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栗珲，男，196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挨成，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伟灏，男，1984年8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伟瀚，男，1985年11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哲，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璇，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栗珲因与被上诉人李伟灏、李伟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栗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李伟灏、李伟瀚在继承汤某珊遗产范围内偿还张栗珲借款400万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李伟灏、李伟瀚的全部反诉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伟灏、李伟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张栗珲拖欠汤某珊借款3060万元错误。张栗珲与汤某珊以夫妻名义同居，在发现汤某珊患癌症之后，张栗珲便让汤某珊带字画去香港出售，以便给汤某珊治疗癌症，2017年2月11日，汤某珊回香港时，张栗珲便将200幅名贵字画交给汤某珊让其区香港出售，汤某珊在香港陆续售出150幅字画，总共获得字画款4900余万元，汤某珊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通过银行转账3460万元字画款给张栗珲，张栗珲同意汤某珊留下1500万元用于股票投资。汤某珊自2018年4月18日前已经向张栗珲支付296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汤某珊与张栗珲2018年4月24日关于榴莲园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李伟灏、李伟瀚主张汤某珊将卖榴莲园的款项出借给张栗珲是站不住脚的，张栗珲与张慧珊并未有任何借贷的合意和表示，除银行转账外，李伟灏、李伟瀚没有提供任何借款凭证或借款协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栗珲与汤某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3460万元为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张栗珲支付给汤某珊的400万元，是出借给汤某珊的款项，并非归还给汤某珊的款项。1.张栗珲于2017年7月19日借款给汤某珊装修广州市花都区宝裕苑房屋是事实。当天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300万元，张栗珲又转账给汤某珊300万元，实际情况是，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的300万元是字画款，而汤某珊想要装修广州市花都区宝裕苑的房屋便向张栗珲借款300万元，故张栗珲便将收到的300万元字画款借给了汤某珊。假设汤某珊在2017年7月19日转账给张栗珲的2460万元是借款，因汤某珊要装修房屋，就不应该也不会再借款给张栗珲300万元，就汤某珊装修房屋，张栗珲还安排欣建国际环保材料（北京）有限公司为汤某珊购买价值12万元的电梯。2.张栗珲于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20日分两次向汤某珊转账总计100万元系出借给汤某珊治疗癌症用，并非还款。三、汤某珊2018年12月17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何和礼律师行立具的遗嘱，进一步说明汤某珊不是借款给张栗珲。四、一审判决以张栗珲没有提供400万元的借款合同或汤某珊出具的借据为由驳回了张栗珲的诉讼请求，但是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的也只有银行转账记录，李伟灏、李伟瀚并没有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等证明借款关系，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张栗珲向汤某珊借款并判决张栗珲还款，采取了不同的裁判标准。五、李伟瀚并非适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将其列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是错误的。李伟灏、李伟瀚辩称：第一，其认为张栗珲主张汤某珊汇款的这些钱是字画款，是没有任何证据，且关于这点张栗珲在一审的时候还对证据进行了剪辑变造，张栗珲的主张中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第二，其认为张栗珲在开庭的时候主张，当中有1000万是所谓科技投资款，被上诉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针对该笔款项，张栗珲在一审的时候称是字画，在上诉状当中也称是字画，二审开庭时又变更，称这是投资款，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规则；其次，既然张栗珲没有主张过有投资款，说明投资款不可能是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不可能就此达成过合意。另外对于该笔款项，因为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银行流水上的摘要是银行卡取卡，张栗珲在一审时已经对于真实性确认，现张栗珲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撑，也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的证据。第三，被上诉人认为所有的转账都是借款，且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张栗珲除了已经归还了400万还应当继续承担清偿责任。张栗珲和汤某珊不是夫妻，也没有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二人往来关系如何，都与款项性质无关。第四，对于上诉人称因双方没有提过借贷，故不属于借贷，该主张是不成立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有经过剪辑变造的，是有删除的，所以上诉人提供的并不是完整的聊天记录。张栗珲向汤某珊转账的400万只可能是还款，不可能是借款，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的钱是远远高于这个钱的，且张栗珲自己根本没有出借实力。第四，汤某珊从未做出过放弃债权的意思表示，李伟瀚、李伟灏作为继承人，有权主张返还。在遗嘱当中汤某珊明确说：“本人把本人的个人财产给予本人的受托人，并委托他在认为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出售收回或将其变换为金钱，所有的权益是由李伟灏和李伟瀚是平均享有。”。所以李伟瀚、李伟灏都是继承人，李伟灏是执行人的，但是权益应由两人平均享有。张栗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伟灏、李伟瀚立即归还张栗珲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二、李伟灏、李伟瀚归还张栗珲借款40000000元；三、李伟灏、李伟瀚归还张栗珲借款6600000元；四、李伟灏、李伟瀚承担本案诉讼费。李伟灏、李伟瀚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张栗珲归还欠款35600000元；二、张栗珲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按本金35600000元，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三、张栗珲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伟灏、李伟瀚均为汤某珊的儿子。张栗珲称与汤某珊于2012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一直均有往来，并于2013年下半年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张栗珲提交《离婚证》主张其已于2004年7月28日与前妻离婚，虽没有与汤某珊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相处。张栗珲提交了2017年3月2日至2019年1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予以证明。在上述微信和短信记录中，张栗珲称汤某珊为“夫人”，汤某珊称呼张栗珲为“老公”。双方生活上交往密切，汤某珊有为张栗珲的女儿结婚准备金器、钻戒，安排张栗珲的女儿和女婿在香港度蜜月，为张栗珲及其家人购买衣物，向张栗珲赠送手表、茅台酒、中秋月饼等。张栗珲在汤某珊的孙子满月时也送上满月红包。双方在工作上也互相交流，汤某珊参与张栗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竞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推广工作，张栗珲也为汤某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西湖宾馆的土地问题提建议。张栗珲另提交其与汤某珊在外游玩、参与会议的生活照片若干以证明其与汤某珊关系密切。张栗珲称2017年汤某珊需装修广州市花都区宝玉苑的房屋向其借款300万元。张栗珲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7年7月19日其通过银行向汤某珊尾数为7843的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张栗珲另称，其出资为汤某珊上述房屋安装电梯，花费12万元，并提交了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北京鸿远实创电梯有限公司电梯销售合同》、付款凭证、收货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15号（宝裕苑A1）的电梯产品发运单，合同甲方和付款人均为欣建公司。张栗珲主张汤某珊曾说过要将该房屋送给他，但未有证据予以证明。张栗珲为证明2018年汤某珊在香港住院需要资金向其借款100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转账凭证。2018年12月12日，汤某珊通过微信向张栗珲发送消息“下星期入院，现在看医生，一百万，银行不信我病了年底不放款”，张栗珲说“汇款给谁收！把账号发给我”，汤惠珊说“我收的，打给我收，刚才在看医生，明天给你”，张栗珲说“一家人怎么这么说，我明天能汇过去50万我接着办”，汤某珊说“好的，明天再去看病，星期一住医院”，张栗珲说“好多吃点药”。2018年12月13日张栗珲通过微信向汤某珊发送消息“50万元汇到你账户请查收惠珊”，汤某珊说“我很辛苦，等一会精神好一点再看”，随后汤某珊回复张栗珲“大哥收到了”。张栗珲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于2018年12月13日向汤某珊尾数为0115的账户转账50万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汤某珊尾数为0115的账户转账5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确认汤某珊的账户收到上述400万元，但李伟灏、李伟瀚主张上述400万元是张栗珲对汤某珊的还款。为证明上述事实李伟灏、李伟瀚提交房产证，显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15号1栋一直登记在李伟灏名下，张栗珲主张汤某珊曾说过将房屋赠予给他与事实不符，汤某珊并非该房屋的所有人。李伟灏、李伟瀚提交汤某珊名下尾数为7843的银行账户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0日的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汤某珊向张栗珲转账9笔共计3260万元：1.2017年3月13日转账600万元；2.2017年3月23日转账360万元；3.2017年4月14日转账500万元；4.2017年5月16日转账1000万元；5.2017年7月19日转账300万元；6.2018年4月18日转账200万元；7.2018年5月9日转账300万元；8.2018年7月27日转账200万元；9.2018年7月29日转账100万元。汤某珊名下尾数为0115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4月26日，汤某珊向张栗珲转账400万元，备注科技投资；2018年8月9日，汤某珊向张栗珲转账20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另主张汤某珊按张栗珲的指示向欣建限公司转账10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提交汤某珊和张栗珲的微信聊天记显示，2018年9月22日，张栗珲向汤某珊发送欣建公司的收款信息，并说“把款打到，欣建国际环保材料（北京）有限公司”。李伟灏、李伟瀚另提交2018年9月28日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10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并提交惠州市西湖宾馆的营业执照和欣建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证明惠州市西湖宾馆的法定代表人是汤某珊，欣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栗珲，且是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故张栗珲共向汤某珊借款3560万元，应予返还。张栗珲称上述转账是其在得知汤某珊患癌之后，打算出卖其收藏的字画替汤某珊治病，故在汤某珊于2017年2月11日回香港时让其带走了200幅字画，汤某珊已售出150幅共卖得4900万元，留下1500万元投资股票，3400万元转回给张栗珲。且2017年4月26日，汤某珊向张栗珲转账400万元，汤某珊自行备注为科技投资，说明不是借款。张栗珲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和字画照片若干。2018年4月24日，张栗珲通过微信问汤某珊“卖了吗”，汤某珊说“是的”，张栗珲说“不给全款就不能签转让合同”。2018年7月16日，汤某珊通过微信问张栗珲“你说可入货吗”，对此张栗珲主张汤某珊是在问其是否要买入股票，汤某珊也将股票账户内容截图发送。李伟灏、李伟瀚称张栗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删减，并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年4月24日张栗珲与汤某珊的微信聊天记录。汤某珊向张栗珲发送其拍摄的风景小视频，并说“这次我们的榴莲园，三百多亩”，张栗珲问“卖了吗”，汤某珊说“是的”，张栗珲说“不给全款就不能签转让合同”。因此，李伟灏、李伟瀚主张两人实际上是在讨论榴莲园而不是字画的买卖问题。李伟灏、李伟瀚认为张栗珲称其让汤某珊带回香港出售的字画均为名贵字画，但未提供字画的所有权证明，仅仅提供了字画照片，而字画照片又可以从展览、博物馆等地方拍照获得，张栗珲无法证明其主张。张栗珲另主张其在得知汤某珊患癌后，通过其关系安排汤某珊2017年3月9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并提交了病历、住院申请单及汤某珊在医院拍摄的照片。2017年3月28日，其包机安排汤某珊回广州，花费216000元，并提交了包机合同和发票以及汤某珊和其他人在私人飞机上的照片，包机合同签订人和发票付款人均为欣建公司。张栗珲称在住院过程中了解到萃取分子细胞技术可以有效治疗癌症，由于汤某珊已经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治疗，于是张栗珲以其独资的欣建公司的名义与振明研究院于2017年3月25日签订了《药品研发委托合同》，委托该研究院为汤某珊研发针对其病情的抗癌专用药品。《药品研发委托合同》价款4000万元，两年内付清，欣建公司以其土地、办公楼和厂房作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约定振明研究院通过汤某珊的化验报告影像来分析汤某珊的癌变情况，按照汤某珊每个月的化验报告及影像情况而研发治疗进行配药，以汤某珊病历为准授权张栗珲。每月肺癌用药30万元，当月支付。汤某珊不能使用其他药物治疗，不能做放疗和化疗，不能吃肉类及饮酒等。但该《药品研发委托合同》并未有汤某珊签名。该合同另附有一篇题为《振明正生对人肿瘤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及其急性毒性试验》的论文。张栗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及短信记录中，汤某珊有向张栗珲微信发送其检查报告并邮寄，张栗珲也有向汤某珊叮嘱吃素，有提及到“刚从中科院回来”、“院士看了报告……”“细胞让汤强带回广州了”等内容。张栗珲主张其已替汤某珊支付药品研发费用4000万元及22次药费660万元，并提交了振明研究院开具的收据19张（4000万元）、药费收据2张（660万元）予以证明。上述收据中，19张研发费收据的交款单位均为欣建公司，收款方式均为现金。药费收据未注明缴款方式，交款人为张栗珲。张栗珲主张微信和短信记录可以反映其有时亲自给汤某珊送药，有时委托他人送药，并提交了行程单及发票24张证明其前往广州深圳等地找汤某珊。张栗珲另提交欣建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2张，内容为上述研发费及药费4660万元、安装电梯的费用12万元由张栗珲向李伟灏、李伟瀚收取。李伟灏、李伟瀚对《药品研发委托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理由如下：1.合同约定汤某珊不能使用其他药物治疗，不能做放疗和化疗不符合常理，有贻误治疗、进行诈骗之嫌；2.根据工商公示信息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查询结果，振明研究院不具备相关能力和资质，不存在任何名为“振明正生合剂”的合法药品；3.合同所附文章《振明正生对人肿瘤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及其急性毒性试验》的作者与振明研究院没有关系，该文章发表在两本影响力极低的杂志，不具有权威性；4.《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约定研发费用4000万元，且在签订合同后当月就研发出了适合汤某珊的抗癌药物，实际上药企研发抗癌药物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与常理不符。5.上述收据均是手写的，且没有相应的发票，证明力不足。而且载明的收款方式均为现金，每张收据的金额都在100万元以上，使用现金进行交付与常理不符。张栗珲如果坚持为现金交付，应提交其从银行取款并运输大量现金的证据。6.欣建公司不具备支付能力。李伟灏、李伟瀚主张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欣建公司仅有3人参保，是一个空壳公司。李伟灏、李伟瀚另提交（2018）京03民终3391号判决书、（2018）京民申3359号民事裁定书，主张在该两件劳动争议案中，欣建公司自述“2016年春节后正式停产”、“申请人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转产、经营方式调整等需要裁员”，则自2016年起，欣建公司就没有收入，不具备支付4660万元研发费和药费的能力。7.合同中约定药费按月支付，收据则显示药费按年支付。李伟灏、李伟瀚另提出汤某珊不是《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的相对方，即使合同是真实的，汤某珊也不应承担该合同的产生的债务。庭审时，李伟灏、李伟瀚主张汤某珊在香港、澳门、广州及新加坡均有物业，资金雄厚，而张栗珲是欣建公司的出资人和法定代表人，欣建公司又是一个空壳公司，张栗珲不具备借款能力。张栗珲称其曾在军队工作，现年收入千万，是拥有研发能力的科学家。另，2018年12月17日，汤某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何和礼律师行立具《汤某珊的遗嘱》，内容为：本人汤某珊，居于香港九龙常盛街80号半山一号36座56楼及持有香港身份号码：H105147(6)，立此遗嘱为本人最后订立的遗嘱。1.本人声明此遗嘱为本人最后订立的遗嘱，并将本人所有以前订立遗嘱、遗嘱修订附件及遗嘱性质的产权处置，尽行作废。2.本人声明本人居籍在香港，此遗嘱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为依据。3.本人提名指定及委任本人儿子李伟灏（LEIWAIHO）（持香港身份证号码Z196111（0）），为此遗嘱的唯一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本人在下文中将本人的执行人及受托人称为“本人的受托人”。4.本人把所有由本人拥有的或在本人有权处置或因遗嘱而致使本人得到一般处置权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不论什么性质或什么类型，不论在任何地方）以信托形式给予本人的受托人，并委托他在认为的适当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出售、收回及将其或任何不含金钱的部分变换为金钱。我的受托人有权在他认为恰当的期间，延迟出售、将本人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全部或任何部分变换为金钱，或在我死亡时保留相同或任何部分的实际和个人财产而不承担损失的责任。5.本人的受托人须从出售、收回、收集及变换本人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而得到的金钱中支付本人的债务、殓葬费、遗产承办费用、及本人遗产需要缴交的税款。6.本人的受托人须将暂时持有上述款项和/或财产的剩余部分，即我的遗产暂时未售出和未转换的遗产部分（统称为“我的剩余遗产”）全部给予本人成立的信托（名称为：汤氏家庭信托）。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的受益人是本人儿子李伟灏（LEIWAIHO，持香港身份证号码Z196111（0））及李伟瀚（LEIWAIHON，持香港身份证号码Z65770（4）），平均享有。7.任何律师或其他从事任何专业或业务的人可就其处理本人遗产或信托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任何事情可由一些非从事任何专业或业务的人作出），所使用的时间，收取一般专业费及其他收费。经一审法院查明，香港法例第30章《遗嘱条例》第Ⅱ部第5条遗嘱的签署及见证：（1）除第6及[23D]（尚未实施）条另有规定外，遗嘱须符合以下规定，否则无效-（a）以书面订立，并由立遗嘱人签署，或由其他人在立遗嘱人面前并依其指示签署；（b）看来立遗嘱人是欲以其签署而令该遗嘱生效的；（c）立遗嘱人是在2名或2名以上同时在场的见证人面前作出该签署或承认该签署；及（d）每名见证人在立遗嘱人面前（但不必在其他见证人面前）-（i）作见证并签署该遗嘱；或（ii）承认其所作的签署，但无须符合任何见证的格式。[比照1982c.53s.17U.K.]（2）任何看来是体现立遗嘱人遗愿的文件，即使未有按照第（1）款所述规定订立，但只要有人提出申请，而法庭在无合理疑问的情况下信纳该文件是体现立遗嘱人的遗愿的，则该文件须当作已妥为签立。第8条无须公布遗嘱：按照第5条签立的遗嘱无须任何其他公布均为有效。第9条遗嘱不因见证人没有资格而无效：见证遗嘱签立的人，如于签立时或其后任何时间，没有资格获接受为可证明该项签立的见证人，该遗嘱并不因此而无效。第10条对见证人及其配偶的馈赠无效：（1）任何人如见证遗嘱的签立，而该遗嘱对该人或其配偶作出任何财产的处置或作出对任何财产有影响的处置（押记或偿债的指示除外），则该项处置中凡有关该名见证遗嘱签立的人，其配偶或根据该人或其配偶的权利而提出要求者的部分，均属无效。（2）遗嘱上尽管有该项处置，见证的人仍获接受为见证人，以证明遗嘱的签立，或证明该遗嘱具备或不具备效力。（3）为第（1）款的施行，获得该款所述的处置的任何人或其配偶，如为遗嘱作见证。而该遗嘱没有其见证或任何这些人的见证亦已属妥为签立，则该人所作的见证须不予理会。第19条遗嘱由立遗嘱人去世时起生效：除非有关遗嘱显示出相反的意愿，否则每份遗嘱就其所涵盖的遗产而言，须解释为在犹如该遗嘱是在紧接立遗嘱人去世前签立的情况下表达其意思和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以及粤高法函[2018]11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的复函》移送本案至一审法院，李伟灏、李伟瀚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张栗珲未对管辖提出异议并应诉，一审法院依法取得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另因本案中李伟灏、李伟瀚依据汤某珊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中关于汤某珊所立遗嘱的效力以及该遗嘱指定的遗产信托人的权利义务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法律。一、张栗珲主张其与汤某珊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汤某珊尚欠其借款5060万元的主张。关于张栗珲主张汤某珊向其借款300万元用于房屋装修。就该300万元，张栗珲除银行转账记录外并未提交其与汤某珊签订的借款合同或汤某珊向其出具的借据等借款凭证。李伟灏、李伟瀚抗辩该转账系偿还之前对汤某珊的借款，并提交汤某珊名下银行账户的历史明细，显示在张栗珲向汤某珊转账上述300万元前，汤某珊已向张栗珲转账2860万元。并且，李伟灏、李伟瀚提交了张栗珲所称房屋的房产证，显示产权人为李伟灏并非汤某珊。张栗珲提交电梯合同等证据仅能证明其已为花都的房屋安装电梯花费120000元，并不能证明汤某珊向其借款装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张栗珲仍应就该笔300万元款项为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张栗珲并未继续举证证明上述3000000元为借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栗珲与汤某珊并未就上述30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栗珲要求汤某珊的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返还上述3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张栗珲主张汤某珊向其借款100万元用于支付其在香港治疗的医药费。张栗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汤某珊2018年12月12日通过微信向张栗珲发送消息“下星期入院，现在看医生，一百万，银行不信我病了年底不放款”，张栗珲说“汇款给谁收！把账号发给我”，汤某珊说“我收的，打给我收，刚才在看医生，明天给你”，张栗珲说“一家人怎么这么说，我明天能汇过去50万我接着办”，汤某珊说“好的，明天再去看病，星期一住医院”，张栗珲说“好多吃点药”。李伟灏、李伟瀚仍抗辩上述款项属于还款。根据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汤某珊的银行账户明细，至汤某珊发送上述信息时，汤某珊已向张栗珲转账至少3260万元。如前所述，张栗珲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100万元系汤某珊向其借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栗珲与汤某珊并未就上述10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栗珲要求汤某珊的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返还上述1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张栗珲主张其替汤某珊支付了研发费用4000万元及药费660万元，亦属于汤某珊向其所借款项。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针对本案出现的其余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范围，故一审法院对于李伟灏、李伟瀚提出需要对《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意见不予采纳。并且，《药品研发委托合同》是欣建公司与振明研究院签订的，虽然合同内容与汤某珊的病情治疗有关，但该合同并未有汤某珊的签名确认，也未有汤某珊明确表示自行支付相关费用的约定。根据《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的约定，研发经费由甲方即欣建公司承担。张栗珲提交的微信或短信显示，汤某珊知悉该合同的存在，但张栗珲并未有证据证明汤某珊与其就将上述研发经费与药费达成借贷的合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栗珲与汤某珊并未就上述466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栗珲要求汤某珊的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返还上述466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二、李伟灏、李伟瀚主张张栗珲与汤某珊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张栗珲尚欠汤某珊借款3560万元的主张。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汤某珊从其名下尾数为7843的银行账户向张栗珲转账3260万元，从其名下尾数为0115的银行账户向张栗珲转账600万元，汤某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1000000元。张栗珲主张汤某珊备注为科技投资的400万元，不是借贷关系。由于转账的备注能够从一定程度显示款项的用途，本案中从张栗珲与汤某珊的聊天记录可见，双方在工作上也互相交流，汤某珊有参与张栗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竞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推广工作，张栗珲也为汤某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西湖宾馆的土地问题提建议等。汤某珊的该笔转账确有属于投资款的可能性，故对于该40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为借款。张栗珲称汤某珊向其转账的另外34600000元是汤某珊买掉张栗珲的字画后转给张栗珲的卖画款，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和字画照片作为证据。从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更为完整的聊天记录显示，张栗珲提交的聊天记录确系经过删减。通过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对于汤某珊向张栗珲确认“卖掉了”的并非指张栗珲所提及的字画，而是位于柬埔寨的榴莲园。另张栗珲提交的字画照片，不足以证明其就是字画的所有人，更不能证明其将字画已交由汤某珊处理，故一审法院对张栗珲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至于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100万元，虽李伟灏、李伟瀚已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该笔款项是汤某珊受张栗珲的指示而支付，但该100万元款项发生的主体为惠州市西湖宾馆与欣建公司，并非张栗珲与汤某珊，而张栗珲与汤某珊分别为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则该100万元系惠州市西湖宾馆与欣建公司发生的款项往来关系，并非张栗珲与汤某珊之间的款项往来。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张栗珲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汤某珊存在其他债务，更不能举证证明上述汤某珊支付款项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就上述3460万元汤某珊与张栗珲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李伟灏、李伟瀚确认张栗珲已返还借款400万元，张栗珲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还有其他还款，故截至起诉之日，张栗珲仍欠汤某珊3060万元。汤某珊与张栗珲未就借款约定借款期限和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李伟灏、李伟瀚主张自提起反诉之日起即2019年2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在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应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债权亦属于可继承的遗产，李伟灏、李伟瀚作为汤某珊的继承人，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参与本案本诉以及提起本案反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的条件。根据查明的香港法例关于遗嘱的规定，汤某珊生前立下的遗嘱有效。汤某珊生前立下遗嘱将李伟灏指定为遗嘱的唯一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则上述债权的权利应由李伟灏行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张栗珲的全部诉请请求；二、张栗珲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3060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20日起以306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306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李伟灏；三、驳回李伟灏、李伟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诉讼受理费29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栗珲负担；反诉诉讼受理费减半收取1099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4900元由李伟灏、李伟瀚负担16137元，张栗珲负担98763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根据张栗珲的申请调取了以下证据：1.2018年8月9日的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200万元，无法查询原始汇款底单，转账记录未记载汇款用途；2.2017年4月14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500万元的凭证，摘要栏记载：科技投资；3.2018年4月18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200万元，摘要栏记载：科技投资；4.2017年5月16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1000万元的凭证，摘要记载：科技投资；5.2017年3月13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600万元、2017年3月23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360万元的凭证，无摘要栏或款项用途栏等记载款项用途；6.2018年5月9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300万元的凭证，无摘要栏或款项用途栏等记载款项用途；7.2018年7月27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200万元的凭证，无摘要栏或款项用途栏等记载款项用途；8.2018年7月29日，汤某珊向张栗珲汇款100万元的凭证，无摘要栏或款项用途栏等记载款项用途；经质证，李伟灏、李伟瀚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摘要栏记载为科技投资的款项属于汤某珊支付给张栗珲的投资款。二审另查明：根据李伟灏、李伟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意见，李伟灏、李伟瀚反诉请求张栗珲归还的借款3560万元，主张张栗珲向汤某珊的借款总金额3960万元（工商银行转账3260万元+中信银行转账600万元+包括2018年9月28日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的100万元，未包括2017年7月19日汤某珊向张栗珲工商银行账户转账的300万元），再扣除张栗珲转账给汤某珊的400万元。因此，汤某珊向张栗珲转账明细如下，其中第6笔李伟灏、李伟瀚未提起反诉：1.2017年3月1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路支行转账600万元；2.2017年3月2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路支行转账360万元；3.2017年4月14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誉峰支行转账50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4.2017年4月26日通过中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转账400万元，备注科技投资；5.2017年5月1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誉峰支行转账100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6.2017年7月19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山街支行转账300万元；7.2018年4月1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誉峰支行转账20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8.2018年5月9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转账300万元；9.2018年7月27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转账200万元；10.2018年7月29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誉峰支行转账100万元；11.2018年8月9日通过中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转账200万元。本院认为：李伟灏、李伟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为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应当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本案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涉及的借款行为发生于内地，内地法律是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的3960万元、张栗珲转账给汤某珊的400万元是否系借款。对于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的100万元以及2017年4月26日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的4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并非汤某珊出借给张栗珲的借款，双方当事人未就此提出上诉，应当视为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准照。对于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其余346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李伟灏、李伟瀚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对于前述款项，二审另查明汤某珊于2017年4月14日向张栗珲转账的500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转账的1000万元、于2018年8月9日转账的200万元在汇款底单上备注为科技投资，与李伟灏、李伟瀚在本案中诉请的民间借贷用途不符，故对于该170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主张系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投资款纠纷。对于其余1760万元，张栗珲抗辩系汤某珊代张栗珲出售张栗珲的字画的款项，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持有字画的名称、权属以及张栗珲委托汤某珊出售字画并交付字画、汤某珊实际出售字画的情况等证据，故张栗珲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前述款项系因其与汤某珊的其他债务关系产生，根据前述规定，李伟灏、李伟瀚不应就借贷关系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一审认定系汤某珊出借给张栗珲的借款并无不当。对于张栗珲转账给汤某珊的400万元，由于本院已认定汤某珊转账给张栗珲的1760万元系汤某珊出借给张栗珲的借款，故一审认定系张栗珲向汤某珊归还借款并予以抵扣并无不当。综上，本院对李伟灏、李伟瀚主张张栗珲向汤某珊的借款1760万元予以支持，扣减张栗珲已经归还的400万元，张栗珲还需归还136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根据李伟灏、李伟瀚的诉请，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利息，以13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136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张栗珲另对李伟瀚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提出的上诉意见，对此，一审法院已作论述，本院不再赘述，一审法院列李伟瀚为当事人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且一审已经判决汤某珊对张栗珲的债权由李伟灏行使权利，故张栗珲的该项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张栗珲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本案二审因增加了新证据，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3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314号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314号第二项为：张栗珲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李伟灏归还1360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利息，以13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136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李伟灏、李伟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诉讼受理费29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栗珲负担；反诉诉讼受理费减半收取109900元，由李伟灏、李伟瀚负担67916元，张栗珲负担41984元，反诉保全费5000元，由张栗珲负担。二审诉讼受理费214800元，由李伟灏、李伟瀚负担119333元，由张栗珲负担954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颖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思泳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