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7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治国，男，汉族，1977年2月7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利萍，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塘宁路**。 法定代表人：李江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军，上海维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与上诉人卫治国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5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10月15日，卫治国与益民公司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6年10月15日起至2019年10月14日止（含实习期），卫治国从事总经理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并在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中载明“乙方（卫治国）在甲方（益民公司）实习期间薪资由甲方的控股公司支付，本合同签订后，乙方与原甲方控股公司签订合同自动失效”。2017年1月16日，益民公司作为甲方与卫治国作为乙方签订《劳动补充协议》载明：1.乙方在2017年2月1日之前的薪资、社保及劳动关系等全部归属瑞食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2月1日以后的薪资、社保及劳动关系全部转入甲方，同时甲方同意乙方在瑞食嘉的工作时间计入甲方的工龄；2.乙方的劳动薪资、社保及补贴约定如下：2.1月度基本工资：肆万伍仟元整（45000元），按月发放；2.2月度绩效工资：贰万元正（20000元），按年度发放，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在职月算；2.3在职股权激励：贰万元正（20000元），按实际在职月*2万元/月计算。如乙方在职期间甲方发生IPO，则乙方的股权全额转为原始股，如乙方在甲方IPO之前离职，则在离职之时甲方以现金的形式回收全部乙方所持有股权。2.4社保及其他，甲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乙方购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3.以上补充协议，作为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所签订劳动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加盖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的杭州市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关于选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的决定的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会议由全体董事参加，经代表100%的董事通过，作出如下决议：1.选举都伟继续担任本届公司董事长，姚卫东继续担任公司副董事长。2.聘任卫治国担任本届经理。3.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经理担任。4.上一届丁巍的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同时免去”。2017年1月24日，益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卫治国，董事长为都伟。2017年12月7日，益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卫治国变更为都伟。 卫治国提交的邮箱记录显示：“2018年4月19日，卫治国、郑金月、都伟等人参加会议，会议主题是卫总离职专项会议，该会议记录内有：绩效2017管理层年度绩效达成按照10%计算，随四月份发放；关于股权，都总转达股东意见：60%是确定发放，其余的60%-90%的差异部分，股东会考虑未来是否有潜在损失，斟酌发放比例及发放时间，下周会跟卫总完成沟通”。 卫治国、益民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庭审中，卫治国陈述收到益民公司支付的24000元和18万元。 另查明，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不（2019）10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申请人卫治国（卫治国）要求被申请人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益民公司）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绩效工资276000元之请求，因申请人（卫治国）在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系被申请人（益民公司）法定代表人，主体不适格，故申请人（卫治国）的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申请人（卫治国）要求被申请人（益民公司）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的股权激励120000元之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案范围。卫治国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审理中明确诉讼请求为：一、判令益民公司向卫治国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的月度绩效工资276000元。二、判令益民公司向卫治国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的股权激励金120000元。三、判令益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卫治国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劳动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卫治国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劳动补充协议》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益民公司抗辩称成该协议系卫治国作为益民公司总经理时代表益民公司与自己签订的协议，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益民公司抗辩称卫治国的工资报酬需要经过董事会批准才能生效，但益民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聘任卫治国担任法定代表人时并未就该事宜进行决策。同时，卫治国提供的“卫总离职专项会议”记录了关于绩效和股权的陈述，与益民公司已发放的数额相符。综上，对益民公司的抗辩，该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卫总离职专项会议”记录绩效和股权内容是否视为卫治国同意。本院认为，股权除了60%的部分外表示继续沟通，可见股权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绩效，该会议记录并未载明卫治国有异议，且卫治国对益民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年度预算实际达成统计表及2016、2017年的已审计公司利润表真实性无异议，综合绩效和股权记录内容，该院认为视为双方对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绩效达成一致意见。综上，根据卫治国、益民公司签订的《劳动补充协议》和“卫总离职专项会议”内容，益民公司应当支付卫治国2017年2月、2018年3月、2018年4月的绩效工资合计60000元，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的剩余股权激励金120000元，合计18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卫治国绩效工资60000元；二、被告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卫治国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的剩余股权激励金120000元；三、驳回原告卫治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卫治国、益民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卫治国上诉称：一、原判认定“关于绩效，该会议记录并未载明有异议，且原告对被告提交的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是年度预算实际达成统计表及2016、2017年的已审计公司利润表真实性无异议，综合绩效和股权记录内容，本院认为视为双方对的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绩效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认为：首先，因为离职，上诉人必须汇报、交接遗留的事务，但《卫总离职专项会议》中涉及卫治国绩效工资和股权激励金的内容，是被上诉人一方工作人员单方面的提议，并无协议性的内容，上诉人既未同意，也未在《卫总离职专项会议》上签字。其次，《卫总离职专项会议》电子邮件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对象是益民公司尚欠卫治国绩效工资和股权激励金的基本事实，而非用以证明金额。再次，预算达成和利润可以作为绩效考评的根据，但并不是完整、合理的根据。公司的正常运营、销售额等指标都应当作为绩效考评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不能全面反映绩效，而上诉人也未认可《卫总离职专项会议》内关于绩效为10%的内容。同时，双方从未商定绩效工资的计算方案。所以，原判以并无充分关联性的两项证据材料认定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绩效工资金额，证据不足。二、原判认定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绩效工资为24000元且已经支付，原定每月2万元90%部分共216000元不予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劳动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离职时30万元绩效工资分文未付，后被上诉人单方面支付24000元，并主张绩效工资已经付清，没有合同依据。在双方未能协商确定支付金额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应按2万/月的约定金额支付余款276000元。对于原判支持其中的2017年2月、2018年3月、4月共60000元绩效工资的判决，上诉人没有异议。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并改判益民公司支付卫治国绩效工资276000元；判决益民公司承担原审与二审的案件受理费。 益民公司针对卫治国的上诉答辩称：益民公司不同意卫治国的上诉请求。益民公司对会议纪要没有异议，但是对补充协议有异议。会议纪要对双方的绩效已经做了明确的约定，并且益民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关于“被上诉人一方工作人员单方面的提议，并无协议性的内容，上诉人既未同意，也未在《卫总离职专项会议》上签字”，该会议纪要是卫治国提供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益民公司的高管以及股东单位的高管，各方在会议纪要中对卫治国离职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协议中能够明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之后，益民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协议的义务，卫治国也履行了协议义务—4月底自动离职。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所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益民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益民公司与卫治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卫治国担任益民公司的总经理职务是在履行其与瑞食嘉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食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卫治国与瑞食嘉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卫治国的职位是储备总经理，其工作职责和任务是协助集团的转投资子公司业务经营与公司指派的工作任务”。卫治国是接受瑞食嘉公司的指派担任益民公司的总经理职务，其薪酬应按与瑞食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执行。2、卫治国当庭提交的与益民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5日，该劳动合同的签订的时间要早于其与瑞食嘉公司签订的时间，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在第二次庭审调查阶段，卫治国承认该劳动合同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在2017年3月或4月份补签的，即该劳动合同的签订目的是为了应付检查，双方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双方之间并没有建立真实的劳动关系，再有，既然卫治国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与公司补签劳动合同，同样也可以相同方式制作《劳动补偿协议》。3、卫治国提交的“卫总离职专项会议”记录中显示，卫治国与集团在2018年4月19日就其离职前的各项补偿已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双方都已实际履行，卫治国认可已实际收到了各项补偿204,000元，并且也在2018年4月30日提交了因个人原因自动离职的申请表，但一审认为“股权除了60%的部分外表示继续沟通，可见股权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判决益民公司支付剩余的40%股权激励金，是对会议记录内容的片面理解，没有事实依据；关于绩效，首先，一审法院既认定该会议记录并未载明卫治国有异议，却又认为仅对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绩效达成了一致，存在矛盾，其次，该会议记录的议题就是卫治国离职前双方就其离职补偿的专项会议，是对其在离职前工作期间的补偿约定，一审却将绩效补偿期间分割成二部分，认可其中一部分已达成协议又否定另外一部分，从而判决益民公司支付另外一部分的绩效60000元，不符合一般人对离职补偿协议的理解；最后，既然认定了离职专项会议记录的效力，却又依据《劳动补充协议》来支持卫治国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离职专项会议记录是双方以协议的方式对离职补偿所作的最后的约定，即使之前存在相关约定也已被双方协商约定的离职专项会议记录内容所变更了。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卫治国的诉讼请求的依据是2017年1月16日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劳动补偿协议》，庭审中卫治国承认该份补充协议是作为其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一部分，既然签订的劳动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该补充协议同样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对益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根据公司法46条的规定，总经理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在卫治国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曾获得董事会同意，且益民公司否认其效力的基础上，该补充协议缺乏生效的法定条件而未生效。最后，卫治国担任总经理职务，具有支配公司印章、文件的权利，其作为劳动者一方，同时又代表用工单位一方，自己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民法总则》168条规定的自己代理行为，难以避免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益民公司的利益，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劳动补偿协议》不能作为卫治国诉讼请求的依据。2、《合同法》91条规定“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双方都已按照离职专项会议记录约定的内容履行了各自的债务，益民公司已支付了补偿204,000元，并且卫治国也以个人原因自动申请离职，双方已不存在任何合同义务，卫治国再要求益民公司支付离职补偿，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卫治国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卫治国承担。 卫治国针对益民公司的上诉答辩称：除卫治国上诉部分提出的事实以外，原审判决就其余事实认定清楚。首先，卫治国与益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的建立以用人单位用工为标志，而不是以劳动合同签订为标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是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本案中，在卫治国被瑞食嘉公司指派到益民公司工作之后，卫治国自2017年1月起一直在益民公司工作，且与其相关的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均全部转入益民公司。卫治国在为益民公司工作的十五个月内，无论是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公司的经理，无可争辩的是在为益民公司提供劳动，一审庭审时卫治国向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益民公司聘任卫治国为公司经理的董事会决议以及益民公司就卫治国离职所作的专项会议记录的内容就是最好的证明。益民公司承认卫治国为其提供劳动，却又以卫治国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为借口主张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与以上事实不符。其次，卫治国根据事实陈述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是为应付检查而于2017年3月或4月补签，益民公司据此认定双方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益民公司为什么要与卫治国补签劳动合同？如果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就完全没有补签的必要。卫治国与益民公司的劳动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任何人的臆想，公章保存在公司财务手中，动用公章需要公司董事长的批准。这是必有的用章手续。益民公司向卫治国发放工资、报销补贴、缴纳社保均足以证明。益民公司就卫治国利用自己特殊地位与公司补签劳动合同，同样也可以相同方式制作《劳动补充协议》这一论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完全是对卫治国的恶意揣测。其三，益民公司对卫治国提交的“卫总离职专项会议”的理解存在错误。2018年4月19日形成“卫总离职专项会议”记录未就卫治国离职的各项补偿达成一致意见，益民公司认为会议记录是双方以协议的方式对卫治国离职补偿所作的最后约定，从根本上曲解了该会议记录的性质。会议记录是什么？是指在会议过程中，由记录人员把会议的组织情况和具体内容记录下来形成的书面文件，记录的是会议上的发言和有关动态。会议记录不是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牵涉到有关个人的实质性内容，除非该个人发言表示认可并签字，否则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力，卫治国没有就不再发放剩余的90%绩效以及40%股权激励予以认可。而卫治国提供该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益民公司与其在《劳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绩效工资与股权激励是真实存在的，结合卫治国在益民公司工作的时间以及《劳动补充协议》的约定，卫治国有充分理由向益民公司主张剩余未付的绩效工资以及股权激励。董事会决议由益民公司保管，卫治国没有持有的可能性。综上所述，益民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益民公司的上诉。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益民公司上诉主张与卫治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益民公司提交给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中董事会决议来看，2017年1月17日召开的董事会通过聘任卫治国为总经理。卫治国的社保、工资均为益民公司所支付，益民公司上诉所称与卫治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卫治国、益民公司上诉对记录绩效和股权内容的问题。卫治国提交“卫总离职专项会议”纪要，虽然卫治国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名，但对会议纪要记录的内容卫治国并未表示异议。关于绩效：2017年管理层年度绩效达成按照10%计算，随4月份工资发放。卫治国对益民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年度预算实际达成统计表及2016、2017年已审计公司利润表真实性无异议，表明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绩效达成一致意见。故益民公司应当支付卫治国2017年2月、2018年3月、2018年4月的绩效工资合计60000元，原审法院此项判决并无不当。关于股权：60%是确定发放的，其余的60-90%的差异部分，股东会考虑未来是否有潜在损失，斟酌发放比例及发放时间，下周会跟卫总完成沟通，说明双方当事人对股权差异议部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审法院结合卫治国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劳动补充协议》，判决益民公司应支付卫治国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的剩余股权激励金120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卫治国、益民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卫治国负担5元；杭州余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