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4462号 原告：刘奕，女，198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国都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徐荣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香，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奕诉被告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丁水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琛，被告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万元（1.5万*2）；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8275元（15000/21.75*（5+1）*2）；3、判决被告向原告补发工资人民币66000元（3000*7+15000*3）；4、判决被告向原告报销差旅费人民币565元；5、判决被告为原告补缴2020年4月社会保险；6、判决被告以应发工资为基数补足自2018年6月至2020年4月原告的社会保险；7、判决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8、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22日入职被告，被告当时提出让原告与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当时并不清楚与母公司签合同和与子公司签合同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心想既然劳动合同上会注明工作地点，就同意了被告的说法。而原本原告要求合同中规定的工作地点是杭州，但被告公司又指出，即便原告今后在被告公司（杭州）工作，也可能会被时不时地要求到常山这边来一下，就将合同中的工作地点定为杭州和衢州，当时原告因不热悉法律，没有觉察到其中的不妥之处就签字了。但是，原告事后发现，既然劳动关系是与被告公司建立（工作地点在杭州），就应该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遂提出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9月，被告公司正好要为原告办理《杭州市留学归国人员工作证》，被告便同时与原告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内容与之前原告与天子股份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致。而且，当时被告也认可，原告的劳动关系自始至终是在被告（杭州）处，才将劳动合同上的签订日期写在了2018年6月22日（代替了原来的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8年6月26日至2021年6月30日（原告起诉状错误表述为2021年6月31日），任高级研发经理岗位工作，年薪18万元。此后，原告一直兢兢业业为被告工作，工作中对于被告交待的任务都能及时完成。 原告入职以后，被告公司一直未足额缴纳原告社保，被告公司一直迟延发放原告工资，期间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公司及时发放每月工资，但截至2020年4月30日，被告公司仍未发放原告2020年2月、3月、4月的工资，且从2020年4月开始，在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存续的情况下，被告停缴原告社会保险及公积金，遂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晚上向被告公司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被告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及未依法缴纳社保等行为，原告决定即日起解除与被告公司的劳动关系。被告公司已于2020年5月1日签收上述通知书，但直至今日仍无故拒绝为原告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 原告入职以来，被告公司未安排原告休过年休假，未按应发工资为原告缴纳社保，原告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被告公司与原告约定的工资标准为年薪人民币18万元，但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1月，被告公司仅向原告发放税前工资人民币12000元/月，共少发工资人民币21000元（[180000/12-12000]*7=21000］），且对于原告2020年2月、3月、4月的工资（计45000元）至今未予发放。 此外，被告公司一直拖延报销原告自2019年12月31日以来所产生的差旅费人民币565元。 2020年5月，原告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未足额发放的工资、差旅费，并补缴社保、出具离职证明等。2020年7月3日，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20）68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原告所有仲裁请求。原告认为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裁决结果显失公正，理由如下： 一、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 （一）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保，双方属于劳动关系无争议。 2018年6月22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双方于当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8年6月26日至2021年6月30日（原告起诉状错误表述为2021年6月31日），任高级研发经理岗位工作，年薪18万元，被告此后一直为原告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可见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显然属于劳动关系。 （二）原告应聘被告公司时，被告已明确表态系为被告公司（杭州）提供工作，工作地点为杭州，且以被告公司名义为原告办理《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员工事实明确。 原告在应聘被告公司时，被告公司非常明确是因被告公司想筹建研发中心才准备招用有海外背景的高学历研发人员（明确工作地在杭州），且被告公司也为原告办理了《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用于业务开展，故可见原告平时提供工作的对象为被告公司，被告公司也通过申请办理《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的形式，向原告发放工作证，足以证明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员工身份，需要接受被告的实质管理，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且被告在仲裁时称原告的实际工作地点在常山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被告称需要原告先到在衙州常山的产品生产基地——天子股份，了解各类现有产品的种类和生产过程，方便原告以后在被告公司开展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为此，原告才应被告要求，先暂时在常山工作（仅为临时性的阶段性出差工作）。但原告于2019年12月开始，就回到杭州公司进行稳定工作，可见，原告工作地点系杭州。 （三）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晚于原告与天子股份签订的《劳动合同》，事实上，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实际上一直都是被告公司。 如事实部分所述，原告自始至终仅与被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对于原告与天子股份签订的劳动合同，纯粹是为了配合被告公司集团的相关要求，且当原告向被告公司提出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有异议后，双方于2018年9月重新订立了劳动合同，但正是因为被告公司认可原告一直与被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才将落款日期填写为“2018年6月22日”，意在取代之前原告与天子股份签订的劳动合同。可见，原告的劳动关系自始至终是在被告公司。 （四）天子股份向原告单方发送复工证明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原告与天子股份属于劳动关系，更不能说明原告与被告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因被告公司属天子股份全资子公司，因天子股份集团内部管理混乱，天子股份在获得复工批准后，向全集团（含子公司）员工均下发了复工证明，但此种天子股份作出的单方通知行为这并不代表原告与天子股份存在劳动关系，更不能排除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从另一方面来看，若按仲裁委的思路，在天子股份向原告发放复工证明并通知原告去常山上班后，如原告真的是天子股份的员工，那么天子股份为何不直接对原告的行为作出任何处分呢？可见，原告与天子般份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根据杭州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疫情期间杭州市企业必须要提出复工申报，经审核通过后才可以正常复工。而2020年2月10日至4月30日，被告均没有向原告提供相关的复工审核记过证明，故原告无法去杭州公司上班，只得在公司之外的场所完成相应工作。 （五）天子股份为被告公司向原告代发工资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 实践中，存在不少集团为了管理方便，由集团公司代子公司向子公司员工代发工资的情形，而本案中天子股份作为集团公司，向下属子公司员工发放工资是长期存在的固有模式，仅凭该点不能否认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六）法律上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 退一万步来说，法律上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即使仲裁委认定原告与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当然否认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仲裁委对于原告劳动关系的认定上采取“一刀切”、“排他式”的认定方式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二、被告公司未按时发放原告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保，故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万元合法有据。 自原告入职以后，被告公司一直未足额缴纳原告社保，被告公司一直迟延发放原告工资，期间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公司及时发放每月工资，但截至2020年4月30日，被告公司仍未发放原告2020年2月、3月、4月的工资，且于2020年4月开始，在劳动关系存续的情况下，停缴原告社会保险和公积金，遂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晚上向被告公司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被告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及未依法缴纳社保等行为，原告决定即日起解除与被告公司的劳动关系。被告公司已于2020年5月1日签收上述通知书，故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20年5月1日起已解除，被告应当依法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万元。 三、被告公司从未安排原告休年休假，原告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8275元合法有据。 2019年以来，被告公司未安排原告休过年休假，原告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8275元。 四、被告公司未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原告足额发放工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公司补发工资人民币66000元。 被告公司与原告约定的工资标准为年薪人民币18万元，但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1月，被告公司仅向原告发放税前工资人民币12000元/月，共少发工资人民币21000元（[180000/12-12000]*7=21000），且对于原告2020年2月、3月、4月的工资至今未予发放，故被告公司应当向原告补发工资人民币66000元（21000+15000*3）。 五、被告公司未依法发放原告差旅费，原告主张被告公司报销差旅费人民币565元合法有据。 被告公司一直拖延报销原告自2019年12月31日以来所产生的差旅费人民币565元，现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公司一次性支付报销款人民币565元。 六、被告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且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话况下，无故在2020年4月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故原告要求被告公司进行补缴2020年4月社保合法有据。 七、自原告入职以来，被告公司一直未足额为其缴纳社保，原告要求被告公司以应发工资为基效，补足自2018年6月至2020年4月原告的社会保险合法有据。 八、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20年5月1日起已解除，被告公司应当在法律规定时限内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合法有据。 综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服仲裁裁决结果，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审理，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起诉对象错误，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未建立实际的劳动关系，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是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 1、刘奕与被告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只是为了方便原告办理“杭州留学归国人员工作证”才签订的，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被告的股东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 2、2018年6月22日，原告与天子股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原告的工资为年薪约18万元，每月发放税前基本工资1万元加绩效考核工资6万元（按季度分批发放或年终发放），具体绩效考核方案另行约定，工作地点为杭州和衢州，工作期限从2018年6月26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被告错误表述为2021年6月31日）止，有天子股份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徐荣新签字。 3、刘奕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9年12月一直在浙江省常山县××街道××路××号，即天子股份公司经营所在地工作，工作时间长达一年半，并非临时性的出差。刘奕的工资也是由天子股份公司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就是按照双方《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月基本工资加年度考核工资的结构，每月支付12000元，剩余绩效部分在满一年度时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支付；在原告与天子股份公司《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原告的岗位为“高级研发经理”，双方还签订了《新产品开发专项保密协议》。为了方便原告是杭州人，由被告在杭州为其缴社保和公积金。 二、天子股份公司已足额原告支付工资，原告要求补发66000元没有依据。 1、原告未出勤期间，天子股份无需支付其工资。《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53号）第十六条规定：劳动者请事假或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劳动的，用人单位可以不予支付相关期间的工资。原告自2020年1月开始没有上班，天子股份公司已经向其支付2020年1月份的工资，2020年2月，在疫情期间，天子股份公司属于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中的群众生活必需的食品行业，并不属于停工停产的范围，天子股份公司也在2020年2月10日微信通知原告复工，但是原告一直没有上班，既没有回常山上班，也没有在杭州上班，后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彻底失联，更没有向被告和天子股份公司主张过工资报酬，直至2020年4月被告通知其回常山或者在杭州办理离职交接，归还公司电脑，原告后于2020年4月30日书面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没有上班的2020年2月至4月，这三个月属于旷工，天子股份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工资。 2、原告无权要求天子股份公司向其支付绩效工资。根据原告与天子股份公司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原告年薪18万元包含每月基本工资1万元和绩效考核工资6万元，绩效考核工资按季度发放或年终发放。实际每月税前发放12000元，余下36000元根据年度考核成绩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原告的考核成绩为90分，故天子股份公司于2019年7月6日向其全额支付了税后绩效工资。但是原告2019年6月至其离职期间，首先未工作满一个考核年度，其次，其在职期间工作表现不佳，没有研发成果，即便进行考核，也不可能达到需要支付绩效奖金的条件。 三、原告与天子股份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原告连续旷工长达两个多月，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天子股份公司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原告2020年2月至4月两个多月没有上班，已经连续旷工两个多月，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故2020年4月天子股份公司和被告通知其回常山或者在杭州办理离职交接，归还公司电脑，实际已经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后于2020年4月30日又书面通知被告，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但是这两个理由并不能成立，如上所述，天子股份公司已经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原告长期旷工、失联，天子股份公司和被告已于2020年4月微信、发函通知其办理离职手续，表明已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无需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天子股份公司合法解除原告的劳动关系，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原告所提出的未足额缴纳社保，不属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合法事由，其主张的要求以应发工资为基数补足在职期间社保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范围。原告2020年2月起一直未上班，被告仍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3月，已经仁至义尽。对社保缴费标准，原告从未有过任何异议，按照何种标准缴纳社保是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的结果，原告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提出，被告完全可以按照原告要求的基数为其缴纳社保，只不过如此一来，原告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数额必然会降低，而原告并不愿意这样，所以才从未要求按照应发工资数额缴纳。 四、原告所享有的休带薪年休假天数仅为两天，已经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1月休完。原告2018年6月26日入职天子股份公司，至2019年6月25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自2019年6月26日至2020年1月底，其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的天数仅为2天，而原告2019年11月和2020年1月并未出勤期间的工资也已经支付，所以天子股份公司无需再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五、原告要求报销差旅费565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报销差旅费的诉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发的范畴。 六、原告一直拒绝办理离职交接，经多次催讨，仍拒不归还天子股份公司的电脑，在交接完毕之前，原告无权要求天子股份公司出具离职证明，且天子股份公司保留追究原告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的权利，包括刑事控告的权利。 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贵院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系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刘奕与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分别签订内容基本相同的劳动合同，约定刘奕从事高级研发经理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26日到2021年6月30日，定级工资年薪18万元，每月发放税前基本工资1万元加绩效考核工资6万元，具体考核方案另行约定。同时在2018年9月11日签订《新产品开发专项保密协议》，工资由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按月支付。2020年9月刘奕因办理《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需要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一系列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后，刘奕一直在衢州常山天子股份处从事研发工作到2019年11月底，2019年12月应刘奕要求将其调动至杭州工作。 工作期间的社保缴纳由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缴纳。2020年2月，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刘奕公司已于2020年2月10日复工，要求员工及时上班，刘奕自2月起不在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上班。2020年4月30日刘奕以未足额支付工资等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5月6日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通知刘奕到衢州或杭州公司地址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2020年5月13日，刘奕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0000元，支付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8275元，补发工资66000元，报销差旅费565元，补缴2020年3月、4月期间社保；补足2019年1月-6月社保基数调整后的差额；以应发工资为基数补足2018年6月至2020年4月的社保，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该委依法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20）68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刘奕全部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刘奕是与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还是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本案刘奕同时与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内容相同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认定与哪一位主体建立劳动关系关键在于刘奕履行了哪一份劳动合同。从工作的内容来看，刘奕从事研发工作，更倾向于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从工作地点来看，刘奕主要工作地点在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地点；从工资支付来看，刘奕的工资也是由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从劳动合同的内容来看，与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更完善，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从复工程序来看，在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复工获批后，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向刘奕发出复工通知。虽然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也在2020年5月6日向刘奕发出过工作交接通知，但该通知一是对刘奕通知的回应，二是在劳动合同解除之后，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协助办理离职交接也不无合理之处。因此，刘奕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浙江天子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奕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丁水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孙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