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5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睢宁县现代农业示范区光华村**。法定代表人：耿庆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丁，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丹，男，1980年5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苏，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杨，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丹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20）苏0324民初1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庆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安庆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邵丹持有的股份是从李岩安处继受所得”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4月3日签订协议，案外人邵发宏作为合伙股东签字，待股东股份确定后重新签订股东合同。2012年3月6日重新签订协议，约定邵发宏持股30%，结合邵丹获得300万元30%的股权来看，应当确认邵丹是从邵发宏处代替取得。2、邵丹在2013年9月1日的结算中，明确自己的投入是228万余元，其中还包含了30万元农机款等其他费用，其也认可应当支付300万元的股份份额。在邵丹、耿庆芬、任树杉的协议里也自认仅支付200万元，即邵丹除了因为基于股东的出资义务需要缴纳款项外，还以自己签字认可的方式承诺应缴纳300万元、实缴200万元股款。3、一审法院以耿庆芬购买邵丹股份为由推定耿庆芬同意代缴与事实不符。首先，邵丹起诉支付股权对价并未生效，即使生效也与本案无关。耿庆芬与邵丹之间的股权转让与邵丹是否需要支付完整股款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邵丹支付剩余股款是基于股东身份对于公司产生的义务，不应被其他案件所干扰。其次，邵丹自认仅支付了200万元股款，仍存在100万元左右的亏空，此时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起诉恰恰是为了维护公司以及公司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邵丹辩称：一、邵丹所持股份是从原公司股东李岩安处受让所得。安庆源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成立，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工商登记显示“耿庆芬，认缴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李岩安，认缴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注册时二股东全额出资，不存在欠缴股东出资款的情况，公司股东根本就没有邵发宏。2012年3月6日，安庆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邵丹和李岩安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30%的股权，并完成股权转让款支付。安庆源公司提供各种变更股东和股权转让材料后，2012年3月7日，《徐州市睢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所记载的是“现股东/发起人名称耿庆芬，认缴出资额54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540万元人民币；邵丹，认缴出资额3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300万元人民币，任树杉，认缴出资额16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160万元人民币”，其注册资金总额仍然是1000万元，注册资金没有增减。一审判决没有认定“邵丹持有的股份是从李岩安处继受所得”。经过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和认定，邵丹在受让李岩安的股权后，支付了对价款，并且已经完成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无论从工商登记显示，还是安庆源公司财务账册反应，邵发宏在安庆源公司中根本没有持股。二、邵丹从来没有明确自己投入是228万余元，也没有明确其中含30万元农机款的费用，更没有签字认可承诺应缴300万元、实缴200万元股权款的情形。经过2012年3月6日股东会议转股决议，邵丹与李岩安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登记后，经营到2013年的时候，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到2013年9月1日三股东进行对账清算。经公司三股东共同签字的《往来总账及余额表》显示到结算的时候，邵丹期末余额为22869000.10元，并且有安庆源公司的法人代表签字认可该数字为“实扎账目”。由于安庆源公司法人代表长期使用自己的亲属把持公司一切经营活动，也不对其他股东进行财务公开账目，经营管理混乱，矛盾重重，邵丹认为无法再继续合伙经营下去，于是就有了2015年4月6日邵丹将自己原先购买李岩安300万的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了耿庆芬。这份《协议书》开头明确表述注册资金是1000万元，邵丹持股是30%。安庆源公司在成立之初，李岩安已经履行了实际认缴出资的义务。邵丹在受让李岩安股权时，并不存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9条第1款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情形。作为受让人的邵丹没有“知道和应当知道的义务”。从2012年3月6日邵丹行使股东权利，一直到2019年对耿庆芬提出股权转让款纠纷诉讼时，长达8年的时间里，安庆源公司和耿庆芬也没有任何明示和暗示认为邵丹出资不足，安庆源公司没有通过关于公司增资的决议和章程，所以，安庆源公司要求邵丹履行欠付股东出资款的义务，就成了无源之水。三、一审判决认为安庆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耿庆芬购买邵丹股份，推定耿庆芬同意代邵丹履行补缴出资义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从公司注册成立到邵丹购买李岩安股份时起，作为公司法人代表的耿庆芬对李岩安出资多少、是否到位、转让股权数额、邵丹支付受让款项、占公司股份比例等都是十分清楚的。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安庆源公司还是耿庆芬从来没有对李岩安或者邵丹是否存在出资不足等情况提出过任何异议。从公司2010年成立到2012年3月7日的变更登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都明确反映股东认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额，其资料完整地显示了邵丹实缴出资额为300万元人民币。2015年耿庆芬受让邵丹股权，安庆源公司为耿庆芬提供股权转让担保，安庆源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分别于2015年7月21日、9月27日、12月30日、2016年2月5日、10月17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12月29日分7次从公司账户替耿庆芬向邵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50万元。在此期间，安庆源公司从来没有向邵丹主张要求扣除所谓股东出资款的任何情形。邵丹对耿庆芬提起股权转让欠款纠纷，该案判决已经生效，支持了邵丹的诉讼请求。生效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安庆源公司担保成立，应当向邵丹支付股权转让款和相应的利息。在该案长达两年的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安庆源公司及耿庆芬从未以邵丹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为由，提出任何抗辩。在该案二审期间，安庆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对于其诉讼目的认定是正确的。即便邵丹确实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形，在耿庆芬受让邵丹股权协议书中，明确记载邵丹实际出资为200万元，这说明安庆源公司以及耿庆芬对这一情况是明知并认可的，依据等价有偿的原则，耿庆芬在明知受让股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受让股权应推定耿庆芬同意代邵丹履行补缴出资义务。何况此案根本就不存在李岩安或者邵丹出资不足的情况，一审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安庆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邵丹支付股权出资款1225651.9元及利息损失（以1225651.9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报价，自2013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8日，安庆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案外人李岩安、耿庆芬，二人各认缴出资500万元，李岩安担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4月3日，李岩安、邵丹的父亲邵发宏、案外人任树衫、耿庆芬分别作为甲、乙、丙、丁四方，签订了一份《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组合投资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丁四方自愿合作投资经营安庆源公司，甲、乙、丙、丁投资款入公司财务统一支配；待公司建设完善，产品出来，股东股份确定后，重新签订股东合同，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公司新的章程。2012年3月6日，四人又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耿庆芬持股54%，邵发宏持股30%，任树衫持股16%；将四方投资公司款按个人实际投资从财务计入个人名下，农机财政补贴款按四人平均分配，计入投资款内，每人各计入叁拾万元，此款只做分配名额款，不是实际投入现金，不论任何原因任何一方退款，此三十万元农机补贴款不算投资资金退回。同日，李岩安与邵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岩安将其在安庆源公司500万元股权中的30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邵丹；邵丹于2012年3月6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安庆源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李岩安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邵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同日，安庆源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耿庆芬。次日，安庆源公司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耿庆芬认缴出资540万元，邵丹认缴出资300万元；任树彬认缴出资160万元。安庆源公司主张邵丹所持有的30%股份实际为其父亲邵发宏所投资的30%的股份，邵丹不予认可，其辩称30%的股份系从李岩安处受让。2013年9月1日，安庆源公司对任树衫、邵丹以及耿庆芬的投资款进行核算，截至2013年8月15日，邵丹在安庆源公司的初期投入为2288348.10元。安庆源公司主张该款中包含农机财政补贴款30万元。安庆源公司同时主张邵丹存在应付未付的款项214000元，并提供了邵丹作为担保人为李岩安借款提供担保的借条。安庆源公司认为邵丹尚未出资数额为1225651.9元（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已出资款2288348.10元＋30万元农机财政补贴款＋应付未付款项214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4月6日，耿庆芬、邵丹以及任树衫、安庆源公司（担保单位）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安庆源公司由三位股东组成，邵丹持股30%（邵丹实际投入资金200万元），耿庆芬持股54%，任树衫持股16%；耿庆芬购买邵丹在安庆源公司持有的30%股份，转让价款为200万元。2016年12月16日，四方主体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确认耿庆芬未支付邵丹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细化了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因耿庆芬未能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邵丹于2019年2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耿庆芬支付包括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在内的各种费用共计251万元。2019年7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苏0324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判决耿庆芬给付邵丹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利息44万元以及2019年3月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安庆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耿庆芬和安庆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耿庆芬现系安庆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邵丹是否存在出资不实问题，应先确认两个事实：一、邵丹持有安庆源公司30%的股份，是代替其父亲邵发宏原始取得还是从李岩安处继受取得。从安庆源公司的初始登记情况看，股东为耿庆芬、李岩安，并未登记邵发宏。从邵丹与李岩安的股权转让协议看，邵丹系从李岩安处购买其持有的30%的股权，随即安庆源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邵丹股东身份的取得系通过受让李岩安的股份而来。二、李岩安是否存在向安庆源公司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即邵丹是否存在瑕疵受让股权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安庆源公司未举证证明李岩安在其公司设立时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况。其次，即使李岩安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况，安庆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邵丹在受让股权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此，安庆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邵丹作为股权受让人，应视为对安庆源公司已完成出资义务。另外，即使邵丹确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形，在耿庆芬受让邵丹股权的《协议书》中，明确载明邵丹实际出资200万元，说明安庆源公司以及耿庆芬对这一情况是明知并认可的。依据等价有偿原则，耿庆芬在明知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受让股权，应推定耿庆芬同意代邵丹履行补缴出资义务。此外，耿庆芬作为安庆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公司法律行为的实质为耿庆芬意志的体现。在邵丹起诉要求耿庆芬支付股权对价后，安庆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实质是耿庆芬免除自己对安庆源公司的出资义务，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安庆源公司诉请邵丹补缴出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53元，由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针对耿庆芬、安庆源公司与邵丹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作出（2019）苏03民终655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2019）苏0324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关于邵丹应否向安庆源公司补缴出资的问题。安庆源公司系于2010年12月8日由耿庆芬、李岩安共同出资设立，二人分别认缴出资500万元。2012年3月6日，李岩安与邵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安庆源公司300万元股份转让予邵丹，邵丹自此成为安庆源公司股东，因此，邵丹系因受让李岩安股份成为安庆源公司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规定，公司要求受让股份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前提，应系公司设立或者增资时通过认缴出资或认购新股而取得股权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本案中，安庆源公司应首先举证证明李岩安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岩安存在瑕疵出资问题的情况下，安庆源公司要求作为受让股东的邵丹履行出资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安庆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6元，由上诉人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孟文儒审判员  曹 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