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402行初25号 原告：陶启兰，女，汉族，1973年8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炤宇（系陶启兰之夫），男，汉族，1967年6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程，四川森焱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810062809。 被告: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文青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1008324405B。 负责人：王静，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龙碧，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411695619。 原告陶启兰认为被告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炳草岗街办）不依法履行《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于2020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陶启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炤宇、谢锦程，被告炳草岗街办的出庭应诉负责人何锦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龙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启兰诉称：2020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一式八份（均在被告处），约定原告搬出长期居住的公房，即位于攀枝花市东区，被告将根据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支付原告补偿款49450元。被告因此出具《承诺书》，其后又在《承诺书》上批注：原告配偶李炤宇已经享受过福利分房，按区政府〔2020〕1号文件精神，不能享受此次适当补偿。2020年4月21日，被告作出《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正式告知原告，根据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的要求和律师审核意见，原告不符合适当补偿，并认为原告是临时居住在该房屋。事实上从1997年7月，原告因轮换接替父亲的班后，成为原攀枝花市建一公司的职工，从轮换上班开始，一直居住在公司给职工提供的案涉公房，2001年，原告与前夫离婚，2003年原告与李炤宇结婚，因无钱买房，自始至终原告就未办理过案涉公房，因此，原告在该房居住长达23年，被告认为原告是临时居住不属实。原告认为：1.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意思表示真实，被告的书面承诺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在没有威胁、胁迫且协议未解除的情况下，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履行。原告已经按照协议全面履行了义务，即从案涉公房搬出去，被告达到了将该房拆除的目的，但被告没有履行协议或承诺，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其应当继续履行协议，支付原告补偿款。2.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的“若该户居民未领到此款，该协议作废”，该内容并无效力，双方签订的协议是一个双务合同，赋予了双方权利和义务，被告在不满足“法定解除”、“协商解除”的情况下，通过承诺书的形式，动用公权力单方面设置解除合同条件，违反“合理行政原则”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对此原告不予接受，被告应当履行协议，支付原告补偿款。3.被告于2020年3月23日之后在《承诺书》上批注内容，原告认为是被告在原告全面履行完协议约定义务后，动用公权力擅自单方将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作为被告履行协议的前提条件，违反合同法规定，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4.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家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一夫一妻制构成的单元；广义的则泛指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上的各种家庭利益集团,即家族。从社会设置来说，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社会设置，即组织起来满足一个社会基本需要的社会结构丛。）从功能来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供养老人、性满足、经济合作，普遍意义上人类亲密关系的基本单位。从关系来说，家庭是由具有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人们长期居住的共同群体。由上可以得出家庭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关系组合。因此，原告的配偶在之前的家庭中已经享受过政策房屋，就不能等同于原告现在的家庭也享受了政策房屋，根据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第二条第一款，原告就是没有享受过政策房屋的家庭，原告家庭不是公房的清退对象，被告应当给予原告补偿，事实上原告的公房已经被清退了，被告的行为违法。综上所述，原告在案涉公房居住长达23年之久，期间原告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也未购买房屋，他处也无房居住，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了合理行政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及程序正当原则，对原告不公平、不公正，与法律目的及文件精神相悖，甚至还与上位法相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对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的合法性一并予以审查。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向原告支付补偿款49450元；2.附带审查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的合法性；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承诺书》《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公房住户适当补偿和奖励标准》，证明原、被告于2020年3月23日签订了《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八份均在被告处），被告承诺按照补偿标准适当补偿原告49450元，原告搬出案涉公房，被告随后又在《承诺书》上批注原告不符合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精神不予补偿，并于2020年4月21日向原告出具《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正式告知原告不符合适当补偿政策，被告的该行为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合理行政原则；3.《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攀东棚改办〔2020〕1号）、《收据》《户口簿》，证明被告对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第二条中有关“家庭、住户”的理解，剥夺了原告享受适当补偿、享受廉租房的合法权利，对原告显失公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倡导的离婚自由、结婚自由原则相违背，被告的理解与该文件首页的“本着尊重历史和保障民生的原则”精神相悖，如果被告理解没有错误，那么该文件涉嫌违法，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收据和户口簿证明西海岸社区在收取水电费、卫生费等费用及户口登记均是以原告为户、为单位的，原告才是案涉公房的使用人，是否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应当以原告为准；4.《结婚登记申请书》、结婚证复印件、《个人及家庭房屋信息记录》《情况说明》、李炤宇购房信息，证明原告与丈夫李炤宇均为再婚，李炤宇与前妻确实享受过政策性住房，但李炤宇离婚时将房屋给了前妻，原告没有享受过政策性住房，不能因为丈夫李炤宇曾经与前妻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就剥夺原告享受适当补偿、享受廉租房的合法权利；5.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与原告类似情况的同栋楼住户顾清莉享受了适当补偿，而原告没有享受到，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理行政原则中的公平公正原则；6.《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原告未获得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申请过行政复议且不予受理的事实。 被告炳草岗街办辩称：一、事实上，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2018年1月23日攀东府征字〔2018〕1号《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关于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明确了征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范围、征收人、征收部门、实施单位、期限以及补偿方案，被告系征收实施单位，原告所居住的房屋属于该文件征收范围之内。当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公告。2020年1月3日，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下发攀东棚改办〔2020〕1号《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第二条公房的清退与征收补偿（一）公房的清退中明确清退对象为公房住户中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家庭。原告与其丈夫李炤宇于2003年登记结婚，其丈夫李炤宇已经享受过一次政策性住房。原告在与被告签订《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时，隐瞒事实真相。被告在其后查实真相，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了《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通知原告不符合适当补偿政策。二、程序上，此次征收，被告对原告不予补偿的程序合法。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2018年1月23日发布公告，内容明确详实。原告于2020年3月23日委托他人签订补偿协议，其是详细且全面了解本次征收内容的。三、法律上，攀东府征字〔2018〕1号《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关于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是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货币化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攀办发〔2017〕28号）制定的。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是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补偿方案，是根据《攀枝花市住房改革和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城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改造实施方案〉〈攀枝花市棚改范围内1/3产权完善及征收方案〉的通知》（攀住改办〔2018〕10号）相关规定，特别制定了《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上述法规和政策均具有合法性。综上，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合法性。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49450元的请求应不予支持。众所周知，国家和各地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办法时，首先考虑的是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政府的财税收入本质上虽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原则，但考虑的仍然是多数人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原告所列举的选择婚姻，纯属原告个人事情。原告不能因为自己该次婚姻的选择没有获得公有住房补偿，质疑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不合法，这是不恰当的。同时，2020年1月3日，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明确规定：“对从未享受政策性住房的公房住户，给予适当补偿”，而被征收人家庭成员已享受政策性住房，不符合政策要求，原告主张的补偿款不应得到法庭支持。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炳草岗街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2.《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关于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攀东府征字〔2018〕1号）及附件，证明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3日发布关于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及决定书，被告为征收实施人；3.《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攀东棚改办〔2020〕1号），证明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于2020年1月3日根据《攀枝花市住房改革和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棚改范围内1/3产权完善及征收方案〉的通知》（攀住改办〔2018〕10号）相关规定，特别制定的《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证实该补偿方案的依据和来源；4.《攀枝花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原通力装饰装修公司）征收安置协议书》，证明被告与攀枝花市通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公房征收协议，协议明确了此次公房征收的范围；5.《原通力公司（原市建一公司）通湖巷14号1栋、2栋职工产权认定名单》，证明原告属公房征收住户；6.《承诺书》《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和原告承诺其家庭成员未享受过政策性福利住房；7.从攀枝花市不动产中心调取的陶启兰的丈夫李炤宇已享受政策性福利购房的房屋信息，证明原告隐瞒家庭成员已享受政策性福利住房的事实，采取欺瞒的手段与被告签订《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8.《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不符合适当补偿，被告取消原告适当补偿是符合政策规定的。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签订协议是基于原告承诺其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的前提，但是经被告审查以及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证据显示原告配偶李炤宇曾经享受过福利分房，所以双方未签订《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该协议的前提是补偿款领取后生效，同时备注了若该户居民未领到此款，该协议作废；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根据攀东棚改办〔2020〕1号文件精神取消原告享受补偿款的事实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该文件不违法；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原告配偶李炤宇已经享受过政策性住房，虽然与前妻离婚时将政策性住房给了前妻，但是不影响李炤宇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事实；不认可证据5的三性，因为是打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亦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4、5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6中《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承诺书》没有落款时间，所以该承诺未生效，该组证据中的其余证据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7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李炤宇与前妻享受了政策性福利购房，但是李炤宇在离婚时将该套福利房协议约定给了前妻；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具有违法性，对其合法性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院对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存在关联，能够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主体适格，同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行政协议。被告提交的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存在关联，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被告单方面变更协议行为的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陶启兰系原攀枝花市建一公司职工，原攀枝花市建一公司将位于攀枝花市东区房屋分配给陶启兰长期居住，陶启兰于2008年将户籍迁至上述房屋地址。陶启兰于2003年1月20日与李炤宇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 2018年1月23日，因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需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货币化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攀办发〔2017〕28号），经研究制定《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关于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攀东府征字〔2018〕1号），炳草岗街办系此次征收实施单位，征收范围包括攀枝花市东区通湖巷14号1栋在内的房屋。同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公告》。2020年1月3日，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为了推动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工作，加快推进东区棚改工作进度，提高棚改范围内国有土地的使用效益，根据《攀枝花市住房改革和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城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改造实施方案〉〈攀枝花市棚改范围内1／3产权完善及征收方案〉的通知》（攀住改办〔2018〕10号）相关规定，本着尊重历史和保障民生的原则，制定了《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在该方案的第一条“公房的定义及范围”中规定：公房指由政府投资或由企业投资修建，房屋产权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名下，一直未出售给个人的房屋（包括住宅和非住宅）。我市城区棚改范围内的公房包括市（区）管理的直管公房和国有企业公房等，这些房屋建成年代久远、房屋结构简单、安全隐患突出、居住环境较差、居住对象复杂。第二条“公房的清退与征收补偿”中规定：“（一）公房的清退。清退对象：公房住户中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家庭（提供不动产登记中心房产档案证明）、面向社会租赁的承租户。清退程序：由属地街道牵头，与公房管理单位共同开展清退工作。国有资产主管部门、产权单位和职工工作单位等全力配合。（二）公房征收与补偿。1.分类征收安置。公房改造实行分类征收安置。具体如下：（1）对从未享受政策性住房且他处无房的公房住户，满足住房保障条件的，给予适当补偿，并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2）对从未享受政策性住房，但是不满足住房保障条件的，给予适当补偿。（3）公房内的非住宅房屋，取得个人产权的，按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予以补偿。属单位产权的，对承租户直接清退，对单位和个人均不予补偿，产权单位按国有资产注销程序注销相应资产。”2020年3月28日，炳草岗街办作为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单位攀枝花市通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了《攀枝花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征收安置协议书》，对征收范围内的公房进行依法征收，公房被征收后，产权单位按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依法按照程序办理国有资产注销手续。之后，陶启兰出具了《承诺书》，内容为：“本人陶启兰，身份证号5108241973××××××××，现承诺为原攀枝花市通力公司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本人、配偶和子女从未享受过政策性福利住房”，并委托刘恩蓉代其与炳草岗街办签订了《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炳草岗街办于2020年3月23日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我办与通湖巷××号居民陶启兰（5108241973××××××××）签订《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八份，协议金额大写肆万玖仟肆佰伍拾元整（￥49450），若该户居民未领到此款。该协议作废。特此承诺！”随后经调查发现：陶启兰的丈夫李炤宇，原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原公司十九冶四公司）职工，于2000年12月25日购买十九冶福利房一套，产权证号：攀房产权东房改××，房屋坐落地址为攀枝花市东区大花地××，门牌号××，该处房产为十九冶房产统编号422栋-2号。炳草岗街办在核实上述情况属实后，认为陶启兰不符合公房适当补偿政策，并在其出具的《承诺书》中注明“按区政府〔2020〕1号文件精神，该居民查档信息其配偶李炤宇已经享受福利分房，故不能享受此次适当补偿。”2020年4月21日，炳草岗街办向陶启兰出具《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内容为“陶启兰为原攀枝花市建一公司职工，临时居住在通湖巷××号，经查其配偶李炤宇已经享受福利分房，产权证号：东房改00054328，产权面积：55.35㎡，房屋坐落：东区大花地××××，按照《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攀东棚改办〔2020〕1号）要求和律师审核意见，陶启兰不符合适当补偿”。陶启兰于2020年4月26日因不服炳草岗街办作出的《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经审查认为，炳草岗街办作出《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仅是对陶启兰相关信息的说明，属于程序性告知事项，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并于2020年5月6日作出《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攀东府复不受〔2020〕1号），对陶启兰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 同时查明：李炤宇与前妻徐敏因离婚纠纷，在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自愿达成了如下协议：“位于攀枝花市东区大花地二村××房子由原告李炤宇先行购买，待被告徐敏支付给原告李炤宇所出的购房款后，原告李炤宇将该房的所有权转让给被告徐敏。如该房原告李炤宇不能购买，责任由原告李炤宇负担，原告李炤宇按该房的购房款数额一次性赔偿给被告徐敏”。 本案审理过程中，炳草岗街办的出庭应诉负责人陈述：炳草岗街办与陶启兰及其余公房承租人签订的《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均是由公房承租人单方面签约，经核实确认符合适当补偿政策后，炳草岗街办才在协议上盖章确认，因陶启兰不符合适当补偿条件，与其签订的协议已经销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行政机关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相对人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因为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桃源街片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需要对棚改范围内的公房进行清退，被告作为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的征收实施单位，有权与被征收人或公房承租人签订相关补偿协议。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内容能够证实其与原告签订了《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该协议为行政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因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发生纠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原告，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原告基于与被告签订《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认为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该协议，依法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行政协议的主要特征为协议主体一方恒定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政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即保障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目的不被改变，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单方改变、解除协议，不必经过双方的意思合意，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具体到本案，被告单方面变更协议，不予支付补偿款，涉及到原告是否符合公房征收补偿条件，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对此，本院作如下评判：《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系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为了推动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工作，加快推进东区棚改工作进度，提高棚改范围内国有土地的使用效益，根据《攀枝花市住房改革和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城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改造实施方案〉〈攀枝花市棚改范围内1/3产权完善及征收方案〉的通知》（攀住改办〔2018〕10号）相关规定，本着尊重历史和保障民生的原则而制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具有行政管理效力。上述文件作为完善本市房屋征收补偿政策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了公房补偿政策的具体标准，该标准构成了签订公房征收补偿协议的依据。该方案规定，对于公房的处理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公房清退；二是公房征收与补偿。且明确对于公房住户中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家庭实施清退，对于从未享受政策性住房的相关情形在公房征收时才给予适当补偿。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以情感为纽带，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原告与李炤宇在案涉公房征收之前已经组建家庭，被告在实施征收时，按照原告现有家庭状况是否符合《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规定的给予适当补偿情形进行认定，并无不当。房改房属特定历史时期国家福利政策分房，具有补偿性、社会保障性、享受权利的一次性等特点，使用了包括工龄在内的优惠，而且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据审理查明事实，原告之夫李炤宇已经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即便其与前妻离婚时协议该福利房归其前妻所有，也不能改变其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事实，可见，按照上述文件规定，原告并不符合案涉公房的征收补偿条件。公房是国有资产，原告的家庭成员李炤宇已经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原告在本案中以公房征收为由要求给予适当补偿，违反了相关规定，也势必导致公共利益受到影响；被告认定原告不符合公房征收适当补偿的条件，不仅仅防止了公共利益受到影响，也能达到公平、公正实施《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的行政管理目标。故被告行使行政优益权，不予支付原告补偿款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履行诉争《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约定的义务理由不成立，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攀东棚改办〔2020〕1号）不合法，应对该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法〔2018〕37号），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本案中，《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公房清退的补偿方案》系针对特定项目即攀枝花市东区棚改项目制定，仅适用攀枝花市东区棚改范围内的公房住户，适用对象特定且仅适用于本次征收，不属于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因此该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所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基于此，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明知其配偶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仍出具其本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承诺书》，自身对订立《攀枝花市东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公房协议》具有过错，被告在经过调查核实后，因原告配偶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对原告的公房予以清退并不予支付适当补偿款，同时向原告出具《关于陶启兰的情况说明》对相关情况予以告知，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启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陶启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思雨 审 判 员  陈雨婷 人民陪审员  张 茂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谭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