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赔终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春良，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直街**。 法定代表人郎国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倪伟产。 委托代理人沈莹，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童春良因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106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童春良向原审法院诉称：其于1999年取得位于转塘街道凌家桥社区62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权，同时在该厂房空地上自建400多平方米的彩钢房，于2000年开始注册企业生产经营。2014年10月，其得知该经营场所将面临拆迁，但没有人员与其协商征收补偿事宜。2017年6月1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转塘街道办）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驱赶企业工人至厂外，既没有对企业设备、产品进行清点、记录，更没有公证人员公证。搬迁部分设备、产品后，直接将厂房强行拆除，产品和设备被随意乱放，大量产品和设备、办公用品被埋，重大财务资料、数据、经营信息灭失，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和精神上严重伤害。该行为已由（2017)浙0106行初233号和（2018)浙01行终19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2019年6月，其向转塘街道办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转塘街道办作出不予赔偿决定，认为其不具有被补偿主体资格，应向成维荣主张。该不予赔偿认定违法。本案不但具有补偿法律关系，还具有赔偿法律关系。其享有的厂房合法。诉请判令：撤销转塘街道办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转塘街道办按国家赔偿申请书的请求内容赔偿全部拆迁补偿、赔偿损失共计15022983.73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8月18日，原审法院作出（1999）杭西执字第845号民事裁定，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1999）杭西经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裁定将属杭州之江建筑材料设备厂（以下称之江设备厂）所有的620平方米厂房（评估报告中的标号为H2）1幢归谢士钊使用20年零3个月（时限为：199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以抵偿债务755534.4元。2009年1月8日，谢士钊（甲方）与童春良（乙方）签订《关于原杭州之江材料设备厂厂房使用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余下的十年零十一个月的厂房使用权期限，即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该使用权转让给乙方所有。二、上述余下的十年零十一个月的使用权期限的转让费为人民币共计120万元，乙方承诺自本协议公证之日起一年半内支付完毕，即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120万元，乙方保证在2010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三、本协议签订后，上述甲方享有的厂房使用权的剩余期限的全部权益全部归乙方享受和使用，并承担使用该厂房的一切义务。次日，双方至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对上述协议书进行公证。2010年6月3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遇该厂房拆迁或其他事项，其拆迁或其他事项所引起的厂房、厂房内外附属物、机器设备、水电、装修等的处置权、所有权、受益权都归乙方所有。此后，童春良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同时在空地上搭建彩钢房一处。后该涉案厂房及彩钢房被纳入拆迁范围。 2014年7月22日，原之江建管中心与案外人成维荣签订了集非（2005）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拆迁总建筑为13233.02平方米，即包含了前述涉案厂房及彩钢房。2017年6月10日，转塘街道办认为涉案厂房与彩钢房在补偿协议范围内，故对其实施了拆除。童春良以其对涉案厂房享有使用权，彩钢房虽未办理过审批手续，但一直由其使用为由，诉至原审法院。2018年1月3日，原审法院判决确认转塘街道办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转塘街道办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行终19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8日，童春良向转塘街道办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1、补偿、赔偿童春良按[集非（2005）8017180047号]评估报告书厂房价值、赔偿装修、房屋建筑面积超过安置面积部分增加补偿金额2809064元；2、补偿、赔偿停产停业损失价值6537112元（按[集非（2005）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3、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厂房造成的设备搬迁费84742.4元；4、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因不能履行合同，业务损失计58.45万元；5、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对四年半（2014年10月始至今）因停电、停水、堵路非法行为造成的企业停业生产损失，赔偿225万元（每年50万）；6、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因强拆导致的财物损失（百诚部分）包括产成品、配件被埋大约1041046.34元，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部分71999.61元；7、因强拆导致的生产设备、模具损失（百诚部分）大约615596元，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部分162923.38元；8、灭失的空调库存、监控设备、办公用品约计30万元；9、聘请律师费10万元，进行具体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支付律师差旅费5万元，共计15万元；10、因停电停水、2015年3月捣毁传达室、仓库，童春良不得不租用定山家园10-1-502作为临时办公、职工住宿租赁费116000元；11、精神损失费30万元;12、追究被申请人主管及参与拆除申请人厂房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13、被申请人在当地媒体对违法强拆申请人厂房的行为进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公开赔礼道歉。2019年7月22日，转塘街道办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对童春良的行政赔偿申请决定不予赔偿。童春良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庭审中，童春良表示，其赔偿请求中的第2-7项涉及两家公司的利益；第8项中涉及其个人的是其主张监控设备损失5万元、第1项、第9-13项。童春良曾任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的负责人、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的法定代表人。 原审再查明，1993年6月3日，之江设备厂（甲方）与转塘镇凌家桥村（乙方）签订经济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负责提供凌家桥杭富路西三十五亩作为甲方生产经营场地。1997年12月，转塘镇凌家桥村经济合作社（杭州之江建筑材料设备厂）取得位于凌家桥村使用权类型批准拨用，面积为25500.28平方米的杭西集用（1997）字第87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00年6月14日，在转塘镇凌家桥村见证下，之江设备厂与恒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之江设备厂同意将其在凌家桥村的房屋、设施等以及其向凌家桥村租用35亩土地的土地租用权转让给恒通公司。自该协议生效起，之江设备厂与凌家桥村在1993年6月3日所签的经济合作协议书即停止履行，由恒通公司与凌家桥村继续履行。之江设备厂在凌家桥村的一切设施、房屋（包括被法院以不同年限判给债权人使用、待债权人使用年限满后归还给杭州之江建筑材料设备厂的房屋）均归恒通公司所有。2007年9月21日，恒通公司与成维荣签订《转让协议》，将恒通公司所有现位于凌家桥杭富路西原之江设备厂的M2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及一切设施，一次性转让给成维荣（包括被法院以不同年限判给债权人使用、待债权人使用年限满后归还的房屋）。转让前原恒通公司分别出租的部分场地和房屋店面，自转让协议生效时起均转归成维荣所有，有关权利和权益均由成维荣享有，并由成维荣与有关租户协商另行签订租用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转塘街道办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本案审查的是转塘街道办需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童春良赔偿请求第1项，即关于涉案厂房及彩钢房的损失。被告拆除的建筑物包括厂房及彩钢房。关于涉案厂房。涉案厂房的使用权系司法机关裁定归谢士钊，谢士钊又将其转让给童春良。根据法院裁定，童春良从谢士钊处受让获取的厂房使用权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该使用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承租权，来源合法，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转塘街道办却于2017年6月10日未经童春良同意即实施了强制拆除。该拆除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故转塘街道办应予赔偿。结合转塘街道办提供的集非（2005）8017180047号评估报告，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50万元。因该部分损失发生于2017年6月，故转塘街道办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童春良该款项的利息。关于彩钢房。根据原《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向市规划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杂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方可申请开工。但童春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彩钢房已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其所搭建的彩钢房不属于合法建筑。虽然转塘街道办的拆除行为确系违法，但童春良提出的彩钢房的费用并非其合法利益的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保护范围。童春良关于彩钢房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童春良赔偿请求第2-7项。庭审中，童春良主张其第2-7项请求涉及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的利益。童春良虽为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但其主张公司的停产停业损失、财物损失、业务损失等,非适格主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童春良赔偿请求第8项。童春良主张涉及其个人的为监控设备5万元，其余部分为前述两家企业的利益。但转塘街道办未举证证明其在拆除时已通知公证机构到场见证，并对物品逐一核对、清点及登记造册，事后亦办理正规的交接手续。故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及转塘街道办的违法情节酌情认定转塘街道办赔偿童春良物品损失2000元，转塘街道办还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其他超过部分及涉及两家公司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童春良赔偿请求第9、10项，关于律师费、差旅费损失、临时用房租赁费损失。因上述损失并非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童春良赔偿请求第11、13项，关于精神损失费、赔礼道歉等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况，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公开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的情形。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童春良赔偿请求第12项，关于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的请求。该请求非本案审查范围。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向童春良支付损失赔偿款502000元及利息73985.74元，共计575985.74元。童春良可以根据《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申请支付赔偿款。二、驳回童春良的其他赔偿请求。 童春良不服，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于1999年依法取得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街道××房的使用权（同时在该厂房空地上自建400多平米的彩钢房），于2000年开始注册企业生产经营。2014年10月，上诉人得知该经营场所将面临拆迁，但自始至终没有相关人员与之协商征收补偿事宜。2017年6月10日，被上诉人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领导一行数人，带领数十名工作人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直接将上诉人的厂房强行拆除，给上诉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精神上严重伤害。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2019年6月依法向被上诉人提起此国家赔偿申请。被上诉人作出了涉案不予赔偿决定，之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赔偿之诉。一审法院作出的第一项“支付损失赔偿款502000元及利息73985,74元”、第二项驳回童春良的其他赔偿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依据如下。一、上诉人厂房根据对应“拆迁评估报告”已补偿项目有：房屋补偿元、装修补偿、房屋建筑面积、超过安置面积部分增加补偿，三项总计2809064.00,贵院应该给予直接改判支持。以上三项补偿在2015年2月已经全部由被上诉人错误的支付给案外人成维荣（此人与本人无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判决被告把此三项赔偿返还给上诉人却采用“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赔偿金额为50万元”，“50万赔偿金”既不是厂房的价值，也不是上诉人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成维荣获得三项补偿明显不当，因此此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系错误、违法。 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彩钢房认定为“不属于合法建筑”的错误。彩钢房补偿已于2014年7月22日由政府认定签署补偿协议，并于2015年2月支付补偿款完毕。按价格判断，其补偿本身就没有按合法建筑补偿，况且又发生5年前。一审法院不应该越过行政机关认定环节与既成事实，直接认定彩钢房不属于合法建筑而不予赔偿。上诉人的彩钢房价值已经被评估公司评估到集非〔2005〕8017180047号评估报告中评估，并且在[集非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被错误的支付给了案外人成维荣。此两份证据表明，政府已经认可上诉人彩钢房是合法的被补偿客体，并且补偿款已经支付给案外人成维荣完毕。一审法院以彩钢房是不合法建筑不应该给补偿的做法，不当的越权代表了政府认定职权。何况，彩钢房即使被认定为违建，也得政府主体先认定为违建，然后还有保障上诉人对此认定的独立复议诉讼程序权利。显然，上诉人的彩钢房没有被政府认定为违建的情况下，不能在本案中直接认定为违建。上诉人的彩钢房政府是认定为合法建筑，法院不能直接再认定为违建。彩钢房被补偿资格的认定权力主体是政府的依据为《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拆迁人应当按规定查明被拆迁人的户籍、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状况等事项。被拆迁人必须如实申报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产权、户藉等有关情况，并提供土地权属证明等材料”的规定。既然政府已经把彩钢房评估补偿给案外人成维荣，可以视为政府已经认定彩钢房具有补偿资格。只有政府认定彩钢房不是合法建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在上诉人另案起诉撤销违章认定案中去审查彩钢房是否合法。违章建筑需要政府单独作出违建认定决定及违章建筑应该单独复议诉讼程序审查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规定。在政府没有认定彩钢房是违建的情况下本案无权认定彩钢房是不合法建筑。上诉人的彩钢房应该给予补偿安置的其他事实和依据：即使从上诉人对彩钢房只有使用权的角度看，其属于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主体，要给补偿安置。依据为《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一百二十一条“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第四十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第一百三十五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第一百四十七条“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第一百四十八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的规定。上诉人提交的缴纳土地使用费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杭西集用（1997）字第87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可以证明之江设备厂对涉案地块有独立使用权；上诉人基于缴纳土地使用费有区分地块的独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物权法》及《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上规定，上诉人对自己缴纳土地使用费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也具有获得补偿的权利。 三、上诉人的第2-7项赔偿诉讼请求应该判决给上诉人。上诉人是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两家企业负责人和建造涉案厂房和彩钢房的负责人，上诉人可以代表两家企业维护其赔偿权益，2-7项财产可以赔偿给上诉人。 四、上诉人的监控设备损失5万元，一审法院酌定支持了2000 元过低，无法律依据。上诉人的监控设备实际损失就是5万元审法院的酌定支持比，一例过低且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请求贵院给予改判提高此项赔偿数额。 五、上诉人发生的聘请律师费10万元差旅费和餐费、车船费、住宿费约计5万元及因为停电停水、2015年3月捣毁传达室、仓库，上诉人不得不租用定山家园10-1-502室作为临时办公、职工住宿租赁费计116000.00元；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是错误的。 六、被上诉人要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费30万元，追究被上诉人 主管及参与拆除上诉人厂房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被上诉人要在当地媒体（当地电台的黄金时段）对违法强拆上诉人厂房的行为进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公开赔礼道歉请求，一审应该给予支持，请求贵院给予改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能对浙江百城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权益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应该追加遗漏的此两家企业为共同原告。一审法院没有追加两家企业参与诉讼属于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应该追加两家企业参加诉讼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总之，一审法院在各项赔偿请求的审理认定中，存在以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上的错误之处。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依法对浙01**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进行改判，改判为支持上诉人厂房价值、赔偿装修、房屋建筑面积超过安置面积部分增加补偿金额总计2809064,00元。2.依法撤销浙01**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其他赔偿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转塘街道办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经上诉人原审中确认，其13项请求中，第1项、8中的监控、9-13是属于个人赔偿事项，2-7及8中的其他部分等属于公司财产，原审法院对此进行区分，并在本案处理属于童春良个人部分的权益，并无不当。关于童春良所提的属于个人赔偿事项之请求。首先需注意的是，本案案涉的620平方米厂房，是人民法院基于案件执行的需要，将原属于之江设备厂的厂房使用权暂划于案外人谢士钊（总期限为20年零3个月），而后谢士钊再于2009年1月通过协议方式将使用权转让于童春良，故童春良关于厂房的赔偿请求权基础是一定期限内的厂房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且从剩余使用期限来看，案涉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17年6月，至使用期限届满的2019年12月，仅余两年半时间。彩钢房因无相关审批手续，属于违法搭建建筑，童春良对此要求赔偿于法无据。鉴于以上情况，原审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酌定转塘街道办因该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厂房使用权、童春良个人物品等损失共计为50万2000元，并酌情判令支付相应利息，总体金额并无不妥。上诉人称该使用权实际上相当于所有权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关于应当按照评估报告予以赔偿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关于属于公司部分的赔偿权益，可另行救济。关于童春良所称2015年3月捣毁传达室及仓库导致其外租的租金损失，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所称的律师费损失、精神损失费等其他赔偿请求亦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亦就理由作了详细分析，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另，原审程序不存在遗漏当事人之情形，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所提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莹祺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徐 丹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