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哦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29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周遵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奇，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继华，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武忠，男，1969年4月15日生，汉族，个体户，现住惠水县。 原审被告：贵州宏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杨永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奇，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继华，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住所地惠水县。 法定代表人：杨峰，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良会，男，1985年10月8日生，布依族，住惠水县。 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武忠、原审被告贵州宏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凌源公司）、原审第三人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2731民初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建工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武忠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即便签订合同时因建工三公司使用的是标注签订合同无效的技术资料专用章和签字人无公司明确授权，合同因此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但因事后原告合同义务的履行和建工三公司接受合同成果的行为，亦足以构成对协议进行了追认，因此，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合同的主体应为建工三公司”、“宏凌源公司虽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但宏凌源公司因就该项目工程而言与建工三公司存在关联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已向原告支付了工时费325318元，宏凌源公司的支付行为应视为替建工三公司自愿履行合同债务的行为。且庭审过程中表示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愿意核对账目后继续支付剩余尾款，其意思表示和行为构成对合同债务的加入，应与建工三公司共同承担向原告支付工时费的责任”，该两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该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技术资料专用章，且明确标注了“签订合同无效”，在该份合同上签字的也并不是三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不具有签订合同的权限，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就是无效合同而非效力待定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达成任何合同关系，也从未以行为进行过追认。其次，根据上诉人与宏凌源公司一审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明确显示范围为“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B区项目”，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单据包括该项目A区工程，而A区工程系由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两部分工程均分包给宏凌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个区的工时费应由上诉人三公司承担，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本案的合同当事人应为宏凌源公司而非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相关租赁合同，亦无向被上诉人支付租赁费的义务，即使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事实上成立租赁合同关系”，但所有的付款为宏凌源公司、杨某二者的账户转入，并未从上诉人账户中转出，上诉人并不是租赁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二）、一审法院认为：“该两张结算单有原告方和被告方的现场施工人员和实际负责人杨某签名，上面虽标有请核实再付的意见，但从杨某2017年12月11日签字至今，从被告方的陈述来看，被告方并未进行核查，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签证责任主体系建工三公司，并约定原告完工一个月内付清工时费，被告完全有义务和条件进行核实，但其怠于行使权利......而原告从2018年2月要求被告支付尾款并于同年3月15日收到被告发来的“杨武忠工时费”表至今，被告不仅未核对账目进行支付，而是对2018年2月12日前已付清的款项，要求核对，有悖诚信”，该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该合同系无效合同，不应适用该份合同的条款认定签认属于上诉人的义务；其次，按照宏凌源公司与被上诉人的交易习惯，需要被上诉人提供公司人员签证、请款单、收据、工时计算结果等材料，而在2017年8月1日—8月6日、2017年6月一7月的《工程施工任务结算单》项下，却没有公司工作人员对其工作小时进行确认，这也是宏凌源公司一直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第三，在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应的请款单、收据等材料后，财务人员罗某统计其请款单的金额，并通过微信的方式要求其确认请款金额，并不代表对此金额的最终确认，不论是请款单中的“请核实清楚再付”还是依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在A区、B区均有工程项目的情况下，对工作小时的确认单据均是必须的，而被上诉人至今未提供，宏凌源公司不能核实其工作小时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最终结算金额，一审法院应认定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最后，一审判决认定：“而是对2018年2月12日前已付清的款项要求核对，有悖诚信”与客观事实不附，宏凌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付款，在2018年2月12日，并未全部付清，双方之间的款项支付，也属于滚动支付，宏凌源公司针对未付清款项，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工作小时单据进行结算，系合情合理且诚信的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有关合同履行相关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武忠二审答辩称，1.挖机租赁事实清楚。杨武忠于2017年2月与上诉人惠水县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项目负责人谭某（系上诉人员工）口头达成挖掘机型号，单价的租赁协议并进场施工。2017年7月1日双方补充签订书面“机械租赁协议书”，该“协议书”由上诉人加盖项目部印章，虽然项目部印章是项目部的资料印章（注明签订合同无效），但该印章是由上诉人掌控并使用，且“签订合同无效”字体较该枚印鉴上其他字体较小。杨武忠只认为项目部盖了项目部章和上诉人的员工已签字，根本不会去认真辨识项目部印鉴上的备注字体及内容。2.合同主体是上诉人及责任主体是宏凌源公司的认定完全符合本案客观实际。首先，上诉人是惠水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的中标单位，上诉人公司的员工兼项目负责人谭某与杨武忠洽谈租赁事宜并签订协议书。其次，杨武忠履行合同义务所带来的劳动成果也由其接受并支付约定单价的工时费。再次，在一审法庭调查时，杨武忠、上诉人，宏凌源公司均认可“贵州宏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红番哨安置点施工现场无该公司标牌或标识和以该公司身份进行明示的管理。杨武忠或其他施工人员都只知晓施工方是上诉人。一审法院基于该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其是合同相对人及付款主体并无不当。对于宏凌源公司是讼争项目的劳务分包公司，杨武忠是在一审开庭时才知晓该公司与上诉人的法律关系。根据该公司的自认“与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支付挖机工时费的给付责任同样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2017年6月—7月、2017年8月1日—8月6日的工程施工任务结算单》结合本案其他结算单、付款凭证及上诉人的现场会计罗某微信发的“杨武忠的挖机工时费表”等认定应付挖机工时费合情合理又合法。从两张“工程施工任务结算单”的签字时间是2017年12月11日，签字内容是“同意支付”，签字人是“杨某”。到2019年2月3日杨某经银行支付杨武忠5万元，再到2020年3月23日杨武忠起诉前，上诉人都没有向杨武忠发出进行核查的书面要求，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向其公司的工程部、财务人员、现场监理方发出进行核查的“指令”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要求核查的意见有悖诚信和本案实际是正确的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且客观，适用法律正确适当。恳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宏凌源公司、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二审未作述称。 杨武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挖掘机工时费96865元。2.判令第三人在应付被告工程款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支付。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水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通过招投标方式于2017年2月28日将位于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项目（B区施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发包给被告建工三公司承建施工。建工三公司承建该项目工程后同时在施工地点即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成立工程项目部具体负责工程的实施。该项目部经理为谭某，2017年2月谭某与原告协商，租用原告挖掘机进行平场施工，按工时支付报酬，原告便自带设备（挖掘机）进入该工程施工，2017年7月1日，双方签订机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建工三公司租用原告挖掘机两台，型号和单价分别为：85型160元/小时、150型240元/小时，破碎单价：220元/小时，原告自配操作人员负责设备的操作和维护保养工作并承担一切费用，机械的进退场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并约定，由建工三公司每月负责原告租赁费的计时签认工作，工程完工后1个月内付清租金，施工地点为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B区。建工三公司该工程项目部经理谭某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有建工三公司标注签订合同无效字样的技术专用章。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协议进场施工至2018年1月31日结束。原告施工期间，按进度计时将工时费结算单交付建工三公司现场财务人员罗某（同时是宏凌源公司财务），期间宏凌源公司通过其账户和该项目的另一实际负责人杨某的账户向原告支付工时费245318元。余款未付清后，原告从2018年2月开始向被告要求付清尾款。2018年3月15日，建工三公司现场财务罗某制作“杨武忠挖机工时费”表，并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该表载明，截止2018年2月12日，被告已经付款金额为245318元，应付余额为176865元。该表制作后被告通过杨某账户于2018年8月21日向原告付款30000元、2019年2月3日付款50000元。截止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共向原告付款325318元。剩余尾款未支付，原告多次催讨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惠水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与被告建工三公司签订合同后，其合同权利义务已转归本案第三人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继受，2020年3月25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申请，将原第三人的贵州濛江园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2020年6月23日，被告建工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已将案涉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宏凌源公司，同日，原告知晓被告宏凌源公司存在后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宏凌源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在案涉工程施工期间至工程结束，宏凌源公司从未挂牌成立过项目部和以其他明示的方式进入该工程实施管理。涉案工程已于2018年2月全部完工，项目部于2018年6月全部撤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合同性质认定及效力问题；二、本案金额的确定问题；三、本案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 关于本案合同性质和效力问题。1.从原告提交的租赁协议书来看，双方签订合同时其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为租赁，是以原告提供设备并配备操作手的方式将设备出租给建工三公司，合同约定建工三公司按小时支付租赁费，在租赁期间，建工三公司享有安全管理和计时签认权利。原告租赁费的结算是以施工时间为基础，并非向被告交付工作成果，而挖掘机租赁有其特殊性，非经培训的操作人员，不能安全上岗。在这种特殊行业的规则下，出租方配备操作人员给承租方并无不当。因此，本案合同性质依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特殊行业规则下的特殊租赁合同。2.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协议上盖的虽是标注签订合同无效的技术专用章，谭某虽无公司明确授权，但谭某的身份经被告公司财务人员罗某证实系建工三公司该工程项目部经理，建工三公司亦认可印章的真实性，在印章真实、项目部经理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原告有足够理由相信合同的签订系建工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能代表建工三公司，原告基于这一善意认识签订协议后，按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原告履行义务期间，建工三公司对原告合同义务的履行并未提出反对或者进行制止，而是接受了原告履行合同带来的成果，因此，即便签订合同时因建工三公司使用的是标注签订合同无效的技术专用章和签字人无公司明确授权，合同因此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但因事后原告合同义务的履行和建工三公司接受合同成果的行为，亦足以构成对协议进行了追认，因此，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合同的主体应为建工三公司。对建工三公司另提出的，建工三公司已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宏凌源公司，是原告与宏凌源公司存在口头协议，且宏凌源公司已自认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并愿意经双方核对金额后支付剩余尾款的意见。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在整个工程项目施工期间直至完工撤离，宏凌源公司并未挂牌或者以其他明示方式进入工程对工程进行管理，原告在履行协议完工期间，并不清楚和知晓宏凌源公司的存在，而是在履行完义务后的诉讼期间（原告履行义务完成两年后），因被告建工三公司提出才知道有宏凌源公司存在，而合同的形成是双方经过邀约、承诺共同协商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在原告不知道宏凌源公司存在的情况下，双方不具备签订合同的客观基础。因此，宏凌源公司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主体。被告的该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金额的确定问题。原告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建工三公司现场财务罗某（同时是宏凌源公司财务）通过微信发给原告的挖机工时费表，通过一审法院核实，罗某对该表系其制作和发给原告的事实无异议，该表载明截止2018年2月12日，被告已经付款金额为245318元，应付余额为176865元，而2018年2月12日后，从双方认可的付款清单显示，被告仅支付原告工时费80000元。减掉该80000元后，被告尚欠原告工时费应为96865元（176865元-80000元）。对被告提出，原告交付给被告财务的结算单中有两张结算单（即2017年8月1日-8月6日、2017年6月-7月的结算单）金额为31132元，因无公司人员签证，具体工时费存疑，且该两张结算单均注明有需核实后再付的意见，原告应提供相关签证后才有效，一审法院对被告提出异议的两张结算单进行审查后认为，该两张结算单有原告方和被告方的现场施工人员和实际负责人杨某签名，上面虽标有请核实再付的意见，但从杨某2017年12月11日签字至今，从被告方的陈述来看，被告方并未进行核查，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签证责任主体系建工三公司，并约定原告完工一个月内付清工时费，被告完全有义务和条件进行核实，但其怠于行使权利，反而是于2018年3月15日，由建工三公司现场财务罗某通过微信向原告发出了“杨武忠的挖机工时费表”即上述原告主张欠款的来源依据，从该表载明的内容看，被告方从2017年7月19日至2018年2月12日共分7次向原告支付工时费245318元，应付余额为176865元，被告提出异议的两张结算单载明的时间均在该表已付款的时间范围内，现被告方承包的该工程已于2018年2月全部完工，项目部也已于2018年6月全部撤走，而原告从2018年2月要求被告支付尾款并于同年3月15日收到被告发来的“杨武忠工时费”表至今，被告不仅未核对账目进行支付，而是对2018年2月12日前已付清的款项，要求核对，有悖诚信，因此，被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请求的金额96865元，符合本案实际，予以认定。另，对被告提出，2017年5月16日的两张收据（金额为9039元）上因载明此费应由劳务班主承担，被告已支付给原告，应以扣除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原告已从劳务班主处获取了该报酬，而被告作为支付工程报酬的结算主体，向原告支付后完全有权在结算时向劳务班主进行追偿。况且，在工程全部结束，项目部全部撤走，被告支付该费用三年后的诉讼期间才提出，责任在被告，被告的辩解有悖本案实际，因此，对被告的该意见，亦不采纳。 关于所欠款项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上述认定，被告建工三公司是本案合同履行主体，原告按协议履行义务后，建工三公司享受了合同履行带来的成果，理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向原告支付工时费的责任。宏凌源公司虽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但宏凌源公司因就该项目工程而言与建工三公司存在关联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已向原告支付了工时费325318元，宏凌源公司的支付行为应视为替建工三公司自愿履行合同债务的行为，且庭审中表示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愿意核对账目后继续支付剩余尾款，其意思表示和行为构成对合同债务的加入，应与建工三公司共同承担向原告支付工时费的责任。第三人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没有承诺要向原告支付工时费，原告请求第三人支付工时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宏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付清所欠原告杨武忠挖掘机工时费96865元。二、驳回原告杨武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2元，减半收取1111元，由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宏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建工三公司是否系案涉《机械租赁协议书》的责任主体以及该份合同的效力问题。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经开区红番哨安置点项目是由建工三公司承建施工，建工三公司承建该项目工程后同时在施工地点置点成立工程项目部具体负责工程的实施，谭某系建工三公司派驻该工程的项目经理。2017年2月谭某经与杨武忠协商，租用杨武忠挖掘机进行平场施工，按工时支付报酬，杨武忠便自带设备（挖掘机）进入该工程施工，此后双方又于2017年7月1日签订《机械租赁协议书》。尽管建工三公司主张该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技术资料专用章，且标注了“签订合同无效”，合同中签字的也并非该公司的授权代理人，本案的合同当事人应为宏凌源公司，但是鉴于谭某具有建工三公司项目经理的特殊身份，其所实施的与案涉工程有关的行为对外可代表建工三公司，应视为履行建工三公司职务的行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建工三公司应对其项目经理谭某在案涉《机械租赁协议书》中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另外，虽然建工三公司主张已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宏凌源公司，亦是宏凌源公司、杨某在向杨武忠履行付款义务，但宏凌源公司在整个工程项目施工期间直至完工撤离，都未挂牌或者以其他明示方式进入工程对工程进行管理，杨武忠亦不清楚和知晓宏凌源公司的存在，双方并不具备签订合同的客观基础。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与杨武忠存在机械租赁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建工三公司，并无不当。鉴于该《机械租赁协议书》系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确认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建工三公司主张其从未与杨武忠签订任何合同，双方并无合同关系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尚欠的租赁费的数额问题。虽然建工三公司主张在杨武忠提交的2017年8月1日—8月6日、2017年6月一7月的《工程施工任务结算单》项下，没有公司工作人员对其工作小时进行确认，并认为应由杨武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从双方签订的《机械租赁协议书》看，签证责任的主体系建工三公司，对杨武忠工作时间进行确认，系建工三公司的合同义务，建工三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签证义务，相反要求杨武忠提交其公司工作人员对杨武忠工作小时的确认资料，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建工三公司现场财务罗某通过微信发给杨武忠的挖机工时费表载明的已付款金额为245318元和应付款金额为176865元，再扣除该表出具后又支付的80000元，认定建工三公司尚欠杨武忠租赁费96865元（176865元-8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宏凌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对合同债务的加入，宏凌源公司应与建工三公司共同承担向杨武忠支付租赁费的责任，宏凌源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云飞 审判员  朱代昀 审判员  郑 晔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万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