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女，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荣，男，193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浪，男，199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女，200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法定代理人：余某，系黄某1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男，200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法定代理人：余某，系黄某2之母。以上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栋，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庆刚，男，汉族，1966年4月26日出生，住贵州省凤冈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子万，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国洪，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万福。上诉人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袁子万与被上诉人廖国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民初12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国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廖国洪与黄强系雇佣关系，一审认定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黄强在本案中是受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即由廖国洪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给付一定劳动报酬，黄强所提供的劳务只是廖国洪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即只是砍伐树木的环节，本案中黄强与廖国洪的关系是典型的雇佣关系。二、廖国洪对黄强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98%的责任。廖国洪未提供任何保护工具，廖国洪应为此承担相应责任。廖国洪当时拉绳子的方向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拉绳子过程中导致树木倒下时将另一树枝压断击中黄强头部致黄强受伤死亡，当树木倒下时未及时提醒黄强合理避让，这是导致黄强受伤死亡的重要原因。廖国洪操作不当，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和提示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廖国洪应当承担98%的责任为宜，即为1412153元。三、余某系死者黄强妻子，且余某因三级肢体伤残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应当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余某因三级肢体伤残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黄强生前，余某由黄强扶养，生活支出均来自于黄强；黄强死后，余某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一审法院认定，余某因2015年已经获得了交通事故的赔偿，本案中不应计算为被扶养人，违反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将死者儿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50%计算错误，依法应全部支持。袁子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民初1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限袁子万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赔偿15152.95元”。2.判令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判决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在认定事实中认定受害人黄强与被告廖国洪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由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承担的责任与承揽合同纠纷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前后矛盾，应为认定事实不清。2.原判决以相对固定、相互协作的临时群体为由判决袁子万承担责任，显然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原判决引用《森林采伐作业规程国家标准》，系扩大解释，适用法律错误。《森林采伐作业规程国家标准》5.1.2条已明确界定适用的是国有林区森林采伐作业，而不适用农村砍伐零星树木的砍伐工人。2.本案中，袁子万不存在重大过失，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也未举证证明袁子万存在重大过失，因此，不承担侵责任，原判决袁子万承担2%的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廖国洪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不成立。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廖国洪、袁子万共同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赔偿1440973.23元［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5017.9元（70036÷12×6）、黄天荣生活费17323.33元（20788×5÷6）、余某生活费415760元（20788×20）、黄某1生活费124728元（20788×6）、黄某2生活费166304元（20788×8）、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10月间，廖国洪在陈家山向他人购买一批树木。黄强联系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一道到陈家山砍伐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当天早上，廖国洪将自己的车辆开到陈家山后离开。黄强、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将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砍倒、按相应的规格锯成收木材，并将木材搬上廖国洪的车辆。当天下午，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工资、搬运费等（具体数额不详）交给黄强，黄强接过廖国洪所交的现金后，向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每人支付240元。2019年10月30日前后，廖国洪、黄强一道与杨某协商购买枫香树，协商结果为，以650元的价格购买6棵枫香树。廖国洪向杨某支付货款250元，尚欠货款400元。黄强于2019年11月4日、11月5日联系袁子万到张家堡、黑滩砍伐枫香树，双方未谈及支付工资的相关问题（由谁支付、按什么标准支付等问题）。当天早上，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油锯等工具送到袁子万处后离开。后黄强、袁子万并到张家堡、黑滩砍伐枫香树（杨某所出卖的枫香树）。当天中午，黄强联系张某，让张某于当日下午到张家堡、黑滩参加搬运木材装车，黄强在通话中表示支付报酬50元。黄强、袁子万砍倒第一棵枫香树后，伐木工具油锯（廖国洪提供）发生故障，不能继续使用。黄强回到家中拿自己的油锯，与袁子万继续砍伐枫香树。在黄强、袁子万共同砍倒5棵枫香树后，继续砍伐第6棵枫香树。黄强、袁子万确定所砍伐的枫香树要倒下的方向后，用定向绳将所要所砍伐的枫香树与作支撑、牵引树木进行了固定，然后进行开口、砍伐。由于黄强、袁子万的力量不能将枫香树牵引断裂，黄强联系廖国洪帮助牵引树木。当日下午四时许，廖国洪到现场后，与黄强、袁子万共同牵引定向绳以使倒下。枫香树在倒下时，枫香树的丫枝击落旁边树木的丫枝，落下的丫枝砸中黄强的头部。黄强被立即送到凤冈县人民医院抢救。凤冈县人民医院诊断意见：呼吸心跳停止；重度颅脑损伤；多发颅盖骨折、颅底骨折、脑内多发挫伤伴脑内血肿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胸5椎爆裂性骨折；双脑多发挫伤。经凤冈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黄强于当日19时40分死亡。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安葬黄强的遗体，花费了相关的丧葬费用。另查明：1.黄天荣夫妇共生育了黄强等6个子女；黄强与余某共同生育了黄浪、黄某2、黄某13个子女；余某于2015年因交通事故右下肢被截肢，经残疾人联合会评定为三级肢体伤残，赔偿义务人共向余某等赔偿68万元。2.经凤冈县进化镇相关部门调解，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相关部门明确由廖国洪先垫付5万元，用于安葬黄强的遗体等。3.枫香树为禁伐树种（天然林保护工程禁伐树种）。4.贵州省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为9170元／年，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448元。5.案涉事故发生后，至今，黄强、袁子万所砍伐的枫香树仍未被运走，袁子万未收到砍伐枫香树的工资。6.黄强、袁子万在砍伐枫香树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门诊病历》《火化证》《证明》（进化村民委员会出具），电子数据，证人张某、杨某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确认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遭受损失的总额？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应否及如何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对当事人的前述争议焦点作如下评判：一、关于如何确认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遭受损失的总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受害人黄强在为廖国洪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最终不治身亡，给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造成了相关的损失，其作为赔偿权利人依法享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应按2018年度相关数据计算赔偿数额。（一）关于丧葬费的数额问题。《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952元，故一审法院确认安葬黄强遗体的丧葬费为33975.99元（67952元÷12月×6个月）。（二）关于如何确认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具体数额问题。1.余某于2015年因交通事故导致右下肢被截肢，经残疾人联合会评定为三级肢体伤残，赔偿义务人共向余某等赔偿68万元。其所获得的赔偿款中包括残疾赔偿金和对黄某2、黄某1的生活费等，在本案中，赔偿义务人不应向余某赔偿生活费。2.受害人黄强是黄天荣夫妇生育的六个子女之一，其对黄天荣负有相应的扶养义务。根据《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八条规定，黄天荣已年满90周岁，计算生活费的年限应为5年，故黄天荣的生活费应为7641.66元（9170元／年×5年÷6人）。3.在受害人黄强死亡时，黄某1年满12周岁、黄某2年满10周岁，黄某2、黄某1系受害人由黄强、余某共同扶养的扶养人，黄某1的生活费应为27510.00元（9170元／年×6年÷2人），黄某2的生活费应为36680.00元（9170元／年×8年÷2人）。一审法院确认死亡赔偿金为703671.66元（631840元＋黄天荣的生活费7641.66元＋黄某1的生活费27510.00元＋黄某2的生活费36680.00元）。（三）关于如何确认精神抚慰金数额问题。生命权是自然人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与受害人黄强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因受害人黄强的意外受伤并最终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结合受害人黄强本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确认精神抚慰金数额为20000元。一审法院确认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遭受的损失总额为757647.65元〔丧葬费33975.99元、死亡赔偿金为703671.66元（含黄天荣的生活费、黄某2的生活费、黄某1的生活费）、精神抚慰金20000元〕。二、关于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提出廖国洪按250元／天为标准向受害人黄强支付工资的形式，雇佣受害人黄强及袁子万为其伐树木，属雇佣关系的诉讼主张，廖国洪提出其以1150元的价格（包括砍伐树木的费用和搬运装车费用）向黄强购买6棵枫香树，属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和廖国洪均未举证证明各自提出的诉讼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二）由廖国洪向杨某给付货款250元的事实，可认定廖国洪向杨某购买枫香树。结合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一、两个月，廖国洪在陈家山购买树木，黄强联系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一道到陈家山砍伐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黄强、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将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砍倒、按相应的规格锯成收木材，并将木材搬上廖国洪的车辆。当天下午，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工资、搬运费等（具体数额不详）交给黄强，黄强接过廖国洪所交的现钞后，向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每人支付240元。再结合廖国洪认可黄强砍伐枫香树需支付相关费用等事实，可认定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廖国洪以支付相应的对价，由黄强等将廖国洪向杨某所购买的6棵枫香树砍倒、按相应的规格锯成收木材，并将木材搬上廖国洪的车辆。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考虑当事人黄强、袁子万、廖国洪均为近邻关系，基于之前的交易习惯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三、关于各方当事人应否及如何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的问题（一）《森林采伐作业规程国家标准》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作业队伍的组成包括管理人员、采伐作业人员、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等；采伐作业人员（伐木员、检尺员和机械集材人员）应持证上岗；能理解执行有关规程或文件对采伐作业的要求（包括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等）；作业人员应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黄强并不具有伐木员的从业资格，而承接具有一定风险的砍伐树木业务；在进行砍伐作业过程，未遵守砍伐作业操作规程，将所砍伐的树木倒下时可能击落的树木、树丫先进行砍伐或修剪；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原因，对自己在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死亡，具有较大过错。廖国洪将具有一定风险的砍伐树木业务发包给不具有从业资格的黄强，存在选任过失；同时，廖国洪存在未督促黄强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过失。另受害人黄强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死亡，不需解剖尸体即能明确死亡原因，廖国洪辩称死亡原因不明确，不能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在伐木工作开始后，袁子万及受害人黄强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相互协作的临时群体；在该群体中，从是否具有伐木工作经验、邀约他人参加伐木工作、实际伐木工作的组织实施等诸多方面来看，受害人黄强是该群体事实上的召集人和组织者。因伐木工作需要群体协作，每个成员之间应履行安全生产、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及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等义务。受害人黄强在伐木过程中受伤，与其本人及袁子万未尽前述义务有关。受害人黄强本人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未尽本人应尽的注意观察和小心防范危险事项发生的义务；在树木倒地的过程中未及时躲避，是其受伤的直接原因。在进行砍伐作业过程，袁子万未遵守砍伐作业操作规程，未提醒受害人黄强将所砍伐的树木倒下时可能击落的树木、树丫先进行砍伐或修剪，致使存在的隐患最终变成了现实，同样是受害人黄强受到损害的原因之一，但综合全案事实而言，袁子万的过错责任较小。综上所述，受害人黄强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百分之六十五的赔偿责任。廖国洪应承担百分之三十三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250023.72元（757647.65元×0.33）］，扣除廖国洪先行支付的5万元，廖国洪还应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实际赔偿200023.72元（250023.72元-50000元）；袁子万应承担百分之二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15152.95元（757647.65元×0.0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廖国洪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赔偿200023.72元；二、限袁子万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赔偿15152.95元；三、驳回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859元，减半收取计3930元，由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承担3000元，由廖国洪负担860元，由袁子万负担7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952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0788元。一审判决书存在笔误，其中第7页“四原告”应为“五原告”，“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448元”应为“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952元”，第8页“黄某2”应为“黄某1”、“黄某1”应为“黄某2”，本院予以更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本案赔偿总额及余某、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何认定；3.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如何认定。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廖国洪向杨某给付货款购买枫香树，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工资、搬运费等（具体数额不详）交给黄强，黄强又向袁子万等每人支付240元。一审庭审中，廖国洪陈述其是1700元包给黄强的。结合涉案当事人之前的交易习惯等因素，一审认定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上诉认为廖国洪与黄强系雇佣关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赔偿总额及余某、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认为余某于2015年因交通事故其所获得的赔偿款中包括残疾赔偿金和对黄某1、黄某2的生活费等，在本案中，赔偿义务人不应向余某赔偿生活费。本院认为，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乡统一标准计算，即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0788元标准计算。余某因交通事故其所获得的赔偿款虽然包含有残疾赔偿金，但残疾赔偿金是对因残疾而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所给予的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并不影响余某在本案中应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规定，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黄强与余某共同生育了黄浪、黄某1、黄某23个子女，其中黄浪已成年为余某的扶养人之一，故余某在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7880元（20788元／年×20年÷2人）。黄天荣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323.33元（20788元／年×5年÷6人）。黄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2364元（20788元／年×6年÷2人），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3152元（20788元／年×8年÷2人）。第1－5年余某、黄天荣、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34647元（10394元＋3465元＋10394元＋10394元）、第6年余某、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31182元（10394元＋10394元＋10394元）、第7-8年余某、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20788元（10394元＋10394元）、第9-20年余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10394元，而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0788元，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余某、黄天荣、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实际为20788元，故余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实际为183622.13元，黄天荣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实际为10392.27元，黄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实际为38106.13元，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实际为58894.13元。本院确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为922854.66元（631840元＋余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83622.13元＋黄天荣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0392.27元＋黄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8106.13元＋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58894.13元）。综上，本院确认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遭受的损失总额为976830.65元〔丧葬费33975.99元、死亡赔偿金为922854.66元（含余某、黄天荣、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20000元〕。以上被赔偿总额和扶养人生活费适用标准计算金额一审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因黄强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原因，对自己在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死亡，具有较大过错，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百分之六十五的赔偿责任。廖国洪将禁伐树种枫香树（天然林保护工程禁伐树种）业务发包给黄强，存在定作过失，且廖国洪还存在安全管理等过失，廖国洪应承担百分之三十三的赔偿责任；因伐木工作需要群体协作，每个成员之间应履行安全生产、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及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等义务，黄强在伐木过程中受伤，袁子万同样未尽相关安全义务，袁子万应承担百分之二的赔偿责任，本院对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分担比例予以确认。故，廖国洪应赔偿322354.11元（976830.65元×0.33），扣除廖国洪先行支付的5万元，廖国洪还应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赔偿272354.11元（322354.11元-50000元）。袁子万应赔偿19536.61元（976830.65元×0.02）。综上所述，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和袁子万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二、限廖国洪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赔偿272354.11元；三、限袁子万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赔偿19536.61元；四、驳回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1、黄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30元，由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负担2800元，由廖国洪负担1050元，由袁子万负担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59元，由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7000元，由廖国洪负担859元，由袁子万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陶晓梅书记员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