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1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大菊，女，1963年11月15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湖北省巴东县，经常居住地：湖北省巴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大荣，女，1965年10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巴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大芬，女，1968年3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海南省琼海市东升农场团结作业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平，湖北楚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大刚，男，1963年4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巴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慧，196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巴东县。系谭大刚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祚新，男，1965年2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巴东县。上诉人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谭大刚因与被上诉人田祚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3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上诉请求:撤销巴东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3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或确认署名为谭大刚、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无效。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00年6月12日署名谭大刚、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根本就不存在，是田祚新伪造的，谭大刚没有委托沈洪写过该协议，也没有请汪洪作过见证。在二审法庭调查时，补充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谭大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成立，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根本就不存在，谭大刚的签名是田祚新找沈洪代为书写时一并书写，且谭大刚未在现场。2.一审认定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就其主张的事实未提交证据证实的认定错误。本案先后在茶店法庭进行过林地合同、土地承包合同诉讼，经法官释明应对基础合同即土地和山林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于是将山林、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撤诉，该二案的证据转入本案，当时当事人提出复印之后重新提交，法庭释明由法庭将原卷宗在庭审后再进行复印，在一审审理中，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提交了证据目录，在庭审中对证据目录中的证据逐一进行了举证质证，因此，一审以未提交证据证实的认定错误。谭大刚的上诉请求:撤销巴东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3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或确认署名为谭大刚、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无效。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00年6月12日署名谭大刚、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根本就不存在，是田祚新伪造的，谭大刚没有委托沈洪写过该协议，也没有请汪洪作过见证。田祚新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真实，田祚新与谭大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实不是双方本人签的，是双方的代理人签字的，当时谭大刚本人在场。《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不是谭大刚本人签的，是委托沈洪签的，村里签字盖章的。山林和土地证书都是谭大刚当场给田祚新的，田祚新一起给了四千块钱。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一审诉讼请求：判令田祚新所持有的转让方为谭大刚、受让方为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查明，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与谭大刚系同胞兄妹。2000年6月12日，田祚新因其房屋发生火灾事故，需要重新建房。谭大刚作为甲方，田祚新作为乙方，由中证执笔人沈洪执笔，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坐落于本居委会三组石垭子有土木结构房屋茅房一栋三间，猪栏厕所各一间，共计占地246.3㎡，因甲方另有住房不便管理，乙方因火灾事故，重新建房，时间与财力不济，经双方协商，由甲方出售给乙方，双方就有关事项达成下列协议：一、该住房作价四仟元（￥4000.00元），出售给乙方，由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开具收条并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交付乙方，乙方在经济危机好转时，在有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二、该房屋自交付之日起，双方进行交接，其产权、使用权均属乙方，电灯除主线产权外一并归属乙方；三、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有关山地林权另行产生协议。”谭大刚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田祚新在合同尾部乙方处签名，沈洪在合同尾部中证执笔人处签名。同日，由沈洪执笔，书写《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议，甲方将坐落在石垭子的住房出售给乙方，为便于乙方生产生活，现将甲方承包土地及山林使用权转让乙方，双方就有关事项协议如下：一、甲方将自留地、口粮地、承包地三地一并转让给乙方生产经营，其界限以承包合同为准，甲乙双方上界指定；二、该三地使用权自2001年1月1日起归乙方所有，一切税费归乙方承担；三、该三地甲方已出租他人，自2001年元月1日起出租权归属乙方（即出租费由乙方收取）；四、山林四界甲方双方上界指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管理使用权归属乙方；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居委会报批审核存查一份。”时任绿葱坡居委会三组组长汪洪在该协议尾部签署“情况属实”书面意见。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在该协议右上角签署了“同意甲乙双方土地协议转让”的书面意见，并加盖了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公章。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和《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后，田祚新给谭大刚支付了购房款4000元，谭大刚当即将上述房屋及山林、土地交付给了田祚新，并将相关权属证书一并交付给田祚新。此后，田祚新一直在谭大刚出售的房屋内居住生活，并对谭大刚转让的山林、土地进行管理、经营、使用，且按照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列明的农业税、农业税附加等项目缴纳了多年农业税费，负担了劳务工。2005年6月24日，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田祚新签订了《巴东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土地发包给田祚新耕种、经营、管理。2005年8月20日，巴东县农村经济管理局为田祚新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9年5月25日，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田祚新签订《巴东县林地承包合同》，将案涉林地发包给田祚新使用、收益。2009年5月2日，巴东县林业局为田祚新颁发了《林权证》（巴政林证字（2009）第015866号）。2018年4月，因中诚信集团公司需征用本案所争议的土地和山林修建滑雪场，双方开始发生争执。2018年9月29日，谭大刚作为原告以巴东县国土资源局为被告、以巴东县林业局和田祚新为第三人向巴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撤销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巴东县国土资源局给田祚新颁发的巴政林证字（2009）第015866号《林权证》。2018年10月10日，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社区居民委员会由汪洪给田祚新出具证明1份，证实：“兹有我绿葱坡居委会原三组承包户谭大刚与原三组承包户田祚新于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二日签订《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该协议由谭大刚、田祚新共同委托三组村民沈洪代书，时任三组组长汪洪签字见证。我居委会作为发包方签章备案同意上述二承包户转让土地山林。二〇〇五年二轮承包延包我居委会与承包户田祚新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后，由县政府给田祚新颁发经营权证，其承包地田祚新管理至今。二〇〇九年换发《林权证》时，我居委会与田祚新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巴东县林业局给田祚新颁发《林权证》，其承包山林田祚新管理至今。特此证明。巴东县绿葱坡镇社区居委会经办人：汪洪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该证明上加盖了公章。2018年12月25日，谭大刚申请撤回行政起诉。巴东县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鄂2823行初5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谭大刚撤回起诉。2019年7月9日，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向巴东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田祚新持有的转让方为谭大刚、受让方为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无效。另查明，1.本案所争议的土地和山林，原系以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与谭大刚之父谭正保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和山林。最初承包上述土地、山林时，该户家庭成员有谭正保、向啟平（谭正保之妻）、谭大刚、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和《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时，谭正保之妻向啟平已于1997年8月12日去世，谭大荣、谭大芬、谭大菊均已婚嫁至外地，谭正保于2003年农历正月29日去世。谭正保生前并未对谭大刚转让给田祚新的土地和山林提出过异议，去世后亦未留有书面遗嘱。2004年8月26日，谭大刚以夫妻投靠农转非的形式将户口迁移至巴东县信陵镇。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与谭大刚四人自谭大刚与田祚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之日起至2018年4月一直未对本案所争议的土地和山林发生过任何争议。2.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更名为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社区居民委员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根据谭大刚与田祚新均认可双方于2000年6月12日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可知，谭大刚与田祚新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双方均有“有关山地林权另行产生协议”的合意，且该合意符合本地农村出售房屋时一并流转部分山林、土地，即“卖屋搭田”的交易习惯。双方在购房时对山地林权流转一并达成口头协议，并委托代书人沈洪形成书面协议。自达成书面协议后，谭大刚将案涉房屋及山林、土地交付给了田祚新，并将相关权属证书一并交付给田祚新，田祚新即对案涉山林、土地经营管理多年，双方长达19年时间并未发生争议。故虽沈洪出具证明证实该份协议中谭大刚与田祚新的签名及协议内容均系其一人一次性书写，并不能以此瑕疵来否定谭大刚、田祚新对案涉山林、土地流转达成合意的事实。谭大刚代表其家庭与田祚新签订《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后，谭大刚将协议所涉土地、山林交付给田祚新管理使用，且田祚新还承担了多年的农业税费。对此情况，谭正保、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和谭大刚应当明知，且直至2018年4月绿葱坡滑雪场开工建设征地前，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和谭大刚一直对田祚新经营管理案涉山林、土地的行为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谭正保直至2003年去世一直未提出异议，且未对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另留存书面遗嘱。由此可知，谭大刚代表其家庭与田祚新签订《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获得了谭正保及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的认可或者默许。因此，尽管谭大刚未提供谭正保及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的授权委托手续，但田祚新足以相信谭大刚代表其他家庭成员与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谭大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谭大刚与田祚新签订《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后，时任三组组长汪洪和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在《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上分别签署了“情况属实”和“同意甲乙双方土地协议转让”的书面意见，并在协议上加盖了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公章。该行为说明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备案报批手续，双方转让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谭大刚将协议所涉土地、山林转让给田祚新经营、管理、使用的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程序合法，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谭大刚与田祚新于2000年6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应属有效民事合同。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要求判令田祚新所持有的转让方为谭大刚、受让方为田祚新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被告谭大刚与被告田祚新于2000年6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谭大刚与田祚新于2000年6月12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在签订该合同时，一并对土地、山林达成了合意，并委托沈洪代书了《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时任三组组长汪洪和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在《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上分别签署了“情况属实”和“同意甲乙双方土地协议转让”的书面意见，并在协议上加盖了巴东县绿葱坡镇绿葱坡街居民委员会公章。由此可见，谭大刚与田祚新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履行了备案报批手续，双方转让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程序合法。谭大刚、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认为谭大刚并未委托沈洪代书《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该协议是虚假的。但谭大刚在协议签订后，将协议约定的房屋、山林、土地交付给了田祚新，并将相关权属证书一并交付给田祚新。谭大刚将相关权属证书交付给田祚新的行为，证实了沈洪代书《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是受谭大刚委托，故应当认定该协议是谭大刚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田祚新对案涉山林、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了多年的农业税费，双方长达19年时间并未发生争议。直至2018年4月绿葱坡滑雪场开工建设征地前，谭正保、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一直未对田祚新经营管理案涉山林、土地的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由此可见，谭大刚代表其家庭与田祚新签订《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获得了谭正保、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的认可或者默许，谭大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其与田祚新签订的《土地承包和山林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合法有效。综上，谭大刚、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谭大刚负担80元，谭大菊、谭大荣、谭大芬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茂仕审  判  员  刘开平审  判  员  覃恩洲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胡丹书记员（兼）  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