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9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诗军，男，1978年12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金沙县，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贵州佰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嗣贵，男，1984年4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金沙县，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宁，贵州法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望谟县双江火龙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望谟县蔗香镇。 法定代表人：李辉。 原审被告：李辉，男，1965年5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金沙县，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李诗军因与黄嗣贵、望谟县双江火龙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双江合作社”）、李辉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黔2326民初894号民事判决，黄嗣贵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黔23民终338号民事裁定，发回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重审。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19）黔2326民初603号民事判决，李诗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诗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嗣贵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嗣贵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2015年4月13日，望谟县蔗香乡坝丛村宏农园火龙果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宏农园合作社”）将其经营的火龙果种植园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双江合作社。签约后，双江合作社支付了转让费65万元，拖欠35万元。2017年3月，宏农园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黄嗣贵找到双江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辉之弟李诗军催讨拖欠的转让款。为了息事宁人（即想以不损害黄嗣贵利益的前提下换取其不找麻烦），李诗军答应将黄嗣贵分得的转让款8万元由其直接支付给黄嗣贵，因不能当场支付，所以李诗军向黄嗣贵出具了8万元的欠条。 2017年4月6日，宏农园合作社起诉要求双江合作社交还火龙果基地并承担违约金50万元和2016年租金6万元。诉讼中，宏农园合作社合伙人黄嗣贵、何某、蒋毫祥、甘朝忍四人作为甲方于2017年12月15日与双江合作社及其合伙人李诗军、李辉作为乙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1、继续履行之前签署的转让合同。2、乙方付清转让费，甲方四人共同出具收据并签名、盖手印、撤诉。2017年12月15日，黄嗣贵先收到转账付款27万和李诗军现金8万元，之后甲方四人共同向乙方出具了收条：“甲方收到乙方交来坪地坡火龙果转让费100万元。合同期内，甲方必须保障乙方正常生产，不发生土地纠纷。如影响乙方生产经营，乙方应按股份全部退还乙方转让费100万元，本内容与打印收条一致。”李诗军向黄嗣贵讨要之前出具的欠条，黄嗣贵说：“欠条已遗失，我们给你们出具了100万总的收条，自然就包含所有的付款在内了。”同时，甲方就去法院撤诉了。 二、一审事实不清，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有违居中裁判原则，主动为黄嗣贵调查收集证据，可见一审判决难有公正可言。2、一审法院找的证人全部是黄嗣贵的合伙人何某、蒋毫祥、甘朝忍和合伙人何某之妻罗光艳，证人与黄嗣贵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同时其证言与他们本人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的收条自相矛盾，该证言不应采纳。3、一审不应以所谓的“打印版收条”来定案。首先，“打印版收条”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手写的收条已载明“本内容与打印收条一致”，但黄嗣贵出具的“打印版收条”却比手写收条多了“以银行转账到账为准”，显然二者是不一致的，所以此“打印版收条”复印件是黄嗣贵伪造。4、一审认为李诗军所称欠条形成时间和归还事实，无证据证明，判决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是错误的。首先，欠条具体形成时间黄嗣贵、李诗军、鉴定机构都无法确定，举证责任不在李诗军，不应由李诗军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李诗军已举证证明付清了黄嗣贵8万元，否则黄嗣贵、何某、蒋毫祥、甘朝忍不会共同出具已收到100万元转让费的收条，并同时向法院撤诉。从逻辑上讲，只要李诗军能证明已付清了欠条所载明的款项8万元，就没有必要去搞清楚欠条究竟是哪天出具的，这岂非本末倒置。5、一审以欠条还留存在黄嗣贵处，就推定李诗军没有付款，这样的逻辑是说不通的。譬如，甲欠乙8万元，乙付清8万元后向甲讨要欠条，乙说欠条已遗失可向甲出具8万元的收条，难道这样的事现实生活中没有吗？难道这样做不行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予以改判并支持李诗军的上诉请求。 黄嗣贵二审辩称，上诉人上诉称2015年4月13日签合同，当时没有拿到钱，签订合同后一个星期支付50万，后面2015年12月收的15万，总共得了65万，还欠35万，2017年5月15日转27万给合作社之后，由李诗军本人欠8万元，2017年4月起诉李辉和双江合作社，律师为胡小宁，虽然支付律师费2000元，但是因为撤诉了案件并没有生效。当时因为不信任双江合作社，所以转为由李诗军支付黄嗣贵8万元。 望谟县双江火龙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李辉二审未作陈述。 黄嗣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支付欠款80600.00元给原告，其中欠款80000.00元，支付令申请费600.00元；2、判令被告自2017年12月9日起以欠款806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支付给原告直至款项清偿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4月13日，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签订《火龙果基地（蔗香镇移民村坝朝组坪林坡）经营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宏农园合作社将其承包经营的位于望谟县蔗香镇移民村坝朝组坪林坡火龙果基地共26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双江合作社从事火龙果种植经营，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配套设施的转让金为100万元”。 合同签订后，双江合作社向宏农园合作社支付转让费65万元。因履行转让合同发生纠纷，宏农园合作社向一审递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6日的民事起诉状，要求双江合作社交回蔗香镇移民村坝朝组坪林坡火龙果基地260亩给宏农园合作社，并承担违约金50万元和基地租金6万元，其中起诉状载明：“双江合作社已支付了65万元转让费…”。后双方庭外达成和解协议，并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望谟县蔗香乡坝丛村宏农园火龙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甲乙双方继续履行2011年1月16日签订的坡改梯出租协议书和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坪林坡经营权转让合同。”第二条：“乙方（双江合作社）付清转让费后由甲方出具现金收据，并在收据上签上所有股东姓名，并摁手印，同时撤销法院诉讼。”第八条：“出让方全体股东及相关利益人现确定股东之间内部账目及所有对外账目已全部清算并支付完毕，与基地和合作社无任何扯皮，在本协议上签字捺印认可即产生法律效力。”甲方（宏农园合作社）的黄嗣贵、何某、甘朝忍、蒋毫祥在协议上签字捺印，乙方（双江合作社）的李诗军、李辉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并加盖双江合作社印章。同日，黄嗣贵、何某、甘朝忍、蒋毫祥向李诗军、李辉出具收条两张（一张是手写，一张是打印）。打印版收条载明：“甲方收到乙方交来转让坪林坡火龙果转让经营权转让费1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在合同期内甲方必须保障乙方正常生产不发生土地纠纷，如影响乙方生产经营，甲方应按股份全部退还乙方壹佰万元转让费（￥1000000元），以银行转账到账为准。甲方黄嗣贵、何某、甘朝忍、蒋毫祥，乙方李诗军、李辉，2017年5月15日”。手写收条载明：“…，甲方应按股份全部退还乙方壹佰万元转让费（￥1000000元），本内容与打印收条一致。甲方黄嗣贵、何某、甘朝忍、蒋毫祥，乙方李诗军、李辉，2017年5月15日”。上述两张收条均加盖宏农园合作社公章。 同时查明，2017年，李诗军向黄嗣贵出具一张无落款日期的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黄嗣贵现金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於2017年12月8日前归还。此据：李诗军，身份证号：5224241978××××××××”。 另查明，2017年5月15日，黄嗣贵的银行账户（开户行：贵阳银行，账号:62×××65）收到普通汇兑款270000.00元。2019年6月4日，黄嗣贵向一审申请对李诗军出具的无落款日期的8万元《欠条》与2017年5月15日黄嗣贵等人出具的《收条》的形成时间是否相同进行司法鉴定。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复函称：“本中心目前采用的形成时间理化检验只能是同期的概念，不能精确到月、天，最短的同期概念是三个月，最长时间据个案情况而不同”。 再查明，何某、甘朝忍、蒋毫祥系宏农园合作社社员，经书面告知其有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何某、甘朝忍、蒋毫祥表示宏农园合作社的火龙果基地已转让给双江合作社，其已按转让金额100万元及社员之间的股份比例约定进行了分红，黄嗣贵主张的债权与其无关，不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转化为李诗军与黄嗣贵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李诗军欠黄嗣贵的8万元是否清偿。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从2015年4月13日的《火龙果基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及2017年5月15日的《合作社转让协议》来看，合同的当事人系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同时结合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收条》《合作社转让协议》来看，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的1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其次，经询问宏农园合作社何某、甘朝忍、蒋毫祥等其他社员，其均表示已按照其享有的股份比例对转让费100万元进行了分红，并称本案债权系黄嗣贵个人享有，与其无关，不主张权利。同时，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作社转让协议》第八条亦明确宏农园全体股东及相关利益人内部及所有对外账目均已清算并支付完毕，与合作社及基地无关。再次，黄嗣贵对李诗军享有的8万元债权原系宏农园合作社对双江合作社享有的债权，即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的8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已转移至黄嗣贵与李诗军。第四，从《欠条》记载的内容“今欠黄嗣贵现金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於2017年12月8日前归还”来看，欠条中的债权债务主体系黄嗣贵与李诗军。因此，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转移为李诗军与黄嗣贵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黄嗣贵与李诗军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如前所述，案涉债权债务的主体系黄嗣贵与李诗军，黄嗣贵提供了《欠条》证明李诗军欠其8万元，李诗军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亦无异议。而李诗军提供的收条只能证明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的100万元债权债务消灭，不能直接证明李诗军偿还了黄嗣贵8万元的欠款。其次，从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作社转让协议》《收条》及《欠条》来看，李诗军与黄嗣贵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的1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再次，虽然宏农园合作社及社员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的款项为100万元，但从双方支付的款项来看，双江合作社于2017年4月6日前支付了65万元，2017年5月15日向黄嗣贵的贵阳银行尾号为4465账户支付27万元，与100万元的转让款刚好相差8万元。同时，宏农园合作社社员蒋毫祥、甘朝忍亦陈述称“2017年5月15日，因双江合作社资金不足35万元，且黄嗣贵在宏农园合作社享有8万元的分红，故将双江合作社所欠宏农园合作社的8万元转化为李诗军个人欠黄嗣贵8万元”。第四，从《欠条》可能形成的时间来看，案涉欠条没有落款时间，依照黄嗣贵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对欠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回复：“不能精确到月、天，最短的同期概念是三个月，最长时间据个案情况而不同。”黄嗣贵主张“《欠条》的形成时间是书写《收条》的当日即2017年5月15日，地点在腾达酒店，在场人有黄嗣贵及宏农园合作社其他社员何某、甘朝忍、蒋毫祥及何某的妻子罗光艳，李诗军、李辉。”经调查核实，甘朝忍、蒋毫祥、罗光艳均陈述，《欠条》的形成时间是书写《收条》的当日即2017年5月15日，在场人与黄嗣贵在庭审中陈述一致。李诗军抗辩《欠条》的形成时间是宏农合作社起诉双江合作社之前即2017年4月6日之前形成，但只有其个人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及证人证言加以佐证。第五，李诗军抗辩称于2017年5月15日通过现金方式偿还了8万元，但如李诗军2017年5月15日偿还了该款项，应将该欠条收回或销毁，亦或者由黄嗣贵个人出具收条给李诗军，不应留存在黄嗣贵处。同时，李诗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通过现金方式清偿了8万元。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关于黄嗣贵要求从2017年12月9日起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8万元的欠条系宏农园合作社将其火龙果基地转让给双江合作社所引发，属于黄嗣贵与李诗军个人之间达成的有偿合同，《欠条》并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因此，李诗军应自2017年12月9日起自2019年8月19日止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支付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中李诗军对黄嗣贵的欠款8万元是否已经清偿完毕？ 关于二审争议焦点，本案所争议的李诗军对黄嗣贵的8万元欠款的由来，系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火龙果基地（蔗香镇移民村坝朝组坪林坡）经营权转让合同》及2017年5月15日的《合作社转让协议》，由宏农园合作社将其名下的望谟县蔗香镇移民村朝组坪林坡火龙果基地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双江合作社。经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收条》可知，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的100万元转让款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条件为通过李诗军与黄嗣贵签订欠条的形式，将宏农园合作社与双江合作社之间100万元转让款中剩余未付的原属于黄嗣贵作为宏农园合作社社员的股份分红款8万元，通过李诗军与黄嗣贵签订《欠条》的形式转移为个人欠款。李诗军主张其已通过现金形式于2017年5月15日支付给黄嗣贵8万元，且其向黄嗣贵支付8万元现金时宏农园合作社签订2017年5月15日《收条》的人员均在场，故认为本案债务已经归于消灭，但一审重审过程中对宏农园合作社中签订《收条》的社员何某、甘朝忍、蒋豪祥等其他社员的询问中，均表示已经得到在该100万元转让费中应得的分红，本案中8万元为黄嗣贵个人债权，未提到李诗军当场支付8万元现金的情形。李诗军主张已于2017年5月15日通过现金形式偿还了对黄嗣贵的8万元欠款，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李诗军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从常理分析，即使李诗军确已支付了该款项，在其有向黄嗣贵出具8万元欠条又已清偿欠款的情况下，也应要求黄嗣贵归还欠条或另行出具收条。结合整个合同履行情况分析，除本案8万元外，其余转让款92万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单就8万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亦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就前述分析，一审法院已经充分进行了阐述，本院二审不再赘述。因此，李诗军所提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诗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5元，由上诉人李诗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蓉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