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0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炜明，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惠玲，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仁，广东南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坚荣，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上诉人徐炜明、何惠玲因与被上诉人梁坚荣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9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炜明、何惠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梁坚荣支付62752元运费给徐炜明、何惠玲；2.判令梁坚荣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徐炜明、何惠玲举证的《收据》或《收款收据》“并非最终的债权凭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并非只有标明为《欠条》才是最终的债权凭证。一审判决只认定梁坚荣提供的标明为《欠条》的才是债权凭证，而徐炜明、何惠玲提供的清晰地记载了“运输量”、“单价”及“运输费”且梁坚荣据此支付了830000元运费的《收据》或《收款收据》却不是最终的债权凭证。从一审判决关于“可见即便两被告述称的相关单据系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之间内部结算的凭据的事实成立，《收费收据》.记载的内容仅为各车队运输量、单价及运输产生的费用等基本内容，形成确定债权债务关系还需要由运输各方另行进行扣减等结算程序，因此，该部分单据并非最终的债权凭证”的认定可知，一审法院认为只有是写明为《欠条》的才可以是作为最终的债权凭证，徐炜明、何惠玲提交的《收据》或《收款收据》就不是最终的债权凭证。徐炜明、何惠玲认为，这种认定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二）梁坚荣依据该《收据》或《收款收据》已经支付了830000元运费给徐炜明、何惠玲，足以证明《收据》或《收款收据》就是涉案债权凭据。庭审中，虽然梁坚荣全盘否认与徐炜明、何惠玲存在运输关系，甚至对其出具的《收据》或《收款收据》都予以否认。但是，从徐炜明、何惠玲举证的四份《网上银行的电子回单》可以清晰看到以下几点：1.四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明确记载付款方是梁坚荣；2.电子回单的交易摘要记载中，明确记载了“时运付炜”“时代炜运”等字样；3.在交易用途记载中，明确记载了“时代炜运费”“时运付炜”字样。4.电子回单记载的收款人是何惠玲，而“炜”字则指的是徐炜明。虽然梁坚荣否认其与徐炜明、何惠玲存在运输关系且辩称《收据》或《收款收据》与其无关，但只要稍加分析可知梁坚荣的诡辩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如双方不存在运输关系，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为何会清晰地记载“运费”等字样；如不存在任何关系，梁坚荣为何要据此付款给徐炜明、何惠玲。因此，梁坚荣的说法与其转账凭证的记载内容是矛盾的，其在法庭中虚假陈述不难分辨。（三）恰好是因为梁坚荣拒绝对账、支付运费，徐炜明、何惠玲更有理由请求法院依据该《收据》或《收款收据》认定存在债权。如前所述，梁坚荣明确拒绝按照《收据》或《收款收据》与徐炜明、何惠玲对账结算。徐炜明、何惠玲曾经多次要求梁坚荣支付运费，梁坚荣均以开发商还未结账为由拒绝对账及支付。在庭审中，梁坚荣更是全盘否认事实的存在，因此，徐炜明、何惠玲更需要得到法院的支持和帮助，依据庭审中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审查认定尤为必要。徐炜明、何惠玲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认真审查《收据》或《收款收据》以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因梁坚荣否认双方的运输关系，一审法院即不予认定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之间存在运输关系的事实。从本案的情况来看，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进行结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应当对徐炜明、何惠玲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而不应当以“不是最终的债权凭据”为由否认徐炜明、何惠玲的主张。二、一审判决驳回徐炜明、何惠玲的反诉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徐炜明、何惠玲已经举证证明了双方运输关系的存在，并且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为“从出具人来看，两被告认为杨荣元系被告雇请的负责计算原告应付给各车队运费的人员，但是，对该事实未能举证证明且其中编号为211224的《收据》并无杨荣元签名，仅有经手人处由被告何惠玲签名。由此可见，被告拟通过出具人的身份证明《收据》或《收款收据》系原告确认其应付被告运费总额凭据的事实不能成立”，以上认定是错误的。1.徐炜明、何惠玲提供了四十四份《收据》或《收款收据》，仅有编号为211224这一份《收据》没有杨荣元签名。对于该份《收据》，徐炜明、何惠玲已做了充分解释。另外，这份《收据》除了何惠玲签名外，还有代表梁坚荣方的“霍国贤”的签名，并非只有何惠玲一人的签名，而且，该《收据》的费用明细也是有所区别的，该《收据》是“泥尾款”不是“运费”。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已经充分证明了梁坚荣就是付款人，所付款项就是运费。因此，徐炜明、何惠玲根本无需通过出具人杨荣元来证明梁坚荣就是付款人、付什么款项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以这种理由否认徐炜明、何惠玲提供的《收据》或《收款收据》作为债权凭据是错误的。（二）根据徐炜明、何惠玲现有的单据和梁坚荣已经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驳回徐炜明、何惠玲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徐炜明、何惠玲要求梁坚荣支付运费的证据是充分的，总额也是可以确定的，且梁坚荣也据此支付了830000元运费。如梁坚荣对徐炜明、何惠玲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完全可以提供反驳的证据。法院也有权力、有必要要求梁坚荣对四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载的事实予以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根据民事证据规则，梁坚荣也有这样的义务。但是，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举证、质证，以致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徐炜明、何惠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梁坚荣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梁坚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炜明、何惠玲向梁坚荣偿还欠款64742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58002元（以647422元为本金，从2018年9月22日期按年利率6％计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21日为58002元）；2.判令徐炜明、何惠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徐炜明、何惠玲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梁坚荣支付徐炜明、何惠玲运费结算款62752元及利息（利息以62752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判令梁坚荣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6日，徐炜明、何惠玲出具《欠条》给梁坚荣，内容为:“至2018年3月止欠梁坚荣运费共966022元”。2018年9月21日，徐炜明、何惠玲再次出具《欠条》给梁坚荣，内容为“至2018年9月21日，欠梁坚荣632422元，上次欠966022元。扣减勾机298000元、上社坭尾6400元（炜付荣的）、转让车款2台420**元”，《欠条》中另行备注“另加欠上社罚款10000元、微信借荣5000元（15000元＋632422元＝共欠647422元）”。2020年3月24日，梁坚荣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之间存在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及结算习惯，梁坚荣的诉请如何认定；二、徐炜明、何惠玲的反诉请求如何认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的诉辩意见，论述如下：焦点一，关于梁坚荣与徐炜明、何惠玲之间存在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与结算习惯的问题。梁坚荣认为与徐炜明、何惠玲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梁坚荣系承运人，徐炜明、何惠玲是托运人，结算习惯为双方在中秋节、春节进行对账结算，结算完毕后托运人出具《欠条》予承运人；徐炜明、何惠玲抗辩称双方系合作关系，共同对外承接运输业务，结算习惯为由何方牵头的工程由该方与项目方结算运费后再行支付给实际承运的另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梁坚荣就其主张的运输合同关系举证徐炜明、何惠玲先后于2018年3月26日、9月21日出具《欠条》，两张《欠条》的内容均反映徐炜明、何惠玲确认欠梁坚荣“运费”，并且后一张《欠条》系对前一张《欠条》欠款金额的确认，亦列明双方对互负支付义务的项目进行抵扣，具备完整的结算内容，徐炜明、何惠玲亦确认该《欠条》由其出具及欠款事实，足以证明梁坚荣主张的运输合同关系及结算习惯，法院予以采信。徐炜明、何惠玲举证2017年5月22日至12月13日期间形成的《收据》及《收款收据》，认为《收据》及《收款收据》的出具人杨荣元系梁坚荣雇请的人员，上述单据系合作关系中实际承接运输业务的一方即徐炜明、何惠玲，向牵头工程的另一方即梁坚荣主张运费的凭据。梁坚荣对《收据》及《收款收据》有异议，认为并非其出具，与本案无关。双方对该部分单据的争议之处在于案外人杨荣元出具的《收据》及《收款收据》是否为梁坚荣确认欠付徐炜明、何惠玲运费的凭据。经查，从记录内容上看，《收据》或《收款收据》上主要记载“徐炜车队”运输的立方数以及单价，并无债权人、债务人是何方等债权或结算凭证应有的内容，梁坚荣亦没有在单据上签名；从出具人来看，徐炜明、何惠玲认为杨荣元系梁坚荣雇请的负责计算梁坚荣应付给各车队运费的人员，但对该事实未能举证证明，且其中编号为2112214的《收据》并无杨荣元签名，仅有经手人处由何惠玲签名。由上可见，徐炜明、何惠玲拟通过出具人的身份证明《收据》或《收款收据》系梁坚荣确认其应付徐炜明、何惠玲运费总额凭据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此外，《收据》或《收款收据》还有多处存疑，其中徐炜明、何惠玲提交了编号为NO5204052的《收款收据》，拟证明徐炜明、何惠玲应支付给梁坚荣35890元的桥头、雅居乐卸泥尾费，该张《收款收据》与徐炜明、何惠玲提交的拟证明梁坚荣应付款予徐炜明、何惠玲事实的其他《收款收据》格式相同，并与其中一张《收款收据》连号，单据的收款人处署名为“何惠玲”，杨荣元在单据的会计一栏签名确认，但徐炜明、何惠玲举证该张《收款收据》拟证明的是徐炜明、何惠玲应付款予梁坚荣的事实，即与其他单据的证明主张相反，可见即便徐炜明、何惠玲述称的相关单据系梁坚荣及徐炜明、何惠玲之间内部结算的凭据的事实成立，《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仅为各车队运输量、单价及运输产生的费用等基本内容，形成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还需由运输关系各方另行进行互付支付义务的项目进行抵扣，以及对已经支付的部分进行扣减等结算程序，因此该部分单据并非最终的债权凭据。法院因此对徐炜明、何惠玲关于该部分单据可证明梁坚荣及徐炜明、何惠玲系共同对外承接运输业务的关系以及结算习惯等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由上，梁坚荣已就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以及债务主体、债务金额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徐炜明、何惠玲未能充分、有效举证反驳梁坚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梁坚荣主张徐炜明、何惠玲支付运费647422元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梁坚荣的利息诉请，经查，徐炜明、何惠玲出具《欠条》后未支付其确认欠付的款项予梁坚荣，造成梁坚荣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应予赔偿。梁坚荣主张自徐炜明、何惠玲最后一次出具《欠条》次日即2018年9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理据充分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法院予以支持。焦点二，关于徐炜明、何惠玲的反诉请求如何认定的问题。据上段分析认定，徐炜明、何惠玲未能充分、有效举证证明梁坚荣应支付给其的运费总额为1576064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收据》及《收款收据》形成于2017年5月22日至12月13日期间，而徐炜明、何惠玲于2018年3月、9月出具两张《欠条》予梁坚荣，如存在徐炜明、何惠玲所述梁坚荣欠付徐炜明、何惠玲高达150万余元的运费但未结算的情况，徐炜明、何惠玲两次出具《欠条》予梁坚荣确认欠款事实但未对梁坚荣欠付的款项一并进行结算的行为表现，与商事交易常理不符，法院对徐炜明、何惠玲相关事实主张不予采信。由上，徐炜明、何惠玲反诉主张梁坚荣欠付运费总额的基础事实不成立，徐炜明、何惠玲以梁坚荣“欠付”的1576064元为基数扣减梁坚荣已支付给徐炜明、何惠玲的运费、徐炜明、何惠玲应支付给梁坚荣的款项计得的运费结算款62752元，亦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徐炜明、何惠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欠款647422元并以647422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梁坚荣；二、驳回徐炜明、何惠玲全部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27.12元，由徐炜明、何惠玲负担。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684.4元，由徐炜明、何惠玲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徐炜明、何惠玲请求梁坚荣向其支付运费62752元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徐炜明、何惠玲对梁坚荣提供的涉案《欠条》反映其欠梁坚荣运费647422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徐炜明、何惠玲认为在其他工程项目中双方也存在合作，在该部分合作中梁坚荣尚欠徐炜明、何惠玲运费746064元未付，扣减徐炜明、何惠玲应支付给梁坚荣的35890元卸泥费以及梁坚荣在本案中主张的647422元后，梁坚荣还应支付运费62752元予徐炜明、何惠玲。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对于梁坚荣在其他工程项目尚欠徐炜明、何惠玲运费746064元未付的待证事实，应由徐炜明、何惠玲举证证明。经审查，徐炜明、何惠玲在一审期间提供的主要证据是《收据》和《收款收据》，但该部分单据主要由案外人杨荣元出具，在梁坚荣对杨荣元的身份持有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该部分《收据》《收款收据》确认徐炜明、何惠玲所主张的事实。而且，从《收据》和《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分析，亦难以得出梁坚荣尚欠徐炜明、何惠玲高达几十万元运费未付的结论。同时，虽然徐炜明、何惠玲在一审期间提供了部分银行转账凭证，但该部分转账凭证与上述《收据》、《收款收据》也不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故徐炜明、何惠玲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所主张的欠款事实。另外，徐炜明、何惠玲提交的《收据》和《收款收据》形成时间在梁坚荣提交的《欠条》之前，若徐炜明、何惠玲主张的欠款事实属实，徐炜明、何惠玲在梁坚荣尚欠其几十万运费未予结算的情况下，反而出具《欠条》确认尚欠梁坚荣运费647422元，明显违反一般交易常理。综上几点，徐炜明、何惠玲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欠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对徐炜明、何惠玲提出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有效证据判令徐炜明、何惠玲向梁坚荣支付运费647422元及利息，同时驳回徐炜明、何惠玲提出的要求梁坚荣支付运费62752元的反诉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徐炜明、何惠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1.74元，由上诉人徐炜明、何惠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