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1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晓霞，女，1962年3月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渔儿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渔儿沟村。法定代表人：梁志全，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晓霞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渔儿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渔儿沟村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7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晓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晓霞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渔儿沟村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渔儿沟村村委会没有拆迁邓晓霞合法经营浴池及自建房的额资格，存在制作虚假《拆迁协议》的故意，《拆迁协议》应属无效。渔儿沟村村委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拆迁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具有无效的事由。上述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渔儿沟村村委会系村民自治组织，涉及的商业街拆迁是对渔儿沟村村委会的财产进行改造。邓晓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邓晓霞、渔儿沟村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晓霞系渔儿沟村村民。邓晓霞曾租赁了渔儿沟村村委会所属的房屋并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后作为浴池进行经营，浴池的名称为“北京瑞渔缘浴池”。2012年，邓晓霞（乙方）与渔儿沟村村委会（甲方）签订《拆迁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渔儿沟村委会，乙方：渔儿沟浴池。我村为了改变商业街的整体面貌及改善村民生活环境，经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研究决定，对商业街进行整体改造拆迁。经与乙方商户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甲方渔儿沟村委会给予乙方一次性拆迁补偿款：大写壹拾贰万捌仟伍佰元整。（￥：128500），除此之外不再做任何补偿。”协议签署后，渔儿沟村村委会按照约定支付了邓晓霞补偿款128500元，并在2013年拆除了邓晓霞经营的浴池。邓晓霞称渔儿沟村村委会补偿的金额是针对搬家费、租房费、工人的补偿金进行的补偿，未针对其营业执照进行补偿。拆除前，浴池中属于她的东西都已经搬走了。邓晓霞称渔儿沟村村委会在其签署《拆迁协议》前，给其浴池断水断电，逼迫其签署《拆迁协议》。邓晓霞还称，同意签署《拆迁协议》，是因为渔儿沟村村委会同意拆除浴池后再给她重建浴池及自建房，但渔儿沟村村委会未履行承诺，属于骗拆。渔儿沟村村委会对邓晓霞的上述主张不认可。邓晓霞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渔儿沟村村委会于2018年4月2日为其出具的《委托书》一份，内容为：“7.20和7.21我村遭受严重洪灾，申请救灾款：壹仟伍佰余万元，房山民政局未将救灾款拨付到村中。广大受灾村民多次向村委会申请救灾款，邓晓霞也是其中一名。因民政局未将救灾款拨付村中，故村中未支付邓晓霞救灾款。现委托邓晓霞，女，身份证号：×××，到贵单位核实了解情况。”关于邓晓霞主张的自建房，渔儿沟村村委会否认自建房的存在，邓晓霞提供了（2019）京04行初58号行政裁定书及（2019）京行终3839号行政裁定书以证明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了其有自建房。经查阅，（2019）京04行初58号行政裁定书第3页第2段第7行、8行有下列内容：“原告邓晓霞认可该《拆迁协议》上系其本人签字，并认可其收到了128500元及在2013年时浴池及自建房均被村委会拆除”，在该行政裁定书第4页第10、11、12行有下列内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邓晓霞在2013年获得村委会的一次性拆迁补偿款后，其承包的浴池及自建房在当年已被村委会拆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京行终3839号行政裁定书的第5页第2段第10行、11行、12行有下列内容：“故房山区政府并不具有邓晓霞所提出的按北京市集体土地征收标准对其进行安置的法定职责，且其承包的浴池及自建房已于2012年被拆除”。渔儿沟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租房协议》复印件，以证明其与邓晓霞于2010年9月1日签订了协议，约定邓晓霞租用渔儿沟村村委会属地内浴池，邓晓霞称乙方签字不是其所签，对该份《租房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渔儿沟村村委会提交一份《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以证明商业街改造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显示鱼儿沟村于2012年3月27日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就计划拆除旧商业街，建设一栋用地少、形象高、集体收益大的十一层高层等进行讨论，具体讨论内容为：1.《渔儿沟村商业街拆迁方案》；2.建设十一层高层用以出租，打造大门口绿化、美化、景观、灯光、硬化等设施。邓晓霞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中决议的第2项事项已经于2012年年底竣工，渔儿沟村村委会没有必要在2013年7月20日后以商业街改造的名义与其签订《拆迁协议》，否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与本案的关联性。现邓晓霞以渔儿沟村村委会与其签订的《拆迁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三、五项规定的无效的情形及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张《拆迁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邓晓霞与渔儿沟村村委会之间曾经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渔儿沟村村委会提交《租房协议》复印件以证明该合同关系，邓晓霞不认可该份证据，因渔儿沟村村委会未提交《租房协议》的原件，法院对该份证据不能予以认可。但，根据邓晓霞本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其自2002年至2013年涉诉浴池拆除之前，邓晓霞租赁了渔儿沟村村委会的房屋，经装修改造后做经营浴池之用，该情形足以认定邓晓霞与渔儿沟村村委会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2013年7月20日后，邓晓霞与渔儿沟村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渔儿沟村村委会拆除了浴池，邓晓霞领取了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从《拆迁协议》的性质看，该协议系邓晓霞与渔儿沟村村委会就解除双方之间存在的房屋租赁合同并由渔儿沟村村委会给予邓晓霞一定金额的补偿金而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邓晓霞称渔儿沟村村委会断水断电逼迫其签署了《拆迁协议》，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项主张。邓晓霞称渔儿沟村村委会欺骗其签署《拆迁协议》，未履行拆后重建的承诺，《拆迁协议》未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委托书》一份以证明其主张，经查阅，《委托书》并无渔儿沟村村委会承诺拆后重建浴池或自建房的内容，故邓晓霞的该项主张亦没有依据。且，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时，受损害方应该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而非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故邓晓霞以渔儿沟村村委会逼迫、欺骗其签署《拆迁协议》故而主张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焦点在于《拆迁协议》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无效的情形。邓晓霞主张《拆迁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无效。本案中，邓晓霞经营的浴池对应的房屋归渔儿沟村村委会所有，渔儿沟村村委会与邓晓霞签署《拆迁协议》以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在此过程中，渔儿沟村村委会的行为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及第六十一条中规定的土地使用审批问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题，渔儿沟村村委会亦无须具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的拆迁许可证，故邓晓霞以《拆迁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进而主张协议无效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渔儿沟村村委会与邓晓霞签署《拆迁协议》解除双方之间存在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原因在于对商业街进行整体改造拆迁以改变商业街的整体面貌及改善村民生活环境，而商业街改造拆迁涉及村民利益，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渔儿沟村村委会提交了该村2012年3月27日的《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在邓晓霞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决议为虚假的情况下，法院对该决议的真实性认可。邓晓霞否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与涉案《拆迁协议》的关联性，法院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与涉案《拆迁协议》具有关联性，理由为《拆迁协议》明确载明签署的原因“为了改变商业街的整体面貌及改善村民生活环境，经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研究决定，对商业街进行整体改造拆迁”故而与商户协商签订，邓晓霞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拆除后渔儿沟村村委会未进行与商业街改造相关的建设。故涉案《拆迁协议》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经审查，涉案《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及《拆迁协议》亦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的情形。涉案《拆迁协议》更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情形。邓晓霞主张其经营的浴池对应的房屋所在的土地系其应批未批的宅基地，渔儿沟村村委会拆除浴池所在的房屋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法院认为，正如邓晓霞本人所述，其在渔儿沟村并不具有有权机关批准的宅基地，浴池所在的房屋系渔儿沟村村委会所有，所对应的土地亦未经有权机关确认为邓晓霞的宅基地，邓晓霞的该项主张没有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邓晓霞主张的渔儿沟村村委会拆除了其应批未批宅基地上的自建房，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拆迁协议》无效等，法院认为，《拆迁协议》里列明的补偿对象为渔儿沟浴池，未涉及邓晓霞主张的自建房，渔儿沟村村委会是否了拆除邓晓霞主张的自建房与《拆迁协议》是否无效无关。综上，《拆迁协议》系邓晓霞与渔儿沟村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邓晓霞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判决：驳回邓晓霞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邓晓霞提交其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拆迁协议》、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拆迁协议》，及对方提交的《拆迁协议》，以证明上述协议三个版本不一致，系虚假的材料。渔儿沟村村委会认为上述材料非二审新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拆迁协议》是否存在邓晓霞主张的无效情形。邓晓霞主张《拆迁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五项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且该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一条、《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是合同法对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效力的否定性评价，非因存在法定事由，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因渔儿沟村对村集体所属的旧商业街进行改造拆除，涉及拆除邓晓霞经营的浴池，故渔儿沟村村委会与邓晓霞签订《拆迁协议》给予其一定补偿。邓晓霞经营的浴池所在房屋归渔儿沟村村委会所有，其与渔儿沟村村委会形成租赁合同关系。邓晓霞主张《拆迁协议》存在符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情形。邓晓霞并未举证证明渔儿沟村村委会以欺诈的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或以胁迫的故意实施了胁迫行为，《拆迁协议》亦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关于《拆迁协议》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邓晓霞主张该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一条、《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如上所述，渔儿沟村对村集体所属的旧商业街进行改造拆除，而邓晓霞经营的浴池所在房屋系渔儿沟村村委会所有，上述行为与《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一条中规定的土地使用审批问题以及《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题无关，渔儿沟村村委会亦无须具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的拆迁许可证。故，《拆迁协议》不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法规定。渔儿沟村村委会提交了2012年3月27日的《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且《拆迁协议》亦载明协议签订的背景系经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研究决定，对商业街进行整体改造拆迁，邓晓霞在未提出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对其主张《拆迁协议》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经查，《拆迁协议》亦无违反《宪法》第十一条的情形、《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情形。二审诉讼中，邓晓霞另以其提交的多份《拆迁协议》版本不一致为由主张该协议系虚假协议，并陈述其未签署过《拆迁协议》。首先，（2019）京04行初58号行政裁定书确认邓晓霞与渔儿沟村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其次，在本案一审中邓晓霞陈述其与渔儿沟村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的事实存在。鉴于邓晓霞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且该部分陈述与其主张无效的诉讼请求相悖，本院均不予以采信。综上所述，邓晓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邓晓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高宝钟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宋 佳书 记 员 赵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