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1524行初65号原告朱承秀，男，汉族，1969年2月6日出生，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代理人王化南，山东大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阿县公安局。住所地：东阿县新城街道茄李庄北环路**。法定代表人李恒庆，局长。出庭负责人张伟，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杜军，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永光，山东淼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承秀不服被告东阿县公安局作出的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20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承秀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化南，被告东阿县公安局出庭负责人张伟及委托代理人杜军、王永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东阿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高集镇朱海村村民朱承秀于2019年9月9日至9月11日连续三天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这同一信访事项进行了重复上访。经过调查统计，朱承秀自2018年9月份以来，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这同一信访事项先后进京上访5次，在国家信访局重复信访登记8次，在中纪委重复信访登记5次，其历次进京上访选择的时间节点多为国家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对各级党委政府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以上事实有朱承秀的陈述和申辩，高集镇政府开具的证明、证人证言、来访信访件详细信息等事实依据。综上，朱承秀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朱承秀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行政拘留送聊城市拘留所执行，执行期限为2019年10月16日到2019年10月31日。该嫌疑人已于2019年9月12日被东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折抵该行政拘留。交代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告朱承秀诉称，2019年9月12日被告以原告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原告刑事拘留，后因东阿县人民检察院不予批捕，被告依照法律规定于2019年10月16日将原告释放。但被告随后于同日做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定[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行政拘留原告十五日，并以原告已被刑事拘留为由将前述行政拘留处罚折抵。对于被告以上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首先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依据原告曾于2019年9月9日至11日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单位信访，对各级党委政府造成社会影响为由，将原告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报经东阿县检察院审查案卷材料后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可以证明原告的行为并不涉嫌犯罪，并且原告所反映的问题均在进行正常的行政诉讼，由于迟迟不能得到案件结果而逐级信访，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也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原告没有被检察院批准逮捕，随即转向治安处罚。这种衔接，有滥用职权而无需承担责任之虞。其次，面对转化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失去了申辩权、暂缓执行治安拘留期等权利。再次，违背“一事不再罚”。同一行为，已被刑事拘留过了，再被行政拘留，显然是双重处理。虽然刑事拘留，只是强制措施，但其限制人身自由与行政处罚是无异的，实质上仍是被两次处罚，颇为不公。可见，这个转换机制，纯粹是为权力设计的，漠视了权利，并不平衡。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撤销东公(高集)行罚决定[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东阿县公安局辩称，一是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9月12日上午8时许东阿县公安局高集派出所、东阿县高集镇人民政府转来线索:高集镇朱海村村民朱承秀于9月9日至9月11日连续三天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这同一信访事项进行了重复上访，随即对本案原告进行了讯问，并询问了证人、调取了相关证据。因本案原告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告进行刑事立案，于当日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后东阿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案原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事由对原告不予逮捕，被告东阿县公安局随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作出了东公(高集)撤案字[2019]1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了刑事案件。但在2019年9月12、18日在办案民警对原告的讯问笔录及证人的询问笔录及东阿县信访局出具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在其信访事项已由纪委部门受理调查的情况下，对调查情况有意见，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和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然而原告就同一信访事项，先后多次在国家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越级重复进京上访，原告本意已不再是解决其信访事项，而是为了给各级党委政府施加压力。原告在明知其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在国庆70周年期间，仍越级重复进京上访并恶意登记，严重干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进而对各级政府在国庆70周年的维护安全稳定工作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对本案原告的违法行为不仅有其本人的陈述，还有东阿县高集镇政府工作人员及东阿县信访局出具的证明材料予以佐证。通过以上证据证明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故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是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东阿县公安局依法定程序办理了该行政处罚案件，在接到东阿县高集镇政府转来线索后随即对涉案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取得了相关的证据。办案民警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向被讯问人及证人告知了权利及义务。综上东阿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凊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经审理查明：高集镇朱海村村民朱承秀于2019年9月9日至9月11日连续三天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进行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经过调查统计，朱承秀自2018年9月份以来，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这同一信访事项先后进京上访5次，在国家信访局重复信访登记8次，在中纪委重复信访登记5次，其历次进京上访选择的时间节点多为国家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对各级党委政府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2019年9月12日被告以原告涉嫌寻衅滋事决定立案侦查并将其拘留。2019年9月15日变更羁押期限至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12日东阿县公安局向东阿县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朱承秀。2019年10月16日东阿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东检侦监不批捕〔2019〕34号不批准批捕决定书，决定不批准逮捕朱承秀。2019年10月16日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撤案字[2019]1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对朱承秀寻衅滋事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此案。同日，朱承秀被释放。因朱承秀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同日被告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朱承秀送达。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东阿县看守所出具的释放证明书，证明2019年9月12日原告曾因寻衅滋事罪被被告刑事拘留，但因东阿县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而被释放。2.东阿县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涉案案件是由该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被告东阿县公安局辩称，一是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9月12日上午8时许东阿县公安局高集派出所、东阿县高集镇人民政府转来线索:高集镇朱海村村民朱承秀于9月9日至9月11日连续三天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这同一信访事项进行了重复上访，随即对本案原告进行了讯问，并询问了证人、调取了相关证据。因本案原告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告进行刑事立案，于当日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后东阿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案原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事由对原告不予逮捕，被告东阿县公安局随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作出了东公(高集)撤案字[2019]1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了刑事案件。但在2019年9月12、18日在办案民警对原告的讯问笔录及证人的询问笔录及东阿县信访局出具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在其信访事项已由纪委部门受理调查的情况下，对调查情况有意见，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和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然而原告就同一信访事项，先后多次在国家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越级重复进京上访，原告本意已不再是解决其信访事项，而是为了给各级党委政府施加压力。原告在明知其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在国庆70周年期间，仍越级重复进京上访并恶意登记，严重干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进而对各级政府在国庆70周年的维护安全稳定工作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对本案原告的违法行为不仅有其本人的陈述，还有东阿县高集镇政府工作人员及东阿县信访局出具的证明材料予以佐证。通过以上证据证明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故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是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东阿县公安局依法定程序办理了该行政处罚案件，在接到东阿县高集镇政府转来线索后随即对涉案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取得了相关的证据。办案民警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向被讯问人及证人告知了权利及义务。综上东阿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凊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东阿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寻衅滋事卷宗一本。事实认定方面：卷宗第10-16页对朱承秀的讯问笔录、第18-26页对李某、孙久瑞的询问笔录、第28-44页东阿县信访局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告在国庆70周年等重大节日、会议期间就同一信访事项，多次重复，越级进京信访，给各级党委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干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工作，进而对各级政府在国庆70周年的维护安全稳定工作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从而证明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程序适用方面:卷宗第1-9页，第17条、第20、24、27，45-70页，证明办案民警依法办理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案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依法告知了原告等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办案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方面：根据调查的相关事实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正确。经庭审质证，被告东阿县公安局对原告朱承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在提供案卷材料中包括该证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朱承秀对被告东阿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根据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看，结合被告在办理涉案行政处罚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文书，明显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来进行的，该卷宗在2019年9月12日对原告进行讯问之前使用的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对犯罪嫌疑人朱承秀的讯问提纲可以明确看出被告适用程序严重违法。被告于2019年9月12日对原告做的讯问笔录，是在被告对原告作出刑事拘留决定后所作，并非因涉案行政处罚制作。庭审中被告向法庭提交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做的相关法律文书证明其行政处罚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有关规定，明显有漠视法律、滥用职权的行为表现。另外，根据对被上访人朱传金已经做出了党纪处分来看，被上访人确有违反党纪甚至违反法律规定行为，据此证实原告上访的合理性。从李某的询问笔录第2页第5行明确表达了原告进京上访5次，并精准的记录了原告上访准确日期，并表示2019年9月11日原告在国家信访局重复信访登记8次，首先对于证人能精准记忆原告上访次数及上访时间，这不符合生活常识和记忆规律，尤其是证人李某作为东阿县高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够获得国家信访局及中纪委的信访次数显然在客观上不可能。对李某的两次询问笔录，第一次是2019年3月2日被告使用的是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第二次询问笔录是2019年9月12日，时间跨度达到6个月左右，且被告在2019年9月12日做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在第一页右上角表明是第一次询问，不符合时间上逻辑。被告声称原告信访材料由东阿县高集镇人民政府向聊城巡视组提交，但事实以及被告提供的法律文书中均显示为由原告本人向巡视组提交。对东阿县高集镇政府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作为中国行政机构设置中最低层的政府能掌握国家信访局及中纪委的信访登记次数显然不可能。对东阿县高集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送达回证有异议，被告提供两份证据时没说明证据来源，在卷宗中没有看到被告调取两份证据的法律文书，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其次该信访事项处理后原告已经按照该意见书要求的30日内向东阿县政府具体为东阿县信访局提出了复查申请，该证据庭后提交。对被告提供的程序适用方面的证据：对卷宗1-9页均为被告按照刑诉法规定对涉嫌刑事犯罪作出的法律文书，在东阿县检察院不予批捕后被告随即作出了撤销刑事案件处理，文书及证据均应保存于对原告进行刑事侦查的相关卷宗，却出现在治安管理处罚卷中，原告认为这违反刑事或行政处罚程序有关程序要求的规定。对被告作出的《到案经过》有异议，2019年10月10日原告因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在该时期内制作涉案行政处罚的到案经过于法无据，程序冲突。对东阿县信访局出具的来访信访详细信息，存在异议，在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中没看到被告向东阿县信访部门出具的调取函件，并且出证单位没有承办人签名，所以该份证据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对被告提供的法律适用方面的证据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被告依据的实体法是刑法，程序法应该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所以被告法律适用违法。根据庭审和被告提供的证据看，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明显适用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朱承秀信访过程中，国家信访局多次向其宣传《信访条例》、依法逐级走访办法及相关政策规定，告知其来访属于越级走访，不予受理，请其返回当地向属地责任部门反映等。原告朱承秀多次在国家节假日及敏感时期就其村支部书记朱传金经济账目问题进京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给政府施加压力，该行为给国庆期间的社会安保工作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朱承秀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经过审查，对于不够刑事处罚需要给予行政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办理的，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本案中，东阿县公安局将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作为行政案件的证据，经过受案登记、调查、处罚告知、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朱承秀宣告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原告朱承秀重复上访、越级走访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据此，东阿县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朱承秀认为东阿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撤销，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东阿县公安局作出东公(高集)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承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承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刁安生审 判 员  张文辉人民陪审员  杨承岭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慧书记员杨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