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0民终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成琳，女，199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昕，黑龙江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萌，女，198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勇，男，198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洪鑫，黑龙江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成琳因与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2020）黑108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成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昕，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洪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成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追加原告，程序违法。一审开庭前，李智勇被追加为原告参与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中追加原告参加诉讼是有法定条件的，是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才能加入诉讼。但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李智勇申请理由为本案原告支付的是共同财产，侵犯了共同财产权利，诉讼标的为侵权责任纠纷，很明显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要求，如果夫妻一方认为对方的行为损害了其财产利益，应当在夫妻双方之间解决，而不能对外向第三人主张，如果认为第三人侵犯了其财产权，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综上所述，李智勇不符合追加为本案共同原告的条件，不得追加为原告。如果每个案件，原告觉得自己主体不适格，都要求追加原告，那民事诉讼法中驳回起诉和撤回起诉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如此追加原告，将是对被告程序权益的严重侵害，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刘思萌不具有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刘思萌与任成琳从未建立过买卖合同关系，从未沟通过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以及标的物的数量、价款、交货地点、运输方式等相关事宜，所以刘思萌不是适格原告。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任成琳只是提供买卖口罩的相关信息，李志龙通过微信添加任成琳后，任成琳将实际出售口罩的卖家即案外人魏某某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和护照以及微信号告知李志龙。李志龙获取魏某某微信号后，添加了魏某某，与魏某某商谈购买口罩数量、价格、邮寄方式、运送地址等订立合同的信息。后因魏某某迟迟不能发货，李志龙多次催促魏某某发货并向魏某某索要发货单号。而任成琳在群中发布拼单信息，只是希望与他人合买口罩自用，李志龙看到拼单信息后，才添加了任成琳，一起拼单的买家怎么会成为卖家，显然李志龙只是想通过任成琳知道购买口罩的渠道，任成琳只是居间介绍人。在李志龙与任成琳的聊天中可以明确看出，李志龙明知口罩为魏某某所有，钱款也是李志龙要求转账至魏某某名下，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均为李志龙和魏某某承担。基于上述事实，任成琳认为，任成琳只是居间提供了买卖口罩的相关信息，并如实向李志龙提供了魏某某的信息，同时也积极帮助李志龙催促魏某某赶紧发货，已经尽到居间介绍人应尽的义务。因此，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应是李志龙和魏某某，因魏某某未按约履行买卖合同，应当追究魏某某的违约责任，与任成琳无关。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中，出卖财产的一方称为出卖人或卖方，接受财产并支付价款的一方称为买受人或买方。结合本案事实，任成琳从未说过自己对买卖标的物具有所有权，而一直告知李志龙口罩是魏某某的，李志龙也确认口罩不是任成琳的，那么任成琳自然也不具备卖方的资格。关于货款支付，李志龙将货款支付给任成琳后，问任成琳没支付给魏某某吗？这也足以说明任成琳只是交付货款的媒介，李志龙真正想交付货款的人是魏某某，结合后期李志龙又给魏某某提供各种证明，与魏某某确认单号、发货地址，催促魏某某发货等事实，说明魏某某与李志龙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共同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任成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思萌、李智勇与任成琳之间形成买卖关系，第三人与任成琳的关系不能影响任成琳与刘思萌、李智勇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及责任负担，不能以此作为抗辩事由。任成琳主张程序违法，要求驳回，应向法庭举示相应证据，否则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思萌与李智勇系夫妻关系。刘思萌的微信名为“善禾整形-刘”，李智勇微信名为“李志龙”。任成琳的微信名为“AA什么琳@”。李智勇与任成琳同在“绥芬河社会名流群”微信群，任成琳为该群的群主。任成琳在微信群里发广告，称能购买到俄罗斯3M和一次性的口罩。李智勇与任成琳2020年2月4日相互添加为好友，通过微信方式达成买卖口罩的协议，李智勇购买3M口罩300个和一次性医用口罩3万个，买卖价款69000元，约定2020年2月七、八日交货。2020年2月5日刘思萌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两次向任成琳微信账户转款，第一次转款36500元，第二次转款32500元，共计69000元。2020年2月10日任成琳通过微信方式向李智勇微信账户返款900元。任成琳收款后未按约定提供口罩，让李智勇通过与魏某某建立微信联系向魏某某索要口罩，并拒绝返还口罩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思萌、李智勇主张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李智勇通过微信方式与被告任成琳达成买卖协议后，原告刘思萌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任成琳转款，被告任成琳确认收款，买卖协议已经开始履行，原告刘思萌、李智勇与被告达成的买卖口罩协议成立；被告任成琳关于其履行的是居间义务的主张，与“李志龙”、“AA什么琳@”2020年2月4日、2020年2月5日微信聊天记录相矛盾，不予支持；被告任成琳收款后未按照约定履行交货义务，构成违约；刘思萌作为买卖协议一方，实施了付款行为，在被告任成琳违约后，主张实体权利，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按照约定解决”的规定，被告任成琳申请追加魏某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能排除被告任成琳对本案原告刘思萌、李智勇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任成琳如果与魏某某之间有纠纷，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按照约定去解决。综上所述，被告任成琳在收到货款后未按照约定履行交货义务，已经违约，原告刘思萌、李智勇要求被告任成琳返还购货款68100元的主张，应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任成琳向原告刘思萌、李智勇返还买卖口罩的货款681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案件诉讼费1502.50元，减半收取751.25元，由被告任成琳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任成琳提供证据一、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2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59页，其中语音聊天记录已整理成文字版。证明：通过任成琳与李智勇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不存在口罩买卖关系，只是居间介绍关系。1.2020年2月4日当天，任成琳即已告知李智勇，货是别人的（后续聊天中可以看出是案外人魏某某的），不是任成琳的，李智勇也要求任成琳跟对方谈一下，看看能不能便宜点，进一步谈话过程中，李智勇要求任成琳问魏某某是否可以提供什么保障，任成琳建议李智勇要对方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号，钱打到对方卡上，如果有意外可以报警，这足以说明任成琳并没有想与李智勇缔结买卖合同，只是在李智勇和魏某某之间传递信息，也说明李智勇明知交易对象是他人而非任成琳。2.2020年2月5日，任成琳将微信名为“等待”（魏某某的微信号）的微信名片及实际出卖人魏某某的身份证号及护照发给了李智勇，要求李智勇与魏某某联系，李智勇确认货是魏某某的后，添加了魏某某，钱转账至任成琳后，李智勇问任成琳，钱没转给案外人魏某某吗，任成琳说转了，这足以说明，任成琳是应李智勇的要求将钱款转账给了魏某某，后任成琳要求转回至李智勇处，同时与魏某某联系，魏某某也同意将钱款转回给李智勇，再让李智勇直接转账给卖方魏某某，并且将魏某某的身份证、护照及家庭住址发送给了李智勇，李智勇并没有同意将钱款转回来，在聊天中，李智勇承认任成琳是一手托两家，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居间，并且承诺，如果魏某某口罩能够如期交付，会好好感谢任成琳，在这期间，李志龙也在与魏某某联系发货的相关事宜。通过上述聊天记录，说明李智勇明知任成琳已经按照他的指示把钱款交付给了魏某某，同时明知任成琳根本不是合同相对人，而是居间传递信息，介绍交易。如果当时能够及时同意将钱款收回，可以避免现在的损失，但是李智勇拒不收回钱款，在整个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3.2020年2月7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智勇在此过程中一直与魏某某联系，并应魏某某要求，给魏某某提供委托书和介绍信，并一直索要寄送货物的单号，这明显属于魏某某和李智勇交易行为的一部分。4.2020年2月8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智勇要魏某某给一个说法，这也能够证明，李智勇明知魏某某是他的交易对象。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合理证据使用，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微信截屏第11页可以体现,任成琳与李智勇磋商口罩购买事宜时，李智勇已经明确向任成琳表示李智勇不认识国外能够购买口罩的人，就当是在任成琳处购买，将钱直接转给任成琳，至于任成琳再将钱转给谁，与李智勇无关，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李智勇通过其爱人刘思萌将款项转至任成琳名下，双方形成买卖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任成琳与刘思萌、李智勇之间买卖关系成立，约定内容明确，任成琳主张的第三人交易与刘思萌、李智勇无关。证据二、李智勇与魏某某部分微信聊天记录5页（当庭出示原始载体任成琳的手机），该证据系任成琳与李智勇聊天时由李智勇发送给任成琳。证明：李智勇一直与魏某某因口罩是否发货、如何发货等问题联系沟通。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合理证据使用，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只是任成琳摘取的部分聊天记录，具体应以完整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以方便查实当时聊天内容及意图。该份证据仅能证明李智勇与任成琳沟通口罩迟迟不到，李智勇按照任成琳要求联系发货人的事实，不能证明谁是买卖主体。证据三、任成琳在与李智勇互加好友前，在绥芬河社会名流群里发布的拼团买口罩的信息。证明：结合第一组证据，证实任成琳只是知道购买渠道，希望与他人拼团买口罩，而不具有卖口罩的意思。一审判决中第二页第三自然段对这一事实也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认为，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合理证据使用。该材料仅能证明任成琳曾经发过广告，至于与刘思萌、李智勇之间形成什么关系，该份证据并不能证实，与本案无关。证据四、2020年2月5日，任成琳给案外人魏某某转账记录、微信转账信息各1份，腾讯公司出具的支付证明材料1份及李智勇与任成琳的聊天记录1份。证明：任成琳按照李智勇的要求将口罩款转账至魏某某处。任成琳将魏某某的微信名片转给李智勇，李智勇也根据这个名片添加了魏某某，包括后期任成琳再次将魏某某的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及护照转发给李智勇，相互结合可以确认微信名为“等待”的账户持有人为魏某某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认为，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微信转账材料体现的是转账给“等待”，至于“等待”微信账号的持有人是谁无法体现，该材料与本案无关。腾讯公司出具的支付证明材料系打印件，只有收尾页有打印章，没有加盖齐缝章，没有经手人签字，也没有加盖印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另外，从该份证据的内容体现不出实际交易主体及款项支付流程，更加证明不了任成琳主张的转账行为是基于李智勇的要求而转给第三人的。任成琳提交的李智勇与任成琳的聊天记录证明不了任成琳所要证明的问题。证据五、2020年2月5日任成琳与李智勇聊天记录微信截屏2份。证明：任成琳除了帮助李智勇联系魏某某外，还帮助联系了其他口罩出售商，进而证实任成琳和李智勇属于居间介绍关系。被上诉人刘思萌、李智勇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合理证据使用，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体现任成琳与刘思萌、李智勇以及第三人的关系，更不能证明任成琳系居间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案外人魏某某与刘思萌、李智勇存在口罩买卖关系，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二审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并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任成琳与刘思萌、李智勇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一、关于任成琳与刘思萌、李智勇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李智勇看到任成琳在微信群发布的拼单信息后，即添加任成琳微信并与其商谈关于购买口罩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的主要内容，刘思萌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任成琳支付货款，任成琳确认收款，双方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形式要件。虽然在此期间任成琳告知李智勇口罩是从案外人魏某某处购买，并且向李智勇推送了魏某某的微信名片，李智勇也添加了魏某某的微信，但是刘思萌、李智勇并未与魏某某就上述合同成立的主要条款口罩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方式等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从李智勇的意思表示来看，李智勇向任成琳明确表示“我就是当我在你这儿买的……我就直接打给你完了你打给谁，我不管……”，李智勇亦不具备与魏某某形成买卖关系的主观意图，案涉口罩买卖法律关系仍然存在于任成琳与刘思萌、李智勇之间，并不因李智勇与魏某某之间的微信联络而改变。二、关于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李智勇与任成琳具体商谈购买口罩事宜，刘思萌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任成琳支付案涉货款，任成琳未依约定交付口罩，存在违约事实。刘思萌、李智勇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权利受损害人，以任成琳的行为侵犯了二人的财产权利为由，作为共同原告诉至法院，向任成琳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一审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任成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3元，由上诉人任成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于 尧审判员 卢文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沙向前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