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8254号原告：广州悦健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南边路**之**(仅限办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GMC167。法定代表人：孙建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义海，广东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601之自编**信用代码91440101MA5AKJLK32。实际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紫园商务大厦512-513室。法定代表人：周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林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穗冈，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广州悦健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建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义海，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林峰、卢穗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6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误期赔偿款3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利息(以60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确认被告发给原告的《关于终止《顾问服务协议》的通知》无法律效力。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2月30日签订《顾问服务协议》，约定被告聘请原告的孙建刚先生作为被告数据库产品系统开发顾问，顾问费用每月20000元按月结算，顾问时间为期4个月（自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协议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条款进行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全面履行，但被告却在2020年2月单方擅自要求终止协议，原告书面回复表示不同意，并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现合同期限已满，但被告拒绝支付2月、3月及4月顾问服用共6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拒不支付顾问费用的行为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本违反了双方约定的《顾问服务协议》，除应按约支付顾问费用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答辩称：第一，原告拒绝按《顾问服务协议》约定提供服务，违约在先，《顾问服务协议》于2月28日解除。《顾问服务协议》目的是原告以现场指导的方式提供服务，重点培养被告产品和开发人员的产品思维和数据视角，并提供从需求、开发、部署到运维全流程的咨询意见和技术指导，以提升产品和项目质量水平。为实现以上目的，双方在签署协议前的沟通阶段和协议中都特别强调，原告指派孙建刚必须到现场提供服务和培训，否则无法有效进行指导，无法实现《顾问服务协议》目的。《顾问服务协议》约定，孙建刚每周两个工作日到被告公司现场提供服务。2020年1月份，孙建刚按照约定每周一和周日到公司现场8天提供了64小时服务，被告依约支付了服务费。2020年2月，被告已经全面复工，广东省内交通已恢复。在具备复工复产且可以顺利返回广州的情况下，孙建刚仍然拒绝返回，一直在潮州，拒绝到现场提供服务，没有按约定到现场履行《顾问服务协议》。被告对孙建刚不到现场提供服务提出异议，为此双方进行了协商，同意变更服务方式为远程方式，降低服务费用至每月8000元。被告根据双方协商结果将《顾问服务补充协议》于2月14日发给了孙建刚，但孙建刚临时反悔，找各种理由拒绝签署。实际上，线上会议效果远远不如现场指导，而且2月份线上会议时间远远没有64小时；孙建刚提供的线上服务更多的是“纸上谈兵”，服务效果远不如现场指导，无法满足被告需求，《顾问服务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一方面，原告拒绝到现场提供服务，构成违约；另一方面又拒不签署《顾问服务补充协议》，提供服务不满足被告要求。不得已被告只能依据《顾问服务协议》第七条第1款和第九条第2款的约定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行使约定和法定解除权，向原告发出了关于终止《顾问服务协议》的通知，通知2月28日终止该协议。第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3月和4月的服务费。首先，《顾问服务协议》于2月28日已经解除，此后原告无需提供服务，被告也无需支付服务费。其次，《顾问服务协议》是双方互相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双方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相互关联，互为因果。退一步讲，即使原告认为《顾问服务协议》仍在有效期内，但因其未履行该协议，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也无权要求支付服务费。综上，本案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不予支持。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30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顾问服务协议》，其中约定：一、合作内容：甲方聘请乙方的孙建刚先生作为甲方数据库产品系统开发顾问，重点培养甲方产品和开发人员的产品思维和数据视角，并提供从需求、开发、部署到运维全流程的咨询意见和技术指导，以提升产品和项目质量水平。二、双方权利义务：1.甲方权利义务：（1）按约定支付乙方顾问费用；（2）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3）承担工作过程中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2.乙方权利义务：（1）指定孙建刚为项目顾问实施人员；（2）按照约定内容和要求开展顾问服务；（3）乙方保证每周预留2个工作日到甲方公司开展顾问服务，具体时间根据项目状况由甲方提前2天通知确定。如遇特殊情况或临时调整，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三、保密条款（略）。四、顾问时间：顾问服务期限为4个月（自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期满后双方可协商重新签订。五、服务费用：1.金额及结算方式：甲方双方约定，顾问费用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服务费20000元进行结算；2.支付时间：甲方应于合同签订收到乙方发票后5天内向乙方支付首月的顾问服务费用；于次月开始在收到乙方发票后5天内向乙方支付当月顾问服务费用。3.发票开具（略）；4.乙方收款账户信息（略）。六、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略）。七、合同的解除：出现下述情况之一，视为解除合同：1.如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聘任关系，且甲方可请求乙方赔偿损失：……（4）乙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2.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若要解除本协议，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经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解除协议，同时乙方应归还甲方的技术资料及其他财产；3.如乙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甲方有权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乙方应赔偿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4.如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且乙方可请求甲方赔偿损失：（1）甲方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禁止性、强制性规定；（2）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费用；（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八、知识产权条款（略）。九、违约条款：1.……；2.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服务，乙方提供服务不符合甲乙双方约定标准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损失；3.如果甲方未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每延误一日的赔偿费按应付款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直至应付款付给乙方为止。误期赔偿费用的最高限额为应付款的百分之五（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十、其他事项（略）。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开始实际履行，原告1月份每周一和周四到被告处提供服务，被告依约支付了服务费。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2020年2月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科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制定针对性措施，要求指导企业认真落实各项防疫要求，各企业要根据生产经营特点，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前以及生产过程中检测筛查、通勤保障、个体防护等疫情防控工作。因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2月10日，被告公司开始复工，但复工之初，主要采取在线办公方式。双方2月8日聊天记录载明：“我们公司也是2月10日上班，周总说后天开始，管理层在家考虑工作安排的事情，有可能会邀请你参加一下系统开发的专题会。”此后，孙建刚通过远程在线的方式多次参与被告电话会议，提供专题培训及业务指导。基于上述变化，双方就变更合同履行方式和服务价格进行多次磋商。2020年2月14日，孙建刚发送内容：“补充协议内容有时间发来讨论下，前天跟贵司谈的是疫情期间服务内容保持不变，形式采用远程。”随后，被告员工通过微信向孙建刚发送《众成顾问聘任协议书（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询问：“孙总，协议没有大的问题，建议尽快先定了吧，形势明朗了，再改就是了，拖着的话，这边走流程也很烦的。”2月18日，孙建刚回复“没有拖，是已经知道有问题，暂时没想好如何修改完善，需要大家一起想，这也是为了以后不必要的反复修改，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望多理解”，被告员工表示“要不你直接在协议里面改吧，然后这边周总和李总觉得没问题就尽快定，实在不行再找律师改一遍。”2月26日10时10分，被告员工发送“第一、协议内容可以增加在疫情期间内，服务方式改为远程服务，服务费用为8000元/月”，关于服务内容，你可以提出具体意见。第二、由于现在是疫情期间，你是兼职人员，公司无法掌握你的行踪，在国家明确宣布疫情结束之前，公司不可能同意你来公司上班，公司承担不起这个风险，公司除了要对全职员工身体健康负责之外，还得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因为广药集团是国企。”同日15时29分，被告员工发送“孙总，跟你确认一下，刚才你在电话里面表达的意思就是：1.2月份可以按照8000元；2.3、4月份无论疫情是否结束，费用方面都继续按照之前20000的标准，是吧？”孙建刚未在微信中对此予以回复。庭审中，双方表示，除微信聊天外，双方还多次就合同变更内容进行了电话沟通。另查，上述《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由于受疫情影响，甲方同意乙方以远程方式进行指导，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网络等；乙方同意将顾问费调整为每月8000元整，自2020年2月起按月进行结算；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做修改的内容之外，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原告庭审中称被告发过来的《补充协议》与双方此前协商的不同，此前协商中被告提及服务期满后有项目继续给原告，原告同意2月份按8000元计，但是不同意3-4月份也按此标准。补充协议中除2月份以外，3-4月均按8000元结算，原告不能接受；且协议中未提及后续再新增服务项目，所以原告不同意该《补充协议》。2020年2月27日，原告通过顺丰速运向被告发出2月份顾问费发票，金额20000元，被告微信表示收到。同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终止的通知》，主要内容为：自2020年2月起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贵司未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尽管双方就变更服务方式、降低服务费用等进行多次磋商，但由于贵司原因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根据《顾问服务协议》第七条第1款规定，“如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聘任关系，且甲方可请求乙方赔偿损失：……（4）乙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我司现通知贵司：贵司与我司于2019年12月30日签订的《顾问服务协议》自2020年2月28日起正式终止。此外，我司愿就2020年2月服务费用支付金额与贵司进行进一步磋商。3月5日，原告通过EMS速递向被告发出《关于的通知>的复函》，主要内容为：“本公司顾问2020年2月份已按照协议约定和贵公司要求履行了合同义务。本公司于2020年2月29日收到贵公司发来的《关于终止的通知》，本公司对其主要内容不予接受和认可，要求贵公司继续履行《顾问服务协议》。按协议约定，贵公司应于每月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20000元。贵公司已于2020年2月27日收到本公司开具的2020年2月的服务费发票，但未依约在2020年3月3日前支付相应款项，至本函发出之日已经逾期2天。依照顾问协议第九条第3款约定，“如果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规定的时间付款，每延误一日的赔偿费按应付款的百分之零点五计收，直至应付款付给乙方为止……”，截至本函出具之日，贵公司尚须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20000元以及延误赔偿费。请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于2020年3月13日之前支付上述款项。”被告于3月6日签收上述复函。2020年4月30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发送3月、4月服务费发票。同日，被告将2月份服务费发票寄回原告。以上事实，有《顾问服务协议》《关于终止的通知》《关于的通知>的复函》、快递单、物流查询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顾问服务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合同签订之初，双方依约履行了合同。2020年2月，受新冠疫情影响，经双方协商，原告提供服务的形式由现场提供顾问服务更改为在线指导和服务，据于此，被告提出减少当月服务费用。尽管原告主张在线提供服务，不影响实际效果。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服务内容是“甲方（本案被告，下同）数据库产品系统开发顾问，重点培养甲方产品和开发人员的产品思维和数据视角，并提供从需求、开发、部署到运维全流程的咨询意见和技术指导”，显然，从工作效果来说，采取与被告工作人员现场即时的思想交流、答疑及指导显然比在线远端语言交流表达的更完整、清晰，更具有可视性及可操作性。被告据此提出减少服务费用有一定的合理性，双方也为此进行过协商，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原告于2月27日邮寄收费金额为20000元的票据，即以行为表示不同意被告的降酬建议，要求按《顾问服务协议》继续履行。被告继而于次日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告知解除双方合同。对于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本院认为，一则相比现场提供顾问服务，在线服务有较大概率会减弱工作成效，被告据此商议原告减少服务费用，并非无理要求；二则当时的政策对防疫提出了较严的要求，被告在2月份尚无法预判严格的防疫政策要持续的时长，其从工作成效考虑，商请3、4月份在线提供服务并相应减少服务费用，亦属合理。被告员工亦表示：“协议没有大的问题，建议尽快先定了吧，形势明朗了，再改就是了”，亦即，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再协商变更服务形式及费用。原告对此表示了一定理解，并在协商中同意在一定条件下，2月份的服务费用可以降至8000元。但是，双方最终未能就3、4月服务内容、费用及其他内容达成协议。原告于2月27日邮寄20000元服务费发票给被告，该行为表明双方协商未果，要求按原协议继续履行合同。尽管原告表示可到现场开展顾问服务，但在当时的防疫政策下，被告表示无法同意原告到公司现场提供服务亦在合理范围内。即，基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原告无法到现场提供顾问服务。对被告而言，在降低服务效果的情况下要按原标准支付服务费用，显然不合理，且难以判断该种情形要持续多长时间，其据此行使解除权，要求解除双方协议，应属合理。对原告而言，在准备充足也同意现场提供服务的情形下，因不可归责于己方的原因无法提供服务，并继而承担了不可预期的经济损失，亦不公平。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目的最终未能实现，不可简单的归责于原告或被告一方，在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纠纷，需要双方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双方既已协商更改了2月份服务形式，在对服务费用协商未果的情形下，本院认为可继续按照《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0元服务费。基于被告解除合同的原因及事实上合同未再履行的事实，本院确认被告于2月28日解除合同行为有效，但对于解除合同造成原告预期收入的减少，根据公平原则，被告应给予一定补偿，补偿金额酌定10000元，原告诉请支付的误期赔偿款等不再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悦健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20000元；二、被告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悦健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补偿1000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悦健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元，由被告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上述履行期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东桦附一：本判决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附二：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