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3刑终626号原公诉机关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思惠，男，1986年8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大专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乐清市。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3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乐清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王钰，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政政，男，1984年11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大学本科肄业，经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乐清市。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2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乐清市看守所。辩护人王永进，山东中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罗春辉，男，1979年4月24日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汉族，大专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吉水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6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乐清市看守所。辩护人倪立赶、金纯纯，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审理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思惠、黄政政、罗春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19）浙0382刑初1919号刑事判决。黄思惠、黄政政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乐清市大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另案处理，以下简称“大初公司”）于2016年2月22日设立，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研发、制造、加工、销售等。2016年3月至8月，大初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黄思惠、股东被告人黄政政，在明知与上海佑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另案处理，以下简称“佑舜公司”）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经被告人罗春辉介绍，虚假走账，取得佑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24份，价款金额18499238.51元，税额3144870.49元，价税合计21644109元，被告人罗春辉从中收取价税合计4%左右的开票手续费。被告人黄思惠、黄政政明知与襄阳泰凯电子有限公司（另案处理，以下简称“泰凯公司”）虚假走账，收取价税合计10.2%作为开票手续费为泰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9份，合计价款金额18821469.91元，税额3199649.89元，价税合计22021119.8元。被告人罗春辉于2019年6月3日经民警通知后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公交派出所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罗春辉退缴违法所得822476元。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证明、前科情况核实证明，到案经过，公司登记基本情况，银行转账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开具发票明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通过情况，公司走访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表、认证发票信息，证人高某、刘某1、魏某、刘某2、李某、金某的证言，被告人黄思惠、黄政政、罗春辉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视听资料光盘等。原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黄思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黄政政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罗春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罗春辉违法所得人民币82247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黄思惠上诉称，（1）其没有参与大初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开票情况不知情，公司的业务均是由黄政政负责处理。一审仅凭其每月向会计提交申报纳税材料，资金主要流入其名下银行卡，推定其知晓大初公司与佑舜、泰凯公司之间均没有真实货物交易，证据不足。（2）其主观上没有为他人虚开及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故意和动机，在获知大初公司进项发票涉税后，积极主动筹措80万元交由黄政政补缴税款。（3）大初公司和泰凯公司存在真实交易，一审认定大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有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黄思惠的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黄思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具有实施虚开发票的故意行为，一审认定所依据的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黄思惠无罪。黄政政上诉称，（1）大初公司上下游均存在真实货物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即使货票不一，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代开”而非“虚开”。一审法院全案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对罗春辉身份认定有误，罗春辉系代表佑舜公司的工作人员，而非虚开发票的介绍人。罗春辉作为销售方，无论提供哪家公司发票对于大初公司而言都是善意取得，并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黄政政的辩护人提出，（1）有证据证明大初公司与泰凯公司之间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由此可以证明大初公司与佑舜公司之间亦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一审判决没有排除真实交易部分，将全部发票金额认定为虚开错误。（2）刑事诉讼中查明事实、收集证据的责任在于公诉机关，上诉人没有举证责任。（3）增值税是流转税，在销项、进项中进行抵扣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黄政政无罪。罗春晖的辩护人提出，罗春辉犯罪情节较轻，系从犯，符合缓刑适用条件，请求二审法院再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二审审理查明，被告人黄思惠、黄政政在大初公司与泰凯公司虚假走账中，收取价税合计8%的开票手续费，该事实有相关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黄政政的供述和证人魏某的证言为证。一审认定开票手续费为10.2%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和证据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罗春辉的家属代为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针对被告人黄思惠、黄政政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一）黄思惠是否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观故意的认定。经查，黄思惠系大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黄政政各持有公司50%的股份。黄思惠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大初公司的多笔大额资金走账系通过其本人持有的银行卡转入支出。黄思惠的供述和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黄思惠每个月有向会计事务所提供相关凭证用于做账。结合被告人黄政政及证人刘某1、刘某2关于黄思惠参与大初公司经营管理和发票开具事宜的相关供述和证言，可以认定黄思惠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二）大初公司从佑舜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经查，2016年4月至7月期间，大初公司对公账户转入佑舜公司对公账户共计2164万余元，该资金通过佑舜公司工作人员金梦莺、殷唯银行账户转入罗春辉银行账户，罗春辉再将资金转入黄思惠银行账户共计2076万余元。两家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回流，前后值差额比例为4%。该事实有大初公司、金梦莺、殷唯、罗春辉、黄思惠、黄政政等相关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为证。结合罗春辉的供述和证人李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大初公司与佑舜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罗春辉借助佑舜公司的账户为大初公司虚假走账，在资金走账过程中扣除4%的开票手续费后回流至黄思惠、黄政政。黄政政关于大额现金交易无法开具发票，虚假走账系为了形成银行流水便于开票及扣除税点的辩解，与交易习惯不符且违背常理。黄政政及其辩护人关于大初公司与佑舜公司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三）大初公司为泰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经查，2016年3月至8月期间，泰凯公司对公账户转入大初公司对公账户共计2219万余元，黄思惠、黄政政将该些资金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又转入泰凯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副总魏某的银行账户共计2043万余元，前后值差额比例为8%。该事实有泰凯公司、大初公司、刘某1、黄思惠、黄政政等相关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为证。黄政政的供述及证人魏某、刘某1的证言证实，泰凯公司与大初公司之间存在2000余万元的资金回流，大初公司在资金走账中扣除价税合计约8%的开票手续费。魏某陈述其中1200多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购买所得，但无法提供另外800余万元货物的交易凭证。黄思惠、黄政政及其辩护人提出大初公司与泰凯公司之间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意见，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由此，可以认定大初公司与泰凯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大初公司通过资金走账的方式为泰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思惠、黄政政作为对大初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审被告人罗春辉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判鉴于罗春辉有自首情节，已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已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黄思惠、黄政政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黄思惠、黄政政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罗春辉辩护人提出的罗春辉系从犯，应适用缓刑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丁筱海审判员  胡海疆审判员  蔡寿和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万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