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9民申1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长军，男，197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虹，宁阳民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现武，男，196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国，山东泰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允峰，宁阳民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马长军因与被申请人李现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09民终2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现武申请再审称，（一）原审程序违法。二审诉前调解时马长军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二）马长军与李现武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审理李现武的诉讼请求，马长军主张的雇佣关系成立与否不影响买卖关系的不成立。1.马长军与李现武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必要要件是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马长军与李现武养鸭子的流程能够证实马长军始终没有所有权和处分权，李现武始终没有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马长军。李现武提供的证据，马长军在“经办人”处签字的鸭苗、饲料、药品等生产资料的单证，不是买卖合同，是公司或李现武派遣的负责运送鸭苗、饲料、药品的人向李现武报账的依据。一审认定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本案审理的是李现武的诉讼请求，马长军主张的雇佣关系成立与否不影响买卖关系的不成立。马长军在养殖活动中始终没有独立交易的权利，向李现武提供的是劳动力，交付的是劳动成果。双方口头约定按公司回收鸭子的只数偿付劳动报酬，每只1元左右。根据双方认可的养殖流程相同的周志强的情况看，李现武与周志强约定的是“每只鸭支付3-4元养殖费用”，可以佐证马长军与李现武约定的真实存在。那么马长军与李现武的法律关系是雇佣或者是委托关系，但绝非买卖关系。由于双方没有书面合同，两年多，马长军为李现武饲养了约40万只鸭子，期间，李现武除借给马长军6万元生活费外，一直拒绝与马长军结算，造成马长军主张权利障碍，其后果不过是导致马长军无法追索劳动报酬，总不至于起到证明双方买卖关系成立的法律后果。（三）原审判决机械认为“马长军已经收到李现武饲料、药品、鸭苗等，理应支付相应款项”，而忽略了饲料、药品、鸭苗等转化成鸭子，全部由李现武出卖收款的事实。导致李现武不当得利。李现武主张的饲料、药品喂鸭苗了，鸭苗经过马长军饲养长成可出售的成品鸭子了，鸭子让食品公司回收了，鸭子款由李现武收取了，鸭子款中包含鸭苗、饲料、药品款，一审判令马长军人再行支付，明显支持李现武不当得利。（四）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李现武是鸭苗、饲料、药品的终端使用者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中间销售者。食品公司依据与李现武的合同直接将鸭苗、药品送到马长军管理的鸭棚，提供技术、用药指导。数量和价款依据的是与李现武的养殖合同而不是马长军与李现武之间的约定。李现武没有鸭苗孵化基地不具备供应鸭苗的能力，药品是专营产品，李现武没有经营资质只能购买和使用药品而不能出售。所以认定马长军在李现武处购买鸭苗、药品即无事实根据又违法。2.回收成品鸭子的是与李现武存在合同关系的公司而非李现武。对回收鸭子的价格、数量、付款情况等交易内容，马长军没核定的权利，有时李现武联系公司拉鸭子，马长军根本不知道、不在场（比如一审查明的2019年6月26日至8月11日公司回收的总价272589元的鸭子，马长军这期间正在住院，不知情）。对鸭子的回收交易是李现武与公司直接一次性独立完成的，没有发生过马长军与李现武之间的称重、清点数量、计算价款等内容的二次交易过程。3.不存在两个契约养殖合同。养殖合同是食品(畜离)公司提供畜禽种苗、饲料、疫苗，进行饲养技术指导，养殖户提供场地、人工等并由公司回收的合同。原审已认定李现武以其儿子及其他亲属的名义与食品公司形成了养殖合同。李现武是养殖合同的终端养殖户而不是中间商。马长军作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为李现武养鸭，依据和履行的是李现武与食品公司的合同，马长军和李现武之间没有产生契约养殖合同。4.原审支持李现武“扣除鸭苗款等费用后，结余为被告的收益”的结算方式，显失公平。在养鸭的整个流程中，从签订养殖合同到购买鸭苗、药品、饲料，再到回收鸭子，直至收付款，都是李现武及其近亲属操控，马长军对其中的价款、数量、结算方式等交易内容一无所知，按照李现武的结算方式与马长军结算，根本不可能有结余。5.原审认定马长军购买了李现武的鸭棚，而鸭棚始终是李现武在使用。马长军离开后李现武至今仍然使用。再审审查期间马长军提交新证据，录像两段，内容是马长军与李现武雇佣工人的对话，证明涉案双方存在雇佣关系而非买卖关系。（五）李现武要求马长军支付未转移所有权标的物的价款，没有法律依据。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出卖人没有尽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也没有义务支付价款。李现武没有尽转移鸭苗、饲料、药品等标的物所有权给马长军的义务，就没有取得标的物价款的权利。马长军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也就没有支付标的物价款的义务。马长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李现武提交意见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判决已经查实，双方合作进行肉鸭养殖流程为：以李现武的名义与相关养殖公司签订契约养殖合同，李现武先垫资向养殖公司支付鸭苗款、合同药款后，再向马长军提供鸭苗、合同药，由马长军管理养殖肉鸭，养殖期间需要的饲料、药品等均由李现武支付货款后，再提供给马长军。肉鸭养成后由与李现武签订合同的养殖公司回收，成品肉鸭款支付给李现武，李现武扣除先前垫付的鸭苗款、合同药款、饲料款、药品款等费用后，剩余款全部支付给马长军。对于鸭苗、饲料、药品等物品，李现武已经转移占有于马长军。李现武收取成品肉鸭销售价款是由于肉鸭养殖费用由李现武先行垫支。故鸭苗、饲料、药品等物品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马长军主张，李现武与马长军之间肉鸭养殖的法律关系，与马长军递交的原一审法院生效的（2019）鲁0921刑初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李现武与周志强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致。该刑事判决书和原审法院生效的（2018）鲁0921民初3958号民事判决书，一致认定李现武与周志强之间肉鸭养殖关系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马长军主张为雇佣关系错误。从养殖设施权属上。马长军以借款的形式购买到李现武已建好的养鸭棚二个，另外马长军出资建造了养鸭人员使用的房屋四间、养鸭用水塔一个、养鸭自动上料机以及工具等，均属于马长军的个人财产，而不属于李现武的财产。养鸭用电线路以及电费，是由马长军购买安装及出资支付的，与李现武无关。从肉鸭养殖过程上。何时上鸭苗、由谁来饲养等养殖的全过程，由马长军自主决定，而不是由李现武来决定。李现武从来没有向马长军许诺支付劳动报酬，马长军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现武向其许诺或支付过劳动报酬。马长军的收益是在成品鸭销售价款扣除李现武先前垫付的款项后的结余。双方之间各自独立核算盈亏，独立承担风险，相互之间不承担盈亏及风险。即双方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的事实清楚。（三）二审程序合法。马长军认为二审没有开庭审理，程序违法是错误的。原二审组成合议庭后，经过阅卷，当事人均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并于2020年6月10日上午9时调查和询问了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据此二审程序合法。针对马长军提交的新证据，李现武认可录像中显示的两人是其雇佣的人员，涉案双方关系解除后鸭棚由李现武自己经营使用，雇佣相关人员进行养殖，该行为与涉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没有关联性。李现武请求法院驳回马长军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马长军与李现武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马长军亦无证据证实马长军是受李现武雇佣，一二审根据当事人的举证、陈述，以及涉案养殖肉鸭的场所也以借款形式由双方约定出卖给马长军的事实，对双方之间的肉鸭养殖操作流程及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认定，并无不妥。马长军收到李现武交付的饲料、药品、鸭苗等，应支付相应货款，一二审判令马长军向李现武承担相应货款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马长军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录像资料反映的情况是二审判决作出后鸭棚由李现武雇佣相关人员进行养殖的情况，该证据并未直接涉及双方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对于二审程序，经审查，二审根据本案案情适用速裁程序，由主审法官组织调查，双方对此也均无异议，二审程序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综上，马长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马长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郑成国 审判员  尹衍春 审判员  冯小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徐元强 书记员王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