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1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春秀，女，生于1971年3月7日，汉族，住湖北省利川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牟森，男，生于1992年8月12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牟晓萍，女，生于1997年9月7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向赐贵，女，生于1937年1月3日，汉族，住湖北省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方书，男，生于1974年6月9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系上诉人甘春秀小叔子，上诉人牟森、牟晓萍叔叔，上诉人向赐贵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川市保宁药房龙船店，住所地湖北省利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国泰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2802MA4AFGTQ6Y。经营者：张宇政，男，生于1968年4月30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韬，湖北圣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冉子立，男，生于1947年1月24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团堡镇黄泥坡村****，现住湖北省利川市,上诉人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因与被上诉人利川市保宁药房龙船店（以下简称保宁药店）、冉子立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2802民初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2802民初152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自2015年以来长期从事非法行医活动，2018年12月8日对前来药店的患者牟某进行非法诊疗，12月9日凌晨，甘春秀发现牟某死亡；12月11日，甘春秀向利川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反映情况要求调查，12月20日，该局将二被上诉人涉案非法行医的调查意见书送达上诉人。利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分别于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14日作出“利卫计医罚字（2018）第35号”“利卫计医罚字（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二被上诉人给牟某进行诊疗及其长期非法行医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在审理中采信了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但对证据已证明患者牟某死亡原因为疾病以及二被上诉人对患者牟某进行非法诊疗客观、明显事实视而不见，而认定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牟某的死亡与二被上诉人的非法诊疗活动有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二被上诉人给牟某进行非法诊疗而受到的行政处罚与一审诉讼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同时对证据已证明牟某死因为疾病的事实避而不谈，单纯认定应通过尸检方式再查明死因，显失公正。牟某死因为疾病是一审提交证据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有“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节严重’”的规定，无论牟某死于被上诉人诊断的疾病或是其他种类疾病，无论牟某死亡是多因一果或者一因一果，被上诉人的非法行医行为均未对牟某所患疾病起到有效、积极的救助作用，对牟某的死亡后果从其主观上和客观上均具有延误患者接受合法治疗及致患者死亡的原因力作用，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主观上有过错、其非法行医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有其进行诊疗后的患者牟某死亡的损害事实、其非法行医行为与牟某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未查明全部事实、审理认定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请求，判决不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显失公平，放纵了非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宁药店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牟某在保宁药店购买药品是事实，但回家后是否服用了购买的药品，上诉方无证据证明。2.牟某在保宁药店购买药品经鉴定无任何质量问题，属于合格药品。3.本次事件发生后，即使上诉方无法律意识，但相关行政部门就此事件调查后给上诉方的回复中明确告知，牟某的死亡原因需进行尸检，且被上诉人保宁药店也要求尸检，而上诉方拒绝进行尸检。4.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充分证明牟某的死亡原因系其他疾病，所以与保宁药店购买的药品和冉子立的诊疗活动无任何因果关系。5.冉子立在被上诉人保宁药店从事诊疗活动受到行政处罚，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范围，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故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可能作为认定牟某朋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冉子立二审答辩称，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上诉人承担。1.事实方面，上诉人所称与事实严重不符。2.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法定证据支持。3.本案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与死者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4.本案被上诉人已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能提供药店营业执照和中西药处方医生《执业医师资格证》的相关证据，被上诉人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5.本案不能适用医疗机构过错推定原则。6.本案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的非法行医行为侵犯了原告方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即被告向原告赔偿造牟某朋死亡的丧葬费30280.5元、死亡赔偿金2995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96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389801.5元。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8日上午，甘春秀陪同其牟某朋到保宁药店咨询购药。经问询，保宁药店所聘请的从事药物和健康咨询服务的坐堂医生冉子立牟某朋开具活血祛瘀中药三副和消炎药头孢克肟两盒，并嘱其口服。为此，保宁药店经营者张宇政收取药费550元牟某朋回家后分别于当日13时许、21时许口服在保宁药店所购中药1次及头孢克肟1粒。12月9日凌晨1时许，甘春秀发牟某朋死亡。同日，原告家人到保宁药店追问死亡原因并要求提供开具药品的处方。12月11日，甘春秀向利川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反映，保宁药店聘请坐堂医生冉子立行医牟某朋在服用该药店销售的药品后死亡，要求该局调查。该局经调查，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关于甘春秀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处理意见为：1.保宁药店经营者张宇政及冉子立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牟某朋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其行为属于非法行医，我局已于2018年12月13日立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2牟某朋死亡原因暂不清楚，建议行尸体解剖明确死亡原因，在死亡原因明确的基础上，再行司法鉴定明牟某朋的死亡与保宁药店及冉子立非法行医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次日，该意见书送达牟某朋之胞弟牟方录。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14日，利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分别以张宇政、冉子立非法行医为由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原告现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另查明，事发前冉子立已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015年7月1日，保宁药店注册成立，经营者为张宇政，其经营范围为处方药、非处方药类别（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等）。同年12月21日，该药店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有效期均至2020年12月20日。此外牟某朋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不久便采取土葬方式进行安葬。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牟某朋的死亡与被告保宁药店所销售的药品及被告冉子立所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开展的诊疗活动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而从在案证据分析一审法院难以认定二被告牟某朋的死亡存在过错。至于二被告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与本案所要解决的民事法律关系，显然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具有必然而直接的联系，故此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作为认定二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死牟某朋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依据。因此，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此温馨提示，法律提倡任何公民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救济权利，同时也会惩罚怠于正确行使权利的人。当事人通过信访的方式反映问题固然无可厚非，但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公民通过法制手段理性维权更值得大力弘扬。本案事故的发生虽令人惋惜和同情，但从定纷止争的角度分析，失去通过尸体解剖以查明死因的最佳时机更让人深思，到底是愚昧无知还是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抑或存在其他原因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9元，减半收取1124.50元，由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牟某朋服用其在保宁药店处购买的由该药店坐堂医生冉子立开具的处方药后死亡，保宁药店、冉子立非法行医为由提起本案生命权侵权之诉。尽管因保宁药店、冉子立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受到行政处罚，但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主张保宁药店、冉子立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仍应对保宁药店、冉子立的行为具有过错、其行为牟某朋死亡后果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在明知与保宁药店、冉子立就本案纠纷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牟某朋死亡后未进行尸检便将其下葬，致牟某朋死亡的原因、是否与保宁药店、冉子立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案件事实难以认定，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即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承担不利的后果。因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的诉求缺乏充足的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此外，一审判决中载明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诉称由保宁药店、冉子立承担侵权责任，但未罗列请求的具体赔偿项目和数额，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因该瑕疵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当事人亦未对此提出异议，且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9元，由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覃恩洲审判员  张特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绮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