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2372号原告：刘玲玲，女，198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公民身份号码为513************823。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钧智，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年8月26日撤销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智峰，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年8月26日撤销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双，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年8月26日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茂，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2020年8月26日授权）被告：东莞市九舟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WR1JL64。法定代表人：唐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菲，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杰，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玲玲与被告东莞市九舟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欧泽林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转换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欧泽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巧如、李艳玫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玲玲、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杰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钧智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唐力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868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868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1月23日为43.4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7日、同年9月30日，原、被告签订了两份《委托加工合同》，约定由原告加工生产被告的服装，生产完成后送至指定地点东莞市红卡娃服饰有限公司（又称“友泰制衣厂”），由友泰制衣厂员工签名验收。经双方对账，2019年7月18日至同年9月19日货款共计165023元，被告累计已支付50000元，未付款金额为115023元。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于2019年10月31日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于同年11月19日支付了8200元，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86823元。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但原告实际仅送达了部分货物给被告。（一）原、被告双方确实签订了两份《委托加工合同》，但是不确认原告关于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9年7月27日及同年9月30日的主张。该两份合同的落款时间系原告进行过篡改，实际应为合同上载明的加工日期，即2019年5月14日，因此该《委托加工合同》存在一定的效力瑕疵。以第一份合同为例，该合同载明约定的交货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但落款日期却为2019年7月27日，双方不可能在已经超过交货日期的前提下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再以编号为351711的送货单为例，该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日期为2019年7月18日，亦早于合同的签订日期。因此，该两份合同的落款时间明显不符合事实及基本逻辑。实际签订日期应为合同上载明的加工日期，即2019年5月14日。（二）被告仅确认收到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部分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确认的送货单单号分别为：NO.351711至NO.351713、NO.351715、NO.351716、NO.3517120。原告的送货人员将货物送达后，均会通知被告的工作人员进行签收，正因为如此，被告的工作人员曾亮签收了送货单号为NO.351711至NO.351713的送货单，被告的经理唐力签收了送货单号为NO.351715、NO.351716的送货单，被告的工作人员彭茂生签收了送货单号为NO.3517120的送货单。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单号为NO.351717、NO.351719的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并未实际送达给被告，也未经被告的工作人员签收，而该两份送货单上签名的“伍彩凤”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亦从未授权“伍彩凤”任何代为签收货物的权利。因此，被告不可能对未实际送达的货物承担支付责任。二、被告已实际支付原告78200元，剩余未付货款金额为6802元。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两份《委托加工合同》均约定交货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但原告在2019年7月中旬才开始陆续送货。被告曾以逾期交货及质量问题提出异议，但鉴于原告的强硬态度及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告已合计支付加工费78200元，原告亦确认被告支付了该部分款项。由于发生了原告交付的货物送至被告的客户处后，客户反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要求退货，加上原告存在逾期交货的行为，被告才未支付剩余货款。因此，即使被告需要支付剩余货款，也仅应就已经收到的货物进行支付，即剩余货款金额应为6802元。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货款金额。原告提供的送货单除了有被告签收确认的外，均未实际送达被告，因此无被告签名确认。而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仅为原告单方制作，该对账单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同时也从未给被告核对，亦无任何被告员工签字或盖章确认。四、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逾期交货及质量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委托加工合同》对出货日期的约定：“乙方（即原告）严格按照合同期出货，不可少出；超期1-3天扣除合同金额2%，超期3-7天扣除合同金额20%，超过7天以上按违约或代卖处理”，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均为2019年7月10日，而根据原告的送货单上载明的送货日期，无一不是超期乃至严重超期出货，且部分合同中约定的款式甚至至今仍未出货、送达。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涉案合同对于品质问题的约定：“乙方生产大货通过甲方验货合格，甲方入仓收货后须出具验货报告，若验收不合格导致返工等的一切费用及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造成情节特别严重的，乙方同意按照此合同总金额双倍赔偿甲方”，被告将原告交付的货物转交送达至被告的客户后，接到了大量客户关于质量问题的投诉，且纷纷要求退货、甚至要求追究被告的责任。因原告货物质量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被告难以回收大部分货款，属于合同约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被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五、原告要求计算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并未就支付款项的具体时间进行约定，因此被告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形。另外，被告之所以不同意支付剩余部分货款，系因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的逾期交货、质量差等问题。退一步讲，原告主张的利息从2019年11月20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存在多处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情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告存在逾期交货、质量差等严重违约的情形。请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交易往来，由原告为被告加工服饰，双方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合同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刘玲玲，该合同上记载了订单款号及对应款号的单价，合同另有如下约定“……4：品质问题：乙方生产大货须通过甲方验货合格，甲方入仓库收货后须出具验货报告，若验收不合格导致返工等的一切费用及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造成情节特别严重的，乙方同意按照此合同总金额双倍赔偿甲方。……8：付款方式：甲方按合同批次按质量收货入仓验收并对账确认后向乙方支付款项……9：违约处理：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乙方中途违约或不履行甲方生产要求的，乙方同意按照此合同总金额双倍赔偿甲方……”，合同总金额记载为97752元，该合同甲、乙方签署时间处记载内容均为（空白）年7月27日，加工日期记载为2019年5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落款日期为（空白）年9月30日的合同甲方为原告，合同乙方为刘玲玲，该合同记载了订单款号及对应款号的单价、总数量及总金额，记载的总金额为65364元，其余条款内容与第一份合同内容一致。被告确认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委托加工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合同签订日期为原告自行添加，与实际签订日期不符，合同签订日期应为合同中记载的加工日期2020年5月14日。原告陈述，该两份合同的加工日期及交货日期为套用其他合同内容未进行更改。原告主张，其已依约完成被告委托加工的产品且已将货物送给被告或被告指定的收货人，被告总计应付其加工费165023元，被告已支付78200元，尚欠其86823元未支付，现加工款支付期限已届满，被告应向其支付加工费868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86823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20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送货单、对账单、生产成本报价表及单价成本用量表为证。原告提供的8份送货单上上记载的地址均为“九次方”，每张送货单的编号及记载内容、签名情况如下：编号为NO.351711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9216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曾亮”字样签名；编号为NO.351712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25992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曾亮”；编号为NO.351713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19836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曾亮”字样签名；编号为NO.351715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15600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字样签名；编号为NO.351716的送货单记载的金额为4668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唐力”字样签名；编号为NO.351717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43572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字样签名；编号为NO.351719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12546元，送货单上有“伍彩凤”字样签名；编号为NO.351720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为9690元，送货单上有“彭茂生”字样签名，上述送货单右侧边缘处记载送货单存根联为白联，客户联为红联。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送货单中编号为NO.351717、NO.351720的送货单记载的货物不确认，称其未收到该两份送货单上记载的货物，该两份送货单上签名的“伍彩凤”并非其员工，其亦未授权“伍彩凤”签收该两份送货单，其无需向原告支付该两份送货单对应的货款金额。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虽然有部分送货单上有“伍彩凤”及其员工的共同签名，但据其了解，其员工签名时送货单上并没有“伍彩凤”的签名，因此其认为送货单中的“伍彩凤”的签名为原告自行添加。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78200元。原告提供的上述对账单为其自行制作，被告对此不确认。原告提供的上述生产成本报价表、单价成本用量表记载了产品的成本、工艺及对应单价。原告提供的上述表格为原告自行制作，无被告签名或盖章，被告不确认。原、被告双方确认双方未约定加工费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计算方式。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委托加工合同》、送货单、对账单、调解记录表、生产成本报价表、单价成本用量表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的货款及利息是否合法有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涉案两份《委托加工合同》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对原被告双方均有约束力。虽然被告以合同的落款时间迟于合同中约定的加工日期及交货日期主张上述两份合同的签署日期有误，但原被告双方均有在涉案两份合同的落款签署日期，原被告双方在涉案两份合同中均同时错误签署日期的可能性不大，故本院采信原告关于涉案两份合同的加工日期及交货日期为套用其他合同内容没有更改的说法，认定涉案两份合同签署的时间是合同中手写的落款时间，涉案合同中打印的加工日期及交货日期因套用其他合同并且时间在涉案两份合同签订前，故视为原被告双方未约定加工时间及交货时间。其次，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加工了价值165023元的服饰，原告对其上述主张负有举证和证明责任。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没有被告的工作人员签名，被告不予确认，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8张送货单，被告确认了其中6张有其工作人员签名，另外2张被告不确认，认为没有其工作人员签名。本院认为，虽然被告不确认的2张送货单中没有被告员工的签名，但有“伍彩凤”的签名，而被告确认的6张送货单中部分亦有“伍彩凤”的签名，被告主张其确认的6张送货单中“伍彩凤”的签名是原告在被告的工作人员签名后私自加上去的，但是涉案送货单有两联，白联为存根，红联为客户联，被告理应手上持有红联送货单，被告未提供其手上所持有的红联送货单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因被告确认的6份送货单中部分有“伍彩凤”的签名，本院有理由相信“伍彩凤”是被告指定的收货人或者有权代表被告收货，故本院对被告不确认但有“伍彩凤”签名的2份送货单亦予采信。根据原告提供的8份送货单计得送货金额为141120元，原被告均确认被告已累计支付了78200元，故计得被告尚欠原告加工款62920元（141120元-78200元）。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加工款超出62920元部分不予支持。其三，涉案两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双方对账确认后付款，但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有对账或其有要求被告对账而被告拒绝对账。原告以诉讼的方式要求被告付款时，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有义务与原告对账，被告没有及时与原告对账，被告应从收到起诉状副本的次日（即2019年12月17日）起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涉案两份合同中未约定被告的违约责任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可以从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即2019年12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加工款付清之日止。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原告主张的上述逾期利息损失计算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因原告主张按每年6%计算，故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以每年6%为限。本院对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上述计算方式部分予以支持；超出上述计算方式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九舟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玲玲支付加工费62920元；二、限被告东莞市九舟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玲玲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加工费6292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17日起至加工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并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三、驳回原告刘玲玲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取受理费1972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刘玲玲承担544元，由被告东莞市九舟服饰有限公司承担14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泽林人民陪审员  陈巧如人民陪审员  李艳玫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阳 意书 记 员  罗戍娜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