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03民初4247号 原告：杜爱萍，女，196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才才,浙江迦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黄贡英，女，197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被告：杜宗烈，男，199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被告：杜岳蓓，女，198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雷、朱旭超,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杜爱萍与被告黄贡英、杜宗烈、杜岳蓓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受理，诉讼期间，原告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杜锡青户在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补偿款权益93696元，本院审核后已裁定冻结。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爱萍及其的委托代理人谷才才、被告黄贡英、杜宗烈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徐雷、朱旭超、被告杜岳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爱萍起诉称：原告与被告黄贡英、杜宗烈、杜岳蓓均是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14队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被告黄贡英系原告弟弟杜锡青的妻子，被告杜宗烈、杜岳蓓系原告弟弟杜锡青的子女。1981年6月，以原告父亲杜金连（已去世）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户（户内成员包括原告父亲、母亲、原告弟弟杜锡青、原告〉承包了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2.2341亩，原告享有0.4亩人口田，同时该户在1960年时分配到了0.5亩自留地（1960年时的家庭成员为原告父亲、原告母亲、原告）。原告因出嫁，于1983年3月31日将户籍迁人温州市鹿城区××街道××村，因该村于原告出嫁前承包土地已承包到户，故原告未分配到蒲州村的承包地，故原告仍然在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现原承包地所在经营户（户主发生变化，由原告爷爷杜金连变为原告弟弟杜锡青），合计有2.2341承包地、0.5亩自留地、以及承包地上所建违章建筑〈合计为364平方米，约0.55亩）因建设需要自2018年幵始陆续被征用，原告曾于2018年从杜锡青处领取4万元土地征收补偿款，于2019年从杜锡青处领取7万元土地征收补偿款，现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即将分配杜锡青户的征地补偿款523443.45元，原告多次与三被告交涉分割涉案土地征收权益，皆协商不下。 综上所述，原告是在原户主为杜金连家庭承包户承包土地时的户内成员之一，享有0.4亩人口田，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现涉诉土地被征用，其土地征用补偿权益原告应当享有其相应份额。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享有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户主为杜锡青家庭承包经营户，土地征收补偿权益17.9%的份额（当前即将分配的金额为523443.45元，0.4亩÷2.2341亩约等于17.9%份额，原告现应分得金额为523443.45×17.9%=93696元，具体数额以该户征收应当取得的权益数额为准）；2.案件诉讼费三被告承担。 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从公安机关调取被告黄贡英、杜宗烈、杜岳蓓的身份信息（均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 2．户主为杜锡青的户口簿（复印件）。以证明三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 3.在公安机关的户籍摘抄信息表、杜锡青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均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父亲杜锡青死亡的事实； 4.从公安机关调取户主杜金龙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在1981年时系户主为杜金连的家庭成员，并于1983年迁出的事实； 5.原告向村委会的《报告》（原件）。以证明原告结婚后户口迁出，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事实； 6.《蒲州街道上江村旧城改造道坦、违章棚土地征地款及三产指标款等补偿金明细表》、《上江村第14队三产土地征用指标单领取表》各一份（均复印件）。以证明涉案承包经营户存在承包地2.2341亩的事实，以及上江村因承包地征收即将分配土地征用补偿款523443.45元的事实； 7.《证明》一份（原件）。以证明上江村在1981年一轮承包时，原告享有0.4亩口粮田在杜锡青户的事实。 被告黄贡英、杜宗烈共同答辩称：1、原告不是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的村民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原告没有承包地在上江村，更没有承包地在自己户内；2、原告不在自己俩户内，即使原告在上江村曾经有承包地，现在自己户内的承包地也与原告无关；3、从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看，原告诉争的补偿金与承包地没有关联。且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对象为村集体，村经济合作社如将补偿款再分配给集体成员，该集体成员应当是有社员身份，原告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社员就无权取得相关权益。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黄贡英、杜宗烈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共同提供如下证据： 1.《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并非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不享有社员权益的事实； 2.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的《股权证》（原件核对归还，复印件）。以证明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实行静态管理，不增不减，杜锡青去世后，合作社股权由合作社户内成员黄贡英、杜宗烈继承，现杜锡青户股权对应收益归黄贡英、杜宗烈所有的事实。 被告杜岳蓓答辩称：原告是自己及被告杜宗烈的姑妈，原告在我父亲杜锡青户内确实有承包地，2018年、2019年分配补偿款时，原告处于客气，少领补偿款，当时父亲杜锡青去世前，特别交代原告有承包地在户内，需归还的。 被告杜岳蓓无提供相关证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庭审出示，被告黄贡英、杜宗烈共同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证据3证据来源及关联性有异议，内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5《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形式上实际是原告单方陈述和请求，不属于证据，从内容上看原告户籍转入蒲州村是在第二轮承包前，且土地承包是按户承包的，原告不可能没有承包地，该村经济合作社也没有证明原告在蒲州村无承包地的事实；证据6中《补偿金明细表》的“三性”均有异议，其来源也有异议，集体土地被征收对象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三产指标归村经济集体，相关权益由村经济合作社所有和管理，需出具证明也应是村经济合作社，村委会无权证明，且该表无经办人、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明细表的款项与承包地无关。证据6中《指标领取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指标系杜锡青、黄贡英、杜宗烈三人享有，与本案无关；证据7《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内容中明细表无村委会的经办人签名，内容中手写补的字，实际是原告与被告杜岳蓓串通，证据均是杜岳蓓提交，之前杜岳蓓起诉的案件也无提供村经济合作社的，现该《证明》也无经办人签名及村经济合作社盖章，内容中自留地、承包地数量，只能证明村委会盖章是违法偷盖的或通过人情关系非法取得。 被告杜岳蓓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均无异议。 被告黄贡英、杜宗烈共同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1《章程》条文并无直接写明原告此种情况不是社员，该《章程》对外嫁女存在歧视；证据2《股权证》无法排除原告在第二轮承包地时享有承包地的事实。被告杜岳蓓质证认为，证据1《章程》与温州中院文件相似，该证据无异议；证据2《股权证》与土地承包地不能混为一谈，上江村其他外嫁女都有享受土地承包份额，父亲杜锡青去世后，就是原告受到被告黄贡英、杜宗烈非人道排挤拒付。 本院审核认为，除原告提供的证据5《报告》，形式上属于原告单方陈述，所在地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无明确原告是否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外，原告所举的其他证据及被告所举的证据，符合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案件待证的事实，本院均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杜爱萍与被告杜宗烈、杜岳蓓父亲杜锡青系同胞姐弟。根据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规定，1981年6月开始，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当时为上江14队）进行第一轮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实行的方案是“两田制”原则，即口粮田与责任田。原告的口粮田在父亲杜金连户内。 1983年3月，原告因婚嫁户籍迁往温州市鹿城区××街道××村，未按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经济合作社要求规定提交在温州市鹿城区××街道××村无参加土地承包经营的《证明》。之后，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出台一系列政策、法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发（1993）11号》中明确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1995年《国务院发的国发（1995）7号》中对《农业部 1998年，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经济合作社实行第二轮集体土地承包，原告父亲杜金连延续了第一轮承包地，承包地仍为2.2341亩，2003年6月27日，原告父亲杜金连去世，2005年原告母亲翁阿柳去世。承包户内户主变更为杜锡青，成员有杜锡青、黄贡英、杜宗烈、杜岳蓓。 2012年6月2日，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蒲州街道上江村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2年8月1日，杜锡青办理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其中户主为杜锡青，股东人数为3，总股数为30，股权共同持有人为杜锡青、黄贡英、杜宗烈。 2013年11月11日，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的《章程》，依据《蒲州街道上江村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规定折股量化到人，符合股东资格的容颜，均可享受量化股份，股权界定基准日为2012年6月10日24时，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份进行量化，全额享受对象1份折算为10股计算，其中第十一条第（二）项第1点规定，外嫁女凭对方村居不享受证明，给予2股分配（今后若发现嫁入地已享受，本村将收回股权和分红）。 2018年下半年开始，杜锡青户的承包土地陆续被征用，杜锡青取得土地征用补偿款后，分别在2018年下半年给原告40000元，2019年8月份给原告70000元。 2019年9月29日，杜锡青因病去世，现所在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又将分配三产指标款，原告认为自己0.4亩承包土地在二被告持有的杜锡青户内，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产指标款原告享有17.9%份额，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只有《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土地承包人，才能依法享有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在出嫁户籍迁入温州市鹿城区××街道××村后，应按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的规定期限内提供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证明，原告未能提供，导致在申报杜锡青户内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剔除原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2年8月1日，发放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上无原告，故现已不是杜锡青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二被告答辩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爱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42元，减半收取1071元，保全费956元，合计2027元，由原告杜爱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文忠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