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钦，男，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帅，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富，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齐尚拔夏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汤立森，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钦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齐尚拔夏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尚拔夏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钦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齐尚拔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齐尚拔夏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进而做出了错误的裁判结果。一审法院据以作出(2020)鲁0105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书的关键证据为齐尚拔夏公司所提交的《付款协议》，高钦对该份证据自始至终未予认可。因该协议确系高钦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订，并非高钦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高钦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为由，认定高钦的主张不能成立，该认定过于草率。对被胁迫一方而言，举证证明受到胁迫一直非常困难，因胁迫必然是在双方地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发生，被胁迫方无法预料并作出准备，自然取证极为困难。具体到本案中，该《付款协议》是在齐尚拔夏公司签订，齐尚拔夏公司处多名员工对高钦进行胁迫。在此种情况下，高钦根本不存在报警或者录音录像的机会。根据《付款协议》的内容也可推定该协议是高钦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也明显不妥。根据高钦与齐尚拔夏公司签订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的内容可知，第一年租金为60万元。截止到2020年4月30日，齐尚拔夏公司已使用广告牌四个月，所产生的的租赁费为20万无。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在于政策调整和城市规划的情形下，高钦为何要放弃这20万元的租赁收益？既然《付款协议》中提到“另外赔偿甲方两次升级改造费用26万元”，那么，在签订该协议的过程中，齐尚拔夏公司就需要向高钦提交26万元的支出证明，待高钦认可后方能做出负担该笔费用的意思表示。然而在整个过程中，齐尚拔夏公司并未向高钦出示付款证明。并且，齐尚拔夏公司所称的两次升级改造，均发生于疫情期间，一是无法正常开工，二是经济情况发生下滑，齐尚拔夏公司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升级改造的条件，更不具备进行升级改造的必要。因此，此26万元的形成本身就站不住脚，高钦又如何认可？况且后期经高钦了解，即使真实存在改造行为，改造所需费用远远达不到26万元。齐尚拔夏公司至2020年4月30日已使用广告牌四个用，已经有了不菲的广告收入，高钦又如何不考虑这一现实情况，甘愿承担所有的不利后果？高钦与齐尚拔夏公司均清楚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是由于公交车站牌的经营权的移交，属于合同中所述不可抗力情形。如果是出于自愿，高钦一定不会在协议中明确载明是高钦的原因导致的无法履行合同。并且，该《付款协议》为机打，明显系齐尚拔夏公司提前准备好的，要求高钦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署。该协议的签订过程是在齐尚拔夏公司的办公室，由于高钦拒绝签字，齐尚拔夏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拍桌子恐吓行为。当时齐尚拔夏公司的工作人员有3人在场对进行逼迫，由于高钦自身有重大疾病，且急于摆脱当时的环境，才违反真实意思签下该协议。因此，该《付款协议》本身就疑点重重站不住脚，在高钦无法举证被胁迫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也应该依自身职权，调查清楚该协议的实际签订过程、调查清楚齐尚拔夏公司所称的26万元升级改造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才能够辨别《付款协议》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能够决定该证据是否应被采信。简单地以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来推卸自身调查核实的义务，根本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相悖。（二）一审法院判决高钦支付违约金，无事实依据。如上所述，在《付款协议》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尚未查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在于高钦违约，欠缺事实基础。并且，在齐尚拔夏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为26万元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便以26方元为损失基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定违约金额为损失26万元的1.3倍更是错上加错。人民法院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应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涉案合同无法履行并非高钦原因导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高钦也不存在过错，即便法院把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归因于高钦，在考虑违约金数额时，一审法院也应充分考虑合同已经履行的情况、齐尚拔夏公司已经获得的收益、齐尚拔夏公司的合理必要支出、高钦的承受能力等因素。截至2020年6月24日，齐尚拔夏公司的商业画面一直存在，齐尚拔夏公司通知高钦要保证在6月30日前不要动上刊的3个客户：中海地产、济南中医白癫风医院、加洲地产。因此，在齐尚拔夏公司持续获益的情况下仍要求高钦承担高额违约金，有失公平。齐尚拔夏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高钦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涉案《付款协议》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在本案当中，《付款协议》的性质是双方就解除涉案《北园路公交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而签订的解除协议。当事人双方对于合同解除的原因以及违约责任等各事项均已做出详细的约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签订协议现场的视频可以证实，根本不存在高钦所主张的欺诈、胁迫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系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二）《付款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履行。双方在《付款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是因为高钦的原因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应当依法退还广告位的租赁费以及赔偿损失等。高钦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确的知悉《付款协议》当中的内容。视频资料可以证实，高钦在签订协议以及签订协议过后均对协议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怎么会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呢？在一审庭审之前，高钦带领律师前往齐尚拔夏公司办公室见面协商时，承认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合同无法履行，会按照签订的《付款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只是希望能不能减免一定的数额。由此也可以充分证实高钦在民事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没有依据。（三）一审法院判决高钦支付违约金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无论是涉案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还是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对于违约责任均有明确的约定。在《付款协议》当中，双方已经协商的一致，损失为26万元。同时齐尚拔夏公司也提供了相应的票据，那么就应当按照此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来计算违约金。齐尚拔夏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要远远超过26万元的1.3倍。高钦存在严重的过错，齐尚拔夏公司不存在任何的过错，高钦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高钦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齐尚拔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之间签订的《北园路公交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高钦向齐尚拔夏公司退还合同款30万元；2.请求判令高钦向齐尚拔夏公司支付违约金918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7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以91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3.请求判令高钦向齐尚拔夏公司赔偿律师费6万元；4.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均由高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5日，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签订《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齐尚拔夏公司，乙方高钦，双方就乙方委托甲方销售、运营广告的相关事宜，本着诚信为本、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广告位置：北园路沿线公交车站牌媒体，数量为200块，另有20块由乙方安排公益画面；广告代理运营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本合同总价为306万元；付款方式为按年度分批次支付，其中第一年合同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合同金额为60万元，分为三次付款，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9年11月31日付款30万元，第二次付款时间为2020年7月1日付款25万元，第三次付款时间为2020年12月1日付款5万元；因国家政策调整或城市规划或媒体改造等因素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有关义务时，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7日内提供相关证明，如有继续履行本合同的必要及可能，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同时间内，应当继续履行本合同，如本合同已确认无法履行，双方应按实际使用该处广告位时间及付费标准进行结算，并退还相应费用；本合同约定期间内，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提前终止本合同，合同期限内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按本合同总金额的30%支付违约金。上述合同签订后，齐尚拔夏公司向高钦支付了合同款项30万元。2020年4月30日，齐尚拔夏公司（甲方）与高钦（乙方）签订《付款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因乙方不能按约定履行合同，以原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为基础，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现做出如下决定：乙方承诺退回甲方已支付30万元整，另外赔偿甲方两次升级改造费用26万元，合计乙方支付甲方56万元。付款分为两次，2020年5月15日前乙方支付甲方指定银行账户30万元整，2020年6月30日前乙方支付甲方指定银行账户26万元整。乙方按约定完不成付款，按照原合同约定乙方赔偿给甲方违约金91.8万元，如乙方7月10日前给付不了甲方，按照每月3%计息。另，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曾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了《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独家代理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就该合同双方并不存在纠纷。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齐尚拔夏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一份（共4页）及高钦的身份证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双方之间系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高钦违约应当按照合同总价款的30%承担违约金，并承担诉讼费及律师费，违约金是在合同的第四条第三项，律师费是在第六条第二项中约定。证据2.《付款协议》一份，证明在《付款协议》中高钦自认因其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合同违约金为91.8万元，7月10日之前并未向其支付《付款协议》当中约定的款项，应当按照《付款协议》的约定承担利息。但约定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现主张利息为年利率24%，该《付款协议》是双方就涉案合同解除等相关事宜达成的新的补充协议，根据该协议可以证实合同的解除并非发生了不可抗力，而系高钦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及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证明齐尚拔夏公司因本案诉讼发生律师费6万元。高钦对齐尚拔夏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北园路沿线公交车站牌的所有权经营权属于政府，性质为国有财产，其无权将公交车站牌出租给齐尚拔夏公司。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不具有法律效力，齐尚拔夏公司不应依据该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且涉案合同仅履行了四个月，齐尚拔夏公司要求的违约责任过重。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所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显失公平，因此双方不应按照该份协议履行，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法履行并非由于其本人原因导致，该协议是在齐尚拔夏公司的要求下签订，其不签字，齐尚拔夏公司不同意其离开，所以协议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齐尚拔夏公司的员工梁伟以2020年5月1日要全部更换公益画面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签订了《付款协议》，实际上5月24日仍未更换，齐尚拔夏公司仍在正常使用，因此该协议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齐尚拔夏公司应当提交支付记录予以证实律师费已实际支付。一审诉讼中，齐尚拔夏公司申请证人梁伟出庭作证，证明梁伟代其公司向高钦转账支付了涉案合同款项30万元，及签订《付款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暴力行为。经一审法院准许，证人梁伟出庭作证。高钦对证人梁伟陈述的转账情况没有异议，但对证人陈述的当时签订《付款协议》的情况有异议，认为签订《付款协议》的时候存在胁迫情况。对齐尚拔夏公司以上证据1、2、3及证人梁伟证言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诉讼过程中高钦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一份、《北园路公交站牌媒体代理合同》一份，证明齐尚拔夏公司与其本人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委托销售合同，结合其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公交车站牌的经营权为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高钦从黄海泉处代理经营，黄海泉及高钦并无出租权，因此该份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证据2.申请法院调取的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北园大街公交候车厅广告灯箱移交确认书一份，证明公交车站牌原经营权为济南城市管理局，现移交给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移交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但根据其自己拍摄的照片可以证明齐尚拔夏公司实际使用时间是截止至2020年5月24日，也证明因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证据3.公交站牌使用情况照片打印件59张（拍摄时间为2020年5月9日）、视频光盘一份（录制的齐尚拔夏公司刊登的广告内容36段），证明照片拍摄于2020年5月9日，视频拍摄于2020年5月13日、5月24日，截至2020年5月24日，公交车站站牌仍由齐尚拔夏公司使用，高钦在得知合同无法履行时，已积极与公交公司协商，为齐尚拔夏公司争取宽限时间，以避免齐尚拔夏公司对客户产生违约。齐尚拔夏公司对高钦以上证据1中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高钦与案外人黄海泉签订的北园路公交站牌媒体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否系黄海泉亲自签署，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高钦应有对外出租的权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移交确认书不是国家的政策政府的决定和命令，不属于不可抗力，里面清楚记载是因广告经营权届满发生的移交。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拍摄照片录制视频的具体位置，根据《付款协议》的日期2020年4月30日其已经没有了使用高钦广告位的权利，其也没有再继续使用。对高钦以上证据1、2、3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齐尚拔夏公司称其与高钦第一次签订合同使用高钦广告牌的期限是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本案中其与高钦续签合同的期限是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所以其使用高钦广告牌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5月1日，截止时间是2020年4月30日（双方签订《付款协议》之日），之后其就不再占有使用涉案广告牌。高钦对以上齐尚拔夏公司所陈述的使用广告牌的截止时间有异议，截止时间应为2020年5月24日齐尚拔夏公司停止使用广告牌，对齐尚拔夏公司陈述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齐尚拔夏公司称其已于2020年4月30日将涉案广告牌返还给高钦，但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手续。高钦认为齐尚拔夏公司没有返还其广告牌，截止2020年5月24日之前仍由齐尚拔夏公司使用，之后由公交公司自行收回，具体时间其不清楚。齐尚拔夏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可以证实涉案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高钦承诺退回其已经支付的涉案款项30万元，所以依据该《付款协议》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并退还合同款30万元。高钦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但齐尚拔夏公司已实际使用广告牌至2020年5月24日，应该对实际使用的费用在30万元中予以扣除，扣除之后的剩余款项同意返还给齐尚拔夏公司。齐尚拔夏公司要求高钦支付违约金918000元及利息，认为根据涉案合同第四条第三项以及《付款协议》计算的约定，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306万乘以30%得918000元；《付款协议》中约定的月利率3%不符合法律规定，其降至每月2%，所以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违约金91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20年7月10日(付款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期限)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其收取以上利息是依据双方的约定，没有法律规定。高钦不同意支付违约金，合同无法履行是因为国家政策城市规划因素造成的，不是其本人的原因造成，其并不构成违约，且违约金过高，明显超过齐尚拔夏公司的实际损失，请求法院依法调整；不同意支付利息，因为该利息没有法律依据。齐尚拔夏公司要求高钦支付律师费6万元，认为根据涉案合同的第六条第二项律师费的约定，要求高钦承担律师费6万元。高钦不同意承担齐尚拔夏公司的律师费6万元，认为其不构成违约，且齐尚拔夏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律师费已经实际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2019年10月15日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签订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是高钦将涉案的公交车站牌广告位提供给齐尚拔夏公司使用，齐尚拔夏公司用以发布广告，齐尚拔夏公司向高钦支付费用，据此可以认定是高钦将公交车站牌出租给齐尚拔夏公司，双方之间属于租赁合同关系。2019年10月15日，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签订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对高钦认为双方签订的该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20年4月30日，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签订《付款协议》，根据该《付款协议》内容，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双方是因《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基于解除该合同而签订的以上《付款协议》，该《付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高钦主张签订该《付款协议》时存在胁迫情况，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显失公平，请求予以撤销，对此高钦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已签订《付款协议》，且双方现也均同意解除2019年10月15日签订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因此，对齐尚拔夏公司要求解除该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付款协议》约定，高钦应退回齐尚拔夏公司已支付的30万元款项，因此，对齐尚拔夏公司要求高钦退还合同款3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齐尚拔夏公司要求高钦支付违约金918000元及利息的主张，在《付款协议》中载明“因乙方不能按约定履行合同，以原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为基础，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现做出如下决定”，以上内容可以证明是由于高钦不能按约定履行合同双方才协商签订该协议，且高钦未按《付款协议》约定的期限退还款项，所以高钦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支付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根据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在《付款协议》中约定高钦支付违约金918000元，高钦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依法调整，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不应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双方在《付款协议》中约定高钦赔偿齐尚拔夏公司两次升级改造费用26万元，该26万元费用应属于因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给齐尚拔夏公司造成的损失，所以，一审法院将齐尚拔夏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调整为26万元的1.3倍，即违约金为338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齐尚拔夏公司主张的违约金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齐尚拔夏公司主张支付以违约金为基数计算的利息，其该利息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齐尚拔夏公司要求高钦支付律师代理费6万元的主张，齐尚拔夏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因本案诉讼而支出律师代理费6万元，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对律师代理费的承担作出了约定，但律师代理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费用，综合考虑以上认定的相关事实情况及相关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高钦向齐尚拔夏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对齐尚拔夏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2019年10月15日齐尚拔夏公司与高钦签订的《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高钦退还齐尚拔夏公司合同款3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高钦向齐尚拔夏公司支付违约金338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高钦向齐尚拔夏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驳回齐尚拔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51元，由齐尚拔夏公司负担3891元，高钦负担4260元；申请费5000元，由齐尚拔夏公司负担2387元，高钦负担2613元。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高钦上诉称，其与齐尚拔夏公司签订的《付款协议》系在受到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签订，但高钦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付款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高钦与齐尚拔夏公司在《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致使《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在于高钦，对于违约责任承担的方式亦进行了约定。现齐尚拔夏公司要求解除《北园路公交车站牌媒体委托销售合同》及依据《付款协议》的约定要求高钦承担退还已经交纳的广告费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认定的损失赔偿标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高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1元，由上诉人高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魏希贵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柳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