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宗某1，女，1967年3月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宗某2，女，1970年5月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宗某3，女，1995年1月16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女，1962年4月1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玄（系母子关系），男，1990年6月6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上诉人宗某1、宗某2、宗某3因与被上诉人魏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某1、宗某2、宗某3上诉请求：1.撤销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303民初96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曲解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在审理过程故意归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并对土地补偿款的法律概念及构成进行曲解，得出涉案补偿款不是孙翠云的遗产的荒谬结论，违法剥夺上诉人的合法继承权。相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在案证据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办事处大王庙村出具的证明内容，依法应当认定涉案土地补偿款属于土地承包人宗庆荣、孙翠云应得的承包收益，依法应作为其遗产，由他们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另外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夫妻家事代理权，第一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法律制度，因此该项制度不是我国法定制度；第二根据现行法学通论，夫妻家事代理权，是指家常事务代理权，是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配偶一方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的当然代理权，另一方对由此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使魏某是基于所谓的代理权领取了宗庆荣和孙秀云共同所有的涉案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魏某也得返还涉案款项中属于上诉人继承的份额。另外，在宗庆荣去逝前四个月的患病期间，本案被上诉人就与宗庆荣离婚，这本身就证明魏某与宗庆荣之间的婚姻关系不是正常的婚姻关系，对于重大财产的处置也不适用家事代理的规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基于其与宗庆荣的家事代理权领取并占用上述遗产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做法，属于曲解法律，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由于上诉人无法获取由徐州市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办事处规划科保管的××××年度大王庙村土地征用补偿款领取记录表；由徐州市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办事处民政科及徐州市公安局大龙湖派出所保管的孙翠云母亲陈广兰于2008年的死亡档案，一审法院拒绝调取，程序违法，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孙翠云的母亲后于孙翠云死亡，故其对孙翠云的遗产依法享有继承权，其现在虽然已经死亡，但其对孙翠云的遗产继承份额由其子女继承。故一审法院违法剥夺了孙翠云的母亲陈广兰的法定继承人孙世清、孙世敏、孙翠侠、孙翠芹的继承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魏某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宗某1、宗某2、宗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宗某1、宗某2、宗某3与魏某依法继承并分割被继承人宗庆荣与孙翠云的土地补偿费共计54786.9元。一审法院查明，宗庆荣与孙翠云于××××年××月结婚，婚生女宗某1、宗某2、婚生子宗长启，孙翠云于2000年7月1日死亡，宗长启于2001年4月26日因事故死亡。宗长启在生前育有一女宗某3。××××年××月××日，宗庆荣与魏某结婚。2013年7月10日，宗庆荣与魏某签订离婚协议，协议离婚。大王庙村委会于2020年4月26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大王庙村村民孙翠云为1994年土地二轮承包分地人口，并取得相应的土地，本人于2000年7月1日因病去逝。2004年因新城区建设，大王庙村村民土地全部被征用，土地补偿款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补偿款按照1994年的分地人口进行补偿。土地补偿款于××××年8月27日发放（宗庆荣、孙翠云两人）。经调查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大王庙村征用土地补偿费分配明细表载明，宗庆荣承包土地人口2人，沟路废地人口1人，安置人口1人，承包土地面积1.93（亩），应得分配款合计54786.9元，其中土地补偿25229.9元、青苗补偿1737元、附作物补偿7720元、沟路补偿5100元、安置补偿15000元，已领金额34686.92元，结余20099.98元，领款人处有魏某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否是被继承人孙翠云遗产的问题。根据《继承法》第3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面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归地面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使用，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原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农民生产、生活的，则由原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费用的使用方式；不能统一安置的，则尊重农民的意见分配到户。从上可以得知，土地补偿费是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补偿给村集体的，村集体又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分配给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家庭，用于对失去耕地农户的损失补偿及安置。而土地补偿费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分配，不是分配给这个家庭中的某一个人，更不是分配给这个家庭原承包人口中已死亡的人，而是对失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权的补偿，不属于收益。从土地补偿款的构成及性质上看，已经死亡的家庭成员不能享有此费用。土地补偿款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是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不得挪作他用，应当专款专用。死亡的家庭成员已经不复存在，显然不能对其进行安置，而且该家庭成员也没有对土地进行耕种和管理，未在耕地种植作物，所以地上附着物质和青苗的补偿费也不能由该死亡的家庭成员享有。既然死亡之后便丧失了承包主体资格，不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成员，所以土地补偿费也没有其分配份额。因上述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在孙翠云去世后分配给宗庆荣，故该土地补偿费不是孙翠云的遗产。关于上述土地补偿费能否作为宗庆荣的遗产继承分割。上述土地补偿费于××××年左右领取，此时宗庆荣与魏某已经结婚，被告基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事代理领取上述款项，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未侵犯宗庆荣合法的财产权利。上述款项领取直至宗庆荣和被告2013年协议离婚时，宗庆荣也未对上述款项主张过权利，故该款项被告主张用于生活所用也符合常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在宗庆荣去世时还存在，其主张分割上述款项并无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宗某1、宗某2、宗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0元，减半收取为585元，由宗某1、宗某2、宗某3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宗某1提交宗庆俊、高新俊、庄茂兵、潘素芳、宗庆华、宗庆奎联名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土地在孙翠云去世后是由宗某1、宗某2进行耕种，而且宗庆荣曾说过把土地补偿款都给宗某1。被上诉人魏某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从未听宗庆荣说过这些话。该份证据内容由宗某1书写，宗庆俊等六证明人均未出庭作证，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补偿款是否可以作为遗产继承的问题。首先，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非个人。土地承包期内家庭成员死亡的，土地不发生继承，应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征地补偿款是征地单位给被征地人员的补偿和安置费用，不属于承包人的承包收益。本案中，孙翠云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间死亡，该户土地由其他家庭成员即宗庆荣继续承包经营，而涉案土地补偿款发生在孙翠云死亡之后，不属于孙翠云生前个人合法财产，亦不属于其生前承包土地享有的收益，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发生继承。第二，涉案土地补偿款于××××年发放，处于宗庆荣和魏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由魏某代为领取也属于法律规定的日常家事范围，且该笔款项的发放时间距宗庆荣死亡有8年之久，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该笔款项在宗庆荣去世时尚有余留，故对三上诉人关于将涉案土地补偿款作为遗产继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中，涉案土地补偿款不属于孙翠云生前个人合法财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就该部分款项其母亲陈广兰并未发生继承，故本案一审并未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0元，由上诉人宗某1、宗某2、宗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 红审 判 员  赵淑霞审 判 员  黄 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蓓蓓书 记 员  梁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