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5民申1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柯呈升，男，汉族，1989年2月22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1。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舜钦，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贞，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柯伟丰，男，汉族，1978年10月2日出生，住所地汕头市金平区********10****2*****，公民身份号码440************41X。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祖喜，广东渠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依彤，广东渠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柯呈升因与被申请人柯伟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柯呈升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柯伟丰借柯呈升名义在深圳买房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将本案的案由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即柯伟丰委托柯呈升买房并登记在柯呈升的名下，通俗称为“借名买房”，柯伟丰需就“借名买房”的事实承担举证义务。该案由始至终，柯伟丰均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委托买房的情况，原审判决也未就该重要的基本事实的认定进行论证及说理，仅在判决书注明“上述事实有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足以认定”。经查阅原审的全部证据，柯伟丰毫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与柯呈升之间存在所谓的“委托买房”或“借名买房”的基本事实，具体理由如下：柯伟丰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委托柯呈升代为购买诉争房产和代为转让房产。柯伟丰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房产深圳市龙岗区********************的所有权人系柯呈升，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柯伟丰没有证明其“委托买房”的事实。柯呈升和柯伟丰系表兄弟以及原是同事，柯呈升经常协助办理各种公司事务，因办理公司事务产生的往来款项非常多。柯伟丰刻意进行片面选择、将单方汇给柯呈升的全部款项均主张是“委托被告以其名义办理购房、按揭贷款手续......”，汇款时间多、散、无规律，显然不符合支付按揭款的常识，而且仅提供其汇给柯呈升的流水记录，没有全面地体现两人间的实际往来款记录，该项证据缺乏真实性。柯伟丰提供的证据微信记录缺乏真实性、合法性，柯伟丰故意片面截取、仅提供部分聊天记录，且记录内容亦未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以其名义办理购房、按揭贷款手续；购房款包括首付款、银行按揭款均由原告负责并以被告名义支付及将登记在被告名下房产转让的事实”。客观事实是，基于亲情及信任，柯呈升从小就对柯伟丰言听计从。因身在异乡，不谙世事的28岁年轻柯呈升要转让自己的房产，因社会经验浅害怕被骗，一直通过微信方式向关系亲密的表哥、即已40岁社会经验丰富的柯伟丰请教。双方的沟通中，并无出现所谓的委托情况。片面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构成柯呈升与柯伟丰存在委托关系的直接证明。柯伟丰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都存在问题。柯伟丰在《起诉状》已自认其系“深圳市恒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证人蔡和良、林伟峰、蔡少芬、林晓旭、林少武均是该公司的员工，即柯伟丰的下属，他们所“证明的内容”都与柯伟丰存在利益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述证人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不能采信，更不能作为案件认定的依据。法院根据柯伟丰的申请调取的证据恰恰证实了涉案房产系柯呈升所有，柯伟丰主张“借名买房”是无中生有。柯伟丰2019年*月20日、2019年*月8日分别申请调取柯呈升名下的工商银行汕头南澳支行621*************052、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754961920168的流水记录，都清楚显示柯呈升与柯伟丰、证人蔡和良、林伟峰之间是存在经常性款项往来的。在柯呈升未能到庭答辩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违反程序，没有要求柯伟丰和各证人到庭说明往来款的性质或情况，而是简单接受柯伟丰单方面主张款项是其“委托被告以其名义办理购房、按揭贷款”的法律性质。有意降低柯伟丰的举证责任。另外，从流水记录可看出，涉案房产在按揭期间大多都是由柯呈升独自支付每个月的按揭款的，原审法院认定柯伟丰主张其每月支付按揭款的依据明显不足。柯伟丰申请调取柯呈升涉案房产的买卖合同、抵押贷款、购房款项支付、柯呈升与黄创新间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等、房产交易经纪机构工作人员的交易情况、柯呈升的农行深圳地王支行622*************677的银行卡流水记录等等材料，均能十分明显地证明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是柯呈升，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柯伟丰所主张的委托关系，原审判决也没有就该部分证据为何能够认定存在委托关系进行说明。综上，柯伟丰所主张的委托关系无法成立，双方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委托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基本事实，导致全案错判，严重侵犯柯呈升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依法应予以再审。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再审。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107条、第112条，判决支持柯伟丰诉请的“该款（190万元）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即原审判决第二项）是严重的错误。该案案由系委托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关于“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规定仅适用于民间借贷关系，系特殊规定，不能扩大适用到其他的合同关系，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原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六）款的规定，依法应予以再审。三、原审疑点重重。1.关于该案的送达方式的疑问。柯伟丰与柯呈升系从小在汕头南澳一起长大的密切的表兄弟关系，双方的父辈亲属等都在南澳居住，彼此间的联系方式多样，共同联系人多，不可能存在无法联系到柯呈升本人的情况。柯伟丰和原审法院在明知柯呈升虽然户籍地址仍登记在诉争的深圳市龙岗区********************，但该房产早已转让且柯呈升早已搬离该地址（转让给案外人黄创新）的情况下，仍有意将诉讼材料寄至上述地址，致使柯呈升无法收到诉讼材料。柯伟丰在能补充材料、能够联系上柯呈升的情况下不补充，而刻意制造以公告的方式送达，有意使得柯呈升无法收到应诉材料，被剥夺诉讼抗辩的权利。案件判决后也未通知柯呈升，剥夺了柯呈升上诉的权利。2.关于该案的管辖法院与诉讼标的数额的疑问。柯伟丰的户籍所属地是汕头市金平区*****，管辖法院是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本部，但却另行刻意专门提供“《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湖头社区*委会证明》”以证明其居住在该社区，制造案件管辖关联点为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另外，柯伟丰在起诉状陈述“被告向原告告知剩余房产转让款190多万元暂存在其账户”，之后在开庭时又陈述“事实理由补充，除原告请求190万元之后，其余的转让款原告保留追偿的权利”，即是柯伟丰故意将诉讼标的额为2434109.19元（管辖法院应是金平区人民法院本部）拆分为190万元（原审）和534109.19*【案号：（2020）粤0511民初1412号，继续由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管辖】，分别提起两个诉讼，系故意再次制造案件管辖关联点为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解释有相应的诉讼管辖地供当事人选择，但可选择的管辖地必须是法定地形成于法律关系成立和履行时，柯伟丰故意制造管辖关联点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7、8条的规定。因此，柯伟丰故意不提供能送达柯呈升的有效方式以及制造管辖关联点，使得柯呈升无法行使提管辖权异议、抗辩、举证、辩论和上诉的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九）、（十）款的规定，依法应予以再审。四、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涉案房产系柯呈升所有，柯伟丰提起虚假诉讼是为非法占有柯呈升的财产。2013年10月底，柯呈升向柯伟丰、柯少华等人借款在深圳购房，2013年12月办理不动产登记，2016年*月份交房，柯呈升随即购置家具家电等入住，入住期间由柯呈升自己承担缴纳各种费用，包括宽带入网、物业、水电费等生活费用，所有的关于房产的证件材料均一直由柯呈升控制。2018年初因经济问题，柯呈升与案外人黄创新达成协议，以460万元的价格转让涉案房产，因柯呈升年纪较小社会经验浅，转让过程一直请教表哥即柯伟丰。之后柯伟丰因家庭亲戚间的纠纷与柯呈升产生矛盾不可调和，柯伟丰为报复柯呈升，故意制造虚假诉讼以达到其非法占有柯呈升财产的非法目的，利用诉讼技巧，故意制造各种情况致使柯呈升无法得知案件的诉讼消息，柯呈升直到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通知才知判决已生效。柯伟丰与原审法院从立案、审理、判决等程序均称无法联系和送达柯呈升，但在生效后的执行，却马上能够联系和找到柯呈升，而且“迅速”完成了执行程序。人为故意制造柯呈升“被失踪”、进而谋求不当利益，请求法院综合原审的证据以及柯呈升提供的新证据，查明案件的事实，支持柯呈升的再审请求。再审请求：一、撤销（2019）粤0511民初4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柯伟丰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原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柯伟丰承担。柯伟丰提交意见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柯伟丰委托柯呈升购房和转让房产的事实。1.柯伟丰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虽显示原诉争房产所登记权属人为柯呈升，但不能据此认定诉争房产的物权归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物权的证明，但该权利证书仅为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是具有推定的效力，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定吻合。而依据柯伟丰在原审中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柯伟丰是诉争房产的权利人，由此足以否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权利，认定柯伟丰为诉争房产的实际权属人。2.柯伟丰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明细清单，及柯伟丰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记录均充分证明诉争房产的所有购房款包括定金、首期款及按揭贷款均由柯伟丰支付。且款项的汇付清晰、有规律，不存在柯呈升所称的汇款多、散、无规律的情形。第一，按照柯伟丰申请法院向工行汕头南澳支行调取的柯呈升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知，2013年10月26日，柯伟丰在工行汕头南澳支行向柯呈升账户存入32000元作为诉争房产的购房定金，柯呈升遂于2013年10月27日向深圳市和诚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交付购房定金30000元，该定金在此后签订购房合同时折抵购房首期款60000元，即其中定金30000元作为首期款，再结转30000元作为首期款。第二，2013年10月29日，柯伟丰从工行汕头珠池支行向柯呈升在工行汕头南澳支行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为购房首期款；因银行转账限制，当天柯伟丰委托证人林伟峰将现金200000元存入柯呈升在工行汕头南澳支行的银行账户作为购房首期款；柯伟丰同时在当天委托第三人柯少华在ATM机向柯呈升在工行汕头南澳支行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及次日凌晨转账30000元作为购房首期款；2013年10月30日，柯伟丰再次通过网点柜台向柯呈升在工行汕头南澳支行的银行账户转账241000元为购房首期款；合计支付671000元。2013年10月30日，柯呈升向出卖人深圳市和诚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账支付首期款653000元，加上定金30000元及结转首期款30000元，合计支付购房首期款713000元。第三，2013年11月8日，柯伟丰委托柯呈升正式与出卖人深圳市和诚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约定购房总价款为2237300元，首期款为购房总价款的30.05%，即713000元，剩余购房款1660000元以柯呈升的名义向中国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申请按揭贷款，借款期限360个月，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法。在办理该银行贷款按揭手续时，由柯伟丰所设立的恒峰公司出具职业及收入证明，同时在个人借款申请中以柯伟丰作为贷款联系人办理按揭手续。第四，购房贷款按揭每月的按揭贷款由柯伟丰负责支付，即柯伟丰除自己向柯呈升提供还贷的按揭款外，还自2016年开始委托证人蔡和良每月向柯呈升提供还贷按揭款9000元至10000元不等。从柯伟丰、证人蔡和良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来看，柯伟丰及所委托第三人向柯呈升转账汇付的按揭款在付款时间间隔、数额上具有规律性，且账户固定，符合偿还月供款的特征，故在案的证据足以证明柯伟丰借柯呈升之名买房并实际负担了所有购房款的事实。3.柯伟丰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语音、微信对话记录在开庭审理时经当庭与手机原始载体核对一致，聊天记录上下连贯完整，不存在断章取义和篡改，且联系上下文义，与本案待证事实完全吻合，也与柯伟丰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第一，聊天记录中有双方关于房屋转让过程的描述及按揭款的支付，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并不存在柯伟丰所谓“请教”一说，即从联系买家、合同条款、金额、如何交易及税费承担等，明显是柯呈升向柯伟丰的汇报、请示，并非“请教”。第二，房产在转让过程中房产中介对于交易过程向柯伟丰的解释均能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委托购房关系，否则难以解释柯呈升在转让房产的全过程中一点一滴均需征求柯伟丰的意见。因此，柯呈升认为微信存在片面截取完全与事实不符，柯呈升没有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审法院对柯伟丰提供的微信记录予以采信依法有据。4.柯伟丰在原审中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合法、真实、客观，完全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原审证人蔡和良与柯伟丰、柯呈升系表兄弟关系，该证言的真实性及对事实情况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对亲属关系的效力，证人蔡和良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客观，该证言也反映了柯呈升罔顾事实，恶意侵占财产的事实。本案其他证人虽是恒峰公司的员工，但原也与柯呈升系同事关系，平时关系正常，该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不受身份关系的影响。从诉争房产的实际使用情况看，该房产自购买至转让前，系由柯伟丰无偿提供给恒峰公司作为员工宿舍使用。从出庭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柯伟丰购买诉争房产的目的及用途是作为恒峰公司的宿舍使用，包括证人在内的公司员工也实际在诉争房产中居住生活。期间，公司员工等人也认为诉争房产的实际权属人是柯伟丰本人，而不属柯呈升所有。综合全案证据，从柯伟丰、柯呈升之间的关系、柯伟丰购房的目的和用途、购房手续办理、购房首期款的支付、贷款按揭，以及诉争房产的转让、代收房款等方面来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的要件，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足以证明柯伟丰系诉争房产的实际购买人，诉争房产的产权应属于柯伟丰所有，柯呈升的再审申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具有再审的法定情形。1.原审判决柯呈升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依法有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也正是由于柯呈升的财产侵占行为，导致了柯伟丰的利息损失，故原审判决柯呈升承担利息依法有据。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的公告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而原审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9年8月6日，故不存在任何冲突的情形。2.柯伟丰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完全能够证实诉争房产系柯伟丰所出资购买，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属于柯伟丰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故对于柯伟丰委托柯呈升出售诉争房产的款项，柯呈升应当归还柯伟丰。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条四百零四条之规定依法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三、原审判决程序正当合法，柯呈升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1.关于案件的管辖问题。第一，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柯伟丰在起诉时有权选择在合同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因当事人双方对合同履行地没有明确约定，柯伟丰诉请柯呈升返还房产转让款，诉争标的为给付货币，依照法律规定，此类合同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柯伟丰自2017年12月1日起租住在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湖头社区*委会石门巷5号房至今，故柯伟丰向金平区人民法院对柯呈升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金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另外，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作为金平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有权审理在其辖区内不超过标的限额的民商事案件，故柯呈升认为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无管辖权，缺乏事实依据。2.关于诉讼标的额的问题。如上所述，柯伟丰在第一次起诉时向柯呈升主张返还房产转让款190万元，及在此后另行向柯呈升起诉主张50多万元并不矛盾。相反，恰恰印证柯伟丰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即柯呈升告知柯伟丰剩余房产转让款190万存在不实和欺骗，柯伟丰在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后，对于柯呈升隐瞒的部分转让款当然有保留追偿的权利。故不存在柯呈升所谓故意制造管辖关联点之说。3.关于本案送达的问题。本案立案后，柯伟丰向人民法院提供了柯呈升的联系方式，所提供的两个联系电话均是柯呈升在正常使用的移动电话，但经人民法院多次联系，柯呈升均不予接听，柯呈升显然是在获知柯伟丰准备对其提起诉讼后，故意不予接听电话，其目的是在拖延诉讼。因此，人民法院以柯呈升的人口信息登记地址予以邮寄送达，但柯呈升故技重施，拒不接收，应诉材料被退回。此后，在穷尽送达手段后，人民法院才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向柯呈升予以送达，送达程序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在近期，柯伟丰在另外案件中申请对柯呈升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金平法院执行局法官向柯呈升送达民事裁定时，法院多次拨打柯呈升正常的联系电话，柯呈升均不予接听，后由法院通知柯呈升的委托代理人领取相关保全裁定。由此可见，柯呈升故意不予接受法院的诉讼文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四、对于柯呈升所称的柯伟丰提起虚假诉讼是为非法占有柯呈升财产的驳斥。1.柯呈升声称向柯伟丰及柯少华借款在深圳购房完全是满口谎言，无中生有，本案在案证据足以否定柯呈升的不实说辞。2.柯呈升称购置的家具家电，及缴纳的物业、水电等各种费用由其承担的说法也是在故意混淆视听，所谓购置的家具家电是柯伟丰委托柯呈升购置，相关费用均是柯伟丰承担，且在房产转让后，大部分的家电、家具也由柯伟丰保管，目前也存放在柯伟丰处。至于物业、水电等也因房产名义上是登记在柯呈升，故相关费用也是以柯呈升的名义缴纳，但所有费用均由柯伟丰承担。3.若柯呈升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非法侵占财产的行为，柯呈升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反之，本案的证据却能够充分证明柯呈升在受托中存在侵占财产、恶意转移房产转让款的行为。综上所述，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年8月6日作出的（2019）粤0511民初431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柯呈升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柯呈升提出原审法院在案件送达方式上刻意以公告的方式送达，有意使得柯呈升无法收到应诉材料，被剥夺诉讼抗辩权利的意见。经查，原审法院按照柯呈升的住所地向其邮寄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邮件的收件人上明确载明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均是柯呈升至今使用的手机号码，原审法院在采用法院专递无法向柯呈升送达应诉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采用公告的方式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柯呈升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审理，故柯呈升的上述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柯呈升提出柯伟丰的户籍所属地是汕头市金平区*****，管辖法院是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本部，却刻意制造案件管辖关联点为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的问题。因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而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岐山法庭系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金平区人民法院本部各业务审判庭与派出法庭对审理的案件范围的分工是该法院的内部分工，不属本案再审审查的范围，故柯呈升的上述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柯呈升提出原审判决认定柯伟丰借柯呈升名义在深圳买房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柯伟丰、柯呈升双方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委托的意思表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原审判决予以再审。经查，原审判决依据的证据均在原审开庭时依法出示，原审判决认定柯伟丰委托柯呈升以柯呈升名义购买房产并由柯呈升负责办理具体购房事宜的事实的主要证据依据是柯伟丰和柯呈升的微信聊天记录、柯伟丰本人或委托他人向柯呈升支付的首期购房款和每月按揭款的银行流水记录、原审法院向房产经纪公司执业人员李小英的调查笔录等证据，但柯呈升没有提交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所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柯呈升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柯呈升提出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判决支持柯伟丰诉请的“该款（190万元）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即原审判决第二项），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经查，原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为“被告柯呈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柯伟丰房产转让款余款1900000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关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及该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判决柯呈升向柯伟丰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处理并无不当，故柯呈升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申请人柯呈升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柯呈升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翁晓红审判员  江炯坤审判员  林 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逸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