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15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江龙集团吉运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龙潭镇集贸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556001770L。法定代表人：王春苗，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吴起玖，江西筠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迪，男，199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上诉人江西江龙集团吉运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迪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迪向吉运公司支付58721.4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迪向吉运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赣Ｃ×××**／赣Ｃ×××**号半挂牵引车，2018年6月13日刘迪将赣Ｃ×××**车变卖，自行购买了一辆无号牌的报废挂车使用。由于刘迪拖欠其雇请的驾驶员的工资导致赣Ｃ×××**号牵引车和无号牌的报废挂车被驾驶员开到其村庄扣押。2019年元宵节（即2019年2月19日）后不久，刘迪将此事告诉吉运公司并要求吉运公司去收回车辆。吉运公司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高安市公安局大城派出所的努力，驾驶员才将赣Ｃ×××**号牵引车及无号牌挂车交给了吉运公司。一审认定吉运公司抢夺车辆，违背了客观事实。由于刘迪长期拖欠分期款，吉运公司收到车辆后多次通知刘迪前来协商解决，但刘迪却置之不理，并将吉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拉入黑名单。为减少损失，吉运公司只好将赣Ｃ×××**号牵引车评估后进行变卖，将无号牌的报废挂车停放在320国道旁一处暂未耕作的荒地上。吉运公司于2019年6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刘迪的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且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导致无法送达，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日裁定驳回吉运公司的起诉。二、由于无号牌的报废挂车停放在320国道旁的荒地上，影响了城市形象，高安市龙潭镇塔水村委会多次要求吉运公司将该挂车移走。同时吉运公司也没有停车的场所，且该报废的挂车在户外停放近一年，早已铁锈斑斑，无人愿意购买。吉运公司只得将该无号牌的报废挂车于2019年11月17日作价19000元卖给了收废品的案外人涂某，并于2020年1月7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由于疫情及其他原因，吉运公司撤回了起诉。2020年3月24日，吉运公司再提起本案诉讼。三、一审法院认定吉运公司收到了车辆双方的债权债务即抵销，该认定不能成立。如果双方债务抵销了，吉运公司也不可能一直在维权，刘迪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债务已抵销。吉运公司将无号牌的报废挂车以废品的方式变卖，实属无奈，吉运公司也没有为刘迪长期保存车辆的义务，因此吉运公司将无号牌的报废挂车变卖的责任在于刘迪。购买人涂某也出具了证明以证实挂车的变卖价为19000元，一审判决认定高安市一般二手挂车价格为7万元左右，没有依据。刘迪是以22000元购买该无号牌二手挂车，其购买后吉运公司还送给了刘迪几条二手轮胎。据吉运公司得知，无号牌的报废挂车的现市场价也是20000元左右，一辆全新挂车上牌后的价格是7万元左右。双方在一审中均认可该挂车为二手挂车，一审判决将本案的二手无号牌报废挂车认定为新挂车，并按新挂车的价格进行判决，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吉运公司的上诉请求。刘迪辩称，对案涉挂车，刘迪二审已提供证据拟证明该挂车是以48000元购买，轮胎是以26400元购买，共计74400元。吉运公司处理刘迪的挂车是不合法的，吉运公司主张的刘迪的欠款都是吉运公司乱写的。另外，是吉运公司自己把刘迪的车开去的，并非通过派出所处理，对吉运公司抢夺车辆保留追诉的权利。刘迪没有把吉运公司的联系人拉入黑名单，一直可以联系。刘迪支出40多万元购买的车辆，开了一年多已经还了20多万元，现在车辆被吉运公司拿回去，车辆也被变卖，吉运公司还要求刘迪支付款项，是不成立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吉运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吉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迪向吉运公司支付106501.4元、支付利息18418.87元(暂从2018年7月7日计算至2020年1月6日止，从2020年3月7日始按借款96941.4元以月息1分计算至被告履行完债务止)，扣除变卖无牌挂车得款19000元，共计105920.27元；2.诉讼费由刘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9日，刘迪向吉运公司分期付款购买车辆赣Ｃ×××**／赣Ｃ×××**号车辆，吉运公司与刘迪签订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刘迪向吉运公司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购车，合同第一条、汽车型号和数量：吉运公司根据刘迪的指定，提供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发动机号：89421700、车架号：ＬＲＤＳ6ＰＥＢ3ＨＲ004566、车牌号：赣Ｃ×××**）；第二条、汽车价格和付款方式：分期付款，首付款80000元，余款自2017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9日止，分24个月每月21号前分期支付；第十二条、争议的解决方式：约定双方若发生争议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在吉运公司所在地法院即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刘迪与吉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刘迪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吉运公司购车款450000元，借款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吉运公司依约将车辆交付给刘迪进行经营，因刘迪后未及时偿还车款，吉运公司起诉刘迪，后吉运公司与刘迪于2018年8月20日达成庭外和解并签订协议书一份“截至2018年8月20日止，刘迪共拖欠吉运公司借款318362元（另还有修车借款1555元），刘迪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向甲方支付40000元，余款自10月起每月支付25000元直至还清欠款为止；如刘迪不按上述约定还本付息，吉运公司可以扣车以变卖所得实现债权，不足部分刘迪仍需偿还；吉运公司撤诉”，后吉运公司撤诉。2018年8月10日，吉运公司为刘迪购买赣Ｃ×××**号车交强险及商业险花费28899.4元，刘迪于2018年10月2日付款25000元和2018年10月23日付款5000元用于支付保险费用，其中1100.6元用于还款。刘迪在经营车辆过程中，将赣Ｃ×××**卖出，并与吉运公司清算完毕，后来自行购入没有牌照的新挂车，为刘迪私人所有。吉运公司为刘迪垫付460元违章罚款。2019年2月20日左右吉运公司将赣Ｃ×××**号车及其挂车收回，于2019年3月6日委托宜春市金桥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赣Ｃ×××**号车进行评估，评估所得浄值22.032万元，于2019年4月9日将赣Ｃ×××**号车以240000元价款卖给案外人。为此两抵后，刘迪尚欠吉运公司318362＋460-1100.6-240000＝77721.4元，除此之外刘迪个人所有的挂车被吉运公司实际掌握。一审法院认为，吉运公司与刘迪签订的《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都应遵守并履行。刘迪向吉运公司出具的欠条是基于刘迪在吉运公司处购车而出具的，没有相应的转账凭证佐证，无法证明双方发生了真实的借款，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卖车款不可计算利息，故借条中对于利息约定该院不予认可。因吉运公司与刘迪之间进行过结算，本案欠款金额清晰，除刘迪个人所有的挂车实际价值未计算在内，刘迪尚欠吉运公司77721.4元。但吉运公司无权将刘迪私人所有的挂车抢夺过来并非法处置，其在占有该挂车后又没有对该挂车进行合法的评估或者按照市场价正常出售，而是声称以卖废品的方式变卖所得19000元，且没有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佐证。吉运公司选择此种不合常理的变卖方式致使该车辆市场价值缩小应当自行承担挂车价值缩小的后果，吉运公司将刘迪私人所有的车辆扣回并变卖，应当视为其默认刘迪债务已平账的意思表示，且高安市二手车市场一般二手挂车价格也在70000元左右，基本可以与刘迪欠款相抵销。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吉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8元减半收取1209元，由吉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吉运公司提交第一组证据：高安市龙潭镇塔水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拟证明：由于吉运公司将刘迪的二手挂车停放在320国道旁时间太久，影响了市容市貌，政府要求吉运公司将该车移走。刘迪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明予以确认。2.吉运公司提交第二组证据：涂某当庭所作的证言，吉运公司将刘迪的二手挂车卖给了涂某，涂某是于2019年10月底收购了该二手挂车，涂某支付了19000元。刘迪对涂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具体卖了多少钱刘迪不清楚，不管卖了多少钱，吉运公司都属于非法侵占财产，吉运公司提供的两组证据能够证明吉运公司非法侵占了刘迪的财产。本院对涂某的证言予以确认。3.刘迪提交孙德明2020年9月6日出具的《证明》、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中运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运公司）出具的《证明》、转账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金额为8008元的从刘迪手机截出的微信转账记录、付给中运公司交易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金额为两万元的转账记录、高安市玲珑轮胎店（经营者为孙德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刘迪于购买挂车及轮胎的价格共计74400元。吉运公司质证认为，对中运公司的证明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刘迪是否从中运公司购买了二手挂车应当提供车辆单据、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及买卖合同予以证实，中运公司证明中表明刘迪购买的是二手挂车厢，而非二手挂车；中运公司证明称刘迪微信转账8000元，但微信转账记录的金额为8008元，8008元不可能是购车款，购车款不可能出现8元的金额。两万元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是购买车厢的款项，中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该组证据不应采信。刘迪购买二手半挂车时间是在2018年的6月份之前，而非证明所称的2018年11月5日。对孙德明证明及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其证言不应被采信，且应当提供销售记录、收款凭证等材料予以证实，孙德明证明中26400元的轮胎款与刘迪在一审中陈述的22000元轮胎款不相符合。本院认为，刘迪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购入挂车及轮胎的价款，吉运公司认为刘迪购入的是报废挂车，并提出刘迪购买该车的价款为22000元，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结合其自己的陈述和申请的证人作证，在该挂车停放在荒地近一年之后仍以19000元卖出，其主张明显与常理及事实不符。本院对刘迪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8月9日，吉运公司与刘迪签订了一份《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约定：刘迪向吉运公司分期付款购买赣Ｃ×××**／赣Ｃ×××**号半挂牵引车，汽车总价款53万元，首付款8万元，余款自2017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9日止，分24个月每月21号前分期支付（利息另计）。同日，刘迪与吉运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吉运公司向刘迪提供借款45万元，用于购买赣Ｃ×××**／赣Ｃ×××**号半挂牵引车，借款按利率每月1%执行，按月结息。刘迪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吉运公司购车款45万元，利息1分计。”车辆交付后由刘迪经营。2018年8月1日，吉运公司以刘迪拖欠购买本案车辆的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8月20日，吉运公司撤诉并于同日与刘迪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一、至2018年8月9日止，刘迪共拖欠吉运公司借款358362元，从2018年7月7日按月息1分计算利息；二、刘迪于2018年8月10日支付了10000元，于2018年8月16日支付了30000元，至2018年8月20日止刘迪共拖欠吉运公司借款318362元（另外还有修车借款1555元），刘迪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向吉运公司支付40000元，余款由刘迪从2018年10月始每月向吉运公司支付25000元直至偿还借款止，息随本清；三、牌号为赣Ｃ×××**车辆继续由刘迪自主经营，如刘迪不按上述约定还本付息，吉运公司可以扣车以变卖所得款实现债权，不足的部分，刘迪仍应偿还。其他权利义务按原合同执行。”2018年8月10日，刘迪账号为62×××47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付1万元整的款项共计4笔，一笔于8时52分支付给了吉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苗，其他三笔于9时33分支付给了吉运公司涂玉芳，吉运公司确认涂玉芳收到该三笔共计3万元后当天即转至吉运公司账户。2018年8月10日10时08分，吉运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赣Ｃ×××**号车保险费28899.40元，投保日期即为2018年8月10日。此后，刘迪分别于2018年10月2日、2018年10月23日向吉运公司支付了25000元、5000元。刘迪接收赣Ｃ×××**／赣Ｃ×××**号半挂牵引车后，在经营过程中，将赣Ｃ×××**号挂车交还给吉运公司，之后赣Ｃ×××**号挂车于2018年6月变卖。此后，刘迪自行购入挂车由赣Ｃ×××**号牵引车拖挂继续经营。2019年2月20日左右，因与刘迪的相关争议，刘迪雇请的司机将赣Ｃ×××**号牵引车及挂车扣押，之后吉运公司将赣Ｃ×××**号牵引车及挂车收回，将挂车停放于320国道旁的荒地，于2019年3月6日委托宜春市金桥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赣Ｃ×××**号车进行评估，评估所得净值22.032万元，于2019年4月9日将赣Ｃ×××**号车以240000元价款卖给案外人。刘迪的挂车则被吉运公司于2019年10月底以废品处理给了涂某，涂某向吉运公司支付了19000元。吉运公司处理刘迪的挂车未通知刘迪。吉运公司为刘迪垫付了460元违章罚款。本院认为，根据吉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主张，对一审判决计算的抵付方式和不算挂车的情况下认定的77721.40元，吉运公司并无异议，并主张扣减挂车处理价19000元，由此上诉提出刘迪还须支付58721.40元（77721.40元-19000元＝58721.40元）。吉运公司于2019年2月取回赣Ｃ×××**号车及刘迪的挂车后，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协议书约定，对赣Ｃ×××**号车，吉运公司有权进行处理以抵偿刘迪所欠的债务。对于刘迪的挂车，吉运公司在本案一直主张刘迪自行购入的是报废挂车，仅价值22000元，且刘迪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了该事实。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刘迪主张的是为该挂车换轮胎花费了22000余元，吉运公司有关刘迪自认的主张不能成立。吉运公司在本案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刘迪购入挂车价值22000元，且根据吉运公司的陈述和证人涂某的证言，挂车在露天荒地停放近一年后作为废品的卖价也达到了19000元。刘迪自行购入挂车是为经营，并雇请了司机驾驶。吉运公司主张其购入的就是报废挂车仅价值22000元，与事实及常理不符，不能成立。刘迪在本案二审中提交了相关证明、支付凭证以证明其2018年11月购买挂车和轮胎的价款，吉运公司也未提供反证予以否定，一审判决酌定该挂车价值7万元左右，较为恰当。吉运公司将刘迪自有的挂车开走后未妥善保管，近一年时间停放于露天野外，且在处理该挂车时未告知刘迪，吉运公司自身具有一定过错。同时，刘迪在签订协议书后也未按约定支付款项，未及时与吉运公司协商付款及车辆处理事宜，其自身也有一定过错。因此，一审以挂车价值完全抵偿77721.4元，部分处理不当。本案二审中，针对2018年8月10日保险费的支付问题，双方产生争议，本院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后补充提交证据。刘迪及吉运公司在庭后分别提交了证据，刘迪提交了其账号为62×××47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2018年8月10日《交易明细》及账单详情，根据该交易明细2018年8月10日支付1万元整的款项共计4笔，一笔于8时52分支付给了吉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苗，其他三笔于9时33分支付给了吉运公司涂玉芳，吉运公司确认涂玉芳收到该三笔共计3万元后当天即转至吉运公司账户。刘迪主张2018年8月10日9时33分付给涂玉芳的3万元就是当天买保险的保险费。吉运公司提交了吉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业务回单，主张2018年8月10日保险费是吉运公司支付的，2018年8月10日9时33分的三笔共计3万元虽属实，但该3万元实际是2018年8月20日协议书中写明的2018年8月16日的3万元。对其主张吉运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因双方在协议书中确认了8月16日刘迪支付了3万元，8月10日支付了1万元（支付给王春苗），但对支付给吉运公司涂玉芳的3万元并未载明在协议书中，也未在计算刘迪的欠款中予以扣减。综合上述事实，刘迪有关在8月10日投保当天支付给涂玉芳的3万元是支付保险费的主张能够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8月20日协议书签订之后刘迪于2018年10月向吉运公司支付了3万元，一审判决认定该3万元系向吉运公司偿付保险费28899.40元，认定不当，保险费已在当天由刘迪支付3万元给吉运公司涂玉芳，由刘迪实际负担了。因此，2018年10月的3万元应抵扣刘迪所欠车款。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刘迪挂车价值7万元左右较为合理，而在挂车处理过程中，双方均有一定过错。综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该挂车应抵价款4万余元，加上24万元（赣Ｃ×××**号牵引车变卖价）、3万元（2018年10月支付）、1100.60元（2018年8月10日3万元减28899.40元保险费），足以抵付318822元（318362元＋460元＝318822元）。一审判决驳回吉运公司的诉请，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吉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元，由上诉人江西江龙集团吉运汽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文建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管林健书记员汪咪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