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江南，男，197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勤，广东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汝杰，广东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祥，男，198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帼慧，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智勇，男，197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上诉人潘江南因与被上诉人杨海祥及原审第三人张智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4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潘江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勤、温汝杰、被上诉人杨海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帼慧、原审第三人张智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江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杨海祥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海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杨海祥没有提交任何与潘江南有关的借据或者其他能证实与潘江南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明，其向法庭所提交的证据，仅是张智勇与潘江南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恰恰证明杨海祥并没有出借任何款项给潘江南，故杨海洋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杨海祥的诉讼请求是民间借贷之诉，但杨海祥所提供的证据仅仅是其向张智勇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证明自己对潘江南享有债权，即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不能证明与潘江南之间存在主体法律关系，因此，杨海祥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不享有诉权，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不当得利或者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杨海祥的诉讼主体资格也应当由张智勇来主张。若是说杨海祥是适格主体，那该笔130万元还是从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转给杨海祥的，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是否可以行使诉权起诉潘江南呢？最后，该笔130万元款项的源头是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公司，杨海祥直接主张是潘江南无息向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公司借的，岂不美哉。这样的话，杨海祥便不用履行（2018）粤0203民初597号民事调解书了。二、潘江南与杨海祥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民间借贷案件中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在法律上属于实践性合同，其成立并生效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借贷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二是贷款人已经交付出借款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这一条是对借贷合意内容的要求，借款双方应当对借款的上述事实在借款合同中予以明确，反过来说，一旦合同中具备上述条款，即可初步认定为借贷合意。但在本案中，杨海祥从始至终都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仅凭借非直接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讲，民间借贷之诉之所以区别于不当得利之诉，是因为民间借贷之诉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若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则不可能成立民间借贷之诉。在本案中，杨海祥从头到尾都只是提供其向张智勇转账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张智勇转给潘江南的转账记录。单凭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资金的单向流向，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杨海祥在原一审过程中，在民间借贷之诉和不当得利之诉之间徘徊，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杨海祥自己都很清楚该笔款项并非是借款。杨海祥在一审庭审时陈述该笔款项系给潘江南购买资产包，杨海祥享有该投资收益的40%。那么，杨海祥是否在否认自己所主张的借贷合意呢？或者说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本不是借贷的关系而是合伙关系，或者说是其他，杨海祥并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错误。该条文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规定是针对原告一方仅有金融转账凭证，且该金融转账凭证系直接发生在原被告之间的金融转账凭证。依照最高法裁判观点【(2019)最高法民终241号】，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前提是原告持有直接转账至被告账户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即其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杨海祥持有直接转账至潘江南账户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否则杨海祥仍需要就潘江南实际上获取了该笔款项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杨海祥并未直接给潘江南转款，而潘江南也没有收到杨海祥的借款。因此，杨海祥仍需要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证明系杨海祥指示本案张智勇将借款转给潘江南。四、潘江南完成举证证明双方借贷关系不存在之后，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该条文中的“被告辩称”的性质是一种积极的否认，被告不对该事实主张负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其只是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该证明标准应当低于“高度盖然性”，即只要致案件的事实真伪不明即可达到其证明标准，若证明标准等同于“高度盖然性”，则无疑过分加重了被告的证明责任，不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其次，若被告一方需要举证证明的标准达到“高度盖然性”，则人民法院可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会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规定的“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使得该解释的举证分配形同虚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第一百零八条中“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在法官有理由相信被告抗辩的主张或致案件真伪不明，法官对于案件事实莫衷一是时，应该认为被告的抗辩即系有效抗辩，已达到了相应的证明标准，举证证明责任机制即时启动，该责任应当归于原告，原告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潘江南已经举证证明该笔130万元系张智勇欠本案证人陈俊的借款，是证人陈俊指示张智勇向潘江南偿还此前借款。潘江南为此提供了张智勇名下的韶关市冠和贸易有限公司与证人陈俊名下的武江区德信货物保管服务部签订的借款合同，张智勇在此合同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处签字。张智勇对上述借款并未予以否认。况且潘江南还提供了此后潘江南归还证人陈俊13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该130万元并非杨海祥所陈述的借款。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潘江南也已完成举证义务，杨海祥仍然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何况，杨海祥与张智勇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是不得而知的。何况，张智勇在裁判文书网中显示已经负债两三千万元，如果张智勇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存在即使胜诉也将无法取得款项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张智勇基于这样的考虑，而由杨海祥来起诉的可能性。五、一审法院没有结合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忽视杨海祥的资金来源带有高息，忽视张智勇可以将潘江南的账号告知杨海祥而由杨海祥直接转款给潘江南的事实，忽视杨海祥没有催款的证据，忽视杨海祥陈述款项属于投资，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一）一审判决未对款项来源进行详细的说明，忽视款项来源带有高息的事实。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三行：“2015年8月27日，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杨海祥）向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130万元”。该事实认定并没有错，但一审法院却直接忽视该借款系高息借款，借款利息高达月息1.334%，罚息在前述利率上浮100%，逾期罚息为原利率上浮50%，详见（2018）粤0203民初597号民事调解书。该笔借款的年利率已达到26.1%。因此，杨海祥主张借款给潘江南，在借款的利息上便不能自圆其说，毕竟谁也不可能做亏本生意，况且潘江南与杨海祥此前根本不认识，杨海祥又怎么可能这么随便便借款给潘江南。杨海祥在一审时陈述系潘江南急需借钱，但杨海祥不知道能不能从小额贷款公司借到钱，于是双方便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但自2015年8月25日杨海祥与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到杨海祥向本案张智勇转款，尚有一天时间，这个时间也不足够双方签订合同吗？从商业逻辑上讲，签订合同只是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确定下来，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便已经对于合同的条款进行商讨并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杨海祥辩解的时间紧迫故而没有签订合同，并不能成立。杨海祥能不能成功贷款与潘江南和杨海祥是否要签订借款合同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借款合同自借款交付之日起生效。因此，杨海祥作为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公司已经与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公司签订高息抵押借款合同的前提下，不要求潘江南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不相符。（二）一审法院忽视作为出借方的杨海祥辩称没有作为借款人的账号而需要通过张智勇的账户转汇不符合日常借款逻辑。一审庭审时，杨海祥陈述系潘江南催的急，而潘江南又不提供其银行账号，于是杨海祥便将款项转给张智勇，并陈述系潘江南指示杨海祥将款项转到张智勇名下的，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十页。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在通讯技术如此之发达的今天，使用电话、短信、邮箱和微信都不过是一分钟不到的事情，但从开始磋商借款事宜到转账发生时，十几天的时间，潘江南竟然未告知其自己的银行账号，这与杨海祥陈述的潘江南急需资金不相符，且这也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最重要的是，潘江南在本案中是作为借款人被起诉的，现实中哪有借款人不急而出借人心急的呢？既然张智勇有潘江南的账户，那为什么不由张智勇告诉杨海祥，由杨海祥直接转给潘江南呢？（三）一审法院忽视杨海祥没有催款行为的证据。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与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高息借款合同，系短期延展借款项目。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需要先行把此前的借款清偿，随后双方仍会签订一样的借款合同，是为续展。因此，在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2018年起诉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和杨海祥及其妻子与担保人后，杨海祥直到2019年才起诉潘江南，有违常理。2015年至今，近七年的时间内，杨海祥从未向潘江南催过款，双方也没有因此发生过任何诉讼。杨海祥也未提供过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之类的证据。一审庭审时，杨海祥陈述从2015年至今一直有在催款，但在催款时间的陈述上却含糊其辞，遮遮掩掩。（四）一审法院忽视杨海祥陈述该笔资金的属性是合作做资产包的投资。一审庭审时杨海祥自认该笔款项系给潘江南投资用的，潘江南需要支付40%的利润，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九页倒数第五行。那么，该笔款项是否是合伙费用呢，一审法院并未对此予以说明。即使该笔款项是借款，那么该笔130万元的借款是否有约定还款的时间和条件呢？一审庭审时，杨海祥陈述如果潘江南买到了资产包便分40%的利润给杨海祥，此条件是否是作为归还本金和利息的口头约定呢？如果是，那本案的归还条件是否尚未成就呢？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审查。杨海祥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潘江南承诺会在处理完资产包后会归还借款……但现在资产包已经处理掉大部分。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十一页第十八行。杨海祥如此陈述，是否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存在还款条件或者还款时间，借款归尚需要等到资产包处理完毕之后方可进行。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亦未予以查清。杨海祥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本案130万元的款项是以杨海祥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来源于杨海祥，该款项也是由杨海祥进行偿还。三、关于潘江南提及到合意问题。现在是潘江南为了逃避130万元的债务，单方否认向杨海祥借款的事实存在，但潘江南并没有否认130万元是借款，而只称是向陈俊的借款，是陈俊要求张智勇归还的借款，但是结合本案的证据，潘江南称是向陈俊的借款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可信。本案中张智勇已经就本案的130万元及其与陈俊的借款关系做出了多次肯定的陈述。且陈俊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其与张智勇之间的关系，也不符合潘江南所陈述的关系，陈俊提交的借款合同只是其和韶关市冠和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张智勇是担保人，不是借款人，其是否需要承担借款关系是另案的关系。本案中，张智勇多次陈述其与陈俊的关系已经终结，已经偿还完毕债务。故潘江南所称的这借款是张智勇向陈俊所借，毫无事实根据。张智勇述称，张智勇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杨海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潘江南偿还杨海祥借款1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8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潘江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7日，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海祥）向韶关市圆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130万元。2015年8月28日，韶关市正煜贸易有限公司将130万元转入杨海祥建设银行卡号/账号6236683150*********的账户。同日10时39分，杨海祥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账号6236683150*********的账户转账130万元到张智勇建设银行账号6227003150*********的账户，同日10时52分，张智勇将该130万元转账给潘江南建设银行账号6217003150*********的账户。杨海祥称该130万元是潘江南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其所借。张智勇在一审庭审上明确表示其转账给潘江南的130万元，为潘江南向杨海祥的借款，对杨海祥的诉求无异议。潘江南则表示，其收到了张智勇转账的130万元，但该款为其向陈俊所借，并已还清该借款给陈俊。一审法院另查明，陈俊出庭作证陈述张智勇转账给潘江南的130万元为张智勇对其借款的还款，并称张智勇至今都还欠其130万元左右未还，关于这笔借款其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204民初1347号，该案于2019年11月已经判决，其对该判决不服已经向韶关中院上诉。一审诉讼过程中，潘江南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与陈俊对张智勇享有的债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陈俊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诉争130万元款项的性质如何确定。对此，杨海祥主张该130万元是潘江南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其所借，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证明其主张；潘江南否认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辩称其收到了张智勇转账的130万元为其向证人陈俊所借，并提供了证人陈俊证言予以证明。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杨海祥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潘江南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潘江南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潘江南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杨海祥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海祥提交了杨海祥银行流水、张智勇银行流水以及张智勇的证言对其通过张智勇向潘江南转账130万元，杨海祥与潘江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潘江南对收到了张智勇转账的130万元无异议，但抗辩该130万元是陈俊借给他的，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潘江南有义务提交证据证明该130万元系陈俊借给他的。潘江南提交了证人陈俊证言证明其主张，虽然证人陈俊称此130万元为张智勇对陈俊的还款，但无证据证明，而且张智勇不认可是对陈俊的还款，明确表示其转账给潘江南的130万元，为潘江南向杨海祥的借款。潘江南也未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对潘江南的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合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款项来源、资金流向、交易时间等，并结合杨海祥、潘江南、张智勇的陈述，可以认定杨海祥、潘江南借贷关系的成立，故杨海祥诉请潘江南偿还借款130万元，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杨海祥利息的请求，由于无证据证实双方有约定借期内的利率及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法院可以支持。故对杨海祥请求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主张可以支持，对超过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潘江南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与陈俊对张智勇享有的债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陈俊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因陈俊与张智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案主张，潘江南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20）粤0204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一、潘江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海祥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2019年3月22日起计至付清借款之日止）;二、驳回杨海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1500元，由潘江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3月22日，杨海祥在一审法院起诉潘江南，要求潘江南偿还借款13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立案为（2019）粤0204民初700号，该案庭审中，杨海祥当庭变更其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为不当得利纠纷，要求潘江南返还不当得利款130万元及利息。庭审结束后，杨海祥又变更其诉讼方向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循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作出（2019）粤0204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判决潘江南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1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3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给杨海祥。潘江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一审法院未将杨海祥再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告知潘江南也未组织当事人答辩，直接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剥夺了潘江南等人的诉讼权利，故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在一审庭审时，杨海祥明确涉案130万元为借款，并称潘江南借款系用于购买资产包，且潘江南承诺获得后分配40%的利润给杨海祥。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潘江南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杨海祥主张就涉案130万元款项与潘江南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依据是否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达成借款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等其他可以证明双方形成了借款合意，二是款项实际交付。本案中，杨海祥主张潘江南借款130万元，但潘江南未予认可，且称其系向案外人陈俊借款，并申请了陈俊出庭作证予证实该事实，在潘江南提供了其系与陈俊形成借款合意的初步证据后，杨海祥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杨海祥与潘江南形成了借款合意或推翻潘江南主张的向陈俊借款的事实，故杨海祥在借款合意上举证不能。而对于借款支付的事实，杨海祥仅提供其向张智勇转账的银行明细，未能证实系潘江南指示其将涉案130万元支付给张智勇，故杨海祥举证借款支付事实的证据存在不足。杨海祥进一步主张其系将款项支付给张智勇，由张智勇支付给潘江南，而对于该事实，潘江南未予认可，称张智勇系受陈俊指示将该款支付给潘江南，且提供了韶关市冠和贸易有公司与陈俊之间的借款合同（张智勇作为担保人）。从潘江南提供的证据上看，张智勇也确与陈俊之间存在较多经济往来，故仅凭杨海祥、张智勇的陈述无法认定涉案130万元系张智勇代杨海祥转账给潘江南的借款的事实。综合上述分析，杨海祥主张其与潘江南就涉案130万元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依据明显不足，其主张潘江南偿还130万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杨海祥与潘江南就涉案130万元款项成立借贷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潘江南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4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海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00元，由杨海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杨海祥负担。杨海祥应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16500元，潘江南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6500元，本院予以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黄颖红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