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3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章玲丹，女，198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建伟，浙江元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华，男，196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倩，浙江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旭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星耀城****。 原审被告：叶国正，男，196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原审被告：余东波，男，196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原审被告：张富玲，男，196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章玲丹因与被上诉人王天华及原审被告浙江旭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隆公司）、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2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章玲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王天华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天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缺乏依据，脱离、违背客观事实，存在明显错误。虽然王天华于2014年多次委托台州市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物流）代收货款，但不是每次运输到达后都能够及时向收货方收到货款，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通物流及时代收了货款，并将货款及时交付给王天华。第二种情况是收货方拖欠货款，大通物流会继续帮王天华代收，只要收到款后都及时交付给王天华。第三种情况是收货方直接将货款支付给王天华，不经过大通物流代收。大通物流只有代收到货款才负有向王天华支付代收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只要货物托运单上注明由大通物流代收货款，当然就能收到货款，就有义务向王天华支付代收的货款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王天华提交的货物托运单上注明由大通物流代收货款，就应当向王天华支付代收款，明显错误。货物托运单只能证明王天华委托大通物流代收货款的事实，而不能证明大通物流已经代收取了货款的事实。2、在编号为0004573的货物托运单背面有“15585”的字样，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认为是王天华委托大通物流代收货款总额。同时还有“付12468”的字样，王天华在一审当庭认为是与大通物流打八折的约定，只要求大通物流向其支付代收款的八折，即12468元，扣除已经支付的7960元，也只有4508元了。而一审法院判决章玲丹和旭隆公司向王天华支付7625元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因此大通物流只有代收到货款，即取得了财产才有转交的义务，王天华对前述事实具有举证义务。四、王天华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王天华在一审主张的是要求五被告人向其支付欠款。欠款发生在2014年，应从欠款发生时起算诉讼时效，为三年。王天华一审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章玲丹在一审阶段已经提出抗辩，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 王天华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大通物流当时法定代表人叶国正、股东余东波等人的签字，能证明大通物流欠款事实。二、请求法庭依法追究章玲丹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章玲丹对货物托运单背面记载的数字已经做出自己的意思表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数字，现二审改换说法，不能成立。王天华曾与大通物流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叶国正、股东余东波等人进行结算，约定大通物流在一个月内支付代收货款则在总额的基础上打八折，但大通物流并未按照约定履行。王天华在起诉状中关于大通物流已付金额的陈述系根据结算金额15585元扣除涉讼三份货物托运单记载的代收货款金额计算得出，至于大通物流实际已经支付的款项金额，因相隔时间较长，王天华已经无法记清。目前王天华手上只有三张凭证，就按该三张货物托运单进行主张。三、本案欠款并未约定支付时间，王天华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浙江旭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未作陈述。 王天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章玲丹、旭隆公司向王天华赔偿762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等由五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4日、2014年4月16日、2014年5月30日，王天华分别委托大通物流运输货物并代收货款2232元、3332元、2061元，共计7625元。大通物流至今未将上述代收款交付给王天华。另查明，大通物流于2006年4月3日成立；2008年8月6日，该公司投资人由余东波、叶国正变更为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以及案外人叶呈根；2015年6月1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国正变更为章玲丹，企业类型由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由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以及叶呈根变更为章玲丹；2016年1月19日，该公司企业类型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由章玲丹变更为章玲丹和旭隆公司。2017年9月19日，章玲丹、旭隆公司向工商部门出具承诺书，申请大通物流的简易注销登记，后该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其一，王天华起诉有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该院认为本案讼争的王天华与大通物流之间的合同关系虽然发生在2014年，但是对于代收货款的支付时间并未作出约定，王天华可以随时主张，五被告主张以托运的时间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其二，大通物流是否欠王天华代收货款7625元，五被告辩称大通物流收到的货款均已支付给王天华，不排除大通物流未收到货款或者收货人已经将货款直接支付给王天华的情况，该院认为，王天华委托大通物流运输货物并代收货款，大通物流向王天华出具了货物托运单，大通物流按约有将相应货款带回的义务，现五被告并未举证证实确实存在其上述抗辩情形，该院不予采信，另外，结合（2020）浙1004民初1170号案件事实，大通物流确实存在以货物托运单客户联作为向其领回代收款凭据的交易习惯，货款支付后会将客户联收回，虽然编号为004573的货物托运单背面由叶国正、余东波、支付了书写有“15585”和“付12468”的字样，但“付”字不能当然推定为已经支付的意思，被告未提交付款依据予以佐证，该院不予采信，现王天华仍持有三份货物托运单客户联原件，可以认定大通物流未向王天华支付7625元代收货款；其三，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的主体是否适格，该院认为，涉案委托运输货物和代收货款的合同关系发生在王天华和大通物流之间，大通物流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以其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故代收货款的支付义务人应为大通物流而非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王天华主张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在托运单上签字，且系大通物流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认为，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作为大通物流当时的投资人，与王天华结算并在托运单背面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且根据大通物流的工商登记信息，在2015年6月19日后，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已经不再是大通物流的投资人，王天华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大通物流申请注销时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仍为大通物流的实际控制人，故王天华要求叶国正、余东波、张富玲承担连带责任或清算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其四，章玲丹、旭隆公司在注销大通物流时有无侵犯王天华的合法权益，是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公司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依法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公司股东未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依法应予支持，现章玲丹、旭隆公司作为大通物流的股东，仅向工商部门出具了承诺书，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在承诺书中承诺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导致大通物流公司被注销，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依法履行了清算义务，章玲丹、旭隆公司依法应当对王天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王天华要求章玲丹、旭隆公司赔偿货款7625元及其利息损失的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判决：一、章玲丹、浙江旭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天华7625元及自2020年6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王天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章玲丹、浙江旭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对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并分析如下：一、大通物流是否负有向王天华支付代收货款的义务。涉讼货物托运单均载明“货物带款”字样，表明大通物流在完成货物运输之外，还负有带回货款的义务。在此情形下，大通物流作为承运人，通常的做法应系先收取货款，后交付货物。现大通物流已将涉讼货物交付收货人，按照常理，应当收取了相应货款，章玲丹主张大通物流并未收取货款，且已经王天华同意，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章玲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前述抗辩事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大通物流负有向王天华支付代收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及认定事实并无不当。二、大通物流应当支付的代收货款金额问题。章玲丹以编号为0004573的货物托运单背面记载的两组数据可以证明王天华与大通物流八折结算代收货款金额，大通物流已经支付了7960元为由，主张大通物流应当支付的代收货款金额为4508元，但章玲丹在一审过程中对于王天华与大通物流八折结算代收货款金额的事实并不认可，其关于大通物流已经支付了7960元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而是来自于王天华起诉状中的陈述，但王天华已经解释，其在起诉状中关于大通物流已付金额的陈述系为了对应诉讼请求的内容，按照代收货款总额15585元扣减涉讼三张货物托运单记载的代收金额的方式计算得出，大通物流的实际付款情况因时间久远，无法记清，该解释尚属合理。因此，王天华在起诉状中关于大通物流已付金额的陈述系基于双方结算货款总额为15585元及大通物流尚欠三张货物托运单记载的代收款的事实而作出，该陈述并不构成对大通物流实际上按照八折结算金额履行且已经支付代收货款7960元的自认，章玲丹仍然应当就前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更何况，王天华系以三张货物托运单为据主张权利，金额远小于结算金额，在章玲丹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大通物流与王天华事实上按照八折结算的金额履行，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大通物流的实际付款情况的情形下，无法按照章玲丹主张的前述方式计算大通物流的欠款金额，原审判决依据王天华仍然持有的货物托运单，认定大通物流应当支付的代收货款金额为7625元并无不当。三、章玲丹是否应对前述欠款承担赔偿责任。章玲丹和旭隆公司作为大通物流的股东，在向工商部门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时，承诺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但并无证据证明其已依法履行了清算义务，应当对大通物流欠王天华的前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四、王天华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虽然王天华与大通物流之间的合同关系发生在2014年，但双方当事人对于代收货款的时间并未约定，王天华可以随时主张，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章玲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章玲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汤坚强 审 判 员 王晓婷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