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579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徐成法，男，196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利，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汝峰，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峥，河南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汝阳县城关镇凤山南路。法定代表人：刘亮亮，该镇镇长。一审第三人：洛阳市盛基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汝阳县城杜康大道与刘伶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郭书法，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徐成法因与被上诉人李汝峰，一审第三人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洛阳市盛基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成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李汝峰与徐成法仍为委托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李汝峰为了方便办理养殖场的临时用地手续及其管理荒滩的使用事宜，请求上诉人帮助给其出具了《委托书》和《承诺书》，该《委托书》明确委托事项仅仅为办理养殖场的临时用地手续和荒滩使用情况，不包括承包地的征收补偿事宜。2.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给被上诉人下发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能够证明，案涉土地因城市规划被征用，镇政府于2011年5月6日与李汝峰解除承包合同。被上诉人2007年出具的《委托书》与镇政府通知解除合同的时间相隔4年，如果被上诉人没有将土地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可能不与政府沟通协商，如果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与政府协商，也会向政府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在自诉中承认不认识刘某，也不认识丁某。该陈述与刘某、丁某的证言相互印证，政府通知被上诉人解除承包合同时，被上诉人一直躲避不见。3.《委托书》和《承诺书》仅能证明在2007年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十几年一直向上诉人给付报酬，上诉人没有理由为被上诉人无偿服务十几年。二、2010年12月6日双方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案涉土地的使用收益应由上诉人享有。1.2010年12月6日上诉人将50万元给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出具《收到条》并将土地的证件手续交付给上诉人。土地使用权转让时，案涉土地还没有被政府解除承包关系，不存在被征收或补偿情况。一审法院没有查清50万元的性质，认定该50万元为拆迁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2.证人董某出具的证言以及《租地协议》能够证明，2010年12月份被上诉人将承包地转包给上诉人之后一直由上诉人与其签订《租赁协议》。3.证人刘某系汝阳县城关镇土地办主任，是案涉土地的征收负责人之一，能够证明2011年4月镇政府通知各租户开会，被上诉人告知其土地已经转租给上诉人。证人丁某作为当时镇政府的法律顾问，证言能够与刘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三、上诉人在2018年10月15日给付10万元现金，2019年3月22日又给付4万元，该14万元系上诉人念及朋友情分自愿给被上诉人增加的土地转让款，不是被上诉人的土地转让款。四、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23日以上诉人涉嫌侵占罪为由向法院提起自诉，后于2019年11月份撤回起诉。如果上诉人获得的土地补偿款是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在没有收回补偿款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撤回起诉，其撤诉行为足以说明土地补偿与其没有关系。五、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上诉人支付其435400元，在刑事自诉中认可共收到上诉人64万元，其陈述前后矛盾，故意隐瞒事实，虚假陈述，说明被上诉人不诚信。李汝峰辩称，根据原审提交的证据，《委托书》和《承诺书》显示就案涉地块拆迁补偿事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地块拆迁之后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均由上诉人领取。上诉人根据委托合同关系应当将相应的款项如数返还给被上诉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为捏造且缺乏证据予以证实。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予以驳回。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洛阳市盛基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李汝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徐成法向原告交还拆迁补偿款848860元及占用补偿款期间的利息(利息以84886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1998年12月26日，原告李汝峰与第三人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签订《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荒滩承包合同书》，由原告李汝峰承包城关镇城南荒滩4.43亩，承包期限70年，自1998年12月26日起至2068年12月25日止，租金共计65912元。2、2007年5月1日，原告李汝峰出具《委托书》委托朋友徐成法作为其代理人，代为办理《李汝峰养殖场》临时用地及承包的城关镇荒滩适用的相关事宜。对委托人徐成法在办理上述相关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徐成法接受委托后向李汝峰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妥善保管提供的原始资料，妥善处理李汝峰委托的相关事项，办理进度随时通报，协商处理相关事项，所得收益款项及时汇入李汝峰的指定账户或现金交付。若违背上述承诺，除承担赔付一切损失外，另加倍赔偿损失额的100%。3、原告李汝峰于2010年12月6日向徐成法出具50万元的《收到条》，2018年10月15日收到徐成法支付10万元，于2019年3月22日收到徐成法转账支付4万元。4、2018年2月13日和5月2日被告徐成法共收到第三人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支付的征地和地面附属物补偿款1284260元。5、2017年8月，李汝峰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汝阳县人民政府，要求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后被判决驳回诉求。李汝峰不服判决上诉，2018年9月17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2019年5月23日，李汝峰作为刑事自诉人以被告徐成法涉嫌侵占罪向该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该案审理中，李汝峰于2019年11月撤回起诉。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李汝峰是否以50万元的价格将承包地转让给被告徐成法的问题。被告徐成法共提供了六组证据，该院认为被告徐成法所提供的50万元《收到条》不显示款项用途，不等直观的证明系转让款；《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上没有双方签字，不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被告所提供的《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荒滩承包合同书》、汝土农调登（2002）第008号临时用地许可证仅能证明被告徐成法持有该证据，但不能充分证明系因转让土地承租权而获得，无法排除因委托行为而获得的可能性；被告徐成法提供的（2019）豫0326刑初171号刑事卷宗材料，反映出李汝峰以刑事自诉方式要求追究被告侵占罪和维护自身民事合法权益的意思表示，该案最终以撤诉方式结案，因没有人民法院实体处理结果，因此既不能确定被告徐成法构成侵占罪，也不能排除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被告徐成法举证的第四、五、六组证据，涉及的证人证言多为传来证据，反映出徐成法以自己名义就涉案土地行使权力、表达诉求的一系列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按被告观点虽然可以解释为被告作为租赁土地受让人的通常行为表现，同样却更易让人理解为受委托的行为表现。同理，2018年10月15日徐成法支付李汝峰10万元，2019年3月22日徐成法转账支付李汝峰4万元。该付款行为被告徐成法解释为租赁土地转让后对李汝峰的补偿，但在缺少转让协议、补偿协议的前提下，该付款行为更为符合受托人履行职务的行为特征。假定被告徐成法辩解的租赁土地转让事实成立，却难以对2019年3月22日原、被告微信语音聊天内容作出合理解释。被告当天微信发给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在证明被告实际收到补偿款数额1284260元。语音聊天内容为：“我跟你说汝峰是这样的，地是30万一亩，你那总共是40米乘40米70，就那些,2亩88,30万一亩，多那钱，都是你扒那房子围墙，还有地上那几棵树，这是多那钱，你算算看看，你可以说去城关镇问问别的是这标准不是，这没事，这是伙计们的事，到啥时候那事实就是事实没人给你解释你都知道”。被告为了让原告相信自己收到的补偿款就是政府赔付的补偿款数额，特向原告解释说明了补偿款计算办法及数额。如果被告徐成法辩解的土地租赁权转让成立的话，上述行为则明显反常，不合情理。因为徐成法没有向原告解释的义务和必要，赔偿多少款，怎么计算得来的已经与李汝峰无关了，信与不信，徐成法作为涉案补偿标的买受人没有解释说明的必要性和义务；除非徐成法仍负有受托人向委托人的汇报义务。否则被告徐成法上述行为，无法合理解释。另外，徐成法在微信语音中用到“你那总共是40米乘40…”及“多那钱，都是你扒那房子围墙…”的言辞，而没有用到“我的地”、“我的围墙”或“你转让给我的地、转让给我的地上围墙”等词语，显然徐成法将涉案被征迁的土地、附属物的权属表述为李汝峰所有。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来看，原告李汝峰主张系委托合同关系，提供有书面的《委托书》、《承诺书》等证据；被告徐成法辩解委托关系转化成转让合同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从证据表现形式看，原告李汝峰提供了书面证据，被告徐成法就其主张的合同关系，没有当事人认可签字的原始书面证据，《收到条》不显示款项用途，不足以证明其观点成立；被告主张的转让后同意给予原告补偿14万元的说法，也没有原始书面证据；被告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多为传来证据，也属于可变证据。被告证据总体的证明效力低于原告的原始书面证据的证明效力。综上，该院认为，被告徐成法就涉案租赁土地已经转让给自己的辩解，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同时确认原告李汝峰与被告徐成法仍为委托合同关系。2、关于原告李汝峰实际收到被告徐成法支付的款项数额问题。该院依据原告李汝峰在刑事自诉案件中的陈述，结合所出具的《收到条》及被告举证的转款明细，确认原告李汝峰实际收到被告徐成法6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原告李汝峰为委托人，被告徐成法为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被告徐成法接受原告李汝峰的委托，以自己名义处理受托事项，并取得土地征迁补偿款1284260元，依法应当将该款如数转交给委托人李汝峰，被告徐成法未依法全部转交财产，就剩余的644260元，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法律责任。原告李汝峰主张的占用补偿款期间的利息，具有合理合法性，该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已经履行付款义务，且并非委托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徐成法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汝峰644260元，并支付利息（以6442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3月5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汝峰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88元，保全费4764元，由原告李汝峰负担4110元，被告徐成法负担12942元。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徐成法提交的证据：第一组：汝阳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汝阳县国土资源局汝国土【2006】49号文件一份、中共汝阳县国土资源局党组文件汝国土党【2016】11号文件一份，证明：2006年至2016期间，证人刘某任汝阳县城关镇国土资源所所长。第二组：EMS邮政邮单及回执条一份、汝阳县城关镇政府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2011年5月6日，城关镇政府给被上诉人的工作单位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告知被上诉人解除《荒滩承包合同》，被上诉人拒收。第三组：汝阳县城关镇政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城关镇政府委托丁某处理涉案土地的合同解除及赔偿事宜。与一审中丁某的证言能够印证，其与刘某一起到被上诉人单位找其协商，被上诉人拒绝见面的情况。第四组：证人董某、刘某、李某的证言，证明：证人董某证明，其租赁涉案部分土地用于经营石材加工厂，自2011年3月份至2018年土地被政府征收，期间一直给上诉人交纳土地租金，与上诉人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上诉人系涉案土地的转包人。证人刘某证明，2011年5月份政府通知各承包人解除《荒滩承包合同》，协商具体补偿事宜时，多次以电话、邮寄信件、到工作单位直接通知等方式通知被上诉人到镇政府协商，被上诉人拒收信件、拒绝见面、电话告知涉案土地转包给上诉人的事实。证人李某证明，涉案土地补偿数额与镇政府达不成一致意见后，上诉人与证人李某及其他承包人多次到县、市、省信访局信访的情况。李汝峰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和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于邮寄单，邮寄单上仅写明的是通知，不能证明其当时向被上诉人送达的是相关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且该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该时间段下，被上诉人并未与汝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签订过该合同书，双方签订的荒滩承包合同书为1998年12月26日。对于第三组证据的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从未见过，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予以核实，对真实性不予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徐成法与李汝峰是否为委托关系的问题。徐成法称案涉土地李汝峰在2011年5月已经转让，使用和收益应由徐成法享有，徐成法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没有双方签字，不能视为双方一致意思表示，徐成法向李汝峰支付的50万元，没有注明用途，徐成法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为转让款，故徐成法认为案涉土地已经转让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徐成法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李汝峰在一审中提交的《委托书》、《承诺书》能够证明二人在2007年就案涉土地建立委托管理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徐成法在二审中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单回执，不能证明解除承包合同的意思已经通知到李汝峰，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徐成法占有的土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返还，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成法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43元，由上诉人徐成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平平审判员  苏晓明审判员  杨元卿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郭楠书记员单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