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28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竹明，男，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周，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斯陈洁，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东，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实际送达地址新昌县大市聚镇西山村工业园区6号，住新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艳，女，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张小东、王艳艳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萍，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东、王艳艳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华宇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东路**佳艺东都**。法定代表人：钱为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锋，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倩岚，女，198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新昌县，住新昌县。金锋、朱倩岚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竹明因与被上诉人张小东、王艳艳、新昌县华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金锋、朱倩岚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20）浙0624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竹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周，被上诉人张小东、王艳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被上诉人金锋、朱倩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竹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董竹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小东、王艳艳退回案涉房屋后，从华宇公司获得了合理对价，金锋、朱倩岚向华宇公司购得案涉房屋亦支付了合理对价，各被上诉人之间的退房以及购房行为均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9年4月15日，董竹明因民间借贷纠纷将张小东诉至新昌县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浙0624民初1695号，张小东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即与妻子于2019年4月24日同华宇公司签订退房协议书，并于4月25日办理了退房手续。2019年5月5日，张小东公司的员工金锋及妻子与华宇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9330624ＹＳ0022878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金锋、朱倩岚夫妻购买上述新昌县××街道××幢××号房产，总价款依然为180万元，与张小东夫妻在2016年9月20日购买的价格相同。可见，张小东夫妻在特殊的时间点以三年前购买的原价向华宇公司退房，恰好，该套案涉房产又被张小东公司的员工金锋夫妻在10日内购买，并且，在房价大幅上涨了三年后，金锋夫妻购入的价格依然是三年前的房产价格。同时，金锋夫妻办理预告登记的2019年5月9日又刚好是新昌县人民法院协助查封房屋的时间。如此“巧合”，显然各被上诉人之间的退房以及购房行为不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此外，在一审庭审时，金锋夫妻明明在新昌本地，涉及房产如此之大的利害关系却不到庭参加诉讼，直到法官给金锋打电话要求到庭，金锋才到庭参加庭审，后法官当场询问金锋夫妻的收入情况，是否能够负担案涉房产价款时，金锋却支支吾吾、三缄其口。因此，结合种种证据，综合考虑整个过程与背景，显而易见各被上诉人之间的退房以及购房行为不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董竹明并未举证证明第三人金锋夫妻购买案涉房屋系与债务人张小东直接联络并达成房屋买卖意思表示，故无法认定张小东在本案中的退房行为系法律上的处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董竹明的代理人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取了金锋的参保证明，该参保证明显示2019年4月之前，金锋系张小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新昌县振兴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的员工，2019年4月之后，成为浙江专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员工，无缝衔接，而该浙江专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的幕后实际控制人亦是张小东，董竹明事实上不可能获取到金锋夫妻与张小东的私下协议等证据，上述参保证明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已能够证明金锋夫妻购买案涉房屋系与债务人张小东有直接联络并达成房屋买卖意思表示，故董竹明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并且，法律上的处分行为是直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行为。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本案中，张小东的退房行为使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明显是物权行为，系法律上的处分行为。此外，判决中金锋夫妻的诉讼地位称谓前后存在矛盾，判决第11页倒数第八行中称金锋夫妻为第三人，但判决第12页在回应金锋夫妻关于诉讼地位的问题时，明确赋予金锋夫妻共同被告的诉讼地位并无不当，且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众所周知，2016年到2019年间，新昌县房价大幅上涨，经在链家查询挂牌价，基本同类房产价格在290万左右，案涉房屋却以2016年的180万元转让给张小东公司的员工，该转让价格远达不到市场交易价的70%，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董竹明提交的房屋价格截图及走势图中也可以推知交易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明显2019年的房价不是三年前的房价。张小东、王艳艳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一、张小东确实在董竹明提起诉讼之后将房屋退还给了华宇公司，金锋也确认以180万元价格购入案涉房屋，但是张小东退回房屋之后他获得了合理对价，金峰也是以相同的价格向华宇公司购得案涉房屋。张小东向开发商退房行为是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董竹明所说的明显不合理低价，并且与金锋、朱倩岚达成合意的情况，董竹明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观点。二、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案涉及的争议焦点案涉房屋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是有评判标准的，董竹明仅提交了中介挂牌的交易价和趋势图，不符合司法解释中确定的指导价。张小东、王艳艳已出具了房管局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证明张小东、王艳艳没有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房屋。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董竹明的上诉请求。金锋、朱倩岚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金锋夫妻购买房屋是正常购买房屋行为，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一审中已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交易价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华宇公司未作答辩。董竹明于2020年1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张小东、王艳艳向华宇公司退房及华宇公司将已增值的新昌县××街道××幢××号房产以不合理低价卖予金锋、朱倩岚的行为；2.判令金锋、朱倩岚到房管部门将案涉房屋（新昌县××街道××幢××号）变更登记回张小东、王艳艳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小东与王艳艳、金锋与朱倩岚系夫妻。2016年9月20日，张小东夫妻与华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180万元的价格购得坐落于新昌县××街道××幢××号房产，并于次日办理了预告登记。同年9月23日,张小东夫妻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办理了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借款金额为125万元。2019年4月24日，张小东、王艳艳与华宇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张小东、王艳艳退还案涉房屋，华宇公司全额退还购房款。2019年5月5日，金锋夫妻以180万元的价格从华宇公司购得前述房屋，并办理了预告登记。2019年5月17日，华宇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退房款180万元支付给王艳艳。另查明，2018年3月4日，张小东曾为案外人陈仁均向董竹明的借款本息提供担保。2019年4月15日，董竹明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小东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经审理作出（2019）浙0624民初1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张小东对陈仁均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嗣后，董竹明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0月28日，该院作出（2019）浙0624执119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确定张小东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又查明，2019年4月22日，陈文昱分三次向王艳艳个人住房借款账号存入109.46万元，同年5月17日，王艳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支付陈文昱、甄丽东110万元、70万元。再查明，张小东系新昌县振兴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锋原系新昌县振兴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员工，2019年4月起成为浙江专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实施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即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明显低价转让财产以及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权等。本案中，张小东未清偿债务的事实清楚，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退回房屋的行为是否属于前述法律上有害债权的处分行为，如是，是否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且受让人知情的情形。张小东作为担保债务人确实在董竹明提起诉讼后与王艳艳将案涉房屋退回了华宇公司，而金锋、朱倩岚以原价从华宇公司购入案涉房屋亦属实。但张小东、王艳艳退回案涉房屋后，从华宇公司获得了合理对价，金锋、朱倩岚向华宇公司购得案涉房屋亦支付了合理对价，各方之间的退房以及购房行为均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现董竹明并未举证证明第三人金锋夫妻购买案涉房屋系与债务人张小东直接联络并达成房屋买卖意思表示，故无法认定张小东在本案中的退房行为系法律上的处分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张小东夫妻与金锋夫妻之间存在事先联络的购买合意，亦不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构成要件。法律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评判标准确定为“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再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从董竹明提交的房屋价格截图以及走势图来看，其所反映的是现阶段二手房交易市场的挂牌价和近三年价格趋势图，显然并非“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张小东、王艳艳提交的近一年同楼盘相近面积的房屋成交价格，上述证据并不能客观反映案涉房屋的价格，故不能达到张小东、王艳艳以180万元的价格退回所购房屋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证明目的。综上所述，董竹明基于上述事实以及金锋曾系张小东公司员工的事实，主张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恶意转让财产成立，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张小东、王艳艳在收到退房款后将款项用于支付董竹明之外的其他债权人，在张小东负债众多的情况下，虽存在个别清偿或选择性清偿的嫌疑，但对于自然人之债，法律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而董竹明提出的张小东与甄丽东之间债务关系的真实性问题，因本案系撤销权纠纷，故前述争议不属本案审理范围，该院不予审查。该院对董竹明请求撤销张小东、王艳艳与华宇公司之间的退房行为以及金锋、朱倩岚与华宇公司之间的购房行为，不予支持。金锋、朱倩岚辩称其诉讼地位应为第三人、非本案适格被告，该院认为，赋予受让人共同被告的诉讼地位并无不当，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销权诉讼中，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与受让人交易行为的介入，受让人承担了更大的诉讼风险。赋予受让人共同被告的诉讼地位，反而从程序权利上给予了一定的平衡，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华宇公司、朱倩岚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竹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对于张小东与董竹明之间存在担保债务、张小东夫妻将案涉房屋以原价180万元退回华宇公司、金锋夫妻以180万元的价格从华宇公司购得案涉房屋等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董竹明认为张小东、王艳艳对于案涉房屋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从而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能否予以支持。首先，对于张小东、王艳艳对于案涉房屋是否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问题。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有明确规定，但董竹明提交的相关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其次，金锋夫妻购买案涉房屋与张小东夫妻退房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问题。金锋虽曾系张小东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员工，但法律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且董竹明亦未能提供张小东夫妻与金锋夫妻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有效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对于董竹明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董竹明在二审中要求对张小东夫妻的退房行为是否属于正常交易行为予以审查。张小东夫妻对于涉案房屋向华宇公司进行退房，并从华宇公司取得相应退房价款以清偿其债务，系张小东夫妻对于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已认定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本院予以认同。至于董竹明上诉中提及的对于金锋夫妻诉讼地位的表述及认定问题。本案中，相对于张小东与董竹明之间的纠纷而言，金锋夫妻系第三人，一审判决对此表述并无不当。而在诉讼中为何将金锋夫妻的诉讼地位列为共同被告，一审判决对此已作详尽阐述，且在本案中对于金锋夫妻的诉讼地位的认定，并不影响法院对于董竹明诉请事实的审查与认定。综上所述，董竹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董竹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