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32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建举，男，197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盛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园艺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MYR0D13。 法定代表人：盛夏辉，该公司总经理。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陶，广西闻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柳斌，男，197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昭勇，广西仁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建举、柳州市盛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柳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3民初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建举、盛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向盛举公司转入的两人合伙（马柳斌、黄某）投资款301290元是借款，为认定错误。一、盛举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虽有转账的事实，却没有借款的合意，根本无法认定该转账的性质就是借款。被上诉人与盛举公司之间没有借款合同和任何书面的借据，未就借款用途、金额、期限、利息等达成合意，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盛举公司之间己经形成了借款的合意。既然没有合意，就不能认定是借款。被上诉人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盛举公司明确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支付相关款项的发生背景、具体用途、双方协商过程以及未签订书面借贷合同（借条、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的原因等，应当认定双方不具有借贷合意。且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状称，是盛建举向其借了301290元，而非盛举公司,一审判决颠倒黑白。二、被上诉人转账301290元款项的行为不符合借款常理和交易习惯，不应认定为借款。1.盛举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9日，注册资金高达100万元，创业初期根本不缺钱，不需要借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开始并不熟悉，如果没有利益可图，被上诉人不可能借钱给上诉人。如果认定该转账是借款，对借款人来说根本无利可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2.如果认为本案转款系借款，出借人应当向借款人索取相应的收条或者借款凭证，被上诉人自2018年3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短短期间连续转款10笔给盛举公司却从不索取收条或者借款凭证，并且转款后至2020年1月未向盛举公司索取任何凭据或者催收欠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3.上诉人转款10笔，次数频繁，金额大小不一，最小一笔仅仅5000元，根本不符合借款的交易习惯，恰恰可以认为该10笔转款另有其他交易性质，不是借款。三、一审判决书认为“二被告未能为其抗辩提供有效举证”是错误的。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除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形之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依然是原告。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已经就本案诉争的款项不是借款提交了充分有利的书证、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却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驳斥，不能认定“二被告未能为其抗辩提供有效举证”。四、盛建举与被上诉人虽是朋友关系，但盛建举是河南省人，一直在河南省居住生活，直到2015年才到柳州市做生意并与被上诉人认识；盛举公司是2017年12月29日才注册成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年龄不足26岁，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与被上诉人短时间内连续13次借钱均不用写借条的程度，更达不到无息借款长达2年从不催的程度。证人黄某不但书写证明材料且亲自出庭作证，证实黄某、被上诉人马柳斌与盛建举、李长亮、耿建全一起合伙投资购买车辆挂靠到盛举公司处作物流运输，黄某转款142600元到被上诉人的账户，再由被上诉人一起转账到盛举公司公司运营，这与被上诉人的陈述及黄某的银行流水是相吻合的，合伙事实明显。 马柳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盛建举为朋友关系，朋友之间的借款口头约定而不出具借条是普遍情况，而个人合伙关系较为复杂，对于确定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有书面合伙协议，上诉人盛建举主张与马柳斌、黄某为合伙关系，却未能提交书面合伙协议，且认为马柳斌在2018年3月、4月期间对盛举公司的转款是马柳斌和黄某的投资款，盛举公司从2018年5月份开始给马柳斌分红款。黄某陈述三人投资份额一致且按投资份额分红，但其却没有得到分红款。黄某和盛建举的陈述非常不合理，且存在矛盾，综上，马柳斌对于盛举公司的转款应为借款。 马柳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盛建举归还借款本金301290元；2.请求判令盛举公司与盛建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3.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盛建举、盛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8日、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14日、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19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25日、2018年4月25日，马柳斌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盛举公司转账，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元、10000元、20000元、36290元、15000元、5000元、40000元、120000元，合计301290元。2018年5月16日、2018年7月16日、2018年7月24日盛举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马柳斌转账，金额分别为：20407元、25000元、17300元，其中2018年5月16日转账附言“运费”。 又查明，2018年3月8日、2018年3月9日、2018年4月24日，黄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马柳斌转账，金额分别为65000元、18600元、59000元，合计142600元。 再查明，盛建举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系盛举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故酿成本案诉讼。 马柳斌在庭审中陈述，当时是盛建举个人要求其将借款转入盛举公司账户；马柳斌通过电话催收过借款；马柳斌与证人黄某除了上述转款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 盛建举在庭审中陈述，盛建举、黄某、马柳斌及案外人李长亮、耿建全一起成立的物流公司，每人出资15000元并投入流动资金50000元，大家系口头约定，以盛建举的名义办理手续，其他人都是隐名股东；每个合伙人也可以自己购买车辆挂靠公司，也可以几个合伙人一起购买，马柳斌、黄某、盛建举合伙三人购买的车辆就是这种形式；三人的合伙投资款已经支付完毕，每人支付的金额是一致的，都汇入盛举公司账户；三人合伙的车辆中桂Ｂ×××××每人投资15000元，桂Ｂ×××××每人投资20000元，桂Ｂ×××××大概每人投资75000元，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其余办公费用15000元，流动资金每人50000元；虽然证人黄某与马柳斌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但与盛举公司有经济往来，证人黄某通过盛举公司账户里补齐了三人合伙的投资款，这可以在公司财务进行查询；目前合伙的盈利主要用于还购车贷款。对于为何马柳斌获得分红而证人黄某却称自己还在投钱的问题，盛建举称具体是会计算的，其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在缺乏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来确定双方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马柳斌依据银行交易凭证主张盛建举、盛举公司归还借款，而盛建举、盛举公司则认为马柳斌向盛举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系马柳斌、黄某、盛建举三人合伙的投资款。盛建举、盛举公司对讼争款项的性质提出抗辩，应就其抗辩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在盛建举、盛举公司完成举证后，方由马柳斌继续举证，若盛建举、盛举公司未能证明其抗辩意见则应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盛建举、盛举公司认为本案讼争款项系合伙投资款，但未能提交书面的合伙协议，而盛建举、盛举公司与证人黄某对于三人合伙事宜的陈述存在矛盾且不能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故对于盛建举、盛举公司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该院对此具体分析如下：1.证人黄某称自己的投资款均通过马柳斌支付且已支付完毕，而盛建举、盛举公司则称证人黄某通过盛举公司账户补齐部分投资款；2.盛建举、盛举公司与证人黄某均认可三人投资金额一致，然从马柳斌向盛举公司、黄某向马柳斌转款的金额来看，该描述与在案证据呈现的事实并不相符，且上述金额与盛建举描述的合伙投资的出资金额也并不吻合；3.盛举公司称支付给马柳斌的三笔款为分红款，然其中2018年5月16日20407元的转账备注却为“运费”，该款项所列明性质与盛建举、盛举公司主张的并不一致；4.证人黄某陈述三人投资比例相同且按投资分红，但证人黄某及盛建举均未能对为何仅马柳斌获得分红作出合理解释；5.证人黄某向马柳斌转账支付的三笔款项，从在案证据来看，仅能证明黄某有向马柳斌转账支付142600元的事实，却无法确定该款的性质。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盛建举、盛举公司未能为其抗辩进行有效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院认定马柳斌向盛举公司转账支付的301290元系借款。本案借款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马柳斌起诉要求归还借款，视为对盛举公司进行催告，故盛举公司应偿还马柳斌借款本金301290元。此外，2018年5月16日盛举公司支付给马柳斌的款项备注为“运费”印证了马柳斌关于其与盛举公司存在业务关系的陈述。因马柳斌与盛举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双方对2018年7月16日、2018年7月24日盛举公司向马柳斌转账支付的两笔款项的性质又各执一词，在案证据也无法确定上述二笔款的性质，故在本案中对上述款项不做处理。 关于盛建举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马柳斌主张系盛建举向其借款，虽然提交了银行交易记录，但收款人是盛举公司，无法证明马柳斌与盛建举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而马柳斌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故马柳斌要求盛建举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盛举公司应当偿还马柳斌借款本金301290元；二、驳回马柳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19元，保全费2026元，合计7845元（马柳斌已向该院预交），由盛举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借贷是否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马柳斌在提起民间借贷之诉时提供了2018年3月、4月期间其向盛举公司转账合计301290元的证据。由此盛举公司应当就其抗辩的上述转账系支付双方其他债务的内容提供证据证明。 而盛建举、盛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盛建举、黄某、马柳斌及案外人李长亮、耿建全一起成立盛举公司，马柳斌的上述转账为其所应当交纳的办公费用出资15000元、流动资金出资50000元、盛举公司的车辆中桂Ｂ×××××的投资15000元、桂Ｂ×××××的投资20000元、桂Ｂ×××××的投资大概75000元、黄某通过马柳斌账户转账交纳的合伙投入142600元。对于上述陈述，盛建举、盛举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具有举证证明的义务。现盛建举、盛举公司不能提供该书面合伙协议或当事人对款项构成为合伙性质进行了书面确认，也未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合伙法律关系中的基本要件合伙人权利义务约定的相关内容，故对其主张的合伙法律关系证据不足，本院难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及证明责任完成情况，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判令案涉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盛建举、盛举公司提供的证人黄某向马柳斌转账的142600元性质，因转账并未注明与合伙事务相关，且马柳斌自认该款为其向黄某另外借款债务，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盛建举、盛举公司所主张的“黄某通过马柳斌账户转账交纳的合伙投入142600元”并无不当。马柳斌与证人黄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由其另行清结。 又因盛举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马柳斌转账20407元、25000元、17300元，对于该转款性质，一审中盛建举、盛举公司主张为马柳斌获得的合伙分红，二审中又改变主张认为该款为向马柳斌支付的运费，故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为本案借贷还款进行扣减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亦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盛建举、柳州市盛举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19元，由上诉人盛建举、柳州市盛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 桢 审判员 黄继湘 审判员 杨显强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覃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