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44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1，女，201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闽清县。 法定代理人：林某2，男，198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闽清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9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闽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突梅，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台江医院，住所地福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 法定代表人：林国雄，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坚，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某1因与上诉人福州台江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3民初1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比例过低，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害后果承担完全责任。上诉人出生时为巨大儿，上诉人母亲李某孕期在被上诉人处进行三次产检以及相关产前检查，均未被发现异常，被误诊为正常体重的胎儿，以致于在产前告知书中未能告知上诉人母亲李某巨大儿在分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未能预见巨大儿可能出现难产的风险，以致于在产时出现肩难产后的助娩过程中造成上诉人左臂丛神经损伤的严重损害后果。上诉人的损害后果完全是由被上诉人误诊误治行为导致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完全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比例明显过低。二、一审法院结合原鉴定意见作出裁判，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书第4页对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及诉讼请求认定中，关于“鉴定问题”的认定提出，“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福州台江医院产前未明确为巨大胎儿存在瑕疵。对造成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责任为轻微原因。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福州台江医院在本次李某分娩过程中存在误诊的过错，该过错与其分娩的新生儿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为85%。综合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结论，案件事实及在案证据，本院酌定由被告对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50%比例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四款的规定，“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本案原鉴定意见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综合两份鉴定意见书进行裁判的做法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以及案件事实进行裁判。三、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低，且按责任比例计算错误。 福州台江医院辩称：林某1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不应对林某1臂丛神经损伤承担责任。林某1臂丛神经损伤是因其为巨大儿，在分娩过程中由于产伤造成，这是难以避免的。而胎儿在母体中是无法确诊为巨大儿的，这是医学常识即属于现代医学技术无法避免的结果，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这一内容在答辩人的《上诉状》中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林某1在《上诉状》中称林某1“出生时为巨大儿……被误诊为正常体重的胎儿”，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持相同观点。但无论是在林某1的《上诉状》中还是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对胎儿在母体中时如何确诊为巨大儿这个问题，都没有正面回答，甚至只字不提。答辩人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要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提供了教育部颁布的教材记载来证明“胎儿在母体中是无法确诊为巨大儿”这一结论，这是目前医学界的通说。答辩人理解林某1因没有从事医疗行业，对这一知识不了解；但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却缺乏必要的谨慎，盲目作出答辩人存在“误诊”的结论，既误导了林某1也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其本质即是破坏司法的公平。所以答辩人请求不予采纳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二、答辩人也认为“一审法院结合原鉴定意见作出裁判”不妥当，一审法院应当直接采纳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作出判决。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存在启动程序违法及鉴定意见缺乏依据的问题，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这一内容在答辩人的《上诉状》中亦已详细论述，不再赘述。有必要说明，答辩人之所以认可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并不意味着答辩人自认过错，而是出于社会和谐的考虑，希望林某1获得相应的补偿并尽早从繁琐的诉讼过程中脱离出来。至于林某1一方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四款的规定“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条，答辩人认为，这要在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不违法、鉴定依据充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倘若重新鉴定启动程序违法、鉴定依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重新鉴定的意见还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这显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的本意和立法目的。再则，鉴定意见只有提供法庭参考的材料，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不完全按照鉴定结论进行判决，程序上也并无不当。三、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林某1一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是过高的，这一点在答辩人的《上诉状》中也进行了阐述，不再赘述。林某1称精神抚慰金过低，亦未阐述理由和依据，答辩人无从答辩。至于一审法院按责任比例计算的问题，一审时林某1认为答辩人要承担100%的责任，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林某1的观点，从而在判决书中表述一审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法，此举在程序上也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林某1上诉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福州台江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并核减相应的赔偿金额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属于证据不足，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为“综合两份鉴定意见书结论，案件事实及在案证据，本院酌定由被告（即上诉人）对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50%比例的赔偿责任”。这一认定存在程序法上的错误。（一）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下简称“正中所”）作出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的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有相应的资质、鉴定依据较充分，其认定上诉人承担“轻微责任”应作为本案认定责任比例的唯一证据。（二）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作出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下简称南方《鉴定意见》）对过错和因果关系事项鉴定存在启动程序违法及鉴定依据不足的情形，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分述如下：第一，一审法院决定由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过错和因果关系事项重新鉴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启动重新鉴定的几种条件，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作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重新鉴定的情形，所以本案由启动南方鉴定中心对本案事项重新鉴定，本身不具有合法性。第二，南方《鉴定意见》认定上诉人有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鉴定依据明显不足。首先，该《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但并没有指出上诉人违反了什么规定。《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司法解释》）在专门性问题鉴定过程中认定医方的过错及依据作了如下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上述规定指出，认定医方过错并不能仅凭鉴定人主观好恶或主观感受来认定，而要明确医方具体违反的是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有关诊疗规范的哪一种规定。南方《鉴定意见》通篇没有引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规定，仅写一句“过错是客观存在的”，显然鉴定依据不足。其次，南方《鉴定意见》称上诉人没有诊断李某要分娩的胎儿为巨大儿“存在误诊的过错”，这一结论没有鉴定依据。上诉人没有诊断李某要分娩的胎儿为巨大儿属于“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情形，上诉人没有过错。胎儿在母体子宫中，目前的全世界的医疗水平及仪器设备都无法精准地诊断胎儿的重量。在《妇产科学》（第八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十二五”规划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116页和《妇产科学》第九版第138页，就说明“目前尚无方法准确预测胎儿大小，通过病史、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可以初步判断，但巨大胎儿需待出生后方能确诊”。误诊是以能确诊为前提，能确诊而没有正确诊断才是误诊。没出生前的胎儿不能确诊为巨大儿，这是医学界的共识，这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三项“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的免责任情形。南方《鉴定意见》如认为能确诊，就应该写出确诊的方法和依据，但在这份《鉴定意见》里却没有任何记载。目前通常只能通过测量孕妇的腹围和宫高以及超声波检测胎儿的双顶径、股骨长度及胎儿腹围来预测。1、李某待产入院时检查测得产妇腹围99ｃｍ，宫高35ｃｍ，该数据不足以判断患方（林某1）为巨大胎儿。根据第8版《妇产科学》第十三章第二节第三点《胎儿成熟度检查》中预测胎儿体重公式为：腹围（ｃｍ）×宫高（ｃｍ）＋200。据经公式换算：该胎儿体重预估为3665ｇ，即小于4000ｇ，而胎儿体重≥4000ｇ视为巨大胎儿。所以胎儿不能被判断为巨大胎儿。2、李某产前超声检查胎儿得到：胎儿双顶径为9.4ｃｍ，股骨长7.0ｃｎ，腹围35.2ｃｍ，亦不能得出胎儿为巨大胎儿的结论。本案中临床医生根据胎儿体重的公式换算及超声检查值预估胎儿体重，均未超出巨大儿检查值范围，预估胎儿体重应＜4000ｇ，因此没有诊断胎儿为巨大儿。这一判断没有过错。由于巨大儿在出生前都无法确诊，所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出生前没有诊断其为巨大儿，也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形。最后，南方《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在助产过程中致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更没有依据。《妇产科学》（第八版）在第117页“肩难产”这一章节中记载“臂丛神经损伤最常见……多数为一过性损伤。肩难产时产妇的内在力量对胎儿不匀称的推力可能是造成臂丛神经损伤的主要原因，而非由助产造成”。上诉人在助产过程中没有暴力助产行为，这一段描述明确否定了“医方在助产过程中致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这个鉴定结论。南方《鉴定意见》也没有指出其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上诉人助产致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所以南方《鉴定意见》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南方《鉴定意见》对本案过错和因果关系等事项的鉴定不但存在启动程序违法的情形，而且也严重缺乏鉴定依据，依法不具有合法性，同样没有证明力。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达662507.72元属于事实认定有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金额应予核减。（一）关于医疗费一项。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全案的医疗费用进行用药关联性鉴定，其鉴定意见仅认定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费用“没有发现与诊疗臂丛神经损伤不合理的项目”，其没有对其他医院的治疗费用进行认定，所以不能认定被上诉人的其他医疗费与本案有关。现分述如下：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附属协和医院《出院小结》看，被上诉人在该院住院治疗的疾病众多，有“新生儿败血症、肠道感染、新生儿感染性黄疸、球结膜出血和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其中与本案有关的臂丛神经损失只是其中一项，而且在“住院经过”中也只提到“同时针对臂丛神经损失，请多科会诊协助”一语带过。从住院经过的内容看，其更多的是对被上诉人其他疾病的治疗。因此把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疗费13211.1元全部计为被上诉人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费用，明显证据不足。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附属人民医院治疗费用31675.89元，但其只提供了七张门诊票据和一张住院票据，合计才30875.83元，多余的800元属于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不应予以支持。同时，在这七张门依票据中除了2018年3月29日的票据（金额：3915元）有对应的费用清单外，其余六张门诊票据和一张住院票据既没有病历资料也没有费用清单，这些不能证明是治疗本案损伤的花费，因此也不应予以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康复医院的门诊费用8319元，其提供三张票据证明，其中有两张票据（计：582元）是没有病历资料和费用清单的，另外一张虽有费用清单但没有病历料，这些都不足以证明该费用与治疗本案损伤有关。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福州兴北方医药连销有限公司购药3432元，既没有医生的医嘱也不能证明与治疗本案病情有关，依法也不应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上海华顺医院有限公司挂号费500元，却没有见到相关的病历及治疗过程，依法也不能认定为与治疗本案损失有关联。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挂号费、治疗费2480元，为此被上诉人提供了九张票据，除了2017年12月14日两张票据及2018年1月22日一张票据上载明具体收费项目外（三张共计：770元），其余七张均没有病历和费用清单，这七张票据不能证明与治疗本案损失有关。关于被上诉人主张上海医大儿科科技服务公司的购买头部绷带费用1140元，这显然与治疗臂丛神经损伤无关，应予扣除。（二）关于营养费、护理费。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住院17天及出院后仍需专人进行护理”，将此两项费用合并酌定为11万元。但本案被上诉人是婴儿天然地不能生活自理，需要监护人帮助，所以只有在被上诉人在住院治疗时才有需要专人护理，而不能扩展到平常生活中。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考虑不足，酌定金额明显过高。（三）关于住宿费，被上诉人提供票据中有2018年1月21日住宿收据一张，这张票据上没有任何经营者盖章确认，且住宿时间与上海康富特酒店的住宿发票记载时间重合，所以这张收据（计：200元）不能计为被上诉人的住宿费用。（四）关于交通费。被上诉人主张费用中有飞机往返上海的费用，在证据中没有正式的飞机往返的费用票据，所以不能该费用不能被支持。同时，可以乘动车往返上海却搭乘飞机，有故意扩大损失之嫌，上诉人认为该次往返只能以动车的费用计算而不能以按飞机的票价来计。另外，原告主张市内的交通费酌定2000元并被一审法院认可，上诉人认为理由不充分。从被上诉人在福州市内治疗的情况看，其次数屈指可数，若按2000元计算则每次的费用都要到二百之间。若被上诉人住在福州市内，则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交通费，如支持这一请求则意味着被上诉人确实是居住在闽清县的下祝乡（即被上诉人的老家）。（五）关于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以城镇标准计算本案的残疾赔偿金依据不足。被上诉人出生后除了就医就是居住在闽清县，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出生后都居住在城镇的事实。所以本案应当以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六）关于婴儿抚触费，被上诉人主张1992.8元。上诉人认为，该项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定赔偿项目，不能得到支持。同时，关于婴儿抚触是为了开发婴儿智力之用，而臂丛神经损伤的治疗方案中从来没有通过抚触能改善的说法。所以这一费用与治疗本案损伤无关。（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认定50000元明显偏高。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看，死亡或一级伤残支持的精神抚慰金为80000元，以此为标准衡量，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为七级，50000元显然过高。 林某1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福州台江医院承担50%责任存在错误，被答辩人应当对答辩人的损害后果承担完全责任。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经申请启动重新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启动程序、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员均具有相应资质，根据鉴定检材及医患双方陈述事实、依据法医学专业知识对医学专业问题作出专业的鉴定意见，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应当根据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以及案件事实进行裁判，被答辩人应当对答辩人的损害后果承担完全责任。二、答辩人就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住宿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婴儿抚触费的产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前述费用的支持并无不当。但是，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明显过低，且按责任比例计算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林某1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福州台江医院赔偿原告损失合计645280.186元人民币；2、判令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7日4时20分，李某以停经38＋3周，阴道流水1小时为主诉入住被告福州台江医院，同日10时55分，助娩出一女婴即原告林某1。出院诊断为：1、Ｇ3Ｐ238＋3周宫内妊娠分娩，ＲＯＡ；2、肩难产；3、胎膜早破；4、足月新生儿；5、巨大儿；6、左臂丛神经部分性损伤；7、新生儿黄疸。2017年8月29日，原告林某1入住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年9月11日出院，治疗14天。出院诊断为：1、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2、巨大儿等。2018年1月23日，原告林某1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同年1月25日出院，治疗3天。出院诊断为臂丛神经损伤（左）。原告林某1还先后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省康复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等处。 2017年12月12日，被告方先行垫付3万元给原告方。 诉讼中，被告要求进行司法鉴定，鉴定内容为：1、对福州台江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2、对诊疗过错行为与原告林某1的损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程序委托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福州台江医院产前未明确为巨大胎儿存在瑕疵。对造成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责任为轻微原因。后原告申请重新鉴定，鉴定内容为：1、福州台江医院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若过错与林某1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2、对林某1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用与其臂丛神经损伤的关联性、合理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程序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福州台江医院在本次李某分娩过程中存在误诊的过错，该过错与其分娩的新生儿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为85%；2、复旦大学儿科医院两次费用清单所列举的项目及门诊票据，均与诊疗林某1臂丛神经损伤相关，没有发现与诊疗臂丛神经损伤不合理的项目。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李某在被告福州台江医院处分娩原告林某1，林某1在分娩过程中受到损害，福州台江医院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相关争议：1、鉴定问题。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福州台江医院产前未明确为巨大胎儿存在瑕疵。对造成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责任为轻微原因。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福州台江医院在本次李某分娩过程中存在误诊的过错，该过错与其分娩的新生儿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为85%。综合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结论，案件事实及在案证据，酌定由被告对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50%比例的赔偿责任。2、医疗费。原告主张医疗费为120554.34元，并提供医疗票据为凭。一审认为，福州台江医院医疗费4188.09元系李某分娩费用，予以扣除；福州市第一医院医疗费3213.35元跟原告治疗左臂丛神经损伤无关，予以扣除；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医疗费金额应为13211.1元。故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确定为113102.9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00元。一审认为，参照福建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每天50元计算，原告林某1先后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14天、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治疗3天，共住院治疗17天。故对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850元。4、营养费、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13372元（76266／365ｘ32ｘ2）＋营养费、出院后护理费152532元（76266／365ｘ730）,共165904元；被告主张原告系婴儿，不需额外护理，且应按2017年平均工资标准、1人护理来计算，门诊及在途时间护理费应予扣除。原告主张的护理期24个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认为，原告年龄较小且因事故受伤致残，住院17天及出院后仍需专人进行护理，结合原告伤情及福建正方圆司法鉴定所对原告护理期、营养期24个月的评定结论，故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酌情确定为11万元。5、住宿费。原告主张住宿费为9293.82元，并提供住宿票据为凭。被告主张原告住宿费中有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认为，结合交通票据，原告于2017年12月13日前往上海就医，2017年12月15日回到福州，2017年12月16日-17日住宿费予以扣除；原告于2018年1月21日前往上海就医，2018年1月25日回到福州，2018年1月26日住宿费予以扣除；原告于2018年5月20日前往上海就医，2018年5月24日回到福州，2018年5月25日-26日住宿费予以扣除。故对原告主张的住宿费确定为7103.82元。6、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为12848.2元，并提供交通票据为凭。被告主张原告交通费与治疗伤情无关。一审认为，就医时原告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支出的交通费客观存在，且提供相应票据予以佐证。的士费中的150元时间上存在冲突，原告方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予以扣除；本市区交通费酌定为2000元。故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确定为12698.2元。7、婴儿抚触费。原告主张婴儿抚触费为1992.8元，并提供发票为凭。被告主张该项费用与治疗伤情无关。一审认为，原告上述支出用于辅助治疗，该主张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8、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364960元（45620元／年×20年×40%），并提供租赁契约、营业执照、闽正方圆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242号鉴定意见书等为凭。被告主张应按农村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一审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材料可证实其受伤前已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以上，原告诉请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于法有据。故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确定为364960元。9、鉴定费。原告主张鉴定费1800元，并提供发票为凭。一审认为，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部分鉴定费用应由被告负担。故对原告主张的鉴定费确定为18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被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过高。一审认为，被告的过错给原告造成较大精神损害，一审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综上，原告因本起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确定为662507.72元（医疗费113102.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护理费110000元＋住宿费7103.82元＋交通费12698.2元＋婴儿抚触费1992.8元＋残疾赔偿金364960元＋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其50%为331253.86元，扣除被告方先予垫付的3万元，为301253.86元。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超过法院确定的部分，不予支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赔偿责任比例的争议，林某1提出应当由福州台江医院承担全部责任，福州台江医院提出应当依据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承担20%的责任。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福州台江医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福建正中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闽正中司鉴所（2018）证鉴字2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福州台江医院产前未明确为巨大胎儿存在瑕疵；对造成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责任为轻微原因。后林某1不服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南方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526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福州台江医院在本次李某分娩过程中存在误诊的过错，该过错与其分娩的新生儿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为85%；2、复旦大学儿科医院两次费用清单所列举的项目及门诊票据，均与诊疗林某1臂丛神经损伤相关，没有发现与诊疗臂丛神经损伤不合理的项目。前后两份司法鉴定意见虽然均认定福州台江医院的诊疗与林某1“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关于责任比例的意见相差巨大。一审法院经审核上述证据，结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其他在案证据，酌定由福州台江医院对林某1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50%比例的赔偿责任，臻于合理。因此，对林某1与福州台江医院的有关该节上诉主张，均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林某1上诉主张过低，福州台江医院上诉主张过高；一审综合林某1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原因、福州台江医院的过错以及经评定的伤残等级，判决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合理范围内，故本院对双方的有关该节上诉主张均不予支持。关于福州台江医院提出医疗费项目中部分费用不能证明与本案病情有关的上诉主张，经查，一审认定的医疗费用，均有门诊病历等证据予以证实，可以印证与本案伤情治疗的关联性，部分费用如挂号费、诊察费等发票金额，并不需要用药清单予以证明；关于“头部绷带”费用1140元，林某1辩解称虽名称为“头部绷带”但实系为治疗束缚左臂所用，结合该笔费用的支出时间、地、地点等辩解合理；故对福州台江医院提出有的关医疗费异议均不予支持。关于福州台江医院提出一审认定的护理费、营养费有误且数额偏高的上诉主张，一审考虑到林某1年龄较小且受伤致残，住院17天及出院后仍需专人进行护理，结合其伤情及福建正方圆司法鉴定所对林某1的护理期、营养期24个月的评定结论，对林某1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酌情确定为11万元，并无不当，故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住宿费及交通费，一审已经结合门诊病历及交通票据将林某1非前往上海期间的住宿费用予以扣除，对福州台江医院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一审结合林某1前往医院治疗伤情的次数，市内交通费酌定为2000元属合理范围。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林某1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营业执照等证据，足以证明林某1的法定代理人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以上，一审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林某1的残疾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故对福州台江医院提出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赔偿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婴儿抚触费，林某1主张系用于辅助治疗并提供发票为凭，结合其伤情，该主张合理有据，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林某1、福州台江医院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96元，由林某1负担6106元，由福州台江医院负担22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刘茂元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涂腾香 附：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