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启勇，男，196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泰安泰山岱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红，女，1968年4月3日出生，回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晨，泰安泰山诚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平（系张启勇之妻），女，1971年3月28日出生，回族，住泰安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桂英，女，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上诉人张启勇因与被上诉人韩红、王平、娄桂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3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启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张启勇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韩红主张涉案房产系张启勇与王平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在一审中，韩红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涉案房产系张启勇与王平夫妻共同财产。相反，张启勇提供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街道办事处朱家埠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朱家埠村委会）证明，证实涉案房产来源。一审法院认定张启勇与朱家埠村委会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书》中约定，被拆迁房屋坐落的位置及面积，被拆迁户安置住宅为水泉社区回迁房两套。一审法院依据该拆迁协议及拆迁登记表、房屋简图记载的是张启勇的名字，故认定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该认定错误。首先拆迁协议上没有王平的名字。其次，根据现有的常识，既然旧村改造签订的拆迁协议，必然拆除老房屋、老宅院。老房屋及老宅院的来源必然也是本案的关键点，被拆除的老房屋、老宅院是否是张启勇与王平的夫妻共同财产，对此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清，也没有证据证实，更没有依职权去朱家埠村委会或张启勇的邻居进行调查。一审庭审中，张启勇已经陈述，被拆迁老房屋是张启勇的父亲张玉田60年代建设，后一直未翻盖，张启勇从小就生活于此，张玉田也一直在此居住至拆迁，而张启勇与王平是1996年结婚，两人结婚时已有该房屋，即便是张启勇的，也是张启勇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王平没有任何关系，涉案房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二、张启勇与朱家埠村委会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书》的背景。张启勇父亲张玉田患××已20余年，张玉田一直与张启勇居住，由张启勇进行照顾。一审中，张启勇提交了张玉田的住院病历及村委证明，均能证实张玉田患有精神疾病，由张玉田签订协议涉及拆迁协议的效力问题，故村委在拆除张玉田的宅院时，其拆迁协议及登记表等均由张启勇签订。朱家埠村委会旧村改造是每户为单位，张启勇签订拆迁协议，也仅仅是作为张玉田这一户的代表签订，拆迁协议中房屋的最终产权，应当以房屋产权登记为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实，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正裁决。 韩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驳回上诉。一审法院调取了涉案宅基地的院落简图，通过2013年8月20日张启勇提交的证明均可以看出涉诉房屋的户主即被拆迁人张启勇，张启勇与王平系夫妻关系，张启勇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双方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房屋明显为夫妻共同财产。退一步讲，即使该房屋是夫妻一方的父母的赠予，在赠予时没有明确受赠人，也应视为对夫妻两人的赠予，涉诉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王平、娄桂英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 张启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立即停止拆迁协议中签在张启勇名下两套回迁楼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红诉娄桂英、王爱军、王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做出（2017）鲁0902民初45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娄桂英、被告王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韩红借款本金254200元及利息（按照本金254200元，年利率24%，自2017年10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二、驳回原告韩红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娄桂英、王平没有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韩红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以（2018）鲁0902执208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王平配偶张启勇名下位于水泉社区回迁房两套（房屋面积B型110平方米，C型60平方米）。为此案外人张启勇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做出（2019）鲁0902执异8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张启勇的异议请求。该裁定书送达后张启勇不服，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张启勇与王平系夫妻关系；与张玉田系父子关系。2013年8月14日，朱家埠村委会（甲方）与张启勇（已方）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因城市建设需要，经市政府批准，高新区规划范围内实施旧村改造，参照泰高发[2015]29号文的规定，结合朱家埠村的实际情况，经村民委员会研究通过，甲乙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乙方被拆迁房屋现状，被拆迁房屋座落于该村（详见登记表、平面图）。第二、乙方被拆迁宅基地面积221平方米。根据政策规定，补偿面积为170平方米。第三条、甲方以楼房形式对乙方进行补偿安置，楼房安置地点位于高新区统一规划的水泉社区。第四条、乙方选择安置两套住宅：B型（110㎡）壹套，C型（60㎡）壹套，合计回迁面积170平方米。…。” 朱家埠村宅基地情况登记表记载户主为张启勇。被拆迁的为张启勇。被拆迁院落房屋简图记载被拆迁为张启勇。且2013年8月20日朱家埠村委会的证明记载：“兹证明我村村民张启勇所拆房屋为老宅基地，未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户为一户一宅，特此证明。”2019年3月7日朱家埠村委会有出具证明，记载“我村村民张玉田在我村有宅基地及房产一处，2013年拆迁时因张玉田患有××由儿子张启勇代签安置协议，其房产归张玉田本人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原告张启勇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应视其是否对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朱家埠村宅基地情况、被拆迁院落房屋简图及2013年8月20日朱家埠村委会的证明来看，均可以证明被拆迁的房屋户主及被拆迁人为张启勇。朱家埠村委会于2019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与2013年8月20日的证明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张启勇主张涉案被拆迁的房屋系张玉田所有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启勇与被执行人王平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查封张启勇的财产，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其次，张启勇主张涉案房产系其婚前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启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13元，由张启勇负担。 二审期间，张启勇提交朱家埠村委会证明一份，该证明上有村书记王家乙的签名，证明涉案房产是张启勇的父亲张玉田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建设的老宅院，张玉田患精神疾病多年，一直张启勇照顾，老宅院拆迁时，给了张启勇本人，属于张启勇个人财产。韩红质证称，从证据形式上看，其所谓的村主任签字应在右侧公章处，其真实性与否有待法院进一步核查。另外，其村委会不具有开具此类证明的权利，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极低，该证明与上诉人一审时所提交的2019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2013年8月20日所出具的证明不一致，前后矛盾。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朱家埠村委会于2019年3月7日、2013年8月20日所出具的证明均不一致、前后矛盾，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启勇对涉案拆迁安置房屋是否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张启勇（乙方）与朱家埠村委会（甲方）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书》规定，“第二、乙方被拆迁宅基地面积221平方米。根据政策规定，补偿面积为170平方米。”根据张启勇陈述和朱家埠村委会于2013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该村执行一户一宅，即该村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拆迁安置补偿；王平与张启勇系夫妻关系，其自1996年作为朱家埠村集体成员生活至今，其作为该户的重要家庭成员，对拆迁安置房应享有相应的权益。张启勇主张被拆迁房屋系其婚前个人财产，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韩红主张拆迁安置房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以家庭为单位，属于户内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涉案宅基地应属于包括王平在内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综合当事人陈述和相关证据，朱家埠村委会按一户一宅进行安置，拆迁安置房应为家庭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张启勇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综上，张启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13元，由张启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张立胜 审判员 陈树元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梁 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