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02民初3091号 原告：刘某，男，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四川明俐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510732346。 被告：杨某，女，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森，四川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010137113。 原告刘某与被告杨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白永忠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7日、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被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退还原告款项和金手镯共计130699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攀枝花开了一家摩托车配件维修店。2018年10月2日，原告与被告经朋友介绍认识并恋爱，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后，被告就找各种理由叫原告给她发微信红包。2019年4月，原被告准备结婚，并预计在2020年8月8日至10日期间办理婚宴。原告于是在2019年4月5日给被告购买了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随作感情的加深，原告也完全相信被告，原告于是在2019年10月21日向被告转款20000元，2020年2月28日又向被告转款100000元。2020年7月14日，被告却以其与原告的女儿有矛盾为理由就与原告分手了。分手后原告打电话要求被告退还上述款项，但被告均以很累为由而挂掉电话。综上所述，原告基于结婚为目的而给被告购买首饰以及给付大额款项，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行为。现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时，原告目的无法实现，被告应当予以返还上述款项。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被告之间从2018年10月2日至2020年8月7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其中××××年××月××日上午7点27分的聊天记录显示，从这一天开始，被告称呼原告为“老公”，证明证双方订立了婚约；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的交易明细单、业务凭证单2份，证明2019年4月5日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根据中国的传统风俗，只有订婚才会购买首饰，佐证双方在这之前有订立了婚约；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4张，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21日分4次给付被告共计2万元的彩礼；4.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62×××31的账户2020年2月28日交易明细打印件1份，证明2020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0万元用于支付彩礼的事实；5.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据1张、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1份、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的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份，证明原告在2019年4月24日取款2万元，并将2万元现金交给了被告，被告于当日将现金通过ＡＴＭ机存入被告自己的银行卡1万元（2019年10月21日的20000元并没有交给被告）；6.原告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信用卡专用对账单打印件10份、交通银行的信封1份、新卡启用说明1份，证明被告转入原告在交通银行卡号为62×××59的信用卡、卡号为62×××53的信用卡的款项均是被告自己消费后，用于归还信用卡的款项，而不是直接交给了原告。原告曾经将卡号为62×××59的信用卡挂失，回来补办成卡号为62×××53的信用卡。 被告杨某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不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订立了婚约；证据2，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认可购买了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金手镯系原告对被告的赠与；证据3，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并未收到过这2万元；证据4，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从原告卡上转入给了被告10万元，10万元系原告支付给被告双方同居期间开销和对被告的赠与，双方之间相互都有转账行为，金额分别是多少无法分清；证据5，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并未收到该2万元现金；证据6，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被告在共同管理和使用该银行卡，原被告的财产混同。该证据不能证明尾号0059卡号中的钱是被告独自消费的，尾号为0553卡号中的钱，是被告转给原告的巨额金钱，属于同居期间的财产混同。 被告杨某辩称，原被告不是经朋友介绍认识，双方认识后不久同居，双方没有约定在××××年××月××日结婚。原告陈述的2万元，被告没有收到，被告收到原告购买的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原告转款给被告10万元事实。原告主张的是婚约财产纠纷，本案应该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彩礼是结婚为目的，给女方父母的，案涉财物不是彩礼。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彩礼130699元，因为案涉财物系双方同居期间混同的财产，是原告对被告的赠与，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针对其抗辩，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双方同居生活期间被告转给原告的金钱转账单据复印件19张，证明在双方同居期间，从2019年4月24日至2020年4月6日被告共计转给原告18笔款项，共计124846元，双方同居生活期间，被告转给原告巨额现金，双方财产混同；2.被告2020年7月4日至7月15日的通话记录2张，2020年8月5日的短信截屏1份，证明在2020年7月7日原告女儿殴打驱赶被告离开原告居住的房屋，原告刻意回避被告，且不接听被告电话，刻意解除同居关系；3.2020年7月8日“110”指挥中心给被告发的短信截屏1份，证明2020年7月7日，原告女儿殴打驱赶被告，将被告赶出居住房屋，导致原被告之间的同居关系破裂，过错在原告和其女儿，被告无任何过错的事实；4.被告部分转账（非现金支出给原告的清单）微信开支记录复印件6页，证明被告在同居生活期间支付房租、煤气费用10573元（未包含电费）；5.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17页，证明被告在节假日开销费用3349元；6.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8页，证明被告转给原告及原告的亲弟弟刘旗2248元，以上三项共计16170元，证明被告在双方在同居期间部分开销支出。 原告刘某对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到原告的尾号为80059卡上的4笔转款，真实性无异议，转款是事实，金额共计28000元，卡是原告交通银行的信用卡，该卡是被告在使用，双方分手后，被告才将该卡交还给原告，故不能证明被告支付给了原告28000元；2020年2月28日的1万元，实际是原告转给被告的10万元，对建设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转入了原告户名的卡上；证据2，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3，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看不出短信是发给谁的，不能证明双方发生了纠纷的事实；证据4，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出示的房租和煤气费用票据，不能证明支付的该款系支付的房租或者煤气，且房屋是被告自己的名义租赁的，当然应该缴纳该笔费用；证据5，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系双方在节假日共同的开销；证据6，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不清楚被告是否转给原告弟弟刘旗2248元，原告并未收到过被告转过钱。 经审理查明：原告的职业为开摩托车修理店的店主，原被告于2018年10月2日经朋友介绍认识，认识2-3个月后确立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居住在被告承租的房屋内，2020年7月双方结束同居状态。同居期间，原被告早上在被告租住房屋内吃饭，中午和下午是在原告摩托车修理店吃饭，双方也一同外出旅游，被告承担了旅游期间主要的费用。××××年××月××日，被告在发给原告的微信中称呼原告为“老公”，并表达了对双方之间关系恶化的伤感。 同时查明:1.2019年3月19日，被告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48的账户向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55的账户转款12000元；2.2019年4月7日至2019年4月25日被告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48的账户向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00的账户转款6次，共计60040元，被告6次转账的当日，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00的账户向被告建设银行卡号为43×××48账户转回同等金额资金；3.2019年4月5日，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4.2019年4月24日，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公园分理处的ＡＴＭ机上取款20000元，当日，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的ＡＴＭ机上存入10000元；5.2020年2月28日，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望江支行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100000元；6.2019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6日，被告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48的账户向原告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卡号为62×××59、卡号为62×××53（该卡号为原告在2019年10月24日将卡号为62×××59挂失后补卡的新卡号）信用卡账户转入15笔款项，共计74846元，该信用卡消费的项目有餐饮、健身、美容、支付宝付款、加油等；7.同居期间，原告多次通过微信红包共计支付给被告金钱9380元，被告通过微信红包支付给原告金钱1348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订立了婚约，原告交付给被告的金钱、金首饰是否为彩礼，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对双方争议的证据、事实，作如下分析、评判：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定婚。原告为证明原被告之间订立了婚约，提供了××××年××月××日被告发给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在同居期间为被告购买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的票据，向被告转款100000元的票据等证据，结合双方庭审的陈述，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综合审查判断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的原被告之间订立了婚约的事实成立，认定双方之间有缔结婚姻合意，存在婚约亦更符合客观事实。 彩礼是指男方以缔婚姻为目的，向女方支付的聘礼或礼金，一般系经过双方协商，在具体的时间内给付具体的金钱或物品。彩礼一般为数额较大的金钱或者价值较高的实物，包括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至于应当达到多大的数额或者多高的价值，应当结合攀枝花市当地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男方自身经济条件酌情确定。原被告共同生活近两年，关系已经进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原告作为开摩托车修理店的店主，为被告购买的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向被告转款100000元，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支付、交付被告上列财物具有明显的彩礼性质，应当认定为彩礼。原告主张2019年4月24日交付给被告20000元的彩礼，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婚前给付财物的行为属于附条件赠与行为，即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予对方财物，一般数额较大。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或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结婚给付财物（俗称彩礼）的现象，通常是因旧俗所累，并非自愿。当两人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予以返还，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这也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上述司法解释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认为酌定由被告返还原告彩礼现金80000元，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 原告为被告购买的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向被告转款100000元，被告否认婚约的存在，并认为上述款物系原告自愿赠与和偿还债务，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供了其通过自己的建设银行尾号为8648的账户向原告在交通银行尾号为0553、0059信用卡转款的记录。法庭查明被告转款时间为2019年4月4日至2020年4月6日，金额为74846元。被告主张原被告双方均在使用该卡，却独自通过自己的建行卡转账归还信用卡的透支款，不符合情理，本院难以采信。结合被告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尾号为8648账户向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55的账户六次转账，当天六次等额转回其转出账户的事实，原告主张交通银行尾号为0553、0059信用卡由被告独自支配、使用，更有可能符合客观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故本院对被告主张案涉金手镯、100000金钱系双方同居期间混同的财产，是原告对被告的赠与的事实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刘某彩礼80000元； 二、驳回刘某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刘某、杨某各自承担7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白永忠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