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群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江花园鑫荣花园**。法定代表人：卢春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俊，贵州坤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维，贵州坤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仍涛，男，194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桂西，女，194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200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定代理人：周某2，女，1974年9月9日出生，汉族，系周某1母亲，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流，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惠，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杨蕴金，男，1975年7月16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陈昌燕，女，1988年12月21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唐杰，男，197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原审被告：倪光辉，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陈荣云，男，1977年3月2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梁少友，男,1970年7月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原审被告：付德凯，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颜玉金，男，197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刘书祥，男，196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杨甫航，男，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魏胜荣，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贵州群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力保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以及原审被告杨蕴金、陈昌燕、唐杰、倪光辉、陈荣云、梁少友、付德凯、颜玉金、刘书祥、杨甫航、魏胜荣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1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群力保安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黔0111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不是此次聚餐活动组织者，无从实施任何加害行为，一审法院判决本次聚餐的具体组织者及参与饮酒者被认定无须承担责任，却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不当。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原审被告周跃玉、陈昌燕、杨蕴金、唐杰、陈荣云、梁少友、颜玉金均居住在碧龙花园小区，他们不仅仅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同时也是上诉人提供保安服务小区的业主，而且案涉的食堂的楼上、楼下也为上诉人员工住宅，故本次聚餐虽在上诉人的食堂，但客观上就是同事之间为联络感情、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的私人聚会，故上诉人无监管的权利和义务，即使有也不能以员工违反工作制度即认定上诉人监管不严，并由此认定上诉人实施了加害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错误。首先，上诉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经营主体。该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是指法人或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如体育比赛活动等。其次，因上诉人不是聚餐组织者，无从实施加害行为，亦无义务承担基于组织或参与饮酒的先行为致使死者陷于危险而产生的提醒、劝阻、照顾、护送义务。相反，上诉人主动为死者因非工作原因、非工作时间饮酒致使无法正常工作进行了调班休息，最大限度的采取了人文关怀措施，保证其在执行工作时不发生自己及第三人人身安全事故。从其余原审被告陈述可知，聚餐系“流水席”，员工个人吃完即离开，且死者喝酒后其班长主动联系死者家属，并将死者安全移交给死者家属照顾，此时公司及员工的注意保障义务已经移交给死者家属，但死者家属并未履行该义务，并最终产生死亡的后果。其三，即使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认为上诉人虽不是组织者，但其为管理人应尽安全保障义务，但该条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由本次聚餐活动直接组织和参与的其他原审被告承担责任后，由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三、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因上诉人的过错实施加害行为导致死者死亡的结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认为上诉人“致使史衍颂醉酒后跌落死亡”，但却不予评价死者是否系自杀死亡，系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提供的户籍资料、《死亡证明》、《询问笔录》、医疗费、交通费发票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就证明死者死亡原因的尸体检验都未进行，更无从证明饮酒与死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相反，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现场事故图片可知，死者在饮酒后，首先是从11楼窗户爬到了10楼的雨棚上，并非是因醉酒状态直接跌落至地面。其次，死者在雨棚上时，原审被告杨蕴金、第三人周跃玉在十一楼进行施救，但根据周跃玉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1行、第25行）、刘学贵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1行、第7行）、杨蕴金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14行）可知，死者并不配合施救。最后，从陈昌燕《询问笔录》（第2页第8行）、钱正祥的《询问笔录》第2页第14行）、刘学贵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9行）、周跃玉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3行）可知，死者死亡前，存在个人原因导致其心理为负面状态。上述情况恰巧说明死者并非醉酒意识不清醒而坠亡，相反是在具有自主意识下做出了自杀轻生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表明死亡原因的情况下，直接排除公安机关前期调查认为有自杀身亡的合理性可能不当。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本案中原审被告虽系上诉人的员工，但是并非因执行工作任务而进行聚餐，显然该条也不应予以适用。四、适用公平原则的前提是死者和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发生在主观上均无过错，且没有发生法定无过错或过错推定责任适用的情形，从而基于利益平衡和维持社会公德的价值，由双方合理分担损失。同时，适用公平原则确定行为人承担死者损失时，除主观过错外，仍然要求行为人存在侵权责任中损害后果、行为以及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公平原则，上诉人亦不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辩称，第一，群力保安公司系史衍颂生前的就职单位，本次聚餐地点为公司食堂，群力保安公司对于自己员工在自己食堂聚餐的行为应尽到管理义务，何况有不少员工均为喝完酒直接开始上班，说明群力保安公司在公司管理上存在漏洞，若群力保安公司能完全执行“上班期间不允许员工喝酒”的公司制度，本次聚餐根本不可能发生。并且，公司食堂在11楼，该栋楼的住户几乎每一户都安装了防护栏，而唯独群力保安公司所租用的作为公司食堂的房屋未安装防护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客观上亦将醉酒的死者置于危险境地，如果该房屋安装了防护栏，死者根本不可能爬出窗外以至于坠楼身亡。群力保安公司员工对史衍颂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且过错与死者的死亡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健康权、身体权的，应当赔偿相关费用，因此，群力保安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第二，从社会角度出发，史衍颂作为群力保安公司的员工，在公司食堂喝酒后坠楼身亡，留下孤儿寡母，群力保安公司迄今为止未给予史衍颂家属任何安慰和赔偿，只是一味推卸责任，其行为令人齿冷，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蕴金、陈昌燕均述称，群力保安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唐杰述称，没有意见。倪光辉、陈荣云、梁少友、付德凯、颜玉金、刘书祥、杨甫航、魏胜荣均述称，其不承担责任，因为其是正常吃饭。原告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扶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合计397309.84元（赔偿总金额794619.67元，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史仍涛系死者史衍颂父亲、原告张桂西系史衍颂之母，史衍颂还有两兄弟史衍芹、史衍庄。原告周某1系史衍颂与周某2之女，史衍颂与周某2未办理结婚登记。死者史衍颂身前系被告群力保安公司员工，被告杨蕴金、陈昌燕、唐杰、倪光辉、陈荣云、梁少友、付德凯、颜玉金、刘书祥、杨甫航、魏胜荣亦系该公司员工，杨蕴金为夜班班长，陈昌燕为白班班长。群力保安公司设有食堂（位于****），为员工提供午餐和晚餐。2020年1月1日，史衍颂经杨蕴金安排在11号岗Ｂ区地下车库外围巡逻。因当天系元旦节，杨蕴金与陈昌燕为联络同事感情，组织同事在群力保安公司食堂聚餐，并提供了一只鸡和三斤白酒。聚餐从下午5时左右开始，除上述11位被告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参加，史衍颂大概于18时左右到聚餐现场。庭审中，被告杨蕴金、陈昌燕、唐杰、倪光辉、陈荣云、梁少友、付德凯、颜玉金、刘书祥、杨甫航、魏胜荣均陈述其未与史衍颂一起喝酒，史衍颂到的时候其都差不多已经吃完喝完，而且杨蕴金和陈昌燕买的酒也已经喝完，是史衍颂自行又去买的酒。其中陈荣云、颜玉金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中陈述史衍颂买酒之后又给二人倒了点，其喝完之后就去上班了，其余人的陈述与在公安机关一致。晚上10时左右，史衍颂因酒醉倒地不醒，陈昌燕打电话给其亲戚，其舅子周跃玉和妻子赵先英就赶来食堂照看。之后史衍颂通过食堂卧室的飘窗爬出到10楼的雨棚上坐着，周跃玉及杨蕴金等同事便找来绳子绑在史衍颂身上进行施救，同时报警，但没有施救成功，史衍颂从10楼雨棚上跌落至1楼。随后史衍颂被送往贵阳市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产生医疗费493.43元。同时，原告还提交了机票、客车票、出租车票等，证明为料理史衍颂后事，产生交通食宿费9698.57元。另，根据被告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史衍颂越过的卧室飘窗窗台距离地面约40ＣＭ，窗户距离地面160ＣＭ，仅有一个小窗户可供通风，窗台外面10楼的雨棚系铝合金材质，各方对事发现场现状均无异议。另外，被告群力保安公司还提交了一份贵州群力通字（2019）20号发文《关于各项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证明该公司有规定，在上班期间禁止喝酒。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各被告是否对史衍颂的死亡存在过错并赔偿原告。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按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是发生于共同饮酒后出现的人身伤亡事件,共同饮酒过程中的义务是附随并存于道德义务之上的法律义务,即安全保障义务。第一，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各当事人陈述来看,参加聚餐的各被告并未对死者史衍颂实施劝酒行为,系史衍颂自行购买酒且主动喝酒。死者史衍颂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饮酒过量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完全可以预见,也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饮酒,因其未能尽到相应安全注意义务而放任自己饮酒,且跨过飘窗走到雨棚上跌落导致死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第二，史衍颂系被告群力保安公司的员工，事发当天被安排值守夜班，但因过量饮酒被调班。虽然群力保安公司不是聚餐活动的组织者，但聚餐的地点系该公司食堂，且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可知，其中几位被告均是在饮酒后又接着上班，说明群力保安公司对公司制度执行不到位，对员工监管不严，对于员工喝酒后仍聚集在食堂，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史衍颂醉酒后跌落死亡，理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酌定该公司对原告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第三，被告杨蕴金、陈昌燕虽然是聚餐的组织者,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酒水，但史衍颂去时酒已喝完，大部分聚餐者已经散去，史衍颂系自行重新买酒，且二被告在聚餐过程中并无任何劝酒行为,在史衍颂醉酒后通知了其家属到场，并在史衍颂处于危险期间进行了施救行为，故其二人行为与史衍颂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无客观、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第四、被告唐杰、倪光辉、陈荣云、梁少友、付德凯、颜玉金、刘书祥、杨甫航、魏胜荣虽然参与聚餐,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众人在聚餐过程中存在劝酒、斗酒或强制饮酒的行为导致史衍颂过量饮酒,故上述被告参加聚餐对于史衍颂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结合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原告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的损失经一审法院核算为: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上一年度贵州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62924元／年÷2＝31462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被扶养人生活费。史衍颂的被扶养人包括父亲史仍涛（1941年8月13日出生），母亲张桂西（1946年10月17日出生），扶养义务人为3人，扶养年限分别为5年、6年；女儿周某1（2006年5月12日出生），扶养义务人为2人、扶养年限为4年。因被扶养人有数人，故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应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总额，计算为20788元／年×4年＋20788元／年×2年÷3＋20788元／年÷3＝103940元，原告诉请71125.67元，一审法院从其自愿；4.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史衍颂救治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为493.43元。5.交通费、住宿费。史衍颂亲属一行3人从山东赶到贵阳处理其丧葬及赔偿事宜，周某1、周某2亦随行回山东处理安葬事宜，必然发生住宿等费用的损失,一审法院对该项费用酌定为人民币5000元;6.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相关责任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本地人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充分体现精神损害抚慰金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的功能,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综上，原告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共计631840元＋31462元＋71125.67元＋493.43元＋5000元＋10000元＝749921.1元，由被告群力保安公司按照过错比例承担责任，但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已经综合了双方的过错酌情认定为10000元，不应再根据过错比例进行责任分配，故被告群力保安公司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及住宿费计73992.11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83992.11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群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支付补偿款83992.11元；二、驳回原告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3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史仍涛、张桂西、周某1共同负担2863元，被告贵州群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6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群力保安公司是否应当对史衍颂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群力保安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当对史衍颂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其上诉主张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需承担侵权责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侵权责任承担主体的特殊规定，只需要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情形，并且因前述情形导致他人受到损害，即需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中群力保安公司不存在加害行为并不影响其责任的认定。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包括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两种情形，一审判决群力保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非基于群力保安公司系涉案聚餐活动的组织者，而系基于群力保安公司系聚餐活动场所和聚餐人员的管理者，本案事故发生地点在群力保安公司的员工食堂，群力保安公司对该食堂负有管理责任，这种管理责任既包含其应当确保该食堂符合基本使用需求，又包含其对员工使用食堂制定相关规范并进行落实。故群力保安公司上诉主张其在本案中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成立，涉案聚餐活动的组织者以及参与者履行了相应安全保障义务亦不影响人民法院认定群力保安公司基于食堂管理者身份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三、本案中，群力保安公司对禁止饮酒的制度执行不到位，对员工监管不严，可以认定群力保安公司对其食堂未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而群力保安公司前述未尽到管理责任的行为系员工喝酒后仍然聚集在食堂的原因之一，也系引发本案事故的诱因之一，故一审判决认定群力保安公司对史衍颂的死亡存在过错，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群力保安公司承担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至于群力保安公司上述所提史衍颂存在自杀情形的问题，群力保安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理由仅为史衍颂在坠楼前不配合施救，但根据事故现场参与人员在公安所做笔录，坠楼事故发生前史衍颂酒醉倒地不醒，故不能排除其不配合施救的行为是受醉酒影响，因此对群力保安公司主张的自杀情形本院不予认定。另，因一审判决并未适用公平责任，本案也并非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受损的情形，故对群力保安公司上诉所提关于公平责任以及用人单位责任的问题，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群力保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0元，由贵州群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吉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