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90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宁，男，1955年5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居民，住美国华盛顿州。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宏，北京恒都（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同舟众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法定代表人：刘捷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奥凯众持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道空港商务园E13B4-3。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小端。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瓜乡路****楼****div>法定代表人：胡如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宁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同舟众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舟众持公司）、被上诉人天津奥凯众持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凯电子企业）、原审第三人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凯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528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伟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直接改判确认同舟众持公司将其持有的奥凯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奥凯电子企业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承担。事实和理由：1.同舟众持公司举证的《立案通知书》和《立案决定书》均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为刘伟宁，不能证明刘伟宁涉嫌刑事犯罪，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刘伟宁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同舟众持公司举证的《立案通知书》和《立案决定书》所涉法律事实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由公安机关处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是否属于“同一事实”，应当从行为主体、相对人以及行为本身三个方面认定，只有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属于同一事实。刑事报案所涉法律事实是毕某蓉报案有人涉嫌挪用资金，而本案的法律事实是作为代持人的同舟众持公司在刘伟宁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代刘伟宁持有的奥凯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奥凯电子企业，不论是行为主体、相对人还是行为本身，均不属于同一事实。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高院）所处理的华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田公司）诉刘伟宁股权激励协议纠纷案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该案裁定尚未生效，一审判决以该案裁定作为证据，进而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由公安机关处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股权激励协议被法院生效判决裁决解除前，刘伟宁仍然为代持股权的真正所有人，仍然系奥凯公司的隐名真正股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同舟众持公司无权擅自将刘伟宁的股权进行转让。4.同舟众持公司举证的《立案告知书》和《立案决定书》形成于本案立案之前，不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形成，且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刘伟宁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同舟众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刘伟宁的上诉请求。主要理由为：1.对刘伟宁提交的上诉状中签名是否系刘伟宁本人亲笔所签提出质疑，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目前刘伟宁居住在美国华盛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回国，同舟众持公司无法核实上诉状是否刘伟宁本人签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航班数量下降、美国寄来物品需经检疫，即便刘伟宁于6月28日签署上诉状并通过快递寄给律师，律师也不可能在7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同舟众持公司怀疑上诉状并非刘伟宁本人签署，而是代签。2.刘伟宁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刘伟宁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核心争议事实属于同一事实，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刘伟宁的起诉完全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在先案例，同一事实应理解为同一自然事实及未经法律评价的客观事实，对于同一事实不能片面理解，要根据实际情况认定。本案涉及认定合同是否无效，核心是确认刘伟宁是否仍持有涉案股权，刘伟宁是否持有涉案股权取决于公安机关对于刘伟宁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事实正确。3.因天津高院另案一审审理未就刘伟宁严重失职给奥凯公司造成上亿元经济损失做出认定，华田公司提起上诉，无论该案二审是维持原判还是改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依据的是同舟众持公司提交的证据，并非以天津高院的裁定作为依据，刘伟宁上诉理由错误。4.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寄交或者托交的委托书应当经使领馆证明。根据刘伟宁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这些文件是刘伟宁从美国邮寄回国的，如果没有履行使领馆见证程序，则刘伟宁寄交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据此可以推断上诉状并非在上诉期内形成，本案已过上诉期，应当驳回刘伟宁的上诉。奥凯电子企业辩称，同意一审裁定，同意同舟众持公司的答辩意见。奥凯公司述称，同意一审裁定，同意同舟众持公司的答辩意见。刘伟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同舟众持公司与奥凯电子企业之间关于刘伟宁将其持有的奥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奥凯电子企业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日，华田公司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刘伟宁在担任奥凯公司总裁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取好处费，未经批准将公司资金供给他人。2016年6月，华田公司就刘伟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行为，向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进行报案，2016年8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已正式立案受理。华田公司称，因刘伟宁潜逃，该案正在调查过程中。华田公司认为刘伟宁的行为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根据股权激励协议的约定，华田公司有权要求无偿收回股权。故起诉要求解除华田公司与刘伟宁、同舟众持公司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要求无偿收回刘伟宁通过同舟众持公司代持的奥凯公司1200万股权，要求刘伟宁和同舟众持公司将前述1200万股权公司登记变更至华田公司名下。该案审理期间，刘伟宁提出管辖异议，后该案被移送至天津高院进行审理。2020年6月4日，天津高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认为公安机关根据华田公司报案的相关事实而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与该案属于同一事实，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故驳回华田公司的起诉。2018年11月1日，华田公司通过执行董事决定并召开股东会，决定无偿收回刘伟宁的1200万股奥凯公司股权，通知同舟众持公司解除与刘伟宁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同舟众持公司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认为本案应在刑事案件及华田公司另案起诉无偿收回刘伟宁股权的最终审判结果确定后再进行审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刘伟宁在任职期间涉嫌挪用资金，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奥凯公司指称刘伟宁的股权已因此被收回，故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由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作出裁定：驳回刘伟宁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伟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华田公司诉刘伟宁股权激励纠纷一案的上诉状，用以证明同舟众持公司主张收回刘伟宁的股权系依据《股权激励协议》第一项严重失职给奥凯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而非刑事处罚，而天津高院作出裁定驳回华田公司的起诉是依据刘伟宁涉嫌挪用资金罪，故天津高院的裁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天津高院的裁定作出本案一审裁定，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奥凯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同舟众持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天津高院另案一审时，华田公司是依据《股权激励协议》第二条第1款和第2款的约定共同向刘伟宁主张收回股权，华田公司在该案中均提供了相应证据，天津高院也对刘伟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行了核查，并去公安机关核查了真相，最终作出驳回起诉裁定。天津高院一审时未就刘伟宁给奥凯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做出认定，华田公司提起上诉的原因在于其并未放弃对刘伟宁给奥凯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追偿权。奥凯电子企业发表质证意见称，与同舟众持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奥凯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与同舟众持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1月23日，华田公司（甲方）、刘伟宁（乙方）、同舟众持公司（丙方）签订《股权激励协议》，内容包括：鉴于：1.甲方为奥凯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目标公司87%股权，甲方愿将持有目标公司的部分股权无偿转让给目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或其他核心员工，以作为激励。2.乙方为目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或其他核心员工），符合受让人的条件，同意遵守甲方的要求，无偿受让甲方转让。3.丙方为2012年3月7日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同意由丙方作为名义持有人，代持乙方的股份，丙方愿意代持乙方股份。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二、股权转让数额甲方向乙方转让1200万股，乙方受让后，持有目标公司2.0%（大写：佰分之贰点零）股份。乙方作为奥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是受让本股权的先决条件。如果乙方主动离职，其全部授让的激励股份由甲方以授让价格进行回购。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乙方将不再具备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资格，其全部授让的股份由甲方无偿收回：1.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的；2.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3.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而被除名的。……同日，刘伟宁（甲方）、同舟众持公司（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内容包括：……一、股权代持关系的界定1.本协议所约定的股权代持是指甲方实际享有的奥凯公司2.0%（大写：佰分之贰点零）股权，委托乙方代为持有。甲方股权系由华田公司无偿转让取得，乙方并不享有股权权益，仅代理甲方持有股权，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二、代持期限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甲方转让本股权或丧失股东身份时终止。……2019年1月21日，同舟众持公司（甲方）、奥凯电子企业（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包括：鉴于：1.甲方系奥凯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备案的股东，持有标的企业6%的股权，对应甲方持有伍仟肆佰万股标的企业股权。……3.甲方系标的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华田公司为实施股权激励而由标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起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甲方设立之目的系作为标的企业的名义股东代取得激励股权的标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标的企业的股权。甲方仅为标的企业的名义股东，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也不承担任何股东义务。4.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华田公司已累计向68名高级管理人员授予标的企业贰仟叁佰伍拾万股标的企业股权；剩余叁仟零伍拾万股未授予的标的企业股权仍由华田公司合法所有。……6.本协议签署日前，甲方已经收到68名高级管理人员和华田公司签发的《告知函》，告知甲方解除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并要求甲方将所代持的2500万股股权过户至指定的乙方名下。……第一条转让标的1.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甲方持有的标的企业2500万股股权。2.甲方将其所持有的标的企业2500万股股权按照本协议约定之条件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受让标的企业2500万股股权。第二条转让价款基于甲方仅为标的企业的名义股东，而68名高级管理人员和华田公司为标的企业的实际股东。甲方按照68名高级管理人员和华田公司的指令将标的企业2500万股股权转让给乙方，不向乙方收取任何股权转让的对价。另，经本院核实，刘伟宁就本案提起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经审理的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系刘伟宁起诉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处理的是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伟宁利益的事实，而天津市公安机关立案处理的是刘伟宁是否存在挪用奥凯公司资金犯罪的事实，本案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并不同一、所涉事实亦并非同一事实。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奥凯公司指称刘伟宁因涉嫌挪用资金犯罪而被华田公司收回股权，虽然同舟众持公司代刘伟宁持有的奥凯公司股权系来源于华田公司对刘伟宁的股权激励，但该情况仅能表明本案与刑事案件在法律事实上具有牵连性，不能据此认定本案与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处理同一法律关系。按照分别受理、分别审理的原则，本案应作为民商事纠纷实体审理，不属于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另，经本院核实，刘伟宁提起本案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超过上诉期间，故对于同舟众持公司、奥凯电子企业、奥凯公司关于刘伟宁的上诉已超过上诉期间应予驳回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528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锦新审 判 员 鲁 南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熊 静书 记 员 刁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