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59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玲，女，汉族，1961年1月12日出生，住洛阳市涧**。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纯伟，河南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琳，河南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瑞，男，汉族，1981年7月10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亚丽，女，汉族，1985年11月6日出生，住洛阳市涧**。上诉人孙文玲因与被上诉人邱瑞、于亚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孙文玲于2017年12月12日向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豫0305民初5800号民事裁定。孙文玲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3民终300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豫0305民初5800号民事裁定，指令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豫0305民初3711号民事裁定。孙文玲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3民终128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豫0305民初3711号民事裁定，指令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6月24日做出（2019）豫0305民初2101号民事判决，孙文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文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豫0305民初210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本人邱瑞借孙文玲现金肆拾万元整借款期限2014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5日。如我本人无力偿还，愿用我和父母名下王府庄村改造安置房一百平方米住房偿还”，并由被上诉人邱瑞签字按指印，保证人邱瑞的父母及被上诉人于亚丽，见证人李某也分别签字。被上诉人邱瑞还给上诉人出具借款利率欠条，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0.8%，以上证据均可证明上诉人将款项转给邱瑞，邱瑞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被上诉人于亚丽作为证人在借条上签字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该条明确要求出借人应当提供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具体到本案，上诉人将款项转给邱瑞，邱瑞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被上诉人于亚丽作为证人在借条上签字确认。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认定上诉人与邱瑞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该笔借款的偿还责任。该笔借款虽然列在河南山川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川公司）的投资理财款，但邱瑞给上诉人出具借条视为债权债务的转移，并且己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既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从山川公司得到任何返还款，足以证明上述事实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于亚丽作为邱瑞的妻子对上述借款事实非常清楚，其在借条上的签字担保是合法有效的，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邱瑞辩称，1、孙文玲所诉的借款合同纠纷以答辩人急需资金周转为名向其借款，并不属实，该款并非答辩人个人借款，而是孙文玲本人在山川公司的投资理财款，该公司因涉及非法集资己于2014年11月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并由一审法院依法处理，答辩人也因此事受到了刑事处罚。2、孙文玲所诉借款合同中所涉及的人民币40万元，其中有孙文玲本人的30万元投资理财款及其妹妹孙巧玲的10万元投资理财款。3、孙文玲所诉借款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2014年10月13日出具的40万元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均是在孙文玲及其亲属的威胁逼迫下所签署，并非本人自愿。4、孙文玲所诉借款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40万元虽然是打入答辩人名义所开的银行卡中，但该卡并非答辩人使用，而是山川公司的公用账户，该银行卡由山川公司财务人员保管，所涉资金答辩人并未使用。综上，答辩人认为此案与“山川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同一案件，应依法驳回孙文玲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于亚丽辩称，答辩人是糊里糊涂被胁迫做的担保人，孙文玲在答辩人公司存这笔款的时候答辩人不知道，也未告知答辩人。答辩人是自始至终不知道他们之间与山川公司有资金来往。仅知道2014年邱瑞所在公司出现问题后，邱瑞被拘留，然后孙文玲带着他的家人及朋友到答辩人家，胁迫答辩人签字。担保人不仅是答辩人一人所签，答辩人的婆婆、公公都签了，答辩人公公的签字是由答辩人婆婆代签的。所以答辩人及公婆当时签担保人并不是自愿的，答辩人也并没有见到实际的资金。孙文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00000元及利息；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邱瑞系山川公司股东,2013年3月至8月期间,原告孙文玲及其妹妹孙巧玲向山川公司投资理财,共计5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8%。山川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合同及借据。原告孙文玲及其妹妹孙巧玲通过网上银行将50万元转入被告邱瑞的银行账户。期间孙巧玲退了10万元，二人剩余理财款40万元。山川公司通过被告邱瑞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利息。2014年12月18日，被告邱瑞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2017年5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涧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邱瑞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该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被告邱瑞向法庭提交了《山川源公司吸收群众理财统计表》一份，欲证明原告所诉借款属于其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涉案款项。2014年10月13日，被告邱瑞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本人邱瑞（身份证号：），今借孙文玲（身份证号：）现金肆拾万元整（￥：400000.00元整），借款期限2014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15日。如我本人无力偿还，愿用我和父母名下王府庄村改造安置房一百平方米住房偿还。立此为据。借款人：邱瑞，保证人父亲：邱利民，母亲：耿爱琴，妻子：于亚丽，见证人：李某，2014年10月13日。”同日，被告邱瑞又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利率欠条》一份，载明：“邱瑞2014年10月15日所借孙文玲肆拾万元（￥：400000.00元整）月息按百分之零点八（0.8%）执行，2017年10月15日借款到期，本息共同偿还。签字：邱瑞，时间：2014.10.13，证明人：李某。”原告称被告邱瑞在案发后找到原告，将山川公司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收回，并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了上述《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原告的40万元投资理财款已转化为被告邱瑞的个人借款。被告邱瑞则称其是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了上述《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后双方因还款事宜协商未果，引发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诉40万元借款实为其向山川公司投资理财款，且在被告邱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已被认定为其犯罪数额的一部分，已有生效的（2015）涧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被告邱瑞于2014年10月13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系基于上述事实出具，借款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且被告邱瑞以此进行抗辩，并给出合理说明。故此，被告邱瑞于2014年10月13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未生效，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邱瑞偿还原告借款4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于亚丽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未生效，因此该《借条》及《借款利率欠条》对保证人于亚丽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孙文玲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文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2920元，由原告孙文玲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孙文玲上诉称其持有邱瑞的借条且向邱瑞转款，并称本案借款虽然列在山川公司的投资理财款中，但被上诉人邱瑞给上诉人出具借条视为债权债务的转移。孙文玲起诉时一直主张本案为邱瑞个人借款，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所诉的40万元借款实为其向山川公司投资理财款，且在邱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已被认定为其犯罪数额的一部分，已有生效的（2015）涧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予以确认，对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邱瑞虽出具借条，但借款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相关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该部分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上诉人称本案债权系因债权债务转移而取得，债权债务转移应系三方协议，孙文玲在上诉状中认可本案借款列在山川公司的投资理财款中，则山川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当在债权债务转移合同上签字认可，而从本案借条中无法认定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的相关意思表示，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观点，对其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孙文玲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孙文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艳审判员 李依芳审判员 王茂兵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陈兴治书记员金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