月21日将法人代表变更给她。罗教文把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转给她以后，都是她一个人在经营，因为她没有时间管理，就以3000元钱一月的价格聘请罗教文替她管理。她不清楚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新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出资情况，也不清楚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有帮扶对象的事情。罗教文把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转给她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跟她说。 17、证人邹某2（时任洋溪镇集星村村支书）的证言证明，罗教文开的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都是罗教文一个人在经营。他没有在《洋溪镇集星村辉斌香猪养殖请求扶贫资金的报告》上面签字盖章。 18、证人刘某1（时任洋溪镇集星村文书）的证言证明，罗教文开的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都是罗教文一个人在经营。罗教文以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申请扶贫资金时还拿过一份申请报告到村里签字盖章，《洋溪镇集星村辉斌香猪养殖请求扶贫资金的报告》是当时的村主任邹炎清签的字，是他盖的章。因为罗教文不清楚贫困户家庭中的贫困人口数量，就找到了他让他帮罗教文写一份贫困户家庭中的贫困人口数量，他就帮罗教文在《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上将贫困户家庭中的贫困人口数量写上了，并帮罗教文把每户的补助金额统计出来。他没有收取罗教文的任何费用。 19、证人罗某1的证言证明，她和她丈夫杨某新都没有在罗教文开的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入股，也没有分过红和股金,“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上的“杨某新”的签名不是杨某新本人签的。 20、证人罗某2的证言证明，他没有在罗教文开的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入股，也没有分过红和股金,“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上的“罗某2”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的。 21、证人许某2的证言证明，他是洋溪镇集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没有在罗教文开办的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入股，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也从未分过红和退过股金给他，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的入股协议和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上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的。证人刘某2、邹某1、许某3、许某1、王某3的证言证明的内容与许某2证明的内容一致。 22、证人伍某2的证言证明，罗教文以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在新化县扶贫办搞了8万元，其中5000多元用于交税，建设猪场用的人工钱大约3万元，建设猪场用的材料钱3万多元，剩下的钱用于购买猪饲料。这8万元没有分给贫困户的，都是用在自己猪场里面。 23、被告人罗教文的供述证明，2015年，他在洋溪镇集星村开办了一个养猪场。2016年5月，他在新化县政务中心注册了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是他，他注册成立合作社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申请国家扶贫资金。因需要7-8个户才能办合作社，他就借了伍某付、伍某红、邹某林、杨某新、罗某2、刘某兰等人的身份证注册成立了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时说是合股的，但其他人都没有出资，实际由他一个人独资经营。2017年1月份，他听说残疾人办合作社可以少交一些税，就将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变更为他老婆伍某2。2018年5月，他以20000元钱的价格将猪转给了伍某1，并将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变更为伍某1。此后，伍某1以3000元钱一月的工资聘请他帮伍某1养猪。2017年2月，他请人写了《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香猪养殖项目实施情况简介》和《洋溪镇集星村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请求扶贫资金的报告》两个报告，并把这两个报告送到了洋溪镇政府和新化县扶贫办。后来，他拿着县扶贫办的批文去县财政领钱，但县财政工作人员说：按照国家规定，这笔钱的25％要用于建设猪场和养猪，另75％要用于贫困户入股猪场的股金，按照股金的数量每年分红给贫困户。他听了这些要求后，就找洋溪镇集星村的文书刘某1帮忙，刘某1答应后，他和刘某1一起造了一份《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花名册上面写了13个贫困户和6个非贫困户各自所得的钱的数量，这些钱的数量是套着这80000元钱的，花名册上的签名没有本人签字的，他自己签了罗教文和许某1的名字，其他的名字是他请人签的。他还造了一份《入股协议》，这份《入股协议》的内容是贫困户入股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股金和分红，他在《入股协议》签了自己和许某1的名字，其他的不记得是谁签的了，反正不是贫困户本人签名的。他把《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对象花名册》和《入股协议》交给了县财政局后，县财政局就将这80000元钱通过银行转账给了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账户上。这80000元钱到账后，他第一次取了50000元钱，用于支付建猪栏时欠的工资；第二次取了29000元钱，交国税用了5000元钱，买了2个开票的盘用了4000元钱，剩下的钱付建猪栏欠下的铁皮的钱。《入股协议》中的贫困户的入股股金分别是：许某1股金3750元、他股金3750元、刘某艳股金5625元、许某3股金3750元、许某2股金3750元、邹某1股金1875元、邹和平股金5625元、邹定木股金5625元、刘某2股金5625元、刘水清股金5625元、王某3股金3750元、王富生股金3750元、王悠明股金7500元。他从来没有给贫困户分过红，也没有跟贫困户说过有分红这个事情，也没有将股金退还给贫困户。2015年至2018年5月都是他一个人独资经营的，2018年至今是伍某1在独资经营。 二、敲诈勒索事实 2015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罗教文和伍升贵、刘玉华（均另案处理）均在新化县××镇××村开办了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2017年12月，伍升贵、刘玉华两人因其养猪场没有享受扶贫补助，罗教文也认为其享受的补助过低。于是，三人便一起多次找村干部吵闹。村干部向其说明政策规定后，三人仍不罢休，并商量以村内违规发放贫困户种养业补助为由告状，逼村委会给他们三家合作社补钱。三人商量后，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便多次向洋溪镇政府、新化县纪委举报，在村内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大会时三人一起去闹事，逼迫村干部给三家合作社补钱。2018年3月中旬，湖南省委巡视组到新化县进行巡查，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得知后，就商议打巡视组电话举报村违规发放贫困户种养业奖补一事，给村里、镇里施压，当天刘玉华就向巡视组打电话举报。 2018年3月19日，集星村村支书邹某4被逼和伍升贵、刘玉华、罗教文的妻子伍某2谈好以返乡创业奖补为由，以村的名义分别补给伍升贵、罗教文的合作社补2万元、刘玉华的合作社补5万元。后刘玉华、伍升贵、罗教文分别得到4.3万元、2万元、2万元。 2019年12月2日，被告人罗教文经民警电话传唤后到案。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 1、新化县农业局、扶贫办、林业局、畜牧水产局于2017年8月8日联合下发的新农联（2017）3号《2017年种养产业扶贫工作实施细则》证明，申请奖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必须将申请表格和帮扶贫困人口工作方案报村、驻村工作队同意，由乡镇审核把关，并上报县种养产业扶贫工作办公室，经县种养产业扶贫工作小组研究决定后方可纳入帮扶奖补范围；贫困人口种养产业奖补金额为最高每人2000元。 2、洋溪镇集星村的会议记录证明，2017年12月2日，集星村村支两委对15万元种养资金安排进行开会研究，决定将剩余的106000元补助到产业合作社；2018年3月19日，集星村村支两委与香猪养殖合作社代表开会决定，对2017年回乡创业的合作社老板给予奖补，其中伍升贵2万元、刘某35万元、伍某22万元，村支委承诺奖补在2018年3月27日到位；2018年4月4日，集星村村支两委、全体党员、群众代表开会决定，为鼓励回乡创业，奖补刘玉华福达生态藏香猪养殖合作社5万元、奖补罗某花福泰香猪养殖合作社2万元、奖补伍某2辉斌香猪养殖合作社2万元。补助资金来源为镇财政拨付的3万元村级运转经费和4.7万元村级办公经费，剩下的1.3万元等今后村里有钱再付。 3、证人伍某2的证言证明，罗教文是她丈夫，伍升贵是她弟弟，刘玉华的嫂子伍某1是她妹妹，她们家和伍升贵、刘玉华各自经营了一家养猪场。罗教文和伍升贵是集星村的群众代表。2017年12月，集星村里开了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决定将剩下的10万多元补偿给她们三个猪场。可是过了不久，村支书邹某4跟她们讲这笔钱要专款专用的，不能补给她们。由于这笔钱没有补偿给她们，伍升贵、刘玉华心里很烦躁，认为村里做的不地道。随后不久，村里又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她也跟着罗教文去了几次。在群众大会上，伍升贵提出村里将种养业钱平均分发给贫困户是违反规定的，要告状反映。邹某4讲猪场是没有补助的，会议就这样开不下去了。2018年1-2月的时候，邹某4喊她们去镇里谈猪场补助的事，她和罗教文、伍升贵、刘玉华等人都去了，邹某6镇长接待了她们，她们将猪场以及村里言而无信的事告诉了邹镇长。邹镇长讲这种养业钱是要专款专用的，要按实际情况补偿给贫困户的，不能补给养殖户。伍升贵就向邹镇长举报了村里违规发放种养业钱给贫困户的事情，要求镇里处理。由于村里没有给猪场补助，伍升贵和刘玉华心里很不舒服，后又多次到镇里反映。2018年3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伍升贵、刘玉华又向有关部门打电话举报，伍升贵、刘玉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村里兑现以前的决定，给她们猪场补助。2018年3月，罗教文要她去了刘某1在洋溪的店子，邹某4、刘某1、罗某3、邹焱清等在那里。到那之后，伍升贵就问邹某4：“到底如何搞，到底有没有补，没有补的话就讲句明白话。”伍升贵见邹某4没有明确答复，就发脾气就走了。邹某2就跟她讲好话，要她将伍升贵喊来，她打电话又叫来伍升贵后，邹某4答应补助刘玉华5万元，补助她和伍升贵各2万元。伍升贵当时要求邹某4拿现金，邹某4讲现在没有现金，由邹某2担保才谈好。谈完后，她将情况电话告诉了罗教文。后来村里开了会，是以返乡创业奖的形式补给她们的。2018年3-4月，她写了领条后，镇经管站将1.7万元打到了她的银行卡上，2019年下半年，邹某4私人给了她3000元现金。 她不清楚创业奖的政策，村里给她们补偿的原因一是村里答应了的，村里就应该补偿，二是她们掌握了村里违规发放养业资金的证据，伍升贵还在群众大会上提出来了并和刘玉华向镇里等有关部门反映过，村里面必须补的。 4、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福达藏香猪合作社是他和刘玉华、刘玉恒三兄弟开的，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他们开养猪场的时候，村支书邹某4说搞养猪合作社是可以到上面去争取一些补助的。2017年底，村里开会决定给他和伍升贵、罗教文三家养猪户搞了一些数额不等的补助，但是没过多久又说给他们搞补助不符合国家政策，结果他们一分钱补助都没有了。他们和罗教文、伍升贵觉得受到了欺骗，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就想去找村干部邹某4等人讨要说法。伍升贵多次跟他讲，邹某4将这些钱发放给贫困户是违规的，如果村里不给他们补助就去告状。他也多次打电话给邹某4问为什么答应给三家养殖户补助钱的现在又不算数了，邹某4跟他解释讲这是政策，没有办法。可伍升贵、罗教文两个都不放手，特别是伍升贵，多次讲要去告状，要找村里面拿钱。因为村里一直没有给他们补偿，2018年3月，伍升贵找到了罗教文、刘玉华，讲要向省巡视组打电话告状，后刘玉华打了电话给巡视组。不久，邹某4就要他们去刘某1的店子里谈，由于刘玉华那天有事，刘玉华就要他去谈，于是他就和伍升贵、罗教文的妻子三个人到了刘某1的店子后，看到了邹某4、邹某2、刘某1、邹某松等人。到那之后，伍升贵就质问邹某4、刘某1他们，说村里面答应给他们的补助什么时候发。他们还把造假违规发放这些种养业资金的材料拿给邹某4等人看了，邹某4解释讲按政策是没有补助的，说种养业资金的钱只针对贫困户的，只能发给贫困户个人，不能发给三家合作社，如果他们要想搞补助下来，就要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向上级部门申报才行。伍升贵就讲那这样没有“搞场”，只能告状。邹某4见伍升贵这样讲，态度就软下来了，就跟伍升贵承诺，再给我们去上面争取，只要政策下来，第一时间给三家养殖户补助。伍升贵听了之后认为邹某4是在忽悠，就气冲冲的威胁邹某4，讲邹某4乱搞，乱发钱，要告死邹某4他们。由于谈不好，伍升贵就故意喊他走，这时，邹某2就出来打圆场了，就跟伍升贵讲好话，要伍升贵不要走，有事好谈的。伍升贵没有理会邹某2，就喊着他走了，伍升贵当时还跟他讲，村里不拿钱就要去告状。邹某2跟着出来要他们不要走，说有事好商量的，于是他们又到了刘某1的店里，邹某4讲，刚才几个村干部商量了，以返乡创业奖补的形式给他们三个养殖户补助9万元，其中补助他5万，补助罗教文2万，补助伍升贵补助2万。伍升贵提出钱补少了，邹某4、邹某2就做工作，讲了许多的好话，最后，伍升贵就答应了，伍升贵提出来要现金，要限定个时间，不然还要告状上访。邹某2见这样，怕伍升贵他们继续告状，就答应做担保。他以后就没有管事了，也不记得是谁在村里领的4.3万元。 5、证人邹某2（时任洋溪镇集星村支部委员）的证言证明，集星村的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是连襟关系，各自办了一家养猪合作社。2017年，集星村按政策将贫困户的养殖补助发放后，为了照顾2017年以前脱贫的人员，他和邹某4、刘某1等人在2017年12月2日开了个短会，会上决定将村里账目上因历史原因留下的15万元钱以每人500元钱发给88个之前脱贫的贫困户，还剩10.6万元就发给伍升贵等三家合作社。后邹某4向镇领导咨询政策后就又组织开会，称贫困补助只能发给个人，不能补给养猪合作社，于是他们又决定将这15万元，以每人1700元发给88个脱贫人员，没有再给养猪合作社做计划了，到了2018年1月份，村里就把这15万元钱发给了88个脱贫人员。 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在得知村里的贫困人员、脱贫人员都发放了补助，要求村里也要按照贫困户养殖补助的标准给三家养猪合作社发钱，村干部就跟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进行了解释，讲这个贫困户养殖补助政策是针对贫困户个人的，合作社不属于补助的范畴。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听后就不干了，伍升贵多次扬言：“集星村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养没养牲畜的都发一样的钱，我要把这个事情告上去，要一级一级的告，一直到告倒村里的干部为止!”2018年3月，洋溪镇政府组织村干部和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开会，想把政策讲清楚，但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意思就是不给他们三家合作社搞钱下来，就要上访告状，告村里、告镇里，要打横幅告。 过了10天左右，他和邹某4、刘某1等人在刘某1的店里开会商量村里的分工问题，伍升贵等人就赶到了刘某1的店子里，伍升贵质问邹某4：“支书，什么时候帮我们（指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合作社）把钱搞下来？”邹某4就回到：“不是村里不帮你们搞，是实在没有政策可以搞到钱，等政策来了，一定帮你们搞钱。”伍升贵就讲:“我才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那些没养猪的都发了2000元钱一个人，而我们几家合作社一分钱都不发，必须要给我们三家合作社发钱，不发我就要去趁两会期间去告状了。”邹某4就不做声了，伍升贵见邹某4不给答复，就讲：“既然你们不给我答复，那你们就等着，我横幅已经做好了，我们要扯横幅告状，你们等着坐牢吧。”讲完，伍升贵等人就走了，邹某4就悄悄的对他使了个眼色，要他去把伍升贵他们拉回来，他就跑出去做伍升贵等人的工作，说有话好好讲，讲得清的。后伍升贵等人又跟他又回到了刘某1店子里，邹某4就讲：“我们刚才商量了下，给你们以返乡创业奖补这个由头搞点钱，伍升贵、罗教文的养猪合作社每家搞2万，刘玉华的合作社搞5万，你们不要去告状了！”伍升贵认为钱补少了，对邹某4讲：“凭什么我和罗教文的合作社只搞2万元，我要你们按照500元一头猪给我养猪合作社搞钱!”邹某4就讲：“村里实在没有这么多钱补，这个几万块钱还要村里去争取的。”伍升贵就讲：“你们就给我和罗教文的养猪合作社补2万，是在打发叫花子吗？你们必须按照国家政策补，不然我就只能去告死你们。”邹某4就讲:“不是村里不给你们按照政策补，是真的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如果有，不给你们争取是村里的事，钱真的只有这么多，当初给你们做方案也只做了10来万。”伍升贵说：“2万元钱太少了，最少也要给我的合作社搞3万元钱才行。”邹某4讲：“村里是真的没钱，有钱我还不搞给你们。”伍升贵见邹某4不肯松口，就又发脾气走了，邹某4就要他再去拉着伍升贵他们，他就跑出去拉住伍升贵等人讲：“这个钱本来是没有政策支持的，村里是被你们逼得没办法才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你们，如果村里有钱，几万块都被逼答应了，不会就万把块钱一直不松口。”伍升贵等人听他这么讲后，就又返回刘某1的店子。到了店子后，伍升贵对邹某4讲：“既然支书这么讲，那就按我和罗教文两家每家2万，刘玉华5万，不过我要今天拿到钱。”邹某4就答到：“现在村里没这么多钱，要等村里有钱才能支付，我保证村里一有钱就先给你们三家合作社。”伍升贵讲：“你就是个骗子，我们告起状来，你就先答应着，我们不告状了，你们就没管了，现在正好开两会了，今天要是拿不到钱，我们明天就到北京去扯横幅告状，告你们违规发放补助。”邹某4就讲：“答应你们的钱一定会给你们的，现在村里确实没钱，总不能要我私人给你们吧!”伍升贵就讲：“怎么拿钱是你们的事，反正我今天是一定要拿到现钱，不然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没完没了了。”邹某4就讲：“今天是完全拿不出来，就算报账也报不了这么快。”伍升贵就又发脾气讲：“那你们等着吧，我现在就去准备，明天我就去县政府打横幅告你们。”讲完就又气冲冲的走了，看到这个情况，邹某4就又要他去把伍升贵等人拉回来，我就赶忙又去拉着伍升贵等人做工作，伍升贵就讲：“既然是你扯着我们，那么你就要做担保，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帮我们把钱搞下来，搞不下来我就找你要。”担心伍升贵他们真的在两会期间去告状，他同意做担保后，伍升贵等人才又跟他返回了刘某1店子里，伍升贵对邹某4讲：“钱必须限定个时间，有人担保!”他就跟邹某4简单的把外面做伍升贵工作的情况讲了下，邹某4就讲：“定新，你就帮村里做个担保。”之后就让刘某1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上写明在2018年3月27日前要把这9万元到位。之后这些钱就由村里发给了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至于怎么发的他不清楚。 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根本不符合返乡创业奖补的条件,集星村也没有权利发放返乡创业奖补。主要是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抓到了村里没按国家政策发放贫困户养殖奖补的把柄，多次以此事为要挟，要挟村里如果不给他们养猪合作社搞钱,就要就此事告状，而且要在两会期间祉横幅去告，如果伍升贵、罗教文真的在两会期间上访，所带来的影响是谁都承受不了的，所以为了安抚伍升贵、罗教文，村里不得不给他们三家合作社总共搞了9万元钱。 6、证人刘某1（时任洋溪镇集星村文书）的证言证明，集星村的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各自办了一家养猪合作社。2017年12月，集星村对村里的贫困户的种养补助按人均2000元的标准进行了发放。考虑到2017年以前脱贫的贫困户没有享受到政策，2017年12月2日，村支两委的村干部就开了个会，会上决定把以前历史遗留的15万养殖补助发给村里88个2017年前脱贫人员，每人发500元，总共4.4万元，剩余的10.6万元补贴给伍升贵等人开办的养猪合作社,到了下午，支书邹某4又组织他们开了个短会，讲询问了镇里的领导，这些钱只能发给贫困户个人，不能发补给养猪合作社，于是他们就决定把这15万元平均发放给88个脱贫人员，每人发1700元。他们对贫困户、脱贫人员平均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是不符合政策的，是违规操作，只是村里考虑到脱贫工作的进行，才这么决定的。 得知那些贫困户和脱贫人员全部都领到钱了，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就开始闹腾起来，其理由是村里养没养牲畜的都发了钱，他们三家养猪合作社养了这么多猪，一分钱都没分不公平，要求村里给他们三家养猪合作社也发钱。为此，伍升贵经常跑到村委会找村干部讨要说法，威胁说不给合作社补钱就要去告状。2018年3月初，洋溪镇政府就把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以及他和邹某4、邹某2等村干部、支部委员喊到镇里开会。在会上，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的态度很强硬，伍升贵当着镇里领导的面讲：“如果不给我们三家合作社搞钱下来，我们就要扯横幅到县里去告状，还要趁两会期间去省里、北京告状，给你们这些干部出个名。” 过了10多天，他和邹某4、邹某2等人正在他店里开会商量一些村里分工的事情，伍升贵、伍某2（罗教文的妻子）、刘某3（刘玉华的哥哥）三人就赶到了他的店子里。伍升贵质问邹某4：“支书，你什么时候帮我们把钱搞下来。”邹某4就讲:“如果按照你们讲的，要按500元一头猪发钱，我真的办不到，这个要几十万，我和在座的村干部都没这本事!”伍升贵就讲:“看来你们是不准备给我们三家合作社搞钱了，要得，你们就给我等着，看我怎么告你们，把你们全部告到去坐牢。”讲完就跟伍某2、刘某3走了。伍升贵等人走后，邹某2就跑去做他们几个的工作去了，邹某4就跟在场的村干部讲:“我们违规发放贫困户补助这个事情被伍升贵抓着把柄了，如果不搞定他们，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了，还是想办法花点钱把他们的嘴堵上吧。”邹某4见大家没出声，就接着讲：“还是按以前会议上讲的，在10.6万元的基础内给吧，村里大概还能搞到9万元左右的运转经费,我们就把这些钱以返乡创业奖补的方式给他们，只要他们不告状就行了。”之后大家就简单商讨了怎么分配，最后决定按照养猪比例发钱，罗教文以前搞过钱就少发点，跟伍升贵一样，每家合作社发2万元，刘玉华的合作社发5万元。刚商量好，邹某2就把伍升贵等人拉了回来。邹某4直接把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伍升贵等人，伍升贵讲：“只给我搞2万元，你们打发叫花子啊，我是要你们按照国家政策标准，500元一头猪，20元一只鸡这么给。”邹某4就讲：“村里实在没那么多钱，如果按照你讲的给，谁都办不到，再说，以前也只给你们做了10万元钱的计划。”伍升贵还是不愿意，我们其他村干部也在边上诉苦，伍升贵很不情愿的讲：“不按这个政策补也行，最少要给我补3万，少了免谈。”邹某4就不肯松口了，伍升贵见这个情况，就和伍某2等人发脾气走了，邹某2见了，赶忙又跑出去劝伍升贵等人，过了一阵，邹某2就又把伍升贵等人拉了回来，伍升贵直接对邹某4讲：“村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些，既然没钱，那么2万就2万，不过我要今天拿到钱。”邹某4就讲：“村里一时没这么多钱，等钱一下来，我保证优先支付给你们三家合作社。”伍升贵讲：“邹某4，你就是个骗子，老是拖，今天我要是拿不到钱，你就给我等着，我横幅也做好了，明天我就去县政府打横幅告状去，县里不行我就去市里、省里、北京，一定要告死你，告到你坐牢为止。”讲完又发脾气走了。邹某2就又跑出去拉伍升贵他们，很快，伍升贵他们又回来了，对邹某4讲：“今天不给钱也行，那要限定个期限，要有担保人。”邹某2听了，就跟邹某4讲了几句悄悄话，然后邹某4就答应了，让邹某2做担保，之后他就写了个会议纪要，上面写明在2018年3月27日前把9万元钱以返乡创业奖补为由发给伍升贵、伍某2、刘某3的三家合作社，其中伍升贵、伍某2各2万，刘某35万，由邹某2做担保。到了2018年3月30日，罗某花（伍升贵的老婆）、伍某2（罗教文的老婆）、刘玉华分别打了领取返乡创业奖补的领条，到了4月4日，他就通过镇里的经管站把钱打给他们，因村里没钱，还欠伍升贵、罗教文各0.3万元，欠刘玉华0.7万元。其中，伍升贵、罗教文的钱全部支付清楚了，余款0.6万元是邹某4私人垫付的，刘玉华的0.7万到现在都没有支付。 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养猪合作社是不符合贫困户养殖补助、返乡创业奖补的政策规定的，如果不是伍升贵他们到处乱上访告状，集星村也不可能通过违规方式以返乡创业奖补的形式补偿给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钱的。 7、证人罗某3（时任集星村计育专干）的证言证明，2017年12月2日，集星村召开村支两委会议，会议决定把2016年剩下的产业奖补资金10.6万元补给有规模的合作社。后村支书邹某4说政策不符，只能发给贫困户,不能发给罗教文、伍升贵、刘玉华三家养殖香猪的合作社。罗教文等人没有得到钱就不服，罗教文等人知道政策是要按养殖的家禽数量补助钱给贫困户的，给贫困户平均发放补助是违反政策的。罗教文、伍升贵、刘玉华等人认为抓住了村里面违规发放扶贫资金的把柄，就提出要村里面给好处，否则就要将这个违规发放扶贫资金的事上告，让邹某4接受调查处理。邹某4当时讲这些钱已经平均发放给贫困户了，该担责的会担责，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不是贫困户，不能发给他们。后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就以违规发放扶贫资金为由向洋溪镇、新化县、娄底市等相关部门上访告状。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等人还经常威胁逼迫村干部。在2017年12月2日到2018年4月份期间，集星村又召开了几次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伍升贵、罗教文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会议，伍升贵在会上威胁村支两委讲：你们村里面乱搞，私发钱，将我们养殖户的钱都发给贫困户了，如果村里不给我们补钱，我们要去上访告状，告着你们坐牢。罗教文在旁边帮腔讲：不补偿，我们要去告状的。由于伍升贵、罗教文、伍某2、罗某花等人吵闹，会议无法正常召开，没有形成任何决定，村里面的一些事都被拖着运行不了。2018年4月，村委被吵的没有办法了，邹某4在村干部会上提出从村集体资金里面拿出9万元钱奖补给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养殖合作社，她本来是不同意的，被吵着没办法，才答应签字同意。之后还开了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决议了奖补9万元钱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养殖合作社的事。由于村集体资金只有7.7万元，先付罗教文1.7万元，伍升贵1.7万元，刘玉华4.3万元，还欠1.3万元。之后欠的这个1.3万元的事情怎么付清的就不知道了。 8、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明，他是集星村的群众代表，一般都会参加集星村召开的党员、群众代表大会。 2017年12月2日，集星村召开了一次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议把这些扶贫种养业资金按2000元一个人平均补助给村里的贫困户人员，对2017年以前脱贫的贫困户按500元一个人平均补助，另外还剩余10.6万元就补助给村里的伍升贵、罗教文和刘玉华三家养殖户。后来他又听说邹某4去咨询了镇政府相关领导，说那10.6万元钱不能补发给村里的三家养殖户，这笔钱只能补发给贫困户个人，于是后来村里面又开会把这10.6万元钱就平均补发给2017年以前脱贫的26家贫困户共计88人，每人平均补发1700元。伍升贵等三家养殖户得知不能得到任何补助后，就非常不服气，认为他们搞了养殖的没有补钱，而一些贫困户没有搞养殖的都补助了钱，认为村里是在乱发钱，之后便一直找邹某4等村干部要求给他们三家养殖户也按贫困户的补助标准进行补助，否则就要去上访告村干部的状。 此后，村里每次召开会议时，伍升贵、罗教文等人都会在会议上大吵大闹要求村里给三家养殖户按贫困户标准补钱，不管村干部如何解释政策规定和要求，伍升贵等人都是不管不听的，威胁邹某4等村干部，说如果村里不给三家养殖户补钱，就要到县里、省里、北京去告状，要把村干部告倒去坐牢等等。罗教文也会在旁边帮腔，说村里开会定好的给他们三家养殖户补的钱都不算数，一定要求村里给他们补钱，不补钱就要一起去上访告状。每次村里开会的时候，他们这样吵起来，都会把整个会场搞的乌烟瘴气，会议也就无法正常开下去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这几次会议都是没有形成过什么决议的。后来伍升贵他们也确实多次以村里的财务问题和扶贫安置房等问题到上面去上访告状，邹某4也因为违反规定平均发放这些扶贫种养业资金被洋溪镇纪委调查并做了党内警告处分。之后村里也是实在没有办法，邹某4就和村支两委的其他党员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商议，讲还是以返乡创业奖补的方式给三家养殖户补助一些钱算了，虽然这是违反政策规定的，但是为了让伍升贵他们不再去上访告状，也没有其他办法。2018年4月4日，村里正式召开了一次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返乡创业奖补的方式给伍升贵和罗教文两家养殖户各补两万元，给刘玉华补五万元。 9、证人邹某3的证言证明，2017年底到2018年上半年，他在××村××群众代表大会。2017年12月2日，集星村召开了一次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议把这些扶贫种养业资金按2000元一个人平均补助给村里的贫困户人员，对2017年以前脱贫的贫困户按500元一个人平均补助，另外还剩余10.6万元就补助给村里的伍升贵、罗教文和刘玉华三家养殖户。后邹某4去咨询了镇政府相关领导，说给村里的三家养殖户补10.6万元是违反规定的，这些钱只能补发给贫困户个人，于是又开会上决定把这10.6万元钱就平均补发给2017年以前脱贫的26家贫困户共计有88人，每人平均补发1700元。之后这些钱就按会议决定的情况都分发给了这些贫困户，邹某4等村干部也把这个情况对伍升贵、罗教文和刘玉华三家养殖户都做了解释说明。但是伍升贵等三家养殖户认为他们搞了养殖的没有补钱，而一些贫困户没有搞养殖的都补助了钱，认为村里这是在乱发钱，之后便要求村干部给三家养殖户也按贫困户的补助标准进行补助，否则就要去上访告村干部的状。此后，村里每次召开会议时，伍升贵、罗教文等人都在会议上大吵大闹，以上访告状威胁村干部，造成会议无法正常进行。由于伍升贵他们一直上访告状，邹某4也因为违反规定平均发放扶贫种养业资金被处分。为了让他们不去上访告状，后邹某4就组织村支两委党员干部开会商议，提出还是以返乡创业奖补的方式给三家养殖户补助一些钱，具体是给伍升贵和罗教文各补两万元，给刘玉华补五万元。虽然这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而为之。2018年4月4日，村里就正式召开了一次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在会上就把这个事情定了下夹，当时也形成了会议记录，参会人员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的。 10、证人邹某4（时任集星村支书）的证言证明，2017年7、8月份的时候，洋溪镇政府开会要求各村对本村2017年预脱贫的贫困户实际发展种养业的数量、品种等情况进行摸底核实并上报。之后，村支两委按照镇里会议精神立即对贫困户实际发展种养业的情况上门进行摸底核实。期间，工作人员也对伍升贵、刘玉华、罗教文三人经营的香猪养殖合作社养殖情况进行了摸底。 上级根据集星村的摸底情况拨付了59万元种养业奖补资金到村里，村支两委通过召开了党员组长群众代表会议，决定将这59万元按2000元每人的最高标准平均发放给2017年脱贫的贫困户。考虑到2017年以前脱贫的贫困户没有享受到这个政策，加之村账上有一笔历史遗留的15万元种养业资金，所以在2017年12月2日，他和邹某2、邹某松、刘某1四个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开了一次会，准备对这笔资金进行发放。会议暂定对2017年以前脱贫的贫困户26户共88人，按每人500元的标准平均发放种养业资金，共计4.4万元，剩余的10.6万元就预留出来准备分配给伍升贵、刘玉华、罗教文的三家养猪合作社，把这10.6万元发给伍升贵等人这是村支两委私自决定的，没有任何文件精神。开完会后，他就开车到镇里找到了主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王某1，咨询这个10.6万元钱能不能发放给合作社。王某1说这个10.6万元是种养业资金，只能发放给实际发展了种养业的贫困户个人。合作社要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后按程序申请立项，达到有贫困户参与，有贫困户参与分红等要求后，还要通过县里的验收才能有资金奖励的。 他就把情况跟邹某2等村班子成员进行了通报，当天又召开了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将原本预留出来给合作社的10.6万元资金再平均发放到贫困户，原先按每人500元的标准就变成了按17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2018年1月初，这15万元发放到位后，伍升贵、刘玉华、罗教文因没有享受到任何资金奖励就一起到村委会找到他，伍升贵说他们养了那么多猪，工作人员也上门摸了底，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资金补助，还说村里那些养猪的没有养猪的贫困户都享受了资金奖励，三家合作社养了这么多猪却没有享受到这个政策，要求村里按一个标准给合作社发放奖励资金。他进行了政策解释，但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根本听不进去，伍升贵讲：“你们村委会违规发放这些扶贫资金，如果不帮我们搞一笔钱，我要到镇里、县里告状，告你们违规发钱，告到你们坐牢，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他当时对伍升贵讲的话没有太放心上。不久，伍升贵又打电话给他要求给三家养猪合作社搞钱，又威胁说要去告状。2018年1月20日左右，洋溪镇纪委工作人员电话要他去镇里说明情况，他赶到镇里后，洋溪镇纪委的工作人员向他询问了集星村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的情况。后来有朋友告诉他说有人在县纪委反映他们村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的事情，这天晚上，伍升贵又打他电话要求给三家养猪合作社搞钱，继续威胁说要去告状。 因为集星村里确实违规发放了这笔钱，他也确实怕伍升贵告状。第二天，他到镇扶贫办、产业办询问了对养猪合作社进行补助的政策规定后主动联系伍升贵，告诉伍升贵相关规定，并许诺等以后出了相关的政策后，一定给三家养猪合作社争取，并要伍升贵暂时莫去告状，但伍升贵根本不领情，依然强硬要求村里给三家合作社搞钱，如果不搞钱就要告倒他们去坐牢为止。他听伍升贵这么多次威胁后，心里确实也有点怕，如果伍升贵继续告的话，上面肯定会查，他就问伍升贵要搞多少钱才不去告了，伍升贵讲要按照国家奖励贫困户养殖的标准来给三家合作社搞钱。他就在电话里讲：“我是真没那本事，就是告死我也没用”伍升贵就讲要么给钱，要么准备去坐牢，讲完就把电话挂了。 之后，伍升贵隔个一、两天就打电话问他想的怎么样了，事情有没有落实下去。期间，镇里又找他了解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的事情，他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2018年2月底，他被伍升贵逼得没办法了，加之全国要开两会，镇里部署了两会期间的维稳工作，他担心伍升贵等人真的在两会期间去告状，就把这个情况跟镇里的主管领导邹某6汇报了，让邹某6出面做工作。3月初，伍升贵经常扬言要去上访、告状，搞得村支两委焦虑不堪，当时正值全国开两会特护期间，镇纪委书记曾某和邹某6带着村班子成员又专门去做罗教文、刘玉华、伍升贵等人的思想工作，曾书记问清了伍升贵等人的要求后又将相关政策再次做了解释，但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的态度很强硬，提出不给他们解决钱就到北京去上访、告状。2018年3月16日左右，镇纪委书记曾某又找他谈话并要求他回去继续做工作，等两会结束后再讲。他又得知伍升贵等人告到了省巡视组，此时他的压力更大了，必须要想办法在两会期间把伍升贵安抚下来，必须把事情想办法解决掉，不能把事情再闹大了。 2018年3月19日，他和邹某2、邹焱清、刘某1等村支两委成员在刘某1的店子里开会讨论村里的分工问题时，伍升贵、伍某2、刘某3也赶到了会场，伍升贵一来就质问他答应他们的钱什么时候搞下来，他进行了解释，伍升贵就讲：“我要去告死你们，你们这样乱搞，违规发钱，你们等着坐牢吧，”讲完就走了。他看伍升贵他们发脾气走了，生怕他们去告状，就赶忙向邹某2递了个眼色，邹某2就跑出去劝。在邹某2去劝伍升贵等人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伍升贵他们已经把状告到了省巡视组了，如果再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我们这些村干部全部吃不了兜着走，都要被处理，只能用钱来堵他们的嘴，其他参会人员都知道伍升贵等人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也没什么好办法，就同意他的意见。他提出用村里的运转经费以返乡创业奖补的方式给伍升贵三家养猪场发放，当时村里的经费满打满算能筹集到的经费只有9万元左右，他就提出来伍升贵、伍某2两家养猪场每家补助2万元，刘玉华的养猪场补助5万元，在座的村干部都没有反对。不久，邹某2把伍升贵、伍某2、刘某3带回刘某1店子后，他就把这个补助方式和金额告诉了伍升贵等人，伍升贵听后讲：“你们发这点钱给我，是打发叫花子啊，不行，还要多发点，必须按照扶贫政策发，不然的话，我只有到上面告你们的状，告死你们，告倒你们坐牢为止”，他很无奈的跟伍升贵讲，如果按照伍升贵讲的这么补，要补几十万，就是把他们全杀了也弄不来这么多钱啊。伍升贵就讲：“反正我不管这么多，我就要这么多钱，没这么多钱我就去告状，你们自己看着办！”其他村干部见他这样讲，就做伍升贵的工作，讲答应的这9万元钱还是村里的运转经费，是从村里开支里面抠出来的，村里也确实没钱了，如果把这些钱给了他们，村里的运转都有一定的问题。伍升贵还是不同意，他们就一直讲好话，伍升贵讲：“2万元钱太少了，最少也要给我的合作社搞3万下来，不然就不要谈了。”他讲实在筹不了这么多，伍升贵讲：“这么大村还差这点钱，你没诚意不想给钱就明说，我也不多说了，我们这就去告状去，你们等着吧。”讲完，伍升贵等人又发脾气走了。他看到这个情况，只得要邹某2再去把伍升贵等人拉回来。应该是邹某2在外面做通了伍升贵的工作，伍升贵在跟邹某2回来后说：“既然支书实在难，那2万元钱也可以，不过我要今天就拿到钱。”他讲：“村里现在没这么多钱，等村里把钱筹集了就给你们，筹集多少给多少，保证优先把这9万元钱全部支付给你们。”伍升贵听了后讲：“我就知道你们就是一群骗子，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我去告状就什么都答应我，我不告你们就这么拖着，你们等着，不今天把钱给我，我立马就去告状，告你们违规发放贫困补助款。”讲完，伍升贵拉着伍某2等人就离开了。邹某2看了后，就又跑去把他们拉了回来，回来后，伍升贵就讲：“这笔钱可以慢点给，但是必须限定个时间，有人做担保才行。”这时，邹某2就到他身边把在外面做伍升贵工作的情况跟他简单讲了几句，他是真怕伍升贵在两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去告状，就咬着牙讲:“行，就限定个时间。”并邹某2做个担保。邹某2听了，就答应做担保，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上写着以返乡创业奖补政策对伍升贵、伍某2（罗教文的老婆）的养猪合作社补助2万元钱，刘某3（刘玉华的哥哥）的养猪合作社补助5万元钱，时间定在2018年3月27日以前钱必须到位。之后就分多次把伍升贵、罗教文的2万元钱给到了位，刘玉华到现在还差0.7万元没给，其中他私人还垫付给伍升贵、罗教文的6000元钱。返乡创业奖补是县一级才有的权限，不是由村里决定的，之所以以这个名义发钱给他们，是因为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抓着村委会违规发放扶贫资金的把柄，以此相要挟，村委为了让他们不要上访，防止事情闹到不可挽回的余地，只得违规以返乡创业奖补为由，给三家养猪场发了钱。 11、证人罗某4的证言证明，他曾担任集星村村主任，都会参加集星村召开的党员群众大会。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因其开办的养猪场没有得到补助就很不服气，伍升贵等人就以村里面平均发放扶贫资金的问题违规为由上访告状，在2017年12月2日到2018年4月期间，伍升贵、罗教文等人在集星村开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上多次吵闹、谩骂，说要告状等威胁的话，造成会议开不下去。支书邹某4迫于伍升贵等人的压力，2018年4月，邹某4被迫答应从村里面拿出资金奖补9万元给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养殖场。 12、证人邹某5的证言证明，他是集星村的群众代表。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因其开办的养猪场没有得到补助就很不服气，多次扬言村里违规发放贫困户补助，要上访告状。伍升贵、罗教文等人还在集星村召开的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上多次吵闹，说要去县、市、省打横幅告状，造成会议开不下去。为了让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等人不再上访告状，村里面被逼妥协，给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的三个养殖场共补偿了9万元钱，其中伍升贵2万元、罗教文2万元、刘玉华5万元。 13、证人曾某（时任洋溪镇纪委书记）的证言证明，2018年3月10日，洋溪镇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工作，会上分管大农业的副镇长邹某6反映了一个问题，大概意思是集星村的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个香猪养殖户因为没有获得养猪补贴的事可能要进京上访。党委书记罗轶民要求他和邹某6一起约谈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了解他们上访的目的，并通过做工作稳控住他们。次日，邹某6联系了伍升贵等三人到镇里，陪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集星村的党支部书记邹某4。伍升贵、刘玉华等人就反映了一些集星村村干部违反政策和纪律的事，一个是2017年村干部到他们的养猪合作社点了养猪数，当时说是国家可能有补贴发，但村里一直没给他们发钱，而把钱全部发给贫困户去了，而且村里的贫困户有些没有养猪的也发了钱，这个是违反政策的；二是集星村村级财务有问题。伍升贵等人的诉求是也要按贫困户的标准发给他们钱，否则就到省里甚至北京去上访。邹某6就相关的扶贫政策对他们进行了解释，伍升贵等人很不服，情绪也比较激动，就说村里不给钱就要上访。他就跟伍升贵等人说；“一是你们反映村里没养猪的贫困户也发了钱的问题，我作为纪委书记，肯定会依纪依规的调查处理，但调查需要时间，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会尽快完成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告诉你们；二是刚才已经跟你们解释过政策了，你们的养猪合作社要得补贴，你们要钱也要合理合规才行；三是在调查结论出来前，你们不能到上面去上访。”后通过调查，其实伍升贵等人反映的就是集星村平均发放种养业资金的问题，根据国家扶贫政策，扶贫种养业资金只能按规定标准发放给实际发展了种养业的贫困户，而集星村当时工作方法简单，没有按贫困户实际种养数来发放资金，而是将所有的资金全部平均发放给贫困户，里面有些贫困户没有养猪养鸭的也都发了，这是典型的违反政策的，所以镇纪委调查后，镇党委给了村支书邹某4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将村主任邹某平的职务予以罢免。至于他们反映的村级财务问题，镇里在2018年上半年组织力量对集星村的村级财备进行了清理审计，审计情况都在村里公布了，其中原村支书邹某2因为违规开支接待费，也被镇党委开除党籍了。这些情况伍升贵等人都是清楚了的。2018年3月，省委巡视组进驻新化开展巡视，县委巡察组在洋溪镇巡察，镇纪委都接到了巡视、巡察组交办的刘玉华等人上访的举报信。 14、证人邹某6（时任洋溪镇分管农业、产业扶贫正科级干部）的证言证明，洋溪镇集星村的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分别开了一家养猪场合作社。2018年1月至3月期间，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人曾多次找过他，要求他按照国家下发的贫困户养殖补助政策给他们三家养猪场发钱，他每次都会向伍升贵等解释有关贫困户养殖补助扶贫政策，明确告诉伍升贵等人，这种贫困户养殖补助只是针对个人的，合作社不属于这个补助范畴，是没有钱补的，伍升贵等人听了就不服气，认为是镇里故意刁难他们，扬言要去上告村里和镇里。期间，他也将贫困户养殖补助扶贫政策向集星村的村支书邹某4进行了讲解。 他后来得知，集星村村委会以返乡创业奖补的由头给伍升贵、罗教文、刘玉华三家养猪场搞了钱，但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返乡创业奖补是为了鼓励外出经商、务工的人员，回到家乡创业，带动老百姓致富的人员。返乡创业奖补应当由村里摸底后再报到县里，在县里审核后再发到个人的，村里是没有权利发放返乡创业奖补的。 15、证人王某1（时任洋溪镇主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的证言证明，2017年至2019年，她主管洋溪镇的扶贫工作，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集星村村支书邹某4找她咨询过贫困户种养业补助的政策规定，她把政策跟邹某4讲了，明确答复集星村的三个养猪场是不能纳入到种养产业扶贫奖补来的，这个政策只针对贫困户个人的。 16、被告人罗教文的供述证明，伍升贵是他妻子伍某2的弟弟，刘玉华的嫂子伍某1是伍某2的妹妹。他和伍升贵、刘玉华、各自经营了一家养猪场。他和伍升贵是集星村的群众代表。 2017年下半年，国家下来了一个政策，要对所有的贫困户进行养殖补助，养家禽、家兽的都有钱补，奖补是每人2000元封顶。集星村就开始对村里的情况进行了摸底，他和伍升贵、刘玉华的三家养猪场也被纳入了摸底范围，村里、镇里的干部到他的养猪场摸了三、四次。2017年年12月份左右，村里就召开了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大会，支书邹某4就提出集星村的贫困户全部按照人员平均发放，不论是否养殖了家禽、家兽的，未脱贫的每人补助2000元，脱贫的每人补助1700元，他跟伍升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没有人反对，这次会议就通过了，之后就按照这次会议商议的，把钱全部发给村里的贫困户和脱贫人员，他家共有五个贫困户，总共领了1万元的补助。 在钱发下去后，伍升贵、刘玉华觉得自己的养猪场被清点了数目，但一分钱补助都没有，心里就有意见了。在发完钱后的第一次群众代表大会上，伍升贵就对村干部发难，伍升贵当讲：“村里的贫困户养了家禽、家兽的补了2000元一人，没养的也发这么多钱，我养了100多头猪的，一分钱都不补助，太不公平了，我们的养猪场也要补助才行。”他见伍升贵这么讲，心里也很不舒服，他等伍升贵讲完后就接着讲：“你们村干部确实有些偏心了，那些天天打麻将的贫困户补了2000元一人，我累死累活养100多头猪也只补了2000元一人，太不公平了，如果不准备对我们的养猪场进行补助，那么你们就不要到我们的养猪场去点数，点了就要补钱。”村里的干部没有理会他俩，他们心里就憋了一肚子气。散会后他回到家不久，伍升贵就打电话给他，讲：“我们如果只在村里这么提，村里不会给我们的养猪场补钱的，村里平均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是违规的，我们拿这个事情去告，村里绝对会怕，这样才能拿到补助。”他听了后也认同这个观点，只靠在村里用嘴巴子喊，村干部根本不会理，只有把事情搞大了村里才会怕，才会给养猪场发补助。伍升贵就讲再去联系下刘玉华，到时候大家一起去，他就答应了。 到了第二次群众代表大会的时候，伍升贵又提出要村里对他们三家养猪场进行补助，他也在边上帮腔，但村里还是没有理会。伍升贵就直接在会上讲：“你们村委会平均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是违规的，如果村里不给我们三家养猪场进行补助，我们就要去上访告你们。”他听了就在边上讲：“不给我们的养猪场发、补助，我们就一定去告，要到县里去告。”伍升贵还讲如果县里告不下就去市里、省里、北京，一直到把村干部告下来为止，还讲要去县政府扯横幅，等两会开了就在两会期间去北京，给村里出个名。村干部听了，顿时脸色就变了，他和伍升贵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有戏，就继续嚷嚷着要上访，村干部就跑来做他和伍升贵的工作，跟他们讲政策，他和伍升贵看到村干部开始低头了，知道这个办法很有效，就死活不愿意听，就盯着讲不给补助要上访，村里的干部就讲有政策就帮他们争取。 伍升贵见村干部低头了，就跟他商议到镇里去上访，给村里压力，于是他跟伍升贵就一起到镇里的产业办和扶贫站反映了情况，在反映情况的时候,伍升贵的态度很强硬，要求镇里要查清村里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这个事情，还讲既然在摸排的时候，清点了三家养猪场的猪，就要给三家养猪场发补助，不然就去上访，他就在边上讲，村里做的确实有失公平，对他们几个开养猪场的太不公平了。镇里的干部跟我们讲了政策后，讲一定到村里去了解情况。 到了第三次开群众代表大会的时候，伍升贵就又提出要村里给三家养猪场发放补助的事情，还讲已经跟镇里反映了村里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的事情，如果村里不给三家养猪场发补助，就要去县里上访了，要去县政府扯横幅了。村里的干部就好言好语的安抚他和伍升贵，他们见这么要挟村干部确实有效，就没有搭理村干部，继续扬言要去上访，不见到补助就不停。由于伍升贵的吵闹，这几次会议都半途而散。 2018年3月，因为是在两会期间，伍升贵等人不停地告状，伍升贵和刘玉华还经常打他电话要他一起去告状。有一天，伍升贵、刘玉华到了他的猪场，伍升贵提议打电话向省巡视组告村里的状，刘玉华讲只有告状，村里才能拿钱。他后来没有打电话，伍升贵和刘玉华是否向省巡视组打了电话不清楚。之后只要是开群众代表大会，他和伍升贵每次都参加了，在会上伍升贵就以上访为由给村干部施压，他就在边上帮伍升贵的腔，村里被他们弄得完全没办法了。 2018年3月中旬，伍某2就打电话告诉他，讲刚才在刘某1的店子里谈好了，帮他和伍升贵家的养猪场搞2万元钱，刘玉华的养猪场搞5万元钱。伍某2回来后还详细跟他讲了搞钱的过程。3月底，伍某2和他就到村里签了个2万元钱的领条，是伍某2签的，签完后把领条拿到了镇里的经管站，之后就由经管站把1.7万元打到了他们办的卡里。2019年年底，邹某4就把剩余的三千元送到他家。 贫困户养殖补助是针对贫困户的，要专款专用。要不是伍升贵以上访为要挟逼迫村委会，他们是不可能得到补助的。 17、共同作案人伍升贵的供述证明，2017年4月，他在××镇××村××组搞了一个养殖香猪的养猪场，后注册成立了新化县福泰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为他妻子罗某花，但养猪场实际是他一个人经营管理。2017年7月，集星村村干部多次对他养殖的家禽进行清点，2017年10月份左右，集星村召开群众代表党员大会，会议决定补给三个养猪场10.3万元，后邹某4又告诉刘玉华说：请示了洋溪镇的书记，10.3万元只能专款专用，要以贫困户为单位，不能分给养猪场了。之后，他与罗教文、刘玉华等人开始多次到洋溪镇及省市县相关部门上访反映村里的贫困户评选、村级财务等问题，他和罗教文、刘玉华商量分别给上面的巡视组打电话举报，但只有刘玉华给巡视组打电话举报了。2018年3月，集星村开了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给罗教文、刘玉华、罗某花三家养殖场共奖补9万元，其中罗教文的辉斌合作社奖补2万元、刘玉华的福达合作社奖补5万元、罗某花的福泰合作社奖补2万元。2018年4月，罗教文、罗某花各得到了1.7万元、刘玉华得到了4.7万元。2018年阴历年底，邹某4通过微信转给罗某花3000元。 18、共同作案人刘玉华的供述证明，2017年，他在集星村开了一家福达藏香猪养猪场，罗教文、伍升贵也各开了一家养殖香猪的猪场。2017年下半年，村、镇干部和扶贫工作组的人到了他们三家养猪合作社进行了清点，后来集星村开了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决定将剩余的10多万元发给三家养猪合作社。2017年12月，村里将留给他们的10多万元全部补给了2017年以前脱贫的贫困户，他和罗教文、伍升贵就去找村干部邹某4讨说法，邹某4等村干部就跟他们三人解释说：这些钱只针对贫困户的，只能发给贫困户个人，不能发给三家合作社，如果他们要想搞补助下来,就要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向上级部门申报，审核通过后，由国家直接发钱下来。他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心里很生气，认为是村干部在欺骗他们。2017年12月初，他们三人就在罗教文家里碰了个头，伍升贵提议：村里发放贫困户种养业补助这个事情是违规操作，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我们抓着这个把柄到上级单位告状去，要村里给我们三个合作社也搞笔钱下来。他和罗教文见伍升贵这么讲，觉得可以试一下，由伍升贵出面去告状，他和罗教文配合，看村里是什么态度。2017年12月中旬，他和罗教文、伍升贵找人写了一份告状信后，就一起到了洋溪镇政府，政府工作人员向他们讲明了三家养猪合作社是不符合政策的。他们不相信镇里的解释，过了几天，他们三人又到了县纪委告状。几天后，村干部就找到他问他告状的事情，他讲确实跟罗教文、伍升贵到县里去告了状，村干部跟他解释了政策，他认为是村里在搞鬼，就要村委会把答应发给他们的钱发下来，发下来就不去告了。之后，他跟伍升贵、罗教文多次到镇里反映集星村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这个事情，镇里的干部也跟他们讲清楚了贫困户养殖补助是个什么政策，三家合作社完全不符合贫困户养殖补助政策。伍升贵、罗教文根本听不进去，就是要村里、镇里给三家合作社搞钱下来，不搞到钱就不放手，要告状。 2018年3月初，因为伍升贵、罗教文等人多次在县里和上级部门告状，镇里的邹某6等干部就主动将他和伍升贵、罗教文喊到镇里去，问他们为什么要告状。伍升贵就讲村里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他们三家养猪合作社一分钱都没有搞到，太不公平了，要求镇里按照贫困户养猪补助的标准给三家养猪合作社也发钱。邹某6等干部再三进行了解释，伍升贵就讲：“你们不要来这套，你们给我们三家合作社点了数，当初也讲了有钱补，现在讲一句政策不允许，就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公平，反正你们要是不给我们合作社搞钱来，我们就要告下去，村委会这么发钱是违规的，你们不但不去查，还不给我们搞钱。”邹某6给不了明确答复，这次镇里的谈话不欢而散。 2018年3月中旬，他和伍升贵、罗教文商量，镇里和县里没有给明确答复，他们就给镇里和县里施加压力，决定每个人都给省委巡视组打电话，他打了巡视组公开的电话，在电话里反映了集星村违规发放贫困户养殖补助这个事情。当天，镇里就打电话问了他告状的事情，他把为什么告状的情况讲了。几天后，他就到贵州去开打字复印店了。又过了几天，伍升贵联系他，讲村里以返乡创业奖补为由，给他的合作社搞了5万元，伍升贵和罗教文的养猪合作社分别搞了2万元钱，得知这个情况，他让家里人帮他把这些钱领了出来，当时只领了4.3万元，村里还欠0.7万元，他后来一直没有去讨要这0.7万元钱了。 全案事实，还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罗教文出生于1959年1月23日，其作案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2、《到案经过说明》证明，2019年12月2日，罗教文被新化县公安局民警传唤到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罗教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要挟的手段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教文犯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罗教文系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予数罪并罚。在敲诈勒索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罗教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罗教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诈骗犯罪的主要事实，可对其所犯诈骗罪从轻处罚。被告人罗教文的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或退赔给被害人。被告人罗教文称其没有向村里面吵过和去举报过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罗教文的辩护人提出罗教文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和非法占有扶贫资金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罗教文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罗教文为非法获取扶贫资金，采取伪造《新化县辉斌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帮扶花名册》和《入股协议》等材料，虚构合作社帮扶了贫困户，并通过提交伪造的材料骗取扶贫资金以及被告人罗教文为非法获取集星村村民委员会的补助资金，伙同他人以上访告状为要挟，使集星村的相关村干部产生恐惧、畏惧心理，不得以而交出财物的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罗教文的供述以及共同作案人的供述等在案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罗教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9年12月2日起至2025年6月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追缴被告人罗教文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八万元，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罗教文退赔被害人新化县××镇××村村民委员会人民币二万元。 （上述款限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阳立志 人民陪审员  邹秀泉 人民陪审员  伍理章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代理书记员  彭 岚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适用 1、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2、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5、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6、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7、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