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再18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鹏，男，198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本，男，系王鹏之父，住山东省济南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飞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阚秀健，经理。再审申请人王鹏因与被申请人山东飞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娱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01民终907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2020）鲁民申428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本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飞娱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鹏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飞娱公司全面履行“关于租房拆改的协议”，按协议约定赔付王鹏“拆改”押金及延付滞纳金；2.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现有十份新证据足以证明飞娱公司已经实际享有租房合同权利，并且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依法应承担合同责任，足以推翻原判决。2.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阚秀健签订租房合同和拆改协议是其个人行为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有关“本案王鹏未提供证据证明飞娱公司已实际享有了房屋租赁合同权利或履行了涉案合同义务”的认定，与事实不符。3.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审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向阚秀健主张权利还是向飞娱公司主张权利，是法律赋予合同相对人王鹏的双重权利。原审法院无权因“王鹏可另行向阚秀健主张权利”就剥夺王鹏向飞娱公司主张权利。4.本案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王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飞娱公司按照《关于租房拆改的协议》支付王鹏押金1万元及滞纳金8250元（截止到2019年11月18日），另有第四笔押金5000元将于2019年12月12日到期应付。应付滞纳金总额按照实际欠付押金数额和天数，以双方约定标准计算；2.飞娱公司承担本案相关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鹏系涉案房屋登记所有权人，其于2018年9月1日向王爱本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王爱本全权负责本人在济南市高新区大学科技园6号楼1-401室的出租及纠纷事宜”。2019年7月5日，王鹏（出租方、甲方）、阚秀健（承租方、乙方）、山东鲁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方、丙方）签订《济南市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750号6号楼1-401的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2022年7月15日止；租金明细：第一年121452元，第二年121452元，第三年121452元。另查明，飞娱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成立，住所地为山东省济南市。2019年9月18日，王爱本（甲方）与阚秀健（乙方）签订《关于租房拆改的协议》，约定因阚秀健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拆改了F-401室的房屋结构，违反原合同8.5款的约定，双方就违约押金及滞纳金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济南市房屋租赁合同》系王鹏与阚秀健于2019年7月5日签订，飞娱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成立，公司成立后未对涉案合同予以确认，阚秀健庭审中陈述其为签订租赁合同主体，且《关于租房拆改的协议》仍由阚秀健签署，另王鹏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飞娱公司已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故对于王鹏请求飞娱公司支付违约押金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根据合同相对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元，减半收取128元，由王鹏负担。王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飞娱公司全面履行“擅自拆改租房结构”的协议，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赔付王鹏“拆改”押金及延付滞纳金；3.改判飞娱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济南市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房拆改的协议》签订的一方主体均系阚秀健。虽然阚秀健系飞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飞娱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亦为涉案房屋内，但飞娱公司对阚秀健对外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拆改协议未予确认，阚秀健亦主张上述协议的签订系其个人行为，且本案王鹏未提供证据证明飞娱公司已实际享有了房屋租赁合同权利或履行了涉案合同义务。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王鹏可另行向阚秀健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据此驳回王鹏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元，由王鹏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另，本院再审期间王鹏提供新的证据：1.飞娱公司营业执照；2.飞娱公司工商注册“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3.飞娱公司工商登记“公司章程”；4.飞娱公司“股东会议决议”；5.《天眼查》（全国中小企业征信官方机构）查询飞娱公司信息；6.《企査查》（全国企业备案征信官方机构）查询飞娱公司信息；7.《58同城》飞娱公司招聘广告；8.飞娱公司员工在涉案租房内的工作照；9.大学科技园“济南金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10.王鹏代理人王爱本与飞娱公司法定代表人阚秀健关于“拆改事件信息交流记录”。王鹏提供上述证据证明阚秀健以飞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涉案租房合同及拆改协议，飞娱公司已经实际享有租房合同权利，且飞娱公司缴纳了涉案房屋的相应物业费用。飞娱公司未出庭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济南市房屋租赁合同》及《租房拆改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应如何确定，飞娱公司是否实际享有了涉案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王爱本受王鹏委托与阚秀健本人签订《济南市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房拆改的协议》，该租房合同及拆改协议中并无飞娱公司印章，阚秀健在合同中进行签字亦未注明系代表飞娱公司签订，飞娱公司也未对阚秀健的行为进行追认，王鹏未能提供飞娱公司向王鹏直接支付租金的证据。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阚秀健之行为系代表飞娱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再审期间，王鹏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阚秀健系飞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飞娱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为涉案房屋且飞娱公司在涉案租赁房屋内实际经营并由飞娱公司向第三方缴纳相应物业管理费用的事实，但在原审中阚秀健主张上述协议的签订系其个人行为，且王鹏提供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排除阚秀健与飞娱公司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故原审判决认定合同相对方为阚秀健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前所述，涉案房屋作为飞娱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且由飞娱公司在该房屋内实际经营并由其缴纳相应物业费用，但该占有使用行为并不必然指向飞娱公司已经实际享有涉案合同权利或者履行了合同相应义务，该占有使用行为不能排除阚秀健与飞娱公司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故王鹏要求飞娱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王鹏可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另行向阚秀健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王鹏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20）鲁01民终90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树周审判员  秦华玲审判员  孙 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孙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