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黔02行赔终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友才,男，1961年8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苗薇薇，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81104209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区府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010094602575。法定代表人杨洋，系该局局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祖章会，女，1986年3月3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海凤，系贵州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411575895。上诉人杨友才因与被上诉人六盘水市钟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杨有才一审诉称，原告在六盘水市钟山区王家丫口拥有唯一合法房屋，因箐口棚户区改造项目，钟山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原告的房屋划入征收范围。2018年4月12日，在未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情况下，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黔0221行初11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原告是适格的国家赔偿请求人，被告区住建局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因实施违法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但截至原告提出本案诉讼之日，被告并未作出国家赔偿答复，因此原告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区住建局赔偿原告房屋损失1909600元、室内物品损失54785元、附属物损失126280元和租房损失43200元，以上赔偿金额共计2133865元。一审认定事实：原告杨友才于1995年在未取得建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王家丫口处修建水泥砖墙体石棉瓦顶房屋用于养殖和居住，该房屋占地面积为308平方米。2014年9月6日，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作出钟府发（2014）28号《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箐口棚户区改造范围内服务进行征收的决定》，明确征收主管部门为原六盘水市钟山区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实施单位为原钟山区黄土坡社区服务中心，原告杨友才修建的房屋在棚户区改造规划红线范围内。因原告杨友才未按房屋征收通知的要求在规定时间搬离和到项目指挥部签订征收补偿合同，征收实施单位于2018年4月12日对原告杨友才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征收实施单位原六盘水市钟山区黄土坡社区服务中心申请六盘水市义发公证处对原告杨友才房屋内物品进行证据保全公证，该公证处经现场清点后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黔六义公证字第142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中载明原告杨友才生活类物品为洗衣机2台、沙发4张、床3张、电热炉1个、不锈钢架子1个、电视机1台、饮水机2台、回风炉1个、衣柜1个、ＥＶＤ1台、冰柜1台、ＤＶＤ1台、打包物品52包，生猪54头，其中母猪11头、公（种）猪1头、大猪16头、小猪26头。公证人员对生猪的重量进行了现场称重。受原六盘水市钟山区黄土坡社区服务中心委托，贵州中信智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对原告杨友才饲养的54头生猪价格作出中信智恒评报字（2018）第0412号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以2018年4月12日为评估基准日，54头生猪的评估金额共计50108.16元。原六盘水市钟山区黄土坡社区服务中心对原告杨友才饲养的生猪作了变价处理。原告杨友才所主张的苹果树11棵、李子树7棵和桃树7棵，公证处工作人员在作现场物品清点时未纳入清点范围。另查明，原告杨友才于2019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区住建局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黔0221行初116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区住建局强制拆除原告杨友才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王家丫口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该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杨友才于2019年10月8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至原告杨友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被告区住建局未对原告杨友才的申请作出答复。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有权获得赔偿。本案中，被告区住建局强制拆除原告杨友才坐落于六盘水市钟山区王家丫口处房屋的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应依法承担行政赔偿义务。关于被拆除房屋的面积问题，原告杨友才对被告区住建局实施房屋拆除时所测量的房屋面积不予认可，现该地已修建新的建筑物，已无委托鉴定评估条件，鉴于双方当事人对房屋占地面积为308平方米不持异议，综合考虑道路通行和原告杨友才主张对所种植果树的赔偿请求，房屋面积酌情按土地面积的85%计算，被拆房屋面积认定为308平方米×85%＝261.8平方米。关于房屋结构及赔偿标准问题，结合被告区住建局提供的房屋拆除前现场图片分析，房屋结构为水泥砖墙体石棉瓦顶，虽原告杨友才不能提供土地权属证明，也无合法建房审批手续，但该房屋修建于1995年，至2018年强制拆除时已存在二十多年，按照尊重历史和让利于民的原则，应参照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3年10月30日印发的钟府办发［2013］231号《关于印发》的相关规定认定为附属房并按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被拆房屋的赔偿金额为261.8平方米×500元＝130900元，原告杨友才主张按同一地段商品房价格赔偿1909600元无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杨友才请求赔偿苹果树11棵、李子树7棵和桃树10棵按每棵树300元赔偿共计8400元的诉讼主张，虽原告杨友才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果树的数量及价值，但原告无法举证系被告区住建局强制拆除行政行为所致，且被告提供的图片中显示有部分种植物，故推定该主张成立，被告区住建局应予赔偿。关于原告杨友才请求赔偿长为13米、宽为0.6米、高为3米的堡坎3744元的主张，因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的原因，已无法丈量实际堡坎方量和无法确认堡坎系浆砌石堡坎还是干砌石堡坎，故对原告杨友才按上述补偿安置方案中每立方米160元浆砌石堡坎标准计算应赔偿3744元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区住建局应予赔偿。关于原告杨友才请求赔偿室内木门、窗户、石棉瓦厕所的主张，因该部分物品已包含在附属房屋内，非独立存在的财产，该请求属重复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杨友才请求对饲养生猪赔偿106336元的主张，生猪系原告杨友才的合法财产，被告应予赔偿，但原告杨友才所主张的重量及单价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而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时已申请公证机关对生猪重量进行现场称重，并委托评估机构作出价格评估，公证书及资产评估报告合法有效，对其作出的公证内容及生猪评估价格应依法予以采信，即被告应赔偿的生猪价值为评估价值50108.16元，原告杨友才提供的关于生猪价格的相关证据不能说明证据来源，也未显示证据中的价格是哪一年度的生猪价格，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且生猪价格应以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实施时的市场价格为参照，故对原告杨友才超出生猪评估价值部分的赔偿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杨友才请求赔偿室内物品损失54785元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关于“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规定，该部分损失应当以返还财产方式处理，且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时已申请公证机关对室内物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室内物品种类及数量应以公证书中载明的内容为准，即室内物品为洗衣机2台、沙发4张、床3张、电热炉1个、不锈钢架子1个、电视机1台、饮水机2台、回风炉1个、衣柜1个、ＥＶＤ1台、冰柜1台、ＤＶＤ1台、打包物品52包，原告杨友才无证据证实其余物品的存在，对公证书载明的物品外的其他物品依法不予认定，鉴于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距今已有两年多时间，考虑到物品搬移对物品造成的损坏以及自然毁损等因素，被告在返回上述物品的同时，应酌情赔偿原告杨友才物品损失10000元。原告杨友才关于请求赔偿租房损失43200元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仅为直接经济损失，租房损失属间接损失，故原告杨友才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区住建局应赔偿原告杨友才的损失为附属房130900元、果树8400元、堡坎3744元、生猪50108.16元和室内物品损失10000元，共计203152.16元，室内物品以被告返回原物方式交还原告杨友才，对超出上述范围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和第（八）项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友才因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03152.16元。二、限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友才室内物品洗衣机2台、沙发4张、床3张、电热炉1个、不锈钢架子1个、电视机1台、饮水机2台、回风炉1个、衣柜1个、ＥＶＤ1台、冰柜1台、ＤＶＤ1台和打包物品52包。三、驳回原告杨友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杨有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水城县法院作出的(2020)黔0221行赔初3号行赔偿政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1、一审对被拆房屋的面积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未采纳上诉人提交的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的证据，且忽视庭审中上诉人有证据相佐证的事实，进而作出了错误裁判。第一，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为房屋拆除前照片，可以看出上诉人院内盖满了房屋，直接通过房屋一侧进户入门。被上诉人一审中仅提出质证意见为该照片没有直接记载房屋面积，但该组证据虽不能直接体现房屋的准确面积，但其为上诉人房屋的基本真实情况反映，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照片亦能证明上诉人院内几乎完全被建筑物覆盖。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举证不能的，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没有直接测量证据，来举证证明上诉人房屋面积的情况下，上诉人提交了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的建筑物证据，一审法院无合理理由未采纳，属于基本事实审查不清，事实认定错误。第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明所主张的损失树木栽种在院外，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称所申请树木在院内，而酌情按占地面积85%计算建筑面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全盘否认上诉人结合关键事实的陈述，亦未对该证据进行审查，违反公平公正、居中裁判的审判原则，造成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涉案房屋为合法财产，一审法院未合理采纳上诉人证据，按照附属房认定的房屋赔偿标准明显过低，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房屋建造于1995年，上诉人为当地本村村民，且是其唯一住房，不管该处房产是否登记，建筑物为上诉人原有宅基地上的合法财产。而不动产登记的目的是保证公示力，维护社会交易稳定，涉案房屋为合法财产不仅与客观事实相符，也与国家保证农民户有所居的政策相符，涉案建筑物更与其长期以来在所处曹家湾社区被众所周知为上诉人房屋的公示力效果一致。另外，一审法院未结合上诉人长期居住于此的实际情况，教条式的认定为附属房屋并按照相关补偿标准裁判，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从房屋用途上涉案房屋不应认定为附属设施。经一审法院审查，涉案房屋建造于1995年，上诉人长期居住于此，可见该房屋用途是用于居住，全部认定为附属设施违反常理，与人民的普遍认知不符。第二，本案属于因行政机关违法强拆后的赔偿案件，应当完全脱离因合法征收所适用的征收补偿方案，但是一审法院却仍围绕着补偿方案来认定房屋性质及补偿标准，与本案属于强拆后的赔偿案件性质不符。第三，退一步讲，即使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征收安置补偿方案中关于附属房屋的认定也可以看出所谓的附属房应当指建造结构简单或2010年后建造的房屋。从上诉人提交的房屋被拆除前的照片可以看出涉案房屋属于建造久远的瓦房，应当属于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规定的不属于附属房屋的情况。结合补偿安置方案中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涉案房屋满足层高和建造时间的要求。由此，一审法院裁判明显自相矛盾，选择性适用规范性文件，裁判依据错误。关于本案涉案房屋的价值，在强拆案件的审理中已经查明，涉案房屋所在地块在征收前早已经转化为国有土地性质，并且涉案房屋处已经建盖起了商品房，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五悦园花岸对外销售价格，即为涉案的上诉人地块上建筑开发的菁口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商品房。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即使是农村集体土地只要划入城市规划区，尚应当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即周边市场价作出判决，何况本案被强拆房屋时已经完全划为国有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不能恢复原状或者灭失的，应当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应当以上诉人厂房遭遇侵权即被非法强拆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赔偿金额。司法实务中，亦有按照人民法院赔偿判决作出之日作为赔偿时点，一审法院却无视该强拆已被确认的事实，却仍以该地块合法征收的补偿标准来认定上诉人损失，显然违背事实，判决不公平不合理。上诉人提交了此直接关联性证据，一审法院无法定和正当理由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为涉案棚户区改造项目目范围内的买卖合同，证明涉案房屋周边房屋售价均在4000以上，距离最近的销售项目在5000以上，上诉人主张的房屋损失价值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仅以不具有关联性而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明显错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即证明涉案房屋的价值，在不具备直接鉴定评估的基础上，以涉案房屋周边的交易价格作为参考明显与本案审查的基本事实具有关联性，应当予以采纳。3、上诉人的额外支付的租房损失应当属于直接损失，一审法院未对相关证据进行采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提交的第七组证据为租赁合同和出租方刘英身份证，用于证明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诉争不具有关联性而未采纳明显错误。第一，本案的诉争即被上诉人因违法行为对上诉人进行赔偿。关键争议焦点就是赔偿的范围，而该组证据用于直接证明因被上诉人实施强拆导致上诉人的损失，至今上诉人仍居无定所，需在外承租房屋来保证最基本的居住权利，该份租赁合同与能够直接确定赔偿范围，与本案必然具有关联性。第二，关于租房损失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结合《国家赔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可以得出直接损失的判断标准应当结合损失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赔偿的公平性来判断。上诉人提交的租房合同已经证明租房损失的客观性，并且向租房刘英直接缴纳了约定的租金，一审法院查明的涉案房屋为上诉人唯一住宅可以佐证该损失的必然性，结合国家赔偿的惩戒作用，保证赔偿的公平性，该损失亦应作为直接损失。4、关于生猪的认定价格及生猪品种，一审法院未合理采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第十组、第十一组证据为生猪销售近期市场价格表，有多份销售生猪票据相佐证，且说明了证据来源为生猪买卖市场、屠宰厂，上面明确载明有售卖日期，可以直接证明生猪的销售价格单价，一审法院仅以不能显示证据来源为由不予采纳，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生猪销售价格过低，明显与近来生猪的价格不符，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相违背。上诉人饲养生猪多年，熟知所饲养生猪的种类，一审法院却仅仅以不具有生猪评估资质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来认定生猪品种，与实际生猪品种不符，而从公证处的登记清单更可以看出，仅仅写了“小猪、母猪、公猪、小猪仔”，根本未区分实际猪的品种，导致给付价格过低，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所以，一审法院直接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报告明显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被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报告不符合法定程序，既不属于征收时协商选定评估机构评估的情形，又不属于作出补偿决定后强拆前合法提存评估的程序，故不应被直接采纳。生猪的数量和重量可以根据公证记载确定，但是本案的公证人员及评估公司均没有评估鉴定生猪资质的情况下，赔偿价格应当参照原告举证，由法官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确定赔偿数额，而一审法院认定的生猪赔偿金额明显与生活经验相违背。5、上诉人所主张的木门、窗户、厕所，为与房屋主体结构可拆分部分，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包含在附属房屋内，不属于重复主张，上诉人所罗列附属物均真实有效存在，应当予以赔偿。综上，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本案事实，未适用与本案直接相关的法律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二、本案发回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审判长  宋景伟审判员  瞿继红审判员  张 丽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罗先勇书记员姚梦龙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