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8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慈溪市多发五金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直塘村戎家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084776315M。 法定代表人：许登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吕斌，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荣，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园区金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3554133222。 法定代表人：柳醒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炳钧，浙江博翔（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彬，浙江博翔（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慈溪市多发五金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发五金配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多发五金配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浙江飞宇精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宇公司）总经理兼监事沈正勇、财务陈谢芳等人并非在2019年9月2日才至被上诉人公司任职，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2015年至2019年止的员工社保缴纳记录显示，沈正勇、陈谢芳均是在2019年2月起在被上诉人公司任职。2.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并非仅在2019年6月至9月期间，若单从法律主体上予以区分的话，双方至少也应当是在2019年1月份开始存在业务往来，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二）关于组织机构混同的事实认定不清或遗漏重大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飞宇公司与被上诉人在具体员工范围上并不重合，组织机构独立。这显然是未仔细比对两公司自2015年起至2019年度历年社保参保人员名册并且遗漏了其他重大事实而得出的错误认定。具体如下：1.结合对比两份社保参保花名册以及工商登记信息可见，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起缴纳社保的员工花名册中大部分员工均是原飞宇公司员工，包括飞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沈绍缝、原股东、监事、总经理以及实际控制人沈正勇、财务负责人员陈谢芳，即在被上诉人竞拍到飞宇公司厂房后，飞宇公司核心人员以及一大批员工同时平移转入到被上诉人处。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述事实。2.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邮件往来、货款支付凭证等证据显示，与上诉人有密切联系的沈正勇、陈谢芳在飞宇公司与在被上诉人处的工作职责也完全一致。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交易期间，沈正勇仍然负责业务、收取货款，而陈谢芳仍然负责发货数据核对、对账等财务工作。一审法院完全遗漏上述事实。3.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业务往来期间进行业务联系以及对账时仍然使用飞宇公司的邮箱:×××＠ｆｙｃａｓｔ.ｃｏｍ，该邮箱的尾部仍然标注“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ＦＥＩＹＵ...”，仍然使用飞宇公司的电话和传真。但显然一审法院遗漏了上述重大事实的认定，而这些事实却是认定飞宇公司与被上诉人组织机构混同的重大事实之一。4.飞宇公司在2018年12月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部客户发送了《公司名称变更函》，而一审法院对于该证据能够证明飞宇公司与被上诉人混同的重大事实完全视而不见。飞宇公司以函件的方式告知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体客户，“我公司正式更名，由原浙江飞宇精铸有限公司变更为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给第三人的信息为融昌公司就是飞宇公司，而函件内的开票收款方式进一步向客户提示，原飞宇公司的货款债权，若以被上诉人融昌公司名义开具发票的，汇入融昌公司名下。这些关系到两家公司对外给第三人造成系同一家公司以及财务混同的重大事实，一审法院却不予查明，简单地以人员并非两边兼任为由不认定人员混同，显然错误。被上诉人与飞宇公司虽然工商注册为两个公司，但几乎是同一班人员、同一批设备以及相同的经营方式和行为，在货款收取和开票方式上也能反映出财务混同，客观上造成了上诉人对债务主体辨认上的困难，应当认定为混同。（三）关于业务混同的重大事实认定不清或遗漏。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竞得飞宇公司厂房和土地为由，认为其经营范围与飞宇公司完全一致符合情理，显然错误，其忽略了本案重大事实。1.根据被上诉人融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9年11月28日前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铸件设计、生产与销售”，还无法从事设计、生产和销售铸件业务，只有飞宇公司拥有上述经营范围内的业务。2.若融昌公司是一家独立经营的企业且有能力竞拍价值千万的厂房和土地，说明其现有业务成熟、稳定。但在竞拍到飞宇公司厂房和土地后，竟然完全抛弃原业务，转而从事完全陌生的新业务，即使有飞宇公司原来的员工参与，也是极不符合情理。但一审法院认为企业的转型仅因竞拍到厂房和土地以及一些老员工便已符合情理，难以令人信服。结合融昌公司在2019年2月前无任何员工、在2018年12月前无任何开票经营记录的事实，很显然，被上诉人融昌公司就是飞宇公司脱壳后的产物，在飞宇公司对外欠有巨额债务时，由被上诉人融昌公司出面竞拍取得飞宇公司厂房土地后，以飞宇公司的设备、人员、业务进行与飞宇公司相同的经营行为，逃避飞宇公司的债务。3.2018年10月底，融昌公司才竞拍取得飞宇公司厂房和土地，即使要业务转型且有原飞宇公司员工的帮助，但铸件行业机器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均需要时间，而事实上，飞宇公司和被上诉人的业务往来从2018年1月起至2019年10月期间每个月均有货物交易，融昌公司难以在没有机器设备的情形下无缝衔接涉案产品的生产工作。显然是飞宇公司因经营不善，为了继续开展业务获利，故仍然继续生产；但为了防止所获利润被用来偿还飞宇公司债务，其以公司名称变更函的形式通知客户其变更名称为被上诉人，开始以被上诉人名义收取货款和发货，以此逃避债务。４.一审法院未查明两家公司的实际经营方式和内容几乎一致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明两家公司经营范围相同外，还根据对账单内容陈述了所销售货物的名称和单价的一致性，但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事实；庭审后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两家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一审法院忽略了该些发票反映出两公司的客户（业务）混同以及财务混同。第一，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10日前从未向任何单位开具过任何发票，足以说明其并未实际经营，而在《公司名称变更函》发布后，在2018年12月10日后的21天内共计向9家单位开具发票，仅在12月20日就向飞宇公司的大客户彬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开具了8份增值税发票，累计金额高达446150.8元，对比飞宇公司的开票信息可见，该9家单位均系飞宇公司的稳定大客户，而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之前却从未与该些单位有过任何业务往来，这也足以说明该些发票对应的应收账款实际系飞宇公司对外享有，现由被上诉人收取了该些货款，飞宇公司与被上诉人系财务混同；第二，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20日期间，被上诉人与飞宇公司的开票信息进行全面比对后，可以发现被上诉人在此期间共向46位客户开具了增值税发票，除了其中8家业务量极少的客户外，其余38家均为飞宇公司稳定的客户。这些重大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与飞宇公司之间业务混同以及财务混同，清晰反映了飞宇公司因经营不善，为了逃避债务而脱壳为融昌公司并将原飞宇公司的业务全部承接，甚至转移飞宇公司享有的债权至融昌公司，严重损害了飞宇公司的债权人利益的事实。因飞宇公司的客户在收到《公司名称变更函》后，已由被上诉人直接开票收取了飞宇公司的货款，因此当然不会存在直接从飞宇公司转移资金至被上诉人融昌公司的记录，而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事实，却以不存在频繁任意的资金转移为由认为不存在财务混同，显然错误。5.从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1日邮件中发送给上诉人的附件“发货资料”显示，发货单抬头为被上诉人融昌公司，发货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而货物实际订单时间却为2018年9月19日以及9月26日，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15日、3月30日发给上诉人的邮件附件“发货资料”中发货时间为邮件发送日，但订单时间为2018年9月19日以及12月14日，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的2019年1月至5月4日的货款结算明细上也存在大量时间为2018年7月、9月、10月以及12月的订单，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11日发给上诉人的5月份对账单、2019年7月2日发给上诉人的6月份对账单以及2019年8月1日发给上诉人的7月份对账单上，均存在下单时间为2018年9月份的订单。上述2018年7月到10月的订单业务在发生时根本与被上诉人无关，但最终业务却由被上诉人承接，货款也由被上诉人收取。一审法院却完全遗漏上述关于业务混同的重要事实。6.一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11月9日-2019年10月多发物流运费明细表》所反映的事实。该份明细表显示2018年11月份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了大批量的货物，而此时飞宇公司还未向上诉人告知其名称变更，对应的货款也应当属于飞宇公司，但该份明细表却盖了被上诉人融昌公司的公章且上述货物对应的货款也都算入融昌公司名下，但一审法院未予查明。（四）遗漏关于财务混同的重大事实。1.一审法院遗漏了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4月10日与被上诉人财务人员陈谢芳之间的邮件内容和附件内容所反映的事实。从邮件及其附件内容显示，原飞宇公司和沈正勇结欠上诉人的借款并非简单地结转到2019年度，而是在实际地进行抵销。从该邮件的附件可见，截止到2019年4月3日止的货款实际与原借款进行了抵销，这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一审法院认为仅有结转未有抵销，显然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对于飞宇公司的债务予以承认并进行抵销的行为足以说明财务混同。2.关于《公司名称变更函》中关于开票付款的内容，足以初步证明存在“原应当由飞宇公司收取的货款，若该部分货款由融昌公司开具发票的，则货款支付到融昌公司账户”的事实，结合融昌公司在更名后的2018年12月20日一天之内就向飞宇公司的大客户彬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开具了8份增值税发票累计金额高达446150.8元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在（2019）浙0784民初3730号一案中自认：“飞宇公司于2019年1月底搬空厂房，融昌公司于2019年2月搬进厂房”以及被上诉人在2019年11月才具备设计、生产和销售铸件的经营内容的事实，可以证明至少在2019年2月之前被上诉人尚未开展经营，那么2019年2月之前开具的发票对应的货款（特别是上述彬可公司44万余元的货款）显然就是属于飞宇公司的货款。由此可见，飞宇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导致财产界限不清，构成财务混同，严重损害飞宇公司的债权人利益。3.前述内容也反映出上诉人与飞宇公司的业务所对应的货款均由被上诉人收取，足以说明飞宇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财务混同。（五）关于案涉60万元借款的主体问题认定错误。2019年6月17日，沈正勇与许登攀之间的借条并非形成了新的借贷合意，而是对原先借款的结算。该笔借款发生于飞宇公司经营期间，沈正勇亦当庭确认该借款系用于飞宇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根据最高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债务主体应当为飞宇公司及沈正勇。而在飞宇公司变更名称为被上诉人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3日止的货款对账单上已经开始对该借款进行抵销。事实上，因被上诉人要求2019年的业务暂不抵销该部分借款，为方便业务停止后的最终结算，才让作为两公司的业务负责人、货款实际收取人沈正勇个人出具借条来固定上述被上诉人结欠上诉人的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形成了新的借贷合意显然错误。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构成混同，因此也应当对上述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被上诉人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在组织机构、业务、财务上的混同证据确实充分，被上诉人融昌公司应当对飞宇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而双方互负同种类到期债务，即便被上诉人无意抵销，但抵销系形成权，上诉人单方行使即可，故案涉债务已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债务抵销，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飞宇公司混同的重大事实认定错误或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融昌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融昌公司答辩称，一、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系独立的法人，不存在上诉人所描述的人员、业务、财务的混同。第一，关于人员混同问题。人员混同指的是法人组织机构，在人员上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比如公司之间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的交叉任职，典型情形为一套人马多家公司。但本案中，融昌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此类核心人员与飞宇公司均不同。根据一审提供的参保情况来看，也不存在在两家公司同时任职的情况。其中，陈谢芳和沈正勇自2019年2月起正式成为融昌公司的员工，陈谢芳负责对账，沈正勇虽为原飞宇公司的总经理，但其在融昌公司仅负责业务联系，也是一般的员工并非公司高管，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公司没有实际控制权。第二，关于业务混同的问题。业务混同指的是法人之间从事相同业务活动在经营过程中不分彼此，比如相同的业务时而以这家公司进行交易，时而与另外一家公司进行交易。但本案中，融昌公司在购买飞宇公司房地产之前，对于飞宇公司所经营的铸件生产、销售进行了一定的考察，认为飞宇公司的该项业务发展成熟，享有稳定的客户群体，有一定的发展前景。之后于2018年10月23日通过法院司法拍卖购买了飞宇公司的厂房和土地，并聘用拥有在铸件销售生产领域专长的陈谢芳、沈正勇等人是为了融昌公司可以正常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以发展和培养稳定的客户群体。融昌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购买飞宇公司厂房和土地的期待利益。基于此，融昌公司搬迁至购买的厂房内，其住所虽与飞宇公司相同，并开展与飞宇公司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但两公司是完全独立经营的两个主体，且飞宇公司因没有资金继续生产出现债务危机才通过法院拍卖其房产，其在出售房地产之后便没有业务了，之后全都是融昌公司在生产经营。第三，关于财务混同问题。飞宇公司与融昌公司财务独立核算，各自开具发票，生产经营相互独立，并且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频繁的资金交易往来。同时，上诉人也不能举证证明两公司在上述方面存在混同的情形。二、上诉人认为融昌公司是飞宇公司脱壳后的产物，由融昌公司出面拍得飞宇公司的厂房并以飞宇公司设备、人员、业务进行与飞宇公司相同的经营行为，以此逃避飞宇公司的债务，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第一，购买飞宇公司房地产的资金费用全都由融昌公司出资，与飞宇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应当是由飞宇公司出资完成购买行为，才能够认为是逃避债务。第二，飞宇公司显然也没有逃避债务费用，公司确实存在与上诉人对借款和货款进行抵销的行为。但此后飞宇公司的总经理沈正勇也就结算之后的款项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上诉人仍然可以向沈正勇主张归还借款。从法院调取的发票来看，融昌公司在2018年10月23日拍得飞宇公司的房地产后逐渐开始生产经营，同年11月22日将企业的经营范围也进行了变更，增加了销售精密铸件制品的内容，同年12月11日之后开始开具发票。即使融昌公司拍得了飞宇公司房地产，但飞宇公司并没有因为房地产被出售而注销，企业主体依然存在。融昌公司也不可能因为购买了飞宇公司的房地产而阻止飞宇公司继续经营以及对外开具发票。飞宇公司在场地出售之后还是有部分的存货，并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进行销售，因此仍然存在发票是在房地产拍卖之后开具的事实。此后飞宇公司实际上没有资金和能力继续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三、上诉人应当明知飞宇公司与融昌公司系两家不同的企业。第一，融昌公司一审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主要是2019年8月至10月的部分货款。实际上，上诉人自2019年1月至11月一直在向融昌公司支付货款，且大多数月份都是足额支付，甚至在11月份还支付了161739元。由此可知，一方面，融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抵销货款的事实；另一方面，融昌公司从来没有做出允许上诉人抵销的意思表示，换言之，若上诉人认为两家公司混同，又为何在2019年1月至11月一直向融昌公司支付货款。第二，上诉人与沈正勇之间结算了货款。沈正勇个人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许登攀出具借条，上诉人与飞宇公司之间的贷款已经结清。另外，从沈正勇向许登攀出具的借条来看，证明沈正勇与许登攀之间存在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不能当然视为飞宇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从一审融昌公司提供的沈正勇与许登攀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许登攀说：“沈正勇，你欠我的钱，打算什么时候可以还我？”沈正勇说：“你与融昌公司的未付款8月到10月的一共309297.27元。”许登攀回答：“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是可以明确区分沈正勇与融昌公司，并不存在飞宇公司与融昌公司混同的认识错误。第三，融昌公司对于上诉人支付给沈正勇货款的行为并不认可，并在双方邮件来往中多次要求上诉人将货款支付到融昌公司黄君美的账户。实际上，上诉人早已知晓融昌公司收取货款的账户但将款项支付给沈正勇，这也客观上增加了融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对账的难度。从2019年5月之后，上诉人确实开始将款项支付到黄君美的账户。由此可见，上诉人也是明知融昌公司有别于飞宇公司和沈正勇。第四，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借条显示，借款主体是沈正勇与许登攀，与融昌公司并无关联。飞宇公司将2018年度与上诉人之间的货款、许登攀与沈正勇之间的借款均已进行了结算。因此，沈正勇在2019年6月以个人名义向许登攀出具的借条明确上述借款系个人借款。在上述借款出具之后，上诉人依然向融昌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也说明上诉人认为融昌公司与沈正勇、飞宇公司是不同的主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飞宇公司与融昌公司混同以及飞宇公司尚欠其借款，进而要求货款与借款抵销的上诉理由并不能成立。 融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归还原告货款309297.27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至9月，被告陆续向原告订购了一批货物，原告于同年10月31日前将上述货物全部发送给了被告。经双方对账，被告结欠原告货款共计人民币309297.27元。此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货款。另查，原告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10日，股东为柳醒生及丽水市昌嘉实业有限公司，其中法定代表人为柳醒生。飞宇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1日，沈胜誉系该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沈正勇为该公司总经理兼监事。因经营不善，飞宇公司被丽水中院拍卖。2018年10月23日，原告拍得飞宇公司的厂房和土地，但飞宇公司至今存续，未注销。自2019年9月2日，飞宇公司的沈正勇、财务陈谢芳等人到原告公司任职，并仍然与被告保持着业务联系。被告与飞宇公司多年来一直存在业务往来，由被告向飞宇公司采购货物。2018年6月5日，时任飞宇公司的总经理沈正勇在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许登攀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你好！许总，昨天我具体看了一下，方案肯定对你我都是有利的，我们算了所有的资金缺口有180万，资金进来我们的产量可以从现在的月50吨扩充到70吨，如果你能解决我就不用再到别处融资了……”后，许登攀于2018年6月8日、7月5日分三次转账给沈正勇105万元，附注为借款。后因飞宇公司退还了10万元，结欠95万元。2019年1月4日，原告使用原飞宇公司邮箱账户向被告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称：“许总，你好！附件为2018年货款明细，麻烦确认一下金额是否有误，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把这个金额结转到2019年了，请确认，谢谢！”但2019年起的货款，被告陆续进行了支付。截至2019年11月28日，被告仍欠付原告货款309297.27元。2019年6月17日，沈正勇和许登攀就此前的借款进行结算，沈正勇以个人名义向许登攀出具了借条，确认其向许登攀借款60万元，借期一年，不计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与飞宇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公司人格混同。二、沈正勇向许登攀的借款，被告公司能否行使抵销权。三、被告主张的债务加入说能否成立。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原告与飞宇公司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二者不存在混同，被告抗辩的借款也并非原告向被告的借款。被告认为，原告与飞宇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该院认为，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对法人人格否认应慎重适用。对于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而言，认定人格混同需证实公司之间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且这种混同状态给债权人带来债务主体辨认上的困难。首先，在公司人员方面，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不同。融昌公司自2015年9月成立以来，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历经几次变更，历任股东有吴慧优、柳永坚、柳醒生、潘海秋、丽水市昌嘉实业有限公司，历任法定代表人有吴慧优、柳醒生、潘海秋。飞宇公司自2005年8月成立以来，历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有沈胜誉、沈绍缝等。从被告申请该院调取的两公司的参保员工花名册看，其人员流动存在严格界限，并非两边兼任。比如：陈谢芳和沈正勇，二人在2015年1月至2019年1月系飞宇公司的员工，自2019年2月起为融昌公司的员工。可见，两公司在具体员工范围上并不重合。其次，在公司业务方面，虽然两公司在经营范围上均涉及铸件设计、生产与销售。但融昌公司是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拍得飞宇公司，飞宇公司此前的沈正勇、陈谢芳亦从2019年2月起入职融昌公司。融昌公司利用飞宇公司在铸件设计等领域的人员、生产与销售等特长，开展与融昌公司此前相似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亦符合情理。最后，在公司财产方面，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存在财务账簿的混同。从被告向该院申请的融昌公司和飞宇公司之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看，两公司之间也不存在频繁任意的资金转移。其搬入该厂房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常理。因此，该院认为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尚不足以导致两公司人格混同。对于争议焦点二：沈正勇向许登攀的借款，被告公司能否行使抵销权。原告认为，沈正勇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许登攀借款，系沈正勇和许登攀的个人行为，与原、被告公司无关，原、被告间不能行使相互抵销权。被告认为，原告公司与飞宇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且沈正勇借款系用于飞宇公司的生产经营，应视同飞宇公司向被告借款。原告在接管飞宇公司后，也曾就上述借款行使过抵销权，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具有抵销的合意或者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因此，后续的货款和借款仍然应当继续抵销。该院认为，2019年1月4日，原告在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中已经做出将2018年度的货款和案涉借款进行抵销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不论对沈正勇还是飞宇公司向被告的借款，以2018年度的货款进行抵销事实上无争议。原告虽然于2019年1月4日向被告发送邮件称：附件为2018年的货款明细，麻烦确认一下金额是否有误，如没问题，该金额结转至2019年。但结转并不等同于抵销。且原告本次诉讼主张的是发生于2019年6月至9月的货款。2019年，原告向被告发送货物后，被告也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大部分的货款。因此，原告并没有对被告2019年的货款进行抵销的意思表示。另从2019年6月17日，沈正勇和许登攀之间形成的新的借条合意看，已经明确：此系沈正勇与许登攀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不能当然视作飞宇公司和被告公司之间的借款。因此，被告主张抵销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争议焦点三：被告主张的债务加入说能否成立？被告认为，原告将借款结转至自身名下并进行抵销的行为可视为债务的加入。该院认为，债务加入作为债务移转的一种形式，需要债务加入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然而，2019年6月17日，沈正勇和许登攀形成的新的借款合意后，原告并没有明确表达要加入沈正勇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主张原告债务加入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该院认为：原、被告间形成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依约为被告提供了货物，被告理当如约支付货款。原告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慈溪市多发五金配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309297.27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39元，减半收取2969.5元，由被告慈溪市多发五金配件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除了“自2019年9月2日，飞宇公司的沈正勇、财务陈谢芳等人到原告公司任职，并仍然与被告保持着业务联系”之外的事实均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自2019年2月份起，飞宇公司的沈正勇、财务陈谢芳等人到融昌公司任职，并仍然与多发五金配件公司保持着业务联系。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存在买卖关系且多发五金配件公司尚欠融昌公司309297.27元货款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及多发五金配件公司能否就欠付货款行使抵销权问题。 关于是否构成人格混同问题。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公司人格混同需具备关联公司人员、业务、财务等三个方面混同的明确事实。本案中，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二者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不同，各自的参保员工花名册体现出双方人员并非混同，融昌公司系通过司法拍卖方式竞拍取得飞宇公司厂房与土地，之后从事与原飞宇公司相同的铸件生产、销售活动，并聘请原飞宇公司在该领域特长人员沈正勇、陈谢芳等人入职到融昌公司，前述行为符合常理，两公司经营地址同一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员、业务混同；两公司的财务独立核算，并不存在频繁资金交易往来，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亦未能得出二者财务混同的结论；再根据多发五金配件公司与融昌公司的邮件往来、《公司名称变更函》等，以及从2019年1月至11月期间多发五金配件公司存在持续向融昌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直至双方通过微信对账其也从未提出要求抵销货款，并结合飞宇公司至今仍然存续、2019年6月沈正勇又以个人名义向多发五金配件公司法定代表人许登攀出具借条，上述行为均能表明多发五金配件公司能够区分出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综上所述，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定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存在一定关联但尚不足以导致两公司人格混同，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能否行使抵销权问题。多发五金配件公司主张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融昌公司应对案涉6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故多发五金配件公司可就欠付309297.27元货款与该60万元借款进行互相抵销。经查，案涉借款于2018年6月-7月汇入沈正勇个人账户，沈正勇于2019年6月就案涉借款与多发五金配件公司法定代表人许登攀进行结算并出具借条，该借条中明确60万元借款系沈正勇个人向许登攀所借。而融昌公司于2018年10月通过司法拍卖竞拍取得飞宇公司厂房与土地，之后该公司与多发五金配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本案中其所主张的309297.27元系多发五金配件公司2019年8月-10月期间欠付的货款，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曾就所欠货款与案涉借款达成抵销合意。基于案涉买卖合同有明确的相对人即融昌公司，结合前述分析，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融昌公司与飞宇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故在此情形下，多发五金配件公司要求在本案中行使抵销权的主张明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多发五金配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39元，由上诉人慈溪市多发五金配件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剑文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