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8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永强，男，196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刚勇，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三羊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街办泰和巷**。 法定代表人：康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和平，四川省都江堰市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伦平，四川省都江堰市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华林，男，194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上诉人余永强因与被上诉人四川三羊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公司）、王华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9）川0129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永强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9）川0129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改判三羊公司、王华林连带退还余永强保证金5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1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羊公司、王华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未查明签订承包合同时王华林的身份，余永强在一审中主张签订承包合同时，王华林系三羊公司员工，三羊公司为其购买社保。一审法庭询问三羊公司王华林身份，要求三羊公司明确其是否为三羊公司员工，三羊公司未作否定回答，表示不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余永强的主张成立。三羊公司和王华林签订的合同为“内部”承包合同，三羊公司向王华林出具授权委托书，任命其为“项目负责人”，进一步印证王华林是三羊公司员工的事实。2.一审对余永强的合同相对方认定错误，余永强的合同相对方为三羊公司。其一，虽然余永强与王华林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三羊公司的盖章，但在合同第一部分“发包人”处明确相对方为“三羊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华林”，加之余永强系三羊公司员工，持有该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当时余永强也不知晓王华林和三羊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余永强有理由相信承包的是三羊公司的工程。其二，余永强缴纳保证金是基于对三羊公司的信任，王华林一审当庭陈述“余永强认为将保证金交给王华林不稳妥，坚持将保证金交给三羊公司”，余永强认为保证金交给谁，便是与谁做生意，因此余永强认定的合同相对方为三羊公司，且款项也转至三羊公司账户，三羊公司出具了收条。其三，余永强的保证金收据附注栏虽有“款由王华林支付”字样，但正文表述“收到余永强交大邑生猪……保证金”，收据正文是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附注是对财务账册的归类，并不能以此否定余永强实际向三羊公司缴纳保证金的事实。其四，三羊公司财务室要求余永强出具说明，载明“本资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该行为说明三羊公司认定钱是余永强交的，余永强为实际施工人，且说明也未备注与“三羊公司无关”字样，并且同意王华林安排，不表示款项属于王华林。而是余永强同意王华林作为项目负责人安排资金。其五，无论款项如何支付，均系王华林与三羊公司之间的关系，与余永强无关。二、一审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一审认为王华林与余永强之间是保证金收取关系，王华林和三羊公司之间是保证金委托保管关系错误。首先，如前所述，余永强的合同相对方为三羊公司。其次，王华林和三羊公司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对外不产生约束力。再次，三羊公司作为总包方，向王华林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王华林有权处置的事宜为工作中需要处理的施工管理内容，无权处置的为涉及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如存在三羊公司主张的“转包”关系，那么三羊公司是无权干预承包人的经济行为的。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看，三羊公司仅仅是在项目上指派了一名管理人员，其行为是履职行为。同理王华林没有收款权限，三羊公司收取保证金出具收条的行为，应是对余永强承包人地位的认可。三、王华林与三羊公司之间无论是何种关系，均应当承担保证金退还义务。余永强认为王华林是履职行为，即使认定为挂靠行为或转包行为，三羊公司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将工程分包或者承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或者单位或个人挂靠有资质的单位，单位应对没有资质的施工人或承包人对外雇请的工人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参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二十二条，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三羊公司辩称，一、王华林是否属于三羊公司员工，属于余永强举证责任范围，一审余永强未举证，不属于漏查事实。本案不是劳动合同纠纷，不必查明王华林是否系三羊公司员工，员工不一定就是履职行为。一审已查明，三羊公司对王华林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王华林不能对外签订合同，故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二、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的施工合同中，三羊公司未加盖公章，余永强在签订该合同时，也明知三羊公司未授权王华林与其签订合同，余永强明知其合同相对人为王华林。余永强向三羊公司主张权利，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三、余永强按王华林的指示将50万元保证金存入三羊公司账户后，指示委托王华林安排使用该保证金，王华林已安排使用，余永强主张三羊公司退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余永强未举证当事人约定三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三羊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华林辩称，一、认可由其向余永强退还50万元保证金，但已退还的6万元应予扣减。二、不应当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三、三羊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余永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羊公司退还余永强工程保证金5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50万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1年12月23日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2.王华林在5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三羊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以下事实：2009年1月19日，发包方成都志联兔业有限公司与承包方三羊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大邑县董场镇凤冠社区、龙兴社区生猪种猪养殖、屠宰及冷冻项目养殖场土建、安装、装饰工程由三羊公司承建。同一天，三羊公司与王华林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将上述工程发包给了王华林，并向成都志联兔业有限公司出具了《都江堰市三羊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授权委托书》，此委托书载明委托王华林为工程施工负责人，向外签订各种协议合同未在授权范围内，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对此禁止性事项，余永强认为三羊公司收取保证金的行为，是对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合同的一个追认。对三羊公司与王华林签订《内部承包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余永强认为是挂靠关系，并认为王华林对外签订合同及收取保证金等行为是职务行为；三羊公司认为其与王华林是转包关系，并非挂靠关系，王华林对外签订合同及收取保证金等行为也非职务行为；王华林认为其与三羊公司是承包关系。2011年12月21日，王华林、李某君与余永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上述工程发包给了余永强，合同双方于次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合同签订后余永强须交保证金50万元，打入公司账户，保证金的退还，进场后分期在三月内退清。同年12月23日，余永强将50万元保证金打入三羊公司账户。同年12月27日，三羊公司向余永强出具了收取50万元保证金的收据，收据上载明“此款由王华林支付”。同一天，三羊公司将其中的20万元转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为证明此事实，三羊公司提交收据一份，载明：此款请转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金额为20万元。会计和领款人两处均署有余永强的名字。对此20万元的支出，三羊公司辩称按照余永强的指示转入了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用于支付王华林的案款，收据背面文字均为王华林所添加；余永强对此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收据上的金额及收款人名字都经过涂改，对“余永强”三字是否为其本人签署无法确认，事由栏和金额栏均非其本人书写。付款内容是三羊公司支付执行款，受益人为三羊公司，三羊公司应退还该笔费用。余永强同意20万元的支出，但仅同意用于本案所涉工程，并非用于其他事项，同时也不同意转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王华林对此收据的形成过程做出说明：此收据背后注明内容“此款是成都市温江建筑总公司王华林案件款，经余永强同意从50万元保证金中开支，王华林，2011.12.30”为其本人书写，王华林因其他债务纠纷成为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的被执行人，要求三羊公司将其中的20万元转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用于偿付其个人债务。其与余永强一起到三羊公司，要求支取此款，余永强同意支取，三羊公司财务人员将收据填写完毕，余永强再签字确认。收据出具后，三羊公司再打款，打款后，王华林再在收据背后注明上述文字。同年12月29日，余永强向三羊公司出具说明，载明：三羊公司财务室，本人交来公司的项目保证金50万元，本资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余永强同意王华林支出。对此说明，余永强对其名字前的内容，即“三羊公司财务室，本人交来公司的项目保证金50万元，本资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同意王华林支出”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本资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余永强陈述为同意王华林统一安排用于工地开工，并非其他用途；三羊公司对此辩称为其仅为代收代管，代管行为属于建筑行业比较通行的惯例，其无权干涉王华林怎么安排此资金；王华林对此辩称为只要是其本人需要支出，其都可以支取此50万元，不一定用于本案所涉工程。2012年2月5日，王华林向三羊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余永强预交三羊公司保证金30万元。三羊公司在提交此收据的同时提交了记账回执一份，回执载明2012年1月5日，三羊公司向王华林支付了30万元，款项用途为房屋拆迁补偿款。对此30万元，余永强认为收据上没有余永强的签字，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还认为付款日期为1月5日，收据为2月5日，相互矛盾。第二次开庭时，三羊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说明人为王华林），说明房屋拆迁补偿款实际就是余永强的保证金，王华林已收到30万元。由于王华林未到庭，余永强对此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另查明，王华林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提交了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退还信用金6万元，收款人余永强。对此收条，余永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余永强三字并非其本人签署，且未收到此款。由于余永强、王华林与三羊公司对上述收据、说明等分歧巨大，余永强申请对王华林提交的2012年7月28日的收条中的“余永强”三字与其本人签字一致性，对三羊公司提交的2011年12月29日的情况说明中的“同意王华林支出”与其本人书写字体一致性及形成时间一致性，对三羊公司提交的2011年12月27日收条中的两处“余永强”签字与其本人字体一致性及对此收据上“此款请转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与其本人字体的一致性、形成时间一致性等事项进行鉴定。第二次庭审前，一审法院按王华林送达地址向其邮寄的传票及参加鉴定通知书被退回，一审法院依法电话通知其第二次庭审及鉴定的时间地址，其声称因身体原因，不会参加第二次庭审及鉴定，并声称2012年7月28日的收条不是余永强本人书写，同时承诺向一审法院邮寄有关此收条情况说明的书面材料。第二次开庭审理时，王华林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询问余永强，是否收到过上述收条上载明的6万元，余永强予以否认。对于利息的计算，余永强陈述没有与王华林约定保证金的利息，并陈述没有找过三羊公司退款，多次找过王华林退款，但没有提交找王华林退款的证据。对于王华林的身份，余永强认为王华林是三羊公司职工，但未举证证实。三羊公司认可其曾为王华林交纳过社保，但不清楚起止时间。并认为即使王华林是三羊公司职工，也不能认定王华林和余永强之间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收到一份邮寄的署名为王华林（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8日）的说明，主要内容为2012年7月28日的收条确实不是余永强本人写的收条，是余永强的一个谢姓现场代表代笔。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围绕保证金的收取、使用、返还责任主体等，余永强、三羊公司、王华林展开了诉辩。一审法院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所涉保证金收取保管过程中，三羊公司、余永强、王华林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三羊公司2011年12月27日向余永强出具的收取50万元保证金的收据上载明“此款由王华林支付”，此收据为余永强保管，证明余永强是明知三羊公司认定保证金是由王华林支付，而不是余永强，但并未提出异议；余永强同年12月29日向三羊公司出具的《说明》载明“本资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其对“本资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的文字内容真实性也未提异议，并同意王华林统一安排；三羊公司和王华林均陈述三羊公司是代为保管本案所涉保证金。2011年12月27日的收据、2011年12月29日的说明以及三羊公司和王华林的陈述相互印证。并且，三羊公司与王华林签订合同，余永强与王华林签订合同，三羊公司与余永强未签订合同。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余永强向王华林交纳保证金，王华林将此保证金交由三羊公司代为保管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余永强与王华林之间形成保证金收取关系，三羊公司与王华林之间形成保证金委托保管关系，三羊公司与余永强之间未形成保证金委托保管关系。 关于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的问题。余永强认为王华林对外签订合同及收取保证金等行为是职务行为。三羊公司认为其与王华林是转包关系，王华林对外签订合同及收取保证金等行为非职务行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三羊公司向成都志联兔业有限公司出具了《都江堰市三羊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授权委托书》，此委托书载明委托王华林为工程施工负责人，向外签订各种协议合同未在授权范围内，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余永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此授权委托书，对授权范围内事项及禁止事项是明知的。余永强认为三羊公司收取保证金的行为，是对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合同的一个追认。但收取并保存款项方并非一律可以认定为合同的相对方，也不能视为追认。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三羊公司否认其与余永强之间的关系，明确表示对王华林的行为不予追认。余永强要证明王华林是职务行为，需证明三羊公司授权王华林对外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三羊公司既没有向余永强出具授权王华林代三羊公司与余永强签订合同并收取保证金的委托书，也没有在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的合同上加盖印章予以追认，2011年12月2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次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双方是王华林、李某君与余永强，而非三羊公司与余永强。据此足以认定三羊公司替王华林保管保证金的行为并非是对王华林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的追认，王华林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 关于三羊公司保管的保证金支取完毕与否与三羊公司是否承担返还责任的关系。三羊公司出示两份收据证明王华林已将此50万元全部转走，对其中20万元的支取，王华林未提异议，对剩余的30万元提出异议。三羊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说明人为王华林），由于王华林未到庭，且余永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伪，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此保证金的支取方式，是作为委托人王华林与受托人三羊公司委托保管合同的约定内容。对余永强来说，保证金的退还责任主体是王华林。即不论王华林是否将此50万元全部支取，余永强均可向王华林主张返还。三羊公司与王华林之间的委托合同，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对剩余的30万元，王华林是否支取，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审查。 关于保证金的用途与保证金返还之间的关系。余永强陈述其同意王华林将保证金用于工地开工，并非其他用途。王华林对此辩称为只要是其本人需要支出，都可以支取此50万元，不一定用于本案所涉工程。对于保证金的用途，余永强与王华林并未达成合意，即余永强单方陈述的保证金用途，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本案所涉保证金为履约保证金，交纳保证金是为了约束交纳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其表现形式为交纳一定数额的货币。货币为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当余永强向王华林交纳保证金后，在保证金被退还前，如双方无特别约定，其使用支配方式均由保证金收取人自行决定。保证金应退还时，再由责任人退还同等数额的货币，故王华林将余永强交纳的保证金如何支取使用，是三羊公司与王华林之间委托保管合同的内容。余永强与王华林、李某君签订有关保证金收取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仅能约束余永强与王华林、李某君，对作为保管人的三羊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余永强不能据此要求三羊公司承担返还责任。 关于王华林与三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保证金返还的影响。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三羊公司从成都志联兔业有限公司处承包工程，王华林和三羊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对内部承包合同性质，余永强认为王华林与三羊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实为挂靠，王华林和三羊公司应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三羊公司认为其与王华林是转包关系，并非挂靠关系；王华林认为其与三羊公司是承包关系。余永强主张此合同为挂靠，强调王华林为三羊公司职工。但三羊公司只承认为余永强购买过社保，不清楚购买社保的起止时间。对于王华林在与余永强签订合同并收取保证金期间是否为三羊公司职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余永强举证证明，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且，即便余永强与三羊公司形成挂靠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只是从程序上规定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并非规定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共同承担实体责任。是否应承担实体责任，由谁承担责任，应由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定。余永强明知王华林对外签订合同，三羊公司不会追认，仍然执意与余永强签订合同，且事后并未谋求三羊公司以加盖印章或者出具授权委托书等形式予以追认。在2011年12月27日将保证金交给三羊公司保管后，又于同年12月29日向三羊公司出具说明，明确保证金由王华林统一安排。且在没能进场施工，应要求退还保证金时，仍然选择只找王华林，而没有找三羊公司退款。与三羊公司、王华林辩称王华林与余永强建立转包关系相互印证，再结合本案其他事实，足以认定余永强是明知其保证金的收取人及退还责任人均为王华林。不论王华林与三羊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三羊公司均不应当承担保证金返还责任。 关于余永强申请鉴定的问题。王华林提交的2012年7月28日金额为6万元的收条，因其陈述并非余永强本人书写，已无鉴定必要。对2011年12月27日收条、2011年12月29日情况说明中的部分内容，余永强、王华林与三羊公司有分歧，余永强由此提出相应的鉴定申请，但根据现有证据已足以得出裁判结论，故一审法院对余永强的此部分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王华林承担保证金返还责任的问题。因王华林、李某君与余永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王华林据此收取了余永强50万元保证金。一审审理中，王华林对收取余永强5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同意返还，故王华林有责任返还此保证金。 关于保证金应返还金额的问题。王华林虽提交了2012年7月28日金额为6万元的收条，但陈述并非余永强本人书写。虽其陈述一个谢姓现场代表代笔，但却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且余永强否认收取此款。王华林对其主张未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对王华林提出的其已经返还余永强6万元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应予返还的保证金金额为50万元； 关于保证金利息的问题，余永强主张从2011年12月23日起计算利息，此起算点为交纳保证金的时间。余永强交纳保证金时，并未约定保证金交给王华林保管期间要支付利息。故对王华林保管期间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余永强陈述其多次找王华林退款，但未举证证明，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王华林应从本案立案的次日（余永强主张的次日）支付余永强的利息，即从2019年6月11日起支付利息直至保证金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止。余永强主张的利息利率不能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案利息的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中国人民银行未发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期间，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 综上，余永强与王华林、李某君签订合同，并将保证金交纳给王华林，三羊公司代为保管。本案所涉保证金的退还责任主体为王华林，三羊公司不承担返还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华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永强返还保证金500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未返还保证金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6月11日起计算至保证金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以下利率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中国人民银行未发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期间，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余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王华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华林、三羊公司无新证据提交。余永强于庭后向本院提交了王华林荣誉证书、社保记录。 二审中，余永强与王华林均陈述双方签订合同时，王华林向余永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余永强陈述其知晓该授权委托书内容。对一审判决的资金占用利息的标准，余永强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与余永强建立案涉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谁；二、应当返还的保证金金额如何认定；三、余永强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是否应得到支持及如何计算。对此，本院依次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处虽手写“三羊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华林”，但该合同及《补充协议》尾部处均是由王华林、李某君作为发包人签字捺印，且无三羊公司盖章，故不能以此认定三羊公司为案涉合同当事人。其次，即使余永强庭后提交的有关王华林的荣誉证书、社保记录真实，王华林系三羊公司员工，但三羊公司向王华林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对其授权范围进行了限制，明确其不具有签订各种协议、合同的权利，余永强亦认可在与王华林签订合同时王华林向其出示了该授权委托书，故即使王华林系三羊公司的员工，但因王华林未获得三羊公司的授权签订合同，而余永强对此亦清楚知晓，故王华林与余永强签订合同的行为既非履行职务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再次，余永强向三羊公司账户打入保证金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系向合同外第三人的履行。虽然收据中载有“收到余永强交大邑生猪……保证金”，但该内容仅是对该款项实际支出主体的确认，结合附注载明“此款由王华林支付”，也进一步表明三羊公司认可的是由王华林向其支付保证金。故三羊公司收取保证金并出具收据的行为不能当然推定为是对王华林签订合同的追认。综上，一审认定与余永强建立案涉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华林，并判决由王华林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三羊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承担案涉合同项下的相关责任。且即使三羊公司与王华林之间系挂靠关系，也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此情形下应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故，本院对余永强主张三羊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王华林虽主张已退还6万元并举示了收条一份，但余永强对此予以否认，王华林亦认可收条中的“余永强”的签字非余永强本人书写，而王华林也未提交其他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已实际退还，王华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该6万元不应扣减，一审认定应返还的保证金金额为50万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余永强系无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故其签订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属无效，一审判决王华林从立案次日即2019年6月11日起支付保证金利息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余永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余永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夏 伟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高 凌 书 记 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