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林萍，女，195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代理人陈乐桂（系上诉人石林萍丈夫），男，194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公安局羽林派出所。住所地新昌县羽林街道拔茅村新宁路**。 法定代表人俞春汛，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王华龙，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陶贤晓，男。 委托代理人俞军锋，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其能，男，198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月娥，女，195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长军，男，197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上诉人石林萍因诉被上诉人新昌县公安局羽林派出所（以下简称“羽林派出所”）治安行政管理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2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林萍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乐桂，被上诉人羽林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华龙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俞军锋、陶贤晓参加微法院庭询。原审第三人陈其能、孙月娥、吕长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参加庭询，依法不影响本案审理。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5月22日，新昌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东派出所”）接到南明街道工作人员陈其能的报案，称孙伯标、石林萍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并以南明街道名义致函，称孙伯标、石林萍等人为达个人不合理诉求，在南明街道开展岙桥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期间，散布政府征迁意向书造假的谣言，严重影响征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城东派出所于同日受案后，对包括陈其能、孙月娥、孙伯标、石林萍等进行询问、调查，并于2018年7月24日出具新公（东）不罚决字[2018]1004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石林萍阻碍岙桥里拆迁工作等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不成立。后原告向城东派出报案，称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5月23日期间，因新昌县岙桥里地块的拆迁问题其被第三人陈其能、孙月娥、吕长军诬告。2019年5月13日，羽林派出所受新昌县公安局指定受理此案。经调查核实，羽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新公（羽）行终止决字[2019]50007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石林萍被诬告陷害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原告不服，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据此，对于治安案件的管辖，法律已授权公安部作出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上级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办理或者指定管辖。本案由新昌县公安局指定羽林派出所管辖，故被告羽林派出所具有管辖职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对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故羽林派出所将本案受理为行政案件办理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应依法予以处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南明街道开展岙桥里征迁工作中，石林萍确有在改建意愿的签名活动中签字的行为，而该意愿书主要内容为质疑岙桥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意愿征询意见书的真实性。第三人陈其能、孙月娥及南明街道作为拆迁工作秩序受到影响的工作人员及单位，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向公安机关反映的内容虽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主观上并没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故意。 综上，羽林派出所履行了受案、询问、调取证据等法定程序，作出的新公（羽）行终止决字[2019]50007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该调查决定书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第三人陈其能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判决驳回原告石林萍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石林萍负担。 上诉人石林萍上诉称：1.本案基本事实为，2018年5月22日，涉案人员南明街道办事处主任吕长军轻信征收人员陈其能等人的反映，未予调查核实即出具了公函要求城东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城东派出所于2018年5月25日以虚构的“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对石林萍暴力绑架进行传唤询问，经过长达26个多小时的问询调查和2个月的全面调查，城东派出所于2018年7月24日出具了新公（东）不罚决字[2018]1004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石林萍没有违法事实。根据陈其能等人的问询笔录，其指控毫无事实依据，起因是石林萍作为信访联系人代表并签字，目的是诬陷打击报复以恐吓其他信访人员。羽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13日受案，拖延至5月21日、5月22日、5月23日才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传唤问询，问询仅进行1个多小时，未对涉案人员的陈述予以调查核实，5天后即作出本案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2.上诉理由为，（1）2019年10月30日开庭审理时，羽林派出所代理人师启明认为该案可以由羽林派出所再次以刑事立案调查，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为立案方向错误，故据此得出的终止调查决定也显然不合法。（2）新公（东）不罚决字[2018]1004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可证明涉案人员所指控的违法犯罪事实属于捏造，可确定涉案人员诬告陷害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和“告发”是成立诬告陷害罪的客观必备要件，行为人只要以诬陷他人为目的，实施了捏造犯罪事实并告发的诬陷行为，便构成既遂，至于被诬陷人是否受到刑事追究不影响犯罪成立。故本案中，根据新公（东）不罚决字[2018]1004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可认定诬告陷害成立，羽林派出所应当根据该决定书，刑事立案调查涉案人员诬告陷害的事实，并根据查明事实查明犯罪程度，作出相应的处罚或提请检察机关起诉。羽林派出所未对陈其能询问笔录中提到的“反拆迁材料”、同时被传唤的孙伯标是否在做其他征迁户的反面工作、涉案人员孙月娥问询笔录中提到的“在明显区域张贴虚假的政府文件”、很多人讲到的石林萍参与的做反面工作等予以调查核实，涉案人员吕长军未对下属汇报的案情进行核实，也未见到任何证据即出具公函，有失察之责。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与实事求是的办案原则不相符。（3）关于一审判决第7页中的证据5，可充分说明羽林派出所未对事实予以调查，经了解孙伯标张贴的上面写的并非这八个字，可见办案人员和一审法院均未核实该证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新公（羽）行终止决字[2019]50007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羽林派出所答辩称：1.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5月13日接石林萍报警称“2018年5月22日至5月23日，因新昌县岙桥里地块的拆迁问题其被陈其能、孙月娥、吕长军三人诬告陷害”。事情经过如下：城东派出所于2018年5月22日接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报案称有人涉嫌扰乱南明街道办事处工作秩序后，依法受案并开展调查。城东派出所对岙桥里村民陈卫江、南明街道梅湖社区书记王国英、征迁办工作人员徐利锋、孙月娥、黄满珍进行依法调查后发现石林萍等人有散布政府征迁意向书造假、、地块被某企业垄断拍卖等谣言的嫌疑混淆视听，严重影响南明街道办事处在岙桥里拆迁专项工作的正常进展，扰乱了征迁工作的秩序。随后城东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开具传唤证，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石林萍等人依法传唤。2018年5月26日石林萍在询问结束后主动书写的“我本人保证为政收（应为征收）不参与非法传唤与造谣，如有以上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书也印证了城东派出所对涉嫌扰乱单位秩序的石林萍传唤依据充足。经调查，石林萍违法行为不成立，城东派出所依法对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石林萍认为陈其能、孙月娥、吕长军对其诬告陷害，向城东派出所报案。出于公平办案考虑，新昌县公安局指定羽林派出所受案办理。羽林派出所经依法调查查明本案没有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石林萍、陈其能、孙月娥、吕长军等人的陈述，接受证据材料等证据证实。2.被上诉人办案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准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在办理过程中，认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办理。本案报案人来所报案，羽林派出所受理为行政案件办理，程序合法。2019年5月13日，羽林派出所接石林萍报案后受案，并开展调查，认为本案没有违法行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于2019年5月27日经审批后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依法送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陈其能、孙月娥、吕长军未到庭应询，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诉新公（羽）行终止决字[2019]50007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确有关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应依法予以处罚”的规定，但该违法行为的认定应同时满足如下构成要件：首先，行为人必须作出捏造事实的行为；其次，行为人必须是以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为目的，且一般情况下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第三，行为人必须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则不属于诬告陷害他人的行为。因此，“诬告”与“错告”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行为人有诬陷他人使其受刑事或行政责任追究的主观恶意，后者则不存在该主观目的，前者告发的内容系无中生有、故意捏造，而后者是因行为人对事实了解不全面、不准确或者道听途说即信以为真，故告发内容不属实或不完全属实并不一概属于诬告陷害。上诉人关于“根据新公（东）不罚决字[2018]1004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可认定诬告陷害成立”的上诉意见系对法律的误读。本案中，三原审第三人在告发时提交了有上诉人签字的未签名改建户签名单，对于告发原因等作出了说明，不属于完全无中生有、故意捏造的情况，被上诉人羽林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中“没有违法事实”项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并无不当。同时，本案中，羽林派出所所作受理、办理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并无程序违法之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石林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卓娅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