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2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加兴，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灿钢，杭州市萧山区萧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江，男，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朱加兴为与被上诉人孙红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徐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加兴及其委托代理人裘灿钢、被上诉人孙红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加兴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浙0109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孙红江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法院诉讼费用由孙红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关于本案事实：双方在2009年相识，朱加兴经常性的在孙红江开设的棋牌室赌博，向孙红江现场借钱赌博，同时孙红江以“九五制”模式发放款项，陆续借款金额为30000元许，当时有个名叫“啊龙”的人主持现场。由于朱加兴经常赌博输钱，孙红江就带朱加兴在萧山区各家银行办理信用卡套现形式赌博，直至今日尚有欠款。在2012年1月17日，孙红江约了朱加兴在临浦镇健身广场吃完中饭,孙红江以送朱加兴回家的名义，在孙红江车里书写了该案的“借条”，当时孙红江口述已经替朱加兴归还了7万元的利息，一共10万元，同时车上还有两人坐着，要求朱加兴在20万元的借条上签字，口口声声说这是“行规”，只要归还10万元就可以。该份“借条”出具以后孙红江并没有向朱加兴催讨过，直至2019年起诉为止。二、该案件存在诸多证据上的瑕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1、该份“借条”上载明了“暂借”字样，可是经过7年的时间，孙红江一直没有催讨过。2、一审第一次孙红江的笔录和公安笔录的记载，孙红江关于第一次5万元的交付事实存在差异。3、按照孙红江第一次庭审记录记载，关于第一次5万元现金交付有银行的取款凭证，在一审中没有提交。4、在2009年和2010年，孙红江是否有出借该笔19万元的经济能力。三、该案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正常逻辑顺序，借条存在很多疑点：1、该份借条出自2012年1月17日，按照孙红江陈述，款项实际发生在2010年5月份，而在2012年1月份，朱红江并没有经营所谓的五金厂；实际上是朱加兴夫妻在自己家里开办的一个作坊，并没有叫任何的工人，在2013年开始经办；2、按照双方的借款经过，孙红江有三次借给朱加兴款项，为何在借款的同时没有出具借条；在2010年两次借款没有归还的前提下，又在2011年11月份又借给朱加兴款项，也不符合正常借款逻辑。3、双方之前互不相识，为何多次借款不出具借条，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借款的信用基础存在。综上，朱加兴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该案件事实认定上太过于简单，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朱加兴的上诉请求。 孙红江辩称：孙红江并不认识朱加兴所说的阿龙。朱加兴所说的带他去各大银行办信用卡，并无此事。事实的真相就是朱加兴分3次向孙红江借款，第一笔5万，第二笔7万，第三笔7万，两人商量一致写了借条，借款共计19万元，利息1万元，所以借条上写了20万元整。第二次到法院起诉时，法院要求把每一笔的本金和利息分别多少写清楚，所以借款变更为19万元。孙红江出于朋友关系，不想闹成现在这种局面，但无数次催讨都无结果，只能请求法律帮助，请求维持原判，强制执行。 孙红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加兴归还借款合计190000元，并支付自2010年5月起至2019年11月以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57500元，自2010年11月起至2019年11月以7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76300元，自2011年11月起至2019年11月以7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67900元，以上本息合计391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开始，朱加兴在孙红江开设的棋牌室赌博。2012年1月17日，朱加兴在载明“兹因朱加兴五金厂资金周转困难，特向孙红江暂借200000元，特此出据，因朱加兴有宁波房子一套，如有房款到手，一次性还给孙红江，200000元一次性付清，从2012年1月份起利息按月1分计算”的《借条》借款人处签字。2019年1月10日，孙红江以上述《借条》为凭据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因朱加兴的辩称，该案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9年10月17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虚假诉讼罪，因根据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决定撤销对孙红江的立案决定”。孙红江于2020年6月1日再次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朱加兴辩称其在《借条》上签名系受到孙红江逼迫，且其实际并未向孙红江借款，即使有，也仅为孙红江代为偿还“阿龙”的30000元。但朱加兴在孙红江多次向其催讨其认为的高额利息及在认为被胁迫签署虚假借条后，未采取任何救济行为，且案涉纠纷，经公安机关侦查，已作出撤销对孙红江的立案决定裁定，故在朱加兴未能提供其它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受胁迫事实的情况下，对朱加兴上述辩称不予采信。朱加兴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在《借条》上签字，应对《借条》载明的款项及利息承担归还责任，《借条》对借款期限约定不明确，孙红江可以催告朱加兴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孙红江自愿变更借款本金为190000元，并要求朱加兴予以归还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借条》明确约定“从2012年1月份起利息按月1分计算”，庭审中，双方明确“1分”即为1%。孙红江诉讼请求中以不同本金数额分段计算利息，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利息应以19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自2012年1月1日起算。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日，孙红江诉讼请求仅主张到2019年11月30日，予以支持。经核算，利息合计为180500元。综上，孙红江诉讼请求中的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加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孙红江借款19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9年11月30日止的利息180500元；二、驳回孙红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76元，减半收取3588元，由孙红江负担159元，朱加兴负担3429元。 本院二审期间，朱加兴向本院提交借条打印件1份，主要内容为“做生意经营需要，今向钟怀涛借现金肆万捌仟元（￥：48000元）。具借人朱加兴，2011年1月31日”。朱加兴称该借条系孙红江代写，以证明如果其当时向孙红江借款的话，孙红江为什么不要其出具借条，也没有向其催讨。孙红江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借条与其毫无关系，其不知情，亦无关联性。本院对朱加兴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该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具证明力，不予认定。朱加兴还向本院申请开具调查令，向临浦派出所调取2015年期间孙红江、朱加兴为2012年1月17日所发生借款的事实报警后双方做过的笔录，以证明孙红江虚假诉讼的事实。本院认为，朱加兴在上诉状上称该份“借条”出具以后孙红江并没有向其催讨过，直至2019年起诉为止，朱加兴申请调查令上所持的事实与理由与其本人说法矛盾，二审庭审时，朱加兴亦称2015年在临浦派出所的笔录与本案的借条无关，故对朱加兴所提开具调查令的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孙红江所提交的借条，足以证明其与朱加兴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朱加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出具案涉借条的法律后果，其亦未能提交确凿的相反证据，其上诉提出一审判决的证据有瑕疵、借条有疑点等均不足以成为推翻案涉借条所记载的内容的理由，且案涉纠纷经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经侦查已撤销对孙红江虚假诉讼的立案决定，因此，本院对该借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朱加兴未依约向孙红江偿付借款本息，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朱加兴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58元，由上诉人朱加兴负担（朱加兴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徐 洁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顾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