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3行终3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姣,女,1981年11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邳州市新城区，现住邳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邳州市人民公园**。 法定代表人：龚向峰，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副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李超，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赵增民，男，1944年9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邳州市，现住邳州市。 原审第三人：黄运玲，女，1956年4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邳州市，现住邳州市。 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龙军，徐州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玉娇因与上诉人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邳州征收办）、原审第三人赵增民、黄运玲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1行初10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8月5日，刘玉娇将户籍从湖南省邵阳县霞塘云派出所迁至邳州市新城区赵坝村****户主为赵增民户下，登记为户主赵增民的儿媳。 2017年4月14日，邳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邳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赵坝地块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征收范围为陇海大道西侧、陇海铁路两侧；房屋征收部门为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单位为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运河街道办事处；被征收人为赵坝地块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产权人。 2017年5月4日，赵增民（乙方）与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编号为812号)，对评估编号为C-93号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7日内腾空房屋交给甲方拆除，对逾期未搬迁的，将按《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执行。在庭审中，刘玉娇确认赵增民与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指向的房屋即为其所诉房屋。后刘玉娇所诉房屋被拆除。 2018年10月12日，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东湖街道赵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我社区三组居民赵根喜与刘玉姣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12月22日登记结婚。赵根喜婚前在我社区三组有自建房（砖瓦结构）三间及院落一处。土地使用权人为赵根喜之父赵增民。2015年8月-9月份，该房附属院落翻建成平房，面积约200㎡。2017年5月，该房所在地块被邳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征用，上述房屋已于2017年5月拆迁结束”。 赵增民在接受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时称“屋内的物品包括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缝纫机、床等是我搬的，就搬出来一次，搬出来之后就放在门口了；我搬出来之后，评估验收完我签完字就走了，大约过了十来天后房子被拆了。”赵增民在另案审理中还陈述，C-93交的空房，屋内的物品是赵增民清理到屋外的，然后交给邳州征收办拆迁。调取的处警视频显示，处警人员与刘玉姣将相关物品又搬回涉案房屋。 一审另查明：1988年4月22日，原新沂县人民政府给赵增民颁发宅基地使用证，宅基地平面图载明的四至与邳州征收办在本案中提交的新沂市地籍调查表上载明的四至基本一致。刘玉娇所诉被拆除房屋对应的房屋权属证书为2004年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所有权人为赵增民。 一审再查明：刘玉娇曾就赵增民与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编号为812号)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苏8601行初329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刘玉娇的起诉。刘玉娇不服上述裁定，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苏03行终666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因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已经与当时刘玉娇的公公赵增民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赵增民陈述其将该房屋内的物品清理到屋外，并交由邳州征收办拆除，邳州征收办在验收后将涉案房屋拆除基本程序合法。刘玉娇要求确认邳州征收办对涉案房屋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玉娇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及第四条规定，受害人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应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存在违法，并造成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虽然涉案房屋邳州征收办已与赵增民签订协议，在赵增民将房屋搬空并交由邳州征收办验收后予以拆除，但行政机关在实施拆除过程中，应尽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即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损失发生，对于确实造成损失发生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能够确定在赵增民将涉案房屋内物品搬出屋外并向邳州征收办交付后，刘玉娇发现并报警，处警民警协助刘玉娇将冰箱、洗衣机、缝纫机、电瓶车等物品搬回屋内的事实。尽管邳州征收办依协议在赵增民交房后拆除了涉案房屋，但在实际拆除前亦应对房屋内情况进行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邳州征收办没有谨慎实施拆除造成刘玉娇室内物品损失的行为违法。刘玉娇主张赔偿其房屋300平方米及过渡费损失，因就该房屋征收补偿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刘玉娇作为当时的家庭成员主张对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刘玉娇主张财产损失10万元，因刘玉娇室内物品被赵增民搬出后，从处警视频中可以看出，处警人员协助刘玉娇将冰箱、洗衣机、自行车、摩托车、沙发等生活用品搬至涉案房屋内，但刘玉娇明知该房屋在征收范围内，随时有被拆除的危险，其在室内物品被搬出后仍将物品搬回房屋，对损失的产生亦有一定责任，对于该部分物品损失邳州征收办承担70%的赔偿责任。根据生活常识和利益平衡原则，酌定刘玉娇室内物品即冰箱、洗衣机、自行车、摩托车、沙发等生活用品损失40000元，邳州征收办应赔偿刘玉娇40000元70%的责任为28000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刘玉娇要求确认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对评估编号为C-93号房屋实施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二、确认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对评估编号为C-93号房屋没有谨慎拆除造成刘玉娇物品损失的行为违法；三、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刘玉娇赔偿金28000元。四、驳回刘玉娇的其他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负担。 上诉人刘玉娇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生活用品为4万元，与实际损失不符（已列清单，仅摩托车就1.3万余元）。财产损失还给上诉人分了责任。刘玉姣居住的房屋虽在征收范围内，但是刘玉娇没有和邳州征收办签订补偿协议，房屋还是刘玉娇的，刘玉姣回家后发现财物被搬在外面，处警人员帮助搬回屋里，最起码说明房屋产权不明确，不明确产权的房屋应当按照590号令第26条的规定办理，不能说刘玉娇有责任（况且还是警察给搬进去的，第三人说搬出后过十多天才拆）。2.国务院590号令规定的是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邳州征收办一直没出示其他部门有权签订协议的依据，不能一直说他们用“共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去签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三、村委会证明足以证明：原先的三间瓦房刘玉娇结婚时是刘玉娇夫妻的新房，后来又扩建了二百多平方，况且涉案第三人已经有了C-90的房产。《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第14条规定，“一户违法占有两处宅基地的，核实后应收回一处。”一审裁定应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邳州征收办至今未能提供签订合同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一审就认为合法有效。假如所签合同有效，不是又出来一人主张权利，而是一直主张权利，这种情况应该按590号令第26条办理。一审法院对邳州征收办的行为进行开脱，法律和政策规定“一户一宅”“违法多占要收回”，本案第三人竟能占有两处，结婚近十年的刘玉娇竟无立足之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支持刘玉娇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刘玉娇的上诉，邳州征收办辩称：刘玉姣的上诉请求提到了涉案房屋，一审法院查明是属于本案第三人所有，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刘玉姣对涉案房屋没有所有权。二、上诉人刘玉姣提到本案第三人有两处房屋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与其请求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一审未涉及，二审也不应当继续审理。三、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对涉案房屋进行拆除时，房屋内物品已经腾空，对此本案第三人赵增民在本案一审以及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另案审理时，赵增民陈述房屋内物品是腾空的。综上，上诉人刘玉姣的上诉请求是不能成立的，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其上诉请求。 针对刘玉娇的上诉，原审第三人赵增民、黄运玲述称：涉案上诉人刘玉姣与上诉人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以及第三人在一审法院事实已经查明，上诉人刘玉姣与其所上诉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涉案争议的拆迁评估编号为C-93号、协议编号为812，其房屋所有权属于第三人所有，答辩人持有县市级相关部门办理的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书，拆迁前在该地块上先后建造了房屋等设施，都是第三人出资建造，因此签订的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与上诉人刘玉姣没有任何关系。邳州市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严格对被拆迁房所有权人及面积等进行了核实、审查，确认属实无误后，方与房屋产权人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程序及操作有法可依，没有不当之处。上诉人刘玉姣提到关于房屋物品被损没有事实依据。 上诉人邳州征收办上诉称：一审判决“确认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对评估编号为C-93号房屋没有谨慎拆除造成原告物品损失的行为违法”，查明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涉房屋是由被征收人赵增民腾空并经验收后，交付拆除公司拆除，在拆除过程中上诉人并未作出行政行为，拆除现场也未损害刘玉娇物品，仅凭处警录像中刘玉娇物品被重新安置，就认定在拆除涉案房屋时造成物品损失行为违法，事实不清。因为处警录像仅能证明涉案物品被重新安置，是否搬回涉案房屋以及在拆除时还存放在涉案屋内并被损毁，缺乏有效证据支撑。经向一线拆除人员了解核实，在实际拆除过程中，房屋内并无物品，刘玉娇所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涉案物品被损毁的事实，后期在清理拆迁场地时，也无人员捡拾和发现上述物品。另：即使刘玉娇所述成立，但在明知涉案房屋即将拆除的情况下，仍然将物品搬回不属于自己且已验收完毕房屋内，明显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认定刘玉娇损失40000元及上诉人承担责任无事实根据。综上，请求：1.撤销（2019）苏8601行初1004号行政判决第二、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刘玉娇承担上诉费用。 针对邳州征收办的上诉，刘玉娇辩称：不同意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的意见，以刘玉娇的上诉状为准，物品搬出来搬进去是由公安机关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是没有误差的。而且在一审的时候，第三人说搬进之后过十天之后才拆的。里面是有东西的。本案房屋C-93后墙上标有“房屋有纠纷，请勿拆除”，下面留有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就是刘玉娇的名字和电话。 针对邳州征收办的上诉，原审第三人赵增民、黄运玲无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中刘玉娇诉请判决邳州征收办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房屋、财产损失、支付房屋过渡费。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就诉争房屋，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与当时刘玉娇的公公赵增民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刘玉娇虽对赵增民与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为不服，但其起诉已被生效裁定予以驳回，故应当认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在赵增民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将诉争房屋内的物品搬出来、评估验收完并签字后，邳州征收办将涉案房屋拆除，基本程序并无不当，刘玉娇要求确认邳州征收办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赔偿房屋300平方米及支付过渡费，该诉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玉娇如认为自己作为当时的家庭成员应当获得部分征收补偿利益，可通过与赵增民等人协商或者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虽然就涉案房屋邳州征收办已与赵增民签订协议，在赵增民将房屋内物品清理出来后交由邳州征收办验收后予以拆除，但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能够认定，在赵增民将涉案房屋内物品搬出屋外并向邳州征收办交付房屋后，刘玉娇发现并报警，处警民警协助刘玉娇将冰箱、洗衣机、缝纫机、电瓶车等物品搬回屋内的事实。邳州征收办虽然坚持主张拆除时房屋是空的，但并未提交拆除当时的照片或者视频等证据证实自己的该主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处警人员协助刘玉娇将物品搬回涉案房屋后、房屋拆除前，刘玉娇将物品搬离涉案房屋，故一审法院确认邳州征收办对涉案房屋没有谨慎拆除造成刘玉娇物品损失的行为违法，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物品损失数额及赔偿责任的问题。由于邳州征收办在拆除涉案房屋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未将屋内物品搬出、未制作物品清单、未进行财产保全等，客观上造成刘玉娇难以对室内物品损失进行充分的举证。刘玉娇在明知该房屋属于征收范围且赵增民已将物品清理出屋、房屋随时可能被拆除的情况下，没有主动采取措施进行物品保全或者证据保全，而是将物品搬回诉争房屋内，其自身对无法证明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亦负有一定责任。刘玉娇单方制作的清单属于当事人陈述，而邳州征收办不予认可该清单，故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截至本案二审审结，刘玉娇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也无法陈述清单上各物品的详细信息以便确定其价值，故一审法院根据生活常识和利益平衡原则，酌定刘玉娇的物品损失为4000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刘玉娇要求赔偿损失10万元、邳州征收办要求不予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但都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本院对其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涛 审判员 周美来 审判员 李帅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郁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