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01民初1543号原告：朱昌明，男，1980年2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文山通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2309517913K，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市新平街道红旗社区文砚公路与文麻公路交叉路口旁。法定代表人：王枝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蜀云，云南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陆章阳，男，1976年9月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蒙自市。第三人：陈晓堂，女，1981年6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富宁县，现住云南省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祥，文山市力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朱昌明与被告文山通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合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照通合公司的申请，追加陆章阳、陈晓堂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昌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被告通合汽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谭蜀云、第三人陈晓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陆章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昌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朱昌明与通合公司于2019年11月17日达成的口头销售合同；2.判决同和公司立即退还朱昌明支付的购车款192000元；3.由通合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通合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枝诚，专业经营汽车销售。为拓展业务，通合公司于2016年9月20在砚山成立一家分公司，取名为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负责人为王枝诚。2019年11月17日，朱昌明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达成口头购销合同，约定“一是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向朱昌明销售10辆五菱牌宏光S3；二是每辆车的价格为人民币48000元等等”。口头合同达成后，朱昌明按照通合公司的要求分两次将10辆车的全部款项转给通合公司的砚山分公司（2019年11月17日用朱昌明的储蓄卡在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刷卡支付、2019年11月18日用妻子张梅的信用社储蓄卡转账支付）。车款付清后，通合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向朱昌明交付6辆车，剩余4辆迟迟未交付。朱昌明再三追问后得知通合公司将朱昌明已支付款项的另外4辆车变卖给他人，导致无法向朱昌明交付车辆。朱昌明认为，通合公司在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成立的文山通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质，砚山分公司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必须由通合公司承担。朱昌明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达成的口头销售合同合法有效，并且朱昌明按口头合同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款项支付义务。通合公司也履行了交付6辆车的义务，仅有4辆车未交付，现通合公司无法向朱昌明交付订购的4辆车，也不返还车款侵害了朱昌明的合法权利，通合公司的行为只是双方的口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此，朱昌明诉至法院。通合公司辩称，朱昌明在诉状中第三个自然段所述事实都不是本案真实情况，本案真实情况是2019年11月17日，朱昌明与第三人陆章阳共同到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购买车辆，经朱昌明及第三人与通合公司销售经理刘某洽谈后，刘某告知对方车辆指导价为56800元／辆，最后经过请示公司领导，同意以53500元／辆出售10辆车给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也同意该售价，当时刘某询问过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问所购车辆开谁的名字，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均表示开谁的都可以，最后应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的要求10辆车的发票开具为朱昌明6辆，第三人陈晓堂4台。之后款项由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分三笔付清了全部10辆车购车款535000元。当时刘某也询问过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10辆车由谁提车，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都回复刘某，说谁来提车都行。之后10辆车以及发票、合格证、完税申请表，所有随车材料以及物品都全部由第三人陆章阳提走。我方认为，朱昌明与第三人陆章阳把车辆提走，现又虚构事实起诉通合公司，两人行为均涉嫌合同诈骗及虚假诉讼。为此，我方向法庭提交申请，请求将本案移送相关司法机关，进行查处以追究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的刑事责任，并当庭提交申请书。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合同并返还车库。请求法庭驳回朱昌明对通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陈晓堂陈述称，陈晓堂不清楚陆章阳与通合公司、朱昌明的合同关系，也不清楚为什么用陈晓堂的名字进行提车。陈晓堂与陆章阳已于2019年11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陆章阳未作陈述。朱昌明围绕其主张，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朱昌明身份证、通合公司登记信息、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登记信息，证明朱昌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通合公司设立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并进行工商登记的事实以及通合公司依法应当承担其砚山分公司民事责任的事实；2.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及工商银行刷卡回单，证明朱昌明按约定向通合公司设立的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支付购买10辆五菱宏光S3汽车价款480000元的事实；3.朱昌明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经理刘某微信截图及微信语音通话内容，证明朱昌明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经理刘某通过微信电子通信方式达成汽车买卖交易的事实；朱昌明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经理刘某通过微信电子通信方式约定：朱昌明向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购买10辆五菱宏光Ｓ3汽车，汽车总价款480000元，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仅向朱昌明交付6辆汽车的事实，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已违约。经质证，通合公司对朱昌明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观点，因为朱昌明及第三人陆章阳与通合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达成的购车款是53500元/辆，朱昌明无证据证实购车款及单价，且通合公司所有购车款及购车发票，都是53500元/辆。朱昌明只是提交了部分购车款的票据，并没有完整的提交10辆车535000元的付款凭证，所以对第2组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认可。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朱昌明证明的10辆五菱宏光S3汽车总价款480000元，也就是在朱昌明以及第三人把所有车辆都提完以后，2019年11月30日12时06分就单方面发送微信给通达公司工作人员，才提到10辆车合计总价款480000元，在此之前，2019年11月17、18日，朱昌明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没有相关车辆售价的内容。陈晓堂以没有参与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朱昌明告提交的证据均与陈晓堂无关，也没有主张陈晓堂承担的义务为由不予质证。陆章阳未质证。本院认为，朱昌明提交的第1组证据能够证明朱昌明及通合公司的基本身份信息，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能够证明朱昌明通过其个人及妻子张梅账户向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账户转账480000元的事实，对此予以确认；第3组证据能够证明通达公司将6辆车交付给朱昌明，4辆车交付给陆章阳的事实，对此予以确认。通合公司针对其辩解，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售车凭证、中国工商银行特约单位贷方记账回单、业务回单、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账户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业务回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存根联，证明2019年11月17日，朱昌明与陆章阳共同到通合公司的砚山分公司合伙共同购买十台五菱宏光Ｓ3标准型车辆（车型：ＬＺＷ6478ＪＢＹＥ,指导价：56800元／辆）；朱昌明、陆章阳两人与砚山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某进行洽谈后，经刘某向公司负责人请示，同意以每辆车销售单价53500元销售十台给朱昌明、陆章阳，二人均表示同意接受此单价，随后朱昌明、陆章阳分三笔公支付了535000元购车款给通合公司；当时，刘某经询问朱昌明、陆章阳购车发票开谁的名字，朱昌明、陆章阳均明确表示开谁都可以。后来此十台车应朱昌明、陆章阳的要求开具为：朱昌明六台、陆章阳（以其妻子身份证姓名陈晓堂）开具四台；2.通合公司营业单位车辆调拨单，通合公司商品车仓库车辆、人员登记表，机动车辆合格证，发票保养手册领用登记表，证明2019年11月17日、11月18日，陆章阳分三批全部提走其与朱昌明共同购买的十台车辆。并领取了十台车辆的发票、合格证、保养手册、购置税申报表等随车物品；3.证人刘某的当庭证言，证明证人是通达公司砚山分公司的销售经理和店长，与朱昌明、陆章阳是客户关系，陆章阳找证人买车去卖，与第三人陈晓堂不认识，是陆章阳告诉我她是陆章阳的妻子。2019年11月17日朱昌明与陆章阳同在五菱宝骏4Ｓ店购车，经向公司领导请示，把指导价为56800元的五菱宏光Ｓ3标准型，以53500元／辆出售10辆给朱昌明和第三人陆章阳，协商好后，询问购车发票出具谁的名字，之后用陈晓堂的名义出具4台给陆章阳，以朱昌明的名字出具6台车辆购车发票。开具发票后砚山店内并没有现车，车辆由文山仓库提走的，10辆车都是由陆章阳提走的。经质证，朱昌明对通合公司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的售车凭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账单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业务回单的三性不认可，理由是售车凭据不真实，提车人不是朱昌明签名，该组证据中凡是购车人签名中“朱昌明”不是朱昌明所签，该凭证是一个假凭证。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账单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与本案无关，所记载的资金往来对象不是朱昌明。对业务回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存根联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该发票中记载的53500元的事实。对待证观点不予认可，朱昌明没有与陆章阳合伙购车。朱昌明与通合公司达成的购车价为48000元/辆，朱昌明要求每台车的购车发票必须是向朱昌明出具，不允许开具为其他人，朱昌明也明确只能由自己个人提车，不允许他人代提该10辆车。该组证据中凡是署名陈晓堂的部分材料和待证的观点与本案无关，朱昌明与陈晓堂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存在合作关系。对第2组证据中通合公司营业单位车辆调拨单、通合公司商品车仓库车辆、人员登记表、发票保养手册领用登记表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份材料不真实，朱昌明在通合公司提车的凭证没有提交，对该组证待证观点不认可，朱昌明没有委托陆章阳提过车，与陆章阳也不存在共同购买的情况，陆章阳也没有为朱昌明出资过购车款，因为该10辆车的款项，是朱昌明分2笔支付给通合公司。朱昌明向通合公司提取的6辆车领取手续在通合公司收执，故对该组证据的待证观点不予认可；对第3组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对真实性不认可，改变了案件事实，朱昌明与通合公司购车单价是48000元/辆，陆章阳与朱昌明不存在合伙关系，也没有共同与被通合公司订车，对关联性不认可。证人是通合公司员工，证人证言效力降低，并且是案件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对合法性不认可，证人所作陈述，与朱昌明告所提的证据中与朱昌明微信通话记录不一致，朱昌明的证据中确定了车价为48000元/辆。经质证，陈晓堂对通合公司提交的售车凭据三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客观不真实，没有第三人陈晓堂的签字按印，更没有销售车辆公司盖章，不是第三人陈晓堂真实意思表示。对中国工商银行特约单温贷方记账回单、业务回单、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账户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业务回单的三性无异议；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存根联有异议，发票上有第三人陈晓堂的名字，陈晓堂实际上没有向通合公司进行提车购车，该事实不是第三人陈晓堂的真实表示；认为通合公司营业单位车辆调拨单和车辆人员登记表没有第三人陈晓堂和陆章阳的名字，而单据上的提车人是刘某，这不能证明本案两个第三人提车的事实。对合格证和保养手册领用登记表有异议，有一张有陈晓堂的名字，不予认可，因为陈晓堂没有参与买卖车辆的事实；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提车人是刘某，且提车人是陆章阳委托员工提车，不能证明提车人是陆章阳。经质证，通合公司对证人证言三性认可，认为证人是了解本案真实事实的人员，且参与了购车经过，其证人证言能够作为定案依据。陆章阳未质证。本院认为，通合公司提交的第1、3组证据能够证明朱昌明支付480000元车款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出具了购买方为朱昌明的6张发票，每张发票金额为53500元的事实，对此予以确认；第2组证据中的合格证本身客观真实，但不能证明通合公司的证明观点，故对证明观点不予采纳；其余证据均为通合公司单方制作，且朱昌明、陈晓堂均不认可，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7日，朱昌明向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刷卡支付250000元。2019年11月18日，朱昌明通过其妻子张梅账户向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转账230000元，陆章阳向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经理刘某转账55000元。同日，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向朱昌明出具6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型号为五菱牌ＬＺＷ6478ＪＢＹＥ，每张发票金额为53500元。庭审中，朱昌明、通合公司对双方达成购车口头协议，朱昌明收到通达公司交付的6辆五菱汽车均无异议。朱昌明陈述其与陆章阳共同到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与刘某商谈购车事宜。另查明，通合公司开具了4张购车发票给陆章阳（以陈晓堂名义）并向陆章阳交付了4辆五菱汽车。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是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昌明与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达成了口头售车协议，朱昌明主张其向通合公司砚山分公司购买了十辆五菱汽车，每辆车的单价为48000元，已支付全部车款，但朱昌明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双方对车辆单价和数量进行了明确约定，且购车发票金额明确载明车辆单价为53500元，朱昌明认为通达公司高开发票是不想影响市场，该陈述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通合公司辩称朱昌明与陆章阳合伙，在收到车款后遂开具购车发票并交付4辆汽车给陆章阳与发票金额及双方支付的款项吻合，在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通合公司的辩解更具有可能性，故朱昌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车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昌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0元，由朱昌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朱应洪审判员  马彦红审判员  何秋杰二〇二〇年十月一日书记员  李伦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