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6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红，女，197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山东尚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大钊，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刘利红与被上诉人丁大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利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128500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与被上诉人购买宝马车一事混淆，10万元借款与宝马车一事中的借款是两笔独立的借款，上诉人的1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始终未偿还。一审讼争的第二、三笔借款，被上诉人对收到款项无异议，但否认系借款，并且被上诉人抗辩曾在2016年4月23日、2016年6月11日、2016年6月14日、2016你那6月25日、2016年6月26日、2016年6月28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两种方式返还给被上诉人5万元，因此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此两笔借款实际是被上诉人借来用于工程押金的，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讼争的第二、三笔借款。 丁大钊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利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丁大钊归还刘利红借款本金12.85万元；2.丁大钊支付刘利红自2019年11月5日开始至还清之日的利息（以12.8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丁大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6年4、5月至2019年11、12月期间，刘利红与丁大钊两人系同居关系。2016年4月13日，丁大钊通过手机银行向刘利红转账5万元。丁大钊主张，该款由刘利红拿着，丁大钊用时再向刘利红要；刘利红主张，当时丁大钊的工程款放在刘利红处，工地上用钱时由刘利红根据丁大钊的要求进行支付。2016年4月14日、2016年6月4日，刘利红分别向户名为丁大钊的青岛银行账户（账号/卡号：62×××88）中现金存入0.15万元、2.7万元。对该两笔款项，刘利红主张系丁大钊因需要交纳风险抵押金向其的借款，款项来源为冯永聚、张海亮各偿还的借款2万元，但丁大钊未出具借条；丁大钊主张系投标需要交纳保证金，其将该两笔钱交给刘利红，由刘利红代交。2018年3月14日，丁大钊向刘利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刘利红￥100000.00元整借款大写：壹拾万元整于201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还清。”对该借条载明的款项10万元，刘利红主张其于2017年1月4日自邮政储蓄银行贷款20万元后，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将其中的10万元借给了丁大钊；丁大钊主张内容由刘利红口述后丁大钊书写，不是丁大钊真实的意思，并未收到该笔款项。2017年12月11日，刘利红代丁大钊收取了案外人朱龙山手机银行转账的货款11万元。刘利红收款后于2017年12月14日凑足18万元（包括张海亮偿还的借款5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宝马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刘利红。2018年12月29日，该宝马车在公安机关办理了所有人变更登记手续，由刘利红变更登记为青岛建城恒大装饰有限公司。当时，该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均为丁大钊。丁大钊提交收到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欠款（丁大钊）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元，支票号码314××××5958（原借条丢失作废），还欠￥50000元整（伍万元整）宝马车还完￥5万元后过户。2018.11.15刘利红。”丁大钊主张第一笔5万元以转账支票形式向刘利红支付，第二笔5万元在收到条出具后、车辆过户前以现金形式向刘利红支付。刘利红主张，“今收到欠款（丁大钊）”与“2018.11.15”并非其书写，其余内容均由其书写，并且该收到条当时系出具给张海亮，因张海亮曾经向刘利红借款。刘利红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今收到欠款（丁大钊）”与“2018.11.15”是否由其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但后来又自愿放弃该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2017年1月4日，刘利红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62×××08）系统自动放款20万元，随即以手机银行向丁大钊的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7）跨行汇出10万元。丁大钊主张，该10万元系刘利红代丁大钊收取的案外人支付的工程尾款，刘利红收款后又转账给丁大钊。2019年11月5日，刘利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起诉状等材料，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丁大钊是否欠刘利红借款未偿还。本案中，刘利红主张与丁大钊之间存在三笔借贷业务，借款本金分别为10万元、0.15万元、2.7万元。对讼争第一笔借款，刘利红提交了丁大钊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4日的借条，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账户交易明细（司法），足以认定刘利红已履行了向丁大钊交付出借款项10万元的义务。丁大钊提交了刘利红出具的收到条，刘利红自愿放弃对其有异议部分字迹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收到条系刘利红于2018年11月15日向丁大钊出具。该收到条显示欠款5万元以支票形式支付，特别注明“原借条丢失作废”，还欠5万元，并且收到条明确载明“宝马车还完￥5万元后过户”，而案涉宝马车的所有人已于2018年12月29日由刘利红变更登记为丁大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岛建城恒大装饰有限公司，结合该宝马车的购车款18万元包括了刘利红代丁大钊收取朱龙山转账的11万元，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丁大钊已还清该笔借款。对讼争第二、三笔借款，刘利红主张自冯永聚、张海亮处各收回借款2万元后，分别于2016年4月14日、2016年6月4日现金存入丁大钊的青岛银行账户0.15万元、2.7万元，丁大钊对收到款项无异议，但否认系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丁大钊于之前的2016年4月13日向刘利红手机银行转账5万元，而刘利红主张当时丁大钊的工程款放在刘利红处，工地上用钱时由刘利红根据丁大钊的要求支付，在双方互有款项交付的情况下，考虑到两人之间曾经存在的同居关系，并且讼争第一笔借款由丁大钊向刘利红出具了借条，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刘利红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系基于履行与丁大钊达成的借贷合同的合意而交付款项，故刘利红应当对与丁大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刘利红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利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70元，减半收取1435元，由刘利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微信、支付宝账单打印件四页，证明：上诉人已经于2016年4月23日、2016年6月11日、2016年6月14日、2016年6月25日、2016年6月26日、2016年6月28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两种方式返还给被上诉人5万元。被上诉人进行质证称：上述款项是被上诉人将钱放在上诉人处，要用的时候，由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利红主张丁大钊向其借款10万元，其提供了由丁大钊出具的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等证据，刘利红对其诉讼主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丁大钊提供由刘利红出具的收条，根据收条记载的内容，并结合案涉宝马车已经过户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该10万元已经偿还，并无不当。刘利红主张丁大钊向其借款0.15万元、2.7万元，其仅提供存现证据，而并未提供借条等债权凭证，结合刘利红与丁大钊双方互有款项交付的情况以及双方曾经存在同居关系等事实，刘利红应当就该两笔款项系基于其与丁大钊达成借贷合意而交付的款项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的责任。在刘利红未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系基于借贷而产生的款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0元，由刘利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冷 杰 审判员 张晓华 审判员 张仁珑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彩玉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