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81民初2326号原告：孙红卫，男，汉族，1966年7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徐俊杰，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俞婷婷，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三星，男，汉族，1987年8月30日出生，住赤壁市。委托代理人：何三军，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聂诗龙，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红卫诉被告汪三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红卫的委托代理人徐俊杰、俞婷婷、被告汪三星及其委托代理人何三军、聂诗龙均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孙红卫及其委托代理人俞婷婷、被告汪三星及其委托代理人聂诗龙均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红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饭店股份转让协议书》；2.被告立即返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0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饭店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将其享有的四家餐厅的合伙份额及股权（分别为客满家大食堂通惠北路店的35%、世纪城顺旺基明和店80%的35%、杭州支付宝顺旺基大厦店50%的27.5%、空港顺旺基店的4.5%）以人民币1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转让款，但被告没有按照约定转让相应的合伙份额及股权，也拒绝向原告分配红利。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原告按约定支付了转让款，被告应当完成相应的财产权利份额转让及分配红利，现被告一直怠于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汪三星辩称，一、原告以汪三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转让相应的合伙份额及股权,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法庭依法不予采纳。1.原告与汪三星签订了转让协议后，汪三星按照协议约定由其代行管理，原告方每个月支付我方3000元管理费，从2018年4月份起汪三星每个月向方华水（系孙红卫侄儿，孙红卫授权方华水与汪三星对接）及孙红卫汇报每个月的盈利及亏损情况并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2.汪三星每月向孙红卫及方华水分红的转账记录，证实孙红卫已经实际享受到了股份带来的收益，根据《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汪三星已经实际转让了股权及份额。3.合同分为要式合同和非要式合同，股权及份额转让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必须登记转让，而本案中并不属于以上类型，那么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非要式的形式转让，况且本案中的原始股及份额都没有进行登记，而协议中双方对此也没有约定，原告以我方未转让股份请求法院解除合同，于法无据。4.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也没有约定解除合同情形，也没有发生解除合同的情形，也不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5.孙红卫已经实际将股份以700000元再次转让给了方华水（此转让协议是汪三星于2018年12月12日在位于杭州市竹林寺亲自起草的，并且汪三星在协议上是作为见证人签了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请求法庭要求原告方提供该证据，可以认定孙红卫已经实际处分了自己的股权及份额，应当认定汪三星已经实际转让了股权和份额。二、原告以我方违约要求支付违约金500000元，证据不足，请求法院不予采纳。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违约的情形，我方也没有根本违约的情形，对方也没有提供我方违约的相关证据，请求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原告方提及的我方拒绝分红，首先我方并没有拒绝分红，我方每个月按时将所得的分红准时转账给方华水或者孙红卫，根据协议约定，在股份及份额转让后，我方只是代行管理，享受分红的人是原告，汪三星并不是分红的执行者，汪三星只是一个代行管理者，且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也没有分红（有汪某楼与大股东的分红聊天记录），不分红的原因是在经营中发生了客观原因，这个法庭可以核实。基于以上理由：原告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及承担违约金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予采纳，驳回其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双方当庭一致陈述，案外人方某水系孙红卫的侄女婿，与汪三星为认识10年以上的朋友。经方某水居中介绍，孙红卫与汪三星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饭店股份转让协议书》（下称协议书）1份，受让汪三星及其兄汪某楼（案外人）共同与案外人喻某强、黄某友合开的客满家大食堂通惠店、世纪城顺旺基明和店、杭州支付宝顺旺基大厦店、空港顺旺基店餐厅（以下分别称客满家店、世纪城店、支付宝店、空港店）的股份。协议书约定：甲方（汪三星）现有客满家店、世纪城店、支付宝店、空港店的股权，现甲方同意将其在（上述）餐厅所持股权以壹佰壹拾万元转让给乙方（孙红卫），由甲方代行管理，每月乙方支付甲方管理费叁仟元；转让期限，自2018年4月1日起，至门店停止经营止，如餐厅正常经营，双方无意终止，则协议期限自动延续；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餐厅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1）餐厅期届满。（2）餐厅事业完成或不能完成。（3）餐厅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4）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按股东股份比例分配与承担，甲方须在每月20-25号，将上月经营数据上交乙方（盈利金额甲方需在3个工作日内交于乙方，如有亏损乙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交于甲方）；违约责任，若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可自行决定终止本协议，并有权追究违约方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等，违约一方应当向对方支付伍拾万元违约金；乙方接到甲方缴纳餐厅相关费用后，乙方必须在3个工作日之内交给甲方，否则视为放弃该店股权。备注：1.现将餐厅地址及各门店股份如下：客满家地址为萧山通惠北路255号客满家餐馆股份为35%，世纪城顺旺基明和店地址为杭州萧山民和路富业巷5号顺旺基股份为80%的35%，支付宝顺旺基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266号，支付宝大厦股份为50%的27.5%，空港店顺旺基地址，空港新天地顺旺基餐厅，股份为4.5%。2.客满家房租7月-8月（一年一付），支付宝10月份（一年一付），空港12月份（一年一付），世纪城4月份（3个月一付）。双方对其他事项亦进行了约定。汪三星、孙红卫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方某水亦以证明人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签订后，孙红卫即向汪三星支付股份转让款1100000元，同时，双方为便于汪三星受托对孙红卫受让股份的餐厅的管理、相关事宜的报告、通知，以及款项的支付等事宜，双方互加微信。此后，汪三星即按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受托对双方转让股份的4家餐厅代行管理。同时查明，案外人喻某强，黄某友、汪某楼与汪三星均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餐饮行业多年。在交往过程中，4人经商议，以共同出资的方式经营餐厅。喻某强，黄某友、汪某楼均作为本案证人，以出庭作证、接受本院调查陈述等方式证明，本案涉案4家餐厅中世纪城店、客满家店、空港店实际负责人均为喻某强，由其管钱、管账，支付宝店2017年9月前系他人经营，喻某强的朋友李某将该店盘下后约其一起经营，喻某强遂按其与另3人此前约定，分了部分股份给其他3人，4人共占该店50%股份，李某一人占股50%。餐厅经营情况，世纪城店自2017年下半年开业，经营至2018年下半年，因该店对面新开一家同类餐厅，冲击很大，且后期房东要涨租金等因素，与房东1年租期满后退出经营，该店经营场地、装修等均系房东提供；客满家店因政府拆迁于2019年6月份关停；空港店除疫情期间外，一直尚在正常经营；支付宝店前期一直由李某实际负责，2018年9月左右，李某将喻某强负责向其他股东收取的房租及部分未分配利润，以房东与其有其他纠纷为由予以扣留，自动退出该店经营，喻某强经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决定继续共同经营该店，但均未另行支付房租等费用。此后，该店亦由喻某强实际负责该店经营，至2019年年初收回其前期垫付的房租、物业费、能耗费等费用，且因李某的退出所有股东的股份翻番。2019年4月，该店因经营需要，需再投入资金，喻某强通知其他股东，但均不愿再出资，汪三星将该情况告知方某水、孙红卫，并邀约喻某强、方某水、孙红卫等人共同商议是否出资继续共同经营、转让股份至一方经营等相关事宜，但经协商未果，该店现由喻某强负责经营管理。喻某强陈述，客满家店为出资人共同装修新办，负责人为黄某友的老婆，其他店均为承接他人此前经营的老店，营业执照一直未变更，餐厅登记的经营者分别为个体工商户性质或餐饮公司，因部分店面停业等因素，喻某强及本案当事人、证人等均未能提交营业执照等证实餐厅登记的名义经营主体及经营性质。关于双方协议书约定转让股权的份额及相关义务的履行，双方协议股份转让的4家餐厅的另3位出资人喻某强、黄某友、汪某楼均证实，4人在共同商议共同出资经营餐厅时，未签订书面的出资及合作协议，承接他人经营的老店后亦未进行变更登记，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时，汪三星及其兄汪某楼持有四家餐厅的股份与原、被告转让的股份份额相一致。双方协议书签订时，汪某楼在场，此后亦未提出任何异议，汪某楼在出庭作证时，亦明确表示同意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汪三星主张，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代孙红卫行使4家餐厅的经营、管理权，并按双方签订协议书时的口头约定及此后双方在微信沟通中的相关约定，及时将餐厅实际负责人喻某强提供的经营情况、相关意见等向孙红卫本人及其指定的代理人方某水反馈、报告，将喻某强支付的经营利润、红利、餐厅停业、征收后的相关款项及时向孙红卫、方某水给付或告知，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汪三星为证实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其与孙红卫、方某水、喻某强之间手机微信及银行账户收、付款记录，以及关于4家餐厅经营等相关情况的信息打印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本案审理需要，本院依法向相关证人调查核实、通知证人到庭作证及孙红卫本人到庭，汪三星主张的上述事实主张，能够得到印证。同时，孙红卫当庭陈述，对汪三星主张其受托在收到红利或餐厅经营情况后，及时向孙红卫本人或方某水转账、转发的经营情况，予以认可或知晓相关情况；其与汪三星签订本案协议，系基于信任其侄女婿方某水，而方某水与汪三星系交往多年的朋友、兄弟关系；当初因为（餐厅）效益不好，与方某水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属实，但因份额不清，没有收到方某水的（转让款）70万，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书的效力，双方亦无异议，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对签约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汪三星是否按约定转让合伙份额及股权，是否具有违约行为；1.双方转让的系汪三星及其兄汪某楼与喻某强等案外人共同出资经营的包括客满家等4家餐厅的相应股份。经审理查明，除客满家店为汪三星等人共同出资装修新办外，其余餐厅均为承接他人原经营的老店，且因共同出资人均为交往多年的朋友，各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正式合作、合伙协议，或者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分别订立公司章程，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等，明确各自股份，未在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等手续，而是以登记的案外人的名称或其他主体的名义继续经营，但共同出资人均证明，各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各自股份明确，即每家餐厅每月按各自股份分享利润、承担亏损或追加投资等。按4家餐厅其他合伙人的证言及汪三星按约定向孙红卫、方某水转发的每月4家餐厅经营情况的报表，可以证实汪三星及其兄汪某楼对4家餐厅享有的股份与其转让给孙红卫的股份一致。2.股权属一种特殊的财产，其交付与物的交付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包括股权权属变更和股权权能转移两方面的内容。关于股权权属变更，如前述，股权转让前，汪三星与其他合伙人均系交往多年的熟人、朋友，各方既无书面协议明确各自股份，亦未严格依法按公司经营的形式签订公司章程、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等明确各自股份；且从汪三星与孙红卫签订的协议书中各自权利义务内容来看，汪三星不负有主动进行股权变更的直接合同义务。同时，双方协议书明确约定，由汪三星对转让股份的餐厅代行管理，充分说明双方合同目的，针对的系股份依法享有参与公司管理的共益权和分配公司盈利的自益权，双方并不追求股权形式上的变更，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协议书签订后的履行情况、权利处分等行为，亦可印证。3.关于孙红卫主张的红利（经营利润）支付及委托事项的履行，汪三星在收到餐厅实际负责人喻某强给付的按协议书约定转让股份相应的利润或其他款项和关于餐厅经营情况的报表、相关意见后，及时向孙红卫本人及其委托人方某水给付或告知相关情况，履行、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义务及受托事项，并无任何违约行为。综上所述，汪三星按约履行了转让股份的交付义务，亦无任何违约行为。争议焦点二，双方签订的《饭店股份转让协议书》应否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依法签订的有效合同在以下情形下，一方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应予支持：1.当事人协商一致；2.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3.虽无约定，但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本案中，孙红卫主张汪三星未按约向其转让股份、拒绝支付红利，显然与查明事实不符，其依据上述事实主张，要求解除《饭店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孙红卫要求解除与汪三星签订的《饭店股份转让协议书》，汪三星立即返还股份转让款11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50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亦有违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孙红卫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红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孙红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市金穗支行；账号：17×××04-550。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何 远人民陪审员  彭火庆人民陪审员  余小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熊 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九十三条【合同约定解除】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合同的法定解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