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瑞兰，女，196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新，北京中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利，男，198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宝侠，北京市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瑞兰因与被上诉人刘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瑞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瑞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利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郭瑞兰与刘利之间还存在231400元的借贷关系。郭瑞兰与刘利之间的借款是分多笔转账，借款方式有微信转账，也有现金交付，每一笔借款都是以上述方式完成的。鉴于双方以前的沟通及借款习惯，郭瑞兰与刘利还存在121600元之外的231400元的借贷关系，231400元应属于借款。二、刘利并未提交证据证明231400元的款项属于赠与。如认定此款项为赠与，应有郭瑞兰明确的书面的意思表示，但是郭瑞兰从未表示过是赠与，且郭瑞兰也无理由、无条件、转数笔大额钱款赠与刘利。因此，231400元的转款不是赠与，只能是借款。刘利辩称，刘利不同意郭瑞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利与郭瑞兰原系男女朋友关系，双方存在大量的相互转账记录，不能简单地将转账视为借款。《借条》也是在郭瑞兰再三要求下，刘利才出具的，《借条》所载的10万元也都用于二人平时共同消费。郭瑞兰从未给过刘利现金，只有微信转账。郭瑞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利偿还借款339000元；2.判令诉讼费用由刘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瑞兰与刘利原系恋爱关系，2019年底二人分手。郭瑞兰提交《借条》一份，证明刘利向其借款的事实。《借条》载明：“本人刘利，男，身份证×××，在2017年7月17日借郭瑞兰，女，身份证×××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万），归还日期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0日还款刘利2017年8月9日。”刘利在其名字处、落款日期处捺指印。另在《借条》落款处下方记载有“欠2017年7月12日5000，2017年9月24日45000，2017年9月30日5000，2017年10月15日还游士强8000，2017年10月29日10000元，2017年12月25日10000,2017年12月29日10000，2017年8月9日10000，2018年1月3日15000（信用卡），2018年1月26日5000，2018年1月19日10000，2018年2月10日5000，2018年4月4日20000，2018年4月26日10000，2018年5月10日5000，2018年5月13日5000，2018年5月18手机号2150＋850，2018年5月22日5000＋5000,2018年9月18日900,2017年9月1日10000，2018年10月1日5000，2018年4月26日5000,2018年5月30日10000,2018年6月12日4000，欠2018年2月车份13600、2018年11月21日10000＋10000,2019年1月10日1000＋1000，摩托车32000”内容。刘利对欠条姓名、身份证号、欠款内容、归还日期、刘利签名、指印认可，称2017年8月9日并不是实际打借条的日期，实际上是倒签的日期，是2018年签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对落款签字后面的内容不认可，借款明细、转账明细在刘利出具借条时都没有，是郭瑞兰自行填写的。经询，郭瑞兰称该《借条》是刘利2017年7月17日出具的，刘利于2017年8月9日把借条给她的，当时说归还日期是2018年7月30日，后来又写了2018年8月30日，《借条》中日期和款项明细都是郭瑞兰本人书写的，是微信转账后在上面添上的。郭瑞兰提交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证明其向刘利转款的事实。微信转账记录显示：郭瑞兰向刘利于2017年7月12日转账5000元，2017年7月16日转账5000元，2017年9月1日转账10000元，2017年9月7日转账800元，2017年10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16日转账30000元，2018年1月19日转账5000元，2018年1月26日转账5000元，2018年2月10日转账5000元，2018年4月5日转账10000元，2018年5月9日转账5000元，2018年5月10日转账1200元，2018年5月13日转账5850元，2018年5月22日转账5000元，2018年5月31日转账10000元，2018年6月12日转账4000元，2018年7月14日转账4000元，2018年7月20日转账1000元，2018年7月24日转账1000元，2018年9月18日转账900元，2018年10月1日转账5000元，2019年1月10日转账1000元，共计129750元。刘利称认可上述微信转款的真实性，认为其向郭瑞兰借的10万元包含在上述微信转款内，超出部分是郭瑞兰赠与给他的。刘利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消费记录打印件，证明郭瑞兰与其系男女朋友关系，其也多次给郭瑞兰转过款，有些钱款是相互赠与。微信转账账单显示：刘利于2017年8月4日向郭瑞兰转款450元，于2017年8月16日转款600元，于2017年12月25日转款20000元，于2018年1月24日转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26日转款3000元，于2018年8月6日转款1500元，于2018年9月5日转款1500元，于2018年10月23日转款2000元。微信聊天记录第三页郭瑞兰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太幼稚了！给你投资我的脑子真的是有毛病了！抓紧时间还钱吧！”郭瑞兰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称所谓“投资”是给刘利钱买车搞旅游，刚开始是合伙，后来说是借款。刘利认为“投资”是赠与。郭瑞兰对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消费记录真实性不认可，称刘利没有给过她钱，也没有给其买过东西，她送给刘利很多东西，但刘利都没提。一审另查明，郭瑞兰分别于2017年10月9日、2017年10月15日向微信名叫“自由客”的转账2000元、2000元、4000元，称此8000元是转账给案外人游士强的，是替刘利偿还游士强的欠款。一审法院经询，刘利认可三笔借款，一笔是《借条》载明的10万元，一笔是郭瑞兰替刘利垫付的所欠游士强的款项8000元，一笔是郭瑞兰替刘利垫付的其他款项13600元。刘利称，郭瑞兰所述已还款项14000元系偿还的三笔借款中的两笔，即郭瑞兰代其垫付的款项8000元和13600元，该两笔款项剩余部分，郭瑞兰鉴于双方的男女朋友关系予以减免了。郭瑞兰对该三笔借款认可，但不认可余款减免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案中，郭瑞兰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刘利，主张双方之间存在353000元的借贷关系，扣除已还借款14000元，要求刘利偿还借款339000元。刘利认可郭瑞兰提交的《借条》中载明的借款100000元，以及郭瑞兰代其垫付的两笔款项8000元、13600元，该院对此不持异议，对双方之间存在121600元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郭瑞兰与刘利之间是否存在121600元之外的231400元的借贷关系。该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实际交付两个构成要件。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是否已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郭瑞兰主张其与刘利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郭瑞兰提交的《借条》中虽载明了款项明细，但系刘利出具《借条》后，郭瑞兰事后添加，刘利对上述内容不予认可，故《借条》中郭瑞兰添加的款项明细对刘利不具有法律效力。郭瑞兰仅依据微信转账记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121600元之外的借贷关系，刘利对此不予认可。鉴于郭瑞兰与刘利原系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微信转账往来交易，郭瑞兰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称给刘利“投资”等事实，且诉讼过程中，郭瑞兰对其起诉书中记载的借款数额的构成和现金支付的情况陈述前后不一。该院认为，仅凭郭瑞兰当前的证据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尚存在121600元之外的借贷关系。该案中，郭瑞兰认可刘利已偿还借款14000元，刘利抗辩称其偿还给郭瑞兰的14000元，已经付清郭瑞兰代其垫付的8000元和13600元的两笔款项，剩余款项郭瑞兰予以减免。郭瑞兰对刘利所述的减免剩余款项的事实不予认可。刘利对于郭瑞兰减免剩余款项的事实，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郭瑞兰代其垫付的两笔款项的剩余部分，刘利仍负有偿还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一、刘利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郭瑞兰借款107600元；二、驳回郭瑞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郭瑞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郭瑞兰尾号5912的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郭瑞兰于2019年6月5日向刘利转账借款2万元；证据2.微信账单截图一张，拟证明郭瑞兰于2017年5月向刘利转账600元。刘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这些转款并非是借款，而是用于双方共同消费。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郭瑞兰起诉要求刘利偿还借款339000元，并提交转账记录、《借条》等证据予以证明。刘利认可《借条》中所载10万元及郭瑞兰为其垫付21600元合计121600元为借款，对此本院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瑞兰与刘利之间是否还存在121600元之外的231400元的借贷关系。对此，郭瑞兰提交部分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刘利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转账并非借款，系双方基于男女朋友关系而发生的资金往来，且均用于双方共同消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郭瑞兰所提交的《借条》下方所记载的款项明细系刘利出具该《借条》后，郭瑞兰自己事后手写添加，并未有刘利的签字确认，刘利亦对此不予认可，故《借条》下方所载款项明细对刘利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对郭瑞兰的主张难以采信；其次，郭瑞兰与刘利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刘利亦向郭瑞兰转账多笔款项，再结合二人之间系男女朋友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双方资金往来发生的期间，在刘利对上述款项不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郭瑞兰的主张亦难以采信。再次，郭瑞兰称《借条》上所载的借款10万元系以现金方式所出借，刘利对此不予认可，称从未收到过郭瑞兰的现金，而郭瑞兰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亦存在2017年7月17日前转款的情形。郭瑞兰二审中提交的金额为6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亦发生于2017年5月，即郭瑞兰自己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本院对郭瑞兰的主张亦难以采信。郭瑞兰二审中提交的其向刘利于2019年6月5日转账2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亦发生在双方分手之前（郭瑞兰认可双方于2017年5月4日认识，于2019年底分手），郭瑞兰又未提交其他双方之间就《借条》所载10万元之外达成借贷合意的证据，郭瑞兰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121600元之外的231400元的借贷关系，该231400元不宜认定为借款，对郭瑞兰的上诉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综上，郭瑞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85元，由郭瑞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丽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