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7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宏伟，男，1986年6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铃梓，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萍，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书增，男，197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邯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宏伟因与被上诉人张书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宏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书增的起诉或驳回张书增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张书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2013年底，因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在手机批发项目代理权和采购资源上占有优势，张书增同意出资1000万元与XX公司进行手机批发项目合作；双方聘请了张书增的堂弟张某作为该项目的职业经营人，负责合作项目的经营。但项目合作过程中，因案外人彭某的欺诈行为，导致项目合作出现严重亏损。2015年底，张书增要求撤资提前终止项目合作。遂XX公司从2015年12月29日起开始通过杨某账户开始向张书增退还合作款合计数额达770万元，远不止520万元。王宏伟作为XX公司及张书增的代表，在2016年至今数十次往返广州到南昌向案外人彭某催讨货款，调查彭某财产，甚至通过公安报案、民事催讨等诸多途径，想尽一切办法去追讨涉案合作项目的损失；从被申请人提交聊天记录亦可说明，被申请人亦同意剩余款项延后至王宏伟向彭某收回相关货款后再返还，但无奈目前案外人彭某所欠涉案合作项目的货款并未收回，因此，涉案剩余款项付款条件并未成就。二、本案是基于《合作协议》产生的合同纠纷，诉求系支付合作款项。根据约定，本案应由广州仲裁委员会管辖，法院依法应予驳回张书增之起诉。一审法院立案时虽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立案，但张书增在首次开庭后补充提交了《合作协议》。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张书增主张的是基于《合作协议》产生的欠付合作款，属于“合同纠纷”；同时，一审法院认为王宏伟作为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人独资股东同意承担的是《合作协议》欠付合作款，而非民间借贷。那么，根据《合作协议》第五条之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或与本协议本身有关的争议，包括任何对本协议的存在性、有效性以及是否已经终止的争议都应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解除……任何一方应将该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现行有效的仲裁程序和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在广州进行…”，本案应由广州仲裁委员会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全面审查案件管辖而未审查，属于程序错误，依法应予改判驳回一审起诉。三、王宏伟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理应驳回张书增的起诉。借条是王宏伟以案外人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其真实意思是代表XX公司确认与张书增合作的整个手机批发项目，需向张书增返还的投资金额总额和还款限额，既非向张书增借款，亦非自愿加入XX公司债务的承担，对此张书增在一审庭审笔录中亦承认过，是王宏伟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借条的内容。第二行明确是首批项目欠张书增的合作款项850余万元，不是王宏伟欠张书增的合作款。借条末尾也特别注明，印证了王宏伟是以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确认XX公司应返还的投资金额，涉案相关款项从来都不是王宏伟个人与张书增之间的往来，一审庭审中张书增确认其向XX公司的合作账户投入1000万元，收到退回的投资款也是由XX公司通过双方合作的独立账户返还，而非王宏伟个人支付，且XX公司通过双方合作账户向张书增返还合同投资总额达770万元，而非张书增所称的只清偿了520万元。四、退一万步说，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王宏伟出具欠条的行为视同同意承担向张书增支付合作款850万余元的责任，那么王宏伟同意承担的债务也应当以原债务人XX公司欠付张书增的合作款总额为限，涉案合作项目一直是亏损，导致张书增提出撤资，双方约定按对半承担近300万元的亏损，那么整个合作项目应退还给张书增的合作款数额应为其投资总额1000万元，减去其应承担的亏损部分差额，即8543000元。鉴于XX公司已经通过项目合作的账户返还张书增投资款770万元。那么即便法院判决王宏伟同意支付的合作款金额，也应以843743元为限。五、XX公司既是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又是原债务承担主体，或者说是合同义务的出让方，与案件裁判的结果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不追加难以查明本案的关键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二十七条之规定，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综上，XX公司及王宏伟因涉案合作项目陷入经济困难，但在此情况下，XX公司仍诚信履约，王宏伟亦竭尽全力追讨损失。希望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张书增辩称，不同意王宏伟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通知王宏伟后，王宏伟并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显然是理亏的表现。具体理由如下：一、王宏伟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主体不适格，我方认为是非常荒谬的。我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向法庭出示了2016年3月14日王宏伟与张书增签订的借条，该借条非常明确的确认了双方经过认真核算的合作款尚有8543743元，王宏伟同意该款项并愿意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偿还张书增1543743元，剩下的700万元分五个月返还给张书增，每个月至少偿还欠款100万元，并且同意按照月息2分连本带利在2016年8月31日之前全部还清。二、经过国家企业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可知，王宏伟所说的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均是王宏伟本人，该公司也是一人独资有限公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王宏伟都应该按照承诺的还款时间和方式及时偿还拖欠张书增的欠款。三、根据在一审过程中张书增提交的证据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王宏伟在二审开庭前提交的银行还款明细来看，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4月5日，王宏伟的还款总额是520万，还款总额也与一审法院确定的金额完全相符，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非常清楚。而且针对王宏伟在上诉状中所说，本案应当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要求法院驳回起诉，张书增认为是非常荒谬的。因本案张书增和王宏伟之间的关系是民间借贷纠纷，依据的是双方在2016年3月14日达成的还款协议，也就是借条、借据。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时王宏伟收到法院的诉讼通知，应该在15天的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的异议，但是本案从2019年12月31日立案、2020年7月开庭，一直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王宏伟从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因此我方认为王宏伟是默认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而且王宏伟现在提出管辖权异议，也早过了提出管辖权异议的15天时效。综上，张书增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王宏伟的上诉。张书增于2020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王宏伟立即偿还拖欠张书增的借款本金3343743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本金334374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7年4月6日计至付清时止的逾期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宏伟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4日，王宏伟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载明：兹有王宏伟身份证号码，因手批项目欠张书增合作款8543743元，经友好协商于2016年3月31号前还1543743元，剩于700万分5个月返还每个月最少还款100万，按月息2分连本带利于2016年8月31号前全部还清，特此证明。张书增陈述，涉案款项实际为合作款，是张书增与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作手机批发生意的款项，王宏伟为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股东仅有王宏伟，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公司。当时其投资1000万元，王宏伟实际没有出资。上述项目经营了两年多，亏损了300多万元，按照约定张书增只应承担三成的亏损，由于双方是朋友，实际张书增与王宏伟各自承担一半的亏损。后双方没有在继续合作，其就要退款。张书增与王宏伟经核算亏损对账后，确认扣除张书增应承担的亏损部分，王宏伟应退还张书增的投资款以及王宏伟应其承担的亏损部分，由于王宏伟没有资金退给张书增，王宏伟就签署了《借条》。后王宏伟以其收到投资款的银行账户向张书增偿还了520万元，张书增通过微信向王宏伟催讨，王宏伟未再偿还。张书增就此还提交如下证据：1.《合作协议》，拟证明2013年12月1日，张书增（乙方）与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原本公司手机批发项目以单独项目给与乙方投资占股，乙方向本项目投资金额1000万人民币，甲方向本项目投资金额为400万人民币。甲方双方本合作协议以每年为一次结算周期，由于本项目由甲方提供，若项目出现亏损，甲方承担70%亏损，乙方只需要承担30%亏损；本协议期间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止，如协议届满日前，如一方或双方不同意继续合作，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本协议在协议届满日自行终止，如双方均同意继续合作，应重新签订新协议，为确保双方合作的延续性，本协议有效期自然顺延至新协议签订之日，但是顺延期间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等等。落款甲方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处该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处王宏伟签名捺印，乙方处张书增签名捺印。2.银行流水，拟证明张某于2013年12月3日向杨某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张书增于2014年1月17日向杨某银行账户转账400万元，张书增于2014年1月19日向杨某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3.投资证明，拟证明2014年1月26日，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该证明，载明：兹证明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收到张书增先生投资款合计壹仟万元正，明细如下：2013年12月3日，投资金额500万元，付款账户张某，收款账户杨某；2014年1月17日，投资金额400万元，付款账户张书增，收款账户杨某转；2014年1月19日，投资金额100万元，付款账户张书增，收款账户杨某。该证明落款处有王宏伟的签名捺印。4.银行流水，2016年3月18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50万元，2016年4月1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70万元，2016年4月5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30万元，2016年5月16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10万元，2016年5月17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50万元，2016年5月25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20万元，2016年5月26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30万元，2016年9月6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40万元，2016年10月24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100万元，2017年1月22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50万元，2017年1月23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50万元，2017年4月5日杨某向张书增转账30万元，拟证明王宏伟向张书增偿还520万元。5.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书增向王宏伟催款。另查明，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宏伟，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王宏伟。以上事实，有《借条》、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合作协议》、投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虽张书增提交《借条》，可该《借条》中明确为欠合作款，且张书增主张是拖欠的款项为合作款，故本案应属于合同纠纷。虽然《合作协议》、投资证明落款处盖有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公章，可该《合作协议》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王宏伟的签名捺印，投资证明亦有王宏伟的签名捺印，王宏伟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现结合王宏伟作为借款人向张书增出具的《借条》，该《借条》明确是王宏伟因手批项目欠张书增合作款，王宏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既未到庭应诉亦未作出答辩，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故王宏伟向张书增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王宏伟同意承担向张书增支付合作款8543743元的责任。现《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及利息，张书增确认王宏伟偿还了520万元，后王宏伟未按约向张书增全部偿还款项，故张书增要求王宏伟清偿尚欠合作款3343743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宏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王宏伟向张书增支付3343743元及利息（利息以334374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7年4月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550元（张书增已缴纳），由王宏伟承担并在履行本判决时向张书增迳付。本院二审期间，王宏伟提交一份转款明细及四张工行荔湾支行明细信息复印件，拟证明借条签署后王宏伟偿还的金额远不止520万元。王宏伟在借条签署之前已经归还了250万，这个还款也应当视作XX公司向张书增返还的款项，是借条所载明的投资款，所以这笔250万的款项也应包含在借条所记载的金额之中。对此，张书增发表质证意见，认可双方在2016年3月14日之后签订的还款协议及还款事实，而在此之前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二审另查明：根据王宏伟与张书增往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书增在2018年1月、8月、2019年1月、12月均有向王宏伟催讨欠款，王宏伟则以经济困难、正在筹集为由予以推脱。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借条》所记载内容可知，《借条》所载欠款8543743元，是双方当事人对《合作协议》项下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所确定的欠款金额。王宏伟在表示同意偿还上述欠款，但又因资金不足无法立即支付的情况下，向张书增出具《借条》，故自《借条》出具之日，双方已明确将《合作协议》项下欠款转化借款，并明确了还款期限及借款利率，故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其一，本案是否应由人民法院主管；其二，王宏伟是否对涉案债务负有清偿义务；其三，所欠借款本金数额。关于本案是否应由人民法院主管的问题。王宏伟上诉所提仲裁条款属于《合作协议》项下条款，而本案属于张书增与王宏伟之间民间借贷纠纷，并不适用上述仲裁条款。现并无证据显示张书增与王宏伟存在管辖权约定，故本案应适用一般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法院。因此，王宏伟提出本案应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主管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王宏伟是否对涉案债务负有清偿义务的问题。首先，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如上所述，涉案所涉借款债务是由《合作协议》项下债务转化而来，依据《合作协议》，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固然负有向张书增退还投资款的义务，但王宏伟作为广州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在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情况下，也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次，根据《借条》所载明内容，王宏伟同意偿款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且在张增书通过微信向王宏伟催讨欠款过程中，王宏伟并未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而是以经济困难、正在筹集资金等理由予以推脱。因此，一审判决依据王宏伟出具《借条》的行为认定王宏伟同意承担向张书增支付欠款的责任，并无不当，王宏伟所提其不是适格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据《借条》内容，王宏伟应在2016年8月31日之前偿还全部借款本息，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王宏伟未能依约偿债，构成违约，依法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至于王宏伟所提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的主张，现张书增对此主张予以否认，再结合张增书与王宏伟间微信聊天内容，虽王宏伟有提出迟延还款条件，但双方并未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还款期限，且张增书在其后又多次催讨欠款，故王宏伟所提双方已就还款期限或条件达成约定的主张，理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仍应按照《借条》中王宏伟所做承诺来确定。关于所欠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张书增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为3343743元，王宏伟则辩称所欠金额应为843743元，双方争议的关键在于250万元是否已偿还。对此王宏伟提供了向张书增支付25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但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该250万元的支付日期均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前，而王宏伟是在与张书增结算后才出具涉案《借条》。在已明确偿还250万元的情况下，王宏伟仍出具金额为8543743元的《借条》给张书增，显然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是王宏伟在出具《借条》时误将金额写错，也应在其后立即向张书增提出更正，但自2016年王宏伟出具《借条》至今，并无证据反映王宏伟曾对《借条》载明金额提出异议。因此，王宏伟主张《借条》出具之前向张书增所支付的250万元是偿还涉案《借条》项下款项，理据并不充分，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王宏伟出具《借条》后共计偿还520万元，尚欠3343743元，故一审判决王宏伟向张书增支付3343743元及利息，处理结果正确，唯支付款项的性质为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综上所述，王宏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20元，由王宏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婷婷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