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同富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庆安街****。法定代表人：邓树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顺生，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住所地天津市河**津滨大道**-2103（1-102）v>法定代表人：赵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华，男，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永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大里路华育楼南侧（大里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赵晋。上诉人天津同富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公司）、河北永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津02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2.判令解除《增资协议》；3.判令高盛公司向同富公司退还投资款本金30000000元和支付利息(暂计至2018年10月9日的利息为37500000元)；4.判令永基公司对高盛公司上述退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高盛公司、永基公司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2020年8月13日询问时同富公司表示放弃第4项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存在遗漏。1.高盛公司在一审开庭中表示同意解除《增资协议》，同意退还同富公司投入的30000000元，但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2.一审法院从唐山市行政审批局调取的永基公司工商档案中并无涉及76500元的验资报告、银行流水、收据等材料,但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一审法院也未查明档案中的《股东会决议》中“魏世玲”签名真伪等情况。3.对证人邓树清的书面证言,一审判决仅以邓树清系法定代表人自行出具为由不予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增资协议》合法有效，则该协议第一条第1.10款约定的“乙方可随时退出投资,甲方按25%的年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亦有效，且开庭前同富公司、高盛公司双方书面同意解除《增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增资协议》第一条第1.10款作为《增资协议》的组成部分，该条款约定的义务理应包含于全面履行的义务内。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2.赵晋被抓导致永基公司无法经营，出现了《增资协议》第十六条第16.4款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同富公司据此也可解除《增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增资协议》有效存续并驳回同富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高盛公司辩称，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本案进行审理，驳回同富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同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高盛公司与同富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2.判令高盛公司向同富公司退还投资款本金30000000元及以年利率24%标准、自2013年10月30日计算至2018年10月9日的利息37500000元；3.判令永基公司对高盛公司上述退还投资款及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诉讼费由高盛公司、永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8日，高盛公司（甲方，原股东）与同富公司（乙方，新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协议约定：永基公司系一家于唐山市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为增强公司实力，尽快将公司做大做强，经年度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增资决议。高盛公司为永基公司本次增资前的股东，增资前，永基公司出资结构为：高盛公司出资1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0%。拟将永基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000元增加至11034482.76元，同富公司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投资入股。对原永基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实投30000000元，其中1034482.76元进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1034482.76元，新增注册资本1034482.76元。同富公司有意向永基公司投资，并参与永基公司的经营管理，且同富公司股东会已分别通过向永基公司投资的决议。同富公司以现金出资30000000元，其出资占新永基公司投资额的9.375%。新永基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高盛公司出资比例90.625%，同富公司出资比例9.375%。同富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总价一次性足额存入永基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富公司实际投资为30000000元，除注册资本金1034482.76元外，其余28965517.24元入新永基公司资本公积。新永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同富公司可随时退出投资，高盛公司按25%的年利率向同富公司支付利息。《增资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宜。2013年10月30日，同富公司向永基公司账户汇入1034482.76元、28965517.24元共两笔款项，对应电汇凭证载明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均为投资款。同日，永基公司向同富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同富公司投资款30000000元。2018年9月25日，同富公司向高盛公司出具《解除协议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同富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第一条第1.10款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3条、94条等规定，通知高盛公司自即日起解除双方所签的《增资协议》；同时高盛公司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安排资金退还同富公司投资款及利息合计人民币67500000元。该通知书下方手写部分载明：收到，同意解除，但无法退款，请通过诉讼解决。该手写部分由“苏韵”签字，并写明日期2018年9月25日。另查，一审法院从唐山市行政审批局调取了永基公司的工商档案。其中：（一）永基公司2013年10月30日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103.39万元，实收资本1103.39万元。高盛公司认缴及实际缴付出资均为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90.63%，出资时间为2012年12月10日；同富公司认缴及实际缴付出资均为103.39万元，持股比例为9.37%，出资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二）2013年11月5日唐众会验变字[2013]168号《验资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13年10月30日止，永基公司已收到同富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33900元，股东以货币出资1033900元。（三）同富公司2014年3月6日《向河北永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决定书（增投资）》载明，经公司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就公司向永基公司投资（增投资76500元）一事决定如下，我公司研究决定向永基公司增加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76500元（人民币），公司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后出资结构变更为高盛公司认缴出资1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84.38%，同富公司认缴出资1110400元、占注册资本的9.37%，北京华瑞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琳公司）认缴出资740700元、占注册资本的6.25%。我公司作为永基公司股东共出资1110400元（增加认缴注册资本76500元），占注册资本的9.37%，以此为限在公司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该决定书股东签字处有“邓树清”、“魏世玲”签字摁印，并加盖同富公司印章。同富公司对上述“邓树清”签字摁印及同富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魏世玲”的签字摁印，同富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邓树清回忆不清是否是魏世玲本人所签字摁印。（四）永基公司2014年3月6日《河北永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决议事项包括，同富公司向公司认缴增投资人民币76500元，同意吸收华瑞琳公司为公司新股东，并向公司认缴增投资人民币740700元，两个股东自认增加的认缴注册资本817200元于2014年3月31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公司出资结构变为高盛公司认缴出资10000000元（货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4.38%，同富公司认缴出资1110400元（货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37%，华瑞琳公司认缴出资740700元（货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25%。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加盖同富公司印章并有“邓树清”签字。同富公司对上述同富公司印章及“邓树清”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一审庭审中，同富公司陈述其未参与过永基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未获得分红；同富公司与高盛公司一致同意，自同富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即2018年10月9日起解除案涉《增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高盛公司与同富公司所签订的案涉《增资协议》，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案涉《增资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为，首先，《增资协议》订立后，同富公司即依约向永基公司汇入了两笔投资款共计30000000元，后同富公司成为永基公司的股东且永基公司的注册资本亦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增资协议》已获实际履行；其次，虽然同富公司陈述其未参与过永基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永基公司工商档案，同富公司在按照《增资协议》投入投资款并成为永基公司股东之后，又于2014年3月6日再次决定向永基公司增加认缴注册资本76500元，且以永基公司股东的身份对其向永基公司增投资76500元以及吸收华瑞琳公司为永基公司新股东并向永基公司认缴增投资740700元等事项进行了表决，因此，同富公司不仅对《增资协议》进行了实际履行，还基于其永基公司股东的身份从事了参加股东会、参与股东会表决、增加认缴出资等一些列行为；此外，永基公司在华瑞琳公司成为新股东之前，其注册资本为11033900元（其中高盛公司出资10000000元、持股比例90.63%，同富公司出资1033900元、持股比例9.37%），上述永基公司的原有注册资本规模及股权结构，系案外人华瑞琳公司认缴出资并成为永基公司持股6.25%新股东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解除将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律后果，然综上所述，案涉《增资协议》不仅已获实际履行，且永基公司在《增资协议》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后续的一些列股权变更，故综合《增资协议》的约定内容、当事人履约表现以及合同履行现状等情况，一审法院对同富公司要求解除《增资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增资协议》有效存续，且同富公司仍系永基公司股东，故对其要求高盛公司返还投资款本金及支付利息、永基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同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9300元，由同富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同富公司申请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2016）浙02刑初13号之一刑事判决书所涉卷宗等材料，用于查清高盛公司非法经营罪一案是否包含本案30000000元款项；申请邓树清出庭作证。对于同富公司两项申请的处理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增资协议》是否应予解除；高盛公司是否应向同富公司退还投资款30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关于案涉增资法律关系的主体问题。从权利义务角度看，案涉增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目标公司即永基公司与增资的股东即同富公司，而非目标公司的原股东即高盛公司与同富公司。在增资法律关系中，增资股东的主要义务是认缴资本，并按照约定期限实际缴纳增资款，主要权利是获得相应股权，目标公司的主要义务是为增资股东提供部分股权，主要权利是获得相应增资款。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对于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是增资程序中公司的内部决议程序，但不意味着新旧股东之间是增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主体。案涉《增资协议》开头虽然载明甲方系原股东，乙方系新股东，但第一条载明的增资方案、出资时间、股权结构等涉及增资法律关系核心内容的条文均是对同富公司与永基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第五条“永基公司对新增股东的陈述与保证”进一步说明永基公司在增资法律关系中的角色，永基公司在《增资协议》中亦盖章。就增资法律关系而言，《增资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同富公司与永基公司。二、关于《增资协议》第一条第1.10款的效力问题。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三、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东增资后，增资款随即转为公司独立的财产，其所有权与公司其他财产一样，属于公司，而非股东。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股东一旦完成出资或增资，非经法定减资程序，不得撤回出资。《增资协议》第一条第1.10款载明“新永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乙方可随时退出投资，甲方按25%的年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该条关于同富公司可随时退出投资的约定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该约定无效不影响《增资协议》其他内容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定《增资协议》有效而未单独认定上述约定无效，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申请律师调查令及邓树清出庭作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同富公司拟调查收集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增资协议》签订时及本案一二审期间，邓树清系同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富公司一审提供的邓树清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陈述，而非证人证言。不论是一审开庭，还是二审询问，邓树清均可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参加庭审，向法庭陈述事实及发表意见，无需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无需获得法院的准许。本案一二审中，同富公司均委托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而法定代表人邓树清不到庭，系其对诉讼程序的自主安排。五、关于《增资协议》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1.关于单方解除权问题，因《增资协议》第一条第1.10款关于同富公司可随时退出投资的约定无效，同富公司依据该条主张解除《增资协议》缺乏合同依据。2.关于协商一致解除的问题，高盛公司并非增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其无权解除案涉增资法律关系。同富公司依据合同法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规定主张解除《增资协议》缺乏事实依据。而且，增资法律关系同时受合同法和公司法调整，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增资协议，能否解除，除了要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外，还须符合公司法有关不得抽回出资、依法定程序进行减资等规定，并非只要双方协商一致便能解除。3.关于因不可抗力解除的问题，在增资法律关系中，增资股东的合同目的是获得公司的股权。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同富公司已经获得永基公司的部分股权，且同富公司所称的赵晋被抓、永基公司无法经营并不属于不可抗力，同富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第十六条第16.4款主张解除《增资协议》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同富公司主张解除《增资协议》，并无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亦会违反公司法的有关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未支持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六、关于高盛公司是否应向同富公司退还投资款3000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若同富公司退出投资其相应的股权将如何处置，对于该问题，《增资协议》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对于同富公司持有永基公司的股权，同富公司与高盛公司并未明确约定同富公司向高盛公司转让或者由同富公司代高盛公司持股。同富公司在履行《增资协议》中，收取其款项的主体是永基公司，而非高盛公司。在同富公司未向高盛公司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形下，同富公司主张高盛公司向其退还投资款30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缺乏请求权基础，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同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9300元，由上诉人天津同富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强兆彤审判员  杨 波审判员  林世开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马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