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10民终2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来红，男，195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襄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天津专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书平，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临汾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书红，女，197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太原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卿，山西诚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来红因与被上诉人毛书平、毛书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2020）晋1023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被上诉人毛书平及毛书平、毛书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2年7月，毛书平称其妹毛书红要入股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让其筹措资金10000000元。毛书平和高来红商量，高来红同意出资2000000元。2012年7月11日高来红经襄汾信用联社营业部以其子高昆的名义向毛书平指定的襄汾县润福全焦铁贸易有限公司转款2000000元，其中1000000元用于归还毛书平的借款，另外1000000元系毛书平向高来红的借款。2012年8月1日高来红经中国邮政银行临汾襄汾县桥西街支行分二次给毛书平转款1000000元。之后毛书平将包括高来红的2000000元在内的共计8500000元转支给毛书红，作为毛书红向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的入股资金。2017年1月9日，毛书平与高来红订立的投资协议书一份。载明：“根据毛书平妹妹毛书红与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嘉泽所合作开发协议，毛书平投资一千万元给毛书红。毛书平因资金不够借高来红贰佰万元参与入股，借款入股第一笔一百万元，于2012年7月由高昆转入毛书平农行账户，8月1日由高来红两次转入毛书平账户（×××）壹佰万元。双方核定高昆、高来红转给毛书平的2000000元为入股本金”。高来红在该投资协议书上签名并加盖名章，毛书平书写“属实”予以确认。之后因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手续不全，无法启动经营。2017年9月30日毛书红和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嘉泽订立“还款协议”，将毛书红的入股款10000000元转为借款，约定由孙嘉泽于2018年6月30日前还清。后毛书红以民间借贷为案由将孙嘉泽诉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年7月23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06民初280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案。之后高来红催要借款无果。另查明，自2011年始毛书平、刘永刚与高来红合伙经营襄汾县来红洗煤厂，2014年因故停产。至今各方对合伙期间的盈余分配、债务承担以及合伙终止等事项未作处理。期间高来红及其子高昆、女婿窦瑾与毛书平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以上系本案简要事实。原审认为，高来红与毛书平之间、毛书平与毛书红之间、毛书红与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嘉泽之间，原本系投资入股的法律关系：高来红给毛书平出资2000000元；毛书平又自筹6500000元，向毛书红出资8500000元；毛书红连同毛书平出资的8500000元，总共向孙嘉泽出资10000000元。后因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无法启动经营，2017年9月30日毛书红和孙嘉泽订立“还款协议”，将毛书红的入股款10000000元转化为借款，并且该“还款协议”经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280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至此，投资入股法律关系转化成为民间借贷。高来红与毛书平对法律关系的转变均未持异议，且高来红本次诉讼，就是以民间借贷提起，故应视为对法律关系转化的默认。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高来红是与毛书平之间产生的合同关系，毛书平应当承担返还高来红2000000元的民事责任。对高来红要求毛书红承担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高来红要求按年利率6%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高来红也无证据证明催要的具体日期，一审法院确定高来红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2日为逾期还款之日。关于毛书平主张的二个问题：1、毛书平主张高来红没有出示毛书平的借据，没有证据证明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2012年7月11日转款人是高昆，并非高来红。并且收款方是襄汾县润福全焦铁贸易有限公司，毛书平妻子冯晓兰是在2014年5月27日入股襄汾县润福全焦铁贸易有限公司，高昆转款时，冯晓兰与襄汾县润福全焦铁贸易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高来红提供的转款凭证、襄汾县公安局干警贾红、卢建波对毛书平的询问笔录以及2017年1月9日毛书平与高来红订立的投资协议书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毛书平收到高来红2000000元款项的事实，对毛书平的主张不予采纳；2、毛书平主张：2011年毛书平与刘永刚和高来红合伙经营襄汾县来红洗煤厂，2014年因故停产。高来红未经毛书平、刘永刚同意，将厂内库存精煤3000余吨、中煤、煤泥、煤矸石出卖，将全部款项3000000元占有。高来红与毛书平、刘永刚合伙经营襄汾县来红洗煤厂期间，因高来红与毛书平关系较好，自2011年至2015年间，高来红及其子高昆、女婿窦瑾陆续向毛书平借款26次，共计1888200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可以相互抵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而毛书平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纠纷，并且还涉及案外人高昆、窦瑾等人，一审法院不予合并审理，毛书平可另案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被告毛书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高来红借款2000000元。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借款款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二、驳回原告高来红的其他诉讼请求。高来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被上诉人毛书平因其妹毛书红要入股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份，让其筹集资金10000000元，经商量上诉人同意出资2000000元，后毛书平将包括上诉人2000000元在内的8500000元转账给毛书平作为入股资金，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毛书平在《投资协议书》中对于上诉人出资的2000000元作为入股本金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毛书平和毛书红在襄汾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互印证，证实被上诉人毛书平转账给毛书红的8500000元为投资入股，且毛书红给毛书平翻拍了《收款收据》，且毛书红自认其与案外人孙嘉泽（系目标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约定其投资入股包括毛书平的8500000元在内的10000000元，占目标公司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本应认定，上诉人高来红与被上诉人毛书平、毛书红之间系共同投资入股的法律关系，从而在目标公司无法启动经营后，对上诉人高来红负有返还投资款义务的责任方为被上诉人毛书平和毛书红。然而，一审法院却人为地将上诉人高来红与被上诉人毛书红之间的共同投资入股关系割裂开，认为“高来红与毛书平之间、毛书平与毛书红之间、毛书红与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嘉泽之间系投资入股的法律关系”，显属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上诉人高来红仅与毛书平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从而承担返还上诉人2000000元投资款的民事责任应由毛书平承担；同时，却又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毛书红的10000000元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即毛书红与案外人孙嘉泽之间的还款协议将双方的投资入股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从而主观上臆断上诉人高来红与毛书平之间的投资入股关系也转化为民间借贷，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且自相矛盾。再次，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审理查明涉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投资入股关系，而高来红的诉讼请求却为“判令二被告返还借款2000000元……”，此时，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正确的情形，即高来红诉讼请求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形，一审法院本应履行释明义务，向高来红发问，让高来红将自己的诉讼主张陈述清楚或告知高来红可以变更诉求。但一审法院并未履行释明义务，而是径行以“高来红本次诉讼就是以民间借贷提起，故应视为对法律关系转化的默认”为由，从而错误适用法律作出了影响上诉人高来红实体权利的错误判决。综上，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毛书平、毛书红答辩称，1、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高来红归还毛书平100万元借款事实错误。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高来红称转入润富全焦铁公司2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归还毛书平借款，系上诉人高来红一面之词，其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印证。其次，上诉人高来红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不清楚，并且未加盖公章，不能与原件进行核对，更不能说明其证据的合法来源。再次，上诉人高来红在自己起草的《投资协议书》中也自称是高昆转入毛书平农行账户100万元，与其说通过润富全焦铁公司转入的说法自相矛盾。第四、根据被上诉人毛书平提供的证据显示，2012年7月11日高昆转入润富全焦铁公司后，该公司当天就将该200万元转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刚名下，刘永刚于当天就将该200万元给高来红（被上诉人毛书平提供的证据可以印证）。通过以上证据可以说明，高昆2012年12月11日转入润富全焦铁公司的200万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印证上诉人高来红将其中100万元归还了毛书平的100万元借款的事实。最后，毛书平之妻冯晓兰是2014年5月27日入股润富全焦煤公司，上诉人高来红所称的转款时间2012年7月11日，该时间段润富全煤焦公司与毛书平和毛书平之妻冯晓兰没有任何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7月11日原告经襄汾信用联社营业部以其子高昆的名义向毛书平指定的润富全焦铁公司转款2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归还毛书平的借款，……”的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毛书红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理由为：毛书红从未与上诉人高来红达成合伙协议进行共同投资，更未从上诉人高来红处借款，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自然也就不产生任何权利义务，何来与上诉人高来红产生借贷法律关系。即使毛书平借了上诉人高来红的款项，毛书平将借款用于何处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毛书红与繁峙县鑫东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嘉泽达成的还款协议与上诉人高来红和毛书平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与其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高来红与毛书红并未建立合伙关系，也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高来红起诉毛书红不符合法律规定，毛书红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故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毛书红不承担还款义务，依法有据。综上，上诉人高来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毛书红应否向上诉人高来红承担还款责任。首先，上诉人高来红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投资协议书》载明“甲方为毛书平，乙方为高来红”，该投资协议书仅约束毛书平和高来红，毛书红并非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该协议书对毛书红并无约束力。其次，上诉人高来红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他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高来红向被上诉人毛书平转款200万元，以及被上诉人毛书平将该款项如何支配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上诉人高来红与被上诉人毛书红之间存在投资入股等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高来红应当对其与被上诉人毛书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被上诉人毛书平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高来红归还毛书平100万元借款事实错误”的问题，因一审判决作出后，被上诉人毛书平并未对其上述主张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被上诉人毛书平在二审中提出的该主张，不属于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故本院不做处理。综上，上诉人高来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高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祥伟审判员  梁 荣审判员  靳红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