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1544号 原告：吴波，男，生于1973年12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四川思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其春，上海建纬（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海，男，生于1975年6月29日，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祥，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国洞，男，生于1965年5月15日，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被告：王燕，女，生于1980年9月7日，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翠英，四川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波与被告王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廖其春，被告王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翠英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追加刘海、邓国洞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廖其春，原告刘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祥，被告王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翠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邓国洞经传票传唤，提供书面意见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本金3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3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350,000元全部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成都勝茂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勝茂公司为取得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东二路27号荷花池百货附一区整体租赁权，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取得上述租赁权相关招标资料领取、制作投标书以及代理勝茂公司进行投标事宜。被告承诺费用需要350,000元，项目未中全额退还。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350,000元。2017年底，市场租赁权被其他公司中标。后经了解，被告根本就没有帮助原告公司参与整个招标投标手续。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其受托人的义务，给原告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且拒绝退还收取的费用。故具状起诉。 原告刘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燕直接向原告刘海返还本金4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包括原告吴波在内，由刘海、邓国洞、雷宗元、官声勤等共同成立了勝茂公司，其中吴波、刘海、邓国洞作为显名股东登记在工商档案中，其余人员作为隐名股东。为获得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百货附一区的租赁管理权事宜，各股东同意由刘海负责具体的工作，并将所需资金转入刘海配偶吴晓玲的个人账户，总计180万元，其中吴波转账80万元，邓国洞未支付任何款项。后因王燕宣称其有资源可以协助拿下该管理权，为了推进合作事宜，刘海安排时任公司法人代表的吴波向王燕转入案涉款项（其中现金5万元系公司隐名股东雷宗元支付）。2017年12月，王燕以推进项目仍需要款项为由要求再打款，随后雷宗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再次向其支付了5万元。因多种原因，后最终并未取得该项目的管理权。各股东要求刘海、吴晓玲承担款项返还责任，根据各股口头约定，因事情一直是刘海在负责，则由刘海、吴晓玲承担各股东的出资款返还责任，对外支出款项的则由刘海、吴晓玲收取并所有。2019年2月，吴波在其他显名股东、隐瞒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假冒股东签名注销了案涉公司的工商登记。根据各股关于由刘海、吴晓玲承担各股东出资返还，并对外收取款项的约定，吴波支付给王燕的30万元也由刘海、吴晓玲承担。刘海、吴晓玲于2018年累计归还吴波13万元。因刘海、吴晓玲归还款项不及时，吴波起诉至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要求归还剩余款项，其起诉的金额也包含了当初刘海要求吴波转入的30万元款项。随后双方就本案达成调解，并最后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吴波己实际收回了自己的全部款项，甚至收取了高额的利息。因此不论是根据各股东的约定还是刘海、吴晓玲己实际代为归还了吴波的款项的角度出发，王燕的款项都应当由刘海吴晓玲收取。但在庭审结束后，刘海提交书面意见，并不认可吴波有权最终收取案涉款项的实体权利，但认为基于本案原告在公司注销后以股东身份主张权利的程序性规定，王燕应向刘海、吴波返还欠款本息，股东之间的权利另案主张。 原告邓国洞诉称于2018年10月就跟勝茂公司法人代表吴波签订了退股协议书，声明退出公司一切事宜，公司在此之后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邓国洞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王燕辩称，1.原告吴波的主体资格有问题，以个人名义起诉，但在理由中却是以公司的名义。刘海的主体资格由法院依法审查；2.被告收到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原告等人指定办理事项的合理开支；3.我们商定由勝茂公司与成都金房公司对接，勝茂公司也与金房公司完成了前期的手续。案涉项目是因勝茂公司无法交纳1,000万元的保证金，无法完成竞标而终止，而不是被告的原因导致的；4.刘海与吴波之间的关系与被告无关。所以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吴波、刘海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东二路27号荷花池百货附一区整体租赁权对外招标。因勝茂公司无竞标资质，委托王燕代为办理寻求一家有竞标资质的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竞标，如竞标成功，则勝茂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实际经营等事项。如成功中标并由勝茂公司与中标公司签约实际经营，王燕则可获取相应的报酬。为此，2017年11月26日，吴波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王燕指定的陈茂群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向王燕支付现金150,000元，王燕向吴波现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吴波现金¥350,000元（叁拾伍万整）收款人：王燕”，并写明了王燕的公民身份号码。2017年底，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东二路27号荷花池百货附一区整体租赁权被其他公司中标取得。 另查明，勝茂公司由吴波、刘海、邓国洞三人认缴出资2,168万元于2015年7月3日设立，吴波担任勝茂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刘海担任公司监事。勝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市场管理服务、房屋经纪、房屋中介、物业管理等。2017年，吴波与刘海签署《退股协议书》，协议引言部分载明勝茂公司自成立以来还未发展任何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邓国洞提出退股，经股东会研究同意其退股。协议约定邓国洞放弃所持有的股份，经公司财务核算平常的零星开支由刘海负责；邓国洞持有的20%的股权转给刘海，退股后，刘海持有公司60%、吴波持有公司40%的股权，公司盈亏由股东刘海、吴波负责，与邓国洞不再有任何关系；退股协议由勝茂公司全体股东共同签字后生效；邓国洞退股后，勝茂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及股权，不再跟邓国洞有任何关系；公司章程工商局备案，如需邓国洞配合，邓国洞须全力无条件配合。勝茂公司在协议尾部加盖了印章，吴波和邓国洞在协议上签字，刘海没有签字。2019年2月27日，勝茂公司因股东会决议解散而核准注销。勝茂公司在注销登记申请书中载明公司未开业、未发生债权债务、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银行转账客户回执、收条、营业执照、勝茂公司登记资料及注销登记申请书、退股协议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与被告王燕成立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勝茂公司还是原告吴波？2.王燕是否应当退还收取的费用？3.本案的请求权主体及权利应当如何在三原告之间分配？ 1.对于与王燕成立合同关系的主体问题。勝茂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市场管理服务、房屋经纪、房屋中介、物业管理等，原被告均认可委托王燕的原因是因为勝茂公司为取得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东二路27号荷花池百货附一区整体租赁权，而王燕自称有相关资源。即委托王燕代为取得租赁权是基于勝茂公司的经营需要，是勝茂公司的经营活动。吴波当时为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又单独承揽了勝茂公司竞标取得租赁权这一业务，故委托王燕属其职务行为；吴波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王燕转账及支付现金，也是其作为勝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即使其与勝茂公司之间存在代付款项或其他关系，也不影响其行为对外的性质。故与王燕成立合同关系的主体应该是勝茂公司。 原告吴波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勝茂公司为取得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东二路27号荷花池百货附一区的整体租赁权”，自己身为勝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王燕办理上述取得租赁权的投标相关事宜，诉称“被告根本就没有帮助原告公司参与整个招投标手续”，“给原告公司造成巨大商业机会损失”。受托人王燕也确认自己是受勝茂公司委托，故应认定吴波支付委托费用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即使如吴波的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所述系吴波、刘海、邓国洞等人为合伙经营荷花池百货附一区的整体租赁权，成立勝茂公司仅为投标，在得知勝茂公司不符合招标要求的资质后，便未实际经营勝茂公司，只是想找一家的符合资质的公司中标后挂靠其经营，那委托王燕办理整体租赁权投标相关事宜也是吴波、刘海、邓国洞等人的合伙行为，吴波仅仅是执行合伙事务、代表合伙人对王燕进行委托并支付委托费用，与王燕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也是三合伙人而非吴波一人；至于支付王燕办理委托事项费用的资金来源于吴波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和吴波支付的现金，因为无论是公司还是合伙，其资金来源、支付渠道、由谁经手办理，只是当事人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的安排，并不能仅据此就确认委托合同关系的主体。 2.关于王燕是否应当退还收取的费用的问题。勝茂公司将公司的投标相关事务交由被告王燕代为办理，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未能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也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从原告提供的与王燕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吴波在2017年11月24日下午1点33分请求王燕添加微信好友时的介绍“我是唐总的小兄弟，吴波”，双方添加好友后，王燕直接相约“我2点以后联系你”，吴波在下午2点43分发信息“王姐我们在朝华阳走”，王燕就将自己的位置信息发给吴波；2017年11月25日上午双方再次相约见面，11月26日上午吴波支付王燕350,000元，11月27日凌晨王燕发微信让吴波等电话，待王燕“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理清楚”就授权报名等内中来看，吴波与王燕应该是经“唐总”介绍认识，并委托办理投标事项，双方对投标事项进行了洽谈和准备，并预付了部分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但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完成了原告委托的哪些委托事务，更没有受托实现勝茂公司取得租赁权这一约定的委托目的，不应获得相应的报酬；被告也不能举证证明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实际的、合理的费用支出，故对于预收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350,000元，王燕应当全部及时退回，并返还该笔资金的孳息。王燕辩称未能竞标成功系因勝茂公司未交纳竞标保证金所致，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辩解理由不予支持。 3.勝茂公司经清算并完成注销登记后，民事主体资格已经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法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根据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法人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勝茂公司在解散时对外没有债务，本案所涉及的债权未纳入清算，属“清算后剩余的财产”，应当由勝茂公司的股东即本案三名原告决议处理。但勝茂公司在清算中，股东并没有作出如何分配剩余财产的决议。故本案的请求权主体应该为勝茂公司的股东。 从吴波提供的《退股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实际是一份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的协议书。虽然受让股权的股东刘海当初并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刘海在本案中的书面意见却已经认可了勝茂公司后来只有吴波和刘海两名股东，属于对该协议内容的事后追认，该退股协议已经全部股东达成一致意见，且经公司盖章确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股权转让没有在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只是欠缺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但对勝茂公司及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邓国洞此前签署了退股协议，在本案中又声明放弃勝茂公司的债权债务，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依法予以支持；邓国洞在被追加为原告参加诉讼以前并未声明放弃实体权利，其退股协议的内容也是在诉讼中才被刘海追认，故邓国洞在诉讼中才真正放弃了股东身份、放弃了实体权利。因此，吴波、刘海作为原勝茂公司的股东，共同享有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权利。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股东就勝茂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作出过有效的决议。吴波与刘海的其他纠纷，即使已经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并执行完毕，但并不是对勝茂公司股东对剩余财产分配争议所作出的处理结果，故在本案中不能依据另外财产争议案件的结果直接对勝茂公司的剩余财产予以分割，更不能判决某一股东直接获得勝茂公司的剩余财产。应由被告退还勝茂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另行决议分配或依法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所以，与王燕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勝茂公司才有权主张基于委托合同的权利，勝茂公司注销后，只能由其股东主张权利。吴波、刘海作为股东请求将本案案款直接向其中一人给付的主张，越过了股东决议分配这一法定程序，均不予支持。 至于刘海主张王燕应当返还的金额为400,000元，因其并没有证据证明王燕还另外收取了50,000元委托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燕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吴波、刘海3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3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350,000元全部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被告王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伦强 人民陪审员  伍晓丽 人民陪审员  徐 建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曾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