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1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8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祥宇，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5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女，196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女，196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6，女，197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楠，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4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五、六、七项；2、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主要事实不清，关于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圈门北坡某号院（以下简称某号院）的取得及建房情况，王某1与王某7长期居住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平房某1号院落（以下简称某1号院），在1994年左右，王某1就在本案争议的某号院落建房，并与他人签订建房协议，允许他人在此建房。（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某1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某1号院落及某号院落的房屋建设系王某1建设，后因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撤回对某号院落拆迁利益的分割要求，因此该判决书未对某号院建房情况进行阐述，但认定某1号院落是王某1所建，现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某号院落的房屋由来系王某1取得和建设，王某1拆迁协议下的拆迁利益是独立于王某7的拆迁利益，并非王某7的遗产，亦不能按照遗产予以继承分割。按照拆迁政策是允许同一户内签订两份拆迁协议，即允许两代以内直系亲属分户。王某2签署的协议是王某7的草签协议的延续。一审审理过程中都没有提及王某1的草签协议，并且也没有这份王某1的草签协议。王某1的草签协议的存在可以解释某号院拆迁档案有填写日期为2012年5月24日的房屋征收调查登记表的被征收人是王某1。委托书是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提供，在某律所和王某1手中均无当年委托书的样本，拆迁档案中也未见该委托书，所以该委托书只存在于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处，委托书究竟是不是双方去律师事务所所做的委托书存疑。其次，该委托书的日期与律师见证书不符，是王某1提出日期不对后，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及见证律师进行的更正，认为是笔误。即便是该委托书是真实有效的话，也是仅仅针对王某7拆迁协议下的利益。关于王某2取得的拆迁款项的去向，某号院落还有案外人的建房，在之前的判决书中，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是认可这一点的。（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案件笔录中有记载可以证明该点。王某2签署拆迁协议取得的拆迁款，分给了案外人。时间是在2016年9月，均早于本案以及前案的时间。一审法院没有将案外人列为第三人，属于遗漏当事人，程序是错误的。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关于某号院内房屋的取得及建房情况，某号院落只有是王某7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才能作为合法继承人去继承。首先，某号院落从建房一直到2012年签署的草签协议，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在一审举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某号院落是王某7的，最初提交了一份复印件，王某7作为被安置人和被拆迁人，当时确实有王某1的签字，但其是作为王某7的代笔人。这份证据是在一审的时候，法官亲自到拆迁公司，在档案中调取了这份证据，证明了在2012年草签的时候认定的被拆迁人是王某7。其次，关于本案当中涉及到在2016年签署的协议是王某1和王某2。现在从法院调取的证据来看，所有的拆迁档案都显示王某1和王某2二人所对应的权益是对应2012年王某7草签协议的延续，这是拆迁档案中都有的。一审法院实际上调取大量证据之后对案件的这一事实认定是清楚的，有法律依据。法院在调取证据的时候，鉴于双方矛盾突出的问题，找了相关部门做了谈话笔录，并且双方都质证过。再次，关于2015年签署的委托书的问题。这份委托书是在2013年王某7去世之后形成，王某7只是签署了一份草签，因此在2015年之后，拆迁公司之后通知几位子女要推举一个代表来进行签订协议。所以根据拆迁公司的要求去了律师事务所签署了这份委托协议，并且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的。在一审判决书当中还有两个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人做了本案的证人进行作证，这两位证人是王某1、王某2找的，所以证人出庭首先说了一点，2015年6月12日这种委托书不是他们一家，当时区政府和拆迁公司指定他们集中做见证委托，他们是分到了某律师事务所，所以时间上有一个误差。还有证明不是他们单独找的，是拆迁公司找的他们，所以就是只要涉及继承的内容，他们所有的委托的内容几乎都是格式性的，内容是他们草拟的。某律师事务所出庭作证证明因为当时人很多，所以有一个律师的签字是由另外律师代签的，但是内容是真实的。所以这份委托书是真实的，证人也是王某1、王某2找的证人。虽然王某1签署了协议，但在2012年签署的时候，王某1只是代理人，2016年以王某1签署的协议是依据其他继承人在2015年做的委托书签署的。因此，王某1签署协议的利益是王某7的延续。最后，关于王某2签署的拆迁款的去向。现在是二审，这个观点在一审当中并没有涉及。一审中王某1、王某2作为被告，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答辩或者抗辩过程中也没有提及过，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二审审理的范围。在某号院落的拆迁协议没有签订之前，双方只针对过41院落进行过分家析产。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紫金新园**（小园三地块）某号楼某单元某室（以下简称某**）房屋归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王某1共有，其中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各占17%的份额，王某1占32%份额；2、对某号院房屋拆迁所得利益进行分割，该利益包括安置房四套及补偿款，由王某6享有30%的份额，由王某3、王某4、王某5及王某1各享有17.5%的份额。事实和理由：王某7与李某系夫妻，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王某3、王某1、王某4、王某5、王某6。李某于1994年1月30日去世，王某7于2013年3月15日去世。王某7系某1号房屋和某号房屋的产权人。2011年3月王某7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协议，某1号房屋被征收，获得相应的利益。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王某1对该利益的分割发生诉讼，经门头沟区法院（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民事判决确认，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与王某1共有该利益，其中王某1占32%的份额，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各占17%的份额。某3号房屋系某1号房屋被征收所得的利益，当时未交付，故未予处理。现某3号房屋已经交付，由王某1占有使用，该房屋应当按照生效判决确认的份额，由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与王某1共有。某号房屋系王某7建造并居住使用，系未经审批的自建房屋，属于王某7所有。2012年6月12日，王某7作为某号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草签协议，约定该房屋被征收，房屋面积为267平方米，给与安置房两居室两套及相应补偿款。协议草签后，房屋征收部门按照该草签协议交付王某7两套安置房，即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门营A5地块某1楼某1单元某1号房屋（以下简称某5号房屋）及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门营A5地块某2楼某2单元某2号房屋（以下简称某6号房屋），同时给与王某7部分补偿款。王某7去世后，其继承人在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律师所）律师的见证下，于2015年6月12日达成委托书一份，在委托书中写明某号房屋产权人为王某7，因涉及某号房屋被征收，需要办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领取补偿款，办理入住等事宜，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委托王某1签订某号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且明确约定王某1办理上述事宜不涉及所得利益的归属。之后，王某1没有按照委托书的约定订立协议，而是将自己和王某2（王某1之女）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就某号房屋与房屋征收部门分别订立协议，某号房屋全部被征收。其中，王某1签订的协议中，被征收面积92.02平方米，给与安置房两套，包括之前已经给付王某7的某5号房屋，扣除已经给付的3万元，实际王某1得补偿款共计465893元。王某2名下的协议中，被征收房屋面积91.58平方米，给与安置房两套，包括之前已经给付王某7的某6号房屋，扣除已经给付的3万元，实际王某2得补偿款共计583659元。2018年11月19日，王某2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棚改安置期房弃房补充协议书》约定王某2放弃选择另一套安置房，改为货币补偿，补偿的数为820020元。某号房屋属于王某7的产权，所得利益应当属于王某7的全体继承人，王某1在得到全体继承人的委托后，没有以王某7的名义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合同，而是以自己及其女王某2的名义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协议，但所得利益仍属于全体继承人共有，应当分割。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对某3号房屋分割没有异议，但王某1主张多分，不同意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某号房均是自建房，该自建房均由王某1出资所建，王某1是房屋的权利人，自愿将属于自己的部分给与王某2，与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无关。对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提出的由某律师所见证的委托书不予认可，其中存在的瑕疵较多，按照一般常理，王某1在委托书上签字的同时还需要捺印，而该委托书上并没有王某1的捺印。其次，王某1认可2015年6月20日前往某律师所，但不认可委托书内容，且委托书落款处的日期2016年6月12日系伪造。某号院不是王某7的遗产，因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某号房屋属于自行所建房屋。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某号院房屋是王某7的。如果认定某号房屋是祖遗产或者家庭共有的财产，最起码要有基本的材料，要么有村居委会的证明，要么有相应的登记记录，然而在本案中某号院房屋权属并不存在任何记录，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仅有一份委托书就要去进行分割拆迁利益，其证明力薄弱。某号房屋系王某1出资所建，房屋征收所得利益应当归王某1所有，经王某1许可，由王某1、王某2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协议，获得的利益与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7与李某系夫妻，生有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王某1五名子女，无继子女和养子女。李某于1994年1月30日死亡注销户口，王某7于2013年3月15日死亡注销户口，其二人父母均先于其死亡。王某1与王某2系父女关系。生效的（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某1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系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王某1共有，其中王某1享有32%的份额，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分别享有17%的份额。某3号房屋系某1号房屋被征收所得的安置房，王某1领取该房屋并支付超出面积房款24930元，现由王某1占有使用，尚未进行房屋产权登记。王某1同意对房屋与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共有，主张自己占40%份额，但未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6月23日，王某1作为王某7的委托代理人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系草签协议，房屋征收部门未在协议上盖章确认。协议内容：某号房屋被征收，房屋面积为267平方米，房屋产权人为王某7，实际居住人为王某7，房屋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征收方式，房屋被征收后给与安置房两套两居室及相应补偿款。草签上述协议后，因某号房屋出现危险情况，不宜继续居住，房屋征收部门考虑某号房屋的实际情况，于2012年7月先行给付安置房两套，即某5号房屋、某6号房屋，同时给付补偿款共计6万元，注明其中3万元给与王某7，另外3万元给与王某1。2015年6月12日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4、王某1共同到某律师所，经律师周某见证，达成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4与受委托人王某1都是某号房屋产权人（被征收人）王某7的全部合法继承人。被征收人王某7于2013年3月15日死亡。现上述房屋进入征收腾退阶段，需办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领取征收补偿安置款（存折）、安置房选房、签订选房安置协议书、补缴房屋差额款、办理入住等相关事宜，因被征收人王某7已故，经以上合法继承人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委托王某1作为我们的代理人，办理如下事项：1、（王某7，已故）以王某1（受托人）的名义，签订上述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并办理上述房屋的搬家、交房手续；2、领取上述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存折）；3、选房并签署《选房安置协议书》、补缴房屋差额款、领取《入住通知单》，办理入住相关手续；4、以上行为均不涉及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利益的归属事宜。受委托人在授权范围内签署的有关文件，从事的有关行为、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委托期限至上述事宜办理完毕之日止。落款处：委托人王某3、王某6、王某4、王某5，受托人王某1签名，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12日。同时，某律师所出具见证书一份，见证上述委托书，由双方当事人在本所律师周某、李某3面前签字，落款处有该所律师赵某、周某签字，落款时间2015年6月12日，加盖了某律师所的印章。在（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民事案件审理中，王某1不认可在该委托书上签字，故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委托北京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6月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上受托人处“王某1”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某1”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本案在审理中，王某1否认于2016年6月12日签订该委托书，主张系2015年6月12日订立的委托书，且对委托书内容不予认可。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认可2015年6月12日签订该委托书，认为委托书内容真实，落款日期2016年属于笔误。某律师所的律师赵某、周某出庭作证，其中赵某证明委托书及见证书均系2015年6月12日由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及王某1在某律师所自愿签订，委托书落款日期2016年6月12日系笔误；周某律师证明2015年6月12日由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王某1在某律师所自愿签订委托书，自己一直在场见证，同时赵某律师也在场，见证书中不是赵某的签字，是周某代签。2016年7月16日王某1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一份。其中《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主要载明：1、被征收房屋为某号房屋，建筑面积92.02平方米，实际居住人为王某1；2、被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或房屋货币补偿，应安置房面积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33＋20平方米。该处安置房面积为142.39平方米，给与安置房两套，约为120平方米，各项补偿款（扣除应缴房款）共计488693元；3、协议档案中存有无证房申请确认表一张，写明某号无证房建于2002年，建房原因为房屋破旧人口多不够住；4、协议档案中，存有“情况说明”一份，记载：某号居民王某1、王某2房屋总建筑面积为620.45平方米，卫星比对差异面积496.99平方米，经北涧沟居委会2016年7月8日与区派工作组、东辛房街道办事处、拆迁公司、评估公司、测绘公司现场核实，对比面积中老房屋面积60.14平方米，抢建面积436.85平方米。落款处北涧沟居委会、拆迁公司、测绘公司、评估公司均有签名，没有写时间及加盖公章。王某1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主要载明：1、给与王某1安置房两套，其中一套为某5号房屋，系房屋腾退前，被征收人因危房及家庭困难等情况，已选房并安置；另一套为王某1自行选定，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高家园某**楼某**房屋（以下简称某7号房屋）；2、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周转费等补助总额495893元，扣除危房险户提前发放的3万元，实发465893元（包括专属于王某1的残疾补助8000元）。2016年7月16日王某2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一份。其中《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主要载明：1、被征收房屋为某号房屋，建筑面积91.58平方米，实际居住人为王某2；2、被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或房屋货币补偿，应安置房面积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33＋20平方米。该处安置房面积为141.80平方米，给与安置房两套，约为120平方米，各项补偿款（扣除应缴房款）共计606459元；3、协议档案中存有无证房申请确认表一张，写明某号无证房建于2002年，建房原因为房屋破旧人口多不够住。王某2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主要载明：1、给与王某2安置房两套，其中一套为某6号房屋，系房屋腾退前，被征收人因危房及家庭困难等情况，已选房并安置；另一套安置房未确定具体位置；2、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周转费等补助总额606459元，扣除危房险户提前发放的3万元，实发583659元。2018年11月19日，王某2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棚改安置期房弃房补充协议书》约定王某2放弃选择另一套安置房，改为货币补偿，补偿的数额为820020元，该款已经由王某2领取。某号房屋被征收，房屋征收部门认定被征收房屋面积共计183.6平方米，其中王某1协议中认定建筑面积92.02平方米，王某2协议中认定的建筑面积91.58平方米。在王某1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情况说明”记载的某号房屋抢建面积436.85平方米未予征收；该“情况说明”中北涧沟居民委员会一栏签字的人员表示，不对某号房归属予以确认，只是为房屋被征收见证，在“情况说明”上签字的其他人亦未对房屋权属予以确认。现某号房屋的被征收所得利益全部落实，由王某1、王某2控制。经询，2012年6月23日王某7就某号房屋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草签协议，协议仅反映被征收房屋大致面积及位置和相应利益，未经审批通过。草签该协议后，某号房屋所在地区发生水灾，房屋出现危险，不适合居住，为了保证王某7家庭人员居住安全，在某号房屋被征收之前先行将两套安置房交付，另外给补偿款共计6万元。2016年将某号房屋征收，由王某1、王某2订立协议，取得利益中包括之前已经给付的两套安置房及补偿款。某号房屋系未经审批所建的无证房屋，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所有权人不予认定。双方争议的问题如下，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主张某号被征收的房屋系王某7所建，临近被征收时，由王某7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协议，且落实部分利益。王某7去世后，其继承人共同达成协议形成委托书，由王某1代理全体人员订立协议。虽然王某1确以自己及王某2的名义订立协议，但取得的利益仍归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及王某1共有。王某1对委托书的内容不予认可，主张某号房屋系自己出资所建，所得利益归自己所有，包括自己同意给付王某2的部分。王某6主张对父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可得某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的30%，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的遗产享有同等继承权。本案中，某号房屋被征收，由王某1、王某2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取得的相应利益已经落实，该利益是否为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王某1共有系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法院对此进行下列论述，首先，据查明的事实，某号房屋系未经审批所建的房屋，2012年房屋涉及被征收时，王某7与房屋征收部门进行接洽，对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及所得利益草拟了协议。因某号房屋在被征收之前遇到水灾，导致房屋处于危房状态，不宜居住的情况下，政府给与王某7家庭安置房两套及部分补偿款，以保障包括王某7在内的家庭人员正常居住生活，此时，王某1并未提出异议，亦未主张某号房屋归自己所有。其次，王某7去世后，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及王某1于2015年6月12日共同到某律师所，在该所律师的见证下签订委托书。委托书中明确某号房屋产权人系王某7，其全体继承人委托王某1办理就某号房屋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协议、领取补偿款等事宜，但不涉及补偿利益的归属。该委托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对某号房屋归属及办理房屋征收事宜的一致表示，应当按照委托书的内容履行。委托书上有王某1的签字，且经鉴定系王某1本人所签字，虽然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12日，与实际签订的日期不符，但某律师所的赵某及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均表示系笔误，故不影响委托书的整体内容。王某1未提供其他证据否定委托书的内容，对其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再次，王某1、王某2与房屋征收部门就某号房屋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有“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能够反映出，经测绘某号房屋中抢建的房屋面积436.85平方米，该抢建的房屋并未在被征收范围之内；王某1和王某2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包括被征收之前给与的两套安置房及补偿款，前后存在关联，且征收的某号房屋面积总和未超过王某7与房屋征收部门草签的协议认定的某号房屋面积；王某1、王某2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不存在某号房屋归王某1所有的证据。据上述，某号房屋被征收之前系未经合法审批所建的房屋，该房屋被征收后所得利益合法，当事人对合法的利益享有继承权。某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归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及王某1共有，现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在认可王某1、王某2就某号房屋被征收订立的协议中取得的利益前提下，要求分割全部利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王某1、王某2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法院不予采信。某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安置房包括某5号房屋、某6号房屋及某7号房屋归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及王某1等额共有，由于房屋均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法院仅对房屋的相应权利予以确认。某号房屋被征收所得补偿款共计1869572元，包括王某1协议中所得补偿款465893元、王某2协议中所得补偿款583659元及房屋回购款820020元，在扣除专属于王某1、王某2的补偿款后，剩余部分为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及王某1共有。王某6主张对父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享有30%利益的要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生效判决，某3室房屋应为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及王某1共有，其中王某1享有32%的份额，分别由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享有17%的份额。王某1主张享有40%份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另需说明，王某1领取该房屋时，补交超出面积款24930元应当由房屋权利人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紫金新园**（小园三地块）某号楼某单元某室房屋上的权利由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王某1共有，其中王某1享有32%的份额，由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分别享有17%的份额；二、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门营A5地块某**某**某**房屋上的权利归王某1、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共有，分别享有20%的份额；三、、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门营A5地块某**某**某**房屋上的权利归王某1王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共有，分别享有20%的份额；四、位、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高家园某**楼某**房屋上的权利归王某1某6、王某5、王某4、王某3共有，分别享有20%的份额；五、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4补偿款89862.6元。六、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4补偿款278901元;七、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某1北京市门头沟区紫金新园二区（小园三地块）某号楼某单元某室房屋超出面积房款共计16952元;八、驳回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某1、王某2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编号DB-08-圈门C-0200号草签协议复印件，证明王某7草签协议的同时，王某1做为某号院20间房屋的产权人和被安置人也签订了一份安置协议;证据二,门头沟区石门营选房安置协议，证明王某1在暴雨灾害后根据其自己草签的编号为200的安置协议选择了某5号房屋，与王某7无关，不是房屋安置部门给予王某7家庭的房屋，亦不是王某7的遗产；证据三,北京政源拆迁有限公司门头沟项目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王某7认可某号院内房屋是王某1所建设；证据四,李某5、李某6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某号院的取得和房屋建设均系王某1所为；证据五,石门营选房安置协议，证明两份选房协议中有一份是假的;证据六,转账记录，证明王某2已将拆迁款项转给案外人。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均不属于新的证据。证据一不是原件，因此对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二、证据五的选房安置协议不能证明王某1就是被安置人，王某1当时是作为王某7的代理人，代理人先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下有两套房屋,对应的是拆迁协议，而拆迁协议针对的是王某7，不是王某1。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拆迁公司向法院出具过证明，这份证据上也只是说明当时是怎么说，证人证言只是一个传来的信息,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据六的转账记录涉及到案外人，一审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这问题，二审不应进行审理。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王某1、王某2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据涉及某号院的建设及拆迁事宜，本院在下文一并论述。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于某号院的拆迁安置利益处理是否妥当。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某号院内房屋系未经审批所建的无证房屋，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所有权人不予认定。2012年被继承人王某7与房屋征收部门草签协议，2013年王某7去世，2016年王某1与王某2分别作为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签订正式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关于某号院的拆迁利益归属，2015年6月12日，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王某1共同签署委托书，载明其五位子女为某号房屋产权人（被征收人）王某7的全部合法继承人，由王某1作为其他四位子女的代理人办理征收协议的签订、领取款项、选房、补缴差价、办理入住等手续，且不涉及安置利益归属事宜。本院认为，综合上述证据，王某7去世后，各子女已就某号院内房屋拆迁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共同确认王某7为房屋产权人，嗣后王某1亦与征收部门签订安置协议，应当据此履行。关于拆迁利益具体分配，各子女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王某7尽到主要赡养义务，鉴于某号院的特殊性质，院内房屋均未经审批，一审法院综合案件的证据情况,结合拆迁利益明细以及本案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予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王某1、王某2主张院内房屋由王某1建设，本院认为，某号院内房屋建设均在王某7去世前，且无合法审批手续，即使王某1有出资出力，亦不可据此主张单独的所有权。王某1、王某2主张本案有两份草签协议、对委托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委托书上王某1签字已经鉴定确认为其本人所签，其提供的草签协议并无征收部门的盖章确认，且在签订正式拆迁协议前，王某1已与其他子女共同确认某号院产权人为王某7，故本院对于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王某1、王某2认为某号院存在案外人的房屋,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41元，由王某1、王某2（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范红萍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