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8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奉君，女，198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钱忠村罗神**。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璟婧，女，199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住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div>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舒，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超，男，198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住上海市杨浦区辽源二村****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琪，男，1990年1月18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杨浦区鞍山六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蕾，女，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住上海市新市南路XXX市新市南路******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原审第三人：徐静，女，198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住上海市杨浦区龙江路**XXX市杨浦区龙江路****207—**'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仲嘉，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奉君、朱璟婧因与被上诉人陈超、顾琪、原审第三人林蕾、原审第三人徐静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3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因本案原原审第三人上海市虹口区桃乐丝棋牌室于2020年9月16日经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故本院变更原上海市虹口区桃乐丝棋牌室(以下简称棋牌室)经营者徐静为本案原审第三人参加二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奉君、朱璟婧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超、顾琪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1日《合同解除协议》签订时，林蕾、陈超、顾琪均在现场，三人拟同时与棋牌室重新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由于林蕾和陈超、顾琪内部矛盾，且棋牌室经营者徐静对陈超、顾琪不信任，故《合同解除协议》签订当日，棋牌室单独与林蕾和案外人张得重新签订了一份《棋牌室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11.1合同)，并且徐静、林蕾共同将陈超、顾琪从棋牌室赶出，由林蕾独自经营棋牌室，是林蕾剥夺了陈超、顾琪对棋牌室50％的经营权，以致产生后续几个诉讼。从《棋牌室经营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9.15协议)约定内容看，陈超、顾琪、林蕾是应于该协议签订三个月后向朱璟婧、朱奉君支付其垫付的押金25，200元。但因该期限前林蕾与徐静已私下达成协议，由林蕾一人单独经营棋牌室，故陈超、顾琪并无机会，也无合同依据支付押金。《合同解除协议》的签订是因为朱璟婧、朱奉君退出10％承包经营权，这从林蕾向二人各自支付7，000元，对应5％经营权的对价的事实可以印证。而徐静向朱璟婧、朱奉君退还28，000元押金的事实并不能作为认定朱璟婧、朱奉君在9.15协议签订后仍享有100％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朱璟婧、朱奉君提交的证据证明9.15协议签订时，3.8合同已经发生变更，朱璟婧、朱奉君已经免除3.8合同中应承担的90％承包经营权利义务。《合同解除协议》的签订只是为退出剩余10％承包经营权，并不影响9.15协议对陈超、顾琪、林蕾、徐静的约束力。朱璟婧、朱奉君已履行了9.15协议项下转让棋牌室经营权的合同义务，并由陈超、顾琪、林蕾收取经营收益，陈超、顾琪无法继续经营系其与林蕾内部纠纷所致，与《合同解除协议》无必然联系。故请求二审判如所请。陈超、顾琪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不同意朱奉君、朱璟婧的上诉请求。林蕾未发表述称意见。徐静述称，同意一审判决。陈超、顾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奉君、朱璟婧共同返还陈超、顾琪65，000元；2．判令朱奉君、朱璟婧共同支付陈超、顾琪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8日棋牌室与朱奉君、朱璟婧、蒋显懿签订《棋牌室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3.8合同)，其中约定朱奉君、朱璟婧、蒋显懿承包经营棋牌室，承包期自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2018年9月15日，陈超、顾琪、林蕾与朱奉君、朱璟婧签订9.15协议，载明朱奉君、朱璟婧及蒋显懿……取得棋牌室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的经营权。2018年6月8日蒋显懿将其名下全部份额共计30％转让给朱璟婧，故朱奉君、朱璟婧取得棋牌室100％的经营权。棋牌室承租房屋的期限为2015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11日。朱奉君、朱璟婧将棋牌室90％的经营权转让给陈超、顾琪、林蕾，转让后的份额为朱奉君、朱璟婧各5％，陈超40％、林蕾40％、顾琪10％。陈超、顾琪、林蕾向朱奉君、朱璟婧支付转让款14万元，其中13万元于协议签订并取得棋牌室经营者徐静同意后当天支付，剩余1万元于三个月后支付房款时再行支付。棋牌室经营负责人为朱璟婧。朱奉君、朱璟婧已向棋牌室经营者徐静支付的承包押金28，000元归朱奉君、朱璟婧和陈超、顾琪、林蕾按比例分配所有，陈超、顾琪、林蕾于三个月后支付房款同时支付朱奉君、朱璟婧已经垫付的押金25，200元，合同期满由徐静按比例退还陈超、顾琪、林蕾、朱奉君、朱璟婧。棋牌室每月租金25，500元，承包费8，000元(其中1，500元由朱奉君、朱璟婧承担支付)，租金及承包费于每月5日支付。2018年10月5日，朱奉君、朱璟婧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陈超支付的棋牌室转让费65，000元，用于购买50％的承包份额。2018年11月1日，朱奉君、朱璟婧与徐静及案外人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载明棋牌室与朱奉君、朱璟婧签订的3.8合同，现因朱奉君、朱璟婧无心经营，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该合同于2018年11月1日解除。陈超、顾琪称自2018年11月1日起无法再经营棋牌室，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4月1日，陈超、顾琪向一审法院起诉朱奉君、朱璟婧，以9.15协议未经棋牌室经营者徐静同意因此无效为由，要求判令朱奉君、朱璟婧返还6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即(2019)沪0109民初10368号案(以下简称10368号案)，该案中徐静述称“对于朱奉君、朱璟婧与陈超、顾琪、林蕾的经营权转让事宜细节不清楚，当时自己强调朱奉君、朱璟婧仍要对棋牌室经营负责。对系争协议自己并未表示反对，朱奉君、朱璟婧可以找人合作，但不能将经营权转让。陈超、顾琪、林蕾签订系争协议后实际经营了棋牌室……”，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超、顾琪的诉讼请求。2019年10月8日，陈超、顾琪向一审法院起诉棋牌室，以徐静知晓9.15协议为由，认为陈超、顾琪、林蕾取得棋牌室90％的承包经营权后，应视为加入到3.8合同中，棋牌室应向陈超、顾琪、林蕾、朱奉君、朱璟婧履行合同义务，棋牌室现不允许陈超、顾琪参与经营构成违约，应当赔偿相应损失65，000元及利息，即(2019)沪0109民初25650号案(以下简称25650号案)。一审法院认定棋牌室或徐静与陈超、顾琪并无合同关系，亦非9.15协议当事人，故判令驳回陈超、顾琪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奉君、朱璟婧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其法律后果。首先，从合同订立来看，朱奉君、朱璟婧与陈超、顾琪、林蕾签订9.15协议后，该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合同义务。该份协议明确朱奉君、朱璟婧对棋牌室具有100％的经营权，且期限自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此处朱奉君、朱璟婧经营权的来源即3.8合同的订立及后续履行产生的结果。9.15协议中朱奉君、朱璟婧将90％的经营权份额出让给陈超、顾琪、林蕾，相应的，朱奉君、朱璟婧应确保受让方经营棋牌室至2020年3月8日。但朱奉君、朱璟婧实际于2018年11月1日即与棋牌室经营者徐静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了3.8合同，而非朱奉君、朱璟婧辩称的10％经营权，提前将棋牌室的全部经营权交还于徐静，客观上导致9.15协议权利义务关系终止，陈超、顾琪此后无法继续经营棋牌室，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次，从合同的履行来看，朱奉君、朱璟婧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均为朱璟婧向棋牌室方支付房租、承包费，且9.15协议中也约定朱璟婧为棋牌室经营负责人，由此可以佐证棋牌室的经营事宜上陈超、顾琪与棋牌室并无直接联系。朱奉君、朱璟婧辩称其只承担10％的租金和1，500元承包费，因此其9.15协议项下权利义务也仅有10％，该说法实际属于朱奉君、朱璟婧与陈超、顾琪、林蕾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得出朱奉君、朱璟婧在3.8合同项下也仅有10％的经营权这一结论。朱奉君、朱璟婧辩称9.15协议属于承包经营转让，在该协议订立后，3.8合同即发生变更。该说法棋牌室并不认可，朱奉君、朱璟婧未提供证据证明棋牌室变更成为9.15协议当事人，也未能证明陈超、顾琪、林蕾获得的经营权来源于棋牌室或徐静。根据棋牌室提供的《收据》可以看出，在11月1日解除协议签订后，棋牌室依然向朱奉君、朱璟婧全额退还了28，000元押金，而非向陈超、顾琪、林蕾退还，也佐证了棋牌室并未参与9.15协议的履行。对于徐静支付给朱奉君的7，000元，朱奉君、朱璟婧称系棋牌室从朱奉君处回购5％的经营权，以此证明棋牌室与朱奉君、朱璟婧间仅余10％经营权的说法，然该说法既未得到徐静的确认，也与林蕾的述称不符。结合棋牌室提供的转账记录和徐静的陈述，该款实际为林蕾收购朱奉君5％份额的款项，徐静的支付行为实质为垫付。同时，根据林蕾的陈述，朱奉君、朱璟婧当时要求其收购10％份额后才肯解除3.8合同，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朱奉君、朱璟婧明确知晓3.8合同项下其享有100％的经营权，而非10％的经营权，否则林蕾亦无必要向朱奉君、朱璟婧支付收购款。最后，3.8合同与9.15协议分属不同主体间订立，两份合同既紧密相关又相互独立，即3.8合同是9.15协议顺利履行的前提条件，而9.15协议中对经营权的划分系陈超、顾琪、朱奉君、朱璟婧、林蕾五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与棋牌室或徐静无涉。朱奉君、朱璟婧以棋牌室或徐静同意9.15协议为由，认为其可以直接解除3.8合同而继续维持9.15协议的履行，显属悖论，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综上，陈超、顾琪诉请要求返还全部转让款，但陈超、顾琪实际经营过棋牌室，故应当酌情扣除相应款项。9.15协议签订时棋牌室的经营期限尚有18个月又23天，实际经营1个半月，按转让款总额65，000元计，应扣除5，200元，余款59，800元朱奉君、朱璟婧应向陈超、顾琪返还，对于陈超、顾琪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未就此款结算的金额和支付时间达成一致，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奉君、朱璟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陈超、顾琪转让款59，800元；二、驳回陈超、顾琪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5元，减半收取为747.50元，由陈超、顾琪负担88.20元，由朱奉君、朱璟婧负担659.30元。二审中，陈超、顾琪、林蕾、徐静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朱奉君、朱璟婧提交一组新的证据：1．林蕾、张得与徐静、吴婷签订的11.1合同(证据来源于10368号案案卷材料)，拟证明林蕾违反9.15协议，另行签署承包经营协议，直接导致陈超、顾琪无法继续经营棋牌室；2.25650号案庭审笔录，拟证明各方谈妥重新签署承包经营合同后，朱璟婧、朱奉君才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而徐静在2018年11月1日当天谎称未带公章，拒绝签订合同，却在当日与林蕾签订11.1合同并加盖公章，陈超、顾琪无法继续经营系徐静、林蕾违反9.15协议及其缔约过失责任所致，与朱璟婧、朱奉君无涉；3.2018年9月15日各方谈话录音书面整理材料(证据来源于10368号案案卷材料)，拟证明9.15协议签订当日，徐静表示，如朱璟婧、朱奉君要退出棋牌室经营，需陈超、顾琪或林蕾受让其经营权，而朱璟婧、朱奉君已经转让了90％经营权，故朱璟婧、朱奉君和陈超、顾琪之间并非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陈超、顾琪、徐静对前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对其拟证明内容未予认可。林蕾未发表质证意见。因前述证据均来源于另案诉讼的案卷材料，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新证据予以采纳。但对其与本案要件事实的关联性程度及证明力大小需结合本案当事人陈述及其他已有证据作综合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原上海市虹口区桃乐丝棋牌室于2020年9月16日经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该棋牌室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徐静。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朱奉君、朱璟婧是否存在9.15协议的违约情形。本院认为，9.15协议是签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签约的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根据该协议约定，朱璟婧、朱奉君将棋牌室90％经营权转让给林蕾、陈超、顾琪，且明确受让人各自受让相应的承包经营权比例，转让方朱璟婧、朱奉君应按约保证陈超、顾琪按3.8合同约定享有经营权至2020年3月8日。但在《合同解除协议》签订后，陈超、顾琪实际不再享有相应份额的承包经营权，二人据此主张朱璟婧、朱奉君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已提供了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朱璟婧、朱奉君反驳主张9.15协议并非承包经营权转包，而是3.8合同项下90％承包经营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朱璟婧、朱奉君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首先，棋牌室或徐静并非9.15协议签约当事人，即形式上并不能满足法定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应当经3.8合同相对方同意的构成要件。其次，综合各方当事人及原审第三人一、二审中陈述以及二审新证据内容看，并不足以证明徐静在明知并实际同意棋牌室部分经营权转包的情况下，同时作出认可陈超、顾琪已为3.8合同的承包经营权受让人或者在《合同解除协议》签订后必然成为新承包人的意思表示，而使得棋牌室与陈超、顾琪之间直接建立合同关系。况且，25650号案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表明陈超、顾琪与棋牌室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再次，朱璟婧、朱奉君主张《合同解除协议》解除的是其持有的10％经营权，但该协议明确载明解除的是3.8合同，即二人取得的棋牌室100％承包经营权的基础合同，而非解除二人在9.15协议签订后所保留的10％经营权。《合同解除协议》一经签订，其法律后果为棋牌室或徐静不再受3.8合同的约束，并可直接导致陈超、顾琪在未签订新承包经营合同的情况下丧失本应享有的合计50％承包经营权。因此，尽管朱奉君、朱璟婧在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后分别收取了对应5％经营权的7，000元对价，但不能据此证明《合同解除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指向解除朱奉君、朱璟婧的10％经营权。最后，朱奉君、朱璟婧在9.15协议签订后所负有的是合同项下的义务，即便朱奉君、朱璟婧所述因林蕾、徐静签订11.1合同的行为违反诚信、存在过错，导致陈超、顾琪无法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情形客观属实，也不能免除其二人在9.15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情况下，造成陈超、顾琪已付承包经营权对价损失所应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按照陈超、顾琪未能获得的承包经营期限与9.15协议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的比例，判决朱奉君、朱璟婧返还相应的转让款合法有据，本院对二人所提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奉君、朱璟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5元，由上诉人朱奉君、上诉人朱璟婧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 炜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蔡剑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