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安顺北里**楼安顺2街**。法定代表人：张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珣，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营业场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四段52号。负责人：张福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霄，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朝阳市重型机械制造厂（普通合伙），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朝阳大街一段1号。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明，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江红，男，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辽宁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富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朝阳分行）、朝阳市重型机械制造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朝阳机械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富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中信富通公司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行朝阳分行、朝阳机械厂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28日，中信富通公司与建行朝阳分行、朝阳机械厂签订《账户监管协议》，该合同为委托合同，中信富通公司为委托人、建行朝阳分行为受托人，建行朝阳分行接受中信富通公司委托，对朝阳机械厂收款账户进行监管。依《账户监管协议》约定，建行朝阳分行受托监管义务为“收指令+核印鉴+电话确认”，其在收到朝阳机械厂的《划款指令书》后，比照《账户监管协议》预留印鉴进行核对，并在与中信富通公司指定工作人员朱玲确认后，才能允许朝阳机械厂对外放款。而建行朝阳分行却违反受托义务，罔顾专业金融机构基本诚信，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既不核对印鉴、又不进行电话确认，故意不履行受托义务（如同一天向同一客户的两笔业务，一笔核对了印鉴并电话确认，但另一笔却既未核对印鉴又未电话确认；其出具的《情况说明》还对故意违约予以了自证），甚至在未收到《划款指令书》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放款1624.4万元，导致监管账户资金流失。一审法院查明并确认了建行朝阳分行前述故意违约的事实。建行朝阳分行故意不履行受托监管义务，导致监管账户资金流失，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了损失，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在正确认定建行朝阳分行构成违约的基础上，却错误认定其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均存在严重错误，造成了违约者无需担责、守约者无故受损的后果，具体而言：一、一审判决确认建行朝阳分行构成违约，因此，依法依约，建行朝阳分行至少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却认为其虽构成违约却无需承担责任，认定中信富通公司无权主张建行朝阳分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责任性质错误。（一）《账户监管协议》为委托合同，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或是基于《账户监管协议》约定，建行朝阳分行均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账户监管协议》为有偿委托合同，建行朝阳分行作为受托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只要存在过错即应赔偿中信富通公司损失；而建行朝阳分行系故意不履行受托义务，故无论合同有偿与否，均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在《账户监管协议》第10条中，建行朝阳分行已承诺在其违约的情况下，将会赔偿因违约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的损失，现一审判决已经确认建行朝阳分行构成违约，其依约也应赔偿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的损失。更何况，针对受托监管这一特殊委托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受托人违约应承担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受托监管人未履行监管义务的，应对流失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无论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或《账户监管协议》约定，建行朝阳分行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建行朝阳分行未履行受托监管义务导致资金流失的，其至少应当就流失资金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在本案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条件已经达成，建行朝阳分行至少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是：（1）受托监管方通过合同承诺承担监管义务；（2）受托监管方未履行所承诺的义务；（3）受托监管方在履行受托监管义务时存在过失；（4）债务人因挪用款项或不能履行合同需承担责任且不能清偿，受托监管方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第（1）项至第（3）项条件，前已述及且一审判决亦予以确认，而第（4）项条件，中信富通公司也已提供证据予以了证明。另案中，因朝阳机械厂未依约履行交货义务，本院判决解除合同并向中信富通公司返还全部货款5625万元（即本案被监管账户中的资金）；后经法院强制执行，发现朝阳机械厂无可供执行财产，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前述另案判决及另案终本裁定，足以证明朝阳机械厂对中信富通公司负有债务且不能清偿。至此，建行朝阳分行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条件已全部成就，其至少应在因其违约行为导致账户资金流失的范围（即中信富通公司主张的1624.4万元）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此外，因建行朝阳分行未履行监管义务，导致中信富通公司风控措施失效，朝阳机械厂拒绝开具剩余1624.4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致使中信富通公司完成付款后却无法取得发票，不能抵扣增值税、多缴企业所得税，造成间接损失近700万元。依前述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建行朝阳分行亦应赔偿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的相应损失。（三）建行朝阳分行至少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关于“重复主张”的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所称补充赔偿责任，类似于一般保证责任，责任承担有先后顺序，先位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补充赔偿债务人才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所指构成重复主张的两案，恰是先后顺位的关系，先有另案判决及终本裁定、确认了朝阳机械厂（即先位债务人）对中信富通公司负有债务且不能清偿，建行朝阳分行才应在资金流失范围内，就朝阳机械厂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另案判决金额（A）与本案中信富通公司主张金额（B），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赔偿金额=A或B），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赔偿金额=A+B）。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中信富通公司本案主张赔偿金额已被另案所“涵盖”、属于重复主张的认定，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对责任性质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另案“终本裁定”不能作为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依据，进而错误认定中信富通公司无权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的前述错误认定，与法律规定明显相悖、甚至违反了基本常识，存在严重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认为，因“终本裁定”可随时恢复执行，故不能将其作为认定朝阳机械厂不能清偿债务、建行朝阳分行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依据，故中信富通公司无权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认定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基本常识。对于何为债务的“不能清偿”，法律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不能清偿”是指债务人的方便执行财产执行完毕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状态；对该状态的认定，无需、也不能以债务人所有财产执行完毕为必要，更不能以穷尽债务人所有财产执行可能性为必要。如果一审判决所谓因“终本裁定”具有“随时恢复执行”可能性，便无法确认先位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逻辑成立，则可以推出，所有一般保证人和补充责任人均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任何主债务人都存在被随时恢复执行的可能，根本无法确定补充赔偿金额。因此，一审判决关于另案终本裁定不能作为启动建行朝阳分行补充赔偿责任的认定与法不符、与理不通，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委托事项，将建行朝阳分行受托“监管”事项错误认定为受托“付款”事项，基于此错误认定的事实，作出所谓中信富通公司“追认越权行为”的错误认定。一审判决认定建行朝阳分行无需承担责任的另一个理由，是中信富通公司“追认”了建行朝阳分行的“越权付款”行为，故中信富通公司无权再向其追究违约责任。该事项属于认定各方责任的焦点问题，但一审过程中，各当事人既未提出过相关主张/抗辩、亦未就该焦点问题进行过任何辩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未进行相关辩论和查明、甚至与现有证据相左的情况下，错误作出前述认定，严重损害中信富通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纠正。（一）中信富通公司与建行朝阳分行均认可本案委托事项是“监管”，而非“付款”；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该事实，是后续错误认定双方责任的根源。1.根据合同约定，委托事项是“监管”无疑。《账户监管协议》多个条款均明确约定委托事项为“监管”，如《账户监管协议》前言部分就明确约定，“甲方（中信富通公司）委托丙方（建行朝阳分行）对乙方（朝阳机械厂）专设账户进行监管，丙方依据本协议在监管期内履行监管职能”。此外，《账户监管协议》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等均有相同约定。2.监管账户及被监管资金属于朝阳机械厂所有，付款指令亦由朝阳机械厂发出，中信富通公司根本无权委托建行朝阳分行对外“付款”。根据《账户监管协议》约定，被监管账户由朝阳机械厂开立，该账户中资金所有权归其所有、对外付款指令也是由其发出；而中信富通公司人员在《划款指令书》上加盖印鉴，系在核实朝阳机械厂是否违约、是否开票等履约情况基础上，对可用资金额度的确认；中信富通公司根本无权向建行朝阳分行发出付款指令，因此不存在“授权付款”。（二）双方不存在所谓“委托付款”关系，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越权付款”，更不存在所谓中信富通公司“追认”的可能性，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存在根本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建行朝阳分行系“越权付款”，并进而认定中信富通公司通过诉讼行为对该行为予以“追认”，这一认定既无法律依据、又无证据支持。对于因建行朝阳分行违约导致的资金流失，中信富通公司始终坚持并反复主张进行索赔，从未以任何方式予以“追认”；假设存在中信富通公司“追认”建行朝阳分行的违约行为，则必有相应的商事外观行为呈现；但一审判决认定中信富通公司以诉讼方式“追认越权行为”的结论，既无任何证据支持、更与事实完全不符；一审判决基于该错误认定，作出驳回中信富通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剥夺了中信富通公司最基本的救济权利，存在严重错误，应予撤销。建行朝阳分行辩称，不同意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法院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中信富通公司无权基于建行朝阳分行受托支付的两笔资金向建行朝阳分行主张损失赔偿。根据涉案合同约定，被监管账户由朝阳机械厂开立，该账户中资金所有权归其所有、对外付款指令也是由其发出；而中信富通公司人员在《划款指令书》上加盖印鉴，系在核实朝阳机械厂是否违约、是否开票等履约情况基础上，对可用资金额度的确认；中信富通公司根本无权向建行朝阳分行发出付款指令。如中信富通公司自述，中信富通公司根本无权委托建行朝阳分行对外“付款”，由朝阳机械厂发送划款指令，则建行朝阳分行就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其受托付款无须征得中信富通公司的同意，案涉争议的两笔款项电汇凭证均由朝阳机械厂工作人员经手、凭证上有朝阳机械厂公章及杨明人名章签章，朝阳机械厂对于资金的支付未持任何异议并在建行朝阳分行发送的对账单上确认，建行朝阳分行的受托付款行为已得到朝阳机械厂的认可，资金也分别用于朝阳机械厂指令的公司。此种情况下中信富通公司诉请违约责任的事实没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案涉资金结算账户的开立人和所有人为朝阳机械厂，2014年9月，中信富通公司将5625万元支付至朝阳机械厂开立的银行账户，资金的所有权已由中信富通公司转移至朝阳机械厂，中信富通公司非案涉资金的所有权人，无权决定资金用途，更不能直接将该资金视作自己的损失或用于赔偿自己损失。相反中信富通公司自述《划款指令书》上加盖印鉴，系在核实朝阳机械厂是否违约、是否开票等履约情况基础上，对可用资金额度的确认。在未出具发票及存在违约情形的前提下，朝阳机械厂即委托建行朝阳分行付款，建行朝阳分行接受委托付款，其应追究朝阳机械厂的责任，而非要求建行朝阳分行代为履行朝阳机械厂不能履行部分债务。二、建行朝阳分行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建行朝阳分行从未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仅是依照指令将款项支付至指定账户，因此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但本案中《账户监管协议》仅约定，建行朝阳分行对银行账户进行监督，根据指令进行支付款项，从未保证款项的用途或款项支付对象，更未保证对朝阳机械厂未能履行部分债务承担补充担保责任，因此中信富通公司要求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中信富通公司知悉并认可资金支付的事实，不存在资金流失的问题。1.本案争议的两笔资金分别为2014年9月24日向唐山市龙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唐商贸公司）支付的674.4万元和向朝阳重机铸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重机公司）支付的950万元，案涉争议资金转出时电汇凭证上均有中信富通公司财务人员朱玲的签章，每笔款项支付均经中信富通公司业务人员确认，从形式要件上，中信富通公司已认同资金转出的事实。2.中信富通公司一直强调建行朝阳分行违约，其实质就是其认为建行朝阳分行受托付款的行为未得到其认可。中信富通公司在对建行朝阳分行提起此次诉讼前，已先后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天津驼峰公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驼峰公司），《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北京新奥公司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混凝土公司）、唐山市行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龙科技公司）、周连友、陈凤英，以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采购方朝阳机械厂提起诉讼，诉请的金额中已全部涵盖中信富通公司在本案所主张的损失，如中信富通公司不认可支付了案涉1674.4万元资金，其自身就未履行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那么在其他案件诉请就不存在事实基础。中信富通公司之所以提起上述案件，就是基于其已认可支付资金的事实。3.再退一步讲，即使中信富通公司未对付款行为予以追认，中信富通公司员工张立滨的认同行为也完全能代表中信富通公司的意思表示。从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里可以看出，张立滨是中信富通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客户经理，其全程参与了本案《账户监管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表明：（1）中信富通公司认可张立滨在本次资金监管业务中的全部行为；（2）建行朝阳分行业务人员完全有理由相信其行为可以代表公司，至少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表见代理；（3）尽管《账户监管协议》里约定划款需要与朱玲确认，但真正的审核义务人是张立滨，而在案涉的两笔交易中建行朝阳分行均与张立滨进行了核实、确认，且张立滨明确表示代表中信富通公司认可了该资金的支付。4.中信富通公司一直强调建行朝阳分行未与朱玲确认划款事宜，事实上建行朝阳分行地处辽宁省朝阳市，中信富通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朱玲与张立滨均为中信富通公司工作人员，建行朝阳分行无法了解中信富通公司内部人员间工作分工，在本次资金监管上，无论是建行朝阳分行还是朝阳机械厂密切联系的人员只有张立滨，对朱玲的工作时间、工作具体安排、张立滨与朱玲间相互配合并不知晓，加之张立滨在整个业务流程上的关键作用，建行朝阳分行有充足理由认为张立滨已履行了内部报批流程有权决定款项的支付。5.在知道资金被转走后，中信富通公司没有第一时间找资金的实际使用人追回资金，也没有要求建行朝阳分行协助配合解决此事件，甚至中信富通公司自己在其他案件中自述资金流向何人、何处，中信富通公司是否明知资金的最终走向并无意义，中信富通公司鉴于目前中信富通公司尚未从天津驼峰公司及保证人处实现相应债权，进而又以不知道不认可资金被转走为由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责任。6.朝阳机械厂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明在中信富通公司与天津驼峰公司、朝阳机械厂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中陈述，在中信富通公司支付款项5625万元后，朝阳机械厂扣留预付款1000余万元，剩下的款项全部由中信富通公司的委托授权手续，打回给天津驼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连友提供的账号，同时其在朝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里也陈述“这两笔业务中信富通公司肯定出具了划款指令书，不然这两笔钱肯定支付不了”，说明朝阳机械厂认可资金支付及使用的事实，中信富通公司同意也参与决定了资金转出的行为。7.从朝阳机械厂提供的龙唐商贸公司和唐山市行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可以看出，中信富通公司知悉且参与向龙唐商贸公司转账，资金支付后两公司实际使用了资金。（三）建行朝阳分行已履行了监管义务。1.中信富通公司过分夸大建行朝阳分行应当承担的监管义务，建行朝阳分行已履行充分的审慎核查之义务。《账户监管协议》为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账户监管协议》未约定监管费用，属建行朝阳分行无偿提供监管服务，此种情况下委托人不能苛求建行朝阳分行履行超出其基本审查义务外更高的义务，而在一般业务流程中，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单位以结算凭证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单位在结算凭证上的签章，应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盖章，银行只需要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即可，对伪造、变造的结算凭证上的签章，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受委托付款的责任，对持票人或收款人不再承担付款的责任。本案中建行朝阳分行在案涉两笔资金支付前均与中信富通公司的代理人张立滨进行沟通、确认，在具体办理业务时已就电汇凭证填写与印鉴履行了审核义务，电汇凭证中有朝阳机械厂财务专用章、杨明人名章、朱玲印章，三印鉴齐全，且建行朝阳分行对电汇凭证上的印鉴与预留印鉴进行了认真核验，审核一致后才予以放款，已尽到甚至超出了基本的职责，此时如中信富通公司再苛求建行朝阳分行如笔迹鉴定一样鉴定印章之真伪，对于建行朝阳分行来说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2.中信富通公司过分夸大《划款指令书》之用途，本案中《划款指令书》要求的预留印鉴与电汇凭证一致，电汇凭证完全可以取代划款指令书，应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确定责任承担问题。《账户监管协议》附件一划款指令授权通知书预留印鉴方框内仅包含朝阳机械厂财务专用章、杨明人名章、朱玲印章三个印章，且《账户监管协议》里也明确约定“该印鉴由甲方（即中信富通公司）财务专用章和乙方（即朝阳机械厂）财务专用章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章共同组成”，而电汇凭证不可或缺的亦是上述印鉴，电汇凭证作用完全可以取代划款指令书，即使前期不存在划款指令书，电汇凭证上有朱玲之印鉴也能证明已经中信富通公司同意划款，且为了保障交易之安全性，建行朝阳分行的业务人员还与张立滨进行核实，得到其确认后，建行朝阳分行才予以放款，建行朝阳分行已完全尽到审慎核查的义务。实践交易中存在较大变数，为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当事人对合同约定流程作出变动实属正常，不能仅从合同约定本身来看问题，更应通过中信富通公司及其员工的系列行为探究中信富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四）中信富通公司通过诉讼方式向多方主张损失赔偿，中信富通公司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大小根本无法确定，无从谈起补充赔偿责任问题。另案中，中信富通公司最终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支持后权利能否实现尚无法确定，此时直接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赔偿责任，无异于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与天津驼峰公司、相关保证人、朝阳机械厂同等的清偿或担保责任，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对建行朝阳分行明显不公平。中信富通公司在上诉状称的其在另案中主张金额为A、在本案中主张金额为B，赔偿金额=A+B，实际上中信富通公司在另外中起诉的事实基础是其已经支付了A，诉请B，B包含A的关系，中信富通公司确实存在就同一损失在多案中重复主张的问题。三、中信富通公司及朝阳机械厂在案涉两笔资金支付中存在重大过错，即使中信富通公司存在损失，也应明确区分损失的造成主体及各方过错程度，依据不同责任主体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而不能直接要求建行朝阳分行代替履行清偿义务。根据中信富通公司、朝阳机械厂自述及《设备采购协议》约定，中信富通公司和朝阳机械厂指令划款前朝阳机械厂应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其内部重要审核流程，中信富通公司应在其内部严格把关，避免未开发票即支付款项的行为，但中信富通公司在未收到等额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就在电汇凭证上加盖朱玲印鉴，业务负责人张立滨明知朝阳机械厂未开具发票就协助出具并发送划款指令书给建行朝阳分行，代表中信富通公司与建行朝阳分行确认划款事宜，在建行朝阳分行按照中信富通公司和朝阳机械厂共同指令支付款项后，朝阳机械厂却失信未按承诺及时补开设备发票。即使中信富通公司之前一直不知资金被转出，2015年发现资金转出后，中信富通公司也并未采取积极妥当的措施追回已支付的资金，中信富通公司明显怠于行使其权利导致资金难以追回的情况，中信富通公司对其损失的发生及扩大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中信富通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朝阳机械厂严重违约加之天津驼峰公司申请破产、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最终导致中信富通公司目前暂时未能收到《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预期收益，中信富通公司除应追究上述直接责任人的清偿责任外自身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账户监管协议》约定，中信富通公司、朝阳机械厂应及时向建行朝阳分行提供监管业务所需文件，并保证提供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没有任何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即使案涉电汇凭证造假，中信富通公司及朝阳机械厂也应承担提供虚假资料之责任，朝阳机械厂也在开立账户时出具授权书，授权书明确载明案涉资金账户预留印鉴中人名章为财务负责人朱玲印鉴，若由此产生所有法律责任由朝阳机械厂承担。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中信富通公司存在损失，建行朝阳分行存在过错，建行朝阳分行也仅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而非替代实际责任主体履行清偿义务，且损失与过错应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建行朝阳分行不是资金的所有人也未实际使用资金，中信富通公司应先就案涉争议的两笔资金向承租人天津驼峰公司、保证人新奥混凝土公司、行龙科技公司、周连友、陈凤英等人进行追偿并执行全部责任人可供执行财产（含破产财产），执行不足的部分非由于建行朝阳分行原因造成，不是《账户监管协议》中中信富通公司损失，只有执行不足的本金部分产生的从确定执行不足之日起至建行朝阳分行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存款利息损失才属于中信富通公司基于建行朝阳分行监管不当造成的损失，由建行朝阳分行根据自身过错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并且无论建行朝阳分行最终承担何种责任，该责任均是由于资金实际使用人朝阳机械厂未及时向中信富通公司开具发票、依法履行设备采购协议造成，建行朝阳分行在承担责任后均有权向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朝阳机械厂予以追偿。朝阳机械厂辩称，其不认可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事实和理由：朝阳机械厂并不清楚建行朝阳分行是否违约。另案生效判决已经判令朝阳机械厂向中信富通公司返还货款，朝阳机械厂也认可该判决，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中信富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建行朝阳分行赔偿因违约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的损失1624.4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至五年贷款基准性利率4.75%计算，自2014年9月24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月8日为336.07万元，应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请求判令建行朝阳分行承担中信富通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用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建行朝阳分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7月28日，甲方中信富通公司作为出租人与乙方天津驼峰公司作为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为年产60万吨矿渣微粉立磨生产线。租赁本金5625万元，利率10.0737%，租赁期限3年，资金用途采购生产线。起租日2014年9月3日。保证：1.新奥混凝土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唐山市行龙建材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3.承租人实际控制人周连友（身份证号：×××）及其配偶陈凤英（身份证号：×××）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4.朝阳机械厂（供应商）提供租赁物回购担保。同日，甲方中信富通公司、乙方朝阳机械厂和丙方天津驼峰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协议》，约定：1.根据丙方对租赁物和租赁物供应商（乙方）的选择，甲方向乙方购买租赁物，租赁物明细详见附件。2.租赁物的购买价款总额为人民币伍仟陆佰贰拾伍万元整（小写：￥56250000.00元）。甲方向乙方付款的方式为：⑴甲方于【】年【】月【】日前一次性将租赁物购买价款支付至乙方开立的监管账户；⑵乙方向丙方实际交付、安装租赁物并经丙方验收合格、甲方核查设备无误且收到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将向监管银行发出划款指令，乙方方可提取实际交付部分租赁物对应的购买价款。附件：租赁物名称：年产60万吨S95级矿渣粉立磨生产线，供应商名称：朝阳机械厂，规格型号：年产60万吨S95级，数量：一套，单价5625万元，总价5625万元。同日，三方签订《回购担保协议》，约定承租人未按时足额支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任何一期租金时，卖方即应根据出租人的要求履行回购义务。同日，甲方中信富通公司、乙方朝阳机械厂与丙方建行朝阳分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甲方的权利：⑴检查丙方对监管账户的监管情况；⑵依据本协议约定对监管账户资金交易进行确认；……乙方的权利：⑴了解监管账户的资金交易状况；⑵依据本协议约定对监管账户资金交易进行确认；……乙方的义务：⑴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丙方申请开立资金监管账户；……。丙方的权利：⑴按照本协议约定，行使账户监管权；⑵监督甲、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及监管业务需要，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监管交易；……。丙方的义务：⑴丙方收到盖有甲、乙双方预留印鉴的划款指令后，方可办理监管账户的对外付款。⑵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监管职责，并接受甲方的监督；⑶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监管资金交易；⑷确保监管账户和乙方的其他账户相互独立；⑸执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本协议约定的划款安排，按时办理资金划付；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妥善保存监管业务相关的记录和交易依据等资料；⑺按照约定定期向甲方提供对账单明细；⑻乙方出现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等影响监管服务的情况时及时通知甲方；⑼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第五条监管账户的管理与运用：1.资金监管账户的开设与管理：按照本协议约定，资金监管账户为乙方在丙方开立的如下账户：开户行：建行朝阳分行，户名：朝阳机械厂，账号：×××。资金监管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签署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需要。甲方、乙方授权丙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对监管账户下留存的金额以及资金的流入流出实施监管。监管账户不得开设网银。监管账户所有资金划拨均应通过丙方柜台、以提供《划款指令书》形式办理。《划款指令书》印鉴应与本协议附件之《划款指令授权通知书》预留印鉴一致，该印鉴由甲方财务负责人名章和乙方财务专用章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章共同组成。丙方收到盖有甲、乙双方预留印鉴的《划款指令书》并核对无误后，应电话通知甲方财务人员（姓名：朱玲；联系电话：010-6419****；手机：139XXXX****），经甲方财务人员确认，方可办理监管账户的对外付款。第十条违约责任：1.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项义务均将被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违约方应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因其违约行为给监管财产和本协议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2014年9月3日中信富通公司向上述监管账户汇入4500万元，2014年9月5日中信富通公司向上述监管账户汇入1125万元。2014年9月10日上述监管账户向收款人为新奥混凝土公司支付10000000元，2014年9月17日上述监管账户向龙唐商贸公司支付20140000元，2014年9月24日上述监管账户向龙唐商贸公司支付9866000元。上述三笔支付的电汇凭证上均盖有朝阳机械厂财务专用章、杨明和朱玲人名章，且上述三次支付均有《划款指令书》原件。中信富通公司对上述三笔款项转出无异议。2014年9月24日，上述监管账户向朝阳重机公司支付9500000元。同日，上述监管账户向龙唐商贸公司支付6744000元。上述两次支付的电汇凭证上亦均盖有朝阳机械厂财务专用章、杨明和朱玲人名章，但中信富通公司对朱玲人名章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且上述两次支付均没有《划款指令书》原件。2014年9月11日，朝阳机械厂向中信富通公司开具总金额为40006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9月24日，建行朝阳分行作出情况说明，内容为：会计前台：我部客户朝阳机械厂于2014年9月24日向我行申请汇款人民币950万元，汇款人名称：朝阳机械厂，汇款账号：×××；收款人名称：朝阳机械厂，收款账号：×××，汇款金额：人民币950万元。上述汇款人账号与收款人账号均在我机构开立，按正常流程办理需要使用转账支票，现客户提供的为电汇凭证。该汇款账号为朝阳机械厂的工程总包资金监管专用账户，汇出款项时需要同时加盖朝阳机械厂预留财务印鉴及中信富通公司财务总监朱玲预留印鉴，现因融资租赁公司财务总监朱玲在北京市，更换转账支票将耽误该笔950万元货款的及时到账，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对客户影响较大。现请会计前台将该笔货款按电汇支付。特此说明。落款盖有建行朝阳分行的公章、经办人及主管行长的签字。2017年7月7日和2018年7月6日，中信富通公司分别向建行朝阳分行发出《关于要求贵行立即赔偿因资金监管失职给我司造成损失的函件》，要求建行朝阳分行对未经划款指令确认即划出的16244025.43元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另查，2015年10月15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武清法院）裁定受理案外人对天津驼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天津驼峰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中信富通公司向天津武清法院提起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诉讼，该案中，中信富通公司以其与天津驼峰公司存在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为由，请求天津武清法院确认其与天津驼峰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并请求确认其对天津驼峰公司享有5167.649999万元的债权。天津武清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津0114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认为不能认定中信富通公司与天津驼峰公司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驳回中信富通公司诉讼请求。中信富通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天津一中院审理后作出（2018）津01民终294号民事判决，认为天津武清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驳回了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维持了天津武清法院一审判决。中信富通公司不服该终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高院）申请再审，天津高院审查后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并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津民申3105号民事裁定，指令天津一中院再审该案。2019年5月22日，天津一中院作出（2019）津01民再12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18）津01民终294号民事判决及天津武清法院（2017）津0114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天津武清法院重审。目前该案尚在天津武清法院审理中。一审法院再查，中信富通公司就上述《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与新奥混凝土公司、行龙科技公司、周连友、陈凤英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中信富通公司曾起诉保证人新奥混凝土公司、行龙科技公司及周连友、陈凤英要求其对天津驼峰公司应支付的融资租赁租金承担保证责任。目前该两案仍在审理中。一审法院又查，2019年1月10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原告中信富通公司诉被告朝阳机械厂、杨明、杨德丰、杨光、杨彪、朱文彦，以及第三人天津驼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信富通公司以朝阳机械厂未履行《设备采购协议》项下的供货义务为由要求解除该协议，并要求朝阳机械厂返还货款5625万元、支付利息1161.67万元、赔偿履行利益损失1001.73万元，同时要求杨明、杨德丰、杨光、杨彪、朱文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9月27日，本院作出（2019）京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一、中信富通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中信富通公司与朝阳机械厂、天津驼峰公司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签订的《设备采购协议》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解除；二、朝阳机械厂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富通公司返还货款56250000元；三、朝阳机械厂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信富通公司利息损失（以45000000元未偿付部分为基数，自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11250000元未偿付部分为基数，自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杨明、杨德丰、杨光、杨彪、朱文彦对该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所确定的朝阳机械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朝阳机械厂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3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申93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朝阳机械厂的再审申请。2019年11月20日，中信富通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朝阳机械厂、杨明、杨德丰、杨彪、杨光、朱文彦给付5625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执行费等。因“申请执行人中信富通公司明确表示无执行线索向一审法院提供，并在一审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对一审法院认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表示认可……”，本院作出（2019）京02执1397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富通公司、建行朝阳分行与朝阳机械厂签订的《账户监管协议》是在中信富通公司与天津驼峰公司存在融资租赁关系及中信富通公司与朝阳机械厂存在设备采购关系的基础上，为满足签署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需要，由三方对资金监管账户的开立及使用过程中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是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中信富通公司以建行朝阳分行在履行《账户监管协议》过程中的两笔对外付款存在违约行为，要求建行朝阳分行就违约给其造成1624.4万元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一审法院从建行朝阳分行在履行监管转款行为上进行分析。根据《账户监管协议》约定，中信富通公司与建行朝阳分行建立的是委托付款关系。建行朝阳分行应在收到盖有中信富通公司与朝阳机械厂预留印鉴的《划款指令书》并核对无误后，电话通知中信富通公司财务人员（姓名：朱玲；联系电话：010-6419****；手机：139XXXX****），经中信富通公司财务人员确认，方可办理监管账户的对外付款。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建行朝阳分行在对外支付9500000元和6744000元这两笔款项的实际操作流程中的确未按照《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的委托付款流程办理，属于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但，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富通公司已通过其一系列诉讼行为追认建行朝阳分行的越权行为。一审法院注意到，中信富通公司在对建行朝阳分行提起此次诉讼前，已先后对《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天津驼峰公司，《保证合同》的相对方新奥混凝土公司、行龙科技公司、周连友、陈凤英，《设备采购协议》的相对方朝阳机械厂提起诉讼，现中信富通公司以朝阳机械厂等为被告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由本院作出（2019）京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且已生效，其他诉讼均在判决后发生发回重审等情形，目前尚在审理中。在（2019）京02民初67号案件诉讼中，中信富通公司以其已支付全部货款而朝阳机械厂未交付涉案生产线为由要求解除《设备采购协议》并要求朝阳机械厂返还全部货款5625万元，该5625万元即是建行朝阳分行受托监管账户中之资金。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富通公司在该诉讼中主张已向朝阳机械厂履行《设备采购协议》中的全部付款义务，该付款金额包括其本次诉讼中认为建行朝阳分行违约对外付款的1624.4万元，结合其在普通破产债权确认之诉及保证责任诉讼中的陈述，均体现中信富通公司知情且认可建行朝阳分行从监管账户中对外支付5625万元资金系履行《设备采购协议》项下全部付款义务及关联合同中之义务，故中信富通公司对自身履行买卖合同中付款义务及其他关联合同中义务已履行的认可即是对建行朝阳分行对外付款行为的追认。虽然，中信富通公司曾于2017年和2018年向建行朝阳分行发函要求其承担监管责任损失，但该函件内容显然与其在诉讼中认可建行朝阳分行对外付款行为相矛盾，故一审法院认为其发函行为不能对抗中信富通公司作为委托人通过诉讼追认受托人建行朝阳分行越权行为的效力。换言之，委托人一旦追认受托人的越权行为，对委托人、受托人和相对人均发生法律效力。故中信富通公司不应对建行朝阳分行追究违约责任。其次，一审法院从违约方应承担的责任方面进行分析。《账户监管协议》第十条违约责任约定“1.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项义务均将被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违约方应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因其违约行为给监管财产和本协议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已生效的（2019）京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信富通公司与朝阳机械厂签订的《设备采购协议》于2019年6月21日解除，同时朝阳机械厂应返还中信富通公司货款5625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因签订《账户监管协议》是为履行《融资租赁协议》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需要，现生效判决已判令解除《设备采购协议》并判令朝阳机械厂返还中信富通公司货款及利息损失。实际上，中信富通公司在本案中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支付的1624.4万元损失已被生效判决确认的朝阳机械厂返还货款及赔偿损失所涵盖。虽然中信富通公司以该判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因朝阳机械厂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已按“终本”中止执行为由，认为建行朝阳分行应对朝阳机械厂不能履行的1624.4万元部分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履行的补充赔偿责任与因违约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现中信富通公司要求建行朝阳分行在朝阳机械厂不能履行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旦中信富通公司发现朝阳机械厂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可立即恢复执行。故中信富通公司不应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基于以上认定，一审法院对中信富通公司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1624.4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其他以该诉求得到支持为前提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中信富通公司明确其仍然坚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但是退而求其次，也可以接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判令建行朝阳分行在朝阳机械厂不能履行的本金及以本金为基数，以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为标准，自终结本次执行的（2019）京02执139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作出之日，即2019年12月9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承担完毕责任之日止的利息部分，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建行朝阳分行认为，其即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亦应在穷尽所有程序，追究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保证合同》的保证人、《设备采购协议》的采购人的责任后，均不能得到偿付的本金，及以该本金为基数，以同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的范围内，按照过错比例承担责任。中信富通公司诉被告天津驼峰公司、第三人朝阳机械厂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后，2020年8月19日，天津武清法院作出（2019）津0114民初12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中信富通公司与天津驼峰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有效；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信富通公司主张其已就该判决向天津一中院提出上诉。中信富通公司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新奥混凝土公司，第三人天津驼峰公司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以天津一中院生效判决认定中信富通公司与天津驼峰公司之间不存在融资租赁关系，且中信富通公司主张确认主债权的诉请亦未得到支持为由，于2018年11月20日判决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信富通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后，本院以天津高院已裁定指令天津一中院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再审，须进一步查明中信富通公司是否享有对天津驼峰公司破产债权为由，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京02民终34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中信富通公司曾向本院起诉被告行龙科技公司、周连友、陈凤英，第三人天津驼峰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2019年6月26日，本院作出（2019）京02民初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天津武清法院审理。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另查，建行朝阳分行曾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后未立案。在其一审中提交的部分询问笔录中显示如下内容：朝阳机械厂法定代表人杨明称：“当时这件事是天津驼峰公司的董事长周连友在我们公司跟我说的，他说他用他们公司原有的生产线从中信富通公司融资了5625万元，按照中信融资公司的要求需要这笔钱需要我们公司配合到银行办理账户监管的流程。资金到位后，中信富通公司给我们提供划款指令书，按照划款指令我们完成付款就可以了。说这件事的时候中信融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立滨也在场”“2014年9月24日电汇至朝阳重机铸钢有限公司的950万元是周连友支付给我的设备款，其余四笔电汇转账资金是按照划款指令支付的，资金用途我不知道。刚才我说周连友一共支付给我1400万元设备款就包括这950万元，后来他又支付我450万元”“我记得已经交付给天津驼峰公司的设备价值是1400万元左右，已经生产完毕，交付到河北省迁西县的一个厂子，这个厂子是周连友干的”“周连友说这钱（其余4000多万元资金）先给这两家公司用一段时间，等到我生产设备，再按设备交付进度把款再给我划过来，而且周连友和我说这个的时候，中信富通公司的张立滨也在场，他也没有提出异议，我当时认为中信富通公司也同意这门操作，所以我才同意的”“中信富通公司没有到现场核查设备交付情况，开具这4000万元发票时，我的朝阳重型机械厂还没有生产设备”“我们厂子收到950万元生产线设备定金后，就组织生产设备，并向迁西的厂子交付了1400万元左右的设备，到了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建设银行的人就找我，说我们用假的付款指令书把款付出去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清楚，这事周连友应该清楚，我就把周连友的电话号码给了建设银行，后来建设银行人员与周连友、中信富通公司及周连友提供的担保方都见面了，具体怎么沟通的我就不清楚了，当时知道出现问题之后，周连友也没有按照约定把之前划给别的公司的资金转给我厂子，我就没有再继续生产这套设备，已经生产完的将近1000万元左右的设备，我也没有再交付。”天津驼峰公司工作人员周英杰称：“（986.6万元、950万元和674.4万元）这三笔业务是2014年9月24日办理的，我记得2014年9月23日我就在朝阳市了，是去办理我们公司和朝阳重型制造厂的一些业务。我在朝阳期间，我二叔周连友打电话跟我说让我办理一下朝阳重型制造厂在中国建设银行朝阳分行监管账户内资金支出的业务，需要电汇支出的986.6万元和950万元，但是朝阳重型机械厂当月开具发票的额度不够了，只能开出986.6万元的发票了，朝阳重型制造厂说剩下的950万元电汇业务的发票下个月给中信富通公司补开，让我把这个情况跟张立滨说一下。然后我就通过电话跟张立滨说了朝阳重型制造厂开发票额度的现实情况，需要先把资金电汇出去，下个月再给中信富通公司补开950万元发票的事，张立滨当时说帮我想想办法，让我去北京找他。2014年9月23日，我就从朝阳重型制造厂取出他们开好的986.6万元的发票，从朝阳市开车去北京交给了张立滨，张立滨拿走了共计金额986.6万元的发票。同时给了我二张电汇凭证和两张划款指令书，二张电汇凭证上都盖印了中信富通公司财务主管的‘朱玲之印’名章，其中986.6万元的电汇凭证内容已经填写好了，950万元的电汇凭证是空白的，张立滨跟我说让我自己在电汇凭证上填写内容，还把‘朱玲之印’的名章交给了我，他说怕我把空白的电汇凭证填错了，带着‘朱玲之印’的名章如果填错了就让我自己找个电汇凭证盖印‘朱玲之印’；二张划款指令书的内容是填写好的，划款指令书的金额分别是986.6万元和950万元。因为这950万元是转给朝阳重机铸钢有限公司的，这个公司也是朝阳重型制造厂实际经营人杨明的公司，他们公司急需资金到银行办理倒贷业务，我就带着张立滨交给我的电汇凭证、划款指令书和‘朱玲之印’名章连夜回到朝阳市。2014年9月24日我带着电汇凭证和划款指令书到朝阳重型制造厂，朝阳重型制造厂在电汇凭证和划款指令书上盖印财务专用章和杨明的名章。950万元的电汇凭证内容是朝阳重型制造厂的工作人员填写的，手续完善以后我开车拉着朝阳重型制造厂的财务人员去中国建设银行朝阳分行办理的电汇业务”“986.6万元和950万元是2014年9月24日上午办理的，办理完以后我打电话跟周连友汇报了情况，周连友问我950万元没有发票是怎么办理的汇款业务，我就把张立滨帮忙办出划款指令书和电汇凭证及张立滨把‘朱玲之印’的名章给我的事情都跟周连友说了。周连友就跟我说把剩下的674.4万元也电汇出去得了，让我跟张立滨说一下这个情况，看能不能办理，我又通过电话跟张立滨说想把674.4万元也电汇出去，张立滨说可以，让我自己找个电汇凭证盖上‘朱玲之印’去银行办理，我又说划款指令书的事怎么办，张立滨说他跟银行人员沟通这事。过了一会张立滨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和银行沟通完了，让我下午去银行办理汇款手续。后来我跟周连友说的这事，周连友告诉我把这674.4万元汇给唐山龙唐商贸有限公司账户。我就把这笔钱汇给唐山龙唐商贸公司的事告诉了张立滨，之后我在重型机械制造厂财务找了一张电汇凭证，把收款方和付款方的信息填好，汇款金额是674.4万元，填好后重型机械制造厂财务那个大姐在电汇凭证上盖的公章和杨明名章，我又用张立滨交给我的朱玲之印名章在电汇凭证上盖章。下午我自己到建设银行柜台办理的汇款手续。手续办好后，我把电汇凭证回单交给了重型机械制造厂的财务人员了”“我去银行柜台办理的时候，直接就给我办了，当时我只拿了一张电汇凭证，没有拿划款指令书。具体张立滨是怎么跟银行人员沟通的我不清楚。”中信富通公司案涉融资租赁业务的经办人员张立滨称：“我记忆中给他（建设银行朝阳分行人员芦磊）（以彩信形式）发过划款指令书”“当时是我们分公司的领导让我发给芦磊的，具体什么原因我记不清了”“我把没签字的划款指令书发给了芦磊”“（在划款指令书上）盖（朱玲之印名）章了，当时是天津分公司的领导协调的总公司财务，我去财务直接盖的章”“周英杰在天津和我见的面，周英杰说已经跟我们公司领导协调完了，章已经盖上了，领导同意后补发票，当时周英杰给我看了两张盖好朱玲名章的划款指令书，周英杰当时让我拍照了其中一张划款指令书，让我过后把这张划款指令书照片发给建设银行朝阳分行的芦磊看看，我当时就拍了照，过后我就把划款指令书照片以彩信形式发给了芦磊”“当时芦磊给我打电话，说是给朱玲打电话问了这事，朱玲说她不知道这事，我当时就跟芦磊说朱玲出差了，她不知道这事，这笔汇款业务直接找我核实就行。我说这句话的原因是我确实看到了盖好朱玲之印的划款指令书，我当时以为是周英杰跟我领导协调把章盖上了。”本院认为，中信富通公司、建行朝阳分行与朝阳机械厂签订的案涉《账户监管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账户监管协议》中关于“资金监管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签署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需要。甲方、乙方授权丙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对监管账户下留存的金额以及资金的流入流出实施监管”等相关约定，中信富通公司与建行朝阳分行存在资金委托监管关系，而非委托付款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委托付款关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账户监管协议》是在中信富通公司与天津驼峰公司存在融资租赁关系及中信富通公司与朝阳机械厂存在设备采购关系的基础上，为满足签署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需要，由三方对资金监管账户的开立及使用过程中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案涉《设备采购协议》约定朝阳机械厂向天津驼峰公司实际交付、安装租赁物并经天津驼峰公司验收合格、中信富通公司核查设备无误且收到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中信富通公司将向监管银行发出划款指令，朝阳机械厂方可提取实际交付部分租赁物对应的购买价款。可见，中信富通公司委托银行实施资金监管，是希望借此对朝阳机械厂的履约行为和开具发票行为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为此，《账户监管协议》进一步细化了银行应当采取的具体监管措施，即“监管账户所有资金划拨均应通过丙方柜台、以提供《划款指令书》形式办理。《划款指令书》印鉴应与本协议附件之《划款指令授权通知书》预留印鉴一致，该印鉴由甲方财务负责人名章和乙方财务专用章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章共同组成。丙方收到盖有甲、乙双方预留印鉴的《划款指令书》并核对无误后，应电话通知甲方财务人员（姓名：朱玲；联系电话：010-6419****；手机：139XXXX****），经甲方财务人员确认，方可办理监管账户的对外付款”。对于中信富通公司签订《账户监管协议》所要达成的目的，建行朝阳分行应为明知。委托关系通常建立在信赖基础上，委托人对于受托人的行为，享有信赖利益，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履行委托监管义务时，更应当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实现委托人的目的，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虽然《账户监管协议》中并未约定监管费用，但是案涉5000余万元资金往来发生在朝阳机械厂开设在建行朝阳分行的账户中，建行朝阳分行对此间接受益，故建行朝阳分行虽从《账户监管协议》中无直接获益，并不能减轻其注意义务的程度。本案中，建行朝阳分行在2014年9月24日办理了监管账户中三笔划款业务，有一笔履行了《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措施，有两笔没有履行《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措施，已经构成违约，导致中信富通公司通过设立账户监管达到的风险控制目的落空。建行朝阳分行虽然主张其已经核实过电汇凭证上的相关印鉴并与中信富通公司业务员进行过核实，已经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但该主张显然不充分亦不具有合理性。建行朝阳分行应当就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中信富通公司通过其他诉讼分别向《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和《设备采购协议》项下的债务人主张过权利，但其并未放弃过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账户监管协议》项下违约责任的权利。一审法院关于中信富通公司通过另案诉讼追认了建行朝阳分行的越权付款行为，不应再对建行朝阳分行追究违约责任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虽然本案并非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的精神，在无其他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本案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即，建行朝阳分行应当在给中信富通公司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对流失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虽然《账户监管协议》当事人并不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相关当事人，但是《账户监管协议》监管的款项系整个融资租赁交易的标的，《账户监管协议》中亦明确案涉资金监管账户的开立和使用，系限于满足签署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及《设备采购协议》的需要，故中信富通公司在整个融资租赁交易项下自各债务人处均不能获得清偿的部分，属于中信富通公司的损失，建行朝阳分行应当在流失资金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中信富通公司关于建行朝阳分行应就朝阳机械厂在（2019）京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项下不能履行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不能清偿’指对债务人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具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状态”。执行程序已经终本，可以视为债务人不能清偿，一审法院以（2019）京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已经涵盖了本案中信富通公司的主张，该案执行虽已终本，但具有恢复执行的可能性为由，认定中信富通公司不应要求建行朝阳分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目前证据，建行朝阳分行未按照监管约定办理诉争两笔资金划款业务过程中，中信富通公司工作人员亦具有相当的过错，中信富通公司对于相关资金流失负有相当的责任，对于因资金流失造成的部分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结合本案的具体情节、建行朝阳分行和中信富通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建行朝阳分行在流失资金中的500万元范围内，就中信富通公司的相关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建行朝阳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设备采购协议》项下的债务人追偿。中信富通公司关于建行朝阳分行应在全部流失资金1646.4万元及其贷款利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在500万元范围内，对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设备采购协议》项下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28元，由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60028元（已交纳），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负担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28元，由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60028元（已交纳），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负担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罗 珊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