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3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章，男，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菲，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明春，男，195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原审被告：陶守安，男，195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上诉人李伟章因与被上诉人董明春、原审被告陶守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3民初3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伟章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董明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董明春不存在劳务关系，上诉人未雇佣被上诉人董明春，被上诉人董明春受伤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董明春也从未与上诉人协商过赔偿事宜。本案中上诉人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书中(第3页，第2段)记载：“2018年冬天，被告李伟章又打电话给。就联系了原告董明春”；一审判决书中(第7页最后1段)记载：“原告董明春是在给被告李伟章的塑料颗粒加工厂从事劳务时受伤，被告李伟章即本案原告董明春的雇主”。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无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庭审中陶守安陈述：“两被告不是合伙关系，案件发生时陶守安本人不在场，对本案事情的发生不清楚”，且一审原告方也未对事情的发生做出准确的表述。所以一审基于陶守安的陈述而认定上述事实存在错误。3、本案证据不足，原告未尽到举证义务，本案经历了两次庭审环节，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方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且无法对本案件事情的发生时间、地点、经过作出准确表述，时隔几个月后一审组织了第二次庭审，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方仍然无法对本案件事情的发生时间、地点、经过，全然不知，无法作出准确表述对，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5行)。且原告方在两次庭审中自认事实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均系依据原告提供的住院病案上记载的时间推论所得，无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案认定的事实均系推论所得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4、事发时，上诉人李伟章塑料颗粒加工厂内已有张崇军、林朝芬两名员工，加工厂内仅有一台加工机器，所需劳务上述两人足以完成，且上述两人长期在上诉人处打工，上诉人没有理由在工人充足的情况下另外雇佣更多的工人，这与常理不符。二、本案中，证人苗某证言的证明力存在严重的效力瑕疵，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申请依法调取一审庭审录像查实。1、庭审中法官在传唤证人时，原告方的旁听人员、原告2人在审判庭外面同证人苗某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双方存在串供的嫌疑，其证人证言应当依法被排除，申请依法调取庭审监控录像对上述事实进行查实。2、被上诉人董明春一方两次庭审中都无法明确的叙述事情发生的事实经过、时间，但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法庭传唤证人前，一审法院经质证及陶守安方的“补充推论”将事情发生的时间，推论出来后，原告才明确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上诉人及一审法官在庭审中曾多次阻止陶守安方的补充推论)。后来原告方传唤证人时，原告方与证人在审判庭以外待了一段时间后，证人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叙述的非常清楚，这与常理不符。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董明春一方与证人有串供嫌疑。3、证人苗某与本案原告具有亲属关系(双方配偶系姐妹关系)，双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应当被排除。三、一审原告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违反法律规定起诉，一审未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合理的审查，且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原告恶意诉讼，原告在无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滥用诉权，将与本案不相关的陶守安列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使得一审具备了“管辖权”。上诉人异地参加诉讼，给上诉人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且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一审在受理案件时未进行审查，在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即受理本案，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2、上诉人对该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异议被一审驳回后，上诉人对管辖权异议提出上诉，上诉人在未收到二审法院任何裁定或通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安排了开庭时间，对该案件进行了审理，一审程序违法。 董明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提供劳务者损害赔偿金总计277088.00元（医疗费754.00元、误工费19440.00元、护理费8100.00元、交通费2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00元、营养费2700.00元、残疾赔偿金237294.00元、鉴定费26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董明春与被告陶守安于2017年秋天在沂水打工时认识，被告李伟章在寿光市开办了一个塑料颗粒加工厂，2017年冬天，原告董明春和被告陶守安又一块去被告李伟章的塑料颗粒加工厂打工，后原告董明春又和他人去过一次。2018年冬天，被告李伟章又打电话给被告陶守安，想让被告陶守安再去给其打工。被告陶守安因家里活忙不开，就联系了原告董明春，原告董明春于2019年1月2日（农历2018年11月27日）与其邻村的苗某一块到了被告李伟章的塑料颗粒加工厂。到寿光市的当天晚上，原告董明春和一同去的苗某干了一个夜班，第二天晚上（2019年1月3日）两人继续上夜班，由原告董明春负责往塑料颗粒机料口里面送原料（废防水胶带），苗某负责往塑料颗粒机的平台上运原料，另外两名工人负责接塑料颗粒。晚8时左右(原告董明春诉状中称2019年1月4日0：14，系表述错误)，原告董明春在往塑料颗粒机的料口送料时，左手不小心被废防水胶带（原料）缠住，缠到塑料颗粒机的辊子上，原告董明春的手被塑料颗粒机挤压伤、热烫伤。原告董明春伤后由被告李伟章开车送至寿光市人民医院，寿光市人民医院门诊病例显示入院时间为2019年1月3日21时05分，后又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检查治疗，又返回寿光市人民医院住院诊疗，寿光市人民医院住院病例显示入院时间为2019年1月4日0时14分。上述事实，是通过寿光市人民医院门诊病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门诊医疗费单据、寿光市人民医院住院病历、证人证言和庭审查明证实的事实，原告方对事情的发生时间、地点、经过等均未能作出准确表述。原告董明春在寿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天，经淄博桓台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董明春左手构成八级伤残。2、被鉴定人董明春误工时限为180日，护理期限为90日，营养期限为90日。被告李伟章对原告董明春的伤残程度等提出重新鉴定，经双方共同选定淄博周村区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原告董明春的伤残程度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意见：被鉴定人董明春左手挤压伤术后，构成八级伤残。护理期限为90日。误工期限为180日。营养期限为60日。根据原、被告诉辩称及庭审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法院认证情况，结合本案的实际，法院对原告董明春要求赔偿的各项费用作如下分析认定：1、医疗费，原告董明春主张754.00元，并提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门诊收费单据2份、寿光市人民医院门诊病例、住院病历、用药明细。原告董明春共花费医疗费12503.47元，经庭审核实，所有的医疗费均由被告李伟章支付，该部分费用应从被告李伟章应付款项中扣除；2、误工费，原告董明春主张19940.00元。原告董明春的误工期限经两次鉴定，鉴定意见均为180日，原告董明春对误工费计算标准等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认定原告董明春的误工期限为180天，误工费标准按山东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7775.00元/年计算，即17775.00元/年÷365天×180天，计款8765.75元，对原告董明春要求超出部分，不予认定；3、护理费，原告董明春主张8100.00元，原告的护理期限经两次鉴定，鉴定意见均为90日，因其未提供护理人员证明，按照护工标准120元/天计算。原告董明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住院治疗20天，住院期间由被告李伟章安排苗某护理，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因此应予以扣除，原告董明春的护理费应为120元/天×70天，计款8400.00元，因由此计算出的数额也已经超出原告董明春要求的护理费数额，对其该项请求，予以认定；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董明春主张1000.00元，原告董明春共在寿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50.00元/天×20天，计款1000.00元，原告董明春在庭审过程中认可被告李伟章在其住院期间支付了200.00元，该款应从被告李伟章应付款项中予以扣除；5、营养费，原告董明春主张2700.00元，原告董明春的营养期限经重新鉴定为60日，营养费的数额应为30.00元/天×60天，计款1800.00元，对其要求超出部分，不予认定；6、残疾赔偿金，原告董明春主张237294.00元，原告董明春构成八级伤残，原告董明春起诉时是按照山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其未增加诉讼请求，即残疾赔偿金应为39549.00元/年×20年×30%计款237294.00元，予以认定；7、鉴定费，原告董明春主张2600.00元，并提供鉴定费单据，予以认定；8、交通费，原告董明春主张200.00元，因其未提供的交通费单据，入院、出院均由被告李伟章开车接送，对其该项请求，不予认定；9、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董明春主张5000.00元，因原告董明春是自己在工作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致伤，自身存在较大过错且被告方不存在故意侵权行为，对其该项请求，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董明春在发生事故受伤后被送往寿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庭审时除了结果外，对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给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造成了很大困难。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而不是起诉至法院后不提供证据任由法院作出判决。原告董明春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已经给被告李伟章的塑料颗粒加工厂提供过两次同样的劳务，应当对操作流程比较熟悉，能够预见往塑料颗粒机的料口送料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却在操作过程中未充分认识到危险性，不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操作，导致往塑料颗粒机的料口送原料时，左手不小心被废防水胶带（原料）缠住，缠到塑料颗粒机的辊子上造成挤压伤、热烫伤。本人的操作失误是发生本事故的主要原因，原告董明春对于自身损害后果的产生，应当依法承担较大责任；被告李伟章在庭审过程中一直拒不承认自己是雇主，原告董明春是私自进入被告李伟章的车间受伤。但通过被告陶守安的庭审陈述，证人苗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均能够证实本案中原告董明春是在给被告李伟章的塑料颗粒加工厂从事劳务时受伤，被告李伟章即本案原告董明春的雇主。被告李伟章作为原告董明春的雇主有责任提醒雇员注意工作过程中的安全，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原告董明春在给被告李伟章提供劳务活动中受伤，被告李伟章作为雇主依法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本案具体情节，被告李伟章作为原告董明春的雇主，对原告董明春主张的各项费用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董明春自己承担30%的责任为宜。被告陶守安仅是联系原告董明春给被告李伟章提供劳务的联系人，不是原告董明春的雇主，与原告董明春的受伤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为：一、被告李伟章赔偿原告董明春医疗费12503.47元、误工费8765.75元、护理费81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00元、营养费1800.00元、残疾赔偿金237294.00元、鉴定费2600.00元，共计款的272063.22元的70%，计款190444.25元，扣除被告李伟章已经支付的医疗费12503.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0元，余款177740.7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被告陶守安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董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56.00元，减半收取2728.00元，由原告董明春负担818.40元，由被告李伟章负担1909.6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寿光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通话录音、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等系列证据，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董明春在为上诉人李伟章提供涉案劳务中受伤，由此并判决李伟章作为雇主依法对董明春主张的各项费用承担7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推翻一审判决对本案上述事实的认定，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佐证其上诉理由成立，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伟章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6元，由李伟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绛帼 审 判 员  郭东辉 审 判 员  冯慧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代理书记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