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初384号 原告李明宇，男，197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被告（原行政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法定代表人殷兴山，行长。 委托代理人朱家毅，该行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议机关）中国人民银行，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div> 法定代表人易纲，行长。 委托代理人韩冰，该行工作人员。 李明宇诉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简称杭州支行）金融行政受理暨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政复议案，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并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5月21日，杭州支行作出2020年5号《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告知李明宇：我行于2020年5月14日收到你的《针对编号×××14、×××18答复意见书的继续举报》。鉴于我行已于2019年11月18日、2020年3月18日和2020年3月30日依法就相关举报事项进行了答复，你此次举报提供的材料未包含新事实、新证据、新线索，我行决定不予受理。李明宇不服复议，2020年7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银）复决字〔2020〕第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杭州支行作出的《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 原告李明宇诉称：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卡（尾号7612）于2015年9月22日首次通过连连支付绑卡在草根投资平台（即浙江草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草根公司），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4269）于2015年3月10日首次通过连连支付绑卡在草根公司，随后两张卡在没有原告授权的情况下，通过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宝付公司）、富友、网易、Ｃｈｉｎａｐａｙ、中金支付等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绑定在草根公司和中阜投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阜公司）平台。原告向杭州支行举报此事，杭州支行答复虽然认定原告两个开户行在首次交易时未取得本人直接授权，但认定原告主动提供给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个人信息，有绑卡意愿，这不是事实。宝付公司等第三方支付公司并非杭州支行的监管对象，在其×××03号和×××14号答复中，均认定本人在平台操作，提供给宝付公司个人信息，说原告未提出异议，因为原告根本不知情，如何提出异议？原告发现在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绑上操作时，原告银行卡均有一笔支出。原告向杭州支行电话沟通此事后，在×××18号答复中，杭州支行在认定原告提供给第三方支付公司个人信息的内容后面，增加了一句“如果你认为上述过程是在你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通过盗取你个人信息完成的，此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建议你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说明杭州支行也不能确认是原告提供给第三方支付公司个人信息是否为事实。原告针对宝付公司获取原告个人信息问题，询问了宝付支付的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得到了ＪＢ-883、ＪＢ-980号答复，答复中称是草根公司和中阜公司提供给宝付公司原告的个人信息，至于是否涉嫌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个人信息，建议我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原告于2020年4月14日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玉泉派出所报案，宝付公司在未获取本人授权的情况下，违规绑卡，私自划扣原告资金，已经被公安机关受理，目前正处于侦查阶段。原告于2020年5月14日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ＪＢ-883、ＪＢ-980号答复以及原告在宝付支付私自绑上时对应的银行卡流水提供给杭州支行，但是杭州支行以未提供新事实、新证据、新线索为由决定不予受理。事实上原告提供的ＪＢ-883、ＪＢ-980号答复足以证明不是原告提供给宝付公司个人信息。原告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复议，对杭州支行捏造事实，诽谤原告主动提供给第三方支付公司个人信息，有意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建立业务关系，为原告开户行未直接获取原告授权的责任进行开脱，掩盖宝付公司盗取原告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2020年8月1日原告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银）复决字〔2020〕第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杭州支行作出的《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原告认为，杭州支行×××03、×××14和×××18号答复存在捏造事实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维持《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是不合理的。特此起诉，请求：1.撤销杭州支行作出的2020年5号《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要求杭州支行更改×××03、×××14和×××18号答复中关于第三方支付公司如何获取原告个人信息的答复内容。2.撤销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银）复决字〔2020〕第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杭州支行辩称：一、就原告举报所涉答辩人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答辩人已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原告多次作出书面答复，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2019年7月22日，原告举报中国工商银行浙大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玉泉支行与宝付公司违规建立业务关联。答辩人受理后，就该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在核查基础上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举报答复意见书》（编号×××03），于同年11月20日邮寄送达原告。2019年11月15日，原告又举报中国工商银行浙大支行银行卡55笔和中国农业银行玉泉支行银行卡11笔流水被宝付公司和中金支付四川分公司在原告未授权的情况下以代收业务的方式扣到了中阜公司在宝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上，答辩人就该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举报答复意见书》（编号×××14），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2019年12月3日，原告再次举报两家银行通过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违规与草根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答辩人就该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于2010年3月30日作出《举报答复意见书》（编号×××18），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因此，就原告多次书面举报中涉及答辩人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答辩人已在调查、核实及处理的基础上对原告多次作出书面答复，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不存在任何怠于履职的情形。 二、原告本次提交的《针对编号×××14、×××18答复意见书的继续举报》其实质系对前三次举报答复的异议，并不包含新的举报事项、答辩人对此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2020年5月14日，答辩人收到原告当面提交的《针对编号×××14、×××18答复意见书的继续举报》（简称《继续举报》），在该份举报中，原告对答辩人此前三次作出的举报答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调查请求，答辩人也当场就相关内容向原告进行了解释说明。答辩人认为，原告本次提交的《继续举报》其实质系对前三次举报答复的异议，并不包含新的举报事项。答辩人此前作出的《举报答复意见书》（编号×××03）对《继续举报》中第5、8、9、10点提及的对两银行账户与宝付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描述并认定两银行存在未直接获取原告授权的问题作出答复；《举报答复意见书》（编号×××14）对《继续举报》中的第4、6、7点提及的业务类型问题不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银发〔2017〕281号）有关代收业务的规定，第9点提及的中阜公司与宝付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浙大支行的业务关系以及第12点提及的绑卡相关内容已作出答复；《举报答复意见书》（编号×××18）对《继续举报》中第11点关于后续支付验证问题以及第3、4、6、7点关于宝付公司短信验证码和授权签约文书等内容也均已作出答复。《继续举报》中提出的第1、2项内容属于咨询事项，答辩人对上述咨询事项答复与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据此，因原告的《继续举报》未涉及对新的违法行为的举报，也未包含新事实、新证据、新线索，答辩人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并于2020年5月22日邮寄送达原告。 三、答辩人作出的《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对原告实体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原告本次提交的《继续举报》，实质系对前三次举报答复的异议。在《继续举报》中，原告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均属于问询和质疑，不涉及对新违法行为的举报。对原告在《继续举报》中提及的相关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违规建立业务关系，在未授权情形下扣划资金等事项，答辩人在此前作出的三次书面答复中均已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作出认定处理，并已充分告知原告。因此，答辩人此次作出的《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既不属于怠于履职的情形，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也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对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以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综上，答辩人就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已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对原告多次作出书面答复，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告提交的《继续举报》系对前三次举报答复的异议，并不包含新的举报事项；答辩人对此作出不予受理举报决定并无不当，该决定也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据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辩称：答辩人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通过梳理比对原告李明宇的多次举报和被告杭州支行的相应答复可知，2019年11月18日、2020年3月18日、2020年3月30日，杭州支行分别作出编号×××03、×××14、×××18的《举报答复意见书》各一份，就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实体性答复处理。此次，原告向杭州支行提交《针对编号×××14、×××18答复意见书的继续举报》，需要注意的是，该份举报并非规范的履职申请，没有清楚列出请求事项，而从其内容和材料来看主要是对此前举报事项的重复，同时夹杂着对此前三份答复的质疑。杭州支行在梳理比对原告举报事项和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不予受理举报决定书》，性质上系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在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诉讼受理条件的情况下，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明宇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李明宇。 原告李明宇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秦 方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王银江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卢姗姗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