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8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良，男，1958年2月17曰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彪、卞贤冠，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强，男，1955年9月27曰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琼，浙江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如英，女，1947年8月22曰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卫，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系俞如英儿子。 原审被告：朱存连，男，195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原审被告：朱金荣，男，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上诉人朱国良因与被上诉人朱建强、俞如英，原审被告朱红卫、朱存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朱国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彪、卞贤冠，被上诉人朱建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琼、被上诉人俞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卫，原审被告朱金荣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朱存连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国良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931号民事判决，改判由朱建强、俞如英共同支付朱国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计67650.61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建强、俞如英、朱存连、朱金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存在争议的事实清楚且不影响其诉请。朱建强与俞如英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砍伐毛竹是毛竹买卖合同中的货物交接行为，砍伐义务属买卖双方的哪一方履行，系买卖双方自行约定的事项，与其无涉。但客观事实上，伐工报酬最终由俞如英承担，出面招工及具体支付伐工工资的是朱建强。其以俞如英、朱建强作为用工主体主张雇工损害赔偿，主体对象范围是明确并正确的。其提供的证据也足以证明了其伤势是在砍伐毛竹过程中造成的。朱建强、俞如英、朱存连、朱金荣均认可，应认定为其在从事雇工劳务中受伤。当然，如因其他二雇工的过失行为造成其受伤，并不影响其向雇主主张赔偿，雇主在履行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其他有重大过错行为的雇工追偿。其与俞如英、朱建强之间的雇佣关系形成合意。鉴于农村劳务用工的特点，雇主、雇工之间并无书面协议，雇主也是根据农活的内容，结合邻里乡亲的劳动技能，通知干活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告知具体要完成的劳务活动。接到通知的一人或数人也会根据劳务活动的工作量、性质，自己组团，雇主往往对雇工自己具体组团的人员数量也不予干预，以实际到场人员、人数为准，具有较大随意性。但不能简单认定雇主未通知而参与现场劳作的就不是雇员。本案中其到俞如英山上砍伐毛竹是2017年7月中旬受朱建强之约，发生伤害事故是在其提供劳务的几天后。上诉人参与砍伐毛竹的行为一起干活的朱存连、朱金荣均认可，其劳务行为产生的效益（伐倒毛竹并集中堆场）俞如英、朱建强也接受，事后也支付了工资。无可置疑应视其与俞如英、朱建强之间雇佣关系已形成合意。二、其与俞如英、朱建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其与朱存连、朱金荣等人受朱建强指示替业主俞如英家砍伐毛竹，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地点，都受雇主严格支配管理。即使俞如英对砍伐人员没有选任及指示的支配性，但朱建强有绝对的支配性。从获取报酬的方式来看，本案其与俞如英、朱建强之间采取按斤计算报酬的方式，是一种按件计酬的劳动报酬方式，村民付出的是自己的劳动力，获取劳动报酬只是劳动力价值，没有利润可言，即没有承揽关系中的劳动成果。所以，其砍伐毛竹，属提供一种劳务的行为，其获得的报酬也就是其提供劳动力的价值，其合同标的为砍伐这一劳务行为。虽然其自带了砍毛竹的砍刀，但砍刀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不属于设备性质，砍毛竹本身不是技术性劳务，这一工具由谁提供对合同性质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且，砍伐毛竹工作本身不具有技术性，可交由任何第三人完成。其工作内容是将立竹砍伐成倒竹，并短拨至固定地点堆放。此过程中毛竹的属性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在此过程中，上诉人交付的是劳务，并非经过加工制作的产品，这与加工、承揽合同有本质的区别。三、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关系性质与上诉人主张的不一致时，并未作出释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在2019年1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中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该问题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即通过审理焦点问题的方式，使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问题有充分发表意见、进行辩论的机会，以此种方式实现释明目的。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否定了当事人之间系雇佣关系，但其却未释明当事人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并建议其变更诉请。 朱建强辩称：其与俞如英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仅是给俞如英帮忙而已。其与朱国良之间从未形成提供劳务的合意，其未让朱国良来砍伐毛竹，朱国良始终也未能对此举证证明，朱国良为何参与砍伐毛竹其不得而知，砍伐过程中其从未到过案涉的毛竹山，朱存连、朱金荣也未告知过其朱国良参与砍伐毛竹的事情。朱国良没有证据证明其受伤与砍伐毛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朱国良认为一审法院应当对其行使释明权的理由毫无法律依据，朱国良自己都不清楚其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应当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审中已经查明朱国良的报酬由俞如英支付，其也未从朱国良砍伐毛竹的行为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应由其对朱国良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俞如英辨称：其从未叫朱国良来砍伐毛竹，朱国良受伤后近两年的时间未向其主张过赔偿，其不清楚朱国良的伤是如何形成的。 朱存连辩称：朱国良的受伤与其无关。 朱金荣未答辩。 朱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建强、俞如英、朱存连、朱金荣共同支付朱国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67650.61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建强、俞如英、朱存连、朱金荣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俞如英承包安吉县昌硕街道双一村一处毛竹山。2017年7月，经朱建强询问，俞如英儿子朱红卫委托朱建强帮忙找人砍伐毛竹，朱建强将朱红卫砍伐毛竹需求告知朱存连。后朱存连、朱国良、朱金荣前往俞如英所承包毛竹山砍伐毛竹。2017年7月19日，朱存连、朱金荣在毛竹山的山坡上作业，朱国良在毛竹山的山脚作业，在作业过程中朱国良手臂受伤被送至安吉县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右桡骨中下段骨折，共计住院24天，现已治疗终结。事故发生后，安吉县昌硕街道双一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朱国良与朱建强就赔偿事宜进行调解，朱建强认为其无需承担责任致调解未果。2018年9月28日，浙江商检司法鉴定所湖州分所出具浙商检司鉴所湖分[2018]临鉴字第151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朱国良受伤后误工期为180天、护理期为60天、营养期为90天。另查明，本次砍毛竹的报酬为6-7元/百斤，该费用在毛竹出售后由俞如英儿子朱红卫交至朱建强，再由朱建强交至朱存连，由朱存连向朱国良、朱金荣按各自参与天数分发。经审核，朱国良就本次事故损失如下：医疗费23379.6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20元（30元/天×24天）、误工费25920元（事故发生时，朱国良未满60周岁，应有误工损失，以浙江省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公司计算，52564元/年÷365天×180天）、护理费10020元（167元/天×60天）、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鉴定费700元，合计63439元。 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国良主张朱建强及俞如英系雇主，其与朱建强、俞如英间存在雇佣关系；对此朱建强及俞如英均不认可。该院认为，是否为雇佣关系应从人身关系是否存在支配管理性、生产工具和设备由哪一方提供以及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俞如英对砍伐人员没有选任及指示的支配性，朱建强在告知朱存连砍伐需求时亦未对砍伐的具体人员、人数、工作时间、工具使用等进行指示或者干涉，且本案报酬计算方式为6-7元/百斤，系以砍伐结果为计酬依据，并不受参与人员数量影响，劳动工具亦由朱国良、朱存连、朱金荣自行提供，故朱建强、俞如英与朱国良间未有身份上的支配、从属性，朱建强、俞如英与朱国良间未有雇佣的法律关系，对朱国良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认定；且未有证据证明朱建强、俞如英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故对朱国良要求朱建强、俞如英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朱国良主张朱存连、朱金荣在提供劳务时存在过失致其受伤应承担责任，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受伤与朱存连、朱金荣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对该部分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对朱国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上述查明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国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元，由朱国良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建强、俞如英与朱国良之间是否存在雇佣法律关系，俞如英、朱建强是否应当对朱国良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朱国良主张朱建强及俞如英系雇主，其与二者间存在自然人之间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应由其举证证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能够确认朱国良确实到案涉山林砍伐毛竹并在此期间受伤，但对于究竟何人让其去案涉山林砍伐毛竹这一重要事实未能举证证明，其究竟为何人提供劳务自身也存在互相矛盾的陈述，其所受伤害之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其亦未能举证证明俞如英或朱建强对其损害的造成存在何种过错，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从人身关系是否存在支配管理性、生产工具和设备由哪一方提供以及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等因素对本案各方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本院认为其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宜认定朱国良、朱存连、朱金荣三人合伙组成松散的合伙体为朱建强砍伐毛竹，该合伙体与朱建强之间存在承揽法律关系。鉴于朱国良不能举证证明朱建强对雇员的选任、指示等存在过错，故其主张由朱建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至于朱国良提到的原审法院未将本案法律关系作为焦点，未向其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情况，一审中各方对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之规定，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朱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元，由上诉人朱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辰晨 审判员  赵哨兵 审判员  朱惠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贾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