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4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滨，男，197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霞，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法定代表人：苏为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峰，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滨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裕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30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滨的一审诉讼请求，即添裕公司支付张滨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款项差额人民币505,412.40元。事实与理由：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有效。1、张滨曾是添裕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存在身份重合，但是在三名股东苏为平、严某、刘某为股权发生争议以后，张滨即被添裕公司解职。被解职以后，张滨没有再参与过添裕公司任何经营活动，只是由于添裕公司没有为张滨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变更，所以张滨只能挂着法定代表人名义，实际不参与任何添裕公司经营活动，也不对外代表添裕公司，也不持有添裕公司的公章以及所有的印鉴或者相关材料。身份重合是因为添裕公司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张滨主观上拒绝变更。2、原审认定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张滨和刘某在股权争议发生之前好多年就已经XX，张滨也与其他的女性再组家庭，张滨和刘某没有利害关系。2018年年底股权争议判决书判决确定刘某持有添裕公司30%股权，但是在2017年10月份签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时，刘某是添裕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公司公章，代表公司盖章签字并无不当。苏为平、严某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在签订赔偿协议之后，签署协议时苏为平、严某不是添裕公司股东，不需要经过苏为平、严某确认。所以不能够依据2018年11月的二审判决结论倒推2017年10月签署的赔偿协议的效力，否则不合逻辑。3、原审判决法律适用有误。原审认定协议无效，但未明确认定协议无效所依据的是哪一条的法律规定或者是法律条文，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最高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被赔偿金等问题达成的协议，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三所列情形。4、添裕公司坚持说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是一个倒签协议，但是司法鉴定并没有支持添裕公司的这个主张，所以添裕公司的此项主张，没有证据证实。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有效，添裕公司应按协议约定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差额。被上诉人添裕公司不同意上诉人张滨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添裕公司支付张滨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款项差额505,412.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8日至2019年5月10日期间，张滨担任添裕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滨与添裕公司签订有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张滨的工作内容为销售（业务）工作，月基本工资为10,000元。添裕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为张滨办理了2017年9月29日合同解除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添裕公司账户于2018年12月25日向张滨分三笔转账支付102,000元，交易用途为“退工赔偿金”。2017年11月6日，苏为平、严某以添裕公司为被告，以刘某、张滨为第三人，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苏为平享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某享有添裕公司20%股权，添裕公司及第三人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诉讼中，法院查明，添裕公司设立时，张滨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后两人于2014年XX。添裕公司及刘某于诉讼中称：“由于所有人都知道刘某与张滨系夫妻关系，都能够确认张滨的行为可以代表刘某”。张滨于诉讼中称：“刘某基本不到添裕公司，公司的具体情况由张滨向刘某汇报，刘某的指示都是向张滨传达”。本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沪0118民初1813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苏为平持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某持有添裕公司20%股权；添裕公司及刘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配合苏为平、严某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将苏为平、严某登记为添裕公司的股东。添裕公司及刘某均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沪02民终95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5日，添裕公司以张滨、刘某为被告，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张滨、刘某返还侵占的资金及利息，并赔偿损失。案号：（2019）沪0112民初29562号。该案庭审过程中，张滨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张滨与刘某代表添裕公司签署，由刘某代表添裕公司加盖添裕公司公章。刘某系添裕公司的唯一股东，且刘某持有公章。虽然法院判决苏为平、严某是公司股东，但张滨坚持认为刘某是添裕公司唯一股东。该案现仍处于审理过程中。2019年6月10日，张滨以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7月22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3608号裁决书，裁决对张滨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张滨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张滨为证明其诉请，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3、社保缴费记录，证明添裕公司为张滨缴纳了社会保险费。4、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内载：“甲方（用人单位）：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乙方（员工）：张滨……甲乙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事宜，经友好协商，签订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如下：1、劳动合同的解除：甲方未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乙方的前提下擅自解除与乙方劳动关系，并将乙方社保在2017年9月30日做了退工手续。2、故乙方要求甲方做出如下赔偿：2.1补偿金的计算方法：……A、补偿：甲方应向乙方赔偿工龄补偿金，上不封顶，1年5,000元，满一年算一年，不满一年的算0.5年。B、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没有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乙方，补发乙方3个月的工资（基数为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基数）。C、乙方未使用年休假天数按3倍工资补偿。D、补发乙方2018年度四分之三年终奖。E、赔偿乙方一个月的社保费和公积金缴费……3、合计补偿总金额为：陆拾万柒仟肆佰壹拾贰元肆角整……”，该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添裕公司公章，刘某签字，并注明签订日为2017年10月28日，证明添裕公司同意支付张滨离职补偿合计607,412.40元。5、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添裕公司于2017年9月为张滨出具了2017年9月29日合同解除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6、电子银行回单，证明添裕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向张滨支付了退工赔偿金102,000元。添裕公司对于张滨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协议落款添裕公司公章印文确实由添裕公司的公章加盖，刘某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然协议系张滨控制添裕公司公章期间自行加盖公章形成的，张滨与添裕公司双方并未对离职赔偿达成合意。且添裕公司认为该协议系2018年恶意补签的。不论协议落款时间2017年10月28日还是部分款项支付时间2018年12月25日，添裕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均处于张滨控制下。且协议签订后一年后才打款，明显有违常理。根据股权确认生效判决，公司财务审批要经过层报，由公司控制人即添裕公司法定代表人苏为平签字同意。但张滨与刘某没有履行手续，直接出于侵占的目的，将账户内的款项转走。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张滨系主动离职，自行办理退工手续，添裕公司只是应张滨的要求配合其办理相关手续。且张滨虽然拿到了2017年9月的退工通知，实际股权诉讼案件生效后，直至苏为平申请强制执行，添裕公司才变更法定代表人，即张滨办理退工以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张滨都是添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张滨通过与刘某恶意补签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侵占添裕公司资金，添裕公司已经对张滨提出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要求张滨返还其侵占的资产，包括张滨于2018年12月25日自添裕公司账户内转走的102,000元。添裕公司为证明其辩称，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张滨于2017年9月29日主动办理退工手续，其于2019年6月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照片、免去苏为平职务的通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银行账户记录，证明张滨通过免去添裕公司实际控制人苏为平一切职务，抢夺添裕公司税控和发票等物品，虚假诉讼，非法侵占资金等方式意图侵占添裕公司全部财产，并给添裕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张滨涉嫌侵占添裕公司财产，损害添裕公司利益，为避免添裕公司追责，张滨主动离职。故添裕公司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3、补领（增加）证照申请书、通知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张滨以挂失补办方式持有添裕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至添裕公司以诉讼方式要求其返还，即2017年9月26日至2019年4月24日期间由张滨持有添裕公司公章。张滨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其持有公章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单方拟定，擅自签署，并未与添裕公司达成合意。4、签收单，显示交接人为张滨，证明张滨于2019年5月、6月才将银行U盾、财务专用章等材料返还给添裕公司的，在此之前交接材料均由张滨掌控。张滨从添裕公司账户支取款项，包括2018年12月25日支取的102,000元都是通过网上银行以及U盾获取的密码。张滨对于添裕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退工并非张滨主动办理的，系添裕公司辞退张滨后，由添裕公司给张滨办理退工的。张滨亦不认可本案超过仲裁时效。证据2照片真实性无异议，照片拍摄于2017年11月1日，照片上的人物确实是张滨本人，当时张滨已经离职，刘某要求张滨陪同其到添裕公司处要求苏为平交出营业执照等材料，并要求苏为平迁走在添裕公司场地开的另一家公司，但苏为平不同意，张滨即报警处理，当时刘某在场，只是照片拍摄时未将其拍入；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张滨无关；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确有苏为平抢走证照的事情；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张滨不认可判决内容，且股权判决与本案无关；银行账户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所有资金及账户都是由添裕公司掌控，故对添裕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补领（增加）证照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公章在张滨处，当时刘某与苏为平发生股权纠纷，刘某希望收回公司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但苏为平拒绝返还，因张滨当时是添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陪同刘某去补领证照；对通知函真实性不予认可，张滨从未收到过；对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法院从未通知张滨。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签收单上的物品是刘某交给张滨的，交接之前，刘某、苏为平、严某及张滨曾就股权问题协商过多次，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刘某通知张滨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并当场将公章交给苏为平，苏为平还催促刘某交接其余材料，刘某不愿与其接触，故委托张滨与苏为平交涉。为查明本案事实，法院调取添裕公司与张滨、刘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2019）沪0112民初29562号中的民事起诉状、双方提交证据及法庭审理笔录。张滨与添裕公司对该组相关证据材料之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中，添裕公司申请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中添裕公司公章印文之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2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上需检的“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添裕公司为此预付鉴定费8,34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之争议焦点在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之效力问题。其一，2008年10月8日至2019年5月10日期间，张滨在添裕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张滨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添裕公司则主张该协议系张滨于2018年倒签。而不论上述协议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还是2018年签订，均系于张滨在添裕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签订。张滨在添裕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与添裕公司签署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由于张滨存在身份上的重合，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有待商榷。其二，张滨于添裕公司诉其、刘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2019）沪0112民初29562号案件中自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张滨与刘某代表添裕公司签署，由刘某代表添裕公司加盖添裕公司公章。结合苏为平、严某诉添裕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刘某与张滨均陈述，两人系夫妻关系，张滨的行为可以代表刘某，刘某的指示都是通过张滨传达一节，以及该案认定苏为平持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某持有添裕公司20%股权之判决结果，综合本案的证据材料，难以认定该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的签订系添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本案添裕公司未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予以确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应认定无效。因此，张滨主张添裕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款项差额之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张滨负担。鉴定费8,343元，由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沪0118民初1813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根据添裕公司的财务资料，张滨作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在部门主管意见栏中签字，苏为平在总经理批示栏中和财会主管处签字证明张滨虽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苏为平的管理权限高于张滨，呈现出苏为平是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特征”。此由（2017）沪0118民初1813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本院审理中，张滨陈述：“我被办理退工手续是苏为平指使财务庄某去办理的，我不知情。公章是2017年11月1日受刘某的委托，当时跟刘某一起去公司要回苏为平手上控制的添裕公司公章、财务证照，（这些）都在苏为平手上”。此由本院二审审理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苏为平持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某持有添裕公司20%股权；2017年11月1日前，张滨虽然是添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苏为平的管理权限高于张滨，苏为平是添裕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掌握公司公章，对此，张滨是明知的。基于上述事实，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如实际签署日期为2017年10月28日，则张滨作为劳动者应与添裕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苏为平签订，但是，该协议系张滨与从未参与公司管理的股东刘某签署，由刘某代表添裕公司加盖添裕公司公章。基于上述事实，考虑到协议签署日时张滨是添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某曾是夫妻关系并代表刘某长期参与添裕公司管理，且自2017年11月1日后长期持有添裕公司公章，难以认定该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的签订系添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添裕公司未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予以确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对添裕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张滨依据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主张添裕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款项差额之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张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张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徐 焰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金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