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6民再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法定代表人：杨双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郜志杰，河南导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反驳诉讼请求，提出答辩意见，参与调解，参加诉讼活动，代收法律文书。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国民，男，196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伟，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参与和解，代收诉讼文书等。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赵三海，男，197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福宇，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代签法律文书等。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玉强，男，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浚县。再审申请人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恒公司）、赵国民与被申请人赵三海、张玉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赵国民于2018年9月30日向浚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浚县法院）提起诉讼，赵三海申请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浚县法院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8）豫0621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赵国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豫06民终140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元恒公司、赵国民均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法院）申请再审。省法院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豫民申308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元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郜志杰，再审申请人赵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伟，被申请人赵三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福宇，被申请人张玉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元恒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二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本案涉案工程是张玉强挂靠元恒公司施工，元恒公司仅与张玉强存在挂靠合同关系。（2）张玉强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赵国民、赵三海存在承包合同关系。（3）薛来熙不是元恒公司员工，其在《施工协议书》中签字行为不代表元恒公司。（4）张玉强私刻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元恒公司，元恒公司也不是履行《施工协议书》的主体。（5）二审法院没有查清《施工协议书》施工内容，直接判决元恒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2.二审法院判决元恒公司与张玉强共同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理，直接判决元恒公司对没有合同关系的赵国民承担责任是错误的。（2）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事实清楚，却改判元恒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明显是对案件的性质产生了误解。赵国民辩称：1.元恒公司是承包人，案涉工程一共涉及三份合同，前两份合同是赵国民与元恒公司签订，张玉强、薛来熙是案涉工程的联络人、管理人，由张玉强、薛来熙负责与赵国民进行沟通。签订第三份合同的时候，合同第一页主体写的是元恒公司，赵国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张玉强、薛来熙代表的是元恒公司，张玉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元恒公司应当承担责任。2.本案不是劳务合同纠纷，依据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标准规定，应该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3.元恒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不管元恒公司转包、分包还是挂靠，都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元恒公司的过错明显。4.赵国民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一、二审的时候赵国民提供了大量的燃料票、油票等两百多张的票据，赵国民具有承揽本案工程的经验，具有专业性，赵国民为此投入大量资金，至今仍欠有诸多外债。赵三海辩称：1.元恒公司是施工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其公司代表薛来熙和项目负责人张玉强在项目工程中均代表元恒公司，属于职务行为。薛来熙、张玉强签订合同及管理项目工程，工程款同样是经过元恒公司账户划转支付，元恒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元恒公司主张张玉强挂靠承包项目工程的理由不能成立。2.薛来熙代表元恒公司与赵三海及赵国民签订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施工协议书属于职务行为。即便薛来熙未经元恒公司授权，元恒公司在其申请书中陈述由张玉强等人挂靠，并且元恒公司也同样履行了涉案工程的合同义务，等同于元恒公司对薛来熙签约行为的默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对于薛来熙以元恒公司名义的签约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涉案工程施工协议的相对人赵三海及赵国民没有理由不相信张玉强、薛来熙不是元恒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因此，薛来熙的签约即公司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元恒公司应当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3.元恒公司提出张玉强私刻印章之词不能成立。元恒公司在申请书中确认同意张玉强对该案工程挂靠。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涉案工程的施工协议书上即便超越了代理权，但元恒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该项目工程的承建。张玉强、薛来熙作为元恒公司项目负责人，履行了元恒公司的管理职能，也等同于元恒公司对张玉强、薛来熙签约行为的默认。元恒公司负责人在一审曾经参加庭审，并未对签约的公司印章申请鉴定，应当视为默认，二审庭审时元恒公司又没有提出质疑，说明元恒公司对张玉强、薛来熙签约的施工协议书权限的认可。4.二审判决元恒公司与张玉强共同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于法有据。根据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施工协议书，合同主体甲方是元恒公司，首先其工程款支付义务不能免除，其次张玉强对一审判决其承担工程款支付并无异议，也没有上诉，二审据实依法而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理由充分，证据确凿，判决公正合理，应予维持。张玉强辩称：同意元恒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张玉强是用元恒公司的资质承建的工程，给元恒公司交管理费，赵国民主张的工程款应该由张玉强承担给付责任。赵国民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元恒公司与张玉强连带给付赵国民工程款1263445元。理由如下：1.本案赵国民诉请的标的合同是k2+337—永济合同和长丰—k2+337路边石安装合同，而不是长丰—永济合同，且长丰—永济合同所涉及工程款已支付完毕，不存在争议。2.赵三海所持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长丰—永济合同有以下问题：来源不明，合同落款签字系代签，捺印系伪造。3.赵国民与赵三海系雇佣关系非合伙关系，赵国民诉求与赵三海无关。（1）赵三海未与元恒公司签订过施工协议；（2）赵三海从未出资、未参与管理，并多次明确拒绝承担风险；（3）赵三海进行挖掘机作业的行为，不属于从事合伙事务，而仅属于为赵国民提供雇佣劳动，赵国民已支付其雇佣费用40多万元；（4）二审判决对赵国民诉请的两份标的合同均未审查认定，径直认定赵国民诉请的标的合同为长丰—永济合同，认定赵三海为合伙人，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元恒公司辩称：1.元恒公司对涉案工程没有进行管理和投资，更没有实际履行过涉案中赵国民、赵三海与元恒公司签订的合同。赵国民、赵三海均没有向元恒公司主张过权利，元恒公司也没有直接向赵国民、赵三海支付过任何劳务费。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实际履行合同的双方是张玉强与赵国民、赵三海。2.赵三海答辩中称其与赵国民算账时已经明确显示元恒公司仅欠其28000元左右未结清，该事实与赵国民答辩中所称的长丰—永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工程款已结清相印证。张玉强与赵国民2017年1月24日核对工程量，均是张玉强个人与赵国民之间的欠付劳务费关系，该工程量确认单上也没有元恒公司盖章、签字，元恒公司对张玉强欠赵国民工程款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赵三海辩称：1.涉案诉争的标的合同是赵三海与赵国民合伙同元恒公司签订的，二人属于合伙关系。一审中赵三海提交的施工协议书，由赵三海与赵国民共同在元恒公司处签字并按手印，由元恒公司的代表薛来熙签字并加盖元恒公司印章，足以证明赵三海与赵国民共同合伙承包上述工程。一审中，项目工程负责人张玉强提交了浚县科技路工程清单，进一步证明了诉状中的工程款与赵三海一审提交的施工协议一致，能够证明承包施工的工程范围是长丰—永济合同。2.赵三海一审提交的科技路施工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1）该合同来源真实，赵三海提交的是原件，并非复印件。（2）签订合同时赵三海授权赵国民代签，赵国民在二审庭审及省法院听证时并不否认是其本人代替赵三海签名。该合同在赵三海处保管，赵三海补充按手印也不违反合同的法定效力。（3）赵三海所持的合同是经过各方审议的，核对后各方签字并由元恒公司的代表薛来熙加盖元恒公司印章。无论从合同的内容、形式及签订背景，均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构成要件。3.赵三海与赵国民系合伙关系，并非雇佣，涉案工程款属于双方合伙共有。（1）赵三海与赵国民同元恒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行为。合同的发包方为元恒公司，承包方为赵三海和赵国民，赵三海符合该施工协议法定和事实的主体资格。（2）该案工程施工中，赵三海与赵国民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双方合伙关系证据确凿。首先，一审中赵三海曾经向法庭递交了赵国民记录合伙期间的账本照片。这些账本均是赵国民的账本，由赵国民本人亲笔记录，但赵国民拒不提交其保管并记录的账本，也未对赵三海提供的账本照片中的笔迹申请笔迹鉴定，应为对其账本记录内容的默认。其次，赵三海在一审提交的合伙零用开支记录中，明确记载了2016年2月7日零工工资共计开支14995元，赵国民从公司支付的5万元中支取2万元，其中15005元在赵三海手中。另外注明了大概28000元左右公司未付清结清，双方合伙关系成立。赵国民在赵三海处分别于2014年8月29日、9月7日、9月20日、9月23日四次各拿走10000元，均是赵国民亲笔所写。进一步证明了双方在合伙承包涉案工程过程中，赵国民在赵三海处多次拿钱的基本事实，这就证明了赵三海在合伙中共同出资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元恒公司和赵国民的再审申请。张玉强辩称：张玉强在工地上见过赵国民和赵三海，对二人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工程款给过赵国民，也给过赵三海。赵三海的钩机确实在工地上干活。赵国民于2018年9月30日向浚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元恒公司、张玉强支付工程款1263445元。事实与理由：赵国民与元恒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签订了《施工协议书》，约定赵国民承建元恒公司建设的浚县科技路北段“雨污水管道、检查井砖砌”等工程，双方还约定了工程价款及工程款支付的期限。工程完工经验收后，该道路已投入使用，赵国民承建的工程总价款为2191445元，元恒公司、张玉强共支付赵国民工程款928000元，剩余的1263445元经赵国民催要，元恒公司、张玉强拒绝支付。元恒公司辩称：当时工程针对的是张玉强，与赵国民没有关系，工程款也是拨付给张玉强，且已经支付完毕，赵国民应与张玉强进行结算。张玉强辩称：中间给过赵国民一部分钱，工程量也没有对清，工地上还需要整改的也没有整改，账目也没有对清。赵三海述称：赵三海是《施工协议书》主体之一，与赵国民享有一样的权利，对本案诉讼标的是相同的，故申请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浚县法院一审认定：2019年7月16日，元恒公司作为发包方与赵国民及赵三海签订了《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浚州大道～纬四路）施工协议书》，约定：元恒公司将长丰—永济雨污水管施工承包给赵国民及赵三海。同年7月20日，元恒公司又同赵国民签订了《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浚州大道～纬四路）施工协议书》，约定：元恒公司将K2+337—永济雨污水管道施工承包给赵国民及赵三海。以上两份合同均约定：工程内容包括雨污水管的管道开挖、测量、平整、回填、安装及一切工序，检查井砖砌、盖板安装及一切工序等；赵国民及赵三海采取包工、包质量、保工期的承包方式。合同签订后，元恒公司将上述工程内部转包给张玉强，由张玉强对工程独立核算，元恒公司收取管理费。2015年6月19日，赵国民与张玉强又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由赵国民承包长丰—K2＋337路段，承包内容为安装路边石，预定每米13元。关于支付工程款，赵国民与张玉强协商约定以确认的工程量单为结算依据，赵国民支付工程款后将其出具的清单、证明等手续收回。赵国民提交的工程量确认单总造价为1240007元，张玉强未支付。庭后经核实，诉争工程已于2014年6月26日竣工。另查明，河南元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字变更为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均未变更。浚县法院一审认为：赵国民及赵三海与元恒公司签订了《施工协议书》，实为张玉强借用元恒公司的资质与赵国民及赵三海签订，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本案诉争工程实际履行主体为赵国民、赵三海及张玉强，故赵国民、赵三海及张玉强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根据庭审中举证情况可以认定，张玉强尚未支付的工程款为1240007元。张玉强辩称，因整改其花费相应的费用应由赵国民及赵三海承担。浚县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发包人在承包人提起的建设施工合同案件中，以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由，就承包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修理、返工、改建的合理费用等损失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中，张玉强仅就本案诉争工程涉及的整改问题提出了答辩，但未提出反诉，本案不予审理，其可另行主张。另赵国民及赵三海诉请元恒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浚县法院认为，张玉强对赵国民及赵三海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确认及支付工程款，元恒公司并未实际参与，赵国民及赵三海实际受张玉强的指派履行合同义务，赵国民及赵三海履行合同的相对人实际为张玉强，而非元恒公司。同时元恒公司同张玉强、赵国民及赵三海对诉争工程均未进行结算，对元恒公司未支付数额无法核实，故对赵国民诉请元恒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另从本案的举证情况可以认定赵国民及赵三海就本案诉争工程同时进行了施工，但二人完成的工程量多少、工程款的盈利分配等内容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其可另行处理。浚县法院一审判决：一、张玉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国民及赵三海工程款1240007元；二、驳回赵国民及赵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赵国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赵国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1.元恒公司应承担支付赵国民工程款的责任，张玉强并非借用资质的施工人。本案施工协议是与元恒公司签订，张玉强只是元恒公司的施工现场负责人，并且张玉强一审当庭认可受元恒公司委托，故应由元恒公司承担责任。元恒公司与赵国民签订合同，将涉案工程款给了张玉强，元恒公司与张玉强应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2.赵三海与赵国民并非合伙关系，不应确定工程款有赵三海的份额。赵国民提交的施工协议书中施工方仅为赵国民一人，而赵三海提交的另一份施工协议并未履行，且施工内容也不一致。赵三海未出资，未参与合伙事务管理，在施工过程中，赵国民仅雇赵三海的挖掘机进行作业，也将租赁费及时支付了赵三海。赵三海曾是赵国民承包工程的介绍人，赵国民也想让赵三海合伙并将赵三海的名字签到了施工协议书上，但四日后签第二份协议时，赵三海明确表示不签字也担心投资回收困难拒绝入伙，只要求支付挖掘机等机械的费用，所以在另一份协议中，仅有赵国民的名字，并由赵国民履行全部协议任务。元恒公司辩称：张玉强借用元恒公司的资质承包工程，至于张玉强将工程包给谁，元恒公司并不知道。赵三海辩称：1.对元恒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赵三海不发表答辩意见。退一步讲，即使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应维护赵三海的合法权益。2.一审中赵三海提交证据证明赵三海实际参与了两份施工协议所约定的合同义务，赵三海与赵国民形成事实上的个人合伙关系。赵三海积极与赵国民共同参与涉案工程，履行各项合同义务，赵三海应与赵国民共同对涉案工程款享有权利。张玉强未答辩。本院二审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成立。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涉案合同系元恒公司与赵国民、赵三海签订，并加盖元恒公司的公章，赵国民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要求元恒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张玉强承担付款责任，张玉强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不再评判。对于赵三海是否系合同相对人。2014年7月16日，元恒公司与赵国民、赵三海签订《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浚州大道～纬四路）施工协议书》，约定：由元恒公司将长丰—永济雨污水管施工承包给赵国民及赵三海。赵国民认可协议书中赵三海的名字系赵国民书写，结合一审中赵国民提交的与赵三海的录音材料、确定工程量的证据，能够认定赵国民主张的工程款系2014年7月16日施工协议书所约定的工程价款。赵国民同意赵三海参与涉案工程的建设，并且赵三海也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建设，赵三海应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浚县法院（2019）豫0621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二、元恒公司、张玉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国民、赵三海工程款1240007元；三、驳回赵国民、赵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元恒公司、赵国民均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省法院申请再审。省法院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豫民申308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过程中，元恒公司、赵国民、赵三海提交证据情况如下：元恒公司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是张玉强与元恒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书一份、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一份、承诺书一份，以证明张玉强挂靠元恒公司承接涉案工程，该工程系张玉强个人投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审法院判决元恒公司对张玉强的个人债务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第二组是张玉强的情况说明、加盖有元恒公司印章的施工协议书，以证明涉案工程是张玉强挂靠元恒公司施工的，其劳务费金额应为688064元，且该劳务费已经付清。第三组是薛来熙的证明材料一份，以证明薛来熙受雇于张玉强，不是元恒公司员工，也没有接受元恒公司委托，签订施工协议书没有经元恒公司同意，不是元恒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赵国民质证称：上述几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对于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工程承包合同书落款时间是2014年6月20日，在元恒公司与赵国民签署合同之后，真实性不认可。对于张玉强的承诺书，张玉强是当事人，不属于证据，而且根据一、二审情况，张玉强的陈述不可信。至于薛来熙的证明，在赵国民与元恒公司所签合同中薛来熙是作为元恒公司的项目方，所以薛来熙代表的是元恒公司，对该份证据不认可。赵三海质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三份材料并不显示挂靠二字，而且建设工程施工项目是不允许挂靠的，实际上是一种转包行为。作为发包方将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施工人，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是要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第二组证据，关于张玉强的情况说明，把工程劳务费合计为工程款是错误的。本案应当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属于纯粹的劳务纠纷，因为有关劳务的结算基本上已经完毕，主要是欠工程款的余款，所以对张玉强的证明不予认可。对于第三组证据，关于薛来熙的证明，薛来熙直接参与了施工协议书的签订，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对其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薛来熙属于表见代理，元恒公司在事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履行了施工协议中的相关义务，薛来熙的证明不应该采信。张玉强质证称：对三组证据没有异议。赵国民提交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收据，以证明案涉工程有关的材料、燃料票据及加油费均由赵国民持有，赵国民是涉案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不存在合伙关系。第二组证据是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证明赵国民曾经因为元恒公司拖欠工程款，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迫不得已向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局进行过信访。赵国民是案涉工程唯一的实际施工人，与赵三海无关。第三组证据是赵三海与赵国民关于挖掘机费用的结算凭证，以证明赵国民还欠赵三海挖掘机费用13739元，赵三海签字认可，赵三海与赵国民之间是雇佣关系，挖掘机的费用进行了定时结算。赵三海不存在实物出资、现金出资、技术出资，与赵国民不是合伙关系。第四组证据是赵国民与七个施工班组的录音，以证明七个施工班组在2020年1月12日至4月6日，均向赵国民催讨工程尾款，证实赵国民是案涉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赵国民出资并承担风险与赵三海无关。第五组证据签证单，有元恒公司的印章，更有浚县城市建设指挥部以及监理单位的印章，以证明是元恒公司与赵国民签署并履行的工程合同，签证单是部分结算依据，元恒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元恒公司质证称：信访处理意见书没有涉及到元恒公司，信访部门也没有通知元恒公司。从该处理意见书中可以看出，赵国民请求的是工资。既然政府部门没有通知元恒公司，足以证明元恒公司并非欠工人工资的主体。签证单均是复印件，无法证明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应该是元恒公司与张玉强签订的承包协议内容的部分，与赵国民无关。所有签证单上均没有赵国民签字，不能证明赵国民主张的问题。其他证据与元恒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赵三海质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其中加油票与工程无关，属于自己消费，本应由其自行承担。其他与工程有关的票据，由赵三海实际出资的部分，都由赵国民换成了工程材料，票据在赵国民手中也属于正常。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赵三海没有出资，也不能证明赵国民是唯一的投资人。对于第二组证据，该信访纯属赵国民个人行为，信访时没有通知合伙人赵三海到场，赵三海并不知情，也不能证明工程的实际投资人为赵国民一人，赵国民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第三组证据，赵三海为工程提供钩机并用于施工，这属于合伙以外的行为，属于赵国民与赵三海个人债权债务，也不能证明赵三海不是合伙人。对于第四组证据，来源不合法，也不能证明赵国民是唯一的工程施工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个人债务关系，而且这些组长身份不明，赵国民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二人合伙是事实，不一定都去从事一些行为，在二人合伙中赵国民主外，赵三海主内，该证据不能证明赵国民是唯一的施工人。张玉强质证称：签证单与赵国民无关，是其向城建局要的工作量。对上述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不了解，不发表意见。赵三海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合伙期间的记账本，以证明赵三海在合伙中投资4万元的事实，赵国民分别在2014年9月7日、2014年9月20日、2014年8月29日、2014年9月23日各拿走1万元。这4万元仅是部分投资，都是赵国民的亲笔签字，不包括赵三海的实际现金支出。赵三海是实际合伙人。第二组证据是照片四组，共计109张，以证明赵三海与赵国民在合伙施工时二人参与管理的事实，属于合伙关系。赵国民质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从内容上与案涉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对于第二组证据，是永济大道北到纬四路的照片，这些照片的内容是赵国民在施工现场进行测量，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在赵国民家床上的照片，证据来源不清楚，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关于长丰到永济的照片，是施工现场照片，对真实性认可，但照片里有赵国民，没有赵三海，对赵三海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照片中证人所写证明，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元恒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与元恒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张玉强质证称：上述证据与其无关，不了解情况，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对于元恒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在一、二审庭审过程中，元恒公司均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且张玉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和元恒公司签订相关合同。从证据本身看，其真实性也无法予以确认，故对元恒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赵国民提交的五组证据，第一、二、三、五组证据均是一、二审中已经提交的相关证据，第四组证据无法证明其目的成立，故对赵国民提交的相关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赵三海提交的两组证据，均是一、二审中提交过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目的成立，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再审经公开开庭审理，认真审核当事人所举证据，充分听取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4年7月16日，甲方元恒公司与乙方赵国民、赵三海签订了《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浚州大道～纬四路）施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长丰—永济雨污水管道施工承包给乙方。协议落款处，薛来熙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加盖元恒公司印章，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有赵国民及赵三海（赵国民代签）签名。同年7月20日，甲方元恒公司又与乙方赵国民签订了《浚县科技路道路工程（浚州大道～纬四路）施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K2+337—永济雨污水管道施工承包给乙方。协议落款处，薛来熙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加盖元恒公司印章，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有赵国民签名。2015年6月19日，甲方张玉强又与乙方赵国民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包长丰—K2＋337路段，承包内容为安装路边石，预定每米13元。合同首页甲方载明为“元恒”，乙方载明为赵国民，合同尾部甲方有康健安和张玉强签名，乙方有赵国民签名。关于支付工程款，赵国民与张玉强协商约定以确认的工程量单为结算依据，张玉强支付工程款后将其出具的清单、证明等手续收回。赵国民提交的工程量确认单总造价为1240007元，张玉强未支付。诉争工程已于2016年2月4日竣工。另查明，河南元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均未变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诉争工程的施工协议书有三份，分别为长丰—永济的施工协议书（浚州大道—纬四路）、K2+337—永济的施工协议书（浚州大道—纬四路）和长丰—K2＋337路段安装路边石施工合同。因前两份施工协议均载明甲方为元恒公司，落款处均加盖有元恒公司的印章，第三份施工合同虽然没有元恒公司的印章，但合同首页载明甲方为元恒公司，且施工范围属于浚州大道—纬四路段的工程范畴。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赵国民要求元恒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因整个诉讼过程中，张玉强对工程款的支付均愿意承担责任，故二审判决元恒公司、张玉强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因赵国民的起诉引起本案诉讼，主要是解决赵国民向工程发包方追要涉案工程的工程款问题。赵三海以其也是施工协议履行主体为由申请参加诉讼，势必涉及赵国民与赵三海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问题。本案中，涉案的三份协议所约定的工程范围并不相同，三份协议相互独立，仅有长丰—永济的施工协议上显示有赵三海的名字。从本案的举证情况看，虽然可以认定赵三海参与了工程施工，但是赵三海参与施工的工程范围、具体工程量以及工程款的分配等内容无法予以确认。故赵三海与赵国民是否构成合伙关系、涉案工程款是否有赵三海的份额、赵三海与赵国民如何分配合伙利润、如何分担合伙债务等问题，不宜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赵三海可以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予以解决。综上所述，元恒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赵国民和赵三海是否构成合伙关系在本案中不宜确认。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豫06民终1406号民事判决及浚县人民法院（2018）豫0621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二、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玉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国民工程款1240007元；三、驳回赵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及赵三海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86元，由赵国民负担150元，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玉强负担79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60元，由濮阳市元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敬科审判员  魏方方审判员  李振亚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宏飞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