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辖终1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法定代表人：李旭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黑虎泉西路**。法定代表人：葛宇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苗，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旭亮，男，196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原审被告：温琦，女，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原审第三人：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中粮福临门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吴浩军。上诉人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勤上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浦发济南分行）、原审被告李旭亮、温琦及原审第三人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信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京02民初153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浦发济南分行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东莞勤上公司向浦发济南分行支付回购固定价款10.5亿元，及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溢价款（以10.5亿元为基数，按年化7.26%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20日为154577500元）；2.判令东莞勤上公司以其出质的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勤上股份；股票代码：002638）233000000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浦发济南分行就该股票折价、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上述第1项诉请范围内优先受偿；3.判令李旭亮、温琦就东莞勤上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4日，浦发济南分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出资10.5亿元，案外人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金融公司）作为劣后级委托人出资4亿元，以中粮信托公司为通道，与东莞勤上公司开展股票收益权转让与回购交易业务。根据浦发济南分行、山东金融公司分别与中粮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的约定，中粮信托公司仅根据委托人的书面指令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且完全依据委托人指定的版本和内容与融资人和担保人签订融资合同和担保合同。其中，浦发济南分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的年化收益率为5.14%，山东金融公司作为劣后级委托人的年化收益率为12%。同日，中粮信托公司依据指令，与东莞勤上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与李旭亮、温琦签订《保证合同》。该等合同约定，东莞勤上公司以其持有的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33000000股提供质押担保，通过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交易融资14.5亿元，回购期限为12个月，期内融资利率为7.054%；李旭亮、温琦为东莞勤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质押股票于2016年10月27日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登记的质权人为中粮信托公司。2017年10月27日，浦发济南分行、山东金融公司分别与中粮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补充协议》，指令中粮信托公司就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交易展期一年，回购期限变更为24个月。展期期间，浦发济南分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的年化收益率变更为7.26%，山东金融公司作为劣后级委托人的年化收益率变更为15.01%。同日，中粮信托公司依据指令，与东莞勤上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补充协议》《股票质押合同补充协议》，与李旭亮、温琦签订《保证合同补充协议》。该等补充协议约定，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交易展期一年，回购期限变更为24个月，展期期间融资利率变更为9.91%；李旭亮、温琦继续为东莞勤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期间，东莞勤上公司自2018年3月21日起欠付期内融资利息（溢价款），在2018年10月27日回购期限届满后未支付回购价款，已构成严重违约。此外，质押股票于2018年10月19日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东莞勤上公司和李旭亮于2019年初因犯行贿罪被广东省肇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在此情况下，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交易出现重大风险，浦发济南分行曾多次通过书面指令的形式，以及召开受益人大会的方式，要求中粮信托公司履行受托人职责，针对东莞勤上公司和李旭亮、温琦进行司法追索，针对质押股票进行司法处置，但中粮信托公司均未履行。浦发济南分行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中粮信托公司订立的合同，中粮信托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中粮信托公司，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中粮信托公司的除外。中粮信托公司与东莞勤上公司以及李旭亮、温琦签订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均直接约束浦发济南分行和东莞勤上公司以及李旭亮、温琦。理由如下：首先，浦发济南分行与中粮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明确约定，信托项下的资金用途均系由委托人指定，交易对手及交易结构均系由委托人指定及设计，受托人仅根据委托人的书面指令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且受托人完全依据委托人指定的版本和内容与融资人和担保人签订融资合同和担保合同。因此，中粮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系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中粮信托公司订立合同。其次，东莞勤上公司与中粮信托公司签订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已载明，中粮信托公司系代表“中粮信托-勤上光电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东莞勤上公司提供融资，故此，东莞勤上公司知道中粮信托公司与浦发济南分行之间的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李旭亮及其配偶温琦作为东莞勤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此亦应知晓。综上所述，浦发济南分行在中粮信托公司未执行浦发济南分行的指令履行受托人义务导致浦发济南分行丧失其他救济途径的情形下，有权直接向东莞勤上公司及李旭亮、温琦进行追索，并有权对质押股票在诉请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其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当移送给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理由如下：一、适用约定管辖的前提是双方之间有签订合同并约定了纠纷管辖法院，但在本案中，浦发济南分行与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并未签订合同。虽然浦发济南分行与第三人中粮信托公司签订了《信托合同》，但浦发济南分行并未依据《信托合同》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依据合同的相对性，《信托合同》的约定管辖条款也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法院，即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浦发济南分行主张的隐名代理能否成立、第三人中粮信托公司与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签订的合同能否直接约束浦发济南分行和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这些问题需要法院开庭实质审理后才能认定。如果法院在立案阶段就直接认定隐名代理成立并据此行使对案件的管辖权，则违反了《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立案阶段法院仅进行形式审查的相关规定，对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是不公平的。三、浦发济南分行主张的隐名代理并不能成立，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与中粮信托公司签订的系列合同及约定管辖条款并不直接约束浦发济南分行与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1.《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只是在抬头处乙方（受让方）中粮信托公司名称后面用括号备注“代表‘中粮信托-勤上光电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未披露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认购人），浦发济南分行在起诉状中直接据此认定东莞勤上公司是知道第三人中粮信托公司与浦发济南分行之间的受托人与委托人关系不合逻辑，进而主张李旭亮和温琦对此也知晓更是没有依据。2.浦发济南分行在起诉状中将信托关系曲解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隐名代理是错误的。（1）信托当事人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而委托代理当事人只涉及委托人和受托人两方，二者有本质区别。（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三条，信托财产既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也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信托财产的收益属于受益人，这与委托代理关系中财产和收益都属委托人所有是有本质区别的。（3）案涉信托属于营业信托，开展相关业务需要金融监管部门颁发专门的金融牌照，如果可以随便把信托解释为隐名代理，则会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严重影响金融秩序。浦发济南分行答辩称，不同意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及理由。《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直接约束浦发济南分行和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各方应当遵守其中关于管辖的约定。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浦发济南分行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认为中粮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浦发济南分行作为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以自身名义与东莞勤上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上述合同直接约束浦发济南分行和东莞勤上公司。据此，结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依据当事人签订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确定管辖法院。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和纠纷，甲乙双方应先协商解决；不能协商或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在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因《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签署页载明合同签署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符合地域管辖的规定。结合本案标的超过5000万元、且未超过50亿元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并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东莞勤上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20）京02民初153号民事裁定；2.将本案移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故意将信托法律关系与隐名代理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借此主张第三人中粮信托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直接约束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并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予以详细的反驳，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对此不作任何分析说理，直接按照被上诉人的观点作出裁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和第三条，信托当事人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而委托代理当事人只涉及委托人和受托人两方，二者有本质区别。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三条，信托财产既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也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信托财产的收益属于受益人，这与委托代理关系中财产和收益都属于委托人所有是有本质区别的。本案中，案涉信托财产来源于被上诉人浦发济南分行和案外人山东金融公司的认购，认购完成后，相关信托财产则不再属于任何一个认购人（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运营管理及就此向第三方主张权利，只能由受托方中粮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财产的管理人来行使，信托财产委托人，即使同时也是受益人，即使委托人和受益人均一致同意，也无权行使，某一委托人或受益人更是无权对事关整个信托财产的事项单独向第三方主张权利。3.案涉信托属于营业信托，开展相关业务需要国家颁发专门的金融牌照，如果可以随便把信托解释为隐名代理，则会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严重影响国家金融秩序。二、确定管辖法院事实上属于立案阶段的工作，根据《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立案阶段法院仅对案件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对案件争议进行实质审查。一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隐名代理成立、第三人中粮信托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可以直接约束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据此认为一审法院有管辖权，属于典型的实质审查。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浦发济南分行认为中粮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浦发济南分行作为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以自身名义与东莞勤上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合同纠纷将东莞勤上公司、李旭亮、温琦诉至一审法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首页载明甲方（东莞勤上公司）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成立的公司；乙方（中粮信托公司）为经有权机构批准并有效存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依据编号为2016中粮集字第[090]号-1的《中粮信托-勤上光电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设立了“中粮信托-勤上光电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期限为12个月。除此之外，2017年10月27日，东莞勤上公司与中粮信托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补充协议》首页载明优先级受益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和劣后级受益人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分别于中粮信托公司签署了编号为2016中粮集字第[090]号-1的《中粮信托-勤上光电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于2017年10月27日分别与中粮信托公司签署了编号为[2016中粮集字第090号-1-补充001]的《中粮信托-勤上光电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协议》……根据现有证据，可以初步证明《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束浦发济南分行和东莞勤上公司，本案应依据《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和纠纷，甲乙双方应先协商解决；不能协商或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在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因《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签署页载明的合同签署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符合地域管辖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规定，北京市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50亿元以下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北京市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系合同纠纷，除原审第三人中粮信托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辖区内，其他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市辖区外，且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未超过50亿元，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上诉人东莞勤上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史晓亮审 判 员 谷 升审 判 员 曹玉乾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范 琳书 记 员 张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