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民终88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诉讼代表人）：汤井全，男，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诉讼代表人）：雷晓莲，女，195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有，男，194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诉讼代表人）刘双，女，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诉讼代表人）：王本有，男，194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关山桥。法定代表人：胡良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云平，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中兴街（原区老年大学）。法定代表人：黄中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江夏区财政局大楼）。负责人：周立斌，该公司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夷璇，该局国资工作中心工作人员。上诉人汤井全、雷晓莲、刘双、王本有（以下简称汤井全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以下简称波泉公司）、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江夏国资公司）、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江夏国资局）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15民初861号民事裁定，汤井全等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汤井全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15民初86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受理汤井全等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波泉公司、江夏国资公司、江夏国资局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作出（2020）鄂0115民初861号民事裁定书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改制司法解释条文精释及案例解析》对上述条文的释义，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一般是发生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因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调整等，将属于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资产划拨给另外一个企事业单位。这种调整和划转是实现国有企业产权重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国家资产管理局根据财政部规定的范围和手续操作的。在本案中，江夏区国资局于1998年对矿山公司改制后的资产调整和分配已经完成，即职工集体享有企业净资产的20%（82070.87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且有《关于武汉江夏区矿山公司改制后全部资产的确认通知》予以证明，本案不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其次，1999年7月，矿山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方案中，武汉市江夏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同意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整体改制为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的批复》中明确职工集体以职工集体股8.2万元持有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15.89%的股份（该股份由矿产品公司工会委员会代管）。同年，矿山公司向武汉市江夏区工商局提出《关于请求办理股份合作制公司注册登记的报告》，但实际上矿产公司并未完成工商登记。随后，职工集体股依法登记注册在江夏区矿山公司工会（持集体股）名下，故此，本案的纠纷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汤井全等40名原告诉争其享有波泉公司中矿产品公司持有的15.89%股份的所有权，起源于文件中确认的职工集体股因改制划转，由矿产品公司工会委员会代管，并在波泉公司股权中占15.89%的份额，因矿产品公司并未依法成立登记”，其认定的事实以偏概全，没有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错误认定“集体股矿产品公司持有”。真实的事实是江夏区国资局于1998年对矿山公司改制后的资产调整和分配已经完成，即职工集体股享有企业净资产的20%即8.2万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1998）夏国资3号确认通知予以证明。由于江夏区国资公司夏国经（1999）18号文件的干扰，造成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并未依法成立登记。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1999年8月江夏区矿山公司向工商局提交《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登记表》等10页资料证明企业登记名称: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注册资金：51.6万元；企业类型：股份合作；股东名录：江夏区矿山公司工会（集体股）出资8.2万元占15.89%。《股份合作制企业变更审批表》股东发起人栏记载：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工会持集体股，某某等五十余人为公司发起人。2000年4月7日颁发营业执照。（2000）夏经63号批复和夏国资企（2000）8号通知，原矿山公司未提交区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等手续。2006年矿山公司变更登记为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2、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求股权所有权属于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纠纷”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是对股权诉争由波泉公司转移政府部门，是对侵吞股权承担责任的波泉公司不受追诉，是对波泉公司辩称“波泉公司正在通过其他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行使权力”的回应。江夏区审计局对矿山公司财务进行了审计，提供审计资料一套，其中包括：2000年12月财务“转字97号”凭证，证明：公司实收资本2000年账面职工集体股8.2万元转为职工补偿金，股权被时任公司经理的胡祥富占有；审计调查意见：集体股8.2万元实际归属职工个人名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纠纷案件，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裁定，指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波泉公司辩称：本案诉争的集体股本来源于国有资产划拨，武汉市江夏矿山公司系江夏区国有企业，拟改制为江夏区矿产品公司未注册成功，集体股因未注册成而未实际履行，股东也不存在，汤井全等上诉人不享有集体股的所有权。被上诉人江夏国资公司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裁定。1、汤井全等上诉人主张的集体股份实际上来源于原来的国有资产划拨。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系原来的最早的江夏区的国有企业。1998年进行改制的时候，改制成为江夏区矿产品公司，拟改制为国有股、集体股和个人股组成。其中集体股来源于改制企业就是江夏区矿产公司的企业净资产。相关文件已规定从江夏区矿山公司的净资产中划出20%，作为江夏区矿产品公司的集体股，由工会代持，文件中已明确集体股是来源于国有资产的划转，集体股职工只享有分红权，不享有所有权，且不得转让和继承。但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公司并没有依法登记成立，国有资产划转成集体股份没有履行，仍然属于国有资产。武汉市江夏矿山公司最终改制之时，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变更成民营企业。全部国有资产用于支付全体职工的置换身份的经济补偿金等项目。由于江夏区矿产品公司没有依法登记成立，也就不存在出资设立的股东。汤井全等上诉人并不享有该集体股的所有权。恳请人民法院维持一审裁定。被上诉人江夏国资局辩称：与江夏国资公司答辩意见一致，应驳回汤井全等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登记表；2、鄂明敬专审字（2018）002号审计调查报告及附件表一《矿山公司2003年2月28与股东转让相关收支付情况表》、附件二《矿山公司实收资本变动情况表》、2000年12月31日转至97号凭证；3、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工商信息；4、夏国经【1999】18号文件；5、夏国经【2013】17号文件；6、夏国经【2006】18号文件；7、夏国经【2006】19号文件；8、关于对区波泉矿产公司关闭补偿金暂缓下拨的函；9、拨付关闭矿山补偿费117万元的支付凭证；10、拨付胡祥富关闭矿山补偿费89万元的工商银行转账凭证；11、汤井全等上诉人向江夏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请求信》，向江夏区财政局提交《请求信》；12、1999年3月20日《江夏区矿山股份制企业改制公告》；13、2000年11月29日，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的夏国资企【2000】8号文《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区矿山公司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的产权确认的通知》。被上诉人江夏国资局提交以下证据：1、鄂江夏民一初字第00666号民事裁定书；2、（2017）鄂0115民初2805号民事裁定书；3、（2019）鄂0115民初1571号；4、（2019）鄂01民终6459号民事裁定书，（2019）鄂0115民初15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本有已多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上诉人江夏国资公司、江夏国资局对汤进全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汤进全等上诉人对江夏国资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另查明，2000年11月29日，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的夏国资企【2000】8号文《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区矿山公司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的产权确认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要求矿山公司在1997年公司改制的基础上完善改革改制，使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根据改制文件及有关部门审核批准，调减六项共计943121.47元，江夏区矿山公司经调增和按政策扣减原实有国有净资产0元，江夏区矿山公司国有资产为0。2019年，王本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1、王本有出资3500元，享有波泉公司股权4.27%；2、由波泉公司办理集体股股东变更登记，向王本有办理股权证；3、确认波泉公司的国家股20.8万元和个人股22.6万元已退出公司，工商减少注册资金43.4万元。王本有在案件审理中变更第1、2、3项诉讼请求为：确认王本有在波泉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集体股8.2万元中出资3500元有效。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鄂0115民初1571号民事判决书，以《公告》所确立的“只能参加分红，不能转让”的配股不能发生向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公司主张分红的效果，王本有依《公告》确定的配股方案主张集体股8.2万元中的3500元为自己的出资的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王本有的诉讼请求。此后，王本有与汤井全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中，本院向汤井全等上诉人询问其个人股是否已获得相应补偿，对配股是否缴纳购股款，汤井全等上诉人陈述个人股部分已经过买断补偿，集体股是依据《江夏区矿山股份制企业改制公告》产生的配股，没有缴纳相应的购股款。本院认为，汤井全等上诉人提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上诉意见，经查，1998年2月10日，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夏国资【1998】3号文中规定，从企业净资产划出20%，计82070.87元，作为职工的集体股份。即该股份并非为汤进全等上诉人实际投入，而为国有资产划拔，虽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曾向工商部门提交过《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登记表》请求注册江夏区矿产品公司，但并未被批准成立，即该股本已未在工商部门进行确认登记。而江夏区矿山公司进行改制时，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于2000年11月29日作出的夏国资企【2000】8号文《江夏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区矿山公司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的产权确认的通知》，该通知已明确国有资产全部退出，江夏区矿山公司有国有资产为0。由此可见，江夏区矿山公司集体股的投入与退出均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对矿山公司国有资产的调配结果，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第一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对汤井全等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原审裁定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汤井全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隽审判员 蹇鹏飞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