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7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块高新八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609137111D。 法定代表人：袁康益，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刘慧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保生，男，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泉，杭州市上城区南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乔保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8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陈艳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乐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琛、被上诉人乔保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2月24日，乔保生入职乐荣公司，从事工模部技师。2014年4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5月13日，乐荣公司以乔保生在5月10日、13日上班期间煽动、积极参与罢工、怠工，严重影响生产管理秩序，严重违反奖惩制度5.4.7.10条款，与乔保生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5月24日，乔保生向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为：1、确认解除劳动关系违法（审理中撤回该项申请）；2、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943元；3、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2017、2018年高温津贴1000元；4、乐荣公司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5、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2150元。该委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裁决如下：1、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943元；2、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2017、2018年高温津贴1000元；3、乐荣公司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1日至13日的社会保险费；4、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2150元。2019年10月10日，乐荣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受理，乐荣公司请求判决：1、乐荣公司无需向乔保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943元；2、乐荣公司无需向乔保生支付2017、2018年高温津贴1000元；3、乐荣公司无需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1日至13日的社会保险费；4、乐荣公司无需向乔保生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215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乔保生承担。 原审另查明，乐荣公司规章制度规定：聚众要挟、妨害生产秩序，或煽动非法罢工或怠工的行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乐荣公司、乔保生之间的劳动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乐荣公司与乔保生解除劳动关系是否违法。关于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审查，应当围绕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提出的事由。本案中，乐荣公司以乔保生于2019年5月10日、13日上班期间煽动、积极参与罢工、怠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乔保生承认上述时间参与了员工集体讨薪行为，然不承认其属于煽动组织者。乐荣公司当日参与讨薪的员工有约八十余人，乐荣公司认为乔保生属于其中的煽动组织者，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现乐荣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乔保生属于煽动罢工人员，仅能证明乔保生参与了讨薪行为，且乐荣公司也确存在欠薪事实，故乐荣公司与乔保生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依据不足，未达到乐荣公司规章制度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煽动非法罢工的严重程度。乐荣公司与乔保生解除劳动合同应属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庭审中，双方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计算金额并无异议，仅对赔偿事由是否合理有争议，故确认乐荣公司应支付乔保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943元。关于社会保险费，2019年5月1日至13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乐荣公司应当为乔保生补缴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关于高温津贴，2017年高温津贴乔保生已撤回该项请求，不予处理；2018年按照浙江省高温津贴支付的相关规定，室内工作人员高温津贴为200元/月，乔保生自认收取当年高温津贴800元，乐荣公司已经足额支付当年高温津贴。关于2018年年终奖，乐荣公司庭审中表示对年终奖的计算金额无异议，仅认为乐荣公司与乔保生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有据，发年终奖时乔保生未在职，故无需支付上一年年终奖，然本案中系乐荣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劳动关系解除，故乔保生于2018年年终奖发放时未在职并非其自身过错，乐荣公司仍应当支付当年年终奖，对此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于2020年5月20日判决：一、乐荣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乔保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943元；二、乐荣公司无需向乔保生支付2017年、2018年高温津贴1000元；三、乐荣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1日至13日的社会保险费（具体险种、补缴时段、金额由社保机构依据政策确定），其中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自行缴纳；四、乐荣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乔保生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2150元；五、驳回乐荣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六、驳回乔保生的其余请求。如乐荣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乐荣公司负担，予以免交。 宣判后，乐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乔保生两次罢工行为，严重妨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乔保生不仅积极参与，还明显起到煽动和带头作用，达到煽动非法罢工的严重程度，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乐荣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乔保生以公司欠薪在先为由进行罢工是名，以罢工要挟公司主动裁员给予经济补偿金是实。针对乔保生的上述行为，已严重妨碍生产秩序，无论其是否存在煽动罢工的行为，乐荣公司都有权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退一步而言，即使公司未及时发放工资，员工进行罢工也是违纪的，公司仍可依法进行处理。即使不依据乐荣公司的规章制度，乔保生两次参与罢工的行为也已严重妨害公司正常生产管理秩序，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乐荣公司亦可依法解除与乔保生的劳动合同。二、乐荣公司无需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1日至5月13日的社会保险费。因乔保生已于2019年5月13日离职，公司一般于每月15日后才能办理社保缴纳事宜，故在2019年5月15日时，已无法为乔保生缴纳社保，故乐荣公司无需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1日至5月13日的社会保险费。三、乐荣公司无需支付乔保生2018年度年终奖。乔保生已于2019年5月被乐荣公司辞退，发年终奖时乔保生未在职，已不符合2018年度年终奖的发放条件，故乐荣公司无需向乔保生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乐荣公司无需向乔保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943元；2、乐荣公司无需为乔保生补缴2019年5月1日至5月13日的社会保险费；3、乐荣公司无需支付乔保生2018年度年终奖215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乔保生承担。 被上诉人乔保生在二审中辩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不予认可，乔保生的意见与仲裁、一审时的答辩意见一样。 上诉人乐荣公司及被上诉人乔保生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中，乐荣公司以乔保生在上班期间煽动、参与罢工、怠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此，乔保生认为，其参与了员工的集体讨薪行为，但不属于煽动组织者。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及可以相互印证的陈述，仅可以确认乔保生参与了讨薪行为。在乔保生参与讨薪时，乐荣公司确实存在欠付乔保生薪资的情况。综合前述，原审法院认定乔保生并未达到煽动非法罢工的严重程度，进而认定乐荣公司解除与乔保生之间的劳动合同违法，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判定由乐荣公司向乔保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也无不当。同时，原审法院判定由乐荣公司为乔保生补缴相应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并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依据充分，亦无不当。综上，乐荣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无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 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