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0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劲，男，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冼惠兰，女，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艳萍，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劲因与被上诉人冼惠兰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8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被上诉人冼惠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艳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王劲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冼惠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冼惠兰和王东海关于本案的买卖、赠与协议存在重大矛盾，不能排除冼惠兰和王东海之间恶意串通，损害被监护人王劲的合法利益。二、无论本案买卖、赠与协议如何为冼惠兰和王东海所签署，其二人属非法处分王劲的财产权益。冼惠兰当时作为王劲的监护人和实际抚养人，无论是购买或是接受赠与被监护人财产权益，均属于监护人滥用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买卖、赠与协议应当无效。三、一审法院对王海东和冼惠兰两名监护人之间对王劲名下宅基地转移定性为合法、有效，属于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误解。综上所述，冼惠兰和王东海签署的相关协议，属于监护人滥用监护权违法处置被监护人的财产利益，应当属于无效协议。物权变动应以买卖、继承、赠与等一定的原因行为为基础，并基于合法的基础性行为取得物权。王东海和冼惠兰通过滥用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王劲诉争宅基地使用权，冼惠兰进行物权变动的基础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其不能取得相应的物权。被上诉人冼惠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处理，不同意王劲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王东海在1992年4月16日就与冼惠兰离婚，离婚时，王劲的抚养权归王东海，王东海系王劲的法定监护人，1997年王东海与冼惠兰签署《协议书》时，王劲12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活动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由于出卖房屋时王劲作为房屋权利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王东海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与冼惠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二、王劲主张王东海与冼惠兰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该主张毫无事实依据。三、王劲主张冼惠兰也系其监护人，冼惠兰也应当同王东海一样有监护人的义务和职责，所以冼惠兰的行为属于滥用监护权，据此认为冼惠兰与王东海签署的《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王劲于2018年12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冼惠兰变更王劲名下的员村街石东村二横路3号之四的宅基地使用权属的行为无效；2.确认现在冼惠兰名下的员村街石东村二横路3号之四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王劲所有；3.冼惠兰返还王劲的宅基地使用权，并配合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手续；4.冼惠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冼惠兰持有穗天员字第01856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该证载明：员村街石东村员村二横路3号之四宅基地（以下简称“3号之四宅基地”）的使用人为冼惠兰，面积为81.6平方米，建筑种类为混合三层半，发证日期为1997年8月12日。冼惠兰另提交3号之四宅基地加盖有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查阅资料专用章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作为证据，该存根载明：使用人为冼惠兰，发证机关一栏载明经法院（1992）天法东民字第7号调解书和员（其他）见字（97）第6号见证书，原使用人儿子王劲更为母亲使用，旧证作废。一审经质证，王劲对上述不予确认。王劲另提交3号之四宅基地加盖有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查阅资料专用章的《天河区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表》作为证据，该表载明：3号之四宅基地的使用人为王劲，建筑种类为混合三层半，宅基地面积为81.6平方米，发证日期为1994年7月18日。经质证，冼惠兰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3号之四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已变更为冼惠兰。1992年，一审法院就冼惠兰与案外人王东海离婚一案作出（1992）天法东民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冼惠兰与王东海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双方自愿离婚；儿子王劲由王东海抚养，儿子王健由冼惠兰抚养；全部家庭财产归王东海（财产已在王处）所有。冼惠兰另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后王东海、王劲将相关宅基地房屋转至冼惠兰名下：1.显示1994年4月26日王东海与冼惠兰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双方协议，现有员村二横路铁道边则一栋四层楼房屋，每层六百平方米全部归冼惠兰，冼惠兰补偿给王东海130万元，第一期付50万元，第二期1994年12月25日付三十万元，第三期95年底全部付清，双方不得违约，即日起生效。2.显示王东海于1994年4月26日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冼惠兰补偿给王东海50万元。3.显示1997年7月26日由冼惠兰、王东海、王劲、王健四人共同签字（其中王东海、王劲、王健三人签名上有指模）的《申请》作为证据，该《申请》载明：本人王东海与冼惠兰原是夫妻，有两子，经过长时间生活无法沟通，经双方协商，将坐落在员村二横路铁路边侧3号，宅基地证，穗东字第018560、018561、018562、018563自愿转为冼惠兰名下，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转名手续为荷。《申请》上另有“情况属实”等字样，并有相关人员签名和加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员村石东居民委员会”印章。4.显示1997年7月30日，王东海与冼惠兰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同意，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员村二横铁道边3号（即洪岗）一栋三层半楼房，面积约每层580平方米左右，属王东海、王劲、冼惠兰、王健四人物业财产，宅基地证分别为：穗天东字第018560、018561、018562、0185**；现将王东海、王劲两人物业（即四分之二）以最低值70万元转让给冼惠兰；以下简称王东海、王劲为甲方，冼惠兰、王健为乙方；甲方以70万元转让给乙方，分三期付款给甲方，第一期甲方将宅基地证转到乙方名下之日，乙方即付30万元给甲方，第二期即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至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前应付25万元给甲方，第三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前付清15万元给甲方；甲方与乙方在1995年8月8日前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及借条均作废。5.显示1997年7月31日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员（其他）见字（97）第6号见证书，载明证明王东海与冼惠兰于1997年7月31日王东海与冼惠兰签订《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约定：赠与房屋坐落在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现员村街）石东村员村街二横路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号为穗天东字第018562号）；王东海自愿将上述房屋无偿赠与给冼惠兰所有；对于上述赠与，冼惠兰表示愿意接受。6.1997年8月15日至2004年3月17日期间，王东海向冼惠兰出具的收条多张，载明王东海收到相关款项等。7.《东圃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该表有“与原件相符”手写字样并加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道办事处城管科”公章；宅基地编号为0185**的表格载明使用人姓名为王劲，使用人变更为冼惠兰，宅基地坐落在石东村××村××横路××4，备注载明“97年8月12日改名”。8.显示时间为1997年8月12日的《广州市行政事业单位专用收据》，载明付款个人为冼惠兰，项目为宅基证工本费，单价为50元，数量为3，合计150元。冼惠兰提供的上述证据，除证据3、4为复印件外，其余均为原件。经质证，王劲对证据1-4、6、7的真实性有异议，确认证据5、8的真实性。王劲另提交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绿色产品鉴定所”）根据其委托代理人刘云委托而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997年7月26日的《申请》正文第一行中“王东海”手写字样及落款处“王东海”签名字迹与委托人提供的笔迹样本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冼惠兰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该鉴定为单方申请，鉴定机构的确定及鉴定材料的选择均为其单方行为，缺乏公正客观性。一审另查明，王东海向一审法院起诉冼惠兰要求确认3号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以（2019）粤0106民初4038号案受理上述案件（以下简称“4038号案”）。王劲在该案中申请对1997年7月26日《申请》上其签名及指模进行鉴定。王东海在4038号案中申请对1994年4月26日《协议书》上其签名、1994年4月26日出具的《收据》上其签名、1997年7月26日《申请》上其签名及指模、1997年7月30日《协议书》上其签名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正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冼惠兰与王东海、王劲提交对照样本并在质证确认后提交给天正中心。其后，天正中心出具《文证审查结果通知》，载明：关于王东海、王劲的指印鉴定，因检材为复印件、指纹纹线不清晰，不具备鉴定条件，且无法提交原件，作退案处理。天正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994年4月26日的《收据》中收款人处的“王东海”签名、1994年4月26日的《协议书》中双方签名处的“王东海”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王东海”签名是同一人所写；倾向认为1997年7月26日的《申请》中的“王东海”签名、1997年7月30日的《协议书》第2页甲方签名处的“王东海”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王东海”签名是同一人所写；无法确认1997年7月26日的《申请》中的“王劲”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王劲”签名是否同一人所写。王东海、王劲就上述鉴定预缴了鉴定费用30580元，该案各方同意上述鉴定费用作为王劲支付的鉴定费用并在该案中进行统一处理。另在本案中，王劲称其一直没有取得3号之四宅基地的权属证书，在王东海、王劲与冼惠兰的关系较好，所以王劲没有向冼惠兰主张返还3号之四宅基地的相关收益。冼惠兰表示其与王东海经法院调解离婚后，因王东海喜欢赌博，无法抚养小孩，所以双方约定由冼惠兰抚养小孩，财产由冼惠兰所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3号之四宅基地的权属分析如下。第一，本案中冼惠兰持有3号之四宅基地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上述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均为冼惠兰。第二，3号之四宅基地的《天河区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表》载明该宅基地的使用人为王劲，建筑种类为混合三层半，宅基地面积为81.6平方米，发证日期为1994年7月18日。冼惠兰持有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3号之四宅基地的使用人为冼惠兰，面积为81.6平方米，建筑种类为混合三层半，发证日期为1997年8月12日。上述《天河区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表》载明宅基地与《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的宅基地地址、建筑种类与面积均相同，应为同一幅宅基地。显示冼惠兰为使用人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发证时间在后，3号之四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应以发证时间在后的权属证书为准。另，3号之四宅基地的《东圃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显示该宅基地使用人姓名为王劲，使用人变更为冼惠兰，备注载明“97年8月12日改名”。且，3号之四宅基地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载明使用人为冼惠兰，发证机关一栏载明：经法院（1992）天法东民字第7号调解书和员（其他）见字第6号见证书，原使用人儿子王劲更为母亲使用，旧证作废。结合上述《东圃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与《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的载明情况，可认定3号之四宅基地的权属情况应以冼惠兰持有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载明的为准，故可认定3号之四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冼惠兰。第三，冼惠兰就相关宅基地的转让情况提交1994年4月26日王东海与冼惠兰签订的《协议书》、王东海于1994年4月26日出具的《收据》、1997年7月26日由冼惠兰、王东海、王劲、王健四人共同签字的《申请》、1997年7月30日王东海与冼惠兰签订的《协议书》、1997年7月31日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员（其他）见字第6号见证书、1997年8月12日冼惠兰缴纳办证费用的《广州市行政事业单位专用收据》以及1997年8月15日至2004年3月17日期间王东海向冼惠兰出具的收条多张作为证据。王东海、王劲否认上述部分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并提交绿色产品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鉴于绿色产品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为根据王劲单方委托作出，且相关对照笔迹样本未经本案双方质证确认，一审法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书》不予采纳。王东海在4038号案中申请对部分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本案双方对相关对照样本进行质证确认后，天正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定1994年4月26日的《收据》中收款人处的“王东海”签名、1994年4月26日的《协议书》中双方签名处的“王东海”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王东海”签名是同一人所写；倾向认为1997年7月26日的《申请》中的“王东海”签名、1997年7月30日的《协议书》第2页甲方签名处的“王东海”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王东海”签名是同一人所写。天正中心的上述鉴定意见应予采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王劲否认其在1997年7月26日的《申请》中签名的真实性，虽经天正中心鉴定无法确认1997年7月26日的《申请》中的“王劲”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王劲”签名是否同一人所写，但鉴于签订《申请》时王劲未成年，王东海作为王劲的法定监护人已签署《申请》同意将王劲名下宅基地转移至冼惠兰名下，且王东海亦向冼惠兰收取相关价款作为转让宅基地的对价，就此不能认定王东海转让王劲名下的宅基地有损王劲权益，该转让行为对王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证据，可认定冼惠兰有关王东海、王劲向其转让3号之四宅基地的陈述属实。综上所述，王劲本案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王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劲负担；鉴定费30580元，由王劲负担28030元，由冼惠兰负担2550元。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二审中，冼惠兰提交（2019）粤7101行初5138号行政判决书作为二审证据，拟证明股权变更的情况属实。王劲质证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1.针对该行政判决书，王劲已经提起上诉，该行政判决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2.该行政判决书中没有涉及或者指出王劲伪造签名的行为，关于股权的变动双方仍有争议，冼惠兰的说法不属实，关于行政判决书指出的是佳乐商务酒店提供虚假材料进行工商变更，佳乐商务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并非王劲，所以工商变更登记并非王劲主持，而且股权变动与本案的物权纠纷没有任何关联性。另查明，二审中，王劲确认其是由冼惠兰抚养长大。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劲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冼惠兰与王东海于1992年离婚，1994年4月2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四层房屋，每层六百平方米全部归冼惠兰，冼惠兰给予王东海一定补偿，但1994年7月18日四块宅宅基地证之一的穗天员字第0185**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却登记在王劲名下，之后在1997年7月26日冼惠兰、王东海书面申请将四块宅基地证转为冼惠兰名下，1997年7月30日冼惠兰与王东海再次签订《协议书》约定王东海、王劲将四分之二的物业以一定价值转让给冼惠兰，1997年7月31日王东海与冼惠兰签订《赠与合同》并经见证，将穗天东字第018562号宅基地房屋赠与冼惠兰。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以户为单位，申请人应为成年村民。王劲在1992年冼惠兰与王东海离婚时不满七岁，不具有单独申请宅基地的能力，因此在无相反证据反映离婚前涉案四块宅基地证的登记及权属等情况之下，只能推断该四块宅基地为冼惠兰与王东海的夫妻共同财产。从上述事实可知，冼惠兰与王东海在离婚后对四块宅基地进行了财产分配，基本上均是约定宅基地房屋归冼惠兰所有，冼惠兰给予王东海一定补偿，虽然在此期间涉案穗天员字第01856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曾登记在王劲名下，但其后王东海与冼惠兰仍依照两份《协议书》约定办理了变更登记，其中一块宅基地证曾登记在王劲名下只能说明王东海与冼惠兰夫妻在财产分配上曾有过变化，但最终约定还是归冼惠兰所有。王劲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穗天员字第01856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其名下的原始权利来源。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宅基地证的变更登记符合王东海与冼惠兰对家庭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思，冼惠兰也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王东海实际支付了补偿款，离婚时冼惠兰与王东海约定王劲由王东海抚养，但王劲也实际由冼惠兰抚养长大，故冼惠兰对宅基地的处分行为并无损害王劲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驳回王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劲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娜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冯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