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爱珍，女，196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祝伟伟,浙江汉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来某，女，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玉香，女，194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陈某2、来某，身份信息同上，系陈某1父母。 上诉人孙爱珍因与被上诉人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1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陈某2、来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儿子陈某1，并取得独生子女证。2006年10月31日，陈某2户（乙方）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甲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乙方安置人数为5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户主陈某2母亲叶玉香挂靠在该户，核定人口、常住人口、安置面积均挂靠在该户。2008年11月28日，陈某2户获得安置房3套，分别为：1、50平方米户型为明怡花苑×幢×单元×室、自行车库为×幢×单元×号；2、80平方米户型为明怡花苑×幢×单元×室、自行车库为×幢×单元×号；3、120平方米户型为明怡花苑×幢×单元×室、自行车库为×幢×单元×号。2011年11月10日，陈某2、来某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婚生儿陈某1由来某抚养成人，陈某2不出抚养费；坐落在萧山区××街道××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归陈某1所有，明怡花苑×幢×单元×室归来某所有。2019年12月1日，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签订安置房登记协议，注明叶玉香申请登记×幢×单元×室，来某申请登记×幢×单元×室，陈某1申请登记×幢×单元×室。现叶玉香、来某、陈某1已取得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2009年6月16日，陈某2向孙爱珍借款5万元。2010年4月1日，陈某2向孙爱珍借款83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2010年5月1日和2011年1月30日，陈某2向孙爱珍分别借款35万元和3万元。2011年6月15日，孙爱珍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陈某2归还借款5万元和83万元。同年9月22日，原审法院分别作出（2011）杭萧商初字第1707号和17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2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孙爱珍借款5万元和83万元。2012年5月2日，孙爱珍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陈某2、来某返还借款35万元，同年8月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杭萧商初字第14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2、来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孙爱珍借款35万元。2013年6月26日，孙爱珍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陈某2返还借款3万元。同年7月2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杭萧商初字第2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2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孙爱珍借款3万元。上述案件生效后，孙爱珍申请执行，但陈某2、来某未履行付款义务。 孙爱珍于2019年7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杭州市萧山区××街道××花园××幢××单元××室房屋及×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号车库，陈某2、来某分别享有30%的份额。 原审法院认为：法院判决陈某2、来某应偿还孙爱珍借款，现该判决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因此，孙爱珍作为申请执行人，有权代为提起分家析产诉讼。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案涉房屋，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含独生子女一人）因拆迁享有安置面积250平方米，陈某2、来某提供的离婚协议书和安置房登记协议表明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已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处置，目前案涉50平方米户型的房屋即明怡花苑登记×幢×单元×已登记在叶玉香名下，80平方米户型的房屋即明怡花苑×幢×单元×已登记在来某名下，120平方米户型的房屋即明怡花苑×幢×单元×已登记在陈某1名下，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就安置房的分家析产已完成，孙爱珍无权就案涉房屋再代为进行分家析产，故孙爱珍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孙爱珍主张离婚协议书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和安置房登记协议应属无效并应撤销，原审法院认为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或分家析产的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以另行主张。陈某2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爱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孙爱珍负担。 宣判后，孙爱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各被上诉人的分家析产行为并未客观完成。一审判决认为四被上诉人就安置房的分家析产已完成，上诉人无权就案涉房屋再代为分家析产。从客观已发生的事实情况看，上诉人一审起诉要求对四被上诉人共有的“杭州市萧山区××街道××花园××幢××单元××室房屋及×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号车库”进行分割，而根据庭审情况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知，客观上证据体现只有萧山区北干街道明怡花园×幢×单元×登记在被上诉人来某名下，并且登记面积为84.07平方米，也非判决书中认定的80平方米，另外两套房屋及三个车库均无证据能够证明已经进行了分割，所以客观上四被上诉人就安置房的分家析产尚未完成。2、各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分家析产行为因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性致自始无效而实际全部未完成。上诉人在庭审及其后发表的意见中均认为，被上诉人陈某2及来某在2011年11月1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中关于安置房屋的分割约定及四被上诉人2019年12月1日签订的《安置房登记协议》中的约定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而无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所以离婚协议的相关约定及《安置房登记协议》其后产生房屋登记行为均因无效而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四被上诉人就安置房的分家析产尚未开始。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未对双方证据三性作出评判。本案一审判决中，均未对双方提交证据依法作出评判，特别是对被告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安置房登记协议》以及被上诉人庭后提交的一份来某的“不动产权证书”，此三份证据决定了本案的判决结果，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应当依法对此作出评判的前提下，武断、刻板认定得出了“分家析产已经完成”的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此，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评判的情况下，就得出了结果，此种做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对案由问题未对上诉人进行释明。本案一审开庭前，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019年12月3日开庭时，被上诉人当庭提交证据，在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前，法律关系明确清晰。庭后上诉人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及代理词，上诉人认为，如果因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法院审查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一审法院如果向上诉人释明后，上诉人可以变更案由和诉请，但一审法院未经释明而直接下判，侵犯了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并且，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如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法定评判，按分家析产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和判决，也无不妥。3、一审法院评判债权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的说法属程序错误。一审判决中评述：“本院认为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或分家析产的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另行主张。”，上诉人认为，此种评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第一，一审法院违反了法定的证据评判义务，未对被上诉人的证据进行法定评判，属审查义务不作为；第二，上诉人在起诉前，并不知道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的内容，在被上诉人当庭提交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用分家析产案由继续主张权利是被动的选择，如果上诉人选择放弃而另案主张，上诉人将损失诉讼费用，而该损失造成的原因是由于被上诉人引起的，同时，上诉人认为继续用分家析产案由主张在法律适用上也不因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而形成法律障碍，所以上诉人选择继续坚持。在此，上诉人认为采用何种案由主张权利是上诉人的选择权，而不应成为一审法院认为我给你另外开了一个口子，就可以堵上这个口子的权力；第三，2017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为有效、无效和可撤销三种类型，此种规定已与以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时不同，因此在本案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安置房登记协议》、来某的“不动产权证书”进行评判是一审法院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不能为得出一个“分家析产已经完成”的果而对因的违法性刻意回避；第四，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驳回上诉人的诉请，让上诉人另案主张，如按一审法院观点上诉人另案主张要求法院评判被上诉人的《离婚协议书》、《安置房登记协议》、来某的“不动产权证书”为无效，那么在这个诉讼案由中法院也不会对被上诉人的共同财产进行析产。其后，上诉人为实现债权必须以判定被上诉人的《离婚协议书》、《安置房登记协议》、来某的“不动产权证书”为无效的法律文书作为证据再次以分家析产的案由起诉，而这次起诉是否会被认为重复起诉或与本案中法院认定的“分家析产已经完成”事实冲突而造成严重侵害上诉人的权益。而实际上，上诉人主张的观点一直未改变，本案中上诉人无非要求对被上诉人恶意的行为依法认定无效并对被上诉人的共有财产依法进行分割而已。对一个案子的证据依法进行评判，根据评判理由从而得出判决结果，这本应该是一个诉讼案子中法院应该做的事，而一审法院却硬生生将其分拆，让上诉人分段实施，此种故意违反法定程序的做法，在客观上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并造成上诉人实际在主张权利过程中陷入一个死循环，并大幅增加上诉人为此承担的费用。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分家析产行为尚未完成。上诉人认为，要求上诉人对于一个没有发生的事实，用证据证明是客观不能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所以，在本案中要求对分家析产完成的事实的举证责任不在上诉人而在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安置房登记协议》、来某的“不动产权证书”在法律上评判应被认定无效而不能证明分家析产行为完成。所以本案一审中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判决助长了恶意规避债务之风气，违反了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以维护公平正义、彰显公序良俗为原则，以定纷止争为目的，不能为审而审，为判而判。根据《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被上诉人陈某2在欠上诉人巨额债务的事实前提下，在2010年11月10日的离婚协议中将财产转移给儿子及前妻来某，其后各被上诉人又一直不对拆迁安置房子进行确权登记，致使上诉人的债权迟迟得不到兑现。在上诉人于2019年7月起诉本案后，在2019年12月3日开庭的前两天2019年12月1日，为恶意避债四被上诉人又签订了《安置房登记协议》，欲造成客观分家析产行为坐实的假象，被上诉人转移财产让上诉人债权无法实现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在2019年12月3日庭审中，上诉人看到被上诉人的上述证据后，上诉人当庭向一审法院请求，请求一审法院出具司法协调函，致函萧山区不动产登记管理机关，暂停对被上诉人房产登记的办理，待本案审结后再行办理，而一审法院并未予以理会。并且，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不法现象的存在，不仅不依法评判，不给予否定的评价，却给上诉人合法合理诉求造成重重阻碍，此种判决在社会上公示效果，会对我们崇尚的善良、和谐、守法、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目标带来极大的冲击，造成极恶劣的导向作用。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不仅仅属于未依法裁判，并且违背了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原则，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因对诉讼审理的刻板、惯性的定式思维造成了错误的裁判结果。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费用。 上诉人孙爱珍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陈某2是具有民事行为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根据《合同法》第四条、第九条：陈某2与来某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2、《不动产权证》已证明分家析产已完成，而不存在代位分家析产。《物权法》第二章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分家析产行为尚未完成。3、代位分家析产与离婚协议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现分家析产已完成，上诉人无权就案涉房屋再代位进行分家析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正立。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证，所以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11月10日，陈某2、来某登记离婚”，应为2010年11月10日，陈某2、来某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孙爱珍一审中提出的诉讼主张系要求确认杭州市萧山区××街道××花园××幢××单元××室房屋及×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号车库，陈某2、来某分别享有30%的份额。但从来某、叶玉香、陈某1提交的证据看，北干街道明怡花园、×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以及依据安置房登记协议进行了产权登记，说明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就案涉房屋的分家析产已经完成。虽然安置房登记协议签订时间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但本案审理范围系基于孙爱珍的诉讼请求，在孙爱珍未提出明确诉讼请求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安置房登记协议或者确认财产分割条款、安置房登记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产权登记部门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进行形式审查，并认定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分家析产已经完成，并据此驳回孙爱珍要求分家析产请求，并无不当之处。如果孙爱珍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安置房登记协议侵害其权益，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权利，待上述协议被撤销或者确认无效后，再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其权益。至于孙爱珍上诉提出×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号自行车库、×幢×单元×号车库未进行分家析产的理由，由于孙爱珍未提供证据可以证明上述车库可以进行独立产权登记，从车库的性质看，可以认定陈某2、来某、叶玉香、陈某1对上述车库随房屋一并进行了分割，故孙爱珍要求对上述车库进行分家析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孙爱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孙爱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