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8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行易道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北京友谊宾馆**。法定代表人：赵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玲，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广，男，197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北京行易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易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广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2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行易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行易道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说明行易道公司未能领购发票的具体原因”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行易道公司因股东姜广个人原因在财税申报及公司运营中利益受损。行易道公司在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财税申报中因姜广系税务“非正常户”的主要负责人，导致行易道公司直接被判为4级纳税人，行易道公司增值税发票的核定申请被拒绝。因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易道公司被迫说服公司客户接受第三方开具发票的方案，导致行易道公司发生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的直接经济损失。行易道公司提交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执行信息查询》可证明行易道公司不能领购发票的具体原因在于姜广。2.一审判决认定“行易道公司所诉损失与姜广之间缺乏诉请法律关系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如行易道公司不存在因姜广原因导致的不能申领增值税发票，与客户签署买卖合同并正常履行，则行易道公司无需缴纳增值税和附加税，故上述税费系因姜广个人原因导致行易道公司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姜广辩称，不同意行易道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行易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姜广支付因其控制的企业征信问题给行易道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6077.75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及其个人彻底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并对行易道公司财税申报不构成障碍之日、且实际向行易道公司支付全部损失赔偿之日止；2．判令姜广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九税务所针对行易道公司提出了增值税发票核定申请，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文书序号：918901795865001）：“经审核，你单位提交的上述申请事项，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理由如下：该企业为重点管理的4级纳税人，该纳税人的经营人员为非正常企业的法人，本次发票申请，不予批准。”具体明细显示：姜广，非正常企业名称为华夏信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融信息公司）、华夏信融百商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融百商公司）。行易道公司向税务部门提交的增值税发票核定申请处于“不予受理”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底。2019年1月31日，行易道公司委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向姜广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根据行易道提供的文件，行易道在最近一轮融资过程中，对投资方作出的承诺包括在投资完成后十二个月内‘解决因自然人股东个人原因影响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问题。’行易道自2018年底开始，已经形成销售，不能向客户开具发票将严重影响行易道的正常经营。……现阶段，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包括：（一）行易道无法向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面临销售合同项下违约的后果。根据商业习惯以及销售合同约定，如果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可以拒绝支付后续款项并要求行易道承担违约金。随着销售的扩大，相应损失将不断扩大。（二）行易道面临在融资协议项下违约的后果。鉴于上述，本所律师代表行易道致函贵方，请贵方在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30日内妥善解决相应问题，并赔偿行易道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2019年2月2日，姜广就信融百商公司所涉执行案件到一审法院执行部门缴付了相应案款。2019年2月11日，姜广向行易道公司赵捷及其他相关人员发送电子邮件：“春节前接到了公司的律师函，是针对我作为公司股东而且目前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成为了失信人给行易道的业务带来了影响的事宜。我感觉很愤怒并且觉得没有必要：1.2018年9月份许律师告诉了我这件事情，之后再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对我提出任何要求配合的事情；2．我是行易道的股东，希望公司发展顺利并取得共赢，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大家都有，直接发律师函是什么行为？3．得知这件事情我就跟许律师表示过，可以配合公司做股东的变更，同时希望解决2018年4月23日我与赵捷在双方律师见证下所签协议的事宜，因为这个协议直接涉及到所要变更的股份的数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谭正华律师回复了姜广的上述邮件，并敦促姜广解决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两家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导致行易道公司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2019年4月10日，北京道锐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锐达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等税款共计1722.61元，缴纳增值税14355.14元，合计16077.75元。2019年7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向信融信息公司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该公司“申请的注销税务登记事项，符合注销税务登记的条件，予以注销。”同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向信融百商公司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准予注销该公司的税务登记。法庭上，行易道公司认可上述时间点以后，公司可以正常申报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了。行易道公司还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用以证明相关事实：（1）天津所托瑞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所托瑞安公司）（甲方）与行易道公司（乙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甲方购买乙方中程毫米波雷达产品500台，价款合计475000元（含16％增值税），供货时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间。（2）行易道公司人员于2019年3月18日向所托瑞安公司人员发送主题为“增值税开票主体变更声明”的电子邮件：“道税达是我司研发&生产&销售主体，行易道现在是集团母公司，后续所有合同和收款主体都会是道锐达……”所托瑞安公司回复“需要签署一个变更主体的协议。”（3）行易道公司及道锐达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载明道锐达公司系行易道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4）道锐达公司向所托瑞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相应记账凭证，载明相应税额合计65517.25元。（5）行易道公司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的结果显示，姜广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信融信息公司、信融百商公司在2016至2017年间涉及多起执行案件。经法庭询问，行易道公司明确其起诉要求姜广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另查，姜广现持有行易道公司股权的比例为3.5％，在2016年12月以前曾任行易道公司监事。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属侵权之诉范畴，行易道公司要求姜广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一条；姜广则以其及时处理征信问题而未给行易道公司造成损失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就双方意见作简要分析。首先，行易道公司起诉的实体法规定缺乏适用于本案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行易道公司起诉状及所提供的证据，姜广持有行易道公司3.5％股权，在本案事实发生前后未担任行易道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因而与上述法律规定的被告主体适用范围明显不符。第二，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法规定的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也就是说，“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是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情形。按照行易道公司提供的证据，本案不存在行易道公司“公司利益转移”的类似问题。第三，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说明行易道公司未能领购发票的具体原因。本案中，行易道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国家税务机关提交的增值税发票核定申请的具体内容。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对纳税信用评价为D级的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按辅导期一般纳税人政策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辅导期纳税人专用发票的领购实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纳税人的经营情况核定每次专用发票的供应数量，但每次发售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过25份；第九条规定，辅导期纳税人一个月内多次领购专用发票的，应从当月第二次领购专用发票起，按照上一次已领购并开具的专用发票销售额的3％预缴增值税，未预缴增值税的，主管税务机关不得向其发售专用发票。按照上述规定，行易道公司虽被税务机关判定为“4级纳税人”，仅属于领购增值税发票受限的情况，并不存在不能领购发票的情形。因而行易道公司所证明的“本次发票申请不予批准”的结果，并不等同于行易道公司不能领购增值税发票。第四，行易道公司所诉损失与姜广之间缺乏诉请法律关系上的直接因果关系。行易道公司主张的损失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行易道公司另行设立子公司道锐达公司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税款1722.61元；二是道锐达公司因行易道公司与所托瑞安公司之间交易所应抵扣的进项税未行抵扣而缴纳的增值税14355.14元；两项合计16077.75元。一审法院认为，道锐达公司的成立及相关经营行为，是行易道公司自主决策的结果；而进项税一时难以抵扣问题，一则行易道公司没有有效说明以重复缴纳为唯一解决办法的必要性，二则该项损失与姜广的其他经营活动之间没有公司法上“关联关系”范畴内的因果关系。另应指出，在案证据显示，行易道公司与股东姜广之间围绕经营活动及股权转让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相关民事权利的维护需要关注诉讼成本，充分考虑诉讼方式解决问题的必要性。综上，行易道公司基于公司法规定要求姜广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行易道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行易道公司诉请姜广赔偿经济损失，其二审述称起诉的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故本院将从侵权责任法角度和公司法角度分别予以评述。第一，从侵权责任法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规定的是“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需考量的是姜广是否应对行易道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承担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需要具备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四个要件。首先，本案中，姜广并未对行易道公司实施加害行为。行易道公司受到姜广任法定代表人的信融信息公司及信融百商公司的影响，申请增值税发票受限。但做出上述限制决定的系行政机关而非姜广，姜广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被税务机关列为非正常企业，亦属于行政机关决定，姜广并未对行易道公司实施直接加害行为。其次，行易道公司主张的损害事实具有不确定性。行易道公司主张的税损实际缴税人为道锐达公司，而非行易道公司。由道锐达公司代替行易道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系行易道公司的自行商业选择。同时，行易道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道锐达公司缴纳的税款属于行易道公司确定发生的实际损失。再次，姜广并无侵权的主观故意。姜广在2019年1月31日收到《律师函》后，2月2日即至法院缴付了案款，7月12日完成了非正常企业的税务登记注销手续。故依据现有事实，不足以证明姜广故意以案外非正常企业阻碍行易道公司的正常经营，就行易道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受限的情况，姜广并不具备主观过错。综上，行易道公司因行政机关的限制性行为，主张姜广承担侵权责任法范畴的侵权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从公司法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内容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第二十一条的内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姜广在行易道公司主张的损失发生期间，为公司持股3.5％的股东，并不担任高管职务，故此时应考量的是姜广是否以股东身份侵害了行易道公司的利益。公司法上的股东责任属侵权责任的一种，公司法对股东责任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应严格把握适用的前提和条件。公司法上的股东侵害公司利益，指向的是股东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章程的约定，损害了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进而影响到公司利益。本案中，行易道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受限，与姜广的股东身份虽有关联性，但姜广作为小股东，并未实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的行为，亦不存在利用股东身份或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责任情形并不相符。行易道公司依据公司法的上述条文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行易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元，由北京行易道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晴审 判 员  杨 力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史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