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孔令均，男，196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中华，男，197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双，广东敏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知心，广东敏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孔令均因与被上诉人王中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曹佑平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孔令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被上诉人王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孔令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王中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王中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双方应当共同承担亏损，王中华的亏损不应当由孔令均来承担。因生产鞋类认识后，双方口头协议进行合伙，由孔令均注册仪陇县匀顺鞋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政府招商引资的来料加工出口企业，由其负责对外销售订单，由王中华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审当庭陈述可以确认是基于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行合伙，双方同样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合伙行为。孔令均称因当时美国挑起贸易战导致客户取消订单，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孔令均曾于2019年7月11日向王中华转账49999，用于支付经营费用。孔令均于2019年9月18日向王中华出具《借条》是因为经营困难，双方口头约定由王中华投入该资金保证企业运转，然后由孔令均向王中华返还该笔款项，但是王中华并未实际投入，即使该款项为王中华所称当时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和工资10000元，也未向孔令均提供相关票据及证明材料，另外这部分款项还包括工资,属于劳动纠纷,应当另案起诉。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已经进行清算，才签订了本案的借条，明显与现有的证据相矛盾。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条》系因合伙协议进行清算所转化而来，对于其中所载款项的性质，是孔令均承诺返还给王中华答应投入合伙但未实际支付的款项，即使是王中华所称是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和工资10000元，该费用也要按照双方约定的合伙份额双方分担。孔令均向王中华出具《借条》时，明确了分别在签订之日后的四天和两周内分两次支付款项，且双方均原审当庭表示当时实际存在合伙情况，如果双方真的进行了清算，该部分费用王中华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只有孔令均承担该部分费用，显然本案并没有进行清算。虽然原审法院在王中华起诉后于2020年1月22日邮寄起诉材料给孔令均，但是孔令均没有收到，2020年4月24日孔令均打电话到原审法院咨询，即使孔令均没有及时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影响本案原审的庭审，也不影响孔令均的主张。王中华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孔令均在2018年5月先成立了仪陇县匀顺鞋业有限公司，2019年5月孔令均才经人介绍邀请王中华合伙经营，并不是双方先进行了合伙再成立公司。该公司的股东和相关的主要人员并非是王中华。2019年9月孔令均资金断了，无钱投资，双方不合作，王中华退出公司。王中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孔令均立即向王中华偿还欠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1日起，按照每月2%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孔令均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孔令均与王中华因生产鞋类认识，后双方口头协议进行合伙，由孔令均注册仪陇县匀顺鞋业有限公司，孔令均原审当庭表示该公司属于政府招商引资的来料加工出口企业，由其负责对外销售订单，由王中华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王中华主张在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期间因公司经营支付了运费及员工工资等费用。孔令均称因当时美国挑起贸易战导致客户取消订单，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孔令均曾于2019年7月11日向王中华转账49999元用于支付经营费用。孔令均于2019年9月18日向王中华出具《借条》，内容为“今欠王中华六万，这个星期（2019.9.22）前给2万。2019.9.31还四万。孔令均2019.9.18”。孔令均的委托代理人原审当庭确认该《借条》的真实性，但不确认合法性与关联性，称是因为经营困难，双方口头约定由王中华投入该资金保证企业运转，然后由孔令均向王中华返还该笔款项。但代理人在原审当庭电话与孔令均确认《借条》的形成情况时（有当日庭审录音录像），孔令均在电话中表示签署《借条》时并未受到胁迫，该款项为王中华当时向其所称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和工资10000元，但并未向其索要相关票据及证明材料。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从各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审当庭陈述可以确认是基于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行合伙，双方同样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合伙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借条》系因合伙协议进行清算所转化而来，对于其中所载款项的性质，孔令均的委托代理人在原审庭审时辩称是孔令均承诺返还给王中华答应投入合伙但未实际支付的款项，而孔令均原审当庭在电话中陈述为是王中华在签订《借条》时向其所称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和工资10000元。孔令均的委托代理人与孔令均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而孔令均的陈述与王中华所主张的情况较为相似。孔令均向王中华出具《借条》时，明确了分别在签订之日后的四天和两周内分两次支付款项，且双方均原审当庭表示当时实际存在合伙情况，孔令均答辩中所主张的为了让王中华放心而预先出具《借条》作为保证的情况明显不符合逻辑。孔令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晓其因出具的《借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此外，原审法院在王中华起诉后于2020年1月22日邮寄起诉材料给孔令均，预留的电话号码为137××******，而法院专递回执查询显示多次投递无法联系收件人，最后退回，原审法院依法进行公告送达并向当事人手机发送短信。孔令均原审当庭表示在2020年2月28日通过上述号码收到原审法院发送的短信，但直至2020年4月24日才打电话到法院咨询，未对近两个月未回复的情况进行说明。故原审法院对孔令均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孔令均应当向王中华支付《借条》所确认的款项60000元。对于王中华主张的利息问题，其表示按照民间借贷的相关标准主张按照年利率24%从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借条》中未对逾期支付的利息情况进行约定。因双方在《借条》中明确了还款期限，孔令均应当按照《借条》约定的日期支付款项。付款日到期后，孔令均未支付款项的行为造成对王中华应得款项的占用，王中华要求孔令均从逾期的次日既2019年10月1日起支付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具有事实依据，但其主张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参照民间借贷等相关规定，酌情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5月12日判决：一、孔令均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王中华支付6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9年10月1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驳回王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695元由孔令均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王中华表示《借条》中的60000元款项的来源为其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及其工资1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关于《借条》的基础法律关系问题。孔令均、王中华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也均认为《借条》中所涉及的款项为与合伙有关的款项，因此《借条》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关于《借条》款项的来源问题。孔令均的委托代理人在原审庭审时主张是孔令均承诺返还给王中华答应投入合伙但未实际支付的款项，后孔令均原审当庭陈述为在签订《借条》时王中华向其所称为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和工资10000元。孔令均委托代理人的上述主张缺乏逻辑，且与孔令均本人的陈述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现王中华亦确认《借条》中的款项的来源为其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及其工资10000元，本院采信《借条》中的60000元款项的来源为王中华垫付的运营费用50000元及其工资10000元。孔令均抗辩称王中华尚未实际垫付运营费用，虽然王中华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实，但从《借条》的内容表述来看，双方以《借条》的形式记载相应款项应当视作孔令均已确认了王中华的相关垫付及工资。综上，原审法院判令孔令均向王中华支付6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孔令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0元，由孔令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