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30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勇，男，197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菲菲，湖北举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后省庄村。 法定代表人：钱云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庹文元，湖北瑞通天元（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继卫，湖北瑞通天元（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相萍，女，197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勇、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相萍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902民初5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王相萍的诉讼请求；2.诉讼相关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王相萍的诉讼请求不合法，其主张房产拆迁补偿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律依据，系法律性质错误；原告主张吴辉是悦丰公司资产的受让人且拆迁补偿款按“遗产”处理，但在未经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意或明示放弃权利的情况下，王相萍也无权单独提起本案诉讼。二、原告未提供任何有效的、原始证据，且在诉讼中隐瞒重要事实，实为捏造事实、收买证人恶意干扰诉讼，应予严厉制裁；原判决将大量的非法无效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进而推定吴勇不利后果的依据，系认定证据、分配举证责任的重大错误。原判决通篇分析吴勇提供证据的“可疑”之处，通过缺乏证据的主观臆断、猜测论证“吴勇伪造权利凭证”的行为，是为了反驳吴勇证据的合法性，但故意回避原告未完成基本的举证责任的事实，对非法证据予以使用。三、原告申请的证人马某1、王某、赵某等人的出庭证言，对于本案要证明的焦点“物权归属”（进而确认拆迁款的归属）来说，都是间接证据，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并不能当然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四、假如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伪造权利凭证从拆迁部门骗取、侵占拆迁补偿款”、“通过电子技术以形成伪造的房屋买卖协议、股东会议决议”的行为应构成刑事责任，根据同一法律事实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本案法院应当终止审理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五、本案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违法，法庭从未告知上诉人合议庭成员变更的事实。接受鉴定申请的提出时间严重违法，远远超出法庭确定的举证期限。 王相萍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不动产所带来的拆迁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并判令占有人吴勇返还，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不动产系吴辉与王相萍的夫妻共同财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一，吴勇所提供证据不能证实其对涉案不动产具有合法、真实的来源。第二，吴辉与钱云富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已实际履行，房产由吴辉控制使用。第三，王相萍已就吴辉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存在及履行尽到了举证义务。第四，《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咨询意见书》及微软工程师任剑颖的专家意见可证实吴勇系伪造房产买卖协议，以达到领取涉案房产拆迁款，侵占王相萍拆迁利益的目的。综上，吴勇及悦丰公司均称在2008年就涉案不动产达成协议，在没有进行过户登记的情况下，不约而同的将协议原件丢失，明显想要掩盖2008年第三人将涉案不动产转让给吴辉的事实，结合一审中马某1等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完全可以认定吴辉才是涉案不动产的受让人，并已多年实际控制使用了涉案不动产，实际履行了房屋买卖协议的事实。三、证人陈某刻意隐瞒事实，损害王相萍利益。四、本案审理程序并不违法。 悦丰公司辩称，吴勇上诉理由第一点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是成立的，本案即使作为吴辉的遗产进行处理，也应当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共同提起诉讼。此外涉案的房产在拆迁灭失之时仍然登记在悦丰公司名下，并不属于原被告双方的房产。拆迁补偿的对象是悦丰公司，而并非吴勇。一审过程中，原告方的证据房屋买卖协议并不成立。悦丰公司也认可房地产在2008年已经交付给吴勇，并且将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原件交付给吴勇。据了解后期是因为房屋的税费等问题没能办理过户手续，那么截止到房屋拆迁之时，房屋的物权仍未发生转移。在原审中的证据，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的意见书，明显是针对原告方出具的咨询意见。另外关于吴勇上诉中提出几名证人的出庭证言，悦丰公司也注意到这些证言有部分是在公安机关调取的，但由于该刑事案件并未启动立案程序，相应笔录的合法有效性未经确认。悦丰公司并没有协助吴勇从事伪造骗取等行为，如果法庭认为有犯罪事实，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其他意见同意吴勇的上诉请求。 悦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王相萍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相关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从未与吴辉签订过2008年10月15日《房屋买卖协议》，上诉人以及钱云富与吴辉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也未出具过《股东会决议》。二、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诉讼请求不合法，其主张房产拆迁补偿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系法律性质错误，且在未经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意或明示放弃权利的情况下，王相萍也无权单独提起本案诉讼。三、法院不能依据不动产转让合同确认无权的归属，进而认定拆迁款的权利人，在合同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受让人也仅能依据合同诉请出让方办理过户登记，享有的也是请求权，而不是物权。四、悦丰公司与吴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的行为和动机，本案中房地产转让协议并非悦丰公司主张债权的凭证，而是抵债的依据，该协议原件丢失是事实，不应成为判决悦丰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五、吴辉为何在租赁合同中签字，为何收取过部分租金，这是上诉人将资产移交给吴勇之后，其家庭内部事务的安排，上诉人从未将资产交付给吴辉。六、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且在司法鉴定程序因检材不合规无法鉴定而终止后，采信原告自行委托出具的咨询意见程序违法。 王相萍辩称，就本案的事实部分，同对吴勇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另一审法院并未混淆物权与债权的法律关系，悦丰公司对于涉案不动产已经转让，其丧失对该不动产的权利这一事实并无异议，王相萍主张的是基于吴辉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而产生的合同利益，即涉案不动产所带来的权利，在不动产确已灭失的情况下，王相萍主张该不动产的替代权利即拆迁款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法律规定。悦丰公司称未与吴勇串通，但却与吴勇不约而同丢失2008年签订的所谓《房产买卖协议》、《房地产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原件，一审中，吴勇与悦丰公司委托同一代理人到庭参加审理，两者陈述当然一致，悦丰公司股东侯某认可其在受让人为吴辉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是真实的，却又称房产是转让给吴勇的，陈述明显矛盾，以上足以说明悦丰公司与吴勇串通损害王相萍利益。 吴勇辩称，我们同意悦丰公司所有的上诉陈述的理由，王相萍自始至终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得了涉诉房产的所有权，物权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变动。即使王相萍所阐述的吴勇提供的证据都有瑕疵，也不能证明王相萍与悦丰公司之间因合同产生的继受取得物权的关系。一审仅凭所谓的证人证言和一份并非本人签字的买卖合同的复印件，就认定为涉案物权归吴辉所有是错误的。悦丰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行处置自己合法的财产并不违法，其只是履行契约精神，不存在任何与吴勇串通之说。如果王相萍有证据证明悦丰公司和吴勇之间涉嫌刑事犯罪，应当通过刑事案件处理。 王相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登记在第三人悦丰公司名下位于泰安市泰山区的房产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为原告与吴辉的夫妻共同财产;2.要求被告、第三人返还原告房产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王相萍与吴辉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吴辉于2017年2月20日猝死于湖北省十堰市。被告吴勇系吴辉之兄。 悦丰公司于2002年4月9日成立，其股东为钱云富、侯某，由钱云富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侯某担任总经理。2007年12月14日，泰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泰山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该公司2006年度未年检为由，决定吊销该公司营业执照。 登记在悦丰公司名下位于泰安市泰山区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泰岱房公字（2000）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泰山国用（2002）字第××号）及地上附属物于2017年8月被拆迁。评估机构于2017年10月20日认定上述涉案房屋及地上附属物补偿价值为7491811.21元。2017年12月1日，被告吴勇持加盖悦丰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与泰安市泰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人民政府、泰安市泰山房屋拆迁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加盖了悦丰公司的公章。吴勇已自拆迁部门领取了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 二、原告主张涉案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指拆迁前)属于原告与吴辉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复印件），内容为：经“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商议后决定，将“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房产全部转给吴辉（身份证：）。即日生效。全体股东签字：钱云富、侯某。该决议未落款日期。 证据二、2008年10月15日钱云富与吴辉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复印件），甲方:钱云富，男，现年56岁，汉族，身份证号，乙方：吴辉，男，现年34岁，汉族，身份证号。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将位于泰安市泰山区㎡的土地[产权证号为泰山国用（2002）字第××号]和房屋1831.68㎡[产权证号为泰岱房公字（2000）第××号]出售给乙方；二、甲方将上述房地产及其地上附着物作价捌拾贰万元整（￥：820000元），由于甲方以前尚欠乙方捌拾贰万元，故乙方不再另行支付价款；三、该房地产权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履行配合义务；四、该房地产于2008年10月1日全部交付给乙方；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各执二份；六、本协议自签字之日生效。钱云富在甲方签名处签名，乙方签名处书写有“吴辉”二字。（吴勇提出该“吴辉”二字并非吴辉本人书写，对此，原告认可该“吴辉”系由吴辉找人在湖北省十堰市代签，因吴辉去世对代签人不清楚，但悦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印证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性）。 原告提出上述证据《“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房屋买卖协议》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原件及悦丰公司的公章原由吴辉持有，吴辉与原告共同的居住点在成都，但吴辉有一个第三者，并且与第三者在湖北省十堰市同居（吴辉与第三者生育了一个孩子，原告在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法院起诉继承时，吴辉的非婚生子也参与了诉讼），上述证据的原件及悦丰公司的公章存放于吴辉与第三者居住的地方，在成都家中保存一套上述证据的复印件。在吴辉猝死在十堰市后，上述证据原件后被吴勇拿走。对此，吴勇及悦丰公司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 证据三、1、2008年9月2日吴辉与山东兴邦汽车改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加盖有悦丰公司的公章）及照片2张，证实2008年吴辉将涉案的土地及房产出租给兴邦公司，兴邦公司一直租赁至2016年，2008年至2016年期间吴辉对涉案土地及房产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2、2016年吴辉与王某（山东瑞臻进出口有限公司法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及吴辉出具授权委托书、照片3张、山东瑞臻进出口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实吴辉在兴邦公司退租后，将涉案房产及土地出租给了王某，吴辉继续对涉案土地及房产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3、吴辉农业银行卡（62×××19）交易明细清单共计6页、工商银行卡（62×××34）交易明细清单共计1页，证实吴辉收取涉案土地及房产的租金。4、马义（马某1的女儿）、王某、刘丽（王某的妻子）的交易明细清单，证实2016年王某租赁吴辉的房产及土地所交纳租金。吴勇及悦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四、原告申请证人马某1出庭作证，马某1证实：自2007年至吴辉去世期间马某1系吴辉雇员。吴辉是2007年5月份来到涉案院落里，当时是吴辉与吴辉的父亲一起来的，吴辉说是他的地方了，呆了一天就回去了，到了8月份吴辉又回来说经营电解铜，到了2008年3、4月份没有成功，就回去了。马某1自己在这个院里看守。马某1向吴辉建议租出去，吴辉同意出租，马某1就在楼上拉了一个广告条幅。山东兴邦公司来租赁，马某1给吴辉打了电话，吴辉2008年9月底10月初就过来了，见面后就同意将房子租给兴邦公司，兴邦公司要求提供房屋证明等凭证，吴辉就把房产证、土地证、房屋买卖协议、股东会决议给了兴邦公司看，兴邦公司董事会宋海军、副总经理赵某、吴辉还有马某1在场，他们看了材料后同意租赁，让赵某主办租赁事宜，在租赁过程中马某1见到了这些材料原件。后吴辉想变更公司的名称，马某1领着他到了泰山区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调档查询说第三人悦丰公司已经被吊销了，三年之后才能重新办理变更这个公司的名称。2010年夏天，吴辉想把房产过户到他的名下，马某1和吴辉跑了半个来月，工作人员要求提供原始规划图，还要交税，就没办成。2017年5月份，吴勇到这个院里跟马某1说吴辉已经去世了。到了7、8月份就有拆迁的消息了，马某1就给吴勇打电话让他来处理。2018年1月份王相萍给马某1打电话问这边什么情况，马某1说这边已经拆迁了，王相萍第二天就过来了，随后又到了拆迁办了解情况，当时房屋还没有拆迁。吴勇拿来房产证、土地使用证、股东会决议、房屋买卖协议，和吴辉当初拿来的一样，吴勇先让马某1看了这些材料，马某1吴勇，说决议、房屋买卖协议上是吴辉的名字，除非找到原始的董事会决议，将吴辉的名字改成吴勇，否则办不成拆迁手续，领不到补偿款。 证据五、原告提交赵某的证人证言，并因赵某不能到庭作证，申请一审法院对赵某申请了调查，经一审法院调查，赵某证实：赵某系兴邦公司的副总经理，2008年租赁涉案房屋院落，联系人是马某1，与吴辉见面协商时，吴辉带着房屋的全部手续（悦丰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悦丰公司的公章、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等原件）。2011年续签合同时，吴辉出示了其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2013年老板宋海军和吴辉谈过想购买租赁的院落房屋，因价格问题而未谈妥。 三、被告吴勇提交以下证据主张其系涉案院落房屋的所有人： 证据一、《“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该决议将悦丰公司的土地及房产转给吴勇，格式、内容，除了“转给吴勇（身份证：）”外，其他均与原告提交的转给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但该份决议上括弧内身份证号的数字字体明显小于其他文字字体，且右侧括弧与身份证号之间有较大距离。 证据二、悦丰公司与吴勇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复印件，甲方：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乙方：吴勇。基本内容为：一、甲方将公司名下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后省庄村的房产及土地一并转让给乙方。二、乙方于1997年在甲方的关联公司十堰天能蓄电池有限公司投资五十万元，投资款本金至今的分红款未支付给乙方，现甲方自愿以上列房产及附着物作价八十二万元抵偿乙方的债务。甲方与十堰天能蓄电池有限公司之间的财务调账手续由其自行办理，债务抵消后，甲方与乙方互不相欠。三、本协议一经签订该资产的实际权属即归乙方，甲方于协议订立之日将“两证”原件交付给乙方，并将资产移交给乙方。房地产以后办理过户所发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负担，甲方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协议签订后房屋租金等收益由乙方或其指定人收取。签订时间：2008年10月17日，签订地：十堰市文化路4号。左下方注明“此协议复印件真实有效，登记在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实际属于吴勇”(吴勇认可该注明内容系由其本人书写)，并在注明手写内容上加盖了悦丰公司的公章。 证据三、进账单（扫描件）、投资天能公司的协议、企业信息复印件各一份。吴勇据此主张：其取得悦丰公司房产土地是基于先前投资钱云富的其他关联公司，资产的转让支付了合理对价。 证据四、2018年3月12日钱云富与吴勇签订的《补充协议》原件，基本内容为：2008年甲乙双方签订公司股权及房屋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悦丰公司的股权、土地、厂房转让给乙方。因原来的协议原件遗失，特签订本补充协议：一、转让的土地、厂房所有权人为悦丰公司，位于泰安市泰山区。二、1997年乙方在十堰天能蓄电池有限公司投资五十万元整，现将悦丰公司的股权、土地、厂房及附着物等作价八十二万元整，以抵消乙方在十堰天能蓄电池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及分红，抵消后甲方双方互不相欠。三、甲方已经于2008年将悦丰公司公章、土地使用证等交付给乙方。以后如果需要对房屋土地及公司股权进行过户，甲方予以配合，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四、与本协议有关的纠纷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合同签订地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管辖。 证据五、《授权委托书》影印件，悦丰公司及钱云富委托庹文元律师在悦丰公司、钱云富、吴勇之间关于悦丰公司土地厂房资产处置相关事宜中，作为悦丰公司、钱云富的全权代理人。钱云富书写授权吴勇全权处理拆迁补偿事宜。 证据六、悦丰公司股东侯某于2018年5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悦丰公司给吴勇出具的股东会决议、房地产转让协议真实，吴勇早已接收悦丰公司资产及房产土地证照。 证据七、吴勇母亲陈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申请陈某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为：吴辉生前并没有在悦丰公司享有任何权益，吴辉没有收入，委托吴辉代为出租房屋是解决吴辉个人生活问题，悦丰公司的财产属于吴勇所有。对此，原告提交湖北乔科工贸有限公司、四川星神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各一份，证实吴辉系湖北乔科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四川星神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并非如陈某所言无收入来源，可证实吴勇及证人陈某系虚假陈述。 证据八、被告申请证人侯某（悦丰公司股东兼总经理）出庭作证，侯某陈述：侯某认可转给吴勇的股东会决议上“侯某”三字系由侯某本人在2008年签名书写，悦丰公司的资产及产权证已经交给了吴勇。侯某提出转给吴勇的股东会决议原件在悦丰公司。侯某没有见过2008年10月15日吴辉与钱云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见过转给吴辉的股东会决议，并认可该决议上“侯某”三字系由侯某本人书写。原告问：“为何你刚才看到的这份股东会协议是全部转给吴辉的”。侯某回答：“不清楚”。 四、原告于2018年1月份向泰安市公安局省庄派出所报案，反映吴勇冒领拆迁款。2018年1月底泰安市公安局省庄派出所分别对王相萍、从月莲、冯云强、王某、马某1、赵某进行询问，于2018年3月20日对吴勇进行询问。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上述询问笔录。 冯云强（系拆迁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笔录中陈述：2017年12月份左右，吴勇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会议决议》（指转给吴勇的决议）、第三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还有吴勇、钱云富的身份证复印件与拆迁部门交涉。 吴勇在讯问笔录中陈述：2008年10月15日其与钱云富在湖北省十堰市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后来钱云富将土地证、房产证以及悦丰公司的公章交给了吴勇。提供给拆迁部门的《授权委托书》上面的第三人公司公章系由吴勇加盖，《授权委托书》系吴勇开具。公安机关问：“你提供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复印件上为何身份证号份与其他内容的字体不一致？”，吴勇回答“原件找不到了，这个复印件为什么身份证号字体偏小原因我也不知道”。公安机关问“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悦丰公司的地皮以及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你？”，吴勇回答：“我有房产证（原件）、土地证（原件）、悦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复印件）、投资天能公司的决议（原件）、补充协议（原件）”，吴勇在讯问笔录中并未提到存在2008年11月17日悦丰公司与吴勇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原告提交的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证实：该协议最早出现的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的询问笔录中，吴勇提交给该法院）。 五、原告提交以下证据，主张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均系吴勇与悦丰公司串通恶意造假，以达到骗取拆迁补偿款的目的。 证据一、2008年10月15日吴勇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图片打印件，该协议中除了吴辉变更为吴勇，吴辉的身份证号变更为吴勇的身份证号外，其他内容与吴辉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内容一致，一字不差，格式完全一致。转让给吴辉的协议中的笔误“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应为省庄镇后省庄村）在转给吴勇的协议中竟然也未更改。经一审法院对马某2（马某1之女）调查，吴勇与钱云富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图片，系吴勇于2017年10月份通过微信发给马某2，马某2于2017年10月11日保存在手机QQ相册（马某2向一审法院出示了手机相册）。2018年1月份王相萍问询厂子的情况时马某2发给了其夫刘双建，刘双建又通过微信发给了王相萍。马某2证实吴勇发送该协议图片的目的是想让马某1替他向拆迁部门提交材料，因马某1不会使用微信，便发给了马某2，吴勇同时发送给马某2的还有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等图片（马某2保存在手机QQ相册）。 吴勇及悦丰公司对于吴勇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图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该协议已作废，悦丰公司与吴勇又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协议》。原告提出吴勇2017年10月仍然认可其对涉案房地产的依据来源于2008年10月15日其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而吴勇并未将该房屋买卖协议提交法庭，假如像吴勇及悦丰公司所述，该协议在签订后两天作废，则没有必要在2017年办理拆迁事宜时再向马某2发送房屋买卖协议图片。 证据二、受原告王相萍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月3日出具的《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咨询意见书》，该咨询意见书认定：乙方为吴勇的《房屋买卖协议》及受让人为吴勇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均系变造而成。上述两份材料落款处的“钱云富”署名字迹与乙方为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上的“钱云富”署名字迹源自同一书写字迹。受让人为吴勇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的“侯某”署名字迹与受让人为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的“侯某”署名字迹源自同一书写字迹。 原告据此提出受让方为吴勇的两份材料均系吴勇私自伪造，即吴勇通过电脑技术将转让给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中“钱云富”三个字复制到吴勇伪造的转让给吴勇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甲方签名处及复制到吴勇伪造的转让给吴勇的股东会议决议中股东签名处，将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议决议中“侯某”三个字复制到吴勇伪造的转让给吴勇的股东会议决议中股东签名处。侯某出庭认可原告所提交法庭的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决议是其署名，又作证说房地产出卖给吴勇，故证人侯某所称的房地产出卖给吴勇的证言是虚假的，与事实不符。 证据三、微软工程师任剑颖给王相萍出具的的专家意见。 该专家意见可以证实：1、乙方为吴勇的《房屋买卖协议》中吴勇的签字为抹去原签字后重新签字所形成的新色域，日期中阿拉伯数字明显也因使用图形技术抹去原时间再填写所形成，该协议存在明显技术后期修改痕迹，系变造形成，而乙方为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无人为修改痕迹，技术作伪可能性低；2、受让方为吴勇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中身份证号码系技术大面积修改，受让方为吴辉的《股东会决议》系正常复印后再拍照，无修改痕迹；3、吴勇提供的落款为2008年10月17日的《房地产转让协议》所使用的字体最早出现于2012年10月发布的微软WIN8系统中，该协议系使用WIN8或以上操作系统打印，而非2008年打印。 原告据此主张吴勇向法庭提交的《房地产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权利依据均系伪造，其从未取得过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涉案房地产的所有人系吴辉而非吴勇。 六、关于悦丰公司的委托诉讼授权问题。 原告提出吴勇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认可悦丰公司的公章由其持有，其所提交给拆迁部门的授权委托书上悦丰公司的公章系由其加盖，因此，所向法庭提交的所谓悦丰公司授权委托书也应系吴勇加盖公章，且该委托书上并未有悦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钱云富的签名或印章，故并非悦丰公司实际委托。对此，悦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悦丰公司是十堰荣华东风汽车专营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因此悦丰公司的一套公章在十堰荣华东风汽车专营有限公司处，还有一套在吴勇手里，用于本次诉讼的是由钱云富授权加盖的十堰荣华东风汽车专营有限公司保管的公章。吴勇认可悦丰公司委托诉讼人的解释。 侯某在出庭时证实悦丰公司只有一套公章。 七、一审法院要求吴勇及悦丰公司提交《“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悦丰公司与吴勇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原件，吴勇及悦丰公司均称原件已丢失，对此，一审法院告知吴勇、悦丰公司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双双丢失能够证实重大经济利益的权利凭证，存在不符合逻辑及客观事实的情形，拒不向法庭提交原件，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 八、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于吴勇提供的其与悦丰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悦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与原告提交的吴辉与悦丰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及悦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文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因原被告在本案中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未能提交原件，致使鉴定机构退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受让人是吴辉或者是吴勇。 能够直接确定受让人的关键证据，显然为相关转让协议、悦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等，而原告提交的受让人为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及《房屋买卖协议》均为复印件，被告吴勇提交的转让给吴勇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及《房地产转让协议》亦系复印件。因吴辉猝死于湖北省十堰市，吴辉去世前并未与原告居住于成都市，吴辉并未将原件放置于成都市原告处，原告无法提供原件有着合理理由。而吴勇及悦丰公司在涉案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却双双丢失能够证实重大经济利益的权利凭证，存在不符合常理及客观事实的情形。由于吴勇及悦丰公司拒不向一审法院提交原件，导致不能通过鉴定以确定吴勇所提交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及《房地产转让协议》形成时间及加盖悦丰公司公章的时间并进而确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假如该两份证据系于2017年拆迁期间形成，那么完全能够鉴定出决非于2008年形成的。吴勇及悦丰公司拒不提交原件的目的，显然意图排除鉴定的可能，因此，吴勇及悦丰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 虽然原告客观上无法提交受让人为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及《房屋买卖协议》原件，但其提交的相关租赁合同(吴辉在合同上加盖悦丰公司的公章)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吴辉自2007年5月份开始至其去世前一直占有、使用、管理涉案土地及房产，并收取占有租金等收益的事实，吴辉持有悦丰公司公章足以证实悦丰公司已经将涉案土地及房屋交付给吴辉，期间吴勇及悦丰公司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更未向吴辉索取租金，且悦丰公司的股东兼总经理侯某亦证实其在转给吴辉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即侯某证实受让人为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系真实的。 吴勇于2017年10月份发送给证人马某2的吴勇与钱云富于2008年10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马某2证实吴勇发送该协议图片的目的是想让马某1替他向拆迁部门提交材料，已达到证实其为涉案土地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但该份协议除了受让人不同、受让人的身份证号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吴辉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完全一致，一字不差，格式完全一致，落款位置一致。至此，可以确定这两份受让人不同的《房屋买卖协议》肯定有一份是伪造的，同时也是根据另一份仿造的。吴辉一直实际占有、使用、管理涉案土地及房产，并收取占有租金等，其他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侯某证实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议决议是真实的，因此，吴辉无需伪造房屋买卖协议。而吴勇并未向拆迁部门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该份对其非常有利的受让人为吴勇《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或者复印件，不符合常理；吴勇在本案中提出该份协议已作废，并于2008年10月17日与悦丰公司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协议》，既然重新签订了对其有利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但吴勇并未向拆迁部门提交本早已存在的该《房地产转让协议》的原件或者复印件，而是打算让马某1代其向拆迁部门提交受让人为吴勇《房屋买卖协议》图片，且2018年3月20日吴勇在公安机关陈述其持有的相关权利证据中并未有该份《房地产转让协议》，此显然不符合日常逻辑，据此可以推定，吴勇在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的过程中及公安机关对其询问之前该《房地产转让协议》尚未形成。 吴勇提交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格式、内容，除了“转给吴勇（身份证：）”外，其他均与原告提交的转给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该份决议上括弧内身份证号的数字字体明显小于其他文字字体，且右侧括弧与身份证号之间有较大距离。显然该两份股东会议决议必然有一份是仿造的。侯某证实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议决议是真实的，吴辉无伪造股东会议决议的必要。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咨询意见书》可以证实：乙方为吴勇的《房屋买卖协议》及受让人为吴勇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均系变造而成。上述两份材料落款处的“钱云富”署名字迹与乙方为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上的“钱云富”署名字迹源自同一书写字迹。受让人为吴勇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的“侯某”署名字迹与受让人为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的“侯某”署名字迹源自同一书写字迹。根据该意见书推定的唯一结论是：吴勇通过电子技术将转让给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中“钱云富”三个字复制到转让给吴勇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甲方签名处，以形成伪造的房屋买卖协议；将转让给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中“钱云富”三个字复制到转让给吴勇的股东会议决议中股东签名处，将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议决议中“侯某”三个字复制到转让给吴勇的股东会议决议中股东签名处，以形成伪造的股东会议决议。事实上，具备较为普通文化水平的人员凭肉眼亦能分辨出并得出相同的结论：受让人为吴勇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的“钱云富”落款及股东会议决议中的“钱云富”落款，与受让人为吴辉的房屋买卖协议中“钱云富”落款，其字体、笔画、笔画走势及间隔、三个字之间的位置、距离比例完全一致，手写根本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份股东会议决议中“侯某”的签名，其字体、笔画、笔画走势及间隔、三个字之间的位置、距离比例完全一致，手写根本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这种情况只有通过电子技术扫描或者复制等技术手段才能形成。 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原告提交的受让人为吴辉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及《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有效，吴勇提交的受让人为吴勇的《“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及《房屋买卖协议》均系其伪造。 关于第三人悦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有两枚悦丰公司的公章即法定名称章的意见，因悦丰公司的股东兼总经理侯某证实悦丰公司只有一枚公章，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规定：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单位的法定名称章，故一审法院对于该意见不予采纳。吴勇自认其本人持有悦丰公司的公章，因此，存在所谓的悦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系由吴勇实际委托的可能。基于该理由，吴勇提交的其与悦丰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系吴勇2018年在公安机关对其调查询问之后私自加盖悦丰公司公章伪造或者系吴勇与钱云富恶意串通伪造而形成，属无效合同。吴勇提交的2018年3月12日钱云富与吴勇签订的《补充协议》原件，显然亦系吴勇与钱云富恶意串通而形成，属无效合同。 吴勇之母陈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且其与吴勇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受让人为吴辉。虽然吴辉与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上并未加盖悦丰公司的公章，但悦丰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已经决定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产转让给吴辉，钱云富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该《房屋买卖协议》为合法有效合同。悦丰公司早已将涉案土地院落房产交付给吴辉，证实双方已履行完毕该协议的主要义务，仅未办理过户手续。因此，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在拆迁之前应属于王相萍与吴辉的共同财产，相应拆迁利益即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应归王相萍、吴辉共同所有，据此，对于原告要求确认登记在第三人悦丰公司名下位于泰安市泰山区的房产及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为原告与吴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涉案拆迁补偿款其中一半应归原告所有，另一半拆迁补偿款应作为吴辉的遗产予以处理，但该部分拆迁补偿款在作为遗产处理前，原告作为吴辉的妻子有权予以保管，吴勇伪造权利凭证从拆迁部门骗取、侵占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的行为系违法行为，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吴勇返还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涉案拆迁合同中的被拆迁人为悦丰公司，吴勇持悦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领取拆迁补偿款，且悦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云富与吴勇恶意串通致使吴勇能够侵占拆迁补偿款，故悦丰公司亦负有返还拆迁补偿款的义务，原告要求悦丰公司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悦丰公司向原告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第三人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泰安市泰山区房产及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为原告与吴辉的夫妻共同财产；二、被告吴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相萍拆迁补偿款7491811.21元；三、第三人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勇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242.68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吴勇申请证人侯某出庭作证，该证人陈述其在转让给吴勇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悦丰公司转让的是土地和房屋，没有股权，具体如何转让给吴勇不清楚。另陈述其没有在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该陈述与其一审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不一致。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受让人是吴辉还是吴勇；二、涉案拆迁款的性质应如何认定，王相萍作为原告起诉主体是否适格；三、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一，悦丰公司对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对外出让的事实无异议，其和吴勇均主张吴勇系实际受让人，王相萍则主张吴辉为实际受让人。首先，王相萍主张吴辉为实际受让人的依据是吴辉与悦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及悦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吴勇主张其为实际受让人的依据是其与悦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钱云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悦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和房地产买卖协议复印件。王相萍称其与吴辉长期两地分居，吴辉生前长期在十堰市居住并有第三者，吴勇对此也予认可，王相萍称房屋买卖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原件由吴辉保存在十堰市，其在成都市的家中留存复印件，而吴辉在十堰市猝死后，其无法提供上述证据原件存有合理性。在王相萍申请对吴勇提供的上述证据形成时间及加盖悦丰公司公章时间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吴勇和悦丰公司称其双方应保存的证据原件都已经丢失，拒不提交原件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其双方在涉案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均丢失能够证实重大经济利益的权利凭证，存在不符合常理及客观事实的情形。且王相萍提供的《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咨询意见书》及微软专家出具的专家意见书载明，吴勇持有的其为受让人的房屋买卖协议及悦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均系变造而成，结合侯某一审出庭作证陈述的其在转让给吴辉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事实，王相萍所陈述的事实更具有高度盖然性。其次，关于涉案土地及房产的占有使用情况，王相萍提供的证人证言、租赁合同、租金交付的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实系吴辉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土地及房产，其生前亦持有相关证件及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原件。吴勇主张系其委托吴辉处理出租等相关事宜，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吴勇也一直没有就收取的租金向吴辉主张过权利，对此吴勇称系因吴辉无经济收入而对其进行的帮持，但王相萍提供的证据能证实吴辉名下有几家公司经营，不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形。综上，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及涉案土地房产的占有使用情况，涉案土地及房产实际受让人为吴辉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吴辉为实际受让人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拆迁款系涉案土地及房产被征收后政府给予的补偿款，各方对此均予认可。悦丰公司亦认可该拆迁款应由实际受让人享有，现已认定吴辉为实际受让人，且其系在与王相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让的涉案土地及房产，由此产生的财产利益即涉案拆迁款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王相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拆迁款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悦丰公司主张其委托吴勇办理拆迁及领取款项等相关事宜，涉案拆迁款项均已由其领取，因吴勇不是实际受让人，其应与悦丰公司返还涉案款项，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亦无不当，应予支持。吴辉去世后该夫妻共同财产中其个人份额部分的处理，相关遗产继承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转为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本案时，已当庭将合议庭组成人员情况告知各方当事人，不违反法律规定。因对案件事实无法确认，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其相应期限亦应从审限中予以扣除，本案相关证据也均经过当事人质证，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综上所述，吴勇、悦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242.68元，由上诉人吴勇、泰安悦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各自负担32121.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广 审判员  李 健 审判员  于永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苏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