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绪源，男，199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守力，男，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森茂大厦11楼。负责人：野吕濑元太，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挪、刘佳，均系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绪源因与被上诉人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三菱银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绪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张绪源一审诉讼请求。2.判决张绪源赴日性质为工作，并不予支付被上诉人所谓的违约金。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仅以《培训协议》签署时点双方约定培训为由，片面推定张绪源在日本工作的一整年为培训不当，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及其母公司利用培训名义签署协议，要求张绪源配合其满足培训的构成要件，形式上看似培训，但张绪源提供的证据足够表明被上诉人在一整年期间未履行任何培训义务，却获得了张绪源的劳动，同时利用约定服务期的条款，企图达到获取张绪源劳动成果，但不支付任何劳动报酬的不合理获利。严重违背我国劳动关系法律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在合同签署时点即明确知晓张绪源在日本的性质为工作，却主观故意隐瞒事实，签署名为培训的协议，已经构成了合同法中关于“隐瞒重要事实签署合同”的行为。张绪源在签署时点的积极主动，是在被上诉人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的前提下做出的，不代表张绪源认可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张绪源在日本期间，日本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张绪源；张绪源受日本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有明确的工作内容；张绪源从事日本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偿劳动，获得日本用人单位发放的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张绪源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张绪源与日本用人单位之间符合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双方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仅以赴日本前签署的协议事项，片面采纳被上诉人劳动实操培训的主张，未对一整年的事实进行判断。被上诉人利用培训名义，隐瞒重大事实与张绪源签署培训协议，骗取了张绪源在日本提供的工作，如果要求返还所有费用，则会导致被上诉人获得了无偿劳动，被上诉人事实上因张绪源所谓“违约”而获得上述利益，依照损益相抵原则，应当从索赔额中扣除被上诉人获利部分。2.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索要违约金的金额判定，违背了双方的约定，违反了契约原则。一审法院在基于错误的判断基础上对三菱银行提出的培训费用总额3,441,000日元和人民币26,461.8元的要求全面支持，没有对合同条款中的每一项金额和具体权利义务进行判断，仅就被上诉人是否支出来确定不当。一审法院判定张绪源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超过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金额。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在满足劳动法要求的专业技能培训的条件下，方可约定违约金，且违约金金额不得超过实际支付的费用。首先，根据上述被上诉人本身不属于劳动法约定的专业技能培训。其次，双方在所谓《培训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范围仅为“租房费用，出发回程津贴，修理费用，生活补助和其他”，而被上诉人主张的清理费，行李托运费，机票费，其他交通费和定期券，签证及体检费明显不属于上述约定范围。作为约定不明事项，被上诉人无权向张绪源索要该项费用。在日期间的房租等也存在明显不合理高价，从而转嫁给张绪源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菱银行辩称，不同意张绪源上诉请求。1.张绪源赴日性质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可约定服务期的专业技术培训，而非工作。三菱银行提供的培训为张绪源本人申请参加，并在培训期间积极参与成果反馈，故其明确清楚的了解培训内容与目的，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形。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清晰的表述了此次赴日目的是培训，协议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绪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受欺诈、胁迫签订此协议，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本案中，三菱银行提供的培训为“全球轮换培训计划（GRTP）”，是三菱银行为其员工提高其岗位技能而定期举办的为期一年的专项培训。该项目已进行了7期，共有全球各地的255名员工参加过该培训。该培训提供了培养全球思维模式、拓宽视野以及体验不同类型文化的机会，目的是为了将员工用知识和经验武装起来，为员工提供国际化平台，在接收行提高营业技能，以便回到原分行后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次张绪源参加的是该培训项目的第八期，三菱银行已事先将上述培训内容和目的通过邮件的形式向包括张绪源在内的全体员工发送，意在让员工在充分了解培训内容和目的的基础上，自愿申请参加。从劳动仲裁及一审中三菱银行提交的张绪源申请参加培训的申请表以及《第八期GRTP研修（2018）季度报告》、往来邮件等证据来看，张绪源对培训内容了解，并且自行选择了接受培训的地点和专业。在培训期间，张绪源定期参与反馈，每个季度均提交心得报告，并与三菱银行有邮件往来报告培训情况，对运用培训经验为三菱银行继续工作表现了热情与配合。以上足以证明张绪源系自己主动申请参加该培训，其清楚明白地知道案涉培训项目的和具体内容，以及该培训对其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对其以后职业生涯的益处，区别于用人单位安排员工转岗工作的情形。2.张绪源在日本培训期间，三菱银行为其保留了其在国内原有工作岗位并正常支付工资，同时承担了张绪源培训期间的开支，并按月支付研修津贴。如果是工作，三菱银行没有必要为张绪源在国内保留岗位并支付工资。以上可知张绪源并非转岗离开被告处，而是接受三菱银行提供的特定劳动实践培训。3.根据张绪源培训期间每个季度所提交的《第八期GRTP研修（2018）季度报告》及其与三菱银行的往来邮件内容，张绪源在日期间的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主要有：“学习和掌握与工作相关手续及实务操作”、“学习和掌握外汇、融资业务知识”、“提高营业能力”……其本人的评价也是“通过指导者、组内各位成员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产出（资料制作、会话、营业活动）业务能力、营业能力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掌握了与现场销售直接相关技能。实现了与信实务能力、事务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张绪源在日培训期间注重的不是完成某项具体的工作任务，而是通过具体业务活动的实践和学习，最终得到职业技能的提升。符合了《劳动合同法》对专业技术培训的定义。而从张绪源本人的反馈来看，其多次对培训结果表示满意，表示在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上得到了学习和提升，且该履职经历对原告的工作经验积累亦有一定的帮助。综上，应当认定三菱银行为张绪源提供了专业技术培训。4.三菱银行系根据《培训协议》的约定向张绪源主张违约金，其计算方式亦符合法律规定，且三菱银行已在一审中证明实际发生了相关费用且已经实际支付，故张绪源理应支付。张绪源在归国后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应当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义务，承担违约责任。现其又反悔主张各项费用价格过高等显然不符合协议约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张绪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大劳人仲裁字〔2019〕第1114号；2.判决不予支付三菱银行的要求的支付违反培训服务期约定培训费的请求；3.判令三菱银行支付原告在日工作期间的加班费差额，186,000日元/月÷22天/月÷八小时/每天×30小时/月×12月=380,000日元；4.判令三菱银行支付原告2018年度的年度奖金金额为1至2倍的月度工资。5.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2年7月1日入职被告处，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止。2017年12月1日，依原告申请，经被告及其母行审批同意，原、被告签订了《培训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指本案被告）以培养人才，提高行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为目的，派遣乙方（指本案原告）赴日本培训”；“具体学习场所和培训内容由甲方决定，乙方应服从安排”；“培训期间，甲方提供并承担乙方所需住宿相关费用及因住宿发生的水、电、煤、网络等公共事业费、一次性清扫费、出发和归任津贴、研修津贴、出发和归任相关任何费用，以及研修生的培训和发展相关任何费用等（以上合称“培训费用”）。培训费用的标准由甲方指定”；“培训期间，甲方除根据劳动合同和就业规则支付基本工资和加班费外，还会支付或承担以下费用：（1）住宿相关：包括房租JPY90,600/月、一次性清扫费JPY21,600；（2）出发和归任津贴：相当于JPY276,332的人民币（税后，前往日本时及返回中国时各相当于JPY138,166的人民币）；（3）研修津贴：JPY186,000元/月（税前）”。对于归国后服务期的权利义务，双方约定：“乙方承诺，在不低于乙方现行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其与甲方的劳动合同将于培训期满后继续履行2年（以下称“服务期”）。”“乙方如违反本协议第4条的服务期约定，因不可规责于甲方的事由在归国后或国内培训期结束后规定的服务期内离职，或因存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相关规定的情形而被甲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应按如下方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相应服务期月数-培训期满后实际工作期间月数）÷相应服务期月数×100%培训费用，上述培训期满后实际工作期间月数，未满1个月的部分按1个月计算”。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由被告派遣至被告母行三菱东京U**银行培训。赴日期间，原告定期向上级主管发送研修报告、电子邮件，对培训内容和培训成果予以认可和感谢。培训期间，被告按照原工资标准持续向原告支付工资，原告另领取了赴日期间按月发放的研修津贴。赴日房租、交通费、保险费等项目均由被告支付。2019年3月5日，原告以个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2019年4月2日被告做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4日解除。另查，被告为原告在日本期间支付以下费用：研修津贴1,992,000日元、房租2,287,200日元、一次性清扫费21,600日元、出发及归国津贴（即搬迁费）16,446.73元、机票费（含保险）5300元、行李托运费39,592.35元、其他交通费及定期券（月票）4895.15元、签证及体检费744元。另，原告2018年度在日本国缴纳个人所得税金额143,000日元，在中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29,353.39元。故，被告诉讼主张的培训费用（即违约金）为3,441,000日元[（24个月-4个月）÷24个月×（1,992,000日元+2,287,200日元+21,600日元）-143,000日元]，以及人民币26,461.8元[（24个月-4个月）÷24个月×（16,446.73元+5300元+39,592.35元+4895.15元+744元）-29,353.39元]。2019年7月31日，被告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违反培训服务期约定培训费人民币26,461.8元及3,441,000日元。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大劳人仲裁字〔2019〕第11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培训费日元3,441,000元和人民币26,461.8元。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本案中，双方在原告赴日前订立了《培训协议》并约定了归国后服务期为两年，归国四个月后，原告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被告根据《培训协议》向原告主张违约金。原告主张赴日期间属于转岗工作而非培训，被告主张赴日期间系接受培训，则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赴日的性质。首先，从《培训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清晰的表述了此次赴日目的是培训，协议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受欺诈、胁迫，签订此协议，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次，从原告本人的申请、履行协议行为来看，原告明确知晓该培训系被告定期开展的长期培训且已举办多次，随后积极申请参加、在培训期间定期参与反馈，并对运用培训经验为被告继续工作表现了热情与配合，足见原告对此次培训不存在重大误解。最后，从被告提供的待遇来看，原告赴日期间，被告保留了其原有工作岗位并支付工资，同时承担了原告赴日期间的开支，并按月支付研修津贴，被告开支的方式亦表明，原告并非转岗离开被告处，而是接受被告提供的特定劳动实践培训。原告另主张，被告并未提供明确的培训内容，原告能力提升亦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用人单位为工作实务所需，提供的培训包括授课教学、实践操作、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不应拘泥于特定的课堂模式，其实质在于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知识、技能等，而从原告本人的反馈来看，原告多次对培训结果表示满意，且该履职经历对原告的工作经验积累有一定的帮助，综上，应当认定被告为原告提供了培训。原告在归国后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辞职追求新的机遇及挑战是劳动者的权利及自由，但诚信乃立身之本，履行《培训协议》约定也应当是劳动者应尽义务。现被告根据《培训协议》的规定向原告主张违约金，即培训费用，其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则原告应当支付培训费用3,441,000日元，以及人民币26,461.8元。原告主张各项费用价格过高，但双方既然已对费用事先约定，而该费用均属于被告支出的培训成本，原告既然享受了相应服务，则应当支付对价，故对原告的该节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述日元培训费用的汇率，原告主张应当按照2019年3月5日的中日汇率结算，被告表示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原告另主张加班费及奖金，均系独立的请求事项，且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符合劳动争议审理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另因原告的辞职报告写明“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并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申请辞职，故原告的该主张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原告在庭审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要求被告赔偿1000元，系基于民事侵权的法律基础，原告应当另行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绪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三菱银行培训费用3,441,000日元（按照2019年3月5日的中日汇率结算人民币金额）及人民币26,461.8元；二、驳回原告张绪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张绪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绪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张绪源提交《备忘录》（英文）复印件一份及翻译件一份，用以证明1.上诉人赴日的性质为工作；2.行李拖运重量上限海运为110公斤、空运为60公斤。被上诉人不认可复印件的真实性，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该份证据为复印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针对案涉《培训协议》，三菱银行是否隐瞒了需要工作的重要事实；二、原审确定张绪源应当返还的培训费用数额是否正确。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培训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协议。其次，用人单位提供培训的目的通常包括提高参训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工作经验等，故通过实践操作等方式进行培训，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第三，张绪源选择在三菱东京U**银行进行培训，在赴日期间三菱银行保留张绪源原有工作岗位、支付了工资、承担其赴日培训期间的费用并按月支付研修津贴，张绪源的收入包括了原工作岗位的工资及研修津贴，能够看出张绪源赴日并非其所主张的转岗工作，而是其在被上诉人三菱银行工作期间，参加由三菱银行提供的培训。第四，从案涉培训协议履行的事实来看，张绪源在日本期间定期向三菱银行反馈培训情况及自身感受，能够看出其明确知晓培训内容并对此予以积极的肯定。综上，上诉人张绪源未能证明三菱银行存在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张绪源实际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为418,016日元，而非143,000日元，另除《培训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范围仅为“租房费用、出发回程津贴、修理费用、生活补助和其他”，故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清理费、行李托运费、机票费、其他交通费和定期券、身份证及体检费明显不属于应当返还的范围。被上诉人三菱银行主张根据三菱银行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三组证据1-2“三个津贴支付明细”，三菱银行为张绪源在日本培训承担个人所得税金额共计38,400日元。培训结束后经日本税务部门对张绪源在培训期间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最终补交104,600元，以上总计143,000日元，上诉人所主张交纳个人所得税418,016元无证据证明。对该费用的扣减双方并无约定，可不扣除，三菱银行在起诉时对143,000日元的扣减系三菱银行自愿扣除，并不代表必然扣减。对上诉人所主张其他费用被上诉人将其计算在违约金内有合同依据。本院认为，案涉《培训协议》第三条“培训期间，三菱银行提供并承担张绪源所需住宿相关费用及因住宿发生的水、电、煤、网络等公共事业费、一次性清扫费、出发和归任津贴、三个津贴、出发和归任相关任何费用，以及研修生的培训和发展相关任何费用等（以上合称‘培训费用’）。培训费用的标准由三菱银行指定。”的内容确定了培训费用的概念及包含范围。第4.6条约定“张绪源承诺，在不低于张绪源现行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其与三菱银行的劳动合同将于培训期满后继续履行2年（以下称‘服务期’）”以上内容明确培训结束后，张绪源应当继续履行2年劳动合同。第5.6条约定“张绪源如违反本协议第4条的服务期约定，因不可归责于三菱银行的事由在归国后或国内培训期结束后规定的服务期内离职，或因存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相关规定的情形而被三菱银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应按如下方式向三菱银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相应服务期月数-培训期满后实际工作期间月数）÷相应服务期月数×100％培训费用”，以上内容明确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张绪源在服务期内因个人原因离职，违反了合同第4.6条的约定，原审法院依据以上三项约定结合三菱银行的诉讼请求判令上诉人张绪源支付的费用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对上诉人张绪源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张绪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绪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学超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林荣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