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3126民初433号 原告：乌鲁木齐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经济开发区喀什西路**。法定代表人：袁世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辉凯，新疆卓慧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6531201310939194。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玲，乌鲁木齐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住所地：叶城县新城南路/div>法定代表人：王继海，该社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超，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19200811879365。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简称叶城县农村信用社）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发回重审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玲、左辉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2991201.35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损失613196元，两项合计：3604397.5元。2、本案的诉讼费以及其他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18日，原、被告签订《税务代理协议书》，约定由原告代理被告“享受（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的税务工作。同日，双方达成《税务代理补充协议》，补充约定：原告负责被告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返还工作，且被告需在收到退税额的三日内以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向原告支付完毕。协议签订后，原告开展大量工作，先后前往贵州、广西、西安等地实地考察当地的税收政策，并积极与县市、地、地区、自治区家等税务、经信委、发改委等职能部门沟通协调。经原告不懈努力，于2013年4月9日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下发《关于做好全疆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工作的通知》（新国税所便函【2013】2号）通知对符合条件的县、市联社，可暂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013年7月14日，自治区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函复自治区国税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确认新疆农村信用社属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范畴；2013年11月13日，自治区国税局下发《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国税函【2013】299号），确认新疆农村信用社属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范畴，按规定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因当时2011年、2012年企业所得税报备期已经结束，后原告根据上述文件精神，结合出具的《减免税审核鉴定报告》及各项报备材料，使被告补充享受了2011年、2012年优惠政策。截止2016年6月，被告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已经全部抵退完毕，但被告却迟迟未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且经原告多次催收和协商无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社辩称：我社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均违背本案合同所约定的客观事实。1、将双方签订的“税务委托代理合同”予以篡改并错误述称为“税务服务合同”；2、将案涉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履行的六项明确而且具体的合同义务内容予以篡改并虚假陈述为“向被告提供服务方案、提供税务指导、‘协助’被告返还2011、2012年度多缴税款”，尤其是将《补充协议》第二、三条中明确约定的“原告负责并承诺保证在2013.6.30之前将减免税款返还到我社”，这一实质性的“负责保证”义务，虚假陈述为“协助”义务；3、原告将此虚假陈述的合同义务内容，设定为向我社收取20%天价服务费相对应的合同收费权利；4、同时，原告将其以自治区农信社名义实施的与自治区国税局、发改委等部门进行疏导、沟通扫清政策障碍过程中形成的，专项证明原告为履行其与自治区农信社2013.2.28《税务代理协议书》义务中产生的证据（即专题请示与批复），照搬到本案之中。案涉合同是明确约定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因所附条件一直未成就（且原因在于原告），故案涉合同实为始终未生效的合同。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当确定为“税务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不是“税务服务合同关系”；从税务师事务所的行业收费办法“新发改收费[2010]1830号文”（下简称“1830号文”）规定的内容来看，1830号文第五条规定的“涉税鉴证业务”是毫无争议的服务收费业务，在价格表中对应的收费标准仅为0.2%，上下浮动不得超过20%；1830号文第8条规定“代理减免税、申请退税”的“代理”业务才可以突破上述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这与案涉合同约定的税务代理事项完全吻合，但是，原告却刻意回避案涉业务为“税务代理”业务的事实，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原告要放弃案涉“代理”业务中按20%“市场调节价”收费的“天价”标准，而是因为其如果选择“税务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原告将无法举证证明其代理人身份和代理行为的具体过程及结果。我社向叶城县国税局申请减免2011、2012年度所得税的工作，是在案涉合同因约定的委托代理期限（即2013.4.18-2013.6.30）届满而失效并终止后，我社于2013.9.23以后自行启动的申请减免税和申请退抵税业务。我社为此提交的申请资料，均是经我社盖章确认，且经由为我社提供常年税务服务的新疆天瑞税务师所注册税务师谢冰签名具体经办，并提交给县国税局审核备案的，提交时间均在2013.9.23日之后。依据“谁署名谁责任”的民事归责原则，我社在备案登记表签章栏中特别注明，“我社是保证上述提交材料合法真实的唯一责任人”，依据“民事权利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此项获批减免税优惠的结果，当然全部归属我社享有。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及其工作人员在案涉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间内履行过任何一项合同义务。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就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一、1-1准予变更通知书、1-2营业执照、1-3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1-4事务所简介、1-5纳税人协会期刊，证实：1.1-1至1-3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2.1-4至1-5证明原告是一所五A级税务师事务所，依托北京总所在疆内实力雄厚，同时业务经办人王宝玲系纳税人协会副秘书长经验丰富。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1-3、1-4、1-5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这些只是宣传资料，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2-1财税58号文；2-2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12号公告，证实：1、上述文件证实享受财税58号优惠政策需要满足（一）该企业需要符合优惠目录中的产业范畴（二）其符合产业目录要求的主营业务收入与总收入的占比达要达到70%以上；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2.证实：文件明确指出企业认为自己符合相关要求的，应当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递交相关资料，经主管部门审批符合要求后予以批准通过。上述政策的享受是依照企业自主申请享受的，税务部门不能主动依职权给予企业享受。3.上述文件证实，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是否是优惠目录上的企业范畴，是否是政策的优惠对象，上述文件没有明确认定，4、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12号第二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年度汇算清缴前向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其2011、2012已过报备期限，不能报备，丧失了2011、2012年的享受资格；5、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12号公告第二条规定企业的主营业务需经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2-1、2-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争议，但是对其证明事项1认可，对证明事项2、3、4、5项不认可，因这两份文件是国家在涉案合同签订前已经颁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不可能涉及到具体的当事人。因该组证据都是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效力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三、3-1、2013年2月28日原告与自治区农村信用社税务代理协议；3-2.2013年4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书。证实：1.原告与案外人自治区联社（对被告具有管理职能）协商由自治区联社牵头，原告与自治区联社配合在省级层面推动优惠政策的落实。集中力量突破（一）全区国税系统执行政策标准不统一；（二）农信社是否符合优惠目录产业的界定不清的问题；2.原告与自治区联社以及被告签署的主服务协议其第一条第一款约定的主合同义务、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补充协议第四条里约定服务费的支付标准，以及支付时间以及原告后续承担的责任，上述内容约定完全一致；3.具体到原被告之间协议中其主合同义务是原告负责被告享受财税（2011）58号文所列的优惠政策使企业所得税有25%下调至15%征收；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准确合法的服务；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原告向被告出具服务方案和意见操作协助被告实现2011.2012年度多缴税款的抵退税；被告在收到退税后三日内支付原告20%退税款作为服务费。由上述条款此可知合同的本质是服务合同，而非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被告在享受了抵退税款后以抵退税款的20%支付，并未在服务签订后支付任何的相关费用，因此根本不存在丧失收费权利的情形和条件。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3-1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也认可该证据证实的第一项证实的事项；对3-2证据质证如下：一、对原被告双方签订于2013.4.18的《税务代理协议书》和《税务代理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是，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事项。理由：合同本身对其生效附有明确的条件、对其生效代理期限约定了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时间点（即2013.4.18-2013.6.30），由于合同本身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所以，该合同法律关系在形成债权债务之前，自2013.6.30起，就已经因约定而失效和终止。该合同法律关系已经依法发生了变更和终止。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效力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四、4-1.2013年2月26日自治区农村信用社提请自治区国税局关于解决农信社所得税优惠的函；4-2.2013年4月9日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发新国税便函（2013）2号文件；4-3.2013年4月17日、2013年4月22日王宝玲乌鲁木齐-喀什的往返机票两张，证实：1.原告与自治区联社签协议前，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论证和具体工作，并由原告执笔以自治区农信社名义向自治区国税局进行沟通协调，同时也证实自治区农信社发函时，由于各地州国税局关于58文执行优惠政策不统一，全疆只有27家农信社享受政策。2.经原告以自治区农村信用社的名义向自治区国税局请示沟通，区国税局原则上同意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享受优惠政策报备，这也是第一个针对农信社的自治区级文件下达。3.自治区所得税处4月9日发函后，原告就派遣工作人员到喀什进行前期工作摸底，并与地县两级国税局进行沟通，地，地区国税局明确指出农信社是否属于西部大开发优惠目录的范畴不确定则上农信社不符合申报条件。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4-1、4-2、4-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的事项与关联性，理由：1、4-1号证据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2月16日此时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合同尚未签订，所以4-1号证据与本案的合同没有关联；4-2号证据仅仅是针对4-1的专项批复，它依附的基础和前提是4-1号证据，所以4-2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4-3号证据作为往返机票只能证明乘机人的行程区间，不能证明乘机人在行程中做了什么工作。因该组证据4-1、4-2产生时间系原、被告签订合同之前，该证据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与国税局之间的业务往来；4-3飞机票只能体现原告负责人的行程地点，不能证实其出行目的与本案相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五、5-1.电子数据，邮件一份。发件人，李颖宏原告公司合伙人，收件人：宋宁，原告总公司负责人。发件时间：2013年3月13日15：34分，邮件内容：关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第一大类第2款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界定的请示报告；5-2.2013年4月24日新农信（2013）55号文件：关于对产业结构目录中第一大类第2款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界定的请示；5-3.贵州、广西、宁夏、青海发改委关于农信社属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主体的界定；5-4.2013年7月14日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给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的复函，证实：1.5-1，5-2通过邮件内容所示可知，原告草拟的请示与自治区农信社与2013年4月24日向自治区发改委的请示报告的内容完全一致，进一步证实发改委西部办的发文是经原告亲自沟通协调推动的；2.原告以自治区农信社名义向自治区发改委发函，并多次向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反应，自治区发改委在收到原告提交的5-3中的相关外省区文件，终于对自治区农信社的优惠政策主体予以确定；由于自治区农信社的特殊地位和在全区农信社中的特殊作用，在原告与自治区国税局的沟通下全区农信社可以参照自治区农信社就优惠政策享受的主体的界定给予了明确，即全区农信社均符合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界定，属于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3.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就该文件的下发，为被告享受58号文铺平了道路，并解决了被告享受优惠政策主体界定的问题。同时将电子数据原件相关证据向法庭展示。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5-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因5-1形成时间是2013年3月13日，而本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4月18日，因此5-1号显然与本案合同毫无关联；5-2号证据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其本案的关联性，因5-2号证据署名的发文主体是自治区农信社，5-4号证据我们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与本案关联性，因5-4号是针对5-2的专项答复，批文的内容仅仅针对自治区农信社是否属于税收优惠的对象，所做的针对性批复，批文中并未涉及本案被告；5-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该证据均为复印件，且与原件无法比对，同时此组证据均是外省省级文件，最多只是对自治区省级的宏观政策可能有借鉴意义，而与本案具体的代理业务毫无关联；对5-1和5-2号证据从时间、内容上看，该两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履行了3-1号证据（原告与自治区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而与本案无关联。该视频影像资料我方不用观看，质证意见如上。对证据5-1只能证实原告与自治区农村信用社的合同履行情况；5-2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与国税局之间的业务往来；5-3、5-4属于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效力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六、6-1.2013年7月19日原告出具叶城县农信社减免税审核鉴证报告;6-2.2013年7月18日、2013年7月24日王宝玲乌鲁木齐-喀什的往返机票两张;6-3.公证书一份，电子数据证据保全（手机短信），公证照片3张，页码是照片的46、47、48。手机短信发信人：王宝玲（我公司工作人员），手机收信人：地：地区国税局所得税科科长邓建军件时间：2013年7月19日，短信内容：我公司工作人员向主管领导请示2013年当年报备所需材料，所得税科科长同意周一开始各县报备。6-4.公证书一份，电子邮件证据保全，发件人：马虹，发件时间：2013年7月22日，收件人:叶城县努尔，内容为叶城县农信社报备资料6-5.被告2013年7月22日当年备案登记表（由原告从叶城县国税局调取的资料，）收入明细表，6-6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12号公告。6-7马虹的邮箱公证的实名认证；6-8马虹公证的声明，证实的问题：马虹系原告的工作人员、网名为轩子（1285894122@qq.com)的QQ邮箱为马虹的个人邮箱，并且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系原告的工作邮箱。证实：1.6-1证实，原告在发改委7.14日复函后的第五天即7月19日便出具了被告的鉴证报告。2.6-2、6-3、6-4、6-5证实原告的经办人王宝玲来喀什后于2013年7月19日星期五，与地区国税局所得税科副科长邓建军沟通，询问报备2013年当年所需要的材料，以及7月22日即下周一能否报备，得到邓建军首肯。2013年7月22日原告经办人马虹通过邮件将全套2013年报备材料发送给了被告财务经理努尔，其后2013年7月30日被告的经办人将材料递交至叶城县国税局。其中收件人努尔也是税务文书上的受送达人，和报备材料上的经办人，同时2013年被告所使用的数据与原告提供的鉴证报告以及发送给被告财务经理的报备材料完全一致。由此可知，6-2.6-3.6-4.6-5等一系列证据，能够形式一个完整证据链条，可知在原告与国税部门的沟通下，被告经原告指导使用原告鉴证报告，并且原告的经办人员直接将报备材料发送给了被告的工作人员努尔，方才实现了2013年当年首次的报备，意味着被告就已经享受了财税58文的优惠政策，原告的主合同第一条义务已经全面履行；.6-5证实，2013年7月的此次报备，原告是将被告2013年当年，以及2011、2012两年过期补报一同申请的，但是国税局根据自治区国税2012年12号文第二条的规定，拒绝补报2011.2012年的报备，理由是已经过了报备时限就不能补报了，此时2011.2012年补报工作陷入僵局。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6-1号的三性均不认可，因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13年7月19日，该时间点相对于本案合同而言已经届满有效期，而失效和终止，同时我社从未收到过该鉴证报告，因该鉴证报告结论处明确标注该报告只能专用于我社申请减免税业务时向县国税局提交，但叶城县国税局档案中从未出现过该鉴证报告；对6-2号证据往返机票只能证明乘机人的行程区间，不能证明乘机人在行程中做了什么工作；对6-3号证据不认可，该证据是关于手机短信私聊公证书的内容，对王宝玲与邓建军、陈剑平二人手机短信私聊内容的公证书的质证意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理由是：1、从短信私聊的时间来看，是发生在2013.7.19-2013.11.7之间，此时，案涉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限（2013.4.18-2013.6.30）已经届满，案涉合同已经依法失效和终止，因此，该短信私聊内容与案涉合同无关；2、从私聊主体看，邓建军、陈剑平二人仅仅是喀什地区国税局的一般干部，并不是法定代表人，此二人的短信私聊中表述的观点，均不能够代表喀什地区国税局的法人意思表示，而且就其私聊表述的言词内容来看，也没有任何一项内容是与本案代理业务明确相关的准确性结论；3、从证据的内容、种类和性质来看，此项证据只不过是邓建军、陈剑平二人通过短信私聊方式表述的“证人证言”而已，邓建军和陈剑平二人在短信私聊中表述的“证人证言”，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2019.12.25的“法释[2019]19号文”第68条第3款的禁止性规定，故“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6-4、6-7、6-8号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人马虹“公证证言”的质证意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理由是：1、从内容看，该公证证言中，关于证人马虹工作单位和隶属关系的陈述内容，毫无事实根据。该公证书首先将马虹陈述设定为本案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并以此为前提要件，制作了关于马虹的证言内容，然而，原告和公证机关均不能提供“原告与马虹的劳动用工关系证明或支付工资、差费的凭证”；相反，被告提交的第13组证据则足以充分证明：自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马虹确系为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喀什分所的员工，并附有向马虹支付工资、差费和借款的原始凭证，这足以证明原告及其委托公证文书主观上刻意伪造了“马虹系原告方工作人员”这一虚假的“证据内容”。2、根据司法解释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要求来看，马虹的证言虽经公证，但是，由于其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2019.12.25的“法释[2019]19号文”第68条第3款的禁止性规定，故“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马虹邮箱中关于减免被告2011、2012年度所得税资料的形成和转发时间均发生在2013年7月19日和11月12日之后，此时原被告所签订的涉案合同已经于2013年6月30日因约定的代理期限（2013年4月18日-2013年6月30日），届满而失效和终止，因此马虹邮箱中的形成和转发的资料均与涉案合同毫无关联。对6-5号证据是我社报送的叶城县国税局的，要求减免2013年的审核备案资料，2013年的备案资料，不属于本案原被告签订2013年4月18日税务代理合同约定代理事项范围，同时在该备案登记表中是我社盖章，保证提交资料合法真实，在该报备资料中没有原告及其工作人员参与的证据。该报备资料显示与本案原告无关联；对6-6号证据这是一个规范性文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和原告想要证明的事项均不认可。证据6-1鉴证报告未加盖中税科信公司印章送达叶城农村信用社，税务局的叶城农村信用社减税材料中也未出现中税科信的鉴证报告，故对证据6-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6-2系中税科信负责人的乌鲁木齐往返喀什的交通费票据，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6-3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七、7-1.2013年11月13日新国税函（2013）299号文新疆国税局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7-2.乌鲁木齐-喀什往返机票四张，原告工作人员2013年11月4日到喀什，2013年11月16日返回乌鲁木齐；7-3公证书一份，电子数据证据保全（手机短信（照片51、52、53、49）以及照片（36、37、38、39、40、41、42））。手机短信发信人：王宝玲（我公司工作人员），手机收信人：地：地区国税局所得税科科长陈剑平建军，发件时间：2013年11月6日，短信内容：王宝玲向地区国税局所得税科科长陈剑平询问2011.2012两年补报情况；11月7日王宝玲通过短信向地区局所得税科副科长邓建军告知已经向陈剑平科长请示过，可以补报2011、2012年，邓建军回复知道了；公证保全的照片2013年11月15日王宝玲当日协助被告前往叶城国税局报备过程中，在国税局门口拍照并对当日报备成功的备案登记表拍照留存7-4.2011.2012年两年度叶城县全套备案登记表；7-5.公证书一份，7-6、电子数据证据保全（电子邮件）证实原告工作人员马虹的邮箱2013年11月12日将被告的所用底稿转发给了原告工作人员王宝玲和谢冰，证实：1.7-1证实，为解决2011.2012补报过期国税局不予补报的问题，自治区国税局在原告的全力沟通下，自治区国税局终于在11月13日下发了专门针对全区农信社系统的299号文件，为彻底解决了2011.2012两年补报工作扫清了障碍，同时299文专门指出发改委西部办对农信社符合优惠政策主体的批复。2.7-2.7-3证实原告在确认299文马上下发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提前就前往喀什地区与喀什地区国税局所得税科的领导陈剑平.邓建军进行沟通协调，地，地区国税局职能科室通知下级国税局就各县2011012的补报工作予以确定接收。3.7-4.7-5证实地区国税局通知并指导县级国税局可以接受2011.2012年补报后，原告组织协同被告前往进行补报；原告经办人于2013年11月15日王宝玲亲自前往叶城县国税局会同被告的经办人努尔递交了报备材料以及相关文件，原告经办人王宝玲现场拍照留存并对报备的报备表复印件进行了拍照留存，同时被告递交的补报材料包括：备案表、申请报告、占比说明、收入明细表与原告的公证的邮箱附件材料中的资料完全一致，进一步证实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同时被告在报备过程中所使用的文件就包括新国税所便函（2013）2号，以及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复函等相关文件，新国税便函2013-2号，其目的是统一全疆农信社享受政策的执行问题，发改委西部办的复函是对被告主体身份确认的文件，上述文件均是在原告协调努力下下发取得的。原告已经协助其完成了2011.2012年的补报工作，履行了补充协议的合同义务。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7-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其与本案关联性。因该证据复函中主要是针对自治区农信社的答复，附带关联到自治区所辖84家信用社，在299号文的第四条中说明，299号文针对另外两个函是2013年7月14日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299号文中就明确提到了该函，而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的2013年7月14号的复函仅仅针对自治区农信社唯一的主体，并不针对本案被告，故2013-2号文与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履行毫无关联。对7-2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1、该机票往返时间2013年11月4日-2013年11月16日之间，该期间是在本案涉案合同有效期届满终止后的4个月，从时间上看与履行涉案合同无关；对7-3号证据中的编号为5094的公证书，该证据相关内容是在2013年7月19日-2013年11月7日之间形成，在此区间内，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已经届满失效并终止，虽然经过公证但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其他意见与6-3号的质证意见相同；对7-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该证据的原告所述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证明事项不认可，因：1、7-4号证据是我社制作并经我社署名盖章提交到叶城县国税局的申报资料，该证据内容中无任何内容证实是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与原告无关联性；对7-5证据的质证意见与6-4组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人马虹“公证证言”的质证意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理由是：1、从内容看，该公证证言中，关于证人马虹工作单位和隶属关系的陈述内容，毫无事实根据，而且违背客观事实。该公证书首先将马虹陈述设定为本案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并以此为前提要件，制作了关于马虹的证言内容，然而，原告和公证机关均不能提供“原告与马虹的劳动用工关系证明或支付工资、差费的凭证”；相反，被告提交的第13组客观书证则足以充分证明：自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马虹确系为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喀什分所的员工，并附有向马虹支付工资、差费和借款的原始凭证，这足以证明原告及其委托公证文书主观上刻意伪造了“马虹系原告方工作人员”这一虚假的“证据内容”。2、根据司法解释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要求来看，马虹的证言虽经公证，但是，由于其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2019.12.25的“法释[2019]19号文”第68条第3款的禁止性规定，故“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该组证据中特注明马虹是原告方的工作人员是虚假的，从马虹等人处得到的任何资料与原告毫无关联关系。对该组证据中的7-1、7-2的真实性、效力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中7-2、7-4、7-5、7-6、真实性、效力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八、8-1.自治区农信社支付原告服务费的记账凭证2张，合计金额：2722256.36元，证实：证实与原告签订同种服务合同的自治区农信社，双方约定也是在取得抵退税后三日内支付服务费，服务费是抵退税金额的20%（被告的上级管理部门），自治区农信社补报成功也是在2013年，其实现抵退的时间是2016年，2017年，自治区农信社在取得抵退税后便主动的支付了原告的相应服务费。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因原告与自治区农信社签订的3-1号证据的合同生效要件是成就的，这是与本案合同的明显区别之处，该证据本身证实法律关系为税务代理关系，付费科目为税务代理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九、9-1.自治区国税局给自治区税务师协会的回函；9-2.喀什地区国税局给自治区税务师协会的回函；9-3.叶城县县国税局给自治区税务师协会的回函；9-4.调查笔录，2018年8月14日喀什中院民二庭法官王海云前往地区国税局与地区国税局党委书记，局长康永忠的调查笔录；9-5.新疆税务师协会给原告的复函，证实1.，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给税务师处的函，证实其余2013年收到了自治区联社的关于提请协调解决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函，各地州对农信社政策执行不统一，经研究下发新国税所便函-2013-2号，统一政策的执行途径；2、地、地区国税局的复函实：由于对农信社主营业务是否符合总局的12号公告以及是否属于金融服务业、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界定不清，故全地区12农信社均未享受优惠政策；3、2013年4、7月原告的工作人员王宝玲、马虹来我局向我局所得税科的人员进行交流，告知与喀什地区7家农信社，包括被告签订了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服务协议，在交流过程中对企业的主营业务界定以及是否属于产业目录的范畴交换了意见进行了探讨；4、2013年4月、11月由于自治区所得税处下发了新国税便函2013-2号和新国税函2013-299号文，我局全面落实了全区12县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5、2011、2012年的补报问题该公司人员多次与地区国税局相关人员联系沟通，经地区国税局向自治区国税相关部门请示确认并通知各县局，对各农信社2011、2012进行补报，同时对多交税款的返还经原告多次沟通地区国税局决定就2011、2012未享受的减免税款在以后年度进行抵减；6、原告在喀什地区享受政策方面与地区国税部门多次沟××区通交流，并提供了广西外省市等农信社享受西部大开发的证据，为我区享受优惠政策起了积极作用；7、叶城县国税局给新疆税务师协会的复函证实：2013年11月，原告方工作人员来我局与所得税管理岗的人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对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进行了指导；由于自治区所得税处下发了新国税便函2013-2号和新国税函2013-299号文，我局全面的落实了全区12县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同时299号文第四条明确了被告符合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范畴，叶城县国税局严格按照上述文件对被告执行了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对于被告2011、2012的补报经过叶城县国税局向地区所得税科进行了请示经确认后，对被告2011、2012的政策给予了补报，2011、2012的未享受减免税款在以后的年份中进行减免。9-4地区国税局当党组书记.局长康永忠的调查笔录，也证实全区农信社政策的享受是在中介所的牵头，努力以及推行下得以实现。同时政策的享受，鉴证报告也是起了相应的作用；9-5行业协会的回复证实，原告的行业主管机关在得到三级国税的回函后，从业务和专业的角度证实原告是此次政策得以落实的直接因素；6.省区市以及行业协会的相关文件，结合飞机票以及短信.照片的佐证，完全说明原告在整个政策落实，服务成果实现是原告努力的成果，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的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9-1、9-2、9-3、9-5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喀什地区国税局、叶城县国税局给自治区税务师协会的三份复函及自治区税务师协会给原告的复函的统一质证意见：不认可这四份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理由是：1、从形成时间看，这四份复函均是在此案原一审诉讼开始或结案后形成的，均不能排除系原告方促成所致；2、从函复主体看，均是疆内税务行业主体之间的信函往来，无法排除其关联关系和倾向性；3、从复函内容看，均是针对支持原告一方诉讼的主观倾向性内容，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4、原告方将此类复函作为向法院提交的“单位证明材料”类证据，明显不符合法定的标准和条件，上述复函中根本没有单位负责人和材料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所以，上述复函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或参考。对9-4证据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因：1、本案涉及的减免税业务发生在2013年，地，地点是喀什叶城县国税局、证人康永忠调任喀什国税局任职的时间是2015年5月，其履历显示其在前面未有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国税机关任职的经历；3、康永忠提供的涉案证言显然不是其亲身经历或感知的事项，其提供的证言最高法院法释2019-19文第72条第一款和68条1、3款的规定，故不应当作为定案的参考。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十、10-1马虹公证的声明，10-2原告与谢冰合作协议，10-3案外人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声明，10-4原被告签订的税务服务合同以及补充协议；10-42011、2012年补报的报表，证实的问题：1、原告与本案的案外人谢冰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由谢冰就农信社政策享受以及税款返还工作作为合作伙伴协助原告进行签订税务合同，传递备案当中的相关资料；2、新疆天瑞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有的协议和报告书必须有总部统一签订，各分所无权签订任何合同以及出具任何报告，各分所包含喀什分所及其负责人，无权代表天瑞税务师事务所实行上述权利，同时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从未与喀什地区任何农信社签订过退税业务的协议，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表我公司办理过农信社税收优惠及退税的业务；3、马虹的申明再次印证其是原告的项目合作人，与原告的工作人员王宝玲组成团队，进行农信社政策享受以及退税业务的办理，同时地区的复函和叶城县的复函也明确指出马虹是原告的工作人员，以原告公司名义进行上述的服务；4、原被告双方的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以及2011、2012备案登记表上谢冰的签名，均是以原告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的，同时谢冰所在天瑞所再次重申，谢冰的上述行为均不是其履职行为，天瑞所与被告没有任何关于政策享受和抵退税的相关协议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10-1号同6-7、6-8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一样；对10-2的合作协议的质证意见是：请求法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关于谢冰的印章申请与本人核实或者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核实、鉴定，马虹是否能够代表谢冰与原告合作，都与本协议有关；2、若该印章确实是本人的印章，要求将税务代理协议的文字形成时间、印章加盖时间做鉴定，我方认为文字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相符，谢冰联系方式：138XX****XX这期间产生的差旅费、鉴定费我方可以前期垫付；对10-3申明本身的内容没有异议，我方与原告签订合同是均有法定代表人盖章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十一、英吉沙、麦盖提、被告叶城2013年11月补报的2011年的报备材料，证实的问题：1、通过横行比较，与原告有合同关系的四个有纠纷的农信社包括本案被告，其在2013年补报的2011年的报备材料，除了每个农信社的具体数据不一样，其它格式行文连标点符号都丝毫不差。2、四个县补报的时间均是在原告和地区沟通之后报备的，并且报送时间与原告来喀什时间一致。3、四个县的2013年11月补报2011年的资料与原告经办人员马虹2013年11月12日邮箱存底，丝毫不差。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涉及到的三份英吉沙、麦盖提、被告叶城备案登记表及2011、2012收入明细表和占比说明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其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因上述证据本身就是出具三件信用社自己的申报材料和基础资料，申报材料中均经三件信用社加盖公章，确认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上述证据本身均没有原告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的痕迹，此组证据中与上述证据无关的也是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效力性予以认定。十二、12-1.2018新31民终155号判决书；12-2.2016年10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催款函证实的问题被告已经享受了合同成果其抵退税（2011.2012年补报成功后，就应退税的金额在以后的交税年度中，用以冲抵起应缴税款)的金额是14956004.77元；同时原告履行了催告义务，合同约定被告在享受抵退款后三日内支付服务费，其行为已经违约理应支付原告可得利益的利息损失。被告质证意见：对12-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12-1号证据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新民再153号民事裁定已经撤销作废的判决书，故该判决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12-2号证据是依附于6-1号证据的附属证据，由于6-1号证据原告负有举证证实其向我社送达并负有举证证实6-1被用于本案减免税业务的举证证明责任，但由于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上述事项，故6-1号证据本身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因此依附于6-1号证据的12-2号证据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或参考。反向证明确认本案的诉讼标的科目为代理费，并非是服务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效力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一、2013.4.18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书》[下简称《代理协议》]及其《税务代理补充协议》[下简称《补充协议》]，以上两协议统称为“案涉合同”证实：1、原告一方的名称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印制到《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文本之中，而对方当事人名称则是不确定的，这证实《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条款是由原告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条款。2、《代理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委托代理期间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即2013.4.18）起”，《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案涉税务代理工作在2013.6.30前结束。”此约定内容证实：案涉合同是约定有严格代理期限即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其生效（代理）期间为2013.4.18至2013.6.30。3、原告的实质合同义务内容为以下三项：一是《代理协议》第6条第1项约定的“按时完成委托事项，出具鉴证报告”；二是《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负责（完成）甲方享受减按15%纳税的优惠政策”；三是《补充协议》第2至3条约定的“在2013.6.30日前负责将甲方2011、2012年多缴税款返还到甲方”。4、《代理协议》第七条第3项约定：如果乙方在工作日内（即合同有效期内）无法完成甲方所委托的事项，那么乙方（原告）则丧失向甲方（被告）收取代理费的权利。《代理协议》第二条和《补充协议》第三条对乙方完成合同义务的“工作日”明确具体地限定为：2013.4.18-2013.6.30之间。5、《代理协议》第八条第3项约定内容证实案涉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所附条件为“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后生效”，但是，案涉合同至今未经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这足以证明案涉合同始终为未生效合同。6、《代理协议》从其标题、双方当事人称谓、合同订立宗旨，到合同第一、二、三条对合同性质的确定内容，均一致将《代理协议》约定为“税务委托代理合同”，这足以充分证实案涉合同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1、补充协议的第三条系原告单方面的承诺，并非是双方合意，同时合同的第二条也未对服务期限进行明确的约定，故涉案合同并非具有严格的生效期限，对生效期限双方并未具体约定；2、合同的主合同义务是原告负责被告享受政策优惠，补充协议第二条是原告协助被告对2011、2012年税款返还工作的协助，主合同义务的实现是补充合同实现的前提，即必须先享受优惠政策后即实现2013年当年的首次报备后，才能有机会实现2011、2012年的补报工作；3、合同第七条第三款其适用的方式是乙方应当事先给于原告相应的服务费用，这是前提，截止到庭审之日，原告已经全面的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但被告分文未付，实际违约的责任方应当是被告；4、合同的第6天第四款明确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的是准确、合法的服务，同时合同的第二条也明确约定双方之间是服务期间并非是代理期间，补充协议的第四条明确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是服务费用，同时原告向被告具体提供的是服务方案和意见操作，上述条款总本质上明确可知合同的本质是服务合同。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效力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二、新疆发改委“新发改收费[2010]1830号文”，2013.2.28日原告与自治区农信社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书》和《税务代理补充协议》，2016.12.23日原告针对以上协议向自治区农信社开具的付费发票，2016.10.16原告致我社的《催款账单》。此组证据共4份。证实：1、“新发改收费[2010]1830号文”（下简称“1830号文”），是新疆税务师行业服务和代理业务收费的依据，此文第五条规定的“涉税鉴证业务收费标准”和与之对应的“服务收费价目表”，将鉴证类服务业务的收费标准明确规定为“标的金额的0.2%，上浮比例不得超过20%”，但是税务代理业务则可以不受该标准的限制，对此，1830号文第八条第4项规定“代理减免税、申请退税”业务可以实行市场调节价，上述规定证实案涉合同业务性质应当是委托代理合同，而不是委托服务合同；2、2013.2.26，原告与自治区农信社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代理事项，与案涉合同内容完全类同，当属同类性质的合同；3、2016.12.23，原告向自治区农信社开具的支付《税务代理协议》费用的发票中，明确将付费科目确定为“税务代理费”；4、原告在其《催款账单》中将案涉合同费用再次明确确定为“代理费”。此组证据与第1组证据链接，足以充分证实案涉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而不是“服务合同纠纷”。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被告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原告向被告提供服务有两项：1、优惠政策的享受；2、多交税款的返还工作，原告就上述两项服务事项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价目表行业参考价当中的第十九项其他涉税服务义务并且双方就20%的服务费是经双方合意和认可的，同时经过原告的沟通协调以及政策突破，被告从此前的不能享受58号文优惠政策到可以享受该优惠政策，整个的优惠年度从2011年-2020年十年的优惠期，该政策的享受直接为被告节约税款累积超过50000000元，同时2011年、2012年两年度被告是按照25%向国税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上述两年度已经过报备期限，2013年11月在原告的努力下实现了2011、2012年两年多交纳税款的补报工作，国税局通过抵退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14950000元的税款；2、原告与案外人自治区农信社签订的依旧与被告所涉的合同具有相同的性质，均是向双方提供方案和指导意见，同时自治区农信社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2700000元的服务费，故两份合同均应当属于服务合同。三、2011.7.2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1]58号文件”，2012.4.6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12号公告”,2012.5.11新疆国税局“2012年第2号公告”。此组证据共3份。证实：1、我社可以享受2011、2012年度减退税的优惠政策，是国家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颁行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内容，不属于本案合同约定的原告代理事项，更不是本案原告代理行为的结果；2、我社申办减退税业务的具体管辖机关只能是叶城县国税局，也只能在我县国税局具体经办此项业务。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证明的问题不认可，理由如下:1、国税总局2012第12号文第二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审核备案管理办法，并报国税总局备案，由此可知上述文件是具有普惠性政策的文件，并非各省、自治区具体执行的相关文件，故本案的原告在举证中证实被告所使用的自治区的具体执行文件均是由原告争取协调的，这也是原告工作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2、地、地区国税局与各县国税局是具有垂直领导的上下级关系级国税机关对下级国税机关直接管理并指导业务，对于被告优惠主体资格界定不清的主营业务收入的范围界定不明的需要上一级税务主管部门给予确定。四、4-1组证据是：2013.7.22,我社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的关于减按15%缴纳2013年度所得税的《申请报告》、《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和我社2011-2012年度的《收入明细表》各一份；4-2组证据是:2010.4.1我社与努尔艾合买提签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此组证据共4份。证明：1、从时间来看，我社是在案涉合同有效期（2013.4.18-2013.6.30）届满而失效和终止后，自行启动的此项减免税申办业务；2、从内容看，此项申请减免2013年度所得税的业务，根本不是案涉合同约定的减退税代理事项范围；3、从具体签章经办情况来看，此项申请减免2013年度所得税的业务，只有我社一方盖章署名负责申报资料的合法、真实，并由我社员工努尔艾合买提签名提交、具体经办。4、此组证据证明此项业务完全是由我社自行独立申办的，与原告则毫无关联关系。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的问题。理由如下：1、被告提交的《申请报告》、《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向国税局递交的时间是2013年7月22日）收入明细表与原告工作人员马虹2013年7月22日当日向被告工作人员努尔艾合买提邮箱中所发邮件附件资料，上述内容及数据完全一致，与原告所出具的2013年7月19日的鉴证报告中的数据也是完全一致，直接证实了被告是经原告指导并使用原告的工作成果及数据进行的报备，反证原告实现了主合同第一条负责被告享受财税58号文优惠政策；2、原告与被告的合同第一款就是原告负责被告享受财税58号优惠政策，58号文实行的是报备制，首次报备须经被告主动向国税机关申请并递交相关文件和资料，经国税机关审核、确认后，予以批准，从批准之日起正式享受58号税收政策优惠，这也是2011、2012两年能够予以补报的基础，被告直接将原告就合同中的第一款所进行的工作及成果予以掩盖并且曲解，本身其目的就是为了是政策享受的过程不清晰，误导法庭，故2013年7月30日首次报备的成功，是合同第一款主合同义务实现的集中展示，被告否认此次报备与本案无关，是对企业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是真正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关于减退税代理事项本身就是对合同最大的误导，合同的主合同义务是负责被告享受政策，补充协议是负责被告实现2011、2012年度的补报备工作，补报备通过之后被告的2011年、2012年所得税的征收税率就从25%降为15%，国税系统就负有法定的多交税款返还义务，相应的退税留底国税系统就已确定，多交的税款的返还工作，国税局通过抵和退两种方式向被告返还相应税款，抵退的情形只是返还工作的成果展现，由此被告直接享受相应的多交税款的实际返还的成果，故被告所证实的减退税事项，只是向成果展示出来，并非是合同中原告的真正义务，更是进一步的误导法庭，曲解事实真相；3、被告出具的努尔艾合买提劳动合同更进一步的证实原告的工作人直接向被告传送资料及数据，明显的证实了原告的当年报备进行的实质工作。对4-1号证据的申请报告明确载明第十二行：我公司与2012年的9月6日就已经取得了自治区经信委2012-639号文件，确定被告符合农村金融建设体系的内容，被告又在2014年需要再次取得经信委的相关批复，前后时间和行为有悖事实，而被告在真实报备过程中使用的却是原告争取来的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的相关批函，同时4-1的备案登记表其中也载明2012年的9月6日就已经取得了自治区经信委2012-639号文件，该份备案登记表与原告从国税局中调取的2013年当年的备案登记表是有悖的，其本身就是为了隐瞒被告是使用原告发改委西部办这个批函的事实。五、5-1组：2013.9.23，我社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的关于减按15%缴纳2011-2012年度所得税的《申请报告》1份；5-2组：2013.11.15，我社向县国税局提交的关于减按15%缴纳2011、2012年度所得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各1份；5-3组：我社2011-2012年度《收入明细表》1份；5-4组：经县国税局盖章确认的关于我社2011、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纳税人信息》表各1份。此组证据共6份。证实：1、从时间来看，我社是在案涉合同有效期（2013.4.18-2013.6.30）届满而失效和终止三个月后，自行启动的减免2011、2012年度所得税申办业务；2、从具体签章和提交经办的相应证据来看，此组证据中的5-1、5-2和5-3组证据均是由我社盖章署名，负责保证申报资料的合法、真实；3、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注册税务师谢冰，作为我社的常年税务服务单位（详见第8组证据）为我社的此项减免税业务提供了指导并参与协助办理了备案登记业务，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中介机构或人员参与过此项业务；4、此组证据中5-4组证据证明：县国税局盖章确认我社已经按照25%的税率缴纳了2011、2012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款14127280.41元和23262731.62元；如果获批减按15%的税率纳税，那么应当减免并退还我社2011、2012年度多缴税款5650912.16元和9305092.61元，两项合计为14956004.77元；5、此组证据证明我社申请减免2011、2012年度所得税的具体业务，发生在案涉合同失效并终止三个月之后，而且从未曾有原告或其工作人员的参与，此项业务与原告毫无关联关系。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5-1号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该《申请报告》（时间是2013年9月23日）为被告单方面制作，与原告从税务局中调取的资料当中的申请报告其时间是2013年的11月15日，两份申请报告其内容与原告工作人员马虹邮箱中的（2013年11月12日）发给谢冰和王宝玲的附件资料内容和数据均是一致的，但是其修改申请时间，明显是在向法庭提交虚假的相关证据，仍旧是误导法庭，制造其9月23日便递交申请的假象，其目的昭然若揭；2、原告在递交的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的申明明确指出该所与被告没有签订过退税业务的协议，也未委托任何人代表我公司，以我公司的名义办理农信社的税收优惠及退税业务，反倒是谢冰出现在原告与被告协议中，原告的联系人处进行了签名，代表原告与被告进行签约，同时在2013年11月马虹的邮箱中传输2011、2012补报材料的邮件上，谢冰与王宝玲同时作为接收人，接收了相关数据，并且谢冰、马虹在税务局进行被告享受政策和多交税款返还的工作中都是以宏城信达税务师税务所（后改为中税科信）的名义和身份工作的，在税务局的回函中也有相关印证；3、2013年11月15日原告的经办人王宝玲亲自前往叶城县税务局协同努尔艾合买提递交了当年2011、2012的补报材料并参与了与税务局主管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工作，有相关的公正照片和拍照的底稿为证，同时叶城县国税局的回函也证实了中税科信的工作人员在2013年报备期间前往叶城县国税局协调被告补报事宜，这就说明直到2013年11月原告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补报，被告同时在原告的指导下使用了原告的数据、资料以及文件，与被告所要证实的原告从未参与的问题是明显在撒谎。六、6-1组：2013.12.11和2013.12.27，我社分别报请原喀什地区和自治区经信委确认我社主营业务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的“请示”及其所附《审计报告》各一份；6-2组：2013.12.26喀什地区经信委[2013]183号文和2014.1.10自治区经信委“新经信产业函[2014]26号”批复函；6-3组：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间，我社员工杨领杰、徐玲二人为整理及报送喀什和自治区经信委资料的差旅费凭证；6-4组：我社与员工杨领杰和徐玲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1、2014.1.10，经我社申请最终获得自治区经信委批复确认：“符合国家发改委21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鼓励类’第30条第2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内容。”这是案涉申请减免税业务所需主要证据。此项业务是由我社在案涉合同失效并终止（2013.6.30）半年后，自行独立申办的，我社办理此项业务的具体经办人是其员工杨领杰和徐玲。2、2013.12.10，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喀什分所为我社出具的“中瑞诚喀审字[2013]第0903075号”《审计报告》，给我社办理此项业务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帮助，这是在此项业务中唯一向我社提供了中介服务的单位和《审计报告》，我社在“请示”主文的附件中将其称为“附：中介机构享受税收优惠鉴证报告”，该附件的原件存放在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档案中。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所要证明的问题。理由如下：1、2013年11月15日原告协调被告工作人员努尔已经前往叶城县国税局完成了2011、2012的两年的补报工作（2013年7月30日完成享受政策的首次补报，使用的数据也是2012年的首次补报完成后被告从2013年的7月30日起就已经享受政策了），其中被告所使用的证明自己符合优惠产业目录申请界定的文件在原告调取的国税局报备审批材料中其使用的是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给自治区国税局征管和科技处的复函，此文件是原告在自治区层面争取的被告的主体身份界定的文件，并且被告也是实际使用国税局也予以认可；2、被告提供的所谓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的《审计报告》是对被告损益表的审计，同时该份审计报告载明的主营业务收入是195686374.39元，占比是96.91%，原告2013年7月19日出具的鉴证报告其201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是171473501.62元，占比是85%，上述数据与税务局所采用的2013年首次报备与2012年补报备所采纳的数据完全一致，被告用税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以及其从未被税务局采用和认可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占比向法庭出示，明显其目的就是混淆视听，干扰案件审理；3、被告其请求经信委的相关批示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均是在2013年11月15日，原告已经全面的实现了2011、2012年度的补报成功的时间之后进行操作的，与其享受政策和实现多交税款返还工作无任何关联性和原因性。七、7-1组：2014.5.23，叶城县国税局批准退抵我社2011、2012年度第1笔减免所得税款7881174.06元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纳税人信息》表；7-2组：2016.1.15，叶城县国税局批准退抵我社2011、2012年度第2笔减免税款3130018.23元；7-3组证据中共包括四份证据，其中7-3-1号证据是叶城县国税局盖章确认的关于我社2015年度汇算清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7-3-2号证据是我社关于7-3-1号证据中第31、32、33行数据的《叶城县联社2015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表》、7-3-3号证据是我社于2015.4.7实缴当年第1季度所得款3130018.23元的记账和付款凭证；7-3-4号证据是我社于2016.5.25-27日补缴2015年度欠税款5801429.38元的付款和记账凭证。证明：1、在我社获取并向县国税局提交自治区经信委“新经信产业函[2014]26号批复函”之后，自2014.5.23日至2016年5月间，叶城县国税局批准分三次退还我社2011、2012年度多缴所得税款14956006.03元，并同意将其退抵我社应纳税款。其中，2014.5.23批准退抵税款7881174.06元，2016.1.15批准退抵税款3130018.23元，2016年5月汇算清缴时批准退抵税款3944813.74元。2、叶城县国税局批准以退抵税款方式，向我社返还2011、2012年度减免所得税款的时间，分别在案涉合同代理期间（2013.4.18-2013.6.30）届满失效并终止11个月至35个月之后，所以，我社获批并兑现减免2011、2012年度所得税款的结果，显然与本案原告及其是否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之间毫无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7-1、7-2、7-3号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理由如下：1、原告于2013年的11月15日递交了被告2011、2012年的补报材料，税务局于当日审核通过，此时被告2011、2012年的所得税的征收额从25%下调至15%，税务局在国税系统中对2011、2012年所得税征收税率进行修订，从25%下调至15%，国税系统自动出现留底金额是14956006元，上述留底金额，国税机关具有法定的返还义务，原告的返还工作就已圆满完成，后续国税局与被告便是两方关系，因为国税局退还的税款在2013年11月15日就已经明确，地，地区国税局的回函以及叶城县国税局的回函明确指出被告的多交税款的返还即以减免税款的方式在企业以后纳税年度应纳税款中抵减减就是用2013年11月15日审核批准的2011、2012年度确定了的返还税金去冲抵被告在以后年度当期税款），因为被告2011、2012年返还的税金多达14956006元，金额非常巨大，国税系统无法一次性抵减上述所有的税金，故国税局以及县财政根据情况进行了分批次的抵减，总上述，被告第七组证据是被告享受成果，从国税局拿回多交税款的一个体现，不能因为被告去领受多交的税款，就将其实现退税归因为自身的原因，这是完全的本末倒置。八、8-1组证据：自2011.1.1至2016.12.31连续6年间，注册税务师谢冰及其供职依次所在的新疆天瑞[金英、金汇源]税务师事务所分别与我社签订的税务服务合同，及我社连续6年向谢冰供职的上述事务所支付税务代理费的票据和凭证；8-2组证据：1999.4.29国家税务总局“（1999）79号文”；8-3组证据：2019.10.28谢冰自述的供职履历“申明”。此组证据相互链接、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充分证实：1、自2011.1.1至2016.12.31间，谢冰一直是代表其供职所在的新疆天瑞[金英、金汇源]税务师事务所，持续为我社提供税务代理服务的当事人，谢冰从来没有在原告方供职的经历；2、依据国家税务总局“（1999）79号文”第12条第2项规定：“绝对禁止注册税务师同时在两个以上税务师所执业，否则即注销其执业注册登记。”3、2019.10.28谢冰关于其供职履历的“申明”内容，完全符合上述事实及相关规定；4、综上，自2011.1.1-2016.12.31间，谢冰为我社提供代理及服务的行为，均与原告是否履行案涉合同义务毫无关联关系。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8-1、8-2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对其关联性以及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理由：1、被告与谢冰所在天瑞所（2013年、2014年在该所工作），新疆天瑞[金英、金汇源]税务师事务所，上述6份税务服务协议其约定的事项均是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的业务，与本案所涉政策享受以及多交税款返还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关联，同时在原告与被告履行合同期间，谢冰所在的天瑞所也申明未与被告签署任何与享受政策多交税款返还工作的相关协议，上述所有的协议均与本案无关；2、谢冰与王宝玲、马虹系中税科信与农信社履行合同义务的团队，在此过程中谢冰作为原告的联系人代表原告在双方的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同时在2013年11月12日的马虹邮件中谢冰与王宝玲同时作为邮件的接收人，从上述事实均可以证实原告与谢冰有实际的合作关系，与原告一同在为被告服务，同时7月19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鉴证报告，所加盖的注册税务师以及税务代表人为张桂琳、袁世琳上述涉及注册税务师身份和权限的业务均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而非谢冰，谢冰只是从事了联系人以及数据文件的传输人，只是起了一般的辅助性作用，更本没有违反2019国税发79号文件的禁止性规定；3、对于8-3号证据谢冰的申明，原告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因谢冰从天瑞所离职后一直到开庭审理均是被告的合同相关人，双方之间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同时根据最高院民事证据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谢冰作为证人没有出庭，该份申明的证据形式也是违法，没有任何的证明力。九、9-1、2013.2.28，原告与自治农信社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9-2、2013.2.26，自治区农信社致自治区国税局关于请求解决全疆农村信用社统一享受优惠政策的函及其附件；9-3、2013.4.9，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发布的“新国税所便函【2013】2号”通知；9-4、2013.4.24，自治农信社致自治区发改委的“新农信【2013】55号”请示；9-5、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2013.7.14针对“新农信【2013】55号”请示，给自治区国税局征管处的“复函”；9-6、2013.11.13，新疆国税局【2013】299号通知；9-7、2016.12.23，原告向自治区农信社出具的要求支付“9-1号《税务代理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税务代理费544451.27元”的发票。[此组证据共7份均出自本案原一审卷中，均是原告提供的证据]1、此组证据中9-1号和9-7号证据证实：在本案案涉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已经与自治区农信社签订并履行了完全类同的税务代理合同（原告的3-1号证据），而且双方对该合同的履行行为一直持续到本案合同约定终止逾3年之后的2016年12月23日；2、原告在本案原一审诉讼中述称并主张本组证据中“9-2号、9-4号”证据是由其代替自治区农信社拟制，并主张本组证据中“9-3号、9-5号、9-6号”批文都是由原告努力促成的，这与原告在本案诉状“第二段事由”中所述内容完全一致；3、本组证据中“9-2号、9-4号”均是以自治区农信社名义署名的函文，函文的内容主要体现自治区农信社自身的需求，即使该函文确为原告拟制，那么也只能证明原告对自治区农信社实施了约定的代理行为，即使该函文中涉及有一项报请解决全疆农信社统一享受优惠政策的内容，那也只是自治区农信社作为主管单位的职责，并不能视为是原告履行本案具体代理合同的行为；4、本组证据中“9-3号、9-5号和9-6号”批文，均是针对自治区农信社的请示所做的批复，尤其是9-5号、9-6号批复，均是针对自治区农信社专属优惠事项的定性和批示，即使这些批复确系是原告努力的结果，那么也只能证明原告对自治区农信社实施了约定的代理行为；5、本组7份证据综合链接形成的证据锁链足以充分证实：原告拟制、沟通和促成本组证据产生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是原告履行其与自治区农信社《税务代理协议书》的行为，而不能作为原告履行本案合同的证据使用，并且原告已经因此收取了自治区农信社相应的合同代理费。此组证据显然不具备“一石多鸟”的功效。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中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认可，对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1、被告2013年11月15日补报2011、2012年相关材料中，明确的使用了2013新国税所便函2号文，使用了发改委西部办2013年7月14日给自治区国税局征管处的复函上述两份文件是实现被告从不能享受58号文到能够实现享受58号文的基础性文件，上述文件下发是原告在省级层面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被告愿意支付20%的服务费的直接原因，也是原告作为具有全疆影响力的税务师事务所的能力的体现和价值所在，被告将上述文件直接排除在案件之外，明显有违案件的真实情况。十、原告制作的落款日期为2013.7.19的《减免税审核鉴证报告》；2016.10.16，原告制作的《催款账单》，[此组证据出自本案原一审卷中，系原告提供]。（此组证据共2份）证明事项：1、《鉴证报告》的落款日期（2013.7.19）本身就已经证实:原告在案涉合同有效代理期限届满（2013.4.18-2013.6.30）而失效和终止后，原告才开始履行案涉合同初始义务；2、《鉴证报告》本身注明其用途为专用于我社提供给国税机关办理退税款使用，然而，事实上我社却从未曾收到或使用过该《鉴证报告》。原告对此若有反向主张或异议，依据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则负有举证证明其“向我社送达了《鉴证报告》或《鉴证报告》被用于案涉减免税申办业务”的举证证明责任，否则，依照《民诉法》第64条和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原告应当承担对此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只能认定《鉴证报告》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必然关联关系；3、《催款账单》是依附于《鉴证报告》的派生证据，由于其依附的主证据与本案无关，所以该账单也与本案无关；4、此组证据证实：原告依据《鉴证报告》和《催款账单》计算并诉求的本案“服务费2991201.35元”，确系为无源之本、无水之木。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1、《鉴证报告》的出具时间是2013年7月19日，2013年当年报备是在7月30日，并通过国税局的审核，2011年和2012年的补报是在2013年11月15日完成的，两次报备所使用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占比与原告的《鉴证报告》完全一致，《鉴证报告》是被告实现政策享受以及多交税款返还的基础性数据，被告通过使用上述数据享受了成果，也正是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体现；2、关于《催款账单》原告已经履行了催收义务，在2016年10月16日时被告已经全面的实现了多交税款的返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在收到退税款额3日内应当向原告支付退税额总额的20%的服务费，原告也是以此催收单的时间，作为被告迟延给付义务并由此承担原告的相应的利息损失。十一、2018.8.14康永忠向喀什地区中级法院提供的“调查笔录”和康永忠调任喀什地区国税系统任职的时间及履历。1、本案涉及的减免税申请、备案业务是发生在2013年度的业务，是喀什地区叶城县国税局具体管辖的涉税业务；2、康永忠调任喀什地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和局长的起始时间是2015年5月，其履历显示，此前康永忠从未有过在喀什地区或叶城县国税机关任职的经历；3、康永忠提供的涉案证言，显然不是其亲身经历或感知的事项，有悖于最高法院“法释（2019）19号文”第72条第1款和第68条第1、3款的规定，故不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或参考。原告质证意见：原告对该组证据中“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简历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1、在笔录制作以前自治区税协向喀什地区国税局发出了询证函，喀什地区国税局于2017年9月12日向自治区税协回函，在此期间，康永忠系地区国税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对上述情况作为机关法定代表人是知悉的，同时地区中院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的地点是地区国税局局长办公室，康永忠是以地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身份进行的调查，是其职务行为，代表国家机关。十二、2013.12.14和2013.12.26，新疆新中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巴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莎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两份《涉税咨询业务约定书》。此组证据共2份。这是一组与案涉减免税和申请退税代理业务完全相同的另案代理合同。证明：1、此组证据是与案涉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内容相同的合同；2、此组证据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仅为减免税款总额的2%和2.5%，该标准已经超过正常收费标准的10倍，但是，仍然只有本案代理费约定标准的1/10；3、证实原告约定的案涉“天价”收费标准，必须与案涉合同约定的原告须在2013.6.30前完成案涉全部代理工作事项相匹配，否则，原告不仅违背合同约定，而且严重丧失诚信、丧失公平，合同中约定代理事项中明确约定需要原告取得备案。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对被告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服务协议第一条主合同义务原告负责被告关于享受财税58号文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被告提交的业务书中的委托目的是办理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备案工作，委托的范围是代为办理2011、2012年备案工作，该份合同的签署时间是2013年12月14日。原告与被告的合同中其主合同义务是要让被告从不能享受政策到可以享受政策，这是合同的核心，截止到2013年的12月14日，原告已经在自治区、地、地区级三级国税系统，已经促成全疆80多家农信社均可以享受58号文的优惠政策，政策上的瓶颈和壁垒在12月14日被告已经全部突破了，与原告签约的本地区的有纠纷的4家农信社在12月14日之前就已经享受的文件优惠政策以及11年、12年的补报，喀什地区国税局对于本地区的农信社已经放开了备案的窗口以及主营业务界定的相关事宜，中业税务师事务所此时办理的难度相关的壁垒已经完全没有了，它的工作只需要出具鉴证报告、提取数据直接进行报备，国税机关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中业税务师事务所以2%的标准收取服务费本身是合理的，也是根据其服务相一致的，同时原告也将中业税务师事务所这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向税务师协会进行了反映，协会也向原告出具了回函，税协在回函中明确指出：中业税务师事务所以抵退税5%的低价挖走相关客户，完全是搭便车的行为，中业税务师事务所没有及时的给税协反映，造成了对比的效应，也是产生纠纷的原因；2、关于被告所述的该协议的第三条没有任何的证据加以佐证，是其单方面的说法，事实上，2011、2012年被告递交国税机关的补报材料中明确的使用了发改委西部办的发函，该发函才是其符合产业目录确认适格的直接文件。十三、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喀什分所支付马虹工资、差费情况表》。证明：1、自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马虹是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喀什分所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本案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马虹从事的税务代理或服务业务，只能代表新疆天瑞税务师事务所喀什分所，而不能代表本案原告。2、证明原告提交的、关于证人“马虹作为其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的公证文书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明原告主观上刻意伪造了“马虹系其工作人员”这一虚假的证据内容。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以及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1、上述经费的发放不能证明是工资发放，被告没有提交任何天瑞税务师事务所与马虹的劳动关系的合同资料以及为马虹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资料，马虹系江南电力公司的退休人员，充其量也只能是相应的劳动报酬；2、天瑞税务师事务所的申明明确指出该事务所从未与被告签订过退税业务的协议，也从未委托过任何人办理过农信社的政策优惠以及退税业务，由此可知，上述费用的发放与本案所涉及的业务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原告对马虹收取相关的劳务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该笔费用用于原、被告之间业务中产生的。本院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效力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28日，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与与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税务代理协议书，委托代理期限为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6月31日止，委托代理范围是负责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享受（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个案工作，当日原告与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税务代理补充协议，原告承诺于2013年3月31日之前结束工作，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应按照退税金额的的20％支付服务费。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了能使2011年、2012年度享受【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这一税收优惠政策，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4月18日签订了《税务代理协议书》，委托代理期限为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6月30日。委托代理的范围及具体内容为：第一条：原告（乙方）负责办理被告（甲方）关于享受财税【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的方案工作；第三条：在甲方收到退税税额的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及其他权利义务。因双方就《税务代理协议书》第二条中未明确约定关于服务期起止时间及其他事项，故原、被告双方于当日就进一步明确各自在主合同中的责、权、利，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一、原告（乙方）负责被告（甲方）关于享受财税【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的各案工作。并于以后每年年度汇算清缴前做好各案工作；二、原告（乙方）负责被告（甲方）享受上述优惠政策后对于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三、关于本协议第二条所述工作，原告（乙方）承诺于2013年6月30日前结束；四、被告（甲方）应向原告（乙方）支付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用，支付日期应在被告（甲方）收到退税税额的三日内支付完毕；若被告（甲方）按照原告（乙方）出具的服务方案和意见操作后又出现缴纳或补缴退税款、滞纳金的情况，原告（乙方）应全额退回被告（甲方）已支付退税金额20%的服务费用，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3年6月30日，即双方签订税务代理协议到期时，原、被告双方均未向对方释明就该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或是终止的意思表示，后双方各自单独就该税款抵退工作跟进办理。2013年7月22日,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关于减按15%缴纳2013年度所得税的《申请报告》、《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2011-2012年度的《收入明细表》各一份，在案涉合同委托代理时限届满叶城县农村信用社自行启动减免税申办业务。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社于2016年享受了2011年、2012年税收优惠政策后，抵退税款总额为14956004.77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因办理被告税款抵退工作服务费共计2991201.35元。另查明，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享受退税优惠政策之前按照企业所得税的25%来计算，2011年实际缴纳的税款为14127280.41元，2012年实际缴纳的税款为23262731.49元，合计37390011.90元。按照10%的优惠政策，即按15%的所得税税率缴纳计算，2011年享受优惠政策抵退税款10%即5650912.17元，2012年享受优惠政策抵退税款10%即9305092.60元。2011年、2012年合计享受优惠政策抵退税款总额为14956004.77元，以上退税金额被告已于2016年6月全部享受，按照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以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该服务费为2991201元。乌鲁木齐宏诚信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将企业名称变更为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服务费2991201.35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抵退税款工作的完成主体是哪一方。2013年4月18日，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原告服务内容为负责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并约定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收到退税款后向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支付退税金额20%的服务费，服务期间截止2013年6月30日。庭审中，原告陈述合同中约定的期限仅是提供完成委托事项所需的相关手续资料，即完成了委托事宜，至于什么时候享受优惠退税不是由其意志决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所得服务费是在取得税收返还的部分的基础上进行计算收取。原告提交的2013年7月19日的减免税鉴证报告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向被告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过，叶城县国税局备案的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的企业所得税备案登记表等资料均加盖了叶城县农村信用社的印章，系叶城县农村信用社直接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和报备。故本院对原告陈述按照合同约定于2013年6月30日前向有关部门全部提交了被告就享受税款抵退相关资料即完成委托事宜的主张不予采信。针对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并提出系以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名义向自治区国税局、自治区发改委等行政机关请示的函及相关行政机关系针对原告请示所做出的复函和下发的通知文件，及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号文件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上述文书均是行政机关出具的规范性文件，无法直接证实是由原告提供服务的结果，且原告亦未向法庭提交期限届满继续跟进办理退税实质性工作的证据。另，2013年6月30日合同约定服务期限届满，原告作为受托方应积极与被告就政策享受及退税工作相关情况及时向委托方沟通汇报，未与被告方沟通，亦未办理完毕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事宜，其是否继续提供后续办理服务，导致被告方认为合同到期被告未办理完毕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而合同自然终止，遂各方自行单独就该税款抵退工作跟进办理。庭审中，原、被告均主张被告所享受的税款抵退工作系其单方通过努力办理完成，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陈述、答辩及证据综合分析，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无法直接证实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享受的多缴税款抵退工作系原告自行完成的事实。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为税款抵退工作开展了一些辅助性的前期协调工作。但税款抵退工作能够能否完成，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地区优惠政策的深入实施及国税局对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的普及力度，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才能完成对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抵退工作，而并非由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工作所能完成。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社于2016年享受了2011年、2012年税收优惠政策后，抵退税款总额为14956004.77元，按照协议书约定以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该服务费为2991201元。结合原告只是前期履行了零星的辅助性合同义务，故本院酌定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支付40%服务费即1196480元（2991201元×40%）。对其多诉部分的请求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判决如下：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费11964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29.61元，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1510.71元，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9218.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琴审  判  员   李生瑞人民 陪 审员   赵亮亮二 〇 二 〇 年 十 月 三 十 日书  记  员   王奇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