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7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庆生，男，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栋，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薇，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农耕，男，195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北京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旭，北京市（南京）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周庆生因与被上诉人宋农耕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191民初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庆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宋农耕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有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有误。被上诉人宋农耕是自愿为借款提供担保，上诉人周庆生与借款人扶安保不存在欺诈被上诉人的故意。上诉人出借款项来源及款项交付后实际用途并不影响宋农耕对担保责任的承担。2.周庆生在《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中手写内容是对借款用途的细化，并非是对借款目的变更。宋农耕答辩称：1.上诉人一审中自认被上诉人持有的《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中没有手写内容，该手写内容恰恰是对于借款用途实际变更。证人周某陈述，借款用途是抵充案外人相关债务才产生的，但该证言又与上诉人的陈述矛盾。2.案涉借款发生的背景是当时周某向扶安保索要30万借款，扶安保找到周庆生借款用于偿还前述30万元借款，上诉人明确要求扶安保提供担保才同意出借，也就是说，周庆生对扶安保没有偿还能力是知情的。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庆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宋农耕偿还欠款本金及利息6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17日，周庆生、宋农耕、扶安保、黄映红签订《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一份，载明：因本人扶安保家庭建设需要，现委托周庆生，在华夏银行借款50万元，先息后本，借期为贰年（2017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8日），月息1.5%，借款利息按月交付，扶安保每月二十日前将利息7500元汇至借款指定银行卡号；本金于到期之日，一次性还清；如不能按时付息或到期不能归还本金，相关责任有委托借款人扶安保和担保人宋农耕负责。宋农耕在担保人处签名。前述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下方空白处周庆生手写内容如下：（1）此款50万元用于还周某的借款40万元，利息7.5万元；（2）用于归还赵阿琴的利息1.6万元；（3）预留一个月利息7500元；（4）退还扶安保1500元。对于《委托借款凭证（借条）》，宋农耕认为：其签字时并没有周庆生的手写部分，其未对借款用途的变更进行确认，对于主合同的变更应得到担保人的确认，否则担保人不应承担责任。周庆生陈述：该《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一式三份，原宋农耕以及借款人扶安保各持有一份，其与扶安保持有的《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上均有其手写部分内容，宋农耕持有的那份没有写，但宋农耕知晓手写部分内容。关于借款交付情况，周庆生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7年1月20日向周某汇款10万元的转账凭证；2.2017年1月22日周某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扶安保四十万元的借款利息（2015年12月-2017年1月，共计12个月零20天），累计利息75000元”；3.2017年1月22日周某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周庆生（扶安保委托）归还扶安保借周某人民币本金40万元，利息7.5万元；其中周庆生于2017年1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10万元，现金支付（利息）7.5万元；30万元是由周某向周庆生借款抵扣”；4.2019年1月24日周某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载明“扶安保于2014前后，经周庆生介绍与我认识，并向我借款40万元，依据双方约定的利率，按季度支付利息，到期支付本金；然而，扶安保未能兑现承诺，没有及时付清利息，到期也没有归还本金；一怒之下，我欲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权益。2016年底，我又多次向扶安保催要借款本金和利息。后经扶安保与本人协商，委托周庆生向银行借款，用以归还扶安保所欠本人的40万元人民币本金，以及拖欠的7.5万元利息；2017年1月20日我收到周庆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的10万元人民币，2017年1月22日，我收到周庆生支付的现金7.5万元（利息）；其余30万元，周庆生用我向他借款的凭证（借条）冲抵；自此，扶安保欠我的40万元本金和7.5万元利息，全部归还本人，以上所有款项都是由周庆生支付的，特此证明”。5.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载明：2017年1月13日银行向周庆生发放额度贷款30万元，款项到账后，随即转至周庆生的其他账号，用途为还款。宋农耕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仅能证明周庆生向周某转账的事实，转账的目的与资金来源不能确认。对证据2、3、4真实性无法确认，从收条和证明内容可见，周庆生向周某转账10万元，交付现金7.5万元，现金交付无凭证，此外另有30万元系周某与周庆生的债务进行抵扣，如该抵扣实际发生，周庆生无需向银行贷款47.5万元用于归还周某，并不符合逻辑。对证据5关联性不予认可，下款时间与借款时间有时间差，下款后款项没有直接转入周某账户，无法看出该款用于替扶安保归还周某借款。关于周庆生与周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周庆生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3年9月15日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周庆生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年息12%”；2.2013年9月22日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周庆生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年息12%，按季付息；3.2019年9月22日，周庆生向交通银行申请20万元本票一张，收款人为周某。宋农耕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不予认可，周庆生是否实际履行付款义务无法明确。对证据3的三性无法确认，仅能证明周庆生确实向交通银行申请过20万元本票，但是本票申请目的无法看出，本票系复印件，无法确认收款人系周某。周庆生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周某到庭作如下陈述：我与周庆生是初中同学，周庆生与扶安保是大学同学；周庆生从银行贷款，其告诉配偶该款项是借给我的，这两张借条是出具给周庆生的配偶看的，借条是假的。周庆生替扶安保将30万元归还给我，现在扶安保已经不欠我钱了；周庆生一共替扶安保还款40万元本金和7万多元利息；借扶安保的钱借条上是14年，实际出借是13年或12年；我给周庆生打的借条与扶安保无关，周庆生给我30万元是为了跟我做生意，如果后面扶安保不还钱，我就将这30万元扣下来，这笔钱是做生意，不是借款。周庆生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如下：关于借条其不清楚为何证人会那样陈述，其可以去银行调取记录，当时借款是因为证人不放心借钱给扶安保，其称其可以借钱给证人，到时如果扶安保不还款就扣掉；证人称借条是假的是有问题的，其借钱给证人是让证人踏实，扶安保向证人借40万元是事实，证人也称30万元是与周庆生之间的事，证人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可能表述有问题；证人是做酒店生意的，当时说这笔钱算周庆生的投资，以借款的形式，不论赚钱多少，周庆生只要12%。宋农耕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如下：证人称借条是假的这一说法符合客观事实，从证人前后证言来看，30万元不是借款是投资款，周庆生坚持是借款，证人否认，借条是为了让周庆生配偶相信走账才出具的，周庆生与证人之间的借贷事实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以自己的债权冲抵与扶安保之间的债务；证人证言证明周庆生与证人之间基础借贷不存在，因此周庆生提交的借条、情况说明、收条等证据都有问题，周庆生是否足额出借相应款项给扶安保以及宋农耕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从证言角度来看不应让宋农耕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保证人宋农耕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在三方签订的《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上明确约定了“因扶安保家庭建设需要，委托周庆生在华夏银行借款50万元”。从周庆生款项交付情况来看，50万元借款没有直接转入借款人扶安保的账户，周庆生仅向扶安保的债权人周某转账10万元，其余款项交付均为现金或债权抵扣，并没有实际的款项交付。且证人周某否认其出具给周庆生借条的真实性，周某的证言与周庆生的陈述相互矛盾，债权抵扣的真实性存疑。从借款用途来看，如周庆生所述款项交付情况均属实，则扶安保将借款实际用于偿还债务，与《委托借款凭证（借条）》约定不符，致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存在欺诈的情形。周庆生提交的《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上虽有其手写的借款用途，但其自认宋农耕持有的那份文本上并无手写内容，周庆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宋农耕知晓借款实际用途，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能够认定，在借款发生之时，周庆生、扶安保已经知晓借款的实际用途且根据该借款用途周庆生无需向银行贷款50万元用于款项交付，在此前提之下，周庆生、扶安保仍向保证人提供了载明虚假借款用途以及款项来源的合同文本，其二人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依据上述规定，保证人宋农耕不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庆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保全费102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1280元，由周庆生负担。周庆生二审提交南京金水桥园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扶安保）公示信息一份，拟证明2014年4月借款40万元是用于经营即偿还周某，不是个人消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案涉纠纷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关于案涉借款款项来源问题。周庆春陈述，当时从华夏银行贷款未办成，此后其从宁波银行贷款3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7日，年利率6.6%），从江苏银行贷款10万元，合计40万元。2.关于《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下方周庆生备注手写内容情况。上诉人陈述，《委托借款凭证（借条）》是一式三份，其中两份（周庆生、扶安保各持一份）有手写内容，该手写内容只是来约束扶安保，被上诉人也是知晓的，上诉人当时写两份是让扶安保知道上诉人替他还债的。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双方在签署《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之前不认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宋农耕对周庆生主张的债权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宋农耕对周庆生主张的债权不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1.周庆生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出借款项足额交付的事实。《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中“因本人扶安保家庭建设需要，现委托周庆生在‘华夏银行’借款50万元，先息后本，借款为贰年（即自2017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8日）月息1.5%……）系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共同确认的借款内容，但周庆生所称的借款发生的基础事实是其向第三方黄兴春给付款项、周庆元与周某之间相互债权抵充形成的债权，与其提供的《委托借款凭证（借条）》关于扶安保、黄映红委托周庆生向银行贷款50万元再转借给两人的约定明显不符，亦与其申请的证人周某的陈述不一致。本案亦缺乏证据证明债务人扶安保、黄映红对周庆生所主张债权的基础事实表示认可的事实。2.通常情况下，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在全面衡量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及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方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委托借款凭证（借条）》系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共同确认的协议内容，而周庆生在《委托借款凭证（借条）》下方所备注的手写内容仅系其单方表述，并无证据证明扶安保、黄映红、宋农耕均予认可。如该手写内容是周庆生与扶安保之间的合意，在此情形下，周庆春已经知晓扶安保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显属两人恶意串通、欺骗宋农耕提供担保，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宋农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周庆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万元，由上诉人周庆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奇海审 判 员 朱永刚审 判 员 陈 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代 雪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