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7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王君，女，197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蕾，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法定代表人：李承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超，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正坤，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君因与被上诉人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大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四项，改判百大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25150.22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2575.11元、代通知金4894.57元、2019年1月3月期间的工资7934.67元，诉讼费由百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百大公司以王君违纪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但未提供王君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事实依据。百大公司非法扣留王君个人电话簿，导致未能及时联系重病母亲的主治医生，延误病情最终导致救治无效，王君因此陷入巨大自责，导致王君患上严重抑郁症和焦虑症。百大公司应给予王君医疗期，且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百大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经济赔偿金。2.百大公司自认拖欠王君2019年1月至3月工资，并提交了工资表予以证明，仲裁裁决对此作出认定。即便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载明工资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1日，百大公司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显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表明此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也表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经解除并终止履行，应支付经济补偿金。3.双方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经由单位强行收回并撕毁，百大公司明确告知王君不再协商解决纠纷。该协议内容并非王君真实意思表示，显失公平，受迫于百大公司施加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所签，王君在签订后当天就提出恢复原工作岗位，该诉求反映于市长热线。百大公司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均反映百大公司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不认可。双方均不认可并要求解除该协议，应发生解除并终止履行的法律效力。百大公司不能既作出违法辞退的决定，又出于规避诉讼风险只承担协商一致解除的后果，该协议不应作为本案劳动关系解除的依据。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百大公司单方解除合同不符合逻辑，却未判决百大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显失公正。即使认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有效，该协议亦约定百大公司支付王君各项费用38000元，百大公司愿意履行该协议，一审法院除年终奖外未认定百大公司支付王君其他费用，存在矛盾。百大公司辩称，2019年2月1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百大公司基于王君涉嫌以个人信用卡套现的行为，于2018年12月20日向王君送达了《商业大厦内部调动函》，称王君“因工作失误次数较多，已不胜任团购岗位。经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将你调岗至悦莱迪女装营业员岗，请于12月21日准时到岗”，双方之间的争议由此开始。根据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长青派出所出具的“警情详情”，双方于2019年1月30日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并出警予以调处。案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2月1日，从争议开始至矛盾升级，再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双方之间的争议已经存在了较长的时间，即双方在冲突期间达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当时，均属于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王君确实发生了试图将百大公司持有的一份协议夺走的行为，但即便撕烂了原件，百大公司也仍然保管了这份被撕烂的原件，并且继续愿意履行该协议书约定的支付义务。2019年2月27日，百大公司向王君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书的尾部注明“请你于2019年3月7日前办理离职手续，并进行离职结算”，百大公司也认为双方之间存在未结的经济事务。2019年3月18日，百大公司为王君出具了《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而解除原因填写的是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首部中的第一句话“单位提出”，而不是“严重违纪”。再到此后的仲裁答辩和民事诉状，百大公司自始至终同意继续履行协商解除协议书约定的38000元支付义务。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订后，百大公司有关人员表示不再和解本案，只是代表本案不再由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不同意继续履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王君刷本人及亲属信用卡的事实清楚，但王君不以为然，2018年12月13日下午，百大公司、王君及其家人前往经侦大队，只是因涉案金额未达立案标准，但公安机关也并未否定其套现行为。王君行为属于严重违纪，根据百大公司《团购部工作职责》及《员工奖惩制度》规定，百大公司可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王君提供病历中的“抑郁状态”，系其在“自评量表”自评得出，并不是医院确诊的“抑郁症”，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王君未向百大公司单位提供任何相关病历材料，更未申请病假，医院并未为其开具“疾病建休单”。百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百大公司无须支付王君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12575.11元、代通知金4894.57元、工资5666.12元。王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百大公司支付王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25150.22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12575.11元、代通知金4894.57元、工资7934.67元、年终奖481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5月，王君进入合肥鼓楼商厦工作。1998年10月12日，百大公司经登记成立。2003年1月，王君从合肥鼓楼商厦调至百大公司担任团购员。2017年6月13日，百大公司与王君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由王君自2007年8月1日起在该公司担任营业员。2018年12月20日，百大公司向王君送达内部调动函，以其不能胜任团购工作为由，将其调整为悦莱迪女装营业员。2018年12月23日，百大公司对王君进行新岗位培训，并向其强调考勤管理制度。2019年2月1日，百大公司与王君订立《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包括：双方自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各项费用（含工资、奖金、福利、补贴、加班工资）截至该日共计38000元，百大公司在办结工作交接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王君；百大公司为王君缴纳社会保险费与公积金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2月2日，百大公司举行四届十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对王君违纪行为的处理意见，决定与王君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27日，百大公司向王君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包括：王君多次随意刷信用卡，从收款抽屉中抽取现金，严重违反公司的管理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损害。2019年3月18日，百大公司为王君出具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载明系由“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8月8日，合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合劳人仲案字第52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百大公司向王君支付经济补偿112575.11元、代通知金4894.57元、工资5666.12元、2018年度年终奖4814元，为王君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王君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2019年8月23日，百大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8月26日，王君不服该仲裁裁决，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10月15日，该院以确认之诉欠缺仲裁前置程序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20年2月24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该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百大公司与王君于2019年2月1日通过订立《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双方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首先，并无证据表明涉案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即本案并不具有认定该协议无效的情形。其次，对于涉案协议，无论是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还是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五十二条以及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可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在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有谁行使过该撤销权，因此，涉案协议对百大公司与王君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履行与合同的效力属于两个范畴，即使涉案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并未履行，并非意味着该协议无效。百大公司在涉案协议生效亦即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仍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显然不符合逻辑；王君基于该错误行为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无疑缺乏正当基础。换言之，王君若以百大公司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为基础主张权利，如前所述，则须首先依法请求撤销《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本次诉讼中，百大公司对2018年度年终奖4814元不持异议，对于仲裁机构确定的该项给付数额，该院不予变更。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无须向王君支付经济补偿112575.11元、代通知金4894.57元、工资5666.12元；二、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君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4814元；三、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王君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四、驳回原告王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王君提交证据为：录音一份，证明百大公司明确告知王君双方不再协商解决纠纷，不存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说法，双方于2019年2月1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应发生解除并终止履行的法律效力。百大公司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只是表明双方不再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而不是百大公司不同意继续履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百大公司与王君于2019年2月1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该协议就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相关事项和支付款项作出了明确约定，也明确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1日解除，该协议载明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上有王君的签名和百大公司的签章。百大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认可该协议并愿意继续按协议履行，王君认为其签署该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王君认为该协议已经解除的意见，依据不足，百大公司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在双方已经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作出相关约定的情况下，王君另行要求百大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1月至3月工资的主张，与该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就该协议确认的内容未在判决主文中明确存在不当，否则将出现王君应申请执行时缺乏执行依据的情形，本院就此予以纠正。王君与百大公司就一审其他判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王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即“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无须向王君支付经济补偿112575.11元、代通知金4894.57元、工资5666.12元”、“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君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4814元”、“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王君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二、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君解除劳动关系各项费用38000元；四、驳回王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元，由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怡审判员 董江宁审判员 余海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贾柏轩书记员施佳佳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