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129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邹廷婷，女，1984年1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来富，男，1977年1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丽，贵州联通（关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工商银行**。负责人：杨雪松，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天伦，男，1970年3月16日生，汉族，云南宣威市人，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西宁街道环东路夏丽芬私宅负责人：孙镜涛，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邹廷婷、魏来富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张天伦、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财保宣威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廷婷、魏来富上诉请求：改判邹廷婷、魏来富不承担责任；本案上诉人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被上诉人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超越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损害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的处分权，违反法律规定。2.一审混淆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请求权基础来源于我方授权形成的追偿权，如我方按判决向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支付款项，则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请求数额发生改变、诉请也因此改变；其次，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的追偿权与张天伦已经支付的款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车辆因张天伦的侵权行为受损，经修理后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支付了修理费，经上诉人授权已取得向张天伦追偿的权利。而上诉人未收取保险公司任何费用，故没有向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最后，被上诉人张天伦虽向上诉人支付了80000元赔偿款，但该款项与本案追偿权无关，应属于合同纠纷，如张天伦赔偿后有异议，应另案向上诉人主张。虽然案外人邹廷辉与被上诉人张天伦在交警部门达成协议，明确张天伦承担的赔偿为贵Ｇ×××**号车损坏修复费用等损失，但基于该车系上诉人购买的新车，本案事故还存在折旧费、误工费等损失，双方在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当然还可另行约定赔偿事宜。且2018年10月5日出具的《赔偿证明》再次对80000元赔偿进行了说明及追认，一审将80000元认定为修车费错误。各被上诉人二审均未答辩。原审原告天安财保安顺中心支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张天伦、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赔偿原告先行赔付贵Ｇ×××**号车辆损失款合计175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07月29日16时06分许,被告张天伦驾驶云Ｄ×××**号小型轿车,沿沪昆高速公路由昆明往贵阳方向行驶，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1953ＫＭ﹢310Ｍ处时,由于操作不当与邹庭辉驾驶车牌号为贵Ｇ×××**号小型越野车发生碰撞,造成云Ｄ×××**号车乘车人张博颖轻微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30日经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二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天伦负事故全部责任,邹庭辉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因贵Ｇ×××**号小型越野车在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车损险（保险限额为1806896元）。第三人邹廷婷作为贵Ｇ×××**号小型越野车的车主，基于保险合同约定向原告提出索赔申请,2018年9月20日经过原告及车辆维修方定损，确认贵Ｇ×××**号小型越野车的损失为175000元。车辆维修后，原告作为保险人已向贵州通源捷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该款。2018年9月28日第三人邹廷婷向原告出具了《“代位求偿权”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并将索赔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先行赔偿第三人的车辆损失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因原告的损失一直未能全部得到赔偿，故诉至本院，对部分损失提出诉请。同时查明，被告张天伦驾驶云Ｄ×××**号小型轿车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另查明，事故发生后次日，被告张天伦与贵Ｇ×××**号小型越野车的驾驶员邹庭辉双方协商达成赔偿事宜。2018年7月30日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被告张天伦与驾驶员邹庭辉达成调解协议：“经双方共同请求调解达成一致：张天伦承担云Ｄ×××**号车乘车人张博颖医疗费用、贵Ｇ×××**、云Ｄ×××**号车损坏修复费用、施救费用、路产损失费用，就此结案”。2018年7月31日和2018年8月1日被告张天伦分别向第三人邹廷婷的丈夫魏来富的账户转账70000元和10088元，共计人民币80088元。附加信息中备注用途为“汽车赔款”和“赔偿车款”。2018年10月5日第三人找到被告张天伦要求其出具《赔偿证明》，该证明载明“本人张天伦，男，48岁，云南宣威宝山人，在2018年7月29日驾驶云Ｄ×××**号海马车在前往贵阳的路上，追尾撞上车牌号为贵Ｇ×××**号揽胜路虎新车。车主邹廷婷，女，安顺人，这起交通事故造成路虎尾部严重受损。交警认定我负全责，后经商议，邹廷婷及家人考虑到张天伦经济条件困难，同意张天伦赔偿邹廷婷车损折旧费、交务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大写捌万元整（￥80000）。”。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为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的保险车辆受到损坏后，原告对被保险人进行理赔，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张天伦驾驶云Ｄ×××**号车辆，由于操作不当与邹庭辉驾驶车牌号为贵Ｇ×××**号车发生碰撞,造成云Ｄ×××**号乘车人张博颖轻微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被告张天伦承担全责，依法应向贵Ｇ×××**号车辆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7月30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明确被告张天伦承担贵Ｇ×××**车损坏修复费用、施救费用、路产损失费用，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7月31日和2018年8月1日被告张天伦向第三人邹廷婷的丈夫魏来富的账户支付了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0088元。且备注用途为“汽车赔款”和“赔偿车款”，可以认定该款系贵Ｇ×××**车辆的修复费用。事后，第三人邹廷婷作为贵Ｇ×××**号车的车主，基于保险合同约定向原告提出索赔申请,2018年9月20日经过定损维修，确认贵Ｇ×××**号小型越野车的损失为175000元。原告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已于2018年9月28日向案外人邹廷婷理赔175000元，并取得了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张天伦驾驶云Ｄ×××**号车在被告大地财保宣威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按照不分责不分项的原则，被告大地财保宣威支公司负有在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直接赔付的义务。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53000元虽应由被告张天伦承担，但因被告张天伦已支付的车辆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0088元，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该款应由第三人直接支付给原告。余款27088元系是否返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诉讼范围，被告可另案向第三人主张权利。被告张天伦辩称自己已经跟车主方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履行完毕，原告不具备代为求偿权的理由，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被告张天伦与驾驶员邹庭辉达成调解协议明确被告张天伦承担的赔偿为贵Ｇ×××**车损坏修复费用等损失，并未约定损失的赔偿金额。被告张天伦虽然支付了第三人的贵Ｇ×××**车的赔偿款共计80088元，但是否足以承担该车辆的全部损失费用并不明确，故其理由不予支持。第三人邹廷婷、魏来富述称张天伦赔偿8万元，是折旧费，不是车辆直接损失的理由，根据双方在交警部门达成协议，并支付赔偿款的情况，第三人在取得被告支付的车辆维修赔偿款后，又向原告申请支付车辆维修费用，又于2018年10月5日要求被告张天伦出具的《赔偿证明》用于证实费用为折旧等费用，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第三人邹廷婷、魏来富从被告张天伦处所取得的赔偿款应系车辆修复赔偿款而不是折旧费用，故第三人应根据判决明确的范围内支付给原告。被告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不到庭参加诉讼，自动放弃权利，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云Ｄ×××**号车辆所投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限额内支付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代为赔偿的车辆损失人民币122000元。二、第三人邹廷婷、魏来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支付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代为赔偿的车辆损失人民币的损失人民币53000元。三、驳回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对被告张天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900元，由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公司负担1370元，第三人邹廷婷、魏来富负担530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和第三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不再向人民法院办理退费手续。二审各方当事人均为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支付责任。本院认为，从程序上看，一审被告张天伦申请追加邹廷婷、魏来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为减轻诉累，认为张天伦已向邹廷婷、魏来富赔偿80088元，该款为修车款，应从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向邹廷婷、魏来富代偿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但一审虽未向原审原告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释明，存在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案涉事故发生后，结合2018年7月30日在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载明的内容，及2018年7月31日和2018年8月1日被上诉人张天伦向上诉人魏来富的账户支付了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0088元，且备注用途为“汽车赔款”和“赔偿车款”，可以认定，张天伦赔偿的80088元为车辆损失赔偿。根据案涉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合意，张天伦赔偿车损相关费用后，就此结案；张天伦按照约定赔偿邹廷婷、魏来富车辆损失80088元，邹廷婷、魏来富因此丧失向张天伦主张其他赔偿的权利，天安财保安顺中心支公司亦丧失对张天伦的追偿权。邹廷婷、魏来富收到张天伦的赔偿后，未如实告知天安财保安顺中心支公司，导致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向其赔偿保险金后无法对张天伦进行追偿，天安财保安顺中心支公司可以依法向邹廷婷、魏来富主张权利，即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由邹廷婷、魏来富自行承担。一审判决大地财保宣威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2000元，大地财保宣威支公司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本院不再审查。上诉人邹廷婷、魏来富主张张天伦赔偿的80088元系车辆折旧损失、误工费等损失，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损失，且上诉人主张张天伦出具的《赔偿证明》系在支付赔偿款及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理赔后出具，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关于其不应支付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53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3980元，由上诉人邹廷婷、魏来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颂审判员 黄光美审判员 朱俊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杨韵书记员王杰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