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初118号原告王银花，女，1953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殷玉航、程玉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朝阳路**。法定代表人倪国峰，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葛文斌，男，该办事处政法委员。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凯、余悦，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宣来法，男，1946年7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宣关平，男，197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系第三人之子。原告王银花与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城乡规划行政强制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宣来法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作出（2019）浙0602行初22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2020）浙06行终8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银花及委托代理人程玉军，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行政负责人葛文斌及委托代理人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9月15日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村王江岸头编号355-2知青小屋的行为。原告王银花诉称，原告的配偶冯兆淼(2000年去世)，在1977年到1978年间通过支付价款，从城南街道外山大队购得位于王江岸头编号355-2知青小屋。2018年7月18日，越城区城南街道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出“外山村拆迁公告”，将案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划定在拆迁范围，进而开始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迁。在未与原告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2018年9月15日，被告将原告的上述房屋强制拆除。原告认为，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违反法定程序及实体性规定，明显违法。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编号355-2知青小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王银花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具备提起诉讼主体资格，案涉房屋是原告丈夫冯兆淼向村里购买，冯兆淼去世之后作为遗产，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有相关权利；2、收款凭证2份，证明原告丈夫分别于1977年7月2日，1978年11月26日交付新光大队138.2元购买知青小屋，原告丈夫系知青，符合购买政策；3、宣来法的勘丈记录表，证明该表左下方有知青小屋记载，知青小屋是挨着宣来法99.54平方米的房屋，不属于宣来法的房屋；4、绍兴市城中村改造房屋调查表、宣来法出具的《证明》各1份，证明知青小屋是上述调查表中编号355-2的房屋，355-2就在宣来法房屋的左下方，原来属于原告丈夫，登记在宣来法名下；拆除了原告丈夫的房子应该给原告王银花做出补偿而不是给第三人宣来法；5、证人王某证言、证明各1份，证明知青可以享受向村购房的政策，原告丈夫分两次交了购房款买了知青小屋，即为丈量表中的355-2号；6、外山村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原告丈夫向新光大队支付购房款购得知青小屋两间的事实；7、宣来法批房证明，证明宣来法批准建房99.54平方米，与原告丈夫购买的小屋是不同的房屋；8、凭证1份，证明外山村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为对原告房屋确权，向原告收回了收款凭证2张，如果权利不是冯兆淼的，没有必要向原告收回这个凭证，当时原告也告知被告案涉房屋属于原告；9、外山村福利发放清单、土地征用补偿费清单，证明原告户口一直在外山村，外山村的福利和土地补偿款项原告都是享有的，原告具有安置补偿的权利；10、村民联名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冯兆淼购买了知青小屋，知青小屋就在宣来法房屋西南角，强拆之前对应的是355-2号房屋。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答辩称，原告的丈夫曾系城南公社新光大队知青，但返城后户口已迁出，其并未保留原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王银花户口也不在房屋所在村，均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在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上建造住宅的权利，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原告并非案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在该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同时，案涉房屋并未经过有权机关批准，也未向有关机关申请登记，并非具有合法权证的房屋。原告主张其丈夫曾经向村支付过房屋购房款，但仅提供了向原所在大队的收款凭单，并未提供曾经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的买卖协议等证据材料，其主张的房屋买卖关系并不成立。退一万步讲，即使其丈夫曾经购买过案涉房屋，返城后，该房屋所依托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即该房屋在此次拆迁过程应当予以补偿，取得补偿的对象也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而非原告。故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应当予以驳回。综上，原告与案涉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缺乏有关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村民（住户）家庭安置人口统计表2份及户籍证明4份，证明编号为355#下房屋产权人是宣来法，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员；2、编号为355#拆迁房屋土地面积权属认定汇总表、绍兴市城中村改造房屋调查表、绍兴市房屋拆迁价格评估表、、地号为378454的土地登记审批资料、No.060301宣来法针对案涉房屋购买不动产的5000元收款凭证，证明经调查评估，已明确第三人户安置人口6人、具有合法手续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247.57平方米的事实；3、1978年11月26日的收款凭单以及1977年7月2日的收款凭单，证明被告收到两张发票的收据；4、宣来法地号378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使用老宅基地建房呈报表》[绍农房字（90）第52号]、《绍兴县农村个人建房施工承包责任合同书》、1989年宣来法出具的《关于翻造楼屋的报告》各1份，证明案涉编号355#房屋产权均系宣来法所有，被告按照登记与宣来法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协议后将案涉房屋进行拆除，本案中原告方并不具有提起诉讼的相关资格，如果说原告方想要主张拆迁权利的，应该向宣来法主张，并非要求确认被告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不存在原告方所说的违法拆除事实；5、小屋照片1张（当庭提交），证明1989年时宣来法翻建其合法建筑时，也将知青小屋一同进行翻建，原知青小屋已灭失，非本村村民房屋灭失后，不再享有产权。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人宣来法陈述，房子是原告丈夫冯兆淼的，不是第三人的房子怎么能归到其名下，签订协议时第三人自己的房子都有部分认定是违章建筑没有确权安置，冯兆淼的房屋怎么会安置给其，2014-2015年再次来确权测量时其也说明了案涉房屋不是其所有的，现在怎能说已补偿到其名下。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证据1，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请法院审核认定，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王银花只是冯兆淼的其中一位继承人，不能证明王银花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证据2，被告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收款凭单只能反映双方直接的交易情况，不能根据收款凭单认定相关房屋就是原告丈夫所有，两份凭单也没有明确载明对应土地及房屋是哪一幢；原告证据3，被告质证认为案涉知青小屋未在表中图示中画图描述，不能单凭这份证据印证知青小屋系原告方所有；原告证据4，被告质证认为，假如原告方陈述属实，原告方也应该提起确权之诉，不能提起被告拆除房屋违法的诉讼，被告已按照相关登记以及拆迁协议实施拆除行为，就单独拆除行为而言，被告方不存在过错行为；原告方主张拆迁利益应向拆迁利益所得者宣来法提起诉讼，并非向被告主张相应权利；原告证据5，被告质证认为证人章某未出庭，其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王某证言是孤证，王某对于调查表中的编号355-2房屋是否系知青小屋并未明确表示，证人证言与证明在内容上有很多矛盾之处，不能证明355-2号房屋即是原告方所述的其购买的知青小屋；原告证据6，被告质证认为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未签名，同时从该份证据内容上看无法确认原告丈夫购买的知青小屋就是355-2号房屋，不能达到原告方举证目的；原告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仅仅是房屋调查表中的355-1号房屋，不能证明355-2产权归其所有；宣来法于1989年就申请重建房屋，1990年就将知青小屋重新翻建过，知青小屋当时就已灭失；原告证据8，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收取凭证与确权凭证不同，本案中确权凭证包括土地使用权证、建房批文、处罚决定书、绝卖书、房屋变更登记书，原告仅仅递交收款凭单，非产权凭证，不能认定案涉355-2号房屋系原告所有的产权，无法达到举证目的。355-2号房屋确定已归在宣来法拆迁补偿协议里，归宣来法所有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拆迁；原告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355-2号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证据10，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明是证人证言，签署人均未到庭，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证明内容与之前原告方出示的是王某、外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字迹有高度一致性，原告方提交的证明内容是一个人书写，不是证明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对原告证据1-10均无异议，原告的知青小屋其并未翻建归己所有，虽知青小屋在其的围墙内，但是有路可进出，未全部封起来；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诉讼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王银花系冯兆淼之妻，可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证据5、6、10，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原告证据2-4、7-9，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力在判决说理部分详述。被告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宣来法的户籍证明、房屋土地面积确认表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对宣来法进行补偿安置，未对原告进行补偿，城中村改造表上面的355-2的关联性认可，上面标注的355-2也就是原告争议的知青小屋，对面积认可，恰恰证明确实存在这个房屋；378土地登记申请书的勘丈记录表左下角记载有知青小屋，在房屋的西南边，能够反映出来宣来法的房屋建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知青小屋；调查表对355-2号房屋认定为宣来法所有错误，房屋是原告的；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其他房屋都是第三人的，2014年至2015年拆迁评估时将355-2房子放在第三人名下，但第三人当时就提出来该房不是第三人的；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证据3，原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4，原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原告诉争的知青小屋与上述第三人申请翻建的是不同的房屋，宣来法签协议只能拆宣来法的房子，不能拆案外人冯兆淼的房屋，被告强拆事实存在；第三人认为知青小屋就是355-2号房屋。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证据5，原告对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该房子是谁造的，照片拍摄时间，通过照片无法证明房子情况；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质证意见成立。经审理查明，原告王银花的丈夫冯兆淼(原告自称2000年去世)系下乡“知识青年”，在1977年到1978年间通过向原城南乡外山大队支付价款方式得位于王江岸头的知青小屋1间，后冯兆淼返城就业，原告也一同随夫生活，但户口仍在外在村，上述知青小屋仍由原告使用。2018年7月18日，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出“外山村拆迁公告”，案涉房屋在拆迁范围，进而开始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迁。在未与原告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2018年9月15日，被告将原告的上述房屋拆除。原告认为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查明，1989年12月6日宣来法编号为378的《绍兴县土地登记申请书》中也显示宣来法占地99.54平方米的房屋旁边存在“知青小屋”。对案涉房屋实施拆迁时，被告将该房屋归户在第三人名下，编号为355-2号，作为第三人的违法建筑进行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不服行政机关拆除房屋的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案涉房屋第三人否认属于其所有，案涉房屋也并未作为合法建筑纳入第三人的安置补偿协议之中，原告主张被拆除的房屋原系其丈夫冯兆淼购买的“知青小屋”，并提供了1977年、1978年的购房发票，同时在1989年12月6日宣来法编号为378的《绍兴县土地登记申请书》中也显示宣来法占地99.54平方米的房屋旁边存在“知青小屋”。结合浙江省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清理知青经费、物资、住房问题的通知》（浙政知青办（1980）10号）文件中“本人已上调到……工作，其家属仍在农村住知青住房的下乡知青，所住的知青住房，房屋产权归其所有”的规定，原告已经尽到其与案涉房屋存在关联性的举证义务。虽然被告主张案涉房屋系第三人所有的违法建筑，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案涉房屋已被征收，原告并未取得对价的情况下，被告对案涉房屋实施拆除，已涉及原告的财产权益，故案涉拆除行为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主体适格，且该拆除行为应当认定为行政强制行为，被告认为本案为安置补偿协议产生的争议缺乏事实依据，其实施强制拆除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的程序规定，本案被告在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过程中，既未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也未认真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更未告知原告依法应享有的救济权利，不符合行政强制的法定程序规范。同时，根据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9月15日强制拆除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村王江岸头编号355-2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岚人民陪审员  李焕林人民陪审员  沈竹山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 记 员  王翌婷?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