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119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秋震，男，197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河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芳，北京兴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利，北京兴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鸿熹，男，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农印务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婧，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岳秋震与被上诉人中农印务有限公司（以下中农公司）、原审原告刘鸿熹房屋租赁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366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岳秋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利、吴成芳，被上诉人中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黄婧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刘红熹中途退出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秋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民事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1、合同履行中租金、翻建房屋、水电费交纳等所有合同义务是岳秋震承担，后期房屋拆除是岳秋震与中农公司沟通，违建拆除通知后，中农公司仍然直接收取岳秋震的租金，租金不是以侯某名义交纳的，均由岳秋震及实际控制公司交纳，中农公司认可岳秋震是合同实际承租方，承受了全部合同权利义务，侯某声明受雇于岳秋震，是雇佣关系，侯某只能代表岳秋震与中农公司签订合同，侯某没有参与合同实际履行，更加可以确定岳秋震就是合同相对方，几年的合同履行中，侯某没有与中农公司进行任何业务交涉，中农公司以实际行动认可了岳秋震的的合同主体身份，侯某仅仅是签约代表，合同相对方的认定不应停留在合同书面形式上。2、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岳秋震当庭提出调取（2019）京0112民初37159号案卷材料，该案中侯某同样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就房屋赔偿问题进行索赔，该案中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认定有关键作用，一审法院拒绝岳秋震调取证据申请，且未在裁判文书中阐明理由，侯某提交的声明属于证据之一，该证据没有质证且前后矛盾。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实体法律规定，认定岳秋震、刘红熹是否适格应按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十六条的规定，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一审法院裁定错误。侯某声称不会起诉中农公司，也就意味着（2019）京0112民初37159号中，侯某与中农公司可能会私自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大概率是以损害岳秋震、刘鸿熹利益为前提，即岳秋震、刘鸿熹只能承受几千万的损失，侯某将岳秋震、刘鸿熹血汗钱占为己有。中农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岳秋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岳秋震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刘鸿熹述称，不同意一审裁定，同意岳秋震的上诉意见。刘鸿熹、岳秋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中农公司向刘鸿熹、岳秋震返还2018年1月17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租金1287500元(定性为违建后的租金返还);二、请求法院判令中农公司向刘鸿熹、岳秋震赔偿通州区北苑xx院四色车间、装订车间增建、装修等损失4675万元;以上共计:48037500元；三、诉讼费由中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4日《房屋租赁合同》，记载，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甲方，出租方，以下简称印刷厂）、侯某（乙方，承租方）。第一条甲方同意将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北苑xx号院内原四色车间、装订车间建筑面积合计2527.7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乙方用于商业经营。第二条1、本合同租赁期限为10年，甲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6月30日前将房屋腾空交付乙方。甲方同意给予乙方6个月建设装修期，即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计租。第三条1、乙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五日内向甲方预付两年半租金500万元，自2016年7月1日起乙方开始支付甲方第三年下半年及以后的租金。2、租金的支付：从2016年7月1日起，全年租金分四次平均结算，即乙方分别在1月、4月、7月、10月的5日前向甲方交纳后三个月的租金。3、在租赁期限的第六年至第十年，租金调整为每年210万元，即每季度52.50万元。第四条4、乙方在保证甲方受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以与第三方合作联营或租赁房屋，但是乙方与第三方发生的任何问题或经济纠纷，由乙方承担责任。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拖欠租金或其他费用。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7月21日《合作联营协议》，记载，甲方侯某，乙方刘鸿熹。第一条合作联营前期甲方协调关系，乙方出资贰佰万元人民币共同达成甲方与印刷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甲乙双方共同承租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16号院内的印刷厂原四色车间，装订车间，房屋及土地产权属于印刷厂，房屋建筑面积为2527.70平方米。第二条1.甲乙双方在共同遵守甲方与产权方（印刷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联营，但甲方与印刷厂之间关于此房产的所有租赁事宜甲方均须告知乙方知情。2.为体现合作联营诚意，乙方先行出资人民币贰佰万元人民币（一年租金）用于向印刷厂交纳首期房屋租金，本协议签订后再缴纳叁佰万人民币（一年半租金）。3.甲方出面以个人名义与印刷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内双共同努力维护并与产权方保持良好关系，共同享有甲方与印刷厂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权益。6.甲乙双方协议一致同意项目投资由乙方全额投资，缴纳印刷厂伍佰万元人民币租金（两年半租金）由乙方全额负担。7.甲方不承担项目投资及租金，负责办理项目报批手续，协调此项目改造装修方案顺利进行，享受每年固定分工壹佰肆拾万元人民币整。上述协议还记载有其他事项。2015年8月8日《合作协议》，记载，刘鸿熹同侯某之间关于经营北京通州北苑xx号公寓楼相关事宜。2016年3月13日，刘鸿熹（甲方）与岳秋震（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一》），约定，第一条项目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北苑xx号院内的印刷厂原四色车间,装订车间,房屋及土地产权属于印刷厂,建筑面积为2527.7平方米。经甲方刘鸿熹出资改扩建约为15800平方米(公寓单间及底商646间)。本项目房屋的经营使用权归刘鸿熹所有,经双方评估认可本项目价值3300万元。现有乙方岳秋震出资人民币1980万元转让费取得该项目60%的所有权(包括:A座底商西侧1门1-2层,B座3-6层共xx间,C座1-7层共xx间)。以上房屋的所有权归岳秋震所有。房屋内的一切装修装饰门窗及附属设施(变压器60%产权)都属于岳秋震所有。乙方岳秋震有权转让该房屋的所有权,甲方必须按此协议条款配合办理。经营使用期间,该项目如遇拆迁,除去印刷厂原有房屋面积2577.7平方米,在本项目约占1516平米外,剩余7964平米的拆迁补偿款80%归岳秋震所有,剩下20%归刘鸿熹所有。如出现其他纠纷由甲方自行解决,与乙方无关。经营使用期限至本项目拆迁为止,如到期未拆迁,,地租按与印刷厂签订的合同按比例分摊双方无任何异议。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1月19日《合作补充协议》，记载，甲方：刘鸿熹，乙方：岳秋震，丙方：侯某。1、甲、乙、丙三方共同拥有、投资北京通州区北苑xx号,印刷厂院内的迷你家园公寓楼三栋(A栋、B栋、C栋)。迷你公寓设备设施按股份比例归股东所有(包括侯某名下的变压器一台,电费由甲乙方负担）。协议还记载其他事项。2019年4月16日《协议书》，记载，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由侯某、刘鸿熹、岳秋震共同经营印刷厂原四色车间装订车间后改建为迷你公寓,达成一致协议如下:3、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侯某保证迷你公寓正常供电,如发生拉闸限电造成迷你公寓损失由侯某承担,如侯某、刘鸿熹、岳秋震未按时交给农印厂支付租金,侯某有权断水断电,所造成损失由违约方承担。4、如农印厂起诉侯某所欠的2018年租金。侯某所造成的损失由刘鸿熹、岳秋震、侯某按实际的股份比例承担。协议还记载其他事项。另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于2019年4月18日核准，印刷厂名称变更为中农公司。本案审理过程中，2020年4月28日，刘鸿熹、岳秋震向法院递交《申请书》，申请追加侯某作为原告一并参与诉讼。法院依法通知侯某，侯某于2020年6月30日向本院递交书面申明。侯某称：1.我与刘鸿熹、岳秋震之间不是合伙关系。我不是其所称执行事务合伙人，更不是代表合伙出面与中农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我与刘鸿熹、岳秋震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任何合伙协议，我只收取固定工资，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2.我与中农公司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但我本人不起诉中农公司，也不会起诉中农公司，更不存在以合伙关系追加我为原告的问题。庭审中，中农公司始终坚持认为其同侯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侯某系合同相对方，刘鸿熹、岳秋震并非合同当事人。中农公司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分别收到由侯某、北京市胜方建筑工程公司、温馨港湾酒店、北京金百荣商贸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鸿熹、岳秋震等第三方支付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刘鸿喜、岳秋震依据《房屋租赁合同》要求中农公司返还租金、赔偿损失，但《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的合同承租方系侯某和出租方系印刷厂（现中农公司），侯某认可同中农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中农公司认可侯某系《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方并非刘鸿熹、岳秋震，亦否认同刘鸿熹、岳秋震存在租赁关系。刘鸿熹、岳秋震向本院递交《合作联营协议》、《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一》、《合作补充协议》、《协议书》五份协议，上述五份协议均未体现中农公司的参与或知晓，中农公司庭审中亦不认可将涉案场地租赁给刘鸿熹、岳秋震。其中，《合作联营协议》明确记载侯某以个人名义与印刷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协议书》明确记载如农印厂起诉侯某所欠的2018年租金。侯某所造成的损失由刘鸿熹、岳秋震、侯某按实际的股份比例承担。从以上表述看，亦无法印证刘鸿熹、岳秋震所述侯某系以刘鸿熹、岳秋震、侯某三人名义同中农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关于刘鸿熹、岳秋震称中农公司收取了两人租金，根据刘鸿熹、岳秋震以及中农公司提供的租金支付的凭证，可以看出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中农公司分别收到名义上侯某、北京市胜方建筑工程公司、温馨港湾酒店、北京金百荣商贸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鸿熹、岳秋震等主体交来的租金。租金的支付并非始终以刘鸿熹、岳秋震名义支付，涉及多个主体。与此同时，再结合《合作联营协议》、《协议书》记载的租金支付情况，并不足以认定刘鸿熹、岳秋震客观上形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向中农公司给付租金的义务，且中农公司亦不认可刘鸿熹、岳秋震系事实上的合同主体，故法院实难就此认定刘鸿熹、岳秋震系《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方。综上所述，刘鸿熹、岳秋震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主体，亦非《房屋租赁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鸿熹、岳秋震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两人依据《房屋租赁合同》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刘鸿熹、岳秋震的起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的规定，由于侯某出具的声明属于其陈述意见，再结合审理本案所需查明的待证事实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的情形，故本院对岳秋震有关“一审法院拒绝岳秋震调取证据申请，且未在裁判文书中阐明理由，侯某提交的声明属于证据之一，该证据没有质证且前后矛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房屋租赁合同是指房屋出租人将房屋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定期给付约定租金，并于合同终止时将房屋完好地归还出租人的合同。岳秋震系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将中农公司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农公司同意或参与岳秋震、刘鸿熹、侯某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侯某、刘鸿熹之间《合作联营协议》亦约定侯某以个人名义与中农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岳秋震、刘鸿熹、侯某之间亦约定按实际股比承担欠付租金的责任，故现有证据表明岳秋震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主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岳秋震起诉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妥，故本院对岳秋震有关指定一审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予采纳。综上，岳秋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张印龙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红涛法官助理 潘园园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