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1民终100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财富大厦**。 负责人：毛锦，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明，广东德法理（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广东德法理（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涛，男，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李振涛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448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所作(2020)冀0102民初4482号民事裁定书，发回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并判决支持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起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一、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李振涛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信用卡合同关系，李振涛使用信用卡透支构成合同违约，本案属于不折不扣的民事案件。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李振涛签订的《信用卡客户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信用卡合同关系。协议签订后，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已经为李振涛办理了广发信用卡，并依照协议约定为李振涛提供相关用卡服务。李振涛使用信用卡透支后未按照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偿还欠款，已经构成合同违约，应当立即归还全部欠款本息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案无论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实质特征，均符合民事案件的标准，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合理裁判，支持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诉讼请求。 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振涛之行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年修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2018《信用卡解释》），其中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审理和认定作出了进一步具体、明确的规定。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认为，李振涛逾期偿还广发信用卡欠款的行为是否涉嫌经济犯罪，不应以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的“被告在原告处办理信用卡后，透支金额超过五万元，且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至今已逾期三个月未足额偿还上述欠款”为判断依据，而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及2018《信用卡解释》第六条至第九条为依据，结合李振涛用卡记录、还款记录、逾期缘由等多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原审法院判断李振涛涉嫌经济犯罪明显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首先，原审判决完全不考虑李振涛欠款逾期的主观方面，单纯依据李振涛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就认为李振涛涉嫌经济犯罪，这种在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对当事人“有罪推定”和“客观归罪”的做法是错误的。2018《信用卡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原审法院并未开庭审理李振涛领卡用卡、资金用途、还款记录、逾期原因等基本事实，李振涛亦未到庭发表辩解意见及表明还款意愿，单纯以李振涛逾期还款事实就径直认为其有经济犯罪嫌疑，纯属主观臆断，明显违反2018《信用卡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禁止性规定，违背犯罪认定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理念。其次，原审法院将民事诉讼“透支欠款金额”超过5万元错误理解为刑事犯罪“恶意透支数额”超过5万元。2018《信用卡解释》第九条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时尚未归还的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不包括利息、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归还或者支付的数额，应当认定为归还实际透支的本金。”也就是说，刑事司法中的“恶意透支金额”（俗称刑法本金）与民事诉讼中的“欠款金额”或“欠款本金”完全是两码事，刑法本金的计算公式=透支总金额-还款总金额，而民法本金的计算公式=透支总金额+利息、复利、滞纳金（违约金）、手续费等费用-还款总金额。显然，欠款金额超过5万元的持卡人是否涉嫌恶意透支追诉的起点金额，应当精准计算刑法本金后方可作出初步判断。再次，原审法院将“多次催收”错误理解为多次“有效催收”。2018《信用卡解释》第七条对“有效催收”做了非常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即“催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认定为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有效催收’：（一）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后进行；（二）催收应当采用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的方式，但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除外；（三）两次催收至少间隔三十日；（四）符合催收的有关规定或者约定。对于是否属于有效催收，应当根据发卡银行提供的电话录音、信息送达记录、信函送达回执、电子邮件送达记录、持卡人或者其家属签字以及其他催收原始证据材料作出判断......”广发银行石家庄支行在李振涛发生还款逾期后，确实对李振涛展开过自行催收和委外催收，但不等于已经符合2018《信用卡解释》规定的“有效催收”。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并未提供有关催收录音及记录，原审法院依据什么判断广发银行对李振涛的多次催收是否符合刑法意义上的两次以上“有效催收”？特别说明的是，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特别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但社会效果并不理想，普遍存在追诉范围过大、客观归罪过多、唯结果论突出、量刑明显偏重等问题。2018《信用卡解释》出台后，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严格把握恶意透支型信用卡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不再单纯依据欠款金额大小或逾期时间长短审查立案，而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进行审慎认定，原审法院不考虑李振涛逾期还款的主观方面和客观原因，便简单租暴地认为李振涛行为有经济犯罪嫌疑，显然与司法实践不相符。原审法院可以考虑派人与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工作人员一起到公安机关控告李振涛涉嫌犯罪，或者原审法院直接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自然就清楚当前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受理标准和立案现状。 三、人民法院审查民事案件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应以不低于刑事程序中侦查机关立案的标准进行实质审查。首先，经济案件中刑民交叉的现象很常见且因素复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适当的实质审查，而不能凭感觉作出裁判。法释[1998]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1998《刑民交叉规定》）之所以出台，是因为很多经济纠纷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可能存在刑事违法行为，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刑事犯罪最初的表现形式是经济合同纠纷。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经常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存体，所以不能因为有一丝可能便贸然将一般经济纠纷随意认定为涉嫌经济犯罪。若按原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民间借贷拒不归还欠款应涉嫌侵占，承租人租赁期满后拒绝腾退应涉嫌非法入侵住宅，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民事欺诈都应涉嫌诈骗，人身伤害侵权案件都应涉嫌故意伤害......如此，岂不是很荒谬？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1998《刑民交叉规定》要求人民法院要高于刑事程序中侦查机关立案的标准去审查判断经济纠纷是否涉嫌经济犯罪。该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为什么侦查机关已经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且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证明的案件，还要求人民法院“认真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确属经济纠纷的，还“应当依法审理”即不予移交？从体系解释角度对比这两个条文，立法本意不言自明，就是要人民法院严格把握经济纠纷案件转为经济犯罪案件的标准。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以高于公安机关立案的标准，去审查本院正在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如果通过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刑事犯罪达到高概率可能，应当仍然认定为普通的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对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李振涛之间的信用卡纠纷不加适当的实质审查，就认为李振涛有经济犯罪嫌疑，实属过于草率。 四、原审裁定驳回广发银行石家庄支行的起诉，但未移交公安机关，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诉讼权利。退一万步来说，原审法院经严格审查后认为广发银行石家庄支行与李振涛之间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1998《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除裁定驳回起诉外，还应将有关材料移交公安机关。然而，原审法院公然违反本院裁判所依据的法条规定，选择性适用法律条款，作出了一个“半拉子”的裁定后，至今未见将有关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导致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陷入民事诉讼受阻、刑事救济无门的困境。原审法院利用司法自由裁量权侵犯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李振涛之间属于正常的信用卡纠纷，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振涛之行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未加实质审查便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作出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共计人民币106851.16元（欠款暂计至2020年01月08日），其中本金81085.43元、分期手续费7018.10元、利息11584.20元、违约金7163.43元，上述欠款的利息等其他费用按《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个人卡）》的约定从2020年01月08日起计付至所有欠款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在原告处申办广发信用卡，卡号为：62×××73，账户为15×××01，开户时间为2017年09月15日。被告在使用该卡过程中发生透支欠款并逾期严重，截至2020年01月08日欠款金额已达人民币106851.16元，其中本金81085.43元、分期手续费7018.10元、利息11584.20元、违约金7163.4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未清偿。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在原告处办理信用卡后，透支金额超过五万元，且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至今已逾期三个月未足额偿还上述欠款，被告之行为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的起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振涛透支信用卡本金数额已超过五万元，且经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多次催收至今未还款，李振涛的行为存在犯罪嫌疑，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义秀 审 判 员 李 超 审 判 员 刘明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 哲 书 记 员 史 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