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7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69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某，男，195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守文，江苏名俱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5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德怀，江苏友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古某与被上诉人陈某、张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4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古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清偿债务25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所谓“原告就同一事实再诉来院，因三级法院已经就厂房的拆迁款问题进行了处理，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新的证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与（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案件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在（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案件中，上诉人是基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房屋拆迁这一事实，要求南京宏应船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陈某按照约定分给50%的拆迁补偿款。法院确定的案由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在本案中，上诉人是基于（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关于“陈先荣有义务支付该部分对价”及陈先荣死亡这一事实，要求陈先荣的继承人陈某和张某清偿债务。法院确定的案由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所以两者之间不存在“基于同一事实”的问题。（2）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所谓“再诉”之说也毫无根据。由于（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案件与本案在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上都不相同。2.“三级法院就厂房的拆迁款问题进行了处理”，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因为，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在（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案件中，上诉人的主张是要求分得南京宏应船业有限责任公司50%的拆迁补偿款，所以，法院必须对拆迁补偿款应否进行分割进行处理。而在本案中，上诉人的主张是要求陈先荣的继承人清偿债务，这与法院是否对厂房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处理无关。3.一审判决所谓的“原告并未提交新的证据”不符合本案事实。（1）本案是上诉人第一次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陈先荣的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所提供的证据，没有新旧之分，可以说都是新的证据。（2）上诉人本案中既提交了在（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案件中曾经使用过的证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浦口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也提交了（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案件中没有使用过的证据及三级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定书、庭审笔录，并申请法院调取了陈先荣的户籍登记资料。上述证据，上诉人在本案中都是第一次使用。4.虽然上诉人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看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但是并不等于上诉人要求陈先荣的继承人清偿债务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体系解释的规定，应当认为诉争房屋的拆迁利益属于股权转让对价的构成部分。故作为股权接收方陈先荣有义务支付该部分对价。”现陈先荣已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其法定继承人只有被上诉人两人。陈某、张东华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实际与之前厂房拆迁后的股权转让纠纷案系同一案件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债务清偿，但本案的实质是被继承人陈先荣与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债务。2.江苏省高院再审裁定，也确认了上诉人主张拆迁款没有事实依据。缺乏该事实基础，上诉人没有理由和依据要求被上诉人清偿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古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某、张某清偿债务2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某、张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先荣（2016年4月8日去世）与张某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陈某。陈先荣的父亲陈效桃于1994年11月5日去世，母亲杜则秀于1981年6月17日去世。2006年12月31日，陈先荣与南京宏应船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应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份，宏应公司同意根据合同规定的条件以150万元将其在公司拥有的100%股权转让给陈先荣，陈先荣同意以此价格受让宏应公司在公司拥有的股权。本协议生效后，宏应公司不再负担公司的任何责任。如遇公司厂房拆迁或转让，宏应公司将分得厂房拆迁款的50%。2015年12月31日，宏应公司与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浦口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1份，载明宏应公司拆迁的公司产房建筑面积为1554.9平方米，拆迁补偿款总额为7980209元，其中原房补偿款为939362元。2017年4月21日，刘某、古某向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起诉宏应公司和陈某，要求宏应公司、陈某支付厂房拆迁款2425805元，该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协议中约定的厂房权属应归宏应公司所有。刘某、古某主张对该厂房享有权利，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厂房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中将公司厂房的拆迁利益作为股权转让的组成部分，属于无权处分公司财产，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约定，对双方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驳回了刘某、古某的诉讼请求。后刘某、古某不服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苏01民终158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刘某、古某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将诉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作为股权转让的组成部分，且未经宏应公司同意，属于无权处分。但是根据体系解释原则，陈先荣可以在不损害宏应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另行出资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实现合同目的。刘某、古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了刘某、古某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17年4月21日，刘某、古某曾诉至浦口区人民法院，要求宏应公司、陈某支付厂房拆迁款，浦口区人民法院认定刘某、古某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后刘某、古某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刘某、古某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刘某、古某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了其再审申请。2019年5月20日，刘某、古某就同一事实再诉来院，因三级法院已经就厂房的拆迁款问题进行了处理，而本案中，刘某、古某并未提交新的证据，故对刘某、古某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刘某、古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为了解案涉拆迁厂房的相关情况，本院前往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拆迁办公室调取案涉拆迁相关资料，该办公室仅能提供案涉拆迁协议及该协议中涉及的“房屋、附着物、设备”的评估资料，无法提供拆迁前入户调查的相关资料，即无法找到（显示）原房屋的平面分布图、各栋房屋面积、建筑年代等具体信息。该评估资料中显示“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939362元与拆迁协议中“原房补偿款”数额一致、“附属物、机械设备”评估价合计6918730元与拆迁协议中“附着物补偿款”数额一致。经质证，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上述评估资料中载明事项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可。上诉人主张该评估资料中评估的房屋、附属物及设备，在签订案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大部分都存在，只是无法区分和确认具体的房屋位置和面积，至于拆迁协议中载明“房屋建筑面积1554.9平米”的组成部分其无法说明，并称被上诉人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拆房屋系后期所建，该数据中一定包含其转让时的960平方米的厂房，其应当分得拆迁协议中“原房补偿款、附着物补偿款”的50%。被上诉人主张评估资料载明的事项并不能证明被拆房屋系由上诉人所建或包含其主张的960平米的厂房，这一观点也已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一案中予以认定，即“拆迁时的厂房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原厂房不具有同一性”。另外，评估资料中也记载了大部分评估事项的“成新率”在8、9成新，足以说明所拆房屋系后期建设，按照“受腐蚀的生产用房”20至50年的设计标准，原厂房的交付时间已过十五年之久，说明被拆的房屋附属物及设备均与上诉人无关。另查明，自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提起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一、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其不服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申请再审后，省院高院就上诉人诉请事项认定如下：“第一、……诉争房屋未经房产部门登记，古某、刘某亦不持有诉争房屋的权属证书，且其陈述系无偿出租厂房给陈先荣使用，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古某、刘某主张诉争房屋系其建造依据不足；作为公司股东，将其资产投入公司后，即丧失了对资产的所有权，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而宏应公司自2004年设立起直至2010年，资产负债表中均载明有固定资产，表明诉争房屋权属归于宏应公司。故即使诉争房屋确系古某、刘某建造，古某、刘某亦不能享有所有权。第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接收方（乙方）为陈先荣，转让方（甲方）在抬头部分表述为宏应公司，在尾部则由古某、刘某签字。因股权只能由股东享有，不能由公司享有，故股权转让协议只能存在于股东之间。宏应公司并非股权接收方，亦非股权转让方，故古某、刘某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宏应公司承担合同义务，亦不能支持。……根据体系解释的规则，应当认为诉争房屋的拆迁利益属于股权转让对价的构成部分。……陈先荣完全可以在不损害宏应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另行出资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实现合同的目的。原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无效，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然而，首先，根据宏应公司、陈某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古某、刘某关于原自建房屋面积为960平方米而拆迁房屋的面积为1554.9平米的自认，可以认定拆迁时的厂房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原厂房不具有同一性。由于各方当事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并未对原厂房进行资产评估，亦未对原厂房作价数额作出约定，故古某、刘某要求取得拆迁时的厂房补偿价款，无事实依据。其次，拆迁涉案厂房拆迁补偿款由陈先荣领取部分、陈某领取部分。陈先荣已经死亡，陈先荣领取的厂房拆迁补偿款是否由陈某继承，陈某继承多上尚不清楚。而陈某15万元股权来自于陈先荣的转让，10万元的股权来源于张冬平的转让，并非基于继承关系。故古某、刘某要求陈某承担陈先荣所负债务，亦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浦口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附着物、设备评估资料、（2017）苏0111民初3267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1民终1588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给付上诉人250万元拆迁补偿款。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案涉《浦口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被拆房屋包含其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由其一并交付的960平米厂房，依据该转让协议，上诉人应当享有拆迁协议中“原房补偿款、附着物补偿款”的50%款项，以及（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一案中也已认定陈先荣应当支付给上诉人适当款项，该款项应由被上诉人予以支付。但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即上诉人无法证明其交付时厂房归其所有及具体面积、无法证明被拆迁房屋与其主张的厂房具有同一性、无法证明陈先荣应支付的适当款项数额系其主张的款项数额及已由被上诉人继承等。上诉人所提出的诉请所基于的事实与其在（2018）苏民申2959号民事裁定书一案及本案一审期间事实一致，上述二案审理中已对此进行充分阐述，现上诉人在本案审理期间并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及说理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某、古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刘某、古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钰审判员 朱卫国审判员 相媛媛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