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8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星，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海晴，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袁世英，女，197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星因与被上诉人袁世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3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星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307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袁世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袁世英向王星的转款不是出借款项，而是偿还向王星所借款项：1.2015年1月12日王星转给袁世英的60000元，2014年12月13日王星转给袁世英的1800元，合计61800元是王星出借给袁世英的款项，一审认定系王星向袁世英偿还借款错误。2.2014年10月27日王星给袁世英转款30000元，2014年11月24王星转给袁世英54000元，共计84000元是袁世英向王星还款付息，不是归还袁世英的借款。3.2015年4月16日、2015年6月15日王星转给袁世英的7000元、5000元，是王星出借给袁世英的款项，不是偿还利息。二、2014年10月7日，王星尾号3545银行卡中的32000元是王星存入的，不是袁世英存入。三、一审开庭之后又给双方7天举证期属于程序违法。四、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反诉案件受理费未减半收取。 被上诉人袁世英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袁世英作为出借人，在一审中履行了充分的举证责任，包括了《借款协议》、转账凭证以及向借款人王星催收款项的义务，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袁世英系出借人。2.王星在一审中曾否认与袁世英签订的《借款协议》，但经过司法鉴定，认定《借款协议》系王星所捺印，王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王星认为其向袁世英转款是出借款项，但袁世英提供了足以反驳的证据（《借款协议》、转账凭证以及催收欠款的录音资料），王星没有对其主张的出借事实进一步举证责任，其仅仅只有转账记录，没有举示出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合意的《借款协议》或者催收款项的证据，也无利息收取的证据，显然有违常理。4.若如王星所述，作为出借人，在袁世英没有还款的情形下，又重新与袁世英签订《借款协议》向袁世英借款，有违常理。 袁世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星向袁世英归还借款13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由王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7日的成都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中载明，申请人王星申办ＩＣ卡金卡银行卡一张，账号为62×××45（以下简称3545银行卡），签约手机号为132××××8856（登记客户为袁世英），并开通短信通知业务。同日，袁世英从自己工商银行卡中取款33100元。后袁世英手机收到3545银行卡账户存入32000元的短信。3545银行卡明细情况：从王星银行卡账户转入1、2014年10月27日3万元，2、2014年11月24日共计5.4万元（分别为5万元、4000元），3、2014年12月13日1800元，4、2015年1月12日共计6万元，5、2015年4月16日7000元，6、2015年6月15日5500元，7、2016年4月17日1800元；转出到王星银行卡账户1、2014年11月10日3万元，2、2015年2月6日1万元，3、2015年2月13日5万元，4、2015年2月15日共计6万元，2015年9月20日1万元。另外，王星分别于2016年3月23日、2016年6月17日、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9月27日向袁世英微信转账各1800元；于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1月15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4月16日、2017年5月16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9月17日、2017年10月16日分别向袁世英微信转账各1200元；于2016年12月16日向袁世英微信转账共1000元，于2018年9月14日向袁世英微信转账5000元。袁世英于2014年10月7日从其工商银行账户（尾号6776）取款33100元，2014年8月21日从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662）取款合计8.5万元。一审诉讼中，王星否认与袁世英签订《借款协议》，并申请司法鉴定。2019年12月24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中‘王星’写名、签名处指印（两处），均是为王星右手拇指捺印所留。”一审庭审中，袁世英出示短信记录、音频资料，主张其向王星出借款项的事实。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银行凭证、微信转账记录、明细单、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通信受理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一、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是否由袁世英实际使用？首先，开户人申领（开办）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是作为使用银行卡的重要信息，与银行卡接收金额变动信息、办理其他业务密不可分，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所预留的手机号码归属于袁世英，佐证了袁世英主张以王星名义办理该卡，自己系该卡的实际使用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其次，王星认可袁世英使用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但主张自己“有时候无卡存入现金”，因王星未举证证明，依法对王星该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在申领（开办）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的当日（2014年10月7日），袁世英确实从工商银行取款33100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袁世英实际占有使用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予以采信；对袁世英于2014年10月7日存入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32000元，予以采信。二、关于2014年11月10日袁世英银行转账给王星的3万元。袁世英主张系出借给王星的借款，并提供了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予以采信。三、关于2014年12月13日王星银行转账给袁世英的1800元、2015年1月12日6万元。王星主张系出借给袁世英的借款，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袁世英认为转账系偿还以前的借款，并提供了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对袁世英的意见，予以采信；对王星的主张，不予支持。四、关于袁世英于2015年2月6日转账给王星1万元、2015年2月13日转账5万元、2015年2月15日转账6万元、2015年9月20日转账1万元，合计13万元。袁世英主张系出借给王星的借款，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为证，王星认为转账系偿还以前的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对袁世英的主张，予以采信。五、关于王星于2015年4月16日银行转账给袁世英7000元、2015年6月15日银行转账5500元；于2016年3月23日、2016年6月17日、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9月27日分别微信转账给袁世英各1800元，2016年4月17日银行转账给袁世英1800元；于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1月15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4月16日、2017年5月16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9月17日、2017年10月16日分别微信转账给袁世英各1200元；于2016年12月16日微信转账给袁世英共1000元，2018年9月14日微信转账给袁世英5000元。上述转款中，大量存在固定金额为1800元、1200元的转款，显示出时间连续、固定，金额稳定的特点，有明显的规律性，故对袁世英主张转款性质为王星支付的利息，予以采信；对王星主张为出借给袁世英的借款，不予采信。六、关于王星2014年10月27日转账给袁世英3万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5万元、4000元，合计8.4万元款项的性质？是王星向袁世英还款付息？还是向袁世英出借借款？首先，王星否认《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与鉴定意见相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其在本案中的主张和陈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较大疑问。其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债权人的债权未得清偿前，会要求债务人还款，会要求债务人制订还款计划，不会向债务人借款，不会达成向债务人借款的协议；而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则可能继续向债权人借款。因此，王星与袁世英签订《借款协议》，向袁世英借款61800元、13万元，并持续、稳定、规律地支付利息，说明王星应为债务人，而非债权人。故，袁世英主张其于2014年8月21日取款8.5万元，将其中的8万元出借给王星后，王星2014年10月27日向自己转账3万元、2014年11月14日转账5.4万元，是王星向自己还款付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予以采信。七、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袁世英诉请王星从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系处分自己的权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王星应从2019年10月23日（袁世英起诉缴费立案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袁世英支付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世英偿还借款13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公式：以13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3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王星对袁世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本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王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27.5元，由王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星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王星与袁世英之间存在男女朋友关系，王星向袁世英固定的转款1800元、1200元是转给袁世英的房租。经质证，被上诉人袁世英认为，证人系王星的朋友，证人与王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其陈述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证人仅证实王星与袁世英系朋友关系，其对密切朋友关系没有进行说明，不能证明两人之间存在不当的男女关系，即便是朋友关系，但不能否认二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证人也不清楚王星与袁世英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往来，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上诉人王星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证人与王星系认识十多年的朋友关系，且证人陈述并不清楚王星与袁世英的经济关系，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另查明，2014年11月1日，袁世英作为甲方与王星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借给乙方现金61800元，乙方收到此款并将此款用于乙方家庭开支和工地周转，双方约定于2014年12月11日前全额归还，如违约乙方每月按借款总额的2%付甲方利息和违约金，直至本息全额归还为止。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川求实鉴（2019）文鉴54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11月1日《借款协议》乙方栏的两组“王星”写名、签名笔迹，与王星书写笔迹是同一人书写。 本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川求实鉴（2019）文鉴54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4年11月1日《借款协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袁世英在本案中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王星应否归还借款13万元；二、王星在本案中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袁世英应否归还37100元。现逐一评述如下：其一，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在2014年10月7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存在经济往来，袁世英明确本案中诉讼主张的13万元借款是由袁世英于2015年2月6日至9月20期间向王星转款合计13万元组成。如若按王星所主张，上述转款均属于袁世英归还王星的借款，那在此之后，王星于2015年4月16日、6月15日、2016年4月17日均有向袁世英的转款，并且从2016年3月23日之后王星向袁世英连续转款固定金额1800元6笔、1200元12笔，与常理不符。王星主张其向袁世英转款1800元、1200元均是因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而向袁世英转的房租，但王星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王星也未举证证明1800元、1200元系支付房租。其二，2014年10月7日王星尾号3545银行卡中存入的32000元是否为王星存入。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该银行卡开卡信息预留了袁世英手机号码，王星也认可袁世英使用该卡，仅主张自己“有时候无卡存入现金”，但王星未举证证明其存入32000元的款项来源，相反，袁世英举示了证据证明其在存款当日其从工商银行卡取款331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该32000元系袁世英存入并无不当。其三，根据一审及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星曾于2014年11月11日向袁世英借款61800元，结合王星于2014年12月13日向袁世英转款1800元、2015年1月12日向袁世英转款50000元、2015年1月12日向袁世英转款10000元，合计61800元，能够与上述借款协议相互印证。相反，王星主张上述61800元系其出借给袁世英的款项并无借贷合意之证据佐证。其四，针对王星向袁世英于2014年10月27日转款30000元、2014年11月24日转款50000元、2014年11月24日转款4000元。袁世英陈述在2014年8月21日还曾出借8万元给王星，后因清偿完毕后将该8万元的借款协议退还给了王星，王星向其转款是对该8万元借款的还款。若如王星所主张，该84000元系王星出借给袁世英的借款，在袁世英未还款的情形下，王星反而于2014年11月11日向袁世英借款61800元，与常理不符。其五，2016年3月23日之后王星向袁世英连续固定规律性的转款，王星主张是其向袁世英支付的房租，但王星申请出庭的证人并不清楚袁世英与王星之间的经济往来，王星本人也不清楚袁世英租赁房屋的具体地址，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相反更加符合袁世英对王星规律性转款系支付利息的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袁世英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并对王星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支持，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此外，上诉人王星主张，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后再给予双方当事人7天举证期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之规定，一审法院在庭审后因袁世英有补充证据举示而再次给予双方当事人同等举证期限具有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王星主张一审法院对其反诉案件受理费未减半收取，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王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27.5元，减半收取363.8元，由王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627.5元，由王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