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11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兴发，男，1966年4月26日生，满族，信贷员，住吉林省白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雷，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天亮，男，1971年10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白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风红，女，1974年4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白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兴发因与上诉人刘天亮、杨风红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0802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雷，上诉人刘天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上诉人杨风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发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0802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原审诉求；2.由被上诉人（刘天亮、杨风红）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及其各项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首先对一个最基本的法律事实认定错误，即对争议土地改良的事实。从原审的庭审中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土地改良过程的自然规定，因农村土地由生地改为熟地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改良的过程大约3-5年的时间。从原审的证据上看，证人房某证明兴发在2009年开始对涉案的土地改良种草的事实；证人李某证实2011-2012年翻地、旋地的事实；证人王某证明涉案土地改良开始的时间是从2010年4、5月份开始的事实，证明2009、2010年种草、2011年和2012年种葵花，2013年以后开始种玉米等事实。这些证人证实的客观事实，能够充分证明兴发在承包该地块后一直进行土地改良的事实，证明土地由生地变为熟地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毕的事实，所以，几个证人陈述的事实是前后互相吻合的证据链。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侵权的事实没有予以认定，根据庭审的客观事实于法无据。对于上诉人遭受的侵害和受到的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予赔偿。1.原审法院已认定本案诉争的土地是2008年3月6日，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双龙村村民委员会与兴发签订《草原承包合同》，约定双龙村将草原、盐碱、低洼地一片发包给兴发。但是被上诉人夫妻二人出具土地互换合同书和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两份，一是证明被上诉人与村民苏仁、王启龙互换的土地是在1997年土地承包时的熟地的事实，互换的承包地在1997年时就都是熟地，否则，村委会不会在1997年时把一块荒地分给村民，村民也不会要这样的土地。这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常识规律，也是本案的客观事实，但是原审法院对于此关键客观事实没有予以认定，更是没有对于相关联的事实没有予以审查清楚，而是回避该客观事实。这组证据是反映涉案土地最原始状况的事实，是能真实客观反映出被上诉人说假话，进一步佐证被上诉人抢种、侵占上诉人承包地的事实。试问本案的涉诉土地在2008年时还是一片草原的低洼地状态，怎么会变成一块熟地呢，这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2.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出示的第3组证据是收据两份，证明被上诉人在旱河南耕种的土地4.4公顷土地的事实，具体面积以鉴定报告为准。该两份证据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2016年，是被上诉人抢种涉案土地向村委会缴纳的租赁费。原审法院在庭审中询问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租种几年的，在2016年后是否继续向村委会缴纳租赁费。被上诉人说在2016年后继续向村委会缴纳租赁费，但是村委会没有收。村委会给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收据结合庭审的询问，被上诉人回答内容，能够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对涉案的土地不具有耕种的权利，并且证实被上诉人在2015年才开始耕种该块土地的事实，证明是在上诉人将涉案土地已开发为熟地后来进行耕种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的土地不具有合法耕种权利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是非法抢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利的事实。被上诉人在原审的庭审中亲口承认：自2015年开始非法抢种涉案土地至今的事实，但是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侵害上诉人合法权利的事实，虽然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却不予审查和认定侵权的事实，回避被上诉人侵权的客观事实。三、上诉人在原审中，多次向原审法院提出要求调取涉案争议土地的原始农村台账，这个农村台账是农村土地状况的法定证据，但是原审法院告诉说台账已经丢了，让上诉人无法理解。因农村土地台账是法定的管理备案的档案，就是丢了也要及时重新补充完整，否则某些管理人员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该台账是国家、政府管理土地和备案的重要手段和证据，是必须要国家政府的职能部门即到保镇政府的农村经济管理站永远备案、存档的，所以原审法院说丢了的说法来搪塞上诉人，不给上诉人调取该证据就是怕查清事实真相，所以原审法院回避该事实，其程序严重违法，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对于被上诉人采取伪造证据，更改合同的方式欺骗政府和国家办理6.6亩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对此上诉人向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保留揭发、检举的权利，上诉人要求另案进行追责。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恳请贵院依法改判，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刘天亮、杨风红辩称，对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具体三点内容：第一，兴发在一审的起诉状当中称，刘天亮是从2012年开始抢种土地，本次上诉又称是2015年开始抢种土地，这是案件基本事实的一个重要矛盾。关于原审判决第12页，针对地类证明的质证意见，兴发称该证明能证实2009年涉案的3.9公顷土地大部分已经被其改良为旱地，但是本案上诉状叙述的内容与质证意见又出现明显矛盾。上诉状中称土地的改良开始时间是2009年，且耕种的是草地，而地类证明明确记载在当时涉案的3.9公顷土地已经大部分为旱地，并没有记载为草地的地类，证明因此兴发在本案一审及上诉状的起草过程当中均存在违背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情况。另外，关于证人证言应否予以采信的问题此前所有庭审当中兴发均未提出土地改良是需要3到5年来完成的事实。多次庭审中面对刘天亮一方对证人证言关于改良时间说法多次不一致的质疑，兴发也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说明其提交多名证人证言是要用来共同证明改良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过程这个问题，通过庭审笔录记载的证人证言的内容，其证明内容仅仅是针对开始改良的时间进行作证，而多名证人关于开始改良的时间说法不一、相互矛盾，因此一审法院未采纳兴发提供的证人证言是正确的。第二，刘天亮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自始没有自认是从2015年开始抢种涉案土地的事实，通过庭审笔录可以判断出刘天亮一直强调的是涉案的3.9公顷土地，是在兴发承包草原之前就由其改良并耕种至今的土地，只是涉案3.9公顷土地村委会在2015年之前并没有向村民进行收费，2015年、2016年两年向村民收过承包费，自2017年以后又没有收取相应的承包费，因此兴发所理解的刘天亮自认从2015年抢种是属于单方的理解，主观臆断，这一点在庭审笔录和举证质证时刘天亮所发表的观点，都能清晰的体现出来。希望法庭进行核实。第三，关于台账的问题，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刘天亮一方也曾向法庭提交调取涉案3.9公顷土地台账的申请，但法庭提供的答复是台账丢失，因此对于台账的问题，如果二审法院能够帮助双方当事人进行调取并且成功取得的情况下，刘天亮一方是积极认可的。关于兴发第二点上诉意见当中的第一小点，我们没有太明白，兴发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我理解的是兴发想用一种假设的方式去反驳法院关于事实的认定，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刘天亮再提交其与苏仁、王启龙互换的土地承包合同，想要证明的事实是涉案的3.9公顷土地在1997年就有6.6亩承包田存在，而承包田是通过刘天亮与苏仁、王启龙互换而来，而3.6亩之外的土地是围绕承包田逐步开发得来，并不是说6.6亩承包田在取得的过程当中也是荒地，这当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刘天亮、杨风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吉0802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三项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以（2018）吉0802民初679号、（2018）吉08民终669号民事判决书作为依据，认定兴发对其与双龙村村委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四至范围内的土地均享有承包权进而判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8）吉0802民初679号一审判决、（2018）吉08民终669号二审判决主要审查的内容均是被上诉人兴发与村委会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两份判决仅仅是认定了合同的四至范围，认定了合同约定四至范围内兴发承包面积是8垧，后兴发开发至16.64垧，但是并没有确认兴发对四至范围内的土地均享有承包权的事实。针对合同效力争议做出的判决，其结论也只能是合同是否有效，而不是承包权的确认。2.关于本案上诉人耕种的3.9公顷是否在被上诉人兴发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四至范围内的问题，上诉人在本案多次庭审中均强调其耕种的3.9公顷土地不在被上诉人兴发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范围内。理由在于，生效判决仅仅认定的是兴发和村委会承包合同的南至是承包田10米，至于是谁的承包田并没有明确。而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明确自认涉案土地南至刘天亮承包田，也就是上诉人的承包田，但上诉人实际耕种的土地，除去华地公司鉴定报告中G1、G2、G3、G31四点确定的面积外，其余均不在被上诉人自认的土地四至内。针对2020年5月21日法庭对王某和上诉人刘天亮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在开庭过程中（见一审判决书第14页）已经明确说明了上诉人是对本案涉案3.9公顷土地的南界及东南界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王某所指的669号判决认定兴发与村委会草原承包合同的南界就是本案3.9公顷土地的南界是有异议的。一审判决忽略上诉人对案件事实的重要说明，断章取义认定上诉人对于669号判决书确认的合同四至没有异议并据此判定涉案3.9公顷土地包含在669号生效判决确认的四至范围内，进而判定上诉人无权耕种土地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3.退一步讲，即便涉案的3.9公顷土地包含在兴发与村委会理解的草原四至范围内，那么村委会也无权在四至范围内已有上诉人的承包田和开发地的情况下，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将上诉人的土地对外以草原的性质进行转包。况且通过村委会与兴发关于返还除合同明确约定的8垧外另8.64公顷土地纠纷的3244号及30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均可以判定，村委会作为涉案土地所在集体的自治组织，已经向法庭说明了该合同四至范围内兴发能耕种的仅有8垧，其余为兴发不可耕种的。不可耕种的土地就包含上诉人等村民的口粮田及开发的承包地。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土地确权证及白城市国土局出具的地类证明、涉案土地所在村集体成员的联名证明等证据，即可以证明上诉人耕种的土地是在兴发与村委会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前就逐步开发得来的事实。一审法院忽略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就其主张的案件事实多次陈述矛盾，漏洞百出的情况，忽略被上诉人的主张与关键证据相矛盾的情况，忽略已生效判决主要审查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不一致的情况，狭隘的认定涉案耕地在被上诉人享有承包权的土地范围内的事实，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在2020年5月21日法庭对王某和上诉人刘天亮的询问笔录中，对于涉案争议土地的西侧，双方均说明系荒地，但判决书直接认定西侧是被上诉人现在耕种的耕地，更是忽略案件事实的主观臆断。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强调的是已为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是（2018）吉0802民初679号、（2018）吉08民终669号民事判决书解决的是草原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的纠纷，并不是土地承包权归谁所有的承包权确认纠纷。679号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仅仅就草原承包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进行论证，669号二审判决本院认定事实部分仅仅是认定了草原承包合同四至范围内能耕种的面积是8垧，合同签订后兴发将四至范围内的泡泽、低洼地改造，面积扩大到16.64垧，并没有确定兴发对于16.64垧土地之外的面积享有承包权。因此，一审判决草率的以该条作为法律依据做出错误认定，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2.针对上诉人的6.6亩承包田，一审判决虽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持有相互矛盾的证据，但本案上诉人6.6亩承包田已经通过洮北区组织的土地确权工作予以确认，土地确权证是国家机关颁发的合法凭证。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判决书当中，至多确认了其对于草原承包合同四至范围内的16.64公顷土地享有承包权，没有一份判决书排除了合同四至范围内上诉人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可以判定6.6亩土地的承包权在上诉人，一审判决以《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为依据驳回起诉，不进行实体判决，告知另行主张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对被上诉人已提供的对其不利的证据进行反复提示，以示被上诉人撤回举证；同时忽略双方均认可的案件事实，以主观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评判。1.在一审庭审中，王某与被上诉人均称双方系合伙人，王某开庭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在后续的鉴定、指界、落图确认过程中，王某均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既然是代理人，但在所有庭审笔录及判决中，又均不体现王某的代理人身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的代理人是法定的，兴发虽称与王某是同事，但是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证明两者身份，亦不体现两者单位出具的推荐手续，因此，王某不符合民事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在指界过程中，上诉人就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某的身份提出异议，但一审法庭仍同意其以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因此，一审存在程序违法。2.2019年6月11日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在进行第一组举证时，同时向法庭提交了（2018）吉08民终6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2018年7月20日的一份调解笔录。在该份调解笔录中，非但没有证明其承包的土地由上诉人抢种的事实，反而有兴发自认其实际承包草原面积是11垧的事实，对于该份证据，被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交，并在笔录中说明了其证明目的。但在2020年4月24日的庭审中，审判人员反复向被上诉人提示该份证据是否还向法庭提交，在被上诉人回答提交以后，再次向被上诉人代理人出示该份证据，并询问是否提交该证据，被上诉人一方后撤回该证据的举证。上诉人认为，作为审判人员，审判过程应恪守中立，但是一审审判人员的做法明显存在偏私，已经明显超出了审判人员的合法工作范畴。3.通过一审对2020年5月21日法庭对王某和上诉人刘天亮的询问笔录的分析评判，可以看出一审在裁判过程中忽略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及说明，做出曲解上诉人本意的论断，又将双方认可的事实（涉案土地西侧为荒地的事实）直接做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判定，足可见一审并未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进行裁判，有失公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审判人员枉法审判。应依法予以撤销，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兴发辩称，第一，该上诉内容存在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的情况。刘天亮出示的证据互换土地是4.4亩，这是在原审出示的证据，而在本案当中土地经营权证确认的是6.6亩，这是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第二，关于本案抢种土地时间，他的抢种时间从2012年开始，但是刘天亮自己出示的证据从2015年开始，有收据来证实我种的是合理合法的事实，是他自己自认的事实，出示的证据证明非法抢种涉案土地这一事实。对于6.6亩因为有土地确认证书，我们对这部分事实，即便认可的情况下，那么他强种3.9公顷以外的，剩余是3.24垧土地，给兴发造成损失是应予赔偿的。刚才上诉人自认其耕种土地是围绕着具有承包经营权土地上开发的，但是在原审当中他没有一个证据证明说我围绕6.6亩开发了其周围土地，这个证据根本没有提供，也没有这方面的事实。在确定勘界边临四至的时候，涉案这块土地完全是在兴发承包经营这一块土地范围之内的，而不是在土地范围之外的。包括6.6亩都在这块地里边，怎么能是熟地。这个事实就是虚假的、不客观也不真实的。第三，对于土地去测绘时候有询问笔录，还有测绘报告、还有村上、还有原中院判决书都证实了涉案的土地是兴发所承包的土地这一事实。既然在我承包范围之内的，什么土地我都有权开发、耕种，其他人无权到我这块地里边来抢种。你既然已经承认了这一事实，你哪有权利到我的地里边抢种，村上也在2016年知道自己错了，都不敢收你的开发荒地的承包费了。这个能充分证明兴发对该涉案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耕种权，其他人到该块土地来进行种植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是侵害我合法权益的。 兴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二被告赔偿抢种原告土地造成的损失125970元，测绘费、评估费和诉讼费16900元，共计142870元；2.要求二被告对非法侵占原告39027.51平方米的土地予以返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6日，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双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双龙村）与兴发签订《草原承包合同书》，约定双龙村将草原、盐碱、低洼地一片发包给兴发，四至为：东至水泥路；西至蒋百义开荒地；南至承包田10米；北至旱河，面积约8垧，发包期为30年，截止到2037年12月31日。四至范围内的土地面积为25垧，能够耕种土地面积为8垧。合同签订后，兴发将四至范围内的泡泽、低洼地改良，将耕种面积扩大到16.64垧水田转包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2018）吉0802民初679号民事判决、（2018）吉08民终66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规定，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兴发与双龙村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并确认兴发承包土地四至为：东至水泥路；西至蒋百义开荒地；南至承包田10米；北至旱河，兴发对上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兴发提交申请鉴定书，要求对二被告现耕种的双方诉争土地面积予以实际测量，本院委托吉林省华地不动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作出（2019）吉0802委鉴84号《到保镇双龙村地块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经双方指界，作出《到保镇双龙村地块勘测定界技术图》，确认土地具体位置、界址点坐标以及实测面积为43130.89平方米，扣除口粮田退10米区域面积为39027.51平方米。刘天亮确认上述土地由其耕种，但认为其耕的土地不在兴发的承包合同范围内。本院与双方当事人到上述土地所在地进行现场确认，以《到保镇双龙村地块勘测定界技术图》为基础，形成现场确认图和询问笔录，刘天亮对兴发代理人指认的（2018）吉08民终66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承包合同四至边界没有异议。经现场确认，勘测图中诉争土地的北侧为土路，即为兴发承包合同中的北至旱河；勘测图中诉争土地的东侧为土道，土道东侧为王彬耕地，再向东侧为水泥路，即为兴发承包合同中的东至水泥路；勘测图中诉争土地的南侧、东南侧为耕地，即为兴发承包合同中的南至承包田10米，该耕地为张春山、王启贵等人的耕地；勘测图中诉争土地的西侧为耕地，该耕地为现由兴发耕种的土地，再向西侧为蒋百义耕地，即为兴发承包合同中的西至蒋百义开荒地。根据上述现场确认的诉争土地位置、兴发承包合同四至范围，可以确认二被告现在耕种的诉争土地在兴发承包合同范围内。经庭审询问，刘天亮确认诉争土地中，除其中6.6亩其持有承包经营权证外，其他土地没有与双龙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故二被告耕种除6.6亩之外的其他诉争土地没有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规定，兴发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二被告无权占有该土地，扣除二被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6.6亩土地以外，应当将其他土地返还给兴发，该土地面积为3.462751垧[39027.51平方米（即3.902751垧）－6.6亩（即0.44垧）]。 双方当事人对诉争土地面积存在争议，兴发主张诉争土地面积为7垧，刘天亮主张诉争土地面积为4垧。为确认诉争土地面积，兴发申请测绘机构对诉争土地面积进行勘测，经勘测，诉争土地面积为39027.51平方米（3.902751垧），与刘天亮主张的面积基本相符，与兴发主张的面积相差较大，故该鉴定费12000元应由兴发负担。 经与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诉争土地中的6.6亩在刘天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亦在兴发与双龙村签订的承包合同范围内，该地块双方当事人持有相互矛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规定，该地块使用权双方存在争议，不属民事诉讼主管，应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故本院对兴发要求二被告返还6.6亩土地的起诉不予受理。待确权后，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兴发出示的民事调解书、治安卷宗笔录等证据，认为刘天亮非法抢种其土地，要求赔偿损失。经兴发申请，本院委托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白守评字[2019]F163号价格评估报告，鉴定结果为：2012年至2019年3.9垧旱田土地租金损失价格为125970元。一审法院认为，兴发出示的治安卷宗等证据只能证明纪贵与顾文因耕种土地发生冲突，兴发不能以此证明刘天亮存在抢种本案诉争土地从而双方发生冲突的行为。经庭审询问，兴发、刘天亮均主张是自己将本案诉争土地由荒地改良为旱田。兴发申请证人出庭等证据只能证明兴发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改良，不能证明改良的面积和范围，不能证明其改良的土地范围包括本案诉争土地。刘天亮出示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是刘天亮将诉争土地由荒地改良为旱田。即依据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将诉争土地由荒地改良为旱田的是兴发，还是刘天亮。因无法确认兴发将诉争土地改良为旱田，兴发要求二被告按照旱田土地租金赔偿损失没有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兴发要求刘天亮、杨风红按照旱田赔偿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兴发因此支出评估费2000元应由兴发自行负担。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天亮、杨风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位于白城市××区的3.462751垧土地返还给原告兴发（土地四至以吉林省华地不动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出具的（2019）吉0802委鉴84号技术报告书中《到保镇双龙村地块勘测定界技术图》确认的四至为准，其中扣除上述技术图中阴影1、阴影2土地和刘天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6.6亩土地，阴影1、阴影2土地的四至以上述技术图确认的四至为准，6.6亩土地的四至以黑龙江中海经测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到保镇双龙村（刘天亮）土地确权地块示意图》确认的四至为准）；二、驳回原告兴发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对兴发要求刘天亮、杨风红返还6.6亩土地（四至以黑龙江中海经测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到保镇双龙村（刘天亮）土地确权地块示意图》确认的四至为准）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兴发负担2850元，由刘天亮、杨风红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刘天亮、杨风红是否侵占兴发土地，应否返还并赔偿因侵占土地给兴发造成的经济损失。 本院认为，在一审庭审中，兴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王春雷，并非王某，王某作为证人身份参加诉讼，且一审并未采信王某证人证言，故一审判决书中未将王某列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不当。王某帮兴发开发土地，且与兴发系合伙关系，王某知悉土地的相关情况，所以一审允许王某作为兴发委托的代理人进行指界并无不当，另，在指界的询问笔录中，刘天亮并未对王某的代理人身份提出异议。故一审程序并不存在违法情况，刘天亮和杨风红的该项主张本院无法支持。 关于刘天亮、杨风红是否侵占兴发土地，应否返还并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双龙村村民委员会将东至水泥路、西至蒋百义开荒地、南至承包田10米、北至旱河的草原、盐碱、低洼地一片发包给兴发，并签订《草原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的效力已经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经一审确认，刘天亮、杨风红耕种的面积为39027.51平方米的土地在兴发承包合同的四至范围内，对于其中的6.6亩土地，刘天亮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兴发亦持有与双龙村的承包合同，双方均称该争议土地为己方所有，又均持有系己方所有的证据。该争议土地属土地确权问题，并非民事诉讼管辖范围，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确认。双方诉争的39027.51平方米的土地中，除其中6.6亩刘天亮、杨风红持有承包经营权证外，其他土地没有土地承办经营权证，亦未与双龙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故刘天亮、杨风红耕种除6.6亩之外的3.462751垧土地没有依据，应将该3.462751垧土地返还给兴发。关于兴发要求刘天亮、杨风红对非法侵占的土地予以赔偿问题，根据兴发和刘天亮一审提交的证据，双方均无法证明是己方将诉争土地由荒地改良为旱田，故兴发要求刘天亮、杨风红按照旱田赔偿土地租金损失证据不足，对该项请求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兴发、刘天亮、杨风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兴发负担2850元，由刘天亮、杨风红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庆江 审判员  陈**超 审判员  李福财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付昱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