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0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峰，男，197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湖北济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兴竹，男，197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宾，湖北才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宏，湖北才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峰因与被上诉人陈兴竹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陈兴竹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兴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案由错误，本案并非系劳务分包合同纠纷，应认定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峰与陈兴竹双方在项目开工—个月后即2016年5月16日签订《施工合同》，该合同并非后来补签，陈兴竹认为该合同系补签，其应当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但一审法院在陈兴竹没有提交任何合同签订日期证据的情形下认定该合同系补签，且认定该合同系双方对已完成工程进行结算的结果，与事实不符。从陈兴竹一审诉讼请求看，陈兴竹主张自2016年5月16日期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说明陈兴竹认可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5月16日，该内容构成陈兴竹对相关事实的自认。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三、一审法院漏审事实。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杨峰就江夏区财政局垫付的款项83万余元多次予以说明，并在举证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2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报》，该专报为政府部门作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该专报明确了杨峰的身份为涉案项目的投资受益人，且明确了政府将向杨峰追偿所垫付的款，一审法院漏审该重要事实。四、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主体资格的争议”及“《施工合同》的订立日期及其证明内容”，杨峰认为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并非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日期及其性质是合同还是结算”及“对江夏区财政局垫付款项性质的认定”。杨峰与陈兴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未就双方的诉讼主体资格产生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办理案涉工程的结算以及杨峰实际支付的款项。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陈兴竹主张《施工合同》系补签，其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在陈兴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间的情形下，应当认定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5月16日。六、陈兴竹诉称杨峰己支付4383380元并非事实，杨峰累计已向陈兴竹支付工程款5221717元；陈兴竹于2018年1月10向杨峰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杨峰已向陈兴竹支付410万元。其后，杨峰于2019年1月11日代陈兴竹向其下属劳务班组支付了283380元劳务费，另区财政局垫付838337元，以上合计金额为5221717元，已经超过陈兴竹所主张的510万元。七、杨峰与陈兴竹就案涉工程并未进行最终结算，杨峰不认可陈兴竹所述总工程款为510万元;杨峰与陈兴竹于2016年5月16日签订了施工合同，就涉案项目的建设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该合同中虽约定了工程价款510万元，但该数额仅为预估价格，双方在合同中亦约定了按照工程进度结算。施工过程中，陈兴竹就该合同有多处未完成的部分，对于陈兴竹未完成的部分应当予以扣减，因双方就结算未达成一致，故至今未能办理结算，陈兴竹请求杨峰清偿下欠工程款没有事实依据。八、陈兴竹下属班组己收到江夏区财政局垫付的838337元工程款，该款项应视为系杨峰支付，陈兴竹收取；根据2018年8月20日及2019年1月11日的《联席会议问题专报》，可确认江夏区财政局分两次，共垫付838337元工程款给陈兴竹下属班组，而该款项应当由陈兴竹向其下属班组支付。同时，该专报亦明确区财政局垫付上述款项后，将向涉案项目的投资受益人追讨，而杨峰即为案涉工程的投资及受益人，杨峰需将上述款项偿还给区财政局。故区财政局垫付的838337元应当认定为杨峰向陈兴竹支付的，杨峰不应再向陈兴竹支付。九、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可知，陈兴竹就案涉工程已收取工程款为5221717元，即便杨峰认可结算价格为510万元，陈兴竹也已超额领取了工程款。如判令杨峰再次向陈兴竹支付起诉的款项，则杨峰需就同一笔款项两次支付，而陈兴竹则就同一笔款项两次收款，显然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陈兴竹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即劳务分包合同纠纷，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双方已进行了结算，结算系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已经查明签字日期。三、杨峰上诉称已经支付了5221717元，没有证据证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兴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杨峰支付下欠工程款71662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照年利率6%标准，从2016年5月16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慈云寺项目由陈兴竹受杨峰相邀，于2016年4月6日开工，应要求于同年10月停工。陈兴竹（乙方）与杨峰（甲方）签订日期为“2016年5月16日”的《施工合同》，主要内容：第三条，此工程从破土动工到目前为止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及人工管理费共花费510万元整；第四条，工程期限待定。乙方陈兴竹签名下手写“武汉尚德金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尚德金公司）字样。2018年元月10日，陈兴竹向杨峰出具收条：八分山慈云寺钟鼓楼、斋客堂、客堂、大店广场施工工程费总款510万元，已收410万元，尾款100万元待付。2019年1月11日，经武汉市江夏区劳动监察大队见证，确认陈兴竹雇请的水电班组工程款48080元、粘砖班组工程款130966.02元（2016年已付60000元，下欠70000元）、涂料班组工程款165300元，由慈云寺投资人暂付。杨峰在投资人栏签名。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原被告主体资格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庭审中，陈兴竹与杨峰均未能举证证明在施工、订立合同、结算等环节有尚德金公司、慈云公司开具的介绍信、授权书等能够代表公司行为的法律文件，而根据一审法院确认无争议的事实部分，相关书证仅有各自手写的“尚德金公司”、“投资人”字样，不具有商事外观，故不宜确认《施工合同》的法律效果归属于尚德金公司与慈云公司，陈兴竹与杨峰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施工合同》的订立日期及其证明内容。《民诉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施工合同》“第三条，此工程从破土动工到目前为止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及人工管理费共花费510万元整”，结合陈兴竹于2018年元月的收条，可以确认该合同是停工后双方就已经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的结果。由此表明，杨峰抗辩应当扣除未完成部分的工程款不能成立；案涉工程尾款100万元，扣除代付的283380元，欠付的工程款为716620元。根据《民诉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杨峰不能举证证明案涉项目实际支付工程款5221717元，该事实抗辩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陈兴竹与杨峰签订的《施工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形，依法属于无效合同。《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杨峰应向陈兴竹支付所欠工程款716620元。依照《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规定，陈兴竹主张的利息，依法应自2020年6月5日起算。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没有证据证明，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兴竹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一审判决：一、杨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兴竹支付工程款71662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6月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陈兴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86元，减半收取6343元，由杨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10月9日江夏区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江夏区政府于2017年9月5日、2017年10月21日、2019年1月29日三次分别拨款10万元、41万元、328337元至江夏区劳动监察大队农民工工资专户，共计垫付838337元，此款项由杨峰承担，该款项应当视为杨峰已向陈兴竹支付，并从杨峰应向陈兴竹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证据二，收条3张、财政授权支付凭证若干，拟证明江夏区政府三次垫付的款项已支付完毕，合计金额为838337元，该款项应当由陈兴竹向其下属班组支付，故应当认定陈兴竹已收到该款项，杨峰无需再向陈兴竹支付工程款。经质证陈兴竹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情况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只有单位盖章，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单位负责人也未出庭，不应采信。陈兴竹认为证据二收条是复印件，结合支付凭证对两份2017年的收条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两笔钱应包含在410万元款项之中；2019年的收条没有支付凭证，对该笔款项是否实际发生无法确认，对真实性不认可。另陈兴竹认为向谭辉学、谭辉舜支付任何一笔款项都应经陈兴竹签字确认，在未经陈兴竹确认的情况下，即使将上述款项支付，陈兴竹也不认可。本院认为，杨峰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杨峰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施工合同》系双方对已完成工程进行结算的结果，与事实不符；杨峰与陈兴竹就案涉工程并未进行最终结算，杨峰不认可陈兴竹所述总工程款为510万元；杨峰支付金额已经超过陈兴竹所主张的510万元；一审法院适用案由错误，应认定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根据《施工合同》第三条，“此工程从破土开工到目前为止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及人工管理费共花费人民币￥510万元整……”的约定，结合陈兴竹于2018年1月10日的收条，一审确认该合同是停工后双方就已经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的结果，并无不当。因杨峰不能举证证明案涉项目实际支付工程款5221717元，故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判决杨峰向陈兴竹支付工程款716620元及利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关于案由及争议焦点的总结亦无不当，对杨峰的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杨峰称一审法院就江夏区财政局垫付的款项83万余元漏审；陈兴竹下属班组己收到江夏区财政局垫付的838337元工程款，该款项应视为系杨峰支付给陈兴竹；如判令杨峰再次向陈兴竹支付起诉的款项，则杨峰需就同一笔款项两次支付是不公。本案中，因杨峰无证据证明陈兴竹本人收到838337元工程款，亦无法对该笔838337元与陈兴竹收条中认可收到的410万元进行区分，故一审对该笔款项没有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对杨峰的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6元，由杨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方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