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同波，男，197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济钢家属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慧梅，女，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济源市高压开关厂工人，现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源市煤炭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科技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薛有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淑芳，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源市高开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史传武，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源高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天坛中路******（原老煤炭高压开关厂大中华院内）。法定代表人：史传武，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翟同波因与被上诉人牛慧梅、济源市煤炭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炭高压公司）、济源市高开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开电器公司）、济源市高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开物业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济源市人民法院（2020）豫9001民初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同波、被上诉人牛慧梅、被上诉人济源市煤炭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淑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同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翟同波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牛慧梅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相矛盾。前面表明牛慧梅不是股东，这是正确的，后面却又错误地套用对股东的一些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写明，常远是登记股东，常远去世，变为其妻王景兰，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是常远妻子王景兰，牛慧梅挂在其名下，这表明牛慧梅不是股东，工商登记、股东名册中，皆无记载。而本院认为部分却把案由定名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适用的法律是公司法对股东的一些规定以及对实际出资人想变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一些规定。二、案由定性错误。一审判决把案由定性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是错误的。常远是真正的股东（常远去世，现变更为其妻王景兰），牛慧梅是挂在股东常远名下的两名人员之一，享有股份但不是股东，享有资产受益权、处分权、知情权等，但不享受股东权利，没有重大决策权、表决权等。牛慧梅不是股东，翟同波也没有要求成为股东，即便是翟同波的名字取代牛慧梅的名字，仍然不是股东。变更名字只是公司内部非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变更，不涉及股东名册。公司给正式股东和挂股人员出具联合入股证明，挂股人员股份分红由公司直接对着个人发放，并不是从股东手里取得股份分红。三、因案由定性错误，一审判决依据的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等法律规定，本案皆不适用，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只有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需要遵守公司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规定的股东义务。翟同波名字取代牛慧梅名字后，取得的只是协议上约定的权利，是一种特殊债权，而非股东权利，此种权利又是基于合同法而非公司法的规定，故变更名字并不受公司法半数同意等的约束。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只是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及有限责任公司应对股东所做的工作，与不是股东的牛慧梅没有关系。“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法律规定同样是对想成为股东并要求上股东名册人员的要求。另，从联合出资入股证明书上可以看出，常远是股东，联合出资的牛慧梅和另一人并非股东，公司股东名册上没有该二人的名字。因此，常远的变动是股东的变动，适用于此法律规定。相对于牛慧梅和另外一名人员变动，就不适用此法律规定。一审明知牛慧梅本人不是股东，却以牛慧梅是股东进行判决和适用法律，造成了错误判决。四、一审法院认为牛慧梅每年股份分红是从股东常远名下领取。这种认定是错误的。30多名挂股人员的股份分红都是公司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上，并非从股东的手里得钱。五、一审法院认为不变更名字，让翟同波从牛慧梅手中要取分红款是错误的。如果不变更名字，等于翟同波提供的两份生效判决文书是一纸空文。根据（2018）豫9001民初107号判决书，两万元股份归翟同波实际所有。“所有”顾名思义都包括了很多权利，分红权、处分权、知情权等诸多权利（综合权利的体现），只要是高压开关厂另外30多名挂股人员享有的权利，翟同波都应该享有，不仅仅只有分红权。归翟同波所有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变更名字，如果不变更名字，何以证明归翟同波所有，判决书中两万元原始股份归翟同波实际所有就是一句空话，是对实际出资人权利上的侵害。再者，让翟同波从牛慧梅手中要取分红款，等于判决书是一纸空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生效后，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不协助执行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还可以予以罚款。同时可以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因此，人民法院作出确权判决后，新的权利人就直接取得了股份所有权，物权变动依据法律规定直接产生，股份权利归属或权利内容与股份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的，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办理相应的登记。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权利人只要提交人民法院生效的确权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就可以直接向相关单位申请。鉴于翟同波提交的生效法律文书已作为股份权利归属的依据，因此，相关单位应为其办理权属登记。如相关单位不予以办理相应的登记，会导致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与真实权利状况存在不一致现象发生，明显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可见，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要求提交协助执行通知书为理由，拖着不给办理股份变更手续是不妥当的。翟同波原本因牛慧梅、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变更股份名字诉至法院，牛慧梅拒不变更，公司领导要求法院下协助执行通知，法院认为持判决生效文书就可以变更，双方僵持不下，拖了一年多，翟同波的合法权益难以落实，被逼无奈才诉至法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前后自相矛盾，请求二审改判支持翟同波的原诉讼请求。牛慧梅辩称，出资2万元时开关厂要求只能是本单位职工出资，牛慧梅是厂里的职工，只能由牛慧梅的名义出资。结婚的时间可以证明，该2万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牛慧梅在开关厂的权利不可能转给翟同波。股份分配协议的内容是翟同波写的，翟同波骗牛慧梅在协议上签名。煤炭高压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翟同波的诉讼请求与煤炭高压公司无关，煤炭高压公司现在的登记股东只有河南万道捷建股份有限公司，牛慧梅以及翟同波所说的常远不是公司股东，应依法驳回翟同波对煤炭高压公司的诉讼请求。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未答辩。翟同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根据（2018）豫9001民初107号、（2019）豫96民终434号生效判决文书，判决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等名下股份全部变更为翟同波名下，并办理出资入股证明等事宜；诉讼费由牛慧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翟同波与牛慧梅于2000年12月27日登记结婚，后双方于2013年1月30日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翟同波与牛慧梅于2002年4月23日签订《关于高压开关厂股份分配协议》一份，约定由翟同波以牛慧梅的名义出资购买煤炭高压公司的股份20000元，以后股份的分红权归翟同波所拥有，和牛慧梅没有任何关系，将来不管亏本和盈利都与牛慧梅无关。牛慧梅系煤炭高压公司职工，2002年4月30日向公司入股2万元，登记在股东常远名下，煤炭高压公司出具了联合入股证明。后煤炭高压公司进行改制，股东进行变更。原登记在煤炭高压公司的股东及股份比例按原登记信息延续登记为高开电器公司和高开物业公司的股东，常远成为高开电器公司和高开物业公司的登记股东，牛慧梅每年从常远名下领取分红。因常远已去世，现高开电器公司和高开物业公司已将其股东名册中常远的股权变更为其妻王景兰。翟同波曾于2017年4月1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常远名下的20000元原始股份归其所有。2019年1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豫9001民初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入股的20000元股份归翟同波实际所有。牛慧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3月28日，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96民终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及济源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牛慧梅在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的20000元股份归翟同波实际所有，分红权归其所有，翟同波可以据此向牛慧梅要求支付股权分红款。本案中，翟同波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决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名下的股份全部变更为翟同波名下，并办理出资入股证明等事宜，案由应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高开物业公司和高开电器公司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为常远妻子王景兰，牛慧梅的股份在股东王景兰名下，即便牛慧梅要求变更股东名册记载也需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庭审中明确其他股东不同意翟同波成为其公司股东，故翟同波要求将牛慧梅在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的股份全部变更到其名下，并办理出资入股手续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翟同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翟同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翟同波的一审诉讼请求为，根据（2018）豫9001民初107号、（2019）豫96民终434号生效判决文书，判决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等名下股份全部变更为翟同波名下，并办理出资入股证明等事宜。一审以牛慧梅的股份在股东王景兰名下，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庭审中明确其他股东不同意翟同波成为其公司股东，故翟同波要求将牛慧梅在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的股份全部变更到其名下，并办理出资入股手续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等为由，对翟同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翟同波上诉称，其要求变更名字只是公司内部非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变更，不涉及股东名册和公司股东；只有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需要遵守公司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规定的股东义务；翟同波名字取代牛慧梅名字后，取得的只是协议上约定的权利，是一种特殊债权，而非股东权利。针对翟同波的该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应当向其合同相对人主张。翟同波基于其与牛慧梅于2002年4月23日签订《关于高压开关厂股份分配协议》的约定享有的合同债权，对合同相对人以外的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煤炭高压公司要求驳回翟同波对其的诉讼请求，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同意翟同波成为其公司的股东，翟同波要求判决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等名下股份全部变更为翟同波名下，并办理出资入股证明等事宜，对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煤炭高压公司、高开电器公司、高开物业公司而言，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不支持翟同波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翟同波上诉提出，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确权判决后，新的权利人就直接取得了股份所有权，物权变动依据法律规定直接产生，股份权利归属或权利内容与股份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的，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办理相应的登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原生效判决确认牛慧梅在煤炭高压公司入股的20000元股份归翟同波实际所有，是基于翟同波与牛慧梅于2002年4月23日签订《关于高压开关厂股份分配协议》的约定，是对翟同波享有的合同权利的确权保护，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翟同波享有的权利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物权范畴，其要求适用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保护其权利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翟同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翟同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存智审判员孙东杰审判员聂文峰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孙      化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