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9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海涛，男，1970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力强，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言贤，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琪，男，1976年3月1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民，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大鸿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法定代表人：孙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民，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海涛因与被上诉人孙琪、原审第三人江苏大鸿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鸿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6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8月25日就本案进行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海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琪向潘海涛支付2018年度分红收益105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5月15日至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关于“潘海涛径行提起诉讼要求孙琪直接承担全部105万元的补充支付责任，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相关约定”的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且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结果明显不当，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无视大鸿公司无利润分配的基本事实，机械认定“潘海涛径行提起诉讼要求孙琪直接承担全部105万元的补充支付责任，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相关约定”，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关于双方就潘海涛的分红收益取得方式约定的阐述并无不当，即孙琪承担的是补充支付责任，但一审判决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事实，即大鸿公司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根本不具备分配利润的条件。上述事实，孙琪及大鸿公司在答辩状中均予以了确认，孙琪陈述“自2018年7月起因工商银行政策变动，大鸿公司业务全部停止，无分配利润的条件”，大鸿公司则陈述“自2018年7月工商银行以不再开展相关业务为由，对我公司开展的车贷业务不再发放贷款，我公司全面停工，所有员工除会计全部解散，我公司无利益可分配”。据此，大鸿公司自2018年起即不具备分配利润的条件这一事实并无任何争议，基于大鸿公司无利润可供分配的现状，潘海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之约定，要求孙琪承担补充支付责任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系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定，本案中，大鸿公司常年处于亏损状态，根本不具备利润分配的前提条件，一审判决对该条款的适用明显错误。三、一审程序存在问题。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孙琪又提供了补充证据，但一审未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仅让潘海涛提供了书面质证意见。孙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争议焦点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理解，该条约定系潘海涛为其210万元投资款设置了双重保障，其一是两年承诺期内每年可分得不低于105万元分红收益，不足部分由孙琪来补足；其二是如果出现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致使大鸿公司业务无法开展，对大鸿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收益。大鸿公司如果正常营业，存在可分配利润，应当先分配利润，后续再视具体情形触发相应的保障机制，两种保障机制不可能并行不悖。潘海涛起诉孙琪主张105万元，显然是认为目前已触发了第一重保障机制。但是，只有在大鸿公司可供分配给潘海涛的年盈余少于105万元时，才会触发相应的保障机制。因此潘海涛应当就利润分配事项召集召开股东会，以确定大鸿公司盈余分配情况。即使本案能够查明大鸿公司确实无任何盈利可供分配，也要视具体情形而触发相应的保障机制。本案中，通过孙琪提交的录音证据材料，可以得出因银行政策变动，大鸿公司业务已经于2018年7月份全部停止，潘海涛对此明知，因此本案并未触发第一重保障机制。综上，潘海涛尚未履行就利润分配事项召集召开股东会议的前置程序，无法确定是否需要触发相应的保障机制；即使认定大鸿公司实际上无盈利分配条件，本案实际情况也并未触发第一重保障机制，因此潘海涛无权要求孙琪支付105万元。二、就潘海涛当庭补充的程序问题，潘海涛于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愿意庭后书面质证，说明其已经放弃了通过开庭进行质证的权利，一审程序合法。潘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琪立即向潘海涛支付2018年度分红收益105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及保全担保费用由孙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鸿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14日，曾用名常州市大鸿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罗会英为自然人独资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11日，常州市大鸿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更名为大鸿公司，罗会英退出公司，孙琪与案外人冯之扬成为大鸿公司股东，孙琪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孙琪认缴3500万元，冯之扬认缴1500万元。2018年1月20日，孙琪为出让方，潘海涛为受让方，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孙琪将其持有的大鸿公司股权的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2%，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60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海涛。二、潘海涛承诺在办理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5日内向大鸿公司实缴出资210万元，如潘海涛逾期5日以上仍未履行前述出资义务，孙琪有权收回本次所转让给潘海涛的股权。三、孙琪承诺转让给潘海涛的股权是其在大鸿公司的真实出资，是孙琪拥有完全的股权，孙琪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孙琪转让给潘海涛的股权没有任何抵押、质押或遭第三人追索权利。四、2018年3月1日之前大鸿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孙琪享有和承担，本协议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根据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五、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同日，案外人冯之扬作为出让方，潘海涛作为受让方，双方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冯之扬将其持有的大鸿公司股权的2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25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海涛；潘海涛承诺在办理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后5日内向大鸿公司实缴出资90万元。协议其余内容与潘海涛与孙琪签订的协议基本一致。2018年2月12日，大鸿公司为潘海涛受让上述股权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潘海涛认缴出资额850万元，缴付出资期限为2035年11月30日。大鸿公司的股东结构变更为孙琪认缴出资2900万元、持股比例58%，冯之扬认缴出资1250万元、持股比例25%，潘海涛持股比例17%。2018年3月1日、2018年5月14日，潘海涛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大鸿公司账户各汇入150万元，总计3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潘海涛未获得公司分红，并认为孙琪构成违约，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潘海涛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还申请了财产保全，并为在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而支出保险费2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在潘海涛与孙琪之间，以及潘海涛与案外人冯之扬之间分别签署有《股权转让协议》，潘海涛以0对价受让了孙琪持有的大鸿公司12%的股权、案外人冯之扬持有的大鸿公司5%的股权，合计17%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50万元；潘海涛还需要承担缴付其中300万元的出资义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能够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的性质和效力如何？潘海涛与孙琪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如何理解存在重大分歧。潘海涛认为，该条款是合法有效的，收益承诺是大鸿公司的股东孙琪作出，并非大鸿公司作出，若大鸿公司作出相应保底承诺，其效力值得商榷，但是承诺主体为大鸿公司的股东，就是合法有效的：第一，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股东之间不能承诺收益回报；第二，股东之间承诺收益回报约定并没有侵害公司利益，也没有侵害到债权人利益。孙琪则认为，该条款违背投资领域股东之间风险负担原则与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为无效条款，且大鸿公司当年度分配给各股东的分红金额取决于当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净利润金额，需要各方努力；且因银行政策变动导致大鸿公司业务全部停滞，大鸿公司无分配利润的条件。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款规定了合同解释的具体方法，即依次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等方法来确定合同相关条款约定所体现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五项的约定内容为：“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该院认为，探究双方当事人在设定如何分配分红收益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根据上述合同解释的规则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研判。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故“分红收益”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理解为股东依法享有的要求公司支付的资产收益权或利润分配权；“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体现孙琪对不足105万元部分承担补充支付责任；“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系对大鸿公司将来盈利前景的合理期待，且“补足”与“超出”不可能并行不悖，“补足”义务的承受主体为孙琪，“超出”支付义务的主体为大鸿公司；“清算”如潘海涛所陈述，系指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后按照公司法规定进行的清算程序。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可以确定双方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义务涉及公司法中盈余分配、公司解散、公司清算等法律概念，存在受到公司法相关法律规范调整的可能性，并非单纯作为民事合同而受民法规范的调整。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述条款的各自含义置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整体框架下，结合条款之间相互的联系进行分析，潘海涛对于与孙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成为公司股东的表意是明确的，为保障其投资付出的210万元的安全性，潘海涛还在自己拟定协议内容时，设置了双重保障机制，其一是两年承诺期内每年可得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元（两年合计正好是210万元）且由孙琪对该分红收益进行“兜底”，其二是出现公司清算情况时，对大鸿公司清算所得剩余财产潘海涛可优先受偿。两者的内容结合公司法对股东收益权的固有安排机制，可以认定：大鸿公司如果正常营业，存在可分配利润，应当先分配利润，后续再视具体情形触发相应的双重保障机制。三、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缔约目的，庭审中，潘海涛陈述：“当时谈论，如果公司盈利，就由公司的利润来让我获取分红款，如果不足部分由孙琪来补足。”孙琪陈述：“当时潘海涛获取股份后要求孙琪保证每年分红不少于105万，因为当时大鸿公司经营业绩非常好，如果正常开展经营是肯定能满足潘海涛要求；当时股权转让协议是潘海涛草拟的，孙琪看到潘海涛写明第五条，所以孙琪当时认为只要不出现这个状况，潘海涛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潘海涛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当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分配请求权的落实可能性很大，所以孙琪基于这种信赖签了这个合同。”通过潘海涛、孙琪的陈述，可以确认双方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是以先分配大鸿公司的利润、若有差额由孙琪补足的方式来保证潘海涛的分红收益。综上，通过上述解释方法，可以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潘海涛、孙琪之间对于潘海涛的分红收益取得方式的约定是:首先由大鸿公司对潘海涛进行盈余分配,该盈余分配金额不低于每年105万元，不足部分由孙琪承担补充支付责任;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相关业务无法开展的，大鸿公司进行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优先用于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故潘海涛对大鸿公司享有的公司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实现情况是确定孙琪是否承担补充支付责任、承担多少补充支付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而公司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公司法的调整，具有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实践中，股东主张盈余分配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程序要件，即公司股东会作出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二是实体要件，即公司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仍然具备可分配的税后利润。本案中，潘海涛与孙琪均明确表示大鸿公司未就利润分配事项召开过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故大鸿公司是否具有可分配利润、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均未得到确认，在此情形下，孙琪是否需要承担分红收益补充支付责任以及所承担的补充支付的金额为多少，均无从确定。因此，潘海涛迳行提起诉讼要求孙琪直接承担全部105万元的补充支付责任，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相关约定，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潘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50元，由潘海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潘海涛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8月14日垫资审批表，证明2018年8月14日大鸿公司还在正常经营。2、2019年1月31日垫资审批表，证明直到2019年1月31日，大鸿公司还在正常经营。3、大鸿公司的风险信息，证明大鸿公司目前已涉及司法案件58起，说明大鸿公司目前经营出现一些状况，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对于经营风险没有很好地进行控制，系其自身原因导致目前状况，并非银行政策变动所导致。对上述证据，孙琪、大鸿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因大鸿公司员工已经遣散，无原件以供核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不能达到潘海涛的证明目的，即大鸿公司属于正常经营状态，银行虽于2018年不再接受大鸿公司的新业务，但还存在2018年7月之前已向银行提交贷款资料的“老业务”，该部分“老业务”在2018年7月之后陆续放款；即使存在两笔新业务，也不足以证明大鸿公司属于正常经营范畴。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潘海涛的证明目的。大鸿公司是从事担保类业务的，其有很多追偿权类的案件，该司法案件信息不能证明大鸿公司的自身经营出现了状况。上述证据1、2、3之间存在矛盾，潘海涛以证据1、2证明大鸿公司正常经营，又以证据3证明大鸿公司的经营出现了异常。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琪应否补偿潘海涛2018年度的分红收益105万元。本院认为，孙琪与潘海涛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即“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和“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其中后者是前者的阻却事由。关于后者阻却事由中的“不可抗力”，本案并不涉及。对于何为后者阻却事由中的“银行政策变动”，潘海涛称因其不参与经营所以不清楚，孙琪认为大鸿公司的业务依赖于工商银行无锡南长支行贷款是否发放，自2018年7月开始，工商银行无锡南长支行以不再发展相关业务为由不再给大鸿公司发放任何贷款，大鸿公司全面停工，此即属于“银行政策变动”，并在一审中提交了2019年11月30日孙琪与潘海涛的谈话录音。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谈话发生于2019年11月30日，孙琪虽在其中提到“去年7月份无锡工商银行把我们停了”等内容，但上述谈话并不足以证明在2018年7月工商银行无锡南长支行停止了大鸿公司的车贷业务；而且，潘海涛在二审中提交了大鸿公司江阴分公司（江阴组）2018年8月14日、2019年1月31日的两份垫资审批表，以证明大鸿公司至2018年8月14日甚至2019年1月31日仍在正常营业，潘海涛提交的上述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大鸿公司作为相关文件的持有者、保管者，而孙琪又为大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琪有关“因大鸿公司员工已经遣散，无原件以供核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即使工商银行无锡南长支行停止对大鸿公司发放贷款，此属于工商银行无锡南长支行根据其与大鸿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所作出的个案业务变动，并不属于“银行政策变动”的范畴。本院认为，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大鸿公司的业务自2018年7月起即全部停止、大鸿公司2018年度处于非正常营业状态。孙琪与潘海涛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该约定属于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系双方的理性选择和商业判断，无碍于公共利益，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大鸿公司的业务自2018年7月起即全部停止、大鸿公司2018年度处于“非正常营业”状态，且孙琪及大鸿公司均认可大鸿公司没有盈余，也即大鸿公司未达到协议所约定的利润目标，潘海涛有权依据协议的上述约定要求孙琪进行补偿，孙琪应按其承诺补偿潘海涛2018年度的收益105万元。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上述收益的支付时间，潘海涛于2019年12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对于上述收益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院确定从2019年12月24日开始计算。至于潘海涛主张的2200元保险费，该费用系潘海涛为申请财产保全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而支出，由潘海涛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潘海涛的上诉请求大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6520号民事判决；二、孙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潘海涛2018年度的收益105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驳回潘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50元，由孙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孙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郑 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