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某，女，1985年4月20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吉林市丰满区邦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解某，男，1990年7月13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吉林金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因与被上诉人解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被上诉人解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解某的诉讼请求；支持徐某的反诉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解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1日，解某与徐某的丈夫商谈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事宜，并征得其同意后第二日起解某未继续合作”是错误的。因为在《投资合作协议》中第二条明确约定“三年内乙方不许撤股”，而且徐某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同意被徐某解除合同，而且双方并不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一审判决中仅以解某与其在石家庄的妻子微信聊天记录为依据，认定徐某同意解除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一次性退还30万元投资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解某提出徐某未能按约定支付2018年度季度红利，属于徐某根本违约，造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错误的。首先，解某违约在先。根据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解某应积极为徐某献计献策并参与日常管理和拍摄工作”，但解某在2018年一年里，总计上班时间才123.5天，其中11月份只上了半天班，12月份一天班都没有上，应当认定解某根本违约。其次，2018年因为效益不好，全年实际收入共计178,787元，而一年的房租费用就是22万元，加上运营成本及人员开支等支出，每季度均处于赤字状态，没有赢利何谈利润分红。根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徐某不存在违约行为，且自身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根本违约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判令徐某赔偿解某损失费15万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是投资者从赢利中获取分红，但2018年的经营虽然没有赢利，但解某在2018年除了获得基本工资之外，还得到了提成款3652元，这应当是解某从利润中获取的分红，虽然属于工资范围，但解某确实从中获得了效益。徐某并没有亏欠解某的任何经济利益，也没有影响徐某的收入。只是由于解某不正常上班导致其收入不佳，而影响其自身效益，最终于2018年11月9日就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有月出勤登记为凭），足以证明，解某根本违约。为此，一审法院认定徐某违约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一审法院对徐某反诉要求解某按约定赔偿损失费15万元不予支持是错误的。2018年解某也参与了摄影服务部的经营和管理，赢利还是亏损是市场决定的，徐某不是在赢利后不给解某分红，而是在亏损的情况下没有利润可分，这一点解某也是十分清楚的。况且，解某在一年之中没有按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履行，2018年第四季度解某仅仅才上了8天半的班，觉得效益不好了，就要求退股，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投资合作协议》第二条“三年内解某不许撤股，合同期满，如双方合同解除，徐某退还解某前期投入30万元本金”的约定，且解某违约在先，就应当依照《合作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赔偿损失15万元。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的客观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维护徐某的合法权益。解某辩称，徐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解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的合同，要求徐某退还解某投资款30万元；二、要求徐某给付解某投资应得利润款13万元；三、要求徐某赔偿解某损失费15万元；四、案件受理费由徐某承担。徐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解某偿还徐某15万元经济损失；二、依法判令解某返还不当得利49,088元；三、反诉费由解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起，解某在徐某与其丈夫经营的吉林市亚田摄影工作室儿童摄影部担任摄影助理工作。2017年7月7日，徐某为甲方、解某为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经双方充分协商，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甲方同意乙方在其名下的亚田映像摄影服务部的儿童摄影部（BABYKISS）投资30万元，并持有该摄影部纯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股份。具体如下：一、双方合作期间账目必须公开、透明。乙方应积极为甲方献计献策并参与日常管理和拍摄工作；二、双方合作期间按照季度必须算清账目分红一次。甲方允许乙方长期持有该股份。三年内乙方不许撤股。合同期满，如甲乙双方合同解除，甲方退还乙方前期投入30万元本金；三、甲方承诺三年合同期内如果乙方分得利润小于乙方投资金额则甲方补满乙方投资金额30万元，如果该摄影部扩大规模乙方可追加投资（占有股份再定）；四、双方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违约解除合作，一方违约赔偿对方15万元损失费；五、如若甲乙双方在合同期满后选择解除合作，即解除合作日起，乙方三年内不得在同城市（吉林市）开办经营儿童摄影店。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即生效。”2017年7月17日，解某向徐某转账支付30万元投资款，并由徐某出具了收据。双方签订协议后，解某继续在徐某经营的吉林市亚田摄影工作室儿童摄影部与徐某的丈夫共同担任摄影师工作。2017年7月起至2018年12月止，徐某向解某支付工资28,712元。2017年9月26日，徐某的丈夫向解某现金支付利润10,000元；2017年10月31日收到徐某微信转账支付利润5000元；2017年12月21日，徐某配偶向解某微信转账利润3000元。徐某向解某支付利润共计18,000元。2019年1月1日，解某与徐某的丈夫商谈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事宜，并征得其同意后第二日起解某未继续合作。现徐某经营的吉林市亚田摄影工作室继续经营当中。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本案中，解某与徐某间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后，解某按约定投资了30万元，截至2017年末徐某按季度支付了红利，应认定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因此，该投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双方之间的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期间按照季度必须算清分红一次”，但在庭审中徐某未能提供2018年度按季度与解某分红的证据。因此，解某提出因徐某未能按约定支付2018年度每季度红利，属于徐某根本违约，造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有理由相信徐某的丈夫有代理权为由，2019年1月1日与其商谈解除投资合作协议的事实，予以采信。因该工作室系徐某经营，其丈夫与解某工作在儿童摄影部，且双方于2019年1月1日商谈解除事宜之后解某未继续上班并合作，徐某亦未追究此事，应认定徐某对与解某解除合同事宜的追认。但徐某未能主动履行解除合同的义务，应按法定解除，即徐某的违约行为导致解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解某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及按合同约定退还投资款30万元，并因徐某违约按约定应赔偿15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解某主张投资应得利润款13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间的合作协议期限尚未届满，亦未提供在2018年度合作经营期间是否存在利润的证据，且双方之间未清算，应另行主张。关于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的问题。在投资合作协议中虽然约定了“三年内乙方不许撤股”,但在庭审中查明，双方在合作经营期间，因徐某的违约行为导致解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对此徐某存在过错，亦未能提供解某存在过错或违约行为的证据，故其主张按约定赔偿损失费15万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徐某提出应当返还49,088元不当得利的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双方签订协议后2017年度徐某除工资外支付了18,000元，该款项应当认定为按约定解某应得的红利；其余款项系解某在徐某经营的吉林市亚田摄影工作室从事摄影师工作中应得的工资，并非不当得利。故徐某提出的反诉请求，不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解除解某与徐某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解某一次性退还投资款30万元，并赔偿损失费15万元，合计45万元整；三、驳回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徐某的反诉请求。二审中，徐某新提供2018年1-12月份摄影部工资表及刷卡记录表、2018年1-12月份收入、支出明细表、成本收据、房屋租赁合同及银行业务凭证、工人工资银行对账单等共计两组证据，以此证明解某在履行投资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因摄影部亏损没有盈利没有分红，故徐某不存在违约行为。解某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双方投资合作的是儿童摄影部，徐某提供的是整个摄影工作室的自制账目，不具有真实性及证明力，与本案无关。本院综合评判认为，徐某新提供的以上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必要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双方当事人因该协议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产生争议。依据审理的情况，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1日，解某与徐某的丈夫商谈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事宜，并征得其同意后第二日起解某未继续合作”这一事实均表示无异议，结合徐某的丈夫也担任该儿童摄影部摄影师工作、徐某对其丈夫与解某协商解除协议的事实未提出异议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徐某丈夫与解某协商解除《投资合作协议》的法律后果及于徐某，故涉案《投资合作协议》自2019年1月1日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双方就该协议解除后的清算问题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并不因此影响《投资合作协议》已经于2019年1月1日协商解除的法律事实成立。故本院对于解某所提判令解除《投资合作协议》的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解某请求徐某返还3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双方所签《投资合作协议》第二、三项约定内容具有合同清理条款的性质，如果协议按期履行完毕双方不再续约，则徐某应依该协议第二项约定“退还解某前期投入30万元本金”及第三项约定“三年合同期内如果解某分得利润小于其投资金额则徐某补满解某投资金额30万元”。因双方所签协议已经协商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所签协议内容及履行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徐某应当返还解某30万元投资款既符合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符合公平原则。故本院对于解某请求徐某退还3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解某所提要求徐某给付应得利润款13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二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对此系其自行估算，故本院对其所提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投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经协商提前解除，协议未能按照约定的三年履行期限履行完毕，对此各方当事人虽均主张对方存在违约行为，但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各自主张对方存在违约行为的观点均不能成立，对此要求对方给予赔偿损失15万元的本诉及反诉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徐某反诉请求解某返还不当得利49,088元，因徐某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解某构成不当得利，故本院对其所提这一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二、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解某一次性退还投资款30万元；三、驳回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徐某的反诉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7,216元，由解某负担5200元，由徐某负担12,0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春露审判员  郭立坤审判员  李 昂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