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15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彩琴，女，197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放北路**居民，现住址：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喜，运城市盐湖区中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运城河东街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运城市盐湖区河东街159号。 负责人：李久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玉，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彩琴与被上诉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运城河东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彩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喜、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负责人李久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彩琴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成立；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违背事实与法律规定。上诉人自2001年成为被上诉人消费者，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由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合同，合同内容并未明确应收消费者的消费佣金数额，自2001年至2016年1月前，被上诉人均按2.88‰扣除上诉人的交易佣金。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证券机构均按照指导意见，于2015年底基本执行完毕，把原来收取佣金降至万分之三。被上诉人根据该意见也将佣金降至万分之三。然而，被上诉人根据规定降低佣金后，因工作失误未降上诉人的消费佣金，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被上诉人仍按2.88‰扣除上诉人佣金高达114224.76元。上诉人知情后索要，被上诉人只道歉，但对造成的损失都不予理赔。上诉人提起诉讼后，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开立账户，被上诉人接受委托提供代理证券交易服务，有权向上诉人按一定费率收取相应佣金。2001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了开户申请协议书，包括证券买卖代理协议书、指定交易协议书、电话委托协议书，协议书虽未明确具体费率，但约定了受托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收取佣金，并约定本协议已经签署，甲方即被视为对国家、深沪交易所、本省市有关证券交易法规、规定和通知以及本协议内容有充分理解和认识，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佣金的费率标准亦不违反协议规定。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佣金费率标准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修订前的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的收费项目、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管理部门统一规定。200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不得高于交易金额的3‰。此外根据通知第六条，对于向客户收取证券交易佣金，证券公司具有在一定区间范围内的自主定价权，并不是必须整齐划一。因此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18日前收取业务佣金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原告高彩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114224.76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11月27日，原告高彩琴在山西证券运城市府街证券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并委托其进行证券交易，山西证券运城市府街证券营业部从每一笔交易中收取一定的佣金。双方签订的《证券买卖代理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双方共同承诺：有关证券交易、清算、交割、费率设置、代收印花税、转托管和非交易过户等事项、均按照深、沪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办理。”根据当时佣金收取的相关规定，被告一直按交易额的2.88‰向原告收取佣金。2019年10月16日，根据原告高彩琴的申请，被告经过逐级上报、审核、审批，将原告高彩琴的佣金费率由2.88‰调整到0.3‰。原告认为被告自2016年1月起就给他人按0.3‰的佣金费率计算收取，而对于同等条件的原告仍按2.88‰的比例收取，违反了公平原则，故应退还原告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18日多收取的佣金114224.76元。 同时查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于2002年4月4日作出《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证监发[2002]21号）规定：“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 再查明：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运城市府街证券营业部于2007年5月9日更名为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运城河东街证券营业部，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1月18日被批准变更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系证券交易代理合同关系。证券公司收取的证券交易佣金是证券公司为客户提供证券代理买卖服务收取的报酬。关于证券交易佣金的收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证券交易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证监发[2002]21号）规定：“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A股、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B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1美元或5港元的，按1美元或5港元收取”等内容。本案中被告在2019年10月16日根据原告高彩琴的申请并经过逐级上报、审核、审批，将原告高彩琴的佣金费率由2.88‰调整到0.3‰之前，按照2.88‰的比例收取并未违反国家相关证券部门的规定，亦未违反原、被告双方的协议约定。被告就收费标准按照监管要求在其营业场所进行了公开公示，且原告对自己的佣金收费标准是明知的，在2019年10月16日申请变更佣金费率之前亦未提出异议。故原告高彩琴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彩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5元，由原告高彩琴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彩琴与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签订的《证券买卖代理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该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佣金比例，但约定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办理。根据当时佣金收取的相关规定，佣金收费比例为2.88‰，故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按照该标准收取上诉人高彩琴佣金，符合合同约定。 双方签订的《证券买卖代理协议书》是双方就佣金合意的体现，故无论是佣金的约定和后续的调整，都应以双方确认的协议为准，合同双方均无权单独变更合同。在全国证券机构把原来收取佣金降至万分之三的指导意见下发后，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按照2.88‰标准收取佣金，该标准并未超出证监会和证券交易行业协会规定的限额。且上诉人高彩琴并未申请调整佣金比例，或与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就佣金收取达成新的合意，故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上诉人高彩琴申请之前，仍按2.88‰收取佣金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就收费标准按照监管要求在其营业场所进行了公开公示，且证券交易的佣金情况可以从交割单上反映出来。上诉人高彩琴作为长期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者，对每次交易时显示的佣金数额和佣金收取标准，应当知晓并及时提出异议。然而直至2019年10月，上诉人高彩琴从未对佣金比例提出异议。故上诉人高彩琴以对佣金比例调整的规定不知情为由主张退还多收佣金没有事实根据。 上诉人高彩琴于2019年10月16日向被上诉人山西证券河东街营业部申请变更佣金费率，重新确定新的佣金标准，符合以客户协商方式逐步规范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比例的规定，该收取标准应自双方新的协议生效后执行，并不产生溯及既往效力。故上诉人高彩琴按照新的标准要求退还多收佣金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85元，由上诉人高彩琴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云芳 审判员  任志敏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