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6民终1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安宁庄路。 法定代表人：袁伟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忠，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思丹，男，生于1972年12月14日，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四川明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代容，女，生于1985年8月17日，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朝飞，四川华蓥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帆，男，生于1988年11月20日，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珊，四川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水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思丹、顾代容、原审第三人刘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2020）川1621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水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顾代容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何思丹偿还顾代容全部借款本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顾代容、何思丹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逻辑关系混乱、理由主观臆断。1.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与刘帆、何思丹的关系问题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何思丹、刘帆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者存在何种关系，但一审法院却主观推定刘帆与上诉人有“某种紧密联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认定刘帆、何思丹有权、有理由代表上诉人，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经过一审审理可知，刘帆并未取得上诉人的任何授权、没有任何关系，而何思丹在出具第一份借条时也不具有上诉人公司的任何职务，与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刘帆和何思丹有权代表上诉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主观认为刘帆、何思丹有权代表上诉人收款、借款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刘帆和何思丹有权代表上诉人处理案涉工程相关的事务，构成有权代理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又认定顾代容在出借借款时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何思丹是代表上诉人向其筹借款项，推定成立有权代理法律关系，这属于法律关系不清，致使整个判决建立在主观认定的事实依据及相互矛盾的法律关系之上。4.一审法院认定何思丹第二次重新出具借条并加盖公司项目章的行为是对第一次借款行为的追认及对后续利息的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虽然此时何思丹为上诉人的员工，但是公司对其书面任命的职务是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没有对外融资、追认的权限，无约定和法定的理由可以认定代表公司行使融资以及追认债权债务。其次，项目部印章非公司公章或者财务印章，不能无条件的代表公司意思表示，项目部印章本身不具有融资、对外确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功能。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何思丹辩称，1.应由上诉人、刘帆共同偿还借款本息；2.何思丹系上诉人的职工，案涉工程至始至终由何思丹负责；3.何思丹经向刘帆请示，刘帆要求其自筹资金交纳保证金，何思丹才找到顾代容借款，款项打入指定账户中，没有经何思丹的手，而且借条上加盖了北京水务公司项目部的印章，故本案借款不应由何思丹承担偿还责任。 顾代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1.涉案工程从招投标开始就由刘帆、何思丹共同运作，在中标后设立项目部，何思丹至始至终担任项目部负责人，上诉人从未派出管理人员到现场进行经营管理工作，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和刘帆均承认本案招投标过程中刘帆负责协调跑腿，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刘帆、何思丹的行为代表北京水务公司，一审判决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是概括性总结。2.本案是民间借贷，我方出借资金时，何思丹出具了北京水务公司的营业执照、中标通知书、刘帆的个人信息资料，工程又在岳池县城，所以我方有理由相信是用于北京水务公司的项目，而且该资金也确实是用于项目保证金，款项也是转入指定的刘帆的账户。何思丹和刘帆有权代理，有理由让顾代容相信借款是用于公司的项目，且实际也是用于项目，充分说明借款资金不是何思丹的个人借款行为，是典型的表见代理行为。综上，一审法院在概括总结客观事实后，认定何思丹和刘帆的行为代表水务公司，认定真正的借款人是水务公司，我方认为是正确的。 刘帆述称，其不是借贷主体，刘帆与北京水务公司无关联，即使北京水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也与刘帆无关，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不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是正确的。因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不涉及第三人，所以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顾代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水务公司、何思丹及刘帆共同向顾代容偿还借款本金3,432,652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7年2月15日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北京水务公司、何思丹、刘帆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5日，何思丹向顾代容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顾代容现金人民币3432652元（大写：叁佰肆拾叁万贰仟陆佰伍拾贰元正），请将此款转入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刘帆账户（开户行建设银行成都市金河支行账号：62×××88）用于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缴纳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回龙水库）履约保证金，借款月利率2.00%借款期限三个月（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5月15日）到期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借款人为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回龙水库）项目部与何思丹。当日，顾代容向刘帆账户（开户行建设银行成都市金河支行账号：62×××88）转款3432652元，交易用途为回龙水库履约保证金。刘帆收到此款后未支付给北京水务公司。北京水务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向岳池县财政局转款3432651.70元，用途为履约保证金。 上述借款到期后，因未能偿还，何思丹于2017年6月25日重新向顾代容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顾代容现金人民币3432652元（大写：叁佰肆拾叁万贰仟陆佰伍拾贰元正），此款已按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要求于2017年2月15日转入刘帆账户（开户行建设银行成都市金河支行账号：62×××88，转款凭证附后），用于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缴纳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回龙水库）履约保证金，借款月利率为2.00%，此借款及2017年2月15日至今利息297496.00元和后续利息至今日起壹年内还清，以前借条作废”。借款人为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回龙水库）项目部与何思丹。何思丹在该借条上签名，借条加盖印章的名称为“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项目部”。 同时查明，北京水务公司投标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回龙水库）事宜由何思丹与刘帆共同负责。2017年１月16日，北京水务公司中标案涉工程。2017年2月28日，岳池县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与北京水务公司签订《岳池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配套项目施工二标段（回龙水库）施工合同》。北京水务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聘请何思丹为该项目部技术负责人，2019年5月17日任命何思丹为项目部经理。案涉工程项目部与监理部门往来函件中所加盖的印章与借条上的印章一致。 一审庭审中，经询问北京水务公司及刘帆，北京水务公司自述案涉工程自施工开始负责人包括何思丹，第三人刘帆负责为北京水务公司协调沟通相关关系，未向刘帆支付相应报酬，刘帆与北京水务公司无其他关系。微信截图显示北京水务公司设有成都分公司，该联系人自称系华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告知何思丹其工资已从2020年３月停发，北京水务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另一审法院通过华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刘帆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借款人是谁。为明确真正的借款人，须首先厘清何思丹、北京水务公司、刘帆三者间的关系。一审庭审中北京水务公司称案涉工程开工后负责人包括何思丹，何思丹与刘帆代表该公司共同负责案涉工程招投标，刘帆还负责该公司的协调沟通工作。微信截图的内容与一审法院向刘帆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时所填写的送达地点证明刘帆与北京水务公司成都分公司、华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者存在某种紧密联系。虽然北京水务公司和刘帆均回避相互间的真正关系，也不对相互间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结合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何思丹及刘帆均有权处理与案涉工程相关的事务。庭审中北京水务公司称该公司与刘帆无任何关系，也未向刘帆支付任何报酬，刘帆对北京水务公司的陈述予以认可，北京水务公司和刘帆的上述陈述明显不合常理，不予认可。何思丹出具的借条已清楚地记载了借款的用途及收款人的信息，且顾代容也是按何思丹的指示将借款转入刘帆账户，并注明了借款用途，因此顾代容向何思丹出借借款时已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何思丹是代表北京水务公司向其筹借履约保证金。刘帆收到借款后，案涉借款合同生效，且该借款合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刘帆收到借款后并未提出异议，交易凭证上也载明交易用途为回龙水库履约保证金，转款人为顾代容，说明何思丹是受其指示向他人借款用以缴纳履约保证金。刘帆与北京水务公司关系特殊联系紧密，如北京水务公司无需筹借履约保证金或借款行为系何思丹个人行为，刘帆则不应接受该借款或在收到该借款后及时归还于顾代容而非自行占有。何思丹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非分包方，无须缴纳履约保证金。刘帆自述其与北京水务公司无任何关系，但又以个人名义要求何思丹个人向其缴纳风险金，显然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其收取案涉借款的行为应视为北京水务公司的行为。基于以上案情，应认定何思丹代表北京水务公司向顾代容筹借履约保证金事实已被北京水务公司认可。何思丹在两张借条的借款人栏签署自己的名字，已表明其为借款人之一，何思丹辩称不是适格主体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何思丹与北京水务公司共同向顾代容借款的事实成立，予以认可。案涉工程项目部与监理部门往来函件中所加盖的印章与本案借条中加盖的印章均为同一项目部印章，说明案涉工程项目部印章确已广泛使用，对外已产生公示信赖效力，北京水务公司有关无项目部印章的辩称不成立，不予支持。何思丹重新出具借条后加盖项目部印章，进一步印证该借款系北京水务公司、何思丹共同行为。基于刘帆与北京水务公司的特殊关系，即使其未将顾代容出借的款项转给北京水务公司，也不能因此否定顾代容向北京水务公司、何思丹出借借款的事实。北京水务公司否认与顾代容间存在借款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刘帆不是实际借款人，顾代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北京水务公司辩称项目章具有特定用途，超越该印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是公司意思表示，且无论借款是否使用至案涉工程，借款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不具有合同的相对性，因此顾代容要求北京水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就本案而言，案涉工程项目部与有关单位业务往来中已广泛使用项目部印章，已对外产生公示信赖效力，而案涉借款也用于缴纳履约保证金，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并未超出该印章的使用范围。本案审理的是民间借贷纠纷，未突破合同相对性。 综上，何思丹与北京水务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偿还顾代容借款本息，顾代容要求何思丹与北京水务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何思丹与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共同偿还顾代容借款本金3,432,652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随本清）；二、驳回顾代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929元，由何思丹与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顾代容提交了一份案涉项目现场监理工程师蒋光福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加盖了项目监理部印章，拟证明何思丹系上诉人在案涉项目现场的负责人。上诉人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属于个人观点，不是监理公司的意见。蒋光福未出庭接受询问，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且该情况说明出具的时间是2020年9月，顾代容提交该证据的时间是2020年8月，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何思丹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刘帆质证认为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三性不予认可。 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职权对案涉项目的现场监理罗金平进行了询问，形成了询问笔录，罗金平证实：该项目北京水务公司的负责人是周建立，但周建立只在2017年检查时来过项目部一次，实际在工地进行管理的是何思丹，对接工作罗金平都是与何思丹进行，开工令等通知也是由罗金平送达给何思丹的，有工程发文薄予以证明。随后顾代容向本院提交了案涉项目的监理发文薄复印件，拟印证何思丹确系上诉人在案涉项目的负责人。上诉人对询问笔录和监理发文薄的质证意见：1.当事人未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也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畴，故询问笔录的取得程序违法。2.询问笔录中记载监理办公室是何思丹租的，监理发文薄何思丹应该拿得到，故该监理发文薄的保存不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真实性存疑，而且从监理发文薄的形式和内容上看也不具有真实性，签字的笔锋感觉系同一人所为，且经过与发文薄上的业主代表林维龙核实，该发文薄上不是其签字，故该发文薄不是真实的。何思丹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和监理发文薄均予以认可，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事实。顾代容质证认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客观反映何思丹从工程最初至今都是案涉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刘帆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刘帆无关，监理发文薄的真实性请人民法院核实，该证据也与刘帆无关。 上诉人为反驳以上证据提交了以下证据：1.案涉项目的监理合同和该项目监理工程师名册复印件，以及监理公司所有监理人员（共599人）的名册打印件，拟证明罗金平不是案涉项目的监理人员，也不是该监理公司的在册监理人员。2.经四川省蜀都公证处公证后的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忠与蒋光福之间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情况说明》实际是何思丹向蒋光福取得，而事实上却由顾代容向法庭提交，而且该《情况说明》制作人是何思丹，该证据的真实性、公正性已被污染，蒋光福对落款时间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该《情况说明》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作证，不应采信。3.案涉项目监理部的现场图片四张，拟证明案涉项目监理部已经荒废，不可能存放监理发文薄。何思丹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其对三性均不予认可，监理公司的名册不能否认罗金平不是监理公司的工作人员，项目的实际监理工作确系罗金平在负责。顾代容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情况说明》不管是谁打印的不重要，只有签字的人认可内容才会签字，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是正确的，监理部办公场所比较陈旧，所以才租赁了较好的办公场所。刘帆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刘帆无关。 被上诉人顾代容还提交了一份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朝飞询问业主代表林维龙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林维龙是甲方代表，监理发文薄上的签字确不是林维龙本人所签，是项目部的人代签的，但是林维龙确实收到了发文薄上登记的文件。上诉人质证认为，该委托诉讼代理人个人自行调查取证，未严格依法、规范行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未提供律师事务所证明向个人取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5条规定，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何思丹质证认为林维龙的陈述内容真实，何思丹是项目负责人，对该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刘帆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且顾代容的代理人单独作的调查笔录，获取该证据的程序和手段合法性存疑，另，该证据与刘帆无关联性。 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经本院核实，罗金平确系案涉项目监理部的现场工作人员。其陈述何思丹为案涉项目上诉人的实际项目负责人，负责工地管理，日常工作对接是其与何思丹进行，开工通知书也是由其直接交给何思丹。罗金平的陈述有监理发文薄予以佐证，也与何思丹在一、二审中的陈述相一致，虽然监理发文薄上业主代表非林维龙本人签字，但林维龙明确表示收到送达的文件，故对罗金平的陈述、监理发文簿本院予以采信，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何思丹确系上诉人在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何思丹在与上诉人签订劳务合同之前就已在案涉项目实际负责。《情况说明》形式上虽然存在瑕疵，但证明内容系客观事实，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帆、何思丹之间就案涉项目的身份关系？何思丹、刘帆是否能够代表上诉人对外借款、收款？上诉人对本案借款本息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 上诉人与刘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刘帆与何思丹之间的关系，各方均未提交相应书证予以说明。但据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刘帆相互无异的陈述：上诉人“2017年6月20日将何思丹聘为公司技术负责人，月工资5000元，由公司发放到2020年2月。刘帆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办事处、分公司负责人，只是帮我们协调一下当地项目关系。案涉工程从头到尾施工负责人包括何思丹。案涉工程不涉及分包转包，但何思丹确实做了一部分劳务，具体什么时间开始做以及做了什么不清楚。工程款由公司结算，何思丹如何提取费用不清楚。何思丹是从正式函件开始介入项目，即2017年6月20日开始，在此之前何思丹是否介入案涉工程不清楚。刘帆核心事项是未来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在案涉工程是什么地位不清楚。”、刘帆“我们公司跟他（上诉人）是跑腿和协调关系，与上诉人有合作关系，找可以做项目的合作人，介绍施工队伍，参与项目报名。这个项目中标后,何思丹找我想通过我把他介绍给公司做劳务。我要他提供项目担保保证金再做工程，这个钱主要是工程出问题用这个钱解决问题，不给公司添麻烦、我们约定项目结束，保证金无息退还。我是2017年上半年工程中标后介入，保证金收完没多久就没管这个工程了，整个介入时间半年左右。上诉人不知道我收取了这笔钱。”、以及何思丹主张“刘帆系上诉人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何思丹从工程招投标时就已介入，是上诉人在案涉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否则其不会持有中标通知书，2017年3月14日不会签收开工令。本案借款也是经刘帆同意才向顾代容借的，借款直接转到刘帆的银行账户没有经我手”。可以认定上诉人与刘帆从2016年至承揽案涉项目期间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并拟定将来在成都设立上诉人分公司。就案涉项目，上诉人请刘帆协调当地（岳池）项目关系。刘帆就案涉工程，做了参与项目报名、找可以做项目的合作人、介绍施工队伍等事务。其间刘帆找到岳池当地可以做项目的何思丹，并向何思丹收取了案涉资金。对此，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一个人依赖于另一个人的活动，则委托代理关系即可产生。上诉人、刘帆就案涉工程项目，刘帆受上诉人委托，参与项目报名、项目（中标后）在岳池当地为上诉人找寻到可以做项目的合作人何思丹，最终何思丹成为上诉人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进行案涉工程项目施工作业。上述事务达成属上诉人依赖刘帆为上诉人利益所进行活动的结果，符合委托代理关系基本特征。结合刘帆介入案涉工程长达半年多时间之久，以及一审中何思丹提交的微信截图显示，华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通知何思丹工资停发和一审法院通过华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刘帆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等事实，在上诉人、刘帆未举证证明双方为此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刘帆围绕案涉工程项目中标及施工作业，可以推定上诉人与刘帆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间刘帆为上诉人利益受领何思丹向顾代容所借款项，即使按刘帆所说款项用途为工程出问题用该款解决，但上诉人、刘帆等再三强调案涉工程不存在挂靠、转包、分包等关系，则工程出问题也自应由上诉人解决，故该款的收取亦应属刘帆代上诉人收取。 刘帆的前述行为皆符合上诉人利益，而上诉人对于案涉工程与何思丹的意思表示又多通过刘帆，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帆有权处理与案涉工程相关的事务正确。 对于何思丹在案涉工程项目的身份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四川精正建设项目咨询管理公司与其现场监理蒋光福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何思丹作为北京水务公司案涉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一直在案涉项目的项目部开展经营管理工作。此外，四川精正建设项目咨询管理公司在案涉工程的工作人员罗金平也证实到何思丹是北京水务公司派来工地进行管理的，上诉人所称的项目经理周建立只在项目部成立过后来过一次。案涉项目的开工令也是送给何思丹的。案涉工程的监理发文簿中亦有何思丹作为收件人的签字。以上证据足以证实何思丹是北京水务公司在案涉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何思丹作为北京水务公司在案涉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依据刘帆指示为筹措履约保证金而向顾代容借款，且借款的金额与北京水务公司应当缴纳的履约保证金的金额高度一致，诉讼中，上诉人、刘帆等再三强调案涉工程不存在挂靠、转包、分包等关系，则何思丹无为案涉工程缴纳履约保证金或刘帆所谓工程出问题后解决问题的保证金义务，在此情况下，该借款符合其作为项目负责人履行职务所发生的债务的特征，应当认定何思丹向顾代容借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何思丹作为项目部负责人以项目部名义与顾代容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缴纳履约保证金或刘帆所谓工程出问题后解决问题的保证金，因该两类款项均应由上诉人缴纳、筹集，故本案争执借款应视为用于上诉人经营使用，顾代容请求北京水务公司承担责任，应予支持。 案涉工程项目部印章多次用于与监理部门的往来函件，对外已经具有公示效力，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已对岳池项目部使用的该枚印章予以认可。一审已查明，本案借条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与监理部门的往来函件所加盖的印章是一致的。因项目部系上诉人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其对外的民事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故上诉人的项目部在借条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视为上诉人的行为。该行为系既是与何思丹借款行为的认可，也是公司对借款的事后追认。故此，应当认定上诉人是本案的借款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然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何思丹虽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但其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且在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偿还案涉本息责任后，并未上诉，系何思丹对其诉讼权利、实体权利的处分，故本院对何思丹辩称其不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的理由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北京水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929元，由上诉人北京翔鲲水务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乔军 审 判 员 陈 萱 审 判 员 王 敏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唐双霜 书 记 员 周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