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丹丽，女，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双台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盘锦市诚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莹莹，女，199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系上诉人侄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负责人：马明，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群，男，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萍，辽宁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丹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1102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付丹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莹莹、金鹏，被上诉人中国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群、赵丽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丹丽上诉请求：撤销本案一审错误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因对金融专业知识理解、运用谬之千里，采信明知是错误的证据并依此为被上诉人变造证据，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通篇错误、前后矛盾。一审认定：“被告销售诉争基金时，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等级为5进取型（高级风险），原告签字予以确认，被告作为诉争基金的代销机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风险告知义务”，是极其严重的错判。一审采信未经质证的“银行留存单据”上“客户付丹丽于2015年5月18日做风险评估，评估分数95,风险等级为5进取型”评估结论，以括号内添加“高级风险”，变造一个“对案涉基金评估为高级风险，已经履行风险提示告知义务”证据，并依此“孤延”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其判决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没有对案涉基金评估为高级风险的事实。基金的风险等级，代销机构销售人员没有资格和义务进行评估。只需依据代销基金合同、产品募集书上标明的风险等级,由销售人员对客户进行告知、提示。基金风险等级测评，应由证监部门核准备案的专业测评机构完成，在基金管理人向证监部门申请产品募集注册时就已标明。被上诉人通用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客户风险评估问卷》写明，风险评估是对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经验、投资风格、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简称风险评估），结论由高到低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保守型”五个级别，评估结论是为客户配置风险级别匹配的理财产品依据。如：是2级稳健型，只能购买2级风险以下产品，没有一审臆断的评估为“高级风险”用语和用途。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案涉基金评估为高级风险，履行了合理的风险提示、告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一审出示2014年8月18日对上诉人开立基金账户通用协议手续，证明对2015年5月18日案涉基金销售进行风险提示，一审未采信，被上诉人已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销售过程中履行了风险提示、告知义务。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2005」年63号文规定：“向客户说明有关风险时,应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必要的示例说明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和投资结果:应向客户提供所有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全部资料，风险揭示应当充公、遣逝、進通，确保客户能够正确理解”;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经营机构对投资者进行告知、警示，其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语言应通俗易懂:告知、警示应采取书面形式送达投资者，并由其确认已充分理解和接受”;最高法《第九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第九次民商事会议纪要）：“卖方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负有适当性义务”，告知说明义务是适当性义务核心，卖方机构仅以金融消费者手写了诸如“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险”等内容主张其已经尽了提示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合规的销售程序应由销售人员在专门的理财室、在销售过程中告知、提示风险；提供基金合同、产品募集书、说明书等影响上诉人投资决策的全部资料；同时签署书面的风险揭示单。而不是一审认定的对基金风险等级评估，等同履行了风险提示、告知义务。案涉基金都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高风险产品，监管部门规定禁止向普通客户进行推介销售，被上诉人更应将特别的风险点如:基金净值可以下折、有封闭期、本金可以全部亏损等进行告知。销售日，被上诉人没有具有基金销售资格人员在岗。履行风险提示、告知义务的一丝可能性都不存在，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提供基金合同、产品募集书、说明书供上诉了解。被上诉人由无基金销售资格人员李菲独自完成对上诉人风险评估、签署书面的风险揭示单及银行留存单据等销售资料。一审是明知的，判决未对此进行表述认定。实习人员李菲除了没有基金销售资格，亦没有个人理财资格，被上诉人出具银行培训记录证明其具有理财资格，一审未采信，却对过错责任不进行认定。依据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2013」91号文规定：“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应向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进行注册并取得相应资格。除了申请注册资格，还应具备以下条件：负责基金销售业务的部门管理人员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熟悉基金销售业务，并具有从事基金业务2年以上工作经历，公司主要分支机构基金销售业务负责人均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宣传推介基金的人员、基金销售信息管理平台系统运营维护人员等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人员应当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2005」年63号文规定：“商业银行应明确个人理财业务人员与一般产品销售服务人员的工作范围界限，助理工作人员，属于一般产品销售工作人员，楚止其向客户进行理财服务、销售理财计划”: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5」2号文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人盈应满足以下资格要求，具备相应的学历水平和工作经验，具有监管部门要求行业资格等要求”。综上规定，案涉基金推介人员苏丹、操作自动终端机打印购买凭证大堂经理李明楷、风险评估及柜台销售人员李菲及被上诉人基金销售部门负责人均未证明具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基金销售人员资格证》、《个人理财资格证》。一审对被上诉人重大违规过错，未进行查明认定一审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代销过程中存在对其构成误导的行为，原告购买争基金也是其本人自行选择做出的民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是严重错误的。上诉人提交多份视频、微信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苏丹主动推介并授意李明凯、李菲进行销售的事实，亲口承认是她让上诉人“502013基金买20万，001349基金买30万”，还有大堂经理李明凯微信里说他接受苏丹电话安排帮助上诉人购买的事实，互为印证，在被上诉人未出示任何反驳证据，一审违反了证据采信原则，违反了最高法《第九次民商事会议纪要》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构成误导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2005」年63号文规定：“对于风险较大及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相关交易经验或经评估不适宜购买的客户推荐或销售该产品。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有关产品的，商业银行应向客户当面说明有关产品的投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并以书面的形式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的；评估报告认为客户不适宜购买某产品的，但客户仍然要购买的，商业银行应该制作专门的文件，列明商业银行的意见、客户的意见和其他必要的说明事项，双方签字认可”；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2007}278号文规定：“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在基金认购或申购申请中加入基金投资人意愿声明内容，对于基金投资人主动认购或申购的基金产品风险超越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要求基金投资人在认购或申购基金的同时进行确认，并在销售业务信息管理平台上记录基金投资人的确认信息”。被上诉人没有以上证据证明是上诉人自行主动购买的，一审认定是上诉人自行选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被上诉人一审出示《中国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规定：“我行支持柜台、网银、电话银行、自助设备为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基金销售业务”证明每种销售形式都是被上诉人的主动销售行为。没有法律规定由终端设备销售理财产品，被上诉人不需要履行风险提示、告知义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2013】91号文规定：“商业银行申请基金销售资格除具备第九条规定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有专门负责基金销售业务的部门”。销售日，被上诉人没有基金销售人员在理财室，都是重大违规行为。根据最高法《第九次民商事会议纪要》规定：卖方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因销售各类高风险权益类金融产品和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引发的民商事案件中，必须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一审认定由上诉人风险自担，违反法律规定。一审认定：“根据己查事实，被告对诉争基金评估为高级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对诉争基金风险测评为中等风险，被告的行为存在着瑕疵，并不构成过错。况且被告作出的风险测评结果为最高风险，原告对风险提示应当知晓”的表述是错乱、不着边际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实习人员李菲，对上诉人进行风险评估，将评估答题应得分80，以欺诈手段改为得分95。在2019年盘锦市银监局调查复核时认定，80分对应的是“4级成长型”客户，95分对应的是“5级进取型”客户，被上诉人是错在拔高上诉人为“5级进取型”评级环节，不是一审认定的上述错误。上诉人本没有“5级，进取型”评级，却购买了“5级进取型”客户才可以购买的案涉基金，导致本金亏损，完全是被上诉人不当推介、违规销售的责任。一审对被上诉人拔高上诉人风险评级的重大过错，未审理认定。一审认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对诉争基金风险测评为中等风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2013」91号文规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基金销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盘锦市银监局答复意见书只是对该销售行为进行描述,无权认定基金风险等级销售行为是否合规。其表述是“银行系统显示案涉基金是3级中等风险”，并没有对案涉基金进行测评为3级中等风险的表述和资格。一审认定：“原告有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可以预判投资风险”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具有多次投资经历及使被上诉人免责条件。在案涉基金销售前，上诉人在被上诉人银行一共买过2次理财产品，累计持有时间不足一年,且都是较低风险，买卖、选择产品完全是听从其工作人员苏丹推介、建议。法律规定三次以上为“多次”，一审认定上诉人有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与法律规定不符。即便上诉人有多次投资经历，也属于法律界定的“普通投资者”，上诉人出示在多个金融机构打印的资金流水单，证明上诉人一直是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储蓄的稳健型投资客户，没有预判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依据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有经验的专业投资者：“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年收入不低于30万元、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客户，并同时是从事金融行业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不具备以上条件的为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殊保护”；“禁止经营机构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服务”。一审认定上诉人可以预判投资风险，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对影响本案认定的关键事实案涉基金风险等级和上诉人风险评估级别，未查明认定。依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4}19号文规定：“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必须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包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等证监部门规定的其他信息”，最高法2015年2月4日发布的《民诉法解释》规定：“短信等存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证明上诉人下载电子介质公布的基金合同、产品募集书上标示的基金风险等级证明，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一审出示的《中国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权益须知》中规定：“基金按收益和风险由高到低排列顺序：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性基金，即股票型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最高”。基金风险共分5级，股票型基金502013必然是最高5级风险，混合型基金001349低于股票型基金是4级中高风险，被上诉人一审主张两支都是3级中等风险，自相矛盾。因有利害关系缺乏客观性及合法性，其银行系统显示可以作假，其主张案涉基金都是3级中风险，没有合法性。一审对被上诉人证明是3级中风险的证据并未采信，对基金的风险等级表述倒是信马由缰，上一句是高级风险，下一句是中级风险，挺任性。一审未查明认定在2015年5月18日上诉人合法有效评估级别是1级，稳健型”。“5级进取型”评级，被上诉人和盘锦银监局已认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一审依据银行文件主张上诉人是“4级成长型”客户，不能替代法律规定要在销售前对上诉人进行风险评估、告知结果并双方签字的评估报告，事后单方面认定的评估结论没有法律效力。上诉人2015年5月18日合法有效风险评级，应是尚在一年有效期的2014年8月18日基金开户时测评的2级稳健型。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2005」年63号文规定：“评估客户是否适合购买所推介的产品，应将有关评估结果告知客户，双方签字”;《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8」47号文规定：“对客户的适合度进行评估，把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客户，产品适合度评估在营业网点当面进行，不得通过网络或电话等手段进行客户产品适合度评估”。没有在销售日双方签署“4级成长型”的评估报告,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是“4级成长型”评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被上诉人一审出示的《中国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规定，“2级稳健型”客户，只能购买2级以下风险产品，案涉基金分别是4级和5级风险，只有是“5级进取型”客户，才可以购买。一审未对被上诉人向“2级稳健型”的上诉人销售高于风险承受能力案涉基金重大违规事实进行审理、认定。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充分、详实、已形成证据链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最后辩论意见、代理人意见，只字不提，上诉人所有主张和观点都有多份证据互为印证及相关法律依据。一审压制、限制了上诉人应有的平等诉讼权利，极其显失公平地审理本案。一审表述对双方无异议的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庭审认可上诉人的证据1、2、3、5、10,一审判决表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1、2、5证据无异议，未表述认定上诉人本金损失204790.51元的事实；上诉人只对被上诉人的1、2、3证据内部分资料或内容真实性进行认可，判决书表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极其错误:违反了最高法颁布（2019)《第9次民商事会议纪要》对此类案件的审理规定：1.违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诉人只需证明实际损失;被上诉人负有证明履行了适当性义务的举证责任。原审免除了被上诉人履行适当性义务的全部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一审共出示5份且都是复印件证据：除了证据1代销协议是真实的，证3评估报告是错误的，其他3份证据一审并未采信。在被上诉人证明其履行适当性义务证据为零、所有主张和观点都没有法律依据王，一审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原则。在被上诉人有诸多重大过错，一审审委会仍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以担心判原告赢、买基金的都起诉银行为审判原则，涉嫌枉法裁判。2.违反了最高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卖方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负有适当性义务，卖方机构未履行适当性义务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在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内容时，应当以《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监管规定等，与法律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一审无视法律规定，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审理此案，即便按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七十六条、《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法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规定，也免除提供格式合同被上诉人在缔约过程提请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2号文第六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未保存客户评估记录和顾问服务相关资料的，不能证明理财产品的销售符合客户利益的:不具有理财业务人员资格的人员向客户提供服各、销售产品的，有上述情形之一，并造成客户亏损的，应按有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经营机构履行适当性义务存在过错并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营机构与普通投资者发生纠纷的，经营机构应当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其已向投资者履行相应义务”；依据最高法《第9次民商事会议纪要》规定：“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在案涉基金销售过程有如下过错：违反监管部门规定的从业资格要求违规销售；虚假宣传、隐瞒基金风险；以欺诈手段擅自拔高上诉人的风险评级；主动推介、销售高于上诉人风险承受能力的案涉基金:未履行风险提示、告知义务；未出示基金合同、产品募集书、说明书等影响上诉人投资决策的全部书面资料供上诉人阅读；未履行售后服务义务。上诉人本金损失与被上诉人过错存在因果，被上诉人依法应过错赔偿。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因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全部错误、适用法律极其错误，提请二审法院审理查明、撤销一审错误判决，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国银行庭审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一、被上诉人作为基金代销机构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上诉人于2014年8月18日在被上诉人处开设了开放式基金账户，并签字确认其“充分知晓开放式基金的风险，自愿办理中国银行代理的基金业务自担投资风险”。需要说明的是：2015年5月18日，自助终端机自助购买，并非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向其柜台销售。按照中国银行总行的规定，相关的风险提示在自助终端设备的操作过程中均会出现。虽然按照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渠道部2017年12月1日《关于暂停自助终端基金交易功能的通知》，被上诉人于2017年年末停止自助终端的基金交易，无法查询到终端设备上相应的提示页面。但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金融总部《关于做好开放式基金产品销售适用性工作的通知》中“所有中国银行代销的开放式基金账户产品都将增加风险等级标识，标识由总行业务人员在后台进行维护”的规定。产品风险提示，均由总行统一维护。二、上诉人购买的案涉两支基金的风险级别与其本人的风险评估等级匹配，被上诉人不违背适当性原则，上诉人的风险等级应当为成长型客户，而案涉两支基金风险等级均为中风险。按照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的文件规定，成长型客户可以购买中风险基金产品。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李菲为上诉人进行风险等级评估，不违反规定。上诉人系自助终端设备上自行购买案涉基金，并非由基金销售经理向其推介销售，李菲仅协助基金销售经理为上诉人做了风险评估问卷，并非直接对其进行基金销售。因此其不需要具有基金销售资格。另外根据《关于做好开放式基金产品销售适用性风险评估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三点，风险评估方式“客户在理财经理或大堂经理指引下完成风险评估问卷，理财经理或大堂经理依据《风险评估问卷答案及测试注意要点》，评估出客户的风险类型，并告知客户其风险类型最适合配置的投资产品，待客户签字确认后，交由柜员在基金代销系统里录入”，且李菲参加了中国银行总行统一组织的理财产品销售资格考试，考试成绩为94分，按照《关于发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2014年版的通知》第53条的规定，李菲取得中国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销售资格，其也完全可以协助基金经理完成辅助性工作。综上原审判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无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付丹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称：1、请求被告赔偿基金损失合计204790.51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按照银行同期活期利率赔偿投资本金的利息；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初，原告去被告银行胜利支行办理业务时，被告工作人员苏丹主动向原告推荐两只基金，长盛中证申万一路一带分级基金（502013），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基金（001349）。在2015年5月18日，苏丹委派被告单位无基金从业资质及岗位资格的工作人员李明楷和李菲向原告进行售卖操作和风险测评、办理相关销售手续。原告在被告工作人员隐瞒争系基金风险、虚假宣传、不知存在高风险的情况下，购买了长盛中证申万一路一带分级基金（502013）20万元，未赎回，估值损失近104000.00元、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基金（001349）30万元，2017年8月1日已赎回，损失100790.51元，合计本金损失204790.51元。在推荐及售卖争系基金过程中，被告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全部义务，导致原告购买了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及风险认知能力不符的争系基金，被告不履行售后服务义务，导致原告发生巨额亏损。原告在多次索赔交流时，被告及被告工作人员毫无职业操守、漠视法律法规、混淆是非、污蔑原告、企图推卸责任，使原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被告违反了中国银监会、证监会的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不当推荐、违规销售争系基金、违反监管行业固定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交易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交易安全权，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被告负有完全的、重大的过错责任，依法应过错赔偿。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特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全部本金损失204790.51元及本金的银行活期利息，承担本案涉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4年9月9日从被告处购买长城生态环境混合基金（000598）5万元；2014年9月24日购买国投岁增利A基金（000781）20万元，长城生态环境混合基金（000598）于2014年12月3日赎回，国投岁增利A基金（000781）于2018年年初赎回，原告购买的上述基金均盈利。2015年5月18日，在被告处购买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分级基金（502013）20万元；富国改革动力基金（001349）30万元，2017年8月1日赎回富国改革动力基金，损失100790.51元，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分级基金未赎回，原告以被告在推荐及售卖基金过程中，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被告工作人员在未取得基金从业资质及岗位资格的情况下，向原告进行售卖、操作风险测评，进行虚假宣传，导致原告购买了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及风险认知能力不符涉案基金，被告不履行售后服务义务，导致原告发生巨额亏损，被告负有过错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被告赔偿本金损失204790.51元及本金的银行活期利息。另查，原告因涉案基金于2018年7月12日投诉被告，2019年1月11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提出申请，2019年1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对原告投诉事项予以答复“经调查：2015年5月18日，您在中行胜利街支行购买两支基金共计50万元（其中：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20万元，基金代码502013；富国改革动力30万元、基金代码001349，以上2支基金根据中行系统显示风险级别均为3-R3,中等风险。您当天在中行胜利街支行现场风险测评，测评人为李菲为中行胜利街支行助理客户经理，评估结果为进取型，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复核，实际结果为成长型。业务办理过程中，银行相关单据上有风险提示字样，客户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诉争的基金并非被告自行开发的理财产品，被告系基金托管人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对诉争基金进行代销。2018年5月18日，被告销售诉争基金时，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等级为5，进取型（高级风险），原告签字予以确认，被告作为诉争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尽到了合理的风险告知义务，原告系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具有完全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原告有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因此，原告应当能够预判诉争理财产品的风险程度，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代销过程中存在对其构成误导的行为，原告购买诉争基金也是其本人自行选择做出的民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风险测评人员无基金从业资质及岗位资格证，被告存在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根据已查事实，被告对诉争基金评估为高级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对诉争基金风险测评为中等风险，被告的行为存在瑕疵，但并不构成过错行为，况且被告作出的风险测评结果为最高等级风险，原告对风险提示应当知晓，最终原告决定购买诉争基金，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财产处分行为，故本院对被告提出原告所购基金的风险由原告自行承担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付丹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70.00元，减半收取2185.00元，由原告付丹丽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中国银行提交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发布的关于暂停终端基金业务交易的通知，该证据证明2017年年末被上诉人按照辽宁省中国银行辽宁分行以及中国银行总行的规定，停止使用终端设备办理基金业务，因此无法提供上诉人购买两支基金时自助终端设备向客户进行相应提示的相关证据，同时提交中银个总（2011）477号文件证明在自助终端设备停止使用前，自助终端设备中代销的基金产品均增加风险等级标识，且标识由总行业务人员进行后台维护。上诉人付丹丽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证明的问题，本案争议的基金购买时间是在2015年5月18日，中国银行总部文件下发的日期是2011年5月27日，文件发放已经在购买基金之前，所以被上诉人不能根据该文件免除责任。同时，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尽到了相应的风险提示义务。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期权及其他场外衍生品等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融资融券、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期货等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对上诉人投诉事项的答复内容“经调查：2015年5月18日，您在中行胜利街支行购买两支基金共计50万元（其中：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20万元，基金代码502013；富国改革动力30万元、基金代码001349，以上2支基金根据中行系统显示风险级别均为3-R3,中等风险。您当天在中行胜利街支行现场风险测评，测评人为李菲为中行胜利街支行助理客户经理，评估结果为进取型，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复核，实际结果为成长型。业务办理过程中，银行相关单据上有风险提示字样，客户签字确认”。该答复一方面说明，虽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风险评测存在瑕疵，但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盘锦监督分局的复核，上诉人的评测结果实际为成长型，而上诉人购买的基金风险级别均为中等风险，基金的风险等级与上诉人的评测结果相适应。另一方面，该答复中亦显示“业务办理过程中，银行相关单据上有风险提示字样，客户签字确认”，该情况与被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共同说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风险告知的适当性义务。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购买案涉基金的风险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70元，由上诉人付丹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 旭 审判员 温 宇 审判员 孙继晨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范佳慧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