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春田，男，1964年7月1日生，汉族，居民，住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成有，江苏赵成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赫，江苏赵成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华民，男，1963年7月10日生，汉族，居民，住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景莉，女，1965年10月24日生，汉族，居民，住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峰江，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乔，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大厂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北新区山畔二村**。法定代表人：赵元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弘弼，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春田因与被上诉人刘华民、蔡景莉、原审第三人南京大厂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房地产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6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春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通过伪造上诉人签名方式，欺骗第三人对涉案房屋进行承租人登记变更，并获取《公有房屋租赁契约》。现通过《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可以直接证明，相关签名系伪造，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通过该非法方式取得的《共有房屋租赁契约》应属无效。但原审法院却认为被上诉人蔡景莉已与第三人签订《公有住房租赁契约》并实际履行，蔡景莉系涉案房屋合法承租人,却未考虑被上诉人变更登记中采用方式的非法性，从而影响《公有住房租赁契约》的效力性，故原审法院对该认定应属错误。(2)涉案房屋性质的特殊性，决定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承租资质,原审法院对此事实未查清，且未作出有关认定。根据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于2019年8月15曰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阮春田原是南京市公安局大厂分局民警，涉案房屋尽管在第三人名下，但是归当时南京市公安局大厂分局使用。根据该《证明》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系1985年10月，大厂分局对在职民警住房进行分配和调整，从而将涉案房屋分配给阮春田居住使用。即涉案房屋是公有住房，大厂分局将涉案房屋分配阮春田居住，是阮春田当时作为在职民警所享有的住房福利，而刘华民、蔡景莉均非公安局民警或职工，因此刘华民、蔡景莉也无权直接向第三人承租使用。换句话说，涉案房屋处于国家特殊年代，其因受政府委托，第三人将涉案房屋交与大厂公安分局使用，以解决在编民警的住房问题，也就是说涉案房屋不是可人都可以承租的。另外，被上诉人蔡景莉系南化公司正式职工，其与被上诉人刘华民均按照国家政策已经享受过夫妻福利分房待遇，被上诉人也不符合再次承租公有住房的条件。(3)第三人所提供的2003年12月17日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被上诉人并不能说明其《证明》的合法来源，一审法院也未进行查明。根据公安机关文书书写惯例，以手写的方式出具《证明》不符合公安局对外出具文书惯例，且该《证明》的行书方式也不符合公安局习惯。况且，被上诉人蔡景莉非公安局职工，公安局不可能向其出具证明。按第三人陈述，该《证明》以及《申请换户名报告》均是上诉人提供的，是上诉人本人到第三人处现场提交的相关申请并做变更手续。而现已查明《申请换户名报告》签名非上诉人本人所写，故与之同时提供的公安局《证明》也不可能系上诉人提供。(4)根据2004年10月21日载有“阮春田”签名的《申请换户报告》，被上诉人刘华民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该报告的内容是其书写，签名是上诉人本人所签。而该报告的内容为“本人承租山畔村482号公房一间，现因本人亲戚无房居住”等字样，可以印证上诉人当时是将涉案房屋借其居住而并非买卖或转让关系，若是买卖或转让关系，被上诉人书写“本人亲戚无房居住”的表述不符合常理。另外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存在转让或买卖关系，现已证实申请换户报告上的签名系其伪造，故被上诉人的买卖或转让关系主张不能成立。而原审法院对该事实并未进行查明，也未作出有关认定。二、关于涉案房屋租金问题。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蔡景莉已与第三人订立《公有住房租赁契约》并实际履行租赁契约，缴纳租金。而涉案房屋当时因上诉人改善住房条件暂时搬离（当时房屋存在多处漏水问题，上诉人临时住朋友家，其至今无任何房产）而空置，因被上诉人刘华民与上诉人为朋友关系，而被上诉人刘华民的岳父母无处居住，故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请求将涉案房屋无偿借予其居住。因涉案房屋无偿借其居住，由被上诉人代上诉人向第三人缴纳相关房租也符合情理。另上诉人至今从未收到过第三人关于租金催缴通知单等类似文书，也从未收到第三人解除房屋租赁关系告知书等。三、被上诉人通过伪造上诉人签名的非法方式，与第三人订立《公有住房租赁契约》，获取有关拆迁利益，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相关拆迁利益，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依法作出有关认定，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华民、蔡景莉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依据。本案中案涉房产所有权归第三人即大厂房地产公司所有，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大厂房地产公司对自己所有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大厂房地产公司有权将案涉房屋租赁给任何人，故自2004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蔡景莉与大厂房地产公司订立《公有住房租赁契约》，双方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租赁契约，交纳租金，一直居住使用案涉房屋几十年直至拆迁。2、上诉人并非是返还原物（占有）的适格主体，返还原物适格主体是原物的所有权人，本案中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大厂房地产公司。上诉人并非返还占有的适格主体，返还占有的适格主体是案涉房屋的有权占有人，本案中案涉房屋的原有权占有人是上诉人，因历史原因案涉房屋分配给当时的在编民警租赁使用，但阮春田因故辞职不再属于民警编制，故在其离职起不再属于有权占有。结合本案，上诉人并非返还原物（占有）的适格主体。3、返还占有请求权的除斥期间早已丧失。根据《物权法》第245条规定，占有人返还原物请求权自侵占之日起一年未行使该请求权消灭，十六年后被上诉人早已经获得了返还占有请求权的除斥经过的抗辩权。4、南京市拆迁补偿政策只针对房屋所有权人和实际承租人进行的补偿。根据《南京江北新区直管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清区管发（2018）228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征收住宅房屋的…”，上述种种证据表明，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被上诉人刘华民、蔡景莉，且两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居住十多年时间，且一直按期向大厂房地产公司交纳租赁费和向有关部门交纳水电费，阮春田作为曾经的承租人无权主张该拆迁补偿。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大厂房地产公司述称，请求法院法院判决。阮春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华民、蔡景莉向阮春田返还拆迁利益821723元;2.判令刘华民、蔡景莉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阮春田曾系南京市公安局大厂分局的民警，阮春田与刘华民曾系朋友关系，刘华民与蔡景莉系夫妻关系。坐落于南京市大厂区京市公有房屋，所有权单位为大厂房地产公司。1985年10月，南京市公安局大厂分局（现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将南京市大厂区山畔村482号房屋租赁给阮春田居住使用。2002年至2003年期间，阮春田与刘华民等四人共同经营茶社，后其他三人退出，由阮春田独自经营，最终因经营不善而关闭。2003年12月17日，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局向沿江开发区房产经营开发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山畔街道山畔街482#房屋使用权系我局所有。1986年分配给原我局民警阮春田居住。请予办理相关手续为盼。2004年10月21日，南京市大厂区房地产经营公司收到《申请换户名报告》一张，载明：“本人承租山畔村482号公房一间，现因本人亲戚无房居住，愿申请将承租人由本人阮春田换为蔡景莉，特此申请，请领导批准为感。申请人：阮春田。2004-10-21”。2004年10月26日，蔡景莉与大厂房地产公司订立《公有住房租赁契约》，由蔡景莉承租涉案房屋，使用面积26.8㎡。自2005年至拆迁之前，涉案房屋一直由蔡景莉居住使用，租金一直由蔡景莉交纳。2019年9月2日，大厂房地产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系其直管公房，建筑面积34.3平方米，由蔡景莉承租。2019年9月6日，蔡景莉（承租人、丙方）与大厂房地产公司（被征收人、乙方）、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大厂街道办事处（房屋征收部门、甲方）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货币补偿专用）一份，甲方支付涉案房屋被征收补偿款共计880458元（含房屋征收补偿金额为568351元，签约期内搬家奖励113670元，奖励期内搬家再奖励113670元，补助费用合计65615元，装饰、装修、附补费用19152元）。其中，甲方向乙方支付56835元，甲方向丙方支付823623元。案件审理过程中，阮春田申请对《申请换户名报告》中落款处“阮春田”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向其释明，鉴定结论可能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其坚持申请鉴定。2020年4月14日，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署期“2004-10-21”的《申请换户名报告》中“申请人”处“阮春田”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明》《申请换户名报告》《公有住房租赁契约》、租金收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公有住房，产权单位为大厂房地产公司。虽阮春田曾经系涉案房屋承租人，鉴定结论表明《申请换户名报告》中“阮春田”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但蔡景莉与大厂房地产公司于2004年10月26日订立了《公有住房租赁契约》，并实际履行租赁契约，交纳租金、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十几年直至拆迁，该期间阮春田从未提出异议，大厂房地产公司亦明确表示蔡景莉系涉案房屋承租人。故阮春田主张其系涉案房屋承租人，要求刘华民、蔡景莉返还拆迁利益821723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阮春田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阮春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17元，保全费4820元，鉴定费2340元，合计19177元，由阮春田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阮春田对一审判决中查明的2003年12月17日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居向沿江开发区房产经营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存在异议，认为该证明是虚假的；原审第三人大厂房地产公司陈述该证明是其从单位档案中调取并复印后提交给一审法院。被上诉人刘华民、蔡景莉、原审第三人大厂房地产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蔡景莉与大厂房地产公司于2004年10月26日订立了《公有住房租赁契约》，之后即交纳租金、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十余年直至拆迁。大厂房地产公司明确表示蔡景莉系涉案房屋承租人，且上述期间阮春田从未提出异议。阮春田上诉称涉案房屋系其借与被上诉人居住，但其未能提交书面证据加以证明。阮春田在二审中还申请对证明的落款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但该申请对案件审理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故对其申请及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阮春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17元，由上诉人阮春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殷源源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滕文欣书记员郭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