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3行终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宝玲，女，198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第一百中学北侧。法定代表人刘耘，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永丽。委托代理人王戬，天津和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宝玲因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0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24日，被告收到申请书。申请人申请被告给付2004-2015年度、2018年度吕景义、田宝华的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各14400元，及迟延支付利息各5616元。被告以信访案件受理。经由申请人所在社区及社区计生干部出具证明，证明吕宝玲为田宝华与吕景义1987年抱养子女。经调查，吕宝玲曾两次向便民服务专线电话提出诉求，陈述为“市民家中有领养的孩子”“领养子女家庭可以享受独生子女费，应该补发其父母双方的，女方之前15年与男方之前20年的独生子女费”。调查过程中，属地派出所出具函件，认为根据户口档案无法确定吕宝玲系生育或者收养。2019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进行调查，吕宝玲陈述其系吕景义和田宝华的亲生子女，在被告要求提交证据证明其“亲生子女”关系后，原告提交了户口本、书面证明等，除证明载明证人陈述吕宝玲为婚后生育外，其余证据仅能表明吕宝玲和吕景义、田宝华的亲属关系。调查期间，被告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延期答复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拒收。2019年12月5日，被告做出《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认为奖励扶助金应当先通过资格确认程序，且确认程序应当通过村民委员会和当地乡镇街人民政府提出，被告未收到2016年之前的申请材料，且其并无补发的职权，故不能发放2016年之前的奖励扶助金。且吕宝玲系抱养子女，其父母不符合领取奖励扶助金的领取条件，故亦不应补发。原告之父吕景义曾向村工作人员提出过享受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申请。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认为其申请书要求的是被告履行“补发”的职权，并非对之前其父提出申请不服提出的信访和重复处理行为。就2018年的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原告自认已经发放。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一审法院：1.撤销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的《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判令其履行法定职责；2.诉讼费用由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田宝华和吕景义的继承人，有权继受二人实体和程序上的权利，可以作为本案适格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因2018年的奖励扶助金已经发放，故对其要求发放2018年奖励扶助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提出履职申请，首先应当证明被告具有补发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职权，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具有补发的职权，且根据《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基本条件的政策性解释》等文件的规定，亦无补发的规定，故被告并无补发的职权。从实体上来说，上述方案和解释规定了资格确认、资金发放领取等程序，资格确认系发放奖励扶助的前提条件，且资格确认需要经过本人申请、村乡审核、区县确认、市级备案等程序，以确保名单的正确性，因原告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父母在2004-2015年已被确认符合领取条件，故其要求补发2004-2015年的奖励扶助，缺乏事实依据。而就其父母是否符合领取奖励扶金的条件的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父母生育过子女的事实，不符合领取奖励扶助的条件。原告要求给付奖励扶助金及利息，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宝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宝玲负担。上诉人吕宝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田宝华、吕景义符合领取奖励扶助金的条件，被上诉人所举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系抱养子女，并且即使上诉人是抱养子女，被上诉人自2016年向其父母发放奖励扶助金的行动也表明其认可二人符合领取条件；2.一审判决片面理解“补发”的法律性质，系适用法律错误，补发系基于被上诉人未能依法履职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被上诉人违法状态持续至今，后果不能由上诉人承担；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收养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视同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4.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诸如被上诉人不具有补发的职责、上诉人一方的家庭情况是否符合领取条件等事项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接申请后依法受理、调查，作出了答复并送达申请人，答复内容和程序均合法；2.因田宝华、吕景义婚后未生育子女，吕宝玲系该夫妇收养子女，故田宝华、吕景义不符合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发放条件；3.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发放须经过资格确认程序，需要符合条件的对象向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资格进行两级审核确认，再报至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并由该部门对拟奖励扶助对象再行审查后，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备案，但直至2016年，被上诉人从未从上诉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收到过田宝华、吕景义的申请材料，被上诉人亦不具有补发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职权；4.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合法，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发放是依申请启动的行政程序，申请人需要提供材料证明自己符合申领条件;5.关于被上诉人曾于2016年向田宝华、吕景义曾发放过扶助金的事实，系因上诉人所属居委会在当时出具了虚假证明材料，后经被上诉人审查发现即停止发放，且该居委会及经办人员已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吕宝玲系抱养子女，当时出具假证明系居委会工作人员考虑田宝华、吕景义生活困难，意图变相给予帮扶所致。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及计划生育主管职能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有权对上诉人的涉案申请进行处理。在确认申领资格方面，《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第二条规定奖励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四项基本条件，其中关于第（三）项“现有一个子女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规定，《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基本条件的政策性解释》第二条第（三）项第8目作如下解释：“奖励扶助对象不包括双方均未生育的夫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条件的政策性解释》第三条第（五）项亦规定，奖励扶助对象不包括双方均未生育的夫妻。故对于双方均未生育的夫妻，不符合奖励扶助金的领取条件。关于田宝华、吕景义是否生育过子女的事实，首先，奖励扶助金作为依申请发放的行政程序，申请人对其符合申领条件具有初步证明义务，尤其是在上诉人所属居委会作为资格认定的初审机关，否认田宝华、吕景义符合申领条件的情况下，田宝华、吕景义更应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符合申领条件；其次，被上诉人在本次行政调查程序中亦要求过上诉人吕宝玲提供关于亲子关系的证明材料，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作亲子鉴定加以佐证，上诉人仍未予配合；再次，上诉人吕宝玲曾在便民服务专线中有过“市民家中有领养的孩子”的表述，与其在本次行政调查程序中“吕宝玲是田宝华、吕景义夫妇的亲生子女”的表述相冲突；最后，被上诉人关于田宝华、吕景义未生育过子女的事实，亦提供了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居委会干部王玉梅出具的证明、便民服务专线受理群众诉求事项转办单等证据予以佐证。综合以上内容，上诉人若在本案中主张田宝华、吕景义生育过子女，需要承担更高的证明责任，其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应高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但上诉人在本案中关于此项待证事实，仅提供了居民户口簿一个证据，无法证明田宝华、吕景义符合奖励扶助金的申领条件。在行政程序方面，因奖励扶助金的发放系依申请启动的行政程序，资格确认系发放奖励扶助金的前提条件，且资格确认需要经过本人申请、村乡审核、区县确认、市级备案等程序。上诉人虽称其父在其年幼时提出过申请，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父母在2004-2015年已被确认符合领取条件，故其申领发放2004-2015年度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亦欠缺前置程序要件。因2018年的奖励扶助金已经发放，故对其要求发放2018年奖励扶助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吕宝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伟审判员 魏 欣审判员 闫树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邹欣蔚书记员王一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