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4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爱菊，女，196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鹤，吉林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红祥，吉林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莉，女，197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毅岩，吉林毅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长乐社区。法定代表人：任志扬，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志扬，男，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莉莉，女，197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进，男，女197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丽，女，1975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印大道698号法定代表人：任志扬，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马丽、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莉廷，吉林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爱菊因与被上诉人李莉、任志扬、朱莉莉、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业公司）、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公司）、周进、马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爱菊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莉对杨爱菊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李莉、任志扬、朱莉莉、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周进、马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一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一审庭审中农业公司、任志扬、朱莉莉、周进均未到庭，借贷双方发生了多笔借贷，账目较复杂，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李莉出借资金来源，没有详细核对多方账目，没有查明李莉是否涉及多笔借贷、套路贷。杨爱菊了解在江苏省南京市有多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农业公司、酒业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等情况。在本案借贷中，马丽作为酒业公司、农业公司高管，经其账户流转了多笔资金，一审却没有认定马丽的连带还款责任，此事实不排除虚假诉讼的情况。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判决书第4页中认定杨爱菊按照李莉与农业公司《借款合同》的约定向李莉偿还利息，汇款合计30.8万元，这是完全错误的认定。杨爱菊与李莉之间存在本案之外的借贷关系，该30.8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中杨爱菊只是中间人，没有还款义务，也没有任何协议约定杨爱菊应当偿还本息。2.杨爱菊并不是担保人。一审所列证据《担保函》中仅标题与落款处有担保字样，整个函件全文都没有阐述担保之意的表述，只是阐明了杨爱菊是中间人的事实。本案关于认定任志扬、周进、朱莉莉担保责任的证据中均有“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字样，两相对比之下，可见杨爱菊签署的《担保函》并无自愿承担担保的意思表示。该担保函是在主债务人不知的情况下，在李莉的诱骗下出具的，杨爱菊从未表达出担保的意思。当时这份保函是由李莉将内容都打印好，并将印泥都准备好，让杨爱菊签订的，且针对签订该份担保函双方有录音资料予以证明，该份资料中说的很清楚，是为了证明李莉出借的款项是通过杨爱菊账户转出的，且在录音中李莉让杨爱菊把日期写成2018年的4月28日，因为本案实际借款合同日期是2018年4月27日。该份担保函仅证明是通过杨爱菊账户进行转款，这也是该份担保函显示的主旨内容，如果李莉想要以此担保函证明所谓的担保事实该份担保函是应当被撤销的，因为实际日期与出借的日期并不一致，如果认定李莉签订的担保函有效，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具体到本案中，根据李莉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中借款期限2018年4月，还款的期限为6个月，那么杨爱菊要承担的担保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也超过的规定时间，且本案原审立案时间为2019年6月5日。在杨爱菊签订《担保函》后，农业公司与李莉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变更了债务金额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增加了上诉人的负担，协议中又对李莉为索取因涉案金额所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进行了约定，又让朱莉莉、任志扬等人提供了担保，其也视为对原协议的变更，且没有通知杨爱菊，杨爱菊的担保责任因此而免除。3.由于一审庭审中农业公司、任志扬、朱莉莉、周进均未到庭的情况下，对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未进行对账，特别是此笔借款实际情况是是3分以上的利，高于法定利率的部分应抵扣本金，未查清实际利率及最终本金金额的情况下，便依据原审原告的诉请进行了判决，是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杨爱菊已经将李莉借给其他被上诉人的所有款项全部转给债务人，原审法院对此也是认定的，所以李莉要求杨爱菊对本案涉案金额承担担保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请求法院对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进行改判。李莉辩称，应依法驳回杨爱菊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时农业公司等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2.关于虚假诉讼。杨爱菊称李莉为虚假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李莉并没有与对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杨爱菊称农业公司、酒业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等行为，而杨爱菊恰恰欺骗李莉将钱借贷给两公司，杨爱菊在农业公司专门负责为其公司融资，从中获得好处，而李莉恰恰是受害一方。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杨爱菊曾汇款给李莉30.8万元，杨爱菊称是错误认定，因为其与李莉之间存在本案之外的借贷关系，该30.8万元与本案无关，事实是李莉与杨爱菊确实有一笔32万元借款，经南关区法院和长春中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杨爱菊的诉请。本案中杨爱菊自愿在担保函上签字，不可否认当时杨爱菊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尤其是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管、投资总监，对担保函的法律意义及在担保函上签字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应当有非同常人的认知，所以可以认为此担保函为杨爱菊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承担担保人的法律责任，依据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申604号裁判要旨，另外杨爱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李莉每借款一笔钱给农业公司或酒业公司，杨爱菊都可以得到高额的提成，并且是多层次的，例如李莉借120万元，杨爱菊获得189，300元，拿出3万元继续在农业公司获月息6000，农业公司一次性支付36,000元，依次李莉每笔借款合同都有杨爱菊提成款，共计提成84万左右。如果李莉不再借款给农业、酒业公司，杨爱菊就无处谋取不当利益，所以杨爱菊的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莉与任志扬、朱莉莉签订补充协议并未变更主合同，也没有增加担保人杨爱菊的责任，只是确认了一下350万元的借款，已经偿还了50万。剩余300万，并增加了朱莉莉以不动产作为担保，所以依据担保法的规定，此协议约定并未变更主合同，所以杨爱菊应当对该300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担保期限依据法律期限按照清偿原则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杨爱菊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撤销权行使的问题也已经过了除斥期。马丽、酒业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爱菊与李莉之间的担保关系，马丽与酒业公司均不知情，关于担保函签订的事实和背景均不清楚。任志扬、朱莉莉、农业公司、周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业公司、酒业公司给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2．农业公司、酒业公司承担因追偿借款所发生的交通、食、宿费合计28530元和律师代理费21万元；3．杨爱菊、任志扬、朱莉莉、周进、马丽对农业公司、酒业公司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农业公司、酒业公司、杨爱菊、任志扬、朱莉莉、周进、马丽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农业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5日，原法定代表人为周进，2018年7月1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任志扬。酒业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9日，原法定代表人为马丽，2018年11月14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任志扬。马丽既不是农业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酒业公司的股东。农业公司因经营需要，通过其职员杨爱菊介绍向李莉借款，李莉同意出借借款。李莉与农业公司先后12次签订《借款合同》，分别为：第1次2017年11月7日，借款20万元；第2次2017年11月11日，借款40万元；第3次2017年12月16日，借款120万元；第4次2018年1月20日，借款30万元；第5次2018年4月27日，借款50万元；第6次2018年5月7日，借款20万元（为2017年11月7日的借款20万元到期后，应还款20万元，续借20万元）；第7次2018年5月11日，借款40万元（为2017年11月11日的借款40万元到期后，应还款40万元，续借40万元）；第8次2018年5月21日，借款40万元；第9次2018年6月1日，借款10万元；第10次2018年6月16日，借款90万元（为2017年12月16日的借款120万元到期后，应还款120万元，实际还款30万元，续借90万元）；第11次2018年7月17日，借款70万元；第12次2018年7月20日，借款30万元（为2018年1月20日的借款30万元到期后，应还款30万元，续借30万元）。每次借款期限均自实际出借借款时间起6个月，借款利息均按照月利率3％计算。以上，李莉实际出借借款合计350万元，均由李莉向杨爱菊个人银行账户汇款，杨爱菊在收到李莉汇款后，再转款至周进、任志扬个人银行账户。至2018年8月，周进、杨爱菊一直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按照李莉与农业公司《借款合同》的约定，陆续向李莉银行账户汇款支付借款利息，其中周进汇款合计541,880元、杨爱菊汇款合计30.8万元。2018年9月17日，因李莉向农业公司催要2018年9月份的借款利息，任志扬以农业公司董事长名义向李莉出具《还款计划》，内容为：“今欠李莉350万元整，还款计划如下：一、2018年10月30日前，还款50万元；二、2018年11月30日前，还款100万元；三、2018年12月30日前，还款100万元；四、2019年1月30日前，还款100万元。同时，按原合同支付利息。如违约，可采取法律手段。”2018年9月18日，周进向李莉银行账户汇款支付借款利息19880元，马丽向李莉银行账户汇款支付借款利息30120元。2018年9月30日，马丽向李莉银行账户汇款支付借款利息3万元。2018年12月3日，任志扬向李莉银行账户汇款支付借款本金25万元、利息20万元。2018年12月9日，马丽向李莉银行账户汇款支付借款本金25万元。2018年11月8日，杨爱菊以担保人名义向李莉出具《担保函》，内容为：“出借方李莉已经将借款金额350万元整转款给担保人杨爱菊建设银行账号：×××．担保人杨爱菊已经将借款金额350万元整转款给农业公司、酒业公司。”（该《担保函》上所写的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2018年12月25日，农业公司向马丽银行账户两次汇款合计20万元。2019年1月6日，任志扬以保证人名义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农业公司、酒业公司、江苏紫金山通讯有限公司尚欠李莉和合伙人300万元整及利息未付。保证人任志扬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9年3月22日，农业公司（甲方）与李莉（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1．农业公司通过杨爱菊在李莉处借款350万元，已偿还50万元，尚欠300万元及利息未还；2．甲方不能主动偿还，承担李莉为追偿借款发生的交通食宿费及律师等费用。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双方住所地法院均有管辖权；3．担保人对甲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以朱莉莉名下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浦东村14幢501室房产担保。”农业公司、李莉分别在协议上盖章、签名，朱莉莉、任志扬以担保人名义签名。李莉因向农业公司催讨借款，多次往返长春市与南京市之间，累计发生交通、食、宿费合计28,530元。李莉因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2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李莉与农业公司达成的借款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自成立时起生效。李莉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出借借款义务，农业公司违反约定拒不归还借款，侵犯了李莉的合法权益。李莉要求农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和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以及催讨借款所发生的合理交通食宿费、律师代理费，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保护。其中，交通食宿费酌定保护1万元，律师代理费21万元符合相关收费标准，予以保护。关于杨爱菊、酒业公司、马丽、任志扬、朱莉莉、周进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1．杨爱菊虽然对李莉所举证的《担保函》（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提出异议，辩解其出具《担保函》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是杨爱菊作为农业公司职员和李莉向农业公司出借借款的介绍人，其应当知晓农业公司拖欠李莉借款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杨爱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在《担保函》上签字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杨爱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因双方并未约定保证方式，故杨爱菊依法应当对借款300万元及利息与农业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酒业公司在李莉与农业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借款70万元）和2018年7月20日（借款30万元）两份《借款合同》上多处加盖公章，应当认定酒业公司为两次借款合计100万元的共同借款人。因此，酒业公司应当对两次借款合计100万元及利息与农业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任志扬自2018年7月13日起，担任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11月14日起，担任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6日，任志扬作为农业公司、酒业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以保证人名义出具《担保书》，确认农业公司、酒业公司尚欠李莉借款300万元整及利息未付，并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且在任志扬担任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农业公司向李莉的借款，部分款项由李莉通过杨爱菊汇入任志扬个人银行账户。任志扬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因任志扬的个人财产与农业公司财产混同，故不能排除任志扬个人使用李莉出借款项的可能。因此，任志扬与酒业公司应当对借款300万元及利息与农业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周进在担任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7月12日），农业公司曾经10次向李莉借款，所借款项均由李莉通过杨爱菊汇入周进个人银行账户。周进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因周进的个人财产与农业公司财产混同，故不能排除周进个人使用李莉出借款项的可能。因此，周进应当对借款300万元及利息与农业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朱莉莉在2019年3月22日，李莉与农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自愿作为农业公司借款300万元的担保人，因此，朱莉莉应当对借款3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6．马丽于2018年9月18日、9月30日、12月9日，三次向李莉银行账户转款合计310120元。庭审中，马丽已经举证证明向李莉汇款的原因，是农业公司向其借款用于偿还农业公司拖欠李莉的借款本息，并且农业公司已经在2019年12月25日向马丽还款20万元。马丽既不是农业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酒业公司的股东。因此，仅以马丽向李莉的汇款行为，尚不足以认定其与酒业公司、农业公司向李莉借款有关。而且李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马丽使用过其出借给酒业公司或者农业公司的款项。因此，马丽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农业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及与李莉约定，拒不履行还款义务，侵犯了李莉的合法权益，农业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并给付李莉因催讨借款所发生的合理费用。杨爱菊、酒业公司、任志扬、周进、朱莉莉，应当与农业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原审判决：一、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李莉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李莉因催讨借款而发生的合理交通食宿费1万元和律师代理费21万元，合计22万元；三、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杨爱菊、任志扬、朱莉莉、周进对以上款项与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李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60元，由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杨爱菊、任志扬、朱莉莉、周进共同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杨爱菊主张的李莉虚假诉讼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李莉经杨爱菊介绍将自有款项出借于杨爱菊所在的农业公司，并与农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及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借贷合意，签名和印章均真实有效，借款已经实际支付。李莉与农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虚假诉讼情形，杨爱菊通过自己账户为李莉与农业公司往来转账，是否构成虚假诉讼其应自知而明确，庭审时原审被告出现未出庭情形只是说明放弃举证、答辩的相应权利，不能证明是虚假诉讼，因此，对杨爱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爱菊主张原审未对李莉出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对账，利息实际是按三分以上利率偿还的，其未举证证明，且农业公司等其他被上诉人未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杨爱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杨爱菊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为李莉出具《担保函》的行为即是标明承担担保责任。虽然其抗辩《担保函》中没有阐述担保之意，《担保函》中只是写明了其已将李莉转给其的350万元款项转给了农业公司账户，其只是中间人或介绍人，其是在李莉的诱导下出具的，而非自愿出具。《担保函》中虽然未体现担保借款的具体内容，但杨爱菊也在上诉状中提到，《担保函》的标题和落款有“担保”的字样，且其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按手印，而如其所称《担保函》中仅陈述转款的事实，而不体现担保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常理。杨爱菊称其被李莉诱骗，却未申请撤销该担保协议，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非自愿出具《担保函》，应视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担保函》未约定担保方式，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杨爱菊实际于2018年11月8日出具《担保函》，函中写明350万元转款事实，杨爱菊应对李莉出借的全部借款，即35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莉出借款项的最后一笔发生在2018年7月20日，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还款期间应于2019年1月19日届满，李莉于2019年6月4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原审法院判决杨爱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由于李莉与农业公司《担保函》签订后又达成了《补充协议》，而该协议中除确认农业公司尚欠李莉本金及利息金额外，又约定了农业公司不能偿还，应承担李莉为追偿借款发生的交通食宿费及律师费等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解释》第三十条：“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担保函》中没有明确担保范围，杨爱菊应对《借款合同》中主债权、利息等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因追偿债务的相关费用在之前李莉与农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未约定，而双方所签补充协议没有杨爱菊签字确认，由于是对主合同的内容的变动，且属于加重了债务人债务，那么杨爱菊作为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即杨爱菊仅应承担农业公司向李莉所欠款项30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杨爱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任志扬、朱莉莉、周进对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所列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爱菊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杨爱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560元，由被上诉人杨爱菊负担2224元，被上诉人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任志扬、朱莉莉、周进负担303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560元，由上诉人杨爱菊负担30336元，由被上诉人李莉、江苏紫金山农业有限公司、江苏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任志扬、朱莉莉、周进负担22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