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313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新美，女，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之，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可洪，男，195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系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凤枝，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飞虎，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法定代表人：王可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山东惠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div>法定代表人：徐爱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剑锋、郭润润，山东滨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随珍，女，197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之，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新美与被上诉人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公司）、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原审被告李随珍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不服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新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三被上诉人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合同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王可洪主张的九洲公司以南、北展厅及其附属的地上建筑物、维修车间等抵偿欠其的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一审中，王可洪提交了借条和银行汇款凭据等，但此证据无法证明约定的200万元借款发生的事实。对2012年2月4日的借款100万元，王可洪提供的银行汇款历史明细均发生在2011年8月5日，半年后再抵押所有资产达成借款协议、出具借款条，并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2月4日至2013年2月3日，令人匪夷所思，而且王可洪向对方3笔汇款是谁无法确定，更不能确定是九洲公司，既然是借款100万元，像通过银行汇款2.6667元、再以现金3.3333元来支付不符合一般常理；对2012年4月4日的借款100万元，王可洪提供的银行汇款历史明细发生在2011年4月27日、2011年10月4日，同样半年后再抵押所有资产达成借款协议、出具借款条，借款期限约定自2012年4月4日至2013年4月3日，这不符合一般常理，王可洪交付现金2.4万元没有证据证明。故三被上诉人签订抵偿协议的基础事实不存在。2、三被上诉人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是后补的协议，其内容不真实，该协议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5月28日，落款时间上下三部分均由王可洪自己书写，合同内容有涂改，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借款的数额是三次共235万元，这与王可洪主张借款200万元的数额不一致；该协议中列明“南展厅由九洲公司自2009年租赁给东营丰冀汽车销售公司”，这与事实不符，九洲公司是自2009年租赁给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使用，如果九洲公司起草的该协议，该4S店的承租单位不会写错；该协议中列明“南展厅因丙方已出租且租金已收取至2015年6月30日，由原租赁方使用到期后归还乙方，甲方不再另行收费；”此时，九洲公司根本就没有收取南展厅至2015年6月30日的租金，该租金是分别在2013年7月1日、2014年5月20日由承租人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汇给4S店所有权人吕欣的，显然2013年5月28日签订该协议时，租金还没有收到2015年6月30日，该协议是后补的，内容不真实，签订的时间在2014年5月20日以后，故该协议是虚假的，不应认定有效协议。二、一审判决认定“关于南展厅，张新美虽与九洲公司等签订转让协议并通过诉讼方式予以确认其权利，但其并未及时行使权利。王可洪自2017年1月1日起即与案外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接手并控制了南展厅。”与事实不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滨城区人民法院（2014）滨商初字第864号判决书确认：2014年8月29日，上诉人与吕欣、九洲公司、王军、徐爱华签订权利转让协议书，将位于滨州市渤海五路黄河十八路北邻院内4S店南展厅、维修车间及地上附属物等建筑面积2448平方米，露天场地面积1498平方米的财产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转让给了上诉人，因上述展厅等的租金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经交至2015年6月30日，约定自2015年6月后，租金直接向上诉人缴纳等等。2014年9月30日，上诉人与吕欣、王涛、九洲公司、王军、徐爱华签订协议书，约定其在协议签订后30日内将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的租金17.5万元支付上诉人；将本案4S店南展厅、维修车间及地上附属物等转让给上诉人的事实通知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告知该公司将2015年7月1日以后的租金支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享受租赁合同中由承租方享有的全部权利，后向该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该租赁合同的标的物的所有权、使用权属原告所有。确认了上诉人对上述4S店南展厅、维修车间及地上附属物等的所有权。2015年6月26日，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协议终止租赁合同，上诉人收回了租赁合同的租赁物；2015年8月16日，上诉人与王军、王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的4S店南展厅、维修车间及地上附属物等租赁给其使用，租期7年，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租金每年35万元，2015年8月26日先付5万元，2016年1月31日付15万元。签订合同后，涉案的4S店南展厅、维修车间及地上附属物等交由王军、王智租赁使用，王军、王智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20万元，后经协商下两年的租金免除，免费给其使用。王智在使用期间，王可洪多次阻扰其经营，言称其是该4S店的所有人，因上诉人在外地照顾病人无法返还，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与王智的妻子以滨州正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汽车4S店租赁合同，将涉案4S店南展厅、维修车间及地上附属物等租赁给滨州正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使用，侵害了上诉人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故一审判决支持王可洪等租赁费、违约金等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王可洪、舜天公司辩称，上诉人张新美参加诉讼的方式虽然载明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实际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如果上诉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另案诉讼已经构成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大部分事实清楚，虽然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但所作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认定两答辩人与九洲公司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为有效合同是正确的。答辩人与九州公司客观上存在借款关系，其中，一笔一百万借款到期后，九洲公司无力归还，要求两个一百万都再延期一年，当时答辩人同意延期。但因2013年过完春节之后，发现找王军要账的很多，并发生争执，答辩人找九洲公司徐爱华和王军，不同意200万元再延期，双方协商一致，借款不再延期，双方于2013年5月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1、上诉人认为200万元借款事实不存在无任何依据，答辩人一审时提供了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借款事实的存在。九洲公司租赁的答辩人舜天红利公司的土地，王可洪是舜天红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九洲公司附近经营，答辩人王可洪与九洲公司的王军和徐爱华关系还不错，九洲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资金紧张就从答辩人处借款，并不是一次性向答辩人借款，当时借款九洲公司以其出售的圣达菲汽车作为抵押，多次借款未归还，后来把借款汇总后，双方达成的协议书，双方约定：九洲公司两个借款一百万，共计200万元，分别使用一年，再以九洲公司拥有的斯巴鲁和圣达菲两个汽车4S店及租地协议作为抵押物担保还款，并给答辩人出具借条，这完全符合相民间借贷的逻辑关系，也符合客观常理。关于借款的交付，答辩人一审时已经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有一小部分系现金支付，九洲公司认可，当时王可洪就在九洲公司附近经营加气站，有现金支付，也完全符合一般常理，上诉人主张以物抵债协议的基础关系不存在无任何依据。2、上诉人主张“2013年5月28日的协议书是后补的，虚假的、内容有涂改”均与事实不符，更无证据证实。首先，从2013年5月28日协议书整个材料内容看，内容并无任何修改的地方。其次，协议书内容中注明是235万元借款，但是双方只是对其中200万元以物抵债进行抵消，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事实上另外的35万元，当时九洲公司是以其出售的圣达菲汽车作为担保。再次，上诉人以协议书中当时的租赁人名称不完全一致，认为协议书是虚假的无任何依据。2013年5月28日的协议书是答辩人与九洲公司多次协商的结果，是答辩人根据与九州公司协商的情况起草的，当时，南展厅的租赁人全称答辩人并不完全清楚，只知道是东营那边一个卖斯巴鲁的，只是听九洲公司说的“丰冀公司”，到底是租赁人是“中冀公司”还是“丰冀公司”这并不影响双方对的协议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上诉人认为2013年3月28日双方签订协议时，九洲公司并没有收取租赁人的租金，以九洲公司实际收取租金的时间是2013年5月28日之后为由，认为协议是后补的，无任何依据。2013年5月28日签订协议时，九洲公司说是已经收取了租赁人的租金，说已经收到2015年6月30日了，因此，让答辩人不能再向租赁人收租赁费，这应该是九洲公司为了多收取租金，故意和答辩人谎称已经收取，为了自己多获取利益。这并不能证明2013年5月28日的协议是后补的。更不能真实协议是虚假的。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已经实际控制案涉南展厅，张新美起诉确认的权利基础已经发生改变，是完全正确的。1、答辩人对案涉南展厅在2015年7月已经实际控制，2017年1月1日与滨州正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浩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正浩公司向答辩人支付租金。通过一审时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七可以证实。2、张新美提起诉讼的（2014）滨商初字第8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是“确认被告吕欣、王涛对第三人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享有的房屋，场地及相关设施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的租赁费收取权转让给原告张新美”，但2015年6月30日，中冀公司已经不再租赁案涉南展厅，法院判决时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法院判决确认的张新美的收取中冀公司租赁费的客观事实已经不存在，张新美无权依据该判决主张相关权利。3、关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2015年6月26日的终止协议”，上诉人张新美涉嫌伪造、变造该证据，提请法庭注意，并依法给予相应处理。该“终止协议”，一审法院庭审前，张新美曾经提供给法院复印件，在协议复印件中“第一页甲方的位置只有九洲公司的名称，第二页中甲方也只有九洲公司的盖章和徐爱华的签名”，在庭审时张新美提供的证据原件中，该协议两页全部在甲方位置加上了张新美的名字，这说明张新美一审提交该证据时还没有加上张新美名字，在提交该终止协议复印件后至开庭前，张新美对证据进行了变造和伪造，该变造的证据不能作为张新美主张权利的依据。并且，依法应对变造证据当事人进行处罚。这次上诉，张新美以该证据证明其从中冀公司收回了租赁物，完全与客观事实不符。从2015年6月26日的终止协议内容看，全部是九洲公司与中冀公司的权利义务内容，无张新美的任何表述，该协议与张新美无任何关联性。通过终止协议内容看，九洲公司仍是案涉南展厅的实际权利人，张新美主张的的吕欣、张新美对中冀公司的租赁权事实上也不存在。4、关于南展厅，事实上是2015年6月30日中冀公司租赁到期后，王军把南展厅钥匙交给了王可洪，王军称他找合伙人继续经营，王可洪也告诉王军，自己不经营，他有合适的也可以帮着租出去，王可洪把钥匙放在了门卫，有租房的可以到门卫去拿。后来王智在装修南展厅时，王可洪找王智问怎么没签租赁合同就装修，王智称和周国营签了租赁合同，经王可洪给王智出示2013年5月28日以物抵债协议书和张新美的判决书后，王智多次找周国营和张新美到派出所处理，张新美和周国营都未出面，王智感觉被骗。2017年1月1日，王智的妻子成立的正浩公司与答辩人签订租赁协议，一直履行至今。因此，答辩人实际控制南展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有以下几点：1、答辩人与九洲公司的土地租赁协议于2013年3月15日已经终止，一审法院没有给予认定是错误的。因九洲公司无力支付租金，符合土地租赁协议中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2013年3月15日，租赁协议双方即答辩人与九洲公司协商一致同意终止该土地租赁协议，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答辩人的该诉求未给予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李随珍自2014年12月1日实际占有和使用案涉北展厅是错误的。事实上，李随珍是2015年3月份左右声称与九洲公司合伙经营，才到案涉北展厅与九洲公司王军、徐爱华等共同经营，并不是李随珍个人对案涉北展厅进行控制，当时是九洲公司王军与李随珍共同经营。答辩人因把案涉展厅租赁给九洲公司，才同意李随珍在此与王军共同经营。3、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九洲公司对案涉南展厅、北展厅交接完毕是错误的。通过答辩人一审提交的2013年3月15日的交接证明，证实双方进行了约定交接，这也是法律对动产的一种交付方式，虽然案涉为不动产，但并没有办理产权证，参照动产的约定交付，也符合法律规定。事实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进行约定交付后，又对案涉南北展厅返租给了王军、九洲公司，王军、九洲公司又使用展厅是基于双方交付后的租赁关系在使用，而不是基于九洲公司是案涉展厅的所有权人。4、答辩人认可的2016年2月份左右李随珍支付的7万元，是王军与李随珍合伙经营后，支付的是2016年北展厅的土地租赁费，一审法院在拖欠的2015年之前的租赁费中扣除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基本事实正确，虽然有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没有实质影响最后判决结果，因此，答辩人也没有上诉，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九洲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合同，判决正确。该协议是九洲公司与王可洪、舜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真实，签字盖章属实，日期属实，协议不存在伪造或虚假的情形，且一审法院认定王可洪接手并控制了南展厅，该事实认定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原审被告李随珍述称，一审判决中认定北展厅以及附属物、维修车间的所有权属于李随珍所有，对此没有异议；另外，同意上诉人张新美的上诉观点。王可洪、舜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13年5月28日原告王可洪、舜天公司与被告九洲公司三方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书（已清偿履行完毕）合法有效；2.责令被告九洲公司停止转租他人的违约行为并判令被告向原告王可洪补交《协议书》生效后实际占用租赁物期间的租赁费和违约金191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9月16日，原告舜天公司与被告九洲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原告舜天公司将其位于滨城区黄河十八路515号的约15亩土地租赁给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经营使用。土地租赁协议签订后，被告在租赁的15亩土地上，陆续建设了南展厅等地上建筑物用于经营斯巴鲁汽车4S店（占地约6亩）、北展厅等地上建筑物用于经营圣达菲汽车4S店（占地约9亩）。2013年5月28日，原告与被告根据三方对2013年5月15日至25日200万元债权等抵债清偿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签订了确认《协议书》，被告自愿将上述租赁土地上的全部地上建筑物、展厅、维修车间等全部作价抵债清偿交付给了原告王可洪，归原告王可洪所有。并特别约定：抵账后，被告在抵账前后的一切债权债务与原告方无关；场地、展厅和维修车间，原告让被告可临时使用，但是不允许被告以任何理由转租、转让、抵押等；原告可根据情况决定被告的使用时间和另收租金。被告在经济情况好转需要时，可及时同原告协商予以买回（被告可与原告王可洪双方协商，由被告买回已经抵债清偿给了原告王可洪的相关的资产等）。《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一直租赁使用原告王可洪所有的上述南、北展厅，却以经济困难等借口，至今没有按照承诺与原告王可洪签订租赁协议，也没有向原告王可洪按约定交纳租赁费。为了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一审审理期间，原告王可洪、舜天公司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舜天公司与被告九洲公司2008年9月16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于2013年3月15日已经终止。理由为，该项诉讼请求与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具有相关联性。因原告与被告中止了双方的土地租赁协议书，舜天公司收回了土地，并且2013年3月到5月，被告也以以物抵债的形式把地上建筑物全部抵债清偿了王可洪的债务，已交付给了王可洪。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9月16日，原告舜天公司（出租方、甲方）与被告九洲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以北、渤海五路以东的场地一处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场地四至为舜天公司沿街住宅楼西山墙向北到院北墙为东界，住宅楼西南角向西至西院墙为南界，西墙为西界，北墙为北界；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09年1月1日起算；租赁费用140000元/年，一年一交，先交后用等。合同签订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在涉案租赁土地上，陆续建设了南展厅、北展厅（包括大展厅及小展厅）等地上建筑物，用于经营汽车4S店，其中南展厅用于经营斯巴鲁汽车4S店，北展厅用于经营圣达菲汽车4S店。上述地上建筑物均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徐爱华系被告九洲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王军（于2016年去世）系夫妻关系。在经营汽车4S店期间，其以个人或公司名义与原告王可洪、被告李随珍、第三人张新美等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因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1）2013年5月28日，原告舜天公司（甲方）、王可洪（乙方）与被告九洲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三方协商达成抵债协议、终止（土地）租赁合同并收回合同原件；丙方自愿将其在甲方土地上建设的全部地上建筑物、展厅、维修车间等抵债交付给乙方，用于抵偿所欠乙方借款200万元，抵债后产权归乙方所有；南展厅因丙方已出租且租金已收取至2015年6月30日，由原租赁方使用到期后归还乙方，甲方不再另行收费；场地、展厅和维修车间丙方临时使用，但丙方不得转租、转让、抵押等，甲、乙可根据情况决定丙方的使用时间和另收租金等。（2）2013年5月20日（合同落款时间），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甲方）与被告李随珍（乙方）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的4S店（包括大展厅420平方米，小展厅560平方米，维修车间1050平方米，汽车维修设备一宗等）、即涉案北展厅转让给乙方经营；转让价格为270万元，于合同签订后至2014年2月底前付清；甲方自营华泰汽车品牌遗留问题在2014年12月1日前处理完毕并将4S店（包括展厅、办公室、维修车间、汽车维修设备一宗）交付乙方等。（3）2014年8月29日，第三人张新美（甲方）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王军、徐爱华（乙方）及吕欣、王涛（丙方，系王军、徐爱华的儿子、儿媳）签订权利转让协议，约定将位于滨州市东方红路口北500米路东（附件平面位置示意图，建筑面积2448平方米、空地1498平方米）即涉案南展厅等的自有资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转让给甲方，以抵顶所欠甲方债务；转让的房屋及场地已由丙方出租给滨州市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使用，自2015年6月后，承租方直接向甲方交纳租金。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享有该房屋租赁协议的所有权利义务等。同年9月30日，三方又签订协议，约定将转让通知内容通知滨州市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1日后，甲方享有滨州九洲公司与滨州舜天公司土地租赁协议的权利义务并由甲方承担向滨州舜天公司交纳土地租金的义务等。被告滨州九洲公司与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公司、与被告李随珍、与第三人张新美分别签订上述4S店转让协议后，2014年3月23日，徐爱华向被告李随珍出具收到条，载明收到展厅转让费260万元；被告李随珍于2014年12月1日起接手北展厅用于海马汽车4S店经营，并于同日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签订了变压器过户协议，使用至今。自2016年1月1日起，被告李随珍每年向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公司交纳土地租赁费（2016年度交纳70000元、2017年度交纳100000元）。南展厅由案外人王智与王涛（徐爱华之子）合伙经营长安汽车4S店；自2017年1月1日起，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公司与滨州正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汽车4S店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2年7月1日），将南展厅出租给滨州正浩公司使用并收取租赁费（租赁费350000元/年）。第三人张新美于2014年12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4）滨商初字第864号），滨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判决，其中判决第三条为“确认被告吕欣、王涛对第三人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享有的房屋、场地及相关设施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的租赁费收取权转让给原告张新美”，该判决意见中的房屋、场地及相关设施即南展厅及相应场地、设施、设备等，但第三人张新美的权利一直未实现。另查明，2012年2月4日和4月4日，原告王可洪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后，双方约定展期一年，即借款日期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2月4日和4月4日。上述借款协议中，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均以其资产（斯巴鲁、圣达菲汽车4S店即南、北展厅）及土地租赁协议（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2013年3月15日，被告九洲公司与原告舜天公司、王可洪签署“山东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交接证明”，双方根据2012年2月4日和4月4日借款协议约定，达成如下交接协议手续，即日生效：（1）终止2008年滨州九洲公司与滨州舜天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北展厅70%股权转让给王可洪所有；滨州九洲公司重新租赁该展厅2年，租赁费350000元/年；（2）南展厅于2013年3月15日交接完成（自2015年7月1日起，滨州九洲公司将南展厅租赁费向原告交付，每年350000元）；租赁到期后，滨州九洲公司保持原4S店外观不变，车间维修设备及办公用品由滨州九洲公司自行处理；如遇政府占用或拆迁，地上附，地上附着物赔偿款全部归滨州舜天公司所有，扣除所有欠借款后，剩余部分退给滨州九洲公司。2015年3月24日，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向原告王可洪出具承诺书，载明：今有河北庞大斯巴鲁租展厅7月1日房租到期，如到期可将房租转付王可洪350000元以抵欠款，如斯巴鲁不租可将展厅租给其他人，房租也将转付王可洪。上述斯巴鲁展厅即南展厅。同日，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给原告王可洪出具欠条，载明欠原告厂、地费7、地费790720元可洪在该欠条明细中自行注明“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北展厅厂房费30万元×2=60万元、土地使用费14万元、加借款5万元及利息720元”。涉案北展厅包含大小两个展厅，其中的小展厅于2014年上半年建设完成。除被告李随珍于2016年向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公司交纳土地租赁费70000元、2017年交纳土地租赁费100000元外（至2020年一直交纳），被告滨州九洲公司未向原告交纳其他款项。原审法院认为，九洲公司因与原告王可洪、被告李随珍、第三人张新美发生民间借贷关系，逾期不能偿还，而分别与原告王可洪、被告李随珍、第三人张新美签订4S店转让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将其所有的房产及汽车维修设备等转让，用于偿还借款，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合同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协议约定内容存在重复转让抵账情形，过错责任在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关于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协议已履行完毕的诉讼请求，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系分别与原告王可洪、被告李随珍、第三人张新美签订4S店转让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虽然原告提交的交接记录等证据载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已将合同约定的财产进行了交接，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李随珍已于2014年12月1日起依据其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实际占有和使用涉案北展厅及变压器等财产，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交接记录相矛盾；涉案南展厅至2015年7月1日仍由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租赁给案外人使用。合同签订后的实际履行情况应与客观事实一致，故原告要求确认与滨州九洲公司的抵账协议（涉及北展厅）已予履行完毕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基于以上分析，对原告要求确认滨州舜天公司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2008年9月16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于2013年3月15日已经终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确认。关于涉案南展厅，第三人张新美虽与被告滨州九洲公司等签订转让协议并通过诉讼方式予以确认其权利，但其并未及时行使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张新美经诉讼所确认的权利的基础事实已发生变化，滨州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不再租赁南展厅及相关场地、设施；原告王可洪自2017年1月1日起即与案外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接手并控制了涉案南展厅，故其述称原被告所签订协议无效的陈述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滨州九洲公司支付的租赁费和违约金19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审查认为，根据被告滨州九洲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及保证证明条能够证实，被告滨州九洲公司欠原告租赁费790720元（北展厅），南展厅租赁费35万元/年，根据上述证据及原告的诉讼请求计算，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应支付原告涉案南展厅租赁费（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700000元（350000元/年×2）、涉案北展厅租赁费790720元，以上共计1490720元，原告自认可扣除李随珍已支付的7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1420720元应予支付；至于原告主张的北展厅（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的租赁费，因涉案北展厅已于2014年12月1日已由被告滨州九洲公司交付给李随珍，被告滨州九洲公司对涉案北展厅已失去所有权和控制权，对原告主张的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因合同未予履行或履行不能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对原告主张按照欠付租赁费金额10%计算的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违约金计算方式，因被告违约，应当按照欠付租金数额支付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不超出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综合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合同；二、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租赁费1420720元及违约金（以142072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9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总额不超过142072元）；三、驳回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90元，由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负担3500元，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849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依法进行调查取证，于2020年8月5日自滨州市滨城区市东派出所调取相关出警处警记录，2020年8月4日下午在王涛（系九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爱华之子）家中，办案人员对王涛制作询问笔录，并传唤王涛于8月5日出庭作证。二审补充查明以下案件事实：2008年9月，王可洪、舜天公司将其享有使用权的15亩土地出租给王军、徐爱华夫妻二人，约定每年土地租赁费14万元。王军、徐爱华成立九洲公司，在该土地上建起南展厅和北展厅，用于经营4S店汽车销售。2010年至2014年，王军、徐爱华、九洲公司先后从王可洪、李随珍、张新美处高利息借款若干，已偿还部分，后出借方索要欠款，九洲公司、徐爱华分别与李随珍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针对北展厅，落款时间2013.5.20），与王可洪签订用以物抵债《协议书》（针对全部地上建筑物包括南展厅和北展厅，落款时间2013.5.28），与张新美签订《权利转让协议书》（针对南展厅，落款时间2014.8.29），以偿还债务。2014年8月以后，张新美接手南展厅；2015年8月至2016年，张新美、周国营以南展厅权利人身份与案外人王智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2016年7月开始，王可洪阻止王智装修南展厅，王智曾多次报警，后，王智、正浩公司于2017年1月1日与王可洪签订南展厅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南展厅目前由王可洪控制。2014年12月，李随珍占用北展厅，开办浩佳汽贸公司经营4S店汽车销售，北展厅目前由李随珍控制。2017年5月至2020年6月，王可洪多次带领有关人员堵涉案展厅4S店大门，私自采取措施，以解决与李随珍之间的北展厅权属争议。现，王可洪、李随珍、张新美均向法院主张其与九洲公司、徐爱华签订的抵债协议、合同真实有效，而否定对方协议合同的效力。王可洪、张新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徐爱华之间借贷金额、偿还金额、尚欠金额仍存在争议，不能达成一致。另查明，2016年11月5日王军死亡，公安刑警立案后因证据不足撤销案件；王军、徐爱华之子王涛向法庭表明放弃对九洲公司财产的继承。关联案件（2020）鲁16民终2993号王可洪上诉李随珍、九洲公司、浩佳公司确认合同无效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即，驳回王可洪、舜天公司要求确认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于2013.5.20所签4s店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形式上为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租赁合同纠纷，实质为九洲公司、徐爱华的多个债权人王可洪、李随珍、张新美之间对债务人九洲公司涉案4S店相关权利的争议。一审案由定性为租赁合同有误，实为确认抵债协议的效力问题，故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关于九洲公司与王可洪、舜天公司之间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九洲公司拖欠的租赁费用问题。关于焦点（一）抵债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明确九洲公司、徐爱华对南北展厅的权利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王可洪以出让方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九洲公司、徐爱华在该地上建起南北展厅等地上建筑物。九洲公司、徐爱华并非该土地的法定使用权人，且自始未能向法庭提交涉案展厅的产权登记证书，视为未取得政府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因此，九洲公司、徐爱华与他人签订4S店抵债协议，并非转让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而是让渡使用收益权利。关于九洲公司与王可洪之间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效力，九洲公司与王可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且九洲公司有偿还借款的真实意愿，意思表示真实。参照法释【2012】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区分情况进行分别处理；法释【2003】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卖方将一房多卖或者卖后又擅自抵押给第三人的，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赋予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相应的请求权。上述司法解释，针对同一标的物签订的多重买卖合同，认定买卖合同均有效。故本案，应确认九洲公司与王可洪之间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有效。由于涉及王可洪的抵债协议书，标的物涵盖了涉及李随珍4S店转让合同中的北展厅和涉及张新美权利转让协议中的南展厅，存在同一标的物重复抵债。本院认为，抵债协议签订后，债务人向债权人交付标的物，抵债协议得到实际履行的，产生消灭基础债务的法律效果；抵债协议未实际履行的，基础债务关系仍然存续，债权人可基于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行使权利。同一标的物重复抵债，能否实际履行，与抵债协议本身是否有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关于九洲公司与王可洪之间抵债协议书的签订日期，由于上诉人张新美及原审第三人李随珍未能提交足够充分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提出的“王可洪倒签日期”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租赁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应根据九洲公司实际占用展厅情况确定租赁费，坚持实际占用涉案土地承担租赁费，不占用就不承担租赁费的原则，进行核算。查明，九洲公司自2008年9月至2014年8月占用南北两个展厅，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仅占用北展厅。该期间应缴土地租赁费：14万/年×5年+14万/年÷15亩×9亩×1/3年=72.8万元。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张新美接手占用涉案南展厅期间，张新美与王军、王智约定，由王军、王智向王可洪交纳土地租赁费每年10万元。该期间王军应向王可洪交土地租赁费10万元/年×1年7个月=15.8万元。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李随珍实际占用涉案北展厅期间，仍由王军、九洲公司承担土地租赁费义务，应缴纳土地租赁费14万/年÷15亩×9亩×1年=8.4万元。以上，九洲公司应缴土地租赁费：72.8万元+15.8万元+8.4万=97万元。扣除已缴56万元（交租金期间2008.9至2012.10共4个年度×14万元/年），尚欠土地租赁费41万元（97万-56万=41万）。2016年7月以后南展厅逐步由王可洪实际控制，此后九洲公司不应再承担南展厅的租赁费。关于北展厅土地租赁费，2016年2月1日李随珍交纳2016年度土地租赁费7万元，2017年1月19日王可洪与李随珍约定，“执行年度土地租金10万元，至2026年12月31日，每年元月1号起交费”。李随珍已交纳了2017、2018、2019、2020年度的土地租赁费每年10万元。王可洪与李随珍就北展厅土地租赁费达成新协议，已取代2008年9月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故自2016年以后，九洲公司不再承担北展厅的土地租赁费。王可洪主张，徐爱华、九洲公司欠其北展厅厂、地费7、地费790720元厅租赁费70万元，共计1490720元。经审查，2015年3月24日王军、徐爱华、九洲公司出具欠条790720元。本院认为，北展厅地上物的所有权并非王可洪所有，其无权行使所有权；该欠条中所涉借款本息，系另一法律关系，并非土地租赁合同内容，不予支持；土地使用费每年14万合法，可支持。王可洪称，2015年以后南展厅租赁费涨到每年35万元，包括土地租赁费每年20万元，厂房租赁费每年15万元。经查，南展厅地上物的所有权并非王可洪所有，其无权行使所有权；涉案南展厅占地约6亩，毗邻的北展厅约9亩，北展厅面积明显大于南展厅，2016年李随珍向王可洪交纳年度土地租赁费7万元，2017年北展厅土地租赁费上涨到每年10万元，王可洪主张南展厅土地租赁费每年20万元，明显高于同期同地段土地租赁费价格，不合理，本院不予采信。故，对王可洪主张的畸高租赁费，不予支持。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确认九洲公司尚欠王可洪、舜天公司租赁费41万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确定案由不当，应予纠正；原审法院认定九洲公司以同一标的物重复抵债，将过错与责任归于九洲公司一方，有失公允；九洲公司、徐爱华虽违背诚实信用义务，但债权人存在高利息借贷、私自采取措施解决纠纷的行为，故应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原审法院认定该抵债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王可洪要求确认与九洲公司的抵债协议书（涉及北展厅）已履行完毕，而实际上该展厅目前仍由李随珍占用，原审法院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令九洲公司支付王可洪租赁费，没有区分九洲公司实际占用期间，计算有误，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934号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934号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租赁费410000元（以41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9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总额不超过410000元）；四、驳回被上诉人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990元，由被上诉人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负担10995元，被上诉人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9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990元，由上诉人张新美负担10995元，被上诉人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负担109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海永审判员  方月伦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连民书记员路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