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28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尧铭，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星，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华，北京市大嘉（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东利，男，1975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峰，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艳，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尧铭因与被上诉人梁东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428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尧铭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8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梁东利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梁东利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原审判决曲解刘尧铭关于案涉款项性质的真实意思表示，错误认定刘尧铭关于案涉款项性质抗辩为汤显祖大剧院修复机电工程安装工程梁东利让利10%的工程款，进而导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首先，刘尧铭注意到，原审判决在第九页第六至八行载明：“本案中，刘尧铭抗辩梁东利所转款项，为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以下简称安装工程)梁东利让利10%的工程款……”。但实际上，刘尧铭本人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前期的营销费用、协调费用等已全部支付，就是案涉款项。也即刘尧铭关于案涉款项性质的抗辩事由系梁东利基于《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以签订支付合同的方式，向刘尧铭支付的安装工程前期营销费用、协调费用。关于刘尧铭主张的以上事实，由庭审录像为证。原审判决颠倒黑白，恶意曲解刘尧铭真实意思表示，导致案件争议焦点认定完全错误，进而导致案件基本事实完全不清。鉴于原审判决恶意删减、截取、曲解刘尧铭本人当庭陈述内容，刘尧铭申请贵院依法调取一审法院开庭录像，以查明事实!并依法核查本案承办人之违法违纪行为!其次，关于“关于让利10%收款时按比例扣除”，刘尧铭在一审法官询问时确有此陈述，刘尧铭本着诚信信用原则，对此并无异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款项在北京城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五公司）收到业主方款项后就直接按比例扣除，与本案涉及的争议款项无直接关系。本案争议的案款发生于刘尧铭与梁东利之间，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应当可以理解刘尧铭抗辩的款项性质不可能是让利10%的款项。否则，在刘尧铭已认可让利10%已扣除的情况下，如刘尧铭再主张案涉款项为让利10%，那岂不是可以直接认定刘尧铭对梁东利之主张全盘认可，刘尧铭为何还要进行抗辩?可见，原审法官缺乏最基本的语言理解能力，也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本案极其荒谬的判决!综上，原审法官恶意截取、曲解刘尧铭陈述之真实意思表示，自行捏造本案争议事实，并未按照刘尧铭主张的款项性质作为争议事实并查明案件基本事实，进而导致案件结果完全错误。2、原审法院恶意遗漏关于梁东利提供证据证明款项来源、性质之基本案件事实，导致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刘尧铭认为，鉴于梁东利未能提供其与刘尧铭之间的借款合同(实际上双方之间也并无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因此在本案中应当对刘尧铭汇出款项时间、来源、性质、款项流向以及双方之间的关系等事实进行严格审查。但实际上，原审法院根本未去查明以上事实，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刘尧铭在一审中为证明案涉款项系梁东利基于《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向刘尧铭支付前期营销费用、协调费用，提交了第二组、第三组及第七组证据，结合刘尧铭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北京城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平山县天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转款凭证》)和梁东利一审提交的日期为20160715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北京城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五公司)于2016年5月25向平山县天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山公司)汇款195万元，2016年6月8日汇款150万元，2016年7月7日汇款100万元，2016年7月13日汇款200万元，合计645万元。平山公司在收到城五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汇款200万元后，于2016年7月14日，平山公司汇给梁东利194.5万元，备注为劳务费，该笔款项汇入后梁东利该卡余额为195.4万元；同日，梁东利汇给刘尧铭两笔50万元；次日，其转给刘尧铭22万元，(这三笔款项系梁东利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两笔50万元和22万元借款，同时在其向刘尧铭转款期间梁东利该银行账户并无其他入账款项，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来源于安装工程款。)；平山公司在收到城五公司于2016年7月7日汇款100万元后，2016年7月8日，平山公司汇给梁东利972500元，梁东利当日账户余额为103万元，同日梁东利分三笔汇给刘尧铭，分别为50万元，43万元，655.31元(这三笔款项系梁东利在本案中所主张50万元、43万元和655.31元三笔借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尧铭提交的第七组证据中，关于上述三笔转款，依据刘尧铭和梁东利之间的短信内容，可以无任何异议的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7月7日，刘尧铭在得知城五公司汇款100万给平山公司之后，同日发短信给梁东利，“100万已汇，请查收后汇款”。2016年7月8日，梁东利在收到平山公司汇款100万后，先向梁东利汇款两笔即前述50万元和43万元，并于中午11点再次短信询问梁东利，“收到吗?转93万元”，后于11：08和11：14再次发短信，内容分别为“国税交了，地税没交上，下午去交，交完剩于钱在转回。”；“税已交玩：地税：12718.48，国税：29126.21，公司27500，合计：69344.69元，剩余：655.31元。”该655.31元正是前述梁东利所主张的655.31元借款，该短信内容通篇看不出任何借款的意思表示，相反恰恰能证明款项来源为安装工程款，款项性质为梁东利基于《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向刘尧铭支付前期营销费用、协调费用。由此可见，刘尧铭第三组证据和第七组证据已经构成完整证据链条，结合以上两组证据内容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来源为安装工程款，为梁东利基于《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向刘尧铭支付前期营销费用、协调费用。再次，依据一审全部在案证据足以认定：第一，从梁东利汇给刘尧铭款项的流向来看，流转顺序为：城五公司→平山公司→梁东利→刘尧铭，与《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相符；第二，从转款性质来看，梁东利所转款项系江西抚州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项目劳务费，并非其主张的自有资金。第三，从款项发生时间来看，均发生于江西抚州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合同履行期间。第四，从转款地点来看，均发生于抚州，与项目地点吻合。第五，依据《梁东利与刘尧铭短信记录》的内容亦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并非梁东利所主张的借款，特别是该份证据的三性梁东利并无异议。但令人不解的是：原审法院在案件事实认定时，在梁东利对刘尧铭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七证据三性均认可的情况下，居然对刘尧铭以上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只字未提，仅仅依据其曲解、截取的刘尧铭陈述进行审查，导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存在巨大的遗漏和错误。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那么回到本案，第一，退一万讲，假设原审法官在梁东利已对前述证据认可的情况下，仍然要一意孤行，对刘尧铭以上证据不予采信，亦应当遵守心证公开原则，但令人诧异的是：原审法官既不公开判断的理由，又不公开判断的结果，迳行裁判，程序严重违法。第二，从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来看，如果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那为何19次借款均不签订借款合同或者借条，也不约定利息，毕竟梁东利不是一个普通人，其为北京嘉利源旭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及执行董事，其自身不可能对此没有法律防范意识；再者，为何2016年发生的款项，其在款项往来近四年的时间里，从未向刘尧铭进行主张?最后，假设案涉款项缺席借款，为何会出现655.31元这样的金额，完全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即便从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其主张款项为借款之说法亦不攻自破。3、原审法院将案外人何蕾与刘尧铭之间的款项往来作为其向刘尧铭出借款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第一，刘尧铭注意到，梁东利在一审中主张其将案涉268400元转给了刘尧铭指定代收人何蕾，由何蕾转至刘尧铭。但首先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尧铭授权或者指定给案外人何蕾收款；其次，其给何蕾转款时间发生于2016年6月1日，而何蕾已于当日将该笔款转至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转给刘尧铭，所谓的借款事实亦根本不成立。第二，刘尧铭与案外人何蕾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实际上2016年7月19日，刘尧铭转款给何蕾466019.42元，刘尧铭实际给付何蕾的款项比何蕾支付给刘尧铭的款项超出197619.42元，亦足以证明借贷事实纯属子虚乌有。综上，原审法院在梁东利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何蕾为刘尧铭代收人的情况下，无视案涉款项在当天被何蕾转至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事实，仅以梁东利作出了合理解释为由径行认定该笔款项系出借款项，明显属于枉法裁判!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如前所述，第一，刘尧铭关于案涉款项性质的抗辩事由系梁东利基于《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以签订支付合同的方式，向刘尧铭支付的安装工程前期营销费用、协调费用并非10%让利款。但原审判决却错误理解为，刘尧铭一审关于款项性质抗辩为10%让利款；第二，原审法院恶意遗漏关于梁东利主张款项来源、性质之基本案件事实，导致案件基本事实不清；第三，原审法院在梁东利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何蕾为刘尧铭代收人的情况下，无视案涉款项在当天被何蕾转至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事实，仅以梁东利作出了合理解释为由迳行认定该笔款项系出借款项。刘尧铭认为：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之规定，刘尧铭已经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梁东利主张事实之不成立；同时，依据该条款之规定，刘尧铭证明标准只要达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即可，但实际上，刘尧铭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之标准，此时，依据前述规定，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的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梁东利一方。但是，原审判决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将本应由梁东利承担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分配给刘尧铭，进而判决刘尧铭承担还款之法律责任，显然属于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进而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综上，刘尧铭认为，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为维护刘尧铭合法权益，现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刘尧铭全部上诉请求。梁东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尧铭的上诉请求，一、刘尧铭的上诉理由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答辩有所变化。一审庭审中刘尧铭所诉称款项系梁东利基于承包经营协议向刘尧铭支付应得款项，而上诉状中却表示该款项系前期的营销费协调费用。刘尧铭虚构事实，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二、关于刘尧铭诉称案涉款项306万完全是该项目的协调费和管理费，不是客观事实，系虚假陈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刘尧铭与梁东利之间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中约定的项目前期营销费和协调费、管理费等成本已经在城五公司账上列支扣除，且约定以发票为准，实报实销。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之前，账目上已经列支了225375.22元。二是刘尧铭所说的305万元是前期的管理费、协调费，无合同约定的依据。该工程承包的经营主体是城五公司，且该款项均已在城五公司账目上列支，而不是刘尧铭个人承包的项目，该费用刘尧铭也无其他的约定。三是刘尧铭也从未提出案涉款项系承包经营协议所说的协调费、管理费，也未提供协调费、管理费的相关证据，即支付明细或者支付的事实。综上所述，刘尧铭所说的300多万系管理费和协调费系虚构事实。三、关于刘尧铭所说的案涉款项支付合同，刘尧铭错把平山公司劳务费当成经营承包协议中约定的支付合同的费用，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1.根据刘尧铭与梁东利承包经营协议第四条，成本控制约定，劳务管理由乙方平山公司统一与北京城五签订合同，所有物资、劳务费等项目成本计入乙方项目成本。城五公司与平山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价款为650万元。乙方梁东利在施工现场有大量投入，包括管理费和低值易耗材、耗材费等费用，城五公司也据实计量且已列支在施工成本中。2.刘尧铭多次向梁东利借款，基于刘尧铭在该工程中的作用，梁东利与平山公司合作，梁东利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只好将平山公司欠付梁东利的前期投入取回出借给刘尧铭，而刘尧铭却把借款的来源错误的当成了工程款，无事实依据。3.根据刘尧铭与梁东利承包经营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的支付合同，系双方结算完成以后，城五公司支付利润时才需要签订支付合同和提供发票，现该工程尚未结算，根本不需要签订支付合同，刘尧铭以该支付合同企图掩盖借款的事实。四、梁东利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尧铭的上诉请求。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情况，刘尧铭作为梁东利的承揽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与梁东利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也符合一般有亲密合作关系的自然人之间借款，不签订借款合同的社会现实和交易习惯，梁东利也碍于情面，没有与刘尧铭签订借款合同，而是直接转款。梁东利与刘尧铭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包含借款合意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刘尧铭辩称不属于民间借贷，没有达到反证的证明标准，且梁东利所举反证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该条款规定了刘尧铭所举反证义务，即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用于证明一定的事实，刘尧铭应承担反证不能，而承担败诉责任。梁东利依法应在本证已完成且对反证也作出合理排除的情况下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刘尧铭仅仅提出抗辩而未提交有利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务关系。刘尧铭的抗辩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尧铭的上诉请求。梁东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尧铭偿还梁东利借款3110667.31元及利息488926元；2.诉讼费用由刘尧铭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2日，抚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抚州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城五公司签订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合同；2016年5月30日，城五公司与刘尧铭签订项目承包工程责任书，责任书约定城五公司把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承包给刘尧铭，工程预估价24000000元，刘尧铭以受聘人的身份在责任书上签字；2016年5月9日，梁东利、刘尧铭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由梁东利实际履行，最终结算总价梁东利向刘尧铭让利10％收款时按比例扣除，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梁东利主张2016年5月21日至2017年12月19日，梁东利向刘尧铭转款19笔，计3110667.31元，刘尧铭对2016年6月16日的268460元有异议，梁东利提交了268460元收款账户的转帐凭证及刘尧铭收到此款的原始载体，并对转账过程做出合理性说明，能够认定梁东利向刘尧铭转款268460元的事实；刘尧铭对2017年12月19日的50000元亦有异议，认为此款是梁东利偿还2017年1月10日向刘尧铭的借款50000元，并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加以证实，对此梁东利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刘尧铭的此主张成立；刘尧铭对梁东利的其他转款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需解决的问题，梁东利与刘尧铭是否有民间借贷的合意，梁东利的转款行为是什么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梁东利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尧铭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债务或其他债务，刘尧铭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刘尧铭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梁东利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尧铭抗辩梁东利所转款项，为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梁东利让利10％的工程款，此主张是否成立，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加以分析：一、庭审时刘尧铭本人陈述，“刘尧铭是城五公司的职工，汤显祖大剧院工程机电工程梁东利应当让利工程总额的10％，同时支付前期营销费用、协调费用等，让利10％在城五公司收工程款时扣除，总数没有结算完，前期的营销费用、协调费用等已全部支付。”，梁东利与刘尧铭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收款时按比例扣除；刘尧铭证据七，用于证明，案涉资金的流转方向为城五公司至平山公司至梁东利；从以上内容可知，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的工程款，先支付至城五公司，城五公司通过平山公司或其他公司向梁东利支付；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收款时按比例扣除”与刘尧铭本人陈述内容“在城五公司收工程款时扣除”相互印证，刘尧铭本人陈述更为明确，既让利10％城五公司首先扣除，再通过平山公司或其他公司向梁东利支付；二、梁东利与刘尧铭双方均认可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预估价24000000元，已付17997393.15元（刘尧铭对17997393.15元的态度是：这个数额基本差不多），无论按预估价还是已付款数，让利10％也不出现3110667.31元这个数字，刘尧铭的抗辩与事实相矛盾；三、梁东利提交的证据八，城五公司财务人员出具的江西大剧院项目（汤显祖）的工程收支付款项及费用列支统计表，刘尧铭对该证据有异议；从该统计表的内容看，统计表的开始时间为2016年1月16日，至2016年5月份均为付款，开支项目均为费用，与经营承包协议书第三条，“……同时承担项目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相印证；统计表显示，2016年5月份，抚州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到账9259693.15元，2016年7月份工程款到账8437700元，2017年9月19日，汤显祖文化演艺中心工程款到账300000元，计17997393.15元，付款方和梁东利与刘尧铭认可的发包方名称一致，数额和梁东利陈述一致，刘尧铭：这个数额基本差不多；统计表显示，2015年11月6日，支付平山公司劳务费1950000元，2016年6月份支付1500000元，2016年7月份支付1000000元、2000000元，计6450000元，统计表显示的收款单位、付款时间、付款数额、付款原因和刘尧铭陈述完全一致；统计表显示，2016年5月份，支付抚州市利通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劳务费345600元，2017年1月25日支付周口安达隆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两笔劳务费200000元、44000元，支付北京国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两笔劳务费1180000元、403750元，2018年1月8日支付周口安达隆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费130000元，该内容与刘尧铭证据二的内容相互印证；统计表显示，与刘尧铭有关的支出项目为22项；统计表最后一页下半部分显示，扣管理费10％1799739.32元，该数额能够印证经营承包协议书梁东利与刘尧铭的约定、刘尧铭陈述“在城五公司收工程款时扣除”的内容；综上，统计表显示的内容是真实的，能够证明城五公司已经扣除让利（管理费）10％1799739.32元的事实。综上，刘尧铭的抗辩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刘尧铭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能够认定刘尧铭向梁东利借款3060667.31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梁东利要求刘尧铭偿还借款3060667.31元，有梁东利提交的转帐凭证为据，刘尧铭对转帐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此款刘尧铭应当偿还；梁东利与刘尧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梁东利可随时主张权利。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梁东利与刘尧铭没有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在梁东利起诉要求刘尧铭偿还借款本院向刘尧铭送达法律文书后，刘尧铭仍未偿还借款，属故意违约不偿还借款，梁东利要求刘尧铭支付利息的主张应予支持；利息的计算，可参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判决：一、刘尧铭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梁东利借款3060667.31元及利息（以3060667.3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16日起算至偿清之日止）；二、驳回梁东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计22758元由梁东利负担3700元、刘尧铭负担19058元。二审中，刘尧铭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证据一，借条一份，用以证明在梁东利与刘尧铭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同日，双方以签订借条的方式，约定了梁东利应当支付给刘尧铭暂计至2016年5月9日就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刘尧铭已实际发生的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用成本以及付款期限。依据借条约定，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用应由梁东利直接支付给刘尧铭。证据二，刘尧铭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份，用以证明刘尧铭与案外人何蕾之间存在资金往来，2016年7月19日，上诉人实际给付何蕾的款项比何蕾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超出197619.42元。梁东利主张何蕾代上诉人收取借款的事实不成立。梁东利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借条没有实际发生，梁东利出具该借条的原因是刘尧铭为避免事后向梁东利借款巨额资金的行为被城五公司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负面评价。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刘尧铭要求梁东利给其出具一个借条。以在这个事前刘尧铭以出借给梁东利借款是梁东利还钱予以掩盖。这就是这个借条的出具原因和实际履行情况。综述，第一，该借条不是二审新证据，早已存在。第二，不能支持刘尧铭的上诉请求。第三，更进一步说明双方资金往来是一种借贷关系，把原条先还给刘尧铭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刘尧铭的举证目的，该46万元是刘尧铭让何蕾异地缴纳国税的款项。综述，二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刘尧铭主张的事实。对刘尧铭提交的两份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梁东利对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均予以采纳，至于两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结合双方一审提交其他证据，本院综合予以认定。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的流转及数额争议不大，但对案涉款项的性质争议较大。梁东利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未提供证明该款项系借款的证据。刘尧铭主张案涉款项系双方于2016年5月9日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中确定的梁东利承担项目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并提供梁东利出具的230万元借条予以佐证。对此，本院认为，2016年4月12日，抚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抚州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城五公司签订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合同；2016年5月30日，城五公司与刘尧铭签订项目承包工程责任书，责任书约定城五公司把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承包给刘尧铭，工程预估价2400万元，刘尧铭以受聘人的身份在责任书上签字；2016年5月9日，刘尧铭与梁东利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由梁东利实际履行，最终结算总价梁东利向刘尧铭让利10％收款时按比例扣除，同时承担项目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江西省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非招投标项目，是政府邀请入场施工项目，刘尧铭是该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其主张案涉工程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暂定为230万，在与梁东利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时以借条形式予以确认。且不说，230万的费用是否合法，应否予以保护，单就该230万的借条而言，虽不能充分证明梁东利转账给刘尧铭的款项为其应付的前期营销费用和协调费，但双方在230万元债务未清的情况下又出现反向借贷300余万元，显然不合常理。从现有证据来说,梁东利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缺乏相应证据予以支持，该法律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在刘尧铭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梁东利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梁东利不能证明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刘尧铭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8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东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7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梁东利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285元，由梁东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福审判员  张小雪审判员  高晓敏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史洪军书记员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