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豫14民终36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丽，女，198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芳卫，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秋晓，女，1985年3月7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坚，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陈丽因与被上诉人王秋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4民初1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芳卫,被上诉人王秋晓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豫1424民初188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王秋晓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适格的原告,也不能证明涉案商铺为其独立经营。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上面并没有写明欠被上诉人王秋晓多少钱,上诉人只认可曾欠华丰服饰货款(后已还清),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原告.被上诉人提交的营业执照注册位置为商丘市梁园区光彩市场一区11栋38-40号,但华丰服饰所在位置是商丘市梁园区光彩市场一区11栋2-4号,被上诉人提交的营业执照和华丰服饰没有关系,不能证明涉案商铺系被上诉人独立经营。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把欠款交付给案外人刘爱玲,且华丰服饰为刘爱玲投资,其有权参与经营并收取应付货款。华丰服饰系案外人刘爱玲投资,华丰服饰所在房产也是刘爱玲所有,因此刘爱玲有权利参与华丰服饰的经营和收益,即刘爱玲有权利收取应付货款,原审法院以“原告与刘爱玲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婆媳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系独立经营,被告为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欠款系原告与刘爱玲的共同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和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是否系婆媳关系无关,既然刘爱玲投资了华丰服饰就有权利收取货款,至于王秋晓与刘爱玲合伙人之间如何分配,上诉人并不知晓,既然刘爱玲承认已收款,上诉人所欠债务已经清偿,王秋晓对刘爱玲所收欠款如有争议,可以另行诉讼。三、即使被上诉人有权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也早已超期(一审上诉人已以本案已超诉讼时效抗辩),因此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1、在一审庭审中法庭仅向上诉人出示两份证人的问话笔录,因问话笔录没有明确证言的内容,所以上诉人并没有异议。关于陈某、刘某的证人证言,庭审中并没有经过质证,程序违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68条、第72条,陈某、刘某应该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在陈某、刘某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对证人的证言进行质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证言径直采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其曾于2015年3月和2017年1月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2、即使被上诉人提交的账单上的欠款未还,但被上诉人的债权早已超过时效。通过账单最下面显示“2012元16号:汇10000元”可知陈丽所欠三笔欠款均发生在2011年,即使2015年3月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也已超3年(即使上述欠款发生在2012年,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被上诉人主张债权的时间也已超2年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即使被上诉人有权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也已超期(一审上诉人已以本案已超诉讼时效抗辩),因此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 王秋晓辩称,一、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系服装店的独立经营者,答辩人在本案中主体适格。答辩人提交的企业基本信息显示经营者姓名为答辩人王秋晓,足以证明答辩人系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至于营业执照上的注册位置与答辩人王秋晓实际经营场所位置是否一致的问题,不是本案审理的对象。答辩人一直是在光彩大市场第10栋2-4号位置经营，并不是被答辩人所指的第11栋2-4号位置经营。光彩大市场无论是第10栋还是第11栋都没有38-40;这明显属于工商局登记错误。答辩人办理营业执照后一直是在光彩大市场第10栋2-4号位置经营,从来没有变更过地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答辩人在第11栋2-4号位置经营也是错误的,该位置一直是卖男装的沙老板在经营,该套房子也属于这个老板的。一审法院法官路敏、苏长青询问的刘爱玲所称的其孙子的房屋实际位置也不是第11栋2-4,而是第10栋2-4。答辩人在光彩大市场第10栋2-4号商铺独立经营服装生意,店内悬挂有营业执照,联系电话就是企业经营信息上面显示156××××3999,而这个电话一直就是答辩人在使用，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变过。以上足以说明答辩人是华丰服饰的独立经营者。也说明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者,即便存在被答辩人所述答辩人经营场所与工商登记场所存在不一致的问题,那也应属于工商行政管理的问题,不影响答辩人在光彩大市场第10栋2-4号经营华丰服饰服装店,也不影响答辩人独立经营华丰服饰的事实。二、被答辩人的第二个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案外人刘爱玲投资并参与经营涉案华丰服装店。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刘爱玲投资涉案华丰服装店,也没有证据证明刘爱玲参与管理涉案华丰服装店;因此,刘爱玲无权收取被答辩人欠华丰服装店的欠款。在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同意将欠款支付给刘爱玲的情况下,无论被答辩人是否将欠款支付给刘爱玲,均不能免除被答辩人付款给答辩人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2、即便被答辩人将欠款支付给了案外人刘爱玲,也与答辩人向被答辩人索要的欠款无关。理由如工(1)、2019年6月19日,柘城县法旬合。苏长青对刘爱玲的询问笔录第1页14-16行,法官询问:“法官问:什么时间不和您儿子在一起的?刘爱玲答:2011年农历10月19日,阳历11月14日,俺儿子去世还不到100天(实际去世时间为2011年8月份左右)。从以上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刘爱玲儿子死亡的时间是2011年。(2)、2019年6月18日的庭审笔录的第3页第2-6行以及2020年庭审笔录第11-15行均显示“审:现在由被告进行答辩。被告:我问原告我哪一年欠她家的贷款,我不欠原告的钱。我在原告经营的服装批发店批发衣服也不错,那都是在2011年至2012年在她家拿货,欠的钱在原告的丈夫去世的那一年还给了原告的婆婆,上述2019年、2020年两次庭审笔录均显示被答辩人自认的事实有以下两点:第一、被答辩人自认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都在答辩人处拿过货。第二、被答辩人自认还钱的时间是刘爱玲的儿子死亡那一年还的钱,根据一审法院路敏、苏长青法官对刘爱玲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刘爱玲儿子死亡的时间是2011年，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是在2011年还的钱;至于2012年被答辩人欠答辩人的货款,被答辩人不可能在2011年偿还,这足以印证被答辩人即使在2011年将欠款支付给了案外人刘爱玲,也并不影响答辩人向其索要2011年之后的欠款。三、答辩人主张的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1、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答辩时陈述:“我在原告经营的服装批发店批发衣服也不错，那都是在2011年至2012年在她那里拿货,欠的钱在原告的丈夫去世的那一年还给了原告的婆婆”。被答辩人还自认以下事实:“在这五、六年中,原告从来没有找我要过欠款”，而一审庭审是2019年6月28日,即便自欠款发生至一审开庭的时间按被答辩人主张的六年计算,那么欠款的时间为2013年6月15日。一审中,证人陈陈某证言足以证明答辩人在2015年3月、2017年1月向被答辩人催要欠款,且2015年3月答辩人向其催要时,被答辩人承诺过段时间就给;答辩人于2019年4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答辩人的诉请明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之规定,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此，被答辩人在发还重审中也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此,即便本次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超过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2、至于被答辩人主张证人陈陈某刘刘某有到庭出庭作证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法官为查清案件事实，已经要求证人到庭并对到庭的证人做了调查笔录,一审庭审中,法院也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因此,被答辩人认为证人没有到庭的观点与事实不符。 王秋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18986元，并按照月息二分支付利息直至欠款还清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至2012年，原告王秋晓在商商丘××××区310彩大市场经营服装生意，被告陈丽多次在原告经营的服装店批发服装，被告向原告多次书写欠条，其中三笔欠款2012年9月1日欠7176元、2012年9月23日欠1810元、2012年11月29日欠10000元，共计18986元，被告至今未还。另查明，2009年原告王秋晓曾与案外人刘爱玲的儿子刘丰同居生活（刘丰已于2011年11月去世）。刘爱玲在本院调查笔录中称其投资的儿子生意，被告陈丽已经把欠款及退货还给了刘爱玲。 一审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被告陈丽欠原告王秋晓服装款18986元，有其出具的欠条为证，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偿还欠款，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欠款利息，原告要求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陈丽辩称该款已偿还给原告的婆婆刘爱玲的问题，因原告与刘爱玲的儿子仅是同居关系，且同居期间较短，原告与刘爱玲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婆媳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系独立经营，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欠款系原告与刘爱玲的共同债权。被告认为其将欠款偿还给刘爱玲已征得原告的电话同意，但原告并不认可，且被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可另行主张。因此，被告陈丽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陈丽辩称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原告提供的两位证人能够证明原告曾于2015年3月份、2017年1月份向被告催要欠款，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原告王秋晓于2019年4月份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陈丽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王秋晓服装款18986元；二、驳回原告王秋晓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4元，由被告陈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提交如下证据：房产证、户口本一份，证明一、华丰服饰位于商商丘市××区××路光彩××市场××区××、××号，在2019年之前登记房产所有人为刘爱玲孙子刘政，该房产实际为刘爱玲投资。华丰服饰也是刘爱玲投资，即刘爱玲有权利参与该店的经营活动并收取货款；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工商登记信息表，只能证明一区11栋38-40号商铺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并不能证明坐落在一区10栋102号、104号铺的门面由其独立经营。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刘爱玲投资了华丰服饰服装店。同时该服装店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是工商局登记错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企业登记信息可以明确的显示，上诉人不应将货款偿还给案外人刘爱玲。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由于王秋晓与刘爱玲的私人关系，关于各自的店铺如何管理经营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上诉人对欠款的事实无异议，争议在于债权人是刘爱玲还是王秋晓，原审合议庭法官询问案外人刘爱玲，刘爱玲认可其经王秋晓同意收了陈丽的还款；但现记账凭证在王秋晓处，且刘爱玲在原审法官询问时认可其经王秋晓同意收了陈丽的还款，经济交往期间也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审依据记账凭证认定合同主体及欠款并无不当。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对欠款的事实无异议，争议在于债权人是刘爱玲还是王秋晓，原审合议庭法官询问案外人刘爱玲，刘爱玲认可其经王秋晓同意收了陈丽的还款，但刘爱玲、王丽就该说法未提交证据证明，现记账凭证在王秋晓处，经济交往期间也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审依据记账凭证认定合同主体及欠款并无不当。陈丽主张将欠款归还给了刘爱玲，可向刘爱玲主张权利。刘爱玲还与王秋晓之间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秋晓提供了证人证明曾于2015年3月份、2017年1月份向王丽催要欠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关于2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原审认定王秋晓主张权利不超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4元，由陈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清振 审判员  张学朋 审判员  宋 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刘畅 书记员李国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