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鑫，女，198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东，山西金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欢，山西金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璐，女，199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准空乘，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早明，女，无业，住太原市。系被上诉人范璐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云，男，1989年4月7日出生，北方君威实业有限公司电工，住太原市。上诉人常鑫因与被上诉人范璐、刘云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4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东、李玉欢，被上诉人范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早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云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鑫上诉请求：请求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2020）晋0105民初4796号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常鑫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法院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和最后陈述的权利，直接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020年8月5日10点30分左右，在举证质证结束后，审判长以“本案开庭时间过长、后面还有其他案件庭审”为由，终止了庭审程序，未给当事人当庭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的机会，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一审法院未理会常鑫提交的律师调查令和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直接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常鑫在一审时欲调取用于证明刘云在太原万象城及万达广场商场内给范璐消费的录像证据和消费记录证据，该证据与本案待定事实有重大关联，但因该证据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常鑫本人及代理人均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故常鑫及代理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调查令申请以及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而一审法院对上述申请材料均未予理睬，直接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法院将本案适用不公开开庭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可见，原则上所有民事案件均应当公开审理，且本案并非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不适用申请不公开的范畴，一审法院适用不公开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未对刘云支出款项的性质和事实作出认定。常鑫与刘云于2014年5月20日登记结婚，至今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刘云与范璐相处的时间内，刘云支出的全部款项均为夫妻共同财产，且属于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一审法院未对此作出认定。（二）一审法院未对常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作出认定。本案中，刘云与范璐在常鑫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常鑫的夫妻共同财产共有权利，一审法院未对此作出认定。（三）一审法院对范璐所消费金额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范璐认为在商场消费的50374.38元系二人共同消费”错误。范璐当庭认可其与刘云6月份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亦认可收到了刘云在2020年5月30日在万象城消费11799元给其购买的IPHONE手机。故正确的事实是“范璐认可刘云给其在商场的消费金额为21469元，剩余在商场消费的28906.38元，范璐认为系二人共同消费”。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与范璐是否知情、有无过错均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应对此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以上所有花销均系刘云自愿承担，不应返还”错误。本案的诉讼请求与刘云是否自愿、范璐是否有过错均无任何关联性，本案的审查重点应当是常鑫对刘云的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而事实情况是常鑫对于刘云给范璐的在家庭日常消费之外的开销均不知情，也不可能同意。常鑫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受益人范璐理应返还。范璐主张自己是受害方，但本案中，常鑫才是最大的受害方。且即便范璐是受害方，但侵害其权益的人并非常鑫，其应当采取合法途径，向侵害其权益的一方主张权利。本案的原告是常鑫，为何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保护常鑫的权益，反而保护起范璐的权益。况且范璐返还其受益的财产对其并无任何损失，因为案涉财物均由范璐占有、使用、消费，范璐就应当为其自身的享受、消费等行为负责，范璐向常鑫返还此部分金额只不过是滞后性的承担了该部分费用，对其并无任何损失。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对范璐的行为作出认定，本身就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且该条文并未规定“不知情者”无需返还损害他人部分的财产，故一审法院适用此条款进行说理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地解释了公序良俗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避开刘云的赠与法律行为是否无效这一点不谈，认为“范璐系受害方，其接受财物的行为不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完全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一是常鑫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刘云的赠与行为无效，而不是范璐的受赠行为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对范璐的受赠行为作出认定已经超出了本案的审查范围；二是刘云的赠与行为和范璐接受赠与的行为属于同时发生的同一事实，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刘云的赠与行为无效，而范璐接受赠与的行为却有效，在同一案件中，同一事实怎么可能作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认定，这明显违背法理。故一审法院此种法律解释方式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根本未对刘云的赠与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常鑫起诉时主张刘云的赠与行为无效，依据一是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二是刘云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而一审法院对常鑫的第二点理由置之不理，完全不理会该行为是否属于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说理。（四）本案案由认定错误。本案案由定为赠与合同纠纷不正确。按照合同相对性，合同纠纷的参与人应当为合同相对方，而本案情况并非如此，常鑫显然不是合同的任一相对方。常鑫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夫妻共同财产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要求范璐返还收益财产，该依据与合同完全无关，不适用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范璐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刘云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常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刘云在2020年3月7日-2020年6月26日期间向被告范璐所作的涉及100787元的赠与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范璐返还原告10078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范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常鑫与被告刘云于2014年5月20日登记结婚。被告刘云于2020年3月在交友软件上与被告范璐认识，随后刘云隐瞒婚史，追求范璐，双方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交往期间（2020年3月7日起至2020年6月26日），刘云以微信转账、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方式付给范璐29923．9元；以代付形式给范璐消费20487．83元；刘云与范璐在商场消费50375．38元，合计100787．11元。庭审中，范璐对转款至个人的转账及微信红包、代付均认可，对其中在山西佳妍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的15800元不清楚，认为在商场消费系二人共同消费。以上所有花销均系刘云自愿承担，不应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云隐瞒已婚事实，与被告范璐发展婚外恋情，违背公序良俗，既违背了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也欺骗了被告范璐的感情，其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指谪。刘云在追求范璐、双方相处过程中，为获得范璐好感，花费的财物，系范璐在不知晓刘云已婚的事实上接受的，范璐系受害方，其接受财物的行为不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原告要求以违背公序良俗，撤销该赠与，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08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常鑫负担。二审中，范璐对转款至个人的转账及微信红包、代付均认可，对其中在山西佳妍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的15800元亦表示认可。其他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云隐瞒已婚事实，其与被上诉人范璐发展婚外恋情，违背公序良俗，既违背了夫妻之间忠实义务，也欺骗了范璐的感情，其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指谪。范璐与刘云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范璐在本案中并无过错，其在与刘云交往及接受赠与过程中为善意相对方，上诉人常鑫的财产受到侵害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刘云负担。综上所述，常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6元，由上诉人常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斌审判员 焦跃峰审判员 张 燕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