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9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珍，女，197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光，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创杰，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北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51974F。法定代表人：小松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就前，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美珍因与被上诉人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6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美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按照2018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应当按照上诉人正常工作时的平均工资的标准来计算，才能最大限度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主义法治之公平原则的本质。首先，按照侵权赔偿的损失填平原则，上诉人的损失是由于在被上诉人处工伤导致的职业病而形成部分劳动能力的丧失，且其所受损害被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按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而是无法治愈的，上诉人自患病之日起已然无法正常工作，而上诉人罹患职业病是被上诉人存在重大过错导致的，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就上诉人的损失而言，应当以其正常工作时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同时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相应的伤残系数和年限。其次，现被上诉人已然停产停业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已无工作且因年龄和职业病而无法重新找到工作。根据职业病的发病规律，上诉人目前的身体状况和所评定的伤残等级会出现新的变化，且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病情的加重。据媒体报道，2018年12月，被上诉人已然将其全部股权出售给ShenzhenYLTechnology，如上诉人后期出现病情变化等因素或因职业病导致的新的问题能否由被上诉人继续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就赔偿的相关标准而言，理应作出相应调整以弥补上诉人的现实和可预期损失。最后，就上诉人的损失具体金额而言，残疾赔偿金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致其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损失赔偿，那么残疾赔偿金就是受害者因丧失劳动能力可得而未得的利益损失。根据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文件，上诉人月平均工资为14081.24元/月，为2018年深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3倍，参照社保部门核发相关待遇高低限额的调整机制，按上诉人工资计算才能最大限度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主义法治之公平原则的本质。二、原审法院认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有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在上诉人应获得的赔偿中扣除失妥。首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赔偿金，与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性质完全不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已获得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各项工作待遇及被上诉人额外支付的补助金能够覆盖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这种认定是错误的，其将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进行了完全的混同，曲解了各种赔偿项目设置的意义以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存在的价值。其次，关于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与人身损害待遇项目存在竞合的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五条已经规定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在本质上相同的情形，其中仅供养亲属抚恤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本质上相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社保基金发放，上诉人在起诉时已在相应的残疾赔偿金中予以扣减；被上诉人已按法律规定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再次主张；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为患病时上诉人接受医院治疗时导致的身体损害和损失，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后身体所受职业病侵扰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残疾赔偿金予以支付；对于被上诉人额外支付的补助金，上诉人在原审的主张中也已经在相应的残疾赔偿金中予以扣减。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应获得的赔偿中扣除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无任何法律依据。最后，基于上述省高院规定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也仅为抵扣社保已支付的费用，对于其他费用并不存在抵扣的问题。因为身体健康无法恢复，上诉人遭受的是长期伤残和病痛困扰，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无论赔偿多少都无法弥补身体健康伤害。因此，原审判决有损上诉人的权益，有违公平原则。三、原审法院未依法对上诉人所提供黄斌华系低保户的证明作出认定，对上诉人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作出了误判。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其二哥黄斌华的低保证，证明其系低保户，事实上无力承担上诉人父母相应的扶养义务，但原审将黄斌华纳入扶养义务人范畴，显然有误。因此，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90014.75元。被上诉人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黄美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残疾赔偿金1051074.58元、营养费10000元、交通费24000元、扶养费298896元；合计1383970.58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自1997年8月27日至2019年3月29日就职于被告处。2018年6月7日，深圳市佑尔康门诊部出具《疑似职业病告知卡》，原告诊断初步结果为疑似职业性慢性苯中毒，处理意见为建议调离甲苯/二甲苯作业岗位工作，并向职业病诊断单位申请职业病诊断。原告于2018年7月27日至2018年8月13日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住院17天，入院诊断为苯作业职业健康检查（白细胞减少查因），出院诊断为：1.苯作业职业健康检查（白细胞减少症）；2.尿路感染；3.胆囊多发结石，出院医嘱为：1.脱离苯作业，申请职业病诊断，定期复查血常规（每2周1次）；2.定期复查风湿免疫、血沉等指标，必要时进一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不适随诊。2018年8月31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载明原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为：1997年8月至2009年5月在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注塑G车间从事F加工、镀膜工作，接触“正己烷”；2009年6月至2011年3月在该公司涂墨、点胶车间从事IE作业，接触“甲苯、二甲苯”；2011年4月至2018年5月在该公司物流课、组装等车间从事IE作业，接触“正己烷”；该公司提交2009-2011年的检测与评价报告显示：黄美珍工作岗位空气检测苯浓度均低于检出限；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表示黄美珍2009年6月至2011年3月期间所接触的有机溶剂与2011年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的翟爱华所接触的危害因素一致；处理意见为：1.调离苯及其他有毒物质作业的工作；2.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处理。2018年9月27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黄美珍的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为工伤。2019年3月26日，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深圳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为：1.根据（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附录C表C.5血液七级1,2条有关规定，评定被鉴定人黄美珍为七级伤残；2.医疗终结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8日；3.停工留薪期为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4月8日，原、被告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补充协议》，内容：鉴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9月27日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于2019年3月29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任职期间因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并经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就原告职业病相关待遇及赔偿问题，双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被告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差额，与此同时，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合计568046.38元，包括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2030.92元、额外补偿（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50%）176015.4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40000元；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原告在离职后自行向深圳市社保机构申请发放，而如需要被告配合的，被告予以配合；三、原告确认，被告支付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款项后，已经支付完毕原告因患职业病致残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可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诉讼、请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如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原告已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本质上相同，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并且，原告确认，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额外补偿、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应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除前述情形外，原告已足额享受职业病相关全部法定待遇，不会以职业病等为由再向被告索要任何名义的款项，或向被告追究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但是，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确属旧伤复发或者病情加重的，原告有权据此要求被告再行补偿，此外，关于前述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根据生效裁判文书向原告支付赔偿款项；四、本协议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9年4月15日，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核准决定书》，决定核准原告申请办理的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由社保基金支付的工伤待遇为工伤医疗费2353.08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24709元，合计127062.08元。原、被告共同确认，原告已收到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27062.08元，并收到被告支付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补充协议》所载明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2030.92元、额外补偿176015.4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40000元。原告为深圳市户籍。原告的父母为农村户口，父亲黄冬如于1949年12月17日出生、母亲黄春梅于1952年2月14日出生。江西省樟树市XX镇XXXXXX居民委员会出具两份《证明》，载明原告父母育有两男一女，原告两兄长为黄军华、黄斌华；原告父母现已无劳动能力，未享受退休待遇，无其他生活来源，需儿女赡养。原告称，黄斌华为低保户，无法赡养父母，并提交黄斌华的农村低保证予以佐证。被告辩称，农村低保证无法证明黄斌华残疾或因残疾无收入来源，其应承担赡养义务。原告与王春为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王胜杰于2005年3月31日出生，一女王奕洁于2013年10月10日出生。被告提交了两份劳动合同及职业健康卫生管理制度（GBH09001）。两份合同均载明被告必须为原告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被告为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定期安排原告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对原告所在的作业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环境检测与评价表报告，在原告工作期间，被告提供口罩、耳塞等作为防护用具，已经尽到了加强防护义务并采取防护措施，提交了《职业健康检查表》两份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测报告》三份。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检查结果应告知原告，但被告未告知，被告存在过错。被告提交于2009年3月24日、2010年6月1日、2011年6月2日采样的《深圳市南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测报告》，称对生产现场环境进行检测，原告辩称，所有检测报告均存在时间、空间的局限性，检测结果仅对采样的样品负责，虽然被告提供的三份检测报告浓度未超出限值，但其未提供齐全的年度检测报告，无法证明其他年度的检测没有超标情形，从被告另案被诉的案件中存在超标情形的检测报告，即使相关检测项目未超出限值，但因被告的防护措施不到位，被告仍应对原告罹患职业病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主张为原告提供了口罩用以防护，原告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防护措施不到位。被告为原告报销其支付治疗职业病产生的实际交通费用99.5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根据该规定，劳动者患职业病在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关人身损害赔偿。原告在工作中罹患职业病，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未能举证证实其为原告提供了健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应认定被告对原告患职业病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患职业病后，被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为七级伤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规定的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标准包括“伤残等级或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两种，且其中第二款亦规定“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可见，被告主张劳动工伤领域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不可通用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抗辩，于法有悖，不予采纳。原告主张依照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确定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妥，予以采纳。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认定如下：一、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按其年收入168974.88元计算残疾赔偿金，但未举证证明七级伤残造成的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故按2019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核算其残疾赔偿金，并扣除从社保基金获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24709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残疾赔偿金335643元（57544元/年×20年×40%-124709元）。二、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年限应以原告定残之日（2019年3月26日）确定。因原告为深圳市户籍，故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原告被扶养人有其父母及两婚生子，共四人。原告未有证据证明黄斌华不具有赡养能力，故原告父母的扶养义务人应为三人。原告应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75638元（40535元×11÷3×40%+40535元×13÷3×40%+40535元×5÷2×40%+40535元×13÷2×40%）。三、交通费。根据原告的病情，其往返医院治疗确需支付必要的交通费用，故酌定交通费2000元，被告已实际支付交通费99.5元，还应支付1900.5元。超出该数额的部分，不予支持。四、营养费。虽然原告所患之职业病无法治愈，但原告未能提交其为辅助该职业病的治疗和康复确有加强营养的医嘱建议或其它证据，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营养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共计613181.5元。原告已从被告处获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2030.92元及额外补偿金176015.46元具有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该528046.38元应从原告的赔偿项目中予以扣除，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85135.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美珍支付赔偿金85135.12元；二、驳回原告黄美珍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627.87元，由原告黄美珍负担8097.13元，由被告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负担530.74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赔偿金，被上诉人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均可视为侵权人因其侵权行为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款，受害人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再向用人单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其已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应从其应得的人身损害赔偿中扣除，否则，相当于变相鼓励用人单位不为职工投保工伤保险。因为投保后，其总赔偿额为人身损害赔偿额加工伤保险费用支出；而不投保的话，其仅需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额，投保后的总支出还大于不投保的总赔偿额。故上诉人主张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不应在其应获得的赔偿中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定量化的计算方式而非按照受害人的实际收入状况计算，只有在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情况下，才能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上诉人主张按照其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但未举证证明伤残对其造成的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其主张与司法解释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一审中虽提交了其兄黄斌华的农村低保证，但农村低保证上并未记载黄斌华因何原因享受低保，不足以证实黄斌华因丧失劳动能力而无赡养能力，故原审法院认定黄斌华为上诉人父母的扶养义务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54.31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审判员 吴 志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何明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