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2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明，男，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婷，山东中强（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继田，山东杜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寿光市羊口镇近海个体渔民互助协会，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羊口镇一居委渔港码头。 法定代表人：王光荣，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江，寿光港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寿光港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郑国明因与被上诉人寿光市羊口镇近海个体渔民互助协会（以下简称羊口个体渔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国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国明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羊口个体渔协承担。事实和理由：1.羊口个体渔协提供的“渔民协会内部会员海上事故互助救急金管理救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原件格外崭新，不可能被200多名会员翻阅过。郑国明在收费统计表上签名时，并没有“渔民协会内部会员海上事故互助救急金管理救急《实施办法》”这一行字，该行字是羊口个体渔协事后伪造的。从签名表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该签名表存在重大不合情理之处，所谓的签字页明显是全体会员对交纳费用和船号的确认统计表格，正常的签字页就只有签字按手印，根本不会出现船号和费用。羊口个体渔协利用郑国明等会员法律意识淡薄的缺点，在签字页上随意打印上“渔民协会内部会员海上事故互助救急《实施办法》”，这并不代表其已向郑国明等会员履行了公示和明确告知义务。从形式上来看，多张签字页上的骑缝章对不起来，明显是多次拼接所成。从第1页上的骑缝章来看，该页绝对不是第1页，至少是第2页，并且从全部签字页中也找不到羊口个体渔协所说的第1页。羊口个体渔协应举证证明其在郑国明等会员签名时，是如何向会员告知或公示的该《实施办法》。羊口个体渔协每年收取800万左右的大额资金，理应在会员签字时对生效日期、理赔条件、免赔条件等突出显示并详细解释以确保各会员深入理解，但未其尽这一提示义务，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责任。2.从时间先后来看，《渔协互助救急金》于8月16日下发，《实施办法》于8月18日通过，郑国明是根据在先公布的《渔协互助救急金》交纳费用，而非《实施办法》。羊口个体渔协自2015年起连续4年向会员收取互助救急金，每年均在会员微信群内下发《渔协互助救急金》和《通知》，会员以该两个通知为依据交费，羊口个体渔协从未公布过《实施办法》。3.从《渔协互助救急金》的内容和互助救急金设立的初衷以及合同目的来看，羊口个体渔协应承担30万元及利息的补充赔偿责任。《渔协互助救急金》第一条明确写明互助救急金以船东互保为依据，郑国明有权根据互保凭证、互保条款约定的生效时间、赔偿条件等向羊口个体渔协主张补充赔偿。郑国明于8月26日交费，根据《渔协互助救急金》的规定以及互保凭证载明的互保期限自2019年8月26日00:00起至2020年1月23日24:00止，郑国明交纳的互助救急金于2019年8月26日生效。郑国明的渔船于2019年8月29日发生事故，此时救急金合同已经生效。羊口个体渔协设立互助救急金的初衷以及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对在船东互保理赔之后还有损失的会员进行差额补偿。因此，羊口个体渔协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支持郑国明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羊口个体渔协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郑国明在《实施办法》上签字，是对该《实施办法》的相关内容及签字后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实施办法》是内容一致的两份，一份向会员公示并传阅，会员签字并画出交纳档次后存档一份，被存档的一份崭新符合常理。二、从《实施办法》的形式可以看出，所有内容包括具体内容、签字确认部分及补充内容部分均显示了完整性。互助救急金既不属于保险理赔款，也不同于船东互保协会的互助保险，互助救急金是一项差额补偿款，不具有营利性质。三、《实施办法》的具体内容与签字栏是同时形成的，具有完整统一性，不存在拼凑和事后伪造的情形。四、《实施办法》的制定、实施，从互助会员代表召开自发设立会议、到征求意见会、草案研究讨论会、正式稿最终审查通过的会议，全程公示、公开、透明，再到互助会员在《实施办法》上签字、交费、领取收款收据，最后到对符合条件的补偿扣除后返还互助金并领取等一系列行为表明，全体互助会员确认并认可《实施办法》的内容，并自愿接受《实施办法》的调整。郑国明就2019年8月29日港内出现的事故，口头向互助组织提出救急申请，互助管理人员就此召开了会议，并向郑国明对《实施办法》的规定再次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后形成会议决议，最后决议的内容为“一致通过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处理，郑国明申请不符合互助救急条件”。郑国明在会议后对会议决议的内容进行了签字确认，上述行为表明郑国明已充分理解《实施办法》的内容，并认可其所属渔船发生的事故不符合救急补偿条件的事实。五、郑国明自交纳互助金始获得互助救急资格，但对是否符合互助救急条件及如何救急应依据《实施办法》规定办理，郑国明所属渔船发生事故时互助救急金未生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郑国明对《渔协互助救急金》中“互助救急金以船东互保为依据”存在理解错误。首先，关于《渔协互助救急金》和《通知》，郑国明在上诉状中自认“郑国明等会员是以该两个通知为依据进行交费”，但两份通知仅是就交费条件及交费时间的通知内容，并非权利义务上的合同关系内容，是否符合救急生效条件以各互助会员签字确认的《实施办法》规定为准。其次，互助救急金是对各会员发生海上重大海难事故可以紧急调拨处理事故的紧急资金，全部款项所有权归全体互助会员，山东互保协会根据理赔的数额理赔后，差额部分由该互助救急金中予以补偿，为此，互助救急金是差额补偿款，要想获得互助救急，首先要确定差额的数值，然后再根据事故时间是否在救急生效时间内来确定是否给予救急。以船东互保为依据就是依此来确定差额部分，而不是互助救急生效条件及如何救急补偿以互保条款和互保凭证为依据。船东互助保险与本案互助救急金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合同概念。再次，根据合同主体、合同内容及相对性原则，船东互保合同系郑国明与山东互保协会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郑国明依此作为向羊口个体渔协主张赔偿的依据是不成立的。六、根据郑国明签字确认的《实施办法》的规定，郑国明交纳互助救急金的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其享有互助救急的生效时间为2019年9月1日0时至2020年4月30日24时，因郑国明所属渔船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郑国明和其他200余名会员一样，在《实施办法》上签字并根据规定时间交费，已经确认并认可了《实施办法》的内容，其又于2019年12月21日对“郑国明的申请不符合互助救急条件”的会议决议签字，根据2020年5月17日互助会员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不予补偿的决议，以及渔民协会接受全体200余名会员的委托，羊口个体渔协的行为体现的是全体会员的意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郑国明的上诉请求。 郑国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羊口个体渔协赔偿郑国明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羊口个体渔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16日，羊口个体渔协发出关于“渔协互助救急金”的说明，主要内容有：1.渔协互助救急金以渔港船东互保为依据。2.入渔协互助的会员，必须拿着在船东互保入的最低基数为意外伤亡30万元，伤残10万元的保单来协会办理，低于船东互保基数的协会不予办理。……4.渔协互助救急金从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九月一日以后交的往后顺延五日后生效。……2019年8月19日，羊口个体渔协发出通知，载明：全体会员：2019年渔协互助救急金明天8月20日开始缴了，会员持省互保的保单到协会缴费。今年分三万和四万两个档次，必须会员本人或妻子来缴费，不是会员的一律不收。2019年8月26日，郑国明交纳3万元，羊口个体渔协在收款收据中加盖了“寿光市羊口镇近海个体渔民互助协会财务专用章”，并注明：鲁潍渔63356郑国明。 郑国明于2019年8月26日在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参加了雇主责任互保，保险期间为2019年8月26日00：00起至2020年1月23日24：00止，互保金额为540万元，保单保费为23940元，实收保费15750元。 2019年8月29日早，在寿光市羊口港河顺码头，因鲁潍渔63356船在移动时搁浅，该船船员王瑞德试图拉动缆绳使渔船驶离搁浅处时缆绳断裂，船体发生倾覆将船员王瑞德后脑砸伤，王瑞德经抢救无效死亡。郑国明作为雇主赔偿王瑞德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3万余元。 2019年互助救急金已确定返还金额，绝大部分会员已于2020年5月1日后陆续领取了返还的互助救急金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羊口个体渔协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范围为开展安全生产，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提供业务、法律咨询服务，组织会员进行技术、经验交流，其并非商业保险机构，故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调整的范围，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羊口个体渔协是否为义务主体；二、羊口个体渔协是否应向郑国明支付保险赔偿款。 一、关于羊口个体渔协主体是否适格 本案中，羊口个体渔协以自己的名义于2019年8月16日发出渔协互助救急金的相关情况说明，并于2019年8月19日再次发出通知，对互助救急金的交纳时间及金额做出规定，在收取互助金后亦以羊口个体渔协的名义出具了收款收据，故羊口个体渔协为本案适格主体。羊口个体渔协作为社会团体，组织其会员成立互助救急组织、交纳互助救急金，以此降低渔业生产风险，其行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侵犯国家、集体、第三人的权益，郑国明与羊口个体渔协因此产生合法有效的合同法律关系。羊口个体渔协称互助救急纠纷责任承担主体应为全体互助救急会员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采信。 二、关于羊口个体渔协是否应向郑国明支付保险赔偿款 羊口个体渔协组织该协会会员设立互助救急金，旨在有不特定会员的渔船发生重大事故时能得到救助及帮助。该互助救急金在收取后首先对当年发生的死亡事故进行赔偿，并对未结案件经过概算按最高额预留后，所余互助救急金按认缴人数和金额的比例于下年度5月1日前退回，且向缴费会员支付利息，故从其运营模式及性质来看，郑国明向羊口个体渔协交纳的3万元并非保险费，涉案互助金不属于保险金，亦非政策性保险。 羊口个体渔协提供的《实施办法》第五条第2项规定，认交互助救急金的时间为：每年8月15日至8月30日，在该期间认交互助救急金的会员可获得救急的生效时间为每年9月1日0时始至下年度的4月30日24时止。郑国明在交纳互助救急金时在标题为“渔民协会内部会员海上事故互助救急金管理救急《实施办法》”的签名表上签字，郑国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字时应对《实施办法》的相关内容及签字后所产生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因其所属鲁潍渔63356船发生的死亡事故系在2019年8月29日，而《实施办法》规定的互助救急金生效时间为2019年9月1日，故郑国明虽称羊口个体渔协未向其出示该《实施办法》，但在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互助救急金已生效的情况下，应以《实施办法》规定的生效时间为准。因此，鲁潍渔63356船发生的死亡事故不符合《实施办法》约定的救急金支付条件。 综上，郑国明要求羊口个体渔协在渔协互助救急金保险范围内按最高额赔偿30万元的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郑国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2020元，共计4920元，由郑国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郑国明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2019年12月21日开会录音1段，用以证明郑国明在统计明细表签字时没有标题和序号，《实施办法》制定后，李学江作为保管人从未翻阅过该《实施办法》。证据二、郑国明与其他会员通话录音5段及中国移动潍坊分公司收据5张，用以证明在《实施办法》上签字的人员并未见过《实施办法》，也不知晓《实施办法》的内容。羊口个体渔协未对《实施办法》的内容向会员说明，约一半会员没有参加2019年5月17日的会议，更未在《实施办法》上签字。羊口个体渔协强制要求到会人员签名，即便不同意签名也会让他人代签，其提交的2019年5月17日《海上事故互助救急会员代表会议纪要》系伪造的。证据三、微信截图17张，用以证明自2019年8月15日起，羊口个体渔协通过微信号“渔协”在微信群内发布了2019年的《渔协互助救急金》通知，而《实施办法》文本形成时间是8月18日，羊口个体渔协在该群内从未将《实施办法》的内容下发，会员对《实施办法》并不知情。 被上诉人羊口个体渔协对上诉人郑国明提交的三份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完整性，不能反映客观事实，且2019年12月21日会议对《实施办法》制定的目的、意义、审核通过、实施以及互助救急金的性质、权属、管理、互助救急会员的资格取得、享受救急补偿的生效条件及时间、救急补偿理算办法、互助金补偿后剩余部分返还的相关事宜等全部内容向郑国明再次作了详细明确的说明和解释，并且在郑国明提供的录音整理材料第11页上显示“2小时15分17秒”时，“再次强调”了互助救急金管理的相关内容，在经过充分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郑国明在该会议决议上签字并摁手印同意并确认了决议内容。《实施办法》的第1页到第32页标题和序号都是完整的。《实施办法》的制定人是否翻阅过该《实施办法》与郑国明要求赔偿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郑国明利用威胁手段获取证据，且不能确定通话人员的身份，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三微信截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羊口个体渔协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2019年12月21日会议现场视频资料，用以证明郑国明参加了2019年12月21日会议，该会议决议一致通过郑国明不符合《实施办法》救急补偿条件，不予救急补偿的决议。羊口个体渔协向郑国明全面详细地解释和说明《实施办法》的全部内容后，在郑国明完全理解和充分认识了《实施办法》全部内容和对自己根据《实施办法》是否符合救急条件的事实完全知晓的情况下，郑国明对会议决议的内容进行了签字确认。证据二、互助救急会员证明、视频资料及照片，用以证明2019年渔民会员代表自发设立互助救急组织并通过了《实施办法》，依据《实施办法》的规定，互助救急会员因郑国明不符合互助救急条件，不同意给予补偿。证据三、2020年5月17日会议视频资料，用以证明互助救急会员就郑国明申请救急是否符合条件召开会议，经讨论研究并根据全体参会会员代表的一致意愿，举手表决通过并作出不同意给予郑国明补偿的会议决议，各会员代表签字确认，郑国明的哥哥郑国利、姐夫黄会春参加了会议，并举手通过了会议决议内容，且黄会春于会后进行了签字，不存在强迫、威逼签字的情形，会议决议内容以及互助会员代表签字真实、合法。证据四、互助救急会员认交互助救急金的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各互助会员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时间交纳了互助救急金，郑国明于2019年8月26日交纳互助救急金，全体互助会员在交纳互助救急金后获得互助救急资格，认可《实施办法》的全部内容并自愿接受《实施办法》调整和约束，羊口个体渔协不以营利为目的。证据五、2019年符合救急补偿条件的互助会员申请救急及获得补偿的材料，用以证明2019年共有3人符合互助救急补偿条件，全体互助救急会员同意给予符合条件的3名互助会员救急补偿，并予以补偿累计78万元，郑国明不符合救急生效条件，不应予补偿。 上诉人郑国明对被上诉人羊口个体渔协提交的五份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该视频是截取的，并不完整，且没有声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为证人证言，相应证人与羊口个体渔协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且未出庭作证，证明效力明显低于郑国明提供的电子视频资料证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参会人数不足全部理事会的一半，形成的意见不具有合法效力。此次会议的召开未通知郑国明且在郑国明发生事故之后，事故赔偿与否不应由50个理事会会员决定，而应由200余名会员集体决定。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但并不能达到羊口个体渔协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羊口个体渔协应否赔偿郑国明30万元及利息。 羊口个体渔协向郑国明发出渔协互助救急金的相关情况说明和通知，对互助救急金的交纳时间和金额作出说明，郑国明按照交纳时间向羊口个体渔协交纳了互助救急金，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该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羊口个体渔协一审中提交的《实施办法》第五条第2项规定：“会员应根据规定的时间进行认交，认交互助救急金的时间为：每年8月15日至8月30日，在该期间内认交互助救急金的会员可获得救急的生效时间为每年9月1日0时始至下年度的4月30日24时止”。本案中，郑国明于2019年8月26日向羊口个体渔协交纳互助救急金3万元，根据上述规定，郑国明的互助救急金于2019年9月1日0时起生效。郑国明主张，羊口个体渔协从未向其提供过该《实施办法》，其在该《实施办法》上签字仅系对船号和交纳费用数额进行确认，并不知晓《实施办法》的内容，事故赔偿不应以《实施办法》为依据。但郑国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标题为“渔民协会内部会员海上事故互助救急金管理救急《实施办法》”的全体互助救急会员签字栏签字，其虽称该行标题为羊口个体渔协事后伪造，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理应对其签字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涉案事故发生于2019年8月29日，郑国明的互助救急金在此时尚未生效，郑国明在本案中请求羊口个体渔协对其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国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郑国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 锋 审 判 员  董 兵 审 判 员  王 磊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建伟 书 记 员  刘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