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再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王兰君，女，196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新元，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明，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诉人)：宿迁市联发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豫区珠江路交通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陈国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诉人）：周杨军，男，197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原审被告：沭阳伟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沭城镇学府路春风沂水小区**。 法定代表人：孙洪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杰，江苏通达声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兰君、上诉人宿迁市联发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港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杨军、原审被告沭阳伟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浙068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进行了不开庭审理。上诉人王兰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新元、何志明，上诉人联发港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被上诉人周杨军，原审被告伟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杰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兰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浙068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为：“周杨军返还王兰君借款本金人民币799万元，并支付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止的利息1万元，以及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联发港务公司、周杨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9)浙068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7月16日的100万元借款已归还系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7月15日的借条以及2016年7月16日的银行转账凭证均已明确，涉案100万元借款已根据周杨军的指定打入了宿迁市联发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钢结构公司）的账户。虽然2013年7月19日联发钢结构公司分10次，每次10万元共计100万元转账给王兰君，并注明该款项用途为“还款”，但该100万元并非是用于归还7月16日的100万元借款，而是联发钢结构公司与王兰君之间的往来款。王兰君系联发钢结构公司的员工，该100万元系联发钢结构公司让王兰君购买材料的款项，王兰君提供的承包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王兰君收到该100万元款项因公司业务而购买包括“亿星C型”、“亿星玻璃”等材料共计1015834.99元。再审判决认为即使该100万元系王兰君为联发钢结构公司支付货款，也不属于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案涉100万元借款系周杨军的个人借款，联发钢结构公司并非借款人，无须由联发钢结构公司进行还款，除非双方明确通过联发钢结构公司的账户归还该款项。借贷双方已在2014年12月18日的借条中明确案涉的100万元属于借条的借款范围。而从联发钢结构公司的转账信息明确所谓的还款就是用于联发钢结构公司购买材料的款项，账面可以相互印证，王兰君与联发钢结构公司并不存在货款争议。二、(2019)浙068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适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四十一条认定“检察院提起再审建议符合法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纯粹是王兰君与联发港务公司、周杨军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并不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任何情形，涉案借贷纠纷是自然人之间的合同纠纷，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涉案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也没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情形，因此本案并不符合检察院依职权监督的范围。2.本案的再审程序是因联发港务公司的再审申请引起，在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后，其再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因此本案的实质是依申请的检察监督。但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检察院申请监督，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而本案申请人申请再审显然已经超过申请再审期限，检察机关进行检察监督违反了法律规定。3.根据《最高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二十条》第十八条意见规定：两审终审制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裁定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特别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对其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受理后发现该情形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而该条规定的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就包括了相应依申请的检察监督救济机制。综上所述，(2019)浙068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联发港务公司对王兰君的上诉请求辩称：1.王兰君上诉主张的100万元借款是由王兰君在2013年的7月16日汇入联发钢结构公司账户用于转贷，3天后，联发钢结构公司就将汇款还给王兰君，注明用途为还款。这个证据链完整证明这100万元款项在转贷之后已经归还。2.一审判决之后王兰君指出后来为联发钢结构公司垫付了部分贷款，但她是在这100万元归还后，再去购买的材料，故这100万元和购买材料没有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3.对于本案再审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停止执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二条的通知》规定，对于没有上诉的案件，或者超过再审期限的案件，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受理当事人的检查监督申请。本案原审法院受理检察院的检查监督申请是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本案确实存在错误应当改判。故王兰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上诉。 周杨军对王兰君的上诉请求述称，关于100万元这笔钱，王兰君和联发港务公司双方代理人讲的过程都没有错。这是其个人名义所借，用于联发钢结构公司运转，且其没有向王兰君归还过这笔钱。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伟邦公司同意联发港务公司的答辩意见。 联发港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嵊州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3民再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第二项的前半部分，改判驳回王兰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借款关系周杨军虚构的，本案属虚假诉讼。在周杨军代表江苏顺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舟公司）与卢金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披露联发港务公司当时存在欠卢金飞的2287.5万元担保债务、欠李世清约1700万元担保债务、欠建设银行贷款950万元，但并不存在本案的担保债务。协议约定欠李世清的1700万元借款由顺舟公司和周杨军负责解除联发港务公司的担保责任，欠建设银行的950万元贷款由股权转让后的联发港务公司承担，协议中并无本案所谓的担保债务的存在。为对抗上述债权人对联发港务公司提起诉讼并保全和执行联发港务公司的码头资产，周杨军事先虚构了向王兰君借款800万元的借条，并在该借条上加盖联发港务公司单位印章作为担保人。又以联发港务公司名义与王兰君签订了所谓的租赁合同，并将其自己出资为联发港务公司归还的建设银行贷款款项编造了所谓的租金收条，以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诉讼和拍卖。所有这些行为，始终未向联发港务公司现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进行过任何披露。自2016年开始，宿迁市宿豫区交通运输局多次与联发港务公司现控股股东洽谈收购码头资产事宜，并对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约定，码头资产转让价款优先归还建设银行的抵押贷款后，余款由联发港务公司的现控股股东进行支配。周杨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串通王兰君在嵊州法院提起了本案的民间借贷诉讼，申请嵊州法院将联发港务公司的全部码头资产予以查封。然后，周杨军又串通王兰君在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提起租赁合同诉讼，欲以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为由对抗码头资产的出卖。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均驳回王兰君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书认定：“周杨军向王兰君借款近800万元均发生在江苏顺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卢金飞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但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联发港务公司为此巨额债务提供担保以及租赁事宜均未披露，明显存疑”。本案的民间借贷诉讼，是由周杨军一手策划制造。二、案涉所谓799万元借款，均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1.原审中王兰君为主张799万元借款本金，提供了分别汇款给联发钢结构公司100万元、300万元、汇款给周杨军162万元、10万元、187万元、40万元的汇款凭证，原审判决以此认定借款799万元的事实。而再审阶段王兰君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改称案涉借款是双方之间自2013年7月15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间发生的借贷结算的产物，6份银行凭证并非实际对应的借贷款项交付凭证，明显属于前后矛盾的虚假陈述。再审判决按王兰君原审而非再审的陈述认定借款数额作出判决，与事实不符，显属错误。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18日的借条载明结算至2014年12月30日，周杨军欠王兰君的借款800万元系的所有借款及利息的总和，借贷双方怎么能预知到2014年12月30日借款及利息总和?2014年12月26日发生的款项，显然不属于2014年12月18日结算的范围。显然所有转账凭证都不能证明本案的借款事实。2.借条载明的400万元借款，其中100万元已由再审判决查明归还，并驳回王兰君的该部分诉讼请求。而实际上，其余300万元款项亦已归还。再审判决第32页载明，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11月24日间，周杨军转给王兰君的钱款多于对方转帐给周杨军的金额达163.73万元。再审判决把2014年1月26日郑太平转帐给周杨军的100万元用于扣减，而郑太平与王兰君于2017年才登记结婚，2014年郑太平转出的钱不能作为王兰君出借给周杨军的借款。因此，上述期间周杨军多转帐给王兰君的钱，应当视为用于归还上述300万元借款。另外，嵊州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记录载明：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5月24日间，联发钢结构公司共汇给王兰君1374523.43元，该款也理应视为该公司向王兰君归还的款项。该款项与上述163.73万元相加，超过了300万元，即王兰君汇给联发钢结构公司的款项，已在2016年5月24日原审起诉前归还。3.就另外379万元所谓借款，王兰君在原审及再审阶段举证的银行凭证中，载明的用途均非借款，仅仅是王兰君与周杨军、联发钢结构公司间往来款项的片断，都不可能构成借贷关系。(1)379万元款项汇款凭证载明的汇款用途全部是往来款，而非借款。这些款项，均没有在转账的同时出具过借条，无原始借贷合意，显然不属于真正的借款。再审阶段王兰君及其代理人都认为，这四张凭证，只是多年交往中的一部分，即这四份汇款凭证本身并不构成单独的借款。(2)再审阶段王兰君举证了自2013年7月16日至2014年12月底王兰君、郑太平、金军平与周杨军、联发钢结构公司、李世清、史仁全、陈国军间的汇款明细，显示前者共汇给后者10051201元(已包括有借条的400万元)，后者共汇给前者2967500元，两者差额7083701元，与王兰君在原审主张的799万元借款本金不相符。这些款项中，剔除王兰君与李世清、史仁全、陈国军间的经济往来和郑太平在与王兰君结婚前与周杨军的经济往来，上述期间王兰君共汇给周杨军和联发钢结构公司8813500元，周杨军和联发钢结构公司共汇给王兰君2165500元，差额只有6648000元，也与借款本金799万元或者699万元不符。(3)王兰君与周杨军存在特殊的人身关系，两人之间有多年的、频繁的资金往来，相关凭证载明的用途都只是“往来款”或者“货款”，在没有举证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不能把这些往来款项都视为借贷关系进行结算。(4)王兰君与周杨军在2014年12月18日进行借款结算后，继续进行资金往来的事实，同样足以证明案涉诉讼的虚假。正常情况下，出借人与借款人进行结算后，如果借款人汇钱给出借人，应当认定为归还借款；相反，如果借款人拖欠出借人巨额借款未还，而出借人再汇款给借款人，则会显得不合常理。嵊州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记录表明，2014年12月18日结算之后，王兰君还以往来款、货款、还款、借款、租金等名义汇给周杨军2999400元，汇给联发钢结构公司46万元，而周杨军则汇给王兰君共1219398元，联发钢结构公司共转给王兰君1374523.43元。甚至在本案起诉后，王兰君仍有14笔共85.72万元转帐给周杨军，周杨军也有10笔计371880元转帐给王兰君，不合常理。三、王兰君向联发港务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根据王兰君和周杨军自己的陈述，案涉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的借条，系对双方前欠借款的结算，其实质并非借条，而是欠条。欠条如果未载明还款期限的，因欠条本身是对前欠债务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结果，已经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从出具欠条之日需重新起算诉讼时效，同样道理，保证期间也于出具欠条之日起开始计算。涉案借条未载明保证期间，根据我国担保法之规定，保证期间为六个月，王兰君向联发港务公司提出本案主张，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四、本案的保证担保严重损害现股东利益，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民九纪要）精神，应当认定为对联发港务公司没有约束力。借条落款时间2014年12月18日，联发港务公司完全处于周杨军控制之中。但在借条形成之时，尚未正式形成王兰君和周杨军之间的借款债务，也未产生真正的保证债务。故在周杨军代表顺舟公司把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卢金飞时，无法披露尚不存在的本案保证债务。周杨军真正产生让王兰君利用该借条向联发港务公司主张保证权利的意思产生于2016年5月在《催款函》上加盖联发港务公司单位印章之时。而基于现有证据，对在《催款函》上加盖联发港务公司单位印章之事联发港务公司大股东卢金飞始终不知情，更不可能作出同意作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催款函》上加盖联发港务公司单位印章之行为未经联发港务公司单位的任何股东会决议程序，对该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根据最高法院相关会议纪要和司法实践之精神，不应当由联发港务公司承担保证之后果和责任。 王兰君对联发港务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联发港务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本案的诉讼是周杨军为对抗联发港务公司的现控股股东决定出卖码头资产的产物，属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对于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的定性问题，本案再审审理期间，联发港务公司曾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后，经过侦查，认为本案没有犯罪事实，因此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本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已盖棺定论，联发港务公司仍以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提出上诉显然不能成立。2.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所涉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王兰君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7月12日，嵊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但根据联发港务公司代理人在（2019）苏12民终2656号民事案件庭审中的陈述，联发港务公司与宿豫区交通运输局谈判码头买卖的时间为2017年，系在本案原审判决之后。王兰君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先提起诉讼来对抗联发港务公司出卖码头的事项，“联发港务公司”的上诉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3.在周杨军与卢金飞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王兰君并非是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也不可能知道他们之间的约定，联发港务公司依据周杨军与卢金飞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对王兰君的借款的担保事项，就否定王兰君与周杨军借款事实没有事实依据。4.联发港务公司提出周杨军串通王兰君在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提出租赁合同诉讼，对抗码头资产的出卖更是不能成立，与本案纠纷也没有关联性。 二、联发港务公司提出“案涉所谓799万元借款，均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已排除虚假诉讼，作为单纯的一起民事纠纷，当事人的行为除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者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应最大程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2014年12月18日借条上确定的借款数额，是当事人经过结算、协商、自由处分的结果，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联发港务公司现任控股股东卢金飞在2015年7月24日才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该公司部分股权，在此之前联发港务公司的股权实际属周杨军所有，因此也不存在损害担保公司股东利益的事实。且案涉借款有相应的银行转账凭相印证，应以借条中载明的数额确定借款金额。具体理由为：1.从（2016）浙0683民初4715号的起诉状以及判决书中，可以看出王兰君一直陈述借款金额是其与周杨军经结算后最终确认的金额，与再审阶段的陈述一致，其对于借款基本事实的陈述从未改变。2.双方在2014年12月18日经结算并出具借条的时，还口头约定了在12月30日前要继续出借40万元款项，故在借款总额中加上了这40万元的借款，计息时间也计算至12月30日。3.郑太平与王兰君在1988年登记结婚，虽然曾经离婚过，但是仍以同居的方式生活。郑太平与周杨军并不熟悉，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郑太平汇给周杨军的钱就是王兰君出借给周杨军的款项。4.对于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5月24日间的联发钢结构公司的款项往来，联发港务公司只截取了其中的一段时间，并不完整。而王兰君系联发钢结构公司公司员工，与公司一直有款项往来，与本案借款无关。而周杨军为实际控制人的顺舟公司已经于2014年4月22日退出联发钢结构公司股东身份，周杨军对联发钢结构公司已经没有实际控制权，不可能以该公司的账户帮周杨军还款。5.关于本案借款金额，根据银行往来明细账单所反映的双方款项来往情况，从2013年7月16日到2014年12月26日这段时间里，王兰君共向周杨军支付借款10051201元，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5%计算，周杨军应向王兰君支付利息1153172元，两项合计11204373元，该时间段内，周杨军向王兰君支付的款项为2967500元。以上两个款项相抵后，周杨军尚欠王兰君8236873元，双方在2014年12月18日结算时，双方经协商后同意按800万元确定借款金额。6.对于借款结算以后，王兰君与周杨军仍有款项往来，这是系双方在结算以后新的借款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说明周杨军虽然陷入一定的困境，但当时王兰君还相信周杨军的还款能力。之后的这些借款，周杨军在归还中。 三、联发港务公司有关王兰君向其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兰君在2016年5月5日向三债务人发出的《催款函》里明确载明“2014年12月18日，周杨军向本人出具借条一份”，故2014年12月18日出具明确是“借条”而不是“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法定利率，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联发港务公司偷换概念，把借条理解为“欠条”，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本案应当按照借款合同来判断履行期限和保证期限。因此，王兰君在2016年5月5日向债务人和保证人发《催款函》，要求债务人在10日内返还借款，担保人联发港务公司以及伟邦公司在《催款函》上盖章确认，是对保证责任的再次确认。王兰君于2016年7月12日提出诉讼、主张权利，并未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限，故“联发港务公司”有关本案超过保证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四、联发港务公司以本案保证担保严重损害现股东利益，根据九民纪要精神，应当认定对联发港务公司没有约束力的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保证合同成立时，根据工商资料显示，当时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只有顺舟公司和金军平，其中顺舟公司占股99.2%，金军平占股股东0.8%；而顺舟公司的股东为周杨军和金军平，其中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金军平系周杨军侄子，在两公司占股都不超过1%，他的股份系为周杨军代持，即联发港务公司的全部股权实际系周杨军所有。2014年12月18日的借条上，周杨军、金军平均有签字，并加盖了“联发港务公司”的公章。且本案一审判决后联发港务公司未上诉，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也从未提出过异议，均证明联发港务公司替周杨军的借款提供担保，已经过联发港务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该保证行为合法有效。而卢金飞是2015年7月24日才通过以股权抵债的方式成为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公司内部股东的变更不能成为对抗公司对外债务的理由。另外，根据嵊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周杨军、陈国平、卢金飞所做笔录的内容，证实股东变更后联发港务公司的所有印章均由法定代表人陈国平掌管（系卢金飞的小叔子）。为区别新印章与旧印章，各股东商议将新印章的五角星一角敲掉。2016年5月5日，王兰君向周杨军和两担保公司发函要求归还借款及承担担保责任时，联发港务公司在该催款函上所盖印章就是五角星缺角的新印章，也足以说明卢金飞对担保事实是认可的。在盖章之前，陈国平打电话给卢金飞请示后才盖章的。现联发港务公司以不知情为由否认盖章的事实，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反驳，理由无法自圆其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联发港务公司的上诉请求。 周杨军对联发港务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关于借款和租赁两个事情，其都向卢金飞告知清楚。第一，其和王兰君的借款都是真实的，没有串通虚假诉讼。第二，联发港务公司担保这块，其没有弄虚作假。2014年12月18日借条上的担保是联发港务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周刚盖章，金军平和其作为股东签字。其与卢金飞之间欠款是在此之后处理的。其欠卢金飞的2000多万元欠款，也是几年间的多笔借款结算而来，借款中的部分系利滚利形成的。当时双方对联发港务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协商后，认为公司股权价值高于借款金额，故以联发港务公司75%的股权抵偿其欠卢金飞的借款。第三，不存在以诉讼阻碍联发港务公司码头转让的事实。其将联发港务公司股权抵债给卢金飞时约定好三年之后其可以把股权买回来。但是由于卢金飞不懂得码头的经营，导致公司资产缩水。股权变更三年后，卢金飞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把码头出售。本案中借款关系和担保关系都是真实的，其也愿意承担还款责任。 伟邦公司针对联发港务公司的上诉请求述称：其认可联发港务公司的意见。另外再补充一点，从伟邦公司获取的资料来看，王兰君和伟邦公司之间存在以抵债的方式购买车库的事实。由于车库的物权是不需要登记的，也无法办理产权证书，所以伟邦公司无法核实具体有多少间车库因周杨军的债务抵债给了王兰君。但从目前调取的材料看2015年2月16日应当有两件车库进行了抵账，抵账金额分别为2万元和2.5万。此外，周杨军也委托王兰君代为收取其出租房屋的租金，并由其向周杨军转账，委托时间是2014年12月份。这些事实说明，王兰君和周杨军的借款并没有实际的结算行为。即便是进行了结算，也应该是粗略的并非是精细的结算，可能只是截取部分进行结算，因而伟邦公司也不认为周杨军和王兰君具有实际的借贷关系。 王兰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周杨军归还借款本金800万元，并自2015年1月1日起按年息24%计息至还清款。2.被告伟邦公司、联发港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原一审认定事实：王兰君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该院提供了被告周杨军于2014年12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一份，伟邦公司和联发港务公司在借条担保单位栏加盖公章；周杨军出具的金额为100万元和300万元的复印件两份；银行交易明细、汇款凭证若干，其中显示王兰君共计汇款799万元；催款函一份。周杨军经质证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这些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实王兰君多次向周杨军及联发港务公司汇款，王兰君与周杨军对借款进行结算，联发港务公司、伟邦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等事实。该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对王兰君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审理中，王兰君明确借条中载明的本息800万元，包括了本金799万元，利息1万元，对此周杨军予以认可。原一审认为，王兰君与周杨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于2014年12月18日进行了结算，明确了借款事实和借款利率。周杨军认可王兰君的诉请，但表示已无力还款。伟邦公司、联发港务公司在担保单位栏加盖公章，应当按约承担担保责任。双方并未约定保证的方式，应按照连带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借条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和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2016年5月5日，王兰君曾进行催款，要求周杨军在十日内返还借款本息。故保证期间应当自2016年5月16日开始计算，王兰君的主张并无超出保证期间。伟邦公司、联发港务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周杨军追偿。根据王兰君和周杨军的确认，王兰君诉请中主张的800万元，并非均是本金，而是799万元本金和算至2014年12月30日的利息1万元。因此，对王兰君的诉请，该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所述，王兰君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该院原审判决：1.周杨军返还王兰君借款本金人民币799万元，并支付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止的利息1万元，以及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2.伟邦公司、联发港务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沭阳伟邦置业有限公司、宿迁市联发港务运输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周杨军追偿。3.驳回王兰君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15日周杨军向王兰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周杨军向王兰君借款100万元，月息1.5%，借款汇入联发钢结构公司账户。2013年7月16日王兰君向联发钢结构公司转账100万元。同月19日，联发钢结构公司分10次向王兰君转账各10万元，摘要为“还款”。2014年1月10日周杨军向王兰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周杨军向王兰君借款300万元，月息1.5%，借款汇入联发钢结构公司账户。2014年1月14日王兰君向联发钢结构公司转账300万元。2014年11月25日王兰君向周杨军转账10万元、162万元，2014年12月1日向周杨军转账187万元，2014年12月26日向周杨军转账40万元，4笔转账均备注“往来款”。2014年12月18日，周杨军向王兰君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周杨军向王兰君借人民币800万元，以上借款为止2014年12月30日的所有借款及利息的总和（以前所有借条作废），以2%月息计算利息。2016年5月5日，王兰君向周杨军、联发港务公司、伟邦公司发出《催款函》，联发港务公司、伟邦公司在收函确认处盖章。2016年7月12日王兰君向该院起诉请求周杨军、联发港务公司、伟邦公司归还借款，该院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浙0683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联发港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平于2016年10月24日签收了判决书。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王兰君于2016年11月21日向该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2016）浙0683执3925号，2017年3月1日，王兰君收到伟邦公司执行款337.95万元，向该院撤回了执行申请。2017年6月14日，王兰君向该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2017）浙0683执2395号，2018年4月18日，王兰君收到伟邦公司执行款6.05万元。2018年12月21日，联发港务公司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以（2018）浙0683民申20号通知书驳回了联发港务公司的申诉。联发港务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向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另查明，2015年6月2日，顺舟公司、卢金飞、金军平、周杨军、联发港务公司、伟邦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第三条第2项“目标公司债权债务情况”记载目标公司现有债务：宿迁建设银行贷款950万元，无欠税、费，对外担保情况：为周杨军欠李世清个人借款约1700万元、周杨军欠卢金飞的2287.5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再查明，联发港务公司2015年7月24日前股东为金军平、顺舟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军平；2015年7月24日股东变更为金军平、卢金飞，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国平。顺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杨军，股东为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联发钢结构公司2009年7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周杨军、股东为宋成位、林兆军；2009年8月19日股东变更为金满兴、林兆军；2013年11月2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军平，股东变更为张军平、杨从顺、顺舟公司；2014年4月22日股东变更为张军平、杨从顺。 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向嵊州市公安局控告王兰君虚假诉讼，公安机关受案后该院中止审理，后公安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该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联发港务公司认为本案是典型的虚假诉讼，主要理由是《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联发港务公司只有欠宿迁建设银行的950万元贷款及为周杨军欠李世清的个人借款约1700万元提供担保，并没有披露存有本案所涉及的担保债务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未披露债务并不能证明该债务虚假。从再审查明的事实中，联发港务公司收到了原审判决，但未对判决提出上诉，在执行过程中也未提出异议。在再审过程中，联发港务公司控告王兰君虚假诉讼，公安机关受案后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对联发港务公司提出王兰君在检察机关关于借款本息的陈述与原审不一致的问题，再审中王兰君辩解她本人曾有笔记本记录与周杨军的经济往来，她当时按照笔记本记录与周杨军结算本息，出具借条时因周杨军确定还要向她借款40万元，故周杨军在出具借条时一并计算，笔记后来找不到了，在检察机关陈述时因时间长记忆有差错，以再审庭审陈述为准。王兰君与周杨军之间有经济往来频繁，持续时间长，记忆出现差错亦属正常。对王兰君是否为联发钢结构公司隐名股东的问题，根据周杨军、王兰君的再审陈述，只能说周杨军曾经向王兰君许诺过分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王兰君为联发钢结构公司隐名股东。对于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周杨军转账给王兰君的钱款多于对方转账给己方的金额达163.73万元的问题，再审中王兰君提供了2014年1月26日其丈夫郑太平向周杨军转账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对差额部分进行了合理的解释。综上，联发港务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系王兰君与周杨军双方恶意串通虚构债务。 二、涉案的799万元借款是否真实。 原审认定的799万元借款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有原始借条的100万元、300万元、有银行转账记录的4笔共399万元。 1．2013年7月16日的100万元借款，有周杨军在2013年7月15日出具的原始借条及2013年7月16日王兰君向联发钢结构公司转账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认定借款已经实际交付。但同月19日，联发钢结构公司分10次，每次10万元，共向王兰君转账100万元，银行转账记录摘要明确为还款。王兰君辩称该款不是还款，而是用于联发钢结构公司购买材料，联发钢构公司习惯用员工私人账户购买原材料。王兰君虽然提供了其支付货款的转账凭证，但其提供的证据5均是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其为联发钢构公司支付货款的依据不足，即使认定是为公司支付货款，也不属于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权利。王兰君与周杨军对100万元还款认为用于支付货款系对还款性质认定错误，不足以认定其故意隐瞒已归还100万元借款的事实向法院起诉。 2．2014年1月14日的300万元借款。有2014年1月10日周杨军向王兰君出具借条及2014年1月14日王兰君向联发钢结构公司转账3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认定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王兰君还提供了2014年1月13日吕一品向其转账3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及2014年1月24日其向农商银行贷款300万元的凭证、2014年1月25日归还了吕一品100万元、1月26日归还吕一品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说明了300万元借款来源。对检察机关提出2014年1月24日王兰君300万元收入来源的问题作了合理说明，联发港务公司提出该款项来源于联发钢结构公司或者关联企业的银行贷款的主张但没有提供证据，该院不予采信。 3．另外4笔共399万元部分。2014年11月25日王兰君向周杨军转账10万元、162万元，2014年12月1日向周杨军转账187万元，2014年12月26日向周杨军转账40万元。虽然4笔银行转账凭证均备注“往来款”，在这4笔转账发生前后不到1个月时间内，周杨军向王兰君出具的800万元借条，双方对399万元往来款的性质明确为借款。王兰君与周杨军双方有借贷合意，借款已实际交付，虽然王兰君对借款本息原审所做的陈述与在检察机关的陈述有部分不一致，但王兰君再审对此作出的解释也符合常理，联发港务公司提出399万元不能认定为借款的依据不足，399万元可以认定为借款。 三、联发港务公司的担保是否有效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时，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有效。本案中，联发港务公司为周杨军的债务提供担保时,只有二个股东顺舟公司和金军平，顺舟公司股东为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金军平作为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担保合同上签字，周杨军作为联发港务公司担保债务的主债务人，可以确定联发港务公司的二个股东对涉案担保是知情且同意，因此联发港务公司的担保应属有效。联发港务公司主张，涉案借条的实质并非借条，而是欠条，从欠条性质的借条出具之日起，即应当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同样也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保证期间。因借条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应当视为六个月。而王兰君并未在六个月内向其主张过保证责任，因此，即使其曾经在该借条上保证人处盖章，也已经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借条未写明还款日期，担保人的责任期限应当自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之日起六个月内。2016年5月5日，王兰君发《催款函》向周杨军进行催款，要求被告周杨军在十日内返还借款本息。联发港务公司和伟邦公司的担保责任期限应自王兰君主张债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原审对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限的认定正确，联发港务公司提出其担保无效及超出保证期限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四、检察院提起再审检察建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王兰君认为联发港务公司未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依法上诉，却在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后申请再审，并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且检察院作出检察建议书，属程序违法。依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四十一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监督：（一）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审判、执行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三）依照有关规定需要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对原审案件依职权进行监督。 综上，王兰君、周杨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周杨军应依法偿还借款，联发港务公司与伟邦公司的担保有效，应对未归还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联发港务公司与伟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周杨军追偿。但王兰君主张的800万元借款中的100万元已经归还，原审认定周杨军应归还借款799万元有误，再审予以纠正。王兰君与周杨军对100万元还款的性质认定错误，不足以认定其故意隐瞒已归还100万元借款的事实向法院起诉。对王兰君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他予以驳回。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该院（2016）浙0683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第1项，改判为：1、周杨军返还王兰君借款本金人民币699万元，并支付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止的利息1万元，以及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维持（2016）浙0683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第2、3项。原审案件受理费8554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0544元，由原审原告王兰君负担11544元，各原审被告共同负担79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兰君在二审中提交联发港务公司、顺舟公司工商登记查询单打印件各1份。证明：1.本案所涉民间借贷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当时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为顺舟公司及金军平，其中顺舟公司占股99.2%，金军平占股股东0.8%；金军平为联发港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顺舟公司的股东为周杨军及金军平，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3.借款担保发生在2014年12月18日，而卢金飞在2015年7月24日才变更为联发港务公司股东。4.作为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金军平在借条担保栏上签字并盖章，占股99%的股东周杨军在借条上签字，可以证明联发港务公司全体股东对所涉借款债务提供担保是知情并同意的。 联发港务公司质证认为：首先该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不认可王兰君关于针对联发港务公司在二审中提出九民纪要关于公司担保效力问题规定这一上诉理由补充证据的说法，联发港务公司在一审再审时已经提出保证期限的问题。其次，该证据不是原件也并不是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取，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即使这些证据真实也不能改变王兰君提起本案诉讼损害联发港务公司股东卢金飞利益的事实。 周杨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予认可。 伟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持股的情况无异议，但对第四点证明目的有异议。 伟邦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2017）苏1322民初12004号、（2019）苏13民申439号、（2018）苏1322民初10122号三份判决书，证明：1.周杨军以伟邦公司名下资产车库冲抵其对王兰君的债务，冲抵的金额为4.5万元，抵债时间在借款结算之后本案起诉之前。2.自2014年10月起王兰君代周杨军收取商铺租金的事实，证明双方没有实际借款关系，如果存在真实借款关系，代收的租金应该是直接冲抵借款了，不需要再转交周杨军。 王兰君发表质证意见，对三份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2017）苏1322民初12004号、（2018）苏1322民初10122号两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明确王兰君取得的两个车库是签订购买协议、支付购买款的方式取得，并非是以周杨军向王兰君的借款冲抵所得。（2019）苏13民申439号裁定书中周杨军虽陈述房屋委托王兰君对外出租，但也承认所得租金已由王兰君向其转交，且裁定书对周杨军委托王兰君出租商铺的事实并未认定。 联发港务公司质证认为，如果本案借贷真实的话，伟邦公司是借款担保人，这些款项应当冲抵借款本息，代收租金款项也应当冲抵借款本息。 周杨军质证认为，车库没有产权证，车库购买者仅凭购房协议、收据获得车库内使用权。商铺的所有权是属于我个人的，我购买商铺付款后，因商铺原所有人系被执行人，故商铺现在被法院执行。具体的细节其无法记清，但这车库和商铺均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联性，庭后和财务核实后再补充意见。 对上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联发港务公司、顺舟公司工商登记查询单打印件与网上查询的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2014年12月18日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为顺舟公司及金军平，其中顺舟公司占股99.2%，金军平占股0.8%；金军平为联发港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顺舟公司的股东为周杨军及金军平，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的事实。伟邦公司提交的三份判决书，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无直接关联性，根据王兰君与周杨军陈述和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显示涉案借贷关系在2014年12月18日结算后双方仍存在款项往来，故不能认定（2017）苏1322民初12004号、（2018）苏1322民初10122号判决书中显示的车库系冲抵本案中的借款，以王兰君代周杨军收取的商铺租金来否认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顺舟公司的股东为周杨军及金军平，其中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王兰君和周杨军之间诉争的799万元借款是否真实。2.2013年7月16日的1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归还。3.王兰君向联发港务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联发港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4.检察机关对本案提出检察建议，一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争点一、关于王兰君和周杨军之间诉争的799万元借款是否真实的问题。王兰君为主张其与周杨军之间799元的借贷关系在原审中提交了2014年12月18日周杨军向其出具借条一份，并提交2013年7月16日的100万元汇款凭证及借条复印件、2014年1月14日的300万元汇款凭证及借条复印件，以及2014年11月25日向周杨军转账10万元、162万元，2014年12月1日向周杨军转账187万元，2014年12月26日向周杨军转账40万元，合计399万元的汇款凭证。虽然王兰君在再审中述称799万元借条是双方之间自2013年7月15日至2014年12月30日间发生的借贷结算形成，汇款凭证与799万元借款并非完全对应。但从799万元借款的构成来看，2013年7月16日的100万元和2014年1月14日的300万元具有汇款凭证及借条复印件，故双方就两笔借款的借贷关系是明确的。其余的399元借款为双方结算形成也符合客观事实和王兰君的陈述。首先，王兰君在原一审中提交了四张汇款凭证可证实王兰君向周杨军交付过这些款项，双方具有借款往来的行为。其次，根据嵊州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王兰君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4年11月25至2014年12月30日借贷双方往来款为411.25万元，以及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11月24日之间的款项往来，可以证实借贷双方在2013-2014年之间的确一直存在借款往来。再次，就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周杨军转账给王兰君的钱款多于王兰君转账给周杨军163.73万元的问题，再审中王兰君提供了其丈夫郑太平向周杨军转账100万元的银行凭证及其余其与周杨军及联发钢结构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凭证，对差额部分进行了解释。其中2014年1月10日的借条显示300万元借款存在1.5%的月息，计算至2014年12月18日，已产生51.3万元利息。郑太平转账的100万元加上上述3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两项金额已达到151.3万元。最后，本案再审期间联发港务公司以王兰君涉嫌虚假诉讼为由控告至嵊州市公安局，公安机关审查后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不予立案，这也从侧面反映借贷双方未虚构借贷事实。不能以联发港务公司在股权转让时未向联发港务公司现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披露过涉案借贷就否定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综上，一审法院再审认定涉案借款关系真实，借款发生金额为799万元，并无不当。 争点二、关于2013年7月16日交付的100万元借款是否归还的问题。根据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显示，2013年7月19日，联发钢结构公司分10次向王兰君转账各10万元，摘要明确为还款。可以认定周杨军向王兰君所借的上述100万元款项已经归还。王兰君提交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合同、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复印件，及其银行账户流水，主张联发钢结构公司汇给其的款项用于为公司业务购买材料，共计1015834.99元。该主张与联发钢结构公司在还款摘要中明确款项性质为“还款”不符，也与100万元借条载明的金额不符，王兰君关于100万元借款未归还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王兰君与周杨军之间的借款涉及到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即涉及他人合法权益，故在有证据证明该100万元已由联发钢结构公司归还给王兰君的情形下，不能仅以王兰君与周杨军的意思自治来确定实际借款金额。周杨军在本案中承认100万元用于联发钢结构公司的运作使用，王兰君可以另外向其主张还款，但不应作为本案担保借款的组成部分。 争点三、王兰君向联发港务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联发港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周杨军与王兰君对账就2013年7月16日到2014年12月26日之间的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并向王兰君出具借条并约定借款利息，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对款项性质系借款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联发港务公司认为该借条本质上属于“欠条”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就借条的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再审判决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本院认同，不再赘述。就联发港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12月18日联发港务公司在涉案借款上盖章担保时，联发港务公司的股东为顺舟公司及金军平，其中顺舟公司占股99.2%，金军平占股0.8%，金军平为联发港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顺舟公司的股东为周杨军及金军平，周杨军占股99%，金军平占股1%。借条上具有联发港务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金军平及联发港务公司和顺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杨军的签名，故王兰君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担保行为取得联发港务公司股东的一致认可，担保行为未损害联发港务公司股东利益，联发港务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争点四、检察机关对本案提出检察建议，一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本案中根据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新证据2013年7月19日联发钢结构公司分10次向王兰君转账各10万元，已经偿还了涉案借款中的100万元。原审法院根据检察建议及检察机关移送的新证据，提起再审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在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有错误时，也可以依职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故嵊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亦未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王兰君和联发港务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730元，由上诉人王兰君负担8477元，宿迁市联发港务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92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惠中 审 判 员 王普庆 审 判 员 王红琴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卓佳 书 记 员 马 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