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12232号原告：东莞市黄江佳景雅丽家俬五金经营部，经营场所为广东省东莞市************。经营者：赵美容，女，汉族，1976年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之1，公民身份号码为440************826。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荣，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龙，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经营场所为广东省东莞市***************************。负责人：杨某1。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龙腾社区光明路36号泉宝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爱，女，汉族，1980年10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紫金县***********民小组28-1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41************041，系被告的员工。被告：杨某1，女，汉族，1976年7月20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62************841。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士水，广东震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黄江佳景雅丽家俬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佳景经营部”）诉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荣鑫东莞分公司”）、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鑫公司”）、杨某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佳景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荣，被告杨某1，被告荣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爱以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士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佳景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2198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之日止）；2.被告杨某1对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是经营五金配件销售业务的个体工商户，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被告荣鑫公司经常从原告处购买五金配件。但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从2017年12月开始就多次无故拖欠原告的货款，直至原告停止向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供货。原告确认，截止至起诉之日，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共拖欠原告货款217536元、税金2300元，共计219836元。原告曾多次敦促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付清全部款项，但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对此均置之不理。前述事实有被告荣鑫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单、原告送货单等证据予以证实。其中，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系被告荣鑫公司的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由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当由总公司承担；而被告荣鑫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杨某1系被告荣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买卖合同双方应当遵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作为买方的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应当及时向原告付清全部款项。但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拒不支付款项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对原告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应当承担偿还拖欠的款项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违约责任；被告杨某1作为被告荣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在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应当对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被告共同答辩称，1.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日期于2018年11月5日工商登记成立，而原告要求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承担2018年9月10日-2019年11月2日期间的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原告与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成立。2.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原告负责人赵美容于2020年6月1日，通过微信与被告荣鑫公司的财务吴文爱对账确认，被告荣鑫公司欠款92467元，欠款的金额与原告提交的结款清单的金额相一致。另原告主张的2018年至2019年11月期间的127369元与三被告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该欠款是案外人周黎刚与原告发生的买卖关系所拖欠的。2018年7月15日，被告荣鑫公司与周黎刚签订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荣鑫公司将所有的机器设备和材料打包卖给周黎刚开办的兆虎厂。该工厂地址与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的地址不是同一个地方，也不在同一栋楼，协议约定周黎刚在合同期间所欠的货款和工人工资与被告荣鑫公司无关。2019年7月8日，叶新与周黎刚微信记录证明周黎刚所欠上述货款的事实。微信记录明确叶新是与周黎刚的兆虎厂对账，而不是与被告方对账。另原告提交的2018年10月4日、10月14日、10月31日，三份10月份的送货单金额总数是12781元，2018年11月12日的送货单与2019年1月至7月的送货单金额恰好与叶新与周黎刚微信对账的金额是一致的。3.荣鑫兆虎厂签字确认的送货单有2019年7月27日，2019年8月9日、8月17日、8月21日、10月19日，其余的2019年4月17日至7月19日之间和2019年11月2日签订的送货单与被告方没有任何关系。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原告明确知道自己是给周黎刚的兆虎厂送货，而不是给被告方送货，并且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被告方签订了书面的买卖合同。送货单上“荣鑫”二字是原告自己单方面填写的，并且荣鑫兆虎厂与被告方在法律上不是同一个主体。周黎刚与原告之间的买卖行为，相对于被告方而言也不构成表见代理。4.对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既无双方约定又无法律依据，且不是被告方不支付货款，是因为有特殊情形。原告恶意增加货款金额，其主观上是有过错的。并且恶意查封被告荣鑫公司的2个账户和被告荣鑫东莞分公司的1个账户，导致被告方不能进行招投标，给被告方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被告方保留向原告追偿的权利。被告杨某1补充答辩称，其不是不付原告的款项，由于政府2018年拆迁强行让其搬迁，不能生产，所以把机器设备打包卖给周黎刚，后续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过几次款项，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9年11月份，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赵美容和叶新还去问其，但当时因为款项还没收到，其说晚一点付给原告，但是疫情发生了，其一家三口都在江西被隔离了，到4月份才回到深圳，其跟原告说欠他的货款9万多元会在今年全部付清给原告，原告当时还问起周黎刚，其还说可以跟原告一起催促周黎刚付款，因为其出售设备给周黎刚也没有收到钱，所以当时没有钱给原告。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向其下单采购五金配件，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荣鑫东莞分公司和荣鑫公司至今尚欠原告2017年12月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的货款共计219836元未付。对此原告提交了结款清单、对账单、送货单和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一）结款清单和2017年12月对账单、2018年1月至8月对账单，显示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原告向荣鑫公司送货共计190167元，尚欠货款92467元未付。结款清单客户处载明为“深圳市荣鑫家具有限公司”，对账单上均加盖了荣鑫公司的印章。荣鑫公司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确认其尚欠原告货款92467元，但荣鑫东莞分公司和荣鑫公司主张与原告发生交易的系荣鑫公司，并非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东莞分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才注册成立。荣鑫公司确认其与原告交易时没有向原告提出过指定收货人，有时是厂长，有时是下单人员，基本是杨彩红下单。（二）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对账单，抬头客户处载明为“荣鑫家具有限公司”，对账单上载有送货日期、单号、物料名称、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显示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原告送货金额共计189499元，截止至2019年11月30日，已付62130元，剩余未付货款127369元。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的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处大部分记载为“荣鑫”，其中2019年7月27日至2019年10月19日期间的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处记载为“荣鑫兆虎厂”，送货单上均载有日期、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能辨认签名的收货人员有杨彩红。原告主张2018年9月之后荣鑫公司称要搬厂，指示原告将货物送至荣鑫公司的分公司处，并没有指定的收货人，荣鑫公司一直向原告宣称分公司也是荣鑫公司在经营，签收货物的人员均自称系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的员工，杨彩红是杨某1的姐姐，原告在送货过程中基本都是与杨彩红沟通的，后期有部分送货单记载有“兆虎厂”也是三被告要求原告加上去的，原告理解该兆虎厂就是代表荣鑫公司的分公司。三被告抗辩称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的货款与其无关，荣鑫公司于2018年7月15日与案外人周黎刚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书》，约定荣鑫公司将所有的机器设备和材料打包卖给了周黎刚开办的兆虎厂，该地址与荣鑫东莞分公司虽然在同一个工业园，但是不同一栋楼，公司都没有挂牌，在双方合作期间内发生的货款及工人工资均与荣鑫公司无关，杨彩红后来也去了周黎刚工厂上班了，原告对此亦知晓，送货单亦载明收货单位是荣鑫兆虎厂。对此三被告提交了《合作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等为证。2018年7月15日，荣鑫公司与周黎刚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荣鑫公司将所有机器和材料以60万元的价格打包出售给周黎刚，周黎刚承诺在3年内付清；周黎刚在合同期内所欠的供应商货款和工人工资与荣鑫公司无关，周黎刚协议给荣鑫公司每年5万元分红和对接订单补贴为3000元每月，总付荣鑫公司86000元一年，在合同期间进荣鑫公司账的订单优先给周黎刚工厂生产；以上合作有效期为3年；荣鑫公司在合同期前的欠款和应收款与周黎刚无关。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对该《合作协议书》不予认可，主张该协议是荣鑫公司与周黎刚的内部协议，原告并不清楚，荣鑫公司也没有向原告提及过相关协议，根据送货单和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显示，周黎刚对外包括与原告的交易中均是以荣鑫的名义进行交易，故案涉交易应是原告与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之间的交易。周黎刚与原告经营者的配偶叶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中，叶新在2019年7月8日向周黎刚发送了一张手写对账明细照片，内容记载着“兆虎厂”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的总货款金额以及已付和未付货款金额，叶新称“周总你看一下我这个呢就是所有的全部已经算在这里面的话，就讲那个货款单的，就在我这里随便抄了一下，就按你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货款我抄了下来，没有一份份地给你弄开，我抄了个总数你对一下吧”，周黎刚回复称“可以，我也看得到那两个月确实用的多，谢谢叶总，到时候我看看，我这个月尽快把这个钱搞点给你啊”。2020年7月10日，周黎刚称“我欠房东的房租以及机器被他卖了，我只可以每个月给你那边2000到3000元，我这边债务和荣鑫家私是没有关系的我不可能他们帮我把工厂机器转我我去害他们，还有你这么闹僵了对你也没意思，我做业务一年可以挣30万吧”，后叶新没有回复。原告对该聊天记录真实性确认，但是不认可证明内容，原告主张根据聊天记录可知，原告负责人叶新是在2019年7月8日才与周黎刚有联系，而且事实是因为原告之前就有向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催收货款，但杨某1一直推脱，说分公司的债务由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其声称周黎刚是荣鑫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故在2019年7月8日将周黎刚的微信推给原告进行沟通，原告是因为三被告一直如此推脱，所以才不得已去催周黎刚支付货款，但原告实际交易都是与荣鑫东莞分公司、荣鑫公司进行，并非与周黎刚交易，且周黎刚于2020年7月10日自称“所欠货款与荣鑫公司无关”的信息，是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才说的，原告也没有回复。荣鑫公司依本院要求提交了员工名册及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参保明细，其中员工名册和参保明细中均显示有“朱木荣”和”“杨才红”的名字，朱木荣为业务部经理，杨才红为生产部文员。原告主张该“杨才红”实际就是杨某1的姐姐杨彩红，一直在荣鑫公司工作。原告庭后补充提交了原告负责人叶新、赵美容与荣鑫公司负责人朱木荣、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叶新与杨彩红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就案涉货款向朱木荣、杨某1催债并与荣鑫东莞分公司员工对账，该员工向原告下单要求原告送货到大岭山分公司的地点，杨彩红在通话中明确被告一直是以荣鑫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原告并非与周黎刚交易。（一）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朱木荣于2019年8月31日向叶新发送了汇款记录截图，内容显示荣鑫公司向东莞市虎门八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汇款10000元，并称“等下个月多收点钱给你多一点”，原告于2019年9月29日至11月18日对此向朱木荣催收货款，朱木荣于2020年1月3日称“我明天去大岭山找周黎刚，准备起诉他诈骗”。2019年10月11日被告员工向原告发送了一张开票及汇款信息照片，内容显示为荣鑫公司的开票及汇款信息，原告问“发票是按营业执照上寄还是寄到你厂”，被告员工称“按营业执照上寄，收件人吴文爱”，后原告又于2019年10月26日让被告员工发送地址，被告员工回“东莞市*************奥中科技工业园”，原告于2019年12月26日称“周小姐，你好，我把货款对账发给你核对下”，被告员工称“好”，原告问“你厂的营业执照是荣鑫厂的还是你自己另办过的”，被告员工回“荣鑫的”。（二）通话录音，原告主张其于2020年5月20日问杨彩红“为什么你妹那时候跟我说反正那个厂都是我的，我搬到大岭山那边，你还送货啊，这样跟我说”，杨彩红回“一开始呢，如果她不这样说的话，供应商都不会给她货啊，她又没钱”，叶新说“反正我不管其他的，反正我就管你荣鑫的厂，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那你想帮周黎刚，到底怎么帮我管不了，什么转让厂啊这个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对我来说这个真的不公平，因为是你荣鑫说那个厂是你的，叫我去送货，对不对，你跟周黎刚什么关系我外人不清楚啊，我只知道是你荣鑫”，杨彩红回“嗯”。三被告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质证意见。另查明，荣鑫公司系2009年9月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唯一股东为杨某1。原告于2020年6月28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荣鑫公司庭前向本院申请调取原告经营者赵美容与叶新的夫妻关系证明以及申请追加周黎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结款清单、对账单、送货单和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复函、员工名册、参保明细等证据以及本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三被告是否均应承担付款责任。对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货款。原告主张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截至2019年11月30日，尚欠原告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货款92467元未付，并提交了对账单为证，荣鑫公司对此没有异议，但荣鑫东莞分公司则否认与原告存在交易，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客户处载明是荣鑫公司，且对账单上盖章确认的也是荣鑫公司，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前述期间交易与荣鑫东莞分公司有关，故原告主张荣鑫东莞分公司拖欠原告前述期间货款，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荣鑫公司尚欠原告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货款92467元未付。对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的货款。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向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送货共计189499元，截止至2019年11月30日，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剩余货款127369元未付。荣鑫公司和荣鑫分公司抗辩称该期间与原告交易的实际是周黎刚，与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一直坚称与其发生交易的是荣鑫公司和荣鑫东莞分公司，原告提交的对账单和送货单客户处亦载明是荣鑫公司或“荣鑫”，对于部分记载为“荣鑫兆虎厂”的送货单，原告主张是应荣鑫公司要求所写，因荣鑫公司告知原告其在东莞市大岭山开办了分公司，周黎刚为分公司具体负责人，而荣鑫公司亦确实与周黎刚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将所有机器和材料打包出售给周黎刚，该《合作协议书》是其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并无证据显示荣鑫公司和周黎刚在交易时有向原告披露过该协议，无法证实原告在案涉交易发生时明知荣鑫公司与周黎刚的真实关系；其次，荣鑫公司确认其从未向原告指定过收货人员，根据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显示，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杨彩红仍有签收原告货物，荣鑫公司亦确认杨彩红是其法定代表人杨某1的姐姐以及曾经是荣鑫公司的员工，之前一直代表荣鑫公司向原告下单采购货物，故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收取货物的是荣鑫公司。最后，根据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周黎刚与原告交易时亦是以荣鑫公司的名义进行。故综上，本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原告与荣鑫公司。本院对荣鑫公司该抗辩不予采纳，荣鑫公司与周黎刚之间的纠纷应另行主张，故荣鑫公司申请追加周黎刚为第三人，本院不予准许。因原告庭审已确认了叶新系原告的实际负责人，故荣鑫公司申请本院调取叶新与赵美容的夫妻关系证明，本院不予准许。原告主张与荣鑫东莞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货款金额。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与周黎刚于2019年7月8日对账确认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7月6日期间原告共计送货146708元，该货款金额与该期间的送货单记载的送货金额能相对应，故本院认定在前述期间签收货物的人员均有权代表签收货物，经对比，原告提交的所有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员均在前述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7月6日期间签收过货物，故对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本院均予以采纳。经统计，2018年9月10日送货金额为365元，2019年7月19日至11月2日期间送货金额共计33134元，即原告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送货金额共计180207元。对于原告主张的2019年8月24日和8月27日送货的9292元，因原告没有送货单为证，故本院对该两笔货款不予认可。原告自认荣鑫公司已支付了货款62130元，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荣鑫公司尚欠原告2017年12月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货款210544元（92467元+118077元）。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荣鑫公司应在收取货物后及时支付货款，故原告诉请荣鑫公司支付货款210544元，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诉请超出前述金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荣鑫公司逾期付款，实质变相地占用了原告的资金，故原告诉请荣鑫公司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8日起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诉请超出前述利息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某1的责任问题。因荣鑫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杨某1作为荣鑫公司的唯一股东，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荣鑫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应对荣鑫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据此要求杨某1对荣鑫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黄江佳景雅丽家俬五金经营部支付货款210544元及利息（利息以210544元为本金，从2020年6月2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杨某1对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第一判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东莞市黄江佳景雅丽家俬五金经营部对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东莞市黄江佳景雅丽家俬五金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99元、保全费1619元，共计3918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东莞市黄江佳景雅丽家俬五金经营部负担166元，被告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负担37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淑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珮君袁浩铭（代）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