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行初74号原告王元香，女，1963年5月7日出生，苗族，户籍所在地诸暨市，现住诸暨市。委托代理人叶军强，浙江三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东一路**。法定代表人胡华良，市长。委托代理人石仲广，男。委托代理人傅玉华，女。第三人金汉潮，男，1956年7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诸暨市，现住诸暨市。原告王元香不服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其他行政管理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元香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军强，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石仲广、傅玉华，第三人金汉潮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2月15日，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诸政复（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0月10日对第三人金汉潮所作的银泰小区1幢020607室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更正登记决定。原告王元香诉称：1.第三人金汉潮申请复议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离婚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离婚协议书》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发放了《离婚证》，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的结婚证；(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原告与第三人离婚是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的，因此，关于财产的处理是经过协商一致的，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与第三人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约定，当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该财产处分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约定给原告所有的十分清楚。所以，原告具有排除第三人权利的所有权。第三人以《离婚协议书》之前的协议否定《离婚协议书》约定的财产归属，不符合法律规定。2.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错误，应当撤销。首先，被告查明的“2017年3月9日，第三人与申请人共同就涉案银泰小区1幢607室向被申请人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没有证据证明。2017年3月9日是原告单独去进行登记。其次，被告认为“原告向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更正登记申请，然就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作的《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来看，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却以转移登记为由对原告进行询问调查，且该笔录缺乏原登记权利人之一的本案申请人签字确认，调查人员签名不规范以致无法核实其身份，调查询问时间亦未进行记载，故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据此作出涉案更正登记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的事由不成立。《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没有在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过《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答复意见书中也没有提到过《不动产转移登记笔录》，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更正登记不需要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根据《浙江省不动产登记工作规则》第二十二条“不动产登记机构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对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查验，必要时应当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询问应当形成书面记录，并由被询问人签名确认。询问记录可以采用固定格式”的规定，询问并非办理更正登记的必经程序。《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未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三，被告认为“被申请人作为不动产登记机关并无作出裁断的权力，故其在作出更正登记时作为不动产登记机关直接认定涉案房屋应属于第三人单独所有，缺乏职权依据”的论断错误。涉案房屋归属于原告所有，并不需要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裁断，只需判断。无论登记与否，在《离婚协议书》中已经十分清楚涉案房屋属于原告所有，不以登记而发生效力，不登记也是原告所有，登记也是原告所有，作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事物进行判断，是其基本的能力使然，无须进行裁断，也无须职权依据。第四，由于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应当登记为个人所有而错误登记为共同所有，当原告提出合理的请求之后，行政机关能够据实改正，并不能导致更正的决定无效，且该更正决定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3.在审核更正登记是否成立或者认定更正登记是否确有错误时，必须考虑登记机关的审查能力、审查义务和相应的职责匹配问题，原则上申请人提交了能够证明登记错误的材料时，便可认定登记确有错误从而能够成立更正登记。综上，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更正登记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当恢复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诸政复（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决恢复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10月10日所作的银泰小区1幢020607室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更正登记决定的法律效力。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撤回“判决恢复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10月10日所作的银泰小区1幢020607室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更正登记决定的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原告王元香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为（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对该复议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被告作出诸政复（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经审理查明，2012日5月8日，原告王元香与第三人金汉潮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双方现有位于诸暨市××街道××村××房××共计建筑面积360平方米，其中两套安置房建筑面积均为150平方米，其余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第三人支付给原告人民币三万元整，于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上述60平方米（或实际安置面积为75平方米）小套的安置房归原告所有，其余两套安置房归第三人的婚生女金超杰所有。上述三套安置房的差价均由第三人负责补足，费用均由第三人承担。如小套60平方米安置房建好后出售，则原告只要其中的12万元，其余房款原告自愿赠予第三人的婚生女金超杰所有。2017年3月9日，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就涉案银泰小区1幢607室向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经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后予以登记并颁发浙（2017）不动产权第0××0号《不动产权证》，将上述房产登记为第三人与原告共同共有。2019年9月9日，原告就涉案房产向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载明申请登记的类型为更正登记。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一份，以原告申请转移登记为由进行询问。该笔录上“被询问人（签字）”处仅有原告的签名按印，无金汉潮签名。“询问人（签字）”处仅有一个“楼”字，且“询问时间”处空白未填写。2019年9月10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诸暨日报》发布更正公告。2019年9月17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第三人下发《更正登记告知书》，认为涉案房产应为原告单独所有。2019年9月20日，第三人提出异议，认为：第一，当初登记时是原告本人认可两人房屋共有，如原告认为房屋应为其单独所有，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如法院判决为原告单独所有，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才能重做产权证。第二，拆迁安置协议中只有第三人一人的名字，其与原告属于再婚，故原被拆迁房屋属于第三人的婚前财产。经济开发区与原告单独签订的产权置换协议，是从原被拆迁房屋中割去的，而第三人并未收到通知，经济开发区属于越权。原告对涉案房子只有居住权而没有处置权，若出卖其只能得到12万元，如单独登记为原告所有，则上述离婚协议的约定变得毫无意义。离婚协议约定原告只能得到12万元，说明上述房子并非其单独所有。第三人也不要求将产权证做为其单独所有，只要求按照离婚协议登记为原告和其婚生女金超杰共同共有。如原告对此有异议，完全可通过向法院起诉解决。3.如必须登记为原告独有，第三人也可以同意，但原告需按照离婚协议，根据市场评估价减去12万元，将剩余的钱交给第三人，或者由第三人给原告12万元，房屋则登记为第三人独有。另查明，2015年7月6日，原告与诸暨市经济开发区总公司签订《诸暨市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同意将坐落在陶朱街道金村的60.77平方米房屋交出拆除，产权调换银泰小区1幢607室房屋79.012平方米和01150号自行车库8.26平方米。2015年7月8日，原告向税务部门交纳税款303.81元。被告认为，首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适用本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以及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的，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转移登记。第七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故不动产转移登记与更正登记属于不同的登记制度，其适用的情形与依据等均不同。本案中，原告向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更正登记申请，然就涉案《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看，系以转移登记为由对原告进行询问调查，缺乏原登记权利人之一即第三人的签字确认。且调查人员签名不规范，以至无法核实其身份。调查询问时间亦未进行记载。故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据此作出涉案更正登记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其次，不动产登记，仅仅是权利归属的确认和记载，并不直接设定物权。作为不动产登记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即涉案房屋究竟属于共同共有还是单独所有，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不动产登记机关并无作出裁断的权力，故其在作出更正登记时直接认定涉案房屋应属于原告单独所有，缺乏职权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2目、第4目的规定，被告决定撤销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0月10日对金汉潮所作的银泰小区1幢020607室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更正登记决定。2.被告作出诸政复〔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11月18日，被告收到第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019年11月19日，被告通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答复。2019年11月26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2020年1月8日，被告通知各方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20年1月13日，被告通知原告参加行政复议。2020年1月16日，原告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和有关材料。2020年2月15日，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后送达各方。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依据为：1.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依据，证明被告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的事实；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所附材料，证明第三人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材料，证明被告通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答复的事实；4.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证明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答复的事实；5.浙（2017）不动产权第0××0号不动产权证发证档案，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共同申请的事实；6.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参加行政复议的事实；7.行政复议陈述意见书及材料，证明原告参加行政复议的事实；8.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被告明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为其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依据。第三人金汉潮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庭审时答辩称同意诸暨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6、7、8的三性无异议；证据5中原告与第三人共同签字部分的真实性以及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之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因该证据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为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将于后文阐述；被告提交的证据2－8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2日5月8日，原告王元香与第三人金汉潮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双方现有位于诸暨市××街道××村××房××共计建筑面积360平方米，其中两套安置房建筑面积均为150平方米，其余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第三人支付给原告人民币3万元整，于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上述60平方米（或实际安置面积为75平方米）小套的安置房归原告所有，其余两套安置房归第三人的婚生女金超杰所有。上述三套安置房的差价均由第三人负责补足，费用均由第三人承担。如小套60平方米安置房建好后出售，则原告只要其中的12万元，其余房款原告自愿赠予第三人的婚生女金超杰所有。2015年7月6日，原告王元香作为乙方（王元香名字后备注有“从前夫金汉潮处判决”）与甲方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诸暨市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以乙方同意并已于2010年6月12日将坐落在陶朱街道金村私有房屋60.77平方米交给甲方拆除为由，调换银泰住宅小区1幢607室的新房计建筑面积79.12平方米及自行车库8.26平方米。后原告交付了相应款项。后因2017年3月10日就该房屋作出的浙（2017）诸暨市不动产权第0××0号《不动产权证书》中，房屋权利人登记为原告及第三人共同共有。原告遂于2019年9月9日申请更正登记，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1份，该笔录在询问转让人处明确申请转移的不动产为共同所有、与他人并无争议，在询问受让人处明确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为独有，在询问转让方和受让方处明确是真实意思表示、知晓所签署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等。然在“被询问人（签字）”处仅有原告的签名及加盖的指印，在“询问人（签字）”处仅由“楼”字确认，再无他人确认，且“询问时间”处为空白。2019年9月10日，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在《诸暨日报》上进行公告，明确上述登记为原告及第三人共同共有的房屋应为原告所有。并于同月17日向第三人送达了更正登记告知书，告知涉案房产应为原告单独所有。第三人不服，遂于2019年9月20日向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提出异议，认为：1.当初登记时是原告本人认可两人共有房屋，如原告认为房屋应为其单独所有，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如法院判决为原告单独所有，才能重做产权证。2.拆迁安置协议中只有第三人1人的名字，第三人与原告属于再婚，被拆迁房屋属于第三人的婚前财产。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产权置换协议所涉宅基地系从第三人的被拆迁房屋中分割而去，原告对涉案房屋仅有居住权，无处置权，若出卖亦只能得到12万元，如单独登记为原告所有，则上述离婚协议的约定变得毫无意义。第三人也不要求将产权证做为第三人单独所有，只要求按照离婚协议登记为原告和其婚生女金超杰共同共有。如原告对此有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解决。3.如必须登记为原告独有，第三人也可以同意，但原告需按照离婚协议，根据市场评估价减去12万元，将剩余的钱交给第三人。或由第三人给原告12万元将涉案房屋登记为第三人独有。双方如有异议均可向法院起诉。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认为第三人的异议不能成立，遂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更正登记决定书》，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更正登记于原告名下。第三人不服，于2019年11月18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次日被告通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答复。2019年11月26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2020年1月8日被告通知当事人决定延期作出行政复议。2020年1月13日被告通知原告参加行政复议。2020年1月16日原告提交了书面陈述意见和有关材料。2020年2月15日被告作出涉案诸政复（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0月10日对第三人所作的银泰小区1幢020607室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更正登记的行政行为，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遂成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本案中，根据诸编（2016）20号《诸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及机构编制有关事宜的通知》之规定，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为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的内设机构。且根据市委（2019）3号《中共诸暨市委、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之规定，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的职责予以整合，不再保留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故第三人金汉潮针对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所作出的涉案《更正登记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将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列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于法有据。其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二）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料；（三）其他必要材料。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利害关系材料、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以及其他必要材料。”第八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本案中，从原告王元香提请不动产更正登记时所提交的材料可见，原告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的《诸暨市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中，原告作为乙方在原告名字后面备注有“从前夫金汉潮处判决”，但原告并未能提交相应判决文书，且原告亦自认与第三人系协议离婚；就原告提交的离婚协议书而言，虽载明60平方米(或实际安置面积为75平方米)小套的安置房归原告所有，但因同时载明：“如小套60平方米安置房建好后出售，则原告只要其中的12万元，其余房款原告自愿赠予第三人的婚生女金超杰所有。”根据上述材料，尚不足以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为原告单独完全所有。从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受理原告的更正登记申请后以《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形式制作的笔录内容看，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仅有原告在场的前提下，制作了针对转让人和受让人的询问笔录。同时在并无不动产转让合同的前提下，在询问转让方和受让方处明确是真实意思表示、知晓所签署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等。在“被询问人(签字)”处亦仅有原告的签名及加盖的指印，并无原登记为共同共有的权利人即转让人或第三人的签名确认。显然，该笔录的制作并不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二款“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不动产份额，应当与受让人共同申请转移登记”之规定。另，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就涉案更正登记事项依法进行公告期间，第三人已对该房屋的所有权提出了异议，在无有权机关对涉案房屋的产权作出确权的证据情形下，诸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作出涉案更正登记决定，显然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有误。故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2目、第4目之规定，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并无明显不当。被告在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经审理查明的“2017年3月9日，第三人与申请人共同就涉案银泰小区1幢607室向被申请人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该节事实，虽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能予佐证，但因该节事实的认定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予以指正。另，被告于2019年11月18日收到第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后，于次日通知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答复，并对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1月26日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后以情况复杂为由通知各方当事人决定延期至2020年2月16日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通知原告参加行政复议，后经审查，于2020年2月15日作出涉案诸政复（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之程序规定。综上，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王元香的诉请，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元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元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上诉人名称、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建审 判 员  傅芝兰人民陪审员  吴文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孟树楠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