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36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516L。法定代表人：胡某1。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社区芦荻埔厂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061J。负责人：邹平根。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秋林，男，198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公民身份号码为513************610。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皓文，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渠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南栅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WEM851P。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仪，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达，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登茂，男，197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公民身份号码为513************83X。上诉人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日东莞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与被上诉人雷秋林、东莞市渠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渠桥公司）、刘登茂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5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秋林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渠桥公司、刘登茂向雷秋林连带赔偿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业费、护理费、残疾、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车费等共计237466.38元。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刘登茂、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向雷秋林赔偿122691.43元；二、驳回雷秋林的其他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31元（已由雷秋林预交），由雷秋林承担1175元，由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刘登茂承担1256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5870号民事判决书。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无需对雷秋林受伤的损失承担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雷秋林是否因涉案工程受伤问题，雷秋林的受伤难以认定与涉案工程的施工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雷秋林起诉时案涉工程早已完工，但直至收到起诉状前，红日公司对该涉案事件一无所知。因此雷秋林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伤不符合常理。其次，雷秋林门诊记录从未提及受伤地点为案涉施工现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雷秋林在案涉工程中受伤的结论毫无根据可言。二、关于渠桥公司的地位及责任。红日公司与刘登茂协商案涉工程施工时，刘登茂是以渠桥公司的名义来承接的。渠桥公司与红日公司签订了案涉《合同书》，虽然渠桥公司否认其实际参与工程施工，《合同书》也系事后补签，然而渠桥公司收取红日公司的款项为72100元，转付给刘登茂的款项为69700元，税票显示扣税3%，即说明渠桥公司从中获取2100元的利益，渠桥公司陈述的仅代收、代付和开具发票，并未取得任何利益的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相悖。渠桥公司获得的利益即为收取刘登茂的挂靠费或管理费。渠桥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向刘登茂收取挂靠费用，其对刘登茂参与工程施工活动享有经济利益，应与刘登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渠桥公司即使补签案涉《合同书》，其亦是对刘登茂施工行为的事后追认。红日公司对刘登茂代表渠桥公司施工行为的信赖，不应承担不利益的法律后果，否则有失公允。再次，渠桥公司与刘登茂、雷秋林的通话记录、微信记录，不能真实反映客观事实，三方之间实为利益关系密切的老乡关系，其事后采取的电话录音、微信聊天，其内容明显是互相串通、恶意误导法院的审判，法院应对所提供的虚假证据采取相应处罚。据此，红日公司无任何选任不当的过错，其与渠桥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以所谓高度盖然性标准主观臆断，应予以纠正。三、关于红日公司与渠桥公司及刘登茂的法律关系性质。刘登茂挂靠渠桥公司与红日公司签订《合同书》，并由刘登茂实际施工，从合同内容及双方权利义务分析，该合同应认定为完成工作、取得工作成果为实际内容的承揽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红日公司已尽充分注意义务，选任渠桥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刘登茂挂靠渠桥公司施工，是渠桥公司及刘登茂之间内部关系，由此导致的后果不应由红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并据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纠正。四、雷秋林自身责任承担问题。雷秋林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从事高空作业，不具备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未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其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雷秋林仅承担自身30%的损失责任明显过低，有违客观事实与公平原则。五、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及处理条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是由各级人民政府调查认定，同时即使是程度最轻的事故，也要造成10人以下重伤。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雷秋林的事故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或改判红日公司不承担责任。雷秋林针对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上诉缺乏证据支持，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刘登茂针对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2019年1月15日刘登茂认识红日公司老板肖逢春，口头协议谈下阁楼加固3600元人工和车间做电。刘登茂都是和肖逢春口头协议，刘登茂是给红日公司做人工，材料方面是红日公司自己购买，刘登茂帮红日公司做。雷秋林是第二天上班，进行阁楼加固，从1.8米梯子下摔下导致受伤。当时刘登茂在情急之下，先将雷秋林送往医院救治。医疗费是刘登茂垫付。到医院后，刘登茂与红日公司联系，红日公司不承认该事实。刘登茂认为一审判决正确，红日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渠桥公司对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雷秋林受伤的事故是否与案涉工程有因果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二、渠桥公司与红日东莞分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其从未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渠桥公司承接。1.案涉工程从一开始都是刘登茂与红日东莞分公司的员工肖逢春直接洽谈及对接的，包括工程的施工要求，价格等都是由二人通过微信聊天中确定的。2.案涉合同是红日东莞分公司要通过公账向刘登茂支付工程款而找渠桥公司代为收款且为防止查税而补签的，其签订时间并非2018年12月26日，实际上是2019年3月9日。红日东莞分公司在一审中多次强调该合同是在“2018年12月26日”签订的，是虚假陈述行为。另外，该合同虽然是补签的，但并不能据此简单认定渠桥公司对该工程事宜的追认。法院应当结合合同的形成原因、过程及目的等综合认定该合同的补签只是刘登茂为了开具发票及对公收取案涉工程款而补签。从刘登茂与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雷秋林与李某1的通话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都可以直接认定。三、渠桥公司与刘登茂不存在挂靠关系，无需对雷秋林的损失承担责任。1.刘登茂一直以来都没有以渠桥公司的名义或自主对外与红日东莞分公司承接工程。2.渠桥公司也没有固定收取刘登茂的任何费用，也没有对刘登茂进行管理，不符合挂靠单位与被挂靠人的关系。3.雷秋林也是知道渠桥公司只是为了帮刘登茂收取工程款和开具发票而补签本案合同的。四、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与雷秋林、刘登茂虽然是老乡关系，但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体，不存在互相串通，恶意误导法院审判的行为。他们彼此之间的聊天记录、通讯记录只是说出整个案件的事实，想法院查清事实的经过，避免红日东莞分公司意图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恳请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五、红日东莞分公司与刘登茂之间是承包关系，其与渠桥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不是承揽关系。而刘登茂与雷秋林之间是雇佣关系，因红日东莞分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刘登茂，故红日东莞分公司应当对刘登茂对雷秋林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期间，渠桥公司提交说明材料一份及证据四组：1.说明材料2019年3月17日、3月20日、6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红日东莞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7日、3月20日、6月24日向渠桥公司支付39100元、23000元、10000元，合计72100元；2.证据一2019年3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渠桥公司在2019年3月18日分四笔连续取款5000元，合计20000元支付给刘登茂；3.证据二2019年3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渠桥公司在2019年3月19日向刘登茂转账15000元，后因该账户不存在，同日银行系统直接将该笔款项从刘登茂出原路退回给渠桥公司；4.证据三2019年3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渠桥公司在2019年3月21日向刘登茂转账支付22900元；5.证据四2019年6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渠桥公司在2019年6月24日收到红日东莞分公司支付刘登茂的余款10000元后随即于2019年6月25日将10000元转账支付给回刘登茂，不存在提前支付的事实。红日公司、红日东莞分公司对说明材料、红日公司的三份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雷秋林对上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未对说明材料发表意见。刘登茂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健康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对原审法院认定雷秋林因本次事故导致的各项损失的项目及数额没有异议，刘登茂对原审法院判决其向雷秋林赔偿122691.43元，雷秋林对原审法院驳回其对渠桥公司的诉讼请求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均予以确认。围绕上诉人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是否应对雷秋林的受伤事故承担赔偿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应对雷秋林的受伤事故与刘登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案涉证据足以证实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与渠桥公司之间的合同书是事后补签，签订目的是为了开具发票及公对公收取案涉工程款，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系直接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刘登茂，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刘茂登雇佣雷秋林在案涉工地施工，刘茂等对雷秋林在案涉公司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主张雷秋林并非在案涉工地受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再次，刘登茂不具备施工资质，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刘登茂存在选任过错。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刘登茂未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雷秋林在施工时未尽注意自身安全，最终导致雷秋林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分公司与刘登茂对雷秋林的受伤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具体数额及责任比例原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红日公司、红日公司东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753.83元，由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刘冬虹审判员  黎淑娴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温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