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19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爱民，男，1964年11月9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柱，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 法定代表人：唐士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河北滦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立成，男，1995年3月25日出生，满族，住天津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文卓，河北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爱民因与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旗公司）、王立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7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爱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柱、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被上诉人王立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文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耿爱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5-156、2015-157、2015-159、2015-160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被上诉人坐落于宽城镇山后村土地使用证号为承宽国用（2015）第01-018号土地上的B-1幢B-1-6、B-1-1、B-1-11、B-1-12四套房屋交付给上诉人，并为上诉人出具办理产权登记所需的所有手续；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民法基本原理。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罗翔于2015年11月2日签订的《购楼协议书》认定为预约合同，完全错误。商品房非一般商品，我国法律针对商品房这一特别商品颁布了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审理有关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民事基本原理，首先适用特别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第五条之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定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依照约定收取购房款的，该协议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罗翔签订的《购楼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认定，已实际履行的合同哪里还存在预约合同？二、原审法院僭越地解读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诉人耿爱民与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罗翔签订的《购楼协议书》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三方当事人应按该协议履行各自义务。该协议中约定了所购房屋楼号、单价以及付款方式，并约定了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预售许可证后，与上诉人耿爱民在签订正式购房合同。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取得涉案房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签订正式购房合同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耿爱民要求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其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在签订《购楼协议书》之后，一审被告罗翔不断向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工程款，无需再抵顶房屋’，但因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向上诉人耿爱民出具收到涉案购房款的收据，证实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中载明用被上诉人罗翔工程款进行抵顶，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给付被上诉人罗翔工程款过程中未予抵顶系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案涉协议的履行，故本院对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被上诉人耿爱民就涉案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亦是对预约合同指向的签订正式合同的条件已经成立的确认”。《购楼协议书》中约定了具体的房号、单价以及付款方式，并且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为上诉人出具了购房款收据。这才是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购楼协议书》合法有效的前提，之所以判决十日内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办理产权登记的需要，也是上诉人当初的诉讼目的，当然也是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应有之意，而原审法院却将解读为是预约合同向本约合同的转变，不用说这种解读是完全错误的，而将这种解读用于法律文书中的行为即是僭越！三、原审法院在逻辑错误的前提下，认为上诉人不具备《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要求的债之保全的前提条件，无法据此行使债之保全，完全错误！原审法院在错误适用法律和僭越解读上级法院判决的基础上，首先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即《购楼协议书》系预约合同，把这个错误结论作为大前提，进而推导出由《购楼协议书》转变为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协议》只是一种签约期待权，而非物权期待权，不能必然获得相应财产权，结论是不具备《合同法》七十四条要求的债之保全的前提条件，无法据此行使债之保全。这种逻辑推理显然违反了大前提不正确，结论一定错误的形式逻辑规则。把特别法抛到一边，强行适用一般法，僭越地解读上级法院的判决，把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的合同认定为预约合同，丢弃特别法的规定和上级法院的既判事实，错误地、单纯地运用逻辑推理是原审判决的鲜明特色。四、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行使诉讼主张，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购楼协议书》系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的合同，在未取得物权之前，它显然是合同之债，是物权期待权，“只要债务人的行为减少了责任财产，并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就应成为撤销权行使的对象”。（见崔建远著《合同法》第181页）。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主张行使撤销权，完全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法变更上级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事实，错误地、单纯地运用逻辑推理而非证据进行判案，导致原审判决错误，故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嘉旗公司与上诉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嘉旗公司认为本案房屋已经属于王立成所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嘉旗公司因偿还王立成一方的欠款，将本案房屋抵顶给王立成。嘉旗公司因欠王立成父亲王兴民欠款，于2015年将包括本案房屋在内的共27套房屋抵顶给了王立成，房屋总面积为5126.63平方米。嘉旗公司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后，于2017年10月31日将共27套房屋登记于王立成名下。所以，抵顶房屋是早已达成的协议，只不过是在嘉旗公司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才为王立成办理了备案登记。上诉人所陈述的，嘉旗公司是在得知其起诉后与王立成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二、上诉人行使撤销权缺乏依据，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合同法七十四条规定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这条法律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第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第三“受让人知道该情形”，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不符合第一个及第三个条件。在嘉旗公司向王立成抵顶这27套房屋时，是出于自愿，且在2015年当时，由于购买量大，约2000元一平米的价格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低价这一说法。另外，上诉人本项目的投资款共180万元。所以实际上诉人也是用180万元的价格换取719.86平方米的房屋，每平米也只有2500元。所以相比较来说，王立成购买27套房屋的价款，不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这一条件。嘉旗公司欠王立成一方资金是事实，嘉旗公司向王立成以房抵债是事实。嘉旗公司与上诉人所签订的购楼协议书，王立成并不知情，王立成不存在与嘉旗公司恶意串通转让财产来规避债务的情形。合同法七十四条所禁止的是以逃避履行债务为目的虚假的转让财产的行为，而本案嘉旗公司与王立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是真实有效的。王立成对上诉人的抵房事实不知情。三、嘉旗公司不认可欠付罗翔工程款，上诉人的《购楼协议书》缺乏生效条件。嘉旗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购楼协议书》的背景是：嘉旗公司将宝生现代城的工程发包给罗翔施工。耿爱民和柳玉军向罗翔投资共180万。后耿爱民、柳玉军撤出投资，罗翔承诺返还投资款280万元。2015年11月2日，耿爱民、罗翔与嘉旗公司共同签订《购楼协议书》约定耿爱民购买宝生现代城719.86平方米的底商，全部房款用罗翔的工程款抵顶。然而，罗翔根本没有完成施工，嘉旗公司又将工程重新发包。所以，实际上，《购楼协议书》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变更。嘉旗公司不欠罗翔工程款，也就谈不上用工程款抵顶房款的事实。现嘉旗公司已经就罗翔未施工完成给嘉旗公司造成损失一事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如果经审理，罗翔需赔偿嘉旗公司损失的话，那么《购楼协议书》就属于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的合同。嘉旗公司无需就所约定房屋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综上所述，嘉旗公司将房屋出售给王立成，与王立成之间签订了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网签备案。上诉人行使撤销权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最终认定房屋已经属于王立成所有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王立成辩称，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答辩依据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而故意混淆预约合同与商品房预售合同之间区别。2015年11月2日，上诉人、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罗翔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实际上是原审法院认定的预约合同；而不是上诉人主张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实践中，该买卖合同通常是由出卖人提供的制式、格式化的书面合同，而且内容具备并明确约定合同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住所、商品房基本状况、销售方式、价款确定方式以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交付条件及日期、装饰、设备标准及承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办理产权登记的有关事宜、解决争议的方法、违约责任等合同必备内容。但2015年11月2日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不但合同主体是三方签订的，而且除了对商品房基本情况和价款确定方式以及总价款进行约定外，对其他商品房买卖合同必备内容均未进行约定，故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主张将该购楼协议书认定为商品房预售合同不能成立：同时，如果购楼协议书能够等同上诉人主张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那么上诉人通过两审诉讼诉请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之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就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确认购楼协议书是预约合同而非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不但法律依据明确，同时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也证实了购楼协议书是预约合同而非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二、既然2015年11月2日购楼协议书只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预约合同，那么上诉人有权主张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基于被上诉人王立成已经于2017年10月31日同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案涉4套商品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进行了预告登记，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无权再行同上诉人再行签订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否则不但涉及一房数卖，同时也违背了合同中的诚信原则。因为即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基于合同签订时间先后顺序也是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后，上诉人也无权主张履行顺序在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况且事实上至二审庭审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还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三、因上诉人基于本案的原始诉讼思路错误，故主张以行使撤销权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诉讼目的终将无法实现。上诉人在不能主张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基础上，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主张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或主张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一样能够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通过损害善意第三人即被上诉人王立成的合法权益已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四、被上诉人王立成通过预告登记权利查询，在得知案涉四套商品房没有出售的情况下，同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签订了2015-156、2015-157、2015-159、2015-160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在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了不动产预售预告登记，证实被上诉人王立成是善意第三人，上诉人不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属于不合理低价，更不知道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之间有关于以房抵账的书面约定，所以上诉人主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该诉求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也没有事实依据。综上答辩，上诉人耿爱民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得到贵院的判决支持，依法应予驳回。 耿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5-156、2015-157、2015-159、2015-160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要求被告将坐落于宽城镇山后村土地使用证号为承宽国用（2015）第01-018号土地上的B-1幢B-1-6、B-1-7、B-1-11、B-1-12四套房屋交付原告，并为原告出具办理产权登记所需的所有手续；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日，原告耿爱民与被告嘉旗房产公司、案外人罗翔签订购楼协议，内容为：“甲方嘉旗房产公司，乙方耿爱民，丙方罗翔关于就乙方购买甲方宽城宝生现代城商业楼房相关事宜，三方经过平等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坐落在宽城镇山后村的宽城宝生现代城商业楼房719.86平方米以每平米4200.00元人民币卖给乙方，共合人民币3023412.00元整；2、楼房编号为B1-6（209.81㎡）、B1-7（205.44㎡）、B1-11（158.09㎡）、B1-12（146.52㎡），以上楼房均为一至二层，总面积719.86平方米，最终面积以房产测绘面积为准；3、付款方式全部购房款用丙方为甲方建设宽城宝生现代城项目工程抵顶；4、待甲方将该项目预售许可证办理之后，甲乙双方再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合同签订后此协议作废；5、此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6、自来水、热力入网费、维修基金、契税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嘉旗房产公司（章）宋宝生乙方耿爱民丙方罗翔2015年11月2日”。2015年11月2日，被告嘉旗房产公司为原告耿爱民出具收据，内容为：“2015年11月2日今收到耿爱民交来宝生现代城房款（B1-6、B1-7、B1-11、B1-12）人民币叁佰零贰万叁仟肆佰壹拾贰元整3023412.00收款单位公章嘉旗房产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张”。2015年11月24日，被告嘉旗房产公司取得嘉旗房产公司宽城宝生现代城二区（宽）房预售证第2015-00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原告耿爱民购买被告嘉旗房产公司的宽城宝生现代城B1-6、B1-7、B1-11、B1-12楼房在（宽）房预售证第2015-00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房范围内。原告于2017年7月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与原告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经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罗翔签订的购楼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判令被告与原告就涉案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7年10月31日，被告嘉旗房产公司与第三人王立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5-156、2015-157、2015-159、2015-160（内容详见合同），且上述合同均在宽城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备案登记。上述事实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耿爱民与被告嘉旗房产公司及案外人罗翔签订的购楼协议书、被告嘉旗房产公司为原告耿爱民出具的收据、嘉旗房产公司与第三人王立成签订并经过备案登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5-156、2015-157、2015-159、2015-160号四份合同、合同备案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予以证实，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了罗翔的参诉意见、受理案件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条件，被告将房屋抵顶给第三人未侵害原告的利益；第三人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两份、欠付购房款的收据两份、备忘录原件一份、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没有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向第三人转让财产及第三人对此明知的事实。因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传统民法理论将契约分为预约和本约。预约合同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将来订立确定性本合同达成的书面允诺或协议，目的在于当事人对未来事项的预先规划，为当事人设定了按照公平、诚信原则进行磋商以达成本约的义务；本约合同则是对双方特定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预约合同既可以是明确本约合同的订约行为，也可以是对本约合同内容的预先设定。预约和本约的本质区别在于预约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导致合同部分条款缺失或不确定。原告耿爱民与被告嘉旗房产公司及案外人罗翔签订《购楼协议书》之时，嘉旗房产公司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协议载明“待甲方将该项目预售许可证办理之后，甲乙双方再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合同签订后此协议作废”，说明双方在签订《购楼协议书》时对于行为的性质为预约合同是明确的。上述协议达成后，被告嘉旗房产公司还要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与原告签订正式购房合同，故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是对将来原、被告双方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事宜进行的约定，而不是对商品房买卖结果进行直接的确认；况且此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也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有卖方和买方两方当事人的一般特征。因此，原、被告及案外人之间签订的《购楼协议书》应认定为预约合同，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上诉人嘉旗房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上诉人耿爱民就涉案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亦是对预约合同指向的签订正式合同的条件已经成立的确认。原告耿爱民凭借三方签订的《购楼协议书》所享有的权利系要求嘉旗房产公司与其签订正式购房合同之期待权，是一种签约行为；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不能必然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原告的签约权利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要求的债之保全的前提条件，无法据此行使债之保全。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在原告与被告尚未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被告与第三人已经签订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进行备案登记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将坐落于宽城镇山后村土地使用证号为承宽国用（2015）第01-018号土地上的B-1幢B-1-6、B-1-7、B-1-11、B-1-12四套房屋交付原告，并为原告出具办理产权登记所需的所有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相应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或者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表明对一方不履行订立合同的义务的救济途径是依法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耿爱民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显示预售基价为6000.00元每平米，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立成之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7份，出售包括案涉4套房屋在内房屋共计27套，房屋单价为1950.00元每平米。 本院认为，上诉人耿爱民与被上诉人嘉旗公司及案外人罗翔签订的《购楼协议书》中对所购房屋的号码、单价及付款方式均予以明确约定，且嘉旗公司也已经向耿爱民出具了购房款收据，说明耿爱民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应当认定上诉人耿爱民对于案涉房屋已经具备了明确的物权期待权，而并非仅仅具备签订正式购房合同的期待权。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耿爱民不具备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要求的债之保全的前提条件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购楼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单价，因协议约定以罗翔为嘉旗公司建设项目的工程款抵顶，且嘉旗公司向耿爱民出具的收据亦能够与该协议约定的单价相印证，故应认定耿爱民购房单价为协议约定价格4200.00元每平米。二被上诉人主张以耿爱民投资款按所购房屋面积折算购房单价，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嘉旗公司与王立成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约定的房屋单价为1950.00元每平米，远低于嘉旗公司与耿爱民所签《购楼协议书》中约定的4200.00元每平米的房屋价格，且仅为预售基价约三分之一的价格，远低于预售基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应认定为明显不合理低价。在本案二审庭审后，被上诉人嘉旗公司与王立成虽向本院提交双方债务抵顶的相关证据，但该部分证据不能够推翻二被上诉人之间以不合理低价交易房屋的事实。王立成提交的证明房屋抵顶事实的购房合同签订于2015年11月27日，《备忘录》形成于2017年10月22日，均晚于上诉人耿爱民签订《购楼协议书》的时间。二被上诉人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时房屋并未预告登记或查封扣押为由主张王立成在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第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耿爱民的撤销权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民终650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嘉旗公司应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综上所述，耿爱民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7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立成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5-156、2015-157、2015-159、2015-160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 三、驳回耿爱民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合计5400.00元，由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赤博审判员孙琳丽审判员高伶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顾      成      龙 书 记 员 蔄      丽      丽 附页 一、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 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高价。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