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6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先娥，女，生于1980年10月20日，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住荆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正军，男，生于1977年10月18日，汉族，湖北省荆门市人，住湖北省荆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发道，男，生于1951年9月5日，汉族，住荆门市，系朱正军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丽，女，生于1980年10月20日，汉族，湖北远安县人，住湖北省荆门市。上诉人聂先娥因与被上诉人朱正军、王金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9）鄂08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于2020年8月25日、9月23日依法对本案进行询问审理，上诉人聂先娥、被上诉人朱正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发道、被上诉人王金丽到庭参加了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先娥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朱正军、王金丽偿还548100元，诉讼费由朱正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⑴朱正军不认可聂先娥向其转款是借款债务关系，认为是双方从事借款支付和套现非法活动，且双方资金往来及盈利分配已结算完毕，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⑵聂先娥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朱正军借款明细和银行转账记录，朱正军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效力远低于书证的证明效力没有法律依据。⑶从朱正军微信聊天内容意思表达来看，其没有否认借款，只是在聂先娥起诉后才反驳不属于借款。就双方间转款是什么关系，一审应当查明事实。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聂先娥向朱正军转款，朱正军归还了一部分欠款，除此之外，双方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如不属于借款，那双方间属于什么关系，一审法院应予释明。朱正军答辩称，1.朱正军与聂先娥之间不存在借款债务关系。2.在上述资金往来和盈利分配的结算过程中，双方既有电子转账往来，也有现金给付往来，聂先娥以现有电子往来证据等支撑的事实与客观真实的事实不符，不能正确反映债权债务问题。3.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金丽答辩称，请求二审依法维持原判。1.朱正军与聂先娥之间的借贷纠纷王金丽不知情，也不知道朱正军与聂先娥之间是什么关系。2.王金丽与朱正军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并于2017年8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王金丽2010年1月30日至今一直在精剪坊上班，并居住在员工宿舍，至今未换工作。3.朱正军的远野风特产超市于2011年12月至2017年9月一直由朱正军独自经营，期间王金丽从未参与店内任何经营。4.无论聂先娥起诉的事实是否真实，款项并未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与王金丽没有关系。聂先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正军、王金丽偿还聂先娥借款5481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正军、王金丽承担。朱正军辩称，聂先娥与自己一同从事借款支付和套现非法活动，双方资金往来及盈利分配已经结算完毕，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王金丽辩称，朱正军与聂先娥之间的借贷纠纷其不知情，且朱正军因涉嫌非法经营已被立案侦查；王金丽与朱正军于2017年8月16日离婚，朱正军的借款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金丽不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7年7月8日至7月31日期间，聂先娥通过建设银行为朱正军转款19笔共计1565000元，同时朱正军亦为聂先娥转款25笔共计1211980元。另查明，朱正军与王金丽于2004年3月15日登记结婚，2017年8月16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借贷双方形成借贷的合意，即双方之间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缔结借款合同或借款方为出借方出具的借条等债权凭证；二是出借方为借款方按双方的约定交付借款资金。本案中，聂先娥未能举证证明与朱正军形成了借贷合意，双方在近一个月内相互频繁转款，不能就此认定形成了借贷关系。聂先娥虽提交了朱正军于2017年8月2日为其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但从该微信内容“两个10200＋一个9800＋七个9700＋450000，明天这钱人家一拿来就给你转”看，也难以认定朱正军认可系向聂先娥偿还借款的承诺，且该证据属于电子数据，其效力远低于书证的证明效力，加之朱正军不认可与聂先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聂先娥以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朱正军偿还债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先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1元，减半收取4640.5元，由原告聂先娥负担。二审中，聂先娥补充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聂先娥申请本院调取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8）鄂0802民初1506号案件中，朱正军在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聂先娥与朱正军之间往来款项性质为民间借贷。朱正军质证称，朱正军没有找聂先娥借那么多钱，朱正军向聂先娥借款数额应以公安机关笔录记载的40万元来认定。王金丽质证称，朱正军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说的借款数字不是真实的数字。笔录后面朱正军也说了很多借款人是放高利贷的，本金已经拿回去了，欠的只是他们自己说的数字。经审核，朱正军、王金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朱正军在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第5页中陈述，其向聂先娥借款40万元，利息按每天1%计算。该证据可以证明，朱正军与聂先娥之间达成借贷合意，聂先娥向朱正军转款是履行出借义务，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2017年7月8日，微信转款截图打印件，拟证明聂先娥通过微信支付向朱正军转款3万元。朱正军质证称，这3万元不是真实的，原先就有的证据一审应当提交。王金丽质证称，不清楚这3万元的事情经过。经审核，由于该微信转账收款人为朱正军，且聂先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转款中，朱正军于2017年7月8日向聂先娥转款3.027万元，可以印证聂先娥于2017年7月8日通过微信支付向朱正军转款3万元与案涉借款存在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据一、二审采信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7月8日，聂先娥通过微信支付向朱正军转款3万元；2017年7月9日至2017年8月1日，聂先娥通过银行向朱正军转款19笔，计156.5万元。其中2017年7月9日转款5万元，7月10日转款5万元，7月11日转款1万元，7月12日转款10万元，7月13日转款12万元，7月14日转款13万元，7月15日转款13万元，7月16日转款15万元（一笔13万元，一笔2万元），7月17日转款15万元，7月18日转款20万元（一笔15万元，一笔5万元）,7月19日转款20万元（一笔15万元，一笔5万元），7月21日转款3.5万元，7月22日转款15万元，7月24日转款4万元，7月31日转款3万元，8月1日转款2万元。微信支付和银行转款共计20笔159.5万元。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7月31日，朱正军通过银行向聂先娥转款25笔，计1211980元。其中2017年7月8日转款30270元，7月9日转款30450元，7月10日转款20360元，7月11日转款51350元（一笔40000元、一笔11350元），7月12日转款51300元，7月13日转款71260元，7月14日转款123240元，7月15日转款133500元，7月16日转款83500元（两笔50000元、一笔33500元），7月17日转款154000元（一笔24000元、一笔130000元），7月18日转款154000元，7月19日转款205400元（一笔25400元、三笔50000元、一笔30000元），7月20日转款5400元，7月21日转款5750元，7月22日转款12600元，7月23日转款9300元，7月31日转款20300元。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二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在于：1.聂先娥与朱正军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若成立，朱正军应还款数额。2.王金丽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一）聂先娥与朱正军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若成立，朱正军应还款数额为多少聂先娥主张，其与朱正军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朱正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聂先娥向朱正军的转款凭证可以证实。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8月1日，聂先娥向朱正军转款20笔，共计159.5万元。2017年7月8日至7月31日，朱正军向聂先娥转款25笔，共计121.198万元，朱正军应按微信聊天承诺内容，向聂先娥还款54.81万元。朱正军反驳称，聂先娥与朱正军一起非法套现期间，在2017年7月10日至7月30日用现金付给聂先娥9笔共计43.25万元，双方已互不相欠。微信上“两个10200+一个9800+7个9700+450000，明天这钱人家一拿来就给你转”，是别人找聂先娥代还信用卡，因聂先娥资金不够，想找朱正军帮忙垫付的钱，由于人家没有拿钱来，这事就算了。本院认为，据2017年9月5日朱正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我向聂先娥借了40万元钱款，我和他约定的利息是按每天1%计算利息的”，结合聂先娥向朱正军转款的证据，可以判断聂先娥与朱正军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8月1日，据微信支付截图和银行转款流水，聂先娥向朱正军出借款为159.5万元，朱正军向聂先娥还款为121.198万元，朱正军尚欠借款本金38.302万元。聂先娥称朱正军微信聊天承诺还款54.81万元，朱正军不予认可。由于双方间微信聊天内容中没有偿还借款内容及借款数额相关文字表述，聂先娥主张还款数额为54.81万元无事实依据，故对超出尚欠借款本金38.302万元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借款用途。朱正军称是与聂先娥一起非法套现，聂先娥否认。1.聂先娥与朱正军之间在短短二十几天内频繁往复转款达45次，数额近300万元，据聂先娥陈述，借款均是“前一天借，后一天还”，朱正军未按此期限还款发生在2017年7月24日至30日，7月31日朱正军还款20300元，8月1日聂先娥再一次出借转款20000元。3.据聂先娥向一审提交的证据其与朱正军微信聊天中“两个10200+一个9800+7个9700+450000，明天这钱人家一拿来就给你转”、“就是一张五十万的卡还进去48万3，结果刷不出来”、“他说的三天给现金和刷卡，每天算的4500元”、“就是钱还进去了卡封了，刷不出来了”、“今天确实不够，到现在还一张35万的卡才还了12万，还有23万没的钱还了，今天转不成了，一个10200+一个9800+七个9700+450000，你放心，这几天不会耽误你订车的”、“这是31号还卡封了的，明天会给钱或者刷卡，没的事的，我要给你说一声，要不然明天就开始给你转钱了”等等内容，表明均是还卡刷卡，与朱正军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的借款用于信用卡套现相符。结合聂先娥、朱正军的陈述，表明案涉借款没有借条，且出借转款笔数多、数额大、借期一般为两天、朱正军转账还款存在“手续费”、微信聊天中没有借贷欠付内容，综上种种情形均有悖一般民间借贷常理，故此判断聂先娥在出借款项过程中，知晓出借款项是朱正军用于办理信用卡套现业务的违法活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聂先娥明知朱正军借款用于违法活动仍然提供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关于借款利息。1.聂先娥一审起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叙述部分均未涉及借款利息。2.聂先娥称朱正军还款中有一部分为“手续费”，后又改口为借款利息，不能扣减借款本金，但其不能准确陈述约定并支付借款利息数额及利率标准；虽然朱正军在公安机关陈述借款利息按每天1%计算，但由于案涉借款用于信用卡套现的违法活动，借款合同无效，故即使有利息的约定也无效，对聂先娥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朱正军抗辩称其与聂先娥之间系信用卡非法套现，其于2017年7月10日至7月30日向聂先娥支付现金25笔共计43.25万元，聂先娥不予认可，朱正军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朱正军应向聂先娥偿还借款本金38.302万元。（二）王金丽应否承担还款责任聂先娥主张，王金丽与朱正军是2017年8月16日离婚，借款是发生在朱正军与王金丽离婚之前，王金丽应承担还款责任。朱正军称，聂先娥说的周转不是周转，是非法套现。王金丽与案涉款项无关。王金丽称，本案与其无关，不予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条规定“……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举债人就该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不予支持。”聂先娥明知涉案款项系朱正军用于办理信用卡套现业务的违法活动，其仍以出借款项期间王金丽与朱正军系夫妻关系，进而主张王金丽承担案涉借款还款责任与法相悖，亦不予支持。另，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虽就朱正军涉嫌非法经营活动作出了立案决定，但聂先娥出借款项是否用于了朱正军涉嫌非法经营活动，即是否属于被追缴的涉案赃款尚无定论。若属于涉案赃款，本院判决朱正军返还聂先娥借款后，该款项仍可由公安机关向聂先娥追缴，不会造成涉案赃款的流失。综上，聂先娥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撤销原判，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9）鄂08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二、朱正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聂先娥借款本金38.302万元；三、驳回聂先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281元，减半收取4640.5元，由聂先娥负担1359.9元，朱正军负担328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81元，由聂先娥负担2795元，朱正军负担64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聂先娥预交9281元，判决生效后，本院应退还聂先娥6486元，朱正军负担的6486元由其自行交纳，若未予交纳，则由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俊蓉审判员  吴 琼审判员  熊 蓓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郭庆雪书记员肖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