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9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阎兰池，男，1951年9月9日出生，汉族，白家庄矿退休工人，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东华，女，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工，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丽，女，198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工，住太原市。上诉人阎兰池因与被上诉人王东华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阎兰池，被上诉人王东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阎兰池上诉请求：一、请求上级法官履行《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将一审判决书删除的习**总书记讲话写入二审维持判决书中。二、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将一审判决书没有判决的两项诉讼请求在二审维持判决中作出明确的判决。三、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将阎兰池当庭陈述的与王东华的争执经过写入二审维持判决书中。四、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证据说明如实写在二审维持判决书中。五、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在二审维持判决书中明确写明，阎兰池、王东华谁有违法行为。六、请求上级法官履行党中央谁执法、谁普法的决定，在二审维持判决中写明，一审判决书将王东华干部的身份写成职工，这种将官变民的理由是什么？王东华是国家省级机关管信访的干部，在群众中打官司中，不向法庭提交证据，仅凭说假话便能胜诉，打败群众。她倚仗的究竟是什么？七、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开庭审理直播现场。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将原告在陈述中学以致用的习**总书记讲话删除，其行为违反《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上级法官履行《宪法》将两个坚持维护落实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二、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消除对原告的不良影响。2、恢复名益。3、赔礼道歉三项请求。但一审判决书中只判了恢复名益一项请求，而对消除不良影响、赔礼道歉没有判决，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法律规定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二审判决中全部判决。三、一审判决书只写了干部王东华讲的一面之词，而没有写群众阎兰池当庭讲的与王东华的现场争执经过，这种显失公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法律规定，将阎兰池讲的与王东华现场争执经过写入二审判决书中，以保障法律赋予群众在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四、一审判决书没有将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与证据要证明的事实，及对证据的认定与认证写在判决书中，这种隐匿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的判决。使不依法举证的干部获利。使依法举证的群众哑巴吃黄莲。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法律规定，将双方当事人所有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与证据要证明的事实无遗漏的写在二审判决书中，并作出认证与认定。五、本案的证据证明，干部王东华与群众阎兰池二人中必有一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一审判决书掩盖了违法之人。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法律规定，在二审判决书中明确写明违法之人违法之事。六、本案中被告王东华是国家干部，一审判决书却将她的身份写成了职工。这种将坐轿人写成抬轿人，由官变民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王东华是国家省级机关管信访的干部，但在与群众打官司的案件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不依法向法庭提交证据。仅凭自己说的假话，便赢了官司打败了群众，她所倚仗的究竟是什么？请求上级法官履行党中央谁执法、谁普法的决定，在二审判决书中将以上怪事说明。七、本案的证据证明王东华事事说假话，处处说假话，一审认定的事实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不符。与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坚决两个维护的精神不符。请求上级法官履行法律规定，开庭审理直播现场。被上诉人王东华辩称，被上诉人王东华只是按照自己所认为的事实写了一份情况说明，送交到公安机关。这本身只是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而他仅把该份材料交给公安机关，并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传播，所以不存在危害性。所以本案王东华不构成侵犯上诉人名誉权的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到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必定有一人违法这个情况。是否违法，这是公安机关的认定的职责。第二与本案的诉讼标的也没有关系。阎兰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消除对原告的不良影响，恢复名益；2．判令被告赔礼道歉。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6日，原告到原省卫计委购买《山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一书，因程序问题与被告发生争执，事后被告将争执经过改编为原告高声辱骂、严重扰乱机关秩序宣传。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名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现诉至法院，请依法作出公平正义的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6日，原告前往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欲购买《山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一书，被告接待原告过程中，原告与现场保安发生争执，原告报警后，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派民警出警处理。2017年6月10日，被告王东华出具了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7年6月6日上午，我接到保安电话通知，有一上访人员在一楼大厅，我立即到一楼大厅接待来访人员。按照《信访条例》有关要求，让上访人员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上访人员拒不配合，坚持要上委机关大楼声称要购买《山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一书，我向他耐心解释，告知此书不公开发行，只有公立医院出具单位介绍信方可购买，不针对个人出售，但此人不听劝解，在机关一楼大厅大喊大叫高声辱骂，严重扰乱我委机关办公秩序，保安将其劝离大厅”。该情况说明上加盖有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文化保卫大队的印章，印章处有接收民警赵凯、原战东的字样。2019年11月4日，一审法院对原告起诉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行政撤销纠纷案件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庭审中，原告表示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未对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保安作出处理，被告出具情况说明后，也没有对原告作出处理。并表示原告在与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行政诉讼中获得了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名誉，原告需举证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过错、被告实施了违法行为，原告确有名誉被损害的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原告提供的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载明有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文化保卫大队民警接收的内容，原告又自认该情况说明是原告在其与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取得，结合原、被告陈述的事件起因及过程可以说明，被告是在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调查处理原告与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保安的争执纠纷事件中，向该公安分局出具了案涉的情况说明，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也向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出具过该情况说明或宣传了说明上的内容，不能认定被告出具情况说明主观上存在过错，被告实施了公然损害原告名誉等违法行为。其次，名誉权的基本内容是保有和维护自己的社会评价，原告现在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因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给原告造成了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即不能证明原告确有名誉被损害的后果。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且未提交新证据。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本案系名誉权纠纷，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在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调查处理上诉人与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保安的争执中，向该公安分局出具情况说明，该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向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出具过该情况说明或宣传了情况说明上的内容，但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上诉人一、二审期间均无证据证明该情况说明致其社会评价降低并造成其损害后果，因此故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名誉侵权的责任，消除对上诉人的不良影响，赔礼道歉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本案中，因上诉人当庭表示不同意调解，因此上诉人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提出的其他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阎兰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阎兰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金林审判员 张江冰审判员 赵 鹏 二O二O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郝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