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剑文，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标，系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系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法定代表人：陈玉敏。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天可、何怡，均系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省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新兴大厦**北面div>法定代表人：钟天雷。诉讼代表人：广东省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清算组（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胡育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系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剑文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广东省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9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剑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标、陈艳，被上诉人广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天可、何怡，原审第三人华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剑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梁剑文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广弘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广弘公司政企分离、国企改制等特殊历史原因认定广弘公司非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且无任何法律法规依据。广弘公司是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及唯一出资人，是华侨企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华侨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2006年2月13日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企业法人被撤销、被宣告破产的，应当由主管机关或人民法院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广弘公司作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及唯一出资人，在华侨公司已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负有成立清算组织对企业债权债务及时进行清算的法定义务。二、原审法院仅根据华侨公司2002年净资产和2004年执行案件中查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而否认广弘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涉案债权无法实现的因果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广弘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既包括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也包括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的过错，与华侨公司无法清算存在必然因果关系。首先，广弘公司在华侨公司出现清算事由后，长达10多年的时间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华侨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同时，对华侨公司账面财产的去向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其次，广弘公司提交的《广东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清产核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多处显示：“因华侨公司部分账册不完整，该项目金额对应的明细无法核实，且其账龄已达18年以上。”“因该公司账簿凭证不全，该项目金额对应的明细无法核实”。可见，华侨公司的账目无法核实，无法清算，是因为账册不全，并且因为长时间怠于清算，才导致项目无法核实及应收账款4000多万元和投资款1000多万元无法查清及收回，这正是由于广弘公司在华侨公司出现清算事由后，长达10多年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所导致的。因此，是广弘公司的过错导致了华侨公司无法清算，导致了应有的款项无法收回，导致了梁剑文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广弘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这几个结果都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二）原审法院存在过度推定情形，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华侨公司在之前的执行案件中查无财产可供执行，只能证明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未能找到华侨公司的其他财产，不能证明华侨公司的财产已经全部灭失。依据广弘公司提交的《广东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清产核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时至今日华侨公司仍有4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及1000多万元的投资款没有收回，这充分地证明了华侨公司在出现清算事由后，仍然有大量超过梁剑文债权总额的资产存在的事实。三、原审法院适用证据举证规则错误，无限加大了梁剑文的举证责任。梁剑文已完成了举证，证明因华侨公司无法清算导致涉案债权无法实现。依据上述论证，因广弘公司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及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导致华侨公司财产流失，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梁剑文提交的《关于广东省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的清算报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1强清142-2号》显示，人民法院已认定华侨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终结了强制清算程序。因此，正是由于广弘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华侨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以致无法清算，审理清算的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规定终结了强制清算程序，最终导致华侨公司已申报债权无法获得清偿。四、华侨公司是华侨实业总公司与广弘公司签订了产权转让协议转让的，约定了产权转让的对价是574868.72元，并且以支票的方式支付，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华侨公司是属于政企分离、国企改制的特殊历史原因转让的是相互矛盾的。广弘公司接手华侨公司后是有实际经营的，并且经营情况良好。在2002年工商登记注册书中显示华侨公司因业务量增大需设立澄海市经营部，这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华侨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存在政府挂钩的事实不符。广弘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关于“华侨公司成为广弘公司的下属公司有别于一般公司的吸收、合并，具有政企分离、国企改制等特殊的历史原因。广弘公司依据行政命令对华侨公司在政企分离、国企改制过程中进行管理，并非普通的公司股东变更，不宜将其等同于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首先，根据广弘公司从工商部门调取的《企业机读档案资料》显示，华侨公司的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期限为1987年5月3日至2003年12月31日，其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日期为2006年2月13日，无证据显示企业设立后曾进行公司制改造。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二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政府出资的企业，归全民所有，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一条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据此规定：（1）并非所有涉及全民所有制企业清算问题都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范围仅应限定在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这两个问题；（2）当涉及法人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问题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还需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本应依照的“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反言之，如果“有关法律”本已有规定的，则仍应优先适用“有关法律”，而非当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条规定：“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可知，法人解散的，清算责任主体首先应当是法人本身。法人内部清算义务人的确定，具体分为三个层次：（1）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2）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3）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主管单位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院组成清算组。因此，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另行规定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清算义务人首先应当为该企业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主管单位只有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前述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时，才可像利害关系人（如本案债权人梁剑文等）一样，申请人民法院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再次，梁剑文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企业法人被撤销、被宣告破产的，应当由主管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并不能作为认定广弘公司为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的依据。从该条款的前后表述来看，企业法人解散的，企业法人应当成立清算组织，由主管机关成立清算组织存在一项前提条件，即企业法人存在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的情况。本案中，华侨公司系因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需要由主管单位（机关）对管理企业成立清算组的前提。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表述上只规定了主管单位在所管理的企业被撤销、被宣告破产时有清算义务，但是并未明确主管单位是否作为第一顺位清算义务人。同时，梁剑文所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亦不能作为认定广弘公司为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的依据，此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单位）系清算义务人。而依据这一条文，更加不能得出“广弘公司作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当华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主管单位应当第一顺位对管理企业进行清算”的结论。最后，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解散后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债权人对未成立清算组织的清算法人提起诉讼，要求清算法人和清算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判令清算法人承担清偿责任，同时判令清算义务人在15天内成立清算组织，对清算法人进行清算，以清算的财产偿还债务。”据此可知，如果债权人对未成立清算组织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提起诉讼，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主管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判令清算法人承担清偿责任，而非判令全民所有制企业主管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清算事由时，首先应由企业本身承担清算责任，具体法人的清算义务人在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另外规定的情况下，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管单位与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清算的权利。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管单位在附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清算义务人，根据《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当企业未及时清算，债权人要求企业和主管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主管单位因人民法院作出的主管单位在15天内成立清算组织的判令产生清算义务。因此，华侨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首先应当适用与非公司制的企业法人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司法指导意见。除因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广弘公司虽然是华侨公司主管单位，但对华侨公司并不具有第一顺位的清算义务，而是享有与华侨公司利害关系人同等的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对华侨公司进行清算的权利，且广弘公司作为《指导意见》第四条第三款所列的清算义务人，从人民法院判令广弘公司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织之时，广弘公司才应开始承担清算义务。在本案中，广弘公司是出于上级政府部门赋予的对所管理的僵尸企业出清的职责要求，以及为响应2017年省国资委对国有僵尸企业的出清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华侨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因此，作为主管部门的广弘公司才自此开始承担对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由此可知，原审法院判决认为“不宜将其等同于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广弘公司客观上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且主观上不存在明显过错。此外，广弘公司即使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涉案债权无法实现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广弘公司客观上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在主观上也不存在过错。首先，广弘公司不存在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2000年8月7日，广东省经贸委和广东省财政厅发文《关于将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等企业划拨给广东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的通知》（下称《通知》）将华侨公司划拨至广弘公司（当时名称为广东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名下，此后华侨公司的原托管单位广东省华侨实业总公司却一直未按照《通知》的要求对华侨公司的账册进行交换，导致广弘公司自成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之时，华侨公司账册材料移交就不全。广弘公司考虑到同时管理135户划转企业的现实难度，2002年8月13日，广弘公司作出了《关于省华侨福利公司托管省华侨公司进出口公司的通知》【粤弘（2002）203号】，将华侨公司的人事、财务、业务运作和各项工作交由华侨福利公司负责，广弘公司未参与华侨公司的经营，不实际经手和管理华侨公司的账册文件，广弘公司作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对华侨公司仅存在间接的行政性批复等非经营性职能，权利义务以及控制能力非常有限。2005年因华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方志泉在其任职期间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刑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华侨公司法定代表人临时更换，较大的人事变动以及纪委调查、刑事侦查所需的调查取证导致当时华侨公司账册等重要文件交接混乱。如前所述，全民所有制企业并不存在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的身份。在本案中，华侨公司通过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一纸红头文件划拨到广弘公司名下，而作为华侨公司主管单位的广弘公司甚至在华侨公司划拨至广弘公司名下的15日后才成立。广弘公司从未也无需对华侨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所以准确来说，广弘公司并不是华侨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身份应被认定为主管单位。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地方性法规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据此可知，“法不溯及既往”是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故对于被工商部门2006年2月13日吊销营业执照的华侨公司，作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当时的职责范围的确定，首先应当适用1988年4月13日通过、2009年8月27日修正且当前仍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管部门（单位）享有权利和承担职责的范围以及全民所有制企业决策机构的法律条款的规定可知，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管单位除了有权决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成立、合并、分立外，其法定职责主要表现为对企业人事的任免与奖惩方面，并无权直接决策或者参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解散事宜也无权干涉全民所有制企业合法具体经营管理工作，且主管单位仅在对企业领导干部进行奖惩的情况下才可能会涉及企业的经营情况。在本案中，根据华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天雷在清算组的清算报告中的陈述，华侨公司自2000年移交给广弘公司之日起一直未实现经营。显然华侨公司的经营状况谈不上需要广弘公司作为主管单位对法定代表人的奖励的情形；而作为华侨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方志泉已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作为主管机关的广弘公司在纪检层面也已对方志泉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分。除非华侨福利公司上报上述可能涉及的奖惩情形，广弘公司并不会过问和干涉华侨公司的经营情况，华侨公司也无需向广弘公司提交各年的审计报告。基于上述情形可知，在华侨公司具备清算条件之前，客观上华侨公司账册已经存在交接混乱的状况，由此导致华侨企业在强制清算过程中客观上难以提供账册等重要文件，同时，广弘公司并非华侨公司的账册保管义务主体，因此，广弘公司客观上不存在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其次，广弘公司不存在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基于前述，对于具备清算事由的华侨公司，广弘公司作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与作为华侨公司债权人的梁剑文一样，具有申请对华侨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权利，但并不承担法定的第一顺位的清算义务。事实上，基于2017年广东省国资委作出的在两到三年内基本完成对僵尸企业出清的指示和要求，广弘公司对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始于2017年，而在2018年8月，广弘公司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侨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据此事实，不应认为广弘公司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再次，广弘公司一直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积极努力，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即便在华侨公司被做出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广弘公司仍未放弃整理和寻找账册材料，经多地辗转，直到2019年9月底广弘公司才从混杂其他76家公司的大量档案资料当中整理出了华侨公司1987年至2002年的账册文件，经第三方中介机构审计，华侨公司具备清算能力。经过广弘公司的努力，现如今广弘公司已经找到了华侨公司1987年6月至2002年12月的会计账册及相关文件，根据广东卓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省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资产及财务状况核实报告》可知，现华侨公司根据上述账册及文件足以进行清算。故梁剑文作为华侨公司的债权人应当根据华侨公司的清算结果实现债权。综上，华侨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不完整皆是基于客观原因，并非广弘公司怠于清算的原因，同时，广弘公司并非华侨企业的账册保管义务主体，由此，广弘公司不存在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且广弘公司一直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积极努力，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因此，梁剑文涉案债权无法实现与广弘公司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中关于“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部分的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14．【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5．【因果关系抗辩】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梁剑文请求广弘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广弘公司提交的《广东华侨公司进出口公司清算核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第7页明确指出，“根据对华侨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的纪检审查资料中涉及到相关的存货去向的材料及说明如《关于广东省华侨进出口公司与中集总公司有关债权债务清查情况》显示，华侨公司已经没有实际的库存，虚列存货和虚列中国集装箱总公司的负债。”由此可知，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并不存在，固定资产净值52万元，基本业已计提折旧多年，变现能力弱。应收账款4259万元虽数额较大，但是2003年以来华侨公司并未有相应债权回收的记录，根据会计准则和《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第1号)，应收账款的账龄超过3年没有收回而且有明显迹象难以收回的，可以计提坏账准备金。推算至2005年12月31日止，华侨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回收率低，基本无法收回。再加之在本案中梁剑文对华侨公司的债权系担保债权属于或有负债，并未计入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下，故不难推算若2006年华侨公司进行清算的，梁剑文也难以从华侨公司获得受偿。因此，梁剑文所主张的“时至今日华侨公司仍有4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及l000多万的投资款没有收回，充分地证明了华侨公司在出现清算事由后，仍然有大量超过梁剑文债权总额的资产存在的事实”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认定“本院可以推定华侨公司的财产于2004年即已被执行完毕，即使广弘公司于2006年2月13日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亦不能导致华侨公司财产减损，进而影响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结果”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法院不存在过度推定的情形。2006年2月13日华侨公司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华侨公司于2006年2月13日起应当开展清算。因华侨公司自2003年底已经不再开展经营活动，以2020年1月31日为资产核实基准日的清产核资报告所反映华侨公司资产、财务状况与华侨公司2006年的资产、财务状况之间具备相似性。根据广东卓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省华侨企业进出口公司资产及财务状况核实报告》可推知，2006年华侨公司已经达到资不抵债的状况，净资产达到-49401145.16元，公司资产为402368.8元，总负债为49803513.96元(不含梁剑文持有的或有负债)。对比华侨公司在《2002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披露的2002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可知，华侨公司的优良资产并不多，可径行变现的货币资金仅为41万元，除此之外，存货1573万元，根据《关于广东省华企进出口公司与中集总公司有关债权债务清查情况》，华侨公司对于存货1573万元和对中国集装箱总公司的负债存在虚列，应当予以调减；固定资产净值52万元变现能力弱；应收账款4259万元虽数额较大，但是基本为无法收回的长期应收债权，根据《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l号】、《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国资评价(2003)72号】的规定应收账款账龄达3年以上的，应当将该应收账款确认为坏账损失。故即使华侨公司于2006年开展清算，梁剑文可从华侨公司清偿的债权也是微乎其微的。另外，华侨公司被立案执行后未执行到任何财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4日作出(2004)穗中执字第56、57号案民事裁定书，裁定(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5、16号判决中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上述事实以及生效民事裁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定华侨公司的财产于2004年即已被执行完毕。广弘公司的行为无法致使华侨公司财产减损，更无法影响债权人实现债权清偿的。(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达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僵尸企业清算纠纷案中具有典型意义，对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与本案类似的企业清算纠纷案所反映出来的法律问题，2019年正式实施的《九民纪要》已有充分关注，并已明确提出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九民纪要》第二章第(五)节指出，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职业债权人，从其他债权人处大批量超低价收购僵尸企业的“陈年旧账"后，对批量僵尸企业提起强制清算之诉，在获得人民法院对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认定后，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不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进而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明显失衡。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与本案类似的同一类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严格防止不良资产投资人利用陈年旧账谋取不当利益进而导致利益关系失衡、判决结果不公。“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为“僵尸企业出清”。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管理制度，导致当前国有“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为进一步畅通与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渠道与退出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僵尸企业清退是当前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挑战。本案的华侨企业正是“去产能”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一众有待清理的国有“僵尸企业”之一，而如本案梁剑文的职业债权人通过低价受让对“僵尸企业”的债权，再以僵尸企业债权人的名义主张主管单位(股东)对僵尸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清算责任纠纷，在此次大规模清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无疑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正如前述，梁剑文基于逐利的心理，自以为可以借此次清理僵尸企业的浪潮“一夜暴富”，从社会影响来看，如梁剑文这种职业债权人从其他人处大批量超低价收购僵尸企业的“陈年旧账”后提起清算责任纠纷之诉的行为不仅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而且也将激化僵尸企业大量存在的现状与政府供给侧改革“去产能”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僵尸企业清退进程的推动。华侨公司述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广弘公司不属于清算义务人错误。我方认为广弘公司应为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广弘公司对华侨公司的强制清算案也正是由于广弘公司是华侨公司主管单位和出资人，所以广弘公司必须履行清算义务。二、在华侨公司的强制清算案中广弘公司并未提交财务账册资料，导致程序终结。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才说有相应的财务资料。广弘公司明显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梁剑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弘公司赔偿梁剑文经济损失37229695.02元；2.判令广弘公司承担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9年8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广弘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8月7日，广东经济贸易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共同向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省直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将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等企业划拨给广东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的通知》（粤经贸[2000]600号），决定将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等135户企业划拨给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要求认真做好企业交接工作，依法办理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全面进行清产核资。该通知附件一“划入广东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单”中列明有华侨公司。2000年8月23日，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出《关于省工业、商贸资产经营公司工商登记名称变更的函》（粤经贸函[2000]267号），载明：经省工商同意，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的名称预核准为“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03年8月1日，本院作出（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5、16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一、广东省金微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微公司）应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环城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偿还借款本金795万元、695万元及相应利息；二、广州市天河金迪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金迪公司）与华侨公司对金微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金迪公司和华侨公司在履行完保证义务后，有权向金微公司追偿；四、驳回工商银行的其它诉讼请求。2004年10月14日，工商银行依据（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5、1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04年2月17日告知工商银行“除工商银行提供的被执行人在建工程共2层物业抵押可供执行，该物业已查封，其他无财产执行”，并于2004年12月14日分别作出（2004）穗中法执字第56、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5、16号判决中止执行。2005年12月9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粤工商直处字（2005）第13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华侨公司不按照规定申报2004年度企业年检，决定吊销华侨公司营业执照，并要求当事人应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依法组织清算。2015年3月12日，本院作出（2015）穗中法执变字第18、19号执行裁定书，查明金微公司未依约向工商银行履行还款义务，工商银行曾将其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后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则以金微公司、金迪公司以及华侨公司为被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1年11月30日，本院裁定将申请执行人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变更为韩国全球公司Ⅱ。2014年5月15日，梁剑文与韩国全球公司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韩国全球公司Ⅱ将其从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受让取得的包括上述两案（本金695万元和795万元）在内的十一笔债权以人民币40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梁剑文。在执行过程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9、5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梁剑文与韩国全球公司Ⅱ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债权（即韩国全球公司Ⅱ持有对债务人金微公司、金迪公司以及华侨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本金695万元和795万元及相应利息）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2015）穗中法执变字第18、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梁剑文为（2004）穗中法执字第56、57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8月28日，本院作出（2018）粤01强清142-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华侨公司主体状态为吊销，吊销日期为2006年2月13日，并裁定受理广弘公司对华侨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2018年10月30日，梁剑文向华侨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2018年12月7日，华侨公司清算组出具《债权确认书》，确认梁剑文为（2018）粤01强清142号案债权人，其债权数额为37229695.02元，为普通债权。2019年3月28日，本院作出（2018）粤01强清142-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华侨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向本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支持，遂裁定终结华侨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梁剑文提交华侨公司1999年、2002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显示，登记注册时华侨公司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经营期自1987年5月3日开始，出资情况表登记的出资者为广弘公司，实际出资额为228万元。其中2002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的“经营情况”载明：资产总额7884万元，负债总额7799万元，净资产总额85万元。广弘公司原审提交如下证据：1.华侨公司1987年至2002年的《记账凭证》明细、1987年至2000年的《会计账册》明细，账册和财务资料的存放现场照片及目录；2.华侨公司名下银行账户信息一览表、2000年和2002年审计工作底稿中华侨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对账单；3.2003年四季度10月份、2004年四季度12月份广州市会计报表及纳税申报表，2004年12月广州市企业会计报表及纳税申报表；4.2020年3月25日由广州卓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华侨公司清产核资报告清算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审查核定后的总资产为402368.8元，总负债为49803513.96元，净资产为-49401145.16元。梁剑文原审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没有原件，不能证明是华侨公司的原始账册，不能推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结清算的生效裁定，不能推翻华侨公司已经经过合法程序裁定“因无法提供财产账册及其他重要文件而无法清算”的结果，该资料是在2000年之前的材料，无法证明华侨公司在2006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的经营和财产处置情况，也无法免除广弘公司作为华侨公司的主管单位和唯一出资人怠于履行企业的管理义务、清算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确认，但从中可以看出2004年底华侨公司尚有资产7884万多元；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审计报告系依据来历不明的账册作出，且并非由华侨公司清算组委托审计，不是合法的审计，该报告核定时间是2003-2020年，核定的情况与本案的企业清算责任没有关联性，该时间段的资产情况不能涵盖华侨公司清算所需要的全部账册资料和财产情况，另审计报告资产核实基准日是2020年1月31日，而本案广弘公司产生清算义务的时间和起点应是2006年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之后，故与本案的清算责任的承担亦没有关联性。华侨公司清算组原审提交如下材料：1.2018年8月9日广弘公司出具的《强制清算申请书》和《华侨公司退休人员安置预案》；2.2018年7月25日广弘公司出具的《关于无账册、无公章、无营业执照的说明》；3.2018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协助查询结果单，载明未发现华侨公司银行结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支行的业务凭证载明：华侨公司在该银行有一账户，账户余额、冻结金额和可用余额均为零，账户状态为转不动户；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查询结果载明华侨公司无记录；6.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查询结果载明华侨公司在该银行有一账户；7.2018年12月7日广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华侨公司清算组交接》，明确由于在移交过程中原单位未能做好移交工作，广弘公司只能向清算组提供华侨公司公章一枚，除此之外无法提供华侨公司的任何账册、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广弘公司是否为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案涉债权无法实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中，华侨公司成为广弘公司的下属公司有别于一般公司的吸收、合并，具有政企分离、国企改制等特殊的历史原因。广弘公司依据行政命令对华侨公司在政企分离、国企改制过程中进行管理，并非普通的公司股东变更，不宜将其等同于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即便广弘公司对华侨公司负有清算义务，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但2002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的“经营情况”载明华侨公司净资产总额为85万元，且本案所涉债权于2004年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未执行到华侨公司任何财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14日作出（2004）穗中法执字第56、57号案民事裁定书，裁定（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5、16号判决中止执行，故根据上述事实及生效民事裁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可以推定华侨公司的财产于2004年即已被执行完毕，即使广弘公司于2006年2月13日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亦不能导致华侨公司财产减损，进而影响债权人债权清偿的结果。另梁剑文并未举证证明因华侨公司无法清算对其造成的损失，结合前述理由，其要求广弘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主张广弘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7229695.02元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17日判决：驳回梁剑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140元，由梁剑文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华侨公司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二审中，梁剑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产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华侨公司是经过广东省华侨实业总公司与广弘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明确约定转让的对价是5748648.72元，并且以支票支付的方式实际上已履行了该协议，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具有政企分离、国企改制等特殊的历史原因是不相符的。2.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拟证明华侨公司在工商登记内档中曾经明确地载明因业务量续年增大，而且供货厂家80%在澄海市，为方便业务需要现需在澄海市设立经营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广弘公司在接手了华侨公司后对华侨公司进行了实际的经营管理，并且公司运营正常，业务量续年增大，与原审判决认定的该公司是政企分离没有经营的事实不相符合。因为广弘公司有实际对华侨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而且是唯一的出资人，所以理所当然的广弘公司是华侨公司清算义务人。广弘公司质证称：梁剑文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仅是一纸空文，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产权亦未转让。经查阅广弘公司当年的财务账簿，并未发现有关产权转让协议的财务资料，与梁剑文诉称的待证事实无关。证据2是华侨公司单方出具的文件，广弘公司并未在“签署意见”一栏中出具任何意见。广弘公司没有对华侨公司实施经营，对其是否营利及经营状况均不知悉，梁剑文的主张属于过度推断，没有事实依据。华侨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梁剑文能否主张广弘公司赔偿其损失37229695.02元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华侨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指严格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本案广弘公司成为华侨公司出资者是基于行政机关划拨国有资产的决定而发生，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并非一般的公司股东变更，不宜将广弘公司视作华侨公司的股东而直接认定广弘公司为华侨公司的一般清算义务人。其次，基于历史的原因及我国当前“僵尸企业”的处置政策，广弘公司作为出资人，履行对华侨公司的清算义务，但因华侨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而导致无法清算。而梁剑文本案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说明广弘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或对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灭失负有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是广弘公司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但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该“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再次，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是侵权责任，涉案债权之前经法院强制执行而未能受偿，梁剑文亦未能举证证实因华侨公司无法清算导致其损失的金额，其直接以其对华侨公司所享有的整个债权为标的要求广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综上，梁剑文主张广弘公司赔偿其损失37229695.02元及相应利息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剑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140元，由上诉人梁剑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