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8民终1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子森，男，1960年10月24日生，汉族，个体，现住吉林省大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吉林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双喜，男，1983年10月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大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勋，男，1993年7月2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大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扎赉特旗荷丰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音德尔镇卓尔工业园区六路**。法定代表人：穆彦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然，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宝，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姜子森因与被上诉人吴双喜、张建勋、扎赉特旗荷丰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丰农业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子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被上诉人吴双喜，张建勋，荷丰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然、黄艳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子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681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建勋是委托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其一，上诉人没有委托被上诉人张建勋代理从事甜菜种植和收购事务。上诉人雇佣被上诉人张建勋寻找种植甜菜农户，要求种植户按上诉人的要求与上诉人直接签订种植合同，并接受上诉人的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每促成一份种植订单，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张建勋按每吨10元提取劳务报酬，没有促成，上诉人不支付任何劳务费用，并没有委托被上诉人张建勋代签合同，被上诉人张建勋与被上诉人吴双喜签订的甜菜产购合同也不是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不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其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张建勋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形成的是居间合同或行业合同关系。一是双方的合同标的不是法律行为，委托合同多是法律行为；二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张建勋从事的是介绍订约的劳务，而非任何一方的代理人，也非当事人，而是中间媒介人；三是一切居间费用由被上诉人张建勋自理，只有居间产生有效效果时才可以请求报酬给付。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张建勋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居间合同法律特征，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张建勋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张建勋与被上诉人吴双喜签订“甜菜产购合同”和“补充协议书”时，上诉人知情，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张建勋与被上诉人吴双喜签订“甜菜产购合同”不是上诉人提供的文本，庭审中，被上诉人张建勋当庭承认曾给上诉人打电话，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签订补充协议时，给上诉人打电话没有打通，而不是向判决书所写“姜子森是否同意我记不清了”，张建勋和吴双喜是近亲属关系，本身就带有倾向性，即使按张建勋所说记不清了，也应推定姜子森不知情，而不是推定知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知情缺少依据，知情的话，上诉人怎么会同意，含糖率是甜菜的重要指标，在与被上诉人荷丰农业公司签订的种植收购合同中已有明确的约定，上诉人怎么会违背合同约定去同意签订与含糖率没有关系的合同。第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吴双喜的1,341.033吨甜菜收走，并卖给荷丰农业公司，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吴双喜的甜菜是由其自己向荷丰农业公司出售的，只是以上诉人与荷丰农业公司订单的名义，和雇佣上诉人的运输车辆和装卸工进行的运输，一切质量检验和检斤都是由被上诉人吴双喜委派其父亲与收购方直接进行的，所以，才出现被上诉人持有所有荷丰农业公司出具的收购票据41张，如果是上诉人收购了被上诉人的甜菜，应当由上诉人为其出具票据，荷丰农业公司的结算票据应由上诉人持有，而事实上不是。结算也只是使用上诉人的结算账户，减除运费和含糖率的扣款，剩余款全部返给被上诉人吴双喜，含糖率低扣款不是上诉人扣的，而是收购方荷丰农业公司结算时按含糖率扣除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四，一审判决认定甜菜每吨400元与含糖量多少没有关系，认定事实错误。甜菜的含糖量是糖厂收购时的重要指标，在上诉人和荷丰农业公司签订的订单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吴双喜使用上诉人订单出售甜菜时，已经明确约定，按照订单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检验和结算，被上诉人吴双喜也表示同意，为避免产生纠纷，被上诉人吴双喜才委托其父亲亲自押车检斤和检质，任何产品的收购都不可能没有质量要求和标准，何况在张建勋和吴双喜签订的甜菜产购合同中也要求质量合格，况且与荷丰农业公司的最后结算中，也是按含糖率进行的结算，一审判决认定与含糖多少没有关系认定事实错误。第五，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主体适格，认定事实错误，“甜菜产购合同”及“补充合同书”是由张建勋和吴双喜签订，上诉人不是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吴双喜的甜菜由其本人直接出售给荷丰农业公司，荷丰农业公司直接为被上诉人出具收购票据，含糖率不够的扣款，也是收购方荷丰农业公司扣的款，依据合同相当性原则，上诉人不是产购合同和收购合同的相对人，提供运输车辆和结算账户与收购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他人之间形成的种植和买卖合同关系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吴双喜不具有给付货款的法律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给付甜菜款92,872.87元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和吴双喜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不存在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应依据《合同法》其他条款及其他法律规定，驳回被上诉人吴双喜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吴双喜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张建勋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荷丰农业公司辩称，原审认定的关于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了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以及上诉人向答辩人交售过甜菜的事实正确。因答辩人不是原审判决中认定的其他事实的相关法律关系或相关行为的主体，答辩人对其他事实不能确认。答辩人按照和上诉人签署的合同约定收购上诉人交售的甜菜，甜菜款结算金额经过上诉人书面确认，答辩人按双方确认的金额全额支付了对应甜菜款，并不欠付上诉人任何款项。答辩人与另外两位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未收购过另外两位被上诉人的甜菜，故不存在任何付款义务。本案的争议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更不应承担诉讼费用。吴双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张建勋、姜子森、荷丰农业公司立即给付甜菜款107,282.64元(1341.033吨×每吨80元)；2.请求张建勋、姜子森、荷丰农业公司相互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张建勋、姜子森、荷丰农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荷丰农业公司每年收购甜菜，委托张建勋和姜子森签订甜菜种植收购合同，2019年5月5日，姜子森让张建勋与吴双喜签订一份甜菜产购合同，保底价每吨400.00元，双方还约定其他条款（详见合同）。吴双喜按合同的约定种植甜菜和经营管理，甜菜秋收时由荷丰农业公司到吴双喜的甜菜地将1341.033吨甜菜收走（详见甜菜过磅单）。收购后荷丰农业公司给付吴双喜大部分甜菜款，尚欠107，282.64元未付，经多次找张建勋、姜子森、荷丰农业公司结算至今未果。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令，望支持吴双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7日，姜子森与荷丰农业公司签订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2019年5月5日、2019年5月11日、2019年8月8日，姜子森委托张建勋与吴双喜签订了甜菜产购合同，约定收购甜菜保底价为每吨390.00元，并保证收购乙方在合同内的全部合格甜菜。其中未约定含糖量。双方口头约定每吨400.00元，其中每吨给张建勋提成10.00元。2019年8月9日，张建勋与吴双喜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就2019年8月8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如下：原签订的每吨甜菜收购价格为390.00元，当时口头约定是400.00元，故书面补充为每吨结算价为400.00元，甜菜含糖量多少与乙方无关。”2019年10月16日到10月22日，姜子森将吴双喜的1341.033吨甜菜收走，并卖给荷丰农业公司。姜子森按每吨320元计算，扣除吴双喜在姜子森处赊销农资53,250.00元，付给吴双喜375,8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姜子森让张建勋联系种植甜菜户，并让张建勋与种植甜菜户签订合同，姜子森与张建勋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吴双喜称2019年5月5日姜子森让张建勋与吴双喜签订甜菜产购合同，张建勋称产购合同和补充协议姜子森知情，及姜子森收走吴双喜甜菜并给付吴双喜甜菜款，可以认定吴双喜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张建勋与姜子森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张建勋受姜子森委托与吴双喜签订甜菜产购合同、补充协议，姜子森与吴双喜之间形成了种植回收合同，该合同直接约束姜子森与吴双喜。张建勋不负给付甜菜款的责任。姜子森与吴双喜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姜子森应按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每吨390.00元的价款与吴双喜结算甜菜款。姜子森向荷丰农业公司供应吴双喜的甜菜1341.033吨，荷丰农业公司已将甜菜款全部结算给姜子森，因此，本案中荷丰农业公司不负给付责任。姜子森应给付吴双喜甜菜款523,002.87元，扣除吴双喜在姜子森处赊销农资53,250.00元，及姜子森已经付给吴双喜的甜菜款375,880.00元，尚应给付吴双喜93,872.87元。综上所述，对吴双喜要求姜子森给付甜菜款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吴双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无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姜子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双喜甜菜款92,872.87元；二、驳回吴双喜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6.00元，由姜子森负担2,140.25元，由吴双喜负担305.75元。本院二审期间，荷丰农业公司提交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复印件一份，甜菜结算单一张，结算确认书复印件一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三张，证明姜子森与该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姜子森向我公司交售了甜菜，双方对甜菜结算款的单价、数量、总金额均进行了书面确认，我公司按照双方确认的金额支付了甜菜款。我公司不欠任何款项。姜子森、张建勋、吴双喜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定无争议事实如下：2019年4月27日，姜子森与荷丰农业公司签订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张建勋与吴双喜分三次签订了三份甜菜产购合同，约定收购甜菜保底价为每吨390元，并保证收购乙方在合同内的全部合格甜菜。三份甜菜产购合同中均没有关于含糖量的相关约定。2019年8月9日，张建勋与吴双喜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就2019年8月8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如下：原签订的每吨甜菜收购价格为390.00元，当时口头约定是400元，故书面补充为每吨结算价为400.00元，甜菜含糖量多少与乙方无关。”姜子森按每吨320.00元计算，扣除吴双喜在姜子森处赊销农资53,250.00元，付给吴双喜375,880.00元。另查明，姜子森与张建勋口头约定由张建勋寻找种植甜菜农户，并按每吨10元提成。本院认为，关于姜子森与张建勋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三条：“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张建勋在庭审中表示“姜子森说你就找农户种甜菜就行了”，张建勋、吴双喜没有证据证明姜子森委托其与农户签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姜子森对其与吴双喜之间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同意的、追认的，故张建勋与吴双喜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姜子森不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姜子森与张建勋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关于吴双喜主张是姜子森收走了甜菜并卖给荷丰农业公司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吴双喜与姜子森之间并未签订合同，吴双喜的甜菜是由吴双喜的父亲到荷丰农业公司进行检斤、检质，故本院对吴双喜的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吴双喜依据其与张建勋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要求姜子森、荷丰农业公司给付甜菜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双喜要求张建勋给付甜菜款，经审理查明，吴双喜与张建勋之间签订了甜菜产购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每吨甜菜收购价格为400元，现吴双喜将甜菜卖至荷丰农业公司，张建勋明知且无异议，应视为张建勋同意吴双喜处置甜菜的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现吴双喜共售出甜菜1341.033吨，得甜菜款429,130.00元，与合同约定的保底价536,413.20元（1341.033吨×400元/吨）相差107,283.20元，吴双喜主张107,282.64元，该部分差价应当由张建勋依照合同约定承担。综上所述，姜子森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二、张建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双喜甜菜款107,282.64元。三、驳回吴双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4,586.00元，由张建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君审判员  刘 昕审判员  赵 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