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5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某，男，194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学，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正轰，浙江正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7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直、柯溪，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4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苏，男，194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系王某之夫。 上诉人蒋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王某遗赠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5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支持蒋某的意见，改判驳回张某、王某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某、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裁判错误。一、被继承人蒋侃生前被诊断为“×××症，伴××症状”，张某提供的遗嘱及2018年4月5日所写的文字及其他文字均没有法律效力，被继承人蒋侃的所有遗产应当由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蒋某继承。对于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所涉相关认定，违背案件事实。首先，蒋侃生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立之遗嘱没有法律效力，蒋侃的所有遗产应当由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蒋某继承。其次，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5日蒋侃写的字条为“遗嘱”或“遗嘱性文件”是错误认定。这份字条是否是蒋侃所写，一审没有查清。蒋侃于2018年4月12日因××自杀身亡，故在2018年4月5日蒋侃就已经再次出现××症状，此时的蒋侃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便该字条属于蒋侃所写，也没有法律效力。退一步讲，2018年4月5日的字条，通篇只是在说蒋侃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对其财产如何继承的问题作出说明，该字条非财产处分归谁所有的“遗嘱”或“遗嘱性文件”。故关于遗产的处理，应当以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为准。蒋侃在2016年12月12日自书《遗嘱》中已确认所有遗产归蒋某继承的原则。一审法院以涉及未来在杭州购买电梯房的问题，因属于当时尚不存在的财产为由否认该《遗嘱》效力同样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关于2018年4月5日字条认定错误。首先，蒋某在前述对该字条已经论证其不是“遗嘱”或“遗嘱性文件”，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内容具有遗嘱性质，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可作为蒋侃遗产分配依据，是背离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2018年4月5日蒋侃××发作，此时的蒋侃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便是其本人所写，也无法律效力。其次，即便是2018年4月5日的字条中有：“出租几年再卖”，以及“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大概20%，建议规避，或者咨询”等内容。但这些内容并没有说将这些财产进行处分、遗赠给张某、王某，而是从变现的角度、从节约成本方面的一些操作层面技术上的告知。这些文字也可以理解为蒋侃考虑到父亲蒋某年纪比较大且身体不好，蒋侃让张某、王某帮蒋某帮忙管理这些财产（包括云龙十一景的房屋及车库），再将这些财产变现，按照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或法定继承的方式给蒋某。一审法院片面理解，是靠推理作出的判决，没有尊重案件事实，损害了蒋某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未将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作为判案依据却将非“遗嘱”或“遗嘱性文件”的2018年4月5日的文字作为遗嘱性文字处理，对蒋某实为不公。三、蒋某对蒋侃自出生、教育、结婚等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财力，蒋某好不容易将蒋侃培养得如此优秀。随着蒋侃的自杀，蒋某付出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将蒋侃的大部分遗产判给张某、王某，不仅不尊重案件事实，更加没有考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痛，也没有考虑蒋某为培养蒋侃付出的努力及心血。现蒋某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蒋某如何安度晚年？如果蒋侃还活着，应当赡养蒋某。补充一：如果认定2018年4月5日字条具有遗嘱性质，则：1、被遗赠人的范围为三人；2、其中张东苏在继承事实发生之日2个月内未明确表示接受遗赠，而且在一审诉讼中也明确表示放弃遗赠。3、基于上述情况，张东苏不享有遗赠的权利，涉及到这部分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故即使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5日字条”的遗嘱性质，则遗产“杭州房产云龙十一景名邸2幢2单元1901室及车位”的1／3份额也应作为法定继承予以处理。补充二：事实方面：1、蒋侃教育经历。1996年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200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本科）；2003年毕业于中国美院（硕士）；2016年美国迈阿密大学取得ＭＢＡ学位（财务精算师方向），期间通过了ＵＳＣＰＡ北美注册会计师四门考试。2、蒋侃工作经历。2005年2月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05年2月至2009年（工作地点上海）；2009年至2013年（工作地点美国）。2013年—2016年美国迈阿密获得ＭＢＡ学位后回国，回国后工作不稳定。3、蒋侃生活经历。2000年4月17日母亲王灿芝因病死亡。（此时蒋侃21周岁，在浙大读大四）。××××年××月××日，蒋侃和褚劲超在杭州登记结婚。2007年3月7日，蒋侃和褚劲超在上海办理离婚。4、蒋侃遗产实际情况。4.12000年7月，杭州江干区观音塘小区2幢6号门302室，取得来源系蒋某放弃继承亡妻的遗产，2001年6月蒋某将自己份额赠送给蒋侃。（后变卖70万，另加蒋某70万，共计140万购买4.3财产）4.22005年5月，上海长顺路49号701室（离婚时房产价值42.5万）。4.3上海浦东锦绣华城1728弄房1204室房产（124平方米）。——后变卖后购买以下4.4项财产。4.42017年7月，购买杭州房产云龙十一景名邸2幢2单元1901室及车位。5、蒋侃毕业后，蒋某资助情况。观音塘房产出卖房款70万及资助70万共计14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房产；蒋侃辞职赴美读书期间资助70余万元；为买杭州房产云龙十一景名邸2幢2单元1901室及车位，变卖浦东房产涉及按揭余款归还资助23万；蒋侃杭州患病期间支付医疗费7万元。6、蒋侃2016年回国后，患病及自杀情况。2016年蒋侃回国后，同蒋某的叔叔蒋解新在马路角落聊天时谈到，美国迈阿密和圣迭戈的情报系统和晚上出现幻听幻觉，讲到英国情报六处对她进行全方位定位，讲到在何处离世，讲到用什么方法离世等；2016年期间蒋侃吞服安眠药、割腕、开煤气自杀多次。2016年12月1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在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重度郁郁症发作，伴××性症状，出院诊断：重度郁郁症发作，伴××性症状；2017年10月，服用大量安眠片自杀，后被及时发现，送浙一医院抢救。2018年3月-4月间蒋侃又二次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未果；2018年4月12日又服用大量安眠药并购置木炭燃烧后自杀身亡。纵观蒋侃的生活、治疗、自杀过程，蒋侃系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狂想症。补充三：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依据即2018年4月5日手写字条的补充说明历史遗嘱性文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2015年7月28日遗嘱及关于采荷房产的补充，发生在蒋侃华为离职后，在美国学习期间，此时，蒋侃就存在抑郁症。××××年××月××日遗嘱—因病回国。2016年12月12日遗嘱，一切财物归蒋某，其中提到了卖掉上海房子到杭州买房子，并且对杭州房子进行了安排，事后，事实上也是按照上述情况思路操作的，蒋侃其小叔帮忙卖掉上海的房子和在杭州买房子。2018年4月5日手写字条，云龙十一景及车库，建议你们出租几年再卖（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大概20%，建议规避或者咨询）、上海长顺路建议你们先出租。从上述遗嘱时间和蒋侃生活状况对比，蒋侃立遗嘱的时间和蒋侃轻生的时间极度相符，都是在蒋侃抑郁症控制下导致的自杀倾向行为期间，属于病情严重期间。具体针对2018年4月5日手写字条的内容分析，不能排除其他可能，特别是关于遗产税二次交易的描述从税务的角度，遗赠方式的税收，过户时不缴税费，但二次交易时不论经过多少时间都必须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如果是法定继承，则二次交易如过了5年再交易的，则免个人所得税。因此蒋侃生前建议出租几年再卖涉案房屋，其意图是减免20%的二次交易税费，因此结合2016年12月12日遗赠也能推论其目的是将涉案房产归其父亲继承，否则不存在规避20%二次交易税费问题。 张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在“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处，已经对蒋侃生前留有的多份遗嘱或遗嘱性质文件资料作了详细的阐述，张某在此不再展开赘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蒋某持有的2016年12月12日《遗嘱》系有效遗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上看，唯有蒋某提供的蒋侃在2016年12月12日的《遗嘱》是发病期间形成的。蒋侃于2016年12月16日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治疗，根据住院病历记载，蒋侃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伴××性症状”。2016年12月12日《遗嘱》形成时间系蒋侃进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前夕，为蒋侃严重抑郁症发作伴有××性症状的发病和病情发展期间，其民事行为能力有重大障碍或缺失，该份《遗嘱》为无效遗嘱。（2）蒋某亦认可2016年12月12日《遗嘱》系无效遗嘱。在民事上诉状第二页第三段，蒋某作自认陈述：“被继承人蒋侃被诊断为×××症，伴××症状，根据病理学及司法实践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所立之遗嘱没有法律效力。”（3）蒋某拒绝对蒋侃生前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中，张某申请进行对蒋侃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但蒋某拒绝进行鉴定，致使鉴定无法进行，依照证据规则，张某的举证责任已完成。第二，张某提供的多份遗嘱或遗嘱性质文件资料，均非蒋侃病情发作时所书，是蒋侃本人的真实意愿，具有法律效力。（1）根据杭州市第七次人民医院第一次入院记录“现病史”中记载，蒋侃于2016年8月从美国迈阿密攻读ＭＢＡ回国后，再次到华为找工作，被华为公司告知要从头开始选拔，开始出现不开心。患者近4个月来出现反复不开心、近1月来多次明显的自伤自杀行为，伴有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直至2016年12月被诊断“重度抑郁发作，伴××性症状”入院治疗。而蒋侃在2016年七、八月份之前，其出国工作留学并取得美国迈阿密大学ＭＢＡ学位，精神状态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美攻读硕士期间，蒋侃还多次因工商管理硕士中的数据库题目向张某请教，张某因学术论文中的英语语法修改向蒋侃多次请教。（2）2016年12月31日，蒋侃出院后精神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蒋侃的出院记录中显示疗效评价“好转”，证实蒋侃治疗有效，准予出院。之后近两年，均无此类性质的医院诊断。（2）蒋侃出院后即参加工作，并于2018年初参加美国ＧＲＥ研究生入学考试，得326高分（满分为340分，320分以上可以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在2018年1月初，王某动手术住在市一医院，蒋侃每天烧菜，过来照顾王某。（3）2017年期间蒋侃卖房和买房行为，均体现了蒋侃具有民事行为能力。2017年8月29日购入位于云龙十一景名邸车位，该份协议书系蒋侃亲手书写，思维清晰。均可证明2016年12月31日蒋侃出院后精神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4）从蒋侃去世时留下的2018年4月5日的手书来看，蒋侃思维清晰，思路缜密，逻辑性强。相反，在蒋侃出院后，蒋某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蒋侃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事实上，除了蒋侃在2016年12月期间属于××性症状发作，经过有效治疗，在其他时间均属于精神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蒋某一直混淆了“抑郁症”和“××性症状”的概念。只有当抑郁症严重到发生幻听幻觉等症状出现的时候，才会被诊断为“××性症状”，这种时候患者为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但如果没有严重到幻听幻觉等症状，那么只是一般的抑郁症，哪怕有消极有自杀的念头，这个时候也还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据《居民死亡调查表》显示，蒋侃的死亡原因系“猝死”。第三，蒋侃于2018年4月5日写给“岷儿阿姨、扬扬爸爸和扬扬”的手书字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按自书遗嘱对待。这份2018年4月5日遗书往前追溯，与张某提交的多份遗嘱意愿一致、内容一致，均希望把财产留给张某；从遗书本身字面意思理解，亦明确将两套房子和其他财产遗赠给张某；从生前实际行动来看，蒋侃生前书写《车位转让书》，赠与并转让车位给张某等行为，与遗书的意思表示一致。该份遗书与其他清明前后写给王小意、姑姑的多份遗书意思表示一致，均强烈表达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被蒋某继承，更不愿意财产落入后妈手中，否则“死不瞑目”。从遗书的字面意思理解，蒋侃在遗书中除了“建议张某出租几年再卖云龙十一景的房子和车库”，还特意交代了一句话“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大概20%，建议规避或者咨询”。如果说，蒋侃的本意不存在张某对房产的继承，蒋侃在遗书中又怎么会明确指出张某要缴纳的这笔继承税费？而且，从蒋侃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看，在生前就已通过亲手书写的车位转让书，将云龙十一景车位赠予并已转让给张某。蒋侃2018年4月5日遗书与《车位转让书》互为印证，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是赠与王某一家的。另外甚至交代了可能和前夫打官司需要的证据原件离婚文件的出处等种种，而且，对上海长顺路的房产，蒋侃建议张某“能买还是尽量买下来”。这些都已非常明确蒋侃将有关房产及车位赠予王某一家的实质内容。再反过来说，如果蒋侃的本意如蒋某所述，不是将房产和存款归张某继承，而是由父亲蒋某继承，那么蒋侃又何必大费周折，作出这份遗书中的这种安排？“20%的继承税”如何解释？“车位转让书”如何解释？“上海长顺路的房产建议能买还要尽量买下来”又如何解释？遗书中只字未提蒋某，这个又如何解释得通？另外，判断一个遗嘱内容，除了从字面意思理解外，还需要挖掘蒋侃的真实意愿作进一步论证。蒋侃的真实意愿主要分为两方面，并且具有连贯性，在我方提交的多份遗嘱、以及蒋侃死亡前分别写给张某、王小意、姑姑的多份遗书内容中都有体现。蒋侃的真实意愿一，蒋侃和父亲、后妈的关系很不好，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被蒋某继承，更不愿意财产落入后妈手中。在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中，当民警问到蒋侃父母的情况，蒋少平回答道“父亲又娶了个妻子，之后蒋侃和他的父亲和后妈就关系很不好了”。蒋少平是蒋某的亲妹妹，对蒋某与蒋侃这对父女的评价不仅仅形容不好，而是形容“很不好”，可见蒋侃跟他父亲关系的对立。包括蒋侃死后，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公安机关调查意见告知音视频，蒋侃父亲对蒋侃死亡后的冷漠及对蒋侃后事的推脱，与王某未曾停止的哭泣形成鲜明对比。包括这几年蒋侃的几次抢救，直到2018年4月猝死，开追悼会，火化以及其他都是王某一家操办的。蒋某推推诿诿，张某在上海工作两头跑，王某一家人办理了全部后事。正是蒋侃与蒋某这种关系，让蒋侃在诸多份遗嘱中透露出对父亲和后妈的极其不满。2015年7月28日蒋侃遗嘱《关于采荷房产的补充》中陈述：“我爸在采荷的25%其实是属于老妈的，我非常不愿意最后落入后妈那里。”以及“我不同意老爸将来与老妈合葬，请他另行安排”。在××××年××月××日蒋侃遗嘱中，蒋侃说“我结婚买房，父亲未有任何出钱，只是约2007年我买房想问父亲借钱，但后妈就找中介找人把我名下观音塘房产贱卖了49万”，以及“我相信我老妈不愿意和父亲合葬，我也坚决不同意他们合葬”。至于在该份遗嘱中采荷的房产改成留给父亲蒋某，并不是因为父女关系的缓和，而是在遗嘱中，蒋侃说道，由于爷爷奶奶去世遗产留给每家64万，蒋侃拿了其中50万，所以将价值一百万的采荷一半还给蒋某。在2018年4月5日遗书中，蒋侃声明“当年2007年，我爸不肯借我27万，我没能买下长顺路十分可惜”以及“至于浦东，可惜我已经被迫卖掉了”。而在写给王小意遗书中，声称“千万不能让这些落入后妈之手”，以及“你们不拿这些我妈的东西就会落入后妈之手，请不要让我死不瞑目”。等更是强烈表达了蒋侃对其后妈的敌对。蒋侃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财产由蒋某继承。所以，蒋侃的真实意愿的另一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希望由张某来继承。一方面，蒋侃与张某两人从小由外婆一起养大，又长期在同一城市上海发展，无论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相互照应和支持。从张某与蒋侃的邮件往来可以看到，蒋侃在2013年美国读书期间向张某曾借款25万元、30万元等多笔借款，蒋侃在邮件里这样表达感激之情：“无言以谢，只能等我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将来报答老弟你了。”另一方面，张某一家人平日悉心关照蒋侃，2017年10月，蒋侃服大剂量安眠药，被王某及早发现，送到浙一医院救治。蒋侃住院一个礼拜多，均是王某和张某全程照顾陪伴蒋侃在医院治疗，当时作为父亲的蒋某态度十分冷漠，说“不要抢救了，让她跟她妈妈去吧”。蒋侃被抢救回来后，告知张某，她说父亲让她死，她就要活得更好。在这份2018年4月5日遗书中的末尾，蒋侃也是非常感谢岷儿阿姨和扬扬爸爸一直以来的照顾。所以无论是2015年7月28日、××××年××月××日、这份2018年4月5日遗书，还是被蒋某控制不愿交出的2018年3月的遗嘱等内容一致，意愿一致，行为一致，都一而再地明确表明了蒋侃将遗产赠与给张某的真实意思。所以，关于蒋侃于2018年4月5日所立遗书为有效遗嘱，且与2015年7月28日遗嘱、××××年××月××日遗嘱、车位转让书等内容相互印证，表达了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一审法院只认定了“房产及车位内容具有遗嘱性质，符合自书遗嘱形式”，但涉及蒋侃名下支付宝内款项或基金、银行账户等，蒋侃既已交代了其密码及使用方法，以及结合2018年4月5日遗书的全文意思，应认定支付宝内款项或基金、银行存款系遗赠给张某。蒋某私自隐瞒和藏匿2018年3月的蒋侃遗嘱，且拒不交出。2018年3月的遗嘱，因同时包含了委托蒋少平处理安葬后事等内容，所以蒋侃才交给蒋少平。在派出所，蒋某的妹妹蒋少平当着民警的面，承认2018年3月遗嘱中的房子留给张某。蒋侃去世后，蒋少平将该份遗嘱交给了蒋某。关于被蒋某隐匿不愿交出的2018年3月的遗嘱，蒋某一直偷梁换柱成“2016年12月的那份遗嘱”。目前蒋侃的财产形态早已发生诸多变化，2016年12月的那份遗嘱不但无法自圆其说，与蒋侃留给张某及姑姑等他人的多份遗书内容相互矛盾，而且也剥夺了包括蒋少平、王小意在内的多人遗产权益。在法庭责令仍不交出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应依照妨害司法行为的规定，对其予以相应处罚。同时，蒋某的行为等同于继承法中的第七条；（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继承人有该行为的，丧失继承权。蒋某在一审审理期间，擅自转移诉争标的170万元银行存款的行为，系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蒋某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通过调取银行明细，张某才得知，在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即一审审理期间，蒋侃名下的招商银行176万存款，在短短7天内，通过一陌生中年女子持该卡和密码，以柜台转账“叶春霞”为交易对手账户、“市场通-杭州汽车站小商品市场”大额银联刷卡等非正常的、不符合常理的取款方式分34次全部非法转移。庭审时，问及“叶春霞”是何人，蒋某却说记不清了。后又谎称是蒋侃生前将该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他，系赠与给他，当问及具体“何时何地”，蒋某又是支支吾吾矛盾百出。该招商银行卡的密码在蒋某私自藏匿的2018年3月蒋侃的《遗嘱》中。蒋某侵吞、争抢遗产的行为不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而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符合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张某要求法庭对蒋侃176万元招商银行存款重新进行审定，并遵照蒋侃的意愿，给予公正判决。另外，关于蒋某目前的情况，其名下另拥有一套房产，每月1万多收入（采荷大房子出租4000，退休工资8000），不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人”。 王某辩称：一、蒋某必须向法庭交出蒋侃去世前的遗嘱。蒋侃去世前不久，曾经写下一份遗嘱，详细交代了她钱财的分割和处置，对上海和杭州两套住房的赠与，以及对采荷小区大小两套宿舍的赠与等，这份遗嘱是蒋侃2018年3月在姨母王某家写的。2018年的3月间，王某担心蒋侃发生意外，把蒋侃接到王某家里来住，每天苦口婆心地开导。这之前王某给蒋侃介绍了工作，还动员蒋侃与前夫复婚。一天午后，王某跟蒋侃谈了很久，谁知蒋侃突然站起身，从卧室里拿来一包文件袋，塞在王某手里说:“求求你们，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王某震惊了，立即意识到这里面是遗嘱。这出乎王某意料，一时难以接受，当时希望蒋侃一定要好好活着。王某把蒋侃当作自己的女儿，蒋侃的举动，深深地刺伤王某，并沉浸在伤感之中，不能平静。此后，蒋侃在王某家把遗嘱拿出来给王某看过，后来交给了蒋少平。这份遗嘱几人经手，多人看过，内容大家都知道，200万元现金存款，80万给蒋侃做坟，10万元赠蒋少平（姑姑），10万元赠王小意（蒋少平弟媳），余下全都归王某。杭州云龙十一景2幢2单元1901室一套住房，以及上海长顺路49号701室的房产，归王某所有。杭州××小区宿舍的产权，在蒋某去世之后，大套归蒋少平，小套归王小意所有。蒋侃去世后发现，蒋侃在给张某的一封遗书里也有讲明，遗嘱在姑姑蒋少平这里。一审法院法官询问时，蒋少平承认拿到遗嘱。可以确认，遗嘱在蒋某手里。此遗嘱是蒋侃遗产审理的重要依据，事关重大。在法庭上，每次追问到这份遗嘱，蒋某便支支吾吾，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妄指蒋少平交给他的是蒋侃2016年12月12日写的那份。这是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明显存在三大疑问:1.时间不符。蒋侃2018年3月左右的遗嘱与2016年12月12日的遗嘱，时间相隔两年。蒋侃去世前特地关照张某的，必定是最新遗嘱，绝不是两年前写的东西，彼时不能替代此时。2.交接方式不符。2016年12月12日遗嘱是蒋侃在××小区宿舍与父亲住在一起时写的（见落款处）遗嘱，本来就在蒋某处，不会出现在“姑姑那里”。蒋少平交给蒋某的，肯定是新的一份。3.内容不符。主要房产上海浦东锦绣华城已经变更为杭州云龙十一景，取代2016年12月12日的遗嘱是必然的。2018年4月5日写给王某的清明遗书的出现，无疑证实内容与之匹配的蒋侃财产处置和赠予的详细遗嘱存在。根据以上分析，蒋某拿到蒋侃去世前不久即2018年3月左右的遗嘱，是不争的事实，蒋某无法回避，也无法搪塞过去。蒋某的行为属私自隐瞒和藏匿重要书证，蒋某必须向法庭交出蒋侃2018年3月的这份遗嘱。如果坚持不交，应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对王某所述遗嘱内容予以支持。二、关于蒋侃2018年4月5日清明遗书性质的认定。清明遗书是2018年4月12日蒋侃去世当天，在蒋侃床头桌子上发现的，另外还有几份给其他亲友的信，整整齐齐叠放在一起。潮鸣派出所民警将原件拿去了，它的真实性应当确凿无疑。清明遗书是写给王某一家，蒋侃交待了自己的钱财房产的处置和归属，这里排除了第三者，互相之间已经确立了赠予关系。它与蒋侃去世前不久的遗嘱内容一致，互为印证，互为孪生。清明遗书是对遗赠主题的进一步肯定和关照，通篇言简意赅，思路清晰，叮嘱房产和使用值得关注的地方，可谓语重心长，字字句句证实了蒋侃对王某一家的赠予实质。关于房产，蒋侃是这样写的：“杭州云龙十一景2幢2单元1901室，建议你们出租几年再卖，现在卖也卖不出好价钱。”明确了出租或转卖由王某一家决定。这里蒋侃用了“建议”两个字，作主的是王某一家，支配权已经交给了他们。这里是“你们出租你们卖”，而不是“代为出租代为卖”。特别是转卖，没有所有权是不能卖的，并且提醒我们关注继承税。这些做法的前提是产权归王某一家。一审法院认定，房产部分内容具有遗嘱性质，符合自书遗嘱形式，可作为蒋侃遗产的分配依据。蒋某对此持有异议，尤其对遗书中杭州云龙十一景房产赠予的文字表达内容，大不认同。正是这些文字，成为该房产赠予王某一家的有力证词。蒋某说，清明遗书中有“建议你们出租几年再卖”，以及“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大概20%，建议规避，或者咨询”等内容。但这些内容并没有说将这些财产进行处分，遗赠给王某和张某......这些文字也可以理解为蒋侃考虑到父亲蒋某年纪比较大且身体不好，蒋侃让王某和张某帮忙管理这些财产，再将这些财产变现，按照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或法定继承方式给蒋某。蒋某忘了最重要的一点，20%的继承税由谁来交？是王某一家，还是蒋某？这正是关键所在。直系亲属与非直系亲属在交纳房产税时，税率是不相同的，非直系亲属继承时税率远高于直系亲属。应该说，蒋侃对继承税是有一定认知的，根据她的理解，20%继承税明确是指非直系亲属，即王某一家。她在2016年12月12日的自书遗嘱中就讲到过:“直系亲属无需缴纳20%的遗产税。”出于这种考虑，她在赠予之后，念念不忘地提醒王某一家“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蒋某是不用交20%的继承税的，该房产的遗赠原本就没有考虑蒋某。蒋某所谓的房产变现后再由蒋某继承，这一设想不成立。清明遗书通篇遗赠后续特征鲜明，鉴于其有力的背景考量，应定性为遗嘱性质文件，涵盖文中涉及的房产和钱财所有。三、对蒋侃存招商银行176万元的赠予，提请法庭重新审定招商银行176万元存款，是蒋侃遗产中最大一笔款项。蒋某在法庭上谎称，银行卡和密码是蒋侃当面交给他的，一审法官据此认定此款属蒋侃生前赠予，这与事实不符。经查，蒋侃在招商银行最后一次操作（购买基金100万元）是2018年3月31日，去世是4月12日，相隔仅仅12天。那些日子，蒋侃情绪十分低落，整日在家待着，王某一家深深为她担忧，几乎是天天去她家探望，陪着她。蒋侃足不出户，蒋某也从来未登门过。两人何来当面交接？蒋侃不会把这笔款项赠予蒋某，生前曾多次表示，不把财产留给蒋某，否则落到后妈手里，她“死不瞑目”。招商银行的这笔款项，在蒋侃生前蒋某没有支取记录的证明，也没有蒋侃生前赠予的人证或文字证明。法庭调查时，蒋某无法提供蒋侃赠予银行卡与密码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情节等真实情况。因此，无从证实是蒋侃生前赠予。而正因为如此，蒋某害怕曝光，为了达到私自占有的目的，在庭审期间，始终对法庭和张某隐瞒存款真相，并于2019年3月物色第三者，采取掩人耳目的手段，分几十次将176万元转移出去。直到法庭调查真相大白后，才不得不承认。176万元存款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蒋侃去世前，2018年3月左右的遗嘱存在。蒋侃为人自主意识很强，做事缜密。她对遗赠向来有自己的处置原则，这必须是符合她意志的选择。只有确定了分配对象和分配方案，连同遗嘱一起，银行卡（包括密码）才肯授予人。银行卡与遗嘱是绑定在一起的，拿到了遗嘱才能拿到银行卡。发生的这起事件，可以断定蒋某在蒋侃去世之后，从蒋少平那里拿到了遗嘱、银行卡和密码，结论只有这个。蒋某的一系列行为，完全违背了蒋侃的生前意愿，剥夺了蒋侃对自己财产的处置权。一审法院认为应按照蒋侃2016年12月12日遗嘱或法定继承原则，由蒋某继承是不妥的。要求法庭对蒋侃176万元招商银行存款重新进行审定，并遵照蒋侃的意愿，给予公正判决。 张某、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坐落于杭州市××幢××单元××室房产及车位由张某、王某共同继承；2、判令坐落于上海市长宁长顺路49号701室的房产由张某、王某共同继承；3、判令蒋侃名下支付宝基金30万元由张某、王某共同继承；4、判令蒋侃名下招商银行（尾号3479）、交通银行（尾号7166）、杭州银行（尾号0122）、农业银行（尾号8479）相关账户内款项归张某、王某所有，其中招商银行账户内款项176万元已由蒋某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取走；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蒋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蒋侃于2018年4月12日因病去世。蒋侃生前患有抑郁症。当事人身份关系：蒋某系蒋侃父亲，蒋侃生母早年去世，王某系蒋侃姨母（蒋侃生母之妹），张某系王某之子。蒋侃去世时系离异状态，无子女。遗嘱情况：蒋侃生前留有多份遗嘱或遗嘱性质文件资料。1、2015年7月28日，蒋侃自书《遗嘱》一份，确认：“本人蒋侃一切遗产留给表弟张某。本人有浦东锦绣华城1728弄22号1204室房产一套，根据离婚协议，长宁长顺路49号701室也归本人所有，只需支付对方27万及利息即可。本人在美国账户为……有辆二手雅阁车，09年款ＨｏｎｄａＡｃｃｏｒｄ，车牌755-ＹＤＵ，约一万美金。如遇飞机事故或其他任何意外身亡，都归属表弟张某所有。”该份遗嘱由张某持有。同日，蒋侃自书《关于采荷房产的补充》一份，表示：“因为我老妈去世前未写遗嘱，所以我老爸说杭州采荷中单元302房产75%归他，25%归我，他的由他处置，我的25%若我死后归表弟张某所有”等等。该份材料由张某持有。2、××××年××月××日，蒋侃自书《遗嘱××××年××月××日》一份，确认：“如离世，遗产分配如下：1、上海浦东成山路1728弄22号1204室，锦绣华城16区124平方米房产留给表弟张某，浦东房产的首付是由外公外婆留给我妈和我的遗产，观音塘怡静坊卖掉的房款支付的。2、上海长顺路49号701室，与褚劲超各持一半产权，如若我离世时该房产还在，一半房产也留给表弟张某，除采荷房产外其他一切遗产，均留给张某。3、杭州采荷支路3号中单元301室、302室，一半房产属于老妈，……现把老妈留给我的采荷301、302房产的一半留给父亲”等等。该份材料由张某持有。3、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一份，确认：“本人一切财物房产归爸爸蒋某所有。上海长宁长顺路49号701室为37平方米，05年与褚共同购入，各占50%，归爸爸蒋某所有。上海浦东成山路1728弄22号1204室为124平方米，07年8月购入，当时出售外公遗产怡静坊得60万，爸爸赞助10万，加上积蓄共凑83万，贷款100万三十年按揭购买，现还剩贷款约30万，每月需还按揭1400元。另养老金账户里还有106000余元，也归爸爸所有。……若我离世，恳请建一叔叔、解新叔叔、少平姑姑帮爸爸把上海房产卖掉。然后，在杭州买套交通方便的环境较好的四百万左右的电梯房供爸爸晚年居住（直系亲属继承无需缴纳20%的遗产税）。具体选择烦请建一叔叔耗心费时全权决定面积总价楼层采光。长宁37平方米房产出售可委托褚代办，也可委托律师代办。浦东房产请建一叔叔委托律师代办更名过户出售事宜。浦东房产卖掉，杭州购房后，剩余的房款请爸爸给建一叔叔五十万，少平姑姑二十万，解新叔叔二十万，其他存入银行……请爸爸百年之前，提前做好直系亲属公证，把电梯房的50%按2：1：1留给建一叔叔，少平姑姑，解新叔叔。尤其是解新叔叔，妈妈生癌时，我寄住在解新叔叔家一年高考复习全靠他们一家照顾。请爸爸务必多加考虑时间形式。其他理财存款也同理考虑亲属。”该份遗嘱由蒋某持有。4、2018年4月3日，蒋侃写给“姗姗妈妈（王小意）”手书一份，内容包括：“……我把妈妈留下的采荷25%产权赠于你和姑姑，千万不能让这些落入后妈之手……”。该份材料在蒋侃去世后由警方在蒋侃遗物中发现。5、2018年4月5日，蒋侃写有给“珉儿阿姨、扬扬爸爸和扬扬”的手书字条一份，内容为：“支付宝密码（略）、里面基金约31万，基金可解冻，约2天到余额宝；交通银行约几千（密码略）；杭州银行（养老医疗代交账户）约几千（密码略）；另，20万欠款不用还我了。如需使用手机动态密码，所有银行关联我的手机（号码略），手机解锁密码是（略）。云龙十一景车库已委托保安队长出租，租金我已收3300（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300元／月。云龙十一景每月都需缴物业管理费几百及地下车位管理费一百，可年底时再缴。电费、煤气我都已缴清，以后也可以直接在支付宝里付。水费是由物业代收的。云龙十一景及车库总共是650万购买的，建议你们出租几年再卖，急着卖也卖不出好价钱（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大概20%，建议规避，或者咨询）。褚劲超手机（号码略），上海长顺路建议你们先出租，现在的总价是260万，一半是130万，但是他不肯卖，他也没钱买，只能打官司了。在上海长宁区政府档案馆有离婚文件原件，当时房产归我，我只需付他27万即可，但可惜已经过了五年诉讼有效期，现在只能一人一半了，上海的房价每年都在飞速增长，官司判下来就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建议能买还是尽量买下来……等等。”该份材料在蒋侃去世后由警方在蒋侃遗物中发现。6、蒋侃曾留有无落款时间的手书给张某的信件，内容为：“你收到这个快递时，我已经不在了。……还有，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你付一下，车位另有每月一百的管理费，不过车位可以出租，我写了转让书给你，目前已出租到年底。遗嘱我寄给姑姑了。”蒋侃留有手书《车位转让书》一份，显示：“本人蒋侃，现将云龙十一景2幢2单元1901室所属之地下车库车位，转让给张某。”该份材料由张某持有。遗产情况：1、杭州市××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28.68）平方米，于2017年8月25日登记于蒋侃单独所有。2、杭州市云龙十一景名邸地下车库二层机械车架停车位（区位号为3区）使用权，由蒋侃于2017年8月29日自案外人陈凤娥、陈庆碧处购得。3、蒋侃名下银行存款情况：杭州银行尾号0122的银行账户，蒋侃去世后未人为变动，现余962.62元。交通银行尾号7166的银行账户，蒋侃去世后未人为变动，现余5700.50元。农业银行尾号8479的银行账户，蒋侃去世后未人为变动，现余404.35元。招商银行尾号3225的银行账户，蒋侃去世前2018年3月31日最后一次操作购买基金100万元，余额7356.26元。后于2019年3月7日基金赎回1753839.86元，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15日陆续支取、转账共计1762278.41元，现余230.17元。蒋某确认支取、转账操作系其所为，但认为该银行卡及密码系蒋侃生前交给蒋某的，系对蒋某的赠与。4、蒋侃名下通过支付宝购买基金若干。5、双方陈述，讼争的上海市长宁长顺路房产目前登记在蒋侃与前夫褚劲超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十条又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关于本案被继承人蒋侃生前的行为能力问题，本案各方均指称对方持有的遗嘱出具时间蒋侃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经一审法院两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回顾性鉴定，均无法作出鉴定结论，而各方又不能协商一致确定鉴定机构，故在双方均未能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确定蒋侃生前在出具多份遗嘱或遗嘱性质文书时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蒋侃立有多份遗嘱的问题，被继承人蒋侃生前立有多份遗嘱或留有多份遗嘱性质的文书，内容存在相互抵触，故根据法律规定，应以涉及相关财产处置的最后一份遗嘱文件为准。本案中，对于2015年7月28日蒋侃自书《遗嘱》，其处置财产原则均表示归张某所有，但与其后遗嘱内容不一致，且该份《遗嘱》中涉及的上海锦绣华城房屋已在蒋侃生前处置，故该份《遗嘱》不能作为分割蒋侃遗产的依据。对于蒋侃自书《遗嘱××××年××月××日》，其涉及分配的锦绣华城房产蒋侃生前已处置，不应作为遗产处理。涉及分配的上海长顺路房产现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登记在蒋侃与案外人名下，现尚不能确认该房屋归属于蒋侃个人，即不能确定该房屋为蒋侃的遗产的情况下，又涉及案外人利益，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涉及的杭州采荷支路房产，并不在本案当事人的诉请范围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故该份遗嘱也不能作为分割蒋侃遗产的依据。对于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确认所有遗产归蒋某继承的原则，该原则与此后出具的遗嘱性文件有矛盾处，应以在后的遗嘱性文件为准。涉及上海长顺路房产，前已论述，系登记在蒋侃与案外人名下，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涉及上海成山路（即前述上海锦绣华城）房产，因在继承时已不属于蒋侃的遗产，故本案无需处理。涉及养老账户款项，现双方均不能确认存在该笔遗产，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涉及未来在杭州购买电梯房的问题，因属于当时尚不存在的财产，故不应作为蒋侃的遗产处理。对于2018年4月3日蒋侃写给“姗姗妈妈（王小意）”的手书，涉及财产为杭州采荷房屋，不在本案双方诉请范围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于2018年4月5日蒋侃写给“珉儿阿姨、扬扬爸爸和扬扬”的手书字条，书写对象“珉儿阿姨”即王某，“扬扬”即张某，“扬扬爸爸”即本案王某的委托代理人张东苏。涉及蒋侃名下支付宝内款项或基金、交通银行账户、杭州银行账户，蒋侃虽交代了密码及使用方法，但未明确系遗赠给张某和王某，对该部分遗产应依在前遗嘱或法定继承处理。在前有效遗嘱为2016年12月12日遗嘱，该份遗嘱确立了一切财物归蒋某的原则，且蒋某也系蒋侃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故该部分蒋侃的遗产应归蒋某继承。该份字条同时注明了杭州云龙十一景车库及房屋问题，在说明了车库现状及物业成本后，蒋侃特别建议张某、王某“出租几年再卖”，以及“继承税二次交易十分贵，大概20%，建议规避，或者咨询”等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蒋侃意欲将云龙十一景的房屋及车库遗赠给张某、王某等的意思表示，该部分内容具有遗嘱性质，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可作为蒋侃遗产的分配依据。案外人张东苏作为王某的代理人参加庭审，并对王某、张某主张共同继承有关财产不持异议，且在庭后明确不主张继承蒋侃遗产，故一审法院确认该部分蒋侃的遗产应由张某、王某共同继承。蒋某认为该张字条遗赠意思不清，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份字条同时涉及上海长顺路的房屋，同前所述，本案中不予处理。对于蒋侃手书无落款时间的其他资料，因不能确定形成时间，故不能作为蒋侃遗产的分配依据。对于张某、王某主张蒋某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私自转移的原蒋侃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内款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2018年4月5日蒋侃的遗嘱中并未涉及其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内资金处置问题，而此前有效遗嘱又确认了一切财物归蒋某的原则，故不论是依据此前2016年12月12日的遗嘱继承，还是依据法定继承原则，该招商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均应当由蒋某继承。蒋某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取款项的行为虽有不妥，但其在回答法庭询问中并未隐瞒该节事实，故尚不构成转移、隐匿遗产的行为，对张某、王某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张某、王某主张蒋某隐匿蒋侃曾于2018年3月左右所立遗嘱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张某、王某主张蒋侃曾将该份遗嘱交由其姑姑蒋少平，蒋少平将该份遗嘱交给了蒋某，该份遗嘱记载蒋侃出售上海锦绣华城房屋并购买杭州云龙十一景房屋后余额200万元的分配问题，但张某、王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蒋少平不同意作为证人出庭但在回答本院询问中否认张某、王某陈述的上述事实，蒋某亦否认上述事实，故张某、王某的该项意见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双方要求分配的遗产中，杭州云龙十一景的房屋及车库，有蒋侃于2018年4月5日所立遗嘱确定遗赠给张某、王某，故应由张某、王某继承。蒋侃名下支付宝及银行账户内的款项（包含理财产品），根据蒋侃于2016年12月12日所立遗嘱以及法定继承的规定，应由蒋某继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杭州市××幢××单元××室房屋由张某、王某共同共有；二、确认被继承人蒋侃就2017年8月29日签订的《云龙十一景名邸车位使用权买卖协议书》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张某、王某共同继受；三、确认被继承人蒋侃名下支付宝及银行账户内资金（含理财产品）由蒋某所有；四、驳回张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70元，由张某、王某承担23280元，蒋某承担41090元。 二审期间，蒋某向本院提交证据一，陈可的书面材料，欲证明陈可的丈夫去世时王某无理争夺遗产的过程。证据二，蒋某的打款凭证，欲证明蒋某资助蒋侃买房子、美国留学等，蒋某竭尽全力资助其唯一的女儿。张某提交证词一份，欲证明王某孝顺父母，照顾兄长及姐妹，重感情，为人值得称道。经质证，对于蒋某提交的证据，张某、王某对证据一，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因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而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发生争执的原因系王某重感情，关于蒋某与蒋侃关系系虚假陈述。对于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不予认可，无盖章，仅能证明蒋侃申请过提前还贷，无法证明是由蒋某资助的，8份银行凭证中仅有2份可显示是蒋某转给蒋侃，剩余6份系蒋某取现或转给蒋某本人，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蒋某对蒋侃的资助有限，云龙十一景房屋系蒋侃房屋出售后购买，未使用蒋某资助。王某对张某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蒋某对张某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蒋某提交的证据一以及张某提交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蒋某提交的证据二仅能证明蒋某和蒋侃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和本案纠纷没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张某申请本院责令蒋某提交书证，认为蒋某手头持有蒋侃2018年3月的遗嘱一份，遗嘱内容为将所有的房产及存款遗赠给张某。该遗嘱由蒋侃交给蒋少平，再转交给蒋某。本院认为，张某并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且蒋少平和蒋某对于张某所称的该节事实均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张某的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蒋侃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立有多份遗嘱。蒋某主张蒋侃因患有“×××症、伴××症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但蒋某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蒋侃在书写上述遗嘱时，不能辨认或者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一审法院也两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回顾性鉴定，均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故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蒋侃出具遗嘱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蒋某要求确认案涉遗嘱无效不能成立。蒋侃在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5日，写给张某、王某以及张东苏的手书字条中告知了杭州市云龙十一景房屋以及车库包括出租，物业费、电费和煤气费用的缴纳等情况，并建议“出租几年再卖”。由张某、王某以及张东苏共同继承该套房屋和车库的意思表示清楚，不存在分歧。结合蒋侃遗物中发现的形成于2018年4月3日写给“珊珊妈妈（王小意）”的字条中“不能落入后妈之手”相关内容，以及蒋侃在去世前留给张某的信件，明确将车库转让给张某，可以进一步印证蒋侃处理上述房屋、车库的真实意思。蒋某认为2018年4月5日所立内容，系蒋侃要求张某、王某帮助蒋某管理上述财产依据不足。根据上述手书字条，蒋侃将杭州市云龙十一景房屋以及车库指定由张某、王某和张东苏共同继承，张东苏一方放弃继承，不影响张某、王某继承上述全部房产和车库。蒋某要求将张东苏放弃的三分之一按法定继承办理，本院不予支持。上述手书字条系在蒋侃去世后，由警方在蒋侃的遗物中发现，蒋某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至于上述手写字条内容和2016年12月12日蒋侃自书《遗嘱》内容冲突问题，因上述手写字条发生时间在后，且内容更具体，发生冲突时应以后一份遗嘱文件为准。综上，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由蒋某负担。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江平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郭泽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