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0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法定代表人：陈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锋，上海罗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滇珲，男，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蔺强，男，1978年11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梦娴，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蔺强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2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全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公司不支付被上诉人蔺强：1.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216,088.42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536元。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依据蔺强与全筑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即认定蔺强年薪为75万元，不符合客观事实亦缺乏证据支持。全筑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其公司每月发放蔺强的劳动报酬为1万元而非3万元。蔺强与全筑公司员工聊天时间为2018年5月，即蔺强入职不久，从该时间节点恰可印证出双方对蔺强的劳动报酬标准尚在协商阶段，之后全筑公司均以1万元标准发放薪酬，故应以实际履行为准。且与蔺强聊天的全筑公司员工并非人事专员，仅系普通员工，无权决定蔺强的薪酬标准。蔺强主张案外人巫某1、邹某、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等转账的款项均系全筑公司支付给蔺强的劳动报酬并无任何证据支撑，一审法院未查明前述公司和个人与全筑公司之间存在工资代发关系。结合蔺强与巫某1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及所处建筑行业特性，无法排除蔺强与前述公司及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或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二、一审法院单方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从而认定蔺强入职全筑公司的时间系2018年3月15日，忽视了聊天记录中存在的种种疑点，对全筑公司显属不公。一审法院忽视了巫某2、冯某2分别于2018年5月31日和2019年1月29日两次询问蔺强入职时间的动因系全筑公司对蔺强自称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的说法存在疑问并与其公司保存的劳动合同等材料不一致，所以多次向蔺强进行核实，该种核实并非对蔺强自称入职时间的确认。结合首次发放工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发放金额为5,240.52元，该发放记录与蔺强2018年4月23日的实际入职时间是相互吻合的。至于蔺强与巫某1、冯某1、赖某等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系为了入职后便于开展工作进行的入职前对接，仅是一名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表现积极工作状态的体现，微信上的对接无法与实际入职时间划等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改判。被上诉人蔺强不接受上诉人全筑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蔺强的实际工资基数是税前年薪75万元，按照每月基本工资3万元，剩余部分在工作自然年度结束时补足的形式发放。全筑公司员工在微信聊天中确认蔺强的工资数额是75万元，具体表现为，巫某2：“我这边发放税前21,724元，……剩下的由集团发放”，蔺强：“月度应该是3W，年度75W”，巫某2：“其中10,000不走集团，走我这里……年度没有问题”。这些员工无论职位如何，均是代表全筑公司与蔺强进行沟通，属于职务行为。二、蔺强实际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蔺强于该日实际为全筑公司工作并与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首先，全筑公司员工以职务行为确认了蔺强的实际到岗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具体表现为，2018年3月14日，蔺强：“巫总，我已定明早航班，中午前公司报到”，直属上级巫某1：“好的昨天一忙忘了告诉你……具体见面聊……”。巫某2：“到岗时间是3月15日？”蔺强：“是的”。其次，全筑公司称蔺强于2018年4月23日入职，这里需要区分“办理入职”和“实际到岗”的差异。全筑公司与其集团公司之间的所谓“走流程”过程拖沓，导致了办理入职时间的耽搁，影响了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但不能改变蔺强与全筑公司实际建立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具体表现为，巫某2：“我跟颜某那边沟通过了，是因为集团入职时间比她预计的要晚，我这边会在下个月的时候补发”。颜某在与蔺强通话时明确提及：“你入职的时候耽误这么长时间是因为集团”。三、全筑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仅仅对蔺强提供的证据进行全盘否认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与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义务不符，全筑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蔺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全筑公司支付：1.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16,088.42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5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4日，蔺强直属上级巫某1经理与蔺强微信聊天，蔺强：“巫总，我已定明早航班，中午前公司报到。”巫某1：“好的昨天一忙忘了告书（诉）你……具体见面聊……我安排一下如来得及明晚给你接风。”2018年3月19日，巫某1：“这是我们设计师刘某原来的客户。说有个项目先电话联系一下看是安排冯某1跟踪拜访一下。今天电话先联系一下。”蔺强：“收到……已联系王某，杭州项目……合适时间我会带冯某1到杭州拜访。”巫某1：“好。”2018年3月30日，蔺强在与全筑公司冯某1、赖某等员工的微信“建国西路精装投标群”聊天，蔺强：“建国西路办公楼工程3-5层精装报价。因之前未决策是否参与,招标有所拖延。今天看过现场,公司决定参与。计划招标时间节点：周末采购帮助询价,周一完成材料初步报价,周二完成商务及技术标，周三校对后报价。晚些＠AAA潇湘雨会把招标文件发给大家,请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请在群里讨论。”2018年4月，全筑公司员工颜某与蔺强微信聊天，蔺强：“市场三个人都要套进去是吧？薪酬帮我看一下呗”。颜某：“对的。年薪和你说的数字一样税前的”。蔺强：“75？”颜某：“对的”。2018年4月23日，蔺强与全筑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4月23日至2019年4月22日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试用期期限为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6月22日，蔺强在营销部（装饰）（部门）从事营销总监工作。全筑公司每月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蔺强上个自然月工资。2018年5月31日，全筑公司员工巫某2与蔺强微信聊天，蔺强：“起薪单也不对，什么鬼”，巫某2：“哪里不对”，蔺强：“发企业微信了，月度应该是3W，年度75W”，巫某2：“其中10,000不走集团，走我这里”，蔺强：“年度的呢”，巫某2：“年度没有问题”，蔺强：“这两个月都出问题了”，巫某2：“这个月薪资发放没有问题，只是集团数额错了……上个月有什么问题吗”，蔺强：“上个月少了几天，OK；这个月又错”，巫某2：“这个月就是薪资数额有问题，但是实发工资是没有问题的”，蔺强：“错了就是错了，这是公司”。巫某2：“请问你正式到这边工作是几号？”蔺强：“到岗时间”，巫某2：“对，到岗时间是3月15日？”蔺强：“是的”，巫某2：“我跟颜某那边沟通过了，是因为集团入职时间比她预计的要晚，我这边会在下个月的时候补发”，蔺强：“补3月的还是4月的”，巫某2：“4”，蔺强：“一共补多少？月度和年度的如何确认”，巫某2：“月度是每月正常发放，年度是年底发放”。2019年1月28日，全筑公司员工冯某2发微信：“蔺总你这边几号到岗得”，2019年1月29日，蔺强：“妇女节来谈的,15日一早正式到岗”，冯某2：“好的”。2019年3月，全筑公司向蔺强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为：“……自2019年3月1日至今,连续脱岗超过5个工作日,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无条件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决定自2019年3月15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请于2019年3月22号前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如因未办理离职手续造成的所有后果及法律责任,均由您个人承担,公司保留追究的权利……”。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3月15日解除，工资发放至2019年1月。一审另查明，全筑公司发放蔺强2018年4月工资5,517.24元，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每月工资10,00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巫某1每月分别向蔺强转账13,103元、20,637元、12,212元、9,500元、9,500元、9,500元、9,500元、9,500元、9,500元、9,500元，其中两笔交易附言系“5月工资”、“10月工资”。2018年6月15日、7月13日，邹某分别向蔺强转账9,500元，备注系“劳务费全2”、“劳务费全9”。2018年8月15日，“XX银行”向蔺强转账9,500元，备注系“代发劳务费全”。2018年9月14日，“上海A有限公司”向蔺强转账9,500元，备注系“代发劳务费全”。2018年10月15日、11月15日、12月14日、2019年1月15日、2月15日，“上海B有限公司”分别向蔺强转账9,500元，备注系“代发劳务费全”。2019年2月3日，“上海C有限公司”向蔺强转账221,350元，备注系“全筑项目”。一审又查明，全筑公司为蔺强缴纳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社会保险费。2019年5月23日，蔺强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全筑公司支付:1.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年薪差额160,470.85元；2.201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5,714.29元；3.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536元；4.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报销费用17,736.47元。2019年7月18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1872号裁决书，裁令全筑公司支付蔺强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000元及2019年2月1日至同年3月15日期间的工资15,057.47元；对蔺强的其他请求未予支持。蔺强不服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蔺强称，巫某1转账对应的工资应发数系13,792.63元、21,723.16元、12,854.74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邹某转账对应的工资应发数均系10,000元。“XX银行”、“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转账对应的工资应发数均系10,000元。“上海C有限公司”转账对应的工资应发数系233,000元。蔺强一共工作1年零1天，以750,000元年薪标准扣除已发放的工资，全筑公司应支付蔺强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16,088.42元。全筑公司则称，其他劳务公司或者个人转账与全筑公司无关，蔺强工作特性导致可能接私活，转账可能系劳务费，且转账备注也注明“劳务费”。另上述微信记录仅系公司普通员工对于对接工作的问询，并未确认蔺强入职时间或年薪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蔺强入职时间，全筑公司称根据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以及签订时间，均可显示蔺强入职时间系2018年4月23日而非2018年3月15日。然，劳动合同期限、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并不能证明入职时间，应根据蔺强实际工作时间予以判断。2018年3月14日，直属上级巫某1经理已与蔺强微信沟通了次日中午前至公司报到事宜，巫某1亦表示要“接风”。2018年3月19日，巫某1与蔺强通过微信沟通项目。2018年3月30日，蔺强在与全筑公司冯某1、赖某等员工的微信“建国西路精装投标群”沟通工作。2018年5月31日，巫某2询问“到岗时间是3月15日？”并称：“我跟颜某那边沟通过了，是因为集团入职时间比她预计的要晚，我这边会在下个月的时候补发”。2019年1月28日，冯某2微信询问蔺强“几号到岗得”，2019年1月29日，蔺强回复“妇女节来谈的,15日一早正式到岗”，冯某2回复“好的”。上述对话证明蔺强2018年3月即为全筑公司工作，与全筑公司的员工沟通工作，且巫某2、冯某2亦未对蔺强2018年3月15日入职的事实提出异议，故对全筑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依法确认蔺强工作期限自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关于工资标准问题，2018年5月31日，巫某2与蔺强微信聊天，蔺强：“起薪单也不对，什么鬼”，巫某2：“哪里不对”，蔺强：“发企业微信了，月度应该是3W，年度75W”，巫某2：“其中10,000不走集团，走我这里”，蔺强：“年度的呢”，巫某2：“年度没有问题”，蔺强：“这两个月都出问题了”，巫某2：“这个月薪资发放没有问题，只是集团数额错了……上个月有什么问题吗”，蔺强：“上个月少了几天，OK；这个月又错”，巫某2：“这个月就是薪资数额有问题，但是实发工资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对话显示蔺强年薪750,000元，且一部分工资“走集团”，结合转账备注为“全筑项目”、“代发劳务费全”、“劳务费全”，巫某1转账备注系“工资”等事实，蔺强主张年薪750,000元，部分工资由巫某1、邹某和其他劳务公司代全筑公司发放，可予采纳。全筑公司称蔺强月薪10,000元，无事实根据，不予采纳。经核算，蔺强主张的金额不高于应支付的工资差额，故确认全筑公司应支付蔺强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工资差额216,088.42元。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全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蔺强存在旷工情况，亦认可解除程序有瑕疵，故依法确认全筑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经核算，蔺强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不高于法定标准，故确认全筑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536元。对于仲裁未支持部分，蔺强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因无执行内容，故不在主文中表述。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规定，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判决：一、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蔺强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16,088.42元；二、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蔺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53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上诉人全筑公司补充提供以下证据：1.2018年度单位月平均工资核定表，载明全筑公司该年度单位月平均工资为6,302.2元，欲证明被上诉人蔺强不可能享有75万元如此高的年薪，集团公司也不会批准；2.全筑公司员工巫某2和冯某2的劳动合同，以证明巫某2的工作岗位是文员，冯某2的工作岗位是行政，无权代表全筑公司决定蔺强的工资标准。蔺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蔺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全筑公司存在大量劳务用工的情况，故证据1无法真实反映全筑公司员工实际的平均工资水平。且证据1与蔺强本人的工资无直接关系，蔺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年薪标准系经全筑公司多次核实认定。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两份劳动合同手写部分及最后页的签字部分均没有写字痕迹，怀疑不是原件。即使是原件，对于全筑公司的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巫某2和冯某2目前仍是全筑公司员工，在蔺强在职期间，该二人代表公司分别向蔺强核实过年薪、入职时间并为蔺强办理相关入职手续。该二人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全筑公司决定并分配的，其担任的是文员还是行政岗位并不影响她们代表全筑公司行使相关工作职能，蔺强也只能与从事人事工作的直接工作人员对接。本院经查，全筑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作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1.对于案外人向蔺强转账时备注“劳务费全”、“代发劳务费全”等，全筑公司表示，该些案外人与其公司无关，且钱款性质为“劳务费”，并非工资，“全”就是这个月肯定是发全了。对此，蔺强表示相关备注内容系指案外人代替全筑公司发放部分工资，“全”指的就是全筑公司，案外人每月打款时间和全筑公司发放工资时间均有规律可循，这与全筑公司员工巫某2所述“其中10,000不走集团，走我这里”相印证。2019年2月3日案外人“上海C有限公司”转账时明确备注“全筑项目”，可以印证案外人代替全筑公司发放工资。2.全筑公司确认巫某1系其公司部门总经理，对于巫某1向蔺强转账的钱款当中有两笔附言“5月工资”、“10月工资”，全筑公司认为该些钱款是巫某1与蔺强其他合作和其他生意的钱款，与全筑公司无关。对于巫某1转账款项中另有两笔附言“XX府3月份工资”、“XX府6月工资”，蔺强表示“XX府”就是全筑公司的项目，因集团办理入职手续延迟，其3月工资无法通过全筑公司账户发放，故通过巫某1个人发放。全筑公司确认“XX府”系其公司在建项目。3.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全筑公司陈述“我们这方面也承认，当时程序是有欠缺，所以我们也在仲裁的时候就表态了，就依据仲裁的标准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这个我们没有异议”。以上事实，有二审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加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蔺强入职上诉人全筑公司的时间；二、蔺强在全筑公司工作的工资标准；三、全筑公司作出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有据。关于争议焦点一，蔺强与其上级领导巫某1、全筑公司员工冯某1、赖某、巫某2、冯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蔺强于2018年3月15日入职之事实，全筑公司对上述人员身份系其公司员工不持异议，但对部分人员与蔺强沟通工作的效力不予认可。对此，通过微信聊天内容可看出，上述人员与蔺强沟通、核实入职时间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因劳动合同上标明的工作岗位而否定其行为的效力。另，巫某1自2018年4月起开始向蔺强转账并备注“XX府3月份工资”等，全筑公司确认巫某1系其公司部门总经理，亦确认“XX府”系其公司在建项目，故该事实亦可佐证蔺强于2018年3月即为全筑公司工作之事实，本院对全筑公司称双方于2018年4月23日方建立劳动关系之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蔺强与全筑公司员工颜某、巫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其年薪标准以及部分工资“不走集团”之事实。对于案外人每月转账蔺强的款项，全筑公司表示与其公司无关。对此，一则案外人每月向蔺强转账的时间均有规律可循，二则巫某1转账备注“XX府工资”或“工资”，其他案外人转账备注“代发劳务费全”、“劳务费全”以及“全筑项目”，结合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蔺强主张其部分工资由案外人代全筑公司发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采纳蔺强主张之年薪标准，并无不当。根据该工资标准，一审法院认定全筑公司应当支付蔺强工资差额，可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全筑公司以旷工为由作出解除，但未就旷工事实提供证据，全筑公司亦在二审中认可解除程序有欠缺，故一审法院认定全筑公司应当支付蔺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无不当。经计算，赔偿金之数额可予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顾颖审判员  宋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