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3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邢九玲，女，197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延全，南阳市宛城区汉都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朝冬，男，199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业，河南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九玲因与被上诉人吴朝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1302民初7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九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吴朝冬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吴朝冬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吴朝冬不是河南中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出资人，真正股东是中超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文超，二人系父子关系，初始登记资料没有吴朝冬本人签名，吴朝冬是被冒名股东。中超公司变更中吴朝冬只形式上签名，从未向中超公司出资，未行使股东权利，不具备股东资格。2.《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和吴文超签订，2016年3月9日邢九玲与中超公司、吴文超及案外人安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邢九玲拥有中超公司和吴文超约200万债权财产权利，由于到期未付，吴文超用其在中超公司实际控制的股权20％以（让与担保）的形式转入邢九玲夫妇名下作担保，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二、吴朝冬在中超公司只是名义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三、假如《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吴朝冬只完成了转让，未完成出资。2018年3月20日股东会决议，邢九玲和彭胜春共同签名确定启用新公司章程，由邢九玲直接向中超公司交付，再判决向吴朝冬支付等于重复支出。四、邢九玲不可能去购买一个负债累累企业的股权。双方没有转让受让股权的合意，形式上的转让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五、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在判决书未做出前，邢九玲已向河南省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撤销之诉，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明和中止诉讼申请，一审法院未中止诉讼程序违法。吴朝冬辩称，一、吴朝冬是中超公司实际股东，进行了相应股权出资。二、股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后邢九玲在中超公司经营长达半年，并在经营过程中经过协商，由中超公司占股50%、邢九玲占股40%共同注册了南阳市福兴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足以说明股权转让真实，并非邢九玲陈述的股权转让系担保行为和欺诈行为。三、股权转让和股权出资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吴朝冬将股权转让给邢九玲并经过工商登记，邢九玲就应当支付价款。四、邢九玲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证明和中止诉讼请求吴朝冬并不知情，仅是拖延诉讼的手段，本案经审理已明确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吴朝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邢九玲支付吴朝冬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并以转让款300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邢九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超公司2014年6月20日章程显示公司股东为吴文超认缴出资额1800万，实缴出资额1800万（2015年12月前），冯露认缴出资额600万，实缴出资额600万（2016年12月前），吴朝冬认缴出资额600万，实缴出资额600万（2016年12月前），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认缴），中超公司2014年6月20日在工商登记机关设立。吴朝冬在该公司拥有20％的股权，于2018年3月20日与邢九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有：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吴朝冬）同意将持有中超公司10％的股权共（大写）叁百万元出资额，以300万元转让给乙方（邢九玲），乙方同意按照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2、出资转让于2018年3月20日完成。第二条保证，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中超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者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发的责任，由甲方承担。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中超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3．乙方承认中超公司章程，保证按照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第三条盈亏分担，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中超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第四条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由各方签字后生效。甲方（签章或签字）吴朝冬，乙方（签章或签字）邢九玲，中超公司在转让协议上盖章，2018年3月20日。同日曹红利、邢九玲和彭胜春三人签订了中超公司章程。该章程第17条股东的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曹红利认缴出资额24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80％，缴付日期2018年12月30日；彭胜春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10％，缴付日期2018年12月30日；邢九玲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10％，缴付日期2018年12月30日吴朝冬将中超公司10％的股权以300万元转让给邢九玲，并办理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部门显示变更日期为2018年4月4日），邢九玲登记成为中超公司股东。邢九玲取得股权后，又将中超公司1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仝保伟，经过诉讼，该事实经判决确认，邢九玲和仝保伟办理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吴朝冬在2018年3月20日将中超公司的另外10％的股权转让给彭胜春，并办理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吴朝冬完全退出中超公司。邢九玲同彭胜春系夫妻关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邢九玲及彭胜春均未支付给吴朝冬。吴朝冬称出资在2016年12月30日前已经完成，用于购买了公司的土地及建设车间、办公用房及相应机器设备,但吴朝冬未提供货币出资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征询优先权人的同意，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邢九玲依据协议约定也完成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邢九玲成为该公司股东，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邢九玲应当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并非股东出资纠纷，即使吴朝冬未实际出资或出资不到位均不影响其作为股东行使股权转让的权利，因二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邢九玲以吴朝冬未出资作为其拒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事由不予支持。若邢九玲因出资额有争议可另行解决。按照合同的约定，邢九玲应当在2018年3月2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吴朝冬请求从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邢九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吴朝冬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5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吴朝冬支付利息）；二、驳回吴朝冬的其他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邢九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邢九玲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中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一套。证明：1.中超公司初始登记时吴朝冬未参与，未投资，没有委托代理人，代理人的签名也不是吴朝冬所签。吴朝冬是名义股东，真正的股东是吴文超。2018年3月20日前，邢九玲与吴朝冬从未谋面。2.吴文超和冯露将股权转让给曹红利是虚假转让，为逃避法院的执行。3.2018年3月20日双方签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空白协议，此日吴文超名义上已不是中超公司股东。4.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出资额，吴朝冬未出资，吴朝冬出资不真实。5.吴文超不是公司股东后，在没有委托书的情况下仍在中超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过程中填写股东会决议和其他工商登记材料，并在《企业扩展信息采集表》和《远离非法集资活动承诺书》等文件上代替法定代表人曹红利签字。6.股东会决议第4项明确启用新公司章程，新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向公司出资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各方均认可，股权受让人无需再向原股东支付任何费用，吴朝冬也不用向公司交付，中超公司加盖公章认可。第二组，人民法院对中超公司和吴文超负债的裁判文书。证明中超公司和吴文超自2015年至2019年部分负债、借款本息约两千万元，包括欠邢九玲夫妻的三百多万元，邢九玲不可能真实购买负债累累公司的股权，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第三组，中超公司和吴文超于2018年6月8日及2018年6月19日与邢九玲签订的还款协议二份。证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实为中超公司和吴文超所欠邢九玲债务的让与担保。吴朝冬质证意见：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邢九玲的观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商登记的实际行为是属行政管理，而不是邢九玲猜测，裁判文书能够实际证明中超公司有权利进行借款贷款并进行投资，也证明了中超公司的实际经营行为，不能证明股权转让为虚假协议，裁判文书大部分与邢九玲有关联性，证明邢九玲实际进行了中超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吴朝冬签订的协议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因吴朝冬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邢九玲否认吴朝冬的股东身份与事实不符；对第二、三组证据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及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并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同时邢九玲提交的本院（2018）豫13民终6395号民事判决书中，邢九玲辩称其拥有中超公司10%股份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债权抵偿的形式获得，邢九玲的该辩称已得到了一、二审法院的确认并发生法律效力，不能证实《股权转让协议》为让与担保性质。邢九玲提交的证据不作为证明其主张的有效证据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关于吴朝冬的股东资格问题。邢九玲诉称吴朝冬不是中超公司出资人，是被冒名股东，从未参加公司经营、生产、营销、管理，不具备股东资格，无权以股东名义向邢九玲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邢九玲诉称吴朝冬没有出资，该观点表明吴朝冬属名义股东，而名义股东是指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人，亦称为显名股东，有权直接行使股东权。违反公司内部约定并不能否定名义股东权利行使之效力，名义股东所为之行为在公司内部及外部发生法律效力，名义股东是对外民事行为的适格主体。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行的是认缴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只要出资人已经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该股东就取得了股东资格，出资义务的履行与否，并不是判断股东资格实际取得的依据。邢九玲诉称吴朝冬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实际上是属于瑕疵出资，公司法并未禁止瑕疵出资股权的转让。因此，吴朝冬具有股东资格及股权转让的权利。2.关于吴朝冬是否出资、是否隐瞒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中超公司2014年6月20日章程显示，公司股东吴朝冬认缴出资额600万，实缴出资额600万（2016年12月前），中超公司2014年6月20日在工商登记机关设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认缴）。吴朝冬在一审中诉称出资在2016年12月30日前已经完成，用于购买了公司的土地及建设车间、办公用房及相应机器设备，但吴朝冬未提供货币出资的相关证明。在一审中，中超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河南中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镇平县遮山南阳静脉产业园征地21.7亩，建成标准化钢结构车间6700平方，全框架宿舍楼1180平方，全框架办公楼1520平方，公司拥有全自动钢化玻璃制品生产线，总资产3000余万元。河南中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这些资产，都是吴朝冬及其父亲吴文超真实出资购买形成，吴朝冬的认缴资本600万已经全部出资到位”，现邢九玲对此予以否认，但邢九玲丈夫彭胜春也系中超公司监事，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其与邢九玲系夫妻关系，购买中超公司股份时公司有土地、房子、设备，但陈述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不清楚，也没有证据证明吴朝冬没有出资。从上述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无法认定吴朝冬没有出资。即使吴朝冬按照公司章程没有出资到位或出资不实，吴朝冬也构成瑕疵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瑕疵股东应承担瑕疵补正责任及赔偿责任。在股权转让中，受让人受让的并不是股东的出资，而是受让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瑕疵出资并不影响股权出让方履行其交付股权的义务。公司股权转让的是股权的价值，与股权对应的注册资金多少不存在必然联系，出让人是否出资与受让人是否取得股权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股权已经完成登记变更的情况下，即使存在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况，受让人也不得以此为由主张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本案中，2018年3月2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中约定：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中超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者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发的责任，由甲方承担。虽然双方将保证真实出资约定在了股权转让协议中，但是并没有将真实出资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同时，该条款的主要内容是保证甲方拥有股权的完全处分权，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者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邢九玲即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登记及变更手续，在股东的变更登记过程中，邢九玲有义务核实股权对应的出资是否实际缴纳。邢九玲在上诉状中诉称股东会决议第4项明确启用新公司章程，新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向公司出资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各方均认可，股权受让人无需再向原股东支付任何费用，吴朝冬也不用向公司交付，中超公司加盖公章认可。该诉称也表明了邢九玲在股权转让时已知晓吴朝冬未货币出资的事实。邢九玲已经达到了获取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其有义务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其是否因出资不实产生损失，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邢九玲可另行主张，但不能以此为由不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于邢九玲诉称吴朝冬隐瞒出资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2018年3月2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征询优先权人的同意，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邢九玲依据协议约定也完成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成为该公司股东，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3.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股权让与担保问题。邢九玲诉称2016年3月9日邢九玲与中超公司、吴文超及案外人安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邢九玲拥有中超公司和吴文超约200万债权财产权利，中超公司和吴文超承诺于2018年2月13日前付清，由于到期未付，吴文超用其在中超公司实际控制的股权20％，以让与担保的形式转入邢九玲夫妇名下作担保，待中超公司、吴文超偿还债务后归还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对此，本院评析如下：股权让与担保，是将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担保人将享有的股权转让给债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者不完全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就已取得的股权保障债权的实现，与传统的抵押权、质押权不同，让与担保是通过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来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股权让与担保往往需要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方式实现。股权让与担保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股权转让，但股权转让与股权让与担保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从合同性质上看，股权转让合同是独立的合同，股权让与担保类似担保合同属于从合同范畴，往往还会存在一个如借款合同等的主合同。第二，从合同目的上看，股权转让的受让方的合同目的是取得股权，而让与担保权人的合同目的是为担保主债权的实现。第三，股权转让中，受让方需要支付合同价款，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受让方往往不支付对价，股权转让合同只是为了实现股权让与担保的形式。第四，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受让方不实际参与公司决策，不实质履行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而本案中，邢九玲虽然提交了两份“协议”，其中有中超公司、吴文超与邢九玲约定，在偿还邢九玲、彭胜春的全部债务后，将中超公司的财务账户手续及剩余资金交还中超公司、吴文超，同时邢九玲、彭胜春持有的中超公司20%的股份归还中超公司、吴文超。该约定具有股权让与担保的性质，但邢九玲在本院（2018）豫13民终6395号民事判决书中辩称，其拥有中超公司10%股份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债权抵偿的形式获得。邢九玲对中超公司、吴文超诉称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属股权让与担保性质不予认可，该辩称已得到了一、二审法院的确认并发生法律效力，与邢九玲上诉称《股权转让协议》属股权让与担保性质相矛盾。邢九玲对中超公司和吴文超的债权已通过诉讼渠道主张权利，其并未按照股权让与担保的形式将持有的中超公司的股份归还中超公司，而是在2018年11月又将中超公司1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仝保伟，经过诉讼，邢九玲和仝保伟办理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从邢九玲的以上行为可以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属于股权让与担保，而属于真实的股权转让性质。邢九玲目的是取得股权，同时在合同中也约定了支付对价，同时又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变更，且参与了公司的实际经营，履行了股东的义务，故邢九玲诉称《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股权让与担保的理由不能成立。4.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邢九玲诉称本案在判决书未做出前，其已向河南省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撤销之诉，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中止诉讼，审判程序明显违法。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及是否隐瞒出资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邢九玲可另行主张，并不是本案中止诉讼的法定理由，故本案的审理程序并不违法。综上，邢九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邢九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锡敏审判员  王 生审判员  李君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曾双书记员何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