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37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斐钒，男，198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汉，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梅，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清志，男，196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风，福建中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洪碧月，女，196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现羁押于石狮市看守所。 上诉人张斐钒因与被上诉人邱清志、第三人洪碧月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不服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1民初4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斐钒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石狮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1民初410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张斐钒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邱清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继承人在危急情况下设立口头遗嘱，且直至死亡危急情况一直未解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1.一审判决认为遗嘱人不是处于危急情况下疑点有二，其一：遗嘱人已经病了三年，并非急××症；其二：遗嘱人神智清楚、表达清晰。其一，遗嘱人被确诊为胃癌时，年仅24岁，三年来病情反复其间还有好转，遗嘱人甚至还于2010年购买两套案涉房产，遗嘱人及其亲友都对病情的控制和好转充满希望，张斐钒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遗嘱人经过治疗有好转的情况。所以，即使已经病了三年，遗嘱人未对自己的财产作更妥善的安排。死亡的来临是无法计划的，遗嘱人及其家人都无法预料到死亡那么突然。法律在规定口头遗嘱的“危急情况”是指立遗嘱之时是否“危急”，至于设立遗嘱之前病了几年，是否为急××症，不属于法律规定口头遗嘱的前提条件，一审判决该项质疑没有法律依据。其二，2011年8月26日转院之前，遗嘱人确未处于“危急情况”。2011年8月23日，遗嘱人由其父亲陪同，乘坐动车从深圳到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本以为这是一次例常的治疗，直至2011年8月26日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建议遗嘱人转院。遗嘱人于2011年8月26日傍晚转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011年8月28日凌晨4点死亡，间隔不到48小时，时间之短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11年8月26日转院后，8月27日傍晚设立遗嘱之前也确并非一直处于危急状态，法律同样也并未要求遗嘱人设立口头遗嘱之前要一直处于危急状态。但实际上，从张斐钒一审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可知，遗嘱人自设立遗嘱至其死亡，间隔十小时，该期间遗嘱人一直处于紧急医疗抢救的状态，由此可知遗嘱人在设立遗嘱之时对自己处于生命垂危的危急状态是有所感知的，设立遗嘱之后的抢救及死亡的事实也证明了遗嘱人在立遗嘱之时的危急状态。一审判决认为张某2当时并非处于危急情况”，即一审判决认为遗嘱人在立口头遗嘱时不属于危急情况，是因为遗嘱人的立遗嘱之时可以清晰口头表述。作适当安排，而于2011年8月26日匆忙订立口头遗嘱，其次，张某2入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后，并非一直处于危急状态。根据病历资料和证人证言，张某2虽然虚弱，但神智清楚、表述清晰，甚至想和两位证人交流，可见，张某2当时并非处于危急情况。如果张某2一直处于急救状态，也不可能清晰地向两位证人表达遗嘱内容。第二，关于立口头遗嘱时不能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以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口头遗嘱是指遗嘱人口头表述，即认为遗嘱人能口授是前提，一方面又认为本案中的遗嘱人立遗嘱之时不属于危急情况是因为她能清晰口头表达，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一审判决关于遗嘱人是否于危急情况的论述毫无逻辑，违反法律规定，事实认定错误。2.关于立口头遗嘱时是否能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以及事后是否能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首先，一审判决认为遗嘱人可以通过录音录像或者书写、代书等其他形式立遗嘱，并以此质疑案涉口头遗嘱的合法性及效力，该质疑没有法律依据。实际上，虽然遗嘱人及其家人都知道转院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已经是治疗无望，但是他们无法预计到遗嘱人转院过来不足48小时就去世。因此，遗嘱人自己感觉死亡将至，在危急情况下留下口头遗嘱时，其家人亲友都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准备录音、录像设备，或者书写、代书等其他形式。且，2011年8月份国内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按一审判决的逻辑，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口头遗嘱的形式应该被取消。但是，即使是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2020年5月28日表决通过的《民法典》第六编第三章遗嘱继承和遗嘱继承部分，仍然保留了口头遗嘱的法律规定。其次，设立口头遗嘱后至死亡前，虽然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该十个小时是晚上到凌晨，并非白天，要求遗嘱人及期家人在晚上的医院里准备录音录像设备或代书之类的材料，根本不可能。且，遗嘱人留下口头遗嘱之后一直处于抢救状态，要求遗嘱人的亲友在伤心难过之余还要积极准备录音录像设备或代书之类的材料让遗嘱人另立遗嘱，这样的要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即遗嘱人留下口头遗嘱后，一直处于紧急抢救状态，医生作了大量的抢救工作直至遗嘱人死亡，遗嘱人在立口头遗嘱之后其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另立遗嘱，遗嘱人的亲友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准备录音录像设备或代书之类的材料另立遗嘱。一审判决认为，设立口头遗嘱后死亡前，有十个小时左右，完全有时间和机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订立遗嘱，是完全无视证据证明的实际情况，想当然的认为。如上所述，遗嘱人转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后不到48小时就死亡，张斐钒一审提供的病历和证人证言都证明遗嘱人在订立口头遗嘱之时心慌无力气喘，订立口头遗嘱之后，需要吸氧，一直处在医疗紧急抢救的状态。即，遗嘱人订立口头遗嘱之时处于“危急情况”，订立口头遗嘱之后，危急情况一直未解除，符合法律规定对口头遗嘱订立及有效的要求。因此，一审判决对遗嘱人立遗嘱之时是否处于危急情况，及立遗嘱之后是否有机会和可能另立遗嘱的质疑是想当然的质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遗嘱人订立口头遗嘱时遗嘱人是否处于危急情况及订立口头遗嘱之后，危急情况是否解除的认定是错误的认定。二、案涉口头遗嘱两位证人与张斐钒不存在利害关系，一审判决以证人与遗嘱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为由质疑证人的证言，该质疑没有法律依据，该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按一审判决的逻辑，两位证人证言不可信是因为两证人与遗嘱人关系密切，只有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才是适格的证人。一审判决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以证人与遗嘱人存在密切关系为由排除证人的证言与法律规定不符，没有法律依据。2.本案两个见证人，一位是遗嘱人的同学，一位是遗嘱人的朋友，与张斐钒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范围。一审判决排除遗嘱人的同学和朋友，限定只有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可以作为见证人，该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遗嘱人临死之前将其全部财产以口头遗嘱的方式告诉自己的同学朋友，交待给自己可以信赖的人，这是人之常情，一审判决要求遗嘱人应将遗嘱告诉给素无交往护士，这个要求没有任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一审判决认为证人证言可信度低的理由是因为证人与遗嘱人的关系，而非因为证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一审判决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违反法律规定。3.于两位证人签名捺印的《见证证明书》，这两份《见证证明书》不是因本案诉讼需要才产生的，是遗嘱人去世当日就签署的。《见证证明书》的原始性，恰恰证明了遗嘱人口头遗嘱的真实性。两位证人陈述的证言与见证证明书内容高度一致，这是因为两位证人都某陈述一件曾经发生的事实，不是陈述一件编造的事情，所以证言与见证证明书内容高度一致才符合常理，两者高度一致也再次佐证了口头遗嘱的真实性。所以，一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质疑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对证人证言不可信的认定是错误认定。三、张斐钒在一审阶段提交了遗嘱人的病历、死亡记录、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及张斐钒对案涉房产进行管理和缴交房贷等相关证据，张斐钒作为口头遗嘱的继承人，已经穷尽所能提供的所有依法应提供的证据，张斐钒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既有法律依据也符合正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完全可以证明口头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性。四、一审判决以高度盖然性规则否定案涉口头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邱清志在庭审过程中对张斐钒的证据及证人证言无法提供任何有效反驳证据，根据证据规定邱清志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无视证据规则直接站在邱清志的角度质疑张斐钒的证据，而其质疑又没有法律依据，都想当然的“质疑”，所以一审判决所谓的“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适用法律错误，其结论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书上写明判决书出具的时间是“二0二0年三月二日”，张斐钒的代理人也于2020年3月6日收到【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的短信通知，通知该案于2020年3月2日审结。实际张斐钒于2020年6月8日才收到一审判决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该案审结后三个多月才将判决书发送给张斐钒，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邱清志答辩称：一、张斐钒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张某2于2011年8月27日18时在其病床留有口头遗嘱以及证人周某、张某1在场对该口头遗嘱进行见证。因为张某2生前是否留有口头遗嘱，周某、张某1是否在场为该口头遗嘱作见证，只有该两位证人证言及原审第三人洪碧月陈述，并无实质性的证据可以证明。仅凭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及原审第三人洪碧月陈述不足以证明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以及周某、张某1在场为该口头遗嘱作见证。二、张斐钒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充其量只能证明张某2只有立遗嘱意愿，不能证明张某2是在立口头遗嘱，且也没要求两位证人为其作见证。张斐钒提供的《见证证明书》是在张某2死亡后经过其家人制作文字材料，由其父亲张贻鑫提供给该两位证人填写和签字的。该《见证证明书》无论从形式，或其内容均与该两位证人证言完全不同，不能作为认定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的依据。三、张斐钒提供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案记录并不能证明2011年8月27日18时张某2病情处于危急状态，并且张某2一直处于紧急抢救状态，该危急情况并没有消除。张某2的口头遗嘱即使存在，该口头遗嘱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四、对于张斐钒所提的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确实存在诸多疑点不能排除。张斐钒也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张某2该口头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力。五、张斐钒提供的银行流水、对张某2房产管理使用及水电费、物业费用缴交等并不能证明张某2口头遗嘱存在。张斐钒提出已接受对该口头遗嘱的继承，毫无依据。六、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判决就案件结案时间与宣判、判决书的送达出现迟延情况，这不构成程序违法的情形，也与本案实体判决毫无关联。张斐钒对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张斐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5）狮执恢字第31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确认张某22011年8月27日的口头遗嘱合法有效，确认址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五和南路西侧龙岸花园6栋14Ｃ（房产证号50××54）、14Ｄ（房产证号50××64）价值大约500万的两处房产全部由张斐钒继承；3.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立即解除对广东省深训市宝安区民治街道五和南路西侧龙岸花园6栋14Ｃ（房产证号50××54）、14Ｄ（房产证号50××64）两处房产的查封，并停止对该两处房产的所有执行程序；4.邱清志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房产系址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五和南路西侧龙岸花园6栋14Ｃ、建筑面积为84.79㎡、登记价为1831893元和6栋14Ｄ、建筑面积为68.46㎡、登记价为1475566元的两处商品房（住宅），系张某2于2010年8月17日向深圳市金光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商品房，房屋买卖合同号分别为50××54和50××64。案涉商品房分别于2011年11月4日、2010年10月12日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分别于2011年10月28日和2011年10月31日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编号分别为9000835721和9000823406，抵押人均登记为张某2。 2010年8月5日，法院立案受理了邱清志与洪碧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0年10月18日作出（2010）狮民初字第2168号民事判决，判决洪碧月应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给邱清志借款500000元，并自2010年4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等。判决生效后，邱清志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洪碧月女儿张某2已经死亡，生前留有案涉房产。法院恢复执行，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5）狮执恢字第310号之二执行裁定，裁定查封了案涉房产。2019年5月16日，法院对案涉房产进行了现场查封。同日，法院向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狮执恢字第31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本院送达回证上盖章，并在备考栏注明“首封”。2019年6月11日，张斐钒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请求解除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将案涉房产从被执行人洪碧月的被执行财产中移除。2019年6月19日，法院作出（2019）闽0581执异35号执行裁定，驳回张斐钒提出的执行异议。2019年7月4日，张斐钒向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张某2，女，2011年8月28日因病死亡，公民身份号码3505811984××××××××。张某2的父亲为张贻鑫，母亲为洪碧月。张斐钒系张某2的弟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所谓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旨在阻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的诉讼。本案强制执行的执行标的物即案涉房产，系张某2生前通过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向房地产开发商所购置，在支付首付款后以按揭贷款形式支付购房款，并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手续和抵押权登记手续。房屋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相应价款的合同。据此，张某2生前享有所购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给自己的特殊债权，即物权期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和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规定，张某2于2011年8月28日死亡凌晨4时许死亡时开始，案涉房产作为张某2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因张某2生前并未留有遗赠扶养协议，如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否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办理。据此，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一、张某2生前是否存在口头遗嘱；二、如张某2生前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对此，本院予以审查、分析和认定。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遗嘱，是指自然人在生前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自己的财产处分做出意思表示，安排与此有关的事务，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了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五种法定形式。口头遗嘱是指由遗嘱人口头表述，由见证人予以见证的遗嘱，又称口授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规定，口头遗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遗嘱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不能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二是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须不存在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利用其他形式立遗嘱的情形。可见，口头遗嘱成立条件较为严格，法学理论认为，口头遗嘱原属遗嘱的简易方式，不得已而用之，对于其正确之点不能无疑。本案中，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张斐钒提供的证据，关于张某2生前是否留有口头遗嘱以及口头遗嘱的合法性及其效力，存在如下疑点：第一，关于张某2是否处于危急情况下。首先，根据诊疗记录，张某2于2008年11月13日即被确诊为胃癌，并非急××症，期间历经多次手术治疗和化疗，仍于2010年8月购置案涉房产等财产并登记于本人名下。可见，张某2系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法律意识的留学生，但是，张某2历经三年未对名下财产作适当安排，而于2011年8月26日匆忙订立口头遗嘱。其次，张某2入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后，并非一直处于危急状态。根据病历资料和证人证言，张某2虽然虚弱，但神智清楚、表述清晰，甚至想和两位证人交流。可见，张某2当时并非处于危急情况。如果张某2一直处于急救状态，也不可能清晰地向两位证人表达遗嘱内容。第二，关于立口头遗嘱时不能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以及事后不能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首先，根据当时的技术手段，手机以及其他录音录像设备已经比较普及，张某2以及证人周某、张某1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张某2完全可以通过录音录像或者书写、代书等其他形式订立遗嘱，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的方式，以消除可能发生的疑问，避免可能发生的纠纷。其次，在订立口头遗嘱后死亡前，张某2尚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期间并非一直处于急救状态，完全有时间和机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另行订立遗嘱。第三，关于证人证言与见证证明书。证人周某、证人张某1与张某2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维护张某2及其亲人利某的证言，证言可信度较低。张某2当时处于病房之内，有医护人员在场，完全可以邀请没有利害关系的医护人员作为见证人在场见证。另外，在张某2去世当日，张某2父亲就准备了一份由律师事务所草拟的形式完整、内容清晰的见证证明书，并请两位证人专程去家中在见证证明书上签名捺印，两位证人陈述的证言与见证证明书的口头遗嘱内容“我名下所有财产、金港的房子、龙岸的房子还有所有的股票和银行存款这些都要留给我大弟张斐钒”的内容高度一致。综上，张斐钒所提供的有关张某2的诊疗记录、见证证明书、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达不到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张斐钒应当承担举证证明的不利后果。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认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张斐钒以张某2生前订立口头遗嘱、对自己的财产处分做出意思表示由张斐钒继承为由，主张张斐钒系案涉房产的权利人以及张斐钒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够阻却并排除本院的强制执行措施。该事实须以张斐钒享有民事权利的存在和合法性为前提，但是，张斐钒提供的证据达不到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效力问题。据此，张斐钒关于撤销法院（2015）狮执恢字第31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确认张某22011年8月27日的口头遗嘱合法有效、确认案涉房产由张斐钒继承、本院立即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并停止对案涉房产的所有执行程序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至于张斐钒基于张某2死亡以后偿还案涉房产所负担的按揭贷款而产生的其他民事权益，可在法院针对本案的执行过程中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张斐钒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张斐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张斐钒负担。 二审中，邱清志提供如下证据：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调查令、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不动产抵押登记查询表，予以证明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原为原审第三人洪碧月购买。原审第三人洪碧月为逃避债务于2012年9月1日将该房产暗中转移给张某2。张某2存在协助原审第三人洪碧月转移其名下财产的情形。 张斐钒质证称，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该材料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邱清志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作审查。 经二审查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张斐钒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其上诉、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审查案外人的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案外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本案中，张斐钒主张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现有证据只有三个人可以证明，即证人周某、张某1及其母亲原审第三人洪碧月，但仅凭上述三人证言及陈述尚不足以证明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张斐钒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张某2有立遗嘱意愿，不能证明张某2是在立口头遗嘱，且张斐钒提供的《见证证明书》是在张某2死亡后经过其家人制作文字材料，由其父亲张贻鑫提供给该两位证人填写和签字的。故该《见证证明书》无论从形式，或其内容均与该两位证人证言完全不同，不能作为认定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的依据。张斐钒对其所谓张某2生前留有口头遗嘱举证不力，张斐钒对其主张的房产并不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于张斐钒提出的原审判决就案件结案时间与宣判、判决书的送达出现迟延情况，虽然审判流程有瑕疵，但并不构成程序违法的情形，且不影响本案实体判决。张斐钒对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张斐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46800元，由张斐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丽阳 审判员  傅嘉钦 审判员  肖森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黄钰漩 附本案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