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2行终98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郭伟，男，197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陈麟（郭伟之母），女，194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贾思宇，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长青园路**办公楼。法定代表人王佑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希悦，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杨婧，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法定代表人夏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贤，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永民，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伟因诉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城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9）京0101行初1241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15日，东城人社局作出京东人社工不受字[2019]第0014106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9年11月11日收到陈麟提交的郭伟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陈麟自称郭伟于2003年4月24日发生事故伤害，距陈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已超过一年。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已超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法定期限，现决定不予受理”。陈麟收到被诉决定书后，于2019年11月26日代理郭伟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郭伟向一审法院诉称，郭伟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移动公司）签订了自2002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的8年期劳动合同。2003年4月24日，郭伟在单位客户服务中心工作过程中，与另一员工发生争执，导致肢体冲突。事后，郭伟回家休息，未去医院就诊。北京移动公司没有依法为郭伟救治，隐瞒郭伟家人，导致郭伟没有初诊证明。郭伟在颅脑受伤后，失忆、失认、失语，无自主医疗能力，认知、情感、语言出现障碍，无维权意识，故没有申报工伤认定。郭伟家人因长期不与郭伟一起生活，对此不知情，也不可能提起工伤认定。郭伟之母陈麟于2019年11月11日向东城人社局提交了郭伟的工伤认定申请。东城人社局以超时效一年为由不予受理。郭伟认为该不予受理决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相悖。而且，东城人社局在郭伟留有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情况下将被诉决定书贴于郭伟家门口，其送达存在问题。现郭伟是精神残疾二级，天坛医院CT诊断为“左顶、枕交界部颅骨外板凹陷”；神经内科诊断“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抑郁状态，轻度认知障碍”；北大六院诊断“脑器质性伤害，精神分裂症”。东城人社局的决定书严重影响郭伟的生存及其全家人的生活质量。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诉决定书；2.责令东城人社局对郭伟进行工伤认定。东城人社局向一审法院辩称，郭伟之母陈麟于2019年11月11日向东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理由是“郭伟系北京移动公司员工。2003年4月24日，郭伟在工作期间遭受暴力伤害，于2010年7月6日进行初诊，后被天坛医院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抑郁状态，轻度认知障碍，被北大六院诊断为脑器质性伤害，精神分裂症”。东城人社局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被诉决定书，并于2019年11月19日将该决定书送达北京移动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送达陈麟。东城人社局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因陈麟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距离其主张郭伟受到事故伤害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已超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法定时限，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七条规定，陈麟申请工伤认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申请工伤被耽误的情形。因此，东城人社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依法驳回郭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移动公司向一审法院述称，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陈麟申请工伤认定时间距离其主张的郭伟受到事故伤害的时间已超过一年，已超过了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法定时限。故东城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郭伟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郭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8月1日，郭伟与北京移动公司（原名称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9月13日更名为现名称）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自2002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2010年7月31日，北京移动公司以劳动合同期满为由向郭伟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并补偿郭伟人民币77104元。郭伟对终止劳动合同结果不服，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撤销终止劳动合同决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调整到适当的工作岗位。理由为“2010年7月份郭伟开始去医院看病，专家诊断为焦虑和抑郁状态，思维混乱。其向单位请假两周”。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认为郭伟向公司请假行为有效，北京移动公司应依法顺延双方劳动合同至郭伟医疗期满，于2010年10月15日撤销北京移动公司终止与郭伟的劳动合同决定，驳回郭伟的其他申请请求。郭伟的社会保险缴费截止至2011年1月1日。郭伟于2010年之后的就医诊断先后为：2010年7月16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诊断属于中下记忆水平。2010年7月22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2010年8月16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诊断为中度抑郁。2011年3月30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2年11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抑郁状态。2014年6月19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抑郁状态。2016年5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症、抑郁状态、轻度认知障碍。2016年11月24日，郭伟取得残疾人证，其中载明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二级。2015年4月3日，北京移动公司向东城人社局发函咨询“因郭伟家属认为郭伟身体状况是由于2003年头部外伤所致，是否可以为郭伟申报工伤？是否具备申请工伤条件？”，并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人社局）出具“未找到郭伟事发的证明材料，无法向属地工伤管理部门提交正式工伤申请”的说明。2015年12月3日，北京市人社局回复郭伟之母陈麟的信访请求，告知：该局针对陈麟反映情况，先后三次召开协调会，从了解情况看，郭伟受伤一事，北京移动公司并没有任何记录其当时为工伤的历史材料，并告知可以向用人单位了解并反映郭伟事宜。2016年1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回复陈麟，告知：北京市人社局针对陈麟信访请求作出的办理意见并无不妥。陈麟于2019年11月11日向东城人社局提交郭伟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事实为“2003年4月24日下午，郭伟是客服中心技术支撑，为履行职责去东四十条美惠大厦三层呼叫中心，卸掉员工万超违规安装的软件时，被万超阻止并施以暴力。郭伟当时头破血流，神情恍惚。公司只是让郭伟提前下班休息，未及时为郭伟救治，未告知郭伟家人，致郭伟从2003年4月24日下午起20多天不能工作。郭伟因颅脑受损，认知，情感，语言受挫，无自主医疗能力，无沟通能力，以致耽误到2010年7月6日才被家人带着初诊，被诊断为脑外伤综合症，焦虑抑郁状态，轻度认知障碍，脑器质性伤害，精神分裂症”。东城人社局经审查认为，陈麟自称郭伟于2003年4月24日发生事故伤害，距陈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已超过一年。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被诉决定书。东城人社局于2019年11月19日将被诉决定书送达北京移动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向陈麟留置送达。在一审庭审中，北京移动公司确认2003年4月24日郭伟在工作中曾与单位其他员工发生争执，并称因相关人员已经离职，故当天是否发生肢体冲突已无法查清。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东城人社局作为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责。关于郭伟认为东城人社局作出被诉决定书法律依据错误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郭伟自2010年7月16日至2016年5月31日先后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诊断出“中下记忆水平、抑郁状态、中度抑郁、精神分裂症、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抑郁状态、脑外伤后综合征、抑郁状态、轻度认知障碍”，郭伟之母陈麟于2019年11月11日向东城人社局提出郭伟的工伤认定申请。陈麟提出申请的时间已经超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的时限，故东城人社局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郭伟提出的由于北京移动公司原因耽误工伤认定申请的意见，因郭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的规定，郭伟所主张的其申请工伤认定期限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意见并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郭伟提出东城人社局送达被诉决定书的程序问题，经审查，东城人社局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将被诉决定书向郭伟留置送达，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对郭伟所提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郭伟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伟的诉讼请求。郭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认为：郭伟在工作期间受伤后，北京移动公司没有及时救治，还隐瞒郭伟家人，导致郭伟没有初诊证明。郭伟家人因长期不与郭伟一起生活，对此不知情。上述情况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规定的情形，且东城人社局在郭伟留有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情况下将被诉决定书贴于郭伟家门口，其送达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责令东城人社局对郭伟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郭伟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为我公司员工申报工伤咨询的函》，证明北京移动公司承认郭伟工伤事实；2.设备维护日志，证明郭伟受伤时间及伤害程度；3.调查会录音整理，证明北京移动公司经理到现场处理郭伟因工负伤情况；4.荣誉证书，证明郭伟因工负伤无过错，有荣誉；5.《关于郭伟工伤申报情况的相关说明》，证明北京移动公司因无材料未申报郭伟工伤认定；6.主要医疗报告单、诊断，残疾证，证明郭伟因颅脑损伤、轻度认知障碍，精神分裂症，已残疾；7.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刑事复议决定书、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不予立案复核受理通知单，北京市公安局复核决定书，证明郭伟受伤属于老刑事案件；8.被诉决定书，证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9.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郭伟之母陈麟为郭伟申请工伤认定的行为；10.工伤认定申请说明，证明郭伟之母陈麟说明申请的原因；11.给东城区区长的一封信，证明郭伟曾反映情况；12.网页材料，证明东城人社局工伤保险科的权责，以此证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13.联通固话和中国移动电话话费清单，证明东城人社局在11月11日收到申请书5日内没有联系申请人；14.终止劳动合同确认书，证明北京移动公司在2010年6月30日与郭伟签署；15.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京劳仲字[2010]第678号，证明2010年10月15日市仲裁委撤销2010年6月30日《终止劳动合同确认书》；16.北京市人社局2015年12月3日的回复意见，证明市人社局出解决方案；17.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京信复查[2016]13号），证明市政府出解决方案；18.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证明北京移动公司在郭伟毕业前半年与其签署协议；19.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郭伟补缴信息），证明郭伟因工负伤现无社会保障；20.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证书，证明郭伟是市级优秀毕业生；21.东城社保参保职工四险缴费情况表，证明北京移动公司所述已将郭伟的五险转出不是事实，其实际缴费截止至2011年1月1日，而且医疗期是23个月，不是6个月；22.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1）东民初字第09432号案件的执行谈话笔录，证明在2012年6月27日后，法律基础事实发生变化，郭伟的医疗期改为了停工留薪期。东城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郭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及理由；2.工伤认定申请的证据材料清单，证明郭伟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3.企业信息截图，证明北京移动公司的注册地址在东城区；4.郭伟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郭伟的身份信息；5.劳动合同书复印件，证明郭伟与北京移动公司签订的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自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7月31日；6.诊断证明、病例等，证明郭伟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就医情况，被诊断为抑郁状态、脑外伤后综合症，抑郁状态，轻度认知障碍；7.陈麟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陈麟与郭伟的关系；8.被诉决定书、单位委托材料、送达回执相关材料，证明2019年11月15日，东城人社局就陈麟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于2019年11月19日将该决定书送达北京移动公司，于11月20日送达陈麟。北京移动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对上述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郭伟提交的证据1、5、6、9、14、15、16、17、19、21、22客观真实，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提交的证据2和证据3真实性无法证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提交的证据4、7、11、12、13、1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提交的证据10系对证据9的说明，不能作为证据采纳；提交的证据8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进行认证。东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7客观真实，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东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8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进行认证。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经本院审查属实，亦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认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成立。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东城人社局作为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其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本案中，陈麟认为郭伟于2003年4月在工作过程中受伤，2010年7月后被诊断为精神疾病，之所以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系因郭伟不能，而北京移动公司隐瞒导致郭伟近亲属不知，属于用人单位原因，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东城人社局所作被诉决定书及送达方式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郭伟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五十元，均由郭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轶松审 判 员 徐 宁审 判 员 励小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朱彬彬书 记 员 于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