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9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秦老胡同**。法定代表人：孙荫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兰，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泽众，北京市问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跃珊，女，197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冠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跃珊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冠友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孙跃珊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关于劳动关系终止日期的认定与事实不符。2018年8月19日，孙秀萍（孙跃珊曾用名）违背公司安排驾驶冠友公司车辆发生追尾事故，王玉兰给另案原告毕文凯、孙秀萍3500元看病，后王玉兰多次打电话但无法与其联系，导致公司不能送货，严重影响工程进度。2018年8月23日，冠友公司决定解聘孙秀萍和毕文凯，工资结到2018年8月31日。当日孙秀萍将考勤记录交给王玉兰，之后孙秀萍、毕文凯均未来冠友公司上班。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孙秀萍工资有误。2018年6月21日，毕文凯向王玉兰借款1000元，王玉兰要求毕文凯写个收据，考虑到没签劳动合同，就把双方谈好的工资写进收据里，即“毕3000元，孙2000元（管吃住）”。收据里的内容应理解为毕文凯月工资3000元，孙秀萍月工资2000元更符合常理，因为管吃住的前提就是工资问题。2018年8月31日，冠友公司给毕文凯、孙秀萍结账时，二人均在场，双方确认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毕文凯、孙秀萍工资共计11196．72元（含3500元）。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孙秀萍月工资8000元没有任何证据。毕文凯、孙秀萍是夫妻关系，具有利害关系，其二人互为作证，不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孙跃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冠友公司的上诉请求。孙跃珊一直没收到过解除通知，且孙跃珊和毕文凯一直在冠友公司工作。毕文凯在冠友公司工作之前的工资就是每月一万多，后来毕文凯和孙跃珊一起到冠友公司，很多工作都是两人一起负责，两人月工资共18000元，每月2000元的工资标准不符合常理。孙跃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跃珊、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冠友公司支付孙跃珊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工资36781．61元；3．冠友公司支付孙跃珊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413．7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跃珊主张其于2018年6月17日入职冠友公司，担任司机，冠友公司称孙跃珊在其公司担任学徒工作，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孙跃珊于2018年10月30日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81000元；3．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6000元；4．支付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49655元。该委于2018年12月26日做出裁决：1．确认孙跃珊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冠友公司支付孙跃珊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8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133元；3．驳回孙跃珊的其他申请请求。孙跃珊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间内诉至一审法院。孙跃珊提交了空白的《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加盖了冠友公司的公章，其中应当填写的事项为空白，孙跃珊称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工伤索赔，向冠友公司索要劳动合同，上面的内容未填写。冠友公司在仲裁时提交《收到说明》（注：在本案中作为鉴定的比对样本），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3日，载明：此劳动合同只对交通（外边车追尾）补偿之事，用完后全部收回公司，工资证明也是让追尾方赔偿事宜……盖章劳动合同两人共两份，工资证明也是两人两份，用完收回。冠友公司主张孙跃珊的月工资为2000元，其提交2018年6月21日的《收据》，收款人为毕文凯，显示“今收到微信转账，学习期间生活费毕3000元，孙2000元（管吃住）人民币壹仟元整”。另案中，毕文凯主张该收据中的手写部分不是其所写，毕文凯对该《收据》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申请司法鉴定，经摇号确定鉴定机构，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该《收据》中毕文凯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孙跃珊称该收据无法证明工资标准。冠友公司主张孙跃珊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其提交的出勤表显示，孙跃珊在2018年7月出勤20天，2018年8月23日之后未出勤，孙跃珊对出勤表真实性不认可，其称其一直工作至2018年10月30日，因受伤目前劳动关系尚未解除。冠友公司提交2018年8月31日的收据一张，收款人为“毕”，载明：今收到安装费柒仟陆佰玖拾陆柒角二分，追尾后看病转微信3500元。冠友公司主张其支付的款项为7696．72元和3500元，孙跃珊主张该3500元包含在7696．72元之内，“追尾后看病转微信3500元”是冠友公司为了应诉后加的，其和毕文凯在冠友公司工作期间一共收到该笔7696．72元和另外1000元，共计8696．72元。另查，根据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孙跃珊与毕文凯在2018年8月19日在送货时发生交通事故。经查询，孙跃珊已就交通事故一案提起诉讼，目前正在我院审理中。上述事实，有收据、劳动合同书、仲裁裁决书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按照国家规定和双方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支持当事人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双方的陈述，围绕双方的争议焦点，法院分析如下：关于孙跃珊主张确认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冠友公司虽称劳动关系在2018年8月23日终止，但其并未提交双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2018年8月31日的《收据》仅能证明相关款项的收取情况，不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解除情况。冠友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没有劳动者的签字确认，其单方制作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法院认为冠友公司主张的劳动关系截至2018年8月23日的主张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鉴于冠友公司未针对仲裁裁决起诉，法院对孙跃珊的该诉求予以支持。关于孙跃珊主张的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工资一节，孙跃珊主张其月工资为8000元，冠友公司主张孙跃珊的月工资为2000元，法院认为工资标准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理应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前或之时达成一致，以减少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工资标准或者工资给付发生争议，原则上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和已经给付的工资数额，庭审中，冠友公司提交2018年6月21日的《收据》欲证明孙跃珊的工资为2000元，法院认为收据作为日常收付款的凭据之一，通常用于收款人在收到款项后向付款人出具，而在收款收据中约定工资标准不符合通常习惯，且该《收据》保存在冠友公司处，不能排除该《收据》中的部分内容系后添加形成，且《收据》中写明的为“学习期间生活费”，在冠友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孙跃珊入职其公司的目的是“学习”的情况下，法院无法认定孙跃珊到冠友公司处工作系被告所主张的“学习”，因此即使该《收据》的全部内容在毕文凯签字时已形成，在目前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不能将“学习期间生活费”当然理解为工作期间的全部工资，故法院对冠友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孙跃珊称其入职后担任司机，在冠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考虑到孙跃珊在发生交通时确实为驾驶员，法院对孙跃珊主张的工作岗位、工资标准予以采信。此外，冠友公司认可孙跃珊正常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孙跃珊主张其正常工作至2018年10月30日且劳动关系一直未解除，法院认为对于劳动者是否出勤工作，原则上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从王玉兰提交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出，自2018年8月23日之后的数次与毕文凯的通话记录均未接通，且通话频率明显降低，与正常工作期间的通话频率形成明显对比，考虑到孙跃珊和毕文凯之间的关系，结合2018年8月19日孙跃珊驾驶车辆发生交通和2018年8月23日为处理交通事故从冠友公司处领取空白劳动合同书的事实，法院认定2018年8月23日以后，孙跃珊并未提供正常的劳动，考虑孙跃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及2018年8月19日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其在本案中也并未主张停工留薪期或者病假工资，考虑可能存在相关权利，法院对2018年8月23日以后的工资暂不予核算，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冠友公司认可孙跃珊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经核算，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孙跃珊的全部工资应为17931．03元。因法院在毕文凯与冠友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将毕文凯从冠友公司处领取的款项8696．72元全部计入毕文凯的已发工资，在毕文凯的案件中已做核减，故本案中法院不再予以扣减，因此冠友公司应支付孙跃珊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工资17931．03元。关于孙跃珊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即阐明了的劳动合同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为“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显然签署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无法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且冠友公司在孙跃珊提供空白劳动合同的同时也让毕文凯出具收到说明，载明冠友公司提供的文本仅为交通事故索赔使用，因此可以看出冠友公司并未有与孙跃珊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法院对冠友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孙跃珊的情形应当视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冠友公司应当支付二倍工资。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冠友公司应当自2018年7月17日起向孙跃珊支付二倍工资。因法院认定自2018年8月24日起孙跃珊未向冠友公司实际提供劳动，故冠友公司向孙跃珊支付二倍工资的期间为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法院对孙跃珊主张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经核算，冠友公司应支付孙跃珊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9931．03元。综上所述，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孙跃珊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冠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孙跃珊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工资17931．03元；三、冠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孙跃珊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1．03元；四、驳回孙跃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冠友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劳动仲裁案件的庭审笔录，内容为冠友公司给孙秀萍的两份劳动合同和收入证明是空白的，但在一审时孙秀萍提交的收入证明写明孙跃珊工资为每月18000元，证明一审时其提交的证据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孙跃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冠友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必然联系，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在二审期间另查明，孙秀萍系孙跃珊的曾用名。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事实尚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终止日期，冠友公司主张其与孙跃珊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23日终止，并提交了孙跃珊的考勤记录、2018年8月31日的《收据》。对此，本院认为，冠友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系单方制作，没有孙跃珊本人的签字确认，孙跃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考勤记录中的内容不予采信。而2018年8月31日《收据》中并没有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该《收据》本身无法证明双方于2018年8月23日解除了劳动关系。且冠友公司在劳动仲裁裁决作出后未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支持孙跃珊的诉讼请求，确认孙跃珊与冠友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冠友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跃珊的工资标准，冠友公司主张2018年6月21日的《收据》中“毕3000元，孙2000元（管吃住）”的意思是毕文凯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本院认为，首先，从该《收据》的文义上看，微信转账的目的是为支付“学习期间生活费”，这与“支付工资”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冠友公司未进行合理的说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孙跃珊在职期间的主要工作即“学习”，故“学习期间生活费”难以认定为支付孙跃珊的工资。其次，以《收据》的方式约定工资标准与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方式不符，因此该《收据》无法作为认定孙跃珊工资标准的依据，本院对冠友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冠友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孙跃珊的工资标准负担举证责任，现在冠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孙跃珊工资标准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孙跃珊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实际工作岗位，对孙跃珊主张的工资标准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冠友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冠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勇审 判 员  梁 睿审 判 员  唐述梁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田晓宇书 记 员  焦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