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3889号 原告：辜琴，女，197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为，四川铁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水琴，女，195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辜琴与被告张水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1日、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辜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为，被告张水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辜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30,000元及利息17,110元（以430,000元本金为基数，以起诉时年利率15.4%为标准，自2020年2月26日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分别于2018年6月15日、6月20日、9月6日、11月20日向原告借款210,000元、100,000元、20,000元、100,000元，合计430,000元。签订借款协议时双方约定由被告每月支付原告一定的利息，没有约定到期日，但被告仅支付了一段时间的利息。后原告了解到被告经济出现困难，到处找人借钱，原告遂找到被告，要求与被告约定具体偿还借款的日期。于是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并向原告承诺会在借款到期日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到期后，被告仅归还了原告利息16,000元，但对本金只字不提，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无果，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张水琴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诉请的本金和利息金额与事实不符，请求重新计算，并请法庭对诉讼费的承担依法判决。原告实际支付被告的借款本金为409,900元，与原告诉请的430,000元尚差20,100元。从2017年9月15日开始至2020年8月29日，被告陆续通过微信或者工商银行转账偿还了原告借款201,100元（含2020年2月至8月作为利息支付的6笔共计18,000元），被告现在所欠原告的本金数额应为208,800元。今年因疫情原因，被告资金不能按期回笼，经济困难，原告明知被告经济出现困难，仍然一再催收被告一次性偿还款项。被告为了减轻还款压力，也为了让原告同意不约定本金偿还期限而仅按月付息，迫不得已按照原告的要求，对还款情况暂不结算并以原借款本金数额重新出具了《借条》。这只是被告因客观限制导致的无奈之举，并非被告认可了本金数额的真实意思。因此，被告实际尚欠原告的本金数额应以原实际借款减去被告实际还款数额。原告违背双方于2020年2月新出具的《借条》中“按月付息”的约定，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被告拒付从2017年6月10日至2018年12月6日九笔借款使用期间，以央行发布的同期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被告请求剩余本金208,800元由被告按月支付，每月支付1,000元，待被告资金回笼时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借款。 结合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资金周转不灵，故向原告辜琴提出借款。2017年3月，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一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伍万元整，月息2分（每月1,000元利息），按月结息。借款人：张水琴2017年3月15日”。2017年3月15日，原告从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上提取了四次现金各5,000元，合计20,000元。2017年3月16日，原告从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上提取了两次现金各5,000元，合计10,000元。2017年3月17日，原告通过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账了20,000元。2017年5月10日，原告通过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账了30,000元。2017年5月10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账了20,000元。2017年12月20日，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向被告支付了9,900元并现金支付了100元。2018年4月29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支付了借款100,000元。2018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二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贰拾壹万元整。月息2%（每月4,200元）按月付息。注：此借条是按辜琴提意：原来的4张（5万＋5万＋1万＋10万）不好保管，换成一张合计的，原来的四张作废。借款人：张水琴2018年6月15日”，原告在上述《借条》的备注尾部签字。2018年6月20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款出借100,000元。当日，被告即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三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月息2%，（每月2,000元利息），按月付息。借款人：张水琴2018年6月20日”。2018年9月份，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四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贰万元整，月息5%，按月打息，（此笔贰万元月息1,000元）。借款人：张水琴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6日，原告用微信向被告分别转款出借了2,000元、5,000元。当日，原告还从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上提取了两笔现金各5,000元，合计10,000元。同一日，原告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上被存入了2,000元。2018年9月8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款5,000元。2018年11月份，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五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利息每月2%，按月付息（每月贰仟元）。借款人：张水琴2018年11月20日”。2018年11月20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款出借了88,000元，原告还于当日从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中分别取款2,500元、2,500元、2,000元。2018年11月28日，原告又从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中取款5,000元、5,000元、2,000元、2,000元。2018年12月6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转款80,000元。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六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捌万元整。（小写：¥80,000元整）借款人：张水琴月息2%，合计每月利息壹仟陆佰元正，按月付息。2018年12月6日”。借款后，被告偿还了部分款项。2020年2月26日，经原、被告结算，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总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辜琴人民币肆拾叁万元整。（¥：430000）。按月付息，月息2%注：5月1日前还十万（拾万元）。借款人：张水琴2020年2月26日。备注：此借条由原来的4张组成：2018年11月20日壹拾万元整2018年6月20日壹拾万元整2018年9月6日贰万元整2018年6月15日贰拾壹万元整。四笔合计为以上金额肆拾叁万元整。2020年2月26日”。同时，经原、被告协商，由原告在总借条背后备注“2018年有张张水琴捌万元借条于2019年还清，借条遗失，此借条作废。辜琴2020.2.26”字样。2020年8月31日，原告将被告诉至本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被告向原告的还款情况如下：被告于2017年9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7年10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7年10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元并备注“爱心捐助”字样，于2017年11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7年12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500元，于2018年3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500元，于2018年4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500元，于2018年4月29日向原告微信转款96元，于2018年5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500元，于2018年6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4,200元，于2018年7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6,200元，于2018年11月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0元，于2018年12月4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0元，于2018年12月15日用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向原告转款5,00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9年1月4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0元，于2019年2月6日向原告微信转款400元，于2019年2月27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元，于2019年2月28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元，于2019年3月6日向原告微信转款400元，于2019年3月9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00元，于2019年4月4日向原告微信转款400元，于2019年4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6,200元，于2019年4月2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9年4月29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19年5月2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9年6月1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00元，于2019年6月1日向原告微信转款9,000元，于2019年6月1日向原告微信转款8,000元，于2019年6月3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000元，于2019年6月2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000元，于2019年7月2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19年8月18日用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向原告转款24,200元，于2019年8月29日用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向原告转款20,000元，于2019年8月29日向原告微信转款10,000元，于2019年9月3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19年9月4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000元，于2019年10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19年11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19年12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20年1月15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20年3月3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000元，于2020年4月23日向原告微信转款5,000元，于2020年5月3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000元，于2020年6月3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3,000元，于2020年7月30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于2020年8月29日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元。上述金额合计为201,346元。 庭审中，原告诉称第一份《借条》中的50,000元借款是通过2017年3月15日、3月16日取现的合计30,000元和2017年3月17日的转款20,000元支付给被告的；第二份《借条》中的借款金额是由第一份《借条》中的借款，2017年5月10日转款支付被告的合计50,000元，2017年12月20日微信转款的9,900元及现金100元，2018年4月29日转款支付的100,000元共同构成的；第四份《借条》中的借款金额20,000元是由原告于2018年9月6日微信转款的合计7,000元，于2018年9月6日从建设银行合计取款10,000元后支付被告的现金8,000元（剩余2,000元被原告存入自己的农业银行账户）以及2018年9月8日农业银行转账的5,000元共同构成的，实际上被告仅按照月息5分支付了一个月利息，之后就提出利息太高双方按照月息2分计算；第五份《借条》中的借款金额100,000元系由2018年11月20日转款支付的88,000元和从建设银行取现的7,000元，以及2018年11月28日从建设银行取现的5,000元构成的；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80,000元被告已经还清，总借条的借款本金430,000元中并未包括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被告辩称原告未通过现金向被告支付过借款，但是被告曾于2017年9月之前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偿还过款项，同时总借条的430,000元中包括了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金额，而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被告已经偿还。原告对被告所称通过现金方式偿还过款项不予认可，并称之所以在被告未支付利息的情况下还向被告借款是因为双方系朋友关系，相互很信任。 原告经本院询问后称，关于利息原告仅向被告主张以430,000元为本金基数，自2020年2月26日起以年利率15.4%为标准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的利息。若计算出在此期间的利息金额高于17,110元，则原告自愿仅要求被告偿还利息17,110元，其余利息原告自愿放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被告的身份信息，第一份《借条》复印件，第二份《借条》复印件，第三份《借条》复印件，第四份《借条》复印件，第五份《借条》复印件，第六份《借条》原件，总借条原件，原告的建设银行银行卡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原告的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的微信转账截图，被告的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的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张共向被告出借510,000元，其中第六份《借条》载明的80,000元借款未包括在总借条的430,000元借款金额中是否成立；2．被告还款金额的认定；3．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本金、利息应否支持。 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共向被告出借了510,000元，其中第六份《借条》载明的80,000元因被告已经偿还，故未包括在总借条的430,000元借款金额中。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诉称不予认可，并称第六份《借条》中的80,000元借款包含在总借条的借款金额430,000元中，且该80,000元被告已经偿还。本案中，一方面，仅从原告提供的各项转款记录来看，原告已经向被告转账共计459,900元，可见被告所称原告仅向其出借了430,000元一事不属实；另一方面，从被告出具的七份借条和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也足以印证原告的诉称事实。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规定，原告诉称共向被告出借了510,000元，转账金额和借款金额之间的差额系通过现金支付的，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被告出具的七份借条，原告的转账记录、取款记录及被告的微信转账截图予以证明，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辩称原告从未使用现金方式出借款项，总借条系迫不得已出具的，但是却不能对其在《借条》中一再确认的借款金额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出具的《借条》并非出自被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的此项辩称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还辩称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80,000元系包括在总借条的借款金额430,000元中，然而总借条中明确载明了430,000元的款项来源，其中并未包括第六份《借条》中载明的借款。被告的上述辩称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被告辩称曾于2017年9月之前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偿还过款项，原告不予认可，被告的此项主张也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了向原告转款的转款记录以证明其还款情况，虽然其提供的转款记录中被告向原告转款的金额共计201,346元，但是其中2017年10月15日转款的50元明确备注系爱心捐赠，因此不应作为还款纳入本案计算，被告的还款金额合计为201,296元。原、被告一致认可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被告已经还清，故上述201,296元中不仅包含了对每笔借款利息的偿还，还包括对第六份《借条》中的借款本金的偿还。原、被告对利息的约定均为月息2%，仅2018年9月6日的20,000元借款约定月息5%，原告还称该月息5%仅实行了一个月，其后即按照月息2%计息。按照此时实行的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约定无效。经本院核算，被告已付的201,296元在扣除第六份《借条》中80,000元借款的本息后并未超过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其于2020年2月26日之前应付的利息，故被告已还款项不能用于抵扣剩余借款的本金。被告所欠付的借款本金仍然是430,000元，且从2020年2月26日开始应付的利息被告也未支付。 关于焦点三。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30,000元以及以430,000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15.4%从2020年2月26日计算至同年8月31日的利息17,110元。根据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规定，本案可以参照原告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原告于2020年8月31日将被告诉至本院，此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故本案可参照年利率15.4%确定利率。原告仅向被告主张以430,000元为本金基数，以年利率15.4%从2020年2月26日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的利息，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双方约定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在此期间的利息应为34,029.7元，原告仅要求被告支付利息17,110元并放弃对其余利息的主张，此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规定，总借条中约定了被告应于5月1日前还100,000元，按月付息，但被告逾期未还，原告有权随时催告被告返还全部借款本息。原告现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430,000元及利息17,110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水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辜琴借款本金430,000元及利息17,110元，合计447,11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006元，已减半收取计4,003元，由被告张水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蝶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叶昆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