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470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喜红，女，196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宏博，男，198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以上二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春莉，北京人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015。法定代表人：代小婵，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苏喜红、张宏博因与被申请人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橙叶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苏喜红、张宏博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以及股权转让纠纷案的审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双方的股权转让应该遵循新三板上市公司的监管流程。证券监管义务，有先后顺序，前一个流程完成，才触发下一个流程。2.根据监管规则的要求，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2日内，被申请人没有完成聘请财务顾问，对收购方资质进行审查，对被收购公司和收购人双方进行尽调，并向股转系统提交收购报告书。被申请人未完成上述义务，再审申请人的后续流程义务都没有被触发，没有履行的前提条件，因此再审申请人不可能违约。3.合同纠纷和股权纠纷生效判决，仅仅依据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六个条件，忽略了监管要求，判定北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诚公司）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否决股权转让是再审申请人违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关于合同成就第五项条件的问题，二审法院将新三板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分先后顺序，仅仅按照合同约定把需要接受监管的新三板公司与普通非公众公司收购混为一谈，认为双方合同义务的履行不分时间先后顺序，认为双方均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告义务，均存在违约行为，属于对法律的理解不清晰，对事实认定错误。5.原审判决仅仅依据合同约定的条件，无视被申请人违反监管要求，不履行向股转系统报告、聘请财务顾问进行尽职调查等监管义务，不认定上述违反监管要求的行为属于被申请人的违约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的违约行为和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才是导致双方股权转让和重大资产重组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原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违约责任分配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二审法院认为科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在股权转让纠纷一审过程中才作出决议，是违约行为，这与新三板上市公司的监管流程是相违背的。本案被申请人一直没有聘请财务顾问、没有进行尽职调查、没有提交收购报告书。科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无法依据其尽职调查报告和收购报告书对新三板上市公司类型股权转让的合法性是否符合监管要求进行判断，也就不能在被申请人没有进行上述流程的情况下进行决议。2.在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又不履行提交给股转系统收购报告书义务的情况下，重大资产重组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在此情况下，科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决议否定收购继续履行，显然符合监管要求，又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3.在再审申请人的义务都没有被触发的情况下，不存在再审申请人违约。4.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被申请人构成单方违约。再审申请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被申请人的违约责任，再审申请人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反诉请求应该予以支持。5.被申请人的违约给再审申请人一方造成了高达2300万元的股权价值损失，还有为了履行合同而付出的转移工作人员的损失300多万元。6.被申请人的迟延履行，导致合同无法继续，不能实现合同的根本目的，构成了根本违约，并导致再审申请人手中的股权错过了更好的买家。7.由于被申请人不够专业，没有依据监管要求聘请财务顾问（即券商）进行尽职调查，进行收购报告，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8.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截止时间，即2015年8月15日前完成。9.被申请人没有进行收购尽职调查。口头尽职调查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尽职调查不是权利而是义务。被申请人所谓的口头调查，违背了监管义务。原审判决对被申请人是否完成尽职调查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被申请人仅仅口头说自己完成了义务，缺乏证据。而让再审申请人承担证明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0.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向股转系统提交收购报告，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完成了向股转系统提交收购报告书的流程。11.再审申请人不会存在继续转让75%的股权将会违反监管规则的情况。12.原审判决引用股权转让纠纷生效判决，对科诚公司董事会决议的行为性质认定错误，导致双方违约责任的分配出现重大错误。13.再审申请人的披露义务在本案中尚未被触发，在收购方连财务顾问都没有聘请的情况下，没有触发股权转让下一步流程，股份不可能完成转让审批和登记，再审申请人也不可能披露权益变动报告。双方股权转让不具备条件，不是双方的原因，而是被申请人单方违约造成的。被申请人应该承担单方的违约责任，无权追回200万元保证金。（三）原审判决援引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结论中关于“橙叶公司尽职调查”是否已经完成，存在明显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四）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责任分配错误。1.由于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双方的违约责任认定错误。2.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被申请人在合同纠纷中自认事实以及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违约责任相互冲突。3.本案和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认定科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否决收购，构成再审申请人不正当阻止收购条件的成立，构成违约，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对科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决议否定股权转让行为，本案判决再审申请人存在违约，让再审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责任分配错误，并且这一错误给再审申请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4.被申请人违法破坏科诚公司的生产经营，给科诚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橙叶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再审申请人违约在先。首先，由标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监事会在“收购报告书”等文件披露之前，就做出决议同意股份转让，是普遍的商业惯例，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科诚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首先应当作出的决议是同意股份转让，这个决议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同意再审申请人转让股份。在这个决议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不需要发表是否同意向被申请人转让股份的意见，也就是说只要同意转让，不需要同意向谁转让。再审申请人始终没有召开过“三会”，作出决议同意转让，更没有作出决议同意向被申请人转让，明显违约在先。（二）被申请人毫无违约动机。被申请人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就支付了收购100%股份的全部转让款。一般来说，股权交易中，收购方都会要求分阶段或分期支付转让款。而本案中，被申请人为了表示足够的收购诚意，协议签订后就一次性全额支付了转让款。另外，被申请人2015年第一次起诉再审申请人时，诉求就是要求实际履行，并非解除合同。被申请人一直善意履约，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三）原审法院已经充分审理了“披露”问题。双方对这个问题，各自有过充分的举证、论述，法院也有充分的审理。相关内容在再审申请人的上诉状及法院的庭审笔录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四）本案不符合再审条件。（2016）京03民终12797号判决，早在2016年就已经生效，再审申请人没有提交任何“新的证据”，该判决不符合再审条件，应当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该判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具有既判力。本案二审判决依据（2016）京03民终12797号判决作出的相关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另，按照再审申请人提交证据材料的顺序发表意见如下：证据编号1.该案判决早在2016年就已经生效。证据编号2.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再审申请人违约在先，原判决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编号3.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电话记录系再审申请人单方录制，无法核实通话对方是否为股转系统工作人员。即便对方是股转系统工作人员，该人员也没有全面了解交易背景，也没有查过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该答复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违约、违规行为。证据编号4.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证据编号5.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备忘录只是代表了相关方的意向，并未设定明确的义务，对相关方没有法律约束力。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与股份转让交易互不冲突，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免除再审申请人的义务。证据编号6.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重大资产重组与股份转让交易是独立的两个交易。再审申请人在重大资产重组中是否履行披露义务与本案无关。证据编号7.不认可证明目的。案例不能代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证据编号8.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编号9.不认可证据形式，不认可证明目的。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约定，由再审申请人承担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或者要约收购报告书的编制和报送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违约在先，始终没有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份转让。股份转让的先决条件没有满足，再审申请人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他证据材料与二审中质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查明：橙叶公司原名称为北京橙叶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经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为现名称。本院经审查认为，橙叶公司与苏喜红、张宏博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之二》《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四份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本案再审审查主要为二审法院对橙叶公司与苏喜红、张宏博签订的上述四份协议解除后责任承担的认定和处理是否妥当。关于涉案四份协议于2016年5月30日解除，各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法院据此予以确认。关于各方当事人对协议解除的责任认定问题，二审法院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并综合该三个方面的因素，认定橙叶公司与苏喜红、张宏博签订的四份协议解除，各方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未能履行均存在过错，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认定符合双方的协议约定，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有关具体论述理由，本院不再予以赘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合同解除后，苏喜红、张宏博已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730万元，应予退还。本案系各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设计上未作合规性审查、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并解除，《业务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协议之二》中对各方当事人单方违约责任的约定，并不符合本案双方均负有责任的情形，故二审法院对涉案协议解除后的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苏喜红、张宏博主张其不存在违约，仅是橙叶公司单方违约的理由，不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且缺乏依据，其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认定。综上，苏喜红、张宏博申请再审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苏喜红、张宏博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立杰审 判 员 李 林审 判 员 苏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宋 琛书 记 员 袁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