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7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佳，女，1975年1月3日出生，壮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华，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盛志，男，198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超，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荟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塔城路******。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荟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裴永乐）。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艳冰，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培杰，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卫东，男，197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被告：姚观杏，女，195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原审第三人：上海兰甸创意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沪宜公路******v>法定代表人：唐佳，执行董事。以上两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华，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佳、蒋盛志与被上诉人上海荟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荟睿合伙企业）、原审被告徐卫东、姚观杏、原审第三人上海兰甸创意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甸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4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荟睿合伙企业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荟睿合伙企业承担本案的审计费用4万元。事实和理由：一、荟睿合伙企业作为投资方，通过多种途径掌握了兰甸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其行为已改变了《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的性质，不应再享有原股东业绩补偿的权利。二、2015年起，裴永乐以荟睿合伙企业及兰甸公司股东双重身份入驻公司，与唐佳一起主管公司业务。其在经营中错误决策，导致兰甸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对兰甸公司2017年未能达到预期利润目标负有直接的责任。作为实际经营的股东，依照《公司法》理应对兰甸公司的亏损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约定的“投资人利益”，判决原股东支付荟睿合伙企业投资收益款500万元，违反《公司法》及《企业财务通则》的规定。四、一审法院判决由唐佳承担审计费用错误。唐佳从未就兰甸公司2017年度存在亏损提出异议，故对兰甸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没有必要，所产生的费用应由提出审计申请的荟睿合伙企业承担。五、一审法院未明确唐佳和蒋盛志的责任形态。即使认定唐佳和蒋盛志承担责任，应就双方的责任形态和承担比例进行明确。六、一审程序错误，应追加裴永乐作为本案被告。荟睿合伙企业辩称，不同意唐佳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盛志、徐卫东、姚观杏、兰甸公司均同意唐佳的上诉请求。蒋盛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荟睿合伙企业对蒋盛志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审计费用4万元应由唐佳和荟睿合伙企业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遗漏重要当事人，应当追加另一名股东裴永乐作为被告。蒋盛志于2015年9月18日将其持有的兰甸公司7.5%股权转让给裴永乐，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故裴永乐作为受让股权的股东，也应当对“股东利益补偿”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在荟睿合伙企业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合同约定的“利益补偿”为500万元的现金补偿，缺乏事实依据。1、《投融资框架协议书》仅是一份框架性协议，并未约定具体金额和计算比例等。2、投资人即使享有公司2,000万元净利润对应的投资人收益，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按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分配。故荟睿合伙企业是否实际可以获得500万元现金分红，还未可知，一审直接认定荟睿合伙企业可以获得500万元利润分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未判决姚观杏、徐卫东承担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徐卫东是通过其母亲姚观杏实际控制兰甸公司，一审法院未判决徐卫东和姚观杏承担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四、一审法院对涉案500万元的债务性质认定有误，要求仅持有5%股权且不存于公司经营的股东蒋盛志对5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民事法律责任划分的原则，法院应以按份责任为原则，连带责任为例外。当事人由约定的按照合同约定，若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推定为多个债务人承担按份责任。如被认定为按份责任且份额未作约定，从公平原则出发，公司股东对债务的承担一般应推定按照出资比例划分份额。故即使蒋盛志应承担责任，也应在持股5%的股权比例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2、裴永乐作为荟睿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受让蒋盛志出让的7.5%股权，事实上是代表荟睿合伙企业执行股权受让的事务，在性质上应认定为荟睿合伙企业的行为。3、蒋盛志已经退出了兰甸公司的实际经营，对涉案合同约定的投资没有收益，对涉案合同约定的“业绩对赌”没有任何责任。荟睿合伙企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佳辩称，审计费4万元不应由唐佳承担，并非唐佳提出的审计申请，审计申请是由荟睿合伙企业提出的，故应由荟睿合伙企业承担审计费用。徐卫东、姚观杏、兰甸公司共同述称，徐卫东和姚观杏不应承担责任，同意一审法院对徐卫东、姚观杏的责任认定。荟睿合伙企业一审诉讼请求：1.唐佳、徐卫东、蒋盛志、姚观杏赔偿2017年投资收益款500万元;2.唐佳、徐卫东、蒋盛志、姚观杏承担本案审计费用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兰甸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由股东唐佳、蒋盛志、姚观杏共同出资设立。2014年11月1日，荟睿合伙企业（投资人）与兰甸公司（融资人）签署《投融资框架协议书》，其中原股东指“兰甸”原实际股东，原实际控制人指“加是业务”的实际控制人，“荟睿”拟投资“加是业务”，原实际控制人也同意接受投资，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兰甸”公司完成资产注入和人员转入基础上，“荟睿”以现金方式对“兰甸”增资1,500万人民币，增资后“原股东”合计持股75%，“荟睿”持股25%；“原股东”预计2017年度税后净利润为2,000万元-3,000万元；双方同意：实际利润不足2,000万元部分对应的投资人利益，由“原股东”补偿给投资人，实际利润超过2,000万、不足2,500万部分对应的投资人利益的50%，由“原股东”补偿给“投资人”，超出2,500万、不足3,000万部分对应的投资人利益的50%由“投资人”奖励给“原股东”，实际利润超过3,000万部分对应的投资人利益的100%，由投资人奖励给“原股东”，具体利益转移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因本条所发生之税费，按照法律法规承担；等等。在落款处由荟睿合伙企业及兰甸公司盖章，“原股东/原实际控制人签字”由徐卫东、唐佳、蒋盛志签字。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荟睿合伙企业依约向兰甸公司支付“股权投资款”1,500万元。此后兰甸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增至667万元，其中荟睿合伙企业出资额为167万元，持有兰甸公司25%的股权。2019年8月，唐佳、荟睿合伙企业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审计申请，申请对兰甸公司2016年度的财务账目（收入、支出及利润）、2017年度的公司财务账目（收入、支出、利润及税后净利润）进行审计。经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相关事项的会计鉴定，并于2020年4月9日出具《会计鉴定意见书》。该会计鉴定意见为：2016年度，兰甸公司的净利润为-4,200,094.64元；2017年度，兰甸公司的净利润为-86,065.88元。荟睿合伙企业为此支付审计费用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荟睿合伙企业与兰甸公司、徐卫东、唐佳、蒋盛志签署的《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现荟睿合伙企业提供付款凭证，证明其履行完毕增资款的出资义务；再结合《会计鉴定意见书》来看，兰甸公司在2017年度税后净利润并未达到预期的2,000万元至3,000万元，因此荟睿合伙企业不足预期部分对应的利益，应当由“原股东”进行补偿。本案中，荟睿合伙企业持有兰甸公司25%的股权，故其计算所得500万元利益，于法有据。对于其诉请的审计费用4万元，一审法院亦一并予以支持。但是，《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约定的补偿主体为“原股东”，据兰甸公司的章程记载，原股东为唐佳、蒋盛志、姚观杏，而《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的落款处系由徐卫东、唐佳、蒋盛志签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荟睿合伙企业称兰甸公司的股东姚观杏为徐卫东之母，姚观杏所持股份系代徐卫东持有，故徐卫东系兰甸公司的隐名股东。但荟睿合伙企业并未对此进行举证，故该主张一审法院无法采信。由此，姚观杏并未在《投融资框架协议书》中签字，荟睿合伙企业诉请其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徐卫东亦非兰甸公司的“原股东”，不符合补偿责任的主体身份，因此荟睿合伙企业的该部分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唐佳、蒋盛志的辩称意见均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判决如下：一、唐佳、蒋盛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荟睿合伙企业投资收益款500万元；二、唐佳、蒋盛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荟睿合伙企业审计费用4万元；三、驳回荟睿合伙企业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计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唐佳、蒋盛志共同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唐佳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5年10月22日裴永乐与兰甸公司CEO余某的邮件往来，证明兰甸公司CEO直接向裴永乐汇报资金计划并由裴永乐批准实施兰甸公司财务由裴永乐控制管理，资金由裴永乐调配；2、2015年5月20日裴永乐与蒋盛志的电子邮件，证明兰甸公司业务管理团队直接向裴永乐请示，裴永乐管理兰甸公司开店销售业务，公司管理等事务并决策；3、2015年7月8日的电子邮件，证明公司财务直接向裴永乐汇报员工信息，公司重要管理职位均系裴永乐面试并决定录用；4、2017年9月11日至9月29日裴永乐与A公司老总李某的邮件往来，证明裴永乐主导决策了兰甸公司与A公司合作业务的始末，期间均与A公司直接联系工作，其同意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导致清算工作停滞；5、唐佳出具的《裴永乐实际控制兰甸经营的情况说明》，证明裴永乐通过人员、资金及经营决策各方面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经营，系导致兰甸公司亏损的直接责任人；6、2015年7月2日的付款银行流水，证明兰甸公司支付裴永乐太太刘某的上海XX有限公司招聘费用45,000元，裴永乐亲自掌控管理人员的物色和录用；7、2017年5月唐佳与裴永乐的微信往来记录，证明裴永乐主导了兰甸公司与XX老总李某的沟通谈判，最终投资合作失败。蒋盛志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4年6月10日徐卫东发给蒋盛志、唐佳和裴永乐的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明荟睿合伙企业投资兰甸公司的投资方案有2项，投资500万元占12.5%，投资1,500万元占25%，证明投资人利益对应的是股权比例的补偿，而不是现金的补偿；2、电子邮件告别信，证明蒋盛志于2015年7月19日正式离开兰甸公司，不在兰甸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荟睿合伙企业、徐卫东、姚观杏、兰甸公司均未提交证据。经质证，蒋盛志、徐卫东、姚观杏、兰甸公司对唐佳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荟睿合伙企业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并认为该些证据均指向裴永乐而非荟睿合伙企业，裴永乐与荟睿合伙企业系两个独立的主体。即便证据真实，裴永乐以股东身份参与经营与荟睿合伙企业无关。系争协议与唐佳是否参与经营无关，而是与唐佳是否具备股东身份为前提，事后谁参与经营是唐佳对权利的处分，与本案无关，故上述证据亦与本案无关联性；唐佳对蒋盛志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蒋盛志离开兰甸公司及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事实，但其是否应承担责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荟睿合伙企业对蒋盛志提供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徐卫东、姚观杏及兰甸公司同意唐佳的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将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述。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唐佳、蒋盛志是否应向荟睿合伙企业支付投资收益款。荟睿合伙企业与唐佳、蒋盛志等签订的《投融资框架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约定，荟睿合伙企业以现金方式对兰甸公司增资1,500万元，兰甸公司原股东预计2017年税后净利润为2,000万元-3,000万元，各方同意，实际利润不足2,000万元部分对应的投资人利益，由原股东实际补偿给投资人。本案中，唐佳、荟睿合伙企业申请对兰甸公司的财务账目进行司法审计，经审计，兰甸公司2017年度的净利润为-86,065.88元，即兰甸公司2017年度的实际利润不足2,000万元，故根据《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的约定，该部分对应的投资人利益，由兰甸公司原股东补偿给投资人。唐佳、蒋盛志于本院二审期间提交电子邮件等证据以证明裴永乐作为荟睿合伙企业的主要合伙人、高管，又是荟睿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人上海荟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多种途径掌握了兰甸公司实际控制权，全面参与公司经营，其行为已改变了《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的性质，不应再享有要求原股东业绩补偿的权利。对此，本院认为，签订《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的一方主体是荟睿合伙企业，并非裴永乐，二者系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且系争协议并未对唐佳和蒋盛志的上述辩称意见进行约定，故本院对唐佳、蒋盛志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荟睿合伙企业持有兰甸公司25%的股权，据此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兰甸公司原股东唐佳、蒋盛志向荟睿合伙企业支付投资利益款项500万元，并无不当。蒋盛志还提出其在转让兰甸公司股权后，仅持有兰甸公司5%的股权，故即便要承担对荟睿合伙企业的责任，也应当按照持股比例进行确定。对此，本院认为，本案需解决的争议范畴系兰甸公司原股东在业绩未达到协议约定时原股东对投资人利益的补偿，系外部关系，至于原股东之间应如何划分内部责任，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关于审计费用4万元，本院认为，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申请费等，且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故一审法院判决由唐佳和蒋盛志共同负担，并无不当。关于蒋盛志提出的一审程序错误，应追加裴永乐作为本案被告的主张，本院认为，裴永乐并非《投融资框架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与本案的审理无涉，故对蒋盛志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唐佳、蒋盛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唐佳负担23,400元，由上诉人蒋盛志负担23,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宋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