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24民初1958号 原告：朱隆珍，女，199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安溪县人，住福建省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三玲，福建笃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强翼，福建笃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翁雄彬，男，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诏安县人，住福建省诏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洪舒琳，男，198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朱隆珍与被告翁雄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朱隆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三玲、被告翁雄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依法通知洪舒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朱隆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强翼、被告翁雄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洪舒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隆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翁雄彬向朱隆珍偿还尚欠借款本金13万元；2．判令翁雄彬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朱隆珍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翁雄彬承担。事实和理由：翁雄彬系从事二手车买卖生意，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7日向朱隆珍借款3万元和10万元，合计13万元。朱隆珍出于对翁雄彬的信任没有要求翁雄彬签订借条，并依照翁雄彬的指示转入翁雄彬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尾号8000的账户上。翁雄彬口头承诺将于2018年9月底偿还，但翁雄彬并未遵守承诺，未于2018年9月底偿还。翁雄彬在朱隆珍多次催讨的情况下对朱隆珍置之不理，甚至与朱隆珍断绝来往近一年。直至今日，翁雄彬尚欠的上述款项本金均未偿还。 翁雄彬辩称，一、朱隆珍主张答辩人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其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隆珍和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借款合意。首先，朱隆珍主张答辩人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别向其借款3万元和10万元，但朱隆珍无法提供答辩人签署的借条、借据等借款凭证，连证明答辩人向其借款的短信、微信等形式的聊天记录也无法提供。此外，案涉两笔款项对应的转账凭证也未注明系借款，故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无法证明朱隆珍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其次，朱隆珍提供的谈话录音也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借款。朱隆珍在录音中虽多次毫无依据地主张答辩人向其借款，答辩人针对朱隆珍的主张，亦多次反驳并纠正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拖欠答辩人的款项，是洪舒琳让朱隆珍转给答辩人的（详见录音1分12秒、2分24秒、3分38秒、6分59秒等）。通过录音中答辩人的前述主张和声明可见，答辩人并未向朱隆珍借款，朱隆珍主张答辩人向其借款没有依据，双方始终对涉案往来款项未达成任何形式的借贷合意。最后，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答辩人尾号为8000的建设银行账号与朱隆珍尾号为3212的民生银行账户存在多笔相互转账往来。此外，答辩人还向朱隆珍的支付宝账户多次转账。即朱隆珍与答辩人之间存在诸多资金往来，朱隆珍单独将其中两笔款项割裂出来，并认为该两笔转账系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二、案涉款项是答辩人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合伙经营二手车业务时产生的往来款，朱隆珍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记录也予以印证。洪舒琳与朱隆珍于2017年1月31日订婚，洪舒琳是朱隆珍的未婚夫。答辩人与洪舒琳合伙经营二手车期间，为更换经营场地，洪舒琳以其个人名义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因答辩人与洪舒琳均会从客户处收取售车款，并会对收益进行分配。从朱隆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记录中也可看出，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与答辩人在合作经营二手车业务期间有诸多此类的业务往来款，故答辩人与洪舒琳之间存在需要相互支付款项的情形，案涉款项系答辩人与洪舒琳合伙经营形成的往来款项。此外，因合伙经营二手车期间展厅装修款系答辩人出资，故朱隆珍的未婚夫尚欠答辩人装修出资款至今未还清。根据已公开的裁判文书显示，因洪舒琳未及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归还信用卡借款，银行对洪舒琳提起了诉讼。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银行对洪舒琳申请了强制执行，直至2018年12月洪舒琳仍未偿还对银行的债务。洪舒琳为规避被法院强制执行，一直使用朱隆珍的银行账户与答辩人进行账务往来。根据朱隆珍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据第10页），朱隆珍于2018年10月29日仍向答辩人转账3.5万元，交易附言备注为“车款”，故朱隆珍关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自2017年9月26日丧失厂房租赁权后洪舒琳与答辩人已经停止合作的说法，显然与现有证据所证实的事实相悖。综上，朱隆珍未举证证明与答辩人存在借贷合意，在答辩人已初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系答辩人和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之间的经营往来款项的情形下，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朱隆珍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朱隆珍提供的证据及本案事实，双方显然不存在借贷合意，故朱隆珍主张答辩人归还借款13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驳回朱隆珍的全部诉讼请求。 洪舒琳书面辩称（见说明书），洪舒琳近期长期在外地，对于安溪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朱隆珍与翁雄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翁雄彬所称的与洪舒琳存在合作经营车行及用朱隆珍账户收取款项的事宜，洪舒琳作以下说明：首先，洪舒琳与翁雄彬从来没有合作经营车行的事实，如果翁雄彬认为其有与洪舒琳合作经营车行，应提供相应证据；其次，翁雄彬与朱隆珍之间的银行流水同洪舒琳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洪舒琳没有用过朱隆珍的账户收取翁雄彬的钱，也没有向翁雄彬承诺过会代其偿还借款；最后，对于翁雄彬在该案及其他场合多次诽谤洪舒琳欠其钱款及被列入黑名单、银行账户无法使用等子虚乌有的事，洪舒琳保留向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2020年8月10日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朱隆珍提供以下证据： 1．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2张，证明朱隆珍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7日向翁雄彬支付其所借借款本金3万元和10万元，合计13万元。 2．光盘1张及录音文本，证据来源：朱隆珍去找翁雄彬催讨借款的时候通过手机录音并刻录出来，证明翁雄彬确认其有向朱隆珍借到讼争款项，但因为翁雄彬自身与洪舒琳有其他与讼争款项无关的个人恩怨，为此翁雄彬无理拒绝向朱隆珍偿还讼争借款（庭审中当庭播放光盘）。 3．林某与丁凯的微信聊天记录（庭审中，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时，林某当庭打开手机出示其与丁凯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翁雄彬代林某售卖车牌号为闽Ｄ×××××的雷克萨斯车辆，林某于2018年9月20日将朱隆珍名下民生银行尾号为3212的账户信息提供给翁雄彬指示的对接人，并由翁雄彬将售车款其中的6万元转至朱隆珍账户上的事实，其中第10页3.5万元的转账并不是朱隆珍转给翁雄彬，是售车后车行转给翁雄彬，要求翁雄彬转至林某账户的。这个记录是丁凯向林某说明所售车款已经转账给翁雄彬的事实。翁雄彬如果认为该款项是朱隆珍转的，那么朱隆珍当庭申请法庭要求翁雄彬对该笔款项提供银行流水。 4．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440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丧失对铁山里311-315房产的租赁权。 5．当庭提交银行流水1份，证明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的所有资金往来，并证明双方之前的金钱往来都是有借有还，并非像翁雄彬所称的是翁雄彬与洪舒琳的经济往来，朱隆珍确实有向翁雄彬支付案涉的3万元和10万元的事实。 6．当庭提交报警回执1份，证明朱隆珍向翁雄彬催款的事实。 翁雄彬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该份银行流水只能体现出朱隆珍与翁雄彬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7日产生了两笔款项往来，在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的情形下，案涉两笔款项未特别备注为借款。仅从转账记录来看，根本无法证实该两笔转账是翁雄彬向朱隆珍借款。事实上，该两笔款项是翁雄彬和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在合作经营二手车业务期间而产生的往来款，洪舒琳因为信用卡欠款被法院强制执行，而借用朱隆珍的银行卡支付给翁雄彬，翁雄彬与朱隆珍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借贷合意。关于证据2-朱隆珍与翁雄彬的对话录音，该录音是朱隆珍到翁雄彬现在经营的二手车店进行争吵，从录音的内容可以看出朱隆珍情绪激动，大部分是朱隆珍在说话，很少有翁雄彬及旁人插话。翁雄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在该录音里，仅仅是朱隆珍多次毫无依据地主张翁雄彬向其借款，翁雄彬针对朱隆珍的主张，亦多次反驳并纠正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拖欠翁雄彬的款项，是洪舒琳让朱隆珍转给翁雄彬的（详见录音1分12秒、2分24秒、3分38秒、6分59秒等）。通过录音中翁雄彬的前述主张和声明可见，翁雄彬并未向朱隆珍借款，朱隆珍主张翁雄彬向其借款没有依据，双方始终对涉案往来款项未达成任何形式的借贷合意。关于证据3-林某与丁凯的微信聊天记录，具体质证需要核对该证据的原始载体，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案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翁雄彬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按朱隆珍所述，聊天记录所涉款项为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与翁雄彬合作经营二手车的售车款，并支付给了朱隆珍。该交易模式，恰好可以说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与翁雄彬在合作经营二手车业务期间，存在通过朱隆珍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的情形。此外，朱隆珍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据第10页），交易附言备注为车款，也证实了翁雄彬的前述主张。基于朱隆珍及其未婚夫洪舒琳与翁雄彬在合作经营期间存在诸多资金往来，朱隆珍选择其中两笔主张为借款，不仅难以自圆其说，不符常理，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证据4-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4400号民事判决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案外人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与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铁山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租赁合同自2017年9月26日解除，但并不能证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就将租赁房屋予以腾退。朱隆珍提供的该份判决书也显示二审判决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其后该案经再审［案号：（2019）闽民申1443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裁定，驳回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存在向包括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等人出租房屋的事实。实际上，朱隆珍的未婚夫与翁雄彬因合作经营二手车向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承租房屋后，翁雄彬出资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在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解除合约之后一直合作经营，故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与翁雄彬之间存在往来款，洪舒琳因对外存在欠款并被起诉，通过朱隆珍与翁雄彬交易，该证据不能证明朱隆珍所要证明的事实，故案涉款项并非翁雄彬向朱隆珍的借款。关于证据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不予确认，通过朱隆珍当庭陈述的证明对象，朱隆珍主张该份证据载明的账务往来都属于借款，翁雄彬不认可朱隆珍的说法。双方确实存在对应的账务往来，翁雄彬也通过支付宝账户向朱隆珍进行转账，但这些款项的往来并非如朱隆珍所说的是借款，这些就是翁雄彬在答辩状中所说的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与翁雄彬合作经营期间，洪舒琳指定朱隆珍的银行卡与翁雄彬进行交易所形成的交易往来。且通过朱隆珍的证明对象，如果凭证载明的往来是属于借款和还款的关系，在双方没有进行结算的情形下，朱隆珍单独就其中的两笔即3万元和10万元进行主张，更缺乏逻辑和依据。关于证据6，翁雄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表明双方的账务往来就是翁雄彬向朱隆珍的借款，当天是因为翁雄彬情绪激动产生的。翁雄彬质证称，当时是朱隆珍对其进行威胁，不过其没有殴打朱隆珍。 2020年8月10日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翁雄彬提供以下证据： 1．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复印件、支付宝转账截图，证明翁雄彬名下尾号为800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与朱隆珍名下尾号为3212的银行账户，除了案涉两笔转账，还存在多笔款项往来；2017年3月，翁雄彬向朱隆珍名为“小炎”的支付宝账户转账5万元；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存在的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诸多款项往来，系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与翁雄彬合伙经营二手车期间的合作经营账款，与借款无关。 2．《租赁合同》，证明翁雄彬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合作经营二手车业务期间，为更换经营场地，洪舒琳以其个人名义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租赁合同》，依该租赁合同所租赁的场地是洪舒琳与翁雄彬共同经营二手车的经营场地。 3．微信朋友圈截图、视频光盘（庭审中当庭播放光盘），证明朱隆珍和洪舒琳是情侣关系，两人于2017年1月31日订婚，洪舒琳是朱隆珍的未婚夫。 4．裁判文书打印件7份，证明因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未及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归还信用卡借款，银行对洪舒琳提起诉讼；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即使银行对洪舒琳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洪舒琳直至2018年12月仍未偿还对银行的债务；洪舒琳为规避被法院执行，一直使用朱隆珍的银行账户与翁雄彬进行账务往来。 朱隆珍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银行流水少体现了朱隆珍于2018年8月27日支付给翁雄彬的10万元，对于该份银行流水，翁雄彬2020年6月24日否认朱隆珍曾向其转账10万元，但在今天朱隆珍提交了相关证据，翁雄彬才当庭承认确有该笔款项的存在；对支付宝转账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朱隆珍确实有收到翁雄彬2017年3月20日合计支付的5万元，但这是翁雄彬偿还2017年1月24日其向朱隆珍所借的7.5万元其中的5万元，可以确认双方往期的借款确实是有借有还；对翁雄彬证据1拟证明的第三点，朱隆珍不予认可，这是翁雄彬的主观推测，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2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说明洪舒琳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只能证明洪舒琳向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进行租赁，但朱隆珍并未参与其中，而且根据相关裁判文书确认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已经丧失了对该场地的租赁权，该租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当时即使订婚，双方也是独立的个体，与本案无关，朱隆珍与洪舒琳之间的财产也并未发生混同。对证据4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文书的内容朱隆珍并不清楚，也无法体现翁雄彬拟证明的对象，事后洪舒琳是否有偿还款项朱隆珍也不清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朱隆珍向本院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证人林某到庭。 证人林某证言：林某与翁雄彬、朱隆珍均为朋友关系。2018年9月，翁雄彬跟林某买一台二手车（之后庭审中又称，当时是林某把车交给翁雄彬去卖），有一笔转账，因林某有诉讼案件，账户不能用，林某就让朱隆珍帮其代收车款，售车款是9.5万元，其中6万元购车款转到朱隆珍那边，收款账户是民生银行的卡号。这笔6万元与朱隆珍和翁雄彬之间的借贷没有关系，是林某让朱隆珍帮其代收的款项。林某与洪舒琳也是朋友关系。洪舒琳和翁雄彬原先有合作经营二手车。在向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租赁的场地里，洪舒琳和翁雄彬实际开业经营三四个月，在诉讼过程中店面已经停止经营。林某系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的员工。 朱隆珍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三性予以认可，并且可以证明洪舒琳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至2017年8或9月就没有实际履行，也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同洪舒琳与翁雄彬的合作经营没有关系，该款项是翁雄彬与洪舒琳合作经营停止之后产生的债权债务。 翁雄彬质证称，关于雷克萨斯的车款，翁雄彬的本金有3万元，该车是翁雄彬卖出去的，翁雄彬要拿回来。另外6万元是林某和洪舒琳进行合作的，所以该款项就转到朱隆珍那边。该车款林某本来就不打算给翁雄彬的，所以翁雄彬就把这笔款项扣下来。 翁雄彬的委托代理人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真实性部分予以确认，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洪舒琳与翁雄彬共同合作经营二手车，并且以洪舒琳的名义对外承租展厅，并对展厅进行装修和经营，同时证人证言也证明朱隆珍的账户有用于账务往来，证人所述是翁雄彬要购买二手车进行付款是不属实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林某、翁雄彬以及洪舒琳实际上是有合作经营二手车的，证人证言表明有通过朱隆珍的账户进行走账。 2020年9月29日庭审中，本院就第三人洪舒琳提交的书面说明书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 朱隆珍的委托代理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该说明书能够证明本案讼争的借款系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事实，与第三人洪舒琳不存在任何关系。 翁雄彬质证称，对该份说明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确认，对证明对象也不予确认，该说明书是否系洪舒琳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落款说明人洪舒琳姓名是否其亲笔书写也无法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该份说明书未体现证据的来源，合法性不予确认；该份说明书载明的内容并非事实，因洪舒琳与朱隆珍系男女朋友关系，且朱隆珍也自认与第三人洪舒琳已生育一名小孩。据翁雄彬了解，洪舒琳近期并非在外地，所以第三人以其在外地为由拒不到庭是为了回避法庭以及双方当事人询问，通过前次庭审，证人的陈述可以看出翁雄彬与第三人洪舒琳之间是存在合作经营的，该份说明书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应采信。 2020年9月29日庭审中，翁雄彬当庭向本院提交账单详情1份，证明翁雄彬于2017年3月20日通过支付宝账户向朱隆珍转账1万元；并证明第三人洪舒琳借用朱隆珍的账户，要求翁雄彬转账给朱隆珍，这是第三人洪舒琳与翁雄彬合作期间的往来款项。 朱隆珍的委托代理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款项是发生在2017年3月20日，是在本案讼争的借款之前，该款项与本案讼争的款项无任何关联性。 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本院一并认证如下： 一、对朱隆珍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朱隆珍向本院提供的证据2-光盘及录音文本，仅能证明朱隆珍以催讨借款为名去找翁雄彬以及双方的谈话内容，但不能证明翁雄彬确认其有向朱隆珍借到讼争款项。证据3-林某与丁凯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案外人林某与丁凯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而且朱隆珍提供的证据第10页3.5万元的转账，载明收款人为翁雄彬，但没有载明付款人为何人，故本院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的（2018）闽02民终4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虽判决“铁山经济合作社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的《厦门市灌口镇铁山综合楼房屋租赁合同》于2017年9月26日解除”，但不能证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丧失对铁山里311-315房产的租赁权。证据5-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朱隆珍与翁雄彬双方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7日止的资金往来，其中：朱隆珍转账给翁雄彬计6笔金额计23.2万元，翁雄彬转账给朱隆珍计5笔金额计9.5万元。但证据5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朱隆珍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7日向翁雄彬转账的两笔款项即3万元和10万元系朱隆珍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证据6-报警回执，翁雄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质证称该证据不能表明双方的账务往来就是翁雄彬向朱隆珍的借款。本院对证据6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2张，可以证明朱隆珍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7日向翁雄彬转账3万元和10万元，如上分析，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该两笔款项系朱隆珍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 二、对翁雄彬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翁雄彬提供的证据1-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支付宝转账截图，其中：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载明朱隆珍与翁雄彬双方相互转账计10笔，少了1笔即2018年8月27日朱隆珍转账给翁雄彬10万元，故双方之间的转账应以朱隆珍提供的证据5为准；2017年3月20日翁雄彬通过支付宝账户转账给朱隆珍计5笔合计金额为5万元（每笔均为1万元），加上2020年9月29日庭审中翁雄彬当庭向本院提交账单详情1份，证明翁雄彬于2017年3月20日通过支付宝账户向朱隆珍转账另1笔款项金额为1万元，以上合计6万元，朱隆珍质证称其有收到该6万元。本院对支付宝转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2-《租赁合同》，结合翁雄彬在庭审中的陈述、朱隆珍在庭审中关于“他们就在2017年2月份开始说要合伙做，7月份就展厅就关闭了。”的陈述以及证人林某的证言“洪舒琳和翁雄彬原先有合作经营二手车。”“当时他们的租金都没有交，有实际开房经营三四个月，在诉讼过程中店面已经停止经营。”可以证明该《租赁合同》所指租赁的场地曾经是洪舒琳与翁雄彬共同经营二手车的经营场地。证据3-微信朋友圈截图、视频光盘，朱隆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朱隆珍和洪舒琳于2017年1月31日举行订婚仪式的事实。证据4-裁判文书打印件7份，朱隆珍对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称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文书的内容以及事后洪舒琳是否有偿还款项，朱隆珍并不清楚。7份裁判文书包括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洪舒琳或作为被告、或作为被执行人，裁判文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至2018年12月10日不等。本院对证据4裁判文书7份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三、对说明人为“洪舒琳”提交的说明书认证如下：翁雄彬质证称，对该份说明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确认，对证明对象也不予确认。在本案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为查明事实，本院依法通知洪舒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但第三人洪舒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洪舒琳仅向本院邮寄上述说明书。本院认为，该说明书是否系洪舒琳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落款说明人洪舒琳姓名是否其亲笔书写也无法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说明书载明的“洪舒琳与翁雄彬从来没有合作经营车行”，此陈述与证人林某的证言和朱隆珍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亦不符，故本院对说明人为“洪舒琳”提交的说明书不予采信。 四、对证人林某证言认证如下：证人林某称，“洪舒琳和翁雄彬原先有合作经营二手车。”“当时他们的租金都没有交，有实际开房经营三四个月，在诉讼过程中店面已经停止经营。”林某作为朱隆珍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作出对朱隆珍不利的证言，其可信度更高。结合朱隆珍在庭审中关于“他们就在2017年2月份开始说要合伙做，7月份就展厅就关闭了。”的陈述，故本院对林某此节证言予以采信。对林某所称的，2018年9月翁雄彬要转款6万元给林某，因林某有诉讼案件，账户不能用，林某就让朱隆珍帮其代收该车款6万元。但翁雄彬对此予以否认。结合朱隆珍提供的证据5-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记载，2018年9月21日，翁雄彬作为付款人于同日分2笔转账给朱隆珍5万元和1万元。林某的此节证言不足以证实其拟证明的事实，故本院对林某的此节证言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讼争的13万元，是翁雄彬向朱隆珍所借的款项？或是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 朱隆珍认为，朱隆珍与翁雄彬的资金往来包括支付宝转账，均是借款和还款，并非其他经济往来。本案讼争的13万元，是翁雄彬向朱隆珍所借的款项，朱隆珍之所以没有要求翁雄彬出具借条，是因为朱隆珍与翁雄彬的关系很好，朱隆珍对翁雄彬很信任，翁雄彬就像其亲弟弟一样。 翁雄彬认为，一、朱隆珍和翁雄彬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借款合意。朱隆珍主张翁雄彬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别向其借款3万元和10万元，但朱隆珍无法提供翁雄彬签署的借条、借据等借款凭证，连证明翁雄彬向其借款的短信、微信等形式的聊天记录也无法提供。此外，案涉两笔款项对应的转账凭证也未注明系借款，故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无法证明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朱隆珍与翁雄彬之间存在诸多资金往来，朱隆珍单独将其中两笔款项割裂出来，并认为该两笔转账系借款，不符合常理。二、朱隆珍和翁雄彬之间的资金往来包括案涉款项是翁雄彬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合伙经营二手车业务时产生的往来款。翁雄彬与洪舒琳合伙经营二手车期间，存在需要相互支付款项的情形。根据已公开的裁判文书显示，因洪舒琳未及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归还信用卡借款，银行对洪舒琳提起了诉讼。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银行对洪舒琳申请了强制执行，直至2018年12月洪舒琳仍未偿还对银行的债务。洪舒琳为规避被法院强制执行，一直使用朱隆珍的银行账户与翁雄彬进行账务往来。综上，朱隆珍未举证证明与翁雄彬存在借贷合意，在翁雄彬已初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系其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之间的经营往来款项的情形下，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朱隆珍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 洪舒琳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落款说明人为“洪舒琳”向本院提交说明书1份，主要内容：洪舒琳与翁雄彬从来没有合作经营车行的事实；其次，翁雄彬与朱隆珍之间的银行流水同洪舒琳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洪舒琳没有用过朱隆珍的账户收取翁雄彬的钱，也没有向翁雄彬承诺过会代其偿还借款。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翁雄彬没有出具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交由朱隆珍收执，朱隆珍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翁雄彬对此提出抗辩，认为朱隆珍和翁雄彬之间的资金往来包括案涉款项是翁雄彬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合伙经营二手车业务时产生的往来款，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落款说明人为“洪舒琳”在其说明书中称，洪舒琳与翁雄彬从来没有合作经营车行，此陈述与证人林某的证言和朱隆珍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均不符。根据上述规定，朱隆珍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朱隆珍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确系其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综合全案证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案涉两笔款项系朱隆珍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故本院依法认定，案涉款项13万元并非翁雄彬向朱隆珍所借的款项，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 本院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如下： 朱隆珍与翁雄彬系朋友关系。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7日止，双方之间相互通过银行转账计11笔，其中：朱隆珍转账给翁雄彬计6笔金额计23.2万元，分别为：2017年1月24日转账7.5万元，2017年5月27日转账0.5万元，2017年7月10日转账0.2万元，2017年8月17日转账3万元，2017年9月11日转账2万元，2018年8月27日10万元；翁雄彬转账给朱隆珍计5笔金额计9.5万元，分别为：2017年6月13日转账0.5万元，2017年9月12日转账2万元，2018年9月21日转账2笔即5万元和1万元，2018年11月27日转账1万元。2017年3月20日，翁雄彬通过支付宝账户向朱隆珍转账计6笔金额计6万元（每笔均为1万元）。 经查，朱隆珍和洪舒琳于2017年1月31日举行订婚仪式。又查明，洪舒琳与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租赁合同，洪舒琳向厦门市联杰汽配有限公司租赁场地作生产经营之用，租赁期限3年。翁雄彬与洪舒琳曾经在该租赁场地共同经营二手车买卖。 另查明，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至2018年12月10日不等的裁判文书包括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表明，洪舒琳或作为被告、或作为被执行人，在厦门区域有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8）闽0203执恢1430号和（2018）闽0203执恢1431号两份执行裁定书均载明：“本院通过全国、福建、厦门三套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存款……”“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对其适用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公布”。 2020年4月28日，朱隆珍以其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7日转账给翁雄彬3万元和10万元系其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为由，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隆珍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翁雄彬对此提出抗辩，认为朱隆珍和翁雄彬之间的资金往来包括案涉款项是翁雄彬与朱隆珍的未婚夫洪舒琳合伙经营二手车业务时产生的往来款，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上述规定，朱隆珍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朱隆珍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确系其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综合全案证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案涉两笔款项系朱隆珍出借给翁雄彬的款项，故对朱隆珍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洪舒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朱隆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朱隆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田中 人民陪审员  刘怀红 人民陪审员  梁梅春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江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