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盖，男，199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敬涛，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万冲，男，197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顿生，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统一路**。法定代表人：张师程，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丛军，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盖、刘万冲、徐顿生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合作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盖、刘万冲、徐顿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国际合作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际合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盖不应当向国际合作公司支付违约金40000元。1.国际合作公司诉称“案外人”在日工作为两期，共计三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国际合作公司提供的服务合同和补充合同显示合同期限为1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三年的期限。超过一年期限，刘盖与国际合作公司即没有任何关系。2.服务合同和补充合同签订的时间均是2016年9月18日，应当自2016年9月18日开始计算合同期限，国际合作公司诉称2017年3月29日开始计算合同期限没有事实依据。3.服务合同和补充合同签订的地点均是在濮阳市濮阳市恒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的相对人为濮阳市恒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盖是与濮阳市恒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而不是与国际合作公司签订合同。刘盖与国际合作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国际合作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向刘盖主张权利。4.服务合同和补充合同均系格式条款，国际合作公司没有向刘盖尽到告知义务，刘盖对其中的违约条款不知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5.刘盖回国后，因家中父亲生病，需要刘盖照顾，回国时其父亲就出现症状，后来又赶上疫情。同时，国际合作公司应为刘盖安排办理出国来回手续，据此，刘盖没有违约行为。6.刘盖未返回日本，不属于违约。刘盖没有向用工方请假十天，而是用工方同意让刘盖回国，刘盖没有表示十天内回国。《赴日技能实习生守则》规定“按甲方规定的时间、、地点在甲方的组织下顺利出入境”。据此，刘盖的行为没有违反服务合同和补充合同的约定，也没有违反《赴日技能实习生守则》的规定，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刘盖违约没有事实依据。7.根据约定，国际合作公司应当为刘盖办理赴日回国手续和机票，但是国际合作公司没有为刘盖办理赴日手续，刘盖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8.刘盖、刘万冲、徐顿生均没有见到《赴日技能实习生守则》、培训协议书、服务合同、补充协议、招生简章等文件，也没有在上述文件签字。二、徐顿生、刘万冲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书并未显示徐顿生、刘万冲是为刘盖的服务合同提供担保，徐顿生、刘万冲也没有见过保证书中提到的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也不知道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而且，保证书约定的保证期间属于约定不明，即使有效也应按照六个月期限计算保证期间，据此，国际合作公司要求刘万冲、徐顿生承担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刘万冲、徐顿生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书的内容是，日本接收机关出具技能实习生失踪报告或有关书面材料后保证人方承担责任。保证人只是保证其不乱跑，不能保证其他行为。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刘盖向国际合作公司支付违约金，明显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刘盖出国赴日后，回国与国际合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国际合作公司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如判决刘盖向国际合作公司支付违约金，明显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国际合作公司得到该赔偿金显失公平。四、违约金具有弥补损失的性质，违约金数额应当与实际损失相当，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刘盖向国际合作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也过高，请求依法改判调低违约金。国际合作公司辩称，刘盖与国际合作公司签订的外派技能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补充协议及徐顿生、刘万冲出具的保证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及保证书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国际合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盖支付违约金40000元；2.被告徐顿生、刘万冲对被告刘盖的支付行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8日，原告（合同中的甲方）与被告刘盖（合同中的乙方）签订外派技能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乙方赴日本监理团体所属企业（以下称“技能实习实施机关”）从事纸箱加工技能实习。乙方赴日讲习期间为1个月，讲习期间结束后转为技能实习1号，讲习期间和技能实习1号的总期限即合同期限为1年；技能实习1号结束前，经监理团体、技能实习实施机关、甲方三方认可，且乙方通过日本技能鉴定委员会组织的技能及日语能力考试，并由日方监理团体及技能实习实施机关报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乙方可转为技能实习生2号。技能实习2号期间，甲方和乙方无需另行签订延期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继续适用本合同的规定。根据相关规定，乙方应按甲方指定的时间向甲方交纳出国办证服务费、培训费及技能实习服务费1号服务费18500元，技能实习2号第一年服务费10000元，技能实习2号第二年服务费8000元，合计36500元。乙方在出境前应按甲方指定的时间向甲方一次性交纳服务费36500元。同日，原告（合同中的甲方）与刘盖（合同中的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若有违反下列情形之一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4万元，上述违约金额，由甲方根据违约情况及严重程度确定，即服从技能实习实施机关的指导和安排，取得技能实习或技能实习效果，严格履行合同，不主动要求中途回国；乙方在日本讲习及技能实习期间如发生擅自离开指定技能实习实施机关（或称“失踪”）行为，甲方以技能实习实施机关向接收机关提交的有关乙方“失踪”的“技能实习生失踪报告书”或技能实习实施机关出具的书面证明和本合同作为甲方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充分证据和确认乙方“失踪”的事实。2016年9月21日，被告徐顿生、刘万冲分别向原告出具了保证书，二被告均承诺自愿为刘盖提供履约担保，约定保证刘盖能按招生简章、招生简章补充条款、外派技能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补充协议、赴日技能实习守则、培训协议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圆满履行其义务和承诺。若刘盖有违约行为或违背其承诺的行为而需承担违约责任时，二被告自愿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本保证书签字之日起六年；刘盖在日本期间擅自离开指定实习企业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时，原告可以实习企业向日本研修生接收机关提交的技能实习生失踪报告书或实习企业出具的有关书面材料为依据，确认刘盖的违约行为，并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合同及保证书签订后，刘盖自2017年3月29日起在日本从事纸箱加工（技能实习）。2019年10月31日，刘盖因要办理结婚证及购房暂时回国，其回国后至今未返回日本。后原告遂于2020年3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刘盖签订的外派技能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补充协议及徐顿生、刘万冲出具的《保证书一》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书及保证书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原告为刘盖提供中介外派服务，刘盖在日期间中途回国至今未返回日本，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合同约定，给原告造成了商业信誉及经济损失，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支付违约金。根据徐顿生、刘万冲向原告出具的保证书，当刘盖出现中途回国等违约情形时，二被告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自愿对刘盖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现保证期间尚未届满，故原告有权要求徐顿生、刘万冲就刘盖向支付违约金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国际合作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盖、徐顿生、刘万冲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盖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0000元；二、被告徐顿生、刘万冲对被告刘盖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盖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承担的份额。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三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中，国际合作公司提交的《技能实习实施困难申报书》载明团体监管型技能实习计划批准日期为2018年3月7日，技能实习类别为第2号监管技能实习，技能实习困难的事由以及发生时间和原因为“由于要办理结婚证及购房，该生于2019年10月31日暂时回原籍国，原定于11月10日再次返回日本，但该实习生突然改变主意，取消了再次入境”。二审中，刘盖认可外派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补充协议中刘盖的签名、捺印均属实，刘盖为办理出国劳务事宜找刘万冲、刘顿生提供过担保。二审中，国际合作公司认为刘盖违约造成其损失主要有：管理费损失，按照每月5000日元计算；国外机构的住宿费损失由国际合作公司负担；造成国际合作公司对外违约，使得境外机构对国际合作公司的履约能力产生严重质疑，损害国际合作公司的商业信誉。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刘盖与国际合作公司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刘盖是否构成违约，国际合作公司要求刘盖支付违约金4万元应否予以支持，违约金的数额应否予以调整；二、国际合作公司与徐顿生、刘万冲之间是否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保险期间如何认定，徐顿生、刘万冲应否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焦点一，刘盖与国际合作公司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刘盖是否构成违约，国际合作公司要求刘盖支付违约金4万元应否予以支持，违约金的数额应否予以调整的问题。二审中，刘盖认可国际合作公司提交的外派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补充协议中刘盖的签名、捺印均属实，而刘盖实际已经作为外派实习生在日本工作，故刘盖与国际合作公司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刘盖关于其与国际合作公司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从外派实习生中介服务合同书载明的交费情况看，该合同期限应为三年。一审中国际合作公司提交的《技能实习困难申报书》载明第2号监管技能实习的批准日期为2018年3月7日，故刘盖于2019年10月31日请假回国，仍然发生在合同期内。虽然刘盖向技能实习实施机关请假回国，但是其未按期入境，其行为属于补充协议约定的擅自离开指定技能实习实施机关的行为，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刘盖的违约行为必然导致国际合作公司相应的经济损失，二审中国际合作公司对于其损失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一审法院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判令刘盖支付违约金4万元并无不当。刘盖关于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违约金应予调低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关于焦点二，国际合作公司与徐顿生、刘万冲之间是否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保险期间如何认定，徐顿生、刘万冲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国际合作公司一审提交了徐顿生、刘万冲签字的保证书，二审中刘盖认可徐顿生、刘万冲为其出国劳务事宜进行过担保，而徐顿生、刘万冲一审、二审均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国际合作公司与徐顿生、刘万冲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保证期间，徐顿生、刘万冲出具的保证书约定保证责任期限为本保证书签字之日起六年，而刘盖于2019年11月未按期返回日本构成违约，国际合作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徐顿生、刘万冲主张国际合作公司主张权利超过保证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判令徐顿生、刘万冲对刘盖的违约行为承担保证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盖、徐顿生、刘万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盖、徐顿生、刘万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