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伟，男，1983年8月5日生，汉族，现羁押于大连市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系辽宁合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廷国，系上诉人董伟父亲，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淑娟，女，1963年3月2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系被上诉人孙淑娟女儿，198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董伟因与被上诉人孙淑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借条”，该借条并不完整，没有上诉人签字确认，没有时间，借条根本没有履行，被上诉人没有借给上诉人钱，被上诉人并不能提供向上诉支付了69万款项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前后矛盾。被上诉人主张将女儿刘慧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取得69万元，借给上诉人。一审法院查明，69万贷款是刘慧与银行签订个人授信合同，以自有房屋抵押取得资金，并将贷款交给上诉人支配。上诉人取得款项与被上诉人并无关联。三、本案是被上诉人与其女儿刘慧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提起的虚假诉讼。鉴于上诉人与刘慧系夫妻，刘慧是给了上诉人69万元，还是借了69万给上诉人，根本无从说明。双方在婚后财产混同，并不区分你我彼此，因此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如果被上诉人因债权转移取得诉讼资格，那么债权转移的事实，显然与起诉状主张的事实完全不同。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孙淑娟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请求。董伟在一审判决时已经承认该借条是他亲笔书写的，虽然没有签名但是借条的借贷系关系与借款金额内容完整。董伟在一审时也认可曾从被上诉人女儿刘慧处取得了房屋抵押贷款69万元，对该笔债权也无异议。涉案房屋是2012年被上诉人夫妇出钱购买，只不过写的是女儿刘慧的名字，房屋自购买之后被上诉人夫妇二人一直在此居住，房产证也由原告掌管，上诉人借钱的时候也是经过被上诉人夫妇同意才把钱借走，这些事实上诉人都知道。至于上诉人宣称是虚假诉讼，一、上诉人2014年8月25日从刘慧借款69万元的时候，两人并没有登记结婚，因此该笔借款跟所谓的婚后财产没有任何关系。二、被上诉人一家在认识上诉人之前经济条件并不差，然而与被上诉人结婚之后，不单被上诉人的收入没有上交给一分钱，反而以周转资金不开的理由，让刘慧办理信用卡周转资金，并多次向上诉人借钱，导致上诉人董伟被抓之后，刘慧信用卡欠款701845.5元，都是刘慧一家卖了房屋自己还清。反而是上诉人隐瞒了其事实，跟被上诉人一家进行诈骗，恳请法院能够公正公平判决。孙淑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8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案外人刘慧的母亲。被告与案外人刘慧于2014年9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6月16日解除婚姻关系。2014年7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条，载明被告向原告借款150，000元，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还清。落款处有被告签字及手印。被告认可其确实收到了该150，000元借款。原告在庭审中出示一份录音资料，称该录音系其与被告的二姨夫于2019年12月6日的通话录音，以此证明上述借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但被告不认可该录音资料的谈话人系被告的二姨夫。原告在庭审中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上述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称该微信系其女儿刘慧与被告及案外人李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对该微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与被告二姨于2020年8月3日的通话录音，以证明上述借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另提供一份借条，载明2015年12月30日被告向原告借款7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无利息，定于2016年12月30日归还。该借条落款处无被告签字，但被告认可该借条系本人所写。2014年8月25日，刘慧(受信人)与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授信人)签订个人授信合同，约定：授信金额为690，000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5年，即自2014年8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22日止；受信人因支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而形成的债务：由受信人提供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750xxxD。刘慧作为借款人与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作为贷款人另签订一份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系借款人与贷款人签署的《个人授信合同》的附属业务文件，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属于《个人授信合同》项下最高额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指定划拨消贷易额度的消贷易卡卡号为62×××87；消贷易额度有效期自消贷易额度拨至消贷易卡之日至2019年8月21日止。同日，刘慧(抵押人、债务人)与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抵押权人、债权人)又签订了相关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750xxx7)，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4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债权确定期间)，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以最高不超过等值69万为限；债务人将名下位于高新园区的商品房向债权人进行抵押。被告认可其自刘慧处取得了以上述房产抵押所取得的贷款69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主张的700，000元借款，被告称未从原告处取得任何形式的借款，并且虽有本人写的借条，但因当场后悔因此并未签字，对700，000元的借款并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书写了借条即表明被告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虽然，被告称其后悔，但原告手中仍握有该借条原件的事实，应视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次，被告确实收到了上述款项，虽然该款项系案外人刘慧以其房产抵押所得，但刘慧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表明，其对于原告主张该笔债权没有异议。综上，原告有权作为债权人向被告主张还款，现还款期限已届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7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150,000元借款，本院认为，借条约定被告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返还150,000元，故该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12月30日届满。首先，原告提供的微信即使为真，从其内容来看，并没有原告向被告主张案涉150,000元借款的内容，故无法构成对该笔借款诉讼时效的中断或中止；其次，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2019年12月6日与二姨夫）即使为真，其录音之时（2019年12月6日）已超过了案涉150,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而且通话对象亦非被告本人，故无法构成对该笔150,000元借款诉讼时效的中断或中止；再次，原告在庭审之后向本院提供的其与被告二姨于2020年8月3日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其录音之时（2020年8月3日）已超过了案涉150,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而且通话对象亦非被告本人，故该录音无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综上，案涉150,000元借款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董伟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淑娟偿还借款700，000元。二、驳回原告孙淑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董伟负担10，086元，由原告孙淑娟负担2，21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借条虽然没有上诉人签字，但上诉人认可该借条系亲笔书写，故应当首先认定上诉人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虽然主张书写该借条“并非出自真实意愿”，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结合上诉人认可其自刘慧处取得了以案涉房产抵押所取得的贷款69万元的事实，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所称该69万元系由刘慧处所得，与上诉人无关的主张。本院认为，用于抵押贷款案涉69万元的标的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并实际居住。由于上诉人在购买房屋时将房屋登记在女儿刘慧名下，故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必然需要刘慧亲自办理，贷款款额也必然发放至刘慧名下。本案实际是未婚女婿在婚前向女方家庭借款自用，争论相关款项由谁交给债务人并无实际意义。上诉人自刘慧处取得借款，反而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行为也恰恰证实了该笔款项的实际来源，故可以认定本案借贷关系确实存在，且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与案外人刘慧无关。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与被上诉人无关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董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董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丽审判员 王良家审判员 张萍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