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1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乡县泽鸿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1，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1，山西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山西省汾阳市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山西省汾阳市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3，山西省汾阳市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2，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山西省汾阳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山西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山西省汾阳市人。原审被告：李×1，山西省武乡县人。上诉人武乡县泽鸿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乡泽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霍×、王×2、王×3、刘×、韩×、原审被告李×1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20）晋1182民初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公开询问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乡泽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20）晋1182民初551号民事判决，判令上诉人不承担本案的侵权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死者与上诉人之间具有劳动关系错误。死者与上诉人的法律关系应当为加工承揽关系，在武乡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武劳仲案字[2019]9号仲裁裁决书中第五页经审理查明部分第五条明确指出，刘×与本案死者王学信二人受韩×临时召集，到武乡泽鸿公司修剪树木，其修剪树木所需工具均有死者及刘×自带，并非由上诉人武乡泽鸿公司提供，可以证明上诉人武乡泽鸿公司与死者之间仅存在简单的加工承揽关系。上诉人曾经与被上诉人成达合同，合同约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韩×购买核桃树苗一批，并由韩×定期负责对核桃树苗进行打理，上诉人所有的付款仅针对韩×，从未向死者支付过任何报酬，并且当庭出示的韩×所签的对打理核桃树苗的收条也无法与韩×、刘×等人的工资相对应，说明韩×从中获得了利益。王学信与刘×均为务农人员，无其他收入来源，在每次打理核桃树苗后从未做任何工作量结算签字就直接返回汾阳，还愿意在年底才与韩×进行工资结算，不符合常理。综上，死者与韩×之间者是真正的雇佣关系，与武乡泽鸿公司公为简单的加工承担关系。霍×、王×2、王×3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武乡泽鸿公司认为剪刀自带便属于承揽关系的特征，是断章取义的理解法律，明显是为了推脱责任。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武乡泽鸿公司按人/天进行记工考勤，依据该考勤发放劳务报酬，并通过韩×将工人们每次赚取的劳务报酬在年底进行发放。武乡泽鸿公司所称“所有付款仅针对韩×，从未向死者支付过任何报酬”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刘×辩称，同意霍×、王×2、王×3的答辩意见。补充辩论意见为，刘×作为案涉事故的肇事者，刘×已赔偿死者家属18万元，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刘×的责任部分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都已得到全部解决，不应再成为本案的当事人。刘×与韩×是新姑舅兄弟，其知道韩×仅仅是一个介绍人，并未从中获取其他利益。韩×辩称，其就是个介绍人，上诉人给的是日工资，年底一次性结清。过年的时候上诉人公司给其打款后，其代发给其他工人。李×1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霍×、王×2、王×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6796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当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1250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霍×系王学信之妻，王×2、王×3系王学信之子。2019年6月11日，经被告韩×介绍，王学信、被告刘×到被告泽鸿公司从事果树修建工作，约定由被告泽鸿公司按150元/天/人支付报酬，并由被告泽鸿公司负责王学信和被告刘×的食宿。2019年6月11日中午王学信、被告刘×到达被告泽鸿公司开始工作，2019年6月12日下午，被告泽鸿公司安排被告刘×驾驶五星牌农用三轮车载王学信从被告泽鸿公司出发赴果园工作，在被告泽鸿公司门前路段发生三轮车侧翻事故，致王学信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该起交通事故经武乡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交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机动车上路，负交通事故当中的全部责任，王学信无责任。2020年1月15日被告泽鸿公司支付给被告韩×1300元，其中含王学信的工资15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刘×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由被告刘×赔偿原告1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王学信在为被告泽鸿公司修建核桃苗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故，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被告泽鸿公司作为王学信的雇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泽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刘×未取得驾驶资格证，被告泽鸿公司还安排其驾驶三轮车，并且准许搭载王学信，被告泽鸿公司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王学信作为成年人，在明知农用三轮车不可载人的情况下仍然进行搭乘，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泽鸿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430733元。原告主张被告刘×应与被告泽鸿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驾驶三轮车搭载王学信前往果园系接受被告泽鸿公司安排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造成王学信身故应由作为雇主的被告泽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另，因一起事故受到伤害，对同一当事人受害者仅可选择一种法律关系来主张其损害赔偿权利，本案中原告已经选择与被告刘×之间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为由进行处理，并且已经达成赔偿协议，被告刘×也已经实际履行了赔偿协议中约定的给付义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刘×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泽鸿公司称其与王学信、被告韩×之间系承揽关系，故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6月王学信、被告刘×在为被告泽鸿公司提供劳务时，被告韩×只是作为介绍人为双方引荐，具体从事的工作范围、工作时间均是由被告泽鸿公司进行安排，二人的工作报酬亦是按日工资进行结算，故对被告泽鸿公司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韩×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刘×称本案涉及的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案件应该由同一审判组织进行审理，本案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一审法院认为，选择何种法律关系进行诉讼，系原告的权利，原告依王学信与被告泽鸿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为基础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审理，故对被告刘×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武乡县泽鸿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30733元；二、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63元，由原告霍×、王×2、王×3承担1082元，由被告武乡县泽鸿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881元。二审期间，韩×当庭提供代发工资表一份、武文波、任万亮、侯和生、王桂荣、张连峰、刘×、刘振龙、刘剑青、王桂梅、王×2的证人证言共十三份、张家堡村民委员会和南庄村民委员会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其收到的钱全部给了实际帮工人，并未从中赚取差价。武乡泽鸿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刘×与韩×亲属关系证明不能作为韩×未在雇佣中获取利益的证明。从韩×出示的工资表及其他劳动者的工资证明来看，韩×的工资明显高于其他务工人员，且发放的工资总额与上诉人公司出示的支付工资额无法对应。霍×、王×2、王×3、刘×均对韩×提供的证据无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武乡泽鸿公司与王学信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是否应当赔偿被上诉人霍×、王×2、王×3的损失？本案中，韩×作为介绍人，为武乡泽鸿公司介绍引荐王学信、刘×等人修剪核桃树苗，具体从事的工作范围、工作时间均是由武乡泽鸿公司进行安排，工作报酬按日工资进行结算，且每次均由武乡泽鸿公司的股东费明刚本人或派人将工人从汾阳接到武乡泽鸿公司。武乡泽鸿公司以韩×、王学信等人均为自带剪刀，且其支付的工资总额与韩×提供的工资总额不一致而主张韩×、王学信与其是承揽关系，但未提供相应工资发放明细及支付依据予以佐证，故其所提与韩×、王学信是承揽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学信为武乡泽鸿公司修建核桃苗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故，由此给被上诉人霍×、王×2、王×3产生的损失，应由武乡泽鸿公司作为王学信的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武乡泽鸿公司安排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刘×驾驶该公司法人李×1的三轮车搭载王学信前往果园工作发生三轮车侧翻事故，导致王学信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武乡泽鸿公司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王学信作为成年人，明知农用三轮车不可载人仍进行搭乘，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判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武乡泽鸿公司对被上诉人霍×、王×2、王×3主张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430733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武乡县泽鸿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1元，由武乡县泽鸿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唤梅审判员 穆沛华审判员 雷园园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马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