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琦龙，男，199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誉，广东盈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嘉豪，男，198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锋，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邬国聪，男，198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原审被告：王瑞玲，女，195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李琦龙因与被上诉人黄嘉豪、原审被告邬国聪、王瑞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上诉人李琦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誉，被上诉人黄嘉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锋，原审被告邬国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瑞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琦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嘉豪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嘉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琦龙与黄嘉豪之间属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李琦龙与黄嘉豪签署的《债权质押转让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在债权转让的过程中，双方除了签署书面的《债权质押转让合同》外，李琦龙还向黄嘉豪交付了涉案“琼Ａ×××**”号牌捷豹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的证件，以及主债权凭证等。根据双方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的规定，李琦龙与黄嘉豪签署《债权质押转让合同》并将涉案“琼Ａ×××**”号牌捷豹车辆交付给黄嘉豪后，即把债权及质权转让给黄嘉豪。尽管针对涉案车辆登记车主的债权凭证相对人空白，但并不足认定李琦龙对登记车主范迎萍未享有债权或黄嘉豪对债权的客观真实性、实现可能性未做审查。如一审法院认为因此无法查明合同内容及关于债权转让的约定，一审法院应当把登记车主范迎萍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在合同签署中，合同各方都有审慎注意义务，黄嘉豪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债权及质权，必然会市场正常价格存在债权或质权无法实现的更大风险，但该风险是黄嘉豪事先清楚或应当清楚的，现黄嘉豪无法实现自身权利，是市场交易风险导致，应当由黄嘉豪自身承担。（二）如法院认为黄嘉豪是购买车辆，合同相对方应当是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李琦龙与黄嘉豪签署《债权质押转让合同》时，李琦龙还将涉案“琼Ａ×××**”号牌捷豹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出具的《委托书》一并交付了黄嘉豪。《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为：“1.代为办理车辆的解除抵／质押登记相关事项；2.代为办理车辆的买卖、过户手续；3.代为收取全部车辆转让价款等。”如一审法院认为黄嘉豪购买的不是债权、质权而是购买车辆，那么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中，车辆的卖方应当是涉案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李琦龙只是受其委托代为办理车辆的买卖。（三）如法院认为是李琦龙出卖车辆给黄嘉豪且合同无效，黄嘉豪应当返还车辆或折价补偿。1.黄嘉豪与李琦龙对合同无效具有同等过错且未尽到保管义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可知，黄嘉豪是事先知道车辆的权利状态及交易风险的；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双方对合同均具有审慎义务。如法院认为李琦龙与黄嘉豪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且自始无效，那么李琦龙与黄嘉豪对合同的无效具有同等的过错；且黄嘉豪是有义务保管好涉案“琼Ａ×××**”号牌捷豹车辆的，现黄嘉豪在双方交易两年、涉案车辆被拖走接近一年后才主张权利，对涉案车辆的丢失具有明显的过错；2.合同无效黄嘉豪应当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黄嘉豪应当向李琦龙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3.黄嘉豪应当返还实际收益。涉案车辆在租赁市场的均价为500元／天，自李琦龙2018年2月13日交付车辆至黄嘉豪占有、使用，到2019年3月24日涉案车辆被拖走，总天数为403天，黄嘉豪向李琦龙支付的车辆使用费应当是500元／天×403天=201500元，扣除180000元转让款后，黄嘉豪还应当向李琦龙支付21500元。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判决李琦龙向黄嘉豪返还180000元购车款，同时却以车辆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为由，只要求黄嘉豪支付50000元车辆使用费(因收益而支出的款项)和承担利息损失，对李琦龙明显不公。黄嘉豪辩称，不同意李琦龙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李琦龙与黄嘉豪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1.李琦龙一审答辩时称车辆是通过邬国聪找到案外人周星星后，李琦龙把车辆卖给了周星星。黄嘉豪与李琦龙的关系，李琦龙一审答辩中使用的是买卖合同的概念。2.李琦龙与黄嘉豪并没有债权转让的金额，黄嘉豪至今也不知道主债权的金额是多少，债权转让也没有通知债务人这一系列行为。故李琦龙与黄嘉豪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债权转让的相关法律要件。3.黄嘉豪购买车辆之后，一直是自用状态，并且从未就相关的债权向任何第三方进行主张。黄嘉豪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是自用，各方对该合同目的至今都是没有异议的，本案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一审判决的定性正确，查明的事实也清楚。一审法院从交易的稳定性、公序良俗、行为的违法性都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二审对此应予以维持。4.关于李琦龙主张的返还车辆或折价款的问题。李琦龙占有车辆的合法性就存疑，是有瑕疵的，涉案车辆已经被抵押，且被查封，涉案车辆也是被抵押权人给强行拖走的，黄嘉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存在着保管的瑕疵或者过错，李琦龙无权要求返还涉案车辆。而且对一审判决黄嘉豪承担50000元的使用费，黄嘉豪是有异议的。但是考虑到本案的实际问题，黄嘉豪没有上诉。李琦龙从2018年至今占有了黄嘉豪的涉案购车款180000元。一审判决公平、公正，应予维持。邬国聪述称，对李琦龙的上诉没有意见。王瑞玲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陈述。黄嘉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黄嘉豪与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的买卖合同关系；2.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共同向黄嘉豪返还购车款2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以购车款22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范迎萍是琼Ａ×××**的捷豹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2018年1月，邬国聪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琼Ａ×××**的捷豹小型轿车的相关买卖信息。2018年2月，黄嘉豪通过微信向邬国聪询问涉案抵押车辆的价格及协商看车时间。2018年2月10日，邬国聪通过微信向案外人周星星询问涉案车辆的价格，周星星向邬国聪发送涉案车辆的登记信息截图一张，该截图显示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状态为“正常”。2018年2月13日，黄嘉豪通过银行账户欲向邬国聪转账220000元失败后，向王瑞玲支付了220000元，附言“车款”。同日，王瑞玲的银行账户向李琦龙转账支付了180000元。上述款项支付后，李琦龙将车牌为琼Ａ×××**的捷豹小型轿车交付给黄嘉豪使用，并将涉案车主范迎萍签名的《借条》、《收条》、《还（付）款/续贷确认书》、《证明》、《委托书》、银行卡及身份证复印件交给黄嘉豪，其中《借条》、《收条》、《还（付）款/续贷确认书》、《证明》中出借人信息均为空白，《委托书》中受托人信息也是空白。2019年3月24日，黄嘉豪驾驶涉案车辆至佛山市南海区国昌新城市广场停车场后，涉案车辆被人拖走。黄嘉豪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以黄嘉豪不是涉案车辆的车主为由不予立案。黄嘉豪向一审法院提交涉案车辆的查册表，该查册表载明：涉案车辆已办理抵押登记，机动车状态为“查封，违法未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黄嘉豪与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二、黄嘉豪要求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返还其购车款220000元及赔利息损失是否成立。一、关于黄嘉豪与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1、黄嘉豪与李琦龙之间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黄嘉豪与李琦龙均陈述在车辆交易时签订过一份债权转让合同，但都无法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合同；而李琦龙在向黄嘉豪交付车辆时一并移交了涉案车辆登记车主的证件及主债权凭据，但上述凭据中债权人主体信息均为空白；上述情况导致一审法院无法查明合同内容及关于债权转让的约定。从一审法院查明的黄嘉豪与李琦龙、邬国聪对交易情况的陈述、各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及交易过程来看，其三人陈述的交易目的并非是转让债权，而是涉案车辆的买卖；主债权凭据的移交其实是为了弥补因涉案车辆不能过户的权利瑕疵和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权属争端而为，如果是债权转让则不可能凭据中登记车主的相对人均为空白；且在交易过程中，黄嘉豪对于主债权的客观真实性、实现可能性等均未作审查，而是在双方明知涉案车辆作为债权质押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交易价格转让给黄嘉豪；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黄嘉豪与李琦龙之间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债权转让关系。因此，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黄嘉豪与李琦龙存在事实上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黄嘉豪与李琦龙之间事实上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本案中，登记车主以涉案车辆为其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该车上已有抵押登记，现机动车状态为“查封，违法未处理”。由此反映在涉案车辆上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作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济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三）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因此，黄嘉豪与李琦龙通过质押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涉案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涉案车辆为抵押车、质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一审法院前述分析，黄嘉豪与李琦龙所实施的涉案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因其二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自始无效，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黄嘉豪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驳回。2、关于黄嘉豪与邬国聪、王瑞玲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黄嘉豪诉称其向李琦龙与邬国聪购买涉案车辆，向邬国聪、王瑞玲支付购车款，与邬国聪、王瑞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邬国聪辩称其是受黄嘉豪委托为其办理涉案车辆的买卖事宜，黄嘉豪支付的款项220000元中包含委托费用，与黄嘉豪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王瑞玲辩称其与邬国聪为母子关系，只是将银行账户交由邬国聪使用，与黄嘉豪无任何法律关系。根据各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可知，邬国聪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涉案车辆的买卖信息后，黄嘉豪主动向邬国聪表达购车意愿，邬国聪为此联系周星星，进而联系到李琦龙，为黄嘉豪与李琦龙订立合同居间斡旋，双方达成买卖合意后，邬国聪代为收取购车款220000元，并将其中180000元转账至李琦龙的银行账户，其余40000元作为其促成黄嘉豪与李琦龙交易的报酬。由此可见其行为事实上与黄嘉豪和李琦龙构成居间合同关系，邬国聪是居间人。王瑞玲仅提供账户给邬国聪使用，并未参与居间事宜，与黄嘉豪不存在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二、黄嘉豪要求李琦龙、邬国聪、王瑞玲返还其购车款22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是否成立。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黄嘉豪与李琦龙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自始无效，双方对合同无效皆有过错，李琦龙通过合同取得了180000元的购车款，黄嘉豪要求李琦龙返还购车款的主张于法有据，但鉴于涉案车辆自2018年2月13日交付黄嘉豪至车辆被拖走已逾一年，综合考量黄嘉豪的过错程度、车辆状况及黄嘉豪实际占用使用车辆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扣减车辆使用费50000元。即李琦龙应向黄嘉豪返还的款项为130000元。而邬国聪基于居间关系所获取的4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因黄嘉豪与李琦龙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自始无效，故居间人邬聪不能获得报酬；又因该合同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邬国聪对此亦有一定责任，故其也不能主张其为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故邬国聪应向黄嘉豪返还40000元。王瑞玲与黄嘉豪不存在民事上的法律关系，无需承担返还责任。黄嘉豪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黄嘉豪在明知涉案车辆存在权利瑕疵不能过户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购买，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黄嘉豪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另外，关于李琦龙提出合同无效时黄嘉豪应返还涉案车辆的意见。由于涉案车辆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现该车被人开走亦是权利冲突的结果。在未厘清各主体之间的权利纠葛即未查明该车归属权之前，一审法院对涉案车辆的返还不予处理。李琦龙的损失可基于其得到该车时所设立的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另行主张。李琦龙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判决：一、李琦龙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嘉豪返还购车款130000元；二、邬国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嘉豪返还40000元；三、驳回黄嘉豪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黄嘉豪负担550元，李琦龙负担1450元，邬国聪负担4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李琦龙与黄嘉豪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李琦龙向黄嘉豪返还130000元是否恰当。关于争议焦点一。李琦龙主张其与黄嘉豪之间属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双方签署了书面的《债权质押转让合同》，但李琦龙并无提供该《债权质押转让合同》，而且李琦龙在一审提交的书面答辩状称，涉案车辆是黄嘉豪通过邬国聪找到案外人周星星后向李琦龙购买的，即李琦龙确认其与黄嘉豪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李琦龙以其将涉案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出具的《委托书》交给了黄嘉豪，亦不足以证明李琦龙只是受涉案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的委托代为办理车辆的买卖，因此李琦龙主张本案合同相对方应当是车辆登记车主范迎萍，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依法认定李琦龙与黄嘉豪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理据充分，论述详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李琦龙上诉主张其与黄嘉豪之间属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本院不予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李琦龙与黄嘉豪之间的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经审查依法认定无效，于法有据。关于合同无效后的处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黄嘉豪有权要求返还购车款，李琦龙取得的购车款180000元应当返还给黄嘉豪。鉴于涉案车辆自2018年2月13日交付给黄嘉豪至车辆被拖走已逾一年，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扣减车辆使用费50000元，判决李琦龙向黄嘉豪返还购车款130000元，并无不当。李琦龙主张应按涉案车辆在租赁市场的均价500元/天，由黄嘉豪向李琦龙支付车辆使用费2015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李琦龙提出的车辆返还问题，黄嘉豪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初步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已被取走，其不再占有车辆从而无法返还。现无证据显示黄嘉豪对车辆的丢失存在明显过错，一审法院指引李琦龙另行主张，并无不妥。李琦龙在本案二审中主张黄嘉豪对车辆的丢失存在明显过错要求折价赔偿，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琦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李琦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革花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