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培伟,男,197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东金，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英翰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胶州市胶西镇香港路西首（尹家店村西）。 法定代表人：王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纪鹏，山东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文岗，男，197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山东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玉群，男，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培伟与被上诉人青岛英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翰公司”）、原审被告刘文岗、李玉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1民初13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培伟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胶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1民初1340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借贷关系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贷合意，二是交付借款，就本案而言该认定错误。本案借款是从股权转让款转化成借款，股权转让款应该支付给上诉人，后来转化成公司借款。二、原审法院未查明并认定刘文岗打入英翰公司200万元款项的性质。因为一审庭审质证时，刘文岗承认200万元是购买的股份款。其中180万元股份实际所有人是上诉人(由孔雷代持)，另外20万元股份所有人是张瑞莲。刘文岗购买了上诉人的18%股份，同一天购买了张瑞莲的2%股份，因此，刘文岗应当支付给上诉人股权按转让款180万元，支付给张瑞莲20万元，所以，刘文岗刚好打入公司200万元，后来由于公司将200万元挪作他用，无法再支付给上诉人，因此便转化成了公司对上诉人和张瑞莲的借款。三、原审法院质疑“借条”不排除上诉人为自己出具的可能，同时否定了“外欠明细表”的效力，该认定错误。1、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为上诉人出具借条时，上诉人因病正在青岛的医院住院治疗，因此公司的所有事项(包括财务)都有刘文岗负责。2、借条的形成时间（2019年5月10日)早于外欠明细表(2019年11月31日)，外欠明细表上面有刘文岗的签字确认，而且刘文岗当时的身份是法定代表人，其代表的是整个公司，其签字确认具有法律效力。借条是刘文岗授意会计出具的，后来经过对账后，刘文岗签字进一步确认了外欠明细表，因此，该外欠明细表可以直接证明上述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的真实性。3、虽然原审法院调查会计王建明时，王建明对是谁授意出具的借条不能明确说明，只是回答“公司领导让出具的，具体是谁记不清了”。刘文岗是会计王建明的直接上司，而此时王建明不敢说。4、虽然原审法院未能查清是谁授意会计出具了借条，但原审法院也未进一步查明刘文岗作为法定代表人为什么在“外欠明细表”上签字确认?。5、被上诉人无理质疑“180万借条”是上诉人为自己出具，那么公司在同一时间为张瑞莲出具的20万借条如何解释?。6、若各被上诉人特别是刘文岗拒不承认“借条”及“外欠明细表”的真实性，甚至否认整个借款事实，那么刘文岗购买上诉人的18%股份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是否应当支付给上诉人?四、关于孔雷给上诉人代持股份事实，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曾要求孔雷出庭证实代持股份及转让股份的真实性，可原审法院表示不必要，然而原审法院判又在决书中表示孔雷未到庭说明代持情况，不能确认代持情况自相矛盾。五、一审庭审质证时，刘文岗在证据交换质证时称“打入公司的200万元本想购买公司的股份，但是公司没有给，后来才购买了孔雷的股份”。实际上原审法院应该很明白本案借款是由股权转让款转化而来这个事实，然而，原审却推理分析以此来否定“借条”及“借条说明”与“外欠明细表”的真实性，未能查清案件事实。综上，望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英翰公司答辩称：第一，英翰公司对会计王建明为赵培伟出具的借条不知情，英翰公司直到本案的一审诉讼时才知道该借条的存在。赵培伟也从没有向英翰公司出借过本案的涉案款项，因此本案的借贷，双方既没有借贷的合意，上诉人赵培伟也没有交付借款，故本案的借贷关系明显不成立。理由如下：1、赵培伟实际经营英翰公司，并负责公司的财务。会计王建明在一审的调查笔录中明确公司的财务工作由赵培伟负责。赵培伟在上诉状中却说刘文岗是会计王建明的直接上司，明显与事实不符。会计王建明受赵培伟的管理和领导，身份上具有依附关系，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王建明对是谁授意他出具本案借条不敢明确说明。赵培伟在上诉状中称是刘文岗授意王建明出具了借条，不符合常理。上述事实证明，本案的借条是会计王建明在赵培伟授意下为其出具的。该借条英翰公司不知情，英翰公司与赵培伟没有借款的合意。2、刘文岗打入英翰公司的200万元，是股东刘文岗对英翰公司的投资款，而非赵培伟对公司的出借款。公司股东刘文岗受让股东孔雷的股权转让款是0元，公司的其他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也都是0元转让，因为公司的股东设立公司时都是认缴出资，并未实际出资。因此上诉人赵培伟主张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另外赵培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文岗打入英翰公司的200万元是其授意的。故赵培伟主张的本案借款没有实际的交付行为。第二，赵培伟实际控制占有英翰公司财务账簿，英翰公司无法了解公司的财务现状。英翰公司虽于2017年3月28日注册成立，但英翰公司实际正式投产运营后在赵培伟的经营、管理下亏损近千万元，英翰公司多次要求赵培伟返还公司财务账簿核对账目，均遭到赵培伟的明确拒绝。第三，上诉人赵培伟经营管理英翰公司期间的财务账目非常混乱，有的凭证没有复核人签字，有的是伪造的，这也是赵培伟为什么至今不返还英翰公司财务账簿的主要原因。第四，上诉人赵培伟一审提交的证据三外欠明细表不是英翰公司真实的外欠债务明细，该明细表是在赵培伟的挟持下按照赵培伟的个人意图制定的，该明细表也是基于赵培伟提供的不完整、不准确、不真实的财务资料基础上做成的，英翰公司不予认可。关于该外欠明细表中刘绪学的20万元债务问题与会计王建明在一审法官对其做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该事实进一步证明外欠明细表是不应被采信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赵培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刘文岗答辩称：一、根据2019年2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孔雷将其认缴出资额800万元中的180万元以0元价格转让给刘文岗，刘文岗系从孔雷处购买的股权，从未向上诉人赵培伟处购买过股权，上诉人称刘文岗购买了其18%的股份，并将该股权转让款转化成借款的事实无任何证据支持。刘文岗陆续打入公司的200万元系向英翰公司的投资款，与股权转让无关。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文岗虽担任英翰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赵培伟在英翰公司担任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管理财务，至今赵培伟仍然控制公司的财务账簿拒不返还，英翰公司起诉赵培伟要求返还账簿案现正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在一审中称王建明受张瑞莲对象刘文辉领导，在上诉状中又称受刘文岗直接领导，刘文岗指示王建明出具借条，而王建明在法院调查笔录中明确表示赵培伟负责公司财务工作，王建明的陈述与英翰公司及刘文岗的陈述均一致，上诉人赵培伟前后陈述矛盾。原审法院调查王建明时，王建明已离职，英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王超，此时被上诉人刘文岗无法从任何方面给王建明施加压力，上诉人为将责任推向刘文岗在上诉状中多次进行虚假陈述。三、对外欠款明细表上诉人在一审时称其从会计师事务所找了一个会计与公司会计一起对公司账簿进行审计，但并未出具审计报告，也就是该明细表系赵培伟找人和王建明一起出具的，王建明在法院调查笔录中也陈述了赵培伟负责财务工作，从明细表出具的过程来看，该明细表不具备客观公正性。并且一审法院已查明，该明细表内容多处与事实不符，是基于混乱的财务账目整理出来的，被上诉人刘文岗在一审庭审时也已解释，在该明细表中签字系对公司欠其本人20万元事实的的确认，并未对其他事实确认。该明细表中的欠款数额与上诉人提交的借条的数额也不一致，上诉人也未提交充分证据两个数额是如何转化的，因此法院不能以刘文岗签字的该明细表认定英翰公司欠款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赵培伟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英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24460.39元；2.判令英翰公司支付借款利息175312.97元（自2019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3.判令英翰公司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英翰公司承担。 赵培伟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拟证实英翰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向赵培伟借款1686264.4元，约定月息1.5%，经办人为王建明，王建明是英翰公司公司财务人员；2.王建明出具的“赵培伟借条说明”，拟证实涉案借条系由英翰公司会计王建明出具，款项系刘文岗购买赵培伟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由刘文岗直接打入公司账户，作为公司向赵培伟的借款，经核实双方的经济往来最终确定英翰公司借赵培伟1686264.4元的事实；3.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经过结算的截至2019.11.31日“外欠明细表”，拟证实英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岗、股东李玉群共同确认英翰公司截至2019年11月31日欠赵培伟1524460.39元，月息为1.5%的事实；4.英翰公司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实英翰公司自2019年5月30日起由刘文岗任法定代表人；5.股权代持协议两份，拟证实赵培伟系英翰公司的隐名股东；6.英翰公司股权变更信息（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书），拟证实在2019年2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中记载，孔雷代持的赵培伟股份18%转让给刘文岗，并于当日的公司章程记载刘文岗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选举刘文岗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7.公司收款凭证、企业活期账户明细、付款明细、银行流水，拟证实刘文岗自2019年1月9日-2019年4月4日分9次汇入公司尾号为6367的账户款项197万元，存入李玉群尾号9647账户款项3万元，共计200万元。李玉群的账户虽然为个人账户，但实际为公司使用，其中180万元是刘文岗购买赵培伟的股权转让款，另外20万元是刘文岗购买张瑞莲的股权转让款，凭证中的“张瑞莲”的签字，实际办理人员为刘文辉，刘文辉以“张瑞莲”的名义签字复核，刘文辉与刘文岗系兄弟；8.转账凭证、附英翰公司向赵培伟及张瑞莲出具借据，拟证实刘文岗将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到位后，各方权利人进行对账，由公司向赵培伟和张瑞莲借款，股权转让款性质发生变更，变为借款，公司会计王建明向张瑞莲出具20万元的借条，向赵培伟出具本案的借条；9.会计凭证一宗，拟证实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资金去向；10.会计凭证及目录一宗，拟证实赵培伟与公司之间资金结算由1686264.4元变更为1524460.39元的过程；11.孔雷与赵培伟代持协议，拟证实赵培伟与孔雷之间存在股权代持。 英翰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借条，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借条系英翰公司在赵培伟经营期间控制公司财务及印章的情况下出具的，其出具具有随意性，公司并不知晓，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且从金额看，该款项精确到几元几角，该数额也不符合借款的交易习惯；对证据2“赵培伟借条说明”，该说明是否为本人出具不清楚，且从证据形式上看，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证据也未提交会计账目予以核实，赵培伟实际经营公司，王建明在公司是受赵培伟管理和领导，身份上具有依附关系，并且从内容上看，该记载均是在赵培伟授意下出具的，不能证明要证实的借款来源问题；对证据3“外欠明细表”，来源不明，刘文岗、李玉群是否是本人签字无法核实，赵培伟签字无法表明身份，即使签字是真实的，也是部分股东之间所签字认可的，股东张瑞莲并未签字，该份证据也没有公司的盖章确认，即使公司之间能够确认账目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公司对借款事实的效力，另外，该明细中载明的数额与借条上的数额并不一致，明细表中所标注的1524460.39元，推导不出与借条的关联性，同样也推导不出是英翰公司的借款；对证据4英翰公司营业执照，无异议；对证据5股权代持协议，真实性及关联性都不予认可，是赵培伟与李玉群、孔雷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能证明赵培伟所主张的事实，况且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即便赵培伟系隐名股东，其显名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运作或者司法确认。作为公司来讲，公司的股东就是工商登记信息中记载的人员，并不含赵培伟；对证据6英翰公司股权变更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不能证明赵培伟转让了其所持有的股份，恰恰相反，能够证明英翰公司股东之间股份转让都是以0元价格予以转让，也就是说结合公司出资登记信息，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认缴额，但是并未实际出资，在股权转让时也均以0元转让，该证据结合赵培伟提交的证据5并不能证明赵培伟的主张。另，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赵培伟不能以尚未经司法程序确认的股权转让事实来直接用于民间借贷案件中；对证据7、8，对其中刘文岗向公司及李玉群付款的客观记载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仅能证明刘文岗支付给公司巨额款项，并不能证明这些款项是购买赵培伟股权，而且款项支付分多笔，跨度时间较长，不符合股权转让支付转让款的客观事实；对证据9、10的公司账目，经当庭核实复印件与赵培伟当庭所带的所谓的公司记账凭证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赵培伟控制公司全部账目，其当庭所带的债权凭证是否与公司账目相符，无法核实，其当庭提交的记账凭证并非公司的全部记账凭证，相对公司的账本及记账凭证是不全面的，英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赵培伟提交的证据粗略的从内容上看，是公司的花费，与其所主张的股权转让的事实并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具体来说详见书面质证意见；对证据11股权代持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否是孔雷签订无法确认，股权代持协议书即便是真实的，也是赵培伟与孔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英翰公司无关。本案审理的是民间借贷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连性。 刘文岗质证称，对证据1到证据5不清楚；对证据6没有异议，但是刘文岗买的是孔雷的股份，并不是赵培伟的股份；对证据7刘文岗向公司转账200万元是真实的，当时是想向公司购买股份，后来公司一直没有给刘文岗股份，再后来孔雷将股份卖给了刘文岗；对证据8不清楚；对证据9、10同英翰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1，该证据是赵培伟与孔雷之间签订的，与刘文岗无关。 英翰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英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宗，拟证实所有的股东均是认缴出资，截止到现在，股东都没有出资到位；英翰公司的所有股东的股权转让都是0元转让，均没有支付对价；英翰公司章程第17条规定，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一致才能通过；2019年11月26日的章程修正案登记的股东是刘文岗、张瑞莲、李玉群三人，以此来证明赵培伟提交的“外欠明细表”缺少了股东张瑞莲的签字；2.本案赵培伟在黄美香一案中提交的黄美香借款100万元的流水及账目凭证，拟证实赵培伟提供的记账凭证记载的付款是混乱的，甚至有些账目系其单方制作的，并没有交易的对价。英翰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赵培伟控制下的所有账目都是有问题的，基于此，王建明依据上述公司账目所得出的所有证明及借款也都是不真实的。 赵培伟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赵培伟举证时已经陈述，虽然工商登记显示零元转让，但并非事实，赵培伟在公司成立时已经投入其心血，也投入了款项，是有价值的，如果股东想进入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2019年11月31日公司“外欠明细表”中缺少张瑞莲签字，但刘文岗作为法人签字，且有李玉群签字，“外欠明细表”并非公司决议，公司法人签字就视为认可；对证据2，英翰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英翰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在另案中赵培伟已经陈述清楚，赵培伟是代表英翰公司借款，具体资金去向另案中记载的也很清楚。 原审法院针对赵培伟提交的“赵培伟借条说明”向王建明做调查笔录一份。对该调查笔录，赵培伟质证称，对公司财务工作由赵培伟负责之外的内容无异议，是真实的，根据赵培伟提交的财务会计凭证，分管财务的是张瑞莲的丈夫刘文辉，而并非是赵培伟，所以对于王会计陈述的这一点赵培伟有异议，其他内容王会计陈述的是真实的，与赵培伟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英翰公司质证称，对调查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调查笔录中相应的内容有异议，法庭询问王建明做出“赵培伟借条说明”的依据是什么，其回答是根据公司往来账找出借条168万余元的数据，该回答与其回答“外欠明细表”出具后就离职了，是矛盾的，“赵培伟借条说明”是在2019年12月15日，“外欠明细表”出具的日期是2019年11月31日，按照赵培伟开庭的陈述，账目已经由其封存，而王建明在借条说明当中，相应的数字都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其在看不到账本的情况下，精确到小数点之后是不可能完成的。法庭询问王建明出具给赵培伟的借条是由谁要求出具的，其回答是公司领导让出具的，具体是谁记不清了，这与其在借条说明中最后一句“基于此2019年5月15日我代表英翰公司向赵培伟出具该借条”相矛盾，同时，结合其回答英翰公司由赵培伟负责财务工作，可以看出借条是赵培伟指示王建明为自己出具的，另外，王建明在陈述法庭询问向刘老师借款20万元是怎么回事时，其回答是挂在赵培伟账上，由赵培伟还钱，这一部分由于公司没有掌握公司账目，无法确认该项事实，因此调查笔录与“赵培伟借条说明”及借条相互之间不能印证，不能证明赵培伟所主张的事实成立。 刘文岗质证称，通过该笔录可以看出公司财务工作是由赵培伟负责，并且当时公章也是在赵培伟处负责，王建明作为公司会计直接受赵培伟领导，因此王建明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调查笔录中，问：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是谁决定的，答：不清楚。而在“赵培伟借条说明”中陈述是不一致，是相互矛盾的，王建明以此180万元为基础，为赵培出具借条，借条本身真实性是不确定的，不能以此借条为证据，认定公司向赵培伟借款180万元。 经庭审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存在异议的证据分析如下：1.对于赵培伟提交的借条，英翰公司质证称借条系赵培伟依据职务便利给自己出具的，因赵培伟系英翰公司高管，其还自称系英翰公司隐名股东，英翰公司财务账簿现在均由其控制，并且根据会计王建明陈述，赵培伟负责公司财务工作，综合以上因素，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赵培伟还应举证证明借条载明的借款事实存在；2.对于赵培伟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因相对方孔雷未到庭说明情况，且股权代持协议中表述混乱，并没有明确的孔雷代赵培伟代持英翰公司股权的约定，故对该宗证据真实性不予采信；3.对于赵培伟提交的财务账簿，结合外欠明细表综合分析，对于赵培伟欲证实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资金去向的财务账簿，其中部分账簿并没有付款凭证及资金转账流水，且赵培伟并未提交公司总财务账簿资金进出情况，故对其证明事项不予采信，对于赵培伟欲证实2019年5月10日借条中载明的1686264.4元变更为2019年11月31日外欠明细表中载明的1524460.39元的财务账簿，赵培伟对于其中一笔20万元款项表述为“赵培伟借儿子刘老师（刘绪学）的20万元，给公司使用，该笔款项结算时已经由公司财务账簿转至赵培伟公司财务账簿上”，但根据赵培伟提交的外欠明细表，其中仍显示英翰公司欠刘绪学20万元，故赵培伟的证据显然无法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故对外欠明细表载明的欠赵培伟1524460.39元的内容，不予采信；4.对于赵培伟提交的“借条说明”，结合调查笔录予以分析，经核实出具人王建明，对该证据系由王建明出具予以采信，对该证据中载明的部分内容不予采信，对于资金计算的过程在财务账簿部分已经予以分析，其中王建明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借刘绪学的20万元由公司账上转到了赵培伟账上，但实际该笔款项在外欠明细中仍作为英翰公司向刘绪学的欠款，并未“转账”，对于借条的出具，“借条说明”中载明王建明系代表公司出具借条，但是经本院调查，王建明对于该借条是由谁要求出具并不能予以明确，并且其在该调查笔录中明确称公司由赵培伟负责财务工作，这与赵培伟庭审中的陈述不符。 根据双方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英翰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2017年6月21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赵静将其认缴出资额700万元0元转让给李玉群，转让后李玉群以货币认缴出资8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王世会将其出认缴资额200万元以0元价格转让给张瑞莲，转让后张瑞莲以货币认缴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2018年11月15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李玉群将其认缴出资额800万元以0元价格转让给孔雷，张瑞莲放弃优先购买权。2019年2月27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孔雷将其认缴出资额800万元中的180万元以0元价格转让给刘文岗，张瑞莲将其认缴出资额200万元中的20万元以0元价格转让给刘文岗，同时选举刘文岗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9年1月9日-2019年4月4日，刘文岗共计向英翰公司转入200万元。 2019年5月10日，由英翰公司会计王建明经办，为赵培伟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赵培伟人民币1686264.4元，月息1.5%。 2019年11月31日由刘文岗、赵培伟、李玉群签字的外欠明细表中载明，欠赵培伟的款项为1524460.39元，利息1.5；欠刘绪学20万元，月息2。 另查明，赵培伟曾系英翰公司高管，负责公司生产经营。英翰公司会计王建明称，公司财务工作由赵培伟负责。 还查明，英翰公司财务账簿现由赵培伟控制，庭审过程中，经英翰公司多次要求，赵培伟拒绝返还。 原审法院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贷款人须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仅有借款凭证而无资金流转及借贷合意，不能认定成立借贷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培伟所诉的借款1524460.39元是否可以认定。 首先，从借条及外欠明细表的出具过程来看，根据“借条说明”，借条系英翰公司会计王建明代公司向赵培伟出具，具体是按照谁的要求出具王建明并不能做出说明；对于“外欠明细表”，赵培伟称系其从会计师事务所找了一个会计与公司会计一起所对公司账簿进行的审计，但并未出具审计报告。根据本院查明的内容，赵培伟曾经系英翰公司高管，负责公司管理经营，会计王建明称公司财务工作由赵培伟负责，借条的出具就是在赵培伟担任公司高管并负责财务工作期间，并且即使在赵培伟离职后，其仍控制英翰公司财务账簿，现英翰公司无法进行财务审计工作，综合种种因素来看，本案并不能排除赵培伟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出具借条的可能性，故赵培伟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英翰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其次，从赵培伟关于借款形成过程的陈述来看，赵培伟自称其系公司隐名股东，其股权系由孔雷代持，其所主张的借款系刘文岗购买孔雷股权的款项转化为英翰公司向赵培伟的借款。经审理查明，英翰公司2019年2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孔雷将其认缴出资额800万元中的180万元以0元价格转让给刘文岗，刘文岗到庭称其系向孔雷购买股权，但股权转让系0元转让，并称其向公司的转账款应为向英翰公司的投资款。本案审理过程中，孔雷并未到庭说明其与赵培伟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同时，赵培伟与刘文岗之间也并无股权买卖协议，因此对于赵培伟主张的本案借款是由股权转让款转化而来的主张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双方确实存在股权转让，亦应通过股权转让诉讼解决争议。 最后，从赵培伟提供的资金流向来看，赵培伟提交的财务账簿并不规范，也不完整，并不能清楚显示出2019年5月10日英翰公司欠其1686264.4元的事实，同时，其在表述1686264.4元变更为1524460.39元的过程中，提交的财务账簿缺少银行流水佐证，并且针对借刘绪学20万元款项上存在前后矛盾的陈述，因此，根据其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1524460.39元的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双方无明确借贷合意，出具借条的经办人未对出具借条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且赵培伟对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的事实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亦无法查实，赵培伟作为主张权利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根据现在查明的情况，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驳回赵培伟的诉讼请求。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培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98元，减半收取10049元，由赵培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孔雷作为证人出庭证实：我代持赵培伟和李玉群出资的共计800万的股权，占公司股权份额的80%。2019年初左右，刘文岗从我处购买了我持有的赵培伟18%的股份，股值180万元进入了公司。2019年2月份把法定代表人让给刘文岗，由刘文岗担任。刘文岗的款项直接将打入了公司，当时公司生产经营出现了问题，购买股份款赵培伟180万元借给了公司。2019年5月份，英翰公司会计王建明出具借条。当时公司债务比较多，帐面上有钱了，经过对帐后，公司给赵培伟出具了借条。股权转让之所以为零价格，考虑到公司是否可以避税，名义上都是零价格，实际有价格。刘文岗与英翰公司没有投资关系，其购买了我持有18%的股份对价180万。 李玉群二审参加诉讼述称：我投实际投资180万元。我与赵培伟的800万元股份均交由孔磊代持。孔磊转的180万元是赵培伟的，这个钱是刘文岗购买后直接打给公司的。我是通过股东开会才知道股份钱，180万刘文岗买的股份，但钱给公司了。当时公司内部闹意见，为了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对账。当时对账我没有在场，也没有参与，但是我看了明细表，基本没有问题就签字了。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赵培伟诉请借款的证据，系由英翰公司盖章出具的借条以及法定代表人刘文岗和其他股东共同签字的“外欠明细表”，而且借条出具的经办人王建明也出具了《赵培伟借款说明》，陈述了借款的来源及数额。刘文岗是2017年2月27日任英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借条及外欠明细表均系在刘文岗任法定代表人之后出具和形成的。英翰公司仅是质疑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推翻该证据所证明的借款事实，因此，本院认定上述证据的效力，确认英翰公司借款事实成立。虽然英翰公司及刘文岗否认购买赵培伟股权的事实，并主张刘文岗汇给公司200万元系向英翰公司的投资，但该主张英翰公司及刘文岗未能提供证明双方投资关系存在的投资协议等书面证据，且款项的性质也未做财务记载，因此，其主张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赵培伟无书面证据直接证实其出借的款项系刘文岗向英翰公司汇入的200万元中的180万元，但结合孔磊的证言、李玉群的陈述以及会计王建明所做的说明以及相关的会计凭证，对赵培伟主张刘文岗购买股权价款转为英翰公司借款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故对英翰公司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英翰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另外刘文岗、李玉群一审中系基于赵培伟的申请、原审追加而成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且经查实，刘文岗、李玉群并非借款关系的当事人，因此，应当驳回赵培伟对刘文岗、李玉群的诉讼请求。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当予以改判。上诉人赵培伟请求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1民初13402号民事判决； 二、青岛英翰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赵培伟借款本金1524460.39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524460.39元为本金，按月息1.5%计算）； 三、驳回赵培伟对刘文岗、李玉群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098元，减半收取100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98，均由青岛英翰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立杰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