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3民终1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宝玉，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山，吉林军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升，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公主岭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东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姜子川。上诉人邱宝玉因与被上诉人高升、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东李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20）吉0381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宝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20）吉0381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原审诉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对现有政策的约定还是对以后出台政策的约定，具体约定不明确，而诉争补贴款系2016年开始国家发放的粮食生产者补贴款，实质上是2016年国家对稻谷、大豆、玉米分别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目标价格政策和市场收购加补贴新机制，补贴对象是玉米生产者,是种植补贴，双方没有协商一致的，应发放给实际种植者，故被告高升作为实际种植人符合领取条件及文件精神。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包括该项补贴，因该项政策国家2011年并未出台，双方对玉米生产者补贴归属未作出明确约定，双方协商不成，应按国家及省、市文件规定处理,补贴资金应发放给玉米生产者即本案被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土地转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国家给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甲方)支取，按土地所摊费用均由转包方（甲方)承担”合法有效,内容明确具体，不属于约定不明。该条约定的意思就是国家的一切待遇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的国家政策待遇,也包括将来可能有的国家政策待遇，即本案诉争的粮食补贴包含在内。最后，土地转包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所以不存在原审法院所认定的粮食补贴归属协商不成的情形。而根据国家政策，本案诉争的粮食补贴款应归上诉人支取。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信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原审诉求。高升辩称，我认为，一是土地转包合同为2011年签订，合同所约定的补贴待遇仅指在合同签订时国家有的政策，我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涉及当时还未产生的收益。结合事实来看，涉案玉米生产者补贴款是国家于2016年开始给生产者的一项补贴政策，并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范畴，不能根据该协议来约束我。因此双方对于玉米生产者补贴并没有约定。二是根据国家、省及市里的政策来看，该项补贴政策实质上是给玉米生产者的而不是土地承包方,因此对方没有权利主张要补贴款。原告起诉金额与事实不符。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东李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个人承包，不涉及村委会的事情。邱宝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粮食补贴款1984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邱宝玉与被告高升为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东李村**村民，2011年12月7日邱宝玉（甲方）与高升（乙方）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邱宝玉将分得的6口人承包地2垧转包给高升，约定1．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计16年；2．面积及坐落：转包承包地面积2垧，老周头坟1垧52垄，东邻李子富西邻树趟子，柳树趟子1垧，西邻李子和，东邻林玉国；3．转包费：价格6.7万元，合同生效付2.5万元，2011年3月20日前付2万元，2011年12月31日前付2.2万元；4．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甲方），按土地所摊派费用均由转包方（甲方）承担；5．违约责任，甲方违约将承包费如数退还，并承担月利2分。乙方所耕种土地不计承包费。乙方违约所交承包费不予退还，另支付所耕种年限的承包费。该协议经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法律事务所见证。合同签订后原被告一直履行至今。按照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为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国家决定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吉林省根据上级意见制定了补贴制度，2016年吉林省财政厅制定了《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文件的补贴对象原则上为玉米和大豆生产者。通过转包、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的，补贴资金发放给实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流转双方另有约定的，经流转双方确认同意按照双方商定意见办理。如土地承包者领取的，有关地方政府要引导承包者相应减少土地流转费，真正让玉米和大豆生产者受益。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2月7日邱宝玉与高升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系双方自愿，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该合同属有效合同。双方仅对所签定的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第四项“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甲方），按土地所摊派费用均由转包方（甲方）承担土地一切优惠政策由甲方享受，一切义务由乙方承担的条款”产生纠纷，双方约定的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对现有政策待遇的约定还是对以后出台政策的约定，具体约定不明确，而诉争补贴款系2016年开始国家发放的粮食生产者补贴款，按照国家及省市文件精神发放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实质上是2016年国家对稻谷、大豆、玉米分别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目标价格政策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补贴对象是玉米生产者，是种植补贴，双方没有协商一致的，应发放到实际种植者，故被告高升作为土地实际种植人符合领取条件及文件精神。原告认为双方签定的土地转包合同包括该项补贴，因该项政策国家2011年并未出台，双方对玉米生产者补贴归属未作出明确约定，双方协商不成，应按国家及省、市文件规定处理，补贴资金应发放给玉米生产者即本案被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邱宝玉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的认定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粮食补贴款按照国家及省市文件精神，为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补贴对象原则上为实际种植者，土地流转双方另有商定的，按双方商定意见办理。本案中双方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国家给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甲方)支取”主张被上诉人返还粮食补贴款。因双方签订合同当时诉争的粮食补贴款尚未产生，不能认定双方对粮食补贴的归属存在明确约定，故被上诉人高升作为实际种植者领取粮食补贴符合相关文件精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邱宝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元，由邱宝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迎春审判员 毕 莹代理审判员 牛云鹤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思惟书记员 马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