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12民初4440号之一原告：邓颖昭，女，1963年9月13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垚，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胜锋，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桂宣，男，197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被告：朱美兰，女，197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倩，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第三人：廖永太，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第三人：陈晓梅，女，1973年1月22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邓颖昭与被告陈桂宣、被告朱美兰、第三人廖永太、第三人陈晓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颖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垚、被告陈桂宣、被告朱美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倩、第三人廖永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晓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原告邓颖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朱美兰以邓颖昭名义与陈桂宣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借据》未生效，《借据》对邓颖昭不发生效力，朱美兰没有代表邓颖昭签订《借据》的代理权；2.确认朱美兰以邓颖昭名义与陈桂宣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未生效，《房地产抵押合同》对邓颖昭不发生效力，朱美兰没有代表邓颖昭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的代理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朱美兰和陈桂宣承担。事实和理由：邓颖昭与何政聪是夫妻关系，朱羡玲是邓颖昭的母亲。2002年12月，朱羡玲取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粤华东一街7号二楼前座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的产权。2009年6月，何政聪、邓颖昭向李颂晖借款8万元，以朱羡玲名义向李颂晖出具了10万元的借据，在李颂晖等人逼迫下，何政聪、邓颖昭拟通过涉案房产抵押贷款来归还借款，因朱羡玲年纪大不能贷款，朱羡玲于2009年12月29日将涉案房产过户给邓颖昭。2010年3月2日，朱美兰、陈晓梅以帮助邓颖昭办理房屋贷款为由骗取何政聪、邓颖昭的信任，向其出具《委托书》，并办理了公证委托。授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代为办理银行贷款手续及签署相关的贷款文件、签署借款抵押合同及估价协议等相关贷款文件、收取银行贷款所得款项等。2013年10月25日，在邓颖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朱美兰以邓颖昭名义与陈桂宣签订《借据》《房地产抵押合同》，虚构邓颖昭向陈桂宣借款100万元，并以涉案房产向陈桂宣提供抵押担保，同日，朱美兰凭公证委托书，以邓颖昭的代理人身份办理了涉案房产的抵押权登记。从《借据》的内容来看，《借据》实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陈桂宣未实际支付借款，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未生效。《借据》是主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从合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按照上述规定，《借款》未生效，《房地产抵押合同》亦未生效。另外，《委托书》并未授权朱美兰代邓颖昭签署民间借贷合同及抵押合同，朱美兰无相应的代理权，按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借据》、《房地产抵押合同》对邓颖昭不发生效力。被告陈桂宣辩称，邓颖昭诉请确认未生效的《借据》与《房地产抵押合同》在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案中已经作出对其效力的认定，并作为判决依据，借款是借给廖永太，在（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案执行之前，不认识邓颖昭，邓颖昭起诉本案是为了拖延时间，邓颖昭的房子抵押是通过房管局合法抵押的。被告朱美兰辩称，一、原告邓颖昭诉请事项已经在生效判决中作出了认定。（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民事判决书中第4页第5行中记载：“关于2013年10月25日廖永太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与2013年10月25日案外人朱美兰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的效力问题，虽然案外人朱美兰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已在房管部门备案，但效力并不当然优于廖永太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备案程序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双方备案的目的在于办理抵押登记，而非赋予借款合同一个优先效力，这从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房屋产权人邓颖昭，而非实际借款人廖永太，便可以看出来，双方仅是为办理抵押权的需要，按照房管部门的要求提交了《借据》，双方并无更改廖永太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内容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述生效判决已经对朱美兰代理签订的《借据》的效力作出了认定。二、朱美兰并非本案适合主体，朱美兰也不存在欺骗邓颖昭，与陈桂宣恶意串通的情形，朱美兰就案涉房屋在公正委托书上的受托行为以及在房管部门本案的《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是廖永太指示的工作行为，并非个人意志体现，本案诉求实质与朱美兰无关，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廖永太。综上，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应予驳回；且朱美兰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第三人廖永太述称，朱美兰是其雇佣的员工，受其指派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邓颖昭和何政聪夫妇借了廖永太23万元，至今没有偿还借款。邓颖昭和何政聪夫妇授权并办理了公证授权书，因其没有时间去房管局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手续，故委托了朱美兰和陈晓梅代为办理。第三人陈晓梅未陈述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5日，廖永太向陈桂宣借款1000000元，并与陈桂宣签订借据。同日，朱美兰根据邓颖昭、何政聪出具的《委托书》，代邓颖昭与陈桂宣签订《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粤华东一街7号二楼前座的房屋抵押给陈桂宣。上述《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在房管部门进行了备案及完成了抵押权登记。由于廖永太没有偿还陈桂宣借款，陈桂宣作为原告，以廖永太、邓颖昭、何政聪为被告，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请求三被告连带偿还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律师费，并请求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粤华东一街7号二楼前座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此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廖永太向陈桂宣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和逾期还款违约金；如廖永太未能按期支付上述款项，陈桂宣有权申请拍卖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粤华东一街7号二楼前座的房屋，并就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书已于2016年7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关于2013年10月25日廖永太与原告（陈桂宣）签订的《借据》与2013年10月25日案外人朱美兰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效力问题。虽然案外人朱美兰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已在房管部门备案，但效力并不当然优于廖永太与原告（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备案程序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双方备案的目的在于办理抵押权登记，而非赋予借款合同一个优先的效力，这从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房屋产权人邓颖昭，而非实际借款人廖永太，便可以看出来，双方仅是为了办理的抵押权的需要，按照房管部门的要求提交了《借据》，双方并无更改廖永太与原告（陈桂宣）签订《借据》内容的意思表示”。后陈桂宣依据上述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前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粤华东一街7号二楼前座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两次均流拍。陈桂宣申请以物抵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裁定上述房屋归陈桂宣所有。据此陈桂宣取得粤（2019）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0243937号不动产权证。本案原告邓颖昭确认其诉请确认未生效的《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与(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案中陈桂宣提起诉请所依据的2013年10月25日邓颖昭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一致的。本院认为，原告邓颖昭在本案中诉请确认2013年10月25日朱美兰以邓颖昭名义与陈桂宣签订的《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未生效，而该《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案中陈桂宣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其效力问题已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民事判决书中作出了认定，法院亦据此作出了实体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邓颖昭在本案中诉请的《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与（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案中作为主要依据的《借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同一的，邓颖昭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意图否定（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88号案的裁判结果，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应予驳回邓颖昭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邓颖昭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宁建文人民陪审员  林 芳人民陪审员  李 欣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月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