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贵，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文，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永宽，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凤，男，1967年7月3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德江县人。原审第三人：余治修，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德江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时顺，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枝旺，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陶静，女，197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时顺，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枝旺，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成春，男，198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上诉人黄建贵因与被上诉人张玉凤及原审第三人余治修、陶静、黄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建贵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黄建贵已经根据被上诉人张玉凤的指示向原审第三人余治修交付借款20万元，故张玉凤应向黄建贵归还其借款20万元。该20万元借款的组成为：1、2017年4月19日，黄建贵曾向余治修银行转账3万元，余治修一直未归还，后双方协商一致将该3万元作为涉案20万元中的借款。2、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2月期间，黄建贵多次现金借款给余治修共计2万元，余治修一直未归还，后双方协商一致将该2万元作为涉案20万元中的借款。3、2018年2月14日，黄建贵受余治修的要求，通过手机银行转账13万元给余治修的妻子陶静，该13万元即系涉案20万元中的借款。4、2018年2月14日，因余治修欠黄成春8000元（微信转账2000元，现金6000元），后经双方协商一致，由黄建贵替余治修归还给黄成春，则将该8000元作为涉案20万元中的借款，余治修与黄成春之间的债权债务抵销。5、2018年2月14日，黄建贵向余治修交付现金12000元。至此，黄建贵根据张玉凤的要求已向余治修交付了本案借款20万元。但一审判决却没有对黄建贵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就认定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既不公正也不客观。而余治修、陶静主张13万元系黄建贵代案外人陆安江支付的石板材料款，其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且黄建贵提供的法院生效判决能够证明黄建贵与陆安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不存在还要代陆安江支付款项给余治修。综上所述，张玉凤应对本案借款20万元向黄建贵承担偿还责任。张玉凤二审辩称：我向黄建贵出具涉案借条属实，借款是支付给余治修，但余治修称并没有收到涉案借款。余治修、陶静二审述称：余治修并没有收到涉案借条中的借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黄成春二审述称：余治修在我这里借了8000元，后黄建贵替余治修偿还给我了。黄建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分段计算暂计：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8,433.33元；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3日，张玉凤向黄建贵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黄建贵现金贰拾万元，用作余治修借支。此款归还待年后材料款下拨后由张玉凤本人归还”。借条出具后，黄建贵以该20万元借款是通过以下方式支付给余治修【即1、2018年2月14日，原告通过手机银行转账13万元给第三人陶静，再由第三人陶静转款13万元给余治修；2、原告通过第三人黄成春借款8,000.00元给第三人余治修（其中微信转款2,000.00元，现金支付6,000.00元）；3、2017年4月19日原告借给第三人余治修现金3万元。该款与第三人余治修协商一致，作为借款20万元中的3万元；4、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2月期间，原告多次借给第三人余治修现金共计2万元。该款与第三人余治修协商一致，作为借款20万元中的2万元；5、20万元中剩余的1.2万元，是由原告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支付给第三人余治修的】，后要求张玉凤还款无果为由，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庭审中，被告张玉凤以及第三人余治修、陶静对上述事实均予以否认，而黄建贵也未提供实际支付借款20万元给张玉凤或者余治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张玉凤向黄建贵出具借条一份是事实。借条出具后，黄建贵是否实际支付借款20万元给张玉凤或者余治修，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张玉凤以及第三人余治修、陶静对支付20万元的事实均予以否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黄建贵对支付借款20万元负有举证责任。现黄建贵未能提供该证据，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建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88.00元，减半收取2,194.00元，由黄建贵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建贵向本院提交了：1、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4377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黔0304执887号结案通知书、陆安江出具的收据，拟证明黄建贵以138万元购买案外人陆安江的股份，于2017年6月向陆安江支付了120万元，后经法院判决，黄建贵已于2020年7月向陆安江支付了差欠的股权款18万元，至此，黄建贵与陆安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因此，不存在陆安江指示黄建贵从差欠其的股权款中扣除13万元支付给余治修的情况，本案转款13万元属借款，并非余治修、陶静所主张的是陆安江应支付给余治修、陶静的石板材料款。2、黄建贵与陆安江的通话录音，拟证明陆安江在电话中认可与黄建贵之间已无债权债务关系，陆安江未指示黄建贵代其支付其差欠余治修、陶静的任何款项，本案转款13万元属借款。经质证，张玉凤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只要余治修认可收到借款其就认可。余治修、陶静主张上述证据不属新证据，违反举证规定，不予质证。黄成春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经本庭向案外人陆安江电话核实，陆安江称其与余治修曾是合伙关系，后黄建贵以138万元购买其股份，其退伙，虽其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收据收到黄建贵购股款120万元，但实际黄建贵并未付足120万元，后通过向法院诉讼，黄建贵又支付了其18万元购股款，现其与黄建贵之间已无债权债务关系。当时其在退伙时，账面上确还有13万元或14万元左右的材料款，不清楚黄建贵与余治修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经质证，黄建贵对陆安江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该陈述与其之前在电话里的陈述不一致，不应采信。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黄建贵是否按约向余治修支付了借款20万元。本案中，张玉凤以借款人名义于2018年2月13日向黄建贵出具借款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约定该借款20万元由黄建贵直接支付给余治修。2018年2月14日，黄建贵向陶静转账13万元，黄建贵主张属本案借款，陶静、余治修主张该款系案外人陆安江退伙时差欠其的材料款，因黄建贵购买了陆安江的股份，故由黄建贵代陆安江支付给其，该款在黄建贵应支付给陆安江的购股款中抵扣。根据双方提供的陆安江出具的收据、转账记录、生效判决书、结案通知书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向案外人陆安江核实的情况，并不能充分证实该13万元转款属于本案借款，且该款的收款人为陶静，因此，一审未予认定该笔13万元转款是本案借款，并无不当。对于余下7万元借款的组成，黄建贵主张包含原审第三人黄成春出借给余治修的8000元和黄建贵在2017年至2018年2月期间通过转账或现金的方式出借给余治修的借款共计62000元，对此，余治修不予认可，由于该笔款项均发生在涉案借条出具时间之前，且根据借条约定的内容及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亦不能充分证明属于本案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黄建贵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未予支持黄建贵的诉讼主张，并无不当。综上，黄建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88元，由上诉人黄建贵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任建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毛丹书记员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