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0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中田大厦****。 负责人：徐建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付青颖、戴丽丽，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阿尔法游艇俱乐部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大同路** 法定代表人：李良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燕，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建律所）因与被上诉人舟山阿尔法游艇俱乐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法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崔丽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天建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阿尔法公司向天建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55000元及利息损失5056.88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1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此后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阿尔法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徐建明为代理人所做的工作早在2018年11月14日之前，双方洽谈阶段就已经开始开展。2018年11月14日前，阿尔法公司找到天建律所徐建明律师就（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上诉阶段的代理工作进行咨询沟通，并向徐建明介绍该案件的具体情况，向徐建明提交一审、二审的主要材料，一审的判决书，徐建明拿到材料后，就开始对案情进行细致的了解，与二审法官电话沟通代理思路，在经过反复分析后，徐建明在对案件有了整体的了解后，于2018年11月14日与阿尔法公司达成初步的《委托代理合同》。2.徐建明在接受委托代理后，做了大量的代理工作；徐建明在接受委托代理之后，为了确保更全面的了解案件情况，出了前期阿尔法公司提供的材料外，徐建明专门去浙江省高院调取了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案卷材料多达1000多页，在分析了1000多页案卷材料后，徐建明在前期跟审判法官沟通的代理思路的基础上撰写了书面代理意见，后又多次与审判法官电话沟通，提出鉴定和再次开庭的必要性。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第五款“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第六款“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本案在徐建明与阿尔法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不存在《合同法》五十二条无效、五十四条可撤销的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明确规定了双方权利义务，法院在判决是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有生效的合同，且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尊重契约精神，维护合同履约方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视生效合同于无物，直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来无限制的扩大自由裁量权。2.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公平原则、第六条诚信原则应当在为了保护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平衡双方利益时适用。该项条款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要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有欺诈或者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不得滥用权利，不得欺诈，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根据公平原则确定风险的合理分配。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违约责任。结合到本案，首先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成立且生效，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不符合第五条、第六条的“为了保护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平衡双方利益时适用”的适用基础；其次，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成立且生效，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不符合第五条、第六条的“为了保护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平衡双方利益时适用的”使用基础。其次，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和合同在订立、履行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不公平、不诚信的行为，阿尔法公司的付款是建立在其获利的基础上，风险的比例也完全符合《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同时在阿尔法公司没有获利的情况下，徐建明代理高达8280359元的诉讼标的，也只能收取5万元代理费，可以看出双方的风险是合理分配的。由此可见，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违反法律适用规则、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阿尔法公司辩称，一、天建律所在上诉状中陈述的第一点理由与事实不符,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一)天建律所在一审时提交的七项证据以及起诉时的陈述,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表明天建律所在2018年11月14日前开始代理工作。该表述在上诉时第一次出现,与天建律所一审陈述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天建律所与阿尔法公司在2018年11月2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11月30日寄送代理意见及委托手续,同日省高院作出民事判决,载明:2018年11月30日,阿尔法公司解除对王玲的委托,另行委托徐建明为本案代理律师。”也就是说,天建律所最早在2018年11月28日得到阿尔法公司的授权。基于该事实,天建律所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该事实有多处矛盾。1.天建律所在上诉状中陈述:“与二审法官电话沟通代理思路,经过反复分析,对案件有了整体的了解后,于2018年11月14日达成《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能够参与诉讼活动的前提是在当事人授权的权限范围内进行。徐建明在11月28日之前未得到阿尔法公司的授权,徐建明以何种身份与法官沟通?在未得到当事人的授权,法官也同样无权与案件无关人员沟通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信息,更何况是代理思路。假设事实如天建律所所陈述,徐建明已经违反律师应当在接受委托后参与诉讼活动的规定,也超越律师与法官正常的案件沟通。因此,阿尔法公司认为,徐建明在11月14日前便开展代理工作并非事实。2.徐建明在上诉状中陈述:“徐建明接受委托代理后,做了大量的代理工作,除阿尔法公司提供的材料之外,到浙江省高院调取1000多页,分析了1000多页的案卷后,在前期跟审判法官沟通的代理思路的基础上撰写了书面代理意见,后多次与审判法官沟通,提出鉴定和再次开庭的必要”。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与常理不符:(1)阿尔法公司于11月28日签署《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同日,徐建明将前述材料从舟山邮寄至天建律所杭州办公地点。舟山寄往杭州的邮件,最早第二天11月29日收到。11月29日,天建律所指派的律师徐建明出具代理意见。律师到法院调取案件材料必须有委托人的授权。也就是说,在11月29日这一天,徐建明需要先签收从舟山邮寄送达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后持委托手续到省高院调取1000多页案卷材料,并完成1000多页案卷材料的分析,最终起草完成代理词。从前述工作量来看,很难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完咸,假设在1天内完成,工作质量也无法保障。另,徐建明在第二天又再次邮寄委托手续给省高院。一个案件在两天内两次递交委托手续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阿尔法公司认为,徐建明不可能在11月30日前进行过1000页案卷材料的分析工作。(2)徐建明邮寄第一份代理意见和委托手续的时间与省高院作出判决时间为同一天;徐建明邮寄第二份代理意见的时间与省高院邮寄判决书的时间为同一天。假设事实如徐建明所说,委托前期和后期多次与审判法官电话沟通,一般情况下还是能够了解到判决已经作出,至少第二份代理已经无需再提交。阿尔法公司认为,徐建明提交第二份代理意见的行为恰恰可以说明徐建明其实并未与承办法官保持沟通。(三)徐建明接受委托后到向阿尔法公司送达判决书期间,没有向阿尔法公司报告过案件的进展,至今也未向法庭提供除两份代理意见外实施的其他代理工作的证明。综上,天建律所认为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且与天建律所一审提交的证据相矛盾、与常理不符,无法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天建律所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引用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规定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而本案是二审程序,不能类推适用。2.律师费约定是否符合收费标准,并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徐建明在接受委托时该委托事务已经结束,在未开展实质性工作、且委托结果不是由受托人完成的情况下,受托人是否仍然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合同约定的以结果为计费依据的委托费用?对于该情形,合同没有约定,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给予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驳回天建律所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请求中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没有约定违约责任,天建律所主张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从2019年8月20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综上所述,阿尔法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庭驳回天建律所的上诉请求。 天建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阿尔法公司支付天建律所代理费155000元及利息损失5056.8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1日期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此后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由阿尔法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阿尔法公司诉三航公司码头建造合同纠纷一案，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2549号案件一审判决三航公司赔偿本案阿尔法公司1353942元。阿尔法公司因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高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浙民终287号。2018年11月28日，阿尔法公司与天建律所签订《合同1》，约定：天建律所指派律师徐建明为阿尔法公司的二审及可能之后发生的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再审阶段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签订合同后，阿尔法公司先预付天建律所300000元；本次二审结果为改判的，原预付的300000元转为代理费，再支付生效判决确认赔偿款（超过1350000元）的10%的代理费；并约定了二审结果为发回重审及二审或发回重审为维持原判、再审改判等情况下的代理费计付标准。2018年11月30日，天建律所向高院寄送代理意见及委托代理手续。同日，省高院作出（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载明：2018年11月30日，阿尔法公司解除对王玲的委托，另行委托徐建明为该案代理律师。该案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三航公司赔偿本案阿尔法公司2900000元。天建律所于2018年12月25日收到该判决书，并于次日向阿尔法公司寄送。2018年12月4日，阿尔法公司要求重新与天建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对《合同1》中业务收费部分进行修改，形成《合同2》。其中主要对二审改判情况下的收费标准重新约定：二审结果为改判的，且改判判决赔偿损失2000000元以上的，原预付300000元转为代理费，再支付生效判决确认赔偿款（超过1350000元）的10%的代理费；若改判判决赔偿损失在2000000元以下的，一周内退还原预付的250000元，另50000元作为二审代理费。该合同尾部注明“以本合同为准，之前的合同作废”。天建律所签署《合同2》后，于2018年12月4日寄送给阿尔法公司。2018年12月5日，天建律所向阿尔法公司催收预付款，表示“律所需要收费后才能启动所有工作”，阿尔法公司经与天建律所确认《合同2》的邮件已派送至舟山后，向天建律所支付了预付款300000元。2019年3月4日，天建律所向阿尔法公司寄送《催告函》，表示依据（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判决结果及合同约定，阿尔法公司应支付代理费455000元，除已付的300000元外，尚需支付1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二、若委托关系成立，阿尔法公司是否应支付剩余代理费155000元？针对争议焦点一，双方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案涉《合同1》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自2018年11月28日起成立委托关系。阿尔法公司抗辩，《合同1》已失效。天建律所表示，其同意修改合同，并已将盖好章的《合同2》邮寄给阿尔法公司，但阿尔法公司并未在盖章后将合同寄回，故《合同2》并未生效，《合同1》仍属有效合同。法院认为，前后两份合同延续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合同2》仅对《合同1》中原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在二审改判情况下以“改判判决赔偿损失2000000元”为界作了不同区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已对修改该部分的代理费收费标准达成合意，该条款的修改既不影响双方已成立的委托关系，亦不影响天建律所主张的代理费的计算结果。故阿尔法公司关于《合同1》已作废，阿尔法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前实施的代理行为无效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二，阿尔法公司是否需要支付代理费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阿尔法公司实施的代理行为主要为：两次寄送书面代理意见以及签收判决书。本案代理费的收费与二审裁判结果直接相关，且双方几经协商，充分反映出阿尔法公司在案件审理的最后阶段委托天建律所进行代理，是希望通过天建律所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以最大程度地维护阿尔法公司的合法权益。而天建律所在（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判决作出当日方才担任阿尔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天建律所的两份书面代理意见送达高院之时，（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已经作出。在天建律所未能举证证明其还完成了其他委托事务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天建律所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为阿尔法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十分有限的。受托人领取报酬的前提是完成委托事务，但天建律所脱离其在案件判决作出前未实施代理行为的事实，仅以二审改判结果符合455000元代理费的支付标准为由，要求阿尔法公司按约支付全部代理费，对阿尔法公司显失公平，亦有违阿尔法公司与天建律所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的合同目的。本案需要通过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等进行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天建律所要求阿尔法公司支付剩余155000元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理不合，法院难以支持。阿尔法公司预付的300000元款项，天建律所陈述已由其充抵代理费用，阿尔法公司若对该部分款项需主张自己相关权利的，可另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1元，由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负担。 二审中，天建律所提交了徐建明与阿尔法公司的聊天记录，欲证明上诉人为（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上诉所作的工作早在2018年11月14日前就已经开始，双方在2018年11月14日已经形成委托代理合同的初稿。 被上诉人阿尔法公司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双方在11月14日开始协商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但无法证明已经形成初稿，也无法证明，在11月14日之前徐建明已经开始代理工作。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证明徐建明在2018年11月14日之前已经开始事实代理行为的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天建律所是否应该向阿尔法公司支付剩余的155000元代理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建明律所在2018年11月28日与阿尔法公司签订代理合同。2018年11月30日，天建律所向高院寄送代理意见及委托代理手续。同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在天建律所未能举证证明其还完成了其他委托事务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天建律所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为阿尔法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十分有限，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妥。受托人领取报酬的前提是完成委托事务，但天建律所仅仅在不足两天的时间内实施有限的代理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完成委托代理行为的付款条件。故天建律所要求阿尔法公司支付剩余的代理费155000元，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2元，由上诉人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