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行终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海燕，女，197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上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法定代表人刘坚，局长。上诉人顾海燕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消防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03行初14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4日晚22时30分许，原告实际经营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路81号“浙江顾仕伞业”发生火灾。同月26日，被告下辖的满春街派出所向原告、原告丈夫贾正岗询问了解相关情况。同月29日，江汉区消防救援大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文号：汉消火认字[2019]第004号），载明：起火时间，2019年7月24日晚22时30分许；起火部位：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路81号一层至三层，起火点位于一层浙江顾仕伞业内西侧仓库的东南角附近；起火原因：可以排除外来火源、飞火、雷击，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的可能。同月30日，江汉区消防救援大队向被告下辖满春街派出所移交了该火灾案件。同日，被告下辖满春街派出所向原告、贾正岗、王某、李某等人告知了权利义务，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年8月9日，原告不服前述《火灾事故认定书》，向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申请复核。同年9月11日，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文号：武消火复字[2019]第002号），维持武汉市江汉区消防救援大队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该《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于同月17日送达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同月19日，被告告知原告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引起火灾，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并告知陈述、申辩权，原告明确表示需要进行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汉公（满）行决字〔2019〕18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随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的申请。同年9月20日，被告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暂缓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原告对被告作出的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2019年1月16日，被告下辖满春街派出所对“浙江顾仕伞业”进行消防检查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浙江顾仕伞业”有灭火器过期、仓库暗楼木制、通道堵塞、电线未序化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改正，该通知书由原告签收。2019年7月23日，被告下辖满春街派出所再次对“浙江顾仕伞业”进行消防检查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浙江顾仕伞业”有货物堆放杂乱、电线未序化、违规使用花线、发现有生活小家电（电磁炉、电饭煲、开水壶等），责令七日改正，该通知书由原告员工签收。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过失引起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除应当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的外，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具有对过失引起火灾的行为人作出行政拘留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当对火灾事故承担行政责任及被告认定系原告过失引起火灾的证据是否充分。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原告及其丈夫贾正岗在《询问笔录》中均称原告是“浙江顾仕伞业”的实际经营人，且原告在公安派出所2019年1月16日对“浙江顾仕伞业”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签收了《责令整改通知书》，故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责任主体正确。2.首先，本案中武汉市江汉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制作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经消防支队行政复核予以维持，《火灾事故认定书》及《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起火原因认定正确。原告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其提供的影像资料、照片来源不明，均不足以直接否定火灾事故认定书中关于起火点、起火原因的认定，其认为《火灾事故认定书》及《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并要求对起火原因和起火点进行重新鉴定的要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交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公安机关认定起火点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路81号一层浙江顾仕伞业内西侧仓库的东南角附近，起火原因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的可能。其次，原告虽对两份《责令整改通知书》记载的内容有异议，但证人王某、李某在询问笔录中均表示公安机关在两份《责令整改通知书》中均记载了消防隐患的情况。上述证据形成了证据锁链，能够共同证明原告因过失在第一次消防检查六个月内未对其经营的“浙江顾仕伞业”进行消防整改，导致在第二次消防检查次日发生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依法受理案件后，进行了权利义务告知、询问、调查，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原告告知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陈述和申辩权，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被告概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但根据被告查明的违法事实，被告应当适用该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因此被告仅适用该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存在瑕疵，原审法院在此予以指正。综上，原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顾海燕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顾海燕负担。上诉人顾海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不应为火灾事故的法定责任主体。公安机关以上诉人为顾仕伞业的实际经营人为由，认定由上诉人承担火灾责任，但对有关顾仕伞业的实际经营者没有全面、认真调查，导致事实不清。《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承担火灾事故责任存在责任确定上的错误。张静作为顾仕伞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经营者，对外是经营部的法定代表，如果经营部对外发生违约或者侵权行为，张静至少为第一法律责任主体，其消防安全责任不能推卸和转移。上诉人作为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即使存在内部管理上的问题，也应当与张静以及其他实际经营人一起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不能被确定为唯一法定责任承担人。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明确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过失引起火灾。《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明确列出和认定上诉人的具体违法行为事实，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且对于上诉人的过失行为的事实没有进行认定，对于本案的违法事实也未查清。火灾事故认定书实际并未确定火灾原因，更没有认定火灾责任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其所依据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中“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的可能”中关键的“可能”二字去掉了。可能只是一种有可能性的疑似表述，意味着不完全确定，根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仅仅可能是不应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的。3、2019年7月23日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存在程序上违法的情况，亦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对火灾的发生有过失。该《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对象上有错误，店员无权在通知书上签署上诉人的名字，该签名应属无效，且该《责令改正通知书》应当留给整改对象以便对照整改执行，但却在店员签名后直接拿走了，故该《责令改正通知书》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综上，上诉人上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148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撤销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作出的汉公（满）行决字[2019]18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本案中，因上诉人顾海燕实际经营的“浙江顾仕伞业”发生火灾，消防大队经调查认定起火原因为不能排除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故移交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进行调查处理。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受案后经询问调查，上诉人顾海燕为“浙江顾仕伞业”的实际经营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上诉人顾海燕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同时，处罚前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权，明确告知不服该决定的救济渠道，程序合法。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顾海燕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顾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平审判员  俞震审判员  沈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马越书记员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