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申430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吕超英（CHAOYINGLU），女，1958年2月22日出生，新西兰居民，委托代理人：马菁，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纯，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李军，男，194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李龙龙，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吕超英（CHAOYINGLU）因与被申请人李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9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吕超英（CHAOYINGLU）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1.撤销（2019）粤019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吕超英与李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驳回李军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吕超英从未收到过（2019）粤0191民初971号案的任何诉讼通知及材料，剥夺了吕超英的应诉权利，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原审诉讼期间，吕超英从未收到过任何诉讼材料，直至2020年9月初，吕超英所居住的广州市越秀区江月路147号1504房门口张贴了原审法院的查封拍卖公告，其才得知本案且已进入执行阶段。二、吕超英现提交有李军签名的《分居协议》可以证明其与李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再审。李军、吕超英在2017年9月6日签订《分居协议》明确约定“李军chaoyinglu双方无债权债务纠纷并负责各自的债权债务及财产”，这与李军诉称吕超英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期间向其借款与事实不符。该证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三、李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转账是借款给吕超英。李军在原审提交的四笔款项转账记录在用途上均未体现出是借款，且2015年3月29日和同年5月30日的两笔25万元的借款仅有吕超英确认“收到”款项的收据而非借据，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且2015年6月8日的20万元转账凭证明确用途为“装修房子”而不是借款。因此，该些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四、李军从未主张过案涉款项是借款，也从未向吕超英追索过相关款项。李军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且从双方转账到最后双方离婚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军均没有确认借贷、追索案涉款项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是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吕超英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九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决定本案进入再审。被申请人李军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吕超英故意缺席、未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送达且已进行公告。李军已申请法院诉讼保全并查封吕超英的银行账户，吕超英也应是知道的。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正确，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李军不予认可婚前、婚后的开支都是由吕超英支付的，吕超英对此并未举证证实。事实上，开支大部分是由李军支付的。三、吕超英在本案当中所提交的《分居协议》不属于原审判决后形成的新证据，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7年9月，远早于原审的开庭时间。英文版本是存在歧义的，且李军并不懂英文，该《分居协议》是由吕超英一手操办的。四、吕超英不能提交双方之间存在直接赠与合同的证据，不能推翻双方之间不是借款关系的事实。李军一直有向吕超英口头追讨款项，但吕超英在离婚时已口头答应还款，并且说“哪怕房子卖了也会还清，你放心”。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吕超英的再审申请，不予以立案。在本案审查过程中，吕超英为证明其申请理由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打印版和李军手写版经李军、吕超英签名的《分居协议》各一份，拟证明吕超英与李军在2017年9月6日确认“双方之间无债权债务纠纷”，这与李军诉称吕超英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期间向其借款与事实不符。李军质证意见为：其确认打印《分居协议》和手写《分居协议》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中“李军chaoyinglu双方无债权债务纠纷并负责各自的债权债务及财产”是指双方对外没有债权债务，因此才有后半句“负责各自的债权债务及财产”的约定。本院经审查查明，2019年5月7日，李军作为原告，以吕超英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请求判令吕超英归还李军借款本金750000元及利息等。李军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10月20日转账50000元给吕超英的中国银行客户回单、2015年3月29日转账250000元给吕超英的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及当日由吕超英出具的“收到老爷25万元人民币，收到人民币贰拾伍万人民币整”收条、2015年5月30日转账250000元给吕超英的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及当日由吕超英出具的“收到李军转来贰拾伍万元人民币，特此证明”的收条、2015年6月8日转账200000元给吕超英的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备注“装修房子”，李军称其在空白凭证上签名后，由吕超英代为填写其他内容），据此主张该750000元均是吕超英以公司周转、炒股为名向其借款。李军表示，吕超英虽是新西兰国籍但一直在国内生活、无新西兰的固定住址，其仅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吕超英的国内联系地址和电话，未能提供吕超英的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原审法院受理李军的起诉后，分别以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江月路17号颐景轩东塔1504房的地址及136××××****的联系电话、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南二街一巷32号一至三层的广州市巨流信息科技传媒有限公司的地址和136××××****、28296993的联系电话向吕超英邮寄诉讼材料及传票，上述邮件均被退回。后原审法院以下落不明为由向吕超英公告送达相关诉讼材料和开庭传票等。吕超英在原审法院指定的开庭日期未到庭应诉。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原审判决后，亦通过公告方式向吕超英送达该民事判决。该原审判决已于2020年4月7日生效。吕超英向本院确认，上述两地址系其在国内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但其在原审诉讼期间正在国外旅游、探亲，无固定境外地址且其基本不接听国内手机的电话和接收短信；其是广州市巨流信息科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该公司已搬离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南二街一巷32号且固定电话早已停机，目前该公司暂未确定新的办公地址。另查明，吕超英向本院提交了打印版《分居协议》，该协议载明：“李军和chaoyinglu于2015年12月在新西兰登记结婚，2015年8月李军已搬入广州市越秀区江月路17号颐景轩1504室。现李军不习惯高层住宅，自愿于2017年9月底前搬离并分居。李军chaoyinglu双方无债权债务纠纷并负责各自的债权债务及财产。”落款处有“李軍440204194607034714”“ChaoyingLuLN755383。2017年9月6日”的手写字样，李军、吕超英均确认上述签名的真实性。吕超英还向本院提交该分居协议的英文翻译本，该翻译文本无李军、吕超英的签名。吕超英当庭向本院提交了李军竖行手写书写的《分居协议》，载明“chaoyingLu于2015年十二月在新西兰登记结婚，此前2015年八月李军已搬入chaoyingLu及其儿子高深住处。位于越秀区××东××室，现李军不习惯高层住宅，自愿于2017年九月底前搬离并分居。李军chaoyingLu双方无债权债务纠分并负责各自的债权债务及财产。”“李軍440204194607034714”“ChaoyingLuLN755383。2017年9月6日”在该协议落款处手写签字，李军、吕超英均确认上述签名的真实性。吕超英主张依据上述两份《分居协议》可以证明其与李军在2019年9月6日签订协议时已明确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的四笔转账并不是借款。双方均确认广州市越秀区××东××室装修过，只是李军认为其于2015年6月8日转款20万元时，该房屋已装修完毕，所以该笔款项的用途不是“装修房子”，实际上是吕超英向其口头借款用于炒股，其并不知晓当时吕超英在银行凭证上填写“装修房子”，一直以为填写的是“借款”。另双方均确认李军自2015年8月至2017年9月在上述1504室居住。后李军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载明：2015年股市上扬，吕超英向其表示炒股需要钱，当时在工商银行五羊分行办理汇款，由吕超英拿表交由其签名，后来才知道内容由吕超英填写没有让其看，其只收到银行回单。离婚后收集证据才看到吕超英填写“装修房子”。谈到装修房子（房子为吕超英儿子高深所有），原是吕超英外租给一个公司办公用。其原居住在番禺华南碧桂园（系宿舍、办公两用），吕超英邀请其搬过去同住，直至2015年6月才搬完。邻近结婚，其单方购买房屋的物品有：立式厅用空调柜1台、室内分体式空调2台，热水器2台、消毒柜1台、洗衣机2台、电视机2台、影碟机2台、电茶具2台、电冰箱2台；红木家具及其配件共12件、地毯2条及另小毯不计、厨房装饰及配置全套。其对吕超英外租期间或其他什么地址装修不了解。房屋的水电费以及管理费是由吕超英缴纳的，其不知道具体情况。本院认为，关于原审送达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原审法院已向吕超英的国内地址邮寄相关起诉书副本等诉讼材料和开庭传票，均被退回，之后原审法院已以公告方式向吕超英送达。而吕超英已向本院确认原审法院向其邮寄诉讼材料的两处地址和联系电话是其的联系方式且其在国外无固定地址。因此，原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合法，吕超英以原审法院未向其合法送达、已构成程序违法，剥夺其辩论权为由要求再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吕超英提交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原审中，李军提交了三份中国银行回单、一份工商银行个人凭证及两份收据主张其与吕超英之间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上述证据中均未明确约定“借款”；现吕超英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双方之间系赠与关系，已向本院提交了上述两份《分居协议》为证。而吕超英所提交的两份《分居协议》均约定有“双方无债权债务并各自负责各自的债权债务及财产”。李军在原审过程中未提交该两份《分居协议》且李军还向原审法院表示双方离婚时没有提交涉案借款并主张双方对外没有债权债务、也无共同财产处理，可见，“双方无债权债务”的约定是否仅限于“对外”是不明确的，李军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与吕超英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涉案的四笔款项往来均发生在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6月8日期间，系在李军与吕超英恋爱期间、缔结婚姻关系之前；之后双方于2015年12月10日结婚、2017年12月11日调解离婚，直至李军于2019年5月7日提起原审诉讼。本院认为，鉴于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双方对款项往来性质可能会因身份变化而提出不同的主张，因此当事人应就其主张承担高于一般人际交往过程的举证责任和要求。就本案而言，其中2014年10月20日转账50000元，李军仅提交了其向吕超英账户转账的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对该款项性质的约定或确认，其主张该款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不足。2015年6月8日转账20万元的银行业务凭证中“备注”栏载明“装修房子”，李军虽主张该凭证内容由吕超英代为填写其他内容、其只签名，因其自愿在空白凭证上签名并已完成相关的转款行为，应视为其对吕超英的概括授权，其应当对该凭证所填写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双方亦确认婚前对广州市越秀区××东××室进行过装修，李军向本院书面自认在2015年6月已搬入该1504室居住，故李军仅凭该笔20万元的银行业务凭证亦不足以证实其与吕超英已就该20万元达成借贷的合意。另，李军已于2014年7月3日转账50万元给吕超（该50万元已经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婚约财产），吕超英主张李军在自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期间再转账75万元系李军对其的赠予，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如当时确系赠与，银行转账凭证足以证实相关款项的往来情况，吕超英自述其收到上述2015年3月29日转账250000元、2015年5月30日转账250000元二笔款项后分别主动向李军出具收据，不符合一般恋人之间关于赠与行为的处置方式。涉案的四笔款项中，2014年10月20日转账50000元、2015年6月8日转账200000元，李军仅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不符合自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双方对2015年3月29日转账250000元、2015年5月30日转账250000元所对应的由吕超英出具的收条性质亦存在争议，原审法院对涉案款项的相关事实尚未查清。而吕超英已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与李军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不一致，可能推翻原审法院关于涉案四笔款项均系吕超英向李军的借款的事实认定。因此，本院认为，吕超英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吕超英向本院申请再审同时，还向本院提出撤销（2019）粤019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吕超英与李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驳回李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军承担等请求，涉及的是案件的实体问题，均不属于当事人再审申诉案件的审查范围，本院依法对此不作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