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989号申请人：刘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逵旁，广东华科（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朱丽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靖，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俊杰，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刘红军因与被申请人朱丽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28494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案涉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红军申请请求，撤销案涉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一、朱丽立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首先，关于案涉仲裁案件性质的证据认定问题。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朱丽立已在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刑事立案，刑事控告案外人苏碧莹诈骗罪。由于朱丽立称其与刘红军签订《借据》《补充协议》的目的是方便双方共同报案，故该刑事立案的具体情况应成为影响案涉仲裁裁决的关键证据，决定了案涉仲裁案件究竟应定性为民事或是刑事案件。若仲裁庭认为朱丽立是刘红军的投资代理人，则刘红军也应成为案外人苏碧莹诈骗罪的受害人，即案涉仲裁案件应认定为刑事案件，仲裁庭无权仲裁。其次，关于案涉仲裁案件事实的证据认定问题。案涉仲裁案件的关键证据是双方签订的《借据》《补充协议》，以及刘红军提供的银行流水凭证，该证据与案涉仲裁案件争议的焦点即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代理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朱丽立声称该《借据》是为方便报案而签订，对真实性与合法性有异议，但朱丽立所称的投资代理关系并不是事实，在《借据》签订之前所形成的借款事实是该《借据》成立的事实基础，朱丽立与刘红军之间达成借贷关系的合意，并且朱丽立已实际获得刘红军借出的上述借款，至于朱丽立获得刘红军的上述借款后，不论朱丽立对上述借款的用途和去向、刘红军是否知道朱丽立对借款的处置和去向，均对双方之间已形成的真实的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没有影响，及《借据》签订时间等均不影响该借款事实的成立，朱丽立不应以方便报案来掩饰和混淆《借据》及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二、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首先，2019年12月4日，朱丽立向仲裁庭提交了《请求重新组织开庭的意见》，申请仲裁庭向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调取案外人苏碧莹与朱丽立之间刑事案件的相关资料。2019年12月10日，仲裁庭向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作出《关于协助查明（2018）穗仲案字第28494号案有关事实的函》（穗仲案函【2019】94号），请求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查明：“1.朱丽立是否刑事控告苏碧莹，苏碧莹是否已被贵局抓获，涉嫌什么罪名；2.请贵局提供朱丽立与苏碧莹之间刑事案件的相关材料，包括受害人报案笔录、嫌疑人讯问笔录及相关证据、资料、文件”。2019年12月30日，仲裁庭收到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提供的《逮捕证》《受案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后，已查明朱丽立是否刑事控告案外人苏碧莹、苏碧莹所涉嫌罪名及是否被抓获等相关证据，虽然因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称该函件不宜交于双方当事人，但仲裁庭依职权应同时调取并调查核实案外人苏碧莹的相关刑事侦查案卷，就涉案款项是否与刘红军有关、苏碧莹同刘红军认不认识、有没有款项往来做出调查，以此确定刘红军与朱丽立之间形成的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代理关系。其次，朱丽立向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报案称自己被案外人苏碧莹诈骗，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予以立案后，向朱丽立发出了《立案告知书》，仲裁庭根据此证据认定刘红军与朱丽立之间签订《借据》《补充协议》的目的是方便报案，但仲裁庭并未及时将此证据送达至刘红军一方，也并未在开庭时交由双方进行质证，而且仲裁庭未依职权调取并调查核实朱丽立刑事控告案外人苏碧莹的相关刑事侦查案卷，包括笔录等报案材料，存在程序上的违法。最后，2019年12月21日，仲裁庭决定依法第三次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但因仲裁员罗伟国未到庭，故该次庭审无法进行。后仲裁庭决定不再开庭，也并未书面通知刘红军不再开庭，此后即在仲裁员缺席裁决的情况下审理终结，不符合仲裁庭的法定开庭程序。三、仲裁员在仲裁时有枉法裁决行为。从第二次开庭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朱丽立指定的仲裁员黄小玲存在先入为主和引导裁决的倾向，证据未经质证已完全站在朱丽立的角度进行仲裁；另外，仲裁员对于朱丽立提出的去函取证予以采纳且及时取证（去函取证是在偏袒且有利于朱丽立的取证），而对于刘红军提出的要求却置之不理，仲裁员存在偏袒一方的有失公正的行为，违背了《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员职业守则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广州仲裁委员会2020年3月14日作出的案涉仲裁裁决应予撤销。2020年10月13日庭询期间，刘红军补充事实理由如下：1.结合案涉《借据》《补充协议》所形成的真实背景、过程，足以证明双方将债权债务清理结算欠款转化为借款的真实意思，即案涉借款系双方基于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所形成和涉及的借款，该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足可成立借贷关系。仲裁庭仅参照援引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而不参照援引第二款进行审理、认定，属适用程序法律错误，导致程序适用与实体处理均不当。2.仲裁庭对刘红军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定，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告知刘红军变更仲裁请求及另陈述相应事实和理由，现案涉仲裁裁决据其所谓查明认定事实及法律关系性质，迳行作出裁决，不符合该法律规定，属于适用程序法律错误，对刘红军显失公平。3.对于案涉仲裁案件，仲裁庭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在认定借据和补充协议有效基础上认为仲裁庭具有管辖权，但仲裁庭实体裁决时又认定借据和补充协议应属无效，则案涉仲裁裁决足可视为属于没有仲裁协议的违法受理、裁决情形，属应予撤销的情形。4.根据罗伟国仲裁员的意见，仲裁庭一方面具有秘密裁决的倾向，另一方面既然案涉仲裁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刑事案件终结结果对于正确裁决处理很大可能具有先决作用，则依法也应中止仲裁，待刑事案件终结结果再恢复审理并裁决，方符合法律规定，仲裁庭草率裁决有违法理，属程序不当。朱丽立辩称，一、刘红军本案涉嫌超过申请期限。二、案涉仲裁案件处理的是刘红军与朱丽立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非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案外人苏碧莹之间的法律关系，仲裁庭依据刘红军主张的《借据》《补充协议》对案涉仲裁案件具有管辖权。二、刘红军认为仲裁庭认定刘红军和朱丽立的法律关系错误、其提交的《借据》《补充协议》应属合法有效的问题，属于仲裁委独立裁判的范畴，并非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也非本案审理范围。四、刘红军并未说明或举证证明朱丽立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其主张朱丽立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缺乏事实依据。五、仲裁庭对于案涉仲裁裁决审理并不存在刘红军主张的侵犯其质证权、辩论权和违法开庭的情形。仲裁庭按公安机关“不宜交于双方当事人”的要求，有权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资料，对案涉仲裁裁决事实作出分析与认定，不存在侵犯质证权的事实。案涉仲裁案件历经两次庭审，仲裁庭均进行充分调查，并给予双方充分辩论、陈述机会，第三次庭审因仲裁员罗伟国无故缺席未能开庭，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再次开庭，仲裁庭依据此前完整庭审程序结果作出裁决合法，并未剥夺任一方的辩论权。《仲裁规则》第71条规定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意见作出，案涉仲裁庭成员三人，罗伟国缺席不影响其与两名仲裁员形成多数意见，刘红军以其中一名仲裁员缺席为由主张仲裁庭程序违法理据不足。六、仲裁庭不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审查，驳回刘红军本案申请。经审查查明：2018年10月23日，刘红军作为申请人，以朱丽立作为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广州仲裁委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穗仲案字第28494号。据案涉仲裁裁决载明：2019年5月10日、2019年8月10日，广州仲裁委两次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2019年12月21日第三次不公开开庭庭审因仲裁员罗伟国未到庭无法进行，鉴于已开庭两次、当事人亦对相关证据提出了质证意见，且相关事实已经查明，根据《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仲裁庭决定不再开庭。2020年3月14日，广州仲裁委作出案涉仲裁裁决，并于2020年3月22日送达刘红军，于2020年3月16日送达朱丽立。2020年9月18日，刘红军提起本案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为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关于刘红军申请称朱丽立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相同，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所解释的隐瞒证据的情形，可以参照适用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该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刘红军称朱丽立隐瞒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等刑事案件材料，足以影响公正裁决，对此，案涉仲裁裁决查明部分已载明：朱丽立于2019年7月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报案，称其自己以及代刘红军向苏碧莹投资的款额有大部分未回收被苏碧莹诈骗了。2019年8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予以立案，并向朱丽立发出《立案告知书》，载明“朱丽立被诈骗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决定立诈骗案进行侦查”；仲裁庭意见中载明：公安机关对朱丽立提请被诈骗一案已经立案侦查，本案当事人是否参与案外人的非法集资或其他活动，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可见，刘红军称朱丽立隐瞒的证据已由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向仲裁庭提供，且仲裁庭已经在案涉仲裁裁决中对此进行论述，朱丽立是否提交上述证据，并不影响仲裁庭对案件的裁决结果，亦不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性。关于刘红军申请称案涉仲裁程序违法法定程序的相关事由。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对于刘红军称仲裁庭未就涉及刑事案件材料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的申请意见，根据案涉仲裁裁决关于举证与质证载明情况，以及刘红军庭询中陈述，仲裁庭根据朱丽立申请向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发函征询并调取苏碧莹与朱丽立之间刑事案件相关资料，对于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回复提供的材料内容，已告知刘红军和朱丽立，仲裁庭该处理已对双方当事人仲裁权利予以保障，并未违反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其次，对于刘红军称仲裁庭第三次仲裁开庭因仲裁员缺席取消，未通知当事人不再开庭情况下迳行裁决，属于程序违法的意见。经查，案涉仲裁裁决中，2019年11月14日重新组成仲裁庭后，仲裁庭按照《仲裁规则》规定向双方当事人送达重新组成仲裁庭通知，并询问双方原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刘红军提交书面意见表示无需重新进行开庭，朱丽立提交书面意见表示希望重新开庭，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仲裁庭决定再次开庭，因仲裁员罗伟国未到庭无法进行，仲裁庭决定不再开庭。根据广州仲裁委《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后，原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以及重新进行的范围，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新组成的仲裁庭决定。仲裁庭不再组织第三次庭审的决定并未违反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规定，刘红军该申请理由不成立。再次，对于刘红军申请称仲裁庭未依职权调取苏碧莹的相关刑事卷宗核实审查，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广州仲裁委《仲裁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或者委托办案秘书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但须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并制作笔录。对于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朱丽立被诈骗一案，仲裁庭在仲裁意见部分已作回应，阐明应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根据《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是否进行调查取证，所涉事项与待证事实是否有关，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是否有意义，均是仲裁庭根据其审理案件的情况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判断。刘红军以仲裁庭未调查核实案外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事实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红军申请称仲裁员在仲裁案涉仲裁案件时有枉法裁判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刘红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有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案涉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存在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红军庭询中提到案涉仲裁裁决属于没有仲裁协议的违法裁决情形，本院已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粤01民特296号民事裁定，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条款有效，驳回朱丽立的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故此，刘红军关于案涉仲裁裁决对《借据》《补充协议》效力的否定影响仲裁协议效力的主张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红军申请称公安机关对朱丽立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案涉仲裁案件属于刑事案件，仲裁庭无权仲裁，经审查，现有证据未能证明朱丽立涉嫌参与刑事犯罪，刘红军主张案涉仲裁案件是刑事案件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刘红军称案涉仲裁裁决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认定事实证据不足、裁决有违相关法理及原则等问题，属于仲裁庭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意见，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可撤销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红军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刘红军承担。审判长  李志明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嘉宝陈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