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恒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人民中路**维也纳商业广场写字楼16-1。法定代表人：程华，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广东定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15、16、17、27、28楼。负责人：石合群。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亦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楚，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黄冈巷**华府新天地**div>负责人：曹俊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辉，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明，男，198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记军，男，198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娜娜，广东中轴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十堰恒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恒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下简称平安保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下简称人寿保险）、周明、刘记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0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由人寿保险向平安保险赔偿13867元，恒吉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平安保险及周明、刘记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我方在人寿保险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险，在人寿保险未理赔情况下我方无需理赔，同时，相应投保单等免除责任条款在人寿保险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时应认定无效。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案涉43867元赔偿金在人寿保险没有赔偿的情况下，我方无需理赔。第二，人寿保险实际上没有对相应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只提交了保险条款和投保单，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二、一审程序有误。（一）一审法院将刘记军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存在失误，刘记军是3万元实际收款方，其缺席导致必须出庭当事人没有出庭，相关事实无查清，导致我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将其列为被告或证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则可以使用拘传程序，查清本案事实。一审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导致判决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反。（二）周明前妻彭某已经通过微信向刘记军赔偿了3万元修理费等赔偿金，该笔款项应当在相应代位追偿额度内予以扣减，否则将导致保险理赔超出其实际损失。虽然刘记军微信名为“东明”，但我方已经提供实名制手机搜索刘记军微信号的光盘，证明其身份，一审法院加重我方举证责任，在刘记军缺席的情况下没有仔细核对收款人信息，导致相应事实无法查清。（三）周明及彭某自愿出具相应承诺函，承诺自愿就案涉车辆下相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相应款项应由该二人承担，但彭某并未被追加为被告，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违反民诉法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平安保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人寿保险在一审时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保险条款生效，其拒赔商业三者险合理。一审将刘记军列为第三人也是正确的，本案属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案件，是由我方向交通事故责任方追偿，责任方应当承担车辆损失款。刘记军虽然承认收到3万元，但其否认该3万元为维修费，恒吉公司未能证明案外人支付的3万元是代周明向刘记军支付的车辆维修款，该款项不应从我方诉请的维修费中予以扣除。人寿保险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时周明的驾驶证已被暂扣，其存在驾驶证暂扣期间继续驾车的行为及弃车逃逸的行为，根据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3项规定，我司不负责赔偿。我方在一审时已经提供投保人声明等证据证明我司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恒吉公司称我司未履行相关义务与事实不符。周明未到庭应诉，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发表答辩意见。刘记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恒吉公司在人寿保险处投保了交强险，一审判决已经判令人寿保险赔偿交强险限额内的2000元，至于商业险，因周明逃逸，根据一审各方提供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人寿保险免赔，剩余维修费41867元由恒吉公司及周明承担连带责任，合理合法，应予维持。二、我方并未收到恒吉公司及周明的维修款，平安保险行使代位求偿权追索维修费43867元合理合法，恒吉公司称由周明前妻支付30000元维修费给我方，我方不予确认。事故发生后，我方车辆受损严重，本人处于昏迷状态，路过行人叫醒我方报了警，周明见状自知责任重大借口去洗手间进行逃逸，后双方在交警通知下去交警大队，当时周明找到我方交涉，我方告知周明自己因事故身体一直不适，车辆被撞折旧严重，无法使用车辆给生活带来不便，周明表示给我方30000元作为车辆折旧损失及身体造成的损害和不能用车的补充，要求我方收取30000元后不要再找周明麻烦，车辆维修费直接报保险，我方听后同意了其提议，收了其30000元补偿金，车辆维修费在定损后直接报了保险公司，就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平安保险和我方通过民事诉讼重复获得赔偿，且平安保险是否追偿不受我方与周明的约定约束。三、我方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并无不当，我方通过正常程序报保险，将相关权益转让给平安保险进行赔偿追索，我方对本案双方争议标的无独立的请求权，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四、恒吉公司主张将彭某列为当事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彭某是周明的前妻，即使其有为周明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也是周明与彭某的内部问题，与本案无关。平安保险于2019年9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在恒吉公司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承担43867元的保险赔偿责任，并自起诉之日起承担迟延付款利息（利率标准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计算至付款之日止）；2.判令周明、恒吉公司对人寿保险未赔偿给平安保险的损失在43867元及其利息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由平安保险、周明和恒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2日00点30分许，周明驾驶鄂Ｃ×××**号重型仓栅式货车沿广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石湖路口时，遇刘记军驾驶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由南往西转弯行使，两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明违反交通信号放行及驾驶证暂扣期间继续驾车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发生事故后，周明弃车逃逸，周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刘记军无事故责任。上述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依据其定损及维修单位的维修费增值发票等，并根据刘记军赔偿申请，于2019年7月16日向刘记军赔偿了维修费43867元。同日，刘记军将上述维修费的追偿权转让给平安保险。受损车辆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事故发生时，车主及司机均为刘记军，刘记军就其所有的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向平安保险投保了赔偿限额为107577.6元的机动车损失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2019年11月23日止。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鄂Ｃ×××**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的司机为周明，鄂Ｃ×××**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所有人为恒吉公司。恒吉公司就鄂Ｃ×××**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向人寿保险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00000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6月24日起至2019年6月23日止。该车投保时，恒吉公司签署了投保人声明，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与人寿保险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内约定驾驶人驾驶证暂扣期间以及事故后逃离现场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恒吉公司主张周明通过微信向刘记军转账30000元，并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承诺书、离婚协议书、微信转账记录、光盘，以及证人彭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其中微信转账记录为“扫二维码付款给东明-30000.00”，证人彭某陈述，其与周明于2018年8月16日离婚，涉案鄂Ｃ×××**号车辆是周明所购买挂靠在恒吉公司名下。涉案事故发生当晚，刘记军在交警队时告知周明，只要周明支付30000元之后就不需要负责。其于2018年12月25日通过微信扫刘记军出示的二维码向刘记军付款30000元，其当时没有添加刘记军的微信，刘记军的微信号就是手机号码。刘记军没有出具收据。平安保险对恒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微信转账记录、光盘无法证明是刘记军本人，且向刘记军本人核实，刘记军否认收到赔付尾款，即便转账的30000元是事实，也无法证明该30000元是维修费，不应在本案扣减，恒吉公司应另行主张；承诺书是事故发生后签订的，与本案事故无关，恒吉公司应承担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证人证言仅是单方陈述，不予认可。人寿保险对恒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微信转账记录、光盘没异议；承诺书有异议；离婚协议书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人证言能证明刘记军在事故发生后收到彭某的赔付款。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增值税发票、索赔申请书、保险权益转让书、支付回单、车辆服务挂靠协议、承诺书、离婚协议书、微信转账记录，证人证言、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于涉案事故造成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受损，平安保险作为保险人已向事故受害人刘记军赔偿了维修费43867元，依法取得了相关的追偿权。周明暂扣驾驶证期间继续驾驶鄂Ｃ×××**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在事故后驾车逃逸，周明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人寿保险已明确告知被保险人恒吉公司驾驶人逃逸免赔条款，有投保告知书、投保人声明、条款、保险单等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人寿保险应依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免除赔偿责任。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为周明挂靠在恒吉公司名下经营，故恒吉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周明、恒吉公司应对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涉案鄂Ｃ×××**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在人寿保险处投保了交强险，故人寿保险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2000元。平安保险超出上述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的损失部分41867元（43867元-2000元），虽然恒吉公司认为已向刘记军支付了30000元，可恒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周明、恒吉公司应向平安保险连带赔偿41867元。关于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范围仅限于其实际支付的保险金，故对平安保险主张的保险金的利息损失，依法不予支持。周明、刘记军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日判决如下：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赔偿2000元；二、周明、十堰恒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连带赔偿41867元；三、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96.6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已缴纳），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负担41元，由周明、十堰恒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55.6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周明、十堰恒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并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各自应负担的部分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迳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平安保险在一审过程中以周明、恒吉公司和人寿保险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后恒吉公司申请追加刘记军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遂依该申请进行了追加。二审期间，恒吉公司提供了案外人彭某与刘记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该聊天记录显示，彭某称：他没有说退给他，就是把3万块钱给拿出来该赔给谁由法院说了算，刘记军回复：修车费该他们那边保险公司出啊，我又没拿他3万等。经质证，平安保险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聊天记录显示刘记军否认收到3万元维修款，一审判决未扣除该款正确；刘记军确认该聊天记录真实性，但认为完整性无法确认，而且该3万元不是维修款。二审期间，恒吉公司称在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上恒吉公司的印章都是周明私自加盖的假章，至于其名下车辆其为何不去投保其不清楚，并确认因为清楚保险公司在审核投保资料时只是形式审查，故未对该印章真实性申请鉴定。刘记军则确认其收到彭某支付的30000元，但认为该款并非维修款，是针对刘记军人身损害、车辆折旧和无法用车的损失补偿，如果是维修费完全可以报保险，维修款没有必要去私了。平安保险则确认其赔付给刘记军的43867元全部是维修费，不包括其他费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人寿保险应否承担交强险之外的赔偿责任；二、刘记军已经收取的3万元是否应当在平安保险主张的赔偿款中予以抵扣；三、本案是否存在错列当事人或漏列当事人的问题。第一，关于人寿保险应否免除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人寿保险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已经明确约定在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以及发生事故后未采取措施离开现场的，人寿保险均不负赔偿责任。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周明存在上述行为，人寿保险主张其不负赔偿责任，并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拟证明其就相关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该两份文件均载明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等内容，恒吉公司在该两份文件上加盖印章，即表明其认可上述文件内容，故其上诉主张人寿保险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恒吉公司二审中主张上述投保文件上加盖的该公司印章是周明私下加盖的假印章，但其并未申请鉴定，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恒吉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汽车运输服务的公司，理应清楚其车辆的投保情况，其在投保期间从未提出异议，在事故发生后人寿保险依据保险条款拒赔时才在二审过程中主张其在相关投保资料上所盖印章虚假，显然不能成立，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案外人彭某向刘记军支付的30000元应否在平安保险主张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的问题。平安保险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43867元均为车辆修理费，未包括其他费用，并有相关定损报告、发票等为证，本院予以采信。各方均确认刘记军在2018年12月25日即事故发生后第四天收取了案外人彭某支付的30000元款项，但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各方存有争议。恒吉公司认为该款项包含了车辆维修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彭某在一审作证时表示“当时在交警队的时候刘记军和周明说在周明行驶证暂扣期间给3万元，然后在此后的都不需要周明负责”，并未明确该款项性质，二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不能证明刘记军确认该款项包含修车费。刘记军则主张该30000元系周明对其遭受案涉交通事故所致人身损害、车辆折旧以及不能用车等造成的其他损失所进行的补偿，并未包括车辆维修费。刘记军亦未为其主张提供相关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平安保险行使代位求偿权，为其主张提供了车辆维修费已经实际发生以及其已经进行理赔的相关证据，而恒吉公司主张在平安保险请求的赔偿款中抵扣彭某已经支付的30000元，其提供了彭某付款方面的证据，刘记军亦予以确认，但其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系支付的维修费，应在平安保险理赔的维修费中予以抵扣。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恒吉公司未能为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同时，考虑到该30000元款项的支付时间、金额、事故责任情况等，刘记军亦为其收款行为作出了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未予扣除该3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遗漏和错列当事人问题。首先，彭某虽然向刘记军支付了30000元款项，但按彭某在一审出庭时的陈述，其是代周明支付的该笔款项，而周明已经是本案当事人。至于周明、彭某是否承诺承担连带责任，即使恒吉公司在一审提供的《承诺书》属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平安保险有权请求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而平安保险在本案并未针对彭某提起诉讼，故恒吉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应追加彭某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刘记军是案涉交通事故受害人，其已经从平安保险处理赔了案涉事故导致的车辆维修费，并将相关维修费追偿权转让给平安保险，本案系平安保险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恒吉公司在一审过程中申请追加刘记军作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已经依该申请进行了追加，刘记军对本案诉讼标的并未提出独立诉讼请求，平安保险也未针对刘记军提出诉讼请求，故恒吉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将刘记军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错误，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恒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5.6元,由上诉人十堰恒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眭 翘苏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