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六坊新路三巷**。法定代表人：陈影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乐，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长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桂江，男，197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开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柱，广东朝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桂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国平平独任审理本案。翔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乐、蔡长建，邓桂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翔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翔鸿公司的全部请求；2.判令邓桂江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了邓桂江本人自愿出具的《承诺协议》，进而导致对涉案责任承担作出了错误判决。庭审中，翔鸿公司提交了邓桂江本人出具的《承诺协议》，该承诺是邓桂江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协议书》一起，对邓桂江具有约束力。该《承诺协议》上载明“邓桂江和其员工在清远市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和事故由邓桂江本人负责，与刘钟健无关”，这是邓桂江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设定，在法律未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当然有效。二、《协议书》中的“一切事故，概由乙方承担”及《承诺协议》中“一切责任和事故由邓桂江本人负责”中的一切事故及责任，应当包含法理学中的全部法律责任：即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诉讼责任、国家赔偿责任和违宪责任。翔鸿公司在本案中是按协议要求邓桂江承担一切责任，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翔鸿公司要求邓桂江替代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是片面的。产生法律责任的原因有三类，即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法律规定。而根据不同的法律性质，法律责任又分为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公法责任包含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诉讼责任、国家赔偿责任和违宪责任，而私法责任的典型表现是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是由于违法民事法律、违约或者由于民法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多数民事责任可以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具体到本案中，《协议书》及《承诺协议》当中的“一切责任”和“一切事故”应当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在内的一切因邓桂江违约行为或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涉案的100万元行政处罚款项是因邓桂江实际承包的清远碧桂园垃圾清运项目而产生的，按双方约定及邓桂江的承诺，该行政责任应当由邓桂江承担，翔鸿公司在为邓桂江垫付该款项后，有权向邓桂江追偿。再者，翔鸿公司为邓桂江垫付100万元后，确实造成了翔鸿公司财产减少，这是典型的因邓桂江造成翔鸿公司的民事责任损失，翔鸿公司有权要求邓桂江赔偿损失。综上，无论该案是翔鸿公司向邓桂江主张民事损失的赔偿请求，还是将行政处罚责任转由邓桂江代为承担，本案行政罚款都应由邓桂江承担。三、邓桂江的行为违反了《协议书》的规定，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未适用该条款，是适用法律错误。《协议书》约定翔鸿公司只负责为邓桂江办理手续，邓桂江承包的保洁清运过程中的一切事故由邓桂江承担，即双方约定保洁清运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应当由邓桂江负责。翔鸿公司不是涉案垃圾清运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及管理人。实际上，垃圾清运项目是由邓桂江管理经营的，邓桂江违规搭建阁楼供员工居住，违规收集烟花爆竹残留物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邓桂江借用翔鸿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垃圾清运项目，理应审慎尽责严格按照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履行义务并维护翔鸿公司的各项权益，但邓桂江确未能依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因邓桂江的以上违约行为，导致翔鸿公司为邓桂江垫付了100万元行政处罚款，造成翔鸿公司财产上损失了100万元，按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100万元损失应当由邓桂江赔偿给翔鸿公司。四、行政罚款具有民事可追偿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并未将行政处罚导致的不利益排除在外，只要是因邓桂江的行为导致翔鸿公司损失的，邓桂江均应予以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由此可知，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损失，是指守约方由于对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或者权益所遭受的不利益状态。这里并不排除将行政处罚导致的不利益纳入损失的范围，正如前所述，因邓桂江产生的行政罚款导致翔鸿公司垫付了100万元，这明显导致翔鸿公司财产利益减少，显然在损失赔偿范围内。五、若法院判决邓桂江无需承担行政罚款部分的赔偿责任，则使得作为涉案垃圾清运项目的实际承包人邓桂江，在享受了绝大部分的项目收益的同时，无需承担项目运营安全责任，无需承担风险责任，这显然对翔鸿公司不公平。按照翔鸿公司提供的证据《清远假日半岛垃圾清运服务合同》，该清运合同有效期至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月的清运费为人民币133745.5元，截止到涉案安全事故发生日2018年2月16日，该项目25个月共计收入334万余元，对该部分款项，翔鸿公司除扣除极少数的费用后，均已支付给邓桂江。翔鸿公司在不是项目实际管理人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陈影婵已因邓桂江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违法违约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已承担了应有的法律责任，若法院判决邓桂江无需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则使得邓桂江在享受了项目大额收益资金的同时，无需承担项目运营安全责任，无需承担风险责任，这显然对翔鸿公司不公平，更助长了实际经营者通过“挂靠”、“借用”等形式逃避安全生产责任，逃避行政处罚责任的风气，使法律责任的惩罚、救济、预防功能永远落空。邓桂江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该行政处罚具有专属性，依法应由违法行为人即翔鸿公司自行承担。在本案中，翔鸿公司作为具有合法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违规让邓桂江借用其资质生产经营。原清城区安监局因翔鸿公司安全生产主体不落实，依法对其作出罚款一百万元的行政处罚。从《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认定的事实可知，原清城区安监局对翔鸿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针对相应的违法行为作出，是因为翔鸿公司违规让邓桂江挂靠公司资质生产经营，只管收取挂靠费，对挂靠人的生产经营行为却不闻不问，从未到挂靠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对案涉的垃圾清运点未能尽到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职责，其自身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体责任。这并不属于邓桂江及其员工的责任，而是原清城区安监局对翔鸿公司在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存在过错而作出的行政处罚。即使翔鸿公司已实际缴纳相应罚款，该罚款后果不应由邓桂江承担。因此，翔鸿公司依据《协议书》和《承诺协议》要求邓桂江承担一百万元行政罚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翔鸿公司因“没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被给予罚款一百万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款不具有可追偿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中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等。翔鸿公司辩称双方通过协议将保洁清运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转移给邓桂江，但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若可以通过民事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转移，无异于变相鼓励行为人通过民事协议的形式来规避自身本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作为企业，利用其自身资质让他人挂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收取挂靠费，若无需对挂靠方实施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民事合同约定的形式免除的话，则意味着企业可以只享受收益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权利义务不对等。其次，上述《协议书》、《承诺协议》的内容仅能适用于翔鸿公司造成的民事损失，而不能成为其将行政制裁的后果转移给他人的理由。原清城区安监局的处罚行为是针对翔鸿公司的违法行为，即对翔鸿公司在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存在过错而作出的行政处罚，而非针对邓桂江，故翔鸿公司无权要求邓桂江承担一百万元行政罚款。翔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桂江向翔鸿公司支付已缴交的罚款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12113.89元（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10月22日起暂计至2020年1月19日，利息为12113.89元，以后另计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邓桂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7日，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802刑初33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5年12月31日，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健与广东碧桂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签订承包碧桂园垃圾收集清运合同，承包经营位于广东省××××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别墅区的垃圾收集点，邓桂江通过挂靠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形式对该垃圾收集点进行实际经营管理，并聘请员工在该垃圾清运点进行工作。2017年3月份，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改名为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影婵，2017年11月份起，该公司主要由陈影婵经营管理。邓桂江在明知该垃圾清运点的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仍然组织安排工人在垃圾清运点内进行生产作业，并在该垃圾清运点内违规加建了阁楼提供给工人住宿，陈影婵并无对该垃圾清运点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2018年2月16日23时40分许，该垃圾清运点里堆放纸皮的位置起火，迅速燃烧后引发火灾，导致9人死亡，1人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2018年9月13日，原清城区安监局对翔鸿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经审查后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决定对翔鸿公司罚款100万元。翔鸿公司不服该决定，向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该院主持行政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翔鸿公司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分期支付罚款100万元。此后，翔鸿公司履行了缴纳上述罚款100万元的义务。另查明，翔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一份双方于2012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以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为甲方、邓桂江为乙方，载明如下内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协助乙方在办理，清远市故乡里碧桂园、广州市华南碧桂园、鹤山等以上地方的保洁清运服务过程中的办理手续，甲方与乙方办理各部门的手续过程中，乙方同意每月付给甲方，乙方承包以上地方清运总款的8%作支付甲方的交通和差旅费。而办理的一切手续费均由乙方支付。此协议甲方只负责与乙方办理每月的手续，而乙方在承包以上地方的保洁清运过程中，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的内容，翔鸿公司缴纳100万元的罚款是否可以要求邓桂江予以赔偿？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本案应当首先界定翔鸿公司缴纳罚款的性质，即应审查翔鸿公司向邓桂江主张本案权利到底是属于民事损失的赔偿请求，还是将行政处罚责任转由邓桂江代为承担？本案中，翔鸿公司向行政机关缴纳了罚款100万元，该罚款从表面上看是翔鸿公司的一种“损失”，但该“损失”有别于民法意义上的违约责任损失，而是一种因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承担的一种金钱处罚，其在本质上属于具有行政责任性质的罚款，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损失，也不能通过民事约定的方式在当事人内部改变该罚款的性质。据此，翔鸿公司要求邓桂江赔偿该罚款损失，实质上应定义为：要求邓桂江替代承担翔鸿公司已经接受的行政处罚责任。第二，如前所述，翔鸿公司向行政机关缴纳罚款是行政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该行政处罚旨在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而双方签订上述《协议书》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进行的民事活动，受民法调整。然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仅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不能通过民事合同约定的方式来改变行政法律关系。据此，翔鸿公司缴纳1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任不受民法调整，上述《协议书》约定的“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的内容，仅能适用于翔鸿公司造成的民事损失，而不能适用于其受到行政处罚的负担转移。第三，翔鸿公司受到行政处罚，是由于其对案涉的垃圾清运点未能尽到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职责，其自身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体责任，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对翔鸿公司的违法行为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具有法定性、制裁性与专属性等特点，依法应由违法行为人自行承担。此外，法律应当彰显社会秩序的正向价值，对于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主体应当自觉接受行政制裁，假如行为人可以通过民事协议的方式将行政制裁的后果转由他人承担，无异于纵容行为人通过民事活动的形式来掩盖、规避本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该做法显然与追求正义的法律价值相违背，不应得到法律的提倡与支持。综上所述，翔鸿公司要求邓桂江支付罚款1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20年6月4日判决如下：驳回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55元，由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翔鸿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转账凭证，拟证明翔鸿公司向邓桂江转账付款的事实。2.收据，拟证明邓桂江收取服务费用后开具收据。3.快递单，拟证明翔鸿公司向邓桂江快递了发票。邓桂江质证认为：一、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超举证期间，请法庭依法不予采纳。二、若法庭采纳该证据，则具体质证意见如下：1.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因邓桂江在监狱服刑期间，具体金额无法确认。2.对关联性有意见，证据只能证明翔鸿公司在收取业主方支付的清洁费后，扣除一定的挂靠费，再给邓桂江转账的事实，更能印证翔鸿公司已收取了邓桂江大量的挂靠费，应当履行应尽义务，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承担行政责任不应当与经济利益挂钩。证据与翔鸿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没有关联，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翔鸿公司要求邓桂江赔偿损失100万元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翔鸿公司依据其与邓桂江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主张由邓桂江全部承担涉案垃圾清运项目的违规责任，翔鸿公司为此缴纳100万元罚款所遭受的损失应由邓桂江予以赔偿。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翔鸿公司承包经营涉案垃圾收集点，邓桂江通过挂靠翔鸿公司的形式对该垃圾收集点进行实际经营管理。在经营过程中，邓桂江违规作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行政机关也因翔鸿公司没有对案涉的垃圾清运点尽到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职责，对其罚款100万元。由此可见，翔鸿公司、邓桂江作为被挂靠者与挂靠者，在涉案垃圾清运项目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均存在失职及不当行为。第二，涉案挂靠项目涉及垃圾清运的安全作业，事关社会公共利益，挂靠者与被挂靠者均需对项目运营承担安全责任。若单方通过“挂靠”等形式逃避安全生产责任，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翔鸿公司与邓桂江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出现事故责任由邓桂江承担，该约定完全免除翔鸿公司自身的安全生产责任，不符合民法公平原则，翔鸿公司以此主张完全由邓桂江承担涉案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翔鸿公司与邓桂江均对涉案项目负有安全责任，行政机关因涉案项目的安全问题对翔鸿公司罚款100万元，本院酌定翔鸿公司与邓桂江对上述罚款各承担一半责任。现翔鸿公司已缴纳该100万元罚款，翔鸿公司要求邓桂江赔偿5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翔鸿公司超过此范围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翔鸿公司对行政处罚也有责任，翔鸿公司要求邓桂江支付利息，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翔鸿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2800号民事判决；二、邓桂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三、驳回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55元，由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520元，邓桂江负担34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910元，由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040元，邓桂江负担68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