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0民终44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 法定代表人：方海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萌初，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9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0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 法定代理人：刘某2，男，199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系刘某1之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德妹，女，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 法定代理人：刘某2，男，199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系胡德妹之子。 上述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玲，女，197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三河分厂，住所地河北，住所地河北省三河市皇庄镇周马坊村> 主要负责人：王景群，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该厂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德东，河北霍振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维友，男，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海宝，男，198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 上诉人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胡德妹、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三河分厂（以下简称印刷厂三河分厂）、郑维友、陈海宝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20）冀1082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宝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郑维友、陈海宝向刘某2、刘某1、胡德妹赔偿相应损失；由郑维友、陈海宝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涉案被拆除设备并非宝虹公司所有，仅凭陈海宝的陈述，不能认定“宝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海泉通过郑维友找到陈海宝及刘大全二人拆除其使用的设备，费用由宝虹公司支付”；陈海宝、刘大全所从事的设备拆卸工作系承揽业务关系，定作人仅承担选任责任；刘大全在从事设备拆除过程中因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其自担10%的责任比例过低；仅凭残疾人证判令支付胡德妹被扶养人生活费，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胡德妹辩称，一审中已有相关证据证明，涉案设备的归属方和收益方均为宝虹公司；在拆除现场，该拆什么，不拆什么，由方海泉安排决定，且在拆除过程中，方海泉提供天车、地拉车、吊、地拉车环等工具，故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刘大全作为被雇佣人员，在雇主没有提供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本身没有重大过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胡德妹身患精神残疾，无任何劳动能力。 被上诉人印刷厂三河分厂辩称，一审法院基于各方明确认可的事实免除印刷厂三河分厂的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郑维友辩称，涉案场地其租给了印刷厂三河分厂，至于印刷厂三河分厂与谁合作，其一概不知；涉案设备属于哪方， 其不清楚；方海泉作为厂子的副厂长，长期在厂子办公，几乎每天都在；事发前的两三天，方海泉让其帮忙找两个工人拆设备，钱他付，后其跟陈海宝、刘大全说了这个事，事发当天早上，方海泉和陈海宝、刘大全面对面谈的，当时其在现场；拆除设备缺什么东西，陈海宝让方海泉去准备，方海泉全程指挥。 被上诉人陈海宝辩称，其和刘大全去拆设备，是郑维友介绍过去的；具体拆什么，听方海泉的，方海泉跟二人谈的工钱，每人每天300元；当时自己有的工具就带上了，没有的让厂子提供。 刘某2、刘某1、胡德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三原告人身损害赔偿款共计1349364.89元，其中医疗费15079.20元、死亡赔偿金659940元、丧葬费3581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31048元、交通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停尸费135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3983.69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6日下午17时30分左右，被告陈海宝和刘大全在三河市皇庄镇周马坊村一处厂房内拆除设备时，刘大全不慎从高处跌落地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三河市公安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三河市公安局对相关人员所做的询问笔录。在三河市公安局于2020年3月7日对陈海宝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海宝陈述：其于2020年3月5日在周马坊村给郑维友干活时，郑维友对其说北面有点拆机器的活，问其是否能干。后其就和郑维友一起去了周马坊村村西的一家印火车票的厂子，郑维友对其说厂子内让其找两个人把机器给拆了。其和郑维友谈好每人每天300元，后就联系刘大全来干活。2020年3月6日17时25分左右，其和刘大全在车间北头风机平台上干活时，利用天车想将风箱吊下来，已经将风箱固定好，快要吊起来时，差四个腿没有吊起来，其和刘大全就去敲四个腿，刘大全将其中一个腿敲掉后，不吃劲了，风箱动了一下，碰到刘大全的身体，刘大全没站住，就从平台上掉到地上了。其就赶紧从平台上下来看刘大全的伤情，后拨打120急救，先将刘大全拉到了三河市医院，后又拉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抢救，至2020 年3月7日5时许经抢救无效，刘大全死亡。二人在拆卸设备时没有相关的操作许可证，也没有佩戴安全带等防护措施，因为戴上后无法干活，而且雇佣其干活的人也没有提出让二人佩戴安全带等防护措施。当时干活时厂内一名姓方的负责人去了，他告诉二人干完活后他负责结账，并告诉什么东西需要拆下来，什么东西不能动，且把拆卸设备需要的相关材料也购买好了，还告诉二人拆卸下来的东西他负责拉走。在三河市公安局分别于2020年3月7日、3月8日对郑维友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郑维友陈述：其把涉案场地于2012年租给了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租期十年，据其了解方海泉是该厂的生产厂长。方海泉找其帮忙找两个工人去拆除厂子内的两台热风机，在2020年3月6日前的两三天方海泉就一直给其打电话。其就对其中一个工人陈海宝说，你去看看活能干吗，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不干，费用你自己跟方海泉商量。来干活的工人有两个，一个是陈海宝，一个是陈海宝找的人。其只是给方海泉找人帮他拆卸设备，具体怎么拆卸和拆卸的费用是方海泉和陈海宝去谈的，其没有参与。出事前半个小时，方海泉将车间的卷帘门钥匙交给被告郑维友并跟其说:“如果工人没干完，你就将钥匙给工人，让他们明天来继续干”，现在钥匙还在郑维友手中。两个工人在车间干活的工具也是方海泉提供的，方海泉最开始让其去借，其给周星春打电话借，他当时没空，方海泉等不了就自己去买了，从三河市皇庄镇十字路口南欧普照明东边一个叫五金标准件的平房处购买了两个吊装带、四个卡环。方海泉对其说过拆卸下来的设备他自己运走。在三河市公安局于2020年3月8日对方海泉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方海泉陈述：其是宝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者，也是该公司派在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三河分厂的办事员，负责该厂的结算、采购、设备维修等事情，维修费用5万元以下的由印刷厂三河分厂负责，维修费用5万元以上的由宝虹公司负责。2020年3月6日下午5时许，郑维友给其打电话说有个工人在厂子干活时摔下来了,让其带出事的人去看病，其就对郑维友说这事跟其没关系，为啥找他。郑维友就没说什么了，之后就一直给其打电话让其出钱给工人看病， 其就说跟其没关系不同意出钱。出事当天的上午和下午其都去了车间，看到有人在拆设备，其认为是郑维友或者政府派人来拆除设备的，因为是政府部门给郑维友下达的拆除通知。其不知道是谁找的两个工人干活，也不知道费用由谁结算，其也未提供拆除设备的工具。关于两个工人拆除的设备归属问题，2020年3月2日，其和印刷厂三河分厂的庞春华厂长探讨过，庞厂长说设备不属于印刷厂，对拆除所需的费用不负责；该设备属于原投资方广东汇升公司，其代表宝虹公司说的和庞厂长一样，郑维友说如果其拆了是不是没人管。在三河市公安局于2020年3月8日对庞春华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庞春华陈述：其是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的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是王景群；厂子所占土地是郑维友的，2020年3月份厂子与郑维友终止了租赁合同。2018年1月份其就开始担任该厂的厂长，场地是由印刷厂三河分厂提供的，宝虹公司负责提供技术，共同生产火车票。生产设备的使用权属于宝虹公司，生产火车票的员工也都是宝虹公司雇佣的。设备维修归宝虹公司负责，合同规定维修费用5万元以下的由印刷厂三河分厂负责，维修费用5万元以上的由宝虹公司负责。2019年1月底，厂子就停工不生产火车票了。2020年3月7日12时许，三河市皇庄派出所工作人员给其打电话说有人在厂子拆除设备时掉下来，已经死亡。其对工人拆除设备的相关事情均不知晓，听门卫说是郑维友找来的，费用由谁结算不清楚。2020年3月2日，其和方海泉及郑维友探讨过设备的归属问题，其说设备不属于印刷厂，对拆除所需的费用不负责；方海泉代表宝虹公司说设备也不属于他们，郑维友说那我就看着处理了。庭审中，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2月13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三河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郑维友）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一份及附件，合同约定印刷厂三河分厂的上级单位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租赁三河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位于三河市，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2年2月15日至2022年5月14日；2016年8月17日的《厂房租赁合同附件》约定，因三河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已注销，出租方变更为三河市亚 恒纸业有限公司，双方继续履行原合同。2、2014年12月30日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为甲方，宝虹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的《技术、生产合作协议书》一份，合同约定甲方以现在的印刷厂三河分厂所有的现金、土地、房屋使用权、销售资源及初期租金为基础，乙方以其所合法持有的生产技术、产品技术及其拥有的1700型涂布机1台、制备设备一套及相关附属设备作为生产合作的条件，甲乙双方进行技术、生产合作。3、2020年3月2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三河市亚恒纸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通知）一份，约定因接到三河市皇庄镇政府拆迁通知，导致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终止。4、2020年3月3日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为甲方，宝虹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于甲方三河分厂原场地（三河市皇庄镇周马坊村西）拆迁，双方签订的《技术、生产合作协议书》原条款中涉及甲方三河分厂场地相关内容均废止，由甲方新迁地址继续合作（具体地址待甲方确定后另行通知），甲乙双方各自处理己方位于原三河分厂的设施、物品。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表示：上述四份证据能够证明拆除的涉案机械设备属于宝虹公司所有，而方海泉自与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签订协议起至今均为被告宝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宝虹公司与印刷厂三河分厂之间始终是一种合作关系，方海泉经常出现在印刷厂三河分厂也是在履行双方的合作关系，所以才导致他人对方海泉身份的误解，方海泉本人与印刷厂三河分厂之间没有任何职务上的关系；另外上述证据也可以证明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在事发前已经与三河市亚恒纸业有限公司解除了租赁合同关系，与宝虹公司也解除了合作协议，证明该厂从未有任何职员委托拆除涉案机械设备。该厂与宝虹公司虽系合作关系，但该厂承担责任的基础应是在合作、运营期间对外造成的损害，而事发的时间在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三河市亚恒纸业有限公司解除租赁关系及与宝虹公司解除合作关系之后；既然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宝虹公司所做的任何行为均与该厂无关，系其独立的主体行为。三原告对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认为2014年12月30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宝 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恰恰能够说明涉案拆除设备的归属方、受益方均是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宝虹公司，因为他们是合作关系；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与三河市亚恒纸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解除租赁合同不影响其对原告方的赔偿。被告郑维友对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提交证据中的2020年3月2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三河市亚恒纸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终止租赁合同有异议，认为只是三河市亚恒纸业有限公司收回原来的租赁物，现在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的营业执照没有注销，设备也没有拆走；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陈海宝和被告宝虹公司对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郑维友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陈海宝在出事后为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经郑维友介绍，2020年3月6日，我和刘大全在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三河分厂的车间里给方厂长（后来听说叫方海泉）拆一条流水线设备的两个风箱，和方厂长说好每人一天300元钱，完活后方厂长给我俩付钱。方厂长告诉我俩怎么拆、都拆什么部位，不要把设备碰坏，我俩就开始干活。车间里的天车没有电，方厂长就把电送上了，又找来了天车遥控器；没有吊装带和卡环，他就给我们买回来了，地拉车也给，地拉车也给我们准备了点多刘大全就出事了”。2、方海泉购买所拆设备需用的吊装带时的监控录像和出事前后的现场相片。3、方海泉购买吊装带时店主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在2020年3月6日上午10点半左右，一男子开车（车号京Ｑ×××××）到我店买了两条吊装带和四个卡环，我收了300元”。三原告对被告郑维友提交的陈海宝及店主的书面证明、方海泉购买吊装带的监控录像及现场照片均予以认可，认为照片中的场地就是事发时的场地，上述证据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该设备的归属方、收益方均系被告宝虹公司，但被告宝虹公司和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系合作关系，仍然不能对抗对三原告的赔偿义务。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对被告郑维友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请法庭进行核实确认，但认为上述证据对证明该厂的主体责任没有关联性。被告陈海宝对被告郑维友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宝虹公司认为被告郑维友提交的陈海宝出具的书面证明应属 于当事人陈述，其在证明中的相关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相互矛盾，其证明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相关依据；出具书面证明的店主没有到庭接受质询，该证据不符合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被告郑维友提交的方海泉购买吊装带的照片及监控录像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当时方海泉于2020年3月6日上午大约9点多钟去三河市皇庄镇十字路口往南200米路东的一个平房五金建材商店购买了两个吊装带、四个卡环，但只能证明方海泉曾经购买过上述物品，其购买吊装带的原因是因涉案厂房需要拆除，宝虹公司已于2019年12月份将自有的设备进行了拆除搬离，2020年3月份涉案厂房因违建面临拆除，方海泉为了解决同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解除合作的后续事宜，到厂房时发现没有吊装带，考虑到印刷厂三河分厂拆除自己设备时也需要吊装带，所以就购买了两条吊装带挂在车间内，并不是为陈海宝而购买的吊装带，而且也不能确认陈海宝、刘大全在拆卸设备时使用的吊装带就是方海泉购买的吊装带，且陈海宝、刘大全在拆卸设备时所使用的吊装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并不是新购买的吊装带。刘大全死亡的原因也并非因为吊装带的质量问题所导致的，所以被告郑维友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人是受宝虹公司委托拆除的设备。庭审中，被告宝虹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20年3月2日三河市皇庄镇土地城建办公室致被告郑维友的《通知》一份，证明因涉案被拆除设备所在的厂区系违法建筑，皇庄镇土地城建办公室通知郑维友限期进行拆除；至事发之日被告郑维友一直在对厂区及厂区内的设备进行拆除，因此涉案被拆除设备也是被告郑维友指示陈海宝、刘大全进行的拆除。2、2020年3月5日厂区内监控录像及截图、被告郑维友拆除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的视频及截图，证明至本案事故发生前陈海宝、刘大全一直根据郑维友的指示进行厂区及厂区内设备的拆除工作，陈海宝、刘大全在拆除涉案设备之前就已经根据郑维友的指示拆除了位于厂区内的污水处理设施，且该套设施已被郑维友处置，郑维友为了出售拆除后的设备牟利，曾于2020年3月5日带买方到现场看设备。3、2020年3月7日两个 证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20年3月7日事发后陈海宝回到厂区内取车时，在被询问“谁让你拆设备”时回答“郑维友雇他们拆设备”。由此证明，涉案被拆除设备系被告郑维友指使陈海宝、刘大全拆除。4、2012年3月20日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与郭云翔签订的《铁路磁介质纸合作协议的补充合同》一份，证明涉案被拆除设备的产权并非宝虹公司，该设备系2012年3月20日由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和郭云翔协议共同投资购买。5、宝虹公司于2019年12月将自有设备拆除的运输协议、发票、付款凭证及拆卸人员的火车票，证明宝虹公司已于2019年12月将自有设备全部拆除后搬走，因此涉案被拆除的设备并非宝虹公司所有，也不是由宝虹公司负责拆除。6、宝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海泉与郭云翔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在2020年3月2日宝虹公司得知厂区要被拆除时也曾通知案外人郭云翔，但因疫情原因，案外人无法到场拆除设备。被告宝虹公司表示：2020年3月2日宝虹公司通知案外人郭云翔拆除的设备指的就是陈海宝、刘大全拆除的设备。因宝虹公司曾经使用过该设备，基于之前使用设备的关系，所以该公司就善意提醒郭云翔拆设备的事，让他想法处理。当时郭云翔说如果按政府规定的时间进行拆除，其又因疫情原因来不了，那就只能由政府强拆了。三原告对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证据1《通知》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该通知仅针对被告郑维友事发地点南部的厂房，与涉案被拆除设备所在的北部厂房没有关联，被告宝虹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大全、陈海宝系被告郑维友指使拆除设备；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据来源均不认可，该证据系监控录像和部分截图，不能证明证据的完整性，也不认可其合法性；污水厂处理设备最早是郑维友自己的，其处置属于理所当然，与本案无关，对被告宝虹公司陈述郑维友带购买设备人员去涉案现场查看的观点也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关联性、合理性、真实性均不认可，宝虹公司所称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且门卫也没有权利对陈海宝进行询问；对证据4，其知道事发时拆除的设备的使用权、所有权、归属权均属于被告宝虹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证据 证明2019年12月份时该公司就与印刷厂三河分厂无关，但2020年3月份宝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海泉一直在厂区内出现且积极购买拆除设备的工具，并多次进出厂区，该厂工人有目共睹；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对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表示该厂确实最早与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有过合作关系，涉案拆除的设备涂布机最早也是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投入合作的资产之一，后因该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被告宝虹公司承租了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的所有设备后继续与该厂开展合作关系；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证据5也恰好能证明该厂与被告宝虹公司作为合作方通常的做法是对各自的资产各自管控处理，这也与该厂其后与宝虹公司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中的约定是一致的。郑维友拆除厂区内的设备无该厂的授权，该厂也没有为此支付过任何费用。综上，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恰好能证明该厂对涉案拆卸的涂布机既无所有权，又未实际支配管理，也从未参与过任何的拆卸工作，该厂对此事件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郑维友对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因为其是土地使用权人，所以政府部门下发的拆除通知所写名称为郑维友，但土地上的涉案设备不属于其所有，也不能证明涉案被拆除的设备是其指使陈海宝、刘大全进行的拆除；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公共通道的两边分北院和南院，分属两家经营，南院其租给了另外一家企业，该院属于违建，已经拆除，北院其租给了印刷厂。南北两个厂区都是独立的院子，涉案设备在厂区的北院，也就是印刷厂租赁的院子，3月5日陈海宝、刘大全在涉案设备厂区以外的南院干活，3月6日陈海宝、刘大全在印刷厂租赁郑维友的北院干活。污水处理设备在南院，归其所有，其也没有领人去现场查看涉案设备；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3月7日被告陈海宝到厂区取车时没有说过事发时是给其干活，厂里欠两个看门的工人工资，两个工人做的是伪证，而且也未出庭作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 认可，不能证明拆除的设备和本案有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核实微信聊天内容及人员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被告陈海宝对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认为均与本案无关。因为3月5日其和刘大全在事发厂区以外的南院干活，事发的3月6日二人在厂区北院即在郑维友租赁给印刷厂的车间里拆除设备；是方海泉雇佣二人拆除的设备，工钱也是方海泉为二人结算，郑维友自始至终也没有指示二人在出事的院内拆除设备；3月7日其去厂里取车时也没有说过事发当天是郑维友雇其拆除设备。关于事发当时的情况及事发经过，被告陈海宝陈述：事发当天其和刘大全拆除的设备包括两个风箱、一个风机，在拆除风箱时发生的事故。在拆除过程中方海泉于上午9点多钟先到现场，后来郑维友也来到现场，郑维友给二人介绍这是印刷厂的方厂长，其问方厂长以前这个设备是怎么装上去的，他说是用天车装上去的，方厂长告诉二人把风箱底座的四个螺丝卸下来，用天车吊下来，边上的护栏影响吊装的话就用气焊切割掉。拆掉一个风箱后，方厂长让二人拉到车间外边、厂房的院内。方厂长还问其当天能不能拆完，其和刘大全说可能拆不完，方厂长说今天拆不完明天接着拆，拆完后放到车间外，之后他找车拉走。当时用起重设备天车把风箱吊起来，吊装带挂在天车的钩子上，风箱下面有四个腿是由螺丝固定的，拆除时需要将螺丝卸掉；其用天车将风箱吊到最高点时，和刘大全商量把四个腿用切割机锯掉，切割完后刘大全就用撬棍撬风箱，其在边上准备将风箱腿撤出，刘大全刚把风箱撬动，风箱一晃动就把刘大全撞到地上，当时二人站在离地面3米左右高的平台上。现在拆除设备的费用还没有给付。三原告对被告陈海宝的陈述没有异议。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对被告陈海宝的陈述有异议，认为陈海宝误解了所拆设备的归属，因为设备放置在印刷厂租赁的车间内，陈海宝便认为拆卸的设备系印刷厂所有，并认为系由印刷厂的厂长指示拆除，实际该设备是被告宝虹公司租赁得来作为与印刷厂合作投入的资产，与该厂没有关系。被告郑维友对被告陈海宝的陈述有异议，表示事发当天的上午其和陈海宝、刘大全、方海泉四人在场一起谈的， 每人每天300元，方海泉也答应给二人工钱，完工结账。其不知道设备是谁的，只是场地是其租给印刷厂的，其与宝虹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协议，印刷厂与宝虹公司是什么关系其也不清楚。被告宝虹公司对被告陈海宝的陈述有异议，认为陈海宝陈述的方海泉指导其进行拆卸与事实不符。事发当日方海泉确实到过现场，但并非是为了处理设备的拆卸问题，而是为了处理与合作方解除合同的后续事宜。涉案拆除的设备涂布机是2012年3月20日由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和郭云翔共同出资购买，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之前和印刷厂有过合作，后来因故退出，故宝虹公司征得设备产权人之一的郭云翔同意继续使用该设备，该公司和郭云翔之间也有利益分配方面的约定。事发后，刘大全于事发当日先被送往三河市医院抢救，经诊断其伤情为重度颅脑损伤、胸椎爆裂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及肺挫伤。因伤情严重，刘大全当天被转至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治疗了几个小时，当晚又转回三河市医院继续治疗，后于2020年3月7日早晨5时死亡。原告刘某2系刘大全长子，原告刘某1系刘大全次子，原告胡德妹系刘大全之妻。一审法院结合三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核实确认三原告因刘大全死亡而产生的各项合理损失如下：1、医疗费11639.20元。原告提交三河市医院诊断书、门诊病历手册、抢救记录、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收费明细清单及医疗费票据7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表示尚欠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医疗费4198.47元，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护工费190元。此费用系刘大全在抢救期间支付医院的护工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丧葬费35814元。此项根据河北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69元计算6个月。4、死亡赔偿金307460元。刘大全于1966年1月12日出生，其系河北省农业家庭户口，此项参照河北省2020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标准15373元计算20年，应为307460元。原告主张按河北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此项，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5、被扶养人生活费247440元。刘大全妻子即原告胡德妹系精神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此项参照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标准12372元计算20 年，共计应为247440元。原告主张按河北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此项，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刘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胡德妹的年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达到相关标准，故本案中不再累计计算原告刘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6、交通费5000元。一审法院根据刘大全就医治疗及其亲属往返医院的实际情况，酌定此数额为5000元（包括刘大全治疗时支付的三次救护车费325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刘大全的死亡对三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根据三原告现在的实际情况及精神损害程度酌定此数额。8、停尸费2000元。由于双方对责任承担的主体争议较大，刘大全的尸体至今尚未处理，但三原告没有及时处理尸体的行为也无形中扩大了损失。一审法院充分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此项的合理损失按2000元计算。综上，三原告的以上合理损失共计659543.2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争议的两个焦点系责任承担的主体及赔偿的损失数额问题。根据2014年12月30日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与宝虹公司签订的《技术、生产合作协议书》中记载的宝虹公司以其所合法持有的生产技术、产品技术及其拥有的1700型涂布机1台、制备设备一套及相关附属设备作为生产合作的条件，双方进行技术、生产合作以及被告宝虹公司提交的《铁路磁介质纸合作协议的补充合同》、宝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海泉与郭云翔的微信聊天截图和宝虹公司自述的设备情况及方海泉亲自购买拆除设备的工具等相关证据和事实情况综合分析看，事发时被告陈海宝和刘大全拆除的设备使用权人应系被告宝虹公司；根据自始至终参与此事的在场人和与刘大全共同干活的被告陈海宝的当庭陈述及其在三河市公安局所做的询问笔录看，应系被告宝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海泉通过被告郑维友找到被告陈海宝及刘大全二人拆除其使用的设备，费用由被告宝虹公司支付；且该设备的价值较高，被告宝虹公司不可能交由 他人无偿处置。因在拆除设备过程中导致刘大全摔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故被告宝虹公司应对刘大全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与被告宝虹公司虽系合作关系，但在事发前双方已经终止合作，并约定各自处理己方设施，故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郑维友只是介绍被告陈海宝和刘大全为被告宝虹公司拆除设备，设备所有权和使用权并非归其所有，其也未从中获益；被告陈海宝与刘大全共同受雇于被告宝虹公司拆除设备，其在事发时也无过错，故上述二被告也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刘大全在事发时应具有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且其在从事设备拆除时既无相应的操作资质，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故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被告宝虹公司对刘大全的损害后果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刘大全自身承担10%的责任。关于三原告主张的因申请财产保全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3983.69元，因三原告的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且其申请保全财产的被告印刷厂三河分厂在本案中也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三原告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维护。三原告的各项合理损失以一审法院依法确定的为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刘某2、刘某1、胡德妹因刘大全死亡而产生的各项合理损失共计人民币659543.20元，由被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赔偿其中的90%即593588.88元，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其余损失由三原告自行承担。二、驳回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42元，由原告负担1000元，被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负担2442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新证据：1、奥迪车主的录音，证明郑维友为了出售设备获利，于2020年3月5日带买方到现场看设备；2、情况说明一份及收条两张，证明宝虹公司与郑维友之 间存在矛盾。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胡德妹质证称，证据1，奥迪车主的真实身份、音频录制时间等均无法核实，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证据2，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郑维友质证称，证据1，录音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且其从未带人看过设备；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与方海泉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印刷厂三河分厂、陈海宝质证称，证据情况由法庭核实。本院经审查，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本院二审期间，宝虹公司另提交书面说明一份。1、鉴于2020年3月2日河北三河皇庄镇政府给当地各涉嫌侵占国有土地的企业和个人发出了限期强拆令，我方协同合作方印刷厂三河分厂与土地出租方三方开会表示：我方和印刷厂三河分厂对厂内所使用的所有生产设施只有监管使用权，不拥有产权，所以不能处置。2、根据印刷厂三河分厂监控录像播放显示：2020年3月5日开始，出租方伙同陈、刘二人于当日早7时在未和我方、印刷厂三河分厂商议及允许的情况下就对我方和印刷厂三河分厂使用的生产设施、设备进行拆除。当日录像还显示：于当日上午10时出租方带两个陌生人（经调查其中一人是从事废旧设备收售买卖的）进入我方车间巡视了所有工位看设备并商议收售事宜，陌生人离开后的几日内我方有部分被出租方拆下的设施、设备不知所踪，实际已被出租方售卖牟利。3月6日出租方带领陈、刘继续在我方车间拆除我方设施、设备。3、结合目前案情，我方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得到了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宝虹公司提交的受案回执复印件显示，方海泉于2020年10月16日报称的皇庄周马坊做火车票处盗窃一案已由三河市公安局皇庄派出所受理）。本院经审查，据说明1，宝虹公司认可其和印刷厂三河分厂对生产设施、设备均不拥有产权，且无处置权，但未明确产权及处置权归谁所有；说明2中宝虹公司称出租方擅自拆除生产设施、设备，并称有部分被出租方拆下的设施、设备已被出租方售卖牟利，均无相应证据证实；据说明3，如方海泉于2020年10月16日向公安机关报称的皇庄周马坊做火车票处盗窃一案的案发地即是本案事发地，但宝虹公 司既然无产权、无处置权，其以何身份进行报案。综上，对宝虹公司出具的该份书面说明的所述内容，本院无法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三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现有在案证据分析，涉案被拆除设备应系宝虹公司所有，宝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海泉通过郑维友找到陈海宝、刘大全二人拆除该设备，费用由宝虹公司支付。刘大全在拆除设备过程中摔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宝虹公司对刘大全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操作资质、安全保护措施、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刘大全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妥。刘大全的妻子胡德妹系精神残疾人（叁级），无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应支持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综上所述，宝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36元，由上诉人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炳辉 审判员  张海霞 审判员  王建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