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39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怡平，男，汉族，1970年12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边检住宅楼801房，公民身份号码为350************21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怀洛，男，台湾居民，1968年12月1日出生，台湾身份证号码为J1********，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为03364728。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光，广东商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黎彩曼，女，汉族，1974年9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60************429。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平，系黎彩曼丈夫。上诉人陈怡平因与被上诉人韩怀洛、原审被告黎彩曼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6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怡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6462号民事判决,驳回韩怀洛起诉,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依据新的裁判规范，本案的以物抵债为性质的买卖合同签订日期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法院应驳回韩怀洛诉讼请求，告知其按原债权债务关系审理。本案中陈怡平的债务在约定期间无法偿还后，双方约定还款期限延期至2019年3月14日，但是双方于2018年7月7日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第一页最后一行“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现买卖双方同意以这笔借款作为购房款项（人民币70万元）一次付清……”。故上述信息表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属于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以物抵债协议，且在事实上尚未交付。因此，法院应释明韩怀洛按照债权债务关系起诉，韩怀洛不得以房屋买卖合同为案由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二）基于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合同。根据本案签订的《借据》与《借条》，可清晰看出2016年3月15日的借款与2017年3月15日的延期约定中，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陈怡平的还款都是直接用于归还本金。双方的利息约定是以追溯的形式在第二次延期还款时于2018年3月23日《保证书》中出现的。事实上2018年3月23日之前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截至2018年3月23日，陈怡平转账记录已证明共还本金29.7万元，还剩57万元。由于陈怡平的生活困难，向韩怀洛申请二度延期，韩怀洛以收取超高额利息为条件同意了陈怡平的请求。韩怀洛在2018年3月14日为了规避超过法定利息上限部分无效的规定，将利息分拆成三部分：分别作为第一阶段（2016年3月15日-2017年3月15日)、第二阶段(2017年3月15-2018年3月14日)、第三阶段(2018年3月14日-2019年3月14日)的利息。但韩怀洛无法证明前两个阶段的借款约定过利息，故而韩怀洛是以签订《保证书》为手段追溯前两期利息，掩盖在第三个阶段收取超越法定利息标准的行为。后韩怀洛为了急于得到案涉房屋所有权，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韩怀洛向陈怡平表示“房子是不可能保住的，别人手上你一分钱拿不到…在我手上，多少我可以给你10几万”。依据日常经验法则，在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合法情况下向债务人表示主动无偿免除其十几万债务的可能性非常之低。然而凑巧的是陈怡平在没约定利息的真实情况下，截至2018年3月23日还欠韩怀洛57万元，房屋买卖合同价款70万元的差额刚好就是13万元，与韩怀洛口中的“十几万”吻合。因此结合《借条》、《借据》没有约定利息，而在《保证书》出现利息及微信聊天记录吻合的数字，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解释为：韩怀洛明知第三阶段的利息属于超越法定利息标准的高利贷，为了合法化高额利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以追溯的方法拆分为三期。但韩怀洛为了尽早得到房屋，愿意将这部分本不属于法律保护部分的十几万利息向陈怡平作出让步。因此在《保证书》中才出现前两笔借款利息的约定与韩怀洛微信中表示得到房子后可以无偿给陈怡平“十几万”的现象。综上，签订合同时陈怡平并非知晓法定民间借贷利息上限的规定，而误以为只要合同约定了都是有效的，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仍然欠韩怀洛共超过70万元，故而基于此认识错误与其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该协议基于对于合同价款要素的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的合同。陈怡平有撤销合同的权利。（三）即使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基于本案为非典型的房屋买卖合同，韩怀洛没有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合同目的未实现，故陈怡平享有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利。虽然韩怀洛与陈怡平签了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当时约定韩怀洛应将借条原件还给陈怡平，“归还借条”此举不管是在还款，还是以房抵债情形中，均是社会的一般交易习惯。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同于市场上纯粹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目的并不是案涉房屋的交易及转移所有权，而是具有清偿双方债权债务目的的特殊买卖合同（债务人的通过出售其拥有的房产以抵消其对债权人的债务）。如果债务人方无法收回借条原件，对于债务人而言存在债权未曾抵销的巨大法律风险，无异于买房不支付房款。故韩怀洛一直未将借条原件给回陈怡平的行为是使得该特殊合同的目的实现不了的情形，构成根本违约。该违约事实有东莞市厦华地产中介开具的《证明》予以证明。根据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七款“违约责任”的第1点，对于韩怀洛的违约行为，陈怡平是“有权再将该物业转让予任何人”，意思就是韩怀洛的违约使得陈怡平有权将房产卖给其他人，陈怡平可撤销该买卖合同。（四）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属于趁人之危、显失公平，陈怡平有权依法撤销。依据2018年6月22日签订的《个人抵押贷款合同》第五条，双方明确当时案涉房屋评估价值就有100万元，为了担保70万元的债权，而签订该合同。但由于当时房屋土地性质存在问题，暂时办理不了抵押登记，韩怀洛为了确保债权实现要求陈怡平以70万元的不合理低价卖给韩怀洛。当时由于陈怡平投资失败债务缠身，除了韩怀洛还有其他债权人，故结合陈怡平的处境，韩怀洛仅以70万元要求购买陈怡平当时估价100万元的房屋严重损害陈怡平利益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70条“趁人之危”与72条“显示公平”的情形。故本案买卖合同是在陈怡平意思表示不自由情形下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陈怡平享有撤销权。（五）陈怡平并非怠于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不应承担违约金。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同于市场上纯粹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案涉房屋的交易，而是具有清偿双方债权债务目的特殊买卖合同。如果债务人无法收回借条原件，对于债务人而言存在债权未曾抵销的巨大法律风险，无异于买房不支付房款。被上诉人韩怀洛辩称，（一）陈怡平的债务履行期限已届满，根据韩怀洛一审中提交的《保证书》已经明确韩怀洛不同意延长借款期限，只有陈怡平按《保证书》中的要求履行义务，韩怀洛才同意延长借款期限，但陈怡平却未按《保证书》中的要求做到，因而双方未就延期借款期限达成合意，借款已于2018年3月14日到期。（二）双方已在《保证书》明确借款是存在利息，陈怡平均是按约定履行的，且陈怡平在借款时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明确借款利息。（三）韩怀洛在一审中提交的《承诺书》和《补充协议》可以证明双方有关案涉房屋的交易是真实有效的，不存在陈怡平所陈述的趁人之危、显失公平，陈怡平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四）有关债务抵销己在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中明确。原审被告黎彩曼称，同意陈怡平的上诉意见。韩怀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怡平、黎彩曼继续履行2018年7月7日签署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给韩怀洛以及将房屋转移变更登记至韩怀洛名下（房屋价值70万元）；2.陈怡平、黎彩曼向韩怀洛支付逾期过户而产生的违约金，违约金以7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0.6%自2018年9月1日计至陈怡平、黎彩曼将房屋过户至韩怀洛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6日为28840元；3.陈怡平、黎彩曼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位于东莞市*********边检住宅楼801房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登记为陈怡平单独所有，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莞字第2700147277号，取得方式为房改购房。截至2019年3月28日，案涉房屋不存在抵押和查封；2019年4月8日，一审法院依韩怀洛的申请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查封。2018年7月7日，陈怡平（卖方）与韩怀洛（买方）与东莞市厦华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经纪方，以下简称厦华公司）签署《买卖合同》（编号为NO.2010893），主要约定：买卖双方通过经纪方购入及出售案涉房屋，转让成交价为70万元（此价不因测绘面积的变化而变化，且包括但不限于卖方已支付的装修费、维修资金、水、电、煤气、电话、有线电视、宽频网络等设施的初装开通费及双方约定的其它随房出售的设施物品的价款）；卖方于2016年3月15日向买方借款70万元至今未还，现双方同意以这笔借款作为购房款一次性付清，附上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借据佐证；卖方须在收齐所有楼款时将案涉房屋按现状（包含卖方附送该小区原附带的车库和杂物房）交予买方使用，买方支付过户所产生的所有费用；若在转名过户未完成之前，任何一方导致交易不能顺利进行，则须赔偿另一方违约金月息0.6%（按已付或已收楼款计）。同日，陈怡平书写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韩怀洛购房楼款（全款）70万元。2018年3月23日，陈怡平签名捺印出具《保证书》，确认：陈怡平于2016年3月15日向韩怀洛借到70万元，借期一年，双方约定利息每月2.8万元，在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只收到利息24.4万元，短少9.2万元；借款到期后陈怡平要求延长一年还款，双方约定前半年（2017年3月15日至9月14日）每月利息1.75万元、后半年（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每月利息1.4万元；但在前半年只收到利息6.4万元，短少4.1万元，经双方协商，陈怡平要求于2017年9月8日再向韩怀洛借30万元用于支付所欠短少的利息13.3万元，韩怀洛同意再借30万元给陈怡平，于2017年9月8日汇16.7万元借给陈怡平，并约定此借款金额共计100万元自2017年9月15日到2018年3月14日每月利息2万元；到2018年3月14日，陈怡平未还欠款100万元，且利息只在2018年3月15日支付2万元，尚短少利息10万元，陈怡平请求此借款再延长一年到2019年3月14日；韩怀洛无法接受本金及利息再延长一年期限的要求，经多次协商，陈怡平必须保证于2018年4月10日前付清之前短少利息10万元，且之后每月利息2万元需每月15日给付，且在2019年3月15日前必需将本金100万还清，在此承诺下才同意延长借款到2019年3月14日。韩怀洛提供该《保证书》、陈怡平于2017年9月8日出具的30万元《借条》及韩怀洛于该日向陈怡平转账16.7万元的银行流水，拟证实陈怡平所还款项均为支付利息，借款本金至今尚未偿还。2018年7月19日，陈怡平及黎彩曼书写出具《承诺书》，承诺前述《买卖合同》为唯一且确实有效之合同，并保证之前和之后皆无与他人签任何有关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并同意无条件配合韩怀洛于2018年8月31日前至房管所完成过户及交税手续和水电、瓦斯在物业处之更名手续。同日，黎彩曼在前述《买卖合同》及收据上补签名捺印。2018年7月30日，陈怡平及黎彩曼签名捺印签署《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陈怡平及黎彩曼声明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因其个人原因不慎遗失并于2018年7月30日办理挂失，考虑挂失后补发的房产证号与挂失前可能不一致，且前述《买卖合同》内有注明此房产证号，特补充协议说明前述《买卖合同》仍为有效，不因其办挂失而影响此合同的有效性。陈怡平提供前述证据，拟证实其自2016年3月15日向韩怀洛借款70万元后至2018年4月5日期间已还款共计39.7万元、未还金额为30.3万元，案涉借款并非用于支付购房款，韩怀洛并未将70万元的借条原件交予陈怡平，案涉房屋不能过户，韩怀洛知道陈怡平的财务情况并胁迫再给十几万陈怡平案涉房屋就得过户给韩怀洛。东莞市房产管理局证明文件显示，案涉房屋所在的住宅楼，核发房产证所需证件资料不全，现已完成权籍调查并整理出土地出让合同，但“因没有一事一议批复，未正常办理”，复印验证盖章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韩怀洛确认陈怡平已还款金额为39.7万元，但主张该些还款均为支付利息，其中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的利息按每月4%的标准计算，但陈怡平未按该标准足额支付，截至双方签署《买卖合同》陈怡平并未还过借款本金，之后韩怀洛亦未再追讨过70万元借款的本息；至于案涉房屋不能过户的问题，韩怀洛在庭前已电话向东莞市房管局常平分局咨询得知现已可办过户；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再借十几万，是指处理完案涉房屋过户后可再借十几万给陈怡平使用，同时要出具还款计划，该表示仅为意向并非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庭审中，陈怡平明确，前述《买卖合同》是韩怀洛答应以70万元借款抵扣购房款并将案涉房屋过户后再给部分款项，陈怡平才愿意签订的，前述《保证书》及《承诺书》是韩怀洛以将陈怡平告上法庭胁迫陈怡平及黎彩曼签署，陈怡平作为公务员深怕影响或丢了工作而不得不签署。陈怡平主张，因韩怀洛未将70万元的借条原件给回陈怡平，原有债权债务未解除，未完成以70万借款抵作购房款的事实，故案涉《买卖合同》无效，双方实际未履行该合同。陈怡平还明确，其已于2019年5月14日及17日以电话及微信形式告知并表态过可履行对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但因韩怀洛已回台湾故而不能履行过户手续，而此前未完成过户是由于房管所的原因并非陈怡平及黎彩曼不予配合；韩怀洛对陈怡平曾于2019年5月14日及17日告知并表态可履行过户手续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最终未办理过户手续是因陈怡平及黎彩曼不予协助。双方确认，案涉房屋目前仍由陈怡平及黎彩曼在使用，尚未交付给韩怀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是案涉《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是韩怀洛诉请陈怡平及黎彩曼继续履行合同并将案涉房屋交付给韩怀洛及将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到韩怀洛名下，理据是否充足；三是韩怀洛诉请的违约金，理据是否充分。针对焦点一。案涉《买卖合同》经韩怀洛、陈怡平签名捺印和厦华公司盖章确认，后又经黎彩曼补签名捺印追认，最后还于2018年7月30日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经陈怡平及黎彩曼再次确认，陈怡平及黎彩曼对此无异议。陈怡平主张，该合同是韩怀洛答应以70万元借款抵扣购房款并将案涉房屋过户后再给部分款项，陈怡平才愿意签订，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买卖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应合法有效。至于双方约定以陈怡平之前所借及尚欠的借款70万元抵作案涉购房款，同样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陈怡平据此主张合同无效，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针对焦点二。首先，关于《买卖合同》应否继续履行的问题。如前所述，《买卖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陈怡平及黎彩曼于2018年7月19日书写出具《承诺书》，承诺《买卖合同》为唯一且确实有效的合同，并同意无条件配合韩怀洛于2018年8月31日前至房管所完成过户及交税手续，两人还于2018年7月30日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再次确认合同的有效性，陈怡平于2019年5月14日及17日还以电话及微信形式向韩怀洛告知并表态过可履行对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由此可见，陈怡平及黎彩曼签订《买卖合同》后多次以不同形式表明愿意继续履行该合同。陈怡平主张，《承诺书》是韩怀洛以将陈怡平告上法庭的形式胁迫陈怡平及黎彩曼签署，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双方均明确，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即过户手续）已无任何障碍，故对韩怀洛诉请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案涉房屋的交付问题。《买卖合同》约定，陈怡平及黎彩曼须在收齐所有楼款时将案涉房屋交予韩怀洛使用。陈怡平及黎彩曼已出具收据确认，用陈怡平尚欠未还韩怀洛的70万元借款本金抵作购房款，签署《买卖合同》后陈怡平并未再归还过韩怀洛该70万元借款本金。如陈怡平认为其实际多付了韩怀洛利息，可另循法律途径向韩怀洛主张返还。因此，双方约定的交付使用案涉房屋的条件已成就。现双方确认，案涉房屋目前仍由陈怡平及黎彩曼在使用，未交付给韩怀洛。故对韩怀洛诉请陈怡平及黎彩曼按现状将案涉房屋（含原附带的车库和杂物房）交付使用，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权属转移登记的问题。现双方均明确，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即过户手续）已无任何障碍，陈怡平曾于2019年5月14日及17日向韩怀洛告知并表态可履行过户手续。故对韩怀洛诉请陈怡平及黎彩曼协助将案涉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到韩怀洛名下（含协助办理申报及缴纳因办理权属转移登记而产生的税费等），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所产生的税费，按《买卖合同》的约定应由韩怀洛自行承担。针对焦点三。《买卖合同》约定，在转名过户未完成之前，任何一方导致交易不能顺利进行，则须赔偿另一方违约金月息0.6%（按已付或已收楼款计）。陈怡平及黎彩曼于2018年7月19日出具《承诺书》，同意无条件配合韩怀洛于2018年8月31日前至房管所完成过户及交税手续。但从东莞市房产管理局证明文件显示，截至2019年4月10日，案涉房屋所在的住宅楼，因历史遗留问题清理未完成而实际无法办理权属转移过户登记手续。但从双方的陈述可知，陈怡平最早于2019年5月14日已得知并告知韩怀洛案涉房屋符合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条件，此后未积极协助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构成违约，依约应承担违约金。故逾期办理过户产生的违约金，理应以70万元为基数、按月0.6%的标准从2019年5月14日起计算至陈怡平及黎彩曼完成协助办理将案涉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至韩怀洛名下为止，以不超过购房款本金即70万元为限。对韩怀洛诉请违约金超出按前述标准及方式计算所得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陈怡平、黎彩曼应继续履行其于2018年7月7日与韩怀洛签订的《买卖合同》（编号为NO.2010893）；二、陈怡平及黎彩曼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将案涉位于东莞市*********边检住宅楼801房的房产按现状（含原附带的车库和杂物房）交付给韩怀洛使用；三、陈怡平及黎彩曼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协助韩怀洛办理案涉位于东莞市*********边检住宅楼801房的房产（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莞字第2700147277号）权属转移登记至韩怀洛名下的手续（含协助办理申报及缴纳因办理权属转移登记而产生的税费等，该税费由韩怀洛承担）；四、陈怡平及黎彩曼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韩怀洛违约金（以700000元为基数、按月0.6%的标准从2019年5月14日起计算至陈怡平及黎彩曼完成协助办理将案涉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至韩怀洛名下为止，以不超过购房款本金即700000元为限）；五、驳回韩怀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5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020元，合计9564元（韩怀洛已预交），由韩怀洛负担378元，由陈怡平及黎彩曼共同负担9186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韩怀洛为台湾居民，本案为涉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涉房屋位于中国大陆，案涉协议的签订及相关款项的交付均在大陆发生，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处理本案，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确认适用大陆法律处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上诉人陈怡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韩怀洛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申请，撤回其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系韩怀洛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处分对陈怡平、黎彩曼有利，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首先，根据陈怡平出具的《保证书》，案涉70万借款的借款期限延长至2019年3月14日的条件为陈怡平需于2018年4月10日前付清利息10万元，且之后每月15日支付2万元利息，且在2019年3月15日前将本金100万还清，但陈怡平除在2018年4月4日、5日各支付5万元之后，未再向韩怀洛支付其他款项，《保证书》中关于借款期限延长的条件未成就，案涉70万元借款的还款期限应自2018年3月14日即已到期。陈怡平、韩怀洛于2018年7月7日签署《买卖合同》，陈怡平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韩怀洛，系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陈怡平主张系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与事实不符。其次，《保证书》中明确载明陈怡平已支付的24.4万元为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的利息，陈怡平主张上述还款为归还本金证据不足，且根据该还款金额核算，每月的利息也未超过月利率3%。同时关于《保证书》中约定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的利息，韩怀洛再行出借30万元用于归还的问题，双方已经通过另案诉讼解决，且判决已生效，陈怡平主张《保证书》中关于该时间段有关利息的约定导致案涉《买卖合同》无效理据不足。再次，根据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案涉房屋成交价为70万元，虽然韩怀洛尚未将借据原件交还陈怡平，但《买卖合同》中已经明确了款项的支付方式为案涉70万元借款，韩怀洛也确认《买卖合同》签署之后未再就该70万元借款向陈怡平主张权利，陈怡平主张韩怀洛未归还借条、借据，案涉房款未实际支付理据不足。最后，陈怡平主张签署《买卖合同》存在趁人之危、显示公平的情形，陈怡平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产的市场价值明显高于70万元，其主张证据不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陈怡平、黎彩曼继续履行案涉《买卖合同》，将案涉房产交付韩怀洛并配合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鉴于韩怀洛作为原审原告撤回其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第五项。陈怡平的其他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64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646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三、驳回韩怀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5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020元，合计9564元（韩怀洛已预交），由韩怀洛负担378元，由陈怡平及黎彩曼共同负担9186元。本案二审受理费10800元，由陈怡平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关 东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