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男，汉族，生于1996年4月21日，住址：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特别授权）、尤运（实习），系贵州卓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女，汉族，生于1995年1月29日，住址：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男，汉族，生于1957年4月2日，住址：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某，女，汉族，生于1970年9月25日，住址：黔西县。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侯某、曾某、汪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2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某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黔0522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二、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返还婚约财产部分83000元人民币；三、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一）彩礼系指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各自的父母为自己的子女以结婚为目的，按照习俗在婚约期间或者结婚时向对方给付的贵重礼物及礼金。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侯某经人介绍认识后，在短暂的时间内达成婚约，于2019年3月26日（农历2019年2月20日）按照农村风俗到被上诉人侯某家提亲，并于当日将彩礼48000元人民币交至被上诉人。黔西县锦星镇白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中双方均已认可，故应认定为三被上诉人收到了原告支付的48000元礼金。（二）关于上诉人于2019年4月18日及××××年××月××日向被上诉人侯某微信转账支付的35000元人民币，由于上诉人与上诉人侯某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及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婚约财产，不应认定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理由如下：若没有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这一层面的关系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侯某非亲非顾，且相识时间较短，上诉人是不可能基于任何情况下支付该笔款项35000元给予被上诉人侯某的，正因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侯某会与其办理结婚登记及共同生活，才会支付该笔款项，否则，原告的支付35000元给予被上诉人侯某是没有任何条件和法律依据的，故此，微信转账的35000元人民币应认定为婚约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三）双方订婚后虽一路出发至贵阳市务工，但实实际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侯某并未共同生活在一起，各自务工的场所不一致，各自租赁房屋居住（有上诉人一起上班的室友可证实），一审判决书不应据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侯某存在共同居住的事实，上诉人并未与其共同生活，属认定事实不清，据此作出认定双方共同生活的事实，明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另，双方不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导致未能继续办理完毕结婚登记手续的，而是被上诉人侯某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婚”游戏，其用意在于通过索取上诉人的礼金来偿还其个人债务（包括网贷、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已严重逾期），债台高筑的被上诉人侯某，不得不以此方式为噱头来索取礼金。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再结合被上诉人侯某所述，上诉人定婚当日给付的48000元及2019年4月18日、19日微信转账的35000元礼金，系被上诉人侯某索取而得，都用于归还被上诉人侯某的个人债务，目的已达到，被上诉人侯某自然离开。已经严重造成上诉人的生活困难、负债，礼金款项系上诉人向银行贷款而得。上诉人在订婚前为被上诉人购买手机所支付的2800元、见面礼金1200元及于2019年5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向被上诉人侯某转账的700元，一审判决书认定为赠与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被上诉人侯某、曾某、汪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被答辩人周某在一审中自认订婚礼金为48000元，而经锦星镇白泥社区组织调解未达成一致协议的《调解协议》书中仅仅是把被答辩人家去答辩人家提亲所开支的所有开销进行了合计，《调解协议》载明被答辩人家去答辩人家提亲所开支的所有开销的金额为87000元，而且答辩人侯某并未在场签字确认该协议的内容，即便如其所述，涉案礼金客观上确实是48000元，其余给答辩人用于购买手机、见面礼打发礼金等费用被答辫人在上诉状中亦自认系赠与关系，依法不予返还。关于被答辩人通过微信转账给答辩人的35000元，并非是被答辩人在提亲之日给付答辩人家的婚约彩礼，而是被答人与答辩人订婚后一起外出打工的过程自愿转给答辩人用于偿还其他债务的行为，被答辩人在一审中也子承认。为此，该35000元不属于婚约彩礼，而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是否同居生活的问题，众所周知，根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所在地的农村风俗习惯，男女双方已经订婚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双方一起邀约外出务工，就必然存在同居生活的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被告返还彩礼金等费用共计87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某与被告侯某经人介绍认识，交往过程中，原告为被告侯某购买了手机及见面礼分别支付2800元和1200元。2019年2月20日，原告按农村习俗到被告侯某、汪某、曾某住所举行订婚仪式（农俗称“打响”），送去彩礼礼金48000元。订婚次日，原告周某与被告侯某一起到贵阳市打工。期间，原告周某于2019年4月18日、××××年××月××日、2019年5月28日通过微信方式分别向被告侯某转款20000元、15000元、700元，共计35700元，其中35000元被告侯某用于偿还所欠债务，700元为日常消费。原告周某与被告侯某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原告周某以未登记结婚应当返还彩礼礼金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三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的订婚礼金。2、如何确认应当返还的礼金数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调整。关于三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的订婚礼金的问题，彩礼是男女双方之间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由男方支付给女方的礼金。原告周某与被告侯某虽按农村习俗订婚，但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原告请求被告侯某返还彩礼礼金的诉讼请求，符合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方依法应返还原告的订婚礼金。关于如何确认应当返还的礼金数额的问题，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应当确认涉案婚约彩礼礼金为48000元。原告在订婚前为被告侯某购买手机所支付的2800元、见面礼金1200元及于2019年5月28日通过微信向被告侯某转账的700元应当视为赠与关系。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及××××年××月××日向被告侯某微信转账的20000元及15000元系原告自愿支付行为，不能认定为订婚礼金，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双方订婚后一起到贵阳市打工，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和本案客观实际，应认定原告周某与被告侯某存在居住生活的事实，同时，导致双方未能实现缔结婚姻的原因系双方性格不合，为此，双方均存在一定过错。根据××××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五十条：“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侯某返还原告彩礼礼金48000元的百分之六十即28800（48000×60%）元为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侯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周某婚约彩礼礼金28800元；二、驳回原告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周某负担15，由被告侯某负担15元。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了贷款凭证，拟证明上诉人支付彩礼的钱来自上诉人的父亲周训发的贷款；光盘一份（视频资料），拟证明侯某没有出去打工，是在外面和别人在一起了，而且还生了小孩。经审查，以上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新的待证法律要件事实，不作新证据认定。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一审出示的《调解协议》认定不当，该协议系在本案锦星镇白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有相关在场人及参加调解人签字确认，客观真实合法，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当事人汪某、曾某亦在女方及家属处签字确认，侯某未签字仅表明不受该协议的约束，并不当然否定该协议对于相关事实及相关义务人的效力。二审查明，2019年11月3日，双方婚约纠纷经锦星镇白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各自家属代表参加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约定“……在男女双方及家属在本次调解中共同认可的现金人民币大写捌万柒千柒佰元整（87700元），到女方家属或男方家属等联系上侯某本人后，女方家必须一次性退还给甲方家的彩礼及用于侯某身份上的现金（即本次调解中男女双方一致认可的现金人民币大写捌万柒千柒佰元整（87700元）。……”，汪某、曾某等在女方及家属签字处签名。协议约定退还的87700元包含了定亲彩礼48000元及上诉人在订婚后分两次通过微信转给侯某的35000元。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仅判决侯某个人返还周某婚约彩礼礼金28800元是否适当；2.一审对上诉人在订婚后通过微信转给侯某的35000元未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是否适当。关于焦点1，经查，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将定亲仪式上的彩礼48000元及在订婚后通过微信转账的35000元均作为婚约彩礼请求返还，但是由于之后支付的35000元是上诉人在订婚后转给侯某偿还个人债务，因此，虽不排除上诉人通过此种方式维系、培养双方感情的可能，但从该款项支付的时间节点及用途看，其特征已超出了一般观念上对彩礼的认识，一审未作为彩礼认定，未将其纳入彩礼返还数额中进行考虑并无不当。一审以婚约彩礼48000元为基础，综合考虑双方同居情况，酌定返还28800元亦无不当。上诉人虽称双方并未同居，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从上诉人在订婚后邀约侯某共同外出务工的情况，酌情认定双方具有同居事实符合证据优势原则，因此，对上诉人所称一审对该事实认定不当的主张不予支持。但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侯某、汪某、曾某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请求应予支持。理由在于，汪某、曾某在与上诉人家达成的协议中约定，“女方家必须一次性退还给甲方家的彩礼及用于侯某身份上的现金（即本次调解中男女双方一致认可的现金人民币大写捌万柒千柒佰元整（87700元）”，表明二人已经作出了愿意与侯某共同偿还的意思表示。侯某未在该协议上签名，可以不受该协议的约束，但不能完全排除协议对汪某、曾某的约束力。与此同时，由于婚约具有人身属性，侯某系婚约关系中的主要当事人，在侯某未签名的情况下，汪某、曾某的共同偿还责任应合理理解为，对侯某应返还的部分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返还金额恰当，但仅判决侯某个人返还不当，应予纠正。对上诉人主张返还彩礼83000元的请求不予全部支持。关于焦点2，由于上诉人系以婚约彩礼为由主张返还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35000元，但经审理查明该款项并非彩礼，对该款项的返还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一审未在本案中处理，而告知另案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第五十二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规定之精神，并无不当。同时，本案也不应就该支付行为进行定性，故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该款项支付行属于“自愿支付”的裁判理由不予确认。综上所述，周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2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侯某、汪某、曾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返还上诉人周某婚约彩礼礼金28800元；三、驳回上诉人周某的其他上诉人请求及原审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原审被告侯某、汪某、曾某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0元，由上诉人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袁利萍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二〇年十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 跃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