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9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大朗甫胜五金制品厂，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村三星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441900L320178973。经营者：周志容，女，汉族，1977年1月1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高西组，公民身份号码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锋，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烟，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河市荣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河北省三河市黄土庄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0422114。法定代表人：范春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进春，北京市东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雷，北京市东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东莞市大朗甫胜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东莞甫胜厂）因与被上诉人三河市荣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荣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6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东莞甫胜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三河荣祥公司向东莞甫胜厂支付货款及退货税金共517211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17211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8月1日为92575.25元）；2.判令三河荣祥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东莞甫胜厂（周志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949元、保全费3568.93元，共计8517.93元，由东莞甫胜厂（周志容）负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6136号民事判决。东莞甫胜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东莞甫胜厂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河荣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东莞甫胜厂所提供的《产品销售合同》足以证明，案涉的货物运输方式为物流发货，付款方式是发票到后45天内一次性付清款项。可知双方因地域限制形成了特别的交易习惯，即使无三河荣祥公司回签的送货单、对账单，案涉交易形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以作为有效的、唯一的交易凭证。首先，双方所约定的付款方式是三河荣祥公司收到发票后支付货款，所以案涉货款的支付条件不是双方通过送货单、对账单对账后多少天结算，三河荣祥公司应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支付货款。既然双方认可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案涉交易的有效、唯一的交易凭证。那么，即便没有三河荣祥公司确认的送货单、对账单也不影响东莞甫胜厂已履行交货义务事实的成立。当三河荣祥公司收到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代表案涉货款达到支付条件。双方实际上也从未约定通过送货单、对账单进行结算，三河荣祥公司在原审中关于发票及抵扣凭证不能证明东莞甫胜厂交货的主张是违背交易习惯的，原审法院认为东莞甫胜厂应提供除增值税发票与抵扣凭证之外的其他证据则是加重了东莞甫胜厂举证之义务。二、双方自2015年5月开始合作至终止合作期间，都未形成回签单据的交易习惯，如果三河荣祥公司有意不回签，东莞甫胜厂也难以每次都强制三河荣祥公司回签。那么，东莞甫胜厂也只能提交托运单以补充证明交货情况：托运单上的收件人刘贵福是三河荣祥公司的采购经理，为方便客户自提货物，所以填写刘贵福为收件人。东莞甫胜厂所提供的托运单是不随货同行的第四联，故未显示刘贵福的签字，但是根据托运人官方网站的运单情况可得知，案涉货物均系从东莞市送达三河荣祥公司所在的河北三河市的。且该等托运单上的货物名称、数量、托运日期均可与东莞甫胜厂的送货单、对账单、发票互相印证。三、三河荣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刘贵福才是其供应商，三河荣祥公司系通过刘贵福与东莞甫胜厂存在间接交易，三河荣祥公司所抵扣的案涉增值税发票均是从刘贵福处购买压铆螺母时由刘贵福提供的。现暂不论三河荣祥公司关于刘贵福才是其供应商之主张是否真实，从三河荣祥公司的陈述可知，刘贵福向三河荣祥公司所“提供”的货物系东莞甫胜厂生产的案涉压铆螺母；从三河荣祥公司抵扣增值税发票后又支付货款的行为可知，三河荣祥公司对刘贵福所“提供”货物的型号、金额、数量并无异议，也可作为认定东莞甫胜厂已履行交货义务的依据。另外，三河荣祥公司对于其主张，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刘贵福之间的关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贵福所“提供”货物的情况与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不符。结合刘贵福从未向东莞甫胜厂支付任何货款、双方合作期间所有货款均由三河荣祥公司支付的事实，在三河荣祥公司对于刘贵福所“提供”的由东莞甫胜厂生产的货物无异议，但又无证据证明刘贵福才是其买卖合同相对方的情况下，应认定本案的买卖合同双方为东莞甫胜厂与三河荣祥公司，刘贵福在本案中只是辅助双方达成交易。四、三河荣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案涉交易是与刘贵福进行的、发票则由东莞甫胜厂代开的情节，涉嫌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犯罪金额为1221110元），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本案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原审法院应根据《关于审理民间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裁定中止审理本案，并将三河荣祥公司、刘贵福的犯罪线索移交有关公安机关处理。三河荣祥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地域原因不能作为东莞甫胜厂对自己的诉讼请求不提供证据的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双方在合作期间共签订四次《产品销售合同》，合同总价款共计470000元，根据东莞甫胜厂的诉讼请求，东莞甫胜厂已经承认此笔款已经支付完毕，实际上三河荣祥公司也确实是按照供应商刘贵福的要求将《产品销售合同》中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东莞甫胜厂，因此三河荣祥公司无需再向东莞甫胜厂支付货款。2.从一审判决中查清的事实来看，也能够证明东莞甫胜厂的请求根本没有事实依据。①东莞甫胜厂主张刘贵福作为三河荣祥公司的员工通过传真、微信或qq的方式告知东莞甫胜厂下单意愿，之后据此制作合同，但东莞甫胜厂不能提供有关微信或qq发送记录。②托运单载明的收货人为刘贵福，但收货人处却由东莞甫胜厂员工焦织府签收，东莞甫胜厂称是因为焦织府文化程度不高，所以签字位置错误。东莞甫胜厂代理人在网上开庭时承认焦织府是一直负责货物托运的人，试想一个一直负责货物托运的人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所以三河荣祥公司对东莞甫胜厂提供的托运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是有理有据的。③东莞甫胜厂主张双方通过传真、微信或qq的方式进行对账，东莞甫胜厂也不能提供相应发送记录。④东莞甫胜厂主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邮寄给三河荣祥公司的，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快递单。⑤退货原因是三河荣祥公司存在库存压力，但除口头陈述外，未提交其他证据。二、东莞甫胜厂在上诉状中所称“既然双方认可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案涉交易的有效、唯一的交易凭证”这一说法简直是在混淆视听。三河荣祥公司无论是在庭审意见或者是答辩意见中，从来没有认可过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案涉交易的有效、唯一的交易凭证，因此这一观点，只能证明东莞甫胜厂想要误导二审法官的判案思路。三、东莞甫胜厂主张双方合作期间都未形成回签单据的交易习惯，但是其提交的托运单也不能证明其交货给三河荣祥公司的事实。1.东莞甫胜厂提交的托运单没有三河荣祥公司工作人员的签章，不能证明三河荣祥公司实际收到货物；2.托运单上收货人一栏填写的是刘贵福，而刘贵福恰恰是三河荣祥公司的供货商，货物运送给刘贵福，再由刘贵福转卖给三河荣祥公司并无不妥；3.案涉货物均系从东莞市运送河北省三河市，因刘贵福也是河北省三河市人，这与货物运送的地址不谋而合，只能证明货物的实际收货人是刘贵福；4.经过庭审质证，东莞甫胜厂所提交的对账单和托运单的数额是对应不上的，而东莞甫胜厂解释为“有可能是对账单上写错了”，试想东莞甫胜厂单方面提供的两份证据上的数额都对应不上，只能证明东莞甫胜厂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因此，东莞甫胜厂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三河荣祥公司实际收到货物，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东莞甫胜厂所称“刘贵福向三河荣祥公司所提供的货物系东莞甫胜厂生产的压铆螺母”这一主张，不能证明三河荣祥公司尚欠东莞甫胜厂货款。事实上，刘贵福系三河荣祥公司的供货商，刘贵福从东莞甫胜厂购买压铆螺母，再将螺母卖给三河荣祥公司，此事并无不妥。东莞甫胜厂的这一主张根本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东莞甫胜厂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交货的事实，于法无据。首先，在东莞甫胜厂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目录中，东莞甫胜厂称将增值税发票经顺丰快递邮寄到三河荣祥公司住所处，但是东莞甫胜厂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在被告不认可交货事实的情况下，原告不能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交货的事实，还需要提交其他资料予以佐证。现东莞甫胜厂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向三河荣祥公司实际交货的事实。因此，东莞甫胜厂的主张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六、东莞甫胜厂的行为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本案的实际交易流程为：三河荣祥公司从供应商刘贵福手中购买压铆螺母，一部分款项按照刘贵福的授意直接支付给卖家，一部分由三河荣祥公司向刘贵福直接支付。目前三河荣祥公司尚欠刘贵福货款大约520000元。一审中之所以刘贵福未出庭作证，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刘贵福本人也承认尚欠东莞甫胜厂货款。本案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不存在骗取国家税款、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相对应的情形，根本谈不上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退一步来讲，本案中的增值税发票是东莞甫胜厂开具的，东莞甫胜厂是行为人，东莞甫胜厂自己说自己虚开发票，无非是想让公安干涉民事纠纷，在现在的司法环境下，是行不通的。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东莞甫胜厂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阅卷和调查，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要求三河荣祥公司限期提交该公司与东莞甫胜厂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之间的货物签收及付款记录、该公司与刘贵福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之间的货物签收及付款记录及刘贵福的身份资料的相关证据。三河荣祥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进行回复。三河荣祥公司的《情况说明》内容为：一、三河荣祥公司是从刘贵福手中购买的货物，每次都是刘贵福将货物运送至该公司，因此该公司没有与东莞甫胜厂之间的货物签收记录。三河荣祥公司确实向刘贵福指定的东莞甫胜厂支付过货款，但是因为该公司的账户被查封，现在无法打印出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只能提供该公司会计的记账凭证。二、三河荣祥公司因此前就与刘贵福有过合作，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并没有与刘贵福之间书面的货物签收记录。三河荣祥公司与刘贵福之间的付款情况，大多是以现金、以机器设备抵账的方式向其支付货款。三、三河荣祥公司与刘贵福之间早已没有合作关系，无法找到刘贵福，无法提供刘贵福的身份信息。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仅对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的问题予以审查。东莞甫胜厂主张该厂与三河荣祥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双方共产生货款1221110元，尚欠货款本金491900元及退货税金25311元。三河荣祥公司一审期间答辩称双方共签订四份《产品销售合同》，合同价款共计470000元，并非1221110元，已向东莞甫胜厂支付了全部货款。三河荣祥公司一审庭审中否认四份《产品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否认双方存在货物交易，主张刘贵福是该公司的供应商，向该公司供应压铆螺母，而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该公司向刘贵福购买压铆螺母时由刘贵福提供给该公司的，该公司至今尚欠刘贵福约520000元货款未付，并称刘贵福有出庭作证的意愿但受疫情影响而未能出庭作证。东莞甫胜厂提交的加盖有双方印章的四份《产品销售合同》，分别于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4日、2016年9月27日、2016年10月12日签订。东莞甫胜厂提供的送货单、托运单及对账单，虽均无加盖三河荣祥公司的印章或有三河荣祥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但上述单据所反映的货物交易均是发往三河荣祥公司所在的“河北三河”及与东莞甫胜厂提交的十九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而三河荣祥公司亦确认该十九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进行了税款抵扣。综上，本院认为，根据东莞甫胜厂提供的证据，可初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二审期间限期三河荣祥公司提交相关资料。三河荣祥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进行回复。首先，东莞甫胜厂提交的四份《产品销售合同》加盖有双方印章，在三河荣祥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真实性。而从《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三河荣祥公司并未收到过东莞甫胜厂发送的货物，该公司向东莞甫胜厂支付的货款也是受刘贵福的指示，这与双方确定在不同时间签订的四份《产品销售合同》显然是矛盾的。其次，三河荣祥公司称该公司与刘贵福之间早已没有合作关系，无法找到刘贵福，无法提供刘贵福的身份信息，这与三河荣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所称该公司尚欠刘贵福约520000元货款未付刘贵福有出庭作证的意愿存在矛盾。综合双方的陈述及东莞甫胜厂提交的证据，在三河荣祥公司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东莞甫胜厂提供的与三河荣祥公司有关的证据，本院认为东莞甫胜厂的主张更为可信，对东莞甫胜厂的主张予以支持。至于东莞甫胜厂诉请逾期付款的利息，东莞甫胜厂提交的四份《产品销售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亦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双方曾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本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诉请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结合本案的情况，本院认定三河荣祥公司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四份《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付款时间为收到发票后45天内一次性付清款项，双方其他货物买卖可参照该约定确定付款时间，但东莞甫胜厂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前述十九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邮寄时间，本院以前述十九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最后认证时间2016年11月28日为三河荣祥公司最后收到发票的时间，故三河荣祥公司应于2017年1月13日前付清货款，三河荣祥公司至今仍拖欠货款，故应当自2017年1月13日支付相应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逾期付款利率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综上，东莞甫胜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于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前述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6136号民事判决；二、限三河市荣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五日内向东莞市大朗甫胜五金制品厂支付517211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17211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东莞市大朗甫胜五金制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949元、保全费3568.93元，共计8517.93元，由东莞市大朗甫胜五金制品厂承担426.93元，由三河市荣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担8091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1元，由东莞市大朗甫胜五金制品厂承担505元，由三河市荣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担95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鹏审判员  叶志超审判员  王九龙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何家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