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贻传，男，194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上洞四组1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谋，系张贻传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仁化县******上洞四组。地址：广东省仁化县******委会。负责人：张细聪，该村小组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仁化县******上洞五组。地址：广东省仁化县******委会。负责人：姚仕斌，该村小组组长。原审第三人：仁化县*******民委员会。地址：仁化县******。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璐婷，系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贻传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仁化县******上洞四组（以下简称“白莲村上洞四组”）、广东省仁化县******上洞五组（以下简称“白莲村上洞五组”）、仁化县*******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白莲村委会”）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4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贻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谋，被上诉人白莲村上洞四组负责人张细聪，白莲村上洞五组负责人姚仕斌，原审第三人白莲村委员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璐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贻传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019）粤0224民初1070号的判决内容。二、判令《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为合法有效。三、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仁化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掩盖事实，导致本案不能公正判决，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仁化法院对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与本案有关。证据3是上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炼山的一份报告。首先，上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的申请报告中的地址（山名）和四至范围与《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的地址（山名）和四至范围相符，上诉人与白莲村上洞四、五组订立《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之后，在该承包山范围之内完成700亩面积的植树洞打穴工作，于1988年3月8日提出向有关部门对该承包山进行炼山内容，1988年3月9日得到时任上洞五组组长姚仕成的同意，并且在该报告上签名确认。众所周知，承包荒山主要是造林，造林的内容包括炼山、挖植树洞、种植树苗，抚育树苗等，时任上洞五组组长姚仕成在知道上诉人在该承包山挖好了700亩面积的种植树洞的情况下，继续同意上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在该承包山炼山的申请，并在该申请报告上签名确认，其行为有明显追认《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的意思表示，系符合合同法的追认情形，是事实的依据，上诉人向仁化法院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仁化法院却轻描淡写的说与本案无关。二、仁化法院认为，订立《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时，白莲村上洞四、五组共有44户农户，该要约只有16户签名，是该16户同意由上诉人承包涉案林地的意思表示形成的要约，该要约只能对签名的16户产生约束力，《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合意产生的结果。从《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中有16户户代表的签名以及1988年3月9日时任白莲村上洞五组组长姚仕成对《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的追认行为，可以证明：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确实召开了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决定由上诉人承包荒山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释义】本条是对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未采用的合同如何成立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未采用书面形式之前，应当推定合同不成立。但是，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即时没有以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的。如果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是有效的。”、“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订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释义】本条是对没有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书如何成立的规定。在合同书中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就不能最终确认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协商一致，也就不能证明合同的成立有效，所以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但是，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也只是形式问题，实质上应当追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一个以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已经履行，而仅仅是没有签字盖章，就认定合同不成立，则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当事人既然已经履行。合同当然成立，除非当事人的协议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且签订合同时的相关法律、政策等并没有规定要多少人签名才有效，因此，是否签名、多少人签名只是形式，不影响实际会议决定事项，更不能改变上诉人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的事实。白莲村上洞四组、五组的农户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上诉人在该涉案林地中植树造林和长期经营管理，可认定为对《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未作出否认的表示，应视为同意《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的内容。三、仁化法院认为：“张贻传称其在涉案荒山上种植了湿地松树和杉树的行为，本院认为是履行（造林有偿投资合同书）约定的义务行为”。仁化法院的“认为”实际上是曲解事实，张贻传在涉案荒山种植了湿地松树和杉树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政府消灭荒山的政策的行为，张贻传在一审起诉状中摘录了“广东省消灭荒山的重大决策（文字长达2页之多）”，而仁化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对张贻传造林政策的背景只字不提，明显不尊重事实，偏袒一方。1987年政府下达消灭荒山任务时，上洞四组、上洞五组巴寨脚（即系涉案荒山）荒山，约一千亩（当时是目测评估），被政府确定为白莲村委书记的消灭荒山造林点，政府消灭荒山的硬性政策落实到上洞四、五组时，上洞四组、上洞五组组织了多次全村民会议，最终会议的决议由上洞四组的村民张贻传承包涉案荒山，因此，张贻传在涉案荒山种植的湿地松树和杉树的行为，是配合政府消灭荒山的政策体现、是配合上洞四、五组完成政府下达消灭荒山任务的行为、是符合全体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要求、是履行《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约定的义务。《造林有偿投资合同》只是政府消灭荒山解决部分资金的一项政策落实，仁化法院故意曲解事实，致使张贻传身处弱势的村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四、消灭荒山可视为国策，如果有消灭荒山任务而不完成，是各级政府的失职、失责。仁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消灭荒山工作，于1987年安排15斤湿地松种子指定在涉案荒山中植树造林，消灭荒山。在接到县消灭荒山任务后，董塘镇政府、董塘镇林业部门、白莲村委会等部门联合多次到上洞村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完成消灭荒山任务，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由张贻传承包荒山植树造林，并签订《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认。”“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是在消灭荒山的政策背景下，张贻传与上洞四组、五组双方当事人合意产生的结果，是执行各级政府消灭荒山的政策，是对上洞四组、五组完成政府下达消灭荒山的事实依据，《上洞村荒山承包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受到法律的保护。仁化法院所认为的“合同尚未成立”明显适用法律不当、歪曲事实、偏袒一方。张贻传从订立该合同之日起，在该合同范围的林地种植并存活了450亩湿地松和90亩杉树，管护至今，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因此，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合意意愿的体现、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张贻传在该林地造林和经营管理与《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张贻传认为《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于2020年9月24日二审庭询时向法庭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的上诉补充。一、《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是当时召开了全体村民户代表会议商定的结果，从有16户上洞四组和五组的户主签名确认了确实召开了会议并明确了合同中的相关内容，如果没有召开会议，他们是不会签名的。二、关于《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中提出的“五五分成”也可以证明当时是经过会议充分讨论研究的。本来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利益分成应按照“一九”、“二八”至多“三七”分成，但考虑到承包山范围内有一定数量的天然生长林，需要管护（因为承包之前每年都会放火烧山用来放牛），因此提出“天然生长林和现造林归承包者所有”同时受益分配也调整为“五五分成”。三、关于《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中提出的50%按砍伐时村里的人头数人均分配的情况也是经过会议充分讨论研究确定的。因为没有公路到承包山，按当时的条件预计成材时需要十年左右才能砍伐完，如果不明确分配方式，将会导致砍伐后的收益无法分配到户，因此会议讨论决定了合同中的分配方式，同时也说明了全村农户是知情的，同意分配方案的。四、《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虽然只有16户签名，另外28户未签民，签了名的肯定认可合同中的条款，未签名并不代表不认可，事实上，植树造林需经过育苗、炼山、挖洞、种植以及三十多年的抚育，期间并没有任何人对上诉人在承包山内造林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已经知道该合同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而不作认可表示，视为同意，可认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第二节意思表示第一百四十条意思表示的形成，可视为对《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默示作出意思表示。五、关于上洞四组和上洞五组当时的组长未在《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签名的情况，一是上洞五组组长姚仕成在炼山申请中进行了签名同意，明显是对《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内容知情且同意上诉人在承包山造林，属于追认行为；二是当时四组组长张贤军在召开村民大会后由于当时上洞四组耕牛不足，带上几个村民外出到仁化胡坑、曲江犁市等四处借耕牛，当时没有及时签名，时间长了也没有进行补签，当时认为召开了村民大会同意通过《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了，是否签名对植树造林没有影响，事实也是没有异议，更没有发生阻难植树造林的情况。六、上诉人在承包山植树造林是进行了公证的，而办理公证是需要公证处查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事实才能办理的，如果当时是不合法的是无法办理公证的，也就是说办理了公证就证明了《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是合法的，上诉人在承包山植树造林是合法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参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公证公证指导性案例5号中2017年5月案情概括分析，办理了公证就是合法的）七、上诉人取得上洞村荒山承包经营权并在承包山植树造林是在各级政府主导的“消灭荒山”政策背景下，依法依规的情况下获得的，由于村小组及上诉人当时都没有签订承包合同的经验，当时的条件和上诉人的文化水平也无法考究签订合同需要注意的事项，上诉人当时认为，是政府组织号召的，肯定是合法的。按照现在的法律相关条款来约束当时合法行为，上诉人认为是不恰当的。应当充分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政策背景，结合上诉人植树造林和多年一直无异议的事实依法维护上诉人的权益，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所得。被上诉人白莲村上洞四组、白莲村上洞五组辩称：第一项是仁化法院已作出判决，当时我们也出庭了，初审也经过合理合法的程序，才作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所以对一审判决没意见，至于《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合法性我们是反对的，构成合同基本要素没有达到，发包方和承包方都没签名，土地是我们村小组的，1987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分钱租金都没收到，没有产生在合同里。我们村由两个组构成，都没有人签名，既然合同不合法我觉得诉讼费就不用说了。原审第三人白莲村委会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补充两点。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违反规定，应当视为无效合同，结合上诉状和补充说明，可得知这份合同并未经过法定程序通过的，违反了我国相关规定，合同里的签名并不属于上洞四、五组农户名单，所以该合同并未经过法定程序通过即违反了我国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该合同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张贻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合法有效；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上洞四组、五组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贻传是白莲村上洞**的村民。1987年12月19日的《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写明，经全体村民会议讨论一致通过，同意本村村民张贻传承包荒山从石立树坑至到碰坑子，面积壹仟亩，东以迳里大路去暖坑路为界、南以双坑马头大坑直到石立树坑为界、西以麻竹坑坳为界、北以仰天坪至砧兠石岐水为界。该合同有16人签字，仁化县******民委员会盖章。上述四至林地范围权利人属于白莲村上洞四、五组。1987年白莲村上洞四、五组共有44名农户，当时担任白莲村上洞四组的组长是张贤军、担任白莲村上洞五组的组长是姚仕成。张贤军、姚仕成及张贻传均没有在《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上签字。1988年12月3日，仁化县董塘镇林业森工站的代表人邓寿福与张贻传先后签订了两份《造林有偿投资合同书》，约定由仁化县董塘镇林业森工站投资，由张贻传造林450亩湿地松树和90亩杉树。2003年，张贻传以“张贻全”的名义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林权证》，2004年8月9日，仁化县人民政府向张贻传颁发了仁林证字（2004）第4400250211号《林权证》。2010年经仁化县人民政府、韶关市人民政府查明，张贻传申领的林权证是没有按林地林权换发证有关政策程序领取的，作出注销张贻传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2011年曲江区人民法院维持了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是张贻传请求确认《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有效引起的纠纷，是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的内容是经全体村民讨论一致同意将涉案林地由村民张贻传承包，但没有记载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张贻传、时任白莲村上洞四组的组长张贤军及白莲村上洞五组的组长是姚仕成也未签名确认，张贻传称《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经过了白莲村上洞四、五组全体村民一致同意，但全体村民签章处只有16人，而当时白莲村上洞四、五组共有44户，全体村民签章处并不能反映该合同经过了全体村民的一致同意。《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是白莲村上洞四、五组部分村民作出的意思表示，是该16户同意由张贻传承包涉案林地的意思表示形成的要约，该要约只能对签名的16户产生约束力，《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合意产生的结果，不具备合同的基本要素，张贻传、白莲村上洞四、五组亦没有进行林木砍伐结算，或支付租金，庭审中，白莲村上洞四、五组也不认可与张贻传签订了该份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涉及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张贻传的合同尚未成立。虽然张贻传于2004年领取了涉案林地的《林权证》，但该《林权证》已于2010年被注销，证实张贻传当时并不符合领取《林权证》的条件。张贻传称其在涉案荒山上种植了湿地松树和杉树的行为，该院认为是履行《造林有偿投资合同书》约定的义务的行为。《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涉及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张贻传的合同尚未成立，不存在张贻传要求确认该合同效力的问题，因此，张贻传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19）粤0224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驳回张贻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已预交），由张贻传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张贻传、被上诉人仁化董塘白莲村上洞四组、五组，原审第三人仁化董塘白莲村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上加盖的白莲村委公章与林业站《有偿造林投资合同》鉴证单位白莲村委的公章一致，白莲村委对此称没有盖这个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张贻传主张1987年12月19日与白莲村上洞四组、五组签订的《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从《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载明的的内容来看，“我村巴寨下一片荒山经全体村民会讨论一致通过，同意本村村民张贻传承包荒山……”，但没有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时任白莲村上洞四组的组长张贤军、白莲村上洞五组的组长姚仕成及上诉人张贻传均未在上面签名确认，村民签章处只有16人签名，亦未过村民的半数。庭审中，白莲村上洞四组、五组不认可与张贻传签订了该份合同。虽然内容基本齐备，但不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尚未成立并无不当。其次，从事后实际造林情况来看，诉讼中，上洞村四、五组均承认上诉人张贻传确有植树造林，但不清楚具体植树亩数，上诉人张贻传二审时称其造林540多亩，与林业站两份《造林有偿投资合同书》约定的种植面积基本一致，且树种也是湿地松和杉树，亦符合与林业站的合同约定。一审认定上诉人张贻传是履行《造林有偿投资合同书》约定的义务的行为并无不当。再次，上诉人张贻传主张上洞村五队姚仕成在其1988年3月8日的炼山报告上签名是对《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的追认。不论是否承包，村民在山上炼山都是要申请报批的，且姚仕成作为上洞村五队的组长只是在该报告上签名，并未签注任何意见，不能由此确认是对《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的追认。且1988年3月8日炼山报告中陈述面积约1500亩，其中荒山700亩已打好植树洞，还有800亩是更新林需要炼山，亦与《上洞村承包荒山合同》约定的1000亩有出入。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贻传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贻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庄少山审判员  李飞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