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前峰，男，1978年5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万福桥水文站。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涛，贵州慕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菲，贵州慕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代强，男，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团泽镇上坪村灭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余全，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仪，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前峰与被上诉人郑代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4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前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2018年2月6日向被上诉人转账的10万元认定为借款错误。上诉人庭审中陈述该10万元为上诉人因急需偿还银行贷款，在项目工程款没有结算的情况下，先行从工程款中借出的款项，最终在被上诉人应得的工程款中抵扣，这并非上诉人出借的借款，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未认可该款项为借款。如被上诉人不认可该款项是合伙的工程款，就应当将该款项退还上诉人。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2018年2月15日转账给被上诉人儿子郑勇飞的64000元认定为工资也是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交了涉案工程的工资清单，该清单上未有郑勇飞的名字，也无64000元的支出，该款项实际为被上诉人因春节用钱要求上诉人转到其儿子账户上的，加上第二天转的35000元，共计向郑勇飞的账户转账了99000元。三、一审判决在认定被上诉人的合伙收益上计算错误，且认为上诉人未足额向被上诉人支付合伙收益也存在错误。依据《卫生院装修工程财务清单（总）》统计，涉案四个项目的应得工程款共计1236002元，扣除已支付的成本810319元及未支付的41970.87元，被上诉人应得的合伙收益为191856.10元，并非226406.60元。本案中，被上诉人已收到的收益达到213915元，高于清单确定的收益191856.10元。上诉人不应再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合伙事务的收益。对于超付部分，上诉人保留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的权利。四、上诉人在签订清单后的2019年8月19日向被上诉人转账35000元，该款项应当与2019年8月25日微信转账1万元、已收现金2万元一并在未结收益106515.6中减扣，但一审判决只认可微信转账1万元和现金2万元，未认定该3.5万元并进行扣减错误。郑代强辩称，一审认定的6.4万和10万的转款已经计入双方的结算依据中，关于卫生院财务清单统计里面的计算成本部分是810319元，而不是上诉人所述810319元还要加上41970.87元，上诉人所述的计算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具体负责收、结款的，存在用收、结款投入工程的情况，2019年3月的结算清单是将所有的支出和收入进行汇总结算。郑代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王前峰立即支付郑代强合伙已结算利润76515.6元；二、案件受理费由王前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王前峰、郑代强双方合伙挂靠公司承接工程。期间，二人共合伙承接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健康局下属的数字化工程门诊建设工程、巷口镇老卫生院和沙坪村卫生室的装修工程、市医院的工程。双方所做工程均是郑代强的关系承接。郑代强主要负责工程的现场管理，王前峰主要负责图纸设计、修改、筹资、资料补充、工程后的审计、材料采购以及具体款项的收结。2019年3月，王前峰与郑代强就所做工程找第三人曾宪华进行了结算，并制作了结算清单，清单显示双方当事人所做四个工程总收入为1236002元，总支出为810319元，四个工程收益款项为425683元。“工程费用”一栏显示，王前锋投资款项为303917元，郑代强投资款项为135460元，资料费用9600元，郑代强应付工资12750元，王前锋应付工资及其他22500元，跟踪审计费14000元。“应结”一栏显示合计金额为170681元，“未结”一栏显示合计金额为213031.126元。清单尾部有四条注明内容：一、按已收入减去支出费用后，两人均分利润170681元，每人净得85340.5元；二、所有税收及其他费用由王前锋支出；三、郑代强得利润及已支付成本，另加应付工资，减已得款项，现应实得34550.5元；四、未收款项在收到后，除去税收，每人应得106515.6元。郑代强、王前峰及清单制作人曾宪华在清单上签字。庭审中，郑代强陈述清单上前三项的费用均已结清。2020年4月6日，郑代强因找王前峰讨要合伙利润款项与王前峰发生纠纷，并报警处理。2020年4月28日，郑代强提交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健康局的结算情况说明，说明双方承接的上述几项工程款项已结清。王前峰庭审中确认应收款项已结清。另查，2018年4月19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双方当事人在微信聊天中不断在相互给对方发送自行制作的报价单、选砖、材料样本单价等图片。2019年1月28日，双方为工程结算事宜在微信中发生了言语冲突。同时，从2018年4月7日至2019年8月25日，王前峰一直不断在向郑代强转款，转款金额共计为65300元。王前峰主张其向郑代强转账有四十万元左右。2018年2月6日，王前峰通过红花岗农商行向郑代强账号为62167871200********的账户转账100000元，王前峰庭审中称该笔款项系郑代强需要归还银行贷款而要求其转账，并主张该笔款项为其向王前峰的借款。同年2月15日，王前峰向账户名为*勇飞、账户号为62122624030********的账户转账64000元，该银行凭条载明汇款用途为：工资，王前峰称该账户为郑代强的儿子郑勇飞。2月16日，王前峰再次向该账户转账35000元。2019年3月6日，郑代强向王前峰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王前锋应分郑代强的工程款交来第一批（￥34550元整）”。同年8月19日，王前峰向郑代强转账35000元。综上，王前峰合计向郑代强及其儿子转账金额为333850元。王前峰同时提交了其自书涉及金额为72000元的收条，但郑代强对该《收条》不认可。同时郑代强自述2018年8月5日之后收到王前峰现金人民币20000元。庭审中，王前峰陈述涉案四个工程开始于2017年4月，最后一个工程结束时间为2018年2月左右。王前峰对2018年2月以后与郑代强微信聊天记录中互相发送的选砖、自行制作的报价单、材料样本单价等图片的辩解是对工程的后期维修。一审法院认为，郑代强主张王前峰支付合伙已结算利润76515.6元，王前峰辩解其与郑代强系口头合伙，但其向郑代强支付款项达四十余万元，已经超出了郑代强应得款项，不应再向郑代强支付款项。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财务结算清单显示，双方所做四个工程共计收益为425683元，按照双方在清单上签字确认的收益分配金额，郑代强应得收益金额为226406.6元。而王前峰向郑代强的转款扣除注明为“工资”和其自己主张的其中100000元为出借款项，其实际向郑代强支付的款项为189850元，尚不足郑代强应获得的收益。同时，双方签字的清单显示二人共同投资款项为40余万元，而四个工程实际支出费用为80余万元，即双方在做该四个工程时存在用收益款项来投入工程的情况，结合本案的工程主要是王前峰在具体负责和收结的事实，从投入成本和收益分配而言，王前峰向郑代强的转款即使有40余万元也不能证明都是属于收益分配款项，再结合王前峰向郑代强儿子账户汇款有64000元的工资的事实，可以认定王前峰向郑代强的转款里存在工程用款，由此不能认定王前峰已经足额向郑代强支付了收益款项。第三，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财务结算清单，清单明确了双方对合伙收益的分配，王前峰在签字时并未提出其在结算前向郑代强的转款性质和金额事宜，也未在清单中提出清单显示的郑代强的投入款项为其向王前峰的转款和王前峰也认可郑代强在支付部分工人工资的事实，可认定王前峰认可收益分配的方式及其还应向王前峰支付的收益款项，这与王前峰在签订清单后仍然向郑代强转账支付了10000元、现金交付了20000元和于2019年3月6日结算日左右向郑代强交付34450元的行为相符合。王前峰的前述行为均表明了其对结算清单性质的认可。第四，虽然王前峰主张四个工程完工时间为2018年2月，但从双方签字确认的财务结算清单和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存在后期工程维修的情况显示工程收益款项不是完工后即结清，是在后期才结清，故对王前峰辩解的其在工程刚完工时向郑代强的转款即为分配利润的意见，不予采纳。双方合伙承建工程后于2019年3月对双方合伙期间的投入、收益、盈亏以及分配比例进行了结算，并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规定，视为双方对合伙期间所做工程的一个结算，并明确了应支付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结合王前峰已按约履行了前三条内容的事实，对郑代强主张王前峰支付剩余的76515.6元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前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郑代强支付已结算利润76515.6元。案件受理费85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前锋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主张其在2019年8月19日向被上诉人转账3.5万元，应作为涉案工程款已支付部分予以扣除，证据是其在一审中提交的一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收款人卡号为：6217997030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其持有的前述卡号在2019年8月1日到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证明其未收到该款项。经质证，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其陈述当时由于设备或跨行等原因，前述3.5万元转款未成功。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应予采纳，表明被上诉人未收到上诉人主张已支付3.5万元的事实。本院根据双方在一审中认可的结算表、证人曾宪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前述银行流水认定如下事实：双方在2019年3月3日对涉案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结算表载明“未结工程款为213031.126元……一、按已收入减去支出费用后，两人均分利润170681元，每人净得85340.50元；二、所有税收及其他费用由王前峰支出；三、郑代强得利润及已支付成本，另加应付工资，减已得款项，现应实得34550.50元；四、未收款项在收到后，除去税收，每人应得106515.60元”。结算后，王前峰向郑代强微信转账1万元、现金支付2万元。2019年8月19日，王前峰欲向郑代强尾号为2986的邮政储蓄银行卡转账35000元，因设备等原因转账未成功。王前峰在二审中认可其2018年2月6日向郑代强转账的10万元、2018年2月15日向郑代强儿子郑勇飞转账的64000元已包含在结算项目中。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前峰是否应当向郑代强支付合伙利润76515.6元。王前峰与郑代强按照口头协议，共同投资、投劳挂靠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双方已形成法定的个人合伙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受双方约定及合伙的相关法律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月底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双方在涉案工程竣工后于2019年3月3日对涉案工程进行的结算，系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工程合伙项目中的出资情况和盈余分配等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根据该结算表载明的内容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算表中载明的85340.50元、34550.50元、106515.60元三笔为人均利润的分配，因第三项34550.50元的利润系用第一项的人均分配利润106515.60元减除相关支出后计算得出，故实际结算后只涉及两笔利润分配，即34550.50元和106515.60元。因王前峰在涉案合伙事务中负责款项收结，故王前峰负有按照结算表载明的金额向郑代强支付合伙利润的义务。郑代强陈述王前峰已向其支付另一笔利润34550.50元，故其在本案中仅主张106515.60元这一笔中未支付的部分。因王前峰已向郑代强微信转账1万元、现金支付2万元，故郑代强要求王前峰支付合伙利润76515.6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王前峰认为一审将2018年2月6日其向郑代强转账的10万元认定为借款、将2018年2月15日其转账给郑代强儿子郑勇飞的64000元错误，因前述两笔款项在双方结算前已经发生，且其在二审时认可在结算时已经计算，故不管该两笔款项是什么性质，均不影响王前峰按照最后的结算结果向郑代强支付利润。关于王前峰认为双方的合伙收益结算错误的问题，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前述主张，同时现无证据证明王前峰在结算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受欺诈、胁迫等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且王前峰亦未通过法定程序撤销涉案的结算，故涉案结算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王前峰应当按约向郑代强支付尚未支付的利润76515.6元。关于王前峰认为其在2019年8月19日向郑代强转账35000元、应在未支付款项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因郑代强已提交证据证明其未收到该笔款项，王前峰也认可转账未成功，故该笔款项不应扣除。王前峰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前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0元，由王前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