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皓琪，女，198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治（系上诉人丈夫），男，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楼。负责人：孙红英，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宝，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皓琪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4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皓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第三人，存在程序错误。姜皓琪在一审开庭前提交了追加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为第三人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追加，在未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姜皓琪与大连银行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错误认定。（二）一审法院对姜皓琪年薪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失当，致事实认定错误。姜皓琪已举证证明年薪为税前人民币304,080元（以下币种相同）的基本事实，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一方面对姜皓琪的上述年薪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又不能就双方约定的劳动报酬数额进行举证，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在掌握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拒绝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认定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末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3日，另行签订劳动合同系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要求，新的劳动合同也未约定废止旧的劳动合同，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的劳动合同并未到期，并覆盖姜皓琪在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整个期间，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均未提出解除原有的劳动合同。姜皓琪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性质从未发生变更，姜皓琪在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处考勤，工资结算以及社保费的缴纳都是通过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进行，理应认定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存在劳动关系。故请求依法改判。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一）一审法院对姜皓琪追加第三人的请求经审查驳回，未违反法律程序。大连银行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姜皓琪在2019年1月1日至6月20日系与大连银行总行存在劳动关系，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和大连银行是两个独立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也不同。一审法院并未影响姜皓琪的诉权，其完全可以另案主张。（二）一审法院关于姜皓琪年薪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姜皓琪主张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口头约定过304,080元的固定年薪，应承担初步举证责任，但对此却不能举证。双方劳动合同虽未约定具体工资数额，但大连银行上海分行都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姜皓琪工资，还可下载工资条，并已实际履行多年，姜皓琪离职前并未提出异议。（三）一审判决认定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正确。2017年3月1日以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的单证部门收归大连银行总行管理，大连银行与姜皓琪签订了劳动合同，2019年6月20日，姜皓琪也是向大连银行提出辞职，与大连银行办理离职手续，大连银行只是委托上海分行为姜皓琪代缴社保及代发基本工资，系争期间姜皓琪系与大连银行存在劳动关系。故不同意姜皓琪的上诉请求。姜皓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差额26,727.59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劳动报酬差额42,571.20元以及拖欠上述劳动报酬差额的百分之一百的赔偿金69,298.79元。一审审理中，姜皓琪撤回要求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赔偿金69,298.79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皓琪于2013年6月24日进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从2013年6月24日至2016年6月23日止的劳动合同，2016年6月24日双方续签期限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3日止的劳动合同。姜皓琪与大连银行签订了期限从2017年3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6月20日，姜皓琪与大连银行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姜皓琪认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尚拖欠部分工资，为此，姜皓琪于2019年8月13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1.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6,727.59元及100%赔偿金；2.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20日工资差额42,571.20元及100%赔偿金。经仲裁裁决，对姜皓琪的请求不予支持。姜皓琪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一审审理中，姜皓琪认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证据大连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方案补充文件的通知及附件总行岗位体系，因系复印件，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姜皓琪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姜皓琪的质证意见。对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证据大连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名单，姜皓琪表示从未看到过，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未提供已告知姜皓琪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同时，姜皓琪认为其主张2016年度工资差额系依据双方口头约定的固定年薪304,080元；且2015年、2017年、2018年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均基本按该工资标准发放，虽有小的浮动，姜皓琪不再计较。因此，姜皓琪根据上述3年的平均工资数额与2016年度实发工资数额之间的差额得出了2016年未发放的工资差额。另当时在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的要求下姜皓琪与其上级公司大连银行签订了自2019年3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系为了方便管理，但姜皓琪之后的工作地点、工资发放、工作内容与原来无任何变化，一直担任单证审批岗位。上述劳动合同签订后，2017年8月后大连银行确实支付了姜皓琪部分劳动报酬，但姜皓琪仍始终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在履行原劳动合同。2019年5月27日姜皓琪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提出辞职，但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要求姜皓琪向上级公司大连银行提出辞职，故姜皓琪只能向大连银行提出辞职，并与该公司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一审审理中，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则认为姜皓琪自行制作的2015年至2019年工资流水表及拖欠金额计算说明，对表格中的工资数额无异议，但计算说明系姜皓琪自行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的质证意见。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姜皓琪提供的证据部门工作群微信截图，对微信中2019年5月18日的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微信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认可微信中通知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该微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表示因姜皓琪原从事的单证审批业务划归上级公司大连银行管理，故从2017年3月1日起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上级公司大连银行签订劳动合同。姜皓琪系上海市居民，其社会保险费由上级公司委托上海分行代缴，故姜皓琪的基本工资由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代上级公司发放，但上级公司发放了姜皓琪除基本工资外的其他工资。从2019年起因个人所得税合并计税，故姜皓琪的工资均由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代为发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姜皓琪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固定年薪为304，080元，其主张的2016年度工资差额系根据该年薪标准，并与2015年、2017年、2018年的平均工资数额比较后得出的工资差额。但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姜皓琪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上述年薪予以否认，姜皓琪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姜皓琪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姜皓琪要求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差额26,727.59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姜皓琪要求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劳动报酬差额42,571.2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姜皓琪2017年3月1日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上级公司大连银行签订的劳动合同反映，从上述日期起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上级公司大连银行建立劳动关系，其2019年5月27日亦向大连银行提出辞职，离职交接手续亦与该公司办理，说明姜皓琪知道已与大连银行建立劳动关系。虽然姜皓琪的劳动关系转移前后的工作内容等未发生变化，但从劳动合同的主体看，姜皓琪的用人单位为大连银行，其主张与大连银行签订的劳动合同实际并未履行，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姜皓琪与大连银行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姜皓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姜皓琪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姜皓琪要求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劳动报酬差额42,571.2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院不予支持。姜皓琪撤回要求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差额百分之一百的赔偿金69,298.79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姜皓琪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姜皓琪共主张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以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两段期间的工资差额。关于前段期间的工资差额，姜皓琪系以固定年收入304,080元与2016年实际发放工资相比较后得出，但姜皓琪对其主张的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存在固定年薪的约定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所以本院对前段期间的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关于后段期间的工资差额，纵观姜皓琪已在2017年3月1日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上级公司大连银行签订劳动合同、姜皓琪亦向大连银行提出辞职并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可见姜皓琪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已知与大连银行存在劳动关系；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其公司为姜皓琪代缴社保、代发基本工资之解释尚属合理，鉴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其上级公司大连银行系两个独立的用人单位，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无支付姜皓琪主张的2019年期间工资差额之相应义务，故本院对后段期间的工资差额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皓琪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姜皓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