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紫玉国际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紫玉东路**紫玉山庄**。法定代表人：郭云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凡，男，北京紫玉国际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清欣玉果商行，经营场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京丰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水果院精品**。经营者：邵泽香，女，196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清欣玉果商行经理，身份证住址吉林省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街东小山委**。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薇，北京永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紫玉国际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玉俱乐部）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清欣玉果商行（以下简称清欣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1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紫玉俱乐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凡、李君，被上诉人清欣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紫玉俱乐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清欣商行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清欣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一）一审判决紫玉俱乐部向清欣商行支付2789920.68元货款错误。该2789920.68元货款中，紫玉俱乐部通过支票、转账方式已结清1862829.82元，其余927090.86元货款的供货事实不存在。1.紫玉俱乐部已向清欣商行支付1862829.82元：2016年2月3日，紫玉俱乐部通过转账支票支付573994.95元；2016年4月26日，紫玉俱乐部通过转账支票支付454831.78元；2016年6月23日，紫玉俱乐部通过转账支票支付346152.49元；2016年7月26日，紫玉俱乐部以转账方式支付487850.6元，共计1862829.82元。2.2016年7月之后，紫玉俱乐部未从清欣商行购货，故其余927090.86元货款不存在。（二）清欣商行一审提供的证据货款核对明细不应被采信。该货款核对明细中的927090.86元货款没有供货凭证，一审法院仅依据该货款核对明细的记载，认定紫玉俱乐部应当向清欣商行支付涉案货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清欣商行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从货款核对明细记载的最后1笔供货的供货时间2016年12月起算，清欣商行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清欣商行辩称：1.清欣商行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涉案货款的给付时间，清欣商行可以随时向紫玉俱乐部主张付款。清欣商行与紫玉俱乐部就涉案货款进行对账的时间是2018年1月31日，即使从此日期起算，清欣商行提起本案诉讼也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涉案货款核对明细合法有效。清欣商行在出具货款核对明细前，将所有供货单、入库单等票据交给紫玉俱乐部的财务人员翟茜，经其核对后，紫玉俱乐部出具了货款核对明细表，紫玉俱乐部也在货款核对明细上加盖了其财务专用章，虽然货款核对明细表上没有紫玉俱乐部工作人员的签字，但不影响其效力。3.紫玉俱乐部在货款核对明细出具前并未支付过其中货款，在货款核对明细出具后也未支付过其中任何货款。货款核对明细记载的未结货款期间为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而货款核对明细形成于2018年1月31日，如紫玉俱乐部已付清货款核对明细中的货款，则紫玉俱乐部不可能在已结清上述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再出具该货款核对明细。紫玉俱乐部于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期间，以转账支票等方式支付的4笔货款系支付2015年5月至2015年11月期间欠付清欣商行的货款。紫玉俱乐部关于其以转账支票等方式清偿了全部货款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属于制作虚假证据。综上，清欣商行服从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清欣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紫玉俱乐部支付货款2789920.68元；2.诉讼费由紫玉俱乐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起，清欣商行与紫玉俱乐部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由清欣商行向紫玉俱乐部供应水果。清欣商行主张，因紫玉俱乐部未支付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货款，故双方于2018年1月31日对账后形成货款核对明细，该货款核对明细由紫玉俱乐部加盖了财务专用章，载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未结金额合计为2789920.68元。紫玉俱乐部对此不予认可，辩称紫玉俱乐部已付清2016年7月之前的货款，对2016年7月后的欠款不予认可，并提交了转账支票及进账单予以证明。紫玉俱乐部称其于2016年2月3日向清欣商行转账的573994.95元系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月25日货款573996.59元；2016年4月26日转账支付的454831.78元系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4月15日货款454199.57元；2016年6月23日转账支付的346152.49元系支付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5月20日货款346152.66元；2016年7月26日转账支付的487850.6元系支付2016年5月19日至2016年7月17日货款487850.43元。清欣商行认可收到了上述款项，但主张因紫玉俱乐部均系逾期付款，上述款项系支付的是2015年11月之前货款。2020年6月30日，清欣商行（甲方）与紫玉俱乐部（乙方）签订证据确认书，载明：清欣商行、紫玉俱乐部于2020年6月30日核对证据，紫玉俱乐部提供了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中旬入库单、供货明细，经查证对应月份实际交易额，清欣商行认为4月份紫玉俱乐部统计供货额比实际供货额少算4775元。双方达成如下核对结果：一、清欣商行、紫玉俱乐部对入库单、供货明细、供货日期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入库单、供货明细邵泽香和紫玉俱乐部库管签字真实性予以认可；二、清欣商行、紫玉俱乐部对除2016年4月份以外的实际供货额予以认可，鉴于紫玉俱乐部未找到2016年7月中旬以后入库单，紫玉俱乐部对2016年7月份以后实际供货价款仍坚持以提交给法院的原核算明细总额2789920元的每月数据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清欣商行与紫玉俱乐部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紫玉俱乐部主张其已将2016年7月之前的货款支付完毕，并主张未收到过2016年7月后的货物，但其一，紫玉俱乐部提交的转账支票数额与其主张的支付周期内货款数额并不完全一致；其二，货款核对明细于紫玉俱乐部付款之后出具，但其在该明细上盖章时未将已支付货款或未收到货物予以扣除的做法与交易习惯不符，亦与常理相悖，故对紫玉俱乐部的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紫玉俱乐部主张货款核对明细未见经办人员签字，且仅加盖了财务专用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财务专用章具有出具财务证明的使用功能，可对涉及财务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具有对外性，案涉货款核对明细加盖了紫玉俱乐部财务专用章，故紫玉俱乐部应当向清欣商行支付货款。紫玉俱乐部辩称清欣商行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货款核对明细中未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清欣商行向紫玉俱乐部明确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即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紫玉俱乐部的上述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北京紫玉国际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清欣玉果商行货款2789920.6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清欣商行提交以下材料：材料1，邵泽香与紫玉俱乐部会计苗向利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货款核对明细出具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清欣商行在与紫玉俱乐部对账时已将所有供货凭证即送货单交给紫玉俱乐部的财务人员，紫玉俱乐部于2016年2月3日支付的573994.95元系结算2015年5月、6月货款。紫玉俱乐部对此材料发表意见称：不认可真实性，紫玉俱乐部没有叫苗向利的会计，该材料中的应付款明细表是清欣商行单方制作的，没有经过紫玉俱乐部认可，且清欣商行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此材料，故此材料不是二审新的证据。材料2，清欣商行原始记账凭证，以证明：清欣商行的原始记账凭证记载了紫玉俱乐部于2016年所付4笔货款的时间、金额及所对应的供货期间，上述原始记账凭证中记载的付款金额、时间与紫玉俱乐部提供的转账支票内容一致。紫玉俱乐部对此材料发表意见称：不认可此材料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此原始记账凭证是清欣商行单方制作，未经紫玉俱乐部确认，且清欣商行提交此原始记账凭证超过举证期限，故不应作为二审新的证据。材料3，邵泽香与紫玉俱乐部法务部经理杨瀚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杨瀚确认紫玉俱乐部欠付清欣商行2000000余元货款，但紫玉俱乐部只愿意向清欣商行支付2000000元货款。紫玉俱乐部对此材料发表意见称：不认可真实性，紫玉俱乐部没有法务部，杨瀚也不是紫玉俱乐部的法务部经理，其无权代表紫玉俱乐部与清欣商行、邵泽香就货款问题进行调解，且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也不能显示杨瀚认可紫玉俱乐部欠付清欣商行货款的金额。对于清欣商行提交的上述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由于清欣商行并未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而原始记账凭证也系清欣商行单方制作，紫玉俱乐部并不认可，故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上述材料对本案处理结果亦不产生直接影响，故本院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清欣商行提供的货款核对明细记载，紫玉俱乐部欠付清欣商行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货款2789920.68元。虽然紫玉俱乐部不认可该欠款数额，但紫玉俱乐部对于该货款核对明细上所加盖的其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并未予以否认，对于该财务专用章的加盖过程其也仅表示不清楚，基于此，本院对货款核对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清欣商行据此主张紫玉俱乐部欠付其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货款2789920.68元，本院予以支持。紫玉俱乐部上诉主张其已于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分4笔向清欣商行支付了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的货款1862829.82元，而在2016年7月之后，清欣商行未再向紫玉俱乐部供货，因此，现紫玉俱乐部并不欠付清欣商行任何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紫玉俱乐部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曾于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期间分4笔向清欣商行支付了货款共计1862829.82元，但紫玉俱乐部在支付上述4笔货款时，并未明确上述4笔付款所对应的供货期间，结合紫玉俱乐部与清欣商行均表示双方的货款结算习惯并非即时结清，会存在数月的付款周期，故紫玉俱乐部于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期间所付货款1862829.82元，不能当然认定为清欣商行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所供货物的货款。其次，根据清欣商行提供的货款核对明细，紫玉俱乐部确认欠付清欣商行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货款2789920.68元。虽然该货款核对明细中未显示签订日期，但根据其中列明的最后1笔欠款的日期，可以认定该货款核对明细的签订时间不会早于2016年12月。因此，如紫玉俱乐部已于2016年8月前结清了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货款，其不应在货款核对明细中仍然确认尚欠清欣商行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货款。综上，紫玉俱乐部关于其已于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分4笔向清欣商行支付了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的货款1862829.82元，而在2016年7月之后，清欣商行未再向紫玉俱乐部供货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其确认的货款核对明细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虽然清欣商行与紫玉俱乐部就欠付货款的期间及金额达成货款核对明细，但并未约定上述货款的具体给付时间，现亦无证据证明清欣商行曾在提起本案诉讼前，要求紫玉俱乐部给付涉案货款，而紫玉俱乐部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因此，紫玉俱乐部上诉主张清欣商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其给付货款，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缺乏事实依据，亦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紫玉俱乐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20元，由北京紫玉国际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闫 飞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吕小彤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