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丁浦，男，197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利芬，女，197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立，北京鲍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法定代表人：石佑启，职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著华，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峻，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戴丁浦、郑利芬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简称外语外贸大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6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丁浦、郑利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外语外贸大学承担。事实和理由：外语外贸大学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一审审查事实不清。一、校园安全保障监控设施存在漏洞，案发现场系学校体育场馆，属于人群聚集场所，理应设立相应监控设备以及保安值守以及突发事件处理应急措施。但外语外贸大学在该地区没有设立有效的安全保障监控设施，存在明显安全漏洞，罪犯发现该漏洞而选择在该场所实施杀人的犯罪行为，学校安全保障监控设施上的漏洞与被害人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案发现场是学校体育场馆属于人群聚集场所，且根据外语外贸大学陈述该场馆向社会开放，故应该设立保安值守。但案发现场并无保安值守，外语外贸大学对保安何时到场如何处置也并未说明。三、学校救助措施不力。一审庭审查明在120到场时，学校校医当时已在场，但未见校医作出相应救助措施。一审法院未查明校医是否具有行医资格，以及现场采取何种救助措施。被上诉人外语外贸大学辩称，一、外语外贸大学已依法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一）设立了常设安保机构与安保队伍，建立了安防制度与安防设施。设立了学校保卫处（保卫部）等负责校园安全管理的专门性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校园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装了覆盖校园主干道、教学楼、生活区等主要区域、重点区域的监控设施，配备了合理的校园治安管理人员，在校园各出入口以及校园内安排保安24小时值班巡查，校园内的安全保卫和对教育、教学设施的管理不存在疏漏，也不存在安全隐患。正因为外语外贸大学在安全防范、依法治校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评为“广东省体依法治校示范校”。（二）校园管理方面不存在疏漏。首先，现行法律并无规定，要求高校对校园进行封闭式管理。外语外贸大学在各出入门岗安排了安保人员昼夜值班轮守，己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次，外语外贸大学客观上也无法对校园做到封闭式管理。第三，现行法律并未授权高校安保人员可以对进入校园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三）对包括本案受害人在内的师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二、外语外贸大学对戴丁浦、郑利芬女儿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一）事发时，尽到了及时救助、报警、通知等义务。学校保安、医护人员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报警、联系120求助。第一时间通知受害人亲属。（二）事发后，履行了协助、通知、善后等义务。积极提供校园监控视频等，配合警方对案件的侦察、调查，履行了协助、通知等义务。借助外语外贸大学提供的监控视频，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组织专门人员，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协助戴丁浦、郑利芬等受害人家属处理有关善后事宜，代戴丁浦、郑利芬支付了四万多元的宾馆住宿、餐饮等费用。（三）案发当晚值班医护人员均具有相应资格与执业证书。三、戴丁浦、郑利芬女儿的死亡是加害人王某的犯罪行为所致，与外语外贸大学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受害人的死亡是因第三人王某的故意侵权（犯罪）行为所致。（二）戴丁浦、郑利芬向外语外贸大学索赔300余万元的真实原因，并非基于外语外贸大学未履行安保义务或者存在过错，而是由于加害人及其亲属缺乏赔偿能力。四、戴丁浦、郑利芬上诉称案发现场属于人群聚集场所，又是矛盾多发地区，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案发现场是运动场，除了大型赛事项目外，并非人群聚集场所。即使属于人群聚集场所，也不必然就是矛盾冲突多发地点。戴丁浦、郑利芬将人群聚集场所和矛盾冲突地点相混同，以此要求外语外贸大学在上述地点安装监控设备缺乏法律依据。五、戴丁浦、郑利芬从案发后果倒推外语外贸大学需要在案发现场设立保安24小时值守，缺乏法律依据，也超出外语外贸大学作为该场所管理者所应该履行的安保义务范围。六、戴丁浦、郑利芬从其女儿死亡结果倒推外语外贸大学当晚安排的值班医务人员缺乏行医资格，该推断与事实不符。戴丁浦、郑利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外语外贸大学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向其赔偿死亡赔偿金1657320元、丧葬费414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45659元及其他损失3万元，合计3174412元，案件受理费由外语外贸大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戴某（1996年8月9日出生）原系外语外贸大学2015级本科在读学生，戴丁浦、郑利芬则是戴某的父母。2016年12月20日21时，戴某在外语外贸大学校内锻炼绿道（即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14栋女生宿舍南侧与运动场之间的锻炼绿道）上锻炼身体；当晚21时许，校外人员王健去至前述锻炼绿道，乘正在此处锻炼身体的戴某不备，上前抱住戴某并持刀连续捅刺其颈、胸部等部位后逃离现场。经现场目击人员报警求助，外语外贸大学保卫处安保人员、学校校医、公安人员、120急救人员等先后来到现场，经鉴定，被害人戴某系被锐器作用致右颈内静脉、右锁骨下动脉完全离断及颈深层静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10时许，王健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东方明智苑D2栋512房被抓获。2017年7月7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就上述事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王健的行为犯故意杀人罪（即指控被告人王健在2016年12月20日21时许去至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14栋女生宿舍南侧与运动场之间的锻炼绿道上，乘在此处锻炼身体的被害人戴某不备，持刀〔单刃折叠刀，刀长25厘米，刀刃长11厘米〕捅刺戴某颈、胸部等部位后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戴某系被锐器作用致右颈内静脉、右锁骨下动脉完全离断及颈深层静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同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粤01刑初288号对该案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戴丁浦、郑利芬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人王健赔偿丧葬费41433元、交通费59085元、住宿费27000元、伙食补助费12000元、误工费120000元及死亡赔偿金（请求按照法律规定判处）。2018年9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7〕粤01刑初2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为王健无视国家法律，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认定被告人王健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戴丁浦、郑利芬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71433元（具体包括：⑴丧葬费：41433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6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12个月×6个月〕。⑵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赔偿其他料理后事费用，可以在误工费和交通费的项目上予以体现，原告人虽没有提供有效的交通票据及误工证据，但属合理费用，应予赔偿，总额酌情以30000元为宜），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王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王健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戴丁浦、郑利芬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71433元，另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戴丁浦、郑利芬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尚未生效）。由于戴丁浦、郑利芬认为外语外贸大学在前述戴某遇害事件中存在疏于安全管理（任由校外人员出入校园）、校园安全保障监控存在漏洞（欠缺凶案现场的视频监控）、校园安保制度不完善（在凶案现场没有发现保安、也没有证据证实安保人员在案发后到达现场的时间）、救助措施不力（无证据证实案发后到现场处置的学校校医是否有行医资格及其是否采取合理有效的抢救措施）等情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成讼。一审诉讼中，外语外贸大学表示，外语外贸大学毗邻白云山风景区（风景区其中一出入口直接与校园对接）、数条公交线路经由校园通过，且根据广东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外语外贸大学更需要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内体育运动场所设施，故学校并非实施封闭式管理；而外语外贸大学建立有学校保卫处〔保卫部〕等负责校园管理的专门性机构，制定有相应的校园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装了覆盖校园主要区域、重点区域的监控设施，配备了足够的校园治安管理人员，在校园各门口及校园内安排24小时人员值守及巡查，并在平时通过各种途径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且涉案刑事案件被告人王健在事发当天进入外语外贸大学校园时，其衣着及行为举止均无异常，安保人员无需对其进行特别的注意，在案涉伤害事件发生后，学校保卫人员在接到目击学生报警后即赶到案发现场警戒并马上向公安机关报警及报120急救，学校门诊部值班医护人员也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同时，案发后，学校更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侦查，通过学校所提供的校园监控视频配合公安机关迅速侦查并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健；另外，学校也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通知受害人戴某的亲属并协助其处理善后事宜，期间，除为戴丁浦、郑利芬及其多名亲属垫付了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月10日期间有关宾馆住宿及餐饮等费用共46521.54元外，外语外贸大学还与戴丁浦、郑利芬就戴某校内遇害事件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外语外贸大学向戴丁浦、郑利芬支付人道慰问金50万元），并已实际向戴丁浦、郑利芬支付了人道慰问金50万元履行了《协议书》；由此可见，外语外贸大学在校园安全保障管理中并不存在疏漏或隐患，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后也已尽到及时救助、积极善后等义务，不存在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外语外贸大学在涉讼事件中并不存在过错。为此，外语外贸大学提供了其校园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案发期间校园监控视频资料、《协议书》等证据。查，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体育局关于命名广东省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示范单位的通知》（粤教体函〔2016〕15号）显示，外语外贸大学于2016年3月9日被命名为“广东省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示范单位”；2017年1月9日，外语外贸大学以其下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继续教育〔公开〕学院”的名义（乙方）与戴丁浦、郑利芬（甲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内容为“双方就一审法院学员戴某在校内遇害一事，经过友好协商，同意由乙方向甲方戴某父亲戴丁浦、母亲郑利芬支付人道慰问金总计人民币伍拾萬元整，其中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支付的贰拾萬元及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募集的叁拾萬元。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经济诉求。如果法律要求乙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超过五十万元，乙方保证向甲方予以补足。如果法律要求乙方承担的经济赔偿不超过五十万元，乙方保证不向甲方索回已经支付金额的超出部分……”；协议书签订当天，外语外贸大学即将50万元人道慰问金交付戴丁浦。一审诉讼期间，戴丁浦、郑利芬表示，涉案〔2017〕粤01刑初2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作出后，戴丁浦、郑利芬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并没有因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戴丁浦、郑利芬在本案诉请中的丧葬费41433元及其他损失3万元就是上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明确确定的丧葬费41433元及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损失3万元，而诉请中的死亡赔偿金1657320元也是按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参照的2016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标准进行计算的），虽然被告人王健因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案号：〔2018〕粤刑终1735号），但据当事人了解，现二审处理结果已作出，案件正处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期间；由于犯罪嫌疑人王健及其家属在刑事案件中已当庭明确表示其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犯罪嫌疑人王健及其家属至今也没有就涉案事件向原告方作出过赔偿或金钱给付），故戴丁浦、郑利芬就本案所涉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并没有向加害人王健或其赔偿义务主体主张民事赔偿权利，仅是在本案中选择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外语外贸大学承担有关赔偿的补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戴丁浦、郑利芬以外语外贸大学在戴某被他人杀害事件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外语外贸大学承责，由此，对于戴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依法应首先由侵权第三人（即直接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外语外贸大学只应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根据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据涉案〔2017〕粤01刑初2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戴某系由校外人员王健在外语外贸大学校园内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所致死亡，即是加害人王健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侵害行为）直接造成了戴某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上述事件对戴丁浦、郑利芬造成的损失理应由作为直接侵权人的王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戴丁浦、郑利芬应就其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直接向加害人王健或其赔偿义务主体主张民事赔偿权利；实际上，在〔2017〕粤01刑初2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人民法院也基于戴丁浦、郑利芬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被告人王健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戴丁浦、郑利芬丧葬费41433元及合计3万元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可见，高等院校应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其教学活动是有别于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外语外贸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其面对的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为已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而成年大学生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基于高等院校和在校学生的上述特点，外语外贸大学在校园内的安全保卫、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上亦应有别于小学、中学以及幼儿园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机构所应履行的安全管理制度。虽然戴丁浦、郑利芬坚称外语外贸大学在涉案戴某遇害事件中存在诸如疏于安全管理（任由校外人员出入校园）、校园安全保障监控存在漏洞（欠缺凶案现场的视频监控）、校园安保制度不完善（在凶案现场没有发现保安、也没有证据证实安保人员在案发后到达现场的时间）、救助措施不力（无证据证实案发后到现场处置的学校校医是否有行医资格及其是否采取合理有效的抢救措施）等情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由于戴丁浦、郑利芬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而综合〔2017〕粤01刑初2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所反映的刑事案件情况及外语外贸大学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外语外贸大学针对其校园并非封闭式场所（甚至该校体育场馆是需要向社会开放的）的特点，已建立并实施了相应的安全保卫制度，校园内有安排保安值班巡查，校园中安装监控设施，对学生也落实有安全教育工作，其就校园内的安全保卫和对教育设施的管理中并无明显疏漏或管理混乱，亦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符合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而且，在涉案戴某遇害事件发生后，外语外贸大学也能迅速参与对戴某的救助、尽力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并积极协助受害人戴某的亲属处理善后事宜（其除为戴丁浦、郑利芬及其多名亲属垫付了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月10日期间有关宾馆住宿及餐饮等费用共46521.54元外，还向戴丁浦、郑利芬支付了人道慰问金500000元），在一定程度上对受害学生家人作出了善意的安抚；同时，据案发期间校园监控视频资料的反映，加害人王健在进入外语外贸大学校园时，其衣着及行为举止本就均无异常，外语外贸大学的安保人员是无需对其进行特别注意的，甚至无权对其进行人身搜查；结合王健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突发性和偶发性的行为特点以及王健的作案工具为单刃折叠刀的形制特点，现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外语外贸大学存在疏于安全管理、校园安全保障监控存在漏洞、校园安保制度不完善及救助措施不力等情形并直接导致涉案戴某遇害事件的发生。综上，案件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外语外贸大学在戴某被他人杀害事件中存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行为。因此，在戴某的死亡是因直接加害人王健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侵害行为）所致这一情况下，戴丁浦、郑利芬现以外语外贸大学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向外语外贸大学主张权利，要求外语外贸大学向其赔偿死亡赔偿金1657320元、丧葬费414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45659元及其他损失3万元等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戴丁浦、郑利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372.06元，由戴丁浦、郑利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外语外贸大学在戴某受害事件中有无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否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外语外贸大学并非封闭式场所的客观情况，综合考虑到该校已建立并实施了相应的安全保卫制度，有安排保安值班巡查和在校园安装监控设施，对学生有落实安全教育工作，其就校园内的安全保卫和对教育设施的管理中并无明显疏漏或管理混乱，亦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在戴某遇害事件发生后，外语外贸大学也能迅速参与救助、尽力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并积极协助受害人亲属处理善后事宜及支付了人道慰问金500000元等情况，从而对戴丁浦、郑利芬认为外语外贸大学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不予采纳，理由论述充分、观点合理有据，本院予以认可。至于戴丁浦、郑利芬上诉提出外语外贸大学的校园安全保障监控存在漏洞、校园安保制度不完善、救助措施不力等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外语外贸大学提供的证据反映，该校已安装覆盖校园主要区域和重点场所的监控设施，建立了安全管理制度，并不能苛求外语外贸大学在校园任何位置均安装监控设施和安排保安值守。其次，学校保卫人员和值班医护人员在接到报警后均能及时到达现场，但因受害者伤情严重未能有效抢救，该损害后果与医护人员的行医资格等问题并无必然关联。戴丁浦、郑利芬以上述理由主张外语外贸大学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戴丁浦、郑利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72.06元，由戴丁浦、郑利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嵩审判员  乔营审判员  李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爽罗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