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民终69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利，女，195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锐，北京京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紫月，北京京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505。法定代表人：毛凤华，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德成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101-224div>法定代表人：张俨，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青山，男，195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林，男，196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上诉人刘利利因与被上诉人中华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公司）、北京德成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0085号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7日立案后，由法官梁志雄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利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存在重大错误。（一）一审法院剥夺了刘利利的知情权和辩论权。一审裁定判理部分写明“中华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本案具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首先，刘利利在一审程序中未见到公安机关已对中华公司刑事立案的材料，一审法院剥夺了刘利利的知情权。其次，即使上述事实属实，一审法院也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和辩论，就有关立案材料发表意见，但一审法院并未通知刘利利就上述材料发表意见。（二）一审裁定未列明刘利利的诉讼代理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法（2016）221号〕所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和《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有关规定。（三）一审裁定书没有按照规定装订。一审裁定书总计4页，未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裁判文书有关技术要求的规定》（京高法发〔2005〕340号）第19条的规定进行粘贴装订。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利利的起诉属于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未采用是否为“同一事实”作为区分标准。因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准和责任构成要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刑事法律关系与民商事法律关系之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二者不能互相替代。一般而言，刑民交叉案件应当遵循“分别受理、分别审理”的原则。因此，从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更能有效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应以是否为“同一事实”作为区分标准。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专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鉴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具有不同的职能和程序，分开审理是基本原则，因此，要从行为主体、相对人以及行为本身三个方面认定是否属于“同一事实”。具体来说，从行为实施主体角度看，“同一事实”是指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同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同一事实。从法律关系角度看，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可以认定为同一事实。从要件事实的角度看，只有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属于同一事实。（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及2019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规定，对刑民交叉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分别审理，并从行为实施主体角度、法律关系角度、要件事实角度区分是否是同一事实。（1）从行为实施主体角度而言，本案与刑事案件非同一主体。同一事实的前提必须是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同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同一事实。本案中，一审裁定认定中华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可见，只有中华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德成公司、刘青山和张林等几个被告并未涉嫌犯罪。（2）从法律关系角度而言，本案与刑事案件非同一法律关系。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可以认定为同一事实。本案中，刘利利与四名被告是否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应当依据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判断。依据相关的民事法律规定，刘利利与中华公司之间系服务合同关系，与德成公司之间系担保合同关系，与刘青山系债权转让关系，与张林系债权债务关系。因刘利利发现上述四名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通过欺诈手段诱使刘利利实施了出借款项的行为，故而才起诉要求四名被告连带承担返还借款责任。由此可知，中华公司涉嫌犯罪，但并未涉及刘利利与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之间设立的法律关系，所以，本案与刑事案件不构成同一事实。（3）从要件事实角度讲，本案虽与刑事案件存在牵连，但并不是同一事实。只有民事案件争议事实同时也构成刑事案件的要件事实，才属于同一事实。现在，仅有中华公司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其他几名被告均未涉及刑事案件。所以，刘利利与德成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关系，与刘青山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与张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畴。2.退而言之，即使依据一审裁定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亦不应该驳回刘利利的起诉。一审法院引用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驳回刘利利的起诉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为只要涉嫌刑事犯罪就一概不予受理的裁判观点是错误的，与上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相悖。（四）就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即糜军伟诉中华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涿州分公司、张育红、中华公司、刘青山、张林、德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冀0681民初3840号；糜军伟诉中华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涿州分公司、中华公司、张育红、刘青山、杨莉、德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冀0681民初3692号，河北省涿州市法院均已经作出民事判决。另外，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也受理了原告谷春霞诉中华公司、刘青山、杨莉、毛凤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京0102民初4140号，该案已于2020年9月28日开庭审理。综上，判为所请。刘利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中华公司、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共同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5%计算，自2018年9月2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中华公司、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共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刘利利经中华公司业务员介绍投资理财，鼓吹中华公司为百分百国企股东、央企控股，信用度极高且债务风险小，能为刘利利带来稳健安全的利息收益。为使刘利利更加放心借款，中华公司找来德成公司对借款进行担保，并将刘青山对张林所享有的所谓总值90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刘利利。基于此，2018年9月20日，刘利利与中华公司、德成公司签订了《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与刘青山签订了《债权转让及受让协议》，由刘利利出借1000000元给刘青山，刘青山将其对张林所享有的1000000元债权转让给刘利利，此债权上有土地作为抵押物。根据约定，张林应在2019年9月20日偿还刘利利全部本金，并以12.5%的年利率支付刘利利利息。现刘利利经过多方调查得知，中华公司、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之间存在通过欺诈手段诱使刘利利出借款项的情形：（1）中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凤华系德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2）中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凤华，真实身份为刘青山的司机；（3）刘青山系中华公司的原董事，且刘青山所控制的四川愿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恒天地产（北京）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恒天地产（北京）有限公司系中华公司的大股东，刘青山与中华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关系；（4）张林真实身份系中华公司职工；（5）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中华公司曾向刘利利宣称其公司系正统国企，借款安全性有保证，从而诱骗刘利利出借款项，但中华公司根本就不是国有企业；（6）张林与刘青山之间债权真实性存疑，刘利利从未见过此转让债权有关的协议与合同，所谓的抵押土地的权属登记也从未出示过；（7）刘利利出借款项实际是转账到了中华公司账户中，并非转给了刘青山。此外，中华公司已多次通知刘利利公司资金困难，债务兑付能力出现严重问题，刘青山、张林已经无法取得联系。现刘利利的债权遭受到了极大风险，刘利利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7条之规定，现中华公司出现严重的资金问题，刘青山、张林根本就无法取得联系，显然系逃避债务，若拖延至原约定偿还时间再行诉请，将极有可能对刘利利的债权造成严重损害，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加速到期的情形。同时，中华公司、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存在合伙欺骗刘利利借款的情形，出借款项为中华公司、德成公司、刘青山、张林所共同使用，应当依法共同承担责任。另根据《合同法》第205条、第206条，《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经查，中华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本案具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利利的起诉。保全费5000元，由刘利利承担（已交纳）。本院认为：一、关于刘利利上诉所称的一审裁定程序方面的问题。（一）裁定驳回起诉意味着刘利利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该程序性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畴，无需开庭审理，故也就无所谓剥夺刘利利的辩论权问题。另，民事诉讼法不存在知情权的概念，刘利利此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二）本案原审被告之一中华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刘利利上诉称未见中华公司涉嫌犯罪的立案材料，但该事实已由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核实。二审程序中，法官也向刘利利宣读了一审法官与公安部门就上述事实的电话联系笔录。所以，刘利利虽未见到相关刑事案件立案材料，但不影响该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据此，刘利利关于此问题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刘利利所称一审裁定书未写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裁定书装订不符合相关规范的上诉理由，因与其上诉请求无关，本院不予审理。二、关于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利利的起诉问题。（一）本案中，刘利利所称的与中华公司之间设立的服务合同关系，与德成公司之间设立的担保合同关系，与刘青山之间设立的债权转让关系，与张林之间设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这些法律关系所对应的事实，均可能是中华公司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手段和环节，从而构成中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事实。刘利利在其起诉状及上诉状中亦陈述上述主体之间存在特殊关联关系，存在合谋欺诈的情形。因此，其关于起诉事实与中华公司所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同一事实”的上诉理由，本院不能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刘利利的起诉并无不当。此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涉众型犯罪，所涉及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一体解决，有助于受害人公平受偿，维护社会稳定。（二）河北省涿州市法院的有关判决不能构成本案裁判的法律渊源。北京市西城法院的开庭与本案的裁判行为无关。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梁志雄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晓伟书 记 员 张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