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琼，女，195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俊，男，1984年4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浩钱，男，198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长存，广东富来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明，男，198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秀玲，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102之******。负责人：刘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玉琼、陈俊、陈浩钱、黄伟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4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赵建文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陈玉琼、陈俊、陈浩钱110000元。二、被告黄伟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玉琼、陈俊、陈浩钱789543.50元。三、驳回原告陈玉琼、陈俊、陈浩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件受理费870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684元；由被告黄伟明负担4905元；由原告陈玉琼、陈俊、陈浩钱负担3116元。上诉人陈玉琼、陈俊、陈浩钱（以下简称陈玉琼等三人）、黄伟明均不服上述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陈玉琼等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支持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63625元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陈子春事发时虽已年满61周岁，但作为其妻子陈玉琼的法定扶养义务人，并实际扶养其被扶养人，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陈玉琼有其他生活来源，应支持陈玉琼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首先，陈玉琼属于陈子春死亡前的法定被扶养人。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扶养人范围为：（1）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2）丧失劳动能力（以有鉴定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为准，司法实践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被视为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人；（3）60周岁以上无其他生活来源（有退休工资者不属于此列）的老年人。在陈子春死亡后，陈玉琼早已年满60周岁，也无其他生活来源，属于被扶养人。其次，扶养义务人的扶养义务不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陈子春与陈玉琼具有法定的扶养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对扶养人的年龄进行限制，也未规定扶养人因年龄变化可以免除扶养义务。扶养人的年龄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是被扶养人主张生活费的法律要件。影响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的，系扶养人的户口类别、生活来源、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被扶养人的年龄等因素。最后，陈玉琼因侵权行为致其法定扶养权利受到损害，应享有法定扶养损害赔偿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只禁止使用童工，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从事劳动的人员，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即使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并不必然实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完善的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仍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却未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公民，他们为了生活事实上也在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并获得报酬。陈子春作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事发前一直在企业上班，仍具有劳动能力及收入，具有扶养能力。针对陈玉琼等三人的上诉，黄伟明答辩认为：不同意陈玉琼等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未支持陈玉琼等三人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理由及依据充分，应予维持，并驳回陈玉琼等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陈子春已年满61周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陈玉琼等三人称陈玉琼需要陈子春抚养，且陈子春有收入来源，但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陈子春上班以及有工资收入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子春仍然具有劳动能力。2.陈玉琼等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是以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以括号备注以有鉴定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为准，司法实践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被视为丧失劳动能力。以此观点来说明陈玉琼达到退休年龄属于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抚养。但是对达到同等年龄条件的陈子春，陈玉琼等三人却又以司法实践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法律拟制的丧失劳动能力，其劳动能力并未有相应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即使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并不必然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来说明陈子春即使达到退休年龄，也仍有劳动能力。陈玉琼等三人的该理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陈子春与陈玉琼同样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陈玉琼等三人却主观的认为陈玉琼没有劳动能力，而陈子春有劳动能力，二人达到同一条件，但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存在矛盾的。且陈玉琼等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陈子春或者陈玉琼是否具有劳动能力，也没有提供其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佐证其观点。本案应适用超过法定的退休年龄，就没有劳动能力的规定，认定陈子春不具有工作的能力，其不是法定的扶养人。3.陈玉琼等三人在原审时提交由瑶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股份分红年龄测定表以及户口本，以证明陈子春生前具有分红收入，而陈玉琼与陈子春属于同一户口、同一村委会以及同一经济社的社员享有村民的同等分红待遇，这份证明和户口本证明了陈玉琼具有稳定的分红收入，不属于无其他生活来源，所以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4.陈子春与陈玉琼生育陈俊和陈浩钱两个成年儿子，应该由成年儿子扶养陈玉琼，而并非是由将近62岁的陈子春扶养。综上，陈玉琼等三人要求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陈玉琼等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陈玉琼等三人的上诉，保险公司答辩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黄伟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为由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陈玉琼等三人761499.5元；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死亡赔偿金应为771210元，而非799254元。陈子春出生于1958年2月9日，事故发生时其年满61岁零8个月，死亡赔偿金应计算18年4个月，而非19年整[42066元/年÷12个月×（18×12个月＋4个月）＝771210元）]。故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应为814499.5元（丧葬费53289.5元+7712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强险110000元），扣减黄伟明已赔付的丧葬费53000元，仍剩余761499.5元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给陈玉琼等三人。二、原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一）事故发生后，黄伟明立即下车救人，并叫来保安和附近的村民一同实施救援，且一直留在案发现场直至陈子春被送往医院救治，并非判决所说的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认定上述事实，但不能仅因为黄伟明没有报警就认为其未采取措施，在生命面前，救人理应排在首位。再者，陈子春经施救后被及时送院，黄伟明未当场报警的行为并无增加陈子春被抢救的难度或深度，造成陈子春死亡的原因并非黄伟明未报警或者未一整夜停留在事故现场。因此，黄伟明的行为不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点的约定，保险公司应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二）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首先，保险公司并未将载有免责条款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内容明确告知黄伟明，更未将该条款交付给黄伟明。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没有黄伟明的签名确认。其次，保险公司提交的《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无落款日期）上并没有列明任何免责内容，黄伟明不可能依此得知免责内容。再次，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流于形式。《机动车辆保险投保提示书》（无落款日期）中有关免责条款的提示内容仅为“详细了解保单内容，重点关注投保险种、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黄伟明无法从实际上得知免责条款。最后，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明确要求投保人需亲笔手书“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本人已了解并自愿投保。”，但该《投保人声明》中只有保险公司提前打印好的这段文字，没有黄伟明亲笔书写的该内容。因此，《投保人声明》的该段内容因不符合其自身要求且未得到投保人明确认可而应认定为无效，不能以此认定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三、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案号：（2020）粤0118刑初287号]尚未审结，且本案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在刑事案件未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原审法院未中止本案诉讼而径行判决属于程序违法。黄伟明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羁押，该刑事案件仍处于审判阶段，尚未出具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控辩双方对黄伟明是否构成饮酒驾车及逃逸存在重大争议。一方面，不管是酒精吹气测试还是血液测试，均证实黄伟明未饮酒，在本案中原审法院也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伟明在事发时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mg/100ml，因此不能认定黄伟明在事发时存在饮酒的情形；另一方面，黄伟明事发时立即下车救人，直至陈子春被送往医院时黄伟明也一直留在现场未离开，且自黄伟明接受调查或者拘留时其一直稳定供述，之所以在其后离开现场是因为要去换洗沾满血液的衣服且担心受害者家属的报复，其并非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黄伟明与陈子春为同村邻居，事发时现场有很多村民，黄伟明不可能也没理由逃跑，这也不符合常理及逻辑。再者，陈子春被送院后，黄伟明立即嘱咐其父亲和兄长前往医院跟进抢救事宜，并当场垫付了医药费，黄伟明及其家属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陈子春家属的联系并积极协商赔偿事宜，从未逃跑。因此，黄伟明的行为不构成逃逸，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的“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因此，在本案中，对于黄伟明是否构成逃逸是认定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及必要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恢复审理。二审中，黄伟明补充称：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点约定不明，具体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不能确定，整份保险合同条款也没有对未依法采取措施进行释义，没有解释清楚何为未依法采取措施，应该要采取哪种措施，没有客观的认定标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9款规定，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原则上应当达到普通人通常情况下能够明白地知晓免责条款内容含义和法律后果的程度。第五条第27款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存在争议时，应从保险合同的用词、相关条款的文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条款的真实意思；按照上述方法仍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2.上述刑事案件已作出一审判决,其已提出上诉，该刑事判决未生效。针对黄伟明的上诉，陈玉琼等三人共同答辩认为：粤高法[2018]39号文中附件一，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事故纠纷处理地或者受害人户籍地、经常居住地以标准高者为准，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乘以20年，受害人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从这一标准，可以看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确定到年份，而不是确定到月份。对黄伟明上诉的第二点及第三点，刑事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认定黄伟明逃逸。至于逃逸以后的行为，是由保险公司还是黄伟明承担赔偿责任，由法院认定。针对黄伟明的上诉，保险公司答辩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应否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本案事故发生于2019年10月9日，陈子春于1958年2月9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年满61周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视为丧失劳动能力。陈玉琼等三人称陈子春仍有工作及收入，但并无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但陈玉琼等三人并无提交证据证明陈子春仍具有劳动能力，故陈玉琼等三人主张陈玉琼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年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陈子春于1958年2月9日出生，事故发生于2019年10月9日，当时其年满61周岁、未满62周岁，原审法院计算19年死亡赔偿金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维持。黄伟明认为应计算18年4个月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关于保险公司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黄伟明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驾驶，行至居民居住区内未避让行人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其行为是此事故的全部过错行为。黄伟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黄伟明不服上述认定，提起了复核，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公正为由，作出了维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结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点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表明，虽然事故发生后，黄伟明有下车救助陈子春的行为，但在陈子春被送往医院救治后，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而且其本应等待交警部门到场处理，但其却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且其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经民警走访也未能找到其，事故发生于晚上21时43分许，直至次日早上10时其才主动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导致交警部门无法及时对其进行酒精测试，致使无法查清事发时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可见，其主观过错明显，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点约定的情形。黄伟明认为上述约定不明，具体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不能确定，与事实不符，对此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主张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点约定免赔，该条款属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需对上述免责条款向黄伟明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投保人黄伟明已在上述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及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作了明确说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黄伟明送达保险条款并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黄伟明对此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载明本次事故发生经过、事故证据、事故形成原因，并作出事故责任的认定。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也作出维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结论。现黄伟明并无相反证据推翻交警部门的上述认定，原审法院采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审理本案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刑事判决是否认定黄伟明构成“逃逸”并不影响本案对黄伟明是否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事实的认定。黄伟明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并要求中止审理本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准许。原审判决认定的除上诉意见之外的其他赔偿项目和金额，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8元，由上诉人陈玉琼、陈俊、陈浩钱负担3573元，黄伟明负担114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建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罗淑仪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