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8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哲东，男，197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玲，北京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广化街道鹿城路**。法定代表人：卢智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薄士坤、张健，上海兰迪（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哲东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场开发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11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哲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提起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摊位商铺为上诉人等集资所建，上诉人交纳了建设商贸城摊位商铺的建设资金，被上诉人或温州市工商局并未支付建设资金。1.认定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应当以付款当时的双方意思表示为准，而不应以其后任何一方无依据的单方解释而改变。付款时间是1992年，而非1993年之后。1992年10月，上诉人等农民户直接或由所在村的村委会代为向温州市工商局支付每户3500元“摊位集资款”，温州市工商局出具收款收据时亦确认其收取的款项为“摊位集资款”。由此，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该款项性质为集资款。1992年作出的《国家建设用地呈报表》和温州市计划委员会的《关于下达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年度建设计划的通知》，系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该两份证据明确表明黄龙商贸城建设资金来源为集资，而非政府出资或被上诉人出资。上述证据能形成有效证据链，证明该3500元为集资款。2.被上诉人虽提交了1993年以后的关于款项系押金性质的证据，但相关证据均非有效证据。《明细账》没有记账人签名、单位盖章，更没有相关收款人的签名确认，且任何人都可以伪造该类明细账，缺乏真实性。该证据一审判决采信严重违法。《广化村93年市工商局征地安排商贸城劳力摊位（退还押金款3500元）名单》缺乏真实性，但一审法院却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该份证据没有制表人、职务说明和领款人签字，也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该份证据所附备注写明1992年工商局的凭证其实记载的是集资款，所以该证据内容明显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集资款性质，同时却引用自相矛盾的证据认为是押金，属事实认定和逻辑错误。3.黄龙商贸城中的二层改建摊位商铺，是上诉人等农民户自己出资建造而成，其产生属于事实行为，其所有权自建造行为成就之时归农民户所有。4.在实施征地之前，政府主管部门已确定集资建设黄龙商贸城的项目，1992年10月上诉人等农民户从安置补助费中支付3500元用于集资款，而非涉案地块交付后，因为资金建设缺口才向社会集资建设，一审判决相关认定不当。二、在摊位商铺没有所有权证的前提下，基于“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结合其他证据佐证，能证明上诉人对摊位商铺享有所有权。1.依《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房产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应由土地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缴纳。上诉人为注销摊位商铺的营业执照而补交税款，系纳税主体。相反，被上诉人没有出示涉案摊位商铺任何纳税凭证。上诉人提供的《税收缴款书》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摊位商铺享有所有权。2.上诉人一审提交了“信息公开答复函和附件、温州市人民政府2018年第166号答复函和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三组证据，也经过质证，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重要证据在判决书中故意遗漏，未审查认定，导致对整个案件事实未全面查清，而得出错误的所有权归属主体。涉案摊位商铺安置给上诉人等农民户，却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由此造成历史遗留问题。温州市政府决定由鹿城区人民政府将政府财政支出的征收补偿款（含腾空奖励）通过市现代集团相关企业支付给征地农民户和押金户，从信息公开答复函和附件广化街道办事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可见，被上诉人未取得分文补偿款，所有的补偿款都支付给了农民户和押金户，由此可见，实质的被补偿人和被征收人为上诉人等农民户，而非被上诉人。上诉人等农民户是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人。三、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定，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形成证据链，能证明是摊位商铺的所有权人。1.《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在界定过程中，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经营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得侵犯其他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由此确立了区分国有资产所有者还是其他财产所有者的原则，即按照“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处理。被上诉人是国有公司，其和前身均未对摊位商铺的建设投资，即使温州市工商局也未对黄龙商贸城有过投资，仅是无偿取得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前面论述，上诉人是集资者，必然享有产权。2.上诉人与相关行政部门未有所有权归属的合同约定，这正是本案的由来。但没有所有权的约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权无法确认。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审查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上诉人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对方。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要求落实工业品中心市场摊位长期使用权并免收租金的报告》、《关于要求落实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摊位长期使用并免收租金的报告（征求意见稿）》、《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调会议纪要》、《关于市场内原村民户店面租金问题的公告》四份证据，前两份和第四份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应作为证据采纳，《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调会议纪要》仅是当时行政机关的单方认识和单方文件，并未有上诉人等农民户的签字认可，因为不管征地还是安置农民户，筹建黄龙商贸城的相关文件，都没有确定摊位商铺的所有权，一审法院也认为双方未对所有权归属有约定，因此，单方的认识和解释不能作为所有权归属认定的依据。该四份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等使用经营摊位商铺、被上诉人无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事实。可见，所有权的主要权能由上诉人享有。《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调会议纪要》背离了征收农民户土地、建设商品交易市场的初衷，更背离了安置农民户摊位商铺的初衷，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自始至终未交纳过租金，也未认可交纳租金的文件，该会议纪要仅是政府的内部文件，不能产生物权确权的效力。四、被上诉人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不必然对地上附着物享有所有权，在房地管理分离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权证和本案没有关联性。1.1992年，为发展市场经济，温州市政府决定由原温州市工商局牵头筹建商品交易市场，出于对新型市场模式的政策支持，政府以划拨土地方式提供土地支持，黄龙商贸城的建设资金由上诉人等农民户和社会力量筹集，为便于筹建市场，由温州市工商局代持划拨土地使用权证，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更不是摊位商铺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不管是摊位商铺还是土地使用权，均未获得任何补偿，进一步说明了这一事实。2.国有资产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人大和相关主管部门每年都必须对国有资产管理审查。但从本案证据看，被上诉人及其前身均未按照相关规定对涉案摊位商铺登记管理，涉案摊位商铺非国有资产。3.2015年前，我国实施房地分别管理的制度，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是二元的，不能直接从土地的权属推导必然享有房屋的权属。无论是从权利的期限还是性质来看，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利。不能因被上诉人在商贸城建成15年后的2007年通过交纳土地出让金，而倒推出被上诉人对15年前的摊位商铺享有所有权，攫取应当属于农民户安置的摊位商铺所有权利益。4.被上诉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前提是对地上房屋享有权属，但被上诉人并未有涉案摊位商铺的权属证明。五、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多份调查取证申请和追加温州市市政府、温州市工商局、广化村委会、九山村委会及双桥村委会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均未准许，导致未能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并作出错误的裁判。综上，上诉人通过一系列证据相互佐证、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对涉案摊位商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包括了所有权的四大权能。从历史来源等综合因素分析，政府为了保障农民户生存权而提供给上诉人等人摊位商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财产利益的保障性权利，完全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借贷、买卖或租赁关系，基于这种保障性权利，上诉人等农民户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并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获得补偿安置，因此，上诉人是房屋所有权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求。市场开发公司辩称，一、案涉的3500元款项为押金，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性质为集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广化村93年市工商局征地安排商贸城劳力摊位（退还押金款3500元）名单》系该村村委会当时制作的内部文件，已明确款项性质为押金。广化村的内部票据（如1993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等）亦明确款项的性质为摊位押金。其次，当时向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转账的主体是两个村的村委会，并非相关个人，即使当年个人按“集资”意思缴纳款项，相关个体无权以此对相关商铺主张所有权。其三，该3500元款项已经退还，退还时也是作为押金退款。最后，根据《市工业品市场有关问题协调会纪要》第五条“安排给村的700个摊位押金以标的额5000元的70%，即3500元收取”。故该3500元为押金没有疑问，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二、上诉人认为《税收缴款书》足以证明对摊位享有所有权，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提交的《税收缴款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部分缴款书系代开发票，与温州商贸城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和《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纳税人不仅限于所有权人，税收纳税与摊位商铺所有权没有必然关联。三、被上诉人就涉案摊位所在地块，拥有土地使用权。1992年，上诉人所在村集体与当时的原温州市征地事务处签署《征地协议书》，相关土地已经该处土地征用，并划拨给原市工商局建设温州市工业品市场中心。根据协议，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使用权归原市工商局，与被征土地相关村集体无关。原市工商局于1992年作为用地单位，获批温州市工业品市场建设规划许可，作为用地单位开始建设温州市工业品市场。2007年12月，因原市工商局与该市场脱钩，温州商贸城归口温州市国资委管辖。被上诉人通过土地所有权变更程序，取得温州商贸城用地的土地权属，并于2011年补交土地出让金，至此被上诉人获取涉案商铺所在地块的土地所有权。四、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相关摊位的所有权人，一审判决相关认定正确。首先，上诉人主张3500元为集资款，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其次，《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调会纪要》明确少数确有困难的农民工在市场内经营，可以免交店面租金半年。由此可见，商铺确定不归上诉人所有。根据上诉人《关于要求落实工业品中心市场摊位长期使用权并免收租金的报告》等报告，上诉人同样知晓并确认其仅拥有相关摊位的使用权，并不拥有所有权。在市场建成初期，上诉人对此也是认可的。五、关于二层店铺所有权问题。根据上诉人自行提供的相关《改建协议书》，其中明确了店面的使用权归属于个人，租金作为减免。改建事宜的处理实际上与温州商贸城内相关农民户铺位的统一处理原则一致，即免租金及仅有使用权，上述经济利益已经足以冲抵二层的改建费用。王哲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温州黄龙商贸城4-2-160号商铺归王哲东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市场开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7月6日，原温州市征地事务处（作为甲方）与原城郊乡广化村（作为乙方）、原温州市工商局（作为丙方）签订一份《征地（划拨）协议书》[温统征字（1992）第28号]，约定由甲方征收乙方227.697亩集体土地并划拨给丙方作工业品中心市场之用，合同第一条明确不安置劳力，577名劳力安排工业品市场摊位577个，并就地迁移户粮577名。另有劳力安置费（3752320元）、土地补偿费（1471496元）、青苗补偿费（188630元）、地、地面附属物补偿费18068元）、排灌水沟补偿费（15448元）、政策包干费（1085578元）、生活费（173100元）等各项补偿费用（除其他村企业搬迁、水泵房、仓库、坑、水渠、机耕路、电力设施等按实计算补偿之外）合计6804640元。合同第九条约定，征地批准后，上述各项补偿费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甲丙双方另行结算，乙方须及时交出土地，由甲方划拨给丙方使用。土地使用权归丙方，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阻碍丙方施工。同年7月15日，三方签订一份《市工业品市场广化村土地地面附属物补偿协议书》[温统征字（1992）第33号]，约定地面附属物补偿款共计1403800元，长城防水材料厂搬迁补偿396016元，由工商局一次性支付，由广化村包干使用。1992年7月7日，原温州市征地事务处（作为甲方）与原城郊乡九山村（作为乙方）、原温州市工商局（作为丙方）签订一份《征地（划拨）协议书》[温统征字（1992）第29号]，约定由甲方征收乙方32.276亩集体土地并划拨给丙方作工业品中心市场之用，合同第一条明确不安置劳力，104名劳力安排工业品市场摊位104个，并就地迁移户粮104名。另有劳力安置费（580968元）、土地补偿费（209794元）、青苗补偿费（27046元）、地、地面附属物补偿费3280元）、政策包干费（163562元）、生活费（31200元）等各项补偿费用合计1055850元。合同第八条约定，征地批准后，上述各项补偿费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甲丙双方另行结算，乙方须及时交出土地，由甲方划拨给丙方使用。土地使用权归丙方，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阻碍丙方施工。合同签订后，原温州市征地事务处依约支付了征地补偿款等各项费用，经省、市两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将上述被征土地划拨给市工商局用于建设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涉案地块交付后，因资金建设缺口，原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系市工商局下属企业）向社会集资建设，计划投资3000万元。1993年期间，该市场建成并投入使用，王哲东作为九山村农民，取得一个市场摊位，并持有《温州商贸城农民摊位证明》，摊位号：4-2-160号。2018年，因温州黄龙商贸城列入征收范围，该市场摊位被关停。广化村委会于1992年10月21日向原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转账1500000元（注明“集资款”，后于1993年12月31日《凭单转账》明确为“摊位押金”）、于1995年7月21日转账281500元（注明“摊位押金费”），合计1781500元（3500元/人×509人），其余人员自行向市场缴纳款项。九山村委会于1992年10月9日向原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转账364000元（3500元/人×104人），注明“摊位集资款”。据原温州市工商局于1992年7月10日《市工业品中心市场有关问题协调会纪要》记载“征地后安排的700个摊位，其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村集体，经营权由村集体落实到人…安排给村的700个摊位押金款以标底额5000元的70%，即3500元收取”，2001年左右，广化村制作一份《广化村93年市工商局征地安排商贸城劳力摊位（即退还押金款3500元）名单》，后附备注说明“一、应付还摊位押金款总人员509名，每人3500元，共计1781500元（该款项村委会于1992年10月21日，解市工商局支票号0243672，金额1500000元，又于1995年7月21日解支票号8814406，金额281500元，合计1781500元），该款项由市场按应付名单退给摊主本人领取。由个人自交押金款户，自行凭工商部门收据领取押金款”。2007年12月20日，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将涉案土地权属由温州市工商局变更为温州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系市场开发公司的前身），后市场开发公司于2011年补缴了涉案土地出让金208557600元，并于2012年6月7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使用权面积170062.54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王哲东主张对涉案摊位商铺享有所有权，应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下面分述之。关于涉案摊位商铺房屋所有权的问题。王哲东提供《温州商贸城农民摊位证明》、《征地（划拨）协议书》[温统征字（1992）第29号]，可以证明王哲东所在的九山村土地被征收后，市工商局须向包括王哲东在内的104名劳力支付安置费并安排摊位104个。王哲东又提供集资款收款收据等主张其已缴纳3500元集资款并据此主张涉案摊位商铺的所有权，市场开发公司辩称该笔款项系押金并已于2001年左右予以退还，且提供明细账及退还押金款名单等证据予以佐证。王哲东提供的1992年10月21日转账凭证、收款收据虽记载为“集资款”，但结合广化村于1993年12月31日出具的《凭单转账》、1995年7月21日转账支票，均已明确每户缴纳的3500元款项性质为摊位押金款，能够与市场开发公司提供的《市工业品中心市场有关问题协调会纪要》载明“安排给村的700个摊位押金款以标底额5000元的70%，即3500元收取”相互印证，故对3500元款项的性质确认为摊位押金款。退一步说，即使按王哲东主张应认定为集资款，结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集资款项的功能各不同，现王哲东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缴纳3500元即取得涉案摊位商铺的房屋所有权，双方并无所有权归属的合同约定，市场开发公司提交的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调会议纪要[（1993）66号]等证据，可以证明农民户在经营过程中仍需要缴纳租金，经批准后方可免交租金，再次印证了王哲东对涉案摊位商铺系有偿经营使用，对涉案摊位商铺不享有所有权。综上，王哲东主张涉案摊位商铺房屋所有权的主张，不予认可。关于涉案摊位商铺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征地（划拨）协议书》[温统征字（1992）第29号]第八条约定涉案土地划拨给原温州市工商局，土地使用权归原温州市工商局。经原温州市土地管理局于1992年12月31日作出《关于同意征用广化等三个村土地并划拨给市工商局建设市工业品中心市场的批复》[温土建字（1992）第54号]，明确涉案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确需转让、出租、抵押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向本局申请签订出让合同，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原温州市工商局在向包括王哲东在内的农民户安排摊位时，并未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结合市场开发公司提供的《关于要求补办温州商贸城土地权属变更手续的请示》、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2007）384号、浙江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土地使用权证书，可以证明市场开发公司的前身于2007年取得温州商贸城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并补交土地出让金2085057600元，并于2012年6月7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书，市场开发公司系涉案土地使用权人。综上，现王哲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摊位享有所有权，其主张系涉案摊位的所有权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哲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哲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化村委会1993年征用土地劳力安置费具领单，证明上诉人等人领取安置补助费和投资商贸城都有具体的名单，并有村民签字盖章。筹建市场时广化村委会和上诉人等农民户均确认每户所交的3500元为集资款。被上诉人一方出具的明细账和退款表没有上诉人等农民户的签名盖章，属于单方制作材料，事后对款项性质的变更，双方未形成合意，不具有款项性质为押金的证明力。2.温州市国资委的录音视频和文字版的说明，证明若被上诉人认为摊位属于国有资产，必然会在市国资委进行登记备案。但市国资委并未办理清产核资、产权登记，原温州市工商局在办理市场人财物等脱钩交接时，并没有认定黄龙商贸城的摊位商铺属于国有资产，故应当属于上诉人等人个人所有。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要求明确广化村“农转非”安置摊位个人长期使用权的报告，证明2003年9月，广化街道广化村村委会向鹿城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提出报告，其中明确：（1）摊位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归村集体、经营权由村落实到个人；（2）摊位是村集体长期使用的店面；（3）所有权属于国家。2.关于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会议纪要，证明农民户需要按照社会同等的标准向市场缴纳租金。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首先，该证据只有复印件。其次，该证据系村内部记账的材料，对外没有证明效力，并且与村委会1993年12月31日对外支付款项的用途是不符合的，因此该份证据明显没有证明力，不具有关联性。其三，从合法性上判断，应当以村委会外部的行为作为判断依据。故证据1没有证明效力。关于证据2，首先，当事人提供的录音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很明显是暗中录的，不具有合法性。其次，证明的内容和真实性无法判断。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村委会所提交的这份申请，不能代表上诉人等农民户认可被上诉人的待证事项。关于证据2，该份证据是在1992年5月12日作出的，是上诉人等农民户土地被征收之前，有关部门的内部磋商形成的文件，不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该会议纪要中第二点说明上诉人等农民户是将自己所有的3500元的劳力安置费投资入股到黄龙商贸城，确定了3500元的性质是集资款，而不是押金。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内载明款项为集资款，该证据的待证事项系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一并阐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涉及的是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未登记备案的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的结论推导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证明待证事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经本院核实该证据确系上诉人方作为另案原告向永嘉县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所提交的证据，因权属确认涉及法律判断，相关认定意见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一方当时有要求上诉人方缴纳租金的事实。另，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中止审理并追加温州市人民政府、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化村村民委员会、九山村村民委员会、双桥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提出上述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正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992年，因原城郊乡九山村集体土地征收事宜，原温州市征地事务处、原城郊乡九山村、原温州市工商局通过《征地（划拨）协议书》就土地征收、征收补偿及征收后土地使用权归属作出明确约定，征地后土地使用权归原温州市工商局，原城郊乡九山村作为被征收对象不得以任何借口阻碍原温州市工商局施工。1992年7月10日《市工业品中心市场有关问题协调会纪要》进一步明确，对于建成后的商贸城向被征收村集体安排摊位，摊位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村集体，再由村集体将摊位使用经营权落实到人。在摊位使用经营过程中，村集体亦多次向相关部门作出要求落实摊位长期使用权、免收租金的报告，表明村集体确认涉案摊位仅具有使用权性质，而上诉人作为原城郊乡九山村村民因村集体落实取得涉案摊位使用经营权，自始未取得摊位所有权。关于上诉人缴纳3500元款项的性质。原城郊乡九山村作为款项支付一方，虽然在向原温州市工业品中心市场转账时注明为“摊位集资款”，但原温州市工商局作为款项收取一方，在1992年7月10日《市工业品中心市场有关问题协调会纪要》中载明以押金款性质收取3500元，结合原城郊乡广化村在2001年左右退还款项时亦备注款项性质为押金款，即双方约定缴纳款项的性质为押金款，且款项收取方以押金款名义收取并退还。故原判将3500元款项性质确认为摊位押金款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原城郊乡广化村在向村民制作劳力安置费具领单或出具收款收据时对3500元款项的记录，系村集体内部行为，对村集体的合同相对人不产生相应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缴纳3500元押金款仅为其取得摊位经营权的条件，并不能成为其享有所有权的依据。综合上述分析，上诉人对涉案摊位享有使用经营权益，其诉请主张摊位商铺房屋所有权，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未予认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摊位商铺土地使用权。上述征收协议已就被征收土地使用权归属作出约定，原判业已就涉案土地使用权设立、变更作出认定，本院不再赘述。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被上诉人已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书，现无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有误，应认定被上诉人系涉案土地使用权人。综上所述，王哲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哲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伟达审判员  郑明岳审判员  白海玲审判员  邓习军审判员  吴跃玲审判员  郑文平审判员  黄百隆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潘 曦书记员  戴 扬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