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男，197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涨渡湖农场。上诉人余某因与被上诉人涨渡湖农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依法判令由涨渡湖农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实。原审判决认为余某与涨渡湖农场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和《耕地承包合同》中租赁或承包的期限等，是双方协商确定的，与事实完全不符。根据余某提供的调查材料，与余某情况差不多的耕地承包户冯进华提供的《耕地承包合同》期限也是一年期和三年期。说明《土地租赁协议》和《耕地承包合同》中租赁或承包的期限不是双方协商确定的，而是涨渡湖农场单方面强行规定。一审庭审事实调查中就余某是涨渡湖农场下属职工的子女、户籍至今还在农场这一事实已经确认。余某与涨渡湖农场之间本来就存在一个国家管理组织机构与辖区内被管理者的上下级关系，作为被管理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组织提供的协议。余某从租赁土地第一年就是种植的园林绿化树木，该作物的生产周期决定了其收获期不可能是一年，如果不是当方时签订合同的农场领导承诺到期自动续租，余某不会承租并对地块进行大量投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而本案中，涨渡湖农场明目张胆的利用其在发包时的强势地位，提供明显不合法也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承包期限，请二审法院明察。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土地承包方式是由土地自身的使用性质而不是土地属于谁所有来决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一章有关土地经营权中已经明文规定:“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因此，国家所有的土地并非不能适用家庭承包方式。原审法院以本案涉案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非农民集体所有，从而认为涉案土地不适合“家庭承包方式”，应该适用“其他方式的承包”，明显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本案中，余某承包的是耕地而非“四荒”性质的土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应该适用“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而非“其他方式的承包”。余某是农场职工子女，至今户籍仍在农场，余某以个人名义承包土地实为家庭生活所需，符合家庭承包的承包人条件。三、涨渡湖农场是出于不想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和双方《耕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向余某支付被国家征用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的目的而拒绝续租，其不法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涨渡湖农场不续租，而且还零赔付，对此不能接受。被上诉人涨渡湖农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为合同到期，在涨渡湖农场不继续发包的情况下，余某应按合同约定退地。余某要求继续承包土地是将自己的权利强加于涨渡湖农场，影响涨渡湖农场行使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在合同期满前，余某已经收到了涨渡湖农场的腾退通知，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余某不按要求和合同约定继续占用涨渡湖农场土地给涨渡湖农场造成了损失。2020年1月8日，余某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涨渡湖农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剩余承包期限23年与余某续签《耕地承包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涨渡湖农场承担。事实及理由：余某系涨渡湖农场职工子女，户籍至今仍在该农场。1997年，余某从农场应征入伍，2009年12月退伍回家，在家等待安置，至今未安排。2013年，涨渡湖农场有块地对外发包，余某与其联系后申请耕种该地块。2013年4月10日，双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余某租种涨渡湖农场二分场四队的50.7亩地，租赁期限为一年。但涨渡湖农场方口头答应到期可以续租。因该地块的地质是沙土为主，适宜于种植树木，余某口头说明要种植园林树木，涨渡湖农场并未反对。余某租种该地以后马上投入生产，并花费大量资金雇人将地块周围因修建水渠而废弃的地方重新开荒种植，每年按时交租金给涨渡湖农场，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租。直到2017年1月1日，涨渡湖农场方要求重新签订《耕地承包合同》，要求承包合同三年一签，并口头承诺只要余某继续租，那么到期后续签。余某按照涨渡湖农场意思续签了新的《耕地承包合同》，每年按时交纳租金。考虑到合同年底到期，2019年11月25日，余某当场向涨渡湖农场交付一份书面告知函，告知涨渡湖农场要求继续承包该地块。2019年11月26日，涨渡湖农场给余某一份《合同到期退地通知》，告知余某合同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基于农场综合经营需要，不再将合同约定土地续租给余某。余某接到通知后多次找涨渡湖农场协商无果。余某认为，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1条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而双方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耕地承包年限仅为3年，明显不合法。且双方签订合同时，涨渡湖农场承诺余某只要愿意继续租，就会一直续签。以往双方在承包过程中余某也是到期就直接续租的，因此余某才与涨渡湖农场签订了三年的租赁合同。另外涨渡湖农场明知余某在该地块上种植的是园林树木，该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了承包期限不可能是三年，现涨渡湖农场单方面拒绝续租，既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也不利于地块上作物生长，故提出前述诉请。涨渡湖农场一审辩称：1.双方于2013年4月10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属实，但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租赁的期限及用途、租金给付方式、到期后租赁物的返还等内容，该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合同到期后，双方于2017年再次签订一份《耕地承包合同》，基于对土地整合管理的需要，因此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三年，即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涨渡湖农场未承诺如果余某要求续租就由其续租。且合同到期之前，涨渡湖农场已经向余某下达了退地通知，明确告知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租。2.余某诉称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期限为30年的耕地与本案所涉地块性质不同，一个是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一个是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国有划拨土地，且余某为非农村农户，不属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30年承包期限的情形；3.涉案地块部分处于江北快速路延长线红线范围内，其他部分将同其他国有土地进行资源整合，打包经营，所以涨渡湖农场不可能与余某续租。故余某的诉请违反了国家关于国有农场土地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的政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4月10日，余某作为承租方与涨渡湖农场作为出租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约定涨渡湖农场将其位于二分场四队面积为50.71亩土地租赁给余某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租赁期限一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后该土地一直由余某使用，2017年双方再次签订了一份《耕地承包合同》，约定由余某承包上述土地，承包期限为三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耕地年承包价格为每亩600元，合计30420元，协议签订之日一次付清当年承包费，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9年11月，余某要求续租上述土地未果，双方因此而产生纠纷。一审另查明，余某系涨渡湖农场职工子女，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上述案涉土地权利人为涨渡湖农场，权利类型为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水浇地,于2018年8月20日取得了鄂（2018）武汉市新洲不动产权第0016472号不动产权证书。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以及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因本案涉农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非农民集体所有,且余某与涨渡湖农场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和《耕地承包合同》，其权利和义务、租赁或承包的期限等,均是由双方协商确定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的规定，余某与涨渡湖农场之间的上述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的相关规定。而余某主张的承包期限三十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中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故余某的这一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某负担。二审中，余某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武汉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余某作为耕地承包人获得的国家农业补贴，余某承包的土地是耕地而非四荒地的事实。证据二、2020年1月16日涨渡湖农场通知余某量地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发给余某的征地文件，拟证明余某起诉后，涨渡湖农场才通知余某要征地的事实。证据三、涨渡湖农场最初量地及修路施工的现场照片，拟证明修路已经到余某承包地的事实，以及涨渡湖农场初次测量地的宽度。证据四、修路实际施工现场所占用的土地照片，拟证明实际修路占用的土地面积远远大于涨渡湖农场初次量地的范围，涨渡湖农场要余某“零赔付腾退地”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不按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向余某支付被征地青苗补偿费的事实。涨渡湖农场对上述四组证据质证后认为：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而且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不能证明是涉案土地的粮食补贴。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余某获得了耕地补贴也不能证明其承包的土地是耕地或者是非耕地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征地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同时也证明了余某要求涨渡湖农场续租土地不能履行的事实。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余某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到期，余某按合同有及时腾退土地的义务，道路施工是在余某履行退地义务后发生的事实，是余某继续占用涨渡湖农场土地不退形成侵权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应围绕余某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案涉土地系国有划拨农用地，而非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余某虽是涨渡湖农场职工子女，但根据余某与涨渡湖农场于2017年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三年），余某上诉主张案涉土地系“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余某与涨渡湖农场之间的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的相关规定”正确，故余某要求涨渡湖农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家庭承包”的规定（承包期限30年）与余某续签《耕地承包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余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安林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杨雨竹书记员杨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