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7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柏根生，男，195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曹杨路******。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利萍，女，195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曹杨路XX，住上海市曹杨路******v id='2'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上列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海青(系柏根生、董利萍之子)，住上海市曹杨路******。上诉人(原审被告)：柏海青，男，198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曹杨路XX，住上海市曹杨路****XXX-****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柏红生，男，196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南码头路XXX弄X，住上海市南码头路******南码头路******: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萍，女，198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住上海市南码头路******南码头路******;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康**，上海海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因与被上诉人柏红生、张萍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41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柏红生、张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理由不当，存在多处错判漏判。1．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董利萍和柏海青不是上海市梧桐路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同住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柏根生1951年在涉案房屋报出生并长期实际居住，从1979年知青回沪后到2019年涉案房屋被征收为止的整整40年间户口一直在涉案房屋内没有迁出过，所以在此期间始终享有涉案房屋的居住权。董利萍于1981年因与柏根生结婚而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并实际居住至1985年。虽然其户口第一次迁入涉案房屋后不久便迁出，直至2006年才迁回，但因为是基于婚姻关系迁入涉案房屋，所以董利萍在与柏根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始终享有涉案房屋的居住权。柏海青出生后便随父母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直至1985年，2006年因户口迁入涉案房屋而获得涉案房屋的居住权。因为涉案房屋是柏家祖上留下的房屋，原承租人是柏金龙和戴立弟，柏海青是两人的孙子、属直系亲属关系，所以其户籍报入涉案房屋并非帮助性质。从1987年到2019年征收为止的整整30多年间，户口迁入涉案房屋的户外人员只有柏海青和董利萍两人，该客观事实说明涉案房屋承租人对于同住人的选择非常谨慎严格，只有经过承租人同意并给予居住权的人才有资格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根据《上海高院研讨会综述》第三条第二项：“……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明确承诺给予有血缘关系的户外人员公房居住权的，原则上可按照该承诺，确认该人为同住人。”涉案房屋承租人戴立弟、同住人柏根生于2006年将柏海青户口迁入涉案房屋的行为可视为该承诺的兑现，所以柏海青是涉案房屋同住人。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曾经拥有的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和现在拥有的曹杨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性质均为商品房。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在涉案房屋有本市常住户口且本市无其他福利性质住房，柏海青和董利萍在2006年迁入户口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是因为涉案房屋的实际面积和居住条件所限、以及涉案房屋已被案外人长期出租给他人无法居住等事实所致，故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符合在被征收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但因特殊原因在外居住的情形，应视为涉案房屋同住人，享有征收补偿利益。柏根生、董利萍及其尚未成家的儿子柏海青三个人目前共同居住在一套建筑面积只有几十平米的曹杨路商品房内。柏海青和董利萍之所以2006年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后没有实际居住是因为涉案房屋存在无法居住的困难情况，因而无法行使自己的居住权。无法行使居住权并不等于两人没有涉案房屋的居住权，柏海青和董利萍在获得系征房屋承租人同意后才迁入户口、且未享受过福利性质分房，根据上海高院相关法律规定，两人完全符合涉案房屋同住人的条件。2．一审判决并未明确认定或写明张萍是否属于涉案房屋的同住人，并且错误地认为张萍实际控制着涉案房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查明：张萍曾经享受过公房动迁安置，属于在本市有其他住房且居住不困难的情况。张萍在其母亲于1997年左右将户口迁出涉案房屋时还未成年，所以张萍的居住权随其母亲从涉案房屋转移到了浦东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室的公房里。无论是从他处有房的角度还是从居住权的角度来判断，张萍都不是涉案房屋的同住人，所以不应享有涉案房屋的任何征收补偿利益。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房屋从2002年起被案外人柏某某(张萍的母亲)出租给他人直至2019年5月房屋被征收，涉案房屋之所以由其对外出租是因为张萍父亲去世、母亲下岗，柏某某主动提出要将其年迈的父母接至南码头路房屋居住。柏根生等兄弟姐妹经过商量后同意柏某某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同时由其收取租金以作为照顾父母的报酬。这其实属于一种家庭内部安排和亲属间的帮助，并不代表张萍及其母亲拥有涉案房屋的居住权或对房屋实际控制。况且在2002年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的是案外人柏某某，并非其当时还未成年的女儿张萍。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到张萍户籍在册及实际居住情节，以及张萍方对房屋的实际控制，张萍可酌情分得30万元”是错误的。公房同住人指的是个人，不存在什么“张萍方”的说法。且根据《上海高院研讨会综述》第三条第三项：“在涉案房屋内有无户籍不是衡量当事人有无公房居住权益的唯一标准，而应根据实际居住生活年限、他处有无住房等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因此，有“户籍在册及实际居住情节”不等于就是同住人。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在征收前由案外人张萍母亲对外出租，所以张萍即使享受过公房动迁安置且居住不困难仍然可以分得征收补偿款”，无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是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的性质是商品住宅不是公房，该房屋价款的60％由董利萍个人承付，其余由单位补贴。因此，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是“房款的百分之六十由董利萍个人承付、房款的百分之四十系用单位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不属于《上海高院解答》相关规定中的“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等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假设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属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其由单位出资购买的所谓福利部分建筑面积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换算成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左右，人均居住面积低于2.5平方米，不足法定最低标准，因此属于“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情况。4．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长期吸毒赌博的低保人员柏红生可以比长期缴纳涉案房屋公房租金的户主柏根生多获得40多万元征收补偿款，并且没有写明相关法律依据。柏根生是涉案房屋户主，在涉案房屋户籍在册5人中对房屋管理维护尽了最多的义务，并且曾长期缴纳涉案房屋的公房租金(2008年至2015年)，对涉案房屋的贡献最大，所以理应获得最多的征收补偿利益份额。二、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未询问本案的某些基本事实，并且在判决书中遗漏了许多与涉案房屋相关的重要事实、争议焦点和疑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19**年至1985年期间是否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2．柏红生的实际居住情况。3．张萍与其配偶袁方目前的实际居住地址。4．涉案房屋的来源。5．涉案房屋各类搬迁奖励费的归属。6．涉案房屋2015年的公房租金究竟是谁缴纳的。三、柏红生、张萍的一审庭审陈述存在多处与已经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或是前后陈述完全不一致的地方，可信度存疑。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对其进行质问，也未在判决书中予以指出。四、柏红生、张萍存在故意虚假陈述、欺骗法庭的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五、一审法院在本案主审法官的选用以及程序的适用上明显存在问题。六、一审判决书存在多处瑕疵、错误或自相矛盾的内容，法律文书错漏过多。柏红生、张萍辩称：不同意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同住人条件和身份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本市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具有福利性质。2．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于1981年至1985年是否实际居住于涉案房屋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张萍与其配偶居住的是商品房，不是福利性质的房屋。3．柏红生、张萍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不存在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不存在故意虚假陈述欺骗法庭的行为。4．一审主审法官的选用及程序问题，不是当事人可以认定的。柏红生、张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涉案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款3，595，487.28元归柏红生、张萍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性质为公房，承租人为戴立弟，已于征收开始前报死亡，承租人未变更。柏红生和柏根生是戴立弟的儿子，张萍是戴立弟的外孙女，柏根生和董利萍是夫妻关系，柏海青是两人之子。2019年5月28日，涉案房屋所在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当时户籍在册人员四人：柏红生(1963年1月21日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后因强制戒毒原因多次迁出又迁入，末次迁入是2004年9月22日从上海市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迁回)；张萍(1986年12月19日报出生)、柏根生(1969年由涉案房屋迁往黑龙江八五三农场，1979年3月迁回)、董利萍(1981年3月3日从中山北路XXX弄XXX号XXX室迁入涉案房屋，同月17日又迁回中山北路XXX弄XXX号XXX室，1985年8月26日迁往普陀四村XXX号XXX室，2004年11月3日迁往曹杨路XXX弄XXX号XXX-XXX室，2006年8月31日迁入涉案房屋)、柏海青(1996年12月4日从中山北路XXX弄XXX号XXX室迁往普陀四村XXX号XXX室，2004年11月3日迁往曹杨路XXX弄XXX号XXX-XXX室，2006年8月31日迁入涉案房屋)。2019年6月22日，柏红生作为涉案房屋代理人与征收部门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编号：J2-191)，协议明确涉案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房屋用途居住；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13.3000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20.4900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20.4900平方米。乙方(被征收人户)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并选择货币补偿。根据项目结算单记载：协议书包含房屋价值补偿金额1，906，077.12元(包含居住装潢补贴10，245元)；包含奖励补贴：签约奖励费450，0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搬迁费1，000元、无搭建补贴100，000元、均衡实物安置补贴600，000元、临时安置费30，000元；以上共计按3，089，078元发放。另额外增加发放费用：搬迁奖励费400，000元、征收补偿费用计息46，409.28元、特殊困难补贴60，000元。综上，涉案房屋共获得各项补偿、奖励费等总计3，595，487.28元。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上述款项均未领取，仍在征收单位，特殊困难补贴60，000元，系针对董利萍的残疾补贴30，000元以及柏红生的低保补贴30，000元。一审法院又查明，1994年12月，案外人张齐红因上海市鲁班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动迁获配上海市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新配房人员为妻柏某某、女儿张萍，使用面积31.02平方米。1984年，董利萍作为买受人与出卖单位上海第一毛纺织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上海市普陀四村XXX号XXX室建筑面积25.78平方米的房屋系上海第一毛纺织厂联建公助职工住宅，第一毛纺织厂以补贴形式出售给董利萍，董利萍按实体造价60％支付价款1，954.54元。2003年1月，就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董利萍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订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拆迁补偿费用结算单》载明，普陀四村XXX号XXX室为私房，建筑面积26.5平方米，现住人口为董利萍和柏海青，拆迁人支付货币补偿款104，815元、搬家补助费500元、设备迁移费1，870元、其他43，265元，共计150，450元。2000年11月，柏根生、柏海青购买上海市曹杨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产权登记为柏根生、柏海青共同共有。2005年，柏根生与案外人戴某某签订差价换房合同，柏根生取得了上海市聚奎新村XXX号的公房承租权。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如下：柏红生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并居住，但自1999年起因强制戒毒或劳动教养等原因客观上无法实际居住。张萍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后居住至2002年。柏根生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并居住，1969年至1979年去黑龙江上山下乡，户籍迁出，1979年返沪并户籍迁回，至结婚前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承租人戴立弟和配偶柏金龙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02年起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在曹杨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内居住至今。涉案房屋自2002年起一直由张萍的母亲柏某某出租直至征收，租金由柏某某收取。柏红生、张萍称：柏红生系低保人员、他处无房、且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2002年起柏某某将戴立弟夫妻接至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室居住，张萍也随之居住到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室。柏根生与董利萍婚后搬至聚奎新村XXX号居住，董利萍与柏海青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称：张萍从三岁左右至2002年，白天住在涉案房屋内，晚上跟随父母回家住。1981年柏根生婚后亦住在涉案房屋内直至九十年代末，1981年至1985年期间，董利萍和柏海青也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过，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白天住在涉案房屋内、晚上住到聚奎新村XXX号，聚奎新村XXX号房屋当时的承租人是柏根生的外婆，因为该房屋没有厨卫设施，故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仅晚上回该房屋内睡觉。涉案房屋出租的原因是1997年张萍的父亲去世，张萍母亲柏某某下岗，为了补贴柏某某，所以涉案房屋于2002年起由柏某某出租并收取租金，戴立弟夫妻随柏某某住到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室。一审法院认为，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此处其他住房是指福利性质分房。征收决定作出时，涉案房屋户籍在册人员为柏红生、张萍、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五人。其中，柏红生、柏根生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并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未有证据证明二人享受过福利性质分房，故二人均属涉案房屋同住人；张萍已经在鲁班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动迁中获得动迁安置，且安置的上海市南码头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居住并不困难，但鉴于涉案房屋自2002年起即由张萍母亲出租，同时考虑到张萍户籍在册及实际居住情节，以及张萍方对房屋的实际控制，张萍可酌情分得300，000元；董利萍户籍于1981年3月3日从中山北路******迁入涉案房屋，同月17日又迁回中山北路XXX弄XXX号XXX室，之后其户籍再次迁入户籍再次迁入涉案房屋的时间是2006年8月31日，居住，且董利萍曾于1984年购买其单位上海第一毛纺，居住，且董利萍曾于1984年购买其单位上海第一毛纺织厂的联建公助职工住宅普陀四村****。柏海青户籍于200户籍于2006年8月31日迁入涉案房屋，在内实际居住，董利萍、柏海青自2002年起即居住在柏根生、柏海青名下曹杨路XXX弄XXX号XXX-XXX室产权房内，显然二人户籍迁入涉案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并不是为了居住，，故董利萍和柏海青不符合同住人身份。特殊困难补贴按指定对象和数额由柏红生和董利萍各得30，000元。由于柏根生、董利萍在本案中主张其应得的征收补偿款，故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来源、实际居住情况、户籍人员在册户籍人员在册时间长短、素，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就柏红生、张萍和柏根生、董利萍的份额酌情一并分割。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上海市黄浦区梧桐路X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3，595，487.28元，由柏红生、张萍合计获得2，165，487.28元(含柏红生的特殊困难补贴30，000元)、由柏根生获得1，400，000元、由董利萍获得特殊困难补贴30，000元。案件受理费35，520元减半收取计17，760元，由柏红生、张萍承担10，696元、柏根生承担6，916元、董利萍承担14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28日，涉案房屋所在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当时户籍在册人员户籍在册人员为五人。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的居住面积为31.02平方米。1984年12月，董利萍作为买受人与出卖单位上海第一毛纺织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董利萍应付价款(按实体造价百分之六十)计2，571.71元，董利萍一次付清计1，954.54元。2002年前，戴立弟和配偶柏金龙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柏红生系低保人员，他处无房。柏红生、张萍表示，如果法院认为柏红生、张萍二人中只有一人可以获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另一人不能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该征收补偿利益仍然写由二人合计获得。本院认为，《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第五十一条规定：“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该条规定中“其他住房”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包括原承租的公有住房、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公房被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房(包括自己少部分出资的产权安置房)、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董利萍单位上海第一毛纺织厂于1984年以补贴形式向董利萍出售联建公助职工住宅(本市普陀四村XXX号XXX室房屋)，约定董利萍按实体造价支付60％的价款，虽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但尚不属于《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有关共同居住人认定中的“其他住房”。然而，董利萍户籍于200户籍于2006年迁入涉案房屋后，屋中实际居住生活，故不符合《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所规定的共同居住人条件。同理，柏海青亦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条件。一审法院认为董利萍、柏海青户籍迁入涉案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属空挂户口，青不符合涉案房屋共同居住人身份，并无不当。张萍曾获得动迁安置，且安置的房屋居住并不困难，故亦不符合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的条件。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之规定，征收补偿利益归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故一审法院鉴于涉案房屋自2002年起即由张萍母亲出租，同时考虑到张萍户籍在册及实户籍在册及实际居住情节，房屋的实际控制，判决张萍可酌情分得300，000元，缺乏依据，张萍无权分得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柏红生、柏根生为涉案房屋同住人，一审法院就此已作阐述，本院认同，不再赘述。同住人之间就征收补偿利益，一般应遵循均等分割的原则，但鉴于柏红生系低保人员，且他处无房等实际情况，故可酌情予以多分。由于二审期间柏红生、张萍就征收补偿利益的取得坚持二人之间不做分割，仍要求为二人合计获得，此为当事人之意思自治，本院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410号民事判决；二、上海市黄浦区梧桐路X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3，595，487.28元，由柏红生、张萍合计分得2，015，487.28元(含柏红生的特殊困难补贴30，000元)、由柏根生分得1，550，000元、由董利萍分得特殊困难补贴3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5，520元，减半收取计17，760元，由柏红生、张萍共同负担9，955.55元、柏根生负担7，656.26元、董利萍负担148.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柏红生、张萍共同负担1，926元，由柏根生、董利萍、柏海青共同负担14，1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倩芸审判员  杨 俊审判员  范勇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卞耀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