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30民初3879号原告：习水县粮油储备库，住所遵义市习水县杉王街道机械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215030231D。法定代表人：周为涛，该公司主任。委托代理人：袁潭，贵州中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静，贵州中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住所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306927174077(1-1)。法定代表人：邓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洪，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习水县粮油储备库诉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袁潭、杨静与被告委托代理人赵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习水县粮油储备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红粮货款941568.00元；二、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2016年11月1日至2020年8月25日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340622.87元，并从2020年8月26日起以欠付货款941568.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655%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至欠付货款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于2015年9月20日签订《红粮委托代购协议》，约定原告出资收购本地红缨子红粮后销售给被告，并约定买卖红粮的时间、方式、价格，以及交货的时间地点和结算的数量方式等有关内容，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红粮交付义务。原被告于2016年5月18日结算并制作《红粮销售对账单》，确定原告销售给被告的红粮数量为297440公斤，按7.2元/公斤计算，红粮货款为2141568.00元。此后，被告于2018年2月22日和2020年2月26日分两次向原告支付红粮货款共计120万元，但尚欠的红粮货款941568.00元却迟迟未付，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原告认为，根据原被告签订的《红粮委托代购协议》约定，被告应当在2016年10月底前支付原告红粮货款，被告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向原告承担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红粮代购协议、销售对账单，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5.09.20签订红粮买卖合同，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并就红粮买卖价格、交货方式、及结算方式进行了具体约定；销售对账单证明原告根据双方的买卖合同进行了红粮交付，并就交付数量及全部金额进行了全部确认的事实；2、收款收据及银行划款凭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于2018.02.22向原告支付红粮货款100万元的事实，于2020.02.26向原告支付红粮货款20万元的事实，尚欠货款为941568.00元；3、入库单复印件11份，证明原告依据双方合同向被告交付红粮的事实。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辩称并质证认为：1、被告在本案中没有与原告产生真实的买卖合同，不差欠原告的货款，原告诉称被告与其签订买卖合同，并制作红粮的销售单，支付价款等行为并不是公司的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或经办人以公司的名义实施的，实质上是公司的职工个人与原告差生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公司职工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被告自2013年5月22日以来与习水县中粮储公司签订了有机红粮合作协议至今，仅仅代表中粮储公司向农户收购红粮并履行临时保管和运输工作，被告在该合同中仅仅是收取一定的劳务费用，自2013年5月22日被告至今没有从事任何红粮的购销业务；3、被告红都公司在协助中储公司收购有机红粮时，承担的是严格把控质量和数量，不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支付货款义务的主体是中储粮公司，在本案中即使原告确实向被告的相关工作人员交付了有机红粮，相应的还款义务主体是中储粮公司或向原告购买红粮的职工，与被告无关。综上，驳回原告诉请。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代购协议、对账单内容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持异议，代购协议和对账单虽然加盖公司的公章和被告相关人员的签字，但在代购协议上签字的邓雄现已退休，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胡珊博已不在原岗位，经现任公司的负责人多次询问二人是否差欠原告的货款及金额，二人均表示不清楚；被告公司虽然在对账单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但到目前为止，被告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数额的红粮，从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和收据看，向原告支付红粮款的是案外人何玉，何玉虽然是被告公司的职工，但没担任公司会计或其他财务工作，被告也没有委托何玉向原告付款，如被告与原告发生了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通过公司的对公账户或直接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向原告付款，即便是委托个人付款，也应当是委托公司的财务人员直接向原告付款，在本案中，何玉作为没有负责公司财务的人员向原告付款的行为，应认定与原告发生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其他个人，不是被告公司。对入库单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原告方单方制作，没有被告方公章予以确认，也没有被告的仓库保管员予以签字确认；经被告方核实，在收方经手人一栏上有胡珊博的签字，与对账单上的签字不一致，因此该签字是原告方伪造的，反映了原、被告之间没有产生真实的红粮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为支持其辩解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与习水中储粮公司签订的三份经营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自2013年05月22日后被告公司所经营的范围仅仅是代表中储粮公司向农户收购有机红粮，只是对有机红粮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把控，同时履行对有机红粮的储藏和管理、运输工作，在此期间，被告公司不直接向农户支付红粮款，支付主体是中储粮公司，同时在此期间被告没有开展，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企业购买红粮的业务；2、（2020）黔0330民初1336号民事判决书、案外人何玉向被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被告公司向案外人何玉个人账户的100万元转账记录、民事起诉状、习水县人民法院委派调解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在本案中何玉向原告支付的100万元货款的来源是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向案外人何文郦所借，被告公司向其借款以后，随即转借给何玉，何玉随后又将该笔借款支付给原告；2、本案向原告支付的主体是何玉并不是被告公司，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发生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产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何玉或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3、被告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何玉差欠被告公司100万元为由。原告质证认为：对第1组被告与习水中储粮收购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原告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所签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被告仅以该合同作为理由来证明其在履行该合同的期间没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开展义务的证明目的显然是达不到证明目的的，所以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公司主体与公司职工之间的关系和事务，并不能就此对抗其他第三人，同时也能佐证何玉的100万元资金来源于被告公司，代表公司在处分财务事务；对于被告与其职工及其他案外人产生的关联性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9月20日签订《红粮委托代购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购本地红粮，数量300吨，由原告自行组织资金收购红粮交被告，价格为7.20元/公斤，原告将所收购红粮交给被告后，由被告按此价格付款给原告，由原告按被告指定的交粮地点按时将代购红粮交到被告指定的地点，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红粮交货完毕后，以被告实收数量为准，双方产生结算依据，被告保证于2016年10月底以前将红粮款付给原告。嗣后，原告按被告要求采购红粮并运送至茅台集团201厂进行交接。2016年5月18日，原、被告双方对原告代购的红粮进行对账核算，经双方核算，原告于2016年1月3日至1月9日期间分11车次为被告代购红粮297440.00公斤，结算价款为2141568.00元。嗣后，被告工作人员何玉于2018年2月22日分五次向原告付款共计100万元，被告于2020年2月26日向原告付款20万元。嗣后，因原告催收余款未果，故持其诉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所请。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及双方代理人当庭陈述在卷为据，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红粮委托代购协议》经双方协商确认协议内容后确认，并经双方代理人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而订立，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该协议虽名为代购，实为买卖，应按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购协议是否真实履行；2、原告主张的红粮货款支付主体如何认定；3、原告主张的余欠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如何计算。关于原、被告之间的《红粮委托代购协议》是否真实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原、被告双方未真实履行《红粮委托代理协议》，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解主张。原、被告所签订的《红粮委托代理协议》系经被告法定代表人邓雄签名并加盖其公司印章予以确认的，对被告具有约束力，而原告提交的红粮销售对账单亦经被告工作人员胡珊博签名并加盖了被告公司印章予以确认的，且事后被告除其工作人员何玉向原告付款外，其公司也直接向原告支付货款20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红粮委托代理协议》并履行红粮代购结算的事实。虽然被告对原告出示的入库单上载明“胡珊博”的字迹提出异议，但原告亦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说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被告公司承担。关于原告主张的红粮货款支付主体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红粮委托代理协议》系原、被告双方所签订，该合同所约束的主体即为合同相对方即原、被告。原告履行了红粮代购的合同义务后，被告即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其以公司现任领导与原法定代表人及员工胡珊博对涉案合同红粮交接未予确认及部分货款支付人何玉非其公司财务人员为由辩解涉案合同系原告与其他个人完成交易的抗辩理由无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公司内部人事交接、财务管理不清晰不能成为其拒不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被告对余欠货款仍应承担相应的清偿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余欠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原告将收购的红粮交给被告后，被告即应向原告支付红粮款，且在双方产生结算依据后，被告保证于2016年10月底以前将红粮款付给原告，其未按《红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期限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除承担余欠货款的给付义务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承担余欠货款941568.00元支付义务外，诉请被告承担逾期付款损失于法有据，其逾期付款损失应按被告付款情况分期计算，即从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21日期间的损失以2141568.00元为基数，2018年2月22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以1141568.00元为基数，2020年2月26日至2020年8月25日期间以9141568.00元，按人民银行2015年发布的一至五年期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标准4.75%上浮30%计算，原告主张截止于2020年8月25日的逾期付款损失340622.87元并主张从2020年8月26日起，以未付欠款为基数，按年利率5.655%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上述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习水县粮油储备库支付货款人民币941568.00元；二、限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习水县粮油储备库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20年8月25日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人民币340622.87元，并从2020年8月26日起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5.655%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至欠付货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40.00元、保全费5000.00元，共计20440.00元，由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提交本判决书复印件六份，并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母建伟人民陪审员  袁 匀人民陪审员  李小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王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