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迪，男，198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鸣，广东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炳林，男，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琴，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文华，男，199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广东一粤（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乐昌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乐城河南石子坑乐昌碧桂园销售中心内**。法定代表人：兰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植林，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华，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尹祥和，男，196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新忠，男，住广东省乐昌市************，由乐昌市乐城街道府前社区*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黄迪、黄炳林因与被上诉人尹文华、乐昌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昌碧桂园）、尹祥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乐昌市人民法院（2019）粤0281民初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鸣、上诉人黄炳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琴、被上诉人尹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被上诉人乐昌碧桂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华、被上诉人尹祥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新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黄迪的一审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尹文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根据法律规定，债权的发生一般有侵权之债和合同之债之分，本案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存在侵权之债，而只能存在合同之债。若黄迪与尹文华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该债权债务关系从何而来。一审判决认定其二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却又认定其二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二）涉案房屋在2012年12月20日已竣工交付，黄迪在2013年11月购买的涉案房屋是现房，乐昌碧桂园在2013年12月已收齐全部房价款并将房屋移交黄迪占有和使用，除了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外，黄迪与乐昌碧桂园对涉案房屋的交易已全部履行完毕。因此，黄迪与乐昌碧桂园在2015年7月底解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行为，显然是虚假的行为。对此，从双方之间没有相互返还财产和2015年7月30日的终止合同《协议书》上注明的是“转名”即可证实，黄迪与尹祥和进行涉案房屋交易时，为了达到避免交纳房屋交易税费的目的，2015年7月底将涉案房屋采取请求乐昌碧桂园按一手商品房交易的合法形式，掩盖为尹文华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交易和登记的违法行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黄迪、尹文华转移涉案房屋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转移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另外，关于黄炳林与尹祥和之间120万元转款的问题。任何人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均可推定出，在现实生活中，卖房人若非为了特定的目的(虚假买卖交易)，是不可能在未收取买房人款项的情况下，再另行支付120万元给买房人后将别墅亏本20万元低价转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代持房产”行为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房屋已于2012年12月竣工完成，2013年12月交付给黄迪占有和使用，但—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转让的规定错误。（二）黄迪与乐昌碧桂园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于2013年12月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解除合同事由。黄迪与尹祥和将本应属于二次房屋交易的行为，采取寻求他人帮助的方法按一手商品房进行交易，造成国家税费收入的减少，损害了国家利益，属无效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行为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黄迪于2017年9月原一审开庭审理时提出撤销追加乐昌碧桂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一审法院已裁定准许黄迪的撤回请求，但一审判决至今仍将乐昌碧桂园列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程序违法。本院二审询问时，黄迪补充如下意见：一、一审判决适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第十项规定错误。涉案房屋没有公开销售，与之前黄迪购买涉案房屋时的价格一样。二、黄炳林转账120万元给尹祥和符合常理。黄迪夫妻闹离婚，房屋要进行处理。对房子的处理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黄迪转钱给尹文华，但房地产档案可以查看是黄迪在离婚期间处理的；其二是不留案底，重新制作一份档案，为慎重起见，由黄炳林转120万元给尹祥和，尹祥和再转给黄迪，显示尹祥和给了房款。黄炳林辩称，与其提交的上诉状意见一致。另外补充如下意见：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指引》第二十五条规定，法律认可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就连环转让房屋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从实质来看，不管是债权转让还是房屋转让，作为受让方，都应该负有支付转让费的义务，但本案的转让方是出钱一方，受让方是收钱一方，显然不符合转让合同的最基本特征。尹文华辩称，尹祥和向黄炳林出借的197.2万元（实际出借200万元，其中2.8万元是现金），按黄炳林所说197.2万元是借给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红款，但（2018）琼96民初43号民事判决已推翻黄炳林的说法。黄迪、黄炳林提起本案诉讼是为了侵吞尹祥和、尹文华的财产，无论是黄迪还是黄炳林，都对法律条文断章取义，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没有过户登记就不享有物权，只有债权。黄迪提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但商品房买卖与不动产交付是有区别的，商品房买卖除了登记还有转移占有的问题，不动产交付是以登记为要件。黄迪和黄炳林提到通谋虚伪的行为，而尹文华是以合法正规的手续购买房屋，没有进行任何通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乐昌碧桂园辩称，一、对黄迪、黄炳林与尹文华、尹祥和之间的债权债务不清楚，不发表任何意见。二、对黄迪、黄炳林认为乐昌碧桂园销售涉案商品房属于违法违规的观点不予认可。乐昌碧桂园在与黄迪解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才与尹文华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每一个销售环节均合法合规，不存在黄迪、黄炳林所说违法违规销售的情形。尹祥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迪和黄炳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黄炳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尹文华将乐昌市碧桂园凰鸣翠岭二十八街36号房屋过户登记至黄炳林名下；2.案件诉讼费由尹文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错误。本案所涉及的房屋转让行为，无论是黄迪与尹文华之间，还是乐昌碧桂园与尹文华之间，如果将其认定为基于表面的房屋买卖合同而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通谋虚伪行为，是为掩饰黄炳林将涉案房屋由黄迪代持转为由尹文华代持的行为。黄迪与尹文华之间无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资金收付关系，涉案房产的所有款项均是由黄炳林负担，黄迪与尹文华完全是直接或间接按黄炳林的指示，将原交由黄迪代持的涉案房产过户至尹文华名下，改由尹文华代持。本案的资金往来情况可以证实黄炳林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黄炳林将自己出资的房屋交由他人代持，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行为，尹文华作为代持人，负有按实际所有人黄炳林的指示过户的义务。二、一审遗漏查明部分事实。就本案所涉资金往来，一审遗漏查明黄炳林于2015年9月24日转账25万元给尹祥和，以及尹祥和于2014年9月25日转账给黄炳林的197.2万元，是尹祥和于同日代收了应归黄炳林所得的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的还款197.2万元的事实。涉案房产的购置价为1796246元，税费为26943.69元，合计1823189.69元。黄炳林为涉案房产所支付的费用至少包括：（1）首付款546246元（黄炳林支付给黄迪，由黄迪支付给乐昌碧桂园收取）；(2)2014年3月17日至2015年7月17日的银行按揭还款137770.25元，其中归还本金20245.11元（黄炳林将自己应收租金交由黄迪收取，以黄迪的名义支付给按揭银行）；（3）2015年7月提前还银行按揭款120万元（转账给尹祥和，再由尹祥和转账给黄迪，以黄迪名义支付给按揭银行）；（4）2015年9月24日转账25万元给尹祥和。即使不计承担的贷款利息和其他款项，黄炳林为涉案房屋支付的款项已达2016491.11元，即涉案房屋的所有款项均是由黄炳林承担并支付的。而根据一审判决，黄炳林却既无钱也无房。相应的，一审已查明尹文华没有支付涉案房屋的房款，其自称所有款项均是由尹祥和支付。而尹祥和支付了多少款项呢？2015年7月先从黄炳林处收取120万元，同日支付130万元给黄迪，2015年11月从黄炳林处收取25万元，2017年2月以尹文华名义支付了房屋契税26943.69元，合计123056.31元（120万元-130万元+25万元-26943.69元），尹祥和和尹文华不仅未实际付款，还获得123056.31元。三、一审法院对尹文华声称尹祥和于2015年7月交付496246元现金给黄迪作为房款没有进行查证。关于496246元现金交付的过程，只有尹文华两次前后矛盾的自述。而根据其自述，尹文华本人并不在交付的现场，而黄迪否认收取496246元现金。据此，现并无证据证实尹祥和于2015年7月交付了50万元现金给黄迪。四、尹文华与乐昌碧桂园之间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黄迪与乐昌碧桂园签订的《协议书》可知，黄迪与乐昌碧桂园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终止后，涉案房屋新的买方由黄迪指定，黄迪与新买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黄迪与新买方自行处理。由此可见，乐昌碧桂园对尹文华并不享有真正的权利，仅是配合办理涉案房屋的相关手续，相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以相对节税的方式完成更名手续所需形式，乐昌碧桂园与尹文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五、尹文华和黄迪之间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买卖合同最重要的要素是价款，但本案缺失这一核心要素。尹文华、黄迪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对交易价款也是各执一词。更重要的是，双方均称不是他们直接协商的，而是通过尹祥和、黄炳林协商，协商的具体情况两人并不清楚。而直接经手所谓“买卖关系”的黄炳林则完全否认涉案房屋是黄迪卖给尹文华，由此可见，黄迪、尹文华对买卖关系的陈述并无证据支持。（二）作为卖方，黄迪及其家庭并无资金压力和需求，完全没有必要以低于成本价及市场价转让涉案房屋。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在转到尹文华名下时，黄迪名下的单张银行卡上有大额存款，且黄迪还有黄炳林提供的定期租金收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迪有断供的可能，也没有证据证明黄迪有大额资金的需求。且当时黄炳林的购房成本已达约200万元,乐昌碧桂园也称当时的市场价已不止170多万元，该房屋根本无需低价贱卖。尹文华及尹祥和却称黄迪一家因为资金周转困难需要低价出卖，显然与事实不符。（三）作为卖方，既然黄迪已无利可图，则完全没有必要再请托乐昌碧桂园协调以先解除合同再由乐昌碧桂园与尹文华重新签订购房合同的方式进行交易。上述交易方案显然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若按尹文华和尹祥和的观点，黄迪是以原价转让房屋，该转让本身已经直接亏损近20万元，尹文华已是获益的一方，黄迪或黄炳林显然没有必要再以此交易方式帮尹文华节约交易成本。六、黄炳林作为涉案房屋的全部出资人，与黄迪、尹文华就涉案房屋的关系符合代持的特征。（一）黄炳林主张尹文华是为其代持房产可以合理解释各方的资金往来，完全排除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其诉讼主张应得到支持。1.涉案房屋的款项均是由黄炳林承担和支付，黄炳林是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属人。2.在一审庭审中，尹文华确认其与黄炳林之间并无特殊关系可以无偿取得黄炳林的财产，此亦符合尹文华受尹祥和的指示为黄炳林代持物业的特征。3.认定涉案房屋由黄迪、尹文华前后帮黄炳林代持，与黄炳林指示黄迪将该房屋从黄迪名下通过乐昌碧桂园转到尹文华名下，而黄迪与尹文华之间无需签订买卖合同，未约定转让价款的事实吻合。4.涉案房屋由黄迪、尹文华前后帮黄炳林代持，与黄迪与黄炳林的关系、尹文华与黄炳林的关系相吻合。基于黄迪与黄炳林的父子关系，黄迪按照黄炳林的指示持有涉案房屋，又在黄迪出现婚姻危机威胁到黄炳林的财产利益时，根据黄炳林的指示将房屋转至尹文华名下。基于黄炳林与尹祥和多年的密切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的陈述足以说明黄炳林与尹祥和当时的关系非常密切，黄炳林在黄迪出现婚姻危机可能威胁到黄炳林的财产利益时，出于对尹祥和的信任自己出钱出力将房屋从黄迪名下转到尹文华名下，符合常理常情。(二)关于尹祥和转账给黄炳林的197.2万元的性质，不可能是黄炳林向尹祥和的借款。1.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的证明已清楚说明该197.2万元就是归还尹祥和黄炳林共同出借给该公司借款的第一期利息中黄炳林应收取的款项，该197.2万元的计算过程与尹祥和、黄炳林分别出借对海南圣大木业公司的款项比例高度吻合。2.尹祥和是在收到海南圣大木业公司转账的300万元的当天，立即转账197.2万元给黄炳林。从支付时间来看，该197.2万元支付时间与海南圣大木业公司的还款时间高度吻合。3.从黄炳林的资金实力来看，黄炳林既然可以出借数以千万元计的资金给海南圣大木业公司，可以证实其资产额至少是以亿为单位的。4.假如黄炳林确实曾向尹祥和借了197.2万元，而黄迪转让房屋又是因为资金周转困难，黄炳林只需暂缓归还尹祥和的借款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先转120万元给尹祥和，再由尹祥和转账130万元给黄迪归还银行借款。5.假如黄炳林确实曾向尹祥和借了197.2万元，而涉案房屋又是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价转让给尹文华，则双方只需要直接抵债即可，尹祥和根本没有必要付款给黄迪。(三)关于黄炳林转账给尹祥和的120万元的性质，不可能是黄炳林向尹祥和所还的款项。1.没有任何证据黄炳林转账给尹祥和的120万元是归还借款。2.如前所述，既然尹家想要涉案房屋，若黄炳林又欠尹祥和的借款，则直接抵债即可，黄炳林无需再转账120万元给尹祥和。3.该120万元的转账时间与尹祥和转账130万元给黄迪的时间高度吻合，该120万元用途明显指向的就是转付给黄迪。这说明，黄炳林不想让黄迪及其他人知道关于涉案房屋转到尹文华名下的真实的目的，否则，由黄炳林直接转账给黄迪即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通过尹祥和中转。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黄迪辩称，认同黄炳林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尹文华辩称，一、尹文华向乐昌碧桂园买房承接黄迪的债权，有相应的合同证实，交易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通谋的行为，黄炳林的说法不能成立。二、代持房产需要明确意思表示，还有合同予以证明，但双方没有任何合同证明代持的关系，黄炳林的代持说法纯粹系其个人主观臆断。三、黄炳林提出尹祥和转账的197.2万元是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款，（2018）琼96民初43号民事判决书已对该事实予以查清，印证黄炳林的观点纯属狡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乐昌碧桂园辩称，一、对其他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不清楚，不发表任何意见；二、对黄迪、黄炳林认为乐昌碧桂园销售涉案商品房处于违法违规的观点不予认可。三、乐昌碧桂园与黄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再与尹文华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每个销售环节均合法合规，不存在黄迪、黄炳林所说违法违规销售的问题。尹祥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迪、黄炳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二人的诉求。黄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尹文华立即支付房屋转让款12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8月至案件裁判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乐昌碧桂园若收取了尹文华支付的购房款，则在所收房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尹文华负担。诉讼过程中，黄迪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增加诉讼请求：确认黄迪、尹文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1.确认黄迪、尹文华于本案的房屋转移行为违法无效，并判令尹文华将房屋转移登记到房屋实际权利人黄炳林名下；2.案件诉讼费由尹文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日，黄迪代黄炳林与乐昌碧桂园签订一份《乐昌碧桂园认购书》，以192万元的价格认购了涉案房屋。10月9日，黄炳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黄迪52万元。11月6日，在黄炳林同意下，乐昌碧桂园又与黄迪签订一份《乐昌碧桂园认购书》，将涉案房屋以1796246元卖给黄迪，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无签订日期），黄迪向乐昌碧桂园交纳定金3万元及购房款516246元。11月19日，黄迪向乐昌市房地产管理局交纳房屋登记费80元。12月18日，黄迪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乐昌支行（以下简称乐昌中行）签订《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向乐昌中行借款125万元,并于2014年5月19日到乐昌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同时，黄迪在乐昌中行开设账号为6990********的账户作为还款账户，从2014年3月17日至2015年7月17日，黄迪向乐昌中行清偿借款本金20245.11元、利息117525.14元。2015年7月间，经黄炳林、尹祥和协商并经黄迪、尹文华同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尹文华，因涉案房屋没有办理产权证，经协商，由黄迪与乐昌碧桂园解除购房合同，再由尹文华与乐昌碧桂园签订购房合同；涉案房屋款由尹文华直接交付给黄迪，但黄迪、尹文华未立下任何书面凭证。7月15日，黄炳林转账120万元给尹祥和，尹祥和再转账130万元给黄迪。7月23日，黄迪向乐昌中行清偿了借款本金1229754.89元、利息1323.52元及交纳了提前还款补偿金6617.62元。乐昌中行遂给黄迪出具了贷款还清的凭证，并于7月27日向乐昌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注销抵押登记申请》，请求注销涉案房屋抵押登记，退回涉案房屋原设定的抵押证明。7月30日，黄迪向乐昌碧桂园递交了一份《解除购房合同申请书》，黄迪与乐昌碧桂园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合同，并由黄迪指定的丙方按本协议约定购买该商品房，因本协议书所约定的该商品房的房价款、各项税费及因终止该合同所产生的费用等问题而造成的黄迪与丙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黄迪与丙方自行处理，与乐昌碧桂园无关。黄迪向乐昌市房地产管理局递交了《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声明书》，要求撤销涉案房屋的预售登记，乐昌碧桂园在该申请书及声明书上盖章确认。7月31日，乐昌碧桂园与尹文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将涉案房屋以1796246元卖给尹文华。同日，乐昌碧桂园向尹文华出具了预售定金3万元、预收购房款107万元、预收购房款696246元的三张发票，总计金额1796246元。2017年2月22日，尹文华向乐昌市地方税务局交纳契税26943.69元。2月28日，乐昌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中心为尹文华办理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2017年7月14日，黄迪以双方当初口头约定房屋转让价格为250万元，尹文华至今仍拖欠120万元未付为由，向乐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乐昌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10月11日作出（2017）粤0281民初832号民事判决，黄迪、尹文华均不服，向韶关市中院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韶关中院）提起上诉，韶关中院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2017）粤02民终209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粤0281民初832号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审；该院于2018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追加尹祥和为第三人，黄炳林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乐昌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粤028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黄迪、尹文华、黄炳林均不服，向韶关中院提起上诉，韶关中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粤02民终183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粤028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黄迪与尹文华均认可尹文华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130万元。同时，法庭对尹文华付给黄迪1796246元的来源、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尹文华回答：所有款项均系由尹祥和付给黄迪的，其中银行转账130万元；余款现金支付，实际给付现金50万元，因双方是好朋友，所以未要求写收据。现金来源于其兄弟新房入伙收受礼金及平常家庭备用金，但其第一次庭审所述是黄迪于2015年7月23日晚上去尹祥和家里拿的；第二次庭审所述是黄迪于2015年7月22日左右的下午去尹祥和家里拿的。黄炳林所有的乐昌市顺易华庭顺景轩（J10栋）二层商铺出租给罗伟城使用，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月租金为17850元，由黄迪收取。2014年9月25日，尹祥和转账192.7万元给黄炳林。2015年12月15日，黄迪转账2万元给尹祥和。诉讼中，黄迪向乐昌法院撤回对乐昌碧桂园的诉讼请求，该院裁定准许。本案在本次重审中通知乐昌碧桂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黄迪、尹文华双方转移涉案房屋行为是否违法无效；二是黄炳林主张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能否过户登记至黄炳林名下。一、关于黄迪、尹文华双方转移涉案房屋行为是否违法无效问题。涉案房屋原系以黄迪的名义向乐昌碧桂园所购买，后经黄炳林、尹祥和协商并经黄迪、尹文华同意，将涉案房屋转移给尹文华，系四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问题，由国务院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二、（十）“……已签订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并网上备案、经双方协商一致需解除合同的，双方应递交申请并说明理由，所退房源应当公开销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不论是预售还是现售的商品房，都可以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后再行销售。本案涉案房屋是现售商品房，适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黄迪与乐昌碧桂园经协商，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现房），乐昌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撤销了涉案房屋的预售登记，乐昌碧桂园再与尹文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房管部门也为尹文华办理了不动产权证，涉案商品房的转移过程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黄迪、尹文华双方转移涉案房屋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转移行为。至于黄迪、尹文华之间是否属于房屋买卖关系，从上述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过程来看，黄迪、尹文华之间并不是直接的房屋买卖关系，黄迪为了要与乐昌碧桂园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联系了尹文华来购买房屋，约定乐昌碧桂园不用退款给黄迪，直接由尹文华将购房款迳付给黄迪，黄迪、尹文华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黄迪主张确认黄迪、尹文华于本案的房屋转移行为违法无效，并判令尹文华将房屋转移登记到房屋实际权利人黄炳林名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黄炳林主张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能否过户登记至黄炳林名下的问题。涉案房屋的认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由黄迪与乐昌碧桂园签订，购买商品房权利人是黄迪，虽然黄迪向乐昌碧桂园购买房屋的资金来源，是黄炳林转给黄迪的款，但黄迪与黄炳林系父子关系，父亲出钱给儿子买房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不能因黄炳林出了购房钱，黄炳林就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这只是黄迪与黄炳林之间的家庭内部关系，对外不能否认黄迪原系涉案房屋的权利人。至于黄炳林提出涉案房屋是转名给尹文华代持的主张，如果是纯粹代持，为什么黄炳林转款120万元给尹祥和，而不直接将款转给黄迪或者尹文华，尹祥和收到的是120万元却转款130万元给黄迪，有违常理；且黄炳林自认参与了涉案房屋的认购、出资金、协调转名全过程，黄迪理应知晓系转名给尹文华代持，然而，黄迪在原审中是以尹文华立即支付房屋转让款120万元为诉讼请求，庭审中确认黄迪、尹文华之间是房屋转让行为，也认可收到尹祥和支付的130万元购房款，以上情况与黄炳林所述是转名由尹文华代持房产相矛盾，黄炳林认为黄迪及尹文华均为黄炳林代持房产名义上的权利人，是其单方的说法，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因此，黄炳林要求判令尹文华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黄炳林名下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粤0281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一、驳回黄迪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黄炳林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黄迪负担。黄炳林独立请求受理费26800元，由黄炳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2014年9月25日，尹祥和转账197.2万元给黄炳林。一审法院认定尹祥和转账192.7万元给黄炳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黄炳林于2015年7月15日转账120万元给尹祥和，转账凭证附言为车款。2015年9月24日，黄炳林转账25万元给尹祥和，附言为借款。本院认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黄迪、黄炳林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一审法院将乐昌碧桂园列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程序有无违法；二、黄迪、黄炳林请求判令尹文华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于黄炳林名下应否支持。一、关于一审法院将乐昌碧桂园列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程序有无违法的问题。虽然黄迪曾于此前的诉讼中撤回对乐昌碧桂园的诉讼请求，乐昌法院裁定准许，但发回重审后在一审法院重审期间，又依法已通知乐昌碧桂园参加诉讼。因此，黄迪主张一审法院仍将乐昌碧桂园列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属程序违法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黄迪、黄炳林请求判令尹文华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黄炳林名下应否支持的问题。黄迪、黄炳林均主张黄炳林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黄迪与尹文华只是先后代持涉案房屋，因此涉案房屋应登记至黄炳林名下，而尹文华与尹祥和则主张黄迪与尹文华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关系。对此，本院分析认为，从涉案房屋的出资问题看，黄迪与黄炳林主张涉案房屋的款项均是由其承担和支付，至少包括首付款546246元、2014年3月17日至2015年7月17日的银行按揭还款137770.25元、2015年7月提前还银行按揭款120万元（黄炳林转账给尹祥和)、2015年9月24日转账给尹祥和的25万元，已达到200多万元；尹文华和尹祥林则主张其已支付了约定的房屋价款1796246元。从黄炳林、黄迪与尹祥和的转账情况和陈述来看，黄炳林、黄迪与尹祥和之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包括尹祥和于2014年9月25日转账197.2万元给黄炳林，黄炳林于2015年7月15日转账120万元给尹祥和、尹祥和于同日转账130万元给黄迪、黄炳林于2015年9月24日转账25万元给尹祥和。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黄炳林、黄迪与尹祥和均各持己见，其中涉及到黄炳林、尹祥和与案外人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的借贷关系、黄炳林与尹祥和之间的借贷关系。黄炳林转账给尹祥和的120万元和25万元是否为偿还尹祥和转账给黄炳林的197.2万元，尹祥和支付给黄迪的130万元是否源于黄炳林支付的120万元，根据现有证据，均无法作出判断，且涉及其他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审查。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黄迪、黄炳林主张涉案房屋的款项均是由其承担和支付，尹文华仅是代持房屋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而尹祥和、尹文华均不认可代持主张，故，本院对黄迪和黄炳林提出的代持主张不予支持。从涉案房屋的流转和登记使用情况来看，黄迪虽然曾与乐昌碧桂园签订《乐昌碧桂园认购书》及《商品房买卖合同》，以1796246元购买涉案房屋，但之后黄迪与乐昌碧桂园协商一致解除了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乐昌碧桂园也在黄迪的要求下协助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尹文华名下，涉案房屋已交付给尹文华使用。黄迪与尹文华之间二手房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形成，并已实际履行，涉案房屋应归属于尹文华。黄迪上诉提出其与尹文华之间的二手房买卖行为有逃避税收之嫌，属无效行为。本院认为，首先，黄迪与尹文华之间并无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内容并不明确，是否存在逃避税收的行为尚难以确定；其次，虽然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二、（十）“……已签订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并网上备案、经双方协商一致需解除合同的，双方应递交申请并说明理由，所退房源应当公开销售。”的规定，在黄迪与乐昌碧桂园解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后，涉案房屋应当公开销售，但该通知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涉案房屋没有公开销售并不必然导致黄迪与尹文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再者，黄迪也未提供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避税即应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如果黄迪与尹文华之间的二手房交易行为存在逃避税收的行为，相关人员亦可向税务部门反映，由税务部门进行处理。黄迪提出其与尹文华之间的二手房买卖行为无效理据不足，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黄迪、黄炳林请求判令尹文华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黄炳林名下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涉案房屋的转让价款问题，黄迪与尹文华存在争议。黄迪在原一审主张涉案房屋的转让价为250万元，尹文华则主张转让价为1796246元。尹文华虽然主张已支付完毕对价，但并无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黄迪可另行主张权利，在另案中对转让行为发生时的涉案房屋进行评估以确定转让价款再作处理。综上所述，黄迪、黄炳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00元，由黄迪负担15600元，黄炳林负担26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李 罡审判员  黄颖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