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刚，男，197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杨进，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婷婷，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洪昌，男，197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全，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生东，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贵方，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松溪县。 上诉人何刚因与被上诉人秦洪昌、陈贵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公开开庭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何刚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杨进，被上诉人秦洪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全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贵方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刚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秦洪昌与陈贵方串通骗取何刚提供担保；2.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为运输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3.《还款协议书》关于“还款方式从货多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多多公司）股东陈贵方的股份红利扣除，由货多多公司出纳直接打款至秦洪昌中国农业银行卡”之约定的担保为附条件的担保责任，需要在陈贵方成为货多多公司股东且有红利产生的条件下，才愿意提供担保，本案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未成就，上诉人何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秦洪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何刚作为与陈贵方一起做物流运输的合伙人，对陈贵方所欠债务完全知情，在《还款协议书》担保人处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还款协议书》载明的还款方式说明的是还款来源，并不是担保的附条件，《还款协议书》并无附条件担保的约定。上诉人何刚在一审中说被胁迫，二审中又说被欺骗，现在又提出附条件担保，其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系明显恶意拖延诉讼时间妨碍秦洪昌尽快实现债权，请求法庭尽快判决，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陈贵方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秦洪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贵方归还秦洪昌借款本金80000元；2.判令陈贵方支付秦洪昌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9年6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陈贵方承担秦洪昌支付的律师费15000元；4.判令何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洪昌为陈贵方承担货物运输，双方对货物运输费用进行结算后，陈贵方（借款人）于2018年2月6日向秦洪昌（出借人）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因陈贵方生意资金周转，于2018年2月6日向出借人借款捌万元整（人民币：80000元）。支付方式：现金。此款于2019年1月19日前分10期还清......如不能按时间归还，愿付违约金每期每天100元，愿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还应承担出借方因追债该借款所产生的费用（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误工费）......”《借条》还约定了具体的还款时间及金额。2018年12月17日，陈贵方作为欠款人、秦洪昌作为借款人与何刚作为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因陈贵方资金周转困难，于2018年2月6日向秦洪昌借到人民币大写：捌万元整，小写：80000元。由于2018年2月6日所签订借条还款计划未按时履行，此款项自2019年5月1日继续还款......（备注：还款方式从货多多物流有限公司股东陈贵方股份红利扣除）......此款从2019年5月还款开始，分26个月还清，还款日为每月28日前。如未按时还款，陈贵方愿付违约金每期每天100元，并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还应承担借款人因追债该借款所产生的费用（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误工费）.......”陈贵方、秦洪昌、何刚分别在欠款人、借款人及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后因还款事宜存在争议，遂产生纠纷。秦洪昌与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该所代为处理本案纠纷，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出具《收据》一张载明律师费为15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借条》、《还款协议书》、《民事委托代理协议》、《收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1.秦洪昌与陈贵方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何刚对案涉款项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针对秦洪昌与陈贵方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该规定，虽何刚辩称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运费，但80000元的金额是秦洪昌与陈贵方对二人的货运往来进行结算后确定的金额，陈贵方也于2018年2月6日出具《借条》、2018年12月17日签订《还款计划书》确认了债权，因此《借条》、《还款计划书》实际上为债权结算凭证，秦洪昌有权据此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现陈贵方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对秦洪昌主张陈贵方归还本金8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陈贵方未按时还款，给秦洪昌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且双方在《还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如未按时还款，陈贵方愿付违约金每期每天100元，现秦洪昌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并未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结合前述《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还款时间，故一审法院对秦洪昌的利息诉请支持为：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9年6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针对何刚是否对陈贵方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何刚辩称其是在秦洪昌的胁迫下在《还款协议书》中作为保证人签字，但何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应当知晓作为保证人签字的法律后果，且若秦洪昌存在胁迫行为，使何刚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保证合同，何刚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但其在除斥期间并未行使撤销权，故一审法院对何刚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何刚辩称其是在以为《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借款80000元系秦洪昌实际出借给陈贵方的款项的情况下，才作为保证人签字，但该笔款项实际上是结算的运费，因此何刚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何刚为陈贵方向秦洪昌所负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不管《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80000元是结算款项还是实际出借款项，被保证的主债务均为给付金钱债务，对债权人、债务人、债权金额、保证责任等主要内容并无根本性变更，且何刚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该项答辩意见，故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再次，何刚辩称秦洪昌已经确认不再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且秦洪昌向何刚及其妻胡燕表示的是陈贵方另行出具债权凭证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内容才可能被新的合同内容变更，各方并未达成新的协议，故一审法院对何刚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何刚仍应当对陈贵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还款协议书》中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何刚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何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陈贵方追偿。虽《还款协议书》中约定若陈贵方未还款，则应当承担秦洪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但秦洪昌仅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收据》，未提交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其实际支出律师费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陈贵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抗辩及质证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作出的认定。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陈贵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秦洪昌本金8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9年6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何刚对第一项确定的陈贵方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何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陈贵方追偿；三、驳回秦洪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50元，由陈贵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何刚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本案一审民事审判笔录及货多多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组证据结合案涉《还款协议书》，拟证明：1.本案的担保是附条件的担保，上诉人同意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是：（1）陈贵方要入股货多多物流公司；（2）用陈贵方在货多多物流公司的股份红利来支付欠款，若不能达成这两个条件，则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2.秦洪昌、陈贵方对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是非常清楚知晓的。3.陈贵方至今未入股货多多物流公司，更别说产生股份红利。还款协议约定的担保生效条件至今未成就，因此该担保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第二组：（2018）川1011民初4641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1011民初4642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205执1942号限制消费令、（2018）粤0106执21751号限制消费令、徐辉失信执行人信息。该组证据结合案涉《借条》，拟证明：1.案涉8万元借款系由陈贵方欠付秦洪昌多年的运费款转化而来，陈贵方欠款秦洪昌运费款多年来一直未清偿，直至双方签订案涉《还款协议书》之日，陈贵方仍欠秦洪昌8万元运费款未偿还，对此陈、秦二人均是清楚知晓的，而上诉人在《欠款协议书》的担保人处签字时对此却完全不知情。2.在案涉《还款协议书》签订前，陈贵方及原担保人徐辉均已丧失履行能力，陷入债务缠身的状态，对此无论是陈贵方本人还是秦洪昌均是清楚了解的，且陈贵方陈、徐辉二人的失信信息也被载入网络公共平台。3.陈贵方、秦洪昌二人非常清楚地知晓原担保人徐辉已丧失履行能力，且秦洪昌本人对陈贵方早已丧失履行能力及欠债无数的情况也是完全知情的。在此情况下，陈贵方、秦洪昌二人仍然合谋骗取上诉人在《还款协议书》上的担保人处签字，且完全不告知上诉人案涉借款系由陈贵方欠秦洪昌的多年运费款转化而来，也未告知在无人的真实履行能力及欠款情况，充分说明陈贵方、秦洪昌秦二人具有骗取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以转嫁风险的恶意目的。 第三组：《解除担保责任协议书》及江兵身份证复印件、何刚之妻胡燕与江兵之妻对话录音文字整理稿。拟证明：案外人江兵之妻的录音及江兵与上诉人签订的《解除担保责任协议书》均能印证本案的债务实际与上诉人无关，陈贵方与秦洪昌系为了转嫁风险才将毫不知情的上诉人拉入本案纠纷中，让上诉人在不知晓实情的情况下在担保人处签字，本案上诉人的担保签字行为实为受陈、秦二人的欺骗后而错误做出的行为，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 经质证，被上诉人秦洪昌认为，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案涉《还款协议书》载明的还款方式是陈贵方与秦洪昌对该债务还款方式的约定，说明的是还款来源，并不是担保的附条件，陈贵方未按约定还款，不影响担保的效力。何刚与陈贵方系合伙关系，虽然陈贵方没有成为货多多公司显名股东，但不影响二人合伙的事实，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第9页载明“被代：……关于还款协议上红利，当时是因为和陈贵方有合作，与陈贵方合作的红利来代为履行陈贵方欠原告的借款，并非是由货多多公司来承担。”可以证明何刚与陈贵方系合伙关系且有红利，协议并无附条件担保的约定。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中《解除担保责任协议书》及江兵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解除担保责任协议书》恰恰能证明，上诉人为陈贵方提供了多起担保，其对担保是完全知情的，若上诉人要想免除担保责任，可以采取督促陈贵方履行还款义务或者与债权人达成书面解除协议两种方式；对第三组证据中何刚之妻胡燕与江兵之妻对话录音文字整理稿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 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何刚之担保责任为附条件担保，案涉《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还款方式系债务人陈贵方与债权人秦洪昌之间就如何还款所作约定，并非对担保责任所附之条件，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案涉《还款协议书》中明确备注“此还款协议为2018年2月6日所签订借条续加协议，与2018年2月6日所陈贵方签订借条具备同等法律效应。”何刚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印，足以说明何刚明知案涉《还款协议书》签订的由来，原担保人徐辉是否具有偿债能力与本案何刚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之间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陈贵方、秦洪昌具有骗取何刚承担保证责任以转嫁风险的恶意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案外人江兵出具的《解除担保责任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江兵与陈贵方之间的债务与本案无关，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何刚之妻胡燕与江兵之妻对话录音文字整理稿，即使反映的内容真实亦与本案无关，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二、《还款协议书》是否系秦洪昌与陈贵方串通并欺诈何刚所签；三、保证责任是否附条件。现逐一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何刚认为案涉8万元是由多年的运费转化而来，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按照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审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案涉《借条》及《还款协议书》属于各方经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何刚也认可案涉8万元借款系由陈贵方欠付秦洪昌的运费转化而来，秦洪昌依据《借条》及《还款协议书》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符合上述第二款之规定，何刚上诉主张本案应按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还款协议书》是否系秦洪昌与陈贵方串通并欺诈何刚所签订，《还款协议书》是否对何刚具有约束力。案涉《还款协议书》中明确备注“此还款协议为2018年2月6日所签订借条续加协议，与2018年2月6日所陈贵方签订借条具备同等法律效应。”何刚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印，足以说明何刚在签订案涉《还款协议书》时明知案涉款项的由来，也知晓案涉债务还有另一担保人徐辉。债务人陈贵方以及另一担保人徐辉是否具有偿债能力，与秦洪昌、陈贵方是否串通欺诈何刚欠缺关联性，不能证明陈贵方、秦洪昌具有串通骗取何刚承担保证责任以转嫁风险的恶意目的，案涉《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何刚具有约束力。 三、关于保证责任是否附条件。从《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还款方式从货多多物流有限公司股东陈贵方股份红利扣除”是对还款方式的约定，并非对担保所附的条件，上诉人何刚主张保证责任附条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何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何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莫 雪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