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创，男，1965年3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新，男，1955年7月1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创，男，1965年3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勇，男，1963年7月2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创，男，1965年3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冬青，女，1958年1月1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阳，辽宁吉祥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杨小青，女，1961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原告：杨明三，男，1969年8月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原告：杨日三，男，1967年6月3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原告：杨月三，男，1964年1月2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原审第三人：于涛（于冬青丈夫），男，1958年1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阳，辽宁吉祥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于功滨（于冬青儿子），男，1977年8月3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原审第三人：于德旭（于冬青孙子），男，2004年8月1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法定代理人：于功滨（于德旭父亲），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孙立创、孙立新、孙立勇因与被上诉人于冬青、原审原告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及原审第三人于涛、于功滨、于德旭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立创、孙立新及被上诉人于冬青、原审第三人于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及原审第三人于功滨、于德旭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立创、孙立新、孙立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于冬青和原审第三人于涛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案由是物权保护纠纷，也可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纠纷，而不是房屋产权纠纷，更不是继承案件中的析产纠纷；而一审法院追加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为本案的共同原告，按照继承析产纠纷处理本案，于法无据。1、一审法院追加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为本案一审原告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石景和杨殿章于1983年4月16日在庄河市城关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再婚），婚后无子女。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等四人系杨殿章与前妻所生；杨殿章离婚后，四人由前妻抚养，未与石景和杨殿章共同生活。1999年2月8日，杨殿章去世。杨殿章的四名子女—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于2013年8月17日给石景出具了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涉案房屋归石景一人继承的《承诺书》。这份《承诺书》是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自愿签订的，真实、合法、有效，属于诺成的法律行为，对杨殿章的遗产已经析产完毕，何来的再次析产？一审法院只不过是为了配合被上诉人于冬青夫妇故意拖延时间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罢了。如果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想要翻悔，应当在一年之内行使撤销权，即于2014年8月17日前提出撤销之诉。本案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在法定期限内并没有行使该权利。因此，应当视为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已经放弃了撤销之诉的诉权。2、杨殿章是1999年2月8日去世的，至2019年2月8日去世已满20年。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在杨殿章去世20年后再主张继承权，已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的规定，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3、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的规定，石景与杨殿章继承人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的析产问题已经结束，不存在法定事由的再次析产，对被上诉人于冬青主张权利是上诉人基于对石景的财产继承发生的，与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无关。如果杨日三、杨明三、杨月三、杨小青对石景放弃继承权的《承诺书》有异议，可另案向石景的继承人，即本案的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不应与本案合并审理。二、本案的侵权主体是于冬青夫妇，与于功滨、于德旭无任何关系。不能因为于功滨、于德旭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且在庄河本地没有其他住所，始终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便具有了合法居住权。三、本案被上诉人于冬青所取得的涉案房屋的一切权利，均是基于被上诉人非法占有动迁房屋取得的，理应全部返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为了倾向被上诉人、极力维护被上诉人的不合法诉求，割裂了本和末，混淆了是和非，进而颠倒黑白。上诉人的母亲石景与被上诉人于冬青是同母异父关系，被上诉人系大连市普兰店人，因为被上诉人于冬青为了找工作、没有住房才投奔姐姐石景家，石景出于好心收留了被上诉人于冬青夫妇，被上诉人于冬青夫妇却恩将仇报，利用伪造证据的手段，非法占有石景的合法财产，这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1、被上诉人于冬青到庄河市时就没有住房，是承租石景的房屋居住，现在于冬青夫妇在庄河市有没有其他房屋不能成为其霸占涉案房屋的理由和依据。2、被上诉人于冬青在庄河市没有住房，不等于于冬青在其他城市一定没有住房。3、被上诉人于冬青在庄河市没有住房，不等于就可以非法侵占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在我国有多少人没有自己的住房，难道所有人都可以任意占有他人合法所有的房屋吗？四、被上诉人于冬青夫妇取得涉案房屋时不仅没有支付任何费用，包括扩大面积款、进户费等，反而得到了房屋“动迁补偿”款10万元、“52”号厦子一处、毛坯房装修补助费30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1800元等，难道没有被被上诉人当时非法侵占的60.80平方米平房房屋动迁，房屋开发单位会在给予被上诉人于冬青95.38平方米回迁房屋外，还会给予包括10万元在内的其他利益吗？一审法院认为“另有30余平方米房屋是于冬青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真是可笑之极，难道天上会掉馅饼吗？请问：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五、关于10万元动迁补偿费问题。根据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提供了开发单位出具的原始（2009年6月10日）《专用收款收据》明确记载“收款事由”是“付动迁补偿款”；而被上诉人于冬青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庄政发[2005]54号文件《庄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庄河市向阳居民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棚户区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第三条：对及时缴纳土地使用费且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执照，利用住宅和合法临时建筑从事生产、经营的，除按住宅用房和临时建筑价格补偿外，按下列补助：（一）按照工商营业标定的从业人员，每人一次性发给600元停业补助费，每户发给搬家补助费600元；（二）营业期限在五年以上的、按照2004年全年实际缴纳的工商税费总额（以有效票据为准）的5倍给予补助；五年以下的按2004年缴纳的工商税费总额乘以实际营业年限给予补助。2009年庄河市养老服务中心是以庄政发[2005]54号为在庄河市居民棚户区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于冬青在与养老服务中心的动迁协议中已得到停业补助费3人×600/人＝1800元，住宅（临时建筑）改变用补助200×12个月×5年＝12000元。一审法院在查明不支持被上诉人于冬青的辩解理由后，不是从此款确系动迁房屋的可得利益出发，反而驳回了上诉人这项请求，明显偏袒侵权行为人，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有悖公序良俗。于冬青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为：1、因为杨殿章与石景并未登记结婚，案涉房屋系杨殿章所有，上诉人没有继承权及也没有诉权，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法院提供了在庄河市档案馆查询的杨殿章与石景婚姻登记信息，没有任何关于杨殿章与石景的婚姻记录信息，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杨殿章与石景的婚姻登记信息，庄河市城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杨殿章与石景的婚姻登记信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上诉人孙立创、孙立勇、孙立新在另案中已经放弃继承权，放弃实体权利，不再有诉权，所以上诉人均不是诉讼主体。3、原审第三人杨月三等四人也曾经放弃过继承权，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综上，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于涛述称，同意被上诉人于冬青的答辩意见。原审原告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及原审第三人于功滨、于德旭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孙立创、孙立勇、孙立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冬青返还回迁安置房屋（庄河市天伦花园12楼8单元302室）；2、于冬青返还补偿款10万元及自2009年6月1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于冬青返还依回迁安置协议取得的厦子1间；4、于冬青返还因回迁取得的毛坯房装修补助费3000元及自2009年6月1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5、于冬青返还2009年5月至11月共计6个月、每月300元的临时安置补偿费。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关于杨月三等兄妹放弃继承的承诺，因杨月三在诉讼中明确否认、杨氏其他兄妹在接到法院通知后亦未明确表示放弃，依照继承法相关规定，即使前述承诺真实，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截止财产分配时止，因此该证据是否真实，不影响本案处理，不进一步评论。2、关于杨殿章与石景婚姻关系一节，原告持公安机关证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以证实婚姻关系存在，被告则以档案馆“在馆内未查到杨殿章、石景婚姻信息”的证明否认二人缔结婚姻。双方均不对对方持有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上述证据均推定真实。其中，档案馆证明仅证实其查找范围及查找结果，而于冬青未能以此或者再补充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档案馆应当并且实际收入了相关人群全部婚姻登记信息、未在档案馆保存即可推定相关事实未发生”，原告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被告证据不足以反驳，因此原告主张的杨、石二人缔结婚姻的事实，予以采信。3、关于10万元补偿性质或对象一节，具体分析如下，（1）动迁补偿费收据上记载的产权证号为案涉动迁房屋号。而依于冬青提供的于涛豆腐坊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则仅为案涉动迁房屋所在地“东风委”。（2）孙立创等人主张系房屋动迁直接产生的补偿，但依回迁安置协议及动迁房屋实际情况，动迁房屋按原面积置换，安置房屋面积超出原动迁房屋的部分，可以按照相应面积标准，分别按优惠价格和市场价格购买，不存在“房屋置换后于冬青不补交购房款、反而取得一定数额的货币补偿”的情况。前述安置协议确定的其他补偿项目，合计价款远低于10万元，且按约定折抵安置房屋应缴价款，而非给付现金。孙立创等人依前述收据提出的主张，未能获得回迁安置协议及其他证据的支持。（3）于冬青提供房屋建设单位证明，证实前述补偿仅针对豆腐坊停业损失，而非案涉动迁房屋。但是，在动迁合同签订（2009年5月）前该豆腐坊因未年检于2009年3月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法不能经营。并且，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仅加盖单位公章、但经办人未签字，不完全符合诉讼法要求。因此，两相比较，房屋开发单位的证明内容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弱。（4）于冬青主张豆腐坊开在动迁房屋（平房）处，孙立创等人虽予否认，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指明另有不同地址，因此于冬青前述主张，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有成立可能。并且，在安置协议附表中亦有营业补助费“三人、每人600元”的记载，可以印证动迁房屋存在经营行为。（5）综合前述分析，可以确定前述补偿款与案涉房屋有关，但不能确定系对房屋自身价值的补偿。孙立创等人前述主张，不予采信。4、关于毛坯房装修补助，安置协议虽有相应记载，但协议同时亦表明，回迁房屋包括原面积安置、优惠购买、市场价格购买，孙立创等人未举证证实，因此该笔费用是否全部源于原房屋，不能判明。5、其他补偿费用，包括：房屋其他补偿，包括临时建筑、吊顶、地板地面、搬迁补助、电话移机、有线电视初装费、住宅（临时建筑）改变用途补助、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多个项目，部分明显与实际居住、添置有关，而非必然属于房屋所有人。而依孙立创母亲生前描述，其动迁房屋于1999年交于冬青居住，距动迁时间较长；城市居民装修住宅形成趋势亦在此前后；因此，仅凭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事实不能确定房屋装修以及添附物品均系房屋所有人所为。孙立创等人未举证证实或论证，仅依以房屋归其父母所有来证实上述费用应由其继承，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6、关于案涉房屋同住人口一节，因有于冬青及于涛自认、当事人在原住址（案涉拆迁房屋）的户口登记信息、当事人除案涉房屋外无其他房屋登记信息，可以认定第三人及于冬青均居住在争议房屋中。7、关于厦子具体信息，经双方确认且提供房屋照片供现场核对，其位置信息予以确定。厦子位于案涉房屋所在七单元入户对讲器一侧一楼第一间（标记5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殿章与石景于1983年4月16日再婚，婚内无子女。杨殿章再婚前，有子女杨小青、杨日三、杨月三和杨明三四人。石景再婚前有子女孙立创、孙立新、孙立勇三人。二人再婚后，与孙氏兄弟一同生活，不包括杨氏姐弟。二人再婚时，在上述子女中仅孙立创未满18周岁。再婚后，杨殿章于1993年向工作单位购买公有住房（即前述遗留房屋，庄河市东风街黎明委房屋3间），建筑面积60.80平方米。杨殿章1999年2月8日过世。石景2015年1月12日过世。其间，于冬青作为买受人于2007年持“其与杨殿章于2002年5月签订的”买卖合同为前述遗留房屋变更了所有权登记。后经2012年生效民事判决确定前述合同非杨殿章本人签字、捺指印，合同不成立；经2014年生效行政判决确定，前述房屋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前述遗留房屋于2009年拆迁，拆迁前于冬青等人在此居住。于涛在该地区经营豆腐房。于冬青依据其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书取得下列财产：1、安置房屋1处，庄河市天伦花园12楼8单元302室，建筑面积95.38平方米（超过60.80平方米的部分额外缴费，包括优惠价和市场价二部分）；2、厦子1间（按优惠价购买，位于案涉房屋所在**入户对讲器一侧**第一间，门上标记“52”）；3、于冬青因要求回迁“毛坯房”而获得补助3000元；4、于冬青因临时建筑、室内装修、搬迁补助（二户）、电话移机、有线电视初装、停业补助等取得补偿41700元。5、于冬青取得每月300元、共计6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偿费1800元。为前述房屋动迁，于冬青应支付相应费用。在动迁过程中，于冬青额外获得补偿款10万元。上述房屋和厦子由于冬青、于涛、于功斌、于德旭等人共同居住、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最近一次所有权变更登记无效），可以认定原系杨殿章、石景夫妻共同所有。二人过世，遗产由继承人继承。继承人通过诉讼主张权益，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本案争议房屋建筑面积约95平方米，其中仅60.80平方米为原房屋动迁置换，另有30余平方米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并且，现居住人于冬青、于涛、于功斌、于德旭长期居住、甚至装修，目前又未发现名下有其他房屋；而孙立创等人均有房屋居住，在本案中系作为原房屋所有权人的继承人主张财产权益；因此，争议房屋不适宜直接返还。于冬青等人如未取得所有权，应折价返还。对此，法院释明后，孙立创等人坚持原先诉讼请求，其要求直接返还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能支持。动迁补偿费10万虽来自动迁，但针对其他事项，不是对案涉住宅房屋的直接补偿，孙立创等人要求给付，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于冬青因原房屋拆迁、等待回迁时取得的临时安置补偿费，依法应由房屋所有权人及其继承人取得，孙立创等人该项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同时，提醒各位当事人：本案争议涉及多项财产，包括住宅、厦子以及多项补助，又涉及多重细节，当事人仅提供（主要）回迁安置协议等证据，或者仅依据房屋所有权、房屋“回迁安置”等事实，不能证实或者直接推定相应财产归属和范围。案涉住宅、厦子以及毛坯房等补助，均涉及（或者在本案中目前尚不能排除）动迁房屋的直接置换、部分新增面积或财产因动迁房屋以优惠价取得、部分新增面积等虽与动迁有关但系当事人自主以市场价金购得或者折抵；另有毛坯房补助3000元以及其他补偿，虽与原房屋或物品相关，但补偿原因未仅局限于原房屋的动迁补偿或安置，还单独或者同时存在其他原因和事实；上述情形，因当事人坚持原诉讼请求、且当事人所举证据和理由主要局限在房屋动迁即应给付的全部财产，与判明前述事实有关的证据或与理由均未提出。鉴于此种情形，在本案中根据现有事实和证据直接委托评估、判断所有权属和范围并作出处理，不利于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可能增加当事人负担。当事人可待本判决生效后参考前述意见另行依法提出。关于继承人及本案原告身份的确定，其一、当事人有相应继承权。因拆迁房屋属于被继承人二人共有，因需继承，依法推定，二人各有一半财产份额。杨殿章拥有的一半份额，杨氏四兄妹、孙立创（再婚时孙立创差数月成年，与杨殿章形成抚养关系，因此孙立创与其他兄弟不同，享有法定继承权）、石景均继承相应份额（六分之一）。石景过世后，其拥有的财产份额，由孙氏三兄弟按份继承（各三分之一）。即，杨氏四兄妹每人占全部应继承财产份额为3/36，孙立新、孙立勇为7/36，孙立创为10/36。其二、相应权利未逾越时效。关于于冬青有关杨氏兄妹未在杨殿章过世二十年后提出继承要求，已过法定最长诉讼时长时效、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一节，因案涉房屋系对方当事人父母（继父母）共同财产，继承须以析产为前提，相关人员未主张（母亲或继母在世时未主张、过世时提出）析产进而要求继承，符合民事法律支持的善良风俗，可以视为相关人员之间存在附有默认的以析产后继承为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于冬青以前述主张实际自己的权利，无法律依据。关于于冬青有关房屋系自己所有、对方无继承权的辩解，因被生效裁判否认，不予采纳。于冬青持有异议，应在本案之外，依法定途径提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于冬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立创、孙立新、孙立勇、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其取得的临时安置补偿费1800元；其中，孙立创分得其中的10/36，孙立新、孙立勇各分得其中的7/36，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和杨月三分得其中的3/36。二、驳回原告孙立创、孙立新、孙立勇、杨小青、杨明三、杨日三、杨月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原一审时按10万元金额收取，本次审理根据前述处理不再加收），由被告于冬青负担。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虽为物权保护纠纷，但孙立创等继承人的权利源于对杨殿章、石景遗产的继承。本案中，原审原告为孙氏三兄弟及杨氏四兄妹，鉴于孙氏三兄弟在一审中并未向法院出具孙立新、孙立勇明确放弃继承的书面承诺，杨月三在一审中作为杨氏四兄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明确表示不放弃继承，一审法院认定即使杨氏四兄妹曾经放弃继承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截止财产分配时止且考虑到杨氏四兄妹翻悔的理由，对杨氏四兄妹对放弃继承翻悔的意思表示不作承认，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50条的规定，则对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在本案中仍将孙氏三兄弟及杨氏四兄妹均作为共同原告的处理方式，本院二审不作调整。案涉遗留房屋建筑面积为60.80平方米，该房屋拆迁后，于冬青依据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安置协议书实际取得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95.38平方米（回迁安置协议中约定为85.80平方米），该95.38平方米回迁安置房中仅60.80平方米为原房屋动迁置换，另30余平方米并非于冬青无偿取得，鉴于此种情形且考虑到本案并非案涉遗留房屋的直接腾退返还，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回迁安置房屋不适宜直接返还、于冬青应折价返还并无不当。因经释明后孙立创等人坚持要求直接返还案涉回迁安置房屋，则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孙立创等原审原告可另行主张货币补偿。关于孙立创等人要求于冬青返还补偿款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节，关键在于该10万元补偿款能否确定为对案涉遗留房屋自身价值的直接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还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针对案涉10万元补偿款能否确定为对案涉遗留房屋自身价值的直接补偿，双方当事人对此主张不一且分别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核双方所举证据，在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对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基础上，认为孙氏三兄弟关于案涉10万元补偿款系对案涉遗留房屋自身价值的直接补偿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并对该事实未作确认，一审法院对该节争议事实的判断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所作认定符合前述司法解释关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待证事实证明标准”的规定，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虽仍有异议并提出上诉，因其所举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所作认定，则对一审法院驳回孙立创等人此项诉请的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孙立创等人要求于冬青返还依回迁安置协议取得的厦子一节。该厦子虽系案涉遗留房屋回迁安置产生，但该厦子并非被动迁的遗留房屋本身，也非案涉遗留房屋动迁后由“产权户”无偿获得，而是依照回迁安置协议即“一个产权户购一个厦子，按800/m2价格”且按照“附表”中包括“地板、吊顶、地砖、电话移机费”等补偿项目在内的补偿补助费抵顶获得。孙立创等人在本案中直接要求于冬青返还依回迁安置协议取得的厦子1间，依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孙立创等人要求于冬青返还毛坯房装修补助费3000元及相应利息一节。案涉回迁安置协议虽约定“乙方要求回迁毛坯房，甲方补助乙方装修费用3000元”，但协议同时亦表明回迁房屋包括原面积安置、优惠购买、市场价格购买，则该笔费用虽与原房屋或物品相关，但是否全部源于原房屋及物品，不能判明，且根据回迁安置协议的约定，包括该笔费用在内的回迁安置协议“附表”中所涉的补偿补助费抵顶楼房的超面积款和一个5-6m2的厦子款，孙立创等人在本案中直接要求返还，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至于孙立创等人要求于冬青返还临时安置补偿费1800元一节。鉴于一审法院以于冬青因原房屋拆迁、等待回迁时取得的临时安置补偿费依法应由房屋所有权人或其继承人取得为由判决于冬青予以返还，于冬青并未提起上诉，视为服从原判，且一审法院认定的孙氏三兄弟及杨氏四兄妹共七个继承人之间的分配份额并无不妥，则对一审法院对此所作认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孙立创、孙立勇、孙立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孙立创、孙立勇、孙立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学超审判员  林荣峰审判员  宁 宁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于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