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66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定松，男，197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亮，男，199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系被告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红，系辽宁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闵加良，男，1967年7月30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中华，男，197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金林，男，198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春红，女，196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邵炳艳，男，198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结兵，男，197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国艳松，男，197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南林，男，198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邵新安，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宝君，系辽宁君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国艳杰，男，197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上诉人彭定松因与被上诉人闵加良、陈中华、王金林、黄春红、邵炳艳、王结兵、国艳松、王南林、邵新安、国艳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民初8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春杰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鞠安成、贺新发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定松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1-11项，被上诉人承担合伙期间的费用324368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彭定松的经营期限是2013年5月-2014年2月是错误的，应是2013年10月之后到2014年9月；2、彭定松经营期间是亏损状态，做过工资收入处理，有证据可证明；3、彭定松经营期间垫付费用324368元应当从经营收入中扣除；4、一审中认定的收入错误、投资比例错误，一审认定219张收款收据证实是彭定松是收入认定错误，关于投资比例占股中一审认定陈中华16%、国艳松13%占股比例错误，实际双方均是3%股份。5、对对方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有异议，其中一审陈木林撤诉了，陈木林没有委托对方代理人。被上诉人闵加良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彭定松从2013年5月份开始作为沈阳至安庆客运线路的实际经营者有事实依据。从一审中闵加良提交的职工考勤表和报销单据等证据上看，彭定松自2013年5月份起均以总经理的身份签批相关报表和报销凭证，由此可以充分证明彭定松不仅是合伙人，更是以经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经营。二、彭定松提出应追加王启龙为共同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73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或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或由当事人申请追加。本案中上诉人彭定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74条的规定，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追加。从该规定可见，一方面是人民法院对于必须参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如果其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法院无权依职权强制其参加诉讼；另一方面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的只能是原告，而非被告。该规定的应有之意是追加被告只能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然而，彭定松并未提出这样的申请。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违反程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未将王启龙追加为本案的原告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正确。彭定松提到亏损问题与事实不符，一审中闵加良向法庭提供的219张收据及行车记录单已充分证明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的沈阳至安庆客票收入利润情况，上面均有彭定松签字。三、一审法院以行车记录单、收款收据等证据认定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的运营客票利润正确。在案涉客运班线运营期间，对于客票收入是按班次结算。行车记录单、收款收据等凭证可以真实、充分地反映营运的收支情况，具有证明效力。彭定松提出的垫付费用是其一审中反诉的诉讼请求，因此闵加良等请求二审法院审查彭定松是否就该部分提出上诉，如对方提出上诉，应就本诉和反诉缴纳上述费用，否则彭定松对该部分的上诉不符法律规定，该部分垫付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应支持。四、上诉人就反诉部分上诉的程序是否合法请予以审查。上诉人提出要求合伙人共担324,368元费用是其一审中反诉的请求事项，请二审法院审查上诉人是否依照法律规定就一审的反诉部分缴纳了上诉费用，否则应视为上诉人未对一审反诉部分提出上诉。即使上诉人对反诉部分的上诉依法提出，但因没有证据进而其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19张收据是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沈阳至安庆客运线路客票收入纯利润，已经扣除全部成本费用，该利润已被彭定松领取，票据上均有彭定松签字，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五、一审法院认定沈阳至安庆客运线路经营权的合伙人及其参股比例正确。对于陈中华和国艳松最初投资比例确为各3%，2016年曾晓红提供的证据证明，曾晓红将自己持有的部分股份13%赠与陈中华，10%赠与国艳松。六、对于代理权限是经本案当事人闵加良等十人确认，庭后五日内向法庭提供委托真实的相关证据。总之，上诉人彭定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闵加良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占股份额）支付2013年5月至2016年2月期间未分配合伙经营期间的利润共计3,454,22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沈阳至安庆客运线路的所有人为案外人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2007年11月，闵加良在北方客运公司办理了该线路的经营审批手续，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由闵加良作为线路经营者每年签订一份客运安全责任状，并按月交纳管理费。闵加良作为线路经营者，自行出资购买卧铺大巴和座位车各一辆从事营运活动。沈阳（省快客站）-安庆辽宁客运里程票价表载明：全程1935公里，全程票价：650/人，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2010年12月15日，闵加良与案外人曾晓红、陈木林、陈中华、国艳松、国艳杰、王结兵、邵炳艳、邵新安签订《股份制合作协议》，闵加良为甲方、曾小红、陈中华、陈木林、国艳松为乙方，国艳杰、王结兵、邵炳艳、邵新安为丙方。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共同投资经营管理沈阳至安庆客运班线，甲方先期投入资金140万元整，用于购买大宇牌豪华客车，车号是辽Ａ-×××**，以及交纳北方公司中的班线抵押金与承包费用等，甲方应占股份50%。乙方自愿投入现金35万元，占股份25%，丙方自愿投入现金35万元，占客运专线股份25%。甲、乙、丙三方自合作之日起所发生的经营性利润，双方共享按股份比例分配，甲乙丙三方都不能单独组织发加班车，单方获利。甲方负责班车的日常维护与经营管理，负责春运、暑运、节假日加班、加备班车辆人员调配加班安排，乙方、丙方负责该班线的外围管理。2011年2月28日，案外人曾晓红（甲方）与闵加良（乙方）签订《沈阳←→安庆客运线路股份合作协议》，将原有的股份重新划分，约定：沈阳→安庆客运线路隶属于沈阳北方客运集团，现有辽Ａ×××**大宇牌卧铺大巴一辆，该线路为单边线路；协议签订后，甲方控股80%（其中有43%的股份，曾晓红已转让给陈中华、国艳杰、国艳松、黄春红、王南林、王金林、彭定松、彭小结（后转让给彭根结）、邵炳艳、王结兵、邵新安、王启龙、陈木林等人），乙方控股20%；2011年春运结束后，由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比例投资添置卧铺大巴一台作为线车投入运营，届时所有用于此线路的合理费用均由甲乙双方按股份比例承担；双边线路原始股份甲方控股80%，乙方控股20%；乙方负责将其与北方客运集团签订的承包协议取回作废，并协调甲方与北方客运集团重新签订承包营运协议。同年5月2日，曾晓红（甲方）与闵加良（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合资组建的沈阳至安庆客运专线共同投资2,356,000元，甲方占出资总额为1,884,800元，占总投资额80%，乙方占出资总额为471,200元，占总投资额的20%；双方本次投资总额为2,356,000元，其中曾晓红占80%原始股份，闵加良占20%原始股份；投资方式为第一辆车号牌为辽Ａ×××**，投资1,400,000元，第二辆车号牌为AE6716，投资660,000元；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2012年12月31日，闵加良、曾晓红及案外人王军签订沈阳至安庆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曾晓红与王军及其他股东共同投资经营沈阳至安庆线路班线长途客运线路，其中曾晓红、闵家良共同投资235.6万元人民币，曾晓红占有该线路原始股份37%，闵加良占有原始股份20%，其余43%原始股份分别由陈中华等13人持有。曾晓红自愿将所持的37%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王军，并已征得闵加良同意。2013年5月，曾晓红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了转让，转让后彭定松占18%、陈中华占16%、国艳松占13%、王启龙占6%、黄春红、彭根结、邵炳艳、王金林、国艳杰、邵新安、王结兵、陈木林、王南林各占3%的股权。原告提交公司员工考勤表、送货单、发票首款单据等，与219张收款收据相印证，能够证明自2013年5月起，彭定松负责沈阳至安庆车辆线路的经营管理，担任总经理。2013年9月29日，彭定松与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抵押经营合同》两份。合同约定：彭定松同意在合同期内使用辽Ａ×××**、辽Ａ×××**车辆参与沈阳至安庆线路运营，并以该车作为抵押，承担线路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合同期限自2013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止。2014年8月18日，闵加良与被告签订《安庆线路经营与管理综合协调意见书》约定：双方同意在今后的经营与管理工作中，以彭定松为日常经营与安全管理的第一负责人，闵加良配合彭定松负责搞好安全管理工作；闵加良从2014年8月18日下班之前将辽Ａ×××**车辆钥匙交由彭定松管理，辽Ａ×××**车辆钥匙于2014年8月21日12点交由彭定松管理；为规范公司化运作和管理，注册一个法人代表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定松；日常现金管理由汪贵枝（被告之妻）负责，日常记账、报销由张金凤（闵加良之妻）负责，日常费用报销由彭定松、闵加良和当事人签字；2013年10月1日之前的账目与现金与彭定松无关。关于2014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车辆线路运营情况，彭定松称闵加良将两辆运营车辆藏匿，后又强行擅自运营，导致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终止对两辆车辆的承包经营协议。闵加良称彭定松擅自停运线路车辆、私自租车运营。2014年8月25日，闵加良驾驶辽Ａ×××**卧铺客车在山东枣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2016年1月13日，辽Ａ×××**车辆因未参加年检，被强制报废。2016年1月，彭定松与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沈阳←→安庆客运线路承包经营合同，彭定松以其自购辽Ａ×××**和辽Ａ×××**两辆新车挂靠在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运营，合同期限为三年。发回重审中，闵加良提交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沈阳至安客运班线行车记录单，上载明班车车号、发生时间、票款数量及金额、该班发生的带货费、加油费、过路费、其他费用等，最后注明带回现金数额。由驾驶员签字确认。票款扣除支出费用和工资费用后，总利润金额为1,095,366元。同时，闵加良提交收款收据219张,为彭定松与其配偶汪桂枝于2013年5月24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收取的沈阳至安庆车辆线路票款余额（现金），金额共计988,685元。因行车记录单和收款收据金额不符，不能相互印证，本案原告均同意按收款收据金额计算利润。另查明，2017年11月18日，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07年11月，闵家良开始承包沈阳至安庆的客运线路，我公司对该线路享有所有权，闵加良享有承包经营权。闵加良运营该线路的客运车辆由闵加良自行解决，上线运营的车辆为两台，运营许可证定期由我公司负责更换。据查。该线路的运营许可证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我公司只将沈阳至安庆的客运线路包给闵家良，经营者按月向我公司交纳管理规费。如果遇春运、假期客流较多时，是否需要加班车辆由经营者自行决定，与我公司无关。在经营期间，每年与经营者签订安全责任状，我公司只对经营者说话，其他有多少人参与经营与我公司无关。沈阳至安庆线路一直在持续运营。”彭定松向司机周某、肖某、杜某支付2014年2月、3月工资14900元。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2月30日，彭定松向北方客运支付代表人更名费用共计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合伙经营的合伙事务是沈阳至安庆车辆线路经营权还是该线路上的车辆。2、2013年5月之后沈阳至安庆车辆线路实际经营者是否为被告彭定松。3、2013年5月至2016年2月期间沈阳至安庆车辆线路是否盈利，是否存在未分配的合伙利润。4、反诉原告主张的垫付费用254,368元、更名费用70,000元是否应从合伙利润中扣除。关于合伙事务是线路经营权还是线路车辆问题。北方客运有限公司作为沈阳至安庆客运线路的所有权人，于2017年11月18日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原告闵加良对该线路享有承包经营权。闵加良与曾晓红签订的《沈阳—安庆客运线路股份合作协议》、曾晓红与众多合伙人签订的多份《沈阳至安庆线路股份合作协议及章程》、《辽宁客运里程票价表》，原告闵加良与彭定松签订的《安庆线路经营与管理综合协调意见书》等证据，约定的内容均指向客运线路经营权，故原、被告合伙经营的合伙事务是沈阳至安庆车辆线路经营权。关于2013年5月之后线路实际经营者确认问题。彭定松主张2013年9月28日曾晓红将经营权转让后，其开始实际经营线路。但闵加良提交的职工考勤表、报销单据上载明，自2013年6月起，彭定松作为公司总经理，在职工考勤表上签字，在费用报销凭据上批准审核。另外，闵加良提交的219张收款收据，能够证明自2013年5月起，彭定松与其配偶汪桂枝实际占有线路经营收取的票款收入（现金），故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5月起，彭定松实际经营客运车辆线路，并占有票款收入。关于2013年5月至2016年2月期间线路是否存在未分配利润问题。前已论述，闵加良提交行车记录单及219张收款收据，能够初步证明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存在合伙收益988,685元。彭定松提交《2013年5月6月7月8月9月利润分配表》和《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收入支出表》，拟证明合伙经营亏损，但上述文件仅有彭定松及闵加良两人签字，其他股东并未签字，故不能证明彭定松想证明的问题。彭定松反诉提交收条、收款收据，能够证明其垫付更名费、司机工资84,900元（7300元+7600元+70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述费用应在未分配的合伙利润中扣除。彭定松提交的管理费、规费收条不属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的规费、税费，不予确认。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合伙利润为903,785元（988,685元-84,900元），该利润应按合伙人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由彭定松向其他合伙人支付。彭定松提交的借条、收条，为合伙人之间的个人借款，不能确定系用于合伙事务，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闵加良出具的收条58,500元，为已支付完毕的合伙收益，与本案无关联。关于2014年3月至2016年2月期间是否存在未分配合伙收益问题，闵加良主张彭定松擅自停运线路车辆、私自租车运营，彭定松称闵加良将两辆运营车辆藏匿，后又强行擅自运营，导致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期间线路运营存在收益，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闵加良等原告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彭定松主张2013年10月前账目与现金与自己无关问题，因《安庆线路经营与管理综合协调意见书》系彭定松与闵加良签订的，其他合伙人没有签字确认，该意见书对其他合伙人不发生约束力，一审法院对彭定松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闵加良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180,757元（903,785元×20%）；二、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陈中华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144,605.60元（903,785元×16%）三、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王金林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四、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黄春红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五、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邵炳艳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六、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王结兵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七、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国艳松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117,492.05元（903,785元×13%）；八、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王南林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九、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邵新安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十、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国艳杰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十一、被告（本诉原告）彭定松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彭根结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27,113.55元（903,785元×3%）；十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闵加良、陈中华、王金林、黄春红、邵炳艳、王结兵、国艳松、王南林、邵新安、国艳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十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彭定松的其他反诉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7,21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彭定松承担6,41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闵加良、陈中华、王金林、黄春红、邵炳艳、王结兵、国艳松、王南林、邵新安、国艳杰共同承担10,79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彭定松承担。反诉费3,08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闵加良、陈中华、王金林、黄春红、邵炳艳、王结兵、国艳松、王南林、邵新安、国艳杰共同承担961元，被告（反诉原告）彭定松自行承担2,122元。公告费69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彭定松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新的证据，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彭定松与被上诉人闵加良、陈中华、王金林等人之间属于合伙协议纠纷。上诉人彭定松提出其实际经营期限应是2013年10月到2014年9月，一审法院认定错误。闵加良提交的职工考勤表、报销单据上载明，自2013年6月起，彭定松作为公司总经理，在职工考勤表上签字，在费用报销凭据上批准审核。闵加良提交的219张收款收据，能够证明自2013年5月起，彭定松与其配偶汪桂枝实际占有线路经营收取的票款收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5月起，彭定松实际经营客运车辆线路，并占有票款收入并无不当。关于彭定松提出其经营期间是亏损状态且其垫付费用324368元一节，其主张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且其未提供相应有效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彭定松提出的其他主张，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彭定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17元，由上诉人彭定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杰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贺新发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高煜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