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07民初1376号原告：孙大付，男，1964年10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址襄阳市襄州区。被告：沈建国，男，1963年8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原告孙大付与被告沈建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卓洪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宋院生、人民陪审员顾平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大付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沈建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大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沈建国支付货款946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700元、三次到漳州索要货款差旅费3000元。事实和理由：2007年11月，经人介绍我与被告取得联系，从11月14日开始向被告供应大闸蟹至2009年2月13日结束。当我向被告要求支付剩余尾款94610元时，被告称他被骗了，漳州的店也转让了，让我不要着急，等手头宽裕了就给我结账。此后，我分别于2012年12月22日、2013年1月31日、2013年9月17日多次打电话要求结账，被告都说目前腰椎有问题，在外地打工没有余钱，等有余钱后给我汇款。因被告迟迟不付款，我于2013年12月10日在武汉报案，武汉警方让我等通知。2017年1月，我到被告居住地要货款，但多次打电话不接，我以诈骗为由报警，因不够立案条件，公安部门让我与被告继续沟通。我又到被告住处找到被告，当时现场有被告、被告妹妹和妹夫，被告称目前经济困难，孩子还在杭州上大学，暂时无力支付货款，待两三年后孩子大学毕业后再付，我在被告妹妹劝说下同意了。2019年11月8日，我按照约定再次打电话催讨，但被告没有接，我又给被告妹妹打电话也没有接。我又加了被告妹妹微信，当她知道我身份后就不再回话了。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沈建国未予答辩。原告孙大付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沈建国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被告沈建国未到庭质证，本院认定如下：1.（2020）鄂0607民初570号民事裁定书、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原告此前已向本院起诉，因提供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为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后寨村**及漳州市南昌中路海关缉私分局后面天福园，本院按此地址委托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送达，因被告认为其不是原告所起诉的沈建国本人，故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沈建国填写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并随同沈建国的身份证一并邮递给本院。后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沈建国，故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现原告按照沈建国向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再次向本院起诉，虽然邮寄送达被退回，但本院又按公告程序再次送达。原告认为，原来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和送达地址也是准确的，只是沈建国有两个身份证号码，原来提供的地址也是沈建国向原告提供的，在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应按沈建国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进行送达。2.原告尾号为5558的银行账户的“活期明细”（2007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21日）。证明：当初的交易方式是，原告先开设专门账户，存折由原告保管，银行卡由被告保管。然后双方通过电话协商，原告就将大闸蟹邮寄给被告，被告接收后按照实际数量将款项汇至银行卡，这样原告就可以收取货款了。每次被告打款后原告再取出，银行收取20元费用，这些银行流水可以清晰得看到“卡存”是被告支付的货款，“折取”是原告取出的货款，“费”是银行收费。3.原告整理的“沈建国往来”。证明：这份往来记录了原告发货情况、被告付款情况，基本上与银行流水相对应。需要说明的是，每次发货所记录的数据稍大，主要原因是被告验货后要扣除缺斤短两的金额，才是被告支付的货款；有些银行流水是几笔累计的，并不一定都是按照原告记录的数据来；主要交易是两个年度，从2017年11月至2008年4月为一个年度，这个年度扣除7760元，经过协商付款11000元后剩余货款59110元暂不付款，来年继续做。第二个年度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尚欠货款35670元；因为原告记账尚欠货款94780元，但被告记账说尚欠94610元，原告就按被告记账的数据计算，是2009年2月底双方电话协商确定的。4.原告与被告妹妹微信聊天截图、与被告微信、短信息聊天截图。证明原告催款过程。5.原告与被告及被告妹妹四段电话录音的U盘。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及被告妹妹催要案涉的90000多元货款。本院审核认为，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自行放弃庭审质证的权利。原告拟证明其与被告间存在买卖大闸蟹合同关系且被告尚欠其货款94610元及原告多次通过电话或者上门讨债方式催要货款，审查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间存在买卖大闸蟹合同关系，既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双方结算的凭证，确实存在举证困难。但从原告与被告三段录音、被告妹妹一段录音来看，又确实存在向被告追讨大闸蟹货款的事实。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基本上佐证了原告所述的交易情况。至于微信、短信息聊天截图，基本上都是原告自己陈述，对方只是反问“你是谁”，但结合上述证据来看，也能反映出原告催要货款的事实。本院关注到微信、短信息聊天及电话录音的相对方是否是本案被告，无论是第一次起诉还是第二次起诉，原告列明“沈建国”基本情况时都备注了尾号为“553”的电话号码，该电话号码在短信息聊天截图上有显示，在原告手机通讯录上有显示，并直接生成以“沈建国”命名的录音文件，也生成有以“沈建国妹妹”命名的录音文件，说明至少短信息聊天及电话录音的相对方就是被告沈建国本人。原告第一次起诉时错列了“沈建国”的身份证号码及住址被驳回起诉，第二次起诉时根据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列明了“沈建国”的基本情况。至于两个“沈建国”是否是同一人，或者说另外一个“沈建国”是否存在，因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作判定。但可以认定的是，原告按照送达地址确认书所确定的“沈建国”向本院起诉，就是原告所主张权利的被告当事人。当本院按照送达地址确认书向被告送达时被退回，本院又按照公告程序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符合法律规定。何况，本院还按照送达地址确认书留存的电话号码发送了短信息，也多次打电话但未打通。对于本院按照上述程序送达而被告并未实际接收，应由被告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基本佐证了原告所述的交易情况及所欠货款事实，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07年经人介绍相识，然后通过电话进行协商，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大闸蟹。双方形成的交易方式为：原告先开设专门账户，存折由原告保管，银行卡由被告保管。然后双方电话协商供应大闸蟹数量和单价，随后原告就将大闸蟹邮寄给被告，被告接收后按照验收数量将款项汇至银行卡，原告再从存折中取出货款。从2007年11月至2009年2月，原告共向被告供应大闸蟹1500多件。其中2007年11月至2008年4月的年度，被告尚欠货款59110元，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的年度，被告尚欠货款35670元，两个年度共计尚欠货款94780元。因双方各自记账存在部分差异，故原告同意按照被告记账的94610元结算剩余货款。从被告欠款以来，原告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追索货款过程。仅从原告举证来看，原告先后于2012年12月22日、2013年1月31日、2013年9月17日通过电话向被告追索货款，又于2013年12月到武汉市报案，2017年1月28日向漳州市芗城区经侦大队报案，还，还先后多次到漳州市芗城区被告的住所上门讨债基本上都无功而返。原告于2019年11月8日再次通过电话向被告讨债无果后，遂于2020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委托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时，被告称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并向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送达地址确认书。经查，被告所提交的身份证和送达地址确认书与原告所列的相关信息不一致，故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20）鄂0607民初570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遂又按照送达地址确认书所列明的相关信息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被告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自行放弃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审查认为，原、被告之间买卖大闸蟹合同关系成立，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被告尚欠其多少货款，但综合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基本上佐证了原告所述的相关事实，即被告尚欠其货款94610元。原告多次通过电话联系、上门讨债及报案方式催要货款，但被告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本院注意到原告所提交的U盘中有一段其索要货款类似于日记的记载，主要内容为：2010年元旦前某天，原告上门讨债，经过协商被告答应先支付第二年度的35670元，第一年度的59110暂时不付，先付5000元，其余600元算了，剩余30000元于2010年3月21日付10000元，6月1日付10000元，其余的年内付。原告无奈只有答应，被告遂支付了3000元，加上昨天的1800元及来时第三天支付的房费200元，共计5000元，这样算下来就只有89000元。根据上述记载，被告尚欠货款89000元，故被告应及时偿还拖欠的大闸蟹货款89000元。原告还要求支付货款利息损失2700元，因原告多次讨债，相关证据都没有证实其催要过货款利息，故本院支持其利息损失仅从其第一次向本院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13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利率标准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还要求支付三次到漳州索要货款差旅费3000元，即使本院已认定其多次上门讨债，但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支付差旅费具体情况，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沈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孙大付货款89000元及该货款从2020年1月13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孙大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2元，由原告孙大付负担270元，被告沈建国负担208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卓洪涛人民陪审员  宋院生人民陪审员  顾 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