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赔终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菊英，女，196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小多，女，193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九妹，女，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汪创连，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张市村。 法定代表人胡博，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寿越强，副职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诸秦刚，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佳婧，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因房屋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菊英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莉、汪创连，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的副职负责人寿越强，该单位委托代理人宋佳婧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于一审时诉称，原告与被告行政违法确认一案已由法院依法判决【案号为（2019）浙0602行初90号】，判决确认灵芝街道于2017年10月10日强制拆除绍兴市以勒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勒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越城区××街道××村××号××段××号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认为被告采用暴力手段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对原告造成的财物损失193120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损失3635000元、自2003年3月起因停工而造成损失600000元（停工损失时间暂计算24个月，按2003年月平均利润2.5万元计算），合计61662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7月，登记设立以勒公司，三原告原系该公司股东。2004年，以勒公司因未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2018年8月经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注销。以勒公司原有坐落原梅山乡××村××号××段××号房屋4处，合计证载面积500平方米，已于2001年4月取得房屋产权证（产别私营），并作为公司的生产经营用房，公司以276000元价格购置该房屋。2017年10月10日，被告组织人员将上述房屋强制拆除。三原告以被告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为由，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灵芝街道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5月20日，本院作出（2019）浙0602行初90号行政判决，确认灵芝街道于2017年10月10日强制拆除以勒食品名下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街道××村××号××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生效后，三原告于2019年8月5日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为请求灵芝街道赔偿对原告造成的财物损失193120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损失3635000元、自2003年3月起因停工而造成损失600000元（停工损失时间暂计算24个月，按2003年月平均利润2.5万元计算），合计6166200元。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赔偿决定，原告于2019年12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时查明，因拆迁需要，2015年3月30日，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曾对案涉拆除的房屋进行了测量，建筑面积合计917.45平方米，占地面积527.65平方米，其中的500平方米房屋系以勒公司2001年4月19日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房屋，其余417.45平方米房屋原告未提供权源依据。另查明，三原告自述以勒公司于2003年3月起停业。还查明，案涉房屋区域自2003年开始动迁，拆迁时被告适用的补偿依据为2003年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绍兴市镜湖新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2015年，被告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房屋拆迁调查评估。2017年10月，被告对案涉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时周边小观村、洋渎村的补偿依据为《小观、洋渎二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案涉行政行为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如被告的违法行为确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原告有权取得赔偿。现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要求以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时周边村落的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对其拆除房屋进行赔偿理由是否充分。本院认为，以勒公司的厂房在2017年10月被被告强制拆除，并被法院确认拆除行为违法，被告认为应当按2003年的《绍兴市镜湖新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对以勒公司厂房进行补偿，显然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趋势不吻合，被告的补偿措施不足以体现和弥补房屋的实际价值。鉴于房屋拆除时周边村落可以参照的补偿依据有《小观、洋渎二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且该实施方案也包含对非住宅房屋征收时的补偿标准，故原告要求以该实施方案对其进行补偿符合一般情理，本院予以采纳。二、原告主张其停工停产损失为600000元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据以提起行政赔偿的依据系本院已确认被告2017年10月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而以勒公司于2003年已停业，故以勒公司的停业损失与被告的强拆行为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故关系，其主张无事实依据。三、原告主张的其他财物损失1931200元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从庭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时，并没有对厂区内物品实施搬离，被告庭审中也认可现场确留有部分财物。因以勒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并于2003年3月停业，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且在2001年已支付276000元用于购置案涉房屋，现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远大于其注册资本。庭审中，经法院核实，原告承认期间未追加投资，原告虽提供了损失物品清单，但不能提供相关财物的购置凭证，也提供不了以勒公司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凭据，故对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尚待进一步核实评估。该院认为，本案行政赔偿责任之起因，系被告在实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因未能与原告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经被告组织人员将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因法院已确认被告强制拆除的行政行违法，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理由正当。对于原告的赔偿不仅包括拆除房屋本身的价值，还应当包括原告在拆迁安置补偿中依法可以享受的相关权益。鉴于原告的财产损失及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尚需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进一步查明，原告也有义务依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法院直接确认赔偿数额条件尚不成熟。出于对违法行政行为侵权受害者合法权益充分保护的考虑，被告在后续作出行政赔偿决定过程中，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下，对本次拆迁的搬迁费、临时周转费、奖励等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合理的考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责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原告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依法予以全面赔偿。 上诉人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上诉称，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具体赔偿数额，判决中赔偿金额不明确，属事实不清，一审法院直接确认赔偿数额的条件尚不成熟，并让被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查明，违反了行政赔偿的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的财产损失及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应在本案中查明。（1）涉案房屋屋内财产损失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2）上诉人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及视频文件，足以推定上诉人损失的物品明细，人民法院应根据生活经验、生活常识来确定物品损失金额。（3）财物损失金额的确定与公司注册资本、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凭据无必然联系。（4）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款损失即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四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涉案房屋的测量评估不能作为本案房屋征收补偿款计算依据，应在本案中重新选择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进而确定房屋价值补偿金额。涉案房屋的评估时点应为法院委托评估之日。涉案房屋的强拆属于城中村改造范畴，被强拆前已被纳入城市规划，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应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房屋评估时也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评估标准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对此有明确规定。3.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与上诉人的停工停产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涉案房屋自2003年开始动迁，拆迁时被上诉人通过停水停电等措施推进拆迁进程，致使公司无法正常生产，被迫停工停产，直到2017年10月10日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4.上诉人公司停业时间是2004年3月，一审判决认定公司2003年3月停业属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具体赔偿数额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主张的赔偿诉求，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已经回应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将会依据一审法院提出的考量因素在法定期限内做出赔偿决定。2.上诉人不存在停工停产损失。以勒公司早在2003年就停止营业，2004年被吊销营业执照，2018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解散。该时间段中上诉人系因其经营不善导致的停止营业，故其停产停业与被上诉人拆除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3.被上诉人对于评估机构的委托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一审庭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测量简图面积和结构并不存在异议，仅是对赔偿金额存在异议，故上诉人对于评估机构的委托符合法律规定已构成自认，对于赔偿金额标准，也将依据政策作出相应的行政赔偿决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浙土字Ａ（2014）-0054））；2.绍兴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3.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浙土字Ａ（2019）-0009）、地类面积情况汇总表及镜湖中心广场剩余地块勘测图；3.施工现场照片；4.《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绍越政征字（2020）9号、10号、12号、）5.天际府（万科大都会）房屋均价表；6.对金某、单金生的调查笔录；7.金某的证言。本院认为，证据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其余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三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述以勒公司于2003年3月起停业，但在二审中认为该自述内容系陈述错误，以勒公司实际于2004年3月停业。本院认为，鉴于对该节事实，一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一审认定以勒公司于2003年3月停业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除了该节事实外，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有的房屋因征收原因被强制拆除，对此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情形时，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尚未就涉案房屋的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上诉人应当享有基于财产权受损获得赔偿的权利。该赔偿不应低于上诉人原应得的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权益。首先，关于安置补偿标准问题。鉴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项下土地原系集体土地，拆迁工作虽启动于2003年，但房屋于2017年被强制拆除，上诉人一审向法院提交的《小观、洋渎二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系房屋拆除时段周边地段征收补偿的安置方案，该补偿标准可以作为对上诉人房屋进行赔偿的参考。上诉人上诉要求按照2020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准予以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应当指出的是涉案房屋被拆除的时间在2017年，被上诉人在房屋拆除前未作出相应补偿决定，在拆除房屋之后亦未及时作出赔偿决定，属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由此对上诉人造成的相应赔偿款的利息损失，属于上诉人直接损失，应当纳入赔偿范围。第二，关于停工停业损失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在房屋被拆除之前，因周边房屋拆迁原因造成以勒公司停工停产。因在一审中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但本院认为，涉案地块拆迁启动时间是2003年，以勒公司2004年被吊销营业执照，拆迁启动时间与企业正常经营结束时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上诉人如能在今后赔偿程序中举证证明因政府房屋征收行为直接导致企业停工停产的发生，被上诉人应当就相应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赔偿。第三，关于屋内物品损失问题。以勒企业于2004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从事营业活动，在2017年被强制拆除之前，涉案房屋仍由上诉人控制并使用，被上诉人在拆除涉案厂房之前未将房屋内部分物品予以搬离确有不当，被上诉人在作出赔偿决定前应当充分结合物品购置年限、使用情况以及上诉人举证情况予以充分赔偿。 鉴于一审程序中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事实并未充分举证，具体的赔偿方式、标准及金额可由双方后续进一步协商推动，一审法院判决责令被上诉人在指定期限内对上诉人进行全面赔偿并无明显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俞银星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