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8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平，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木兰（系周国平之妻），197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顺市南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开，广西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德军，男，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统生，男，195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永俊，男，198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荣军，男，198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 上诉人周国平因与被上诉人秦德军、秦统生、韦永俊、秦荣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6民初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国平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6民初172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秦德军、秦统生、韦永俊、秦荣军连带支付给上诉人周国平果筐货款127069元；2.判决被上诉人秦德军、秦统生、韦永俊、秦荣军对所欠上诉人周国平货款从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向上诉人周国平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属于错判，依法应当改判。1.上诉人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支付果筐货款127069元事实，证据充分。庭审查明被上诉人秦统生系被上诉人秦德军、秦荣军的父亲，被上诉人韦永俊与秦荣军系朋友关系；本案涉及的“福硒果业”选果厂由被上诉人秦荣军、韦永俊合伙开办经营；秦统生、秦德军系被上诉人秦荣军、韦永俊聘用的工作人员，为其管理“福硒果业”选果厂。2019年3月，“福硒果业”的工作人员给上诉人打电话，向上诉人订购果筐，双方在电话中商定了果筐的规格、单价、数量、交货地点和方式等内容。之后，上诉人按电话商定的内容，在2019年3月先后分15次将果筐送到“福硒果业”经营场所交货，其中有11次交货时，是由被上诉人秦德军负责清点其所收到的果筐数量并在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处签名，以示收到；2次交货时，由被上诉人秦统生负责清点数量及签名；另2次交货时，由“福硒果业”门卫值班人员负责清点并签“福硒厂”。庭审中，被上诉人秦荣军、韦永俊、秦德军对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的签名真实性及所交货数量没有异议，双方之间果筐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手机微信记录，被上诉人秦荣军多次表示就涉案货款给上诉人出具欠条、支付货款等，但被上诉人至今没有将涉案货款支付给上诉人。2.被上诉人秦荣军、韦永俊辩解其没有购买上诉人的果筐，该辩解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其辩解果筐是“福硒果业”洗果的客户自带的，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是“福硒果业”的工作人员向上诉人订购果筐，否则上诉人不会将果筐送至“福硒果业”经营场所交货，“福硒果业”工作人员还进行了验收、清点、接收，在送货单上签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口头合同方式订立果筐买卖合同关系，在上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3.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不能证明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毫无道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供了送货单，被上诉人对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并明确表示收到上诉人果筐，该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 秦德军、韦永俊、秦荣军口头辩称，上诉人周国平起诉其四人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没有打电话向周国平订购过果筐，也未与其签订过任何合同。在周国平出示的送货单上签名，仅是对进入选果厂的果筐点数，果筐都由来选果的客户订购，在送货单上签名相当于帮签收的性质。 秦统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周国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秦德军、秦统生、韦永俊、秦荣军连带支付给周国平果筐货款127069元；2.判决秦德军、秦统生、韦永俊、秦荣军对所欠周国平货款从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向周国平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间，周国平经营的江南塑业向“福硒秦老板”送了15批次白色果筐，并制作了送货单。其中11张送货单显示“秦德军”签收，2张显示“秦统生”签收，2张显示“福硒厂”签收。2020年3月18日，周国平以原审被告未完全支付上述果筐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本案。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审原、被告双方需就合同的标的、质量、价格、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等订立书面合同，没有书面合同的应有口头约定，而原审原、被告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和口头约定，同时周国平不能明确是谁要求其将果筐送至福硒果业，也不能提供要求其送果筐至福硒果业一方人员的电话号码，基于本案实际情况和交易习惯，周国平提供的送货单不能证明双方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因周国平没有证据证明与原审被告就买卖果筐形成买卖合同，故周国平要求原审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国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2元，减半收取1421元，由周国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周国平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如下：1.拟提交储存于其手机中与被上诉人秦荣军、秦德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果筐关系且被上诉人欠其果筐款的事实；2.户名为周国平，银行卡号为62×××35，从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的往来明细查询详单；周国平妻子黄木兰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含微信转账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用以证明在本案所涉送货单时间区间，其与当地其他选果厂或是洗果客户亦存在买卖果筐关系，选果厂或洗果客户向其支付相应货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秦德军、韦永俊、秦荣军提交其自行记录的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到其选果厂洗果客户的洗果（打蜡）账目2本，用以证明其选果厂从未对外订购果筐，所有送到选果厂的果筐都是其洗果客户自行订购，货款也由洗果客户支付的事实。 本院组织到庭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秦荣军、韦永俊、秦德军对上诉人周国平二审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其不予确认储存于周国平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并当庭提供秦荣军的微信及秦德军的电话，用以否认上诉人周国平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记录记载的对方不是被上诉人秦荣军、秦德军。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该上述转款记录所对应的往来方，有当地选果厂的经营者，也有洗果客户，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周国平之间没有任何的款项往来，微信中也没有其订购果筐的记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周国平之间存在买卖果筐关系。 上诉人周国平对被上诉人秦荣军、韦永俊、秦德军二审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洗果记录，既没有洗果客户的签字确认，也没有其他付款凭证佐证，对该洗果账目的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因不能确认上诉人周国平与被上诉人秦荣军、秦德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不作为本案的证据进行审核认定。但，对本案所涉的果筐买卖关系，当事人各方均确认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事实，亦陈述了各自的交易方式或习惯并补充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补充证明各自陈述交易方式或习惯的证据，将综合全案证据作为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参考，并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进行评判认定。因到庭当事人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以下事实：2019年3月1日至3月23日的15张“江南塑业（送货单）”单据，客户均注明为“福硒秦老板”，单据中载明了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单据合计总金额为127069元。其中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秦德军”或“秦统生”签名的单据共计13张，在2019年3月14日的单据中，注明“退回16个”，以上13张单据合计金额为106999元；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注明为“福硒厂”的单据2张，合计金额为20070元。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周国平与被上诉人秦德军、秦统生、韦永俊、秦荣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案涉货款。对本案所涉的果筐买卖关系，当事人各方均确认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当事人各方确认周国平经营的“江南塑业”生产销售果筐；秦荣军、韦永俊开办经营的“福硒果业”为选果厂，聘请了秦统生、秦德军在“福硒果业”选果厂工作等事实，但双方均能未提供“江南塑业”“福硒果业”的营业执照。周国平提供了从2019年3月1日至3月23日共15张“江南塑业（送货单）”单据，以该送货单注明客户是“福硒秦老板”，单据中载明了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且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又有秦德军、秦统生、福硒厂的签字确认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间果筐买卖关系成立及被上诉人欠其货款127069元未给付的事实。与之对应，被上诉人提交了从2019年1月18日至2月11日共10张“吉丰果业出货专用单”单据，该出货专用单注明收货单位“福硒果业”，单据中也载明货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亦有秦德军签字。被上诉人以此证明来其处洗果的客户的果筐均由客户自己订购，被上诉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仅代表收到相应的果筐数量的交易习惯，并以此反驳与周国平存在果筐买卖关系及欠其货款未给付的事实。二审中，周国平补充提交了与本案所涉“江南塑业（送货单）”同一时间区间其银行卡的往来明细及妻子黄木兰的微信转账截图，证实了当地的其他选果厂和洗果客户均存在向其支付果筐款的情形，用以反驳被上诉人陈述的当地选果厂不订购果筐的交易习惯。而被上诉人提供其制作的选果厂洗果客户洗果情况记录，虽有“秦老板洗果”的内容记载，但该记载的内容，没有洗果客户的签字确认，在用筐的时间和数量上与其在送货单上确认的果筐数量，有较大的差异，且未能提供任何款项收取的证据佐证其陈述的由选果客户提供果筐的选果行业惯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此，本院对被上诉人陈述的当地选果厂都由洗果客户订购和支付果筐款的交易惯例不予采信，对其提出送货单据上的签字仅为点数确认数量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合全案证据，周国平提交的证据中，送货单据上详细记载了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被上诉人对其签字确认单据的收货数量无异议，且周国平二审提供的款项往来明细，与其事实陈述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故，本院二审认定周国平与“福硒果业”的买卖果筐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果筐货款的给付责任。 本院认为，周国平对“福硒果业”为季节性的选果厂，对他人收果后运至该处的水果提供选果服务收取选果费用的情况知情。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的约定，周国平即连续15次的供货、送货，且均是在没有给付货款的情形下完成。之后，周国平与被上诉人之间又没有确认尚欠货款金额的对账单或结算单，而当地确实存在选果厂经营者及选果客户订购果筐的交易方式，对交易的安全，周国平未尽注意义务。故，本院二审仅以秦德军、秦统生签字的送货单确认双方的交易金额为106999元，扣除已退回的16个果筐金额89.6元，认定尚欠106909.4元果筐货款未给付的事实，并由“福硒果业”的经营者韦永俊、秦荣军承担相应货款的给付责任，而秦德军、秦统生作为“福硒果业”聘请的工作人员，不承担本案货款的给付责任。对周国平诉请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相应逾期利息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韦永俊、秦荣军作为选果厂的经营者，对何时间段来其选果厂选果的客户，应有记载和相应的支付选果费用的凭据，韦永俊、秦荣军在承担本案责任后，可向案涉果筐的实际使用人追索果筐款项，周国平则存有向其提供本案所涉送货单据期间的客户名单及相应费用支付单据等证据的协助义务。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原则出发，双方应在之后的业务往来中，改进管理模式和方式，以减少纷争。 综上所述，在当事人二审提交新证据进行了相关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周国平的上诉请求基本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6民初17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永俊、秦荣军向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平支付果筐货款106909.4元； 三、驳回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平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义务，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842元，减半收取1421元（上诉人周国平已预交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842元（上诉人周国平已预交本院），合计4263元，由上诉人周国平负担839元，由被上诉人韦永俊、秦荣军负担33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洁梅 审 判 员 罗小兰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莫丽琴 书 记 员 罗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