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1民终5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学府街****。法定代表人：薛保龙，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雪庆，山西管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磊，男，199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员工，住太原市小店区体育路亲贤院**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治湘，男，197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山西国粮粮食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贺枝，女，197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太原西峪煤矿描图员，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汾东北路**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张俊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与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31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诉请求：一、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3168号民事裁定书;二、裁定指令小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查明中提到“被上诉人郭治湘和秦贺枝认可签了合同,但称其对所签内容不知情,贷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此表述完全不符合事实和常理,被上诉人郭治湘与秦贺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独立的认识及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对自己签署《个人借款合同》的内容及后果有清楚的认知。且被上诉人郭治湘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我公司委托我以个人名义贷款”,对于该表述中是否是公司委托其贷款有待查证,但该表述同时印证了被告郭治湘、秦贺枝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的自愿性,但对原告而言,因其未提交委托手续，本案适格被告和借款主体当然是被告郭治湘和秦贺枝,其自愿签定《个人借款合同》,签字真实合法有效,故被上诉人在签订《个人借款合同》时,已清楚知晓合同载明的内容,贷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陈述不符合事实及常理。(二)一审查明中提到“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友信公司)称其公司做的是车辆生意,不做担保,贷款用途是付租金,和其公司无关,本案贷款发生在2018年,应由上诉人提供2018年友信公司统一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股东会决议,对《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上仅有赵永胜签字,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效力,孙斌无权代表友信公司接受信用社车贷批量业务的贷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首先公司对外进行担保体现的是公司的意思表示,与公司是否进行该项业务无关,即使公司没有经营相关担保义务,也不影响公司对外实施提供担保的行为;其次,贷款用途是付租金也和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业务有关,因为其主要经营业务就是车辆买卖、租赁等业务;再次,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17年8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保证合同》、借款借据、《担保人责任告知书》的内容可知，该证据已明确了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的贷款就是其股东会决议中所提到的批量贷款中的其中一笔贷款,上诉人已完整履行完本案的举证责任,因为批量贷款从2017年8月20日开完股东会决议就开始的,所以原告提供2017年8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最后,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2018年第1次股东会决议》并不是只有赵永胜股东签字,是已加盖了公司的公章,且被上诉人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公章的真实性,该决议真实合法有效且该决议的内容一直在履行中,故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该决议,完全可以认为孙斌有权代表该公司接受信用社车贷批量业务的贷款用于购车或者租车业务,被上诉人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其目的是为逃避债务。(三)一审法院查明中“2019年7月24日车辆被友信公司扣走”该查明的内容没有证据予以支持,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对此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一审法院应不予采信,并且关于车辆是否扣走是两个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无关，应由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另案起诉。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该案涉嫌经济犯罪的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受托支付时不能明确贷款用途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且仅凭只有一个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就将贷款转给孙斌个人。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已超过车辆实际价值的金额申请贷款后将贷款全额支付给被上诉人友信公司,既未取得车辆所有权,现已丧失了车辆使用权,所欠上诉人贷款未清偿完毕,被上诉人友信公司在车辆扣回后也未向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退还所用款项就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该一审法院的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原因如下:第一、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已明确载明本案贷款用途就是付租金,受托支付只是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自主选择上诉人支付贷款资金的一种方式,是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在《个人借款合同》中的自愿选择,第一、受托支付并不影响贷款用途,第二、被上诉人郭治湘在庭审中也认可本次贷款的用途就是付租金,实际也是按照付租金的用途使用,为何一审法院还会表述“不能明确贷款用途”?明明贷款用途已经很明确且借款人也是按照该贷款用途进行使用款项。第二、上诉人将贷款资金转给孙斌个人主要不是依据《2018年第1次股东会决议》,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也不是一审法院所述的“仅有一个股东签字”,而是不但有签字还有公司真实盖章,原告受托支付主要是依据被上诉人自愿书写真实签字的《提款申请书》和双方自愿合法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该内容是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其要求上诉人将款项代为其转入孙斌的账户,上诉人的贷款支付行为符合贷款程序,合法有效,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有误。第三、根据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的贷款申请,与上诉人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且提供了保证人作为担保，贷款材料完全合法合规,根据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的申请,上诉人将所借款项已打入了被上诉人郭治湘的账户,至于郭治湘与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或者案外人进行租车或者买车事宜是其之间的租赁或者购车合同关系,在被上诉人郭治湘将租金或者购车款支付给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后,就是其已经实际使用了该款项,因其是向上诉人申请的分期还款且用途付租金,所以在其不能正常偿还贷款时,未取得车辆所有权是正常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至于车辆是否被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扣回有待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一审法院在并未查明该情况的基础上就认定车辆被友信扣回,不符合客观事实,另外关于车辆的合同纠纷因其和本案上诉人起诉两个被上诉人的金融借款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由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另行起诉。因此,本案中上诉人已按照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申请的贷款用途和双方签订的贷款相关材料向其发放了贷款,已经完成《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被上诉人郭治湘和秦贺枝也履行了部分还本付息义务,剩余款项应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真实自愿签订了《保证合同》,应按约履行担保责任。因此本案并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涉嫌经济犯罪,所有事实与证据都是符合常理的,本案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双方真实自愿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结合本案庭审可知，本案《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且借贷关系和保证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一审法院应根据《合同法》《担保法》等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和保证责任,不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之间的《个人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也实际履行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被上诉人也履行了部分还本付息义务,即使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与案外人或与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车合同纠纷未能解决也是系他们双方之间的另一民事法律关系,应另诉,退一万步讲,即使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与案外人或与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那么也是两个被上诉人之间或被上诉人和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但因其与本案的金融借款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应将有关郭治湘、秦贺枝与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案外人的线索、材料移送有关机关,本案应由一审法院按照一般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一审法院不能不加区分的错误的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五、一审判决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事实和保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上诉人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之规定,撤销原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被上诉人郭治湘答辩称：首先我买这个车是39.6万元，银行贷款是47万元，银行还款总计是553862元，中间有74000元差距是中间保证费。现在车的户主还是在友信公司名下，按常理只要首付付了按月还款就是合理的，但银行没有和我有任何联系。当时贷款发放47万元随后转入孙斌名下，我签的是租赁合同，但是我却连本带息还款，47万元在孙斌名下，不在我名下，银行在办事过程涉及到孙斌账户，应当当时告知我是要转入孙斌账户，但银行没有询问我的意见。2019年7月24日，友信公司已经将车扣回，苗总说只要继续还款车可以拿回来，当时友信公司状况不好，可能不给我们过户。他们就是一种套路贷，我怀疑银行与孙斌的关系。友信公司的法人称他不知情，都是孙斌操办的。被上诉人秦贺枝、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郭治湘、秦贺枝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0380.64元，利息及罚息45928.46元（暂计算2020年3月12日），本息合计436309.1元，以及自2020年3月13日起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按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16日，被告郭治湘、秦贺枝与原告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70000元，月利率为9‰，逾期贷款罚息为利率水平上加收百分之五十，借款期限从2018年8月16日至2021年8月15日止，该笔贷款为保证贷款，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且合同约定对于被告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归还贷款本息的，原告有权宣布本合同、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贷款人可提前收回贷款，并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支付逾期利息、罚息、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被告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并于当日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贷款，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经原告催收仍未履行，故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6日，被告郭治湘（借款人）、秦贺枝（共同借款人）与原告（贷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47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21年8月15日止，贷款用途为付租金，贷款月利率为9‰，结息方式为等额本息，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足额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的，或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按以下方式计收利息，逾期贷款罚息=逾期本金金额×逾期天数×罚息利率；借款人提款的资金存入借款人开立的结算账户，名称为郭治湘，账号为×××，开户银行为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长风千禧分社；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经审核无误后，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若约定提款存入结算账户的，受托支付通过该账户办理；并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由山西友信万华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合同另行签订等内容。被告郭治湘作为借款人在《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上签字，原告和被告友信公司分别在借据上加盖公章，同时友信公司在借款借据上注明“本公司愿为此笔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被告友信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载明被告友信公司对郭治湘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一切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直至结清。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将贷款470000元发放至被告郭治湘银行账户中，随后该笔贷款转账至孙斌的银行账户。原告还提交了被告郭治湘签字的《提款申请书》和被告友信公司于2017年8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于2018年1月20日作出的《2018年第1次股东会决议》，其中《提款申请书》载明本笔借款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郭治湘授权和委托原告在将本笔借款划入其账户后，支付给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的下列支付对象账户，户名为孙斌，账号为×××；2017年8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本公司同意为我公司与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小微金融事业部合作批量贷款协议业务项下所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以具体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截止2017年8月20日，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对外借款余额为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为0万元，具体担保能力，且没有逾期及违规担保。”肖宏梅、赵永胜、张俊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捺印；《2018年第1次股东会决议》载明“友信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召开了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参加并通过如下决议：我公司统一授权孙斌在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长风千禧分社，账号为×××的账户作为信用社平台业务监管账户，并同意配合信用社随时对账检查，同意此账户接受信用社车贷批量业务贷款，用于支付车款。”赵永胜在股东签名处签字。被告郭治湘和秦贺枝认可签了合同，但称其对所签内容不知情，贷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郭治湘所在公司从友信公司购买的是车牌号为×××的吉普切诺基二手车辆，车款为396000元，购车后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仍是被告友信公司，还银行贷款由郭治湘所在公司副总巩春辉将钱转给他还，共还了六次，还有一次他将钱给苗建峰后由苗建峰还，2019年7月24日车辆被友信公司扣走。被告友信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称其公司做的是车辆生意，不做担保，贷款用途是付租金，和其公司的业务无关，本案贷款发生在2018年，应由原告提供2018年友信公司同意承担保证责任的股东会决议，对《2018年第1次股东会决议》则认为当时友信公司的股东有三人，但股东会决议上仅有赵永胜签字，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效力，孙斌也无权代表友信公司接受信用社车贷批量业务的贷款。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付租金，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经审核无误后，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而本案原告受托支付时不能明确贷款用途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且仅凭只有一个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就将贷款转给孙斌个人。被告郭治湘、秦贺枝以超过车辆实际价值的金额申请贷款后将贷款全额支付给被告友信公司，既未取得车辆所有权，现也丧失了车辆使用权，所欠原告贷款未清偿完毕，被告友信公司在车辆扣回后也未向被告郭治湘、秦贺枝退还所用款项，上述种种情形均与常理相悖，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23元（原告缓交），不再缴纳。到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郭治湘、秦贺枝与上诉人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虽然款项进入被上诉人郭治湘账户，但其并未实际使用。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人和还款人为郭治湘或秦贺枝，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关文静审判员 米青山审判员 牛晓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