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5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村扒岭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村扒岭路。法定代表人：郭建强，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盈莹，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月枚，女，193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永锋，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建强，男，197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村扒岭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扒岭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钟月枚、郭永锋及原审被告郭建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5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扒岭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钟月枚、郭永锋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依据郭罗新、郭共粦、郭雨祥等10人共同出具的《证明》及证人钟某的证人证言证实钟月枚、郭永锋对位于沙公吓的3棵荔枝树和位于坑仔冚25棵荔枝树享有所有权，依据不足。上述10名证人无正当理由并未出庭，该证人证言没有附签名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签名为“郭共粦”、“郭雨祥”的签名人真实姓名应为“郭共麟”、“郭雨常”，扒岭合作社与郭建强也不认可是本人所签，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在果树权属和数量没有合法、充分的证据证明下，说明钟月枚、郭永锋不能证明其依法享有涉案果树的所有权；在证人证言不能被依法采纳的前提下，涉案果树的数量亦存在疑问，再根据《关于被毁坏的共28棵荔枝树损失价值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对标的概况的描述，鉴定公司亦无法确认现场（沙公吓、坑仔冚）是否存在28棵荔枝树，只对仅存的7棵树头规格、3棵枯树干进行勘察鉴定。因此，钟月枚、郭永锋没有合法、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案涉现场种植28棵荔枝树，一审法院认定的果树权属、数量及赔偿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钟月枚、郭永锋未依法承包涉案土地或缴纳田租，涉案土地及青苗已通过决议依法收归扒岭合作社所有及管理，扒岭合作社处理集体所有的土地、果树青苗已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扒岭合作社统一清理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扒岭合作社依据《扒岭合作社决议》、《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民主表决书》、《关于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扒岭经济合作社所属土地整体租赁的决议》、《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作为统一清理合作社土地附着青苗果树的依据。2012年签订《扒岭合作社决议》过程中，当时遵循村社初始分户合计19户的基础，签订该决议当天郭永锋及其父亲郭记胜、哥哥郭钦选均在现场，郭钦选是代表钟月枚、郭永锋一大户进行表决的，该决议对钟月枚、郭永锋均有约束力。会议通过了把扒岭合作社全部农田收归集体所有，由合作社统一出租，田租租金按人口分红的决议；2018年12月土地依法出租后，扒岭合作社通过其祠堂张贴《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合作社家长代表微信群通知、合作社干部走访做工作的方式对村民进行解释和告知，扒岭合作社处理集体所有的土地、果树青苗已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钟月枚、郭永锋不确认知晓公告的内容纯属歪曲事实。另外，钟月枚、郭永锋称在沙公吓、坑仔冚种植、管理28棵荔枝树，但是却从未向扒岭合作社承包涉案土地或缴纳田租，其行为属无权占用扒岭合作社所有的土地，基于该理由扒岭合作社清理其荔枝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农村民主自治决议程序的现实局限性，一审判决将对推进集体资源整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和社会效果。农村民主自治决议过程中，通常以家长代表或户代表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家长代表或户代表作出表决的意思表示代表了一大户人员的意愿。钟月枚、郭永锋的户代表是郭钦选，当初合作社干部也是走访中取得郭钦选对涉案果树放弃的意思表示进而推进清理工作的，钟月枚、郭永锋提起诉讼提出相反的意思表示让扒岭合作社无所适从。另外，由于扒岭合作社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对青苗清理、土地整合等相关决议程序准备不够完善，对相关信息没有进行书面记载，大部分社员外出务工不能全部到场等使得形成决议存在瑕疵，但是确实反映了社员的真实意愿，请求法院充分考虑农村民主自治决议程序的现实局限性。扒岭合作社积极推动农村集体资源整合，统一对外承包合作社耕地资源，为的是增加村民收益、改善村民生活。扒岭合作社社员无论在承包地种植多少青苗果树都已同意让渡自身权益换来集体经济的发展，自行清理青苗果树、将土地交归合作社管理。合作社整合农村资源并不是政府征收土地，扒岭合作社也没有任何经费去赔偿社员所谓的私产损失，一审判决扒岭合作社承担钟月枚、郭永锋主张的果树损失，势必对合作社推进集体资源整合工作产生巨大阻力。钟月枚、郭永锋辩称，一、钟月枚、郭永锋提供的《证明》里面郭共粦、郭雨祥的签名是本人所签，至于其签名与其真实姓名是否存在错误，只是其两人的签名习惯问题。在扒岭合作社一审提供的资料中也有该两人的签名，该两人签名也是与钟月枚、郭永锋提供的《证明》中的签名是一致的。如果扒岭合作社有异议，在一审中应提出这一观点，并且申请笔迹鉴定，但其一审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钟月枚、郭永锋可以用人格担保这两人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二、扒岭合作社在一审中提供的资料里有郭永锋及其家属签名，钟月枚、郭永锋在一审就对该签名真实性有异议，并且申请笔迹鉴定，当时扒岭合作社和郭永强确认该签名并不是本人所签。三、扒岭合作社在一审中没有提出公告张贴痕迹的观点，在二审才提出来，当时扒岭合作社也有专业律师代理出庭，为何当时没有提痕迹的问题，这是非常可疑的，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四、扒岭合作社提供的证据只是在一个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五、关于一审法院、鉴定机构以及双方当事人去现场清点树木数量的问题，鉴定报告是有记载的，对现场仅存的荔枝树进行抽样测量，找到7颗荔枝树作为样本，并不是扒岭合作社所说的现场只有7棵，实际上现场是有25棵，这是没有异议的。扒岭合作社统一收回集体土地统一出租及公示，都没有事实依据，都与事实不符，只是郭建强和扒岭合作社单方的观点，也并不是只有钟月枚、郭永锋一家反对，大部分村民都反对的。六、钟月枚、郭永锋要求追究郭建强的民事责任。钟月枚、郭永锋是起诉郭建强一个人，并没有起诉扒岭合作社，是一审法院在开庭后认为有必要追加扒岭合作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一审判决后，钟月枚、郭永锋以为扒岭合作社会履行判决，当时钟月枚、郭永锋想这事情判了这么多就算了，大家都是同村的，就没有提出上诉。如果知道扒岭合作社上诉，钟月枚、郭永锋一定也会提出上诉，要求追究郭建强的相关责任。钟月枚、郭永锋在一审中提供了视频录像，郭建强承认他砍了树的事实。郭建强述称，同意扒岭合作社的上诉意见。钟月枚、郭永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建强赔偿钟月枚、郭永锋经济损失合计20万元（以鉴定意见为准），评估费由郭建强、扒岭合作社承担；2、郭建强以2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钟月枚、郭永锋支付利息直至清偿为止。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中，钟月枚、郭永锋表示如果认定郭建强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请求追究扒岭合作社的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郭记胜和钟月枚为夫妻关系，生育有郭银妹、郭钦选、郭小珍、郭小群、郭永锋五名子女，郭记胜已于2019年1月27日死亡，现钟月枚、郭钦选和郭永锋均为扒岭合作社的社员。郭建强为扒岭合作社的社长。位于增城区中新镇福和官塘沙公吓（土名，又称河边）和坑仔冚（土名）的地块原为扒岭合作社分配给郭记胜和钟月枚的集体土地。2012年1月31日，扒岭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把扒岭合作社全部农田收归集体所有，由扒岭合作社统一出租，租金按人口分红的决议。郭建强就此提供了《关于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扒岭经济合作社所属土地整体租赁的决议》予以证明，该决议的“会议时间、地点、应到户数、实到户数、赞成户数、反对户数、弃权户数、参会人员”对应的信息均为空白，决议后面有40个手写签名，但签名中并无郭记胜、郭钦选或郭永锋的签名。钟月枚、郭永锋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称决议和后面的签名是两张纸，决议没有人员签名，后面的签名不能认为是对决议的确认，且签名也是某几个人员代签，并非本人签名的。2018年11月13日，扒岭合作社就扒岭社门口段耕地（约70亩）发包的《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方案》进行民主表决，并作出《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民主表决书》，记载：应到48人，实到40人，本次大会召开合法有效；经与会人员表决，40人均同意该方案。表决书所附的《表决情况签名表》中显示到会成员均签名同意，其中有“郭记胜、郭钦选、郭永锋”的手写签名。钟月枚、郭永锋质证称《表决情况签名表》没有原件，不予认可，很多签名均是某人代签的，郭记胜、郭钦选、郭永锋的签名均不是本人书写，签名的部分人员并非扒岭社村民。郭建强确认签名表上郭永锋、郭钦选的签名均是由郭记胜代签的，并由郭记胜代按指模。2018年12月26日，扒岭合作社作为发包方（甲方）与温光灼作为承包方（乙方）共同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约定：乙方承包坐落于官塘××××社门口段地块，四至为：东至河边，南至对面岭山脚，西至东排社边界，北至山脚，面积约70亩；承包期为20年，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38年12月31日止。合同附有发包项目位置示意图，对发包地块作出了标记，图下记载：“如图，蓝色划线区域为官塘××××社门口段耕地发包项目位置，面积约70亩，权属中新镇官塘扒岭经济合作社，产权清晰，面积大小清楚，无任何争议。”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农村集体资产和小额工程交易中心就上述合同及附图出具《见证书》予以见证。2019年2月2日扒岭合作社发布《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记载：集体土地承包人应向合作社无偿返还相应承包地，承包人可自行或同意由合作社统一清理青苗搬迁及地上附着物，承包人自公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自行做好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清理搬迁工作；在本公告期限内（7天），土地承包人及地上附着物产权人未能按时清理搬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钟月枚、郭永锋质证称对该公告不予认可，该公告并未张贴在公告栏，郭建强、扒岭合作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告已张贴在祠堂的公告栏，也没有其他村民知道；该证据是郭建强为了本次诉讼准备的，公告也没有原件只是打印件，内容也很不规范，郭建强也没有将公告张贴在合作社祠堂，而且很少社员居住在扒岭社。2019年5月底，扒岭合作社对《耕地承包合同》中所涉地块及周边土地上的果树进行清理，其中包括钟月枚、郭永锋所有的果树。郭永锋于2019年6月7日发现其果树被损毁，于次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福和派出所报案，后派出所分别对郭永锋和郭建强做了《询问笔录》。郭永锋在笔录中称：其于2019年6月7日发现家旁边叫坑仔冚的地方的25棵荔枝树被损毁，邻居告知其可能涉及村里收回田地后出租给别人并将地上果树清理掉了，但砍伐果树并未经其同意，也没有与其商量；其听说果树是由郭建强雇佣挖机挖掉的。郭建强在笔录中称：2019年2月合作社通过扒岭村民微信群和扒岭合作社祠堂门口发布公告，通知村民七日内将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清理完毕，否则将由合作社进行清理，以便租给温光灼使用，温光灼于2019年5月20日雇佣挖机在现场清理。后郭永锋向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信访，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答复告知书》，记载：“因部分青苗无人进行清理或搬迁，且期间无人对《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提出异议，2019年5月23日，扒岭合作社组织社员对未搬迁的青苗进行清理，包括清理郭永锋的3棵荔枝树。……合作社表示，涉事地块合作社并未分配给郭永锋使用，且该地块已收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在地块清理前已进行公告，公告期间郭永锋亦无异议，对其3棵荔枝树进行清理合法合规。”郭建强另提交了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9月24日出具的《关于郭建强代表合作社清理地上青苗和果树的情况说明》，记载：“兹有官塘村民郭建强，是我村扒岭合作社社长，该社于2012年1月31日村民决议将土地收归至合作社统一出租，统一分红。2019年2月2日，郭建强代表合作社组织发出清理集体出租土地范围内的地上青苗和果树的公告（该出租土地通过政府交易平台），而且通过社员签名确认并公示，情况属实。”钟月枚、郭永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该证据是2019年9月24日出具的，有可能是郭建强、扒岭合作社为了诉讼而作出的，村委与合作社是独立的，村委不能出具证明干涉合作社的事务；对证据的证明内容不认可，表决、公告均不是事实。关于钟月枚、郭永锋诉请的果树的权属和数量。钟月枚、郭永锋提交了由郭罗新、郭共粦、郭雨祥等10人于2019年7月4日共同出具的《证明》，记载：“兹有福和官塘村民郭记胜和钟月枚，于1980年在官塘沙公吓（土名，又称河边）0.8亩种植有3棵荔枝树，其中有2棵是进奉、1棵桂味，树直径约为40公分；于2000年前在官塘坑仔冚（土名）0.7亩土地上种植有25棵荔枝树，树直径约为20公分。上述荔枝树均属于郭记胜和钟月枚所有。”落款处有10人的签名和指模。郭建强、扒岭合作社质证称对《证明》不予认可，该证明没有附签名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确定是否为签名人本人所签，无法确认真实性；郭建强、扒岭合作社确认毁损的果树中有2棵是钟月枚、郭永锋的，对其他毁损的果树不确认为钟月枚、郭永锋所有，应由钟月枚、郭永锋另行提供证据；即使证据中的签名是真实的，也只是代表小部分村民的意见，不能代表168名村民的意见。钟月枚、郭永锋另提交了郭银妹、郭钦选、郭小群、郭小珍共同出具的《声明书》，四人同意放弃对沙公吓0.8亩土地和坑仔冚0.7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以及两地块上种植的28棵荔枝树（其中树直径约40公分有3棵，树直径约20公分有25棵）的继承权。关于案涉果树的价值，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经钟月枚、郭永锋申请，由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价格损失鉴定，2020年1月6日，该公司作出穗华价估[2020]006号《关于被毁坏的共28棵荔枝树损失价值的价格评估结论书》，价格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12月4日，其中，“价格评估过程”记载：“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时，上述两处土地的荔枝树均已伐毁，位于沙公吓的3棵荔枝树树头四周长有杂草，树头均被掘起。位于坑仔冚25棵荔枝树周围有水坑，树头周围有大量杂草并有蚂蚁蛀食痕迹。由于大部分被伐毁的荔枝树均被杂草覆盖，无法对其进行全部勘查，因此对标的现场仅存的荔枝树进行抽样测量。”评估结论为：被毁坏的28棵荔枝树的损失价格为151500元。钟月枚、郭永锋为此支付评估费8000元，并提交了缴费凭证予以证明。郭建强、扒岭合作社对评估结论书予以认可，报告书以28棵荔枝树作为鉴定标的，但是在现场勘查时评估公司只找到3棵荔枝树根本找不到另外25棵荔枝树，所以对于该25棵荔枝树的价值评估是抽样评估的，另外不同意该25棵荔枝树属于钟月枚、郭永锋所有。钟月枚、郭永锋称评估时只找到了沙公吓的3棵荔枝树，但是坑仔冚的25棵荔枝树由于被杂草覆盖以及时间相隔较长，无法全部找到，所以现场勘查时是以能找到的25棵中的7棵作为样本；关于坑仔冚荔枝树的数量为25棵，钟月枚、郭永锋已经完成举证义务，果树损毁是因郭建强、扒岭合作社造成的，如果郭建强、扒岭合作社不确认有25棵荔枝树，应该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扒岭合作社另提交了《扒岭合作社决议》，证明扒岭合作社的土地在2012年1月1日已经归还给扒岭合作社，土地及山地都属于合作社，种植在该地的荔枝树是社员同意清理的。决议记载：2012年1月1日经全村家长代表同意，全村公山、公地归扒岭合作社所有，扒岭合作社同意分配，经村民同意，从2012年6月1日清山，如果不清山，归集体所有，经各户主同意签名，少数服从多数。决议下方有20人的签名及指模，但并无落款日期。钟月枚、郭永锋对该证据质证称：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该决议并未根据民主议定程序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表决，扒岭合作社共有40多户，但是在证据中只有十几人签名，该证据的表决事项也没有进行公示，包括钟月枚、郭永锋在内的大部分村民都不清楚该表决的内容，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也不涉及案涉的耕地。郭建强质证称：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该表决的意思表示清楚，从2012年1月1日起村社的所有土地都归合作社所有，土地上的果树清不清理都归集体所有，村民代表是大户为代表，郭永锋的哥哥郭钦选是代表钟月枚、郭永锋的一大户，由于山地及土地都是根据决议中的19户分配的，所以该表决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另查明，钟月枚、郭永锋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申请了证人钟某出庭作证，钟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与钟月枚、郭永锋和郭建强是普通的社员关系，没有亲属关系；田地是分给郭钦选和钟月枚的，果树也是他们种的，在沙公吓种了3棵荔枝树，在坑仔冚种了30-40棵荔枝树；果树是郭建强砍伐的，但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被砍的当天其并不在场；其不清楚也没听说过在2012年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的事；《扒岭合作社决议》、《关于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扒岭经济合作社所属土地整体租赁的决议》上签名的郭光辉、郭光远都是其儿子，但两份决议上两人的签名却都不是其本人所签，郭光辉本人的签名是很难看的。钟月枚、郭永锋称同意证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毁坏荔枝树是郭建强的个人行为，与合作社无关。郭建强、扒岭合作社称证人在事发当天并不在场，证人只是猜测或者听说是郭建强毁坏荔枝树，证人的两名儿子是代表整个家庭签名同意土地归集体所有，说明证人家里的土地及果树收归集体所有。一审庭审中，钟月枚、郭永锋称其不认可《耕地承包合同》，因为其至今未收到分红；其确认涉案的28棵果树均在《耕地承包合同》所附的示意图中被出租的土地范围内。郭建强、扒岭合作社称砍树行为是郭建强在履行扒岭合作社的职务行为，砍树就是为了将出租的土地交付给承租方，郭建强与钟月枚、郭永锋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郭建强没有任何理由损毁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当天的行为是集体行动的，经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调查也确认是郭建强的职务行为；《耕地承包合同》中租赁的土地包括了本案涉案的土地，涉案的果树均在被出租的土地范围内；对被砍的果树没有补偿协议，全部被砍果树都已经充公了，被砍的果树就都留在原地，并没有进行变卖；现在出租的土地每年有租金收益，全村只有钟月枚、郭永锋一家不同意出租土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郭罗新、郭共粦、郭雨祥等10人于2019年7月4日共同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钟某的证人证言，均证实钟月枚、郭永锋对位于沙公吓的3棵荔枝树和位于坑仔冚25棵荔枝树享有所有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另，郭记胜的其他继承人郭银妹、郭钦选、郭小群、郭小珍已自愿放弃其继承权，故钟月枚、郭永锋为被损毁果树的合法权属人。郭建强、扒岭合作社辩称案涉土地上被砍伐的果树并没有钟月枚、郭永锋主张的那么多，但郭建强、扒岭合作社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损毁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的责任主体是谁；二、责任主体损毁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是否合法有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郭建强作为扒岭合作社的社长，其与钟月枚、郭永锋并无私人恩怨，且在清理果树的过程中亦有其他村民的果树被损毁，故将损毁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认定为其个人行为不合常理。此外，根据《扒岭合作社决议》和《关于郭建强代表合作社清理地上青苗和果树的情况说明》所载内容，以及扒岭合作社的陈述，相互印证，均足以证明郭建强砍伐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的行为系其代表扒岭合作社履行的职务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综上，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被损毁的责任主体应为扒岭合作社。钟月枚、郭永锋主张由郭建强承担果树损毁的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扒岭合作社主张其依据《关于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扒岭经济合作社所属土地整体租赁的决议》已于2012年1月收回合作社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又根据《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民主表决书》，经村民表决后出租集体土地，后与温光灼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将合同所附示意图内的合作社所有的集体土地出租给温光灼，为便于租赁土地的种植，其已通过《扒岭合作社决议》和《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告知村民清理出租土地上的青苗，因钟月枚、郭永锋未自行清理，故由合作社统一进行了清理，合作社收回土地、出租土地以及清理果树的程序均合法合规。一审法院认为，且不论扒岭合作社收回集体土地以及出租土地是否符合村民表决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土地出租后，扒岭合作社仅提供《扒岭合作社决议》和《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作为其砍伐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并不充分。首先，《扒岭合作社决议》中并未载明清理的具体土地范围，落款处的签名中也没有钟月枚、郭永锋的签名，亦未载明决议作出的日期，故无法据此认定在砍伐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前，扒岭合作社已尽到了告知义务。其次，扒岭合作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张贴在公告栏或以其他方式告知钟月枚、郭永锋，钟月枚、郭永锋亦不确认知晓该公告的内容。故扒岭合作社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砍伐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前已告知钟月枚、郭永锋或征得钟月枚、郭永锋的同意。因此，在未经钟月枚、郭永锋同意的情况下，扒岭合作社将钟月枚、郭永锋的果树进行损毁，且损毁后并未进行适当补偿，故扒岭合作社应当承担果树损毁的赔偿责任。对于该28棵果树的价值，《关于被毁坏的共28棵荔枝树损失价值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已认定其价格为151500元，该评估结论作出的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可以作为认定钟月枚、郭永锋财产损失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扒岭合作社应赔偿钟月枚、郭永锋果树被损毁的财产损失151500元。对于钟月枚、郭永锋主张的利息损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扒岭合作社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钟月枚、郭永锋果树损毁的损失151500元；二、驳回钟月枚、郭永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钟月枚、郭永锋共同负担1043元，扒岭合作社负担3257元。评估费8000元，由钟月枚、郭永锋共同负担1940元，扒岭合作社负担6060元并迳付钟月枚、郭永锋。本院二审期间，扒岭合作社提交以下证据：1、《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方案》、《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表决情况签名表》公示照片，拟证明扒岭合作社将前述文件粘贴于祠堂进行公告，已尽告知义务；2、《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扒岭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界定再榜公示》公示照片，拟证明扒岭合作社对于村社需公告的事务均通过将通知粘贴于祠堂的方式进行公示；3、中新镇官塘扒岭社村务监督委员会意见表，拟证明扒岭社设有监督委员会，对于村社事务进行监督，监督委员会的三名成员郭罗文、郭李云、郭木荣均在《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表决情况签名表》上签名确认；4、《情况说明》，拟证明钟月枚、郭永锋一审提供的用于证明其果树数量的《证明》中部分证人的签名是伪造的，故该证据不应被采纳；5、申请郭李云、郭木荣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拟证明扒岭合作社对于涉案土地上的青苗如何清理及搬迁已尽告知义务的情况。钟月枚、郭永锋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为：均不属于新证据；不确认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其中公示的相片在一审中没有提出，钟月枚、郭永锋提供的《证明》的签名与扒岭合作社二审提交的签名笔迹是一致的，扒岭合作社在一审没有异议，对此其应承担举证责任；扒岭合作社应在庭前5日内或者在一审时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所以不同意证据5的证人出庭作证，对郭罗文、郭李云、郭木荣的监督员职务也不确认，该等证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郭木荣是郭建强的叔叔，不予准许其出庭作证。经审查，上述证据或形成于一审诉讼前，或在一审诉讼中能够提供，扒岭合作社无正当理由不在一审诉讼中提供，故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上述证据1、2未能反映公示的时间和地点；上述证据3与本案讼争的扒岭合作社有无将涉案有关决议及公告告知钟月枚、郭永锋的事实无关；上述证据4是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文书，只在姓名和签名处留白，故在签名人没有到庭确认的情况下，其真实性不能认定；上述证据5所述证人与扒岭合作社有利害关系，且扒岭合作社在一审中也未申请该两证人出庭作证，故上述证据5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对涉案被损毁的荔枝树的权属和数量及扒岭合作社对其清理涉案荔枝树造成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争议问题进行审查。本案当事人在一审中对涉案土名“沙公吓”和“坑仔冚”的两幅地块原为扒岭合作社分配给郭记胜（已故）和钟月枚的集体土地的事实不持异议，故在该两幅地块上种植的荔枝树，在扒岭合作社和郭建强没有举证证明是其或者他人种植的情况下，理应归郭记胜（已故）的继承人和钟月枚所有。钟月枚、郭永锋是郭记胜（已故）所种荔枝树的继承人，即该两幅地块上种植的荔枝树归钟月枚、郭永锋所有。扒岭合作社和郭建强在一审中确认涉案土名“沙公吓”的地块上种植有3棵荔枝树的事实；钟月枚、郭永锋在一审中提供的郭罗新等10人共同出具的《证明》及证人钟某出庭作证证言关于涉案土名“坑仔冚”的地块上种植有25棵荔枝树的陈述，以及一审中价格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论书中关于涉案土名“坑仔冚”的地块上种植的25棵荔枝树被伐毁情况的描述，证明涉案土名“坑仔冚”的地块上种植有25棵荔枝树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依法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涉案土名“沙公吓”和“坑仔冚”的两幅地块合计种植荔枝树28棵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正确。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评估结论书中关于价格评估过程记载的内容，明确载明了涉案土名“坑仔冚”的地块有25棵荔枝树，评估公司是因为大部分被伐毁的荔枝树被杂草覆盖，无法全部勘查而作抽样测量，即抽样测量并非否定荔枝树的数量，故扒岭合作社上诉认为评估公司无法确认现场是否存在28棵荔枝树，只对仅存的7棵树头规格、3棵枯树干进行勘察鉴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的荔枝树数量没有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扒岭合作社对涉案土名“沙公吓”和“坑仔冚”的两幅地块上种植的荔枝树的权属和数量提出异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扒岭合作社主张其已通过村民民主议定程序作出将其所有的土地收回集体并整体出租的决定。但即使该决定符合法定程序，扒岭合作社依据该决定清理钟月枚、郭永锋所有的上述28棵荔枝树，事先也应当通知钟月枚、郭永锋。扒岭合作社主张已经通知钟月枚、郭永锋所依据的《扒岭合作社决议》和《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其中：《扒岭合作社决议》未载明清理的具体土地范围，没有钟月枚、郭永锋的签名，且未载明决议作出的日期；《青苗清理及搬迁公告》，扒岭合作社未举证证明张贴在该社祠堂或以其他方式告知钟月枚、郭永锋，也未举证证明该社的决议张贴在该社祠堂即视为通知了全部社员的乡规民约。因此，扒岭合作社主张其清理钟月枚、郭永锋所有的上述28棵荔枝树之前已经告知钟月枚、郭永锋，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扒岭合作社对此提出上诉，仍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扒岭合作社未经钟月枚、郭永锋同意，清理上述28棵荔枝树造成损毁，且损毁后未进行适当补偿，故扒岭合作社依法应当向钟月枚、郭永锋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价格评估公司对上述28棵荔枝树的价格作出的评估结论，判决扒岭合作社赔偿钟月枚、郭永锋荔枝树损毁的损失151500元，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而扒岭合作社以其主张的钟月枚、郭永锋未依法承包涉案土地或缴纳田租，涉案土地及青苗已通过决议依法收归扒岭合作社所有及管理的事实，认为其清理钟月枚、郭永锋的荔枝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即使扒岭合作社主张的上述事实存在，扒岭合作社也无举证证明其对荔枝树的收回向荔枝树的所有人钟月枚、郭永锋进行了补偿；且扒岭合作社主张的钟月枚、郭永锋未依法承包涉案土地或缴纳田租的事实，与扒岭合作社侵害钟月枚、郭永锋所有的荔枝树的事实，是不同的法律事实，应当分别处理，扒岭合作社以其主张的钟月枚、郭永锋未依法承包涉案土地或缴纳田租的事实作为其有权清理钟月枚、郭永锋所有的荔枝树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如扒岭合作社认为其主张钟月枚、郭永锋未依法承包涉案土地或缴纳田租的事实存在，且侵害其合法权益，扒岭合作社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此，扒岭合作社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扒岭合作社提出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农村民主自治决议程序的现实局限性，一审判决将对推进集体资源整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和社会效果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即使扒岭合作社在本案中的农村民主自治决议程序存在现实局限性，也不能以此作为不依法处分公民合法财产，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理由。因此，扒岭合作社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扒岭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官塘村扒岭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