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搜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信义路****自编**。法定代表人：李春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静，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家杰，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瑗，女，汉族，1987年5月20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亮、陈瑜，分别系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与前进二路交汇处美兰商务中心**iv>法定代表人：谢克源。上诉人广州搜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搜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瑗、原审被告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林帆影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搜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广州搜床公司对红林帆影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广州搜床公司并非房屋租赁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广州搜床公司对协议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为实际使用人应对承租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只有在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解除后，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即实际使用人）逾期腾房的情形下，才会产生支付占有使用费的义务，除此之外，次承租人均不对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承担义务。2.广州搜床公司并非实际使用人，而是居间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广州搜床公司是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负责向房源经营者与住客间提供订立住宿合同的机会和媒介服务，并代收代付租金。促成合同成立时，广州搜床公司可以获得居间报酬，如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广州搜床公司没有居间报酬，也不向房源经营者支付任何租金。三、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三段证据5的签约主体并非广州搜床公司，而是案外人广州搜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搜床物业公司），该公司是广州搜床公司的子公司。四、广州搜床公司不应承担本案任何责任，不应承担本案任何诉讼费用。综上，一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使次承租人等实际使用人承担双重义务，使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的交易一概要承担连带责任，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裁判思路，将使房屋租赁人因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再租房，将带来不良社会效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瑗二审答辩称：不同意广州搜床公司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广州搜床公司并非次承租人，而是实际使用人。1.广州搜床公司故意混淆实际使用人与次承租人的概念，次承租人不一定等于实际使用人，实际使用人也不一定等于次承租人。2.广州搜床公司并没有与张瑗、红林帆影公司或广州贝尔纳公司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纳公司）签订任何租赁协议，即广州搜床公司和案涉房产的产权人、承租方均无租赁合同，故广州搜床公司不是次承租人。3.案涉房产的产权人张瑗没有与广州搜床公司或该司在证据材料中提供的深圳搜床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搜床公司）、广州搜床物业公司或该司的子公司与案外人成立的酒店经营公司签订任何的租赁协议。4.广州搜床公司收取了案涉房产所产生的租金收益，但并没有将租金收益支付至张瑗、红林帆影公司或贝尔纳公司。而是将案涉房产的租金收益支付给了由其控制的子公司深圳搜床公司。综上，广州搜床公司是案涉房产的实际使用人，应与承租人承担连带支付租金的责任。二、张瑗确认一审判决第五页倒数第一段中证据5有关《合资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方并非广州搜床公司，而是案外人广州搜床物业公司，该公司是广州搜床公司的子公司。原审被告红林帆影公司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期限届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或举证。2019年6月10日，张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张瑗与红林帆影公司2017年7月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作协议》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2.红林帆影公司向张瑗支付拖欠的租金36941.18元及拖欠的水电费、税款等费用5334.4元；3.红林帆影公司向张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为16592.72元：按合同约定每日加收所欠缴总金额的0.3%，从2018年11月15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止）；4.红林帆影公司向张瑗支付解除合同的违约金10872元；5.广州搜床公司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承担张瑗的律师费用2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越秀区新天地街1号1302房登记在张瑗名下，建筑面积53.56平方米，属张瑗单独所有，用途为办公。2017年7月2日，张瑗（出租人、甲方）与红林帆影公司（承租人、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作协议》，其中约定了：房屋位于广州富力东山新天地D2-1302，建筑面积54.3647平方米；该房屋使用用途为服务式酒店公寓出租经营，甲方应自订立该房屋合作协议之日起7日内，甲方需配合乙方到房屋所在地的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手续；经甲乙双方协商，采用租金+利润分成模式；甲方按乙方装修标准完成装修后将房屋托管给乙方，乙方按每月5436元/月/套房支付保底收益，超过保底收益部分扣除7%运营服务费后结算给甲方，乙方以转账方式将每月的租金及利润分成费用在次月15日前给至甲方账户，如遇节假日休息日则顺延；使用期限三年，租赁期为2017年7月2日起至2020年7月1日，甲方在2017年7月2日前将该房屋按约定的条件交付给乙方，租赁物业的交付以甲方向乙方交付房屋钥匙为准；乙方需承担的费用有水费、电费、燃气费、物业管理费，目前收取标准物业费6元/㎡/月，水费4.72元/吨，电费0.8733元/度；逾期支付租金达7个工作日，经甲方书面催告后，15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租赁期内，如乙方因自身原因需提前终止合同或致使合同提前解除的，除应按时结算费用外，应向甲方支付两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乙方无故未按约定支付房屋租金的，每逾期一日，需按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等。张瑗于2019年5月23日向案外人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案涉房屋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水费78.20元以及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的电费1039.50元。同月29日，张瑗与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代理委托合同》约定由张瑗委托该律所指派的张兴亮律师提供代理人，就与其案涉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提供法律服务，律师费2000元等。6月3日，张瑗向该律所支付了律师费2000元。同年6月5日，张瑗向税务机关补缴了案涉房屋自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非住宅土地使用税等合计4216.70元。此外，为证明红林帆影公司欠付租金，张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名为“柳总-红林”以及“新天地花园管家吴秋生”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内容显示：张瑗在2018年9月2日即询问案涉房屋8月租金问题，“柳总-红林”在2018年12月7日表示此前欠付租金在10日前解决，但直至2019年3月6日的聊天记录仍表明欠付租金未支付等。广州搜床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电脑系统截图（协议编号Xbed-KF-(XJ-020-01469)-20170702的线下协议，业主为贝尔纳公司，合同乙方为深圳搜床，合作期限为2017年7月2日至2020年7月1日）；2.贝尔纳公司与深圳搜床公司于2017年7月2日签订的《Xbed蓝主人平台使用协议》（内容主要为贝尔纳将案涉房屋加入到Xbed服务平台，服务期限为3年等）；3.交易明细、银行回单及支付凭证（广州搜床公司向深圳搜床公司支付“返款”、“预支返款”以及“财务报销”款等）；4.返款明细表；5.广州搜床物业公司与深圳瑞享酒店有限公司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双方拟共同出资设立、经营酒店管理公司，双方按约定出资比例设立深圳搜床）。对于上述证据，张瑗质证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张瑗与贝尔纳公司没有任何协议与关系，张瑗对该协议并不清楚。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款项没有支付给张瑗或者红林帆影公司，不能证明广州搜床公司向张瑗支付了租金。对于证据4，因该统计表是广州搜床公司自行制作的，故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合同双方并非本案张瑗、广州搜床公司双方。一审庭审中，张瑗确认其在2019年2月28日当天自行前往案涉房屋现场清点了屋内物品并根据红林帆影公司的要求，签订了解除合同的申请，但红林帆影公司始终未将盖章的文本交给张瑗，案涉房屋现由张瑗接收使用。广州搜床公司称案涉房屋并非其实际使用，而是由顾客通过广州搜床公司的平台订房承租使用案涉房屋，租金由广州搜床公司代收，案涉房屋是由贝尔纳公司加入到广州搜床公司平台。一审法院认为：张瑗、红林帆影公司自愿签订的《房屋租赁合作协议》为合法有效合同，对张瑗、红林帆影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合同的约定，红林帆影公司逾期超过7个工作日且经张瑗催讨后15个工作日仍未支付租金的，张瑗有权解除合同。红林帆影公司自2018年10月起未再按时支付租金，根据张瑗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已通过微信与红林帆影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沟通并催讨租金，张瑗已于2019年2月28日自行收回案涉房屋。因此，张瑗诉请要求确认前述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前述合同的约定“如乙方因自身原因需提前终止合同或致使合同提前解除的，除应按时结算费用外，应向甲方支付两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乙方无故未按约定支付房屋租金的，每逾期一日，需按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于红林帆影公司逾期支付租金致使前述合同解除，因此张瑗主张的红林帆影公司清付其欠付的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租金、水电费及税款5334.40元，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解除合同的违约金10872元以及支付自2018年11月15日按欠付租金的每日千分之三计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红林帆影公司欠付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租金金额，根据前述合同约定的租金计付标准以及张瑗提交的租金支付明细计算，红林帆影公司应付的租金额为36941.27元。至于红林帆影公司欠付租金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当月实欠费用金额为基数计付（经核算，2018年10月应付租金为8301.69元、2018年11月应付租金为9840元、2018年12月应付租金为7927.58元、2019年1、2月应付租金均为5436元）。至于张瑗主张的律师费2000元，因本案纠纷系由红林帆影公司违约引致的，张瑗为此聘请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并支付律师费用，属其为维护自身权益支出的合法费用，故对张瑗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张瑗诉请要求广州搜床公司对红林帆影公司的前述债务负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虽然广州搜床公司辩称其与张瑗并无直接合同关系，但广州搜床公司亦确认案涉房屋系由其提供的网络服务平台对外提供租赁信息并由其实际收取租金，因此广州搜床公司系案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其应对红林帆影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20年2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张瑗与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作协议》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二、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瑗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租金36941.27元以及水电费、税款合计5334.40元；三、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瑗支付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金（以每月应付租金为基数自次月15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自2018年11月15日起按8301.69元计，自2018年12月15日起按9840元计，自2019年1月15日起按7927.58元计，自2019年2月15日起按5436元计，自2019年3月15日起按5436元计；前述每月欠付租金的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当月应付总额为限）；四、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瑗支付解除合同的违约金10872元；五、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瑗支付律师费2000元；六、广州搜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3元，由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搜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经二审庭询，张瑗、广州搜床公司均确认一审判决书中存在如下笔误应予纠正：1.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三段第9行中的“被告广州搜床公司”应为“广州搜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三行中的“5%”应为“7%”。对以上一审判决书存在的笔误，经本院核实属实，张瑗、广州搜床公司均表示同意由本院直接纠正上述笔误，故本院二审直接据实予以更正。一审其余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诉讼请求第3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张瑗向本院明确表示：因涉案《房屋租赁合作协议》中约定了每月租金应在次月15日前支付，故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次月16日起计算，其在一审起诉时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自欠费次月15日起计算有误，应更正为均从欠费次月16日起计。广州搜床公司同意张瑗变更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日。经本院询问，张瑗与广州搜床公司均确认对一审判决确定的红林帆影公司欠张瑗的各项债务及金额均未提出异议。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张瑗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从“企查查”网站查到的广州搜床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其中第8.4条“软件著作权信息”中载明包括“搜床运营管理平台”、“搜床微信预订平台管理软件”；第8.6条“网站域名”为“xbed.com.cn”,拟证明Xbed平台软件及Xbed蓝主人平台软件的所有权人为广州搜床公司；2.下载自Xbed平台软件的《服务协议》打印件，其中第1条载明“【Xbed】平台（代指Xbed网站/微信公众号/APP）（以下简称‘本平台’），是由广州搜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拥有、控制、管理、维护和或持有的提供服务而打造的平台，本平台主要服务于住客”等内容；3.下载自Xbed蓝主人平台的《Xbed蓝主人平台使用规则》打印件，其中第1条载明“【Xbed蓝主人】平台（代指Xbed网站/微信公众号/APP）（以下简称‘本应用’），是搜床科技集团下属公司‘广州搜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针对物业业主（以下简称‘用户’）服务而打造的平台”等内容，拟证明蓝主人平台是针对物业业主而打造的查询平台，运营方包括广州搜床公司；4.张瑗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亮以其自己名义登陆Xbed平台软件使用时的手机截图打印件共九页，拟证明Xbed平台软件的运营者为广州搜床公司，收款方为“Xbed互联网酒店”，即广州搜床公司；5.在携程网上查询到的标题为《Xbed互联网酒店进驻富力东山新天地》的“携程攻略-游记详情”打印件，拟证明广州搜床公司是实际使用人。经本院组织质证，广州搜床公司确认上述证据1-4的的真实性，但认为举证期限已届满，并认为其司的软件著作权信息、网站备案信息、网站及软件展示的内容、平台服务协议等均是公开地随时可查的信息内容，均可说明其司是与携程、艺龙等平台一样的居间服务商；Xbed蓝主人平台是面向业主的，由广州搜床物业公司运营，进一步印证广州搜床公司不应负有举证责任；从证据4内容看，张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付款页面就停止了操作，并未实际付款，如果付款了就能在微信账单中看到收款单位并非广州搜床公司，而是广州搜床物业公司；不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该证据虽然有讲到广州搜床公司的一些经营模式，但与本案无关。广州搜床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Xbed蓝主人平台使用规则》打印件、Xbed平台软件的《服务协议》打印件；2.（2019）粤0104民初20486号原告王广生起诉被告红林帆影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打印件，拟证明同楼盘同类型案的业主王广生清楚知道该案纠纷与广州搜床公司无关，故没有起诉广州搜床公司；王广生亦确认其付款人冯楚茵是红林帆影公司的员工；冯楚茵不是广州搜床公司的员工；广州搜床公司没有参与本案租赁关系；该案双方没有上诉，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2019）粤0104民初24716号原告万萍起诉被告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目前该案因原告万萍上诉而处于二审审查阶段，该案情况与本案类似；4.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对谢克源、红林帆影公司发布的（2019）粤0306民初20862号合同纠纷案公告（原告孔翠仪起诉被告谢克源、红林帆影公司），拟证明与红林帆影公司作为股东共同成立贝尔纳公司的股东之一孔翠仪起诉了红林帆影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谢克源，从侧面显示红林帆影公司与贝尔纳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家公司，且红林帆影公司的恶意经营行为也侵害到了合作方孔翠仪的利益。5.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1日对红林帆影公司、广州冠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谢克源发布的（2020）粤0104民初4479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公告，拟证明红林帆影公司不仅与广州搜床公司有合作，与其他公司也有合作，说明红林帆影公司是系列案件纠纷的中心；该案判决书目前尚未生效，还在公告期内。经本院组织质证，张瑗表示：1.确认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该些证据与其提交的二审证据一致；2.确认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3.虽然（2019）粤0104民初20486号中的原告王广生确认其收到的转款来自于红林帆影公司的员工冯楚茵，但这只是该案原告的单方陈述。虽然张瑗所收到的款项也都是冯楚茵转账支付的，但张瑗认为冯楚茵是广州搜床公司的员工或其委托的付款人，冯楚茵亦有可能有兼职，但张瑗对此没有证据证明；4.本案与（2019）粤0104民初24716号万萍起诉案的案情相似，且两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相同，万萍案仍在二审审查阶段；5.确认证据4、5的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释明及询问，张瑗与广州搜床公司均表示对上述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庭询发表质证意见为准，无需法院另行安排开庭审理。二、广州搜床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交易结构及暨法律关系图》，并附上在携程旅行网站上查询到的“Xbed互联网民宿（广州富力东山新天地店）”的酒店介绍、酒店政策及部分住客点评共六页，拟证明广州搜床物业公司在广州搜床公司及携程上均有投放房源，广州搜床公司的Xbed平台只是其中的一个销售渠道。上述关系图主要内容为：红林帆影公司在与张瑗签订本案《房屋租赁合作协议》后，将涉案房屋交由该司与孔翠仪、何敏共同持股成立的贝尔纳公司实际运营。而贝尔纳公司就涉案房屋与深圳搜床公司签订《Xbed蓝主人平台使用协议》，将涉案房屋委托深圳搜床公司进行线上推广、销售，且消费者也可在线下直接找到涉案房屋入住，相关手续及房租直接与贝尔纳公司对接，与广州搜床物业公司或广州搜床公司、深圳搜床公司均无关。深圳搜床公司是广州搜床物业公司与深圳瑞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基于《合资合作协议书》而成立的公司。广州搜床物业公司基于与深圳搜床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深圳搜床公司进行线上引流，并将线上引流的消费者的租房费用（包括涉案房屋及其他房屋）扣除平台运营服务费后按月转给深圳搜床公司，并由红林帆影公司的工作人员冯楚茵逐月向张瑗支付租金。涉案房屋借助Xbed品版在线上推广，包括广州搜床公司、携程、艺龙等在内的居间方在各自平台发布涉案房屋的招租信息，为涉案房屋的出租提供居间服务，其中广州搜床公司发布信息的平台是手机小程序“Xbed易订”，该程序绑定的收款账号是广州搜床物业公司的。广州搜床物业公司是广州搜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在产业链上存在合作关系，但不以具体房屋出租情况作为费用结算依据。对此，张瑗确认其中有关公司主体及股东构成的部分内容，但认为其余情况与事实不符，其不清楚广州搜床公司与深圳搜床公司、广州搜床物业公司之间是何关系，其与深圳搜床公司、广州搜床物业公司之间亦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但张瑗认为从携程上查到的资料可以证明广州搜床公司在本案中不仅仅是互联网交易平台，更是Xbed互联网民宿酒店的经营者。三、张瑗于2020年7月27日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确认是由红林帆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其一起去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办理的租赁备案手续，即租赁备案的承租方是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就此于2020年9月4日出具回复称：其司没有向张瑗支付租金的义务，张瑗一直是从冯楚茵账户收租，而且在（2019）粤0104民初20486号原告王广生起诉被告红林帆影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已查明并确认冯楚茵是红林帆影公司工作人员；在（2019）粤0104民初24716号原告万萍起诉被告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明确了是红林帆影公司统一以贝尔纳公司名义注册，每个业主登录依据是个人手机号，而非业主自己注册；无证据显示红林帆影公司是作为广州搜床公司的代理人而与张瑗签订租赁合同的，本案租金支付义务均是源于张瑗与红林帆影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广州搜床公司无关。四、关于欠租的计算方式。1.经本院询问，张瑗表示其此前收到的租金收益均是红林帆影公司的业务人员计算出来的，不是其自行计算的，其也不清楚计算方式，故其在本案中只能主张按从蓝主人平台上查询到的营业收入减去经营成本的算法，但其此前收到的租金收益肯定不是这样的算法。2.根据张瑗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从“Xbed蓝主人”平台上查询并打印的每月结算账单截图显示，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房屋结算账单情况如下：2018年10月营业收入为8803.01元，经营成本为501.41元；2018年11月营业收入为9840元，经营成本为0元；2018年12月营业收入为10168元，经营成本为2240.42元；2019年1月营业收入为8775元，经营成本为4519.83元；2019年2月营业收入为5630元，经营成本为1182.64元。3.根据张瑗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租金及违约金计算表》显示，张瑗是依据其从蓝主人平台上查询到的每月结算账单，并结合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协议》中有关保底收益的约定来计算其主张的欠租金额，具体计算方式为：每月欠租﹦（当月结算账单显示的）营业收入-经营成本，计算结果不足保底收益5436元/月的，按5436元/月计算。其中2018年10月营业收入列为“8803.1元”，与上述蓝主人平台上查询并打印的2018年10月结算账单中记载的营业收入为8803.01元存在出入。4.根据原告万萍起诉被告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2019）粤0104民初2471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记载：①该案原告万萍与本案张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张兴亮律师；②该案原告万萍亦是与红林帆影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作协议》，且该协议版本与本案相同，其中约定的合作模式亦为租金＋利润分成，采取代运营模式方案，“甲方按乙方装修标准完成装修后将房屋托管给乙方，乙方按每月5055元/套房支付保底收益，超过保底收益部分扣除7%运营服务费后结算给甲方，乙方的租金每2年按5%递增支付给甲方”。③该案原告万萍诉请的拖欠租金为42648.49元（从2018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2月16日止），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在“Xbed蓝主人”平台查询到的该案所涉房屋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每月结算账单截图7页，每页均有显示当月营业收入、经营成本。该案原告万萍最终确认其每月租金计算方式为按其截图账单所显示的营业收入减去经营成本，不足5055元的按照5055元计算，超过5055元的，超过部分再减去营业收入×7%的运营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计算方式符合合同约定，并据此计算出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拖欠租金共计37151.73元予以支持，驳回了万萍超出该金额的租金诉请。五、根据工商资料显示:1.红林帆影公司是于2017年4月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其法定代表人谢克源是该公司唯一股东。2.贝尔纳公司是于2017年8月14日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何敏，共有何敏、孔翠仪、红林帆影公司三个股东。3.深圳搜床公司是于2017年5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法定代表人为郑家杰；投资人原为深圳瑞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49%）、广州搜床物业公司（出资比例51%），2019年11月19日变更为深圳瑞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00%）。4.广州搜床物业公司是于2015年8月1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法定代表人为李春田，唯一股东为广州搜床公司。5.深圳瑞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是于2017年5月1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法定代表人为谭月婵，共有卢建民、谭月婵两个股东。经本院组织调解，张瑗与广州搜床公司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对于张瑗与红林帆影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作协议》的效力，一审认定为合法有效，且已于2019年2月28日张瑗收回房屋之日解除，论理清晰，合法有据，且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提出异议或上诉，故本院予以确认，并维持一审相关判项。针对广州搜床公司的上诉，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广州搜床公司是否应对红林帆影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一审认定的租金金额及违约金起算时间有误，广州搜床公司无需对红林帆影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租金金额及违约金起算时间。张瑗为证明红林帆影公司欠付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租金金额，在一审中提交了“Xbed蓝主人”平台公示的账单截图作为证据，并主张按其中载明的营业收入减去经营成本，低于保底收益的按保底收益的方式计算应付租金。因红林帆影公司未到庭提出否认意见，而广州搜床公司未提供充足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采信该截图账单作为计算欠租金金额的依据并无不当。但根据涉案《房屋租赁合作协议》有关“乙方按每月5436元/月/套房支付保底收益，超过保底收益部分扣除7%运营服务费后结算给甲方”的约定，张瑗在本案中主张的上述“营业收入减去经营成本”的计算方式显然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遗漏了其中有关“超过保底收益部分扣除7%运营服务费后结算”的约定。而在与本案案情及原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相同的原告万萍起诉被告红林帆影公司、广州搜床公司（2019）粤0104民初2471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该案原告万萍最终确认其每月租金计算方式为“按其截图账单所显示的营业收入减去经营成本，不足5055元的按照5055元计算，超过5055元的，超过部分再减去营业收入×7%的运营服务费”，该案一审法院亦认为上述计算方式符合合同约定并予以支持。故此，基于诚信守约原则及统一裁判尺度的考量，本院认为张瑗在本案中主张的欠租计算方式有误，应依约对“超过保底收益部分扣除7%运营服务费”，一审对此的认定及处理均有误，应予纠正。此外，二审另查明，张瑗在一审中提交的《租金及违约金计算表》中所列的2018年10月的营业收入8803.1元与其在“Xbed蓝主人”平台上查询的当月结算账单中记载的8803.01元不一致，由此导致一审法院在核算该月费用时亦出现错误，本院据实一并予以纠正。按此计算，张瑗在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每月应收租金收益金额依次为7685.39元、9151.2元、7215.82元，而2019年1月至2月因不足保底收益则均应按保底收益5436元计算，以上共计34924.41元，本院据此对一审相关判项予以变更，并驳回张瑗诉请金额中超出该金额部分。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点问题，张瑗向本院表示其在一审起诉时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自欠费次月15日起计算有误，应更正为均从欠费次月16日起计，上述意见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相对应，本院予以准许，并据实调整一审判决第三项中有关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二、关于广州搜床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本案系张瑗依据其与红林帆影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作协议》所提起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在红林帆影公司存在欠费的违约行为的情况下，红林帆影公司理应清付欠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涉案房屋曾被投放到广州搜床公司所有的Xbed网络平台上用作酒店经营，但从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来看，一方面，广州搜床公司并非涉案《房屋租赁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广州搜床公司是根据其关联公司即深圳搜床公司与红林帆影公司的关联公司贝尔纳公司所签订的《Xbed蓝主人平台使用协议》而将涉案房屋放在Xbed网络平台上用作酒店经营，供不特定的消费者选购使用，即通过其网络服务平台对外提供涉案房屋租赁信息并收取租金，并不能以此认定广州搜床公司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或次承租人，本案并不属于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有关次承租人负有支付逾期腾房期间占有使用费义务的规定的情形。至于广州搜床公司收取租金之后，是否与关联公司或其他合作单位进行结算，属于其与关联公司或其他合作单位之间的内部问题，该问题与张瑗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另一方面，目前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广州搜床公司存在实际履行涉案《房屋租赁合作协议》的行为。张瑗确认其此前收到的涉案房屋租金收益均是来自于“冯楚茵”的转账支付，并非广州搜床公司直接支付。虽然张瑗认为冯楚茵是广州搜床公司的员工或其委托的付款人，且认为冯楚茵可能有兼职情况，但广州搜床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而张瑗亦没有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张瑗应对此承担责任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张瑗在二审中的举证，大部分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内容亦不足以证明张瑗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再者，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同楼盘同类型案即（2019）粤0104民初20486号民事判决中的查明事实看，该案原告王广生确认其收到的转账付款均是来自于红林帆影公司的员工冯楚茵，其仅依约起诉红林帆影公司，并未主张广州搜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判决亦可从侧面印证广州搜床公司并未直接与张瑗发生付款等实际履约行为的主张。广州搜床公司其余二审举证部分与张瑗提交的相同，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或影响，本院亦不予采纳。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以广州搜床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为由，判令广州搜床公司对红林帆影公司的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最后，对于一审判决第四项、第五项，以及第二项中确定的水电费、税款，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异议或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并维持。综上所述，广州搜床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广州搜床公司承责不当，且对租金等存在误算情况，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2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213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2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瑗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租金34924.41元以及水电费、税款合计5334.40元；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2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瑗支付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金（以每月应付租金为基数自次月16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自2018年11月16日起按7685.39元计，自2018年12月16日起按9151.2元计，自2019年1月16日起按7215.82元计，自2019年2月16日起按5436元计，自2019年3月16日起按5436元计；前述每月欠付租金的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当月应付租金总额为限）；五、驳回张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93元，由张瑗负担50元，由深圳红林帆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5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3元，由张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戴俊英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冰玲书记员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