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1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经营场所：晋城市城区东街办事处庄景街****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者：程美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系程美芸之子），男，1980年6月14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文昌东街朝阳路**，身份证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双创产业园开发区示范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法定代表人：张某，任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65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址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91年1月2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上诉人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以下简称程美芸诊所）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张某、被上诉人李剑萧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美芸诊所的经营者程美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被上诉人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上诉人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被上诉人李剑萧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美芸诊所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502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69774元；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过错。2016年3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张某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张某代理案件。上诉人并未委托李某2。但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未经上诉人同意，即私自让李某2从事委托事项，此为过错之一。晋城市中院司法鉴定中心通知2017年10月23日下午选择鉴定机构，但被上诉人既未告知上诉人参与选择，也未征求上诉人意见，擅自做主确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为鉴定机构，此为过错之二。2017年11月2日，上诉人得知此事后，马上联系张某，并明确表明该鉴定机构不靠谱，不同意配合鉴定。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应根据委托人意愿从事后续工作，并对其前期错误行为作出补救。但被上诉人不仅未作出任何补救行为，反而积极配合鉴定，且未经上诉人同意即签署相关文书，导致鉴定机构出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鉴定结论，导致上诉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赔偿案外人69774元。此为过错之三。二、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诉讼材料。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2016年8月30日两份《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委托人处“程美芸“并非上诉人签署。据上诉人仔细观察，该委托书受委托律师处“李某2”的签字存在较大差异，不应为一人所签。但一审法院却将该两份《授权委托书》作为定案依据，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载明“被告李某2将鉴定机构告知原告经营者后，原告不同意到重庆进行鉴定，但原告并未向本院或鉴定机构提出书面异议”(见一审判决第5页）。该认定完全错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则被上诉人应按照上诉人指示从事代理行为。那么上诉人不同意到重庆进行鉴定，作为代理人的被上诉人即应根据上诉人意愿向法院或鉴定机构提出书面异议，未提出书面异议恰恰证明被上诉人未认真履行委托事务，系其明显过错，但一审法院作出相反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即向被上诉人缴纳律师费，双方之间为有偿委托合同。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多处过错，由于其过错导致原告损失69774元。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退还律师费并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纠正一审判决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辩称，授权委托书是程美芸本人亲自签署，不存在伪造情形，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某、李某2担任代理律师，在代理活动中程美芸从未对李某2的代理人身份提出过异议，李某2不存在无权代理的行为。在程美芸诊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张某、李某2是特别授权代理人参与代理活动，鉴定机构是在当事人多次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法院指定选择鉴定机构，不受张某、李某2的意志影响，在鉴定机构确定后，张某二人配合法院、鉴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是其职责所在，尽到了充分的代理义务，上诉人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上诉人张某辩称，张某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且代理活动中不存在过错。上诉人主张的69774元的损失与张某的代理行为无关。被上诉人李剑萧辩称，被上诉人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委托合同的相对方是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代理案件不存在无权、越权代理的行为，该授权委托书系其本人签署、真实有效。被上诉人从未收到上诉人任何关于不允许参与鉴定机构选择的指示。被上诉人在案件中的代理行为对其合法权益不造成影响，上诉人基于对鉴定结果不满意，进而追究被上诉人代其签订风险告知书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6条及有关通知书上载明的内容，相关鉴定案件已经受理，无论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代其选择鉴定机构的行为，均无法改变鉴定机构对该案有关事实进行鉴定的必然结果。在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上诉人及其经营者在多次质证庭审环节中，均明确表示对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及代理权限没有异议。此外，被上诉人在代理过程中，积极协助上诉人搜集证据、准备答辩、多次赴外地参加鉴定、参加庭审、提交代理词，充分尽到了勤勉尽责的履职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程美芸诊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经济损失6977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程美芸诊所与他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原告的经营者程美芸到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后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律师指派律师被告张某、实习律师被告李某2参与诉讼。诉讼中，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晋城市医学会作出晋城医鉴[2016]00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该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后对方当事人又提出医疗过错鉴定申请，先后委托山西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以鉴定能力超出鉴定能力范围，决定终止鉴定工作；后又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称业务量大，无法接受该鉴定；后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中，被告张某、被告李某2参与了相关活动，并将鉴定情况及时告知原告经营者程美芸。原告经营者程美芸得知由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即提出反对意见，表示不配合相关鉴定工作。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被告李某2在该告知书上签字。后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在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是致患者死亡的轻微作用。2018年7月17日开庭时，程美芸参加庭审，对李某2的身份未提出异议，李某2作为程美芸诊所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辩论。后一审法院根据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2016）晋0502民初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程美芸诊所赔偿69774.05元。判后，原告程美芸诊所不服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5民终16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后一审法院作出（2019）晋050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依照法定程序委托、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和相应质证意见均完整移送且鉴定机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对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用，判决程美芸诊所赔偿69774.05元。后原告再次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5民终161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鉴定意见合理，授权委托书虽存在瑕疵，但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程美芸诊所的经营者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到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张某签订委托合同，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指派被告张某、被告李某2参与诉讼，故本案系原告与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张某、李某2不是委托合同的相对方，原告以委托合同为由要求被告张某、李某2承担委托事项完成过程中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指派被告张某、被告李某2参与诉讼活动时，未有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亦不存在违法执业或过错的行为。被告李某2将鉴定机构告知原告经营者后，原告不同意到重庆进行鉴定，但原告并未向本院或鉴定机构提出书面异议。原告在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医疗过错赔偿责任后，要求三被告承担上述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770元，由原告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承担。二审中，上诉人程美芸诊所新提交证据：1、与张某的短信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李剑萧只是代张某接收资料，而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2、天眼查查询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的地址信息，证明2016年3月30的授权委托书中填写的律所地址与上诉人当时实际签委托书的地点不一致，证明2016年3月30日的授权委托书受托律师信息部分内容不属实，涉嫌伪造，该授权委托书上半部分填写有李剑萧的名字，是后补的，李剑萧并未在该份授权委托书签字。此外，上诉人当庭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2016年8月30日两份授权委托书中受托人程美芸的签字进行鉴定。被上诉人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质证意见：1、天眼查的信息与待证事实无关；2、短信均是程美芸单方陈述，内容与（2016）晋0502民初156号案卷中的李某2担任代理人的情况不符，短信提到的李某2遗漏相关材料没有相关事实证明。这两份证据不能证明李某2没有代理权限或者存在过错。上诉人称2016年3月30日授权委托书李某2的名字是后加的没有依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向两个鉴定机构提供的资料不一致是李某2遗漏资料没有事实依据，两次鉴定的内容不同，证据均是程美芸提供以及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的。3、程美芸所述对选定鉴定机构不知情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事后反对已经确定的机构鉴定也与法律程序不符。4、律所同意对授权委托书鉴定，但是认为没有必要。上诉人提交申请违反了法定程序，且上诉人仅要求鉴定8月30日的委托书，对3月30日的委托书没有异议，3月30日的委托书虽然没有李某2签字，但是李某2实际进行了代理工作，程美芸也在庭审中认可了并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张某、李剑萧同意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的意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均不能证明张某、李某2在从事代理行为中存在转委托或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代理中不存在过错。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短信内容均为上诉人的经营者程美芸向张某发送的信息，内容也不涉及李剑萧是否获得委托授权，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证据2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的地址信息与本案被上诉人是否有权代理没有直接关联，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上诉人所称2016年3月30日的授权委托书中李剑萧的名字系后加，该授权委托书受托人签字部分仅有张某的签字，本院采纳该授权委托书系陈美芸与受托律师张某签署。关于鉴定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申请鉴定，二审当庭提出对2016年8月30日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中程美芸的签名进行鉴定，上诉人申请鉴定的目的系证明程美芸并未签署该两份授权委托书授权李剑萧作为程美芸或者程美芸诊所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的代理人，因此李剑萧无权在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中代其签字。但本院查明，在原告田焕娥、贺凤英、李军、李英与被告程美芸诊所、程美芸，第三人泽州县人民医院、晋城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两次开庭程美芸本人均出庭参加诉讼，张某、李剑萧分别作为程美芸诊所和程美芸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庭审过程中程美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可以确定。上诉人在二审申请对授权委托书进行笔迹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委托鉴定。综上所述，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6年3月30日，程美芸作为委托人就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签署授权委托书，与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形成了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受托律师为张某。2016年8月30日，就程美芸、程美芸诊所与田焕娥、贺凤英、李军、李英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程美芸本人与李剑萧以及程美芸代表程美芸诊所与张某、李剑萧分别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虽然程美芸对2016年8月30日的两份授权委托书均不认可，认为其委托的律师仅为张某。但在该案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17日两次庭审中，程美芸本人到庭，对张某、李剑萧作为程美芸以及程美芸诊所的代理人均未表示异议，可视为对张某、李剑萧的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被上诉人张某、李剑萧在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系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可以确认。庭审中程美芸虽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并未对李剑萧、张某参与鉴定程序提出异议，故2017年11月17日，被上诉人李剑萧在诉讼过程中代表上诉人在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中签字的行为并未超越代理权限，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的过程中存在违法执业或者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法条是委托人损失的责任承担的法律依据，本案不符合该法条中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赔偿其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败诉而应承担的69774元赔偿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4元，上诉人晋城市城区程美芸诊所已预交，由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