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03民初4035号 原告：杜某1，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君伟，浙江迦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黄某1，曾用名黄某2，女，197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被告：杜某2，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被告黄某1、杜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雷、朱旭超，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杜某1与被告黄某1、杜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9月11日、2020年10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君伟、被告黄某1、杜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雷、朱旭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某1起诉称：原告与被告黄某1、杜某2均是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14队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被告黄某1系原告的继母，被告杜某2系原告同父异母的弟弟。1998年，以原告爷爷杜金连（现已去世）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户（户内家庭成员包括原告父亲、原告、二被告等）承包了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2.2341亩，同时该户还享有0.5亩自留地。2003年6月27日，原告爷爷杜金连因病去世，2005年，原告奶奶翁阿柳去世。原告父亲杜锡青变为该户户主，后原告父亲于2019年9月19日因病去世，户内成员仅余原告及二被告，现涉诉2.2341承包地、0.5亩自留地、以及承包地上所建违章建筑（合计为364平方米，约0.55亩），因建设需要自2018年开始陆续被征用，村里多次发放的各种土地征收补偿权益陆续被二被告领走并占为己有，现留存在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补偿款523443.45元，原告多次与二被告交涉分割涉案土地征收权益，二被告拒不协商并且到原告工作单位威胁、恐吓原告，如原告再提协商，就继续到原告单位滋事，影响原告工作。综上所述，原告是户主杜锡青家庭承包户承包土地时的家庭成员之一，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现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享有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户主为杜锡青家庭承包经营户，剩余土地征收补偿权益1／3的份额（当前即将分配的金额为259212元，1／3份额为86404元，具体数额以该户征收应当取得的权益数额为准）；2、案件诉讼费二被告承担。诉讼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享有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户主为杜锡青家庭承包经营户剩余土地征收补偿权益1／3的份额（当前即将分配的金额为523443.45元，1／3份额为174481.15元，具体数额以该户征收应当取得的权益数额为准）；2、案件诉讼费二被告承担。庭审中，明确诉讼请求为1、对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户主为杜锡青家庭承包经营户中杜锡青个人享有的土地征收补偿权益1／3的继承份额（即将分配的金额为523443.45元，1／3份额为174481.15元，具体数额以杜锡青应当取得的权益为准）；2、案件诉讼费二被告承担。 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原告提供证据如下： 1.原告杜某1公民身份证、从法院当事人查询系统下载被告黄某1、杜某2身份信息。以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 2.原告父亲杜锡青为户主的户口册（复印件）。以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及亲属关系的事实； 3.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父亲杜锡青于2019年9月29日因病死亡的事实； 4.原告爷爷杜金连为户主的《常住户口登记表》二页（照片打印件）。以证明原告系同一家庭内成员情况的事实； 5.《上江村第14生产队征地面积补偿金凭证登记表》、《三产土地征用指标单领取表》（均复印件）。以证明2019年以原告父亲为户主的经营户曾领取征地补偿款78万多元的事实； 6.《蒲州街道上江村旧城改建道坦、违章棚土地征地款及三产指标款等补偿金明细表》、《关于上江村三产款分配决议》两份（复印件）。以证明村集体组织在杜锡青生前分配杜锡青户三产指标款的事实； 7.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原件）。以证明杜锡青户内享有权益系旧城改建道坦、违章棚用地被征收而产生的补偿款事实。 被告黄某1、杜某2共同答辩称：1、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认为自己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权益被侵害，已庭审完毕，第二次庭审原告无权再变更诉请，现要变更诉请，原告应另起诉；2、原告无证据证明主张的财产是杜锡青个人财产，杜锡青的遗产已在另案［（2020）浙0303民初1913号案件］处理完毕；3、原告主张的523443.45元至今无明确的金额，即使真实的，也是村集体财产，也是归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黄某1、杜某2为证明答辩称事实，共同提供证据如下： 1.《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并非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不享有社员权益的事实； 2.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的《股权证》（复印件）。以证明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实行不增不减，现杜锡青户股权对应收益归被告所有的事实。 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出示，二被告共同质证认为证据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2、3、4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中《登记表》的“三性”均有异议，其来源有异议，证据5中《指标领取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指标系杜锡青、黄某1、杜某2三人享有，与本案无关；证据6中《补偿金明细表》的“三性”均有异议，其来源也有异议，集体土地被征收对象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三产指标款归村经济集体，相关权益由村经济合作社所有和管理，需出具证明也应是村经济合作社，村委会无权证明，且该表无经办人、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明细表的款项与承包地无关。证据6中两份《决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形式为复印件，不是原件，无来源单位印章确认真实，内容上为上江村叶宅、和东岸张家牌三产地块，从位置看与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房产区域无关，发放15万元／亩和32万元／亩，与原告提供《补偿金明细表》47万元／亩的标准完全不同。如真实、合法、有效，反而证明原告诉讼请求和理由不成立；证据7《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形式上不符合，《证明》上无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名，村委会系自治组织，其次出具单位无资格、能力，村集体的经济职能由村经济合作社，相关证明应当由村经济合作社出具，上次庭审中已提到此问题，原告仍出具村委会的证明，显然原告出具的《证明》取得不合法，从内容上看土地征收权益暂为523443.45元，说明分配与否以及分配的金额尚未确定，相关权益尚属于村经济合作社，相关的权益来源是土地使用权被征收的补偿，而补偿款所有权系村经济合作社，权益金额523443.45元与对应的2.2341亩看，对应每亩补偿金额与原告提供两份《决议》及《补偿金明细表》标准均不符，实际原告诉请的三产款分配金额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未明确，两份《决议》产生的款项还是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被告杜某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均无异议。 被告黄某1、杜某2共同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1《章程》条文并无直接写明原告此种情况不是社员，该《章程》对外嫁女存在歧视；证据2《股权证》无法排除原告在第二轮承包地时享有承包地的事实。 本院审核认为，原告与二被告所举的证据，均符合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案件待证的事实，本院均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根据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规定，1981年6月开始，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当时为上江14队）进行第一轮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实行的方案是“两田制”原则，即口粮田与责任田。之后，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出台一系列政策、法律，××××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发（1993）11号》中明确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1995年《国务院发的国发（1995）7号》中对《农业部 ××××年，原告父亲杜锡青与郑秋华结婚，××××年××月××日育有一女儿，取名杜某1（即原告）。××××年4月8日，郑秋华户口从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迁入户主为杜金连户口簿。1987年，杜锡青与郑秋华离婚，1996年3月18日，原告的户籍转为非农业家庭户。 ××××年与黄某1结婚，××××年××月××日，杜锡青与被告黄某1育有一儿子，取名杜某2（即被告）。杜锡青于2019年9月29日去世，杜锡青父亲杜金连、母亲翁阿柳均早于其亡故。 1998年，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经济合作社实行第二轮集体土地承包，原告爷爷杜金连延续了第一轮承包地，承包地仍为2.2341亩。 ××××年××月××日，杜锡青与黄某1登记结婚。2000年2月15日被告黄某1因婚嫁户口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屿田迁入户主为杜金连户口簿。 2000年4月18日，杜锡青、黄某1、杜某2、原告、郑秋华因分户均移出杜金连户口簿，均登记在以杜锡青为户主的户口簿，同年郑秋华移出杜锡青为户主的户口簿。 2003年6月27日，原告爷爷杜金连去世，2005年原告奶奶翁阿柳去世。承包户内户主变更为原告父亲杜锡青，成员有原告及黄某1、杜某2。 2012年6月2日，经上江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蒲州街道上江村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2012年8月1日，杜锡青办理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其中户主为杜锡青，股东人数为3，总股数为30，股权共同持有人为杜锡青、黄某1、杜某2。 2013年11月11日，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的《章程》，依据《蒲州街道上江村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规定折股量化到人，符合股东资格的容颜，均可享受量化股份，股权界定基准日为2012年6月10日24时，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份进行量化，全额享受对象1份折算为10股计算，其中第十一条第（二）项第1点规定，外嫁女凭对方村居不享受证明，给予2股分配（今后若发现嫁入地已享受，本村将收回股权和分红）。 2018年11月16日，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大会通过《关于上江村三产款分配的决议》，内容为东岸张家牌三产地块计28.306亩，拍卖价12567元/㎡，计355747046元，三产指标单，暂按15万元/亩发放。 2019年7月18日，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大会通过《关于上江村三产款分配的决议》，内容为叶宅三产地块计42.9629亩，计727151808元，三产指标单，暂按32万元/亩发放。 2019年9月29日，杜锡青因病去世。 2020年4月14日，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原告继承纠纷，本院已作出（2020）浙0303民初1913号《民事判决书》，没有涉及本案杜锡青的三产指标补偿款分配。 本院认为，针对二被告共同答辩意见，争议焦点为1、庭审终结后，再次开庭时原告变更诉请，是否需另行起诉；2、杜锡青的遗产是否在另案［（2020）浙0303民初1913号案件］处理完毕；3、原告主张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产指标补偿款分配是否只能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 关于原告在法庭组织再次开庭时变更诉请，是否应另行起诉委托。本院认为，法庭组织再次开庭审理，并不是当事人又申请造成，一旦再次进行法庭调查，以及法官释明情况下，当事人是有权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变更诉请。故本案原告无需另行起诉。 关于杜锡青的遗产是否在另案处理完毕问题。本院认为，2020年6月18日，本院对原、被告就杜锡青遗产继承纠纷另案［（2020）浙0303民初1913号案件］作出解决处理，但本案涉及的三产指标补偿款与该案无关，也未作处理。现原告诉请，本院应作解决。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产指标补偿款分配是否只能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问题。依法规定，承包人死亡时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把死者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增值和孳息，由发包单位或者接续承包合同的人合理折价、补偿，其价额作为遗产。同理，杜锡青作为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生前在集体经济组织已作出的两份《决议》，明确有分配杜锡青户的三产指标补偿款，只是未具体计算经济集体组织内各成员的三产地、边角地情况，而延误分配三产指标补偿款，属于预期可得财产收入。该预期可得财产应作为杜锡青遗产。 依法规定，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围；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均等。因杜锡青父母早于其死亡，杜锡青死亡后留有财产，其生前未留有遗嘱，其名下财产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应由第一顺序配偶、子女按份继承。根据杜锡青户土地承包情况，经核实，杜锡青死亡时尚未取的得杜锡青户内三产指标补偿款中三分之一属于杜锡青的遗产，按配偶、子女按份继承，原告对杜锡青户内2018年11月16日、2019年7月18日村集体经济组织两次《决议》的三产指标补偿款中享有九分之一的继承权。 综上，二被告共同答辩称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杜锡青在被告黄某1、杜某2共同持有的杜锡青土地承包户内2018年11月16日、2019年7月18日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两次作出《关于上江村三产款分配决议》的三产指标补偿款权益由原告杜某1继承1／9份额； 二、驳回原告杜某1其他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766元，减半收取1883元，保全费1386元，合计3269元，由被告黄某1、杜某2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文忠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