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1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利仙，女，196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容，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关夫，男，195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马元，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利仙因与被上诉人马关夫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6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利仙上诉请求：变更部分事实后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2018年6月，被上诉人与浙江**晨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公司）签订一份《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予以认定，错误。首先，华晨公司认为其从来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该更正合同，该更正合同中的印章华晨公司从未持有过，系被上诉人委托他人刻制后自行保管，华晨公司和其他股东均不知道有该枚印章存在，故即使该印章真实，也是被上诉人自己与自己签订了更正合同，不能约束华晨公司。其次，该更正合同约定的华晨公司按照2018年3月14日的全体股东大会讨论，设计了所谓的《厂房车间委托管理合同》《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等内容不属实。自2017年12月起，上诉人也是华晨公司的股东，但该日的股东大会并未讨论上述设计方案。再次，根据《车间厂房租赁协议》和《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约定，上诉人已向华晨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故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更正合同不但不具有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不应予以认定。二、上诉人与华晨公司签订的《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一审认定的无承包之实。首先，根据该合同，上诉人除向华晨公司交付承包款外，还向华晨公司交纳了电费、水费、蒸汽等费用。其次，上诉人在承租场地均以华晨公司名义开展承包经营，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故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华晨公司之间无承包经营之实错误。 马关夫辩称，一、案涉《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系被上诉人与华晨公司签订，与上诉人无关，即使无效或存在其他问题，也应由华晨公司来提出，上诉人无权主张。二、更正合同内容属实，被上诉人在担任华晨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适用银行贷款政策、税务管理政策和滨海工业区的集聚管理政策，起草了公司内部的经营机制和方案，并在2018年3月14日经全体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上诉人认为虚假属于不顾事实，否则其不会与被上诉人和华晨公司签订案涉一系列合同。为消除承包人既向出租人交付租费，又向华晨公司交纳承包费的顾虑，才形成了案涉更正合同，对虚假和不实的合同条款进行澄清和更正，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认为其与华晨公司存在真实的承包关系，错误。该《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中的诸多内容均系虚假，已经更正合同更正。至于上诉人向华晨公司交纳的水、电、汽费等，属于一种内部结算行为。四、针对一审判决，本应提起上诉的应该是被上诉人，但为避免诉累，且考虑到案涉租金总能收回来的事实，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但上诉人却提起了上诉，被上诉人无法理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关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利仙支付马关夫租金258.38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7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租赁物为华晨公司第4号幢厂房南半幢第1-4楼层的车间厂房。2017年10月，华晨公司的股东王文龙、傅国全、马关夫三人共同签署一份《浙江**晨印染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内部各幢厂房建设者产权权利的决议》，其内容载明：2017年10月31日下午，华晨公司召开会议，就公司企业内部各幢厂房的建设责任及产权权属需进一步明确的事项进行讨论，形成本决议；在国有出让土地证号为0&tim**;×2＃、0040322＃土地上建设的第4号幢、第5号幢厂房系由马关夫股东与合伙人共同出资建设，合计建筑面积51266平方米；房屋的产权归属出资建设者马关夫与合伙人所有（使用权、管理权、所有权）等。 2018年3月22日，马关夫（出租方、合同甲方）与余利仙（承租方、合同乙方）订立一份《车间厂房租赁协议》，约定甲方系华晨公司的投资人股东，按照该公司企业内部厂房车间的确权，案涉租赁物属于由甲方出资建设，权属甲方所有，甲方为减轻印染布生产加工的经营管理压力，决定将案涉租赁物出租给乙方经营，并以华晨公司下属第六生产车间第一生产工段的名义开展印染布的加工生产；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建筑面积为12919平方米，厂房的租金费按以下分二段进行计算和收取：第一段：2018年2月1日-2021年1月31日期间(共三年)，年租金费商定按厂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00元计算，乙方每年应向甲方缴纳厂房租金费516.76万元。第二段：2021年2月1日-2026年12月31日期间(共6年)，租金商定按厂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50元计算，乙方每年应向甲方缴纳厂房租费581.3550元；厂房租金按每半年支付一次，并实行先付后用。第一年的租金应在本协议签订前支付50%(半年)、余下50%(半年)应在2018年6月25日-30日支付；从次年2019年开始每年上半年的厂房租金应在每年的1月25-30日期间支付，每年下半年的厂房租金费应在每年的6月25-30日期间支付；如发生逾期的，自逾期支付之日起每天应加付按欠租费金额千分之二的违约金，直至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协议；案涉租赁物虽已划属于甲方出资建设及权属，但在企业的法律主体中属于华晨公司第4幢厂房第六车间第一生产工段的厂房车间。本协议成立以后，乙方还须以个人自然人的身份与华晨公司签订《生产车间承包合同》等相关协议。但今后如乙方与华晨公司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书的条款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应一律按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为准；乙方每年缴纳的车间租金费金额，如涉及应缴国家或地方的税金税费的，应由甲方负责承担和缴纳。如今后甲方出于便利性、合规性等因素的考虑，可以将每年应向乙方收取的厂房租金费书面委托华晨公司进行代收或直接由华晨公司当做车间承包费进行收取(厂房的租赁费当作承包费可以先行写进乙方与华晨公司的承包合同条款之中)；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车间面积中，随带包括1000吨的污水外排指标使用权，如今后厂房租赁期限满后或中途提前结束时，乙方应将污水外排指标一同归还给甲方(污水外排指标权属甲方所有)等。 2018年4月10日，甲方发包方华晨公司与乙方承包方余利仙签订一份《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约定为了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增加经济效益的目的，根据第4号幢厂房南半幢权属股东的推荐，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将甲方第4号幢厂房南侧半幢第1-4层的第一工段生产车间实行经济责任制生产承包模式，并将这一处工段车间交由乙方进行承包经营；甲方发包给乙方的第4号幢厂房南侧半幢第1-4层的第一工段的生产车间厂房建筑面积为12919平方米；甲方提供每天可排放的印染污水指标1000吨、按月进行考核；承包的年限商定为九年，自2018年2月1日开始至2026年12月31日止；乙方每年应包干完成和上缴车间利润(以下可以简称车间承包费)，2018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这三年期间乙方每年应向甲方敫纳承包费金额516.76万元，按车间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00元计算。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这六年期间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承包费金额581.355元，按车间建筑面积450元计算。第一年乙方应包干上缴的承包费金额应在2018年2月1日前缴纳50%，2018年6月25-30日缴纳50%。第二年及以后年份的每年应预缴的承包费金额应在每年的2月1日缴纳50%，每年6月25-30日缴纳50%，如逾期的，则每天应承担欠缴金额千分之二的违约金等。 2018年6月，乙方马关夫与甲方华晨公司签订一份《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约定甲方按照本年3月14日全体股东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企业内部经营体制的设计方案，厂房车间权属股东在自建的厂房车间开展自营生产的，应与公司签订《经济责任制考核结算承包合同》，厂房车间权属股东自己不开展经营、将厂房出租给他人经营的，承租人应与厂房权属股东签订《车间厂房租赁协议》，厂房车间承租人应与公司签订《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甲方受乙方的委托并按照与乙方签订的《厂房车间委托管理合同》的规定，分别于本年4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与向乙方租赁4号厂房南半幢车间余利仙、向乙方租赁5号厂房北半幢车间的傅水娟、徐建江、魏志法这四位个人签订了《车间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由于这份《承包合同》中的部分条款是参照《厂房车间委托管理合同》、为了适应税务管理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及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的政策和考虑企业在外界的影响而设立的。因此，为防止今后在实际履行中产生误解误读和纠纷，现需要进行如下说明和更正；甲方公司下属共五幢厂房车间，都是由各股东自行投资建设，厂房车间的产权属各股东所有(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权属股东可以将厂房自用(自主经营)，出租承包给他人。厂房在自用(自主经营)、出租承包中产生的收益或租金承包收入归属厂房车间权属股东所有；四位车间承包人每人只须向厂房车间的出租人(权属股东)支付或缴纳租金(承包费)，而无须向甲方公司支付或缴纳任何承包费、任何租金或保证金；如涉及厂房车间承租承包人缴纳“厂房租金、承包款、或保证金”的，应一律修改调整(更正)为“厂房车间的承租承包人应直接将租金、承包费、保证金支付缴纳给厂房车间出租人(权属人)的账户”(无须再通过甲方公司的账户进行划汇转付)，但如产生应缴应纳的增值税或地方税的，仍应由厂房权属股东承担等。 2020年6月30日，余利仙向华晨公司转账258.38万元，用以支付案涉租赁物2020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的租金，转账用途写为“2020华晨六车间承包款”。此前为履行《车间厂房租赁协议》，余利仙既有部分款项汇款给华晨公司，亦有部分款项汇款给马关夫。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间就案涉租赁物签订《车间厂房租赁协议》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该合同内容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事实表明，马关夫系华晨公司的股东，在《车间厂房租赁协议》签订之后，又由马关夫与华晨公司签订《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约定华晨公司受马关夫之委托，由包括余利仙在内的厂房车间承租人与华晨公司签订《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其目的为了适应税务管理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及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的政策等。据此，余利仙在与马关夫订立《车间厂房租赁协议》后又与华晨公司签订《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但该合同并无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之实，亦未改变双方间租赁合同关系的实质。 针对马关夫的诉求，该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马关夫主张余利仙未按《车间厂房租赁协议》的约定支付案涉租赁物2020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的租金，并要求追究余利仙的违约责任。余利仙则主张已支付上述半年度的租金，否认马关夫主张的违约事实。经该院查实，余利仙已于2020年6月30日向华晨公司支付案涉租赁物2020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的租金258.38万元，虽转账事宜载明该款为“2020华晨六车间承包款”，但结合前述诸份合同分析，该款实际即为案涉租赁物的租金。马关夫进一步主张余利仙向华晨公司付款而非向马关夫付款构成付款违约。该院对此认为，根据《车间厂房租赁协议》中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如今后马关夫出于便利性、合规性等因素的考虑，可以将每年应向余利仙收取的厂房租金费书面委托华晨公司进行代收或直接由华晨公司当做车间承包费进行收取，上述约定表明，余利仙支付《车间厂房租赁协议》项下的租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包括“直接由华晨公司当做车间承包费进行收取”，结合上述付款事实，余利仙采用向华晨公司支付2020华晨六车间承包款258.38万元的形式用以偿付《车间厂房租赁协议》项下案涉租赁物2020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的租金债务，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该院据此采纳余利仙的意见，认定余利仙在本案中不构成付款违约。 综上所述，马关夫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不能成立，该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马关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12元，减半收取计1375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756元，由马关夫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华晨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案涉更正合同不真实，且与上诉人无关；2.被上诉人在（2020）浙0603民初5964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和决议一份，证明2018年3月14日的公司股东会并未讨论公司经营体制的设计方案。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的华晨公司营业执照无异议，但对情况说明有异议，目前华晨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纠纷和利益冲突，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决议与本案无关，而清单中的部分证据恰好证明了2018年3月14日的公司股东会讨论了厂房委托管理等事宜。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3.《关于在近期需召开一次全体股东、各车间（工段）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会议及主要会议内容的预通知》一份，证明华晨公司下发会议通知并将讨论《车间考核结算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等内容；4.《关于召开各股东、车间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参加的会议通知》一份，证明华晨公司再次下发会议通知并预告会议讨论《责任制结算承包合同》等内容；5.2018年3月14日的会议主要内容列表清单一份，证明股东会议讨论决定了《车间责任制考核结算承包合同》《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厂房租赁协议书》等内容。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次会议并未对通知的内容形成决议，且从通知内容来看，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华晨公司并未出庭作证，故不予认定。证据2、3、4、5，均系华晨公司的内部决议、通知等事项，与审理本案无关，故亦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审认定2018年6月的《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是否妥当，以及与上诉人发生租赁关系的相对人是被上诉人还是案外人华晨公司。纵观全案证据，针对案涉租赁关系，先后有《车间厂房租赁协议》《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和《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三份协议、合同。据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双方一致确认在这三份协议、合同签订之时，被上诉人系华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被上诉人先是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了《车间厂房租赁协议》，并约定在该协议成立之后，上诉人还需以个人名义与华晨公司签订《生产车间承包合同》等相关协议。后被上诉人即以华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上诉人签订了《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然后，根据《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记载，除合同主体外，内容与《车间厂房租赁协议》高度一致，故该承包合同的签订应视为是对《车间厂房租赁协议》中约定的上述内容的履行，而不是对该租赁协议内容的变更。最后，上诉人除向华晨公司支付案涉租金外，也曾向被上诉人本人支付过租金，而该两种支付方式在《车间厂房租赁协议》中均有约定，但在《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中却没有租金可向被上诉人本人支付的约定。故应认为，与上诉人成立租赁关系的相对人应系被上诉人而非华晨公司，上诉人主张华晨公司才是案涉租赁关系相对人、其与华晨公司存在承包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一审对2018年6月《关于委托管理合同及车间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若干条款的情况说明更正合同》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以华晨公司的角度来主张该更正合同不真实，明显缺乏主体资格，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虽然签订该更正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被上诉人与华晨公司，但从内容上来看，是对案涉租赁关系的说明，故不宜完全否认其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结合在2018年6月，被上诉人系华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客观实际，一审为审理本案需要，对该更正合同作出认定并无不妥。当然，若华晨公司认为被上诉人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侵犯公司利益的，或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侵犯其作为华晨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或有其他事由的，可另觅救济途径。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上诉人对一审的判决结果并无异议，仅是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说理部分提出上诉，故本案可按确认之诉收取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80元，由上诉人余利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茹赵鑫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