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8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建业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院**楼****。法定代表人：熊震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津，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iv>法定代表人：张维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博，男，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钊宁，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建业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与上诉人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市政公司给付恒通公司钢材货款1966358．31元，同时改判市政公司给付恒通公司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的垫资费166780．06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460．496吨相应钢材款付清之日期间的垫资费，按2元／吨／天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20年7月10日为609696．70元；2．一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二审诉讼费均由市政公司承担。以上合计2742835．07元。事实和理由：一、恒通公司提交的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并实际履行的买卖合同，而市政公司提交的9份《钢筋采购合同》和4份《市政公司购销合同》（以下统称《13份合同》）是市政公司制作的适用于其内部流程审批的财务拨款手续之一，并非基于双方买卖货物目的而形成，更不是对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变更。1．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钢筋采购合同》是双方为实现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地下交通)地下交通环廊工程二标段丽泽项目)而进行钢筋买卖交易所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买卖合同，与交易过程中形成的送货单、结算付款、变更收货人员确认函、证人证言均能够相印证，足以形成完整充分的证据链。而《13份合同》均没有记载合同签订日期，与管某证言、任某和张欣通话录音、《材料结算证明》和《庭外调解协议》、履行时间节点等均无法合理印证，《13份合同》不是双方基于钢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亦非双方对于2016年3月14日所订立的《钢筋采购合同》的变更。(1)双方真实签订并履行的《钢筋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第一次供货发生在2016年3月16日，符合先签约、后履行的交易惯例。而《13份合同》均没有记载合同签订日期，不符合市场正常的商业缔约习惯与常理。（2）根据钢筋买卖行业的交易习惯，交易实际发生之前，买方难以确定准确的采购数量，也难以如此精确地预估结算价款，如按市政公司的主张，《13份合同》为双方真实买卖钢材所签，而《13份合同》中约定的汇总价款均与每笔实际转账支付金额(亦有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完全一致，显然不符合常理。正常的供货付款流程应为：①应先有收货方签收货物的送货单;②对已供货金额和应付款金额进行结算对账，确定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③供货方开具的货款税务增值税普通发票;④由付款单位内部呈报审批;⑤财务部门安排转账付款。按市政公司所主张，市政公司财务部门不用核对确认送货单，也不用财务结算对账，市政公司财务直接按《钢筋采购合同》记载金额和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即完成了10余笔付款，显然不符合常理。（3）市政公司提交的《13份合同》与其提交的另一组证据实际发生的送货单中记载的供货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均不相符，难以匹配，存在矛盾。由双方指派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单系经恒通公司、市政公司丽泽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丽泽项目部）共同确认，并经案外人加工方北京市永晟通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确认，应当认可其上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市政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不能互为印证，其中送货单记载了历次供货的详细情况，且经双方当事人认可，可见《13份合同》并非基于真实的钢筋买卖所形成。恒通公司向市政公司供货分为两个区间，第一阶段为2016年3月14日至2017年5月2日期间;第二阶段为2018年5月5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与市政公司提交的送货单相印证)。其间长达1年时间未发生供货，但市政公司却在此未供货阶段分两笔向恒通公司支付款项(2017年8月29日1笔、2018年2月13日1笔)。上述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与《13份合同》中编号为17-535、17-536、18-187、17-962的4份《市政公司购销合同》相对应。若依市政公司的主张，《13份合同》系双方实际履行的买卖合同，那么理应存在对应的送货单。但实际上述2笔付款以及所对应的4份《市政公司购销合同》，不仅没有相应时间段的任何供货记录，甚至不处于恒通公司的供货区间。市政公司在没有供货单的情况下，仅依据《市政公司购销合同》和增值税普通发票便拨款，这明显不合常理，违背交易习惯。由此可以印证《13份合同》并非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而是为了应付款项支出制作的请款手续，反而印证了市政公司是按《钢筋采购合同》约定和《庭外调解协议》支付实际欠付的钢材货款及垫资费。《13份合同》精确列明了每份合同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价款明细金额，在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送货单、材料结算证明为依据的前提下，却与同期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相等，与实际付款金额相等。另，在《13份合同》的“结算及付款”条款中，又载明“结算金额=确定的供货数量(吨)*(采购当期格兰网工地指导价-10元)”，表明《钢筋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供货数量，需要根据双方确认的送货单确定。因此，《13份合同》就“价款”这一主要条款的约定本身存在前后矛盾，导致缔约双方对价款的结算方式与金额难以确定，显然不符合缔约常理。《13份合同》的用途，按照恒通公司所主张的内在关系，即为市政公司内部财务审批所需，并与恒通公司主张的付款直接关联，包括了钢材货款、返现及税金、借款及税金、垫资费在内，《13份合同》的金额与市政公司王文杰制作的《原材统计表》、陈某手写记账本(王文杰对账签字)以及恒通公司制作的《供货、回款返现、垫资费明细表》、市政公司支付恒通公司款项明细均能互相印证。综上，一审法院仅依据《13份合同》有双方盖章且与市政公司内部制作的13份《材料合同评审表》能够相印证为由，便认可《13份合同》具有变更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效力，显然割裂了案件事实，忽略了与其他证据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13份合同》之为市政公司内部请款拨款的用途，13份《材料合同评审表》作为市政建设公司内部请款的配套手续，二者势必一致，在本案中，前述由市政公司制作保存的文件本身不能互为证明。另一方面，《13份合同》中恒通公司盖章的落款处签名并非恒通公司负责人熊震岳所签，而是丽泽项目部工作人员代签。尤其第11、12、13份《市政公司采购合同》中在恒通公司印章的落款处署名为“彭雪珂”，彭雪珂系丽泽项目部职员，在真实交易中不可能出现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负责人签名项由合同相对人公司员工签字的情况。管某的证言和通话录音证实，《13份合同》是应市政公司总部财务要求，丽泽项目部王征(联系电话139XX****XX)制作好13份拨款用的《13份合同》以及与《13份合同》记载内容和金额相等的送货单，由丽泽项目部报送给市政公司申请拨款。《13份合同》本身与恒通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及财务结算原始手写记录(恒通公司陈某手写记账本，王文杰对账签字确认)能互相印证，《13份合同》实为市政公司对结算应付款金额的确认，是对包括应付钢材货款、垫资费、返现款及税金、借款偿还本息的确认。一审法院对前述证据和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未进行查明甄别，未对恒通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和制作的《供货、回款、返现、垫资费明细表》与市政公司提交的证据和制作的《钢材进场与实际付款对比表》之间进行核对互验，恒通公司将在二审中将《13份合同》与结算付款之间的内在联系逐一说明。2．市政公司多次在书面文件中认可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协议》是双方合法有效、意思表示真实的钢筋买卖合同。2018年2月6日丽泽项目部管某代表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1份《庭外调解协议》。该《庭外调解协议》形成的前提系恒通公司以市政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向市政公司发送传票，告知财产保全结果后，市政公司委派丽泽项目部负责人之一的管某代表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庭外调解协议》。《庭外调解协议》明确记载双方调解的依据为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钢筋采购合同》和2017年11月14日签订的《材料结算证明》。2018年5月2日丽泽项目部向恒通公司出具了1份《变更收货人员确认函》，其中亦载明双方签订并履行的合同是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钢筋采购合同》，证明双方履行的是2016年3月14日所签《钢筋采购合同》，而不是13份市政公司内部用于请款拨款的《13份合同》。以上足见，一审法院对《13份合同》是对《钢筋采购合同》的变更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涉案钢筋买卖的交易行为所依据的合同是《钢筋采购合同》，《13份合同》仅为内部请款合同，市政公司对此亦明确知晓。3．市政公司应当依据《钢筋采购合同》的约定标准向恒通公司支付垫资费。《材料结算证明》载明：“备注：2017年8月1日之后按照985．803吨每天每吨2元标准支付垫资费”，由市政公司项目王晓锋、王文杰签字确认;《庭外调解协议》约定：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市政公司应付恒通公司垫资利息为360803．89元，由丽泽项目部管某签字确认。上述证据均约定有垫资费，且计算标准与《钢筋采购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的完全一致。管某的证人证言印证了上述事实，并明确了为支付包括上述垫资费在内款项所制作的对应的《13份合同》，金额亦可以相印证，《13份合同》的目的用于其内部请款、拨款。以上内容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垫资费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市政公司在双方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后，依约向恒通公司支付了3000000元款项(含垫资费)，并由王征制作了编号为18-187、17-962的《市政公司购销合同》(《13份合同》之二)作为内部请款手续、恒通公司开出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王征制作的与拨款合同内容一致的送货单(市政公司留存，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为依据，向恒通公司支付了对应款项。(管某证言拨款合同、拨款送货单由丽泽项目部王征制作，王征姓名在丽泽项目值班表中)。综上，2016年3月14日的《钢筋采购合同》、管某的证人证言、《材料结算证明》、真实履行确认的送货单、《庭外调解协议》、实际汇款金额等均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均与《13份合同》存在显著矛盾。一审法院将《13份合同》认定为2016年3月14日的《钢筋采购合同》的变更，显然忽略了《13份合同》与本案其他证据的矛盾之处以及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涉案人员王晓锋、管某、王文杰的职务身份认定错误。上述三人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具有代表市政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签字确认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送货单》、《材料结算证明》、《庭外调解协议》均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均应由市政公司承担。1．一审法院就王建锋、任某、李某与市政公司承接丽泽项目为联营关系事实认定错误。(1)李某、王建锋、任某与市政公司之间系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刑终58号二审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58号裁定)明确认定基本事实如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6判决）认定：被告人尹某接受王某(即王建锋)的请托，为王某等人挂靠的市政公司中标丽泽项目提供帮助。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决相同，本院予以确认”。上述58号裁定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58号裁定、136号判决均已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条第六款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故足以证明，在丽泽项目实施期间李某、王建锋、任某与市政公司之间系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市政公司代理人所述而认定其双方成立联营合作关系，显然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此外，管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a．《13份合同》的性质为拨款用途的手续;b．市政公司实际拨款中包含了钢材货款、垫资费返现及相应税金、借款本息及相应税金;c．《13份合同》中款项的真实用途为内部请款、拨款。一审法院对上述内容均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中有利于恒通公司的证明内容，却只采纳管某证言中签订《庭外调解协议》是受任某、李某、王建锋的委托，而没有市政公司的委托手续。《庭外调解协议》的签订，均系市政公司内部协商一致所安排，管某所述内容，对外系以代表市政公司名义签订。另外，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亦为管某代表市政公司签订，恒通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市政公司收取了应付调解款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支付了相应调解款项。管某所述《庭外调解协议》受李某、王建锋、任某委托所签订的理由，不能作为市政公司对抗恒通公司诉求主张的理由。（2）在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履行期间，管某、王文杰、王晓锋、任某、张欣均以市政公司名义与恒通公司进行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签订、结算、付款，进行庭外和解并付款，且每一笔付款均认证抵扣了恒通公司提交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签约主体系市政公司，加盖有丽泽项目部印章，恒通公司将钢筋供货至丽泽项目施工现场。在双方当事人签约和履行过程中，市政公司和挂靠施工人从未向恒通公司披露明示其双方系挂靠施工，始终以被挂靠人市政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和经营。恒通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是在与被挂靠人市政公司发生经营关系。因此，管某证言所陈述的涉及挂靠关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审批流程以及签订《庭外调解协议》的授权关系等内容均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均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恒通公司，更不能据此排除恒通公司向市政公司主张基于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钢材货款和垫资费的权利。2．一审法院就王晓锋、管某、王文杰系市政公司主管工作人员身份一事认定错误。(1)王晓锋、管某、王文杰职务身份的事实依据。①管某的职务身份。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签章处加盖了丽泽项目部的印章，同时委托代理人一栏由管某签字确认。市政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见亦认可管某系其丽泽项目部的委托代理人，管某代表丽泽项目部在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上的签字，应当视为市政公司对其在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签约履行过程中的概括授权。在后续的履行过程中管某也始终作为丽泽项目部负责人员与恒通公司进行沟通对接，根据市政公司在丽泽项目施工现场张贴的丽泽项目值班表，管某、王晓锋均为丽泽项目部的“领导”可见其有相应职务权限代表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就拖欠钢材货款事宜进行协商、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并最终在《庭外调解协议》上签字。市政公司根据管某签字确认的《庭外和解协议》，并以履行《庭外调解协议》约定款项的方式，对管某具有代表市政公司的职务身份作了进一步确认。②王晓锋的职务身份。第一，通过对比王晓锋账号为×××的账户转账交易记录与丽泽项目值班表中市政公司工作人员名录可以发现，王晓锋在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多次向市政公司员工转账支付工资，共计588014元。其中包括：①2016年8月16日向管某转账汇款3014元;②2016年8月22日向孙礼明转账汇款30000元;③2016年10月10日向管某转账汇款33000元;④2016年10月30日向管某转账汇款10000元;⑤2016年11月24日向张国峰转账汇款30000元;⑥2016年12月16日向孙礼明转账汇款300000元;⑦2017年1月12日向管某转账汇款150000元;⑧2017年1月13日向孙礼明转账汇款2000元;⑨2017年3月30日向边振军转账汇款30000元。前述人员均为市政公司丽泽项目值班表中记载的工作人员。第二，王晓锋多次以其卡号为×××的账户接收第三方支付的丽泽项目工人工资、劳务费，用于向工人发放相应款项，共计6889058元。其中包括：①2016年8月12日商丘市豫兴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兴公司）支付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地下交”2480684元;②2016年9月30日豫兴公司支付的“丽泽地下交通工程工人”1158293元;③2016年12月15日豫兴公司支付的“丽泽金融工程工人工资”951881元;④2016年12月19日张欣支付的“市政丽泽劳务费”818573元;⑤2017年1月11日商丘市豫兴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的“丽泽金融工程工人工资”229242元;⑥2017年1月11日张欣支付的“丽泽劳务费”561256元;⑦2017年1月20日豫兴公司支付的“丽泽金融工程工人工资”128523元;⑧2017年1月20日张欣支付的“市政丽泽劳务费”560606元。王晓锋的上述银行卡及资金用于市政公司丽泽项目的运营管理。第三，王晓锋多次以其账户向涉案丽泽项目业主方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及涉案丽泽项目其他合伙人收、付相关工程业务款项，共计1528719元。其中包括：①通过其账号为×××的账户于2016年4月13日向任某转账汇款699975元;②通过其账号为×××的账户于2016年9月1日向王建锋转账汇款335000元;③2016年9月1日向李某转账汇款180000元;④2016年9月5日向任某转账汇款250000元;⑤2016年9月12日向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转账汇款31872元;⑥2016年12月21日收取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31872元。第四，在市政公司提交的《13份合同》中，其中有1份《钢筋采购合同》落款处加盖有“市政公司合同专用章”，王晓锋在企业负责人处签名。亦足以表明市政公司确认王晓锋为市政公司负责人的职务身份。通过以上交易记录和关联证据可见，王晓锋以其账户支付员工工资、收取第三方支付的工人劳务费、与涉案丽泽项目业主方北京丽泽金都置业公司及其他市政公司挂靠施工人之间进行资金交易往来，用以管理丽泽项目的内外结算与款项收付，足见王晓锋系丽泽项目部管理人员的身份并且主管财务工作，王晓锋收到返现款项及借款亦应视为市政公司收到了返现款、借款，并用于市政公司的丽泽项目中。③王文杰的职务身份。市政公司提交的证据送货单中“收货人”、“制单人”两栏均明确载有王文杰手书签名;市政公司提交的另一份证据《钢筋加工核对明细单》中“甲方：市政公司丽泽地下环廊项目物资部”一栏，明确写有“王文杰”的手书签名，该项证据系市政公司与通达公司就市政公司供货的钢筋进行加工核对结算的明细。市政公司提交上述证据，说明其认可王文杰作为其工作人员接收并核对恒通公司送货的钢筋，也认可王文杰作为物资部负责人员与第三方就涉案钢筋的加工进行核对结算。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流程为：恒通公司按要求送货，市政公司核验收货，再交由通达公司进行加工，同时与恒通公司结算货款。上述证据与《材料结算证明》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就同系列钢筋从供货到结算加工再到结算货款这一完整流程中的明细文件。市政公司在收货核验阶段、加工核对结算阶段均认可王文杰签字的效力，认可其职务身份及职务行为，但却对王文杰在与恒通公司核对结算货款阶段签署《材料结算证明》、这份能够明确显示市政公司欠付钢材货款义务的文件不予认可王文杰的职务身份和职务行为，显然前后矛盾也有违常理，是其为了规避付款责任的不实陈述。（2）王晓锋、管某、王文杰基于职务行为签订的《材料结算证明》、《庭外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其后果应当由市政公司承受。就外部关系而言：一方面，管某具有经授权的权利外观，恒通公司有理由相信管某是丽泽项目的委托代理人，经市政公司授权与恒通公司签订了2016年3月14日的《钢筋采购合同》。故恒通公司亦有理由相信管某有权就其代理签订的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尾款结算问题，代表市政公司签订《庭外调解协议》。另一方面，王晓锋、王文杰有相应的职务权限代表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就拖欠钢材货款结算事宜进行协商、签订《庭外调解协议》。王晓锋、王文杰作为丽泽项目部管理人员，签字确认的《材料结算证明》是在其职权范围内所履行的职务行为，其签字有效，应当认定为市政公司已经作出了确认《材料结算证明》的意思表示。就上述三人与市政公司的内部关系而言，无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是否实际经挂靠方委托等，均不能以此对抗恒通公司。一审法院对丽泽项目中管某、王文杰、王晓锋等人所签订确认的《材料结算证明》和《庭外调解协议》一概不认，仅仅以没有市政公司出具书面授权文书为裁判理由，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对于市政公司自身认可的钢材货款涉及的相关结算依据，这部分钢材货款亦是经由管某、王文杰、王晓锋签收货物、结算钢材货款、收取增值税普通发票认证通过后，市政公司据此付款。一审法院判决选择性地认可相同人员签字确认的文件部分有效而部分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庭外调解协议》、《材料结算证明》应当作为认定本案款项结算性质的依据，对市政公司具有法律效力，亦足以证明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实为欠付货款的关系。三、基于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项下所拨付款项的具体金额及性质。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签订后，丽泽项目部在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向恒通公司借款的行为，亦存在丽泽项目部要求恒通公司协助采用拨付钢材款的形式自市政公司请款、返现用于丽泽项目部运行的行为。恒通公司自2016年3月16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累计供货5358．785吨，总货款为16367949．57元。虽市政公司付款18410198．01元(含张欣支付的1000000元)，但其中包含钢材货款、垫资费、返现及税金、借款本息及税金，一审法院判决对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1．市政公司实际支付钢材货款本金总计14404551．55元。(1)2016年4月6日支付585025．74元;(2)2016年5月18日支付1046960元;(3)2016年7月1日支付2190521．34元;(4)2016年8月12日支付3176483．78元;(5)2016年9月29日支付761632．17元;(6)2016年12月15日支付1443570．20元;(7)2017年1月10日支付1500023．33元;(8)2017年8月29日支付61138．88元;(9)2018年2月13日支付2639196．11元(以《庭外调解协议》为依据);(10)2018年6月15日支付500000元(张欣支付)；(11)2018年7月11日支付500000元(张欣支付)。合计支付钢材货款本金14404551．55元。2．结算前后已支付的垫资费923404．92元。(1)2016年8月12日支付结算垫资费197769．56元;(2)2016年9月29日支付结算垫资费5056元;(3)2017年8月29日支付结算垫资费359775．47元;(4)2018年2月13日支付垫资费360803．89元(《庭外调解协议》)。合计支付垫资费923404．92元。市政公司否认存在垫资费的事实，但是根据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第四条第3款之规定：钢筋采购采用货到付款的供应方式，乙方(即恒通公司)钢筋进场复验合格后20天内支付全部货款，超出20天，按2元/吨/天垫资费支付给乙方(即恒通公司)，管某证言、张欣的通话录音均明确认可存在垫资费地事实，《庭外调解协议》、《材料结算证明》均记载了垫资费的事实，且上述证据中对垫资费计算方式、核算金额金额与支付金额可以相互印证，可见双方对垫资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并已经完成了部分履行。3．市政公司借款税金和返现税金，共计215912．66元。(1)2016年4月6日支付返现税金25558元;(2)2016年8月12日支付返现税金97665元;(3)2017年8月29日支付返现税金39489．74元;(4)2017年8月29日支付500000元借款税金53199．92元，合计支付税金215912．66元。4．恒通公司返还丽泽项目部2306162．41元。返现款项明细：(1)2016年4月7日返还367643元;(2)2016年8月16日返还1000000元;(3)2016年8月17日返还404874．27元;(4)2016年9月30日返现533645．14元。合计返现金额2306162．41元。返现款项的收取方式为：①王晓锋以其账号为×××的账户于2016年4月7日收取恒通公司陈某转账返现款367643元；②王晓锋以其账号为×××的账户通过管某账户收取恒通公司陈某返回的返现款，其中：2016年8月17日收到管某代转返现款1000000元、2016年8月17日收到管某代转返现款404874．27元、2016年9月30日收到管某代转返现款533645．14元。结合前文所述，王晓锋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支付丽泽项目员工工资、收取第三方支付的工人劳务费、与涉案丽泽项目业主方及其他合伙人进行业务交易往来，可见王晓锋收取恒通公司返现款，并用于丽泽项目运营和挂靠关联方。王晓锋多次以其账户接收要求恒通公司收到后返还的返现款，与管某陈述事实和提交的转账凭证一致。王晓锋作为丽泽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并主管财务工作，在该丽泽项目中的行为均为代表市政公司完成该丽泽项目施工任务的职务行为。直接通过陈某账户或间接通过管某账户接收要求恒通公司返还的返现款的行为，是其职务范围内的职务行为，足以证实返现款项用于市政公司的丽泽项目运营支出，也能够印证王晓峰在丽泽项目上的负责控制和管理作用的职务身份。应当认定为市政公司收取返现款、借款并将其用于涉案丽泽项目的费用支出。至于王晓锋是否已经或应当将其个人账户收到的返现款项再转账给市政公司账户，系其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一审法院仅以未见王晓锋将上述款项转给市政公司为由，便否定了市政公司收取并使用返现款的事实，显然忽略了王晓锋系丽泽项目管理人员的职务身份及其收款并使用的职务行为。因此，恒通公司返还给市政公司的现金金额及相应税金，应当自市政公司汇款总额18410198．01元中扣减。因此市政公司应当按照双方确认的结算文件并从中扣除返现款(含税金)、借款(含税金)后的金额，实付钢材货款和实际支付的垫资费后，履行支付尚欠钢材货款本金和垫资利息的义务和责任。市政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改判恒通公司返还市政公司钢材货款2042248．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准确认定了双方建立的买卖关系及市政公司实买实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查明了根本的案件事实：恒通公司总共送货量为5358．785吨，货物金额应为16367949．57元，恒通公司收取钢材货款18410198．01元。但是基于上述事实和认定，一审法院存在两点认定瑕疵。一、市政公司已经超额支付钢材货款，不存在逾期付款，不应承担43490．42元的逾期付款利息。1．所谓的“垫资费”，是以恒通公司与案外人合意实施的“返现”行为作为基础的，与本案无关。市政公司支付钢材货款后，恒通公司将钢材货款以“返现”或借款(本金计2806162．41元)的名义支付给其他自然人，然后恒通公司就将这部分款项视为市政公司没有支付过，并以此为本金开始架构出各种“垫资费”、“利息”、“税费”，是违法的。所以不能认定“垫资费”为市政公司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是应与一审法院正确认定的“返现款”“借款”、“利息”、“税费”一样，予以驳回。2．“垫资费”不具合同依据。3．“垫资费”是在违背实际供货价值的客观事实、超越买卖关系的法律基础、乃至逾越民事法律范畴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二、恒通公司多收取的1000000元应予以返还。1．恒通公司确认收取款项为18410198．01元(含案外人支付的1000000元)。2．案外人张欣付款凭证，明确记载为“丽泽钢筋款”。3．《13份合同》最后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上述1000000元的付款时间与恒通公司最后2次供货的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恒通公司收到500000元，2018年6月17日供货1次;2018年7月11日恒通公司收到500000元，2018年7月12日供货1次。本案买卖双方的供货金额(16367949．57元)与收款金额(18410198．01元)清晰，恒通公司应将其多收取的钢材货款1000000元返还给市政公司。至于恒通公司与案外人管某、王晓峰间的资金问题，或市政公司与案外人张欣间的资金问题，均应由其另行解决。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市政公司给付恒通公司钢材货款1966358．31元；2．判令市政公司给付恒通公司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的垫资费166780．06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460．496吨相应钢材款付清之日期间的垫资费，按每吨每天2元的标准计算；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市政公司承担。市政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恒通公司返还市政公司货款2042248．5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恒通公司承担。经一审庭审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包括恒通公司提交的证据3．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5．送货单、证据6．《变更收货人员确认函》、证据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业务凭证/回单、证据8．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据9．丽泽项目值班表、证据14．送货单（2017年3月20日）、证据15．《公证书》、证据16．送货单、证据19．转账凭证、证据20．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据21．（2018）京0106民初6162号民事案件卷宗、证据22．139号判决及58号裁定、证据23．管某证言、证据24．与管某的通话录音，市政公司提交的证据2．付款详情中的2份张欣的付款凭证、证据3．供货凭证中的送货单，以及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管某尾号为3474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王晓锋尾号为5800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流水、王晓锋尾号为7953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流水。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恒通公司提交的于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盖有恒通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丽泽项目部章的《钢筋采购合同》，拟证明恒通公司与市政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钢筋采购采用货到付款的供应方式，乙方钢筋进场复检合格后20天内甲方支付全部货款，超出20天按2元/吨/天垫资费支付给乙方。市政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第一，该合同所加盖的印章，不是市政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第二，该合同签字的人员管某不是市政公司员工，仅是丽泽项目工地上工作过的人员，关联性不认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是由市政公司提供的13份盖有市政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合同文本，恒通公司提供的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多出了垫资费的问题，该条款的设定完全是为了对应后续的诉讼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有双方签字盖章，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上加盖的丽泽项目部经市政公司确认是真实的，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2．恒通公司提交的2017年11月14日由恒通公司盖章及材料员王文杰、王晓锋签名的《材料结算证明》，拟证明截止至2017年11月14日，市政公司仍欠付恒通公司钢材货款3636251元；欠付钢材货款的供货期间为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5月2日，市政公司逾期付款，应向恒通公司承担支付钢材货款及垫资费的违约责任；市政公司结算确认自2017年8月1日之后按照985．803吨2元/吨/天标准支付垫资费。市政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主张该文件上不存在市政公司的印章，王文杰和王晓锋签字处是材料员且该2人均不是市政公司的职工，仅是丽泽项目工地现场的工作人员，只是执行材料员的任务，关联性亦不认可，主张该证据所反映的款项、供货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一审法院认为，市政公司认可王文杰、王晓锋系涉案丽泽项目工地的材料员，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3．恒通公司提交的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震岳与管某于2018年2月6日签订的《庭外调解协议》，拟证明双方确认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市政公司应付恒通公司钢材货款3636251元、垫资费360803．89元，合计3997054．89元；市政公司承诺于2018年2月14日前给付恒通公司3000000元（其中钢材货款2639196．11元，垫资费360803．89元）；市政公司承诺结算余款997054．89元于2018年5月1日前付清，并承诺支付相应垫资费。市政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主张《庭外调解协议》上没有市政公司盖章，签字人管某不是市政公司员工，所体现的债权债务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审理中市政公司认可管某是涉案丽泽项目工地上的外聘人员，但没有任何的委托手续和委托材料，恒通公司也认可签订《庭外调解协议》时管某并未出具授权手续，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4．恒通公司提交的2018年5月29日、2018年7月9日与张欣的电话录音以及2018年9月20日与任某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市政公司与任某等挂靠人在涉案丽泽项目工地施工中存在挂靠施工关系，张欣、任某均认可结算款项中包含垫资费，除钢材买卖往来以外双方还存在500000余元的借款，市政公司在2018年9月20日之前仍欠付恒通公司钢材货款未结清，不存在市政公司主张的超付钢材货款本金的情况。市政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恒通公司一直试图以人为制造的起诉撤诉行为规避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彻底审理查明，其所称的结算、起诉、撤诉、庭外和解均违背客观事实，录音制作也不合法。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无法核实上述通话主体身份，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5．恒通公司提交的记账本（原始）及回款、返款、垫资费、税金明细表，拟证明双方之间的账目基本一致，市政公司的反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市政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恒通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款项拨付关系，与市政公司无关，双方对总收付款额没有差异。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恒通公司单方制作，市政公司并不认可，故其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确认。6．市政公司提交的合同编号分别为16-181、16-298、16-306、16-296、16-288、16-295、16-312、17-021、17-111的《钢筋采购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17-536、17-535、18-187、17-962的《市政公司购销合同》即《13份合同》及其《材料合同评审表》，拟证明该《13份合同》为双方的真实合同，双方均按这《13份合同》履行权利义务，且双方付款模式为滚动付款，不存在垫资费。恒通公司对上述《13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13份合同》没有记载时间，不符合签订习惯，《13份合同》与其实际付款一致，不符合常理，《13份合同》中记载的规格、数量与双方共同确认的送货单以及加工方通达公司2018年9月19日出具的《钢材原材进场明细》记载的规格型号及数量均不符，《市政公司购销合同》中落款为彭雪珂的不是恒通公司的代表人、签约人，故该《13份合同》仅为供货发生后丽泽项目部为内部财务请款、拨款过程所需形成的财务资料，并非基于钢材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形成；对13份《材料合同评审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该《材料合同评审表》是丽泽项目部内部请款之用，与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钢筋采购合同》没有关联，且内容有涂改痕迹，《材料合同评审表》的日期与付款详单的日期不一致，不能证明市政公司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述《13份合同》有双方签字盖章，13份《材料合同评审表》能够与之相互印证，证据形式完整，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7．市政公司提交的通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钢筋加工方通达公司提供的供货总量为5285．215吨。恒通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有效形式，且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20日2单供货量没有统计在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4日，恒通公司（乙方）与市政公司（甲方）签订《钢筋采购合同》。载明：工程名称：丽泽项目；第一条标的物第二款：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数量、规格进行供货，超出本合同数量必须另外签订合同，合同价格仍执行本合同价格。否则不与结算支付；第四条结算及付款第1款：供方将钢筋运至甲方指定地点，经检测合格，甲方派人进行验收，按实际供货数量计算出钢筋理论重量，同时甲方有权对乙方所供钢筋进行过磅称重，若实际重量小于理论重量则按实际重量出具材料验收单，若实际重量大于理论重量则按理论重量出具材料验收单，此验收单作为双方结算付款的依据，第2款：结算金额=确定的供货数量(吨)*（采购当期兰格网工地指导价-10），第3款：钢筋采购采用货到付款的供应方式，乙方钢筋进场复检合格后20天内甲方支付全部货款，超出20天，按2元／吨／天垫资费支付给乙方。落款处甲方盖有丽泽项目部章，委托代理人签字为管某；乙方盖有恒通公司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熊震岳签字。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市政公司（甲方）与恒通公司（乙方）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16-181、16-298、16-306、16-296、16-288、16-295、16-312、17-021、17-111的《钢筋采购合同》，该9份《钢筋采购合同》载明：项目名称：丽泽项目；第一条标的物第2款：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数量、规格进行供货，超出本合同数量必须另外签订合同，合同价格仍执行本合同价格。否则不与结算支付；第四条结算及付款第一款：供方将钢筋运至甲方指定地点，经检测合格，甲方派人进行验收，按实际供货数量计算出钢筋理论重量，同时甲方有权对乙方所供钢筋进行过磅称重，若实际重量小于理论重量则按实际重量出具材料验收单，若实际重量大于理论重量则按理论重量出具材料验收单，此验收单作为双方结算付款的依据，第2款：结算金额=确定的供货数量(吨)*（采购当期兰格网工地指导价-10），第3款：钢筋采购采用货到付款的供应方式，乙方钢筋进场复检合格后20天内甲方支付全部货款。上述9份《钢筋采购合同》中并未有垫资费相关规定，均明确了甲方向乙方采购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总价。同时，市政公司（甲方、买受人）与恒通公司（乙方、出卖人）还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7-536、17-535、18-187、17-962的《市政公司购销合同》，该4份《市政公司购销合同》中约定：三、付款方式：本合同无预付款，工程结算完成且业主支付甲方工程款后，一次性支付结算价款的100%，剩余O%的质保金须到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工程验收合格且业主支付尾款后结清；十、其他约定事项第五款：结算和收款时，乙方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专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上述4份《市政公司购销合同》中并未有垫资费相关规定，亦明确了甲方向乙方采购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总价。上述《13份合同》均有市政公司内部《材料合同评审表》相对应，并有双方盖章。2017年11月14日，丽泽项目材料员王文杰、王晓锋与恒通公司签订《材料结算证明》，载明：今有市政公司，单位丽泽项目工程收到（供货单位）恒通公司送来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5月2日期间供应钢筋欠付货款如下：名称：钢材；数量：985．803吨，金额：3636251元；备注：2017年8月l日之后按照985．803吨每天每吨2元标准支付垫资费，2016年11月8日以前发生的货款和相应垫资费在2017年7月31日前已全部结算并支付完毕。落款为：材料员：王文杰、王晓锋，供货商：熊震岳，并加盖恒通公司印章。《材料结算证明》后附供应钢材明细清单，有王文杰及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震岳签字。2018年2月6日，建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震岳与管某签订《庭外调解协议》，该《庭外调解协议》载明：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庭外和解内容：一、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经结算确认，市政公司应付钢材货款本金为3636251元、垫资利息为360803．89元，合计3997054．89元；二、市政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之前一次性给付恒通公司3000000元(其中钢材货款本金2639196．11元，垫资利息360803．89元）[等额3000000元发票已交付]；三、若市政公司2018年5月1日之前收到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笔工程款，市政公司一次性支付恒通公司剩余钢材款997054．89元（折合钢材271．096吨）及垫资利息（自2018年2月1日起按每天每吨2元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71．096吨为基数计算）；四、如市政公司未按照本调解协议期限和金额向恒通公司履行给付义务，建业公司有权要求市政公司第二项、第三项应付款项一并履行；五、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无其他争议。落款处双方均未盖章，仅有熊震岳和管某二人签字。市政公司主张管某是丽泽项目外聘人员，恒通公司主张管某是丽泽项目负责人，双方均认可管某没有庭外调解的委托授权。2018年5月2日，丽泽项目部向恒通公司出具《变更收货人员确认函》，载明将丽泽项目现场验收人员由管某、王晓锋、王文杰变更为孙殿锋。后，孙殿锋分别于2018年5月5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7月12日在收货单位为市政公司的送货单上签名。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恒通公司向市政公司供应的钢筋总吨数为5358．785吨，钢材货款总金额为16367949．57元；均认可市政公司向恒通公司付款情况为：2016年4月6日支付978226元、2016年5月18日支付1046960元、2016年7月1日支付2190520．84元、2016年8月12日支付4700193．46元、2016年8月12日支付176599．15元、2016年9月29日支付1300333．31元、2016年12月15日支付1443570．20元、2017年1月10日支付1500023．33元、2017年1月20日支付559999．19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513604．01元、2018年2月13日支付3000168．52元，共计11笔17410198．01元，案外人张欣于2018年6月15日、2018年7月11日分2笔向建业恒通公司付款1000000元，以上13笔共计18410198．01元。恒通公司认可上述18410198．01元均为涉案丽泽项目款项，但主张上述款项除涉案丽泽项目钢材货款外，还包含双方约定的垫资费、返现、借款本息及税金，具体金额为：1．实付钢材货款14404551．55元；2．垫资费923404．92元；3．市政公司借款金额的相应增值税普通发票税金和返现金额的相应税金215912．66元；4．建业公司返现4笔共计2306162．41元；5．市政公司偿还恒通公司借款本息559999．19元。因此，1．市政公司2016年4月6日支付的978226元实际上包含了钢材货款585025．74元、返现税金25558元，后恒通公司于2016年4月7日返现367643元；2．2016年8月12日支付的2笔4700193．46元、176599．15元实际上包含了钢材货款3176483．78元、垫资费197769．56元、返现税金97665元，后恒通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返现1000000元、2016年8月17日返现404874．27元；3．2016年9月29日支付的1300333．31元实际上包含了钢材货款761632．17元、垫资费5056元，后恒通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返现533645．14元；4．2017年8月29日支付的513604．01元实际上包含了钢材货款61138．88元、垫资费359775．47元、返现税金39489．74元、借款税金53199．92元；5．2017年1月20日支付的559999．19元实际上是市政公司偿还的2016年7月3日向恒通公司的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60000元；6．2018年2月13日支付的3000168．52元实际上包含了钢材货款2639196．11元、垫资费360803．89元，与2018年2月6日熊震岳与管某签订的《庭外调解协议》约定一致。上述税金、返现、借款本息应从18410198．01元中扣除，故市政公司主张超付钢材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市政公司还应付恒通公司未付货款及逾期付款的垫资费。恒通公司为此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陈某的证言，拟证明返现及借款。陈某尾号为8915的账户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显示，2016年4月7日向王晓锋尾号为5800的账户转账367643元；2016年7月3日向管某尾号为3473的账户转账500000元，摘要/附言为“管借款”；2016年8月16日向管某尾号为3473的账户转账1000000元，摘要/附言为“付管现款”；2016年8月17日向管某尾号为3473的账户转账404874．27元，摘要/附言为“管现款”；2016年9月30日向管某尾号为3473的账户转账533645．14元，摘要/附言为“退款”。陈某到庭作证，认可上述4笔返现金额是其用个人账户代表恒通公司返给丽泽项目的，是王晓锋、管某、王文杰要求恒通公司返的，由于需要套成现金用于丽泽项目运营和开支，所以只能用个人账户；500000元借款是王晓锋、管某向其个人借款，双方约定2分的利息，通过对公走账还钱。市政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主张是恒通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市政公司无关；对陈某的证言三性均不认可。2．管某的证言及通话录音，拟证明管某在涉案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履行中的行为即代表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实际拨付的款项中包含了钢材货款、垫资费、返现、借款本息及相应税金，市政公司对此是明知的，管某收到的返现金额、借款已经转账给丽泽项目部负责人之一王晓锋，用于丽泽项目的运营和支出，管某代表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了《庭外调解协议》，管某也认可按照《庭外调解协议》履行了3000000元的钢材货款和垫资费。管某到庭作证，对上述证明目的表示认可，并进一步说明丽泽项目实际是任某、李某、王建锋（王晓锋的哥哥）挂靠市政公司承接，3人委托王晓锋管理整个丽泽项目，负责全面工作；其签订《庭外调解协议》是受任某、李某、王建锋的委托，没有市政公司的委托手续，《庭外调解协议》的履行是通过合同编号为18-187、17-962的《市政公司购销合同》支付的；500000元借款其中300000元用于偿还其为丽泽项目垫付的300000元工资及其他开支，剩余200000元转账给了王晓锋，合同编号为17-111的《钢筋采购合同》涉及的款项即为了偿还500000元的借款本息，并未发生实际的买卖关系；其收到的3笔返现均已转账给了王晓锋，合同编号为16-181、16-296、16-288的《钢筋采购合同》即包含了该返现金额。市政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主张王晓锋、管某是个人行为，其二人并非市政公司员工，也并无市政公司的任何授权，是其二人与建业公司之间将借款、返现以货款的名义加诸于市政公司，与市政公司无关。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恒通公司的申请调取了管某尾号为3474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王晓锋尾号为5800的建设银行卡流水、王晓锋尾号为7953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流水，上述银行卡流水显示2016年7月4日，管某分2笔共计向王晓锋尾号为7953的账户转账200000元；2016年8月17日，管某分2笔分别向王晓锋尾号为7953的账户转账1000000元、404874．27元；2016年9月30日，管某向王晓锋尾号为7953的账户转账533645．14元；未见王晓锋将上述款项转给市政公司。一审审理中，市政公司不认可其与任某、李某、王建锋3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认可任某、张欣是其联营合作公司的员工，双方是联营合作关系，主张李某、王建锋是受业主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指派人员。一审法院另查一：王建锋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已于2018年12月28日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刑，现139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案经审理查明，王建锋在本案案涉丽泽项目的招标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该刑事案件证人尹某、李某、任某的证言证明王建锋通过任某找市政公司投标丽泽项目，并请托时任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置业造价管理部负责人尹某在招投标过程中提供帮助，市政公司中标后，王建锋找李某出资3000000元垫付工程，并与李某、尹某、任某共同商谈利润分配方式；证人任某、汪某的证言证明任某代表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市政公司是联营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开展丽泽项目。一审法院另查二：恒通公司曾于2017年11月22日在一审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起诉市政公司，后于2018年2月7日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证明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有3个争议焦点：一是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钢筋采购合同》与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签订的《13份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二是王晓锋、管某、王文杰的行为能否代表市政公司意志；三是恒通公司主张的税金、返现、借款本息是否应从付款金额中扣除。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并在此基础上对双方的诉辩意见进行评述：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恒通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现恒通公司依据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主张钢材货款及垫资费，并主张《13份合同》是配合市政公司内部请款程序所签，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市政公司则主张《13份合同》既是双方的真实合同，也是内部请款合同，双方据此履行权利义务，并不存在垫资费的约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上盖有恒通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丽泽项目部章，虽然市政公司没有加盖合同专用章，但其认可上述丽泽项目部章的真实性，故应认定该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13份合同》均有双方加盖公章，亦应认定合法有效。因此，本案关键点在于查明双方系依据哪一份或哪一组合同履行权利义务。从合同内容看，上述合同采购标的均为不同规格的钢筋，其中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对工程量、单价、金额均未明确，仅达成了初步意向，《13份合同》则明确了具体的数量、单价及金额；从签订时间看，《13份合同》签订在后，且双方合同约定与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不同，应视为双方对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变更；从合同履行看，现有证据及双方一审当庭陈述能够证明，市政公司系依据《13份合同》向恒通公司支付钢材货款，故本案应当依据《13份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于恒通公司主张《13份合同》仅为供货发生后丽泽项目部为内部财务请款、拨款过程所需形成的财务资料一节，由于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且恒通公司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司法人，理应知晓在变更后的合同文本上加盖公司印章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争议焦点二。关于王晓锋、管某、王文杰的身份涉及本案的2份关键证据：一是《庭外调解协议》，二是《材料结算证明》。恒通公司主张王晓锋、管某是丽泽项目负责人，王文杰是丽泽项目工作人员，3人均能代表市政公司；市政公司主张3人系丽泽项目的外聘人员，与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3人行为与市政公司无关。关于《庭外调解协议》，证人管某出庭作证，认可其与市政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其与王晓锋、王文杰均是任某、李某、王建锋雇佣的丽泽项目工作人员，其与恒通公司签订《庭外调解协议》是受任某、李某、王建锋委托，并无市政公司的委托授权，恒通公司也认可在调解时管某并未向其出具委托授权手续。故恒通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管某签订《庭外调解协议》系代表市政公司的职务行为，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管某在未取得市政公司委托授权且事后亦未得到市政公司追认的情况下签订的《庭外调解协议》，其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材料结算证明》，王晓锋、王文杰在材料员处签字，恒通公司据此主张2人系代表市政公司进行了钢材货款结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市政公司虽然认可王晓锋系丽泽项目外聘人员、王文杰担任材料员，但不认可其2人有权代表公司进行钢材货款结算，恒通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王晓锋、王文杰系市政公司员工，系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材料结算证明》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根据争议焦点一、焦点二的分析认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据《13份合同》双方并无支付垫资费的约定，《庭外调解协议》《材料结算证明》中确认的有关垫资费的数额亦非市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恒通公司要求市政公司支付垫资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恒通公司的该项诉请实质上是对市政公司逾期支付货款违约金的主张，一审法院将结合市政公司的实际付款是否逾期情况，依法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争议焦点三。恒通公司主张市政公司除支付钢材货款及垫资费外，另外还应从付款金额中扣除相应的税金、返现及借款本息；市政公司不认可其应向恒通公司支付垫资费，亦不认可曾与恒通公司之间发生过税金、返现及借款本息。关于返现一节，恒通公司主张的4笔返现金额共计2306162．41元，经查其中1笔打到了王晓锋账户，3笔打到了管某账户，随后管某又将该3笔返现转给了王晓锋，但未见王晓锋将上述款项转给市政公司的证据，无法证明市政公司收到了上述返现金额，故恒通公司要求从支付钢材货款中扣除返现金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本息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是恒通公司的主张，还是证人管某、陈某的证言，均认可陈某账户向管某账户转出的500000元性质系借款，现并无证据证明恒通公司与市政公司约定以该500000元借款及利息冲抵涉案钢材货款，市政公司亦不认可存在该笔借款，故恒通公司的主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恒通公司如有疑义，应另行解决，对其要求从钢材货款中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税金一节，恒通公司主张系上述返现及借款产生的税金，故也不应扣除，理由不再赘述。故市政公司支付的17410198．01元均应认定为钢材货款。综上，一审法院将结合双方的实际供货及付款情况（不计垫资费、税金、返现及借款本息），根据《13份合同》的约定核算应付钢材货款及逾期利息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注意到，《13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不同，合同编号为16-181、16-298、16-306、16-296、16-288、16-295、16-312、17-021、17-111的9份《钢筋采购合同》中约定：钢筋采购采用货到付款的供应方式，乙方钢筋进场复检合格后20天内甲方支付全部货款。合同编号为17-536、17-535、18-187、17-962的4份《市政公司购销合同》中约定：本合同无预付款，工程结算完成且业主支付甲方工程款后，一次性支付结算价款的100%。而双方共同确认的送货单以及加工方通达公司2018年9月19日出具的《钢材原材进场明细》记载的规格型号及数量、单价均与《13份合同》中记载的钢材规格、数量、单价不符，从实际履行情况无法将相应期间的送货单与《13份合同》进行匹配。市政公司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恒通公司则坚持认为该《13份合同》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是做账做出来的，包含着货款、垫资费、税金、返现、借款本息等全部费用，因此与双方供货单不一致，故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才是双方的真实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供货单反映的是实际供货情况，并无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不能以供货单与该《13份合同》约定不一致来否定合同效力，对于恒通公司主张该《13份合同》包含垫资费、税金、返现、借款本息等费用系用来做账的意见，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市政公司亦不认可，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理由不再赘述。故在双方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充分证据将实际供货与《13份合同》一一对应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材料合同评审表》显示的签订时间最近为2017年1月13日的合同编号为17-111的《钢筋采购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进场复检合格后20天内”对市政公司是否逾期付款进行核算。经核算，市政公司支付的17410198．01元在付清供货总金额16367949．57元及逾期利息43490．42元后，剩余998758．02元为超额支付的货款，恒通公司应予返还。关于案外人张欣支付的1000000元，市政公司主张应当一并返还，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欣系代表市政公司付款，市政公司亦认可张欣系其联营合作公司员工，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建业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货款998758．02元；二、驳回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反讼请求；三、驳回北京建业恒通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恒通公司提交王晓峰与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震岳的微信聊天截图，用以证明：1．丽泽项目部支付钢材货款需要向市政公司报送资金拨付计划，由材料员彭雪珂等制作并报送市政公司，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资金计划材料包括请款合同，因此佐证并非基于钢筋买卖意思表示形成的合同，而是市政公司用于内部请款的付款手续；2．恒通公司第一阶段供货发生的区间为2016年3月16日至2017年5月2日，丽泽项目部负责人之一王晓峰与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震岳自2017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持续协商并催要钢材货款，证实市政公司长期拖欠恒通公司钢材货款，市政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系欠付钢材货款关系，不是超付钢材货款关系；3．2017年11月1日丽泽项目部上报市政公司申请拨付恒通公司钢材货款700000元，证明丽泽项目部支付款项流程，需要丽泽项目部做资金拨付计划并提交支付依据（请款合同、等额送货单、增值税普通发票均系丽泽项目部材料员彭雪珂、王征内部制作并交市政公司财务部审批付款），亦证明市政公司持续拖欠恒通公司钢材货款的状态。市政公司对恒通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称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恒通公司与案外自然人管某、王晓峰等口头形成垫资返现关系，恒通公司的转款行为是双方以个人名义实施的行为，恒通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应当知道其付款行为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无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因市政公司认可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上丽泽项目部的印章的真实性且恒通公司与市政公司均认可《13份合同》的真实性，为此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和《13份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鉴于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未约定单价、金额，而《13份合同》约定了单价、金额，同时恒通公司亦确认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签订在先，《13份合同》签订在后，由于恒通公司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所称《13份合同》并非双方履行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系在供货发生后丽泽项目部为实现内部财务请款、拨款过程所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13份合同》系对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的变更并依据《13份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无不妥。虽然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有垫资费一节，但嗣后的《13份合同》中并无垫资费之约定，同时2016年3月14日《钢筋采购合同》和《13份合同》均无税金、返现、借款的约定，为此恒通公司占有买卖钢筋之外的钢材货款没有合同依据，另张欣所付款项不能证明系代表市政公司付款。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恒通公司返还市政公司货款998758．02元和驳回恒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及驳回市政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恒通公司和市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39元，由北京建业恒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8743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096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审 判 员  闫 飞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