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1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锦兴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太仓市璜泾镇永乐村（永乐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蒋永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瑞兴，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市伟海拉链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中天路。法定代表人：胡大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俊，江苏知南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锦兴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市伟海拉链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海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9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伟海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伟海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伟海公司与锦兴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一审中伟海公司、徐会朋就定作拉链的事实存在明显矛盾的陈述。伟海公司陈述其业务员朱华与锦兴公司业务员徐会朋认识后，发生业务往来，平时通过微信或者由徐会朋直接下单的方式跟锦兴公司业务联系。同时伟海公司庭审中多次强调陶建忠从未与伟海公司接触，身份亦不清楚。而太仓法院案件审理中，徐会朋陈述关于伟海公司拉链业务均是陶建忠出面谈的，徐会朋从未参与；徐亦否认陶建忠与其说过伟海公司拉链采购业务，徐认为其只负责接货。本案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徐会朋又陈述，伟海公司拉链业务是陶建忠谈的，徐开车送其去多姿拉链厂谈业务，且徐认为有时陶建忠会与其聊到伟海拉链业务。二、送货单是伟海公司、徐会朋之间制作的，锦兴公司对该情形并不知晓。对于三十几万拉链签收的情况，徐会朋从未告知锦兴公司，伟海公司亦未与锦兴公司就总货款、拉链数量及付款方式等交易细节进行过确认，一审法院亦未就交易细节进行查明。无论从交易方式还是交易习惯来看均不符合正常做法。三、陶建忠及徐会朋并非锦兴公司业务经办人员，二人与锦兴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亦未建立劳动关系，陶建忠与锦兴公司仅是生意合作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陶建忠和徐会朋是锦兴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员。一审法院对于朱华的身份亦未查清，徐会朋先陈述系多姿拉链厂的老板，又补充说是伟海公司的老板。四、徐会朋的证言及微信聊天、银行转账、发票均不能证明徐会朋是锦兴公司的业务经办人，更不能证明徐会朋在送货单上签字代表锦兴公司。并且，因本案事实及证据均指向陶建忠，故应当追加陶建忠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伟海公司辩称，锦兴公司向太仓法院起诉案件的诉状中明确写明徐会朋系其采购员，而且锦兴公司也明确收到了伟海公司开具的10万元增值税发票，徐会朋在一审中作为证人也提交了与锦兴公司实际控制人电话通话录音，该录音也明确锦兴公司要支付徐会朋工资，以及支付徐会朋垫付的各种费用。此外，锦兴公司也向伟海公司业务经理朱华转账3万元，能够进一步反映双方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伟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锦兴公司支付价款338987.80元及以338987.8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8日至同年8月27日，伟海公司为锦兴公司定作拉链，由锦兴公司经办人徐会朋在伟海公司的各份送货单上签收，送货单客户栏为“苏州锦兴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价款共计338087.80元。伟海公司于同年8月28日为锦兴公司开具了货物为拉链的价税金额为10万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8月7日，锦兴公司以其与徐会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会朋收到其拉链款10万元后未能将拉链给其为由向太仓法院起诉徐会朋，要求徐会朋归还拉链款。该案庭审中，徐会朋表示：2016年年底，锦兴公司经理龚瑞兴让陶建忠帮锦兴公司做业务，陶建忠带其一起去做，陶建忠接了上海马斯特做棉服的订单交给锦兴公司，龚瑞兴让河北春光公司代为加工，其作为锦兴公司业务员经办上述业务，如缺什么辅料其去买，锦兴公司来什么东西其去签收。上述业务做了不到两年时间，有些加工费由龚瑞兴直接给付春光公司，有些加工费当龚瑞兴资金紧张时就由其垫付，之后，龚瑞兴再将钱给其，该案的10万元就是这种情况。其和锦兴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锦兴公司于同年10月16日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予以准许。同年10月28日，锦兴公司又以2017年年初，陶建忠、徐会朋携带外贸订单到其处联系棉衣加工业务，其与两人口头达成：由两人负责辅料采购等，其向两人支付了10万元价款后两人未将采购的拉链给其为由向太仓法院起诉陶建忠、徐会朋，要求两人归还价款10万元【（2019）苏0585民初6563号案件，简称6563号案件】。一审前两次庭审中，伟海公司申请徐会朋出庭作证，徐会朋表示：2016年12月，陶建忠带着上海马斯特的订单和其一起到锦兴公司处工作，其在锦兴公司处从事业务员工作，平时负责采购等，其工资6500元/月是陶建忠和龚瑞兴说好的。上述订单由锦兴公司发到春光公司河北监狱处加工，其经办上述业务时，锦兴公司将有些款项给了其，锦兴公司还将锦兴公司的面辅料样卡交给其在外洽谈业务用，有些买东西、吃饭、汽车加油的款项是其垫付的。2018年其从锦兴公司处离职时，锦兴公司还未支付其工资，其垫付款也未结清，其向龚瑞兴讨要过上述费用，龚瑞兴也答应和其结清。徐会朋并向法庭提交了银行账户交易流水、面辅料样卡、发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手机通话录音对其陈述进行证实，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龚瑞兴曾多次向徐会朋转账，用途分别注明为费用、拉片费用、常熟外贸费用、采购款、验货费用、货款；锦兴公司面辅料样卡（日期为2017年5月25日）包括面料、拉链、纽扣等各类样卡；徐会朋持有的多份发票上付款单位均为锦兴公司，开票日期自2017年6月至同年10月，开票事项包括餐饮费、住宿费、日用品、汽油费等；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徐会朋与龚瑞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龚瑞兴询问了徐会朋加工业务的进展、推销等情况，并提出了要求，徐会朋请求龚瑞兴先支付一些款项；2017年12月29日徐会朋与龚瑞兴的通话录音显示：徐会朋向龚瑞兴提出把其一年垫的钱和工资给其，龚瑞兴表示“我知道有好多钱了，反正是要算算”，徐会朋提出其已垫出好多钱了，到目前为止其只拿了去年垫的3万元，龚瑞兴表示“去年跟我不搭噶的”。徐会朋表示陶建忠和龚瑞兴沟通好大的方向，小的方向安排下来事情其负责做好，龚瑞兴表示赞同，并表示“有的时候你要跟我说说做哪一项，要向我汇报一下的”。经庭审质证，伟海公司表示：徐会朋提交的证据材料证实了徐会朋系锦兴公司业务员。锦兴公司则表示：对徐会朋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银行流水中其公司控制人龚瑞兴并未向徐会朋发放工资，其方的样卡是交给陶建忠的，徐会朋单方开具的发票其并未报销，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陶建忠、徐会朋与其存在业务往来，龚瑞兴在通话录音中并未认可需和徐会朋结算工资，该些材料不能证明徐会朋系其业务员。锦兴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通话录音打印件，锦兴公司所称的其财务陆雅萍与陶建忠于2017年8月30日的微信聊天中，陆雅萍表示“收到一张常熟市伟海拉链制造有限公司的发票10万元”，陶建忠表示“我让他们开的”；锦兴公司所称的陶建忠与龚瑞兴于2017年3月10日至同年5月21日的微信聊天中，前者向后者发送了标注为徐会朋的工行和农行卡号，前者又向后者发送了朱华农行卡号，并让后者打三万给朱华，前者表示“另外徐会朋那个农行卡打一万，上次一万已经没有了，付了样板和样衣款还有其它，昨天无锡送来的拉片钱借的，今天一定要还人家的”，后者表示知道了。后者发送“朱总马上发你单号你发我”，前者发送面单给后者，面单显示“寄件人胡大伟伟海拉链”；龚瑞兴于2017年4月28日向朱华转账了3万元，并注明为“拉链款”；锦兴公司所称的龚瑞兴与陶建忠于2018年6月4日的通话录音中，后者问前者“拉链钱你付了吗？你一共就付了三万是吗”，前者表示“拉链钱人家没有找我，我不知道”，后者表示“我知道，但是人家来找我，现在我也在想办法”。锦兴公司表示：发票是陶建忠让伟海公司开给其的。其与伟海公司从不相识，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其向陶建忠采购一些面辅料，徐会朋与陶建忠系合作关系，两人与其发生了买卖、加工业务，其按照陶建忠的要求将款项付给徐会朋，与伟海公司发生业务的系陶建忠，伟海公司在起诉前曾多次要其支付价款，其表示应当由陶建忠支付，与其无关，其未拿到伟海公司的拉链，其向朱华垫付的3万元拉链款也是根据陶建忠要求垫付的。通话录音亦能证明系陶建忠向伟海公司定作拉链。伟海公司则表示：锦兴公司方在微信聊天中确认收到了其发票，并未提出异议。对锦兴公司所称的陶建忠与龚瑞兴微信聊天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只能证明徐会朋所称的陶建忠系锦兴公司的业务员，陶建忠让锦兴公司支付的3万元不能反映锦兴公司系为陶建忠垫付，龚瑞兴让陶建忠将朱华发的面单发给他，也证明龚瑞兴与朱华直接对接本案业务。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业务员朱华确实在本起业务发生前收到了锦兴公司支付的3万元预付款，同意在其诉讼请求中扣除。对锦兴公司所称的龚瑞兴与陶建忠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即使录音真实，陶建忠也在提醒龚瑞兴应当支付拉链款。伟海公司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锦兴公司支付价款308087.80元。伟海公司表示：其与锦兴公司发生业务时徐会朋对朱华表示是锦兴公司与其发生业务，拉链做好后部分由徐会朋提货，部分其通过货车送到锦兴公司处，还有部分是通过快递方式送到锦兴公司指定的河北监狱。发票也是由其直接送给锦兴公司。起诉前其多次去锦兴公司处催讨价款，但锦兴公司一直以徐会朋离职为由不予支付。锦兴公司在6563号案件中确认锦兴公司让陶建忠、徐会朋负责采购辅料等，这也证明两人系锦兴公司业务员。锦兴公司则表示：陶建忠与龚瑞兴微信聊天中的“朱总”并非朱华。6563号案件中其并未认可陶建忠及徐会朋是其业务员。伟海公司听信陶建忠及徐会朋称他两人系其业务员，其从未授权两人向伟海公司采购拉链，其未与伟海公司达成采购拉链合意，也未收到伟海公司的拉链。一审第三次庭审中，锦兴公司向法庭提交了6563号案件庭审笔录，该案庭审中，徐会朋表示：陶建忠专门做订单，其长期帮陶建忠开车、买辅料、提货等，陶建忠接了马斯特订单后与锦兴公司合作，其就成为锦兴公司的员工。一些需要买辅料等关于订单生产流程的东西由陶建忠和其去找，由陶建忠和龚瑞兴接洽、操作，有些货款由龚瑞兴直接付给出卖方，有些通过其支付。与伟海公司的业务是由陶建忠出面与伟海公司谈的，伟海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其签收的，采购的所有东西都与辅料卡对应，有些拉链是由伟海公司寄到河北监狱，有些拉链是由伟海公司送到锦兴公司处，还有些拉链是其去提货，所有拉链都最终送给河北春光公司完成该公司与锦兴公司签订的合同。陶建忠和其与锦兴公司并无买卖关系，陶建忠在锦兴公司处的地位比其高一些。锦兴公司则表示：陶建忠接了马斯特订单后找了其合作，由其进行加工生产，其通过国信公司与马斯特签订了外贸合同，陶建忠负责全局所有的事情，说好赚了钱一起分。由于其生产能力有限，陶建忠出面联系了春光公司，其与春光公司签订了加工合同，由春光公司做该订单，说好由陶建忠采购辅料，龚瑞兴采购面料，最后进行结算，说好所有的辅料购买都由其出面签订合同。徐会朋帮陶建忠做事，陶建忠将徐会朋的银行卡发给其，其转给徐会朋的钱都是采购辅料的钱，有部分货款其是直接给出卖方，唯独伟海公司这笔拉链款其不知道，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提前与其沟通，以前买辅料等都是陶建忠签字的，唯独伟海公司这笔业务是徐会朋签字的。对此，徐会朋表示：龚瑞兴转账给朱华的3万元凭证中，写明了是拉链款，锦兴公司说不知道与伟海公司的业务不成立。经庭审质证，锦兴公司表示：庭审笔录内容能够证明徐会朋并非其员工，与伟海公司发生业务的是陶建忠而非其，其与伟海公司并未达成定作拉链的合意。伟海公司则表示：庭审中徐会朋明确表示他系锦兴公司员工，锦兴公司对系其与锦兴公司发生业务这一事实是清楚的。一审法院并通知徐会朋出庭作证，徐会朋表示：陶建忠和其都是锦兴公司的员工，龚瑞兴安排陶建忠负责采购，购买什么陶建忠和龚瑞兴都要商量的，其负责开车、收货、送货，其工作有些是龚瑞兴安排的，有些是龚瑞兴通过陶建忠安排的。与伟海公司的业务是其开车送陶建忠去和朱华洽谈的，洽谈时，其也在场，其听到陶建忠对对方说“现在帮锦兴公司做了”，他代表锦兴公司来洽谈业务，谈完后，陶建忠要和锦兴公司汇报洽谈情况，龚瑞兴对陶建忠以锦兴公司名义对外洽谈业务是知道的。其收到伟海公司的货物后在送货单上进行了签收。经庭审质证，伟海公司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锦兴公司则表示：证人证言与他在太仓法院庭审中的陈述明显矛盾，对该证言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锦兴公司向伟海公司定作拉链，双方之间系定作合同关系。价款应当及时支付，伟海公司、锦兴公司业务期间，共计发生价款338087.80元，扣除锦兴公司已付的3万元，锦兴公司还应给付伟海公司价款308087.80元。对锦兴公司关于徐会朋并非其业务员，其与伟海公司之间并无定作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伟海公司予以否认，根据伟海公司、锦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徐会朋的证言、徐会朋提交的证据材料，并结合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锦兴公司在太仓法院的诉讼材料，可以认定陶建忠、徐会朋系锦兴公司方向伟海公司定作拉链的经办人。陶建忠与伟海公司洽谈了本案业务，徐会朋确认收到拉链后签收了送货单，伟海公司向锦兴公司开具了部分发票，锦兴公司亦向伟海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伟海公司、锦兴公司之间具备定作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锦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锦兴公司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锦兴公司给付伟海公司价款人民币308087.8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21元，财产保全费2220元，合计8141元，由锦兴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锦兴公司向本院提交报关单一组，用以证明其衣服总加工数量是26154件，徐会朋擅自销售衣服数量12996件，合计39150件。但是伟海公司主张的拉链总数达190858条，明显与衣服总数并不匹配。伟海公司经质证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根据锦兴公司的陈述，其未否认徐会朋系公司员工，所以才有权销售衣服。本院认证意见：因伟海公司对锦兴公司证据不予认可，且锦兴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出口报关的凭证与本案供货之间的关联性，故该证据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人物              时间              场合              陈述内容                  徐会朋              2019.09.04              （2019）苏0585民初4761号案件庭审      （太仓法院）              徐：没有和锦兴签订合同、缴纳社保。2016年年底左右，我认识陶建忠，龚瑞兴让陶建忠帮他来做业务，陶建忠把我一起带过去了，然后一起帮锦兴做业务。业务主要是和上海马斯特公司做棉服，在马斯特接了服装订单，我们就和龚瑞兴这边让河北的公司帮我们加工，加工好之后把货再发给上海马斯特。龚瑞兴当时陪着我们一道去的河北加工方即河北春光公司（河北监狱设立）考察，加工好衣服后，有些加工费由龚瑞兴打款去春光公司，有些由我垫付再由龚打给我。我所经办的都是马斯特和河北监狱的业务。      审：工资怎么发的？      徐：之前谈好2000元生活费，然后标准是6500元一个月，但是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审：这些衣服后来谁提货的？      徐：陶建忠。      审：提货之前，龚瑞兴有无打你电话？      徐：没有，他直接和陶建忠联系的，他是主要负责人。                  2019.09.30              本案一审庭审              徐：我是锦兴业务员，采购员，主要采购东西，跑跑腿，锦兴的人员陶建忠做单子让我去买东西，陶建忠在锦兴公司负责做服装订单。      审：陶建忠跟锦兴什么关系？      徐：我也不清楚，陶建忠接服装单子去监狱加工，是锦兴的单子，以锦兴的名义发到监狱加工。      审：你如何入职锦兴公司？      徐：是陶建忠进的公司，我是陶建忠带进去的，之前单子比较复杂，锦兴公司的龚总也是认可的。                  2019.11.11              本案一审庭审              审：与伟海公司发生业务是谁？      徐：陶建忠是代表锦兴公司去的。      审：与伟海公司的业务是谁出面谈的？      徐：陶建忠去谈的，我是驾驶员。我开车送陶建忠去朱华的多姿拉链厂谈的，多姿拉链厂人不够，原告和被告合作，后将货物发给被告。朱华是多姿拉链厂的老板，应该也是伟海的老板。      龚：你和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徐：就是陶建忠把单子带过去的时候认识的。      审：我有无和你谈过工资？      徐：没有谈过工资。                  2019.12.4              （2019）苏0585民初6563号案件庭审      （太仓法院）              徐：锦兴公司提到的伟海拉链的事，其中送货单的签字确实是我签的，该批货物是送到河北春光公司的，有些是我直接去常熟提了送过去的，有的是寄过去的。常熟伟海也有部分货物直接送给了锦兴公司，通过什么方式我不知道，然后原告又寄到监狱。我没有和陶建忠一起跟锦兴公司谈过拉链这些生意，我只负责收货，陶建忠是专门做订单的，他可以到其他客户那里接订单生意，然后找到一个合作单位比如锦兴公司进行合作，我和陶建忠之间是长期合作的，我帮陶建忠打工，做他的驾驶员、买辅料、提货和接货等。上海的马斯特订单是陶建忠接下来的，接下来之后陶建忠和龚瑞兴去谈，陶建忠有订单，锦兴公司有钱，他们就合作。其中一些需要买辅料等关于订单生产流程的东西我们去找，由陶建忠出面和龚瑞兴接洽，他们来操作，卖拉链等辅料的单位由陶建忠说好，有些钱龚瑞兴直接打到人家账户，有些通过我的账户付钱，东西是由我们去取的，我就是其中给他们跑跑腿的。      审：你有工资吗？      徐：没有。陶建忠把单子带到哪家公司，我就跟着成为哪家公司的员工，帮该家公司跑跑业务上的事情。相当于陶建忠给了我工作的机会，在锦兴公司这个事情上，也是陶建忠出面和锦兴公司谈的，我自己没有和锦兴公司的劳动关系、工资报酬的情况接触。                  伟海              2019.09.30              本案一审庭审              伟海代理人：伟海通过自己的业务员朱华认识锦兴业务员徐会朋，发生业务往来，平时两人通过微信，或者由徐会朋直接下单的方式跟伟海联系业务，伟海定作完成以后部分由徐会朋提货，或者是伟海通过货车直接送到锦兴公司，还有部分通过快递送到河北监狱。      锦兴：发票是陶建忠让伟海代开，再由陶建忠本人交付给锦兴公司的。      伟海代理人：该陈述不属实，我方不认识陶建忠。                  伟海法定代表人              2019.11.11              本案一审庭审              审：原告，送货单客户栏抬头为什么是锦兴公司？      伟海法定代表人：我们的业务员朱华与锦兴公司的业务员陶建忠、徐会朋对接的。当时我们的业务员说是和锦兴公司合作，陶建忠和徐会朋也是打着锦兴公司名义来的。陶建忠和徐会朋我不认识，都是业务员对接的，对方业务员称他们是代表锦兴公司做生意的，我就在送货单上写了锦兴公司。                  伟海              2020.09.08              本案二审              审：伟海公司陈述一下合同订立和履行的经过。      伟海代理人：由锦兴公司的业务员徐会朋跟伟海公司的业务经理朱华联系以后，发生业务往来，徐会朋声称其是锦兴公司业务员。      审：伟海公司，按你方所述，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除了徐会朋，还跟其他经办人员有过磋商或接触吗？      伟海代理人：没有，但我们催要货款时与锦兴公司实际控制人龚瑞兴通过电话联系的。      二审另查明：伟海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系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8月27日期间，共23份，编号从0001411连续至0001433。关于增值税发票抵扣的问题，锦兴公司认为系陶建忠将票转交给锦兴公司，因锦兴公司与陶建忠有业务，故锦兴公司予以抵扣；伟海公司认为，该票系其业务员朱华送至锦兴公司财务处的。本院认为，伟海公司与锦兴公司并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伟海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与锦兴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依据是徐会朋签收了载明收货单位为锦兴公司的送货单，以及锦兴公司接收并抵扣了伟海公司开具的10万元增值税发票。因此，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徐会朋签收的送货单效力是否及于锦兴公司，以及锦兴公司抵扣10万元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性质如何确定？首先，徐会朋是否构成有权代理。伟海公司主张徐会朋系锦兴公司的业务员，故而伟海公司实际系主张徐会朋对锦兴公司构成有权代理，但锦兴公司对徐会朋系职务行为予以否认。而根据徐会朋自己的陈述，其与锦兴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合同关系，徐会朋实际是为陶建忠做辅助工作，“陶建忠将单子带到哪家公司，我就跟着成为哪家公司的员工”，故徐会朋虽自己认为跟着陶建忠成为陶建忠合作公司的员工，但该陈述并不能直接产生其对锦兴公司存在职务代理的法律效果，故伟海公司应当对其所主张的徐会朋构成职务代理承担举证责任。徐会朋虽在4761号案件中关于是否有工资的询问曾自述与锦兴公司谈好“2000元生活费，标准是6500元一个月”，但在2019年11月11日本案一审庭审及2019年12月4日的6563号案件庭审中，其法院是否有工资的询问均回答为“没有谈过工资”，甚至明确陈述为：“陶建忠给了我工作的机会，在锦兴公司这个事情上，也是陶建忠出面和锦兴公司谈的，我自己没有和锦兴公司的劳动关系、工资报酬的情况接触。”徐会朋就其与锦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或报酬结算存在矛盾陈述，故其陈述不足以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就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徐会朋因履行职务构成有权代理。徐会朋不构成有权代理的情况下，若要认为徐会朋的行为后果归属于锦兴公司，则伟海公司需能证明徐会朋系有权代理的其他情形，但伟海公司亦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徐会朋在订立合同时持有锦兴公司合法授权。因此，徐会朋签收送货单的行为并不构成有权代理。其次，徐会朋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伟海公司代理人在本案一审、二审中均陈述其业务对接人员是徐会朋，且代理人陈述伟海公司不认识陶建忠，而徐会朋却在数次诉讼中都陈述其为陶建忠做辅助工作，案涉业务都由陶建忠对接，故伟海公司与徐会朋就交易的陈述无法互相印证，且存在矛盾。而根据伟海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11月11日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我们的业务员朱华与锦兴公司的业务员陶建忠、徐会朋对接的。当时我们的业务员说是和锦兴公司合作，陶建忠和徐会朋也是打着锦兴公司名义来的。陶建忠和徐会朋我不认识，都是业务员对接的，对方业务员称他们是代表锦兴公司做生意的，我就在送货单上写了锦兴公司。”该陈述虽然提及陶建忠，但亦反映出伟海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就徐会朋或陶建忠是否对锦兴公司享有代理权限进行审查，亦未能举证徐会朋存在有权代理锦兴公司的权利外观，仅是因为二人打着锦兴公司的名义，就认为合同相对人系锦兴公司。因此，伟海公司未善尽审查义务，并不构成善意无过失，故伟海公司欠缺主张对锦兴公司系交易相对人享有合理信赖的基础。因此，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徐会朋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伟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锦兴公司直接向伟海公司作出过确认合同对锦兴公司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亦未直接向伟海公司作出过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伟海公司另提交了徐会朋与锦兴公司龚瑞兴之间的通话录音，但该通话录音应作为处理锦兴公司与徐会朋之间内部合同关系的依据，事实上根据伟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徐会朋与龚瑞兴的录音发生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即便根据伟海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所显示的内容，伟海公司的送货已于2017年8月结束，故伟海公司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可根据上述徐会朋、龚瑞兴之间的录音而产生对锦兴公司合理信赖的基础。第四，徐会朋既不持有合法有效的授权，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伟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锦兴公司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且伟海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锦兴公司有追认合同的意思表示，或是双方达成过由锦兴公司承担债务的合意。因此，伟海公司依据现有证据主张锦兴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依据并不充分。锦兴公司虽接收了伟海公司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在伟海公司无法证明其与锦兴公司之间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该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行为并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存在的依据，而应由当事人自行按照符合税务行政管理规定的方式就该增值税发票进行处理。综上所述，锦兴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90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常熟市伟海拉链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21元、财产保全费2220元，合计8141元，由常熟市伟海拉链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921元，由常熟市伟海拉链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小安审判员  冯月青审判员  李晓琼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 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