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洲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镰，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煖，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镰，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煖，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金钺真空镀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国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书，湖北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洲英、李亚立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金钺真空镀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钺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9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罗洲英、李亚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镰，被上诉人金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洲英、李亚立上诉请求：一、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罗洲英、李亚立向金钺公司支付127186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重大遗漏，未将罗洲英、李亚立于2017年1月18日支付给金钺公司的现金20000元认定在已付款当中，造成罗洲英、李亚立多承担20000元。另，罗洲英、李亚立已向金钺公司发送对账单，是由于金钺公司没有与罗洲英、李亚立对数，造成货款未及时结算，导致货款金额在二审判决生效后才能确定，才产生支付的义务，所以金钺公司主张利息不成立。并且，金钺公司未及时对数造成本次诉讼，应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金钺公司辩称：一、罗洲英、李亚立在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语音），均在一审开庭前己产生，并由其掌握。罗洲英、李亚立在一审中未提交，反而在二审中予以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根据证据规则不应采纳。二、罗洲英、李亚立在一审中未曾提及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金钺公司支付现金20000元的事实，且罗洲英、李亚立在通过微信发送给金钺公司的对账单（由二人亲笔书写）中，亦未提及该付款情况。若罗洲英、李亚立真有该付款事实，不可能不在自己书写的对账单中列明，更不可能不在一审中向法院提及。三、2017年1月16日下午5点50分，罗洲英、李亚立欲向金钺公司现金付款20000元，金钺公司因忙于工厂事宜，没能及时下去接收现金。等金钺公司忙完工厂事宜，罗洲英、李亚立称时间太晚了，让金钺公司回去，导致当天付款未成功。直到2017年1月21日，罗洲英、李亚立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该款项支付给金钺公司。该款项在罗洲英、李亚立提交的付款明细中己明确体现，不存在遗漏付款事实的情况。四、罗洲英、李亚立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虚构该付款事实，达到少交上诉费，又能拖延诉讼时间的效果。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罗洲英、李亚立的全部上诉请求。金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罗洲英、李亚立向金钺公司支付加工费用170921元。二、罗洲英、李亚立支付金钺公司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19年5月1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全部履行之日。三、本案诉讼费用由金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关于应付货款总金额。金钺公司认为罗洲英、李亚立2019年5月1日向林国粦微信发送的《林生对账明细》中，被减数是罗洲英、李亚立确认的对应时间段的应付款金额，2016年5月18日－2018年2月，2018年9月－11月对应的被减数，与金钺公司统计的一致，应以该金额为应付货款金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明细是罗洲英、李亚立自己制作并发送给金钺公司，表明罗洲英、李亚立对其内容予以确认。罗洲英、李亚立庭审中确认该明细中被减数是金钺公司供货金额，减数是应当扣减的金额，但对应当扣减的金额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得到金钺公司确认，因此，对应扣减的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金钺公司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2016年5月18日－2018年2月，2018年9月－11月的应付款金额以《林生对账明细》中的被减数为准，具体为：2016年5月18日至－6月9日32613元，2016年7月31日－12月26日222083元，2017年1月至3月10日115724元，2017年3月13日至3月30日45415元，2017年4月56732元，2017年5月50504元，2017年6月16596元，2017年7月84639.8元，2017年8月51914元，2017年9月69592元，2017年10月40757元，2017年11月36483元，2017年12月85950元，2018年1月75487元，2018年2月21919元，2018年9月31961元，2018年10月5923元，2018年11月11149元。金钺公司主张2018年4月、5月的应付款为24322元、14459元，小于《应付货款明细》载明的该两个月金额（被减数56329元），对金钺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林生对账明细》没有关于2018年6月的内容，金钺公司主张39000元，提供了送货单（罗洲英、李亚立签名的送货单）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林生对账明细》载明2018年7月－8月金额（被减数）65423元，金钺公司对此不予确认，金钺公司主张7月62226元、8月58327元，提供了送货单（罗洲英、李亚立签名的送货单）为证，对金钺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林生对账明细》没有关于2018年12月的内容，金钺公司主张4577元，提供了送货单为证（罗洲英、李亚立签名的送货单），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林生对账明细》载明2019年1月金额8945元（被减数），3月金额2312元（被减数），金钺公司主张1月应付款10690元，3月应付款2437.6元，但其提供的送货单（罗洲英、李亚立签名的送货单）不足以证明，故对该两月的应付款金额，一审法院确认为《林生对账明细》载明的金额即8945元、2312元。《林生对账明细》载明2019年4月金额7167元（被减数），金钺公司主张7489.7元，提供了送货单（罗洲英、李亚立签名的送货单）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以上总计应付款为1277100元。罗洲英、李亚立主张金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标注“现金不记账”，表明对应的款项已现金支付，不应计算在应付款中，金钺公司认为是双方约定罗洲英、李亚立要现结或者是几天就要结账，只是对支付方式进行区别或确认，并非是罗洲英、李亚立当时以现金方式支付相应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送货单上包括上述文字的所有内容均是打印，即金钺公司制单时已有上述内容。通常情况下，现金交易是在交付货物时交付货款，而不是在制单前就已交付货款。其次，“现金不记账”没有明确现金是否已支付，金钺公司的主张更符合常理。综上，对罗洲英、李亚立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二、关于罗洲英、李亚立已付款情况。罗洲英、李亚立2019年5月1日向林国粦微信发送的《付款明细》列明了2016年6月27日至2019年2月的付款明细，共计1109894元。从载明的内容“2018至2019年2月共付：476000元”及该时间段对应的付款明细中，3张现金单（2018年1月27日17861元，2018年2月7日8169元，2018年3月22日5536元）不包括在该金额内。金钺公司对该明细中2018年10月5日20000元，不予确认，罗洲英、李亚立确认该款就是金钺公司确认的2018年1月5日转账支付的20000元。故双方对已付款1109894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罗洲英、李亚立发送的《林生对账明细》没有2018年3月份的应付款情况，《付款明细》中却有一张该月的现金单，罗洲英、李亚立也没有将3笔现金单计算在已付款总金额中，由此可知，《林生对账明细》没有将该3张现金单计算在应付款内的可能性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林生对账明细》没有将该3张现金单计算在应付款内。双方对该三张现金单另外单独处理，故在本案中不应计算在已付款内。罗洲英、李亚立主张2018年3月29日微信支付2690元（支付2018年3月25日的《送货单》），2018年9月22日微信支付10000元，2019年1月7日微信支付4220元（支付2018年12月7日、10日的两张《送货单》）、800元（支付2019年1月5日的《送货单》），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及《送货单》微信图片。金钺公司确认提交的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其统计的已付款中遗漏了4220元、800元两笔款，认为2690元、10000元是用于支付现结送货单，没有统计在应付款中。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林生对账明细》没有2018年3月的应付款内容，金钺公司主张2690元是支付现结单，没有计算在应付款中，理由成立，该款不应计算在已付款内。金钺公司对罗洲英、李亚立支付了4220元、800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金钺公司主张上述10000元是用于支付现结送货单，没有统计在应付款中，没有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故该款应当计算在已付款内。罗洲英、李亚立主张2017年3月2日微信支付5000元，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金钺公司认为该笔款是支付的其他现金单，没有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款应当计算在罗洲英、李亚立已付款中。以上罗洲英、李亚立共付款1129914元（1109894元＋4220元＋800元＋10000元＋5000元）。三、罗洲英、李亚立所欠加工费金额。综合以上，罗洲英、李亚立欠金钺公司加工费为147186元（1277100元－1129914元）。一审法院认为，金钺公司为罗洲英、李亚立提供加工服务，罗洲英、李亚立应当按约定支付加工费。金钺公司诉求罗洲英、李亚立支付所欠加工费，合法合理，但罗洲英、李亚立应付的加工费应为147186元。金钺公司诉求罗洲英、李亚立支付加工费170921元，部分合理，部分不合理。对合理部分即14718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147186元的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罗洲英、李亚立没有及时付款，造成金钺公司利息损失，金钺公司诉求罗洲英、李亚立支付利息，合法合理，但利息的起算时间应调整为自金钺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9日为宜。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本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对利息，一审法院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判决：一、罗洲英、李亚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金钺公司支付147186元及利息（以14718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9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二、驳回金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9元，由罗洲英、李亚立负担。二审中，罗洲英、李亚立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金钺公司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于2017年1月16日收到客户交付的现金20000元，并在当日通过微信告知金钺公司过来收取，金钺公司两天后即2017年1月18日收取了该20000元，作为其支付给金钺公司的加工费。经质证，金钺公司表示：该证据在一审开庭前就已经产生，不属于新证据，罗洲英、李亚立在一审中没有提交，二审不应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罗洲英、李亚立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罗洲英于2017年1月16日下午5点50分称：“客人送了两万过来，你出来吗？”金钺公司随后语音回复会晚点过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罗洲英、李亚立主张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金钺公司支付20000元现金是否成立；二、罗洲英、李亚立是否应向金钺公司支付欠款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中，虽然罗洲英、李亚立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曾于2017年1月16日通知金钺公司前去收款，但该证据未反映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金钺公司交付20000元现金的情况。而且，在罗洲英、李亚立通过微信发送给金钺公司的《付款明细》中，亦无提及该笔付款。因此，罗洲英、李亚立上诉主张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金钺公司支付现金2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本案中，金钺公司与罗洲英、李亚立未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支付加工费的期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罗洲英、李亚立应当在金钺公司交货时支付加工费。由于罗洲英、李亚立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判决其向金钺公司支付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罗洲英、李亚立上诉主张其无须支付欠款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洲英、李亚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888.7元，由上诉人罗洲英、李亚立负担1626.4元，被上诉人广州金钺真空镀膜有限公司负担26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罗洲英、李亚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