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2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嵊州市伟丰计量工具弹簧设备厂。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东郭村。 投资人吴展科，男，196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李顺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嵊州大道**。 法定代表人钱凯丰，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黄永苗，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积锋，男。 委托代理人金英，浙江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嵊州市伟丰计量工具弹簧设备厂（以下简称“伟丰设备厂”）因诉被上诉人嵊州市交通运输局不履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3行初14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伟丰设备厂的投资人吴展科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顺华，被上诉人嵊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永苗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徐积锋、金英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伟丰设备厂于一审时诉称，原告原系位于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村××号的一家计量工具弹簧设备厂，所使用土地性质为出让。2009年8月份，因104国道嵊州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设需拆迁原告的上述厂房，原告投资人吴展科因企业拆迁补偿未达成意向，未能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被告为确保104国道顺利建设，于2009年8月25日出具《关于吴建科房屋未签协议先拆迁的意见》（吴建科即吴展科），同意先拆迁后进行协商，原则同意补偿额度不低于东郭村其他同类性质拆迁户的价格，前提是吴建科必须在2009年8月27日16时前将房屋腾空交付拆迁。原告同意嵊州市交通运输局的上述意见，积极按照上述意见配合拆迁。2009年8月27日，被告将下属原交通机械厂（位于嵊州市嵊州××道××号××厂房提供给原告伟丰设备厂作为中转房使用。2011年1月20日，原告与104国道嵊州段改建工程指挥部委托的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了伟丰设备厂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等事项。2012年5月18日上午7时，因实施城北入城口改造工程，被告提供给原告使用的中转房被强制拆除，该中转房内原告的机器设备、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等财物也均因上述强制拆除行为损毁，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被告作为104国道嵊州段改建工程项目的拆迁补偿安置主体，负有对包括原告在内的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义务，被告至今未给予原告企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补偿权益。被告于法于理均应当及时对原告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告遂于2019年11月17日向被告邮寄递交了《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请求被告依法履行拆迁补偿职责，给予原告企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140万元；职工停产停业生活补助、养老保险补偿：55.5万元；企业搬迁费用补偿：47万元。被告收到上述《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后，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回复》称“你关于《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申请》已收悉，根据你反映情况建议走司法程序。”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上述《回复》未针对原告向其提交的《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申请》作出任何实体上的处理，明显未履行拆迁补偿的法定职责，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针对原告作出的《回复》；2.判令被告给予原告企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140万元；职工停产停业生活补助、养老保险补偿：55.5万元；企业搬迁费用补偿：47万元；3.判令被告给予原告企业上述补偿款银行利息合计583212.5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相应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2月8日前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原告伟丰设备厂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根据该《协议书》，原告应当在2011年1月20日便已知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内容，却于2019年11月17日才向本案被告提起本案履行补偿职责申请，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回复，建议走司法程序。因此，本案实质上系原告对被告未完全履行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拆迁安置补偿内容不服，按照当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其应在2年起诉期限内对此提起诉讼，而不能通过提起履职之诉规避法定起诉期限。且本案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原告的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不存在正当理由，应当予以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上诉人伟丰设备厂上诉称：1.本案系行政补偿案件，非房屋拆迁行政协议案件，上诉人并非对房屋拆迁行政协议不服。一审法院案由确定有误，导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2.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错误。被上诉人因104国道嵊州段改建工程项目拆迁需要将其下属原交通机械厂（位于嵊州市嵊州××道××号××厂房提供给上诉人作为中转房无偿使用，该中转房因城北入城口改造工程拆迁又被拆除，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对该中转房被拆迁负有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义务，上诉人提供的浙江省嵊州市交通运输局对张侠敏的答复、《要求嵊州市交通运输局一次性补偿本企业停产停业及住房的各项费用》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截至上诉人向其递交《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申请》时，被上诉人未完全给予上诉人企业停产停业损失等各项补偿，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补偿职责是恒定的，并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上诉人可以随时要求其履行拆迁补偿职责，对于其不履行职责行为可提起行政诉讼，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本案中，上诉人于2019年12月5日向被上诉人邮寄提交了《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要求被上诉人依法履行拆迁补偿职责，被上诉人收到后于2019年12月9日回复建议走司法程序，该回复行为显然系拒绝履行其对上诉人的拆迁补偿职责的行政行为，该行为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2日针对被上诉人不履行职责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在法定起诉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实质上系原告对被告未完全履行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拆迁安置补偿内容不服”显然错误认定了本案诉讼标的。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嵊州市交通运输局答辩称：1.本案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位于嵊州市××村××号房××道改建工程需要进行拆迁，104国道嵊州段改建工程指挥部委托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0日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104指挥部是由市政府发文成立，其他相关事实与理由与一审一致。2.2011年1月20日与上诉人签署的《协议书》已全部履行完毕。一审提交法院的上诉人于2017年1月24日出具的《承诺书》足以佐证。3.根据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对本案所涉拆迁企业已作了一次性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补偿后，其安置一律由上诉人自行解决。后104国道本着人性化考虑给上诉人无偿提供了原交通机械厂厂房（已纳入城乡入城口改造工程）暂作中转使用。现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请求补偿项目及明细清单，是其单方面的陈述，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的存在，也无证据证明支付相关费用系我方职责，故上诉人起诉要求我方履行的职责显然不属于我方权限范围内。4.上诉人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中，上诉人与拆迁公司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11年1月20日，根据协议书内容，上诉人应当知道房屋拆迁安置一次性补偿及补偿后安置一律自行解决的内容，但长达10年后才提起诉讼且期间不存在法定的正当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予驳回。综上，请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明确本案履职之诉的依据是2012年5月份嵊州市人民政府城北入城口改造工程强制拆迁，但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系该改造工程的补偿主体。上诉人经历2011年104国道嵊州段改建工程及2012年城北入城口改造工程两次拆迁，嵊州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在第一次拆迁后向上诉人提供了免费的周转房，但并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应当在第二次拆迁过程中向上诉人作出补偿安置。故上诉人迳行要求被上诉人对其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明显不在被上诉人职权范围内。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结论正确，可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俞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