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229民初212号 原告：余显贵，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城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波,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显栋，男，195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城口县。 被告：方文菊，女，193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城口县。 第三人：重庆市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 负责人：付美元，该村村主任。 原告余显贵与被告余显栋、方文菊，第三人重庆市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峰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31日、8月1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余显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国、郑传波，被告余显栋、方文菊，第三人五峰村委会负责人付美元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余显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波，被告余显栋、方文菊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五峰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显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对位于重庆市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的“下沙坡”及“黑梁子”两块地（已被征收）享有承包经营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余显栋系兄弟关系，被告方文菊系二人之母，原、被告均系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村民。原告承包经营了位于该村名为“下沙坡”的土地，名为“黑梁子”的林地。1980年3月28日，原城口县革命委员会向原、被告之父余必林颁发了《社员林权证》，该证载明的“大地黑梁”地块实际就是“黑梁子”，也称“大地”，上述地块一直都是由原告承包经营。2018年12月29日，城口县鑫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城公司）为了在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王家岩矿山、管家河沟的工业广场用地，便与该社社员达成征收协议，但该公司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形下就将“下沙坡410㎡”“大地1447㎡”两块土、林地征用，显示的被征用人为被告余显栋。原告认为，“下沙坡”及“黑梁子”两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根据原告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该两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原告，被告余显栋不顾事实，谎称自己是该两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骗取相应补偿款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余显栋辩称，“下沙坡”地块是母亲方文菊的包产地，自1991年便由母亲耕种，母亲当时单独生活，独自耕种“下沙坡”土地。1994年原告醉酒后将母亲左眼打瞎，后母亲于1995年便跟随余显栋生活，自此“下沙坡”地块就由余显栋耕种至2018年征收时止。原告在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称“下沙坡”面积是2亩不属实。对于原告所称的“黑梁子”地块，其从未听说，其只听过“黑梁梁”，但是“黑梁梁”是汪文柱和杜文凯的包产地，与原、被告均无关，且“黑梁梁”和“大地”是毫无瓜葛的两块地，“大地”及“沙林”地块，在原告与母亲分家时，分给了母亲，“大地”估计1亩，征地1147平方米，沙林大概有0.8亩。“大地”这块地就是水泥厂征收的那块林地。“大地”和“沙林”分割给母亲是经过了村、乡调解的。截止征收之前，原告从未起诉其与母亲，原告现在是看到该土地增值了才将其与母亲告上法庭。母亲跟随其生活后，原告从未支付过赡养费，母亲生病原告也从不管，其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方文菊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自1995年经法院调解后，便随被告余显栋生活，自其跟随被告余显栋后，原告从未对其履行过赡养义务。其通过调解分得“下沙坡”土地和“大地”柴山，但其未听说过“黑梁子”这块土地。“下沙坡”地块是为了其能自行生活所分得。 第三人五峰村委会辩称，2018年7月，鑫城公司在本村征地建砂石材料厂，由高燕镇政府工作人员张玉松同志负责，村干部负责协助。在走访过程中，袁朝全和余显栋因为争“下沙坡”土地界限，发生争执，后经村里核实“下沙波”这块地一直是余显栋在耕种，所以征收公示时显示的这块地是余显栋的，半个月后，原告余显贵找到村委会告知征收的土地是他的。2018年底，经方文菊委托，被告余显栋的儿子在村委会领取了征收补偿款。双方间土地纠纷经村委、乡政府、司法所及土地协管部门多次调解无果，便诉至法院。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袁井付系夫妻关系，原告与被告余显栋系兄弟关系，被告方文菊系原告余显贵、被告余显栋之母，余必林（已去世）系原告余显贵、被告余显栋之父，原、被告均系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村民。 1980年3月29日，城口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给余必林《社员林权证》，确定包括大地黑梁在内的林地由其享有承包经营权，大地黑梁的四至界限为：苗苗地，上下齐熟地、左齐小团包河沟、右齐大花岩河沟。 1983年8月5日，五峰村委会颁发给户主为余必林的《林权证》，确定包括黑梁子在内的林地由其户享有承包经营权，其中黑梁子四至界限为：上至熟地，下至熟地，左至大花岩河沟，右至小沟，面积为4亩。余必林去世后，原告自行将该证户主姓名涂改为余显贵。 1983年，原告余显贵与被告余显栋兄弟分家，当时将本案被征收的“大地”分给了原告余显贵。 1993年腊月初三，原告余显贵与被告方文菊因关系不和，在方文江、罗兴成等人的见证下分家，并签订《分家协议书》，约定将地名为湾头的耕地、地名为“大地河沟”的林地分给被告方文菊耕种，“大地河沟”四至界限为：上齐属地、下齐属地，左齐委元河沟，右齐春元包产地潮口直上。经查明，“大地河沟”与被征收的“大地”不是同一块地，“大地河沟”在“大地”的上方，中间系其他人的耕地和林地。 1995年5月8日，被告方文菊以赡养纠纷为由，将原告余显贵、被告余显栋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后，被告方文菊自此与被告余显栋生活，根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余显贵需划出一人承包地和林地给方文菊。 1995年10月16日，第三人五峰村委会、驻村干部王孝全、村支部负责人余永权、村委会人员共同研究后，作出《关于五峰村四社方文菊与其子余显贵林地划分的处理决定》，载明：方文菊与余显贵系母子关系，原在一家生活，由于母子婆媳关系不太融洽，后又单独生活，同时，为其指定林地两块，一是屋当门杉林其中一少部分，二是大地一块约一亩左右，当时，这两块林地属被告方文菊使用。但余显贵与方文菊分开居住后，由于相邻较近，仍然时常发生争吵，因而方文菊提出跟随大儿余显栋生活，但余显贵此时却将其原已经划给方文菊的林地杉林一少部分收回，导致新的矛盾，被告方文菊多次向乡、村干部提出要求，按当时人口划给她一人的林地，乡村干部曾多次解决此事，通过反复的工作，被告方文菊同意各级干部的意见，但原告对此无动于衷。据此，五峰村委、村支部以及驻村干部共同研究，作出如下处理意见：1、大地林山约一亩左右的地由方文菊保管使用（未明确四至界限）；2、杉林一块林地呈三角形约0.5亩由方文菊使用；3、杉林又一块林地上从杉林出轮坎横过，东至土轮坎下，西至干河沟，下至汪世龙地界归方文菊使用；4、以上三条，在方文菊百年归世后，由该社集体收回分作处理。上述处理决定，由村、乡干部共同与当事人双方协商后所下的处理决定，如当事人双方有一方不服者，可在15日之内起诉至人民法院裁决，如一方不服又不起诉的，按此决定执行。 1998年3月，城口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承包方为余显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其承包地块有：凉水井、屋侧边、团堡、屋后头、大坪、长田槽、香树河坝、下河坝、尧林、下沙坡、窝槽。其中“下沙坡”地块的四至界限为：上庙儿梁路横过，下河沟坎，左汪文有达界，右罗久元达界。同年，余显贵将“下沙坡”其中两部分地块分别与同村村民袁朝权、孔凡权进行了流转调换，下剩地块由方文菊耕种使用，其后由余显栋实际耕种。 落款时间为1988年1月1日的原告余显贵与五峰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共有人为余显贵、袁井富、余达乔、余达瑞，承包地块有：凉水井、屋侧边、团堡、屋后头、香树河坝、下河堤、老林，无下沙坡地块。庭审中，原告认为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尾部余显贵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遂向本院申请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20]鉴字第10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样本条件，认定该合同原件第2页上承包方代表处的余显贵署名字迹不是余显贵本人书写形成，是袁井付书写形成。 2004年12月30日，被告余显栋与五峰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共有人为余显栋、汪代池、方文菊、余达海，承包地块有：山坪屋后、大地、湾头、磊子坪、窝凼、香枝坪河坝，无“下沙坡”地块。 2007年8月2日，城口县林业局林地权属登记表载明，余显贵承包的林地包括：青岗林、红堰沟、阳坡、阴坡、堰坎上。无“大地”或“黑梁子”及相应四至界限的林地。 2018年，高燕镇五峰村三社有偿收回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外流转，其中“下沙坡”耕地被征收410平方米（折0.61亩）、“大地”林地被征收1447平方米（折2.17亩），获得的补偿款由方文菊委托余显栋领取。 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成立与否、以及权利归属和内容，应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及国家有关政策予以确定。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 关于“下沙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问题。原告举示了其持有的1998年3月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系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登记凭证，该证书中记载有“下沙坡”地块，可以确认原告家庭户在1998年对该地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渝委办发〔2004〕6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要求，农户与发包方完善手续并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并对农村土地承包遗留问题进行处理。原告与五峰村委会签订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落款时间虽为1988年1月1日，但结合全市统一完善二轮土地承包的政策要求及格式文本，以及余显栋的土地承包合同，可以确定该合同形成于2004年至2005年期间，原告辩称合同非其本人签字，但经鉴定签名系原告之妻袁井付所签，袁井付作为该户家庭成员，其签署该合同对原告家庭依然产生法律效力。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中登记地块无“下沙坡”，原告不能据此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结合原告自述，其于1998年将“下沙坡”分成三块，其中两块与村民袁朝权、孔凡权进行了土地调换，被告余显栋对调换一事亦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下剩地块即本案争议地块，原告称系借给方文菊、余显栋耕种使用，并未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被告均称系分家时分给方文菊的。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我县于2005年、2010年两次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再次对土地承包地块、面积、权属等进行了摸底、清查及颁证，原告称“下沙坡”系漏登，但其至土地被征收前均未提出异议，亦未向被告或主管部门主张权利。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承包方代表为余显贵的城口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没有“下沙坡”地块。现原告要求确认其对“下沙坡”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缺乏合同依据，亦未办理登记，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五峰村委会在有偿收回承包地时，结合原告与被告方文菊当年分家的情况以及自1998年以来由方文菊、余显栋实际耕种的事实，认定“下沙坡”地块承包经营权应为被告方文菊享有，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大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根据1993年分家协议约定，被告方文菊分得的林地为“大地河沟”。据1995年五峰村委会《处理决定》所载，方文菊分得三块林地，其中“大地”林山约一亩左右给方文菊保管使用，该决定未载明“大地”四至界限。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当时“大地河沟”与“大地”均称作“大地”，村委会1995年处理时，并未明确是将原告上面的“大地河沟”还是下面的“大地”交由母亲方文菊使用，原告称当时母亲方文菊年龄大了，具体地块由方文菊选择，后来方文菊随余显栋生活，亦未实际使用。结合被告方文菊当时的年龄及两地块的实际地理位置，本院推定当时被告方文菊选择的下面的“大地”地块，即被征收的林地。由于村委会处理决定上仅将“大地”约一亩的面积交由被告方文菊保管使用，而“大地”地块实际面积为2.17亩，大于决定载明的约1亩，故被告方文菊只能享有一亩的承包经营权，超出一亩部分的“大地”林地由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余显贵对位于重庆市城口县高燕镇五峰村的“大地”林地（已被征收）超出一亩的部分享有承包经营权； 二、驳回原告余显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余显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清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