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198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李联，广东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琳，广东理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1，男，197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2，男，195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华，广东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1、梁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8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判决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利归黄某享受，日后征收、拆迁补偿所得归黄某；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梁某1、梁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该房屋是否属于农村宅基地以及该地块使用权属不明确，且现对该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还有梁某1的父亲梁某2，因此，黄某与梁某1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对该房屋权属的分割处理条款属效力待定性质”属认定事实错误。1.黄某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附件《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地籍调查成果公示图》，系黄某向广州市规划局南沙分居申请信息公开、调取的文件资料，该政府登记备案资料可证实“该涉讼房屋宅基地权属人至今仍登记为梁某1”。2.黄某提交的补充证据，系黄某代理人向东涌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调查复印的资料，该政府备案资料可以证实：“2006年9月，在兴建涉讼房屋之前，系梁某1以业主名义申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村委在梁某1提交的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文件上予以盖章签名证明情况属实”。3.黄某提供的“东涌镇大同村委于2017年6月27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进一步证实“涉讼房屋系黄某同梁某1于2007年7月12日至2008年5月20日共同出资兴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依据《婚姻法》第八条之规定，法院受理后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2.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黄某与梁某1诉争的是涉讼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征收拆迁补偿归属等权益，而非土地使用权；且黄某所提供证据能充分证实土地使用权属。关于本案中涉及的争议，黄某与梁某1、梁某2经过了大同村委的调解、东涌镇人民政府的协助处理及答复，东涌镇人民政府最后协调处理答复意见为：“将该房屋权属人信息一栏先空置，只公示该房屋的测量地址、面积数据…如双方对该房屋的权属争议仍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处理。”，因此本案涉及的争议已经过村委调解及政府处理，法院受理本案后应在原村委调解及镇政府处理的基础上、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梁某1、梁某2共同答辩称：不同意黄某的上诉请求，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由黄某承担。（一）梁某1只是勉强接受一审判决结果，二审法院应就本案事实进行审查，在查明事实和判决依据的基础上，对黄某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查明广州市南沙区15号房屋还没有办理权属登记，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黄某在一审时是请求判决享有房屋的权属，因此其应就房屋的权属承担举证责任，而梁某1在一审时是主张涉案的不动产尚未登记，不具备处分的前提条件，法院不应对此进行认定。一审法院既然查明黄某未能提供房屋所在地地块使用权属证有关证据，应做出由黄某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的认定，但一审法院却同时认为梁某1未能提供相应的权属证明作为证据，一审法院对梁某1需要承担处分责任的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以大同村村委会2019年11月10日出具的记载内容作为大同村编号76号登记权益归属的判决依据，但梁某1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同为大同村村委会出具的一组证据，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该组证据很清楚显示了15号房屋自从1993年起，相关征收拆迁、申请用地、异地拆迁、征收补偿款发放的整个过程，根据15号房屋所在地块，大同村委明确表示房屋产权人本身只能在梁某2名下，任何拆迁补偿发放的受益人也是梁某2本人。且对于76号地块，一审法院查明同样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该情况同样适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对此应暂不做处理，但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涉及的两项不动产均尚未登记的情况下，却做出不同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黄某享有76号地块占有实际权益是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黄某与梁某1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容合法、有效；2.判决黄某对“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日后征收、拆迁或政府重新分配的地皮、补偿所得归属黄某；3.判决黄某对“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大同村9队（由村分配给村民）的壹块人口地”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日后征收、拆迁或政府重新分配的地皮、补偿所得归黄某；4.本案诉讼费由梁某1、梁某2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某2是梁某1的父亲，黄某与梁某1曾是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于2017年8月22日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双方约定离婚后婚生儿子由黄某直接抚养，由梁某1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另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约定：1.双方出资自建的、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裕丰路**房屋一间及屋内装修、家具、电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归黄某所有；2.双方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大同村9队（由村分配给村民）的壹块人口地，归黄某所有；3.如日后政策允许，梁某1应无条件协助黄某办理上述所有房屋及土地的产权登记手续，将相关产权登记至黄某名下。在此之前，上述房屋及土地的实际产权人仍为黄某，与梁某1无关，黄某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日后征收、拆迁或政府重新分配的地皮、补偿所得归黄某。黄某与梁某1、梁某2因涉案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的权属问题产生纠纷，黄某曾向政府部门反映《大同村城市更新项目基础数据调查成果》将其房屋产权人错误写为梁某2，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关于黄某反映的事项答复》，决定将涉案房屋权属人信息一栏先空置，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黄某于2019年11月5日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案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双方争议的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至今未办理权属登记。双方均未能提供该房屋所在地是否属于大同村的宅基地以及该地块使用权属的有关证据。东涌镇大同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村于2014年对全村固化人口村民土地作出重新调整，在我村享有股份固化的村民，每人分别分配60方耕地，其中属村固化成员梁某1和黄某合计分得120方（含路网规划面积）耕地；分配所得地块位于9队地块中编号为76号地块。该地块至今也未办理使用权属登记，由大同村民委员会自行列表造册并制图，标明9-76号地块属黄某及梁某1。一审法院认为，黄某与梁某1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签订了《离婚协议》，对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作出处理。由于双方对离婚及子女抚养问题没有争议，因此，本案仅对黄某提起诉讼主张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条款内容的效力作出认定处理。黄某提起第一项财产争议是关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的权属。由于该房屋至今未办理权属登记，该房屋所在地块是否属于农村宅基地以及该地块使用权属也不明确，且现对该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还有梁某1的父亲梁某2。因此，黄某与梁某1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对该房屋权属的分割处理条款属效力待定性质，而该房屋所有权归属以土地使用权归属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因此，黄某、梁某1应依法先向人民政府提起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待土地使用权属明确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房屋权属争议诉讼。该项财产争议本案暂不作处理。黄某提起第二项财产争议是关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9队编号76号耕地（9-76）的归属。虽然该地块也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但根据该村民委员会相关材料记载，该地块属于分配给享有股份固化的村民黄某及梁某1的耕地，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益，该权益具有财产性质，属于黄某及梁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该项财产分割的条款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黄某要求确认该条款合法有效并对该地块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该地块属于耕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因此，黄某要求确认其对该地块享有处分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9队编号**的耕地9-76、120平方米、含路网规划面积）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归黄某享有；二、驳回黄某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黄某负担100元，梁某1负担10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某提交如下证据：1.《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及对应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商铺）；2.《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及对应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3.《具结书》；证据1-3拟证明黄某与梁某1于2017年8月22日离婚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民委员会确认涉讼房屋的权属人为黄某、并出具《具结书》交由东涌镇政务服务中心备案证明。4.《铺位租赁合同》，拟证明黄某与梁某1离婚前，系梁某1作为涉讼房屋的权属人与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5.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城市更新项目基础数据公示；6.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城市更新项目基础数据公示图；证据5、6拟证明大同村更新改造项目于2019年1月8日进行了公示，涉讼房屋被划入更新改造范围。梁某1、梁某2质证称：（一）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黄某提交的《具结书》并非不动产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及备案证明也不能作为不动产的权属证明。1.村委出具的《具结书》并未对于房屋权属的作出认定，《具结书》的出具仅表明所涉房屋符合出租条件，其目的是协助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且《具结书》明确备注“只限于作为是否符合出租条件权属问题的使用，不作为领取其他有关证照的依据”。2.租赁合同及备案反映的只是租赁合同的登记备案内容，同样未涉及房屋权属的认定。备案证明上也明确备注“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或无其他合法权属证明”、“本证明不作为申报住所、场所所在建筑为合法建造的证明”，即使租赁合同经过备案也不能据此作为房屋权属认定的依据。且由于上述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并非权属人，相关合同的效力也是待定的。（二）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梁某1作为出租方在2010年5月28日签署的铺位租用合同不能作为梁某1是房屋权属人的证明。其次，该合同证明了梁某1受梁某2委托管理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出租事务的事实。由于梁某2年事已高，在房屋建设后委托梁某1代为管理具体的出租事务，合同期间梁某1是履行梁某2委托的相关事宜。（三）证据5、6是电子数据，其作为证据提交的形式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应不予质证。就信息内容而言与本案中大同村裕丰路15号的权属无关联性。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黄某与梁某1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系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裕丰路15号房屋能否在本案当中分割处理的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涉案15号房屋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黄某在一审起诉当中主张其对涉案15号房屋享有完全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全部权能，应当举证证明涉案15号房屋的权属归其或梁某1所有。而事实查明，涉案15号房屋未有办理宅基地权属登记或者国有土地权属登记，而且梁某1的父亲梁某2对涉案15号房屋亦提出权属主张，因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关于黄某反映的事项答复》，决定将涉案房屋权属人信息一栏先空置，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亦即人民政府并未对涉案15号房屋权属作出最终有效的认定。在一、二审阶段，黄某就其主张的涉案15号房屋的权属，一直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认定涉案15号房屋所在地块是否属于农村宅基地以及该地块使用权属不明确，认为在本案权属不明的情况下暂不分割处理涉案15号房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黄某上诉称其所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附件《南沙区东涌镇大同村地籍调查成果公示图》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15号房屋归其所有的意见，因上述材料属于人民政府对争议土地确权应审查的资料，并非人民政府对争议土地权属最终的权属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在争议涉案15号房屋权属未明确之前，一审认定黄某与梁某1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15号房屋归属的条款属效力待定正确。二审阶段，黄某进而又称其所诉请主张的并非土地使用权，但涉案15号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征收拆迁补偿归属等权能，行使时当然建立在建筑物及所属土地的权属清晰明确的基础上，黄某一审驳回其该节诉讼请求完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黄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嘉怡吴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