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8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民，男，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瞿溪路******。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耀飞，男，196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住上海市徐汇区陕西南路****>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新华，上海铭佳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青，上海铭佳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范，男，195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住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楚，上海市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旦，上海市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国民、何耀飞、徐范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7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国民、何耀飞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7563号民事判决，改判徐范支付宋国民、何耀飞剩余动迁补偿款4，418，042元；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徐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肯定了三方之间合伙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无视宋国民、何耀飞与徐范所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投资人公约》与《黄泥山庄开发经营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而径直适用公平原则对本案中的动迁补偿款进行自由裁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备忘录》约定，如果发生征用，所获赔偿归三方共同所有、平均分配，不受各自开发经营时，投资的多和少所影响。在宋国民、何耀飞与徐范有明确约定情况下，应当按照该约定依法分割补偿款，正确的计算方式是以目前已经收到的动迁款总金额10，227，063元扣减税金215，395元后再按照三份平均分配。一审在计算时扣减了赔偿案外人的款项257万元及B区补偿款1，483，358元，不符合《备忘录》关于平均分配的约定。二、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未处理，程序违法。宋国民、何耀飞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徐范支付上诉人应得土地租赁补偿款4，418，042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徐范承担。一审仅判决徐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宋国民、何耀飞补偿款1，572，206元，对于宋国民、何耀飞其余诉讼请求未予以判决或处理，存在程序错误。徐范辩称，不同意宋国民、何耀飞的上诉请求。理由在于：一、不应按照《备忘录》分配动迁补偿款，根据一审中宋国民、何耀飞提供的证据，合伙到2012年1月份就没有记账了，故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散伙，既然合伙已经解散就不应再适用《备忘录》的约定。涉案的107亩土地中有大量的垃圾地，徐范为此做出了大量投入，而在2012年后宋国民、何耀飞就退出了涉案土地的经营，在2012年之前二人投入种植的树木也因为土质不好基本全部死亡。此后，涉案土地的改造、租金及水电费的支付、承租人的管理等工作均由徐范进行。并且，2017年10月31日，三方对有关黄泥山庄拆迁利益的分配已经达成协议，徐范根据协议分别付给宋国民、何耀飞各自120万元，因此宋国民、何耀飞不应该再主张拆迁补偿款。二、一审处理了宋国民、何耀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遗漏。徐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国民、何耀飞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宋国民、何耀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徐范与宋国民、何耀飞自2012年5月始已形成事实上的散伙。事实上的散伙不是必然导致合伙清算，合伙人清算不能，并不意味着合伙关系存续。故《备忘录》不能作为分配利益的依据。二、本案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具体如下：1．一审认定23.9亩土地上的利益不在107亩的补偿款范围内，显然是错误的；2．徐范对刘某某补偿的20万元，原审判决未予扣除，与事实不符；3．徐范应付上海林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厚公司)补偿款180万元，原审认定100万元，少扣除80万元存在错误；4．徐范应支付对上海沃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隆公司)补偿款509，570元，原审只扣除徐范给予沃隆公司25万元的补偿款，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徐范自己列出的509，570元，是已经计算了50％后的评估值的金额。宋国民、何耀飞辩称，不同意徐范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三方之间从未达成过合伙解散的协议，徐范所称的合伙已经事实上解散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对于三方合伙关系存在的阐述是正确的，应当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分配拆迁补偿利益。二、本案的争议是针对三方合伙经营的107亩土地所涉及的补偿款分配，徐范一审中也自认其自己经营了23.9亩的土地，并不包括在107亩土地的范围之内，因此一审认定23.9亩土地的利益不包括在107亩土地的范围之内符合事实。三、徐范一审中自认刘某某承租的土地不在107亩的范围之内，因此一审对于涉及刘某某的补偿款20万元的认定是正确的。四、林厚公司并非涉案土地的承租方，而是作为工程方参与了河道淤泥清理，因此对于林厚公司的补偿应由徐范自行承担，对于林厚公司的100万，不应扣减。五、徐范对沃隆公司、林厚公司等所有案外人的补偿都是个人行为，应由其自己承担，不应当在三方合伙的补偿款里扣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何耀飞与徐范及案外人肖某开始合伙租赁青岗村共计107亩土地经营绿化苗木种植。由徐范作为代表与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青岗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2005年7月，案外人肖某退出，宋国民加入，2005年7月、8月，宋国民支付徐范投资款25万元。之后，三方陆续在上述租赁土地上进行树木种植，其中南面50亩土地三方进行重点开发，北面57亩土地最北面靠近垃圾堆，三人在北面的土地上种植树木，但因土地质量不好，树木死亡，三人重新种植树木反复多次。2007年3月1日，宋国民、何耀飞与徐范签订一份《投资人公约》，公约中约定，青岗生产开发基地由何耀飞、徐范、宋国民三人向青岗村租赁土地，共同投资开发，每人出资额相等具有同等的权利义务。2009年7月1日，徐范(即甲方)、何耀飞(即乙方)、宋国民(即丙方)再次签订一份《备忘录》，载明：黄泥山庄经过多年的合作开发经营，成果不尽人意。面对目前的状况，三方多次讨论协议，最终达成如下共识：南面围墙内黄泥山庄本部50亩，甲方乙方同意让丙方(即宋国民)单独开发经营，丙方每年给甲方一万五千元，给乙方贰万元的经营权转让费，由此甲方仅保留1号房东面一间房屋作为独立的个人办公室使用。北面57亩部分(除甲方单独经营的小围墙内约6亩部分)甲乙丙三方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目前此部分给他公司用作有偿堆积河道淤泥之用，等到工程结束，收益由三方平均分配后，甲乙丙应协商合作开发事宜统筹规划整幅地块开发布局，经北面部分改造成为以林业果木为主副业为辅的欣欣向荣的新农田。南面围墙内丙方的单独开发经营应该在原有的共同开发产生的基础上，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建设速度，把本部改造成为生态环境良好，跟周围乡村溶为一体的休闲场所，丙方在经营休闲场所时应该优先甲方乙方使用休闲场所，收费方面应该给甲方乙方合理的价格优惠，丙方独自承担经营活动产生的经济上的盈亏，在承包期所产生的责任由承包人负责。南北两地块各自经营的时间应该与我们同农经站鉴定的合同期限一致。对外，甲乙丙依旧是单一的经济实体，遇有跟农经站合同到期延期等事宜，三方应协调一致，如果发生征用，所获赔偿归三方共同所有，平均分配，不受各自开发经营时，投资的多和少所影响，甲乙丙各自承担自己所使用土地数量的年租金。按时交纳农经站。2009年12月18日，出租方嘉定区菊园新区农业经营管理综合服务站(即甲方)与承租方徐范(即乙方)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青岗村(彭门)二队一块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乙方(徐范、宋国民、何耀飞)使用。租赁土地面积共107亩。租赁土地四至为：东靠企业、南靠小河、西靠小河、北靠农经站苗木。乙方租赁用途为：种植绿化、苗木。租赁期间，因国家征用或集体使用该土地，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土地，乙方应无条件服从，乙方所受损失由土地征用或使用单位按嘉定区用地事务所依照有关标准核定的金额进行补偿，不得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并在规定期限内搬迁土地上的财物及设施后及时搬离，把土地交还甲方，甲方将按实际租赁期限退还乙方剩余租金(第六条第二款)；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备忘录》签订后，宋国民、何耀飞在南面50亩进行投资开发，修建了古建筑等，并种植了树木。北面57亩由徐范负责开发，宋国民、何耀飞未再进行资金投入开发。2012年年初，宋国民、何耀飞没有在黄泥山庄南面经营，徐范将黄泥山庄南面租赁给案外人顾某。2012年11月19日，甲方：徐范、宋国民、何耀飞，乙方：曹子明，甲乙双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将位于该土地路南(围墙内)北起到河边，东起正大门向西到底约10亩土地(由双方约定铁网隔断)和该地块路北大门向北小路西面(大沟边)起向北到底约20亩，共计面积约30亩土地，与乙方通过合作培植“对节白蜡”树种的用地，合作期限从2012年起2020年12月31日止。第3.6条约定，在双方合作过程中如遇国家、集体使用或征用该地块时，双方所种植的树种的赔偿或补偿金额甲乙各得50％，由家家绿企业所产生的一切包括无形资产等赔偿或补偿均归乙方所有，树种归乙方所有，如遇赔偿或补偿方需要收回树种的，需按当时的情况有双方同意否则不得用此方法。赔偿或补偿金额需由双方确定认可。与第三方商谈赔偿或补偿时乙方有权全程参与，甲方并将原来由乙方每年交付甲方的“合作风险金”总额从该50％赔偿或补偿金中扣除交还给乙方。协议签订后，曹子明实际在南面50亩土地中租赁了30亩土地进行白蜡种植。2016年2月1日，涉案地块因《关于嘉北郊野公园范围企业单位动迁的通知》进入动迁程序。2017年4月28日，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一份《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农委(黄泥山庄)坐落于菊园新区青冈村非居住房屋协商征收补偿估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值共计13，561，952元，包括A区评估值为4，831，502元，B区评估值为1，483，358元，C区评估值为3，392，522元，D区评估值为3，854，570元，经原徐范确认，A区为南面50亩，B区为北面6亩(即备忘录所载由徐范独自经营的6亩)，C区、D区分别为北面靠垃圾堆的地方。2017年7月13日，上海菊园风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和公司，即甲方)与徐范(即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该租赁合同的终止日为2017年7月13日，在此之前的租金，应由乙方承担并支付。第二条约定，乙方应在2017年8月14日将租赁的土地连同地上建筑物和苗木(若有)、水塘(若有)按照清单(详见附件)交付给甲方；处理A1区白蜡搬移时间在2017年12月30日之前全部搬掉(详见附件)。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按照附件所示清单就租赁合同提前终止后的60天内，甲方按照乙方交付给甲方的地上建筑物、苗木、水塘等物品，按照评估价格包干1395万元给予补偿，分三期支付，第一期50％，金额为697.5万元；第二期，待全部搬清后付30％，金额为418.5万，另扣除2016年全年租金53，500元、2017年半年租金42，800元，共计租金96，300元，实际支付金额为408.87万元；第三期，待白蜡搬移完成后支付剩余20％，金额为279万元。嗣后，风和公司陆续向徐范支付款项10，227，063元，徐范陆续搬离涉案地块，曹子明所租赁的场地至今尚未搬离。2017年10月31日，徐范分别支付宋国民、何耀飞各120万元。2018年3月8日，徐范缴纳税金215，395元。另查明：因曹子明所租赁场地至今未搬离，风和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9)沪0114民初19241号，该案一审判决：徐范、曹子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位于嘉定区菊园新区青岗村(彭门)二队107亩土地上的对节白蜡等搬移，并将上述土地返还风和公司，该判决经二审维持后现已生效。该案判决书中事实认定部分载明：2016年1月13日，菊园管委会发布《菊园新区集体房屋和土地租赁管理办法》，明确：管理范围的土地是指在2004年实行镇保后，土地经营权流转至新区的农村集体土地，含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农业用地新区委托风和公司进行日常经营管理，菊园新区农村办公室负责日常业务监督；风和公司负责农业用地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包括负责拟定农业土地经营管理方案、负责种农业用地的集体经营管理工作、签订农业用地土地承租合同、负责农业用地土地租金的收缴工作并足额上缴财政，发现违法违规搭建等行为要及时阻止，并及时上报农村工作办公室等。另，经徐范申请，一审法院就本案情况向原农经站站长徐道明进行事实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笔录中载明：动迁办与风和公司签动迁协议，风和公司与徐范解除合同，相应款项即补偿款。徐范自己弄的地不在补偿款里。一审法院同时对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戴玮蓉进行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评估报告资料，其中C、D区共计包含了1，488，350元的原垃圾场挖填种植土的补偿款。以上事实，由宋国民、何耀飞提供的收条、土地租赁协议书、合伙投资人公约、黄泥山庄开发经营备忘录、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记帐凭证、银行对账单及徐范提供的关于嘉北郊野公园范围企业单位动迁的通知、估价报告、合作协议书、(2019)沪0114民初19241号民事判决书、本案调查笔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再查明：徐范就涉案租赁土地分别租赁给六个案外人，并在拆迁补偿后分别支付了补偿款给案外人。具体情况如下：一、2012年5月18日，上海企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范)与案外人上海寰盛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承包租用青岗二队黄泥山庄的协议，2013年12月18日，因寰盛公司拖欠租金，企帆公司提出解除合同。2017年12月18日，徐范与寰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某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徐范补偿顾某30万元。2018年1月9日、同年2月8日徐范共计支付顾某30万元。上述事实，徐范提供了租用协议、解约声明、协议书以及转账凭证、证人证言为证。二、2013年12月18日，徐范与徐某签订一份协商纪要，约定徐范同意徐某即日起承包租用黄泥山庄，承包租用具体条款参照徐范同寰盛公司签订的《租用协议》。2017年9月29日，企帆公司与徐某、汤伟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终止双方的租用协议，并支付徐某、汤伟补偿款80万元，合同约定将20万元支付给徐某，60万元支付给汤伟。同日，双方签订一份黄泥山庄搬迁物品清单。2017年10月31日，徐范妻子支付汤伟40万元，2018年1月9日，徐范支付徐某20万元，2018年1月18日，徐范支付给汤伟19万元。上述事实，徐范提供了协商纪要、协议书、转账凭证等为证。三、2008年3月18日，徐范(甲方)与林厚公司(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赁的土地在青岗黄泥山庄北侧的部分空地，乙方可以在该地块建办公用房、临时工棚及铺设水泥场地等，乙方租赁的土地用于种植树木及其他用途，考虑到乙方要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免租期为三年，至第四年开始收取租金，每年的租金为2万元，二年不变，以后逐年递增，每年递增比例为5％。2017年12月8日，徐范与林厚公司签订一份土地租赁补偿协议，约定徐范补偿林厚公司180万元。2019年1月18日，徐范妻子凌风支付给林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伟林90万元，2018年4月3日，徐范支付张伟林70万元。以上事实，徐范提供土地租赁合同、补偿协议、转账凭证、证人证言为证。四、2011年12月1日，徐范(甲方)与刘某某(乙方)签订一份租赁协议书，约定乙方租赁的土地坐落于青岗村黄泥山庄地块中的东北侧(即河浜围填地块区域)。乙方在其租赁的土地上，可以搭建配套用房和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乙方租赁的土地只能种植树木和农作物，不能用作他用。租金为年2万元，每年的12月1日前支付一年的租金，第三年起每年递增30％。2017年11月，双方协商，徐范补偿刘某某20万元，2018年2月12日，徐范妻子凌风支付刘某某10万元。以上事实，徐范提供土地租赁合同、转账凭证为证。五、2017年12月15日，徐范与葛某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徐范补偿葛某葡萄园25万元，协议书载明已付3万元。2018年1月9日，徐范支付葛某20万元。以上事实，徐范提供土地租赁合同、转账凭证为证。六、2012年5月15日，企帆公司(甲方)与沃隆公司签订一份名贵树种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在本地块(青岗彭门北侧)利用甲方租地合作经营红豆杉等树种。2017年7月27日，企帆公司与沃隆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徐范支付补偿款55万元。2017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13日，徐范及徐范妻子支付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海明共计55万元。以上事实，徐范提供合作协议、补偿协议、转账凭证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三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在2012年5月自然解除？徐范认为宋国民、何耀飞在2012年5月之后就退出合伙租赁土地，双方合伙关系已经自然解除，首先，三方在2012年11月就曹子明租赁部分土地与曹子明签订合伙协议，说明双方仍作为合伙人进行决策；其次，从现有证据来看，宋国民、何耀飞在前期进行了投资，三方共同对土地进行了改造，即使2012年之后宋国民、何耀飞实际未在涉案租赁土地上经营，也不能视为三方已经解除了合伙协议；最后，徐范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三方就合伙期间的财产进行了清算。故综合以上，一审法院认为徐范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是，基于2012年之后宋国民、何耀飞未再参与经营，由徐范独自经营，故2012年之后的合伙状态类似于2009年备忘录中南面50亩由宋国民经营的状态，相当于宋国民、何耀飞承包给徐范经营，根据备忘录的约定，可以认为经营期间由徐范自负盈亏，对于2009年到2012年期间宋国民独立经营南面50亩的投入和收益宋国民、何耀飞未在本案中主张，同理徐范经营期间的投入和收益本案中也不予结算。二、本案所涉款项是否为《备忘录》所载的拆迁补偿款？徐范抗辩，本案所涉款项不是拆迁利益的补偿，而是由于土地出租方违约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补偿，因此不适用《备忘录》中所谓三方共有，平均分配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风和公司与徐范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载明了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人需要将该地块用于公益用途，且解除协议中载明的费用也称为补偿费，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金额即为拆迁补偿款，徐范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徐范主张的给予案外人的补偿款是否在本案补偿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的补偿款的来源主要根据评估报告，基于评估报告共计分为A区、B区、C区、D区，根据2009年的备忘录约定，B区的6亩确定为徐范独自经营，故该部分补偿款应由徐范所有；其次，徐范支付给案外人的补偿款应当在总的补偿款中予以扣除，剩余的补偿款三方均分。理由如下：第一，即使宋国民、何耀飞主张在2009年之前宋国民、何耀飞和徐范三方对北面的57亩进行投资并种植了苗木，但双方均确认北面57亩土地的质量不好，导致苗木容易死亡，苗木需要养护、照料，基于2009年后宋国民、何耀飞未继续投资经营，未对苗木进行养护，也未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鉴于评估报告中有很大部分金额是对苗木等的估价，故在分配补偿款时应当大部分对徐范倾斜；第二，2009年《备忘录》签订的背景是三方对南面50亩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对北面尚未有大量投资，《备忘录》中也约定了三方应继续对北面进行投资，但宋国民、何耀飞自认2009年之后宋国民、何耀飞未继续对北面57亩进行投资，且2012年之后宋国民、何耀飞离开涉案租赁土地，没有参与经营，说明2009年签订《备忘录》的背景已经全部改变，再根据《备忘录》的约定进行补偿款的分配显失公平。第三，关于曹子明租赁的土地，宋国民、何耀飞和徐范均确认其应当有相应的补偿款，但因为曹子明尚未搬离，所以尚未给付，既然曹子明作为案外人租赁涉案土地享有补偿利益，徐范租赁给其他案外人也应当有相应的补偿利益，至于徐范以个人名义对外出租，是否视为徐范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租赁土地是由徐范个人与农经站签订租赁协议，在解除租赁协议时也是以徐范个人名义签订，那么在经营过程中，徐范以个人名义对外出租也符合常理，并不能认为徐范个人对外出租就是个人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宋国民、何耀飞和徐范三方承担。第四，在庭审中，宋国民、何耀飞自认2012年后徐范的确自行将黄泥山庄南面租赁给了案外人，且宋国民、何耀飞自认徐范租赁了两次，故徐范主张的租赁给顾某、徐某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且从宋国民、何耀飞自认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黄泥山庄南面没有对外经营，那么就徐范举证的黄泥山庄南面相应的装修和装饰部分由案外人顾某、徐某新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对于徐范补偿给案外人顾某、徐某的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五，从宋国民、何耀飞和徐范签订的《备忘录》来看，黄泥山庄北面的57亩在2009年尚用于其它公司作有偿堆积河道淤泥之用，故可以推定此时北面的57亩尚未有大量的建筑物及树木，且宋国民、何耀飞也自认三方在前期投资重点投资了南面50亩，2009年之后宋国民、何耀飞未对北面继续进行投资，在2012年之后未在租赁的107亩进行投资经营，也对徐范租赁给案外人有某某了解，特别是案外人葛某，宋国民、何耀飞是知情的，故徐范主张北面由其投资种植了苗木并部分租赁给案外人种植苗木、修建建筑物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徐范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徐范实际已经给付给案外人的补偿款，对于未实际给付的补偿款，徐范可在实际给付后，在后续补偿款中一并处理，一审案件不进行处理，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其中对徐范补偿给葛某、顾某、徐某的补偿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案外人刘某某的补偿款，徐范自认刘某某租赁范围为107亩之外，因风和公司与徐范签订的解除协议确定的是107亩的补偿，徐范提供确定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刘某某的补偿款包含在总的补偿款中，故对于刘某某的补偿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定；3．对于林厚公司的补偿款，林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证证明其租赁的土地大概6亩左右，其主张种植了苗木，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但从其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其参与了河道淤泥清理，改造土地，评估报告中关于原垃圾场挖填种植土补偿款共计1，488，350元，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关于林厚公司的补偿款为100万元；4．关于沃隆公司的补偿款，因徐范与沃隆公司的协议约定，如遇政府拆迁，以赔偿审计价为准，再此基础上双方各得50％补偿款，徐范自列的沃隆公司的评估值为509，57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沃隆公司的补偿款为25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徐范应当支付给案外人补偿款为257万元。故扣除徐范缴纳的税金及B区的评估价值后，徐范仍应支付宋国民、何耀飞补偿款共计1，572，206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徐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宋国民、何耀飞补偿款1，572，20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14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7，144元，由宋国民、何耀飞负担30，367元，由徐范负担16，777元(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合伙是否在2012年5月事实上解散；二、一审判决认定的补偿金额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徐范主张合伙在2012年5月已经事实上解散，因此《备忘录》中的约定不应再适用。对此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三方并未达成过解散合伙的合意，即便在2012年5月之后，事实上宋国民、何耀飞较少参与合伙经营，也不能据此得出合伙已经在事实上解散的结论。并且，在涉案土地对外出租及动迁的过程中，徐范在同次承租人及动迁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也均认可涉案土地是其与宋国民、何耀飞共同经营的。因此本院认为，徐范称合伙已经事实上解除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对此，一审已作充分阐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涉案《备忘录》签署后，三方并未签署过协议对《备忘录》解除或变更，在合伙未解散的情况下，对于涉案动迁补偿款宋国民、何耀飞有权参与分配。关于争议焦点二。宋国民、何耀飞认为，根据《备忘录》中关于平均分配的约定，B区补偿款1，483，358元及赔偿案外人的款项257万元不应在总金额中扣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备忘录》约定北面57亩部分(除徐范单独经营的小围墙内约6亩部分)三方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根据该约定，徐范单独经营的6亩土地的权利义务，不在三方共同享有权利义务的范围之内，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该6亩土地即评估报告中的B区土地，一审据此将B区补偿款1，483，358元在总金额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其次，宋国民与何耀飞虽然在2012年之后较少参与合伙经营，但其在庭审中也认可涉案土地对外出租，存在次承租人。土地动迁必然涉及对次承租人的补偿，该补偿款属于合伙的共同事务，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并在合伙人应分配的动迁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因此，对于宋国民、何耀飞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徐范认为，一审对于补偿金额的认定存在不当。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一审中徐范主张，23.9亩的土地是其另外经营的，不属于合伙经营的107亩土地范围之内，但是23.9亩的动迁利益包含在本案动迁款中。徐范称23.9亩自行经营土地的动迁利益包含在本案补偿款中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也与一审法院对农经站及评估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悖，故对徐范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一审中徐范自认刘某某承租的土地在上述23.9亩的土地之内，因此一审对刘某某的补偿款未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再次，一审中林厚公司陈述，其取得的补偿款包含作为次承租人的补偿和参与河道淤泥清理及土地改造的补偿。徐范没有证据证明其补偿款总金额中上述两部分补偿的具体比例，一审据此酌定，林厚公司的补偿款金额为100万元，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可。最后，徐范主张其对沃隆公司的补偿款应为509，570元，这与其一审中自列的沃隆公司的评估值及双方协议约定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的补偿款金额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宋国民、何耀飞、徐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93元，由宋国民、何耀飞负担42，144元，由徐范负担18，9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宇审 判 员 赵 炜审 判 员 肖光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贾妍彦书 记 员 黄琪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