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59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清林，男，198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明，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勾庆云，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春，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清林因与被上诉人勾庆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清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勾庆云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勾庆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遗漏重要证据《托运单》，导致错误认定张清林的举证不足以证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177000元货物。庭审中，勾庆云确认收到该货物，主张该货款的货款为12200元且其已付100000元，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张清林提供的《托运单》、微信聊天记录、运单信息等证据可以证明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177000元货物。《托运单》包括《捷安达运输有限公司托运单》及《东莞市吉运发货有限公司托运单》，对于《托运单》，勾庆云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其中《东莞市吉运发货有限公司出具的托运单》（运单号：50930-60912)显示，托运人张清林于2018年24日向收货人勾庆云发送货名为配件的货物，件数为2件，重量为1723公斤，体积为3立方米，包装为纸箱，备注注明自提，张清林2018年1月29日在备注栏书写“同意放行”并签名；《运单信息》虽然是打印件，但在相关系统上仍然可以查询证明其真实性，该证据显示，承运公司为东莞市吉运发货有限公司，托运时间为2018年1月24日，运单为50930-60912，件数为2件，交接方式为自提。《东莞市吉运发货有限公司出具的托运单》（运单号：50930-60912)明显与《运单信息》能够相互印证。微信聊天记录则显示，张清林在微信中告知勾庆云，总货物为177000元，勾庆云回复“共177000元。已汇10万元。欠款77000元。请通知放货。”虽然该微信聊天记录是截屏打印，无原始载体核对，但微信聊天记录能与东莞市吉运发货运输有限公司托运单(编号:50930-660912)、银行流水、运单信息等相印证，应当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张清林提供的《东莞市吉运发货有限公司出具的托运单》（运单号：50930-60912)、《运单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已经完成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货款为177000元的货物。原审认为张清林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177000元货物的情况，明显遗漏重要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勾庆云在原审中确认其收到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发送的货物，主张该批货物的货款为122000元且其已支付100000元，欠22000元，即使根据勾庆云自认也可认定其未付清2018年1月24日交易的货款。勾庆云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其收到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发送的货物，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主张该批货物的货款为122000元且主张已支付10万元，欠22000元。因此，即使仅仅根据勾庆云自认的事实，也可以认定勾庆云尚未付清2018年1月24日交易的货款，至少尚欠22000元未付清。二、根据双方交易模式，货物到达临沂，勾庆云才向张清林支付货款，双方交易并不存在先支付货款后交付货物的事实，勾庆云主张张清林收到案涉货款后未向其交付货物,有悖双方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不应采信。勾庆云提供送货单主张双方交易模式为：张清林发货到山东临沂，打电话通知其付款，张清林收到货款后，通知临沂货运站放货。张清林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双方交易模式为：张清林发货到山东临沂后，电话通知勾庆云看货，勾庆云确认货物到达后，向张清林支付货款，张清林收到货款后，通知货运站放货。由于双方对交易模式存在争议，勾庆云提供的送货单不足证明其主张交易模式。从常理上讲，双方约定的交易模式是为了使双方利益均有一定的保障，勾庆云主张其收到张清林电话就支付货款，不存在确认到货的环节，明显与双方约定交易模式保护双方利益的目的不相符，张清林主张双方交易模式存在确认到货的环节，与双方约定交易模式保护双方利益的目的更为相符，比勾庆云的主张更可信。事实上，双方每次交易，勾庆云均是在确认货物已经达到临沂，才向张清林支付货款，双方交易中不存在勾庆云先支付货款后交付货物的事实，勾庆云主张张清林收到案涉货款后未向其交付货物，有悖双方交易模式，不应采信。三、勾庆云不能举证证明其已付清2018年1月24日交易的货款，也不能举证证明其于2018年4月5日支付的货款为单独交易的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确认勾庆云支付的案涉货款62500元为单独交易的货款，分配举证责任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1、勾庆云主张其已付清2018年1月24日交易的货款，应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勾庆云作为付款义务，应当对其已付清2018年1月24日交易的货款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分配举证责任失当，适用法律错误。2、勾庆云要求返还货款62500元，实际是请求解除相应交易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对导致合同解除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认定张清林不能充分举证证明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价值177000元货物，并确认勾庆云支付的货款62500元为单独一批货物的货款，明显分配举证责任失当，适用法律错误。3、根据双方交易模式，勾庆云通过短信等方式向张清林下订单购买电池，但勾庆云未能提供订单证明案涉货款为单独交易的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认定由张清林承担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张清林已举证证明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177000元的货物，勾庆云也确认收到货物，勾庆云仅于2018年1月29日支付了货款100000元，其主张已付清2018年1月24日交易的货款，并主张2018年4月5日支付的货款是单独一批货物的货款，无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张清林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勾庆云只提供了一张转账记录及转账凭证，并未提供下单记录、采购合同、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且转账时也并未注明货款，两张张清林公司发货的物流单，只能证明双方之前有交易，不应属于勾庆云要求退款的依据。二、勾庆云从事喷雾器批发，属于季节性的产品。每年年初2月至4月、年尾11月至12月以外的其他时间都是淡季，从之前采购情况可以看出淡季基本没有订单，勾庆云理应在2月至4月大量采购，但仅在2018年1月24日后未再下单，这说明勾庆云已更换了供应商，勾庆云主张在2018年4月突然跟张清林公司下单不符合常理。三、勾庆云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4月下订单。四、勾庆云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欠款22000万元，虽然比实际款项少，但可以证明勾庆云承认还欠张清林货款，由此可以证明2018年1月24日的货款的确没有付清。五、勾庆云尚欠2018年1月24日货物余款77000元，当时货款177000元，勾庆云先付100000元，答应年后付清，但年后以电池存在质量问题为由一直拖欠，直到2018年3月张清林同意扣除15000元作为质量赔偿金才同意支付。张清林要求勾庆云支付从山东发到深圳的一批需要维修的电池运费500元，最后双方商定勾庆云支付62500元（77000-15000+500=62500）给张清林。六、从张清林与勾庆云的短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开始合作时是先预付定金，余款是货到付清。后来的合作是货到提完货之后才付款，到最后一笔已经是欠款交易了，这相当符合目前社会的基本交易流程。从流程上看，勾庆云20**年4月支付的款项并不是单独的货款。勾庆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张清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勾庆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清林偿还勾庆云的订货款6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清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勾庆云与深圳市辉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达公司）进行电池交易，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每次交易由勾庆云联系辉达公司确认交易的货物型号、数量、价格等情况后，由辉达公司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向勾庆云送货并由勾庆云支付货款。2018年1月29日，勾庆云通过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账号：62×××03）向张清林的银行账户（账号：62×××35）转账支付100000元。2018年4月5日，勾庆云再次通过上述方式向张清林的转账支付62500元。另查明，辉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禾花社区华南大道**华南国际纺织服装原辅料物流区**4B-03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0638961234。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为张清林。勾庆云于2018年10月30日提交涉案诉讼材料，将该公司、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即张清林列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受理本案之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传票等诉讼文书，并于2019年7月16日开庭审理，辉达公司及张清林共同授权委托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开明到庭应诉。后辉达公司于2019年8月7日登记注销，清算组负责人为张清林。2019年10月25日，勾庆云向一审法院提交撤诉申请，请求撤回对辉达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0307民初296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勾庆云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勾庆云于2018年4月5日向张清林转账支付的62500元的具体用途。勾庆云、张清林均确认辉达公司及张清林于2018年1月29日收到勾庆云支付的货款100000元，于2018年4月5日收到勾庆云支付的货款62500元。张清林主张上述两笔款项均系勾庆云向其支付2018年1月24日发送货物对应的货款177000元中的一部分，并提交证据《运单信息》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张清林提交的《运单信息》仅为复印件，并无原件以供核实，且该《运单信息》上仅载明“件数：2件”、“交接方式：自提”等，并未体现货物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值等情况，也未体现货物提取与否以及具体提取人等情况；其次，张清林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有截屏打印件，其无法提供原始载体以供核实；再次，张清林未提交送货单、签收单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其提交的上述《运单信息》及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实其关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价值177000元货物的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张清林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进而确认勾庆云支付的62500元系向辉达公司支付的单独一批货物的货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勾庆云对其支付货款的主张已初步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张清林对勾庆云的主张不予认可，但是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发送货物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基于已查明及认定的事实，确认勾庆云向辉达公司支付62500元货款而该公司未向其发送相应的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勾庆云、张清林提交的证据银行交易凭证均体现勾庆云将其向辉达公司支付的货款直接支付至张清林的个人银行账户的情况。辉达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张清林作为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辉达公司已登记注销。故，确认张清林应向勾庆云偿还货款625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张清林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勾庆云偿还货款62500元。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62.5元（勾庆云已预缴），由张清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清林提交以下证据：一、2017年5月4日《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拟证明朱某代表勾庆云签收货物。二、2018年1月24日《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拟证明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电池1720公斤，也是朱某代为签收。三、快递查询单，拟证明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所发货物已抵达勾庆云处。四、电池重量相片，拟证明八安电池重量为0.557公斤，十安电池重量为0.598公斤。五、2016年1月1日《送货单》，拟证明双方开始交易时约定的交易模式，送货单显示：“①预付20000元定金，7天内交货，余款发物流，到货后付清！②质保：质保1年，1年内电池有任何质量问题，本公司免费维修（人为除外，及不包容量下降）。”六、2018年1月24日《送货单》，拟证明张清林向勾庆云发送八安电池2000组、十安电池1000组，总价款177000元。根据证据四的电池重量及发货的组数，电池的总重量与发货的重量相符，可证明张清林已发送货物。七、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勾庆云下单有文字说明；2、之前有返修的，收过维修费用，返修的产品中还有其他公司的产品；3、之前的交易模式为勾庆云收到货之后才付款。八、短信聊天记录中的产品返工对账单，拟证明勾庆云之前返修的电池，张清林收过维修费用，返修的产品中有其他公司的产品。勾庆云质证认为：一、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清林提交的《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原件上虽然有收货人的签名，但在“收货人”一栏签字的人员朱某不是勾庆云的员工，而是货运公司的搬运工，对于收货人员的签名，勾庆云无法确认真实性。勾庆云在2017年5月4日收到过张清林发给勾庆云的货物，但对具体的数量、重量等并不知情。二、对于证据二、三的真实性确认，勾庆云确实在2018年1月24日收到过张清林发的货物，但是对张清林所要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勾庆云只收到张清林2000个电池，金额是122000元，并非张清林所主张的价值177000元的3000个电池，价值177000元。三、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勾庆云收到的实际货物，其重量与张清林提交的证据差距巨大。四、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送货单》系张清林单方制作。五、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送货单》系张清林单方制作。六、对于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联，张清林提交的短信聊天都发生在2016年，而本案相关的事实，勾庆云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举证证明。勾庆云于二审期间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张清林确认货款为122000元，因张清林未对返修货物进行处理，故勾庆云扣除22000元未支付。张清林质证认为，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的款项是勾庆云单独下单的款项，张清林认为2018年4月5日支付的款项是支付之前的货款。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双方当事人确认，勾庆云与辉达公司进行电池交易，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辉达公司于2019年8月7日登记注销，清算组负责人为张清林。二、张清林、勾庆云分别向本院提供八安电池与十安电池，经比对，除张清林出示的电池贴有“辉达能源”小标签外，双方出示的电池外表并无其他明显区别。张清林出示的八安电池称量重量为0.557公斤，十安电池称量重量为0.598公斤，而勾庆云出示的八安电池重量为0.790公斤，十安电池称量重量为0.858公斤。三、张清林主张其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八安电池2000组、十安电池1000组共计177000元货物，但其提交的2018年1月24日《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并未体现货物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值等基本信息，《送货单》亦无勾庆云的签名确认。四、勾庆云提交并经张清林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清林于2018年1月27日通知勾庆云“发了2000个，然后两卡板”；张清林于2018年1月29日通知勾庆云“这两卡板货到了，总货款55000+67000=123000元”，勾庆云回复“共122000元，实付100000元，欠22000元”，张清林回复“好的”、“已经安排了，可以过去提货了”；2018年1月27日，勾庆云告知“我返修的那个给我发过来了吧”，张清林回复“返修的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把现成的订单那些改完之后，完后就做那个返修的，返修的话，做好之后的话就给你发过去。”五、张清林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既无法提供原始载体以供核实，亦未显示具体日期。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清林11：54告知“总货款55000+55000+67000=177000元”，勾庆云回复“共177000元。已汇10万。欠款77000元。请通知放货。”张清林回复“好的”。六、张清林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为预付定金，余款在到货后付清，故不存在未发货情形，但其提交的载明交易约定的2016年1月1日《送货单》并无勾庆云的签名确认。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张清林是否应返还勾庆云20**年4月5日转账支付的62500元。张清林主张涉案款项为2018年1月24日所发货物的余款，故其无需返还；勾庆云则主张涉案款项系其单独购买货物的货款，由于张清林未发货，应予以返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均确认张清林于2018年1月24日向勾庆云发送货物，但张清林主张货款总额为177000元，勾庆云则主张货款总额为122000元。张清林虽提交了2018年1月24日《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主张，但《送货单》并无勾庆云签收的签名确认，《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亦未体现货物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值等情况，且微信聊天记录无原始载体核实真实性，即便张清林出示的电池重量、规格、数量与其《送货单》、《东莞市吉运发货运有限公司可托运单》对应，亦无法形成证据链；相反，勾庆云提交并经张清林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清林于2018年1月29日确认货款总额为122000元，且勾庆云出示的电池重量、货物规格、数量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张清林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亦未能提供证据足以推翻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自认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依法采信勾庆云关于2018年1月24日货物总额为122000元的主张。其次，张清林主张其2018年1月24日所发货物包含了返修电池，故勾庆云需支付返修费用，该费用包含在其主张的177000元货款中，但勾庆云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显示，张清林于2018年1月27日告知勾庆云返修的在做好现成的订单后再发过去，故张清林该主张明显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双方均确认勾庆云已支付2018年1月24日货物100000元，结合上述认定，货物余款为22000元。张清林关于2018年4月5日勾庆云转账支付625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4日货物余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进而认定勾庆云支付的62500元系单独的货物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清林以交易习惯为货到付款为由主张不可能存在未发货情形，但其提交的载明交易约定的《送货单》并无勾庆云的签名确认，勾庆云亦不予认可，且与微信聊天记录中其确认付款后放货明显矛盾，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张清林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勾庆云于2018年4月5日支付的62500元货款发送相应货物，勾庆云主张予以退还，符合法律规定，张清林关于无需偿还货款625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张清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2.5元，由上诉人张清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