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03民初3623号 原告：温州市新兄弟人造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蓝田村蓝浦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739239722R。 法定代表人：金公有。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克、许博文，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安市贡川镇水东工业园水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579265015J。 法定代表人：蔡国贤。 被告：蔡国贤，男，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徐前、张长凯，福建海蜂坤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功华，男，197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原告温州市新兄弟人造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兄弟公司）与被告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张功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诉讼期间，原告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市支行的账户存款221万元（账号：1404××××2149），本院已作出裁定予以查封。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兄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克，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及被告蔡国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徐前、张长凯，被告张功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签订的《订购合同》以及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已于2020年6月11日解除；2、依法判令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原告支付的预付款2207147.72元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20年3月3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依法判令被告蔡国贤、张功华对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应返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签订一份《订购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采购弹力布，暂计数量为2000吨。合作期限自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6月3日止。如合作期满，双方未签订其他协议而仍继续存在交易行为的，则仍按本合同执行。该合同同时约定，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应收到原告的每次订单后5日内将货物运送至原告指定的地点，如超过15日仍未交付货物的则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且如因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原因导致原告解除该合同的，则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应退还原告已支付的预付款（扣除已发货部分的金额）并应自原告支付预付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该合同另约定被告蔡国贤、张功华对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应当向原告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支付了预付款并于2020年3月30日支付了最后一笔预付款。2020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订购了380吨丝光绒但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仅向原告发货25.818吨。后经原告多次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沟通，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仍未依约发货。2020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寄送了《关于解除订购合同相关事宜的函》明确通知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解除《订购合同》以及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并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退还剩余预付款6777906.45元及自2020年3月31日起至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全部返还上述款项为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违约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签收上述函件后仅向原告返还了4570758.73元预付款，至今尚有2207147.72元预付款未返还。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合法有效，应得到双方的共同信守。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迟延交付货物已经构成违约，原告依法有权解除上述合同及订单并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蔡国贤、张功华作为保证人，依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主体； 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主体资格； 3、公民身份证，证明被告蔡国贤、张功华主体资格； 4、订购合同，证明2019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约定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如超过15日仍未交付货物的则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且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应退还原告已支付的预付款并应自原告支付预付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被告蔡国贤、张功华对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领款凭证、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及通过案外人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陆续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支付预付款30684750元； 6、补充协议，证明2020年5月18日，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股东陈慧萍代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发货部分货款优惠130万元，未发货的丝光绒每吨在约定价格基础上下降500元； 7、采购入库单、实物入库单，证明2020年5月18日，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股东陈慧萍确认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供应的1000吨仿麂皮绒给予原告优惠130万元，尚未供应的600吨丝光绒给予原告优惠30万元； 8、对账单，证明2020年5月份，经原告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结算对账，截止2020年4月30日原告尚留存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总额为8462287.24元； 9、情况说明、营业执照，证明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确认其支付给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的款项均是代新兄弟公司支付预付款且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出具给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的货款余额实际系原告尚留存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 10、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5月21日确认除了优惠的130万元和30万元外，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还同意返还80万元； 11、原告业务员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业务员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于2020年5月23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发出订单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将180吨丝光绒运至原告处，200吨丝光绒运至案外人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处； 12、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5月24日就380吨丝光绒订单催促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尽快发货； 13、关于要求支付货款的通知，证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向原告发函要求支付5月份241.4001吨货物的货款； 14、回复函、快递面单、签收记录，证明原告于2020年5月31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复函明确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所要求支付的241.4001吨货物的货款可与原告对账并开具发票后在原告的预付款中扣除并且再次催告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及时向原告交付380吨丝光绒中尚未发货的355吨货物； 15、工作联系函，证明原告于2020年6月7日收到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函件，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在函件中要求原告支付5月份241.4001吨货物的货款； 16、业务告知函，证明原告于2020年6月8日收到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函件，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在函件中载明原告支付预付款情况、截止2020年4月30日的对账情况以及2020年5月份的发货情况； 17、关于解除《订购合同》相关事宜的函、快递面单、签收记录，证明原告于2020年6月9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发函明确解除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以及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并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原告的预付款6777906.4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答辩称：一、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与原告新兄弟公司双方2020年5月1日之前的《订购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与原告新兄弟公司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属于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连续供货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原告新兄弟公司的订单履行分批交货义务。根据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与原告新兄弟公司对账确认，双方2020年5月1日前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截止2020年5月1日，原告新兄弟公司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余额为人民币8441311.72元。因此，原告新兄弟公司诉请确认双方2019年12月4日签订的《订购合同》于2020年6月11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本案讼争《订购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已于2020年6月3日因合同到期而终止，原告请求确认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于2020年6月11日解除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订购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6月3日。合作期限届满后，双方既没有续签合同，也不存在其他交易，故合作期限届满之日为合同终止之日。双方合同于2020年6月3日终止后，应当就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清理和结算。对此，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向原告发送《业务告知函》就合同的清理和结算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直接退还余下货款；二是，向原告发送等值货物。但原告收到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的《业务告知函》后未予以明确回复，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只好于2020年6月15日将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剩余预付款退还原告。三、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全额返还预付款且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请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预付款2207147.72元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20年5月1日，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余额为8441311.72元。2020年5月1日至5月17日，原告（含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共计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采购双面仿鹿皮绒103.4455吨（14300元/吨）、单面仿魔皮绒109.4688吨（14000元/吨）、双面0.7丝光绒2.0303吨（14600元/吨）、单面0.7丝光绒26.4555吨（14300元/吨），货物总量为241.4001吨，货款总计3424004.73元。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5月24日向原告发货丝光线25.8183吨，货款金额为376942.8元。截止2020年5月31日，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货款余额为4640364.19元（8441311.72元-3424004.73元-376942.8元=4640364.19元），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于2020年6月15日将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剩余预付款4570758.73元（4640364.19×98.5%）退还原告。综上，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经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剩余预付款也已全额退还，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预付款2207147.72元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四、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蔡国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上所述，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到期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亦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结算，并将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货款余额予以退还。主债务履行完毕的，保证债务归于消灭，被告蔡国贤无须承担保证责任。 退一步说，即使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与原告间存在相关价格优惠。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该价格优惠条款也因未经被告蔡国贤书面同意，对被告蔡国贤不发生效力。综上，被告蔡国贤的保证责任已经归于消灭，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蔡国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查明事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为了证明其答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订购合同》，证明1.原告向被告订购暂计数量为2000吨弹力布，具体订货数量以实际发货为准；2.订货价格：仿麂皮绒1000吨，双面单价为17600元/吨、单面单价为17300元/吨；丝光绒1000吨，双面单价为14600元/吨、单面单价为14300元/吨。合同总计金额约为3190万吨；3.原告应于合同签订生效后5日内向被告预付货款2230万元（其中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代付1115万元），原告的预付款不足以支付货款时应在每次发货前向被告支付该批次货款。4.合同期限自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6月3日，合作期满双方未签订其他协议而双方仍继续存在交易的，仍按本合同执行。 2、款项收支凭证，证明1.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12月12日，原告及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共计向被告支付合同预付款21997750元（含17万元不开票优惠）；2.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31日，原告及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共计向被告支付合同货款7687000元。即原告至今共计向被告支付货款29684750元（含17万元不开票优惠）。 3、收货凭据（2019年12月1日至4日）；4、对账单，共同证明1.案涉《订购合同》开始履行之前，原告已经有向被告采购弹力布；2.截至2019年12月4日，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另欠被告货款2552832.27元，原告另欠被告货款2925343.29元，以上两笔货款与案涉采购合同无关；3.2020年1月17日、2020年1月19日2张共计100万元的领款凭证系原告用于支付前述货款与案涉《订购合同》无关；4.截至2020年4月30日，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向被告预付的货款余额为3781300.57元，原告向被告预付的货款余额为4660011.15元，两笔款项共8441311.72元； 5、收货凭据（2020年5月1日至5月17日），证明1.原告（含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共计向被告采购双面仿麂皮绒103.4455吨（14300元/吨）、单面仿麂皮绒109.4688吨(14000元/吨)双面0.7丝光绒2.0303吨(14600元/吨)、单面0.7丝光绒26.4555吨(14300元/吨)，货物总量为241.4001吨，货款总计3424004.73元；2.仿麂皮绒每吨价格优惠3300元，以上货物优惠总价格为702617.19元【（103.4455吨+109.4688吨）×3300元/吨】； 6、补充协议，证明0.7丝光绒的价格继续按照《订购合同》约定执行； 7、业务告知函（被告2020年6月6日）；8、告知函（被告2020年6月15日）及送达凭证；9、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共同证明1.2020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下单380吨丝光绒，被告于2020年5月24日向原告发货25.8183吨，货款金额为376942.8元；2.截至2020年6月，原告向被告支付的预付货款余额为4640364.19元（8441311.72元-3424004.73元-376942.8元）；3.原告向被告支付的预付款余额不足以支付380吨丝光绒货款，且《订购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被告遂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直接退还货款，二是向原告发等值的货物。因原告不提供收货地址提货，被告遂于2020年6月15日将预付货款余额4570758.73元（4640364.19×98.5%）退还给原告，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因到期解除。 被告张功华答辩称：其是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的销售人员，合同是其参与拟定的。对签字没有异议，但已于2020年2月1日离开公司，具体的情况后面就不知道了。 被告张功华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供相关证据。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质证认为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补充说明如下：1.关于订货价格，合同约定丝光绒的双面单价为14600元/吨，单面单价为14300元/吨（见被告提供的订购合同）。原告单方面对合同的交易价格进行修改并提交给法院，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2.合同第5条约定，甲方（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不足以支付货款时，由甲方在每次发货前向乙方（被告）支付该批次的货款。因此，若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不足以覆盖其所下订单的货款时，须在被告每次发货前支付剩余货款。原告未支付的，被告有权不发货。证据5领款凭证、付款凭证，其中第8、9、10、11、12页领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证据第8页的领款凭证多提供了一张；截至2019年12月10日，扣除被告给原告的返点优惠（302250元+170000元=472250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合同预付款金额为21827750元，两项合计金额为2230万元，即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证据第13、14页领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第一，这两张领款凭证金额共计100万元，系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12月4日之前的货款，非本合同项下预付款；第二，根据本案12月4日签订的《订购合同》第5条，原告需向被告支付合同预付款2230万元整，该预付款原告已经支付。且截止2020年1月19日，原告2230万元的合同预付款尚未完全提货，此时无须再支付款项。证据6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具体如下：1.该《补充协议》约定的1000吨产品共计优惠130万元并未特指对已发货部分的优惠及优惠的方式，原告将其全部解释为对已发货部分的优惠不符合合同的文义，也不合常理和商业惯例。2.2020年5月1日之前的订单被告已经发货完毕，双方就2020年5月1日前的订单，已经进行对账并结算完毕。若对已对账部分有优惠的话双方也会在对账单中体现，但是2020年5月19日和2020年5月23日原告发回的对账单并未体现这一内容。3.从补充协议打印内容及后面手写的内容分析，剩余600吨未发货的丝光绒产品价格必须按照原合同约定的价格执行，并未给予每吨500元的优惠。证据7采购入库单、实物入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采购入库单和实物入库单已经明确写明“在2020年5月18日补充协议里减”。证据8-9对账单、情况说明、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具体为：1.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向被告预付的货款余额应为3781300.57元，原告向被告预付的货款余额应为4660011.15元。因此，两笔款项共计8441311.72元，而非8462287.24元。2.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分析，若双方对已对账部分有优惠的话，双方会在对账单中体现，在对账过程中直接对金额进行增加或者扣减。但是2020年5月19日和2020年5月23日原告发回的对账单并未体现这一内容。证据10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被告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其是为了与原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才给予原告1000吨，每吨下调1300元的优惠，但未特指是对已发货部分的优惠及优惠的方式。2.返点80万元仅是双方之前的口头协商，针对的是原告该笔交易不开票的返点。2019年12月10日被告已经给予原告不开票返点金额472250元。证据11-12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在恒晖公司处的货款余额不足以采购该批丝光绒，按照订购合同约定，原告应当补足差价。证据13关于要求支付货款的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4回复函、快递面单、签收记录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并未收到该回复函，且运单并未载明收件人、寄件人、函件具体内容。回复函运单号在顺丰官网无法查到相关记录。证据15-16工作联系函、业务告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6证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经告知原告货款余额不足以采购380吨丝光绒及《订购合同》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的事实，并提出退款或者按照实际余额发货的解决方案。证据17关于解除《订购合同》相关事宜的函、快递面单、签收记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并未收到该回复函，且运单并未载明收件人、寄件人、函件具体内容。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张功华质证认为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其中证据5中的领款凭证上领款人处为陈慧钦，并不是其经手的，其就不清楚。证据6-17不是其经手的也不清楚。 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新兄弟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合同明确被告应当在收到订单后5日内交付货物，超过15日未交付货物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且明确被告应当自原告支付预付款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未返还预付款的违约金。同时合同也明确了，合作期满后仍继续存在交易的，仍按照该合同执行。因此，原告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被告并未依约足额交付货物，合同期限应当顺延至货物交付完毕之日为止，在被告未依约交付货物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解除上述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违约金； 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自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3月31日，原告总计支付给被告的款项应为30684750元，而非被告主张的29684750元，相差的100万元即被告在第3组证据中所主张的2020年1月17日和2020年1月19日的100万元； 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收货凭据上并没有原告方签字确认，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被告处所交付的货物实际系由双方重新对重量过磅后确认的而并非依据被告的收货凭据确定； 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其中根据2019年11月份的对账单可以证实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原告尚欠被告的货款金额应为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2552832.27元，新兄弟公司为2923593.02元，总计为5476425.29元。而根据2019年12月份的对账清单即被告证据第75页可以证实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至12月12日陆续向被告支付了13358750元，扣除支付涉案协议前的2552832.27元，剩余的10805917.73元均是涉案协议项下预付款，而根据被告证据第79页可以证实新兄弟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至12月12日陆续向被告支付了13433200元，扣除支付涉案协议前的2923593.02元，剩余的7882324.71元均是涉案协议项下的预付款。由此可知，2019年12月份之前，原告即已将涉案协议项下的货款全部付清，被告在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中称2020年1月17日和1月19日的两笔100万元凭证是原告用于支付涉案协议之前的货款与上述对账清单不符，该两笔款项均系涉案协议项下的预付款。 对于2020年5月份出具的对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账的金额应当以原告最终确认的金额为准。既然被告将该对账单作为证据提供，就视为认可原告最终确认的金额，而原告最终确认的对账金额截止2020年4月30日，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处预付款余额为3782165.5元，新兄弟处的余额为4680121.74元。对账单上被告单方载明的余额并未经过原告确认，不应以对账单上被告单方记载的余额为准。此外，该对账单的对账时间为2020年5月2日，而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系2020年5月18日，故补充协议约定的130万元的优惠款项还未包含在该对账单确定的余额中。而被告答应给予的80万元系在2020年5月21日确定，也未包含在该对账单的余额中。 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最终的货物数量应当以货物交付给原告后的过磅重量为准，该收货凭据上并没有原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对于货物数量及金额无法确认。且即使按照该收货凭据计算金额只有3248228.91元，而并非原告主张的3424004.73元。此外，收货凭据所涉及的货物数量系纳入涉案协议下，只是货物价款并未按涉案协议执行，而是比涉案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更优惠的价款结算； 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协议第2条已经明确约定未发货的只有600吨丝光绒产品且明确该600吨产品在原有价格基础上下降每吨500元。该补充协议书写部分，只是表明第2条所载明的原价格系按照2019年12月4日签订的《订购合同》约定的单价执行，原告不能再要求降低原单价，也不能按照《订购合同》中原告对丝光绒书写修改后的单价执行。被告称书写部分证实丝光绒产品价格不再给予优惠的话，那就与第2条约定相矛盾。如果第2条约定不再执行的话，只要把第2条约定删除即可。且在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在入库单上再次明确了给予丝光绒产品每吨优惠500元。故该书写部分不能证实丝光绒产品的价格仍按原价格确定； 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业务告知函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能依据该函件内容确定相关事实。该函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加上被告在该函件前同意给予原告的130万元价格优惠、80万元的返现优惠以及丝光绒产品每吨的500元优惠，原告预留在被告处的预付款系完全足够用来支付380吨丝光绒且原告多次发函要求被告继续交付380吨丝光绒产品。而被告在该函件之前系要求就该380吨产品再额外支付价款而非同意在原告预付的款项中扣除该部分价款。 此外，该函件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6日，但实际收到时间系2020年6月8日，此时被告已经逾期交付货物长达15天，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 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以该证据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收货地址而将预付款退还不符合事实。原告在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上已经明确了分别交付给新兄弟公司和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的订单数量，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被告对于原告的上述两个收货地址非常清楚，被告退还原告货款系在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解除涉案协议并且要求其退还预付款的情况下才退还。此外，该案件中载明的扣除销售折扣1.5%没有任何依据； 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实际退回的金额远远少于应退回的金额。 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张功华质证认为《订购合同》里的货款金额是其经手的，对其他的不清楚。 经本院审核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3，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订购合同》上的价格修改系原告单方面行为，本院不予认定，对合同中其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其证明对象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其中2020年1月17日50万元、2020年1月19日50万元，原告对该货款系支付2019年12月4日之前的货款，而非涉案合同项下预付款予以认可，故该100万元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对象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8对账单，虽然庭审中被告对原告出具的对账单回执上的数额不予认可，但当时在原告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出具对账单回执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也没有提出异议，并在涉案中作为证据提交，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回执上的预付款余额予以认定。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对象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11、12、13、14、15、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 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蔡国贤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原被告双方对2020年4月30日之前的货款已经对账，原告认为剩余款项是8462287.24元，而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认为是8441311.72元，两者只是对货物的数量存在微小的差别，实际原告预交的货款双方都是认可的，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4对账单，因原告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出具对账单回执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也没有提出异议，并在涉案中作为证据提交，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回执上的预付款余额予以认定，对被告出具的对账单上的预付款余额，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部分收货凭据上收货人处原告方未签字，另收货人处有签字的收货凭据，原告并不认可且被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原告认可在此期间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有货物的交易往来，单价也予以认可，只是数量有偏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数量不予认定。证据6、7、8、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在本院认为进行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作为甲方的原告新兄弟公司与作为乙方的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以及作为丙方的被告蔡国贤、张功华签订《订购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方向乙方采购弹力布，暂计数量为2000吨；仿麂皮绒1000吨，其中双面单价为17600元/吨、单面单价为17300元/吨；丝光绒1000吨，其中双面单价为14600元/吨，单面单价为14300元/吨。合同总计金额约为3190万元（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乙方应收到甲方的每次订单后5日内将货物按时（按照2019年12月5日至2020年1月24日（农历春节）前发800吨，其余每月发400吨）运送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如逾期的则每逾期一日应按订单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如超过15日仍未交付货物的，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在每次订货时应向乙方提供订购产品的材料名称、产品规格、颜色、订单数量等信息；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生效后5日内向乙方支付预付款2230万元（其中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代付1115万元）。双方每月就实际发货数量进行结算，每月的货款在甲方支付的预付款中予以抵扣。甲方支付的预付款不足以支付货款时，由甲方在每次发货前向乙方支付该批次的货款。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预付款金额的发票，超过预付款部分的货款发票由乙方在甲方支付该批次货款前开具。如乙方擅自解除本合同或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解除本合同的，则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预付款（扣除已发货部分的金额）并应向甲方支付预付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如合作期满双方未再继续交易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则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退还预付款，逾期未退还的则自应退还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丙方自愿对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应向甲方承担的责任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两年，自乙方应向甲方承担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保证范围为乙方应承担的债务、违约金以及甲方实现的债权费用；合作期限为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6月3日止。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合作期满，双方未签订其他协议而仍继续存在交易行为的，则仍按本合同执行等权利义务。 2020年5月18日，原告新兄弟公司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同意原告所订仿麂皮绒及丝光绒2000吨产品其中1000吨产品，每吨优惠1300元，共计130万元；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为止，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尚有丝光绒产品600吨未发货，乙方同意剩余未发产品单价在原有价格基础上下降每吨500元给原告，共计30万元；本补充协议未2019年12月4日签订的《订购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时《补充协议》中注明“07丝光绒余恒晖600吨，不管市场价格涨价或跌价双方必须按2019年12月4日所订合同价来执行”。2020年5月18日《采购入库单》、《实物入库单》中注明“在2020年5月18日补充协议里减”。 2020年5月2日，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经核对，截至2020年4月30日止，原告新兄弟公司多付给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单位货款余额4660011.15元，并向原告发传真对账，原告新兄弟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出具《对账单回执》，截至2020年4月30日，原告新兄弟公司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的货款余额为4680121.74元。 2020年5月2日，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经核对，截至2020年4月30日止，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多付给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单位货款余额3781300.57元，并向原告发传真对账，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出具对账单回执，截至2020年4月30日，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的货款余额为3782165.50元。 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出具给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对账单回执》上所涉及的货款余额系原告新兄弟公司尚留存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截至2020年4月30日，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尚有预付款8462287.24元。涉案合同下，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向原告发货的数量未超过1000吨。 2020年5月1日至5月17日期间，原告向被告采购双面仿麂皮绒、单面仿麂皮绒、双面0.7丝光绒、单面0.7丝光绒，货款总计3420346.99元，该批货物不属于2019年12月4日签订的《订购合同》项下的货物。 2020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订购380吨丝光绒，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5月24日向原告发货25.8183吨，每吨14100元。另查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向原告返还4570758.73元预付款之前，原告尚存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为4677902.22元（8462287.24元-3420346.99元-364038.03元）。 本院认为，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向原告新兄弟公司提供弹力布并签订《订购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原告新兄弟公司与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之间签订的《订购合同》是否存在解除的问题。因涉案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6月3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涉案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既没有续签合同，也不存在其他交易，故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原告主张解除已无必要。 第二，虽然无解除合同的必要，但原告在合同有效期内即2020年5月23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下的订单，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只履行部分，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就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根据《订购合同》，双方每月就实际发货数量进行结算，每月的货款在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中予以抵扣。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不足以支付货款时，由原告在每次发货前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支付该批次的货款。而原告预留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是否足够就成为关键点。这就涉及《补充协议》约定2000吨产品中优惠1000吨产品，每吨优惠1300元，总计130万元以及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的返点80万元，是针对已发货部分的优惠还是针对该《补充协议》签订之后的优惠。首先，2020年5月18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000吨产品，每吨优惠1000元，共计优惠130万元，协议中并没有明确写明是对已发货部分的优惠且《订购合同》项下的已发货数量也并未超过1000吨；其次，原告在2020年5月1日之前所下的订单，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已经发货完毕，并且经双方对账确认，原告于2020年5月19日、2020年5月23日发给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的《对账单回执》中并未扣除该130万元和返点80万元的优惠，因《补充协议》于2020年5月18日签订，如果需要扣除上述优惠，原告理应在对账单回执中予以体现和说明；再次，结合《补充协议》和《采购入库单》、《实物入库单》可以看出，《采购入库单》中的600吨仿麂皮绒和《实物入库单》中的400吨仿麂皮绒合计1000吨应该对应的是《补充协议》中的第一条1000吨，《采购入库单》中的300吨丝光绒和《实物入库单》中的300吨丝光绒，合计600吨，对应的是《补充协议》第二条未发货的600吨丝光绒。因此，《采购入库单》中的600吨仿麂皮绒和《实物入库单》中的400吨仿麂皮绒合计1000吨，根据常理应解释为基于双方长期合作考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给予双方后续货物交易的价格优惠，而按原告所述1000吨的货物，每吨优惠1300元，共计130万元是针对已发货部分的优惠，另未发货的600吨丝光绒若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发货完毕，双方合同终止，该说法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若这样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也无须继续给予原告价格优惠。 综上，2020年5月23日380吨货物运送之前，原告尚存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为5041940.25元【8462287.24元-3420346.99元（2020年5月1日至5月17日期间下单的货款金额为3420346.99元，原告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在涉案合同项下预付款中予以扣除）】。2020年5月23日原告下的380吨丝光绒订单，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根据《补充协议》及《采购入库单》、《实物入库单》应给予原告每吨500元的优惠，即380吨丝光绒×14100元/吨=5358000元，虽然原告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不足以支付全部价款，但其已经履行了大部分的货款，而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仅在《订购合同》约定的5日期限内即2020年5月24日交付货物25.8183吨，根据原告尚存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5041940.25元，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需向原告交付货物357.58吨（5041940.25元÷14100元/吨），但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并未全部履行，而是在2020年6月6日（合同期限届满后）向原告发出《业务告知函》，要求原告回复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是直接退还余下货款还是向原告发送等值货物，但原告未予回复，而是于2020年6月9日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发函明确解除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以及2020年5月23日的订单并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从原告的《函》可以得知原告并没有要求被告恒晖布业公司继续履行交付货物的意思，故根据《订购合同》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需对逾期交付的货物331.7617吨（357.58吨-25.8183吨）承担日万分之五的赔偿责任并返还多支付的货款。故本案计算赔偿责任的金额以逾期未发货物的金额331.7617吨×14100元=4677839.97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29日开始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退款之日（2020年6月15日），即4677839.97元×日万分之五×18天=42100.60元。另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辩称其返还原告的货款按4640364.19元×98.5%来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需再返还原告预付款为107143.49元（4677902.22元-4570758.73元）。 第三，被告蔡国贤、张功华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虽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价格优惠未经保证人同意，但根据《订购合同》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应收到原告的每次订单后5日内将货物按时运送至原告指定的地点，如逾期的则每逾期一日应按订单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现被告恒晖布业公司未全面履行交货义务，仅履行了部分，如果根据未优惠的价格即原价丝光绒每吨14600元计算反而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故被告蔡国贤、张功华对被告恒晖布业公司逾期未交付货物的行为按优惠后的价格即丝光绒每吨14100元计算订单金额来承担违约金。 另返还预付款的责任承担，如果根据优惠后的价格即丝光绒每吨14100元会加重保证人的责任，故被告蔡国贤、张功华对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预付款的责任承担，按未优惠的价格即每吨14600元计算，返还预付款的责任就相应减少。至被告恒晖布业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向原告返还4570758.73元预付款之前，原告尚存在被告恒晖布业公司处的预付款为4664993.07元【8462287.24元-3420346.99元-376947.18元（25.8183吨×14600元）】。故两被告蔡国贤、张功华需对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返还原告预付款107143.49元中的94234.34元（4664993.07元-4570758.73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蔡国贤、张功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恒晖布业公司追偿。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新兄弟人造革有限公司违约金42100.60元； 二、被告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温州市新兄弟人造革有限公司预付款107143.49元； 三、被告蔡国贤、张功华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违约金42100.60元以及上述第二项确定债务中的94234.3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原告温州市新兄弟人造革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457元，减半收取12228.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28.5元，由原告温州市新兄弟人造革有限公司负担6842元，被告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蔡国贤、张功华共同负担1038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金珠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