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74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同春，男，1963年8月1日生，汉族，住所地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桓轶，江苏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道杰，男，1985年1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系包同春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民新安达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三香新村****。法定代表人：袁和国，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守会，丰县梁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包同春因与被上诉人苏州民新安达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新安达货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包同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桓轶、包道杰，被上诉人民新安达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和国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守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包同春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5185号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16年6月涉案车辆同款同类型新车价格21万元，参照新车价格，结合涉案车辆的车况，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及交易情况（涉案车辆到上诉人手中为第三手交易，且为事故车辆），购买时间等，经双方协商总价为116000元，该价款包含贷款部分（车贷约为10万元），由上诉人偿还贷款分期，扣除贷款部分后，剩余的款项交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116000元不包含分期贷款认定错误。2、涉案车辆当时交易价116000元价格合理，参照同款同型号车辆的新车价格21万元，以及当地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指导价，116000元为合理的价格，属正常交易，不违反法律规定。假设一审法院认定欠款116000元成立，加上已偿还的银行车贷，涉案车辆总价23万元，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资深驾驶员，对车辆交易比较了解，不可能以超出新车的价格购买三手事故车，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违背常理，与事实不符。3、签订合同后上诉人车贷偿还10万多元，将尾款交付给被上诉人后车辆办理的过户，并且因过户手续闹到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处理，给付完毕尾款后过户，原审法院审理时，上诉人陈述了该经过，原审法院没有继续审理查明事实。4、被上诉人先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是从买卖合同上撕掉的欠条，上诉人提交了完整的合同后，被上诉人才出示买卖合同，从这一行为能认定被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欺诈。被上诉人持有的涉案欠条是双方在苏州市吴江派出所过户时报警经公安机关调解结清尾款后，将欠条交到案外人马敬手中，后办理的车辆过户。案外人马敬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却在本案中作为证人出庭，马敬和被上诉人存在利益上下级和其他亲密关系，一审采信证人证言错误。5、被上诉人诉状中陈述“两年”内付清，原审法院认定“两月”内还清，认定事实错误。另补充，一审未追加涉案车辆原实际所有人汪明雷参与诉讼错误。民新安达货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包同春支付欠款116000元、违约金20000元，计136000元；2、由包同春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6日，包同春通过他人介绍，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赊购汽车一辆，并出具了借条一份，其内容为：“借条，现借民新安达货运购车款壹拾壹万陆仟元整，贰月内还清，免收利息，违约金贰万元整。包同春，2016年6月6号”。包同春出具上述借条后，其未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给付过欠款。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向包同春交付了车辆，包同春应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支付相应的车款，且包同春又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出具借条，因此，民新安达货运公司要求包同春支付车款116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包同春未按约定支付车款，其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借条中约定了违约金为20000元，该约定合法合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包同春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民新安达货运有限公司支付车款116000元及违约金20000元，合计136000元。二审中，包同春向本院提交民新安达货运公司运费明细，关于日期、起点、目的地和运费是上诉人一方填写，但是回单栏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拟证明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在2016-2017年安排上诉人从事货运，应当支付相应运费，从运费中扣除了2017年的保险费用。民新安达货运公司质证认为，回单栏是我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其他内容不知道是谁书写，不认可上诉人观点，如果从运费中扣需要有双方签字确认，保险费用没有从运费中扣除，上诉人已经超支。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向本院提交开票日期为2017年2月8日的涉案车辆交强险（3450元）、其他财产保险服务（10457.95元）发票复印件两张、开票日期为2018年2月6日的涉案车辆交强险（3105元）、商业险（8860.62元）发票复印件两张。拟证明上述保险费用是民新安达货运公司代缴。包同春质证认为，需庭后核实，但2017年保险费用是直接从我拉被上诉人公司的货运费中扣除，公司安排运输要给运费，从运费中扣除要缴纳的保险费用。庭后，包同春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认可2017年交强险是3450元，商业险是10457.95元，税378元，2018年交强险是3105元，商业险是8860.62元，税378元，2019年之后系包同春缴纳。根据包同春的上述意见，2017年保险费总计为14285.95元，2018年保险费总计为12343.62元，与民新安达货运公司一审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至2018.2.8车险14286元，至2019.2.8车险12343.62元”基本一致，且有前述发票相印证，本院确认民新安达货运公司为涉案车辆缴纳2017年保险费用14285.95元、2018年保险费用12343.62元。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有无遗漏必要的诉讼主体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向包同春交付了车辆，包同春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民新安达货运购车款”，因此，一审认定包同春与民新安达货运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解决的问题是包同春应否向合同相对方民新安达货运公司支付购车款，案外人汪明雷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一审未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主体，包同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包同春有无付清购车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车辆买卖合同，民新安达货运公司以包同春2016年6月6日出具的借条向包同春主张支付欠付的购车款；包同春上诉主张购车款已付清，具体为：包同春向汪明雷转账还贷总共是102080元，2019年1月2日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法人转帐30000元，2019年1月4日通过马敬微信转帐15000元。在45000元含有13920元尾款，发票是9600元，另外保险和其他费用21480元。所以总的还款数额是116000元。首先，关于包同春向汪明雷转账还贷是否系偿还涉案购车款的116000元的问题。一审中，包同春陈述双方交易前涉案车辆新车价格为21万元，结合涉案车辆存在车贷利息、购车时距初始登记不到5个月时间、包同春购车后的偿贷数额以及涉案借条载明的时间、免收利息等具体内容，不能得出偿还车辆贷款即是向民新安达货运公司支付涉案借条约定的欠付购车款的结论，故对于包同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其次，关于45000元的转账中是否存在13920元用于偿还购车款的问题。民新安达货运公司针对收到的前述45000元款项，陈述系包同春支付的两年车辆保险费、货物保险费、挂靠费以及过户发票税金。包同春认可车辆保险费、货物保险费、过户发票税金系民新安达货运公司缴纳，但主张其中2017年的车辆保险费、货物保险费、挂靠费系直接从民新安达货运公司应付包同春的运费中扣除。根据查明的事实，民新安达货运公司为涉案车辆缴纳2017年保险费14285.95元、2018年保险费12343.62元、税金9000余元，另外包括两年货保费6000元及挂靠费6000元，而仅根据包同春提供的运费明细单不能证明已从运费中抵扣2017年相关费用的事实，故对于包同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包同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上诉人包同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 蜜审判员 王 超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