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行终3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波，男，195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王猛，天津津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煜，天津津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福安大街**。法定代表人左林，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宋世刚，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春瑞，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黄明，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div>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于洋，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馨予，女，198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上诉人王金波因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行初5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金波及委托代理人王猛、刘煜，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和平分局）的负责人宋世刚及委托代理人王春瑞、黄明，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于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崔馨予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2日18时许，第三人崔馨予和案外人王辉驾车到天津市和平区原告家楼下，王辉采取发送数条短信和在楼下言语辱骂等方式对原告儿子等人进行威胁，期间王辉在楼下手持铁锨向原告家方向挥舞，后二人于当日19时30分许驾车离开。其后王辉又给原告儿子发送威胁短信。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以下简称公安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于2018年6月22日20时15分接原告王金波110报警，报警内容为原告前儿媳崔馨予带人到其家闹事，并言语威胁家人安全。公安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当日受理该案，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案由为被威胁人身安全案。2018年7月20日，该案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30日。在履行了调查、传唤询问等程序后，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崔馨予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其不予行政处罚，并于当日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同日，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王辉作出和公（五）行罚决字［2019］5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王辉对他人进行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王辉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对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均不服，于2019年8月26日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当日予以受理，于2019年8月30日向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出具《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于2019年9月9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10月24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决定延长行政复议期限三十日，该《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向原告邮寄送达。被告市公安局经审查，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王辉作出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崔馨予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该行政行为在办案期限及回避程序中存在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不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的规定，决定确认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王辉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确认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第三人崔馨予作出的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被告市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5日向原告邮寄该行政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之规定，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具备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在履行了受案、调查取证、询问、延长办案期限等法定程序的基础上，依据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以及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照片等事实证据，认定第三人崔馨予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违法事实不成立，对第三人崔馨予不予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之规定。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于2018年6月22日受理治安案件后，直至2019年6月28日才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超过办案期限，构成程序违法。关于原告主张公安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及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应当回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被侵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修订）第十四条“公安机关负责人、办案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申请，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之规定，治安案件的回避仅限于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人员的个人回避。公安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及被告公安和平分局系单位，不属于上述回避规定的适用对象。故原告主张不成立。但原告在报案时已提出回避请求，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要求，作出决定并通知原告。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未履行通知程序，构成程序违法。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上述程序违法情形，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应确认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一）项“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及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之规定，被告市公安局具有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市公安局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的规定，决定确认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第三人崔馨予作出的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并在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关于原告在本次诉讼中提出的第三人及王辉对举报人打击报复、当日要非法侵入原告住宅、将原告家门锁损坏等事项，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询问笔录、现场视频资料等均不能反映上述情况，不予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作出的和公（五）不罚决字[2019]4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公安和平分局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送交一审法院）。上诉人王金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案件事实不清，避重就轻。经审理查明部分“王辉采取发送数条短信和在楼下言语辱骂等方式对原告儿子等人进行威胁……又对原告儿子发送威胁短信”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崔馨予对上诉人王金波进行威胁、恐吓、辱骂。一审法院的上述总结是为规避因果关系。因上诉人举报崔馨予的违法行为，崔馨予受到处分，才纠集社会人员王辉对上诉人打击报复。如果把威胁、恐吓、辱骂的对象归到上诉人儿子身上，就故意掩盖了崔馨予的打击报复行为，对其不予处罚错误。2.被上诉人不依法履职，应调查取证而不予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不采信证人证言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监控录像可以清晰显示案发现场有一名骑电动车的人驻足观看整个事情的经过，但被上诉人未向其调查取证。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时才获得该录像，便找到该证人，其出庭作证证实了当时的事实。但一审法院以“距案发时间过长”为由不予采信，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常理，处理不公。该证据直接影响对崔馨予行为的定性及处罚。3.确认程序违法，整个案件的实体就应撤销，指定其他公安机关管辖，重新处理。本案与一般行政案件不同，崔馨予及其家属均是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民警，不能认定回避是轻微的违法。自上诉人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报警并申请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回避后，因行为人崔馨予是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民警，其父是承办此案派出所的警长，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迟迟不予处理，以各种理由和稀泥，凸显其庇护的事实。直至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履职，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才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公平、不合理。此案的两个程序违法，不能视为轻微违法，应综合考虑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崔馨予的个人条件及被上诉人的一系列不作为、慢作为、回避等程序违法事实，凸显了被上诉人庇护崔馨予。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辩称，崔馨予因其银行账户被王国斌申请冻结查封一事，与王辉一起到王国斌家楼下附近，寻求与前夫王国斌见面协商此事，后王金波指控崔馨予对其进行辱骂和威胁。经查，崔馨予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取证，由于本案当事人长时间无法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办案单位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完结该案，但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取证，获得的相关证据无法证实崔馨予存在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对崔馨予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金波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事实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及相关法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合法公正。综上，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答辩称，上诉人王金波不服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于2019年8月26日依法受理，于2019年8月30日向公安和平分局作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提交答复及证据材料。2019年9月9日，公安和平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19年10月24日，市公安局依法对该案进行延期，经审查后，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确认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上诉人。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市公安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崔馨予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徐某的照片（6页），用以证明徐某的正面照及2019年8月29日手写的证言。2.徐某手写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案发情况。3.天津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账单明细，用以证明手机号139××××****一直由上诉人王金波使用，崔馨予用其手机（152××××****）给上诉人发短信。4.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西沽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询问笔录；5.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6.天津市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证明，证明4-6用以证明上诉人之子王国斌不在上诉人处居住。7.申请书；8.EMS邮寄凭证，证据7-8用以证明公安机关拖延办案，上诉人再次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9.现场截图（6页）、询问笔录，用以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3月举报崔馨予伪造户籍之后，崔馨予对上诉人实施报复。10.公安和平分局在×××号对面安装的监控设备的照片（5页），用以证明公安机关为掩盖事实真相，未提供上诉人房屋对面的相关监控设备的监控视频。11.王金波居住地×××号的入户大门及二楼家中窗户正对院内的照片（1页），用以证明上诉人在天津市和平区居住。12.崔馨予的结婚证，用以证明公安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警长马铮在询问笔录中说假话，与事实不符，存在掩盖事实的行为。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对上诉人王金波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均不属于本案的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对上诉人王金波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1中的前三页照片系证人徐某持其出具的证言的照片，因徐某已在一审出庭且该证言已作为证据提交，故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后三页照片系公安和平分局提交视频证据的截图，亦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均不予接纳；证据2系徐某书写的案发当天的情况说明，因徐某已在一审出庭且已经出具了证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证据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9、12均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证据10、11，上诉人虽主张于2020年8月后自己用手机拍摄，但照片中的内容均不属于其举证期限后新发现的内容，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具有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关于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提交的视频资料、对王辉的询问笔录、对崔馨予的询问笔录、对王金波的询问笔录、对王国斌的询问笔录、短信截图、通话录音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上诉人崔馨予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依据上述规定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的规定，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于2018年6月22日受理上诉人的报警，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办案期限超出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轻微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回避的主体为公安机关负责人、办案人民警察，上诉人系针对公安机关申请回避，于法无据，但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的规定，作出决定并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对上诉人的上述回避申请未予处理，亦属程序轻微违法。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的上述程序轻微违法，对上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应予确认违法。关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性的问题。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收到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及送达等法定程序，作出的确认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王金波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金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洪群审判员  张 全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淑萍书记员安志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