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81民初3081号原告：瑞安市中国旅行社，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锦湖街道锦湖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145618602R。法定代表人：金苏敏。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月武,浙江联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龙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2MA285AYH88。法定代表人：黄晓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可,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志，男，198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原告瑞安市中国旅行社与被告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有家国旅）、余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后，于2020年5月26日、2020年7月3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20年7月9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1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月武、被告温州有家国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可三次开庭均有到庭，被告余志参加第二、三次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瑞安市中国旅行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温州有家国旅、余志支付原告接待旅游团款人民币71378元并赔偿经济损失（从2020年1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余志加盟温州有家国旅。2019年1月1日，原告和两被告签订一份《“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委托事项、合作方式、代理价格与销售方式、团费结算方式等内容。该协议书由被告余志签字、原告及被告温州有家国旅盖章。2019年7月27日至10月24日期间，两被告将共计64位游客交由原告接待出游。2019年11月21日，被告余志出具一份欠条交由原告收执，结欠原告接待旅游团款人民币共计71378元，并承诺于2020年1月20日前付清上述款项。现经原告催讨，两被告至今未付。温州有家国旅辩称：1.温州有家国旅未参与签订《“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也没有授权余志签订过该种类型的协议。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是约定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合作，该《协议书》明确确定了相关的对接和结算方式（在协议的第二条合作方式，第五条操作方式，第八条团款结算方式等），假如温州有家国旅知晓和授权余志签订该协议，双方的对接模式应当会按协议约定执行，不可能让余志私下对接。温州有家国旅现有正常业务均是双方确认对接和合同传真盖章确认的方式，自行对接显然更符合常理，也可以避免拖欠费用。2.根据余志陈述，该协议是其为了获得年终返利私下和原告所签订，原告对此是明知的，所以原告与余志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并且从未告知过温州有家国旅，温州有家国旅对此一直不知情。该协议存在与否和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的合作（包括余志上报给有家的业务）并不会发生变动和影响，仅对余志和原告私下合作产生影响。假如该协议温州有家国旅知晓，显然会有年终返利的产生，而实际却没有收到年终返利。3.即便余志于2019年7月10日将该笔业务告知温州有家国旅，但对于上述协议及其他业务往来，余志和原告从未告知过温州有家国旅。除了2019年7月16日通过温州有家国旅确认并支付了4260元外，其他均是余志个人与原告发生。显然，原告为了少缴纳费用，私下恶意与余志合作。所以，该协议即便成立，对温州有家国旅也没有法律效力。4.余志和原告、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在该协议之前即2018年就已经依照温州有家国旅和原告之间合作的模式开展业务了。经过余志和原告、被告之间的业务，温州有家国旅收取费用后单笔结清，均没有发生拖欠款项的行为。只要温州有家国旅知晓的业务，不管是门市部接待的业务还是公司自行接待的业务，均由温州有家国旅直接对接并支付费用，不存在总公司对总公司，门市部对门市部一说。涉案欠款是原告与余志之间私下合作业务产生并自行结算的，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温州有家国旅没有收取费用，也不知情。原告针对本案的欠款，一直向被告余志讨要，并要求余志个人出具欠条，从未要求温州有家国旅出具欠条，直至起诉时，温州有家国旅才知晓。5.温州有家国旅的业务来源就是基于门店招徕顾客，业务介绍的中介提成。余志私下与原告合作，并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原告作为从事该行业如此之久的经营主体，显然是知晓其私下和余志业务对接的性质，所以从未告知过温州有家国旅签署上述协议之事，在余志拖欠后也是直接与余志进行结算。原告私下与余志业务合作意在少向温州有家国旅交纳费用，违反行业规则，有违诚信原则。如果支持这种行为，无疑将助长旅游行业内的不诚信行为，与民事法律规定的诚实守信、公序良俗原则相违背。综上，请驳回原告对温州有家国旅的诉讼请求。被告余志辩称，其在担任温州有家国旅鳌江门市部负责人后开始与原告接触。涉案协议是应原告要求签订的，说年终有返利给余志，门市部没有签订合同的权利，原告也是知道的。余志私下对接，原告会给余志相应优惠，同时，余志不用向温州有家国旅交管理费，原告也不用向温州有家国旅交费用。比如涉案接待出游清单中2019年7月16日温州有家国旅交给原告的4260元，如果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的话，余志会返还原告4320元，所以有些单子会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直接交给原告接待出游并结算。除了原告提供的接待出游清单中涉及的6单外，在这之前也有部分单子交到温州有家国旅，部分单子直接交给原告。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的单子，温州有家国旅才知道，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的，温州有家国旅不清楚的。是否交给温州有家国旅由余志自行决定，余志也会跟原告协商。如果温州有家国旅发现门市部私下接单的话，会扣押金。但无论是否私下接单，对外均是以温州有家国旅的名义招徕游客。按正常流程，余志招徕游客并收取游客费用，与温州有家国旅联系，并在扣除佣金后，将游客交纳的费用交给温州有家国旅，由温州有家国旅联系原告，并做好确认件。最后温州有家国旅扣除返利后，再将旅游团款交给原告。余志之前也有欠原告的旅游团款，有时月结，有时半个月结一次，原告都没有向温州有家国旅要过。涉案6单接待出游没有明确与原告说明是余志个人业务，但按行规原告应该是知道的。涉案欠条是原告的员工“冬芳”打好给余志签字的，当时鳌江门市部已经注销，招牌都已经换成“上海旅游”，那天“冬芳”和“依依”让余志还钱，余志也承诺还钱，余志一直以为涉案欠款就是他个人所欠。如果原告认为余志系履行职务行为，余志不愿意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告代理人当庭补充陈述，原告一直与温州有家国旅存在合作关系，也有与温州有家国旅签订协议。通过温州有家国旅结算或通过余志个人结算，只是结算方式不同，余志作为鳌江门市部的负责人，进行结算或在欠条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协议书上的印章即使并非温州有家国旅盖的印章，也是温州有家国旅管理疏忽所致，分公司对外产生的责任仍应由法人承担责任，并不能说没有收取费用就不用承担责任。欠条出具后，主要向余志要，后向温州有家国旅要钱。原告职员陈依依当庭补充陈述，一般先跟余志沟通，如果交到温州有家国旅确认的话，也会与温州有家国旅沟通好。2019年11月21日当天，陈依依和“冬芳”向余志要钱，余志说目前没有钱，找他老婆挪挪看，后来拿不出来，她们等了一个下午，才让余志在欠条上签字。公司规定旅游团款一个星期内支付，余志之前也是有一点付一点。她当时没有让余志在欠条上盖门市部印章，“冬芳”有没有让余志盖门市部印章不清楚。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被告余志户籍信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余志基本情况；证据二，鳌江门市部工商登记信息，以证明涉案旅游团款发生于门市部存续期间；证据三，《“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以证明原告与温州有家国旅、余志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等事实；证据四，余志出具的欠条及游客接待清单，以证明温州有家国旅及被告余志尚欠原告旅游团款等事实；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余志催讨事实；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温州有家国旅于2019年7月10日确认涉案接待出游清单中载明的7月16日游客出游事宜），以证明温州有家国旅对被告余志将游客交由原告出团的事情是知晓的，温州有家国旅应承担偿还旅游团款的责任。被告温州有家国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七，微信聊天记录（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员工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微信聊天），以证明原告与温州有家国旅之间发生业务时有专门的微信沟通群和对接人员进行交流，而并非由余志沟通；证据八，确认单、传真件单，以证明原告与温州有家国旅发生业务时，温州有家国旅业务章的使用情况；证据九，微信聊天记录（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于2019年7月10日确认余志招徕的游客出游，于2019年8月23日支付旅游团款费用等情况），以证明原告私下与余志合作，如果余志未主动告知，温州有家国旅不知该业务情况，原告亦会私下与余志结算，以逃避应当支付给温州有家国旅的费用。被告余志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十，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及出团账目清单，以证明余志在签订“完美假期”协议前（担任鳌江门市部负责人期间），其与原告存在两种业务往来，一是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确认的业务，另是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确认的业务。涉案旅游团款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确认，是余志个人债务。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温州有家国旅对证据二鳌江门市部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鳌江门市部已经注销，经营范围载明余志为总公司招徕游客并提供咨询服务，余志无权签订合同；余志对该证据无异议。二、温州有家国旅认为证据三《“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系余志私下与原告签订，所盖印章并非温州有家国旅的印章；余志认为该协议上的门市部印章是收据章，签合同时与原告方讲过不代表温州有家国旅，当时原告方表示这只是形式。且一直以来原告都是与余志交涉，这协议只能证明余志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证据二、三载明的内容足以认定余志超越经营范围订立了该协议，协议双方系原告与鳌江门市部，余志认为其个人与原告签订协议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虽温州有家国旅对该协议上所盖的印章存疑，但既未提供反驳证据也未提供原始预留印鉴进行比对，故温州有家国旅的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三、温州有家国旅认为证据四欠条及游客接待清单其不清楚，无证据证明存在业务事实；认为证据五微信聊天内容显示原告向余志催讨欠款，与温州有家国旅无关。余志对证据五无异议，但认为证据四欠条的出具系其个人行为，并非代表鳌江门市部。认为如果是鳌江门市部欠旅游团款的话，就不会在欠条及游客接待清单中备注“鳌江小余”，而会备注“鳌江门市部”。游客接待清单中除了2019年7月16日4260元这批游客由余志交到温州有家国旅确认外，其他5批游客都是直接交与原告接待出游，没有经过温州有家国旅确认。故余志认为涉案旅游团款费用系其个人债务，与温州有家国旅无关。本院认为，余志对涉案欠条及接待出游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涉案旅游团款是否系余志个人债务在下文说理部分具体阐述。四、温州有家国旅对证据六微信聊天内容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私下与余志合作，并私下结算，目的在于少交纳一笔中介费用，原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温州有家国旅的合法权益，其私下与余志合作产生的债务不应由温州有家国旅承担；被告余志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与原告提供的接待出游清单中2019年7月16日旅游团款4260元相印证，能证明温州有家国旅对余志招徕的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五、原告认为证据七微信聊天记录（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员工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微信聊天）反映的是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与鳌江门市部的业务往来无关；对证据八温州有家国旅确认单与传真件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的业务往来所盖印章与门市部所盖的印章即便不一样，也不能否认鳌江门市部所盖印章的效力。本院认为，温州有家国旅提供的证据七、八仅能证明其与原告之间业务往来的对接模式及用章情况，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六、对于证据九微信聊天记录（温州有家国旅与原告于2019年7月10日确认余志招徕的游客出游，于2019年8月23日支付旅游团款费用等情况），原告认为温州有家国旅在2019年7月明知余志经营的鳌江门市部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情况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认同余志经营的鳌江门市部和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无法证明温州有家国旅对此不知情。温州有家国旅对其设立的门市部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余志与温州有家国旅的结算问题是其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温州有家国旅作为总公司依法应对其设立的门市部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对余志提供的证据十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出团账目清单系余志自己制作，不予认可，且缺乏关联性。涉案所欠旅游团款系余志经营的鳌江门市部产生，鳌江门市部注销后应由温州有家国旅承担偿还责任，不能证明余志主张的系个人债务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证据九可以证明温州有家国旅于2019年7月10日对余志招徕的游客交由原告接待出游予以确认，并收取了相应费用的事实，但仅凭该证据尚无法证明原告与余志自行结算旅游团款目的在于逃避应当支付给温州有家国旅费用的事实。证据十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仅能证明余志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原告支付旅游团款事实，与涉案旅游团款是否系余志个人债务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出团账目清单系余志自行制作，原告不予确认，且与本案基本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鳌江门市部（全称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鳌江新河门市部）于2018年2月28日设立，于2019年10月30日注销，系温州有家国旅的分公司，余志系该分公司的负责人。鳌江门市部经营范围为总公司招徕游客，并提供咨询服务，该门市部2019年1月1日，原告与鳌江门市部签订《“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在业务经营范围内，委托鳌江门市部代为招徕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具体委托事项为：招徕宣传；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行程咨询；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收取旅游团款费用；向旅游者通知有关行程注意事项。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余志在该协议的“代表”处签字，并加盖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门市章的印章。2019年7月10日，鳌江门市部将招徕的2位游客交由原告接待出游（7月16日出游呼和浩特），余志将该信息告知温州有家国旅，温州有家国旅随后询问原告，原告通过微信向温州有家国旅发送确认件，温州有家国旅于同年的8月23日向余志收取旅游团款费用4320元，并于当日向原告支付旅游团款费用4260元。此后，余志于2019年的7月27日、8月14日、8月20日、8月21日、10月24日，将62位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并支付部分旅游团款费用。2019年11月21日，余志在原告员工打印好的欠条上“债务人”处签字，该欠条载明：“今有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鳌江小余）（以下简称债务人），于2019年7月27日至2019年10月24日间共有5批次游客（详见一张附件清单），交由瑞安市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债权人）接待出游（游客对旅游接待无任何投诉和异议），合计接待旅游团款人民币柒万壹仟叁佰柒拾捌元整（71378元整）未付给债权人。债务人承诺2020年1月20日前付清以上全部欠款，否则，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特此欠据，债务人余志。”此后，鳌江门市部及余志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另查明，2020年1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年利率为4.15%。本院认为，《“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由余志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门市章，因签订该协议时余志系鳌江门市部的负责人，目前亦无证据证明温州有家国旅授权余志签订该协议，故该协议签订双方系原告与鳌江门市部。鳌江门市部作为温州有家国旅的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总公司招徕游客并提供咨询服务。余志以鳌江门市部名义与原告签订《“完美假期”同业中心委托代理合作协议书》，属超范围经营行为。当事人之间因超范围经营而订立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原告与鳌江门市部签订的合同内容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应认定合同有效，对合同双方均有拘束力。余志将招徕的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虽未经温州有家国旅确认，因余志实施该行为时时任鳌江门市部负责人，其对外招徕游客时均以温州有家国旅的名义进行，且余志将招徕的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时亦未与原告明确约定为个人行为，故原告有理由认为余志将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并对旅游团款进行结算的行为系代表鳌江门市部履行职务行为，对鳌江门市部发生效力。鳌江门市部系温州有家国旅的分公司，已由温州有家国旅予以注销，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温州有家国旅应对分公司（鳌江门市部）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余志向原告承诺还款并自愿以债务人身份在欠条上签字构成债务加入，应对涉案欠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两被告不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按年利率4.35%赔偿利息损失过高，本院调整为按年利率3.85%从逾期之日起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偿还日止。温州有家国旅辩称原告与余志私下签订协议其并不知情，且协议签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年终返利给余志；原告未通过温州有家国旅确认将余志招徕的游客带队出游并直接与余志结算，目的为了恶意逃避费用。本院认为，温州有家国旅对其设立的门市部负有监督管理义务，温州有家国旅曾在公司内部发表声明，要求门市部负责人将私刻门市部印章及与别的旅行社对接的操作模式告知温州有家国旅。但温州有家国旅对外并未发表上述声明，且其于2019年7月10日知晓余志将招徕的旅客交由原告接待出游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并未警示余志或告知原告。据余志当庭陈述，将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的信息是否告知温州有家国旅系其自行决定行为，由此可见是否告知决定权在于余志，原告并没有约定或法定告知义务，故即便余志将游客交与原告接待出游并未经温州有家国旅确认，或超越经营范围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亦系温州有家国旅内部管理问题，并不能因此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综上，温州有家国旅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余志抗辩涉案旅游团款系其个人债务，与温州有家国旅无关，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余志辩称签订涉案协议为了年终返利给余志，但余志事实上并未收到年终返利，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余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瑞安市中国旅行社接待旅游团款7137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71378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1日起按年利率4.15%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款交本院转付。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97元，由被告温州市有家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余志负担（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原告预交的受理费159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爱玉人民陪审员  林海平人民陪审员  王 肖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代书 记员  孔继翔?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