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10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兆才，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军，四川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祥芬，女，汉族，1963年3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军，四川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宗富，男，汉族，1965年6月出生，工人，住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余磊，男，汉族，1989年7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冕宁县。 上诉人余兆才、蒋祥芬因与被上诉人邓宗富、原审被告余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2民初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兆才、蒋祥芬及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军，被上诉人邓宗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余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兆才、蒋祥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作出公正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余兆才因承包绿化工程需要周转资金先后向邓宗富借款并出具了两张借条与事实不符。1.邓宗富在一审起诉中陈述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相矛盾。首先，邓宗富陈述上诉人因承包西昌市高速路口的绿化工程向其借款，而一审判决认定为承包绿化工程需要周转资金向邓宗富借款。其次，邓宗富起诉的借款时间为2012年，而一审判决认定为2015年。再次，邓宗富诉称有两次借款，第一次937440元、第二次343360元，合计1280800元，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邓宗富借款为四笔800000元，并以邓宗富起诉要求偿还600000元为由，认定上诉人向其借款的本金为60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邓宗才所述事实不相符。2.一审法院查明邓宗富曾三次向上诉人转账，每次转账200000元，但没有指明这三笔转账时间。从一审法院调取邓宗富从其账上转出的七笔款项的时间来看，其中二笔发生在2015年，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借款时间为2012年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一笔发生在2011年也没有关系。邓宗富起诉称上诉人2015年向其借款，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5年4月7日，另外两笔时间为2015年7月24日、7月25日的转款也与借款没有关系。上诉人不清楚一审判决认定的三笔转账共600000元的发生时间。二、本案事实。1.上诉人从未否认2012年8月向邓宗富借款200000元的事实，持续多年一直向其归还借款及高利息，由于双方违法约定的借款高利率达年利率36%、48%、60%，加之，邓宗富一直采用利滚利的计算方式，还不断要求上诉人按其计算的金额重新打借条，借款金额累积成了邓宗富起诉的金额。上诉人至今保留着邓宗富亲笔计算金额的底稿，从2012年8月借款至今，虽然上诉人已经归还了借款及利息936650元，但仍无法还清高息借款，甚至借款金额越来越多。2.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及归还借款、利息，均通过银行卡转账或现金存入银行卡的形式交付，从未有现金直接交付，上诉人归还借款利息中只有一笔是由王某代为归还现金20000元。因此，上诉人一审中提出邓宗富负有提供所谓上诉人向其借款937440元和343360元的相关银行凭证的举证责任，否则邓宗富的借款主张不能成立。邓宗富不能拿出相关依据，于是通过一审法院调取银行转账交易记录，一审据此认定上诉人向其借款金额显然不当。邓宗富在起诉时没有提到上诉人2012年向其借款的事实，一审认定无依据。3.2012年8月上诉人拟投标西昌市青山机场至邛海宾馆公路两边景观绿化工程，需要投标保证金向邓宗富借款200000元，上诉人2015年4月7日没有向邓宗富借过合计金额为1280800元的款项。如上诉人在同一天借款，为何会打二张借条，且借款金额巨大，被上诉人如何转款到上诉人账上。这二张借条载明的金额是被上诉人按高利息采用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得来，双方并没有对还款金额进行结算，上诉人被胁迫在借条上签字，上诉人只在2012年8月向被上诉人借过200000元。四、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对借款没有逃避归还义务。上诉人2012年8月向被上诉人借款200000元后，通过银行转账已归还借款和利息936650元。上诉人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审理厘清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后，依法应当归还的金额和利息及已经归还金额，认定上诉人是否还欠被上诉人借款和利息。五、补充说明的问题。2011年3月1日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销售冷杉和云杉种子，合计金额910350元，上诉人自2010年11月6日至2011年3月1日，通过银行转款三笔支付被上诉人690000元种子款，欠被上诉人种子款290000元，上诉人于2012年10月14日支付被上诉人457000元，该款中扣除支付种子款290000元外，其余167000元为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双方种子款已结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改判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并补充以下上诉理由：2012年8月借款400000元到当年10月份已经把借款和利息416000元归还完毕，上诉人当时已经付了四十七万多，后来11月16日到20日借款的两笔200000元也还款完毕。按照法律支持的24%年利率计算，上诉人已多支付了100000元。 邓宗富辩称，答辩人与上诉人是朋友，之前合作做种子生意，当时答辩人拉了一万多斤种子给上诉人，上诉人只付了答辩人部分款项，还欠答辩人四十多万，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年上诉人说还不起这个钱，但后来第二年就还了答辩人四十多万。这之后，上诉人说有高速路口的工程急需投资，找答辩人借钱，答辩人找了朋友借钱再借给上诉人，分几次转款给上诉人就是这个原因。上诉人说只借款三个月，后来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就一直拖欠到现在，上诉人称借款是高利贷，但上诉人根本没有还过钱，怎么能说是高利贷。本来转款是800000元，已归还的200000元不可能加进去，现在上诉人有困难，答辩人同意其只归还600000元，没有高利息。 余磊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邓宗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按法律规定的最高标准计算从2015年4月7日起到还清为止的利息；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邓宗富与被告余兆才曾是生意合作伙伴。2012年，被告余兆才以其要承包绿化工程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先后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00000元。2012年，原告先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木里县支行向被告余兆才的银行账户转账800000元。2015年4月7日，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借条，被告向原出具了两张《借条》，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借条显示的所欠款项包括借款利息以及本金，合计为人民币1280800元。被告余兆才在《借条》上签字并捺印，被告蒋祥芬的名字由余兆才代签而手印自按，被告余磊不在场，由余兆才代签其名字。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支付从2015年4月7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按法律规定最高标准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余兆才向原告邓宗富出具《借条》，原告已向被告履行出借义务，被告对借款事实予以认可，故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本案争议焦点是借款金额及借款是否已偿还。关于双方借款金额，结合本案证据，2012年原告先后通过农业银行转款给被告800000元，现原告只要求被告偿还本金600000元，被告辩称借款金额是200000元，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故确认借款金额为600000元。关于借款是否已偿还，被告辩称已经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被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故被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已向被告余兆才履行出借义务，被告余兆才未按约还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被告蒋祥芬是被告余兆才的妻子，其在《借条》上纳印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可，故原告要求被告蒋祥芬连带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余磊对借款不知情，并未在《借条》上签字确认，与原告无借贷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余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利息，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时借款本金为600000元，借条显示多出的金额应当视为双方约定了支付利息，故原告提出被告支付从2015年4月7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利息应当以600000元为基数，按24%年利率从2015年4月7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被告未出庭、也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余兆才、蒋祥芬偿还原告邓宗富借款600000元，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按24%年利率从2015年4月7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被告余兆才、蒋祥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回单》、《余兆才、蒋祥芬支付给邓宗富种子款及归还借款利息往来账明细》，证明2013年8月18日余兆才向邓宗富转款100000元，用于归还借款、支付利息，上诉人已经总共还款1947000元，已偿还完借款；2.邮政快递查询单，证明上诉人于一审开庭前将证据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一审法院；3.由上诉人自制的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到的种子款等款项上诉人已经全部归还完毕。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真实，第一次借款前双方一起做生意的种子款是一百多万，种子款对方已还完，本案的借款是上诉人承包高速公路的八十多万，还了200000元，尚欠600000元。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清单仅能证明2014年11月1日转款100000元给邓宗富，上诉人用以证明2013年8月18日转款100000元的银行业务回单系复印件且字迹模糊，无法确认交易日期，本院对该银行回单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余兆才、蒋祥芬支付给邓宗富种子款及归还借款利息往来账明细》和其自制的偿还借款和利息的证据属于其本人陈述，不能单独证明相关事实；邮政快递查询单与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余兆才与邓宗富曾因做种子生意存在经济往来。2012年8月15日、8月16日、11月16日、11月20日，邓宗富各次分别转款200000元至余兆才的银行账户，四次共计转款800000元。邓宗富主张该800000元系余兆才一方对其的借款，余兆才、蒋祥芬在二审中也认可该四次转款共800000元是向邓宗富的借款，但辩称已归还完毕。2015年4月7日，余兆才一方向邓宗富出具了两张借条，分别载明内容为“今借到邓宗富现金343360元，于2015年4月30日一定还清，借款人余兆才、蒋祥芬为夫妻关系，还款任何一个都认可，余磊认可，如到期不还，全家自愿每天向借款人付1600元。借款人：余兆才、蒋祥芬、余磊”、“今借到邓宗富现金937440元，一年内一定还清。借款人：余兆才、蒋祥芬”。余兆才在上述两张借条上签字并捺印，蒋祥芬的名字由余兆才代签后由其本人捺印，余磊在出具借条时不在场其名字由余兆才代签。2015年9月5日，余兆才、蒋祥芬以抵押人身份向邓宗富出具了《用核桃苗抵押借款的承诺》，载明因无力偿还向邓宗富的借款，用承包种植的核桃苗抵押还款。邓宗富主张2015年4月7日形成的两张借条是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后所形成，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起诉状上主张金额1280000元中实际借款本金是600000元，多的680000元是利息，并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归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利息请求法院按法律规定的最高标准从2015年4月7日开始计算到借款还清为止。一审中，余兆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其和蒋祥芬作为借款人向邓宗富出具的两张借条复印件，两张借条的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1月1日。二审审理中，邓宗富述称2015年4月7日的两张借条中，载明金额为343360元的那笔系200000元本金加利息，载明金额为937440元的那笔系600000元本金加利息，出具借条后余兆才归还过200000元本金，故尚欠600000元本金未归还。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是否已实际归还完毕，如尚未归还完，应如何认定上诉人应归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 本院认为，上诉人认可于2012年8月15日、8月16日、11月16日、11月20日收到被上诉人四次转款共计800000元，并认可该800000元是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因此，本院能够确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的客观事实。现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一方于2015年4月7日出具的两张借条，主张借条系针对2012年的800000元借款进行结算后由本金加利息计算而形成，并主张扣除已归还的200000元后上诉人还欠借款本金600000元；上诉人则主张2012年的800000元借款已全部归还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应首先就其主张的已归还完前述800000元借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上诉人列举其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11月6日至2016年3月12日期间的种子款及归还借款利息往来账明细，并提交了部分银行转款单，据此主张上诉人在此期间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扣除种子款910350元后剩余部分全是归还的借款，金额已远超800000元借款。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列举的2010年11月6日至2016年3月12日期间的往来账明细中大部分没有银行转款凭证予以印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上诉人提交的部分银行转款单中除2012年10月14日转款457000元、2014年11月1日转款100000元外，其余转款均发生在案涉借款的转账时间之前，当然不能认定为归还的借款。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种子生意存在经济往来，上诉人认可其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中存在种子款和归还借款交叉的情形且无法进行区分，故本院并不能确认上诉人2012年10月14日转款457000元、2014年11月1日转款100000元必然全部属于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且该两笔款项的总和也不足800000元。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已偿还完被上诉人800000元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已对800000元借款归还完毕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两张借条虽形成于2015年4月7日，但被上诉人对该两张借条的形成以及载明金额的组成进行了说明，其提交的由二上诉人2015年9月5日出具的《用核桃苗抵押借款的承诺》也印证了双方至2015年9月5日仍然存在借款关系，结合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2012年向被上诉人借款800000元已归还完的事实，本院能够确信上诉人2015年4月7日出具的借条系双方对2012年借款800000元进行结算后所形成。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2015年4月7日出具的两张借条系被上诉人对2012年8月借款200000元采取利滚利的计算方式累积形成后受胁迫签订，其在二审审理中又认可向被上诉人借款800000元只是主张已归还完毕，上诉人的陈述存在前后不符的情形，且均无直接、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被上诉人述称2015年4月7日两张借条载明的金额中包含了借款本金和利息，并主张上诉人对2012年的800000元借款归还过200000元后尚欠600000元借款本金未归还，本院认为，因双方确实存在800000元的借款关系，上诉人于2015年4月7日出具借条后又于同年9月5日出具承诺书认可双方仍然存在借款关系，故在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已偿还完借款且能明确区分给被上诉人的转款性质情况下，被上诉人的前述主张事由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上诉人还应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为600000元。上诉人主张本案应依据双方的所有经济往来对购买种子的款项和借款进行总的结算以确认上诉人是否还欠被上诉人借款和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虽然被上诉人陈述2015年4月7日两张借条载明的金额中包含有利息，但该两张借条中均没有对借款利息进行明确约定，仅凭当事人的陈述也无法确认约定的具体利息为多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又因被上诉人在二审答辩时明确表示同意上诉人只归还其600000元借款本金，因此，本院对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兆才、蒋祥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2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主文内容为：由上诉人余兆才、蒋祥芬偿还被上诉人邓宗富借款600000元，该款限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上诉人余兆才、蒋祥芬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余兆才、蒋祥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文婷 审判员  朱 江 审判员  李爱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田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