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4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杨建豹，工务段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振中，山东奥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长磊，山东奥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芬，女，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建，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以下简称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因与被上诉人于淑芬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与于淑芬之间在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与于淑芬就续订劳动合同中工作岗位条款成一致意见之前，无须按照业已到期的劳动合同向于淑芬提供原工作岗位，无须按照业已到期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原工作岗位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无须向于淑芬支付工资差额10920元（2019年7月：1060元，2019年8月：4930元，2019年9月：493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混淆了两个问题—“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与“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是不同的，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并不意味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另外一种是视同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在本案中，单位与于淑芬双方都有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愿，单位还曾于2019年7月12日上午专门找于淑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都是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单位与于淑芬都认可于淑芬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也都有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愿，但是因为对合同条款有异议，并没有实际订立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能将“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等同于“存在协商一致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另外，双方也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三款所规定的“视为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因此，双方在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二、关于“恢复原工作岗位”与“享受原工作岗位福利待遇”。1.于淑芬在仲裁申请书中的仲裁请求第3项为“请求依法裁决申请人立即恢复原工作岗位，并享受原工作岗位福利待遇”。该仲裁裁决书第2个判项内容为：“二、被申请人在十五日内恢复申请人原工作岗位并享受原工作岗位福利待遇。”于淑芬的该仲裁请求事项，从来没有涉及“恢复原工作岗位后的工资标准”问题，只涉及“恢复原工作岗位后的福利待遇”问题，仲裁裁决书的裁决项目也只涉及“恢复原工作岗位后的福利待遇”问题。福利待遇不同于劳动报酬。一审判决书中“恢复于淑芬原有的工资水平，即每月6277元标准发放工资”部分，属于超出诉讼请求，二审应予纠正。2.2019年7月1日之后，单位究竟有没有义务向于淑芬提供原工作岗位，是于淑芬“恢复原工作岗位”的仲裁请求事项是否应得到支持的关键。单位和于淑芬在之前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于淑芬工作岗位为线路工，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合法有效的，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单位就是有义务向于淑芬提供线路工的工作岗位。在2019年7月1日之后，如果双方有意延续劳动关系的话，可以对劳动合同的所有内容重新进行协商。双方都不能在原劳动合同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在双方对新劳动合同期限内包括工作岗位在内的有关事项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因为双方就2019年7月1日之后的工作岗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于淑芬没有义务到计量检定工的岗位上工作；同样道理，单位也没有依据业已到期的劳动合同提供原工作岗位的义务。一审判决在提供原工作岗位的问题上，只字不谈原劳动合同已经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把单位于2019年6月24日所发的通知（内容为“2019年7月1日之后于淑芬到计量检定工岗位工作”）界定为“对劳动合同岗位的调整，缺乏合同依据”。2019年6月24日的通知性质为要约，因于淑芬拒绝而归于无效。无效的结果，只能是双方就工作岗位继续协商，而不是单位提供原工作岗位，因为单位提供原工作岗位的义务已随着2019年6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而不复存在。就新的劳动合同期限内工作岗位如何约定提出单位方面的意见是基于单位的缔约权利，缔约权利是单位的民事权利，本来就不是基于“合同依据”产生的。单位行使缔约权利，提出关于工作岗位的意见，与“于淑芬是否胜任原工作岗位”也无关。三、于淑芬在2019年7月1日之后没有上班的原因，就是双方就工作岗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达成意见，与单位与于淑芬两方都有关系，但既不是于淑芬的过错，也不是单位的过错。因为单位没有过错，所以2019年7月至9月的差额，不是单位造成，所以单位不负赔偿之责，这是单位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工资差额10920元”的理由。但是，单位从来没有说过于淑芬不上班的理由在于于淑芬自己。2019年7月1日之后，至于淑芬和单位就工作岗位达成一致意见回单位工作之前，于淑芬和单位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26条所规定的“劳动合同的中止”。劳动合同中止期间，劳动关系保留，劳动合同暂停履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动报酬并停止缴纳社会保险费。四、一审判决在不同的问题上，内在逻辑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对职工一套标准，对单位是另一套标准。第一处，一审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5行：“但双方未就岗位达成一致，且庭审中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意思为只有于淑芬同意按其提供的工作岗位才同意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说明双方仍然无法协商一致。故对于于淑芬要求与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处，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7行：“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让于淑芬自2019年7月1日起调至计量检定工岗位，属于对劳动者工作岗位的调整，缺乏合同依据。”第三处，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5行：“在原有合同已到期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无权再依据原合同约定调整于淑芬的工作岗位”。按照第一处的逻辑，在2019年7月1日原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双方对于工作岗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之间不存在“于淑芬仍在原工作岗位提供劳动”的新的合意，单位在2019年7月1日原劳动合同到期之后，也就不再负有按照原劳动合同提供原线路工岗位的义务，按照一方（于淑芬）的意愿，强制判决单位按照业已到期的原劳动合同提供原工作岗位也是不正确的。按照第二处的逻辑，虽然2019年7月1日劳动合同业已到期，但是原劳动合同中有关工作岗位的约定（线路工）仍然有效；那么同理，原《劳动合同书》第六部分第5项关于单位有权单方调整工作岗位的约定（甲方因工作原因，需要在基层站、段内部调整乙方工作岗位（工种）的，或受甲方派遣从事其他临时性工作（如抢险、救灾等）的，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调整或派遣）也应该是有效的。到了第三处，一审判决书却说“在原有合同已到期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无权再依据原合同约定调整于淑芬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虽然原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了，但是原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岗位的约定仍然有效，对单位有约束力，单位有义务提供原工作岗位；但是原劳动合同中关于单位有权单方面调整工作岗位的约定却无效了。涉及单位义务（提供原工作岗位）的原劳动合同条款，虽然原劳动合同到期，仍然有效；涉及单位权利（单方调整工作岗位）的原劳动合同条款，随着原劳动合同到期，就无效了。在2019年7月1日原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就包括工作岗位在内的有关事项，单位与职工并无一致意见，尚未达成新的合意，一审法院用自己的一方意见，取代劳动合同缔约双方的合意。这样裁判，也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所规定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五、一审判决书不止一次出现对“单位已经明确表达了的意思”的错误表述。1.一审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5行：“但双方未就岗位达成一致，且庭审中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意思为只有于淑芬同意按其提供的工作岗位才同意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说明双方仍然无法协商一致。故对于于淑芬要求与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单位的观点一直是一贯和明确的，只要双方就劳动合同全部内容（包括工作岗位）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签书面劳动合同。不论是什么工作岗位，只要双方能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单位主动找于淑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淑芬只同意在单位提供原线路工岗位的情况下签订，而且还必须修改格式劳动合同中所谓“霸王条款”直到于淑芬满意。于淑芬要求只提供原线路工岗位仲裁请求事项，从来没有改变过。单位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明明是开放式的，可以协商的，一审判决书却表述为，单位只提供计量检定工，单位强迫于淑芬必须接受。2.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0行：“在此调岗降薪的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称于淑芬不上班的理由在于淑芬自己，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于淑芬在2019年7月1日之后没有上班的原因，就是双方就工作岗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达成意见，跟单位与于淑芬都有关系，但既不是于淑芬的过错，也不是单位的过错。六、一审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有两处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5行“双方于1995年8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不是事实。1995年8月1日与于淑芬订立劳动合同的主体是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分局。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分局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之后被撤销，其权利义务被其上级单位济南铁路局（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继承。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当时是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分局的分支机构。2.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10行“2013年9月1日，双方签订《续订劳动合同书》不是事实。续订劳动合同的主体是济南铁路局，不是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济南铁路局现更名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是其分支机构。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存在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于淑芬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上诉请求。二、根据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最高法院审理劳动争议相关司法解释，于淑芬有权在劳动仲裁及法院诉讼阶段明确仲裁请求或增加、变更仲裁请求。于淑芬在仲裁阶段，请求三中要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恢复申请人的原工作岗位，并享受原工作岗位福利待遇；请求四为：裁决被申请人补发拖欠于淑芬的工资共计10920元（其中2019年7月份工资1060元，8月份工资4930元，9月份工资4930元）。在劳动仲裁及天桥法院一审阶段，于淑芬在庭审中明确：恢复原工作岗位为恢复原数据分析组线路工岗位；享受原岗位福利待遇明确为：享受线路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劳动保护用品等。综上，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44条及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第6条的规定，本案系基于双方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仲裁请求及诉讼请求均是基于同一个事实，与诉争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因此，无论是仲裁裁决或一审判决，从实体到程序均完全合理合法。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于淑芬工作岗位是“线路工”，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在劳动合同到期前的6月24日，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未与于淑芬协商一致情况下，擅自将于淑芬由“安全生产调度中心数据分析及过程控制组铁路线路工”岗位调整到“综合机修车间济南机修工区计量检定工”岗位工作，显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35条、第29条等法律规定及双方劳动合同约定。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未经双方协商一致而单方调岗的行为违约违法，于淑芬有权拒绝并要求按照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四、于淑芬自2019年6月30日原劳动合同期满后一直在原线路工岗位继续工作，从未去被单方调整后的新岗位报到或上班。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仲裁庭审中对该事实均认可。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第16条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鲁高法[2010]84号）第26条等规定，单位有义务、有责任与于淑芬按照原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岗位、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福利待遇等）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五、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到期后，于淑芬仍然在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恢复原工作岗位并享受原岗位的工资福利待遇。在此之前，对于因调岗造成的于淑芬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损失，应无条件补齐并足额支付。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在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双方就劳动合同全部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无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双方就续订劳动合同中工作岗位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无须按照已到期的劳动合同向于淑芬提供原工作岗位，无须按照业已到期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原工作岗位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4.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无须向于淑芬支付工资差额10920元（2019年7月1060元，2019年8月4930元，2019年9月4930元，其中2019年9月4930元系于淑芬仲裁开庭当庭增加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7月，于淑芬至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工作，双方于1995年8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期限自1995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于淑芬担任线路工岗位工作，合同第六条第五项约定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因工作原因，需要在基层站、段内部调整于淑芬工作岗位（工种）的，或派遣于淑芬从事其他临时性工作的，于淑芬必须服从调整或派遣。2013年9月1日，双方签订《续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双方1995年8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延长至2019年6月30日。于淑芬一直在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从事线路工工作。2018年8月2日，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向于淑芬发出《关于于淑芬同志退休有关情况的告知》通知，要求于淑芬在2018年8月10日前提交办理特殊工种退休的书面申请，于淑芬不同意办理特殊工种退休。2019年6月24日，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发出《关于于淑芬同志工作调动的通知》，载明：“综合机修车间、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经段研究决定，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数据分析及过程控制组铁路线路工于淑芬调综合机修车间济南机修工区改职计量检定工，岗位工资3968元，2018年绩效388元，2019年绩效270元。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2019年6月30日，原劳动合同到期后，于淑芬拒绝到计量检定工岗位就职。于淑芬在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线路工岗位正常工作至2019年6月底。关于于淑芬2019年7月份工资发放，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自认系按照2019年6月份考勤，工资标准按照2019年7月份的工作岗位计量检定工标准发放。于淑芬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份工资分别发放6847.08元、6193.05元、6159.05元、5993.05元、6193.05元。2019年2至6月份月平均工资为6277元。2019年7月份发放工资5975.58元，2019年8月、同年9月分别发放工资685元。2019年8月30日，于淑芬作为申请人，以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与于淑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立即恢复原工作岗位，并享受原工作岗位福利待遇；4、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补发拖欠于淑芬的工资共计5990元（其中2019年7月份工资1060元，8月份工资4930元）。于淑芬仲裁过程中，变更第四项仲裁请求为要求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补发拖欠于淑芬的工资共计10920元（其中2019年7月份工资1060元，8月份工资4930元，9月份工资4930元）。2019年11月6日，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济劳人仲案[2019]第5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十五日内与于淑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于十五日内恢复于淑芬原工作岗位并享受原工作岗位福利待遇；三、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十五日内支付2019年7月份工资差额932元、8月份工资4900元、9月份工资4900元。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双方一致认可线路工岗位工资为每月4900元，计量检定工岗位工资为每月3968元，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自认计量检定工工资低于线路工工资。双方均认可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线路工所在部门的考勤为人工考勤。庭审中，于淑芬坚持要求按照线路工岗位及待遇与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满十年的，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规定属于对于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限长的劳动者的一种保护。本案中，于淑芬在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工作超过十年，于淑芬要求与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理合法，但双方未就岗位达成一致，且庭审中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意思为只有于淑芬同意按其提供的工作岗位才同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说明双方仍然无法协商一致。故对于于淑芬要求与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具有与于淑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故应视为双方自2019年7月1日起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自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于2019年6月24日发出的通知内容来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对于淑芬的工作岗位进行了变动，且该通知明确载明调整岗位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那么，双方在原固定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即2019年6月30日之后尚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让于淑芬自2019年7月1日起调至计量检定工岗位，属于对于劳动者工作岗位的调整，缺乏合同依据。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庭审中自认其意在按照另一个工作岗位即计量检定工与于淑芬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计量检定工的岗位工资为每月3968元，线路工工资为每月4900元，两个岗位的岗位工资即相差近一千元，属于对于淑芬待遇的降低，且降低幅度较大。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调岗行为既缺乏合同约定依据，亦缺乏法律依据，其调岗行为不能成立。于淑芬明确要求恢复原岗位并明确其仲裁请求为恢复原数据分析组线路工岗位，享受原岗位福利待遇明确为线路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劳动保护用品，在在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调岗不成立且未举证证明于淑芬存在不胜任原岗位的情况下，于淑芬的该项仲裁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关于于淑芬要求恢复原线路工岗位福利待遇，根据于淑芬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工资发放情况，无法证明其他待遇情况，故一审法院仅支持按照原线路工工作岗位的工资待遇。根据于淑芬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2019年2月至同年6月期间，于淑芬按照线路工工作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6277元，故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当恢复于淑芬的原工资待遇，即按每月工资6277元的标准给于淑芬计发工资，对于于淑芬要求恢复其他待遇的仲裁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原有合同已到期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无权再依据原合同约定调整于淑芬的工作岗位，且提供的新的工作岗位待遇明显低于原工作岗位，于淑芬有权拒绝到新工作岗位上班。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自认采取人工考勤方式，其所提交的线路工2019年7月的考勤记录，该考勤记录虽记载于淑芬未正常上班，但于淑芬未正常上班的原因并非在于于淑芬本人，该事实可自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提交的其员工张英与于淑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得到证实，铁路局济南工务段虽然未在其向于淑芬提供的新的劳动合同中明确工作岗位，但张英已表示说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已经下令为计量岗位，应推定为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2019年7月12日通过张英通知于淑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的意思表示仍为要求于淑芬从事计量检定工岗位，而计量检定工的工资待遇与线路工岗位工资待遇相差较大，在此调岗降薪的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称于淑芬不上班的理由在于淑芬自己，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因此，于淑芬自2019年7月1日起未再正常上班的原因不在其本身，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当按原岗位工资标准向于淑芬补足工资差额。结合于淑芬提交的工资发放流水，显示2019年7月份已发放工资5975.58元，2019年8月、同年9月分别已发放工资685元，于淑芬2019年2月至同年6月的平均工资为6277元，结合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提交的于淑芬2019年6月份的考勤记录，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按该标准补足其差额，于淑芬自愿按照仲裁裁决结果数额主张，未超过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发放数额，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补发于淑芬2019年7月份工资差额932元、同年8月份工资差额4900元、同年9月份工资差额4900元，以上共计10732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与于淑芬自2019年7月1日起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二、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于淑芬的原线路工岗位，恢复于淑芬原有的工资水平，即每月6277元标准发放工资；三、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发于淑芬2019年7月至同年9月工资差额1073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与于淑芬之间是否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二、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是否应恢复于淑芬的原岗位及工资水平；三、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是否应补发于淑芬2019年7月至同年9月工资差额。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本案中，双方对于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于淑芬在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工作超过十年，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应当与于淑芬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铁路局济南工务段主张双方就工作岗位暂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双方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本案中，《续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延长至2019年6月30日。合同到期后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未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且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异议。故在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且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对于淑芬工作岗位予以调整，缺乏依据。一审判令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恢复于淑芬的原岗位及工资水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依上所述，铁路局济南工务段对于淑芬的调岗行为不能成立，于淑芬未正常上班的原因不在其本身。因此，一审法院判令铁路局济南工务段按原岗位工资标准向于淑芬补足工资差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铁路局济南工务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务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立营审判员  何菊红审判员  李逢春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