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3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男，汉族，1987年11月17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鹏达利旧机动车交易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保税区海南汽车小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774262223U。   法定代表人：杨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女，汉族，1975年2月9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优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4054345。   法定代表人：曾某，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某因与上诉人海口鹏达利旧机动车交易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达利公司）、被上诉人陈某、优某（以下简称优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8民初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7年11月15日签订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及宋某与鹏达利公司、陈某签订的《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含购车协议及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20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返还宋某购车款209600元（首付59600元，按揭15万元）；3.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按购车款的三倍标准赔偿宋某628800元；4.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赔偿宋某汽车安全性检查费600元，车辆财产保险费6816元；5.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对上述2-4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构成价格欺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之“精神”，系适用法律错误。1.二手车的行驶里程数是反映二手车真实使用情况并决定交易价格高低以及消费者作出购买车辆决策的重要因素，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均隐瞒此车的真实里程数，诱使宋某作出了错误的购买意思表示，符合《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中的欺诈行为之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三倍赔偿。2.依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作为二手车商应该将车辆的真实情况和信息告诉宋某，但是却无人告知，连维修记录都未告知过宋某。尤其鹏达利公司、优估公司作为二手车专业经销商，且优估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大型的二手车经销商，其对二手车的交易、检验方式方法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宋某。此车辆是经过优估公司认证的车辆，是经过了“315项全方位深度检测”的，宋某完全有理由相信车辆车况及里程的真实性。若无优估公司的检测承诺，宋某又依据什么标准去购买车辆呢。显然是因为车辆售展时车身悬挂的里程数86791公里的吸引，此足以表明车辆开得少，自然车辆零件损耗小，性价比高，故而宋某愿意购买。但现是里程数遭受严重篡改，鉴定结果为272990公里，多了将近20万公里，引发使用期限长，耗损严重，维修保养费用高等，故购买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宋某遭受了欺骗，签订合同时遭受了严重的不公平，应予以撤销合同。而原审法院认为里程数对车辆的10大系统没有影响，是认定事实不清。3.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此条款系1993年通过的消保法，1994年1月1日实施，现已被修订，取而代之的是2013年10月25日发布的消保法，故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三倍赔偿。原审法院既然认为是价格欺诈，也属于欺诈的内容，但消保法并未限制何种欺诈才适用，原审法院进行限制解释，并适用“精神”赔偿损失，违背了法律的规定，毫无法律根据，应当予以纠正。综上，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系有意隐瞒里程数，诱使宋某作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构成欺诈，应撤销合同，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三倍赔偿。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予以改判。   鹏达利公司、陈某的答辩意见与鹏达利公司的上诉状意见一致。   优估公司辩称，一、宋某诉请撤销《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没有成立。从宋某一审提供的证据《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可以看出，该合同的乙方陈某没有签字按手印，该合同仅仅是宋某签名，且陈某不认可该合同的内容，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该合同没有成立，也未实际履行，不受法律保护，亦不存在撤销问题。2.优估公司无欺诈行为。第一、根据《“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的首部，明确写明：“购买时表显里程数：86791公里”，宋某在一审时当庭也确认表显里程数一致。第二、根据《“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第一部分：通则第四条的约定：“车辆真实行驶里程数、型号/配置差异不属于优信认证售后质保范围”。第三、根据《“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附件1:“优信认证”售后质保免责范围温馨提示：由于二手车为特殊商品，优信二手车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可查询到的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并向您披露，供您参考。请仔细阅读以下免责情形，理解并同意遵照执行后再行签字确认。如您签字确认，视为接受下述免责条款。如有疑问，您可咨询优信二手车服务人员，由优信二手车服务人员为您解答。一、“30天包退”免责范围：1、由于二手车是特殊商品，优信二手车无法精准确认真实里程数，在此优信二手车会尽量向您提供可查询到的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并向您披露，故该项目不属于“优信认证”售后保证范围，请您在购车时与商家约定该项目的售后保障。通过以上对《“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形式及内容的分析，因二手车为特殊商品，本案协议中对车辆真实里程数不属于售后质量保障服务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并且在免责范围内进行了详细的提示，优估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宋某是知悉的。宋某在购买涉案车辆之前也进行了多次验车及试驾，对车辆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优估公司不存在诱使宋某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二、宋某要求返还购车款2096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机动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双方为宋某与鹏达利公司，优估公司并非合同的一方，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宋某要求优估公司返还购车款没有依据。2.优估公司没有收取宋某的购车款，购车款为鹏达利公司收取，依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宋某要求优估公司返还购车款没有依据。3.宋某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支付的购车款为209600元，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三、宋某要求优估公司按购车款的三倍标准赔偿其人民币6288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优估公司并没有欺诈行为，也不是车辆的出售方，依法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且宋某在购车后,发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可按与优估公司签订的《“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中有关“30天包退”和“一年保修”的约定向优估公司提起“30天包退”和“一年保修”的流程，而宋某却私自将涉案车辆交由第三方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和报价，并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也无法确定涉案车辆真实存在的问题，无法判断是否属于“30天包退”和“一年保修”的范畴。故宋某要求优估公司退还购车款并三倍赔偿损失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驳回宋某对优估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无误，宋某的主张毫无依据。宋某与鹏达利公司签订了《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且该合同主要义务已履行完毕，宋某已依约向鹏达利公司支付完所有购车款，鹏达利公司亦已向宋某交付了涉案车辆。在《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双方成交时，该车的所有手续需经车管部门验证，验证完毕后，说明宋某对该车一切手续合法性的认可及所购车辆现状的认可，成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车、退款。宋某是经验车试驾后，才商定购买涉案车辆的，双方才成交的，鹏达利公司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也并没有对宋某进行欺诈，优估公司也如上所述无欺诈行为，因此宋某要求退还购车款并三倍赔偿损失等请求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无误。综上，恳请驳回宋某无理的上诉请求。   鹏达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琼0108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判项，改判驳回宋某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用均由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宋某在一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撤销其与鹏达利公司签署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已明显经过法定的除斥期间，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及《合同法解释(一)第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之规定，对因欺诈订立合同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期满该权利消灭。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民事实体权利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则在该法定期间届满时导致该民事权利的消灭，且不因任何事由中断或延长。宋某依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该期间应从宋某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无论是从宋某购买车辆之时或是到4S店进行检测时起算，显然至今均已经过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已依法丧失该撤销权，法院依法应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鹏达利公司在庭审当中包括优估公司也多次提出已经过除斥期间的问题，在庭审笔录中均有记载，但是一审判决书直接忽略该问题，没有对该问题进行任何的阐述，是严重的遗漏事实及相关诉求，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根据一份违背鉴定作业时间的客观事实，鉴定过程、鉴定方法流于形式，完全凭借着主观臆断，缺乏司法鉴定最基本的公正性、专业性、科学性的《鉴定估价报告书》认定鹏达利公司构成欺诈，没有事实依据。1.鉴定机构选定的鉴定基准日既违背了法院的鉴定委托事项，又明显违背其鉴定作业时间的客观条件限制，该结论不应被采信。   一审法院在（2019）琼0108委106号《司法技术委托书》中，要求对“真实里程数及是否有篡改里程表的迹象或现象进行鉴定”，并未说明以2017年11月15日作为鉴定基准日，鉴定机构自行选定2017年11月15日违背了委托事项，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没有法律效力。更为荒谬的是，鉴定机构于2019年8月19日现场对涉案车辆鉴定进行鉴定，此时距离鉴定机构自行臆测确定的鉴定基准日2017年11月15日已近两年之久。在一审庭审中，鉴定人员当庭承认，其鉴定完全依靠4S店与手机APP的记录，没有专业技术和设备，也无法认定调表时间。车辆不是土地、房屋等固定资产，是必然存在快速老化、衰退的消费品。实事求是地说，鉴定机构在2019年8月19日是无法完整还原2年前车辆的详细车况的，对于车辆而言，选定远在鉴定作业之日两年前的日期作为鉴定基准日，本身就是极不科学甚至荒谬的。从通篇《鉴定报告书》的内容上看，鉴定机构仅仅在网络上搜索了几个营利性手机APP的内容，就武断得出2017年11月15日之前存在里程篡改的鉴定结论。该结论明显就不是对车况及里程表在2017年11月15日这一鉴定基准日的实际客观反映。因此，鉴定机构选取2017年11月15日作为鉴定基准日，违背了法院的委托要求和基本的客观条件限制，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没有法律效力，不应被采纳。2.鉴定过程、鉴定方法流于形式，缺乏专业水准及科学依据，无法反映案件事实。（1）对于里程表是否被篡改的鉴定过程及方法流于形式，缺少专业性，无法自圆其说。   鉴定人员当庭承认，鉴定机构作出里程表被篡改这一结论的唯一依据，是根据4S店记录和5个盈利性手机APP上所查询到的保养记录。鉴定机构甚至都未列明这5个APP的具体名称以及其APP数据的来源。鉴定机构对于里程的判定，既没有职能部门的背书，又没有专业人士对车况及损耗的勘察鉴定，完全根据网络上的数据得出结论，丧失了作为司法鉴定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及科学性。仅仅从这些手机APP所呈现的内容上看，也难言公正和准确。显而易见，五家APP上所显示的内容完全一致，与双方提交的4S店保养记录较为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应采用APP还是4S店的记录，鉴定机构也未能明确指出及说明理由。根据宋某提交的证据《证明》（被鉴定机构采纳），4S店人员记录的2017年11月28日记录的里程错误，充满着随意性（随意就多录入了5000公里），然而与此同时这五家手机APP竟然无一例外地按照4S店人员错误录入的里程进行统计。这不可能是巧合，可见五家APP的数据就来源于4S店的记录，而无论是4S店的记录还是APP的数据，都是极其随意的，不足以作为司法鉴定的依据。退一步说，假使这些手机APP的数据都是无误，那只能证明宋某自身存在调表的行为。5个APP和4S店的记录中，2018年2月4日、2018年4月26日的记录竟然都是88818公里，而一年半以后的2019年8月19日（鉴定人员现场验车）车显里程仅为88820公里。更为荒谬的是，原一审判决【（2018）琼0108民初3441号】查明起诉时车辆表显里程为88821公里，甚至比发生在一年后的现场鉴定时还多了1公里。如果这样离谱的盈利性APP数据和4S店记录能够作为鉴定的唯一依据，试问，车辆于2018年2月4日、2018年4月26日两次进出4S店的两个半月内车辆是否一公里都不开，从2018年2月第一次进4S店直到2019年8月进行鉴定的16个月内，车辆是如何做到仅仅行使2公里的，为何原一审查明的里程数比一年后鉴定时的里程数还要多。如果APP和4S店里程数是真实可信的，唯一可能就是宋某在购车后及诉讼期间，存在私自篡改里程表的行为。（2）对于真实里程数的鉴定完全是主观臆测及推断，完全不具备专业性、科学性。根据鉴定《鉴定报告书》第7至8页的对真实里程数的鉴定内容，更是完全反映了该报告的随意与草率。鉴定报告完全根据主观臆断，仅仅采用平均数、“正常使用每年20000公里”等臆想、猜测、推理得出鉴定结论，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更是无稽之谈。3.若里程表确实存在被篡改的现象，必须对篡改时间进行鉴定。仅对真实里程数及是否有篡改里程表的迹象或者现象进行鉴定，而不对调表时间进行鉴定，无法反映案件事实及明确责任。鹏达利公司提交2017年10月购买该车辆签署《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两份签署时间时隔一个月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可以证明，从买入到卖出，该车处在鹏达利公司控制期间仅仅只有一个月。而宋某从2017年11月持有该车辆至今已超过两年，同样存在调表的可能。鹏达利公司从未对里程数有过承诺，若要判定鹏达利公司存在欺诈，就必须鉴定确认调表时间发生在车辆处于鹏达利公司控制的一个月内，否则在鹏达利公司未对涉案车辆的里程作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不能要求鹏达利公司为前几任车主甚至宋某可能存在的调表情况负责并赔付巨额赔偿金。因此在涉案车辆数易其手，甚至宋某持有该车辆至今近两年的情况下，调表时间相较于是否调表而言，更能够反映案件事实以及明确责任，必须对调表的时间进行鉴定，方能查明案件事实。综上，该鉴定机构选定的鉴定基准日既违背了法院的鉴定委托事项，又明显违背其鉴定作业时间的客观事实，且鉴定过程、鉴定方法流于形式，完全凭借着主观臆断和不严谨、不准确的营利性APP、4S店记录作出鉴定结论，缺乏专业水准及科学依据，已丧失了司法鉴定最基本的中立性、公正性、专业性、科学性。因此，所作出的结论不应被采纳。一审法院在审判及判决时完全无视鉴定报告存在的矛盾及荒谬之处，武断采纳鉴定报告的结论，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予纠正。三、陈某没有与宋某签署过任何协议，鹏达利公司没有向宋某承诺过涉案车辆的实际里程，不存在欺诈行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2-4行查明事实严重错误，陈某没有与宋某签署过《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上并没有陈某的签字，也没有鹏达利公司的盖章，对陈某和鹏达利公司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是由陈某签订，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鹏达利公司未对车辆里程数进行过任何隐瞒及欺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11月15日由鹏达利公司员工与宋某签署并实际履行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中并没有对车辆里程数的任何描述。反而在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双方成交时，该车的所有手续需经车管部门验证，验证完毕后，说明乙方对该车一切手续合法性的认可及所购车辆现状的认可，成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车、退款”。宋某是一个理性的成年人，能够知晓二手车交易风险，在签署该协议前已经多次通过专业人士进行检验检测，对车况非常了解，其完全清楚二手车不是新车。而鹏达利公司仅仅与之签署过该协议，根据该协议，从何认定鹏达利公司违背了约定从而构成欺诈。一审法院在认定该协议作为主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的同时，应该根据该合同反映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一审法院无视协议约定即认定欺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二手车是一种特殊商品，二手车行业有其特殊性，一审法院判决鹏达利公司承担欺诈的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对鹏达利公司不公。首先，二手汽车是一种复杂、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完全取决于实际车况而非车辆里程，车况好的车即使实际里程数长，也远远比车况差而实际里程短的车具有更高的使用和市场价值。因为里程表可以轻易调整，鹏达利公司向市场上回收二手车时，也无须了解该车之前有几任车主，真实里程数是多少，该车的实际车况才是二手车行业最为关注的。故无论是二手车商收车时还是二手车购买者购车时，都会着重检查二手车的实际车况而不是毫无参考价值的里程表显示数字。其次，基于该行业的特殊性，不可能要求最后一任车主为之前所有车主承担瑕疵担保责任。鹏达利公司仅是做二手车中介业务的公司，从别的车主处按现状车况收车，也按现状转卖给下一任车主，双方签署协议时鹏达利公司仅有汽车的处置权，该汽车仍然登记在原车主名下。鹏达利公司甚至自身不持有车辆，也不负责放款，不是官方新车4S店，在不作出承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义务承担保证里程数真实的责任。鹏达利公司售卖的也只是以现状处理出售的车辆，而不是某一个具体表显里程的车辆，这从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完全可以体现。作为二手车购买者的宋某，也不可能以新车的标准来看待二手车，这是行业基本的规则和常人能够理解的常识。若要判定欺诈，就必须确认是鹏达利公司恶意窜改里程表，否则在鹏达利公司未对实际里程作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反而优估公司的与宋某签订的合同中存在关于实际里程数的免责条款），不能要求鹏达利公司为前几任车主甚至宋某可能存在的调表情况负责并赔付巨额赔偿金。若作为最后一任车主需要无条件（甚至无须作出承诺）为之前所有的车主的行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那么整个二手车行业将无以为继。再次，鹏达利公司有理由相信表显里程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涉案车辆在最终交易前，在宋某携优估公司现场验车后，优估公司与宋某签署的《“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中列明表显里程数为86791公里，优估公司才基于该基本事实和《服务协议》约定向宋某发放了贷款。因此，在本案中即使存在车辆表显里程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鹏达利公司知道并隐瞒了车辆的真实里程。最后，即使车辆表显里程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无论表显里程是多少，车辆的客体和行驶性能等所有车况完全没有变化，宋某验过的车还是这辆车，难道会因为表显里程和实际里程的差异凭空影响双方交易约定所依据的车辆现状。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综上，认定鹏达利公司构成欺诈，必须满足欺诈的双重故意，即鹏达利公司故意告知虚假车况并隐瞒了真实车况，并且故意诱发宋某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客观上要造成宋某损失。从现有事实及证据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鹏达利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从结果来看，双方的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宋某并没有受到损失。因此，判决鹏达利公司就未承诺过的车况承担欺诈的责任，并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对于鹏达利公司严重不公。四、根据涉案车辆于2011年的市价，2017年该车辆以176000元转让符合市场行情。本案是宋某恶意反悔违约在先，其起诉及调表行为系恶意诉讼。经查阅一汽奥迪官网，2011款奥迪A6L2.0T的价格为41.52万元，加上购置税及相关费用，新车落地价格大致为47万元。2017年鹏达利公司中介转让该车时距离新车第一次售出间隔6年，按正常的贬值和折旧，6年后车辆贬值为新车价值的37%左右（17.6/47=37%）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相当便宜的。宋某因期望一台使用6年的二手车仍保持新车一样的状态和性能，在购买使用之后反悔，转而向鹏达利公司恶意索取巨额赔偿，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不符合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更为重要的是，经向奥迪4S店调查，调取了车辆交付给宋某之后的进店记录并提交。记录清晰的显示，车辆里程是在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2月4日期间发生变动的，而这时涉案车辆已经交付给宋某，处于其支配控制之下。而鉴定报告的荒谬之处（两个月间两次进出4S店车辆里程完全不变、16个月车辆仅仅行驶两公里等等）恰好可以与之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对车辆进行调表的，恰恰是企图通过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宋某，其明显是想通过诉讼获益。五、本案大多数协议均宋某和优估公司签署，且优估公司对车辆进行过检测，由鹏达利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服务协议》等均为优估公司提供，由宋某与优估公司签署，对鹏达利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从以上协议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质保合同还是服务协议等所有关于车况、质量、里程的承诺均是由优估公司作出，在售车时也是优估公司进行检测，鹏达利公司和宋某正是基于对优估公司的信任才完成了此次交易。如果存在欺诈，也是优估公司存在欺诈，鹏达利公司也同样是受害者，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了以上重要证据，仅仅判决鹏达利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鹏达利公司严重不公。综上所述，鹏达利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宋某也无证据证明鹏达利公司存在欺诈，其起诉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现恳请法院予以改判，维护鹏达利公司的合法权益。   宋某辩称，一、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宋某与鹏达利公司及陈某签订合同时，陈某及鹏达利公司提供了多份合同要求签订，陈某依据优估公司合同收到了15万元的车款，而后在庭审中陈述此协议与她无关，并没有进行签名等种种理由推托责任，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消费者并不清楚鹏达利公司以及优估公司存在何种关系，但是这15万元的绝大部分的购车款是通过优估公司履行合同并支付到陈某的账户中，此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不存在鹏达利公司所述这个合同不是他们签订，是不生效的辩解理由，对其辩解不应予以支持。二、《机动车转让协议》明确记载经车辆管理部门验证，验证完毕后才是对车辆现状的认可，但是宋某在购买一个星期之后发现被篡改的记录，也向消委会以及12345等部门进行投诉，12345部门也进行多次的调解，此车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进行办理过户手续，所以对车辆的现状并不存在一个认可的情况。三、鉴定结论是法院依法依归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作出的结论，是有效的、公平公正的结论，在宋某购买之前的几年前车辆里程数已达近18万公里，且鹏达利公司作为二手车商有义务对行驶里程、维修记录等重要信息告知宋某，行驶里程数影响了购买的意愿，宋某若知道此车辆已有可能达到20多万公里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购买此车辆的，依据消费者相关的管理办法，鹏达利公司隐瞒了行驶里程数的重要信息，对车辆的剩余价值有重要影响，构成了欺诈，应当依据法律规定进行三倍的赔偿。   陈某的答辩意见与鹏达利公司的意见一致。   优估公司辩称，优估公司在本案中只是与宋某签订了优信服务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在该协议中已经明确载明了车辆的表显里程数，并且进行了多次的说明和提示，里程数不在认证的范围内，因此，优估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并不存在任何的欺诈行为。   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7年11月15日签订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及撤销宋某与鹏达利公司、陈某签订的《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含购车协议及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2.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返还宋某购车款人民币209600元（首付59600元、按揭15万元、首付款中含GPS1800元、手续费3000元）；3.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按购车款的三倍标准赔偿宋某人民币628800元；4.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赔偿给宋某汽车安全性检查费600元，商业保险6816元；5.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对上述2-4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判令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1月15日，宋某（甲方，买受人）与陈某（乙方、出卖人）签订《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约定宋某向陈某购买2011款奥迪A6L二手小轿车一辆，车辆总价款为221100元，首付款为71100元，余款在车辆办理完成过户及抵押登记手续后由宋某或宋某指定的第三方向陈某支付，本协议为一式三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等内容。同日，陈明培（甲方，系鹏达利公司的员工）与宋某（乙方）签订《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现将自有奥迪A6汽车壹辆转让给乙方，该车车牌号为×××（登记车主为李雷），转让价款为176000元，转让金额一次性付清，双方成交时，该车的所有手续需经车管部门验证，验证完毕后，说明乙方对该车一切手续合法性的认可及所购车辆现状的认可，成交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车退款等内容。同日，宋某（甲方、委托方）与优估公司（乙方、受托方）签订《服务协议》，就宋某所购车辆拟通过乙方及其合作方获得购车资金解决方案的有关服务达成协议。同日，宋某（甲方，消费者）与优估公司签订《“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约定，交易车辆为奥迪牌车辆型号为FV7201TFCVTG，车架号LFV3A24FXB3003812，购买时表显里程数86791公里，“优信认证”质量服务包含“30天包退”和“一年保修”。30天包退”，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在30个自然日内如发现车辆在成交前已存在以下一种重大事故操作情形的，经乙方认定后，乙方负责退还车款并收回车辆：1、发动机舱、驾驶舱曾因撞击而严重损坏，导致发动机舱前围板（引擎室隔板）有焊接、切割、整形、变形达到5厘米以上（含）；2、纵梁以及横梁有焊接、切割、整形、变形的；3、避震器塔座有裂痕以及钣金痕迹达10厘米以上（含）；4、ABC柱有焊接、切割、整形、变形达到10厘米以上（含）；5、曾因撞击造成安全气囊弹出；6、曾遭遇水淹、涉及水位超过机盖，并已进入驾驶室，且水位没过排挡杆下沿（以标准排挡杆位置为准）；7、车身有火烧痕迹且面积达0.5平方米以上（含）。“一年保修”，甲方购车起一年内或行驶里程数在2万公里以内，全车10大系统（发动机、变速箱、驱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燃油系统、冷却系统、空调系统、电气系统）发现质量问题或故障可享最高20000元保修赔偿。甲方未履行以下义务时，乙方有权不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售后保修服务：1、在发现故障时第一时间告知乙方，配合乙方确定故障责任，获得乙方确认后方可对车辆进行拆解、维修、更换、清洗；2、如实、准确描述车辆故障，不进行夸大、歪曲，不伪造、编造相关资料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宋某经查看涉案车辆和试驾后于当天与鹏达利公司办理涉案车辆交接手续，并通过手机向陈明培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两次转账人民币共22800元，及向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购买车辆保险计6816元。宋某提车后于2017年11月29日向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600元，同时，该公司还开具涉案车辆需维修的内容及报价单共计40595元。2018年2月3日，该公司又开具涉案车辆需维修的内容及报价单共计9842元。此外，涉案车辆在2012年3月至2014年10月13日期间在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有6次维修记录，第一次维修记录（2012年3月8日）行驶里程54886公里，第二次维修记录（2013年2月3日）行驶里程104811公里，第三次维修记录（2013年3月13日）行驶里程109452公里，第四次维修记录（2013年7月6日）行驶里程125104公里，第五次维修记录（2014年5月26日）行驶里程166531公里，第六次维修记录（2014年10月13日）行驶里程为173963公里。   另查，陈某是鹏达利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鹏达利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车辆尾款的情况说明》，证实陈某收到广发银行贷款给宋某的150000元后，已由陈某转交其公司。宋某按揭贷款150000元用于支付购买涉案车辆余款，从2017年12月开始每月支付按揭款6250元。目前，涉案车辆表显里程为88821公里（2018年2月4日）。一审法院根据宋某的鉴定申请，于2019年7月29日委托海南和弦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发动机号为BPJ234598，底盘号LFV3A24FXB3003812的×××车辆，其真实里程数及是否有篡改里程表的迹象或现象进行鉴定。2019年9月10日，该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琼和弦鉴估（19074）《鉴定估价报告书》，其评估鉴定结果为：×××奥迪FV7201TFCVTG轿车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11月15日里程表有篡改，真实里程数按使用人使用里程数平均计算得出272990公里。宋某对其鉴定报告无异议，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对其鉴定报告有异议，认为其鉴定结论是一种推论。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优估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优估公司认为宋某起诉状上写明的被告是“优信（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而非“优某”，故优估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但宋某已对“优信”进行了纠正为“优估”。2019年4月10日，宋某重新提交的诉状也将优估公司列为被告。故优估公司应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关于本案是否适用仲裁条款的问题。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是本案的主合同，《“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是从合同，本案的处理应以主合同的约定作为处理依据，而不应按从合同的约定来进行处理。故本案不应按从合同《“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的约定来适用仲裁条款。关于陈某与宋某的签约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的问题，陈某既是鹏达利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其收宋某的贷款150000元已交给了鹏达利公司，故其行为应是一种职务行为。   关于鹏达利公司向宋某销售的×××奥迪FV7201TFCVTG轿车是否存在里程表有篡改的问题，从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4S店）的6次维修记录中可知，宋某在2017年11月15日购买涉案车辆时，其行驶里程为173963公里，而不是86791公里。故琼和弦鉴估19074《鉴定估价报告》是正确的。鹏达利公司、陈某、优估公司的抗辩意见不成立。鹏达利公司向宋某销售其行驶里程有篡改的涉案车辆，隐瞒了涉案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构成了价格欺诈。由于涉案车辆的功能、性能即全车10大系统（发动机、变速箱、驱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燃油系统、冷却系统、空调系统、电气系统）并没有因里程数而受损，仅是因使用期限较长而造成该车价值的减少，况且其车辆宋某也已使用一定期限并长期存放在宋某处，故宋某请求撤销相关购买合同，请求退款等请求，不予支持。鹏达利公司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之规定的精神，结合涉案车辆的性能、使用年限等因素赔偿宋某的损失，其损失额可以根据宋某提车后于2017年11月29日向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600元及涉案车辆需维修的费用40595元合计41195元，来确定其赔偿基数41195元的一倍即为8239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鹏达利公司应赔偿宋某人民币82390元。二、驳回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58.16元，由宋某负担10398.41元，鹏达利公司承担1859.75元。鉴定费7600元，由鹏达利公司承担。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案在审理中，当事人提交的《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的签署时间是2017年11月15日，该购车合同附有一份《购车协议》，一份《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购车协议》的甲方为宋某，乙方为陈某，该协议书上只有宋某的签字，陈某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也未加盖公司印章。《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的甲方为陈明培，乙方为宋某，陈明浩和宋某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服务协议》由宋某和优估公司签订。另查，宋某于2018年1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11月15日，宋某于2018年1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行使撤销权的一年期间。此外，《购车协议》虽写明乙方为陈某，但该协议上只有宋某的签字，陈某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也未加盖公司印章，故该《购车协议》不成立。本案讼争的是宋某与陈明培代表鹏达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以及宋某与优估公司签订的《“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服务协议》的履行问题。《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双方成交时，该车的所有手续需经车管部门验证，验证完毕后，说明宋某对该车一切手续合法性的认可及所购车辆现状的认可，成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车、退款。由于该车的相关手续尚未经车管部门验证完毕，且该协议书并未对是否确保涉案车辆的里程表显示行驶里程数字的真实性以及该事项是否属于免责范围作出约定，故宋某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合同约定。本案中，涉案车辆购买时表显里程数86791公里，但维修记录中截止2014年10月13日行驶里程为173963公里，可见涉案车辆购买时表显里程数不真实。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的规定，鹏达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对上述规定应当清楚并应遵照执行，但鹏达利公司现无证据证明其对导致涉案车辆表显里程数不真实未存在过错，对此应由鹏达利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鹏达利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价格欺诈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虽然涉案车辆表显里程数不真实，但结合涉案车辆的原始价格、使用年限等因素判断，宋某以176000元价格购买涉案车辆并未显失公平。二手汽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取决于实际车况而非车辆里程。宋某在购买涉案车辆时，明知该车辆是二手车，并在通过检验检测后决定购买，可见购车时宋某对车辆的车况是满意的。宋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应对车辆的相关信息进行充分了解，如需了解车辆行驶里程数，其可以要求鹏达利公司提供相关资料，然而宋某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行为有一定过错，应自负一定的过错责任。本案中，宋某提供了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维修报价单证明涉案车辆需维修的费用40595元，由于该费用并未实际发生，且有些涉及对车况的维护费用不合理，故一审法院判令鹏达利公司向宋某赔付82390元已足以弥补宋某的损失，也达到了惩罚鹏达利公司的目的，其结果并无不当。对于优估公司、陈某的责任判断问题。宋某与优估公司签订的《“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附件中，已明确约定的免责范围包含有“车辆真实行驶里程数、型号/配置差异不属于优信认证售后质保范围”的内容，宋某在签订上述协议应当知晓并接受车辆真实行驶里程数、型号/配置差异不属于其与优估公司售后争议的范围。因此，优估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而陈某是鹏达利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其收宋某的贷款150000元已交给了鹏达利公司，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亦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宋某请求撤销涉案的《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优信“付一半”购车合同》（含购车协议及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的问题。涉案合同已基本履行，涉案车辆已交付宋某并由宋某实际使用，考虑到为维护交易的稳定性以及鹏达利公司对宋某作出赔偿后，宋某的合法权益已得到保障，故一审法院对宋某请求撤销相关购买合同，请求退款等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宋某、鹏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16.32元（宋某预交12258.16元，海口鹏达利旧机动车交易咨询有限公司预交12258.16元），由宋某负担12258.16元，由海口鹏达利旧机动车交易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2258.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廖端明审判员王小杰审判员范晨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段 欣   速录员 黄晓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