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民申806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威海市环翠区信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 法定代表人：单广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龙宝、陈坤，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威海银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住所地威海市经技区海瞳路** 法定代表人：刘培孟，董事长。 一审被告：王慧颖，女，199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一审被告：王建波，男，196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审被告：历荣，女，196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一审被告：戚艳静，女，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再审申请人威海市环翠区信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元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威海银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公司），一审被告王慧颖、王建波、历荣、戚艳静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信元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法院将《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记载的“担保的债权数额”，人为区分为债权总额(债权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金额之和)和债权本金，不符合我国不动产登记部门关于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填写规范要求和具体操作习惯。2015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为统一登记规则和登记簿样式，国土资源部于2015年2月15日下发了《关于启用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25号文)，要求各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于2015年3月1日起正式启用试行。该文附件《不动产登记证明样式及使用填写说明》第二部分“填写说明”第(十)项“其他”一项中要求：填写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事项时，应分别填写以下内容“(1)不动产权证书号；(2)抵押的方式；(3)担保债权的数额。”即不动产登记部门在进行抵押权登记时，《不动产登记证明》是以“担保债权的数额”作为登记表述方式，而非以“担保债权本金的数额”作为表述方式，也并未明确要求区分“债权”与“债权本金”。涉案不动产位于北京市，而北京市并未就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的填写出台特别规定，其亦是按照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15〕25号”文的要求执行。涉案不动产分别先后抵押给申请人信元公司和被申请人银通公司，《不动产登记证明》编号分别为：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证明第0026389号、第0029187号，两份不动产登记证明中“其他”一栏记载的分别是“被担保数额：6000000(人民币)”“被担保数额5000000(人民币)”。从上述两份不动产登记证明也可以看出，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对于抵押权“担保的债权数额”的记载，均是以“被担保数额”作为表述方式。原审判决将《不动产登记证明》中抵押权的“担保的债权数额”，区分为债权总数额(债权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金额之和)和债权本金数额，并区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证明》中，不符合我国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关于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填写规范要求，也脱离了涉案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实际操作习惯。2.不动产登记证明及不动产登记簿系以提交的债权主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依据，申请人《不动产登记证明》中登记的“被担保数额：6000000(人民币元)”，系指债权本金数额，而非债权本金与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其他债权的总额。申请人信元公司与王慧颖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个高抵字045号)第三条“担保范围”明确：涉案房屋担保的债权为“2016年7月20日起至2019年7月20日止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所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最高本金金额不超过6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因主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即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申请人与债务人已经明确约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最高限额为本金600万元，同时担保范围还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其他债权。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办理涉案抵押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明》时，是以申请人与王慧颖之间的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依据，其颁发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其他”一栏中填写的“被担保的数额”的固定金额600万元与再审申请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最高本金600万元限额完全一致。而登记行为仅是依据合同对担保的主债权等信息进行对外公示，并不具有改变合同当事人抵押合意的功能，其目的也非限制抵押权优先受偿的限额或者改变担保范围。以上足以认定申请人持有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记载的“被担保数额”实际即为被担保债权的600万元本金金额。从《物权法》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权条款内容看，登记的最高额债权限额中的“债权”数额，应当理解为本金数额。3.物权法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系指“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而“一定期间”应为决算期届满之前发生的债权。由于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一般均发生于决算期届满之后，最高额抵押担保所指的债权不包括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其它费用。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就决算期届至而“特定”的债权，最高额抵押权人可根据普通抵押权的规定行使抵押权。由于决算期届至利息、实现债权费用未发生或正在持续发生，因此“特定”的债权不包括利息、实现债权费用等其它债权，而能够特定的仅仅是债权本金，故在办理最高额抵押登记时，其载明的担保的债权限额中的“债权”应当理解为“债权本金”。（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抵押房产《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记载的“被担保债权数额”，与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担保范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审法院将两者混为一谈，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记载的“被担保债权数额”与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担保范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明确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四)担保的范围”。该条文明确将第(一)项中“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与第(四)项“担保的范围”作为两项不同的合同条款内容分别予以规定。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亦将“抵押担保范围”和“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和“最高债权额”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并列列举。从立法本意来看，“被担保债权的数额”或“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与“担保范围”并非同一个法律概念，两者不可混淆适用，不能彼此产生替代关系。也就是说，登记机关在他项权利凭证所记载的“债权数额”，并不能等同于“担保范围”。2.从我国各地区不动产登记系统的设置及登记规则具体操作现状来看，不动产登记系统均未将“担保范围”栏目纳入到抵押登记内容之中。《关于启用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25号文)之附件《不动产登记簿使用和填写说明》中的“抵押权登记信息”部分，规定需填写“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并未要求填报“担保范围”。另，从我国各地区不动产登记系统的设置及登记规则具体操作现状来看，不动产登记系统均未将“担保范围”栏目纳入到办理抵押登记的内容，仅仅是把类似“被担保债权数额”的表述纳入到抵押登记需要填报的内容之中，而且该栏只能填写固定的数字。涉案房屋所在地的北京市的不动产系统登记设置及具体操作，亦与前述一致。综合前述两点，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载明的：“被担保数额：6000000(人民币元)”，并非意味着涉案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仅仅局限于600万元金额之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的规定，是对抵押登记内容的规定，而非是对抵押担保范围的规定，本案《不动产登记证书》中登记的被担保债权数额实际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本金一致，该条文于本案而言并不适用。原审判决将案涉《不动产登记证书》中记载的“债权数额”理解为“担保范围”，据此认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并以此确认本案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为上述《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记载的“被担保数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物权法定原则，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应当以申请人信元公司与一审被告王慧颖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为准。本案申请人信元公司与一审被告王慧颖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担保范围应当以双方合同约定为依据。对于担保范围的确定，《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之规定：“担保物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按照约定。”即担保范围应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可自行约定担保范围的具体内容；若当事人未约定的，则应根据该条文规定在法定范围内确定。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与一审被告王慧颖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真实合意，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该《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了最高限额是指最高本金额600万元以及担保的债权范围包括本金、利息以及其他费用等，且债权决算后最终的借款本金余额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600万元的最高本金限额，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600万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债权总额范围内，确定担保范围。以合同约定确认担保范围，并不违反物权公示原则，亦不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约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依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和担保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本质在于其所担保的债权为不特定债权，且具有最高限额。但对于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担保范围是债权最高额还是本金最高额，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理解和认知上的较大分歧，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不同法院和法官审理的类案裁判意见，亦认定不一，尚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范围若理解为债权最高额，则意味着除债权本金外，由该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债权人有权就包括本金在内的最终债权总额范围内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反之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范围若理解为本金最高额，则债权人只能就约定的本金最高额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申请人与王慧颖订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抵押权所担保的最高额为本金金额不超过600万元，同时还包括利息、违约金等其他附属债权，而涉案抵押权登记证明中载明的抵押权所担保的最高额为债权数额600万元，申请人据此主张按照抵押权登记证明中的载明，涉案抵押权的担保范围除本金600万元外，由此产生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债权总额均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内，原判决仅认定600万元为涉案抵押权担保的最高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原审认定申请人在600万元限额内对涉案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正确。本院对此审查认为，申请人与王慧颖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数额为本金最高额，而涉案抵押权登记的证明中载明的担保数额为600万元及其他附属债权，对此应认为涉案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可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但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一般应当以登记的范围为准。即使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但总计不得超过已登记的预定最高限额，超过部分申请人不能行使抵押权，否则将使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债权额，事实上成为无限额，这与物权法、担保法的立法本意相悖。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亦明确规定，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故原判决认定申请人就王慧颖的抵押财产在600万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主张其应在登记的600万元限额外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理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最高法民终230号案件与本案类似，也持与本案原审判决一致的裁判意见。 综上，再审申请人信元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威海市环翠区信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起 审 判 员 程 林 审 判 员 张 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柴 华 书 记 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