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3民辖终2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新武，男，汉族，1954年11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西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海占，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慧琴，女，汉族，1956年9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西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海占，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天增，男，汉族，1969年4月8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袁艺，女，汉族，1982年8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袁新武、张慧琴因与被上诉人芦天增，原审被告袁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2民初430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袁新武、张慧琴上诉称，上诉人认为，方城县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被上诉人芦天增称：“其自2014年至2020年8月19日一直在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内居住”，并提供了2020年8月19日由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但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并不是居民流动人口管理单位，公安部门才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单位。由于城市人口流动频繁，该居委会并没有流动人口的证明资格，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芦天增自2014年至2020年8月19日一直在该居委会辖区内居住。且该居委会也没有提供其作出“被上诉人芦天增自2014年至2020年8月19日一直在该居委会辖区内居住”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相关证据。故，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依法向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调取该居委会出具上述《证明》的相关证据，请二审法院依法办理。如该居委会无法提供，则该居委会涉嫌出具虚假证据，二审法院依法应对该居委会及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仅有单位盖章，而无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的证明材料不予采信。本次被上诉人芦天增提供的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没有相关负责人和经办人的签字，依法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没有证明资格，其出具的《证明》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裁定依据上述《证明》驳回二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没有法律依据。再者，被上诉人芦天增在2016年曾在方城县法院起诉过上诉人，被上诉人芦天增当时向方城县人民法院提供了2016年5月12日方城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由于公安派出所系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单位，所以当时上诉人并未再提出异议。但本次被上诉人芦天增仅仅提供了不具备流动人口证明资格的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的《证明》，与被上诉人芦天增2016年起诉上诉人时所提供的方城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在法律效力上完全不同。上诉人怀疑为何本次被上诉人芦天增不提供由公安部门加盖公章的《证明》。故，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再次，需要向二审法院着重说明的是，2019年被上诉人芦天增因涉嫌虚假诉讼罪以及其他犯罪被方城县公安局以方公（刑）立字（2019）10437号予以刑事立案，并予以通缉，直到2020年7月份该刑事案件才被方城县公安局撤案，在该刑事案件近一年的侦查期间，公安部门根本就没有抓到过被上诉人芦天增，芦天增也不可能在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内居住。如果（此处为假设）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属实，那么该居委会及相关工作人员有涉嫌包庇罪的嫌疑，是否应当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称原告曾于2019年至2020年7月被方城县公安局通缉，其不可能在方城县城关镇继续居住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本次提供相应的证据给二审法院，并申请二审法院依法向方城县公安局调取被上诉人芦天增因涉嫌犯罪被通缉的相关证据，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综上，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是流动人员的管理单位，其没有证明被上诉人芦天增是否在该辖区内居住的资格，且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同时，由于被上诉人芦天增自2019年至2020年7月因涉嫌犯罪被方城县公安局通缉，其也不可能在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内居住。故，请二审法院依法向方城县公安局、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并依法撤销方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2民初4308号民事裁定书，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芦天增答辩称，1、出借人(被上诉人)有择地诉讼的选择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被上诉人依照借款合同约定金额在方城县多个银行网点进行了实际的柜台转账支付,实际履行了所有出借款项的支付义务,但上诉人并未依约全部还款,根据《民诉法》第23条、34条、35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借款人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两个以上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出借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院起诉,即可以选择在借款人住所地起诉,也可以选择在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民间借货纠纷一案属合同纠纷的范畴,出借人有择地诉讼的选择权。另外最高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诉人在收到款项后到期未曾全部归还,被上诉人以接受货币一方在方城法院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并无不妥。2、双方签定借款合同时对管辖权已早有约定。根据民诉法第18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的履行地。上诉人在2014年9月4号与我签订《担保书》,显示内容为“因我夫妻延退履行担保还本息的责任而产的的法律诉讼,我夫妻同意由管辖权的方城县人民法院直接管辖立案判决及执行。”上诉人与张驰系共同借款关系,也曾经在2015年3月份委托张驰在方城县法院就共同借款纠纷一案达成调解,上诉人均已认可方城法院管辖,并且在担保借款合同上再次确认签名,被上诉人在自己签名的《担保书》明文确定了法院的管辖权。3、惯常居住地具有管辖权。根据民诉法第四条的规定,公民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被上诉人惯常居住地即出生地是长期生活工作学习固定场所居住地,身份证地址为广州市户口,只是以往迁去为了具体事务的办事方便而已,况且于2016年5月12日,为方便尽快开庭审理,实现债权,也曾开具过居住地证明,从此证明足以证实被上诉人离开居住地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本次诉讼原本不应再次提供辖区证明,但同样为了尽快开庭,又再次开具常住人口证明,对于上诉人在异议书上称我没有在辖区内居住,完全是无理取闹,主观臆想,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于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被上网,我更是无从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公安机关到家来找过我,也没见过网上或社区布过任何对我有影响的不利消息,上诉人出示的立案决定书和撤立案决定书,正是诬陷、陷害我的证据,因为直到今年2020年4月底我才知道我的诉讼请求因嫌经济犯罪,被法院驳回起诉,于是我马上找到公安机关核查此事,并出证据材料,之后在公安机关出具撤销立案决定书后,我随后到法院请求将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管依据以上任何一种理由在方城县人民法院进行立案起诉,都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之处。本院经审查认为，芦天增以袁新武、张慧琴向其出具的借条、借款保证声明、借款及担保确认书向方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袁新武、张慧琴、袁艺偿还借款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本案诉争标的为货币，而接受货币一方为芦天增。芦天增提交的居委会、社区证明证实其经常居住地为方城县劳动街××号，经本院向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核实并实地查勘、讯问，芦天增原系方城县户籍，后迁往广州市越秀区，但其自2011年以来长期居住在方城县劳动街××号，方城县系其经常居住地，且双方在此前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方城县人民法院已裁定其具有管辖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芦天增作为接受货币方，方城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具有管辖权。上诉人袁新武、张慧琴关于居委会、街道办出具虚假证据，芦天增因涉嫌犯罪被通缉不可能在方城县居住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且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玉斌审判员  李 卫审判员  牛永权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郝一帆书记员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