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5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齐海，男，195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列君，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招芬，女，193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桂娟，女，196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旦英，女，198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丹凤，女，199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寿银萍，浙江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弋婷，浙江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林林，男，195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红梅，女，196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两被上诉人何林林、何红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可风，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鉴波，男，198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何齐海因与被上诉人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10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齐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第一、二、三、四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偏离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理由如下：本案上诉核心观点：1.修坟是何林林、何鉴波、何红梅家庭共同的事项，何林林、何鉴波应当是本案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适格主体。2.死者何仕光、何齐海与被上诉人何红梅、何林林、何鉴波成立雇佣关系，二人共同为何红梅家修坟提供劳务的人员，故何齐海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若按一审判决认为何齐海与何红梅（何林林、何鉴波）成立承揽关系，则何齐海与何仕光之间成立也属于承揽关系，何齐海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选择性的对不同人适用不同法律关系，把本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何林林、何鉴波、何红梅排除在责任主体之外，有违法律的公正、公平原则。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何林林、何鉴波应当作为一审适格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以合同相对性为由，认为何林林、何鉴波未实际参与到本次纠纷中，故无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修坟是何林林、何鉴波、何红梅家庭共同的事项，何红梅只是代表家庭出面联系雇人修坟这是常理，故何林林、何鉴波与何红梅均为本次修坟的雇主或是定作人，应当对死者何仕光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何林林、何鉴波主体不适格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何仕光与何齐海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上诉人何齐海与本案死者何仕光不存在雇佣关系，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分析死者何仕光与被上诉人何红梅之间法律关系性质之前，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导致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事发当天诸暨市公安局赵家派出所对被上诉人何鉴波制作的《询问笔录》，何鉴波在笔录中明确“何仕光和何齐海他们平常就是在村子里给人修坟墓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7行）、“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叫何仕光和何齐海他们四五个人给我奶奶的坟墓修补了一下”（《询问笔录》第3页第9行）。上述笔录中，反映出非常重要的本案基本事实，即何鉴波、何红梅、何林林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是明确知道本村的哪几个是从事修坟工作，且通过2019年清明的修坟工作，也明确知道单凭一人是无法完成修坟，所以何鉴波在事发的第一时间派出所做笔录中就明确说“叫他们四五个人给我奶奶的坟墓修补了一下。”依据上述基本事实，结合一审判决中对雇佣和承揽关系的法律分析，2020年6月被上诉人何红梅要求上诉人何齐海修坟这一行为有两层事实上的含义：一是雇佣上诉人何齐海为其修坟提供劳务；二是通过上诉人帮其叫死者何仕光等其它人为修坟提供劳务。现行法律从未规定雇佣关系必须是一对一而不能是一对多，何齐海在本案的法律地位，一是受雇于何红梅为代表的家庭修坟，二是帮何红梅家叫人共同修坟。但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的说理部分中，机械地将修坟事件雇主何红梅（何林林、何鉴波）与同为雇工的何齐海、何仕光三人进行分割处理。主观地认为，被告何齐海和死者何仕光等人经常从事修坟作业，具有较为熟练的修坟方面的工作技能，客观上不受被告何红梅的控制、支配，进而得出不是雇佣关系的结论，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为本次修坟提供劳务的人员均是因为何红梅家需要修坟受雇佣而在一起共同干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何齐海是负责泥水工，而死者何仕光负责挑重物，其它人员各有分工负责搅拌等。换言之，上诉人何齐海是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该项工作，甚至若没有死者何仕光将水泥、沙石等重物挑至何红梅指定的坟地，上诉人的工作根本无法独立展开。故何红梅、何林林、何鉴波与死者何仕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何齐海与何仕光同为受雇人员，而不是承揽人。退一步说，若依据一审判决认为何红梅是定作人，何齐海是承揽人的这一审判逻辑成立，则上诉人何齐海与死者何仕光之间也完全符合“何齐海是定作人，何仕光是承揽人”，也可以按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推理：何仕光经常从事修坟作业，具有较为熟练的修坟方面的工作技能，客观上不受何齐海的控制、支配，无法认定存在从属关系。劳动报酬按照惯例是“何鉴波给他们结算的，钱拿到了我们当场就分掉了”（何某1《证人笔录》第2页第1行），也就是何仕光的报酬是在修坟完毕后一次性结算，不存在需要何齐海定期发放的事实；不管是2019年清明前的修坟还是2020年6月14日的修坟，虽然何齐海在场，但对于何仕光没有实质或者形式意义上的工作纪律要求，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间限制；何仕光虽然由何齐海依据何红梅的工作任务要求召集，但劳动工具（锄头和挑土用的簸箕）也是由何仕光自行提供的。上述推导完全遵循了一审判决对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分析（判决书第13-14页），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何红梅、何齐海、何仕光之间的关系，在何红梅和何齐海的关系中，何红梅为定作人，何齐海为承揽人；相同的思路，在何齐海与何仕光的关系中，何齐海为定作人，何仕光为承揽人。而且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明确承揽人不得将所承揽的工作继续以定作人的身份要求第三人完成工作要求，交付劳动成果，支付报酬。三、即使本案何红梅与何齐海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2019年与2020年的两次行为不存在延续性，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019年清明前后的修坟，报酬已结清，承揽工作已经完成，且定作人何红梅从未提出2019年发生的修坟工作在交付时出现质量问题。在没有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质量保修规定，完全与事实相悖，于法无据。按农村习俗，修坟没有保修一说。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严重偏离案件基本事实，导致适用法律、认定法律关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明镜高悬，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 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辩称，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死者何仕光是其叫去修坟，在其指示下从事挑石头、沙子、除草等工作，工资由其发放，可明确死者何仕光与上诉人形成了雇佣关系。 何林林、何红梅辩称，关于主体问题，不能从是否是受益人的角度来确定责任人是否包括何林林、何鉴波，实际与上诉人联系的只有何红梅一人，发生法律关系的也只有一人。上诉人主张是受何红梅雇佣，并将修理认为是2020年的修坟是混淆概念，修坟是上诉人安排，叫人干活是上诉人决定，是一次性结账，分钱也是上诉人决定，需要什么材料都是上诉人决定，符合承揽的要件。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与死者之间是承揽关系，何红梅等人不知情，一审时出庭的证人也提到死者受上诉人指派从事工作。 何鉴波辩称，同何林林、何红梅的答辩意见。 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损失共计1296128.14元（其中医疗费1163.14元、丧葬费3603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513元、死亡赔偿金1143458元、亲属误工费29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审理中，四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损失共计1280500元（其中医疗费1163.14元、丧葬费3603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6885元、死亡赔偿金1143458元、亲属误工费29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清明前，因需要对被告何林林母亲的坟进行修葺，被告何红梅找到被告何齐海，商谈由何齐海承包修坟事宜。后被告何齐海找到何仕光、何某1、何某2等人一起干活，何仕光主要负责将水泥、沙石等重物挑至坟地，何某1、何某2主要听从被告何齐海的安排从事搅拌混凝土等小工的工作，被告何齐海负责在坟地现场组织施工以及从事泥水工的工作，约定何某1、何某2的工钱为180元每人每天，何仕光以其所挑重物确定工钱。坟墓修葺好后，被告何红梅与被告何齐海对工钱进行了结算并将工钱交给被告何齐海，随后被告何齐海将工钱付给何仕光、何某1等人。后因坟前地块塌陷出现裂缝，被告何红梅多次联系被告何齐海，让被告何齐海对坟墓进行修补。2020年6月14日，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一起去修补坟墓，两人到达目的地后，先除草开路，后被告何齐海去买修补坟墓所需的材料，材料买回来后由何仕光将材料挑至坟前。何仕光在挑材料过程中突然倒在地上，被告何齐海发现何仕光倒地后随即拨打120。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于上午11时15分接收何仕光后，诊断何仕光心跳呼吸骤停。经抢救治疗无效后，于同日上午11时45分宣布何仕光死亡。抢救所需的医疗费1163.14元。何仕光的尸体于2020年6月19日在诸暨市殡仪馆火化，未进行尸体解剖检验。另查明，原告陈招芬系何仕光的母亲，原告何桂娟系何仕光的妻子，原告何旦英、何丹凤系何仕光的女儿，各原告系何仕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系夫妻关系，被告何鉴波系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的儿子。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项：一、该案被告主体适格问题虽然被告何齐海在赵家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是被告何林林跟其说去修补坟墓，但在谈话笔录以及庭审中被告何齐海均认可修坟事宜是被告何红梅与其进行联系的，且被告何红梅对这一事实也予以认可，两者陈述的内容基本能够相印证。该院认为，虽然案涉坟墓是被告何林林母亲的，但具体修坟事宜都是由被告何红梅在出面联系的，四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何林林、何鉴波有实际参与到修坟事宜的订立、履行等过程中，仅是从受益人的角度主张被告何林林、何鉴波承担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何林林、何鉴波列为该案被告系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二、关于死者何仕光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2019年清明前，被告何齐海出面从被告何红梅处承接了修坟工程，因该修坟工程不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双方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理由在于：雇用一般是指根据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而承揽一般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应接受该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当事人双方就雇佣与承揽的性质发生争议时，可以综合分析下列因素，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准确区分：（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工作报酬；（4）是连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就该案而言，被告何齐海和死者何仕光等人经常从事修坟作业，具有较为熟练的修坟方面的工作技能，客观上不受被告何红梅的控制、支配，无法认定被告何齐海等人与被告何红梅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工作成果体现为一次性劳动成果，劳动报酬也体现为一次性结算，虽然就费用部分有分歧，但被告何红梅、何鉴波、何齐海的庭审陈述以及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均认可劳动报酬是在修坟完毕后一次性结算；不管是2019年清明前的修坟还是2020年6月14日的修坟，被告何红梅均未在场，没有实质或者形式意义上的工作纪律要求，也没有明确的劳动时间限制；具体修坟人员由被告何齐海组织并且劳动工具是由劳务人员自行提供的，修坟所需材料也是被告何齐海去联系的。可见，被告何齐海从被告何红梅处承接修坟工作的行为，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的关系应定性为承揽合同关系，被告何红梅是定作人，被告何齐海是承揽人。被告何齐海辩称其与何仕光均受被告何红梅雇佣，其并未从中牟利，根据上述对承揽和雇佣的分析，是否牟利不是区分承揽和雇佣的重要标准，故对被告何齐海的辩称，该院不予认定。被告何齐海将劳动成果（修葺的坟墓）交付给被告何红梅之后，坟前地块松塌出现裂缝，于是被告何红梅多次与被告何齐海取得联系，让被告何齐海对裂缝进行修补。2020年6月14日，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对坟墓进行修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2020年6月14日，被告何齐海和何仕光去修缮坟墓的工作，仍然属于承揽合同关系的范畴。至于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被告何齐海抗辩其与何仕光均受被告何红梅雇佣，双方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这一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在于：1.2019年修坟工作由被告何齐海出面承接，并且修坟费用是一次性支付给被告何齐海的；2.从证人证言来看，证人何某2、何某1出庭作证均陈述到他们是被告何齐海叫去做小工的，工资是180元每人每天，并且最后也是从被告何齐海处拿的工资，何仕光的工资按照其挑重物的量确定。尽管被告何齐海当庭提交的落款为何某1、何某2的证明上写有“木工每天180元，大工每天300元”，但证人何某1、何某2在庭审中均陈述到对被告何齐海的工资情况不知情，两位证人对2019年修坟的情况描述基本一致，结合两位证人的陈述以及上述对被告何红梅与被告何齐海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分析，2019年修坟工作是被告何齐海承接的，工资亦由被告何齐海发放，该陈述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2020年6月14日的修补坟墓工作，被告何齐海在庭审中陈述到其负责购买修坟所需的材料，然后由何仕光将材料挑至坟前，该项工作中何仕光提供的系纯粹的体力劳作，报酬结算也是以其完成的工作量为参考，并非交付工作成果。综上，2020年6月14日修补坟墓工作中，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之间亦存在雇佣合同关系。被告何红梅、何齐海和死者何仕光在本次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如何确认如前所述，何仕光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该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在该案中又存在着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的情况，因此对于被告何红梅、何齐海以及死者何仕光在本次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应从定作人是否存在选任过失、承揽人是否存在管理过失、提供劳务方自身是否存有过失等进行分析认定。关于被告何红梅的责任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的修坟项目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且被告何齐海陈述到其长期从事修坟工作，因此被告何红梅作为发包人对承揽人的选任、指示不存在过错，对何仕光的死亡亦不存在过错，故被告何红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公平原则，同时鉴于被告何红梅在庭审以及谈话笔录中均多次强调愿意给予四原告适当补偿，对此该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何齐海的责任问题。四原告主张何仕光系在工作过程中因过度劳累跌倒致死，并非因自身疾病致死。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案中，从四原告提供的照片和光盘中不能反映出何仕光有明显的外伤且系摔倒致死，并且农村坟墓大多建于山上，而山间小道本就不平坦，从视频中也难以看出工作环境的恶劣。因何仕光未进行尸检，尸体也已经火化，致使该案无法查明何仕光真正的死亡原因，该死亡原因无法查明的不利后果并非由该案被告造成的，并且根据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未能充分证明外力作用系何仕光死亡的直接原因。根据被告何齐海的庭审陈述、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对原告何旦英、被告何齐海所作的询问笔录，何仕光生前主要从事挑或抗重物等工作，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身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其应当对自身体力有清楚的认知，而且2020年6月14日的修补坟墓工作总体强度对于何仕光而言并不是很大，工作时间也没有持续很久，同时，2020年6月14日是第二次修补坟墓，何仕光参与了第一次修坟工作，应当对坟墓周边环境熟悉。另外，何仕光已经年过60周岁，脾脏切除，故其死亡原因并不能排除由于其自身疾病的原因直接造成的。被告何齐海作为雇主，在明知何仕光腿脚不舒服的情况下仍然接受何仕光提供的劳务，违反了用工过程中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当对何仕光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何仕光的死亡原因无法查明，考虑到何仕光在雇佣活动中死亡，被告何齐海发现何仕光倒地后立即拨打120将何仕光送往医院治疗，该院酌情确定被告何齐海对何仕光的死亡承担20%赔偿责任，何仕光自身对其死亡承担80%的责任。综上，该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何仕光在从事劳务过程中死亡，生命的逝去，令人痛惜。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系死者何仕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主张权利。经审核，四原告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1163.14元；（2）丧葬费36039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项费用按照2019年度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计算为32026元／年×5年÷4人＝40032.5元，四原告诉请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4）死亡赔偿金，该项费用按照2019年度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计算为49899元／年×19年＝948081元，四原告诉请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5）误工费，该项费用的误工期限酌定为3天，即197元／天／人×3天×3人＝1773元，四原告诉请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五项合计1027088.64元，综合考量，该院酌定被告何红梅应补偿四原告50000元，被告何齐海按照责任比例应赔偿四原告205417.7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何仕光的死亡导致四原告承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精神上的伤害不言而喻，应当给予精神损害抚慰，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被告经济负担能力和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该院酌定由被告何齐海承担10000元，综上，被告何齐海应赔偿原告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215417.7元。以上，对于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其余部分则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齐海赔偿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215417.7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何红梅补偿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500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24.5元，依法减半收取8162.2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62.25元，由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共同负担10434元，被告何红梅负担513.95元，被告何齐海负担2214.3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照片打印件一组，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定。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主体适格问题，根据上诉人何齐海在谈话笔录和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及被上诉人何红梅的陈述，可以确认具体修坟事宜都是由被上诉人何红梅出面与上诉人何齐海联系，故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何林林、何鉴波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二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何齐海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以及本案中查明的修坟时，何红梅未在场，没有形式或工作意义上的纪律要求，具体修坟人员由上诉人何齐海组织，工资由上诉人何齐海发放，修坟的材料也是由上诉人何齐海联系购买，死者何仕光仅负责将材料挑至坟前等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何齐海从何红梅处承接修坟工作，再雇佣包括死者何仕光在内的其他人员共同完成修坟的事实，一审法院由此认定上诉人何齐海与何红梅之间构成承揽关系，上诉人何齐海与死者何仕光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关于何红梅与其系雇佣关系、何仕光与其系承揽关系等主张均不予采信。至于两次修坟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上诉人何齐海、何鉴波在诸暨市公安局赵家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及何红梅在一审法院所作的谈话笔录均表明2020年的修坟系因为2019年修坟后场地出现了裂缝，才再次予以修补，故上诉人主张两次修坟不存在连续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何齐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32元，由何齐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瑶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孙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