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廉齐生，男，197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龙，北京新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龙，男，196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成，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廉齐生因与被上诉人刘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廉齐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树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无任何证据来证明借贷双方之间约定了利息的前提下，以推定方式来认定事实，将还款本金推定为利息的行为，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每月按期还款的行为并不是廉齐生对利息的确认，法院所推定的3%和2.5%的月利率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是严重侵害了廉齐生的合法权益。2015年至2018年廉齐生按期支付的款项并非利息，而是好处费。二、双方于2018年签订的借条，是双方借贷关系的延续，并非新的借贷关系。根据原审认定的逻辑事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起于2013年7月和10月的两笔借款，且当时并未签订任何借条，而在2015年3月双方之间补签的借条系对2013年借贷关系的确认，2018年双方补签的借条就是新的借贷关系。同样是对2013年借贷关系延续所补签的两份借条，却得到两种相反的结果，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逻辑自相矛盾，应当予以纠正。三、短信记录中所记载的4笔利息，并非廉齐生认可双方之间存在约定利息的依据，而是廉齐生收取利息后，给予刘树龙的好处费。四、原审法院将2013年至2014年之间廉齐生的还款认定为与本案无关，既不合法也无任何依据，既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清，更损害廉齐生合法权益。廉齐生之所以未将2013年及2014年的还款算进总还款金额内，是因为自2015年起廉齐生的还款就已经远高于所借款项本金数额，这足以证明廉齐生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所以对2013年、2014年所还款项并未过多陈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廉齐生自认2013年及2014年所还欠款与本案无关。刘树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廉齐生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廉齐生称的好处费没有证据。刘树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廉齐生偿还借款140万元以及利息（按照14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起按月2%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止）；2.诉讼费由廉齐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树龙、廉齐生系朋友关系。2012年起，廉齐生与刘树龙之间发生多笔借款。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除即时偿还的借款外，有三笔款项数额较大，偿还周期较长，分别为2012年3月31日出借的100万元，2013年7月17日出借的50万元（实际转款金额48.5万元），2013年10月30日出借的100万元（实际转款金额为97.5万元）。其中，2013年7月17日、2013年10月30日两笔借款为本案诉争借款对应的款项。就2012年3月31日出借的100万元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与本案诉争借款无关。因2013年7月17日、2013年10月30日两笔借款未及时偿还，廉齐生分别于2015年3月2日、2015年7月17日向刘树龙出具借条及收条，其中2015年3月2日借条及收条确认其向刘树龙借款100万元并实际收到借款，2015年7月17日借条及收条确认其向刘树龙借款50万元，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两张借条及收条实际是对2013年10月30日出借的100万元款项（实际转款金额为97.5万元）及2013年7月17日出借的50万元款项（实际转账金额48.5万元）的重新确认。2018年8月22日，廉齐生向刘树龙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廉齐生今向刘树龙借款140万元，2018年8月22日前的所有借条一律作废，此借款系2015年3月2日和7月17日的借款。2018年8月21日《还款计划》载明廉齐生保证还刘树龙的借款140万元，廉齐生计划从2019年1月起至2019年6月将140万元整全部还清。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之间就诉争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及款项的偿还情况。就还款情况，双方当事人无争议部分为：廉齐生于2017年4月8日向刘树龙支付的10万系偿还的2013年7月17日及2013年10月30日两笔借款的本金，2016年11月2日和2016年11月7日偿还的两笔50万元均系廉齐生偿还的刘树龙2012年3月31日100万借款的本金部分，该两笔转账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就利息约定及还款情况，双方当事人有争议部分为：刘树龙主张双方之间是有利息约定的，2013年7月17日出借的50万元（实际转账金额48.5万元）口头约定利率标准为月利率3%；2013年10月30日出借的100万元（实际转款金额为97.5万元）口头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为月利率2.5%；与本案诉争款项无关的2012年3月31日出借的100万元口头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为2.5%。刘树龙认为以下事实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就前述三笔借款有利息约定：1.2013年7月17日、2013年10月30日，刘树龙向廉齐生两笔转账48.5万元和97.5万元均系提前扣除了利息，而在后补的2015年3月2日、2015年7月17日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为扣除利息前的本金数额，故双方认可系存在利息的；2.廉齐生的还款记录载明其自2015年1月起分别在每月月初还款2.5万元，月中还款1.5万元，月末还款2.5万元，分别对应2012年3月31日出借的100万元、2013年7月17日出借的50万元和2013年10月30日出借的100万元的利息；3.刘树龙提交的短信截图的内容中多处载明给付利息的内容；4.如原被告双方之间无利息约定，则根据廉齐生的还款情况，其于2018年8月22日前支付刘树龙的款项已然超过借款本金，既然明知已超过借款本金，就不会签署2018年8月22日的借条认可尚欠刘树龙借款140万元，此举明显不符合常理和正常人的认知水平。廉齐生抗辩双方之间并无利息约定，其在（2019）京0115民初23490号案件一审二审及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均确认其自2015年1月17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对刘树龙的所有银行转账金额除2016年11月2日和2016年11月7日偿还的两笔50万元外均系偿还本案诉争的借款，该数额廉齐生在答辩意见中明确为2025000，并明确超过还款本金部分均为给付刘树龙的好处费。一审法院根据廉齐生提交的转账凭证核算该期间的转款数额扣减双方无争议的100万元还款外应为2110000元。后廉齐生在庭审中变更意见，称其2013、2014年的还款亦是偿还本案诉争的两笔借款，刘树龙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2013年7月17日、2013年10月13日，刘树龙通过银行转账分别支付廉齐生48.5万元、97.5万元，后廉齐生于2015年3月2日、2015年7月17日向刘树龙出具两份《借条》和《收条》均系确认前两笔借款，并于2018年8月21日、8月22日以还款协议、借条的形式明确借款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树龙与廉齐生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对本案争议事实认定如下：一、刘树龙向廉齐生本案诉争的两笔借款出借款项的本金数额应为2013年7月17日48.5万元，2013年10月30日出借97.5万元。二、就本案诉争借款的还款期间，刘树龙主张为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廉齐生在原一审二审及本案第一次庭审中亦均明确只有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还款与本案有关，2013年、2014年的还款与本案无关，后在第二次庭审中又予以否认，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可撤销自认的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只有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还款与本案有关。三、刘树龙与廉齐生就本案诉争的两笔借款及2012年3月31日100万元借款是否存在口头约定的还款利息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树龙、廉齐生之间有利息约定，具体原因如下：1.2013年7月17日、2013年10月30日，刘树龙向廉齐生转账两笔款项48.5万元、97.5万元，但在2015年3月2日、2015年7月17日廉齐生补写的该两笔借款的借条中金额却为100万元、50万元，符合民间借贷中提前扣除借款利息的表象，如双方并无利息约定，廉齐生出具超过实际借款本金的借条不符合日常生活和交易习惯；2.根据廉齐生提交的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还款记录显示其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每月月初、月中、月末有规律地偿还2.5万元、1.5万元、2.5万元，还款数额与时间与刘树龙主张的本案诉争两笔借款及2012年3月31日100万元借款利息数额及出借时间相对应，2016年11月，2012年3月31日100万元借款还清，后廉齐生的还款情况变更为有规律的每月月初还款2.5万元，月中还款1.5万元，亦与本案诉争两笔借款的出借时间及刘树龙主张的借款利率相对应；3.就廉齐生认可的与刘树龙之间的短信记录内容可见，廉齐生向刘树龙发送“15000元息以汇请查收回信”“22500元息以汇到您银行卡请查收回信息”“贰个月的息45000元以汇你卡请查收”“2号和17号息共计37500元以汇你银行卡请查收回信息”等内容，短信发送日期与还款记录的日期均相符，且刘树龙在短信中认可偿还的系利息，故可推定还款记录中记载的还款金额亦为利息；4.如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利息，廉齐生主张其截至2018年8月已就本案诉争借款偿还了2025000元，已超过借款本金565000元，但廉齐生却在2018年8月21日和2018年8月22日又向刘树龙出具《还款计划》和《借条》，确认其欠付刘树龙140万元，并明确了偿还日期，该行为与其抗辩意见自相矛盾，且明显不符合常理，而其超出本金部分的数额较大，亦明显不符合日常朋友交往“好处费”的标准。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2013年7月17日和2013年10月30日的两笔借款48.5万元、97.5万元均有利息约定，利率分别是月利率3%和2.5%。四、2018年8月21日、8月22日《还款计划》《借条》的效力。就形式上看，2018年8月21日借条系双方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其载明借款数额为140万元，结合双方出借款项的时间，利息给付时间及数额，一审法院根据廉齐生提交的自2013年7月17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的转账记录中与本案有关的款项，经核算，廉齐生在此期间偿还的本案诉争两笔借款的利息不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该期间的利息之和。故双方于2018年8月21日、8月22日重新签署的《还款计划》及《借条》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该借条记载的欠款金额为140万元，因刘树龙自认该140万元款项中并未扣减其实际出借两笔款项时预先扣除的利息部分，故根据其自认的事实，廉齐生应偿还款项为136万元，故就刘树龙主张的借款本金14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36万元。因在本借条中双方未有利息约定，且刘树龙未提交证据证明自2018年8月22日廉齐生重新出具《借条》后双方存在利息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刘树龙主张的借款利息，一审法院按照《还款计划》中约定的最晚偿还日期之次日，即从2019年7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还款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廉齐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树龙借款本金1360000元和逾期还款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树龙与廉齐生之间是否存在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树龙于2013年7月17日向廉齐生出借48.5万元，于2013年10月30日向廉齐生出借97.5万元。2015年，双方就上述款项签订借条及收条，载明的金额分别为50万元、100万元。借款发生后，至2018年8月22日重新出具借条之前，廉齐生多次向刘树龙转账。双方的短信记录中多次提及付息等内容。根据廉齐生自认，其支付给刘树龙与本案有关的还款共计2025000元。综合本案借款情况、双方的短信记录，及廉齐生在还款数额超过本金后，仍向刘树龙转款这一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廉齐生与刘树龙在2018年8月22日重新出具《借条》之前，存在关于利息的约定，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经核算，廉齐生向刘树龙支付的上述利息，不超过法律规定借款利率的上限。廉齐生上诉称借款本金已经还清，多出的部分为给刘树龙的好处费，但廉齐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该项主张，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廉齐生所称2013年、2014年的还款金额亦为偿还本案借款，因廉齐生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2013年偿还的10万，2014年偿还了37.8万，这两笔款项也跟本案没有关系。”现廉齐生的上诉主张与其一审陈述不一致，但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该项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刘树龙向廉齐生共计借款146万元，双方均认可2017年4月8日廉齐生向刘树龙偿还本金10万元，故廉齐生未偿还借款本金为136万元。因2018年双方重新签订的《还款计划》及《借条》均未约定利息，且此后廉齐生未再向刘树龙还款，刘树龙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重新签订《借条》后存在关于利息的约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8年8月22日后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于法有据。廉齐生应当偿还刘树龙借款本金，及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占用资金的利息。综上所述，廉齐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廉齐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琴审 判 员  李汉一审 判 员  卫 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祁哲洋书 记 员  王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