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银鸿，男，196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劼芃，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凯翔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街道天元路**。 法定代表人：陈建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凯翔集团有限公司牟平分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东华苑小区**楼****/div> 负责人：朱有成。 上诉人周银鸿因与被上诉人凯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翔集团）、凯翔集团有限公司牟平分公司（以下简称凯翔牟平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3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银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劼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银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银鸿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以对账表抬头推断周银鸿“内心认为”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有误，实际凯翔牟平分公司已盖章确认所欠材料款总额。应严格把握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凯翔牟平分公司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二、凯翔牟平分公司在2015年12月30日对账表上所盖章为“凯翔牟平分公司上海平土项目部专用章”，原审判决认为该章对外仅能用于特定项目对外联系，对内仅能用于凯翔牟平分公司的内部管理工作，故项目部无权对山东工地买卖合同进行结算，实属事实认定错误。朱有成系凯翔牟平分公司负责人，掌握凯翔牟平分公司的全部各类印章，朱有成为凯翔牟平分公司山东烟台项目结算材料款对账单盖章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虽加盖印章系专用章，但有明确的“凯翔集团有限公司牟平分公司”字样，足以使周银鸿确信系凯翔牟平分公司确认对账表。鉴于凯翔牟平分公司及朱有成均未到庭，应视为放弃相应抗辩权利。三、原审判决认定货款的支付方式均系自然人之间往来款，无法认定凯翔牟平分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属于事实审查不清。周银鸿于原审提交证据中包含转账凭证一张，载明凯翔牟平分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向周银鸿转账支付货款300000元，足以证明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四、因凯翔牟平分公司经法院传唤及公告后仍拒不到庭，导致原审法院难以当庭询问凯翔牟平分公司查明事实。但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清楚，凯翔集团在庭审中已确认无法联系凯翔牟平分公司及其负责人，故凯翔集团无法就本案事实部分替凯翔牟平分公司答辩。凯翔牟平分公司就本案事实及证据部分应视为放弃诉讼抗辩及质证权利。综上，本案系建设工程衍生的材料买卖合同纠纷，周银鸿于2015年12月30日与凯翔牟平分公司对账，凯翔牟平分公司在对账表上盖章确认。双方买卖关系确凿，因凯翔牟平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两公司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凯翔集团与凯翔牟平分公司均未提出答辩意见。 周银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判令凯翔集团、凯翔牟平分公司支付货款1476244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诉讼过程中，周银鸿明确利息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30日，周银鸿制作抬头为“朱老板总欠我木方.模板款”的对账表一份，确认所欠货款金额为1604263元，其中山东烟台工地材料款为1476244元，上海工地材料款为128019元。该对账表由王建赵签字确认，并加盖凯翔牟平分公司上海平土项目部专用章。 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诉辩内容来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如何确定。周银鸿主张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为凯翔牟平分公司，因其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故应由凯翔集团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凯翔集团则主张其从未与周银鸿发生模板买卖关系。该院认为，凯翔牟平分公司不应认定为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理由是：一、周银鸿提供的对账表均由其制作，其中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盖有印章的对账表，其抬头为“朱老板总欠我木方.模板款”，虽周银鸿提供的其余对账表系复印件，该院未予认定其真实性，而上述对账表的抬头为“山东朱老板工地材料欠款对账表”、“朱老板山东工地材料欠款对账表”、“朱有成老板总欠我木方.模板款”，从该表述可以看出周银鸿内心认为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并非凯翔牟平分公司，或者讲经办人从未以凯翔牟平分公司的名义向周银鸿购买材料；二、从周银鸿提供的送货单来看，2011年期间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载明为“凯翔集团山东烟台工地”，2012年之后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载明为“山东牟平朱老板”，并明确2011年至2013年期间供货的是山东工地（周银鸿提供的2015年12月30日对账表上作了“山东工地”的备注），即周银鸿供货的是山东地区的工程项目。而对账表上加盖的印章为“凯翔牟平分公司上海平土项目部”专用章。作为工程项目部印章，应系针对特定的工程项目刻制的印章，对外只能用于项目管理相关业务联系，对内只能用于材料申请、施工计划上报、实物量统计上报、各类工程资料报送、情况沟通等业务性工作；即使用于材料买卖的结算，也应是针对该工程项目。而本案争议的买卖行为均发生于山东烟台地区的工程项目，并非用于上海平土项目部，上海平土项目部无权就山东烟台地区的工程项目材料买卖行为作出结算；三、从周银鸿的庭审陈述来看，其认为上海圣明建设公司与凯翔牟平分公司是一套人员，山东地区工程项目与上海圣明建设公司的对账表都是王建赵和徐国庆签字。可见，朱有成团队与其他公司也存在工程项目的合作关系，朱有成不仅仅是凯翔牟平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其向周银鸿购买建材的行为不能直接认定为履行凯翔牟平分公司的职务行为；四、从货款的支付方式来看，周银鸿在庭审中陈述部分货款是通过朱有成的个人账户支付，部分货款通过公司财务张凤珍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实。即无法认定凯翔集团或下属牟平分公司通过付款等履行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综合上述分析，凯翔牟平分公司不应认定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周银鸿起诉要求凯翔集团、凯翔牟平分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周银鸿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周银鸿在询问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一页，系2012年3月20日凯翔牟平分公司支付周银鸿货款30万元的凭证，拟证明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为凯翔牟平分公司。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清单不属二审中提交的新的证据，且对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决定性影响，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凯翔集团、凯翔牟平分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凯翔牟平分公司是否可被认定为本案交易的相对方。周银鸿上诉提出本案交易的相对方应为凯翔牟平分公司。周银鸿提交了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其中，送货单客户抬头有“凯翔集团山东烟台工地”、“山东牟平朱老板工地”、“山东牟平朱老板”等，即送货单抬头明确的是工地或朱老板，而非凯翔牟平分公司。周银鸿提供的四份对账单中，前三份均写明系“山东朱老板工地（或朱老板山东工地）材料欠款对账单”，其中二份由“徐国庆”签名确认，此外，还有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的对账单二份，其中，名为“朱友成老板总欠我木方、模板款”的一份对账单，由王建赵书写“以上木材、模板数量核实正确”并签名，另一份名为“朱老板总欠我木方、模板款”的对账单由王建赵书写“以上木材、模板数量经核实正确，货款及付款经核实正确”后签名确认，该对账单同时加盖有“凯翔牟平分公司上海平土项目部”专用章。据此，本院认为周银鸿关于凯翔牟平分公司系本案交易相对方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一、无论是周银鸿提供的送货单还是对账单，其交易相对方及欠款人均指向“朱老板”或“朱友成老板”，而非凯翔牟平分公司。二、在相关对账单中出现的签字人徐国庆、王建赵，周银鸿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凯翔牟平分公司的员工。三、从其中一份2015年12月30日的对账单看，该对账单落款处打印有“欠款人”、“身份证号”、“居住证号”等相关内容，与对账单名称相呼应，进一步佐证案涉对账单的欠款人应为自然人，而非单位。四、虽然其中一份2015年12月30日的对账单加盖了“凯翔牟平分公司上海平土项目部”专用章，鉴于双方之间一直由徐国庆、王建赵对山东工地欠款进行核对确认，该对账单将欠款分成山东工地和上海工地两部分欠款，故在该对账单上加盖上述印章，应是对上海工地欠款的确认。且“凯翔牟平分公司上海平土项目部”专用章作为上海平土项目部这一特定项目部的专用章，周银鸿主张凯翔牟平分公司以该章确认了案涉山东工地的欠款，与工程建设中以项目部为单位结算款项的一般做法不符，周银鸿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周银鸿在二审中提交了2012年3月20日凯翔牟平分公司向周银鸿支付30万元货款的凭证，该付款凭证即使真实，亦仅系周银鸿收到180余万款项中的小部分，不足以证明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凯翔牟平分公司。因周银鸿提出的凯翔牟平分公司系合同相对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对其要求凯翔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周银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86元，由上诉人周银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