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鄂建国，男，1957年3月23日出生，满族，旧宫红星化工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关洪梅，女，197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鄂某1，男，1982年7月5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建杰，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晗，男，197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霞，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鄂某2，女，2006年10月14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理人：鄂某1（鄂某2之父），男，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鄂建国、上诉人鄂某1、上诉人关洪梅因与被上诉人张晗、原审原告鄂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8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鄂建国、鄂某1、关洪梅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建杰、被上诉人张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霞、原审原告鄂某2法定代理人鄂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鄂建国、鄂某1、关洪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民间借贷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无效；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鄂建国、关洪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晗304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并未按照（2019）京02民终9865号民事裁定书的要求查明张晗是否实际出借借条上载明的金额632000元；二、借条上载明的632000元系利滚利所得来，张晗并未实际出借；三、本案涉嫌套路贷，张晗在催债的过程中欺骗关洪梅与鄂某1在《协议书》上签字，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为无效。且张晗现因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羁押，与本案是否有关需要进一步查明；四、《协议书》所载借款金额并未交付给鄂某1，故该《协议书》对鄂某1并未生效，鄂某1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张晗辩称，不同意鄂建国、鄂某1、关洪梅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晗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协议书》及四张借条作为证据，并已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完成了举证责任。张晗涉嫌的诈骗罪与本案无关，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鄂某2述称，同意鄂建国、鄂某1、关洪梅上诉请求和理由。鄂建国、鄂某1、关洪梅、鄂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协议书》无效；2.张晗返还并腾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三转桥胡同4号房屋（以下简称4号房屋）；3.诉讼费用由张晗负担。张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350000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以13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标准，自2016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2.反诉费用由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鄂建国与关洪梅系夫妻关系，鄂某1系鄂建国之子，鄂某2系鄂某1之女。2015年12月15日，张晗（甲方）与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乙方四人为家庭成员，鄂建国为户主，相互关系为：鄂建国、鄂某1系父子关系，鄂建国与关洪梅系夫妻关系，鄂某1与鄂某2系父女关系。为家庭共同经营、生活支出，乙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共同向甲方张晗借款。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协商达成以下条款，双方共同信守。一、借款约定：（一）乙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因家庭共同经营、生活支出向甲方借款，经双方协商，甲方向乙方出借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0000.00）。（二）乙方确认已收到上述款项，即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0000.00），乙方为此出具《收款凭证》。二、还款约定：对以上出借款项，甲方同意借款期限一年，同时双方对利息、违约责任作如下约定：（一）借款期限：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二）利息约定：以上借款期限内，免利息；逾期还款，则自逾期之日起，乙方按照息月息3分（月利率3%）向甲方支付利息。（三）乙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作为共同借款人，同意对本借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鄂某2是共同借款人，但为未成年人，仅以其户口所在地的直管公房未来的拆迁利益，她的份额部分对本债务承担责任，本协议由其父亲鄂某1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签署。四、还款保障：乙方家庭成员作为共同居住人，共同居住在位于东城区三转桥胡同4号一间半直管公房内，面积21.4平方米，目前有乙方鄂建国、鄂某1、鄂某2的户口落在该房屋，原承租人鄂福安（鄂建国之父，已去世）。为了保障甲方债权人的权利，乙方愿意将该房以下述方式作为履行债权的担保：（一）签订本协议且甲方将借款如数交付乙方后，乙方将4号房屋交于甲方占有、使用。（二）如果乙方逾期未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甲方有权持续对该房占有、使用，而无须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三）甲方在占有、使用该房期间，有权对该房进行处分，如装修、出租等，乙方应予配合……（六）如果还款期限届满而乙方没有及时足额还款或无力还款，甲方对该房占有、使用期间遇政策性拆迁，则按以下条款履行：……4、如果该房最终以拆迁款的方式回迁，则乙方领到该款后先行支付欠付甲方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如果是以回迁房的方式回迁，则甲方有权选择其中的一套回迁房来抵偿出借的本金及利息。如果该房的市场价不足抵偿的，乙方应予现金补齐。5、以回迁房方式抵偿本金及利息的，乙方应配合在开发商（或拆迁办）等处将房屋买卖合同直接登记为甲方名字，便于直接将房屋产权证直接办于甲方名下，或虽登记于乙方某人名下，具备过户条件时，无条件配合将房屋过户给甲方，过户产生的各种费用由乙方承担。含过户时需发生的所有税、费、公共维修基金、土地出让金（综合地价款）及其他费用。回迁房交付后，应当日交给甲方占有、使用。当日，鄂建国、鄂某1、关洪梅、鄂某2签署《收款凭证》。凭证载明，借款人鄂建国（身份证号×××）因家庭共同生活支出所需，多次向张晗（身份证号×××）借款，截止今日张晗先后多次以现金、汇款方式等向鄂建国出借款项总金额共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小写1350000.00）。鄂建国确认已全部收到上述款项，具体借款期限、利息约定、违约责任等条款详见双方签署的《协议书》。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主张《协议书》所涉债务为赌债，且利息约定高于法律规定，属于高利贷。因此，《协议书》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合同无效后，张晗应当将4号房屋予以返还。张晗否认所涉债务为赌债，并称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张晗反诉要求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履行《协议书》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张晗称《协议书》中的1350000元由以下几笔借款构成：1、2015年9月1日，鄂建国借款80000元，现金支付；2、2015年10月15日，鄂建国借款132000元，现金支付；3、2015年10月31日，鄂建国借款200000元，现金支付；4、2015年11月17日，鄂建国借款190000元，现金支付；5、2015年12月8日，鄂建国借款230000元，现金支付；6、2015年12月15日，鄂建国借款60000元，现金支付；7、2015年12月30日，鄂建国借款304000元，冯玥转账支付。8、预先计算一年利息150000元。张晗另称第3笔借款借条找不到了，第6笔借款没有打条。张晗对上述主张提交四张借条以及转账记录、冯玥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所有借条均显示借款理由为购房，均注明以现金方式受到全部借款，均未约定利息。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除一笔304000元的款项以外，未收到其余款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称具体时间记不清，因鄂建国参与赌博认识张晗，张晗答应给其20000元空分当钱参与百家乐，先后输了50000元，按天给张晗利息，一天300元，最多按一天1300元，之后还不起就打欠条。第一笔借款的80000元按照每天1300元标准计算至2015年10月15日，加上80000元，即构成第二笔借款的132000元，然后以此类推形成后面的借条。最后，受张晗胁迫签订《协议书》。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对上述主张提交存款凭条、事先拟好的借条草稿等证据予以佐证。凭条上载明金额为300元、500元、1300元不等，收款人为x桂芬、x智超不定。张晗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张晗否认系赌博产生的借款，亦否认与x桂芬等人有关。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释明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对于债务系赌债，受张晗胁迫签订《协议书》、借条等是否有相应证据，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称没有证据。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在庭审中提交鄂某1和张晗在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2月2日、2016年12月5日、三段录音资料，以及2017年12月5日的鄂建辉与张晗等人的录音资料。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欲证明张晗收取高额利息并进行暴力催收。该院针对上述录音询问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是否在对话中提到债务系赌债，或者从未收到张晗出借的款项。鄂某1回答称“没有，因对话时并不清楚借款系赌债，亦不清楚鄂建国并未收到上述借款”。该院另询问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录音时间与签订《协议书》时间先后顺序，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回答称“在签订《协议书》之后”。该院追问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既然在对话时已经签订《协议书》，为什么还不清楚借款的事情。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回答称“因为当时害怕”。一审庭审中，张晗称其从事珠宝生意，故有能力进行现金支付。经释明，张晗称无法提交经营类执照、租赁合同等用于佐证从事珠宝生意的证据，亦无法提交存、取款证明等证据。另，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在（2017）京0106民初5039号案件中申请调取当时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经该院向相关派出所调取笔录，派出所均答复未有相关笔录。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主张《协议书》涉及的债务系赌债，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该院对鄂建国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进而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主张《协议书》无效，亦不予支持。通谋虚伪行为，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现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对上述情形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鄂建国主张《协议书》属于通谋虚伪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无效，不予支持。但，该院强调《协议书》以下两部分内容。1、《协议书》第四条第6款第4、5项内容。上述内容中包含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行为。依据物权法关于禁止流押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有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抵债物就归属于债权人的约定，因违反禁止流押的规定而无效。但流押条款无效，并不意味着《协议书》整体无效。事实上，以物抵债的约定仍然是有效的，其效力表现为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通过折价、拍卖、变卖抵债物等方式偿还债务。2、鄂某1与鄂某2系父女关系，鄂某1系鄂某2法定代理人，双方之间实质系代理关系。从查明事实来看，该院认定的借款大部分为鄂建国之前所欠债务的转化，剩余的部分亦转入关洪梅账户。虽然《协议书》中提到鄂某2系共同借款人，并要求以鄂某2对4号房屋的拆迁孳息予以偿还，但双方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鄂某1代理鄂某2签订借款协议系为鄂某2的利益，故该院认定鄂某1代理鄂某2属于无权代理，对鄂某2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上述情形亦不构成《协议书》整体无效。合同效力属于法院主动、全面审查的内容。依据现有证据，该院亦无法认定《协议书》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该院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主张《协议书》无效，不予支持。进而，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4号房屋，不予支持。张晗持《协议书》及《收款凭证》等证据反诉要求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还本付息，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主张张晗并未实际出借。该院从以下几个层次予以认定：一、双方对于张晗是否履行出借行为有争议，应当由主张已履行一方即张晗负担举证责任。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对于张晗提交的《收款凭证》及借条真实性不持异议，该院予以认定。虽然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称上述文件存在受胁迫签署等情形，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再赘述。二、虽然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在《收款凭证》上签字，但张晗于签订凭证后通过冯玥转账304000元给关洪梅，且张晗自认1350000元构成中含有一年借期的利息150000元，即签署凭证时张晗实际并未足额出借。因此，该院认为虽然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签署了《收款凭证》，但仅凭该证据尚不能认定张晗实际出借了1350000元。三、虽然该院对《收款凭证》的证明力不予认可，但鄂建国在借条中已经明确以现金方式收到张晗出借的632000元。同时，该院结合借条上所载金额，对上述借条的证明力予以初步认定。借款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即，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此时主张借贷实际尚未发生应作出合理解释，然后由法院结合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判断。首先，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庭审中提交了录音资料，鄂某1以及案外人在对话过程中从未提出所涉借款系赌债以及张晗并未实际出借。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在张晗要求还款的情况下，对上述显而易见的抗辩意见都未提出，明显有悖常理。其次，鄂某1当庭表示未提出的原因是对鄂建国借款用途以及张晗未出借的情形不清楚，但当法院提出对话时间在双方签署《协议书》之后时，鄂某1又改称是因为害怕。由于对话时间在签署《协议书》之后，此时鄂某1仍然以不知借款情况为由抗辩，明显有悖于常理。第三，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提出四笔有借条的借款只是按照每日1300元利息的标准累加而来，最初均出自同一笔借款。但法院依上述方法计算后发现与四张借条所载数额有一定差距。即，该院不能推出后一张欠条与前一张欠条系基于同一笔本金。综上，虽然张晗经法院释明亦未能提交存款证明等证据，佐证其足以具备现金支付的能力，但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在已经出具收条的情形下，并未对张晗未实际履行作出合理说明，该院在综合双方所述，借款数额及本案其他情节后，对四张借条的证明力予以认定。换言之，该院最终认定张晗已履行四张借条上所载金额的出借行为。四、张晗所述的无借条的260000元，因张晗明确无法提交相应证据且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不予认可，故该院对张晗已出借上述款项不予认定。张晗自认预先计算了一年利息150000元，即该笔款项不属于实际出借的内容。五、依据冯玥所述，该院认定冯玥向关洪梅转账的304000元属于代张晗出借借款。综上，该院认定张晗实际出借金额为936000元。依据《协议书》，现借期已满，故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应当返还张晗借款本金并依约给付利息。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协议书》中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3%，现张晗同意按照月利率2%主张权利，该院予以认定。因此，该院认定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应当返还张晗借款本金936000元并给付利息，利息以936000元为本金，月利率2%为标准，自2016年12月15日至还清之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协议书》第四条第6款第4项中“如果是以回迁房的方式回迁，则甲方有权选择其中的一套回迁房来抵偿出借的本金及利息。如果该房的市场价不足抵偿的，乙方应予现金补齐”的内容、《协议书》第四条第6款第5项的内容，以及《协议书》中涉及鄂某2权利义务的内容无效；二、驳回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其他诉讼请求；三、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晗936000元；四、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晗利息（以936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五、驳回张晗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一，一审法院2020年5月29日谈话笔录中，一审法官询问张晗其与鄂建国系什么关系，张晗称其与鄂建国为小十年的朋友。二审另查明二，2015年9月1日鄂建国向张晗出具的借条上载明，因本人购房特再次向张晗借款人民币捌万元。二审另查明三，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提交的支付宝转账单显示，2015年9月8日至9月18日，关洪梅每日向王新爽转账13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主张《协议书》涉及的债务系赌债，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对鄂建国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进而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主张《协议书》无效，亦不予支持。通谋虚伪行为，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现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对上述情形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鄂建国主张《协议书》属于通谋虚伪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无效，亦不予支持。因鄂某1认可《协议书》中自己在借款人出签名的真实性，仅以借款打给了其他借款人，自己未收到借款而主张《协议书》对鄂某1不产生效力，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晗实际出借款项数额的认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张晗提交《协议书》等证据，主张实际出借本金120万元，并请求法院判决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共同偿还借款1350000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抗辩称实际借款仅为30.4万元，其余款项张晗并未实际出借。对此，本院认为张晗未能充分举证其实际出借金额超过30.4万元，理由如下：第一，《协议书》、借条以及《收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张晗实际出借款项为120万元。根据《协议书》和《收款凭证》所载明的内容，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在2015年12月15日已确认已收到张晗的135万元借款。但根据张晗对于借款135万元组成的陈述，135万元中包含了张晗通过案外人冯玥的账户于2015年12月30日转给关洪梅的30.4万，由此可知《协议书》和《收款凭证》所载明的“确认已收到张晗的135万元借款”并非事实。张晗方亦在二审庭审中认可，无论是《协议书》还是《收款凭证》所载明的已收款数额，并不一定是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数额。因此，考虑到各方在确认收款金额时表现出的随意性，张晗仅持《协议书》、借条以及《收款凭证》，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实际出借款项为120万元。实际出借金额应结合各方陈述及其他证据进一步审慎审查。第二、张晗就其实际出借金额超出30.4万元的部分，未能进一步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张晗虽称自己从事珠宝生意，有能力进行现金支付，但经一审法院释明，未提交经营类执照，租赁合同予以证明其从事珠宝生意，未提供其取现证明或其他消费证明，亦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应出借能力。需指出，本案系（2017）京0106民初5039号案件上诉，被本院发回重审后，再次上诉至本院的二审案件，本次二审的审理距离（2017）京0106民初5039号案件的第一次审理已逾三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张晗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法庭审查的证据，其关于实际出借120万元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第三，张晗关于借款过程的陈述与其所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且未能提供合理解释，故张晗陈述的证明力因存在前后矛盾和众多疑点的情形而降低。首先，张晗就其与鄂建国相识时间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张晗在本案一审法院2020年5月29日的谈话笔录中，称其与鄂建国认识“小十年”，但张晗方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却称其与鄂建国于2015年相识，两种陈述差距较大。其次，张晗与鄂建国认识仅不到一年即出借百万余元，与常理相违。张晗方称张晗与鄂建国于2015年相识，该说法与鄂建国的陈述一致，可信度较高。按照张晗的说法，张晗与鄂建国相识仅半年左右，其却在第一、二笔借款之和已超过20万元且鄂建国并未偿还的情况下，又继续出借大额款项，直至2015年12月30日出借全部本金120万元，不符合常理；再次，张晗对第一次出借时间的陈述，与其提交的借条存在矛盾，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张晗方在本案二审审理中称，张晗于2015年9月1日出借给鄂建国等人第一笔借款即8万元。经法庭反复询问，张晗方一再表示在此时间之前，张晗没有向鄂建国等人出借过任何款项。合议庭注意到，张晗所提交的2015年9月1日的借条，载明是鄂建国“再次向”张晗借款8万元。从文义解释来看，2015年9月1日的8万元“借款”，显然并非张晗所称的“第一次出借”的款项，反而与鄂建国关于该借条形成过程的说法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复次，张晗关于2015年12月30日出借的30.4万元的数额的来历不能自圆其说。张晗方表示，30.4万是为了凑整，即与之前实际出借的款项之和正好凑够120万。经计算，该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又次，鄂建国称其向张晗所指定的数人账户按日偿还相对固定的利息。因张晗在一审中对鄂建国提供的关洪梅支付宝转账单的真实性认可，根据转账单上的记录，关洪梅自2015年9月8日起，向王新爽每天固定打款1300元，直至2015年9月18日。张晗方在本案二审中，先是称张晗并没有指定过这些账户，还称张晗与鄂建国所谓定期还利息的数账户主体均不认识，在法庭反复询问后，又改称张晗认识其中一位叫王新爽的账户主体，系张晗之前女友；再者，张晗所提交数张借条载明的金额随日期递增的规律性，以及借条金额的整零特征，与张晗对借条形成的解释存在较大张力，反而与鄂建国关于系利息累积所致的解释更为吻合。若确如各个借条所载，鄂建国借钱是因买房需要，通常以一次性出借、金额较整为常见情形，而本案中却分多次，且有13.2万元这样整零俱备的情形。加之张晗自称与鄂建国关系比较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却对鄂建国大额借钱要买的“房子”的大概位置、价款、房屋类型一无所知，与常理不符，亦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综合以上分析，本院根据各方陈述意见，以及相关转账证据，认定张晗实际出借金额为30.4万元。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80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8000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800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晗借款304000元；四、变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800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晗利息（以304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五、驳回张晗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425元，由鄂建国、关洪梅、鄂某1、鄂某2负担9843元（已交纳）；由张晗负担15582元（已交纳8475元，剩余710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0元，由张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