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沪03行终3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洋，男，196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镇樱花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 法定代表人李宝令，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局长。 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陈道友，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韩明志，上海观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司法局，住，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陆卫东，上海市司法局局长。 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刘言浩，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宋**，上海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正洋诉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以下简称浦东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上海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7101行初1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正洋，被上诉人浦东司法局的负责人陈道友及委托代理人王**、韩明志，被上诉人市司法局的负责人刘言浩及委托代理人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6年11月7日，王正洋执业的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开具《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指派王正洋、王乔前往该处会见童晓宇涉嫌合同诈骗罪案的在押嫌疑人童晓宇。2016年11月10日二人前往宝山看守所会见童晓宇。2016年11月25日，浦东司法局收到宝山检察院出具的《纠正违法通知书》，通知内容为2016年11月10日，王正洋作为犯罪嫌疑人童晓宇的刑事辩护律师在本市宝山看守所会见童晓宇时，将童晓宇配偶的书信传递给童晓宇，并试图将童晓宇书写的回信带出看守所，被宝山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检察官巡检发现并当场查扣了往来书信。因二人行为违反了上海市《关于提讯、会见看守所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故提出纠正意见。浦东司法局遂对王正洋进行立案调查。经对王正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以及王正洋本人、律师助理王乔进行调查、询问，浦东司法局认定王正洋于2016年11月10日在宝山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童晓宇时有违规传递信件的行为，遂对王正洋进行处罚前告知。因王正洋申请听证，浦东司法局于2019年1月17日组织听证会，听取了王正洋的意见。浦东司法局于2019年1月3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四十九条和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作出沪浦司罚决字[2019]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王正洋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违反有关规定传递信件，决定给予王正洋停止执业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停止执业期限从决定书送达之日起算，并邮寄送达了决定书。王正洋收悉后不服，向市司法局提出行政复议，经补正后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20日受理，并于同日向浦东司法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浦东司法局于同年3月1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因案情复杂，市司法局于2019年4月12日决定延长审理期限30日并书面通知了王正洋及浦东司法局。因案件需要调查，市司法局于2019年5月15日决定中止行政复议程序，并于同年12月5日恢复审理，于同年12月6日作出沪司复字[2019]第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被诉处罚决定作出的王正洋停止执业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王正洋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撤销浦东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以及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 原审认为：根据《律师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浦东司法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浦东司法局受理案件后依法进行了调查、询问,对王正洋进行处罚前告知并应王正洋之申请组织听证，继而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王正洋，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2016年11月10日王正洋在宝山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童晓宇时将童晓宇妻子书写的信件带给其阅看，并试图将童晓宇的回信带出的这节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浦东司法局据此认定该行为属于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处以停止执业六个月，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适当。王正洋提出其不仅是童晓宇的刑事辩护人，同时是童晓宇名下企业债务重组业务的民事代理人，根据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交的与辩护有关的书面材料，也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与辩护有关的文件与材料。”童晓宇妻子书写的信件内容是有关四极公司债务重组方案，王正洋将关于债务重组方案的信件带给童晓宇阅看是正当行使律师执业的权利，并未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浦东司法局不应当侵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会见及通信权利。浦东司法局则认为王正洋传递信件的行为本身已违反《管理办法》的规定，浦东司法局依此认定并无不当，而且停止执业六个月是法定幅度内的最低标准。 对此，原审认为，律师的执业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但同时必须在法定范围内正当合法地行使，受《律师法》《管理办法》等约束。首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律师代理参与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理活动，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和监管场所规定、行政处理规则，不得有下列妨碍、干扰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理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传递物品、文件；”在此并未要求行为的严重程度或造成后果才追究责任。因此，根据该规定，只要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违反规定传递文件的行为，即属于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其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是刑事辩护人的执业权利，而王正洋向犯罪嫌疑人童晓宇提供的是与辩护无关的书面材料，明显不适用于该规定。况且王正洋在会见时所持的介绍信明确载明是童晓宇涉嫌合同诈骗案，而非四极公司民事案；第三，《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于违反第三十九条的行为应当依照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律师有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从上述规定看，停止执业六个月确为最低罚责。至于王正洋提供的其他辖区处罚决定，一是认定事实不同，二是当事人均有认错、减轻处罚的情节，不具有可比性；最后，王正洋强调其作为资深律师曾获得多个荣誉，并为犯罪嫌疑人及四极公司挽回损失，维护了社会稳定。原审认为，王正洋身为执业多年的律师，对律师执业准则应更为熟悉和掌握。对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得传递文件，除《管理办法》有规定外，上海市《关于提讯、会见看守所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也明确，律师应严格遵守看守所有关规定，严禁私自为在押人员传递信件。因此，王正洋的诉辩理由难以采纳。综上，浦东司法局适用《律师法》第四十九条以及《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作出认定并对王正洋作出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恰当。 市司法局作为浦东司法局的上级机关，有权处理王正洋的行政复议申请。市司法局在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延长审理期限、中止审理、恢复审理等法定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王正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据此，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22日判决驳回王正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王正洋负担。判决后，王正洋不服，上诉于本院。 上诉人王正洋上诉称：上诉人当日传递的信件实际是有关公司债务重组、债权债务处理的事项，上诉人提供给犯罪嫌疑人阅看并让其给出书面意见是在履行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职责。上诉人行使刑事辩护权和民事代理权的履职行为实际并未“妨碍、干扰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理活动正常进行”；原审法院错误理解和适用下位法，错误地将刑事辩护律师和民事代理律师为在押被告人提供涉案材料的合法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相关法律精神，《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不被允许“传递文件”的行为只能是“妨碍、干扰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理活动正常进行”,而非所有“传递文件”的行为；《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六项规定，要求律师所实施的行为只有造成相应的结果才应予以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的处罚；结合黄浦区、徐汇区等其他区域的案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苛以停止执业六个月的处罚明显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依法应予纠正。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浦东司法局辩称：上诉人在会见时提供与刑事辩护无关的书面材料事实清楚，该事实并不适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存在误解；《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并未要求违法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故上诉人称律师的行为只有造成相应的结果才应予以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的处罚缺乏依据。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市司法局辩称：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上诉人王正洋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传递信件的行为是否属于违反《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二、被上诉人浦东司法局对上诉人处以停止执业六个月的行政处罚是否适当。对此，本院分别论述如下： 一、首先，《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了律师享有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的权利。《管理办法》作为司法部制定的现行有效的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部门规章，是执行《律师法》相关规定的细化标准和操作办法。同时，《管理办法》也是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守则，执业律师在其框架内的执业行为依法受到保护。保障律师会见权、通信权的目的在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通过与在押人员会见、通信的方式询问、听取其意见并提供建议。而在本案中，不论上诉人传递的信件中是否包含需嫌疑人表达的对经济事务的处理意见，都不能改变其首先是信件的属性。且上诉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已可直接听取和传达其意见，传递家属的信件既不必要，也不合法，更不属于律师与嫌疑人的通信行为。因此，本院对上诉人认为其传递信件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等相关规定的意见不予采信。 其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列举了五种情形，根据该条规定，具有其中任何一种情形的，即属于“妨碍、干扰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理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是否实际造成“妨碍、干扰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理活动正常进行”的后果属于量罚时对情节的考量范畴，不影响对该行为的法律定性。因此，浦东司法局认定上诉人违反《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 二、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幅度从轻到重分别有(1)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可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2)吊销律师执业证书；(3)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案件审理中，上诉人固然提供了类似行为仅受警告处罚的其他案例，被上诉人也提供了类似行为受相同或更重处罚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并无法定可减轻处罚的情节。考虑到上诉人实施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浦东司法局对上诉人适用了罚则中最轻的处罚幅度，量罚适当。上诉人认为处罚失当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意见，原审已予回应，本院均予认同，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驳回王正洋的诉请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正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璩富荣 审 判 员 陈瑜庭 审 判 员 程 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顾美玉 书 记 员 朱小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