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8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岩，女，197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毛田，男，196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苏英，女，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佩，男，199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金相，男，193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肖，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明明，男，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 原审被告：孙福田，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 上诉人王红岩、杨毛田与被上诉人王苏英、叶佩、叶金相、邵明明及原审被告孙福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1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红岩、杨毛田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毛田与王红岩在义乌共同经营玩具生意没有任何依据，实际上王红岩作为家庭妇女，只是在家照顾孩子，且事发时在河南夏邑老家治病，从未参与经营，更不可能与被上诉人邵明明产生任何关联。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毛田、王红岩与被上诉人邵明明存在雇佣关系错误，双方实为运输合同关系。1.被上诉人邵明明自备车辆为上诉人杨毛田提供的是运送货物的服务，而不是邵明明自己的无形劳动；2.上诉人杨毛田给被上诉人邵明明发送红包及货单的行为表明支付的单次运费而非工资，且也没有与邵明明产生雇佣关系的合意；3.上诉人杨毛田仅仅追求货物安全送达，没有对邵明明的路线等行为进行管理；4.上诉人杨毛田日常找人拉货都支付了运费，本次找邵明明拉货也提前发了运费，其与邵明明只有成立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5.被上诉人邵明明是否是专门从事运输业务的人员，是否办理了相关从事营运的手续仅仅是是否符合行政管理规定的评价，对运输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不产生影响。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三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的争议点是邵明明与王红岩、杨毛田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一审庭审，上诉人夫妻共同经营毛绒玩具生意，针对邵明明与杨毛田之间的关系，一审庭审中邵明明自述是平时有工作的并非从事运输工作作为谋生手段，其车辆也不是专门从事运输工作，更没有交通道路运输资质，而且其自述是义务帮工，两上诉人自述是运输关系是通过微信聊天发送红包，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关系，当庭没有提供原始载体，被上诉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也无法关联聊天的前后顺序，来确认上诉人所陈述的事实，从举证规则看，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两者之间没有运输关系，更切实际，如果是运输关系，邵明明应该当场收红包，无论是从常理还是从上诉人与邵明明之间的老乡半亲属关系角度来讲，都不可能是运输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邵明明未作答辩。 王苏英、叶佩、叶金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邵明明、孙福田、王红岩、杨毛田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合计人民币1039925.31元（其中医疗费437121.7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0元、营养费28350元、误工费39560.85元、护理费47250元、死亡赔偿金916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4400元、丧葬费30549.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118.33元、处理丧事相关误工费与交通费合计3000元，以上合计1612750.44元；其中交强险外损失由王红岩、杨毛田、邵明明、孙福田承担70%，扣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邑支公司支付的交强险赔款120000元与邵明明垫付费用5000元后，王红岩、杨毛田、邵明明、孙福田尚需支付王苏英、叶佩、叶金相1039925.3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事故发生概况：2018年12月1日13时13分许，邵明明驾驶豫Ｎ1××××小型普通客车在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华盛路488号地段非机动车道内起步至机动车道变更车道时，与叶建平驾驶的浙ＧＮ××××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后，又碰撞由毛小军停在路边的浙Ｇ8××××小型轿车；浙ＧＮ××××小型普通客车失控后又碰撞李起垒停在路边的鲁ＲＵ××××小型轿车，后冲入池塘；事故导致四车部分损坏及叶建平受伤。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邵明明负事故主要责任，叶建平负事故次要责任，毛小军、李起垒无责任。三、涉案保险合同的主体、类型和内容：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邑支公司承保豫Ｎ1××××车辆交强险。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承保李起垒所有的鲁ＲＵ××××车辆交强险。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承保毛小军所有的浙Ｇ8××××车辆交强险。四、王苏英、叶佩、叶金相已获得赔偿情况：事故发生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邑支公司已支付王苏英、叶佩、叶金相交强险赔款120000元；邵明明已为叶建平垫付费用8000元。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1.事故发生后，叶建平先后多次前往浙江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义乌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共计220天，后于2019年10月11日死亡。2.王苏英、叶金相（生于1938年7月15日）、叶佩（已成年）分别系叶建平妻子、父亲与儿子。叶金相与其配偶吴银华（已去世）育有包括叶建平在内三个儿子，故叶金相的扶养年限计算5年。3.孙福田系豫Ｎ1××××车辆车主，本案事故发生在邵明明借用该车期间。4.王红岩与杨毛田系夫妻，共同经营玩具生意。六、一审法院确定王苏英、叶佩、叶金相各项合理损失：1.医疗费239252.79元（总医疗费437121.76元，其中医保统筹基金报销149267.64元、大病保险报销48601.33元、叶建平实际支出239252.79元）；2.死亡赔偿金916800元（45840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49118.33元（29471元／年＊5年＊1／3）＝965918.33元；3.护理费150元／天＊315天＝47250元；4.营养费90元／天＊315天＝2835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20天＝6600元；6.交通费酌定3000元；7.丧葬费30549.5元；8.处理丧葬事宜相关误工费及交通费合计15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以上共计1357420.62元。 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交警部门认定邵明明负事故主要责任，叶建平负事故次要责任，毛小军与李起垒无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据此确定本案交强险外损失由邵明明承担70%。本案审理中，邵明明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杨毛田与王红岩，认为其系无偿为二者帮工从而发生本案事故，故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应由被帮工人杨毛田、王红岩承担，其作为帮工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而杨毛田、王红岩辩称其与邵明明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应由作为承运人的邵明明承担，其作为托运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调查及双方所举证据，可以确认杨毛田与王红岩夫妇在义乌共同经营玩具生意，豫Ｎ1××××车辆系孙福田所有，仅投保了交强险，常由邵明明借用，本案事故发生在邵明明驾驶豫Ｎ1××××车辆为杨毛田、王红岩夫妇送货归途；鉴于杨毛田为此次送货行为支付了100元的微信红包作为合理报酬，尽管邵明明未及接收就已发生事故，但杨毛田事先意思表示明确，仍宜认定邵明明系受杨毛田雇请提送货物，而非邵明明无偿帮工；此外，因邵明明并非专门从事运输业务人员，故其在杨毛田支付对价的情况下为其提送货物，也不宜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综上，邵明明在受杨毛田、王红岩夫妇雇请提送货物归途发生本案事故，作为雇主的杨毛田、王红岩夫妇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雇员邵明明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且事故车辆由其提供，因未投保商业三者险，增加了发生事故货损承担风险，以致本案事故损失无法通过保险予以理赔；故一审法院认为杨毛田、王红岩夫妇与邵明明在连带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后，两者之间的内部份额宜按5：5比例承担。本案中两无责车辆在无责限额内已作赔付，赔偿额24000元应在本案中扣除。扣除上述交强险赔款144000元后，杨毛田、王红岩夫妇与邵明明应连带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1357420.62元-144000元）＊70%＝849394.44元，扣除邵明明垫付的8000元，实际应当赔偿的金额为841394.44元，其中杨毛田、王红岩夫妇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849394.43／2＝424697.22元，邵明明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849394.43／2-8000＝416697.22元。王苏英、叶佩、叶金相还要求事故车辆所有人孙福田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孙福田对本案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邵明明辩称王苏英、叶佩、叶金相主张的医疗费应扣除医保报销部分，以实际支付的医疗费损失为准的辩解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杨毛田、王红岩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人民币424697.22元。二、邵明明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人民币416697.22元。三、杨毛田、王红岩与邵明明对上述赔偿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王苏英、叶佩、叶金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50元（已减半），由王苏英、叶佩、叶金相负担100元，邵明明、王红岩、杨毛田负担275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王红岩与杨毛田是否应共同承担责任；2.邵明明与杨毛田、王红岩之间系何种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1。杨毛田与王红岩系夫妻关系，双方庭审中确认双方共同经营玩具加工生意，本案事故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杨毛田找到邵明明拉运货物，系为家庭经营加工玩具需要，故对涉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王红岩应与杨毛田共同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2。杨毛田、王红岩主张其与邵明明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从本案案情看，系杨毛田一方请邵明明将放在仓库中的货物拉回，并发送了拉货需要的销货清单，为此杨毛田一方向邵明明微信转账100元红包作为报酬，邵明明按照杨毛田的要求拉送货物，在拉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双方之间应系承揽合同关系。虽然邵明明未收取该100元报酬，但不影响双方之间承揽合同关系的成立。杨毛田、王红岩主张双方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的依据不足，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雇佣关系中，雇主对雇员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一般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而本案中，杨毛田仅是临时将拉货的工作交由邵明明完成，双方之间并未形成雇佣关系，一审认定双方系雇佣关系，认定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邵明明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叶建平一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毛田一方系第二次找邵明明拉货，邵明明所驾驶的车辆为小型普通客车非用于运输货物的车辆，杨毛田一方在将拉运货物的工作交由邵明明时，对此应是明知，故杨毛田一方存在选任过失，亦应对本案损害后果的产生承担相应责任。基于上述分析，本院酌定叶建平一方承担30%的责任；邵明明对本案损失承担50%的责任，即606710.31元【（1357420.62元-144000元）*50%】，扣除邵明明垫付的8000元，其应付赔偿金额为598710.31元；杨毛田、王红岩一方承担20%的责任，即242684.12元【（1357420.62元-144000元）*2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1882号民事判决； 二、杨毛田、王红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242684.12元； 三、邵明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苏英、叶佩、叶金相损失598710.31元； 四、驳回王苏英、叶佩、叶金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50元（已减半），由王苏英、叶佩、叶金相负担100元，邵明明、王红岩、杨毛田负担2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3元，由王红岩、杨毛田承担505元，由邵明明承担20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巧慧 审 判 员 赵 娟 审 判 员 唐 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陈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