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6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7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生，浙江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某1，男，197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霞，浙江康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某2，男，194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系褚某1父亲。 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上诉人褚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3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对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褚某1于2018年4月16日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支行申请并获得的8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分别为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60号；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75号】所产生的债务，系褚某1与褚某2二人共同债务，此债务与高某毫无关系。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应由褚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高某于××××年××月××日与褚某1登记结婚，婚后一直与公婆共同居住生活，经济一体，后因褚某1有外遇，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2018年10月19日经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离婚时不存在案涉债务，高某对此也不知情。对于褚某1和褚某2合伙开办公司，高某并不知情，对褚某1在银行贷款也不清楚，家庭日常生活也没有花费褚某1的钱。案涉银行贷款用于购买涂料，并有吃喝嫖赌所用。从账单上看，褚某1从一开始与褚某2做生意就没有挣钱，且借款数额越来越大。2014年4月22日和2016年4月25日，褚某1跟高某吵架，逼着高某去银行当贷款担保人，高某在保证函上面签完名字离开，褚某1当时贷款50万元。高某对于80万元不知情。虽然高某有签名，但高某是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于该两笔银行贷款褚某1已经向银行完全偿还，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已经全部免除，故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褚某1虽然对贷款全部还清，但均属于转贷性质，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所谓转贷性质，是指贷款人在银行贷款到期后无能力偿还，需要继续展期而重新办理贷款手续，使原贷款时间继续延长。褚某1并不是这样，褚某1是自己拿着钱把银行贷款还清，还清后又重新贷款，这不存在展期和转贷性质。2018年4月16日贷款，保证人也不是高某，即便是高某，也只是对银行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主要是基于对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及对共有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高某不是案涉债务的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此债是褚某1私自开办公司，扩大公司资产和购买涂料生产经营，从账单上也明确反映有吃喝玩乐花用，高某根本都不知情，生活上也没有花到一分钱，故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开办公司是褚某1跟他父亲褚某2共同实施的，褚某2是公司监事，在公司的企业档案中也明确体现出开始公司注册资金是20万元，后变更为200万元，褚某1在银行的贷款明确是用于褚某1个人开办的公司，并非家庭生活所用，在褚某1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杭州萧山南阳精杰涂料装饰施工队，转型后，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务，仍由本人承担，这是褚某1于2017年8月31日以书面形式做出的债务承诺书。关于褚某1所称的贷款系循环贷款，高某佩戴价值几万元手表，穿的貂毛、去澳大利亚游玩、出借给高某父亲的8万元均源于褚某1，均非事实。褚某1称案涉贷款系循环贷款，不能成立，其相应陈述也有矛盾。至于高某佩戴几万元的手表，有违事实。高某穿貂毛、去澳大利亚旅游，和褚某1在银行贷款并无关联。高某父亲向褚某1借8万元钱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对于2013年7月4日起到2014年2月3日止，高某在面谈记录上的签字并不能说明问题，仅仅是银行贷款的手续，谈话记录不能作为给贷款人贷款的保证函使用。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装修主要由褚某1负责并出资是错误的，该装修费是褚某1与高某每人出资16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褚某1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应当驳回高某的上诉请求。首先，高某辩称其对该笔银行贷款均不知情，与事实明显不符，不应采信。本案所涉的借款，自2010年开始，经过五次转贷，目前贷款金额为80万元。而贷款所得的款项及褚某1经营所得，均用于双方夫妻共同生活，高某对此心知肚明。根据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法庭调查，高某作为家庭成员，在褚某1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向萧山农商银行南阳支行贷款的面谈记录中均签字确认，并在第四次、第五次贷款中向银行出具保证函，在第五次借款时在共同借款人处签字确认的行为，可以认定高某明确知晓褚某1多次向银行贷款且无异议，借款系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高某辩称其对褚某1的银行贷款均不知情与事实明显不符，是虚假陈述。高某称自己是遭受胁迫才在上述材料上签字，对签字内容不知情。但高某不止一次在贷款资料上签字，且银行办理贷款手续时，工作人员均会向当事人释明签字的内容和相应的责任，不存在任何胁迫的情形。高某也未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该说法完全是为了逃避债务的虚假说辞。其次，高某辩称其担保责任已免除，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所涉第一至六次贷款的全部情况，高某在第三、第四、第五次贷款面谈记录中签字，且在第四、五次出具了保证函，而从第六次贷款债务的形成情况来看，系在贷款到期前，褚某1向案外人何立英借款偿还第五次贷款以转贷而产生，实质上仍是之前贷款的延续，高某于2016年4月22日出具保函，明确为褚某1在农商银行南阳支行2016年4月22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贷款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而第六次贷款发生时间2018年4月16日，故其所称的没有担保责任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褚某1在贷款到期前，均通过向何立英借款转贷的方式延长贷款期限，这一事实通过银行流水明细及具体的转账时间可以印证。通过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明晰本案所涉的贷款通过多次转贷形成，而高某对于该笔贷款不仅知情，也是共同的借款人，其在2016年4月22日的面谈记录上，高某同时在共同借款人处签字。因此，高某作为多次参与该笔贷款的人，清楚知道贷款的实际情况，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高某以南阳精杰涂料装饰施工队的债务由褚某1承担为由，主张案涉贷款系褚某1个人债务，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更是毫无逻辑。案涉的贷款一直以来是以褚某1、高某个人名义贷款，并不是南阳精杰涂料装饰施工队的债务，本案贷款与该施工队毫无关系。高某硬是将本案贷款与该施工队挂钩，且调取了工商变更登记信息的程序性资料。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以及所转型的公司情况，高某完全是知情的，也是双方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而高某所调取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的“债务承诺书”，因该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时为个体经营，故在转型时需要出具相应的个体经营债务承诺，系按工商登记部门的要求做出，与之前注册登记的情况是相一致的，如注册时是家庭经营，转型时就应当使用家庭经营的相关“债务承诺书”模板。该承诺书并不能排除褚某1在从事个体经营过程中，所得的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的事实情况，即便有相应的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当然，本案所涉债务是经多年转贷下来的夫妻共同债务，并不是因个体经营产生的个体工商户之债，高某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更是与本案没有逻辑关系。第四，褚某1经营和贷款所得的收入，均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相应的债务也应当共同承担。褚某1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高某的日常开销、游玩、手表、向其父亲的借款，均是由褚某1提供。双方共同所有的房屋装修，亦是由褚某1主要负责并出资，这一事实在之前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中的陈述均可证实，而高某提供的调解书，仅是对装修方欠付费用承担的处理，而判决书的表述系指已经支付费用的承担情况，与事实并不矛盾，也不影响本案的认定。至于高某所谓的外遇小三，均是其子虚乌有的污蔑，没有任何依据。高某提出离婚诉讼时，正是褚某1面临经济危机之时，但离婚并不能免除其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高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褚某1和高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在褚某1和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褚某1因经营等需要，多次向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贷款（包括转贷）。同时，高某多次为褚某1的部分贷款（包括转贷）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2011年6月9日，褚某1首次作为借款人与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签订《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萧农合银南阳（2011）循保借字第8021120110017463号】1份，约定借款额度为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9日起至2012年5月30日止。双方在面谈记录中确认业务名称为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经营项目为“建筑涂料（杭州萧山精杰涂料装饰施工队）”。2012年5月29日，褚某1全面履行了还本付息义务。2012年5月31日，褚某1为继续获得贷款，第二次与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签订《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萧农合银南阳（2012）循保借字第8021120120014941号】1份，约定借款额度为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5月3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止。双方在面谈记录中确认业务名称为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经营项目为“建筑涂料”。2013年7月4日，褚某1为增加贷款，第三次与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签订《个人信用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萧农合银南阳（2013）信借字第8021120130019529号】1份，约定借款额度为2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涂料”，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4日起至2014年7月3日止。双方在面谈记录中确认业务名称为农户生产经营贷款，经营项目为“建筑涂料工程”，而高某作为家庭成员在落款处签字、捺印确认。2014年4月25日，褚某1全部偿还了以上第二、三次的贷款本息。2014年4月25日，褚某1仍为继续获得贷款，第四次与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签订《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萧农合银（南阳2014）循保借字第8021120140010856号】1份，约定借款额度为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25日起至2016年4月24日止。双方在面谈记录中确认业务名称为农户生产经营贷款，经营项目为“建筑涂料”。同时，高某继续作为家庭成员在落款处签字、捺印确认，并于当日出具保证函1份，承诺：“在2014年4月25日至2016年4月24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该借款期满前因转贷及增加贷款额需要，褚某1先后于2016年4月21日、4月22日向案外人何立英借得人民币共计80万元，并于2016年4月21日将获得的借款用于偿还以上银行贷款。2016年4月22日，褚某1为继续获得贷款并增加贷款额度，第五次与萧山农商银行南阳支行签订《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萧农商银（南阳2016）循保借字第8021120160014720号】1份，约定借款额度为8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2日起至2018年4月21日止。双方在面谈记录中确认贷款用途为“生产经营及综合费用”，高某作为家庭成员在落款处签字确认，并于当日出具保证函1份，保证对象为：“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内债务人与贵行签订的融资合同或协议……保证范围：最高融资本金（保证金不计在列，仅计算敞口部分）限额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按各关联企业合并计算）……”。合同签订当日，褚某1在获得80万元贷款的同时，以转账的方式将此款转入案外人何立英的银行存款账户内，用以偿还其向案外人何立英所借的上述借款80万元。2018年4月16日，因转贷需要，褚某1再次向案外人何立英借款80万元，并用于偿还以上80万元银行贷款。当日，褚某1为继续获得贷款，第六次与萧山农商银行南阳支行签订《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60号；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75号】2份，分别约定借款额度为30万元、50万元，借款期限均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止。双方在面谈记录中确认贷款用途为“购涂料”。当日，褚某1将获得的银行贷款80万元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案外人何立英，用以偿还当日向案外人何立英借得的80万元借款。2018年5月30日，高某因与褚某1产生矛盾，故离家出走。2018年8月14日，高某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8年10月9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9民初15752号民事判决：准予高某与褚某1离婚。之后，高某又先后三次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和一次分家析产纠纷诉讼，而该四次诉讼均因调解未果，故依法判决。基于此，褚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高某、褚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于2011年2月17日与案外人杭州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约定由高某、褚某1向杭州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街道××幢××室的房屋，房屋建筑面积135.81平方米，共计价款1190289元，付款方式为褚某1和高某于2011年2月17日前支付首期房款590289元，剩余600000元以银行按揭贷款支付。2013年6月13日，高某、褚某1为上述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所有权状况为褚某1和高某共同共有。2018年1月份左右，高某开始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装修于2018年5月底完工。期间，装修主要由褚某1负责并出资，高某购置了厨房家电。2018年3月9日，高某、褚某1与杭州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潮都华庭储藏室使用权转让协议》2份，约定杭州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高某、褚某1转让潮都华庭编号为8幢1号、8幢5号的储藏室使用权，价款共计200000元，由高某出资150000元，褚某1出资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可以确定褚某1先后共计六次向萧山农商银行南阳支行申请贷款。一审法院主要争议的焦点是褚某1第六次（即2018年4月16日）从萧山农商银行南阳支行获得的8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分别为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60号；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75号】所产生的债务是否系褚某1和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分别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落实到本案，需要指出的是前五次的贷款虽然金额不同，但均属于转贷性质。同时，高某作为家庭成员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贷款的面谈记录中签字确认，并在第四次、第五次贷款中作为保证人向银行出具保证函，承诺对褚某1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基于此，应当认定褚某1与高某对第四次、第五次贷款存在举债的合意，故该两次贷款应属于褚某1、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从第六次贷款的形成的前后过程来看，系采取向案外人何立英举债偿还第五次贷款债务的方式而产生。也更应注意到，案涉债务形成于2018年4月16日，而根据高某于2016年4月22日向萧山农商银行南阳支行出具的保证函中的意思表示，可以确定高某自愿对褚某1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向该银行贷款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综上所述，褚某1的诉讼请求，证据和事实理由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某关于褚某1在外与他人存在大额消费的意见，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高某关于其在银行处签字确认的材料系被迫出具的抗辩意见，鉴于其自2013年7月4日起至2016年4月22日止在不同时间点的不同材料中签字确认，始终未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曾起诉要求确认无效，不符合“受胁迫”的客观常理，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褚某1于2018年4月16日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支行申请并获得的8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分别为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60号；萧农商银（南阳2018）循保借字第8021120180019075号】所产生的债务系褚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褚某1负担825元，由高某负担825元。 二审期间，高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企业内档，欲证明褚某1开设的公司转型前后在银行所借款项，均由褚某1个人承担，2017年8月31日其已做出债务由其个人承担的承诺；此外，证明该公司系褚某1与褚某2开设，褚某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代理人。证据二，民事调解书，欲证明其中所涉花销与本案所争议的贷款并无关联性。证据三，民事判决书，欲证明高某与褚某1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双方不联系也不接触，高某对褚某1开设公司之事不知情。经质证，褚某1对于证据一，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杭州萧山南阳精杰涂料装饰施工队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工商登记信息及该施工队之前的注册信息，而本案所涉贷款与该公司并无关系，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而相关的债务承诺书，系褚某1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工商登记部门要求签订的内容，意思是该施工队所负的债务系由褚某1来承担。而本案并非是施工队所负债务，该债务承诺书与本案毫无关系。同时，该承诺书并不排除个体工商户所得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时，债务由夫妻共有财产清偿的法律规定。高某提到的褚某2参与公司经营，褚某2系公司监视，未参与公司经营，也不享有公司股份，高某所称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代理人的说法与本案不符。对于证据二，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民事调解书处理的是双方共同所有的房屋装修款的承担问题，只能证明该笔费用系夫妻共同债务，与本案无关。不能倒推来证明高某对案涉房屋的实际付出情况。对于证据三，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高某的证明目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本院认为，高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高某于2014年，银行出具的《农户生产经营贷款面谈记录》，在“家庭成员姓名”一栏中签字确认。2016年4月22日，高某在银行出具的《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中，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其余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褚某1自2011年起，到2018年向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申请贷款共计六次，从申请贷款、偿还贷款的时间、金额看，前后贷款具有连续性。而高某在2014年第四次贷款时，作为家庭成员在银行出具的《农户生产经营贷款面谈记录》中签名，在2016年第五次贷款时，高某作为共同借款人在银行出具的《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中签字确认。高某在二审中确认上述签名的真实性。可见，2016年发生的80万元系褚某1和高某共同意思表示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该笔借款至2018年到期。根据银行流水，为了归还该笔借款，褚某1于2018年4月16日向案外人何立英借入80万元用于归还上述借款，同日获取第六次银行借款，并将款项转账支付给何立英。2016年形成的80万元共同债务并未实际清偿。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高某负担。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郭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