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晓文，女，196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婕，广东比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衡娟，女，197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汉钦，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晓文因与被上诉人倪衡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邓娟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许晓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婕，被上诉人倪衡娟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汉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晓文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倪衡娟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倪衡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倪衡娟主张向许晓文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5年12月30日，倪衡娟于2019年11月27日提起诉讼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涉及同时履行原则。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互负对价义务，如合同未约定一方先为给付的义务，则双方应当同时履行其合同义务。买卖合同是典型的双务合同，出卖人的基本义务是交付标的物，买受人的基本义务是支付价款，二者互为条件。若合同对支付价款的时间未约定其依其他方法仍不能确定的，则买受人应在接受交付时支付价款，出卖人交付标的物或交付标的物的单证（如提单）均为交付。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一条“适用合同法疑难问题”第（四）款“支付价款时间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主张支付价款权利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则如买受人未同时履行付款义务的，出卖人应当知道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应自此时起算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将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如买受人收货后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亦应从出具欠款条时起算。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出卖人向买受人主张权利时，可给对方一定的履行期限，则诉讼时效中断，自履行期限届满后重新起算。一审法院已确认倪衡娟与金禧源珠宝行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则倪衡娟认为与金禧源珠宝行存在货款纠纷的，应在其认为的送货时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而不是随时主张。2.倪衡娟向一审法院补交了倪衡娟与许晓文之间的手机微信截图（6页）作为证据使用，拟证明倪衡娟有向许晓文催过款，但是倪衡娟提供的微信记录断章取义，隐瞒了重要信息，倪衡娟所催促款项是另案[案号（2019）粤0114民初12435号]中陈梓期在文昌南路皇朝珠宝商场营业时的货款、不是金禧源的货款，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就没有审理清楚。许晓文就倪衡娟提交的微信记录提供了前后时间的记录，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单方面认定倪衡娟有向许晓文主张过涉案货款的债权错误。从许晓文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倪衡娟的恶意，倪衡娟陷入困境是由于其自身丢了400多万元的货物，祈求许晓文的帮助，倪衡娟欺骗许晓文已销毁已收款的存单，实则没有销毁，反而利用本该销毁的存单提起本次诉讼，倪衡娟毫无信用可言。另，在许晓文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在金禧源珠宝行办理关店事宜时，许晓文也将剩余的钻石（价值不菲）退还给倪衡娟，但是倪衡娟刻意隐瞒该事实，一审法院也没有进行调查。（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涉货款是否结清的问题。倪衡娟提起本案的逻辑混乱，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1.珠宝市场的交易习惯，是还清了一张单的款项才有可能继续下一单的买卖，许晓文与倪衡娟之间的交易也是如此，因此，不可能存在倪衡娟所说的，仅收到30000元之后继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供货至200多万元的事实，而且对于倪衡娟这种没有注册商业主体的个人，在珠宝市场靠着上门推销的方式兜售碎石，更没有举证证明其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可以承担这么高额的压货款。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真实的珠宝行业以及许晓文与倪衡娟之间的交易习惯。2.从倪衡娟主张的债权期间、倪衡娟却向许晓文借款这一情况来看，倪衡娟称许晓文拖欠货款，但不向许晓文追讨，反而向许晓文借款，而且是一直偿还到倪衡娟所称的最后一期货款之后的一年，显然不符合正常的逻辑。3.倪衡娟提交的送货单存在很大的问题，一审法院未予查明。许晓文仅是对送货单上“许晓文”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也做了解释：因为金禧源珠宝行已注销，对于已结清的资料没有再继续留存，导致送货单上的内容无从核对，但尊重倪衡娟曾向金禧源珠宝行送过货的事实。倪衡娟提交的3029158#、30292003#、3029167#《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均是空白的，无法证明是倪衡娟送的货物。而且《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是“倪娟”，倪衡娟并未举证证明“倪娟”就是“倪衡娟”。273099#《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是“许小姐”，倪衡娟也没有举证证明“许小姐”就是“许晓文”。3029204#《送货单》标注有“未付”的字样，其他送货单没有标注，一审法院认为倪衡娟如实对付款情况作了记载，一审法院一刀切认定许晓文没有向倪衡娟支付货款，显然是错误且对许晓文是非常不公平的。补充如下：1.一审法院审查案件程序有重大漏洞。一审案件于2020年2月11日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后许晓文于2020年2月18日收到一审法院转寄的倪衡娟的庭后补充证据，遂于2020年2月19日对倪衡娟的庭后补充证据作出质证意见并附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寄回给一审法院，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查明事实，就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只提及倪衡娟庭后提交的证据，只字未提许晓文的质证意见，在对一审案卷进行阅卷时，发现许晓文于2020年2月19日提交的质证意见未在一审案卷中。2.从许晓文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倪衡娟明确称14张单据是2086534元，而且按照倪衡娟的说法，许晓文在2014年8月1日支付了30000元、在2015年6月30日支付了65960元，印证了不存在许晓文不还货款的情况，而是倪衡娟欺骗许晓文说会自行销毁存单，但实际上没有销毁。3.许晓文在办理金禧源商行关店事宜的时候，也将剩余的钻石退还给倪衡娟，剩余钻石的价格也包含在货款里。4.倪衡娟利用许晓文申请信用贷款，是倪衡娟请求许晓文帮助，不存在许晓文欺骗倪衡娟，倪衡娟完全可以转账抵销货款，但是倪衡娟没有这么做，也说明了并不存在货款未付的情况。倪衡娟不仅通过许晓文申请信用贷款，还通过陈梓期（许晓文的儿子）多次向小贷公司借款，偶尔未还得上款的情况，还是许晓文与其儿子帮忙垫付。甚至，倪衡娟还将私房钱转给许晓文帮忙保管。5.倪衡娟因为自己丢失货物，而利用手头上持有的单据向许晓文重复索取货款。6.倪衡娟主张许晓文自2014年6月11日至2015年12月30日，仅支付了95960元，其中2015年2月9日许晓文向倪衡娟支付了62857元、2015年2月15日许晓文向倪衡娟支付145296元（28035元+67483元+49778元）、2015年6月30日许晓文倪衡娟支付了68936元，合计为277089元，远远超过倪衡娟主张的还款95960元。倪衡娟辩称：1.倪衡娟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一，双方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事后也没有达成补充协议，也无法根据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倪衡娟可以随时要求许晓文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倪衡娟要求许晓文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之日起计算。其次，许晓文上诉所引用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不是依法颁布的具有强制指导力的司法解释，不能作为司法解释予以适用。第三，倪衡娟起诉前后，许晓文均发微信给倪衡娟，承认拖欠货款，并表示将会付款，进一步说明了本案未过诉讼时效。2.从许晓文提供的手机微信截图可以清楚显示出，倪衡娟曾多次向许晓文催款，但是，并不涉及什么金禧源、皇朝珠宝商场。而且，许晓文也表示会尽快付款。《送货单》上均同时载明有“金禧源”“许小姐”字样，如果收货人是“金禧源珠宝行”的话，就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再同时载明“许小姐”字样了，同时载明两者的话就意味着收货人是“金禧源珠宝行的许晓文”，即特指许晓文个人。此外，《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的签章只有许晓文的签字“许晓文”“许小姐”，并没有加盖“金禧源珠宝行”的公章，说明收货人是许晓文而不是“金禧源珠宝行”，并且许晓文在签字时也没有备注“代”字，更不可能是代表“金禧源珠宝行”收货。倪衡娟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代理关系。3.许晓文长期拖欠倪衡娟巨额货款，已经严重影响倪衡娟的生活、生意，导致倪衡娟不得不多次向许晓文催款。但是，碍于双方是老乡、长期有珠宝生意往来、当时感情很好，倪衡娟不好意思直接催款，所以才编造了自己丢失400多万元货物这一理由向许晓文催款，期盼许晓文能够体谅倪衡娟难处，尽快支付所拖欠的货款。许晓文并没有因此而守约向倪衡娟支付货款。同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许晓文支付货款后，倪衡娟都会将送货单原单交还许晓文或在上面划线以显示该《送货单》已付款。4.在珠宝行业的交易习惯灵活多样，许晓文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为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其所认为的这样。并且倪衡娟在一审庭审时所称的“当时金禧源现金流很好，以现金付清了货款”的说法也与其在后面庭审时所称的“因为亏损注销了金禧源”的说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不符合经济常理。同时，许晓文在一审时提交证据证明倪衡娟曾向许晓文借款50万元，该款项许晓文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供给倪衡娟的。2015年6月30日，许晓文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各支付了50000元、15960元（合计65960元）货款给倪衡娟的。可见，即使是小额款项许晓文都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倪衡娟，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银行转帐方式，而不是现金方式。面对数额巨大的货款，许晓文不可能采取现金方式支付，更不可能完全不需要倪衡娟出具收据或交还《送货单》原单。5.倪衡娟因为资金紧张而向许晓文催债催得紧了，许晓文就向倪衡娟说可以先从银行借钱出来转给倪衡娟急用，但是因为其店铺租金高昂、人工水电开支较大，其所拖欠的货款要另外迟点再支付，而且在借款期限即将到期时，倪衡娟要立即将款项交给许晓文归还银行。倪衡娟同意了许晓文的这一做法，并且信守约定，及时向许晓文归还了这笔借款，宁愿另行再向许晓文追讨所拖欠货款。这也符合人之常情、生活常理。6.3029158、3029200、3029167#《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虽然是空白的，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完全可以确定倪衡娟就是债权人（即送货人、收款人）。7.《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是“倪娟”，“倪娟”其实就是倪衡娟，因为“送货单位及经手人”载明的“倪娟”旁边载明了电话号码“186××******”，这个电话号码是倪衡娟使用的，2020年2月10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也当庭拨打了该电话，可以证明是倪衡娟所有及使用的电话号码。8.273099#《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是“许小姐”，“许小姐”是许晓文的亲笔签名。如果许晓文认为不是其签名，可以向法院申请做签名笔迹司法鉴定。9.3029204#《送货单》标注有“未付”字样，其他《送货单》未标注问题。如前所述，倪衡娟是基于信任供货给许晓文，而且仅仅是一名普通珠宝商人，不是以公司名义供货，不需要过分严谨、规范填写《送货单》，存在一些瑕疵很正常，不可能面面俱到。10.许晓文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货款已经结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许晓文认为案涉货款已经结清，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不存在许晓文认为的不符合逻辑的情况，反而是许晓文的有关解释不符合逻辑推理和生活常理，毕竟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证实金禧源珠宝行是在2017年注销的，至一审时尚不到3年时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许晓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倪衡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晓文立即支付倪衡娟货款226221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许晓文拖欠货款226221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许晓文付清货款之日止）；2.判令许晓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倪衡娟向许晓文经营的“广州市荔湾区金禧源珠宝行”（以下简称金禧源珠宝行）多次提供钻石等货物，倪衡娟为此开具了14张收货单位为“金禧源珠宝”的送货单，总计货款金额为2358171元，倪衡娟在送货单上送货人处签名，许晓文在收货人处签名，另有2014年11月20日的送货单收货人签名为“许小姐”。2014年8月1日，许晓文向倪衡娟支付货款30000元；2015年6月30日，许晓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倪衡娟支付货款65960元。倪衡娟将上述付款情况在相应的送货单上进行了记载。后因许晓文一直未支付剩余货款2262211元，倪衡娟通过微信等方式向许晓文催促货款，截至本案庭审之日，许晓文尚未支付上述货款。另查明，“金禧源珠宝行”系注册于2013年4月10日的一家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许晓文。经营范围为工艺品批发；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等。2017年3月27日，该个体工商户核准注销。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倪衡娟提交的送货单上已明确显示本案收货人系许晓文，虽然收货单位处注明了“金禧源珠宝”，但即使收货单位系金禧源珠宝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金禧源珠宝行的债务亦应其经营者许晓文承担，故许晓文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债务形成于2015年间，但倪衡娟在向金禧源珠宝行及许晓文送货时，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倪衡娟可随时向许晓文主张货款。根据倪衡娟与许晓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其后数年的时间，双方就案涉货款均有在聊天中涉及，倪衡娟亦多次向许晓文主张过涉案货款的债权，故本案债权不构成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对许晓文关于倪衡娟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货款是否结清问题。倪衡娟主张其向金禧源珠宝行及许晓文送货且许晓文欠付货款，并提交了《送货单》为凭，许晓文抗辩双方已结清款项，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且倪衡娟对于许晓文提出的为何在多笔货款欠付的情况下仍持续送货等问题均作出了合理解释，综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案争双方的关系、交易习惯等因素，一审法院对倪衡娟提交的《送货单》等证据予以采信，并确认许晓文欠付其货款2262211元的事实，倪衡娟按约向许晓文提供了货物，许晓文亦应足额支付货款。倪衡娟的该项主张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许晓文一直未支付上述款项，客观上给倪衡娟造成了利息损失，倪衡娟请求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应为：从2019年11月28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判决：一、许晓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倪衡娟支付货款2262211元及利息（利息以2262211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2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倪衡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898元减半收取为12449元，由倪衡娟负担449元，许晓文负担1200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许晓文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许晓文与倪衡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从2015年6月15日至2019年12月10日），拟证明倪衡娟告诉许晓文要销毁已收款的单据而没有销毁，许晓文向倪衡娟退还剩余钻石，倪衡娟利用许晓文申请信用卡借款，倪衡娟自己丢400多万元货物等事实。证据2.部分支付证明单（均为复印件），拟证明许晓文在交易过程中向倪衡娟支付款项的事实。倪衡娟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确认是两人之间的微信，但对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许晓文已经付清货款。相反证明倪衡娟在起诉前向许晓文追收货款，许晓文也承认尚欠货款。关于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支付证明单没有载明支付款项的形式是现金还是转账，没有附上现金收据或银行转账单据等入账凭证，也没有载明收款人是谁。支付证明单载明的大部分时间是2013年，因为倪衡娟起诉追讨是2014年6月-2015年的货款。2013年就已经支付了2014、2015年的货款是不符合常理的，故支付证明单是不客观真实的。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从许晓文二审提交的双方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9年12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倪衡娟多次向许晓文主张过还款，甚至在向法院起诉后仍向许晓文追讨欠款的情况下，许晓文从未拒绝还款，仅表示资金困难，一时无法清偿。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节选摘抄部分内容如下：2016年3月28日，倪衡娟向许晓文发送微信，称“我这里有14个单，一共是2086534元，如果有不清楚的，我可以把单拍给您”。“您还的一期两期的全部是减掉的，2086534是您还没还给我的”。2016年4月14日，许晓文向倪衡娟发送微信内容：“妹过来把14张单也带过来”。倪衡娟对微信中其确认许晓文欠款为2086534元未作出合理解释。另，许晓文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复印件）载明2015年2月至12月付款累计金额为277089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许晓文应付货款和已付货款；2.倪衡娟的债权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倪衡娟提交的14张送货单中的13张均有“许晓文”签名，有1张签名为“许小姐”，送货单样式均一致，许晓文对上述签名为“许小姐”送货单不予确认，但未提出反驳的依据和证据。且从许晓文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内容中其明确告知倪衡娟“妹过来把14张单也带过来”，可知许晓文确认应结算的送货单为14张，故倪衡娟依据案涉14张送货单主张结算货款，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许晓文的已付货款金额问题。从倪衡娟在2016年3月28日通过微信向许晓文主张货款时已经确认14张单货款金额扣除已付款项，仍欠货款2086534元。在诉讼中，倪衡娟只依据银行转账凭证而仅确认已付款为95960元。对于为何出现所欠款金额不一致的情况，倪衡娟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虽然许晓文在二审中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均为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实，且无其他已付款的银行转账流水或者现金收据等同步予以证实，但据统计上述支付证明单中载明2015年2月至12月付款金额，共计为277089元，与倪衡娟于2016年3月向许晓文确认的已付金额271637元（2358171元-2086534元）高度接近，因此本院以倪衡娟于2016年3月28日向许晓文确认尚欠货款金额2086534元作为认定本案许晓文所欠货款。至于许晓文主张已付金额超出该款项部分，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由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有证据显示双方约定了履行期限，且至今未能就履行期限达成补充协议，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认定倪衡娟可随时要求许晓文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从许晓文二审提交的双方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9年12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倪衡娟多次向许晓文主张过还款，甚至在本案立案后仍通过微信向其追讨欠款，许晓文并未拒绝还款，仅表示资金困难，一时无法清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倪衡娟的债权请求权尚未经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可。综上所述，许晓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处理结果不妥，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43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43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许晓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倪衡娟支付货款2086534元及利息（利息以2086534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2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倪衡娟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49元，由倪衡娟负担967元，由许晓文负担114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898元，由倪衡娟负担1934元，由许晓文负担229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