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156号 原告王先英，女，汉族，1947年5月9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原告杜仕明，男，汉族，1949年8月17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袁远飞，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地址：习水县西城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40XB。 法定代表人陈明胜，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定国。 委托代理人王汝强，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中伦，男，彝族，1959年10月20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原告王先英、杜仕明诉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王中伦撤销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2日受理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中止审理，9月3日恢复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先英、杜仕明及共同委托代理人袁远飞，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陆定国、王汝强，第三人王中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先英、杜仕明诉称，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项下被征收的房屋中的“堂屋”，系原告之岳父王少彬于解放前修建，1952年土地改革，王少彬划为地主，农会便将王少彬房屋（背向房屋）的左边一间改给赵树成（现属其子赵安全），中间堂屋作农会办公室用，右边一间改给王德清（第三人爷爷），后么檐改给王少彬家居住。农会办公用了四五年后搬到石桥王金太（地主）的房屋内办公，当时考虑到王少彬服刑，妻子王田之带两个女儿住后么檐房太窄，经研究，便将堂屋还给王少彬家，至此，堂屋和后么檐属王少彬家所有。1969年8月24日，原告与王少彬之女王先英结婚，因王少彬无儿子，原告便随王少彬居住(俗称抱儿招女婿），结婚当日，在亲友见证下双方立下《付约》，《付约》确认“么檐和堂屋，另外财产共一小间通过堂屋属王少彬所有”。原告与王先英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前述房屋内，几十年未与任何人发生权属争议。2016年习水县政府规划修建环北大道需拆迁涉案房屋，在此过程中，原告与王中伦对被拆迁的“堂屋”归属发生争议。争议发生后，原告向负责群工工作的村主任冯世荣出示了《付约》，请求先处理好再拆房，但村主任冯世荣给原告做工作，要支持他的工作，不然会让拆迁工作停滞，并保证在房屋拆除后一定把事情处理好再签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拆除后，冯世荣仅将加盖测量公司印章的房屋测量平面图拿了一份给原告，但在纠纷未处理的情况下办事处就与第三人签订了《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知晓后多次请求图书村委将争议堂屋处理归原告所有，但图书村委却将“堂屋”处理给第三人，原告不服处理结果上访，上级机关责成当地政府处理，九龙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018年组织原告和第三人就该纠纷进行调解，调解无果后，于2018年8月27日向原告出具《终结调解告知书》，告知原告，调解无果，并建议起诉处理。随后，原告便准备向法院起诉，但因起诉必须提供房屋被拆的协议，原告在村、办事处、建设指挥部奔波几个月均了解不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什么地方，原告只好委托律师调取该协议，2019年1月24日，原告才从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城建项目指挥部调取到《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将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堂屋”（面积25.55平方米)补偿安置给了第三人。综上，原告有充足证据证明该堂屋系原告所有，被告委托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签订安置协议，将原告所有的“堂屋”补偿安置给第三人的行为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1、撤销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2016年10月24日与第三人王中伦签订的《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未能证明与案涉被征收房屋具有利害关系，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权属纠纷提起实质性主张（申请确认权属或对房屋权属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依法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二）本案遗漏诉讼主体。根据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可知，案涉房屋并非原告修建或所有，房屋属于其岳父王少彬修建并享有权属，应当由王少彬死亡时全部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房屋提出主张（主张是否成立应当另案处理），王少彬的两个女儿是王少彬法定继承人，原告基于王少彬其中一个女儿王先英的身份提起诉讼，遗漏另一个女儿。（三）为推进城市建设，履行征收房屋职责，我局作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区域内房屋征收工作，依法对案涉房屋进行征收于法有据。在实施征收过程中，本案第三人申请产权置换方式安置，我局审查了第三人提供的户籍资料等材料后与其签订《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而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属，也未提供提起申请或诉讼的案件受理文书，无法达到停止征收补偿行为的目的，更不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原告与第三人的民事纠纷。基于此，原告提出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四）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从原告诉状中可以看出我局与第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整个过程，原告是清楚知晓的，我局与第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原告没有及时提起诉讼及申请复议。虽然原告提出其申诉、信访等，但信访、申诉等不属于应当扣除的期限，不能引起扣除起诉期间的结果。故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原告明知本案房屋拆迁安置的事实，没有及时提出主张，其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间，应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程序上，原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应当驳回起诉。实体上，本案房屋征收拆迁安置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中伦述称，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就住在那间堂屋，原告也没有提出过该堂屋是属于他。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证据： 杜仕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先英、杜仕明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 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签订的《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贵州宏达聚源土地勘测有限公司对讼争房屋的勘测平面图、九龙街道图书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1、证明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是受被告委托与第三人王中伦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2、证明补偿安置协议项下被拆迁的房屋包含有原告和第三人讼争的“堂屋”的25.55平方米；3、证明被告在纠纷未处理的情况下将争议房屋补偿安置给第三人，属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4、证明原告是2019年1月24日才取得争议“堂屋”安置给第三人王中伦的证据，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组证据： 1969年8月24日签订的《付约》。证明争议“堂屋”属于原告所有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 调查材料中张志成的证言及了解说明。证明讼争的“堂屋”是原告岳父王少彬于解放前修建，土改时先作为农会办公室，后经农会经研究将“堂屋”归还给王少彬之妻王田之也即原告岳母（王少彬在服刑），事后王德清即被告的爷爷又去占用，但是王少彬刑满后又让他归还王少彬家，杜仕明与王先英结婚后，一直与其居住在该房屋内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 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对被调查人张远方、张志成的调查情况。证明讼争“堂屋”一直由原告之岳父王少彬使用。 第六组证据： 习水县九龙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终止告知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王中伦对被拆迁的“堂屋”争议纠纷，原告一直在请求政府处理，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第七组证据： （1）易和平的《说明》；（2）（2019）黔0321行初246号行政裁定书；（3）2016年11月11日图书村委会对杜仕明的《回复》。证明图书村未经召集原告与第三人调解就单方作出回复，也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争议堂屋的权利。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仅是原告自家的陈述；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作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故证言形式不合法；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据形式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刚好说明时间是在征收行为以后，且张志成的调查情况与第四组证据中张志成的证言的内容相冲突矛盾，故我方认为这两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补充一点，第四组证据中的证言时间是在调解后，故张志成是否作了该证言我方不清楚；对第六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且刚好证明调解委员会在告知书中告知其民事诉讼的权利，时间也在征收之后，对第七组证据中的易和平的说明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对行政裁定书，我方认为即使是第一次起诉也超过了起诉期限，对《回复》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我方认为该证据刚好证明原告知晓本案征收的时间在2016年，但是原告没有提出权属方面的主张。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证据： 1、组织机构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主体资格情况。 第二组证据： 1、用地批复；2、产权置换《申请》；3、《安置补偿协议》；4、结算表（1)；5、结算表（2)；6、主体房屋平面图；7、附属设施及装修登记表；8、身份证复印件；9、户口簿复印件；10、结算单；11、房屋搬迁确认书；12、搬迁奖励结算表；13、承诺书；14、过渡费发放清册；15、安置办法。证明：1、证明原告与案涉房屋无利害关系，2、证明房屋征收拆迁的具体过程中，征收程序合法； 第三组证据： 1、起诉状；2、裁定书。证明：原告杜仕明就本案第一次提起诉讼的时间及诉讼后以主体资格不符撤回起诉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 原告杜仕明房屋征收档案20页。证明原告的房屋因环北大道项目征收补偿，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并获得补偿款的事实。 经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是第三人单方的申请，对该申请真实性无异议，在征收过程中，我方将《付约》提交村委会，当时被拒收，对3-14号证据无异议，但是从6号证据中可以看出，被征收面积第一层48.99平方米中包含的争议的部分应当归属于原告所有，其余面积按照安置文件才应当属于第三人所有，说明在补偿安置过程中事实不清，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对已经支付的相关费用和安置的房屋应当根据新的协议重新进行结算。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当时征收的房屋是杜仕明与王先英重新修建的房屋，与本案争议的房屋没有任何关联性。杜仕明被征收的房屋小地名在“沙土坡”。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1）郭衡礼的证实材料，证明争议的房屋明确给第三人家庭使用；（2）2019年10月18日王**明的证实材料，证明从第三人的爷爷王德清开始就一直管理使用争议房屋。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认为第三人提供的1号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该证实材料是虚假的，2号证据中的证人也没有到庭接受质询，且王**明对土改情况不清楚，该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举证、质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安置协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作为本案起诉依据，本院将依法审查其合法性，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平面图“三性”予以确认，对村委会证明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没有关联性，作为参考证据，对第三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但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审查的范围，对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在行政协议签订后作出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七组证据中的易和平的说明“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行政裁定书“三性”予以确认，对图书村委会的回复是行政行为发生后作出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作参考证据。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中除了安置协议外的其余证据“三性”予以确认，该安置协议属于本案审查的对象，对第三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三人提供的两份证实材料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明争议房屋在征收期间与原告存在权属争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之争议房屋位于习水县东皇镇图书村99号，是被诉行政协议项下被征收房屋的一部分，即原告称为“堂屋”的部分。 争议“堂屋”是原告王先英之父王少彬修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期间，因王少彬是“地主”身份，政府将王少彬修建房屋部分予以“没收”，其中“堂屋”被没收后交由原“农会”作办公使用，后因“农会”搬迁，“堂屋”交由王少彬户居住，另一间房屋被没收后给第三人王中伦之祖父王德清居住。王少彬户居住在其中的“么檐”房屋内。 1969年8月24日，因杜仕明与王先英结婚，遂杜仕明与王少彬签订《付约》，该《付约》约定杜仕明与王先英结婚后跟随王少彬一起居住，杜仕明负责王少彬的生养死葬；该《付约》其中载明：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杜仕明到革组跟随岳父王少彬居住的房屋是“么檐”和“堂屋”，另外财产共一小间通过堂屋。 2016年因习水县环北大道建设需要，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受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对坐落于环北大道项目建设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及房屋进行征收，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居住房屋争议的“堂屋”在该征收范围内。在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分别与原告和第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期间，原告和第三人对案涉被征收“堂屋”的归属发生争议。2016年10月24日，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王中伦签订了《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王中伦将位于习水县东皇镇图书村99号，建筑面积为66.06平方米的木瓦结构房屋交付拆迁，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由被告提供位于伏龙村××组，面积为353.94平方米的框架结构安置房（安置营业房30平方米、住房390平方米）对第三人进行安置，超面积部分由第三人王中伦向被告补差额560986.58元。涉案“堂屋”被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在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中征收补偿给第三人王中伦。为此，原告不服向习水县九龙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处理，经多次座谈调解无果，习水县九龙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习九民调终〔2018〕3号《终止调解告知书》，告知其因双方意见分歧过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终止调解，并告知可依法向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杜仕明对此处理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5日依法受理。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原告杜仕明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黔0321行初246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起诉，现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王少彬生育两个女儿，名为王先英、王先琴（已故）。诉讼期间，王先琴之子易和平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明确表示案涉房屋属于二原告，与其母亲王先琴无关，不参与本案诉讼。 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争议“堂屋”居住从1969年8月一直到1987年离开。第三人陈述其在争议“堂屋”居住从小至1993年离开。被告在2016年征收房屋时，原告和第三人均搬离习水县东皇镇图书村99号房屋。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一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本案被诉行政协议虽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但二原告称于2019年1月24日才获取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此时才知道被诉行政协议的具体内容，为此杜仕明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协议，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杜仕明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黔0321行初246号《行政裁定书》，准予杜仕明撤回起诉。2020年2月22日，王先英和杜仕明为共同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5月5日至10月21日属于（2019）黔0321行初246号行政案件的诉讼期间，此耽误期限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2019年5月5日至10月21日这期间依法应当予以扣除，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故原告从知道至2020年2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一年起诉期限。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原告具体于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协议之内容，故被告辩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被告与第三人协商订立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内容，属于行政协议范围。（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因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系受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在委托范围内进行的征收工作，故习水县自然资源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3）被告在实施征收过程中，原告王先英、杜仕明对争议房屋“堂屋”部分的权属提出了异议，并向其出示了与王少彬签订的《付约》予以证明。根据《付约》记载内容，被告应当知道二原告在1968年即居住“堂屋”和“么檐”这一事实，根据《付约》内容以及征收时案涉房屋现状，被告明显知道案涉“堂屋”存在权属争议。被告在明知被征收房屋其中“堂屋”权属存在争议情况下，没有召集争议双方即原告与第三人座谈协商，单方面主观臆断径行与第三人王中伦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将存在争议的“堂屋”征收，并将补偿款支付给第三人王中伦，被告的行为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有违人之常情，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属于明显不当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关于“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六）明显不当的”之规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中存在争议的“堂屋”部分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三、关于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问题。因被告已将存在权属争议的“堂屋”予以征收，并按照征收方案补偿标准与第三人签订安置协议将补偿金额予以支付，争议的“堂屋”现仍存在权属争议，原告的权益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是其与第三人之间的财产权属确权问题，此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依法解决。原告要求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被告辩称原告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遗漏诉讼主体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项规定：下列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参与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活动，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与其订立行政协议但行政机关拒绝订立，或者认为行政机关与他人订立行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二原告提供了有关证据以证明与第三人争议的“堂屋”归其所有，并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有其事实和法律依据，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辩称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辩称遗漏诉讼主体问题。因利害关系人明确放弃其权利，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第三人，其不参加诉讼，不能阻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之规定，本案利害关系人不参与本案诉讼不阻碍本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被告该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习水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王中伦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的习环房征收〔2016〕180号《习水县环北大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其中存在权属争议的“堂屋”部分。 二、驳回原告杜仕明、王先英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习水县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杨先伦 人民陪审员  王章辉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邹玉琪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