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初368号 原告徐锦，女，198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沐阳县。 委托代理人晏景中，男，198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系原告丈夫。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楼**。 法定代表人田向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潘豪、尹建翰。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 委托代理人黄俊、张慧。 原告徐锦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作出的浙证监信公[2020]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8号答复）以及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29号复议决定），于2020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受理并向两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2020年5月8日，浙江证监局作出8号答复，主要内容为：你提交的“徐锦投诉举报蚂蚁（杭州）基金销售公司以欺诈手段来损害我方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的处理结果”的政府信息公开，属于投诉举报事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你可以通过投诉举报相应渠道提出。徐锦不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129号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浙江证监局作出的8号答复。 原告徐锦起诉称，2020年5月5日，我方通过证监会网站网络提交给被告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体内容如下：申请公开我方在2019年12月24日通过挂号信（编号为×××32）向贵局提交了我徐锦投诉举报蚂蚁（杭州）基金销售公司以欺诈手段来损害我方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的处理结果信息公开。当时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等，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明确知道贵局对于我的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5月8日收到被告一作出的8号答复，我认为此答复书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属于进行投诉举报活动，而是申请公开此前的投诉举报问题的处理结果。被告显然适用和理解法律有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新修订）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意思是指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等活动，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显然不属于进行投诉举报的活动，而是申请得知我此前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的公开，并不是再次进行投诉举报的活动。被告一对于法规适用错误，损害我方的权益，故我方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二在2020年7月16日作出129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是通过ＥＭＳ邮寄送达的，单号为1196617000077，邮寄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由于投递员私自在自己系统中进行签收并放在旁边的超市里，原告实际是在2020年7月26日收到此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二在复议决定中也认为案涉申请是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为此维持了被告一的行政行为。我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浙江证监局对我方通过证监会网站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而作出的8号答复，并责令其重新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2.撤销中国证监会作出的129号复议决定。 被告浙江证监局答辩称，一、我局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的时间符合法定要求。2019年12月30日，我局收到徐锦挂号信（×××32），要求我局及时尽快调解其与蚂蚁基金的纠纷，获赔基金赎回手续费和三倍于本金（购买基金金额）的惩罚性赔偿，若调解不成再进行行政处罚或移送市场监督管理局做退还货款和赔偿损失处理。2020年5月5日，我局收到徐锦通过网络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内容为“申请公开我方在2019年12月24日通过挂号信（编号为×××32）向贵局提交了我投诉举报蚂蚁基金以欺诈手段来损害我方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的处理结果信息公开。当时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等。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明确知道贵局对于我的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2020年5月8日，我局通过ＥＭＳ（单号1022227769720）向徐锦邮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综上，我局向原告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答复时限要求。二、我局作出信息公开答复内容依据充分、合法适当。（一）原告申请事项不应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并可以告知通过相应渠道提出”。徐锦申请公开其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形式上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质上是以信息公开的形式，对其前期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进行咨询。因此，原告申请公开的事项不属于《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不应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据此，我局依据《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答复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并告知原告可通过投诉举报相应渠道提出，并无不当。（二）原告申请事项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符合《条例》的制度宗旨和立法原意。我局认为，判断一项申请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能仅凭申请形式，而应通过将特定申请与制度宗旨进行比对，对其实质作出认定。结合原告另案提出与蚂蚁基金的纠纷事项，原告申请公开我局对其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形式上依托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际上是对我局前期处理方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要求行政机关公开执法依据，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其实质仍是要求行政机关介入处理不属于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的民事纠纷事项，进而实现其获得赔偿的经济诉求。因此原告的申请本质上仍属于投诉举报范畴。原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监督调查职责进而创制信息的申请，明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宗旨不相符合，也显然超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功能和目的。对于此类申请，如果适用《条例》处理，将导致大量民事纠纷转化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既浪费行政监管资源，也不利于及时有序解决矛盾纠纷。《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而不能被滥用为解决经济诉求的救济渠道，其相关诉求理应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外的其他法定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出具的8号答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被告中国证监会答辩称，一、浙江证监局关于原告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并无不当。经查明，2019年12月30日，浙江证监局收到原告提交的举报材料，举报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存在基金销售违法行为。2020年5月5日，浙江证监局收到原告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上述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2020年5月8日，浙江证监局向原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告知其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属于投诉举报事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建议其通过投诉举报相应渠道提出诉求。我会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本案原告申请公开其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形式上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质上是以信息公开的形式，对其前期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进行咨询。因此，原告申请公开的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不应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浙江证监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答复原告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并无不当。二、我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020年5月21日，我会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予以受理。2020年7月16日，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129号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综上，我会在法定期限内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于法有据，程序合法，建议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被诉行政行为载体——8号答复的内容，原告徐锦曾向被告浙江证监局投诉举报蚂蚁（杭州）基金销售公司存在以欺诈手段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现提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系要求被告浙江证监局告知针对该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据此，原告实质上是对被告浙江证监局就其所提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提出咨询或质疑，对此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进行主张。现原告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提出咨询或表达质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原告针对被告浙江证监局就该申请所作答复提起的本案政府信息公开之诉，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徐锦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莹祺 审 判 员 李 洵 审 判 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莫雪飞 书 记 员 郑 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