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31民再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董辉，女，汉族，1971年1月11日出生，个体户，住喀什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赵献灵，男，汉族，1960年2月19日出生，农民，住莎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辉，系赵献灵外甥女。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巴州焉耆县光明路农资市场**新建楼**门面房。法定代表人：董淑霞，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兆春，男，汉族，1972年12月3日出生，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住巴州焉耆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刚永，新疆天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昌吉市昌五路。法定代表人：盛斋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致玮，男，汉族，1987年5月20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巴州焉耆县。再审申请人董辉、赵献灵因与被申请人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吕兆春、二审被上诉人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31民终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20日作出（2020）新31民申22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董辉及申请人赵献灵委托代理人董辉、被申请人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吕兆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刚永及二审被上诉人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致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辉、赵献灵申请再审称：本院（2018）新31民终537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条款正确，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再审，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赔偿其543175元（525元×987亩+25000元）减去二审已执行完的307865.5元还余235310元，承担全部诉讼费22214元，合计赔偿257524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时莎车法院向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机构申请种子质量鉴定，巴州兆春种业公司与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均同意，但是拒绝提供原种，不能证明鉴定的种子就是登海3631品种。2、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提供的种子没有附检疫证书，登海3631品种的优点：抗逆性强，抗瘤黑粉病及丝黑穗病，但是实际上登海3631玉米品种得病率明显低于标签标的指标，应为劣种子。3、吕兆春指导我们在当年4月17日后播种，要避开麦盖县干热风，我们4月17日播种却没有避开麦盖提县干热风，这就是吕兆春没有指导到位造成的。4、在申诉复查程序中，我提交了新证据，证明我已支付过穴播器款及运费，请求支持我的诉求。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吕兆春辩称：1、一审法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双方封存的种子进行了质量鉴定，出具了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5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登海3631玉米种子质量鉴定结果：种子净度99.6%，种子发芽率96%，种子水分10.4%，达到国家玉米种子质量标准GB4401.1-1996的规定。2、根据农业局现场勘验的报告，2015年7月20日申请人就放弃了管理，申请人在种植的过程中不按照种植要求和创造种子生长的条件，在种子最需要浇水的关键时期没有浇水造成玉米未能授粉，未能形成籽粒，是玉米减产绝收的主要原因。3、申请人的玉米发生瘤黑粉病是其种植的土壤中所含病菌造成的，与种子质量无关。二审被上诉人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述称：1、登海3631的特点是生育期123天，在南北疆都有种植，我们在喀什东巴扎有一个固定经销商艾尼瓦尔，一年能销售7-8吨，在喀什地区销售登海3631从没有出现过农户纠纷。2、种子的包装袋背面已载明净度、发芽率、水分、纯度这四项国标数据。所谓的纯度是品种的差异，不必然导致植物的死亡，种子质量是否合格的关键数据是发芽率、净度。根据司法鉴定和地区农业局的现场勘验可以反映出这批种子种植出来的植物均已长成型了。不能说种子不合格。董辉、赵献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原告从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购买了“登海3631”玉米种子并种植。4月17日播种，8月初原告发现玉米田间出现问题，及时打电话通知被告，被告拒绝前来。被告还存在虚假广告宣传行为，其提供的玉米种子得病率较高，抗病性、抗逆性差，不适合在本地区生长，导致原告种植的玉米绝产，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要求三被告赔偿玉米收入损失：请求法院判令：一、三被告赔偿原告987亩地土地承包费、水费合计296100元；二、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987亩地投入费用594229.65元；三、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987亩产量损失费：917910元；四、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司法鉴定费20000元，地区农业局专家鉴定费5000元。以上合计：1833239.65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987亩×525元=518175元；地租损失：987亩×300元=296100元；农业公司鉴定费25000元，合计损失：839275元。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一、原告赵献灵是涉案地块的实际承包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董辉与赵献灵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登海“3631”玉米种子双方约定的价格为17元/公斤，数量为3621公斤，被告巴州兆春种业公司代购12台玉米穴播器，穴播器900元/台，原告董辉与赵献灵未支付该款；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被告双方封存的“登海3631”玉米种子进行种子质量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5月19日出具了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5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登海“3631”玉米种子质量鉴定结果，种子净度99.6%，种子发芽率96%，种子水分10.4%，达到国家玉米种子质量标准GB4401.1-1996的规定；四、从喀什地区农业局作出的现场勘验报告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看，均提出该涉案地块种植的“登海3631”玉米，1是玉米茎基腐病造成玉米倒伏和青枯；2是高温季节缺水干旱造成玉米授粉不良；3是登海“3631”品种抗逆性、抗病性退化。经查玉米茎基腐病是由土地传播而得，高温季节缺水干旱会造成玉米授粉不良而导致玉米减产或绝收；五、在庭审中，被告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提出原告“登海3631”玉米的种植面积为720亩，但在喀什地区农业局的现场勘验报告中并未对涉案地块进行丈量，该院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丈量的987亩，损失525元/亩为准；六、被告吕兆春系巴州兆春种业公司经理，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对其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七、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作为种子的生产者，所生产、销售的“登海牌3631”玉米种子符合国家标准，销售区域在巴州并已检疫、备案，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八、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司法鉴定费20000元，地区农业局专家鉴定费5000元，合计25000元，因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巴州兆春种业公司给原告销售的登海“3631”玉米种子达到了国家玉米种子质量标准，但在销售中存在夸大宣传、未按约提供技术指导、未在喀什地区进行试验示范，超越经营区域范围销售的事实，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即987亩×525元/亩×30%=155452元。原告董辉与赵献灵在种植“登海3631”玉米的过程中，未能及时放水、打药、防止病虫害的发生，疏于田间管理，后期放任管理的事实，应自行承担70%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董辉、赵献灵赔偿155452元；二、反诉被告董辉、赵献灵向反诉原告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穴播器款10800元、玉米种子款3621公斤×17元=61557元；以上一、二项相抵之后，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董辉、赵献灵给付8309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三、被告吕兆春、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董辉、赵献灵的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26078.42元（本诉原告已缴纳），本诉原告承担21384.3元，本诉被告承担4694.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36.6元（反诉原告已缴纳），反诉原告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306.8元，反诉被告承担829.7元。董辉、赵献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被上诉人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夸大宣传、未按约定提供技术指导、未在喀什地区进行试验示范、超越销售范围的事实，应承担上诉人的全部损失，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作为生产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玉米穴播器是巴州兆春种业公司主动提出让上诉人使用，该机器可以原样退还，由于被上诉人销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有权拒绝支付种子款；3、上诉人一审提供了鉴定费发票证据，但原审没有支持上诉人主张的25000元鉴定费，属认定事实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土地承包费、水费、司法鉴定费及损失合计839275元。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15年4月7日，董辉从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购买了3621公斤“登海3631”玉米种子及12台穴播器，双方约定玉米种子单价17元/公斤，穴播器900元/台，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发货后，种子及穴播器款未支付，其后董辉与赵献灵在莎车县牌楼农场种植该品种玉米987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测量）。2015年8月16日，因玉米地出现病虫害问题，董辉通知巴州兆春种业公司，但其一直未派员前来。2015年9月8日，喀什地区农业局根据赵献灵的申请及莎车县农业局的书面邀请，组织种子、栽培、植保有关专家，于9月15日对董辉、赵献灵种植的1200亩玉米田进行了现场勘验，并于10月14日出具了《玉米品种“登海3631”在莎车县牌楼农场（二场）种植造成绝产的现场勘验报告》，现场勘验结果为：1、此玉米地为沙性地，保水性差，玉米在抽雄吐丝期的需水关键时期，玉米叶片紧裹茎秆，说明此时植株已受旱，至8月后种植户观察到该玉米没有授粉，未形成籽粒，后期即放弃管理，至专家现场鉴定时玉米植株叶片、茎秆出现干枯，现场鉴定已失去实效性，无法正确判断玉米绝产的原因；2、据调查此玉米田有病虫害发生，玉米瘤黑粉病发病率17.1%，病株率明显高于其它品种，不符合种子标签标注的品种抗病，但此病不是造成玉米绝产的主要原因；3、通过查看玉米授粉畸形果穗和未授粉植株表现，以及该品种在喀什地区未进行试验示范，对该品种的适应性、栽培特点等方面不了解，因此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专家组建议：玉米缺水、瘤黑粉病都不是造成玉米畸形穗和不授粉绝产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由专业部门进行种植鉴定后作出判断。2015年11月1日，董辉、赵献灵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莎车县牌楼一大队种植的1040亩“登海3631”玉米出现瘤黑粉病、倒伏、结穗少的原因及造成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于11月4日对涉案地块进行现场勘验及调查，并于11月15日出具了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11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董辉、赵献灵在莎车县牌楼农场一大队种植的987亩“登海3631”玉米减产的原因：一是玉米茎基腐病造成玉米倒伏和青枯；二是高温季节缺水干旱造成玉米授粉不良；三是登海3631品种抗逆性、抗病性退化。由以上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亩为525元。2016年4月5日，经由巴州兆春种业公司申请，董辉、赵献灵同意，该院于2016年5月12日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双方封存的“登海3631”玉米种子进行种子质量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5月19日出具了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5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登海3631玉米种子质量鉴定结果：种子净度99.6%，种子发芽率96%，种子水分10.4%，达到国家玉米种子质量标准GB4401.1-1996的规定。另查明，“登海3631”玉米种子审定编号为新审玉2006年37号，由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生产并委托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推广、销售及批发，受托区域为巴州，有效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15日，莎车县种子管理站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登海3631审定编号新审玉2006年37号，审定意见为北疆春玉米种植，登海3631没有在莎车县备案。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种子的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董辉、赵献灵主张的各项损失合计839275元能否成立；3、上诉人董辉、赵献灵是否应支付购买巴州兆春种业公司的种子及穴播器款项。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本案中，“登海3631”玉米种子的包装袋上称，该品种抗逆性强、抗瘤黑粉病及丝黑穗病，高产每亩可达1300公斤以上，而董辉、赵献灵种植该玉米种后，经鉴定瘤黑粉病发病率为16.4％，与宣传不符。此外，“登海3631”玉米种子的审定意见为北疆春玉米种植，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委托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推广、销售及批发的受托区域为巴州。但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未在喀什地区进行试验示范，也没有在喀什地区及莎车县备案，存在超越经营区域范围销售的事实，且巴州兆春种业公司也未按约定提供有关技术指导。故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未向董辉、赵献灵提供真实信息，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使种植农户对“登海3631”玉米种作出了错误的认知判断，致使种植的玉米大面积发生瘤黑粉病和玉米茎基腐病，造成重大损失，该后果的发生与巴州兆春种业公司的上述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董辉、赵献灵种植的玉米减产还受气候、栽培技术等因素影响，本院认为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董辉、赵献灵承担30%的次要责任。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作为种子的生产者，生产的“登海3631”玉米种符合国家标准，其委托销售区域在巴州，董辉、赵献灵并未举证证实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存在过错行为，故昌吉州登海种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董辉、赵献灵主张的损失费用问题。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看，丈量的土地为987亩，损失525元/亩。因该损失中已包括董辉、赵献灵对于土地的投入，故董辉、赵献灵要求赔偿相关土地承包费和水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董辉、赵献灵提供的鉴定费发票及喀什地区农业局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其缴纳了25000元鉴定费，故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赔偿董辉、赵献灵的损失计算为（987亩×525元﹢鉴定费25000元）×70％=380222.5元。关于购买种子的款项问题。双方对购买种子的价款61557元及12台穴播器10800元均无异议，董辉、赵献灵在购买过程中未支付该两笔款项。现种子、穴播器已经实际使用，该款董辉、赵献灵应予支付。本院二审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款、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莎车县人民法院（2017）新3125民初54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撤销莎车县人民法院（2017）新3125民初54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三、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董辉、赵献灵经济损失380222.5元；四、董辉、赵献灵向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穴播器款10800元、玉米种子款61557元，合计72357元；以上三、四项相抵之后，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董辉、赵献灵给付307865.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在申诉复查程序中，董辉提交新证据，董辉中国农业银行活期账户明细清单一份，记录：2015年4月20日转账支付11000元，证明董辉已经给吕兆春支付过穴播器款10800元及运费200元。并向本院提交调证申请，2020年5月7日，经农业银行查询，2015年4月20日董辉的银行卡转帐给吕兆春银行卡（卡号×××）转账11000元，吕兆春对此予以认可。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申请人提供给申请人的种子质量是否合格？2、申请人的损失与被申请人的销售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另行再赔偿235310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认为，1、关于被申请人提供给申请人的种子质量是否合格的问题。2015年4月7日，董辉从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购买了3621公斤“登海3631”玉米种子，事后董辉未对该批种子的质量、包装等提出异议，应当认定已经对标的物的数量及外观等进行了检验。一审法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当事人双方封存的种子进行了质量鉴定，出具了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5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登海3631玉米种子质量鉴定结果：种子净度99.6%，种子发芽率96%，种子水分10.4%，达到国家玉米种子质量标准GB4401.1-1996的规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给双方送达后，董辉、赵献灵未提出书面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申请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种子质量不合格，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种子质量不合格的申请再审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申请人的损失与被申请人的销售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另行再赔偿235310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喀什地区农业局于10月14日出具的《玉米品种“登海3631”在莎车县牌楼农场（二场）种植造成绝产的现场勘验报告》，载明“土壤沙性地，玉米“登海3631”属中晚熟品种，生育期123天左右，4月17日播种，施底肥并有追肥，具体施肥数量不清，至7月20日浇第四次水，后放弃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于11月15日出具了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11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玉米茎基腐病属于典型的土传病害，玉米是需要水肥较多作物，从现场看，涉案玉米有明显的受旱现象，空杆率达到56.2%。玉米抽雄散粉至抽丝是对水分最敏感时期，如水分供应不足，会抵制花丝伸长，减产严重。”农业生产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根据常理及农业生产一般规律，即使种子质量合格，也需要在符合农作物生长条件的土壤环境下选择恰当时机并采用合适的方法播种，后期施用化肥及灌溉等田间管理措施以及自然气象条件等外在因素都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玉米瘤黑粉病的发生受土壤中病原菌的数量、气候因素、品种抗病性的影响。若是土壤贫瘠、干旱造成玉米生理干旱、膨压降低，抗病力就会下降。申请人作为种植户对玉米的种植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不会大面积耕种。申请人于4月17日耕种玉米，7月20日随即放弃管理，自己管理了仅仅只有94天，而玉米的生育期是123天，连玉米的生育期时间管理都不到，水肥自然也都没有跟上，其自身存在过错，应当对损失承担一部分责任。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未在喀什地区进行试验示范，也没有在喀什地区及莎车县备案，存在超越经营区域范围销售的事实，且巴州兆春种业公司也未按约定提供有关技术指导。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未向董辉、赵献灵提供真实信息，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使种植农户对“登海3631”玉米种作出了错误的认知判断，致使种植的玉米大面积发生瘤黑粉病和玉米茎基腐病，造成重大损失，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申请人的损失是由于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及申请人自身双方都存在过错造成的，根据本案实际，二审判决让巴州兆春种业公司承担70%的责任，董辉、赵献灵承担30%的责任，较为公平、公正。综上，对申请人提出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其全部损失，扣除二审已认定应当支付的损失外，被申请人还应再赔偿其损失23531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申诉复查程序中，申请人董辉提交新证据，证明董辉已经给吕兆春支付过穴播器款10800元及运费200元。被申请人吕兆春对此予以认可。因此，董辉、赵献灵应向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玉米种子款61357元（72357元--11000元=61357元），故本院二审判决第四项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因申请人董辉提交了新证据，故对其提出已支付过穴播器款及运费11000元的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对其提出的其他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莎车县人民法院（2017）新3125民初5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吕兆春、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第四项即原告董辉、赵献灵的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维持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31民终5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维持莎车县人民法院（2017）新3125民初548号民事判决第三、第四项；第二项即撤销莎车县人民法院（2017）新3125民初54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第三项即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董辉、赵献灵经济损失380222.5元；三、变更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31民终53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董辉、赵献灵向巴州兆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玉米种子款6135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6078元（董辉、赵献灵已缴纳），由董辉、赵献灵负担20602元，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负担547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37元（巴州兆春种业公司已缴纳），由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负担307元，董辉、赵献灵负担8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93元（上诉人董辉、赵献灵已预交），由董辉、赵献灵负担7560元，巴州兆春种业公司负担46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虹审  判  员   张 荣 琴审  判  员   古丽巴哈二 Ｏ 二 Ｏ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书  记  员   李 彦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