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7民初2333号原告：彭某1，男，1984年7月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和清，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某2，男，1982年8月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住址同上，被告：左某，女，196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娟，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繁，男，198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住址同上，系被告左某之子。原告彭某1、彭某2与被告左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潘应军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11日、10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和清、原告彭某2、被告左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娟、彭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某1、彭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确认坐落于新洲区××中××村××组的房屋（房产证号武房权证新字第**）两原告所占有的份额；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彭某1与彭某2系兄弟关系，与彭新汉为父子关系。彭新汉与被告左某于1997年3月27日登记离婚。彭新汉于2010年9月向开发商陶某购买了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中××村××组的房屋，陶某于2010年8月17日、11月18日分别向彭新汉出具了数额为98000元、100000元的购房款收据。收款收据上载明的交款人为彭新汉。诉争房屋于2011年1月31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左某。2011年3月25日彭新汉因疾病去世。左某于2011年5月16日向陶某支付了50000元办证费用，并于同日领取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陶某同日向被告左某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交款人为左某。两原告自2010年至今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内。诉争房屋是彭新汉为原告结婚购买，并且原告一直居住至今。彭新汉与被告左某离婚后，双方不是夫妻关系，购房款均为彭新汉交纳，被告不享有所有权份额。在彭新汉去世后，该房屋依法应由两原告所有。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左某辩称，1、购房的实际出资人及购房合同的主体均为被告左某；2、购房出资是获得所有权的一种方式，虽然两原告否认被告对房屋的前期出资行为，但结合两原告父亲彭新汉生前向财政局书写的“关于身患重病背负巨额医疗费请求救助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截止2009年12月28日彭新汉因病在外欠债高达10万余元，根本就拿不出多余的资金购房。3、原告诉称其于2010年至今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之中，该房系彭新汉生前为原告彭某1购买的婚房与事实不符。4、彭新汉与被告在1997年3月离婚，但离婚后二人一直居住在一起。2010年两被告已到成家立业的年龄，彭新汉在重病之际没有任何理由将他购买的房屋要求登记在被告名下，理由只有一个，诉争房屋就是被告购买的。综上，案涉房屋系被告左某购买，与彭新汉无关，原告更没有继承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被告左某对原告彭某1、彭某2提交的身份证、户籍证明、离婚登记档案信息、死亡医学证明书、拆迁补偿协议、公证书、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照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7385号民事裁定书、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7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行终131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7民初249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两份收款收据有异议，认为上述款项是由被告所出，是从拆迁补偿款中所出。两原告对被告左某提交的房产证、中份村委会证明、彭新汉出具的说明、证人陶某证言、收款收据、邮政储蓄活期存折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叶某、胡某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未到庭作证；家庭会议纪要当事人均未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对“租”字有异议，认为是伪造的。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两份收款收据经证人陶某核实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人叶某、胡某未到庭作证，其证言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家庭会议纪要因家庭成员均未签名确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彭某1与彭某2系兄弟关系，两原告系彭新汉之子。被告左某与彭新汉于××××年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后于1997年3月27日登记离婚。离婚后双方一直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2010年9月被告与彭新汉共同出资向开发商陶某购买了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中××村××组的诉争房屋。陶某于2010年8月17日、2010年11月18日分别出具了数额为98000元、100000元的购房款收据，两份收据上载明的交款人为“彭新汉”。2011年1月30日，被告与彭新汉共同出具了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夫妻双方协商，自愿将阳逻街中份村一幢二层的房屋所有权证办为妻子左某名下，我夫妻二人无异议。2011年1月31日诉争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房产证号武房权证新字第**）登记所有权人为左某。2011年3月25日，彭新汉因病去世，未留下遗嘱。被告于2011年5月16日向陶某支付了50000元购房款，并领取了的房屋所有权证，陶某于同日向被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张，载明的交款人为“左某”。诉争房屋于2011年10月向被告交付。原告彭某1、彭某2自2011年至今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中。另查明，左某与彭新汉于2001年共同出资24800元在胡某处购买了位于新洲区官叉湖房屋一套，其中双方自筹资金4800元，向被告之弟左保宗借款10000元，向彭新汉之弟彭新武借款10000元，共计24800元。2001年9月28日胡某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彭新汉购买房屋款24800元整。后该房屋因拆迁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450000元。彭新汉与左某共同将拆迁款中的198000元用于购买诉争房屋，诉争房屋的总价款为248000元。再查明，2018年5月15日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17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彭某1、杨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诉争房屋腾退给原告左某。被告不服上诉，2018年10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73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2018年11月12日，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17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撤销于2011年1月31日作出的将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于左某名下的行为。左某不服该判决上诉，2019年4月1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行终1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上述两案均裁定中止诉讼。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两原告是否对诉争房屋享有继承份额。两原告认为诉争房屋系其父亲彭新汉生前出资198000元购买的，虽然房屋权属登记在被告名下，在彭新汉死亡后应当享有彭新汉所占房屋份额的继承权，房屋份额应当以实际出资的购房款占总房价款的比例来划分份额。被告左某认为购房的实际出资人及购房合同的主体均为左某，即使彭新汉生前对该房屋有部分出资的事实，该出资行为属于赠与，不能改变诉争房屋的归属，应当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从证人陶某、彭某3的证言结合其他证据来看，可以认定彭新汉与左某在离婚后仍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共同出资购买了位于阳逻街官叉湖的房屋，在彭新汉死亡前双方一直在诉争房屋内居住，虽然原、被告双方对购房时间以及双方出资的金额有争议，但不影响认定双方共同出资的事实。在官叉湖房屋拆迁后，彭新汉与左某用房屋拆迁补偿款中的198000元购买了诉争房屋，购房款198000元的收据是以彭新汉的名义开具的，该购房款是基于官叉湖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而拆迁补偿款是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所产生的收益，应为双方共同共有，故本案不宜以收据中所载明的金额来确定房产的份额。虽然诉争房屋权属登记在左某名下，但该权属登记并不影响实际出资购房人所享有的房产份额。彭新汉生前未留有遗嘱，亦未在房产权属登记中确定其享有的份额，从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彭新汉与被告对诉争房屋各享有50%的份额，两原告作为继承人在彭新汉死亡后对其上述权益享有继承权，并共同共有。两原告主张按实际出资份额来确定继承份额的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彭新汉将房产份额赠与被告应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意见，因赠与行为必须要由彭新汉本人书面明示才能发生效力，但被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故其该项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坐落于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中份村一组的房屋（房产房产证号：武房权证新字第**）告彭某1、彭某2与被告左某共有，其中原告彭某1、彭某2共同享有房屋50%的份额，被告左某享有房屋50%的份额。驳回原告彭某1、彭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左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应军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汪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