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9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妃付，男，汉族，1969年10月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景霞，女，汉族，1970年5月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玉贵，女，汉族，1965年8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黄妃付、陈景霞因与被上诉人吴玉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6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妃付、陈景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妃付、陈景霞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吴玉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吴玉贵本案提交的转账凭证金额已经包括在吴玉贵丈夫杨应彪的借据内，并已被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杨应彪的出借款，故而这些转账凭证不能成为吴玉贵受领黄妃付、陈景霞款项的合法依据。黄妃付、陈景霞曾向吴玉贵丈夫杨应彪借过款，但黄妃付、陈景霞从来没有向吴玉贵借过款。2015年4月30日应杨应彪的要求，黄妃付、陈景霞重新出具《借据》给杨应彪，后杨应彪以该借据将黄妃付、陈景霞诉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经霞山区人民法院（2015）湛霞法民三初字第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后，经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粵08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虽然吴玉贵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主张曾向陈景霞多次转账汇款共163万元，但这些款项已在前述《借据》中明确为杨应彪出借给黄妃付、陈景霞的借款。黄妃付、陈景霞在庭审中认可曾借过吴玉贵的款项，是基于吴玉贵系杨应彪的妻子，黄妃付、陈景霞借过杨应彪的款项，且杨应彪出借给黄妃付、陈景霞的款项大部分都通过吴玉贵的账户支付。既然吴玉贵主张的转账金额已被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杨应彪的借款，就不能成为吴玉贵受领黄妃付、陈景霞款项的合法依据。（二）黄妃付、陈景霞提交的转账凭证中“转账原因”一栏显示“还款”“交二个月还款”“付吴玉贵渔港费用”等字样，只能证明吴玉贵在受领时曾有合法根据，但自其丈夫杨应彪在其他生效法律文书中否认吴玉贵代为受领，吴玉贵受领黄妃付、陈景霞的款项就自此失去了合法根据。黄妃付、陈景霞向吴玉贵汇款，是基于吴玉贵为杨应彪的妻子，给付目的是为了偿还杨应彪的借款，因此才会在转账凭证中备注“还款”“交二个月还款”“付吴玉贵渔港费用”等字样，而且“付吴玉贵渔港费用”的备注，是黄妃付、陈景霞为了明确归还杨应彪借款而故意备注，该渔港为黄妃付、陈景霞曾经经营，并非由吴玉贵经营。（三）对金晓茗的50万元借款本息，陈景霞已在2013年3月20日通过南粤银行账户向金晓茗账户（62×××10）转账81万元予以清偿，吴玉贵辩称其受领的部分款项是代金晓茗受领，没有事实根据。吴玉贵辩称：（一）（2015）湛霞法民三初字第51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黄妃付、陈景霞向杨应彪出具的《借据》载明该借款对应2013年6月19日吴玉贵转至陈景霞账户的170万元、张碧磊转至陈景霞账户的130万元及多笔现金。黄妃付、陈景霞已确认，吴玉贵转账支付给其的款项中，仅前述170万元是代杨应彪出借的借款，其余款项均与该《借据》无关，吴玉贵一审提交了在2010年至2014年间向陈景霞转账193万元的银行记录，均与《借据》无关。（二）黄妃付、陈景霞与吴玉贵之间长期存在借贷关系，从1999年至2014年期间，黄妃付、陈景霞因生意经营、银行贷款、偿还债务、为儿子治病救急、年节送礼等，多次向吴玉贵借款，双方出借和还款方式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吴玉贵可回忆起的款项中：2010年9月14日至2014年1月29日，通过吴玉贵账户向陈景霞账户转账7次共计193万元；2009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现金交付5次共计120万元；黄妃付、陈景霞在2000年至2008年的春节期间均以送礼为由向吴玉贵借款20至30万元不等。（三）黄妃付、陈景霞向吴玉贵支付本案款项时并不是为了向杨应彪还款。吴玉贵一审提交的短信及陈景霞提交的转账凭证备注，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付吴玉贵渔港费用”也印证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次，黄妃付、陈景霞的付款均发生在2015年4月30日之前，即发生在黄妃付、陈景霞与杨应彪对借款结算并重新出具《借据》之前，黄妃付、陈景霞在结算时未向杨应彪主张抵扣本案款项，也充分说明付款意图不是为了向杨应彪还款，自然不会因杨应彪否认还款而使吴玉贵丧失受领款项的合法根据。（四）黄妃付、陈景霞提交的多页银行流水和其向金晓茗出具的《借条》相互印证。《借条》约定月利率3%，50万元的月利息为15,000元，黄妃付、陈景霞在2012年4月26日向金晓茗借款50万元后，其后数月多次向吴玉贵转款15,000元，明显是通过吴玉贵向金晓茗偿还利息。而且，从2012年4月26日计至2013年3月14日的本息不足68万元，黄妃付、陈景霞在2013年3月14日向金晓茗转账81万元显然是支付另外的款项，与上述50万元无关。黄妃付、陈景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玉贵返还不当得利款288万元；2.吴玉贵支付从不当得利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的利息46万元；3.吴玉贵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吴玉贵实际清偿之日止）；4.吴玉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7月9日，杨应彪作为另案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以黄妃付、陈景霞、广东兴和木业有限公司、湛江市晖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的（2015）湛霞法民三初字第51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自2013年起，黄妃付、陈景霞多次向杨应彪借款。其中，2013年6月19日，杨应彪分别委托吴玉贵、张碧磊向陈景霞汇款170万元、130万元。此外，杨应彪多次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陈景霞。2015年4月30日，黄妃付、陈景霞出具《借据》，载明：“截至2015年4月30日，黄妃付、陈景霞共借到杨应彪人民币3557000元，月息1.5%，由担保人为黄妃付、陈景霞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定于2015年5月31日本息还清。注：一笔经吴玉贵20**年6月19日汇至陈景霞账户170万元，一笔经张碧磊2013年6月19日汇至陈景霞账户130万元，另外以多笔现金付至陈景霞。”黄妃付、陈景霞作为借款人签字并捺手印，广东兴和木业有限公司、湛江市晖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借款期限届满，黄妃付、陈景霞未能按约还款。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妃付、陈景霞向杨应彪借款3,557,000元的事实，有二人出具的《借据》证实。二人借款后未能偿还，已构成违约。黄妃付答辩主张，2013年8月20日至2014年7月9日期间，黄妃付、陈景霞陆续向吴玉贵转账款项累计311万元，陈景霞于2013年7月13日、8月25日在富居乐贸易有限公司通过POS机刷卡消费160,440元和100,100元，金额合计260,540元；2013年6月26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陈景霞在文欣海味店刷卡消费合计518,636元；2015年6月3日，陈景霞将其名下的雷州市金源石英制品有限公司55%股权以57万元转让给杨应彪，上述款项共计4,459,176元系向杨应彪偿还本案借款。但经查，银行转账凭证、POS机消费记录显示的时间均在2013年至2014年间，既无法证明款项的用途，更无法证明用于偿还2015年4月30日确认的借款；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只能证明股权转让，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未能证明该股权转让款用于偿还本案借款。综上，黄妃付、陈景霞未能提供其在出具《借据》之后的还款凭证，故对其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据此判决：“一、黄妃付、陈景霞向杨应彪偿还借款本金3557000元及支付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约定的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广东兴和木业有限公司、湛江市晖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黄妃付、陈景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景霞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2016）粤08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关于黄妃付、陈景霞是否已偿还借款4,459,176元的问题，本案中，黄妃付、陈景霞与杨应彪在2015年4月30日对双方之间的借款结算后，黄妃付、陈景霞向杨应彪出具了《借据》，确认共借到杨应彪3,557,000元。综合现有的证据以及双方所陈述的意见来分析，首先，从陈景霞所主张的上述转账和刷卡消费的对象来看，其对象均不是杨应彪，即黄妃付、陈景霞并没有向杨应彪转账汇款或者在杨应彪名下的商店刷卡消费；其次，从陈景霞所主张的上述转账和刷卡消费所发生的时间来看，其发生的时间均在2015年4月30日之前，即发生在双方对借款结算并重新出具本案借据之前；第三，一审期间，陈景霞虽然提交了雷州市金源石英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记录，但并未提供其它证据证明该股东变更的原因，即未能证明该股东变更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陈景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已向杨应彪还款4,459,176元的主张，陈景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陈景霞关于其已向杨应彪还款4,459,176元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黄妃付、陈景霞本案于2017年3月24日诉至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吴玉贵对黄妃付、陈景霞在2013年7月13日至2014年7月9日期间将288万元汇入了其中国工商银行62×××40账户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表示：2013年11月29日的转账凭证（转账金额19万元）和2014年1月21日的转账凭证（转账金额5万元）上“转账原因”一栏均显示为“还款”，2014年1月21日的转账凭证（转账金额24万元）上“转账原因”一栏显示为“交二个月还款”，2014年7月9日的转账凭证（转账金额20万元）上“转账原因”一栏显示为“付吴玉贵渔港费用”，均表明吴玉贵取得黄妃付、陈景霞款项是有原因的，并非黄妃付、陈景霞主张的无端获得。（三）吴玉贵提交了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显示：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于2010年9月14日向陈景霞608300460014038账户汇款30万元；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卡于2013年3月14日、2013年4月6日、2013年8月16日、2013年8月12日、2013年10月28日及2014年1月29日分别向陈景霞的中国工商银行62×××77账户汇款80万元、5万元、23万元、30万元、5万元及20万元。2.案外人金晓茗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陈景霞经吴玉贵介绍与本人认识，后陈景霞因资金周转需要直接向本人借款，后经吴玉贵为其提供担保，本人向陈景霞出借了50万元，陈景霞于2012年4月26日向本人出具了50万元的借据，承诺按月利率3%计付利息，后陈景霞已向本人还清本息，其中部分款项经吴玉贵的账户转给本人。”3.陈景霞于2012年4月26日向案外人金晓茗出具的《借条》，内容为：“兹借到金晓茗人民币50万元整，计息按3分计算，每一个月付15000元利息，还款时间12月份底还清。”借条下方有金晓茗在2017年11月24日的备注：“以上为陈景霞2012年4月26日通过吴玉贵向本人借款50万元时向本人出具的借据。”黄妃付、陈景霞对此质证表示：1.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中包含案外人金晓茗通过吴玉贵账户出借给黄妃付、陈景霞的50万元，该50万元不应列入吴玉贵出借给黄妃付、陈景霞的金额。2.金晓茗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其中部分款项经吴玉贵的账户转给本人”的陈述不是事实，该笔借款已经直接归还给金晓茗，并且还通过金晓茗账户向吴玉贵归还了31万元。3.陈景霞向案外人金晓茗出具的《借条》涉及的借款本息，黄妃付、陈景霞已经全部还清，关于借条下方金晓茗的部分备注内容不是事实，金晓茗通过吴玉贵账户出借给黄妃付、陈景霞的50万元并不是一次性支付，而是通过吴玉贵多次汇款累计补写的借条，2012年4月26日并不是金晓茗交付借款的日期，而是借条的书写日期，该备注反而证明吴玉贵汇给黄妃付、陈景霞的款项中应扣减金晓茗的该50万元。（四）黄妃付、陈景霞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流水明细，证明在2012年5月29日至2014年3月12日期间，黄妃付、陈景霞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62×××77账户向吴玉贵支付款项727,000元；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在2012年6月28日黄妃付、陈景霞向吴玉贵62×××**的银行账户支付了15,000元；3.南粤银行流水明细，证明黄妃付、陈景霞在2013年7月24日通过南粤银行向吴玉贵62×××**的银行账户支付了12万元；4.南粤银行银行流水明细，证明黄妃付、陈景霞在2013年3月20日通过南粤银行向金晓茗62×××10的银行账户支付了81万元。吴玉贵对此质证表示：1.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恰证明金晓茗在《情况说明》陈述的事实，陈景霞在2012年4月26日向金晓茗借款50万元，约定每个月支付利息15,000元，该50万元借款并不是通过吴玉贵交付，只是黄妃付、陈景霞通过吴玉贵向金晓茗偿还过部分款项。2.在黄妃付、陈景霞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在该借款发生后的几个月里（2012年5月29日、6月28日、8月24日、9月27日，10月29日、11月29日），黄妃付、陈景霞均向吴玉贵转款15,000元，就是黄妃付、陈景霞通过吴玉贵还给金晓茗的约定利息。而陈景霞2013年3月20日支付的81万元显然不是偿还金晓茗借条中的50万元,根据金晓茗的回忆，当时出借给陈景霞本金为80万元（其中40万元是金晓茗的、40万元是吴玉贵的），借款周期很短，1万元是双方作为朋友帮忙所给的“利是”。一审法院认为，黄妃付、陈景霞主张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的具体特征有三：一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二是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三是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不当得利的发生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给付和因给付外事由两种。基于给付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而本案显然属于这种类型的不当得利纠纷。此种纠纷，首先应当由黄妃付、陈景霞证明有不当给付的事实存在，本案双方对黄妃付、陈景霞的给付事实均无异议，争议在于是否为“不当给付”。其次，根据证据的一般规则，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对权利受妨碍或消灭的事实举证，故黄妃付、陈景霞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还应当对欠缺给付目的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欠缺给付目的，既可以是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也可以是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或者是给付目的不达。这里的给付目的，即给付的原因，给付者给予财产总有一定目的或原因，或为债务的消灭，或为债权的发生，或为赠与，这里的目的或原因就成了受领给付者受取利益的法律上的根据。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给付目的（原因）不存在或不能达到，那么受领给付者的受有利益便会因为无法律上的根据而成为不当得利；为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为给付，但因种种障碍，给付目的不能按照给付意图实现的，受领给付者欠缺保有给付利益的正当性，因此也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可以看出黄妃付、陈景霞的主张为给付目的不达，即黄妃付、陈景霞向吴玉贵给付款项是为了抵扣其欠杨应彪的3,557,000元借款，而上述主张在前案中未获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妃付、陈景霞以前案中其抵扣请求未获法院支持，反推主张吴玉贵系不当得利，并不能免除其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是使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任何人均是自己财产最忠实的看护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均应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其财产的变动受其控制，故黄妃付、陈景霞作为权利主张人，应当由其完成证明存在不当给付事实的举证责任。在黄妃付、陈景霞没有举证证明存在不当给付事实前提的情况下，强令吴玉贵承担其获益有合法依据之举证责任，无异于事先推定所有财产变动均不具备合法原因。本案中，黄妃付、陈景霞作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一方，其向吴玉贵的付款行为系其主动为之，因而其有责任对不当得利发生的原由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除案涉款项288万元之外，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如吴玉贵向黄妃付、陈景霞支付借款、黄妃付、陈景霞通过吴玉贵向案外人还款等情形，且黄妃付、陈景霞提交的转账凭证上“转账原因”一栏显示为“还款”“交二个月还款”“付吴玉贵渔港费用”等，亦表明黄妃付、陈景霞向吴玉贵的付款行为存在明确的给付目的，且这些给付行为均在2015年4月30日之前，即发生在黄妃付、陈景霞对杨应彪的借款进行结算并重新出具借据之前。黄妃付、陈景霞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吴玉贵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案涉款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黄妃付、陈景霞诉请吴玉贵返还不当得利288万元及利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吴玉贵的相关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妃付、陈景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20元，由黄妃付、陈景霞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黄妃付、陈景霞本案主张其在2013年7月13日至2014年7月9日期间向吴玉贵合计转账支付的288万元，本为偿还对吴玉贵配偶杨应彪的欠款，因杨应彪在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8民终414号案件中否认该288万元系向其偿还欠款，故吴玉贵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按本案现有证据内容显示，吴玉贵自2010年9月14日开始已多次向陈景霞的银行账户大额转款，黄妃付、陈景霞虽主张吴玉贵向其转账的前述款项已包含在对杨应彪的欠款数额中，但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8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黄妃付、陈景霞在2015年4月30日向杨应彪出具的《借据》中，已确认杨应彪所出借款项为2013年6月19日吴玉贵、张碧磊分别向陈景霞转账的款项和其他现金，由此可知，除2013年6月19日的转款外，吴玉贵向黄妃付、陈景霞的其他转账款项与杨应彪的前述借款并无关联。综合以上证据，并鉴于黄妃付、陈景霞在2014年7月9日向吴玉贵转款的银行凭证中还备注“付吴玉贵渔港费用”，结合经验法则和一般生活常理即可推知，黄妃付、陈景霞在与杨应彪之间的3,557,000元借贷关系之外，与吴玉贵之间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在黄妃付、陈景霞与吴玉贵之间存在相互转款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因黄妃付、陈景霞未能举证证明吴玉贵自2010年9月14日开始多次向其转款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而不足以证明在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中，吴玉贵在2013年7月13日至2014年7月9日期间合计收取288万元自始缺乏或嗣后丧失法律根据。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黄妃付、陈景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妃付、陈景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20元，由黄妃付、陈景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毅审  判  员  蔡妍婷审  判  员  刘灵玲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兼）  李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