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06民终5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穆军,男,汉族,1979年8月12日出生,朔州市平鲁区人,现住朔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彩君,山西白彩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山西白彩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会英,女,汉族,1969年12月1日出生,朔州市朔城区人,个体户,现住朔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涛,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高生,男,汉族,1980年4月14日出生,朔州市朔城区人,现住朔州市。   上诉人穆军因与被上诉人刘会英、刘高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602民初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穆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彩君，被上诉人刘会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涛，被上诉人刘高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穆军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晋0602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转让协议》无效。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认定事实错误。1、诉争车辆并非刘高生转给刘会英。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于2019年元月间对购置车辆进行了分配。2019年6月11日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签订《转让协议》,将被告刘高生分得的车辆×××、×××、×××转让给被告刘会英。”上诉人不知情,二被上诉人将×××、×××、×××车辆分配给被上诉人刘会英,并不是分配给被上诉人刘高生,刘高生将该三辆车转让。2、三人合伙并未清算。原审法院引用《合伙企业法》规定,经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合伙企业应当解散。合伙企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而本案三人合伙至今未清算,《转让协议》第六条“本协议与三人合伙经营公司期间的账目无关,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亏分配另行核算。”“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亏分配另行核算”充分说明合伙企业在签订此协议时未核算,既然合伙未清算,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处分合伙财产,显然侵犯了合伙人之一的上诉人的权益。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既然三人合伙企业未清算,未经上诉人同意,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分配合伙财产,侵犯了上诉人的权益,二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但原审法院却认为《转让协议》有效,显然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提出上诉,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刘会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散伙分车的事实不容否认。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时诉称:答辩人与上诉人及刘高生三人共同投资购买车辆,合伙组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车辆登记在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名下。上诉人该等事实之陈述是实事求是的,答辩人予以认可。其次,2018年底,答辩人与上诉人及刘高生三人因管理上的分歧,决定合伙解散;2019年1月间三人就散伙财产分割达成一致:1、退还各自投资款,以车辆购置价抵顶。上诉人分得的车辆4台,剩余车辆归刘高生所有,由刘高生以现金方式退还答辩人投资款。2、因合伙经营期间有盈利,只是盈利数额没有结论;故待以后账目结清后按照投资比例分配盈利。因此,上诉人分得的车辆独自经营已逾一年半,合伙解散的事实上诉人无法否认。第二、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散伙分车是三人的合意,上诉人将所分车辆开走自己经营后,刘高生所谓现金退还答辩人投资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答辩人出于对刘高生信义的了解,为避免造成损失才与刘高生达成《转让协议》,将合伙投资购买的车辆分到手;且为了营运机场包车线路,又购买了刘高生的三台车辆。答辩人与刘高生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散伙分车后,答辩人与刘高生对自己分得车辆进行的处分,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既要享有已经分配的车辆所有权、获得既得利益;又要干预三人分车后答辩人与刘高生就分得车辆进行处分,究竟意欲何为?2、三人合伙经营期间有盈利,这是基本事实。只是刘高生聘请的会计和上诉人聘请的会计核算的盈利余额不一致,而且刘高生又拒绝重新核算,导致盈余分配至今无法进行。《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第二款指出:“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上诉人以合伙期间的盈亏没有核算，主张《转让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本不能成立。其一，上诉人的损害是什么？具体数额是多少？其二，合伙期间盈亏核算与上诉人权益损害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上诉人所分车辆已经超过了其应得份额，其权益受到损害了吗？事实上，车辆分配是以各自的出资作为分配依据，合伙经营期间的营利仍然以出资作为分配依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案涉《转让协议》不会侵害上诉人的利益。即使真的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损害，上诉人则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就具体损害数额提出主张，而不是单纯的主张《转让协议》无效。第三、上诉人诉讼的真正目的是给答辩人造成损害。三人散伙分车后，答辩人与刘高生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三台合伙车辆归答辩人所有，同时答辩人购买刘高生名下的三台车辆。因车辆系营运车辆，故在协议中专门约定“甲方（刘高生）承诺乙方（答辩人）其车辆并经营“朔州-机场包车业务，甲方不得另行经营朔州机场包车业务，并且把朔州-机场包车业务的一切资源（包括证照、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交由乙方享有，否则甲方支付乙方20万元违约金”。结果刘高生在为答辩人提供包车业务证照半年后的2020年3月份（解除旅游包车禁运后），拒绝为答辩人提供包车拍照，致答辩人的车辆一直停运至今。于是，答辩人要求刘高生将答辩人所有的车辆全部过户在答辩人名下，亦遇到刘高生拒绝。无奈，答辩人只能诉请法律，将刘高生诉至贵院，请求判决刘高生及合伙公司配合答辩人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并由刘高生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答辩人对刘高生提起诉讼不久，接到了上诉人起诉答辩人的传票。答辩人经电话询问上诉人，得知上诉人是在刘高生的胁迫和授意下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就是给答辩人制造诉讼障碍，使答辩人的车辆继续受制于刘高生，且无法营运，将答辩人拖死，给答辩人造成更大经济损失。“诚实信用”被誉为民法的帝王法则，三人合伙不成则好合好散，散伙后各自分得的财产其他合伙人本应配合将财产所有权变更在各自名下，且应当对各合伙人更好利用分得的财产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是诚实信用的道义责任，也是各合伙人的后合同（散伙协议）义务。但是，上诉人对答辩人提起诉讼，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与刘高生一起实现损害答辩人利益的目的。上诉人如此居心，情何以堪？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其合法权益遭受现实损害的任何证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   刘会英辩称，我和刘高生签订的协议只涉及分车，不涉及利益，账是另外算的。穆军是2018年年底就把车分走独立经营,剩下我和刘高生,我分了一辆车(38座车一辆×××)折合人民币约40多万元,因为我当时投资了110万元,还有五六十万元刘高生说给我用现金抵顶这些钱,因为我们还有两辆车卖给了郭新海没有要回钱,是刘高生赊出去的,这两辆车价值52万元,刘高生答应要回车钱就给我,结果一直也没有给我,后来我就向刘高生要钱,我和刘高生签订了《转让协议》,刘高生转给我五辆车,这五辆车比差我的多,我把多出来的钱四十五万八千元又以现金方式给了刘高生。关于前期分车是这样的,穆军在2018年底提出来要分车,说按车辆购买价和每个人的投资款来分车,穆军投资1128503元,他分走两辆50座车、一辆38座车、一辆9座车,共四辆共计1268147.36元;我分了一辆38座车,价值约四十多万元;刘高生分走三辆50座车,三辆9座车,刘高生投资1420047元,分的车比他投资的也多。我们三人合伙的利润到现在也没有分配。   刘高生辩称，我们三人合伙分车一直没有分开,刘会英是胡说的。我经营的3辆朔州到机场的车,刘会英见我经营的还可以就想买我这3辆车,转让协议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三个一直没有分开车,我和刘会英转让的这3辆车与我们合伙的车没有关系。关于不给刘会英打牌照的事是这样的,刘会英没有驾驶员,没法到交通局审核,所以我没法给她打牌照。刘会英每次都是去我公司将我和穆军的驾驶员用去了。关于转让协议,她买我3辆车与我们三人合伙分车没有关系。我们三人合伙经营期间所有的账务都是刘会英雇的她的同学李丽梅,到了2018年底结算时少了七八万元,所有一直搁的到现在还没有算账,所以也一直没有分车。我打电话找了刘会英好几次,她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与我们算账,所以没有分车。当时刘会英说买我3辆车是给我经营,当时约定的是刘会英如果不以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名义跑机场这条路线就给我20万元,结果她又批了另外一个公司,将我这3辆车放下,又新买了3辆车跑朔州到机场的路线,后来她就起诉我了。   穆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会英与刘高生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刘会英与刘高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6月，穆军与刘会英、刘高生三人合伙投资，穆军出资1128503元，刘会英出资1000000元，刘高生出资1420047元，购买客车从事客运，其中50座客车7辆，38座客车2辆，9座客车4辆，车辆登记在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名下。因在管理上出现分歧，穆军与刘高生于2019年元月间对购置车辆进行了分配。2019年6月11日刘会英与刘高生签订《转让协议》，将刘高生分得的车辆×××、×××、×××转让给刘会英。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刘会英与刘高生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形式合法，属有效合同。合同中涉及的车辆为合伙企业散伙后分得的财产，为个人财产，刘高生具有处分权，无需征得穆军、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同意。该协议内容并未涉及穆军、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权利，穆军主张该协议无效，无事实依据，故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第八十七条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穆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穆军已预交100元），由穆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刘会英当庭播放了与穆军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与其提交法庭的纸质内容相一致，穆军亦对该通话内容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根据上诉请求，且经到庭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的事实是否查明,判决是否适当。   经二审审查，2018年6月，刘会英与穆军、刘高生三人合伙投资购买客车从事客运，后因管理上意见分歧，于2019年元月对合伙购置车辆进行了分割，，三方仅就以各自投资款数额为限对购置车辆以购置价进行了分配，当时均无异议，并将各自分得的车辆归各自经营，但对经营期间的费用、利润等未进行分割，约定待算清账务再行分配。后三方对账目清算产生了分歧意见。而本案所涉《转让协议》系刘会英与刘高生在分车后协议形成，与穆军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关系，这一点穆军在与刘会英手机通话时已陈述清楚，并且该手机录音二审时刘会英当庭播放后，穆军亦认可真实性（该手机录音与翻录的纸质内容一致，在案为证）。可见，一审已经查明了事实，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刘会英与刘高生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形式合法，属有效合同。合同中涉及的车辆为合伙企业散伙后分得的财产，为个人财产，刘高生具有处分权，无需征得穆军、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同意。该协议内容并未涉及穆军、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权利，穆军主张该协议无效，无事实依据，故应予驳回”，本院认为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穆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穆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晔   审判员 张 平   审判员 丰德胜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