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10民终27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龙，男，197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江苏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江苏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光裕，男，195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开发区。上诉人王伟龙因与被上诉人陆光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091民初208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龙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091民初2084号民事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2、本案诉讼费用由陆光裕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陆光裕对王伟龙提交的证据“情况说明”提出抗辩，认为该“情况说明”是在其被采取拽头发、没收手机、打巴掌等手段威逼下所写，但陆光裕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该所谓口头抗辩与王伟龙提交的录音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根本截然相反。录音证据全程记录王伟龙与陆光裕协商书写“情况说明”的过程，证明了陆光裕向王伟龙借款的事实。该录音证据显示，在整个协商过程中，不存在陆光裕所述的暴力行为且可清楚听到陆光裕在协商过程中仍然可以自主接听电话，这与陆光裕所说手机被没收的事实完全不符。王伟龙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后，陆光裕于2019年10月14日报警，声称王伟龙存在上述暴力行为，公安机关在受案后，进行了相关调查，王伟龙亦前往公安机关主动接受调查。公安机关经调查，并未表示发现王伟龙存在陆光裕所述的暴力行为，亦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这即是说仅凭陆光裕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王伟龙在本案中涉嫌刑事犯罪。王伟龙认为，陆光裕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实乃罔顾事实，在不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妄图通过编造虚假事实的方式影响一审对案件的判断。一审法院仅因为陆光裕的单方陈述而置王伟龙提交的证据于不顾，亦未本着查明案件事实的原则责令陆光裕补充其他证据，仅依据陆光裕的随口抗辩，就以王伟龙涉嫌刑事犯罪为由驳回了起诉，但公安机关却因证据不足并未启动刑事案件立案程序。由此可知，一审裁定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王伟龙认为，该法律适用存在根本错误。首先，《民诉法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该条规定是再审程序中纠正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其次，《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系单纯的民事纠纷，不属于经济纠纷。而且该条规定是指案件本身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才可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具体到本案中，王伟龙与陆光裕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真实有效存在的，王伟龙并不具有非法占有陆光裕财产的目的，故本案不会涉及经济犯罪，也就不属于《规定》第十一条的适用范围。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拒绝王伟龙合理的调查取证申请，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中，在陆光裕提出王伟龙存在暴力行为后，本应由陆光裕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王伟龙为早日解决纠纷，欲主动收集证据来证明陆光裕主张的事实并不存在。因相关证据存放于公安机关的客观原因，王伟龙无法自行收集，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但一审法院不仅未依据证据规则，要求陆光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且拒绝了王伟龙要求调查该暴力行为存在与否的合理申请，剥夺了王伟龙的诉讼权利，明显构成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而且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王伟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陆光裕立即偿还王伟龙借款本金人民币50.5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日起按照年息6%的利率标准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4日起按照年息6%的利率标准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2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9日起按照年息6%的利率标准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前保全费和诉讼费用由陆光裕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查明：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18年7月18日止，陆光裕分6次向王伟龙出具借条，载明向王伟龙所借金额，部分注明归还期限，合计金额50.5万元，无现金交付凭证。2019年10月8日，在王伟龙要求下，陆光裕出具了情况说明，内容大意是借款合计50.5万元，均转借他人，他人一直没有还款。诉讼中，陆光裕就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当天应王伟龙要求前往东花园4号附近的一个棋牌室，有两个人将其拖到二楼，后在他人拽头发、没收手机、打巴掌等手段威逼下，本人写了“情况说明”。后在朋友提醒下，本人于10月14日报警，同时还向“扫黑除恶”部门举报，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接待。另，一审法院收到案外人赵国芹反映王伟龙涉嫌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的报案书。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王伟龙主张出借给被告50.5万元的事实，虽有陆光裕出具的借条，但无现金交付证据，在还款时间届满后陆光裕未能归还的情况下，王伟龙仍然出借大额现金给被告。同时，被告对出具“情况说明”的过程陈述原告有暴力行为存在，且公安机关已接收相关举报线索，王伟龙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应当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相关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伟龙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523元，退还原告。本院查明，2017年7月6日，陆光裕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伟龙人民币现金计壹拾万元整（100000元）。”2017年12月8日，陆光裕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伟龙人民币计叁万伍仟元整（35000元）。”2018年2月1日，陆光裕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伟龙人民币现金计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时间暂定陆个月。”2018年2月3日，陆光裕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伟龙人民币现金计伍万元正（50000元），时间暂定叁个月。”2018年5月3日，陆光裕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伟龙人民币现金计伍万元正（50000元）。”2018年7月18日，陆光裕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伟龙人民币现金计柒万元正（¥50000）元整。”2019年10月8日，陆光裕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兹因本人在叁年左右的时间，跟王伟龙共借款现金人民币计伍拾万元另伍仟元”，经本人转借给居朝伟贰拾伍万元，转借给赵国芹贰拾伍万另伍仟元，到至今他二人都没有还款。特此说明。收款人陆光裕。”2019年10月14日，陆光裕报警称8号在东花园工商银行宏城地产，因经济纠纷被逼着打了借条，还不让自己走。本院审理期间，陆光裕陈述，借条是其所打，但钱是赵国琴和居朝伟收到，赵国琴收到25.5万元，居朝伟收了25万元，应该是现金。居朝伟、赵国琴不认识王伟龙，是其介绍的，王伟龙提出来他和赵国琴、居朝伟不熟悉，条子让其打，其一开始不肯，王伟龙说不行，必须要由其来打。王伟龙陈述，钱是交与陆光裕的，全部是现金，陆光裕和其谈的利息是3分，他拿一分，其拿2分，钱实际谁用的其不知道。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王伟龙以陆光裕出具的6张借条为据起诉主张陆光裕偿还借款50.5万元及利息。陆光裕对该6张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其是应王伟龙要求出具借条，50.5万元分别为赵国琴收到25.5万元，居朝伟收了25万元；王伟龙则认为陆光裕收到50.5万元，双方对涉案借条项下款项的实际收款人产生争议。陆光裕称在《情况说明》出具的过程中，王伟龙存在暴力行为，虽然提供了报警记录，但该报警记录显示其系在《情况说明》出具后的第6天方才报警，目前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王伟龙在陆光裕出具《情况说明》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更何况即使在出具《情况说明》的过程中有不法行为，也与涉案6张借条无涉；陆光裕本人对其出具6张借条无异议，并未提出也无证据证明其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该6张借条，故现有证据尚无法认定本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王伟龙的起诉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091民初208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夏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