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24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从富，男，1964年1月2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异杉，云南卢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斌，云南卢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龙县东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龙翔路行政大道东侧（东郡明珠小区第**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1787396773T。法定代表人：沈庆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吉芳，云南博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施从富因与被上诉人马龙县东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郡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0321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征得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施从富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马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321民初6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具有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构成债的“让与担保”，因其所担保的债权合法有效，故担保亦合法有效。（1）从合同订立的意思表示来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目的是被上诉人向陈亚丽借款600万元所签订的，其真实目的是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商品房价款为600万元”，该金额与借款金额一致；“房款于2013年12月3日一次性付清”与陈亚丽将借款600万元支付至被上诉人处的时间基本一致；《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12月3日，与被上诉人和陈亚丽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股东会决议》的时间一致。（3）从合同履行的过程来看：本案所涉《商品房购销合同》签订当日（2013年12月3日），被上诉人与陈亚丽签订《借款合同》，并就《商品房购销合同》所约定的商铺办理了备案登记，次日（2013年12月4日），陈亚丽将约定借款600万元支付至被上诉人账户。（4）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证实了陈亚丽系上诉人的侄媳妇，陈亚丽与上诉人之间系近亲属关系，600万元的借款资金来源于家中各位亲戚成员所凑。陈亚丽虽为债权人，但上诉人基于亲属关系和部分借款资金的出资人，与原告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并接受备案，也就是说陈亚丽、上诉人均系债权方代表，而不是仅仅代表其个人行使民事行为。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即否认了该组证据与本案之间的重大关联性，继而错误认定“债权人是陈亚丽，施从富是借贷关系之外的人员”，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2013年12月3日借款6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因该商铺并不具备办证条件，无法办理抵押登记，才采取签订合同并办理备案的方式将抵押商铺转让至债权人一方名下。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履行合同具体行为，本案法律关系属让与担保，即债务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标的物转移给他人，受让人无须为此支付对价，债务不履行时，他人可就标的物受偿的一种非典型担保，让与担保合同效力从属于主债权合同，现主债权已经马龙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认可并获得生效文书，基于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的从合同——《商品房购销合同》于主合同有效而发生债的担保效力。2.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已经认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600万元民间借贷提供担保，但裁判时却仅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认定无效，未依据该条第二款认定担保物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让上诉人丧失了行使债权物的担保的救济途径，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具有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为了合法债权提供担保，本案法律关系属让与担保法律关系。而一审法院将《商品房购销合同》与民间借贷的主合同割裂开，确认用于担保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不符合案件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该裁判助长了被上诉人逃废债务，逃避担保责任之目的，不符合我国民事合同法律公平诚信的原则，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债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公正裁决。被上诉人东郡公司辩称，1.本案中不存在让与担保。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曲靖市马龙区人民法院2016年7月13日作出的（2015）马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商品房购销合同》与民间借贷无关，不是对600万债权的担保。债权人陈亚丽在（2015）马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律师函和马东郡房字第（009）号《商品房购销合同》的质证意见已经明确了《商品房购销合同》与民间借贷无关。马龙县人民法院（2015）马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也确认了答辩人提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内容显示该合同系答辩人向陈亚丽借款合同的担保，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商品房购销合同》与该案具有关联性。债权人陈亚丽已经明确表示马东郡房字第（009）号《商品房购销合同》不是答辩人向陈亚丽借款合同的担保，并且该合同也不是陈亚丽与答辩人所签。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让与担保。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3年12月3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关于商品房买卖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确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东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马东郡房字第**，房地产管理机关登记号为：马东东郡房字第**；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中，经释明，东郡公司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同时表明，只需要确认合同无效，不需要被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日，原告东郡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陈亚丽借款600万元。同日，被告施从富与原告签订合同编号为马东郡房字第（009）号《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被告施从富以600万元购买原告开发的东郡明珠商住楼第2、3幢第一层1-15号商铺，付款方式为被告在合同签订当天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合同签订至今，被告未向原告支付600万元的购房款，也没有要求原告交付房屋。2015年8月17日，陈亚丽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东郡公司及担保人沈庆礼、吴树菊等人承担还款责任，2016年7月13日作出（2015）马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东郡公司向陈亚丽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并支付利息，担保人沈庆礼、吴树菊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生效后，陈亚丽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1月8日，原告东郡公司以被告施从富未按合同约定迟延支付购房款为由起诉要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双方虽然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并进行备案登记，但双方并未发生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陈亚丽6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诉讼过程中，经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同时表明，只需要确认合同无效，不需要被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东郡公司与被告施从富关于商品房买卖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双方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以买卖合同为陈亚丽与东郡公司600万元的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应为无效合同，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第二，被告施从富与原告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否构成让与担保？所谓让与担保，是指债权人为保证自己的债权能够得到实现，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订立合同，约定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财产转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以实现自己的债权的一种非典型性担保方式。在让与担保中，与债务人签订让与担保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债权人。本案中，被告施从富主张其与原告东郡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为陈亚丽出借给东郡公司的6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首先，在陈丽亚与东郡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是陈亚丽，债务人是东郡公司，因此，即便双方有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民间借贷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也应当是由债权人陈亚丽与债务人东郡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而不是由借贷关系以外的人员施从富与债务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其次，在陈亚丽起诉东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陈亚丽并不认可原、被告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是为其借款所作的担保，同时也未要求行使担保物权。被告施从富辩解其在2020年1月29日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陈亚丽对东郡公司600万元的债权，因此，其与东郡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构成让与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陈亚丽与被告施从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应当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东郡公司，但债权人陈亚丽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故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被告施从富辩解其通过本案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东郡公司，债权转让应当由债权人通知债务人，而不是由受让人通知债务人，被告施从富的该项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告施从富与原告东郡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不构成让与担保，对被告施从富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原告本次诉讼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被告施从富辩解原告行使解除权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原告在诉讼中已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合同无效，因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合同无效的状态一直持续存在，因此，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的约束，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宣告合同无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原告马龙县东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施从富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马龙县东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组：债权转让通知书、以短信通知截屏、邮寄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到（2015）马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的各被执行人的过程。欲证明：债权转让已经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该通知已经到达各债务人及保证人，债权已经转让给了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债权转让通知书及短信和邮寄送达地址，三性均不予认可，本案债权转让的时间是本案立案后才转让，本身就是为了应付本案才发生的，短信我们没有收到，落款是2010年7月26日，这个时间连民间借贷都没有发生。对于打印的签收成功的通知，上面写的寄件人是沈庆礼、吴树菊等人，这也是不能证明的，对方要证明的是向所有债务人发送了通知，那么寄件人应该是陈亚丽，这个债权转让通知书是转让（2015）马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权，该判决确认的债权是本金600万及相应利息，该判决也否认了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是担保，所以债权转让也应该以这个判决认定为限。被上诉人二审中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欲证明的事实是案外人陈亚丽将其对本案被上诉人东郡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施从富的事实，但该事实与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无关，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经二审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3年12月3日，被上诉人就其开发的预售商品房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签订该合同并不是关于商品房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陈亚丽与东郡公司600万元的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故该《商品房购销合同》中关于商品房买卖的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因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而无效。关于上诉人上诉请求确认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具有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问题。本案审理的是被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通过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该合同的签订均明确认可不是为了买卖商品房，由此，双方之间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行为属虚假意思表示，但从双方当事人明确认可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目的是为他人的借款提供担保这一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以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隐藏的担保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但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审被告，其在本案中要求确认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具有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故对上诉人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在本案中不能成立，二审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施从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施从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招银审判员  敖显外审判员  时劲松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芳书记员唐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