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周 至 县 人 民 法 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24民初2379号原告：王波，男，198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汽车修理工，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娟，上海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侠侠，女，199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西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优良，陕西金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波与被告韩侠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娟、被告韩侠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优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条件成就，原被告之间的赠与行为失效；二、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接受赠与所获款项312636.92元。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于2013年7月通过珍爱网与被告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双方并未同居一起生活，原告在上海工作，被告在老家生活，只有节假日原被告双方才能一起见面共同生活几日。原告基于与被告“恋人”这一特定的身份关系，自2013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转款共计312636.92元。2019年3月，被告因嫌弃原告家境贫寒说家里人不同意两人日后结婚，之后与原告结束了恋爱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收取的赠与款项应当予以返还，首先，根据2019年9月15日原告给被告发的支付宝红包写着“幸福相伴一生！”，被告回复“也幸福你永远幸福相伴”（证据第74页），可见双方确立恋爱关系既是朝着最终缔结婚姻的美好愿景而往，而并非纯粹以获得恋爱过程的情感体验为目的。其次，原告赠与被告财物系基于双方之间恋人关系、最终缔结婚姻这种特定的身份前提，此种特定身份下的赠与较一般赠与有所不同，其并不是完全以“无偿”为特征，其实质隐含了赠与方某某结婚姻之目的，受赠方对此种目的亦是心领神会，若最终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则乙方占有大额财物失去合理性基础。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原告赠与被告人民币31万元多元，从双方相处时间、原告的经济能力、社会常理而言该款项已经超出了男女日常交往时礼尚往来的范围，不能界定为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当缔结婚姻或者共同生活的目的无法实现时，解除条件成就，赠与失效，原告确认赠与行为失效，向被告主张返还财产，于法有据，望法院予以支持。并称，第一次因为被告父亲生病。我看到被告的朋友圈要处置她的首饰，我就问被告发生什么事，被告给我说完之后就问我借钱。后来转账是被告告诉我她父亲是脑血栓，母亲也有病所以多次转账。被告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多次住院，被告还有两个弟弟在上学。还有被告家里买房子装修。我一直向被告求婚被告没有同意，所以还没有走到为了结婚而支付彩礼或者购买首饰这一步。1、原被告双方相恋6年期间仅是偶尔开房，并无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被告说是原告向其支付的款项用于共同花销，这一点不符合事实。原告向被告6年来支付30多万元的款项，是基于恋人的关系，缔结婚姻的目的，对被告的赠与。2、被告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有要求被告与其缔结婚姻的目的，是被告不同意。现在的事实情况是被告在2019年4月12日与原告分手，四个月后迅速与他人结婚，而原告至今仍是单身。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一款规定解除条件成就赠与失效，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3、被告的聊天记录也承认了愿意归还原告赠与款项的事实，只是碍于当时没有钱还，并表示日后有钱在还。证明被告有归还原告赠与款项的意愿。被告韩侠侠辩称，一、原告给予被告的钱的性质属于赠与，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明确是赠与，这没有争议，应当认定为赠与。二、原告主张赠与被告的钱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没有事实依据。其一、被告与原告正如原告诉状所称系“恋人”关系，也就是情人关系，双方保持这种关系6年之久。原告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与被告最终缔结婚姻关系，相反是被告提出后原告不同意。期间被告怀孕后要求结婚，原告依然不同意，并要求被告人流，打掉了怀孕的孩子。原告实际只是为了恋人情人关系与被告相处，原告主张其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没有事实依据。其二、原告诉状称2019年3月，被告嫌弃原告家境贫寒说家里不同意两人结婚结束了恋人关系不是事实，是原告提出结束恋人关系的。试想，双方恋人关系6年，期间被告两次去过原告老家，数次去过原告工作单位上海，原告赠与被告这么多钱，怎么能说嫌弃原告家贫。2019年4月，被告主动到上海见原告，被告租的房子，还和原告最后一次同居，原告仍然坚持不与被告结婚，提出结束恋人关系，要求被告离开上海，不要再来。被告无奈之下离开上海，结束与原告的恋人关系。后与周至农村小伙强勇结婚，强勇的条件根本比不上原告，故嫌弃家贫不是事实。其三、不能由幸福相伴一生就得出想和对方结婚的意思表示。幸福相伴一生只是一句祝福语，何况本案相恋6年仅找出这一句祝福语来证明这是男方想与女方结婚的目的，显然实为勉强。三、6年期间，被告也曾赠与原告钱财，通过微信5次赠与被告5734元，通过支付宝20次赠与原告28913元，被告于原告同居怀孕检查、人流及宫外孕治疗花费有记录的13544元，被告去原告老家、上海也产生交通费、住宿费，这些钱也有一部分是双方共同在一起的花费。四、如果原告事先说赠与被告的钱是为了结婚，原告不想结婚需要返还，那么被告就不会接受原告的赠与，也不会花这些钱，现在钱已经花完了，原告也抛弃了被告，反而还要返还赠与的钱，没有道理，也没有法律依据。附条件的行为事后是附不成的，被告或许不接受你的钱，事后附条件法律不支持。被告方认为原告虽然给被告赠与的金额比较大，但是是6年的金额，平均在一年上是5万元，在减去被告给原告的5万元，也就是每年平均是4万元。4万元中间还包括被告去原告老家，去原告工作单位以及与被告一起生活的所有费用。放在6年的时间看30万元不是很多的数字，是合情合理的。综上，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微信交易明、支付宝支付交易明细证、银行卡支付交易明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被告提交了赠与转款凭证、医疗病案、住宿费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3年7月份通过网络认识，因同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认识之后就在线下见面并确定恋爱关系。不久之后，被告即回到周至县的家中生活，原告继续在广东省、上海市等地工作，日常双方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在此期间，双方每年的重大节假日即见面，被告也曾去原告在河南的老家两次。2019年4月12日，原、被告在上海最后一次见面并分手，双方对分手的原因说法不一，均称是对方不愿意结婚才提出了分手，但均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2013年8月17日，原告第一次向被告转账的银行卡转账500元，理由是被告的父亲生病，随后还因被告家人生病、上学、房子装修等事由转账。原告于2013年8月24日至2017年12月26日向被告的银行卡转账45次共计91000元，于2015年8月29日至2019年2月5日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账、发红包、帮还花呗合计86次共计196348.07元，于2015年9月20日至2019年1月27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15次共计18729.98元。被告也于2016年2月13日至2019年1月27日向原告微信转账5次共计5734元，于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11月15日向原告支付宝转账20次共计28913元。双方均未保存在谈恋爱期间谈及转账的资金用途的聊天记录，仅保存有部分聊天记录的截图。2019年3月26日，原告和被告聊天，原告问：“你是不是身上没钱花了？没有跟我说”。被告答：“我有呢”。被告问：“你给我花了这么多钱，假如我们走不到一起，我可没有钱还你”。原告答：“呵呵，你放心吧，不用你还的”。2019年8月上旬，得知被告将与他人结婚之后，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原告：“还钱给我”。被告：“我又没有欠你的钱，你说一次又一次。你如果没钱可以等我有钱了给你一点，你如果这样说那你随便”。被告：“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为了维护我的权益，我只能申请法律保护”。原告：“既然你那么确定，那好吧，一切交给法律”。被告：“好的，你非要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你现在逼我嫁给你，要不问我要钱，我又没有问你借钱，我又没钱，给你什么”。原告：“这么多年的感情，我对你有信心，但你现在这样，我们聊不下去了”。被告：“毕竟认识这么久，如果你缺钱我可以想办法，哪怕我借钱，如果你要这样说你随便”。被告因宫外孕于2017年6月14日至2017年7月14日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原告还提交了被告与他人的合影证明在恋爱期间被告与他人来往，被告称照片是和原告谈恋爱之前男友一起拍摄的。本院认为，自由恋爱是幸福婚姻的前提和基础，自由恋爱的过程是双方逐渐了解和适应的过程，并为美满婚姻奠定感情基础，并非每次自由恋爱都能成就婚姻，通过一定时间的接触彼此再做出选择是男女双方的权利和自由，这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背道德，此种选择应是基于男女自由意志，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幸福与否作出的判断，而不应为物质方面的得失所累，更不应因作出选择而得到或失去物质财富。基于以上原因，原、被告双方无论谁提出分手，均不影响财产的处理。原、被告均确认原告给被告的转账属于赠与性质，但分歧在于原告认为是附条件的赠与，而被告认为赠与不附条件。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对于被告的赠与明确附有条件，亦未能证明该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原告长期、多次为维系双方的感情主动提出向被告赠与财物，并非短期内为缔结婚约赠与大额财物，被告也曾赠与原告财物，且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表示不需要被告还款。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赠与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9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计2995元，由原告王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  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田怡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