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9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莲，女，196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富，浙江律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鑫桥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城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宋新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菱声、毕珊珊，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玉莲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鑫桥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0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程雪原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玉莲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鑫桥公司支付袁玉莲迟延付款违约金400万元，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鑫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鑫桥公司与韩长华建立买卖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第一,双方之间于2016年1月8日核对结算确认的十二份《送货结算清单》，足以证实袁玉莲系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送货人即出卖方。第二，从双方于2017年6月补签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日的《供货合同》来分析考察，可以与十二份《送货结算清单》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事后补签《供货合同》符合案件实际情况，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第三,一审法院关于鑫桥公司与韩长华建立买卖关系的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在与鑫桥公司买卖关系履行期间，办理具体交货事务中确定的“交货人”并不等于合同相对人，而应依法以双方核对结算确认的“送货人”为合同主体。2.鑫桥公司在无其所认为的合同相对人韩长华的委托授权之下，将部分货款交付给袁玉莲，事实上是对袁玉莲作为出卖人主体的认可与认定。同时，袁玉莲从鑫桥公司处领取货款，是根据鑫桥公司财务的要求才签署“袁玉莲代韩长华”字样。第四,袁玉莲在与韩长华离婚前即于2016年1月8日进行核对结算确认，并制作十二份《送货结算清单》，双方已明确袁玉莲与鑫桥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袁玉莲与韩长华是否离婚，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并不受此影响。二、《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鑫桥公司应当依约履行给付义务。1.截至2018年2月12日止，鑫桥公司尚欠货款本金余额为423万元，且不包括拖欠货款的违约金。经前期多次沟通，袁玉莲、鑫桥公司及韩长华于2018年2月12日达成《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债权折扣协议》，该两份协议系对于所欠货款及应付违约金的整体处理文件，不存在先后之分，且完全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和交易习惯。《债权折扣协议》第五条的意思是双方对债务人应付货款或借款本金已结算完毕，迟延履行违约金并不包括在内。2.袁玉莲与鑫桥公司达成《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债权折扣协议》后，鑫桥公司减少债务1830748.56元，即实际获益1830748.56元。鑫桥公司同时与袁玉莲签订《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与韩长华签订《债权折扣协议》，对此三方均是明知的,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袁玉莲对鑫桥公司享有的债权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货款本金及违约金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作为债务人无权干涉。且三方在协商处理货款本金及违约金时，鑫桥公司明确认可违约金和货款本身权利人的归属，即货款本金归还韩长华，违约金归属袁玉莲。三、鑫桥公司一再否认《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的事实，纯属为达到拒不履行支付违约金的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袁玉莲的上诉请求。 鑫桥公司辩称，1.双方之间并未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袁玉莲提交的《供货合同》有虚假陈述的成分，其本人也认可于2017年补签。同时，如袁玉莲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鑫桥公司与韩长华后续签订《债权折扣协议》不符合常理，袁玉莲的陈述自相矛盾。2.无论协议签订的主体是袁玉莲还是韩长华，都应当由袁玉莲予以确认，且按常理来说《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和《债权折扣协议》签订的主体应当一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袁玉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鑫桥公司支付袁玉莲迟延付款违约金400万元整；2.诉讼费由鑫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桥公司案涉2014年期间的石子入库单交货人均为“韩长华”；2014年9月、2015年2月的5份银行承兑汇票上均写明“袁玉莲代韩长华”。袁玉莲、韩长华于2016年1月11日离婚，离婚协议约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包括房屋和汽车，并约定男方所有债务由男方偿还以及男方以后一切事务与女方无关。协议未涉及案涉货款或违约金。 2018年2月12日，韩长华（甲方、债权人）与鑫桥公司（乙方、债务人）签订《债权折扣协议》，载明：“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供货合同关系，债务人鑫桥公司至今尚结欠债权人货款或借款423万元。现有第三人购买债务人所有有形和无形财产，是因债务人有生产混凝土许可证和码头许可证的价值，才可以较高出售价，如果拍卖，只是财产价值，不能达到数千万的价款。由于卖出价达到这个价也无法满足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故，在不拍卖债务人财产前提下，减少各债权人损失，多得到货款或借款或其他款项的折扣分配款，现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如下协议：1.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债务人鑫桥公司至今尚结欠债权人货款423万元。2.现已明确，债务人鑫桥公司对各债权人的折扣率是60%，合计253万元。不包括货款计算的利息及其他所有的费用。3.如全体债务人均同意并签订本协议的，则本协议生效；则购买人于2018年2月14日前，以本协议确定的数额，全额支付至债务人的债权人指定账户内。4.最终以审计结果支付，如果审计后可再分配的，则继续以比例追加分配；双方均无异议。5.如果本协议履行完毕，则双方债权债务结束，甲乙双方不再有纠葛。”鑫桥公司于当日向宋海良、宋新伟、宋永伟发出《通知函》载明：“我们已经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其厂房及附属财产买卖协议书，我们原股东管春景陈新荣陈桂华和陈根林已经将鑫桥公司及其所有的财产均已经出售你们，现依协议办理。我们要求你们购买人支付韩长华的款项是253万元。你们支付清以上款项的，则与收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该笔款项于当日付清。韩长华出具收款条，载明：“宋海良、宋新伟、宋永伟：我已收到你们购买嘉兴市鑫桥混凝土有限公司及其所有财产代为鑫桥公司支付的欠款项2530000元（大写：贰佰伍拾叁万元）。至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结清，无再有纠葛。” 袁玉莲提交的《供货合同》乙方为袁玉莲，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日；甲方盖章为鑫桥公司尾号20262的公章；签名为“陈桂华”，该签名经笔迹鉴定为陈桂华本人所签。乙方为袁玉莲。该《供货合同》载明：货物为建筑用石子、瓜子片，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1日起至双方同意解除合同或终止之日止；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按吨计价，按月结算确定价格，甲方应按月与乙方结算，当月发生的货款应在次月月底前付清；甲方未按月付款，应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违约金按应付金额月息2%累计，直至计算付清之日。第一次开庭时，袁玉莲代理人自述《供货合同》签署时间是2014年3月1日。鑫桥公司提出当时该公章尚未启用。袁玉莲庭后提交书面补充说明称系2017年6月补签。袁玉莲提交的供货明细12页，第12页右下角盖有鑫桥公司财务专用章，手写“2016年1月8日陈桂华”。该签名经笔迹鉴定为陈桂华本人所签。 袁玉莲提交的《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乙方为袁玉莲，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甲方盖章为鑫桥公司尾号20262的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该补充协议书载明：“一、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债权折扣协议》，系债权人为配合债务人支付货款以及为配合乙方处理其它债务。债务人为对迟延支付债权人货款的损失，现同意按原《供货合同》约定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另支付债权人。二、双方在2014年3月1日签订的原《供货合同》第四条：债务人应按月与债权人结算，当月发生的货物价款应在次月月底前付清；第六条：债务人未按约付款，应向债权人按应付金额月息2%累计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详见双方《供货合同》）。三、债权人和债务人均同意按2016年1月8日清单确认的送货时间、欠款金额并按约定的付款时间计算迟延履行金至本协议签订止。现经双方认真核对确认债务人应支付债权人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共计肆佰万元整。四、双方明确，《债权折扣协议》第5条约定的“本协议履行完毕，则双方债权债务结束，甲乙双方不再有纠葛”，意思是双方对债务人应付的货款或借款本金已结算完毕，迟延履行违约金不包括在内。”所附明细无盖章或签名。 另查明，鑫桥公司尾号16674的公章于2015年11月3日上缴公安部门作废，尾号20262的公章于同日录入公安系统。工商变更登记显示：鑫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8月10日由陈桂华变更为宋新伟。 袁玉莲陈述：在2018年2月12日当天，其与韩长华一同到场，韩长华与鑫桥公司签订《债权折扣协议》，袁玉莲与鑫桥公司签订《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均是鑫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桂华经办。 一审法院认为，从鑫桥公司的石子入库单来看，2014年期间交货人均为“韩长华”，鑫桥公司2014年9月、2015年2月付款的5份银行承兑汇票上也均写明“袁玉莲代韩长华”。且袁玉莲、韩长华已于2016年1月离婚。鑫桥公司是与韩长华建立买卖关系。2018年2月12日，袁玉莲与韩长华共同到场，韩长华作为债权人与鑫桥公司签订了《债权折扣协议》，根据该协议，鑫桥公司出售给第三人，结算欠韩长华货款423万元，鑫桥公司对各债权人的折扣率是60%，合计253万元。不包括货款计算的利息及其他所有的费用。如果本协议履行完毕，则双方债权债务结束，双方不再有纠葛。在当日，鑫桥公司的购买方宋海良、宋新伟、宋永伟支付了该253万元，韩长华出具了收款条，载明“宋海良、宋新伟、宋永伟：我已收到你们购买鑫桥公司及其所有财产代为鑫桥公司支付的欠款项253万元。至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结清，无再有纠葛。”可见，该253万付清后，韩长华与鑫桥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结清，不存在还有其他货款利息及其他费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袁玉莲主张其与鑫桥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其向鑫桥公司供货，鑫桥公司应支付其迟延支付货款的违约金400万元。对此，袁玉莲应当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袁玉莲提供了落款时间2014年3月1日的《供货合同》，但该合同上所盖鑫桥公司公章于2015年11月方才启用。袁玉莲在起诉状上称2014年3月1日签订供货合同，第一次开庭时，袁玉莲代理人也自述签署时间是2014年3月1日。因鑫桥公司提出该公章当时尚未启用，袁玉莲庭后提交书面补充说明，称系2017年6月补签。该供货合同与入库单、银行承兑汇票等显示的交货人为韩长华，收款系“袁玉莲代韩长华”等事实不符，不足采信。鑫桥公司是与韩长华建立买卖关系，韩长华是供货方，是货款的债务人，袁玉莲主张货款迟延支付的违约金，但不能证明其与鑫桥公司存在货物买卖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其主张不应支持。至于袁玉莲据以主张400万违约金的关键证据即以袁玉莲为债权人的落款时间2018年2月12日《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该违约金补充协议显示系在前述韩长华作为债权人与鑫桥公司签订的《债权折扣协议》之后，于同一天签订。袁玉莲签订该违约金补充协议时，对韩长华签订《债权折扣协议》是明知的。《债权折扣协议》将货款以60%折扣率结算，并明确协议履行完毕，则双方债权债务结束。违约金补充协议却又以袁玉莲为债权人，基于前述货款迟延支付约定高达400万元的违约金，远高于折扣后的货款本身，明显违背常理，也明显违背《债权折扣协议》以及韩长华出具的收款条所载明的“双方债权债务结清”的表述。综合本案事实，袁玉莲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该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袁玉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400元，由袁玉莲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鑫桥公司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入库单、《债权折扣协议》、收款条等证据来看，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为鑫桥公司与韩长华。袁玉莲所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8日的对账单、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日的《供货合同》及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的《债权迟延履行违约金补充协议书》均与2018年2月12日的《债权折扣协议》所载“债权人韩长华”的内容相悖，袁玉莲无法举证证明《供货合同》的补签时间为2017年6月，且鑫桥公司在供货已于2015年12月完成后时隔一年半又与袁玉莲签订《供货合同》，并约定当月货款于次月月底前付清的结算方式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明显不符合常理。况且，袁玉莲在与韩长华离婚且称已与鑫桥公司明确其卖方身份的情况下，又由韩长华于2018年2月12日以债权人的身份与鑫桥公司签订《债权折扣协议》，袁玉莲对此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袁玉莲关于其系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卖方的意见，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债权折扣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则双方债权债务结束，甲乙双方不再有纠葛”，且债权人韩长华已于2018年2月12日确认其与鑫桥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结清，现袁玉莲又以债权人的身份向鑫桥公司主张违约金400万元，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袁玉莲关于《债权折扣协议》第五条仅指双方对债权人应付货款或借款本金已结算完毕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袁玉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袁玉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