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迪声（LEONGTEKSENG），男，1963年4月11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星港湾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樯，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柱强，男，196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创英，广东铭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迪声（LEONGTEKSENG）因与被上诉人刘柱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18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迪声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梁迪声仅需向刘柱强支付380000元租金收益。事实和理由：一、梁迪声并未构成违约，梁迪声在2017年10月之前一直都按《协议书》约定向刘柱强支付租金收益，但在2017年10月后因收到杨某追收租金收益的要求，才得知刘柱强一直没有将收取的租金收益分配给其代表的杨某等委托人，为防止杨某等人的损失扩大，梁迪声才暂停支付租金收益给刘柱强，且梁迪声在收到杨某等人口头追收租金收益不久，就收到杨某等人起诉追收2012年9月后的租金收益的民事起诉状，故梁迪声更不可能再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租金收益给刘柱强，必须案件了结后才能重新处理，更何况由于原收取租金收益的刘某1已故，梁迪声在不清楚其继承人与刘柱强等人如何重新分配租金收益的情况下，无法再按《协议书》支付租金收益。二、杨某、刘某、阮某另案起诉的租金收益裁判结果亦证明梁迪声不应再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租金收益给刘柱强，而是以另外的租金收益支付金额向杨某等三人分开支付，故梁迪声于2017年10月起暂停按《协议书》的约定向刘柱强支付租金收益，并无不妥。三、刘柱强起诉请求梁迪声支付2017年10月之后的租金收益为每月20000元，而《协议书》约定的是每月30000元，故刘柱强确认梁迪声自2017年10月后无需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租金收益。四、由于刘柱强可能存在意图吞食其家族其他继承人的收益所造成的，故产生的损失应由其承担。刘柱强辩称，刘柱强主张的租金收益与杨某、刘某、阮某等人无关，即使有关系，也仅是刘柱强与杨某、刘某、阮某等人的家庭内部经济纠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柱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迪声立即支付已收取的属于刘柱强的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租金325996元及利息（利息以32599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梁迪声立即支付拖欠刘柱强的租金收益380000元（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共19个月）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以自2017年10月1日起每月应支付的20000元为基数，分别从拖欠当月21日起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为76000元）；3.刘柱强自2019年7月1日起至一审辩论终结之日止，每月按20000元的标准向刘柱强支付租金收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12日，刘柱强与梁迪声及案外人刘某2、刘某1因物权确认纠纷诉至法院，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1）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位于中山市******尾十八亩上的五层工业厂房及其后的空地（房产证号：粤房字第4***号、土地证号：中府集建总字第1****号、中府集建字[90]第2***号）25%的产权属刘柱强所有。该判决业已生效。该案查明中山市******尾十八亩上的五层工业厂房及其后的空地与中山市************是同一个地方，其中梁迪声占50%产权，刘某1占25%产权。2013年6月4日，刘柱强与梁迪声因共有纠纷诉至法院，刘柱强向梁迪声主张2012年9月起至2013年9月止的租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69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2年9月起至2013年9月止的租金总额为651992元，该款项为梁迪声收取，其应向刘柱强支付租金162998元（651992元×25%）。2013年7月24日，案外人杨某、刘某与案外人刘某3、黄某、阮某因法定继承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3）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681号。诉讼中因案外人刘某3死亡，法院依法追加刘某3法定继承人刘某4、刘某5、刘柱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其中经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中中经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刘某1所有的位于中山市******尾十八亩上的五层工业厂房25%的产权及其后空地50%产权及该不动产所产生的租赁收益由杨某、刘某共同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黄某、刘某4、刘某5、刘柱强共同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阮某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2015年8月31日，刘柱强与梁迪声签订《协议书》，部分内容如下：甲、乙双方鉴于座落于中山市******尾十八亩上的五层工业厂房及其他后的空地（使用权面积996平方米，已取得集体土地用地使用证，证号为：中府集建总字第1***号，建筑面积为2320.98平方米，房地产证号为4***）的共有人属于甲方、乙方和刘某1（已死亡，由乙方代管其管理收益），上述事实已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所确认。现双方就上述物业的管理租赁达成以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同意从2015年9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共六年）由甲方全权负责对上述物业的管理租赁，甲方同意前六年每月支付人民币叁万元给乙方；后三年每月支付人民币叁万叁仟元给乙方。二、……每月的租金甲方承诺在当月的20号前支付给乙方。逾期支付甲方承诺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给乙方直至支付完毕。三、……乙方与刘某1的租金收入分配问题与甲方无任何关系。若因为乙方与刘某1的继承人因租金收入分配产生纠纷，全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正式生效。梁迪声、刘柱强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捺印。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协议书》正文第二段第二行“共六年”为笔误，应为“共九年”。双方还确认，签订上述《协议书》时，刘柱强曾向梁迪声出示杨某、刘某、阮某、黄某、刘某4、刘某5签名捺印的《委托书》，该委托书上载明“委托事项：现经全体委托人同意，全权委托受托人刘柱强负责刘某1上述物业的租赁管理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签订租赁合同、确定租赁价格、收取租金收益），受托人接受受委托后，有权进行再委托第三人负责刘某1上述物业的租赁管理事宜。”双方确认《协议书》签订后梁迪声按照约定向刘柱强支付了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金。由于梁迪声自2017年10月开始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刘柱强遂于2019年7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庭审后，黄某、刘某4、刘某5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其签名捺印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中三人均确认《委托书》上的签名是其本人亲笔签名，内容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同意全权委托刘柱强代为管理其继承的刘某1位于中山市********亩上的五层工业厂房及其后的空地的份额。另查，杨某及刘某、阮某于2018年10月9日分别向一审起诉，案号为（2018）粤2071民初21255、21288号，杨某及刘某、阮某分别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梁迪声支付2012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租金收益及利息，第三人刘柱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上述两案审理中，杨某及刘某、阮某在庭审中均确认委托书中签名的真实性，刘柱强亦确认委托书的真实性，并承认梁迪声已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金收益每月20000元，但认为其曾代刘某1支付其生前拖欠的债务，已从租金收益中扣除，故未支付给杨某及刘某、阮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刘柱强起诉梁迪声未支付共有物的租金收益，其并非承租梁迪声所有的房产未支付租金，故本案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应为共有纠纷。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关于委托书的效力。根据生效法律文书（2011）中中法民一终字148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位于中山市******尾十八亩上的五层工业厂房及其后的空地（房产证号：粤房字第4***号、土地证号：中府集建总字第1***号、中府集建字[90]第2***号）的产权人为刘柱强（占25%）、梁迪声（50%）、刘某1（25%）三人共有。根据（2013）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681号民事调解书，刘某1去世后，杨某及刘某共同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黄某、刘某4、刘某5、刘柱强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阮某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刘柱强在与梁迪声签订协议书时，刘柱强向梁迪声出示过委托书，委托书由杨某、刘某、黄某、刘某4、刘某5、阮某全权委托刘柱强负责刘某1物业的租赁管理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签订租赁合同、确定租赁价格、收取租金收益，有权进行再委托第三人负责刘某1的租赁管理事宜。根据（2018）粤2071民初21255、21288号案的一审庭审笔录，杨某及刘某、阮某均确认委托书中签名的真实性。根据本案一审庭审后黄某、刘某4、刘某5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黄某、刘某4、刘某5亦确认委托书中签名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书的真实性。梁迪声辩称其因对刘柱强签订《协议书》时所出示的委托书效力存疑，但梁迪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委托书》已被生效裁判文书否认效力，或委托人出具声明否认该《委托书》的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于协议书的效力。刘柱强接受委托后，代表杨某、刘某、黄某、刘某4、刘某5、阮某及其本人与梁迪声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未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未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利益，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后，梁迪声按协议书的约定向刘柱强支付了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金收益，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书》签订后，梁迪声仅向刘柱强支付了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金，即支付了刘柱强本人及其代理的杨某、刘某、黄某、刘某4、刘某5、阮某收取了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金，租金数额按每月30000元计算，其中刘柱强本人租金收益每月15000元，杨某、刘某、黄某、刘某4、刘某5、阮某每月租金收益15000元（杨某、刘某每月5000元，黄某、刘某4、刘某5、刘柱强每月5000元，阮某每月5000元），此后未再按协议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根据刘柱强所提诉求，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梁迪声是否应支付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收益及利息的问题。《协议书》并未对2015年9月1日之前的租金及利息进行约定，刘柱强亦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时间段确有租金收入或对该时间段的租金另有约定，且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在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共有物由双方共同管理，按常理，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前应对之前的租金收益进行了结算，故认定刘柱强要求梁迪声支付在协议书签订前的租金收益依据不足。而且，即便刘柱强关于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租金及利息的主张成立，其也已于2015年8月31日知道权利被侵害，故自此计算两年，即刘柱强应于2017年8月3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刘柱强至2019年7月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至于梁迪声辩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所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前述诉讼时效届满事实发生在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所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刘柱强庭上称其有“口头催收，没有书面依据”，因刘柱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对于刘柱强主张的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及利息，不予支持。2.关于梁迪声是否应支付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19个月的租金收益380000元及违约金的问题。现刘柱强本人及代表黄某、刘某4、刘某5要求梁迪声支付每月20000元的租金收益（其中刘柱强每月15000元，黄某、刘某4、刘某5刘柱强每月5000元）。《协议书》约定2015年9月至2024年8月期间前六年每月租金30000元，每月租金在当月20号前支付，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已经生效的（2011）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2013）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681号民事调解书、（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690号民事判决确认涉案厂房及其后空地的25%的产权属于刘柱强所有，原归属于刘某1的厂房25%的产权及其后空地50%产权以及该不动产所产生的租赁收益由黄某、刘某4、刘某5、刘柱强共同继承三分之一。刘柱强据此向梁迪声主张其本人及其代表的黄某、刘某4、刘某5共同享有每月30000元租金收益中的20000元，予以支持。双方均确认梁迪声自2017年10月至刘柱强起诉之日均未再支付过租金，刘柱强向梁迪声主张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租金及违约金，予以支持。但该期间为21个月，现刘柱强仅主张上述期间中的19个月的租金收益共380000元及违约金（以每月20000元为基数，自每期逾期之日起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系其对于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且对梁迪声有利，予以照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迪声辩称其因对刘柱强签订《协议书》时所出示的《委托书》效力存疑、刘柱强所代表的刘某1继承人内部存在矛盾所以自2017年10月1日起不再支付租金也无需为此支付违约金，但梁迪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委托书》已被生效裁判文书否认效力，或委托人出具声明否认该《委托书》的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刘柱强所代表的刘某1继承人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均不是梁迪声法定或约定缓、免支付租金的情形，且梁迪声自称对《委托书》效力存疑却至今未行使催告权或撤销权，亦与常理不符，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3.关于2019年7月起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日止即2019年10月期间每月20000元的租金收益（现刘柱强本人及代表黄某、刘某4、刘某5要求梁迪声支付每月20000元的租金收益，其中刘柱强每月15000元，黄某、刘某4、刘某5刘柱强每月5000元）。如前所述，刘柱强的该项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梁迪声应向刘柱强支付该期间租金共计80000元（20000元/月×4个月）。综上所述，刘柱强诉求合法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梁迪声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柱强支付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收益380000元及违约金（以每月20000元为基数，自每期逾期之日起，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梁迪声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柱强支付从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期间的租金收益80000元；三、驳回刘柱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20元（刘柱强已预交），由刘柱强负担6190元，由梁迪声负担5430元（梁迪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刘柱强）。二审期间，梁迪声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2018）粤2071民初21255、21288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已生效判决认定梁迪声自2017年10月1日后不用按《协议书》的约定向刘柱强支付租金收益。经质证，刘柱强认为法院是以梁迪声未向刘柱强支付2017年10月1日以后的收益为由判令刘柱强无需支付该期间的租金收益给杨某等人，并未否定《协议书》的效力，故不确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柱强依据《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为涉澳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共有纠纷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令梁迪声向刘柱强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收益380000元、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期间的租金收益8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梁迪声上诉认为其不构成违约、无需按每月2%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梁迪声应否向刘柱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经查，梁迪声、刘柱强及刘某1共同共有的涉案房地产，因刘某1身故，针对涉案房地产的租金收益分配事宜，梁迪声与刘柱强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租金收益中刘某1的部分由刘柱强代为收取，并约定“刘柱强与刘某1的租金收入分配问题与梁迪声无任何关系。若因为刘柱强与刘某1的继承人因租金收入分配产生纠纷，全部由刘柱强承担，与梁迪声无关”。当日刘柱强向梁迪声出具了杨某等人签名的《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杨某等人委托刘柱强代收刘某1的租金收益，且杨某、刘某、阮某等人亦确认《委托书》的真实性，故上述《协议书》及《委托书》真实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现梁迪声以刘柱强与刘某1继承人存在内部矛盾为由拒不按《协议书》约定向刘柱强支付租金收益，其抗辩主张明显与上述约定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无证据推翻《协议书》效力的情况下，梁迪声逾期未向刘柱强支付租金收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令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梁迪声主张无需向刘柱强支付违约金，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8元（上诉人梁迪声已预交），由上诉人梁迪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林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