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22刑初148号公诉机关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江兴武，男，1952年10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汉族，小学文化，原阳新县陶港镇江荣村支书，住阳新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10月8日被阳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阳新县看守所。辩护人王倩、罗海军，湖北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检察院以阳检二部刑诉〔2020〕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江兴武犯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阳新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8月15日建议延期审理，同年9月15日建议恢复审理。阳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志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江兴武及其辩护人王倩、罗海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阳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6月1日，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与程某1经营的湖北绿安生物科技公司签订《阳新陶港猪场沼渣液消纳协议书》，将该公司位于阳新县陶港镇江荣村的沼气站产生的沼渣液交由程某1处理，并按照3元/吨（第二年以后降为2元/吨）的方式支付对方沼渣液处理奖励。被告人江兴武得知该事后，先是在程某1铺设管道途经江某8地界时以群众有意见为由，安排村干部去现场阻止施工，导致管道铺设工程无法顺利进行；随后在中粮公司人员找其了解阻工原因时提出沼液处理奖励费要给江某8一半，否则就不允许施工，中粮公司人员见状，考虑到江兴武作为江荣村的村支书在公司养猪场经营期间多次帮忙协调、化解矛盾，遂找到程某1商量希望能够答应对方条件但遭到拒绝；最后经多次与江兴武协商无果，中粮公司无奈之下以耽误工期解除合同为由要求程某1处理好该工作，程某1见状被迫无奈答应了江兴武的要求，最终由江兴武的儿子江某1、程某1的儿子程某2代表双方签订了沼渣液补偿分配协议，随后管道铺设过程顺利完工。2013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江兴武共从程某1处分得沼渣液处理奖励共计人民币34.0838万元并将相关款项用于个人、家庭开支，期间江兴武因对程某1转交给自己的沼渣液处置奖励的数额不满，遂找到中粮公司人员要求直接将一半的奖励直接支付给自己。2019年10月8日，被告人江兴武接到民警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兴武使用胁迫手段勒索他人钱财共计人民币34.083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江兴武对指控的事实、罪名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指控被告人敲诈勒索数额认定错误，应为237838元；2.被告人具有自首、赔偿受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3.被告人年迈，无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综上，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1日，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与程某1经营的湖北绿安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绿安公司”）签订《阳新陶港猪场沼渣液消纳协议书》，将该公司位于阳新县陶港镇江荣村的沼气站产生的沼渣液交由程某1处理，并按照3元/吨（第二年以后降为2元/吨）的方式支付对方沼渣液处理奖励。被告人江兴武得知该事后，先是在程某1铺设管道途经江某8地界时以群众有意见为由，安排村干部去现场阻止施工，导致管道铺设工程无法顺利进行；随后在中粮公司人员找其了解阻工原因时提出沼液处理奖励费要给江某8一半，否则就不允许施工，中粮公司人员见状，考虑到江兴武作为江荣村的村支书在公司养猪场经营期间多次帮忙协调、化解矛盾，遂找到程某1商量希望能够答应对方条件但遭到拒绝；最后经多次与江兴武协商无果，中粮公司无奈之下以耽误工期解除合同为由要求程某1处理好该工作，程某1见状被迫无奈答应了江兴武的要求，最终由江兴武的儿子江某1、程某1的儿子程某2代表双方签订了沼渣液补偿分配协议，随后管道铺设过程顺利完工。2013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江兴武共从程某1处分得沼渣液处理奖励共计人民币34.0838万元并将相关款项用于个人、家庭开支，期间江兴武因对程某1转交给自己的沼渣液处置奖励的数额不满，遂找到中粮公司人员要求直接将一半的奖励直接支付给自己。2019年10月8日，被告人江兴武接到民警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关于江兴武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函、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该案系阳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移送至阳新县公安局案件，阳新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18日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2）户籍信息、无违法犯罪记录：证实被告人江兴武的身份情况，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3）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江兴武于2019年10月8日主动到阳新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投案。（4）江某9政支付宝截屏：证实江某1转账给江某9政的情况。（5）土地承包合同：证实阳新县与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7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6）江荣村鱼池情况表：证实江荣村拥有的鱼池的承包情况。（7）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阳新陶港猪场沼渣液消纳协议书、《阳新陶港沼气站沼液消纳协议起始执行时间说明》：证实中粮公司与绿安公司程某1于2012年6月1日签订《沼液消纳协议书》。阳新陶港沼气站杜某于2018年1月4日关于沼液消纳协议起始执行时间作出说明：因2012年输送管理施工在江某8段发生争议，故工程未能按预定时间竣工，输送管理于2012年12月中旬开始试运行，故协议执行时间改为2012年12月开始执行，至2017年12月31日结束。（8）阳新陶港猪场沼液返田工程二期施工承包合同、授权委托书：证实管道铺设承包情况，中粮公司与大冶市灵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阳新陶港猪场沼液返田工程二期施工承包合同》，灵乡公司负责铺设位于阳新陶港的管道安装工程，工程造价107203.84元；2018年2月3日灵乡公司将该工程授权绿安公司全权负责。（9）企业基本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申请书：证实绿安公司成立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法人程某4；阳新鹏程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原法人程某1，后于2013年7月15日变更为程某2；阳新县宏达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为2012年10月12日，法人江某1。（10）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沼气返田补偿款明细表、记账凭证、请款单、发票联：证实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于2013年至2017年支付阳新鹏程、陶港会计服务中心、湖北绿安、江城宇、杜某等账户沼气返田补偿款共945287元。（11）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阳新陶港沼气站沼渣液综合利用协议书、杜某向中粮公司请示报告《关于陶港沼气站与江某8签订沼液返田管理协议请示》：证实杜某于2018年3月21日向中粮公司发出请示报告，后该公司于2018年6月5日与阳新县宏达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江某1签订《沼渣液综合利用协议书》的情况，约定协议期限为3年，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中粮公司每年给予宏达合作社5万元合作管理费用，中粮公司负责对目前铺设管道进行维修改造及负责新开发的种植基地的沼液输送管道的铺设，宏达合作社须与中粮公司合作共同开发种植基地（蔬菜、林地、果园、水田等地）用于消纳中粮公司每天产生的沼渣液，并配合中粮公司在江某8租赁10至20亩地作为沼液种植试验田及巡视管理输送管道。（12）阳新县宏达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委托书、《关于终止与中粮陶港沼气站沼渣液综合利用协议的说明》及委托书、票据、记账凭证：证实阳新县宏达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江某1）于2019年1月21日向中粮公司出具授权江某1收取2018年沼液综合利用管理费5万元的委托书，同年5月10日阳新县宏达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因江某1个人原因与中粮公司终止《沼渣液综合利用协议书》的说明。绿安公司（程某2）于2018年1月31日向中粮公司出具授权江某1收取2017年沼液消纳补偿费78984元、杜某收取2017年沼液消纳补偿费2万元的委托书（用于补偿因沼液排放造成村民的损失）；绿安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委托中粮公司将2016年底消纳补偿费的50%即115854元打入江某1个人银行账号、于2016年9月28日委托中粮公司将2015年消纳补偿费即150988元打入阳新鹏程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合作社、于2015年11月18日委托阳新县陶港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收取中粮公司支付给绿安公司2014年消纳补偿费即177272元。（13）监协查通[2019]151、152号协助查询金融信息通知书、银行流水：证实杜某、江某1、阳新鹏程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流向情况，2016年1月4日鹏程合作社转给江某186000元，2016年11月22日鹏程合作社转给江某15万元，2017年6月13日中粮集团转给江某1115854元，2018年3月15日中粮集团转给江某178984元。2、证人证言（1）证人江某1证实：2012年父亲江兴武打电话让我回家，到家后看到杜某、程某1及其子程某2等人，之后杜某拿出一份协议让我和程某2签，我看过后才知道这是一份沼液补偿费分配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武汉中粮集团陶港猪场的补偿费由程某2跟我各得50%。我见有钱拿便直接在协议上签了字，杜某、程某2也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签订后杜某说现在都协调好了，协议也签订了，沼液管道要尽早施工，保证能如期投产。我不清楚江某8干部群众阻止沼液输送管道施工的事情，我回到江某8之后管道工程已经完工了，也不清楚程某1为什么要让出50%的补偿费给我，具体协商过程我没有参与。2013年程某1的儿子给我现金1万元，2014年度收到86000元，2015年度收到5万元，2016年收到115854元，2017年收到78984元。（2）证人程某2证实：我是鹏程合作社的法人，2012年期间，父亲程某1以湖北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义（法人是弟弟程某5，2012年成立，但直到2016年才核准登记注册，我是私下刻的公司公章）与中粮集团陶港养猪场签订了一份沼液消纳协议，协议内容是我的农业园帮中粮集团消纳沼液，按每吨2-3元给予我这边补偿费，合同期限5年，第一个合同年按3元/吨结算，第二至第五年按2元/吨结算，中粮集团负责建设输送管道，我这边负责沿途铺设管道的相关协调工作。在江某8准备铺设管道时，江荣杜干部江某2便来阻工说老百姓有意见不能建设。管道停工半月后，杜某说以后的消纳费用也分一半给江某8，我不同意，后来杜又找我父亲做工作，经过再三考虑我这边同意让给江某8一半的股份，还在杜某的见证下，在江兴武家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合同是由我的鹏程合作社和江兴武儿子的合作社签订的，内容是以后的消纳补偿费我们每人一半。经过翻阅我的银行流水记录，我2013年以现金交给江某12万元，2014年转账68000元；2015年转账75494元；2016年转账115854元；2017年转账78984元，这五年一共分给江某1358332元。（3）证人杜某证实：我担任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阳新陶港猪场沼气站站长。2012年公司设立了沼气站，并与程某1儿子程某2的鹏程生态农业合作社签订了协议，约定由程某2负责沼液销售、宣传及输送管道维护，公司按每销售一吨沼液给予程某22元的提成。在管道铺设到江某8时，江某8干部到施工现场阻工，程某1先找到我说明了情况，我将该情况向领导曹某汇报后，曹某让我找江兴武问清楚情况，我找到江兴武后他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管道铺设要经过江某8的土地，会损坏群众利益；二是江某8一些鱼池也需要沼液；三是程某1所签订的沼液消纳补偿费我村也要一部分。我将情况跟曹总汇报后，过了几天我和曹总就一起找了江兴武，江兴武还是那三个要求，主要是第三点沼液补偿费村里必须要。曹总问江兴武村里要多少补偿费，江说你看着办（态度很强硬）。在12月份，我三人又找程某1做工作，程某1看到曹总态度很坚决就同意了曹总提出将沼液补偿费的一半给江兴武的要求，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沼液输送管理人工费；二是后期管道维修材料费；三是以上两项费用扣除后沼液补偿费由程某1和江兴武各得一半。于是我便牵头组织在江兴武家由程某1儿子程某2和江兴武儿子江某1一起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是以后程某1的沼液补偿费分50%给江某1，这笔钱是给江兴武个人的，因公司养猪场落户在江某8，江兴武是村支书，公司后期还有很多矛盾需要江兴武支持，说白了也就是公司照顾江兴武，所以就让程某1让出50%的补偿费给江兴武。2013年至2015年沼液补偿费是直接转给程某1公司账户的，可能因程某1没有按50%的约定支付给江兴武儿子补偿费，所以江兴武找到我，让我将补偿费分开转直接打到他儿子江某1的卡上。我将此事跟程某1讲了，并对程某1说以后的补偿费由公司直接将补偿费的50%打到江某1的账户上，并要求程某1写份委托书，程某1没有办法只好写了委托书盖了鹏程生态农业合作社的印章。2016年公司支付给湖北绿安生物公司（法人程某2）沼液补偿费共计231708元，按50%支付给江兴武儿子账户115854元。2017年陶港沼气站支付给程某1、江兴武排污费各78984元。（4）证人江某2证实：我是江某8副主任，程某1和他儿子程某2承建了中粮集团陶港猪场沼液输送管道工程，2012年11月份左右在江某8路段铺设管道时，江兴武对我说程某1为中粮铺管道的事群众有意见，让我去跟程某1说让他先停下来（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于是我就去了施工现场找到了程某2，跟他说你们在江某8铺设管道群众有意见你们先停止施工，我见程某2他们没有继续施工后便打电话向江兴武汇报情况后就回家了。江荣村是否与中粮集团签订过沼液消纳补偿费协议及村里是否收到过补偿费一事，我没有听说过。村里有将近200亩鱼池，村民需要下肥料就由其私人购买分支管接到鱼池，自行装管道及排放沼液来喂鱼，没有任何企业和公司来进行管理，我也没有听说过村委和养殖户收到过中粮集团沼液补偿费一事。（5）证人曹某证实：2008年7月至2015年7月我任武汉中粮集团养殖部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沼气站管理、后勤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2011年公司与程某1公司签订了沼液返田协议，协议约定合作时间为5年，公司负责管道铺设等工程建设，最后该工程由大冶一工程公司中标，后大冶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程某1了。铺设到江某8时，杜某向我汇报说江某8组织部分群众阻工，致程某1无法施工，我让杜某了解情况。后杜某找江荣村支书并向我汇报说“江荣村有三点要求，一是管道铺设需征用江某8的土地；二是江荣村村民也需要沼液当作肥料使用；三是江某8也要分得沼液补偿费”。于是第二天我、杜某、程某1、江兴武在村委会召开协调会，会上江兴武还是提了那三个条件，前2个条件没有问题，只最后一个条件因江某8到底得多少补偿费问题而没有谈妥。后来我和杜某又一起找程某1做工作，我对程某1说“你必须完成工程进度，如不能完成工期那公司可能就要终止合同”。但这次还是没有谈妥。之后经过多次协商，杜某跟我汇报说他俩达成协议了，至于是按多少分配的我不记得了，是江某8要补偿费还是江兴武个人要我也不清楚。（6）证人江某3证实：2010年我就开始担任武汉中粮集团陶港猪场沼气站操作工，主要职责是设备维护、把猪粪精炼发酵为沼渣液、控制沼液的排放。2011年至2017年主要消纳场所有三个：一是排放到程某1的鹏程生态农庄（程某1与中粮签订了沼液消纳协议）；二是排放到江某8地界内鱼池；三是排放到凡祥村农田、鱼池里。排放到凡祥村的原因是管道未铺设之前弟弟江某9政找了杜某要求这样做的，并允诺不向中粮要排污费，他跟郭爱宝合伙投资管道的修建，然后把中粮的沼液作为有机肥排放到有需要的农户那里，江某9政和郭爱宝按照沼液的吨位向农户收取费用（我记得每吨收费5元），但后来2012年管道铺设完工后因江某9政做其他生意去了便没有管理凡祥村的沼液输送管道了，也没有向凡祥村农户收取肥料费，沼液主要是排放到程某1的农庄和江某8的鱼池里了。凡祥村沼液消纳现在主要是沼气站的工作人员在管理，他们需要就直接打电话到沼气站，我这边的工作人员就开泵向他们输送沼液。程某1生态农庄要沼液是他儿子程某2来开泵排放的。江荣杜的沼液管道工程资金是公司支付的，管道铺设的第一、二期是程某1负责铺设的，第三期是江兴武儿子江某1负责铺设的。我在陶港沼气站负责沼液排放工作期间，除中粮发工资外，我没有收到其他任何人的钱。也没有听说江某8养鱼户有谁领取到了中粮的沼液消纳补偿费。2003年我在江某8承包了15亩鱼池，2015年村里大部分养鱼户都提出要求沼液管道途经江荣村，我才使用的陶港猪场沼液作为肥料养鱼。该工程是江某11借用其他工程公司（公司名称不清楚）的资质与中粮签订的管道施工合同，江某11负责围绕江某8所有鱼池铺设沼液主管道，各养鱼户出资铺设分支管道。后续排放沼液工作是江某10负责通知、联系沼气站工作人员和养鱼户的。（7）证人江某4证实：江某8沼液管道整改跟分支管道铺设工程是江兴武大儿子江某11承建的，工程资金是武汉中粮集团支付的。因江某8养鱼户较多，每个鱼户消纳沼液时间不统一，最后中粮沼气站便要求江某8派人跟他们交接沼液排放消纳的协调工作，江兴武找我说明了此事，并允许每年给我2千元工资，因我在村里有10余亩鱼池，我就接下了这个工作。我主要负责开泵排放沼液、通知养鱼户排放沼液到鱼池、管道的维护工作等。2014-2015年江兴武每年都支付了2000元管理协调费，2016年江兴武给我4000元现金，2017年给了3000元，2018年给了4000元，2018年以后因陶港猪场不再往江某8排放沼液了，我就没有再领到工资了。我在江某8承包了9.6亩鱼池，跟其他养鱼户一样自己出资铺设分支管道连接自家鱼池排放沼液，后由专人江某10负责通知集中统一排放。我们养鱼户消纳中粮陶港猪场的沼液，从来没有领取过任何沼液补偿费。（8）证人江某5证实：我在江荣村（承包1.7亩）、李某（自家4亩+承包6亩）分别承包了一些鱼池，每年大概消纳100吨左右的沼液。我是在程某1的沼渣液输送管道铺设完工后的第二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开始使用中粮陶港猪场的沼液作为养鱼的肥料，程某1只铺设主管道，他在主管道上沿途开了一些口子，养鱼户接分支管道通往自家鱼池。后来中粮沼气站跟江兴武协商安排专人江某10负责排放沼液一事，但江某10从来没有因为排放沼液的事专门打电话通知我，最多就是偶尔碰到了口头告知一声，也没有组织统一时间排放沼液。我们养鱼户消纳中粮陶港猪场的沼液，从来没有领取过任何沼液补偿费。（9）证人江某6证实：我在江某8承包了16.49亩鱼池，其中13.48亩是自己出资铺设分支管道连接自家鱼池排放沼液，后由专人江某10负责通知集中统一排放。我们养鱼户消纳中粮陶港猪场的沼液，从来没有领取过任何沼液补偿费。至于2012年程某1铺设管道途经江某8一事，当时江兴武打电话给我说要我们阻止程某1施工，于是我便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赶到了江兴武家，到他家后看到了江某2和其他村组人员，江兴武又当着我们的面再说了一遍，要求我们去现场阻止程某1施工，但我们准备去时，程某1跑到江兴武家中，之后他俩交谈了很久，至于谈话内容我记不清了。（10）证人樊某证实：1994年我在江某8承包了约22亩鱼池养鱼，我的鱼池也使用了陶港猪场沼液作为养鱼肥料，因程某1铺设的沼液主管道不经过我的鱼池，且铺设分支管道耗资大，我是直接从江某9政跟郭爱宝铺设的沼液管道开口挖渠通往鱼池的，但村里其他养鱼户大多都是连接程某1铺设的管道来使用陶港沼液的。（11）证人江某7证实：我承包了27.4亩的鱼池养鱼，2015年江某11在江某8鱼池周边铺设主管道方便使用沼液养鱼时，我便开始使用中粮陶港猪场沼液作为肥料养鱼。后来排放沼液工作交给江某10负责了，江兴武的两个儿子并没有参与管理排放沼液的工作。（12）证人赵某证实：我从2011年10月份至今一直在武汉中粮陶港猪场沼气站担任操作员，我们沼气站一直定员有站长杜某、操作工江某3、陈某和我。陶港猪场沼气站的沼液输送管道工程总共有三期，先期是郭爱宝跟江某9政合伙修建的；一期是程某1铺设的；二期是时任江某8支书江兴武的大儿子江某11修建的。我记得陶港猪场沼气站先期管道工程是在2012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修建的，当时程某1铺设的沼液管道还没有完工，江某9政跟郭爱宝便与陶港猪场沼气站达成协议，他们两人出资铺设沼液管道帮助陶港猪场沼气站消纳养猪产生的沼液，并向陶港猪场沼气站收取一定的沼液消纳补偿费，我记得是每吨收取3元。除了2012年江某9政跟郭爱宝铺设的沼液管道是由他们两人自行出资修建的，2016年底江某9政铺设的沼液管道、2011年程某1铺设的沼液管道、2014年江某11铺设的沼液管道都是中粮陶港猪场出资修建的。日常使用的管理与维护都是中粮陶港猪场沼气站负责管理与维护的，包括发生沼液泄露造成农户财产损失也都是中粮陶港猪场沼气站负责赔偿事宜的。江兴武阻工的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应该是涉及到利益分配方面的问题。但江兴武安排村民阻工的事情确实存在，因为我当时在江某8程某1管道工程的施工现场看到很多建材还有其他工程器械停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不见有工人来施工。被害人程某1陈述：2011年听陶港镇农业站站长徐某说中粮养猪场在找消纳沼液的位置，于是我就找了中粮养猪场工程部的王经理，并跟他介绍了我生态农业园的位置及种植情况，他当时就同意了还派人去考察了，相关考察人员都同意在我农业园消纳沼液，并提出了管道铺设的建议，于是我按中粮集团管道铺设的建议，邀请江某8支书江兴武、副支书江某2、副主任江某6到我农业园参观，并问江兴武他们村有没有地方消纳沼液，江兴武说没有。我便说那到时候铺设管道时你们村支持一下，当时他们三人同意了。后来我与中粮集团签订了为期5年的沼液消纳合同，合同内容是中粮养猪场负责建设输送管道，我负责沿途铺设管网的相关协调工作，第一个合同年中粮集团按每吨3元跟我结算补偿费，第二至第五个合同年按每吨2元结算。合同签订后，我开始建设输送管道管网工程，路线是从中粮养猪场的沼气站通过江荣村的后背山，再经过上徐村，最后到我的生态农业园，我先是从农业园开始铺设的，经过江某8时，支书江兴武及村干部到施工现场阻工（村干部江某2到施工现场说群众有意见，不允许施工，我就到他家去问江某2为什么阻止施工，他说中粮集团陶港猪场落户江某8，中粮集团没有承诺一些条件，所以管道不能从江某8通过，江某2说话时态度很强硬，我问他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不能搞就是不能搞）。于是我便去找杜某反映情况，杜某说他去找江某8沟通一下，之后杜某跟我儿子程某2说以后消纳沼液也给江某8一份，当时我们是不同意的。在管道铺设工程停工十余天，杜某和曹某（中粮集团分管阳新沼液的副总，我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和沼渣液补偿费都是由其签字发放的）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到沼气站杜某办公室洽谈施工问题和沼液消纳问题，我到办公室后看到他们二人和江兴武都在，杜某催我施工，我说江某8不让施工，我得罪不起。最后杜某让我把沼液的补偿款分一部分给江某8，我还是不同意。过了四五天，杜某和曹总又到我家里商谈这件事，要求早日投产，并做我工作分一半补偿款给江某8，我还是不同意。相隔不到一个星期，杜某、曹某和中粮集团负责湖北省养殖部副总姜梦付到我家说江荣村态度很坚决非要一半沼液补偿费，我还是不同意。之后曹某对我说“要是你不尽快完工，中粮集团就追我责，并终止合同，找别人做”。我见他们说话没有商量余地，便违心答应分一半沼液补偿费给江某8。又过了二三天，我到杜某办公室，杜某拿出一份我儿子与江某8支书江兴武儿子江某1签订的沼液补偿分配协议书，我看了之后问杜某“不是说沼液补偿费给江荣杜集体所有吗，怎么是支书儿子的？”，杜某说“他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办，让我不要管那么多”。于是在杜某的见证下，我和儿子在江兴武家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合同是我儿子的鹏程合作社和江兴武儿子的合作社签订的，内容是消纳沼液补偿费由程某2和江某1两人各得一半。协议签好后，江某8就没有派人阻工了，我完成了管道铺设。之后的补偿费也按50%的收入转给了江兴武儿子江某1了，没有转给江某8委。江兴武和他儿子没有投资一分钱，也没有参与管理，都是我和儿子负责投资、维护的，我之所以跟他们合伙，是因为江兴武是江某8支书，在铺设管道时，江某8进行了阻工，后杜某做我工作，说养猪场以后的工作还需江某8支持，我才同意和江兴武合伙的，分一半补偿费给江兴武的。现在具体我忘记了，我大概只记得三条了，一是管道管理人工费（付管理人员程某3力每月三、四千的工资），二是后期管道维修材料费，三是以上两项费用在总金额扣除之后沼渣液补偿费由程某2和江某1两人各得50%。江兴武的儿子江某1没有参与管理，这个项目都是我儿子程某2和管理人员程某3力负责管理经营，江兴武的儿子没有参与任何管理，他只需要每年领取沼液补偿费就可以了。铺设第一期沼液管道工程，是武汉中粮集团跟大冶市灵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后大冶灵乡公司将工程转包给了我，合同约定江某8发生的矛盾完全由陶港猪场沼气站单方负责协调。阻工事件发生的前三天，武汉中粮集团主要负责人曹某、姜某、杜某分别都找过我，说铺设管道江某8委有意见，他们村集体也要参与沼液消纳，并让我将消纳补偿费让出一半给江某8集体，我不同意。三天后铺设管道时，江某8副主任江某2带人到现场阻工，停工约一个月，直到我跟江兴武儿子江某1重新签订让出一半消纳补偿费给江某1才开始重新施工。二期管道铺设也是大冶灵乡转包给我的，主要内容是自家农庄沼液储存池的修建和江某8鱼池的分支管道修建。三期管道铺设工作是江某11铺设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至于我的鹏程生态农业合作社与郭爱宝签订的沼液消纳补偿费（让出一部分补偿费给郭），我拒绝后是杜某背着我跟郭爱宝签的。《陶港中粮现场工作协调会会议纪要》有关我跟姜某、杜某、江兴武、江某9政等人签的协调书，我也是不同意将消纳补偿费分给江兴武、江某9政的，为此三方关系都弄得很僵，直到2017年5月12日，陶港猪场方面请陶港镇政府跟陶港镇派出所出面协调，协调的结果是2016年的沼液补偿费还是由我跟江某1一人得一半，江某9政等人不参与分配。4、被告人江兴武供述：大概在2012年期间，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武汉中粮陶港养猪场打算将沼气站沼液排放到程某1的生态农业园，由程某1负责管道的铺设工程，该管道是从武汉中粮陶港养猪场沼气站连接到的生态农业园的。当程某1将管道铺设到江某8铜停山地段时，私自在铜停山做了石墩。由于程某1在我村的土地上施工，且未和我打招呼，我便和村干部江某2、江某6一起到施工现场，要求他们停工，便将他们的施工现场所占用的土地进行了测量。后来，程某1按照2万余元一亩的标准赔偿我们村补偿费，我记得程某1支付给我村里土地补偿款3000余元，具体金额我不记得，这笔补偿费应该在村里做收入了。程某1将土地补偿费支付给我村里后，我们便没有阻止他施工了。大概在2012年下半年，该管道工程完工。我听说程某1与武汉中粮签订沼液消纳合同后，我当时很生气，我便打电话给武汉中粮陶港养猪场沼气站长杜某，并跟他说“我们村想跟你签订消纳合同，你们不同意，那程某1个人怎么可以签订”。杜某便跟我说“程某1在有生态农业园，我们的沼液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符合环保规定，所以就跟他签订了沼液消纳合同”。我听完就说“他养得活”。说完后我就生气的将电话挂断了。意思是我们村里有这么多鱼池，中粮陶港养猪场的沼液不排放到我们村里的鱼池，还跟程某1签订合同，我很生气，那到时候别怪我为难中粮。我是江某8支书，武汉中粮陶港养猪场的矛盾需要我来协调，到时候我可以卡得住他们。我记得是杜某来到我家里跟我协商的，我当时就跟杜某说“程某1个人怎么能跟你们中粮签订消纳合同，我们村里明明有鱼池，怎么就不能排到我村里，那我肯定不乐意”。杜某说“要不，你和程某1每人管一段，程某1管他那段，你就管江某8段的沼液，到时候你和程某1每人得50%的沼液补偿费”。我听后就说“那行，到时候我们江荣段的压力肯定要大一些”。杜某见我同意后，便说去找程某1做工作，说完后便离开了。那次杜某找我协商后，没过几天，程某1和他儿子（具体叫什么我不记得）一起来到我家里，我记得他当时还带了点菜来。随后，杜某也来到我家里。于是我们坐在一起谈合作的事，程某1跟我说“那我们一起合伙做，你管江荣段的沼液，我管上徐村和官塘村那段，每人得一半的沼液补偿费，我们今天一起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由杜总做见证”。我当时就说“我们俩一起做？”，程某1说“由我们的儿子签订合同”。我就说“这有没有问题的”。程某1说“那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儿子签订的合同”。我听程某1这么说后，便同意了。随后我让我小儿子江某1在合同上签了字，程某1也让他儿子在合同上签了字，杜某在该合同上签了见证人。我和程某1每人持有一份，至于杜某有没有合同我不记得了，目前我的那份合同已经找不到了。我儿子江某1没有参与，是我安排他在合同上签字的。因为我是江某8支书，我不能签订这份沼液补偿费合同，所以我就让我儿子签订了这份合同，另外程某1是国家干部，他也不能签订合同，所以他就让他儿子和我儿子签订了这份沼液补偿费分配合同，其实都是我和程某1在做这个事。我其实也是担心我作为江某8支书能不能得武汉中粮的沼液补偿费，是否违法我心里没底，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荣村的其他村干部不清楚我儿子和程某1儿子签订这份沼液补偿费分配合同，这是我们私下签订的。我是江某8支书，武汉中粮陶港养猪场的矛盾协调工作需要我的支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为难他们，就同意让程某1让出一半的沼液补偿费给我。如果我不是江某8支书，他们肯定不会让给我50%的沼液补偿费。程某1让给我50%的沼液补偿费肯定不是自愿的。程某1第一年只支付给我儿子1万元现金，当年武汉中粮肯定支付给他的沼液补偿费超过2万元，具体金额以武汉中粮的财务账为准，从这个问题来说，程某1肯定不是自愿给我的。后来我问我儿子江某1，程某1当年给了我们多少钱，江某1说只给了1万元，于是我便找杜某理论，当时我跟杜总说“合同约定是按50%平分沼液补偿费的，他怎么只给我1万元，那程某1不讲信用”。杜某就跟我说“我去找程某1协商一下”。杜某跟程某1协商后，第二年和第三年都给了一些补偿费，具体金额以江某1的工行账户流水为准。后来，我担心程某1不讲信用，我便又去找杜某，后来杜某同意让程某1将50%的沼液补偿费委托我儿子江某1的工行账户领取，所以第四年和第五年的补偿费是我和程某1每人一半，具体金额以我儿子的工行账户为准。2016年1月4日，转给我儿子账户86000元，这是第二年度的补偿费；2016年11月22日，转给我儿子账户50000元，这是第三年度的补偿费；2017年6月13日，武汉中粮转给我儿子账户115854元，这是第四年的沼液补偿费；2018年3月15日，武汉中粮转给我儿子账户78984元，这是第五年度的补偿费；经过计算，以上四笔一共是330838元，加上第一年度的补偿费1万元现金，这5年的沼液补偿费一共是340838元。收到沼液补偿费后，我没有支付给他们。程某1一共跟武汉中粮签订了5年合同，5年后武汉中粮便终止了该合同，也就是武汉中粮不向程某1输送沼液了。《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阳新陶港沼气站沼渣液综合利用协议书》（时间：2018年6月5日）是武汉中粮跟我儿子江某1签订的合作协议，实际是武汉中粮跟我签订的，我没有履行承包实验田用于消纳沼渣液等义务。武汉中粮是国企，如果不和我签订合同，他们公司就无法支付我费用，所以武汉中粮就以签订合作协议的名义跟我个人支付了5万元的合作费。2019年1月，我没有任江某8支书了，村里很多矛盾纠纷我不便于协调，武汉中粮便跟我提出终止该合同，我也清楚武汉中粮跟我签订这份协议，其实就是想给我个人好处，帮助他们企业协调矛盾，不影响他们企业的生产经营，既然我没有任支书了就应该退出该协议。杜某跟我提起退出该协议的事，我就同意了。于是我让我儿子跟武汉中粮签订了一份终止合作协议，该协议武汉中粮应该有存档，具体内容以该合同为准。经计算，2013年至2019年，武汉中粮以消纳沼渣液的名义一共拨付给我儿子江某1银行账户390838元，其中：我和程某1一起合作时，转给我儿子账户340838元；2019年中粮转给我儿子账户5万元。这笔钱江某1给我十几万元，我主要用于我个人的人情往来费用、医疗费用等个人生活开支。余下的20余万元我儿子江某1全部补贴家用了。钱没有交给村里做收入。我认为个人不能领取这390838元的沼液补偿费，是利用我支书的职权，才能够领取这些沼液补偿费。针对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评析如下：被告人提出其未实施敲诈勒索及辩护人提出敲诈勒索数额应认定为237838元的意见经查认为，辩护人提交的2016年11月、12月及2017年6月共计83000元转账记录发生于被告人江兴武实施敲诈勒索并确定沼液补偿费分配方案后，而犯罪行为始于2012年，故对此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应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认为，辩护人当庭提交谅解书证实被告人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经本院核实，被告人并未给付被害人程某1赔偿款，但被害人程某1愿意对被告人谅解，故对此辩护意见部分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江兴武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江兴武主动到案后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江兴武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Ο一九年十月八日起至二Ο二五年三月七日止；罚金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责令被告人江兴武退赔被害人程某1人民币三十四万零八百三十八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汤 琼人民陪审员  李公良人民陪审员  何秀开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姜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