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52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潘玉成，男，1967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坤，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崔江林，男，197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曲伟刚，男，197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清，山东正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玉成因与被上诉人崔江林、曲伟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6民初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玉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曲伟刚北七里庄工地雇佣潘玉成三—215挖掘机表底数开始10043.2止10198共计155小时支油款壹万元开单人崔江林”,该事实能够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判决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曲伟刚对其辩解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被上诉人曲伟刚确认上诉人潘玉成在北七里庄工地操作挖掘机劳动的事实，对潘玉成的工作量(即155小时)没有提出异议。(二)一审判决认定“曲伟刚北七里庄工地雇佣潘玉成三—215挖掘机表底数开始10043.2止10198共计155小时支油款壹万元开单人崔江林”的事实明确了涉诉的北七里庄工地是被上诉人曲伟刚的。(三)上诉人潘玉成在北七里庄工地操作挖掘机，并由工地主管人员出具了详细的工程量数据、经过计算得出的劳务费总额、支付劳务费的主体系曲伟刚等证据，且该证据已经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潘玉成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被上诉人曲伟刚对其辩解其没有雇佣潘玉成、其为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提供劳务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曲伟刚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辩解的主张，所以应当判决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曲伟刚北七里庄工地雇佣潘玉成三—215挖掘机表底数开始10043.2止10198共计155小时支油款壹万元开单人崔江林”的事实，作为“曲伟刚北七里庄工地雇佣潘玉成三—215挖掘机……”的被上诉人曲伟刚负有向上诉人潘玉成支付劳务费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曲伟刚对其辩解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庭应判决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崔江林、曲伟刚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潘玉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付清雇用原告挖掘机款372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判决查明，2009年，原告称其挖掘机在栖霞市七里庄北处干活，在该处干活的人员还有被告崔江林。崔江林于2017年9月3日给原告出具书面材料一张，该材料记载：“曲伟刚北七里庄工地雇佣潘玉成三—215挖掘机表底数开始10043.2止10198共计155小时支油款壹万元开单人崔江林”。原告潘玉成于2019年7月8日以曲伟刚为被告在法院起诉要求偿付雇用挖掘机款37200元，法院以（2019）鲁0686民初2292号案件立案，后潘玉成于2019年8月9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对于案件案由的确定，主要依据对原告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性质的判定。本案中，原告提交被告崔江林的书面材料证明被告曲伟刚雇佣其挖掘机干活，并要求二被告支付雇用费37200元。被告是用自己的挖掘机以劳动形式提供服务，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故本案案由应定为劳务合同纠纷。关于被告曲伟刚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法院认为，被告崔江林于2017年9月3日为原告出具了书面材料，原告曾于2019年7月8日起诉后又撤诉后再次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故对被告曲伟刚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曲伟刚主张的重复起诉问题，法院认为，原告于2019年7月8日起诉后又撤诉，（2019）鲁0686民初2292号案件并未作出实体处理，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交被告崔江林给其出具的书面材料证明被告曲伟刚雇佣其用自己的挖掘机为被告曲伟刚干活形成劳务关系而产生的债务，但被告曲伟刚对雇佣原告挖掘机干活不予认可，对该材料不予认可，且否认被告崔江林具有出具该材料的身份资格，故仅凭崔江林的书面材料不能有效证实原告的主张，原告应进一步举证支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崔江林出具的书面材料据其内容只能证明原告为被告曲伟刚干活的相关数据，并无原告受雇于崔江林的相关内容，且原告在庭审中亦主张系曲伟刚联系其去干活，故原告要求被告崔江林给付款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原告以现有证据要求二被告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6日判决：驳回原告潘玉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5元，由原告潘玉成负担。二审期间，潘玉成提交2019年3月13日崔江林与他人（潘玉成称系高玉生）对话的录像一份，用以证实崔江林陈述曲伟刚给了潘玉成1万元、工地是曲伟刚的。崔江林质证称，是我的声音，录音属实，当时工地有管事的，管事的人告诉我曲伟刚给了潘玉成1万元。由于曲伟刚本人未到庭，手机播放声音小，上诉人将该录像电子版发给曲伟刚，曲伟刚庭后质证称，工程大概是2010年干的，崔江林给打的单子是2017年，视频中说话提问的是高玉生，他两人都没露脸是非正规拍摄，高玉生跟此事无任何联系，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律师，他完全是诱导式有针对性提问，断章取义，按需所取，崔江林在视频中明确说了开始写的栖霞北七里庄工地，后期是潘玉成非让他加上曲伟刚，所以，他在2020年过了十年起诉我完全是有预谋的挖坑式狼狈为奸，让我当冤大头替罪羊。二审庭审中，崔江林先是承认潘玉成的挖掘机给曲伟刚干了155个小时，但又称曲伟刚自称曲伟刚不是老板，当时工地上就只认识曲伟刚，2017年出具条是要说明潘玉成在工地工作的时间，也用于证明潘玉成给曲伟刚干活。法庭当庭电话联系曲伟刚本人（电话137××******）。曲伟刚电话中称，没有雇佣崔江林，只是介绍（崔江林）到工地干活；崔江林告诉曲伟刚，是潘玉成让崔江林出具这个条子的。崔江林称，曲伟刚上面所述属实，我不是跟着曲伟刚干；崔江林和曲伟刚不是合伙；2009年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工作时间给潘玉成，我就照着之前的单子开了一个条给潘玉成，2009年的单子当场撕了，内容一致，只是日期不一样。潘玉成称，1万元油钱是曲伟刚给的。曲伟刚否认，称1万元油钱是工地老板给的，不是曲伟刚给的。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应否采信崔江林2017年出具的挖掘机工程量记录，应否认定155个小时的挖掘机劳务费，应否判令曲伟刚支付给潘玉成使用潘玉成挖掘机的劳务费37200元。一审庭审中，崔江林称曲伟刚找自己、自己相当于领班，二审中却认可曲伟刚当庭电话中的陈述并否认自己跟着曲伟刚干。二审庭审中崔江林先是说2017年出具条是要说明潘玉成在工地工作的时间、也用于证明潘玉成给曲伟刚干活，接着又说曲伟刚自称不是老板、当时工地上就只认识曲伟刚。崔江林的陈述前后矛盾、表达不清。崔江林2009年出具记录工作量的条子但2017年重新出具同样内容的条子并将原来条子撕掉的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合常理。崔江林的陈述存在疑点，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尚不足以采信。潘玉成一审中仅提交了崔江林于2017年9月3日给其出具的书面材料，但曲伟刚不认可该证据，称该证据系崔江林个人行为、不能证明曲伟刚雇佣潘玉成。潘玉成的该证据需要其他证据佐证，否则不足以证实其诉讼请求。二审中潘玉成提交2019年3月13日崔江林与他人对话的录像，同样不足以证实崔江林系曲伟刚指派、负责给潘玉成记录工作量。一审法院以潘玉成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元，由上诉人潘玉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