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3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朴某1（曾用名朴某2），女，1979年1月13日出生，朝鲜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宇波、张志红，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浙江迪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朴某1因与被上诉人江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1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朴某1和江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5月6日登记离婚。2013年5月6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朴某1与江某离婚；女儿由朴某1抚养，江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至女儿完成高中教育阶段止，江某应于每年的4月6日前一次性付清；夫妻现有银行存款260万元暂由江某使用，江某于2015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300万元给朴某1，逾期未还，按银行利率计算利息；博奥城11幢1单元1603号房屋归朴某1所有，余下约68万元贷款由朴某1继续支付。双方还对其他权利和义务作了约定。离婚后，2013年5月9日至2019年1月7日，江某向朴某1转账共计6909649.88元，其中6773710元通过银行转账，其中50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其中85939.88元通过微信转账。2014年至2017年，朴某1共向江某转账5173111元，其中4493059元通过银行转账，其中680052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朴某1以江某未按时支付《离婚协议书》约定的300万元为由，委托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朴某1曾用名朴某2。 朴某1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江某履行《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在2015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300万元”的义务，并支付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江某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朴某1与江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现江某未按约支付款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离婚后双方均有款项往来，经计算，江某多支付给朴某1的款项为1736538.88元。朴某1认为该款项中包含了江某应支付的抚养费。扣除江某应支付的到期抚养费（截止2018年度）102000元，江某已实际支付给朴某1款项1634538.88元。扣除该部分款项，按照《离婚协议书》的规定，江某仍应支付给朴某11365461.12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对逾期利息，双方作了约定，朴某1主要的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以1365461.12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双方主张的装修费、抚养费、收购款、股款等各类其他费用，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江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朴某1款项1365461.12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365461.12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朴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江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00元，由朴某1负担8173元，由江某负担6127元。 宣判后，朴某1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往来款项的抵扣有异议，双方离婚后同居期间的往来款，被上诉人没有多付给上诉人1634538.88元。（一）本案的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双方离婚后一直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被上诉人江某提交的转账凭证属于双方离婚后同居期间的往来，在同居期间财产尚未进行分割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被上诉人转账的690946.88元中的1634538.88元属于归还本案所涉30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应当另案进行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后才能确定是否有多出的款项，而不应在本案中直接作为支付本案案涉300万元款项进行抵扣。（二）退一步说，即使双方间的往来款要进行核算扣抵，下列款项的用途也不属于被上诉人归还本案所涉300万元款项。具体：1.江某转账的以下款项合计930108元应扣减：（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离婚后同居期间上诉人的信用卡长期由被上诉人使用消费，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金额中下列几笔款项是归还江某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金额：①向卡号为4581××××7487的交通银行信用卡归还款项共6笔（2013年6月8日19000元，2013年7月15日5000元，2013年8月11日14000元，2013年10月9日27500元，2014年4月28日50000元，2014年8月1日13500元）；②向卡号为5203××××9468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归还款项共1笔（2014年8月1日19600元）；③向卡号为4392××××0516招商银行信用卡归还款项共12笔（2013年5月22日8000元，2013年7月2日27000元，2013年8月1日3900元，2013年9月2日7500元，2013年11月2日9200元，2013年11月29日19000元，2014年1月2日14000元，2014年1月27日24000元，2014年3月1日7200元，2014年3月28日11000元，2014年4月28日25000元，2014年8月1日7700元）。以上合计312100元。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信用卡进行其个人用途的消费，事后被上诉人偿还自己的消费款项。以上合计312100元用途是归还信用卡消费，不能作为江某归还本案所涉款项而进行扣除。（2）2019年1月7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10万元款项是江某受让朴某1持有的普丽蜜尔（杭州）医疗美容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而支付给朴某1的股权转让款，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归还本案所涉款项而进行扣除。（3）2013年8月1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335387元款项，是江某使用朴某1的杭州银行账户进行套现，转账第二天被江某全额取款提走。故该笔款项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归还本案所涉款项而进行扣除。（4）2018年10月1日江某招商银行尾号0888转账给朴某1农行尾号6016卡的10222元是支付女儿游长滩岛的旅游费用。（5）2018年10月1日江某招商银行尾号08912卡转账给朴某1农行尾号6016卡的35000元是江某归还音响的费用，江某用朴某1信用卡透支消费购买自用的音响，事后归还该笔费用。（6）2019年1月7日江某招商银行尾号0888转账给朴某1农行尾号6016卡的15000元是支付女儿一个季度的生活费。（7）江某与朴某1离婚后同居期间，朴某1承担了江某及其母亲、江某的弟弟一家三口大家庭10人左右的共同生活费开支合计122399元，江某转给朴某1的款项中有122399元是偿还朴某1的支出，应抵扣这笔费用。2.下列款项属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中有108万元应先抵扣借款。（1）被上诉人与徐延平共同向上诉人借款60万元（徐延平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被上诉人没有足够的钱借给徐延平，所以被上诉人和徐延平共同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于2014年5月14日通过工商银行账户6222××××3778转账60万元给徐延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有还款义务，故被上诉人的转账总额中有60万元是抵扣被上诉人和徐延平的借款本金（利息未计算在内）。（2）被上诉人与孔小红共同向上诉人借款48万元（孔小红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被上诉人没有足够的钱借给孔小红，所以被上诉人和孔小红共同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3日通过农业银行6228××××6016账户转账48万元给孔小红）。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有还款义务，故被上诉人的转账总额中有48万元是抵扣被上诉人和孔小红的借款本金（利息未计算在内）。3.下列款项是双方同居期间，江某向朴某1借款消费的，朴某1按照江某的委托支付给案外人的，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中有55347元应抵扣。这三笔借款合计55347元：（1）2013年5月29日至6月4日江某韩国差旅费25000元；（2）2014年7月20日江某深圳摩根盛通（江某学费）ＰＯＳ消费29800元；（3）2014年11月4日杭州金玲珑餐饮（江某招待费）547元。4.在双方同居期间，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名下的滨江区春江彼岸公寓9幢2单元601室进行装修支出791777元，该笔款项被上诉人也有付款义务，故被上诉人的转账总额中应扣减该笔款项。5.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的50000元支付宝转账和85939.88元微信转账凭证均是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纳。并且，微信转账金额只有76739.88元，并不是85939.88元。支付宝和微信转账金额均是在情人节、过农历春节等特殊节日支付表示特定意义而发送的红包，如转账或红包的金额也有特殊意义，如520元、888、8888、8888.88元，其转账或发红包的意思表示是赠与。另外一部分合计126739.88元是江某支付女儿的学费及生活费，支付宝和微信红包或转账的金额不能作为归还本案所涉金额。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的往来款，均是被上诉人应付给上诉人的，并没有多出1634538.88元抵扣本案所涉款项。故被上诉人仍有义务向上诉人支付《离婚协议书》中所约定的300万元。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江某向上诉人朴某1支付《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款项3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江某承担。 被上诉人江某辩称：一、一审法院以双方离婚后的往来款项进行相互抵扣的处理方式合法、合理。1.在本案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提交了银行汇款记录、支付宝汇款记录等证据作为各自的证据，双方当然认可各自举证的款项往来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以此为基础进行款项抵扣合法、合理。2.从双方的举证来看，现有证据并不能区分各笔款项的实际性质。上诉人所述称的往来款项的特定性质，均是其单方主张，并无实际依据。3.上诉人所述称“被上诉人江某自认离婚协议的300万元应由陈义千支付的390万元进行抵扣，不能用其他款项抵扣”，上诉人的以上理解完全歪曲事实。被上诉人认为陈义千支付给上诉人的390万元足以抵销离婚协议中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的300万元，而并非上诉人所臆想的只能用陈义千支付的款项进行抵扣。4.虽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中陈义千支付给上诉人的390万元应当认定用于抵销离婚协议中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的300万元，但一审法院认为其他法律关系应由双方另案主张，该等认定并未使双方实体权利受到实质影响。二、上诉人总结的本案争议焦点是片面的，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相背离。上诉人并未认清金钱的本质属性为种类物，并非特定物。本案离婚协议中被上诉人应支付的300万元，并非必须由案外人陈义千的付款进行抵扣，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亦应当用于抵扣前述300万元债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朴某1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朴某1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公司转让协议书，结合一审中的朴某1农业银行明细欲证明：江某打款给朴某1的13笔款总计150万元系支付给朴某1公司的转让款，而不能按照一审认定系江某支付给朴某1300万元中的离婚财产款项。 2.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清单、案件受理通知书，结合一审中朴某1农业银行明细、朴某1建设银行明细欲证明：因双方购买第二套房屋故出卖第一套房屋，江某打款给朴某1的70万元系归还第一套房屋的按揭贷款；协议离婚后，朴某1将第一套房屋转让款三笔总计132万元打款给江某用于购买第二套房屋。现朴某1就第二套房屋产权确认纠纷向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江某。以此说明一审认定的双方之间往来款项均作为江某支付给朴某1300万元的离婚财产款来结算违背客观事实，且该认定将剥夺朴某1的其他权利的主张。 3.杭州银行业务凭证（2张），欲证明2013年8月1日江某汇款给朴某1335387元的款项系其在朴某1账户走账，事后由江某个人在银行柜台取现金，以此说明一审判决对双方往来款作为300万元欠款结算有误。 4.杭州银行业务凭证1张，欲证明该业务凭证的客户签名“朴某2”系被上诉人江某所签，办理335387元的款项取现手续系江某操作事实。 上诉人朴某1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被上诉人江某对证据1，认为该协议在一审起诉之前已经形成，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组证据并不能反映上诉人所指该13笔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性质。对证据2三性不认可，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过上述材料，而且案件受理通知书上并无法院盖章，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清单是否是最终版本无法确认。对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无法从证据上面反映，只能说明双方存在款项往来。对证据3，认为杭州银行的业务凭证在一审期间已经形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证据内容上来看，该银行业务凭证上签字为上诉人签字，该笔款项由上诉人提取，并非被上诉人取得；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陈述的“2013年8月2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银行账号取款335387元，并由被上诉人汇入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为真，结合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也已向上诉人支付60万元，完全还清该款项且有多余。上诉人的举证与陈述与本案无关联。 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朴某1提供的4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江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杭州银行转账凭证，欲证明：第一，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14日向上诉人汇款50万元、于2014年5月15日向上诉人汇款10万元，合计60万元，根据《离婚协议书》约定，慧桥股权及资产均归属被上诉人所有，因此该款项应作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在应付金额中予以扣减。第二，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陈述的“2013年8月2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银行账号取款335387元，并由被上诉人汇入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为真，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也已向上诉人支付60万元，完全还清该款项且有多余。 2.报销单2张（复印件），该组证据为上诉人在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员工报销单上的审批签字，该签字与上诉人提交的杭州银行2013年8月2日取款单上签字一致，证明银行取款单上签字系上诉人本人签字。 被上诉人江某提供的证据经质证，上诉人朴某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未持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款系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往来款项，因涉及第三人，与本案无关。其次，被上诉人在第一点证明对象的陈述与庭审陈述也自相矛盾，其在庭审中已经认为杭州慧桥服饰有限公司390万元抵扣案涉的300万元欠款，又在本案中提交60万元抵扣一审认定的欠款，显然是不予认可的；再次，被上诉人的第二点证明对象也间接承认2013年8月1日江某汇款给朴某1335387元的款项系临时借用上诉人的账户走账，事实该款仍由被上诉人江某占有。对于证据2报销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未提供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对被上诉人江某提供的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被上诉人未提供原件，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反映朴某1与江某离婚后双方款项往来频繁，在江某所付款项未明确给付用途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将江某多支付给朴某1的款项作为江某履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300万元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朴某1上诉提出江某支付的款项应在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后确定是否有多余部分，不应在本案中直接作为支付案涉300万元款项进行抵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朴某1提出的即使在本案中折算抵扣双方往来款，江某支付的部分款项的用途也不属于支付案涉300万元款项。具体认为：1.江某使用朴某1的银行信用卡为其个人用途消费，江某支付的312100元款项是归还信用卡消费；2.2019年1月7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10万元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3.2013年8月1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335387元款项，是江某使用朴某1的杭州银行账户进行套现，转账第二天被江某全额取款提走，该笔款项不能作为江某归还案涉款项进行扣除；4.2018年10月1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10222元是支付女儿的旅游费用；5.2018年10月1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35000元是江某归还音响的费用；6.2019年1月7日的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15000元是支付女儿一个季度的生活费；7.江某与朴某1离婚后同居期间，朴某1承担了江某及其家人的共同生活费开支合计122399元，江某转给朴某1的款项中有122399元是偿还朴某1的支出，应抵扣该笔费用；8.江某转账的108万元属于江某向朴某1的借款；9.同居期间，江某向朴某1借款消费，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款项中有三笔合计55347元款项应予抵扣；10.房屋装修支出791777元；11.支付宝、微信转账金额126739.88元不能作为支付案涉款项抵扣。对此，本院认为，朴某1所称的江某支付到朴某1信用卡的款项312100元属于江某使用其信用卡消费后归还的款项。因江某否认三张银行信用卡为其使用，朴某1对此亦未举证予以证明，故朴某1主张在江某已付款中扣除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3年8月1日江某转账给朴某1的335387元，在次日被取现，是否为江某提取的争议。二审中，根据本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提供了个人业务凭证（银行留存联），其中客户签名栏署名人为“朴某2”，朴某1认为非其本人所签，而系江某签署。按银行柜面取款的要求，取款5万元以上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如为代办需同时出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案涉335387元现金取款的个人业务凭证客户签名栏署名人为“朴某2”即朴某1，按朴某1所述“朴某2”签名字样为江某所签，其所述与银行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朴某1主张的其余不属于江某支付案涉300万元的款项，因江某在转账付款当时未明确付款用途，故朴某1主张上述款项不应计入江某应付的300万元离婚财产分割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朴某1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7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朴某1负担。朴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