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19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义利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路零公里城西村群西街**。法定代表人：姜春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节庚，天津行通（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男，1977年8月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黑龙江省克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玉华（系于国仁妻子），女，195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哈尔滨市道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洋（系于国仁女儿），女，197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萍（系于国仁女儿），女，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道外区。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坤，黑龙江省华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国志，男，195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曦，北京德和衡（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哈尔滨义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利食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施玉华、于洋、于萍、原审被告于国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4民初6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于2020年8月18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义利食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节庚、王林，被上诉人施玉华、于洋、于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坤，原审被告于国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义利食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判令义利食品公司无需承担任何偿还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义利食品公司与于国志为共同借款人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明显不足。于国志于2013年10月7日向于国仁出具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于国仁，收款方式借款人:于国志;人民币:查佰壹拾万元整，收款事由:于国志向于国仁借款壹年内还清。于国志在一审中亦自认:应出借人于国仁要求,其私自在该收据加盖了义利食品公司公章。于国仁于2013年10月7日当日向于国志交付了1,100,000元出借款项,于国志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收到于国仁向其个人出借的上述款项。于国仁与于国志之间上述个人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后,于国志个人于2014年7月23日、2014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22日及2018年11月11日先后偿还于国仁借款100,000元、200,0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偿还320,000元借款。一审庭审中，于国仁自认:该收据出具后每年都是找于国志要钱但没有找过义利食品公司要钱。从该收据所载内容及该收据出具后,出借人于国仁一直向借款人于国志主张还款,从未向义利食品公司主张权利，本案案涉借款属于于国志的个人借款,与义利食品公司无关。实际上,义利食品公司从未自行或委托任何第三人向于国仁借款，义利食品公司亦未收到于国仁主张的上述出借款项;于国志仅仅是义利食品公司的股东,并非义利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义利食品公司未向其出具任何委托授权的前提下,于国志无权代表义利食品公司对外进行借款;义利食品公司与于国仁之间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关系，亦无需承担任何偿还责。二、于国志在案涉收据上私自加盖义利食品公司公章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与义利食品公司无关，义利食品公司不构成保证担保，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于国仁要求义利食品公司共同还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在义利食品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且于国仁自2013年10月7日之后从未向义利食品公司主张过偿还借款的前提下，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于国仁向义利食品公司主张共同还款因诉讼时效中断，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施玉华、于洋、于萍辩称，一、义利食品公司变更上诉状与原上诉状具有本质上区别，于国志服从判决没有上诉，证明本案借款关系真实存在。偿还了32万元各方均无异议，2013年10月7日出具借据当时加盖了义利食品公司公章。当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并没有出台，在借据出具后义利食品公司及于国志有偿还部分借款的事实，因此本案借款事实非常清楚。二、于国志曾经是义利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2年5月23日股东是姜春玲和于国志，二人是夫妻关系，2013年借款时于国志签名，义利食品公司加盖公章，就是义利食品公司借款。根据最高院九民纪要第四十一条审查的是假公章问题，本案不但公章是真的，签名股东也是真的，当时两名股东没有离婚，于国仁、于国志双方家庭成员节假日全都在一起聚会，离婚事项没有向大家通报，于国志现住所也是姜春玲出资购买，且于国仁是于国志的哥哥，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认为于国志和义利食品公司是共同借款，于国志行为属于单位行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义利食品公司与于国志应当共同偿还义务。三、由于于国仁经济条件困难，在出车祸后又发现患有癌症，于2020年5月15日去世，家里的房子也已经卖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国志辩称，于国仁于2009年9月10日及2009年9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于国志转账82万元，本案中借款凭证“收据”载明的本金110万元，实际上是经过多次利息转换而形成，而双方经过对账也认为当时剩余本金是110万元。在2010年9月8日-2018年11月11日期间于国志共计给付于国仁1,093,000元，其中对于双方约定高于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并且于国志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利息部分给付义务，应由法院主动审查，并抵充本金。于国志仅是上诉人的股东，从未担任过法定代表人，于国志与姜春玲1990年离婚，而且于国志与于国仁来往并不是特别频繁，没有经常在一起聚会情况，提醒法庭注意本案借款凭证收据中明确了借款人是于国志个人，在该收据中虽然有义利食品公司公章，但是义利食品公司加盖公章并没有表明其是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主体地位，而实际上义利食品公司也并非是借款人或保证人，原审法院单凭收据上盖有公章就推定义利食品公司为共同借款人法律依据不足。收据中载明的2013年10月7日并非书写收据的确切时间，这张收据是根据2009年借款结转而成，属于二次更换借条，也并非向于国仁陈述的2013年向于国志出借的款项。于国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由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共同向于国仁偿还借款780，000元，自2014年11月30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由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国仁系于国志的哥哥，义利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姜春玲，姜春玲与于国志原系夫妻关系，于国志系义利食品公司的股东，任董事职务。于国志于2013年10月7日为于国仁出具收据，载明于国志向于国仁借款1，100，000元，借款一年内还清，并加盖义利食品公司的公章。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0.5％。于国志分别于2014年7月23日、2014年10月30日还款100,000元、200,000元，此后现金还款20,000元，共计还款320，000元，尚欠本金780,000元未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于国志向于国仁借款并出具收据，义利食品公司在收据上加盖公章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有效。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履行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而其未按还款期限偿还全部借款，应当依法支付逾期利息，故对于国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辩称借款系于国志个人借款，与义利食品公司无关的问题，收据中虽然载明“于国志向于国仁借款”，但该收据是由哈尔滨义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张丽书写完内容并由于国志签名后加盖的义利食品公司公章，其盖章行为应视为义利食品公司对该借款予以确认，加之于国志系义利食品公司的股东，任董事职务，与该公司之间具有关联性，且义利食品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在收据上加盖公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阻却其成为共同债务人，故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义利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10月7日前，于国志曾于2014年10月30日向于国仁还款200,000元，此后又现金还款20,000元，且于国仁提交的施玉梅、于洋、孙玉宝证人证言中，反映出于国仁曾于2017年12月份去向于国志催要过借款，加之于国仁与于国志之间系亲属关系，故于国仁提出的履行请求已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判决：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共同偿还于国仁借款本金780，000元；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共同给付于国仁自2014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上述借款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0元，于国仁已预付，由于国志、义利食品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义利食品公司及施玉华、于洋、于萍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于国志向本院提交取款业务凭证、于国志及于浩（于国志儿子）工商银行卡流水各一份。拟证明：于国仁向于国志出借的款项实际出借时间为2009年9月份，并且是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于国志支付。当时转账金额为82万元，最终收据上显示的110万元借款本金是经过多次将未结算的利息记为本金，转结而成，于国仁实际给付的金额就是82万元。我们在2010年-2018年已经给付了于国仁1,093,000元。义利食品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该组证据能够证实2013年10月7日借款人于国志为出借人出具的借款收据为新条换旧条，系双方对之前个人之间借贷款项的重新结算，出借人于国仁出具的款项为82万元，均打入了借款人于国志及于浩个人账户，并用于借款人于国志个人支出，借款人于国志通过其个人账户及于浩账户偿还了出借人于国仁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上述银行流水能够证实案涉借款系于国仁与于国志之间个人借款，与义利食品公司无关，义利食品公司未收到上述任何款项。施玉华、于洋、于萍的质证意见是：义利食品公司申请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范围，在2009年当时于萍、于洋还小，而且于国仁在2013年10月7日之前与义利食品公司、于国志就有经济往来。2013年10月7日当天的110万元是整数，没有计算利息有零头的情况，这110万元是于国仁、施玉华以及施玉华姐妹共同筹集的，目的是解决于国志和义利食品公司困难，因此法院无需调取该申请内容，如果能够调取，调取相应金额必然低于110万元。对于国志提交证据，由于一审中于国志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明确具体承认了借款金额以及偿还金额，因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而且由于于国仁2020年5月15日去世，于国志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举证，导致有的事情无法核实，因此应以一审证据为准。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是，因于国仁在诉讼中死亡，且于国志在一审诉讼中对借款数额明确认可，本院无法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于国志于2013年10月7日为于国仁出具收据，载明于国志向于国仁借款1,100,000元，借款一年内还清，事实清楚。其后，于国志分别于2014年7月23日、10月30日还款100,000元、200,000元，此后现金还款20,000元，共计还款320,000元。于国志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及借款、还款金额予以明确认可，且一审判决书送达后，于国志并未提起上诉。本案诉讼过程中于国仁死亡，导致双方在此笔借款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院无法予以审查，故于国志在二审中抗辩其原审自认事实有误，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义利食品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及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案涉收据上有于国志签名，并加盖义利食品公司公章。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于国志系义利食品公司占股30%股份的股东，任董事职务，双方又系亲属关系，该收据是由义利食品公司的员工张丽书写完成后，由于国志签名，然后加盖的义利食品公司公章。故该盖章行为应视为义利食品公司对该笔借款予以确认。且义利食品公司对于收据上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亦未举示证据证明于国志系盗用公司公章进行民间借贷活动，故义利食品公司上诉主张于国志系个人借款与义利食品公司无关，义利食品公司既不是共同借款人也未以保证人身份提供担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义利食品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原审诉讼中于国仁提交的有效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权利的过程，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义利食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上诉人哈尔滨义利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仲楠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李雪晶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李红书记员陈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