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6民终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永伟，男，汉族，1985年1月12日出生，住陕西省旬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德江，西藏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西藏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长虹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MA6245NL34。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玲，西藏法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西藏法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柳永伟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藏0602民初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柳永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德江、被上诉人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柳永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务合同关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的三点理由是在吹毛求疵，是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漠视。1.针对一审判决的第一条，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了证人朱某、孙某作为证人到庭证明了上诉人在案涉工程项目工作的事实，朱某作为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注明的现场项目副经理（实际为现场项目经理），对上诉人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工作人员是十分清楚的，其在庭上说明了其与上诉人均为案涉工程项目主管丁某聘用到案涉项目工作、上诉人在案涉工程项目中负责协调外部关系的事实。而案涉工程系被上诉人承建，丁某、朱某均为案涉项目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上诉人是在为谁劳动是非常清楚的事实。至于“获取的劳动报酬、提供何种劳动保障”，上诉人由于在工地工作才几天就出了事故，被上诉人尚未向上诉人支付过劳动报酬。2.针对一审判决的第二条理由，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案涉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附件6即《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的存在，在该《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中，朱某的身份记载得很清楚，系被上诉人现场项目副经理。不论该工程是否丁某借用被上诉人资质，均不能改变该工程是以被上诉人名义而非丁某个人名义进行施工的根本事实。更何况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均没有提交过其与丁某签订的挂靠协议，故一审法院的“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证人孙某及朱某均不是军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中证人朱某与案涉工程挂靠承包人丁某仅为劳务关系”的认定从何说起。3.针对一审判决的第三点理由，从一审法院引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说明一审法院是清楚事实劳动关系认定规定的，该项规定明确了是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而对于一审法院的非丁某不能证明上诉人身份的观点，上诉人认为是非常荒谬的，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丁某是借用被上诉人的资质承包了该工程，则被上诉人赔偿后势必会向丁某追偿，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试想，在丁某可能被追偿的情况下，其会否出庭作证。同时，基于其可能承担责任的实际情况，其证言是否客观。而对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工友朱某的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任何道理确没有采纳却让上诉人十分不解。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军锐公司辩称，1.上诉人从未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约束和支配，也未在被上诉人处领取工资报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更不存在其所称的劳动关系。2.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主要证据为证人孙某和朱某的证言，但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人孙某、朱某均不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且从未参与被上诉人公司的具体运营、人事管理等工作，其证人证言不具备客观性、真实性，且两名证人所做证言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具体工作岗位、受何人指派。而根据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2018）藏2421民初1037号民事判决和（2018）藏2421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孙某非军锐公司的员工且其为上诉人涉及的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其应负全责。3.本案案涉项目工程承包人为丁某，人事管理为康某。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申请此二人出庭，因此无法证明上诉人是由被上诉人招录到案涉工程项目、担任何种工作、工作报酬由谁发放、受何人管理等涉及劳动关系构成要素的基本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军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军锐公司与柳永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柳永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柳永伟向那曲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与军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申请，那曲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23日向柳永伟发出那劳人仲案字〔2019〕第019号《那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2019年12月2日那曲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那劳人仲字【2019】第019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柳永伟与军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军锐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书结果不服，于2019年12月16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柳永伟与军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另查明，1.西藏那曲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那人工伤［2018］1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柳永伟在西藏神风建筑有限公司工地务工过程中，受伤为工伤。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藏2421行初5号判决书撤销了那人工伤［2018］1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生效判决，判定证人孙某与军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8）藏2421民初994号判决书，判定本案证人朱某与丁某存在雇佣的劳务关系，军锐公司因将工程交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丁某施工而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丁某是挂靠在军锐公司那曲县南部新城德吉路一标段项目的承包人，康东管理人事。朱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藏24民终65号判决书，判定本案证人朱某与丁某存在劳务关系，军锐公司因将工程交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丁某施工而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丁某是挂靠在军锐公司那曲县南部新城德吉路一标段项目的承包人，康东管理人事。该院认为，根据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藏2421行初5号判决书撤销了那人工伤［2018］1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一事实，可知柳永伟作为权利人在发生事故以后对于确认劳动关系的义务人出现认识偏差，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应当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权利人柳永伟正确认识到义务人的时间晚于2018年9月3日，那么，自2018年9月3日至那曲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23日向柳永伟发出那劳人仲案字〔2019〕第019号《那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时，并未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军锐公司提出柳永伟提起劳动确认关系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此基础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柳永伟与军锐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2.柳永伟主张其与军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是否充分？就上述争议焦点，该院作出如下评判：首先，本案诉争为柳永伟与军锐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结合军锐公司的诉讼请求及柳永伟在前期劳动仲裁阶段的仲裁意图，可知柳永伟是主张与军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柳永伟应当对其与军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柳永伟应当就其被军锐公司聘用、在军锐公司涉案工程项目中担任的工作岗位、应从军锐公司获取的劳动报酬及方式、军锐公司向柳永伟提供了何种劳动保障等涉及劳动关系构成要素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其次，结合柳永伟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主要证据为证人孙某及朱某的证言，但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客观地证明柳永伟与军锐公司之间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该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证人孙某及朱某均不是军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中证人朱某与涉案工程挂靠承包人丁某仅为劳务关系，两证人均不实际参与军锐公司具体运营、人事管理等工作，受此局限性证人孙某、朱某关于柳永伟在涉案工程项目中身份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二是两位证人的证言中涉及柳永伟与军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构成要素的内容有限不够全面，有关于柳永伟受何人指派或聘用到涉案工程项目工作不够准确。再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工程项目承包人为丁某，人事管理为康东，但是基于军锐公司、柳永伟均未向该院提出上述两人出庭作证，因此该院无法查明柳永伟是否由丁某或康某招录到涉案工程项目、担任何种工作、工作报酬由谁发放、受谁管理等涉及劳动关系构成要素的基本事实。因此该院认为，柳永伟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军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判令与柳永伟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了支持。该院判决：原告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柳永伟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通过阅卷，结合庭审核实的情况，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军锐公司案涉项目备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附件6《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中载明丁某为总经理、康某为副总经理、朱某为项目副经理。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案由问题。由于军锐公司的起诉请求是确认与柳永伟不存在劳动关系，是消极的确认之诉，而无论是积极的确认之诉还是消极的确认之诉，均应包含在确认之诉范围内，而一审法院将大案由劳动争议纠纷确定为本案案由不妥，本院将本案案由纠正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2.关于军锐公司与丁某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审中军锐公司对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附件6《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未予认可，一审法院根据已经生效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2018）藏2421民初994号民事判决书和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24民终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丁某与军锐公司属挂靠关系，康某管理人事。但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军锐公司对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件6《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载明的内容予以了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足以推翻以上两份生效判决书中对丁某与军锐公司之间属挂靠关系的事实，且该证据证实丁某为总经理、康某为副总经理、朱某为项目副经理，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3.柳永伟与军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首先，上诉人柳永伟与被上诉人军锐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条件。其次，朱某作为案涉合同中项目副经理，与丁某和康某均为案涉项目的管理人员，三人之间对其所管理的工作人员相关事宜会有适当沟通，其对柳永伟是否为军锐公司招用的事实相对清楚，其证言证明柳永伟是由丁某和康某招录到案涉项目中，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再次，朱某和孙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柳永伟在军锐公司的案涉项目上工作，并受丁某管理的事实。最后，丁某作为案涉项目的总经理，其招用和管理柳永伟的行为属代表军锐公司的职务行为，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军锐公司承担。因此，柳永伟与军锐公司之间满足《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情形，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柳永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2020）藏0602民初91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柳永伟与被上诉人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四川军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顿珠旺姆审 判 员  王 冬 梅审 判 员  吉罗嘎姆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扎西罗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