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5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楼。法定代表人：潘建根，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煜，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顺根，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恒生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彭政纲，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贤斌，男，汉族，1977年8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同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创新大厦****>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同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伟）。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乐，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建军，男，汉族，1965年11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臣磊，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坚，男，汉族，1955年6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捷，男，汉族，1965年10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迈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执行事务合伙人：邹建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男，汉族，1965年2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清融和致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志远南路。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志远南路**'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执行事务合伙人：邹建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清融创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志远南路42。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志远南路**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执行事务合伙人：邹建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庆华，男，汉族，1974年10月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华锋，男，汉族，1972年11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寅，男，汉族，1974年2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洪强，男，汉族，1978年6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本成，男，汉族，1972年1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建军，男，汉族，1975年1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宏伟，男，汉族，1966年12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仕洪，男，汉族，1964年3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龙游县。上述十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加曹，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十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维钢，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信息）为与被上诉人邹建军、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王坚、夏贤斌、陆捷、杭州迈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迈越企业）、何文、德清融和致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和企业）、德清融创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创企业）、郑庆华、朱华锋、王寅、杭州同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喆企业）、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2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10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远方信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煜、童顺根，被上诉人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李明乐，被上诉人邹建军、王坚、陆捷、迈越企业、何文、融和企业、融创企业、郑庆华、朱华锋、王寅、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加曹、林维钢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7月30日，邹建军解除与陈加曹律师、林维钢律师就本案的委托关系，另委托汤臣磊律师为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同年8月6日，本案各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后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远方信息上诉请求：改判支持远方信息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业绩对赌和减值测试的减值补偿(远方信息称之为：价值对赌)属于同一种类的递进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一、购买协议7.3条（业绩补偿及奖励）即通称的业绩对赌条款。该条对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占当年维尔公司应实现的净利润的各种情形下权利义务分配方式作了约定，只涉及维尔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和当年应实现的净利润比值在各种情形下的奖励或补偿的约定，与业绩对赌期满时维尔公司的价值是否发生减值无直接关系。二、购买协议的7.5条（减值测试）为双方约定的价值对赌。业绩对赌期满，维尔公司的整体价值发生大幅减值，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应对远方信息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先实施现金补偿，现金补偿以2018年的剩余保证金为限；现金补偿不足补偿金额的，不足部分以股份补偿。协议7.3.4条约定：即使2018年对应的股份数，已经经过7.3.1条或7.3.2条或7.3.3条的处理，剩余对应的股份数的解禁，还需受协议7.5条的约束，该约定并非约定业绩对赌补偿与价值对赌的补偿之间是同类递进关系。购买协议5.1.6约定：“对于第三次解禁，虽有上述约定，但如乙方需根据本协议第7.5款进行减值补偿的，2018年对应股份数的解禁及保证金的退还仍需遵守本协议第7.5款的约定。”更是明确业绩对赌和价值对赌没有任何关系，价值对赌和业绩对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对赌约定。其一、业绩对赌期满的维尔公司价值已经包括了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其二、补偿金额已经减除业绩对赌协议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三、从会计要素上来说，业绩对赌和价值对赌也是属于相对独立的对赌方式。净利润在会计上是利润表的会计要素，净资产减值则是对会计报表之一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发生评估价值变化的评价。因此，减值测试主要是依据商誉、技术秘密和专利权进行，从会计要素构成来讲，价值对赌和业绩对赌亦不能等同。针对远方信息的上诉，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共同答辩称：远方信息在收到原审判决后，主动联系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表示其不会上诉，也请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确认不上诉。然而，远方信息在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的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导致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在知悉其上诉时已经超过了上诉期限。同时，远方信息提起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一、原审法院认为减值补偿是在业绩补偿尚不足以弥补收购方损失的基础上设置的补偿方式，减值补偿确实有补充性与终局性是正确的。远方信息用以说明业绩对赌和减值补偿不属于“同一种类的递进关系”的三点理由反而说明了业绩补偿与减值补偿之间的关系：第一，远方信息故意忽略购买协议7.3.4条约定，该条明确：如补偿义务人即十八名被上诉人需根据第7.5款进行减值补偿的，2018年对应股份数的解禁及保证金的退还仍需遵守本协议第7.5款的约定。而购买协议第7.5款则明确约定，补偿义务人以2018年对应的股份数18514628股为限对远方信息进行股份补偿。据此，根据第7.3.4项的约定，2018年度业绩补偿应当以当年对应的解禁股份为限。第二，前引购买协议7.3.4是7.3业绩补偿及奖励项下的约定，体现了减值补偿的终局性；而购买协议5.1.6表达的是在2018年业绩补偿完成后，若需进行减值补偿，则各被上诉人仍需进行减值补偿，凸显了减值补偿的补充性与终局性。第三，原审判决亦认同《购买资产协议》确定了业绩补偿与减值补偿两种补偿方式，并未认定其“等同”，这点并无争议。值得关注的是，两者的会计要素构成不同不代表两者没有关系。减值测试中的商誉与标的公司的预期收益密切相关，在被收购主体过往年份净利润较高的情况下，预期收益往往较好，商誉减值可能性就降低。因此，业绩补偿与减值测试之间是存在关系的。二、原审判决从多个角度对各被上诉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应如何确定进行了分析论证，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的关系仅是其中一个角度，该角度的评析准确与否不会影响一审判决的认定。另外，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第7.3.1条约定，“应补偿金额”与“应补偿股份数”是有内在联系的，应先确定应补偿金额，然后根据应补偿金额确定应补偿股份数。原审判决未采纳上述观点，而是采纳了远方信息提出的直接以“应补偿股份数”公式进行计算。虽原审判决支持了应补偿股份数需以2018年未解禁股份数为限，但直接以“应补偿股份数”公式进行计算确定的应补偿股份数已经远大于按照应补偿金额确定的应补偿股份数。前述情况下，远方信息不应再曲解合同恶意谋求更大的应补偿股份数。三、本案仍有多个问题需提请法院予以关注。(一)《鉴证报告》不是《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专项审核报告》，不能作为评判维尔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依据。(二)原管理团队经营管理维尔公司是进行业绩补偿的条件，在远方信息干预经营的情况下，业绩补偿条件未成就。(三)各被上诉人返还2016年及2017年“现金分红款”缺乏合同依据。综上，远方信息提起上诉违背诚信，且其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远方信息的上诉请求。邹建军、王坚、陆捷、迈越企业、何文、融和企业、融创企业、郑庆华、朱华锋、王寅、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共同答辩称：业绩补偿条款与减值补偿条款之间系递进关系，减值补偿条款是对业绩补偿条款的全面兜底，补偿股份数也应当以当年度对应的未解禁股份数为限，具体理由如下：一、从合同文义看：《购买资产协议》第7.3.4条明确阐述了业绩补偿条款与减值补偿条款之间的关系，即：当年利润低于承诺利润80%时，补偿义务人以当年对应的股份数进行补偿。在本案中，维尔科技2018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且发生了减值补偿，理应按照第7.5款执行。由此可见，减值测试条款系对业绩补偿条款的全面兜底，具有补充性和终局性。二、从合同协商修改相关条款的过程来看，各方对业绩补偿应有明确的限额，即2018年度业绩补偿应与减值补偿一致，均应以2018年度未解禁股份数为限。三、从合同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看：各方在订立《购买资产协议》后，又在《补充协议》第7.3.3条中约定：“虽有上述约定，各方同意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奖励总额不超过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与盈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对价的20%。”既然各方约定了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奖励总额的上限，则各方在合同中也应当约定了相应业绩补偿的上限。四、从民法公平原则的角度看：民法遵循损失填补原则，应当以损失为限进行补偿。2018年度承诺净利润为9600万元，实现净利润为-1445.96万元，远方信息损失额不超过9500万元+1445.96万元=10945.96万元。五、远方信息所谓“价值对赌”的概念，仅是其单方创设的概念，无任何学理和法律上的依据。远方信息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向远方信息承担股份补偿义务，即将其合计持有的远方信息8233568股股份交付给远方信息，用于注销（各被上诉人应交付的股份数详见附表一）；如果被上诉人中任一人无法足额向远方信息交付股份用于注销，则判令其将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折算为现金补偿金支付给远方信息（现金补偿金=原发行股份的发行价15.04元/股*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数）；2.判令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向远方信息返还现金分红款5717154.76元（各被上诉人应返还的现金分红款金额详见附表一）；3.判令邹建军对迈越企业、融和企业、融创企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邹建军等十八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等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为维尔公司原股东，合计持有维尔公司100%的股份。2016年1月30日至7月期间，为购买维尔公司资产，远方信息（甲方）与十八名被上诉人（乙方）先后签订了案涉《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约定甲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分别持有的维尔公司股份（各被上诉人持股比例详见附表二），合计购买维尔公司100%股份，对价为102000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30600万元，以甲方新增股份向转让方支付71400万元，新增股份发行价格为15.04元/股，发行数量为47473404股。乙方取得的对价股份在满足约定的条件后分三次解禁，其中2018年对应的解禁股份数量为18514628股。协议第7条就补偿安排进行约定：第7.1款，乙方承诺维尔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即2016-2018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800万元、8000万元、9500万元。第7.2款，各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内维尔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应按以下原则计算：维尔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远方信息会计政策及会计估价保持一致；盈利承诺期内，未经维尔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维尔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值。协议第7.3款，就业绩补偿及奖励进行了具体约定，其中第7.3.1项约定，如维尔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90%，乙方同意就维尔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不足当年承诺净利润的部分按约向甲方进行补偿，其中若维尔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2016年11月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核准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邹建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25号），审核通过了案涉远方信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2016年12月16日，维尔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至远方信息名下。2016年12月29日，远方信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并于2016年12月30日上市。2017年11月21日，维尔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临时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议事和管理规则的议案》《关于公司发展重大事项的议案》两项决议，邹建军提出反对意见。2018年6月26日，邹建军代表以维尔公司原股东代表的名义对公司董事会《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有关管理工作交接的议案（草案）》回函，表示将积极配合远方信息做好过渡期交接工作，并提出了建议。同日，维尔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第六次会议，会议以全票同意通过《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有关管理工作交接的议案》等两项议案，确定2018年7月1日开始至2018年12月31日为公司新管理团队培养和有关管理工作向上市公司交接期，内容涵盖公司财务管理、党工组织、法定代表人、重要资料、日常办公会议及总经理工作等方面的交接工作，以及维尔科技制造中心的搬迁安排。同日，2018年10月31日，远方信息委派的董事潘建根审核批准了维尔公司《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及人事任免的通知》；2018年11月6日，潘建根批准了《关于公司收入类合同审批权限及流程调整的通知》。2019年4月24日，中汇会所根据维尔公司提供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中汇会审[2019]1768号《审计报告》；同时出具中汇会鉴[2019]1779号《鉴证报告》，其鉴证结论为，远方信息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维尔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即维尔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孰低者为-1445.96万元，完成本年预测盈利的-15.22%。2019年5月，远方信息董事会、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维尔科技业绩承诺实施业绩补偿的议案》，并进行了公告。2019年5月23日，远方信息向十八名被上诉人快递了《通知函》，要求各被上诉人及时配合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返还对应的现金分红款等。2019年6月13日至15日，邹建军等十五被上诉人向远方信息出具《承诺函》，承诺以2018年度对应股份数为限按照各自比例向远方信息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现因各方就股份补偿数额及分红现金返还发生争议，远方信息诉至该院，请求判如所请，并因申请财产保全，支出保全保险费45014.24元。原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6月13日，远方信息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8元现金（含税）；2018年6月6日，远方信息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现金（含税）。维尔公司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为8142965.54元，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为2278060.79元。邹建军为迈越企业、融和企业、融创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该院还查明，双方在签订《购买资产协议》之前，对合同文本进行了协商和修改。2015年11月的初稿中，第7.3款约定，维尔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补偿义务人同意在盈利承诺期结束后就目标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不足累计承诺净利润的部分向远方信息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目标公司截至盈利承诺期结束累计承诺净利润-目标公司盈利承诺期结束累计实现净利润）/截至盈利承诺期结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的交易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新股进行补偿，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从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新股中扣除，以此类推。7.5款减值测试条款中亦约定减值补偿不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新股为限。2015年12月形成的第二稿中，第7.3款约定应补偿金额、应补偿股份数计算公式保持不变，但补偿义务人以股份方式补偿的，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解除限售的新股为限；第7.5款减值测试条款中仍约定减值补偿不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新股为限。2015年12月31日的《调整方案》中，对业绩承诺补偿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确定在业绩承诺期内，分年度考核和补偿。2016年1月的第三稿中，关于业绩补偿约定的第7.3款修改为分年度考核和补偿，在维尔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原审法院认为：远方信息与邹建军、恒生电子等十八名被上诉人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中汇会所《鉴证报告》的结论能否作为确定维尔公司2018年实现净利润的依据；第二，案涉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第三，如业绩补偿条件已成就，各被上诉人应补偿股份数量、返还现金分红款金额如何确定。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具体评析如下：第一，关于中汇会所出具的《鉴证报告》。中汇会所是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其按照有关鉴证业务的准则，实施必要审核程序后，对维尔公司2018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并且，《鉴证报告》的形式和内容也均符合《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专项审核报告的定义及要求。故《鉴证报告》具有证明力，其结论能够作为确定维尔公司2018年实现净利润的依据。恒生电子等三被上诉人抗辩认为《鉴证报告》不是《专项审核报告》、结论有误、不符合合同约定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二，关于业绩补偿条件是否已成就。《购买资产协议》第7.1条约定，十八名被上诉人共同承诺维尔公司2018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达到9500万元。然而，根据《鉴证报告》的结论，维尔公司2018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1445.96万元，显然未达承诺净利润。因此，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条件已触发，十八名被上诉人应按约对远方信息进行业绩补偿。恒生电子等三被上诉人抗辩因远方信息干预维尔公司的经营管理，违约在先，故案涉业绩补偿条件尚未触发。针对恒生电子等三被上诉人的该抗辩理由及陈述的相关事实，分析如下：首先，案涉协议第8.3款约定，在盈利承诺期内，远方信息委派担任维尔公司董事的人员除履行其岗位职责外，不干预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维尔公司正常自主经营，经营管理由原团队负责。但同时，协议第8.8款也约定，现有核心团队成员需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前6个月与远方信息共同商议盈利承诺期届满后维尔公司的核心团队（新团队）安排事宜，并配合远方信息做好新团队的培养和交接工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8年6月26日，维尔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有关管理工作交接的议案》，维尔公司原核心团队成员之一邹建军作为公司董事，在议案表决时投票同意。该决议可视为远方信息与维尔公司原核心团队就公司交接工作达成的一致意见。因此，远方信息按照该董事会决议，向维尔公司财务部门派驻人员进行交接，未违反协议约定。同时，维尔公司制造中心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在2018年下半年进行了搬迁工作，远方信息委派董事潘建根于2018年10月底、11月初批准了两份涉及维尔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文件，上述事实确实存在，但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对维尔公司2018年度的净利润造成了负面的、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案涉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条件已成就，且无证据证明远方信息不正当地促成了条件成就，恒生电子等三被上诉人提出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第三，关于十八名被上诉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及应返还现金分红款金额。远方信息认为，十八名被上诉人应按照案涉协议第7.3.1条第（1）项以及第7.3.5条第2款的约定计算确定业绩补偿数额，且数额不以2018年度对应的未解禁股份为限。而十八名被上诉人则认为，2018年度的业绩补偿应以2018年度对应的未解禁股份为限。对此，分析如下：首先，从合同文义看，案涉协议第7.3.4项约定，如补偿义务人即十八名被上诉人需根据第7.5款进行减值补偿的，2018年对应股份数的解禁及保证金的退还仍需遵守本协议第7.5款的约定。而第7.5款则明确约定，补偿义务人以2018年对应的股份数18514628股为限对远方信息进行股份补偿。据此，根据第7.3.4项的约定，2018年度业绩补偿应以当年对应的解禁股份为限。其次，从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的关系看，案涉协议第7条确定了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两种补偿方式，前者是指在盈利承诺期内，维尔公司业绩未达当年承诺净利润时，补偿义务人应进行的补偿方式；而后者是指在盈利承诺期届满，资产减值达到一定比例时，补偿义务人应进行的补偿方式。减值补偿需现扣除已进行的业绩补偿。减值补偿是在业绩补偿尚不足以弥补收购方损失的基础上设置的补偿方式，具有补充性和终局性。因此，在减值补偿尚需以2018年对应未解禁股份数为限的情况下，2018年度业绩补偿以当年对应未解禁股份数为限应是双方协议中的应有之义。第三，综观双方协议订立过程中形成的合同文本，初稿中，双方约定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均不以未解禁股份为限；第二稿中，双方约定变更为业绩补偿需以未解禁股份为限，但减值补偿仍保留了不设限的约定；至第三稿，双方明确减值补偿也需以未解禁股份为限，同时，删除了业绩补偿以未解禁股份为限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2018年对应股份数的解禁及保证金的退还仍需遵守本协议第7.5条的约定”。据此，从双方协商修改相关条款的过程来看，2018年度业绩补偿应与减值补偿一致，均应以2018年度未解禁股份数为限。综上，十八名被上诉人上述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信。远方信息要求各被上诉人在2018年对应的解禁股份以外，向其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要求恒生电子等三被上诉人在2018年对应的解禁股份范围内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至于各被上诉人认为应按7.3.1条中约定的应补偿金额进行业绩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关于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款，鉴于远方信息在盈利承诺期内对每10股远方信息股份合计分红2.68元的事实，并根据案涉协议第7.3.5项的约定，十八名被上诉人应予返还。远方信息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十八名被上诉人向远方信息应交付的补偿股份数量及应返还的现金分红款金额，经计算，结果详见附表二。第四，关于远方信息的其他诉讼请求。远方信息请求判令邹建军对迈越企业、融和企业、融创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上述企业均为有限合伙企业，邹建军作为其普通合伙人，依法应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远方信息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此外，远方信息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其申请财产保全支付的保险费用，因无合同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远方信息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恒生电子、夏贤斌、同喆企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远方信息交付其持有的远方信息股票（股票代码：300306）（各自应交付股份数量见附表二），用于远方信息注销股份。如不能足额交付股份的，则应向远方信息支付不足部分股份的折价款（折价款=15.04元/股*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数）。二、邹建军、恒生电子、王坚、夏贤斌、陆捷、迈越企业、何文、融和企业、融创企业、郑庆华、朱华锋、王寅、同喆企业、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分别向远方信息返还现金分红款（各自应返还现金分红款金额详见附表二）。三、邹建军对迈越企业、融和企业、融创企业上述第二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远方信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718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92184元，由远方信息负担182593元，邹建军负担7327元，恒生电子负担184780元，王坚负担3173元，夏贤斌负担88050元，陆捷负担1803元，迈越企业负担1700元，何文负担1097元，融和企业负担1001元，融创企业负担905元，郑庆华、朱华锋、王寅各负担487元，同喆企业负担17362元，郭洪强负担411元，钱本成负担274元，叶建军负担110元，张宏伟负担82元，华仕洪负担55元。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远方信息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及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为：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应当向远方信息补偿股份数量以及返还现金分红款金额。评析如下：远方信息上诉认为，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第7.3.1条的约定，邹建军等十八名被上诉人应向其补偿的股份数=（1-目标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目标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当年度对应的股份数。而后，再根据第7.3.5条的约定，计算应返还现金分红金额，前述条款中并无该应补偿股份数应以2018年度未解禁股份数为限的约定，原审判决认定补偿股份数应以2018年度未解禁股份数为限系对合同条款的错误解读。对此，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案涉《购买资产协议》第七条为补偿安排条款，第7.1条即为补偿义务人共同及分别承诺目标公司净利润数，该条款对于2016至2018年度目标公司承诺净利润数作了约定。第7.3条为业绩补偿及奖励条款，约定若目标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90%，补偿义务人同意就目标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不足当年承诺净利润部分向远方信息补偿。前述约定的文义可知，邹建军等十八补偿义务人同意的补偿部分为当年实现净利润与当年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其次，《购买资产协议》7.3.1.（1）对于目标公司在当年实现净利润综上，远方信息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593元，由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健芳审判员  骆苏英审判员  陈洪理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