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岭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22民初2261号 原告：王笃强，男，1982年11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被告：付红超，男，1989年12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长岭县。 原告王笃强与被告付红超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笃强、被告付红超均通过互联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笃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玉米差价款550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20年6月4日，原、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为原告运输玉米，从长岭县流水镇隆信粮食收购公司运到通辽木里图梅花味精厂。约定后，被告在为原告运输玉米过程中，被告将112.68吨低价玉米充当原告指定的优质玉米运输到指定地点，由于被告的过错，该112.68吨玉米给原告造成5500元的经济损失。2020年6月初，我在长岭县流水镇隆信粮库买很多粮食，当地有很多车可以运输，由于被告付红超（车牌号3×××）、仇铁彬（车牌号4×××）把我的两车粮食拉到通辽梅花味精厂，还有一个叫张振江的是我的合伙人，张振江在长岭，告诉付红超、仇铁彬把粮食拉到梅花味精厂，张振江已经和味精厂的业务人员联系好了，他俩到味精厂应该把粮食卸到张振江名下。付红超和仇铁彬把粮食卸到张正学的名下了，张正学也是味精厂的供应商之一。卸错粮食我和合伙人当时也不知道，司机卸货之后把味精厂的检斤单和过秤单加行车证统一发给张振江，张振江看见单子就把运费付完了。过了10天左右，和味精厂对账，发现缺两车货款，在张正学的名下找到了。张正学和味精厂签订的订单单价是2020元/吨的合同，我与味精厂签订的合同是2050元/吨的价格，所以受到了损失，张正学按照每吨2020的价格给我支付的货款，每吨损失30元。由于我们与味精厂签订的合同是有重量的要求的，后来我又高价买了两车粮食卖给味精厂。仇铁彬和付红超两车粮食共112.68吨×差价30元＝3380.4元。因为我和厂子签订的合同少两车粮食，我从其他处买两车粮食，我多花费112.68吨×25＝2817元，所以我的损失是2817+3380.4＝6197.4，我只主张5500元损失。 被告付红超辩称，2020年6月4日，因为原来其他人曾和原告合作过，给原告拉的粮食，告诉我原告应该还用车拉粮食，我到粮库联系的原告，我和原告也没有具体谈价，从流水镇拉粮食到通辽梅花味精厂，距离相同，价格也一样，原告和另外几个人在场，我说给拉粮食，他就让我装粮食，车都是直达的，两台车一起去的，我车牌号是吉J**×××，还有一台车牌号我记不清楚的车，我们一起运输的粮食，这两台车都是运输的原告的粮食，都是运输到同一个地点。运费钱原告已经支付给我。送完粮食之后10天左右，原告告诉我粮食卸错了。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粮款没有经过我手，这笔钱和我没有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本案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一组证据：①我和味精厂沟通，味精厂工作人员给我拍的检斤单照片（黄线表格），上面是张正学的名字，卸货卸到张正学名下（55.82吨）；②付红超在流水装车的时候的照片；③仇铁彬在流水装货的时候，我们照的照片；④卸货时味精厂给我发的照片，照片前部分看不清，是付红超给我发的（包括仇铁彬的单据）；⑤付红超发给我的味精厂的过秤单和检斤单，因为付红超拍的不清楚，我认为是故意的，这样让张振江误认是我们的粮食，就把运费支付了；⑥流水镇买粮食的时候隆信粮库的出库单；⑦粉联（流水检斤）和黄联（通辽检斤）的上面是付红超的名字，看见这两个就把运费给付了；⑧在流水装粮的检斤单；⑨仇铁彬在流水镇装粮食的照片；⑩我们在味精厂的合同价格表照片一张（价格是2050）证实单价是2050元。付红超运输的这批粮食在梅花味精厂是张振江名义签订的合同，关于付红超运输的这批粮食是我在隆信公司签订的合同，出库单是张振江的名字。我与张振江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我们三人没有书面合伙协议，运费是我提前预支给张振江，用于张振江支付运费，粮款和合伙的钱在我账户放着。与付红超谈运输情况时，我和高磊两个人在场，张振江不在，我就让被告付红超运输了。过后我告诉张振江了，我与高磊、张振江三人有微信群，我们通过微信群联系，谁拍完照片都发到群里，由张振江进行统计后付运费。这次付红超运输走的时候，张振江提前没有和味精厂工作人员联系，我和高磊再三告诉付红超到味精厂说张振江的名字，别说错了。我与味精厂有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发司机的检斤单和行车证的照片，味精厂的工作人员就能看见，就找到今天去车了。付红超运输这次照片是高磊发到味精厂的群里的，装货、隆信检斤之后就发照片了。我与高磊多次叮嘱被告到味精厂说张振江的名字，但是没有证据。 被告质证认为，①对这个单据没有意见；②没有意见，是我的照片；③没有意见；④这个不是我拍的照片；⑤不知道真假，没有经过我；⑥不经过我手，我不知道，承运人签字是我签字，就是运输的意思，没仔细看；⑦没有意见，是我的车结算运费用的；⑧没有意见；⑨不是我车，是仇铁彬的车；⑩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不知道真假。我去找运输活的时候王笃强和高磊都在场，张振江没在场，我说拉粮食，他俩就让我拉粮食了。运费是张振江付的。我和仇铁彬不是合伙关系，就是认识，一起找的活。是张振江把运费统一支付给我之后，我把运费转给仇铁彬的，我与仇铁彬之间不涉及分红及利润的问题。我在厂子交粮食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登记谁的名字，我和工作人员说姓张的粮食，就有人给我登记了，我就把检斤的照片发给张振江，张振江没有提出异议就把运费支付给我了。王笃强就说送到味精厂，在我印象里面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张振江，我说是，王笃强和高磊没有叮嘱我到味精厂说谁的名字。我的运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货款不经过我手，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张振江，我说是张振江，我不存在过错。 原告王笃强提供的录音光盘，录音是我和高磊分别给付红超打电话的录音，我的手机号码是151646×××、1370482×××高磊的手机号码是1379626×××。可以证实货主的名字写错了。原告质证无异议。被告质证认为，录音是原告和高磊给我打电话的录音，通话的录音都是真实的，货主名字写错是事实，但是不是我故意写错的。 法庭依被告付红超申请于2020年10月19日调取梅花味精厂王祥的询问笔录。原告质证无异议。我们看见梅花味精厂的过秤单之后就给结算运费，根据单子核对重量和货主姓名，因为掉重量是需要扣除部分运费的。王祥所说的3天核对时间，3天之后打款均属实，我之前也有一次写错货主的事情，是司机卸货卸错了，经味精厂协调之后把货款要回来的。这次货主写错，味精厂把货款打到错误的货主账户，付红超答应帮忙把货款要回来，我们就没有找味精厂协调此事。因为付红超答应帮忙追回货款，我们就没向味精厂主张权利，就是放弃对味精厂追回差价款的权利了。由张振江负责核对单据，运费已经支付完了。我认为差价款是付红超造成的，应该由付红超负责。被告质证无异议，登记货主的名字错误，我也把货款给要回了，我不应该承担责任。我只能负责帮忙协调追回货款。关于运输合同我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应该我负责原告造成的损失，货款错了原告应该找公司。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笃强与张振江、高磊系合伙关系，张振江与通辽梅花味精厂签订的玉米销售合同单价为2050元/吨。张正学亦为该厂的供货商，其签订的合同单价为2020元/吨。2020年6月4日，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由被告付红超及仇铁彬分别驾驶两辆货车为原告王笃强向通辽梅花味精厂运输玉米，交货合同货主名字应为张振江。2020年6月6日13时许，被告付红超及仇铁彬分别驾驶吉J**×××号、吉J**×××号货车将55.82吨、56.76吨玉米送至味精厂，错将货主名字登记为张正学，货款打入张正学账户。张振江将两车运费全部结清。后在王笃强的要求下，付红超与张正学沟通，货款已全部转回张振江账户。现原告诉讼来院，要求被告付红超给付玉米差价款55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不同意给付此款。 本院认为，原告王笃强代表合伙人雇佣被告付红超运输玉米，双方成立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履行了安全运输货物到达指定地点的义务，原告履行了给付运费的义务，该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方称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受到了损失，即因报错货主导致合同单价不同，从而总货款出现差价。原告在庭审中承认，核对单据的工作由合伙人张振江执行，即核对信息义务由原告方负责。被告在送完货后及时将味精厂登记单据拍照发给原告方，原告方及其合伙人未能及时发现错误。味精厂业务人员亦证实，收货后三天时间为货主核对单据信息的时间，如发现错误厂里负责追回货款并重新发放，即出现登记错误有补救措施。原告方发现错误后放弃向味精厂主张权利，只要求追回张正学的货款，未采取上述补救措施。原告认为该损失应由被告付红超承担，但未就该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笃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孟 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