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民终182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来永政，男，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刚，莒县安庄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子省，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上诉人来永政因与被上诉人高子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莒县人民法院(2020)鲁1122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来永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子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来永政欠高子省77800元，无事实依据。2017年至2018年，高子省每次提供山楂后，来永政便在第一时间以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高子省支付货款，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二、1.一审采信证据不当，一审认定的收货单据，是双方当事人的对账凭证，不是欠款凭证。2017年来永政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2017年的货款全部结清，高子省单方制作的收据并注明“剩货款”，系高子省单方行为，并且明显修改了单据，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该份收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对于2018年的债权债务，不存在来永政欠高子省货款的事实，流水账系高子省单方制作，不能证实高子省的主张，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支撑下，仅凭数字推算便认定来永政尚欠高子省货款77800元，显然错误。3.高子省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明仅能说明双方存在过业务往来，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高子省答辩称：来永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高子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来永政给付高子省货款77800元及同期银行利息；2.诉讼费用由来永政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来永政在莒县寨里河镇担任土管所所长期间，在莒县寨里河镇龙尾村承包烘烤场一处，收购山楂进行加工。高子省在给来永政送货后，来永政的雇工来庆展出具收货单据，共欠77800元。来永政一审辩称，对收货单据无异议，已通过银行转账付清货款，2018年的货款系现金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来永政在莒县寨里河镇龙尾村承包烘烤场一处，收购山楂进行加工。高子省在给来永政送山楂后，来永政的雇工来庆展在每次收到山楂后，分别出具收据共十份并于2017年11月28日经结算后再出具给高子省注明“剩货款”字样金额为77800元的收据一份。高子省、来永政于2018年度又发生买卖山楂业务，高子省称交易次数为10次，交易金额为80800元，来永政称具体多少想不清了，高子省提供了出庭证人证言。来永政曾于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分五次打款给高子省共计65000元。2019年度双方未再发生买卖业务。一审法院认为，高子省与来永政买卖山楂合同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来永政通过银行打款给高子省的65000元是给付的2017年度的货款还是2018年度的货款及来永政所称的现金给付是否成立。通过审理查明，至2017年11月28日来永政尚欠2017年度货款为77800元，2018年度双方交易额为80800元。对于银行打款65000元，来永政称给付的是2017年度的货款，2018年度的货款系现金给付，高子省否认，称双方从未存在现金给付，来永政所打款65000元系给付的2018年度的货款。对于来永政所称现金给付，因高子省否认，来永政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结合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和双方的交易习惯分析，来永政通过银行打款给高子省的65000元是给付的2017年度的货款还是2018年度的货款难以认定。但高子省、来永政两年间发生交易额多达150000余元，来永政仅通过银行打款65000元，来永政还欠80000余元，高子省仅诉请本金77800元，余额明确表示放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审理中高子省要求来永政支付利息，因双方未约定利息事项，故应从其向一审法院主张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高子省请求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来永政辩解合理部分，予以采纳。无理部分，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来永政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高子省货款77800元及利息（利息以77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0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高子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2元，减半收取1736元（立案时高子省已预交），由高子省负担863元，来永政负担873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查一审卷宗查明：高子省在一审提供的十一份证据名称为“收款收据”，均有来庆展签名，其中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剩货款”金额为77800元，无修改痕迹；其余十份收款收据载明的时间在2017年10至11月期间，均在2017年11月28日之前，部分收款收据标注了重量、单价和价款，该十份收款收据载明的货款总金额与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货款数额基本一致。高子省在起诉时将来庆展列为被告，来庆展陈述其系为来永政干活，上述十一份收款收据系高子省提供山楂后由其书写，目的是为了对账使用，而非欠款。来永政在一审中认可来庆展系为其干活，并对上述十一份收款收据无异议。后高子省撤回对来庆展的起诉。来永政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中共有八笔款项自来永政账户转账至高子省账户，其中2017年11月11日、14日、18日分别转账4万元、3.03万元、2万元，2018年3月11日、10月12日、10月20日、10月25日分别转账1万元、1万元、2.5万元、1万元，2019年2月1日转账1万元。高子省在二审中陈述来永政于2018年3月11日向其转账1万元系支付的2017年货款，后期双方当事人协商将该款作2018年货款处理，所以未变更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欠款数额。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焦点：来永政应否支付高子省2017年货款，应支付的金额是多少。来永政与高子省之间形成山楂买卖合同关系，来永政负有向高子省支付货款的义务。来永政上诉主张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由高子省单方制作，与其雇佣的工作人员来庆展在一审陈述收款收据系由其书写相矛盾，亦与来永政一审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不符，来永政主张高子省修改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货款数额与该收款收据前十张收款收据载明的货款数额对应，能够认定高子省关于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货款系该收款收据前十张收款收据载明货款汇总的主张成立，来永政上诉主张收款收据系对账凭证而非欠款凭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根据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来永政尚欠高子省2017年货款77800元未付。来永政主张已经付清货款，与高子省之间债权债务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来永政应当对已付清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来永政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中2017年的银行交易记录发生在2017年11月28日前，不能认定系用于支付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剩余货款；2018年10月12日之后四笔银行交易记录共5.5万元，发生在2018年双方当事人山楂买卖业务期间，来永政抗辩系支付2017年货款，未举证证明其已通过现金或其他方式付清2018年货款，且与高子省仍持有上述收款收据的事实不符，一审认为该5.5万元不能认定系用于支付2017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货款并无不当；对于2018年3月11日银行交易记录中载明的1万元，高子省认可系用于支付2017年货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与来永政协商作2018年货款处理的事实成立，应认定系支付的2017年货款，一审在认定来永政应支付高子省2017年货款77800元时未予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来永政应支付高子省2017年的货款金额为67800元（77800-10000）。对于高子省主张的利息，应以67800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高子省向一审法院主张之日起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所述，来永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处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莒县人民法院(2020)鲁1122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二、来永政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高子省货款67800元及利息（以67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0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高子省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5元，减半收取872.50元，由来永政负担760.35元，高子省负担112.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元，由来永政负担1520.71元，高子省负担224.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玉国审判员  王林林审判员  李晓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