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2民终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春，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同超，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春新（马同超之妻），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咏红，新疆天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恒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河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钱佩禹，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朱**春因与被上诉人马同超、原审第三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恒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法院（2019）新0202民初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春、被上诉人马同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春新、原审第三人恒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钱佩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马同超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关于2016年6月17日恒运公司向朱**春妻子转账50,000元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系营运收益，与事实不符，该50,000元系朱**春向恒运公司的借款，一审庭审时恒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佩禹对此予以认可。因该笔款项系借款，不是恒运公司应当向朱**春支付的运费，因此并未列入恒运公司车辆运费结算登记表中，一审法院无视车辆运费结算登记表的客观存在，导致认定错误。2．马同超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提交的《转入收入》清单中记载的是共收到朱**春支付的285,710元（含朱**春于2019年6月30日向马同超支付的车辆转让款50,000元），即马同超只认可收到朱**春支付的营运收益235,710元，对于朱**春分别在2015年2月、8月向马同超支付的现金15,000元、20,424元，其在一审庭审时不予认可，但是一审庭审中马同超出示的2019年6月20日的录音证据中认可已经收到朱**春支付的收益270,000元，不含此后支付的车辆转让款50,000元，也不包括朱**春于2016年6月24日向马同超支付的营运收益25,866元，对于该笔款项25,866元，在一审庭审中，马同超称因不知是何人支付，所以没有列入其提交的《转入收入》清单中，故朱**春向马同超支付的营运收益为297,000元。3．涉案车辆挂靠在恒运公司期间，朱**春共计收到恒运公司支付的营运收益594,212.02元，收到恒运公司支付的车辆转让款100,000元，按照约定朱**春应当向马同超支付50%收益款，即297,106.01元，向马同超支付50%车辆转让款，即50,000元，朱**春已经向马同超支付营运收益297,000元、车辆转让款50,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春的上诉请求。 马同超辩称，虽然其没有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是在查阅本案一审案卷材料后，调取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合伙车辆×××陕汽德龙货车资料，显示朱**春和恒运公司均向一审法院作出虚假称述，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马同超和朱**春的合伙车辆为×××。理由如下：一、依据马同超在二审期间自独山子车辆管理所调取的关于×××车辆档案显示该车辆已经于2018年6月13日被注销，通过对曾经驾驶该车辆的司机了解到该车辆早已经于2017年11月底在和什托洛盖镇拉煤期间发生火灾导致车辆毁损。在一审庭审期间朱**春与恒运公司均陈述为该车辆已经于2019年6月30日进行交易，朱**春和恒运公司提供了虚假的车辆挂靠协议书。二、朱**春和恒运公司虚假陈述的目的在于×××车辆在2017年11月因火灾灭失后没有营运收入，隐瞒真实的合伙车辆，让马同超分割运营时间短且金额少的×××车辆的收益；马同超认为真实的合伙车辆为×××，该车辆的营运收入必然比已经灭失的×××车辆的营运收益高；朱**春与恒运公司的陈述误导一审法院调取×××的收益情况，并进行分割；一审期间，因马同超提供的朱**春和马同超共同出售合伙车辆及准备购买人的证言均证实合伙车辆为目前尚在的营运的×××车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恒运公司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朱**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马同超与朱**春之间的合伙协议；2．判令朱**春、恒运公司共同向马同超支付车辆营运收益18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春与马同超系相识多年的朋友。2014年10月，经双方口头协商，由两人各出资300,000元购买货车挂靠在恒运公司名下从事货物运输，具体管理事务由朱**春负责，所得收益两人平分。2014年10月11日，马同超向朱**春转账300,000元。同日，朱**春向恒运公司转账450,000元，用于购买车辆。2014年10月22日，恒运公司与朱**春签订车辆挂靠协议一份，约定朱**春将×××号陕汽货车（挂车车号为×××）挂靠在恒运公司名下由其公司统一管理从事煤炭运输，挂靠期限为2014年10月22日至2017年10月23日，每年挂靠费1,000元；恒运公司负责提供具有驾驶资格的司机，扣除包括燃料费、司机工资、车辆保险费等营运支出后，剩余运营收入根据运费结算情况支付给朱**春；合作期满后如朱**春不愿意继续经营车辆，恒运公司有优先收购权，其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20%。一审庭审过程中，恒运公司提供了朱**春向其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以证实朱**春已于2019年6月30日以100,000元价格将案涉车辆转让给恒运公司，马同超对车辆转让一事不予认可。恒运公司提供的车辆运费结算登记表显示，×××号陕汽货车自2014年至2017年6月运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为594,212.02元。恒运公司自2015年6月至2018年2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朱**春支付564,212.02元，向朱**春支付现金30,000元。自2017年7月之后，该车辆未产生营运收入。对此，恒运公司的解释是因货源问题，该车辆一直处于停运状态。一审庭审过程中，马同超对恒运公司的上述账目不予认可，认为数额偏低，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经马同超申请，一审费法院依法调取了朱**春及其妻子在中国工商银行、昆仑银行所开设的银行账号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交易明细，交易记录显示，除2016年6月17日恒运公司向朱**春的妻子转账50,000元未在恒运公司的车辆运费结算登记表上记载之外，其他交易记录和恒运公司提供的付款记录完全吻合。关于该笔50,000元转账款，朱**春陈述该款项系因购买房屋向余建文的借款，后已经偿还。余建文也认可该笔款项系借款，但恒运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并未明确该笔款项为借款，仅登记为其他应付款，与支付的营运收入性质相同。自2015年6月至2019年6月，朱**春共向马同超转账311,576元。双方对转账金额均不持异议，但朱**春认为，2019年6月30日其向马同超转账50,000元，该款项系卖车款，马同超对此知情。马同超对此不予认可，其陈述在起诉之前，朱**春从未向其告知车辆已转让给恒运公司，车辆转让行为是虚假的。一审另查明，关于案涉车辆转让一事，马同超与朱**春于2019年4月23日、2019年6月20日的电话通话录音证实，双方曾为车辆转让一事进行过沟通，双方在通话过程中提及过曾先后有两个案外人愿受让该车辆，但最终因价格问题未能达成交易。恒运公司提供的购车发票显示，陕汽牵引汽车的购置价格为390,000元，恒运公司解释该价格为裸车价格，包括购置挂车、办理车辆登记手续、购买车辆保险等，总费用约为600,000元。马同超、朱**春在庭审过程中陈述，两人均未向恒运公司提及过合伙一事。一审法院认为，马同超、朱**春对两人共同出资购买货运车辆挂靠在恒运公司名下从事货物运输一事均不持异议，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关于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马同超主张，两人平分利润，朱**春答应其自2014年11月起，每月向其支付营运收益10,000元。朱**春对此不予认可，其陈述双方当时只是协商平分车辆营运收益，其并未承诺每月向马同超支付10,000元，挂靠车辆自2017年7月起未再继续营运，营运收益的分配应当以恒运公司实际支付的数额为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证据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本案中，马同超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合伙的起止期限及其每月应当获取收益的具体金额。此外，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是个人合伙的基本法律特征。马同超提出朱**春应自2014年11月起至2019年12月，每月向其支付运营收入10,000元的主张也与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不符。关于两人合伙实际购买的车辆车号，因马同超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双方购买的车辆即为登记在恒运公司名下的×××号陕汽货车，而恒运公司提供的其与朱**春所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等可以证实，马同超、朱**春所共同出资购买的车辆车号为×××号陕汽货车。故依据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马同超、朱**春所共同出资购买的车辆车号为×××号陕汽货车。自2017年7月以后，×××号陕汽货车并没有产生营运收入，马同超应当分得的营运收益应以此为限。关于2016年6月17日恒运公司向朱**春转账50,000元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朱**春陈述该笔款项系余建文提供的借款，虽有余建文的认可，但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恒运公司的会计凭证也未记载该笔款项为借款。同时，朱**春主张系余建文个人向其提供的借款，但实际确由恒运公司向其转账，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借款行为不符，故认定该笔款项应属于营运收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自2014年11月至2017年6月，恒运公司共向朱**春支付营运收益为644,212.02元（594,212.02元＋50,000元），依据双方各分得50%的约定，马同超应分得297,106.01元。扣除双方共同认可的已支付的261,576元（不含2019年6月朱**春支付的50,000元卖车款），朱**春还应向马同超支付60,530.01元。关于恒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证实，恒运公司仅是车辆的被挂靠单位，其与马同超、朱**春三方之间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未对马同超做出过任何单方承诺，且已向朱**春支付了自2014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全部营运收益，故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马同超、朱**春均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双方就此形成的合意不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予以准许。因马同超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对双方出资购买的车辆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尊重马同超的选择。关于车辆是否已经转让及朱**春主张的其已向马同超支付的50,000元卖车款，双方可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审法院遂判决：一、解除马同超与朱**春之间的个人合伙协议；二、朱**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马同超支付车辆营运收益60,530.01元；三、驳回马同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朱**春为了证实其上诉请求，提供恒运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及恒运公司《库存商品明细账》复印件一张，《证明》载明：“关于2016年6月17日向朱**春转款50,000元是朱**春向我公司的借款，已经还给我公司。另外在2016年6月17日打款51,733.15元是结算的运费”，《库存商品明细账》载明2016年6月17日恒运公司账户转账50,000元，摘要栏注明“支覃淑萍借款”，拟证实该50,000元系其个人向恒运公司的借款，并非涉案车辆的合伙营运收益；马同超对《证明》《库存商品明细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朱**春在一审期间陈述该笔借款是个人之间的借款，但确由公司转账支付，相互矛盾，且朱**春未提供证实还款事实的证据，故对朱**春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马同超为了证实其主张，提供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独山子区交警大队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一份，拟证实×××“陕汽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机动车所有人为恒运公司、车辆注册登记日期为2014年11月12日，该车辆因“报废”已办理注销登记，注销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经了解该车辆已经于2017年11月被烧毁；朱**春对该证据无异议，但涉案车辆是×××，因车辆挂靠在恒运公司营运，始终没有见过实际的车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朱**春提供的《证明》《库存商品明细账》，为进一步证实其拟证事实，本院限令恒运公司、朱**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已经还款的证据，但恒运公司、朱**春逾期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故本院对朱**春提供的《证明》《库存商品明细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采信；对马同超提供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因该证据不能证实报废注销的具体原因，不能证实该车辆已燃烧殆尽，亦不能否定×××车辆系本案合伙车辆。本院二审期间，恒运公司未提供新证据。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过程中，针对恒运公司提供的《车辆挂靠协议》，马同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对“车辆挂靠协议真实性认可”，马同超当庭陈述“我确定30778这个是车号，是我搞错了。”该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在卷备查。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朱**春与马同超存在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且均表示同意解除双方的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双方的合意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认定朱**春与马同超形成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并准予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马同超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伙车辆错误，但其未依法对本案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结合马同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恒运公司提供的朱**春与恒运公司签章确认的载明挂靠车辆为主车车号为×××的《车辆挂靠协议》的质证意见，及马同超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对双方出资购买车辆进行处理，一审判决准予当事人对合伙车辆转让及车辆转让款的争议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同时，马同超提供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仅能证实×××车辆的“因报废”被注销，但不足以否定×××车辆系朱**春、马同超的合伙营运车辆，尚不足以认定朱**春和恒运公司的陈述为虚假陈述，亦不影响马同超依照约定向朱**春主张合伙收益，故在马同超对涉案车辆前后陈述不一致，《车辆挂靠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均确认涉案车辆车牌号为×××，马同超未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涉案车辆的认定系结合当事人的诉求，依法分配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在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正确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朱**春、马同超的营运收益及已经支付营运收益金额的认定。经询问，除2016年6月17日恒运公司向朱**春转账50,000元的性质朱**春、恒运公司认为系借款，马同超认为系营运收益外，本案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594,212.02元营运收益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述50,000元的性质，朱**春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款系其向恒运公司的余建文之间的借款，在二审上诉状中称该款系其与恒运公司之间的借款，前后陈述不一致，恒运公司陈述该笔借款系恒运公司与朱**春之间的借款，实际款项系恒运公司转账支付给朱**春的妻子覃淑萍，朱**春称已经偿还该笔借款，经本院释明后朱**春及恒运公司均未在规定的期限提供已经偿还借款的证据，本院认为，该笔款项的性质不足以认定为借款，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马同超主张2017年6月后合伙车辆仍然产生合伙收益，营运收益应当按照约定进行分配，因其未依法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朱**春、马同超的营运收益金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已经支付的营运收益，朱**春主张2015年2月、8月以现金方式向马同超支付15,000元、20,424元，朱**春不予认可，朱**春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朱**春上诉称2016年6月24日支付的25,866元，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确认的已付款为261,576元，包含马同超单方制作的转入收入清单合计285,710元，扣除其中计入的2019年6月朱**春支付的车款50,000元，再计入马同超庭审中认可的2019年6月24日收到的25,866元，共计支付收益金额即为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261,576元（285,710元-50,000元＋25,866元），涉案营运收益支付的事实有车辆运费登记表、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2019年6月20日朱**春与马同超的通话内容中关于收益的概括性陈述不足以推翻印证支付收益事实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其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3.25元，由上诉人朱**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疆伟 审判员  李 萍 审判员  唐 杰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郗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