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世良，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义，播州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法定代表人：汪兴勇，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静，红花岗区深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杜世良与被上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世良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轮土地下户时，杜世良家以父亲杜开云（已故）名义承包了“河边方方”，习惯亩1.54亩以及“木梳南”，习惯亩3.986亩。杜开云与杜开荣非同一人。第二轮土地延包，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杜开云过世，杜开云户的承包地更换为杜世良，原亩分不变。2016年11月25日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与我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仍按照习惯亩分将河边方方1.547亩，木梳南3.986亩流转，本次测量时，我不在现场。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6月对我的承包地河边方方、木梳南以及保管室的土地进行测量，并公示，无异议后于2017年7月21日与我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测量我亦不在现场，面积是其测量几个月后才通知我签字确认的，测量、公示程序合法有效。该合同在不违法无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无权任意变更，侵吞我的土地补偿款。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判决显示公平，请求撤销原判，支持我的上诉请求。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杜世良所述全部不属实，土地承包是三轮，第一、二轮是以杜世良的父亲的名义承包的。湿地公园征占的时候对杜世良家的土地面积进行了确认，包括四至界限。杜世良已经领取了土地款。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变更双方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将“木梳南”面积变更为：3.986亩；河边方方：变更为1.547亩；二、本案诉讼费由杜世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世良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继续承包其父杜开云第二轮土地承包所得，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确认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地名、面积等，河边方方登记面积为0.72亩，木梳南登记面积为2.1亩，2014年征地修建深溪湿地公园，杜世良的木梳南与河边方方均在范围之内，第一次测量时面积共计4.805亩。杜世良对该面积持有异议，于2016年9月10日提出申请复核。2016年9月20日深溪镇政府工作人员兰绍林、村民组长李治明、村民张学洪、周永兴与杜世良现场重新实地测量，测得河边方方1.547亩，木梳南3.986亩，共计5.533亩，杜世良在地块略图、四至界线及面积的数量上均捺印确认。2016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补充协议等确认了面积及界限并按照实测面积确定了安置补偿标准，杜世良领取了248985元的流转费用。深溪湿地公园于2014年4月21日开工，2016年5月31日验收竣工。2017年11月3日，因国家对承包地进行确权，由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测量杜世良承包的保管室面积为0.37亩、河边方方为0.96亩，木梳南为9.25亩。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将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测量的面积进行公示，并与杜世良于2017年7月21日签订了编520302105206000373J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地块名称为木梳南共计面积9.25亩，四至界限为田埂，河边方方共计面积0.96亩，保管室共计面积0.37亩。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2月22日向杜世良颁发了01673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杜世良得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认为其于2016年出租的承包地面积少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面积，要求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补足相应的补偿款210465元，因涉及金额较大，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杜世良于2019年4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流转面积及因流转面积增加的流转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在本院组织下进行调解，因争议较大，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8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变更杜世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面积。本院因杜世良变更租金须以该诉讼的结论为依据，故中止了（2019）黔0302民初4349号案件的审理。播州区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实测面积为5.53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10.21亩，误差近一半，而杜世良的承包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政策应相对稳定，故有必要查实，应根据杜世良所在的村组当时的承包户分地亩分及双方流转时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复核、查实后予以处理，由此，判决责令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是否变更（2017）红花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73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判决书送达后，红花岗人民政府及杜世良不服提出上诉。二审过程中，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应当先就其与杜世良的承包合同作出变更才符合案件的法律程序，故村委会提出撤回起诉，进而杜世良、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撤回上诉。一审法院认为，杜世良户承包的土地系继续承包其父杜开云承包的土地。在第二轮承包册上载明杜开荣承包的耕地3.66亩，现有人口3人，其中木书兰2.1亩，龙门脚0.5亩，河边方方0.72亩，保管室0.2亩，烘房0.14亩。杜世良认为承包册上“杜开荣”与其父杜开云名字不一样，不具有关联性。而深溪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深溪镇高坊村无杜开荣此人，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杜开荣与杜开云系同一人较符合客观实际。本次争议较大的面积是河边方方与木梳南差距较大导致。河边方方第二轮承包载明面积0.72亩，修建湿地公园时实测1.547亩，2017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为0.96亩，减少了0.587亩；木梳南（木书兰）第二轮承包面积2.1亩，修建湿地公园时实测3.986亩，2017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为9.25亩，木梳南的面积增加了5.264亩。同一块承包地，在不同的时段得出了四个不同的面积，由此引发了争议。对几个时段的面积数量，分析如下：对第二轮承包册上载明的面积，因所处历史时期是以土地的亩产量作为上缴国家税收及保障家庭的标准所明确的面积，因此，农户承包的面积就以地力等级作为标准，客观上会造成因产量的大小导致不同承包地的面积会有较大的差异。本案中，2016年因深溪湿地公园修建需流转杜世良一户的土地，村委会自测了杜世良河边方方及木梳南承包的面积为4.805亩，杜世良对该面积提出异议要求复核。复核过程中，杜世良参与了实测，并由政府指定丈量人，村民组长及村民参与，因此，在测量程序及公正性得以保障的情形下，测得的5.533亩是较为客观的。该面积比承包册上的面积2.82亩多出了2.713亩，已增加了近一倍的面积，不是第一轮、第二轮承包时的习惯亩分，因此，具备一定的真实性。杜世良在村委会将该两块地流转时确认了该面积并领取了该面积换算出的248985元的流转费用。2017年11月3日，因国家对承包地进行确权，由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测得保管室面积为0.37亩、河边方方为0.96亩，木梳南为9.25亩。河边方方的面积0.96亩比2016年的实测面积1.339亩少了0.379亩，比第二轮承包册上多了0.24亩；木梳南的面积9.25亩比第二轮承包面积2.1亩多出7.15亩，比修建湿地公园实测3.986亩多出了5.264亩。河边方方修建湿地公园实测的面积既比第二轮承包册面积多，又比确权时实测面积少，但增加及减少的面积幅度均不大，可以理解为因测量工具、方式及习惯亩分的差异导致，属正常的误差。而木梳南的面积修建湿地公园时实测的3.986亩已比第二轮承包册的面积增加了1.886亩，该误差事实上已涵盖了习惯亩分与实际亩分的误差，而此时杜世良户的承包地四至界线清楚，地形地貌未改变，即便政府工作人员及参与测量的农户因测量工具及测量参考依据有所误差，但大致的面积应该不会出入很大,从修建实地公园的两次测量相差0.728亩也可以看出实际的面积不可能因测量的因素差距太大。在2017年确权时，深溪湿地公园已于2016年5月31日竣工验收，木梳南的承包地地形地貌、四至界线已然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此时测量的面积9.25亩比3.986亩多出5.264亩，一亩为666.6平方米，直接多出3509平方米，相当于60米长，60米宽的面积，在直观上也会引起很大的落差，从日常经验也可判断出其测量数据的真实性具有争议，且该次测量四至界线为田埂，虽有空间四至拐点，但其描述没有第二轮承包册上的记载准确，因此，该测量面积的真实性小于修建湿地公园时的实测面积。综上所述，杜世良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之间关于河边方方与木梳南承包面积的数量既不应采取第二轮承包时记载的面积，也不应按2017年确权时实测的面积较符合客观实际，既让杜世良享有比第二轮承包时载明的习惯亩分多出的面积的权利，也让村委会不因误差过大产生较大的损失。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8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变更杜世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播州区人民法院认为修建深溪湿地公园时实测面积为5.53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10.21亩，误差近一半，而杜世良的承包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政策应相对稳定，故有必要查实，应根据杜世良所在的村组当时相同时期人口分地亩分及双方流转时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复核、查实后予以处理，由此，判决责令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是否变更（2017）红花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73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对播州区人民法院的该判决结论，一审认为应作为本案评判的一个参考依据，即村委会是农村土地的发包主体，应当根据本村的土地面积及人口数量按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标准进行承包地的分配，在杜世良户第二轮承包时村委会承包给杜开云户河边方方及木梳南合计2.82亩，而修建湿地公园时实测面积为5.533亩，超出的面积已足以维护杜世良户的合法权益，况且，该次测量杜世良本人也参与共中，其测量面积的真实性较符合承包地的实际面积。如再按10.21亩的标准承包给杜世良，一则会因确权时的测量地形发生变化导致的误差合法化，二则承包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计保障，涉及面大，会引起村委会在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无统一的标准，进而影响该村对承包政策的执行，甚至会出现无地可承包给农户的情形。上述判决送达后，红花岗人民政府及杜世良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应当先就其与杜世良的承包合同提出变更更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故村委会提出撤回起诉，进而杜世良、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撤回上诉。虽然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依据杜世良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村委会提出变更承包合同应当属民事行为，在该合同变更、撤销或无效后可持相关法律文书向行政登记部门申请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杜世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要求变更土地租金的诉讼应当在本案审结后再作出处理。另外，杜世良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要求驳回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并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故杜世良认为超过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将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与杜世良2017年7月21日签订的编520302105206000373J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木梳南的承包地的面积9.25亩于本判决生效后变更为3.986亩；河边方方记载的0.96亩变更为1.547亩。案件受理费30元，由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地块即小地名“河边方方”以及“木梳南”在2016年、2017年进行三次测量。2016年，杜世良对村委会测量的案涉地块的面积提出异议，申请复核面积。后，于2016年9月20日在村委会及村民代表以及杜世良的参与下重新复核案涉地块面积。杜世良在《湿地公园土地征用勘丈表（土地复核）》中签字捺印。后根据该勘丈面积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并领取相应的土地流转费用。二审中，杜世良本人亦认可本次测量面积。而2017年因土地确权而对案涉地块再次进行测量。此次测量时，案涉地块已被湖水淹没形成人工湖，地形地貌已经发生变化，无法明确四至界限。因此，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一审采纳2016年湿地公园土地征用时的复核面积认定案涉地块面积木梳南的承包地的面积3.986亩；河边方方1.547亩，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有权申请更正”之规定，判决将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高坊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杜世良2017年7月21日签订的编520302105206000373J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木梳南的承包地的面积9.25亩于本判决生效后变更为3.986亩；河边方方记载的0.96亩变更为1.547亩，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杜世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杜世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陶晓梅书记员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