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8民初6035号原告（反诉被告）：何家旭，男，1980年9月21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莲，女，1980年4月2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上述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天津善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住所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西双塘村东五台寺后。法定代表人：杨雅琴，职务：总经理。被告：胡桃艳，女，1971年9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泸溪县，现住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西双塘村。上述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波，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家旭、原告张同莲与被告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被告胡桃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津0118民初8002号民事判决，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终432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津0118民初8002号民事判决，发回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诉讼中，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需要延长六个月审限。原告何家旭（反诉被告）及二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以下统一简称“红都窑公司”）、被告胡桃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家旭、张同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红都窑公司、胡桃艳立即退回原告毛瓷货款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原告迟延付款利息，迟延付款利息从2018年10月2日起至实际退还货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诉讼费用由红都窑公司、胡桃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3日，何家旭、张同莲与红都窑公司、胡桃艳签订代销杨刚毛瓷系列产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红都窑公司、胡桃艳为何家旭、张同莲铺货，并负责发货及运输。货物送达时，何家旭、张同莲发现毛瓷系列产品标价过高，超出产品所值，在当地根本无法销售，当即和红都窑公司、胡桃艳联系协商此事，红都窑公司、胡桃艳表示同意何家旭、张同莲退回全部货物，返还毛瓷货款100000元。双方于2018年3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代销杨刚毛瓷系列产品的合同，注销毛瓷专卖店，胡桃艳承诺10月1日前退回何家旭、张同莲毛瓷货款100000元，何家旭、张同莲返还全部毛瓷产品。然而直至今日红都窑公司、胡桃艳迟迟未能退回毛瓷货款100000元，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请求判如所请。红都窑公司辩称，1.何家旭、张同莲的起诉理由、事实均不成立，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违背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何家旭、张同莲在起诉书事实和理由中就已经明确双方的关系是代销合同关系，所以按买卖合同关系来界定本案是错误的，整个起诉事实是混乱的；2.双方曾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合同是代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履行，而且至今已然在履行过程中。何家旭、张同莲与红都窑公司的工作人员胡桃艳在2018年3月24日虽然签订了协议，内容中有解除合同退回100000元的约定，但是该协议签订后因双方在何家旭、张同莲2018年4月28日按原合同继续开业履行而被否定，该解除协议未生效履行，故不存在退款事宜；3.何家旭、张同莲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背合同约定，积压货物，在专营毛瓷店销售第三方货物，本应由其自行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其已然违背合同约定继续违约；4.何家旭、张同莲所谈到的100000元不是货款，而是按照合同约定自己代销产品所缴纳的保证金，该保证金的保证范围、使用范围、支付方式在合同中都有明确的约定。总之，何家旭、张同莲的起诉事实混乱，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胡桃艳辩称，何家旭、张同莲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胡桃艳不是该合同中相对人，也不是履行义务的承担者，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胡桃艳仅是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代表公司实施行为，故胡桃艳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本案中其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红都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书”，被反诉人退回未销货物并支付已销货物的拿货价及盈利部分的30%返点给反诉人；2.依法判令被反诉人承担不正确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被反诉人缴纳的100000元保证金不予退回；3.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人红都窑公司是生产经营高端毛瓷产业公司。被反诉人到静海西双塘村旅游时，参观了反诉人首席工艺大师杨刚老师的毛瓷系列作品后，主动与反诉人商议，愿在河北省文安县成立“杨刚毛瓷”品牌专营店，专营代销毛瓷系列作品。2017年11月13日，双方签订了代销毛瓷产品的“合同书”，约定：“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何家旭、张同莲为河北文安县销售杨刚毛瓷系列产品总代理。”该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被反诉人需预付100000元的保证金作为担保，以便反诉人根据被反诉人的需求生产制造。收到被反诉人交付的100000元保证金后，反诉人先后向被反诉人提供了代销货物。被反诉人共分4次从反诉人处提取如下货物：1.2018年1月1日，价值180255元的货物；2.2018年3月10日左右，价值5000元的货物；3.2018年3月16日，价值13000元的货物；4.2018年4月9日，价值33600元的货物（实物详见清单）。在此期间，经双方清点，反诉人共陆续退回46353元的货物。截至目前，被反诉人从反诉人处共计拿走价值185502元的货物，该数额在本诉第一次庭审时已由双方确认。2018年3月23日，被反诉人虽因单方原因与反诉人的员工胡桃艳签订了解除代销合同的“协议”，但该“协议”签订后，被反诉人不仅没有将货物退回，又在2018年4月9日从反诉人处提取33600元的产品，继续在2018年4月28日开业，同时特邀请反诉人方的胡桃艳、杨刚参加开业典礼，继续履行原合同经营代销业务，被反诉人的开业经营行为致使双方不再履行解除原“合同书”的协议。所以，双方依然履行原“合同书”。根据“合同书”第2条的约定：“乙方按照甲方规定市场价销售后除去拿货价把剩余部分金额的30%返点给甲方。”被反诉人从反诉人处共拿走进货价为185502元的货物对外销售，其已销售的部分的拿货价及盈利部分的30%的返点均未向反诉人给付。被反诉人是反诉人在河北文安县的独家代理，根据合同第3条的约定：“甲方不得再授权给乙方的范围内销售、同时不能授权给另一方。如有违约需赔偿乙方与代理费同等金额。”反诉人不得在河北省文安县自行销售或者授权第三方销售毛瓷产品，这直接导致反诉人生产的毛瓷产品在该地区销售停摆，货物被大量积压，无法展示和销售，损失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因被反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给反诉人造成了大量货物被积压，在该地区长期无法销售的损失，应由其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合同书”第4条的约定：“乙方不得从其他任何瓷厂进货、冒充毛瓷系列产品进行销售，如有发现立马取消总代理资格及扣取所有保证金。”被反诉人全然不顾合同约定，在开业时又从其他瓷厂进货并公然放置在其开设的“杨刚毛瓷同旭毛瓷艺术专营店”对外销售。被反诉人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依据合同的约定，反诉人无需退回100000元的保证金。2018年10月18日，被反诉人就该代销合同向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退回100000元的保证金。这意味着被反诉人已不愿继续履行“合同书”的约定，双方继续履行该合同存在客观上的不可能。据此，反诉人请求依法解除双方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合同书”，由被反诉人退回未销部分的相应货物并支付已销货物的拿货价及盈利部分的30%返点给反诉人，并就其不支付货款、恶意积压反诉人货物的行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因被反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从其他瓷厂进货并冒充反诉人产品对外销售，其支付的保证金依照合同的约定不应退还。何家旭、张同莲辩称，不同意反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1.关于要求解决双方的“合同书”一节，被反诉人认为合同已经于2018年3月23日由双方共同协商解除完毕，无需再通过诉讼途径另行要求解除。该合同书中对于保证金仅有用语的描述，并没有金额显示，反而是在合同第8条明确约定100000元系货款。且在实际经营中，被反诉人系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销售，结合我方待提交的证据，该“合同书”的性质并非代理或者委托销售关系，不应受到所谓返点条款的约束；2.因合同性质为买卖，且双方对于100000元款项的性质在解除合同达成协议书时认定为拿货款，并约定了退还的时间，根据表述由反诉人先行退回100000元货款，再履行的合同义务。在此前提下，被反诉人应当履行退还132277元货物的义务。关于反诉人在反诉状中所述我方拿走货物价值为185502元不予认可，在第一次庭审中对此也并没有予以确认。关于反诉人提出我方购进其他瓷厂产品，因双方解除合同书在先，开业时间在后，且当时的代理人胡桃艳等亦出席了开业庆典，对此反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亦从其实践行为中印证了双方解除合同不再受到合同中条款约束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何家旭、张同莲系夫妻关系，胡桃艳系红都窑公司的员工。2017年11月13日，何家旭、张同莲与红都窑公司签署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1.红都窑公司授权委托何家旭、张同莲为河北文安县销售杨刚毛瓷系列产品总代理；2.经双方协商，何家旭、张同莲按照红都窑公司规定市场价销售后除去拿货价把剩余部分金额的30%返点给红都窑公司(底价见附件)；3.红都窑公司不得在授权给何家旭、张同莲的范围内销售、同时不能授权给另一方。如有违约需赔偿何家旭、张同莲与代理费同等金额；4.何家旭、张同莲不得从其他任何瓷厂进货、冒充毛瓷系列产品进行销售，如有发现立马取消总代理资格及扣取所有保证金。……8.付款方式为何家旭、张同莲在签订合同时付100000元货款给红都窑公司，其余款项分期付给红都窑公司，货物明细见附件……。在合同落款上方约定了保证金的打款账号。合同签订后，何家旭、张同莲依约将100000元交付红都窑公司，红都窑公司依约向何家旭、张同莲交付了部分毛瓷产品。2018年3月23日，双方另行签署协议一份，约定：“红都窑公司在10月1日前退回同旭毛瓷专卖的拿货款100000元（除去已卖出产品的费用），同旭毛瓷专卖退回红都窑公司132277元的货物。但同旭专卖不再经营杨刚毛瓷与毛瓷窑所有产品，同时注销毛瓷专卖店，解除合同后如发现再出现毛瓷产品，那同旭专卖负所有责任。”上述132277元货物系由红都窑公司提供毛瓷系列产品出厂价明细并经双方确认，包括以下产品：一、餐具类共14套，出厂价每套50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1580元，拿货总价7000元；二、毛瓷系列产品：005兰花常委杯1个，出厂价85元，建议出售价280元；006芙蓉花毛瓷茶具2套，出厂价每套4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880元；007月季花常委杯1个，出厂价190元，建议出售价未标明；008餐具花开富贵一套，出厂价500元，建议出售价未标明；009杨刚手绘瓷春韵瓷盘1个，出厂价2200元，建议出售价5000元；010杨刚手绘瓷山水瓷盘1个，出厂价2600元，建议出售价5800元；011杨刚手绘凤尾瓶红梅报春1个，出厂价8000元，建议出售价38000元；012杨刚手绘凤尾瓶潇湘风情1个，出厂价30000元，建议出售价188000元；013杨刚手绘天球瓶鸟语花香1个，出厂价5000元，建议出售价35000元；014杨刚手绘赏瓶瓶红梅报春1个，紫气东来1个，出厂价每个6000元，建议出售价38000元；015杨刚手绘小天鹅1个，出厂价3000元，建议出售价18800元；以上产品拿货总价64535元；三、茶具、茶杯、咖啡杯类，共7套，其中001至003出厂价每套3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780元；004至006出厂价每套25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650元；007出厂价每套2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680元；以上产品拿货总价2170元；四、008、010头茶具出厂价每套2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680元；009手绘菱形蓝色茶具1套，出厂价每套280元，建议出售价未标明；011中国红茶具1套，出厂价每套3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780元；012牡丹咖啡具1套，出厂价每套2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480元；018保温杯4个，出厂价每个18元，建议出售价每个25元；以上产品拿货总价1572元；五、021茶叶罐，3个，出厂价每个9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180元；023瓷盘，1个，出厂价每个3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800元；024主席像贴花纸，5个，出厂价每个38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800元；001毛瓷杯月季花、芙蓉花各5套，出厂价每套180元，建议出售价每套400元；兰花常委杯10套，出厂价每套85元，建议出售价每套280元；以上产品拿货价总价5120元；六、016杨刚手绘小天鹅荷塘清趣1个，出厂价每个30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18800元；017杨刚手绘小天鹅湘西风情1个，出厂价每个35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19800元；018杨刚手绘玉壶春鸟语花香1个，出厂价每个20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12800元；019汾水小梅瓶春色满园1个，出厂价每个12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6800元；020杨刚手绘四方瓶梅兰竹菊1个，出厂价每个15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3800元；021杨刚手绘茶叶罐藏真红梅紫梅2个，出厂价每个15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3800元；022汾水作品巴拉马喇叭花1个，出厂价每个68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980元；023杨刚手绘小梅瓶春色满园1个，出厂价每个28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6800元；024杨刚手绘净水器和谐1个，出厂价每个48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9800元；025高梅瓶山水1个，出厂价每个20000元，建议出售价每个58000元；以上产品拿货价总价42480元；七、029，4块屏风拿货价共计4400元，每个出厂价未明确标明，建议出售价为8万元；另，文房四宝1套，每套600元；办公三件套2套，每套1200元；笔筒2个，每个300元；茶具一套，600元；汾水花瓶1个，800元，以上拿货价合计5000元，未标明建议出售价。上述产品拿货总价为9400元。以上一至七项拿货总价合计132277元。上述产品经询问，何家旭、张同莲称销售了一、两套杯具，其余均在。同意红都窑公司退还100000元款项的同时退还上述物品，对于不能返还的物品按照拿货价从100000元中予以抵扣。另，在签订2018年3月23日协议之前，何家旭、张同莲于2018年3月16日向红都窑公司购进价值13000元的货物，该货物并未体现在上述协议中。该部分货物包括：山水（四尺斗方）一副，5000元；河花（四尺斗方）一副，3000元；山水（四尺斗方）一副，5000元。对于上述产品，何家旭、张同莲予以认可，称现仍全部在自己处存放，同意红都窑公司退还100000元款项的同时退还上述物品。2018年4月9日，何家旭、张同莲再次向红都窑公司购进价值33600元的毛瓷产品。经红都窑公司说明该部分产品价格如下：1.瓷盘（主席像）380×1=380元；2.瓷盘（梅花）2200×1=2200元；3.瓷盘木架20×3=60元；4.玉壶春瓷瓶2000×2=4000元；5.小梅瓶1200×1=1200元；6.大梅瓶20000×1=20000元；7.小天鹅瓶3500×1=3500元；8.手握杯350×4=1400元；9.老板杯150×2=300元；10.笔筒300×1=300元；11.盖碗150×2=300元。对于上述产品，何家旭、张同莲称现仍全部在自己处存放，但价格系红都窑公司自己所定，不认可价格，但同意红都窑公司退还100000元款项的同时退还上述物品。2018年9月29日，胡桃艳与案外人杨刚至何家旭、张同莲处，协商退款事宜。胡桃艳表示暂时无力退还100000元，双方就退还时间延长至2018年10月中旬。关于货物的退还问题，胡桃艳表示等最后付清款项后再退还，后红都窑公司未能依约退还100000元。庭审中，何家旭、张同莲表示其于2018年4月9日再次向红都窑公司购进价值33600元的毛瓷产品的行为并非系对解除协议的否定，而系因为未能及时得到退还的货款，其租赁的经营场所不能空置，且在购进毛瓷产品后并未交付货款，仅为现卖现结。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同书、协议、双方协商视频，被告提交的毛瓷产品出厂价明细、货物清单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何家旭、张同莲与红都窑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合同书系双方真实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中约定了红都窑公司委托何家旭、张同莲为销售杨刚毛瓷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并约定何家旭、张同莲按照红都窑公司规定的市场价销售后除去拿货价把剩余部分的30%返点红都窑公司，亦约定了其他事项。综合何家旭、张同莲诉状中主张的事实及理由，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合同履行情况，该合同应认定为代销合同而非买卖合同。结合合同落款处上方红都窑公司及胡桃艳提供的保证金账号及合同的性质，何家旭、张同莲支付的100000元款项应视为保证金而非货款。该代销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何家旭与胡桃艳于2018年3月23日签署了协议，因胡桃艳系红都窑公司的工作人员，何家旭与张同莲为夫妻关系，且各方当事人对该协议并无异议，故该协议应视为何家旭、张同莲与红都窑公司在当日已协商解除了2017年11月13日的代销合同。故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即红都窑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前退还何家旭、张同莲100000元，同时何家旭、张同莲退还红都窑公司132277元的货物。因该协议中载明了退还100000元的前提为除去已卖出产品的费用，而代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何家旭与张同莲应按照红都窑公司规定市场价销售后除去拿货价把剩余部分金额的30%返点给红都窑公司，故何家旭与张同莲应就132277元货物中其不能返还的货物除按照拿货价返还款项外还应按照红都窑公司明确的出售价与拿货价差额的30%向公司返还，对于出售价不明确的部分按拿货价返还，同时由红都窑公司向何家旭、张同莲返还100000元。关于何家旭与张同莲主张的迟延付款利息，因返还100000元和返还货物系双方同时履行义务，故在其未返还货物的前提下，主张迟延付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签订2018年3月23日协议之前，何家旭、张同莲于2018年3月16日向红都窑公司购进价值13000元的货物返还问题，不应受上述协议规制，何家旭、张同莲同意返还，予以确认。因何家旭、张同莲未举证证实该部分货物的价格，故其不能返还时应以红都窑公司提供的出厂价明细载明的价格予以返还。关于2018年4月9日，何家旭、张同莲再次向红都窑公司购进价值33600元的毛瓷产品的问题，因红都窑公司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该行为不宜认定为系对2018年3月23日协议的否定和对2017年11月13日合同的履行。结合何家旭、张同莲提供的2018年9月29日双方仍在协商的视频资料，宜认定上述毛瓷产品系在红都窑公司对132272元货物除去卖出产品费用应返还何家旭、张同莲款项后，何家旭、张同莲应同时履行的义务，不应受代销合同的约束。故该部分毛瓷产品何家旭、张同莲应向红都窑公司返还，因何家旭、张同莲未举证证实该部分货物的价格，故其不能返还时应以红都窑公司提供的出厂价明细载明的价格予以返还。关于红都窑公司主张何家旭、张同莲存在违约的问题，双方就退还款项和货物的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且胡桃艳在2018年9月29日对货物的退还事宜亦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故其主张何家旭、张同莲存在违约依据不足，对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胡桃艳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胡桃艳系红都窑公司的员工，红都窑公司和胡桃艳均主张胡桃艳系代表红都窑公司与何家旭、张同莲发生民事行为，故应认定胡桃艳与何家旭、张同莲发生的民事行为系代理红都窑公司所为，其不承担民事责任，而应由被代理的红都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家旭、张同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涉及132272元的货物（以事实查明部分为准），对于不能返还的货物，约定了建议出售价的由何家旭、张同莲按照双方约定的出厂价返还相应价款并将建议出售价与出厂价差额的30%向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返还，未约定建议出售价的按出厂价返还；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应在何家旭、张同莲返还货物及款项的同时向何家旭、张同莲返还100000元；二、何家旭、张同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价值13000元及价值33600元的货物（以事实查明部分为准），若不能返还按照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出厂价格予以返还；三、驳回何家旭、张同莲及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负担1150元，何家旭、张同莲负担1150元；反诉费用50元，由天津市红都窑瓷业有限公司负担25元，何家旭、张同莲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海峰人民陪审员  韩清清人民陪审员  赵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汤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