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0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骁苇，男，198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萍，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娣，女，196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坤，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骁苇因与被上诉人曲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骁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曲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曲杨鑫、赵贵军、闫威父子、曲梅、荀浩、罗春祥、于兴松等人的签证费用金额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曲杨鑫的签证费用应为22000元。曲娣一审提交的6月19日至6月25日微信聊天记录中5分31秒处，刘骁苇告知曲娣，办理非法滞留的需要收取22000元。曲杨鑫之前以留学生身份打黑工，被查到后非法滞留，回国后再次办理出国手续。上述非法滞留信息在使领馆可以查到，由此可以证实曲杨鑫的签证费用应当为22000元。同时在曲娣没有证据证实曲杨鑫的签证费用只为7000元，刘骁苇明确陈述曲娣主张的2019年4月22日转账7000元不是曲杨鑫的费用，而是李晓霞的暂住证、单次和多次签证预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曲杨鑫的签证费用为70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赵贵军的签证费用应当为22000元。在曲娣一审提交的5月20日至6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10分钟处，刘骁苇明确告知曲娣“材料比较好的话，我收你得收16000，你看是不是他的话，最少收个2万23，因为被拒签次数太多了”，由此可以证实双方对赵贵军的签证费用达成的合意是22000元至23000元，而一审法院认定刘骁苇称赵贵军的费用为22000元至23000元未提供证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曲娣一审提交的7月29日至8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4分20秒处，可以看出刘骁苇告知曲娣，李晓霞和赵贵军被拒签过两次以上，赵贵军资料也不合格，而一审法院认定同等条件的李晓霞签证费用为22000元，也可以证实赵贵军的签证费用为22000元合理。三、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应当为9600元。在庭审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闫威父子是先办理了单次签证，回来后闫威之子闫石鑫又办理了多次签证。2019年8月19日收取的2600元仅为闫威父子办理单次签证的费用。而闫石鑫为未成年在校学生，因此其回来之后办理的多次签证费用为7000元。关于在校学生签证费用的收费标准，刘骁苇在一审时申请出庭的证人均可以证实。另外，办理两个人的单次和一个人的多次签证，2600元连成本都不够，一审法院认定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为2600元不合理，并且在曲娣提起一审诉讼前，刘骁苇在派出所的笔录中也明确陈述，闫威父子的费用是9600元，而一审法院仅依据曲娣向刘骁苇转账2600元并陈述是闫威的签证费用，就认定其二人的签证费用总计26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如果这样认定，那么在之后2019年8月19日曲娣向刘骁苇转账的50000元仍陈述是闫威的签证费用，是否可以认定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是50000元。四、曲梅的签证费用应当为30000元。2019年8月19日曲娣向刘骁苇转账50000元，并且陈述其中30000元为曲梅的签证费用，而刘骁苇也为曲娣成功办理了曲梅的签证，根据双方付款习惯以及证人证言，行业收费习惯是在单次签证回国后，刘骁苇开始办理多次签证，在办理多次签证成功后拍照给曲娣，收取签证费用之后再向曲娣邮寄护照。而本案中曲梅已经向刘骁苇支付了30000元的签证费用，可以证实刘骁苇已经将曲梅的签证办理成功，并且之后刘骁苇将曲梅的护照等材料一起邮寄给曲娣，但曲娣称打开之后没有护照，为此刘骁苇也提交了快递员张京栋的证人证言，证实刘骁苇邮寄快递时包含有护照。而且刘骁苇邮寄护照本身也可以证实曲梅的签证已经办理成功，曲娣却陈述没有收到护照，并且将聊天记录中刘骁苇拍摄的签证办好的照片予以删除。因此，刘骁苇有理由相信曲娣是为逃避支付曲梅签证费用才这样做。另外，曲梅因为社保在东北，需要额外为其办理社保相关手续，同时需要办理暂住证，加上单次、多次签证的费用，双方当时约定的费用为30000元。五、关于荀浩、罗春祥、于兴松的签证费用为每人26000元。刘骁苇在一审时提交过上述人员的签证办理成功记录，如果不是刘骁苇为其办理，上述人员的签证记录也不会在刘骁苇手中。因此请求法院支持刘骁苇关于上述人员签证费用的主张。曲娣辩称，刘骁苇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属实，也没有任何证据，请求驳回其上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正确，但有一部分事实的认定，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刘骁苇的责任，只是曲娣为了能早点拿到钱款而没有提起上诉。关于曲杨鑫、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得非常清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关于赵贵军的签证费用，微信聊天记录清楚显示刘骁苇告知曲娣需要收16000元,后双方经通话协商价格为14000元,但因微信聊天中未能体现14000元的内容，一审法院按照16000元认定，实际减轻了刘骁苇2000元的责任。关于李晓霞的签证，曲娣提前支付了单次签证费用600元，多次签证费用7000元，刘骁苇在办理李晓霞签证后，除又要求支付15000元的押金之外，从未主张还需要支付李晓霞的其他任何费用，能够证明李晓霞办理单次及多次签证费用共计7600元，而交纳的多次签证押金15000元，刘骁苇在微信聊天时明确李晓霞回国后返还。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晓霞签证费为22000元，减少了刘骁苇14400元的责任。最后关于刘骁苇所主张的荀浩、罗春祥、于兴松等人的费用，完全是刘骁苇为减少其赔偿责任所作的虚假陈述，恶意将其自行为别人办理的签证强加到曲娣身上，要求法院追究其恶意虚假陈述的责任。曲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骁苇返还办理出国手续的服务费和押金160600元，并自2019年9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刘骁苇返还护照、毕业证、户口本、银行卡等资料。诉讼过程中，曲娣将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自2020年1月8日起算，并申请撤回要求刘骁苇返还护照、毕业证、户口本、银行卡等资料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起，曲娣委托刘骁苇办理出国签证，共向刘骁苇支付服务费、押金等共计259200元，后刘骁苇返还押金60000元。双方均认可刘骁苇为曲杨鑫办理了C39五年多次往返签证；为李晓霞办理了C32单次、C39五年多次往返签证；为赵贵军办理C39五年多次往返签证；为闫威办理了C32单次签证、为其儿子办理C39五年多次往返签证；为焦熙成办理了C39五年多次往返签证。曲娣认可丁树杰、刘大伟、成玉良、杨艳、郑贵勤暂住证费用1000元/人。另查，曲娣曾因案涉纠纷报警，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双岛边防派出所对刘骁苇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刘骁苇称其为李晓霞、曲杨鑫、赵贵军、闫威父子、焦熙成、曲梅办理了签证，并为成玉良、刘大伟、郑贵勤等办理了暂住证等材料，其中焦熙成的费用为30000元，另外还为曲娣办理了几个人的签证，但具体叫什么不记得了。诉讼过程中，曲娣称案外人办理签证的目的有的是出国旅游，有的是出国打工，刘骁苇称对此不清楚。曲娣称除了李晓霞外，其余人员的签证均为“保签后付费”，刘骁苇则称李晓霞的付费方式亦为“保签后付费”，即签出后才付款，故其交纳的仅为部分款项。双方对于上述人员办理签证的费用陈述不一，刘骁苇另主张还为曲梅、荀浩、罗春祥、于兴松等人办理了签证，曲娣对此不予认可。本案的争议事实为：刘骁苇办理上述签证的费用。曲娣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其与刘骁苇的微信聊天录屏视频，拟证明双方的交易过程及费用约定。微信聊天显示以下信息：1.“白本”（没有社保、银行存款等资料）或者被拒签者等类似不符合条件的情况办理签证的费用大约为22000元（6月22日、6月25日）；2.李晓霞、赵贵军被拒签过两次（2019年8月1日）；3.赵贵军的签证费用16000元（2019年6月14日）；4.闫威父子签证费为2600元（2019年8月19日）；5.曲娣委托刘骁苇办理焦熙成的签证，后焦熙成想要撤回，但刘骁苇称材料已经递交给使领馆，无法撤回；刘骁苇表示如果焦熙成不付款，愿意与曲娣一起承担费用（8月20日）；曲娣称实际签证费用35000元，另给介绍人5000元，曲娣应收取焦熙成40000元，让刘骁苇与焦熙成沟通时不要说错了（8月27日）；刘骁苇称焦熙成的签证已经办理完毕，并将查询信息截图发给曲娣，曲娣认可并转发给焦熙成（8月27日）。刘骁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不完整，部分内容被删除，但未提供其保存的聊天记录予以反驳。经双方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首先，刘骁苇未提供证据证明曲杨鑫存在非法滞留的情况，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曲杨鑫签证办理费用有过约定，现曲娣认可曲杨鑫的办证费用为7000元，依法予以认定。其次，双方的聊天记录能看出“白本”或者被拒签等类似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办理签证的费用大约为22000元，李晓霞曾被拒签两次，其办理签证的费用可以参照该价格计算。曲娣认可与刘骁苇之间的付费方式通常为“保签后付费”，其主张向刘骁苇交纳李晓霞的费用7600元为全部费用，不予认定。再次，双方在微信中确认赵贵军的签证费用16000元，对该数额依法予以认定。曲娣称之后双方通过电话协商费用变更为14000元，刘骁苇则称赵贵军的费用为22000元至23000元，但均未提供证据，依法不予认定。从微信聊天记录也能看出闫威父子的签证费为2600元，依法予以认定。第四，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看出双方均认可焦熙成的签证已经办理完毕，且曲娣在微信中自认应当交纳的费用为35000元，但刘骁苇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焦熙成的办证费用实际为30000元，对该数额依法予以认定。刘骁苇虽曾表示愿意承担一半的费用，但其真实意思是在焦熙成不交纳费用造成曲娣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现曲娣无法举证证明其损失情况，其要求刘骁苇分担该费用，理由不当。第五，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双方就曲梅办理签证事宜进行过沟通，但曲娣称其并未收到曲梅的签证，刘骁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曲梅成功办理了签证，其要求扣除曲梅的办证费用，理由不当。最后，刘骁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荀浩、罗春祥、于兴松办理签证系受曲娣委托，因此其要求扣除费用理由不当。现曲娣同意扣除丁树杰、刘大伟、成玉良、杨艳、郑贵勤的暂住证费用1000元/人，依法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曲娣委托刘骁苇为案外人办理出国签证，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曲娣向刘骁苇支付出国签证服务费及押金259200元，刘骁苇在扣除为曲娣办理签证的费用后，剩余款项应当返还。本案中，刘骁苇办理签证的费用为82600元（曲杨鑫7000元+李晓霞22000元+赵贵军16000元+焦熙成30000元+闫威父子2600元+丁树杰、刘大伟、成玉良、杨艳、郑贵勤暂住证费用5000元），应当自曲娣已付款中予以扣除，刘骁苇已返还押金60000元，尚余116600元（259200元-82600元-60000元）应当返还，曲娣要求刘骁苇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支付利息损失，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曲娣申请撤回要求刘骁苇返还护照等资料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刘骁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曲娣服务费及押金116600元，并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6元、诉讼保全费1345元，合计3101元，曲娣负担850元、刘骁苇负担2251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刘骁苇与曲娣于2019年5月27日至6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如下内容：刘骁苇“因为拒签过，我这边收你的话，但是他是材料比较好，我收你的话得收16000。你看是不是他的话，最少收个2万23。因为被拒签次数太多了”，曲娣“上次你告诉我7000就是这个人，我朋友”，刘骁苇“对呀，是啊，他正常的办理的话就是7000元就能办。你关键他一直被拒签，根本签他，这样弄的话办不了。我之前的话你跟我说的是就是他有这些材料，7000元钱就能办。但是现在的拒签那么多，真弄不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曲杨鑫等人的签证费用如何确定。第一，关于曲杨鑫的签证费用。刘骁苇主张曲杨鑫因存在非法滞留情形，签证费用应为22000元，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曲杨鑫存在非法滞留情形。刘骁苇主张通过微信告知曲娣办理非法滞留的费用需收取22000元，但微信记录并无曲杨鑫系非法滞留人员，办理签证需要22000元的内容，刘骁苇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曲娣就曲杨鑫的签证费用有过明确约定，而曲娣认可办理曲杨鑫的签证费用为7000元，并提交转账记录，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曲杨鑫的签证费用为7000元并无不当。刘骁苇的该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赵贵军的签证费用。刘骁苇主张赵贵军曾被拒签2次以上，而一审法院认定同等情况的李晓霞签证费用为22000元，赵贵军的签证费用亦应为22000元，而且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赵贵军的费用应为22000元至23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从刘骁苇与曲娣的微信聊天内容看，双方对赵贵军的签证费用有过协商，刘骁苇表示赵贵军曾被拒签过，正常费用为7000元，“因为拒签过，我这边收你的话，但是他是材料比较好，我收你的话得收16000”，此后刘骁苇虽有“你看是不是他的话，最少收个2万23。因为被拒签次数太多了”的内容，但并无证据证实最终与曲娣达成收取赵贵军签证费22000元的意见。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微信聊天内容认定双方确认赵贵军的签证费用为16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骁苇主张应比照李晓霞确定费用为22000元理由不当，不予采信。刘骁苇主张曲娣之前支付的5000元为办理赵贵军签证事务的预付款，但其二审认可收取的该笔费用系办理签证押金，而且之后又收取押金60000元，其主张该5000元应为曲娣支付的办理赵贵军的签证费用，以此证明赵贵军的签证费用为22000元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第三，关于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刘骁苇主张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应为9600元，2019年8月19日收取的2600元仅为闫威父子办理单次签证的费用，之后又为闫威之子办理多次签证费用为7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从刘骁苇与曲娣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骁苇明确闫威父子2600元是签证费用，需要单独支付给刘骁苇，该费用不是押金，而且，曲娣在支付给刘骁苇2600元费用后又分两次向刘骁苇转款80000元作为闫威父子办理签证的押金，在此后的聊天记录中，刘骁苇明确表示该80000元押金应当退还给闫威父子，并无需再支付或从中扣除7000元签证费的内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闫威父子的签证费用为26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四，关于曲梅的签证费用问题。刘骁苇主张其已经为曲梅办理了签证，曲娣应支付签证费3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从刘骁苇与曲娣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看，双方一直为此进行沟通，曲娣否认收到刘骁苇为曲梅办理的签证，刘骁苇虽主张已为曲梅办理了签证，并拍照发送给曲娣，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而且，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无刘骁苇发送护照签证的图片，刘骁苇主张曲娣删除了该部分聊天记录，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提供的快递员的书面证言与曲娣提交与该快递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内容不一致，该快递员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刘骁苇为曲梅办理了签证并邮寄给曲娣，因此刘骁苇主张曲娣应支付为曲梅办理签证费用30000元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五，关于荀浩、罗春祥、于兴松的签证费用。刘骁苇主张曲娣委托其办理荀浩、罗春祥、于兴松签证手续，其已完成签证的办理事项，曲娣应支付上述三人签证费每人26000元。曲娣对此不予认可，否认委托刘骁苇办理上述三人的出国签证事宜，刘骁苇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曲娣委托其为荀浩、罗春祥、于兴松办理签证，亦无证据证实该三人的签证费用为每人26000元。因此，刘骁苇该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骁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12元，由上诉人刘骁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