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昊鹏，男，汉族，1995年12月23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景，男，汉族，1979年4月29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琪，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进，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富豪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马场角路**。法定代表人：张小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银权，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富豪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法定代表人：郭连方，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杨海丽，女，汉族，1975年7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杜昊鹏、吴建景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富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豪集团公司）、武汉富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豪股份公司）及原审被告杨海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昊鹏、吴建景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非所请，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并未在一审中请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审判决解除该协议显然超出了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民事主体自愿处分原则”，属于程序违法。二、原审就证据采信违法，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15日出具合计280万元的两份《收条》，直接反映了其领取上诉人股权转让款280万元的事实；2、《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承诺书》、转账凭证、《解除合同协议书》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收取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280万元。然原审仅以吴建景、杨海丽、郭连方、杜玉胜、吴建妙共同签订的2017年11月20日《协议书》，对被上诉人收取杜昊鹏、吴建景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予认定，显然错误。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违反合同约定。涉案《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将目标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及杨海丽三人中的任意一人，但原审判决结果实质改变更了该解除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富豪集团公司辩称：1、因被上诉人的诉请需以合同解除为前提，一审确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解除，并非程序违法。2、上诉人所提交转款凭证中的收款人并非是股权转让方，而是另一股权受让人杨海丽，其支付对象错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股权转让款。且在上诉人不能提供除此转款凭证之外还存有其他转款行为之下，依《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该转款行为应系其退还杨海丽投入的资金。3、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作为义务主体的上诉人无权选择向谁履行义务，只能按照权利人的指示履行义务。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富豪股份公司辩称：与富豪集团公司答辩意见一致。杨海丽未答辩。富豪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向富豪集团公司返还其受让的在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富豪集团公司占60%股权，金额168万元；富豪股份公司40%股权，金额112万元，共计280万元），并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请求判决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赔偿富豪集团公司收益损失791.1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承担。诉讼期间富豪集团公司变更诉请求为：1、判令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向富豪集团公司返还其受让的在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60%的股权，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承担。富豪股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返还其受让的在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豪集团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7年9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共同承继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在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且约定股权转让款为280万元。证据二、《解除合同协议书》，证明2017年11月份，富豪集团公司、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及富豪股份公司各方共同签订了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由于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内部原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生效故解除。证据三、公司登记信息，证明目标公司已于2017年9月21日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已经变更，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实际控制了目标公司，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业务，且目标公司在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的实际控制下。吴建景、杜昊鹏为支持其辩称理由出示以下证据：证据一：补充协议书（2017年9月15日）、收条（三份）、转账凭证，证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收取了股权转让款280万元。杨海丽、富豪集团公司、富豪股份公司、郭连方四方是高度关联利益方，杨海丽、郭连方实际控制了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且杨海丽是富豪集团公司、富豪股份公司、郭连方的代表人。证据二：承诺书、收条（两份）、转账凭证（三份），证明郭连方和杨海丽代表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收取了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转让款280万元。吴建景向杨海丽退还了投资款100万元，支付了补偿款50万元。杜昊鹏、吴建景履行了合同义务。证据三：股东会决议、协议书，证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已解除。长丰村H3地块物业服务与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关，更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无关。杜昊鹏、吴建景没有控制目标公司，没有利用目标公司进行任何经营活动及获利。证据四：（2019）鄂0103清申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郭连方以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人身份主张权利，郭连方实际控制了目标公司。杨海丽及富豪股份公司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由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出具的合计280万元的两份《收条》载明的金额，因无银行付款凭证予以印证，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实际未收到股权转让款；2、2017年11月9日杨海丽出具的两份《收条》并对应有吴建景个人建设银行卡汇款100万元凭证、杜玉胜农业银行付给杨海丽50万元凭证（实际许瑞玲代收），证明杨海丽收款150万元，但据2017年11月10日由杨海丽、杜昊鹏、吴建景共同签署的《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第三条的记载，该150万元是双方合作期间投资款和保证金，与股权转让对价无关；3、2017年11月20日，由吴建景、杨海丽、郭连方、杜玉胜、吴建妙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当日吴建景经由建设银行向杨海丽支付100万元，另于2017年12月22日向杨海丽支付175万元（实际由许瑞玲经由农村商业银行代收），连同2017年11月3日由杨海丽、郭连方向吴建景、杜昊鹏出具《承诺书》、收条后收取的5万元，共计280万元，《协议书》第一条明确记载该款项为“前期合作的一切补偿款”，故杜昊鹏、吴建景指称其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予确认。4、杨海丽仅作为股权的受让人，无证据表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指定和委托杨海丽作为股权转让款的代收人，其所收取的款项均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由富豪集团公司、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及富豪股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未违反自愿原则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即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表明，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于2017年9月30日获得股权受让登记，其中杨海丽和吴建景各占35%，杜昊鹏占30%，股转协议中明确约定有对价支付时间，但截至当前，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均未收到股权转让款280万元，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其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协议书》于2017年11月20日签订与《协议书》（由吴建景、杨海丽、郭连方、杜玉胜、吴建妙共同签订）同日成立，两份协议书均约定有彼此生效的条件，但都以杨海丽收到两协议标称的175万元为最终生效条件，而证据显示杨海丽已于2017年12月22日收到了175万元，因此《协议书》约定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生效条件已成就，则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书》也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本案中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将共同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以280万元的总价整体出让给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未区分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各自分别受让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的持股份额和对价，受让股权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自行对目标公司全部股权重新划分不同的比例分别持有，但未改变受让后目标公司的股东结构。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责任主体的范围未发生变化，股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义务仍由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共同协助履行，故其辩称《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退还股权不明确，无法将股权恢复至原状的事实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海丽作为股权受让人之一，无证据表明其在本案中涉及的收款为股权转让对价，杨海丽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之间无受领股权转让款的代理关系，其所收款项与股权转让款无关，杜吴鹏、吴建景仅凭《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五条单方认定杨海丽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代理关系成立，从而认定其受领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实属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返还股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与富豪集团公司、富豪股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解除；二、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将持有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退还给富豪集团公司（占60%股权）及富豪股份公司（占40%的股权），并按前述比例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16794.5元，由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当事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审慎当事各方所示证据可知，杨海丽不是杜昊鹏、吴建景通过契约方式所确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交易对象，且其与杜昊鹏、吴建景间因合作关系尚存有债权债务未予厘清，故，在无实质证据证实享有合同利益的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曾委托杨海丽或他人可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杜昊鹏、吴建景向杨海丽或他人的付款行为，不能作为其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依据，杜昊鹏、吴建景不能借由杨海丽或他人收款行为的外观表象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从而规避其因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以期达到转嫁法律责任的自利性目的。因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所出具的2017年9月15日《收条》，不是杜昊鹏、吴建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客观凭证，不产生其已依约全面履行付款义务的法律效果。故，杜昊鹏、吴建景质疑原审采信证据及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依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之约定，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方，系以280万元向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整体转让其持有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交易各方未就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进行区分，并约定该三人负有配合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故，作为整体受让股权的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理当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向富豪集团公司、富豪股份公司返还其已实际持有武汉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因原审法院于庭审中就富豪集团公司、富豪股份公司的诉请进行释明后，富豪集团公司及富豪股份公司均明确表明，其基于合同解除而主张杜昊鹏、吴建景、杨海丽承担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故，原审判令合同解除，并不违反“民事主体自愿处分原则”。杜昊鹏、吴建景认为原审程序违法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观点，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杜昊鹏、吴建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94.5元，由杜昊鹏、吴建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林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