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6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容仁益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东潞苑****楼**。法定代表人：刘某1，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强，男，1967年11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越洋，北京普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杰，男，1972年4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越洋，北京普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宏艳，女，1979年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审第三人：洪新宇，男，1977年4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北京容仁益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仁益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阿强、秦杰、原审第三人陈宏艳、洪新宇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1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容仁益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被上诉人阿强、秦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越洋，原审第三人陈宏艳、洪新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容仁益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之后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3.改判阿强、秦杰协助容仁益和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将阿强名下的容仁益和公司1万元股权变更至陈宏艳名下，将秦杰名下的容仁益和公司1万元股权变更至洪新宇名下；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阿强、秦杰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有失公允，具体如下：第一，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容仁益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判决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及质押的相关规定裁判于本案，无异于用直尺测量温度，法律适用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容仁益和公司退还阿强、秦杰股本金的行为属于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该认定错误。容仁益和公司保持人民币10万元的公司注册资本不变，不存在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退还股本金并非收购本公司股份（即减资），而是在保持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原股东退出吸收新股东加入，补充相等金额的股本金，在公司登记形式上仅作股权转让，而没有必要先减资再增资。之前原股东于某1、孟某1、张某1、冯某1的退出即是如此，公司在退还原股东各自股本金，原股东对放弃股东身份的结果都是认同且无异议的，由公司指定的刘某1为公司股东补充相等金额的股本金，在公司登记形式上仅作股权转让，从而完成原股东的退出、新股东的加入，而没有必要先减资再增资。阿强、秦杰也是如此，公司退还其股本金各1万元，阿强、秦杰收取退还的股本金的当时，知情、认同且对放弃股东身份的结果无异议，公司在具体变更操作上延误了变更工商登记，失误明显，但并不能因此认定阿强、秦杰在2012年10月24日以后仍具有公司的股东身份，陈宏艳、洪新宇加入公司股东，补充股本金各1万元，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人民币10万元不变，在公司登记形式上仅仅是将阿强、秦杰名下股权变更至陈宏艳、洪新宇名下的股权转让，从而完成原股东的退出、新股东的加入，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份。第三，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2012年10月24日，于某1、张某1、孟某1、冯某1退还股本金是以将其各自名下的股权变更至公司指定的刘某1名下为条件的，阿强、秦杰参与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对该条件是明知且无异议的。阿强、秦杰股本金是和于某1、张某1、孟某1、冯某1一起退还的，并且在同一份《退容仁益和股东入资款明细表》上签字，即以默认的方式表示同意以与于某1、张某1、孟某1、冯某1同等的条件退出公司股东，即与于某1、张某1、孟某1、冯某1一样，将其名下股权变更至公司指定人员的名下，从而退出公司股东。否则，容仁益和公司没有理由退还其股本金。容仁益和公司未及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确有失误，但该失误不足以影响股权已变动的事实效力。2012年10月24日，容仁益和公司退还了阿强、秦杰的股本金各1万元，当时公司登记的股东是刘某1、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五人，五人均有在《退容仁益和公司股东入资款明细表》上签字（其中刘某1的签字是由公司行政部经理于某2代签），代表了全部股东同意阿强、秦杰及孙某1、蒋某1退出公司的意思表示，其法律效力相当于股东会决议，形式虽有瑕疵，但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知情人于某1、孟某1、张某1、蒋某1、刘某1、于某2的证人证言也证明了阿强、秦杰于2012年10月24日退出股东的事实。股东出资属于实质要件，公司登记属于形式要件，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不一致时，形式要件服从实质要件。一审判决否认阿强、秦杰2012年10月24日退股行为的法律效力，有失公允，助长了不诚信的社会风气。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规则，在价值取向上属于最高位阶，不诚信的一方不能胜诉，本案中阿强、秦杰的股东入资款已退是不争事实。阿强、秦杰共同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首先，容仁益和公司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容仁益和公司称2012年10月24日后陈宏艳和洪新宇加入公司股东，阿强、秦杰名下股权变更至陈宏艳、洪新宇名下，与事实完全不符。陈宏艳、洪新宇是2019年9月才到容仁益和公司工作，2012年的时候没有该二员工在公司。同时，在整个案件中陈宏艳和洪新宇从未在任何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导致本次诉讼主要原因是容仁益和公司提出要阿强、秦杰将他们所持股份转让给陈宏艳和洪新宇，而阿强、秦杰不同意转让。上述事实有阿强、秦杰提供的录音予以证实。容仁益和公司对阿强、秦杰提交的录音是认可的。容仁益和公司认为由于阿强、秦杰在退股东入资款明细表上签字是以默认方式同意退出，完全是臆断，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之前的四个员工同意该条件退出公司不代表阿强和秦杰也同意。退股东入资款明细表于2012年10月24日签订，2012年10月15日容仁益和公司形成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同意这四个人退出公司，能够证明容仁益和公司知道股东退出以股东会决议并且签订相应股权转让协议，也知道在退入资款明细表上签字不代表同意退出并转让。股东将入资款退出并不代表股东资格的必然丧失。陈宏艳、洪新宇2019年才进入公司，容仁益和公司声称在2012年就已经要将股权转让给二人不符合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容仁益和公司将出资款退回给股东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并且是无效的，甚至是抽逃出资。陈宏艳、洪新宇述称，与容仁益和公司意见一致。容仁益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之后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2．阿强、秦杰协助容仁益和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阿强持有的容仁益和公司1万元股份变更至陈宏艳名下，将秦杰持有的容仁益和公司1万元股份变更至洪新宇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阿强、秦杰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容仁益和公司于2008年5月21日登记设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容仁益和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显示：容仁益和公司设立时股东为于某1（货币出资3万元）、张某1（货币出资1万元）、蒋某1（货币出资1万元）、孟某1（货币出资1万元）、冯某1（货币出资1万元）、孙某1（货币出资1万元）、秦杰（货币出资1万元）、阿强（货币出资1万元），以上股东出资均系实缴，于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冯某1担任监事。2012年10月16日，于某1、孟某1、张某1、冯某1分别与刘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持有的容仁益和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刘某1。2012年10月15日容仁益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吸收刘某1为新股东；2．免去于某1执行董事职务；3．免去于某1经理职务；4．免去冯某1监事职务；5．将于某1持有股权30％的份额，共计3万人民币，转让给受让人刘某1；6．将孟某1持有股权10％的份额，共计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人刘某1；7．将张某1持有股权10％的份额，共计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人刘某1；8．将冯某1持有股权10％的份额，共计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人刘某1；9．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2年10月16日，容仁益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由刘某1、孙某1、秦杰、阿强、蒋某1组成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认股权如下：刘某1，出资6万元，占注册资金60％；孙某1，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金10％；秦杰，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金10％；阿强，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金10％；蒋某1，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金10％。2．选举刘某1为公司执行董事。3．聘任刘某1为公司经理。4．选举孙某1为公司监事。5．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关于股东的规定内容如下：“股东的姓名、出资额如下：刘某1出资6万元，孙某1、蒋某1、阿强、秦杰各出资1万元；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一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于2012年10月17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2012年10月24日，容仁益和公司以现金方式退还于某1出资款3万元，退还孟某1、张某1、秦杰、阿强、孙某1、冯某1、蒋某1出资款各1万元，于某1、孟某1、张某1、秦杰、阿强、孙某1、冯某1、蒋某1分别在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容仁益和公司称：容仁益和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阿强、秦杰退出容仁益和公司，阿强、秦杰已经收到容仁益和公司退还的入资款，容仁益和公司于2012年10月24日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后阿强、秦杰仅以员工身份留在容仁益和公司；2012年10月24日退还入资款之前容仁益和公司每年向阿强、秦杰进行分红，退还入资款之后容仁益和公司不再向阿强、秦杰分红，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后不再参与容仁益和公司管理、决策，只领取工资；阿强、秦杰退股本质上属于内部转让，容仁益和公司将阿强、秦杰的股份收回后重新进行配置，通过转让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处理二人的股权，故容仁益和公司指令陈宏艳、洪新宇接收阿强、秦杰的股权；容仁益和公司对于股东身份有要求，自设立以来就有股东必须由在职员工担任的惯例。阿强、秦杰的股权以及持股比例取决于员工身份和出资状况，不具有在职员工身份或者丧失在职员工身份以及收到退还入资款的员工，其股东资格不应予以认定。容仁益和公司为了证明阿强、秦杰不再是股东，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明细表及记账凭证，证明容仁益和公司已经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2．于某1、孟某1、张某1、蒋某1、刘某1、于某2证人证言，其中于某1、孟某1、张某1的证人证言内容为其三人系容仁益和公司的原股东，三人及冯某1于2012年10月16日将各自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刘某1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也口头要求退出公司股本；2012年10月24日，容仁益和公司财务以现金形式退还于某1股本金3万元，以同样方式退给冯某1、孟某1、张某1、秦杰、阿强、孙某1、蒋某1股本金各1万元。蒋某1的证人证言内容为其系容仁益和公司原股东，于某1、孟某1、冯某1、张某1于2012年10月16日将各自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刘某1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也口头要求退出公司股本；2012年10月24日，容仁益和公司财务以现金形式退还于某1股本金3万元，以同样方式退给冯某1、孟某1、张某1、秦杰、阿强、孙某1、蒋某1股本金各1万元，自此之后容仁益和公司的股东实际仅剩刘某1一人；但由于阿强、秦杰、孙某1及蒋某1同时系容仁益和公司在职员工，故四名股东退出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一直没有办理。刘某1的证人证言内容为其系容仁益和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刘某1于2012年10月16日受让于某1、孟某1、冯某1、张某1持有的60％股份；容仁益和公司另外还有四名股东，即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该四名股东各自持有10％的股权；刘某1受让于某1、孟某1、冯某1、张某1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也要求退出公司，刘某1同意并安排行政经理于某2在明细表上代签字；此后刘某1系容仁益和公司唯一股东，但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直未予办理。于某2的证人证言内容为其系容仁益和公司行政部经理，于某1、孟某1、冯某1、张某1于2012年10月16日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刘某1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也要求退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刘某1让于某2在相关文件上代刘某1签字；2012年10月24日，容仁益和公司退还于某1入资款3万元，退给孟某1、冯某1、张某1、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出资款各1万元；上述八名股东收到入资款后在明细表上签字，于某2代刘某1在明细表领导签字处签上“于某2代”；此后容仁益和公司的股东实际上仅剩刘某1一人，但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股权变更一直未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容仁益和公司提交上述证人证言以证明2012年10月16日，于某1、孟某1、冯某1、张某1将各自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某1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10月24日，阿强、秦杰、孙某1、蒋某1退出容仁益和公司，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10月24日，容仁益和公司八名原股东收到退还的入资款。3．协议及股东会决议，转让协议的内容为阿强将容仁益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宏艳，秦杰将容仁益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洪新宇，孙某1将容仁益和公司股权转让给洪新宇，洪新宇、陈宏艳及孙某1签字，阿强与秦杰并未签字；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秦杰、孙某1将股权转让给洪新宇，同意阿强、蒋某1将股权转让给陈宏艳，同意选举陈宏艳为监事，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刘某1、蒋某1、陈宏艳及洪新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阿强、秦杰、孙某1未签字。容仁益和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股东会决议及转让协议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自动生成的变更公司登记的格式文件，不代表容仁益和公司认可阿强、秦杰的股东身份，相反能够证明容仁益和公司不认可阿强、秦杰的股东身份才要求其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秦杰在录音之前认可退股事实并配合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故容仁益和公司准备相关变更材料；刘某1、孙某1、蒋某1、陈宏艳、洪新宇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证明陈宏艳、洪新宇同意入股容仁益和公司，阿强、秦杰拒不配合，意图利用公司登记信息尚未变更之机攫取非法利益。4.2019年11月14日容仁益和公司员工孟某1与秦杰的谈话录音，内容为：孟某1（孟）：“说好的，怎么又不签了，什么意思”，秦杰（秦）：“哪个”，孟：“转让的那些东西”，秦：“那天蒋某1、阿强、孙某1都没签，因为都是股东，我怕牵涉到人家的个人利益，我就没签”，孟：“那你先签了。你等他，他等你的，什么时候能弄完这点破事”，秦：“这个我签不了，我不同意转让”，孟：“秦杰，咱有话好好说。咱要是说好的事咱不办的话，那咱什么都没说”，秦：“您听我说，首先这没召开过股东会，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什么都没写，我要是股东，我一定会对人家负责任”，孟：“对谁负责任”，秦：“对其他股东我要负责任”，孟：“叫你当股东的时候还跟你说过什么吗”，秦：“说过，就说物业公司是我们几个人共同成立的”，孟：“钱呢”，秦：“我实际出资了，我出过1万元”，孟：“秦杰，出这个钱？那要是这样算的话，那就把所有的钱都算上。我先把你开了，咱们再算账”，秦：“好，这个我拿走了，以什么形式通知我离职”，孟：“就是除名”，秦：“您给底下的人说给我写个书面的东西，可以吗”，孟：“行，可以”，秦：“物业的事我觉得您应该是弄不了”，孟：“我弄得了”，秦：“弄的了就行，弄”。容仁益和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秦杰在录音中的陈述与之前的陈述不同，秦杰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意图攫取非法利益；阿强、秦杰的股东身份是由容仁益和公司选择的，容仁益和公司在成立之初即有股东由在职员工担任的惯例。阿强、秦杰对于容仁益和公司提交的明细表及记账凭证真实性认可，认可收到了容仁益和公司退还的1万元，但其表示并不清楚退还的1万元系入资款，容仁益和公司会计在要求阿强、秦杰签字时将明细表上方“退容仁益和公司股东入资款明细表”一行字遮住，阿强、秦杰并未看到该行字。经一审法院询问，阿强、秦杰明确表示对此无法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容仁益和公司提交的于某1、孟某1、张某1、刘某1、蒋某1、于某2的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但称退还股东入资款并不意味着丧失股东资格；对于容仁益和公司提交的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真实性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恰能证明容仁益和公司认可阿强、秦杰的股东身份，否则不会与阿强、秦杰协商股权变更事宜；对于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字之前，阿强、秦杰就容仁益和公司相关事宜与容仁益和公司进行协商。对于谈话录音的部分内容，秦杰称“牵涉个人利益”指的是当时容仁益和公司与除刘某1之外的股东同意协商股权转让事宜，但就股权转让款的价格没有协商一致，故秦杰想与其他股东协商股权转让款的事宜；秦杰与阿强、孙某1及蒋某1进行了协商，由于容仁益和公司要求零转让，故阿强、秦杰不同意；容仁益和公司退还股东入资款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属无效；2012年10月24日之后容仁益和公司并未向阿强、秦杰进行分红，阿强、秦杰并未提起过诉讼，因为阿强、秦杰一直在容仁益和公司工作，与容仁益和公司关系融洽，双方因为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才产生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确认股东资格的一般实践原则是其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或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的记载，实质要件为签署公司出资协议书、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本案中，容仁益和公司以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同时要求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之后不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阿强、秦杰抗辩称容仁益和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原告应当为股东或者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中阿强、秦杰的股东资格是否存在纠纷发生在阿强、秦杰与容仁益和公司之间，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公司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故容仁益和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阿强、秦杰的股东资格并无不妥。本案中，容仁益和公司主张要求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之后不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容仁益和公司已于2012年10月24日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各1万元；二是容仁益和公司有股东必须由在职员工担任的惯例，但阿强、秦杰已于2019年11月份离职，故阿强、秦杰应将股权退还容仁益和公司，由容仁益和公司重新配置股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第一点理由，容仁益和公司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的行为一方面证明了阿强、秦杰在登记为容仁益和公司股东时履行了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容仁益和公司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并且表示将阿强、秦杰的股权收回，属于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公司法对于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明确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除非发生以下情形：1．减少公司注册资本；2．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3．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员工；4．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并且规定公司因第1-3项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1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2、4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按照第3项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容仁益和公司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并表示将阿强、秦杰的股份收回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任何一种情形，亦未经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收购，亦未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故容仁益和公司退还阿强、秦杰入资款的行为并不当然推定为阿强、秦杰丧失了容仁益和公司的股东身份。关于第二点理由，容仁益和公司主张其自设立之日起即存在股东必须由在职员工担任的惯例，但容仁益和公司自成立以来登记备案的两份章程中均无股东须由在职员工担任的规定，容仁益和公司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存在该惯例且阿强、秦杰对该惯例知情。故一审法院对于容仁益和公司主张的股东由在职员工担任的惯例不予采信。综上，容仁益和公司要求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后不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依据不足，容仁益和公司据此主张阿强、秦杰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亦无法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北京容仁益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容仁益和公司提交一份孙某1委托给洪新宇的股东授权委托书、一份蒋某1委托给陈宏艳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证据来源陈宏艳、洪新宇），旨在证明2012年10月24日孙某1蒋某1退股东出资款是以放弃股东身份无条件配合容仁益和公司将其名下的股权变更至容仁益和公司指定的人名下为条件的。阿强、秦杰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并非一审之后形成的新的证据。该证据系编造，陈宏艳、洪新宇均为2019年9月加入公司，不可能在2012年就接受股权，且该证据并不代表阿强、秦杰采取同样的方式退出公司、将股权转让。陈宏艳、洪新宇并没有在明细表上签字，秦杰阿强从未将股权转让给过第三人。陈宏艳、洪新宇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容仁益和公司提交的二份股东授权委托书系案外人与本案第三人陈宏艳、洪新宇形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而阿强、秦杰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二份证据不予确认。二审中，容仁益和公司自述，在阿强、秦杰领取相关款项后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进行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容仁益和公司关于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之后不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的主张能否成立。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关于容仁益和公司向阿强、秦杰退还股本金这一行为的性质，容仁益和公司上诉主张并非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行为，而是在保持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原股东退出、新股东加入的股权转让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系发生于原股东和新股东之间，原股东出让其持有的股权而收受对价，新股东支付对价后受让相应股权，而本案中容仁益和公司向阿强、秦杰支付款项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股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容仁益和公司该项理由无法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容仁益和公司自述在阿强、秦杰领取相关款项后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进行确认，且其亦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阿强、秦杰确以领取入资款的方式同意放弃股东身份。容仁益和公司要求确认阿强、秦杰自2012年10月24日后不再是容仁益和公司股东依据不足，容仁益和公司据此主张阿强、秦杰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亦无法成立，一审法院未支持容仁益和公司的主张是正确的，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容仁益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容仁益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 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赵 纳法官助理  林家诚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