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926民申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刘洪峰，男，197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住河南省范县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栋太，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坤，北京页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开发支行，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黄河路西段。负责人：张生太，该行行长。原审被告：蒋厚龙，男，1970年8月18日出生，回族，户籍地重庆市江**。原审被告：蒋桂群，女，1966年5月4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湖南省龙山县）大塘村2组2号。原审被告：王永红，男，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原审被告：濮阳市舒舒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县文留镇示范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刘昌承，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濮阳市龙迈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县文留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杨井双，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濮阳市华翔光源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县文留镇示范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孟祥茂，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濮阳市永强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县文留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田克明，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濮阳硕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长庆路与昌盛路交叉口向东50米。法定代表人：杨莉，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濮阳华珍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法定代表人：蒋桂群，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刘洪峰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开发支行（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8）豫0926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刘洪峰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要求撤销（2018）豫0926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2.要求改判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未对蒋厚龙涉案借款提供担保，李继红、王宏丽履行的不是职务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1.李继红、王宏丽的身份系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开发支行的正副行长，该二人作为改行正副行长，有权处理该行的信贷事宜，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属于代表银行的职务行为。二人同时提供担保系该行领导班子集体共同研究确定。虽然保证合同系以李继红、王宏丽个人名义签订，但是再审申请人刘洪峰基于对李继红、王宏丽作为银行正副行长负责人身份信任而同意出借涉案借款。2.本案借款担保合同是在行长李继红办公室签订，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除李继红、王宏丽在场外，再审申请人刘洪峰本人、蒋厚龙、郑大华、王永红、蒋桂群均是在其办公室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3.李继红、王宏丽提供保证不是为了个人利息，是为了该行的利益，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是该笔借款的受益人，再审申请人刘洪峰不认识蒋厚龙，李继红、王宏丽提供保证的目的是为了收回蒋厚龙及其企业在改行的到期贷款，使得该行的贷款能够得到偿还。4.李继红、王宏丽作为个人不具备2000万元担保能力和保证人资格。《担保法》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二人虽然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正副行长，作为公职人员，个人不会有且刘洪峰也不会相信其有2000万元巨款的担保能力和资格，而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在社会具有极高的公信力，刘洪峰正是基于工行濮阳开发支行的合理信赖才将巨额款项出借给不认识的蒋厚龙。5.李继红、王宏丽二位正副行长履行的是其职责、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从李继红、王宏丽签订保证合同的本意及相关前后行为，也可以探究出该二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个人与涉案该笔借款能否实现并无太大关系，其若一个人身份为该笔大额款项作担保，亦不符合生活常理。6.刘洪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二行长的行为是代表该行上午职务行为。李继红、王宏丽二人不仅在2014年4月25日的保证合同上签字，在2014年4月25日的借据保证人栏目二人也进行签字，保证合同明确约定：借款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保证人自愿履行保证责任，直至借款人还清本息，保证人保证有能力偿还借款本息。借款到期后的2014年5月24日，该二人仍然继续代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在借款展期协议书签字担保。2014年6月3日，李继红又出具“保证华珍贷款下来后不挪作他用”的保证，纵观上述一系列连续性担保行为足以印证李继红、王宏丽是为了该行利益提供担保，因而是职务行为。7.刘洪峰对工行濮阳开发支行对外提供担保的审批流程根本不了解，仅是认为该二人代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提供担保。保证合同虽然没有加盖工行濮阳开发支行的公章仅是该二人的签字，并不影响该二人是代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提供担保，更不能以此为由否定该二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8.借款期满后，其上级行工行濮阳分行明知李继红、王宏丽代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提供保证，对此未作否认表示，并表示积极为蒋厚龙协调贷款用来归还刘洪峰的借款。9.工行濮阳开发支行在本案中存有过错。以刘洪峰的资金做为过桥资金，并且有蒋厚龙的企业再贷款用以归还刘洪峰，是在订立借款保证合同同时与工行濮阳开发支行协调一致的结果，刘洪峰出借的2000万元用于归还了工行濮阳开发支行的到期贷款，2014年6月3日，李继红出具“保证华珍贷款下来后不挪作他用”的保证。新贷的2000万元，本该还刘洪峰，但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没有尽到监督义务，刘洪峰的2000万元没有获得对价，实际存在损失的是刘洪峰。10.郑大华证言、蒋厚龙和任丙祥的情况说明、刘洪峰提供的录音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李继红、王宏丽是代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提供担保，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刘洪峰是基于与工行濮阳开发支行之间保证合同形成保证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而本案中，从保证合同的订立及李继红、王宏丽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表明在蒋厚龙及其企业不能偿还涉案借款时由工行濮阳开发支行履行偿还义务或承担责任，其意思表示明确，故李继红、王宏丽代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完全符合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或担保。根据案涉《保证合同》内容，在蒋厚龙违约情况下，工行濮阳开发支行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一审法院判决违反法律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17条二款规定“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非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3）《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意见：一、原审判决认定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未对蒋厚龙的涉案借款提供担保，李继红、王宏丽履行的不是职务行为，认定事实正确。李继红、王宏丽虽然是工行濮阳开发支行的行长、副行长，但他们同时也是自然人，具有双重身份。本案中，其二人在案涉担保人处签名时，是李继红等在保证人处个人签名并按指印，并保证自愿以其全部家产作保证。在保证人处既没有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名称、也没有加盖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印章，更没有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保证的意思。由于再审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为蒋厚龙的借款提供担保，也没有证据证明李继红个人签名是代表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职务行为，所以，范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对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正确。二、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的主张和理由均不成立。1、李继红、王宏丽在保证合同上的签字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不是代表该行的职务行为。（1）保证合同上没有加盖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公章；（2）在签订保证合同时，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没有给二人任何授权；（3）二人同时提供担保更说明担保系二人的个人行为；（4）再审申请人称“二人同时提供担保系该行领导班子集体共同研究确定”属无稽之谈，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无证据支持，是再审申请人自己的主观臆想。（5）刘洪峰对二人的身份信任，才让二人个人签名担保，更说明再审申请人是让二人个人提供的保证担保。2、担保合同不是在李继红办公室签订。（1）担保合同不是在李继红办公室签订。（2）签订地点仅仅是签订合同的地方，对合同的内容无任何意义和影响。反之即使多人在李继红办公室签订，也不能证明李继红的行为就是职务行为。3、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不是涉案借款受益人，也未从中受益。本案涉及的2000万元借款，并未用于工行濮阳开发支行，该支行也无收益和好处。蒋厚龙收到刘洪峰的借款后，自己使用了全部款项，比如转款给上海厚龙电子有限公司840万元，转款给王海容730万元，其他转款给不同的单位和个人，并未转款给支行使用，也未用于归还蒋厚龙在支行的借款，支行未因该借款产生任何收益和好处。4、李继红、王宏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保证人资格，可以作为保证人；其二人是否有担保2000万元的保证能力并不影响二人担保的效力。正是因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怀疑二人的担保能力，所以除二人担保外，又让王永红、蒋桂群等人同时提供保证担保。王宏丽、王永红、蒋桂群等人同时提供保证担保，也充分说明再审申请人知道提供保证担保的不是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5、借款人如何使用借款由借款人决定，李继红无权替借款人“保证不挪用”，工行濮阳开发支行更不可能就是否挪用借款作出保证，李继红作出这样承诺本身就是无效行为，更不可能是职务行为。6、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上级行并未蒋厚龙协调贷款用来归还刘洪峰借款。反之，即使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的上级行参与案涉借款还款事宜的沟通和协调，也不能证明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承诺或保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7、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在本案中无过错。郑大华、刘洪峰完全知晓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的区别，其真实意思就是让李继红个人提供担保；郑大华、刘洪峰是一名从事商业活动多年的商人，多次以企业或者个人名义对外签字，完全知道自然人签字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不同，及产生的法律后果。8、郑大华证言、情况说明、涉案录音等不能证实李继红、王宏丽属于职务行为。（1）郑大华证言证明内容不属实，不具有真实性；郑大华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2）情况说明均为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3）涉案录音系偷录取得，形式不合法；该录音无法辨别谁的声音，也无法证明录音人物身份；刘洪峰整理的文字和音频不一致，存在篡改、添加等故意改变说话人的意思表示；工行不可能在协调过程中认可或自愿承担责任。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时提供的上述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存在相互印证的问题，更不能达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9、河南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已有生效判决，明确界定李继红签字行为系自然人个人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三、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相关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结合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在案证据，其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依法不应当再审。该案在一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在能够上诉的情况之下没有提出上诉，说明再审申请人认可一审判决结果，现再审申请人在没有任何新证据、不具备再审事由的情况下提出字啊神，不仅是滥用诉权，而且会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浪费。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刘洪峰的再审主张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刘洪峰以原审判决认定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关于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是否应当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借款人蒋厚龙向刘洪峰借款时，出具的借据以及提供的保函中并无显示由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进行担保的内容，原审被告李继红、王宏丽虽在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任职，但其以个人名义提供为他人担保的行为，对任职单位不产生权利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作为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按照上述规定和经营范围，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在没有得到相关授权之下，其不能作为保证人。原审判决认定中国工商银行濮阳开发支行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与此同时，再审申请人刘洪峰在一审判决后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现诉求一审判决错误，提出的再审请求，且未提供新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明显与其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对于再审申请人刘洪峰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刘洪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刘洪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宏勇审判员  石宝文审判员  李忠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