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0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咸忠，男，196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洋，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军，男，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瑞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启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国强，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灵燕，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世亚，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咸忠与被上诉人杜军、宋国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189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咸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人民币8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36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35万元从2015年1月5日暂计至2018年5月4日，45万元从2014年11月29日暂计至2018年5月4日，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多处错误。（一）根据被上诉人杜军申请的证人张某出庭作证陈述，其为被上诉人宋国强引荐向车行和会所投资，基于朋友信任关系而投资入股，但并不知悉车行和会所的准确名称和具体情况，也自始至终不知自己所占的股权具体比例，也从未享受过分红等股东权利，认为自己被宋国强骗了，希望要回当初所谓的投资款，后来要回了小部分。证人谭某在深圳市达人荟商贸有限公司25%的股权，兼任监事，描述了所谓会所和车行的一些情况，但也并不清楚陈咸忠与宋国强投资的约定，不清楚陈咸忠所占的股权比例。两位证人的证言印证了陈咸忠的陈述，即陈咸忠不清楚所谓投资入股的实际情况，也不知道该行为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可见，陈咸忠未就投资入股车行和会所与杜军、宋国强达成合意。（二）一审判决对《委托持股协议书》的阐述不全面，存在错误。该《委托持股协议书》的委托方为宋国强，受托方为陈咸忠，内容为约定陈咸忠代宋国强持有达人荟股权。一审判决对此《委托持股协议书》的阐述不全面，存在错误，并欲误导他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陈咸忠已就杜军、宋国强存在缔约过失情形的事实举证证明，其向杜军、宋国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咸忠向杜军转账45万元，宋国强代陈咸忠向杜军转账35万元，虽宋国强、杜军声称两笔款项皆作为陈咸忠向车行和会所支付的投资入股款，但实际上宋国强、杜军只是假借车行、会所为幌子，欺骗陈咸忠投资入股，占有其资金。其所陈述的入股的标的公司并不明确，该两笔款项也未实际流入所谓的车行和会所账户；陈咸忠亦未成为任何会所和车行的股东，也未享受过任何股东权利，包括并不仅限于分红等权利。可见，陈咸忠投资入股车行和会所的合意并未达成。陈咸忠向法院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关于投资款的情况说明》、车行和会所的工商登记信息、陈咸忠与宋国强相关案件的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已足以举证证明前述事实，表明陈咸忠善意地进行了投资的意思表示，但杜军和宋国强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恶意磋商或提供虚假情况的情形，没有与陈咸忠就股权比例、分红方式等投资必备的重要条款达成合意，未将陈咸忠登记为车行和会所的股东，而是欺骗陈咸忠投资，虚构其成为股东等情况，致使陈咸忠投入资金被其非法占有至今，给陈咸忠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陈咸忠已完成了对《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情形的举证责任，向杜军、宋国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杜军、宋国强均未举证证明陈咸忠的股东身份。一审判决认定陈咸忠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杜军、宋国强存在恶意磋商或提供虚假情况的直接证据，属事实查明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陈咸忠于2016年8月左右曾经提出了要求宋国强返还所谓投资入股款的履行请求，使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诉求未过诉讼时效。在陈咸忠提交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粵03民终966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此后，陈咸忠在聊天中确认欠宋国强本息1297710元，扣除其已还的50万元，尚欠797710元，并称“还有80万元在你们会所，你们把他退给我就刚好还你对吗？”可见，陈咸忠认为自己之前给宋国强、杜军他们80万元所谓投资入股款，而没有实际入股，则该款应该退回并可抵消欠款。也是基于此种考虑，陈咸忠曾于2016年8月左右向他们主张返还涉案的80万元投资入股款。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第（一）项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2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陈咸忠曾向宋国强主张返还投资入股款，即提出履行请求，因此对宋国强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又因宋国强与杜军应对陈咸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杜军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故陈咸忠于2018年6月起诉未过法定的3年诉讼时效。陈咸忠曾向宋国强他们主张返还投资入股款，为判决认定的事实而非陈咸忠的答辩意见。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不限于提起诉讼，提出履行请求即可。因此，陈咸忠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时效在2016年8月左右曾经中断，本案诉求未过诉讼时效，故一审判决以陈咸忠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陈咸忠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自2018年6月6日立案，其间上诉人曾数次收到开庭传票，但每次均在开庭前因被上诉人临时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追加第三人等被法院仓促通知改期开庭。可见整个诉讼过程历时长久，较为复杂，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存在较大争议，权利义务并不明确，2019年8月26日庭审花费一天时间，但本案自始一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故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多处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恳请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如下：一、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宋国强主张借款纠纷中，陈咸忠在涉案过程中经律师提醒在国家企业信息网提醒才得知其从未成为车行和会所的股东。2、对于所谓的35万元为第三人之间的转账，应该以杜军出具的书面说明的时间2017年1月10日为准，除非杜军或宋国强有相应证据证明陈咸忠发生银行转账的当天就知晓该时间点，所以该时间点也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二、陈咸忠投资入股合同标的、数量、基本条款并不明确，合同未成立，且投资款并未实际流入所谓的车行或会所的账号，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不是所谓的股东和投资行为，即合同并未成立。这在此前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二审开庭笔录中，宋国强和杜军对于其投资的主体是谁相互矛盾。陈咸忠投资入股股权比例数额不明确，陈咸忠、宋国强、杜军对此说法不一。陈咸忠两笔所谓的投资入股款进入了杜军的账户，没有证据显示杜军是被投资公司的财务，该款项实际流入哪一主体的公账没有证据证明。杜军、宋国强称35万元存在转账，但该35万元没有任何银行转账记录。我们认为，35万元的转账记录如果不存在，则宋国强、杜军两人构成诉讼诈骗的违法行为，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三、无论从形式上、实质上，陈咸忠从未成为会所、车行的股东，未享受任何股东权利。杜军申请两证人出庭作证，两证人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被上诉人杜军对上诉人陈咸忠答辩称：一、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主张的法律依据属于连带债务人之规定，但本案中诉求到主张事由都未明确需要杜军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故不适用连带债务人之规定。上诉人对陈咸忠的诉讼时效中断与否不影响对杜军诉讼时效的认定。本案上诉人并未提交过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杜军主张过涉案款项，因此其要求杜军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二、本案一审证据委托持股协议书、审计报告及证人证言等均显示本案系陈咸忠与宋国强之间的纠纷，杜军仅为众人选定的财务，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与杜军达成投资合意的证据，其主张杜军返还涉案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主张本案系股权投资合同纠纷，但杜军并不是两公司的登记股东，其无权对外出让该两公司的股权，因此上诉人与杜军之间并不构成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关系。四、上诉人与宋国强的借贷纠纷二审判决显示陈咸忠在二审期间确认其要求宋国强为其垫付35万元等共计支付80万元是为了获得两公司的股权，与委托持股协议书相印证，被上诉人杜军并不是两公司的登记股东，因此陈咸忠要获得股权必须从登记股东即宋国强处获得。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宋国强对上诉人陈咸忠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理由：一、宋国强与陈咸忠之间不存在任何投资合同关系，陈咸忠投资的案外人是其自身的投资行为，且投资款也已实际支付给案外人，与宋国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二、陈咸忠要求宋国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也无任何法律基础，陈咸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签订投资合同的合意或意思表示，更不存在恶意磋商骗取陈咸忠投资的情形。实际上这只是陈咸忠单方编造的一个法律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不偿还对宋国强的欠款。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有签订合同的行为。三、在程序方面，陈咸忠的诉讼请求确实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称在他案中主张过返还35万元投资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上诉人一直辩称不拖欠宋国强的任何欠款，所以不可能主张要求抵扣欠款，而且在法律关系上，答辩意见也不属于上诉人要求退款的主张。另外，根据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也可以看出，上诉人知晓主张返还的主体应当是向其投资的案外人主张，只有向其投资的主体主张返还的权利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所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说的“等会所返还了80万再还给你”这句话既不能认定为主张返还投资款的意思表示，也无法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四、在上诉人拖欠宋国强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深圳中院法官经过两次开庭并强制要求当事人到庭参加后已经查清，并在判决书中明确查明，上诉人自己也确认了，35万元系宋国强代陈咸忠垫付的投资款，法院以此判令陈咸忠应当偿还欠款，现在上诉人又臆造出明显不存在的法律关系，明显与生效判决存在矛盾，而且上诉人所主张的80万元投资款既非与宋国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支付的，宋国强也未收取陈咸忠的任何款项，均是由陈咸忠基于与案外人之间的投资款式，且已实际支付给案外人，与宋国强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要求宋国强返还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基础。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论在程序还是实体方面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陈咸忠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杜军、宋国强向陈咸忠返还人民币8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36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35万元从2015年1月5日暂起计至2018年5月4日，45万元从2014年11月29日暂计至2018年5月4日，均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2.请求判令上述杜军、宋国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4年11月29日，陈咸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杜军支付款项40万元。2017年1月10日，杜军出具《关于投资款的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5年1月5日收到合伙人即陈咸忠支付的会所出资款35万元，此35万元出资款均是由宋国强代陈咸忠向其转账支付。陈咸忠主张，除了上述两笔款项外，其还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杜军支付款项5万元。杜军则辩称该POS机系会所用以收款的POS机，款项并非支付给杜军。二、2016年间，宋国强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陈咸忠偿还借款本金953710元及利息。其后，宝安法院作出（2016）粤0306民初284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陈咸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宋国强借款本金858143.69元及利息（以本金858143.6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8月13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2.驳回宋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陈咸忠不服宝安法院以上判决并上诉于本院，案号为（2017）粤03民终9669号。陈咸忠在二审期间确认，为取得“欧美汇车行”和“达人荟会所”的股份，宋国强为其垫付了35万元，由其本人支付了40万元给杜军，另外还支付了5万元，合计80万元，并称其实际上并未获得股份，成为股东，同时不清楚其出资80万元可取得多少股份。本院审理该案认为：关于第二笔争议的35万元，二审中，陈咸忠已经确认宋国强为其垫付了35万元，该事实与证人杜军证言所称的收到了宋国强代陈咸忠支付了35万元的事实相互印证。同时，陈咸忠还确认由其本人支付了40万元给杜军，另外还支付了5万元，合计共80万元。所付款项是为了取得“欧美汇车行”和“达人荟会所”的股份。至于陈咸忠支付80万元后有无实际取得“股份”问题，鉴于本案中没有证据反映陈咸忠所购买的“股份”是由宋国强个人出让的，故应作为另一法律关系另行处理。后，深圳中院作出（2017）粤03民终96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一审庭审中，杜军申请证人谭某、张某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可以指向如下事实：陈咸忠、杜军、宋国强、谭某、张某及案外人陈建文均为地位平等的投资人，共同协商以“众筹”的方式投资“欧美汇车行”和“达人荟会所”，各方均未就投资事宜签订书面协议，但各方共同选定由杜军作为财务人员，统一收取各投资人的投资款，并支付“欧美汇车行”和“达人荟会所”运营过程中的各项费用；陈咸忠亦参与过关于车行及会所运营的部分讨论会议；现“欧美汇车行”由宋国强实际控制，“达人荟会所”由陈建文实际控制。原审经查，深圳市达人荟商贸有限公司设立于2014年9月3日，现仍在存续经营，登记股东为吴振宇（出资比例20%）、陈建文（出资比例35%）、谭某（出资比例25%）、宋国强（出资比例20%）；深圳市前海欧美汇平行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设立于2015年6月16日，现仍在存续经营，登记股东为杨淑和（出资比例70%）、宋国强（出资比例30%）。四，一审庭审中，杜军提交《委托持股协议书》为证，以证明陈咸忠与宋国强约定由宋国强代陈咸忠持有“达人荟会所”股权。陈咸忠、宋国强对该《委托持股协议书》落款处签名真实性认可，但均主张该《委托持股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陈咸忠主张其系与宋国强、杜军有订立合同的意愿，但合同最终未成立，宋国强、杜军对此存在过错，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宋国强、杜军则辩称其与陈咸忠不存在任何关系，亦无订立合同的意愿，不存在过失。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陈咸忠以杜军、宋国强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失，要求杜军、宋国强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其请求权基础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杜军、宋国强则认为与陈咸忠不存在合同关系，且陈咸忠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故，陈咸忠应就缔约过失请求权存在时效中断以及杜军、宋国强存在法定缔约过失情形等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一，陈咸忠向法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欧美汇车行”和“达人荟会所”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仅为资金流动及工商登记情况的客观记录，不能作为证明杜军、宋国强存在恶意磋商或提供虚假情况的直接证据。其二，陈咸忠向杜军支付投资款分别发生在2014年11月29日以及2015年1月5日，由此可以认定双方最迟在2015年1月5日已经达成了投资意向，而陈咸忠在2018年6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陈咸忠在此期间曾向杜军、宋国强主张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陈咸忠主张杜军、宋国强缔约过失责任之诉求已过诉讼时效，其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依法不应予以支持。陈咸忠述称，其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宋国强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已经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依法已经中断。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宋国强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陈咸忠返还借款，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陈咸忠在该案中的意见系针对其与宋国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所发表的答辩意见，其并未在该案中提起反诉，不能视为其向宋国强或杜军主张缔约过失责任，故陈咸忠该陈述不符合法定诉讼时效中断之情形，原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陈咸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80元，由陈咸忠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二审提交陈咸忠与宋国强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8月13日，陈咸忠称：“宋总，我考虑再三还是要退出，我真没有钱还你了，真对不住了。”随后，陈咸忠又说：“宋总这是上次你算好后发给我的129771-500000=797710元，也就是还有80万在你们会所，你们把他退给我，就刚好还你对吗？你再算看看。”杜军称收到的陈咸忠出资投入了深圳市前海欧美汇平行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达人荟商贸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杜军一审申请证人谭某出庭，谭某称会所和车行是同一时间成立的，当时有几个股东，大股东会所是陈建文，车行是宋国强，杜军是股东之一。陈咸忠是宋国强引进来的股东，占股多少不清楚。杜军是财务。证人张某作证称，大家准备投2000万做这个事情，钱转到杜军账户上，大家信任他，当时股权不清晰，没有签股权协议书，没有分红。杜军是股东也是财务，当时他们几个指定杜军收款。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商业投资磋商中，投入的目标公司是什么，投资对应多少股份、入股是通过代持还是直接持股是入股协商的核心问题，在核心问题未能明确商定的情况下，不能视为达成了合同。本案中，各方均不能提交证据证明陈咸忠签订了书面投资入股协议，事实上陈咸忠也没有成为案涉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陈咸忠的出资对应哪一家公司，受让何人的股份，陈咸忠、杜军、宋国强说法均不一。陈咸忠称不清楚具体投资到那个公司对应多少股份，杜军称收到的陈咸忠出资投入了深圳市前海欧美汇平行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达人荟商贸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宋国强称款项投入到深圳市达人荟商贸有限公司。出庭作证的证人作为当时的股东之一，也不清楚陈咸忠的股权份额。陈咸忠主张在具体的投资目标公司和股份比例不明确的情况下出资，本院予以采信。陈咸忠明知各方未就投资合同权利义务达成一致即转款，陈咸忠转款之时，应视为陈咸忠明知损失即已发生，其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应从其转账之日计算诉讼时效。陈咸忠分别于2014年11月29日及2015年1月5日交付本案投资款。虽然2015年1月5日的款项系委托宋国强支付给杜军，亦属于陈咸忠授意而为，原审按照2015年1月5日起算诉讼时效并无不当。2016年8月，陈咸忠向宋国强微信表示要求退出，在会所的80万退出后抵陈咸忠欠宋国强的借款，应视为陈咸忠向宋国强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至陈咸忠起诉，未过三年诉讼时效。原审认为仅起诉方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杜军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陈咸忠虽主张杜军、宋国强诱使其投资入股，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与杜军存在磋商，陈咸忠虽将款项交给杜军，杜军也曾担任案涉公司的股东，但根据证人证言和证据显示，杜军负责案涉公司的财务工作，其收款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代表公司，仅以杜军收款的行为认定杜军与陈咸忠协商入股依据不足。陈咸忠要求杜军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返还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宋国强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宋国强系深圳市前海欧美汇平行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达人荟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证人证言显示陈咸忠系宋国强引进的股东，陈咸忠的部分出资由宋国强转给杜军，陈咸忠亦微信向宋国强表示要求退出，要求退款以抵扣欠款，以上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陈咸忠主张的事实，宋国强引入陈咸忠投资，指令陈咸忠将款项付给杜军，但未与陈咸忠明确具体入股份额、代持或变更工商登记等事宜，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陈咸忠要求宋国强返还投资款8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宋国强主张公司已实际收到并使用款项，属于宋国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宋国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陈咸忠自身未明确投资事项即转款，对于资金占用损失亦有过错，其要求宋国强支付投资款支付之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酌定宋国强应支付从陈咸忠起诉之日（2018年6月6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后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189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宋国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陈咸忠投资款8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6日起按照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后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陈咸忠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80元，由陈咸忠负担956元，由宋国强负担5624元。保全费5000元，由陈咸忠负担480元，由宋国强负担4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0元，由陈咸忠负担1912元，由宋国强负担112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 想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