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伟，男，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虬江路**局北村****。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法定代表人：王爱平，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莲，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卫，男，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浙江仟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西文街******iv>法定代表人：帅勇。上诉人吴文伟、上诉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浙江仟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仟和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3323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文伟上诉请求：改判确认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自2017年12月27日起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立即与吴文伟补签自2018年12月27日起的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27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800元；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吴文伟2018年2月28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6，800元。事实和理由：吴文伟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2018年4月5日之后继续为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工作，并持续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沈荣海两次支付的现金均系个人馈赠，并非以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名义支付，因此不应认定为吴文伟收到的工资。其他揽收员有签订集体合同的，基本工资为月3，800元，故吴文伟的月工资也应按照相同标准认定。吴文伟的情况符合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应当判令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与吴文伟补签自2018年12月27日起的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该分公司与吴文伟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吴文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接受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管理，而仅能证明其被仟和公司安排在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沪太路营业部工作，并接受仟和公司的大区经理的管理，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仟和公司未发表意见。吴文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至2019年4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7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29日三天工资300元；3．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工资4，600元；4．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工资31，520元；5．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3月工资差额100元；6．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1，771元。2020年5月18日，吴文伟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要求确认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至2019年4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7年12月27日至29日三天工资516元；3．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工资7，600元；4．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按照3，800元的标准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工资；5．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3月工资3，800元；6．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94，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文伟于2019年4月30日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1、确认2017年12月27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劳动关系；2、支付2017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29日的工资300元；3、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工资2，300元；4、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工资29，100元；5、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工资差额100元；6、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工资差额100元；7、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1，59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1179号裁决书，对吴文伟的所有请求皆不予支持。吴文伟不服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吴文伟在一审审理中提供以下证据：1．快递工作记录，吴文伟称该记录来源于中邮揽投的工作平台，证明吴文伟八小时之外的投递工作。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没有中邮揽投的平台。2．吴文伟自行整理打印的揽收客户名单，证明吴文伟每天去这些单位收取邮件。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3．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沪太路营业部微信工作群名单，证明吴文伟在里面接受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管理。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4．客户的交接揽收登记簿、单号为XXXXXXXXXXXXX的快递单(均为影印件)，证明吴文伟直至2019年6月27日还在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工作。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吴文伟当时冒充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员工去上海银行收件，上海银行因收件人未收到邮件而到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处核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经核查并无收件记录，经上海银行报警，吴文伟才将邮件退还给上海银行。吴文伟则表示收取到银行的邮件后要交给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无人签收，最后邮件被彭浦镇派出所的民警从吴文伟家取走。5．上海银行永和新城支行的《通知》，证明吴文伟揽收挂号信的事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6．照片一组，包括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沪太路营业部墙面刻有“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沪太路营业部”字样的铜牌、吴文伟在沪太路营业部指纹打卡等场景，证明吴文伟为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工作的事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照片的真实性认可，但否认吴文伟在此工作。7．揽收邮件单位的照片一组，证明吴文伟工作中需要收件的客户单位。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去这些地点去拍照。8.2018年1月8日的短信截屏，内容为对方要求吴文伟取件时带一些快递面单过去，证明吴文伟为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工作的事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9．证明材料7份，其中2份分别加盖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和上海瑞巴化工有限公司公章，证明吴文伟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为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去这些单位取快递的事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其中两份加盖单位印章的真实性认可，其余均不认可，并认为吴文伟是代表原审第三人仟和公司去收取邮件，且其收邮件的截至日期是2018年4月份。10．邮政物流表1组，证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安排吴文伟的工作直到2018年4月28日，之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就不安排吴文伟工作了，但没有解聘。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11．中邮揽收平台的手机截屏，证明吴文伟其通过该平台进行工作。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此无异议，称这是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新一代寄递业务信息平台，但吴文伟是用手持终端PDA通过生产系统内网收集相关数据。12．吴文伟的工资签收表照片，证明其签收工资2，200元的事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称没有给吴文伟发过工资。13．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暂行规定》，证明合作开办的快递末端网点应当自开办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备案。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此无异议，称网点都有经过备案。14．点我达用户协议及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证明吴文伟在点我达做过登记，但并未与其签订过任何手续。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15．邮政包、笔及夜灯，证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发给吴文伟的工作用具。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称未向吴文伟提供过。16．PDA手持终端机照片、终端机显示屏照片、吴文伟的工作场所照片，证明吴文伟在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处工作，并按照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流程操作。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7．腾讯网截屏，内容是EMS作业流程，证明吴文伟的工作流程与此一致。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发的。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在审理中提供以下证据：1．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与浙江仟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订立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终端代办点服务合同》，证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已经将沪太路营业部的部分业务外包，期限是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吴文伟从事的业务属于被外包部分。吴文伟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内容都是虚假的。2．与点我达(上海)网络有限公司的终端代办点服务合同，证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已经将柳营路的业务外包，期限是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吴文伟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吴文伟与该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该合同并没有履行，合同里面没有体现网点、经营内容和没有管理人员。3．浙江点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点我达(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仟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三家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吴文伟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4．《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网页截屏，证明吴文伟与江苏省博尔捷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签了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之间没有事实劳动关系。吴文伟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没有签过该份合同，吴文伟于2018年1月5日在点我达平台签订过用户协议，登记过点我达骑手，即网络配送，但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网页截屏上的手持身份证照片是吴文伟在签订用户协议的时候上传的。5．企业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与仟和公司结算外包费用的事实。吴文伟对真实性认可，认为与吴文伟无关。6．吴文伟于2018年3月5日至3月9日在点我达平台5次提取款项共计5，000元的记录，证明仟和公司通过点我达平台给吴文伟发放投递揽收邮件的报酬。吴文伟对真实性无异议，称是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为了避税通过该平台转给吴文伟的奖金。一审审理中，吴文伟称其工作内容是揽收为主，揽收有指标，每天下午到15家客户处揽收，收到的快递费晚上交到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财务处；上午吴文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区域和邮件进行投递，没有指标；工作向经理助理陆家幸汇报，车辆由车管员匡华管理；吴文伟每天的工作内容需要单位安排，2018年4月7日之后就没有被安排工作；工作以来只在2018年5月3日领取了3月份的工资2，200元，春节的时候还发过奖金2，200元。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此称，据其向仟和公司了解得知，吴文伟于2017年12月28日到沪太路营业部工作，至2018年3月底离职；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把邮件发给仟和公司，根据邮件量与点我达结算，仟和公司通过点我达平台将邮件派送给骑手，骑手接单后派送；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未向吴文伟支付过工资。吴文伟在审理中还主张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处揽收员的月平均工资为3，800元。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员工的工资为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计件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对于吴文伟在其沪太路营业部工作的事实并无异议，并确认吴文伟的工作期间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18年3月底离职，而吴文伟则主张其于2017年12月27日入职，正常上班至2018年清明假期前。鉴于双方对此节事实争议不大，且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未能对此举证，故一审法院采信吴文伟的陈述，认定其于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在沪太路营业部工作。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吴文伟工作的场所沪太路营业部是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地之一，吴文伟接受营业部的管理、使用营业部配备的工具，从事的工作也是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业务的内容，可见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基本具备了构成劳动关系的要素。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抗辩称其将该营业部的部分业务外包给仟和公司，吴文伟是仟和公司雇佣的员工，但该主张未得到仟和公司的认可，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对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确认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之后双方互不履行义务，事实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4月5日起实际结束。吴文伟起诉时称入职时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工资2，200元，工作期间领取过营业部发放的两次均为2，200元的现金，故吴文伟的诉讼请求所涉工资标准均为2，200元；审理中吴文伟称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处揽收员的月薪标准为3，800元，故将其诉讼请求所涉工资标准均变更为3，800元。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则称其揽收员的工资标准系不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计件工资。鉴于吴文伟自认其与营业部口头约定的工资为2，200元，且按此标准发放过两次，吴文伟亦未能证明其他揽收员的工作标准为3，800元，故一审法院按上海市最低工资确定吴文伟的每月工资金额，即2018年3月之前为2，300元，2018年4月之后为2，420元。吴文伟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可予支持。鉴于吴文伟已收到营业部支付的现金共计4，400元，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还应支付吴文伟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3，151.03元(计算方式：2，300元÷21.75天×3天＋2，300元×3月＋2，420元÷21.75天×3天－4，400元)。根据吴文伟在点我达平台登记为骑手以及其所述工作日上午在营业部自主投递邮件的陈述，其在点我达领取的5，000元应视为其作为骑手的报酬，与本案争议无涉。鉴于吴文伟实际工作至2018年4月4日，之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未再安排吴文伟工作，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4月4日结束，吴文伟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未与吴文伟订立劳动合同，吴文伟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吴文伟要求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支付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核算，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应支付吴文伟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933.79元(计算方式：2，300元×2月＋2，420元÷21.75天×3天)。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确认吴文伟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吴文伟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151.03元；三、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吴文伟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933.79元。四、吴文伟的其余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否认其与吴文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未就吴文伟所主张揽收的快件的移交记录提供后台汇总资料，无法证明揽收快递后与物流后台进行交接的人员并非吴文伟，而吴文伟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初步证明其向相关单位揽收快件的效力，故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主张不构成反驳，其要求确认与吴文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吴文伟与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吴文伟在一审中自认其在2018年4月7日之后就没有接受过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工作安排，且其在网络平台上接单送快递并非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所安排的工作，故一审法院将吴文伟的劳动关系确认至2018年4月4日并无不当。因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未与吴文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判令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向吴文伟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结合吴文伟的工资实发情况确认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确认工资数额亦无不当，据此确认的工资差额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均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文伟、上诉人邮政速递上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吴文伟、上诉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樱审 判 员  姜 婷审 判 员  武之歌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范庆韵书 记 员  高兴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