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40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大矿，男，199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翠霞，女，197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海，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菜花（又名王丽），女，1984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商丘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武常，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商丘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玉梅，女，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亚运，男，199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中宽，男，194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氏，女，195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源，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因与被上诉人司玉梅、徐亚运、徐中宽、刘氏（以下简称司玉梅等四人）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0）豫1402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大矿、杜翠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海，上诉人王菜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武常，被上诉人司玉梅及其与徐亚运、徐中宽、刘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曹源到庭对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豫1402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司玉梅等四人对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司玉梅等四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徐信杰死因的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认定，“徐信杰醉酒后死亡，期间未发生其他外力侵犯和异常，应当认定其死亡与醉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完全是错误认定和荒谬推理。首先，法院是如何确定徐信杰“醉酒”的。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徐信杰醉酒，这是主观臆测。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席间四个人喝了两斤白酒，而且朱大矿喝的还偏多一些，可见徐信杰饮酒并不算多。而且两瓶白酒是徐信杰自己带的，这说明他有一定的酒量且自己对这次几个人喝多少酒是有自己的把握的。其次，从散席之后徐信杰结账、出门后返回取水杯、给代驾司机指路等行为来看，其散席之后的意识是清醒的。所以一审判决进行因果关系推理的前提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很显然，本案应适用过错原则，但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按照一审判决所述，同席者的义务，包括饮酒前的劝阻饮酒义务和饮酒后的适当照顾义务。一审判决认为，这两种义务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均没有尽到，显然属于随意扩大同席人的义务范围。先说喝酒前的劝阻义务，本案中徐信杰带着两瓶白酒来找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喝酒，而且是他结的账，显然他是酒场的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应该担心的是自己别被灌醉，而不应当承担法律上的劝阻和制止义务，且在徐信杰酒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为其找代驾将其送回，一审判决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徐信杰的死亡原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推理出曾与之同席喝酒的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依据。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徐信杰的死因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办法查清，而是其家属拒绝公安办案人员的尸检建议，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本案司玉梅等四人承担。一审判决对死因的推理违反基本的证据规则，据此作出的判决自然是错误的。4.代驾司机张帅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张帅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在派出所做的笔录只是其单方陈述，明显有推卸自己责任的嫌疑，但一审法院在张帅本人没有到庭接受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其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显然违法。5.一审中，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申请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饭店老板袁海玲出庭作证，证明徐信杰吃完饭后结账时意识清醒。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认定，甚至刻意回避，在判决书上对该证据竟然只字未提，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及代理人对此都非常疑惑不解，希望在二审中解开疑惑。6.一审中缺少重要的诉讼参与人，导致基本事实无法查明本案中代驾司机张帅本来被列为被告，但一审诉讼过程中司玉梅等四人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当庭撤回对其的起诉，法院未征得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意见，同意其撤回申请。这对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是不公平的，因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代驾司机张帅很有可能对徐信杰的死亡承担责任。而且从徐信杰离开饭店到其死亡，之间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张帅应该最清楚，他不参与诉讼，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责任无法公平分配。从这一点来看，为维护各方权利，本案应发回重审。7.法律的适用应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院判决在社会上具有指引作用，应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如果按照本案一审判决，同席饮酒者对其他人的照顾义务将处于完全无法预知、可以随意扩大范围的境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缺少重要的诉讼参与人，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在此情况下做出的一审判决不可能是公平公正的，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不承担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司玉梅等四人辩称，1.司玉梅等四人一审中提交证据能够证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三人是吃饭的组织方，下午玩牌时，极力邀请徐信杰一起去吃饭、饮酒。在饮酒期间，朱大矿等三人没有尽到阻止饮酒义务，导致徐信杰饮酒过量，达到醉酒状态，在徐信杰醉酒后，朱大矿也没有尽到照顾徐信杰的义务，明知徐信杰醉酒，仍将其交给代驾，甚至在代驾给朱大矿打电话询问时，仍不耐烦的说让代驾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致使徐信杰错过抢救最佳时机而死亡。因此朱大矿等人对徐信杰的死亡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司玉梅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赔偿司玉梅等四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损失2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徐信杰生前在商丘市××区从事个体经营，领取有营业执照，在商丘购买有住房。司玉梅、徐亚运、徐中宽、刘氏分别系徐信杰的妻子、儿子、父亲、母亲。2019年12月15日下午，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在位于株洲路与××路交叉口东川湘宴酒店打牌。下午5时许，杜翠霞通过微信邀请徐信杰到东川湘宴酒店吃饭。徐信杰驾车到东川湘宴酒店后从其车上拿了两瓶白酒（五粮液VIP），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四人一起吃饭喝酒。四人共饮白酒两瓶。两斤白酒，朱大矿大概喝了七、八两。徐信杰大概喝了半斤左右，剩余的白酒是杜翠霞、王菜花喝的。吃饭快结束时，朱大矿给徐信杰叫了个代驾。从饭桌上准备走时，因徐信杰喝晕走不成路，由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三人和一名饭店服务员共同搀扶住徐信杰走出饭店，并扶着徐信杰上了其来时驾驶的轿车副驾驶席。朱大矿给代驾张帅说“你把他送到名门城，代驾钱我给你”。代驾张帅此时见徐信杰嘴里说胡话，对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说“他这个样，你们不跟着一个人也不中啊！”朱大矿说“你不用问了，你把他送到名门城，实在不行就送到新城派出所都管了”。22时左右，代驾张帅途中按徐信杰的指示将车辆开到霞光洗浴中心的大院里面，将徐信杰留在车内离开出去接单。23时左右，代驾张帅接单后又回到霞光洗浴中心，见徐信杰仍在车上睡着，叫不起来。代驾张帅又驾驶着该车将徐信杰送到新城派出所。值班人员因不属于其辖区管，没法接。张帅走出新城派出所后，驾驶着徐信杰的车辆带着徐信杰走到名门城东门停下。此时张帅仍叫不醒徐信杰，就将车辆发动着，打开暖风和四角闪光灯，将车辆主副驾驶玻璃打开一公分的左右缝隙离开。2019年12月16日上午11时徐信杰的家人找到代驾张帅，询问到车辆停放位置后，赶到名门城东门查看时发现徐信杰已经去世。2019年12月16日，商丘市公安局古宋派出所在询问司玉梅是否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司玉梅表示不需要。徐信杰兄弟三人，其父徐中宽，1948年7月15日出生，其母刘氏，女，汉族，1950年11月13日出生；徐中宽、刘氏为农业家庭户口。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268元；河南省城镇居民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4200.97元/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司玉梅等四人提交的公安机关对朱大矿、代驾张帅的询问笔录，虽能证明徐信杰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在一起喝酒吃饭，但不能直接证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对徐信杰有极力劝酒行为。我国法律对饮酒行为既不禁止，也不提倡。徐信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和过量饮酒产生的危害及后果，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但其明知酒精的危害性而不予控制或轻信能够避免，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失，故徐信杰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与徐信杰同席饮酒，对于醉酒者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席者负有相关注意义务；三人应当预见到徐信杰饮酒可能发生醉酒的危害性，但并未进行劝阻和制止，也存在过错。特别是徐信杰在离开饭店时，已经出现走不成路，乱说胡话的醉酒状态下，未将醉酒的徐信杰送往医院进行及时救治，仅简单的叫个代驾将其送走，未尽到照顾和通知其家人的注意义务，导致徐信杰丧失了最佳抢救治疗机会，具有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认为徐信杰死因不明，不能证明徐信杰死亡与饮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徐信杰虽未经尸检，没有明确的死因鉴定意见，但是徐信杰醉酒后死亡，期间未发生其他外力侵犯和异常，应当认定其死亡与醉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未提供足以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因徐信杰死亡产生的赔偿项目和数额为：1、丧葬费33634元（67268元/年÷2）。2、死亡赔偿金,徐信杰生前居住在商丘并在城镇经商，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在死亡赔偿金内，徐信杰的被扶养人为父亲徐中宽、母亲刘氏，事发时分别为71周岁、69周岁，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别计算9年、11年。因徐中宽、刘氏为农业家庭户口，抚养费标准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6973.27元（徐中宽费用11545.99元/年×9年÷3=34637.97元；刘氏的费用11545.99/年×11年÷3=42335.30元）。死亡赔偿金为760992.67元（34200.97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76973.27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44626.67元。结合过错程度，酌定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承担20%的民事责任，即168925.33元；对司玉梅等四人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司玉梅、徐亚运、徐中宽、刘氏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168925.33元；二、驳回原告司玉梅、徐亚运、徐中宽、刘氏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司玉梅、徐亚运、徐中宽、刘氏负担621.49元，由被告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负担3678.51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审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足以影响本案的正确审理；徐信杰的死亡是否饮酒所致，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对徐信杰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健康权纠纷，司玉梅等四人基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与徐信杰共同饮酒，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承担侵权责任，代驾司机张帅按照代驾合同与徐信杰存在法律关系，故张帅非本案必要诉讼参与人，一审法院允许司玉梅等四人撤回对张帅的起诉并无不当，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共同饮酒是情谊行为，但因过量饮酒存在风险，故也由此产生法律上的合理注意及安全保障义务，即包括酒局组织者、参与者在内的共同饮酒人均应做到互相不劝酒、提醒他人适量饮酒、阻拦他人过量饮酒、酒后避免共同饮酒者陷入危险境地等，因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其他共同饮酒人伤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三人打牌期间，由杜翠霞通过微信邀请徐信杰饮酒吃饭，徐信杰按邀前往，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应当是酒局的组织者。徐信杰与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共同饮酒，四人均具有相互提醒、相互帮助、相互照顾的义务，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更应尽到帮助和照顾义务。从查明事实看，徐信杰在离开饭店时，已经出现走不成路，乱说胡话的情形，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三人未将徐信杰送回家中，将徐信杰交于其家人或通知其家人，而是将徐信杰交于代驾，故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徐信死亡的原因之一，一审判决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对徐信杰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妥。徐信杰虽未经尸体检验，但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不能证明徐信杰系××或者其他原因致死，其据此主张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依据，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78.51元，由上诉人朱大矿、杜翠霞、王菜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玮审判员 周克风审判员 张月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朱琳书记员韩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