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3民初7847号原告：嘉兴市浩然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西路国浩广场综合楼15D。法定代表人：周浩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冬子，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法定代表人：李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亮，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街**法定代表人：刘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日圣，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嘉兴市浩然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然公司）与被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公司）、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业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浩然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浩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冬子、张建良，被告中泰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亮、刘泽，第三人联合创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日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浩然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被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3384058股股权归原告所有。2、请求判令被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将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3384058股工商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5日，工商登记名称为山东省齐鲁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注册资本为51244.57万人民币，并已实际出资到位。2004年12月被告工商变更名称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被告公司成立后曾有多次增加注册资本，现被告公司注册资本为627176.318元。2007年11月，山东省国资委同意被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000万元，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担保公司）出资5000万元，出资比例为0.9593%，2008年6月16日被告完成股东出资变更工商登记。2011年11月4日，创业担保公司与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被告公司的2500万元股权转让给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为15500万元。2012年4月9日，被告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创业担保公司与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中泰证券股权结构中出资金额均为2500万元，出资比例均为0.4796%。2015年7月，被告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暨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同意以201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扣除2014年度分红款后的净资产132××××****.36元折股，折股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为530000.00万元。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折股后相对应的持股数为2541.8万股，持股比例为0.4796%，2015年8月被告增资扩股时，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9592000股中泰证券股权（创业担保公司未认购）。现，被告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后，共有股份627176.32万股股权，创业担保公司持有被告股权为25418800股，占比0.4053%；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被告股权为35010800股，占比0.5582%。据查，大连联合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29日，2005年9月26日，公司名称由大连联合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2008年8月12日，公司名称由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6月9日，公司名称由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2月23日，公司名称由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联合创业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据查，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07月07日，2011年10月20日，公司名称由大连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2月10日，创业担保公司增资被告公司时，创业担保公司与嘉兴市国浩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浩担保公司）签订了《齐鲁证券股权收益转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创业担保公司认购的被告5000万股齐鲁证券股权，将其中的280万股股权收益权转让给国浩担保；280万目标股权取得的一切收入第三人应在5日内交付给国浩担保；目标股权在任何情形下卖出收入包括在锁定期满后在证券市场上卖出买入配股决定权均属于国浩担保，目标股权配股而形成派生股权的全部收益均属于国浩担保；目标股权每股对于收益权2.5元，转让总价为700万元。2011年11月4日，创业担保公司与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被告公司的2500万元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含代持的股份），在而后的分红中，明确由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分红款。2015年7月，被告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后，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代国浩担保持有280万元股权，折股后股数为2846906股。2016年8月，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国浩担保签订了《中泰证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2015年被告增资扩股时，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据与被告签订的《增资协议》认购9592000股中泰股权；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将537152股收益权转让给国浩担保，537152股目标股权取得的一切收入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在5日内交付给国浩担保；目标股权在任何情形下卖出收入包括在锁定期满后在证券市场上卖出买入配股决定权均属于国浩担保，目标股权配股而形成派生股权的全部收益均属于国浩担保；收益权价格为6.72元每股，转让总价为3609661.44元。上述两份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国浩担保均按约全额支付了转让款，国浩担保持有被告中泰证券股份合计为3384058股。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每次被告分红后也及时向国浩担保支付收益，截止2017年6月27日止，共向国浩担保支付了2882900.3元的被告股权收益。2018年6月13日，国浩担保与原告签订了《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出资1060.966144万元从国浩担保受让中泰证券338.4058万股的收益权，原告受让后继承国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第三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予以确认，认可原属于国浩公司持有的被告全部收益今后归原告嘉兴市浩然能源有限公司享有。后，原告按约向国浩担保全额支付了1060.966144万元。现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和享受收益权人，要求被告将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但被告予以拒绝。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同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裁判。被告中泰证券公司辩称，一、浩然能源主张的股权代持事实，证据不足，损害案外人利益，应追加利害关系人联合创业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融保）、股权质押权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以下简称厦行龙岩分行）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浩然能源提供的2007年12月签订的《齐鲁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为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即利害关系人联创融保的前身，并非本案第三人联创集团。联创集团原名大连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更名，于2012年方才入股中泰证券。据此，浩然能源主张的代持股份应由联创融保代持，而联创融保与联创集团系独立的法人单位，并不存在前后承继关系，故应追加联创融保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依据现有证据显示，联创融保所持中泰证券股份已于2016年8月18日全部出质给长安信托，联创集团所持中泰证券股份分别于2016年8月18日、2019年6月26日和28日先后出质给长安信托、厦行龙岩分行，上述质押均合法有效存续。浩然能源要求确认股权代持事实，无疑将损害质押权人的担保优先权。因此，为保障质押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本案判决后引发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案外人再审之诉，危害生效判决既判力，恳请贵院追加质押权人长安信托、厦行龙岩分行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二、案涉“齐鲁证券及中泰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对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强制性监管规定而无效。从浩然能源的主张和诉求来看，浩然能源系承继了嘉兴国浩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浩投资）在案涉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案涉合同名为“股权收益权转让”实为“股权转让”，依据其约定：国浩投资的持股事实始终不予披露、更不予过户，即国浩投资以联创融保、联创集团名义持股，其仅实际收取股息收益。结合联创融保、联创集团一直以本单位名义行使股东权利和中泰证券于合同签订后成功上市的事实，该两份合同实质构成上市证券公司股权的隐名代持，对此应作否定性评价。就证券公司监管而言：其一、证券公司系政府监管之下从事特许经营的金融机构，其股东资格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限制，且严禁发生股权代持行为。2002年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证券公司的股东资格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14条第2款、第86条第1项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证券公司的股权。具有该项情形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以1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2019年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22条第2款、第23条、第30条第1款第6项、第32条第2款规定，证券公司股东应当使用自有资金入股证券公司，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公司股东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说明股权结构直至实际控制人、最终权益持有人，以及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关系，不得通过隐瞒、欺骗等方式规避证券公司股东资格审批或者监管；证券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得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管理证券公司股权，变相接受或让渡证券公司股权的控制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管理证券公司的股权的，或者认购、受让或实际控制证券公司的股权的，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依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86条的规定处理。上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均明确禁止证券公司存在股权代持行为，体现了证券公司股东资格受严格监管规定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本案中，联创融保于2007年接受国浩投资的委托资金入股中泰证券，联创集团于2016年变相让渡中泰证券股权的控制权，均系违法行为。并且，其双方对于上述交易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国浩投资并非善意相对人，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益。其二、从禁止代持证券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对象、监管强度和社会影响即危害后果来看，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同时亦构成了违背公序良俗，故证券公司股权代持行为应认定无效。首先，该规定的规范对象为“股权代持”交易行为本身，其同时禁止当事人双方从事此种交易，即委托人不得委托，受托人不得受托。其次，该项规定系基于加强证券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违反该规定的直接后果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相当于否认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达到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且如“情节严重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即取消代持股东的股东资格，责令其转让相应股权，以保证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最后，该项规定如未得严格遵守，允许隐名持有证券公司股权，将使得实际投资人游离于证监会的监管之外，势必加大证券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证券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由于证券公司业务涉及众多不特定证券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其存在的潜在风险具有传导性，极易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上市公司的监管来说：首先，2006年证监会颁布施行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证券法》第12条、第63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证监会于200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依据上述规定要求，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且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实披露义务，披露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这是证券行业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证券行业的基本共识。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发行人不允许发行过程中隐匿真实股东，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换而言之，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本案中，依据浩然能源主张，中泰证券上市前，联创集团代其持有股份，并以自身名义参与公司上市发行，实际隐瞒了真实股东身份，违反了发行人如实披露义务，为上述规定明令禁止。其次，证监会依据《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其他对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将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安全，影响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最后，涉案合同违反上市公司系列监管规定中，有些属于法律明确应于遵循之规定，有些虽属部门规章性质，但因经法律授权且与法律并不冲突，且属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亦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必要保障，故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4项和《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项的规定，应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三、浩然能源要求中泰证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且违反行政许可和金融监管规定，构成法律上履行不能，应予以驳回。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在中泰证券上市的情况下，“代持股份”应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卖出的方式完成退出，并未赋予浩然能源要求“显名”的权利。同时，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和《九民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浩然能源需举证证明其实际享有和行使了股东权利，且中泰证券其他过半数股东对于代持事宜存在明知或予以默认；否则，其要求显名之诉求，不应予以支持。2008年证监会颁布施行《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10号》指出：股东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证券公司股权的，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86条的规定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2015年修订后的第7条规定，股东入股后股权权属应当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以及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证券公司股权的情形。2019年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30条第1款第6项和第3款规定，证券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得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管理证券公司股权，变相接受或让渡证券公司股权的控制权；证券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不得配合证券公司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发生上述情形。由上可见，证券公司严格禁止股权代持情形的发生和存在，且禁止证券公司配合实施相应行为。《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除外。本案中，浩然能源要求中泰证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属于法律上履行不能，应予以驳回。此外，如前所述联创融保、联创集团持有的中泰证券股份已全部出质，并办理质押登记，且被多家法院所查封，故浩然能源要求中泰证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存在事实上履行不能，应予以驳回。四、浩然能源与国浩投资的股东均为周浩良、朱建芳，系高度关联公司。据查，国浩投资身负多比债务，有大量被执行案件，而浩然能源则无诉讼发生。因此。该两公司进行的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交易可能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而无效的情形。此外，浩然能源甘冒风险承继国浩投资与联创融保、联创集团违规签订的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对本次纠纷的发生具有全部过错，中泰证券系无过错方的善意第三人，应由浩然能源自行承办本案全部费用。综上所述，浩然能源从事的股权代持行为具有可非难性，其诉讼请求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应予以保护。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联合创业公司述称，一、股权收益权转让，不能等同于股权转让，双方不构成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原告不享有股权所有权。根据嘉兴市国浩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浩担保公司”）与答辩人签署的《中泰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1款“国浩担保有权受让联合创业持有的537152股目标股权的股权收益权。股权收益权的具体内容，由本条第2、3款规定。”；本条第2款“本条第1款所述股权收益权，内容包括：（1）目标股权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股权在锁定期届满后在证券市场上的卖出收入；（2）目标股权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等而形成的派生股权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包括但不限于派生股权在锁定期届满后在证券市场上的卖出收入；（3）因持有目标股权和派生股权而取得的股息红利等；（4）目标股权和派生股权产生的其他任何收入”；本条第3款“自国浩担保付款后，联合创业参与中泰证券配股的，受让人可以选择按照配股价格继续购买目标股权配股的收益权。国浩担保放弃继续购买目标股权配股权收益权权利的，则目标股权配股所有相关权益仍归联合创业所有。”之约定内容，可见双方真实合意仅仅是收益权转让，转让的范围是目标股权在各种情形下的处置变现收入，以及不进行处置而持有的情形下取得的股息红利，并不包括在目标公司所享有的股东资格，以及收益权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如决策表决权、选举权、股东优先购买权等等。本质上，受让方原告在满足合同约定的条件时，可以要求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目标公司分配的利润或股息，以及目标股权的变现收入，受让方享有的是请求支付利润和卖出收入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具有债权的本质特性，而不属于所有权的转让，双方不构成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因此，目标股权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答辩人，国浩担保及最终受让方原告并不享有目标股权所有权。二、若把收益权转让合同性质认定为股权转让，双方构成股权代持，则本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项“证券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管理证券公司股权，变相接受或让渡证券公司股权的控制权”的规定，以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管理证券公司股权的，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依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可以看出，证券公司的股权代持行为，或者变相代持行为为法规、规章所明令禁止。若这些规定得不到遵守，则将使证券公司隐名股东脱离证监会的监管，容易引发的经营风险和对资本市场的危害性不容忽视，进而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就本案而言，如果将双方签署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性质最终认定为股权转让，那么本合同就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属无效，且自始无效。本案的股权仍应由答辩人享有。三、依照合同约定，原告的权利救济，可以要求继续享有股权收益权，也可以请求解除合同，但不包括请求确认股权归其所有，并变更其为目标公司的显名股东。答辩人与国浩担保签署的《中泰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十三条违约救济条款约定“联合创业违反本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或者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受让人有权同时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1）要求联合创业继续履行本合同；（2）部分或全部解除本合同；（3）按照联合创业与受让人另行签订的其他合同行使权利”，据此，本案中，即使出现答辩人违约之情形，国浩担保的权利救济措施显然并不包括要求将目标股权直接确认归其所有，并要求变更过户至其名下，进而剥夺答辩人的股东资格和权益。原告作为国浩担保的权益受让方，原协议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理应遵守。综上，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联合创业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答辩人与原告签署的均为《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均是股权收益权，并非是股权，双方不构成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依照合同约定，即使在答辩人违约的情形下，原告可采取的救济权利，并不包括请求直接确认其享有所有权，以及将其直接变更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显名股东的权利。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山东省齐鲁证券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5日；2004年12月更名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2007年11月，山东省国资委同意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000万元，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担保公司）出资5000万元，持股比例为0.9593%，2008年6月16日被告完成股东出资变更工商登记；2015年9月9日，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更名为中泰证券公司，并办理了公司类型和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2007年12月10日，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担保公司）与国浩担保公司签订《齐鲁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联合担保公司将其持有的齐鲁证券公司5000万股股权中的280万股股权的收益权转让给原告，联合担保公司将其认购的齐鲁证券公司的280万股股权而取得的一切收入（扣除税费）在取得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于受让人，转让价格为每股股权收益权2.5元，共计700万元；且约定合同中所述的股权收益权是指股权的卖出收入、派生股权的卖出收入、股息红利等其他任何收入。2011年11月7日，联合担保公司与联合创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齐鲁证券公司的2500万股股权转让给联合创业公司，转让价款为15500万元。2012年4月9日，齐鲁证券公司将本次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至此，联合担保公司与联合创业公司分别持有齐鲁证券公司股权2500万股，出资比例均为0.4796%。2015年8月12日，第三人联合创业公司与齐鲁证券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联合创业公司增购齐鲁证券公司9592000股股权，每股价格为6元，增资金额为5755.2万元。至此，联合创业公司共持有齐鲁证券公司股权3501.8万股，联合担保公司共持有2541.88万股。2016年8月，联合创业公司与原告国浩担保公司（受让人）签订《中泰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联合创业公司将其持有的中泰证券的537152股股权收益权转让给原告，转让总价款为3609661.44元，且约定合同中所述的股权收益权是指股权的卖出收入、派生股权的卖出收入、股息红利等其他任何收入。2016年8月17日，原告向联合创业公司支付对价。综上，2007年12月10日联合担保公司与国浩担保公司签订的《齐鲁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联合担保公司向原告转让的股权收益权及2016年8月联合创业公司与国浩担保公司签订的《中泰证券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向原告转让的股权收益权共计3384058股。2018年6月13日，国浩担保公司与原告浩然公司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浩然公司购买国浩担保公司持有的中泰证券公司的3384058股权收益权，自国浩担保公司全额收到原告浩然公司支付的转让款1060.966144万元当日，标的股权对应的收益权归属浩然公司。2008年8月12日，联合担保公司更名为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2月23日，更名为联合创业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联创担保公司现持有中泰证券公司2541.88万股，持股比例为0.41%；该2541.88万股权于2016年8月18日出质给案外人长安信托公司。2019年6月26日和28日，第三人联合创业公司将所持中泰证券的3000万股质押给厦门国际银行龙岩分行；第三人联合创业公司所持中泰证券股权分别于2019年7月12日、9月10日、9月23日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石狮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本院认为，根据国浩担保公司与联合创业公司及联合担保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合同中所指的股权收益权均指股权的卖出收入、派生股权的卖出收入、股息红利等其他任何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即股权收益权仅是股东权利之一。股权收益权具体表现为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又表现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和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即股东根据股东会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依据其持股比例和类别给付利润的权利，该请求权与普通债权无异，股东可单独转让；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公司尚未作出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基于公司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是一种期待权。本案中，国浩担保公司与联合创业公司及联合担保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均对上述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和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进行了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两份《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合法成立并有效；同理，国浩担保公司与原告浩然公司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亦合法成立并有效。但是，股权收益权仅是股东权利之一，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除享有收益权外还已实际享有和行使了其他股东权利，且中泰证券公司过半数股东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股权代持事宜存在明知或予以默认的情形，故联合担保公司和联合创业公司向原告转让的仅是收益权，并非股权。即便认定涉案协议系股权代持协议且有效，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能予以支持。一方面，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已实际享有和行使了股东权利，且中泰证券公司其他过半数股东对于股权代持事宜存在明知或予以默认，其所提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规定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原告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办理过户的诉求系非金钱债务的履行，如前所述现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明令禁止股权代持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和处理办法，且《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10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2015）第七条规定，股东入股后股权权属应当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以及未经批准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证券公司股权的情形。就此而言，证券公司的股权代持行为系现行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所明令禁止，构成法律上履行不能。关于是否应当追加联合担保公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处理结果并未对该公司权利造成影响，故无需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嘉兴市浩然能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嘉兴市浩然能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 毅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潘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