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4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芬，女，195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玉，女，198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粱伟建，浙江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大圃艺科创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林中路**。 法定代表人卢秋霞，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联荣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联荣村。 法定代表人彭信宝，董事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伟斌、凌辉，浙江步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闲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富中路**。 负责人姚国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云鹏、郑媛媛，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秀芬、韩玉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大圃艺科创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圃公司）、杭州余杭联荣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联荣经合社）、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闲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闲林办事处）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玉及韩玉、李秀芬的委托代理人粱伟建、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的委托代理人李伟斌、闲林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胡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李秀芬丈夫韩兴发于2015年11月开始入住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南市街星洲翠谷竹影翠庭小区。2019年5月7日上午8时许，李秀芬丈夫韩兴发离开上述住所前往附近百米远的后山。当日下午15时许，李秀芬仍未见韩兴发回家，遂多方查找并随后报警，后于晚上22时许在后山半山腰一废弃石灰窑洞（该石灰窑洞，竖直落差20米左右，窑洞上面平台处废弃多年，上面长满杂草，无道路通行，不存在警示标志）内发现其遗体。2019年5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分局对韩兴发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另查明，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地区域约103.35亩，由大圃公司于2017年3月向联荣经合社承租，从事生态农业项目开发，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6日至2037年3月15日止，事发时尚未正式开发建设。该废弃石灰窑洞山地附近的主入口设有铁门，设置有警示牌，内容为“废旧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所属山体较大，周边附近区域还有小路可以上山，有附近居民在山地上种菜，管理单位也曾予以了劝导、制止。李秀芬、韩玉一审的诉讼请求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共同赔偿李秀芬、韩玉各项损失1144944.12元的70%，共计801460.88元；本案诉讼费由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各方的举证，以及事发现场分析，李秀芬丈夫韩兴发身亡的最大可能是从案涉废弃的石灰窑平台处洞口,坠落所致。根据认定的事实，本案中的废弃石灰窑洞山地区域不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区域，大圃公司作为租赁使用者也没有开展经营性活动，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大圃公司作为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地区域的土地租赁者，负有管理职责，其为履行其管理职责，在山的主入口设有铁门，并设置有“废旧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的警示标志牌，已经尽到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且韩兴发作为一个完全行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附近生活多年，了解废弃矿上石灰窑的地域面貌，如果进入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平台处，能够看到洞口废弃多年，上面长满杂草，无道路通行，理应认识到进入此处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擅入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平台处，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大圃公司对韩兴发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责任，李秀芬、韩玉主张由大圃公司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与韩兴发的死亡事件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无须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秀芬、韩玉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08元，减半收取2204元，由李秀芬、韩玉共同负担。 宣判后，李秀芬、韩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且严重失实，认定侵权责任不当，证据采信不当，审判程序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断然不能接受。―、本案的事实是：2019年5月7日早上8点许，韩兴发如往常离开住处，从原余杭区闲林街道联荣村建材厂，即现大圃公司的铁大门进入，通过租赁场地，前往百余米路程的后山腰（其在山上辟有菜地种植，已有较长时日）。当日傍晚未见其返家，经众人多方寻找并报警，最后在后山腰处一座石灰窑底部地面发现其遗体。经公安机关调查，韩兴发从该石灰窑洞顶部洞口坠落身亡，排除刑事案件，定性为意外事件。二、本案事发位置地点位于原闲林街道联荣村建材厂区块的土地（103.35亩），系原联荣经合社集体所有，其在2017年3月租赁给被上诉人大圃公司，双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从事生态农业项目开发，租赁期限20年，自2017年3月16日至2037年3月15日止；该合同第五条（二）3、“乙方在生产经营中要保护好租赁土地内石灰窑的原始风貌，进行维护”。第七条2、“乙方负有保护好租赁土地内石灰窑的原始风貌义务，交纳押金100000元”。该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见证单位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盖章确认生效。该区块石灰窑有三座，从一个铁栅栏门进去，经过一段小路可顺石阶而上至石灰窑洞平台。该铁栅栏门处于常开状态，日常并未见人管理，事发当时，该整个平台上面石灰窑顶部无任何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周边有多处垦种的蔬菜等植物。尤其是事发那座石灰窑顶部洞口没有封口，洞口被长满的树枝杂草所掩盖，上下竖直落差25米左右，常人根本无法发现，属于高度危险区域和高度危险物，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此次韩兴发不幸坠落身亡事故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三、长期以来，案涉区块未实施全面的封闭管理，区块主入口虽有破旧铁栅栏门，但敞开形同虚设，路口虽设一牌“废弃矿山，严禁盗挖矿产资源”，被以为属于无人管理之地，附近居民小孩和路人可以通行无阻，上山游玩，也有车辆驶入倾倒垃圾杂物，更有居民持续多年在该区块通行，并在地面山上（石灰窑洞平台周围）垦荒种植，收获季节时菜。可见，该区块使用者、所有者明知并任由附近居民包括韩兴发进入区块内进行大量的活动，时间之长，内容之多，范围之大，可见其客观上是认可的，至少也是默许的。四、由此可见，本案三被上诉人分别作为石灰窑洞的管理者、所有者、以及对辖区内基层单位（外来企业）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的监管职能者，对案涉土地租赁使用疏于管理，尤其对石灰窑洞长年失修，未进行全方位的、有效的安全维护，未实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未设置有效的安全警示标志，未尽到谨慎安全警示义务，未正确履行管理义务和监管职责，均有明显的过错，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均符合侵权责任主体，依法应当对韩兴发的死亡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的70%，计801460.88元，并互负连带责任。五、然而，原审法院却将本案涉事的石灰窑洞认定为“废弃的石灰窑”，存在不当，应该予以纠正，重新认定。《土地租赁合同》明确该石灰窑属于“要保护好石灰窑的原始风貌，进行维护”的建筑物，理所应当包括安全维护措施和安全警示标志。六、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中的废弃石灰窑洞山地不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区域，大圃公司作为租赁使用者也没有开展经营性活动，因此没有《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大圃公司作为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地区域的土地租赁者，负有管理职责，其为履行管理职责，在山的主入口设有铁门，并设置有‘废旧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已尽到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且韩兴发擅入石灰窑洞山平台处，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大圃公司对韩兴发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责任，李秀芬、韩玉主张由大圃公司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联荣经合社、闲林街道办事处与韩兴发的死亡事件的发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无须承担民事责任”。上述对大圃公司的无侵权责任的认定，明显与《侵权责任法》构成侵权责任原则、条件和标准完全相悖，且前后认定不一，自相矛盾，逻辑错误，应当严肃指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过错原则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各种特殊侵权行为，而公平责任原则则是前两项原则的重要补充。三项原则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侵权归责原则体系。大圃公司设有的铁门形同虚设，无人管理，仅仅设置一个标志牌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也不能证明其已尽到充分的谨慎注意义务，法律上更不能将设立了标志牌作为法定的免责理由。被上诉人在案发后才在山上石灰窑洞口平台上下周围现场竖起标志牌、围起竹栏、铁丝网等封闭措施，这是“亡羊补牢”之措施，以免后患，为时不晚，值得肯定。如前所述，在案涉高度危险的租赁土地区块内，尤其在高度危险物石灰窑洞口，大圃公司并无安全防护措施，也未尽有效的安全警示义务，连最起码的维护工作都没有做，存在严重的过错，理当依法承担本案主要的侵权责任。原审认为大圃公司不存在过错责任，不予赔偿的结论，在事实认定、归责原则、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同样，原审对“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对与韩兴发死亡事件发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无须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开脱两被上诉人的侵权责任，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的构成条件和归责原则，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法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加以归责认定。而韩兴发自身虽有一定责任，但在法律上并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因此，原审将韩兴发的死亡事件的全部责任归咎于韩兴发本人，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显失公平公正。七、原审审判程序不合法，依法应当撤销，发回重审。根据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5月7日出具的查档信息显示：本案被上诉人联荣经合社于2019年10月17日注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载明：“杭州余杭联荣股份经济合作社：经审查，提交的杭州余杭联荣股份经济合作社注销登记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决定准予注销登记。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10月17日（公章）”。我国《民法总则》第六十八条规定：有下列原因之一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一）法人解散；（二）法人被宣告破产；（三）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据此，本案中因联荣经合社已经注销登记，法人终止，其不具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故参加法院民事诉讼的主体不适格，原审未查明其诉讼主体资格，有违《民法总则》、《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审判程序不合法，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7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之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李秀芬、韩玉的上诉请求不明确具体。上诉人李秀芬、韩玉要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又要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之诉讼请求。须知发回重审和二审依法改判的法定事由是不一样的，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明确具体，应予确定。二、本案的事实是该起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但不能确定系自杀还是其他意外事件。死者韩兴发在石灰窑洞山地附近生活多年，了解废弃矿上石灰窑的地域面貌，事发当日其离开住处，小区监控等显示韩兴发从小区外主路上山。因此韩兴发应当看到石灰窑洞山外围“危房修复，施工重地，闲人莫入”的警示牌，沿主路行至石灰窑洞山围墙铁门外，也应当看到设置的“废弃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的安全警示牌，且当时铁门内亦在施工，有专人住在铁门内的集装箱内看守。韩兴发如何进入石灰窑洞山现无任何人知晓，当天傍晚报案后直到晚上22时许才在废弃石灰窑洞内发现其遗体。公安基本排除他杀，上诉人没有异议，但公安没有说是意外事件，也没有排除自杀可能。一审法院从各方举证以及事发现场分析，韩兴发身亡的最大可能是从案涉废弃的石灰窑平台处洞口坠落所致。三、事发地系私人领地，不是对外开放的公共区域，也并未开展任何对外经营性活动，并已进行管理。本案中大圃公司租赁的废弃矿山和石灰窑不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区域，并未开展任何对外经营性活动，是私人领地。事发前一年已入场进行实际管理，清理附近居民乱种菜等，并报警处理，严禁人员车辆进入，有保安，并安排人巡逻，进行外围初步规划建设。石灰窑洞山外有围墙铁门，设置有“废弃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的安全警示牌，铁门紧锁，且当时铁门内亦在施工，有专人看守。石灰窑洞在山体中央，进入明显可视，石灰窑平台洞口已树枝杂草丛生，荒废多年，完全没有道路通向石灰窑平台。如果韩兴发是从平台洞口坠落，也是其不遵守公序良俗，自入险境所致，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四、本案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已进行管理，尽到安全警示告知义务，不存在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事发地系私人领地，不是对外开放的公共区域，也并未开展任何对外的经营性活动，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不符合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不存在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因韩兴发违反公序良俗，自入险境，也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五、一审审判程序并无不当。联荣经合社作为一审被告和二审被上诉人，是作为一审原告的李秀芬、韩玉自行选择的，也是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联荣经合社的信息资料。如果有错误，也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实际上联荣经合社的实体并未消灭，依然存在，只是因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重新划分，导致联荣经合社不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颁证，而由农业农村局进行监管和颁证，即更换了主管机关，联荣经合社仍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六、韩兴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其自身违反公序良俗，自入险境导致死亡，与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不应受到鼓励。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本案死者韩兴发擅入私人领地和不对外开放和经营的公共区域，其在该地生活多年，在被上诉人实际管理后多次劝阻不听，我行我素，自入险境遇难，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得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法律适用正确。第一，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管的是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管的是所在辖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被上诉人系街道办事处，并非如上诉人所言系辖区内企业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的监管职能者，故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不存在监管义务。如法庭认为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负有监管义务的，那么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也设置了“废弃矿山禁止盗挖矿产资源”、“废弃矿区无关车辆及人员严禁入内”的警示牌，已尽到监管义务。第二，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是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者与行政管理对象之间属行政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上诉人主张闲林街道办事处的监管过失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故本案中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承担赔偿责任。从一审庭审的过程中，可以明确案涉的相关土地已由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进行承租，该土地有管理人员，与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无关，上诉人所说的韩兴发的死亡事件与被上诉人闲林办事处无任何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李秀芬、韩玉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闲林派出所2019年5月9日拍摄的现场照片3份，欲证明事发地点窑洞口周围无任何安全防护和警示标识，当时周围区域也没有铁丝网的存在。（2）上诉人的邻居出具的证明1份，欲证明案涉区域周围铁丝网是事发后才安装的，山脚的铁门在事发当日和以前都是经常开着的。（3）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1份，（4）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基本情况1份，欲共同证明被上诉人联荣经合社已于2019年10月17日登记注销，当时已经不存在。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向本院提供一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欲证明实际上只是主管机关变更，不影响联荣经合社的民事主体资格，现在变更登记后名称和法定代表人与之前一致，主体还是存在的，变更的只有社会信用代码和主管部门。经质证，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对李秀芬、韩玉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正好可以证明案涉区域杂草丛生，没有道路通行。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是否为证明人亲手书写不清楚，证明人应出庭接受质询，从内容来看，这些附近的居民也不能够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因为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印象而已，当天的情况他们并没有看到，当时已经由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在现场进行管理了，证明人并未到达现场。对证据（3）、（4）两份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闲林办事处对李秀芬、韩玉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仅能体现局部状况，到底是不是事发地点的确切状况，模糊不清，无法进行判断。但该证据也能体现出被上诉人大圃公司和联荣经合社已经尽到了警示提醒的义务，且可以看出，案涉区域是一个半封闭的状况，一般人从正常道路是无法进入的。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大圃公司和联荣经合社一致。同时，证明人并不存在到山上进行活动的可能，因为该山地由被上诉人大圃公司进行了严格管理，所以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对证据（3）、（4）的三性无异议。李秀芬、韩玉、闲林办事处对联荣经合社和大圃公司提交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三性均无异议。闲林办事处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李秀芬、韩玉提供的证据（1）、（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提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废弃矿山在韩兴发的事故发生前，已经由承包经营者大圃公司在主入口的铁门旁树立了“废旧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等警示标志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而韩兴发作为居住在该矿区附近多年的成年人，应当了解废弃的矿区内极大可能会有废弃的矿洞，对于擅自进入矿区的危险性应当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其仍不顾管理单位曾对种菜居民的劝阻，在2019年5月7日上午再次进入该矿区，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独自踏入没有道路且杂草丛生的危险区域，导致坠落废弃矿井身亡，对此，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秀芬、韩玉的诉讼请求正确。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联荣经合社于2019年10月17日注销故其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一节，根据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向本院提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能够证实联荣经合社至今仍然存在，只是登记机关改为杭州市余杭区农业农村局，故该理由本院也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8元，由李秀芬、韩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俞建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