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5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旭庆，男，198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木深，广东昊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加，广东昊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永芳，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区，广东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科汇二街****。法定代表人：黄涌彬。原审被告：黄涌彬，男，197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原审被告：陈洁玲，女，198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原审被告：陈嘉仪，女，198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上诉人陈旭庆因与被上诉人林永芳、原审被告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嘉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3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旭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林永芳对陈旭庆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陈旭庆承担还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穗埔市监撤字[2019]第032号《撤销登记通知书》中“撤销华力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将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涌彬变更为陈旭庆的变更登记”，就认定陈旭庆在2019年1月29日在借条上签名不是以华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处理错误。首先，虽然在2018年3月6日将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涌彬变更为陈旭庆的变更登记，不是陈旭庆亲自签名和自愿的，而是被公司的真正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黄涌彬安排变更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自变更后，陈旭庆一直被迫以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从事公司业务，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行为均是代表公司行为，这段时间陈旭庆无理由和义务以个人名义在公司的相关业务上签名。其次，根据2019年5月10日陈旭庆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2019年5月16日的穗工商行复[2019]48号《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可知，陈旭庆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的内容，仅仅只对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对华力公司变更股东登记的决定，而没有对2018年3月6日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决定提起复议。复议机关一并主动审查所有的变更登记笔迹，根据非本人笔迹就作出撤销的决定，陈旭庆实际上已经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行使权力。再次，即使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30日撤销陈旭庆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也不应该追溯到2019年1月29日陈旭庆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的借条。在2019年1月29日签订本案借条时，华力公司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旭庆，陈旭庆本人对此是知情并认可的，才会在该借条上签名，本意是代表华力公司的借款行为，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共同借款人。因此，陈旭庆不应作为该借款行为的共同借款人。本案所借款项都是用于华力公司经营所需，而没有用于陈旭庆本人使用，更没有作为担保人签名。因此，一审判决陈旭庆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于法无据。陈旭庆作为华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黄涌彬和何**光，陈旭庆随时都可能在未知情的情况下“被变更为法定代表人”或“被0元变更为公司股东”，可见陈旭庆本人在公司的地位，属于被“操控”的角色，也无能力承担涉案的巨额债务。陈旭庆的所有行为均只是作为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其行为应由公司承担后果。林永芳辩称，不同意陈旭庆的上诉请求。即使陈旭庆在工商变更登记的签名是被冒认的，但并不能否认其在《借条》借款人签名处签名的法律效力。案涉《借条》的借款人并不仅仅是华力公司，陈旭庆是共同借款人之一，因此陈旭庆的签名并不是以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去签名，而是作为一个借款人的身份去签名。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嘉仪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林永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陈嘉仪偿付林永芳借款本金人民币1550000元以及利息（自2019年1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利息为42295.89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陈嘉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7日，林永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1700768元给陈旭庆；2018年12月11日，林永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1579734元给陈旭庆；2018年12月24日，林永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1275756元给陈旭庆；2019年1月2日，林永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1375661元给陈旭庆。上述四笔转账共计5931919元。林永芳主张上述四笔转账是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共同向林永芳借款后，林永芳根据陈旭庆的指示向陈旭庆的银行账户转账交付的借款，借款发生时间为转账当天，双方没有签订借条，但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陈旭庆主张系华力公司的公司借款而非陈旭庆的个人借款，上述四笔借款每一笔均有出具借条，上载委托收款人账号及华力公司委托林永芳将款项汇入陈旭庆账户，且借条均由华力公司与陈洁玲签字确认，其未向林永芳作出款项支付方式的指示，但陈旭庆庭审中确认是华力公司委托其代为收款。2019年1月29日，林永芳与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重新签订《借条》，载明：现向林永芳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正，于2019年3月5日前还清。2019年1月29日已还款2000000元正。借款人处有黄涌彬、陈旭庆签名捺印，陈洁玲签名及华力公司盖章确认，另附有黄涌彬及陈旭庆的身份证复印件。林永芳庭审中陈述称，该《借条》中借款金额6000000元与实际借款金额5931919元不符是因为双方根据口头约定将上述4笔借款按实际借款时间计算利息后，将利息计算进本金并取整数6000000元重新确定为双方的借款本金。重新签订《借条》当天，陈旭庆通过银行账户向林永芳转账2000000元，用于归还上述借款。2019年1月31日，陈旭庆再次通过银行账户向林永芳转账1000000元用于归还上述借款。关于上述2019年1月29日签订《借条》中各方当事人签章及签名的效力，林永芳及陈旭庆均主张华力公司在《借条》上签章的行为代表华力公司系借款人之一，陈旭庆主张黄涌彬让其在空白的《借条》中签名，之后再补上借款的内容，林永芳主张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在《借条》上签名的行为代表三人均系借款人，《借条》上的内容是事先写好再交给华力公司签章及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签名，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系亲自到场签名。陈嘉仪表示其不清楚林永芳与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的借款情况，案涉借款与其无关，其也不清楚华力公司的经营情况，虽然该债务发生在其与陈旭庆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经营，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查明，华力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登记设立时间为2012年8月17日，法定代表人为黄涌彬，注册资本金为1008万元，股东为黄涌彬和何**光，何**光出资10.08万元，黄涌彬出资997.92万元。2015年1月12日，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1008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其中何**光出资50万元，黄涌彬出资4950万元。2017年8月25日，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自然人独资，股东由何**光、黄涌彬变更为何**光。2018年3月6日，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华力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涌彬变更为陈旭庆。2019年3月7日，通过股东会决议，何**光将公司注册资本4250万元转让给陈旭庆，转让金为0、何**光将公司注册资本750万元转让给陈煜盛，转让金为0；何**光与陈旭庆、陈煜盛之间分别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陈旭庆于2019年10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诉讼，主张其在不知情、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变更为持有华力公司85%的股份，并在工商登记机关被登记为华力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其已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被冒签名登记变更为华力公司股东的决定，该复议尚未作出，且与本案审理存在重要关系，故申请中止诉讼。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穗埔市监撤字[2019]第032号《撤销登记通知书》，撤销华力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和2019年3月11日经该局核准的变更登记。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穗埔市监撤字[2019]第046号《撤销登记通知书》，撤销华力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2015年1月20日、2015年9月15日、2017年4月26日和2017年8月25日经该局核准的变更登记。上述处理决定均可在通知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依法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上述处理决定现尚未生效。案件审理过程中，林永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了相应担保，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4月30日裁定冻结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名下银行存款155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以上事实有《借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汇款凭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穗埔市监撤字[2019]第032、046号《撤销登记通知书》以及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陈旭庆向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的撤销变更登记申请已由该局作出决定，上述处理决定现虽尚未生效，但其与涉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必然的法律及事实上的联系，故本案没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无需中止审理。陈旭庆的中止审理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首先，关于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林永芳提供《借条》证明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在《借条》中签章及签字确认向林永芳借款，同时林永芳提供了借款的转账交付情况及借条中金额的形成过程，即林永芳将四笔款项根据借款人的指示转账至陈旭庆的银行账户，后借款双方将前期四笔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上述《借条》，按照林永芳提供证据证实的前期四笔借款的金额及借期，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故重新出具的《借条》确定的金额6000000元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借条》载明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在《借条》上签章及签名，说明借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借款也已实际交付，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自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在《借条》上签章及签字时成立并生效。其次，关于本案借款的借款人。林永芳主张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系共同借款人，陈旭庆主张其在《借条》上签字系黄涌彬让其签名，案涉借款系华力公司借款而非其个人借款，但陈旭庆并未主张其在《借条》上签名系作为华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华力公司签名，相反根据穗埔市监撤字[2019]第032《撤销登记通知书》，陈旭庆于2019年4月22日还向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华力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将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涌彬变更为陈旭庆的变更登记，且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作出撤销上述变更登记的决定，说明陈旭庆不认可其系华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可能以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而系代表其个人在《借条》中签名，故陈旭庆应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至于陈旭庆主张其系按黄涌彬的指示在空白《借条》上签名，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中，林永芳与陈旭庆均确认《借条》中华力公司加盖的公章代表华力公司对案涉借款的确认，另对于黄涌彬、陈洁玲在借款人处签名的行为，华力公司及黄涌彬、陈洁玲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章及签名，应认定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再次，关于尚欠借款本金。如前所述，双方在《借条》中确定的借款本金为60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林永芳向一审法院提交陈旭庆向其银行账户分别转账2000000元、10000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借款人向其归还借款的事实，其在庭审中称借款人还有其他还款行为，但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具体的还款情况，其仅主张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1550000元。陈旭庆称不清楚具体的还款情况，也未提交案涉借款还款情况的证据，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对林永芳主张尚欠的借款本金15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四，关于借款利息。林永芳主张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15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0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表示不主张《借条》签订前的利息。《借条》中显示双方并未对借期利息及逾期利息进行约定，林永芳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重新确定借款本金后仍有约定借款利息，因此，林永芳主张《借条》签订后的借期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支持林永芳以借款本金1550000元为基数，自借款逾期之日2019年3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第五，陈嘉仪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嘉仪主张其不清楚华力公司的经营情况，也不清楚林永芳与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的借款情况，案涉借款与其无关，虽然该借款发生在其与陈旭庆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经营，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林永芳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嘉仪对该借款有进行追认或用于与陈旭庆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该笔借款不属于陈嘉仪与陈旭庆的夫妻共同债务，林永芳主张陈嘉仪对案涉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永芳偿还借款本金155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15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林永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131元、保全费5000元，由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旭庆共同负担。林永芳预缴的诉讼费一审法院不再退还，林永芳应负担的受理费、保全费由其履行判决时迳付林永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旭庆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穗工商行复[2019]48号《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穗埔市监撤字[2019]第032号《撤销登记通知书》，拟证明陈旭庆于2019年5月10日申请对2019年3月11日的华力公司变更登记进行复议，而没有申请对2018年3月6日关于变更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申请复议，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冒名变更登记为由，一并撤销了陈旭庆“被法人”和“被股东”的变更登记，但没有考虑到陈旭庆已经对“被法人”认可的实际情况；证据2.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拘留证明书、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在2019年3月11日陈旭庆正被行政拘留期间，不存在亲自变更股东的情形，“被股东”的登记变更签名并非陈旭庆本人签名；证据3.关于陈旭庆同类案件判决书：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7176号、（2019）粤0112民初7177号、（2019）粤0112民初8026号、（2019）粤0112民初5654号、（2019）粤0112民初12497号，拟证明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起诉华力公司和陈旭庆的其他同类系列案件中，法院均认可陈旭庆在被撤销变更登记前，以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法律效力和陈旭庆不是华力公司股东的事实。林永芳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即使陈旭庆在工商登记中的签名是被他人冒签的，也不能否认陈旭庆在《借条》上签名的法律效力，案涉《借条》签订于2019年1月29日，与陈旭庆的工商登记资料被冒签及撤销，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对证据2、3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五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参考意义，该五份判决书涉及的借条载明借款人是华力公司，而本案《借条》载明借款人为黄涌彬、陈旭庆、陈洁玲及华力公司。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嘉仪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林永芳、华力公司、黄涌彬、陈洁玲、陈嘉仪二审没有提交证据。关于陈旭庆提交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五份民事判决书，其中（2019）粤0112民初5654号案、（2019）粤0112民初7176号案、（2019）粤0112民初7177号案、（2019）粤0112民初8026号案的案由均为民间借贷纠纷；华力公司在上述四案中分别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均载明借款人华力公司因公司生意需要资金向出借人借款等内容，华力公司在《借条》上盖章确认，陈旭庆签名确认；（2019）粤0112民初12497号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本院对陈旭庆二审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3关于陈旭庆的五份判决书，案情与本案不同，不具有参考性。在二审庭询中，陈旭庆称其在签署案涉《借条》时，该《借条》是空白的，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借条》的文字内容，陈旭庆先加盖华力公司的公章，后签署本人名字并捺印指模。林永芳认为在签署案涉《借条》的时候，黄涌彬、陈旭庆、陈洁玲均在现场，用黄涌彬、陈旭庆的身份证复印后，在复印件下方写《借条》内容，然后由华力公司盖章确认，由黄涌彬、陈旭庆、陈洁玲签名确认。关于通过陈旭庆的银行账户接收林永芳案涉借款的问题，陈旭庆称其在2009年开始就将其个人银行账户交给黄涌彬使用，在2012年华力公司成立后至2018年期间，陈旭庆称将账户交给华力公司、黄涌彬使用，但陈旭庆承认其清楚掌握该银行账户的密码。另查明，华力公司原名广州华力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旭庆，于2019年11月15日变更登记名称为广州华力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涌彬。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旭庆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首先，从案涉《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条》上方附有黄涌彬、陈旭庆的身份证复印件，下方是《借条》的具体文字内容，黄涌彬、陈旭庆、陈洁玲在“借款人”处签名。陈旭庆主张其签名时《借条》是空白的，对此未能举证予以证实，该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陈旭庆是以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还是个人身份签署案涉《借条》的问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代表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1.具有代表人身份；2.以公司的名义。故判断陈旭庆签名及捺印指模的行为系以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还是个人身份，应从上述两个要件进行分析。关于陈旭庆是否具有代表人身份的问题。华力公司提交有伪造签名的材料，取得2018年3月6日和2019年3月11日公司变更登记行为，陈旭庆确认上述两次变更登记行为的材料中“陈旭庆”的签名均不是出自本人的笔迹，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撤销登记通知书》，撤销华力公司上述两次变更登记。换言之，在2019年1月29日签署案涉《借条》时，陈旭庆并不具有华力公司合法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即便陈旭庆在明知签名被伪造的情况下事后认可其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也不能反推华力公司是通过合法程序变更陈旭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在签署案涉《借条》时，陈旭庆并不具有合法的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关于陈旭庆是否以公司名义签署案涉《借条》的问题。第一，案涉《借条》主文部分无明确约定借款人仅为华力公司，而是通过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名、盖章的行为来确定借款人的身份。第二，陈旭庆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名时未标明其代表人的身份，陈旭庆也未举证证明在签署《借条》时曾向林永芳明确告知其系以公司名义签名。第三，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公司意思表示表达的一种方式，在华力公司已在案涉《借条》上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华力公司作为本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身份明确，而不依赖于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确认。因此，陈旭庆主张其仅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案涉《借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对以上两个要件的分析，陈旭庆不具有合法的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签署《借条》时也未表明其仅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陈旭庆主张签名行为代表华力公司而并非是个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关于“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的规定，陈旭庆的银行账户应由本人使用。陈旭庆主张其银行账户交给华力公司、黄涌彬使用，但又承认其清楚掌握该银行账户的密码，由此可见，陈旭庆完全可以控制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包括可控制、支配使用账户内的资金。陈旭庆主张案涉借款均用于华力公司的经营而本人没有使用该笔资金，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至于陈旭庆提交的五份民事判决书对本案是否有参考意义的问题，其中四份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借条》均载明借款人华力公司因公司生意需要资金而向出借人借款；另一份民事判决书是关于华力公司与案外人的买卖合同纠纷。陈旭庆所提交的上述民事判决书的案件事实与本案皆不相同，故不具有类案参考意义。综合以上分析，陈旭庆主张其以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案涉《借条》，否认其系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陈旭庆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旭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50元，由上诉人陈旭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