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56年7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刘某1之妻），1958年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57年11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舒慧，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53年10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女，1963年4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0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我们二人与刘某3、刘某4共有。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涉案房屋出资及产权登记来看，该房属房改房，不同于普通商品房买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一审未对涉案房屋分配房改的政策性文件进行调查，简单通过买卖契约的签订人、付款人，来认定涉案房屋属刘某5、齐某的共同财产，属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当时因刘某5、齐某、刘某1之妻李某、刘某2及其妻柳某五人均是本厂职工，才能分配到涉案房屋，后仅因为刘某1、刘某2孩子大了，居住空间不足，才另行搬离。从涉案房屋来源看，如前所述，该房产权单位对本厂五位职的住房安置，不是针对刘某5一人，进行房改时，该五位职工均有平等购买权，刘某5的出资只能认定为垫资。从涉案房屋购买过程来看，因涉案房屋的分配到房改中间历经10余年，产权单位的分房领导更换频繁，产权单位疏漏了刘某2、李某、柳某的购买权利，一审法院未进行核查即否定三人的产权属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刘某3、刘某4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刘某3、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房屋归刘某3、刘某4按份共有，每人各占百分之五十的份额。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刘某5与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四人，即刘某3、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5于2016年9月2日死亡，齐某于2019年2月26日死亡。2000年1月24日，刘某5（买方、乙方）与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按照成本价每平方米1450元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39371元。甲方同意乙方享受以下折扣：1、楼房的成新折扣（成本价年折旧率2%）；2、工龄折扣（含夫妇双方）；3、现住房折扣率3%；4、教师优惠单方5%、双方10%。除房款外，房屋买卖手续费196．86元、公共维修基金1435．14元、房屋产权登记费20．5元、工本费6元、印花税5元，合计41034．5元。刘某5于1998年5月15日支付购房预付款15000元、于2000年1月10日补交购房款26034．5元，并于2000年8月8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2005年8月25日，刘某5立有遗嘱一份，载明“我与妻子齐某于2000年以我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号单元楼房一套（建筑面积68．3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我与妻子齐某于1944年结婚，我们是原配夫妻，共生育三儿一女，现均已成家独立生活，家中无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主要靠我扶养的其他人。为避免今后因房产问题发生麻烦，特立如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我的大儿子刘某3、小女儿刘某4二人共同继承，归大儿子和小女儿共同所有，不包括他们的配偶”。该遗嘱经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公证并出具（2005）朝证字第3140号公证书。同日，齐某立有遗嘱一份，载明“我与丈夫刘某5于2000年以刘某5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号单元楼房一套（建筑面积68．3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我与丈夫刘某5于1944年结婚，我们是原配夫妻，共生育三儿一女，现均已成家独立生活，家中无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主要靠我扶养的其他人。为避免今后因房产问题发生麻烦，特立如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我的大儿子刘某3、小女儿刘某4二人共同继承，归大儿子和小女儿共同所有，不包括他们的配偶”。该遗嘱经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公证并出具（2005）朝证字第3141号公证书。刘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截止2016年8月20日账户余额为121．91元；2016年9月13日转入四费90元、补贴5030元；2016年9月14日转入基本养老金4236．55元；2016年9月15日支取9300元。刘某3认可2016年9月15日系其取走9300元用于支付齐某的保姆费用。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截止2016年8月20日账户余额为2．68元；2016年10月26日转入刘某5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192052元；2016年10月28日转出5万元；2016年10月30日转出16000元；2016年12月29日转出10万元；2017年2月9日转入22000元；2017年2月26日转出5万元；截止2019年2月15日账户余额为14．97元；2019年3月14日转入基本养老金4265．74元，同日该款项被企业扣回；截止2019年3月21日账户余额为15．11元。诉讼中，根据刘某1、刘某2的申请，法院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了涉案房屋的全部档案材料，包括《房屋买卖契约》、《房屋产权登记书》、《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其中显示房屋原产权人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现产权人刘某5。诉讼中，根据刘某1、刘某2的申请，法院向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取了其留存的涉案房屋全部档案材料，包括《房屋买卖契约》、《购房职工及配偶有关证明》、收入凭证。其中《购房职工及配偶有关证明》中记载：购房职工姓名刘某5，工作单位本厂供应科，连续工龄37年5个月；购房职工配偶姓名齐某，工作单位本厂行政科，连续工龄20年。诉讼中，法院向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取刘某5的丧葬费、抚恤金发放情况。2020年5月26日，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载明2016年10月20日将抚恤金187052元、丧葬费5000元发放至齐某工商银行账户中。诉讼中，刘某1、刘某2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陈述五个职工才可以分得三居室，刘某5、齐某应该是和子女一起分得三居室，但具体情况不清楚。经询，赵某称符合条件的五个职工都有权利购买房屋，其当时与配偶、儿子共同购买房屋并登记在其三人名下。另，刘某1、刘某2提交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刘某5、齐某、刘某2、李某、柳某共有。该《证明》中记载：“1987年度根据当届分房条例，职工刘某5工龄符合当届分房人员以内，又根据其户共有五位家属为一厂职工（包括李某），经分房委员会审议批准该户进住东区三居室单元。”该《证明》落款时间为1993年8月6日。刘某3则提交收据拟证明刘某5、齐某的丧葬费系其支付，经法院核算丧葬费数额共计31965元。经询，刘某3、刘某4称刘某5、齐某生前与刘某3在涉案房屋共同居住，刘某4偶尔居住；刘某1、刘某2则称1995年前其二人与刘某5、齐某在涉案房屋共同居住，后因孩子年龄大了故从涉案房屋搬离，但之后经常去看望刘某5、齐某。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争议焦点一：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刘某5、齐某二人的共同财产。首先，从涉案房屋的出资及产权登记情况来看。2000年1月24日，刘某5与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涉案房屋，购房过程中核算了刘某5、齐某二人的工龄，购房款由刘某5、齐某支付，房屋亦登记在刘某5名下，之后房屋也一直由刘某5、齐某居住使用，故涉案房屋应属于刘某5、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次，从涉案房屋的来源来看。涉案房屋原系刘某5承租的公房，北京市第一棉纺织厂于1993年8月6日出具的《证明》是对刘某5及其家属居住情况的安置，并非对房屋产权情况的分配，不能体现刘某1、刘某2所述“五名职工才可分得三居室”的情况。赵某的证言不够清晰，而且对房屋登记情况的陈述与刘某1、刘某2陈述也不相符，故在其二人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法院难以采信涉案房屋中有刘某2、李某、柳某产权份额的陈述。最后，从涉案房屋的购买过程来看。涉案房屋系以成本价购买的房改房。房改房是城镇职工根据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已建公有住房。对此类房屋，单位通常综合考虑职工职务、年龄、工资、工龄等多种因素进行分配并给与价格上的优惠。涉案房屋在房改过程中，北京第一棉纺织厂仅核算了刘某5、齐某的工龄，并未核算刘某2、李某、柳某的工龄，亦未询问刘某2、李某、柳某的购房意见，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2、李某、柳某均有购买房屋的权利。而且刘某5、齐某、刘某2、李某、柳某均为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的员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不可能在明知刘某2、李某、柳某有购房权利的情况下将房屋出售给刘某5和齐某，此恰好可以证明购房权利人实际就是刘某5和齐某。综上，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应属于刘某5、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争议焦点二：刘某5、齐某所立遗嘱的效力。首先，涉案房屋系刘某5、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合法财产，故刘某5、齐某有权对涉案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进行处分。关于刘某1、刘某2所述刘某5、齐某订立遗嘱时神志不清，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而且刘某5、齐某所立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公证人员对刘某5、齐某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已进行审查，故法院对刘某1、刘某2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刘某3、刘某4提交的刘某5、齐某的遗嘱经过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公证，符合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并非刘某1、刘某2所述的打印遗嘱，故刘某3、刘某4对遗嘱的真实性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而且刘某5、齐某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将涉案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由刘某3、刘某4共同继承，而涉案房屋属于刘某5、齐某二人的共同财产，故该遗嘱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清晰明确。最后，被继承人刘某5、齐某生前主要和刘某3共同生活，且没有证据显示刘某5、齐某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或者刘某5、齐某曾作出撤销遗嘱的意思表示，故刘某3、刘某4所提交的遗嘱应是刘某5、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法院认为刘某3、刘某4所提交的刘某5、齐某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争议焦点三：本案应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遗嘱未处分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首先，关于涉案房屋。本案中，刘某5、齐某所立遗嘱中表明涉案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留由刘某3、刘某4继承，故涉案房屋应当适用遗嘱继承，据此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刘某3、刘某4所有。其次，关于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存款。齐某所立遗嘱中并未对涉案房屋以外的财产进行处分，故其名下其他财产应当适用法定继承。因上述账户在齐某死亡后除了2019年3月基本养老金错误发放后被收回，没有其他的支取记录，故该账户中的余额15．11元应由刘某3、刘某4、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关于刘某1、刘某2所述刘某3独占使用齐某存款，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齐某生前账户的支取记录无法证明系刘某3在未经得齐某同意的情况下所为，故法院对刘某1、刘某2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最后，关于刘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存款。刘某5所立遗嘱中并未对涉案房屋以外的财产进行处分，故其名下其他财产应当适用法定继承。上述账户截至刘某5死亡时余额为121．91元，该余额应由刘某3、刘某4、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刘某5死亡后该账户有三笔入账和一笔支取记录，刘某3称系其取款用于支付齐某的保姆费用，但对此未充分举证，故刘某5死亡后的入账9356．55元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关于刘某1、刘某2所述刘某3独占使用刘某5存款，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刘某5生前账户的支取记录无法证明系刘某3在未经得刘某5同意的情况下所为，故法院对刘某1、刘某2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四：丧葬费、抚恤金是否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丧葬费是对被继承人死亡后丧葬事宜支出的一种经济帮助，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精神痛苦的抚慰，该两种款项虽然并非公民生前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在继承案件中，如有权获得丧葬费、抚恤金等财产的近亲属均作为当事人参加案件审理并提出丧葬费、抚恤金等财产的分割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本案中，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齐某发放了刘某5的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187052元，上述款项的发放对象系齐某，齐某在生前已经使用完毕，而且刘某5的实际丧葬费用支出也远大于5000元，故不存在分割的基础，法院对于刘某1、刘某2要求分割丧葬费、抚恤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号号房屋由刘某3、刘某4按份共有，刘某3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刘某4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份额；二、被继承人刘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被继承人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存款余额归刘某3所有，刘某3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某4二千三百七十三元四角、给付刘某1二千三百七十三元四角、给付刘某2二千三百七十三元四角。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某3、刘某4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刘某1、刘某2提交丁某、桂某证人证言，称上述二人均为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的领导及职工，欲以此证实1987年分配涉案房屋是因为考虑刘某5家中有五位本厂职工的情况。刘某3、刘某4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不认识证人，分房属单位行为，书面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刘某3、刘某4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经询问，刘某1自认享受过其所在单位的福利分房，后将上述福利房屋调换至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宿舍居住，刘某2亦自认居住在京棉一厂的宿舍，刘某1、刘某2均称在上述单位宿舍折迁后，使用各自工龄优惠购买了相应安置住房。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在发生继承前的权属。对此，依据查明的事实，上述房屋系刘某5生前所在单位即北京第一棉纺织厂于1987年前后向刘某5分配的福利住房，后于2000年由刘某5与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刘某1、刘某2主张其系涉案房屋共有人，但即便该二人所述情况存在，即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在1987年分配时涉案房屋时，曾考虑了同在该厂工作的刘某2夫妻以及刘某1之妻的因素，其亦不能据此直接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且经本院询问，刘某2自认在其所在单位享受过福利分房政策，后调换至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宿舍居住，而刘某1一家亦曾居住于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宿舍，刘某1、刘某2在上述宿舍房屋折迁时，使用各自的工龄优惠购买了安置住房即已享受了相应福利政策，故对刘某1、刘某2关于其系涉案房屋共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涉案房屋系以刘某5名义，使用刘某5、齐某夫妻的工龄优惠，由刘某5、齐某夫妻共同出资购买，购置后亦由刘某5、齐某夫妻长期居住使用，一审认定上述房屋属刘某5、齐某夫妻共同财产，其二人死后为二人遗产，并依据其二人生前所立公证遗嘱，将上述房屋判由刘某3、刘某4继承正确。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某1、刘某2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薛 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杨俊逸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