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9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平，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伟，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若锦，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恒达运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573705454X。法定代表人：许振球，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勇，男，系公司职员。原审被告：侯著元，男，1973年8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上诉人徐春平因与被上诉人襄阳恒达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公司）、原审被告侯著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鄂0528民初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春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襄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襄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仅凭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判断本次交通事故中各方的过错，无法认定侯著元、徐春平的过错是导致襄阳公司遭受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1.《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责任划分的内容不实。本次交通事故并不是因侯著元驾驶机动车时未与同车道行驶的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引发，而是因为另外一辆小轿车违规变道导致。2.交管部门并没有直接向徐春平送达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告知徐春平应当享有的复核权利，导致徐春平错过了申请复核的时间。徐春平未能在规定的时间申请复核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交管部门未及时告知。3.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存在很大的区别，交通事故中的“过错”不能等同于侵权责任中的“过错”，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本案中，应当由襄阳公司就侯著元、徐春平存在过错进行举证，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直接认定侯著元、徐春平对本次损害结果负有过错，判令徐春平承担责任。(二）徐春平未能及时为案涉车辆购置交强险和商业险是侯著元导致的，案涉车辆长期由侯著元驾驶，交强险和商业险期限届满时，侯著元并没有及时向徐春平报告，以致保险过期。且保险过期并不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也不能因此而认定徐春平对本次交通事故负有过错。二、一审判决支持的襄阳公司各项费用过高，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一）一审判决支持的维修费过高。1.襄阳公司在修车之前并未通知侯著元和徐春平，汽车修理公司为襄阳公司单方选定。2.襄阳公司仅仅提交了发票、维修结算单、证明三份证据，无法证明襄阳公司确实已经修理了车辆并支付了修理费，襄阳公司单方选定的汽车修理公司与襄阳公司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往来，维修结算单中的工时费用明显过高，维修费存在虚高。3.襄阳公司所受到的损失应当由专业的鉴定机构加以认定，而不能简单地以维修费来确定，因为襄阳公司在维修的过程中更换的都是新的汽车配件，应当考虑汽车的折旧，按照实际修车费用予以扣减。(二）一审判决支持的停运损失过高，襄阳公司对损失的扩大负有直接责任。襄阳公司就停运损失进行了所谓的“评估鉴定”，确定的停运损失期间是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1月23日（9天），2020年3月25日至2020年4月5日（12天），共计21天。本次事故发生后，是基于疫情影响配件无法到货，才导致襄阳公司车辆未修理成功，正常情况下维修车辆并不需要21天，基于疫情导致的停运损失不能全部归责于徐春平，否则显失公平，且疫情期间能否运营本身存在争议。(三）襄阳公司并没有拿出交通费、食宿费的合法票据，且一审法院支持的交通、食宿过高，应当按照50元/天计算。(四）一审法院支持的转客费用缺乏证据支持，仅凭一张收条且没有其他支付凭证，不能达到证明襄阳公司已经支付转客费用的证明目的。(五）一审法院支持的鉴定费于法无据。民事诉讼中的鉴定费是指，在民事审判过程中，由原被告一方或双方申请，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共同选定鉴定机构对申请事项进行鉴定所产生的费用。本案中，襄阳公司只是对停运损失进行了一次单方的“价格鉴定”，并不是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其所支出的费用根本就不属于鉴定费。既无司法鉴定，何来鉴定费,一审判决判令徐春平承担鉴定费实为不妥。襄阳公司辩称：徐春平的车辆导致襄阳公司的车辆遭受了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侯著元述称：1.徐春平没有提醒侯著元购买保险，出事之后侯著元问了徐春平为什么保险公司没有打电话，徐春平说保险公司打过电话。2.侯著元没有重大过错，事发当天小车是强行变道过来，侯著元也给徐春平说过这个事情。襄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徐春平和侯著元共同赔偿襄阳公司损失合计52488元；2.请求判令徐春平和侯著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4日17时01分，侯著元驾驶鄂Ｑ×××**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沿沪渝高速沪渝向行驶至1255KM处（长阳县高家堰镇境内）时，车辆头部与前方由李德全驾驶的鄂Ｑ×××**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快速车道内尾随相撞，鄂Ｑ×××**号小型普通客车受撞击后前滑移追尾碰撞前方由张金勇驾驶的鄂Ｆ×××**号大型普通客车（登记车辆所有人为襄阳公司），该大型普通客车受撞击后向前滑移撞上前方由李庆锋驾驶的鄂Ｅ×××**号轻型厢式货车尾部，造成四车不同程度受损，鄂Ｑ×××**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李德全、乘车人向美玲及鄂Ｆ×××**号大型普通客车乘客李开秀受伤。经湖北省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五支队长阳大队认定：因侯著元驾驶机动车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其过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德全、张金勇、李庆锋、向美玲、李开秀不负本次事故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后，办案交警已将相关内容告知侯著元，但侯著元因不认可“认定书”的内容，拒绝签字。一审法院同时认定，侯著元驾驶的鄂Ｑ×××**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徐春平，侯著元为徐春平雇请的驾驶员，发生事故时，其交强险和商业险已超过保险期限。事故发生后，襄阳公司委托他人转运旅客，支付转运费2700元。襄阳公司所有的鄂Ｆ×××**号大型普通客车因受损于2020年1月16日进入襄阳烨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因疫情期间配件发货困难，复工复产后于3月17日至4月5日修理完工交付使用，支付修理费26010元。襄阳公司委托湖北崇正价格鉴定有限公司对鄂Ｆ×××**号大型普通客车的停运损失进行了评估鉴定，鉴定结论为：2020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因疫情封城）共9天春运期间停运损失1450元＊9天＝13050元、2020年3月25日（客运恢复）至4月5日共12天非春运期间停运损失584元＊12天＝7008元，合计20058元。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法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侯著元驾车致襄阳公司车辆受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侯著元系徐春平雇请的司机,对侯著元造成的损害结果依法应由徐春平承担责任。徐春平作为鄂Ｑ×××**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所有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关于事故责任的划分：湖北省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五支队长阳大队已经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告知了侯著元，当事人拒绝签字不影响认定书的效力，侯著元、徐春平不服认定书的内容，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核，也未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侯著元、徐春平关于不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辩解理由，不予支持。2.关于经济损失的认定：（1）修理费。襄阳公司提供了详细的修理清单和发票，徐春平认为价格偏高，但未陈述充分理由，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不予采纳；（2）停运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按照此规定,本案中停运损失属于因交通事故导致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关于停运损失的数额,徐春平有异议,但没有对襄阳公司提供的《评估报告书》申请重新鉴定,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鉴定结论中对徐春平提出的疫情影响已进行了考虑，故对《评估报告书》确定停运损失的数额予以采信。考虑到襄阳公司车辆修理期间因疫情影响配件发货困难，导致修理延误，对于2020年3月25日（客运恢复）至4月5日车辆修复期间共12天的停运损失7008元，酌定由双方当事人各分担50%，即3504元。（3）旅客转运费用。交通事故发生后，旅客转运费用是必然发生的费用，襄阳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合理范围，对该项费用2700元予以认可。（4）交通、食宿费用。襄阳公司主张该项费用1720元，因提供的票据为非实名票据，一审法院根据处理交通事故的实际需要，酌定该项费用为1000元。（5）鉴定费。该费用是因为侯著元的侵权行为所导致，是为确定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必须发生的费用，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襄阳公司的经济损失为：修理费26010元、停运损失13050元+3504元＝16554元、旅客转运费用2700元、交通、食宿费用1000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48264元。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徐春平赔偿襄阳公司经济损失48264元，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襄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556元，由徐春平负担511元、襄阳公司负担4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春平提供了一份《维修报价单》，拟证实襄阳公司主张的维修费过高。鉴于该份证据无法核实来源的真实性，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关于事故责任的划分，已由湖北省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五支队长阳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案涉事故双方的责任予以认定，在徐春平不能提供有效反驳性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据此划分事故双方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徐春平作为案涉车辆所有人，系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其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3.襄阳公司为证实其存在维修费用及其数额已提供相应证据，达到一般证明标准，徐春平对该费用提出质疑认为该维修费过高，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徐春平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4.襄阳公司作为营运公司，其存在停运损失是客观的，该部分损失依法可纳入损失范围。且在确认该部分损失数额进行评估时已经考虑疫情的影响，仅确认了2020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因疫情封城）9天和2020年3月25日（客运恢复）至4月5日12天的停运损失。一审法院亦对疫情导致的修理迟延情况一并予以考虑，最终酌定对于2020年3月25日（客运恢复）至4月5日车辆修复期间共12天的停运损失7008元，由双方当事人各分担50%，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为确定该部分损失进行评估支出的鉴定费用，亦属于本次侵权事故损失的范围，依法予以赔付并无不当。5.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转运旅客发生的旅客转运费用，系因本次事故额外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作为襄阳公司的损失予以支持亦无不当。至于交通、食宿费用，一审法院根据当地情况酌情认定1000元，未显著过高，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徐春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元，由徐春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曹 斌审判员  聂丽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