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27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少河镇老牛湾村民委员会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74742454B。法定代表人：兰建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承君，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地址鹿邑县鸣鹿办事处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869595460（1-1）。负责人：王永杰，该公司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承君，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原审被告）：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址鹿邑县紫气大道西段路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8735531144N（3-3）。法定代表人：孙培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河南仙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洪民，男，汉族，生于1963年8月10日，住鹿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守运，河南鸣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洪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8民初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承君，上诉人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被上诉人吕洪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守运、褚凡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确认二上诉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749,489.20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并依法改判、变更（2020）豫1628民初23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吕洪民不是实际施工人，原审判决主体错误。2010年7月8日、2010年10月17日分别与被上诉人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泰公司）签订“华展国际酒店会议中心”及“华展小区21#A”建设工程合同，三泰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委托刘小洪实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人（三泰公司）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将工程分包或转包。本案被上诉人吕洪民在施工过程中的参与是被上诉人三泰公司及刘小洪的委托行为。2013年11月3日由被上诉人三泰公司委托被上诉人吕洪民的委托书及2013年6月26日刘小洪的委托书。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吕洪民是三泰公司及刘小洪的委托实施的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吕洪民不是建设施工合同的相对人，即不是合同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应具备与承包方（三泰公司）签订的分包、转包协议，其才能享有实际索求的权利。在被上诉人吕洪民没有与三泰公司签订分包、转包合同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即被上诉人吕洪民不能诉求上诉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审法院突破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原则性规定，作出错误主体的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三泰公司将承包的涉案建设工程转包给刘小洪、吕洪民没有证据支持。为此，被上诉人吕洪民不是涉案建设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虽然吕洪民对部分工程款进行结算，吕洪民是三泰公司及刘小洪的委代理事项，并非是自有取得权。该案被上诉人吕洪民没有诉权，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涉案建筑施工合同是刘小洪受三泰公司并以三泰公司委托所签。根据“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合同无效。根据“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所谓的承包方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是指的合同当事人，即建筑企业，而非受委托人。《建筑法》禁止违法分包和转包，而非是被上诉人吕洪民借用三泰公司资质。在被上诉人吕洪民与三泰公司没有分包、转包合同关系（书面），本案裁判就不能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分包人、转包人不能故意扩大和突破。为此，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人民法院强制扣划的357,665元，应为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三泰公司的工程款，而不应简单理解为“刘小洪的工程款”。刘小洪为了对涉案工程的筹建，以民间借贷方式借刘国防的款项，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刘国防诉刘小洪民间借贷纠纷，人民法院支持刘国防的诉求，在执行过程中鹿邑县人民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豫1628执115号执行裁定书，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扣划执行款（用商品房抵扣）。首先，刘小洪是受被上诉人三泰公司委托才参与到案涉工程当中，因此有关人民法院关于刘小洪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书上诉人给予认可，亦即是对被上诉人三泰公司存在工程款可供法院执行的认可。其次，刘小洪因委托参与案涉工程的行为，是被上诉人三泰公司的代理行为，所划扣的款项应是“三泰公司的工程款”而不是“刘小洪的工程款”，2016年鹿邑县人民法院强制在上诉人的商品房抵扣357,665元工程款有欠妥之处，刘小洪不是上诉人的工程施工合同相对人，其与他人民间借贷纠纷不应直接执行到上诉人。上诉人只是鉴于被上诉人三泰公司没有对执行其工程款提出执行异议，上诉人也就无法提出异议，任由法院执行。现被上诉人吕洪民认为，2012年6月23日刘小洪的说明，证明刘小洪退出合伙。抗辩2012年6月23日后的工程款与刘小洪没有关系。上诉人认为，刘小洪、被上诉人吕洪民之间无论发生何种变化，都不能改变被上诉人三泰公司才是上诉人的工程施工合同相对人的事实，刘小洪无权向上诉人主张工程款，被上诉人吕洪民同样没有权利向上诉人主张工程款。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任何人及任何单位无法抗拒的，被上诉人吕洪民认为人民法院扣划的工程款属其所有，这是错误认识。人民法院划扣的工程款只能是被上诉人三泰公司的工程款。而刘小洪、被上诉人吕洪民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都应受被上诉人三泰公司的支配，即其二人不应单独向上诉人追索工程款。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扣划的工程款，应为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应从上诉人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扣减，请求二审法院改判。（2）原审认定的2011年8月24日（张华超）的100,000元，2011年9月19日（刘伟）的500,000元，2013年4月16日（刘晓洪）的110,000元，应为上诉人已付工程款。上述三笔款均由建设工程合同相对人三泰公司出具的合法收款收据，上诉人见到三泰公司的收款收据即付工程款是合法的，至于三泰公司让谁持有收据领取工程款，上诉人不能干涉。上诉人只有审查核对三泰公司收据及财务章的真实性即可。被上诉人吕洪民是否与刘小洪合伙，但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均为刘小洪履行，被上诉人吕洪民的参与行为是什么身份，只能是吕洪民和刘小洪之间的事务。在卷证据显示2013年11月3日被上诉人三泰公司才给被上诉人吕洪民下发委托书及2013年6月26日刘小洪委托吕洪民的委托书，但上述三笔工程款，上诉人向三泰公司支付时被上诉人吕洪民并不是三泰公司的受委托人，也不是刘小洪的受委托人，被上诉人吕洪民不享有对上述三笔工程款合计710,000元权利，也不享有排除权。上诉人向三泰公司已实际支付，证据充分。综上：被上诉人吕洪民诉讼主体错误，其不是实际施工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鹿邑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扣划上诉人应付三泰公司工程款，上诉人无法抗拒。上诉人被动支付给案外人刘国防的执行款是代为支付。原审法院否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法性，没有法律依据。关于三泰公司开具的三张收据票款合计710,000元，上诉人依据持票人的请求支付工程款，该支付行为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没有权利排除建设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三泰公司票据的真实性及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真实性。上诉人支付三笔付款时间在三泰公司于2013年11月3日委托被上诉人吕洪民之前。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原审错误判决，并确认上诉人在欠付工程款749,489.20元范围内承担责任。特提出上诉。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豫1628民初23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吕洪民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吕洪民不是实际施工人,原审判决主体错误且适用法律、司法解释错误。1、上诉人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由三泰公司及刘小洪作为项目负责人具体实施。2013年11月3日上诉人三泰公司才向吕洪民出具了委托书。本案吕洪民在施工过程中的参与是三泰公司及刘小洪的受托行为。吕洪民是三泰公司及刘小洪的委托实施的职务行为,吕洪民不是建设施工合同的相对人,即不是合同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应具备与承包方（三泰公司）签订的分包、转包协议,其才能享有实际请求的权利。在吕洪民没有与上诉人三泰公司签订分包、转包合同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即吕洪民不能诉求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原审法院突破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原则性规定,作出错误主体的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三泰公司将承包的涉案建设工程转包给吕洪民没有证据支持。据此,吕洪民不是涉案建设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对工程款不享有权利。该案吕洪民不具有诉权,原审认定事实错误。2、涉案建筑施工合同是以三泰公司名义所签,而并非是吕洪民所签。吕洪民与三泰公司之间没有分包、转包合同关系(书面)，本案裁判就不能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分包人、转包人不能故意扩大和突破。为此，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二、原审认定吕洪民与刘小洪存在合伙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在2020年4月23日开庭时，吕洪民向法庭提交了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和刘小洪说明一份。这两份“证据”自本案2017年形成诉讼以来,均未向法庭出示过。明显不具有真实性,更加不符合常理。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吕洪民与刘小洪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并不知情。三、在卷证据中所显示的是2013年11月3日三泰公司才向吕洪民出具委托书,而原审认定的2011年8月24日(张华超)的100,000元,2011年9月19日(刘伟)的500,000元,2013年4月16日(刘晓洪)的110,000元,这三笔款项均发生在吕洪民受托之前。吕洪民即不享有对上述三笔工程款710,000元的权利,也不享有排除权。综上,吕洪民不是实际施工人,诉讼主体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特具状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三上诉人的上诉，吕洪民辩称，一、关于答辩人的主体资格问题，被答辩人在上诉时均提出吕洪民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对此，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没有尊重本案事实。在原审中被答辩人三泰公司一直主张吕洪民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华展公司支付工程款。现对主体提出上诉明显与其之前的陈述相矛盾。事实上，答辩人吕洪民与案外人刘小洪共同合伙承揽了华展公司的涉案工程，并按照华展公司的要求，借用三泰公司的资质，以三泰公司的名义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吕洪民和刘小洪都能够从华展公司领取工程款项。后刘小洪退伙，约定涉案建设工程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吕洪民继受。为完善手续，三泰公司与吕洪民签订了“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为吕洪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华展公司也只能与吕洪民针对该工程进行验收及竣工结算。说明各方被答辩人均认为吕洪民是工程实际施工人。依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吕洪民有权对发包人和分包人主张权利。所以，吕洪民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关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张华超、”“刘伟、”“刘晓洪”三笔款项应否折抵工程款的问题，被答辩人以该三笔款项均在三泰公司委托吕洪民之前发生，吕洪民不享有排除权。对此，答辩人认为，从被答辩人对此争议的抗辩理由可以看出，被答辩人实际上从心里还是认可吕洪民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要不也不存在吕洪民是否享有对工程款支付的排除权问题了。这一点与其上一个上诉理由明显矛盾。对于吕洪民与刘小洪的合伙关系，已在原审查明，并有证据支持。吕洪民自始就对涉案工程款拥有权利。这一事实从华展公司举证的工程款支付凭证中有多笔是吕洪民签收能够证实，要不华展公司不会让吕洪民领取工程款。三泰公司也不会在吕洪民收取工程款的收据上盖章确认。所以无论是在三泰公司给吕洪民出具委托书之前，还是之后，所有的工程款支付都与吕洪民有利害关系。所以，吕洪民有权对涉案工程款的支付提出意见。就本案而言，上述三笔款项的领款人不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也不是材料供应者，不是勘查设计者，应当与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其领取华展公司的款项不应当折抵答辩人的工程款。从华展公司的上诉理由也能看出，其并不能确认该三笔款项与工程有关。所以，被答辩人不能证明该款与本案工程款存在关联，不能证实该三笔收据所显示的款项与答辩人有关，不能折抵答辩人的工程款。三、关于协助法院执行刘小洪欠款的问题，2016年4月10日，法院要求华展公司协助划扣被执行人刘小洪的工程款。因该案债务系刘小洪个人向刘国防的民间借贷，与涉案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况且在2016年4月法院要求协助执行时，此时涉案工程已全部由吕洪民一人投资施工，并由吕洪民与华展公司验收决算。刘小洪早已不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其与该工程没有任何关联，华展公司无权将属于吕洪民的工程款偿还刘小洪的债务，所以，被答辩人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公正，应当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上诉请求应当驳回。针对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的上诉，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原审认定2011年8月24日的10万、2011年9月19日刘伟的50万,还有2013年4月16日刘晓洪的11万,三笔款在一审中已经认定为是这三个个人签字领取的款项,而并非支付到三泰公司。其他同上诉意见。针对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第一点意见,关于本案的主体资格问题,2010年7月8日和2010年10月17日签订的两份建筑施工合同,合同签订人均是刘小洪。在一审期间,原告提供了刘小洪、吕洪民之间签订的合伙承包工程协议书和刘小洪说明两份以及个人委托书一份。人民法院为了查明的主体资格,结合原审原告吕洪民提供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本案应当依法追加刘小洪为本案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如果是将涉案工程的签订人刘小洪排除本案诉讼之外,那么本案具有判决结果,会侵害本案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第二点关于鹿邑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权人刘国防到款项涉案款项是由人民法院强制答辩人向案外人刘国防支付的,而原审判决结果侵害了案外人刘国防的合法权益,本案应当追加案外人刘国防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参加诉讼的目的是让案外人说明鹿邑县人民法院执行原建筑合同当事人刘晓洪款项是否存在合法性,本案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是否侵害案外人刘国防的合法权益,如果不追加,判决将会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点意见,关于71万元的三笔款项,我们认为我们在付款时是见到三泰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款收据向持票人进行付款,付款时间均发生在三泰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委托被上诉人吕洪民之前,被上诉人吕洪民在接到委托之前是否在三泰公司对涉案工程款享有权利。那么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刘晓洪的说明。目前本院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刘小洪说明不能说明真实性,刘小洪没有到庭。综合以上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捋本案发回鹿邑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吕洪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2,415,573元及违约利息586,984.24元(利息计算至2017年8月10日,以后利息另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8日,原审被告北京华展与原审被告三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审被告北京华展将位于鹿邑县涡河南岸建设工程“华展国际酒店及会议中心”发包给原审被告三泰公司,工程合同价款约23,000,000元。原审被告三泰公司另承建华展“高档住宅小区21#A楼”建设工程。2010年10月17日,原审原告吕洪民与案外人刘小洪签订“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合伙承包建设华展国际酒店及会议中心及高档住宅小区21#A楼建设工程,同意由刘小洪以挂靠公司三泰公司名义与工程发包方北京华展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上述涉案项目工程”。协议另对合伙期限、出资、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及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2年6月23日,刘小洪作出说明一份,其退出与原审原告吕洪民的合伙,此后就涉案工程项目其不再主张权利,由吕洪民继续投资建设并与发包方结算,与原审被告三泰公司的挂靠关系由吕洪民负责。2013年11月3日,就涉案“华展国际酒店及会议中心”及“高档住宅小区21#A楼”建设工程,原审原告吕洪民依上述工程项目责任人名义,与原审被告三泰公司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约定主要内容为:“第三条:承包形式,1、该项目由责任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全额经济承包、确保利润上交。2、因质量、工期、安全、农民工工资、材料费用等各种违章造成的罚款均由责任人承担”。同日,原审被告三泰公司出具委托书,根据吕洪民对三泰公司承诺,经刘小洪授权,三泰公司同意吕洪民接替涉案施工项目负责人,对涉案工程合同、质量、进度、工程款等工程有关事宜负责。2015年7月31日,原审被告北京华展与原审被告三泰公司签订华展国际酒店、会议中心工程结算书,该工程结算价款合计19,414,329元,双方在该结算书上签章,吕洪民以施工单位委托代理人名义在该结算书上签名。2016年2月2日,原审被告北京华展与原审被告三泰公司签订华展国际经典小区21#A楼工程结算书,该工程计算价款数额为5,076,079元,双方在该结算书上签章,吕洪民以施工单位经办人名义在该结算书上签名。另查明,华展国际酒店、会议中心工程价款已支付刘小洪、原告吕洪民16,680,565元,21#A楼工程价款已支付4,560,000元,代扣代缴建筑税款共计1,432,688.8元。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与被告原审被告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就涉案工程已经结清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华展将涉案建设工程发包给三泰公司,北京华展系涉案工程发包人,三泰公司系工程承包人。三泰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吕洪民及案外人刘小洪。后刘小洪在合伙期间退出合伙,吕洪民继受了刘小洪与涉案工程的所有权利义务。退伙后吕洪民与三泰公司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吕洪民非三泰公司职工,该责任书“承包形式”等约定内容表明,该责任书性质实为转包合同,三泰公司与吕洪民之间系工程转包关系。吕洪民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该转包合同无效。吕洪民系涉案施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关于吕洪民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吕洪民与案外人刘小洪在先以合伙形式转包涉案工程,后刘小洪退伙,约定吕洪民继受涉案建设施工工程的全部权利义务,就此吕洪民与三泰公司签订了“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三泰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出具了委托书。至此,吕洪民为涉案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三泰公司将涉案工程另行转包施工行为无效,但涉案施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进行竣工结算,各方对工程结算价款数额达成一致意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本案吕洪民有权要求参照结算书载明的计算金额主张工程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本案承包人三泰公司应在涉案工程结算价款扣除已支付施工价款及代扣税款后,将下余工程款支付给实际施工人吕洪民。北京华展作为发包人应在欠付建设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北京华展鹿邑分公司作为北京华展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同北京华展共同参与了工程发包,其应以其财产就涉案工程欠款同北京华展总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关于欠付工程款的数额问题。依据原审被告提供的工程款支付票据及吕洪民与案外人刘小洪曾合伙转包的事实。在吕洪民与原审被告三泰公司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之前,案外人刘小洪接收的工程款应予在涉案工程款中予以扣除。2016年4月10日法院扣划的被执行人刘小洪在北京华展的建筑工程款,因该案所负债务为被执行人刘小洪个人债务,在该案款扣划时刘小洪早已不是涉案施工工程的施工人,其已与涉案施工工程没有任何关联,无法确认涉案扣划款项与本案建设工程款存在关联。故被告抗辩该扣划款项应从工程款中扣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提供的2014年5月20日支付刘记超的2,080元、2014年7月7日支付王洪彬的96,950元、2014年10月20日支付王洪彬的8,200元、2013年9月17日支付徐汝林的10,825元、2014年1月19日支付徐汝林的20,000元、2014年3月29日支付北京升华电梯有限公司的11,085元、2014年7月10日支付刘福的800元、2015年9月8日支付徐汝林的24,000元,因不是实际施工人签字,不能证明上述款项支付的是涉案工程款项。2011年8月24日签名为“张华超”的100,000元收据、2011年9月19日签名为“刘伟”的500,000元收据及2013年4月16日签名“刘晓洪”的110,000元收据,因无证据证明上述收据落款签字人刘伟、“刘晓洪”、张华超与本案实际施工人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述收据所涉款项支付给了实际施工人。本院对上述款项不予认定。二被告已实际支付刘小洪、原告吕洪民工程款21,240,565元,应支付代扣税款共计1,432,688.8元,总工程款为24,490,408元,欠付原审原告工程款数额为1,817,154.2元。关于原审原告主张的建设工程款利息。因涉案欠付建设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各方没有约定,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7)豫1658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审原告吕洪民建设工程款1,817,154.2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2月2日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三、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就前项款项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四、驳回原审原告吕洪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29.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承担5,252.6元,被告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承担27,576.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吕洪民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吕洪民与刘小洪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3.一审认定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欠付工程款数额是否正确。针对上述焦点评析如下：关于焦点一、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吕洪民签订的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吕洪民代表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结算书及吕洪民签字的相关收据借据能够证实吕洪民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有权就其施工的工程主张工程价款。关于焦点二、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审提交的工程款支付凭证中部分凭证显示吕洪民与刘小洪共同借支，结合吕洪民提供的证据、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陈述及刘小洪、吕洪民实际参与施工的事实。一审认定吕洪民与刘小洪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2016年4月10日法院扣划的被执行人刘小洪在北京华展的建筑工程款,因该案所负债务为被执行人刘小洪个人欠刘国防债务,在该案款扣划时刘小洪已不是涉案施工工程的施工人,且吕洪民已与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涉案工程进行了结算，故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上述扣划款项应从案涉工程款中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2011年8月24日签名为“张华超”的100,000元收据、2011年9月19日签名为“刘伟”的500,000元收据及2013年4月16日签名“刘晓洪”的110,000元收据,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吕洪民均予以否认，且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证据证明上述收据落款签字人刘伟、“刘晓洪”、张华超与本案实际施工人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述收据所涉款项支付给了实际施工人。故一审认定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付吕洪民工程款数额为1,817,154.2元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63元，由上诉人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4,409元、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负担21,1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述涛审判员  王红飞审判员  杜文杰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申亮亮书记员李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