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25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乐乐，男，199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铤,男,199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兆鸽，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乐乐因与被上诉人王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2020）皖0225民初2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乐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铤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钟乐乐与王铤之间并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关于该点的认定，系错误。钟乐乐系在微信群内发布九烨公司发售的鞋款信息，王铤以及其他群友（包括钟乐乐本人）选择有意向的鞋款后交由钟乐乐汇总，并统一向九烨公司采购。团购规则具有多样性，钟乐乐统一收取款项再统一向九烨公司汇款并不能否认团购关系的成立。钟乐乐与王铤之间成立的实际系委托购鞋关系。故王铤应向九烨公司主张承担售后责任。2、一审法院采信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而判令钟乐乐承担167550元的付款责任，系错误。钟乐乐在微信中没有就王铤整理的未发货及退款明细提出异议的原因在于，系九烨公司要求钟乐乐汇总未发货信息，钟乐乐并无要求整理货单并承担退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待九烨公司向钟乐乐退款后，钟乐乐会按照比例向王铤退款。3、一审判决关于双方累计交易金额为657020元的认定，系计算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王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铤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全部交易往来金额系657020元。本案中，王铤诉讼主张的是未发货而未予退还的款项。故钟乐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王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钟乐乐立即退还其货款16755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9%）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判令钟乐乐赔偿实际损失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铤系在校大学生，于2019年初与钟乐乐通过互加微信相识，并在向钟乐乐缴纳1888元“代理费”后，被钟乐乐拉入名称为“2019一起加油！（大乐的VIP群）”的微信聊天群。钟乐乐在该微信群里不定时地发布售鞋信息，信息包括鞋的产品名称、款式、规格型号、数量、价格、发货周期等内容，群里其他人看到信息后有意的就和钟乐乐订货。钟乐乐收到订单及货款后，以其自己的名义向案外人九烨公司订购鞋子并支付货款。2019年2月到5月期间，王铤根据自己客户的需要，向钟乐乐订购不同品牌、款式的鞋子，并陆续通过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钟乐乐的个人账户支付价款累计657020元。由于部分产品未能按约发货，钟乐乐陆续退还王铤货款共计175945元。现王铤以钟乐乐尚有货款167550元未退还为由，诉至该院。王铤、钟乐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19年7月11日，王铤将整理的《退款货单整理-王铤6.18（2）.docx》发给钟乐乐，该清单中注明产品信息、退款信息，并附有转账凭证截图、王铤与客户的微信聊天截图等内容。在钟乐乐询问总金额后，王铤于2019年7月12日8：17时，将记载数字“151050”的手机计算器应用界面的截图发给被告。2019年7月16日，钟乐乐再次让王铤统计退款金额，王铤将《退款货单整理-王铤.docx》发给钟乐乐，并回复“总共还有167550的退款”，钟乐乐询问“之间算的15，现在怎么还多了”并将之前王铤发送的显示“151050”的手机计算器截图发给王铤，王铤回复“之前没算郑龙龙的ow，他的16500元我没加上去，他这个退款我自己先垫给他了，晚上还要给他打钱，之前付了一部分，还有一点加赔偿晚上打给他”，钟乐乐回复“赔偿现在都不要算，全部本金”。2019年10月26日，王铤问“老哥你还记得退款是多少嘛”，钟乐乐回复“不记得，有聊天记录”，王铤回复“我看了一下167550，老哥啥时能处理一些先，这边遭不住了”，钟乐乐回复“现在没法处理”。另，案外人九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文浩因涉嫌合同诈骗已被苏州市公安局苏州高新区分局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一、钟乐乐在其组织的微信聊天群里不定期发布一些品牌鞋的销售信息。王铤根据自己客户的需求，与钟乐乐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对购买品牌鞋达成一致意见，并向钟乐乐支付货款，其后钟乐乐指示其他人向王铤或王铤指定的人员发送鞋子，故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钟乐乐辩称，其与王铤之间是委托代理、中介或单纯的帮忙关系，其组织王铤等买家一起购鞋，属于团购行为，而实际出售人是案外人九烨公司。该院认为，虽然王铤进入钟乐乐的售鞋微信群需向钟乐乐缴纳1888元，该款被双方称作“代理费”，但这不能等同于双方建立起代理关系；钟乐乐称其仅是团购的组织者，不是出售人，但按照一般团购的规则，买受人应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出售人，但本案中王铤订货及支付货款的对象均是钟乐乐，王铤不与九烨公司进行交易往来，这种交易模式显然区别于钟乐乐所谓团购、代理、中介等运作模式。因此，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钟乐乐亦辩称其已将货款支付给九烨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刘文浩因涉嫌刑事案件已被立案侦查，但这均不影响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本案无需“先刑后民”予以中止审理。二、王铤已按约定支付货款，钟乐乐未能按约发送货物，且目前仍无法发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王铤有权要求钟乐乐返还购鞋款。关于返还款项的金额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通过微信进行对接，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王铤于2019年7月11日将整理的退款货单发给钟乐乐，当时计算的退款总额为151050元。当月16日，钟乐乐再次让王铤统计退款金额，王铤将新的退款货单发给钟乐乐，并告知钟乐乐加上之前遗留的一笔退款16500元，退款总额为167550元。王铤发送的退款货单列明了未发货产品的型号、退款金额并附有王铤与客户的聊天记录等内容，钟乐乐对此未提出异议，并且当王铤在2019年10月26日询问钟乐乐是否记得退款金额时，钟乐乐回复“不记得，有聊天记录”，说明钟乐乐对王铤所统计的退款金额是认可的。其后王铤再次向钟乐乐重申了退还金额为167550元，钟乐乐只表示“现在没法处理这些”，但并未对该欠款金额提出异议。因此，对王铤主张退款金额为167550元，予以认可。虽然钟乐乐抗辩已经退款10万余元，但其所举证的转账凭证所载退款时间发生在2019年5月31日之前，若该10万余元是案涉产品的退款，钟乐乐必然在上述几次微信聊天中予以提出，并要求在王铤统计的金额中予以扣减，但钟乐乐未予表示。而王铤对该10万余元退款解释为是双方前期交易中钟乐乐对未交付产品的退款，与本案所涉未交付产品无关，该解释更为合理。因此，对钟乐乐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三、因钟乐乐逾期还款，系无法律依据而占有王铤的资金，故其应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王铤承担利息损失。又因钟乐乐未能交付产品及未能退还购鞋款，系受案外人九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嫌合同诈骗的影响，钟乐乐也是受害人，且王铤转售鞋子也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故对王铤要求钟乐乐赔偿损失6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钟乐乐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退还王铤货款16755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利息；二、驳回王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70元，减半收取1885元，由钟乐乐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王铤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系向钟乐乐支付交易款项，相应的未发货退款亦系由钟乐乐直接退还给王铤。故钟乐乐关于其并非案涉合同相对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2、王铤一审提交的汇款记录以及退款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并且不存在未发货又未退款纠纷的交易金额为473120元；双方存在未发货而未退款纠纷的交易金额为183900元。故一审判决认定王铤累计向钟乐乐支付价款657020元（473120元+183900元），并无不当。针对双方存在争议的交易（总金额为183900元），王铤已经提交汇款及退款凭证，以证明钟乐乐既未发货又未退款的款项金额为167550元。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该金额亦予佐证，且钟乐乐并未提交相应反驳证据予以否定。故一审法院判令钟乐乐退还167550元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钟乐乐与案外人九烨公司之间的退款纠纷，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二审对此不予审查，钟乐乐可以另行依法寻求救济。综上，钟乐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70元，由上诉人钟乐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 勇审判员 蔡 俊审判员 徐红梅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徐希书记员刘玉美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