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爱云，女，195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晓莉，女，198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丽霞、徐杭江，浙江天之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泮建文，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勇华，男，195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根，男，196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德发、张晓慧，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林蛟，男，196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占颖富，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爱云、孟晓莉与被上诉人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朱林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爱云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丽霞、徐杭江,被上诉人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慧，被上诉人朱林蛟委托代理人占颖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孟春华于1954年3月4日出生，户籍系非农业家庭户。孟春华与徐爱云系夫妻，孟晓莉系二人的女儿。孟春华的父亲孟银宝于1989年死亡，母亲朱金凤于1993年死亡。朱林蛟在双菱新村经营棋牌室。2018年12月4日晚上孟春华与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在泮建文家中打麻将，泮建文收取15元/人的费用。孟春华打麻将时突然发病倒下，呼之不应、心跳骤停。刘荣根于21点33分、21点48分2次拨打朱林蛟电话，要求朱林蛟通知徐爱云下来。朱林蛟于21点50分、21点54分拨打徐爱云电话，通知徐爱云下来。刘荣根于21点56分拨打120电话，称有人晕倒、需要救护车。徐爱云于22点06分拨打110报警。在等待救护车期间，泮建文、徐爱云根据杭州市急救中心的提示对孟春华进行心肺复苏。救护车到达后将孟春华送至邵逸夫医院，途中对孟春华进行了除颤处理。22点20分孟春华被送进抢救室，查体发现孟春华无意识、四肢无活动、双侧瞳孔散大固定，胸部听诊无呼吸、无心音，颈动脉无搏动，心电监护显示直线。经抢救22点29分孟春华的自主循环恢复，颈动脉搏动可及，双侧瞳孔仍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孟春华于2018年12月5日下午2点入EICU监护治疗。孟春华家属拒绝再次行有创抢救措施，12月8日孟春华再次出现心脏呼吸骤停，于18点12分宣布死亡，死亡原因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入院诊断、死亡诊断均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动脉瘤破裂？）、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术后）、消化道出血（应激性溃疡伴出血）、吸入性肺炎、中枢性尿崩、腘窝囊肿。孟春华抢救治疗期间发生救护车费用205元，急诊医疗费5487.11元，住院医疗费24135.24元，共计29827.35元。上诉人徐爱云、孟晓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朱林蛟共同赔偿医疗费29827.35元、死亡赔偿金889184元、丧葬费30549.5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4184.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共计1003745.75元。 原审法院认为,孟春华与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一起打麻将，在孟春华突然发病时，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负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救助的义务。孟春华突然发病倒下，呼之不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其病情十分危急，需要马上得到救治；从事后医院诊断来看，孟春华系蛛网膜下腔出血致昏迷不醒，需马上送医院救治，越快越好。但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并未立刻将孟春华送医院救治，而是辗转通过朱林蛟通知孟春华的配偶前来处理，存在延误，其行为存在过错。关于孟春华发病倒下的时间，双方陈述不一，但根据刘荣根第1次打电话给朱林蛟的时间可以确定在21点33分以前，最终刘荣根呼叫救护车的时间是在21点56分，期间至少存在20多分钟的延误。事发地双菱新村距邵逸夫医院仅10分钟左右的车程，呼叫救护车后24分钟孟春华即已被送进抢救室，考虑孟春华病情的危急性，可以认定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的过错行为与孟春华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构成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八条第一款前段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孟春华的父母已先于其死亡，徐爱云、孟晓莉作为孟春华的配偶、女儿，有权要求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徐爱云、孟晓莉主张的损失金额基本合理，考虑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的延误行为与孟春华死亡后果的因果关系程度，原审法院确定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应赔偿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外的损失238400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2500元。泮建文对于打麻将活动提供场地、收取费用，系娱乐活动的组织者，其义务相对于孙勇华、刘荣根较重；刘荣根最终呼叫了救护车，其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对于泮建文、孙勇华更为积极；因此原审法院确定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分别应赔偿损失119200元、71500元、47700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250元、3750元、2500元，互负连带责任。徐爱云、孟晓莉主张朱林蛟安排孟春华至泮建文家打麻将没有证据证明。虽然朱林蛟在刘荣根第2次给其打电话后才打电话通知徐爱云，但朱林蛟不在现场本身并无法定的救助义务，本案审理中亦无法认定刘荣根第1次打电话时有无清楚告知具体情况。因此，不足以认定朱林蛟存在过错，徐爱云、孟晓莉对朱林蛟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泮建文向徐爱云、孟晓莉赔偿损失119200元，孙勇华向徐爱云、孟晓莉赔偿损失71500元，刘荣根向徐爱云、孟晓莉赔偿损失47700元，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互负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泮建文向徐爱云、孟晓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250元，孙勇华向徐爱云、孟晓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750元，刘荣根向徐爱云、孟晓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互负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徐爱云、孟晓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9.50元，由徐爱云、孟晓莉负担1882元，由泮建文负担414元，由孙勇华负担248元，由刘荣根负担165.50元。 宣判后，徐爱云、孟晓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且有与本案相关的重要事实并未査清。1、原判认定孟春华打麻将时突然发病倒下实属错误，事实上，孟春华系因为发现被上诉人孙勇华、刘荣根在打麻将时有出老千即合伙作弊行为而情绪激动导致晕倒。孟春华身体向来健康，历次体检结果均良好，平素经常帮助邻居搬重物，年龄亦正当年，在无任何疾病的情况下突然晕倒实不可能。经咨询专业医生得知，突发刺激是导致突然晕倒的常态，且事后上诉人从案外人处得知，被上诉人孙勇华、刘荣根在打麻将时有合伙作弊行为，孟春华之前已经输给他们几万块钱。故上诉人认为，孟春华事发当天突然晕倒系首先受刺激引起，死亡结果的产生与孙勇华、刘荣根在打麻将时的合伙作弊行为具有重大关联，相应的赔偿责任理应由其承担。2、原判对事发当天系棋牌室老板朱林蚊安排4人至泮建文家里打麻将这一事实并未査清。孟春华与泮建文等人平时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比较熟悉，在泮建文并非棋牌室经营者的情况下，邻居在自己家里打麻将还要收取15块钱，这非常不合常理。事实上，事发当天因朱林蛟的棋牌室无空位，其安排4人到泮建文家里打麻将，作为娱乐活动的组织者，朱林蛟未在接到刘荣根电话后的第一时间通知上诉人徐爱云，亦未在第一时间将孟春华晕倒的事实告知徐爱云，致使徐爱云去事发现场的时间延后，徐爱云让刘荣根拨打120电话的时间亦相应延后，并最终导致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虽不在场，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孟春华晕倒的起因、病情的恶化均与被上诉人关系重大，所有的赔偿责任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前已述及，孟春华并不具有基础疾病，因受刺激导致晕倒、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最终死亡。事发当时，在场的、不在场的被上诉人均表现冷漠，说起孟春华晕倒、去了、没了等就像在说一件完全与己无关的很遥远的事情，故无论从法律还是道义上，所有的责任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上诉人徐爱云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更因此次事件导致心颤加剧被医生要求做昂贵的视频消融，孟晓莉因患肾病而摘除了一个肾脏。母女二人身体均不好，平时家里全靠孟春华支撑，孟春华出事后，家里举步维艰，无钱、无权、无势，知情人都不肯为上诉人作证，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在原判基础上增加赔偿752845.7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答辩称：上诉人主张“孟春华系因为发现被上诉人孙勇华、刘荣根在打麻将时有出老千即合伙作弊行为而情绪激动导致晕倒”被上诉人不认同，孟春华的感觉上诉人如何知晓，孟春华发病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始终没有醒过来。上诉人对此都是主观臆想，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也不合理，孟春华并非没有基础疾病，邵逸夫医院病历记载有“查脑部CT示，蛛血、脑室内积血、脑组织水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诊断为“颅内动脉瘤破裂”，死亡小结也记载“患者家属拒绝再次行有创抢救措施。今日患者再次出现心脏呼吸骤停，于2018年12月8日18时12份宣告死亡”。由此可见，孟春华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徐爱云说孟春华没有基础疾病，一审法院要求其在十天内拿出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拿到这方面的证据。结合上诉人主动放弃对孟春华的治疗，足见两上诉人对孟春华所患疾病及后果都是明知的。且上诉人徐爱云硬要把自己所患的疾病与由此引起的困难和本案的处理联系在一起既不合法，也无关联。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朱林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与朱林蛟有关的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针对朱林蛟提出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诉称的相关事实完全是信口开河、无中生有。1、上诉人诉称系因朱林蛟经营的棋牌室无空位遂安排四人至冸建文家中打麻将，完全是其凭空臆想、编造的虚假事实。事实上，朱林蛟当晚不仅没有在棋牌室见到孟春华，更不存在安排孟春华等人至冸建文家中打麻将的事实，一审全案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可以充分证明，一审判决也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认定。2、不论是事发场地还是麻将活动本身，朱林蛟既非场地提供者，也非麻将活动在场人及参与和收益人，无论是道义还是法律上，朱林蛟对孟春华麻将活动过程中突发疾病都不当承受任何救助义务。3、法律的适用当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应坚决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的无理诉讼现象。本案中，孟春华突发疾病离世，是朱林蛟等邻里熟人都不愿发生的事件，朱林蛟亦深表同情。但上诉人由此无理索赔，不仅于法无据，更是对邻里和睦之情的无理中伤，应坚决制止。综上，一审判决朱林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就孟春华当日突发晕倒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被上诉人朱林蛟是否应就孟春华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徐爱云、孟晓莉主张孟春华在事发当日系因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合伙作弊而晕倒，但上诉人就此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对上诉人的该节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在案无证据显示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就孟春华突发晕倒存在相应过错，但泮建文、孙勇华、刘荣根作为在场人员，对于孟春华突发晕倒仍负有及时救助的义务，但自孟春华晕倒至刘荣根拨打120急救电话，中间至少存在20多分钟的迟延，三人未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延误了孟春华的救治，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三人就孟春华的死亡后果存在相应过错，且过错行为与孟春华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构成侵权，并结合三人过错程度的不同确定各自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三被上诉人对此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朱林蛟的赔偿责任，因对孟春华的救助主要取决于在场人员是否尽早呼叫了120急救车辆，朱林蛟不在事发现场并无法定救助义务，且无法确定刘荣根在致电朱林蛟时是否明确告知其孟春华当时的具体情况，因此朱林蛟对孟春华的死亡后果并不存在相应过错。上诉人徐爱云、孟晓莉主张朱林蛟系娱乐活动的组织者，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故其要求朱林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64元，由徐爱云、孟晓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