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7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麻君霞，女，198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炳军，浙江丽阳（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萍，女，197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麻君霞因与被上诉人邓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2民初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麻君霞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错误。(一)关于原始借款是四笔还是五笔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借款为五笔错误。虽然被上诉人总共有五笔打款记录，但不是每一笔打款都是借款，其中四笔是借款，还有一笔不是借款，是由被上诉人提现拿走的。因为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就说有四笔借款，而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来看，先后只有四张借条，即二份转写的借条，还有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先二份借条的复印件。因此，借款次数与借条的份数相对应，也与上诉人的陈述相一致，能相互印证。假如说，当初有五笔借款，不可能只写四份借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有五笔借款缺乏依据。(二)关于借款归还及利息支付问题。因为上诉人打款给被上诉人借款本金及利息总额已达525656元，这些都有打款记录，一审法院对此也认可，而上诉人借款额只有40万元，利息已经支付了125656元，事实上，上诉人还归还了一部分现金(包括服装款)。因此，对于被上诉人借款及利息已经全部付清，而一审法院仍然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借款20万元完全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还认定被上诉人有权主张法定的0.5%的延迟利息，并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20133元。对此，上诉人认为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来看，借条上根本没有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第211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在本案中，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该二份借条成立，那么根据法律规定来看，上诉人也不应当支付利息。另外，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也明确提出不要求支付利息，而一审法院自作主张，强加给被上诉人利息，既违反了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说，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利息完全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等相关规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判决严重错误，恳请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邓丽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上诉人故意制造谎言进行虚假诉讼。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虽然，被上诉人总共有五笔打款记录，但不是每一笔打款都是借款，其中四笔是借款，还有一笔不是借款，是被上诉人提现拿走的。”上诉人既然认为五笔打款中一笔不是借款，那哪一笔不是借款应该予以明确，可是上诉人没有明确，也没有提供答辩人提现的时间、地点、书面凭证等关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通过答辩人举证、上诉人质证、法庭认证的程序后，认定答辩人曾先后五次，每次10万元，共计50万元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称“因为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就说有四笔借款，而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来看，先后只有四张借条，即二份转写借条，还有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先的二份借条复印件。因此，借款的次数与借条的份数相对应，也与上诉人的陈述相一致，能相互印证”。基于二份借条复印件和二份借条原件，因为答辩人双方就2018年1月17日、2018年1月24日之前二笔共2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进行一次清算，利息结清后因上诉人无力偿还本金，要求继续向答辩人续借，答辩人考虑其实际困难，即同意续借，上诉人按之前的借条即2015年9月17日和2015年12月24日的二份借条重新出具续借借条，答辩人将该二份借条未交还上诉人前，为了以防万一，将二份借条原件进行了复印。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二份借条复印件的待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案涉续借借款是旧账转新账，是承继2015年9月17日、2015年12月24日二笔的借款本金，并不是像上诉人谎称的“借款的次数与借条的份数相对应，也与上诉人的陈述相一致”。从上述关联事实证明上诉人在法律事实面前仍然说谎。借款归还及利息支付问题，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答辩称“从2015年2月17日开始是还本付息，支付答辩人的借款利息为1分利计算”。万万没料到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陈述过程中，公然否定了其自己辩称的1份利利息的答辩，又谎称“续借借款的利息是按6分利计算的，属于高利贷”等，根据一审法院先后的二次开庭，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振振有词地说利息是按1分利计算，到了第二次开庭说利息为6分。从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在庄严的法庭上先后二次作出的答辩陈述竟是自相矛盾的不诚信行为，其行为令人难以信服。针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对答辩人来讲确有错误，因为一审没有支持答辩人主张月利息2%的诉讼请求，在客观上讲，一审法院已偏袒了上诉人，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从2018年7月份起按月息2%支付答辩人20万元至款项还清日止的全部利息。即使按上诉人说的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也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第一项规定，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于2018年1月17日、1月24日出具二份续借借条给答辩人，在法律关系上，答辩人与上诉人是重新订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新的债权、债务。且上诉人从2018年1月至6月在每个月的月中按月息3%，并分二笔每笔3000元的利息，通过微信从银行账户转账给答辩人，可见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上诉人依法履行偿还答辩人的借款本息是其法定义务，可上诉人在本案中竟虚构情节，编造谎言进行不诚信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上诉人违反诚信行为作出处理，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邓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麻君霞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利息8.4万元（从2018年6月21日起至2020年3月20日止计21个月×2％×20万元），2020年3月21日起之后20万元本金的利息按2％计算至被告款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麻君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期间，被告麻君霞因资金周转需要多次向原告邓丽萍借款，原告分别于2014年9月24日、2014年9月30日、2014年11月11日、2014年12月17日、2014年12月22日通过泰隆银行转账给被告各10万元，共计转款50万元。被告麻君霞于2014年11月1日归还原告100400，于2014年12月15日归还10万元，于2015年2月17日归还105650元。2015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共计向原告转款219606元。2018年年初，被告重新出具借条两份，两份借条均载明被告麻君霞向原告邓丽萍借款10万元，借条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17日、2018年1月24日。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讨，被告以没钱为由未归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初始借款为4笔还是5笔，是否有一笔为原告套现而非借款；2、关于利息支付，利息是如何约定的，是以原告陈述的20万元为基数还是被告陈述的10万元为基数。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应受法律保护。借款后，经原告催讨未及时归还借款，系违约，应承担归还借款的法律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原告分5次向被告转账，而被告虽陈述其中有一笔系原告套现，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套现，且结合其它证据相映证，该院认定本案最初借款为5笔。关于争议焦点2，从被告利息支付的时间和规律看，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10月23日，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4500元，与原告所说的10万元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10万元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的方式得出的金额吻合，之后基本每月向原告支付6000元左右，基本按二笔各3000元转账，与原告陈述的因被告要求续借将两笔借款的月利率都提高到3%的说法一致，再者，于2018年1月17日和2018年1月24日的借条书写后，均基本稳定的按每月二个3000元的利息支付到2018年6月份止，与原告陈述本金二个10万元，口头约定利息3%相映证，另有通话录音相佐证。而被告答辩称2015年2月17日之后的转账为还本付息，与实际转账付款不能相映证，与被告书写借条后，原告催讨时的被告答复也不能相映证，故对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认定截止2018年6月20日止，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借条虽未约定利率，但关于利息的约定事项，原告陈述约定为月利3%，被告陈述为月利6%，双方陈述不一致，被告自认的利率约定高于原告诉请，结合书写借条前后二年多时间内，被告各月支付的利息多为二个3000元，时间间隔多为3天左右，因此可映证确定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相应符合客观实际，但在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17日的录音资料中，被告提出利息高付不起，原告表达了“本金拿来还掉便算啦”的意思，在之后的谈话中，也同样予以应诺，介于利率约定仅是双方口头确定，原告在催讨过程中，又作了同意放弃利息的应诺，该院认为该放弃利息的承诺有效，但在原告利息放弃承诺后，被告承诺履行又未及时履行，故认为原告仍有权主张法定的0.5%的延迟利息，故对利息部分相应予以调整，确定于2018年7月17日起至款项清偿日起按月利率0.5%予以计付，截至2020年3月21日止，相应的利息为2013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麻君霞于判决生效之日即归还原告邓丽萍借款本金200000元，支付利息20133元，并从2020年3月21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月利率0.5％另行计算本金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0元，减半收取2780元，由原告邓丽萍负担625元，被告麻君霞负担2155元。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明细清单，待证：上诉人通过银行先后转给被上诉人269980元。2.农业银行缙云支行的银行流水明细，待证：2014年12月22日分两笔现金支取4.21万元，该4.21万元款项当场交给被上诉人。3.泰隆银行流水明细，待证：2014年12月22日从泰隆银行支取5.2万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被上诉人的卡号为4367××××0289的建设银行信用卡是上诉人于2015年借去用，一直到2018年8月19日才拿回来。对证据2、3，上诉人在一审时就提出来过，上诉人没有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收到钱。 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待证：被上诉人于2015年将建行信用卡借给上诉人使用，然后由上诉人归还，2018年8月被上诉人才把信用卡拿回来。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的待证事实没有意见，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催讨借款，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要待证被上诉人催讨的并非借款，而是信用卡款项。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虽该款项确系转账给被上诉人的信用卡，但被上诉人的该张信用卡系由上诉人使用和归还，故该组证据不能待证其所要待证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被上诉人对该两组证据的待证事实均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两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所要待证的事实，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均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丽萍通过泰隆银行前后五次转账给上诉人麻君霞各10万元款项，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但其认为2014年12月22日该笔10万元转账并非借款，已由被上诉人提现拿走，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已由被上诉人提现拿走，故原审法院在此基础上认定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出借五笔款项共计50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麻君霞主张借款仅为40万元，但其已经归还被上诉人52万元余元，故案涉款项已经归还完毕，就该上诉理由，首先，根据前述分析，案涉所有借款应系50万元，上诉人麻君霞主张借款仅为40万元并无依据。其次，被上诉人邓丽萍主张该50万元借款中有30万元款项已经归还完毕，还有20万元款项尚未归还。该主张在案涉电话通话录音中得到印证。被上诉人邓丽萍于2018年7月17日以电话方式向上诉人麻君霞催讨剩余的20万元借款时，上诉人麻君霞对该借款数额没有提出异议，仅表达了利息太高难以负担，本金还完就算清偿完毕的意思。但该通话之后，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归还过任何款项。再次，上诉人麻君霞曾于2015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共计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21万余元。但根据款项支付的时间、数额及案涉两次电话通话录音的内容来看，可以认定2015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支付的款项均系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综上，上诉人关于案涉款项已经归还完毕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因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17日向上诉人催讨案涉款项时，双方均同意本金还完就视为借款清偿完毕，但上诉人并未归还案涉款项，故原审法院支持自2018年7月17日起按月息0.5%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麻君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由上诉人麻君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婷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