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3民终6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5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系黄某1之妻），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黄某2之妻），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女，195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麒，自贡市盐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3，男，198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麒，自贡市盐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4，女，195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龙顺，四川拓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某5，女，196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原审被告：黄某6，女，194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上诉人黄某1、黄某2因与被上诉人何某、黄某3、黄某4，原审被告黄某5、黄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4民初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0月10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召开了庭前会议，经审阅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黄某1、黄某2的上诉状，依法听取了各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1、黄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4民初36号民事判决；2.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本案诉争房屋由黄某6、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7（何某、黄某3代位继承）各继承六分之一；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证明1989年《家庭协议约》上父亲黄某8的私章是黄某8本人加盖的，且母亲黄某9并未在《家庭协议约》上签字、捺印，不能据此认定《家庭协议约》是黄某8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7月1日签订的两份《家庭协议书》和《家庭协议》为遗产分割协议认定事实错误，两份协议中“受权”和“管理”并没有分割的意思表示。黄某4与祝某存在欺诈行为，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应当认定无效。2000元不是房屋本身的价值而是受权黄某4管理房屋使用的对价；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家庭协议约》由黄某7代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而本案在无见证人的情况下，所谓遗嘱显然不合法。签订《家庭协议书》和《家庭协议》时，被继承人已经死亡，遗产属于待分割状态，遗产属于继承人共同共有，部分共有人擅自分割遗产，该行为也是无效的；3.一审程序违法。本案的诉讼请求应只针对原审原告提出的20平方米展开，而不应当对黄某4提出的其对另外35平方米具有继承权进行处理。且黄某4在一审庭审时当庭举示新证据，属于证据突袭。 被上诉人何某、黄某3辩称，20平方米的原始取得依据是黄某8从其母亲处继承的，结合家庭协议约的内容，二上诉人是签字同意的。黄某8去世之前，关于房屋产权二上诉人也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查明这20平方米的坐落也经过了二上诉人的确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黄某4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诉人在协议上均签字确认。各当事人同意黄某4以2000元购买该35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该2000元是二上诉人主张的管理费用，则应由其余各方支付给黄某4，而不是由黄某4支付给各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黄某5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 原审被告黄某6发表书面意见称，1989年签订的《家庭协议约》和2006年7月1日签订的《家庭协议》，她概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不认可两份协议的内容。案涉房屋属于父母的遗产，六个子女均享有同等的法定继承权；共同继承人应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不要为争夺遗产而断了亲情。 何某、黄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于大安区某乡某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93）0XXX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大安字第**，建筑面积81.27平方米}属于原告何某、黄某3所有；2．诉讼费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3月26日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坐落于大安区某乡某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93）0XXX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大：自房权证大安字第**1.27平方米}中约20平方米房屋归原告何某、黄某3所有”，后于2020年5月20日将该请求变更为“判决登记在黄某8名下的位于大安区某乡某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93）0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大安字第00**XXX号}中20平方米由原告继承，剩余房屋面积依法分割”。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8、黄某9为夫妻关系，生育有子女黄某6、黄某4、黄某1、黄某7、黄某2、黄某5。黄某7与何某于1984年9月10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黄某3。黄某9于1996年2月病故，黄某8于2002年10月病故，黄某7于2013年11月病故。 1982年12月27日，黄某8、黄国民、黄德文三兄弟经协商确定，其母亲去世留下的房屋大约二十平方由黄某8所有，黄某8出资200元由黄国民、黄德文各得100元。之后房屋由黄某8取得使用。 1988年10月17日，黄某8对其所有的凤凰居委会五组的房屋土地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用途为居住，用地面积83平方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申请书》上申请人处黄某8加盖了私章。该套房屋将上述约20平方米的房屋包含在内。 1989年8月30日，黄某7书写《家庭协议约》，内容为“关于祖母八二年去世后房产权归述经家庭主要人黄某8、黄某9、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7、黄某5等柒人讨论达成协议。祖母去世时的建房产处理方法是：由黄某8支付黄国明、黄德文现金各壹佰元正。所以此间房产权归于黄某8现因黄某7改修房屋，经以上七人讨论通过达成协议，同意黄某7改修此间房屋和以后房产权归于黄某7，目前由父母双老居住以下人员同意者签名”，黄某7在协议下列明了七人姓名，黄某8处加盖“黄某8印”的印章，黄某9处加盖“黄某8印”的印章，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处由本人签字并写明“同意”。 1993年11月，黄某8对某乡某居委会某组的房屋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大国用（93）字第0XXXX号，用地面积82.72平方米。1999年7月12日，黄某8对该套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自房权证大安字第00**XXX号，非成套住宅，砖木20.57平方米，其他木柱结构60.7平方米。 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共同对上述其祖母去世时遗留的房屋确认为上述房屋中木柱结构中的20平方米，所在位置为自房权证大安字第00**XXX号中房地产平面图中标明的1-2处。 2006年7月1日，由祝某执笔书写《家庭协议》《家庭协议书》，《家庭协议》载明“2006年6月25、二姐家、经姐兄妹五人协商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关于父亲生前居住小青瓦房三间大小不等35平方，经姐兄妹商定同意此35平方的房屋遗产由黄某4继承受权管理，家庭同意签字人员共五人”，《家庭协议书》载明“2006年6月25日二姐家、经姐兄姐五人协商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关于父亲生前居住小青瓦房三间大小不等大约35平方1、经兄妹商定折价现金贰仟圆2、房屋产权归二姐黄某4受权3、2000元现金由黄某4支付由五兄妹共享4、2000元现金用于兄妹团年和清明节上坟支出，直到2000元用完终止。5家庭同意签字人员共五人”。上述两份协议，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以及黄某7均各自签了字。之后，2007年、2008年、2009年家庭团年及上坟均由黄某4支付，合计2000元。 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两份协议中陈述的“父亲生前居住小青瓦房”为本案涉案房屋中该房屋房地产平面图中标明的1-3、1-4、1-5处的木柱结构中的一部分均无争议，但对面积“大约35平方”存在争议。黄某4向该院申请进行测绘，在该院移交测绘过程中，何某、黄某3及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对该协议中确定的面积均认可为35平方米。 该院认为，本案涉案房屋现登记在黄某8名下，现何某、黄某3起诉对房屋进行分割，其主要依据的法律关系为继承，故本案案由应为法定继承纠纷。 1.关于涉案房屋中的20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应由黄某8、黄某9的子女共同继承还是由黄某7的继承人继承的问题。黄某8与黄某9系夫妻关系，黄某8继承的其母亲的房屋属于黄某8、黄某9的夫妻共同财产，此后在办理产权时，土地证、房屋产权证办理在黄某8名下，直至双方去世时，均未办理产权变更，故大安区某乡某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93）0XXX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大安字第000：自房权证大安字第**米}应当属于黄某8、黄某9的遗产。关于黄某8、黄某9在去世之前与黄某7、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达成的《家庭协议约》，黄某1、黄某2抗辩称协议没有黄某8、黄某9签字捺印，仅有私章，协议不具有效力。该院认为，私章的使用为我国发展阶段的时期产物，对于私章的效力应结合当时的情形进行综合判定。协议签订的当时，私章的使用较为普遍，在1988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申请书》上黄某8同样加盖有私章，因此私章的使用应符合黄某8的习惯，且该协议还有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的签字，故该协议应当是真实的。协议对房屋中祖母遗留下的20平方米以后的产权归属进行了处理，明确约定“以后房产权归于黄某7”，因此该协议具有遗嘱的性质，故在黄某8、黄某9去世后，该20平方米应由黄某7继承。在黄某7去世后，该20平方米应由黄某7的继承人即何某、黄某3继承。 2.关于涉案房屋中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应由黄某8、黄某9的子女共同继承还是由黄某4继承的问题。黄某2辩称该35平方米房屋不包含在何某和黄某3的诉状中，不应在本案中处理。该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涉案遗产为一套房屋，房屋具有整体性，进行遗产分割时，若当事人对于遗产的分割有证据证明双方对遗产有分割协议的，应当予以一并处理。黄某8、黄某9去世后，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7达成协议对涉案房屋中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进行了处理，何某、黄某3及黄某1、黄某2、黄某5对协议的签字无异议，黄某1、黄某2提出该两份协议仅约定由黄某4对该3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管理并未约定由黄某4继承。该院认为，黄某4提交的两份家庭协议上明确写明“房屋遗产由黄某4继承受权管理”“房屋产权归二姐黄某4受权”，且黄某4支付了2000元作为对价，该2000元由协议双方约定并进行了使用；该协议中存在“继承”“归”等权利归属的字样，且何某、黄某3及黄某5对该协议为继承分配亦未提出异议，黄某1、黄某2亦未为其反驳意见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该协议应认定为遗产分割协议，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7自愿放弃其应继承的涉案房屋中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该部分由黄某4继承。该协议黄某6并未签字确认，因此该协议不能对抗黄某6的继承权，黄某6对该35平方米的房屋部分享有其应继承的份额即5.83平方米。 对各方无争议的房屋部分，何某和黄某3（黄某7的继承人）与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6均享有继承权，该部分由何某、黄某3与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6按份继承，即20.57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屋及剩余5.7平方米的木柱结构房屋由何某、黄某3与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6各继承六分之一。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判决：1.登记在黄某8名下的坐落于自贡市大安区某乡某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93）0XXX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大安字第00**XXX号，：自房权证大安字第**房屋房地产平面图中标明的1-2处的木柱结构中的20平方米房屋由何某、黄某3共同继承；2.上述房屋的房地产平面图中标明的1-3、1-4、1-5处的木柱结构中的35平方米房屋由黄某4继承29.17平方米、黄某6继承5.83平方米；3.上述房屋的剩余5.7平方米的木柱结构房屋由何某、黄某3共同继承该面积的六分之一，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6各继承该面积的六分之一；4.上述房屋的20.57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屋由何某、黄某3共同继承该面积的六分之一，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6各继承该面积的六分之一。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案涉房屋中黄某4主张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进行处理是否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程序违法；2.案涉房屋中的20平方米的木柱结构部分是否应当由黄某7的继承人继承；3.案涉房屋中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是否应当由黄某8、黄某9的子女共同继承。 关于一审判决对案涉房屋中黄某4主张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进行处理是否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原审原告何某、黄某3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中约20平方米的房屋享有所有权。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房屋登记在黄某8名下，何某、黄某3的诉讼请求涉及房屋继承，故本案的法律关系为继承纠纷而非确权纠纷。经法院释明后，何某、黄某3遂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登记在黄某8名下的位于大安区某乡某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93）0XXX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大安字第00**XXX号}中20平方米由何某、黄某3继承，剩余房屋面积依法分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规定，何某、黄某3在经法庭释明后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根据房屋产权登记情况，案涉房屋系一个整体，继承分割必然会涉及对整个房屋的处理，因此一审判决对黄某4主张的35平方米木柱结构一并处理并未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不存在程序违法。 关于案涉房屋中20平方米的木柱结构部分是否应当由黄某7的继承人继承的问题。上诉人黄某1、黄某2认为，《家庭协议约》上黄某8和黄某9的签名系黄某7代签，黄某8本人没有私章，《家庭协议约》上的私章并非黄某8本人加盖，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家庭协议约》的内容是黄某8与黄某9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1989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申请书》上加盖有黄某8的私章，因此黄某1、黄某2主张黄某8没有私章与查明事实不符。黄某8、黄某9两位老人已去世多年，各方当事人对《家庭协议约》上的私章是否由两位老人亲自加盖各执一词，但根据本案当事人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家庭协议约》系当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黄某1、黄某2对《家庭协议约》系黄某7单方伪造的陈述与其签字行为相悖，且没有证据支撑，其该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家庭协议约》系黄某8、黄某9老人对自身财产的处分，其性质为分家析产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其具有遗嘱性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虽案涉20平方米的产权一直登记于黄某8名下，但根据《家庭协议约》的约定，该部分已经分给黄某7，因此不应再纳入黄某8、黄某9老人的遗产范围。现黄某7已经去世，该部分面积应由其继承人继承，一审判决该20平方米由黄某7的继承人何某和黄某3继承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案涉房屋中35平方米木柱结构部分是否应当由黄某8、黄某9的子女共同继承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黄某9于1996年病故，黄某8于2002年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之规定，案涉房屋除属于黄某7的20平方米外的剩余部分属于黄某8、黄某9的遗产，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黄某6、黄某4、黄某1、黄某7、黄某2、黄某5共同继承。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各继承人对继承的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2006年7月1日，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以及黄某7经协商一致后签订《家庭协议》及《家庭协议书》，约定将其父亲生前居住的小青瓦房三间约35平方米由黄某4继承受权管理，并约定该35平方米折价现金2000元，由黄某4支付给五兄妹共享。该两份协议的内容系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7对其继承遗产中35平方米房屋的分割，一审认定该协议为遗产分割协议正确。根据该协议的内容，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7自愿将其享有的房屋份额让与给黄某4，黄某4支付2000元对价，该协议系签字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7四人具有约束力。但黄某6作为黄某8、黄某9夫妇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其亦享有对案涉35平方米房屋的继承权，在未经其同意且事后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该两份协议对于其继承份额部分的处理对黄某6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黄某6对该35平方米的房屋部分享有其应继承的份额即5.83平方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1、黄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黄某1、黄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爱华 审 判 员 黄 涛 审 判 员 曾 静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章琴 书 记 员 唐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