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2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树强，男，1965年3月28日生，汉族。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显毅，海城市大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树成，男，1962年6月2日生，汉族。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辽宁日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隋凤华，女，1962年8月18日生，汉族，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上诉人赵树强因与被上诉人赵树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海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0381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树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显毅、被上诉人赵树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隋凤华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树强上诉请求：一、撤销海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0381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给付直补款1105元诉讼请求。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1983年赵洪利、陈宪坤、赵树成、赵某2、赵树强、赵树来，承包了土地6.6亩，后来村办镁砂窑占了该地块，从地名为圲不拉给赵洪利补了4.6亩。1987年赵树成为了建房，经与赵洪利协商，其中3亩地与村民孙绍青位于李前山地块2.6亩置换。同年赵树成在置换的2.6亩土地上建房数间。1990年赵某2也在置换的2.6亩土地上建房数间。赵树成、赵某2共占用承包地2.6亩，赵树强、赵树来各耕种位于圲不拉地块土地0.8亩至今。对以上事实认定，足以说明赵洪利家庭承包的原4.2亩土地，在1990年前因被上诉人和赵某2建房占用的2.6亩耕地已经不存在了，尚有的1.6亩土地由上诉人与赵树来各耕种0.8亩。2004年以来，国家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政策。辽宁省也多次颁发相关政策文件。明确规定补贴对象是种粮的农民，补贴的计算依据是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我们认为：原审判决已经认定1990年以后赵洪利家承包地2.6亩已经被被上诉人改变用途建住宅了，可耕地仅有1.6亩，为什么判决确认直补款为4.2亩呢？显然该判决即违背事实又违反政策和法律规定。2、1990年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赵洪利家庭成员。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村委会是根据家庭人口分配土地，以户形式承包给农民的。1998年根据实际耕种的土地申报面积时，上诉人根据自己耕种的土地和从本村于某流转到上诉人名下的土地共4.2亩，向村委会申报登记。对于赵洪利名下承包地因其去世了，其他权利人没有申报，也没有委托上诉人代为申报。上诉人申报的是自己承包和于某转包给上诉人的土地，与赵洪利家4.2亩无关，领取的是自己实际耕种的4.2亩土地直补津贴。2004年国家给予种粮农民直补政策实施后，村委会没有认真核实各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简单的按台账面积，上报各农户土地面积，其中上诉人申报的是自己承包的、和于某转包给上诉人的土地共4.2亩。村委会错误的认为上诉人申报的是赵洪利全家人承包地4.2亩。赵洪利去世后，没有人对仅剩的1.6亩申报。原审判决认定赵洪利家4.2亩直补款由上诉人取走，与事实不符。3、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领取的直补款是不当得利，判令上诉人将直补款返还给被上诉人完全是错误的。（1）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财产和利益诉讼主体应是依法享有、取得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和利益。诉讼主体的原告应该是合法财产和利益的受侵害的人。原审判决己经认定赵洪利家4.2亩承包地中2.6亩于1990年前因被上诉人建房改变了土地用途，又认为被上诉人不具备领取直补款的事实基础，说明被上诉人没有资格要求上诉人返还直补款。假如认定上诉人领取的是全家6口人应得的直补款，其中2.6亩不应得的直补款主张返还的主体，应该是人民政府及代表政府的行政部门。被上诉人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予驳回。（2）原审判决认定，赵洪利家6口人承包地6.6亩经过调换后剩余4.2亩。其中2.6亩被被上诉人和赵某2建房占有。赵树成占用1.6亩，赵某2占用1亩地）假如按原审法院上述认定4.2亩，直补款共4421元。那么人均应分得0.7亩，直补款人均736元。继承父母二人去世后份额4人应各分得1105元。被上诉人个人建房占有的1.6亩土地除了自己份额外，侵占了上诉人的土地。侵占上诉人土地还要求上诉人返还被其侵占土地的直补款，同样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综上事实，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赵树成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赵树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侵占原告赵树成的粮食直补款1，105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赵树成、被告赵树强、证人赵某1、案外人赵某2、另案原告赵树来均系赵洪利（2008年去世）、陈宪坤（2015年去世）夫妇的成年子女。1998年的八里镇委会的承包地台账记载：使用人赵洪利，农业人口6人，坐落李前山、等级486（斤）、旱田2.6亩；坐落圲不拉、等级600（斤）、旱田1.6亩，以上合计4.2亩。赵洪利户口下的家庭成员包括：赵洪利、陈宪坤、赵树成、赵树强、赵某2、赵树来。另查明，1983年八里镇进行第一轮家庭承包土地，赵洪利、陈宪坤、赵树成、赵某2、赵树强、赵树来承包了的土地6.6亩，位于地名为大指山、小指山、赵前山三块地，后来村办镁沙窑，占了大指山、小指山的地，从地名为圲不拉给赵洪利补了4.6亩。1987年，赵树成为了建房，经与赵洪利协商，将位于圲不拉的4.6亩承包地的其中3亩土地置换成女儿赵某1的3亩承包地、赵某1又将3亩承包地再次置换给同村村民孙绍青的位于李前山的2.6亩土地。同年，赵树成在孙绍青的2.6亩承包地上建成房屋数间。1990年，赵某2也在置换成的土地上建房数间，赵树成、赵某2共占用承包第2.6亩。赵树强、赵树成各耕种位于圲不拉的土地0.8亩至今。又查明，2004年至2019年，委会共向赵树强支付4.2亩承包地的粮食补贴款合计4,422.63元。委会向其村民支付粮食补贴款的依据系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的台账记载的承包亩数。再查明，赵树强同时耕种了位于圲不拉的原属于某承包的委会的圲不拉耕地4亩余地。委员会没有发放于某所承包的位于圲不拉的4亩余地的粮食补贴款。再再查明，海城市农业农村均海城市财政局文件的附件《2020年海城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规定：“为做好2020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落实工作，根据《2020年海城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一、政策内容：海城市2020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落实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负责，组织所属开发区，镇（区）落实相关统计核实、资金发放、公开公示等工作。（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原则上为全市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的，原则上补贴给原承包方，流转双方有书面约定的，从其约定。国家农场职工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二）补贴依据。一是已重新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可依据新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中的确权面积、实测面积或原承包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二是未重新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可按照第二轮家庭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三是未实行家庭承包的，可以村台账为依据向农民发放补贴资金。机动地、册外地、林地、畜牧养殖场和水产养殖场地以及附属、配套设施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常年抛荒地、弃耕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三）补贴标准。以海城市为单位，实行全市统一补贴标准，按照统计和公示确定的面积进行发放。（四）任务分工。村（社区）负责统计核实和完善基础数据，包括农户姓名、补贴面积、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相关数据，填写统计表和公示表。根据每年实际变动情况填写补贴数据变动情况表，由村负责人、经办人签字，加盖村公章后报所属镇区，确保各村对耕地地力保护和补贴面积不瞒报、不漏报、不多报，如有上述问题由各村自行负责；各镇（区）根据村上报的基础数据及变动情况表进行汇总上报市农村工作中心；市农村工作中心对各镇（区）上报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并做好政策指导、公示检查、负责归档工作；财政部门负责拨付资金并通过‘一卡通’集中发放到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赵树成、被告赵树强、另案原告赵树来、案外人赵某2均系赵洪利、陈宪坤的承包户名下的家庭成员，以赵洪利的户名共同承包了八里镇村委会的土地6.6亩，后来置换成4.2亩并登记在村委会的台账中。2004年度至2019年度，农村土地补贴款向种地农户发放，委会将4.2亩的土地补贴款支付给被告赵树强账户。原告赵树成为了分得该部分补贴款，诉至法院。关于原告赵树成主张的其应分得六口人4.2亩土地1,105元粮食直补款与被告赵树强辩称原告赵树成不具备领取粮食直补款的资格，赵树成分的承包田用来建房，所占面积后的剩余面积用于种植蔬菜，不符合领取粮食直补款的政策规定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赵树成应对赵洪利家庭承包的4.2亩承包地由其享有1.05亩承包地的经营权及被告赵树强侵占其应分得1,105元的事实提出证据证明，而被告赵树强应对赵树成的享有的承包地的经营权已经丧失，无权向其主张1.05亩的粮食直补款的权利提出抗辩并提出证据证明；如果被告赵树强的抗辩权成立，足以否认原告赵树成的主张成立，原告赵树成应再次针对被告赵树强的抗辩提出再再抗辩并以证据否定被告赵树强的抗辩。本案中，原告赵树成向法庭提交证据海城市八里镇的土地清册（即台账）一份、赵树强粮食补贴明细一份、海城市八里镇范峪委员会出具证明2份、八里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和申请书各1份等证据，以上证据与本案件承办人到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原告赵树成的主张成立。但被告赵树强抗辩赵树成无权主张其领取的粮食直补款，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被告赵树强向法庭提交证据照片2组、证人于某、赵某2、赵某1的证人证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当庭农村有关工作的通知》一份及《2020年海城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一份予以证明，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赵树强耕种0.8亩承包地、原告赵树成以赵洪利户口下的2.6亩土地置换给赵某1，赵某1将原承包地置换了同村村民孙绍青的位于李前山的2.6亩土地，原告赵树成和案外人赵某2用该地建房居住以及案外人于某的承包地大约4亩，但不能证明委会发放的4.2亩粮食直补款系包含于某的承包地份额的直补款。该院参考海城市农村农业局和海城市财政局颁发的《2020年海城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方案》中“（二）补贴依据。一是已重新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可依据新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中的确权面积、实测面积或原承包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二是未重新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可按照第二轮家庭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三是未实行家庭承包的，可以村台账为依据向农民发放补贴资金。机动地、册外地、林地、畜牧养殖场和水产养殖场地以及附属、配套设施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常年抛荒地、弃耕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的指导意见，该《方案》系海城市各乡镇及下属的各村委会发放粮食直补款的政策依据，虽然仅记载了2020年海城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的情况，但发放粮食直补款自2004年至2020年已达多年，政府的政策具有连贯性，也应作为2020年以前粮食直补款发放的参照。村委会根据《方案》对其村民的粮食直补款项进行统计、上报，该村委会的粮食直补款属于“三是未实行家庭承包的，可以村台账为依据向农民发放补贴资金。”；不属于“一是已重新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可依据新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中的确权面积、实测面积或原承包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二是未重新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可按照第二轮家庭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也不属于“机动地、册外地、林地、畜牧养殖场和水产养殖场地以及附属、配套设施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常年抛荒地、弃耕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本案中，原告赵树成将承包地转换成宅基地，属于“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常年抛荒地、弃耕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虽然原告赵树成不具备领取直补款的事实基础，但该村委会以台账为根据向海城市农村局和财政局汇报粮食直补款，村委会的土地承包的台账记载的赵洪利六口人4.2亩承包地为发放标准，该粮食直补款应归属于该户籍下的家庭成员，现赵洪利、陈宪坤已死亡，该福利性质的直补款由剩余的家庭成员平均分配较符合法律、法规。被告赵树强占有他人的粮食直补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构成要件，系属不当得利，原告赵树成主张分得被告赵树强的粮食补贴款1,105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应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赵树强辩解其具备领取4.2亩承包田粮食直补款的资格，被告播种玉米面积除自家的0.8亩外，还一直耕种于某的4亩地至今，按政策和法律规定，于某家的4亩承包田应该享受粮食直补款待遇，被告赵树强自己领取4.2亩承包田的粮食直补款是合法的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赵树强应对其享有4.2亩土地承包权进行举证。被告赵树强向法庭提交证据照片2组、证人于某、赵某2、赵某1的证人证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当庭农村有关工作的通知》一份及《2020年海城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一份予以证明，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赵树强耕种0.8亩承包地及耕种了案外人于某的承包地大约4亩，但不能证明委会发放的4.2亩粮食直补款系包含于某的承包地份额的直补款，被告赵树强的辩解，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赵树强辩解涉案地块需要依法确权，被告认为原、被告是否具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是本案的焦点，现在存在双方都存在承包权权属不清的问题，应该交由行政部门确权后再行主张权利一节，该院对被告赵树强是否主张其权利，如何主张其权利，不予干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判决：被告赵树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赵树成粮食补贴款人民币1,105元。如被告赵树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赵成强承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赵树强在履行前项义务时加付25元给原告。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人不得基于他人之损失而获得利益”。其目的是为了矫正财产变动中失衡的利益关系。其构成为：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无法律根据是指缺乏受益的法律上的原因。3、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所在的村委会以台账为根据向海城市农村局和财政局汇报粮食直补款，村委会的土地承包的台账记载以赵洪利六口人4.2亩承包地为发放标准，该粮食直补款应归属于该户籍下的家庭成员，现赵洪利、陈宪坤已死亡，该福利性质的直补款由剩余的家庭成员平均分配。现赵树强占有他人的粮食直补款，属于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赵树成主张分得发放在赵树强名下的粮食补贴款1,105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以支持，故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赵树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1983年赵洪利、陈宪坤、赵树成、赵某2、赵树强、赵树来，承包了土地6.6亩，后来村办镁砂窑占了该地块，从地名为圲不拉给赵洪利补了4.6亩。1987年赵树成为了建房，经与赵洪利协商，其中3亩地与村民孙绍青位于李前山地块2.6亩置换。同年赵树成在置换的2.6亩土地上建房数间。1990年赵某2也在置换的2.6亩土地上建房数间。赵树成、赵某2共占用承包地2.6亩，赵树强、赵树来各耕种位于圲不拉地块土地0.8亩至今。对以上事实认定，足以说明赵洪利家庭承包的原4.2亩土地，在1990年前因被上诉人和赵某2建房占用的2.6亩耕地已经不存在了，尚有的1.6亩土地由上诉人与赵树来各耕种0.8亩。2004年以来，国家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政策。辽宁省也多次颁发相关政策文件。明确规定补贴对象是种粮的农民，补贴的计算依据是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我们认为：原审判决已经认定1990年以后赵洪利家承包地2.6亩已经被被上诉人改变用途建住宅了，可耕地仅有1.6亩，为什么判决确认直补款为4.2亩呢？显然该判决即违背事实又违反政策和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按照上诉人的主张，赵树成、赵某2共占用承包地2.6亩，赵树强、赵树来各耕种位于圲不拉地块土地0.8亩至今，上诉人没有对4.2亩土地全部耕种，只对0.8亩土地进行耕种，所以上诉人对4.2亩土地直补款全部收取没有依据，该4.2亩土地赵洪利、陈宪坤、赵树成、赵某2、赵树强、赵树来各承包0.7亩，上诉人只对自己的0.7亩土地及赵洪利、陈宪坤分得的直补款的四分之一享有权利，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赵树强提出1990年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赵洪利家庭成员。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村委会是根据家庭人口分配土地，以户形式承包给农民的。1998年根据实际耕种的土地申报面积时，上诉人根据自己耕种的土地和从本村于某流转到上诉人名下的土地共4.2亩，向村委会申报登记。对于赵洪利名下承包地因其去世了，其他权利人没有申报，也没有委托上诉人代为申报。上诉人申报的是自己承包和于某转包给上诉人的土地，与赵洪利家4.2亩无关，领取的是自己实际耕种的4.2亩土地直补津贴。2004年国家给予种粮农民直补政策实施后，村委会没有认真核实各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简单的按台账面积，上报各农户土地面积，其中上诉人申报的是自己承包的、和于某转包给上诉人的土地共4.2亩。村委会错误的认为上诉人申报的是赵洪利全家人承包地4.2亩。赵洪利去世后，没有人对仅剩的1.6亩申报。原审判决认定赵洪利家4.2亩直补款由上诉人取走，与事实不符的问题，本院认为，因上诉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且其主张的土地耕种数额与主张的申报直补款亩数不符，没有证据证明发放的4.2亩粮食直补款包含于某的承包地份额的直补款，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申报过程，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申报自己份额0.8亩加上于某承包地4亩按4.2亩土地数额申报直补款经过村委会研究通过的记载，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赵树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领取的直补款是不当得利，判令上诉人将直补款返还给被上诉人完全是错误的。（1）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财产和利益诉讼主体应是依法享有、取得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和利益。诉讼主体的原告应该是合法财产和利益的受侵害的人。原审判决己经认定赵洪利家4.2亩承包地中2.6亩于1990年前因被上诉人建房改变了土地用途，又认为被上诉人不具备领取直补款的事实基础，说明被上诉人没有资格要求上诉人返还直补款。假如认定上诉人领取的是全家6口人应得的直补款，其中2.6亩不应得的直补款主张返还的主体，应该是人民政府及代表政府的行政部门。被上诉人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予驳回。（2）原审判决认定，赵洪利家6口人承包地6.6亩经过调换后剩余4.2亩。其中2.6亩被被上诉人和赵某2建房占有。赵树成占用1.6亩，赵某2占用1亩地。假如按原审法院上述认定4.2亩，直补款共4421元。那么人均应分得0.7亩，直补款人均736元。继承父母二人去世后份额4人应各分得1105元。被上诉人个人建房占有的1.6亩土地除了自己份额外，侵占了上诉人的土地。侵占上诉人土地还要求上诉人返还被其侵占土地的直补款，同样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因直补款是按照4.2亩给付的，该4.2亩土地赵洪利、陈宪坤、赵树成、赵某2、赵树强、赵树来各承包0.7亩，2004年至2019年，委会共向赵树强支付4.2亩承包地的粮食补贴款合计4,422.63元。委会向其村民支付粮食补贴款的依据系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的台账记载的承包亩数，赵洪利、陈宪坤已死亡，该福利性质的直补款由剩余的家庭成员平均分配，被上诉人赵树成应分得直补款项为4,422.63元的四分之一即1105元，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赵树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岩审判员 杨向东审判员 程义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