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7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全某，男，1945年6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沙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丽，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全某之妻），195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沙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丽，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某，男，1970年11月1日出生，朝鲜族，居民身份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华，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全某、高某因与被上诉人尹某确认遗嘱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全某、高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两份遗嘱（打印、手写）遗嘱为无效遗嘱；2.本案上诉费用由尹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对全某、高某的诉讼请求处理不当。打印遗嘱，从其形式特别是形成过程中均可判明其为无效遗嘱，但是原审却认定其“虽然在形式上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但是与手书件的内容基本一致”，从而作出有效认定。全某、高某认为，手书遗嘱文中内容多处涂改，落款处签名不能辩识，日期令人生疑，依法亦应为无效遗嘱，原审以本应无效的手书遗嘱来佐证打印遗嘱的效力，系以错证错。二、原审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不实。原审以2017年3月28日、2017年4月18日李君芳的入院、住院病历中“神志清楚，发育正常，查体合作”等记载，认定李君芳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全某、高某认为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李君芳系2017年5月7日在医院病故，而前述病历记载日期为其病故前约一个月，据其母亲高某陈述，李君芳最后一次住院时身体非常虚弱，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独立完成这份内容含量很大的手写遗嘱？其次，一个人意识是否清楚，与其是否有行为能力，在现实生活和法律层面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病人可能在其临终时意识清晰，但身体、四肢却完全无法、无力动弹，原审如此类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尹某称遗嘱落款时间“2017.3.27”系为纪念其和李君芳首次相识而落。全某、高某认为，遗嘱应完全为立遗嘱人的独立、自由的意思表示，不应有任何其他人、特别是遗嘱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识掺杂。李君芳自患病以来，一直积极医治，求生欲望强烈，即使是最后一次入院，其也乐观求生，对于一个父母尚存、自己年富力强，好生活刚刚开始，积极与病魔抗争的女子，不可能如尹某所述“从2017年3月12日即开始准备遗嘱”，假设该陈述属实，那么尹某即是在李君芳充满求生欲的时候要其准备“遗嘱”，何其残忍！三、手书遗嘱上签名的真伪及辩识，证明责任应归于尹某。尹某主张手书遗嘱上的落款为“李君芳”三字，应有初步证据证明落款处的签名是“李君芳”三个字，并且李君芳生前也在他处有过同样的字体签名并被认可。尹某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全某、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署名李君芳，日期为2017年3月27日”的遗嘱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尹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全某、高某系李君芳父母，尹某于××××年××月××日与李君芳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6年2月份李君芳被确诊为肺腺癌，于2017年5月7日被宣告死亡。李君芳患病后在家休养和住院期间一直由其母亲高某和丈夫尹某照料。李君芳去世后，尹某拿出了两份遗嘱（一份打印件，一份手写件），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3月27日。手书遗嘱主要内容为“五月花房产（含家具家电）、日产汽车、五险一金由丈夫所有，拿铁公寓丈夫拥有三分之二，父母拥有三分之一（立即出售按此分现还是持份增值再分，双方意愿一致即可）。我的个人生活用品归父母所有，办丧费用及后期三年吊唁活动相关费用由丈夫支付。遗嘱由丈夫尹某执行。遗愿：1.父母和丈夫和平友好解决财产分配问题；2.父母给丈夫办理处理房产、车子等手续所需签字手续；3.丈夫按此兑现分配妻子父母的养老费用；4.如果生前治病拿铁房子已卖，手上剩余现金三分之一分配女方父母善老（良心分配）。”该遗嘱落款处签有“李君芳2017.3.27”字样并捺有指印。打印遗嘱的主要内容为“现住五月花房产和家具及家电、日产汽车、本人五险一金及本人夫妻俩支付宝和银行存款由丈夫所有，拿铁公寓房产本人丈夫拥有净值（出售房产后扣除按揭贷款和相关税金）的3分之2，父母拥有其净值的3分之1，用于今后养老。可以对拿铁公寓房产立即出售并按上述比例分配或者等前述房产增值后按上述比例分配净值或者本人丈夫或父母按当时市场价格的净值按上述比例一次性给予对方，双方意愿一致即可。本人个人的生活用品及首饰归父母所有。办丧事费用及后期三年吊唁活动相关费用由本人丈夫尹某支付。遗嘱执行人为本人丈夫尹某。遗嘱说明：1.本人的父母和本人的丈夫应该在和平友好的解决财产分配问题。2.本人的父母配合本人的丈夫办理处理房产、汽车等的所需签字手续。3.本人丈夫按上述本人处理意愿的比例兑现分配父母的养老费用。4.如果为了看病把拿铁公寓的房子已经卖掉时本人发生意外，卖房子后手上还有多余的卖房子的现金，就按卖房子现金的三分之一分配给父母养老”。该遗嘱落款处亦签有“李君芳2017.3.27”字样并捺有指印。根据尹某陈述，手书遗嘱是李君芳从2017年3月12日前开始准备，同年4月9日交由尹某打印后，当日李君芳在医院病床上在两份遗嘱上签名捺印，因为3月27日是李君芳和尹某第一次相识的时间，所以遗嘱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一审另查明，2017年3月28日至2017年4月18日，李君芳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院治疗，病案记载入院时“神志清楚，发育正常，查体合作”等，出院情况“生命体征平稳，精神、饮食尚可”。尹某提交的与李君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2017年3月、4月期间，李君芳仍经常就生活琐事与尹某用手机进行文字交流。一审诉讼中，全某、高某否认手书遗嘱系李君芳签字捺印，但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经法院释明后亦不申请文本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全某、高某系李君芳的父母，尹某系李君芳的丈夫，高某在李君芳被确诊为肺腺癌后的治疗期间，一直陪伴李君芳左右，尹某在李君芳患病后亦不离不弃，双方对李君芳的感情都毋庸置疑，但双方在李君芳去世后为了遗产发生纠纷继而对簿公堂，令人惋惜。关于自书遗嘱的真实性问题，1.全某、高某虽否认签字捺印的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亦不申请做文本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该份遗嘱所立的时间虽为李君芳患病期间，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李君芳患病期间意识清醒，病历资料亦记载李君芳神志清楚、查体合作，且李君芳在2017年3月、4月期间仍能使用手机发文字信息，全某、高某诉称李君芳无书写遗嘱的能力缺乏事实依据。3.打印遗嘱虽在形式上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但与手书件的内容基本一致，符合尹某所述李君芳手书完成后交由其打印的过程，可以反映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自书遗嘱的效力问题，1.从遗嘱内容上看，立遗嘱人李君芳处分的为其个人以及与尹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尹某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该处分行为有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本案全某、高某并未举证证明其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且遗嘱中明确为全某、高某保留了相应的遗产份额，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3.自书遗嘱虽有部分修改，但可以看出修改的部分只是对原表述的一些补充和细化，且更改的笔迹与原文的笔迹一致，故修改并不能成为遗嘱无效的理由。4.全某、高某称李君芳被操纵，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全某、高某要求确认遗嘱为无效遗嘱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全某、高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0元，由全某、高某负担。二审中，全某、高某提交其称系李君芳生前好友代玲玲根据李君芳生前口述记录的遗言（有李永杰的见证）、马新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代玲玲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证明尹某持有的手写遗嘱和打印遗嘱都不是李君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应无效，遗言的见证人和记录人都跟全某、高某没有利害关系。尹某质证表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前述证据真实性不明，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后文阐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全某、高某仍坚持不对两份遗嘱中李君芳的字迹申请鉴定；尹某明确表示认可两份遗嘱中含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在内的全部内容。本院认为，本案两份遗嘱中，肉眼可见均有李君芳签名且有捺印，虽然全某、高某认为两份遗嘱中的手写字迹不是李君芳所写，但经法院释明，全某、高某坚持不申请对手写字迹进行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两份遗嘱中包括内容和签名在内的所有手写字迹应认定为李君芳本人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李君芳立遗嘱时系成年人，应推定具有遗嘱能力。全某、高某主张李君芳因病情不具有遗嘱能力，但缺乏证据能够证明立遗嘱时李君芳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故全某、高某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李君芳的手写遗嘱属于继承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自书遗嘱，其中虽有涂改，但涂改之处仍可看出不属于事关遗产分配的关键内容，对遗产分配份额不产生任何影响，且本案更无证据能够证明涂改的内容系被篡改，尹某亦表示认可遗嘱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故李君芳该手写遗嘱应认定为有效。尹某持有的内容为打印字体、落款处李君芳签名的遗嘱，打印内容属于他人代书，但该遗嘱中并无见证人，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求，且该遗嘱比李君芳自书遗嘱多出有关支付宝和银行存款归属等内容，故该遗嘱应认定为无效。全某、高某所提交其称系李君芳生前好友代玲玲根据李君芳生前口述记录的遗言（有李永杰的见证），所记录文字有近写满两页Ａ４纸之多，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29日，该“遗言”未经李君芳签字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又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中“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的规定，也难以认定为有效口头遗嘱，且该证据真伪不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全某、高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落款时间为“2017.3.27”、内容为打印字体、李君芳签名并捺印的遗嘱无效；三、驳回全某、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0元，均由尹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鑫荣审判员  方 红审判员  陈继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