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2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五居民小组，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瑶山社。 负责人：周志成，组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居民小组，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瑶山社。 负责人：叶亚灯，组长。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羡珠，福建欧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洁琳，福建欧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宗生，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秀凤，女，196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涛，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凯德，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星，男，195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裕目，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柿树**之一。 法定代表人：林加强，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羡珠，福建欧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洁琳，福建欧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五居民小组（以下简称前场五组）、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居民小组（以下简称前场九组）、林宗生、陈秀凤因与被上诉人王惠星、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场居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4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前场五组、前场九组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惠星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前场五组、前场九组与王惠星之间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纠纷，本案应在确认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审理。前场五组、前场九组与王惠星之间没有签订承包合同，王惠星未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王惠星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消灭，从一审所认定的证据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用地补偿协议书及王惠星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来看，案涉土地是2016年才被征收，并不是2003年，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消灭，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消灭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属于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并不是对征收鱼塘的补偿，政府部门已经对鱼塘及地上附属设施的征收另行制定了补偿标准。可见，案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属于原土地承包权人所有，与王惠星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 林宗生、陈秀凤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林宗生、陈秀凤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鱼塘系由林宗生、陈秀凤开发建设形成，林宗生、陈秀凤系案涉鱼塘的所有人，有权取得案涉鱼塘被征收而补偿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rdquo《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rdquo;本案中，陈秀凤于1991年向案外人陈锦良等租赁位于集美区后港的承包地，并将该承包地改挖成鱼塘并进行养殖经营。林宗生于1993年向案外人陈宗生租赁位于集美区后港的承包地，并将该承包地改挖成鱼塘并进行养殖经营。林宗生、陈秀凤于1994年3月将上述承包地围成两口鱼塘，鱼塘面积合计约为20亩左右，现存的鱼塘面积为17.108亩（即案涉鱼塘）。综合以上事实，案涉鱼塘系由林宗生、陈秀凤开发建设形成，林宗生、陈秀凤系鱼塘的所有人。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因案涉鱼塘被征收所补偿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应当归林宗生秀凤所有。 二、王惠星系受林宗生、陈秀凤委托代为管理案涉鱼塘，无权取得鱼塘补偿款项。1.王惠星系受林宗生、陈秀凤委托代为管理案涉鱼塘，并非案涉鱼塘的实际经营人。《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王惠星系林宗生姐夫，林宗生系陈秀凤的妹夫，三人之间有亲戚关系。林宗生、陈秀凤因时间、精力不足，自1996年开始将案涉鱼塘交由王惠星管理。王惠星受托管理案涉鱼塘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代理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即林宗生、陈秀凤。因此，王惠星并非案涉鱼塘的所有权人，其仅仅是受林宗生、陈秀凤委托代为管理案涉鱼塘，无权起诉主张案涉鱼塘所得补偿款项。一审判决将王惠星认定为案涉鱼塘的实际经营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应当予以改判。2.王惠星既不享有案涉鱼塘的土地承包权，也不属于具有案涉鱼塘所在的前场社区户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属于被征地农民，无权取得案涉鱼塘补偿款项。王惠星起诉是依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14]10号）。然，该文件已经由新出台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16]398号）所替代。厦府[2016]398号文件第四条规定：本通知所称被征地农民应当从征地时依法享有被征土地承包权或者具有所在地户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产生。王惠星既不享有案涉鱼塘的土地承包权，也不属于具有案涉鱼塘所在的前场社区户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应认定为案涉鱼塘的被征地农民，无权取得案涉鱼塘任何补偿款项。因此，王惠星依法无权享有案涉鱼塘所得补偿款项，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鱼塘补偿款项归被王惠星所有显然于法无据。 三、一审判决依据（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事实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一审判决依据（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案涉土地被征收前由案外人陈锦良等十三位承包经营户与王惠星口头订立了租赁合同，存在合法有效的不定期土地租赁合同关系”显属错误。具体而言：一方面，案涉鱼塘所在土地系林宗生、陈秀凤向案外人陈锦良、周某1等人承租，王惠星与案外人就案涉鱼塘不存在租赁关系。案外人陈锦良等人之所以会在该起案件中起诉王惠星，是因为当时林宗生、陈秀凤早已将案涉鱼塘交由王惠星代为管理，且林宗生、陈秀凤与案外人就租赁土地未签订书面合同，他们主要目的在于收回土地，才将王惠星作为被告起诉。林宗生、陈秀凤在一审时已经按照法院的要求申请通知证人周某1、周某2、陈某出庭作证，证实案涉土系出租给林宗生、陈秀凤，足以证明（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另一方面，林宗生、陈秀凤不是（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所涉案件的当事人，没有参与两个案件的诉讼程序，对王惠星及案外人所作陈述完全不知情。林宗生、陈秀凤在本案中已提交前场社区居委会及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出具的证明，相关证人也出庭作证，说明了相关情况，足以推翻两份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即便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也应举证证明。在林宗生、陈秀凤提供的证据已经推翻（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在王惠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做出事实认定，显然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王惠星提出的诉讼请求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依法不应支持。林宗生、陈秀凤系案涉鱼塘所有权人，有权获得案涉鱼塘补偿款项。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重大错误，请求改判支持林宗生、陈秀凤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惠星辩称，一、案涉鱼塘地块被征收国有，原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归于消灭，前场五组及前场九组现以王惠星未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主张驳回王惠星的诉讼请求，显然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无论是在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中，还是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0）厦民终字第239号民事裁定书中，均已查明：1.案涉鱼塘位于厦门市集美区角港，系王惠星早年开挖建设的；2.2003年3月15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厦府［2003］地145号文，将马銮湾的1695411.57平方米土地作为厦门海湾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马銮湾湿地生态保护区用地进行征收；2003年8月7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下发厦国土房［2003］281号文，决定征收位于马銮湾占地面积为1695411.57平方米的土地作为“马銮湾湿地公园”建设用地。案涉鱼塘地块正好位于马銮湾湿地生态保护区用地红线内，属于政府征用的土地范围内。其次，集美区人民法院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上述两份民事裁定书已认定案涉地块被全部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依附于其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亦归于消灭。本案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闽02民终2210号民事裁定书也有明确认定本案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王惠星的起诉，适用法律不当。故前场五组及前场九组现再以王惠星未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主张驳回王惠星的诉讼请求，显然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王惠星提供的证据及客观事实足以证实涉案鱼塘系王惠星早年开挖建设且长期由王惠星在经营管理及收益。在陈锦良承包经营户、周某1承包经营户、陈瑞华承包经营户、吴幼芳承包经营户、周朝明承包经营户、周能旗承包经营户、陈明朝承包经营户、陈宗远承包经营户、陈建华承包经营户、陈国辉承包经营户、陈孝明承包经营户、周某2承包经营户、陈宗生承包经营户（简称“十三位原告”）起诉王惠星土地租赁合同一案中，上述十三位原告均诉称涉案鱼塘系王惠星于2000年左右开挖建设的，且有按照租金每亩每年50元支付土地租金至2007年。这十三位原告在该案中诉称的事实均已被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案涉鱼塘系由王惠星早年开挖建设的事实已经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足以证实。同时，本案根据王惠星一审所提供的《工程测量示意图》、《举证通知》、《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项目征地鱼塘按时交地奖励金情况公示》、《租金清单》等材料也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证实案涉鱼塘长期是王惠星在经营管理及收益，包括政府征收过程，也均是王惠星在对接。另，本案林宗生、陈秀凤一审过程中所申请的证人周某2在庭审出庭作证过程中也明确陈述其在（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起诉王惠星系因当时案涉土地是王惠星在经营。可见，王惠星是案涉鱼塘的实际经营收益者是一个真实、确凿、可靠的事实。而林宗生、陈秀凤上诉称案涉鱼塘系由其开发建设形成并委托王惠星管理经营的说法并未有证据足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林宗生、陈秀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案涉鱼塘已按综合补偿价每亩100000元一次性包干的收储补偿费发放给了前场五组及前场九组，案涉鱼塘每亩100000元一次性包干的收储补偿费中就有包括每亩30000元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案案涉鱼塘的征地补偿款标准是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文号：厦府[2014]10号）实施的，即按照每亩10万元计算一次性包干收储补偿费。该款项早已拨付给了前场五组及前场九组，上述每亩10万元的一次性包干收储补偿费当中包括有每亩30000元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林宗生、陈秀凤现主张《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文号：厦府[2014]10号）已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文号：厦府〔2016〕398号）所替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林宗生、陈秀凤现如对当地政府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可先行申请行政机关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林宗生、陈秀凤在本案中以《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文号：厦府〔2016〕398号）拟主张王惠星无权享有案涉鱼塘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div> 四、王惠星作为涉案鱼塘的实际开挖投资者及实际经营收益者，涉案鱼塘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应归王惠星所有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rdquo;王惠星作为案涉鱼塘的实际投资开挖者及实际经营收益者。案涉鱼塘的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理应归王惠星所有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前场五组、前场九组及陈秀凤、林宗生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前场五组、前场九组及陈秀凤、林宗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前场居委会辩称，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应当以享有承包经营权为前提。陈秀凤、林宗生与前场五组、九组之间就案涉地块没有签订承包合同，不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并不享有案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本案不属于法院的立案受理范围，陈秀凤、林宗生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对前场五组、九组的意见无异议，因为案涉地块是前场五组和九组的，相应征地及青苗款的发放与前场居委会无关。 王惠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前场九组立即共同向王惠星支付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共计513240元7.108亩×30000元/亩）；2.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前场九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陈锦良等承包经营户以王惠星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并返还位于集美区亩土地等。一审法院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认为：陈锦良等十三位承包经营户与王惠星口头订立租赁合同，系合法有效的不定期土地租赁合同关系。2003年3月15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发布厦府（2003）地**文，同意划拨马銮湾的国有土地1695411.57平方米作为厦门海湾投资有限公司马銮湾湿地公园的建设用地。2003年8月7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发厦国土房［2003］281号文，决定征收位于马銮湾占地面积1695411.57平方米的国有未利用地作为“马銮湾湿地公园”建设用地。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厦门市集美区测量队进行测量，经实地测量案涉地块位于马銮湾湿地生态保护区用地红线内。因讼争土地已被全部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集体土地所有权归于消灭，依附于其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亦归于消灭，陈锦良承包经营户等已并非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不再享有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讼争土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裁定驳回陈锦良承包经营户等的起诉。陈锦良承包经营户等不服上述裁定，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3日作出（2010）厦民终字第23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8月9日，前场居委会与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办事处、厦门市博裕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用地补偿协议书》，约定根据集美区马銮湾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6]4号文，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用地需征收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委会集体土地面积199993.55平方米（折合299.990亩），并约定该农用地按综合补偿价每亩100000元一次性包干的收储补偿费由前场社区居委会统筹分配，其中青苗、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为每亩30000元次性交地奖励金为每亩8000元。相关补偿款已由前场五组、前场九组领取。 一审审理中，王惠星申请一审法院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调取王惠星的“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项目征地鱼塘按时交地奖励金情况公示”。经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向一审法院提供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2日的《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项目征地鱼塘按时交地奖励金情况公示》一份，载明王惠星鱼塘面积共17.108亩，按照每亩8000元计算按时交地奖励金为136864元。 一审审理中，第三人林宗生、陈秀凤向一审法院申请通知证人周某1、周某2、陈某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周某1、周某2、陈某分别出庭作证。证人周某1、周某2、陈某均陈述案涉土地系出租给第三人，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证人周某2并陈述其在（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起诉王惠星系因当时案涉土地是王惠星在经营。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前场九组共同确认案涉17.108亩土地原系前场五组、前场九组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主张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引发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关于王惠星主张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前场九组立即共同向王惠星支付青苗、地、地上附着物及水利设施摊销费共计513240元7.108亩×30000元／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土地现在虽为国有土地，但在2003年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时，政府尚未支付征地补偿款，现集美区政府按现有集美区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标准发放征地补偿款，故应参照集体土地征地补偿纠纷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rdquo;案涉土地原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后经厦门市人民政府发布厦府（2003）地）地**文予以征收，2016年发放相关补偿款项。经一审法院（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生效民事裁定确认案涉土地被征收前系由陈锦良等十三位承包经营户与王惠星口头订立了租赁合同，存在合法有效的不定期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该生效裁定并查明案涉土地位于马銮湾湿地生态保护区用地红线内。王惠星系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经营人，现王惠星主张前场五组、前场九组按照每亩30000元的标准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共513240元（17.108亩×30000元／亩），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林宗生、陈秀凤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案涉土地被征收前的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经营人，证人周某2亦陈述案涉土地被征收前是由王惠星在经营，故对于第三人林宗生、陈秀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案涉土地系前场五组、前场九组所有，且相关征地补偿款已由政府拨付前场五组、前场九组，故王惠星主张前场居委会与前场五组、前场九组共同支付案涉款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判决：一、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五居民小组、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居民小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王惠星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513240元；二、驳回王惠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林宗生、陈秀凤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王惠星提供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落款单位为集美杏滨街道前场片区征地组并由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盖章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马銮湾前场片区征地组在鱼塘测量以及地上物测量时，经由当事人王惠星出面对接。经了解王惠星系现有养殖户，因前场村其他村民对该鱼塘持有权提出争议，为确保该项目的顺利推进，由公证处对双方争议的鱼塘进行公证。王惠星提供该情况说明拟证明相关部门认定鱼塘是由王惠星养殖和收益经营的，相关征地补偿款应当归王惠星所有。前场五组、前场九组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王惠星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从情况说明的落款来看，是集美杏滨街道前场片区征地组，而盖章是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并不是落款的征地组，两者主体不对应。从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也证明王惠星与前场村其他村民对于鱼塘的持有权是存在争议的，并且也没有确认王惠星是鱼塘的开挖者或持有者。正因为确认不了，由公证处进行公证，更加证明王惠星并非鱼塘持有者。林宗生、陈秀凤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10月25日，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同时王惠星也超过举证期限提交，根据证据规则，不应当认定为二审新证据。在保留前述意见情况下，发表以下意见：情况说明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具体而言，第一，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王惠星在案涉鱼塘养殖的事实，只是说王惠星出面进行对接。第二，不能证明王惠星对鱼塘所涉的补偿款项享有所有权，即便王惠星是对案涉鱼塘进行管理，也是受林宗生、陈秀凤委托，补偿款项应当归林宗生、陈秀凤所有。第三，从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案涉鱼塘持有权存在争议，印证案涉鱼塘由谁开挖存在争议的客观事实。前场居委会表示同意前场五组、前场九组的质证意见。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林宗生、陈秀凤提出如下异议：不存在十三位承包户与王惠星订立合同的事实，相关案涉土地是出租给林宗生、陈秀凤，与王惠星无关。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和前场九组表示同意林宗生、陈秀凤意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未提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王惠星于一审中提供落款单位为杏林街道办事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的《举证通知》一份，其中载明陈秀凤与王惠星就鱼塘所有权存在纠纷，鉴于现场为王惠星长期出租经营且收益长期归王惠星所有，要求陈秀凤在收到举证通知书后一个月内提供与王惠星系鱼塘共有者的证据及相关材料。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和前场九组对该《举证通知》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案涉鱼塘系王惠星开发及相应补偿款应归王惠星所有；林宗生、陈秀凤则以《举证通知》无原件核对为由，对其真实性等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rdquo;本案中，王惠星并非以承包方身份而系以讼争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际投入人或所有人身份主张获得相应补偿款等，因此本案并非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问题而发生的纠纷，前场居委会、前场五组和前场九组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林宗生、陈秀凤认为其对本案诉讼标的即讼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等有独立请求权，并提起诉讼。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谁为讼争土地所涉青苗的实际投入人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一审中，王惠星与林宗生、陈秀凤均否认双方曾共同经营过讼争鱼塘。王惠星主张讼争鱼塘系由其开挖并进行养殖。林宗生、陈秀凤则主张其两人将讼争土地改挖成鱼塘进行养殖经营，王惠星系受其委托代为管理案涉鱼塘。对此，王惠星予以否认，而林宗生、陈秀凤并未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开挖鱼塘及与王惠星之间存在委托代管关系的事实。而且林宗生、陈秀凤于一审庭审中陈述委托王惠星管理鱼塘直到政府征收，鱼塘的租金由王惠星交给林宗生、陈秀凤，林宗生、陈秀凤去支付租金，鱼塘经营的盈亏由王惠星自行负责，与林宗生、陈秀凤无关。然而，若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委托关系，则鱼塘经营的盈亏理应由作为委托人也即被代理人的林宗生、陈秀凤承受，而非由受托人王惠星自行承受。其次，根据业已生效的（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所载，陈锦良、周某1、周某2等十三位承包经营户向法院起诉称，王惠星自行开挖上述承包经营户所属土地，后承诺支付租金并实际支付租金至2007年。该裁定同时认定，陈锦良、周某1、周某2等十三位承包经营户与王惠星口头订立租赁合同，系合法有效的不定期土地租赁合同。再次，本案一审中，周某1、周某2、陈某到庭作证陈述讼争土地系出租给林宗生或陈秀凤。然而，周某2自述与林宗生从小是结拜兄弟关系，双方存在利害关系；陈某承认王惠星出示的一份田租支付凭证中系其本人签名，但具体是谁给其签的记不清了；周某1、周某2关于讼争土地系出租给林宗生或陈秀凤的陈述亦与其在前案起诉状的陈述存在矛盾。因此，仅凭周某1、周某2、陈某的作证陈述并不足以推翻（2008）集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裁定所确认的事实。另，根据王惠星的申请，一审法院向杏滨街道办事处调取了《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项目征地鱼塘按时交地奖励金情况公示》一份，载明户主王惠星鱼塘面积共17.108亩等，落款处有杏滨街道办事处、前场居委会及厦门市博裕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的盖章。林宗生、陈秀凤对该情况公示中落款日期等存在修改的异议，不足以推翻其所记载户主、鱼塘面积等内容的真实性。综上，根据本案现有在案证据及所查明的事实，讼争鱼塘在被征收前实际由王惠星管控及收益，林宗生、陈秀凤并未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讼争鱼塘由其开挖及其与王惠星存在委托代管关系的事实。林宗生、陈秀凤等提出讼争鱼塘在实际征收时，系案外人在经营管理，但本案中并无其他主体对所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等提出权利主张。结合陈锦良等十三位承包经营户与王惠星相关诉讼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以及王惠星的相应举证情况等，王惠星系讼争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际投入人或所有人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判令前场五组、前场九组向其支付相应补偿款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前场五组、前场九组与林宗生、陈秀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864元，由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五居民小组、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前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居民小组负担8932元；由林宗生、陈秀凤负担89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颜映红 审判员  陈 璟 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罗仁冰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