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9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永华，男，195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虹湾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静，女，199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住安徽省霍邱县新店镇双龙村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永华因与被上诉人刘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22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永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9)沪0109民初2213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姚永华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姚永华与刘静原系上海度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度顺公司)同事关系。姚永华系度顺公司建设江南造船厂职工医院项目部的材料员，刘静系公司的财务兼行政，双方没有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姚永华从未担任过公司的经理职务，也不属于公司的管理人员。度顺公司的总经理是杜顺表，经理是牟建。负责资金运作并与刘静有上下级关系的经理是牟建，并非姚永华。刘静在原审作虚假陈述，蒙混法庭。由于姚永华与刘静及案外人的某某在同一楼室，系同事也算“室友”故“熟识”，双方因此发生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对于姚永华的职务、姚永华是否有资格能够形成公司与个人资产“混同”的情形、刘静报销后的资金流向等事实均未查清。姚永华原审代理人虽然在谈话中误称姚永华为公司老总，但是刘静在提供的证据中证明公司的总经理是牟建。在存在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针对姚永华禁反言，显失公平。在证据采信上，原审法院将互无关系的证据牵拉在一起，从而形成所谓的“证据链”，有违证据规则，也有失公允，偏听偏信从而导致错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姚永华的原审诉请。被上诉人刘静辩称：刘静与姚永华之间并没有借款的事实，姚永华没有理由主张刘静偿还借款。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姚永华的上诉请求。姚永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静返还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5，000元；2、判令刘静支付上述借款自2019年6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静于2018年4月1日进入处于筹备阶段的度顺公司工作，担任财务一职。与姚永华同在度顺公司工作。度顺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工商注册成立。2018年11月28日，刘静与度顺公司办理工作交接事宜。2018年12月17日，刘静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3月6日度顺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闵行法院起诉，闵行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判决度顺公司支付刘静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4，436.78元。判决后，度顺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3日，姚永华通过微信转账给刘静5，000元。同月16日，姚永华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刘静50，000元及10，000元。同年9月17日，刘静通过微信转账给姚永华20，000元。2019年6月4日，姚永华向刘静发送短信，内容为“刘静，关于你借我钱之事，我沉默到现在。明天上午前给我来个电话。”针对该条短信，刘静未作回复。原审审理中，刘静为否认向姚永华借款，提供：1、2018年6月5日，刘静和度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杜顺表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上海爱悌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5日出具的收据。证明5，000元系刘静垫付的用于度顺公司结算的材料费用。2、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刘静为度顺公司垫付的款项支出截图、京东购物的账单截图、转账给姚永华的账单截图(金额合计800元)、费用报销单，证明刘静为度顺公司垫付了男女宿舍电费、公司电费、外卖费用、订餐费用、购买打印机等费用、打车费以及日常开支等，合计39，778.2元，其中给姚永华的费用也是从这60，000元中报销，去除返还给姚永华的20，000元备用金，与刘静的开支数额吻合。3、姚永华、刘静的微信聊天记录。针对姚永华在微信中表示“你问我借钱事，你打算不认吗”，刘静回复“转劝你们别搞那么多事了，大家都忙，姚工我在跟客户在一起呢……”“你们别惹我，别总找一些无聊的号码骚扰……”，证明刘静从未认可过借款。4、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审理笔录。证明姚永华受度顺公司委托可以处理公司事务。5、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对刘静提供的上述证据，姚永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刘静和度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杜顺表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刘静在微信中称呼姚永华为“姚工”，可证明姚永华并非公司总经理，而是材料员，且5，000元的实际付款人是杜顺表，刘静只是公司财务，并未实际付款。2、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公司流转走公司账目，公司于2018年4月份成立，系争款项发生在8月，不存在刘静垫付费用的事实。认为账单绝大部分为刘静的私人支出，只有一小部分系刘静与公司的经济来往，且与姚永华没有关联。转账给姚永华的三笔款项，系公司给姚永华报销的800元交通费，刘静作为财务人员通过微信方式转给姚永华，与借款无关。3、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刘静未否认借款事实，而是含糊其辞。4、对刘静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即便姚永华在劳动仲裁案件中可以代表度顺公司，也不能证明姚永华可以代理公司的所有案件，且不能证明姚永华系特别授权。5、闵行法院的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度顺公司每月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刘静工资，与刘静表述公司未向其支付过钱款，相互矛盾。原审审理中，姚永华在2019年7月11日谈话笔录中表示其系公司老总，在2019年12月16日庭审时表示其系度顺公司总经理，但于2020年4月27日及2020年6月10日庭审时又改口称其系普通采购员，而非总经理。就其陈述的前后不一，刘静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姚永华已自认的事实，禁止反言，且根据姚永华自认可以证明，姚永华时任公司总经理、负责人，代表度顺公司转账给刘静的款项是用于公司成立之初刘静垫付的前期费用。原审审理中，依姚永华申请，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刘静名下的银行存款人民币34，436.78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同价值的财产。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姚永华向刘静的转账是否认定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姚永华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静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刘静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刘静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姚永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姚永华依据其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刘静的转账证明其向刘静出借65，000元，并据此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刘静返还剩余借款45，000元。审理中，刘静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垫付费用账单明细、仲裁委员会的审理笔录等证据以证明系争款项系其为公司成立之初垫付的先期费用，现姚永华主张该45，000元系借款，应进一步举证证实双方已达成借款合意。因姚永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故姚永华要求刘静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姚永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元、公告费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64元，均由姚永华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姚永华提供度顺公司工资表、电话联系表、公司章程、仲裁庭审理笔录、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微信截屏、报销单据等作为证据，因此证明姚永华的身份是公司材料员，姚永华借给刘静6万元，刘静主张的支出费用或没有发生，或已实报实销。对于姚永华提供的证据欲证明的目的，刘静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姚永华系以借贷关系向刘静主张权利，根据姚永华在原审中所提供的主张凭证，仅能够证明其向刘静分两次共交付65，000元。刘静在原审中是主张收款用于度顺公司日常开支，并也提供相应依据。本院审理期间，姚永华所提供的证据多为反证，目的是否定刘静的主张，而对于借贷合意并未进一步举证。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分析，姚永华与刘静并非旧识，相较姚永华自认的材料员身份，65，000元对其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款项。姚永华在交付涉案款项时仅与刘静相识四个月，不但未约定借期和利息，更未让对方出具借条。在刘静因劳动合同纠纷与度顺公司进行仲裁时，姚永华被度顺公司授权为委托代理人，其应当清楚刘静已经从度顺公司离职，而姚永华仍然未向刘静主张返还其认为的借款。直至度顺公司败诉之后，姚永华方才通过微信向刘静催讨，并以该微信截屏作为主张依据提交。姚永华对于其所主张借贷关系的处事方式异于常人，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审查姚永华所提交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其与刘静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裁决结果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元，由上诉人姚永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毅审 判 员  黄 亮审 判 员  郑 璐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冯则煜书 记 员  张蓉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