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再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政，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云涛，安徽伟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川，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淮滨县防洪疏散通道西侧**。法定代表人：杨道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家雨，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海，北京高文（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胡国泰，男，汉族，1955年4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延昌、朱盼龙（实习），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杨政因与被申请人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勇公司）、一审第三人胡国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15民终4653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豫民申13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云涛、李思川，被申请人大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家雨、肖正海，一审第三人胡国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延昌、朱盼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政申请再审称，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5民终465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杨政享有大勇公司25%股权的股东资格，并判令被申请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为申请人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义务；3、被申请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二审判决认定杨政与胡国泰等股东之间协议并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并据此否认其股东资格，缺乏事实依据。杨政与胡国泰等其他三名股东共同出资，首先购买了大勇公司46%的股权，后又购买剩余54%的股权，大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包括杨政在内的四名股东。2007年9月30日《联合投资协议书》明确记载四方共同拥有大勇公司100%股权，并对四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予以确认，其中杨政“出资9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杨政以股东身份直接获得大勇公司的股份分红，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尽管杨政及其他股东的股权暂登记在胡国泰名下，但这仅是出于收购大勇公司股份的便利而作出的临时性安排。对各股东资格及持股数额问题，公司股东会已明确决定进行工商登记。纵观股权转让与投资过程，杨政等股东的出资系对于购买大勇公司股权的投资，只是这些投资在大勇公司特定经营阶段用于特定项目的开发。2.二审判决以大勇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并未显示杨政为大勇公司股东为由，认为杨政“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大勇公司25%股权的股东资格，已没有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杨政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法院判决及工商登记的形式确认其股东身份。尽管杨政于2014年3月5日与案外人朱晓军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完毕，股权并未转让给案外人朱晓军，杨政股东身份一直存在。且《出资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该协议转让的只是本案所涉土地开发项目的收益权而非股权。3.二审判决以实际出资人股东身份变更及办理相关手续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为由，认为杨政的请求不能成立，适用法律错误。杨政进行股东身份变更登记等手续不适用公司法规定的该种情形。杨政以股东身份签订投资协议、参加股东大会、参与公司管理，并以自身股东名义获得股份分红，且股东会对于各股东的身份予以明确确认，杨政与胡国泰及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杨政并非隐名股东。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杨政系隐名股东，因其股东身份已为其他全部股东知悉，其请求确认股东身份亦无需经大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于本案并无适用余地。4.二审法院在审判程序上存在有违公平公正的审判行为。二审庭审时询问各方是否有调解意向，在各方明确表示可以调解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在未和申请人有任何联系和沟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大勇公司辩称：1.杨政请求确认其享有大勇公司25%的股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杨政与代表胡国泰的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汇公司）等各方签订了《联合投资协议书》，但杨政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出资。对于2007年9月30日签订的《联合投资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了“四方联合与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淮滨县都市水城项目”，该协议书中仅仅提到了共同出资与大勇公司对项目开发进行合作，但从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杨政即使有出资也仅是与大勇公司共同开发淮滨都市水城项目的出资，杨政仅以项目投资人的身份来对抗先前经过严格法律程序所形成的大勇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2.在大勇公司股权发生变更之后，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的股东资格、占股比例、及办理变更登记没有事实依据。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对于股东资格和股权确认具有决定性的效力。目前的大勇公司登记的股权，对于原告诉争的股权来说没有任何关联性。从2007年4月至2018年6月，大勇公司的股权及出资比例经过五次变更，在大勇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中，从未记载杨政的股东身份及出资比例，其诉争的权益应该另案解决。杨政请求其股东资格及占股比例已经丧失先决条件，大勇公司原始股东及占股比例已经发生变动，对于本案的诉讼请求，在诉讼涉及原股东与大勇公司新的股东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而作出的行为效力。在上述股权转让及登记有效的情况下，对于杨政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及持股比例的诉讼请求已经丧失实现的条件。3.大勇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均证明杨政已经出让了其对大勇公司淮滨都市水城项目的全部投资及投资性收益，案外人朱晓军已经合法受让了上述权益，杨政在淮滨都市水城项目上的全部投资性权益已经终结。2014年3月5日杨政与朱晓军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朱晓军以人民币2156万元受让杨政持有的大勇公司的全部出资和股权。”朱晓军支付杨政上述款项，自此杨政不再享有大勇公司的任何权益，杨政要求确认其享有大勇公司25%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杨政的再审申请。胡国泰述称：1.二审判决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正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民申132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存在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情形，隐名股东投资权益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规定，体现和强调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但是如果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过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则应依法予以支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该段论述是援引2019年11月14日颁布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首先，《会议纪要》并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其次，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彼时《会议纪要》并未发布，二审法院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驳回上诉人杨政的上诉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2.杨政是大勇公司的项目投资人，并非大勇公司股东，其并不具备大勇公司股东资格。杨政与众汇公司等签订的《联合投资协议书》，约定内容是针对淮滨欣城项目投资。协议约定了投资总额以及各方所占份额，但并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且此后杨政也一直未实际要求将其登记为股东，直至其将出资权转让他人，大勇公司的股东没有进行变更登记。足以证实杨政等人的本意是对大勇公司的项目投资，而无意成为公司股东。3.杨政已将其出资权益全部转给案外人朱晓军，并实际收取了全部转让款，其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杨政在2014年就与朱晓军签订合同，将其在大勇公司的投资权益转让，朱晓军已支付大部分转让款，剩余200余万元未付，是因为杨政欠众汇公司款项，被合肥铁路法院要求协助执行。故在杨政将其投资权益已经转让并取得全部转让款的情况下，其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并办理登记等，已失去权利基础，依法不应得到支持。4.杨政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已无必要。无论是否认定杨政为大勇公司出资人抑或是大勇公司股东身份，杨政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办理工商登记，其目的无非是担心其在“淮滨欣城项目”的前期投资权益，对此，无论是其投资权益受让人朱晓军，还是第三人胡国泰均未对杨政按投资比例享有的前期投资权益予以否认。杨政已将其全部投资权益转让给第三人朱晓军，其便不再享有对“淮滨欣城项目”的任何投资权益，此时再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办理工商登记，置投资权益受让人朱晓军的权益何在？因此，杨政的诉讼请求不但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而且没有任何的必要性。杨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享有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股权的股东资格；2、要求被告和第三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为原告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义务；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4月，第三人胡国泰经过考察，与原告杨政、徐骏、郭之孝等人协议后，欲共同出资受让大勇公司46%的股份。同年9月30日，胡国泰代表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徐骏个人投资含在众汇公司内）与杨政、郭之孝、许业奇四方签署《联合投资协议书》，决定继续出资受让大勇公司剩余全部股权，约定了各方出资额和所占公司股份比例。同期，大勇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胡国泰持股90%，徐骏持股10%，胡国泰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徐骏、许业奇任副总经理。大勇公司经营至今，多次变更公司登记信息，均无记载原告出资情况，也未将原告登记为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政与第三人胡国泰（众汇公司代表）等各方虽然签订了《联合投资协议书》，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实际出资，成为实际出资人。故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政确认享有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股权的股东资格及要求被告大勇公司和第三人胡国泰，履行为原告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原告杨政负担。杨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淮滨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7民初75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1、确认上诉人杨政享有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公司25％股权的股东资格；2、二被上诉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为上诉人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义务。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向法院提交。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杨政等三人与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9月30日签订的《联合投资协议书》中虽然明确约定了“四方联合与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淮滨县都市水城项目”，并进行了实际投资，但并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此后，杨政虽然参与了大勇房地产公司在“淮滨欣城”项目中的经营，但直至其于2014年3月5日与朱晓军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将其在大勇房地产公司的全部投资权益转让给朱晓军，大勇房地产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并未显示其为大勇房地产公司股东，现其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公司25％股权的股东资格，已没有依据，且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杨政要求大勇房地产公司及胡国泰履行为其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义务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上诉人杨政承担。再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杨政提交了两份证据：1.大勇公司2014年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徐俊投资额为200万，占投资总额比例5.55%，拟证明杨政和徐骏一样实际是公司股东，结合其他股东会纪要也能证明杨政是公司股东；2.2018年5月1日大勇公司的民事起诉状，该起诉状是法院送达给杨政的，拟证明大勇公司一直明知杨政的股东身份并参与管理。大勇公司质证称，证明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大勇公司的公章编号不一，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民事起诉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不属于新证据。胡国泰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明书仅能证明徐骏的个人出资情况，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政是股东；民事起诉状仅能证明杨政参与管理，仅该证据不能证明大勇公司明知杨政的股东身份。大勇公司提交两组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43份、结婚证一份，拟证明朱晓军已经履行完《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受让款。2.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7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书及该判决书中主要证据还款合同一份，拟证明杨政在本案二审结束后，得知二审法院在确认其不具备股东资格后，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对其个人借款加盖大勇公司进行担保，给公司造成1700多万元的损失；安徽省庐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3民初778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杨政于2016年对于杨政先前长达4年7个多月的个人借款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加盖大勇公司印章对个人借款进行担保，给大勇公司造成1600多万元的损失。杨政质证称，两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没有关联性，转账凭证也没有银行盖章。胡国泰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关于银行凭证和结婚证，银行转账凭证虽没有银行印章但结合杨政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朱晓军已经履行了大部分付款义务；关于（2019）豫1527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书及该判决书中主要证据还款合同、（2017）皖0103民初7789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调取如下证据：恢复执行申请书、（2015）合铁执字第00170号执行裁定书、（2015）合铁执字第00170-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合铁执字第0017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杨政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关联系不予认可，理由：1、调查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付清，本身就是以承认杨政享有股权为前提；2、出资转让款是否实际付清与本案无关，转让款实际未支付完毕，且案涉股权未发生变更登记；3、法院调取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调取证据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该证据当事人可依法取证，法院无依职权调查的必要；4、杨政与朱晓军的出资转让协议已解除，杨政向朱晓军送达了解除通知书且已被签收。大勇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从侧面印证了杨政向朱晓军转让了在大勇公司的全部出资及投资性权益的事实，大勇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转让价款，杨政已经不享有大勇公司的任何权益。胡国泰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从铁路运输法院调取，其中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属执行文书加盖法院印章，恢复执行申请书系执行卷宗中的相关材料加盖有法院印章，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再审查明:一、大勇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的《通知》中载明，杨政股本900万元，占百分比25%，分配金额150万元。二、2014年3月5日作为甲方的杨政和作为乙方的朱晓军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协议中载明：乙方以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陆万元整的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大勇公司的全部出资和股权，乙方受让甲方的出资后，即享有占有出资额25%的全部股东权利。2015年6月12日杨政向朱晓军出具收条，收条载明：共计收到现金壹仟玖佰壹拾捌万元整。三、原告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杨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合肥铁路运输法院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合铁民初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370万元及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9月18日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向朱晓军下发（2015）合铁执字第00170-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关于合肥市众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杨政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于2015年7月6日作出的（2015）合铁民初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杨政未履行义务，本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合铁执字第00170号执行裁定书，依法冻结被执行人杨政的410万元款项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暂停向杨政支付其在你处的股权（出资）转让款280万元，停止支付期限自2017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7日止。”2020年8月20日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向朱晓军下发（2015）合铁执字第0017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朱晓军继续暂停向杨政支付其在你处的股权（出资）转让款280万元，停止支付期限自2020年8月20日至2023年8月19日止。再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股东身份的确定，从实质方面考察，股东地位的取得必然基于股东的投资，因此，对股东身份的认定首先要看该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投入资金。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向公司投入资金并非是直接性的，而是间接性的。这主要表现在继受取得股东地位的情形。在继受取得股东地位的情况下，对公司资金的注入是由原股东完成的，这种先前注入的资金因为继受行为而转换为继受人注入的资金。从形式方面考察，投资人因向公司投入资金而成为公司股东必须借助于外观形式才得以表彰。这种外观表彰的形式就是公司章程。因此，从形式上，凡是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公司章程者，即可以确认其股东身份。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股权后，但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却没有记载或者没有变更记载，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予以记载或者变更记载。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股权，但公司却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或者变更登记，股东有权请求公司进行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公司有义务满足股东的请求。在没有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前，不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公司不得以没有进行登记或者变更登记而对抗股东。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或者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原审查明杨政、胡国泰等人2007年4月欲共同出资受让大勇公司46%的股份，同年9月30日，胡国泰、杨政等人签订《联合投资协议书》，出资受让大勇公司剩余全部股权，约定了各方出资额和所占公司股份比例，同期，大勇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胡国泰持股90%，徐骏持股10%。另外，2007年9月30日的《联合投资协议书》载明：乙方（杨政）出资额9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且杨政原审中提交的收据、银行凭证、股东会议纪要、借条、大勇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向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其履行了出资额。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杨政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其通过继受取得而获得股东身份。另外，杨政原审中提交的股东会议纪要、大勇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的《通知》亦能证明杨政的股东身份并且参加了公司的管理和分红。从形式看，大勇公司当时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为胡国泰持股90%、徐骏持股10%，未显示杨政的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杨政虽不符合股东身份确定的形式要件，但这并不影响杨政股东权利的行使，杨政有权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有权请求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大勇公司有义务满足杨政的请求，大勇公司亦不得以没有进行变更登记而对抗股东。2014年3月5日杨政和朱晓军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杨政将其25%的全部股东权利以2156万元出让给朱晓军，2015年6月12日杨政向朱晓军出具收条，收到朱晓军给付的1918万元，余款因法院在执行另案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杨政时于2017年9月18日冻结、2020年8月20日续冻结朱晓军向杨政支付款项而无法给付，余款未支付系杨政造成的，应视为朱晓军已履行了《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的义务（杨政可待解冻后继续要求朱晓军履行或者朱晓军的钱款扣划后视为全部履行），朱晓军履行了出资义务，其通过继受取得而获得股东身份，其可以要求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杨政因股权转让而丧失股东身份，杨政于2018年3月13日要求确认其25%股权的股东资格、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请求因此时其已丧失股东身份而不成立。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杨政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再审中予以纠正，对原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豫15民终465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洪审判员 时华军审判员 韩 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