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3民终1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大林，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四川宁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二工镇镇政府门面房（镇政府西侧50米处）。 法定代表人：桑叶江，该社理事长。 原审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尹世繁，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杨大林因与被上诉人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天利源合作社）、原审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种业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7民初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大林上诉请求：判令撤销（2019）新2327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予以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与本案被上诉人签订《种植回收合同》的民事主体是一审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杨大林不是合同的相对方。《种植回收合同》中约定：是否适合新疆本地种植的义务是由被上诉人负责。本案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种子没有在新疆进行试种而盲目生产导致失败的，损失责任实际是被上诉人自己造成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万顺于2013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履行《种植回收合同》的过程中签订的，没有独立性，上诉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在（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211号判决及（2014）吉民二初字第58号判决书中对此事实是认可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应当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上诉人杨大林系自然人，不符合申请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条件，没有资格与上诉人签订《种植回收合同》。二、上诉人的行为并不能够证明其是本案的种子经营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在贵州购买种子交给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履行合同的行为而不是经营行为，没有以个人名义参与种子的经营，没有向不特定的人员销售种子，其行为完全不符合经营种子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共同经营者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本案中是被上诉人在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一审法院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三、上诉人杨大林构成违法的行为与基于民事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两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基于阜康市人民法院的（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杨大林与咸阳种业公司是共同经营者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杨大林的刑事行为产生的民事后果应由一审被告咸阳种业公司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进行承担。一审法院在（2019）新2327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认可了桑叶江在（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的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由被上诉人承担，减了30%的赔偿责任。杨大林的行为却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杨大林自己承担。在一份判决书中，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适用不同的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天利源合作社、咸阳种业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天利源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80286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底，被告杨大林在贵州省仁怀县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购买了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仓库，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的包装，在未经任何试种实验的情况下，将此高粱种子运往新疆地区销售。2013年3月23日，被告杨大林以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天利源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负责为被告杨大林种植4000亩“马尾一号”红高粱，秋收后，由被告杨大林负责将高粱回收，回收数量为2000吨，收购单价为3.2元／公斤，约定红高粱“马尾一号”种子由被告杨大林提供给原告，种子款为140000元，付款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原告给被告交售高粱时，被告扣回垫付的种子款；收购价和付款方式约定为“被告收购价为3.2元／公斤，并保证现场付清高粱款，不打白条，一次付清”。违约责任约定“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交红高粱，被告同样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将按合同签订的数量赔偿对方1.6元／公斤的违约金；如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无收，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经济损失。”2013年4月，原告与新疆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二工镇的十余农户及阜康市部分农户签订了《高粱种植合同》，其中，2013年4月6日，原告与陈万顺（另案原告）签订《高粱种植合同》约定，陈万顺为天利源合作社种植“马尾一号”红高粱450亩，单产500公斤，交售数量为200吨，回收单价为2.3元／公斤，种子由原告提供。陈万顺在种植期间发现种植的高粱出穗很少或大部分未出穗，影响产量，要求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及二工镇领导进行处理。2013年8月15日，在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乡农科站、乡领导的参与下，陈万顺作为甲方，天利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桑叶江、杨德文、杨大林作为乙方，双方达成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2013年4月6日，陈万顺与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签订《高粱种植合同》，陈万顺等农户在乙方的指导下，对高粱种植经营管理中发现收购方供应的高粱种子可能有问题，导致至今出穗很少，大部分未出穗影响产量。今日种植户邀请县农业执法大队、庆阳湖乡农科站专业人士（还有甲、乙双方、庆阳湖乡2名领导）实地查看，最终甲、乙方本着互惠互利、合情合理的原则，在继续履行主合同的基础上，结合高粱生长的实际对原合同内容部分补充如下：一、主合同单产为500公斤不变，原收购价每公斤为2.30元，现为每公斤2.50元，产量不足500公斤的由乙方补足500公斤，如产量超出500公斤的部分乙方按每公斤1.25元收购；二、双方同意由乡政府对现场的高粱生长情况及参加人员拍照为证；三、违约责任仍按原合同内容履行。本补充合同经甲、乙双方前签字后即生效”。2013年10月28日，新疆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农业技术推广站调查陈万顺种植的高粱，认为因未经品种引进实验，种植后表现为生育期过长，田间生长单株成熟度差距大，造成绝收。2013年10月30日，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对该高粱种子标签检查后认为，该“马尾一号”种子未经国家或自治区审定。2013年12月23日，陈万顺以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利源合作社赔偿经济损失486150元，并承担违约金2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7日作出（2014）吉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吉木萨尔县天利源专业合作社向陈万顺赔偿经济损失469950元。天利源专业合作社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8月27日，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第一项，改判为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于收到判决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上诉人陈万顺赔偿经济损失465540元。”该案经执行程序，天利源合作社已给付陈万顺案款470871元，案件执行完毕。2013年11月12日，原告因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与种植户协商，分别给吉木萨尔县种植户裴成礼赔偿7900元（39.5亩×200元），2013年11月13日，原告给董学勤、高尚义、雷鸣赔偿4400元（22亩×200元），同日，原告给徐有忠赔偿9700元，上述三农户分别向原告天利源合作社出具了收条，合计金额22000元。又查，2014年3月26日，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处理吉木萨尔县种植户罗正雄等人向新广行风热线投诉反映原告天利源合作社销售的高粱种子减产问题，经该执法大队主持调解，达成如下协议，“由原告给罗正雄（16亩）、王义军（12亩）、哈萨娃（9亩）、范彦山（5.5亩），每亩地赔偿现金350元，共计14900元”原告当场予以赔付。另查，2015年6月7日，原告给阜康市种植户代玉良赔偿15000元，给马生秀赔偿20000元，由代玉良、马生秀分别给原告出具收条各一张。2015年7月16日，原告给路永军赔偿10000元，由路永军给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合计原告赔偿45000元。另查明，2017年2月21日，路永军向阜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利源合作社赔偿其经济损失214081元并承担利息37571元，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天利源合作社赔偿路永军18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2697元。”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天利源合作社给付案款等各项费用185337元。另查，原告支出加油费26000元，诉讼代理费27300元，租车费1000元，行政罚款10000元，邮寄送达费460元，合计64760元。另查明，2015年，经阜康市公安局委托阜康市种子管理站对“马尾一号”红高粱种子进行鉴定，结论为“马尾一号”红高粱种子为假种子。经新疆农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代玉良、海才华、路永军、代玉龙、马生秀、沈海明、冯海龙的损失共计812912元，每亩投入成本为416.25元左右。2017年4月20日，阜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大林、桑叶江涉嫌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向阜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2月25日，阜康市人民法院做出（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杨大林、桑叶江违反了种子管理法规，将品名为“红缨子”高粱种子更换为“马尾一号”高粱种子，并将更换后的假种子销售给阜康市部分种植户，给农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当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杨大林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故判决：“一、被告人杨大林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桑叶江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另查，2014年，原告天利源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因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撤回了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原告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作出（2017）新2327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发回重审，形成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杨大林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种子使用者因种子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的规定，在本案中，原告经营种子繁育业务，需要购买种子，被告杨大林以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名义向原告销售种子，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由被告提供红高粱“马尾一号”种子，约定按每公斤3.2元回收高粱，原告购买种子后，向其他农户销售，因种子质量问题向农户进行了赔偿，给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杨大林购买“红缨子”高粱种子进行包装，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提供仓库更换包装为“马尾一号”，二被告共同销售该种子，可以认定为种子的共同经营者，原告向二被告主张赔偿，本案应为追偿权纠纷，二被告应当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关于被告杨大林销售种子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作为农作物品种的引进，我国有较为严格的审定和登记制度。高粱作为非主要农作物，在新疆实行登记备案制度。被告杨大林从贵州省仁怀县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购买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仓库，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包装，没有按照《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进行品种试验，在没有申请登记备案的情况下，将此高粱种子运往新疆销售，并与原告签订《合同》，供应种子种植高粱4000亩，大面积推广，具有明显过错。且被告杨大林违反种子管理法的规定，将品名为“红缨子”高粱种子更换为“马尾一号”高粱种子，销售给原告，原告又提供给其他农户进行种植，案涉种子经阜康市种子管理站鉴定为假种子，导致吉木萨尔县部分种植户和阜康市部分种植户绝收，给农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阜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对被告杨大林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桑叶江及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因被告杨大林销售假种子的行为，导致原告购买种子后，又提供给其他农户种植，给农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结果向农户进行赔偿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杨大林与咸阳种业作为种子的共同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大林辩称，其是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未提供其为该公司工作人员的有效证据，且被告杨大林认可其在贵州省仁怀县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购买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仓库，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包装的事实，被告杨大林借用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生产、销售、经营资质，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提供格式合同，双方约定不明，但存在共同的经营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二被告销售假种子，给使用种子的农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咸阳种业公司应与被告杨大林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被告杨大林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过错责任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后，原告未按照《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进行品种试验，原告为了完成种植面积，分别与吉木萨尔县部分农户和阜康市部分农户签订了《高粱种植合同》，约定“由原告给种植户提供马尾一号红高粱种子，种植户为原告种植一定数量的红高粱，原告按每公斤2.3元回收。”原告应当对种子的来源、质量、包装进行审定，原告未进行品种试验，销售给种植户，造成损失，原告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应酌定原告承担30％的次要责任，二被告共同承担70％的主要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范围确定问题。原告主张已向陈万顺赔偿470871元，由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年12月21日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执行完毕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已向路永军赔偿185337元，原告提供阜康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原告主张已向罗正雄、王义军、范彦山、哈萨娃等人共同赔偿42.5亩地损失14900元的事实，原告提供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制作的《争议调解协议书》并记载“当场付清”的内容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自行赔偿金额确认问题。原告主张给代玉良赔偿15000元，给马生秀赔偿20000元，给路永军赔偿10000元，合计45000元。原告提供《收条》三份，被告杨大林对该三份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被告杨大林提供阜康市人民法院（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就种植户代玉良、路永军、马生秀等人提交了谅解书，上述人员已得到赔偿款，故一审法院对以上已赔偿款项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已经赔偿裴成礼7900元，赔偿董学勤、高尚义、雷鸣、杨永才4400元，赔偿徐有忠9700元，合计22000元，原告提供《收条》三份予以证实，被告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收条内容，记载了赔款义务人名称为原告，赔偿款计算按照每亩200元计算，低于其他受害人标准，符合实际，并注明以后不追究责任。被告未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供《收条》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对原告以上已赔偿款22000元予以确认。关于原告天利源合作社支出的加油费26000元，诉讼代理费27300元，租车费1000元，应否支持问题。因以上费用的支出不属于种子经营销售的直接损失，原告也不能提供支出费用的合理性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支出行政罚款10000元，属于原告违反行政法规应当受到的处罚，不属于追偿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因诉讼支出邮寄送达费460元，属于合理支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损失范围确定为738568元（470871元＋185337元＋14900元＋45000元＋22000元＋460元）。按照主次责任比例，二被告应承担516997.6元（738568元×70％），原告应自行承担221570.4元。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经一审法院传唤未到庭诉讼，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遂判决：一、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大林于判决生效之日共同赔偿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经济损失516997.6元；二、驳回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关于“马尾一号”高粱种子的种植回收合同，由原审被告提供高粱种子，后被上诉人又将该种子销售给多名农户，因绝收造成农户重大经济损失。经查明，该“马尾一号”种子未经国家或自治区审定，并经阜康市公安局委托阜康市种子管理站鉴定为假种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被上诉人因种子质量问题向多名农户赔偿了损失，因原审被告提供的种子为假种子，故被上诉人有权向原审被告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在贵州购买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原审被告仓库，将品种名称“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品种名称“马尾一号”包装，在未经任何试种实验情况下将高粱种子运往新疆销售。上诉人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包装进行销售系违法行为，且已由生效（2017）新2302刑初46号判决书认定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其在原审被告仓库进行更换包装，后以原审被告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即原审被告作为被代理人知道上诉人更换种子品种包装与他人订立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对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审被告与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赔偿的数额，一审中对赔偿数额的认定均有证据予以证实，且一审按双方过错程度分配承担责任的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为种子共同经营者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杨大林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70元，由上诉人杨大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华 审 判 员  庄艳梅 审 判 员  李 娟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马翔馨 书 记 员  邱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