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02民初3997号原告：马淑艳，女，195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街道办事处退休职工，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旭、曲学松，山东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蓁山路**。法定代表人：王健，站长。被告：烟台市民政局,住,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府后路**市人防指挥中心**/div>法定代表人：姚秀霞，局长。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亮，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凤凰山医院，住所地山东省，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山海路**法定代表人：王洪，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王志高，山东瀛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淑艳与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救助站）、被告烟台市民政局（以下简称民政局）、被告烟台凤凰山医院（以下简称凤凰山医院）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淑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学松、徐旭，被告救助站与被告民政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亮，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王志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淑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0元及交通费、住宿费、尸体停放费酌情主张20000元、精神抚慰金酌情主张50000元共计954142.50元的60%即572485.5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0元、尸体停放费2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954142.50元的60%即572485.50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马淑艳与配偶王玉国（1994年病故)于1973年10月30日生育一子王某(未婚，无子女)。2020年2月15日夜间，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交桥派出所根据被告救助站的安排将王某送至被告凤凰山医院处进行社会救助，期间被告凤凰山医院又私自将王某转至烟台光华医院（以下简称光华医院），过程中王某脱离监管于2020年2月16日死亡。综上，本次重大事故中，被告救助站、被告民政局(被告救助站的上级单位)，均未尽到履行社会法定救助义务有效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应急处置不当，导致出现不良后果，存在过错，事发后，被告凤凰山医院也未及时采取有效挽救措施，三被告在履职、救助不利等方面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王某死亡的根本原因。后各被告就事实和赔偿事宜互相推诿，导致王某至今仍未下葬。三被告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由三被告共同承担60%的侵权责任。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被告救助站辩称，1、王某不符合救助条件，不属于法定的救助对象，救助站不存在未尽社会法定救助义务的情形，故救助站对王某的意外身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救助站在对王某的处理过程中没有过错，对王某意外身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救助站依据《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确定了被告凤凰山医院为救助定点医院之一，原告所谓的“被告凤凰山医院不具有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能力”与事实不符；新冠××疫情期间，为保障受助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救助站实行封闭管理，对拟受助人首先由本案被告凤凰山医院对其进行测体温、胸透等检查并进行医学观察，是疫情期间的常规做法，完全符合国家防疫政策，是对王某及救助站内驻站受助人的保护之举。王某被转至光华医院，是在王某出现伤害自身情形、被告凤凰山医院拨打110、120之后，公安部门及120急救中心的安排，与本案三被告均无任何关系，更无任何过错。综上，救助站对王某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烟台市民政局辩称，1、原告自称王某在烟台鲁林招待所居住三年并且有工作，王某不属于法定的救助对象，即不符合救助条件，被告救助站不存在未尽救助职责的问题，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救助站在对王某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没有过错，被告凤凰山医院是被告救助站确定的定点救助医院之一。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被告救助站实行封闭管理，对拟受助人首先由被告凤凰山医院进行检查并进行医学观察，完全符合疫情期间的常规做法及国家防疫政策；3、在王某出现自残情形、被告凤凰山医院拨打110、120之后，公安部门与120急救中心的安排、光华医院的处置措施与本案三被告均无任何关系，三被告没有任何过错，亦无护送义务；4、民政局作为民政管理部门，拟订全市社会救助政策、标准，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在本案中并无过错，更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与法律根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凤凰山医院辩称，1、凤凰山医院系合法执业的医疗机构，也是被告救助站确定的定点救治医院之一，在年初疫情防控期间系根据被告救助站的安排对救助对象王某进行留院隔离观察。原告指控凤凰山医院不具有社会救助能力、疫情期间违反营业规定以盈利目的收治王某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当王某自伤后，凤凰山医院值班人员先拨打110报警，后又根据110出警人员要求拨打120急救电话，由120急救指挥中心安排并指示救护车及救护人员将王某送至光华医院。在120救护车及救护人员到凤凰山医院将王某接走时，王某已由120急救中心接管，至于安排王某送至光华医院救治等均是120急救指挥中心的行为，均与凤凰山医院无关。凤凰山医院值班人员跟随救护车一同到光华医院办理相关手续仅是出于救治对象王某身边无亲属人员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帮助，绝非原告指控的“违反规定私自将王某转至光华医院”，凤凰山医院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更不存在重大过错；3、王某由其长期居住的鲁林招待所报警后由民警出警带离到自伤再到从光华医院单方出走再到坠楼身亡，均是王某作为一名成年人自身的行为，与他人无关。综上，原告对凤凰山医院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原告与被告救助站肖姓工作人员的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各一份，内容为原告于2020年2月19日上午10时22分到被告救助站了解当时王某被送到救助站及被送到被告凤凰山医院的过程。其中部分对话如下：“原：然后当时来的状态什么样啊？肖：当时他在警车上坐着，我从楼上下去看了他一眼，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给你找个地方住吧，他说，说在我耳边有一个女人告诉我不要去，就说这么个话，然后可能精神有问题了，对精神不正常，我看他不太正常，然后就送医院了，送那个我们指定医院。原：咱们有记录马？肖：都有，派出所都有。原：不，你们也有吗？肖：有，值班都有记录。原：那当时那个你们什么情况给他送走了？就是要隔离吗？治病吗？肖：隔离。”（二）原告与被告凤凰山医院工作人员刘彦廷的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各一份，内容为原告于2020年3月3日10时56分始向被告凤凰山医院工作人员刘彦廷了解当时王某被送至凤凰山医院进行隔离的过程。（三）原告与其夫贾昱与被告凤凰山医院工作人员的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各一份，内容为原告与其夫贾昱2020年2月19日上午11时09分到被告凤凰山医院，向其工作人员了解当时王某被送至被告凤凰山医院进行隔离的过程。（四）原告与光华医院工作人员的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各一份，内容为原告于2020年3月3日上午10时27分向光华医院的工作人员了解当时救护王某的过程。原告以上述四份证据证明：1、王某大概于7、8年前来到烟台做水产品生意，本身就不太爱说话，有时和原告发发微信，问问身体情况。感觉王某有时候说话不是很正常，其以为是王某在开玩笑，没有意识到王某可能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也没想过去医院做检查或者鉴定，故王某没有精神疾病方面的相关病例与诊断；2、被告救助站虽接收王某作为救助对象，并送至被告凤凰山医院隔离观察，但当时被告凤凰山医院违反停业规定，以盈利为目的，在明知缺少收治能力(当晚无大夫值班)和条件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被告救助站的委托收治王某，明显有过错；被告救助站应当知道被告凤凰山医院处于停业期间，但仍然把王某委托给被告凤凰山医院救助；被告救助站未按照职责分工，把王某送往有社会救助、隔离条件的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隔离，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等相关规定，被告救助站明显有过错。以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三被告的共同侵权行为导致了王某的死亡。被告救助站与民政局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录音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在本起意外事故中被告救助站与被告民政局没有任何过错。1、依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第一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原告自称王某在烟台有工作、在鲁林招待所住了三年，这证实王某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应对其行为独立承担民事行为责任，故王某不符合救助条件，救助站不存在未尽救助职责的问题。2、公安机关在接到鲁林招待所报警电话并将王某送到被告救助站，当时称王某系没钱交住宿费，因为在疫情期间，救助站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拟受助人均需送到被告凤凰山处量体温，做胸透等检查。当时被告救助站工作人员上车简单看了一下王某的情况，被告救助站工作人员并非医院的专业人员，对王某的真实身体状况无从判断，如果王某是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可能存在精神疾病，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应直接将王某送往精神疾病专业医院，而不是送往被告救助站。3、在疫情期间，被告救助站完全按照工作流程由公安机关护送需要救助的人员前往定点医院进行疫情检测、观察隔离，被告救助站并没有护送王某的义务，只是出具相关手续以作为定点医院与被告救助站结算的手续。对证据（二）、（三）、（四）录音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认为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凤凰山医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反而证明了被告凤凰山医院作为被告救助站的定点医院之一履行了疫情防控期间进行体温检测、胸透等责任。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清楚。被告凤凰山医院提供了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资料一份，证明被告凤凰山医院在当晚的处置过程没有过错。原告经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王某的外伤发生在被告凤凰山医院，且王某是自伤，而所谓自伤的锐器不排除来源于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可能，被告凤凰山医院显然监管不当，明显缺乏对社会特殊群体的救助经验和能力。被告救助站、被告民政局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经被告救助站、被告民政局、被告凤凰山医院申请，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一）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交桥派出所于2020年3月19日对孙朋德（自称系王某朋友）、2020年7月14日对周光华（鲁林招待所经营者）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执法记录仪影像资料一份、鲁林招待所监控视频一份、工作情况一份。周光华的询问笔录体现以下内容：2020年02月15日下午约15时起，王某行为举止开始异常，并告诉周光华“大姐，你快出来，我妈来了，我妈被人打得不行了”，还领着周光华到了招待所后院跪在雪堆前一边哭一边说“妈，你有没有事，有事就报110”，他一边说一边哭，周光华看着害怕就给原告打电话，把王某的情况告诉了原告。原告说王某没有事，就是有点“梦游症”，睡一觉就好了，周光华让原告快点来处理，原告称现在疫情期间来了要隔离十四天不能来。原告还与王某进行了视频通话，对王某进行了安抚，原告让王某回东北，王某也不回去。后在约18时20分左右，周光华还电话联系了王某朋友孙朋德，孙朋德到鲁林招待所看望了王某，期间孙朋德还和原告进行了视频通话。大约19时，孙朋德将王某扶回招待所二楼房间，然后回家。约晚上20时30分，原告联系周光华让周光华到王某房间去看看，周光华看后发现王某在房间看电视并自言自语，随后又给原告回了电话。约晚上23时，周光华听见王某在房间里又喊又叫的，又拍门又跺地的，还说“我房间有小鬼，你进来我就用水泼你”等话，周光华遂拨打110报警。孙朋德询问笔录体现以下内容：其与王某系朋友关系，在事发当日，其曾到鲁林招待所对王某进行了安抚。具体过程与周光华询问笔录中所涉的部分一致。执法记录仪影像资料显示：民警在2020年2月15日23时22分到达鲁林招待所，在周光华带领下来到王某房间，王某在其房间内大声吼叫并将衣服打湿，向民警表示“我妈被抓起来了”、“把我妈害了，还伤我背了”等，约23时42分，王某跟随民警离开鲁林招待所。鲁林招待所监控视频显示：2020年2月15日下午15时48分起，王某面向靠近墙壁的一处雪堆跪地磕头，之后一直保持该姿势，后起身持手机进入宾馆，半分钟再次从宾馆出门来到雪堆处，之后一直在重复弯腰说话、蹲下、起身回到宾馆再从宾馆出来等行为直至16时45分左右监控录像结束。（二）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盛泉派出所当时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一份，内容显示：盛泉派出所民警到达被告凤凰山医院，一名医生表示“就是精神有问题吧”、“我们这里不收这种病患”，随后，一名蓝衣男子出现，称“该名病患赶紧送医院吧，脖子上老长一道口子”，进病房后看到王某坐在病房内的椅子上，脖子上的伤口已经包扎，旁边地上也有大量血迹；医生表示“他这个伤口必须得缝”，民警让该医生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过程中，王某来到病房门口时不时与周围人说“又来了、又派了不同的人来了”、“要进来了”、“警察拍监控的时候看不见，他们三个人穿的衣服啥的看不见的，透明人，地球人看不见”；约，地球人看不见”院救护人员到达病房，对王某进行了包扎，王某随光华医院救护人员离开被告凤凰山医院。（三）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黄海派出所在王某死亡后于2020年2月16日对悦海中心工作人员宇善兰、姜华川、周家国的询问笔录各一份、2020年2月16日对光华医院救护人员刘鹏飞、迟敬亮、姜雪莹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一份。宇善兰、姜华川、周家国的询问笔录内容为：三人在悦海中心B座三楼平台西北角地上发现王某，当时王某已经死亡。刘鹏飞、迟敬亮、姜雪莹询问笔录内容为：三人于2020年2月16日到被告风凰山医院出诊的过程，三人均称“受伤男子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应该是有精神问题，这个男子说话颠三倒四，并且胡言乱语的，平常人一听就能听出来精神不正常”。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显示：2020年2月16日16时45分，黄海派出所民警出警至莱山区悦海服务中心勘验王某死亡现场时，向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发现王某的过程，与宇善兰、姜华川、周家国询问笔录内容基本一致。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1、被告救助站明知王某属于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未按照职责分工，把王某送往有社会救助、隔离条件的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隔离，明知被告凤凰山医院处于停业期间仍将王某送至被告凤凰山医院，使王某在救助、隔离期间受伤逃跑。2、被告救助站、凤凰山医院未按规定对王某进行安全检查，被告凤凰山医院也无证据证明造成王某意外伤害的刀片（或剪刀）为王某隨身携带，不排除锐器来源于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可能。3、被告凤凰山医院根本不具有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能力和经验，且当时处于停业期间，却违反停业规定，以盈利为目的，在明知缺少收治能力(当晚无大夫值班)和条件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被告救助站的委托收治王某。3、被告救助站应当知道被告凤凰山医院处于停业期间，但仍然把王某委托给被告凤凰山医院救助。被告凤凰山医院明知王某属于社会救助人员，在王某割伤后，因不具备普通外伤处理能力和护理条件，又违反规定私自将王某转至非指定救助医院，转院过程中又对王某监管不利，竟然仅由王某的病友和一名女护士监护××人转院，造成王某不但救助、隔离不成，反而在此期间受伤逃跑，这一行为直接导致王某从光华医院脱离监管。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且事发后三被告均未立即采取汇报家属、积极寻找、派出所报案施救等有效挽救措施，被告救助站、被告凤凰山医院明显有重大过错。被告救助站、民政局、凤凰山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1、王某与鲁林招待所发生纠纷后，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交桥派出所接到鲁林招待所的报警电话将王某送到被告救助站处，如果当时的客观情况系“王某神态举止明显异常”，公安机关应当将王某送往治疗××的专业医院；周光华已经告诉出警民警原告的电话，民警未与原告联系并核实相关情况，也未对王某进行常规人身检查；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盛泉派出所到被告凤凰山医院得知王某自残行为，未对王某进行常规人身检查，在转送光华医院的过程中未提供相应的保护，两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均有疏漏、过错；2、在王某自伤之后，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值班人员先是立即拨打了110报警，后又根据110出警人员到场后的要求拨打120电话，由120急救指挥中心指派救护车及救护人员将王某送至光华医院进行伤口缝合。此后再发生的事情与三被告无关；3、王某是否存在精神健康及障碍的问题，作为亲属的原告应当完全清楚。周光华在事发当天多次告诉原告王某的异常情形，原告对事发当天王某的情形完全了解并作出了“没事”的判断，也未说王某有精神疾病。假设王某精神有异常却在烟台多年且一直在鲁林招待所居住，原告作为其亲属不应该任由王某一人从东北远离家乡到山东烟台，而应在其身边陪护关心并应积极治疗。原告放任不管且任由王某远离家庭到千里之外、举目无亲的烟台，对此原告应负全部责任。4、王某之意外事件的发生系一果多因，同时请求追加被告鲁林招待所、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光华医院作为本院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对三被告请求追加鲁林招待所、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光华医院作为本院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主张，原告表示不同意。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原告马淑艳与其夫王玉国于1973年10月30日婚生一子王某。王玉国于1994年病故。王某于2020年2月16日死亡，王某无配偶无子女。（二）王某户籍所在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自2019年10月起，王某在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鲁林招待所内登记住宿，该招待所的经营者为周光华。从周光华在烟台市芝罘区立交桥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自2020年2月15日下午约15时起，王某行为举止开始异常，并告诉周光华“大姐，你快出来，我妈来了，我妈被人打得不行了”，还领着周光华到了招待所后院跪在雪堆前一边哭一边说“妈，你有没有事，有事就报110”，周光华联系了其母、即本案原告，将王某的情况告诉了原告，原告还与王某进行了视频通话。在此期间的晚上约18时20分左右，周光华还电话联系了王某朋友孙朋德，孙朋德到鲁林招待所看望了王某，期间孙朋德还和原告进行了视频通话。大约19时，孙朋德将王某扶回招待所二楼房间，然后回家。约晚上20时30分，原告联系周光华让周光华到王某房间去看看，周光华看后发现王某在房间看电视并自言自语，随后又给原告回了电话。约晚上23时，周光华听见王某在房间里又喊又叫、又拍门又跺地的，还说“我房间有小鬼，你进来我就用水泼你”等话，周光华遂拨打110报警。2020年2月16日凌晨，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交桥派出所民警出警到达鲁林招待所后，发现王某在房间内四处泼水，将棉衣浸湿，并称“有透明人、小鬼追杀”、“其母亲被杀”等。在出警民警看护王某将湿衣服换下后，于0时10分将王某送至被告救助站。因当时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被告救助站实行封闭管理。民警与被告救助站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开具了到被告凤凰山医院进行检查隔离介绍信。当时，被告救助站值班人员就近观察王某后发现王某精神有异。约1时30分，由民警将王某送至被告凤凰山医院进行检查隔离。被告凤凰山医院接收王某后，对王某进行了体温测量、胸透，并安排王某到三楼病房留院隔离，当时病房内还有一顾姓男子。约1时52分，王某在被告凤凰山医院三楼病房内自己用刀片割喉致出血。被告凤凰山医院工作人员先给王某简单包扎后，由其值班人员刘彦廷于1点59分拨打110报警,并向被告救助站进行了汇报。约2时30分，110安排的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盛泉派出所民警出警到现场，根据民警要求刘彦廷于2点36分拨打120救护指挥中心电话。2020年2月16日2时37分，光华医院接到了出诊任务，呼救内容是：割腕、自刎，地点是莱山区山海南，地点是莱山区山海南路凤凰山医院**雪莹、司机迟敬亮一起出诊。2时46分，光华医院三名救护人员到达被告凤凰山医院三楼，发现王某坐在走廊的凳子上，脖子上包着纱布，身前衣服及胳膊上全是血，地面上也有很多血，，地面上也有很多血查看，发现伤口系脖颈前侧大约气管的位置有一条长约2.5厘米的割伤，但伤口不深没有生命危险。大夫刘鹏飞又重新用纱布和绷带对王某的伤口进行了包扎。因伤口较长，需要将王某带到光华医院进行缝合。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值班人员刘彦廷和同室顾姓男子作为家属陪同。下楼后，王某说自己的伤不要紧，不用去医院，双方在楼下僵持了约10分钟。据大夫刘鹏飞、护士姜雪莹、司机迟敬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受伤男子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应该是有精神问题，这个男子说话颠三倒四，并且胡言乱语的，平常人一听就能听出来精神不正常”。到达光华医院后，救护车停在医院的东南门，下车之后王某带头先进了光华医院的大门，刘鹏飞、姜雪莹到抢救室等着进行治疗，司机迟敬亮去停车，凤凰山医院工作人员刘彦廷去光华医院的出诊记录上签字并到收款台交出诊费。但王某在进门后向右拐经过抢救室到了北侧大厅之后又向左拐从医院西侧的小门走了，顾姓男子过去追未追上，此时大约3时20分。被告凤凰山医院刘彦廷当即告知了被告救助站，并于上午上班后报警。约上午9时，被告救助站又电话联系了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交桥派出所告知王某出走情况。立交桥派出所派民警联系周光华发现王某未回招待所，又请求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紧急协查。下午16时20时，王某在离光华医院约3公里处的悦海中心B座三楼平台西北角地上被发现，当时王某已经死亡。原告于2020年2月17日从哈尔滨来烟台，花费交通费230元。2020年5月7日，原告具状至本院。诉讼中，本院依据原告财产保全的申请，对被告救助站、凤凰山医院各15万元的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原告预交了申请费2020元。又查，被告凤凰山医院是经核准登记在医疗机构，是被告救助站确定的烟台市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之一。2019年7月22日，被告救助站与被告凤凰山医院签署《烟台救助站、烟台凤凰山医院受助人员医疗救治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载明：适用本方案的医疗救治对象是指经救助站救助，并且救助站开具了医疗救治介绍信的求助人员。救助站工作任务为：1、对疑似患病的受助人员开具介绍信，及时交医院检查；……5、工作人员每天了解掌握相关情况或到院看望被救治人员；……医院的服务内容为：1、对被救助的病人及时进行救治；2、对被救助的住院病人，根据病情需要，住院期间安排陪护、提供饮食；……救治工作流程规定：1、对驻站的疑似病人，救助站通过拨打120急救电话等方式，并开具医疗救治介绍信，送烟台市烟台凤凰山医院救治；2、对公安、城管等部门护送来站求助的疑似病人，救助站开具医疗救治介绍信，由公安、城管直接送烟台凤凰山医院救治；3、烟台凤凰山医院，依据救助站开具的医疗救治介绍信接诊。本院认为，（一）原告与三被告均未能提供相应的鉴定意见或诊断报告来证明王某患有精神疾病，但从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看，自2020年2月15日下午3点开始，王某就开始胡言乱语，如“你快出来，我妈来了，我妈被人打得不行了”、“我房间有小鬼，你进来我就用水泼你”等，在公安机关在当天2020年2月16日凌晨12时40分出警时发现“王某在其居住的鲁林招待所房间内四处泼水，并将棉衣浸湿”并有透明人、小鬼追杀、其母亲被杀等呓语，在送至被告救助站时也被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看出神态举止明显异常。光华医院接到了出诊任务，三名救护人员于2020年2月16日2时46分到达三楼看到王某时也发现“这名受伤男子的精神不正常，应该是有精神问题，这个男子说话颠三倒四，并且胡言乱语的，平常人一听就能听出来精神不正常”等，说明王某的精神状态在事发的整个时间段是处于异常状态中，故无法认定王某在这个时间段内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及时提供救助，不得拒绝。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提供下列救助：（一）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二）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三）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医院救治；（四）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五）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站应当保障受助人员在站内的人身安全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维护站内秩序。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救助站不但承担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职责，还应当保证被救助人员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本案中，立交桥派出所民警于2月16日1时10分左右将王某送到被告救助站后，虽王某不是“流浪乞讨人员”，但当晚王某已由被告救助站开具介绍信将王某送至其定点医院、即被告凤凰山医院进行查体观察，说明在此时被告救助站已经接收王某为救助人员。被告救助站在对王某进行救助时，应当按照救助人员的标准对王某进行救助，同时还应当保障受助人王某的人身安全，履行一定的监管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救助站对王某接受救助时，已发现王某精神异常，但未进一步了解王某的具体精神状态，未将王某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也未按××人的标准进行救助，也未在第一时间通知王某的家属，更未陪同王某前往其指定的被告凤凰山医院就诊，被告救助站抗辩王某系“不符合救助条件、非救助人员”、“救助站不知王某系疑似××人”等抗辩理由，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救助站疏于履行监管职责,未尽到相应的监管义务，其过失与王某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三）被告凤凰山医院接诊王某后，其工作人员发现了王某精神有异常，但并未认真询问王某的身体状况、有无病史等，也未填写相关病例，仅对王某进行了测温及胸透而后安排在三楼病房内，从王某发生割伤事件的过程来看，当时三楼病房区域并无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场。被告凤凰山医院“无人告知王某系疑似××人”、“王某系自伤与其医院无关”等抗辩理由，与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盛泉派出所执法记录仪中视频资料内容不符，当时被告凤凰山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知王某的精神状态明显与常人不同，特别是在王某自伤后更应引起足够的警觉，避免悲剧的发生。被告凤凰山医院其过失与王某死亡亦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四）根据整个事发经过，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监管义务和过错程度等因素,对王某的死亡，本院酌情确定由原告自行承担60%、被告救助站承担30%、被告凤凰山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为宜。原告多诉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救助站系独立法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民政局共同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的问题。原告关于死亡赔偿金846580元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丧葬费37562.50元未超出法定赔偿标准，本院予以支持。虽王某的死亡给原告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后果，但考虑到原告对王某的死亡存有明显过错，故对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尸体停放费的主张2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故原告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0元，共计884142.50元，其中被告救助站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计265242.75元，被告凤凰山医院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计88414.25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马淑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265242.75元。二、被告烟台凤凰山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马淑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88414.25元。三、驳回原告马淑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烟台凤凰山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原告马淑艳。案件受理费9525元，由原告马淑艳负担2236元，由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负担5278元，被告烟台凤凰山医院负担2011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由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负担1020元，由被告烟台凤凰山医院负担1000元。均限被告烟台市救助管理站、被告烟台凤凰山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孔 佳人民陪审员  任丽娜人民陪审员  王华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于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