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法定代表人：丘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珊，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如，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文，女，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锐,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文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32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美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如、宋珊，被上诉人阎国顺及其代理人曹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美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文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余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查明重要事实。1.美臣公司自设立以来，余文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公司创始人，实际经营管理公司，控制公司的所有文件。2018年2月，新股东广州市久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为美臣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仲裁期间，余文自称其与公司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且当庭确认其持有该合同原件，并以此主张其工资标准均为5万/月。但在美臣公司以该《劳动合同》涉嫌造假而申请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仲裁庭要求其提交原件后，其以原件留在家中为由要求庭后补交，后又称时间太久找不到原件而无法启动鉴定。美臣公司为查明余文真实的工资标准，于2019年10月26日向余文发出《通知函》，要求其移交其配偶担任实际控制人期间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原件、《股东会任命决议》原件、《董事会任命决议》原件，但余文拒收该《通知函》。2.鉴于余文配偶曾担任美臣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收购并经美臣公司催告后，其拒不提交其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或聘用的相关文件，导致无法查明其原实际工资标准。结合其过往工资实际发放情况，且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美臣公司召开2019年临时股东会,决定余文自2018年2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工资标准为2.5万/月。3.在公司股权收购过程中，公司新旧实际控制人及美臣公司在《股权重组协议》中明确约定，为了公司稳定发展，余文配偶作为原实际控制人及经营管理团队负责人，仍实际经营管理公司，余文担任副总经理。美臣公司提交了载有余文签字的《员工转正审批表》、《薪资调整申请审批表》及《费用报销单》，证明截止至2019年1月其对公司人事管理及公司工资发放享有审批权，与其称自公司收购后未实际履行公司副总经理职权的陈述相互矛盾。4.美臣公司提交了在余文及其配偶实际控制公司期间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形式与余文在仲裁时提交的劳动合同明显不同，且附有《员工岗位薪酬确认书》等附件。显然，余文提交的劳动合同是其为了达到其主张5万/月的工资目的蓄意伪造的。5.一审法院在余文工资标准双方有争议的前提下，仍认定2018年8月起美臣公司对余文降薪，属查明事实错误。由于余文未移交相关文件，导致双方对其工资标准一直存有争议。美臣公司内部管理文件中所谓的降薪，因工资标准无法确定而不予适用。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一审法院在余文无法提交劳动合同、任命文件及薪酬标准的情况下，无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股东会决议决定的薪酬标准不予确认，属适用法律错误。余文自始至终并无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一直以来的工资标准均为5万/月，即双方对薪酬标准未达成一致。且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公司副总经理的薪酬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行使公司内部管理权限，决定副总经理的薪酬需经相对方同意是错误的。在工资标准尚未明确时，股东会决定副总经理的薪酬标准是履行法定职权，无须经相对方同意，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一审法院无视余文以往工资实际发放情况及其副总经理身份，仅以其2018年2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发放及申报金额认定其工资标准为5万/月，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本案仲裁查明余文实际发放工资情况为2014年月平均工资13805.2元、2015年月平均工资7903.31元、2016年月平均工资29182.56元、2017年月平均工资8328.91元。在余文配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余文实际发放工资金额不足2万/月，与其自称的自公司设立以来，其工资标准均为5万/月的事实明显不符。第二，余文并非普通的劳动者，其与其配偶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其配偶是公司股东之一。即在公司原有的劳动关系资料尚未移交给新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公司暂按照原实际控制人及现经营管理人申报的所谓5万/月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不能因此认定公司已认可其工资标准为5万/月。第三，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余文称其与公司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约定工资标准，但其拒不提交劳动合同原件，导致双方对劳动报酬引发争议，应适用集体合同约定或实行同工同酬。但余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无参照薪资标准，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会有权决定其报酬。第四，余文2015年-2017年期间，实际工资发放金额不足2万/月，在公司收购后，其2018年2月-7月工资发放金额为5万/月。但一审法院仅以其个别最高的工资月份金额认定其工资标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工资标准不能明确的情况下，应以其劳动报酬发生争议前或至少12月的平均工资作为工资标准。余文答辩称，美臣公司的上诉意见事实上都没有依据，很多都是对事实的歪曲。股东会的决议余文从未看到，该决议也未作为证据提交到法庭，且阎国顺是公司的股东，其未参加过股东会。美臣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余文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完全正确，希望法庭维持一审判决。余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美臣公司向余文支付自2018年7月份至今拖欠的工资差额318865.16元（暂计至8月，9月之后的工资尚未至发放日期）。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阎国顺及余文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阎国顺请求：一、美臣公司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501301.63元;二、美臣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支付阎国顺加付赔偿金501301.63元。余文请求：一、美臣公司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298435.06元;二、美臣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支付余文加付赔偿金298435.06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穗劳人仲案〔2019〕5960、5961号案受理。该案中查明：余文、美臣公司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一、职务:余文2017年11月15日之前是美臣公司的总裁,之后是美臣公司的副总裁。阎国顺2017年11月15日之前是美臣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持有美臣公司51.89%的股份,为美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后是美臣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持有美臣公司的股份为34.95%。阎国顺、余文是夫妻关系。二、参保情况:阎国顺、余文均有参加社会保险。三、在职情况:阎国顺、余文仍然在职。四、申请时间:2019年7月25日。余文、美臣公司双方存在争议事项：关于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及赔偿金问题。阎国顺、余文主张其于2014年1月1日与美臣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余文、阎国顺每月固定工资标准分别为50000元、80000元,劳动合同期限、工资等内容,是由人事人员确定,劳动合同的内容及签订都有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但证据掌握在美臣公司。美臣公司应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余文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以及加付赔偿金。在阎国顺为美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时,余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一直没有对工资差额提出异议,于2018年8月1日才口头提出异议。美臣公司主张,阎国顺、余文在2014年度至2017年实际控制及管理美臣公司期间,阎国顺的月平均工资2014年为10024.37元,2015年为7903.31元,2016年为18784.72元,2017年为8482.63元;余文的月平均工资2014年为13805.2元,2015年为7903.31元,2016年为29182.56元,2017年为8328.91元,阎国顺、余文的工资从未达到其主张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美臣公司确认从2018年8月起,余文、阎国顺每月工资标准分别为税后25000元和40000元,阎国顺、余文2019年6月的工资因美臣公司经营困难是减半发放。阎国顺是美臣公司的总经理及高管,在美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之前,公章一直由阎国顺控制。在股权收购过程中,阎国顺、余文没有向新的实际控制人提供涉案的劳动合同原件。美臣公司认为涉案的劳动合同是在广州市久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收购股权后形成的,阎国顺、余文利用职务之便、伪造涉案的劳动合同,余文涉嫌职务侵占及虚假诉讼罪。美臣公司向仲裁委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对阎国顺、余文提交的劳动合同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仲裁庭审时,阎国顺、余文表示目前没有带劳动合同原件,经仲裁委要求提交,阎国顺、余文庭后书面回复称因签订合同时间距今较长,无法找到劳动合同原件。2019年9月6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5960、596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阎国顺、余文的全部仲裁请求。余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19年10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另查，美臣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变更前阎国顺为董事长兼经理，变更后丘立为董事长，阎国顺为董事兼经理，变更日期2018年2月12日。余文任公司董事。2017年4月27日，甲方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标的企业）美臣公司及丙方（乙方控股股东）阎国顺签署《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约定：第三条业绩要求及股权调整。3.1经营业绩要求：丙方承诺，重组完成后三年内（2017年—2019年），带领管理团队维持对乙方的经营管理，并使乙方的经营指标达到以下业绩要求：2016年经审计的总收入较前一年增长率30%，2017年经审计的净利润较前一年增长率30%。3.2业绩的保证：丙方以其持有的乙方的5%股权作为3.1条约定的业绩要求的担保保证。其他约定：本次重组完成后，乙方将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作，设立新的首届股东会、董事会，乙方首届董事会构成：董事会共5人，甲方委派3名，丙方委派2名。董事长由甲方出任。法人代表由丙方担任。总裁由丙方担任。丙方有按公司章程规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授权下以总裁的职责经营和管理乙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监事由甲方委派担任。主管财务副总裁由甲方委派担任，财务总监由丙方委派担任。甲方可推荐一名副总裁。上述甲方委派人员在公司管理体系下接受总裁管理。其他管理人员：由丙方委派担任，维持目前乙方的管理团队稳定。如股权重组完成，丙方有负责乙方全面运营的权利。2017年4月27日，甲方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标的企业）美臣公司及丙方（乙方控股股东）阎国顺签署《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基于对重组后乙方的经营管理和对外形象的考虑，重组完成后丙方不再担任乙方的法定代表人，乙方新法人代表由甲方委派。除法定代表人外，乙方的管理架构及人员安排维持原协议中的约定；等。2018年8月1日，美臣公司发出《关于加强美臣集团内部管理的通知》，载：绩效考核方面，为了体现管理层对集团经营负责的责任和义务，从8月起，将集团总裁、常务副总裁原工资总额的70%划为基本工资，30%划为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经全年考核后，年底按绩效兑现。2018年5月8日，美臣公司发出美臣内字（2018）第001号《任命通知》，任命许长法为集团财务总监，全面负责集团及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稽查工作，直接对董事长和总经理负责。2018年9月25日，美臣公司发出美臣内字（2018）第006号《任命通知》，任命张亚娇为集团财务总监，在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导下，履行以下主要工作职责：……监督控制美臣集团对费用的财务审批机制，除必须的刚性支出外，超过限额的，核准后报董事长等领导审批……。2018年3、5、6月，美臣公司每月向余文发放工资38580.29元；2018年4月美臣公司向余文发放工资38293.25元，2018年7月发放工资38596.74元，2018年8月发放工资27925.62元，2018年9月发放工资27919.85元，2018年10月－12月每月发放工资29949.85元，2019年1月发放工资29953.15元，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每月发放工资25000元，2019年5月发放24820.28元，2019年6月发放工资25000元，2019年7月发放工资12500元，2019年8月发放工资25000元。余文提供的余文《个人所得税查询》载，余文2018年3、5、6月月收入49678.99元，2018年4月月收入49268.93元，2018年7月月收入49702.49元，2018年8月月收入34727.49元，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月收入35030元；2019年2、3月月收入5315元，2019年4月月收入5324.45元，2019年5月月收入5135.28元，2019年6、7月月收入5315元。诉讼期间，阎国顺与美臣公司确认《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约定的总裁职位是指总经理。李思聪是美臣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余文、美臣公司确认余文在被降薪后有向美臣公司提出异议。美臣公司主张余文属于有特殊身份及地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经理及董事均由股东会聘任,薪资标准亦由股东会决定,其与余文在《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中订有对赌条款，故其与余文形成的并非劳动关系，双方形成劳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其决定聘任经理、总裁并决定报酬的行为，是行使公司的管理权限，但其决定只有在取得相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执行，故公司与被聘任方均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余文任美臣公司董事至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向美臣公司提供了劳动，接受美臣公司的管理，所提供的劳动是美臣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美臣公司接受余文的劳动成果，双方形成劳动关系。美臣公司主张余文为其公司有特殊身份及地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经理及董事均由股东会聘任,薪资标准亦由股东会决定,故其与余文形成劳务关系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对美臣公司的劳务关系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工资标准问题。个人所得税是由美臣公司向征税部门申报的，余文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查询》载，2018年3月至2018年7月余文个人所得税申报月均收入49601.68元，加上应扣缴的个人社保和公积金，余文主张此期间工资收入为每月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而在2018年2月12日后，阎国顺已不再任美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8日起，美臣公司任命许长法为公司财务总监，全面负责集团及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稽查工作，直接对董事长和总经理负责，余文的工资仍申报为月均收入49601.68元，证实每月50000元是双方认可同意的,属于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合意应遵守执行。公司股权重组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等行为理应伴随财务审核及相关重要事务交接，美臣公司主张按8万/月及5万/月”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是公司因余文欺诈的行为而作出的,并非是对余文虚假工资标准的确认有违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美臣公司从2018年7月起降低余文的工资标准，余文对此提出了异议，美臣公司的行为属于单方变更余文的薪酬标准，不发生法律效力。余文主张按原标准支付工资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余文每月50000元的工资收入是税前收入，2018年3－7月期间税后月收入大致相当，月均收入仅有38526.18元，故美臣公司应向余文补发2018年8月的工资10600.55元（38526.17元－27925.62元），2018年9月工资10606.32元（38526.17元－27919.85元），2018年10－12月工资25728.96元[（38526.17元－29949.85元）×3]，2019年1月工资8573.02元（38526.17元－29953.15元），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6、8月的工资67630.85元[（38526.17元－25000元）×5]，2019年5月的工资13705.89元（38526.17元－24820.28元），2019年7月的工资26026.17元（38526.17元－12500元），合计162871.76元。至本案判决前，余文仅提供了至2019年8月前的工资发放数据，本案仅处理2019年8月前的工资补发请求，之后的工资余文可另循途径主张。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美臣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文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162871.76元；二、驳回余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美臣公司负担。美臣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余文。二审中，美臣公司提交仲裁庭审笔录，拟证明在劳动仲裁阶段，余文提交了劳动合同复印件作为主张工资标准的证据，后美臣公司要求对劳动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余文以原件找不到为由未进行鉴定，可能是其担心其涉嫌伪造证据。余文对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余文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不确认关联性，不能证明美臣公司所要证明的事实。阎国顺、余文发现劳动合同没有原件后，在一审阶段就不再以劳动合同为依据。如果美臣公司认为余文伪造证据，可以通过公安报案来调查。经审查，本院认为美臣公司提交的仲裁庭审笔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美臣公司应否向余文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差额162871.76元。双方对余文每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工资标准问题。个人所得税由美臣公司申报，余文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查询》载明，2018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间余文个人所得税申报月收入49601.68元，加上应扣缴的个人社保和公积金，一审认定余文此期间工资收入为每月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公司股权重组和变更法定代表人等行为理应伴随财务审核及相关重要事务交接，美臣公司称其不清楚余文的工资数额，故其按余文申报的50000元发放工资，并非对余文工资标准的确认有违常理，一审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美臣公司从2018年7月起单方变更余文薪酬标准，缺乏法律依据，余文主张按原标准支付工资合法合理，应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美臣公司向余文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工资162871.76元，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美臣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