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祥，男，196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赶杰，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浩，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国，男，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船员，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邵吉，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上诉人陈永祥与被上诉人王建国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7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10月12日召集双方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陈永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赶杰，被上诉人王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邵吉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国于2020年6月2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陈永祥支付拖欠的工资10500元；2.判令陈永祥支付遣返费1355元、事故中丢失的现金17000元，其他财物7176元。陈永祥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与王建国成立雇佣关系的是“嘉德”轮的船舶所有人嘉德海运有限公司（JiaDeMarineShippingCo.，Limited，以下简称嘉德公司），“嘉德”轮由瑞航国际海运有限公司（RealshippingIntlmarineCo.，Limited，以下简称瑞航公司）经营管理后，陈永祥作为该公司董事，系履行职务行为转账支付给王建国工资，其个人与王建国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王建国不应向陈永祥主张工资。二、王建国2019年8月的工资已经发放，至事故发生时，实际只拖欠42天的工资，另外王建国主张丢失现金缺少依据，财物损失也缺少相应证据。综上，请求驳回王建国的全部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德”轮登记为嘉德公司所有，瑞航公司为船舶管理人，该两公司均为在香港注册的公司，陈永祥为瑞航公司董事。王建国自2013年11月起在“嘉德”轮上任二副职务，每月工资35000元，工资在2019年1月前由楼舟豪通过其个人及其亲属的个人账户支付，2019年1月起变为由陈永祥个人支付。2019年9月17日，“嘉德”轮从中国青岛港启航前往日本，运输化肥等货物。同年10月12日，“嘉德”轮在日本川崎港锚地抛锚避台期间，因受台风影响及主机突发故障导致船舶失控沉没，多名船员不幸遇难，其中包括王建国的兄长王国其。王建国落海后获日本海岸部门救助而生还，但随身财物、个人物品在事故中遗失。事故发生后，王建国在日本联系陈永祥但未得到及时安置，最终在中国驻日领事馆的帮助下于同年11月1日回到国内。回国后多次向陈永祥催要欠付的工资、遣返费、事故中丢失的现金和其他财物未果，遂成此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陈永祥是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以及王建国所主张的工资及财物损失是否合理的问题，评析如下：一、陈永祥是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首先，陈永祥以王建国与嘉德公司签订的海员就业协议来主张王建国与嘉德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该海员就业协议约定的工资总额每月为4200美元，与王建国事实上长期每月固定领取35000元的并不一致，如果王建国一直为嘉德公司所雇佣，不能解释为何自2019年1月起王建国的工资改由陈永祥个人来发放，而王建国解释该海员就业协议仅有一份，备在船上是为了应对国际海员组织的检查，该解释相对更为合理，故对该协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其次，陈永祥主张其作为瑞航公司的董事系履行职务行为而向王建国支付工资，但其提供的船舶管理协议为船舶管理方面的协议，而EQUASIS船舶信息记载，瑞航公司自2013年10月起就是“嘉德”轮的管理人，若陈永祥主张其系履行职务行为而发放工资，须举证证明嘉德公司何时将“嘉德”轮交由瑞航公司经营，以及瑞航公司以何种方式经营，对船员由谁雇佣、工资由谁承担作出说明，不能一方面主张船员与嘉德公司成立雇佣关系，一方面瑞航公司又是以光租形式经营，在未说明“嘉德”轮的经营模式的情况下，不能得出陈永祥自2019年1月起向王建国发放工资系履行职务行为的结论。最后，大连海事法院（2019）辽72民初101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的是石勇的起诉，王建国与石勇两人工作期间相差甚大，不能当然认定为同一雇佣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缺少关联性，不予认定。综上，陈永祥不能证明王建国与嘉德公司或者瑞航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其自2019年1月起一直向王建国支付工资、奖金及生活费用，应当认定其为雇主，承担继续支付拖欠工资的责任。二、王建国所主张的工资及财物损失是否合理。陈永祥辩称其2019年7月31日支付的35000元系王建国当年5、6两个月的工资，没有王建国工作内容改变、雇佣合同变更等证据的佐证，即便王建国在更换船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减少了点工作量，也不足以解释原来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突然变成两个月的工资标准，在陈永祥汇款记录中也没有相应备注，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认定陈永祥只向王建国发放工资到2019年7月。王建国因遭受海难，没有及时得到陈永祥的帮助，并非因其个人原因才在同年11月1日回到国内，不同于正常离职，故对其主张2019年8、9、10月三个月的工资105000元予以支持。对于王建国主张的遣返费1355元陈永祥没有异议，予以认定。关于王建国所主张的现金、物品的损失，陈永祥认为现金丢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远洋船员携带少量现金符合常情，结合事故的严重性，认为其主张的财物损失基本合理，对王建国所主张的现金、物品的损失酌情认定为1万元，此系王建国在从事雇佣工作时遭受的财产损失，应由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王建国诉请部分有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8日作出（2020）浙7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一、陈永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建国工资105000元，遣返费1355元；二、陈永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建国财物损失10000元；三、驳回王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11元，减半收取计1455.5元，由王建国负担41元，陈永祥负担1414.5元。陈永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全部案件受理费由王建国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王建国系受雇于嘉德公司，其与陈永祥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王建国与陈永祥存在劳务合同关系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王建国本人的确认：嘉德公司系“嘉德”轮的船舶所有人；瑞航公司系“嘉德”轮的船舶管理人，陈永祥为瑞航公司的董事；王建国自2013年11月起即到“嘉德”轮上工作，担任二副职务；王建国与嘉德公司之间签署了海员就业协议。1.陈永祥仅为瑞航公司的董事，并非船舶所有人嘉德公司的董事或员工，而瑞航公司仅为“嘉德”轮的船舶管理人。就王建国所称“嘉德”轮系由瑞航公司光租的事实，在王建国并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诉称的“光租事实”不当。2.王建国与嘉德公司之间签署的海员就业协议，王建国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承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同时，尽管王建国表示该协议仅是为应对国际海员组织的检查而签订的一份形式合同，但王建国并未提供任何其他书面协议证明其与陈永祥之间或者其与案外人楼舟豪之间存在任何书面的劳务合同。一审法院对此并未做具体查明，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和效力不当。3.尽管海员就业协议所约定的工资总额与王建国实际收到的款项不符，但该协议所约定的服务船舶信息、王建国职务信息等均与客观事实相符。因此，该海员就业协议完全合法、有效。对于实际款项与合同工资不一致的事实，陈永祥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其汇付的款项中包含了公司就王建国在无中国籍船长在船情况下代为进行部分管理工作而给予的奖金。4.因嘉德公司和瑞航公司均系注册在香港的企业，由自然人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管理人将工资等相关款项汇付给船员的做法实属正常。一审法院根据汇款人来认定劳务合同关系无法律依据。按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因楼舟豪等人也汇付过工资等款项给陈永祥，是否可以认定楼舟豪及其他案外人也与王建国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5.就另案船长石勇诉陈永祥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大连海事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书，认定陈永祥是基于船舶管理公司董事的身份参与“嘉德”轮的经营管理，其与在“嘉德”轮上任船长的石勇发生业务联系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但一审法院对于该生效文书所认定的上述事实，直接以“王建国与石勇两人工作期间相差甚大，不能当然认定为同一雇佣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缺少关联性”为由，不予认定。事实上，2019年5月、6月期间，石勇和王建国分别在“嘉德”轮上任船长和二副职务，正是由于石勇和王建国在船上发生打架事件，导致石勇于2019年6月下船并在随后起诉陈永祥要求赔偿人身损害。（二）王建国主张的工资及相关财物损失金额无依据，且部分金额明显不合理，一审法院对相关金额的认定不当。1.王建国主张三个月船员工资，一审法院在未进行具体审查的情况下即对其所宣称的相关事实，包括所谓的在海难事故发生后“王建国没有及时得到陈永祥的帮助”这一事实，进行认定。但除了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王建国作为原告并未提供任何其他客观证据佐证其所称事实。事实上，因案外人石勇于2019年5月及6月在“嘉德”轮上任船长职务，无需王建国再行使部分管理工作，且在此期间，王建国与石勇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船上管理混乱，公司据此扣减了王建国在此期间的部分工资及奖金。在陈永祥根据公司要求向王建国汇付2019年5月、6月份工资合计35000元时及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王建国从未对该笔工资提出异议。2.“嘉德”轮海难事故于2019年10月12日发生，海难事故发生后，日本海事主管机关对王建国在日本进行相关的行政及刑事调查，在嘉德公司和瑞航公司的努力下，王建国才顺利结束上述行政及刑事调查返回国内。因此，一审法院仅凭银行流水记录及王建国单方面的宣称即对每月工资金额以及尚未支付的工资金额进行认定不当。3.关于王建国所主张的现金、物品的损失，其也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进行酌定不当。事实上，王建国所称的现金损失系公司委托其保管的船上备用金损失，该备用金系公司财产而非王建国私人财产。此外，目前的航运实务中，船员很少也无需带大量的现金上船。针对陈永祥的上诉理由，王建国答辩称：(一)王建国系受陈永祥雇佣上船工作，双方成立雇佣关系。2019年1月初，“嘉德”轮靠泊南通港装货时，陈永祥特地到船上召集船员开会，告知自当月开始，“嘉德”轮由陈永祥经营，让船员们继续留船工作，工资由其发放，待遇不变。该事实与王建国举证的工资流水发放记录、向陈永祥催讨工资的短信和电话录音、“嘉德”轮海难事故后陈永祥出面处理事故船员赔偿事宜等客观证据均一致。关于陈永祥提交的海员就业协议，确系在船时为应付国际海员组织检查所备的形式协议。如系真实签订的雇佣协议，陈永祥控制的瑞航公司应保存该协议的原件，但陈永祥无法提供。海员就业协议上所列举的每月4200美元工资与王建国实发收到的35000元人民币差异，不可能是陈永祥所谓的无中国籍船长在船时给予王建国的奖金，因为王建国实际工资多年来一直是每月35000元，该35000元就是双方约定的与岗位匹配的工资总额。故海员就业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约定。至于另案中的石勇，其上船的时间、受招募的方式与王建国均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王建国与陈永祥的雇佣关系应根据本案客观事实认定。(二)一审法院认定的王建国的工资及相关财物损失金额与法与理有据无误。陈永祥对王建国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能清晰地反映王建国的工资标准和对应月份。陈永祥称5、6月份扣减王建国工资一事缺乏客观证据，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内部通知或者沟通的短信记录等予以佐证。尤其是王建国通过短信、电话向陈永祥催讨工资时，陈永祥也从未提及此事，可见履行职务行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所谓王建国在海难事故后经嘉德公司、瑞航公司的努力才顺利回国的主张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有他人安排遣返事宜，王建国就不需要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求助才得以回国。王建国主张的现金与物品损失，无论从生活常识还是海员习惯上都合情合理。一审法院对金额进行了酌情核减，虽然减少赔偿王建国的实际损失，但定性无误，王建国从避免诉累角度考量，未提起上诉。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陈永祥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大连海事法院（2020）辽72民初55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据2，大连海事法院（2020）辽72民初6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据3，石勇与嘉德公司签订的海员就业协议及海员就业集体协商协议复印件；证据4，嘉德公司2020年10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5，王建国出具的船上备用金收据复印件两份，证明王建国所称现金损失其实是公司发放的船上备用金。前述证据拟综合证明“嘉德”轮的船东为案外人嘉德公司，陈永祥并非该轮的船舶所有人，陈永祥所属的瑞航公司仅是该轮的船舶管理人，陈永祥也仅是船舶管理人的员工，并代为发放船员工资。王建国以及案外人石勇等船员，均系与“嘉德”轮所有人存在劳务关系，与陈永祥不存在劳务关系。其中证据1、2大连海事法院的两份民事判决书对石勇和王建国打架导致受伤事实进行认定，对石勇的海员就业协议以及海员就业集体协商协议效力进行认定，与本案王建国的海员就业协议只是报酬金额和人名有区别，其他均相同，嘉德公司出具说明已经明确澄清瑞航公司仅是该船管理人，陈永祥仅仅接受瑞航公司的委托代为发放相关工资。王建国对陈永祥提供的前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两份民事判决书的形式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石勇的海员就业协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2、3能证明石勇与嘉德公司存在相关法律关系，但不能证明王建国与嘉德公司的法律关系。实务中在同一个企业存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关系，在海员市场雇佣中，通过不同渠道招募的海员会有不同的劳动或雇佣关系属于正常。陈永祥提供的证据1、2、3只能证明石勇和相关公司或主体的法律关系，不能因此推导出王建国与陈永祥不存在雇佣关系。王建国和陈永祥存在何种关系，通过双方之间的工资发放记录、短信沟通、电话联系、相关接触可以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王建国从2013年起就在“嘉德”轮上工作，一直至“嘉德”轮失事。而石勇是临时受雇到“嘉德”轮上任船长，根据陈永祥提供的证据，石勇是2019年5月受雇，后因打架下船，其在船仅工作2个月左右。对证据4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从出具的落款时间2020年10月5日可以看出是本案诉讼后为了撇清陈永祥的责任而专门制作，该证据内容并不能证明王建国和嘉德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对证据5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王建国诉讼请求赔偿的是其个人的现金，船上存在备用金和王建国私人持有的现金没有关系。船上备用金就是用来发船员伙食费、劳务费等，王建国每个月发到伙食费、劳务费等大约2000多元，加上自身携带的零散钱，王建国个人持有现金共1700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王建国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2020年2月24日王建国妻子吴良女与陈永祥的电话录音。当日10点左右，王建国配偶吴良女与陈永祥手机通话，主要内容是吴良女向陈永祥催讨王建国的工资，陈永祥对王建国妻子的催讨均从个人角度陈述有无积欠王建国工资，而非从嘉德公司或者瑞航公司角度表态，也未告知其是履行职务行为。拟证明陈永祥是“嘉德”轮实际经营者，是应向王建国支付工资的责任人；陈永祥本人确认有欠陈王建国工资。证据2，手机短信及和解协议。短信来源是王建国哥哥即发生涉案海难事故的同船船员王国其儿子王宏杰，王国其在海难中死亡，陈永祥委托上海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与王国其家属谈判，并支付赔偿款。拟证明陈永祥是“嘉德”轮实际经营者，其应支付王建国积欠的工资与相应损失。对王建国提交的证据材料，陈永祥质证认为：证据1仅是陈永祥和王建国配偶之间的非正式电话沟通，陈永祥作为没有法律背景的瑞航公司员工，不太可能在非正式的沟通中强调雇佣关系、经营代理关系。在实务中由船舶管理人发放工资、签署协议很常见。由船舶管理人在发放船员工资后再和船东进行结算也是很正常的操作，所以在电话录音中陈永祥说现在没有钱，很可能是其先垫付，然后再和船东结算，故在电话录音中没有提及王建国和嘉德公司的雇佣关系，也没有提及公司很正常。2019年1月1日以来王建国的工资是由陈永祥代发，并负责跟进这个事实，无可厚非。该电话录音不能证明陈永祥是“嘉德”轮的实际经营者。王建国之前陈述陈永祥是“嘉德”轮的光船承租人，现又说是实际经营者。其次，电话录音内容中陈永祥当时回复8月工资已经结，9月工资没有结，在2020年2月24日通话当时就是客观事实，与其主张的工资发放情况吻合，一审法院直接认为2020年8月、9月没有支付工资不当。对证据2微信截图和和解协议，对微信截图持保留意见，微信内容是说陈永祥委托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签署协议，根据王建国递交的和解协议载明的甲方是“嘉德”轮的船舶所有人或光租人，乙方是王国其的法定继承人，相对方并不是陈永祥，而且代表甲方签署的是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无论陈永祥此前有过正式或非正式表述，根据该和解协议，由“嘉德”轮船舶所有人或光租人与王国其的法定继承人签署协议，王国其是“嘉德”轮的厨师，王建国是“嘉德”轮的二副，该和解协议能证明与王建国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是“嘉德”轮的所有人和或光租人，但事实上没有光租人，因此，恰恰证明“嘉德”轮的所有人与王建国成立劳务关系。本院经审核认为:关于陈永祥提交的证据材料，虽王建国对证据1、2、3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系与案外人石勇相关的材料，相关材料反映石勇在“嘉德”轮的任职时间、职务等均与王建国不同，其与“嘉德”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并不能当然推定王建国与“嘉德”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故对证据1、2、3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4嘉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从落款时间看，系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但该情况说明仅加盖嘉德公司印章，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说明制作人员的签字。故证据形式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要求。此外，嘉德公司系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公司，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在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未依法办理公证证明手续，亦不符域外证据的形式要求，故对证据4不予认定。关于证据5王建国出具的收取船上备用金的收据，王建国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在诉讼中，王建国再次明确其诉请主张的是个人财物损失，不包括不属其个人所有的船用备用金。王建国收取涉案备用金与其因涉案海难事故遭受的个人财物损失主张赔偿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证据5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关于王建国提供的证据材料，陈永祥对证据1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仅提出陈永祥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士，在通话中没有提出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没有告知自己是代嘉德公司履行发放工资行为的职务行为属正常现象。故对证据1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王建国的举证目的，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综合评判。对证据2微信截图与和解协议，该证据涉及的是对案外人死难船员的赔偿处理问题，与王建国的本案纠纷没有必然关联性，不予认定。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20年2月24日，王建国之妻吴良女通过手机电话向陈永祥催讨拖欠王建国的相关工资。通话中，吴陈述船舶于10月份出事，王建国的8月、9月工资没有结。陈永祥表示：8月工资结了，可以查凭证，9月未结；工资暂时结不了；船没了，我上哪儿挣钱；现在借钱也借不着，船上一直没有挣钱，我自己当时是亏着在走……。二、根据王建国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陈永祥分别于2019年2月10日、3月10日、4月10日、5月14日、7月31日、9月1日、9月23日向王建国转账支付各35000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嘉德公司系案涉“嘉德”轮的船舶所有人，瑞航公司系船舶管理人，王建国系“嘉德”轮的船员任二副职务、王建国的工资自2019年1月以后由陈永祥转账支付王建国银行账号以及“嘉德”轮于2019年10月发生海难事故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双方二审诉辩意见，本院对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一、陈永祥与王建国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即船员劳务合同关系。该争议涉及陈永祥向王建国支付工资的行为是否是代嘉德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等。王建国诉请主张其在船工作自2019年1月起受雇于陈永祥，并提交陈永祥支付其工资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佐证。陈永祥主张其与王建国不存在雇佣关系，其主要依据是王建国与嘉德公司签订的海员就业协议复印件、该轮船长石勇的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的相关民事裁判文书，并解释自己向王建国转账是履行代为发放工资的职务行为，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陈永祥与王建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书面劳务合同，但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以及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陈永祥与王建国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或船员劳务关系有相应依据。理由如下：1.陈永祥虽提供有王建国签名以及嘉德公司盖章的海员就业协议复印件，但王建国对该协议实质真实不予认定，认为并非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陈永祥无法提供原件核对，故该证据不符证据形式要求。王建国解释因涉案船舶进行远洋运输，与船东公司签订海员就业协议是为了应对国际海员组织的检查，签订后原件当场撕毁，仅留复印件备船。此外，协议从内容看，载明王建国每月工资为4200美元，但现没有证据证明该内容得到实际履行。故王建国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仅凭该有争议的海员就业协议复印件不能认定王建国与嘉德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2.陈永祥主张其向王建国发放工资的行为是代嘉德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依据不足。嘉德公司与瑞航公司签订的船舶管理协议中并没有嘉德公司授权委托瑞航公司代为发放其船员工资的内容；陈永祥没有证据证明嘉德公司授权委托其个人代为发放嘉德公司船员的工资；陈永祥系船舶管理人瑞航公司的董事，陈永祥也没有证据证明瑞航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授权委托陈永祥代嘉德公司发放船员工资的证据。瑞航公司自2013年10月起成为“嘉德”轮的船舶管理人，为何从2019年1月起改为由陈永祥向船员王建国发放工资，陈永祥未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3.关于陈永祥提供的与石勇相关的民事裁判文书，与本案诉讼争议事项并不具有当然的关联性。船员职务不同、招募时间不同、在船工作期间不同，不排除存在不同的用工法律关系。4.王建国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证明自2019年1月王建国的工资改为由陈永祥实际支付。王建国二审提供的证据1电话录音内容，也反映陈永祥认可积欠王建国相应月份工资，但陈述借不到钱，船舶亏损经营等；并未说明自己与王建国不存在雇佣关系，也未披露其是代嘉德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支付工资责任等。该证据补强证明陈永祥与王建国存在船员劳务关系。综上，原判认定陈永祥与王建国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至于陈永祥对涉案船舶是光船租赁还是实际经营等，并不影响陈永祥对王建国应承担的雇主责任。二、原判对王建国的工资损失及个人财物损失认定是否正确。王建国主张其每月工资35000元，2019年1月至10月间，陈永祥已经支付七个月工资，拖欠8、9、10月三个月工资。陈永祥主张8月工资已经支付，因打架事件扣减王建国工资，7月31日支付的35000元就是支付5、6月两月的工资。本院认为，根据王建国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陈永祥分别于2019年2月10日、3月10日、4月10日、5月14日、7月31日、9月1日、9月23日向王建国支付七笔各35000元工资，支付时间存在顺延情形，如2019年2月支付了1月份的工资，3月支付了2月份的工资、4月支付了3月份的工资，5月支付了4月份的工资等。2019年6月、8月未支付。陈永祥主张7月31日支付的35000元就是支付5、6月工资，但陈永祥并没有证据证明王建国的工资因故得到依法扣减或者变动工资报酬标准。而9月初与9月末两次支付各3.5万元工资。故，应视为7月31日支付5月工资、9月初支付6月工资，9月末支付7月工资。故王建国主张其每月工资标准为35000元，陈永祥已经支付七个月工资，尚欠三个月工资共计105000元，有事实依据。一审对王建国诉请的工资金额予以支持正确。关于对王建国因涉案事故遭受的个人财物损失金额认定。王建国诉请主张其在事故中丢失个人现金17000元，其他财物（手机、手表、电脑等）折价7176元。本院认为，远洋船员随船远航，个人携带少量现金与必要物品实属正常。因海难事故导致个人财物损失的，雇主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王建国诉请的现金与其他财物损失，并不包括其不属其个人所有的代为保管的船上备用现金。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王建国1万元现金以及其他财物损失，已经就低认定。陈永祥上诉主张王建国诉请个人财产损失没有依据，不符合事实与情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实体处理正确。陈永祥与王建国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陈永祥应对拖欠王建国的工资承担支付责任，对王建国因事故导致的个人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陈永祥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4.5元，由陈永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姜裕峰审判员  张碧青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