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伟，男，197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成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耀国，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懿飞，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顺，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为群，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李显荣，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成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男，198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推荐。上诉人徐伟因与被上诉人陈国顺、原审第三人李显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3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耀国、任懿飞，被上诉人陈国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为群、张**，原审第三人李显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陈国顺立即向徐伟支付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及利息（以197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从2018年6月1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改判李显荣在陈国顺向徐伟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及利息之日起三日内，协助陈国顺将李显荣持有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奥凌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3.判令陈国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理由如下：（一）徐伟与陈国顺、案外人李家龙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第六条是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合法有效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内容属于对广州奥凌公司资产的处置约定缺乏事实依据，且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纠正。2017年12月28日，徐伟与陈国顺、案外人李家龙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第六条涉及的权利义务主体仅为徐伟与陈国顺双方，是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约定，而非一审法院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错误认定是陈国顺购买广州奥凌公司985.18万元资产，并以此作为陈国顺对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奥凌公司）出资的约定，也并非是陈国顺以985.18万元收购广州奥凌公司50.01%股权的约定。理由如下：1.第六条约定：“协议各方同意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包括公司商标、专利、办公和仓库设备、设施、成品、半成品、债权、债务等）作价1970万元”应理解为系针对徐伟作为股东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价值评定。一审法院认定第六条“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作价1970万元”的表述系针对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资产的价值评定为1970万元严重违背法律规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第六条约定：“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为在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该表述应理解为徐伟将陈国顺支付的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984.82万元作为徐伟在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奥凌公司）的货币出资，而非一审法院认定是“原告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中价值984.82万元部分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徐伟无权直接处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不可能将公司资产作为其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可知协议各方已经对徐伟的出资形式进行明确约定为货币，非资产、实物出资，一审法院扭曲理解协议第六条内容，该理解显然与协议的明确约定相互矛盾，且严重违背法律规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第六条约定：“甲方支付款项作为在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该表述是对应该条中“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为在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的表述，即陈国顺将1970万元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徐伟后，徐伟将其中的984.82万元作为徐伟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剩余的985.18万元归徐伟所有，而非如一审法院将该表述对应该条中“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错误理解为“陈国顺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价值（1970万元）与前述原告用以折价出资之间的差额部分金额（985.18万元）支付给原告，并以此作为其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4.根据案涉《合作协议》的整体约定，协议的履行顺序应为陈国顺收购徐伟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协议各方以货币形式出资成立江苏奥凌公司，再由江苏奥凌公司一体化运营广州奥凌公司。江苏奥凌公司一体化的运营与陈国顺购买股权、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并不矛盾。综上，一审判决对《合作协议》第六条及第七条的错误理解完全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基本法律常识，应予纠正；《合作协议》第六条是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约定，徐伟收到陈国顺支付的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应将其中984.82万元作为徐伟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985.18万元归徐伟。鉴于江苏奥凌公司各股东认缴出资的期限尚未到期，陈国顺应向徐伟支付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二）《合作协议》第六条生效后，徐伟已经向陈国顺完成了交付目标公司广州奥凌公司的义务，陈国顺也已经从2018年1月31日起实际控制及接管了广州奥凌公司、并实际行使了作为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股东的权利，该客观事实也证明了《合作协议》第六条是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约定。徐伟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伟已经向陈国顺完成了交付目标公司广州奥凌公司的义务，陈国顺也已经从2018年1月31日起实际控制及接管了广州奥凌公司、并实际行使了广州奥凌100%股权股东的权利：1.徐伟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中证据1“收条”、补充证据清单中证据2“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付款审核微信聊天记录”、上述第1点补充证据清单（三）中证据1“徐伟与张金荣的聊天记录”可证，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冠宇公司）财务总监张金荣是受陈国顺指派接收广州奥凌公司的银行U盾及财务印章，并在2018年1月31日至4月3日前代陈国顺审核广州奥凌公司的费用支出；2.徐伟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证据2“授权委托书”，证据3“接管清单”，证明陈国顺于2018年6月14日授权案外人李家龙接收了广州奥凌公司含营业执照、印章、U盾、POS机、支票密码器、空白发票、知识产权证书等在内的全部证照及印章。综上，江苏冠宇公司并非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方，黄玉根是陈国顺实际控制企业江苏冠宇的副总经理，并非江苏奥凌的员工，黄玉根接收李家龙2018年6月15日邮寄的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证照和印章以及2018年7月18日作为监交人将广州奥凌公司的证照和印章退还给徐伟的行为均代表了陈国顺，而非代表江苏奥凌公司。因此，李家龙于2018年6月14日接收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证照和印章系受陈国顺委托，代表陈国顺行使广州奥凌公司股东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李家龙以江苏奥凌公司身份接收广州奥凌公司相关物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徐伟在《合作协议》第六条生效后已履行了向陈国顺实际交付广州奥凌公司的义务，且陈国顺从2018年1月31日起也已实际控制及接收广州奥凌公司、并实际行使了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权利，《合作协议》第六条是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约定。（三）一审法院认定陈国顺系以江苏奥凌公司高管人员身份参与处理广州奥凌公司相关事务，徐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映被徐伟个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该认定明显与《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的约定矛盾，并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同时也与上述第二条所列的事实相悖。因此，陈国顺无论基于何种身份依法都不能代表江苏奥凌公司对广州奥凌公司财务事项拥有审批权力，其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是因其行使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权利。综上所述，陈国顺掌握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证照及印章、对广州奥凌公司财务事项拥有绝对的审批权力的原因是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并已从2018年1月31日起实际控制及接管了广州奥凌公司，实际行使了作为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股东的权利。（四）徐伟向陈国顺实际交付广州奥凌公司后，陈国顺利用其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便利，实施了一系列恶意掏空广州奥凌公司资产的违法行为，造成广州奥凌公司对供应商的货款无法清偿，徐伟因此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徐伟无奈于2019年1月18日变更广州奥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显荣并由李显荣代为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五）在陈国顺向徐伟支付1970万元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转让款后，李显荣应按其自愿出具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承诺书》约定，无条件配合将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综上所述，案涉《合作协议》第六条系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约定，徐伟已经向陈国顺完成了交割目标公司广州奥凌公司的义务，陈国顺也已实际控制及接管了广州奥凌公司、并实际行使了作为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股东的权利。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且违背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应予纠正改判。望二审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支持徐伟全部上诉请求，维护徐伟的合法权益。（六）案涉《合作协议》签订的根本目的及履行顺序是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的100%股权，陈国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后，徐伟、陈国顺、案外人李家龙再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在江苏溧阳成立江苏奥凌公司，而后由江苏奥凌公司与广州奥凌公司分工运作。（七）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内容属于对广州奥凌公司资产的处置约定，并未就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处置进行约定。”违反法律规定，且明显不符合常理、与事实相悖，从《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的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已对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达成一致意见。（八）陈国顺是基于其合法持有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而接收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印章、证照，管理广州奥凌公司日常运作及控制财务审批权限，并不是由江苏奥凌公司接收广州奥凌公司的印章、证照，更不是陈国顺以江苏奥凌公司高管人员身份参与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营。一审法院对《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陈国顺应向徐伟支付985.18万元的性质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与本案的知情者李家龙、黄玉根陈述的事实相悖，应予纠正。《合作协议》第六条是关于陈国顺以1970万元收购徐伟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约定。徐伟已完成广州奥凌公司交割义务，陈国顺也已以持有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股东身份实际控制和接管了广州奥凌公司，陈国顺应向徐伟支付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陈国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徐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徐伟与陈国顺双方没有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首先，徐伟与陈国顺双方之间从未订立过任何有关徐伟向陈国顺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协议或者约定，双方之间没有股权转让的合意。其次，2017年12月28日，徐伟与陈国顺以及案外人李家龙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从整个《合作协议》来看，三方作出如下约定：①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奥凌公司；②徐伟承诺将广州奥凌公司984.82万元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③陈国顺收购广州奥凌公司价值985.18万元(1970万元减去984.82万元)的资产，并将该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因此《合作协议》中并没有关于徐伟向陈国顺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约定。一审判决对于《合作协议》的理解是清晰、准确的，徐伟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完全是对《合作协议》的曲解。（二）徐伟与陈国顺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客观行为。一方面，徐伟所谓的转让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其所谓的陈国顺“已经接管并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完全是无中生有，陈国顺至今从来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结合《合作协议》以及徐伟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上的内容，均是各方履行《合作协议》中相关约定的情况，也就是说，陈国顺作为江苏奥凌执行董事的职务行为，接管并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也是江苏奥凌公司，并不是陈国顺个人。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实际控制一家企业并不等同于拥有该企业100％股权，徐伟一直在混淆这两个概念。另一方面，根据广州奥凌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广州奥凌公司已经在2019年1月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由原来的徐伟和钟富耀变更为现在的李显荣，徐伟实际已经无法进行股权转让。另外，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徐伟实际也不具备将广州奥凌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陈国顺的条件，因为当时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东是徐伟和钟富耀，徐伟并非广州奥凌公司的唯一股东，因此徐伟转让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行为明显也是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综上，陈国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徐伟的上诉请求完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显荣辩称，徐伟提出股权转让纠纷，所主张的证据依次是2017年12月28日的《合作协议》、2018年1月31日张金荣签收的《收条》、2018年6月6日陈国顺亲署的《授权委托书》、2018年6月14日李家龙《清单》、《顺丰快递单》、2018年8月9日《江苏德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2019年1月19日李显荣签署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承诺书》以及《广州奥凌付款审核群》《奥凌机密信任群》《徐伟与张金荣的聊天记录》等，李显荣对徐伟提交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三性均表示认可。关于2017年12月28日《合作协议》。1.《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主要约定陈国顺、李家龙、徐伟三人成立江苏奥凌公司注册资金2402万，其中陈国顺出资货币936.78万元占39%股权、徐伟出资货币984.82万元占41%股权。2.《合作协议》第六条为：徐伟与陈国顺（李家龙扮演的角色是对双方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见证人）约定并确定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持有人，并合法拥有该公司全部、完整的权利。将100%股权作价1970万转让于陈国顺，徐伟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与第三条、第四条对应），余款985.18万元由陈国顺支付给徐伟。《合作协议》第六条最后一句：甲方（陈国顺）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本条最后一句签订时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是：陈国顺向徐伟支付的款项，作为徐伟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徐伟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货币是984.82万元，即余款985.18万元由陈国顺直接支付徐伟，陈国顺支付的984.82万元给徐伟的款项作为徐伟履行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即本条最后一句是对“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的出资”的解释及补充说明。3.《合作协议》第七条①本协议签订后,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及存续由江苏奥凌公司决定，该约定是无效的且不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也没有实行，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及存续只能由超过2/3的广州奥凌公司股东及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决定。江苏奥凌公司不是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东,更不是控股广州奥凌公司，是无法也无权决定的，且也是由实际股东陈国顺控制决定的或由实际股东陈国顺授权他人行使。②相关无形资产权利亦由江苏奥凌公司享有,即广州奥凌公司的无形资产:图纸、技术、专利等,由广州奥凌公司授权江苏奥凌公司使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国顺作为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是自愿授权将广州奥凌公司的技术图纸等给予江苏奥凌公司使用。4.《合作协议》第八条,陈国顺不光分文没有履行其对江苏奥凌公司的无息借款,还将江苏奥凌公司大量资金转入到江苏冠宇公司,将江苏奥凌公司实物货物等转移到其个人独资的江苏德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与江苏奥凌公司一致，且实际也是直接使用江苏奥凌公司的车间、实物、设备等）。5.《合作协议》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主要确定本协议于2017年12月28日生效.综以上五点,一审法院明显错误理解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七条,且错误理解是明显缺乏及违反法理、法定、常理、合同、事实，理由有五点：1.《合作协议》第六条最后一句甲方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需要注意的是：陈国顺向徐伟支付的款项，款项的用途只能由徐伟支配。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为陈国顺向徐伟支付的余款义务985.18万，并且用作陈国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这种认定是违反常理的，而且这种认定《合作协议》全文并未有记载本句，也是没有合同依据的。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认为陈国顺向徐伟支付余款985.18万来购买广州奥凌公司的资产，这种认定是违反法理、法定、合同的，因为如果陈国顺购买广州奥凌公司的资产、实物，那么是陈国顺与广州奥凌公司达成的买卖行为，应该是陈国顺直接向广州奥凌公司付款，而不是陈国顺向徐伟付款，《合作协议》合同上是明确约定了陈国顺向徐伟付款。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这样的认定，那么一审法院认定不光是违反了法律规定，而是把一个合法生效的民事合同，硬是曲解及推向一个违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职务侵占的合同。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认为陈国顺向徐伟支付余款985.18万来购买广州奥凌公司的资产，这也是违反事实的，因为假如陈国顺是向广州奥凌公司购买资产，那么从始至终，陈国顺与广州奥凌公司间只是买卖关系，陈国顺购买资产，又凭什么“买走”广州奥凌公司的公章证照财务审批等？4.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系徐伟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中984.82万元的部分实物、设备作为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更是违反法定、合同、事实，因为徐伟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已经约定并确定是货币出资。5.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合作协议》第七条是广州奥凌公司的资产由江苏奥凌公司处置约定也是违反事实、合同、法定的，因为江苏奥凌公司仅仅只是享有广州奥凌公司的无形资产技术图纸专利等，仅是一种广州奥凌公司对江苏奥凌公司关于技术等方面的授权使用问题，另外《合作协议》当事人是三个自然人，广州奥凌公司并不是当事人，广州奥凌公司也没有盖章确认，哪怕即使广州奥凌公司盖章确认的，其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和存续江苏奥凌公司也是无法决定的。而且广州奥凌公司财务权限接管等也是由陈国顺接管和行使的，并不是江苏奥凌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约定符合法定的，则按约定执行，约定不符合法定的，则应用法定予以调整。而且事实上广州奥凌公司与江苏奥凌公司的经营均是独立的。《合作协议》生效后，陈国顺作为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100%股东已经依照合同、依照法定依法行使其权利，财务审批、公章证照接管手续已经完全行使。陈国顺作为广州奥凌公司实际股东行使一切的权力的表现行为。也可证明徐伟确系已经完全交付了合同义务。（三）关于2019年1月19日李显荣签署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承诺书》。1.正是以上的事实指证陈国顺是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股东，而徐伟在交付合同义务后，陈国顺一直逃避履行义务，且陈国顺又恶意操作使徐伟成为失信人、限制高消费，所以才自愿作为代持人，由法院判决陈国顺支付徐伟股权转让款，李显荣自愿协助陈国顺将工商登记的股东姓名变更成陈国顺。2.李显荣之所以作为代持人，是根据事实作了风险评估的，且按照事实、合同、法律等规定法院应当也是支持徐伟的合法合理的诉求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徐伟的诉求，李显荣亦再次许诺并保证配合陈国顺，将工商股东名称变更陈国顺，以还原事实。故此请求贵院依法改判，维护李显荣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认为本案不属于民事合同纠纷、而是认为属于刑事合同诈骗，请求依法移送侦查机关侦查。徐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国顺立即向徐伟支付股权款1970万元及利息（以197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从2018年6月1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李显荣在陈国顺向徐伟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及利息之日起三日内，协助陈国顺将李显荣持有广州奥凌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3.陈国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伟、陈国顺因业务联系相识，并与案外人李家龙经协商确定合作成立江苏奥凌公司从事激光切割机的生产、销售等业务。徐伟主张其经营广州奥凌公司从事激光切割机的生产销售，江苏冠宇公司（陈国顺系实际控制人）经案外人李家龙销售购买切割机设备后，陈国顺提出合作意向，双方协商成立江苏奥凌公司时将广州奥凌公司的技术、人员全部带到江苏奥凌公司。陈国顺主张系案外人李家龙代表广州奥凌公司向江苏冠宇公司销售激光设备，双方熟悉后陈国顺在李家龙撮合下开始三方合作。2017年12月28日，徐伟（乙方）、陈国顺（甲方）及案外人李家龙（丙方）签订《合作协议》，就合伙成立江苏奥凌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内容：“一、公司名称为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二、注册资金2402万元；三、出资人及出资比例：陈国顺出资936.78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9%，徐伟出资984.82万元，占出资总额的41%，李家龙出资480.4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0%；四、出资方式为货币，所有出资额经三方协商后在规定时间内到位；五、公司人事：董事长为陈国顺，总经理为徐伟，常务副总为李家龙，法定代表人为徐伟；六、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100%的股权持有人，并合法拥有该公司全部、完整的股权，且三方同意将公司全部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包括公司商标、专利、办公和仓库设备、设施、成品、半成品、债权债务等）作价1970万元，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七、本协议签订后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及存续由江苏奥凌公司决定，相关无形资产权利亦由江苏奥凌公司享有；八、为确保江苏奥凌公司正常运行，甲方同意无息借款1000万元给江苏奥凌公司，待公司盈利时归还。甲方同意负责江苏奥凌公司生产的流动资金……”2018年6月6日，陈国顺作为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受托人是案外人李家龙，载明：“委托人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股权，现委托李家龙行使委托人在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权利，查验、审计至今为止的公司资产，委托期限自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6月9日24时止。”2018年6月14日，案外人李家龙与广州奥凌公司工作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并签署《清单》，载明“兹江苏奥凌李家龙李总在广州奥凌取走……”，内容包括广州奥凌公司营业执照、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书、财务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公章、支票密码器、空白支票、金税盘、银行U盾、POS机等。陈国顺主张李家龙并非代表其本人取走上述物品，另确认江苏奥凌公司员工张金荣收到广州奥凌公司的工商银行U盾2个和财务章。2018年7月18日，案外人艾慧芸等人与徐伟办理交接手续，将上述物品移交给徐伟。陈国顺主张系因江苏奥凌公司股东发生矛盾，江苏奥凌公司的员工将上述物品归还给广州奥凌公司，另表示不清楚江苏奥凌公司如何取得上述物品中除工商银行U盾和财务章的其他部分。徐伟主张张金荣系江苏冠宇公司财务总监，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李显荣于2019年1月19日签署《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承诺书》，载明在陈国顺足额向徐伟支付完毕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后，愿意无条件依法配合将持有广州奥凌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江苏奥凌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设立，经营范围为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金属成形机床、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机械设备、机床附件、紧固件、电子元件及组件、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工业机器人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设备维修；电子产品、五金零售。注册资本为2402万元，股东包括徐伟（认缴出资额984.82万元，出资比例41%）、陈国顺（认缴出资额936.78万元，出资比例39%）和案外人李家龙（认缴出资额480.4元，出资比例20%）共3人，出资认缴日期为2049年1月1日。徐伟为法定代表人，并任总经理，陈国顺任执行董事，李家龙任董事。徐伟、陈国顺双方确认均未实缴出资。广州奥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金属成形机床、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机床附件制造、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紧固件制造；模具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合作协议》签订时，广州奥凌公司股东为徐伟及案外人钟富耀。2019年1月18日，股东变更为李显荣一人，法定代表人、经理及董事职务均由徐伟变更为李显荣。陈国顺主张从江苏奥凌公司成立之初到2018年7月18日归还广州奥凌公司财务印章之前，广州奥凌公司由江苏奥凌公司运作，广州奥凌公司人员在江苏奥凌公司工作，而从徐伟接收回广州奥凌公司印章等物品后，广州奥凌公司由徐伟继续控制经营，原广州奥凌公司员工也回到该公司工作。江苏奥凌公司因三股东发生矛盾，现已停止运营。徐伟主张广州奥凌公司自2018年1月31日开始由陈国顺接管控制，期间陈国顺将广州奥凌公司货物、现金通过各种手段转走，陈国顺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后，江苏奥凌公司三股东才开始发生矛盾。徐伟接收回广州奥凌公司的印章等物品后，因银行账户被冻结无法开展正常业务，所以不属于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而是帮助陈国顺留守看管广州奥凌公司。徐伟确认目前江苏奥凌公司在三股东产生矛盾后没有运作。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南沙东涌支行出具的广州奥凌公司银行账户明细表显示向江苏奥凌公司付款情况：2018年5月31日支付121万元、2018年6月22日支付161万余元、2018年6月27日至29日支付82万余元（同期江苏奥凌公司支付广州奥凌公司26万元）、2018年7月10日至13日支付34万余元，转账摘要显示为货款、往来或还款。徐伟提供的银行短信通知显示，江苏奥凌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6月22日和7月12日分别支付121万元、100万元和10万元至江苏冠宇公司银行账户。徐伟为证明陈国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经营，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奥凌付款申请审核”微信群聊天记录，徐伟主张群内成员包括徐伟、陈国顺、案外人李家龙以及广州奥凌公司出纳的陈润娣（群昵称“出纳睇静止”）、江苏奥凌公司的财务艾慧芸（群昵称“艾慧芸”）和出纳张叶超（群昵称“张叶超”）、江苏冠宇公司的出纳狄蓉（群昵称“江苏财务狄小姐”）和财务李红梅（群昵称“李红梅”），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11日狄蓉称：“……现在审核不是都要陈总审了么，但陈总不一定总在电脑边，所以就是现在要都告诉陈总，陈总同意了会通知张老师，我们再操作……我们陈总说的所有审核都要从他那走，一定要他同意，如果这个指示还有什么变动，你们领导商量一下再通知我”。2018年4月12日陈润娣称：“请问公户付款什么时候可以审核呢，谢谢”，陈国顺称：“马上”。2018年5月7日陈润娣称：“各领导，这个是今日的付款申请表”，徐伟发出“OK”手势，陈国顺称：“让李总看下”，李家龙称：“好的，以发给狄会计了”。2018年5月23日陈润娣发出付款申请单明细，并称：“还有个急单”，陈国顺称：“财务马上付”，艾慧芸称：“好的”。2018年5月24日张叶超称：“徐总，我请示下陈总”，陈润娣称：“各领导，我刚发的报销能付款吗？”徐伟称：“是的呀，如果有哪里不明白尽快问广州出纳陈小姐，供应商都发火了……”陈国顺称：“各位由于公司流程发生变化，故由此给各位带来不便请谅解”，陈润娣称：“请问刚的员工报销能报吗……”陈国顺称：“各部门负责人与各负责人逐级上报审批程序而成……”张叶超称：“徐总，明天我这边第一时间把所有问题整理好后让艾会计复核，提交给陈总，再反馈群里”。2018年5月25日，张叶超发出《付款申请表明细反馈》电子表格，陈润娣对付款申请需要注明的明细提出异议，称：“还不如领导们在江苏调财务过来啊”，张叶超称：“你那边做的明细表我这边要清楚地看到你那边反应这些问题，然后我这边给陈总签字，陈总同意我就付款……广州奥凌要求付款无法满足以上条件，请帮忙督促，以便尽快解决”，徐伟称：“我现在让你过来监督，帮忙处理解决！”张叶超称：“徐总，李总交代的所有人员去广州必须经他批准！”陈国顺称：“各位兄弟，部门负责人，由于本人身体原因来沪检查身体，所有工作暂时慢点，做好所有付款手续排队等候”，徐伟称：“陈总身体不好，为了尽快完成流程，现由我主持，如果有付错的、付多的由我负责，但供应商的款必须尽快付……艾慧芸，尽快与广州出纳陈小姐确认流程，尽快付款，否则后果自负”，艾慧芸称：“陈小姐：江苏奥凌的付款流程：（预付款）购销合同—请款单，购销合同需双方盖上公章。（货到付款）采购合同—送货单—入库单—发票—请款单”，陈润娣称：“我做的这个付款申请表是按陈总之前的指示做出来的，我是按足了陈总的要求做的，至于你说的明细，这些财务流程的改变，麻烦给领导签字的明确的财务流程表吧……陈总说财务合并到江苏，出纳这个岗位不存在，让徐总安排我去其他岗位，这样的话，请领导找一个人来做这些付款工作，谢谢”，徐伟称：“什么乱七八糟的，艾慧芸，张小姐不做了，艾小姐你尽快过来广州处理审批流程！”艾慧芸称：“徐总，现在江苏奥凌事情也很多，我忙不过来……”张叶超称：“陈小姐你好，请问20万转给徐总，账户是对的吗？”陈润娣称：“是，转到徐总私人账户，然后徐总再转给客户……”陈国顺称：“不允许……那公司怎么做账呢”。徐伟主张聊天记录中“陈总”即陈国顺，“张老师”即江苏冠宇财务总监张金荣，反映广州奥凌公司的财务支出一定要陈国顺同意，徐伟丧失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权，广州奥凌公司由陈国顺及陈国顺授权的李家龙行使控制权。陈国顺确认聊天记录中陈国顺身份，认为该微信群系江苏奥凌公司的工作群，陈国顺发表的言论均系履行作为江苏奥凌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行为。2.徐伟与微信备注名“冠宇财务总监张金荣”（微信昵称“理财专家”，微信号“wxid_as5aw37a96i122”）的2018年2月至7月的聊天记录，显示徐伟将付款申请表电子表格发给对方，并要求对方办理付款。徐伟主张在前述“广州奥凌付款申请审核”微信群建立前，广州奥凌公司的费用支出均需得到张金荣的审核同意。陈国顺对聊天记录内容无异议，但认为只涉及江苏奥凌公司三方股东合作期间的工作内容，张金荣系江苏奥凌公司员工。3.广州奥凌公司2018年6月27日的请款申请单，载明单位名称为“江苏奥凌”，请款金额为16万元，申请人为张叶超，在该申请单落款“总经理”处有陈国顺签名。徐伟据此主张陈国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陈国顺主张即使是陈国顺签名，也只能证明陈国顺作为江苏奥凌公司总经理履行职务行为。另外，徐伟还主张陈国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后通过各种手段掏空该公司资产，同时也掏空江苏奥凌公司资产，目前两公司均陷入经营困境，相关债务均产生于陈国顺实际控制两公司期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徐伟申请依法作出（2019）粤0115民初3448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陈国顺名下价值197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徐伟、陈国顺双方与案外人为了开展激光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合作成立江苏奥凌公司，并订立《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合作协议》内容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结合徐伟、陈国顺双方发表的诉辩意见及本案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作协议》是否约定徐伟向陈国顺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内容，以及陈国顺付款条件是否成就；2.如果不是，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1970万元款项性质应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已就上述争议焦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如下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徐伟、陈国顺双方对《合作协议》是否约定陈国顺以1970万元价格受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存在争议，就此争议，一审法院首先结合《合作协议》约定内容评析如下：1.第六条约定协议各方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作价1970万元”，根据该文字表述，1970万元系针对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资产的价值评定，而非对广州奥凌公司股权价值的评定，公司资产价值及股权价值两者虽然存在关联，但不属于同一概念，不能完全等同；2.第六条约定“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该条款应理解为徐伟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中价值984.82万元的部分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应理解为陈国顺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价值（1970万元）与前述徐伟用以折价出资之间的差额部分金额（985.18万元）支付给徐伟，并以此作为其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3.第七条约定：“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及存续由江苏奥凌公司决定，相关无形资产权利亦由江苏奥凌公司享有”，即江苏奥凌公司取得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权，享有对后者全部资产的相关权利，而非陈国顺控制广州奥凌公司资产。《合作协议》第六条和第七条内容可以反映，徐伟、陈国顺各自将广州奥凌公司相应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各方就广州奥凌公司的资产交由江苏奥凌公司控制达成一致，其内容属于对广州奥凌公司资产的处置约定，并未就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处置进行约定。其次，从《合作协议》签订后徐伟、陈国顺双方履行、沟通情况以及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股权处置情况来看，一方面江苏奥凌公司成立后，接收了广州奥凌公司相关证照、印章，后者员工亦开始在前者处工作，履行情况与《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相符，即由江苏奥凌公司对广州奥凌公司财产和人员进行接管，第二方面，徐伟虽然主张曾多次要求陈国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存在以上沟通事实；第三方面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在2019年1月18日从原股东名下变更登记至李显荣名下，并未实际变更至陈国顺名下，与徐伟关于案涉股权应转让至陈国顺名下主张相悖，不能反映徐伟、陈国顺双方对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达成过一致意见。至于陈国顺于2018年6月6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中确有陈国顺“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股权”的表述内容，但是该文件性质为《授权委托书》，其出具的主要用途为授权受托人查验、审计广州奥凌公司资产，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徐伟所主张的双方存在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约定的事实。再次，徐伟主张陈国顺通过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证照、印章以及财务审批权实际取得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权，但是从2018年6月14日交接清单来看，案外人李家龙系以江苏奥凌公司身份接收广州奥凌公司的相关物品。此外，各方用以沟通办理广州奥凌公司财务付款事宜的微信群中，陈国顺、李家龙以及江苏奥凌公司的财务人员均有参与财务审批事务，结合《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内容，可以印证陈国顺系以江苏奥凌公司高管人员身份参与处理相关事务。而广州奥凌公司向江苏奥凌公司支付款项超过300余万元，仍反映的是江苏奥凌公司与广州奥凌公司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广州奥凌公司2018年6月27日的请款申请单显示陈国顺以“总经理”身份对公司付款事宜进行审批，可以反映陈国顺在广州奥凌公司办理财务事项时有审批权力，具有一定控制权，但是鉴于徐伟提供的其他证据反映江苏奥凌公司对广州奥凌公司的事务拥有决定权，该独立证据并不足以反映陈国顺个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此外，陈国顺是否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与实际取得该公司股权也并无直接关联。至于徐伟主张陈国顺通过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和江苏奥凌公司掏空资产的情况，与本案处理并无关联，相关权利主体可通过另案诉讼主张权利。徐伟主张《合作协议》中徐伟、陈国顺双方就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负有相应举证责任，应当就该待证事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一审法院审查，徐伟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待证事实，故对徐伟提出本案诉求所依据的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约定且达到付款条件的事实不予认定，徐伟、陈国顺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案涉1970万元款项属于协议各方对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资产价值的评定，《合作协议》约定陈国顺应向徐伟支付的985.18万元，性质应属于陈国顺取得广州奥凌公司相应价值资产的对价款。综上，徐伟主张的法律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徐伟以徐伟、陈国顺存在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转让关系且转让款支付条件成就为由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6月30日判决：驳回徐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8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徐伟负担。徐伟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其上诉状中所记载的其他事实。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徐伟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对李家龙询问笔录，显示：“问：你介绍一下与陈国顺徐伟合作成立江苏奥凌的事情经过”，“答：。陈国顺对激光行业挺感兴趣，2017年12月8日，去广州进行实地考察，还派了财务去广州奥凌审帐。双方商谈过程中，陈国顺承诺给徐伟钱，广州奥凌给到陈国顺，然后，再成立新的公司。”“问：合作协议第六项，是什么意思？答：就是将广州奥凌作价1970万元，其中984.82万元作为徐伟在江苏奥凌的股权出资，剩余985.18万元，陈国顺支付给徐伟，作为买广州奥凌的钱。问：买广州奥凌，是指广州奥凌归陈国顺所有吗？答：是的。”2.南沙区检察院对黄玉根的询问笔录,显示：“问:谁签的协议,什么内容”答:“陈国顺、李家龙和徐伟三个人签的协议。三个人出资成立江苏奥凌。陈国顺购买部分广州奥凌股份,具体怎么购买的,我就不清楚了。”陈国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对《合作协议》的理解是陈国顺和徐伟之间的约定，询问笔录并不能代表陈国顺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询问笔录也都没有得到陈国顺的授权和追认，与本案无关。李显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三性均予以认可。上述笔录可以证明因陈国顺实际控制的江苏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购买了激光设备,然后与徐伟约定以购买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作价1970万,然后三人成立新公司江苏奥凌公司,因为三人需要紧密合作在一起,陈国顺向徐伟支付1970万,徐伟将其中的984.82万元作为徐伟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证据2对合法性无异议，因与陈国顺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存在其作出有利于陈国顺的虚假陈述的较大可能性，因此对真实性有异议,但笔录内容证明即使黄玉根“陈述”了陈国顺购买广州奥凌公司部分股权,也体现了陈国顺购买股权的事实。二审查明：徐伟坚持案涉《合作协议》是徐伟与陈国顺之间达成的徐伟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股权以197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陈国顺的协议，具体是由陈国顺以1970万元的价格收购徐伟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各方再以货币形式出资成立江苏奥凌公司，徐伟认为其已经将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陈国顺，陈国顺也实际控制了广州奥凌公司，故主张陈国顺支付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陈国顺认为案涉《合作协议》是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奥凌公司，徐伟承诺将广州奥凌公司984.82万元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陈国顺收购广州奥凌公司价值985.18万元的资产，并将该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合作协议》是否为徐伟与陈国顺之间达成的徐伟将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以197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陈国顺的协议。第一，徐伟主张案涉《合作协议》是其将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以197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陈国顺的协议，但《合作协议》名称明确为合作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徐伟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第二，股权转让合同应包含转让股权的比例、股权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变更登记手续等基本条款。纵观案涉《合作协议》的条款，并未对上述内容作出规定。第三，案涉《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徐伟认为该条款是指由陈国顺先收购徐伟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各方再以货币形式出资成立江苏奥凌公司，陈国顺认为该条款约定的是徐伟承诺将广州奥凌公司984.82万元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陈国顺收购广州奥凌公司价值985.18万元的资产，并将该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文意解释，若如徐伟所述应由陈国顺将1970万元款项都支付给徐伟，为何《合作协议》还要约定“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为何将该1970万元款项予以拆分，该条款内容与徐伟的陈述明显不符。故，陈国顺对该条款的理解更符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并不能解读为陈国顺以1970万元购买徐伟在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故从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条款来看，并无法得出《合作协议》是双方达成的以1970万元转让徐伟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协议。第四，从案涉《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来看。江苏奥凌公司在广州奥凌公司并未进行任何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已实际成立，且徐伟、陈国顺、李家龙三人均为江苏奥凌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与徐伟所解读的意思也不相符。第五，李家龙的笔录并未明确陈国顺给钱是购买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黄玉根的笔录也显示其并不清楚具体陈国顺如何购买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份，故上述两份笔录不足以证实陈国顺是以1970万元的对价购买徐伟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至于徐伟提出的关于陈国顺于2018年6月6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等，也无法证实陈国顺与其之间达成了转让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股权的合意。综上，案涉《合作协议》并非徐伟与陈国顺之间达成的徐伟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股权以197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陈国顺的协议。徐伟依据案涉《合作协议》以股权转让纠纷主张要求陈国顺支付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各方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和资产分配情况，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处理并无关联，相关权利主体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徐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211元，由徐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