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惠玲，女，199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颖辉，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首层。负责人：韦海铭，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广东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宇，广东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乐根，男，199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大埔县。上诉人李惠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越秀支行）、邓乐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惠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由邓乐根清偿欠款及承担违约责任；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中行越秀支行、邓乐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惠玲与中行越秀支行之间并无成立金融借贷关系，没有借款的合意，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中行越秀支行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显示，无论是合同的抬头还是尾页的签名，均没有李惠玲的名字，更没有李惠玲的签名，李惠玲不是合同的缔约方。同时，李惠玲对借款的事情毫不知情，借款是邓乐根的个人行为。二、案涉的款项并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李惠玲既不是用款人也不是获益者。从李惠玲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1.邓乐根自2018年起至今，便没有向李惠玲支付过任何款项，李惠玲没有使用案涉借款。2.李惠玲已于2019年4月1日与邓乐根离婚。在离婚前，李惠玲已被邓乐根赶出共同居住的房屋，从《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可以显示李惠玲是“净身出户”的。中行越秀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惠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邓乐根未作答辩。中行越秀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中行越秀支行与邓乐根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优客分期业务协议》；2.邓乐根立即向中行越秀支行偿还中银信用卡（信用卡号：62×××26）透支未还款本金及手续费146959.22元、利息0元、违约金0元（金额截至2019年11月6日，自2019年11月7日起的利息、违约金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优客分期业务协议》的约定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3.由邓乐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含保全费）；4.李惠玲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8日，中行越秀支行（乙方、经办行）与邓乐根（甲方、持卡人）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优客分期业务协议》，约定：本合同项下信用卡卡号62×××26；本协议项下分期额度为15万元，分期期数为60期（一期为一个月），信用卡优客分期额度为一次性额度，不随每期还款而恢复；甲方可在信用卡优客分期额度内授权乙方将分期款项划至甲方锁钩商品或服务的提供方指定账户，用于本协议中约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内的消费；信用卡优客分期每期应还本金及分期手续费全额计入甲方当期应还款金额，不享受信用卡最低还款额；甲方应按信用卡对账单所列金额于每月还款日前按期归还欠款，如甲方违约，将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相关规定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本合同项下分期手续费费率为15%，分期手续费金额为22500元；甲方未按期归还分期本金及手续费即视为违约，乙方有权宣布本协议项下所有欠款（含分期本金、手续费、利息、违约金等）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终止或解除本合同；要求甲方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对造成乙方损失的，须完全承担乙方全部损失；其他未尽事宜依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定执行。领用合约订明：甲方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无需支付透支利息；在免息还款期内未全数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不适用免息还款规定，甲方应按本合约支付每期账单透支利息及还款违约金，透支利息由非现金透支交易记账日起以实际欠款金额及实际欠款天数正常计息；甲方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还当期对账单列明的最低还款额，甲方除按照规定利率支付透支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支付还款违约金；乙方对甲方不符合免息条件的全部欠款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上限为万分之五。上述合同签订后，中行越秀支行依约向邓乐根指定的账户发放了贷款15万元。邓乐根未依约还款，成讼。截至2019年11月6日止，邓乐根尚欠透支本金及手续费146959.22元、利息0元、违约金0元。中行越秀支行为本案支出了财产保全费1375.41元。另查明，案涉借款发生在邓乐根与李惠玲婚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优客分期业务协议》合法有效，邓乐根未依约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中行越秀支行要求解除合同，清偿债务本金、利息及还款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债务发生在邓乐根与李惠玲婚姻存续期间，故李惠玲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邓乐根、李惠玲违约，导致中行越秀支行支出了财产保全费和诉讼费，故邓乐根、李惠玲应承担本案的财产保全费和诉讼费。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与邓乐根于2019年1月8日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优客分期业务协议》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解除；二、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邓乐根、李惠玲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清偿借款透支本金及手续费146959.22元、利息及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1月6日的利息为0元、还款违约金为0元，从2019年11月7日起的利息、还款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邓乐根、李惠玲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支付财产保全费1375.41元。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722元，由邓乐根、李惠玲负担。二审期间，李惠玲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拟证明李惠玲与邓乐根已于2019年4月1日协议离婚，李惠玲并没获得分配家庭共有财产，不是离婚的获利者。2.支付宝、微信界面截图，拟证明李惠玲与邓乐根没有支付宝、微信的交易往来。3.中国农业银行（尾号8576）自2017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4日的银行流水；4.中国农业银行（尾号2814）自2017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4日的银行流水；5.南海农商银行（尾号0583）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该三份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案涉借款发生后，邓乐根与李惠玲没有任何款项往来，自2019年1月案涉借款发生后，前两个账户余额不多，第三个账户也无大额资金往来发生，李惠玲不是实际用款人。中行越秀支行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离婚是发生在贷款之后。李惠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是否获得家庭共有财产与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任何关联；邓乐根贷款用途是购买家具，贷款时提供了其与李惠玲共同购买的房屋贷款担保协议，证实该家具是用于双方共有房屋的，因此应当属于家庭生活所需，在两人的离婚协议中也约定了共有房屋的分配。对于证据2-5，三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本院审查李惠玲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中行越秀支行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真实合法，亦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因李惠玲未能出示手机原始记录，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5，有相应银行盖章确认，是真实合法的，且其中反映了案涉贷款发生前后李惠玲的收支情况，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李惠玲与邓乐根于2019年4月1日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两人婚内生育的两个儿子的抚养权归邓乐根，抚养费由邓乐根承担；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大正路**桂南尚都****由双方各占一半份额，李惠玲所占份额的财产，抵作给两个儿子的全部抚养费，交给邓乐根支配；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邓乐根向李惠玲哥哥借了1万元，在上述的房子卖掉后，邓乐根负责偿还，其他双方对外的各自债权、债务，离婚后由各自享有和承担。李惠玲名下的账号尾号为8576的农行银行卡、账号尾号为2814的农行银行卡、账号尾号为0583的南海农商银行银行卡在2019年1月8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基本没有超过1000元的大额收支。二审中，李惠玲陈述其于2018年起与邓乐根分居，回到了怀集的娘家居住，分居后至离婚时，邓乐根与李惠玲的财政是独立的。在案涉银行借款发生时，其家庭没有购买家具的需要。李惠玲另陈述两人分居后其因为认识了现任丈夫，所以有往来广佛地区。中行越秀支行述称，邓乐根办理贷款时提供了一份2017年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的《个人购房贷款担保借款合同》，表示需要购买家具，需要贷款，但该合同未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在邓乐根逾期还款后，中行越秀支行只向邓乐根催收过，没有向李惠玲催款，因为邓乐根贷款时没有提供李惠玲的联系电话。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邓乐根的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其与李惠玲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惠玲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知，根据“共债共签”的原则，能够认定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范围的债务，应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否则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中行越秀支行作为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其在签订债权凭证及出借款项时有条件要求债务人配偶一并签字。然而中行越秀支行并未要求李惠玲在案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优客分期业务协议》上签字。在邓乐根逾期还款的情况下，也仅向邓乐根催收，没有联系李惠玲。基于此，本院难以认定李惠玲存在与邓乐根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该借款发生时距离李惠玲与邓乐根离婚时间不足三个月，一般而言，夫妻离婚前感情破裂不是短期事件，李惠玲陈述其已经认识现任丈夫，故李惠玲主张的两人在该时间点已经分居，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具有可信性。因此本院难以认定邓乐根所贷款项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再次，涉案借款金额为15万元，借款用途是“购家具”，中行越秀支行主张邓乐根曾提交购房担保合同以佐证所购买家具用于邓乐根与李惠玲夫妻共同生活，但中行越秀支行没有向法院提交该购房担保合同。且中行越秀支行陈述购房时间为2017年，而邓乐根贷款在2019年初购买家具，时间亦不相符。因此，仅依据“购家具”的借款用途，不能证明该贷款用于李惠玲与邓乐根夫妻共同生活。综上，由于中行越秀支行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邓乐根、李惠玲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其主张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理据不足，李惠玲无需对邓乐根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财产保全费属于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将其该费用列于判决主文中并不妥当，本院一并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李惠玲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3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30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30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上诉人邓乐根向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清偿借款透支本金及手续费146959.22元、利息及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1月6日的利息为0元、还款违约金为0元，从2019年11月7日起的利息、还款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四、驳回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22元，财产保全费1375.41元，由被上诉人邓乐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22元，由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