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30789号原告：史秀梅，女，196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帅（史秀梅之子），男，199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徐国兴，男，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娜，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国兴玉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北京市朝阳区少角中街**院**楼**101。法定代表人：徐国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盛高，男，1983年4月16日出生，北京国兴玉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法务经理。第三人：王辉，男，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园，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史秀梅（以下称史秀梅）与被告徐国兴（以下称徐国兴）、被告北京国兴玉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玉馆公司，与徐国兴一并出现时合称二被告）、第三人王辉（以下称王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秀梅的委托代理人王玲杰、胡帅，被告徐国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娜、第三人王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园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国兴玉馆公司除2020年10月13日、10月26日未到庭应诉外，其他庭审均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秀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二被告履行《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向我交付玉器83件，具体的玉器以（2018）京中信内经证字67831号公证书中的玉器（即我与徐国兴在2015年12月13日核对的玉器清单中，共确定89张照片中的玉器，扣除河北容城县法院在本案诉前执行走的6件，其余的玉器即是我要求继续履行交付的内容）。事实与理由：2012年至2015年徐国兴以经营玉器资金周转为向我陆续借款4080万元，到期后，徐国兴无力偿还。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双方约定以物抵债，2015年12月13日徐国兴与我签署《抵偿转让协议》，约定：到2015年6月1日，乙方（徐国兴）共借甲方（史秀梅）4080万元。由于乙方资金困难，同意用坐落在北京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馆的玉器等抵偿，总抵偿物经甲方筛选后总价值应为一亿元。如甲方未能在2016年春节前收到乙方归还的人民币2000万元，上述抵偿资产（物品）归甲方任意处理。宽限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徐国兴仍无法还钱。徐国兴与史秀梅于2016年3月30日签署《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协议书约定2015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签署的《抵偿转让协议》抵偿清单中的玉器所有权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归甲方，全额冲抵乙方借款本金4080万元；协议签署后七日内将乙方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馆与房东的租赁合同承租人变更为甲方；如果房东不同意变更，则继续以乙方的名义与房东履行合同，但是实际使用人为甲方；协议签署后当日双方对国兴玉馆进行交接，交接后玉馆事宜甲方负责；甲方以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利息（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用于冲抵房租，直至乙方能够一次性付清前述利息总额为止。双方签署合同当日，长白山国际酒店不同意变更承租人，我与被告国兴玉馆法定代表人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将房屋转租给我，我承担房屋租金，当日徐国兴将钥匙交给史秀梅。双方约定，如有争议，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署后，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因双方已经签署以物抵债协议，我已经无利息可挣，同时因玉器价格过低，根本无法收回本金，我也未能将玉器卖出，反而损失了租金近壹佰万元。我计划换个地方销售，但是我在搬家时遭遇长白山国际酒店服务人员的阻拦，理由就是承租人国兴玉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国兴有交代，不许搬走，长白山国际酒店服务人员不认可相关文件约定玉器归我所有。我打电话给徐国兴，徐国兴承认玉器是我的，但是他说很快会叫人来买，不同意我换地方销售，徐国兴的行为已经侵犯到我的所有权，故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徐国兴辩称：在2020年10月26日前的庭审中，徐国兴辩称：向史秀梅借款的情况属实，但该笔款项是徐国兴向史秀梅借的，主要是因为徐国兴想在苏州做一个博物馆，要借点钱买地买房。史秀梅说的4080万元不是本金，是本金加上高息的总额。徐国兴拖欠借款，实在是两年来玉石市场一直行情不好。2015年12月13日，徐国兴与史秀梅签署《抵偿转让协议》属实，但签署协议的真实意思是用国兴玉馆公司的玉器作为担保。徐国兴不可能用市场价值一个亿的东西去抵3000万元的债。所以，尽管徐兵其他们不同意，徐国兴觉得东西又不拿走，只要还了钱，东西就还是公司的，于是就签了字。史秀梅也知道玉器是国兴玉馆公司的，徐国兴父子三人都有份，都是国兴玉馆公司的股东。史秀梅也要徐兵其他们签字，他们不同意就没有签。2016年3月30日，史秀梅提出要签《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房屋租赁合同》，徐国兴觉得还不了钱实在对不起人家，史秀梅又不是做生意的人，玉器还是要靠徐国兴才能卖得出去，于是就签了字。两个儿子事后知道了，还与徐国兴发生了争吵。徐国兴说东西又没有拿走，会想办法找钱进来，把史秀梅的钱还掉，你们的东西还是你们的。2020年10月26日的庭审中，徐国兴又辩称：史秀梅要求其交付全部涉案玉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1年5月1日，徐国兴与第三人王辉签订了《工艺品买卖合同》，通过占有改定方式完成了玉器交付，王辉取得了其中50件玉器的所有权。2、尽管徐国兴与史秀梅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但在该协议中，徐国兴擅自处分了属于第三人王辉的财产，属于无权处分，史秀梅无权要求交付。史秀梅与徐国兴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并非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签订，且协议显示公平，债权4080万元，抵偿物总价值一亿元，显失公平，处理上应参照关于禁止流押、流质的相关规定国兴玉馆公司辩称：国兴玉馆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由徐国兴与案外人徐兵其、徐伟其共同出资设立，徐国兴占股40%，徐兵其、徐伟其各占股30%。史秀梅在起诉状中己确认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徐国兴，徐国兴虽然是国兴玉馆公司的股东，但是史秀梅与徐国兴的债务仍然是股东个人债务，国兴玉馆公司并不是合同相对人，对史秀梅并不承担给付义务。因此，史秀梅将国兴玉馆公司列为被告是不适格的。长白山国际酒店一楼是国兴玉馆公司承租的店面，国兴玉馆公司内的全部玉器均为法人资产。徐国兴未征得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擅自用公司资产去清偿个人债务，且史秀梅明知国兴玉馆公司的玉器是父子三人的共有财产，仍然串通徐国兴。因此，徐国兴与史秀梅的所谓“以物抵债”是无效民事行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辉述称：国兴玉馆公司不是适格被告，以物抵债协议没有国兴玉馆的盖章，且89件玉器中有50件玉器是王辉的，是王辉在2011年以101734000元向徐国兴购买的，购买后没有拿走，因为玉器体积较大，无处保存，就委托徐国兴保存。而且王辉基本购买了国兴玉馆公司的全部玉器，拿走了国兴玉馆公司也就空了，所以还放在公司内陈列。所以徐国兴对已经卖给王辉的这50件玉器是无权处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抵偿转让协议》和《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pos机刷卡单、银行回单、《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13日，史秀梅（甲方）与徐国兴（乙方）签订《抵偿转让协议》，约定：“到2015年6月1日，乙方共借甲方款肆仟零捌拾万元，由于乙方暂时资金困难，同意用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馆的玉器等抵偿，或乙方所拥有的其他资产，总抵偿物经甲方筛选后总价值应为壹亿元。如果甲方未能在2016年春节前收到乙方归还的人民币贰仟万元，上述抵偿资产（物品）甲方可任意处理。物品清单中物品甲方可作为抵偿资产，如未能到价值壹亿元再进行补充。”该协议后附编号从“1-63,70-92”玉器照片清单，徐国兴签字在最后一页（即照片编号为87-92的页面）页面下方注明：“此清单作为抵偿转让协议的物品清单，画√（2、3、7号）不属于徐国兴、徐兵其。”上述《抵偿转让协议》中“乙方”处列“徐国兴”、“徐兵其”，但该协议无“徐兵其”签章。史秀梅称，此前徐国兴向其陆续借款，本息共计4080万元，借款时与徐国兴未签订过书面的借款协议，但有借条，双方核对账目后，于2015年12月13日签署上述结算协议，徐国兴收回了借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的时间是2015年6月1日，宽限期到2016年春节；因有200万元借款打入徐兵其账户中，故该协议原打算让徐兵其也签字，因徐国兴承诺自己可以代表国兴玉馆公司，故最终未让徐兵其签字。二被告认可4080万元是本息合计的金额，亦认可《抵偿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并称借款是徐国兴的个人行为，协议的本意为将清单中玉器抵押给史秀梅，徐国兴不能还款时由史秀梅任意处理的内容为流质条款，且清单中明确写明了除编号2、3、7对应的玉器外，其他均属于徐国兴和徐兵其所有的物品。史秀梅明知89件玉器是国兴玉馆公司的，是企业法人的资产，徐国兴处分该财产的行为无效。第三人王辉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但主张其中有50件玉器的所有权归属于其所有，徐国兴、史秀梅对王辉所有的玉器属于无权处分，协议中涉及王辉所有的50件玉器部分无效；史秀梅没有证据证明徐国兴对协议中全部玉器享有所有权，故不能证明协议的其他部分是否合法有效；史秀梅主张的债权是4000万元，但双方明确约定涉案的玉器价值1亿元，远远超过债权的数额；双方约定的到期不能还款，玉器由处置的约定，说明涉案玉器属于抵押物或质押物，且存在流质的约定，故该协议应当整体无效。2016年3月30日，史秀梅（作为甲方）与徐国兴（作为乙方）签署《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约定：“一、2015年12月13日，甲乙双方签署了《抵偿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同意用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器馆的玉器以物抵债抵偿给甲方，双方制作了抵偿物品清单，如甲方未能在春节前收到乙方归还的欠款，则抵偿资产甲方可以任意处理；二、春节后，因乙方无法还钱，甲乙双方均多渠道联系买家，试图将抵偿物品清单中的物品变卖，但因行情不好，无人购买，价格过低，不足以抵债。三、现甲乙双方一致同意，2015年12月13甲乙双方签署的《抵偿转让协议》抵偿物品清单中的玉器所有权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归甲方，全额冲抵乙方借款本金四千零八十万元；四、双方在本协议签署后七日内将乙方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器馆与房东的租赁合同承租人变更为甲方；如果房东不同意变更，则继续以乙方的名义与房东履行合同，但是实际使用人为甲方；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对国兴玉器馆进行交接，交接后玉器馆事宜甲方负责；五、如需继续以乙方名义承租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器馆的，则甲方以2015年12月13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利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总金额为元（总金额未写明），用于冲抵房租，直至乙方能够一次性付清前述利息总额为止；本协议签署后，如乙方有适合的买家，可以推荐给甲方，如卖到总价超过伍仟万元，则五千万元以上的部分乙方可以提取50%的中介费，不足伍仟万元的，双方另行协商。乙方向客户介绍玉器及签署买卖合同应当以甲方名义，乙方不得单独处分、私自更换清单中的玉器，否则视为犯罪；双方如有争议，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史秀梅主张2016年3月30日，徐国兴向其交付国兴玉馆公司大门和三间办公室的钥匙，其派人到现场值班，后因多人来拿玉器，且销售也不好，其于2016年5月底将国兴玉馆公司锁门。二被告认可《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的真实性，但主张抵债的玉器属于国兴玉馆公司，徐国兴个人与史秀梅达成的协议应属无效。徐国兴称双方并未完成实际交接，只是为了优先偿还史秀梅借款，由徐国兴与史秀梅共同管理销售的玉器，便将玉器馆的钥匙给史秀梅配制了一套，以便玉器售出后，史秀梅能第一时间得到还款。国兴玉馆公司称，没有与史秀梅进行交接，国兴玉馆中的玉器属于双方共管的状态，双方都有门上的钥匙，史秀梅销售不出去，徐国兴负责联系客户，如果卖出玉器，徐国兴可得一分部提成，剩余的销售款用于清偿徐国兴对史秀梅的借款，徐国兴是代表国兴玉馆公司销售玉器。王辉认可《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的真实性，称该协议属于无权处分，亦属于无效合同，理由同《抵偿转让协议》。同日，徐国兴作为甲方（出租方）与史秀梅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租赁用途为商用，甲方应于2016年3月30日前，将该房屋设施设备交付乙方，租赁期限为三年，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3月29日止，免租期为四个月，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四个月内为免租装修期，在本合同期限内，租金标准为45万元/年，房屋租金按照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执行；乙方承担租赁房屋内的水费、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其他费用甲方称房主承担；本合同履行届满3年后，乙方可提前书面通知甲方解除合同，且乙方不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有关房屋租金和其他费用据实结算。该合同后附的附件1房屋交割清单显示，有电视机1台、办公桌2张，电脑1台、货架见照片，办公家具若干。史秀梅主张上述房屋是徐国兴以国兴玉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转租给她的，双方约定以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的利息289万元折抵三年的租金，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签合同，应按照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国兴玉馆公司支付房屋的占有使用费。二被告认可《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但主张出租房屋的承租人是国兴玉馆公司，徐国兴无权以个人名义转租，且史秀梅自行在国兴玉馆大门上加了一把锁，是双方共管的性质。徐国兴还称，该租赁合同是在史秀梅催要借款，其出于无奈情况下签订的，转租也未经业主同意，且房屋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史秀梅也未支付任何租金。王辉认可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只能证明史秀梅拥有房屋的使用权，不能证明房屋内的玉器归史秀梅所有，该合同与史秀梅无关。国兴玉馆公司向本院提交国兴玉馆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显示国兴玉馆公司的注册时间是2012年11月1日）、公司章程等，证明国兴玉馆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是徐国兴和两个儿子徐兵其、徐伟其共同出资设立的，徐国兴个人持股比例40%；徐国兴向史秀梅的借款属于其个人行为，不能视为国兴玉馆公司的债务，玉器是法人资产，徐国兴无权处分。史秀梅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主张国兴玉馆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12年11月1日，与史秀梅向徐国兴的借款时间吻合，能够证明借款是用来开玉器店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玉器是国兴玉馆公司的；徐国兴作为法定代表人用动产抵债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徐国兴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王辉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国兴玉馆公司成立时间是2012年11月1日，而与王辉签订《工艺品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5月1日，王辉付清所有玉器款的时间是2011年11月，从此时起，涉案玉器中的50件已属于王辉所有。王辉提交《工艺品买卖合同》、明细表、汇款明细、收条、转账凭证、支票根、发票联等材料，用以证明其已于2011年5月1日购买了诉争玉器清单中的50件，并付款完成，其让徐国兴代为保管。上述《工艺品买卖合同》主要内容为：2011年5月1日，王辉与徐国兴签订了买卖合同，徐国兴将明细表中的50件玉器以1亿元的价格卖给了王辉，货款在2011年4月12日已经支付了1500万元，4月21日已支付1000万元，5月31日前，王辉支付合同总价款60%的货款，6月30日之前，王辉向徐国兴结清余款；徐国兴为王辉免费保管工艺品；经王辉书面同意，徐国兴转让工艺品的，徐国兴有权收取服务费，比例为（转让价格-王辉的购买价格）×15%，王辉有权在购买工艺品十二个月后要求退货，徐国兴应无条件回购该工艺品，价格为王辉购买价格的120%；徐国兴应于合同签订之日向王辉交付工艺品的所有权证明文件原件，并保证该工艺品无权属争议，如发生争议，徐国兴应向王辉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王辉的全部赔偿损失。上述付款凭证显示，2011年5月23日至2011年11月7日期间，王斐、项纪阳、姜翰、饶晓红、高宏、饶晔、赵婷、刘玉贤等个人及北京京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欧嘉华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银帆现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向徐国兴以及其指定的单位支付款项共计101734000元。王辉称，上述付款系受其委托支付的其购买徐国兴玉器的款项。王辉还称徐国兴并未向王辉交付工艺品的所有权证明文件原件，事实上这些玉器也没有所有权证明文件，50件玉器属于徐国兴个人。徐国兴对上述证据质证时称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国兴玉馆公司质证称，不清楚是否为公司行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史秀梅不认可《工艺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主张根据徐国兴与史秀梅录音的内容，徐国兴说这个协议是假的；付款凭证的关联性不认可，所有的汇款均没有王辉个人向二被告的汇款；对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这是徐国兴自己采购玉器的明细。徐国兴主张时间太久了对上述证据内容均记不清了，无法确认。经询，各方均表示，涉案玉器无产权证明文件。徐兵其出具书面证言，证明王辉在其陪伴下从长白山酒店的国兴玉馆内购买了50件白玉艺术品，总价值101734000元；其全程参与了购买、合同签订、签署收条的过程，并与徐国兴共同制作了白玉艺术品照片名录交给了王辉。史秀梅对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证人应当出庭。二被告对证言系徐兵其出具无异议，但对于证言的内容均表示无法确认。诉讼中，徐兵其未能出庭作证。本案在诉讼中，经史秀梅申请，本院于2018年4月28日对国兴玉馆内相关物品进行查封，并由公证机关拍摄照片八十六张。2020年4月17日，因国兴玉馆公司与长白山国际酒店的租赁合同存在纠纷，经与史秀梅、徐国兴、国兴玉馆公司协商，欲将查封玉器异地存放，但现场考察后发现部分玉器较大，无法凭人力搬动，保存地点搬运条件不便等原因，重新对国兴玉馆内的玉器进行了续封。上述保全和续保过程全程由北京市中信公证处进行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史秀梅称其公证保全支出38000元，但仅提交了2万元的发票，史秀梅当庭表示放弃其余公证费的追索。再查，国兴玉馆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1日，徐国兴系国兴玉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3年5月23日以后，国兴玉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徐国兴（出资400万元）、徐兵其（出资300万元）、徐伟其（出资300万元），徐兵其和徐伟其系徐国兴之子。2018年4月9日，史秀梅就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在执行陈涛与徐国兴、徐伟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了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玉器馆被扣押的玉器提出书面异议，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629执异3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史秀梅的异议请求。后，史秀梅作为原告，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为案由，将被告陈涛、第三人徐国兴、徐伟其作为第三人诉至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要求判决不得执行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长白山国际酒店一层国兴玉器馆的89件玉器。该院经审理，作出（2018）冀0629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史秀梅提供的其与徐国兴签订的《抵偿转让协议》、《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本质是代为清偿，实际履行后才发生清偿效果。因原房主不同意徐国兴转租，徐国兴不享有转租权，其与史秀梅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未生效。史秀梅不能证明其对涉案89件玉器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判决驳回史秀梅的诉讼请求。经询，关于史秀梅与徐国兴之间的借款，史秀梅称，借款是三千五六百万，本息共计4080万元，利息按一分利计算，具体借还情况，史秀梅未具体说明，仅称双方于2015年12月13日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上述所述的《抵偿转让协议》。史秀梅提交的款项支付明细中，部分款项难以显示对手信息，支出凭证中，全是POS机刷卡消费明细。本院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是：一、王辉是否是诉争玉器中的50件玉器的所有权人；二、史秀梅主张继续履行《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交付史秀梅与徐国兴双方于2015年12月13日确认的玉器清单中的83件玉器，有无合理依据。就第一个争议焦点，王辉主张其在2011年就购买了玉器，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诉争玉器所有权人的主张。理由如下：一是从付款情况看，实际付款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王辉主张其购买的上述玉器价值壹亿元，但按照其主张支付款项总和101734000元，明显超过其购买对价；二是从首付款人看，付款人系散见的其他个人及公司，王辉未支付任何一笔款项，其提交的证据亦难以看出委托付款的情况；其虽提交收条，但徐国兴在质证时表示记不清了，金额过亿的交易，卖方表示记不清楚，与实际情况难以对应，尽管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徐国兴的委托代理人认可与王辉交易，但其反言行为无有效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另，在收款人中，也有部分款项并非本案二被告，难以证明其与王辉购买诉争玉器形成关联。三是从交易发生后的控制状态看，王辉主张其购买玉器后无处摆放，交由徐国兴代为保管，在诉前长达六七年的时间，王辉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采取过任何措施对相关玉器进行实际控制。综上，王辉主张其购买诉争50件玉器的事实，与一般交易惯例不符，故其主张其为玉器所有权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就第二个争议焦点,史秀梅主张继续履行《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交付史秀梅与徐国兴双方于2015年12月13日确认的玉器清单中的83件玉器，有无合理依据。以物抵债，是指双方约定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进而消灭债的行为。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应考察双方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还是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协议，同时重在考察双方在以物抵债时是否进行了清算，以衡量双方关于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公平。本案中，第一、关于债务履行期限是否到期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史秀梅与徐国兴虽在2015年12月13日的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但并未明确具体的履行期限。虽在协议中明确了徐国兴未能在2016年春节前归还人民币贰仟万元，则抵偿资产，史秀梅可任意处理。但该协议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签订，明显违法了物权法及担保法中关于禁止流押的规定。尽管在2016年3月30日双方签订了《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约定因徐国兴未在春节前归还欠款，抵偿物品清单中的玉器所有权归原告，全额冲抵借款本金4080万元，但该协议仅能确认其中的20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已到，剩余2080万元债务，因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故不应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从协议的内容上看，双方本意上系以抵偿资产来担保基础债务的履行。第二、关于以物抵债的效力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之所以有条件的认可“以物抵债”，主要是为了保护债权债务双方的正当权益。但双方就债权债务以物抵债时，原则上应进行清算，不仅就基础债权债务清算，还应就拟抵偿物的价值进行清算，以确保公平合理的实现以新的给付内容代替原给付内容。如果无法确认债权债务是否相当，特别是新给付内容的物品的价值远远大于原债务价值时，不仅对债务人的权益构成损害，还会损害债务人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当然不应发生代物清偿的法律效果。而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史秀梅与徐国兴在2015年12月13日中的《抵偿转让协议》中，对抵偿物玉器的作价认定为壹亿元，而之后，仅在三个半月的时间，又表示抵偿物清单中的物品价格过低，不足以抵债。说明双方并未就抵偿物的价值进行正常的估价和清算。而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史秀梅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抵偿物的价值与其已到期债权相当，徐国兴亦不同意履行，且根据双方签订协议后的实际履行情况，史秀梅并不真正占有控制以物抵债协议中的玉器，说明实际交付并未完成。双方共管的状态，本质上为了担保基础债权的履行。综上，对于史秀梅要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物权转移协议书》，交付物品清单中的玉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史秀梅与徐国兴均表示双方有基础借款关系，如徐国兴未能偿还，史秀梅可就借款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秀梅的诉讼请求。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徐国兴负担（原告史秀梅已交纳，被告徐国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史秀梅）。公证服务费20000元，由被告徐国兴负担（原告史秀梅已交纳，被告徐国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史秀梅）。案件受理费245800元，由原告史秀梅负担100900元（已交纳），被告徐国兴负担144900（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宋晓佩审判员  胡东方审判员  张午阳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谭嘉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