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亿庆，男，196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靖文，女，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勇光，男，197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兴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姿红，女，1979年1月2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军，广东瀚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亿庆、王靖文、陈勇光、梁姿红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靖文及其与上诉人郑亿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上诉人陈勇光、上诉人梁姿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亿庆、王靖文共同上诉请求：1.确认郑亿庆、王靖文与陈勇光、梁姿红自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9月29日就涉案商铺存在租赁关系；2．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判令陈勇光、梁姿红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自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9月29日商铺租金滞纳金1l579元【以当月欠缴租金4500元为本金，自当月16日起计至付清本金之日止(暂计至上诉日2020年5月14日)，滞纳金计算标准分段执行，其中起算日至2019年8月19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本金之日参照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郑亿庆、王靖文与陈勇光、梁姿红之间在20l7年10月l5日至2019年9月29日期间就案涉商铺不存在租赁关系，仅支持陈勇光、梁姿红向郑亿庆、王靖文赔偿同期商铺租金损失，没有支持相应滞纳金，处理有误，应予纠正。在《广州国际鞋业广场租赁合同书》所约定的租赁期间届满后，陈勇光、梁姿红继续使用涉案商铺，郑亿庆、王靖文未提出异议，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陈勇光、梁姿红应当按照4500元／月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租金，并支付滞纳金。对郑亿庆、王靖文的上诉，陈勇光二审答辩称：1.陈勇光代签合同之前并不认识王靖文，也非通过中介认识王靖文。签合同之前梁姿红和王靖文是通过中介认识；2.陈勇光及其姐姐陈秋苑均是梁姿红的朋友。梁姿红因不在广州，故致电陈勇光，要陈勇光代签合同，由梁姿红支付管理费、租金并实际使用案涉档口。虽然梁姿红曾要求陈勇光、陈秋苑转租金，但这并不代表是陈勇光在使用档口。梁姿红本人也承认和愿意承担本案所有责任和相应租赁费用，陈勇光无需承担责任，亦无需支付滞纳金。对郑亿庆、王靖文的上诉，梁姿红二审答辩称：1.不同意郑亿庆、王靖文与陈勇光、梁姿红之间存在商铺租赁关系的说法。陈勇光所说的代签合同一事属实。梁姿红是涉案商铺的实际经营者、交租者和承租人，本案与陈勇光无关；2.不同意承担滞纳金。梁姿红从2017年10月开始通过微信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3500元/月租金，大约持续支付一年，王靖文、郑亿庆对此未提出异议，应视为王靖文、郑亿庆同意3500元/月的租金标准；3.虽然王靖文在一审时自称其被刑拘，不在家。但根据梁姿红提交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双方在2017年9月30日仍有语音聊天记录，证明王靖文对3500元/月租金无异议，应视为其认可该金额，并同意按照业主的实际情况确认价格；4.虽然王靖文自称被刑拘，无法处理相关事务，但郑亿庆作为王靖文的配偶有权处理王靖文的事务。综上，一审判决有误，王靖文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陈勇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勇光无需承担案涉合同的租赁费及其它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撤销。具体如下：1.梁姿红委托陈勇光与王靖文签订租赁合同，陈勇光代梁姿红缴纳首期租金及保证金均属受托范围。涉案商铺实际使用经营人和管理人是梁姿红，案涉合同的租赁费、管理费等均是梁姿红缴纳，陈勇光与郑亿庆、王靖文无直接法律关系。梁姿红亦自认其委托陈勇光代签合同，且愿意承担和支付本案相应租赁费；2.陈勇光代梁姿红签订的合同期至2017年10月14日，合同期限已满，合同关系已终止。至此王靖文与梁姿红另行协议租赁事宜，且事实上梁姿红已实际履行每月2500元租金的支付义务，期间王靖文虽被双规，但郑亿庆仍在广州居住，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本案房屋租赁关系与陈勇光无关；3.涉案商铺租赁费是根据市场调节价格而不断变化的，一审法院在未做具体分析的情况下，背离市场实际，将已期满的作废合同视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无事实或法律依据；4.一审证人为王靖文朋友，其证明王靖文2017年9月26日未到涉案商铺，以此证明其与梁姿红之间未协商租赁费。王靖文亦自称其被双规后未回过家。但一审未查明王靖文被纪检部门隔离的时间，亦未确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5.郑亿庆、王靖文的起诉状中的居住地不一致，仅提供了结婚证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涉案商铺所有权归郑亿庆所有。一审未查明王靖文与郑亿庆的夫妻关系是否属实，即认定涉案商铺为郑亿庆、王靖文夫妻共有财产，缺乏法律依据；6.一审判决陈勇光、梁姿红共同承担商铺租金有误，判决结果明显矛盾。对陈勇光的上诉，郑亿庆、王靖文二审共同答辩称：1.陈勇光与梁姿红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签约前是陈勇光通过中介找到郑亿庆、王靖文洽谈租赁事宜，且陈勇光在签约时让其姐姐陈秋苑直接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了保证金和首期租金，且涉案商铺在2015年10月到2016年6月期间的租金一直是由陈勇光的姐姐代为支付。陈勇光曾表示其和梁姿红是合作租赁商铺经营生意；2.双方在2017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并未就租金达成任何协议，不存在双方达成2500元/月的租金；3.确认案涉商铺租金价格随着市场调节价变化，但不可能为2500元/月或1000元/月；4.至于郑亿庆、王靖文的证人是否涉嫌伪证，涉案商铺是否郑亿庆、王靖文夫妻共同财产，已由法庭调查。对于陈勇光上诉状其他上诉理由，郑亿庆、王靖文不作回应。对陈勇光的上诉，梁姿红二审答辩称，同意陈勇光的上诉意见。梁姿红上诉请求：1.确认梁姿红与郑亿庆、王靖文口头租赁事实成立，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梁姿红提供的新证据合法有效，并依法排除郑亿庆、王靖文提供的非法证据；3.梁姿红愿意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合计42000元的租金（即从2017年10月15日至2018年10月14日，按每月租金2500元的标准计算；从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14日，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计算）；4.因郑亿庆、王靖文的过错，梁姿红不同意支付租金利息；5.诉讼费全部由郑亿庆、王靖文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梁姿红于2015年10月7日因出差外地，不在广州，故委托陈勇光与郑亿庆、王靖文签订《广州国际鞋业广场租赁合同书》，由陈勇光先行垫付合同约定的保证金及首期租金。在履约过程中，因资金周转原因，梁姿红曾委托好友陈秋苑、唐敏华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租金。此后由梁姿红经营使用商铺，并按期缴纳每月租金及商场管理费。2016年10月初，梁姿红与王靖文经协商同意将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期间的商铺租金由每月4500元降为3500元。梁姿红按3500元/月的租金标准向王靖文陆续支付了10个月的租金，期间郑亿庆、王靖文未提出异议。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及每月汇款证明，一审对此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未查清王靖文被纪委隔离审查的具体时间，违法采信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1.虽然王靖文自称其从2017年8月15日起至被刑事拘留前一直被隔离审查，并为此提供了两名证人证言，证明2017年9月不存在其与梁姿红协商租用档口的事实，但是王靖文提交的刑事案件材料不完整，无法证明其一直被隔离审查；2.郑亿庆为涉案商铺所有权人，其与王靖文系夫妻关系，故郑亿庆有权处理商铺出租、收租事宜；3.证人是郑亿庆、王靖文的保姆和朋友，与王靖文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三、涉案租赁合同于2017年10月14日届满终止，一审以此作为判案依据有误。商铺租金标准应根据时间及市场进行调整，具有不确定性。另，梁姿红确认其拖欠郑亿庆、王靖文8、9月两个月租金，但双方已协商同意以8000元保证金抵扣欠租。至此双方订立的《广州国际鞋业广场租赁合同》已经终止，不存在仍按原合同支付4500元/月租金的问题。合同终止后，双方口头协议续租等事宜，并确定重新签订新租赁合同，约定2017年10月15日至2018年10月14日每月租金为2500元；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14日可根据市场情况另议，但每月租金最多不得超过1000元。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王靖文于2017年9月30日催梁姿红与其签订新合同。王靖文在收到梁姿红的3500元汇款单时回复“收到，谢谢”，可知双方协商同意终止原合同，不存在继续延用或执行已期满合同或每月按4500元缴纳租赁费的问题。一审判决未查明上述事实，采纳的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陈勇光不是合同主体。陈勇光受梁姿红委托代签合同，完成委托事项，其不清楚合同的执行情况。一审判决陈勇光与梁姿红共同向郑亿庆、王靖文承担支付租金责任，侵害陈勇光的合法权利。五、梁姿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几份案外商户相互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梁姿红向王靖文汇款2500元租金失败的凭证，证明鞋业商铺普遍降租事实及2016年后的市场商铺降租免租的变化情况，以及梁姿红按照双方协议已履行支付租金的事实，但一审未采纳该证据。六、一审判决论证事实相互矛盾，应予撤销。1.一审认定当事人之间并没有达成合意，但双方均表示存在租赁关系；2.一审认定“郑亿庆、王靖文与被告梁姿红均表示双方存在租赁关系，而被告陈勇光与郑亿庆、王靖文之间也存在合同关系”，该认定无法体现共同承担责任的依据；3.一审认定“商铺使用人梁姿红以租期届满后的商铺使用主张其与出租人确立租赁关系，也缺乏法律依据”，若租赁关系缺乏法律依据，则不能判定由梁姿红承担合同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梁姿红的上诉请求。对梁姿红的上诉，郑亿庆、王靖文二审共同答辩称：1.郑亿庆、王靖文从未同意过梁姿红将租金降为3500元、2500元或1000元。由法庭审查王靖文被隔离审查的具体时间，郑亿庆、王靖文对此不作回应；2.从广州市住建局公布的房屋租金参考价看，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是合理的；3.双方租赁关系一直持续到2019年9月29日。对梁姿红的上诉，陈勇光二审答辩称：同意梁姿红的上诉意见。郑亿庆、王靖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陈勇光、梁姿红连带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租金127000元及滞纳金127000元（以欠付租金为本金，以每日10%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5日，以欠付租金总额为限）；2.陈勇光、梁姿红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101号31XX号铺（以下简称涉案商铺），为商业用途，建筑面积16.05平方米，登记产权人为郑亿庆，属于郑亿庆、王靖文夫妻共有财产。2015年10月7日，郑亿庆、王靖文（出租方、甲方）与陈勇光（承租方、乙方）签订《广州国际鞋业广场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租予乙方作鞋类经营用途。租期2015年10月15日起至2017年10月14日止，2015年10月15日至2016年10月14日每月租金为4000元；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每月租金为4500元。在双方签约日起，乙方须一次性向甲方交纳8000元作为保证金；甲乙双方租赁合同期满，甲方收回档口后，乙方无拖欠租金和国税、地税、管理费、水电费等应交费用以及无损坏甲方财产，则甲方一个月后将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甲方财产如有损坏，乙方必须按价赔偿。乙方按每月为一期租金支付给甲方，首期租金在双方签约日由乙方一次性付清给甲方，以后每期租金乙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缴交给甲方，须在每月15号前缴交，逾期缴交，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每天10%的滞纳金，如乙方超过五天不付清租金，甲方有权收回出租的单位，保证金不予退回。租赁期内乙方按时支付租金、商场管理费及其它费用，自觉缴纳工商管理费、税费，房产税由甲方承担。租赁期内乙方不得将单位作经济担保、抵押，如需将单位转租或分租给他人使用，必须征得甲方同意，否则作乙方毁约，甲方有权立即收回出租给乙方的单位并没收保证金。此合约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中途单方提出终止或更改条约的条款，即甲方必须于租赁期内出租单位给乙方，条款依据合约内容；而乙方必须租赁期内承租甲方提供的单位，条款依据合约内容；租赁期内任何一方解除合约，解约方必须按保证金相等的金额给予另一方作为赔偿。租赁期满，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但须在租赁期满前两个月与甲方协商。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如乙方逾期不搬迁，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所受的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当日，陈勇光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了涉案商铺保证金8000元及首月租金4000元，并接收涉案商铺进行经营。涉案合同期限届满前，承租人通过陈秋苑、梁姿红、唐敏华等三人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租金。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7月14日期间，承租人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租金每月3500元。此后，郑亿庆、王靖文未收到涉案商铺有关费用。梁姿红缴纳涉案商铺物业管理费至2019年9月。一审庭审中，关于涉案商铺租赁期限问题，郑亿庆、王靖文认为合同到2019年10月14日止，而梁姿红认为应当至2019年9月30日之前。关于所诉租金滞纳金标准问题，梁姿红认为其并没有赖账不交租，不同意支付滞纳金。一审诉讼中，梁姿红申请证人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于2017年9月26日下午在涉案商铺与王靖文就租赁押金、新确立租赁关系等事宜进行协商。对此，郑亿庆、王靖文认为由于王靖文私人原因，其不可能于2017年9月26日下午去涉案商铺与梁姿红谈论商铺租赁的事情；时隔两年多，证人有关王靖文与梁姿红的协商内容记忆清晰，不符合常理。郑亿庆、王靖文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人吴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人黄某出具的证人证言、王靖文刑事案卷材料（部分）、王靖文刑事判决书（部分）等证据对梁姿红的前述主张予以反驳。另外，梁姿红为支持其主张，还提交了手机APP汇款凭证、与中介询问2017年度至2019年间鞋城市场档口租赁费情况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详情、广州国际鞋业广场租赁合同（6份）等证据。郑亿庆、王靖文不认可梁姿红前述证据的相应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郑亿庆、王靖文和陈勇光签订的《广州国际鞋业广场租赁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有约束力。本案并无证据显示陈勇光代理梁姿红签订涉案合同，而且郑亿庆、王靖文对陈勇光、梁姿红的委托代理关系亦不予确认，故陈勇光、梁姿红关于承租方为梁姿红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勇光作为涉案合同的承租方，理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关义务。涉案合同对租赁期限及租金均有明确约定，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本案并没有证据证实涉案合同双方对约定内容进行过变更；梁姿红只是商铺的实际使用人，其仅凭证人袁某的证言不足以证实其曾与王靖文就合同内容进行过协商,更无法证明其与郑亿庆、王靖文达成变更合同的一致意见。自2016年10月15日开始承租方未按约定支付租金，显属违约。陈勇光应按照合同约定，向郑亿庆、王靖文补交租金并承担支付滞纳金的违约责任，其中至2017年10月14日即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的补交租金额为19000元。梁姿红所提有关保证金抵顶租金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滞纳金标准问题，陈勇光主张不承担责任，梁姿红亦明确不同意支付滞纳金，结合陈勇光、梁姿红意见及有关滞纳金约定，一审法院调整滞纳金为：以当月（合同约定的15日至次月14日为一个月）欠缴租金为本金，自当月16日起计至付清本金之日止；滞纳金计算标准分段执行，其中起算日至2019年8月19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本金之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滞纳金以本金为限。如前所述，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协商达成相关合意，虽然在本案中郑亿庆、王靖文与梁姿红均表示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但就承租人、租金标准、租赁期限均未有一致意见，不能视为双方已经确立租赁关系。而且商铺使用人梁姿红以租期届满后的商铺使用主张其与出租人确立租赁关系，亦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涉案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承租方未向出租方交还商铺，应按合同约定向出租方赔偿所受的经济损失。本案中郑亿庆、王靖文请求陈勇光、梁姿红支付2017年10月15日开始的租金和滞纳金，在双方不成立此期间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实际属于郑亿庆、王靖文要求赔偿租金损失的范围。一审法院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即4500元/月，确定陈勇光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合同期满后涉案商铺的租金损失。至于郑亿庆、王靖文有关2017年10月15日后涉案商铺滞纳金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使用人搬离涉案商铺时间问题，结合郑亿庆、王靖文的主张及梁姿红的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认定该时间为2019年9月29日，同时一审法院亦认定该时间为郑亿庆、王靖文收回涉案商铺的时间。郑亿庆、王靖文关于租赁期限到2019年10月14日的主张，难以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有关梁姿红的责任问题。陈勇光、梁姿红均确认梁姿红是拖欠租金开始至郑亿庆、王靖文收回商铺前的涉案商铺使用人，而且梁姿红亦主张其为涉案商铺的实际承租方，其应承担涉案商铺欠付租金的支付义务。同时梁姿红作为合同终止后的商铺实际使用人，基于其对商铺的无权占有，其应与陈勇光共同承担向郑亿庆、王靖文赔偿商铺的租金损失。郑亿庆、王靖文以连带责任形式要求梁姿红承担租金支付和损失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据实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陈勇光、梁姿红共同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商铺租金19000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陈勇光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自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止的商铺租金滞纳金〔以当月欠缴租金（当月15日至次月14日为一个月，2017年8月15日前的欠缴租金为1000元/月，2017年8月15日开始的欠缴租金为4500元/月）为本金，自当月16日起计至付清本金之日止；滞纳金计算标准分段执行，其中起算日至2019年8月19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本金之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滞纳金以本金为限〕；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陈勇光、梁姿红以4500元/月标准共同向郑亿庆、王靖文支付自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9月29日商铺租金损失；四、驳回郑亿庆、王靖文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55元，由郑亿庆、王靖文负担1247元，陈勇光负担669元，梁姿红负担639元。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郑亿庆、王靖文二审中提交了其在相关政府公开网站上查询到的由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公布的2018年、2019年的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拟证明案涉物业所在的广州国际鞋业广场在2018年、2019年的租金参考单价分别为350元和340元，与双方合同约定的租金比较接近，不存在郑亿庆、王靖文主动降租至2500元或1000元的情况。经本院组织质证，陈勇光、梁姿红均表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是否仍在有效期内，即使该证据真实、合法，但也有违双方口头协议，且租金金额应按市场调节及双方口头约定，不能按政府文件，故不确认该证据的关联性。二审中，梁姿红提交以下证据：一、梁姿红与王靖文于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11月2日期间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U盘）及文字整理记录，拟证明梁姿红与王靖文口头协商月租金由4500元降至3500元，再由3500元降至2500元。据上述文字整理记录显示：1.2017年5月27日，王靖文询问梁姿红两年租期届满后是否续租；2.2017年6月8日，梁姿红答复称其与老板商量后，老板要求王靖文减少一些租金。王靖文当即表示可少500元，梁姿红表示要问老板；3.2017年6月9日，梁姿红在王靖文催问题下，表示其问了老板应该无问题，但要老板同黎生讲。王靖文要求梁姿红尽快给答复，以免其找中介；4.2017年6月24日，王靖文向梁资红催收租金，随后确认收到转账；梁姿红回复称黎生还没有回复；5.2017年6月27日梁姿红向王靖文表示黎先生那里可以了，要王靖文有空过去重新签一份续租一年的合同，王靖文表示让黎先生起草合同后等梁姿红通知其去签名；6.2017年7月25日，王靖文询问交租及合约准备好没有，梁姿红回复称晚点交租，合同的事要问黎先生；7.2017年9月30日，王靖文询问梁姿红是否续租，梁姿红回复称要租，并询问何时有空过来重新签约，还称押金扣除这两个月的租金后到时再补回。王靖文回复称不用等，表示其在国外，让梁姿红与黎先生签了就行了，多少钱都无所谓，签了后每月按时转账就行了。梁姿红随即表示黎先生要求王靖文先签了再说，并答应再和黎先生说；8.2017年10月31日梁姿红发语音称其转钱给王靖文不成功，并表示其从10月开始转2500元租金；王靖文没有回复；9.2017年11月2日，梁姿红发语音称无法汇款到王靖文的银行卡上，请王靖文回复。王靖文无回复。二、涉案房屋产权证照片打印件、《温馨提示》照片打印件、2017年5月26日转账支付3500元租金给王靖文的《转账回执》手机截图打印件、《转账记录详情》截图三张（均显示转账失败，转账金额均为2500元，转账时间分别为2017年10月31日、11月2日，2018年5月26日），梁姿红表示：1.上述房产证是王靖文于2017年3月至6月给其办理营业执照用的材料，期间王靖文接受梁姿红缴纳的3500元租金，且未提出异议，拟证明王靖文同意3500元/月的租金标准；2.《温馨提示》是梁姿红转发给王靖文的出租屋部门催收房产税的证明，拟证明王靖文接受并认可3500元租金；3.3500元的《转账回执》以及2500元的《转账记录详情》，拟证明梁姿红按照双方口头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经本院组织质证，陈勇光表示对梁姿红的举证均无异议。郑亿庆、王靖文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话整理记录的真实性，但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双方就租金问题一直在洽谈过程中，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王靖文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同意便宜500元是以原来的每月4500元的租金为基础，前提条件是梁姿红尽快签约，且要一起续租案涉商铺及隔壁黎先生的店铺。针对上述双方争议的微信聊天记录，经本院询问，一、关于梁姿红一审未提交该证据的原因。梁姿红解释称因其在一审时换了手机，以为之前的微信记录都没有了，所以其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该微信聊天记录，后其认为一审判决不公，故想办法恢复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二、关于租金问题。1.梁姿红称其在微信中所称的“老板”指的是她丈夫，并确认其未与黎先生就本案所涉商铺进行签约，确认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出现“2500元”或“1000元”的字眼，双方是在电话里聊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无法看出对租金标准已达成一致；2.陈勇光、梁姿红均确认其没有见过或联系过王靖文的丈夫，也没有王靖文丈夫的电话，王靖文丈夫没有参与过涉案商铺的事情。三、关于押金。梁姿红确认其在微信中提出以押金抵扣欠租，但王靖文没有同意。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针对郑亿庆、王靖文与陈勇光、梁姿红的上诉，二审需处理以下问题：一、陈勇光是否为本案承责主体；二、涉案合同期满前即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期间的租金标准是否已由4500元变更为3500元；三、涉案合同期满后，双方是否达成一致的续租意见并确定了新租金标准和租期。对此，具体分析如下：关于陈勇光是否为本案承责主体。由于涉案合同系郑亿庆、王靖文与陈勇光签订，且陈勇光在签约后亦有支付涉案商铺保证金及首月租金的履行行为，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陈勇光为承租方，且需依约承担合同义务，合法有据。虽然陈勇光上诉主张其是代梁姿红签订涉案合同，其付款行为亦是受梁姿红的委托，梁姿红对此予以确认，但郑亿庆、王靖文对此不予认可，且陈勇光、梁姿红并未就其有关代理的上诉主张提交证据，而其现有举证亦不足以推翻一审上述认定，故陈勇光认为其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合同期满前即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期间的租金标准问题。虽然梁姿红上诉主张已与王靖文协商一致减少租金为3500元，并为此在二审中提交了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及文字整理材料，其收到的房产证照片、《温馨提示》，以及转账凭证等为证，但一方面，上述证据均形成于本案一审立案之前，并不属于本案二审期间新产生的证据，另一方面，从上述证据内容来看，并不足以证明租金标准已经协商一致变更，故此，梁姿红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在郑亿庆、王靖文亦不认可梁姿红有关调低租金意见的情况下，梁姿红对此的上诉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合同期满后的续租问题。首先，从现有证据看，虽然本案租赁双方在租期届满前曾就续租问题进行协商，但最终并未就租期、租金标准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亦未就续租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一审据此认定租赁双方在租期届满后未确立租赁关系，但因承租方在租期届满后并未交还涉案商铺的实际占用行为，判令承租方及实际使用人参照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共同向出租方支付占用期间的租金损失，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其次，郑亿庆、王靖文上诉主张合同期满后双方截至2019年9月29日仍存在租赁关系，并以此为由主张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9月29日期间的租金滞纳金，显然缺乏合同依据。再结合梁姿红二审提交的转账凭证，王靖文的收租账号在上述期间内亦可能存在收款障碍，故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郑亿庆、王靖文有关上述期间租金滞纳金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最后，虽然梁姿红上诉主张其与王靖文对合同期满后的租金达成了口头协商一致意见，但郑亿庆、王靖文对此不予确认，而梁姿红现有举证亦不足以证明存在该口头协议，且梁姿红亦确认从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无法看出双方已达成就续租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另经比对郑亿庆、王靖文在二审中提交的广州市房管部门公布的2018年、2019年同地段同类型房屋的租金参考价，一审采纳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亦属合理。故梁姿红对此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郑亿庆、王靖文与陈勇光、梁姿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4元，由郑亿庆、王靖文负担90元，陈勇光负担3172元，梁姿红负担31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冰玲书记员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