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9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京南，男，195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云霞，女，196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芳，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琴，女，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成，山东旭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主要负责人：苏兴越，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波，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主要负责人：邓立新，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鑫通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法定代表人：曲政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昌勇，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京南、张云霞因与被上诉人刘淑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交行烟台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山东分公司）、烟台市鑫通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通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京南、张云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连带赔偿王京南、张云霞500万元及利息损失(按本金500万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两份借款合同的关系及债权转让的效力未予正确认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王京南、张云霞已经举证证明两笔借款的关联及异常，交行烟台分行作为控制相关证据的一方，应当对两笔借款的关系、没有形成流水的原因和接受土地抵债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涉案争议的债权均来源于烟台华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与交行烟台分行之间98年烟交字第106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106号借款合同)及烟开交银98年贷字0086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86号借款合同)，86号借款合同虽未载明系106号的转贷(或展期)，但两份借款合同金额均为240万元，时间上前后衔接，交行烟台分行针对两份借款合同仅发放了一笔240万元的贷款，发放时间与106号借款合同对应。但交行烟台分行却在2001年9月28日与86号借款合同的抵押人海南星华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华旅业)签订协议书，并获得了星华旅业所属191亩土地使用权抵偿。2004年6月7日，交行烟台分行又将包含106号借款合同在内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山东分公司(最终由刘淑琴受让，并起诉王京南、张云霞)。交行烟台分行仅发放了一笔贷款，却对外行使了两笔债权，并分别获得了对价，86号借款合同获得抵偿在先，106号借款合同债权对外转让在后。上述异常情况显然不是86号借款合同没有发放贷款能够解释的。其次，交行烟台分行的答辩意见可以印证王京南、张云霞所诉属实，交行烟台分行对外转让的债权不存在，其与刘淑琴、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对于造成王京南、张云霞损失均存在明显过错。王京南、张云霞在诉状中对两笔借款合同的关系等有明确陈述，交行烟台分行在答辩意见中仅提出案由、时效及王京南、张云霞自身原因三项抗辩，并未否认或抗辩诉状中86号借款合同系106号的转贷及其基于86号借款合同获得土地使用权抵偿等的事实，并且交行烟台分行称王京南、张云霞(在刘淑琴起诉王京南、张云霞案中)明知“以土地抵顶欠款的事实，仍主动履行债务，应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刘淑琴所诉该案中的欠款是交行烟台分行对外转让的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而以土地抵顶的是8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交行烟台分行非常清楚两笔借款之间是转贷(展期)的关系，实质是一笔贷款，其答辩意见构成了自认。这也能清楚解释86号借款合同未形成流水，却行使了抵押权。按照王京南、张云霞起诉及相关证据，结合交行烟台分行的答辩，可以证明两笔借款合同之间是一笔贷款的延续，86号借款合同是106号借款合同转贷(展期)形成的，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已消灭，并无其他解释。再次，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及交行烟台分行的答辩，一审法院完全可以依法认定王京南、张云霞主张的两笔借款合同的关系以及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已消灭的事实，并正确认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查明两笔借款合同的关系以及106号借款合同债权转让时债权是否存在，是认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前提。交行烟台分行作为金融机构，控制着该两笔借款合同的相关证据，其对于两笔借款合同的关系以及106号借款合同对外转让时债权是否存在最为清楚，应当作出明确的说明。按照新的证据规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不论是对于不利事实的承认，或者对不利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均构成自认；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自己控制的不利证据，也可以推定事实成立，相关客观事实也是无法隐瞒的。一审庭后，王京南、张云霞也已致函烟台银保监分局，该局正在对交行烟台分行上述异常情况进行调查。因此，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基于已消灭的债权给王京南、张云霞造成500万元本息的损失，应当对王京南、张云霞的损失连带承担赔偿责任。106号借款合同转贷(展期)形成86号借款合同的情况下，106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已由86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偿还，这也是86号借款合同未在华龙公司账户形成资金流水，却获得土地使用权抵偿的原因。106号借款合同债权消灭，是无法对外转让的，即便债权对外转让也是没有效力的。一审判决未对转让债权是否真实有效进行实质审查，仅凭债权转让通知是否送达确认债权转让的效力，明显片面曲解了法律，认定效力有误。（二）一审存在程序问题，举证责任分配也不当，导致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围绕本案的焦点问题，王京南、张云霞提供了大量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案事实。一审法院明知交行烟台分行控制相关证据，并且该事实是认定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债权转让效力所必须的，却对于张云霞辩论终结前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准许，简单将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王京南、张云霞；交行烟台分行当庭陈述会在限期内提交书面核实意见，但判决中也并未记载交行烟台分行回复的意见；若交行烟台分行未回复，一审法院也未依证据规则认定王京南、张云霞主张成立，不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王京南、张云霞提交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的情况下，不应对王京南、张云霞已经证明的两笔借款的异常情况视而不见，其既可以向交行烟台分行直接发问，也可在需要的情况下追加星华旅业参加本案诉讼，还可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正确运用证据规则，依法查清有关焦点事实，避免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之间推脱责任。（三）王京南、张云霞已经举证证明两笔借款合同的金额相同，借款合同的时间前后衔接，86号借款合同虽未形成资金流水，但交行烟台分行却多次催收，并且与抵押人签订抵债协议以土地使用权抵顶借款本息，相关土地权益证书也办至交行烟台分行名下，交行烟台分行向信达山东分公司转让债权时的利息计算也明显低于106号借款合同，而与0086号借款合同匹配。交行烟台分行作为金融机构，有责任及义务妥善保管相关业务资料及账目凭证备查，作为控制相关证据的一方，交行烟台分行应当对两笔借款的关系、没有形成流水的原因和接受土地抵债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交行烟台分行持有相关证据，却以未找到相关资料为由推脱，拒不提供相关资料，其无法对没有资金流水却与抵押人协议抵债、未放款却多次催款、债权转让的合同与利息计算不匹配等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应当视为其持有的证据对其不利，王京南、张云霞主张的事实成立。（四）一审程序违法，不符合独任制普通程序的适用标准。本案既存在事实方面的争议，两份借款合同但仅发放了一笔贷款，两份合同的关系，又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归责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同时因涉及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四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及承担责任的依据均不同，因此明显不属于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不符合独任制普通程序的适用标准。本案属于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本案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五）因涉案两份借款合同的关系等问题已经王京南、张云霞投诉，由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转至山东银保监局处理，相关事实有待在该事项的处理过程中查证，查证的相关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因此本案应当待山东银保监局将相关借款事实调查清楚后作出判决。（六）王京南、张云霞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86号借款合同是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或展期。交行烟台分行仅发放了一笔240万元的贷款，当时法律实践及裁判对于资金流水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债权对外转让时法律实践及裁判标准发生了变化，没有资金流水就得不到支持，这是导致交通银行烟台银行将106号借款合同对外转让、而转让的利息完全不匹配的根本原因。刘淑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一审判决已经对前后两份借款合同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认定，交行烟台分行与华龙公司之间106号借款合同系独立的借款合同，与王京南、张云霞主张的86号借款合同没有任何关系。1.106号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华龙公司，保证人是烟台唐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城公司），86号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华龙公司，担保人（抵押人）是星华旅业，两合同的担保人不同。2.106号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付购货承兑款，86号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企业用款，两合同的利率约定亦不同，86号借款合同既不是106号借款合同的借新换旧，亦不是106号借款合同的展期，更不是王京南、张云霞所主张的“转贷”。（二）本案一系列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债权转让通知符合法律规定。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交行烟台分行于2004年6月7日转让给信达山东分公司，交行烟台分行与信达山东分公司于2004年9月15日在《大众日报》上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2015年12月30日，信达山东分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鑫通公司，2016年1月1日，信达山东分公司和鑫通公司在《山东商报》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4月6日，鑫通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刘淑琴，对债务人华龙公司的通知义务已以编号为1001681019518的《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以及回执、2016年4月12日《山东法制报》刊登的《债权转让公告》履行了通知义务。尽管由于债务人华龙公司注销而未实际通知到，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而且，依据交行烟台分行与华龙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九条5、6项，华龙公司变更地址、注销应书面通知债权人，由于华龙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导致债权人对其通知不到，责任在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对债务人王京南的通知义务已以编号为1009022052918的《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以及回执履行了通知义务，该债权转让通知已于2016年5月24日由王京南之配偶张云霞签收。一审法院认定受让人以起诉的方式向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亦发生通知转让的法律效力。刘淑琴于2016年对王京南、张云霞向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双方于2016年11月25日达成书面《和解协议书》，王京南、张云霞一次性支付给刘淑琴500万元，刘淑琴撤回对王京南、张云霞的起诉，双方互不追究，该和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华龙公司和王京南自始至终认可106号借款合同独立存在且未获得清偿。交行烟台分行与华龙公司签订106号借款合同后，分别于1999年6月30日、2000年5月24日、2002年4月27日和2004年4月16日对借款人和保证人进行了书面催收，华龙公司和唐城公司均书面盖章确认。王京南既是华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星华旅业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华龙公司对交行烟台分行的债务已由星华旅业的土地抵顶，则交行烟台分行于2002年和2004年对其进行书面催收，华龙公司和唐城公司没有理由进行盖章确认。（四）王京南、张云霞在一审中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既没法律依据也没必要。1.一审中，王京南、张云霞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因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符合法律相关规定。2.一审判决书已经对王京南、张云霞提供的86号借款合同复印件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定，王京南、张云霞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已无任何意义。（五）王京南、张云霞以交行烟台分行在一审答辩时仅以案由、时效、王京南、张云霞自身原因三项理由进行抗辩为由主张交行烟台分行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自认”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开庭时，交行烟台分行对王京南、张云霞提交的相关证据提出延期质证申请，法庭限期交通银行15日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交行烟台分行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面质证意见邮寄给法庭，交行烟台分行在书面质证意见中对王京南、张云霞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了全面的否认。（六）一审法院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问题。1.本案是王京南、张云霞与包括交行烟台分行在内的四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王京南、张云霞一审中提出调取的证据，包括86号借款合同如果存在，王京南、张云霞应该持有原件，该证据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一方当事人“控制”的证据，交行烟台分行尽管是金融机构，但在本案中只是与王京南、张云霞一样的平等民事主体。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京南、张云霞以残缺不全的证据提起诉讼，期望法院以公权加大交行烟台分行的举证责任，逼迫交行烟台分行拿出其根本拿不出的证据从而利用证据规则达到其胜诉的目的，这是行不通的。王京南、张云霞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既可以向交行烟台分行直接发问，也可在需要的情况下追加星华旅业参加诉讼”，王京南、张云霞提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没有理顺清楚，自身证据不足，诉讼请求错误，却将胜诉的可能依赖法院主动为其“作为”，如法院不主动为其“作为”便属“程序不当”，实属强人所难，强法院所难。（七）就86号借款合同，一审法院已为王京南、张云霞指出了明确的救济途径。交行烟台分行辩称，一审判决对于王京南、张云霞关于86号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的观点证据不足的认定无误。（一）一审庭审中，王京南、张云霞就其关于86号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的观点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而只是凭借主观臆断。（二）交行烟台分行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不构成对王京南、张云霞主张的“转贷”的自认。1.一审法庭调查中代理人的陈述及庭后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和代理词均明确否认王京南、张云霞主张的转贷。2.新证据规则自2020年5月1日起才施行，而一审判决于4月20日已作出。况且，新证据规则对构成自认的条件有着明确的规定，交行烟台分行的一审答辩意见不符合构成自认的条件。（三）交行烟台分行并未控制王京南、张云霞不掌握的相关证据。1.王京南、张云霞在一审中提交的86号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书面文件，交行烟台分行至今未查找到。2.上述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如果真实存在，那么交行烟台分行的合同相对方也应持有一份。该部分材料不属于“对方当事人控制书证”。王京南、张云霞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说明了86号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等一系列书面材料的形成原因不是“转贷”。王京南、张云霞在一审中提交的王京南、张云霞与星华旅业于2001年12月12日共同向交行烟台分行出具的一份书面材料中明确载明：有关借款、抵押手续仅用于协助星华旅业办理《换地权益书》，不作他用。由此可见，该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等一系列书面材料均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为了办理《换地权益书》之需。既非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其也就不可能是对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鑫通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京南、张云霞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两个借款合同系转贷关系，也不能证明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在债权转让中存在过错。王京南、张云霞认为其已举证证明106号借款合同与86号借款合同存在关联及异常，交行烟台分行理应对这两笔借款的关系，没有形成流水的原因及接受土地抵债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鑫通公司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王京南、张云霞既然想要说明106号借款合同与86号借款合同存在转贷关系，就需向法院提供明确的证据加以证明，尤其是在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均否认的情况下，自身又未能提出能够证明两个合同系转贷关系的证据来进行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己方的怀疑和推断来要求法院认定其主张理由成立。两份借款合同之间存在关联，这恰恰说明了一审庭审中对两个借款合同非王京南、张云霞所提转贷合同一事认定事实清楚。（二）王京南、张云霞不能想当然认为交行烟台分行的答辩意见中因为所提抗辩理由中未否认86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及获得土地使用权抵偿的事实，就认为“交行烟台分行的行为构成了自认。（三）按照王京南、张云霞的理解，交行烟台分行受让了基于86号借款合同的土地使用权，就是认可了86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二者实质是一笔借款；那么在王京南同时担任星华旅业和华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期间，明知星华旅业以土地抵偿了86号借款，债务已消失，为何又在交行烟台分行催收106号借款时在催收通知书上数次盖章，还在刘淑琴提起诉讼时主动和解，这也是构成了自认，认为106号借款与86号借款并不是一笔借款，而是两笔不同借款。（三）从王京南、张云霞的行为来看，要说过错，也是王京南、张云霞自身造成的，与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无关。鑫通公司是通过公开的拍卖程序取得106号合同项下债权，对外转让给刘淑琴的也是106号合同项下债权，既未扩大债权范围，也已按合法程序将债权转让一事通知了王京南、张云霞，没有过错。王京南、张云霞既然认为86号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那么王京南、张云霞自身作为借款合同相对人，在和交行烟台分行催收贷款时都没否认其欠款事实，在与刘淑琴诉讼和解时并不清楚86号借款合同的存在以及星华旅业以土地使用权抵债一事，就无权要求鑫通公司要明知86号合同债权已抵偿，106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已消失，从而认定鑫通公司存在过错，要求鑫通公司赔偿其损失；鑫通公司作为案外人，无法知道交行烟台分行86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存在，是否是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是否已将该债权清偿。（四）王京南、张云霞未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对自己的怀疑理由和推断提供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才是导致其诉请被驳回的真实原因。一审程序合法，举证责任分配恰当，判决结果正确。（五）王京南、张云霞提供了大量所谓能够印证0086号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证据，却无法证明0086号合同确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在质证过程中这些证据又被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全部否认，证据效力并未得到确认。王京南、张云霞超过了举证期限后又要求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理由进行调查取证，侵犯了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的合法权益。王京南、张云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连带赔偿王京南、张云霞50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刘淑琴、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京南、张云霞称，1998年3月24日，原华龙公司申请交行烟台分行开立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收款单位为烟台海裕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海裕公司），期限三个月，到期日为1998年6月24日。1998年3月27日，烟台海裕公司对上述承兑汇票申请了贴现。1998年6月26日，交行烟台分行扣收华龙公司保证金60万元，并将上述承兑汇票差额240万元转为借款。1998年6月24日，唐城公司（保证人、甲方）与交行烟台分行（债权人、乙方）签订106号借款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交行烟台分行人民币借款合同的履行，保证人应华龙公司（借款人）的请求，愿意为借款人所借款项向债权人提供保证。该主合同的借款金额为240万元。该借款保证合同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甲方愿为上述主合同中借款人向乙方借用的借款本金240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费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全部应付款项作担保。第二条：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第六条：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日起直到主合同项下借款人的应付款项全部清偿为止。……第八条：本担保合同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自借款期满后两年。甲、乙双方均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确认。1998年6月26日，案外人华龙公司（借款人/甲方）与交行烟台分行（贷款人/乙方）签订106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因付购货承兑款需要，向贷款人申请人民币借款，乙方同意向甲方发放上述贷款。借款金额240万元，期限自1998年6月26日至1998年6月27日止，利率为5?。华龙公司及交行烟台分行均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确认，王京南作为华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加盖人名章。1998年6月28日，案外人华龙公司（借款人）与交通银行烟台开发区支行签订86号借款合同，约定：华龙公司因企业用款向交通银行烟台开发区支行借款240万元，期限一年，自1998年6月28日至1999年6月28日，利率为7.92‰，按每个月30天、每年360天计算。华龙公司与交行烟台分行加盖公章确认，王京南作为华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1999年3月24日，海南省商贸经济合作厅下发琼经贸更字[1999]020号文件，载明：同意“海南星华旅业开发（新加坡）有限公司”变更为“海南星华旅业开发有限公司”。1999年4月12日，案外人星华旅业（抵押人）与交行烟台分行（抵押权人）签订编号为烟开交银99年抵字第0086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约定：鉴于华龙公司（借款人）与抵押权人于1998年6月28日签署借款合同[编号：980086]，为保证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向抵押权人提供抵押担保。该合同主要内容为：1.1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是：海南陵水黎安镇大墩村处191亩土地。1.2抵押物的详细情况以本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为准。……。2.1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240万元，年/月利率7.92‰，实际金额以抵押权人向借款人出具的会计凭证为准。贷款到期日为1999年6月28日。星华旅业与交行烟台分行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确认，王京南作为星华旅业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该合同后附有交通银行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人星华旅业，借款金额240万元，借款期限1998年6月28日至1999年6月28日，抵押物名称：土地，存放地点：海南陵水黎安镇大墩村，191亩，评估价值535万元。星华旅业及交行烟台分行在该清单上盖章确认。1999年6月30日、2000年5月24日、2002年4月27日、2004年4月16日，交行烟台分行四次向借款方华龙公司及担保方唐城公司下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载明：根据第106号借款合同和106号贷款担保合同。借款方已于98年6月26日向我行借款人民币240万元整，并于98年6月27日到期，……。尚欠24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相应利息……，请尽快筹措资金予以归还。华龙公司及唐城公司均在上述催收通知书上加盖公章。庭审中，王京南、张云霞对公章的按捺时间及借款合同号的填写不予认可，认为是在交行烟台分行转移债权时另行添加内容，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亦未申请司法鉴定。2001年9月28日，交行烟台分行（甲方）与星华旅业（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于1998年6月28日与华龙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其发放贷款240万元整，期至1999年6月28日。乙方自愿以其拥有使用权的位于海南省陵水黎安镇大墩村处191亩土地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甲、乙方定有借款抵押合同。现该笔贷款已到期，且借款人华龙公司及乙方均无资金履行借款合同，归还贷款。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自愿将其位于海南省陵水黎安镇大墩村处191亩土地抵顶华龙公司在甲方处借款。（土地证号：陵国用（旅）字第0**）；二、甲方同意接受乙方土地使用权抵顶华龙公司在甲方处借款。抵债价格按土地过户时评估价或土地变现时价格并抵顶相应数额的贷款。星华旅业及交行烟台分行均在该协议书上盖章确认。2001年12月12日，星华旅业与华龙公司共同向交行烟台分行出具书面材料一份，载明：因240万元贷款及相关利息尚未归还，经华龙公司与星华旅业协商，同意将星华旅业投入到双方在海南合作开发项目中价值535万元人民币的土地191亩，按海南现行规定向当地政府办理《换地权益书》，办妥后由交行烟台分行保管，按有关规定变现后，首先用于归还华龙公司在交行烟台分行的240万元借款本息，并请交行烟台分行协助完善有关借款、抵押手续。星华旅业及华龙公司在该材料上加盖公章。2001年12月22日，因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建设与国土环境资源局拟将星华旅业开发有限公抵押给交行烟台分行的涉案土地列为收回范围，交行烟台分行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建设与国土环境资源局出具异议书，载明：一、该土地系1998年9月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7）琼民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将海南东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191亩用地判决给海南星华旅业开发（新加坡）有限公司（该191亩土地按每亩2.8万元计算共计约535万元）；同年12月，星华旅业向县国土局办理土地变更登记，依法取得该宗地使用权，土地使用年限至2044年2月止；1999年4月，星华旅业将该土地抵押于我行，我行随即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建设与国土环境资源局办理抵押备案手续，2001年9月，我行与星华旅业签订抵债协议书，以该宗土地抵顶贷款。至此，该土地已属我行金融资产。二、……敦请贵局按照规定程序为我行办理换发土地权益证书手续。2005年8月1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陵府[2005]130号关于依法收回海南星华旅业开发（新加坡）有限公司191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给交行烟台分行核发《换地权益书》决定的文件，决定为交行烟台分行核发《换地权益书》。2008年7月15日，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向交行烟台分行发放了《换地权益书》，载明：《换地权益书》持有人为交行烟台分行，土地权益价值：经审查核定，此《换地权益书》于2008年3月12日的地价指数为100，价值为1375200元。签发日期及登记日期为2009年1月5日。2004年6月7日，交行烟台分行（甲方）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载明：一、甲方将其对债务人华龙公司共计1笔债权转让给乙方，具体每笔贷款债权见本协议所附转让债权清单。二、如甲方曾与该债务人或其担保人达成过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对欠款债权进行变更或补充且未履行完毕，甲方在此类协议项下的权利也随之转让给乙方。三、甲方就前述债权从2004年4月1日之后回收的本息归乙方所有。四、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该合同后附有转让债权清单，载明：授信合同（协议）编号：98年烟交字第106号，债权本金金额（截止2004年5月31日）：240万元，表内外利息余额（截止2004年3月20日）：1634002.6元，保证人名称：唐城公司，保证合同号：98年烟交保字第106号。2015年12月30日，信达山东分公司（甲方）与鑫通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载明：甲方委托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行对华龙公司债权依法进行拍卖，乙方参加拍卖并竞买成功成为买受人。……。1.6基准日：指甲方确定的计算标的债权账面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截止日，即2015年9月30日。合同后附有标的债权明细，载明：项目名称：华龙公司，本金240万元，利息1634002.6元，孳息5650271.35元，总债权9684273.95元。2016年4月6日，鑫通公司（甲方）与刘淑琴（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载明：一、甲方将其从信达山东分公司受让的华龙公司1户债权（借款合同号98年烟交字第106号，本金240万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乙方。二、债权转让后，乙方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成为新的债权人。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权、质押权）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享有。同日，刘淑琴作为受让人向华龙公司及王京南发出债权转让通知。2016年4月18日，刘淑琴向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起诉王京南、张云霞，请求王京南、张云霞共同向其偿还借款本金240万元，利息1200元、逾期利息10283486.67元（计算至2015年12月30日），合计12684686.6元。理由为：债务人华龙公司系由王京南与案外人何京国作为股东于1997年1月17日共同投资开办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4000万元，其中王京南出资3800万元，何京国出资200万元。2014年1月6日，王京南和股东何京国作为华龙公司清算组成员申请将债务人华龙公司予以注销，华龙公司3928万元的资产由王京南和股东何京国按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但华龙公司注销时，未依法书面通知已知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导致债权人未获任何清偿。王京南、张云霞系夫妻关系，因本案之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016年11月25日，刘淑琴（甲方）与王京南、张云霞（均系乙方）达成庭外和解，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本息500万元，于2016年11月26日前打到甲方指定账号。和解协议签订后，张云霞通过银行转账向刘淑琴支付了500万元。同日，刘淑琴向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出具（2016）鲁0602民初2783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刘淑琴撤回起诉。再查，华龙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17日，注册资本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京南，其中股东王京南认缴3800万元，何京国认缴200万元。该公司于2014年1月6日注销登记，注销原因：决议解散。一审庭审中，王京南、张云霞认为涉案1998年6月28日签订的86号借款合同系由1998年6月26日签订的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行为，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均不予认可。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均认可转让的106号借款合同债权真实，刘淑琴已经受让该债权，且王京南、张云霞已就该笔债务与刘淑琴达成和解并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京南、张云霞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王京南、张云霞于2016年11月25日就106号借款合同与刘淑琴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后王京南、张云霞自星华旅业获知240万元借款已经土地使用权抵偿后，于2019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系在3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权利保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交行烟台分行关于王京南、张云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106号借款合同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权转让是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本案中，借款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约定都未限制债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应当理解为，应以债务人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事实作为认定债权转让通知法律效力之关键。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虽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分别向华龙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的相关证据，但债权受让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借助人民法院送达起诉状的方式，向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亦可以发生通知转让之法律效力。刘淑琴已受让该债权后在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起诉王京南、张云霞，王京南、张云霞对此无异议并最终与刘淑琴达成和解协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真实，程序合法。关于86号借款合同问题。王京南、张云霞称刘淑琴受让的106号借款合同系由86号借款合同转贷而来，并非两个独立借款合同，且86号借款合同项下涉案贷款本息已由星华旅业以其名下位于海南省陵水黎安县大墩村191亩土地进行了抵偿，不应另行将106号借款合同项下涉案债权进行转让。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对此均不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王京南、张云霞提供的86号借款合同虽然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有星华旅业与交行烟台分行签订的相关借款抵押合同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可，在此前提下，王京南、张云霞在庭审中提出的调取证据的申请，因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星华旅业已就86号借款合同于1999年4月12日与交行烟台分行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陵府（2005）130号政府文件记载，海南星华旅业开发（新加坡）有限公司在1998年12月29日取得陵国用（旅）字第03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后，于2001年9月28日与交行烟台分行签订《土地抵偿债务协议》，以偿还海南星华旅业开发（新加坡）有限公司所拖欠的债权债务。据此可知，位于海南省陵水黎安县大墩村191亩涉案土地抵偿的系**借款合同项下担保债务。王京南作为时任星华旅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上述1999年4月12日的借款抵押合同上签字，表明其对以涉案土地为86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这一事实明知且认可；1999年6月30日、2000年5月24日、2002年4月27日、2004年4月16日，交行烟台分行先后四次向华龙公司和案外人唐城公司催收涉案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两公司均在相应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加盖公章，表明两公司对拖欠交行烟台分行上述借款合同项下240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这一事实予以认可，王京南、张云霞虽然对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及内容有异议，但未申请相关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且86号借款合同与106号借款合同虽然借款金额均为240万元，但二者借款用途、借款利率、担保人均不同，亦未明确约定前者是后者的转贷合同，在刘淑琴起诉王京南、张云霞后，王京南在明知86号借款合同项下有涉案土地作为抵押物的情况下，仍然向刘淑琴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应视为王京南认可106号借款合同、86号借款合同系两份各自独立的贷款合同，王京南、张云霞关于其未实际到海南履职、对相关抵押情况不了解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王京南、张云霞陈述交行烟台分行未实际向其履行86号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的出借义务，交行烟台分行对此亦不否认，但现有有效证据无法佐证王京南、张云霞关于上述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的转贷的观点，亦无法得出两份贷款合同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关联关系的排他性的结论，且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对此均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王京南、张云霞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就86号借款合同纠纷，相关当事人均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王京南、张云霞要求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连带赔偿其500万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京南、张云霞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京南、张云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王京南、张云霞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王京南、张云霞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4月15日，王京南发送给交行烟台分行《申请查询、复制相关材料并提供书面说明的函》一份及邮寄凭证一份，拟证明：王京南致函交行烟台分行，申请查询、复制相关材料并提供书面说明，但交行烟台分行未予回复。证据二，2020年4月20日，王京南发送给烟台银保监分局的《投诉信》一份，拟证明：王京南将案涉贷款的有关异常情况向烟台银保监分局投诉，并要求烟台银保监分局督促交行烟台分行提供查询、复制相关材料，并对相关情况提供书面说明。烟台银保监分局派员陪同王京南到交行烟台分行办理上述事项，但交行烟台分行以未找到相关资料为由推脱未果。证据三，2020年7月27日，王京南致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的《投诉信》一份及相关附件。拟证明：王京南将案涉贷款的有关异常情况向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反映，要求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违规问题予以查处。证据四，王京南手机收到银保监会消保局短信内容的打印件及接受短信的手机载体。拟证明银保监会消保局短信内容表明，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2020年8月24日收到王京南的投诉，现已将相关投诉转交山东银保监局处理。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共同拟证明：交行烟台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其有责任及义务妥善保管相关业务资料及账目凭证备查，交行烟台分行持有相关证据，却以未找到相关资料为由推脱，拒不提供相关资料，其无法对没有资金流水却与抵押人协议抵债、未放款却多次催款、债权转让的合同与利息计算不匹配等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应当视为其持有的证据对其不利，王京南、张云霞主张的事实成立。另外，因涉案两份借款合同的关系等问题已经王京南、张云霞投诉，由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转至山东银保监局处理，相关事实有待在该事项的处理过程中查证，查证的相关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证据五，2000年6月20日、2001年6月20日交行烟台分行86号借款合同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两份。拟证明：2000年6月20日、2001年6月20日交行烟台分行两次为86号借款合同向华龙公司催收该笔贷款，可以证明86号借款合同是106号贷款合同的转贷或展期。证据六，按照106号借款合同约定的日息5?计算至交行债权转让给信达山东分公司的截止日2004年3月20日的利息计算表一份，拟证明：按照106号借款合同日息5?计算截止2004年3月20日利息为2475600元，而交行烟台分行债权转让给信达山东分公司截止2004年3月20日的利息为1634002.6元，明显低于106号借款合同的利息，说明交行烟台分行内部账目并未按106号借款合同计息。证据七，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国土环境资源局向交行烟台分行颁发的《换地权益书》一份，拟证明：交行烟台分行基于未有资金流水的86号借款合同与抵押人星华旅业签订抵债协议，星华旅业名下土地使用权对应的土地权益证书已办至交行烟台分行名下。交行烟台分行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针对该函中所提相关问题交行烟台分行已在与王京南的会谈中向其答复。对证据二、三、四，交行烟台分行对于王京南、张云霞是否投诉并不知情，即使确实进行投诉，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应当分别进行，如果交行烟台分行在从业中有违规行为，相关的机构在查清事实后可进行相应的处罚，但王京南、张云霞的投诉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转贷观点。对证据五，因是复印件不具有书证的形式要件，不予质证。证据六为王京南、张云霞自行制作，王京南、张云霞自己也认可利息计算结果与86号计算结果不符，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七，因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目的也是为了变现，变现后偿还交行烟台分行的借款，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鑫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五、证据六因系复印件，所以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七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刘淑琴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七，同意交行烟台分行与鑫通公司的质证意见，另强调证据六，因106号合同与86号合同前后只差一天，如两合同同时存在，计算利息的数额不会差距很大，所以王京南、张云霞自己计算的利息数额与交行烟台分行债权转让表格中的利息数额作比对没有实际意义，证明不了其所主张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王京南、张云霞二审中陈述：自我方委托代理人到当地国土资源局调取权益证书时，听工作人员口头陈述，《换地权益书》一至在国土资源局存放，交行烟台分行未领取。交行烟台分行陈述：我方在本案诉讼前，一直未见过也不知道《换地权益书》的存在。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王京南、张云霞虽主张86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转贷而来，但仅系其个人推断，且与华龙公司在106号借款合同催款通知书中签字确认行为、星华旅业与交行烟台分行签订2001年9月28日协议书的行为、星华旅业和华龙公司于2001年12月12日向交行烟台分行出具书面材料的行为相矛盾。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王京南、张云霞的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京南、张云霞要求交行烟台分行、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各方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此，本院认为，如前述，王京南、张云霞未有充分有效证据证实86号借款合同系106号借款合同转贷而来，且交行烟台分行将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予信达山东分公司的时间为2004年6月7日，而涉案《换地权益书》载明的办证时间为2008年7月15日，且交行烟台分行直今仍未收到《换地权益书》，即债权转让时交行烟台分行的抵押权尚未实现，华龙公司的债务尚未消灭，故不能认定交行烟台分行对106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转让存在过错，王京南、张云霞要求交行烟台分行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理，王京南、张云霞要求信达山东分公司、鑫通公司、刘淑琴承担责任，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86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相关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王京南、张云霞向本院申请前往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取并复制涉案《换地权益书》的办理过程和相关档案材料，本院认为，因《换地权益书》形成于交行烟台分行债权转让之后，故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王京南、张云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王京南、张云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魏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