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196、20197号上诉人（20197号案原审原告、20196号案原审被告）：谭健，女，198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旭，男，1970年1月11日出生，系谭健丈夫。上诉人（20196号案原审原告、20197号案原审被告）：广州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法定代表人：侯光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雅兰，该司员工。上诉人谭健、广州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因劳动争议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050、1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谭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旭，上诉人绿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雅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健上诉请求：1.绿地公司向谭健补发2019年6月绿地中央广场大单中未支付的佣金133937元；2.绿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谭健未参与涉案项目事宜的谈判而认定谭健不能获得佣金错误。1.黄埔文化（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文化公司）2020年4月22日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称，其司参与谈判的人员对谭健均无印象，无法确定谭健是否参与谈判，一审法院对该复函的理解和判决错误。2.该复函中参与人员名单与绿地公司提交的《绿地控股集团广东事业部营销事项审批单》中提供的参与人员名单不同。因此，该复函不能作为证明谭健未参与涉案项目销售和跟进的有力证据。绿地公司提供《关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项目SE栋商业街大宗交易销售激励的请示》的营销事项审批单显示参与人员多达17人，黄埔文化公司对该17人并非都有印象，且外部公司不可能对绿地公司内部管理和佣金分配作出评估和证明。根据绿地公司作出的该营销事项审批单显示，绿地公司认定谭健有参与涉案项目的销售和跟进。3.根据该营销事项审批单显示，涉案项目交易总金额为131658万元，谭健佣金点数为0.0227%，应分配佣金总额为299128元。2019年6月28日，绿地公司己向谭健发放佣金165191元，还剩余133937元佣金未发放，根据一事一议原则，该项目佣金理应全额发放给谭健。绿地公司在一审时承认《关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项目SE栋商业街大宗交易销售激励的请示》的营销事项审批单涉及的全部佣金已在2019年9月28日之后发放完毕，可见其是在向谭健索取佣金回扣未果的情况下，因不想补发133937元佣金，非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4.营销事项审批单显示领取人梁剑峰（谭健代领)，不符合事实。谭健提供的证据可证明梁剑峰从2016年8月至2019年6月一直担营销管理部总经理，根据（沪绿粤发）第245号文件的规定，其不能领取佣金，而谭健作为综合开发部的副经理有机会完成大单销售。再者，复函中未提及梁剑峰是谈判人员，可见谭健是合法领取佣金，并非代领。二、根据萝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涉案项目核发《广州市不动产首次登记告知通知书》，可证明涉案项目己完成大确权手续，且绿地公司己收取超过50%的合同金额。因谭健无法取得具体的合同金额的回款证明，请求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要求绿地公司提供回款记录。如回款超过50%,谭健要求绿地公司补发未支付佣金133937元，一审法庭未同意谭健的请求，属于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谭健于2019年9月5日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上查询结果为，该大单交易尚未与黄埔文化公司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该大单交易未达到100%结佣的条件，谭健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能保留继续追讨应得佣金59155元的权利，因此，谭健在劳动仲裁时提出59155元的标的。四、谭健于2019年12月14日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上的查询结果为，该大单交易已经与黄埔文化公司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该大单交易达到100%结佣的条件。因此，谭健在一审时要求绿地公司补发未支付佣金133937元。绿地公司答辩称，对于佣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复函证明，经调查核实，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未有资料证明谭健参与了谈判工作。黄埔文化集团在商业谈判过程中，确认李世军、文敬、孝林等参与了谈判相关工作，现存资料无法确认谭健是否参与了绿地楼房项目。该复函确认了黄埔文化公司和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的回复内容，并不是谭健所主张的否认两公司一审的两个复函。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和黄埔文化公司作为交易的另一方，其确实对于绿地公司派遣哪些人员没有权利干涉，其只是从事实的角度，陈述其所知道的事实。绿地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绿地公司无须向谭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18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谭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谭健多次旷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绿地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情形，依法不应向谭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谭健于2017年10月入职并与绿地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且其签收了《绿地广东员工手册》（以下简称“员工手册”)。根据涉案劳动合同、公司制度以及劳动合同法规定，谭健应遵守绿地公司关于工作纪律、考勤制度的规定，如其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绿地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二、一审阶段，绿地公司已就谭健在考勤过程中弄虚作假，多次以远程控制方式登陆微信进行考勤打卡，隐瞒其旷工的事实进行举证。根据绿地公司考勤数据显示，谭健于2019年8月8日、8月9日、8月12日、8月13日、8月14日、8月19日、8月21日连续7天使用公司配备的电脑进行考勤打卡，打卡设备id号码为bda3363dd91428bl9d0fcc6c74477d42,操作系统为windows。然而，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在前述打卡时间点，谭健均未出现在公司。且监控录像显示2019年8月8日8:03,在谭健并未到达公司的情况下，其电脑自动登陆其微信，并进入考勤系统完成考勤打卡。绿地公司查看监控录像后发现，在上述期间，谭健均未回公司上班。三、微信软件具有显著的人身属性，仅有微信户主才能登陆微信。绿地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已能有效证明谭健存在远程操控电脑考勤的事实，且谭健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视频的时间内在公司上班，一审法院以绿地公司主张潭健存在旷工的行为证据不足，认定绿地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从监控视频显示，谭健的电脑被人以远程登陆方式登录微信，并完成考勤打卡，证明谭健存在远程操控电脑考勤的事实。2.监控视频显示完成考勤打卡，前后只用了30多秒。除非长期使用该微信账号打卡的谭健外，他人不可能如此顺利的进行打卡。3.绿地公司已就谭健旷工进行举证，但纵观仲裁阶段及一审，谭健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综上，绿地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应向谭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谭健答辩称，一、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和黄埔文化公司的回复函意见，是一审判决的重要证据依据。谭健在一审判决后，向广州市开发区书记发出函件，并得到其回复为广州市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否定了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和黄埔文化公司对于一审法院协助调查回复内容。广州市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回复函载明绿地公司的谈判组成员构成，根据其内部工作需要安排，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和黄埔文化公司无权确定，也无权干涉。所以，一审判决依据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和黄埔文化公司的回复，判定谭健没有参与涉案项目的谈判工作错误。二、通过一审判决的审理、开发区人才工作公司和黄埔文化公司提供的复函及绿地公司提供的笔录显示，所有项目的谈判人员都互不吻合。三、对于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法庭可对上市公司管理委员会乃至上海国资委发出协助调查函，以查明事实。四、每个项目都是一事一议的，而对中央广场项目绿地公司已经发了前期15万多元给谭健，应继续发放13万多元，整个项目的佣金才算全部发放完毕。谭健一审诉讼请求：一、绿地公司支付谭健因绿地公司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谭健的赔偿金418256元；二、绿地公司支付谭健2019年7月和8月的燃油补贴4000元；三、绿地公司支付谭健未休4天带薪年休假的补偿金9444元；四、绿地公司支付谭健2019年6月的绿地中央广场大单佣金中绿地公司应补发给谭健的未支付佣金133937元；五、绿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绿地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绿地公司无须支付谭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62468.68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谭健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及认定如下：一、入职时间：2017年10月18日。二、工作岗位：谭健入职后担任主管职务，后提升为综合开发部副经理。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7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四、最后工作时间：2019年9月3日。五、劳动合同解除情况：绿地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向谭健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谭健打卡考勤弄虚作假，企图以远程打卡的方式掩盖旷工的事实，严重违反公司的考勤制度及员工手册规定。六、关于2019年7月、8月的燃油补贴的问题。谭健的主张及依据：2017年11月至2019年绿地公司每月支付2000元燃油费给谭健。谭健2019年9月3日被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无法进入公司OA系统申请，OA批复之后才能提交发票。2019年7、8月的燃油补贴，谭健已经提交了流程，但OA下载不了。绿地公司的抗辩及理由：燃油补贴确实需要在OA上申报，然后再提交发票，但谭健2019年7月、8月两个月的燃油补贴确实是没有进行申请的，不符合公司发放燃油补贴的流程要求，我们公司的OA系统是可以在手机上操作的，谭健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谭健有充足的维权意识，如果真的有申请肯定会提供相关的截图证明的。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的陈述可知，双方对燃油补贴需要经过提交流程并提供发票的程序均是认可的。现谭健既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已经在OA系统申请，也未能提供发票，故对谭健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谭健的主张及依据：对谭健的平均工资为15617.7元不予认可，谭健的平均工资根据提交的证据和银行流水应为104546元，具体发放工资以银行流水为准。赔偿金是按照月平均工资计算，不是以底薪计算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工资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按照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全部劳动报酬。对绿地公司主张的谭健旷工的事实不予确认。绿地公司提交的证据只显示电脑在跳跳跳，不能证明谭健在做假，考勤记录是以电子打卡为确认的，法庭可以调取录像证明谭健基本在办公室办公，不存在旷工的行为，总共外勤就4天，绿地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不足以证实谭健远程操控电脑，这是不可能的，技术层面是做不到的。绿地公司的抗辩及理由：工资汇总表上有部分补贴是有发放，有部分没有发放，交通补贴、综合差旅费、通讯费、车辆保养、置衣费是报销才有的。谭健于2019年8月8日、8月9日、8月12日、8月13日、8月14日、8月19日、8月21日连续7天使用公司配备的电脑进行考勤打卡，监控录像显示在上述打卡时间，谭健均未出现在公司，监控录像更是拍摄到2019年8月8日8:03，在谭健并未到达公司的情况下，谭健的电脑自动登录谭健的微信，并进入考勤系统完成考勤打卡，公司查看监控录像后发现，上述期间，谭健也未回公司上班，谭健是以远程操作的方式控制电脑登陆微信进行了考勤打卡。谭健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半，而在8点半的时间点，谭健并没有回到公司。下班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而在下午5点半谭健也没有回到公司。我公司已就谭健旷工进行举证，如谭健认为已及时到岗或不存在旷工行为，应提出证据。按照员工手册及劳动合同的约定，“一个月累计迟到或早退超过三次的，公司有权与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2019年8月份谭健的工资是按照全勤发放的，公司是默认使用打卡信息，8月8日8:03这次打卡刚好被监控拍个正着，公司调取了三个时间点，证实谭健是整天都没有来的，由于公司监控只保存一个月，其他时间的录像应该没有了。有监控视频为证。一审法院认为：绿地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无法证实谭健存在远程操控电脑考勤的事实；虽然视频中没有谭健出现的画面，但是办公场所较短时间段的视频并不能直接证明谭健存在旷工的行为，绿地公司又不能提供其他时间段的视频予以佐证；从谭健的考勤记录显示谭健2019年8月正常出勤，且工资也是按照全勤发放的；综上，绿地公司主张谭健存在旷工的行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绿地公司以“打卡考勤弄虚作假，企图以远程打卡的方式掩盖旷工的事实”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于谭健离职前的平均工资问题。《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工资，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按照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全部劳动报酬。一般包括：各种形式的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岗位工资、职务工资、技能工资等）、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属于劳动报酬性的工资收入等。双方确认交通补贴、综合差旅费、通讯费、车辆保养、置衣费是报销才有的，故上述项目不属于劳动报酬性的工资收入，不应计入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计算，谭健的月工资高于广州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绿地公司应支付谭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11840元（9320元/月×3倍×2个月×2倍）。八、关于大单销售佣金。谭健的主张及依据：穗劳人仲案（2019）6178号案件纠纷中，三张营销事项审批单，前两张审批单中的佣金已经结清，最后一张是2019年6月6日作出的《关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项目SE栋商业街大宗交易销售激励的请示》的营销事项审批单，绿地中央广场项目SE栋商业街大宗交易总金额131658万元，佣金点数为0.0831%，大单佣金总额为1094078元，谭健佣金点数为0.0227%，应分配的佣金总额为299128元，2019年6月28日绿地公司已向谭健发放大单佣金165191元占总额的55%，还剩余45%即133937元佣金未发放。营销事项审批单上写的是梁剑锋（谭健代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梁剑锋在2018年2月起是总经理室成员，是不能领取佣金的。2019年12月14日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上的查询结果为该大单交易已经与黄埔文化（广州）发展集团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该大单交易达到100%的结佣条件，绿地公司应支付谭健绿地中央广场大单佣金中应补发给谭健的未支付佣金133937元。第一、谭健提交了立项书可以证明谭健参与了这个项目，第二，谭健有去追款，有催款3.66亿元的微信；第三，有所有购买物业的人的名片，法庭可以发函去相关单位调查。主要谈判人员是李世军，谭健是他的直接下属，是协助谈判以及协助后续工作，陶一鸣是主责谈判人员，郭嘉是出具合同和协助谈判，刘佳、钟思洁是协助谈判。所有开会讨论达成销售都是在陈永品的办公室前面的大会议室。绿地公司的抗辩及理由：谭健在仲裁阶段该项的诉请为7万多元，现颠覆了仲裁时的诉请为13万多，该请求违反了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程序，依法不应支持。谭健未就交易促成作出过任何贡献，本来就无资格受领大单佣金，关于该案中的佣金，其在其他案件中也主张，属于重复起诉。佣金的发放是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决定的，也就是按营销事项审批单来发放相关的金额，谭健在起诉状上所主张的相关比例，都是谭健自己预估的，其实与谭健没有什么关系，涉案项目要发放的金额就是在审批单里面记载的金额，应发部分已经发完了。一审法院认为：谭健明确涉案争议的大单销售佣金为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关于谭健是否有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的接洽、谈判的问题，一审法院向黄埔文化公司发函询问。2020年4月22日，黄埔文化公司复函表示，我司就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及地铁地下物业购买事宜，与绿地方开展过多次谈判，我司参与谈判的人员主要包括赵杨娟、胡娇洋、刘益民等，绿地参与谈判的人员主要包括李世军、文静、肖宁宁、温俊杰等，谈判地点主要在我司会议室，经了解，我司参与谈判的人员对谭健均无印象，无法确定谭健是否参与谈判。谭健陈述的对方的谈判人员、绿地公司的谈判人员、谈判地点与黄埔文化公司的复函明确的内容有明显差异，且黄埔文化公司也未确认谭健有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的接洽、谈判。谭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有参与有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的接洽、谈判的问题并符合领取大单销售佣金的条件，故谭健该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营销事项审批单及会议签到表中的签名与本案中谭健的诉讼请求并无直接关系，且根据现有事实可以做出认定，故不组织对营销事项审批单、会议签到表的签名进行鉴定。九、仲裁的情况：谭健于2019年9月16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12月6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758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绿地公司一次性支付谭健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388.69元；二、绿地公司一次性支付谭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62468.68元；三、绿地公司向谭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四、驳回谭健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作出后，绿地公司对裁决第二项有异议，向本院提起诉讼。谭健对第一、二、四项裁决有异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又明确对第一、三项裁决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谭健入职绿地公司，双方劳动关系成立，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谭健、绿地公司对仲裁裁决第一、三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绿地公司支付谭健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388.69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绿地公司支付谭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11840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绿地公司向谭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四、驳回谭健、绿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两案一审受理费共20元，由绿地公司负担。二审中，谭健提交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复函，拟证明一审判决依据黄埔文化公司的函件认定谭健没有参与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错误。绿地公司质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一、谭健对该复函的理解错误，该复函第1页第10行已确认谭健没有参与到涉案项目谈判，且复函中除了人员名单之外，还提到谈判地点，一审法院也已查明谈判地点与谭健所述的谈判地点不一样。二、是不是“主要人员”，是根据各人的主观意见作出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作出不同的判断是正常的，而且两份函件对人员的描述是“等人”，但两份函件均明确谭健没有参与谈判。经审查，本院认为，绿地公司确认上述复函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二审查明，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黄埔文化（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两公司涉嫌作伪证投诉信的复函》载明：人才工作集团、黄埔文化集团根据具体商业谈判情况，梳理绿地集团广东房地产事业部参加谈判人员名单，是由企业工作人员根据与绿地集团广东房地产事业部工作人员对接情况整理。经调查核实，人才工作集团未有资料证明您参与了谈判工作，黄埔文化集团……现存资料无法确定您是否参与购买绿地楼房项目。绿地方的谈判组成员构成是由绿地方根据内部工作需要安排，人才工作集团、黄埔文化集团无权确定，也无权干涉确定其成员构成……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绿地公司是否应向谭健补发2019年6月绿地中央广场大单中未支付的佣金133937元；2.绿地公司是否须向谭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1840元。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谭健主张其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的接洽、谈判，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向涉案项目的购买方黄埔文化公司发函询问，该司复函表示，经了解，该司参与谈判的人员对谭健均无印象，无法确定谭健是否参与谈判。谭健陈述的对方谈判人员、绿地公司的谈判人员、谈判地点与黄埔文化公司的复函明确的内容有明显差异，且黄埔文化公司也未确认谭健有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的接洽、谈判。谭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有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的接洽、谈判并符合领取大单销售佣金的条件，谭健该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故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谭健提交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黄埔文化（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两公司涉嫌作伪证投诉信的复函》，该复函确认参与谈判的相对方黄埔文化公司现有资料无法确定谭健参与了项目，上述复函不能证明谭健的主张，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谭健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参与广州绿地中央广场SE栋项目销售应领取相应的大单佣金，故对其要求绿地公司支付上述项目大单佣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绿地公司以“打卡考勤弄虚作假，企图以远程打卡的方式掩盖旷工的事实”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其应对解除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绿地公司提供的视频中没有谭健出现的画面，但是办公场所较短时间段的视频并不能直接证明谭健存在旷工的行为，绿地公司又未提供其他时间段的视频予以佐证，故绿地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无法证实谭健存在远程操控电脑考勤的事实，且谭健的考勤记录显示其2019年8月正常出勤，工资也是按照全勤发放，综上，绿地公司主张谭健存在旷工的行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谭健、绿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由谭健负担10元，广州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