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行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生，男，197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现于四川邑州监狱8监区服刑。 委托代理人刘敏，女，199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资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广厦路**市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吴旭，市长。 委托代理人戴健，资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鲁建红，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永生因诉资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行初1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与其母亲、弟弟、妹妹在资阳市雁江区。房屋所辖土地性质原为集体所有，2005年经征收为国有土地，但土地上的部分构筑物和建筑物一直未实施搬迁。2014年，为实施资阳市车城大道延长线筏子桥头改造地块建设项目，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原周祠十五社筏子桥头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原告及家人的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4年3月28日，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2014］2号《房屋征收决定》，载明：征收范围为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周祠十五社筏子桥头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具体范围以“再生资源市场”二期用地情况图），征收部门为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实施单位为资阳市盛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裕公司）；原告当时为周祠社区主任。 2014年1月10日，盛裕公司与原告及原告母亲蒋素君、兄弟刘利松、妹妹刘敏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约定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用于安置的房屋现已修建完毕，房屋征收部门于2019年3月通知原告及弟弟、妹妹选房，由于原告及家人对房屋的位置、面积有不同意见等原因，致调换房没有具体落实。 2014年2月25日，盛裕公司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以货币进行补偿，即给予原告营业房、住宅、视为合法面积的住宅补偿价款，搬迁过渡费、搬迁奖励等各项补偿安置费用共计1247348元，该款已于2014年3月向原告全额支付。上述两份征收补偿协议还载明了征收实施单位、征收主体单位、征收目的等内容。 2014年7月25日，原告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30日被提起公诉。2015年12月18日，被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该院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 2019年3月24日、26日，原告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该院立案庭寄送行政起诉状和相关证据材料，因其起诉的被告、诉讼请求等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立案庭工作人员于2019年4月4日到原告服刑监狱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释明。因此，原告重新书写了行政起诉状，对被告和诉讼请求进行了确定，并将重新书写的行政起诉状和相关证据材料再次邮寄法院，该院收到后，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刘永生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作出的[2014]2号《房屋征收决定》违法；2.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被告在原址上恢复原告房屋原状；3.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征收原告房屋所造成的营业损失、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超过法定期限提起的行政诉讼应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从本案事实可见，案涉征收决定作出的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至该院2019年3月24日第一次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诉状，这期间已近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五年最长起诉期限。本案虽不能适用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但根据案涉征收决定作出时合法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原告应该在2014年1月10日第一次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就知道案涉征收行政行为，理由为：一、征收补偿协议上已载明有征收目的、征收主体和实施单位、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等与征收房屋有关的内容，从协议上载明的上述内容以及案涉房屋被实际拆除的事实可见，原告签订补偿协议时应该知道案涉征收行为；二、从原告在其行政诉状中自述“当时被征收户全面抵制，极不配合拆迁，为了推进工作，雁江镇政府强迫原告（原告当时任周祠社区主任）及其一家人带头签订补偿协议，全力配合政府的征收拆迁，否则给予停职并问责”的内容和原告当时任周祠社区主任这一特殊身份可见，原告应该在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征收搬迁工作时知道案涉征收行为。因此，原告应当在2014年1月10日第一次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知道案涉征收行政行为，至向法院第一次邮寄行政诉状的时间2019年3月24日止，其起诉已超过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2年法定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称其因涉嫌犯罪于2014年7月即被限制人身自由，该期限不应计入起诉期限。对此，该院认为，原告分别于2014年7月25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12月18日、2016年4月13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被提起公诉、被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该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直至在监狱服刑，原告因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相应的一些政治等权利受到限制，但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其行使正常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利，其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就如原告能依法提起本次行政诉讼一样。因此，原告因犯罪从刑事拘留至服刑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规定的应扣除的期限。 同时，原告单独于2014年2月25日以及与其家人共同于2014年1月10日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以货币和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安置补偿，补偿款已于2014年3月全额支付与了原告，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也在协商选房过程中，案涉房屋亦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不久即拆除。综上，原告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补偿款的行为，应视为认可了该次征收行为，现原告就案涉征收决定提起本案诉讼已缺乏“诉的利益”和必要，申言之，原告与被诉征收决定已没有了利害关系。原告称因当时为周祠社区主任，其在政府要求主动配合拆迁，否则停职问责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但该主张没有证据支撑，应不予支持。 从原告提起的第2、3项诉讼请求内容看，该两项诉请实质是建立在第1项诉请基础之上的赔偿请求，因对第1项诉请已裁定驳回起诉，故对第2、3项诉请也一并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没有诉的必要，对其起诉应裁定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永生的起诉。 刘永生不服，上诉称：一审裁定对相关证据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资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审裁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2014年3月28日，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2014]2号《房屋征收决定》，刘永生和家人分别在2014年1月10日、2月25日与盛裕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补偿款已全额支付。刘永生于2019年3月起诉，要求确认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2号《房屋征收决定》违法，则刘永生与被诉的《房屋征收决定》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永生的起诉，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刘永生要求撤销一审裁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凤红 审判员  蒋 茜 审判员  毛学龙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周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