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明强，男，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沙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华，湖中京中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丽，湖中京中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娟，女，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明强因与被上诉人高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2民初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任明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华、赵艳丽，被上诉人高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明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任明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任明强与高娟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任明强一审提交的《抵扣工程款合同》中，约定了将涉案房屋抵付任明强的工程款，并约定了房屋的价格、面积及总价格。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高娟签订的合同第二条约定了高娟所购的房屋是抵扣工程款的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述事实。故该两份合同可以证实任明强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了高娟。二、一审法院以是否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定金，来否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一审认定任明强从2018年2月起向高娟主张购房款不正确。四、一审法院认为不能确定诉争房屋买卖价格是否属实是不存在的。高娟答辩称，一、高娟与任明强之间没有成立房屋买卖合同，任明强也没有举证高娟欠付其房款及数额的债权凭证。二、任明强主张涉案房屋系其与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通过《抵扣工程款合同》取得该房屋的权利，该事实与本案诉请无关联性。三、任明强因缺少建设资金，与高娟的堂兄高勇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高勇与高娟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后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在高勇的指示下将涉案房屋转让给高娟，高娟并非无偿占有。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任明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高娟支付房款348270元及利息（利息以34827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4日起按银行利率支付至清偿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高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1日，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任明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合同》，约定如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不能全额支付工程款，按工程建筑住房面积抵扣工程款，暂定4500元/㎡据实结算。2014年10月22日，双方签订《抵扣工程款合同》，其中第三条约定：1、抵扣房分别为第5层503号的面积为91.65㎡的房和第5层504号的面积为88.65㎡的房，抵扣总面积为180.30㎡（此面积为施工设计图纸面积，包括房屋建筑面积和分摊面积）；2、抵扣面积按每平方米3800元结算，抵扣工程款总金额为685140元整；3、以上抵扣总金额直接从甲方应付乙方工程款中扣除，抵扣日期为本合同的签订日。2014年11月4日，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高娟签订《合同》一份，约定：高娟所购房是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将该房作为抵扣工程款的房，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任明强签订的《抵扣工程款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房屋在本项目中的坐落位置为第5层503号房，建筑面积共91.65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也明确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本案中，任明强未能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关于2014年11月4日《合同》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其与高娟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亦不能确定其主张的房屋买卖价格是否属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者，任明强主张双方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没有提交收取高娟首付款或定金的证据，且其称自2018年2月起多次向高娟主张购房款，彼时距《合同》签订之日已长达三年，即房屋交付高娟后长达三年的时间内未向高娟主张购房款，任明强所述显然与一般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不符，而任明强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说明，故任明强主张其与高娟成立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高娟应当支付购房款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任明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24元，减半收取计3262元，由任明强负担。二审中，任明强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出具的《关于将房屋作为抵扣工程款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款抵给了任明强，任明强将房屋卖给了高娟。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高娟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高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将涉案房屋抵给任明强与任明强将房屋卖给高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证据二、蔡成华与高娟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在本案起诉前，高娟自认购房款应交给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该陈述与高娟在诉讼中的陈述并不一致。高娟质证认为，本案诉讼前，高娟确实与一个律师通过电话，但不确定是否系蔡成华律师。录音内容中，并未认可高娟和任明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三、任明强微信记录复印件，拟证明2018年2月，高娟同意履行支付房款的义务。高娟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内容上看高娟并不认可购房款未付的事实。本院经审核认为，关于证据一，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但该情况说明载明的是“任明强将二套房中的503室处置给高娟”，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并没有表明其清楚任明强与高娟系何种法律关系，故该情况说明不能证实任明强与高娟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二系任明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华与高娟的通话记录，蔡成华与高娟之间并非熟人关系，亦没有其他特殊关系。蔡成华以任明强代理人身份，通过手机向高娟询问具有争议的事实。高娟作出模糊的回答，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经验。故不能仅以该通话录音认定高娟作出了与诉讼中前后不一的陈述。证据三为微信记录的复印件，任明强未提交手机或计算机终端进行现场演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从微信记录的对话内容上看，高娟从未承认其购房款未付清，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高娟主张其在一审中提供任明强的《借条》作为证据，任明强则主张该证据未经质证，本院依法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证据、任明强出具的《借条》，拟证明直至2015年，任明强与高勇之间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任明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该《借条》备注“高勇转账款”存在歧义。本院经审核认为，高勇在一审作证陈述，其与任明强一直有民间借贷关系，直至现在仍然履行完毕。高勇的证言与该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实直至2015年，任明强与高勇之间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任明强与高娟是否成立诉争房屋买卖合同，该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应由谁承担。1.谁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无论以何种形式订立合同，应当意思表示一致。任明强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出卖给高娟，即任明强与高娟在转让与受让涉案房屋的行为上具有一致的意思表示。而高娟则否认其与任明强之间有买卖诉争房屋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任明强应就其与高娟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是否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为此，任明强提供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任明强签订的《抵扣工程款合同》、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与任明强签订的《合同》、《关于将房屋作为抵扣工程款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诉争房屋系广电总局七〇五五乙台开发后，抵债给了任明强。后经任明强指示，处置给了高娟。从一、二审庭审的情况看，高娟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但高娟主张，诉争房屋系任明强抵债给其堂兄高勇后，高勇又抵债给了她。为证明该事实，高娟提供了其家人与高勇的借款凭证，高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等证据。为反驳高娟的主张，任明强提供了2014年9月高勇出具的《说明》，载明“任明强2014年1月31日之前所有条具作废。”以证实其与高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结清。而高娟则主张，该条据系因诉争房屋抵给高勇后出具，且高勇提供了任明强2015年出具的《借据》，以证明直至2015年以后，高勇与任明强之间仍有借贷往来。庭审中，任明强承认其与高勇之间曾有民间借贷关系，但已经结清，还款的方式多种多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证明的性质上属于本证，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当对方对该待证事实否认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对待证事实的否认，该证明在性质上属于反证，其只需将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待证事实的判断拉低到真伪不明即可。本案中，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诉争房屋来源于任明强，双方均无异议。任明强主张其转让诉争房屋给高娟。高娟主张任明强转让诉争房屋给高勇后，高勇再次转让给高娟。从双方举证看，高娟所举证据确实使“任明强转让诉争房屋给高娟”这一待证事实，存在其他可能性。即高娟提供的证据使任明强与高娟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这一待证事实变得真伪不明。故任明强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再者，诉争房屋在2014年11月的《合同》签订后，就交付给了高娟。若系任明强将诉争房屋转让给高娟，但其在签合同前没有向高娟收取房屋首付款，从房屋交付后至2018年2月前长达三年多时间未向高娟主张购房款的行为，并不符合一般人的经验判断。上述情形虽不属于对合同是否在任明强与高娟间成立的要件事实，但亦可影响对本案基本事实的判断和认定，故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说理并无不当。因此，本案证据不能证实任明强与高娟成立诉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另外，任明强上诉主张其一直在向高娟要求支付购房款，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2018年2月微信记录，该记录的内容无法证实2018年2月之前任明强向高娟主张过购房款。至于能否从现有证据中证实诉争房屋的价格的问题。诉争房屋的价格不是判断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要件，不属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便确定诉争房屋的价格，也不能据此确定受合同约束的双方当事人。故任明强的该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明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4元，由上诉人任明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国林审判员  杨红艳审判员  王 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