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7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登周，男，198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丽丽，女，198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朋朋，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虎业，男，196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建新，男，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系被上诉人姜虎业表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旺，山东德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登周、姚丽丽因与被上诉人姜虎业占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登周、姚丽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朋朋，被上诉人姜虎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建新、刘国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登周、姚丽丽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1502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遗赠扶养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权占有案涉房产属事实认定错误。一、《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简称：产权调换协议)，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在拆迁安置一事中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不是物权凭证。虽然姜虎业作为被拆迁人在产权调换协议中签字，但姜虎业仅是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的代表，不能因调换协议中仅有姜虎业的名字就认定回迁房产为姜虎业单独所有。案涉两处房产，是对被拆迁房屋的产权进行调换取得的，是对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现实中，往往以家庭户的户主作为签订协议的代表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这绝对不能代表，其它家庭成员或其他对房子有投资权益的人，就不再对回迁房产享有所有权益。上诉人在姜虎业原有房产的基础上新建房产一事，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当时建房的人员出庭作证，姜虎业在接受法院询问时也认可是上诉人的家人在院内加盖的房屋，只是主张费用是自己出的。但是姜虎业对其实际出资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另外，两次建设房子均发生在2013年之前，姜虎业从来没有任何工作，其在当时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建设房屋。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上诉人投资建房一事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该回迁房产也明确是在姜虎业与姚维芳婚后取得的，其至少应属于姜虎业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在姚维芳去世后，姚维芳的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应合法继承姚维芳的遗产。姚维芳的父母在姚维芳去世之后先后去世，姚维芳的父母去世后，由其子女(也就是姚丽丽的父亲及两个叔叔)合法继承遗产。而姚丽丽的父母及叔叔作为共有权人，是允许姚丽丽在案涉房屋中居住的。由此可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二上诉人对上诉房产都有合法的居住权和使用权。一审法院在对拆迁房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认定案涉房屋为姜虎业个人单独所有，并据此判决上诉人返还房屋，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遗赠扶养关系，一审法院否认双方存在遗赠扶养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过继”应当属于我国民俗习惯中的传统概念，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对“过继”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行法律规定，通过收养法中的养子女关系和继承法中的遗赠扶养关系，对这类行为进行了规范。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应当结合双方的约定和双方在本案中的实际权利义务来确定。本案中，通过村委会书记的证明可以看出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家中居住，是基于上诉人父母与被上诉人夫妻商议将姚丽丽过继到被上诉人家中，并证明被上诉人承诺在其去世后将全部家产赠予姚丽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该规定虽然规定双方可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但并没有规定双方必须签订书面的协议，更没有规定没有书面协议的遗赠扶养关系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必须签订书面协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无论是民间约定所说的“过继”，还是法律规定所述的“收养关系”“遗赠扶养关系”，其不仅涉及双方之间的人身关系，还涉及财产权利。本案中，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投入与双方基于遗赠扶养关系产生的类似于父母子女的这种人身属性分开论述，显然曲解了双方之间本有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组成家庭后，与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共同生活。在2012年至2019年底，上诉人管理经营着家庭，一直为家庭生活支付费用。例如为两套房产购买家具、家电，并支付水、电、暖等费用；在姚维芳住院后，照顾其生活并支付医疗费用，这些均是履行遗赠扶养协议的一部分。被上诉人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享受上诉人提供的上述生活条件，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偶然间的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虽然判决上诉人对垫付或支付的款项另行主张，但其并未说明原因。上诉人特别要说的是，姚维芳去世后，上诉人以子女的身份陪灵和主持丧葬一事。按照民俗习惯，没有人会在家人去世后随便找个人来陪灵，也没有人会随便去为别人陪灵。结合上诉人多年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并支付生活中相关费用这个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存在着遗赠扶养关系。三、上诉人在案涉房产入住时为案涉两处房产支付了面积差价(有银行转账流水)、对房屋进行了装修、购买了两处房屋的全部家具、家电。入住后，上诉人照顾被上诉人夫妻的生活，支付了两处房屋自2018年以来的水电暖费用。在被上诉人妻子生病时，上诉人更是悉心照顾，并支付医疗费用。被上诉人夫妻实际享受了上诉人给其带来的生活条件。被上诉人的行为实际是违约行为。在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出资权益，并且被上诉人未偿还上诉人对房屋和被上诉人夫妻支付的费用的情况下，上诉人也有权在案涉房屋中居住。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应属于合法占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立即返还房屋，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姜虎业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遗赠扶养关系与事实不符，遗赠扶养属于继承范畴，其主张的该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上诉人主张的拆迁补偿权益在征收协议未撤销或无效的情况下应当以征收协议约定为准，请求中级法院对该问题不予审查。1.涉案房屋为被上诉人单独所有，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房屋征收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及所在居委出具的证明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在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情况下，根据政府征收协议确定的产权人确定所有人符合司法实践，该征收协议系取得房屋产权的债权基础依据，结合村委出具的证明涉案房产系在被上诉人所有的原宅基征收置换所得并属于个人婚前宅基，该补偿系对被上诉人作为端庄居委村民身份对宅基的征收进行的补偿，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排除妨害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代表家庭户主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其对回迁房享有所有权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的家庭成员也不是本村集体成员，在被上诉人村集体并无拆迁权益可言，在涉案房屋征收调换协议未经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应当以该协议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被上诉人房屋建设费用的问题，上诉人根本不了解被上诉人的经济状况，被上诉人原来在村中有三处宅基，被上诉人将另外两处宅基出售有大额收入，另外被上诉人作为端庄村集体成员在村集体有卖地租地收入，被上诉人也经常打工存在收入来源，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无能力建设房屋没有事实依据。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回迁房系被上诉人与配偶婚后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及继承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上诉人并非合法继承人，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涉案房产属于遗产，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涉案房产属于被上诉人婚前个人所有的宅基征收置换所得的村委证明，上诉人主张其叔叔和父母作为共有权人明显与事实不符，并且该法律关系也与本案没有关联，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并未经司法认定，请求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上述足以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没有合法产权也无法定或约定的使用权，一审认定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2.双方不存在遗赠扶养关系，上诉人也未提起反诉，也未提起确认之诉，并且被上诉人对该法律关系明确不予认可，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遗赠抚养协议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遗赠抚养协议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2）遗赠抚养协议是有偿、双务的法律行为，抚养人有负责接受抚养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受抚养人也有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抚养人的义务；（3）遗赠抚养协议是诺成性的要式法律行为，遗赠抚养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而不能用口头形式。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供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遗赠扶养关系的书面协议，亦未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明遗赠扶养关系的成立，也无法查明遗赠扶养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且被上诉人在一审明确表示不存在遗赠扶养关系。根据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结合本案，被上诉人生存状态良好，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且明确不认可有遗赠扶养关系的存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能证实该法律关系，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的“遗赠扶养协议”的具体内容如何约定，请求法庭考虑遗赠扶养关系的特殊性、严肃性依法不予认定。对涉案房屋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具有合法的居住权，一审认定上诉人返还房屋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3.上诉人主张的过继，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并且过继不属于合法的法律关系，在收养法实施以后应当严格按照收养法的规定办理收养手续，本案并未办理任何收养的手续，不存在合法的收养关系，其主张的过继不属于合法的法律关系。4.被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明确表明上诉人没有扶养过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房屋基于亲戚关系让上诉人居住，也没有收取过任何费用，上诉人赠予被上诉人部分小额财物系亲属之间的一般赠予，也是被上诉人让其居住房屋的回报，是双方之间的互惠行为，上诉人推定为遗赠扶养关系明显不当，对上诉人主张的其支付水电费的费用属于遗赠协议的一部分明显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的房屋让其居住，没有收取租赁费，其缴纳水电费属于房屋使用人的基本义务，但被上诉人自身房屋的费用及装修费用均系被上诉人自身缴纳，对于其主张全部系上诉人缴纳不予认可。5.对于被上诉人配偶去世，丧事均为被上诉人院宗及村委主持，寿衣、棺材等费用均为被上诉人亲属明建新支付，墓地使用的是被上诉人的家族墓地，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配偶的侄女参加被上诉人配偶的丧事符合公序良俗，上诉人主张以此推定双方存在遗赠扶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6.上诉人主张的房屋差价款系代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已经将该款项交付，上诉人主张的家具为上诉人不使用的旧家具放在了被上诉人的房屋内，上诉人随时可以搬走，被上诉人配偶的医疗费均系被上诉人支付，在医院均为被上诉人照顾，上诉人两个孩子，平时还上班，其主张照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享受了其提供的生活条件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至今住在被上诉人的房子里，反而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了生活条件。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的遗赠关系不存在，其主张的遗赠人也未去世，并且明确不予认可该法律关系，结合全案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具备排除妨害的物权基础，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具备合法居住权的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继承等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也未提起任何反诉，请求中级法院不予审查，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姜虎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登周、姚丽丽支付自2018年1月起按照1100元/月计算租金计算至2020年3月的租金共计28600元，自2020年3月起按照1100元/月计算至实际搬离之日。2.判决谭登周、姚丽丽立即迁出姜虎业民生凤凰城4号院5号楼2143室房产，并恢复原状。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虎业系原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街道端庄村村民。2001年3月19日，姜虎业与姚维芳结婚，婚后双方在端庄村居住。姚丽丽系姚维芳的侄女，户籍地聊城市东昌府区。谭登周系姚丽丽的丈夫。2012起，姚丽丽、谭登周到姜虎业家居住。2013年，端庄村被政府征收、拆迁。姚丽丽、谭登周去姚丽丽娘家居住。姜虎业、姚维芳去潘屯村姚丽丽的叔叔家居住。2013年6月，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屋征收中心与姜虎业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双方约定姜虎业向征收中心交验空房，调换安置房，调换的安置房位于民生凤凰城4号院5号楼2141室和2143室。2018年1月份，安置房交付。姜虎业、姚维芳入住2141室，姚丽丽、谭登周入住2143室。姚丽丽购置了两套房屋的部分家具、物品。入住后，姚丽丽交纳了两套房屋的水电暖费用。2019年12月份，姚维芳因病去世。姚维芳去世后，谭登周、姚丽丽参与陪灵、置办丧葬事宜。2020年3月，因房屋产权问题，姜虎业与姚丽丽发生争执。另查明，和涉案房屋面积相同的同地段房屋租金为1100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姜虎业与东昌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取得涉案两套房屋，符合法律规定。包括谭登周、姚丽丽在内的其他人不应实施妨害原告占有、使用该房屋的行为。谭登周、姚丽丽辩称姚丽丽给姜虎业、姚维芳过继，故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权。一审法院认为，“过继”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维系家族血缘关系使之得以延续的一种方法。如果双方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则不能享有继承权。仅凭姚维芳去世时，姚丽丽以子女的身份陪灵、主持丧葬，不能认定姚丽丽与姜虎业及姚维芳之间形成扶养关系，对姚维芳的遗产享有继承权，更不能认定姚丽丽取得姜虎业因房屋被征收通过产权调换取得的两套房屋中的一套。关于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的成立需要遗赠人和扶养人双方的意思达成一致，并由双方就遗赠的财产范围、扶养的具体条件、要求、具体的权利义务等内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并形成书面协议。谭登周、姚丽丽辩称与姜虎业、姚维芳达成遗赠扶养协议，姜虎业予以否认，谭登周、姚丽丽未提交相应的充分证据，故对谭登周、姚丽丽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谭登周、姚丽丽辩称的姚丽丽的父亲及姚丽丽、谭登周出资在姜虎业院内建房一事，姜虎业予以否认，依现有证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即使出资建房属实，也不能据此认定谭登周、姚丽丽对建成的房屋享有产权，进而取得拆迁权益。关于在双方入住诉争房屋时，谭登周、姚丽丽对房屋的添附、支付的水电暖费用，购置的家具及谭登周、姚丽丽辩称的为姚维芳支付医疗费，谭登周、姚丽丽可凭证据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姜虎业主张的要求谭登周、姚丽丽迁出诉争房屋并恢复原状，一审法院认为谭登周、姚丽丽应当迁出房屋，但对房屋使用所进行的必要的装修、添附，尤其是不可移动、拆除后没有价值的东西，应予保留，姜虎业应给谭登周、姚丽丽相应补偿。当然，姜虎业也可以选择拆除。关于租金，基于双方存在亲属关系，也未签订租赁合同，所以不能认定起诉前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现姜虎业要求谭登周、姚丽丽迁出，谭登周、姚丽丽不应再无偿居住涉案房屋，应向姜虎业支付起诉后的房屋使用费用（参照租赁费标准）。综上所述，姜虎业诉求排除妨害，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姜虎业要求谭登周、姚丽丽支付租金，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姚丽丽、谭登周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搬离聊城市民生凤凰城4号院5号楼2143室，将房屋返还给姜虎业；二、限被告姚丽丽、谭登周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姜虎业支付房屋使用费（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姚丽丽、谭登周搬离涉案房屋之日止，按1100元/月计算）；三、驳回姜虎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元由姜虎业负担208元，谭登周、姚丽丽负担50元。 二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谭登周、姚丽丽提交：证据一，潘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姚家武、高阳等24人签字的说明，拟证明姚丽丽与姚维芳及姜虎业之间实际上是遗赠抚养关系；证据二，陈思兰、姚善岩的火化证明，证明姚维芳的父母在其去世后先后去世的事实；证据三，姚家斌、姚家栋、姚家武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姚维芳父母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情况。姜虎业质证认为，证据一属于书面证人证言，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到庭，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据形式均有异议，该宗证人的身份无从确定，证言的内容均系事先书写好，不符合法律规定，村委会的证明没有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字，不符合法律法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证据二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一审庭审及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一直主张遗赠抚养法律关系，目前被扶养人即被上诉人在世，明确否认该法律关系，请求法庭对于其他法律关系不予审理。姜虎业提交其配偶姚维芳去世后购买石棺的收据、殡仪馆服务项目协议书、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申请表，拟证明殡葬费用的支出人系姜虎业亲属明建新。谭登周、姚丽丽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当时是姚丽丽的弟弟姚全义去殡仪馆办理的相关手续，姚维芳的骨灰盒是姚全义取回的，火化当天明建新并没有去现场；协议书和收款收据中并没有经办人的签字和公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另外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是姚维芳去世后办理丧事的相关单据，对于上诉人与姚维芳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遗赠抚养关系不能仅以办理丧事这一单一的事情来评判，该证据不能否认双方事实上已经履行且部分已履行完的遗赠抚养协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排除妨害纠纷，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姜虎业、姚维芳与姚丽丽之间是否存在遗赠抚养关系；2.一审判令谭登周、姚丽丽返还房屋是否正确。 关于姜虎业、姚维芳与姚丽丽之间是否存在遗赠抚养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谭登周、姚丽丽主张姜虎业、姚维芳与姚丽丽存在遗赠抚养关系，但姜虎业不予认可，谭登周、姚丽丽也没有提交双方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其二审提交的潘屯村委会证明及姚家武出具的说明，均不能充分证明姜虎业、姚维芳与姚丽丽之间存在遗赠抚养关系，一审未认定姜虎业、姚维芳与姚丽丽存在遗赠抚养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谭登周、姚丽丽二审提交的潘屯村委会证明及姚家武出具的说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谭登周、姚丽丽二审提交的陈思兰、姚善岩的火化证明和姚家斌、姚家栋、姚家武的身份证复印件，姜虎业提交的殡仪馆服务项目协议书、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申请表和购买石棺的收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关于一审判令谭登周、姚丽丽返还房屋是否正确的问题。端庄村拆迁后，姜虎业依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取得案涉安置房屋，其对房屋依法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在不能认定姜虎业、姚维芳与姚丽丽之间存在抚养关系，且谭登周、姚丽丽也没有其他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法定和约定事由的情况下，姜虎业要求谭登周、姚丽丽搬离并返还房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令谭登周、姚丽丽返还房屋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谭登周、姚丽丽主张的房屋差价、装修、家具家电、水电暖以及为姚维芳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谭登周、姚丽丽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谭登周、姚丽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6元，由上诉人谭登周、姚丽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 淼 审判员 范晓静 审判员 杨 轲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何德芳 书记员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