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辽0103行初104号 原告王松，男，198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沈阳市皇姑区。 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法定代表人赵策，该大队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达，该大队公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明权，辽宁保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松不服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交通治安处罚决定一案，于2020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同年6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松，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的负责人姜兆焕、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达、屈明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编号为2101071100127582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被处罚人王松于2020-04-2310：04：05，在三好街文化路南50米实施摩托车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通行的违法行为（违法代码：1090S），违反了《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根据《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处以：200元罚款。 原告王松诉称，原告于2020年4月23日，驾驶牌照为辽Ｄ×××××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南向北行驶到三××街××处，被一名交通警察拦截，查验原告相关证件。询问原告是否知晓“沈阳市三环以内道路禁止摩托车通行”，原告表示不知情后告知原告已经违反禁令，沈阳市三环以内摩托车禁止通行，执法是有依据的，原告多次请求出示执法的依据和禁令，交通警察告知原告自己查看路口标牌，原告并未发现此路段有禁摩标志与标牌，交通警察出示了违法代码并对原告开具了《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一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下称《决定书》），该《决定书》交通警察签名或盖章处盖印为：杨旭102980。据《决定书》所载，原告“实施了摩托车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通行的违法行为（违法代码：1090S），违反了《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并对原告的上述行为依据《沈阳市道路车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处以200元罚款。原告以配合执法的态度已在《决定书》上签字，并全程录像保存。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编号为2101071100127582号《决定书》，其行政主体有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条文规定，行政机关分为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但本案的被告并非“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范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rdquo，其身份为“沈阳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沈阳市公安局的内部机构交通警察支队的派出机关”。因此被告并非具有完备行政资格的机关法人，身份上缺乏构成行政主体的要件，其对外出具《决定书》的行为系违规、违法行为，该《决定书》理应予以撤销。其次，根据在沈阳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公示的《市公安局权责清单》显示，被告在法定职权内可以对67大项281小项进行行政处罚其中涉及到交通安全管理的项目为CFGA00440001--CFGA00440033共计33项，该33项的职权名称及职权依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根据行政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根本原则，《市公安局权责清单》中并未体现准许被告对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外的其他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另外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载：“（违法代码：1090S）”，其代码含义对应的处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但被告作出的《决定书》却认定原告违反了《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因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决定书》不但超出了《市公安局权责清单》所界定的权责范围，且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此种越权执法且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且撤销《决定书》。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本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可见只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设定具体的罚款执行标准，但被告的处罚依据《沈阳市道路车管理办法》并非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法规文件而是沈阳市政府单独发布的，因此《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不应当超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越权设立罚款标准最后，《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2018年11月15日经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发布，下称《办法》）中对部分车辆禁行的规定，已经侵害了原告的物权、选择权、路权，该《办法》部分条款与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抵触，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立法根本，不利于开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利于开展构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于推进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原告依法申请贵院对该《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主体有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被告的上述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故原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的编号为210107100127582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返还罚款；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3．请求一同对《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2018年11月15日经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发布）进行合法性审查。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照片1张，证明交警拦截原告路段没有设置摩托车禁行标志。 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辩称，2020年4月23日10时04分，原告王松驾驶辽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和平区三好街文化路南50米时，因实施摩托车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通行的违法行为被大队民警查获。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7条3项，现场民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41条、42条，依据《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第10条，对当事人王松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200元罚款。综上所述，被告查处王松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贵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交通违法处理系统查询截屏，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2．光盘，证明原告违法事实及被告对原告进行现场处罚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3．照片3张，证明在沈阳市××入口处××摩托车（××正××）市内禁行标志，证明三环内禁止摩托车通行。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证。被告提供的1-3号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证。 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23日10时4分5秒，原告王松驾驶车辆号牌为辽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和平区三好街文化路南50米时被被告民警拦截。被告民警当场作出编号为210107100127582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200元。原告不服，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原告对于其在三环内驾驶摩托车行驶的行为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依据《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上述法律规定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根据本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规章。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系沈阳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辽宁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该办法与上位法并不冲突，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对不特定主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下列车辆不得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通行（三）摩托车。按照规定喷涂统一标识的行政机关和军队执行公务、任务的摩托车除外。”第十八条规定：“……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处二百元罚款。”原告实施了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驾驶摩托车的行为，被告依据上述条款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法律正确。关于原告提出的其驾驶摩托车行驶的位置并没有摩托车禁行标识的主张，作为摩托车的驾驶者应当对公开颁布实施的城市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规章知晓，且在沈阳市各大城市高速路口均设有摩托车禁行标识，原告以其不知规定作为其违法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对《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而《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属于地方政府规章，不属于可以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故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 红 人民陪审员 赵 旭 人民陪审员 李晓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张家乐 书 记 员 周禹岑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