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7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体均，男，197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永会，女，197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附**臣功新天地**。法定代表人：韩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科虎，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周建平，男，195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张瑛，女，196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凤凰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周建贵。原审被告：周建贵，男，196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史彬，女，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世英，女，194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上诉人袁体均、胡永会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乌当农商行）及原审被告周建平、张瑛、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体均、胡永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12民初278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应当驳回贵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贵州乌当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体不适格，且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应当驳回贵州乌当农商行起诉。1、本案实际上是由案外人张梅、周建贵、周凯以建立“资金池”的形式，利用太慈桥汽配城商户的名义向银行借款，借款当日，相关款项及银行卡借款人均未得到，而最终的款项均流入张梅等人手里，本案无论从贷款行为、贷款目的、资金用途等均非贷款合同约定，并且贷款的资料也可能涉嫌伪造，故本案理应属于刑事案件侦查范围，且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以及相关犯罪事实已经由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且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贵阳中院等相关裁定书中均对上述事实予以载明，并驳回了相关起诉；但一审法院却对于本案涉嫌的刑事犯罪事实置若罔闻，并未查清本案的相关案件事实，仅仅依据《个人借款合同》等证据就断然认定袁体均、胡永会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是错误的。2、本案涉及的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矿山支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涉案人员多，金额特别巨大，在一审法院的诉讼也已达30多起，且本案不排除贵州乌当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是否尽到合理审查借款等相关材料的义务，以及是否有相关人员参与了相关犯罪行为。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印章及相关合同均加盖野鸭支行印章，野鸭支行应当依法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内部的管理规定不能对抗法律规定，故本案贵州乌当农商行的诉讼主体不适格。4、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贵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贵州乌当农商行辩称：一、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法律事实清楚，袁体均、胡永会的上诉于法无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首先，本案一审时，袁体均、胡永会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通知书、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裁定书，拟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但经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至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调查核实，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调查的案件系2018年因案外人杨建国等人向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称周建贵及其妻子张梅等人伪造贷款资料骗取贵阳农商银行矿山支行的贷款，涉嫌骗取贷款罪，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侦查的案件仅涉及贵阳农商行矿山支行的贷款，与本案无关。其次，针对袁体均、胡永会二审提交的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的《立案告知书》，并不能证明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涉嫌骗取的是本案被上诉贵州乌当农商行的贷款，即该告知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另外，本案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对案涉《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案借款的事实和担保的事实是真实存在且不存争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即使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侦查的犯罪线索与本案有牵连，但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应影响本案的审理。同时，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并非本案当事人，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即使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涉嫌骗取贷款，也不影响贵州乌当农商行请求周建贵、张梅、周凯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和连带担保责任。最后，本案并非个案，从整个过程来看，该等案件贷款的过程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至于该等借款人在取得借款后使用资金的过程是否涉及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二、本案贵州乌当农商行主体资格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作为贵州乌当农商行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即贵州乌当农商行承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贵州乌当农商行承担了分支机构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享有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故贵州乌当农商行的主体资格适格。史彬述称，其同意袁体均、胡永会的上诉意见。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于世英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材料。贵州乌当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袁体均、胡永会立即向贵州乌当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98146.44元、利息77652.6元、罚息425713.02元、复利61082.39元，共计人民币2362594.75元(暂算至2019年6月4日，以后应付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二、依法判令袁体均、胡永会向贵州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并支付贵州乌当农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人民币76177.84元；三、依法判令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依法判令贵州乌当农商行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查询费、执行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等费用由袁体均、胡永会、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6日，周建平、张瑛与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野鸭信用社（简称野鸭信用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周建平、张瑛自愿为债务人袁体均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在债权人野鸭信用社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信用社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在该期间内的任一时点和最高余额内，债务人可申请循环使用上述信贷资金、银行信用，每笔业务的起始日、到期日、利率及金额以主合同的借款凭证或相关债权凭证为准，且野鸭信用社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无须逐笔办理保证担保手续；周建平、张瑛为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袁体均在前述期间内的任一时点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是否超过前述期间。合同还约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以及该信用社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在2015年9月16日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内，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袁体均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周建平、张瑛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内野鸭信用社对债务人袁体均的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袁体均就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或延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或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期间，野鸭信用社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该信用社有权要求周建平、张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鸿图兴和公司与野鸭信用社亦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鸿图兴和公司自愿为债务人袁体均、胡永会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在债权人野鸭信用社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信用社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内容均与周建平、张瑛及野鸭信用社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另查明，2016年12月15日，鸿图兴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公司自愿为袁体均在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办理的贷款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整、期限二年提供保证担保，《股东会决议》中还载明公司股东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及法定代表人周建贵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月16日，袁体均、胡永会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6121500034），约定袁体均、胡永会向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2000000元用于购买汽车配件，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1月21日，实际放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月利率为7.613‰。合同还约定，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在合同载明利率基础上加收50%，如袁体均、胡永会不能按时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合同项下的贷款按季结息，到期还本，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如借款本金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最高额外保证。对于袁体均、胡永会的违约责任，合同约定，袁体均、胡永会出现了未完全适当地遵守或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承诺、保证、义务或责任及未按期归还债务本息等违约情形，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停止贷款资金的发放和支付，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袁体均、胡永会立即偿还合同项下的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及费用，借款到期前，对袁体均、胡永会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对袁体均、胡永会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借款逾期是指袁体均、胡永会未按期清偿或者超过合同约定的分次还款计划期限归还借款的行为），并要求袁体均、胡永会按借款本金的5‰支付违约金。还查明，2016年12月29日，野鸭信用社向袁体均、胡永会发放了贷款2000000元，袁体均、胡永会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借据中签名并捺印，借款借据还载明借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9日，到期日为2017年11月21日，借款年利率为9.1356%，还款计划为按季结息、一次还本。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袁体均、胡永会未按约定还款，其二人仅于2017年7月4日支付野鸭信用社利息88310.80元及复利1457.44元，2019年5月27日偿还了借款本金201853.56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袁体均、胡永会仍未将贷款本息结清，截至2019年6月4日，二人尚有借款本金1798146.44元、借期内利息77652.60元及复利61082.39元、罚息425713.02元未支付给野鸭信用社，同时，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亦未按约定履行保证责任。还查明，2015年9月23日，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经核准后，将名称变更为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5日，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将名称变更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野鸭信用社亦相应将名称变更为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一审法院认为，野鸭支行是贵州乌当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野鸭支行从事商业贷款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法人单位贵州乌当农商行承担；基于民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贵州乌当农商行承担了其分支机构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享有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因此，贵州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案涉贷款债权，主体资格适格。本案中，贵州乌当农商行与袁体均、胡永会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周建平、张瑛及鸿图兴和公司分别与贵州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均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贵州乌当农商行已按约向袁体均、胡永会发放了贷款2000000元，袁体均、胡永会理应按照约定期限向贵州乌当农商行付息还本，但借款后，袁体均、胡永会未能按约定期限支付全部利息，也未按照还款计划归还借款本金，且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仍未将借款本息结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因本案已查明袁体均、胡永会尚有借款本金1798146.44元未偿还给贵州乌当农商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贵州乌当农商行诉请袁体均、胡永会偿还借款本金1798146.44元于法依据，予以支持。关于贵州乌当农商行诉请袁体均、胡永会支付利息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贵州乌当农商行诉请袁体均、胡永会支付借款利息于法有据，其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短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按贷款合同签定日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计息。贷款合同期内，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短期贷款按季结息的，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按月结息的，每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具体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第二十五条“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对贷款逾期或挪用期间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季（短期贷款也可按月）计收复利。如同一笔贷款既逾期又挤占挪用，应择其重，不能并处。”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逾期偿还借款，除了要支付借款期限内应付而未付的利息之外，还应当支付复利及逾期罚息，但复利的计算基数为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对于本案罚息利率，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逾期后，罚息月利率为在合同约定利率7.613‰基础上加收50%，该上浮比例符合前述规定，故罚息月利率为11.4195‰[即7.613‰×（1+50%）]，该计算标准未超过年利率24%，予以采纳。审理中，一审法院已查明截至2019年6月4日，袁体均、胡永会除借款本金1798146.44元未归还外，尚有借期内利息77652.60元及复利61082.39元、罚息425713.02元未支付，因双方对利息、复利、罚息的支付和计算标准有明确约定，故贵州乌当农商行诉请袁体均、胡永会支付借期内利息77652.60元、复利61082.39元及截至该日的罚息425713.02元，予以支持。至于2019年6月5日起的罚息，则应以借款本金1798146.44元为计算基数，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至该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复利，因贵州乌当农商行与袁体均、胡永会之间并未明确约定罚息纳入复利的计算范围，故2019年6月5日起的复利应以借期内的欠息77652.60元为计算基数，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至该欠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贵州乌当农商行诉请袁体均、胡永会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请求。因本案系因袁体均、胡永会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构成违约所致，而《个人借款合同》中对袁体均、胡永会支付违约金的情形及支付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故二人应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标准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贵州乌当农商行要求袁体均、胡永会支付违约金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案中，因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袁体均、胡永会应支付的违约金为2000000×5‰=10000元，对此予以支持。对于贵州乌当农商行诉请袁体均、胡永会承担其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76177.84元的请求。因贵州乌当农商行在庭审中未举证证实该项费用已经实际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周建平及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分别与贵州乌当农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袁体均、胡永会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在债权人乌当农商行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银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虽然《个人借款合同》晚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但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且从业务类型、金额等方面看，均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因此，案涉债务本息等均属于周建平、张瑛及鸿图兴和公司与贵州乌当农商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贵州乌当农商行的案涉债权已经确定，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担保范围明确，乌当农商行案涉债权尚处于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期间内，而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之间对保证份额并未进行明确约定，故周建平、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均应对袁体均、胡永会的案涉债务本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均系鸿图兴和公司的股东，在该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中，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均作为股东签名并捺印，均向贵州乌当农商行承诺对债务人袁体均在乌当农商行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周建贵、史彬、于世英虽未与贵州乌当农商行单独签订《保证合同》，但均已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表示愿意为袁体均在该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股东会决议》已提交给贵州乌当农商行，贵州乌当农商行接受且未提出异议，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同意为袁体均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股东会决议》没有对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保证承诺附有以签订《保证合同》为生效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在《股东会决议》中作出的连带保证责任承诺的内容具有担保性质，即使担保关系双方当事人未单独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只要当事人在有效载体上作出愿意为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担保关系即已成立，故应认定贵州乌当农商行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已经达成合意，担保关系成立。对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的保证期间问题，《股东会决议》载明鸿图兴和公司为袁体均在贵州乌当农商行办理的贷款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整、期限二年提供保证担保，而鸿图兴和公司、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鸿图兴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是每笔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周建贵、于世英、史彬作为鸿图兴和公司的股东，实质是在《股东会决议》载明的鸿图兴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加大担保力度，承担保证责任，三人在《股东会决议》中承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与鸿图兴和公司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一致，且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次日，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股东会决议》中“期限二年”应当理解为单笔贷款的保证期间为二年。袁体均案涉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7年11月21日，贵州乌当农商行于2019年7月10日起诉尚在保证期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周建贵、于世英、史彬应对袁体均的案涉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周建贵的答辩意见。就本案来看，贵州乌当农商行的贷款过程以及贷款发放的事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债务人袁体均、胡永会在取得银行贷款之后其使用资金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案涉贷款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因此，周建贵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贷款存在刑事犯罪的嫌疑，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袁体均、胡永会、张瑛、鸿图兴和公司、史彬、于世英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袁体均、胡永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798146.44元，并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6月4日的利息为77652.60元、复利为61082.39元、罚息为425713.02元；其后的罚息以借款本金1798146.44元为计算基数并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支付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复利以借期内的欠息77652.60元为计算基数并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至该欠息清偿之日止）；二、被告袁体均、胡永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元；三、被告周建平、张瑛、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90元，由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21元，被告袁体均、胡永会、周建平、张瑛、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连带负担2556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袁体均、胡永会、周建平、张瑛、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连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袁体均、胡永会向本院提交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该《立案告知书》部分内容载明：“袁德志等人：观山湖区贵州鸿图兴合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现立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侦查，特此告知。”欲证明该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采用先刑后民的原则。经质证，贵州乌当农商行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即便观山湖公安分局已经立案，但不应该影响本案的审理，同时本案贵州乌当农商行作为受害人，与其他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不违法，袁体均、胡永会及原审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判定相关被告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史彬称其认可袁体均、胡永会提交的该份证据。另查明，二审中，袁体均、胡永会、史彬均称涉案的《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系本人签订，且对原判认定的未偿还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均无异议，袁体均、胡永会并称涉案借款确实也是打在其银行卡上，但称未使用过该借款。而贵州乌当农商行称每个贷款项目的审核标准不一样，没有固定的规定，但本案借款人贷款时及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时都提交了完备的手续，并且都是本人面签的，贵州乌当农商行将涉案借款根据合同约定发放在借款人的卡上，对于放款之后的用途并不清楚，且袁体均、胡永会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为从《立案告知书》来看，鸿图兴和公司涉嫌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果与本案有关的话，涉嫌的罪名应该是骗取贷款或者贷款诈骗罪，因此即使贷款存在问题也是贷款之后的用途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本案中，贵州乌当农商行基于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袁体均、胡永会的借款合同关系向袁体均、胡永会主张相应合同权利，袁体均、胡永会则提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驳回贵州乌当农商行起诉的上诉请求。经查，袁体均、胡永会提交的《立案告知书》并未明确提及与本案借款有关的内容，且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与袁体均、胡永会并非同一主体，其所称案件目前尚未形成任何定案结论，公安机关亦并未对袁体均、胡永会立案侦查，即使袁体均、胡永会为有关刑事案中的受害人，也并不影响贵州乌当农商行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另，袁体均、胡永会对其与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借款合同签订后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亦依约发放了贷款，该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即袁体均、胡永会应当履行其还款付息义务。故袁体均、胡永会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虽然贵州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系基于法人即贵州乌当农商行的授权，其属于贵州乌当农商行的组成部分，贵州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故袁体均、胡永会关于贵州乌当农商行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另，因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数额及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均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于原判上述处理均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袁体均、胡永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69元，由袁体均、胡永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一多书记员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