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8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 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燕，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邱国定，男，196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兆余，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汤淑影，女，197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 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国定及原审第三人汤淑影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8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国汇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邱国定诉讼请求；二、依法确认浙ＢＴ××××号出租车车辆及出租汽车营运权属于国汇公司所有；三、依法改判确认浙ＢＴ××××号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由汤淑影享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浙ＢＴ××××号出租车车辆属于邱国定所有，不属于国汇公司资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凭一面之词认为国汇公司未支付车辆转让款明显错误。邱国定将涉案车辆转让给国汇公司后，国汇公司不仅向邱国定开具机动销售统一发票，将上述款项列入国汇公司财务报表，还将涉案车辆计入国汇公司的固定资产范围。一审认定双方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及国汇公司开具机动车统一发票仅为组建出租车公司所需，但在实施上述行为时，国汇公司已经依法成立，哪来组建一说。2.一审认定2014年10月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涉案车辆完全错误。叶春良与国汇公司股东谈判后，在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前签署了一份《公司转让协议》，约定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所有资产（除范志军的35辆车外，车辆明细见附件）明确表明国汇公司的资产范围包括股东对应的股权车辆，即涉案车辆归属于国汇公司资产。《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国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叶春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东代表的相关公司利益，再次明确股权转让的标的范围包括股东对应的股权车辆。邱国定在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9）浙0204民初2547号案件中承认涉案车辆属于股权车，属于股权转让的标的范围，其在向该院出具的《车辆情况说明》中再次明确上述涉案车辆属于国汇公司资产。一审认定1325万元与包含股东名下车辆在内70辆出具车价值不对等明显属于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出租车没价格没有政府指导价，属于随行就市。原国汇公司股东与叶春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邱国定自愿接受的，国汇公司已提供宁波专业出租车中介机构出具的体格说明，印证股权转让约定的价格符合当时出租车市场行情。如果股权转让不包括涉案车辆，双方应当在协议中明确不包括哪部分资产，但双方并未明确。3.一审认为股权转让后双方未就涉案车辆发生其他交易，涉案出租车权属属性与其他持有挂靠合同的股东名下的出租车权属属性基本相，这完全是主观评判，难以服人。叶春良收购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后，邱国定就丧失了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双方还能发生什么交易？邱国定未按约交付车辆，仍在实际使用经营涉案车辆，至于管理费系邱国定强行汇入国汇公司账户，国汇公司无法阻止。事实上，邱国定使用涉案车辆，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一审枉顾邱国定一直侵占车辆不返还的事实，强行认定车辆挂靠严重侵犯了国汇公司利益。二、退而言之，即便国汇公司与邱国定存在车辆挂靠关系，涉案车辆营运权及相应使用权也属于国汇公司享有。营运出租车辆的营运权，其颁发的行政许可的一种，政府部门将营运权许可赋予国汇公司，营运权及相应的使用权就属于国汇公司。因此，邱国定无权享有涉案车辆的营运使用权，一审判决国汇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汤淑影述称：汤淑影于2016年9月22日，出资28万元受让取得涉案车辆的经营使用权，转让事实清楚，手续齐备，程序合法。假如国汇公司无权出让涉案车辆，那么汤淑影也属于善意取得。涉案车辆属于国汇公司，后转让给汤淑影，汤淑影支付了对价，占用并使用车辆至今，但一审未根据这一客观事实来处理本案，其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汤淑影要求适用善意取得，但一审视而不见。 邱国定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邱国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国汇公司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失效为止；2.国汇公司立即返还车架号ＬＢＥＥＦＡＶＡ1ＣＸ328502、车牌号为浙ＢＴ××××号的出租车一辆（车辆价值20000元，不包括客运出租车营运权证价值）；3.国汇公司赔偿邱国定损失65000元（自2016年10月10日暂算至起诉之日，按照2500元／月计算），并按2500元／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原告车辆之日。 国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国汇公司所有。 汤淑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其享有浙ＢＴ××××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0日成立国汇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邱国定出资2万元，成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2%股份。2012年7月10日，邱国定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邱国定向国汇公司转让浙ＢＴ××××号出租车。合同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只填写了车牌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辆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其它经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具体违约处理约定等均未填写。同日，国汇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载明车价为8万元。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邱国定等原国汇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为项国平、王英、胡仁才等47位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项国平；甲方（即国汇公司全体股东）确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已经真实、完整向乙方（即叶春良）如实披露，具体如下：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即股东名下50辆，阿范中介35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流动资金共计450万元人民币；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权代表的相关公司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价为1325万元人民币，乙方先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万元，第二期款项25.5万元由乙方自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无第三人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每位股东支付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春良办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成为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叶春良向邱国定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加上定金1万元，合计24万元。邱国定继续经营使用涉案出租车，并于2015年2月支付2015年1、2月的管理费1200元，2015年12月支付机动车强制险保险费2160元。2016年6月23日，叶春良起诉邱国定在内的47位股东，请求法院判令47位股东共同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即《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国汇公司流动资金450万元-公司实际流动资金433405元＝4066595元）。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叶春良的诉讼请求。2016年10月8日，国汇公司扣留了邱国定经营使用的浙ＢＴ××××号出租车。2016年10月10日，国汇公司与案外人郑黎霞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一份，约定郑黎霞出资15万元，经营浙ＢＴ××××号出租车。2016年10月12日，郑黎霞与汤淑影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郑黎霞以16万元价格将浙ＢＴ××××号出租车转给汤淑影经营等。同日汤淑影向国汇公司支付15万元，经营涉案出租车，汤淑影每月向国汇公司支付出租车管理费和ＧＰＳ费用合计75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车辆究竟属于邱国定所有，还是属于国汇公司的资产。该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邱国定所有，理由如下：1.2012年，邱国定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形成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邱国定。虽然邱国定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了车价7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国汇公司未向邱国定支付该款项，故本院认定邱国定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车价7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仅是组建出租车公司的需要，邱国定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与国汇公司建立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邱国定；2.2014年10月，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涉案车辆。《股权转让协议》中“国汇公司的资产包括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的表述，仅仅是对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挂靠车辆的描述，而不是确定这些挂靠车辆的权属，且从2014年10月前后出租车市场转让价来看，1325万元与包含股东名下车辆在内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国汇公司关于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的国汇公司资产中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辩称难以自圆其说；3.从叶春良收购国汇公司过程来看，国汇公司除了与公司股东一起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24万元之外，未与邱国定就涉案出租车发生其他交易，故涉案出租车权属属性与其他持有挂靠合同的股东名下的出租车权属属性基本相同，对于邱国定支付的2015年1、2月管理费1200元，国汇公司辩称该款系邱国定归还之前尚欠国汇公司的债务，却与其已付的股权转让款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综上，该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邱国定所有，国汇公司反诉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缺乏证据，不予支持。国汇公司无权对涉案车辆进行处分，汤淑影未查清涉案车辆的权属，轻率与国汇公司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邱国定未予追认，故该协议无效，涉案车辆依旧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汤淑影主张的善意取得不成立，对汤淑影主张涉案车辆经营使用权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涉案车辆属邱国定所有，邱国定要求国汇公司返还涉案车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汤淑影应予协助。国汇公司强行扣留涉案出租车，邱国定要求赔偿营运损失，理由正当，关于涉案出租车的营运损失，国汇公司对邱国定2500元／月的主张未明确提出异议，且该院在审理（2017）浙0212民初10032号案件时已经查明当地2016年度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在2500元／月以上，该院对邱国定要求按2500元／月计算营运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从2016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邱国定请求国汇公司继续履行挂靠合同，因缺乏继续履行挂靠合同的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国汇公司返还邱国定车架号为ＬＢＥＥＦＡＶＡ1ＣＸ328502的浙ＢＴ××××号出租车一辆，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汤淑影协助国汇公司返还邱国定车架号为ＬＢＥＥＦＡＶＡ1ＣＸ328502的浙ＢＴ××××号出租车一辆，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国汇公司赔偿邱国定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浙ＢＴ××××号出租车返还之日止按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邱国定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国汇公司要求确认浙ＢＴ××××号出租车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六、驳回汤淑影要求确认浙ＢＴ××××号出租车经营使用权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诉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国汇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反诉国汇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国汇公司向本院提交（2019）浙民再39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国汇公司与案外人陈如君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院已作出裁定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浙02民终1825号民事判决及一审法院的（2017）浙0212民初10021号民事判决的事实。邱国定质证认为对该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份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的原因系车辆权属未查明，但本案车辆权属已查明，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国汇公司的上诉事由及车伟祥的答辩意见，双方二审争论的主要问题系浙ＢＴ××××号出租车权属应归于邱国定还是国汇公司，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国汇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47名，邱国定作为股东之一，除将涉案车租车登记至国汇公司名下之外，另行出资2万元，持国汇公司2%股份，由此可知，彼时邱国定成为国汇公司的股东系基于其出资了2万元，而非将涉案出租车作为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故涉案出租车的权属尚归邱国定；其次，2012年5月10日《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系一份未全面履行的协议，虽国汇公司向包括邱国定在内的各股东开具了购车销售发票，但其并未实际支付对价，后续亦是邱国定自行支付了车辆更新款，故邱国定主张该协议系出于响应政府提出的对个体出租车进行有效管理及公司化运作而订立的形式合同，具有合理性，至此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仍归属于邱国定；第三，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包括邱国定在内）与国汇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之间，是一次将国汇公司原有资产打包后整体出让的过程，从该协议载述的对价、叶春良之后起诉原股东支付流动资金差额被驳回以及转让之后涉案出租车仍保持原有经营模式的事实来看，虽该协议中将涉案出租车表述为“股权车”，但其并非意指涉案出租车属于股权组成部分而是基于邱国定等人的原股东身份，从而与其他性质的车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阿范中介35辆）进行区分，故叶春良通过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是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的各自股权以及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归股东各自所有的出租车对应的营运权，而不包括该些出租车的所有权，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涉案不同车型、车况的50辆出租车会以同一个价格进行转让，亦无法合理解释后续邱国定在使用车辆过程中仅需向国汇公司缴纳管理费，而车辆的保险费、燃油费等其他费用均由邱国定自行负担的事实；最后，叶春良解释其支付的24万元股权受让款，其中2万元系原股东们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款，7万元系车辆本身价格，剩余15万元系车辆运营证的价格，但叶春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15万元处于当时市场上出租车运营证价格的合理区间内。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涉案浙ＢＴ××××号出租车应归属邱国定所有，一审判令国汇公司返还车辆，并赔偿相应的营运损失，并无不当。 另，虽汤淑影在一审判决之后向本院提交了上诉状，但其未在指定的缴费期限内预交上诉费用，经释明，本院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汤淑影对此未持异议。鉴于涉案出租车目前由汤淑影经营使用，而本院已确认该车辆归属于邱国定，故汤淑影应配合做好车辆返还工作。 综上所述，国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杜海平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