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225民初3523号 原告：朱青，女，199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弟，安徽祥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卫龙，男，199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兴山，无为市高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朱青与被告朱卫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弟、被告朱卫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兴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35万元，并自2020年1月23日起以113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还清本息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系原告堂弟，2019年2月11日，案外人何某因资金短缺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原告因考虑与案外人系熟人关系，收取案外人利息及后期可能催讨借款不便等因素，原告经与被告协商，由原告通过银行将1000万元汇至被告账户，用于出借给案外人何某。被告按约在收取原告1000万元汇款后，将该款项出借给案外人何某，并通过银行转账至案外人何某账户，何某出具借条一张给被告，载明借到被告10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率3%等内容。借款期限届满后，何某已将借款本息共计1135万元归还给被告，但被告至今没有将此款归还给原告。原告经向被告多次催讨无果，遂诉至法院。 被告朱卫龙辩称，原告所诉事实与实际不符，案涉1000万元系原告父亲即被告的二叔朱先发赠与被告的，并在朱先发建议下出借给了何某，且是在被告与何某间直接建立借贷关系。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纯属编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下列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朱青和朱卫龙系堂姐弟关系（朱青的父亲朱先发与朱卫龙的父亲朱先科是亲兄弟，朱先科排行老大，朱先发排行老二）。2019年2月11日，朱青自其银行账户汇款1000万元至朱卫龙银行账户，同日，朱卫龙将该1000万元又转汇入案外人何忠树银行账户，何忠树则于同日向朱卫龙出具了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朱卫龙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注：此款是朱卫龙通过个人银行卡汇到何忠树（身份证号：34×××11）个人银行卡内的，此款应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借款期限为6个月，此款归还时应连本带息全部用现金还给朱卫龙本人。］”，借条落款“借款人”栏后有何忠树的签字、捺印，借条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11日；同日，案外人项松涛还向朱卫龙出具了《连带责任保证书》一份，其承诺对何忠树的上述借款向朱卫龙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此后，何忠树于2019年7月26日归还借款500万元；于同年7月30日归还借款350万元；于2020年1月22日归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款135万元计285万元；上述款项均汇入朱卫龙银行账户。2020年1月22日，朱卫龙在何忠树出具的借条原件上注明“此款何忠树已连本带息还给朱卫龙”，并将该借条拍照发送给何忠树。上述借条及保证书原件至今仍留存于朱卫龙处。另查明，2019年8月，朱先发因病死亡。审理中，朱青、朱卫龙均承认何忠树借款前，均是与朱先发进行联络、磋商，与朱青和朱卫龙没有进行过联系，借款中的借条、担保书等借贷手续的办理均由朱先发具体操作。 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其与朱卫龙的电话录音一份，该电话录音系朱青在本案起诉前，即2020年7月2日通过电话向朱卫龙追讨本案诉争款项时作的电话录音，朱卫龙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该电话录音中，朱卫龙称借给何忠树的钱不是他的，是朱先发讲给他姐姐的钱，这个钱是朱先发要借给何忠树的，借款的事从头到尾跟自己没关系，只是以他的名义写的借条。庭审中，朱卫龙对其在该录音中的说法与本案中的说法不一致，没有作出合理解释。 （二）被告提交的六位证人证言： 证人1朱先之，系朱青和朱卫龙的三叔，其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其兄妹四人，即大哥朱先科、二哥朱先发、自己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另外还有一个姐姐。朱先发生前曾多次在其面前表示要给自己兄弟姐妹每家一个亿，并说根据经济情况渐渐落实；其父亲去世时，也曾嘱咐朱先发要帮助兄弟姐妹，朱先发是答应了的；2018年朱先发生病，主要由朱卫龙照顾的多，朱卫龙前后照顾他有一年多，朱先发也曾对其说过要另外给朱卫龙1000万元，2019年正二十几，他听朱先发说给了朱卫龙1000万元，但具体是现金给的，还是银行转账给的，其并不清楚；借钱给何忠树的事其事前也不知道，只是在到庭作证前的一二十天才听自己大哥朱先科说的，之前没听说他们为钱有争议，只是因为房子的事发生过争议。在侄男侄女中，他知道朱先发给了朱卫龙1000万、朱卫龙姐姐1000万、他外甥（其姐姐儿子）1000万。 证人2钱之胜，系朱先发舅舅，即朱青和朱卫龙的舅爷爷，其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其因帮朱先发搞管理，就在他家呆着，2019年正二月里，在朱先发家里，当时朱卫龙、谢某在场，自己听朱先发说过要给朱卫龙1000万元，至于给没给自己并不清楚。 证人3钱扬勇，系朱青和朱卫龙的表叔，其当庭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在朱先发生病期间，其去看望他，双方聊天的时候，朱先发讲过要给侄男侄女每个人1000万元的话；后来在朱先发北京的家里时，朱先发也说准备给侄男侄女钱；因为朱卫龙照顾朱先发比较多，朱先发特别喜欢朱卫龙，2019年正月里，其去朱先发老家看望他时，听他说过已经把1000万元给朱卫龙了。 证人4谢某，朱卫龙邻居，朱先发的发小，其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朱先发在老家时，在村里的大众场合多次讲要给每个侄男侄女1000万，朱先发和其谈心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前年的时候，听他说过要给朱卫龙1000万元，去年正月里听他说过已帮朱卫龙把钱放给一个叫“三货子”（何忠树外号）的人，其还对他说过别把钱放飘了的话。 证人5任某，系朱卫龙、朱先发邻居，其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2019年五、六月份，朱先发回老家养病的时候，在证人家某多次面对面跟证人说要给朱卫龙1000万元的事，但具体给没给朱先发没有说。 证人6张军富，系朱卫龙邻居，其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2019年正月里，在任某家某，很多人在场一起聊天，朱先发说他跟自己父亲承诺过要给侄子们钱，每个人1000万，他亲口说已经给了朱卫龙1000万元，没说什么时间给的，也说过已经给了每个侄男侄女1000万元的话。 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均仅只是证实证人听朱先发有口头表示要给朱卫龙1000万元的事实，其中仅有部分证人证言证实听朱先发说已经给了朱卫龙1000万元，但除证人谢某外，其他五位证人均没有证实对案涉1000万元汇款及借款事实知情，也没有证实朱先发所说的已给了朱卫龙的1000万元即案涉1000万元，其中证人任某证言称2019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朱先发还说要给朱卫龙1000万元的事，而案涉1000万元的交付却发生在2019年2月11日，因此，综合上述各证人证言，并不能直接证实朱卫龙主张的案涉朱青的1000万元汇款系朱先发支付给他的赠与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朱青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35万元，并自2020年1月23日起以113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本案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但是根据朱青主张的事实和理由看，朱青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并非是主张朱青与朱卫龙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而是主张朱青与朱卫龙达成借用朱卫龙名义向何忠树放贷的合意后，将放贷资金1000万元交付给朱卫龙，而后由朱卫龙以自己名义实施向何忠树放贷的事宜，现案外人何忠树已将借款本息1135万元返还给了朱卫龙，朱卫龙占有该款拒绝交付朱青，朱卫龙行为侵害了朱青的合法权益，朱青因此主张朱卫龙归还已收取的该借款本息。根据朱青主张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朱青诉讼请求中虽有归还借款本息的表述，但应当是基于何忠树返还的借款本息而言，并非是主张其与朱卫龙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本案立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当；根据朱青的诉讼主张，其实际是主张双方间成立的是一种委托放贷关系，仅是本案中朱卫龙对外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委托的放贷事宜，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针对朱青主张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朱卫龙辩解主张2019年2月11日自朱青银行账户汇入其银行账户的1000万元资金，是朱先发向其交付的赠与款项，其根据朱先发的建议，且在朱先发的帮助下出借给何忠树，以获取相应利息收益，朱卫龙才是诉争款项的权利人，该款项与朱青无关。 根据朱青和朱卫龙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实际是：2019年2月11日，朱青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向朱卫龙银行账户汇款1000万元，这一资金往来的用途或基础事实是什么？朱青和朱卫龙之间是否成立委托朱卫龙以其名义向何忠树放贷的合意？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本案当事人陈述、举证及全案事实，对朱青、朱卫龙的诉辩主张，本院评定如下： 关于朱卫龙辩解主张朱青的1000万元汇款系朱先发对自己的赠与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的规定精神，当事人对赠与事实的举证应达到“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中，首先，案涉1000万元系朱青银行账户汇入朱卫龙银行账户，属朱青交付，并非朱先发交付；其次，朱卫龙所举证人证言，如前所述，只能证实朱先发曾有口头赠与朱卫龙1000万元的意思表示，并不能直接证实案涉朱青的1000万元汇款系朱先发支付给其的赠与款项；第三，朱青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朱卫龙在该电话录音中关于案涉1000万元的有关陈述内容，与其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内容相互矛盾，且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对朱卫龙关于案涉1000万元系朱先发对其赠与的辩解主张，其所提交的证据尚未达到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对其关于朱青的1000万元汇款系朱先发向其交付赠与款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 针对朱青主张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朱卫龙不予认可，尽管其关于案涉朱青的1000万元汇款系朱先发对其赠与的辩解主张，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但朱青作为本案权利主张者，依法仍应就其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的规定精神，其举证应达到“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朱青主张自己是案涉1000万元资金的实际出借人，其与朱卫龙形成了委托朱卫龙以朱卫龙名义向何忠树放贷的合意，朱卫龙基于双方之间的上述合意而将案涉1000万元以朱卫龙名义出借给何忠树。朱青证明其上述主张主要依据即其提交的汇款1000万元给朱卫龙的汇款凭证一份，但该汇款凭证只证实双方间存在1000万元资金往来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证明该项资金往来的用途或存在的基础事实，而引起资金往来的基础事实往往存在诸如借贷、清偿债务、赠与、履行他人的指示受托行为等多种可能，因此，仅凭该汇款凭证并不能直接证实朱青与朱卫龙就案涉1000万元汇款资金达成委托放贷合意的事实。在朱青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朱卫龙尽管有关于出借给何忠树的1000万元不是自己的钱，何忠树借款的事与自己无关，只是在借条上用了他的名字等表述，但朱卫龙在该录音中同时也表示当时是朱先发要借钱给何忠树，并没有承认是朱青要借钱给何忠树，上述电话录音也并不能证实朱青与朱卫龙之间就案涉1000万元达成委托放贷的合意。在何忠树借款事件中，既使朱卫龙是名义出借人，其只是受托借名放贷，那么真正出借人作为委托人理应与朱卫龙就此形成合意。事实上，根据朱青和朱卫龙的陈述，双方均承认何忠树借款事宜都是由朱先发具体联络、协商、经办的，在案证据仅证实朱青和朱卫龙实际都只是履行了各自的汇款行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朱青和朱卫龙之间有关于向何忠树进行放贷的意思联络，审理中，朱卫龙自始也没有承认在案涉1000万元出借过程中，朱青与其之间就此事有任何意思联络。此外，按常理，若是借名放贷，实际出借人理应持有借条等债权凭证，但本案中，借条等债权凭证却一直在朱卫龙处；2019年7月底，何忠树已还款达850万元，朱青在陈述中称其知道这一事实，但却没有要求朱卫龙及时将该笔巨款交还给自己，对此，朱青尽管用基于亲情间的信任、以及想等何忠树还清全部本息一并收回等说法作出解释，但难以让人信服。综上，朱青所举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就案涉1000万元汇款，与朱卫龙达成委托朱卫龙向何忠树放贷的合意，就全案事实而言，其举证尚未达到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朱青作为本案权利主张者，就其诉讼主张所负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故对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000元，减半收取计46000元，由朱青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汪 涛                            本案法律文书生效后             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记员 丁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